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赣03行终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绍章。委托代理人吴文军，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凌云南路市民之家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323014576393F。法定代表人童告明，局长。原审第三人江西省萍乡市方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萍乡市芦溪县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23X12762504R。法定代表人王开怀，董事长。上诉人贺绍章因与被上诉人芦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芦溪县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江西省萍乡市方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乡方圆公司）不履行给付社会保险待遇法定职责一案，不服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8）赣0302行初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贺绍章系萍乡方圆公司职工。2008年8月28日6时55分，刘军驾驶赣Ｊ×××××轻型普通货车（乘客：贺绍章）从于都县往会昌县方向行驶，途经国道××于都县××潭头村下××路段，在超越前方停在公路右侧张龙发驾驶的赣Ｂ×××××中型普通客车时，遇相对方向来车采取措施不当，与赣Ｂ×××××中型普通客车尾部相撞，造成刘军、贺绍章受伤受损的交通事故。2008年9月9日，于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第00808001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军负主要责任、张龙发负次要责任、贺绍章不负事故责任。2008年9月1日，贺绍章向芦溪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芦溪人社局于2008年12月9日同意认定为工伤。2010年3月，贺绍章与刘军、张龙发在于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持下就交通事故赔偿达成调解协议，本事故一次性结案。2011年4月12日，萍乡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贺绍章为伤残六级。2014年4月10日，萍乡方圆公司向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申报贺绍章的工伤保险待遇，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核定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24585元并支付。2017年6月28日，贺绍章向芦溪人社局提交《关于请求支付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内容为芦溪人社局直到2014年才给付贺绍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585元，要求芦溪人社局给付其他工伤保险待遇。2017年11月21日，贺绍章向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提交《关于请求支付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要求给付工伤保险待遇。2018年2月26日，贺绍章再次向芦溪人社局提交《关于请求核定并支付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要求芦溪人社局予以答复。2018年3月22日，贺绍章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9月，贺绍章曾向芦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芦溪人社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决定违法并判决芦溪人社局支付工伤保险待遇372371元。芦溪县人民法院立案后，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给芦溪人社局，之后贺绍章向芦溪县人民法院撤回了起诉。原审法院认为，贺绍章的起诉应符合法律规定，包括起诉条件、起诉期限等。首先关于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废止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属于未告知诉权情形的，贺绍章应当自知道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作出核定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24585元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是2014年4月10日作出该行为并随后支付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24585元，但贺绍章直至2017年9月才向芦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次关于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亦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有明确的被告”，是指起诉状指向了具体的、特定的被诉行政机关。但“明确”不代表“正确”，因此被告适格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实质性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又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里的“事实根据”就包括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事实根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芦溪人社局负责芦溪的工伤保险工作，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是依法设立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的事业单位法人，本案核定支付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的经办机关是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故芦溪人社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贺绍章经本院释明拒绝变更被告。再次，关于起诉限制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贺绍章2017年9月就工伤保险待遇向芦溪县人民法院起诉芦溪人社局，芦溪县人民法院立案后，贺绍章撤回起诉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贺绍章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七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贺绍章的起诉。贺绍章不服原审裁定，提出上诉，请求撤销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8）赣0302行初29号行政裁定，指令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其主要理由为：1.本案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情况。（1）芦溪人社局未依法提交答辩状及证据和依据，未对贺绍章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进行举证，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芦溪人社局当庭也未以起诉期限进行抗辩。（2）若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起诉期限，应查找扣除或者延长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本案中，芦溪人社局未向贺绍章送达《工伤核定通知书》系不履行告知、送达义务，且隐瞒实情，芦溪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因萍乡地区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规定，一致拖延不开庭，贺绍章被逼撤诉，这些属于应该扣除期限的情形。（3）贺绍章分别于2017年6月15日、2017年11月21日、2018年2月26日向芦溪人社局提交《关于请求核定并支付贺绍章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芦溪人社局依法应该有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行为、答复2017年6月15日申请的行为、答复2017年11月21日申请的行为、答复2018年2月26日申请的行为，上述行政行为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贺绍章以2018年2月26日的申请为据，要求芦溪人社局进行答复，芦溪人社局有答复的法定义务而不答复，原审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受理，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2.芦溪人社局主体适格，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有三款，原审法院在适用该条款时未明确具体款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若原审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则芦溪人社局显然是适格行政主体，亦与芦溪县人民政府的三定方案相符；如果原审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上栗县人社局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系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依法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3）根据（2013）芦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及（2013）芦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芦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本案适格被告。（4）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系芦溪人社局组建，并未经芦溪县人民政府确定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不属于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机构。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芦溪人社局应承担本案的主体责任。3.本案不存在起诉限制的情况。芦溪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是贺绍章与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伤保险待遇不作为纠纷，而原审法院受理的是贺绍章与芦溪人社局的核定、支付并答复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二者不是同一主体，不存在起诉限制的问题。本院认为，贺绍章提起本案诉讼，系请求判令芦溪人社局为其核定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这在诉讼类型上属于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需以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为前提，否则即为被告实质性不适格。而判断一个行政机关对某一事项是否具有法定职责，应依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即职权法定原则予以判断。《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各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具体到本案中，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系芦溪人社局依法设立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的事业单位法人，上述规定中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为芦溪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而非芦溪人社局。因此，贺绍章针对芦溪人社局提起履行核定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职责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此外，贺绍章曾于2017年9月就工伤保险待遇以芦溪县人社局为被告向芦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芦溪县人民法院立案后又撤回起诉，现其又向原审法院再行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当事人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依法亦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贺绍章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贺绍章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陶 勇审判员  袁进平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景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