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韶中法民二终字第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志锋，男，汉族，1955年2月2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建玉，女，汉族，1973年11月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佩茹，女，汉族，1991年6月25日出生。
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明、谢丽莉，均系广东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原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洪鸣，广东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志锋、邱建玉、邱佩茹因与被上诉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2014）韶乐法民二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3月2日，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县支行与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乐昌县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作为借款方向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县支行借款400000元，由乐昌县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作为借款的保证方，借款利率为月息15‰，借款期限自1994年3月2日至1994年9月30日止。合同签订当日，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县支行向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发放了贷款400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1995年3月2日，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与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又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作为借款方向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借款400000元，由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作为借款保证方，借款利率为月息15‰，借款期限自1995年3月2日至1995年12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于1995年3月7日向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发放贷款400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2002年5月31日至2004年4月20日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针对上述两笔借款多次向借款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现为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均在《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上加盖了公章。
2005年7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签订编号为2005000000206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将上述两笔借款本金800000元及表外利息1129484.41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双方于2005年9月6日共同在《南方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对本案债务人进行了通知并催收。此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于2007年4月29日、2009年4月15日、2011年3月28日、2013年3月16日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对本案债务人进行了催收。后经财政部及银监会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名称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2013年5月27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钟某、邱某、邱佩茹签订编号为信粤-B-2013-022的《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将标的债权明细中标的债权（其中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2646321.97元）转让给钟某、邱某、邱佩茹。2013年7月17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在《羊城晚报》上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对本案债务人进行了通知并催收。
2014年6月30日，钟某、邱某、邱佩茹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偿还钟某、邱某、邱佩茹借款本息3446321.97元（其中本金800000元，利息2646321.97元）并负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原审庭审中，钟某、邱某、邱佩茹坚持以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及本案借款人在借款时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下属企业为由要求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承担清偿责任。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认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是独立的集体企业法人，且《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的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案所涉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钟某、邱某、邱佩茹要求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无据，请求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的诉讼请求。钟某、邱某、邱佩茹于诉讼中提出追加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原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经原审法院审查，认为钟某、邱某、邱佩茹对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现为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是本案债权实际借款人、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是保证人的事实并不是在本案开庭审理后才知道的，而是在其受让本案债权时就已明知、清楚的，且钟某、邱某、邱佩茹的该项申请是在本案开庭审理后才提出，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于2014年9月2日作出（2014）韶乐法民二初字第6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的申请。该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1986年9月1日，乐昌县人民政府作出乐府发（1986）151号《关于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内容为：“一、企业性质：乐昌县二建是属于管理性质的公司，归口县建委直接领导，经营目的主要是加强对区级建筑工程队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以便于向县内外开拓建筑市场，进一步搞活建筑企业生产。二、核算形式：乐二建是横向联合的企业，实行公司与施工队两级核算，各负盈亏的形式，纳入乐二建管理的各施工企业，只改变其企业名称和业务经营关系，原企业体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企业的主管部门受益不变，原企业向国家担负的税利等义务不变，乐二建只对施工企业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凡申请参加乐二建的镇区级建筑企业，应当是基础较好、固定工人较多、固定资产和技术装备率较高、工人技术素质较好并有从事多层建筑经历的队伍，经企业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县建委审批确定。”1989年5月11日，乐昌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乐建委字（1989）35号《同意你队纳入县二建公司管理的批准》，内容为：经研究同意大源建筑工程队纳入乐昌县第二建筑公司管理，编为第十二队，原“大源建筑工程队”的公章及招牌同时停止使用，改名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十二队”。1989年5月16日，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内容为：“经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乐建委字（1989）35号文件批准，将原大源乡建筑工程队纳入我公司管理，编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十二队。’经营体制和形式按县人民政府乐府发（1986）151号文件规定执行，即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只改变其名称，原体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向国家负责的税利义务不变；生产经营范围、主管：房屋建筑，土木工程，兼营：房屋装饰。为尽快地开展业务经营活动，现向贵局申请办理工商执照，请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为荷。”1990年5月18日，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申请变更登记注册。同年5月24日，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同意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注册登记，并应变更登记需要出具了内容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是我属下（集体）性质企业，注册资金包括固定财产是（集体）所有，今后企业在经营中发生的经济责任（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由我单位负责。”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在该认可书的组建（主管）单位处盖章。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于1992年4月14日领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经济性质一栏注明是集体所有制。1994年8月28日，乐昌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乐建委字（1994）037号《关于乐二建第十二队划归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管理的通知》给钟某、邱某、邱佩茹，内容为：“经研究决定，将贵公司第十二队划给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编为第一施工队。今后一切行政、业务隶属该公司领导。”
原审法院认为：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与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签订的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但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在贷款后，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上述债权未得到清偿的情况下，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于2005年7月20日将本案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800000元及表外利息1129484.41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该次债权转让，双方在《南方日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向债务人进行通知及催收。此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又于2013年5月27日将本案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800000.00元及利息2646321.97元转让给钟某、邱某、邱佩茹。该次债权转让，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在《羊城晚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债务人进行通知及催收。鉴于上述两次债权转让均符合法律规定，为此，钟某、邱某、邱佩茹取得上述债权是合法有效的。案件争议的焦点是：一、钟某、邱某、邱佩茹主张的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钟某、邱某、邱佩茹主张的债权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一、关于钟某、邱某、邱佩茹主张的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在本案涉案的借款到期两年后多次向借款人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借款人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原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均在《催收贷款通知书》回执上盖章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提出钟某、邱某、邱佩茹主张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二、关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钟某、邱某、邱佩茹主张的债权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在1990年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是作为企业申请名称变更登记即是“乐昌县大源建筑工程队”变更登记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十二队”所需的资料，并不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自主对外的承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应受其约束。其次，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在1992年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照注明其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的规定，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向金融机构借款后，应以其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鉴于《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的内容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因此，钟某、邱某、邱佩茹以《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为由要求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所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的理据不足。同时，借款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在1994年8月28日划给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领导，而两笔借款中的第二笔借款时间是1995年3月2日，也就是说，借款人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进行第二笔借款时主管单位已变更为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而非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故钟某、邱某、邱佩茹提出借款人在借款时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下属企业的主张并不属实。综上，钟某、邱某、邱佩茹要求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本案钟某、邱某、邱佩茹主张的债权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对钟某、邱某、邱佩茹要求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偿还借款本息3446321.97元（其中本金800000元，利息2646321.9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10月31日作出判决：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的诉讼请求。
钟某、邱某、邱佩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裁定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追加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为共同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申请，属程序违法。1、原审程序中，居于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是实际借款人，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是保证人的事实，钟某、邱某、邱佩茹即提出追加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为被告的申请。而原审法院仅仅依据钟某、邱某、邱佩茹是开庭后才提出的申请即裁定驳回，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追加被告的申请，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时间限制，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原则，钟某、邱某、邱佩茹有权在庭审后提出申请。因此，原审法院仅仅依据钟某、邱某、邱佩茹于开庭后提出申请为由裁定驳回，毫无法律依据。2、原审法院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规定缺乏事实依据。因为根据（2014）韶乐法民二初字第6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原审法院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追加申请的事实依据仅有一个，即是钟某、邱某、邱佩茹“在开庭后才提出申请”，而开庭后才提出申请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其直接适用该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实体上而言，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作为保证人与钟某、邱某、邱佩茹存在保证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此，钟某、邱某、邱佩茹作为债权人，虽然在立案起诉时未将保证人列为被告，但随后钟某、邱某、邱佩茹即提出要求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的申请，实际即属于钟某、邱某、邱佩茹已经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了权利。因此，应当将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及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4、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作为本案所涉债权的实际借款人，其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对钟某、邱某、邱佩茹均负有清偿责任，在钟某、邱某、邱佩茹在诉讼中对其一并主张权利时，应当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同时，钟某、邱某、邱佩茹在起诉时，并不知道其属于企业法人，而是在一审庭审中，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提交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才得知其享有企业法人资格。在确认该事实后，钟某、邱某、邱佩茹随即提出了追加其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二、原审认定“《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是作为企业申请名称变所需要的资料，并不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自主对外的承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受其约束”，该认定明显违背事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严重的损害了钟某、邱某、邱佩茹的利益。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本案中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是属于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有效的行为，其应当对该行为所设定义务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2、原审认定《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并不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自主对外的承诺，属程序、实体违法。一是《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是由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盖章出具，并交至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在一审中亦已确认，可见该认可书就是由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的，显而易见就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自主对外行为；二是原审认定的“不是自主承诺”，既然所盖印章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试问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是被工商局胁迫出具亦或者是其他主体胁迫其出具该认可书？即使是被胁迫出具，那也仅仅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可撤销民事行为，在未被撤销前其仍属于有效民事行为，并不构成行为人不受约束的依据。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的规定，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行使撤销权的一年期间已过，其撤销权已经灭失。3、原审认定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受《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约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据此规定，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于1990年5月24日出具《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从其出具时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实际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确认借款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下称十二队）属于被上诉下属企业；二是确认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自愿承担十二队在经营过程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包括债权债务）。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在出具该认可书之时对认可书的内容都是明知的，对该内容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明知的。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需要出具该认可书，只要其出具了该认可书，即产生了其为自己设定义务的法律后果（义务为：承担十二队债务的清偿责任）。即便当时是为了办理变更十二队企业名称需要，也不影响该认可书的效力，更不构成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受其约束的依据。因此，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应当受《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约束，依法承担向钟某、邱某、邱佩茹清偿债务的责任。三、《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经工商登记备案，具有法律上的公示力、公信力。1、事实上，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时并不仅仅是为了变更企业名称，而是为了将十二队由划归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下属企业。即便是工商部门要求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亦说明当时虽然十二队登记为法人企业，但在承担责任上还需要由上级管理企业为其经营债务承担责任方能办理。据此说明为下属企业承担责任是当时将十二队划归至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名下的条件，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向工商部门出具《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即表明其已经明确认可该条件，同意承担十二队经营中产生的债务。2、工商登记是具有公示性效力。《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是由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并经工商登记备案的。登记备案后，即产生公示力和公信力。通过赋予公示的登记事项以公信力来保护善意第三人（钟某、邱某、邱佩茹），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因此，正是因为认可书经工商登记公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更应当受此认可书约束。而不能在行为人实际需要承担责任时就否认其效力。四、原审法院认定《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规定相悖并进而认定钟某、邱某、邱佩茹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属适用法律错误。1、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认可书并未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仅仅是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其自身财产承担责任作出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明确在一般情况下，投资人投资成立集体企业后，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无需承担连带责任。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以自己财产承担公司债务的规定是一致的。该规定并未禁止其他民事主体（包括投资人）通过意思自治方式对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的债务自愿承担清偿责任，包括保证、抵押、乘务承担等方式。反之，若如原审法院所认定，任何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设立后，都只能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责任，排除了其他任何承担主体自愿为其承担责任的方式，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保证、抵押担保等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债务承担、代位履行等债务清偿方式则均与上述规定相悖。即是说，如果原审上述认定是成立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众多规定都是与之相悖，现实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保证责任、抵押担保、债务承担等都是违法的。由此假设可见，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明显属于法律悖论。同时，有其他民事主体自愿对其经营债务承担责任，并不造成其独立法人资质的缺失。该行为属于民法上的意思自治，是法律所允许的。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任何民事行为只要成立了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构成民事行为无效或者合同无效。具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合上述规定，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情形均没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五、《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的内容并未违反任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该《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民事行为效力时，应当审慎处理，明确认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根据履行该民事行为是否违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作出认定。对此，下列规定适用本案。1、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2、《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针对如何认定合同无效作出以下纪要规定：鼓励交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重要精神，要谨慎正确地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不应产生阻碍合法交易的后果。首先，人民法院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而不能直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如果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部门规章从而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其次，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而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行性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同时，根据一审中钟某、邱某、邱佩茹提交的《惠阳县侨联大厦诉兴宁宁中经济发展公司惠州分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判决书》（该案属于网络公布的精选案例），其中兴宁县宁中镇人民政府作为政府机关，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出具与本案《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内容一样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都未被认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未被认定有损国家、公共利益，均需要承担还款责任。更何况本案中作为普通市场经济主体的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其更不存在损害国家、公共利益之说。该案例亦说明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主体都应尊重市场交易中的“意思自治”，而不能任意的以公权力加以干涉，否定经济行为。因此，作为市场主体的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其更应根据其自身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审理上程序、实体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均由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负担。钟某、邱某、邱佩茹补充上诉意见：一、原审应当追加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以下简称第一施工队）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此条规定很明确规定了两种应当列为共同被告的情形。本案中，虽然对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承诺承担还款责任的行为性质并未明确注明属于保证关系，但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该行为的后果均是承担还款责任。同时上述关于保证合同纠纷的规定，法理上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因此，本案可以参考上述规定适用。具体论述如下：1、一审中钟某、邱某、邱佩茹向法院提出追加第一施工队为共同被告的申请，实际相当于钟某、邱某、邱佩茹一并向实际借款人第一施工队以及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同时主张权利，实际上等同于该法规规定的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情形。因此，原审法院应同意钟某、邱某、邱佩茹追加被告的申请，将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列为共同被告。2、第一施工队系钟某、邱某、邱佩茹所主张债权的实际借款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属于承诺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两者实际上类似于保证与被保证的关系。虽然钟某、邱某、邱佩茹直接单独起诉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但从法律逻辑上而言，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并不是确定的。在不确定的情形之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除非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明确约定其出具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否则，在承担责任形式不明确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实际借款第一施工队作为共同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参加诉讼。（二）原审在没有第一施工队参加诉讼情形下，认定《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无效，属于程序违法。可见，追加实际借款人第一施工队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也是保证本案诉讼程序合法、公正的要求。1、本案的关键在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而争议的焦点就是该认可书的效力。该认可书虽然属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单方出具，但却是在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设立第一施工队时向其出具，即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时，直接对象以及受益主体都是第一施工队。因此，在审查《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效力时，应当有第一施工队参加诉讼；在没有第一施工队参与诉讼情形下，则不应对其效力进行审查，而是直接作为本案判决依据。否则，属于程序违法。2、从诉讼主体的角度举例，可以证实上述观点：假设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单独提出确认《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无效的确认之诉。那么，就该确认之诉的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毫无疑问是实际借款人第一施工队，不可能是本案钟某、邱某、邱佩茹。就此，本案中，因涉及到《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的效力审查，原审在完全没有第一施工队参加诉讼情形下，作出该认可书无效的认定，明显程序违法。二、原审应当追加保证人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作为本案所涉两笔借款的保证人，对于钟某、邱某、邱佩茹一审追加其作为共同被告，则应直接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审中钟某、邱某、邱佩茹向法院提出追加保证人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为共同被告的申请，同样属于上述规定的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法定情形。因此，原审法院应同意钟某、邱某、邱佩茹的追加被告申请，将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三、原审裁定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追加被告的申请，毫无法律依据。原审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追加被告申请的理由有二，一是钟某、邱某、邱佩茹并非开庭后才知道实际借款人为第一施工队、保证人为乐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而是受让债权时就已经知道；二是钟某、邱某、邱佩茹是开庭后才提出的。就上述错误，钟某、邱某、邱佩茹作以下论述：1、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对于诉讼程序中追加被告（包括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申请追加）的时间，并未作出明确的限制。因为，诉讼程序中，是否追加被告是以实体为考虑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了相对细致的追加被告的规定）。因此，作为一审程序中的当事人，钟某、邱某、邱佩茹庭前是否知道拟追加被告的存在以及开庭后才提出追加申请，均不构成不予追加的程序性障碍，应以实体上是否需要追加为准进行申请。2、申请人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并不属于开庭审理后提出，而是依法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本案一审共开庭两次，分别是2014年8月19日、2014年9月19日。据此，钟某、邱某、邱佩茹系于2014年8月25日提出追加申请，并非开庭审理后，仍属于第二次开庭前，即属于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3、钟某、邱某、邱佩茹在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开庭时提交第一施工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据材料后，即提出追加被告申请，程序合法。第一施工队作为实际借款人，在本案借款发生时，名称为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属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下属机构。钟某、邱某、邱佩茹在提起诉讼时对其实际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事实并不知情。钟某、邱某、邱佩茹因认为其属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分支机构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其早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停止了生产经营。在第一施工队已经不具有任何偿还能力情形下，钟某、邱某、邱佩茹直接以“实际借款人的设立公司”为被告提起了诉讼。在本案进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交了第一施工队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实际借款人享有企业法人资格。钟某、邱某、邱佩茹此时才知道实际借款人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钟某、邱某、邱佩茹并不认可其享有企业法人资格）。在此情形下，钟某、邱某、邱佩茹因当庭收到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证据材料，并随后因该证据证明的事实提出追加实际借款人为共同被告的申请，程序合法，应获得准许。四、退而言之，若本案原审不予追加被告合法，则应直接改判支持钟某、邱某、邱佩茹的诉讼请求。1、若本案原审不予追加被告合法，则亦说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为其设定的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义务。钟某、邱某、邱佩茹作为债权人，可以在不起诉实际借款人前提下，直接向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主张清偿责任。2、若本案原审不予追加被告合法，则《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应直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在无第一施工队参加诉讼情形下，原审法院则不得对《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效力进行审查，并进而认定该认可书无效。
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答辩称：一、钟某、邱某、邱佩茹诉称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错误。二、钟某、邱某、邱佩茹诉称本案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错误。三、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于本案中没有实施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四、即使按钟某、邱某、邱佩茹关于“公信力”之诉称，本案也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五、关于本案《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中关于“经济责任”的法律效力，近十年来广东省内各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和裁判从未给予认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维持原判，并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的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应否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以及原审裁定驳回钟某、邱某、邱佩茹追加被告的申请是否适用法律错误。
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依法登记的企业法人，而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也是依法登记的企业法人。根据乐昌县人民政府乐府发（1986）151号《关于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及乐昌县城乡建设委员会乐建委字（1989）35号《同意你队纳入县二建公司管理的批准》，均已明确乐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由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管理，实行两级核算、各负盈亏，原企业体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等。虽然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在原“大源建筑工程队”在办理工商变更时出具了《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给工商部门称由其负责该队的经济责任（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但该内容与上述政府部门的规定不符，且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也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工商部门，因此，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出具的《企业经济性质认可书》关于债权债务由其负责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再者，本案债务到期后，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乐昌市支行也是向“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十二队（现为乐昌市城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施工队）”进行催收贷款，而从未向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主张过债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四十八条：“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债务与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无关，钟某、邱某、邱佩茹要求乐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担清偿债务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钟某、邱某、邱佩茹申请要求追加被告，原审法院作出（2014）韶乐法民二初字第6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申请。因该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本院对钟某、邱某、邱佩茹认为该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不作审查，当事人可依法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钟某、邱某、邱佩茹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370.57元，由上诉人钟志锋、邱建玉、邱佩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危 晖
审判员 王 勇
审判员 叶金华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张倍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