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凭民初字第32号
原告刘时宜，个体户。
委托代理人卢时周，男，1969年4月3日出生。特别授权。
被告张洪广，系南宁市振远货运部业主。
被告张德谷，系南宁市振远货运部实际经营者。
原告刘时宜与被告南宁市振远货运部、张洪广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黄建文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同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同年3月10日，刘时宜以南宁市振远货运部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向本院提出对南宁市振远货运部撤回起诉的申请，本院审查后已依法做出相应裁定准许撤诉。同年3月12日，本院以本案案情复杂争议较大，不适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为由，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在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本院依法通知张德谷作为被告参加到本案的诉讼当中。其后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米阳东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陈雪和人民陪审员卢梅燕参与评议的合议庭，于同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潘力铭出庭担任记录。原告刘时宜的委托代理人卢时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洪广、张德谷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起诉前，本院曾根据刘时宜的申请，开展了必要的诉前财产保全调查工作，亦曾作出（2013）凭民保字第16-1号民事裁定书，对刘时宜的申请担保物即案外人肖小松名下的一辆小汽车采取了查封保全措施。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时宜诉称，2012年7月5日，其与被告达成货物运输合同，由被告承运原告的一批鞋子。在运输途中，被告的运输车辆失火，将原告的92件鞋子烧毁，造成原告113750元的经济损失，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拒不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3750元。
原告刘时宜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由浙江瑞安市洋达鞋厂于2012年7月3日、4日盖章出具的划码单2份，证明涉案鞋子的总件数应当是92件，起诉状上写的鞋子件数“86件”系笔误，92件鞋子的总价值是113750元；2.瑞安市洋达鞋厂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涉案鞋子系正规厂家生产；3.落款托运人为“大岭”、开票人为“张”，并由南宁市振远货运部盖章的、编号为0007450的南宁振远托运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在2012年7月5日将92件鞋子委托南宁大岭仓储物流中心交给南宁市振远货运部运送，托运协议上注明是“南宁至东兴”，实际上应当是“南宁至凭祥”；4.证人黄斌的书面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黄斌是南宁市大岭仓储货运物流中心负责人，南宁市振远货运部曾于2012年7月5日从物流中心接走刘时宜92件鞋子，后来听说货物失火已全部被烧毁，不久刘时宜的妹夫和南宁市振远货运部的张德谷到物流中心协商，张德谷对涉案鞋子的数量与货款没有异议，黄斌还曾委托瑞安市的始发货运部向厂家查源，证实涉案鞋子总货款是113750元，发货厂家是瑞安市洋达鞋厂；5.张德谷发给刘时宜的短信1条，证明被告知道鞋子损失事实，而且有关原始单据掌握在被告手中。
对于被告张德谷于2014年3月6日向本院提交的注明托运时间分别是2012年6月15日至当年10月29日、收货人注明是“刘时宜”的23份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复印件，原告刘时宜一方认为，这些协议上均没有刘时宜的亲笔签字，证明刘时宜根本没有收到这些货物；而且，这些协议复印件中有1份编号为0088450的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此份协议与原告方向法院提供的编号为0007450的协议，除了编号不同外，其他内容完全一样，这证明了对方掌控着这些货运单据，对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于2014年3月6日就本案有关事情依法询问了被告张德谷，张德谷陈述称：其是南宁市振远货运部的实际经营老板，但当时是拿张洪广的身份证来注册了货运部的工商执照。刘时宜的确是委托了其货运部托运鞋子货物，但其不知道货物是从哪里发货过来的，其只知道货运部是在南宁的一个货运站接货后运往东兴市，但听说是到了南宁至防城的高速路上就被烧毁了；对于为什么起火的原因其是不知道的，当其到达现场后看到有消防车在那里，货物已经烧得差不多没有了，但直到目前其这一方都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该起事故的有关部门书面材料；当其到达在事故现场后，还有10件货物没有被烧毁，在将这10件货物运到东兴市而刘时宜没来接货后，其就把这些货物运到其家存放了。货物被烧毁后双方有过协商，但当时只是认可用其他批次货物的运费抵消此次货物损失，都没有对货物的损失金额进行过确认。其当时没有跟刘时宜签订这份托运协议，因为按照市场操作规则都是转运协议，没有跟当事人直接签，运货车辆也是挂靠某公司的，不是其托运部的车辆。其对厂家的出货单有异议，因为其接受委托运货发往东兴而不是发往凭祥，其对出货单上发往凭祥的这批货是不清楚的，而且刘时宜只凭出货单作为货物损失的依据，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该按照托运协议上的条款来赔偿。
被告张德谷在回答本院上述询问的同时，向本院提交了注明托运时间分别是2012年6月15日至当年10月29日、收货人注明“刘时宜”的23份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复印件。
对于被告张德谷的上述陈述，原告刘时宜认为：1.张德谷说话有矛盾，因为双方只有就货物损失金额进行了确认后，才有可能“认可用其他批次货物的运费来抵消此次货物的损失”；2.被告一方作为格式条款协议的提供者，事先并没有向原告告知和解释这些条款，原告也没有签字确认同意这些条款，所以托运协议上的格式条款根本没有成立，更不用说生效，因此被告一方根据这些格式条款来试图免除或减轻其赔偿责任是无效的；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额，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故本案被告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原告。
被告张洪广、张德谷未提交任何书面答辩状，也未出庭参加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张洪广、张德谷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其已放弃依法享有的质证、抗辩等诉讼权利。
对原告刘时宜和被告张德谷分别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认为：刘时宜提交的书证划码单、厂家营业执照和托运协议、证人黄斌书面证言、短信视听资料等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了相关的事实情节，而且其内容和形式均不违反法定要求，应予确认，但对刘时宜一方就己方证据说明涉案货物应该是发往凭祥的说法，因只有划码单一种证据上注明“广西凭祥”字样，但货物到达地并不是划码单的基本必要内容，而托运协议上注明“南宁发往东兴”，货物到达地却是托运协议的基本必要内容，所以根据两种证据的本质属性特征及形成该种证据的主要目的要求，应确认货物到达地是东兴市，因此对于刘时宜一方的上述说法，不予采信；对张德谷提交的书证23份托运协议复印件，既无法于庭审上与原件核对其真伪，也没有得到刘时宜一方的认可，所以对于张德谷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本案庭审之后，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依法依职权先后向证人黄斌和原告刘时宜本人进一步核实有关事实情节，其中黄斌陈述称：落款证明人为“黄斌”、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30日”的书面证明的确是其亲笔书写，里面反映的内容是真实的，但里面反映的瑞安那边始发货运部的法定代表人、具体地址等等情况其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有关的资料在刚刚过去的大岭物流中心搬迁过程中已经丢失；瑞安那边的货运部发货过来后，其就通知刘时宜，并根据刘时宜的要求帮忙联系货运部来拉货，所以大岭物流中心只起到仓储作用。刘时宜陈述称：其与瑞安市洋达鞋厂在生意上的合作已经有4年，但一直以来都是用电话形式与他们做生意；其在南宁大岭仓储物流中心租有一个仓库，当其在洋达鞋厂订货完毕后，洋达鞋厂即帮其联系了那边的友辉货运部运到南宁大岭物流中心，当货物运到大岭仓储物流中心后，友辉货运部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是大岭仓储物流中心根据其要求，来委托南宁振远货运部将货物运走的。
综合全案有效证据和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2年7月5日，原告刘时宜将其向浙江省瑞安市洋达鞋厂购买的总价值为113750元共计92件鞋子发货到广西南宁市大岭仓储物流中心租用的仓库后，即委托该物流中心与被告张洪广、张德谷个体经营的南宁市振远货运部签署了一份《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约定由南宁市振远托运部将收货人刘时宜的92件鞋子货物从南宁市运到东兴市，运费合计644元（但在协议上注明有“未结”字样，并在运费付款方式的月结一栏打勾），但协议在是否投保一栏是空白不签。达成托运协议后，南宁市振远货运部派车前往南宁市大岭仓储物流中心接运走了上述鞋子，后在南宁市至防城港市的高速公路上因起火事故被烧毁。其后双方曾协商赔偿事宜，因无法达成协议，刘时宜遂向本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本院认为，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刘时宜与被告张洪广、张德谷个体经营的南宁市振远货运部达成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编号为0007450），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应确认其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合同的履行地及审判管辖问题。根据本案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明确是南宁与东兴，而原告刘时宜选择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张洪广、张德谷均在本院送达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都没有答辩期内提出审判管辖异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视为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关于合同内有关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即为达到了法定要求的提醒注意合理方式。在本案中，一方面，作为有效货物运输合同的《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对是否投保一栏是空白不签的；另一方面，该协议对有关托运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七项格式化的约定，其中涉及承运人责任的条款为第四项，其内容为“因本站原因造成承托货物的损失，已保价的，按投保有关规定倍偿；未保价的，损失额不超过该件物品本段直达托运费的30倍，按实际损失赔偿；超过该件物品本段直达托运费的30倍，按最多不超过该件物品托运费的1︰10倍赔偿，原则上所赔偿金额的30%为现金赔偿，其余70%为运费冲抵”，上述作为专项规范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承运人责任的条款，不但是密密麻麻地掺杂在其余六项托运约定中间，并与其他六项格式化约定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和字体等都全部一致，而且还明显减轻了作为承运人的本案被告责任，排除了作为托运人兼收货人的本案原告的主要权利，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合同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依法应当认定涉案的货物运输合同《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第四项格式条款无效；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无效即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可确认《南宁市振远托运协议》的其他约定依然是有效的，所以对于原告关于有关格式条款无效的意见，应予采纳；对被告张德谷于庭前陈述称应按约定条款赔偿的意见，则不予采信。
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六十一条关于“货物的毁损、灭失赔偿额，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定的，可以在合同生效后就价款等事项进行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的规定，本案中的有效证据如书证划码单和厂家营业执照、证人黄斌书面证言等证据，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了原告刘时宜主张涉案货物被毁损灭失的赔偿额，以货物交付时的市场价格即出厂价113750元来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应予支持；而对被告张德谷关于“货物被烧毁后双方有过协商，但当时只是认可用其他批次货物的运费抵消此次货物损失”和“货物还有10件没有被烧毁”的庭前陈述意见，因没有任何有效证据佐证，原告亦不予认可，所以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诉前财产保全费用应由谁负担的问题。本案在进入诉讼程序以前，本院曾根据当时的申请人刘时宜的申请及其提供的有关线索，依法对当时作为被申请人的南宁市振远货运部、张洪广和张德谷的相关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但均没有取得任何合法合理的结果，因此对本案的诉前财产保全费，依法应确认由原告刘时宜负担。
被告张洪广、张德谷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此对其两人依法应当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洪广、张德谷赔偿原告刘时宜经济损失113750元。
案件受理费2756元，由被告张洪广、张德谷负担；案件诉前财产保全费1089元，由原告刘时宜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2756元（账户名称：崇左市财政局，账号：20×××1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营业室）。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米阳东
代理审判员 陈 雪
人民陪审员 卢梅燕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潘力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