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1民初14860号
原告：栾某1，女，1943年6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丽芬，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女，1939年3月1日出生
被告：栾某2，男，1990年12月27日出生
被告：栾某3（栾某2之姑姑，兼栾某2的委托代理人），1966年11月14日出生
原告栾某1与被告栾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期间，被告栾某4死亡，法院依法追加栾某4的法定继承人杨某、栾某3、栾某2为本案被告。栾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芬和被告杨某、栾某3（兼栾某2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栾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依法分割北京市东城区×号栾某4与高某共同共有的房屋的拆迁利益的四分之一份额。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与栾某4系兄妹关系，诉讼期间栾某4去世，被告杨某、栾某3、栾某2均是栾某4的法定继承人。原告父母分别是栾某5、高某。1991年1月12日原告的父亲栾某5去世，未留有遗嘱。后栾某4找到原告协商，要求原告将户口迁入东城区×号，这样栾某4自己执笔书写了一份栾某5的遗嘱，该遗嘱原告没有签字，而是由栾某4的妻子代原告签的名，原告拿着该遗嘱办理了迁户手续。2002年原告与栾某4及母亲高某共同到公证处办理了遗嘱继承公证，三人均在公证处签字认可，目的也是为了办户口和分房产证。根据继承公证书，原告取得了四间房屋的产权，栾某4和母亲高某取得了5间房屋的共有产权证。关于赡养被继承人方面，原告刚参加工作时，每月都要将工资的一半寄给家里。虽然在照顾老人方面原告没有栾某4的妻子照顾的多，但原告也照顾了。父母生前住院都住在原告所工作的医院，老人的生活费及医疗费都是原告支付。原告每月给老人买吃的，下班后陪伴老人，也帮老人洗过衣服。2000年原告退休后虽又返聘，但原告返聘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出国，所以原告必须要挣钱，原告返聘一直工作，不能说原告没有照顾老人。这么多年来，栾某4一家与母亲高某共同居住，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住房，只能住在母亲家。综上，母亲高某去世后，高某与栾某4共同共有的房屋属于高某的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原告应依法继承。继承公证书和原告取得的产权证是合法有效的，该公证书和原告取得的产权证在没有其他判决撤销的情况下仍是合法有效的，况且原、被告双方对此都是认可的。因此，原告取得的四间房屋的产权与本案无关。
被告栾某3、栾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负担。此案原告曾起诉过一次，法院开庭审理后原告又撤诉，之前的案件已经有了定性。关于栾某5的自书遗嘱和公证书的问题，公证书是证明遗嘱的，在上一个案件中栾某4已把遗嘱的来源说的很清楚。当时×号面临拆迁，是原告要将户口迁入，由前门派出所的片警给原告出的主意，用写遗嘱方式进行操作，这样由栾某4自己执笔书写一份栾某5的自书遗嘱，由于原告上班没时间，就由栾某4之妻杨某替原告签的名，后在派出所门口将该遗嘱交给原告，由片警负责操作，将原告户口迁入。一年多后，原告、栾某4、高某三人持栾某5的自书遗嘱到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时，都在公证处签字认可，因此该公证书是合法有效的。在照顾被继承人方面，原告1968年毕业被分配到甘肃工作，1970年结婚，有了孩子之后一直由栾某4帮助照顾。1998年原告退休后又返聘三年，2001年又承包私立医院一年。原告自退休到高某去世一直在上班，被继承人生病住院原告都未请假，更未陪伴老人居住过。被告认为，谁尽赡养义务多，谁就应多分遗产，谁照顾的少就应少分，这是法律规定。现原告已经得到4间房，占了40%的份额，高某去世后，还要再继承高某的份额，最终原告得到的份额比尽义务多的栾某4还要多。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某辩称，栾某4是杨某的丈夫，上次开庭时，栾某4该说的都说了，栾某4在栾某5去世后，自己写了一份栾某5的遗嘱，该遗嘱上原告的签名确实是由杨某代签的，其他的杨某不补充了。栾某4上次开庭回去后就被气死了，房子也被拆了，现什么都没有了。被继承人在世时对房子都说的很清楚，这些年伺侯被继承人都是栾某4和杨某。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栾某1向法院提交了被继承人高某的死亡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前门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户口本复印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房屋档案材料，产权证。杨某、栾某3、栾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栾某2向法院提交了天桥派出所的证明，证明栾某4之子栾某6于2000年8月15日死亡注销户口，栾某6与其妻共生有一子栾某2。栾某1对栾某2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本院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位于东城区（原崇文区）×号房屋9间，产权登记在栾某5的名下。1992年9月4日栾某5死亡注销户口，未留有遗嘱。栾某5与其妻高某共生有二个子女，栾某4、栾某1。多年后，栾某1为了将其户口迁入×号，由栾某4执笔书写了一份栾某5的自书遗嘱，内容：“我和我的老伴高某身前只有一儿一女，儿子栾某4，女儿栾某1，居住在崇文区罗家井14号，此处全院房屋产权为我个人私有，现因我年迈已高，又有重病在身，为料理好后事，特请我妻弟高少卿在场院做证，待我百年之后，将罗家井×号房屋产权按排给我的家属分别继承，今由我儿代笔，立嘱如下：一、房契中除东、西四间房之外的其它部分产权由我妻和儿子继承，我妻百年之后由我儿全部继承。二、房契中东房两间、西房两间由我女儿继承产权。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落款：加盖了栾某5的印章，高某签名，栾某4盖章，栾某4之妻杨某代栾某1签名”。
2002年9月6日，高某、栾某4、栾某1三人持栾某4书写的栾某5的自书遗嘱共同到北京市崇文区公证处（现变更为信德公证处）办理了遗嘱继承公证，同年9月9日，该公证处出具（2002）京崇证内民字第1502号公证书，内容：“查，产权人栾某5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死亡。生前与配偶高某在北京市东城区×号有房产九间（以栾某5名义登记）。死者生前立有自书遗嘱。栾某5的自书遗嘱经其配偶高某、子女栾某4、栾某1三人确认，该遗嘱属于栾某5本人所写，其内容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上所盖的栾某5的印章真实无误。现其继承人同意按遗嘱内容继承。根据其遗嘱内容，死者栾某5名下的上述房产中1号北房一间、3间北房二间、4号北房一间、5号北房一间由其配偶高某、儿子栾某4二人共同继承；2号西房二间、6号东房二间由其女儿栾某1继承”。栾某1根据该公证书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取得2号房二间、6号房二间（建筑面积43平方米）产权。2005年10月8日，高某、栾某4取得了5间房屋（建筑面积71.3平方米）的产权，高某和栾某4平均共有。2012年2月18日高某去世，未留有遗嘱。2016年11月10日栾某4去世，未留有遗嘱，栾某4与其妻杨某共生有二个子女，栾某6、栾某3。1994年栾某6先于栾某4去世，栾某6与其妻共生有一子栾某2。
另查，东城区×号于2014年开始进行搬迁补偿工作，在此过程中，栾某1与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就如何补偿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未能签署搬迁补偿协议。2016年8月3日，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将涉案房屋所在院落整体拆除。2016年8月26日，栾某1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北侧一间房屋恢复原状，拆除围档、恢复道路通行。法院经审理认为，恢复原状在客观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经本院释明，栾某1仍坚持其诉讼请求，故栾某1要求恢复原状并恢复通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11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1民初1680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栾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位于东城区×号房屋9间产权登记在栾某5的名下，该房产系栾某5与其妻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1992年9月4日栾某5死亡注销户口，未留有遗嘱。多年后，栾某1为将户口迁入该房屋，由栾某4执笔书写了栾某5的自书遗嘱，栾某1亦持该遗嘱办理了迁户手续。后栾某1、栾某4、高某三人在明知该遗嘱系伪造的情况下，仍持该遗嘱到公证处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并依该公证书各自取得了房屋的产权。由于栾某5的自书遗嘱系伪造的遗嘱，故该遗嘱无效，根据伪造的遗嘱取得的继承公证书亦无法律效力，故位于东城区（原崇文区）×号房屋9间仍系栾某5与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现栾某5与高某均已去世，该房产系二人的遗产。由于栾某5与高某所遗房产已于2016年8月3日全部拆除，该遗产房屋获取的拆迁利益尚未确定，故栾某1要求依法分割东城区×号栾某4与高某共同共有的房屋的拆迁利益的四分之一份额，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可待栾某5与高某所遗的上述房产实际取得拆迁利益后，另案诉讼。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栾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栾某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王秀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马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