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1）亳民二终字第00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井股份公司）。住所地：亳州市古井镇。
法定代表人：余林，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井销售公司）。住所地：亳州市古井镇。
法定代表人：刘敏，该公司董事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尘，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邦印，市民。
委托代理人：张林，安徽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范兆鹏。
上诉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井股份公司）、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井销售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10）谯民二初字第00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古井股份公司、古井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扬尘，被上诉人刘邦印的委托代理人张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范兆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00年，香港利之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利之来公司）与古井股份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0000元，实缴资金人民币2934000元，2001年11月21日刘邦印与利之来公司因投资款一事产生分歧并提起诉讼，于2002年10月18日刘邦印申请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利之来公司在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价值人民币900000元的股权，2003年5月19日，古井股份公司给刘邦印出具了“待刘邦印先生对该股权完全解除财产保全的法律手续，原野太阳饮料酒公司办理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完毕，并取得有关法律手续后，即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后，我公司全部执行完毕原《股权转让协议》”的承诺函，刘邦印撤回了起诉。2003年刘邦印代表利之来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受让方古井股份公司（乙方），成都捷程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丙方）签订了关于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D条：三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将其对野太阳公司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和丙方，鉴于野太阳公司在经营运作中发生股权增值，三方同意以野太阳公司2002年度审计的净资产即以360万元为基数计算，其中（甲方）股权价值人民币1200000元，乙方股权价值人民币2400000元。乙方受让甲方在野太阳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75%（即人民币900000元），丙方受让甲方股权转让价款的25%（即人民币300000元）。古井股份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三十天内，首期以人民币300000元汇入利之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下余人民币600000元转让价款由古井股份公司另行出具承诺函，交割时间双方另行商定，其中300000元以野太阳牌系列白酒折价抵偿，剩余的300000元以现金支付。古井股份公司和成都捷程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款人民币1200000元中含利之来公司在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出资款人民币134000元，该款经刘邦印与古井股份公司协商，并由刘邦印提供财产担保，古井股份公司同意将该款并入古井股份公司所受让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00000元中，由古井股份公司支付该款。2003年7月17日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变更为安徽古井野太阳酒业销售公司。2003年3月3日刘邦印向古井股份公司提供了个人帐户，分别于2003年5月7日、7月7日汇给刘邦印款人民币600000元，汇款用途为股权转让。2003年7月7日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向古井股份公司财务部申请代扣刘邦印欠其公司欠款人民币43864元并得到刘邦印许可，刘邦印委托古井股份公司财务部将下余款人民币256136元转至财务二科太和古井酒行帐户，财务二科系古井销售公司的财务部门，该部门于2003年5月19日、7月10日、7月28日、12月10日、12月15日、12月24日六次（两次代运，四次自提），由第三人范兆鹏拉走价值381488元古井系列酒。范兆鹏给古井销售公司出具了字据：“我接受刘邦印委托全权处理古井业务，以上产品我已全部收到。特此证明。太和古井酒行有限公司范兆鹏。”对该字据刘邦印不予认可。太和古井酒行有限公司是刘邦印拟设立，实际并未成立该公司。
另查明，2005年5月8日，利之来公司以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捷程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三人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称聘请的管理人员与古井股份公司恶意串通，在利之来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董事会决议，并向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了变更公司名称等事项的申请，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不尽审查义务，在申请文件明显虚假的情况下，作出了核准变更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要求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利之来公司仅提供2003年4月23日之前的注册登记情况，不能证明2005年4月26日起诉时其公司是否存在及年检情况而驳回其起诉。
原审认为，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是由利之来公司与被告古井股份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利之来公司给原告出具的出资证明及被告古井股份公司向古井集团公司的请示中均认可了原告刘邦印个人出资人民币800000元的事实。事后在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00000元时，被告古井股份公司亦是向原告刘邦印支付的，刘邦印是90万元的股权受让人，故原告刘邦印作为实际出资人和股权受让人有权向被告主张给付诉争股权转让款。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致函古井股份公司财务部代扣刘邦印个人欠其在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的人民币43864元，刘邦印同意后，古井股份公司给予了代扣，古井股份公司亦认可下余300000元系刘邦印个人投资款，代扣后仍剩余人民币256136元作为股权转让款，依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作为受让人的被告古井股份公司应将该款给付原告刘邦印。被告古井股份公司已依原告的委托书将剩余股权转让款256136元转至被告古井销售公司（财务二科），被告古井股份公司已完成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原告要求其承担付款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对该项诉讼请求不子支持。古井销售公司辩称，已将同等价值的酒发至太和古井酒行，履行了付款义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发给第三人范兆鹏价值256136元古井系列酒是经原告刘邦印授权或委托。对于原告刘邦印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亳行初字第05号行政裁定书已确认：利之来公司2005年4月26日以后是否存在及年检检况，无法对利之来公司主体资格进行认定。本院认为香港利之来公司已不存在，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对于经济损失，原告要求以本金256136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七厘计算总计84个月150607元（2003年7月7日至2010年7月7日止）。本院认为应以同期银行存款月息三厘计算较为合适，总计65456元（256136×84个月×3厘／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邦印人民币256136元，赔偿经济损失65456元，共计321592元。二、驳回原告刘邦印对被告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第三人范兆鹏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01元，由被告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负担6124元，原告刘邦印负担277元。
上诉人古井股份公司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刘邦印不是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的股东，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无权以个人名义基于股权转让提起诉讼，一审应驳回刘邦印的起诉。
2000年，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只有古井股份公司和利之来公司，公司登记机关也从未将被上诉人刘邦印变更为股东。2003年，古井股份公司与利之来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部分股权时，转让方是利之来公司而非被上诉人个人，被上诉人的身份仅是授权代表而非股东。古井股份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各期股权转让款均是基于被上诉人系利之来公司授权的全权代表身份，其实质是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向利之来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不是向被上诉人个人支付某种款项，而一审法院曲解、混淆了这个事实，导致认定事实完全错误。
二、一审法院认定叶鹤松向古井集团公司的请示中认可被上诉人刘邦印个人出资800000元的事实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古井股份公司己认可在被上诉人举证的“关于安徽野太阳酒饮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请示”中所涉及到的被上诉人刘邦印个人出资80万元这一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所举证的该请示实际上是叶鹤松个人的推测，并不是公司对外的意思表示。在叶鹤松所写的个人请示文字中已明确表示“刘邦印己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利之来公司，要求对其与利之来公司之间的投资争议进行确权。”，同时，在叶鹤松所写的请示最后明确显示如被上诉人刘邦印有法律依据，可以视为刘邦印个人的投资。但是，在被上诉人刘邦印起诉利之来公司的诉讼中，法院并没有对刘邦印与利之来公司之间的投资争议进行确权。一审法院认定刘邦印接受古井股份公司转让款的事实应认定为古井股份公司认可刘邦印是该股权转让款的受让人实属认定事实错误。
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古井销售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一、被上诉人刘邦印不是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的股东，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无权以个人名义基于股权转让提起诉讼，一审应驳回刘邦印的起诉。
2000年，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只有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井股份公司”）和利之来公司，公司登记机关也从未将被上诉人刘邦印变更为股东。2003年，古井股份公司与利之来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部分股权时，转让方是利之来公司而非被上诉人个人，被上诉人的身份仅是授权代表而非股东。古井股份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各期股权转让款均是基于被上诉人系利之来公司授权的全权代表身份，其实质是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向香港利之来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不是向被上诉人个人支付某种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错误。
二、一审法院认定叶鹤松向古井集团公司的请示中认可被上诉人刘邦印个人出资800000元的事实实属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法院认为，古井股份公司己认可在被上诉人举证的“关于安徽野太阳酒饮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请示”中所涉及到的被上诉人刘邦印个人出资80万元这一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所举证的该请示实际上是叶鹤松个人的推测，并不是公司对外的意思表示。在叶鹤松所写的个人请示文字中己明确表示“刘邦印己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香港利之来公司，要求对其与利之来公司之间的投资争议进行确权。”，同时，在叶鹤松所写的请示最后明确显示如被上诉人刘邦印有法律依据，可以视为刘邦印个人的投资。但是，在被上诉人刘邦印起诉香港利之来有限公司的诉讼中，法院并没有对被上诉人刘邦印与香港利之来有限公司之间投资争议进行确权。一审法院仅从一个员工推测性的语气中来判决认可古井股份公司认可被上诉人刘邦印个人出资80万元的事实实属认定事实错误。
三、一审法院认为古井股份公司向被上诉人刘邦印支付股权转让款就是认可被上诉人刘邦印是股权受让人实属认定事实错误。
古井股份公司向被上诉人刘邦印支付转让款并不是认可刘邦印的股东身份或者股权受让人地位。利之来公司己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授权刘邦印全权代表其公司进行经济活动并承担其法律后果。刘邦印接受古井股份转让股份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代表利之来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古井股份公司与刘邦印在该股权转让中的行为应视为是古井股份公司与利之来公司的交往行为而不是与刘邦印的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刘邦印接受古井股份公司转让款的事实应认定为古井股份公司认可刘邦印是该股权转让款的受让人实属认定事实错误。
四、古井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付款义务己全面履行完毕。
被上诉人与古井股份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古井股份公司应向利之来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00000元，作为利之来公司授权代表的刘邦印代表该公司收到古井股份公司汇款600000元，经刘邦印同意代其支付欠款43864元，下余股权转让款256136元古井股份公司己按照刘邦印的委托书将该款挂至太和酒行账户上，后上诉人将同等价值的酒发至太和酒行，以此履行了付款义务。且太和酒行是刘邦印拟作为法定代表人设立的，故古井股份公司的付款义务己履行完毕，与上诉人亦没有任何关系。
被上诉人刘邦印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有充分证据证实，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要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邦印是否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刘邦印提起诉讼的依据是利之来公司转让在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的股权时签订的关于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古井股份公司受让利之来公司在野太阳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75％（即人民币900000元），故接受该900000元的权利人应当是利之来公司。利之来公司（甲方）与古井股份公司（乙方），成都捷程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丙方）签订关于安徽野太阳饮料酒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时，刘邦印是利之来公司的代理人。协议签订以后，古井股份公司于2003年5月19日，给刘邦印出具承诺函：待刘邦印先生对该股权完全解除财产保全的法律手续，原野太阳饮料酒公司办理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完毕，并取得有关法律手续后，即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后，我公司全部执行完毕原《股权转让协议》。古井股份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并没有认可刘邦印是股权转让款的继受人，而是承诺“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后，我公司全部执行完毕原《股权转让协议》。”因此，不能认定刘邦印是股权转让的权利人，故不能认定刘邦印取得对因受让股权的古井股份公司的诉权。古井股份公司在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00000元时，虽然亦是向刘邦印支付的，仍不能因此推定刘邦印对古井股份公司具有诉权。一审认定“刘邦印是90万元的股权受让人，”没有事实依据。一审认定“故原告刘邦印作为实际出资人和股权受让人有权向被告主张给付诉争股权转让款”没有考虑到如果利之来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必然导致在刘邦印与利之来公司之间需要确认权利主体。且2005年5月8日，利之来公司以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捷程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三人向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称聘请的管理人员刘邦印与古井股份公司恶意串通，在利之来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董事会决议，并向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了变更公司名称等事项的申请，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不尽审查义务，在申请文件明显虚假的情况下，作出了核准变更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要求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从利之来公司的行政诉讼中，已表明对刘邦印为代理人与古井股份公司、成都捷程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认可，对于利之来公司应当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利之来公司没有明确表示将权利转让给刘邦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古井股份公司的履行行为认定刘邦印取得对古井股份公司的诉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认为“对于原告刘邦印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亳行初字第05号行政裁定书已确认：利之来公司2005年4月26日以后是否存在及年检检况，无法对利之来公司主体资格进行认定。本院认为香港利之来公司已不存在，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亳行初字第05号行政裁定书虽然认为“无法对利之来公司主体资格进行认定”，但并没有作出利之来公司已不存在的结论，即使利之来公司不存在，对于利之来公司的债权、债务也应由利之来公司的投资人进行清算，刘邦印并不是清算主体，一审作出“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结论亦无法律依据。故原审受理刘邦印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10〕谯民二初字第0018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邦印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雷 晨
审 判 员 苏维丽
代理审判员 陈 芹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韩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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