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鄂01刑终367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虎，无职业。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5年3月2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毛宗菊，无职业。2013年4月18日因犯盗窃罪被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3年9月5日刑满释放。现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5年3月2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郭虎、毛宗菊犯盗窃罪一案，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2015）鄂武昌刑初字第0115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郭虎、毛宗菊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菲、姚岚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虎、毛宗菊均未委托辩护人，自行辩护权并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郭虎、毛宗菊与刘某丙（另案处理）经合谋，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间，由刘某丙通过网络途径获得他人的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及交易密码等信息，查询后选择账户余额较多的为作案目标，指使被告人郭虎、毛宗菊提供各自的头像交由他人制作目标对象的虚假身份证。随后，被告人郭虎、毛宗菊与刘某丙至江西省九江市、山东省郓城县及本市武昌区等地，由郭虎、毛宗菊持虚假身份证假冒被害人身份，以手机卡损坏为由到当地的移动或联通营业厅补办被害人手机的用户身份识别卡（简称SIM卡），插入手机接收验证码后，登录网银转账或通过支付宝、网络金融、科技公司等交易平台，网购游戏点卡、充值话费进行兑换，共计盗走徐某、刘某甲等7名被害人账户内人民币61万余元，其中郭虎共盗得53万余元，毛宗菊共盗得8万余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4年12月8日13时许，被告人郭虎伙同刘某丙至江西省九江市九瑞大道移动营业厅，由郭虎持伪造的“陈某”身份证，补办被害人陈某139××××8106手机的SIM卡后，以上述方法操作盗走其银行账户内人民币7.5万余元。
2、当月21日17时许，被告人郭虎伙同刘某丙至本市武昌区小东门移动营业厅，由郭虎持伪造的“刘某甲”身份证，补办被害人刘某甲136××××3107手机的SIM卡后，以上述方法操作盗走其银行账户内人民币10万余元。
3、2015年2月5日9时许、2月9日17时许，被告人郭虎伙同刘某丙先后两次至山东省郓城县某联通营业厅，由郭虎持伪造的“徐某”身份证，补办徐某156××××1960手机的SIM卡后，以上述方法操作盗走其2个银行账户内人民币共计31万余元。
4、2015年3月1日9时许，被告人郭虎至本市武昌区武泰闸移动营业厅，由郭虎持伪造的“郭某”身份证，补办郭某139××××3151手机的SIM卡后，以上述方法操作盗走其银行账户内人民币2万余元。
5、2014年11月13日16时许，被告人毛宗菊伙同刘某丙至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燕子沙路移动营业厅，由毛宗菊持伪造的“赵某”身份证，补办赵某136××××2933手机的SIM卡后，以上述方法操作盗走其银行账户内人民币2万余元。
6、2014年12月18日16时许，被告人毛宗菊伙同刘某丙至本市江汉区金诚移动营业点，由毛宗菊持伪造的“季某”身份证，补办季某137××××8855手机的SIM卡后，以上述方法操作盗走其银行账户内人民币4.3万余元。
7、2015年3月2日9时许，被告人郭虎、毛宗菊至本市武昌区武泰闸移动营业厅，由毛宗菊持伪造的“刘某乙”身份证，补办刘某乙150××××2511手机的SIM卡后，以上述方法操作盗得其建行、招行账户内人民币共计5千余元，另将人民币2万元转至支付宝账户后因故未能转出。
2015年3月2日12时许，被告人郭虎、毛宗菊在本市武昌区大东门一酒店客房内被抓获，现场查获伪造的身份证、补办手机卡业务单等物品。上述赃款均未能查获追缴。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公安分局出具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明材料，证实2014年12月22日该分局粮道街派出所接到刘某甲报警称，手机卡被人偷办补卡，所捆绑的建行账户被人盗取11万余元。通过调取监控发现二名男子涉嫌此案，查明其中一人为刘某丙，另一人于2015年3月1日再次来汉。根据此线索公安机关于次日在大东门如家快捷酒店抓获郭虎、毛宗菊，现场查获假身份证6张，及毛宗菊当日上午补办刘某乙手机卡的业务单。经审查郭虎、毛宗菊对盗取刘某乙账户资金的事实供认不讳。
2、物品扣押清单，证实抓获现场郭虎持有伪造身份证6张、毛宗菊持有银行卡6张及刘某乙手机补卡业务单。
3、郭虎手机中提取支付宝信息、QQ通话记录截屏，证实其手机接收校验码、发送刘某乙账户信息委托他人代洗钱等转移账户资金的过程。
4、郭学林、郭静静农行账户查询、部分涉案银行账号，及郭学林的证言，证实郭虎借用亲戚、家人的银行账户，接收、转移被害人账户内的资金。
5、证人郑某的证言、邮政账户交易记录、辨认笔录，证实郭虎化名“郭小博”，于2014年12月中下旬至2015年2月中旬，给付郑某报酬，利用其银行账户完成多次收款转账，转出户名徐某，转入户名郭学林、陈静（或李静）。
6、证人张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张某供称刘某丙曾带二男二女来拍照，用照片制作假身份证，经辨认，张某指认毛宗菊、郭虎（照片）是带来拍照作假身份证的人。
7、同案犯刘某丙的供述，刘供称：其本人负责在网上购买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密码等信息，通过银行客服电话查询到余额大的对象，确定目标后安排毛宗菊、郭虎照相、制作假身份证，然后一起到目标对象户籍地补办手机卡，再由其进行网上洗钱的操作。具体毛宗菊参与4次，其中六安金寨的被害人赵某被转出2万元，打到刘某丙办的“王虎”的建行卡里，事后给毛宗菊5000元。12月在武汉，一个女的被转出1、2万元，分毛宗菊3、5千元。第三次在郑州，第四次在北京；郭虎参与2次，其中武汉的被害人刘某甲，被转出4万元，另一次在郑州，取款密码错误没有得手。
8、本案7名被害人陈某、刘某甲、徐某、郭某、赵某、季某、刘某乙的报案、陈述及被盗账户查询、手机补卡业务单，证实上述被害人手机被人偷办补卡，关联账户内资金被转账或消费导致财产损失的事实。
9、伪造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诉人郭虎对身份证复印件的指认及包筠筠、张晨等人的证言，证实伪造的身份证上的头像系郭虎、毛宗菊，郭虎、毛宗菊是持该伪造身份证，前来营业点办理补卡业务的人。
10、被告人毛宗菊的供述，毛宗菊供称参与刘某乙银行卡被盗案，仅补过这一张卡。
11、被告人郭虎的供述，郭虎交代参与郭某、刘某乙银行卡被盗案，参与刘某甲被盗案时不知道刘某丙补手机卡的目的，还参与江西一笔，上海一笔。直到郭某那笔开始知道刘某丙补办手机卡是为了盗窃，之前不知情。
原审认为，被告人郭虎、毛宗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同伙共同作案，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银行账户内资金，郭虎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毛宗菊盗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毛宗菊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郭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毛宗菊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上诉人郭虎的上诉理由：1、对原审判决认定的盗窃数额有异议，其主要针对原审判决认定的第三笔盗窃，即盗窃被害人徐某银行账户内人民币31万余元的事实，辩称支付宝转账不能操作30万元以上的金额，其不可能盗窃被害人这么多钱；2、其系从犯；3、其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检举揭发了刘某丙和毛宗菊的几笔单独实施的犯罪。
上诉人毛宗菊的上诉理由：原审量刑过重。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发表意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郭虎、毛宗菊受刘某丙（另案处理）邀约，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间，由刘某丙通过网络途径获得他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号及交易密码等信息，查询后选择银行账户余额较多的被害人为作案目标，指使上诉人郭虎、毛宗菊提供各自的头像照片交由他人制作目标对象的虚假身份证。随后，上诉人毛宗菊、郭虎与刘某丙至江西省九江市、山东省郓城县及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由郭虎、毛宗菊各自持虚假身份证假冒被害人身份，以手机卡损坏为由到当地的移动或联通营业厅补办被害人手机的用户身份识别卡（简称SIM卡），插入手机接收验证码后，登录网银转账或通过支付宝、网络金融、科技公司等交易平台，网购游戏点卡、充值话费进行兑换，共计盗走徐某、刘某甲等5名被害人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54.8万余元。
2015年3月1日、2日，上诉人郭虎又单独或者伙同上诉人毛宗菊在本市武昌区武泰闸移动营业厅，先后补办了被害人郭某、刘某乙手机的SIM卡，并采取上述同样手段，共计盗得二被害人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4.5万余元（其中被害人刘某乙的招商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2万元转至支付宝账户后因故未能转出）。
综上，上诉人郭虎、毛宗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共计盗走徐某、刘某甲等7名被害人账户内存款人民币59.3万余元，其中被害人刘某乙招商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2万元转至支付宝账户后因故未能转出，上述盗窃中，郭虎参与5笔盗窃，盗窃数额共计人民币53万余元，毛宗菊参与3笔盗窃，盗窃数额共计人民币8.8万余元。上述赃款均未能查获追缴。
2015年3月2日12时许，上诉人郭虎、毛宗菊在本市武昌区大东门一酒店客房内被抓获，现场查获伪造的身份证、补办手机卡业务单等物品。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举证、质证，并经二审庭审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郭虎诉称对原审判决认定盗窃数额有异议的上诉理由，其主要针对原审判决认定其盗窃被害人徐某银行账户内人民币31万余元的事实，辩称支付宝转账不能操作30万元以上的金额，其不可能盗窃被害人这么多钱。经查，上诉人郭虎对其伙同刘某丙实施了该笔盗窃的犯罪事实并不否认，只是对犯罪数额提出异议。针对其相关上诉理由，本院分析、评判如下：1、上诉人郭虎伙同刘某丙两次挂失补卡时间为2015年2月5日9时许、2015年2月9日17时许，期间被害人徐某曾于2015年2月7日13时许、2015年2月13日自行补办了手机SIM卡，即在2015年2月5日9时许至2015年2月7日13时许、2015年2月9日17时许至2015年2月13日两个时间段内，被害人徐某156××××1960的手机SIM卡被犯罪人控制，相关网上交易行为、转账行为应系上诉人及其同伙所实施；2、被害人徐某招商银行借记卡（卡号：46×××01）内存款于2015年2月5日至13日凌晨3时6分期间，共计支出人民币343015.3元，扣除其中“银联ATM取款”、“代扣资金”部分后，其余大量交易均是以“支付通在双向类商户的交易（买卖）”、“银联无卡自助消费”、“网上消费”形式完成，符合上诉人郭虎及其同伙刘某丙所供述的接收手机验证码后，盗取银行卡上钱款的犯罪手法；3、被害人徐某名下平安银行借记卡（卡号：62×××94）内存款在此期间，共计支出人民币19990.6元，均是以支付宝转账形式完成，此卡支出金额与上诉人郭虎的异议并不冲突。综合上诉人郭虎及其同伙刘某丙的供述以及上述相关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被害人徐某两个银行账户内被盗人民币31万余元系上诉人徐某及其同伙共同所为。故上诉人徐某对犯罪数额提出异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郭虎诉称其系从犯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郭虎受刘某丙邀约参与盗窃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负责持虚假身份证冒充被害人，以手机卡损坏为由到当地的移动或联通营业厅补办被害人手机的SIM卡，其行为是整个犯罪过程中不可或缺之关键环节，其虽系受人邀约参与犯罪，但在共同犯罪中其系积极参与者和具体实施者，后又单独邀约毛宗菊到本市通过同一手段实施盗窃。原审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依法对本案不予区分主、从犯正确。故上诉人郭虎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郭虎诉称其系自首的上诉理由。经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粮道街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以及上诉人郭虎、毛宗菊的供述能够证实，公安机关系接被害人刘某甲报案后，经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后在技术侦查部门的协助下在本市武昌区大东门如家快捷酒店2507房将上诉人郭虎、毛宗菊抓获归案。其到案经过不符合认定自首所需“自动投案”要件。故上诉人郭虎诉称其具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郭虎诉称自己检举揭发了同伙刘某丙、毛宗菊单独实施的犯罪，具有立功情节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郭虎于2015年3月2日到案后，同案犯刘某丙于2015年4月15日被刑事拘留，在此期间，根据相关讯问笔录显示，上诉人郭虎仅于2015年3月3日交代听说刘某丙、毛宗菊在河南省和北京市补办过手机卡，但未涉及具体的犯罪时间、犯罪地点、被害人基本情况以及作案金额，更未涉及本案中毛宗菊伙同刘某丙实施的盗窃被害人赵某、季某银行卡内存款的犯罪事实。其所交代的“线索”过于抽象，不构成立功。故上诉人郭虎诉称其具有立功情节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郭虎、毛宗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同伙共同作案，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银行账户内资金，郭虎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毛宗菊盗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已综合考虑上诉人郭虎、毛宗菊各自所具有的累犯、当庭自愿认罪等量刑情节，对其量刑亦在法定刑幅度内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毛宗菊诉称原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发表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 毅
审判员 吴 艳
审判员 郑雄文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