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民终3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忠。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冰，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伟哲，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有青。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健鸿，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春安航运有限公司（CAShippingPTE.Ltd.）。代表人：宋振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纪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春天罗塞塔航运有限公司（SpringRosettaShippingLtd.）。代表人：张国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纪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喜公司）、被上诉人春安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安公司）、被上诉人春天罗塞塔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塞塔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6）沪72民初1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2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徐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伟哲，被上诉人捷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健鸿�被上诉人春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被上诉人罗塞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连带向徐州公司赔偿706,580.45美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6日货物受损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损失，不再要求捷喜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一、徐州公司有权就涉案货损向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出索赔。徐州公司作为涉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与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之间具有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徐州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经过公证认证的索赔授权书，补强证明了无论是针对保险公司还是对承运人的索赔，涉案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马尼拉大西洋港湾太平洋有限公司(ATLANTICGULFANDPACIFICCOMPANYOFMANILAINC.，以下简称AG&P公司）授权徐州公司作为本次货损事故唯一的索赔权利人。二、徐州公司就一审认定春安公司为本案承运人，罗塞塔公司为实际承运人没有异议。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事故发生在卸货过程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以及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货物卸离船舶之前，应在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因此，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在货损金额认定上，一审以徐州公司提交的检验报告和事故报告未办理公证认证，且报告对货损数额没有结论为由，未对货损金额予以认定。然而，徐州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交的海事声明、码头工人操作损坏报告等证据材料能够相互印证；且检验报告中已经说明涉案货物受损严重。因为此类大型机械设备受损后在当地很难处理，徐州公司有权按照其完好价值进行�赔。即使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可以享受单位责任限制，也应以提单上记载的全部货物重量计算，而不能仅以受损部分货物单独计算。捷喜公司辩称：一审关于捷喜公司的法律地位认定正确，捷喜公司与徐州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法律关系，涉案纠纷与捷喜公司无涉。鉴于徐州公司在二审当庭放弃对捷喜公司的上诉请求，故没有其他答辩意见。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共同辩称：一、徐州公司无权就涉案货损向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出索赔。第一，涉案货损发生时，全套正本提单已经转让给了收货人AG&P公司，而AG&P公司也已通过信用证结汇的方式向徐州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徐州公司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第二，涉案事故发生于2015年4月16日，徐州公司于2016年4月6日提起诉讼。而AG&P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签署的保险索赔确�函，其授权范围仅限于就涉案事故由徐州公司向保险公司提出保险索赔，无法得出AG&P公司已将涉案货物的债权或诉权转让给了徐州公司。第三，根据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交的在菲律宾有从业资质的律师出具的书面材料及菲律宾公司法的相关公证认证材料，可以证明在菲律宾，公司作为法人只能通过董事会或授权的人行使相关事宜，未经授权的员工其行为不能约束公司。故涉案保险索赔确认函是否可以代表公司，其行为效力尚未确定，徐州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其权利的转让，从未向债务人发出过任何的通知，故债权转让对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此外，徐州公司提供的保险索赔确认函签发于2017年3月3日，但收货人签发该函的时间超过货损发生之日一年，故收货�将其债权转让给上诉人之时，该债权是存在瑕疵的，收货人已经丧失了向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出索赔的时效利益。同理，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可以将对收货人抗辩时效利益的权利用来对抗徐州公司。二、根据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交的证据，涉案货损是由收货人AG&P公司的子公司港口操作人员的过失造成的。本案最终责任会由该港口公司承担，故AG&P公司从未就货损提出积极的索赔。这也是AG&P公司至今未向相关方提出索赔的真正原因。三、根据徐州公司一审单方提交的公估报告显示，涉案货物的残值虽然有人进行过报价，但最终未进行处理，公估人员也没有对残值进行评估定损。因此如一审判决所述，涉案货物的受损金额无法确定。即便承运人春安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也有权根据受损货物的重量来计算责任限制金额。�是实际承运人罗塞塔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期间为装港装货后至卸港卸货前。涉案货损发生在卸货期间且罗塞塔公司并未参与卸货作业，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徐州公司于2016年6月7日向一审法院诉称：其委托捷喜公司安排一批越野起重机从中国上海港海运至菲律宾，该批货物由罗塞塔公司所属的“春天某某”（SpringXXXX）轮实际承运，春安公司据此签发了提单。货物在卸船前发生货损。徐州公司认为，涉案运输由捷喜公司安排并收取相关费用，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实际从事运输，三方应当对货物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判令：1、捷喜公司、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向徐州公司赔偿人民币4,724,672元（按照2016年4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6.475元换算）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4月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由捷喜公司、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承担。捷喜公司辩称：其与徐州公司之间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捷喜公司仅是徐州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并非涉案运输的承运人，也不是提单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徐州公司已通过信用证方式转让了货权收取了货款，徐州公司对涉案货物不具有诉权。即便捷喜公司被认定为承运人须对货损承担责任，也可享受承运人的单位赔偿责任限制。徐州公司主张的利息标准没有依据。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共同辩称：徐州公司无诉权，徐州公司已通过银行信用证结汇方式将正本提单转让给了收货人，不再享有运输合同项下权利，且根据涉案报关单的记载，涉案买卖合同的贸易术语为CIF，卸货过程中发生的风险应由买方承担，故徐州公司对涉案货损无诉权。货损并非发�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事故发生时货物已被岸吊吊起并向码头方向移动，承运人不应就该期间发生的货损承担责任。徐州公司已通过信用证收到了全部货款，未遭受实际损失。徐州公司虽曾提交一份所谓收货人的权益转让声明，但始终未能办理相关公证认证手续，该份材料的真实性不能被认可。即便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被认定对货损负有责任，也可享受承运人的单位赔偿责任限制。徐州公司主张利息损失自装货之日起计算无依据，应从遭受损失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1日，徐州公司（甲方）委托捷喜公司（乙方）签订了《货运代理协议书》，其中约定：乙方代理甲方出口22台工程机械从上海港至菲律宾八打雁（BATANGAS）港；运输方式为散装船；提单种类为船公司提单；运输条款为班轮运输；船公司为春安；船名航次为春天某某轮（M.V.SPRINGXXX）；海运费为USD34.9/CBM；口岸包干费为RMB26.5/CBM；总包干费=海运费+口岸包干费；实际费用（包含额外费用）以最终对账单为准；其他事项中约定：此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如出现争议需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协议，提交上海海事法院裁决。2015年4月5日，春安公司签发了编号为S607401的清洁已装船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徐州公司；收货人为凭菲律宾岛屿银行（THEBANKOFTHEPHILIPPINEISLANDS）指示；通知方为AG&P公司；装货港为中国上海，卸货港为BAUANINTERNATIONALPORTINC.,PHILIPPINES；船名航次为“春天某某”轮第074（SPRINGXXXV.074），货物为2台RT**越野起重机及其附件，以及3台RT1**越野起重机及其附件，共31件，毛重299,740公斤，985.72立方米，信用证编号020260XXXX865；承运人为春安公司。根据涉案货物报关单和徐州公司提供的商业发票记载�RT100越野起重机及其附件单价为729,634美元。徐州公司、捷喜公司、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RT100越野起重机主体毛重为57,800公斤。2015年4月16日，一台RT1**越野起重机主机在目的港卸货过程中从吊带上坠落至“春天某某”轮船舱而损坏。嗣后，菲律宾岛屿银行在涉案正本提单上背书指示将提单项下货物交付通知方AG&P公司，AG&P公司依据提单提取了货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徐州公司、捷喜公司、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均同意适用中国法，一审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1、捷喜公司、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及责任；2、徐州公司的索赔权利和损失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认为，捷喜公司与徐州公司之间订立的是货运代理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捷喜公司系代理徐州公司出运货物，并非承运人，协议中亦无捷喜公司需要对运输中的货物损坏负责等类似承运人义务的约定，且捷喜公司在接受徐州公司委托后联络了春安公司承运涉案货物，后者签发了海运提单，提单载明徐州公司为托运人，春安公司为承运人，据此可以证明徐州公司与春安公司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涉案货物实际由罗塞塔公司所有的“春天某某”轮运输，罗塞塔公司对于其在涉案运输中系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亦予认可。综上所述，一审认为，春安公司系本案运输的承运人，罗塞塔公司系实际承运人，捷喜公司系徐州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徐州公司主张捷喜公司为承运人的依据不足，一审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货损事故发生在目的港卸货过程中，对于是使用岸吊还是船吊卸载货物，各方意见不一，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由于涉案货物在被吊离船舶时坠落至船舱损坏，据此可以推定涉案货物在坠落时尚未越过船舷，故无论是使用岸吊还是船吊，涉案货物在受损时仍在承运人的运输责任期间内，承运人应对货损承担责任。可以依据《海商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享受货物毛重每公斤2计算单位的赔偿责任限额。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认为，徐州公司虽是涉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但徐州公司在货物出运后通过信用证结汇的方式收取了包括涉案受损货物在内的全部货款，并将全套正本提单转让给了最终收货人AG&P公司，AG&P公司因此取得了提单项下货物的全部权利，有权就运输期间的货物损失向承运人索赔。徐州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据称是AG&P公司出具的�确认徐州公司系涉案货损事故唯一索赔权利人的函件。由于该函件系境外形成，但直至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徐州公司始终未能提供该函件的公证认证手续。并且该函件的落款系个人签字，签字人的身份、是否有权代表AG&P公司均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证据效力无法认定。此外，徐州公司对所提供的货损事故报告亦未办理公证认证，且报告对于事故造成的损失数额没有明确的结论，仅称收货人打算按整套货物价值全损索赔，并没有对货损残值进行评估，故涉案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数额尚不确定。据此，一审认为，徐州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取得了涉案受损货物的索赔权利以及因事故遭受了实际损失以及损失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州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597元，由徐州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徐州公司、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分别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州公司提交的证据一，经公证认证的检验报告及翻译件，证明货损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受损货物残值为110万菲律宾比索，约合23,053.55美元；证据二，经公证认证的授权书及翻译件，证明涉案损失由徐州公司实际承担，且提单收货人认可徐州公司为唯一有权就涉案损失行使索赔的主体。捷喜公司质证认为：对徐州公司上述两份证据的表面真实性均认可。对证据一中残值部分的认定不认可，因为检验人员没有在报告中附有相关残值竞标的材料。对证据二的证明效力不认可，因该授权文件对捷喜公司没有约束力，无法证明徐州公司就涉案货损具有索赔权利。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份公证认证签发于2017年11月23日，并非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授权书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授权书上收货人AG&P公司公章与其他合同、文件、保函上的公章不一致，对授权书上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此外，授权书上两个所谓AG&P公司的员工并未获得AG&P公司的授权，无法代表AG&P公司做出授权行为。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保函，证明AG&P公司出具保函上的签章与徐州公司提供的据称AG&P公司签发的保险索赔授权书上的签章不一致；证据二，AG&P公司的登记�件，证明签署保险索赔授权书的人员不在有权代表AG&P公司做出法律行为的人员之列。此外，负责涉案货物卸货的是AG&P公司的子公司；证据三，宣誓书，根据菲律宾公司法的规定，员工在没有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是无法代表公司的。证明保险索赔授权书有缺陷或无效。徐州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形成于境外，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此外，该证据签发于2015年4月17日，也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二的表面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公司登记文件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5月11日，并非涉案事故发生或保险索赔授权书出具时的公司登记文件，无法证明在事故或保险索赔授权书签发时AG&P公司的董事人员情况。同理，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交的保函，其签发人为“C”开头的AG&P公司员工，也不在公司登记文件中记载的公司董事名单中，由此并不能说明只有公司董事才能代表公司对外签署文件。此外，港口作业方和AG&P公司系不同主体，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出具主体是菲律宾当地律师，内容是对菲律宾相关法律的解释和理解，且其本人也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合法性不认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菲律宾律师的意见，在菲律宾没有政府机构对公司印章进行管理、收集、储存，故没有政府机构可供查询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因此，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并不能因为其证据一与徐州公司提供的证据二上的印章有所不同，就否认徐州公司证据中印章的效力。捷喜公司对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捷喜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材料。本�认证认为：徐州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通过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系对一审提交证据的补强，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其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和其他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考量。对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其形式上未办理公证认证，内容上结合其证据三，未能有效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据二和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所要主张的事实，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在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有效新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徐州公司要求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赔偿涉案货损金额有无法律依据。徐州公司作为涉案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依法与承运人春安公司建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徐州公司通过信用证结汇的方式收到了包括涉案受损货物在内的全部货款，涉案提单记载的收货人菲律宾岛屿银行在提单上背书指示将全套正本提单转让给了最终收货人AG&P公司，而AG&P公司依据提单提取了货物。依据《海商法》第七十八条“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AG&P公司与春安公司之间依法成立提单法律关系，据此取得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全部权利，有权就运输期间的货物损失向承运人索赔。徐州公司虽坚称收货AG&P公司已经将提起涉案货损索赔的权利授权给徐州公司，故其依法享有向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起诉讼及索赔的权利。但根据徐州公司提交的涉案授权书，名称为“保险索赔授权书”，应理解为徐州公司此前作为涉案货物的投保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进行投保，获得授权后，可凭此“保险索赔授权书”向保险人提出保险索赔。而本案中，徐州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是基于其与春安公司建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而非涉案授权书指向的保险索赔，显然超出了AG&P公司出具授权书的真实意图和授权范围。据此，徐州公司依据上述保险索赔授权书向春安公司和罗塞塔公司提起涉案诉讼及索赔，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鉴于徐州公司提起涉案诉讼及索赔依据不足，本院对涉案货损金额不再认定及考量。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徐州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597元，由上诉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子龙审判员  张 雯审判员  周 燡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