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78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宁，男，1994年9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立（周宁之父），1974年12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红涛，天津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男，1980年3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堂，天津陈宝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合明，男，1955年4月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信，北京市天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官长水，北京市天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安，男，1984年3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朋飞，男，1985年9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丽，天津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文波，男，1965年8月18日出生。
原审被告：胡晓伟，男，1987年11月23日出生。
原审被告：张羽，男，1970年8月4日出生。
胡文波、胡晓伟、张羽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淑红（胡文波之姐、胡晓伟之姑、张羽之妻姐），1963年4月20日出生。
原审被告：李建军，男，1978年1月22日出生。
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光荣路一城枫景2号楼107号门市。
负责人：李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学帅，男，1974年3月1日出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职员。
原审被告：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8号院4号楼1002室。
负责人：高丰，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蕊，女，1982年8月10日出生，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
上诉人周宁、张健因与被上诉人曹合明、ＸＸ安、董朋飞、原审被告胡文波、胡晓伟、张羽、李建军、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险公司）、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财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宁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377号民事判决有关周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决内容，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周宁及其所驾车内乘员刘勇等6人均系ＸＸ安、张健、董朋飞雇员，事故发生在雇员履行职务过程中，且雇主ＸＸ安、张健、董朋飞明知周宁不具备金杯车驾驶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相关侵权责任应当由雇主承担；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周宁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ＸＸ安作为车辆实际所有人，明知周宁准驾车型与所驾车辆不符，一审判决对其未予定性追责。
张健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537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曹合明对张健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仅依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ＸＸ安接受讯问时的笔录即认定张健、董朋飞、ＸＸ安系周宁等六人雇主不当；对于周宁等六人工作地点、工程是否存在转包及如何约定、何人雇佣周宁等六人、六人工作内容及工资标准、工资发放人、ＸＸ安与董朋飞及张健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均未查清，亦无证据证明张健、董朋飞、ＸＸ安系六人雇主。张健与周宁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无任何有关雇佣双方佣金标准、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证据；周宁早于张健介入工程，前期已有5-6名工人在工地工作，接受张安平及其表弟领导和指挥，未与张健达成雇佣协议；截至本案事发ＸＸ安与张健并未签订合同，施工主体及受益人系ＸＸ安，张健虽有意承包该工程，但因未签订合同，故并未介入工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假设张健与周宁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因本案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本案事故应当按照工伤处理，由与工程发包方签订合同的ＸＸ安承担赔偿责任。
曹合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周宁、张健的上诉请求。周宁与张健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均能够证明张健对周宁等人的工作进行指导，周宁亦向ＸＸ安、董朋飞请示工作，此与ＸＸ安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做笔录能够形成印证，因此ＸＸ安、董朋飞、张健系雇主，应承担雇主责任；周宁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刑罚，其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ＸＸ安虽系事故车辆实际所有人，但因其系周宁等人的雇主，与张健、董朋飞合伙承接工程，因此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张健未提交其与董朋飞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的相反证据。
ＸＸ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董朋飞辩称，董朋飞与ＸＸ安之间并非合伙关系，亦非周宁的雇主；一审判决仅依据交通队笔录即认定合伙关系错误，周宁提交其与张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董朋飞与张健之间系合伙关系；ＸＸ安自发包方承包工程，董朋飞不清楚该工程是否转包予张健，ＸＸ安、张健均不具备电信网络施工资质，一审未依法追加工程发包方作为被告，程序违法。
胡文波、胡晓伟、张羽共同述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周宁、张健的上诉都是有关周宁所驾驶车辆人员责任问题，与胡文波、胡晓伟、张羽无关。
李建军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对周宁、张健的上诉不发表意见。
华安财险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法院对本案交通事故依法判决。
国泰财险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国泰财险公司仅承保了周宁所驾驶车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该车未投保车上人员险，本案受害人均系投保车辆车上人员，不属于国泰财险公司赔偿范围；请法院依据案件事实、上诉人上诉理由及相关证据材料依法审查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赔偿义务主体，根据事故责任依法判决，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针对张健的上诉，周宁辩称，不同意张健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董朋飞、ＸＸ安、张健系周宁及其他六位受害人的雇主，依法应承担责任；张健仅在受害人曹合明起诉的案件中提出上诉，视为其对其他案件放弃上诉的权利。
针对周宁的上诉，张健辩称，不同意周宁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但一审判决确认了张健、ＸＸ安、董朋飞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审理范围，且一审法院对于三人之间的关系未做具体审查即作出认定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文并未明确废止，故一审判决适用上述解释规定，判决周宁承担连带责任符合规定。
曹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宁、张健、ＸＸ安、董朋飞、胡文波、胡晓伟、张羽、李建军、华安财险公司、国泰财险公司赔偿曹合明医疗费20614.6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交通费399.5元、住宿费146元、护理费1800元、误工费2932.14元；2.诉讼费由周宁、张健、ＸＸ安、董朋飞、胡文波、胡晓伟、张羽、李建军、华安财险公司、国泰财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8日1时0分，胡文波驾驶×××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号“陕西”牌重型平板半挂车）由南向北行至北京市京沪高速公路进京方向3.8公里处，将车头北尾南停在机动车道内，适有周宁驾驶×××号“金杯”牌中型普通客车（内乘刘勇、甄金坡、王栓罗、张根忠、曹合明）同方向同车道由后驶来，周宁车辆右前部撞在胡文波所驾车辆挂车左后部，造成刘勇、甄金坡、王栓罗死亡，张根忠、曹合明受伤，两车损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文波为同等责任；周宁为同等责任；刘勇、甄金坡、王栓罗、张根忠、曹合明为无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胡文波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且在高速公路上车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周宁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且未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周宁驾驶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的违法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刘勇、甄金坡、王栓罗、张根忠、曹合明无交通违法行为。
胡文波与胡晓伟系父子关系，胡晓伟系×××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所有人，该车在华安财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3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张羽系×××号“陕西”牌重型平板半挂车的所有人。胡晓伟和张羽在交警部门讯问笔录中陈述均称，张羽是挂车所有人，胡晓伟向张羽借用挂车运货。胡文波的同车乘车人张玉明在交警部门讯问笔录中陈述称，其随同胡文波运货是临时为胡晓伟帮忙，胡晓伟是牵引车的实际车主，平时由胡文波驾驶，胡晓伟亦陈述其是牵引车的车主，车一直由胡文波驾驶。
李建军系×××号“金杯”牌中型普通客车的登记所有人，ＸＸ安系该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系ＸＸ安于2015年向李建军所购买，双方未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该金杯车在国泰财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事故发生后，曹合明被送至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治疗，住院治疗8天，出院诊断：左耳廓开放性损伤、头皮血肿、脑外伤后神经症反应、多处软组织损伤（胸部、左大腿、左膝、左小腿）；出院医嘱：左膝关节制动，一周后门诊复查。曹合明在该医院支出医疗费20614.69元。
周宁提交与张健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张健对周宁等6人提供生活费用并安排指示周宁等人工作及向ＸＸ安、董朋飞请示工作等内容，周宁等人工作内容涉及通信设施安装维修。ＸＸ安在交警部门讯问笔录及在其他受害人起诉的案件中陈述，其与董朋飞、张健合伙凑钱承接通信设施安装维修的工程，雇佣刘勇、周宁、甄金坡、王栓罗、曹合明、张根忠6个人为其三人干活。金杯车平时用于三人接活干活用，本次事故是周宁驾驶金杯车去工地看现场途中发生。
胡文波、周宁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2月20日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于2017年5月5日，法院以（2017）京0115刑初44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胡文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被告人周宁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该刑事判决书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ＸＸ安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本案中，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胡文波和周宁为同等责任，刘勇、甄金坡、王栓罗、张根忠、曹合明为无责任，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由胡文波、周宁各承担事故损失的50%。
关于本案中的赔偿义务人。胡文波与胡晓伟系父子关系，胡晓伟为牵引车的所有人，由胡文波负责驾驶。张羽系挂车的所有人，张羽系将挂车借用给胡晓伟使用。现胡文波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同等责任，故应由胡文波承担赔偿责任，胡晓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羽对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
胡文波驾驶的牵引车在华安财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以及30万元商业三者险，故由华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超出部分，根据胡文波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由华安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赔偿，仍有不足，由胡文波按所负责任比例赔偿。华安财险公司的免责抗辩意见，无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国泰财险公司作为周宁所驾金杯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承保人的赔付对象为“第三者”，而受害人曹合明是周宁所驾金杯车的车上人员，曹合明要求国泰财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如涉及车上人员保险（座位险）问题，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当事人可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另行主张。
ＸＸ安是周宁所驾金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李建军为该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李建军将车辆转让并交付给ＸＸ安，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李建军不属于本案的赔偿义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ＸＸ安将金杯车交由周宁驾驶，而周宁所持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与金杯车不符，ＸＸ安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周宁提交与张健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张健对周宁等人提供生活费用并对周宁等人的工作进行指导及向ＸＸ安、董朋飞请示工作等内容。根据ＸＸ安在交警部门讯问笔录中陈述及ＸＸ安在其他受害人起诉的案件中陈述，上述证据和陈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周宁关于张健、董朋飞、ＸＸ安三人为周宁等6人的雇主，周宁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张健、董朋飞、ＸＸ安三人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周宁所负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义务。周宁犯交通肇事罪，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曹合明主张各项费用，其主张的医疗费20614.6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在合理范围内，法院予以支持。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法院根据曹合明的就医情况酌定合理交通费损失为300元。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曹合明就其主张的住宿费并未举证证明与其就医治疗有关联，故此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根据曹合明的住院时间和出院医嘱，确定误工时间为8天。曹合明主张的误工费计算标准过高，法院按纳税起征点3500元每月计算，经核算，误工费为933元。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曹合明的护理期，根据其伤情确定为8天，曹合明未提交护理人员误工证明，故护理费法院参照当地一般护工标准计算，每天100元，经核算，护理费为800元。
综上，曹合明的损失为医疗费20614.6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交通费300元、误工费933元、护理费800元，共计23047.69元。
因本次事故中，受害人共计五人，三死二伤，华安财险公司的保险限额不足以赔付全部当事人，故法院在其保险限额内予以分配。华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医疗费类损失3848元、死亡伤残类损失2033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8583.35元。董朋飞、张健、ＸＸ安共同赔偿8583.34元【（23047.69-3848-2033）*50%】，周宁对8583.34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曹合明医疗费类损失3848元、死亡伤残类损失2033元，共计5881元；二、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曹合明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8583.35元；三、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张健、董朋飞、ＸＸ安赔偿曹合明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8583.34元，周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曹合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周宁述称张健安排其具体组织施工，事发当晚因携带缆线型号不对，故让周宁带人更换缆线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当晚张健、ＸＸ安均在工地。张健对此予以否认，述称其从未找过周宁，其之所以到工地系因为有意从ＸＸ安处转包此工程，但截至事发其与ＸＸ安未签订协议。本案交通事故另一受害人张根忠述称，董朋飞通过张联社（音）找张根忠干活，来京后由周宁具体负责安排食宿，周宁具体负责管事；张根忠抵京后第二天上午张健与其见面并报销了打车费用；工程是地下光缆穿线，得夜里施工；事发当晚因携带光缆型号不对，ＸＸ安要求周宁、张根忠和其他几位受害人回去更换，在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
经本院阅查，ＸＸ安在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讯问时曾陈述以下内容：“刘勇是我表弟”、“我和董朋飞、张健合伙接一些通信设施安装维修的活，刘勇给我们打工，前些天我们接了丰台区莲花池一个维修的活，我通知刘勇，刘勇又通知周宁、甄金坡、王栓罗、曹合明、张根忠，由周宁驾车去工地看现场……”“问：你和董朋飞、张健什么关系？答：我们三个人合伙凑钱接通信设施安装维修的活。”“问：周宁及三名死者、两名伤者与你什么关系？答：我们三个人雇的这六个人给我们干活。问：是否有劳动合同？答：没有合同，口头协议。问：事故时谁驾驶车辆？答：周宁。问：周宁所驾车辆情况？答：‘金杯’牌，白色，黄牌中型客车，车号是×××。问：车辆所有人？答：登记的是李建军，但这车是我从他手中买的，2015年11月，车钱是我自己出的，购车款没全付完，所以没有过户，这辆车平时就是我们三个人接活、干活用”。
周宁在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讯问时曾陈述以下内容：“2016年12月7日18时吃完晚饭，没饮酒，20时见到老板张健，他说晚上有活，21时许，我从住所去垡上营村装光缆，然后车上坐着大概三个人驾车出发，由马驹桥收费站上京沪高速行驶，去丰台区莲花池工地装光缆，到达后准备卸车，另一位老板ＸＸ安发现带错光缆，然后让我装车返回马驹桥，大概23时左右，换好光缆，车上坐着六个人，从马驹桥出发……当车辆行驶过大羊坊收费站进京方向三公里左右……发生了交通事故……”“问：谁让你驾车去工地？答：张健、ＸＸ安他们是老板，我受他们指派。”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ＸＸ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当庭陈述、答辩及质证的权利。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确定的本案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主体是否适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一审判决结合相关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讯问笔录等，认定周宁等人受雇于张健、董朋飞、ＸＸ安，本案事故发生在周宁提供劳务过程中依据充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张健、董朋飞、ＸＸ安作为雇主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周宁作为车辆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驾驶与所持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的车辆并确保安全驾驶，但根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周宁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且未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是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周宁亦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认定周宁对交通事故发生有重大过错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虽然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但上述条文并未具体明确提供劳务一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时的赔偿义务，故一审判决周宁承担连带责任符合规定，周宁就此所提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ＸＸ安作为实际车主，将车辆交予周宁驾驶，但周宁所持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与ＸＸ安交付驾驶的车辆不符，一审判决据以认定ＸＸ安存在过错符合法律规定；但根据相关笔录，ＸＸ安实际所有的×××中型普通客车系作为张健、董朋飞、ＸＸ安接活、干活的工具使用，事发时周宁驾驶车辆亦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张健、董朋飞、ＸＸ安作为雇主应对此共同承担责任；周宁作为车辆驾驶人，应当知晓所持驾驶证准驾车型，在实际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情况下仍然驾驶车辆，以致发生事故，周宁对此亦有责任；基于上述理由，周宁上诉主张一审判决未对ＸＸ安此节过错予以定性处理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张健所提上诉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一审中，周宁主张其系为张健、ＸＸ安、董朋飞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故主张雇主张健、ＸＸ安、董朋飞承担责任，为证明其主张，周宁向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周宁向张健请示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张健通过银行账户向周宁支付生活费等事实。此外，ＸＸ安、周宁在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讯问时，对ＸＸ安与董朋飞、张健之间合伙承接工程、雇佣周宁及本案受害人从事通信光缆维修等情况亦均有相应陈述，陈述内容能够形成印证。相关讯问笔录形成于事故发生后、本案诉讼前，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本案事实。综合以上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张健、董朋飞、ＸＸ安系周宁等六人的雇主、周宁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张健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就其反驳主张未能提供充分有力反证，故本院对其所提上诉主张不予采纳。本案损害系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根据查明的事实，系周宁在为张健、董朋飞、ＸＸ安提供劳务驾驶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上其他乘员死亡或者受伤，现相关求偿权利人以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法律关系起诉要求赔偿，一审法院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对本案予以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张健上诉所称工伤赔偿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认定，当事人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周宁、张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周宁负担50元、张健负担50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 忆
审 判 员 宋 光
审 判 员 任淳艺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法官助理 张 科
书 记 员 韩京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