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15民终5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强，男，1963年9月12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鸿，河南宇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寒，男，1948年1月7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萍。
委托代理人闵运科，河南千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强因与被上诉人梅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商城县人民法院（2015）商民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强及委托代理人刘鸿，被上诉人梅寒及委托代理人陈萍、闵运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被告系亲戚关系，2009年被告余强拟投资在商城县开发房地产，因事与张长乐一起去天津找原告商议合作开发其他事宜，2010年1月25日原告梅寒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被告余强汇款100万元，双方未约定此款的具体使用性质。2011年8月9日原告梅寒因买房需要资金，被告余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原告梅寒汇款80万元，同年12月9日，原告梅寒又将80万元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汇给被告余强。2012年5月2日原、被告与陶中岳、秦长安协议投资青海煤矿，具体经营情况不祥。
原审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余强向原告梅寒借款事实清楚，原告举证的证据充分，被告提出该款系向其还款未向法庭举证，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2012年5月2日，原、被告与他人合伙投资青海煤矿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因此而引起的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余强在庭审中要求对25万元提起反诉未交纳反诉费用，不按反诉对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强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原告梅寒借款100万元。二，驳回原告梅寒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9600元由被告余强承担（先由原告梅寒垫付，待执行后一并结算）。
余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原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一节中表述：“原、被告系亲戚关系。2009年被告余强拟投资在商城县开发房地产，因事与张长乐一起去天津找原告商议合作开发其他事宜。2010年1月25日原告梅寒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被告余强汇款100万元，双方未约定此款的具体使用性质”。据此，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原审并未查明该：l00万元款项的具体使用性质。而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一节中又认定：“被告余强向原告梅寒借款事实清楚”，显然，认定事实清楚与法院自身查明“无法认定该100万元款项的具体使用性质”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根本无法得出涉案的100万元为“借款”的事实。二、被上诉人所举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庭审中，被上诉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四份证据，即2010年1月25日的汇款回单，张长乐的证言，陶中岳的证言及《协议书》。而陶中岳的证言及《协议书》是证明原被告协议青海煤矿投资事宜的，按一审法院的说法与本案无关。银行回单只证实原告在2010年1月25日给被告汇过100万元，但具体使用性质无法证明。张长乐所作一份证言，从证据形式上来说该证据为证人证言。首先，张长乐的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均是假的，其老家是商城县的，现在的工作单位为“商城县鲇鱼山水库管理局”。一个证人连基本身份都是假的，其证明的内容是不可靠的。第二、上诉人先不说证人是否与被上诉人或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即使其与双方没有利害关系，那么，仅凭一个人的证言也无法确认一宗大额借贷关系的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没有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也没有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根本无法证实其诉请。三、上诉人没有举证的义务，原审人民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提出该款系向其（原告）还款未向法院举证”。上诉人认为，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错误的，也是不合法的。原审人民法院让原告出示还款的证据是强人所难的!四、被上诉人的诉讼缺乏基本的证据，亦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首先，被上诉人起诉涉案的100万元为借款，但没有出示借条、欠条甚至于证明条。其只出示了一份汇款回单，显然回单只能证明汇款的事实，而无法证明汇款的使用性质。第二、既然被上诉人称考虑到亲戚关系，没好意思让上诉人出具借（欠）条，那么，其为什么又在2012年5月7日给上诉人出具一张借到150万元的借条你打150万的借条时，为什么不提出“我借你150万元，扣除你欠我的100万元，我只给你打50万的借条”呢第三、既然上诉人在2010年1月份借你100万，那么在2011年8月9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汇款80万时，被上诉人为什么不扣掉而是在2011年12月9日又将80万汇给上诉人第四、按被上诉人的说法，既然上诉人借10O万元，约定月息2分，那么，被上诉人起诉时为什么只主张至2012年7月底的利息，而不是到起诉之日、判决之日或还清借款之日第五、庭后，法院曾找上诉人的代理人调解，说再让上诉人给35万元可以吗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征求上诉人的意见后，上诉人明确表示：“被上诉人尚欠我25万元，我不同意还支付被上诉人35万的调解意见”，随后法院未再进行调解。第六、庭后法院经常给上诉人打电话，说被上诉人每天去找他，一坐几个小时，身体又不好，万一出事了怎么办由此可以看出，原审法院是带着“感情”因素来判决的，并非依法。五、原审认为上诉人反诉25万元，没有交反诉费，不按反诉对待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如双方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亲戚关系，双方有数笔、甚至数十笔经济往来，在其他经济往来中，经双方结算，被上诉人至今还欠上诉人25万元，所以，上诉人押着被上诉人的房产证未交付。在一审中，因被上诉人扯其他的经济往来，所以，上诉人主张反诉该25万元。庭审中及庭审后，上诉人的代理人多次询问什么时候交反诉费、交多少原审法院均不告知，并非上诉人不愿交纳。因此，原审不按反诉对待是错误的。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于6月3日发给他的信息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还欠我25万元，上诉人之所以押着被上诉人的房产证不给，就是因为被上诉人未还上诉人钱。现在被上诉人起诉的目的，是想要回房产证和150万元的借条，起诉100万元只是个幌子。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基本的证据，且与其法院自身查明的事实相悖；同时，被上诉人的做法也与客观事实不符，甚至与通常的交易习惯相悖，相关证据无法证实二者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且法院不对上诉人的反诉进行处理，显然是错误的，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重新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梅寒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借答辩人100万元事实，所采信的证据有银行的客户回单、手机短信和张长乐的证言，三个证据内容相互吻合，并形成一条证据链条。充分证明该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成立。关于其借款使用性质问题，法院也已经查明，是上诉人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关于上诉状（四）认为：“被上诉人的诉讼缺乏基本的证据，亦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是没有道理的。本案的诉讼证据有银行的客户回单，手机短信，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借款的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至于交易习惯，与证据无关。所说的六个理由不能成立。其一，银行客户回单就是直接证据，没有注明使用性质，并不能否定借款的事实。其二，2012年5月7日的150万元“借条”是该时期发生的合伙投资纠纷，并且是有形无实的空头字据，与2010年1月25日的100万元借款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其三，关于2011年8月9日和2011年12月9日有80万元的往来汇款，是借贷关系中增减的正常现象，对此，上诉人在一审调查时已经认可这一事实（庭审记录第9页第8行至11行）。更不足以否定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其四，100万元借款利息计算到2012年7月底，是因借贷关系到此时为止。计息时间也不是否定借款事实的理由。其五，关于庭后调解35万元的说法，完全是空穴来风，与事实不符，经法庭的耐心调解，答辩人的调解意见是将2分的利率降为1．5分，投资亏损分担由3：7变为4：6，有法庭记录为凭，此说均不能否定借款的事实存在。其六，上诉状说一审法院带着“感情”因素来判决，并无不妥。二、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和青海煤矿的合伙投资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是正确的。从时间上区别，借款100万元的时间发生于2010年1月25日。而合伙投资煤矿的时间发生于2012年5月7日。从性质上区别，100万元是借款纠纷，150万元的空头字据是合伙投资纠纷。可见，其发生的时间不同，性质不同。关于150万元“借条”产生的原因，被答辩人在庭审记录第12页倒数第6行和16页末行的回答，已经承认因对煤矿项目不踏实、风险大而诱导答辩人出具的字据，是欲将投资风险推卸给答辩人的阴招。关于上诉状中质疑张长乐的身份是假的，是不成立的。在上诉状中第一页倒数第四行说：“因事与张长乐一起去天津找原告商议合作开发其他事宜。”可见，被答辩人不仅与张长乐熟知，而且还有共事的经历，却又在上诉状第三页中说张长乐身份是假的。可见，其前后自相矛盾，对于张长乐的户籍发生变化，是当今社会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此理由不足是以否定张长乐身份和证言的真实性。但却证实其为房产项目去天津借款的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提出借款系向其（原告）还款未向法庭举证”的处理是正确的。四、一审判决对被答辩人在一审时未交反诉费的处理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并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利息53.6万元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及退还扣押的房产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另查明，2012年5月2日陶中岳、秦长安作为甲方，余强、梅寒作为乙方签订一份投资青海露天煤矿的协议书，2012年5月7日梅寒向余强出具一张借款150万元的借条。之后双方产生纠纷，2014年6月3日余强向梅寒发出一个手机短信，内容为“不知青海事情结果如何，你承诺负责的。有人的借条为证。共投125万，另我的费用约5万。除有你的100万，我直接投25万。我不会再找老秦和陶中岳了，他们是你介绍和负责的。我不会要你的房产证和借条，25万返还，房产证和借条交给你。此事我不愿再多说了。”二审开庭时双方均认可投资协议签订后共向陶中岳、秦长安的甲方投资125万元。但125万元是否如余强所述有梅寒先前给他的100万元，有其自己的25万元，或是如梅寒所述投资失败按3：7或者4：6分担，不能按余强所述分担存在争议。
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当事人余强与梅寒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100万元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问题是一个焦点问题。从现有证据看，有梅寒向余强汇款10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双方之间没有100万元的借条或借款合同。但从后续双方之间短信往来、投资协议、150万元的借条形成过程及双方均认可投资125万元等证据看，双方之间应当存在一个100万元的口头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且余强收到银行汇款100万元，称该100万元系梅寒还款，但未提交相关如收取货款等经济交往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银行汇款100万元属民间借款法律关系是正确的。基于2012年5月2日投资协议的签订和2012年5月7日梅寒向余强出具150万元的借条及双方均认可共投资125万元的事实，以及余强一审反诉请求，这些也可以印证一审认定银行汇款100万元是借款法律关系的正确性。原审认定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与双方共同投资青海露天煤矿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也是正确的，投资125万元中有梅寒的100万元，或是有余强的25万元等情况也是另一法律关系中的问题，原审没有一并处理也是恰当的。因为，本诉与反诉是否应当合并审理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予以决定。本案一审因余强未交纳反诉费没有将反诉部分一并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余强可就共同投资或150万元的借条问题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上诉人余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余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鹏飞
审 判 员 左立新
代理审判员 李 青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 记 员 黄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