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常民终字第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华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武进区嘉泽镇夏溪北街12号。法定代表人史建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蔡国兴、刘小燕，江苏鑫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新北区春江三村头五金加工厂，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安家东蒋村后*组。经营者刘建刚。委托代理人刘吉、倪佳晶，江苏东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天生。上诉人常州华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新北区春江三村头五金加工厂（以下简称春江加工厂）、杨天生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邹商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春江加工厂诉称，2011年3月8日，本厂与华江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由本厂向华江公司所承建的长青集团厂房工程供应楼面钢筋和环箍，并对付款方式、结算方式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本厂依约履行了协议。截止至2013年1月8日，华江公司尚结欠本厂货款共计1377000元。本厂多次催要，华江公司未能全部付清，故起诉要求华江公司立即向本厂支付货款1137000元、利息84102元（暂计至2014年3月15日），共计1221102元，诉讼费由华江公司承担。华江公司辩称，杨天生于2010年3月起挂靠在本公司名下承接了常州长青埃潍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公司）的建设工程。杨天生以本公司名义共承揽了四个工程，分别为：常州泉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汇公司）、常州市宝丽文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丽文虎公司）、长青公司、常州凌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杰钢材市场公司）的建设工程。据杨天生本人陈述，在此期间，他还以个人名义或其他公司名义承接了常州大众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司）、潘家良山小学塑料车间、常州恒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耀公司）的建设工程。上述工程中，除宝丽文虎公司的建设工程外，其余工程所需的钢材、环箍均是由春江加工厂提供的。这些工程存在着工程交叉、平行施工的状况，结算及支付也是交叉进行的，难以区分到底是哪些工程拖欠了春江加工厂的款项。本案中所涉及拖欠的货款，到底是杨天生挂靠在本公司经营的工程所拖欠的，还是其个人行为所拖欠的，存在很大争议。据本公司统计，挂靠在本公司名下的杨天生实际施工的泉汇公司、长青公司、钢材公司的建设工程，与春江加工厂所发生的买卖往来总价款为2079210元，而本公司已先后支付春江加工厂货款2558000元，故本公司已支付了全部货款，并不存在拖欠春江加工厂货款的事实。本公司所付货款并不区分是哪个工程的，如何支付都是由杨天生决定的。杨天生所出具给春江加工厂的欠条，虽然注明是长青工地，但不管是杨天生挂靠在本公司名下还是杨天生个人承接的工程，杨天生与春江加工厂之间结算的价款差价将近100万元，令人难以置信，不排除春江加工厂与杨天生之间故意串通一气，提起恶意诉讼，损害本公司利益，故恳请法庭驳回春江加工厂的诉请。第三人杨天生陈述，本人以华江公司的名义承接了泉汇公司、宝丽文虎公司、长青公司、凌杰钢材市场公司的土建工程，另外本人还挂靠在武进园林公司承接了大众公司的土建工程，以本人个人名义承接了恒耀公司、邹区吴家村良山小学附近一个印刷厂车间、福建钢材市场老板的私人别墅的土建工程。上述八个工程除宝丽文虎公司外，其他工程的板筋和环箍均是春江加工厂提供的。2013年1月8日本人出具给刘建刚的欠条其实结算的是上述所有工程的板筋环箍的货款，不仅是长青公司的工程所购买的板筋环箍款。对协议及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出具欠条时本人并没有算账，仅是照刘建刚儿子刘双凯报的数字写了欠条，当时其承诺即使算错了，也是能改的。春江加工厂为长青工地总共大概向本人供应了价值197万左右的货物，本人一共支付给春江加工厂多少货款本人自己也不清楚了。本人把刘建刚及其儿子刘双凯写给本人的收条都已经交给华江公司了。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8日，华江公司的长青集团车间四项目部（甲方）与春江加工厂（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甲方承建长青集团厂房工程所需的楼面钢筋和环箍，由乙方负责供给……付款方式：每月月底，甲方按该月货款的60%结算给乙方，竣工验收后一个月，甲方再付钢筋款的10%给乙方，余款在2012年12月30日付清……钢材价格按每次市场最低价，双方签证价为准。双方结算时，甲方须另付100元/吨钢筋加工费（含运输费）。”该协议由春江加工厂与华江公司盖章，并由杨天生、刘建刚签名。2012年1月7日，长青公司建设工地的材料员杨国方向春江加工厂出具了完工单，载明春江加工厂自2011年1月12日起至同年11月25日止，共计向华江公司所承建的长青工地供应钢筋391044千克，价款为1944499元，加工费按约定应为39104.4元，总计为1983603.4元。春江加工厂于2013年1月8日表示接受该完工单。同日，杨天生向春江加工厂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刘建刚长青工地钢材款总合计壹佰叁拾柒万柒仟元整（1377000元）。注：（以此条据为准）。”原审另查明，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期间，春江加工厂向杨天生承建的泉汇公司、大众公司、凌杰钢材市场公司、津加塑料车间（即上述潘家良山小学塑料车间）、恒耀公司等建筑工地均供应了钢筋及环箍，其中泉汇机械、凌杰钢材市场公司的工程系杨天生挂靠在华江公司名下所承接的。杨天生分别于2011年4月4日向春江加工厂支付4万元、于同年4月7日支付20万元（收条中注明是长青工地）、同年4月15日支付30万元、同年4月23日支付20万元（收条中注明“长青”字样）、同年5月13日支付26万元（收条中注明“长青”字样）、同年10月1日支付12万元，2012年3月5日支付5万元（收条中注明“长青”字样）、同年3月6日支付5万元、同年4月9日支付20万元、同年4月29日支付10万元、同年5月15日支付30万元、同年6月18日支付10万元、同年7月1日支付5万元、同年8月1日支付10万元、同年9月30日支付5万元、2013年3月31日支付48000元（收条中注明“长青”字样）。春江加工厂的经营者刘建刚分别于2012年11月7日、2013年2月7日至华江公司领取了长青工地的钢筋款10万元、20万元。2013年11月12日，杨天生转账给刘建刚2万元作为支付长青公司建筑工地所欠的钢筋款。原审庭审中，春江加工厂将利息的诉请变更为要求华江公司支付本金1137000元自2013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审法院认为，春江加工厂与华江公司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应予法律保护。杨天生系挂靠在华江公司名下承接了长青公司的建设工程，其有权对外代表华江公司与春江加工厂结算、向春江加工厂付款。杨天生于2013年1月8日向春江加工厂出具的欠条，系代表华江公司对春江加工厂所供长青工地的钢筋款进行的结算，该结算行为是有效的。但根据春江加工厂所接受的长青工地的完工单，华江公司应付总价款应为1983603.4元，而根据杨天生提供的收条及华江公司的付款凭证，在2013年1月8日前华江公司已就长青工地向春江加工厂付款81万元，故在出具欠条时实际尚欠1173603.4元，而非1377000元，差额为203396.6元。结合刘建刚所述“长青工地的钢材款没有结清，其余基本都已经结清了，欠下的一部分零头也算进了长青工地”这一意见，差额203296.6元不排除是杨天生承接的其他工地尚欠春江加工厂的款项。故该院综合春江加工厂、华江公司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认定截止2013年1月8日，华江公司尚结欠春江加工厂向长青工地供应的钢筋、环箍款应为1173603.4元，扣除之后华江公司支付的48000元、20万元及春江加工厂认可的杨天生转账的2万元，现仍结欠春江加工厂905603.4元。针对华江公司提出的春江加工厂向杨天生挂靠在其公司所承接的泉汇公司、长青工地、钢材市场这三个工程总计供货2079210元，而杨天生及华江公司的总付款已达到2558000元，故华江公司不结欠春江加工厂款项这一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春江加工厂向长青工地供应钢筋、环箍期间，其还向杨天生承接的其他工程包括并不是挂靠在华江公司名下的工程提供同类产品，故杨天生所提供的收条并不能全部折抵长青工地的应付款或挂靠在华江公司名下的其他工程的应付款，而春江加工厂向杨天生出具的部分收条已注明是长青工地的价款，而杨天生也已接受了这些收条，应视为认可收条上的内容，故该院认定只有注明是长青工地的收条才能折抵华江公司的应付款。综上，该院认定就长青工地，华江公司尚应支付春江加工厂905603.34元。针对春江加工厂提出的利息诉请，因华江公司未能按约支付货款，其实际给春江加工厂造成了损失，故春江加工厂要求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是合理的，结合春江加工厂的诉请，该院认定华江公司应支付本金925603.34元自2013年4月1日起自2013年11月11日止、本金905603.34元自2013年11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华江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春江加工厂905603.34元及利息（本金925603.34元自2013年4月1日起自2013年11月11日止、本金905603.34元自2013年11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春江加工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90元，由春江加工厂负担3173元，由华江公司负担12617元。上诉人华江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杨天生就长青工地已付的实际货款金额，所认定的春江加工厂实际收到的款项为107.8万元是错误的。1、杨天生于2011年4月4日至2011年10月1日期间支付给春江加工厂的112万元货款为支付的长青公司、泉汇公司、凌杰钢材市场公司三处工地的货款。根据送货单可查明，春江加工厂向该三处工地送货时间分别为2011年1月12日至2011年11月25日、2011年3月5日至2011年11月17日、2011年4月13日至2011年7月1日，由此可见，2012年前春江加工厂与杨天生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工地只有这三处工地，春江加工厂2012年1月1日前收到的112万元货款均为该三处工地的钢材款，三处工地钢材款共计为207.9214万元。2、春江加工厂于2012年至2013年度所收到的136.8万元货款中，除其至上诉人处直接领取的30万元、2013年3月31日收取的4.8万元以及杨天生转账支付的2万元外，其余货款100万元也应该是长青工地货款。原审查明，春江加工厂除向杨天生挂靠上诉人名下承建的三处工地供应钢筋、环箍外，还向杨天生非以上诉人名义承建的大众公司工地、津加塑料车间工地、恒耀公司工地供应钢筋、环箍，该三处供应时间分别为2012年2月9日至2012年6月2日、2012年4月30日至2012年6月1日、2012年5月15日至2012年9月5日，自2012年3月5日至2012年5月15日，从春江加工厂收条来看其已收到货款70万元，而大众公司工地及良山小学工地至此时实际供货金额只有38.8413万元，且从2012年5月15日之前的付款构成来看，上诉人于2012年3月5日与3月6日分别支付给杨天生5万元、4月9日支付20万元、4月29日10万元、5月15日支付30万元，付款金额均为整数，杨天生将该每笔付款均在同一天支付给了春江加工厂，这些付款笔笔对应，明显是上诉人支付上一年度杨天生挂靠在上诉人处三个工程款，杨天生又将此款分文不少地支付给春江加工厂，因为2012年杨天生所接工程无一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也无必要对他人工程的货款负责支付，同时，按两被上诉人付款习惯和工程业内交易习惯，至2012年5月15日，在两被上诉人双方总供货数未核对前，杨天生一般不会全额支付已送货的款项。自2012年6月18日至2012年9月30日，上诉人收到杨天生支付的货款合计40万元，而在春江加工厂出具的收条中，其所列明的该时间段内所收到的货款金额及收款时间与上诉人支付给杨天生的时间及金额是完全一致的，付款规律与2012年3月5日至2012年5月15日的付款规律也是完全相同的。可见，该期间杨天生支付的40万元系支付的长青公司工地等挂靠在上诉人处三个工程的货款。原审庭审中，两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付款系杨天生2012年所承接的三个工地的货款。由此可见，2012年度的付款是杨天生支付长青公司工地、泉汇公司工地、钢材公司工地的货款。3、两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应付总额为293万余元，春江加工厂已实际收到货款248万元，若如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结欠金额为90万元，则春江加工厂应收款已远超其与杨天生之间的实际业务总款额，足以印证上诉人在2012年支付了杨天生挂靠上诉人名下承接的三个工地钢筋、环箍款。如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的长青工地已付款金额为107.8万元，仅是对2013年3月31日前由春江加工厂出具的注明长青工地的收条以及2012年11月7日、2013年2月7日、2013年3月31日的三笔付款及春江加工厂认可的杨天生转账支付的2万元机械相加，并未查明长青公司工地的实际付款情况。事实上，杨天生挂靠在上诉人名下承建的三个工程的钢筋、环箍款已全部结清。因此，原审法院所认定的长青工地已付款金额是错误的，与事实严重不符。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杨天生具有代表上诉人对外付款、结账的权利，并以此判决确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上诉人承担，系适用法律错误。春江加工厂的钢筋及环箍均是直接供应给杨天生承建的工地，合同相对方为杨天生，原审法院亦查明上诉人与杨天生系挂靠关系，若杨天生在以上诉人名义对外承接工程并因此对外产生债务的，作为被挂靠人的上诉人也是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更何况，本案中春江加工厂对此挂靠情况也是明知的，上诉人合理的法律责任承担范围应仅限于补充责任。但原审法院在已查明挂靠关系的情况下，仍从代理角度判决由上诉人独自承担付款责任，致使真正应承担付款义务的杨天生却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此判决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口头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华江公司向本院提供三份建筑安装施工合同复印件，分别为上诉人华江公司（杨天生）与津加塑料车间、杨天生与恒耀公司、常州市武进园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邹区分公司（杨天生）与大众公司签订的，以证明该三份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最后的付款期限是2015年，在建设方未付清全部工程款时杨天生不可能先把钢筋款支付完毕。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则认为该三份合同均是复印件，不予认可，且该三份合同是杨天生与建设单位之间的约定，不能约束杨天生与其单位之间的关系。本院认为，上诉人华江公司提供的三份合同如系真实的，但是系杨天生或其代表某建筑公司与建设单位之间签订，合同中关于工程款支付期限的约定与本案中钢材款的支付时间并无直接关联，故本案二审中不采信作为证据使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其他新证据，经查阅原审卷宗查明如下情况：1、泉汇公司于2010年10月15日与华江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杨天生为项目副经理），约定由华江公司承建该公司2#车间土建和安装工程，约定的施工期间为2010年11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据送货单与结算单显示，2011年3月5日至2011年11月17日共送货10批，总金额为69160元（3月5日3758元、3月9日7978元、3月15日253元、3月25日2674元、4月22日2651元、8月19日6388元、9月13日7669元和24051元、11月17日6481元和7257元）。2、2011年3月凌杰钢材市场公司与上诉人华江公司（委托代理人为杨天生）签订一份“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约定由华江公司承建该公司住宿楼，约定的施工期间为2011年3月20日至2011年4月30日。据送货单显示，2011年4月13日（11923元）、5月8日（4803元）、4月23日（9202元）共送钢材三批，总金额为25928元。3、宝丽文虎公司于2010年1月与华江公司（签字人员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建刚）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华江公司承建该公司车间二工程，约定的施工期间为2010年3月1日至2010年7月30日，据双方陈述该工地钢材并非由春江加工厂供应。4、长青公司于2010年12月28日与华江公司（签字人员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建刚）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华江公司承建该公司车间四工程，合同工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9日，合同总价为18189900元。据送货单显示，该工地上由春江加工厂于2011年1月12日开始供应钢材，最后一张送货单日期为2011年11月25日。5、2011年2月8日华江公司与杨天生签订一份“内部承包合同书”，约定由杨天生包工包料承建长青公司四车间和泉汇公司二车间。6、2012年9月1日杨天生出具“钢筋制作加工完工单”，载明大众机械车间钢筋款为381158元、津加塑料车间钢筋款为104851元（2013年1月8日刘双凯表示同意接受）；按送货单显示，大众公司工地的钢筋送货期间于2012年3月1日～2012年6月2日期间，津加塑料车间工地钢筋送货期间于2012年4月30日～2012年6月1日。7、2012年9月17日杨天生出具“钢筋制作加工完工单”，载明恒耀公司钢筋款为366069元，刘双凯于2013年1月8日签字接受，据送货单显示该工地钢筋送货期间为2012年5月15日～2012年9月15日。另外，原审中，春江加工厂陈述“刘建刚与杨天生之间的往来就是华江公司所提供的完工单所记载的，除此之外刘建刚与杨天生之间还有两笔大钢筋的往来，一笔是代杨天生购买的成品大钢筋货款163040元，一笔是给大众公司工地的钢筋计280753.78元（但此后的庭审中，春江加工厂提供了销售合同六张及证明一份，证明其代杨天生购买大钢筋并按其要求送至工地，销售合同总额为38万元，春江加工厂认为该款应计入杨天生已向其单位支付的款项中。注：六份销售合同发生时间为2012年3月27日、4月22日、5月7日，其中两份合同系由杨文玉作为购货单位人员签字，合计为14.7万余元）”。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华江公司与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应予法律保护；被上诉人杨天生挂靠在上诉人华江公司名下承接了长青公司的建设工程，有权对外代表上诉人华江公司与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签订、履行买卖合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上诉人华江公司承担，上诉人华江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天生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上诉人华江公司认为应由被上诉人杨天生承担还款责任，由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杨天生于2013年1月8日向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出具的欠条，系代表上诉人华江公司对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所供长青工地的钢材款进行的结算，虽应由上诉人华江公司承担责任，但如该结算明显与事实不符应不具有法律效力。按照被上诉人杨天生经手的与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之间的钢材业务往来情况，2011年度双方仅发生了泉汇公司、凌杰钢材市场公司、长青公司等三处工地上的钢材买卖关系，而在2011年由被上诉人杨天生经手向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给付了货款112万元（最晚一笔为2011年10月1日支付12万元），其中仅有三笔注明是支付的长青公司工地的钢材款，但此期间，另外两处工地上发生的钢材款仅有81350元〔（69160元-6481元-7257元）+25928元〕，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认为还为被上诉人杨天生代为购买过其他钢材，但仅提供了2012年3月之后的销售合同，故在2011年10月1日前支付的112万元应认定为被上诉人杨天生经手向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支付的泉汇公司、凌杰钢材市场公司、长青公司等三处工地上的钢材款，即长青公司工地钢材款在2011年应已支付1038650元（112万元-81350元）。关于2012年3月之后的付款，因此时被上诉人杨天生经手与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也发生了其他工程上钢材买卖往来等情况，已难以分清是支付的哪一项目上的钢材款，且亦有可能如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所述曾发生过代被上诉人杨天生另行购买钢材的情况，故对于2012年3月之后的付款按双方确认的支付哪一项目上的钢材款予以认定，即2012年3月之后支付长青公司工地上钢材款数额共为41.8万元，结合长青公司工地钢材款总额为1983603.4元，上诉人华江公司还应支付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供应长青公司工地上的钢材款526953.4元。关于上诉人华江公司认为已实际经由被上诉人杨天生向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支付了足额的钢材款，但货币并非特定物，具有可替代性，而被上诉人杨天生与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之间尚有其他业务往来，被上诉人杨天生向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给付货币，并不能完全证明是代上诉人华江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上诉人华江公司仅以数额相对应即认为是支付的哪一笔钢材款依据不足。另外，针对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提出的利息诉请，因上诉人华江公司未能按约支付货款，其实际给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造成了损失，故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要求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是合理的，结合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的诉请，上诉人华江公司应支付本金546953.4元自2013年4月1日起自2013年11月11日止、本金526953.4元自2013年11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华江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邹商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华江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春江加工厂526953.4元及利息（本金546953.4元自2013年4月1日起自2013年11月11日止、本金526953.4元自2013年11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790元，由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负担6721元，由上诉人华江公司负担90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790元，由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负担6721元，由上诉人华江公司负担9069元。因上述一审案件受理费已由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向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上诉人华江公司向法院交纳，故上诉人华江公司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再行向被上诉人春江加工厂支付案件受理费23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瑜净代理审判员  吴立春代理审判员  钱 锦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