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乾坤阳光*号。
代表人：邓光，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石和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栾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北京路**号。
法定代表人：华改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艳，湖北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华改桥。
委托代理人：陈艳，湖北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珊芳。
委托代理人：陈艳，湖北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华红莲。
委托代理人：陈艳，湖北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华红萍。
委托代理人：陈艳，湖北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号。
代表人：程辉，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梅，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波，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城东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原审被告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原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湖北省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孝感中民二初字第00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代理审判员任辉献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田长鉴、叶可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工行城东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石和斌、栾洁，被上诉人华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华改桥、以及华安公司和原审被告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艳，原审第三人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城东支行一审时诉称：2013年7月31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编号为18120203-2013（城东）字0017号《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工行城东支行向华安公司发放贷款1800万元，期限自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7月28日。同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签订编号为18120203-2013城东（保）字0006号《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编号为18120203-2013（城东）字0017号《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项下的1800万元贷款本金、相应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工行城东支行于同日依约发放了贷款1800万元。2012年5月30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编号为18120203-2012年城东（抵）00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华安公司以其位于孝感市北京路73号的房地产为工行城东支行在2450万元最高额度内向华安公司发放的融资提供抵押，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因华安公司出现重大变故，工行城东支行依约宣布上述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华安公司偿还上述贷款本息。请求判令：1、华安公司立即偿还工行城东支行贷款本金1800万元及截至2014年9月20日的利息581943元（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付至华安公司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2、工行城东支行对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处置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3、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华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安公司、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承担。
华安公司答辩称：一、工行城东支行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华安公司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就一直严格按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每月依约按时付息。华安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制度一直是良好和规范的，没有违约行为。工行城东支行所称“重大变故”并不存在，无权要求华安公司提前还清贷款。二、工行城东支行违约在先，给华安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涉案贷款应于2014年7月31日到期，但2013年11月华安公司向其他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发现，工行城东支行无故对华安公司的信用情况作不良记录，致使华安公司无法再向任何银行进行商业贷款，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多个正在进行的项目被迫中止。综上，工行城东支行无任何正当理由就单方面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对华安公司的信用作不良记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工行城东支行的诉讼请求。
华改桥答辩称：同意华安公司的答辩意见。
华安公司反诉称：2012年6月，华安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在工行城东支行处贷款2000万元，贷款到期后双方于2013年7月16日签订分期还款协议及补充协议，工行城东支行同意华安公司按借新还旧、逐年还本付息的方式归还借款，明确约定了华安公司每次还款的时间和金额。协议签订后，华安公司依约首次还款200万元。后双方又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工行城东支行向华安公司发放1800万元贷款。但由于工行城东支行自身配置资金规模的原因，没有及时发放1800万元贷款完成借新还旧工作，造成华安公司还款产生逾期。工行城东支行反而将华安公司的信用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作不良申报，导致华安公司无法再向其他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工行城东支行的上述行为，不仅对华安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而且给华安公司的商业信誉带来损失。请求判令：1、工行城东支行恢复华安公司的商业名誉和信用情况，并立即消除华安公司在人民银行的不良记录及影响；2、反诉费用由工行城东支行承担。
工行城东支行答辩称：一、华安公司提出反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案本诉为违约之诉，而华安公司的反诉为侵权之诉，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无法达到抵消、动摇或吞并本诉的目的，应依法驳回华安公司的反诉。如华安公司坚持起诉，应另案诉讼。二、华安公司诉称内容与事实不符，其不良记录系其贷款逾期及未履行分期还款计划造成。华安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在工行城东支行的2000万元贷款到期后，双方经协商，工行城东支行同意采取“再融资”的方式帮助其度过经营困难，并于2013年7月16日、8月1日分别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及《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工行城东支行要求华安公司采取分期还款方式逐步压缩融资。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归还200万元贷款后，双方又签订《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贷款1800万元，用于华安公司归还前次《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同日，工行城东支行发放该笔贷款。由于华安公司未履行分期还款义务，导致工行城东支行不能为其办理再融资，最终导致本笔贷款产生不良信用记录。三、工行城东支行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相关信息的行为是履行法定义务。根据《贷款通则》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各商业银行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相关贷款信息，是履行法定义务，执行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之处。请求依法驳回华安公司的反诉。
信达湖北省分公司述称：由于工行城东支行已于2014年12月26日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本案项下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了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并于2015年1月31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了公告，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已成为该诉讼标的的合法债权人。特提出申请，要求将本案诉讼主体由工行城东支行依法变更为信达湖北省分公司。
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4月18日，华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股东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共同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以华安公司所有的华安酒店4-19层设定最高额抵押向工行城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万元，申请小企业网络循环贷款2000万元，所有股东一致同意为华安公司的借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2012年5月30日，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编号为18120203-2012（城东）字0015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借款2000万元，每次提款的借款期限最短不少于7天，最长不超过1年，借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8.528%，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按月结息，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同日，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编号为18120203-2012年城东（抵）字00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华安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孝感市北京路73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为其在工行城东支行的自2012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8日的主债权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为2450万元。合同签订后，即办理了孝感市北京路73号房屋的房屋他项权证及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工行城东支行于2012年6月20日发放了上述借款，出具了借款借据状况报告，报告显示还款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借款期间华安公司按月支付了借款利息，本金未予归还。借款到期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1日向工行城东支行出具借款申请书，要求：在归还200万元原贷款的情况下，办理再融资1800万元，期限一年，以公司所有的华安酒店4-19层作为贷款抵押物。2013年7月16日，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一份《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贷款人同意借款人按逐年还本付息方式归还全部贷款，贷款分期归还金额和时间，2013年7月首次再融资经贷款人上级行批准后第二天归还本金200万元，2014年6月归还300万元，2014年12月归还200万元，2015年6月归还200万元，2015年12月归还300万元，2016年6月归还200万元，2016年12月归还300万元，2017年6月归还300万元；本还款方案经贷款人报上级行批准后正式生效；每次贷款到期前3个月借款人向贷款人提出再融资申请，每次再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最后一年到期日不超过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到期日。同日，华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股东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共同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的《分期还款协议书》归还借款，剩余部分每年向工行城东支行申请办理再融资，用于归还在工行城东支行原借款，具体内容以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为准；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继续为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借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保证，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如因违反上述声明而导致债权人损失的，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3年7月31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18120203-2013年（城东）字0017号《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华安公司向贷款人工行城东支行借款1800万元，用于归还借款合同号为18120203-2012年（城东）字0015号项下贷款；循环借款额度使用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1月28日止；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同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签订一份编号为18120203-2013年城东（保）字0006号《保证合同》，约定：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2013年7月31日签订的《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2013年7月31日，工行城东支行发放1800万元贷款，出具了借款凭证，凭证显示还款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交易名称为对公自营贷款发放（本金转账）。同日，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归还贷款本金200万元。2013年8月1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一份《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约定：借款人按分期还款规定日期，办理相关手续后，确保及时按期归还本金，贷款人按原协议书约定每年发放新贷款偿还前期老贷款，双方确认原协议并承诺履行；2013年7月16日以后因2000万元贷款事项签订的再融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约定的条款不高于或超过原2000万元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约定的条件；双方同意以《分期还款协议书》和《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为准。贷款期间华安公司按月支付贷款利息至2014年4月止。2013年11月14日，工行城东支行出具一份“说明”：华安公司为工行城东支行小企业贷款客户，贷款品种为小企业循环贷款，期限一年，到期后重新申请，由于贷款到期正遇半年结账，加上配置资金规模需要计划，不能及时完成借新还旧工作，造成短期逾期现象，特此说明。“说明”材料上加盖了工行城东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2014年6月26日，工行城东支行出具通知书，宣布华安公司1800万元贷款提前到期，并以国内挂号信函方式，分别向华安公司、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邮寄“致借款人贷款催收通知书”和“致保证人贷款催收通知书”。后华安公司未予还本付息，工行城东支行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2014年12月26日，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工行城东支行转让给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的债权为债务人华安公司所欠工行城东支行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转让债权的账面价值为本金1800万元、利息794616.95元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2015年1月31日，信达湖北省分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在《湖北日报》上联合发布公告，向包括华安公司在内的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3年11月12日，华安公司申请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对其企业信用情况进行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至2013年11月，华安公司形成“关注”类贷款有两笔，其中已结清贷款20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2年6月20日，到期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结清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未结清贷款18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贷款形式为借新还旧。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到中国人民银行孝感中心支行查询华安公司企业信用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至2015年3月，华安公司形成“关注”类贷款一笔，授信机构为工行城东支行，已结清贷款20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2年6月20日，到期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结清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华安公司形成“损失”类贷款一笔，授信机构为工行城东支行，未结清贷款18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贷款形式为借新还旧。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2012年5月30日签订《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由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贷款2000万元，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签订后，工行城东支行于2012年6月20日发放2000万元贷款，出具借款借据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00万元贷款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合同期内华安公司按月支付了借款利息，本金未予归还。上述合同到期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16日向工行城东支行提出再融资申请，以归还2000万元贷款。同日双方签订一份《分期还款协议》，约定由华安公司对2000万元贷款按逐年还本付息的方式进行还款。并签订《分期还款补充协议》，对《分期还款协议》进行确认。之后，工行城东支行又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一份《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由华安公司贷款1800万元，以归还前次贷款2000万元，并与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由华安公司股东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上述1800万元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工行城东支行于签订合同当日发放贷款1800万元，直接归还了华安公司前次贷款2000万元中的1800万元，华安公司当日向工行城东支行归还现金200万元。华安公司贷款1800万元后，按月支付利息至2014年4月。2013年11月，华安公司委托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对自己的企业信用情况进行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至2013年11月，华安公司已结清贷款2000万元形成“关注”类贷款。华安公司要求工行城东支行作出解释，工行城东支行于2013年11月14日出具书面“说明”：华安公司为工行城东支行小企业贷款客户。由于贷款到期正遇半年结账，加上配置资金规模需要计划，不能及时完成借新还旧工作，造成短暂逾期现象。综上，工行城东支行在华安公司所借2000万元于2013年6月15日到期后，在签订《分期还款协议》及《分期还款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又与华安公司签订《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于2013年7月31日才发放贷款1800万元，尽管贷款2000万元已结清，但还是属于短期逾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形成“关注”类贷款，且至今仍处于“关注”状态。自此华安公司不能在其他商业银行进行融资贷款业务。工行城东支行在办理华安公司借新还旧贷款业务中存在过错，致华安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所贷2000万元贷款形成短期逾期，于2013年11月就形成“关注”类贷款。尽管该2000万元已结清，但仍处于“关注”状态，导致华安公司自此后不能在其他商业银行进行正常的融资贷款业务，对华安公司的商业信誉及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工行城东支行对此应承担一定责任。故华安公司对工行城东支行的反诉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诉讼中，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依法对华安公司的债权进行了转让，并依法进行了公告，故华安公司应直接向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在转让债权清单中载明：华安公司截至基准日本金余额1800万元、利息余额79.4616万元，故华安公司应向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879.4616万元。因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时，还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期间自2012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8日）及《保证合同》，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在转让债权清单中载明了转让合同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故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对华安公司所有的位于孝感市北京路73号华安酒店4-19层房屋拍卖、变卖或折价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应对华安公司偿还借款本息1879.4616万元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借款本金1800万元、利息79.4616万元，合计1879.4616万元；二、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偿还责任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对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北京路73号华安酒店4-19层房屋依法拍卖、变卖或折价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对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业信誉构成侵权。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为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五、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和其他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本案案件受理费133280元由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反诉费50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负担。
工行城东支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四项，改判工行城东支行不承担侵权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华安公司负担。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对2000万元贷款形成“关注”的原因认定不清。原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及认为部分，已多次认定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2012年5月30日签订的《网络循环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债权到期日为2013年6月15日。贷款到期后，华安公司未依约偿还本金，造成贷款逾期。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07）54号）第十条的规定，本金或者利息逾期的贷款至少应为“关注”类。随后，工行城东支行根据《贷款通则》相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华安公司书面《授权书》中的授权，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了华安公司该笔“关注”贷款信息。即该笔2000万元贷款形成“关注”原因是华安公司自身造成的，且形成“关注”的时间在《分期还款协议》签订之前。工行城东支行报送该笔“关注”贷款信息是依照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办理的，没有任何过错。
二、原审判决对工行城东支行在办理借新还旧贷款业务中存在过错的认定有误。2012年6月20日，工行城东支行依约发放该笔200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13年6月15日，但华安公司未按约定还款。贷款逾期后，华安公司的负责人多次到工行城东支行请求对该公司给予帮助与支持。为解决贷款逾期问题，2013年7月1日华安公司才向工行城东支行提出再融资申请，7月16日华安公司股东会才形成申请再融资（借新还旧）和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6日达成《分期还款协议》（此时2000万贷款已形成“关注类”，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于2013年11月形成关注类贷款）。2013年7月31日，在华安公司归还200万元贷款本金后，双方签订《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8120203-2013年（城东）字0017号），工行城东支行当日便向华安公司办理借新还旧贷款1800万元。在此过程中，工行城东支行均依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办理，不存在任何过错。
三、原审判决对华安公司无法在其他商业银行进行融资贷款业务的原因认定错误。首先，2000万元贷款形成“关注”是华安公司自身原因造成的；其次，华安公司所述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于2013年11月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要求华安公司进行说明的“关注类”贷款是指借新还旧的1800万元贷款，并非2012年6月20日发放的2000万元贷款。根据中国银监会印发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第十条“下列贷款至少归为关注类：（二）借新还旧，或者需通过其他融资方式偿还”的规定，1800万元的贷款一经发放即归为“关注类”，故该笔1800万元未结清贷款于发放日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就显示其分类即为关注类；再次，《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应按照本指引，至少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成为‘不良贷款’”。目前，我国尚无法律、法规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存在“关注、次级、可疑或损失”记录的客户发放贷款，各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偏好及行内制度确定贷款对象、贷款额度等。2000万元贷款及第二笔1800万元贷款形成“关注”类贷款与华安公司无法在“其他商业银行”进行融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是华安公司自己的过错形成的。
四、原审法院对工行城东支行提交的重要证据认定错误。华安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反诉证据六“贷款质量分类明细查询单”共两份，一份是证明2013年6月，华安公司2000万元贷款分类为“关注”类，另一份是证明2014年7月，华安公司1800万元贷款分类为“次级”类。但原审判决书中却表述“贷款质量分类明细查询单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按规定于2013年6月将2000万元贷款上报为“关注”，同年7月形成“次级”。在此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次级类”贷款，是因华安公司自2014年4月就违约拒付贷款利息且未按《分期还款协议》的约定于2014年6月偿还贷款本金300万元而于2014年7月形成的1800万元不良贷款，并非2012年6月发放的2000万元贷款，该2000万元贷款直至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到中国人民银行孝感中心支行查询华安公司企业信用情况时仍是“已结清”、“关注”类贷款的状态，并无“同年7月形成次级”的情况。
综上，华安公司的关注和次级贷款信用信息记录是其自身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工行城东支行对华安公司的贷款信用信息进行认定并报送给监管部门是依法合规的。华安公司出具的《说明》中的相关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与侵害华安公司的名誉权无任何因果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工行城东支行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工行城东支行的上诉请求。
华安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工行城东支行的侵权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3年6月，工行城东支行由于自身没有做好资金配置计划，无法及时为华安公司办理该笔贷款的借新还旧手续，造成贷款出现短暂逾期的现象。二、工行城东支行已承认是因自身过错造成贷款产生逾期。工行城东支行于2013年11月14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承认是由于正遇半年结账，没有做好资金配置计划，不能及时完成借新还旧工作，才造成出现贷款短暂逾期现象。虽然工行城东支行承认贷款逾期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但拒绝消除对华安公司作出的不良信用记录。工行城东支行由于自身工作失误，没有及时如约为华安公司办理借新还旧业务，造成贷款逾期后又将华安公司的信用做不良记录，至今没有消除，对华安公司的商业信誉和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致使华安公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在任何商业银行获得融资，已经造成华安公司几个重大经营项目无限期中止，经济损失无法估量。三、工行城东支行对华安公司所做的不良信用记录与华安公司无法在商业银行融资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工行城东支行在办理华安公司借新还旧业务中存在过错，工行城东支行对此应承担法律责任正确。请求驳回工行城东支行的上诉，维持原判。
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答辩称：同意华安公司的答辩意见。
信达湖北省分公司述称：借款合同和侵权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华安公司提起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本诉与反诉的条件，华安公司可以就侵权纠纷另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不应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将侵权纠纷一并审理。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的上诉、答辩、陈述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工行城东支行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本院评述如下：
本院认为：在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中，华安公司有两笔贷款均为“关注”类贷款。第一笔是2012年6月20日发放的2000万元贷款。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的《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第2.3条明确约定，“每次提款的借款期限最短不少于7天，最长不超过1年”，第3.1条明确约定：“借款人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在还款日和每一结息日前一个银行工作日，借款人应在其于贷款人处开立或指定的还款账户足额存入当期应付利息、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同时，根据工行城东支行发放该笔借款时给华安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状况报告显示，该笔2000万元贷款的还款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华安公司在此份借款借据状况报告中加盖了华安公司公章以及华改桥的印章。双方对该笔贷款的到期日有明确的约定，且华安公司对该笔贷款的到期日是明知的。虽然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5年，即2012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8日，但并不能证明该笔2000万元贷款的期限也为5年。华安公司辩称根据该《最高额抵押合同》，该笔贷款的还款期限为5年，混淆了借款合同关系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关系。华安公司关于该笔借款的到期日为2013年7月31日的抗辩理由，既与借款合同的约定不符，也与2013年7月1日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提出借款申请的事实不符。华安公司该笔2000万元贷款逾期是其自身原因造成，工行城东支行对此并不存在过错。华安公司逾期未还款，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通知》第十条“下列贷款应至少归为关注类：（四）本金或者利息逾期”的规定，工行城东支行将该笔逾期归还的2000万元贷款在逾期之后划分为关注类贷款并无不当，应认定为根据监管规定正当行使贷款管理的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工行城东支行在2013年11月14日出具的《说明》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查询的第二笔贷款为1800万元。该笔贷款放款日期是2013年7月31日，到期日为2014年7月28日，贷款形式为借新还旧。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贷款风险分类指引﹥的通知》第十条“下列贷款应至少归为关注类：（二）借新还旧，或者需通过其他融资方式偿还”的规定，该笔借新还旧的贷款一经发放即应划分为“关注”类。
根据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1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之规定，以及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的《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第15.3条“贷款人有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将与本合同有关的信息和借款人其他相关信息提供给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其他依法设立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共具有适当资格的机构或个人查询和使用”之约定，以及华安公司关于同意工行城东支行报送相关贷款信息的授权书，工行城东支行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华安公司相关贷款信息，是履行法定义务、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以及落实监管部门监管要求的审慎管理行为，该报送行为同时也符合双方的借款合同约定并且得到了华安公司及原审各被告的书面授权同意。华安公司两笔贷款逾期被划分为关注类贷款是其自身原因造成。工行城东支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华安公司信用信息的行为，既符合监管法规的规定，也符合合同约定，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工行城东支行认为报送行为不存在侵权的上诉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此外，本案因华安公司逾期偿还借款本息，工行城东支行提起的违约之诉，华安公司以工行城东支行侵权提起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反诉条件，原审法院将其合并审理，违反了法律规定。
综上，工行城东支行关于不存在侵权行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应予支持。因工行城东支行已将本案涉案债权转让给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原审法院判令各债务人直接向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履行义务，在实体处理上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欠妥，依法应予改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孝感中民二初字第0010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孝感中民二初字第0010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第五项；
三、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3280元，由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0000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负担328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辉献
代理审判员 田长鉴
代理审判员 叶 可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