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1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众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魏文先。
委托代理人张杰，该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吴继强，该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彭舜章，总裁。
委托代理人季晓琳，该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李文平，该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谢宏儒，行长。
委托代理人谢桦，该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湛洋，该司员工。
上诉人广州市众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储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众发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南储公司支付2014年2月6日至2014年8月26日的仓储监管费7万元及逾期利息（以3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2月1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以3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1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1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以上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案件受理费4946元，由南储公司负担3346元，众发公司负担1600元。
上诉人众发公司上诉提出：
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南储公司在2014年2月至8月没有履行监管义务。
（一）原审确认众发公司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涉案《银行抵押／质押监管仓库租赁及保管协议》第四条“乙方（广州市广钧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钧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第8点明确约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所有进出临管仓库的货物必须由甲方（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办理，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办理所有监管物的进出库手续”。仓库方广钧公司与众发公司、中海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后，其与众发公司、南储公司签订的《租赁仓库合同书》（编号：ncl301010—1）就终止了。《租赁仓库合同书》是“证明为履行监管职责，原告与仓库方广钧xx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合同”，该合同终止，南储公司即失去履行监管职责的条件，其与众发公司的合同关系自然就终止。
（二）广钧公司出具的《证明》经一审法院发函调查，广钧公司确认《证明》的真实性，此事实与广钧公司、众发公司及中海公司签订协议之后，南储公司就失去了履行监管职责的条件相印证。《证明》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相反，南储公司提交的证据6《货物占有权转让书》等全是盖章模糊不清的复印件，原审第一次庭审期间，众发公司就指出这些复印件全部是伪造的，因为复印件中记载规格的货物根本就不存在，众发公司也从未在如此内容的文件上盖过章。广钧公司在协助调查回函中也没有表述在有上述内容的文件上盖过章，其回函称“我司没有相关记录，存在疑问，我司不予认可”。上述伪造的复印件根本就不可能作为证据。原审对上述证据6的认证错误。
对于为何只能提供传真件（其实是复印件），南储公司在法庭上的解释是“本来是有原件的，后来被哪个部门借出，没有归还，就找不到了”。原审居然主动帮南储公司找原因“该证据系在被告与广钧xx公司之间形成，原告客观上无法取得该原件”。事实根本不是如此：l.这些单据都是由监管员制作，监管员是要在《质／抵押物进仓单》、《库存表》上签字的，《质／抵押物进仓单》带有编号一试三联并由南储公司统一印制，认定该证据系在众发公司与广钧公司之间形成，与事实不符；2.2013年12月10日之前的相关单据都有原件。对于南储公司提交的证据4，众发公司仅对记载的内容予以确认，复印件的形式并不认可，质证时首先要求“需要看原件”。原审在认证时将这些细节省去，直接表述为众发公司对证据4确认，从而法院对证据6也予以确认，明显错误。复印件伪造非常容易，复印件上注明“传真有效”是无效的，相关的协议、合同上并没有约定以传真方式交易。更何况，这些复印件显示的传真时间是2010年，甚至是晚上10点多。原审法院发函调查，广钧公司确认《证明》的真实性，并明确对上述证据6的相关复印件表示“没有相关记录，存在疑问，不予认可”，然而，原审认定广钧公司在《证明》中的陈述与在复印件上盖章的行为相互矛盾。广钧公司没有盖过章，如何对盖章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原审所作上述认定，违反了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明显错误。
（三）原审通过对《未足额发货责任通知书》、《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以及两份《解除质押通知书》的分析，认为在现有证据状况下，南储公司主张的事实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南储公司主张的事实肯定存在的情况下，原审推断2014年3月20日及4月20日的单据记载的货物是0059号银承项下货物，并作出认定。就此，众发公司认为，只要查清唐钢公司对应中信银行相关银承项下的全部发货结算明细，相关事实即可查清。唐钢公司的发货结算明细中，根本没有上述证据6所记载规格的货物，再次证明证据6是伪造的，项下货物是不存在的。唐钢公司实际发出的货物有数千吨，南储公司没有向中信银行出具真实的监管确认书，可见南储公司没有履行监管职责。
二、原审对监管费的支付标准按所谓惯例而不依文本，逾期付款滞纳金的计算依文本而不按惯例，明显偏袒南储公司。
（一）原审将过期的《储存监管物品协议书》约定的监管费支付标准作为依据，认为从历史来看，任何一家银行停止合作后仍收取保底费，毫无道理。2013年3月7日签订的同样是《储存监管物品协议书》，为何要将原来非常明确的表述改掉，就是对原来任何一家银行都有保底收费的变更。从文义来看，中信银行货押业务，监管费按照3元每吨每月的标准计算，没有约定平安银行业务终止时仍有保底收费；从实际支付记录来看，中信银行货押业务的监管费从来没有在平安银行业务收费基础上按3元每吨每月收取过，若按惯例，中信银行货押业务就不需要收取监管费，而且，这种支付方式得到了南储公司《往来账项对账单》的确认。所以，在平安银行业务终止后，假如南储公司真的履行了监管职责，按3元每吨每月收取监管费相对合理。
（二）原审认定监管费逾期金额及滞纳金计算起始时间有误。从原审确认的实际支付记录来看，都是先开发票后付款，并且是一次支付一个月的费用而不是3个月的费用。对于南储公司为何自2014年2月起未开发票，南储公司在法庭上的解释是“当时已经明确不再续签合同了，怕开了发票收不到款，反而损失了税金”。可见，南储公司认为监管职责已经结束了，要不然继续开发票催款即可，或者是收不到款就中止履行监管职责。南储公司没有开发票，没有催收，也没有书面通知中信银行从众发公司账户上扣款，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众发公司不欠南储公司任何监管费，当然也就没有任何逾期金额及滞纳金。
三、原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南储公司与众发公司签订的《储存监管物品协议书》载明：“为保证甲（众发公司）乙（南储公司）双方与银行三方协议的进行，甲方同意提供符合银行和乙方要求的仓库，并委托乙方进行监管。在监管期间，乙方对监管仓拥有使用权，并对监管物进行占有、监管。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特订立以下条款。”仓库是众发公司提供的，仓储费也是众发公司直接向仓库方支付的。南储公司与众发公司的法律关系是保管或监管合同关系而不是仓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质押货物监管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保管／监管期限是自2013年3月7日至2014年3月7日。在保管期限到期以后，合同没有续签，也没有实际发生监管物的交付，《储存监管物品协议书》是无效的。
四、中信银行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中信银行对于南储公司提交的证据5、7确认形式上的真实性，对于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中信银行没有到仓库检查过对应的货物是否存在，南储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真实的货物交接单据。唐钢公司实际发出了货物，却没有受到监管，中信银行相关业务人员无法向上级交代，因而让南储公司监管人员不管有货没货，做出一些监管确认书以应对上级的规范要求。此为上述证据5、7内容失实，只是为了完善授信规范的实际原因。中信银行在庭审中对此否认，是不想承认在管理上的失职，并逃避明知是虚假监管确认书却接受的责任。另外，上述证据7记载，众发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就存入了款项，如果货物真实存在，按照相关协议，中信银行应当立即通知解除质押，然而，中信银行却迟延至8月26日才发出解除通知。因为，货物本来就不存在，众发公司存入款项至银行，对形式上的解押并不关心。如果中信银行认为南储公司仍在履行监管职责，则相应的监管费应当由中信银行支付。
综上，真实的情况是，在2014年，唐钢公司发出的货物南储公司没有履行监管职责，南储公司用来证明履行监管职责至2014年8月的单据所载货物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实放在宏观经济下行、钢价不断下跌、重复质押泛滥、钢贸不良激增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众发公司在中信银行的授信没有一笔逾期，已经全部结清。对于南储公司在2014年没有履行监管职责，却主张监管费及滞纳金的无理诉求，众发公司坚决不能接受。众发公司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南储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该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众发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广州众发—唐山不锈钢结算表2013.11.25—2014.5.20》一份，银行承兑汇票、转账凭证各5份，增值税发票14份（作为一组证据提交），拟证明南储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6系伪造，上述发票载明了唐钢公司对应众发公司及中信银行相关银承项下全部货物规格，其中没有上述证据6载明的货物规格，同时证明，原审推断涉案2014年3月20日及4月20日单据项下货物系0059号银承项下货物错误，南储公司没有履行监管职责，相关银承项下的货物南储公司未实施监管。
被上诉人南储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结算表系众发公司单方制作，无唐钢公司的盖章确认，并与本案无关联；付款凭证均为电汇，与中信银行、众发公司及唐钢公司签订的《银、企、商合作协议书》项下约定的由中信银行向唐钢公司提供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付款凭证的交易方式不符，与本案无关；发票仅为记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往来，而且，上述发票不能与众发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相对应。另外，货物规格记载正确与否，与南储公司是否履行监管职责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更何况，南储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6项下监管单据已经众发公司盖章确认，足以证明该证据真实。
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对上述证据中结算表、电汇凭证及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结算表仅有众发公司盖章，未经唐钢公司确认；电汇凭证的交易行为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发票与中信银行无关，无法确认，即使发票真实有效，也不能明确指向具体的货物，不足以证明争议货物不存在。
被上诉人南储公司辩称：
一、南储公司在2014年2月6日至8月26日期间履行了监管职责。
（一）南储公司提交的监管单据真实有效，足以证明南储公司在上述期间履行了监管职责。中信银行向南储公司签发了两份《解除质押通知书》及一份《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以上3份证据均有中信银行盖章确认，而且，南储公司在庭审中己出示原件，中信银行确认真实。
（二）南储公司提交的证据4、6虽为传真件，但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合法有效。具体分析如下：
1.首先，传真件《货物占有权转让书》上明确载明“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足以证明该单据的真实性；其次，《货物占有权转让书》明确载明每笔入库货物的件数、吨数，与《众发一中信银行抵／质押物明细表》、《质／抵押物进仓单》、《库存表》一致，以上单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而且，均有众发公司、广钧公司的盖章确认，足以证明真实。
2.不能以传真件显示的时间来否认其真实性。传真件显示传真时间为“2010.2.6”和“2010.5.31”是因为传真机未能校正显示时间，即使是2014年，传真机亦显示该机器的系统时间为2010年，上述传真时间并不代表发送、接收传真件的真实时间，并不能因此否认其效力。
3.南储公司未能取得证据4和证据6的原件，是因为众发公司截留了该原件。双方自2011年合作以来，操作惯例为先传真后交原件，众发公司亦当庭承认此操作惯例。上述证据6中的《货物占有权转让书》、《抵／质押物明细表》、《质／抵押物进仓单》系货物入库时形成，是由广钧公司先行盖章，再由众发公司盖章确认；众发公司盖章后先传真给南储公司，再将原件交给南储公司。对于《库存表》、《抵押物出仓列表众发／中信》，系日常盘点和出库时形成，由南储公司制作，在南储公司监管员签字后，交众发公司盖章确认，再由众发公司将原件返还南储公司。然而，前述所有单据在交给众发公司盖章确认时，众发公司均截留了原件，以上事实有众发公司在一审第四次开庭时当庭出示的《抵押物出仓列表众发／中信》原件为证。
3.若南储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撤出监管，众发公司为何支付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2月5日的监管费2万元（有众发公司一审时提交的交易日期为2014年3月20日的转账凭证为证）；若南储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撤出监管，为何中信银行要分别于2014年3月27日及8月26日向南储公司签发《解除质押通知书》；为何中信银行要于2014年5月27日向南储公司签发《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众发公司主观恶意明显，屡次撒谎试图逃避付款义务。
4、众发公司为逃避付款义务，居然伙同广钧公司提供虚假《证明》，试图证明自2013年12月30日以后，南储公司没有实施监管，是中海公司实施了监管。该《证明》的内容严重与事实不符。一审开庭时，中信银行明确回复“中海物流履行的是在途监管职责，南储公司履行的是在库监管职责，不存在中海物流替代南储公司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众发公司是广钧公司的大客户，众发公司有多笔货物存入广钧公司仓库，由众发公司向广钧公司支付费用，因此，广钧公司与众发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足为信。何况，广钧公司出具的《证明》与其2014年4月2日在《货物占有权转让书》、《抵／质押物明细表》、《质／抵押物进仓单》上的盖章行为相互矛盾，而且，广钧公司及众发公司均无法就此给出解释。因此，《证明》及复函均虚假。
二、监管仓库是否有货，与南储公司是否履行监管职责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更何况，诉争期间监管仓库内有质押物。
（一）中信银行签发的《解除质押通知书》（两份）、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仓储监管企业调查回复书》及众发公司当庭提交的《未足额发货责任通知书》，足可认定2014年2月6日至8月26日期间有两批质押物343．806吨及296．58吨在库，而非众发公司所称无货监管。具体理由如下：
1.两份《解除质押通知书》载明的到货数量为640.386吨（343.806吨＋296.58吨），每吨解除质押价3450元，计算得出价值2209331.70元（640.386元×3450元／吨），该价值与《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载明的已到货数量2209331.70元一致。
2.根据《未足额发货责任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可知，中信银行于2014年5月27日向唐钢公司发函催货，但该函明确载明催收的是“应于2014.3.25发货的货物”。对照中信银行向南储公司签发的《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协议号为0007的银承约定的应发货日期是2014年3月25日，应到库时间是2014年4月19日；协议号为0059的银承约定的应发货日期是2014年1月27日，应到库时间是2014年2月21日。据此可认定，中信银行催收的是0007号银承项下的货物，而非南储公司监管的0059号银承项下的货物。因此，《未足额发货责任通知书》不能证明南储公司提交的监管单据虚假，而且，中信银行当庭明确否认众发公司有关“为完善授信手续而制作的文书”的抗辩意见。南储公司提交的监管单据真实有效，南储公司履行了监管职责。
（二）若监管单据均为南储公司“为完善授信手续而制作的文书”，监管仓库没有货物，众发公司为何要于2014年3月27日存入92万元保证金，并于当天提取343.806吨货物；为何要于2014年4月30日存入536万元保证金，并于同年8月26日提取296.58吨货物。众发公司庭审时屡次撒谎，谎称单据只是形式上真实，实质上不真实，但众发公司就此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而且，中信银行一审时已经否认了众发公司的上述主张，确认是由南储公司履行监管责任，单据均为真实。以上足以证明众发公司主观恶意明显。
（三）退一万步讲，即使监管仓库没有货物，亦不能反推南储公司没有履行监管职责。质押监管不同于一般的仓储服务，无论仓库是否有货，南储公司都必须派驻监管员履行监管职责。更何况，监管仓库内的货物有进有出，随时有可能有货入库，也随时有可能办理出库，并不取决于南储公司的主观意志，而取决于中信银行是否及时付款给唐钢公司、唐钢公司是否及时发货给众发公司、众发公司是否及时向银行缴付保证金等其他因素。因此，不论质押物是否在库，只要监管协议继续存续，只要银行没有向南储公司签发解除监管通知书，南储公司均应派驻仓管员履行监管职责。涉案《质押货物监管协议》第三条约定：“保管期限从2013.3.7日起至2014.3.7日止，如期限届满，三方欲续签协议的，应提前3个月提出，并重新签订协议。在新协议签订前，丙方（南储公司）按原有效协议继续履行保管／监管业务”。协议到期后，三方并没有续签协议，仍按原协议履行，直至2014年8月26日中信银行向南储公司签发《解除质押通知书》，南储公司才撤出监管。
三、众发公司应按保底l万元／月的标准向南储公司支付监管费。
（一）涉案《储存质押物品协议书》第五条第（一）款约定：“每月存储费用收费标准：按照仓库内所参与平安银行货押业务的监管物资的当月货量的最高点计算，每吨每月叁元，保底收费壹万元／月；仓库内所参与中信银行货押业务的监管费在上述平安银行的基础上按照叁元／吨／月的标准，以每月的实际接货量计算。”前述收费标准是指：在单独操作任一家银行时，保底收费1万元／月，超出部分，按3元／吨／月计算；同时操作平安银行和中信银行项目时，共用一个保底，保底收费l万元／月，超出部分，按3元／吨／月计算。并非仅平安银行有保底收费，中信银行无；也不是同时操作2个银行时，保底2万。
（二）《储存质押物品协议书》合法有效，众发公司应按协议约定支付监管费。
1.《储存质押物品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众发公司和南储公司均盖章确认，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众发公司全部清偿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时止或质权／抵押权人正式通知终止监管时止（见协议第六条约定）。2014年8月26日，中信银行才向南储公司发出解除监管通知，因此，协议自此终止。若众发公司认为该协议无效，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协议第五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支付起始时间：起于乙方（南储公司）监管人员入驻指定仓库当日，止于质权／抵押权人向乙方送达解除监管通知书之日。”因此，众发公司应按协议约定支付南储公司自2014年2月6日至8月26日期间的监管费，并非付款至其还清中信银行授信之日止。
3.众发公司不能以《质押货物监管协议》有效期届满而推出三方货押监管业务结束，《储存质押物品协议书》无效。《质押货物监管协议》与《储存质押物品协议书》二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只是有关联的合同。
（三）众发公司应按保底1万元／月支付监管费。
1.从文义解释来看，如果中信银行的货押业务（不管与其他银行同时进行还是单独）均为3元每吨每月，则协议不会约定中信银行收费以平安银行的收费为基础。据此可推断，中信银行收费亦同于平安银行存在保底收费1万元／月。
2.从历史解释来看，双方于2012年同时与平安银行、中信银行进行货押业务时，明确约定，同时与两家银行合作收取保底费9000元，任一家银行停止合作后仍收取保底费9000元。由此可见，双方存在收取保底费的交易惯例。
3.质押监管不同于一般的仓储服务，在授信货押协议下，南储公司是否对货物进行实际监管取决于中信银行是否及时划款给唐钢公司等其他因素，不论质押物是否在库，只要监管协议继续存续，南储公司仍应在协议期内向第三方租赁仓库及派驻仓管员，因此，保底费的收费方式具有合理性。
四、众发公司屡次撒谎，庭审前后矛盾，多次搞证据突袭，主观恶意明显。
（一）众发公司提交的其与中海公司签订的系列协议，拟证明南储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撤出监管，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上述协议是针对平安银行项目签订，并非诉争中信银行项目。理由如下：
1.众发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l-3分别为《银行抵押／质押监管仓库租赁及保管协议》、《质押监管费率协议》、《中海发票》，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众发公司与中海公司之间的货物监管关系，并不能证明南储公司与众发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己于该协议签订时终止。
2.庭审时，南储公司多次询问众发公司，以上协议没有约定清楚银行名称，要求众发公司回复上述协议针对的是哪个银行的项目，并要求众发公司提交众发公司与银行、中海公司三者签订的监管协议，但众发公司均没有明确回复南储公司的上述问题，且拒绝提供监管协议。由此可见，众发公司明显系捏造事实。
（二）众发公司捏造证据，企图证明南储公司没有履行监管职责，主观恶意明显。
1.众发公司企图将平安银行项目与中海公司签订的系列货物监管协议，移花接木到本案诉争中信银行项目上，并企图证明是中海公司代替南储公司履行了监管职责，南储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撤出监管。但在南储公司铁证面前及中信银行当庭否认其主张的情况下，众发公司又开始了下一步。
2.众发公司伙同广钧公司提供虚假《证明》，证明自2013年12月10日以后，南储公司没有实施监管，是中海公司实施了监管。接着，又以中信银行于2014年5月27日签发的《未足额发货责任通知书》，试图将0007号银承项下的未收到货物移花接木到0059号银承项下。以上证明内容被南储公司反驳后，众发公司又找各种理由否认欠费事实。
3.众发公司以南储公司没有开具发票，没有要求中信银行支付监管费为由，认为其无付款义务，无法律依据。开发票只是合同的附随义务，付款是合同的主义务，众发公司支付监管费，不以南储公司催缴、提供结算文件、提供发票等为前提。众发公司作为存货人，清楚知道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和付款时间，即众发公司清楚应按时足额支付监管费是其应尽义务。众发公司逾期未付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更何况，协议并未约定南储公司必须先开发票，众发公司才付款。
（三）规格记载正确与否，与南储公司是否履行监管职责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何况，南储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6中系列监管单据上的规格已经众发公司盖章确认，足以证明上述监管单据的真实性。
1.记载货物规格的单据有《众发—中信银行抵／质押物明细表》（入库时形成）、《众发中信银行抵／质押物出仓列表》（出库时形成）。货物入库时，南储公司、众发公司及广钧公司三者交接货物，根据质押物上粘贴的标签或者喷码核对质押物规格，核对完毕后，众发公司、广钧公司盖章确认。货物出库时，南储公司监管员制作《众发—中信银行抵／质押物出仓列表》，交众发公司盖章确认，仍然根据质押物上粘贴的标签或者喷码核对质押物规格。以上单据均有众发公司盖章确认，足以认定其真实。
2.众发公司认可南储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4，即2013年12月9日的系列单据《货物占有权转让书》、《众发中信银行抵／质押物明细表》、《抵／质押物进仓单》及《库存表》，认可其一审时提交的《众发中信银行抵／质押物出仓列表》，却否认南储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6，即2014年4月2日的系列单据，认为前述单据因规格与其提交的发票不一致，属于虚假单据。事实上，证据6和证据4的规格均是依据质押物上粘贴的标签或者喷码制作而成，众发公司认可2013年12月9日的验收方式，却否认2014年4月2日的验收方式，明显前后矛盾。
3.南储公司无法核对唐钢公司的发货规格，也没有义务核对货物标签／喷码上的规格是否与唐钢公司的规格一致。在业务操作中，唐钢公司发货给中海公司，中海公司接货后运至广钧公司码头，到货后，广钧公司与众发公司一起通知南储公司办理货物交接。南储公司此时才介入监管，南储公司只能核对货物标签／喷码上的规格，该规格是否与《众发—中信银行抵／质押物明细表》的规格一致，南储公司根本不可能看到唐钢公司的发货明细，与唐钢公司交接的是中海公司，不是南储公司。
4.货物规格记载正确与否，与南储公司是否履行监管职责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只要南储公司履行了在库监管职责，众发公司就应该按照协议约定向众发公司支付监管费，而无论仓库内是否有货，无论货物规格是什么，南储公司履行了2014年2月6日至8月26日期间的监管职责，众发公司应支付该期间的监管费。
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辩称：
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根据众发公司、唐钢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的《银企商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由中信银行、众发公司与监管仓库签订质押货物监管协议，由仓库负责对货物验收清点。众发公司与其他仓储方所签订其他监管协议或仓储协议，与上述《质押货物监管协议》项下的监管事项无关，也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质押货物监管协议》为众发公司、中信银行与南储公司签署的有效协议，南储公司据此对众发公司出质予中信银行的货物进行监管。鉴于众发公司所提交的材料依法不应被采纳，根据中信银行从南储公司接收的《质押监管确认书》所反映的事实，中信银行同意原审对证据的认证及对南储公司在2014年8月26日前履行了货物监管义务的事实认定。
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南储公司请求众发公司支付相应费用，其具体的权利义务、费用标准等系依据双方签订的《储存监管物品协议书》，而非诉争的《质押货物监管协议》。《质押货物监管协议》第二条“保管方法”也明确指向上述协议书，并在第四条约定由众发公司承担监管费用。中信银行认为，原审认定本案案由为仓储合同纠纷正确。
三、中信银行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监管费用。首先，中信银行非货物确认的义务方。本项业务中，众发公司在中信银行申请开立、承兑银行承兑汇票，以其向唐钢公司采购的钢材向中信银行提供质押担保；南储公司为中信银行委托的在库监管人，根据《质押货物监管协议》约定直接接收、验收货物，并向中信银行发送《质押监管确认书》，该确认书是确认众发公司出质质物及中信银行对质物占有的凭证。从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可知，南储公司为确认货物是否处于质押／监管状态下的义务方，而非中信银行，而且，南储公司承诺《质押监管确认书》的真实完整。中信银行据此确认相应货物已处于质押／监管状态，具体监管事宜由南储公司负责。此为该类业务开展、运作的基础。其次，中信银行为质权人，依照法律和协议约定行使质权。众发公司所称“如果货物是真实存在的，按照相关协议，一审第三人是应当立即通知解除质押”，并无协议依据。综合考虑钢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唐钢公司自2014年3月25日起未足额发货（导致本业务项下已有质物价值低于中信银行银承金额）以及众发公司经营回款状况等各种因素，中信银行至2014年8月27日全部银承结清时，才解除已有质物的质押，不违反协议约定。中信银行有权自主决定在符合相关协议约定及自身信贷管理条件下解除质押。再次，中信银行并非约定的监管费用承担方，原审亦未判令中信银行承担监管费支付义务。众发公司要求中信银行支付监管费并无法律和合同依据，在二审程序中提出该主张亦违背法理。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众发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南储公司及中信银行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3月7日，中信银行、众发公司及唐钢公司签订的《银、企、商合作协议书》约定，众发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向唐钢公司订购钢材，并实行封闭运作，专款专用，众发公司与中信银行共同委托中海公司作为协议项下的货物承运人，并签订《货物运输监管协议》。货物运至中信银行指定的监管仓库（中信银行、众发公司及监管仓库就相关事项另行签订《质押货物监管协议》）。
2014年3月20日，众发公司通过网银转账方式支付南储公司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1月5日及2014年1月6日至同年2月5日的仓储监管费各1万元，合计2万元。
南储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众发—中信银行抵／押物明细表》、《库存表》、《质／抵押物进仓单》、《货物占有权转让书》各两份，载明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9日及2014年4月2日，上述文件均为加盖众发公司公章及广钧公司业务专用章的传真件。其中，两份《货物占有权转让书》均载明：“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广州市众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本转让书一式三份，我司（抵押人）、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广钧xx有限公司大尾角仓库各执一份，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众发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5份中信银行承兑汇票显示，其自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2月27日期间分5次通过中信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方式向唐钢公司付款。
众发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相关的质押物进仓单、质押物明细表及库存表等均需要双方确认并提交中信银行，交接方式首先是通过传真方式，但最终必须以加盖双方公章的相关单据原件来确定最终的权利义务关系。自2013年12月30日与中海公司签订监管协议后，众发公司所有的货物监管业务均由中海公司负责。与中海公司签订的上述监管协议部分对应中信银行的贷款业务，监管协议签订后，没有汇同中海公司及中信银行签订新的质押货物监管协议。涉案2014年3月27日及8月26日的两份解除质押物通知书项下的保证金已存入相应的保证金账户，存入时间与通知书载明的时间一致。因监管业务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规范，有时为取得银行的解除质押手续，即放货出售，再将出售款项用于购买钢材，返仓补空，所以，众发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有部分款项系以电汇方式付款而不是以中信银行承兑汇票付款。
中信银行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众发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与中海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不是中信银行授信业务项下的协议，与中信银行无关。南储公司在本案质押货物监管协议项下履行监管责任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8月26日。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南储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6的效力评价问题。南储公司为证明其在2013年12月及2014年4月期间仍在履行监管义务，提供了2013年12月9日及2014年4月2日的《货物占有权转让书》、《质／抵押物进仓单》等。众发公司对上述2013年12月9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2014年4月2日证据材料（原审证据6）仅为传真件，存在伪造嫌疑。经审查，首先，虽证据6中的证据材料仅为传真件，但依众发公司在二审期间就双方货物监管手续制作流程所作陈述，以传真方式交接相关货物监管凭据系监管流程的必要阶段。在此基础上，上述监管凭据均须众发公司盖章确认，而且，《货物占有权转让书》系众发公司向南储公司发出，因此，货物监管凭据的原件必经众发公司持有的过程。在双方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南储公司仅持有相关材料的传真件与上述交易实操流程并不当然悖逆。其次，如上所述，《货物占有权转让书》系众发公司向南储公司发出，并载明“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据此可认定，众发公司亦认可货物监管凭据传真件的相应效力。再次，上述两个时间点的监管凭据，不仅各自在时间、数量、品名、件数等各项要素上高度一致和吻合，而在，两者在形式及制作流程上亦完全一致。更何况，众发公司确认2013年12月9日的货物监管凭据真实。最后，若众发公司主张的上述证据6项下监管凭据涉嫌伪造属实，则南储公司须伪造众发公司公章及广均公司业务专用章，然后再据此向中信银行提供虚假质押监管凭据，由此，南储公司势必面临向多方违约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法律风险。然而，本案讼争标的金额较小，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南储公司仅作为中信银行的占有辅助人并每月收取约1万元的监管费用。南储公司伪造上述证据的可能性极低，亦与其所处交易地位明显不符。综上，原审确认证据6的真实性正确。
二、南储公司有无在2014年2月至8月期间履行监管义务的问题。本案中，南储公司以前述2014年4月2日的货物监管凭证，5月27日的《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6月3日的《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3月27日及8月26日的《解除质押通知书》为据，主张其履行监管职责至2014年8月26日；就此，众发公司抗辩主张，至2013年12月10日，众发公司无任何货物质押在仓，自2014年2月始，南储公司的监管行为终止，并由中海公司替代，上述两份《解除质押通知书》系为完善授信手续所作，项下质物并不存在。经审查，如前所述，2014年4月2日，众发公司仍有向南储公司发出《货物占有权转让书》等监管凭证，足以表明，截止该日，众发公司仍认可南储公司作为货物监管方的实际交易地位。由此可见，众发公司主张南储公司自2014年2月退出监管不足采信。且，虽众发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与中海公司签订监管协议，但尚不能仅据此迳行认定其与南储公司之间的监管协议就此终止。更为关键的是，众发公司在本案中自始至终未能提交其与中海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所对应的银行授信及质押合同，而中信银行亦明确，该监管协议并非其授信业务项下的协议。又，正如原审所认定，《未足额发货通知书》不能证明中信银行未收到0007号银承以外其他银承项下的货物，不能就此反证南储公司对其他银承项下货物未实施监管。而且，《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的相关记载与南储公司的相应主张能够完全吻合。另，众发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仅以电汇方式支付货款的支付方式与涉案《银、企、商合作协议书》的相应约定明显不符，而且，反映的相关交易事实与涉案《仓储监管企业调查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存在明显出入。因此，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足采信。综上，结合中信银行明确否认为完善授信手续而制作相关监管材料的事实，可认定南储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据证明标准，具备证明相应待证事实的证明力。南储公司据此所提相应主张，应予采信。
三、众发公司应如何支付监管费及滞纳金的问题。关于监管费的计付标准，原审已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认定，二审审查意见与理由与原审一致，在此不再赘述。就此，补充理由如下：依众发公司主张，至2013年12月10日，众发公司无任何货物质押在仓，然而，众发公司仍于2014年3月20日向南储公司支付2013年12月及2014年1月的监管费各1万元，由此可推知，南储公司主张的保底监管费1万元属实，而且，众发公司亦认可。结合前述认定，依据双方于监管协议中就监管费支付所作约定，众发公司应支付南储公司自2014年2月6日至同年8月26日期间的监管费7万元，并应依协议约定分段计付相应滞纳金。南储公司主张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合理。原审就此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9.99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众发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文
代理审判员 李秀红
代理审判员 徐 活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续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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