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4民终175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少伟，男，196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晓军，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淑映，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希乐，男，195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聂红燕，女，197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泉泓，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海燕，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吴少伟因与被上诉人黄希乐、聂红燕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8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少伟上诉请求：1、更正、改判黄希乐向吴少伟支付商铺租金1277870.61元；2、改判黄希乐向吴少伟支付逾期交纳租金的滞纳金（以实际拖欠的租金金额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计算至所有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3日的滞纳金为555418.28元）；3、改判黄希乐向吴少伟支付2014年10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39978.4元及其滞纳金（以39978.4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017年6月2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3日的滞纳金为7396元）、垃圾处理费1008.7元、电费2563元；4、改判聂红燕对黄希乐的上述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黄希乐、聂红燕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黄希乐于2017年12月3日将自有物品搬离完毕并将1029号商铺交回给吴少伟，黄希乐应向吴少伟支付按《商铺租赁合同》计算至2017年12月3日的租金1277870.61元。吴少伟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确认租金1147334.49元为计算数据失误，并非吴少伟自行处分权利将租金减至1147334.49元，亦并非吴少伟放弃诉讼请求。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已同意10天内办理完毕房屋腾退手续，吴少伟代理人当庭明确诉求中的租金金额，计至2017年12月1日的租金为1274903.88元（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20页第15行）。黄希乐实际于2017年12月3日返还商铺，故吴少伟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确认租金计算至2017年12月3日，并提交了租金滞纳金计算明细，列明应付租金自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但由于数据合计失误，错误合计应付租金合计为1147334.49元，正确合计应付租金应为1277870.61元。吴少伟没有放弃诉讼请求的意思表示，实为数据合计错误，按实事求是的原则，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更正、改判。
二、黄希乐向吴少伟支付逾期交纳租金的滞纳金应以实际拖欠的全部租金金额为基数计算，按日千分之一计算。黄希乐涉嫌刑事案件于2015年4月16日被珠海市香洲区公安分局抓捕，2015年4月底被监视居住放出来，在监视居住期间，黄希乐专程到吴少伟办公室，向吴少伟请求别收回商铺，事实上黄希乐从未主动向吴少伟提出终止租赁合同，商铺一直由黄希乐及其允许的人控制和使用，直至2017年12月3日双方进行商铺移交。在黄希乐监视居住期间，黄希乐还和同盟科技合作，商铺大门及里面同时挂有同盟科技的照片（见卷宗内现场照片），一审承办法官现场查看时可看到广东华银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融公司）、同盟科技、珠海正中贸易有限公司的牌匾。因此，黄希乐涉及刑事案件根本不能成为其不支付租金和滞纳金的借口和理由，更不能因此减损吴少伟的权益。黄希乐应该支付2015年5月6日至2017年12月3日逾期支付全部租金的滞纳金。
三、关于物业管理费的滞纳金。一审法院已于2017年11月24日询问珠海经济特区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桂花村管理处主任刘正贵，刘正贵表示按照管理合同有约定滞纳金，按拖欠总额每天千分之一计收。
四、聂红燕应对黄希乐的应付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聂红燕与黄希乐离婚时有四套房产登记在聂红燕名下，其中一套房产由黄希乐转让给聂红燕，一套房产因黄希乐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查封，离婚协议中一套夫妻共有房产无偿归聂红燕一人所有。这些足以证明聂红燕与黄希乐的财产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聂红燕与黄希乐于2010年3月25日结婚，最初聂红燕寻找经营场所时找到吴少伟要求承租，聂红燕当时说承租用于做公益名家陶瓷和金融生意，双方于2014年6月6日签订《商铺租赁协议》，签订租赁合同时聂红燕带吴少伟到黄希乐的办公室谈签约事宜，此时吴少伟才知道聂红燕与黄希乐是夫妻关系。承租后，2014年下半年，聂红燕和黄希乐组织吴少伟等20多人去参观聂红燕在东莞开办的陶瓷店。黄希乐被抓捕前，黄希乐还和聂红燕的父母及女儿全家一起去马尔代夫豪华旅游，场景温馨甜蜜幸福（有照片为凭）。在黄希乐被监视居住期间，2015年10月9日双方迅速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黄希乐将名下拥有房产99%的份额归聂红燕所有。离婚协议中没有对现金进行记载，不符合两人的经济情况。两人办理离婚期间及离婚后都没有告知债权人，明显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总之，签订租赁合同时间是聂红燕与黄希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租赁商铺用于聂红燕和黄希乐商业办公，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共同开支，黄希乐拖欠租金等款项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聂红燕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吴少伟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其上诉请求。
黄希乐辩称，黄希乐不应向吴少伟支付2015年5月份之后的租金，黄希乐在2015年4月因在租赁场地成立的华银融公司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被公安机关抓获并羁押，后因身体原因被监视居住，已无法也不能在上述场地进行经营活动，吴少伟对此也是明知的。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黄希乐迟延缴纳租金超过30天的，吴少伟可以终止合同并处置留置在商铺内的财产，吴少伟明知黄希乐被公安机关羁押并监视居住无法从事经营活动，仍然没有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减少损失而是放任损失进一步扩大，这个损失应当由吴少伟自己承担。由于黄希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羁押在梅州监狱，没有人身自由和经济来源，所以没有提起上诉，但还是向法庭说明这个事实。
聂红燕辩称，聂红燕不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吴少伟主张聂红燕承担共同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首先，黄希乐租赁案涉的商铺，其签订的合同主体是黄希乐而不是聂红燕；其次，黄希乐租赁案涉商铺是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活动，该事实有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和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黄希乐及其公司的员工全部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因从事犯罪活动所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聂红燕不是黄希乐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因此黄希乐从事犯罪活动所负的债务与聂红燕无关；第三，聂红燕与黄希乐在2015年10月9日离婚，聂红燕更不应当承担黄希乐犯罪行为所负的债务。
吴少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押金76883元归吴少伟所有；2、判令黄希乐向吴少伟支付自2015年6月起至实际腾退商铺之日止的租金（计至2017年12月3日的租金为1147334.49元）；3、判令黄希乐向吴少伟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以实际拖欠的租金金额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计算至所有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3日的滞纳金为551991.71元）；4、判令黄希乐向吴少伟支付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6月的水电费、管理费、垃圾处理费合计43550.1元及滞纳金（以人民币43550.1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017年6月2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3日的滞纳金为8100.32元）；5、判令聂红燕对上述第2、3、4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令黄希乐、聂红燕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珠海市拱北九洲大道西1029号商铺，建筑面积480.52平方米，登记在吴少伟名下。该商铺位于临街的二楼商铺，其楼下就是小区保安亭及小区进出口。该商铺属于桂花村小区，由珠海经济特区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吴少伟在案涉商铺不远处还有一间工作室，位于珠海市××村××区××栋金秋阁。
2014年6月6日，吴少伟（甲方）与黄希乐（乙方）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珠海市拱北九洲大道西1029号商铺租给乙方经营商业办公之用。租期为6年，从2014年6月6日起至2020年6月5日止。合同第三条关于租金及水电费支付约定：“1、乙方从2014年8月15日起向甲方交纳租金，6月6日至8月15日为免租金装修期。（1）从2014年6月6日至2015年6月5日止月租金为38441.60元/月；（2）从2015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5日止月租金为40363.68元/月；（3）从2016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5日止月租金为42381.86元/月；（4）从2017年6月6日至2018年6月5日止月租金为44500.95元/月；（5）从2018年6月6日至2019年6月5日止月租金为46726元/月；（6）从2019年6月6日至2020年6月5日止月租金为49062.30元/月；2、乙方每月10号前，将当月之不含税的租金转账到甲方提供之账户。”合同第四条关于租赁押金及商铺交付期限约定：“1、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租金押金76883元；合同期限届满，甲乙双方进行结算后，甲方即无息退还剩余租金押金给乙方。2、甲方在收到上述保证金之日，将商铺现状交给乙方使用，此合约即日生效”。合同第十一条关于提前终止合同约定：1、在合同期限内，若乙方欠交租金和水电费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每天按拖欠金额的百分之一向甲方交纳滞纳金，乙方逾期交纳租金超过10天的，甲方有权作停水停电处理。停水停电处理30天后，乙方仍未交足所欠的租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在甲方以传真或信函等书面方式通知乙方之日起，本合同自动终止。甲方有权收回商铺并没收保证金。同时甲方有权留置乙方商铺内的财产并在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有权将申请拍卖留置的财产用于抵偿乙方应支付的因租赁行为所产生的全部费用。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提前终止本合同。如乙方确需提前解约，须提前叁个月书面通知甲方，且履行完毕以下手续，方可提前解约：A向甲方交回商铺；B交清承租期的租金及其它因本合同所产生的费用；C因乙方无故提前终止本合同，甲方有权没收乙方交纳的押金，及追缴装修期间的租金。3、合同期间，荐甲方确需提前终止本合同，需提前叁个月通知乙方，并免收乙方该叁个月租金的款项作为赔偿及赔偿乙方装修损失(根据装修发票及经有资质评估机构折旧率为准）(本合同约定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的情况除外)。4、合同期内，该商铺的物业管理费、治安费、卫生费、电费、水费、有关营业范围内的保险费及经营活动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如因乙方欠费造成甲方被追缴或追罚时，金额超出当月租金或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时间超过60天仍未交清欠费的，即视作乙方严重违约，甲方有权即时收回商铺，并赔偿甲方的损失。合同第十二条第2款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上级指令，执行公检、法机关有效法律文书等非甲方自身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得到全部、部分履行或提前终止的，甲方对乙方不承担不能履行或提前终止合同的法律责任。合同第十三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若乙方违反本合同的有关规定，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若甲方违反本合同的有关约定甲方必须赔偿乙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合同第十五条关于其他约定：1、甲乙双方协议终止租赁关系，如发现商铺有毁坏的，乙方应负责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2、甲乙双方的租赁关系终止时，必须办理移交手续，进行清算。3、甲乙双方合同期满租赁关系终止时，乙方添置的可活动物品，乙方可取走：属墙壁、天花、门窗、地板、消防设备、水电线路（含抽风管道和冷气管道)、照明装置等固定装修，乙方不得损坏或拆迁，全归甲方所有,同时甲方对乙方的装修不作任何补偿。
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黄希乐支付了租赁押金76883元，吴少伟也按合同约定将案涉商铺交付给黄希乐使用。案涉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处主任称，案涉商铺在2014年7月12日办理装修手续并开始装修，此后未再重装，一直由华银融公司作办公使用。
2015年5月15日，黄希乐向吴少伟出具一份《欠条》，内容载明：“兹欠吴少伟先生5-6月份华银融公司办公室租金人民币20883元（2015年5月-6月份租金共76883元，已支付56000元）”。此后，黄希乐不再向吴少伟支付过任何款项，但双方均从未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
吴少伟主张黄希乐自2014年10月起未按时支付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吴少伟至今也尚未向相关部门缴纳案涉商铺的水电费及物业管理费。珠海经济特区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桂花村收费情况明细列明》显示，案涉商铺拖欠2014年10月至2017年11月的物业管理费共计49348.40元，其中自2016年3月起每月的物业管理费为1874元；拖欠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垃圾处理费，每月144.10元，合计1008.70元；拖欠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电费2563元，其中2016年9月的电费仅为1.3元；拖欠水费为0。在一审法院向案涉商铺小区的物业管理处主任刘正贵核实案涉商铺情况时，该管理处主任陈述称，管理处并未代收案涉商铺的水费，因案涉商铺的承租人出事了，在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偶尔有几个人过来看门店遂产生了垃圾处理费及电费，但在2016年10月之后就彻底关门，故后面不再产生该两项费用。物业管理合同约定了每日千分之一的滞纳金。后在一审法院组织双方查看案涉商铺现场并作笔录的过程中，刘正贵过来送一份物业管理费的滞纳金表，吴少伟以物业管理人员并非天天在保安亭门口为由，要求物业管理人员澄清事实。刘正贵述称其本人在管理处办公，并无法每天都能看到案涉商铺何时有人进来，只是2017年11月底前一两个月才对案涉商铺停电。
黄希乐等人于2015年4月1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刑事拘留，并于2015年5月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监视居住，后被逮捕。后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黄希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目前该案件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现黄希乐被羁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
2016年6月5日，吴少伟主动找到黄希乐刑事案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黄希乐、聂红燕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泉泓请求帮忙协调租赁合同事宜。汪泉泓草拟了一份《协议书》，称黄希乐因涉嫌刑事犯罪取保候审，由律师代理与吴少伟协商终止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双方同意黄希乐存放在案涉商铺的物品作价5万元给吴少伟，黄希乐收到3万元后将钥匙交给吴少伟，剩余2万元作为黄希乐支付的房屋租金。吴少伟因不同意协议内容而双方未最终签订协议。
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双方均同意退还案涉商铺。后于2017年12月3日，黄希乐委托案外人与吴少伟办理了案涉商铺的腾退工作，并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双方就终止租赁珠海市九洲大道西1029号商铺一事确认如下：一、黄希乐已于2017年12月3日将自有物品搬离完毕。二、黄希乐搬走物品后将1029号商铺交回给吴少伟，钥匙交给吴少伟后，双方租赁合同关系终止。
聂红燕与黄希乐于2010年3月25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0月9日在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婚后无子女，女方婚前子女归女方抚养，对财产及债务约定如下：“1、存款：双方各自名下存款各自所有。2、车辆：双方各自名下车辆归各自所有。3、房屋：A、位于珠海市唐家××镇××路××单元××房，原男方名下拥有该房产99%份额，女方名下拥有该房产1%份额，该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140万元人民币用于男方生意需要，且一直由女方向银行负责付息，现男方无偿还能力。经双方一致同意，男方将名下拥有该房产99%份额归女方所有（即女方全额拥有该房产）……双方确认个人的婚前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与对方无关，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吴少伟主张聂红燕是黄希乐的配偶，要求与黄希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聂红燕辩称其与黄希乐已登记离婚，其也不是案涉商铺租赁合同的主体，不应与黄希乐承担共同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租赁押金问题。吴少伟、黄希乐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黄希乐没有按期缴纳租金，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吴少伟有权终止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据此，吴少伟诉请黄希乐支付的租赁押金76883元归吴少伟所有，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吴少伟无须向黄希乐返还租赁押金76883元。
二、关于租金问题。《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第1款约定，“乙方逾期交纳租金超过10天的，甲方有权作停水停电处理。停水停电处理30天后，乙方仍未交足所欠的租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在甲方以传真或信函等书面方式通知乙方之日起，本合同自动终止。”《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第2款约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提前终止本合同。如乙方确需提前解约，须提前叁个月书面通知甲方，且履行完毕以下手续，方可提前解约：A向甲方交回商铺；B交清承租期的租金及其它因本合同所产生的费用；C因乙方无故提前终止本合同，甲方有权没收乙方交纳的押金，及追缴装修期间的租金。”本案中，黄希乐自2015年6月起就不再缴纳租金，已经严重违约，而吴少伟在黄希乐涉嫌刑事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下，却一直未按照合同约定来行使合同解除权；黄希乐涉嫌刑事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下，也一直未书面通知吴少伟提前解约。由此可见，双方对合同不能履行后所产生的扩大损失存在同等过错。同时，《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第2款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上级指令，执行公检、法机关有效法律文书等非甲方自身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得到全部、部分履行或提前终止的，甲方对乙方不承担不能履行或提前终止合同的法律责任。”黄希乐因其自身涉嫌刑事犯罪而无法继续使用案涉商铺，责任在于自己，因此，黄希乐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直到2017年12月3日，黄希乐才委托代理人向吴少伟返还了案涉商铺，故黄希乐应向吴少伟支付2015年2017年12月3日之前的所有租金。从合同约定的租金金额及支付时间来看，黄希乐于2015年5月15日出具欠条确认拖欠吴少伟2015年5月至6月的租金20883元，欠条载明拖欠的应为2015年6月5日之前的租金20883元。因此，黄希乐除应向吴少伟支付2015年6月5日之前拖欠的租金20883元外，还应按照合同约定，按40363.68元/月的标准向吴少伟支付2015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5日期间的租金484364.16元（40363.68元/月×12），按42381.86元/月的标准向吴少伟支付2016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5日期间的租金508582.32元（42381.86元/月×12），按44500.95元/月的标准向吴少伟支付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12月3日期间的租金264038.97元（44500.95元/月×5+44500.95元/月÷30×28），上述合计租金为1277868.45元（20883+484364.16+508582.32+264038.97）。吴少伟诉请黄希乐支付租金1147334.49元，该金额少于按照合同计算的金额，这是吴少伟自行处分权利，一审法院予以照准，故黄希乐应向吴少伟支付租金1147334.49元。
三、关于租金滞纳金问题。《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约定，黄希乐未按约支付租金，应每天按拖欠金额的百分之一缴纳滞纳金。黄希乐自2015年6月起开始拖欠租金，因此，吴少伟诉请黄希乐支付延迟交租的纳滞纳金，理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违约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黄希乐逾期支付租金造成的是吴少伟的利息损失，而租赁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标准高达日百分之一显然过高，吴少伟诉请按照日千分之一也仍然过高，结合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酌定滞纳金按照月利率2%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从2016年6月5日黄希乐的代理人与吴少伟沟通的草拟版《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双方仅因以物抵价及租金支付情况而未达成协议，但其充分显示吴少伟当时已经清楚黄希乐因涉嫌刑事犯罪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且后面案涉商铺关门不再营业也进一步予以印证该事实，但吴少伟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行使单方解除权，导致损失扩大，因此，吴少伟诉请黄希乐支付2016年6月6日后所拖欠租金的滞纳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同约定每月10日之前交纳当月租金，黄希乐拖欠吴少伟2015年6月5日之前的租金20883元，拖欠2015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5日期间的每月租金各40363.68元，因此，黄希乐应自2015年6月10日以拖欠的租金20883元为基数、在2015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分别自当月10日起按40363.68元为基数，并按月利率2%向吴少伟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
四、关于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垃圾处理费及其滞纳金问题。案涉商铺的物业管理处并未代收水费，吴少伟也没有提供其缴纳水费的单据或者供水部门的催款单，因此，无法核实黄希乐是否拖欠水费及拖欠的金额，故吴少伟诉请黄希乐支付水费及其滞纳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的租赁合同于2017年12月3日终止，黄希乐自2014年10月起拖欠开始拖欠物业管理费，故吴少伟诉请黄希乐支2017年6月前的管理费，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案涉商铺的物业管理处出具的《桂花村收费情况明细列明》，黄希乐应支付吴少伟2014年10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共计39978.40元（49348.40-1874×5）。同时，黄希乐还应向吴少伟支付案涉商铺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垃圾处理费1008.70元、电费2563元。尽管案涉商铺的物业管理处事后补充提交了滞纳金计算表，但吴少伟并未提供物业管理合同证明存在滞纳金的约定及其已经缴纳了滞纳金的凭证，因此，吴少伟诉请黄希乐支付物业管理费、水费及垃圾处理费的滞纳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聂红燕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后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而是用于个人违反犯罪活动的债务，不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中，黄希乐租赁案涉商铺用于违法经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此产生的债务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故本案涉及的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且聂红燕在2015年10月9日已经与黄希乐离婚，此后产生的租金等债务更与聂红燕无关。因此，吴少伟诉请聂红燕对黄希乐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吴少伟无须向黄希乐返还租赁押金76883元；二、黄希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吴少伟支付商铺租金1147334.49元；三、黄希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吴少伟支付逾期缴纳租金的滞纳金（自2015年6月10日以拖欠的租金20883元为基数、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分别自当月10日起按40363.68元为基数，并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四、黄希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吴少伟支付2014年10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物业管理费39978.40元及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垃圾处理费1008.70元、电费2563元；五、驳回吴少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74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744元，由吴少伟负担4044元，由黄希乐负担207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吴少伟提交了照片16张及华银融公司开业时珠海市民营企业商会在网站内对公司开业的报道。本院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查明，吴少伟在一审第一次庭审（2017年11月23日）中明确诉求中的租金金额计至2017年12月1日为1274903.88元，在一审第二次庭审（2018年1月18日）中明确诉讼请求为计至2017年12月3日的租金为1147334.39元。
二审期间，吴少伟陈述其要求聂红燕承担本案共同责任的理由包括：1、基于聂红燕与黄希乐的夫妻关系，退一步讲，2015年5月至10月的租金是离婚前产生的，应是夫妻共同债务；2、聂红燕与黄希乐离婚时将共同的房产无对价归聂红燕所有；3、两人有明显以离婚逃避债务并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4、根据吴少伟在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聂红燕与黄希乐共同经营华银融公司。
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吴少伟诉请的租金数额，根据一审庭审笔录的记载，吴少伟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明确诉讼请求为计至2017年12月3日的租金为1147334.39元，其计算截止期间及数额均是明确的，应以其明确的诉请为准。吴少伟在二审期间提出“租金为1147334.39元”是数额计算错误，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一审法院根据其诉请的数额少于实际数额认定是其对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吴少伟以其计算错误为由要求本院纠正，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吴少伟诉请延迟交租的滞纳金。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延期交租的滞纳金为日百分之一，一审法院认为约定过高并参照民间借贷利率的最高标准确定了滞纳金按每月租金的2%计算，已经充分考虑了吴少伟的损失。吴少伟上诉要求按日千分之一计算，标准过高，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吴少伟曾与黄希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就终止《商铺租赁合同》进行过协商，说明吴少伟已经清楚知道黄希乐因刑事犯罪而无法正常使用案涉商铺，且黄希乐一直拖欠租金，吴少伟有权根据约定单方解除《商铺租赁合同》，但吴少伟未积极行使权利，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2016年6月6日以后的租金滞纳金是吴少伟的原因导致的扩大损失，不予支持吴少伟的该部分请求并无不当。吴少伟对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拖欠物业管理费的滞纳金。吴少伟上诉主张黄希乐逾期交纳管理费应当支付滞纳金，并以案涉商铺的管理处主任向一审法院陈述有滞纳金的事实为证，但吴少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了因拖欠物业管理费的滞纳金以及相关的物业管理合同中对滞纳金有明确的约定，故吴少伟上诉要求黄希乐支付拖欠物业管理费的滞纳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聂红燕对黄希乐在本案中的债务应否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如一审法院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黄希乐利用案涉商铺经营华银融公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活动，故因租赁案涉商铺所产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黄希乐与聂红燕的夫妻共同债务。吴少伟主张本案债务是黄希乐与聂红燕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吴少伟又主张聂红燕与黄希乐共同经营华银融公司，但其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聂红燕有参与华银融公司的经营管理，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黄希乐与聂红燕是否存在通过离婚的形式恶意转移财产，吴少伟作为债权人如认为黄希乐处分自己的财产损害了其权益，可依法行使相关的撤销权，但不能成为聂红燕承担本案共同责任的理由。综上，吴少伟要求聂红燕共同承担本案清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少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40元，由上诉人吴少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烈斌
审判员 廖世娟
审判员 朱 玮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梁 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