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71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永洪，男，196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学（曾用名余琼学），男，197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黎永洪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余学主张将13000元交给黎永洪，提供了如下证据：1、余学的银行交易记录，证明其在2011年8月21日取款13000元，并交给黎永洪；2、黎永洪发给余学的短信息，（发件人号码为130××××1964），证明黎永洪在知道余学办房产证心切、担心失去广州唯一住房的情况下对余学进行恐吓威胁；3、日期为2011年8月21日的收据一份，内容为收到余学交来人民币13000元，证明黎永洪收取余学13000元；4、余学、黎永洪之间的录音通话及整理，证明余学已将13000元交给黎永洪，但是黎永洪没有用于办案，还威胁余学。
黎永洪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余学已经13000元交给黎永洪；对证据2不确认，手机号码不是黎永洪的，黎永洪也没有发过短信给余学；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收据不是黎永洪的签名，黎永洪从未签过这样的收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确认说话人是否是黎永洪，且是在黎永洪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余学存在诱导黎永洪说话的情况。录音是经过编辑的，而余学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余学要求黎永洪写收据，黎永洪却问写什么收据，这一点证明黎永洪没有写过收据，与余学所提供的证据3自相矛盾。
余学主张在其办理房屋产权证的诉讼中，黎永洪要求收取13000元用于办案需要，故其于2011年8月21日早上在黎永洪家门口将13000元现金交给黎永洪，黎永洪在其写好的收据上签名。
黎永洪否认余学提供的收据上的签名是其所写，申请法院进行笔迹鉴定。经余学、黎永洪同意，原审法院摇珠确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余学提供的收据上“黎永洪”三字进行鉴定，鉴定是否黎永洪本人所签。该鉴定所作出中广测（2012）文鉴字第02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21日”的《收据》上落款签收处的“黎永洪”签名与提交样本1至2上的“黎永洪”签名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黎永洪支付鉴定费3000元。
余学对上述鉴定意见不予确认，称上述收据是黎永洪授权其写的。对于收据上的签名，余学在庭审中陈述不一致，最后确认收据和上面黎永洪的签名都是其代黎永洪所写，在其与黎永洪的电话录音中黎永洪是承认要余学自己写个收据的，故自己写了收据，但是该收据是黎永洪授权所写的，是有效的；因为此事其跑了很多地方，但是没有想到黎永洪歪曲事实、抵赖，拒不承认收到其13000元，故其才表示收据是黎永洪签名的。
黎永洪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
本案在庭审中当庭播放了余学提供的电话录音，从该录音中能模糊听到“……1.8万元……你随便到外面写个收据啦……”
黎永洪称录音的声音非常模糊，听不清楚，表示无法确认录音是原始的，有无经过编辑，其次不能确认录音中的人是黎永洪，因为余学对收据的陈述的不诚实，因此对录音有无编辑无法确定，故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余学表示黎永洪实际是收了他13000元，录音中的“1.8万元”是口误；因为黎永洪表示收取13000元是用于办案，余学碍于情面没有要求黎永洪出具收据，后来黎永洪没有将该款用于办案，其要求黎永洪出具收据，因为黎永洪欺蒙拐骗，故在录音中说话声音很小很低。如果黎永洪否认，应由黎永洪举证。
余学在原审诉称，余学、黎永洪是邻居。余学于2004年购买房屋后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证。2011年4月余学起诉要求办理产权证，一审判决后黎永洪称要收每户13000元办案费，于是余学将13000元交给黎永洪。之后余学发现黎永洪并没有将这些费用用于办案，故起诉要求黎永洪退回余学13000元及利息（从2011年8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黎永洪还清款项之日止），赔偿余学误工费3000元及精神损失费2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黎永洪承担。
黎永洪在原审辩称，余学陈述的事实不存在，黎永洪没有收到余学13000元办案费。即使按照余学所述存在13000元的事实，余学要求黎永洪从2011年8月21日起支付利息也没有依据，利息是应当在余学要求黎永洪支付款项而黎永洪不支付的情况下才产生。余学要求黎永洪赔偿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也是没有依据的。综上，余学的诉讼请求没有合法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本案余学主张黎永洪收取其13000元未归还，黎永洪予以否认。虽然余学提供的收据是由余学本人书写和签名，但是余学提供了其与黎永洪的通话录音，黎永洪称该录音不能确定是其本人，但是又表示是在黎永洪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余学存在诱导黎永洪说话的情况，故原审法院采信余学提出的该录音是其与黎永洪之间通话产生的。该录音显示黎永洪要求余学“随便到外面写个收据啦”，结合黎永洪所述的即使存在余学所述的13000元的事实，也不应计算利息的意见，余学主张黎永洪收取其1300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定。黎永洪称余学在录音中有诱导黎永洪说话的情况，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余学要求黎永洪返还13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余学提供的收据经鉴定签名不是黎永洪所写，余学亦确认该收据是余学本人所写，故鉴定产生的费用应由余学负担，余学应将3000元支付给黎永洪，扣除该鉴定费用，黎永洪实际应返还10000元给余学，并从余学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余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误工费损失，要求的精神损失费亦于法无据，故原审法院对余学要求黎永洪赔偿误工费3000元及精神损失费2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黎永洪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返还10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给余学。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余学的其他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黎永洪负担。
判后，黎永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对本案重大事实审查不清，作出错误事实认定。一、原审法院将余学提供的电话录音认定为黎永洪与余学之间的通话，并将无法确定是原始录音的证据资料作为认定事实依据，明显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二、原审法院认定余学的证据不充分，余学的举证责任未完成。余学在庭审中提供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21日”的收据材料时，其原本宣称收据中的落款签名系黎永洪亲笔所写，后经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不是黎永洪所写，后余学改成该收据及其签名均系黎永洪授权自己代其所写，可见，余学提供的书证是虚假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余学提供的录音材料残缺不全、时断时续，且录音对话中提及的1.8万元与实际审理的1.3万元办案费不符，录音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其他证据材料佐证这一事实，可见录音材料也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黎永洪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余学承担。
余学答辩称，不同意黎永洪的上诉请求，黎永洪欺诈的金钱应该返还给我，并按照从拿钱之日起计算利息，诉讼费用和鉴定费用应由黎永洪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余学答辩主张利息的计算问题和鉴定费用的分担问题，由于余学未提出上诉，本院对余学该主张不予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只对黎永洪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余学向黎永洪支付13000元的事实是否成立。
余学为证明这一事实，提供了收据和录音等证据。虽然收据经鉴定不是黎永洪本人签名，但是黎永洪在一审对该录音证据质证称“不能确认说话人是否是被告，原告是拿着光盘播放的，是经过编辑的，而且这也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原告存在诱导被告说话的情况”，根据该质证意见，可认定这是黎永洪与余学之间的录音，只是黎永洪认为这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导其说话。黎永洪主张该录音是伪造，应由黎永洪承担举证责任，现黎永洪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录音是伪造，也未申请对该录音进行鉴定，因此本院对该录音证据予以采信。根据该录音，可以证实黎永洪有叫余学随便写个收据。余学在本案一审、二审陈述的支付原因、取款时间、支付方式可以一一对应，且其陈述也与其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相对应，因此，本院认为余学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经向黎永洪支付13000元的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黎永洪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黎永洪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黎永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瑞晖
审 判 员 崔利平
代理审判员 印 强
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傅贤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