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商终字第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浦江俊达布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文溪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楼宝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明光，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楼永统，男，195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号。
法定代表人：叶文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忠旭，男，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浙江浦江俊达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俊达公司）与被上诉人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银行）因储蓄存款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烟商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江俊达公司委托代理人朱明光、楼永统，被上诉人烟台银行委托代理人王忠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俊达公司原审诉称：浙江俊达公司为方便业务往来，在烟台银行所属分支机构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胜利路支行（以下简称胜利路支行）开立账户。2011年年底，浙江俊达公司的烟台开户银行通知浙江俊达公司，为完成年底揽存业务，请求浙江俊达公司组织部分款项存入其账户，考虑以往双方的业务往来合作，且时间较短，故浙江俊达公司以银行转账、交付承兑汇票等形式向烟台银行支付款项合计1350万元。烟台银行接收款项后，擅自将部分款项从浙江俊达公司账户转出，截至目前浙江俊达公司账户仅剩余2128.16元，给浙江俊达公司造成损失800万元。诉请依法判令烟台银行返还浙江俊达公司存款800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由烟台银行负担。
烟台银行原审辩称：浙江俊达公司所述与事实不符，浙江俊达公司没有在烟台银行处存款，烟台银行未给浙江俊达公司造成损失，请求依法驳回浙江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4日，自然人黄兰仙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将200万元汇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2011年11月28日，自然人吕欣潞从中国建设银行浦江支行塔山分理处将85万元打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同日，吕欣潞又从中国工商银行浦江学塘角支行将15万元打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上述款项打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后，浙江俊达公司又分别于2011年11月24日、11月28日，将其中的200万元、15×××13.33元转至浙江俊达公司在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开立的账户。除此之外，浙江俊达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分三笔将其在胜利路支行账户内的款项转出，分别为3782950元、269万元、102万元，其中两笔款项为何打给丛树华、南昌润泽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俊达公司称不清楚。烟台银行提交的五份结算业务委托书中均加盖了浙江俊达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楼金元的私章及浙江俊达公司的财务专章。2011年12月22日浙江俊达公司以转账支票从其账户中转走505236元，收款人为李刚，浙江俊达公司主张为什么转给李刚不清楚。2012年1月4日浙江俊达公司又从其账户将16×××90.96元转至其在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开立的账户。
浙江俊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浙江俊达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明浙江俊达公司的主体适格。二、9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分别为：1、票号20726792出票日期为2011年9月1日，金额为100万元。2、票号20253902出票日期2011年9月20日，金额100万元。3、票号20372084，出票日期2011年10月12日，金额100万元。4、票号22487203出票日期为2011年10月14日，金额50万元。5、票号20932728，出票日期2011年10月19日，金额200万元。6、票号21013341，出票日期2011年10月19日，金额200万元。7、票号20332370出票日期2011年10月31日，金额100万元。8、票号20332373，出票日期2011年10月31日，金额100万元。9、票号24764972，出票日期2011年11月29日，金额100万元。上述合计1050万元。浙江俊达公司主张原件已经交付胜利路支行的客户经理张超，9张承兑汇票已经全部贴现。证明浙江俊达公司将总金额为10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烟台银行。三、顺丰快递回执3张。证明浙江俊达公司将证据二中的银行承兑汇票分三次以快递邮寄给烟台银行。主张提供的特快原件是存根，提供的复印件是快递公司的存根。四、吕欣潞、黄兰仙打款凭证3张。主张两个自然人以银行汇款的形式将吕欣潞85万元从建行浦江支行塔山分理处以转账方式、吕欣潞15万元从工商银行以牡丹灵通卡转账方式、黄兰仙200万元从建设浦江支行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分三次汇入浙江俊达公司账户。证明吕欣潞、黄兰仙代表浙江俊达公司打款至胜利路支行，存款合计300万元。五、烟台银行出具的对账单1份4页，时间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1年12月22日，证明浙江俊达公司在烟台银行处开户事实及浙江俊达公司资金被挪用的情况。第四组证据载明的300万元在该对账单有所体现。截止到2011年12月22日该账户尚有余额800万元。六、录音记录。浙江俊达公司主张录音时间2012年2月29日，谈话的双方是胜利路支行的业务经理张超、浙江俊达公司的业务经理王进。证实浙江俊达公司800万元存款被烟台银行擅自挪用，证明浙江俊达公司、烟台银行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浙江俊达公司将除300万元汇款以外的承兑汇票交给烟台银行，由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将部分承兑汇票即向法庭举证的9张汇票，在烟台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了贴现。贴现款还有500万元没有支付浙江俊达公司。浙江俊达公司提交的9张承兑汇票总额是1050万元，其中500万元没有支付给浙江俊达公司。浙江俊达公司诉讼请求800万元包括打款的300万元及承兑汇票未支付部分的500万元。
烟台银行对证据一真实性、证明问题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证明问题有异议，主张经过查找没有见过上述9张承兑汇票，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主张快递回执中寄件公司、收件公司为空白，不能证明邮寄给胜利路支行，且快递回执不能证明邮寄的是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9张汇票。快递回执上收件人两份有张超签字，张超虽然是胜利路支行职员，但不能说明张超收取这两份邮件就是胜利路支行收取的邮件。经落实张超，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没有拆开过。他转交给时任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以后再怎么处理不知道。另外一份回执收件人看不出是谁签收的。浙江俊达公司主张提交的特快专递回执其中一张2012年1月1日收件人姓孙，但不知道名字。对证据四没有异议。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烟台银行主张800万元由浙江俊达公司自行转走。关于证据六，烟台银行认可其中谈话的一个人是其工作人员张超，对浙江俊达公司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主张录音时未经张超的同意，录音内容不能证明是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问题。从录音看800万元、300万元与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300万元、1050万元承兑汇票没有关系。张超在录音中讲的与其他证据不吻合，讲得不属实，与烟台银行提交的账户记录不一致。
庭审中，浙江俊达公司主张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增加2011年12月19日的474万元。对于其起诉要求返还的800万元是诉状所称的9张承兑汇票还是录音中的500万元的汇票贴现款，浙江俊达公司不清楚。对于浙江俊达公司庭审中主张的上述474万元，烟台银行提交了2011年12月19日转账支票，该转账支票加盖了浙江俊达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楼金元及现法定代表人吴根才的私章及浙江俊达公司的财务专章，烟台银行主张该笔款项已由浙江俊达公司自行转出。浙江俊达公司主张其有关印章委托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张超保管，在浙江俊达公司工作人员无法及时来烟时，可以电话委托张超来代办手续。但这笔没有得到浙江俊达公司授权或者认可，浙江俊达公司并不知情。浙江俊达公司对于上述主张，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烟台银行提交证据如下：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6份、转账支票1份、对账单1份。证明浙江俊达公司在烟台银行开立账户的款项由浙江俊达公司自行转走，分别为2011年11月24日电汇200万元，2011年11月28日电汇15×××13.33元。2011年12月22日电汇3笔，分别是3782950元、269万元、102万元。2012年1月4日电汇16×××90.96元。2011年12月22日转账支票转走505236元，以上共7笔。烟台银行主张通过以上证据可证明，2011年12月22日浙江俊达公司分四次自行转走共计7998186元。黄兰仙打入的200万元，当天转回浙江俊达公司在浙江中行兰溪支行开立的账户。2011年11月28日吕欣潞转入的100万元，当日电汇到浙江中行兰溪支行浙江俊达公司开立的账户15×××13.33元。此外，烟台银行还提交2011年12月19日的转账支票一张。主张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474万元，浙江俊达公司于2011年12月19日由浙江俊达公司签发了转账支票，支票上盖了浙江俊达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将款转走。故对于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该笔款项进入浙江俊达公司账户以后没有经过其同意由烟台银行私自转出有异议。
浙江俊达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形成有异议，主张需核实。浙江俊达公司主张，从结算业务委托书体现的内容看，2012年1月4日、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1月24日均没有浙江俊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章，只有单位财务章。2011年12月22日金额102万元、269万元收款人不是浙江俊达公司，浙江俊达公司不清楚两笔款项为何打给丛树华、南昌润泽贸易有限公司。2011年12月22日转账支票505236元，为什么转给李刚不清楚。由于双方长期业务往来，浙江俊达公司将预留印鉴留存烟台银行处，发生的业务只有浙江俊达公司庭后核实账户接受的数额后才能确定真实性。对对账单有异议，烟台银行提交的对账单在浙江俊达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基础上又发生一笔为2012年1月5日的16×××90.96元，浙江俊达公司不知情。浙江俊达公司对2011年12月19日的转账支票的474万元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大金工贸与浙江俊达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双方互不相识，浙江俊达公司在烟台银行处的印章委托张超保管，在浙江俊达公司工作人员无法及时来烟时可以电话委托张超来代办手续。这笔没有得到浙江俊达公司授权或者认可，浙江俊达公司并不知情。对于浙江俊达公司的上述主张，浙江俊达公司没有提交证据。庭审中，浙江俊达公司又提交了2011年11月1日至12年8月22日浙江俊达公司在中国银行浦江支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单，主张烟台银行向法院举证的7份款项中三笔款即收款人为李刚、丛树华、南昌润泽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在交易明细中体现，浙江俊达公司并没有收到，其他四笔款项收到了。烟台银行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三笔款项收款人不是浙江俊达公司，故没有在交易明细中体现。烟台银行提交的证据证明上述三笔款项是浙江俊达公司自行签发转走。烟台银行还主张其提交的所有结算业务委托书盖有浙江俊达公司的财务章、法定代表人楼金元印章。浙江俊达公司预留在烟台银行处的印鉴是印章的印模而不是印章。2011年12月16日以前预留的是财务专用章及楼金元的印模，2011年12月16日起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吴根才的印模。烟台银行提交2011年12月16日更换印鉴申请书一份，主张从申请书反映原印鉴法定代表人的印章是楼金元，而更换后法定代表人的印鉴是吴根才。浙江俊达公司对于楼金元是其法定代表人没有异议。
庭审中，浙江俊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对烟台银行员工张超进行调查；对烟台银行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俊达公司提供的9份票据承兑情况进行调查。关于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9张承兑汇票的贴现情况，经原审法院查证，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9张承兑汇票，其中5张承兑汇票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予以贴现，时间分别为2011年12月9日、2011年12月13日，从贴现凭证反映持票人均为石家庄发展商贸有限公司。2张承兑汇票在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奇山支行贴现，贴现申请人为通化市吉顺商贸有限公司。其他2张承兑汇票在上述两银行没有查到。此外，浙江俊达公司为证明烟台银行工作人员收取相关承兑汇票，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申请书，申请法院向胜利路支行原行长刘维宁进行调查。经原审法院到烟台市看守所调查刘维宁，刘维宁陈述在其任胜利路支行行长期间，与浙江俊达公司有过票据贴现的业务，本案涉及的3份特快专递没有转给其本人。对于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9张承兑汇票，刘维宁主张时间太长记不清是否收到。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烟台银行是否应返还浙江俊达公司银行存款800万元及利息。浙江俊达公司主张2011年11月24日，自然人黄兰仙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将200万元汇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2011年11月28日，自然人吕欣潞从中国建行浦江支行塔山分理处将85万元打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同日，吕欣潞又从中国工商银行浦江学塘角支行将15万元打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但烟台银行提交的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打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后，浙江俊达公司又分别于2011年11月24日、11月28日，将200万元、15×××13.33元转至浙江俊达公司在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开立的账户。故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300万元已由浙江俊达公司自行转出，要求烟台银行予以返还，与事实不符，原审不予支持。
除此之外，浙江俊达公司还于2011年12月22日至2012年2月4日将其在胜利路支行账户内的款项转出，分别为3782950元、269万元、102万元、505236元、16×××90.96元。
关于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9张银行承兑汇票，浙江俊达公司虽提交了特快回执及录音资料，但浙江俊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经原审法院到烟台银行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查证，除了2张承兑汇票没有查到以外，其他查证到的承兑汇票均非烟台银行予以贴现。经浙江俊达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对胜利路支行原行长刘维宁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不能认定烟台银行收到了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9张承兑汇票。故浙江俊达公司主张上述9张承兑汇票交付给烟台银行作为存款，证据不足，原审不予支持。
关于浙江俊达公司庭审中主张的500万元承兑汇票，浙江俊达公司主张款项打到浙江俊达公司的账户后，未经浙江俊达公司的同意将资金转走。但从烟台银行提交的转账支票来看，该转账支票加盖了浙江俊达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楼金元及现法定代表人吴根才的私章及浙江俊达公司的财务专章。浙江俊达公司虽主张其印章委托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张超保管，但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于浙江俊达公司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原审不予支持。
综上，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烟台银行给其造成800万元损失，并要求返还800万元存款，证据不足，且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浙江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江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963元，由浙江俊达公司负担。
上诉人浙江俊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为配合烟台银行存款工作，浙江俊达公司将300万元现金指示第三人汇到在烟台银行处开设的浙江俊达公司账户，由于烟台银行要求揽存数额较大，故除300万元现金外，又交付烟台银行1050万元的承兑汇票，故原审法院认定的“200万元及15×××13.33元”并不是案外人汇到浙江俊达公司帐户的300万元，且该数额远远大于300万元，而拼凑出的大于300万元的汇款并不能证明烟台银行已支付了浙江俊达公司的300万元存款。关于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九张银行承兑汇票，有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张超的录音证据，证实确已收到，还有浙江俊达公司工作人员发给烟台银行工作人员的快递回执，同时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刘维宁的调查笔录，均证实与浙江俊达公司有过票据贴现业务往来，由于时间太长记不清是否收到。但并没有否认其没有收到上述承兑汇票，烟台银行工作人员依职务行为在外贴现后，将贴现款转入浙江俊达公司账户，由于烟台银行监管不力，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将浙江俊达公司帐户资金非法转入与浙江俊达公司无关的其他公司账户。因此原审法院由此认定的上述承兑汇票不是浙江俊达公司的存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浙江俊达公司为了业务方便，将预留印章交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张超保管，但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未经浙江俊达公司同意擅自将浙江俊达公司账户内资金转给与浙江俊达公司无任何关系的李刚、丛树华、南昌润泽贸易有限公司。对此浙江俊达公司无法单独取得相关的证据，故申请原审法院进行调取，原审法院并没有进行调取，从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张超处录音看，张超完全承认涉案的500万元存款被非法转出。二、原审法院没有对张超进行调查及对其录音等证据进行认定，属程序错误。浙江俊达公司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且原审法院对张超的录音没有进行证据认定，属程序违法。烟台银行并无确实证据证明该款项的划转是根据浙江俊达公司的指示或由浙江俊达公司人员办理签字所为。烟台银行未履行风险管控及内部管理机制，给浙江俊达公司做为存款人的存款造成损失，其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浙江俊达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能因为刘维宁等涉及刑事犯罪，而推诿责任，其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浙江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烟台银行答辩称：一、浙江俊达公司所称的由吕欣潞、黄兰仙汇款到浙江俊达公司账户中的300万元，均在汇款到账的当日，被浙江俊达公司通过电汇方式转移到浙江俊达公司在中国银行开立的账户中了。既然款项已经被浙江俊达公司自行转移，浙江俊达公司的诉求没有事实根据。二、浙江俊达公司诉求的9份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1050万元也没有事实根据。浙江俊达公司邮件上的收件人就不是烟台银行，签收人张超虽然是烟台银行员工，但也不能说员工的任何行为都是代表单位的工作行为。银行承兑汇票不是存款，汇票仅是结算工具。浙江俊达公司与烟台银行既没有交易合同关系，也没有存款关系。浙江俊达公司所主张的银行承兑汇票也根本没有在烟台银行发生任何关系，也证明烟台银行没有收到过。浙江俊达公司提供的和张超的谈话录音也不能证明其主张。三、浙江俊达公司账户内的款项进出都是由浙江俊达公司自行决定，其账户的款项都是由浙江俊达公司出具加盖印鉴的结算业务委托书或者支票自行转走，烟台银行仅依据浙江俊达公司的委托为其提供服务，根本不存在烟台银行擅自转移的情况。至于浙江俊达公司讲把印章交给了烟台银行保管是毫无根据的，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事实。综上，浙江俊达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浙江俊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庭审中，浙江俊达公司明确其诉讼请求主张的800万元存款的构成为：一、2011年11月24日，黄兰仙通过银行汇款将200万元汇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二、2011年11月28日，吕欣潞从中国建设银行浦江支行塔山分理处汇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85万元，同日，吕欣潞从中国工商银行浦江学塘角支行打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开立的账户15万元；三、9张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050万元，其中有500万元的贴现款没有交付给浙江俊达公司。
浙江俊达公司在本案审理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司变更登记情况，证明：2011年10月26日，浙江俊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楼金元变更为吴根才。2、结算业务委托书22份，证明：2011年11月3日至2012年1月4日的22份结算业务委托书，其中第1-17份委托书中加盖有楼金元个人的印章，第18-21份委托书加盖有楼金元、吴根才二人的个人印章，第22份委托书加盖有楼金元的个人印章。烟台银行向法院提交了六份结算委托书，其中2011年12月22日的四份委托书均有瑕疵，吴根才的印章系烟台银行为本案诉讼而私自刻制加盖的。3、协议及银行承兑汇票、身份证，证明：原审中浙江俊达公司所提供的9张银行承兑汇票系浙江俊达公司从他人处转让持有再交由烟台银行贴现，贴现后的款项应当支付给浙江俊达公司的事实。4、对账单27页、银行承兑汇票28份，证明：对账单反映浙江俊达公司在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2月27日期间在开户行的流水账情况，28份银行承兑汇票系浙江俊达公司在烟台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一部分，与对账单比对，可反映2011年11月24日200万元、11月28日15×××13.33万元转款与应付浙江俊达公司的300万元存款无关，也可证实被烟台银行转账的3782950元、16×××90.96元与浙江俊达公司提供的9张银行承兑汇票无关。5、印章情况，证明：吴根才印章及浙江俊达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为浙江俊达公司在公安机关及开户银行备案、使用的印鉴，烟台银行在银行结算委托书中所盖浙江俊达公司的印鉴均为烟台银行私自刻制加盖。
烟台银行对浙江俊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变更情况看不出是在2011年12月16日去银行变更了法定代表人的印鉴。证据2，庭后核对后提交书面，不管证据真假，不能证明印章是烟台银行私刻加盖的，在原审审理时，浙江俊达公司称企业印章放在张超处，现在又称是烟台银行私刻。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已经查明9张银行承兑汇票其中7张是在恒丰银行进行的贴现，背书上没有浙江俊达公司的印鉴，浙江俊达公司不是这7张汇票的票据当事人，另外2张是在烟台银行所属的奇山支行办理的贴现，该汇票上体现不出浙江俊达公司是票据当事人，也不是贴现申请人。证据5，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没有公安机关的证明。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浙江俊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申请鉴定报告”，申请：对“烟台银行提供的银行结算业务委托书、转账支票中加盖的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同时，还提交两份“申请调查取证报告”，申请：因三笔款项汇给南昌润泽贸易有限公司、李刚、丛树华，查明三当事人与浙江俊达公司有无业务或其他经济来往；调取浙江俊达公司向法院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胜利路支行贴现、支付情况。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烟台银行是否应返还上诉人浙江俊达公司存款800万元及利息。
在本院审理中，浙江俊达公司主张其诉请的800万元存款系黄兰仙和吕欣潞分别存入的300万元和9张银行承兑汇票中的500万元。
2011年11月24日和2011年11月28日，由黄兰仙和吕欣潞分别转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的银行账户各200万元、85万元、15万元，但在2011年11月24日、2011年11月28日上述款项汇入之后，浙江俊达公司又分别将其在胜利路支行的存款200万元和15×××13.33元转至其在中国银行浙江兰溪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本院认为，在款项存入银行账户后即为种类物而非特定物，烟台银行是依据浙江俊达公司加盖其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的结算委托书为浙江俊达公司办理的转款，应认定在该300万元存入浙江俊达公司在胜利路支行的银行账户后又由浙江俊达公司自行转出，并且浙江俊达公司在之后又从其胜利路支行的银行账户多次转出多笔款项，故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烟台银行应返还其存款300万元并无事实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
浙江俊达公司主张争议的9张银行承兑汇票已通过特快专递邮寄给烟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张超，但其提交的三份专递回执上并未注明邮寄的即为该9张银行承兑汇票，张超否认其收到过该9张银行承兑汇票，其称收到邮件后没有拆封即交与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刘维宁称没有收到特快专递，与浙江俊达公司曾有过票据贴现业务，但该9张银行承兑汇票是否收到记不清了。根据原审法院的调查，除了2张银行承兑汇票没有查到以外，其他查证到的7张银行承兑汇票均非烟台银行予以贴现。浙江俊达公司也说不清楚其主张的500万元款项是哪份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款。浙江俊达公司提交的对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张超的录音中也只是提到了300万元和2011年12月19日的500万元汇票贴现款，与本案争议的9张银行承兑汇票无关，而且烟台银行对该录音主张系偷录、未征得张超的认可。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浙江俊达公司主张已将涉案9张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烟台银行、烟台银行未将其中500万元贴现款予以支付，证据不足，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浙江俊达公司主张的2011年12月19日的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款超出其诉讼请求的范围，可另案主张，本案中不予审理。
由于浙江俊达公司申请鉴定和调取的证据均与其明确的诉讼请求及本案认定所依据的事实无关，故对浙江俊达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和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浙江俊达公司上诉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程序违法之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963元由上诉人浙江浦江俊达布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庆林
审 判 员 马 红
代理审判员 尹哲璇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