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鄂恩施中行终字第000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萍。
委托代理人周于前，男，汉族，1953年4月22日出生。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何仕艮，男，苗族，1957年6月19日出生。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来凤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陶凯，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森梅，女。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任勇，男。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上诉人杨爱萍因与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咸丰县人民法院（2014）鄂咸丰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爱萍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于前、何仕艮，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森梅、任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12月1日，原告杨爱萍、刘福英、余昌平等人在北京上访，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对他们随身物品进行检查时，民警当场从原告的随身物品中查获可疑液体（农药）一瓶。经鉴定，该瓶农药含有“氯氟氰菊酯”农药成份，属毒害性危险物质。原告对自己非法携带毒害性危险物质到北京上访的事实供认不讳。来凤县公安局于2013年3月11日对该案立案受理。2013年8月27日，原告在来凤县人民政府上访，被告将其强制传唤到来凤县公安局。同日，被告作出来公行罚决字（2013）第3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12日。
原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被告来凤县公安局有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进行处罚。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管辖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另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125号令）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此，被告作为原告（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原告“非法携带危险物质”的违法行为处罚具有管辖权。被告于2013年3月11日对该案立案受理，因原告一直未到案，未能作出处罚，被告按程序呈请延长办案期限。2013年8月27日，被告依法传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作出来公行决字（2013）第3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行政拘留12日的行政处罚。本案不是属于“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情形，没有超过处罚期限。综上，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来凤县公安局来公行决字（2013）第324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爱萍负担。
上诉人杨爱萍不服原审法院前述判决，上诉称：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侵犯了上诉人的隐私权；2、被上诉人对刘福英进行处罚是打击报复信访人；3、被上诉人办案时效超期，程序违法；4、上诉人既没有投毒动机，也没有在公共场所喝农药，更未扰乱公共秩序，即使是毒药，毒性及数量也达不到立案标准，被上诉人九个月才认定“氯氟氰菊酯”农药为毒害性危险物品，迟延逾期抓捕，被上诉人谎称多次传唤上诉人，上诉人逃避传唤，拖延立案时间，其证人证言，判决认定完全是自圆其说，栽赃陷害；5、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根本无真实性。上诉人携带农药已被北京警方当场训诫，行为发生地北京警方没有移交上诉人违法案件，且农药已经权威鉴定为非剧毒。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来凤县公安局来公行决字（2013）第3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咸丰县人民法院（2014）鄂咸丰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判令被上诉人赔偿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7232.4元人民币，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侵犯上诉人隐私赔偿金及上诉人起诉、上诉期间维权工资及费用10000元人民币，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一审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无效。
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辩称：1、关于侵犯隐私权及处罚刘福英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不予答辩。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杨爱萍的处罚属治安处罚，而非刑事处罚。公安机关在办理“非法携带危险物质”的治安案件时，只要违法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将少量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等危险物质从一地带到另外一地或进入公共场所，即构成该违法行为，并不要求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上诉人将含有“氯氟氰菊酯”农药成份的液体带到北京，在天安门地下通道过安检时被送往马家楼，而后民警从其随身物品内现场查出该瓶液体。“氯氟氰菊酯”虽不属国家禁限用高毒农药，但它仍属于有毒害性的农药，由此可见，上诉人杨爱萍非法携带毒害性危险物质的违法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被上诉人提供的处罚上诉人的证据有：上诉人杨爱萍本人的询问笔录、与杨爱萍一同被查的上访人刘福英、张树祥、余昌平的询问笔录，证人龚某、向某、邹某的询问笔录，州驻京办的情况说明等，上述证据均属按照法定程序取得的，都是真实有效的，都直接或间接的证实上诉人杨爱萍在北京带有农药的事实。扣押该瓶液体的物证照片及检验报告证实上诉人杨爱萍当天所携带的属含有“氯氟氰菊酯”农药成分的毒害性危险物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有本法第六十七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第六十八条（制作、运输、出售、出租淫秽物品的）、第七十条（为赌博提供条件和赌博的）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此条规定与处罚上诉人“非法携带危险物质”的违法行为毫不相干。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之规定，“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一，北京警方对其进行的训诫是针对上诉人杨爱萍在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地区上访的事，而非她携带农药的事，且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由此可见，来凤县公安局作为上诉人杨爱萍居住地的行政机关，对其“非法携带危险物质”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杨爱萍对第一审认定的证据仍有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法庭重新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上诉人杨爱萍对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在一审举证期间内提交的证据4-11有异议，认为程序不合法；对证据20有异议，认为在刘福英行李包中查获农药的事实不成立；对证据21有异议，认为只是查出有农药成分，并不能证明该农药有毒害性。对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提交的其他证据，上诉人杨爱萍均无异议。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对上诉人杨爱萍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经评议，合议庭认为上诉人杨爱萍、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针对上诉人杨爱萍的上诉理由，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1、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是否有管辖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可见，行政案件既可以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所涉行政案件不属于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即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
从本案证据来看，上诉人杨爱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是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的，案件并非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移交。
2、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是否超过处罚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本案中，上诉人杨爱萍携带农药进京上访的时间是2012年12月1日，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发现上诉人杨爱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时间是2013年3月11日。可见，上诉人杨爱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六个月内已被来凤县公安局发现，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对上诉人杨爱萍进行立案调查，符合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本案证据显示，上诉人杨爱萍无正当理由不接受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的书面传唤，致使被上诉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结案，直到2013年8月27日上诉人被强制传唤到案后，被上诉人才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的行为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声称其并未逃避传唤，因缺乏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
3、上诉人杨爱萍的行为是否应被处罚？
对携带农药进京上访的事实，上诉人杨爱萍并不否认。本案证据证明，上诉人杨爱萍进京上访所携带农药经鉴定含“氯氟氰菊酯”成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农药危害分级标准，“氯氟氰菊酯”的毒性等级为WHO（a.i.）（II），即中等毒。可见，被上诉人来凤县公安局认定上诉人杨爱萍非法携带毒害性危险物质并无不当。上诉人声称农药已经权威鉴定为非剧毒，因缺乏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可见，训诫不是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法定种类，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杨爱萍予以训诫，并非是对上诉人杨爱萍进行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上诉人杨爱萍以携带农药已被北京警方当场训诫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属于重复处罚主张不能成立。
4、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本案证据表明，治安管理案件立案后，被上诉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在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告知了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可见，被上诉人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5、关于要求赔偿的请求，以及上诉人杨爱萍一审委托代理人在一审期间代理行为的相关问题，上诉人杨爱萍应另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上诉人杨爱萍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爱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 斌
审 判 员 聂礼刚
代理审判员 王豫娥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