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2152号
原告广州威尔曼药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沙河上元岗，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16号财富广场东塔16楼。
法定代表人孙明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军。
被告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301号23楼。
法定代表人张美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宇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上海东海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838号25楼A座。
法定代表人闻淼，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乐舟。
原告广州威尔曼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曼公司”）诉被告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评估公司”）、第三人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4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汪军、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宇澄、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唐乐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8年11月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联合经营上海东方制药厂合同》（以下简称“联营合同”），联营合资组建上海东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约定第三人以其下属东方制药厂（以下简称“东方厂”）的净资产作为投入，原告以现金出资。根据双方联营合意，第三人以其下属东方厂与被告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委托被告对第三人下属东方厂以“为联营提供作价依据”为评估目的、以“全部资产和负债”为评估范围、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资产评估，并约定“受托方（被告）应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的资产评估管理办法，采用正确的评估方法和必要的评估程序，按照约定的评估目的、范围和评估基准日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被告对第三人下属东方厂的资产评估后，于1999年8月18日同一天、同一评估基准日就同一评估对象出具了两个版本的编号同为“信资评报字（1999）第41号”的评估报告书，其中一份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净资产为8，912，607.62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以下简称“891万评估报告”）］，另一份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净资产为12，406，607.62元（以下简称“1，240万评估报告”）。两个版本的报告不仅有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评估差别，还有“总资产评估价值”、“负债的评估价值”及“较账面净资产值增加和增值率”等方面的评估差，两个评估报告均由被告盖章后交给委托人即本案第三人及其下属东方厂，致使第三人及其下属东方厂得以将891万评估报告送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另一份1，240万评估报告送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确认，使得两个版本的报告均被“有效”利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上海市工商局”）根据东方厂提交的报告确认第三人下属东方厂净资产评估额为891.26万元，作价出资888万元，并以此为据签发东方公司营业执照。而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则根据东方厂提交的另一份报告出具了《关于上海东方制药厂拟联营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的确认通知》（沪评审（1999）713号），确认第三方下属东方厂净资产值为12，406，607.62元。面对被告出具的两份“鸳鸯报告”，原告知晓的仅是1，240万评估报告，并据此于1999年8月31日前向东方公司投入888万，而对另一份评估报告并不知情，直到由于被告的虚假评估报告导致因第三人出资不实而造成东方公司破产，原告才知晓此事。被告向上海市资产评估中心提交的报告中，东方厂的24，9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价值是包含在内，而在提交上海市工商局的报告中，却剔除了土地价值。被告为了帮助第三人及其下属东方厂造假以骗取原告投资，违背职业操守和法律法规，作出了虚假评估报告。正是由于被告提交的虚假资产评估报告，成为东方公司破产的直接的、严重的因素之一，在原告获悉被告所出具的虚假资产评估报告时想撤资已经无力回天，原告因陷入被告虚假评估报告的骗局，投资的888万元现已损失殆尽。据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因出具虚假资产评估报告造成的原告经济损失888万元。
被告辩称：第一，（2005）徐民一（民）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书、（200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3156号民事判决书均未认定被告有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行为。第二，被告在对东方厂项目进行资产评估的过程中没有过错。资产评估机构对一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时，根据国资委的意见、要求进行修改并造成修改前后评估结果不一致是完全正常的。第三，被告与原告并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被告系受东方厂及其上级单位即本案第三人的委托而进行资产评估的，被告完全履行了评估业务约定书，且委托方是认可并给予确认的。第四，原告出资成立东方公司与被告出具1，240万评估报告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原告在东方公司的出资早在1999年1月7日业已完成，被告与委托人于1999年2月方签订业务约定书。第五，原告提起本案之诉已过诉讼时效。陆某亦是经原告授权办理东方公司工商登记手续的代理人，原告对先后形成两份评估报告完全明知、应知。综上，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第一，根据第三人与原告签署的联营合同、东方公司章程的约定，原告向东方公司投入888万元资本金，是其履行东方公司股东应尽的义务，原告不存在被骗出资。双方签署的联营合同、章程并未约定土地必须作为投资投入东方公司。土地亦有可能作为投资，前提条件是原告追加投资或者出资比例，但由于其既不肯追加投资，又不肯追加投资比例，故土地并未作为投资投入东方公司。第二，被告因尊重投资双方的投资约定，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确实出具了两份编号一致的资产评估报告，但这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关联性。原告的损失是因东方公司破产所致。东方公司系因经营管理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与债权人不能达成和解协议而被法院宣告破产，且原告对东方公司的破产负有重大责任，东方公司破产与第三人是否出资不实不存在任何关联性。综上，第三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8年11月5日，原告威尔曼公司与第三人海博公司签订联营合同，约定：双方联合经营上海东方制药厂；联营企业注册资本为1，776万元，原告、第三人各认缴出资额888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50%；第三人以其下属东方厂截止1998年9月30日的净资产作为投入，并在1998年12月31日时净资产不少于888万元，少应补足，多则退出；原告应出资的888万元系以提供一只注射用粉针新品和一只片剂新品的国家新药证书、全部技术和生产经营权，折合250万元，另投入现金638万元（原告已于1998年8月5日到位现金260万元，该合同签约后3个月再到位现金378万元）；联营期限为20年，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联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以企业的注册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双方实物、无形资产和资金到位后，由联营企业委托中介机构给投资双方出具验资报告；等等。
1999年2月8日，东方厂就联营项目向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申请资产评估立项登记。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于同年3月15日同意立项登记。
1999年2月10日，东方厂与被告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以下简称“评估约定书”），载明，评估目的：为联营提供作价依据，评估范围：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受托方（被告）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的资产评估管理办法，采用正确的评估方法和必要的评估程序，按照约定的评估目的、范围和评估基准日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等内容。同年3月29日，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就东方厂拟联营资产评估立项事宜在通过初审后请示财政部批复。同年6月3日，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根据东方厂的委托出具沪房地师估（1999）估字第181号土地估价报告。同年8月2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以沪房地字（1999）0508号“关于对上海东方制药厂土地资产评估结果及处置方案的批复”同意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所作的评估报告。同年8月18日，被告同日作出两份信资评报字（1999）第41号《关于上海东方制药厂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书》，其中一份评估报告载明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0元，净资产值为8，912，607.62元（未包含24，9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价值），即原告所述的891万评估报告；另一份评估报告载明土地使用权497万元，净资产值为12，406，607.62元（包含24，9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价值），即原告所述的1，240万评估报告。两份报告在总资产评估价值、负债的评估价值及较账面净资产值增加和增值率等亦有不同。
1999年3月1日，原告、第三人签订《上海东方制药有限公司章程》，约定：按照双方于1998年11月5日签订的联合经营东方公司（原名东方厂）合同，制定该章程；该合营公司名称为东方公司，注册资本为1，776万元，由原告和第三人各认缴出资888万元，各占东方公司注册资本50%；第三人以东方厂1998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投入，原告以现金投入；双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期限缴清各自出资额；原告以现金作为出资额，第三人以净资产为出资额，均须经由东方公司聘请的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出具验资报告；合营期限为20年，自1999年1月1日起计算；等等。
1999年9月6日，上海南汇审计事务所出具南审事验（99）352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及附件载明：截止1998年8月31日，东方公司实际收到第三人和原告投入的资本合计1，776万元；其中第三人以东方厂截至1998年12月31日经评估后的并经双方商定的净资产888万元投入，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50%，原告以现汇888万元投入，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50%；第三人投入的净资产888万元系经评估，详见891万评估报告；原告投入的货币资金888万元，详见东方厂银行进账单、记账凭证及其证明；原告现汇投入的888万元分别为1998年8月5日汇入东方厂银行账户的260万元和1999年1月4日汇入东方厂银行账户的628万元；等等。
1999年9月8日，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确认东方厂1998年12月31日净资产评估值为8，912，607.62元。
1999年9月26日，原告、第三人签订“债权、债务承诺书”，载明由原告、第三人共同出资组建东方公司；由第三人下属东方厂截止1998年12月31日的整体资产作为股份投入等内容。同年9月28日，原告出具委托书，载明：“兹委托上海东方制药厂代表广州威尔曼药业有限公司办理上海东方制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等手续”。同日，第三人与原告共同出具股东共同委托书，载明：“兹委托上海东方制药厂陆某同志代表上海东海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威尔曼药业有限公司办理合资经营上海东方制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等手续”。
1999年10月25日，东方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批准设立，注册资本为1，776万元，原告和第三人各出资888万元。
1999年11月18日，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发出沪评审（1999）713号“关于上海东方制药厂拟联营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的确认通知”（以下简称“沪评审（1999）713号通知”），载明，收悉东方厂的资产评估确认申请表和上海立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1999）第41号），该评估报告结论为东方厂净资产12，406，607.62元，该结果仅在评估报告设立的前提条件下成立；同意在该资产评估的结果予以确认；本确认仅表示我中心对评估结果的确认，并不代表我中心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进行审批，也不能代替须由国家规定的部门按程序对该经济行为进行审批等内容。
2000年5月8日，东方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董事何某在会上提出“东方药厂的土地权证要办出来”，以解决土地产权不清晰的问题。同年6月7日，东方公司召开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决议由第三人力争将房地产权证尽快办到东方公司名下，办证所需费用由股东双方等额追加投资或由第三人投资同时相应调整投资比例。同年12月28日，东方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会上提出“现在只有交出让金，迅速办出权证”。2003年4月14日，第三人名称由“上海东海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同月23日，东方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为加强企业管理，清晰资产关系，经董事会商议，决定本公司老厂区三街坊七丘的土地使用权由划拨变更为出让方式获取。责令本公司办公室协同第三人统一申办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同月29日，第三人与原告就原告受让第三人在东方公司20%股权的协议书中的有关问题签订备忘录，其中约定：“沪国用﹤农场﹥字第100026号”国土使用证上所载的29.139亩土地由第三人负责在《股份转让协议书》生效后六个月内（不可抗力除外）将房屋、土地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办理到东方公司名下，列入本次股份转让评估范围，原告予以配合；办理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经友好协商，第三人愿多承担30%，合计承担80%，原告承担20%；等等。其后，上述《股份转让协议书》和备忘录均未履行。
另查明：2005年6月29日，上海市原南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汇法院”）受理了东方公司破产还债一案，并于同年7月19日作出（2005）汇民二（商）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被申请人东方公司经营管理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且与债权人不能达成和解协议，应当宣告破产，裁定宣告东方公司破产。威尔曼公司、东方公司不服该裁定，申请再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2005）沪一中破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再审申请人东方公司已经符合破产宣告条件，原审法院就此作出的裁定正确，驳回威尔曼公司与东方公司的再审申请。
2005年7月1日，南汇法院立案受理原告起诉第三人出资纠纷一案。本案中，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第三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立即办理“沪国用（农场）字第100026号和1000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24，910平方米国有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出让手续（50年工业用地）以及上述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权证转移登记归属东方公司的事项；2.立即办理沪房汇字第01348号《房屋所有权证》所载房屋（面积为5，276平方米）的所有权证转移登记归属东方公司的事项。2008年3月21日，南汇法院作出（2005）汇民二（商）初字5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在联合经营东方厂合同中曾约定，“少应补足，多则退出”，虽然在之后的章程中未再提出这一内容，但第三人作为东方公司的股东依法只需按照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认缴出资额承担实缴义务，不计系争两块土地使用权价值的1998年12月31日东方厂净资产已高于第三人认缴额，故第三人无需为系争两块土地使用权不能通过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权属转移登记而为东方公司资产的问题承担资本充实责任；同时，第三人01348号房屋权证项下房屋所有权评估价值部分存在出资不足的违约行为，第三人应在实缴出资额与认缴出资额的差额部分范围内向东方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该补充赔偿责任不属本案处理范围，可由包括原告在内的权利人另行主张解决。原告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同年5月20日，一中院作出了（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22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起诉，维持原判。
2008年6月5日，南汇法院（后并入浦东法院）立案受理原告起诉海博公司、东方公司破产清算组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案中，原告认为海博公司对01348号房屋权证项下房屋所有权评估价值部分（金额为192.77万元）存在出资不足的违约行为，原告请求法院判令：海博公司立即补交192.77万元投资款至东方公司（上海清算事务所）并向东方公司支付逾期利息114.14万元。2009年12月12日，浦东法院作出（2008）汇民二（商）初字第85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海博公司应补缴出资款192.77万元，并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
2012年8月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立案受理原告起诉第三人股东出资纠纷的一案。本案中，原告认为由于第三人在联营合同中存在出资不足的重大违约行为，最后导致原告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请求判令第三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916，598.66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同年12月25日，浦东法院作出（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24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主张的14，916，598.66元经济损失，是由其向东方公司的出资款项888万元和其拥有的东方公司债权6，036，598.66元两部分组成。债权与原告主张的被告出资不足无关，另外888万元的性质是原告作为股东应认缴的出资额，是原告应尽的出资义务，即使按照原告主张其投资因东方公司破产而损失殆尽，原告也不能证明东方公司的破产与第三人是否出资不足有关联性。综上，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且不能证明其经济损失的存在，故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请。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3月27日，一中院作出了（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起诉，维持原判。嗣后，原告又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2013）沪高民二（商）申字第3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
还查明：2007年7月11日、2008年12月4日，原告先后两次寄送《关于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他人出具虚假资产评估报告导致另一方资产严重受损应予承担赔偿责任的函》（以下简称“赔偿函”）致被告。2008年12月11日，被告律师寄送《律师函》致原告，载明：原告所称（2005）徐民一（民）初字第762号判决书及（200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3156号判决书认定被告出具虚假资产评估报告的事实不存在；请原告立即停止对被告的无端指责；等等。2010年11月30日、2012年5月7日，原告又先后两次寄送赔偿函致被告。上述四份赔偿函均载明：由于被告将两份虚假资产评估报告全部提供给委托人，委托人将其全部“有效”利用，骗得原告信任，导致原告先后投入了近贰仟万元进入东方公司；同样由于被告提交的虚假资产评估报告，最终成为东方公司破产的直接的、严重的因素之一；在原告获悉被告所出具的虚假资产评估报告时想再撤资已经回天乏力，原告因陷入被告虚假评估报告的骗局，投资的近贰仟万元现在已经损失殆尽；等等。
以上事实，除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外，另有原告提供的东方公司营业执照、《上海东方制药有限公司章程》、信会师报字（99）第20014号审计报告、沪房地师估（1999）估字第181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约定书、信资评报字（1999）第41号资产评估报告两份、资产评估委托方承诺函、南审事验（99）352号验资报告、委托书、股东共同委托书、沪评审（1999）713号通知、东方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及补充说明、（2005）汇民二（商）初字第524号民事判决书、（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228号民事判决书、（2005）汇民二（商）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2005）沪一中破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2008）汇民二（商）初字第854号民事判决书、四份赔偿函及律师函，被告提供的上海市资产评估立项登记、确认申请表、沪房地资（1999）0508号批复、核发《营业执照》通知单，第三人提供的联营合同、（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2410号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2013）沪高民二（商）申字第310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为证。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也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均予采信。
原告提供的董事会议记录、董事会议纪要、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股份转让协议书》、备忘录，被告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然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鉴于上述证据均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形成的，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原告提供的联营合同系复印件，欲证明被告对东方厂进行资产评估的基础原因，即因签订了联营合同；同时，为确定联营的验资依据，需要进行净资产评估。因被告和第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单方面划去合同第六条中“多则退出”四字，留存在工商局的联营合同应当是“少应补足，多则退出”。本院采信经过工商备案的该合同文本，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原告提供的（2005）徐民一（民）初字第762号民事判决书、（200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3156号民事判决书、“假资产评估瞒天过海，海博股份土地权属藏猫腻”文章、电话录音（整理篇）、借条等证据，被告、第三人对其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证后采纳被告、第三人的意见，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并非被告的合同当事人，被告向原告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须基于侵权责任的成立。侵权责任分为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承担特殊侵权责任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本案显然不属于特殊侵权责任的类型。一般侵权责任须同时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要件。
对于原告诉请主张的888万元出资损失与被告出具两份评估报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院认为，两者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主张第三人以1，240万元评估报告诱骗其出资888万元的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联营合同及东方公司章程均约定，原告、第三人各认缴出资888万元，其中第三人以其下属东方厂截止1998年9月30日的净资产作为投入，并在1998年12月31日时净资产不少于888万元，少应补足，多则退出。而原告实际出资888万元，即便被告出具的评估报告对东方厂净资产的评估结论高于888万元，在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同意将东方厂1，240万净资产折价为888万元的前提下，按照上述“少应补足，多则退出”的约定，原告也无权主张超出部分的净资产纳入第三人888万元出资范围之内。其次，原告主张的888万元经济损失系东方公司破产所致，该损失完全是因东方公司自身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产生，与被告无涉。再者，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原告早在1999年1月业已完成出资，而被告与东方厂签订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是在1999年2月，嗣后，被告才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了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故原告并不是基于诉争1，240万元评估报告而进行的出资。综上，被告针对同一事项出具两份内容不同的评估报告与原告诉请的888万元经济损失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诉请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对于原告诉请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如果原告的损失系因东方公司破产所导致，则其损失与被告出具两份报告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如果原告的损失系因被第三人诱骗出资而产生，则该损失的发生时间应为1999年10月25日东方公司设立之日。鉴于1，240万评估报告与891万元评估报告的区别在于1，240万评估报告将双方系争土地的价值纳入了其中。而原告主张的诱骗出资事实成立的前提是原告在出资时确信第三人888万元出资包含了上述争议土地的价值，换而言之，原告出资时应当确信被告出具的评估报告已将争议土地的价值纳入第三人888万元出资之中。再根据本案现有事实，无论是原告委托代理人办理东方公司工商设立事项之时还是原告委派人员参与东方公司董事会会议之时，原告均在当时即已知晓上述争议土地并未作为第三人的出资，即原告在当时已明知被告评估报告未将争议土地的价值纳入第三人888万元出资之中，故本院认定原告在2003年前即应当知道被告出具两份评估报告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原告就此却未在法定期间内向被告提出相应主张，故本院确认原告在本案的诉请亦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据此，本院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威尔曼药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73，96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嘉骏
人民陪审员 潘艳虹
人民陪审员 赵志强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曾舟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