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38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大阳通用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木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淳汶，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生，广东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大阳电工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木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秋生，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生，广东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谊邦电工材料(东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国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生，广东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永利丰集团有限公司(WINFULHOLDINGSLIMITED)。法定代表人:李志源,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宝民，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实习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维维，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台一江铜(广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忠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宗垣，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燕，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TAIHANGLOBALHOLDINGSLIMITED。注册办事处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骆克道3号12楼(12/F.,No.3LockhartRoad,Wanchai,HongKong)。再审申请人深圳大阳通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阳通用公司）、深圳大阳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阳电工公司)、谊邦电工材料（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永利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丰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台一江铜(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一公司）、TAIHANGLOBALHOLDINGSLIMITED（以下简称大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永利丰公司未能提供基于买卖合同而产生的订单、对账单、联络单、收款发票、银行付款凭据等证据。2.永利丰公司将向台一公司、正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威公司）采购的货物全部按买进价出卖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违背常理。3.永利丰公司不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主张2010、2011年度通过台一公司送交的其他铜杆对应的货款，违背常理。4.永利丰公司虚假陈述，其陈述不应当采信。永利丰公司在本案一审提交了其与正威公司签订的合同、送货单、发票等文件，主张其向正威公司采购铜杆销售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但当正威公司起诉要求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时，永利丰公司却否认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和陈述。(二)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有证据证明案涉货物是大韩公司通过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购买后出卖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1.其提供了与大韩公司的交易文件,包括合同、送货单（含台一公司送货单）、对账单、付款单、发票；永利丰公司与大韩公司在香港高等法院2011年第1687号判决书、香港高等法院2013年第454号判决书；永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源在1687号案的第一和第七誓章，大韩公司的销售代表刘某在1687号案的誓章；大韩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案涉货物货款的文件和律师函；大韩公司的销售代表刘某出庭作证并提供的书面证词。以证明永利丰公司受大韩公司的委托以“调铜”的方式替大韩公司向台一公司购买铜杆以完成大韩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交货义务。李志源承认台一公司交付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货物由大韩公司收取货款，承认永利丰公司支付给台一公司的货款来源于大韩公司。2.永利丰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货款的送货单记载的送货人、送货日期、送货数量与大韩公司和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易的对账单记载的内容一致。3.大韩公司以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出具律师函并提起诉讼的方式确认其是案涉货物的权利人。4.台一公司虚假陈述，否认刘某代表大韩公司参与铜杆交易。但永利丰公司与台一公司签订的合同却记载由大韩公司的刘某确定价格，而且每份合同均要抄送刘某。(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错误。尽管刘某与李志源在香港尚有未了结的诉讼，但不能因此否定刘某的证词，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考察刘某证词的真实性，应当采纳刘某的证词。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错误，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四)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并超出诉讼请求，未对支付美元货款应当如何计算美元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判决。永利丰公司的诉讼请求只请求支付美元货款和美元违约金，没有请求按照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美元违约金。原判决将美元货款兑换成人民币后计算违约金利息，超出永利丰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永利丰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永利丰公司已就其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履行的送货义务进行了举证，可以认定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1.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对收到台一公司的货物没有任何异议，且负责送货的台一公司也确认其是按照永利丰公司的指示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送货。本案交付货物的形式是台一公司接受永利丰公司的委托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付货物。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认定，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支付货款2,091,499.77美元及利息。在本案一审庭审时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承认该案货物与本案案涉货物相同。（二）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韩公司委托台一公司向其送货。1.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未能提供大韩公司委托台一公司送货或大韩公司委托永利丰公司送货的书面授权。2.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不能证明永利丰公司与大韩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首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552号民事判决，认定“香港判决（案号为HCA1687/2011和HCA454/2013）并没有认可永利丰公司对外签订铜杆销售合同均是代理TaiHan公司”，“永利丰公司和TaiHan公司均否认永利丰公司和TaiHan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其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HCA454/2013号案判决，本案证人刘某陈述“永利丰是TGH的买家，并非代理……”。3.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大韩公司之间成立的是另外的买卖合同关系。大韩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出售的货物是从韩国起运到香港，再由货运公司从香港运送到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但是案涉货物是永利丰公司直接委托中国大陆的台一公司送货至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处，大韩公司出售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货物与案涉货物并不是同一批货物，因此，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大韩公司之间成立的是另外的买卖合同关系。另外，根据大阳通用公司在一审提供的证据14记载，自2010年3月起，大韩公司直接将铜条发运给客户，不再委托任何代理人。案涉铜条送货时间在2011年8月至9月期间，因此，案涉铜条与大韩公司无关。(三)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未向大韩公司付款，不享有对永利丰公司约定或者法定抗辩权，其应当向永利丰公司支付案涉货物的货款。(四)原判决未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永利丰公司诉请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判决作出相应裁判，未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永利丰公司请求支付违约金，但并未要求以美元来计算，原判决明确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同时，为了方便执行，特别用括号补充说明如果在内地支付，支付的标准及违约金计算方式。（五）香港高等法院1687号案释章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释章在一审即已存在,不属于“新证据”。2.李志源未出庭接受质询，其在与本案无关联案件中的陈述不应作为证据使用。3.该证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在特定案件中的宣誓受到香港法律保护,释章内容可能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所以非1687号案件当事人，无权调取和使用案件中当事人的释章，也无权将释章的内容用于其他目的。4.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再审申请。台一公司口头陈述称，1.本案的证据可以认定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采购货物并且由永利丰公司书面授权和指示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付案涉货物，台一公司未与大韩公司进行过任何的业务接洽。香港高等法院的证据并未涉及本案的相关事实。2.原判决并未遗漏或超出永利丰公司的诉讼请求。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判决是否遗漏或超出了诉讼请求，即原审违约金计算是否合理。一、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永利丰公司不能提供基于买卖合同而产生的订单、对账单、联络单、收款发票、银行付款凭据等证据，故不应当认定其与永利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永利丰公司陈述从2010年就已经委托台一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送货。永利丰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其与台一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台一公司受永利丰公司委托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付货物的送货单，以及永利丰公司与台一公司的对账单和结算单据。永利丰公司陈述具体的交易模式为，向台一公司购买案涉货物，并就每一笔货物向台一公司出具书面授权和交货指示，台一公司接到指示后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送货。台一公司对永利丰公司之表述予以认可。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也确认案涉货物由台一公司送货。再审审查询问中，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亦承认曾与永利丰公司签订过书面合同（虽然该合同未能履行）。由此可见，永利丰公司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证实其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就案涉货物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永利丰公司以买入价出售案涉货物不符合交易习惯，以及永利丰公司仅就最后几笔交易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主张货款不符合常理。对此，再审审查询问中永利丰公司表示，本案的争议标的是200多万（美元），其他的与本案无关。永利丰公司是独立商事主体，仅就部分交易以购入价格主张货款是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可能是基于某些因素的考量，仅以此为据尚不足以否认双方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案涉货物实际上是大韩公司通过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购买后出卖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台一公司的交付是基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和大韩公司之间的合同。为此，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了其与大韩公司的交易文件,包括买卖合同、送货单（含台一公司送货单）、对账单、付款单、发票；永利丰公司与大韩公司在香港高等法院2011年第1687号判决书、香港高等法院2013年第454号判决书；永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源在1687号案的第一和第七誓章，大韩公司的销售代表刘某在1687号案的誓章；大韩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主张案涉货物货款的文件和律师函；大韩公司的销售代表刘某出庭作证并提供的书面证词。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均非新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逐一分析如下：关于对账单问题。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交该对账单拟证明台一公司交付的货物已列入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合同销售对账范围。对此，由于该对账单是由大韩公司或者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单方制作的，并未有永利丰公司或者台一公司的签字确认，二者从未对其予以认可，大韩公司在一、二审庭审以及再审审查询问中又未到庭，故对该对账单的“三性”无法确认。单纯从该对账单本身的记载而言，货物单价普遍低于台一公司送货单上的货物单价。既然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认为案涉货物是大韩公司通过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购买后再出卖的，则其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中收取货款的价格应当高于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购买对应货物的价格（至少不应当低于），但是该对账单上的单价并非如此，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也未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律师函问题。由于律师函是由大韩公司单方出具的，且大韩公司一、二审以及再审询问中均未出庭，故对该律师函的“三性”本院无法确认。即使大韩公司发送的律师函中的内容表述为，若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最后被判令支付永利丰公司相应的金额，大韩公司愿意退还对应部分金额，以解决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面临竞争性索赔的可能性。但这仅能理解为是大韩公司对自己收取货款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能以此为据证明案涉货物的交付是基于大韩公司和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于李志源的誓章和刘某的誓章以及证言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刘某和李志源存在利害关系，且刘某尽管是大韩公司在香港和华南地区的销售代理，但因缺乏大韩公司的授权和追认，其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能够代表大韩公司存在疑问。本院认为二审法院不采纳刘某的证言于法有据。即便采纳李志源的誓章和刘某的誓章、证言，也只能证明大韩公司、永利丰公司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不能证明案涉货物正是大韩公司委托永利丰公司从台一公司购买的。综上，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尚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推翻永利丰公司的诉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鉴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判决是否遗漏或超出了诉讼请求，也即原审违约金计算是否合理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永利丰公司请求支付美元货款及美元违约金，未请求按照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美元违约金。对此，永利丰公司的诉请是要求大阳通用公司支付货款598,430.38美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3,708.07美元（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要求大阳电工公司支付货款453,280.13美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4,274.50美元（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要求谊邦公司支付货款1，103,733.36美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4,163.53美元（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永利丰公司关于违约金部分的诉讼请求，未遗漏永利丰公司的诉求。同时，一审法院为了执行便利，补充说明如果在内地支付，违约金支付标准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即违约金如在中国内地支付,以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后按统计表所列各项欠款金额,及对应的违约金起始日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到期日。一审法院明确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即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也未超出永利丰公司诉讼请求。综上，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大阳通用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大阳电工材料有限公司、谊邦电工材料(东莞)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钱小红审 判 员 奚向阳审 判 员 张颖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智锋书 记 员 陈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