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0115行初80号
原告李娜，女，197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永华南里甲14号。
法定代表人吴山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韩楠，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柯瑞星，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政街15号。
法定代表人王有国，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冬梅，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干部。
委托代理人龙婧琦，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干部。
第三人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2号楼309A室。
法定代表人钟睒睒，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菊仙，女，197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人事部经理，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代理人尹岩，女，197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员工关系经理，住北京市东城区。
原告李娜不服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大兴人保局）作出的京兴人社劳监告字[2017]359号《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书）以及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兴区政府）作出的京兴政复字[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书）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受理此案。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3月15日分别向被告大兴人保局、大兴区政府邮寄送达、直接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李娜申请追加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因原告李娜的劳动合同系与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签订，原告李娜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中被投诉人亦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且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本院释明，原告李娜坚持追加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本院决定对其申请不予追加，并通知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娜，被告大兴人保局委托代理人韩楠、柯瑞星，被告大兴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龙婧琦，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委托代理人王菊仙、尹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1月19日，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被诉告知书，载明：经调查，2003年-2017年，浙江省建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了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申请。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属于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您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农夫山泉实行了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计算周期为一个月。通过调查及核算您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考勤表的情况，本行政机关无法认定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在实行综合计算工作制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因此，对您的关于工时的其他诉求也无法支持。原告李娜不服，向被告大兴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5日，被告大兴区政府作出被诉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
原告李娜诉称，原告于2018年1月向被告大兴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大兴区政府于2018年3月5日作出被诉决定书，现原告对该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理由如下:原告于2017年8月投诉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系被告大兴人保局的法定职责，对于第三人的投诉共有四项：一、对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滥用特殊工时制进行查处;二、对被投诉人在截至2016年6月长期违规滥用特殊工时制导致投诉人健康权受损的行为予以纠正;三、被投诉人在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到期后拒绝与投诉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双方自2013年12月31日起存在事实上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予以认定;四、对被投诉人作为用人单位采用欺诈手段解除与投诉人劳动关系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纠正。被告大兴人保局经过艰难细致认真的沟通，两次面谈调查做笔录和超过五次电话沟通，认定前两项投诉涉及特殊工时制审批属行政许可范畴。1995年元旦起实施的特殊工时工作制依据是1994年12月14日劳动部发布的503号文，一张A4纸，到今天已经超过了23年。自80年代中期开始，PDCA横扫中国大陆，无处不在。503号文关于用人单位如何具体执行特殊工时制没有说也不可能有，到今天也没有，因为行业差别、企业之间的差别、岗位差别，无法统一。针对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当年设计这套含糊的制度，有可能是针对将来必将出现的纠纷进行隔离，以“周期”这样的清晰的可追溯时段建设“防火墙”。每到一个周期结束，劳资双方就这一周期的休息、休假和加班情况进行核对，签名确认。如果有争议甚至是纠纷，理论上会在下一个周期开始之前暴露出来，不至于越聚越多，变成无法承受之重。这样及时暴露出来的争议和纠纷，由于相关证据必然容易收集齐备，当事人记忆也基本靠谱，处理起来简单可信有说服力，处理结果必将会使下一个周期劳资双方更加谨慎行事，更加尊重对方，使初始制度中由于行业特点、企业特点、岗位特点等因素导致的未尽事项而产生的制度缺陷在制度运行过程当中得到修正成为一种可能。PDCA思想放光芒，这样的周期性自修复积累，在1年行政许可期满之后，再次向劳动部门申请特殊工时制行政许可延续的时候对于原资方承诺中无法实现且对劳动者健康权影响不大的条款，可以经劳资双方协商一致删除之，对于前一次申报承诺因考虑不周而无法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的应有未有条款，双方协商一致补充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变更和延续”讲的就是这个事。以当年流行的PDCA循环角度看，第一次报给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特殊工时制行政许可申请资料仅仅是一个计划性的非常不完善的草稿。后续多年的运行会逐渐暴露出问题，劳资双方通过谈判解决。目前比较流行的AI也是这个套路，就如AlphaGo。打败了一流的围棋高手李世石和柯杰，依靠的就是(通过学习)不断循环修复以往存在的漏洞。没有独立工会存在的情况下，资方找不到谈判对手，就如同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交易难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特殊工时制PDCA循环中出现的问题，无法进行循环修复。23年以来原地打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各行各业都在照抄一张A4纸上的原话“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体调休、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没有一个劳动者被明确告知自己属于适当方式中具体的哪一种方式，矛盾越聚越多。就如同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物业公司找不到具体的谈判对手，物业费都收不齐，每次小区公共事务管理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取决各路神仙业主拉横幅维权闹出来的动静有多大。设立了业委会的小区业主，以同情怜悯惊叹不可思议的眼神，关注着那些没有业委会的小区业主，关注着那些同业主进行了几番较量、混战的物业公司。如果我们能找到20年前，劳动法草创时期的劳动合同，看到当时那些令人惊叹的条款，只是今天才感觉到不可思议，如此赤裸裸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条款赫然在列，这些条款在90年代被认为是非常正常的。20年后，2038年再回首今天的特殊工时制执行和实施，同样的惊叹、不可思议。前两项投诉貌似目前无解，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事实。原告非常赞赏、感谢、理解被告大兴人保局在前两项投诉中做出的努力，原告之诉求系对超过23年特殊工时制原地打转没有具体规章制度可循的质问。若能对“周期”这样外行人听不懂，内行人说不清楚的劳动法规专业概念进行必要的澄清解释，使其不再是“专业黑话”。肯定在施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过程中，每个周期之后劳资双方必须对该周期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进行签认，不存在跨周期的调体补休，超出对应周期标准工时工作制的工作时间已经无法逆转地成为加班工资，也是无解问题朝着解决方向迈进的历史性进步。倘若能顺便明确一下原告具体属于哪一种“适当方式保障健康”更是感恩不尽。第三项投诉若在被告大兴人保局的法定职责范围之内，则只能通过劳动保障监察途径解决。条件具备而拒绝与劳动者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企业俯仰皆是，这样的仲裁官司车载斗量，而劳动者没有赢得任何一起。原因无他，劳动者没证据。2017年元旦之前，与原告一样具备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第三人没有签署的，在北京大区大家都一样。如果仅仅是原告一人没有签署，第三人可以推脱是劳动者本人不愿意签署，就如同以往的类似的劳动争议一样，劳动者必败无疑。如果除了大区高管之外的绝大多数人，40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注定无法再轻易跳槽。工作满10年，签署了超过两次、三次、四次固定期限合同，能否通过预先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赢得第一起类似的官司。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部门通过调查，查阅投诉立案日期前两年(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期间)用人单位北京大区分类用工台账(法定要求用工台账、劳动合同等资料第三人有责任至少保留两年)，第三人在册员工人数达到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人数，实际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情况，据此进行定性具备法定要求条件的劳动者未能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系第三人的意志所致，这样的定性作为最关键可行的证据，也是对第三人违法行径全面摧毁性的打击。据原告调查，2017年8月以后，在北京大区已经出现了第三人与劳动者之间签署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在原告投诉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对受雇于第三人的普通劳动者，投诉已经发挥了威力，再次感谢被告大兴人保局辛勤的工作。在处理第三项投诉的过程中，原告只能抓住被告大兴人保局这根救命稻草，暂时还没有其它途径。被告大兴人保局始终避免正面回答第三项投诉是否为其法定职责，片面强调与仲裁-
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该项问题相比，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部门权力太小而建议劳动者启动仲裁申请。这样的说辞不禁让原告联想到了《非诚勿扰》电影里，面对葛优无穷无尽忏悔的神父，万般无奈之下对葛优的朋友兼翻译部桑说:你的朋友罪过太多，我们教堂太小，带他到前面一家大的教堂吧。同理，第四项投诉内容在被告大兴人保局始终避免正面回答是否为其法定职责的前提下，建议劳动者启动仲裁申请被视为“甩锅”行为，“甩锅”暨行政不作为。人大没有立法武装劳动保障监察部门，配枪甚至配备不低于二炮的打击能力。似乎只有这样的火力配备才足以消灭“甩锅”之借口。综上所述，作为用人单位的第三人其违法违规行为昭然若揭，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害有目共睹。投诉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目前无解，第三项和第四项被告大兴人保局不作为，被告大兴区政府肯定了被告大兴人保局不作为的合法性，为“建议”这样的“甩锅”行为背书。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大兴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决定书；2、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李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被诉告知书；
2、被诉决定书。
证据1、2证明原告李娜提出异议，要求被告大兴人保局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被告大兴人保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7年8月23日，被告收到原告投诉反映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存在滥用特殊工时制等4项问题。被告随即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向原告制作了调查笔录。2017年8月30日、9月1日，被告依法向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期间，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向被告提供了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原告的考勤表、工资表、劳动合同书复印件、劳动合同续延通知书复印件及签收单，企业考勤管理办法，特殊工时备案文件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经查，原告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被告结合原告的考勤表、调查笔录以及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的调查笔录，认为原告的工作时间符合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工作时间。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2017年10月23日，被告将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提供的原告考勤表提供给原告，要求原告核实考勤表的工作时间。2017年11月3日，原告表示单位提供的考勤表不属实，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故2017年11月19日，被告根据调查的结果，作出了被诉告知书并于2017年11月20日送达了原告。二、被告已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回复了原告。对原告反映投诉事项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被告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五条以及《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就原告投诉的问题询问了有关人员，就调查事项分别向原告与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制作了笔录。就原告投诉的问题要求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提供与原告投诉问题相关的文件资料，对提供的文件资料向原告进行了核实，在规定期限内就调查事项作出了告知书并依法送达，所以被告尽其法定职责，努力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原告反映投诉事项中的第三项和第四项，被告在核对原告提交的材料中发现，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已经就这两项向原告提供了清晰的书面劳动合同书与解除原告劳动关系证明文件，原告与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就劳动合同及解除书中内容的异议，涉及劳动合同是否有效的认定，应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因此被告已在2017年8月23日的笔录中告知原告，建议原告通过劳动仲裁途径解决，原告表示认可。因此，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即原告所谓“甩锅”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在处理原告投诉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滥用特殊工时制等四项问题案件中作出的回复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作为法律依据，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及相关材料，共计32页，证明原告李娜投诉日期、投诉内容，投诉主体；
2、原告李娜的调查笔录（第一次），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对原告李娜投诉事项进行核实，并对其投诉请求的第三、四项建议其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解决；
3、《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对原告李娜的投诉依法立案；
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6、原告李娜考勤表（2015.01-2017.07）；
7、原告李娜工资表（离职前12个月工资明细）；
8、代理社保服务证明；
9、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考勤管理办法；
10、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特殊工时备案文件复印件；
11、原告李娜劳动合同书复印件；
12、原告李娜劳动合同续延通知书复印件及签收单；
13、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14、委托人劳动合同复印件；
15、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提交的材料清单；
16、委托代理书；
17、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18、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委托代理人的调查笔录（第一次）；
19、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区考勤制度；
20、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委托代理人的调查笔录（第二次）；
证据4-20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依法开展案件调查，被投诉单位提供受检查的材料。
21、原告李娜的调查笔录（第二次），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告知原告李娜核实相关考勤表；
22、原告李娜的调查笔录（第三次），证明原告李娜不认可考勤表，但无证据证明；
23、被诉告知书，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告知原告李娜案件调查结果；
24、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李娜收到被诉告知书；
25、《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审批表》，证明案件办理完毕。
被告大兴区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被诉决定书程序合法。2018年1月15日，答辩人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1月17日向被告大兴人保局送达了京兴政复字[2018]3号《大兴区政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大兴人保局在收到上述文书后于1月24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书》。2018年3月5日，答辩人作出被诉决定书于次日送达至被告大兴人保局及原告。答辩人履行了上述程序，属程序合法。二、答辩人所作的被诉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经审理，答辩人认为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符合《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告知书。综上所述，原告起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区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行政复议申请收据，证明被告大兴区政府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原告李娜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
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原告李娜的行政复议请求及事实依据；
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大兴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被告大兴人保局；
4、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清单，证明被告大兴人保局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
5、行政复议案件结案呈报表，证明被诉决定书系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同意后作出；
6、被诉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大兴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决定书并送达原告李娜及被告大兴人保局。
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述称，原告李娜系我单位职工，2017年7月10日与我单位解除劳动关系。2017年7月11日原告投诉我单位至被告大兴人保局，被告大兴人保局依法对我单位进行了调查，我单位也依法配合调查，并提供相关资料。综上所述，被告大兴人保局与被告大兴区政府程序合法，我单位遵纪守法，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原告李娜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大兴人保局、被告大兴区政府、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均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审查，原告李娜提交的全部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对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李娜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其投诉请求的第三、四项在被告大兴人保局的职责范围内，对其他证据均认可。被告大兴区政府、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对全部证据均认可。经审查，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供的证据23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材料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
对被告大兴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李娜对证据4的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大兴区政府对被告大兴人保局的被诉告知书予以维持不合法，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大兴人保局、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对全部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大兴区政府提交的证据6中的被诉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3日，被告大兴人保局收到原告李娜邮寄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被投诉人为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投诉请求：一、对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持续滥用特殊工时制进行查处；二、对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在截至2016年6月长期违规滥用特殊工时制导致原告李娜健康权受损的行为予以纠正；三、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在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到期后拒绝与原告李娜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违法，对双方自2013年12月31日起存在事实上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予以认定；四、对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采用欺诈手段解除与原告李娜劳动关系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纠正。被告大兴人保局于当日对原告李娜的投诉立案并制作立案审批表。同日，被告大兴人保局对原告李娜制作调查笔录，告知其投诉的第三项、第四项涉及劳动关系的确定，建议其通过劳动仲裁途径解决，原告李娜并未在调查笔录中对此提出异议。被告大兴人保局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2017年9月1日对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员工关系主管王佳月制作调查笔录。期间，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向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了原告李娜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的考勤表及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的工资表、原告李娜的劳动合同书复印件、劳动合同续延通知书复印件及签收单，企业考勤管理办法，针对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不定时工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批准文件等材料。2017年10月23日、2017年11月3日，被告大兴人保局分别两次对原告李娜制作调查笔录，向其核实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提交的原告李娜考勤表是否属实，原告李娜称该考勤表不属实，但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2017年11月19日，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被诉告知书并于次日向原告李娜直接送达。
2018年1月15日，原告李娜向被告大兴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月16日，被告大兴区政府作出京兴政复字[2018]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次日送达被告大兴人保局。2018年1月24日，被告大兴人保局向被告大兴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经审查，被告大兴区政府于2018年3月5日作出被诉决定书。次日，被告大兴区政府分别向原告李娜、被告大兴人保局邮寄送达、直接送达被诉决定书。原告李娜不服，诉至本院。
庭审中，原告李娜及第三人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均认可原告李娜于2006年2月23日入职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先后从事销售代表、销售支持等岗位。
本院认为，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大兴人保局作为本行政区域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具有负责辖区内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大兴区政府作为被告大兴人保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法定职责。
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本案中，被告大兴人保局在收到原告李娜提交的投诉书后依法予以立案并进行调查，在法定期限内完成了调查，并作出被诉告知书并依法送达，程序合法。对于原告李娜的第一、二项投诉请求，因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取得实行不定时工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作为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亦执行不定时工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且原告李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农夫山泉北京办事处存在滥用特殊工时制并因此导致原告李娜健康受损。针对原告李娜提出的第三、四项投诉请求，被告大兴人保局已在调查过程中建议其通过劳动仲裁途径解决，且原告李娜当时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综上，被告大兴人保局根据调查的事实作出被诉告知书属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被告大兴区政府在收到原告李娜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并向被告大兴人保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李娜要求撤销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以及被告大兴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娜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李娜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媛媛
人民陪审员 王爱清
人民陪审员 冯锦秀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吕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