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5民终18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爱青，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军，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传勇，男，196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枝江市，现住枝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于运福（系徐传勇之妻），住枝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先林，枝江市中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
法定代表人：时小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为民，男，系该村治保主任。
上诉人徐爱青因与被上诉人徐传勇、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孙家港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8）鄂0583民初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6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爱青的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8）鄂0583民初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传勇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徐传勇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在徐传勇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其拥有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2.徐爱青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对争议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一审判决书未罗列证据、未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也未对上述证据的效力进行法律上的认定，所以，本案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3.徐传勇提起确权之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4.徐爱青在2005年合法取得了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的事实已经发生，土地流转的合法手续已经完成，应认定徐爱青是争议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享有者。
被上诉人徐传勇辩称，1.徐传勇与孙家港村委会于1997年10月二轮土地延包时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405019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30年，期间未出现法律规定的收回、调整、互换、转让、自愿交回及其他解除承包合同涉及变更经营权的情形，孙家港村委会又将争议土地重复发包给徐爱青，违反了法律规定，徐爱青与孙家港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徐传勇对该争议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徐传勇在一审中提交了承包合同等一系列证据足以证实其拥有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徐爱青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证据证实的理由不能成立。3.本案是物权请求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徐传勇提起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家港村委会辩称，根据当时政策，1997年至2005年之前，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徐传勇。孙家港村委会在2005年核实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没有与徐传勇取得联系，也没有取得徐传勇的同意，即将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了徐爱青。
徐传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10月与徐传勇签订的5.15亩（现为“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二块土地，合计3.93亩）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徐传勇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徐爱青于2005年10月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涉及这二块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徐爱青协助变更过户给徐传勇；2、徐爱青赔偿损失19055.63元（含318国道扩建占地补偿费2699元、2014年至2017年共4年时间地力保护补贴1545.2元、五年的直补1673.43元、2015年8月至2017年12月维权误工费4050元、诉讼代理费6050元、打字复印费426元、交通费2612元，起诉时为16677.3元，开庭时变更为此）。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徐世汉是徐传勇、徐爱青的父亲，徐传勇系长子，徐爱青为三子。1997年二轮土地延包前就已分家，徐爱青当时未婚，随其父徐世汉生活。徐传勇成家另立门户。1997年10月，孙家港村原五组重新分配承包地，徐传勇一家分得“港头子”3.08亩、“下横路”2.07亩二块地，共5.15亩。徐世汉、徐爱青一家只分得3.43亩。1999年承包合同书将土地打折，徐传勇承包土地合同面积为4.36亩，徐世汉为2.92亩。1999年下半年，徐传勇外出打工，其妻鲜于运福在七星台镇上学校当老师，其家庭承包的土地由父亲徐世汉耕种。2000年，上述三块土地的承包户主为徐世汉。2001年承包户主改为徐爱青，承包人口为2人，承包面积为7.3亩。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时，户主又改为徐世汉，面积又打折为5.26亩。2005年依法完善二轮土地延包时，承包方是徐爱青，并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经营权证上“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二块土地，合计3.93亩，原在1997年时为徐传勇的土地，是本案争议土地。徐传勇自2000年后再未交纳过任何提留款及其他土地方面义务，匀由徐世汉、徐爱青名义交纳。徐世汉现随徐爱青生活。徐传勇申请土地仲裁，土地仲裁部门以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徐传勇的申请后，徐传勇提起本案诉讼。徐传勇、徐爱青对上述事实无异议。
一审判决还认定，徐爱青提供了二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编号为枝江集建（1992）字第0908210，是徐爱青自己的，另一份编号为枝江集建（1992）字第0908211号，名字处已被撕毁。徐爱青说明后一份使用证实为徐传勇的，说明徐传勇的宅基地已由徐爱青合法占有。但因新建村便民服务中心，徐传勇于2015年11月25日收到占地（宅基地）补偿款12697元。在诉讼中，徐传勇作出承诺：如果法院判决本案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徐传勇享有，徐传勇自愿同意在2028年12月31日前继续由徐爱青代耕，此期间如遇国家进行土地征收，利益由徐传勇享有，但代耕期间农田直补、青苗补偿费由徐爱青享有。
一审法院认为，1997年10月二轮土地延包时，徐传勇与孙家港村民委员会签订“港头子”、“下横路”二块土地（原合计为5.15亩，现为3.93亩）的承包合同，徐传勇即取得了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决定的。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此土地流转过户给徐爱青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果合法有效，就应当驳回徐传勇的诉讼请求；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则应当将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判归徐传勇所有。由于本案中没有书面合同或其他有力证据，导致事情真伪不明。这就涉及谁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谁由于没有举证而承担败诉的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徐传勇已经完成举证；依照该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徐爱青应当对如何合法流转过户进行举证，因其未能提供有力证据，故该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户给徐爱青没有依据，依法应当返还。徐传勇在诉讼中作出承诺：再由徐爱青耕种至2028年12月31日。由于徐传勇与徐爱青系亲兄弟，大家庭内部纠纷本身较为复杂，时间也久远，为了使案件尽量公正合理，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应考虑徐传勇的承诺情节。
关于徐爱青辩称的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一般适用债权纠纷，不适用本案的物权领域纠纷问题。徐爱青辩称，徐传勇将宅基地上的房屋卖给了徐爱青，以及徐爱青持有编号为枝江集建（1992）字第0908211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来证明徐传勇的宅基地已经变成徐爱青所有，均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这也与徐传勇于2015年11月25日收到占地（宅基地）补偿款12697元一事有所矛盾。徐爱青持有的涉及本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待本案判决生效后可申请相关部门进行相应变更。徐传勇要求赔偿的请求，因系大家庭内部纠纷，请求赔偿项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徐传勇与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10月签订的“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二块土地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合计3.93亩，位于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三组，该合同书上原为5.15亩，现为徐爱青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的部分土地），合法有效，此“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徐传勇所有；由徐爱青继续耕种至2028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若遇国家征收，利益归徐传勇享有；但耕种期间农田直补、青苗补偿费等由徐爱青享有）；二、驳回徐传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徐爱青补充提交其在一审已经提交并质证过的证据原件七组如下：证据一、1999年3月15日的《枝江市农业承包合同书》，证实徐世汉在1999年取得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二、2001年的《枝江市农业承包合同书》，证实争议的土地在承包合同书范围内；证据三、2000年至2001年农民承担费用计算表，证实争议土地的上交费用系徐爱青缴纳；证据四、2005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实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徐爱青；证据五、孙家港村委会扩建占地补偿表，证实徐爱青领取了占地补偿；证据六、缴纳费用的凭证和农业监督卡，证实争议土地的各项费用由徐爱青缴纳，徐爱青实际使用争议土地；证据七、2002年七星台镇农村税费改革负担公示表，证实农村税费改革负担表上没有徐传勇的名单。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徐传勇认为徐爱青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所有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孙家港村委会对上述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徐爱青提交的上述七组证据系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质证过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对徐爱青实际耕种争议土地，并缴纳争议土地农业负担税费等各项费用，以及徐爱青曾通过孙家港村委会取得过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予以了认定，但徐爱青主张其通过合法流转手续取得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尚需其他相关证据证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案件事实，本案二审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争议焦点：一、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二、徐传勇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注册。本案中，依据查明的事实，徐传勇作为孙家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于1997年作为所在农户代表与孙家港村委会签订《枝江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徐传勇承包案涉争议的港头子、下横路的土地，该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徐传勇取得的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受到法律保护。徐传勇在承包争议土地期间，虽曾将该争议土地交由其父亲徐世汉耕种，且孙家港村民委员会又将争议土地调整给徐爱青承包经营，但徐爱青未提交徐传勇与徐世汉、或徐传勇与徐爱青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亦未提交双方曾向该村民委员会(发包方)提出的流转申请或备案手续，更未提交争议土地变更登记时徐传勇签字同意，或徐传勇同意将该争议土地流转给徐爱青承包经营的书面转让协议，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关于土地流转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徐爱青主张其已合法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上诉理由，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不能成立，故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此，徐爱青与孙家港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案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属被上诉人徐传勇享有。一审判决虽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未进行列举、分析、论证不当，但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事实作出的认定客观真实，二审亦对徐爱青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补充列举论证。上诉人徐爱青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案件诉讼时效问题。
本案中，徐传勇请求确认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属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效力的具体体现，是包含在物权权能之中，只要物权存在，物权请求权就应当存在，不应因时效届满而消灭。因此，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对上诉人徐爱青关于徐传勇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徐爱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徐爱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 宜 华
审判员 易 正 鑫 代 理 审 判 员 张 端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彭泽燕要诉争财产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则人民法院依据夫妻一方的债务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措施即具有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