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6）琼9021行赔初1号
原告王光兴，男，1955年7月4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江南社区沿江二路30号，系死者王传道的父亲，身份证号码：460025195507040016。
原告陈桂英，女，1956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江南社区沿江二路30号，系死者王传道的母亲，身份证号码：460025195605190325。
原告李祝曼，女，1984年7月7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南珠社区人民南路74-1号，系死者王传道的妻子，身份证号码：460025198407070027。
原告王靖，男，200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南珠社区人民南路74-1号，系死者王传道的儿子，身份证号码：469021200901130032。
法定代理人李祝曼，女，1984年7月7日出生，汉族，定安县定城镇人，现住该镇南珠社区人民南路74-1号，系王靖的母亲，身份证号码：460025198407070027。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友峰，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定安县公安局，住所地：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路5号。法定代表人韩运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蔡成，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治雄，定安县公安局法制办公室干警。
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诉被告定安县公安局不服行政侵权赔偿决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受理后，2016年9月5日向被告定安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友峰、被告定安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蔡成、林治雄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友峰、被告定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吴烽及被告委托代理人蔡成、林治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诉称，一、被告违法拘留王传道，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王传道家属有权就被告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索赔，并且也正是因为被告违法限制王传道自由，导致王传道在病发时无法及时送医而死亡。（一）、被告违法对受害人实施治安管理处罚、违法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侵犯家属知情权，导致王传道在病发时无法及时送医而死亡。原告李祝曼于2015年1月27日收到定安县公安局下发的《行政拘留通知书》，告知王传道因吸毒被定安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理，但随后王传道被定安县拘留所继续拘留直至王传道2015年11月26日病逝是基于何种处置措施或强制手段，原告作为家属并无从得知。被告在对王传道由拘留转化为强制戒毒的程序过程中，并没有向原告下发过任何通知或者告知，并且对于王传道强制戒毒的处理也未见任何处罚依据、处理决定、受理决定、自愿戒毒协议，原告认为依据《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告的上述行为存在明显违法情形。以上情况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并且也正是因为被告违法限制王传道自由，导致王传道在病发时无法及时送医而死亡，被告应对王传道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违法对受害人实施强制隔离戒毒的程序违法，认定受害人吸毒成瘾缺乏法定程序。被告在《国家赔偿决定书》第三页倒数第一段援引了《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作为对受害人实施行政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的处罚依据，但是，被告并未依据《禁毒法》第三十一条、《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七条所规定的，认定吸毒成瘾的三种情形依据或者委托有资质的戒毒医疗机构进行认定并出具认定报告的前置程序。故被告认定受害人吸毒成瘾事实错误、认定受害人吸毒成瘾缺乏法定程序，认定吸毒成瘾的干警缺乏相应资质，因程序上根本住违法，导致了被告实施的强制隔离戒毒处置行为违法。二、被告于2015年11月26日未及时采取急救措施，延误诊治造成王传道死亡，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五）项之规定，被告应予赔偿。王传道死亡后，在与被告协商调解及诉讼过程中，原告及代理人曾短暂观看过王传道所在的第12号监仓的视频监控，根据监控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定安县拘留所及其上级定安县公安局存在如下几点不合理、不合法的应对措施，并且也因此造成了延误诊治，直接导致王传道死亡。（一）、王传道从病症出现到最后离开监管场所长达将近两个小时，在此期间暴露了被告存在未及时采取急救措施，监管人员未到位，医务人员袖手旁观，反复请示领导同意等问题。通过监控视频展示的事实：王传道在出工后突感不舒服，于当日15:02左右请假回到监仓，于15:20左右出现肚痛症状，15:35左右出现肚痛加重情形、满地打滚，15:44左右伴随呕吐表现，随后监仓人员帮助其清理呕吐物并更换衣物，16:12左右王传道重新回到房间，直至16:52左右王传道才被送出监仓，而王传道出了监仓后，本应车程仅需五分钟的定安县人民医院，监管干警直至17:20才将王传道送抵医院急救。在此期间，并未见监管干警有何及时有效的应急方案，也未见医务人员上前采取了急救、诊疗手段，原告有理由认为事发之时，监管机关人员未到位、医务人员未履行职责实施救治，甚至在病情万分危急之时还存在反复请示领导、等待领导批字同意等非章滞后及不合理的处置手续，上述行为直接违反了《治安拘留所管理办法》、《拘留所条例》之相关规定。（二）、被告除了上述滞后的处理方式外，还存在原地等待王传道妻子来到拘留所门口后才一并前往医院这一非常不合理的处置方式，该处理方式直接让王传道错失了转瞬即逝的抢救机会~贻误了病人挽回生命的宝贵机会。综上，被告违法拘留王传道，并且在王传道病危之际未能及时、合法采取救护措施，其违法行政行为直接造成了王传道死亡的侵权结果，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四原告已依法向被告提出过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定公赔决字[2016]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处理结果，特提请贵院依法一并裁判被告强制隔离王传道戒毒违法，后贵院作出（2016）琼9021行初6号行政裁定书，告知原告应将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分别立案起诉，四原告后于2016年8月24日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定安县公安局作出的定公赔决字[2016]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判令定安县公安局向各原告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30.1285万元（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91.146万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9825万元）。
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辩称，一、在王传道被隔离戒毒期间，答辩人对其身体健康状况保持应有的注意，有两次检查其身体，且每当王传道身体不适，答辩人均及时、迅速将其送往医院治疗。2015年10月13日，王传道称其腹痛，答辩人干警将其送往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为急性胃炎。在医院采取必要的注射、服药等治疗措施后，症状得到控制，王传道回到戒毒所。2015年10月22日，答辩人再次将王传道送送往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电子胃镜检查，确定其患有慢性浅表性胃炎，医院当时也采取了治疗措施。2015年I1月l7日，答辩人安排定安江南社区医院为王传道等人员体检，根据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当天彩超检查显示，王传道肝、胆、胰、脾未见明显异常；二、王传道在身体不适时答辩人已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并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答辩人不应对其死亡承担任何责任。在王传道在定安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答辩人的纪检监察室介入调查，询问了部分被强制戒毒人员和公安干警和工作人员。在纪检监察室调查过程中，询问了王传道的同仓人员吴春和王上斌。据吴春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1月16日下午，王传道报告说其肚子疼之后，没一会时间，陈教导员（陈益平）和护士阿敏（冯秋敏）就过来看望王传道，并给其检查。过了十几分钟后，在得知王传道呕吐后，陈教导员和阿敏又再次到监仓里给王传道检查，并应王传道的要求为其购买胃药。王传道服药症状后未缓解，答辩人的干警即将王传道送往医院治疗。王上斌的证言也证实了上述过程。在定安县公安局纪检监察室对干警、工作人员的调查询问中，各工作人员陈述的事实和和前述同仓人员陈述的基本一致。以上多位不同身份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在王传道身体不适的当天，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干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并在症状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及时将王传道送医院治疗。同时，根据当天陪同王传道到定安县医院检查的冯秋敏、郑孔清陈述，在送往医院路途中，王传道形态正常，还和其妻子说话，到达医院后还可以自己走路。在医院半个小时就检查完成了，在医院期间，王传道和其妻子还一直说话，看起来形态正常。可见，从当天王传道的形态表现来看，王传道并不存在有病情危重的情况；并且，在将王传道送到定安县人民医院后，医院的医生很快就完成了对王传道的检查诊断，诊断结果初步确定其腹痛原因为胃炎，医院根据诊断结果做出了处理，开出了药方。在医院对其检查的过程中，也并未诊断出王传道有病情危重的情况。可见，答辩人在王传道出现腹痛、呕吐症状后将其送住医院治疗这一过程所采取的措施是合理、必要的，并不存在任何拖延的情形。三、关于原告起诉期间的问题，原告起诉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原告可以单独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也可一并提起，原告采取的是一并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的形式，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9条第一款，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提起行政赔偿时，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一款，原告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诉讼，王传道是在2015年11月26日去世，那么从当天起算，起诉期间应是在2016年5月26日截止。原告第一次起诉时是在2016年6月6日，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时效。
经审理查明，王传道于2015年1月27日因吸毒被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作出定（公）处罚决字〔2015〕0059号强制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于2015年2月11日被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作出定（公）强戒决字〔2015〕0002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决定将其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王传道在上述两份决定书上签名捺印，被告海南省定安县公安局亦在上述两份决定书上告知王传道有提起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提起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时限。王传道于2015年11月26日下午在定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期间腹痛，同日下午在戒毒所民警及王传道妻子即原告李祝曼的陪同下被送到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到达医院后于同日19时2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王光兴、陈桂英系王传道的父母亲、原告李祝曼系王传道的妻子，原告王靖系王传道的儿子，四原告均属于王传道的近亲属。四原告于2016年3月28日向定安县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定安县公安局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定公赔决字〔2016〕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四原告于2016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国家赔偿决定书》，确认对王传道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的行政行为违法；2、确认定安县公安局于2015年11月26日未及时采取急救措施、延误诊治造成王传道死亡的行为违法；3、定安县公安局向四原告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30.1285万元（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91.146万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9825万元）。本院于2016年8月5日作出（2016）琼9021行初6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应当分别起诉。经本院当庭对原告进行法律释明，原告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为由驳回四原告的起诉。在被本院驳回起诉后，四原告于2016年8月24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请求，本院于同日受理分立为行政诉讼案及行政赔偿案，即（2016）琼9021行初9号案及（2016）琼9021行赔初1号案。（2016）琼9021行初9号案即本案，原告请求本院判决如前述。
经审查，本院认为，四原告作为死者王传道的近亲属，系本案的适格原告。四原告认为被告定安县公安局于2015年2月11日作出对死者王传道的强制戒毒决定违法及被告定安县公安局戒毒所民警于2015年11月26日对死者王传道的监管、治疗行为违法，遂于2016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本案属于赔偿请求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情形，及案件编号的问题，经释明后，四原告不愿分案处理，本院遂驳回其起诉，随后于2016年8月24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分为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案处理。立案受理后，经本院审查，原告关于确认被告对死者王传道强制戒毒决定及被告戒毒所民警对死者王传道的监管、治疗行为违法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本院作出（2016）琼9021行初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四原告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其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从被告对死者王传道作出强制戒毒决定当日及被告戒毒所民警对死者王传道的监管、治疗行为当日算至四原告第一次起诉当日即2016年6月6日，四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即本行政赔偿案，已超过6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光兴、陈桂英、李祝曼、王靖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剑
人民陪审员 ＸＸ信
人民陪审员 陈 琳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送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