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78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艳生，男，1971年4月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京京，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雅奇，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东，男，1974年9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词，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高科园北园二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孙作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卫东，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艳生、上诉人李东东因与被上诉人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京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2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艳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京京，上诉人李东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词，被上诉人日照京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艳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日照京泰公司关于胡艳生与李东东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日照京泰公司、李东东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于2011年11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于2011年11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日照京泰公司根本违约，导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胡艳生已经合法行使解除权，解除了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日照京泰公司对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也已知晓并作出了应对行为。在此情况下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虽然协议解除的后续问题未解决完毕，但是并不影响协议解除的事实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对此，一审法院作出的“胡艳生称45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双方于2011年11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胡艳生与李东东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均无影响，故本院在本案中对上述款项的性质、用途不予判断。且胡艳生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胡艳生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有误。（1）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日照京泰公司在履行协议的方式上存在严重问题。日照京泰公司违背约定，私自向各个股东分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导致了部分股东截止目前尚未收取到任何股权转让款，同时也引发了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分配问题，引发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帅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矛盾，故而胡艳生对其履行方式不认可。（2）日照京泰公司严重违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大幅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严重不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约定，日照京泰公司应当在金帅公司完成土地出让手续后7日内即2012年10月5日向金帅公司的股东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2100万元，于30日内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剩余款项在1年之内支付完毕，但日照京泰公司严重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针对胡艳生，日照京泰公司更是从未履行付款义务，其向胡艳生支付的“货款”事实上是胡艳生为日照京泰公司倒账的费用。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的约定，胡艳生已合法取得了《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权，胡艳生确实依约履行了口头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且日照京泰公司撤回在金帅公司办公场地的工作人员，并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金帅公司返还所谓的代付股权转让款及为金帅公司垫付的土地出让金。由此可以证明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对于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进行了确认。然而，本案一审法院却不顾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解除条款之约定、日照京泰公司严重违约的情形、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的因素，以及日照京泰公司针对《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的应对行为，强行认定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错误，具体阐述如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章之各项规定，当事人违约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定事由。并结合胡艳生未退还日照京泰公司支付的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且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认定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仍具有约束力，日照京泰公司仍然享有合同利益。”分析一审法院上述观点，胡艳生认为主要有三点理由：当事人违约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定事由；日照京泰公司相应股权转让款；解除合同的任何有效证据。对此胡艳生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针对一审法院关于违约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定事由问题。胡艳生认为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诚然，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但本案中，因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在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有明确的约定：若日照京泰公司出现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胡艳生将合法取得解除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本案中日照京泰公司有大幅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根据双方约定，胡艳生将依法获取得《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在《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解约形式的情况下，胡艳生无论采取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由此在胡艳生多次口头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得以解除。故本案不适用“违约行为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定事由”之规定，本案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违约解除条款，应当遵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行为有约定的应当依照约定的”法律规则。其次，针对一审法院关于“胡艳生主张收取的45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对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无任何影响”的认定，胡艳生认为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的错误。胡艳生收取的45万元款项，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直接关系到日照京泰公司是否按照约定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在上述款项的性质、用途不清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对日照京泰公司的履约情况作出判断。事实上，日照京泰公司已经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期限、金额上均出现了严重违约情况，胡艳生已多次口头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在该项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再次，针对一审法院认为胡艳生对于解除双方合同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的观点。胡艳生认为，因为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未对解除的方式进行明确的约定。因此无论是胡艳生采用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均符合约定。胡艳生已经多次口头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对此，虽然胡艳生因口头通知的方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无法举证，但从日照京泰公司的自身行为来看，均能印证胡艳生的观点。日照京泰公司自身在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部分股权转让款、土地出让金的行为，以及日照京泰公司主动撤离在金帅公司工作人员的措施，均已证明了日照京泰公司认可胡艳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否则其不可能向其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土地出让金，也不可能撤回其派往金帅公司的工作人员。上述证据，胡艳生均在一审诉讼中予以提交，三方当事人亦未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因此应当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胡艳生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存在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解除的问题存在明显的法律适用及事实认定错误，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合法程序得以解除。2.一审法院认定胡艳生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是对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一审法院认定“胡艳生与李东东在明知日照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的情况下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构成‘恶意串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的合同权益。”这一认定有明显的事实错误。首先，胡艳生在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时并不认可日照京泰公司还享有合同权益。胡艳生坚信因日照京泰公司严重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胡艳生合法行使解除权的情况下，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正是基于此，胡艳生才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胡艳生在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时主观上不可能存在任何恶意，更不可能有所谓的故意去损害日照京泰公司的合同权益的情形。其次，胡艳生与李东东也尽到了必要的审慎义务，亦不可能存在任何主观恶意。胡艳生如实向李东东告知了全部实际情况，在李东东的要求下，胡艳生向李东东提供了全部的工商登记档案，档案显示金帅公司的股东情况确如胡艳生的阐述。双方已经尽到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的最大善意。综上，胡艳生与李东东在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时，均具备充分合法的依据，双方之间主观上均不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恶意。故而,一审法院以恶意串通之说否认胡艳生与李东东之间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效力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综合以上陈述，胡艳生认为一审法院在本案的法律适用以及事实认定上均存在明显错误。
日照京泰公司针对胡艳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胡艳生的上诉请求。1.胡艳生从未向日照京泰公司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发出解除通知，并且在上诉状中已经自认。原股东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在持续。一审诉讼证据中有1份2016年4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有胡艳生的签字，内容为限日照京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2.关于恶意串通的问题。（1）胡艳生与李东东明知其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的合法权益，对此问题，如果李东东还有理由辩解，胡艳生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2）李东东向胡艳生支付的转让款金额明显高于日照京泰公司的转让款金额，胡艳生已经获得了实际利益，已构成恶意串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
李东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日照京泰公司关于胡艳生与李东东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日照京泰公司、胡艳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日照京泰公司与胡艳生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有误。李东东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对于日照京泰公司依据其与金帅公司原股东（包括本案胡艳生）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提出了质疑。其一，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日照京泰公司的公章。其二，该《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即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掩盖非法转让国有土地的目的。其三,金帅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对该《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未能生效。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对于上述问题所涉及的事实并未进行逐一阐明，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与法律规定不符。（1）一审法院以“日照京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作海及原股东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为由认定“李东东称该合同未经日照京泰公司盖章，故无效……本院不予采信”的观点不能成立。日照京泰公司作为该协议中的乙方，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签字并盖章，但该协议只有其法定代表人孙作海个人的签字，并没有加盖公司的合法印鉴。而且事后，日照京泰公司也没有再与金帅公司股东签订任何协议或文件以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加以进一步的确认，更没有要求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的股权应登记在日照京泰公司名下。因此，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日照京泰公司并没有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工作，该协议并没有依法成立。一审法院以“协议约定签字生效”的理由豁免公司盖章的义务及责任，明显于法不合。日照京泰公司依据1份没有成立的合同主张权利，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2）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日照京泰公司收购金帅公司股权的真实目的是收购金帅公司名下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及1000余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物，以及没有办理房改的员工宿舍3500余平方米。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国有划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属于不可以买卖的资产，员工宿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也应当进行房改。除这些固定资产外，金帅公司无任何经营业务，也没有可预期的收入，因此，日照京泰公司收购金帅公司股权是为了实现上述不可买卖的房地产的目的。此外，日照京泰公司为了掩盖其非法目的，还在《股权转让协议》第十六条约定，双方需要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日照京泰公司不能依据1份无效的合同提起诉讼，故日照京泰公司无诉讼主体资格。但一审法院对此没有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进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3）一审法院自始至终并未阐明胡艳生在其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应当获得的转让款的具体金额。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日照京泰公司以4000万元(不含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的价格购买金帅公司100%股权，但该协议并没有明确每名股东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仅约定了支付的条件和时间。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金帅公司章程的规定，金帅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但金帅公司并没有召开股东会，股东也未就个人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予以确认。在《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条款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与法律规定不符。2.一审法院作出《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未解除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李东东及胡艳生在一审庭审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日照京泰公司已经认可其与金帅公司原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分别为日照京泰公司工作人员撤离的证据，以及日照京泰公司在其他法院提起的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土地出让金诉讼的相关证据。李东东认为，日照京泰公司通过其行为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履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认可其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若日照京泰公司不认为其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则其不可能向其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土地出让金，也不可能撤回其派往金帅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审法院认定“日照京泰公司在其他人民法院提起与本案相反的诉讼，虽以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作为背景，但诉讼请求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也未作出与本案基本观点明显矛盾的陈述，其他人民法院未就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生效裁判，故上述诉讼进行不必然对本案产生影响，对此不予确认。”由此可见，对于日照京泰公司行为性质的认定以及日照京泰公司在另案起诉状中自认事实的定性上，一审法院作出的结论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混淆了判决认定事实与当事人自认事实的关系。其他人民法院判决仅需确认金帅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而对于事实问题，在日照京泰公司自认以及李东东将此文件作为证据提交的情况下，三方均无异议，此事实应当作为本案事实予以确认。故李东东认为日照京泰公司与金帅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3。李东东取得股权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构成善意取得。李东东与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新股东认可原股东告知其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并承认己方未对此进行审查”，以及“新股东称在未对该协议是否解除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即认定原股东的陈述可信”与事实严重不符。李东东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以及一审诉讼中的代理意见，均向一审法院详述了与原股东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对工商部门登记的档案进行查询的情况,对此胡艳生等人也向一审法院陈述了进行工商登记查询的事实。不知何故一审法院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认定。正如一审法院所述，“商事主体在进行股权收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而且不论转让价格的高低均应当进行尽职调查。众所周知，尽职调查是无法达到穷尽的。针对本案，李东东在进行股权转让之前所能做到的最大善意即为赴工商部门调取金帅公司的工商档案。根据工商登记记录，金帅公司股权在李东东与原股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仍均在原股东名下。在金帅公司原股东承诺金帅公司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日照京泰公司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李东东已经尽到善意受让人的全部义务。除此之外，李东东已经支付了合理的股权转让价款，并且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符合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条件。故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李东东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日照京泰公司针对李东东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1.日照京泰公司与金帅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有效。（1）日照京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代表行为，其后果直接归属于日照京泰公司，所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未加盖日照京泰公司印章的事实并不影响协议依法成立。（2）李东东认为日照京泰公司与金帅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李东东从事与日照京泰公司本质完全相同的行为，日照京泰公司截止目前并不认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3）关于价格条款问题。价格条款并非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在合同总金额、股东出资份额确定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每名股东所应获得的对价款。2.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金帅公司7名原股东均足额收取了股权转让款，其已经丧失或者不存在解除权，即便有解除权，但至今未通过任何合法的方式行使解除权，从一审诉讼至今从未通知。3.一审诉讼中，日照京泰公司提供了1份金帅公司股东签订的股东会决议，金帅公司向日照京泰公司提供了复印件，该决议的形成时间是2016年4月11日，内容是要求日照京泰公司10日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全部内容，上述决议的内容属于催告履行，足以推翻之前关于解除的主张。4.一审法院未就股权的归属作出判决，因此李东东关于善意取得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日照京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胡艳生与李东东关于转让金帅公司股权的协议无效；2.确认胡艳生转让给李东东的金帅公司股权归日照京泰公司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帅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胡艳生出资25万元，享有金帅公司5%股权。
2011年11月19日金帅公司股东刘军华、董素平、李福芝、郑建平、赵治忠、吕元霞、王秀莲、胡艳生、宁廷芝、吴某、陈立新、范庆春、刘瑞军、赵运清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股东将金帅公司100%股权以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日照京泰公司，该协议于日照京泰公司支付100万元定金到位，双方签字后生效，如日照京泰公司违反该协议第四条（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时间），原股东有权解除合同。
其后，金帅公司未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确认日照京泰公司为其股东，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一审庭审中，原股东确认收到100万元定金。胡艳生确认于2013年1月16日、2014年4月1日收到日照京泰公司支付的45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胡艳生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艳生将出资25万元转让给李东东。胡艳生、李东东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金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现有股东三人，其中李东东出资440万元，杜楠出资25万元，赵运清出资35万元。
后胡艳生出具了数张收据，记载收到李东东股权转让款25万元，股权转让补偿款1742278元。
在一审庭审中，新股东认可原股东告知其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并承认己方未对此进行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股东、新股东是否恶意串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利益，新股东是否善意取得金帅公司股权。
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日照京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李东东称该合同未经日照京泰公司盖章，故无效。一审法院注意到，日照京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作海及原股东均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故李东东此项答辩意见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胡艳生称日照京泰公司违约，原股东于2015年初口头提出解除合同，故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章之各项规定，当事人违约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定事由。胡艳生称45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的答辩意见对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胡艳生与李东东之间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均无影响，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上述款项的性质、用途不予判断。胡艳生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胡艳生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仍具有法律约束力，日照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
“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与“恶意串通”中的恶意均系法律概念。依据法理，善意是指当事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存在足以影响法律效力的事实；恶意作为与其相对的概念，系指当事人明知或应知存在上述事实；“串通”则是“意思表示一致”的贬义同义词。在本案中，原股东称将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缔结与解除情况告知了新股东，新股东称在未对该协议是否解除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即认定原股东的陈述可信。一审法院认为，商事主体在进行股权收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转让价格较高时尤其如此。新股东的上述答辩意见与商业常识、交易习惯明显不符，不足为信。在日照京泰公司出价4000万元收购金帅公司全部股权且已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新股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支付胡艳生的款项属于股权转让的合理对价。综上，胡艳生、李东东在明知日照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的情况下仍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日照京泰公司的合同权益，故胡艳生、李东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原股东提出反诉，要求解除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日照京泰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日照京泰公司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标的为胡艳生、李东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虽是本案的基本背景，但并非本案争议之主要法律关系。原股东据此提起反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有权另行起诉。
新股东提出反诉，称因日照京泰公司的起诉而额外支出诉讼成本，要求日照京泰公司和原股东进行赔偿。上述请求属于侵权纠纷，与本案明显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有权另行起诉。
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日照京泰公司增加诉讼请求：确认涉案股权为其所有。一审法院注意到，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金帅公司原股东未作出同意向日照京泰公司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故日照京泰公司尚未取得涉案股权。胡艳生、李东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不等同于涉案股权直接归属日照京泰公司。日照京泰公司能否取得涉案股权，取决于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继续履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基于审理之必要而对该协议的效力状态作出了认定，不等同于承认该协议必然能够继续履行。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本案争议之主要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其实际履行情况及未来履行情况均不予审理，故对日照京泰公司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上述事宜，当事人有权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胡艳生、李东东之间关于转让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出资的协议无效；二、驳回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胡艳生向本院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以证明金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某层代表金帅公司原股东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胡艳生系在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上述证人出庭申请，且金帅公司部分原股东认可从未向日照京泰公司主张过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胡艳生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向日照京泰公司主张过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在此情况下，仅依据吴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金帅公司原股东已向日照京泰公司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本院对胡艳生的证人出庭申请，不予准许。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补充查明：《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为金帅公司股东，乙方为日照京泰公司；孙作海代表乙方签字。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在案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并有效的问题。李东东上诉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因日照京泰公司未加盖公章而未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双方签字或盖章均可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法律并未规定公司订立合同时，必须由公司盖章才能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协议乙方为日照京泰公司，而代表乙方签字的孙作海系日照京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孙作海作为日照京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代表其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认可，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日照京泰公司承担，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具备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依法成立，李东东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李东东上诉认为由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取得金帅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金帅公司未就股权转让问题召开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每名转让股东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故《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李东东上述关于金帅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每名转让股东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的理由，均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而且，即便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取得金帅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该目的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非法目的。李东东基于上述理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解除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果日照京泰公司未依约付款，金帅公司股东有权解除合同。胡艳生、李东东均上诉认为日照京泰公司未依约付款，胡艳生已根据上述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当事人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因此，胡艳生、李东东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胡艳生通知了日照京泰公司。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胡艳生主张其口头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日照京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金帅公司部分原股东也不认可曾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在此情况下，胡艳生关于其已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胡艳生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利益的情形的问题。胡艳生上诉认为其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但根据前述认定，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先，且《股权转让协议》尚未履行完毕，也未解除，在此情况下，胡艳生仍就相同的标的物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损害了日照京泰公司的利益，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胡艳生构成恶意，并无不妥。李东东上诉认为，其查询了金帅公司的工商登记，不存在恶意，已依法善意取得了金帅公司的相应股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李东东与胡艳生签订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前，李东东既已知晓胡艳生与日照京泰公司就相同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此情况下，仅根据金帅公司工商登记情况及胡艳生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的自述，不足以认定李东东尽到了善良的注意义务。因此，本院认定李东东与胡艳生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属无效。
综上所述，胡艳生、李东东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胡艳生负担70元，由李东东负担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飞
审 判 员 周 岩
审 判 员 张 君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 洋
书 记 员 张淨惠
书 记 员 杨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