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鲁行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燕，女，197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1，女，200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2，女，200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述二上诉人法定代理人刘海燕（宋某1、宋某2之母）,女，197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红星中路19号。
法定代表人石光亮，代市长。
委托代理人汤先鲁，济宁太白湖新区管委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肖广盟，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海燕、宋某1、宋某2因诉济宁市人民政府履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日作出的（2017）鲁08行初1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合议庭，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告知书、诉讼要素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海燕、宋某1、宋某2诉称，原告刘海燕系济宁市任城区许庄街道办事处西石佛村人，自出生起便一直与父母在该村居住，原告宋某1、宋某2系刘海燕婚后于2004年生育，出生后户口也在本村，母女三人始终在该村居住。2010年5月，济宁北湖度假区管委会在未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与原告达成协议的情形下，将原告与父母共同居住多年的房屋进行拆迁，在拆迁同时下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中确定标准户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该两个文件，被告将本村中房屋拆迁后，对于同村中男性被拆迁人均按照年满18周岁每人补偿120平米房屋、18周岁以下每人补偿55平米房屋的方式进行拆迁安置补偿，而三原告被认定为“出嫁女及出嫁女的子女”，不享有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均确认上述《办法》和《方案》违法，且认定为“全部违法”。原告认为，首先，原告系被拆迁人，被告必须对于原告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宪法及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原告作为被拆迁人，应当享有同其他男性公民相同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其次，所谓“出嫁女”应是指嫁到外地或者其他行政村居住、生活且户口已迁出的女子，而原告婚后既未到外地或外村居住及生活，亦未将户口迁出，不属于“出嫁女及出嫁女的子女”。再次，既然上述《办法》和《方案》已经被确认违法，那么，文件中关于“出嫁女”以及其子女不予补偿的规定当然也无效，被告应当给予原告同其他村民同等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9月26日向被告寄送《要求给予同其他被拆迁人同等拆迁安置补偿待遇申请书》，请求其就拆迁行为与原告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给予原告同其他村民同等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被告以不予答复的形式拒绝原告请求。原告为维护财产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就其2010年所实施的北湖度假区建设以及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行为与原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二、请求被告给予原告与同一村集体中其他被拆迁人同等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即给予原告230平方米住房安置补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海燕系济宁市任城区许庄街道办事处西石佛村人，自出生起便一直与父母在该村居住，原告宋某1、宋某2系刘海燕婚后于2004年生育，出生后户口也在本村，母女三人始终在该村居住。2010年5月，济宁北湖度假区管委会将原告与其父母共同居住的房屋进行拆迁，在拆迁同时下发《办法》和《方案》。根据该两个文件，被告将本村中房屋拆迁后，对于同村中男性被拆迁人均按照年满18周岁每人补偿120平米房屋、18周岁以下每人补偿55平米房屋的方式进行拆迁安置补偿，而三原告被认定为“出嫁女及出嫁女的子女”，不享有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原告对《办法》和《方案》不服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复议决定认为北湖拆迁指挥部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故确认《办法》和《方案》违法。此后，原告于2013年8月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要求按照标准户赔偿一套安置房，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2013年12月，原告针对被告不予赔偿决定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纠正违法行为，确认原告享有拆迁安置标准户的权利，该院判决认为因《办法》和《方案》已被确认违法，原告依据《办法》和《方案》主张享有拆迁安置标准户的权利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原告于2014年11月又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即作出合法的《办法》和《方案》。因被告没有作出任何答复，原告于2015年6月份又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重新做出《办法》和《方案》。该院判决责令被告在两个月之内向原告作出答复。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原告于2016年9月又向被告提交了一份《要求给予同其他被拆迁人同等拆迁安置补偿待遇申请书》，被告未予答复，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就其请求享有拆迁安置标准户的权利已多次提出申请和提起诉讼，原告针对被告不予赔偿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原告针对被告不予答复的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判令被告期限内向原告作出答复。现原告又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且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就其2010年所实施的北湖度假区建设以及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行为与原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请求被告给予原告与同一村集体中其他被拆迁人同等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即给予原告230平米住房安置补偿的诉讼请求，因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原则，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签订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法院不能判决强制其签订协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海燕、宋某1、宋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刘海燕、宋某1、宋某2不服原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被拆迁人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拆除而形成的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拆迁人享有将房屋拆迁付诸实施的权利，同时承担给被拆迁人补偿和安置义务。在拆迁过程中，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国家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是拆迁人依法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本案中，2010年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及其家人居住的房屋拆迁，上诉人为涉案拆迁活动中的被拆迁人。拆迁房屋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案《办法》和《方案》被确认违法。上诉人至今未获得任何安置补偿。被上诉人拒绝给予上诉人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其违法行为产生不合法、不公平的后果，导致上诉人基本居住权没有保障。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上诉人被认定为《办法》和《方案》中规定的“出嫁女和出嫁女的子女”。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应当享有同其他男性公民相同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具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济宁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签订合同的权利，订立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2、上诉人重复起诉。上诉人就其安置事宜已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济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鲁行终字第170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现上诉人再次提出要求给予其230平方米安置补偿与行政赔偿内容相同，属重复诉讼。3、上诉人请求给予230平方米住房安置补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并没有因《方案》和《办法》侵犯上诉人财产权、人身权并造成损害。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卷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经审理，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原审中的主要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就其2010年所实施的北湖度假区建设以及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行为与原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给予原告230平方米住房安置补偿。”上诉人该诉讼请求实际是要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建立一种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在双方共同协商并平等自愿原则基础上建立，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干涉。本案中，上诉人要求人民法院与被上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人民法院虽属于司法权利机关，但对其合同行为并非具有司法强制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权利，亦非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利。上诉人要求人民法院强制与被上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给予上诉人补偿安置230平方米的房屋实际上是要求司法强制力代替当事人自治原则，该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且上诉人另案行政赔偿案件中已经提起相同诉讼请求，现基于同样事实和理由，再次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与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海燕、宋某1、宋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景凯
审判员 蒋炎焱
审判员 孙晓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