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8民终8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玉良，男，汉族，1979年7月11日出生，住湛江市市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菊玲，女，汉族，1981年9月23日出生，住湛江市市辖区，系符玉良的胞妹。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军花，女，汉族，1984年2月17日出生，住湛江市市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华文，男，汉族，1962年7月17日出生，住湛江市霞山区。
上诉人符玉良、邓军花因与被上诉人杨华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803民初204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符玉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菊玲，上诉人邓军花，被上诉人杨华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符玉良、邓军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华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华文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杨华文在一审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是2015年10月1日出具的《借据》，证明出借50万元的事实。但涉案借款尚未实际发生，且符玉良、邓军花能够作出合理说明，则诉讼双方不存在出借5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符玉良、邓军花向杨华文借款5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一审中，杨华文主张通过现金方式出借人民币50万元，与符玉良、邓军花存在人民币5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只是提供了2015年10月1日出具的《借款》予以证明，属于单一证据，却不能合理说明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款项流向等情况，而且人民币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没有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又不能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借款的存在，即杨华文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而符玉良、邓军花对此债务坚决否认，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杨华文对此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债权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杨华文举证不能，即该份《借款》出借5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无法达到证明标准，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但是，一审判决认定符玉良、邓军花向杨华文借款5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二、符玉良、邓军花主张向杨华文借款30万元的事实，与杨华文在一审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2015年10月1日出具的《借款》证明出借50万元的事实，不是同一笔款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以邓军花承认收到30万元借款的陈述，认定杨华文实际交付50万元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一审中，虽然邓军花承认收到了杨华文30万元借款，但是邓军花同时又明确表示已经返还了该30万元借款债务。而且，该30万元借款债务，与杨华文起诉所依据的2015年10月1日出具的《借款》证明出借50万元债务，不是同一笔款。至于杨华文持有50万元的借据，是因其表示可以继续筹款出借给符玉良、邓军花，而符玉良、邓军花基于对杨华文的信赖并希望杨华文真正能够提供到借款，所以没有及时取回该50万元的借据，导致杨华文至今仍持有50万元的借据。因此，一审判决混淆了两笔借款是不同的借款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基于以上事实，杨华文以其持有50万元的借据，主张其与符玉良、邓军花有借贷行为。由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本案所涉及的50万元借款尚未实际发生，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特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并支持符玉良、邓军花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华文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杨华文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符玉良、邓军花偿还杨华文借款本金50万元及借款利息（从2015年10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符玉良、邓军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军花、符玉良为夫妻关系。2013年邓军花、符玉良陆续向杨华文借款总计50万元整，于2015年10月1日向杨华文重新出具《借据》一份，《借据》载明：“兹借到杨华文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元，订于2015年12月2日，本息一次还清，借款利息按照银行商业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借款人：邓军花、符玉良。”邓军花、符玉良借款后未能按约偿还，杨华文多次催促邓军花、符玉良还款未果，遂于2017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杨华文提供了涉案50万元的《借据》，主张与邓军花、符玉良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邓军花对《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符玉良放弃抗辩，应确认杨华文与邓军花、符玉良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华文主张已经交付《借款》所载的50万元借款，综合杨华文的出借能力、借款发生于2013年，但是《借据》系邓军花、符玉良于2015年出具且邓军花、符玉良承认收到30万元借款的陈述等情况考虑，足以证明杨华文实际交付涉案5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邓军花、符玉良向杨华文借款5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邓军花主张实际借款30万元，且借款已经偿还，但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邓军花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杨华文请求邓军花、符玉良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合理合法，予以支持。杨华文请求的利息，有双方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符玉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限符玉良、邓军花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华文偿还借款500000元及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60元，由符玉良、邓军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符玉良、邓军花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杨华文的答辩理由，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关于涉案5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邓军花与符玉良应否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
杨华文以借款人邓军花、符玉良于2015年10月1日出具的50万元《借据》为据，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邓军花、符玉良还本付息。邓军花在一审时答辩称系通过杨华文陆续收到借款30万元，符玉良与邓军花已经还款约45万元，到2015年12月时，杨华文称连本带息，邓军花、符玉良须还款50万元，于是威胁邓军花与符玉良在涉案《借据》上签名。邓军花与符玉良认为涉案50万元《借据》是以30万元借款为本金，以月利率5%计算利息，利滚利得出的。现邓军花与符玉良上诉称涉案《借据》的5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交付，该笔50万元借款与邓军花、符玉良一审时主张的30万元借款不是同一笔款项。杨华文在二审中陈述出借了五笔款项给邓军花与符玉良，每笔十万，每笔借款都是累加后更换借据。邓军花与符玉良在一审与二审的陈述前后矛盾。邓军花与符玉良认为其已经还清借杨华文的款项，却又重新出具涉案《借据》给杨华文，不符合常理。邓军花与符玉良主张系杨华文威胁其两人在涉案《借据》上签名、盖指模，但对于2015年10月1日出具的《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邓军花与符玉良主张涉案50万元款项未实际支付，但其两人在出具借据后至杨华文持涉案《借据》向人民法院起诉时，都未主张取回借据或要求杨华文支付借款或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撤回涉案《借据》，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邓军花与符玉良自认与杨华文有3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已偿还了45万元，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结合邓军花与符玉良自认的曾借过杨华文30万元的事实，应认定杨华文具备出借能力。邓军花与符玉良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没有证据推翻其两人出具的《借据》，亦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据》是由30万元借款的本金加上利息利滚利而得出。涉案《借据》作为书面证据，其证明力明显大于邓军花与符玉良的陈述，因此邓军花与符玉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杨华文主张邓军花、符玉良承担偿还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邓军花与符玉良的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60元，由邓军花、符玉良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春丽
审 判 员 陈小红
审 判 员 郑玉莲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翟锦霞
书 记 员 何骁腾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