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民终27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远东中兴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陆良县城开发区远东水泥厂西侧。
法定代表人：刘月娥，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高丁，云南千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旭江，男，197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灵洞乡烟溪村烟溪老街**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庆贤，男，197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灵洞乡洞源村东源**号。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文余，浙江九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月娥，女，196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马中路***号附***号。
原审被告：王瀚道，198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东门街**号附**室，
上诉人云南远东中兴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与被上诉人吴旭江、金庆贤、原审被告刘月娥、王瀚道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5）金兰商初字第1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中兴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刘月娥和邢泽民，法定代表人为刘月娥。吴旭江、金庆贤与中兴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吴旭江、金庆贤将享有云南金龙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的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兴公司，转让价格为180万元，在签订协议后三天内中兴公司支付50%即90万元，在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及各类证件法人资料交接后三天内支付万余款90万元，如果中兴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迟延部分价款的3‰支付滞纳金。中兴公司的股东邢泽民于2014年3月3日分别往吴旭江、金庆贤账户各打入45万元，共计90万元。2014年6月23日，吴旭江、金庆贤与刘月娥、王瀚道达成《云南金龙建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约定将吴旭江公司股权20%按2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刘月娥，将吴旭江公司股权30%按3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王瀚道，将金庆贤公司股权50%按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王瀚道，选举刘月娥为公司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日，吴旭江与刘月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吴旭江将金龙公司股权20%按2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刘月娥，并于次日出具《股权完毕证明》一份，具明刘月娥将人民币200万元支付给吴旭江，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吴旭江与王瀚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吴旭江将金龙公司股权30%按3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王瀚道，并于次日出具《股权完毕证明》一份，具明王瀚道将人民币300万元支付给吴旭江，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金庆贤与王瀚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金庆贤将金龙公司股权50%按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王瀚道，并于次日出具《股权完毕证明》一份，具明王瀚道将人民币500万元支付给金庆贤，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以上7份材料等被送至马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马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此于2014年6月25日核准，将金龙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刘月娥，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20%和王瀚道，认缴出资额800万元，持股比例8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月娥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瀚道为公司监事。
吴旭江、金庆贤于2015年7月2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兴公司、刘月娥、王瀚道支付吴旭江股权转让款90万元，违约金21.6万元（暂按月息2%自2014年6月29日算至2015年6月28日止，之后违约金算至股份转让款付清日止），合计111.6万元，并要求中兴公司、刘月娥、王瀚道承担诉讼费用。
中兴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吴旭江、金庆贤所述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其诉请。吴旭江、金庆贤和中兴公司虽在2014年初签订股权转让，2014年初终止吴旭江、金庆贤转让行为，中兴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让义务。吴旭江、金庆贤实际以刘月娥、王瀚道名义进行股权转让，中兴公司没有义务为其转让后果承担责任，损害公司名义，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吴旭江、金庆贤对中兴公司的诉求请求不能成立，吴旭江、金庆贤和中兴公司在2014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没有履行的协议，合同的协议股权转让相对人是中兴公司，合同约定第12条，双方应配合公司尽快办理有关股东变更的审批手续，但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该份，吴旭江、金庆贤以一个没有履行的协议起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吴旭江、金庆贤和中兴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是合同行为，吴旭江、金庆贤与王瀚道、刘月娥达成股权转让，产生两个法律后果，不能混为一谈，吴旭江、金庆贤的股权不能同时转让两方，吴旭江、金庆贤的转让应该以工商登记为准，吴旭江、金庆贤一起主张显然是不行的，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
刘月娥、王瀚道在原审中答辩称：吴旭江、金庆贤所述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其诉请。刘月娥、王瀚道是公司工作人员，2014年2月公司已经终止了股权转让协议，吴旭江、金庆贤多次找刘月娥、王瀚道商量说已经无能力经营，2014年3月3日王瀚道和刘月娥各通过银行分别将45万转给吴旭江、金庆贤，一共90万元，当时股权转让已经终结。后期的股权受让人实际是刘月娥、王瀚道，与中兴公司无关，转让是当时双方口头协商已经清洁，这一点吴旭江、金庆贤在工商局是签了字的。吴旭江、金庆贤违反承诺，将公司资金全部抽走，刘月娥、王瀚道的90万元相当于被骗了。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吴旭江、金庆贤和中兴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民事义务。中兴公司的股东邢泽民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分别向吴旭江、金庆贤账户各打入45万元，共计90万元，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吴旭江、金庆贤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结合打款时间，可以认定其系代表中兴公司按约定支付吴旭江、金庆贤股权转让款。吴旭江、金庆贤在配合中兴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中兴公司也应按约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因此，对吴旭江、金庆贤要求中兴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中兴公司、刘月娥、王瀚道辩称吴旭江、金庆贤实际上将股权转让给了刘月娥、王瀚道，原审法院认为，刘月娥、王瀚道作为中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员工，在吴旭江、金庆贤与中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中兴公司已实际付款后，与吴旭江、金庆贤进行股权转让，但提交工商局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实际履行，应当认定为是双方仍是遵照吴旭江、金庆贤与中兴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进行的股份转让。且法律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中兴公司、刘月娥、王瀚道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吴旭江、金庆贤与刘月娥、王瀚道达成股权转让合议及合同成立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对中兴公司、刘月娥、王瀚道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旭江、金庆贤股权转让款90万元及违约金21.6万元（违约金按月利率2%自2014年6月29日计算至2015年6月28日止，之后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届满之日）；二、驳回吴旭江、金庆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4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844元，由中兴公司承担。
中兴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邢泽民的转款系代表中兴公司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客观事实。双方确实草签过《股权转让协议》，但当时只是一种意向，后经上级公司核实，金龙公司是一个没有经营、没有投资和资产的空壳公司，转让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中兴公司在2014年初便终止了该转让行为，《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中兴公司也未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刘月娥在一审答辩中也指出：其曾参与吴旭江、金庆贤与中兴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协商过程，但2014年2月因公司终止了《股权转让协议》，吴旭江、金庆贤多次表示其已无力在马龙具投资，愿意将公司半价转给刘月娥、王瀚道。2014年3月3日，刘月娥与王瀚道向邢泽民借款分别将45万元转给吴旭江、金庆贤，并于2014年6月25日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股权受让人实际是刘月娥和王瀚道，与中兴公司无任何牵连。一审判决混淆公司和个人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有失法律水准。2、一审判决认定吴旭江、金庆贤配合中兴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属偷换概念。根据金龙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吴旭江、金庆贤并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变更义务，而是将其股权转让给刘月娥和王瀚道。吴旭江、金庆贤主张的股权转让与其和中兴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3、一审判决认为刘月娥和王瀚道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完全错误的。工商变更登记是企业内部权益变化的法定条件，公司股东权益以登记为准，所以一审判决的认定有悖我国现行法律。4、一审判决判非所请，对双方争议的焦点没有进行认定和审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依据《证据规则》第五条认定中兴公司举证不力，适用法律错误。《证据规则》第五条规定“主张合同变更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吴旭江、金庆贤将其股权转让给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属合同变更，其依法负有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却依据该条款认定中兴公司举证不力。一审判决将中兴公司的抗辩事实优先归责，属于逻辑错误导致法律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依据《证据规则》第二条认定中兴公司举证不力，属于归责错误。根据《证据规则》第二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吴旭江、金庆贤作为原告对其诉请首先应尽举证义务，当其无法证实其将股权转给第三人的行为就是履行合同行为的情况下，举证义务不能转移和免除。但一审法院要求中兴公司举证，违反了民诉法的基本归责原则。3、一审判决引用《证据规则》第七十三条，其逻辑与其判决相互矛盾。《证据规则》第七十三条是“高度概括性原则”，而一审判决认定的逻辑却是举证不力。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吴旭江、金庆贤对中兴公司的诉讼请求。
吴旭江、金庆贤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一审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吴旭江、金庆贤主张与中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以该转让协议为基础履行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有关资产的交接，工商登记的变更等手续，对此，吴旭江、金庆贤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中兴公司抗辩该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并未履行，而是由吴旭江、金庆贤与刘月娥、王瀚道另行达成了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一审对双方争议的事实认定是很明确的，一审对证据的采信也是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中兴公司主张的事实没有任何有利的证据来印证，仅仅凭其单方的陈述，并且其主张的事实也是明显违反社会日常操作习惯的。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完全正确的。吴旭江、金庆贤对主张的事实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而中兴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印证。综上，中兴公司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月娥、王瀚道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吴旭江、金庆贤系金龙公司的股东，各占公司50%股权。刘月娥、邢泽民系中兴公司的股东，刘月娥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月26日，吴旭江、金庆贤与中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吴旭江、金庆贤将金龙公司的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兴公司，转让价格为180万元，在签订协议后三天内支付50%即90万元，在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及各类证件法人资料交接后三天内支付余款90万元；如果中兴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迟延部分价款的3‰支付滞纳金。2014年3月3日，中兴公司通过其股东邢泽民分别转账支付给吴旭江、金庆贤转让款各45万元，共计90万元。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应中兴公司的要求，配合中兴公司将股权变更登记至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月娥和管理人员王瀚道名下，吴旭江、金庆贤与刘月娥、王瀚道于2014年6月23日达成《云南金龙建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将吴旭江20%股权按200万元转让给刘月娥，将吴旭江30%股权按300万元转让给王瀚道，将金庆贤50%股权按500万元转让给王瀚道，选举刘月娥为公司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日，吴旭江、金庆贤分别与刘月娥、王瀚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三份，约定吴旭江将金龙公司20%股权按200万元转让给刘月娥，吴旭江将金龙公司30%股权按300万元转让给王瀚道，金庆贤将金龙公司50%股权按500万元转让给王瀚道，并于次日出具《股权完毕证明》三份，分别载明刘月娥、王瀚道应支付的上述转让款已经履行完毕。2014年6月25日，上述材料被送至马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马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此于2014年6月25日核准，将金龙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刘月娥、王瀚道，刘月娥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中兴公司未按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吴旭江、金庆贤与中兴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吴旭江、金庆贤要求中兴公司按照该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而中兴公司则主张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双方已协商确认终止该协议，吴旭江、金庆贤也已将股权转让给他人。经查，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的受让方为中兴公司，受让股权份额为100%，总价款为180万元，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90万元，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及各类证件法人变更资料交接后三日内支付90万元。而2014年6月25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提交工商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6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及《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资料，载明股权的受让方、份额及价款为：刘月娥受让吴旭江的20%股权，价款200万元；王瀚道受让吴旭江的30%股权和金庆贤的50%股权，价款分别为300万元、500万元。即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1000万元，且该价款均已支付完毕。从内容上看，2014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4年1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有所不同。对此，吴旭江、金庆贤解释系根据中兴公司的要求，配合中兴公司将转让的股权登记在刘月娥和王瀚道名下，其他内容双方仍按照1月26日的转让协议履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虽然2014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4年1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有所不同，但6月23日的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1月26日的转让协议终止，也未提及1月26日的转让协议如何处理，中兴公司主张双方已协商确认终止1月26日的转让协议，其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1月26日的转让协议签订后，中兴公司在3月3日即通过其股东邢泽民分别转账支付给吴旭江、金庆贤转让款各45万元，共计90万元，这与1月26日转让协议约定的首期转让款90万元是相符的。中兴公司主张该90万元是邢泽民代刘月娥、王瀚道支付的转让款，但刘月娥、王瀚道与吴旭江、金庆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4年6月23日，付款在先、签订协议在后，明显有违常理，而且金额上也与6月23日的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价款1000万元在6月24前一次性付清的内容不相符。故中兴公司主张2014年3月3日其股东邢泽民支付的90万元是代刘月娥、王瀚道支付的转让款，依据不足。其次，从2014年6月23日的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与1月26日的转让协议相比较，股权受让的主体、份额、价款、支付方式等内容都进行了变更，转让价格更是从原先的180万元直升至1000万元。而根据中兴公司的陈述，中兴公司在2014年2月份即发现金龙公司是个空壳公司，并与吴旭江、金庆贤终止了1月26日的转让协议。如其所述，中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陈月娥参与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商谈，但陈月娥却在公司终止协议后仍然以个人名义与吴旭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以200万元的价格（高出原转让价五倍多）受让金龙公司20%的股权，实在有违常理。况且，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虽然根据6月25日提交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载明1000万元转让款已经履行完毕，但该款并未实际支付，双方实际约定的价款也非1000万元。可见，6月25日提交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并非双方实际履行的内容。再次，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为便于办理工商登记签订“阴阳合同”的情况确实存在，吴旭江、金庆贤陈述其应中兴公司的要求配合其将股权变更登记在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月娥和管理人员王瀚道名下，而实际双方仍按照1月26日的转让协议履行，具有一定合理性。综上，中兴公司主张其与吴旭江、金庆贤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终止、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44元，由上诉人云南远东中兴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国坚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金佳卉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