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62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璨,女,198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贵军，广东万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云泳，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艳,女,198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华，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璨因与被上诉人龚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9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龚艳返还投资款项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利息6%支付）；2.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龚艳承担；3.要求追加李某和刘晶作为第三人或者被告。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上有错误，足以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一、一审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余璨虽然有投资意愿，但该投资意愿是在明确知道有保本的前提下的投资意愿。龚艳在收钱时没有代为投资的意思，投资以后所有的信息均来源于龚艳，并且在微信记录和庭审过程中，无法说明钱款的流向，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和其他在案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在诉讼前后的诸多言行违背常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从投资关系合意形成过程来看，投资合同存在虚假的可能。余璨与龚艳对投资法律关系的要约与承诺的细节事实陈述不清，尤其是受托人龚艳承诺一定保本，而且反复保证代持股人李某投资经验丰富，并且与龚艳有很好的关系，并告知说李某有货物在龚艳仓库质押，有足够的防风险资本，并且在后面的沟通中也多处承诺，上市以后就没有风险了，而且没有上市还可以全款退回，才使余璨深信不疑。余璨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收入每月都在10000元内，作为一笔三十万元的投资，是远远超出个人能力的，为了筹这笔钱，当时还抵押了全家人凑钱买的房子从银行申请了贷款，并且龚艳对抵押贷款事宜完全知情。如果没有保底的承诺，不可能轻易抵押房产贷款来进行投入。而龚艳在事后只承认自己把钱投给了李某，就完成了自己受托人的义务，对整个投资情形陈述不清，于理不合。在整个过程中，余璨与李某都根本不互相认识和了解，完全由龚艳在其中操作和传达所有信息。第二，委托投资关系本身来看，投资行为不存在。委托投资合同是一个无名合同，可以参照委托合同和理财合同的权利义务来处理，作为合同的代理人，有忠实勤勉的义务，如果自己也有投资的话，必须要把自己的投资与代投资作区分，这在理财合同中是严厉禁止的，就是为了避免受托人发生损害委托人的事。而在本案中，双方确认余璨投资的意思是要李某代持，受托人应当向代持人直接披露委托人的存在，才能退出合同关系，完成委托人的责任。直至李某出庭作证之日，李某仍然只承认收到过刘晶的投资款。这就说明，李某事实上能确认的只是与龚艳、刘晶夫妇发生过代持行为，这笔投资其实就是龚艳、刘晶夫妇的投资，余璨的30万元投资款是其夫妇二人拿来套现的手段。第三，从现有证据来看，据以认定的事实不清，只有补签的合同和李某口头承认收到刘晶的80万元。现有资金的流向根本无法证明龚艳收到余璨的钱，是自己收了，还是给了刘晶代为隐名持股。即这80万元是否应归结为龚艳、刘晶夫妇与李某之间的投资行为，还是包含了余璨的投资，投资的时候是以多少钱一股，有多少风险，股票的随时变动情况，刘晶是否清楚，是否行使了隐名股东的权利，在后期的沟通中是否有如实向委托人反馈，均是未经查明的。第四，从转款的时间上看，余璨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龚艳的自述及其提交的资料表明，双方自2015年5月开始发生了代为投资委托关系，李某已经于2015年5月29日将所有投资全部转到公司账户。而龚艳称其老公刘晶已经于2015年5月转账到李某名下，但提供的一个无名转账记录却在当年的6月、7月以后陆续转账到李某名下，这笔款项与投资款没有关系，后面的转账款明显是一个套现行为。第五，补签的《委托投资协议》，实属是余璨的无奈之举。一审判决据以认定的证据为补签的《委托投资协议》，该协议是2017年4月补充签署的，当时余璨基于龚艳的保本的引导下，在要求将股权兑现一直未能实现后，要求龚艳起诉李某返还本金。龚艳以“李某也不懂新三板操作，起诉的话我们的资金会被冻结”为理由拒绝。迫于余璨要求如约套现的压力，龚艳才同意签署一份类似合同性质的文件来证明龚艳已收余璨三十万元的事实。合同由龚艳要求余璨拟定初稿，龚艳自己加以修正，双方确认后签署。合同签订之前，余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有三十万元交给龚艳了，因为其中有一笔是请别人代付的，同时也以为日后没有合同什么也证明不了，并不十分清楚其中法律关系。在2017年开始，龚艳有很多说辞不一致，余璨于2017年5月17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起诉的前提是余璨当初因信任朋友的各种风险保障而投资，但事实并未能如约履行。因对方远在上海，余璨并不认识股份持有人李某，同时也不知道对方具体在什么地方。在龚艳不愿起诉李某，也从未提供投资汇款流水的情况下，余璨只能起诉龚艳要求返还。二、余璨认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到案件正确判决。余璨以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起诉，案号（2017）粤0113民初4026号，期间6月和10月开庭两次，事实仍未查清，余璨曾申请追加刘晶和李某为被告，该案法官称审限已到，当事人只好撤诉。之后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以普通程序审理，但仍然是同一法官，仍然没有同意追加李某和刘晶。余璨将投资款给了龚艳以后，就不清楚钱的去向了。龚艳在转款给李某后，声称在5月29日前帮余璨垫付了缺的几万尾款（事实上余璨5月只有22万元现金，缺口为8万元），取得余璨信任和感激，而自始至终并未向余璨出示过任何转账流水。龚艳直至上庭才出示了一份截取了几页的流水作为自己出资的证明，并且其在法庭出示的流水也并非如其所述是于5月29日前，也就是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公司）股权变更前汇入的。因期间所有的沟通都与事实不一致，余璨提出过要求出示全部流水，但一审法院并未予以支持。余璨曾申请追加刘晶和李某为被告，一审法院也均未同意。三、这是一个典型的“原始股”投资的骗局，余璨在被骗支付款项之后，实际上根本无法对自己的财产行使任何的权利。从客观的角度看，2015年4月，余璨作为一个工薪阶层，基于对中学同学龚艳的信任，相信有一个完全无风险的原始股投资，在2016年上市后就可以翻倍。双方约好2016年9月就把股票退出来，赚的钱再分一些给龚艳。于是，余璨抵押了房产，加上全家积蓄一起凑齐30万元交给了龚艳。从此以后，余璨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来自龚艳。龚艳说李某是一个稳妥可靠的人，跟龚艳有很好的关系和工作上的业务往来，对方有货物质押，也答应可以保本。龚艳说什么时候上市了，什么时候能够出市，一定是稳当的投资。龚艳说由其老公刘晶代为投资，已经签订了协议，当时刚刚投资，还没有入市。余璨一直以为是无风险的投资，对于龚艳提出的要求，余璨不可能想到这是可能被骗的，也不可能在当时提出来要求行使任何权利。从约定的时间，即2016年9月开始，龚艳以股票不能变现为由以各种借口拖延。龚艳告知余璨股票不能如期实现，并指出李某根本不懂新三板股份，自己完全没想到李某完全不懂新三板股份操作才导致投资和误导投资的事实，并告知余璨所有股份出售事宜都由刘晶在操作，自己只能催刘晶而不能催李某。但余璨从入股、汇款到追款起诉，都从未与刘晶直接或者间接联系过，并一直只有龚艳对口所有的股份股权情况。后来，一直到2017年3月底在签订合同前的最后一次沟通，龚艳仍然告知余璨，已经确定地打听到天天公司将于当年10月再次进行融资，估值达到3亿，到时候会是个重大利好，就可以出售股票。后来的事实证明，天天公司在2017年6月就已因违规操作被证监会停牌，起诉期间也多次有违规行为，此说法站不住脚。如此所有的入股前的介绍和保障性沟通，都由龚艳描述而要求套现时突然变成由刘晶操作，余璨根本找不到责任人也无法知道具体情况，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起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在这样一个信息完全不对等情况下，委托投资关系有效，确认余璨的投资目的已经实现，那任何人都能以投资委托协议代持股为名，侵占普通民众的投资款，有违公平正义。四、根据《委托投资协议》第四条的规定，龚艳不得损害余璨的利益，但龚艳的行为明显存在有重大过错，表现在：1、龚艳存在选人上的过失，在余璨尚未委托龚艳期间，以各种理由与借口明显夸大代持股人李某的专业能力与股市实践操作水平。但事后，因天天公司上市出现处罚后，却又说李某其实也并不懂股市，这是造成余璨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双方的微信聊天及（2017）粤0113民初4026号开庭笔录中均可证明这一点，并且该笔录中李某作为证人也承认根本不认识余璨。2、龚艳在投资代持股过程中并未向余璨通报代持股单价，便直接转账给李某，并私下以刘晶的名义签订了《委托代持股协议书》。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明确规定了龚艳应不定期向余璨通报股票价值、分红等情况，但从龚艳代理投资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将真实情况告知余璨，包括实际持有股的单价。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都从未告知余璨，以至余璨在（2017）粤0113民初4026号案开庭时，听李某说才知道每股股价为8块多之高，这与余璨心里估值原始股价相差甚远，这一点在刘晶与李某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书》第四条中可以看出。因此，在代持股单价问题上，龚艳未尽相关告知义务是造成余璨损失原因之一。3、龚艳并未实现李某代持股的目的，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从余璨转给龚艳的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出，分别是5月18日8万元，5月25日4万元和6万元，5月26日4万元，8月7日8万元，合计30万元。但从龚艳转给李某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共计80万元，其中50万元为龚艳自己的款，其他30万元为余璨款，转账时间分别为5月7日30万元，5月8日20万元，6月11日15万元，7月17日15万元。但从天天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第16页可以看出，2015年5月29日，北京中会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京中[2015]第15A134094《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5年5月29日相应验资已经完成，并且确认了李某出资额。那么，从转款时间上看，余璨在2015年5月18日才开始转账给龚艳，也就是说龚艳6月11日15万元与7月17日的15万元转账款就是余璨的钱，换个角度看，这时已经明显过了5月29日，李某所谓的代持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只是钱到了李某手上，是一种典型的套现行为。正是因为龚艳重大过错，最终不仅不能实现合同代持目的，却反而为李某套现创造了机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在本案中，从代持股的单价的确定到实际转账代持股的全过程中，龚艳从未征求过余璨的任何意见，从而导致龚艳成为了李某股市套现的帮凶。
被上诉人龚艳辩称，不同意余璨的所有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余璨的全部上诉请求。
余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艳向余璨返还人民币300000元及银行同期利息6%支付利息，共计36550元（计算至2017年11月20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龚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璨与龚艳是初中同学。2015年4月，龚艳向余璨推荐天天公司的股权，称这家公司很快上市，原始股能获得巨大利润。余璨同意投资，二人口头约定，由余璨委托龚艳投资，由显名股东李某代持，余璨先后向龚艳支付共计30万元投资款。
2017年4月17日，应余璨要求，双方补签了一份《委托投资协议》，协议约定：余璨委托龚艳代为投资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为30万元，甲方将该投资款全部汇入龚艳名下账户，委托龚艳投资到天天公司，并由李某作为名义股东进行代持。双方同意并确认，代持股权的所有权归余璨所有，为实际出资人，龚艳仅作为余璨的代持人，龚艳因股权而获得收益，应按余璨实际出资获得股权的比例转交给余璨。本次委托期限自合同约定的款项全部转入龚艳起至余璨持有的天天公司股权转让时为止。在委托投资后，如天天公司上市失败，则退回本金，如成功上市，封股期（从上市成功之日起）6个月后，余璨有权自行决定买卖（即将相关股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龚艳必须同意并配合。龚艳代为投资到天天公司的股权在未经余璨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进行任何转让、转稳妥、抵押。在委托期间，龚艳应不定期向余璨通报股权价值、分红等情况供余璨参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
余璨主张，龚艳称在收到30万元款项后，已将钱交给了李某，但是约定的封股期间届满后，余璨要求将其应有的股份变卖，收回本金和分红，行使股东权利，但龚艳一直未按照指示操作。余璨、龚艳之间开始出现矛盾。余璨于2017年5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7）粤0113民初4026号]，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投资协议》及要求龚艳返还投资款300000元及相应利息，审理过程中，余璨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现余璨又提起本案诉讼。
龚艳称，在收到余璨的投资款30万元后，其已经连同自己的投资款50万元，共计80万元一并交付给李某并委托李某投资天天公司股票。随后，龚艳丈夫刘晶（甲方）与李某（乙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天天电子商务）80万元出资（该出资额占乙方投资天天电子商务资本的6.67%）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义务。乙方作为被委托方，甲方的全部资金投入（80万元）必须保证用于天天电子商务原始股的持股资金，如上市失败，则承诺退还本金，如上市成功，封股期（自上市成功之日算起）6个月后甲方可对委托给乙方代持的股份自由买卖，乙方不得干涉。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甲方资金用于其他用途或者上市后的股权转委托第三方持有或者买卖。甲方委托乙方代位形式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行使的代表股份作为出资入股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行使公司法与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协议还约定其他相关内容。余璨认为龚艳通过刘晶与李某签订代持股协议，已经构成转委托，该转委托未经过其同意。但根据龚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龚艳于2015年10月16日通过微信将前述《委托持股协议书》发给余璨，聊天内容还显示余璨知晓龚艳共计向李某支付80万元投资款，其中30万元是余璨投资，另外50万元是龚艳投资，当时余璨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可龚艳的抗辩，认定余璨知晓并同意前述《委托持股协议》。
另查明，北京天天美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公司股本为4154万股，李某实际出资1200万元，持股1488000股，持股比例为3.58%；2015年7月8日，该公司更名为北京天天美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26日在企业中小企业股4系统挂牌，股票代码834717。
在另案（2017）粤0113民初4026号案的诉讼中，应龚艳申请，法庭通知李某作为证人参加诉讼，证人李某确认收到龚艳及刘晶支付的80万元投资款及代龚艳持股的事实，并称天天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过了封股期，龚艳多次指示其将股票套现，但是因为天天公司所在的板块是属于新三板，新三板股票交易及准入门槛均不同与普通的A股股票，新三板对于用户开户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且股票须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李某也多次想将股票变现，但一直未有人接盘，至今连同代龚艳代持的80万元股票及其自己的股票均未能卖出，李某亦表示愿意以当初协议的价格将名下属于余璨的股票以书面的形式确认转给余璨。
审理过程中，法庭查询了新三板的交易规则，新三板即新三板市场，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俗称，新三板的开户条件是1、机构投资者：（1）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2）实缴出资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2、自然人投资者：（1）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股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2）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投资经验的起算时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新三板股票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所谓协议交易，即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价格，然后再通过新三板交易。新三板股票交易的确存在投资人的准入门槛要求比较高，股票流动难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余璨将其30万元资金转账给龚艳用于投资，双方之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补签的《委托投资协议》，可见，余璨对于委托给龚艳的这30万元是用于购买天天公司原始股票及股票实际由案外人李某名义代持的这一事实是清楚及明确的，虽然实际与李某签订《股票代持协议》的是刘晶，即龚艳的丈夫，但龚艳已将刘晶与李某的《股票代持协议》发送给余璨，余璨对此是知情的，且当时并未提出异议，故余璨所称的龚艳未经其同意而将其委托投资的款项转委托他人的抗辩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案外人李某实际持有天天公司1488000股股票，且确认其中80万元出资款对应的股份是代龚艳代持，李某表示由于市场原因涉案股票至今无法套现，并表示愿意配合余璨确认其30万元出资款对应股份属于余璨所有。涉案股票属于新三板，其交易规则及准入门槛均不同于普通A股，股票流动难、变现难，是属于市场原因所致，余璨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龚艳或李某不按照其指示将其应有份额部分的股票变现。投资有风险，余璨在将投资款委托给龚艳进行投资时，已知晓是用于投资天天公司原始股，其应预见并承担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综上，余璨要求解除《委托投资协议》及要求龚艳退还30万元投资款，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余璨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348元、财产保全费2203元，由余璨负担。
本院查明，一审判决书存在笔误，第3页第24行“转稳妥”应更正为“转委托”，第4页第21行“代位形式的权利”应更正为“代为行使的权利”。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
另查明，二审庭询时，余璨称，对刘晶与李某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书》，余璨是在2015年10月16日龚艳将《委托持股协议书》通过微信发给余璨时知道的，但是余璨不同意该协议内容，是龚艳单方面作主的。
再查明，二审庭询时，余璨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两页，拟证明龚艳在选人上存在重大过失，与其骗取余璨进“局”之前陈述明显不同，龚艳在2015年8月仍然在欺骗余璨，称所谓的代持股价为1元每股，但事实上直到开庭才知道原来股价为8元多每股，致使双方签订的代持原始股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证据2、股权出资证明书，拟证明代持人李某在2015年5月21日已经完成出资，龚艳于该日期以后转账给李某的行为，并不当然构成形式上的代持股行为，故相关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龚艳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龚艳提交《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作为证据，拟证明当时确实是龚艳的账户转账80万元给李某。余璨质证称，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龚艳在2015年5月21日后仍在转账，事实上已经不能实现代持的目的，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因此严重损害余璨的利益，应由龚艳承担法律责任。
本院认为，余璨与龚艳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余璨有权解除《委托投资协议》，一审判决认定余璨要求解除《委托投资协议》缺乏事实基础欠妥，但因余璨本案的诉讼请求并不包括解除《委托投资协议》，本院在本案中对《委托投资协议》的解除事宜不作处理。而对于认0托投资协议》》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余璨要求龚艳赔偿损失，因余璨也未在本案中提出该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作处理，余璨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龚艳是否应向余璨返还30万元及利息。
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龚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龚艳于2015年10月16日通过微信将其丈夫刘晶与李某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书》发给余璨。该《委托持股协议书》约定，刘晶委托李某作为天天公司80万元出资（该出资额占李某投资天天公司资本的6.67%）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余璨也在庭审中确认于2015年10月16日知道该《委托持股协议书》，故余璨对《委托持股协议书》的内容应是清楚的。在此情况下，余璨与龚艳仍于2017年4月17日补签《委托投资协议》，约定：余璨委托龚艳代为投资天天公司股权，价值为30万元，余璨将该投资款全部汇入龚艳名下账户，委托龚艳投资到天天公司，并由李某作为名义股东进行代持；双方同意并确认代持股权的所有权归余璨所有，为实际出资人，龚艳仅作为余璨的代持人，龚艳因股权而获得收益，应按余璨实际出资获得股权的比例转交给余璨。据此表明，龚艳已按双方的约定，作为余璨的代持人，将30万元投资到天天公司，并由李某作为名义股东进行代持。而余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余璨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不足以证实龚艳曾向其承诺保本，本院对余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故即使余璨有权解除《委托投资协议》，余璨也不能要求龚艳返还该3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综上，一审判决认委托持股协议书》的内容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驳回余璨要求龚艳返还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另外，余璨主张一审法院未追加刘晶和李某为被告违反法定程序，但余璨并未提供其曾在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申请追加刘晶和李某为被告的证据，刘晶和李某也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本院对余璨的上述主张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余璨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48元，由上诉人余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湛
审判员 邹迎晖
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陆艳婷
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