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民再118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王盛虹，武汉市亨达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亮。
委托代理人：景宗启。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武汉市亨达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韩昌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伊苓，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伟，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王盛虹因与被申诉人武汉市亨达利眼镜钟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达利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向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0119号民事判决。王盛虹不服，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280号民事判决。王盛虹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8月7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949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王盛虹仍不服，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7月7日作出鄂检民监（2015）42000000036号民事抗诉书，对本案提出抗诉。本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鄂民监三抗字第0000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彭建民担任审判长，李承、王志荣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黄炎子、何汉新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王盛虹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亮、景宗启以及被申诉人亨达利公司委托代理人李伊苓、方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盛虹一审诉称：1979年4月，王盛虹进入武汉亨达利钟表店工作，后该店更名为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2001年底，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改制成股份合作企业，更名为武汉亨达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改制后，原在册未脱岗的全体正式国企职工随之成为亨达利公司的股东，每位股东的出资额是改制时国家补偿的工龄买断补偿金，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王盛虹在改制时的工龄买断补偿金为13570元，应得公司1.38%股份。但亨达利公司未将王盛虹工龄买断补偿金转为新公司的股份，且占用该补偿金十余年，侵害王盛虹的合法权益。故请求：1、确认王盛虹的股东身份和享有1.38%的股权；2、亨达利公司为王盛虹办理股东身份和股权登记、出资证明并办理登记备案；3、诉讼费用由亨达利公司负担，另承担王盛虹交通费、误工补助等3000元。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79年4月，王盛虹进入武汉市亨达利钟表店工作，担任钟表维修工。1984年后，该钟表店更名为武汉市亨达利钟表公司。1995年，武汉市亨达利钟表公司变更名称为武汉市亨达利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2001年12月12日，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与王盛虹签订《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解除（终止）双方间劳动关系，改变王盛虹职工身份；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给予王盛虹23年经济补偿；经济补偿金转为王盛虹在改制后的企业中的股份；王盛虹按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企业改制职工安置经济补偿方案》（以下简称改制补偿方案）第三条第十款享受内退待遇等。根据约定，王盛虹可得经济补偿金13570元。因王盛虹为残疾人，且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当时负债400余万元，经营风险很大，该公司出于对王盛虹的政策性照顾，决定不将该经济补偿金转为新成立的公司股权。此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于2002年4月26日成立亨达利公司。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于2003年9月2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将王盛虹的经济补偿金交由亨达利公司代管。亨达利公司为王盛虹办理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保险。同时，亨达利公司与王盛虹签订劳动合同，王盛虹成为亨达利公司职员，工作至今。其间，王盛虹多次向亨达利公司要求将经济补偿金转为公司股份。2009年3月17日，亨达利公司董事会形成《关于王盛虹、陈其玲的经济补偿金转为企业股份的说明及决议》，决定将王盛虹与另一职工陈其玲的经济补偿金转为企业股份事宜提交公司股东会表决，但当日的股东会表决未通过该决议。2009年5月4日，亨达利公司根据公司董事会决定，通知王盛虹领取经济补偿金，王盛虹坚持要求转为公司股份。双方因此发生争议，王盛虹于2012年1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另查明：2001年11月23日，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举行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亨达利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改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方案（草案）》（内附改制补偿方案）。该方案第10条规定，“对伤残人员，可以从优照顾，具体条款参照本方案有关事项中第4条办理”；该第4条规定“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的职工，在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应与新企业签订连人带资托管协议，即个人补偿金归新企业持有，由新企业根据个人技能工资的70%每月发给退养费（不足200元，按200元补足），待本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在此期间新企业保持社保养老金和商职医疗关系并参加社会医改（个人部分由本人承担）。”
一审认为：本案系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履行。
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政府有关政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以给予王盛虹一定经济补偿金的方式，解除王盛虹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的劳动关系，改变王盛虹原有的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该协议书是在王盛虹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间签订，从合同相对性上来讲，协议书的约定只对签订协议的当事人生效，其中约定王盛虹选择将经济补偿金转为新成立的公司股权只对王盛虹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生效，并不必然对亨达利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亨达利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设立及股东身份的取得，必须按照相关的公司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王盛虹要取得亨达利公司的股东身份，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即按照规定，须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故王盛虹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并不是王盛虹具有亨达利公司股东身份的证明，该协议书只能证明王盛虹有可能成为股东，而最终能否成为亨达利公司的股东，取决于王盛虹与亨达利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依法达成合意，系双方意思自治行为。因此，王盛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王盛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元、其他诉讼费用46元，由王盛虹负担。
王盛虹不服，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亨达利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第（三）、（六）条规定，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对于公司增加或减少股份、扩大股份认购范围以及需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的其他事项具有决定权。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自然人欲成为公司股东一般是通过参与公司设立或者认购公司首次发行的股份或者出资而成为公司的原始股东或者通过受让股权、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股东资格的取得是纯商事行为，必须严格遵守平等协商、意思自治原则，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办理。从王盛虹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来看，实质是对参与企业改制的职工进行安置，王盛虹选择以经济补偿金入股，即选择了一种安置方式，该协议既不属于发起设立协议，也不属于增资扩股协议，因此，王盛虹选择将补偿金转为新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投资行为。从履行方式看，职工可以选择将经济补偿金转为股份，但能否入股的决定权属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在职工安置中所实施的行为实际是以改制为内容的行政行为，这种管理与服从关系决定了职工因经济补偿或者安置发生争议不应当作普通的民事纠纷对待，因此，如果职工和公司就安置及补偿问题发生争议，该争议不具有可诉性。从履行的后果看，协议书签订以后，王盛虹既未办理内养手续，也未办理买断和入股，但王盛虹的经济补偿金却由新公司代持，这种做法的后果是王盛虹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不可能继续履行，其成为股东的愿望在客观上也无法实现，因为股东人数及其持股比例对于新公司而言是法定的，股东的变更应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执行，原协议书就股东问题不可能对改制后的公司产生约束力。据此，协议书不属于投资入股协议，而是政府用于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并且协议书中关于入股的选择已无法实现。
王盛虹对亨达利公司股东会表决不同意其成为股东的决议提出异议，认为亨达利公司应当执行原协议和改制规定，公司作出的不同意其转股的决议无效。但从公司法角度看，亨达利公司虽是由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改制而来，但仍系依公司法规定组成的公司，对于股东的加入、股权变更应当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处理。现公司股东会已经就入股一事作出决议，该表决结果应当得到尊重。亨达利公司股东是在改制安置时确定下来的。关于股东资格确认，新旧公司不存在承继问题。有限公司股东之间具有人和因素，股东的增加和变更须征得其他股东同意，除债权债务具有可继承性外，对于股东资格确认，新公司不负有义务。王盛虹以新公司应承担旧公司义务为由要求确认其为新公司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元，由王盛虹负担。
王盛虹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8月7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949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双方一致认可在2001年12月12日签订协议书时，王盛虹选择的补偿方式是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项，即“三、甲方给予乙方经济补偿金按以下第1种方式支付：1、转为乙方在改制后的企业中的股份；”该协议书第五条“须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中手写载明“按甲方《企业改制职工安置经济补偿方案》第三条第十款，享受内退待遇。”系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后来书写添加，添加后双方未再重新签字确认。在公司改制完成后，双方也未按照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内容实际履行。对一、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亨达利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王盛虹与亨达利公司之间有关确认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纠纷属于与公司之间的纠纷。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分为原始股东和继受股东。王盛虹主张其为亨达利公司股东的依据是其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项的约定，但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仅表明王盛虹在原企业改制时曾选择以经济补偿金转股的补偿方式，证明双方在改制时有以王盛虹的经济补偿金转为新公司股份的意思表示。然而，仅有此意思表示并不必然产生王盛虹成为新公司股东的法律后果。在双方达成合意后，仍需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履行法定手续，如股东应按约定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由公司向其出具出资证明书、参与公司章程制定并被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以及办理工商备案登记等手续。王盛虹没有亨达利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证明其有向该公司出资的事实，也没有参与公司章程的制定，该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上所记载的股东中均没有王盛虹的名字，且该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成立备案登记文件中亦未显示其为公司股东。因此，从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及表象特征均不能认定王盛虹具有亨达利公司原始股东的身份。在亨达利公司成立后，王盛虹也没有证据证明其通过继受方式成为该公司股东。据此，王盛虹主张其享有亨达利公司的股东资格没有证据证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280号民事判决。
王盛虹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以经济补偿金入股新公司，王盛虹完成了对新公司的出资义务，符合公司法规定和改制文件的要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该协议只能证明双方在改制时有以经济补偿金转为新公司股份的意思表示，属错误的事实认定。改制过程中，其他选择将经济补偿金转入新公司股份的职工最终均取得新公司的股东资格，王盛虹同样选择以经济补偿金入股新公司，该项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王盛虹不具备主张享有亨利达公司股东的资格，亦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王盛虹以经济补偿金转为改制后的企业股份，可以认定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与王盛虹就经济补偿金转股达成了合意。亨达利公司系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改制而来，该协议应由亨达利公司承继并履行。该协议书第五条内容已查明系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手写添加，添加后未重新签字确认，在没有征得王盛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添加的条款应无效，且实际上王盛虹未享受内退待遇，该条款未被履行，不能据此否定经济补偿金转股约定的效力。亨达利公司持有王盛虹的经济补偿金，没有其他法律或政策上的依据，则可以认定王盛虹履行了对亨达利公司的出资义务。现未有证据表明王盛虹拒绝参加公司前期设立行为，王盛虹也未收到亨达利公司的出资证明书、未参与公司章程的制定、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等后果均是因亨达利公司未严格履行协议造成，其不利后果不应由王盛虹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王盛虹诉请确认股东资格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经济补偿金由亨达利公司持有等证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对其原始股东身份不予确认，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再审庭审中，王盛虹提交了三份证据材料，分别是：亨达利公司章程、亨达利公司章程修正案以及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节选第五条股东权利和义务及第六条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经审查，上述证据材料在原审中均已提交并经质证，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拟证明对象及质证意见应以原庭审记录为准。
另据一审卷宗记载，亨达利公司与王盛虹曾签订过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落款的签约时间为2002年4月28，但双方于2007年4月2日还签订了一份一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7年4月1日至2008年3月31日，合同第八条第4项其他有关事项中约定“除本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情况外，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仍按《企业改制职工安置经济补偿方案》第3条第10款享受内退待遇。”王盛虹主张该条款系后期由用工单位将劳动合同报劳动管理机关备案时添加，备案后交付王盛虹一份时其才发现该添加内容。经与王盛虹提交的合同原件对比，一审卷宗中保存的该合同与王盛虹提交的合同原件记载内容一致，在合同中存在多处手写添加的情形，王盛虹认为因第八条第4项添加部分与其他部分笔迹不同故而为后期添加内容，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其所主张的该条文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后期添加的事实，故王盛虹在本案中对该证据的辩称理由不应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及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王盛虹在本院再审时主张其在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改制过程中选择以经济补偿金入股改制后的企业，系改制后成立的亨达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其股份包含于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中，现由亨达利公司工会代持，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并由亨达利公司为其颁发出资证明，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股东工商登记手续等，并以100万元为基数确认其享有1.38%的股权。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亨达利公司在2009年3月17日的股东会表决中未通过关于王盛虹等人经济补偿金转为公司股份的决议，王盛虹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要求变更股东等已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其直接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并由公司履行股东登记等确认其股东资格的相应义务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抗诉机关认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订）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认王盛虹的股东资格，但该第二十二条是指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的举证责任分配，本案中系王盛虹以亨达利公司为被告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并非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就股权归属产生的争议；而该第二十三条是指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后，公司未依法签发出资证明、记载于股东名册等情形，可向公司主张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形，亦与王盛虹再审主张其出资由亨达利公司现有股东或工会代持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抗诉机关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抗诉理由不成立。
商主体的设立与运营应遵守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体现了人合与资合的共同合意。虽然亨达利公司系由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改制而来，本案争议起因也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企业改制的政策性特点，但并不必然导致王盛虹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签订的经济补偿金入股协议的效力可直接约束亨达利公司及其发起股东接受其作为出资人和公司股东，亨达利公司的股东确认及股权转让等仍应遵守公司章程的约定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王盛虹主张其与亨达利公司股东或工会间系代持股关系，需提供双方存在代持股协议或相应约定的证据，并可依法据此主张相应股权利益；如王盛虹认为亨达利公司长期持有其经济补偿金又不同意其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管理与经营，违反了其与武汉亨达利商业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内容，给其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失，则可据该协议书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2）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0119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280号民事判决在是否能够确认王盛虹具备其所主张的亨达利公司股东身份方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予以维持，处理结果也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建民
审判员 李 承
审判员 王志荣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