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玉中民一终字第3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女，1970年11月7日生，汉族，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英，女，1976年1月5日生，汉族，居民。
上诉人杨艳因与被上诉人何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易门县人民法院（2014）易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何英诉称，2013年11月27日中午一点左右，杨艳从腾冲买药材回到易门，当杨艳到达何英的厂房门口时，看到杨永祥、李学友二人正在该处整理药材装车，杨艳就向二人买了17320元的药材。后因杨艳忙于陪当地某单位领导吃饭，未及时支付二人货款，至晚上十点左右，杨艳回来当着杨永祥、李学友二人的面向何英借款17000元并付给了二人。当时杨艳没有写欠条，因杨艳称第二天（即11月28日）上午还要向何英买其它药材，到时一起将所买药材的种类、数量及金额与这笔借款写在清单上，以便杨艳回公司后入账转款。但杨艳回去后，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该笔借款，经多次催要，杨艳一直拒还。遂于2014年3月10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杨艳归还其借款17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杨艳答辩称，其没有向杨永祥、李学友购买过价值17320元的药材，也从未向何英借过17000元。另，何英提供的《销货清单》系伪造的虚假证据，上面载明的价格为14900元，并非何英主张的17320元。
何英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一、何英身份证复印件。二、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其借款给杨艳的场所；三、杨艳身份证复印件。四、杨艳营业执照复印件。五、杨永祥身份证复印件。六、李学友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杨艳当着杨永祥、李学友的面向其借款；七、发货清单（含明细二份）复印件，证明杨艳向其借款所买货物的明细；八、取款对账单复印件，证明其于2013年11月27日晚10点左右通过取款机取款借给杨艳17000元；九、杨永祥妻子手写的货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杨艳与杨永祥的妻子在11月27日中午2点左右买卖货物；十、《接到报警案件3联单》复印件一份，证明何英当时报案，公安机关进行了核查，杨艳当时承认借款事实；十一、易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杨艳没有将货物退回；十二、红参清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为杨艳运货的事实，532公斤是鲜货，116公斤是干货；十三、税务局记账联复印件一份，证明其应杨艳的要求为杨艳开具了金额为71100元的发票，其中除了双方实际产生的货款5万余元外，还包含17320元的借款；十四、短信信息清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杨艳曾经承认借过钱的事实。
经质证，杨艳对证据一、三无异议，认为证据二、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五、六的身份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没有当着杨永祥、李学友向何英借款；证据七的货单是伪造的，对证据八取款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何英取款已经借给其。对证据九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报警单只能证明双方发生交易后，何英报警的过程，不能证明其欠何英17000元；对证据十一上快递公司的印章无异议，但对内容不予认可，只能证明快递公司没有查到何英的货物，不能证明其已经将何英的货物退回，其已经提交了退回货物的清单，该份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十四，只能说明双方的一些地址和退货查收情况，不能证明其认可何英发的货物质量符合要求，或其认可了应该支付给何英的相应金额。
杨艳未提交任何证据。
原审经审理认定如下法律事实：杨艳、何英均是从事野生菌类、药材加工、销售的个体户，平时存在业务来往。2013年11月27日中午，杨艳来到何英的加工厂门口，看到杨永祥、李学友二人在车上整理药材，后杨艳看上杨永祥的小红参、重娄、黄精等中药材。经过杨艳与杨永祥协商，由杨艳向杨永祥购买小红参、重娄、黄精等中药材，并在何英的工厂内分拣。后杨艳称随身携带的钱不够，遂向何英借款。当晚10时许，何英到农业银行ATM取款机取款17000元，返回其加工厂内将支取的17000元借给杨艳用于支付杨永祥的药材款，但杨艳未向何英出具书面借条。经何英向杨艳催讨该借款，杨艳否认双方存在借款事实，何英遂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何英主张杨艳向其借款的事实，虽然没有书面借条，杨艳亦否认存在借款事实，但依据采集的证据，能认定何英主张杨艳向其借款的事实。何英借款给杨艳后，杨艳作为借款人应按约定及时偿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由于借款时双方未明确约定利息，故何英主张要求杨艳从借款之日起支付利息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何英借款本金人民币17000元整，及该款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何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的其与被上诉人均是从事野生菌类、药材加工、销售的个体户，以及2013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看上杨永祥的小红参、重娄、黄精等中药材并在被上诉人厂内分拣，并于当晚10时许向被上诉人借款17000元等情况，仅是依照被上诉人在一审时的个人陈述所作的认定，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不是从事野生菌类、药材加工、销售的个体户，被上诉人没有加工药材的许可证，也不具备加工的主体资格。上诉人亦从未向杨永祥购买过药材，也未向被上诉人借过17000元。杨永祥及李学友两名证人的陈述虚假。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决错误，适用上述规定的前提是借贷合同成立且事实清楚，而本案被上诉人要求归还欠款17000元属无中生有，且没有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明该借贷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一审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销货清单”系一份伪造的虚假证据。首先，双方实际发生的“销货清单”相应的票据号码为0042618，现仍在上诉人处保管，且该清单上载明的价格为14900元，并非被上诉人所说的17320元。被上诉人提交的票据号码为0042619，系被上诉人后期编造的票据。其次，双方约定交易的“销货清单”中的货物总货款为14900元。被上诉人发货时违约，其中的部分药材与约定的数量及质量均不相符，该批货已全部退回，有退货清单为证。也有部分药材因被上诉人未采取任何处理措施致变质发霉，也待退回。
被上诉人何英口头答辩同意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关于双方争议的借款事实，何英二审时陈述：……到27日，她（杨艳）本人来到易门，我们俩中午一起吃的饭，饭后我们一起回到我的经营部门口，刚好有两个人在门口整理红参等货物，她看见后觉得这些货物品质比较好，想购买，就过去跟人家谈，但这两个人（杨永祥、李学友）开始不愿意卖给她，……后来杨永祥他们二人就按杨艳的指示，把车开到我的经营部称货，按照她要的货物品种及数量，最后他们双方核算的金额是合6万多元，但当时杨艳没有及时付钱给人家，而是叫他们把其中的重娄分成四个等级，人家也帮她分拣了……等到杨艳打完电话折进来，杨永祥他们就叫她付货款，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易门林业局来了七八个领导喊杨艳去吃饭，杨艳就说等她陪领导吃晚饭后再来付货款，刚好我那里当天晚上也有招待，杨永祥他们就在我那里吃饭等着。到9点多杨艳一直没有出现，我帮杨永祥他们打电话给杨艳，她也不接，我就打电话给当天晚上跟杨艳一起吃饭的一个副局长，知道杨艳已经被安排入住了当地的一家酒店，我就开车到那家酒店找到杨艳，并把她拉回我的经营部，她说这6万多的货物她没有钱付，她的钱已经支付了之前购买茯苓的货款，希望杨永祥他们赊给她。杨永祥他们不同意，杨艳就说如果不同意她就不要这些货了，杨永祥他们表示他们分拣了一天的重娄，有损耗，希望杨艳把损耗的费用付给他们，经计算，损耗了5.1公斤，大概合计1000多元。刚开始杨艳是同意支付这笔损耗的，后来她又反悔，说花了1000多块钱什么都没有，而且要强行把杨永祥他们的重娄精品以低价买走，并且表示这一笔会以现金的方式付清，杨永祥他们没有办法，认为如果不同意的话连重娄的损耗款都拿不到，也就同意把重娄精品卖给她，当时她捡了17公斤，合计6800元。还强行要了一个八公斤的黄精，后来又要了532公斤的红参，加上分拣重娄的损耗，合计是17320元。等这些货物弄好后，杨艳又说她没有现金，叫我先借她17000元，当时杨永祥的媳妇带着三个娃娃在那里哭，我看着可怜，就答应借给杨艳。我们开着车到农行的柜员机上取了2万元，回到我的经营部后，我把其中的17000元递给杨艳，当时杨艳还说“你把钱递给他们嘛”，我说钱我是借给你的，只能递给你，我递给她后，她先把17000元递给杨永祥，然后从她的包里拿了320元再递给杨永祥。接着我就叫杨艳写个借条给我，她说明早她跟我买其他货物的时候把这笔钱一起写在发货单上，方便她回去以后入账，也好给我，当时她还叫我以后开发票要连带这17320元一起开给她，我也同意了。当时取款时只有我跟杨艳二人在场，支取了5次，因为柜员机每次可取的最高限额为5000元，前四次取的刚好可以凑足17000元，后来我想着杨艳还不走，之后几天我可能还要接待她，所以第五次又取了3000元。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分别向何英一审时申请的两名证人进行了调查，杨永祥陈述：我与杨艳无任何关系，与何英无直接的亲戚关系，只是跟何英的母亲系同村人，又属同姓。我与何英之间有三、四年的生意往来，我负责收菌卖给何英。何英大部分时候是收购菌类，做药材很少，去年做的多些，我去年卖过一些药材给何英，但具体卖了多少我记不清了。我之前不认识杨艳，是那天（2013年11月27日）我收药回来要回家，把车停在何英的厂房附近，杨艳来找何英时看见我的药材就说想买，她还跟我们说她长期需要，有药村就跟她说，那时候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还跟她说我的货是要拉去昆明的，已经答应卖给昆明的散户了，她说卖给她，不用拉去昆明，后来何英又帮杨艳说说，我就答应卖给她了，就没有拉去昆明。当时，我、我媳妇、李学友都在场的，杨艳要了一些重娄、小红参，还挑了最好的12斤黄精，这些货都是我的。当时算了总数合6万多元，我们是谈好价钱、称好斤数的。杨艳叫我们把她买的重娄进行分拣，当时我们在何英的厂里分拣着，杨艳在外面打电话，我们拣了2个小时左右，杨艳打了1个多小时电话。她打完电话进来说她有事要出去和别人吃饭。后来到晚上7、8点，杨艳吃完饭又回来到何英的厂里，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她来付款。她来到后，说她没有那么多现金，回去后半把个月再打钱来给我们，我们说不行，要付现金，她说如果要付现金她就不要啦。我说不要可以的，要算算折耗给我们，后来算了一下折耗大概合一千多块，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她觉得单付折耗的钱给我们不划算，她说要买一部分的，于是她就买了二十多公斤的大重娄，还要了六七百斤小红参，她还批了一饼十几公斤的大黄精，这些东西总共合计17000多元，我们也同意卖给她了。她说她卡上才有万把块生活费，就喊何英借给她，何英说钱是有的，但她急等要，她喊杨艳回去后要马上打钱还给她。之后何英和杨艳就出去取钱，我们也没有跟着去，只有她两个去。后来她们取钱回来后，杨艳还买了点东西来给我家娃娃，因为她觉得耽误了我那么多的货，她觉得不好意思。她们两个回来后何英数了17000元拿给杨艳，杨艳加上了零头，总共拿了17000多元给我，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她们取钱之前，我们在场的时候，杨艳要跟何英借多少钱，她们没有具体说。货卖给杨艳后，那些货是放在何英的经营部，具体何英是怎么托运的，我们不清楚，我们也不负责。何英数钱给杨艳后，没有打借条给何英，我们数钱的时候，何英跟杨艳说给要写个什么呢，杨艳说那么一小点钱，等她去迪庆十多天回公司后她就把钱打过来，何英说“你一去到就要把钱打过来的。”我卖货给杨艳不出具销售单据，是现货现卖。当时杨艳说她要去吃饭，有个人来拉她的。
李学友陈述：我与杨艳、何英都没有亲戚朋友关系，之前我不认识杨艳，跟何英只是偶尔有生意往来，我卖药材和菌子给何英，她跟杨永祥的生意往来比较多，一年大概有三、四万元，我的很少。最近三、四年时间我们跟何英都有生意往来的。那天（2013年11月27日）本来是我和杨永祥要将我们二人的货装车拉到昆明，先是在何英的经营部装杨永祥的货，等装完他的再到我家装我的货。但在何英的经营部装货过程中，杨艳和何英刚刚吃饭回到那里，杨艳看见后就想买杨永祥的货，杨永祥就与杨艳开始谈价钱之类的，当时我觉得与我无关，就离开那里回家整理我的货，准备发到昆明。大概1点多，我又折回到何英的经营部，跟他们一起把货下下来分拣、抖土。当时跟我们一起的有我、我媳妇、李和生夫妻二人、何英、杨艳、杨永祥，杨永祥家有对双胞，他媳妇忙着管娃娃，没有在现场。我们分拣重娄，一直到5点多，天快黑了，听何英说杨艳要出去吃饭，好像是哪里的请吃，具体我不清楚。后来我们一直在何英的经营部等杨艳付钱，后来到8点多杨艳吃饭回来了，我们听见她说没有钱，钱还没打来的，我心里想上当了，但后来听杨永祥说何英借了钱付那些货款，具体有多少货款、何英借多少给杨艳，因为我不在场，都不清楚。至于杨永祥卖了多少货给杨艳、值多少钱我不清楚，但有过磅单的，那些是依据，没有写销货清单。那天一直只有杨永祥一个人在，他家其他家人都不在场。
经质证，何英对杨永祥的陈述无异议，对李学友的陈述不予认可；杨艳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理，上诉人杨艳对原审认定其与何英均是从事野生菌类、药材加工、销售等的事实提出异议，二审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对本案法律事实认定如下：杨艳与何英系生意往来认识。2014年3月10日，何英向原审法院起诉主张杨艳向其借款17000元，故请求判令杨艳归还其借款17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艳与何英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法（2011）336号《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项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何英主张杨艳向其借款17000元，虽提供了日期为2013年11月27日的取款对账单复印件，并申请证人杨永祥、李学友出庭作证，但证人李学友在二审中陈述其并未直接看到杨艳与何英的借款过程（如何借款、借款金额等均不清楚），是听杨永祥说的，而证人杨永祥在一、二审中对于买卖经过、在场人员、借款经过等细节的陈述前后矛盾，加之，何英提交的当天的取款金额与其主张的借款金额并不一致，在无相关借据或打款凭据等材料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取款对账单并不能认定何英在当日所取款项已交付给了杨艳，综合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并不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何英与杨艳之间存在17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判认定双方存在17000元的借贷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杨艳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易门县人民法院（2014）易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何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5元，均由何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荆 燕
代理审判员 熊 再
代理审判员 温衍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