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民终2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莲华，女，汉族，1965年8月24日出生,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晋，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雄，男，汉族，1967年5月15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智，女，汉族，1967年7月28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天时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与东方红路交叉路口麓谷产业基地麓谷国际广场。法定代表人：凌进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金，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莲华因与被上诉人周志雄、邹智、湖南天时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时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民二初字第0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莲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周晋，周志雄，天时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邹智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莲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王莲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有关王莲华对周志雄名下的房屋不享有份额的事实认定错误。(一）王莲华在原审中提供了《关于合资建房分房协议》、合作建房记账的部分流水、周某及彭某的证人证言。以上证据结合《借款合同》、《还款计划协议书》以及周志雄当庭确认合资建房事实的陈述，充分证明了王莲华与周志雄存在合资建房及分房的事实。(二）原审法院以“没有任何法定证据证明王莲华是房屋的共有人”等理由认定王莲华对案涉房产不享有份额，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原理。1.王莲华提交的书证、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均属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2.在我国，房屋所有权虽实行“法定登记主义”，但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未登记的民事主体对房屋不能享有所有权。王莲华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决定是否要以房屋共有人的身份进行对外登记公示。3.王莲华没有进行共有房屋的产权登记实为基于当时系公务员身份的考虑，而房屋的租赁事宜实为王莲华出面洽谈，并获取了相应收益。不论基于何种原因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公示登记，均不能据此否定王莲华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审法院所谓的“不符合常理”也并非社会普通人的常理和生活经验法则。二、原审判决对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的借款不予认定，实为认定事实不清。(一）王莲华借款给被上诉人的法律事实清楚，三被上诉人理应偿还本金3130万元及相应的逾期还款违约金。1.王莲华与三被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6月28日、2013年7月20日、2014年9月2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还款计划协议书》、《还款承诺书》。2.王莲华的转款凭证也被原审判决审查确认属实。3.公安机关于2016年2月委托湖南湘楚司法鉴定所对天时利公司资金收支情况进行鉴定，该鉴定报告中明确天时利公司向王莲华借款3100万元，此证据也佐证了周志雄及天时利公司应该承担债务偿还义务。(二）原审判决基于三个“不符合常理”的认为而对借款事实不予认定错误。1.借款双方在2013年6月28日签订《借款合同》，王莲华在筹措资金到位后，于7月23日签订《还款计划协议书》，约定欠款时间为2013年7月23日，次日，借款指定账户即收到4000余万元。前述借款约定、办理流程、时间顺序没有不符合常理之处。另外，周志雄实际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原审法院承办法官前往房产登记部门后没有调取到抵押登记信息实为业务不熟练。2.王莲华在起诉时没有找到《借款合同》，故依据还款计划协议书、还款承诺书、银行转账凭证等提起诉讼，在起诉后找到借款合同并提交，这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手写件合同更能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因为字迹越多，可信度更高。通常借款的发生，是借款合同签订在前，支付借款在后，本案所涉借款金额巨大，且涉及房屋抵押贷款问题的沟通处理，故在6月份签订借款合同，在7月份借款实际到位，完全符合常理。3.开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实为解决土地使用权过户问题所作的交易安排，交易本身并不涉及实质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故并不存在不符合常理的问题，也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法院应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周志雄、邹智为天时利公司的运营发展需要而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即使天时利公司没有提供担保，其也应该与周志雄、邹智共同偿还。本案是民事纠纷，民事诉讼采取优势证据原则，不应采取刑事审判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原则。周志雄辩称，2005年周志雄、王莲华、周某、周祎合资建房，2008年10月四人签订《关于合资建房分房协议》，约定王莲华拥有该房屋产权面积的三分之二。后该房屋栋证登记在周志雄名下，由于该建房土地是置换的土地，无法析产登记在王莲华名下。2011年1月25日-2月1日，因开发项目资金需要，时任天时利公司总经理、股东的周志雄、危立新向银行贷款4500万元，于2013年7月24日出售抵押私人房产偿还银行4630万元贷款及利息，其中借王莲华3130万元，有王莲华银行转帐记录为证。天时利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邹智在《借款合同》《还款计划协议书》《还款承诺书》中对借款的用途、数额、利息予以了确认。2015年2月13日公司新法人殷白云也确认了该债务，同时2013年7月26日《授权委托书》等其他证据也对上述事实予以佐证，这些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开发项目需要，故周志雄、邹智借款行为系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天时利公司承担，周志雄、邹智不要承担责任。天时利公司辩称，1、王莲华与周志雄、邹智恶意串通，试图通过虚假诉讼，让天时利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涉嫌刑事犯罪；2、本案作为民间借贷纠纷，王莲华必须就借贷合意的达成、借款合同签订及内容、借款支付的履行事实、本息的约定等事实举证，但王莲华从一审到二审中的系列观点和证据都是自相矛盾、前后冲突的。1）王莲华一直无法说清3130万元借款的出借日期及如何履行的事实；2）王莲华先是在起诉状中自述“周志雄因偿还银行贷款需要”，然后《还款计划协议书》中关于先贷款后转让再还贷款的事实又否定了王莲华出借借款的事实。最后，王莲华《还款承诺书》又演变为“借款3130万元给周志雄用于偿还天时利公司因开发项目所借银行贷款”，否定了《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的事实。王莲华三个关于借款用途的事实自相矛盾，明显虚假；3）王莲华先后三次提交证据，几个月的时间里居然不提供借款合同，令人生疑；4）《还款计划协议书》明确“截至2013年7月23日，乙方欠付甲方应得款项3000万元”，到底是欠款纠纷还是借款纠纷，难以定性。既然7月23日就已经欠付王莲华3000万元，7月24日王莲华为何还要打款4080万元给周志雄和危立新，前后矛盾；5）王莲华说2008年10月28日与周志雄等四人合作建房，但都没有拿出四人投资出钱履行合同的证据，而且既然是四人建房协议，还款计划书上又说只有两个人共同投资取得房产。王莲华关于合伙建房的占有份额的说法和证据，被周志雄一个人所有的房产权证否定；6）还款计划协议书载明的是合伙投资建房，协议涉及的只是周志雄私有房产的贷款、转让、还贷，都是周志雄的个人行为，已经书面否定了与天时利公司项目有关。但6月28日借款合同记载的是开发项目资金需要借款解决项目资金问题，又存在前后矛盾之处；7）王莲华起诉请求的是借款本金3130万元，但银行转帐凭证显示2013年7月24日王莲华转给周志雄2571.8万元，金额不符；8）周志雄名下的私房所有权最后还是转到了周志雄和王莲华等人共同控制的公司名下。王莲华、周志雄一再声称周志雄名下的房产用于抵押贷款，但没有证据显示该房产在周志雄名下曾经贷款的事实，只有在开成公司名下的贷款。综上，王莲华的诉求充满疑点，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合法合理，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将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王莲华一审诉讼请求：1、周志雄、邹智共同向王莲华偿还借款3130万元、违约金1402万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5年3月20日，此后的违约金以3943.8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案实际执行完毕之日止）；2、周志雄、邹智共同支付王莲华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100万元；3、天时利公司对周志雄、邹智所负上述债务向王莲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一、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1、天时利公司成立日期为2010年9月13日，2015年2月15日公司投资人(股权)由邹智、徐旺、危立新变更为殷白云，2015年9月9日公司投资人(股权)由殷白云变更为上海旭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2、2013年7月24日，王莲华通过银行转账4080万元给周志雄，（上述款项来源于陈迎春、孟雄、黄菁巍、王莲华、黄良希等人）其中转入周志雄个人账户25718000元，转入危立新个人账户15082000元。此后王莲华又于2013年8月5日、9月10日、9月11日、2014年3月17日共转入危立新个人账户550万元，以上共计4630万元。上述款项均用于归还周志雄的银行贷款。王莲华和陈迎春、周有莲、李伟于2013年7月26日，共同对岳麓区望城坡经济开发区雷锋西大道产权面积为8932.87平方米的周志雄的房产通过买受取得共有权。二、双方有争议的事实：1、王莲华对周志雄名下的房屋享有份额的问题王莲华为证明其对岳麓区望城坡经济开发区雷锋西大道产权面积为8932.87平方米的周志雄的房产享有共有权，提供了以下证据：关于合资建房分房的协议；合作建房记账的部分流水；房屋所有权证；彭某、周某的询问笔录，证明王莲华与周志雄原存在合资建房关系，合资建成的房屋虽登记在周志雄个人名下，王莲华实际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三分之二。经审查，1）合资建房分房协议和彭某、周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王莲华、周志雄、周某、周炜合伙建房，由王莲华出资金，周志雄、周某、周炜出土地，王莲华占三分之二，周志雄、周某、周炜占三分之一。2）合作建房记账的部分流水只能证明周志雄收到部分款项及开支，是否与该房屋的建设有关，无法核实，天时利公司不予认可。3）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周志雄名下。综合上述证据，虽合资建房分房协议和彭某、周某的证人证言能证明王莲华对上述房产享有份额，但合作建房记账的部分流水以及房屋所有权证均不能证明王莲华对上述房产享有份额，也不能证明彭某、周某等人对上述房产享有份额，是否认定王莲华对上述房产享有份额，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经天时利公司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了该房产的登记资料，1）房屋产权情况证明房屋全部属于周志雄的私有房产；2）联合建房协议证明周志雄与刘正秋联合建房；3）国土证系周志雄个人所有；4）2013年7月26日该房屋通过买受登记为王莲华和陈迎春、周有莲、李伟共同共有；5）王莲华、陈迎春、周有莲、李伟与周志雄的房屋买卖合同；6）2014年7月24日王莲华和陈迎春、周有莲、李伟将房屋转卖给开成实业有限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登记资料。7）开成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王莲华以其所有的房产价值入股，占有1000万股，后将其中的500万股以一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志雄，周志雄后又将该500万股（土地入股）以500万元转让给艾景林。从上述证据分析，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的房屋均系买卖关系，没有任何法定证据证明王莲华是房屋的共有人，也没有任何法定证据证明证人彭某、周某等人对上述房产享有份额。故原审法院认为，房屋登记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法定方式，王莲华作为房产部门的职员，对房屋登记的效力是明知的，且从该房屋后续的两次变更登记看，王莲华均能顺利登记到其个人及朋友名下，对于其占主要份额的房产，长时间登记在周志雄名下，由周志雄出租经营，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享有上述房产的收益。王莲华诉称对原房产享有份额的意见不符合常理。故王莲华对原房产不享有份额。2、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王莲华为证明其与周志雄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以下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3年7月24日，王莲华通过银行转账出借款项给周志雄，其中转入周志雄个人账户25718000元，转入危立新个人账户15082000元。2）还款计划协议书，证明王莲华与周志雄、邹智之间存在借款及担保合同关系。3）借款合同，证明2013年6月28日，王莲华与周志雄、邹智、天时利公司建立借款及担保合同关系，其中明确借款用途为偿还银行逾期贷款，王莲华出借130万元现金用于偿还银行利息，另将王莲华与周志雄合作所建房屋转让所得4500万元全部给周志雄用于偿还贷款，王莲华应分得的转让款3000万元转为周志雄借款。4）还款承诺书，证明周志雄、邹智逾期还款，于2014年9月20日做出还款承诺，对欠款数额及违约金的承担进一步确认。5）欠款及借款利息明细统计表，证明天时利公司对应付王莲华借款在财务上进行了挂账处理，证明欠付王莲华借款的事实。6）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公安机关于2016年2月委托湖南湘楚司法鉴定所对天时利公司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报告中明确天时利公司向王莲华借款3100万元，且分文未还。经审查上述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属实；2）2013年7月20日的还款计划协议书确定至2013年7月23日止，双方的欠款数额为3000万元，而此时王莲华并未支付任何款项给周志雄，也没有证据证明周志雄用涉案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4500万元，故该还款计划协议书所确认的内容不符合常理。3）借款合同虽确认王莲华出借130万元现金用于偿还银行利息，另将王莲华与周志雄合作所建房屋转让所得4500万元全部给周志雄用于偿还贷款，王莲华应分得的转让款3000万元转为周志雄借款，经审查，该借款合同系王莲华在起诉半年后才向原审法院提交；且该证据与王莲华提交的其他证据明显不同，系手写件；借款的时间也不是当时；王莲华以借款纠纷起诉，在起诉时不提供。上述一系列均不符合常理。4）还款承诺书，5）欠款及借款利息明细统计表，6）司法鉴定意见书，该三份证据均系原天时利公司提供，且系印证借款合同和还款计划书，其效力应依据借款合同和还款计划书认定。此外，原审法院调取的开成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王莲华占有1000万股，后将其中以其所有的房产价值入股的500万股以一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志雄，周志雄后又将该500万股（土地入股）以500万元转让给艾景林，该证据说明，周志雄欠王莲华3000余万元的情况下，王莲华还将500万元股份以一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志雄，更不符合常理。鉴于王莲华起诉借款的依据不符合常理，法院对其借款不予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莲华起诉周志雄、天时利公司借款纠纷，应当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鉴于其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莲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3400元，由王莲华承担。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二、天时利公司的担保是否成立有效。对此，本院判定如下：王莲华提起诉讼系主张与周志雄、天时利公司之间的借款担保法律关系，并非其与周志雄之间的房屋共建共有物权法律关系，王莲华提供相关合资建房分房协议书、房屋转让合同等证据的目的是用于证明其具有出借3130万元款项的资金来源及实力，原审只需根据这些证据对王莲华是否具有出借资金的实力等事实作出判断，而无需对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是否存在物权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王莲华对原房产不享有份额”，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应予纠正。二审中王莲华提供证人严某、李某、周岚证词三份（证人严某出庭作证，另两位证人未出庭作证），证人严某出具的劳动报酬收据6张，李某与周志雄的房屋租赁合同等新证据，以证明其系案涉周志雄用于银行抵押贷款的房产的共建人。周志雄对这些证据未提出实质性异议，天时利公司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因本案审理的并非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的房屋产权共有关系，而是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的借贷关系，对这些证据能否证明王莲华对案涉银行贷款抵押房产享有共有产权，本院不做评价。诉讼中，虽然周志雄认可其与王莲华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对王莲华所举证据也全部认可，但本案不仅关系到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的主债权债务关系，还关系到天时利公司的担保责任，且天时利公司抗辩主张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涉嫌虚假民事诉讼。因此，本案应当严格依照举证责任规则进行证据审查，不应简单适用当事人自认的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原告王莲华系主张其与周志雄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其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须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被告天时利公司反驳借贷事实未发生，则只须达到真伪不明的存疑状态即可。根据以上证据规则，本院认为，经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王莲华的举证尚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天时利公司反驳证据可以导致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王莲华主张其与周志雄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应不予认定。第一，王莲华提供的《借款合同》的举证行为存疑。一是如借款合同系“2013年6月28日”真实签订，通常情况下，当事人不太可能在起诉状中只字不提，而仅陈述“2013年7月，被告周志雄因偿还银行贷款需要，向原告借款3130万元。为此，原告与被告周志雄、邹智及被告天时利公司签订了《还款计划协议》，约定了借款偿还时间及违约责任等内容。”二是该借款合同未与《还款计划书》等其他证据在起诉时一起提供，王莲华解释是起诉时未找到，该理由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借款合同》是比《还款计划书》更重要的基础证据，通常情况下是与《还款计划书》等证据一起保管的，没有特殊理由需要单独保管。三是起诉时王莲华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其所主张之借款事实真实发生，但《借款合同》却约定“……房产作价4500万元转让，转让款中甲方的67%计3000万元借给乙方使用”等，证据之间明显存在矛盾。第二，王莲华提供《借款合同》、《还款计划书》等证据证明其与周志雄之间在2013年6月28日至7月24日期间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同时，王莲华又提供《房屋转让合同》证明王莲华在2013年7月24日建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依这些证据，则王莲华与周志雄之间可能单独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或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也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法律关系。而王莲华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未注明“借款”或“房屋转让款”等用途，不能确定银行转账凭证之款项就是借款合同关系中的出借款项。第三，依借款合同约定及王莲华、周志雄在诉讼中的陈述、合资建房分房协议书等证据，登记在周志雄名下的房产王莲华享有67%的共有份额，则在房屋转让法律关系中，王莲华应当与周志雄一样是房产出让方。但王莲华提供的证据《房屋转让合同》和一审法院调取的《房屋买卖合同》，却证明周志雄将其房屋出让王莲华、周有莲等四人。因此，这些证据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第四，一审中王莲华、周志雄确认用于归还银行贷款的4630万元是2013年7月24日转账给周志雄的2571.8万元和转账给危立新的1508.2万元，以及2013年8月5日—2014年3月17日之间分四次转入危立新账户的550万元。而《借款合同》和《还款计划书》上约定的房屋转让款3000万元用于出借给周志雄偿还银行贷款，与上述无争议的事实相矛盾。第五，王莲华提供的周志雄与王莲华等4人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与一审法院从不动产登记机构调取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存在较大出入。王莲华自行提供的《房屋转让合同》成交价格为4500万元，而不动产登记备案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转让价格远低于此价格，其中周志雄与王莲华等4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价格为2480万元；王莲华、周有莲等4人再次转让给湖南开成实业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成交总价为3100万元。通常情况下，如果王莲华自行提供的房屋转让合同真实，则其再次转让时以3100万元低价转让给开成公司显然违背了长沙市房地产价格近年来逐年上涨的市场规律；如果不动产登记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真实，则在8个月后再次出让时由2480万元上涨至3100万元，同样不符合当时长沙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行情。因此，这三份价格差异巨大的房屋转让合同，说明王莲华、周志雄等人之间存在签订虚假民事合同的情况。第六，从天时利公司提供的反驳证据即一审法院调取的房产档案中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房产过户登记到王莲华、周有莲等四人名下等证据来看，不仅可以证明周志雄与王莲华、李伟、陈迎春、周有莲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合同已履行。依据该合同，王莲华不仅不能取得房屋转让款3000万元出借给周志雄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反而需与李伟、陈迎春、周有莲共同向周志雄支付转让款2480万元。这些证据足以使王莲华主张其将房屋转让款3000万元出借给周志雄的事实高度存疑。此外，周志雄在二审中提供银行借款凭证等证据（证据一）证明其与危立新从银行所借的4500万元用于天时利公司；提供邹智、周志雄、危立新将其在天时利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殷白云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据二）和天时利公司出具3130万的收款收据复印件（证据三）以证明该债务属于天时利公司的债务；提供授权委托书（证据四）以证明周志雄代表天时利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提供长沙市高新区信访局上访登记表等证据（证据五）以证明周志雄及天时利公司债权人一直在向政府诉求。王莲华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天时利公司对这些证据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周志雄、危立新从银行借款4500万元是否用于天时利公司、周志雄等转让股权给殷白云的工商登记资料、周志雄的行为是否代表天时利公司的职务行为、周志雄与天时利公司债权人信访维权等事实，均不能直接证明本案周志雄向王莲华借款3130万元的事实真实存在，缺乏证据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收款收据（复印件）系向王莲华出具，但王莲华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而且收据的时间2015年2月15日，与本案王莲华提供的2013年6月28日借款合同、2013年7月24日还款计划书的时间不符。因此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莲华主张其出借3130万元给周志雄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因王莲华主张的主债权债务关系之事实不能认定，其向天时利公司主张担保责任自然不能成立。王莲华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但一审判决在判决理由中认定“王莲华对原房产不享有份额”超出了原告起诉范围，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3400元，由上诉人王莲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智崇审 判 员 李金霞审 判 员 陈梦群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梁昕昕书 记 员 申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