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闵民五（民）初字第955号
原告宋文莘，男，194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原告朱茵，女，1958年5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代理人宋文莘，男。
被告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
负责人鲍培伦，主任。
委托代理人耿士成，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敏涛，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文莘、朱茵与被告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信所）抵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周颖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文莘（同时作为原告朱茵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恒信所的负责人鲍培伦以及委托代理人陈敏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文莘、朱茵共同诉称，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宋文莘系被告的专职律师。2011年初，原告宋文莘因故调离被告律所，被告提出了有未了事宜在近期内无法完成，要求原告宋文莘以房地产进行抵押担保，原告宋文莘同意。2011年1月12日，签订了第一份《抵押担保协议书》，后至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抵押登记，该交易中心告知不符合办理抵押登记的条件。被告告知原告宋文莘，不办理房地产抵押就不能调离。2011年3月15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和第二份《抵押担保协议书》。然，第二份《抵押担保协议书》的内容是虚假、不真实的。原告宋文莘为了尽快离开被告，违心地签订了该协议书，并在2011年4月12日办理了房屋抵押权登记，在抵押登记证明上载明了虚假的事实，即债权数额250万元（人民币，下同），债务履行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
两原告认为，被告为了达到能将两原告房地产予以抵押登记，虚构了对原告宋文莘具有250万元债权的事实，以合法形式骗过了登记机关的审查，违反法律规定。故两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确认原、被告在2011年4月12日办理的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房地产抵押登记无效并予以撤销该抵押登记手续。
被告恒信所辩称，一、抵押权登记手续源于原、被告签订的《抵押担保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合同是原告宋文莘与被告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相关协议均是签约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所谓为了尽快离开被告故而违心签订协议书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原告宋文莘已到法定退休年龄，离开被告不存在障碍。二、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主合同的内容是真实的，《抵押担保协议书》的内容也是真实的。事实概括如下：被告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所辖律师执业机构。原告宋文莘系被告单位的合伙人、律师，与原告朱茵为夫妻关系。因原告宋文莘违反“禁止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代理’的规定”，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于2010年3月29日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宋文莘“停止执业三个月、没收违法所得243.50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宋文莘“双方代理”共收取律师费487万元进入被告账户，其中50%即243.50万元由其直接提成，另50%即243.50万元由其以办案费报销和年终分红形式、抵扣其个人需承担的税费成本，逐次至年底结算而取得，被告分文未留。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计算时将前50%作为其个人所得，后50%作为单位所得。2010年末，原告宋文莘提出离开被告单位，因其从事“双方代理”的缘故导致被告被诉至法院、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立案调查的事项尚未处理完毕等。原告宋文莘与被告遂于2011年1月12日就其离所事项签订《协议书》，确认了被告被投诉时间的处理结论一旦明确，如有履行内容（即被告被确定需承担……收缴、没收、罚款等任何形式的支出）的，原告宋文莘应在履行期限内先将相应资金交付被告，如原告宋文莘未能遵照上述规定导致的逾期履行的经济责任或／和造成的被告先行支出的经济损失（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概由原告宋文莘承担。2012年9月1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对原告宋文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处罚理由和结果为：“……恒信所在宋文莘双方代理中共收取……487万元，其中宋文莘直接提成243.50万元，其余243.50万元由恒信所留存后根据恒信所章程、合伙协议等规定作相应处置。……虽然宋文莘利用担任恒信所副主任的便利实施违法行为，恒信所的宋文莘被投诉后积极配合调查并进行了整改，但宋文莘的双方代理行为情节严重，违法所得数额巨大，说明恒信所管理混乱，在办案审查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未能防止宋文莘违约行为的发生……。给予……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243.5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规定自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缴纳。2011年1月12日《协议书》约定原告宋文莘需承担经济责任的条件现已成就，但其拒不按约履行义务。其间，没有如两原告所称虚假、不真实的情况。四、关于原、被告之间就2011年1月12日的《协议书》发生的“其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终审裁判，该案判决宋文莘应支付恒信所243.5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朱茵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被告恒信所认为，2011年1月12日的《协议书》以及两份《抵押担保协议书》均是签约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综上，被告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宋文莘原为被告恒信所合伙人之一，现已转所。原告宋文莘与原告朱茵系夫妻关系。
2011年1月12日，原告宋文莘、朱茵（共同作为甲方、抵押担保人，其中原告宋文莘为甲方1，原告朱茵为甲方2）与被告恒信所（作为乙方、抵押权人）签订《抵押担保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1原系乙方单位合伙人、律师，现甲方1离开乙方单位，尚有未了事宜在近期内无法完成，甲方1、2愿以自己名下的座落于上海市XX路XXX弄XXX号房产抵押给乙方，为甲方1可能承担的经济责任进行担保，待双方书面确认未了事宜均已完成，解除抵押担保。”
2011年3月15日，原告宋文莘、朱茵（共同作为甲方、抵押担保人，其中原告宋文莘为甲方1，原告朱茵为甲方2）与被告恒信所（作为乙方、抵押权人）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根据甲方1和乙方2011年1月12日的《协议书》、甲方和乙方2011年1月12日的《抵押担保协议书》的约定，双方曾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受理部门认为原《抵押担保协议书》不符合抵押登记手续的格式，其要求明确债务金额等。根据甲方1和乙方《协议书》内容以及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具体情况，补充协议：一、甲方1在被诉、被投诉（均包括以事务所名义）等事宜未处理完毕前，可能使事务所支出的费用设定为甲方1的欠款，金额设定为人民币250万元；二、上述设定的钱款金额最终均以处理完毕后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多增少减，如未发生则视为该设定的欠款全额消除；三、按本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双方重新签订《抵押担保协议书》，以完成抵押登记手续。”
同日，原告宋文莘、朱茵（共同作为甲方、抵押担保人，其中原告宋文莘为甲方1，原告朱茵为甲方2）与被告恒信所（作为乙方、抵押权人）根据上述《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重新签订了《抵押担保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1原系乙方单位合伙人、律师，现甲方1离开乙方单位，尚欠乙方人民币250万元未结清，甲方1、2愿以自己名下的座落于上海市XX路XXX弄XXX号房产抵押给乙方，为甲方1承担的还款责任进行担保，待双方书面确认欠款事宜已消除，随后解除抵押担保。”
根据登记日期为2011年4月12日、登记证明号为闵XXXXXXXXXXXX号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抵押权登记）记载，位于上海市XX路XXX弄XXX号房屋的抵押权人被告恒信所，债权数额为25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
另查明，关于原告宋文莘在被告恒信所执业期间，因原告宋文莘的双方代理行为致被告恒信所受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行政处罚、没收被告恒信所违法所得243.50万元的事实，因对于上述243.50万元钱款是否应由两原告承担，双方发生争议，遂成讼。该案［案号为XX闵民一（民）再重字第XX号］经本院依法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3月2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以下简称浦东司法局）作出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宋文莘在恒信律所执业期间，于2001年2月21日，在上海市A有限公司诉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担任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律师，除代理一审外，代理权限还包括申请执行。2001年7月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偿付上海市A有限公司工程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3，190，000余元及利息。该案执行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上海市A有限公司发放债权凭证。2003年4月28日，宋文莘担任上海市A有限公司申请对原案件恢复执行的代理人，并代理了此后对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程序。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强制拍卖，上海市A有限公司受偿了7，300，000元欠款，宋文莘从上海市A有限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中获得了935，000元业务提成。2005年9月20日，宋文莘与上海市A有限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执行代理人。
上述决定书另查明，宋文莘在恒信律所执业期间，于2003年4月1日，在中国C工程局诉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担任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律师，除代理一审外，代理权限还包括申请执行。2003年5月1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偿付中国C工程局工程款13，430，000余元及利息。2003年8月30日，宋文莘担任中国C工程局申请对原案件执行的代理人，并代理了此后对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程序。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强制拍卖，中国C工程局受偿了8，600，000元欠款，宋文莘从中国C工程局支付的律师费中获得了1，500，000元业务提成。
浦东司法局认为，宋文莘在案件代理过程中违反律师法关于双方代理的禁止性规定，其违法行为在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以内，因宋文莘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律师法修订之前，贯彻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作出给予宋文莘停止执业三个月，没收违法所得2，43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宋文莘提出行政复议，上海市司法局作出维持决定。宋文莘针对该复议决定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一、二审，均驳回宋文莘的起诉。2010年12月27日，宋文莘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案亦经一、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7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浦东司法局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内容。
2010年12月27日，恒信律所各合伙人作出合伙人会议决议，该决议就各合伙人及办理退休手续后在合伙人登记手续中尚未被注销的成员离所（包括转所）或（和）因其从事具体业务的缘故导致该所被诉（于法院、仲裁机构）、被投诉（至行政、管理机构）的处置之相关事项作出了规定。该决议第二条规定，离所律师离所后，仍对自己及助手经办的具体业务产生的问题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责任），包括在离所后才发现的问题。
2011年1月12日，恒信律所与宋文莘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第一、二项约定，因司法行政机关曾认定宋文莘双方代理违法所得是该业务收费的50%，因此投诉人认为另50%为恒信律所违法所得，并以该50%为投诉恒信律所涉及的金额，事实上投诉所称双方代理违法所得的业务收费中：50%以工资形式直接划入宋文莘账户内，20%以办案包干费报销形式由宋文莘取得，另30%除宋文莘需承担的税费外，扣除宋文莘需承担的年度定额成本费用（即按人头，非按业务收费金额承担的成本费用），余额以分红形式由宋文莘收入，隔年度发放的相应金额的财政补贴也已归入宋文莘收入。恒信律所上述被诉、被投诉事件的处理一旦明确，如有履行内容（即恒信律所被确定需承担包括退款、返还、赔偿、支付违约金、收缴、没收、罚款等任何形式的支出）的，宋文莘应在履行期限内先将相应资金交付恒信律所。该协议书另对双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诉讼中，宋文莘确认涉案双方代理所得律师费，在扣除相关的税费及成本之后，余额其均已收到。
2012年9月11日，浦东司法局作出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宋文莘在恒信律所执业期间，于2001年2月21日在XX沪一中民初字第XX号上海市A有限公司诉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担任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包括申请执行。2003年4月28日，宋文莘又担任该案上海市A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此后对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上海市A有限公司向恒信律所支付1，870，000元律师费。宋文莘又于2003年4月1日在XX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XX号中国C工程局诉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担任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包括申请执行。2003年8月30日，宋文莘又担任该案中国C工程局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此后对上海B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中国C工程局向恒信律所支付3，000，000元律师费。恒信律所在宋文莘双方代理中共收取上海市A有限公司和中国C工程局4，870，000元，其中宋文莘直接提成2，435，000元，其余2，435，000元由恒信律所留存后根据章程、合伙协议等规定作相应处置。
浦东司法局认为，宋文莘利用担任恒信律所副主任的便利实施违法行为，恒信律所在宋文莘被投诉后积极配合调查并进行整改，但宋文莘的双方代理行为情节严重，违法所得数额巨大，说明恒信律所管理混乱，在办案审查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未能防止宋文莘违法行为的发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应予处罚。并依据《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给予恒信律所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2，435，000元的行政处罚。上述没收款项应当自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至代收机构。恒信律所随即将该处罚情况告知宋文莘，但宋文莘未将款项交付给恒信律所。恒信律所对该行政处罚决定未申请复议，亦未提起行政诉讼。
2013年5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浦东司法局于2012年9月11日作出的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
2014年4月10日，恒信律所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支付执行款2，435，000元。”
上述XX闵民一（民）再重字第XX号案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宋文莘原系恒信律所的普通合伙人之一，在执业过程中进行双方代理的违法行为，致恒信律所被没收违法所得2，435，000元，该款实质上系宋文莘违法代理行为所收取的部分律师费，在扣除相关税、费后，余款已由宋文莘领取。鉴于此，恒信律所与宋文莘签订协议书，对系争2，435，000元的交付等事项作出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故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现宋文莘至今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将系争2，435，000元交付恒信律所，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恒信律所要求宋文莘支付2，435，000元之诉请应予支持。虽宋文莘未向恒信律所支付约定款项，但恒信律所已于2014年4月10日向相关强制执行机关缴付了2，435，000元，宋文莘的违约行为已造成恒信律所利息损失，故恒信律所要求宋文莘支付以2，435，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0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由于涉案2，435，000元系宋文莘和朱茵的夫妻共同债务，由该债务产生的利息损失理应亦认定为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法院遂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判决，判决主文为：“一、宋文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信律所款项2，435，000元；二、宋文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信律所以款项2，435，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朱茵对宋文莘按照上述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已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案号为XX沪一中民一（民）再终字第XX号］，法律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至今，两原告尚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债务。
庭审中，原、被告共同确认，对于双方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抵押担保协议书》的真实性，原、被告均无异议。
以上事实，由两原告提供的原、被告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抵押担保协议书》、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及《抵押担保协议书》，被告提供的XX闵民一（民）再重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XX沪一中民一（民）再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为证。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
关于两原告提供的位于上海市XX路XXX号XXX幢XXX号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两原告以此证明被告在他案诉讼中已经查封了两原告的另处房屋，因该项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效力不作认定。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1年期间先后签订了两份《抵押担保协议书》，现双方对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抵押担保协议书》的效力予以确认，而对同年3月15日签订的《抵押担保协议书》的效力持有争议。两原告认为，《抵押担保协议书》所记载的250万元的债权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签订该协议书是为合法形式欺骗登记机关获得抵押登记，故应认定为无效。被告认为，2011年1月12日的《协议书》以及双方签订的两份《抵押担保协议书》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认为，生效判决文书已经认定，关于原告宋文莘在被告恒信所执业期间，因原告宋文莘的双方代理行为，致被告恒信所受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行政处罚、没收被告恒信所违法所得243.50万元，该笔钱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应由原告宋文莘承担，原告朱茵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本案中，原、被告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抵押担保协议书》的目的正是对原告宋文莘离开被告恒信所后、对其在执业期间所产生的、可能需由其承担的债务进行的抵押担保，该债务是将来或有的、具有履行内容的债务。双方之所以于2011年3月15日再次签订《抵押担保协议书》的原因在于，为满足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之需要，必须设定一个确定的债务金额，双方由此设定为250万元，该意思表示亦是双方共同作出。故双方于2011年3月15日的《抵押担保协议书》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抵押担保协议书》是互为关联、不可割裂的。现生效判决又最终确认了原告宋文莘对被告恒信所所负债务的具体金额，故本院认为，两原告所主张的抵押担保的债务为虚假的、不真实的债务之事实并不存在。同时，两原告又未举证证明双方所签之抵押担保协议书存在合同法所规定的任一一种致合同无效之情形，故本院确认双方于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抵押担保协议书》当属真实有效。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认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宋文莘、朱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0元，由被告宋文莘、朱茵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代理审判员 周 颖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佳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