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曲中民终字第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天玺（曾用名徐俊），男，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叶超，云南乐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善昌，男，汉族，居民，宣威市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建国，男，汉族，居民，宣威市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凤仙，女，汉族，居民，宣威市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如辉，男，汉族，农民，宣威市人。
上诉人徐天玺、上诉人沈善昌、上诉人沈建国、上诉人沈凤仙与被上诉人朱如辉共有纠纷一案，宣威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3日作出（2014）宣民初字第1967号民事判决。徐天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7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徐天玺的�托代理人叶超、上诉人沈善昌、上诉人沈建国、上诉人沈凤仙和被上诉人朱如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确认的法律事实：死者朱某某生前与前夫徐祥友共生育子女二人，长女徐荣花（已病故），长子徐俊，后更名徐天玺。1986年3月5日，朱某某与徐祥友离婚。l997年3月1日，朱某某与本案被告沈善昌经登记结婚，结婚时，沈善昌与前妻所生子女沈凤仙、沈建国均已成年分户。2014年6月13日，朱某某被杨铸驾驶的轿车撞伤致死，同年6月22日，经宣威市交警大队主持调解，达成由杨铸一次性赔偿各项费用人民币608000给死者家属。该款由第三人朱如辉领取了人民币308000元，另外300000元现存于宣威市交警大队财务室。2014年6月27日，第三人朱如辉通过银行转帐方式，支付给原告徐天玺人民币98000元。2014年3月3日，原告向本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请求权的形成及赔偿金的实际取得，发生在死者故后，而不是死者生前；死亡赔偿金不是对死者财产损失和生命的赔偿，即不是对死者本人的赔偿。死亡赔偿金产生于夫妻关系终结之后，而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死亡赔偿金既不是遗产也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属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一种财产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的取得并不体现死者意志或合同的事先约定，而是源于法律的规定，其体现的是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对人身权的保护和对间接受害人利益损失填补的法律意义。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主体，首先是指与死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范围内的近亲属，同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应为死者的近亲属，同时还应当根据其与死者关系的远近、共同生活的亲密程度、分配权利人的生活状况等情况合理分配。
本案中，死者朱某某属原告徐天玺生母，被告沈善昌的合法妻子，因此，二者具有同等分配权利。被告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无权参与分配该款的主张，未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户藉证明等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原告已实际收取了第三人支付的人民币9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被告沈建国、沈凤仙，在朱某某与沈善昌结婚时虽己成年分户，但与朱某某形成了继子女关系，构成家庭成员一部分，也应适当分配。此外，该款项的分配，还应扣除丧葬费用后再行分配，而丧葬费的数额，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参照《2014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计算，确定为人民币24498.5元。而第三人朱如辉通过银行转帐方式，支付给原告徐天玺人民币98000元，应在徐天玺应得总额中相应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参照《2014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判决：原告徐天玺享有朱某某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08000元中的人民币261750.75元（含已收取的人民币98000.00）；�告沈善昌享有朱某某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08000元中的人民币261750.75元；被告沈建国享有朱某某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08000元中的人民币30000.00元；被告沈凤仙享有朱某某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08000元中的人民币30000.00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日内执行分配）；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80.00元，由被告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负担。
宣判后，徐天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徐天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分配给其人民币291750.75元，其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将朱某某因交通事故获得的赔偿金分配给沈建国、沈凤仙各3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朱某某与沈善昌是重新组合的家庭，结婚时，沈建国已满30岁、沈凤仙已满27岁，二人与朱某某未形成扶养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二人无权参与分配。
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发回重审，判令徐天玺、朱如辉返还取走的朱某某死亡赔偿金98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徐天玺承担。其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庭审时徐天玺未表示有其他名字，但判决书中却确认徐天玺（又名徐俊）。根据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已提交云南省勐腊县人民法院作出的（86）腊法民判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朱某某之子是徐俊，在其离婚时已满8岁，且已被送养。因为徐俊在2岁时就被其三姑母徐桂芝与沈立成夫妇收养，一直与收养人共同生活，并由收养人抚养成人至朱某某死亡时也没有与其生母朱某某恢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徐天玺未举证证实已和生母朱某某恢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判决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明显是判决�公。2、一审法院处理丧葬费及安葬费的事实不当，认定丧葬费为24498.5元不正确。朱某某遇难后，其亲属安葬朱某某支付费用共计276110元，均有证据加以证实，丧葬补助费是办理丧葬费事宜的专项费用，丧葬费是已实际支付的费用，应在分割前扣除，不存在分割问题。3、一审诉讼费分担不当，徐天玺起诉标的是291750.75元，而一审认定的是261750.75元，且徐天玺已领走98000元，别说徐天玺没有资格参与分配，即便是一审适格主体，一审判决诉讼费由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全部承担于法无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法律规定，在我国收养法实施之前，亲友、群众认可，或有关组织证明以养父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徐俊已被送养的事实有生效判决证实，也得到亲友、群众认可，虽未办理收养登记，但收养关系成立。根据法律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成立而消除，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同样适用生父母与子女的有关规定，徐俊因收养成立丧失与其生母朱某某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徐天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审判决未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徐天玺不享有参与朱某某死亡赔偿金分配的权利。
被上诉人朱如辉答辩称，对本案只想说一点，徐天玺2岁送给了他姑妈，朱某某就去了外地，后来与徐祥友一直打官司离婚，离婚后过些年与沈善昌再结婚，才算是真正过日子。徐天玺从2岁一直与徐桂芝生活在一起，与朱某某们一直就没有联系，也从来没有见过徐天玺来看望过朱某某，没有照顾过朱某某一点。
在二审中，上诉人徐天玺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明、人事档案及晋宁公安局晋城派出所户口证明各一份，欲证实徐天玺与朱某某系母子关系，徐天玺并非被收养；
第二组：云南铸造厂保卫科证明一份，欲证实户籍迁入系为就学就业方便；
第三组：碑文（照片）3张，欲证实徐天玺与朱某某系母子关系；
第四组：宣威市人民政府宛水街道办事处第二完全小学校证明一份，户口册一本，欲证实徐天玺小学就读于宣威，沈立成、徐桂芝有两个儿子，阿拉派出所的登记存在错误，徐天玺没有被收养。
第五组：沈立成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欲证实徐天玺与沈立成是亲戚关系，不是收养关系。
经质证，上诉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认为：徐天玺提交的证明、人事档案系单位出具的不认可，不具有法律效力；户口证明系徐俊成年后才打的，不认可；碑文证明不了所要证实的内容，出于人道�义才把他名字刻上去的，并非近亲属关系；学校证明谁去都可以开，不予认可；户口本上没有公章，且上面记载的长子沈勇、次子沈明不是徐桂芝生的，徐桂芝与沈立成没有生育过子女，故不予认可。认为沈立成与徐桂芝没有生育子女，其书面证言是假的。
被上诉人朱如辉对上诉人徐天玺提交的第一至五组证据表示均不认可，认为沈立成的书面证言是假的，不能采信。
同时，徐天玺申请证人徐祥友、徐桂芝出庭作证。徐祥友证实：“我是徐天玺的父亲，当时考技校需要城镇户口，我就把徐天玺的户口办到我姐姐徐桂芝那里，生活费、学费都由我负责。”徐桂芝证实：“徐天玺是我侄儿子，当时双方商量为了徐俊更好的成长，把户口转到我家，他2岁就偶尔到我家，4岁时户口就办到我家，厂里都知道我们是以侄子名义相称的；沈勇、沈明是沈立成和前妻生的，我和沈立成1979年结婚的，我们没有生育过子女。”
经质证，上诉人徐天玺对徐祥友和徐桂芝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上诉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认为徐祥友的证言证明不了，徐天玺是徐祥友的儿子，不认可，徐桂芝是徐俊的收养人，应以户口证明为准；被上诉人朱如辉认为徐祥友和徐桂芝的证人证言真假难辨。
上诉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第一组：户籍信息、人口基本信息、婚前协议书各一份，欲证实徐天玺被沈立成、徐桂芝收养后，一直随沈立成生活、徐桂芝生活，属沈立成之长子，徐天玺与朱某某不存在近亲属关系，徐天玺没有资格参与死亡赔偿金分配；
第二组：朱雄出具的书面收养证言一份，欲证实“徐天玺2岁就送给徐桂芝做儿子，并由徐桂芝抚养成人，和生母朱某某无任何关系，没有尽到半点赡养和照顾的责任。”
经质证，上诉人徐天玺认为徐俊不是沈立成的长子，徐天玺的户口1993年8月25日已经迁出，不在阿拉派出所；婚前协议无法判断真伪；书面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证据效力，并且与客观事实不符。
被上诉人朱如辉认为上诉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是真实的，表示认可，对第二组证据没有意见。
同时，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申请证人朱树文出庭作证，欲证实：“我与沈善昌是一个家族的，徐俊是朱某某的儿子，徐天玺就不知道了，朱某某曾说与徐祥友离婚时把徐俊送人了，朱某某出事后，徐俊从来没有来看过。”
经质证，上诉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对证人证言没有意见；上诉人徐天玺认为证人没有与朱某某生活在一起，不能证实徐天玺没有看过朱如
菊，徐俊是朱某某的儿子是事实；被上诉人朱如辉表示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天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明、人事档案只能证明徐天玺的工作单位及简历，家庭社会关系应以国家权力机关登记的为准，而不是以人事档案为准，单位出具的证明和人事档案不具备证明徐天玺家庭社会关系的证据效力；晋宁公安局晋城派出所户口证明，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只能证明徐天玺的现户籍所在地及个人身份信息，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第二组证据云南铸造厂保卫科证明，从证明内容来看，应有相关人员的确认签字，但只有单位内设的部门印章，且该部门不是管理户籍的机关，证明不了当事人的身份关系，故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也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碑文（照片），只能说明朱某某是徐天玺的生母，并不能证实双方在法律上的身份关系；第四组证据中，宣威市人民政府宛水街道办事处第二完全小学校证明�该证明陈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在该校就读，而徐天玺提供的人事档案中的简历记载“1984.9-1990.7云南铸造一厂子弟学校就读”，徐天玺生于1977年，该阶段为6年小学的就读时期（年龄为7岁至13岁），显然是自相矛盾，不能确认该份证明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户口册登记为沈立成和徐桂芝的长子沈勇、次子沈明，子为徐俊，徐桂芝认可其与沈立成并未生育子女，沈勇、沈明系沈立成和前妻所生，该户口册与徐天玺的身份登记为父母儿子的关系，与阿拉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登记的身份关系并不矛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该户口证明并不能证实阿拉派出所的登记有误，徐天玺没有被收养的主张；沈立成出具的书面证言，因其与徐天玺有利害关系，虽因病不能到庭作证，但其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徐祥友�证人证言，其系徐天玺的生父，具有利害关系，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徐桂芝的证人证言，其中证实“徐俊（徐天玺）2岁就偶尔到我家，4岁时户口办到我家，沈勇、沈明是沈立成和前妻生的，我和沈立成1979年结婚的，我们双方没有生育过子女”，该部分证言与其户口册登记的相对应，且与本案当事人陈述的基本一致，对该部分证言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他部分的证言，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
上诉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户籍信息和人口基本信息有公安机关的印章，虽徐天玺认为该份户籍证明登记有误，但该户籍信息与徐天玺提供的户口册中徐俊（徐天玺）与沈立成、徐桂芝的身份关系相对应，且户籍登记信息是否错误应由公安机关予以确认，徐天�提供的户口册并不能推翻户籍信息和人口基本信息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婚前协议书因朱某某已经死亡，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认可；对于朱雄的书面收养证言，证人未按法律规定到庭作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人朱树文的证言，其证实徐俊是朱某某的儿子，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一致，本院予以认可，但其他证实内容，一些系听朱某某陈述，属传来证据，一些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朱如辉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沈立成、徐桂芝系夫妻关系，双方未生育子女，系徐祥友之姐夫、姐姐。1979年，徐天玺（徐俊2岁）被带至沈立成、徐桂芝处生活后，直到生母朱某某死亡期间，未与朱某某共同生活。徐天玺（徐俊）的户籍在其4�时转至沈立成、徐桂芝夫妻名下，身份关系登记为父母与儿子，并一直生活在一起。1986年3月5日，徐祥友与死者朱某某通过诉讼解除婚姻关系，在离婚判决书中确认其子（徐俊8岁）已送养。同时，办理死者朱某某的丧葬事宜实际支出丧葬费人民币30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徐天玺提出“当时为了有利于成长才转户，与沈立成和徐桂芝一直以姑父、姑母相称”的主张，根据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户口册及户籍证明中均登记双方为父母与儿子关系，徐天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推翻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登记的效力，且徐祥友与朱某某的离婚判决书中明确徐天玺（徐俊8岁）已被送养。同时，在事实上，徐天玺从小与沈立成、徐桂芝共同生活，并没有与朱某某一起生活，故徐天玺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根据《�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死亡赔偿金发生在死者故后，不属于死者遗产。本案中，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本案当事人与侵权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取得，进行分割前属各赔偿权利人共同共有，进行分割时应当从赔偿款中扣除实际已支出的各项费用。本案双方所争议的丧葬费，因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曾支付的丧葬费，对其提出“丧葬费实际支出共计276110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丧葬费应以实际支出的数额为准，因徐天玺认可支出30000元，故本院认定丧葬费实际支出共30000元，该部分费用应从死亡赔偿金中扣除，余款为578000元。
关于如何分割的问题？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对死亡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赔偿权利人为死者的近亲属。死亡赔偿金不属于死者遗产，不能按照遗产分配原则进行分割，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远近、共同生活的亲密程度、分配权利人的生活状况等情况合理分配。本案中，沈善昌系朱某某生前的丈夫，双方共同生活17年之久，是本案的赔偿权利人。沈善昌与朱某某生前的关系最为亲密，生活上、经济上的依赖性最大，受到的伤害也最大，且年龄已高达77岁，故应当取得相应的较多份额，即获得扣除合理费用后赔偿款中的60%较为合理。沈建国、沈凤仙系沈善昌之子女，虽在沈善昌与死者朱某某登记再婚时已成年，但沈善昌当时已步入老年（59岁），后在与朱某某共同生活的17年多，期间�儿女承担着主要赡养义务，故沈建国、沈凤仙与朱某某形成赡养关系，构成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应获得扣除合理费用后赔偿款中的20%较为合理。徐天玺2岁时被带至沈立成、徐桂芝处一起生活后，便一直未与生母朱某某生活，其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赡养过朱某某，但考虑到朱某某系徐天玺的生母，朱某某的死亡对其也造成一定的伤害等因素，根据前述分配原则，可以适当分配，酌定徐天玺获得扣除合理费用后赔偿款中的20%，即人民币115600元（578000元×20%），扣除其已领取的人民币98000元，还应获得人民币176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天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沈善昌、沈建国、沈凤仙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实体处理不当，且判决结果超过诉讼请求范围，故本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据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宣威市人民法院（2014）宣民初字第196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徐天玺还应获得朱某某死亡赔偿金中的人民币17600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执行分配）。
三、驳回上诉人徐天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80元，由上诉人徐天玺负担9280元，上诉人沈善昌、上诉人沈建国、上诉人沈凤仙共同负担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80元，由上诉人徐天玺负担9280元，上诉人沈善昌、上诉人沈建国、上诉人沈凤仙共同负担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体所
审判员 刘滢靖
审判员 赵艳绘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贾琼丽
温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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