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一终字第05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庆凯，男。
委托代理人钟鹏，天津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公舒萌，天津滨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祁欣，男。
上诉人郭庆凯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受理，2015年2月17日作出的（2014）西民一初字第1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庆凯的委托代理人钟鹏、公舒萌，被上诉人祁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系天津开发区凯华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华公司）经理，被告系天津港保税区意顺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意顺驰公司）股东。原、被告因公司之间业务往来相识，并无私交。2011年7月，意顺驰公司因经营集装箱堆场业务需要资金向凯华公司借款25万元。被告祁欣于2012年10月期间被天津港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于2013年3月29日被取保候审。至此时，意顺驰公司未能依约归还借款。2013年4月26日，被告在案外人杨英杰的陪同下前往原告所在凯华公司找原告协商还款事宜，当时在场的还有原告的女婿及其朋友。被告受到原告言语威吓当场按原告要求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郭庆凯人民币34万元，2013年5月25日前还15万元，2013年6月25日前还15万元，2013年7月25日还4万元。借款人祁欣2013年4月26日”被告在该借条上签字并捺印。其间被告头部受伤，离开原告所在公司后到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挂号就诊。2013年5月24日，被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848XXXXXXX＊＊＊＊X账户向原告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2848XXXXXXXXX账户分别转账1万元和19万元。2013年5月25日，被告以同样方式向原告转账6万元。2014年4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凯华公司起诉被告意顺驰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滨民初字第538号，原告凯华公司要求被告意顺驰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25万元。2015年1月5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以案件必须以（2014）西民一初字第1152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裁定中止诉讼。2015年1月12日，被告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于家堡派出所报称被敲诈勒索，该所受理后向被告出具受案回执。经核实，该所确认被告报案一事，目前正在调查核实情况，至今未予正式立案。为核实案件真实情况，要求原告本人到庭，原告对于被告出具借条的原因的表述与其代理人在之前庭审的表述存在重大差异，原告本人未能就借条所指向的借款关系作出说明，并表示放弃就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与此相关的借款事实继续举证。
原告郭庆凯诉请：1.被告返还原告借款8万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贷双方的借款合意和钱款交付两个要件。原告作为债权人对于借款关系的存在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持有借条，应推定其双方借款关系存在，且原告系债权人，但原告对于借条指向的借款关系何时发生、34万元现金在何时何地交付被告等关键事实均无法作出说明，仅表示“记不清了”。如果原告确系借款事实的亲历者，这明显有悖常理。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代理人陈述系被告于2013年4月26日以个人名义向原告提出借款34万元，钱款于当日在原告所在公司以现金形式交付被告，被告收款后出具34万元的借条。但原告本人陈述：2013年4月26日，被告到原告所在公司协商还款事宜，在清算之前债务时，发现被告尚欠原告本金及利息共计34万元未还，故要求被告出具借条对此予以确认，该笔借款实际发生于被告2012年10月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前后陈述不一，相互矛盾，极大削弱了原告陈述的真实性。原告表示2013年4月26日，原、被告意在协商双方所在公司之间25万元的还款事宜，但最终并未就债务如何清偿形成书面协议，而是由被告出具一张与此完全无关的借条，亦不符合生活常理。被告抗辩称，借条系其遭到原告及其女婿等人的人身威胁，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按照原告的要求书写。杨英杰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证实被告陈述属实，被告提交的2013年4月26日当晚因头部受伤到医院挂号的证明，以及被告报案的事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被告的陈述。原告认可如下事实：杨英杰陪同被告到原告所在公司与原告商谈，在原、被告协商还款过程中对被告进行言语威吓，被告在协商过程中将头部撞伤，被告当场出具34万元的借条。原告自认事实与被告、杨英杰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动摇了原告以单纯的借条证明借款事实的基础，也进一步削弱了借条的真实性。借条作为书证存在客观局限性，仅有借条而无付款证据，若要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仍需相关证据佐证，以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锁链。原告的借条尚不足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被告的反驳和举证使原告提交的借条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原告有义务对其主张进一步举证证明，经释明，原告放弃继续就34万元借条指向的基础借款事实举证的权利。因此原告应当对于借款关系成立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被告2013年5月的还款行为，虽然系通过原、被告个人账户完成，但按照原告所述，凯华公司实际是“原告自己的”，由原告本人控制，被告又是意顺驰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两公司之间接洽业务时均由原、被告出面，因此被告使用个人账户归还公司借款是存在可能性的，该部分事实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判断，不予处理。原告主张本案借款与（2014）滨民初字第538号案涉公司间借款无关，但原告除了34万元借条之外未能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其他未清结的借款关系。综合考量全案情节，从经验法则和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出发，认为被告举证证明的事实较原告更接近客观事实，亦更符合法官审理案件的内心确信。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庆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郭庆凯负担。
上诉人郭庆凯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欠款8万元，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34万元借款确实存在，经上诉人与案外人凯华公司核对账目：被上诉人原系意顺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凯华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011年7月21日被上诉人以意顺驰公司名义向凯华公司借款25万元，但意顺驰公司并未按约定返还欠款，2013年4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上述债务核对账目时，在25万元欠款的基础上，意顺驰公司确认还应支付手续费9万元，合计34万元。被上诉人表示由其向上诉人清偿该笔债务，上诉人表示同意，被上诉人于当日出具借条，现上诉人拒绝按约定对债务进行清偿。被上诉人仍拖欠上诉人8万元欠款至今未能支付。根据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显示，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的欠款为34万元，而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支付26万元后，就拒绝就其余欠款履行还款义务。被上诉人仍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将剩余8万元欠款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不存在威吓被上诉人的情况。意顺驰公司与凯华公司之间的债务及还款问题及欠款情况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核对账目，双方共同确认的情况下，由被上诉人书写借条，该借条系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愿。
被上诉人祁欣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审理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份，证明凯华公司借给意顺驰公司25万元；2、银行付款凭证一份，证明凯华公司借给意顺驰公司25万元；3、还款计划书一份，证明意顺驰公司确认借款事实并承诺自2012年6月起每月还款2万元；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账单一份、凯华公司记账凭证一份，证明2011年8月24日意顺驰向凯华公司支付手续费3500元；5、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一份、凯华公司记账一份，证明意顺驰公司向凯华公司支付手续费5250元；6、2011年7月20日至2012年4月30日账目，证明意顺驰公司向凯华公司支付手续费45500元；7、押箱手续费计算明细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手续费9万元。
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提供七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所提供的七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款的事实，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借条，上诉人应当对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现上诉人承认没有支付34万元，借款的来源是之前意顺驰公司与凯华公司两个公司之间的借款。故本案不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个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上诉人要求偿还8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郭庆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琳
审 判 员 李 铁
代理审判员 刘 杰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任士强
速 录 员 赵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