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43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旭，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
委托代理人于万群，广东博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道明，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王一茗，男，汉族，1973年3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沁阳县.
委托代理人赵永丽，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杰，身份证住址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代理人陈岗，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中联地产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杜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倪子龙，该公司员工。
上列上诉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孙旭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将深圳市宝安××园×栋×单元××号房产过户到原告名下；2、被告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金2700元(自2015年5月20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其余迟延履行金计算至被告协助原告签订涉案房产现售合同及办理过户递件手续时止；3、被告承担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等费用。
第三人王一茗一审提出独立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涉案房产过户至王一茗名下。
一审查明：2015年3月13日，原告（买方）与被告（卖方）经第三人中联地产公司居间服务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城34区宝民路××园4栋×单元××号房屋（深房地字第××号）转让予原告，涉案房产设定有抵押，卖方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作委托第三方办理赎楼过户等手续的全权委托公证书，公证书交付担保公司；涉案房产转让成交价4180000元；买方应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200000元，该定金委托第三方监管，买方按约定将定金转账或交付给第三方后视为定金交付，该款在合同签订日起5日内由第三方直接支付卖方，如在约定放款条件成就前，因双方纠纷导致交易不成，定金按双方及第三方签订的解除协议约定或法院生效判决或生效仲裁裁决处分，任何一方无权要求第三方支付或者返还；卖方应结清房产交付前所欠的物管、水电及其他设备设施等应付费用，并保证按约定的交房条件如期向买方交付房产，卖方同意在定金中预留10000元作为交房保证金，此款托管于第三方，待卖方结清所有费用并办理完毕水电及其他设施过户手续，按约定交房条件如期交付房产后10日内，由第三方无息退还卖方；买方须于2015年3月25日前预付首期购房款1060000元，到买方贷款银行作资金监管，依据监管合同存入监管账户，卖方应当予以配合；买方应当在买卖双方办理首期购房款监管截止日前向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资料，按揭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的贷款金额为准，如银行承诺的贷款少于应交款余额的，买方应于银行出具贷款承诺函之日起3日内向第三方或监管银行补足首期款，卖方应一同办理首期款监管手续并配合买方办理按揭申请手续；买卖双方按规定应付税费、可能产生的费用及税费，均有买方负担；在买方贷款银行出具贷款承诺函及卖方赎出房产证原件并注销抵押登记之日起5日内，买卖双方须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因买方或卖方原因导致合同约定的签订国土部门现售合同及递件迟延的，每迟延一天应向另一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300元；房产过户到买方名下，因买方过错未办理抵押登记导致银行不发放按揭款超过5日的，卖方有权要求买方以银行未付款项总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卖方应当在收到交房保证金及担保公司结算尾款以外的房款后5日内，将房产按合同约定的条件交付买方，如卖方拒绝交房，因客观原因导致买方没有按约定收房的，自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次日起至实际交付日止，卖方应按房产转让价日万分之五支付延期交房违约金；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导致交易无法完成的，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如买方违约，卖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定金或要求买方支付房产转让价10%违约金，如卖方违约，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卖方双倍返还定金或要求卖方支付房产转让价10%违约金；同时，合同备注条款约定涉案房屋附带车位出售。
2015年3月13日，原告支付购房定金200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其中，被告已实际收取定金190000元，余额10000元作为交房保证金在第三人中联地产公司处托管。
2015年3月16日，原被告及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支行签订一份《二手楼交易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原被告委托该银行监管首期款1060000元。同日，原告向该银行监管账户转账资金1060000元。
2015年3月16日，被告委托深圳市中诚致信融资担保公司办理涉案房产的融资担保赎楼事项，并出具《委托书》、《公证书》。
2015年4月2日，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支行向原告出具《二手楼按揭贷款确认书》，承诺发放购房贷款2920000元。该确认书有效期90天。
2015年5月5日，经深圳市中诚致信融资担保公司融资担保赎楼，涉案房产注销抵押登记。
2015年5月11日，被告（卖方）与第三人王一茗（买方）签订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将涉案房产转让予王一茗，转让成交价4580000元；买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首期购房款2400000元，于房产过户后3日内支付购房余款2180000元；卖方于收到买方首期购房款之日起3日内将涉案房产交付买方使用，并在交房当日结清水电、管理费；房产转让交易税费由买方负担；若买方违约，卖方无需将买方已付购房款返还买方，若卖方违约，卖方应将购房款返还买方。
2015年5月11日，被告与王一茗签订一份《房屋移交证明》，证明被告已于2015年5月15日将涉案房产钥匙交付王一茗，涉案房产由王一茗占有使用。被告及王一茗主张涉案房产实际交付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有关《房屋移交证明》落款时间系笔误。
2015年5月14日，王一茗提交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显示该日王一茗分两笔向被告转账支付2400000元，有关摘要备注为“借款”。王一茗主张上述款项系其公司财务代为转账支付，有关“借款”摘要系因其未告知财务款项用途而由财务自行填写的。
另查，涉案房屋车位无产权登记。被告已将涉案房产交付王一茗使用。原审法院依原告申请，于2015年5月18日查封涉案房产，保全期限3年。被告及第三人王一茗主张双方在办理涉案房产过户登记时发现涉案房产被查封导致过户不能。鉴于被告已先行将涉案房产交付王一茗占有使用，经原审法院行使释明权是否变更诉求并主张解除合同和违约金，原告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并主张愿意一次性支付购房余款以保障买卖合同继续履行。原告及王一茗均符合在深圳市住房限购区域住房购买资格。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有关被告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王一茗间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双方确认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告虽不确认其真实性，但在无相反证据足以反驳或证实被告与王一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该份合同的效力亦予以认定。
关于两份合同的履行。结合本案，原被告在签订《房产买卖合同》后，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给付定金、监管首期款、申请银行按揭贷款并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等买方义务。而本案被告在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完成涉案房产注销抵押登记的义务后，又与第三人王一茗订立《二手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另行转让予王一茗，并实际收取二次售房的首期购房款、且将房产转移予王一茗占有、使用。被告一房二卖的行为背离了作为交易一方的诚实信用准则。现原告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王一茗均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有关出卖人就同一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处理思路，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卖合同优先适用继续履行；鉴于涉案房产已实际交付王一茗使用，原被告间《房产买卖合同》缺失了优先履行的基础，原告因未能取得涉案房产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向被告主张违约责任，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原告坚持原有诉讼请求不作变更，故对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等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追究被告根本违约的违约责任。至于王一茗请求继续履行其与被告间《二手房买卖合同》的主张，虽然该合同具备优先履行的条件，但涉案房产因原被告买卖合同纠纷被原审法院依法查封，被告目前暂无法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王一茗名下，该合同目前存在履行障碍，故对于王一茗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一茗可与被告另行协商处理纠纷，或待涉案房产清除履行障碍后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孙旭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王一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262元，由原告负担；独立请求权诉讼受理费20131元，由第三人王一茗负担。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孙旭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孙旭的一审诉讼请求。维持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张杰、王一茗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2015年3月13日，原告（买方孙旭）与被告（卖方张杰）经第三人深圳市中联地产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居间服务，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下称313合同），合同详细约定了商品房买卖的相关事宜。2015年3月13日，原告孙旭依约交付了定金20万元。2015年3月16日，原、被告及案外人办理了《二手楼交易资金监管协议》，首期款106万悉数到账监管。同曰，原告出资配合被告委托担保公司办理担保赎楼手续。被告张杰出具了《委托书》、《公证书》。2015年4月2日，工商银行向原告出具了《二手楼按揭贷款确认书》，承诺发放贷款292万元。2015年5月5日，担保公司融资担保赎楼，涉案房产注销了抵押登记。红本房产证由担保公司持有。2015年5月8日，在中联公司居间方的引领下，原告孙旭在深（宝）房现字(2015))第9683号《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递件备案合同）等相关文件上签字。但是，被告张杰提出须加价80万元成交，否则，不予签字。三方协商未果。导致递件过户未果。2015年5月10日，原告会同居间方在涉案房产门前站岗值守，稍后在房门上贴上封条。此前，原告与居间方多次电话被告张杰，要求其办理过户手续，被告均以回老家为由拒绝配合。2015年5月14日，被告张杰向担保赎楼公司发出书面“声明书”，单方撤销了“过户”委托，且在单方支付“赎楼费用”后，收回了红本房产证与公正委托书原件。2015年5月15日（周五），原告孙旭向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该院当日送达了(2015)深宝法立保字第150号《民事裁定书》。2015年5月18日，宝安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涉案房产。2015年5月29日，原告向宝安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了本案的诉讼。2015年6月8日，原告收到了宝安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法院决定2015年7月28日开庭。2015年7月28日上午9点30分，原告按时出庭。被法庭突然告知，有王一茗申请以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与本案诉讼。为了本案诉讼不会过分迟延审判，原告同意当天开庭。原告对王一茗所提交的三份“证据”进行了质证与反驳。2015年8月20日，原告孙旭在宝安区人民法院收到了法官助理转交的王一茗于8月14日向法院提交的8月4日的诉讼费收费专用收据和8月10日王一茗购房资格证明。2015年12月17日，原告收到宝安区法院送达的本案一审判决书。
（二）、被告张杰与第三人王一茗恶意串通，阻碍原、被告313合同履行（递件过户）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作出了疏于认定与错误认定。
其一、2015年3月30日，国家房市新政出台。深圳房价大涨。截止2015年5月中旬，案涉商品房的市场价格涨幅应在25%以上。这是被告张杰拒绝履行313合同的背景事实。对此，原告当庭有陈述，居间方当庭有证实。证据相互印证。但一审判决疏于认定。
其二、被告张杰与王一茗有共同的朋友，交往已十余年，关系密切。王一茗帮助张杰阻止313合同履行，撕毁313合同，易如反掌。且将房产加价另卖，可获得近百万的预期利益或共同预期利益。这就是张杰与王一茗恶意串通的动机和有利条件。一审判决，显然疏于认定上述张杰与王一茗关于彼此之间关系的“庭审陈述”这一事实。
其三、2015年5月14日，王一茗向张杰转账支付240万元借款。银行转账单上清楚的写明是“借款”而不是“购房款”。还是2015年5月14日，张杰将该借款支付给了担保赎楼公司，偿还了担保赎楼公司的赎楼款及相应的报酬。且发出“声明书”，单方撤销了“过户”委托，收回了“委托书”与“公证书”及《房产证》原件。导致，原告孙旭要求递件过户处于完全被动。一审判决，没有注意在2015年5月14日同一天所发生这两件事情的内在逻辑联系，没有注意张杰与王一茗恶意串通，阻碍313合同履行的基本事实。相反，把“借款”错误地认定为“购房款”。
其四、事实上张杰与王一茗之间没有达成买卖涉案房产的合意，而仅仅存在借贷关系。1、假如，张杰与王一茗是在5月11日之前达成了房屋买卖合意的，那么，在5月14日拿到红本房产证之后，张杰、王一茗完全可以在2015年5月15日之前，到房地产登记中心办理递件过户手续。但是，张杰与王一茗没有办理。张杰与王一茗之所以没有办理，不是因为张杰与王一茗疏于过户，而是当时张杰与王一茗并未达成买卖房屋的合意，仅仅是借贷关系。2、2015年5月18日，孙旭申请法院查封房产之后，自然导致案涉房产不能过户。如果，张杰、王一茗真的在5月11日签订了买卖合同，在5月18日之后，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受阻。要么会与原告协商，要么会诉到法院维权，事实上都没有。足见，张杰与王一茗是借贷关系，不是商品房买卖关系。3、2015年6月8日，原、被告均收到了法院发出的传票（被告张杰还收到了法院查封涉案房产民事裁定书）。但直到2015年7月28日之前，即50多天过去了。被告张杰，特别是王一茗根本没有在合理期限内向法院“主张权利”。特别是2015年7月28日，法院开庭时，王一茗在仍然没有缴交诉讼费，也没有提交购房资格证明等。因此，上诉人认为，被告张杰与第三人王一茗自称“5月1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5月14日支付了首期款”的陈述。完全是张杰与王一茗恶意串通的虚假陈述。本案张杰与王一茗的关系，仅仅是借款关系，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
其五、张杰与王一茗所谓的5月11日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完全是在本案7月28日开庭之前匆忙编造的一份假合同。张杰与王一茗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的约定，“若卖方（张杰）违约，卖方应将购房款返还买方”。这明显就是对5月14日借款关系的确认，根本不是卖房人的违约责任的约定。是张杰与王一茗把本案的应诉与参加诉讼当作赌博的一种约定。这么“奇异”的约定居然被法官视为正常。足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7月28日，在本案开庭时王一茗出现在法庭，原告孙旭感到非常突然，感到不正常，但法院认可王一茗可以出席法庭。为了本案不致于过份迟延审判，原告孙旭没有要求延期开庭。但事后了解到，王一茗在7月28日开庭时根本没有缴纳诉讼费。
其六、虽然7月28日王一茗还向法庭出具了一份《房屋移交证明》，上诉人认为，考虑到张杰与王一茗之间的密切关系，虚构一份《房屋移交证明》，当然轻而易举。显然该份《房屋移交证明》不应该作为房屋移交的证据采信。况且，开庭时被告张杰、王一茗除了提交《房屋移交证明》外，没有再提交任何其他证据，甚至连一把钥匙都没有当庭出示过。也没有依据所谓的合同约定“交房当日缴清水电管理费”。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即2015年5月8日，孙旭委托居间方已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日夜值守。张杰与王一茗也不可能实际移交。
以上事实列举与分析，完全摆明张杰与王一茗是恶意串通，处心积虑想阻碍合法有效之313合同的继续履行。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显然没有深入分析王一茗与张杰所提交的证据，没有深入分析事实与事实间的逻辑关系。一审最终作出所谓“一方二卖”、“交付使用”的事实认定，当然有误。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
本案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是不动产之交易，而不是动产或准不动产的交易。因此，在适用法律上首先要依据我国《合同法》及关于商品房买卖的相关司法解释。
（一）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上诉人注意到，一审判决已经适用以上规定，认定被告张杰的行为违背了作为交易一方的诚实信用准则。上诉人认为，法院既然作出了这一认定，那么依据该条，一审法院就应该直接判令被告（张杰）向原告（孙旭）履行合同义务即可。但一审判决既依法认定被告（张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又不判令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相反还支持被告（张杰）可以不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用判决的方式支持一个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显然，一审判决的结果背离了《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本意，扭曲了法律的正义性。
（二）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应予支持。上诉人认为，结合本案，一审法院本应当适用上述专门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的司法解释的精神，确认被告张杰与王一茗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因为，本案中被告张杰与王一茗恶意串通的事实非常明显。其一、被告张杰与王一茗之间是“借款”不是“购房款”。是借贷关系，不是购房关系。张杰与王一茗把“借款”自认为“购房款”显然就是恶意串通。其二、被告张杰与王一茗之间是朋友关系，是否移交钥匙，他们之间极为容易串通。但是从他们向法院递交的《证据》看，5月11日形成的《证据》就说明已于5月15日已经交付钥匙。这显然是弄虚作假、恶意串通。其三、被告张杰与王一茗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约定，“若卖方违约，卖方应将购房款返还买方”。这一约定，不仅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约定，而恰恰是，双方对先前借款偿还的确认。是被告张杰与王一茗恶意串通把借贷关系转换成房屋买卖关的证据。
综上，原审法院依法应该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确认被告张杰与王一茗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属恶意串通而无效。
（三）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0条作为依据。认定，原告与被告间《房产买卖合同》缺失了优先履行的基础，是王一茗具备优先履行条件。不仅认定事实有错误，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如前所述，一审判决“一房二卖”，“实际交付”是事实认定有误，前面已有陈述，此不赘述。上诉人注意到，司法解释，是关于动产交易时确认优先履行的准则，不适用不动产交易的本案优先履行的判定。具体讲：其一、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必须是前后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存续。本案中，后一个合同属恶意串通而无效。其二、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必须是谁交付使用在先。这里的交付，必须是实际交付而非观念交付。必须是占有与控制，而不是象征性交付。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实际交付，且占有使用与控制。其三、也是最为核心的。该司法解释，仅适用“动产”和“准不动产”的交付。本案是不动产交易，根本不适用该司法解释。原审错误的把不适用本案的司法解释用于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王一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1、请求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上诉人名下。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1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杰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将张杰名下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城34区××花园×栋×单元××房产转让给上诉人，总价款为458万元。签订买卖合同后3天内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240万元人民币购房款给被上诉人张杰。2015年5月14日，被上诉人张杰将鸿×花园2301房产交付上诉人。由于被上诉人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过户房屋给上诉人，至2015年7月份方才知道被上诉人张杰与张旭之间房产纠纷导致涉案房屋被查封无法过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上诉人申请参加了张杰与张旭之间的诉讼并请求要求将涉案房屋过户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张杰与张旭之间的纠纷不能侵害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并实际占有该房屋，且被上诉人张杰确认愿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上诉人名下。一审法院以房屋目前存在履行障碍，对于房屋确认转移至上诉人名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付是错误的。上诉人具备优先履行的条件，应当尊重卖房人张杰的意愿，确认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上诉人名下。对此，请求二审法院支付上诉人的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张杰针对两上诉人共同答辩称：被上诉人不存在孙旭所称的与王一茗存在恶意串通的说法，被上诉人与王一茗之间的合同是真实有效的，至于该房产最终如何判处，被上诉人尊重法院的判决。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中联地产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陈述意见。
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孙旭、上诉人王一茗均要求继续履行各自与被上诉人张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两上诉人的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孙旭与张杰之间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合同签订后，张杰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将房屋交付并过户给孙旭的义务，反而将涉案房产另行签订合同出售给王一茗，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除外。本案中，原审法院已查明张杰在与王一茗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后已将涉案房产交付给王一茗，即王一茗已经取得对涉案房产的占有，在此情况下孙旭的继续履行请求存在事实上的障碍。原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未予支持孙旭的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孙旭虽上诉主张张杰与王一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但孙旭仅以涉案房产大幅升值、张杰与王一茗有共同交往十余年的朋友以及对于张杰与王一茗之间的合同约定内容及具体履行等情况的推测性意见作为其上述主张成立的依据，并不能在证据上形成完整的链条；对于王一茗支付240万元房款的付款凭证备注内容，王一茗主张系其公司财务代为转账支付时因不清楚款项用途而误写，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也无法证明张杰与王一茗之间确为借款关系。因此，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本院对孙旭关于张杰与王一茗系恶意串通阻碍其合同履行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至于王一茗提出继续履行其与张杰之间《二手房买卖合同》的上诉请求，因涉案房产已经孙旭申请而被原审法院依法查封，目前不具备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王一茗名下的条件，合同存在履行障碍，故原审法院未予支持王一茗诉请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孙旭、上诉人王一茗就各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可另寻法律途径向被上诉人张杰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旭、上诉人王一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孙旭、王一茗各自负担各自所预交的部分。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作 洲
审 判 员 柯 云 宗
代理审判员 吴 春 泷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廖冉冉（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