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桂市行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拉木村拉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拉路组）。
诉讼代表人秦德庆，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树明，男，1955年4月8日生，汉族，永福县堡里乡拉木小学教师，住永福县××花园。
上诉人（原审原告）永福县堡里乡拉木村西冲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西冲组）。
诉讼代表人梁怀清，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廖智云，永福县永福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管学庭，男，广西师范大学退休教师，住桂林市××路××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永福县××镇××路××号。
法定代表人蒋文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洪才，永福县林业局山林纠纷调处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韦海，永福县林业局山林纠纷调处办副主任。
原审第三人永福县广福乡龙桥村背后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背后组）。
诉讼代表人潘恭明，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审第三人永福县广福乡龙桥村院厅巷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院厅巷组）。
诉讼代表人潘正连，该村民小组组长。
二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新权，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拉路组、西冲组因永福县人民政府土地所有权行政裁决一案，不服永福县人民法院（2012）永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拉路组的诉讼代表人秦德庆及委托代理人梁树明，上诉人西冲组的诉讼代表人梁怀清及委托代理人廖智云，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管学庭，被上诉人永福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洪才、韦海，原审第三人背后组的诉讼代表人潘恭明，原审第三人院厅巷组的诉讼代表人潘正连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新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双方争执的山场，原告称“老王山”，第三人称“鸡公寨”或“山尾岭”位于永福县广福乡境内，四至界限为：东以岭脊为界，南以岭脊为界，西从南以岭脊下至沟后沿小沟至北面，北以小沟为界，面积1380亩。1953年6月29日原告秦长庆、何可昭、王思裕等人与被告潘家华、赵存仁、林桂珍等11人因岭场纠纷，经永福县人民法院调解并达成协议，法院制作调解书，其协议如下：一、双方协议东仍以林川岭脊倒水为界，南至老虎窝岭脊倒水为界，西至依短岭脊倒水为界直扯沟下至北小沟口止为界，北至依鸡公屋场岭坡扯下到沟为界上节依梁姓地边有小沟为界，四至分明。二、龙桥人被告等砍去原告等的树，承认赔还五株，已原先已砍倒未扛走的，被告等不能再扛。同时还约定其它事宜。1965年8月20日永福县广福区龙桥公社与永福县林业局合办林场，并签订《永福县国社合办林场合同书》，合同约定林场地点位于永福县龙桥公社地区，四至界线东至鸡公寨，南至金猫坪，西至大顺岭，北至葡萄站背，面积约1万2千亩的荒山荒地。合同约定“土地所有权不变，原来是社队所有的归社队所有，原来是国家所有的归国家所有……”，还约定其它事项。此后，林场的工作人员就在该荒山荒地上种植松树和杉树，1978年林杨解散，该林地上林木由龙桥大队管理和砍伐。在实行林业“三定”期间，被告给背后组颁发了《山林所有权证书》，该证无发证日期、面积未填写，记载地名为“山尾山岭”，四至界线东以本山大沟至尾为界，南以金才坪岭梁为界，西以半截蜈蚣岭梁为界，北以滑溜岭至大沟为界；1981年10月22日被告给院厅巷组颁发了《山林所有权证书》，该证记载地名有“东屯六合坪”，面积未填，四至界线东以鸡公在岭顶岭梁倒水为界，南以大沟为界，西以大沟为界，北以东屯大沟底扯上岭顶止为界；地名有“鸡公在底”，面积未填，四至界线东以鸡公在岭倒水为界，西、南、北都以岭沟为界；地名有“山尾岭中厂沟”，面积未填，四至界线东以在底大沟扯上到岭顶以沟为界，南以岭梁为界，西以山尾小沟扯下至六合坪底岭沟止为界，北以大沟为界。1983年3月，背后组和院厅巷组将山尾、信山、辽娃界、唐阴岭大约千亩荒山岭承租给潘五九、余凤珍等三人造林，双方签订了《合同书》，1983年12月，被告给西冲组颁发了N00014097《自留山证书》，该证记载地名有“挖寨底”，地类为杂木山，面积100亩，四至界线东以大岭梁为界，南以黄皮照山沟曹扯下为界，西以大岭沟为界，北以鸡公屋场边干沟扯下为界。1985年2月，被告给拉木村何再球颁发了N00014088《自留山证书》，该证记载地名有“老黄坪”，面积800亩，树种为松杂，四至界线东以鸡公石为界，南以林川尾大岭梁为界，西以老虎窝长岭梁为界，北以小沟口为界；2009年8月26日，院厅巷组与潘宁生签订了《林业用地合同书》，同年11月6日，背后组与潘宁生签订了《林业用地合同书》，两份合同中的林业用地均包括争执地在内，由潘宁生在承包山场内造林，同年11月，潘宁生在砍树造林过程中，原告提出异议，从而引发山场权属纠纷。纠纷发生后，被告组织双方进行协商调解，因各抒己见，未能达成协议，2012年3月16日被告作出永政处字（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8月28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2）第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永政处字（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判认为：依法调处土地权属纠纷是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争执山场位于永福县广福乡境内，在1965年《永福县国社合办林场合同书》约定的国社林场范围内，国社林场解散后，地上的林木由龙桥大队管理和砍伐。背后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中记载“山尾山岭”山场和院厅巷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中记载“鸡公在底”和“山尾岭中厂沟”山场的四至界线清楚，虽然证书上无填发日期和面积，但是所记载的山场均在争执山场内。1983年，第三人将争执部分山场承包给其村民潘五九等人种植树木，第三人有对争执山场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被告根据第三人拥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和经营管理的事实，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主张本院1953年《民事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山场范围为争执山场的范围，因该调解书中的山场既无名称，且调解书所述四至界限、地名，与本案争执山场不符，原告也无充分证据证实调解书所确定的具体范围，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提供西冲组的《自留山证书》和拉木村何再球的《自留山证书》，但是两证中所记载的山场地名为“挖寨底”和“老黄坪”，与本案争执山场的地名“老王山”、“鸡公寨”或“山尾岭”不相符，在“林业三定”时期，政府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的是《山林所有证书》，而不是《自留山证书》，西冲组持有的《自留山证书》主体不合法，该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何再球的《自留山证书》，虽为农户个人持有，未提供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争执山场相应权属凭证在案证实，该证所记载的内容缺乏合法根据；因此，被告予以撤销原告的两份《自留山证书》，其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本院予以支持。因而，原告以其拥有《自留山证书》，主张争执山场的权属，其事实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根据第三人对争执山场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永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政府处理决定。
上诉人拉路组、西冲组上诉称：（一）本案唯一过得硬的钢性证据是1953年6月29日永福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该证据四址界限与2011年7月11日林业调处办勘定的《权属界线图》完全一致。堡里与广福两乡之间的地界，解放以来，没有谁来勘定过。2009年冬，广福乡林业站擅自勘定以林川大岭梁的拉木人60年来自己修的防火线为乡界。过后县政府、法院就以防火线以西的老王山定为广福乡属地。堡里乡拉木村只有老王山山场从拉木村背越过岭脊延伸到广福乡龙桥村境边，只有此山，别无他处。再者“老王山”的“王”与“老黄坪”的黄只是一字的谐音，县法院就认定与事实不符，这是有意的吹毛求疵。而第三人的三张山林所有权证书，其中有一张中的岭梁写成岭良，有四处错误，另一张有七处错误，年号中的81年明显是打差符号，谈不上是日期符号，更为可笑的是，其中一张81年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居然包含85年4月4日的村与村的双方协议书。三张所有权证书，居然没有面积数据、证号，且四至界限非常含糊。上诉人的1953年法院调解书上注明的鸡公屋场与现在的鸡公寨是一致的（屋场与村寨是有人住过的地方），而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记载的“鸡公在底”一地址的位置，不在鸡公在里，那就是鸡公寨外、北小沟口外的地方，与鸡公寨这块地无关。鸡公屋场是上诉人前几辈的人住过的地方。（二）第三人的集体山林所有权证无面积数据，无证号，无标准日期，界限不清。而何再球和西冲组的《自留山证》证号标准、清楚，有名有姓有数字，界限分明。何再球、西冲组的自留地是过去祖业地，解放后入合作社，80年代再分到户，这是有渊源有历史根据的。（三）老王山山场，上诉人种过油茶、竹木，挖药材、割松脂，老王山东面倒水的山又是六木洞盘屯的牧场。七八十年代开始上诉人年年都修防火路进行隔断防火。1996年上诉人内部曾对该山场的权属发生过纠纷。老王山山场1380亩，它包括老虎窝、鸡公寨、黄皮灶、挖寨底。1996年12月20日，堡里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挖寨底林地的调处意见》。其中老虎窝、鸡公寨、黄皮灶800亩属拉路、西冲；挖寨底除拉路、西冲外，六木队认为其有份。所以堡里乡人民政府作出了处理。（四）80年代潘五九承包的近千亩山林也只是承包他们自己属地的林地，老虎窝岭脊倒水处东北面的山林与第三人无关。潘宁生的2009年经营更为荒塘，把每亩价值一两万的千年水源森林以每亩20元价承租后实施三光政策。上诉人辛苦经营几十年，修防火路，保护了森林。林业巡视员经常巡山，80年代还几次抓了偷砍树木的龙桥人缴了斧头，罚了400元现金。（五）老王山是千年的古森林，原来的一些荒山头经几十年上诉人的封山育林已成了森林。老王山的数万株千年古树成了潘宁生锯下亡林，各种宝贵的药材已化为灰烬。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永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政处字（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永福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本案争议地位于永福县广福乡境内，是根据地形图上标注的行政区域乡界线确定的，并非毫无根据。（二）调解书中的山场无名称，调解书所述四至界限、地名与本案争执山场不符，原告也无充分证据证实调解书所确定的具体范围，因此，该调解书与本案争议山场的关联性不能确认，不能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三）两上诉人虽然持有《自留山证》，但自留山证证明的是村民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在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不能依法证明以前，其使用权显然有瑕疵。因此，《自留山证》不能对抗《山林所有权证书》。（四）第三人不仅持有《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而且其对争议地有长期的经营管理事实。1965年的《永福县国社合办林场合同书》还是在永福县人民法院的监证下签订的。林场解散后，第三人又几次将争议地出租给他人经营。第三人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是持续地、长期地、公开地进行的，上诉人说其不知情，显然说不过去。根据自治区处纠条例的规定，这种经营管理事实，也是确权的参考依据。答辩人的永政处字（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以及永福县人民法院（2012）永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背后组、院厅巷组答辩称：（一）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鸡公寨”“山尾岭”权属属于上诉人所有的事实依据。l、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953年《永福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所述地名、四至界线与本案争执山场不符，且对权属未作出明确调解结果，与本案争执山场不具有关联性，没有证明力。2、上诉人方村民的使用权证不能对抗第三人集体的所有权证。所以上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属的依据。（二）永福县人民政府1981年为第三人颁发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法定的权属凭证。上诉人主张该证书无效缺乏事实依据。（三）第三人对争执山场自1965年开始有证据证明一直持续公开进行经营管理达四十多年，存在管业事实。l、1965年——1978年第三人一直对争执山场进行经营管理。“永福县林业局与广福区龙桥公社于1965年8月20日签订并经永福县人民法院等单位监证的《永福县国社合办林场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的国社林场范围内就包含了本案争执山场”，可以证明第三人对争执山场的管业事实。2、1983年第三人将争执山场承包给本村村民（潘五九等）经营管理。3、2009年第三人再次将争执山场承包给本村村民（潘宁生）经营管理。综上所述，第三人对争执山场不仅拥有合法的权属证据，而且还一直对争执山场进行经营管理，上诉人无法证明其对争执山场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审查，被上诉人确认原审第三人持有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山场名称及四至界限，否定上诉人持有的永福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与本案争议山场的关联性，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认定原审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管业事实证据亦不足，理由亦不充分。鸡公屋场、鸡公寨均与本案争议山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本院认为：1965年永福县广福区龙桥公社与永福县林业局合办国社林场，不属于原审第三人的管业行为。原审第三人与潘宁生签订《林业用地合同书》直接引发争执山场权属纠纷，亦不属于原审第三人正常的管业行为。在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确认原审第三人持有的《永福县山林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山场名称及四至界限，否定上诉人持有的永福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与本案争议山场的关联性，理由不充分。被上诉人作出的永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予以维持错误。上诉人拉路组、西冲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作出的永政处字（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永福县人民法院（2012）永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永福县人民政府2012年3月16日作出的永政处字（2012）4号行政处理决定，由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陶 明
审判员 陈桂良
审判员 李明军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黎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