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民终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兰，女，1966年5月8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白龙大道**号*幢*单元***号，现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英，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童渝，男，1964年8月11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白龙大道**号*幢*单元***号，现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英，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扬（曾用名何云阳），男，199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璧山区人，住重庆市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重庆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兴玉，女，1926年3月8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
原审被告：江岸大药房重庆市铜梁区仁林药房，经营场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塔山西街***号，注册号500224600116439。
经营者：李兰。
原审被告：余春元，男，194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波，重庆新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曹邦志，男，195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住重庆市铜梁区。
上诉人李兰、童渝因与被上诉人万扬、徐兴玉，原审被告江岸大药房重庆市铜梁区仁林药房（以下简称：仁林药房）、曹邦志、余春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5）铜法民初字第03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兰、童渝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英，被上诉人万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原审被告余春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兰、童渝上诉请求：一、由江岸大药房重庆市铜梁区仁林药房承担25%的赔偿责任；二、精神抚慰金改判为10000元；三、李兰、童渝对仁林药房的责任不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关于责任分担，应当严格按照鉴定书确定的责任划分，损害结果与损害原因力相对应。二、承担连带责任需有法律规定，而经营者对个体工商户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明确规定。三、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应与过错大小相对应。
万扬、徐兴玉辩称，经营者对个体工商户承担连带责任是法律规定。上诉人非法行医，应当严惩，一审法院判决承担45%的责任，是自由裁量。
万扬、徐兴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李兰、仁林药房、童渝、曹邦志、余春元连带赔偿万扬、徐兴玉损失费869968.81元（包含死亡赔偿金5922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5051.7元、安葬费30271.5元、交通食宿误工费等5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尸体存放费97476元）；2、本案诉讼费由李兰、仁林药房、童渝、曹邦志、余春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兰、童渝系夫妻关系。李兰于2010年开始经营仁林药房，在经营过程中，李兰、童渝共同聘请具有医师执业许可证的余春元等医护人员在该药房内从事诊疗活动。该药房属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原为铜梁县东城街道办事处塔山西街121号，2014年3月18日变更为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塔山西街113号（现变更为117号），经营范围：“各类药品及生物制剂零售”，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013年12月30日，原铜梁县卫生局（现更名为重庆市铜梁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同）卫生监督人员在对仁林药房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李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聘请医护人员从事诊疗活动，于2014年1月14日作出铜卫医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李兰于2014年4月17日缴纳了罚款5000元。
2014年3月4日，原铜梁县卫生局接到举报称仁林药房违规输液并用错药，安排卫生监督人员对仁林药房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李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聘请医护人员从事诊疗活动，并认定其现场出示的张贤成《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系其借用被执法机构检查的许可证，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铜卫医罚〔201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李兰于2014年4月3日缴纳了罚款5000元。
2014年春节期间，李兰、童渝与在重庆市铜梁区经营个人诊所的曹邦志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在仁林药房内合伙经营曹邦志诊所，但双方未明确约定利润分配和责任分担问题。2014年4月初，李兰、童渝将曹邦志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置于仁林药房内，继续聘请医护人员，以“曹邦志诊所”的名义从事诊疗活动。在经营过程中，李兰负责该诊所的日常管理，童渝帮助李兰对该诊所进行管理，有时帮助李兰清算账目、发放工资，曹邦志未出资，亦未参与该诊所的经营、管理活动。曹邦志诊所系医疗机构，登记执业场所为原铜梁县巴川镇民主路121号，李兰、童渝、曹邦志于2014年12月8日前均未向重庆市铜梁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对曹邦志诊所的登记执业场所进行变更。
徐兴玉系死者何柱春母亲，何柱春与其妻杨登英婚后生育一子名何云阳，二人于1998年4月7日离婚，后杨登英与万XX结婚，将何云阳改名万扬。2014年8月23日10时许，何柱春到仁林药房内要求余春元为其诊治，自称喉咙不舒服，已有十余日未进食。余春元对其诊断为咽喉炎，开具了处方。后何柱春在该诊所内进行输液，在输液过程中突然出现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口吐白沫等症状，余春元立即对其进行抢救，童渝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何柱春经余春元及原铜梁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抢救无效当场死亡。
2014年9月5日，重庆市铜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万扬出具申请司法鉴定通知书一份，载明：“根据铜梁区公安局对李兰涉嫌非法行医案件侦办要求，拟申请第三方进行司法鉴定（包含尸检和关联鉴定）以确定何柱春死因以及李兰对死者实施的治疗行为与死因的关联等”。同年12月19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对何柱春的尸体进行检验，并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其中法医病理学诊断为：1、慢性咽炎急性发作，会厌软骨旁脓肿形成；2、急性肺水肿，双肺纤维化，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大泡形成，双肺陈旧性结核钙化；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管腔∏度狭窄，心脏增重；4、主动脉粥样硬化；5、右眉外侧长1.3㎝裂创；6、肝、脾、肾等器官充血；7、内脏器官自溶。鉴定结论为：何柱春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肺部疾病（双肺纤维化；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大泡形成）基础上，因慢性咽炎急性发作，会厌软骨旁脓肿形成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015年1月28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学临床鉴定意见书》，其分析说明：何柱春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慢性肺部疾病（双肺纤维化；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大泡形成）基础上，因慢性咽炎急性发作，会厌软骨旁脓肿形成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其死亡的直接或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不良转归，但理论上认为，具有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应控制输液速度，过快易加重心脏负担，引起心衰或肺水肿等不良反应。而本案中因无法判析输液速度，且未提供对死亡发生、发展注意预见和结果回避义务的依据，结合解剖检见、疾病程度、发生时间关联性等，不能排除该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其作用力度难以确定，故认定不排除诊所医疗行为对何柱春死亡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加重促进作用。鉴定结论为：1、何柱春死亡直接或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不良转归；2、不排除诊所医疗行为对何柱春死亡的发生具有一定加重促进作用。2015年8月，一审法院对何柱春的死亡因果关系向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进行咨询，该所回复为：1、何柱春死亡直接或者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不良转归，其“不良转归”理解如下：疾病的愈后主要为治愈、好转、未愈、死亡，本例其死亡为自身疾病直接或主要发展成的不良后果。2、诊所的医疗行为对何柱春死亡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加重促进作用，其加重促进程度为多少，即自身疾病与诊所加重各占比例为：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实务》，患者自身疾病或其他原因是造成死亡或者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而医疗过失只是诱发或者促发因素，此时医疗过失在不良医疗后果中的原因力为25%。故建议诊所所占比例为参考均值25%认定为宜。
2015年8月21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受铜梁区卫计委委托，我所派员于2014年9月12日在铜梁殡仪馆对何柱春尸体作了全面解剖，尸体检验完成后给死者家属出具了“尸体处置告知书”，明确告知尸体检本已全面提取，已无保存必要，可以处置。后未予处置，2016年11月8日，铜梁区殡仪馆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死者何柱春于2014年8月23日下午停放铜梁殡仪馆至9月14日12时帐已结完，之后未结账（2016年7月1日前收费标准每天120元，之后每天144元）。李兰、童渝支付停尸费2950元。
2014年9月26日，重庆市铜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李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从事诊疗活动为由，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没收药品并罚款10000元，同时责令立即停止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李兰不服该决定，于2014年11月24日向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铜梁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2月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该行政处罚系在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程序违法等原因为由，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李兰以原铜梁县卫生局作出的铜卫医罚〔2014〕1号、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错误为由，于2016年3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重庆市铜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该两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6）渝0151行初40号、41号行政裁定书，以无正当理由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其起诉。
2016年1月，铜梁区人民检察院以李兰、童渝涉嫌犯非法行医罪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于同年10月25日作出（2016）渝0151刑初2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李兰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0元。二、被告人童渝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李兰、童渝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判决：一、撤销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6）渝0151刑初22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李兰无罪；三、上诉人童渝无罪。
另查明，徐兴玉系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木鱼村（现花院村）村民，婚后生育六个子女，分别为何柱容、何柱友、何柱坤、何柱梅及已死亡的何柱成、何柱春，何柱春出生于1963年2月8日，户籍所在地铜梁区，系农村居民。根据原铜梁县东城街道花院村村民委员会及第三村民小组出具的证明证实，何柱春长期在城镇打工，未居住在花院村。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同时，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兰虽与曹邦志口头协议合伙经营曹邦志诊所，并将曹邦志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置在仁林药房使用，但曹邦志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执业场所并非仁林药房的经营地址，且尚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核准变更登记执业场所，根据《重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执业活动，做到一证一点，定点亮证行医。为此，在卫生行政部门核准变更登记“曹邦志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场所前，仁林药房聘请医护人员从事诊疗活动的行为属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擅自从事诊疗活动的非法行医活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兰系该药房的经营者，童渝与李兰系夫妻关系，且帮助李兰在诊所进行经营管理、清算账目、发放工资等事项，共同经营该药房，因此李兰、童渝对该诊所发生的诊疗后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曹邦志明知将其所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置于仁林药房的行为不符合相关规定，但仍然同意将其诊所的许可证放置于仁林药房，致使病员及医务工作者无法辨别该药房的合法性，曹邦志对诊所的诊疗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何柱春在该诊所治疗期限死亡，主要源于自身疾病，但不排除诊所医疗行为对何柱春死亡的发生具有一定加重促进作用，医疗过失只是诱发因素或者促发因素，其不良医疗后果中的原因力为25%。由于李兰、童渝未取得合法诊疗资质，虽然鉴定机构出具了何柱春的死亡原因为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如果李兰、童渝、曹邦志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履行义务，何柱春就不会前往该诊所就诊。因此仁林药房未取得合法诊疗资质而对外诊疗，何柱春的死亡与该诊所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由仁林药房承担45%的赔偿责任。仁林药房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由李兰、童渝的家庭财产予以赔偿；曹邦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赔偿何柱春死亡赔偿金5922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赔偿丧葬费30271.5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因万扬、徐兴玉没有提供徐兴玉居住在城镇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按照农业人口标准计算，经计算为9954元（9954元×5年÷5人）；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赔偿处理交通事故的误工费、交通费等50000元的请求，因万扬、徐兴玉没有提供证据，一审法院根据死者的近亲属人数酌情主张3000元；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0元的请求，根据鉴定意见，何柱春死亡主要系自身疾病造成，一审法院酌情主张25000元；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支付尸体存放费用97476元的请求，根据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情况说明。2014年9月12日已经对何柱春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并明确告知无保存必要，但万扬、徐兴玉不予处置，造成损失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为了确定此次事故的责任需要，何柱春尸体检验前的存放费用2950元应当予以主张；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余春元赔偿的请求，经一审法院查明，李兰聘请余春元为坐堂医生，余春元具有合法的医师资格证书。在本次事故中，万扬、徐兴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余春元用药不当或者有不符合医疗常规的情况。且余春元系接受仁林药房的聘请，对于该药房在诊疗过程中所产生的医疗后果，应当由仁林药房及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关于万扬、徐兴玉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638375.5元（不含精神抚慰金25000元）。一审法院根据死者的自身疾病和仁林药房的过错程度以及一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由万扬、徐兴玉承担351106.53元，仁林药房承担287268.98元。李兰垫付的2950元，予以抵扣，经抵扣后，仁林药房应当赔偿万扬、徐兴玉损失费284318.98元，并赔偿万扬、徐兴玉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江岸大药房重庆市铜梁区仁林药房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万扬、徐兴玉损失费284318.98元。二、江岸大药房重庆市铜梁区仁林药房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万扬、徐兴玉精神抚慰金25000元。三、李兰、童渝、曹邦志对本判决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万扬、徐兴玉对余春元的诉讼请求。五、驳回万扬、徐兴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88元，由江岸大药房重庆市铜梁区仁林药房承担1839.60元；万扬、徐兴玉承担2248.40元。
双方均未在二审期间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责任划分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仁林药房未取得合法诊疗资质，虽然鉴定机构出具了何柱春的死亡原因为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然而仁林药房未取得合法诊疗资质而对外诊疗，何柱春的死亡与该诊所的不法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由仁林药房承担45%的赔偿责任，是基于仁林药房未取得合法诊疗资质而对外诊疗这种危害行为而作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自由裁量，本院予以支持。二、对于李兰、童渝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本案中，仁林药房为个体工商户，李兰系仁林药房的经营者，童渝与李兰系夫妻关系，且帮助李兰在诊所进行经营管理、清算账目、发放工资等事项，共同经营该药房。因此仁林药房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由李兰、童渝的家庭财产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判决李兰、童渝对仁林药房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精神抚慰金的问题。由于仁林药房对死者的死亡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情主张25000元，符和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因一审法院因适用法律错误致李兰、童渝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5）铜法民初字第0326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撤销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5）铜法民初字第03266号民事判决第三、五项；
三、曹邦志对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5）铜法民初字第0326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李兰、童渝以家庭财产对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5）铜法民初字第0326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赔偿责任；
五、驳回万杨、徐兴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088元，由江岸大药房重庆市铜梁区仁林药房承担1839.60元；万扬、徐兴玉承担2248.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88元，由上诉人李兰、童渝承担3088元，被上诉人万扬、徐兴玉承担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静
审判员 张欲晓
审判员 李盛刚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向霄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