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07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1，女，1960年9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1，女，1940年2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蒋×，男，70岁。
上诉人马×与被上诉人邹×1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1）石民初字第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1，被上诉人邹×1之委托代理人蒋×到庭参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马×1在一审法院诉称：马×2老人终生未生育儿女。邹×1是马×2的继女，来到马×2身边时已成年。1991年4月12日马×2的爱人邹×2去世，马×2老人已73岁，生活来源是马×2所在单位给马×2按5年工龄折算退养的一点照顾收入，每月收入极其微薄。生活、看病入不敷出，因此邹×2去世时马×2极度悲伤恐惧，生活陷入困境，非常需要子女的赡养、关心和照顾。而此时，马×2的女儿邹×却遗弃母亲马×2消失了，从此没有再露过面。从这一刻起，我承担起了照顾马×2的重担近20年。2010年6月25日马×2去世，我为老人办理了死葬、善后等全部事宜。自1991年起至2010年10月底，马×2的生养死葬全部事宜都是我承担的。我从来没有找过马×2所在单位，没有向单位要过任何补助和帮助，都是我自行解决和承担的。我坚持十几年使马×2的生活无忧无虑。2006年3月8日，马×2的大腿股骨意外骨折，完全不能行走，依然是我带老人前往医院救治。马×2经过治疗后出院，需要较长时间的卧床休养，需要比较专业的护理，我经过多家比较、实地察看，并让老人感觉离家不远，为马×2联系住进北京市较好的先进福利院北京市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马×2在福利院居住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周前往看望，送去水果食品及其他所需用品，特殊情况随时前往，从没间断过。2006年7月马×2明确表示：指定由我为自己养老送终，同时将北京市石景山区40号楼2层4单元41号的房屋购买权给我或先买再遗赠给我。由于我是出于真心赡养照顾马×2，没有任何私念，加之法律意识缺失，思想上也没有重视，因此没有及时做遗赠抚养协议。但我始终如一的赡养照顾着马×2，直至2010年6月25日老人辞世。2010年2月我与邹×1双方签订了公证协议，协议约定老人百年后房屋变现所得价款双方各占50%，协议生效之后邹×1却左右刁难，我表示给付邹×1折价款也可以，但邹×1均不同意，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40号楼4栋41号房屋归马×1所有。
邹×1在一审法院辩称：马×1的诉讼请求是根据双方订立的公证书，而在此份公证书以前还有一份公证，这两份公证书是相关联的，2008年底，马×1伪造了马×2的委托书并进行了公证，马×拿到公证书后在北京锅炉厂办完了全部购房手续并签订了购房契约，我们找到了公证处，公证处说马×说马×2没有孩子，我们出具了子女关系证明函、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证明马×1是在欺骗公证处；我们指出马×2的委托书是马×1伪造的，委托书是打印的，并且没有马×2的签字，公证处称马×1说马×2是文盲不会写字，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马×2在2006年9月13日患脑梗塞住院，这样一个病人完全没有行为能力，不可能委托马×1办购房手续，因此第一份公证书是马×1伪造的。之后我们要求撤销第一份公证书，但公证处建议原被告双方再做一份公证，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用第二份公证代替过去的公证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做了2010年这份公证书，这份公证书明确了涉诉房屋属于邹家，由我们领取房产证，马×2去世之后该房产由我们继承，马×1可以要求补偿，但前提是她必须赡养老太太，其生养死葬全部费用都由马×1负担，但马×1没有尽到上述义务，故我们不同意给付马×1房屋折价补偿。另，马×1主张邹×1成年后才来到马×2身边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邹×1在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与老人一起生活了。综上，不同意马×1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邹×2与马×2系再婚夫妻关系，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邹×1为邹×2前次婚姻所育之女，庭审中，马×1主张邹×1自其生父、生母离婚后随母一同生活，于成年后才与马×2建立继子女关系，邹×1不予认可，主张邹×2与马×2于1942年建立事实婚姻关系，邹×1当时三岁并随马×2共同生活，但就此双方均未能提交客观证据。后法院至邹×2退休单位北京锅炉厂查询其人事档案，在其本人1955年自行填写的家庭情况中，载明“……妻马×2三十七岁家务长女邹运红十五岁上学”，除此外，就其离婚及再婚的具体时间、是否与邹×1实际共同生活均无明确记载。1991年4月12日邹×2去世，马×2于2010年6月25日去世。马×系马×2之侄女。邹×2与马×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40号楼2层4单元41号公房一处，2009年马×1通过公证方式取得马×2委托代理人资格，并向北京锅炉厂申请购买上述房屋产权，后邹×1对其委托代理资格持有异议，邹×1（甲方）与马×1（乙方）于2010年2月2日与北京市中信公证处订立公证协议一份，其中主要内容为：甲方协议人邹×1是马×2的女儿，乙方协议人马×1是马×2的侄女。现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再次对上述房产处分如下：1、马×2购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40号楼2层4单元41号的房产，由邹×1支付购房款购买，马×1垫付的贰万叁仟叁佰陆拾贰元由邹×1于二〇一〇年二月三日返还马×，上述房产的房产证由邹×1领取并保管；2、马×2一直由马×照顾。上述房产的房产证由邹×领取；上述房产邹×1继承后，由邹×1出售上述房产，上述房产出售后除去相关售房所花费，所剩房款由甲（邹×）、乙（马×）双方各分一半，出售上述房产的价格必须随行就市；3、马×2去世前，上述房产由马×1出租并收取租金；邹×1随时提供房产证，以便马×1出租上述房产的相关事宜；4、马×2生养死葬及相关费用全由马×1一人负责。现涉诉房屋已取得产权证书，并登记于马×2名下。现该房屋房产证实际由邹×1持有，涉诉房产由马×1实际管理、使用。
庭审中，马×1主张自1991年4月至2010年马×2去世期间，马×2均由马×1赡养并养老送终，其中1991年4月至2006年2月老人在家中生活，2006年3月至其亡故期间老人入住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为此，马×1提交1991年4月至2006年2月马×2生活支出票据六十余张及2006年3月至2010年6月马×2在入住福利院期间合同及住院、就医及死亡丧葬相关票据十八张，其中部分票据家属姓名均填写为马×1，对于其中相关费用的实际发生及票据的真实性邹×1不持异议，但主张老人在世期间有退休金，入住福利院后涉诉房屋被出租并收取租金，故马×2经济收入可以支付上述费用，同时其抗辩认为，除老人生活合理支出外，其收入应有结余，其结余款项及老人生活期间所有相关票据被马×1非法占有，相关费用并非马×1本人实际支出，但邹×就上述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
另，庭审中马×1主张邹×1未履行法定赡养义务，老人亡故时邹×不知道亦未参加丧葬等善后处理，应剥夺其继承权利，邹×1不予认可，并主张老人在世期间被告家庭成员与老人共同生活，在入住福利院后时常探望老人，已妥善履行赡养义务，但就此邹×1未提交相关客观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有：公证书、北京锅炉厂购房票据、房产证、北京锅炉厂证明、马×2生活费用票据、福利院合同、死亡丧葬费票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据继承法第二条之规定，遗产的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中双方诉争的北京市石景山区40号楼2层4单元41号的房屋系马×2在世期间交纳房款并实际取得，故依法应属马×2个人遗产。而马×2于2010年6月25日去世，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2月2日作出的分割遗产的协议系被继承人死亡前达成，因此双方在马×2在世期间对其财产私下达成的分割约定应属无权处分行为，马×2死亡后相关约定内容虽未得到产权人的追认，但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除此之外，协议中对事实的确认及马×2生养死葬的相关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应属有效。
本案当事人中，综合北京锅炉厂的证明信、邹×21955年档案材料中对家庭情况的自述及双方当事人2010年所立公证书中对各自身份的确认显示，邹×1系马×2之继女，且两位老人建立再婚关系后邹×1并未成年，故邹×1依据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应为马×2之法定继承人。而就马×1是否享有继承权一节，依继承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遗产，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在老人去世前数月内自行达成的公证协议显示，双方认可马×2一直由马×1照顾，同时综合马×1当庭出示的大量老人生活日常开销的相关票据及福利院合同及处理后事时相关票据的家属署名情况，上述证据材料相互映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说明马×1长期以来对马×2进行了主要的赡养和扶助，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中应当取得适当份额之情形。因此继承开始后，双方当事人依法均取得了涉诉遗产的处分权，双方所订立的公证协议内容此时应发生法律效力。
就邹×1抗辩认为马×1并未履行扶助义务，同时并占有使用老人财物一节，依据老年法及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子女或亲属对老年人的扶养、赡养即包括经济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在扶养过程中出于老人的生活的必要，在其首肯下使用其财物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邹×1上述抗辩理由于法无据，并且与公证协议中双方确认的事实不符，故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邹×1在抗辩认为老人晚年主要由邹×1及其家人赡养的同时又主张老人的退休金、房租由马×1控制且马×1在老人送医、救治过程中存在过错及料理后事期间马×1未及时通知邹×1，邹×1上述主张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并缺乏证据支持，故法院不予采信。而对于马×1主张邹×1不履行赡养义务同时遗弃老人一节，其提交的证据能够说明马×1在进行扶养时尽到主要义务，如前所述，赡养既包含经济上的支持亦包括精神上的抚慰，因此马×1出示的佐证其经济支出的相关票据亦不能反证邹×1存在遗弃老人的违法行为，同时这一主张与双方订立公证协议时均分遗产的意思表示并不一致，故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双方就遗产的具体分割一节，公证协议中双方约定由邹×1取得房屋继承权后变现并给付另马×1一半房价款，该履行方式客观上需要双方当事人主动配合，相互协作，而现阶段双方当事人就协议内容产生争议，并导致约定无法实际继续履行。但双方在公证时对涉诉房屋财产权利各得百分之五十的意思表示是真实而明确的，依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依法均具有取得遗产份额的法定资格，因此从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及保障双方合法权益角度出发，法院认定双方就涉诉房屋各享有百分之五十份额。庭审中，马×1方明确要求确认其份额，而邹×1在本院释明后没有给付对方折价补偿款的意愿，故法院仅处理涉诉房屋产权份额。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马×2名下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40号楼2层4单元41号的房屋由邹×1与马×1按份共有，其百分之五十的产权份额归邹×1所有，百分之五十的产权份额归马×1所有；二、驳回马×1其他诉讼请求。
马×1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认为：1、一审法院在对马×2老人赡养事实及是否邹×是否与马×2形成抚养关系的审理认定上，未能尊重事实，证据缺失以致判决不公；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相关协议部分条款的有效性认定错误，以致判决不公；3、案件定性错误，应属遗产纠纷，不是分家析产；4、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及审理方法有问题，庭审笔录不真实。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
邹×1对一审判决有意见，但未提起上诉。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证据真实有效，据此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还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经法院审理查明，北京市石景山区40号楼2层4单元41号房屋系被继承人马×2的遗产。由于马×2在生前未订立遗嘱，故该遗产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进行继承分割。一审法院根据北京锅炉厂的证明信、邹×21955年档案材料中对家庭情况的自述及双方当事人2010年所立公证书中对各自身份的确认，认定邹×1与马×2形成了抚养关系，邹×1应为马×2之法定继承人。马×1上诉认为邹×1与马×2并未形成抚养关系，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邹×1为马×2的法定继承人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马×对马×2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符合《继承法》第十四条关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规定，该认定并无不当。马×1上诉认为，一审法院确认公证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内容有效，并依此所做出判决结果不公。本院认为，马×1与邹×1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公证书，应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中对涉诉房产权利份额的约定，反映了双方的真实意愿。邹×1与马×2形成了抚养关系，系马×2的法定继承人，马×对马×2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分得马×2的遗产，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及双方签订的公证协议的内容确定的马×与邹×所享有的遗产份额，应属合理。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百八十四元，由马×1、邹×1各负担一百九十二（马×1已交纳，邹×1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九十二元，由马×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懿荣
审 判 员 刘 辉
代理审判员 白然娜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