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05民终4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住天水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甘肃省秦安县。
上诉人樊某与被上诉人刘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2018）甘0503民初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某、被上诉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某上诉请求：1.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存在多重代理关系，一审法院仅认定樊某与邹某的委托代理关系错误，樊某接受邹某的委托在刘某所在地收购苹果，因数量大转委托给陈某，具体收购事宜由陈某负责，故披露代理人信息的责任在陈某，而非樊某，因此一审法院以未披露邹某来认定樊某责任，判决樊某给刘某支付苹果款项错误；2.本案应追加邹某与陈某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樊某、邹某、陈某三人为代理关系，系本案当事人，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刘某辩称：樊某参与了整个收购苹果的过程，且所收购苹果也是送到了樊某仓库，所以樊某应当支付苹果款。
刘某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樊某给付所欠苹果款9451.20元。
一审经审理查明：樊某接受邹某的委托，2015年10月份到秦安县云山乡收购苹果，因需要收购的数量大，便转委托给陈某，由陈某具体负责收购事宜。2015年10月份，樊某以小箱53箱，每箱18斤，每斤1元，大箱2箱，每箱26斤，每斤1.6元的价格收购刘某的花牛苹果，以每斤2.6元的价格收购刘某的红富士苹果4390斤，以上共计价值12451.2元，2016年9月，樊某向刘某支付3000元，尚欠9451.20元。并由陈某出具收货清单一份，清单标明：”于2015年10月，兹有麦积区石佛镇樊家湾村村民樊某，在西庄村刘某收购花牛苹果：红富士4930斤×2.60元/斤＝11414元，花牛小箱53件×18斤×1.00元/斤＝954元，大2箱×26斤×1.60元/斤＝83.2元，2016年9月付3000元，尚欠9451.20元，大写玖仟肆佰伍拾壹元贰角，货装车付款，一次结清，收货代办人：陈某”。另查明，樊某收购刘某苹果的过程中并未向刘某披露邹某，刘某不知樊某受邹某委托收购苹果。后刘某多次催要该款未果，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一、樊某与案外人邹某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居间合同关系；二、樊某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三、樊某拖欠刘某苹果款的具体数额。一、樊某与案外人邹某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居间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据此，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所提供的劳务是一般意义上的，其范围较广，包括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但在居间合同中居间人所提供的只是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受托人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从事法律行为，而居间人只是起到订立合同的媒介作用。居间人没有委托人的授权，只是向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传递信息，不能做独立的意思表示，但受托人接受委托后，无论是以委托人的名义还是以自己的名义为法律行为，均可向第三人作出意思表示，可以对委托人和第三人的内容作出决定。本案中，樊某在与刘某等人买卖苹果的过程中，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订立买卖苹果的合同，自主与刘某等人约定买卖苹果合同的内容，例如，约定标的物的交付时间，交付地点，标的物的质量，数量，价格。而非只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作为一种媒介。因此，樊某是接受了案外人邹某的委托，其与邹某之间是委托关系。二、樊某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樊某称其是以委托人邹某的名义收购苹果，刘某予以否认，故樊某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在一审法院予以充分释明的情况下，未提供证据，刘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樊某是以自己名义从事收购苹果的行为。樊某接受案外人邹某的委托，为邹某收购苹果，期间因所收数量较大，由陈某负责具体收购事宜，收购的过程中并未向刘某披露委托人邹某，此后邹某未向樊某支付苹果款，致使樊某不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据此，第三人因委托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第三人可以选择，该种选择权属于形成权，其行使与否完全由自己决定，无需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同意。委托过程中，虽然樊某接受了邹某的委托，但并未向刘某披露委托人邹某。此后因邹某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樊某才披露邹某，此时，刘某可以选择樊某主张其权利，故本案樊某是适格被告。三、樊某拖欠刘某苹果款的具体数额。已如前述，刘某可以向樊某主张权利，要求樊某支付苹果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5年10月，樊某的委托代理人陈某向刘某出具收货清单，樊某欠刘某苹果款9451.2元，并有陈某当庭作证予以证实。故对刘某要求樊某支付苹果款9451.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由樊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某支付苹果款945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樊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樊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对樊某二审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3张、樊某与邹某的电话录音、邹某的临时身份证复印件均不认可，刘某称其不认识邹某。经审核，因被上诉人对樊某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樊某二审申请证人陈某、魏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与邹某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邹某才是涉案苹果的实际买受人。经质证，被上诉人对樊某提供的陈某、魏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能否定樊某是涉案苹果的实际买受人。经审核，因刘某认可陈某及魏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二人的证言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除樊某是受邹某的委托收购苹果这一事实无充分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外，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樊某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樊某主张其只是受托收购苹果，被上诉人应向委托人邹某主张权利。对此，根据庭审调查的情况看，一是樊某以买受人的身份决定收购苹果的质量、价格，并将收购的苹果送至其指定的仓库中，且受其委托的代办人陈某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中亦明确表明樊某为收购人；二是在整个收购苹果的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樊某或其委托的代理人陈某向被上诉人告知过其是代别人收购苹果；三是从陈某及魏某的证言看，亦不能证明樊某与邹某在本案中系委托代理关系。故在刘某认定樊某为实际买受人，而樊某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是受托收购苹果的情况下，樊某应承担支付果款的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樊某是受邹某的委托收购苹果，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刘某既可以选择要求委托人邹某承担付款责任，也有权要求受托人樊某承担付款责任。由上分析，樊某提出的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樊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论理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樊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兰
审 判 员 朱金平
审 判 员 周 昊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 浩
书 记 员 禄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