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再字第25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焦应富，男。
委托代理人：王晴昌，男，与焦应富系姨表兄弟关系。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雷卓铎，男。
委托代理人：郭伟球，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焦应富因与雷卓铎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4）江中法立民申字第20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焦应富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晴昌以及雷卓铎的委托代理人郭伟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月24日，一审原告焦应富起诉至台山市人民法院称，2012年5月7日，焦应富与贺胜彬、岑有方应龚盈国召集，应聘到雷卓铎处将货柜车内的木头进行卸载。当日工作至下午4时许，一根约500公斤重的红木由于搬运时叉点不准确，重心失控掉落，焦应富由于躲闪不及被砸伤右脚，造成右脚膝盖下部份截肢的严重伤害。焦应富受伤后所造成的损失如下：医疗费28434元，护理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殡仪馆服务费150元，司法鉴定费1500元，误工费11896.46元，出院后护理费91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残疾赔偿金112460.0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含康复费）128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2448.2元，合计538938.7元。因雷卓铎不依法赔偿焦应富的损失，焦应富为此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雷卓铎支付焦应富赔偿金538938.7元。雷卓铎辩称，焦应富非由雷卓铎雇请，与雷卓铎不存在雇佣关系，应当驳回焦应富的诉讼请求。事故当日，雷卓铎只是致电龚盈国要求其搬运木头，雷卓铎与龚盈国是承揽关系，而龚盈国找焦应富过来搬木头，龚盈国与焦应富之间才存在雇佣关系。本次事故的发生，雷卓铎不存在过错。反而焦应富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龚盈国未依照驾驶叉车的相关操作规则进行才导致的，应由龚盈国与焦应富承担相应责任。
台山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焦应富与案外人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四人长期在台山市大江镇从事搬运工作（无固定场所），四人中任意一人接到工作后就通知其他人一起进行搬运工作，报酬由四人平均分配。2012年5月7日，因雷卓铎所经营的台山市大江镇桥艺古典家具店有一批木头需要卸货，雷卓铎致电龚盈国要求其搬运木头。其后，龚盈国召集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前往雷卓铎所指定的地点（台山市大江镇渡头崩山）卸载雷卓铎的木头。在卸载过程中，一根大木头跌落，焦应富由于躲闪不及被砸伤右脚受伤，导致腿部截肢的事故。本次搬运工作系雷卓铎与龚盈国直接接洽，雷卓铎决定工作时间、地点，龚盈国负责召集搬运人员、提供搬运工具（叉车）、与雷卓铎协商搬运费以及收取搬运费。搬运费分配方式：扣除叉车的支出费外，剩余报酬由龚盈国、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四人平均分配。事故发生当天，卸货工作的分工如下：贺胜彬、岑有方负责在车上给木头绑绳子，焦应富负责车下解绳子，龚盈国负责驾驶叉车牵引绳子把木头从车上卸载下来。卸载一根木头的工序需四人合作完成。当日，雷卓铎委托伍健康到卸货地点现场监督，并指示焦应富、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将卸载的木头放置在其指定的位置上。另查明，龚盈国具备驾驶叉车的资格证。
台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身体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焦应富、雷卓铎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关系？雷卓铎是否应当对焦应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围绕焦应富、雷卓铎是否构成雇佣关系的问题，首先须厘清焦应富、雷卓铎分别与案外人龚盈国之间的法律关系，才能明确焦应富、雷卓铎之间的法律责任。对于雷卓铎与龚盈国之间的法律关系，焦应富认为其与龚盈国均直接受雇于雷卓铎为其提供卸载木头的服务，二人与雷卓铎均属雇佣关系。而雷卓铎认为其只与龚盈国存在承揽关系，与焦应富并无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均属于基于劳务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但二者的区别在于：1、雇佣关系中，雇员与雇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雇员一定程度上要服从雇主的监管和安排；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主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设备和技术力量来完成工作。2、雇佣关系的酬劳一般以时间为单位计算；承揽关系的酬劳一般以工作量为单位计算。3、雇佣关系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合同标的是提供劳务；承揽关系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4、雇佣关系中，劳务方的劳动是接受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承揽关系中，劳务方的劳动只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结合本案，据焦应富以及证人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所述，事故发生当日，雷卓铎委托的监工伍健康在卸货地点只是指挥四人将卸载的木头放置在指定的位置上，并未对卸货的作业过程作出具体指挥，反而整个卸货流程四人已明确分工，并通过使用其自身配备的搬卸工具（叉车）以及多年的搬运技巧独立完成整套木头卸载过程；在酬劳的计算方式上，焦应富称报酬是按照其所搬运木头的吨数计算，而并非按天数、时点数该类计算方式；从卸货结果上看，对于雷卓铎而言，本次劳务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于焦应富等人为其提供的卸货服务，而是交付通过卸货服务达到雷卓铎将其所有的木头搬运到指定位置的这个整体工作成果；焦应富所提供的劳动系其长期从事的、独立的搬运业务、经营行为，而并非是雷卓铎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综合上述四点特征，原审法院认为雷卓铎与龚盈国构成的并非雇佣关系，而是承揽关系。至于焦应富与龚盈国之间的法律关系，据焦应富提供附有焦应富及证人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签名的《证明》显示，四人共同组成合伙搬运队，长期对外承接搬运工作。同时，焦应富以及证人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均表示本次负责承揽工作的龚盈国并无固定营业场所，只是四人中谁承接到工作就通知其他人一起共同完成，且报酬也是共同分摊。即是说，焦应富及龚盈国等四人事实上通过各自提供技术、劳务的形式，共同经营搬卸业务，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收益。因此，焦应富及案外人龚盈国等人之间在承揽工作中应属于形式上较为松散的合伙关系。结合焦应富、雷卓铎与案外人龚盈国的关系情况，对于焦应富认为其与雷卓铎存在雇佣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焦应富为雷卓铎提供木材搬运服务的行为同样不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其次，雷卓铎是通过龚盈国的名片向其致电发出承揽工作的，在该名片上并无显示焦应富等人的姓名或者联系方式。即是说了政府给予龚盈国承揽业务时，并不清楚焦应富的情况。而焦应富及贺胜彬、岑有方也只是通过龚盈国直接或间接的通知才知道本次卸货工作，且三人对为谁搬运木头情况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即是说，雷卓铎与焦应富之间并无形成直接雇佣关系的意思表示；最后，焦应富的证据中除了证人龚盈国的证言可证明雷卓铎致电龚盈国要求其找人帮被告卸货外，无法提供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可证明雷卓铎曾委托龚盈国雇佣焦应富的事实。因此，焦应富主张其与雷卓铎形成雇佣关系的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另外。案外人龚盈国与焦应富存在合伙关系，而雷卓铎与龚盈国系承揽关系，那么，焦应富与雷卓铎之间是否也存在承揽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焦应富与龚盈国的合伙关系较为松散，雷卓铎难以得知两人的内部合伙关系，且雷卓铎致电龚盈国时亦未有将该承揽工作交由焦应富共同承揽的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焦应富与雷卓铎亦未存在承揽关系。那么，焦应富未能基于合同关系要求雷卓铎赔偿焦应富的损失，则焦应富是否能基于侵权关系要求雷卓铎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焦应富在龚盈国承揽的工作中受到伤害，作为定作人只在其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存在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作为承揽人的龚盈国长期在台山市大江镇从事搬运工作，具备相应的工作经验，且拥有驾驶叉车的资格。因此，雷卓铎在定作及人选选任上并无过失；而在事故当日，雷卓铎委托的监工伍健康只是对木头的放置位置作出指示，并未对焦应富等人的卸货具体作业流程作出直接指挥，因此，雷卓铎在指示上也不存在过错。对此，对于焦应富在本次事故中所造成的损失，雷卓铎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焦应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89元，由焦应富负担。
焦应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焦应富与贺胜彬、岑有方应龚盈国召集，应聘到雷卓铎处将货柜车内的木头进行卸载。焦应富与贺胜彬、岑有方、龚盈国共同为雷卓铎提供劳务，龚盈国在其中只是起到通知、联系等中介的作用，本次搬运劳务的受益人是雷卓铎而不是龚盈国。二、焦应富与贺胜彬、岑有方、龚盈国4人共同从事的搬运劳务行为，并未超过雷卓铎与龚盈国沟通陈述的搬运服务的指示范围，即4人进行搬运的场所、货物、对象等都与雷卓铎明确的搬运服务指示相符。搬运服务的报酬也是由雷卓铎直接向4人结付，由龚盈国代其他3人一并收取，龚盈国并未截留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的劳务费。综上，焦应富与雷卓铎存在劳务关系，且焦应富是在实施劳务的过程中发生伤害，雷卓铎依法应承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雷卓铎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538938.70元给焦应富。2、案件受理费由雷卓铎承担。雷卓铎答辩称，一、龚盈国具有独立的卸货承揽技能，且长期在当地从事叉车卸货服务，其市场经济主体资格（社会角色）已经被当地群众认可。雷卓铎找到龚盈国要求其卸货也是基于其有上述技能和在当地长期从事叉车服务的事实。二、雷卓铎为卸木材，提出将木材卸到具体地点的要求，至于承揽人龚盈国如何完成以上工作雷卓铎并无具体指令，完全由龚盈国进行安排和布置，雷卓铎更没有指示要求龚盈国找焦应富来完成以上工作，这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三、承揽合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时，承揽合同定作方支付的劳务费是定额（固定）的。而同样为了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在雇佣关系中，雇主向雇工支付劳务费用总额会应雇工人数、工作强度、进度、雇主技能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甚至每个雇员之间的工资也有可能不同，即雇佣劳务总费是相对不固定的。本案中，雷卓铎为了卸货，按照木材的总吨位计算劳务费，因此，该劳务费是固定的，不会再因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因此，雷卓铎与龚盈国之间的关系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四、雷卓铎与焦应富之间的关系不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如果二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则：1、雷卓铎会对龚盈国找来的人亲自选择，择优录用，即准入审核；2、雷卓铎会与每个雇工之间单独谈好价钱和工作岗位、职责；3、雷卓铎为了节省成本，有可能雇请更少的人来卸货，而不是本案中的4个人；4、雷卓铎会对不同岗位的雇工拟定不同的报酬标准。本案中，雷卓铎没有就4人作出雇请的意思表示及雇佣工资谈判，也没有对龚盈国的工作安排及招揽人数作出指示或表示异议，因此，雷卓铎与焦应富之间并非雇佣关系。五、雷卓铎与焦应富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还可从劳务报酬的支付方式来判断。1、焦应富事前没有见过雷卓铎，更无向雷卓铎提起任何工资要求或工资支付方式等事项；2、雷卓铎直接向龚盈国进行劳务结算并支付劳务费给龚盈国，而非与每一个人进行单个结算、支付。3、龚盈国收到劳务费后如何与他人进行结算雷卓铎一概不知，也无权干涉。综上，本案焦应富与雷卓铎是承揽合同关系，而并非雇佣关系，理应驳回焦应富的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另查明：焦应富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由龚盈国与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等四人共同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龚盈国、贺胜彬、焦应富、岑有方四人组成合伙搬运队，长期对外承接搬运工作。每月平均个人工钱达到肆仟元”。再查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被告致电雷卓铎要求其搬运木头”的内容为笔误，应纠正为“……被告致电龚盈国要求其搬运木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身体权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为：焦应富与雷卓铎之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雷卓铎是否应当对焦应富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谓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按照雇佣人的指挥与安排，为其提供特定或不特定的劳务，雇佣人按照受雇人提供的劳务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关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劳动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合伙关系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案外人龚盈国“以大江红木搬运工作站”的名义对外发放工作名片承接搬运工作。雷卓铎通过电话联系上龚盈国后，将涉案木头卸货工作交由龚盈国自备工具及设备（叉车）完成，没有工时限制。龚盈国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雷卓铎按吨计算一次性支付报酬，双方之间地位平等。雷卓铎委托伍健康在卸货地点监工只是指挥相关人员将木头卸载至指定的地点，并未对具体的卸货操作工作作出指示，故不能认为龚盈国与雷卓铎之间存在人身控制、支配、从属和管理关系。故本案龚盈国与雷卓铎之间符合承揽合同法律特征。龚盈国承接了雷卓铎的木头卸货工作后，联系焦应富与贺胜彬、岑有方共同工作，且在扣除有关费用后（即扣除叉车的费用），按劳均分剩余款项。加之，从焦应富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的内容来看，龚盈国与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等四人系长期共同组成合伙搬运队对外承接搬运工作，因此，本案中龚盈国与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等四人之间应当认为属于合伙承揽关系。焦应富与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等事实上为雷卓铎提供了承揽劳务。在搬运工作开始后，雷卓铎及其委托人伍健康亦未拒绝焦应富参与本次搬运工作，应当认为焦应富与雷卓铎之间已经成立事实上的承揽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焦应富与雷卓铎之间不存在承揽关系不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在承揽合同关系中，定作人对承揽人自身损害承担的是一般侵权责任。本案所涉的承揽工作为搬运，按其性质并不需要特别的资质。承揽人龚盈国自备工具（叉车）工作，其亦具备相应的叉车驾驶资格。此外，龚盈国与焦应富等人长期从事搬运业务，自身工作经验亦比较丰富，雷卓铎委托的监工伍健康也只是对木头的放置位置作出指示，并未对焦应富等人的具体卸货流程作出直接指挥，因此，本案中不能认定雷卓铎对焦应富等人的承揽工作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存在过失。因此，本案并没有雷卓铎应当向焦应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焦应富诉请要求雷卓铎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作出驳回焦应富诉讼请求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结合本案事实，龚盈国、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四人共同承揽涉案木头卸货工作，所得利益扣除叉车费用后平均分配，属于临时性松散型合伙体。焦应富在合伙体的共同劳动中受伤，其目的是为了四人的共同利益。根据我国民法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要求，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三人作为共同利益人应适当给予焦应富一定的经济补偿。但鉴于焦应富在本案中并未向龚盈国、贺胜彬、岑有方主张权利，本案不予调整。焦应富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除查明事实部分存在笔误以及对焦应富与雷卓铎之间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外，其余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且最终的实体处理并无不妥，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上诉人焦应富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89元，由上诉人焦应富负担。焦应富负担的二审诉讼费用，经本院批准免除。
焦应富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称，2012年5月7日，雷卓铎有一批木头需要卸货，致电龚盈国，委托龚盈国找几个人来搬木头，龚盈国便联系了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三人一起卸货。雷卓铎派了一人伍健康现场监工，并指挥四人卸货，并催促四人赶快卸货，称要赶时间回香港。在卸货中，焦应富被木头砸伤。龚盈国、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四人为雷卓铎提供了纯劳力的劳务，在劳务过程中，由于伍健康的催促致使木头跌落，造成伤害事故。本案应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法律关系来确定，应由雷卓铎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96号案性质相同，应以该案的判决为依据。请求：1、确认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法律关系；2、判令雷卓铎支付焦应富赔偿金538938.7元。
雷卓铎答辩称，一、从雷卓铎主观上来看，雷卓铎找龚盈国要求卸货也是基于龚盈国有承揽卸货的技能和在当地长期从事叉车服务的事实，所以，雷卓铎仅仅将工作交给龚盈国，龚盈国如何完成，雷卓铎并不过问，完全符合承揽的特征。二、庭审中，焦应富承认其本人没有与龚盈国谈过雷卓铎支付的价钱和支付方式等问题，也没有谈过老板是谁，说明焦应富本人认为其自己是为龚盈国打工，与雷卓铎无关。焦应富的工作完全由龚盈国安排和指挥。三、从生产工具和承揽技能来看，雷卓铎与龚盈国之间的关系为承揽关系。四、事故发生后，龚盈国仍继续工作，完成后自行取走劳务费，证明龚盈国为承揽一方。其他意见与一、二审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确实，再审予以确认。另查明，龚盈国等四人在搬运木头过程中所使用的叉车是龚盈国自带的工具。再查明，本院（2013）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96号案查明的事实如下：2012年10月7日早上，黄文富通过电话联系案外人何志学，询问是否有搬运人员为其进行搬运豆粕。随后，案外人何志学将搬运的价钱（按照每吨8元的标准）、地点等搬运事宜告知潘贤海。潘贤海与另一搬运工刘延荣随后到达黄文富平时经营豆粕批发、销售的场所（即新会区会城同德三路附近）。当时，黄文富未到场。潘贤海与另一搬运工自行开始了豆粕的搬运工作，将大货车上的豆粕搬运转移到案外人黄栋荣驾驶的车牌号为粤JER7**小型货车的车厢中。在搬运过程中，潘贤海发生滑倒，致使其颈部受伤。此时，黄文富到场。潘贤海受伤后，被送到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进行治疗。本院在（2013）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96号案中认定黄文富与潘贤海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并认定黄文富对潘贤海的损害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身体权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焦应富与雷卓铎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雷卓铎是否应对焦应富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劳动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以及第二百五十三条“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是承揽关系的重要特征。本案中，案外人龚盈国“以大江红木搬运工作站”的名义对外发放工作名片承接搬运工作。雷卓铎通过电话联系上龚盈国后，将涉案木头卸货工作交由龚盈国自备工具及设备（叉车）完成，其设备（叉车）以及叉车操作技术对完成该项工作起到决定性作用。龚盈国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雷卓铎按吨计算一次性支付报酬，双方之间地位平等。结合龚盈国、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四人出具的《证明》，证实其四人共同组成合伙搬运队长期对外承接搬运工作的事实，且实际上在搬运工作开始后，雷卓铎及其委托人伍健康亦未拒绝焦应富参与本次搬运工作。工作完成后，取得的报酬扣除叉车费用后由四人均分。雷卓铎委托伍健康在卸货地点监工只是指挥相关人员将木头卸载至指定的地点，并未对具体的卸货操作工作作出指示，故不能认为雷卓铎与焦应富等人之间存在人身控制、支配、从属和管理关系。因此，雷卓铎与焦应富之间的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基本特征。二审认定焦应富与雷卓铎之间形成承揽关系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至于焦应富认为本案应以本院（2013）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96号案的判决为依据对双方之间的关系作出认定的问题。如前所述，龚盈国、焦应富、贺胜彬、岑有方四人在本案当中主要依靠自己的设备（叉车）以及技术来完成工作，这一事实与本院（2013）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96号案查明的事实有所不同，两案查明的事实并非完全类同，故该案判决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法律关系的依据。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在承揽合同关系中，定作人对承揽人自身损害承担的是一般侵权责任。本案所涉的承揽工作为搬运，按其性质并不需要特别的资质。承揽人龚盈国自备工具（叉车）工作，其亦具备相应的叉车驾驶资格。此外，龚盈国与焦应富等人长期从事搬运业务，自身工作经验亦比较丰富，雷卓铎委托的监工伍健康也只是对木头的放置位置作出指示，并未对焦应富等人的具体卸货流程作出直接指挥，因此，本案中不能认定雷卓铎对焦应富等人的承揽工作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存在过失。因此，本案并没有雷卓铎应当向焦应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焦应富诉请要求雷卓铎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缺乏理据。
综上所述，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7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均成
审判员 陈 健
审判员 刘邦中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肖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