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85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政委，男，198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欣，女，197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薇，女，198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波，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龙，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洋，男，198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臻，女，198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莱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新嘉园东里一区8号楼1至2层5号商业。
法定代表人：刘洋，经理。
原审被告：北京上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4层416。
法定代表人：朱凤云，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筱非，黑龙江三维（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政委、吕欣因与被上诉人孙红薇、刘洋、王臻、北京莱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河公司）、原审被告北京上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和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62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政委、吕欣，被上诉人孙红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波、孟宪龙，被上诉人王臻及其与被上诉人刘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斌，原审被告上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筱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莱河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政委、吕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二、三项；2.孙红薇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李政委、吕欣没有滥用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本案中不存在李政委、吕欣的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公司的注册资金仅为3万元，但李政委和吕欣的实际投入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额。有些公司的营业收入虽然进入个人账户，但李政委、吕欣又全部投入了公司运营。股权转让时公司的实际财产也远远高于转让价格；（二）李政委、吕欣转让股权的行为属于正常的法律行为，并非为了逃避债务，也不属于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李政委、吕欣转让股权时，公司经营正常，有足够的设施、设备和人员力量支撑公司已经销售出的课时，不能将李政委、吕欣的行为认定为恶意逃避债务；（三）李政委、吕欣的行为与孙红薇与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公司被新股东恶意停止营业，孙红薇的相关课时完全可以正常上完；（四）李政委、吕欣的行为并没有导致公司资不抵债，不属于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即使需要对孙红薇进行退款，也应先以公司的财产进行清偿后，由相关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新股东刘洋、王臻擅自停业所致，且刘洋、王臻在微信记录中也曾明确表示要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公司债务，故若其作为股东有滥用法人主体资格的行为，应当与莱河公司一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三、对于一审法院确定的退还金额有异议。课程只是整个服务的一部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造成严重错误，恳请予以纠正。
孙红薇辩称，李政委、吕欣在庭审中向法庭陈述其经营公司期间将自己的财产用于公司经营，说明李政委、吕欣并没有通过正常的公司增资的行为，而是将个人的财产投入了公司的经营。同时李政委、吕欣在经营莱河公司时，将所收取的课程服务费全部进入个人的银行账号。一审法院审理时，莱河公司已经查无资产。涉案仅有73位进行了诉讼，其实受害人已经多达280多人。李政委、吕欣作为股东与莱河公司的财产难分你我，互为所用，正是财产混同的典型情形。现在公司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且这些债务是在李政委、吕欣经营莱河公司期间所产生。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李政委、吕欣对莱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孙红薇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同时，李政委、吕欣二人是夫妻关系，也是莱河公司的两位股东，这个公司是夫妻店的模式，在经营过程中的收款行为，有老师个人微信收款、吕欣作为园长个人收款，还有就是通过刷卡，比如金百万兴达五金建材销售公司、北京布罗尔鼓风机制造有限公司等五花八门的收款单位。在一审法院审理时，李政委、吕欣承认，这些POS机收款的账号连接的银行账户就是李政委和吕欣平常使用的招商银行卡。从上述情况看，李政委、吕欣与莱河公司的财产已经形成了混同，且经营过程中非常混乱，导致现在培训班关门，莱河公司却无法退还债权人相应的课程服务费。因此，孙红薇认可一审判决结果。
刘洋、王臻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李政委、吕欣并未如实告知刘洋、王臻莱河公司的实际状况，早教机构的关闭并非因为刘洋、王臻原因。早在李政委、吕欣经营期间，李政委、吕欣就因支付房租的原因与房屋所有权人发生矛盾，房屋所有权人和李政委、吕欣将公司及房屋使用权转出后，房东明确表示不同意王臻继续使用，导致机构被迫关闭。在早教机构关闭之后，王臻对部分账目清晰的家长进行了退费。纵观整个公司的转让，幼儿的服务费用和王臻的转让费用均由李政委、吕欣收取并归为己用，而公司债务及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却全部由没有经商经验的王臻承担，所以李政委、吕欣的行为实为逃避法律。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李政委、吕欣的上诉请求。
上和公司述称，上和公司与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没有关联,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上和公司虽然是玛尔比恩品牌的所有者，但上和公司从未授权莱河公司代理业务，未与其签署过相关合同，莱河公司也没有以上和公司的名义与孙红薇签署服务协议，而是以莱河公司自己的名义签署的服务协议，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莱河公司自行承担。李政委、吕欣仅对一审判决中权利义务承担有异议，上和公司与上诉案件诉争的权利义务承担无关。玛尔比恩是商业品牌，不是法人，上和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依法维持。
莱河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孙红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孙红薇与莱河公司之间签订的《玛尔比恩课程服务协议》；2.上和公司、莱河公司、刘洋、王臻、李政委和吕欣连带返还孙红薇课程服务费8100元：3.上和公司、莱河公司、刘洋、王臻、李政委和吕欣连带赔偿孙红薇违约金16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莱河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注册成立，住所及经营地点均为承租的北京市朝阳区朝新嘉园东里一区8号楼1至2层5号商业，注册资本为30000元，成立之时的股东为李政委和吕欣，二人为夫妻，李政委为法定代表人。
2016年3月2日，孙红薇作为甲方与莱河公司（乙方）签订了《玛尔比恩课程服务协议》，约定由莱河公司为孙红薇之子提供“帕特鲁半日班”课程培训，包括六个月帕特鲁，起始时间均为2016年3月7日，结束时间均为2016年9月7日，服务费金额为17280元，折扣后应付金额10080元。协议签订后当日，孙红薇通过信用卡刷卡交纳了10080元，莱河公司出具了收据。
2016年5月11日，吕欣、李政委作为一方，与刘洋、王臻签订了《转让协议》，将莱河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与刘洋、王臻，2016年5月19日莱河公司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新的股东为刘洋、王臻，二人为夫妻，刘洋为董事长。
2016年7月13日，莱河公司经营的玛尔比恩东坝店因与房屋所有权人的纠纷而停止经营。此后，孙红薇就未履行的课时费等问题多次与刘洋、王臻、吕欣、李政委商谈未果。因停止经营，目前有70余位学生家长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退还相关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
在李政委和吕欣经营莱河公司期间，收取报名费等款项经常汇入吕欣二人指定的账户，或通过微信等方式直接由二人自行收取，吕欣、李政委自述也时常自己投钱给公司购买物品等。王臻和刘洋在成为股东以后，也未建立独立的公司财务运行制度。
另查，上和公司并未参与玛尔比恩东坝店的经营管理，孙红薇称莱河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也未对此主张举证。
一审法院认为：孙红薇与莱河公司之间签订的《玛尔比恩课程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孙红薇向被告交纳了费用，莱河公司即应按照双方约定为孙红薇提供相应的服务，现莱河公司因自身原因无法正常经营，导致孙红薇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孙红薇起诉要求解除双方合同关系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合同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合同的内容变更为莱河公司为孙红薇子女提供六个月的课程服务，经确认莱河公司在2016年7月13日停止经营，故应退还孙红薇2016年7月13日至2016年9月7日的费用，具体数额由一审法院依照合同确定。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李政委、吕欣作为莱河公司的股东，二人为夫妻关系，在经营过程中财务管理混乱，案件审理中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经营期间莱河公司的财务报表、账户信息及交易记录等，结合孙红薇提交的POS机刷卡小票及交易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莱河公司未建立独立账册及财务运行制度，吕欣、李政委作为公司股东与莱河公司的财产混同，该行为导致莱河公司的经营收入被侵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转出公司股权时对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等进行明确告知，其在收取费用且未履行完合同义务的情形下将股权转出，涉嫌逃避债务，影响到孙红薇利益，故孙红薇主张吕欣、李政委对莱河公司在其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双方合同并无违约责任的约定，孙红薇主张违约金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上和公司与孙红薇并无合同关系，孙红薇起诉上和公司属于主体不适格，对其该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孙红薇与莱河公司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二、莱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孙红薇培训费3068元；三、李政委、吕欣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孙红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莱河公司、李政委、吕欣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李政委、吕欣提交如下证据：1.早教中心照片若干，证明前期对于莱河公司投入巨大；2.玛尔比恩品牌其他早教中心的价目表，主张早教课程与其他活动的收费比例应当参照该价目表进行定价。孙红薇、王臻、刘洋均认为早教中心的照片不属于新证据，亦与本案纠纷无关联性，不认可价目表的证明目的。上和公司认为涉案纠纷与该公司无关，该公司与莱河公司无任何关系，莱河公司提交的价目表亦与莱河公司的早教培训课程定价无关。
李政委、吕欣在本院陈述：收取的服务费主要通过吕欣的个人账户收取。通过其他商户收取的服务费亦与吕欣的个人账户关联。个别服务费曾通过公司账户入账。莱河公司的财务往来出于经营方便和客户方便大部分没有使用公司账户。莱河公司经营早教课程场所的租赁合同系李政委个人与房东签署。吕欣个人主张其与李政委离婚，根据二人约定，涉案债务应由李政委承担。
李政委、吕欣、刘洋、王臻均认可目前公司的财产主要是账户上的400多元人民币、早教培训班的教具、家具等资产。李政委、吕欣称莱河公司可以独立承担责任，但就此未能提供证据，亦未能向本院提交莱河公司的账册等材料。刘洋、王臻不同意李政委、吕欣主张莱河公司可以独立承担责任的意见并称自莱河公司转让时李政委、吕欣即未能交接该公司账册，至今二人亦未见过公司账册，刘洋、王臻对自己经营时期收取的部分服务费已经退费。孙红薇一方则坚持要求李政委、吕欣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和公司认为自己与本案纠纷无关，同意一审判决结果。
另，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2016年5月19日，莱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吕欣变更为刘洋。一审法院认定莱河公司成立之时李政委为法定代表人,表述有误，应为吕欣,本院予以更正。2016年5月19日，莱河公司的董事、经理由吕欣变更为刘洋，监事由李政委变更为王臻。吕欣、李政委陈述及吕欣提交的法院调解书显示，吕欣、李政委于2017年1月22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刘洋、王臻于一审中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显示，甲方（出租方）杨晓东与乙方（承租方）李政委于2014年7月13日签订该租赁合同，约定“甲方所属朝阳区朝新嘉园东里一区8号楼1至2层5号商业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承租该房屋的租赁期限为6年，自2014年7月14日起至2020年7月13日止”，“（乙方）如需转租须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刘洋、王臻于一审中提交莱河公司账户明细显示，自2014年10月14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共发生过7笔资金入账，总金额为42300元，至2016年3月20日的余额为494.32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收据、账户明细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孙红薇与莱河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孙红薇支付服务费用，莱河公司提供上课等服务，现莱河公司经营的玛尔比恩早教培训班已经不能上课，孙红薇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不持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涉案合同解除后，一审法院判决莱河公司就孙红薇未接受服务的部分退还服务费亦无不当。
结合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政委和吕欣应否对莱河公司向孙红薇退还服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二、退还服务费的数额是否适当。
一、李政委和吕欣应否对莱河公司退还服务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公司人格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公司财产独立、公司责任独立、公司存续独立等方面。当公司股东的行为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孙红薇诉请李政委、吕欣、刘洋、王臻对莱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实质是认为莱河公司对涉案债务已经不具备独立承担清偿责任的能力，主张就该笔债务的清偿由股东与莱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第一，关于公司财产的独立性问题。在吕欣与李政委经营期间莱河公司出现了法人人格形骸化的情形。根据本案情况、吕欣与李政委的陈述及本院同期受理的其他案件审理情况可知,在吕欣、李政委经营期间莱河公司的主要财务往来、收取的大部分服务费均未使用公司账户，而是使用吕欣的个人账户。莱河公司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与其营业状况严重不符。吕欣、李政委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能向法院提交二人经营期间莱河公司的财务报表、账户信息及交易记录等。故本院难以认定在李政委、吕欣经营期间，莱河公司存在与该二股东财产清晰可辨、可归公司独立支配的公司财产，亦难以认定莱河公司存在独立于股东个人身份的财务运行制度。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莱河公司与吕欣、李政委个人财产混同，李政委、吕欣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程度的问题。如前所述，李政委、吕欣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损害了众多债权人的利益，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除本案外，本院同期受理的与孙红薇诉求相似的另有七十多起案件，均为吕欣、李政委经营莱河公司期间与莱河公司签订教育服务合同，因莱河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而诉请解除合同并退还服务费。故涉及莱河公司退还服务费的纠纷众多，涉及人数众多，总体需退还服务费数额较大，与目前证据所显示的莱河公司的偿还能力形成较大差距。
第三，关于莱河公司对外承担债务的能力。在实行有限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公司资本作为公司对外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最低担保，对公司债权人至关重要。如果公司具备足够的资产清偿债务，债权人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护，则不存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目前莱河公司资产仅为账面494.32元，以及一些教具、家具等资产，本院难以认定莱河公司对涉案纠纷具备独立偿还的能力。另,涉案纠纷发生的时间仅在吕欣、李政委转让莱河公司后的3个月左右，李政委与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亦对本案涉案合同的履行与否产生决定性影响。综合上述情况，同时考虑同期案件的情况，本院难以认定莱河公司具备独立偿还债务的能力。
综上所述，根据吕欣、李政委经营莱河公司期间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对外承担债务的能力、涉案债务及同期案件的情况，本院认定李政委、吕欣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二人应对其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与莱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再次，关于李政委、吕欣是否均应对莱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在莱河公司注册成立及转让前的经营期间，吕欣、李政委二人既是仅有的两名股东，亦系夫妻关系。涉案债务产生时，二人亦系该公司的股东及夫妻。如前所述，吕欣、李政委应当对二人经营期间，莱河公司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因吕欣、李政委彼时系夫妻关系，故该债务亦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虽吕欣主张二人已经离婚，但该意见不能形成对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有效抗辩。二人之间离婚时对于债务分配的约定亦不能对抗孙红薇。故李政委、吕欣应当共同对涉案债务与莱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莱河公司的现股东刘洋、王臻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个别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引起的法律纠纷导致公司人格否认的法律后果仅及于该股东，但并不影响其他股东的有限责任。涉案债务产生时，王臻、刘洋并非公司股东，其对该笔债务的形成以及莱河公司不能清偿该笔债务并无过错。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吕欣、李政委上诉称刘洋、王臻应承担连带责任，其亦不能就刘洋、王臻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致使孙红薇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事实进行举证，故本院对吕欣、李政委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二、涉案服务费的退还数额是否适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涉案合同没有对早教课程与早教中心提供的其他活动的收费价格及比例进行明确约定，收据上亦未有此约定。李政委一方主张按其他培训机构的价格比例予以退费缺乏合同依据，且孙红薇亦不予认可。李政委、吕欣亦不能提供相对普遍的市场价格或者政府定价、指导价。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及同期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酌定的数额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政委、吕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吕欣、李政委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建刚
审 判 员 杜丽霞
审 判 员 解学锋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唐大利
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