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91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女，1975年2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星，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2，女，1970年3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3，女，1979年10月27日出生。
二被上诉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晓华，女，1972年10月19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4，女，1972年10月13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李×5，男，1973年11月13日出生。
上诉人李×1因与被上诉人李×2、李×3、李×4，原审第三人李×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李×1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7民初2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星，被上诉人李×4，被上诉人李×2、李×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晓华，原审第三人李×5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李×1继承80%份额；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2、李×4、李×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是法定继承纠纷，李×2、李×3起诉的请求是要求依法继承李×6、林×遗留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1、×2室的房产。2014年8月1日，李×1、李×5与绿都公司签订协议购买了夏各庄新城×3、×3室。李×6于2016年1月2日去世，林×于2015年9月6日去世，根据继承法规定，公民死亡前已经处理或转移的财产，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不是该公民的遗产，不能作为遗产进行继承。从房屋购买的时间以及被继承人去世的时间可知，只有夏各庄镇×1、×2室的房产是李×6、林×遗留的遗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1对被继承人李×6、林×尽了全部的扶养义务，所依据的事实如下：2002年11月21日李×1、李×5与父母就《招婿赡养协议书》办理了《公证书》；李×1与李×5尽心尽力伺候父母。李×2、李×4、李×3有抚养能力和条件，但是没有履行抚养义务，因此也提供不了对被继承人尽抚养义务的证据。
李×2、李×3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2、李×3、李×4对李×6、林×尽了赡养义务，应与李×1享有一样的继承权，李×1在购买拆迁安置房时已经得到了补偿；且办理公证书是为了申请二胎，当地的规定是家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可以有一个女儿申请二胎，且其他女儿都放弃了二胎指标。
李×4辩称，母亲生病时李×4也每天都去照顾，出院后经常去照顾。
李×5述称，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改判。李×5作为上门女婿尽了全部赡养义务，应适用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份额的规定。
李×2、李×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继承李×6、林×遗留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1、×2号的房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6、林×夫妻共有四个女儿，即本案李×2、李×3和李×4、李×1。李×1与李×5系夫妻（1997年登记结婚），李×5为上门女婿。原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各庄村南街××号的民房（以下简称××号院，有五间正房、五间厢房）系李×6、林×婚后于1980年代建造。2013年10月，19号院被拆迁，李×6作为被拆迁人按照两处宅基地（夏各庄村南街×5号和夏各庄村南街×6，宅基地面积分别为369.50平方米和438.20平方米）与拆迁人共签订了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后，根据拆迁政策，李×6共享有346平方米的定向回迁安置房的购买资格。2013年12月5日，李×6与北京绿都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回迁购房协议，按照回迁房标准定价回购了×1号（建筑面积75.49平方米）和×2号（建筑面积100.02平方米）两套回迁房。2014年8月1日，李×1、李×5夫妻行使剩余面积的购买资格，与北京绿都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回迁购房协议，按照回迁房定价购买了位于夏各庄新城×3号（建筑面积65.58平方米）和×4号（建筑面积111.21平方米）两套回迁房。2015年9月6日、2016年1月2日，林×、李×6相继去世。去世后，双方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现李×2、李×3诉至该院。
诉讼中，李×1、李×5主张李×6生前已将19号院通过书写分家赡养协议的形式确定归李×1所有，并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6日的《分家赡养协议书》和2002年11月21日的《公证书》作为证据。《分家赡养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因家中无兄弟，经全家人协商达成统一意见，将三女儿李×1留在家中招上门女婿，为其老人晚年幸福生活有保证，对老人赡养达成如下协议，家中宅院总面积约560平方米，北正房五间，面积270平方米，三女儿在院前面（面积290平方米）处自己建房。北正房五间连同院子待李×6、林×百年后为三女儿李×1所有，老人医疗费、养老送终、重体力劳作、生活不能自理等一切都由三女儿李×1承担，与其他三个女儿无关。《分家赡养协议书》下方附有李×6、林×、李×2、李×4、李×1、李桂芬的名字。《公证书》公证的内容为一份《招婿赡养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1.赡养人（李×1、李×5）对被赡养人（李×6、林×）有生之年的全部生活负责照顾和料理；2.赡养人对被赡养人应尽到养老送终的义务，并承诺决不虐待、遗弃被赡养人；3.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均应做到互相体贴、关心和理解，被赡养人也不得向赡养人提出苛刻要求。
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李×2、李×3及李×4称：协议书非李×6、林×所写，李×6、林×也未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其二人对协议内容不知情。李×2称：协议系在其家中由案外人刘×执笔起草后，由李×2抄写而来，文后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书写协议时李×6、林×也不在场，写此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按照两处宅基地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李×1称：协议系在李×6家中由李×2所写，书写协议时李×6、林×在场。证人刘×称：拆迁前，李×6曾找到刘×，让其写个东西，但没有写；后来李×1、李×5又找到刘×，刘×在李×2家中起草协议后，李×2抄写了一份，当时李×6、林×不在场，最后签字时刘×不在现场；至于李×6、林×是否知道协议的内容，刘×表示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6、林×是否已通过生前书写分家赡养协议的形式对其二人所留遗产进行了有效处分。对此，应当明确两个问题：一、李×1提供的《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二、李×6、林×的遗产与《分家赡养协议书》涉及的财产的关系。
关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根据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可以确认，《分家赡养协议书》文后的李×6、林×的签名并不是其二人本人所签。而关于书写该协议书时李×6、林×二人是否在场，双方存在争议：李×2称书写协议书时李×6、林×不在场，书写地点在李×2家中；证人刘×称书写协议书时李×6、林×不在场，书写地点在李×2家中；李×1称书写协议书时李×6、林×在场，书写地点在李×6家中。李×2的陈述内容与证人刘×的陈述内容较为一致，据此，应当认定李×6、林×在书写《分家赡养协议书》时不在场。另外，根据李×1提供的《公证书》的内容，李×6、林×在与李×1、李×5订立《招婿赡养协议书》时，李×6、林×二人在《招婿赡养协议书》落款处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如在书写《分家赡养协议书》时李×6、林×也在场，在如此重要的财产处置问题上，其二人本人不亲自署名的行为有悖于日常生活逻辑。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确认，《分家赡养协议书》上李×6、林×的名字非本人所签，且在书写该协议书时其二人并不在场。在李×6、林×未签字且不在场的情况下，即使如刘×所述，李×6确曾在此前找过刘×，向其表达过想“写个东西”的意思，在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李×6、林×事后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予以明确认可的情况下，法院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仍难以确认。再者，《分家赡养协议书》中关于××号院总面积的记载和分配给李×1用于建房的宅基地面积的记载，与李×6实际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被拆迁宅基地总面积以及两处被拆迁宅基地的单独面积均不相符。因此，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李×6、林×遗留的×1、×2号两套回迁房与《分家赡养协议书》中涉及的××号院五间北正房和院子的关系问题，法院认为，××号院被拆迁后，李×6使用根据拆迁安置政策获得的购房指标购买了诉争的两套回迁房，××号院的房产与两套回迁安置房之间虽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但并不能完全等同或替代。即使《分家赡养协议书》的内容属实且有效，协议处分的财产也仅是涉及原××号院的房产，在《分家赡养协议书》签订后，原××号院因拆迁灭失，李×6以自身名义签订回迁购房协议将两套诉争安置房明确在自己名下，在没有后续遗嘱对诉争房屋进行明确处分的情况下，《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不能及于此后取得的两套回迁安置楼房。
因此，对于诉争房屋，仍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李×2、李×3与李×4、李×1作为李×6、林×之子女，依法均享有继承权，现双方均主张继承权益，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三人李×5虽系上门女婿，并且在照顾赡养李×6、林×过程中尽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在××号院拆迁及回迁房购买过程中，其与李×1已共同获得了一定的财产利益，其要求在本案中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参与遗产分配，法院不再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李×6、林×遗留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1、×2的两套楼房，由李×2、李×3和李×4、李×1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第三人李×5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李×1向本院申请证人李×6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招婿上门养老是李×6的决定，谁养老宅院就归谁，李×5、李×1尽心尽力伺候老人，尽了养老送终的孝道。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4、李×2、李×3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李×5对该证据予以认可。
关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新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规定，李×1提供的证据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已经客观存在，但李×1未予提供，且该证据不能证明李×1所主张的事实成立，故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李×2、李×4、李×1、李×3依法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二审中，双方均对遗产范围以及适用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均无异议，争议仅在于分配遗产时对李×1是否应当进行照顾。根据法律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根据这一规定，遗产分割应以平均分割为原则，特殊情况下才予以调整。本案中，首先，未有证据表明李×2、李×4、李×3对被继承人未尽扶养义务；其次，适用“可以多分”的条件应综合全案情况予以考虑，李×1主张其尽到了全部扶养义务，依据为经公证的《招婿赡养协议》，该协议本身不能说明协议内容的履行情况或实际赡养情况，故李×1的事实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且该协议亦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被继承人应尽扶养义务，对李×1应予多分的上诉主张和理由不予支持。最后，在李×1、李×5对被继承人进行照顾的过程中，李×6作为被拆迁人将在拆迁过程中可获得的部分利益让与给了李×1及李×5，这部分利益由李×1、李×5实际享有，本院在遗产分配时亦对该情况一并予以考虑。故综合法律规定及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对被继承人遗产予以平均分配，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印龙
审 判 员 张 慧
代理审判员 赵 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单海涛
书 记 员 邸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