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赣0702行初16号原告于都县宽田乡红星村檀木山村民小组。住所地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红星村檀木山村。委托代理人何小青，男，1972年9月7日生，住赣州市于都县，系该村民小组组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刘佐江，江西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人民政府。住所地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宽田圩。法定代表人闵燕青，系该乡乡长。委托代理人李北京，男，1972年12月30日生，住赣州市于都县，系该单位职员，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严长蓬，江西赣之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赣州市于都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赣州市于都县滨江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陈阳山，系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梁之涵，该单位法制办科员，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华俊斌，该单位法制办科员，一般代理。第三人曾招娣，女，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谢香娣，女，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海林，男，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梅英，女，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东发，男，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冬长，男，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东升，男，汉族，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小红，女，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永荣，男，汉族，住赣州市章贡区。第三人刘六发，男，汉族，住赣州市于都县。第三人刘为民，男，汉族，住于都县。委托代理人刘为民，男，汉族，住于都县，系红星村村主任，一般代理。原告于都县宽田乡红星村檀木山村民小组不服被告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宽田乡政府）、于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于都县政府）山林权属决定纠纷一案，于2018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向两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何小青、刘佐江，被告宽田乡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北京、严长蓬，被告于都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之涵、华俊斌，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刘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宽田乡政府于2017年7月17日对第三人的申请作出宽府字【2017】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为：确认争议林地四至界址：东小河与忙吹埂山交界，南路，西檀木山去宽田圩原小路及黄麟至宽田圩公路，北牛婆寨去宽田圩路，面积63.6亩，在“飞风山”宗地范围内，是其宗地的组成部分。“飞风山”宗地四至界址：东小河与忙吹埂山交界，南与本组刘毛氏山大樟树交界，西檀木山去宽田圩原小路及黄麟至宽田圩公路，北牛婆寨去宽田圩路，面积66.3亩，属于刘某1983留山使用证“飞风山”宗地范围，归申请人曾招娣、谢香娣、刘海林、刘梅英、刘东发、刘冬长、刘东升、刘小红、刘永荣、刘六发、刘为民等11人使用。被告于都县政府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于府复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申请人宽田乡政府于2017年7月17日对第三人的申请作出宽府字【2017】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存在认定主要事实不清或错误的情形：1.将“对门光”的地名混同了“飞风山”，扩大了“飞风山”的四至界址等同于“对门光”的四至界址。造成二块山场等同于一块山场，错误的将“对门光”的山裁决在第三人名下；2.认定第三人的第0102191号自留山使用证有效，系认定事实错误；3.错误认定争议山北面界址中“大队茶山”的界址位置及“水库坝”的位置,将“水库坝”同等于“水陂坝”；4.错误认定争议山南面的界址位置;5.错误认定“对门光”山场使用权，在“林业三定时期”以自留山的行驶全部分到了户；6.错误认定。第三人砌围墙种杉树荆篱笆的行为，视为合法连续占有、使用、收益经营管理的行为，而不是侵权行为。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参与处理本案的人员有宽田乡管站的工作人员李北京、朱甲标、刘伟斌，其与第三人中的刘东发存在利害关系，本应该主动回避却没有主动回避。另一方面，承办案件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也需要在本案中一并查证。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裁决结果明显不当。按照处理决定书的结果，原告“对门光”的山场已完全消失，全部确认给了第三人，第三人不但有了“飞风山”的山场经营权，还同时占有了“对门光”的山场经营权。此外，第三人中刘梅英、刘小红、刘六发、刘永荣不是原告所在的组民，为何能取得我组自留山的使用权，可见，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四、被告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在被告宽田乡政府明显存在认定主要事实不清或错误，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情形下，被告于都县政府仍然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决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1.宽田乡人民政府宽府字【2017】4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一份；2.于都县人民政府于府复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1983年6月1日檀木山生产队持有的于都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0001801号一份；4.1983年6月1日户主刘毛氏持有的于都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010806一份；5.1983年6月1日，原告组集体32户村民自留山使用权证执照。被告宽田乡政府辩称：一、本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恰当。本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认定本案争议林地,在第三人自留山“飞凤山”宗地的四至界址范围内，属于“飞凤山”宗地的一部分;二、原告诉称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没有事实根据。1.答辩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不存在原告所诉的混同了“对门光”与“飞凤山”山场的事实。原告代表何小青现场指认的“对门光”宗地四至界址虽然与争议林地（飞凤山部分林地）四至界址相符，但与其提供的1983年“山林所有权执照”载有的“对门光”宗地的四至界址和面积均不符。可见，将“对门光”混同“飞凤山”的正是原告自己，而不是本府。2.原告认为答辩人认定第三人持有的1983年第0102191号自留山使用证有效，认定事实错误的四点理由，不仅缺乏事实根据，也于法无据：①原告认为第三人提供的“飞凤山”自留山使用证中的名字不是“刘某”而是“刘谋沙”，实际上原告组里根本就不存在叫“刘谋沙”的村民；②原告认为“第三人凭何能有三块自留山和二份执照”问题，仅仅是原告单方提出的质疑，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本府认为第三人持有的刘某的二份《自留山使用证》均已报备于都县档案馆，有档可查，而法律上并无一户自留山只能填制一份证，不能填制二份证的禁止性规定，而答辩人查明原告组农户一户有两、三块自留山的并非第三人一户。故原告的质疑没有证据，且于法无据。③原告诉称的“林业三定时期，山林执照是空白发给基层，由基层自填，不能排除第三人自己用不正当手段填写了该份执照”。本府认为：原告诉称的“不能排除第三人自己用不正当手段填写”的自留山使用证，明显是一种主观猜测，根本不具证明力。④原告称的“该执照的来源，在程序上未经过组集体村民一致同意，在程序上违法，且没有权源依据或权源依据不充分。被告也未尽职责查证第三人执照的档案来源”。本府认为，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各农户登记领取自留山使用证的权源依据，就是原告自己当时分配自留山使用权的生产队社员大会或户社员代表会议记录，原告各农户是凭其会议记录所分配的自留山山场登记领取自留山使用证的。原告一直没有提供当时的檀木山生产队分配自留山使用权的会议记录，也就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持有的刘某自留山使用证未经集体讨论，没有权源依据或者权源依据不充分。而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原告主张第三人的自留山使用权“没有权源依据或权源依据不充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3.本府认定第三人“飞凤山”北面界址为现在的“水陂坝”，除了本答辩状前面第一条第2项所述的事由外，原告代表何小青及其指定的村民何贵长在现场指认的第三人“飞凤山”山场的北面界址地物标“大队茶山”与其指认的“飞凤山”山场的西面界址“水泥小路”不能闭合；原告指认“狗池（屎）塘水库坝”地物标并不在“飞凤山”的北面界址上，而是位于“飞凤山”山场的西面界址“去宽田圩公路”数十米外。可见，原告诉称的第三人持有的“飞凤山”宗地的北面界址中的“大队茶山”和“狗池（屎）塘水库坝”都不具有林地界址地物标的功能和作用。与此相反，本府认定的“牛婆寨去宽田圩的路”处的“水陂坝”不仅由第三人在本林权争议发生前砌起了界址墙，墙外也是“大队茶山”，比较于原告指认的“飞凤山”北面界址地物标，第三人指认的“大队茶山”和“水陂坝”，界址地物标的功能和作用明显。4.本府认定第三人的“飞凤山”南面界址“南与本组刘毛氏自留山大樟树交界”，是第三人持有的刘某自留山使用证中的“飞凤山”宗地的南面界址载有“南刘毛氏自留山为界”。答辩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的“飞凤山”宗地的南面界址“刘毛氏自留山”处，所加上的“大樟树”地物标，也已经过本案双方当事人现场踏勘时指认认可了的。可见答辩人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飞凤山”南面界址地物标，充分反映了第三人的“飞凤山”宗地与刘毛氏的“桐子坑屋背”宗地南、北交界的客观事实。原告忽视第三人持有的刘某自留山使用证中“飞凤山”的南面界址载有“南刘毛氏自留山为界”，诉称答辩人处理决定认定南面界址错误，纯属片面认识所致。5.答辩人认为，原告所有的“对门光”山场有无分给其村民做自留山使用，不是根据其村民持有的自留山宗地名称，而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指认的第三人和何贵长、刘毛氏等村民的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有的“飞凤山、狗池（屎）塘、桐子坑屋背（二宗林地）”等四宗林地均坐落在原告所有的“对门光”宗地四至界址范围内的事实。至于其村民未以“对门光”宗地名称登记领取其自留山使用证，并不影响事实上，原告所有的“对门光”山场已经分给了其村民做自留山使用，并由其村民分别领取了自留山使用证的客观存在。6.本府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是山林权属争议，也就是说本案解决的是争议林地使用权归属问题，而不是侵权法律问题。三、关于原告诉称的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宽田乡林管站的李北京、朱甲标、刘伟斌与第三人中的刘东发存在利害关系，却没有主动回避。另一方面承办案件的工作人员是否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也需要在本案中一并查证”。本府认为宽田乡林业工作站接受县林业局和本府的双重领导，既是县林业局的基层林业工作机构，也是答辩人的乡政府的林业工作机构，行使答辩人乡政府范围内的林业管理职能；四、答辩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法确认的是原告所有的“对门光”宗地范围内的“飞凤山”宗地使用权，不存在将原告的“对门光”宗地使用权全部确认给了第三人，更不存在本府的处理决定书导致第三人既占有了“飞凤山”又占有了“对门光”全部山场的事实。原告认为本府处理决定书已经将“对门光”山场全部确认归了第三人，完全是原告将“飞凤山”混同“对门光”所致。另外，答辩人之所以将现在非原告所在集体成员的刘梅英、刘小红、刘六发、刘永荣列为本案第三人，主要在于本案争议的“飞凤山”宗地的自留山使用证中的权利人刘某是其直系亲属，也是其1983年林业三定时的户主，村民以户分配取得的自留山“飞凤山”，其权利当然应归该户全体成员共享。现在持证人刘某去世了，作为其家庭成员的刘梅英、刘小红、刘六发、刘永荣当然有权继续使用。据此，答辩人将第三人刘梅英、刘小红、刘六发、刘永荣列为本案“飞凤山”宗地使用权争议的权利人，确认和维护的是林业三定期间依法登记取得的“飞凤山”宗地自留山使用权，不是重新分配原告所有山场的使用权。答辩人处理决定完全符合我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被告宽田乡政府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林权争议行政调处程序性证据，共12组，证据编号1-12号，计43页;2.林权争议行政调处实体性证据，共41组，证据编号13-53号，计91页；3.林权争议调处案件卷宗一册，共计134页；4.行政处理决定书处理依据一份，共5页。被告于都县政府辩称：一、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争议“飞凤山”宗地的使用（经营）权。经过行政复议实地踏看及审理查明：原告持有的1983年第0001801号山林所有权执照所载“对门光”宗地享有所有权。第三人以其持有的1983年第0102191号自留使用证中载有的“飞凤山”宗地主张争议林地使用（经营）权，上述两证均为真实、合法有效的林权权属证，故本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恰当；二、原告认为行政处理决定书将“对门光”与“飞凤山”混同。实际上将“对门光”混同“飞凤山”的正是原告自己，而不是答辩人。其二者关系答辩人在答辩状第一条里已经明确阐述；原告认为第三人持有1983年第0102191号自留山使用证无效的5点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于法于理不符。原告起诉四点的事实与理由，在行政调处及行政复议阶段，均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第三人“飞凤山”自留山宗地的四至界址问题，本府除第三人持有的“飞凤山”自留山适用证载明的地标物外，还有第三人在争议林地人工明晰的四至界址地标物为证，本府认定的不符是指与原告的代表人何小青所指认的争议地的南面界址不符，而实际上与刘毛氏（已故）后代子孙对其南面界址并无异议。根本不存在四至界址认定错误的问题。原告认为“大队茶山”界址的确认有误。实际上原告就“大队茶山”界址的确认与现场地标物完全相符，不存在任何错误。本府之所以认定“第三人围钟杉树荆刺篱笆行为”是对争议林地经营管理的合法行为，第三人在从事种杉树荆刺篱笆的过程中，原告至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且原告的村民没有及时制止，更没有在法定的时效内提起诉讼停止侵权。故原告诉称“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没有事实根据；三、被告宽田乡政府对“对门光”宗地范围内的“飞凤山”部分宗地使用权的确认，并未否认原告的“对门光”宗地所有权。不存在原告的“对门光”山林消失的事实。四、关于原告诉称的宽田乡工作人员回避问题，经复议审查了解到：李北京、朱甲标、刘伟斌依法不在回避的范围，且宽田乡林业工作站的李北京、朱甲标、刘伟斌调处本案的过程中，已经告知了原告享有回避申请权，原告从未提出书面或口头回避申请。五、本府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的基础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于都县政府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回证；2.行政复议申请书、被告宽田乡政府的行政复议答辩书、第三人的行政复议答辩书；3.原、被告宽田乡政府、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律师证；4.服役期间原告提供的山林所有权执照、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山林所有执照存根、自留山使用权证、林权证；5.行政复议期间被告宽田乡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6.证人对“飞凤山”、“对门光”宗地的指界图；7.于都县人民政府于府复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三人辩称：一、原告诉称的“请求确认争议范围内属对门光的林地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是对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无知；我国现行的制度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包括林地）所有权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属性，任何个人都不得拥有土地所有权；二、原告诉称的“错误认定争议山北面界址中的‘大队茶山’的界址位置及‘水库坝’界址位置，将‘水库坝’等同于‘水陂坝’……‘大队茶山’的位置在刘某大儿子在刘东斗的房屋后面，‘水库坝’的位置，在‘狗池（屎）塘与水库交界处’，‘牛婆寨去宽田圩路’也不见‘水陂坝’的存在……”。是对四至界址的模糊认识。被告一认定的“牛婆寨去宽田圩路”处的“水陂坝”不仅有答辩人在本林权争议发生前砌起了界址墙，而“水陂坝”的旁边正是大队茶山，且四至界址能闭合，符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三、原告诉称的“错误认定争议山南面界址，错误地将南面界址裁决为“南与本组刘毛氏自留山大樟树交界……而刘毛氏自留山的北面界址却是‘何贵长自留山’。”是脱离实际的断章取义；四、答辩人自1983年以来，曾在“飞凤山”林地内先后种植柑桔、油茶、板栗，种杉树、荆棘篱笆、砌围墙等经营活动，且砌围墙时是原告前法定代表人（组长）何六发、本组村民何称生、原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组长）何小青等人做的泥工，砌的界址墙，故第三人自留山“飞凤山”宗地四至界址清楚，权属明确，不存在任何争议。第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第三人自留山“飞凤山”宗地现场照片3张；2、县政府法制办根据原告方现场指界作出的“飞凤山”宗地图；3、1983年第0101832号、第0101808号江西省于都县自留山使用证复印件2页。经审理查明：原告1983年№0001801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对门光”宗地四至界址为：东牛婆寨队去宽田乡大路；南本队田坎；西本山脚；北狗屎塘水库脚下，面积65亩。第三人1983年第0102191号《于都县自留山使用证》“飞风山”宗地的四至界址为：东小河为界；南刘毛氏自留山为界；西大路为界，北大队茶山水库坎为界。“飞风山”宗地坐落在“对门光”宗地范围内，属于“对门光”宗地的一部分。“对门光”宗地的所有权归檀木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林地在“飞风山”宗地范围内，因第三人在争议林地整地时遭部分村民阻止，由此产生纠纷。第三人即向被告宽田乡政府申请调处，被告宽田乡政府经调查核实，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确认双方争议林地四至界址在“飞风山”宗地范围内，是其宗地的组成部分；“飞风山”宗地四至界址属于刘某1983年自留山使用证“飞风山”宗地范围归第三人使用。原告不服向被告于都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宽田乡政府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以被告宽田乡政府所作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于都县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裁决结果明显不当且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二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理和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院认为：原告持有的《山林所有权执照》和第三人持有的《于都县自留山使用证》均为真实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原告主张第三人的《自留山使用证》没有权源依据，登记程序不合法，但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不仅持有“飞风山”宗地自留山使用证，双方争议的林地也在“飞风山”四至界址范围内，而且第三人对争议林地存在连续占有、使用、收益、长期无争议的事实。被告宽田乡政府依据《江西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规定将争议林地使用权确定在“飞风山”宗地范围内归第三人使用，同时结合第三人长期经营使用“飞风山”宗地和争议林地的事实，对“飞风山”宗地的四至界地地物标做适当调整并予以重新明确，其所作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依法应予维持。被告于都县政府维持该处理决定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和要求，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撤销二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都县宽田乡红星村檀木山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50元，由原告于都县宽田乡红星村檀木山村民小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丁人民陪审员 赖 慧人民陪审员 李翠玲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俞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