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金良。
委托代理人：王利达、徐元宵。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海宁市兴达汽车货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益康。
委托代理人：张金凤。
委托代理人：李文哉。
上诉人朱金良因与被上诉人海宁市兴达汽车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金良的委托代理人王利达、被上诉人兴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金凤、李文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兴达公司为货物运输企业，其在广州设立了庆丰分公司及花都办事处，负责人分别为徐国华及朱春峰，但均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也未在广州开设公司银行账户。朱金良在广州从事货运代理业务，其业务均挂靠在庆丰分公司名下。朱金良在广州招揽客户货运业务后，其向客户收取运费后委托兴达公司运输至海宁，运费采取到付部分兴达公司运到海宁后由兴达公司向客户收取运费，双方经过结算，兴达公司应支付朱金良业务（箱包）代理费、朱金良应支付兴达公司运费。2012年12月7日，双方经过结算，兴达公司应支付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当天朱金良出具给兴达公司欠条1份载明今欠到兴达公司344538元。2013年2月23日后朱金良未再在兴达公司庆丰分公司托运货物，2013年3月27日朱金良又出具给兴达公司欠条1份，载明今欠兴达公司回单款56587元。上述合计欠款为401125元朱金良未付。
2014年2月20日，兴达公司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朱金良归还兴达公司所有的托运费401165元。
朱金良在原审中答辩并反诉称：朱金良曾经是兴达公司的业务员，其出具两份欠条的目的是为了总公司对账之用，但是因为其也没收回托运费，所以不构成不当得利，其不需要支付兴达公司运费。朱金良代理兴达公司的箱包业务，兴达公司应支付朱金良代理费。2013年3月27日，经双方核对兴达公司盖具业务专用章出具欠条1份结欠朱金良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的箱包代理费469200元。故反诉请求判令兴达公司支付朱金良代理费469200元。
兴达公司针对朱金良的反诉答辩称：朱金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双方的代理费已全部结清。欠条是朱金良单方私下伪造的，未得到兴达公司确认，兴达公司从未出具过该欠条，欠条所盖的业务章，当时掌控在兴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振浩手中，由于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兴达公司早在2012年12月份就要求黄振浩将该业务章返还公司，但其拒绝交出，为此兴达公司已于2012年12月18日登报声明作废，现朱金良在2013年3月27日伪造欠条并盖具该业务章，应不具有法律效力，请求法庭驳回朱金良的反诉。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朱金良委托兴达公司承运其招揽的广州货运业务，其在2012年12月7日及2013年3月27日分别出具欠条给兴达公司，总计结欠兴达公司运费401125元，兴达公司要求朱金良支付尚欠运费401125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朱金良认为运费其尚未收到，其只是负责催讨运费的经办人，不应由其支付运费。原审法院认为朱金良并非是兴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兴达公司与其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发给其任何薪金，双方是运费和业务代理费的结算关系，故双方应为委托运输合同关系，且广州客户均为朱金良招揽，运费也是朱金良收取，故朱金良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朱金良反诉要求兴达公司支付其箱包代理费469200元，因其提交的欠条不合法，其他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朱金良应支付兴达公司运费401165元，此款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驳回朱金良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65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169元，合计7828元，由朱金良负担。
宣判后，朱金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仅凭朱金良出具的两张欠条，在未查清其他相关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判决朱金良支付运费401165元错误。1、朱金良以兴达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托运业务，所有客户都是和兴达公司发生业务关系，也和兴达公司结算。朱金良仅是兴达公司的业务员，对外收取运费，也是以兴达公司名义收取。2、朱金良因公司对账需要向兴达公司出具欠条，原审直接判决朱金良支付运费的话，那么未收回客户的运费理应转让给朱金良，但是原审未予审查。二、原审对兴达公司出具的加盖业务专用章的欠条不予认定，属于主观臆断，不符合法律规定。1、兴达公司虽然在海宁日报上刊登公告对该业务章声明作废，但朱金良身在广东，不可能知道，故其取得上述欠条完全合法，也是善意的。2、原审查明兴达公司刊登公告的原因并非是业务专用章丢失，而是与股东之间的矛盾，因此，该公告不能排除欠条的法律效力。3、兴达公司在刊登公告后，对外仍在使用业务专用章。三、原审认定朱金良提交的证据存在错误。财务账中2012年11月-2013年1月的箱包代理费236600元，原审以收录人系朱金良的儿子且未经总公司审核为由不予认定是错误的。朱金良的儿子朱春峰在2007年就被公司任命为花都办事处的经理，而朱金良就在花都办事处和庆丰分公司从事托运业务，不能因朱春峰在职权范围内与其父亲有关所有业务都作废。何况朱春峰录入数据一般是由总经理黄振浩结算后，根据黄振浩的结算结果录入的。系统中未经审核的数据比比皆是，朱金良提交的《公司应付款清单》也可以证明。另外兴达公司三股东在封存公司账务系统时签订的《资料确认协议书》就是对系统数据进行全部确认。四、原审认定双方于2012年12月7日经过结算没有证据证实。朱金良没有操作系统的权力，其应公司要求出具欠条，但其并不知道同一天公司将箱包代理费计入系统，原审仅凭两笔款项日期相同就推断出双方系结算，且结算后朱金良欠兴达公司运费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兴达公司将未收回的运费转让给朱金良、兴达公司支付朱金良箱包代理费469200元。
兴达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本案原审包括本诉和反诉，对本诉部分，朱金良没有要求撤销，而是要求变更第一项的内容为将兴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朱金良。债权转让不是原审审查的内容，不是本案的相关事实，也不是二审的审查内容，该要求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反诉部分，朱金良的请求不能成立。朱金良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有两条，一是认为盖有业务章的欠条是合法有效的。二是认为由其儿子登记上去未经兴达公司审核的代理费应当得到法院支持。这两条均不能成立。盖有业务章的欠条，是朱金良伪造的证据，朱金良无法说明欠条的具体来源，也无法陈述清楚欠条是如何获取的。该业务章，兴达公司早已登报申明作废。朱金良只是利用其现有雇主黄振浩与兴达公司之间的矛盾，由实际掌控该印章的黄振浩加盖业务章，所以原审不予认定是正确的。至于其儿子登记的代理费，实际未发生，也没有得到兴达公司的确认和核准，不应认定。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朱金良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1、还款计划一份，系复印件，证明广州兴灵货运服务中心出具的还款计划，运费的债权人仍是兴达公司，现判决朱金良向兴达公司支付运费，则这些运费应转让给朱金良。兴达公司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朱金良举证超过了举证期限；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兴达公司不知道有这笔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合法性也有异议；证据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
2、收据两份、社会保险关系证明一份，证明兴达公司在刊登公告作废业务专用章后，仍在对外使用该章。兴达公司质证认为，对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兴达公司出具收据从来不加盖业务专用章，现收据上的印章系朱金良利用其手上的章事后所盖；对社会保险关系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3、任命书一份，证明朱春峰是花都分公司的经理。兴达公司质证认为该任命书系伪造，不排除是在空白纸上加盖了兴达公司的公章；对朱春峰系花都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一事实没有异议。
4、箱包业务费结算单三份，证明朱春峰系在黄振浩结算后将相关数据录入系统，其中朱金良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的箱包代理费为236600元。兴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不予认可，黄振浩的签名没有日期；黄振浩已经离开公司两年多时间，签名是何时形成无法确认。
5、公司应付款清单一份，证明账务系统内未审核的内容有很多。兴达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兴达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朱金良提供的证据1系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收据上的印章何时加盖不明，不能以此证明兴达公司在刊登公告后仍使用该印章；社会保险关系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兴达公司认可朱春峰系花都办事处的负责人身份，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三份箱包业务费结算单虽有黄振浩签名，但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在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5，兴达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是兴达公司对未经审核的部分债务予以确认，不能得出所有未经审核的债务都属于真实的结论。
原审对“2012年12月7日，双方经过结算，兴达公司应支付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2600元”一节事实认定并无有效证据可以证明，根据兴达公司电脑系统的记录，本院纠正为：2012年12月7日，徐国华将“2012年7月-2012年10月份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录入庆丰分公司的电脑账务系统，后黄振浩于2012年12月24日审核确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关于原审本诉部分
兴达公司主张朱金良结欠其运费401125元，有朱金良出具的两份欠条为凭，足以证明，原审对兴达公司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正确。至于朱金良在二审中提出该部分运费所对应的债权理应转让给朱金良的问题，由于朱金良在原审中并未提出该项反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可由朱金良另行起诉。
二、关于原审反诉部分
朱金良主张兴达公司结欠的箱包业务代理费469200元，系由两笔款项组成，一笔是2012年7月至10月的232600元，另一笔是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的236600元。朱金良认为这两笔款项已由兴达公司出具欠条确认，但欠条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在此之前已被兴达公司在《海宁日报》刊登公告声明作废。该公告具有公示效力，公告刊登后加盖该业务专用章的凭据对兴达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朱金良认为兴达公司在刊登公告后仍在使用该印章，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该欠条不能作为认定兴达公司欠款的依据。
除上述欠条外，朱金良主张的两笔箱包代理费在兴达公司的电脑系统中亦有记录。对于第一笔232600元，于2012年12月7日录入电脑，并经审核通过，现兴达公司对款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予认定。但兴达公司认为其无需支付该款，理由是双方于2012年12月7日经过结算，扣除该笔费用后朱金良还欠兴达公司运费344538元并由朱金良于当日出具欠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朱金良出具的欠条仅载明尚欠兴达公司款项344538元，无法反映双方经过结算并将箱包代理费232600元予以扣除的事实。其次，兴达公司在原审中另提供了一份计算清单，认为朱金良原欠运费619017.75元，扣除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再扣除借款支出41879元，故得到344538元欠款这一数据。但该清单并未经朱金良确认，与运费619017.75元相关的19笔业务也无法证明与朱金良相关，且这些业务录入电脑的时间2012年12月23日也在朱金良出具欠条之后；对于借款支出41879元，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真实存在，故该清单并不能证明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已经扣除的事实。最后，朱金良结欠兴达公司的系运费，即朱金良在招揽业务后直接向客户收取运费，在扣除其应得费用后的剩余部分。而兴达公司结欠朱金良的系代理费，系朱金良招揽的业务但运费采取到付形式而由兴达公司收取，故兴达公司需另行支付代理费。可见，双方各自主张的费用实际并无牵连，可以分别单独结算，两笔费用结算即使发生在同一天也不能推断出其中一笔费用已被抵扣的结论。况且，朱金良并不认可2012年12月7日双方对箱包代理费进行过结算，该日期仅是录入电脑系统的时间，而审核直到2012年12月24日方才完成。兴达公司在审核之前即将箱包代理费扣除，有违常理。综上，兴达公司主张第一笔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已经扣除，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应当在本案中支付该笔费用。
对于第二笔236600元，虽然在电脑系统中亦有记录，但并未经兴达公司审核确认，故不论录入电脑的人员是否为朱金良的儿子，兴达公司均有权提出异议。朱金良认为兴达公司的三位股东黄振浩、何益康、张金凤签订的《资料确认协议书》已经对电脑系统中的数据予以确认，经查，协议书第4条的约定为“黄振浩保留对何益康、张金凤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继续核查的权利，具体以双方共同封存于海宁市人民法院的公司的帐务系统的拷贝数据为准”，可见，双方只是明确一方提交的材料应当真实，并以电脑系统中的数据作为评判依据，而不是对电脑系统中未经审核的记录进行确认。在朱金良不能提供原始单据证明该笔箱包代理费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其相应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朱金良主张的箱包代理费中232600元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审未予支持有误，二审予以纠正。另外，朱金良出具的两份欠条合计尚欠兴达公司运费401125元，原审判决朱金良向兴达公司支付401165元有误，二审一并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
二、朱金良支付兴达公司运费401125元；
三、兴达公司支付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2600元；
上述第二、三项经折抵，朱金良还应支付兴达公司16852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四、驳回朱金良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3659元，由朱金良负担；反诉部分4169元，由朱金良负担2102元，兴达公司负担20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38元，由朱金良负担4204元，兴达公司负担41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汪先才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