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2民终15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熊元礼，男，198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文柱林，男，197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波，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重庆玉松煤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
法定代表人：熊德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斌，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元礼、文柱林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玉松煤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松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7）渝0101民初4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熊元礼、文柱林上诉请求：1、判令玉松公司增加赔偿熊元礼、文柱林损失206175元（煤炭款145814元+停运损失70800元+装载机维修费22992元+应补死亡赔偿13699元-仓储费19732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令熊元礼、文柱林承担谭森死亡损失的60%不当。熊元礼、文柱林仅应承担40%的责任。（640198+12800元）/80%×40%计326499元，品除已支付的312800元，熊元礼、文柱林仅应再支付13699元，一审多判熊元礼、文柱林承担了谭森死亡赔偿金163419.8元，应予减判。2、装载机维修损失，玉松公司仅承担了20%，熊元礼、文柱林认为应当承担40%，故需增判22991.8元。3、停运损失仅计算了2.5月（30000元），且按20%判令对方承担6000元不当。还尚需计算16个月，计192000元，共计222000元，按40%计算应为76800元，故应增判70800元。4、1116.8吨煤炭损失按当时购入最低价计算也有380元吨，事故发生后，因玉松公司阻碍导致最后仅能以250元/吨出售，损失达145184元，一审法院查明了双方交易习惯是先出货后付款，玉松公司明知在煤炭行情一路下跌，更明白煤炭长时间堆放易损贬值，熊元礼、文柱林不可能故意不运走，玉松公司未主张留置权的情况下，以留置权和无证据证明玉松公司阻碍驳回熊元礼、文柱林诉请不当。玉松公司应当对其造成的扩大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一审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玉松公司辩称：玉松公司对一审判决也是有异议，1、一审判决装载机停运损失3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一审判决认定由玉松公司分担熊元礼、文柱林装载机维修费即停运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3、一审判决参照熊建国等与熊元礼、文柱林签订的合同的仓储单价8.5元/吨计算2014年11月16日至2014年12月25日期间熊元礼、文柱林堆放煤炭的仓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支持玉松公司主张的仓储费单价10元/吨；4、一审判决认为玉松公司主张的仓储费，2个月一个周期计算没有证据错误，该主张应予支持；5、一审判决没有对玉松公司主张的过磅费进行认定属于漏判，应予纠正和支持；6、一审判决在认定熊元礼、文柱林没有履行仓储费的义务的前提下，没有判令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应予纠正；7、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但却判决熊元礼、文柱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错误。对熊元礼、文柱林上诉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查明的事实相悖，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告熊元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玉松公司赔偿原告文柱林、熊元礼煤炭贬值损失223360元〔1116.8吨×200元/吨（参照2015秦皇岛港煤价格、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煤炭收购价格450元/吨-本案所涉煤炭实际处置价格250元/吨元）〕；2、赔偿装载机维修费损失114959元、停运损失27万元〔18000元/月×15个月（扣除2个月的修复时间，从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底）〕；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玉松公司承担。反诉原告玉松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文柱林、熊元礼支付反诉原告玉松公司尚欠租金142838.75元（2014年11月16日至2014年12月24日入库煤炭4301.70吨，按每吨10元计算租金，2014年12月10日运走2485.43吨应支付租金24854.30元，2015年4月23日运走1816.27吨，共6个月，2个月1个周期共3个周期，应支付租金54488.10元，过磅费按0.5元计算，4301.7吨煤炭应支付过磅费2152.35元，该批次煤炭合计应支付租金及过磅费81494.75元，扣减已经支付的28000元，余53494.75元租金未付；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4月23日入库煤炭1116.80吨，截止2016年9月22日共计16个月，按10元/吨计算租金，每2个月计算1个周期共8个周期，应支付租金89344元）以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按月利率2%计算，其中53494.75元租金的资金占用损失从2015年4月23日起计算至付清时止，89344元租金从2016年9月22日起至付清时止；2、反诉被告文柱林、熊元礼返还反诉原告玉松公司垫付的赔偿款180148.5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从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归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文柱林、熊元礼合伙经营煤炭生意，收购煤炭堆放于玉松公司位于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桑树村二组码头的货仓，玉松公司按入库数量收取一定的仓储费，文柱林、熊元礼在装船前付清。文柱林、熊元礼于2014年11月16日至2014年12月25日期间组织了煤炭4301.7吨堆放于玉松公司的码头仓库，并于2014年12月10日运走2485.43吨，预付仓储费28000元，于2015年4月23运走1816.27吨，未付清仓储费。
2015年3月至2015年4月，文柱林、熊元礼与魏刚、熊建国、熊世刚五人合伙经营煤炭生意。2015年3月2日，玉松公司（甲方）与魏刚、熊建国以熊建国等五人名义（乙方）签订《货仓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其位于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桑树村二组码头的1号货仓租赁给乙方堆存煤炭，甲方按仓储数量计价收费，按乙方进库量为准，每吨8.5元收取，装船以前付清仓储费；乙方如需煤渣碎细，由甲方无偿提供筛子一套过滤，筛子、粉碎机、加固、更换维修由乙方承担一切费用，如发生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进行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乙方在原煤过滤粉碎过程中不得使用甲方一切机具设备，由乙方自行提供装载机等必备设备，乙方自行配备操作人员，包括燃油、机具设备维修，电线设备改进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等。魏刚、熊建国在该合同的乙方代表栏内签字。
2015年4月19日，熊元礼与玉松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德华口头协议，玉松公司将其位于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桑树村二组码头货仓提供给熊元礼、文柱林二人合伙堆放煤炭，熊元礼、文柱林按照10元/吨支付仓储费，装船前付清。随即，文柱林、熊元礼组织了1116.8吨煤炭到该码头1号货仓堆放。
2015年4月23日下午约13时30分，文柱林、熊元礼到煤炭堆放场地用文柱林所有的装载机进行筛选煤炭作业。因装载机电门启动钥匙被驾驶员带走，熊元礼遂电话联系了配锁匠谭森前来配置装载机启动钥匙。谭森在装配过程中启动了装载机，致装载机连同谭森从码头上层煤场堡坎护堤翻坠到垂直高度约17.5米的下层煤场，造成谭森经抢救无效死亡和装载机受损的事故。2015年4月29日，经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桑树坪社区居委会和区级有关部门对谭森死亡事故一案协调形成会议纪要，就谭森死亡事故的责任划分为：玉松公司承担事故责任20%，死者谭森承担20%，文柱林、熊元礼共同承担60%。2015年4月30日，经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桑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调解，玉松公司、文柱林与死者谭森的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由玉松公司、文柱林、熊元礼一次性向谭森的直系亲属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62万元。2015年5月1日，玉松公司向死者谭森的家属支付了赔偿款62万元。在此过程中，玉松公司另行支付了处理该事故的运尸车费、裹尸白布费820元、死者家属处理事故的生活费、住宿费19378元，合计640198元，文柱林、熊元礼另行支付了该事故的寿衣费300元、穿脱洗费2000元、香烛、贡果、哀乐费用500元，合计2800元。在处理事故期间，玉松公司通过其他渠道扣收了文柱林、熊元礼的货款30万元。后文柱林、熊元礼与玉松公司为谭森死亡事故的责任负担发生争议，文柱林、熊元礼一直未运走在玉松公司码头堆放的煤炭及装载机。
2016年4月11日，文柱林、熊元礼向一审法院起诉。2016年7月6日，文柱林、熊元礼与玉松公司、重庆市万州区森棵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胡波签署《承诺书》，玉松公司同意文柱林、熊元礼将所涉煤炭（约1200吨，以实际过磅为准）以25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重庆市万州区森棵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玉松公司负责装船费用，该费用已经包含在仓储费中），同意熊元礼、文柱林将装载机运走自行修理，在案件执行终结前，文柱林、熊元礼不得处分装载机或设置权利限制。重庆市万州区森棵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同意向法院提供3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为本案提供担保。本案终结时如文柱林、熊元礼需对玉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重庆市万州区森棵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及胡波愿在30万元内承担担保责任。协议签订后，重庆市万州区森棵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担保。
2016年8月13日，文柱林、熊元礼将装载机运走维修。2016年10月28日，该装载机维修完工。2016年12月16日，文柱林、熊元礼提取了装载机，支付装载机维修费114959元。
2016年9月22日，文柱林、熊元礼运走堆放在玉松公司码头1号货仓的煤炭，并按《承诺书》约定的250元/吨价格出售给了重庆市万州区森棵煤炭销售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6日，胡波以自己所有的30万元现金存单置换了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前述《承诺书》约定的担保。
另查明，2015年8月7日，重庆市万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重庆玉松煤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4·23”车辆伤害事故结案的请示》，认为谭森安全意识淡薄，在对装载机机械性能和操作规程不熟悉的情况下配锁作业，启动装载机，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文柱林安全意识淡薄，在驾驶装载机作业后，将装载机停放于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位置，违反《操作规程》，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玉松公司安全责任制度不健全、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现场管理不到位，且将场所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合伙组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2015年8月19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庆玉松煤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4·23”车辆伤害事故结案的批复》，同意请示报告对事故原因及责任的分析与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诉。文柱林、熊元礼口头与玉松公司协议租赁玉松公司在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桑树村二组码头的货仓堆放煤炭，玉松公司按照入库煤炭数量收取仓储费，文柱林、熊元礼在装船前付清，双方形成仓储合同关系。文柱林、熊元礼于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4月23日堆放了1116.8吨煤炭在玉松公司的码头货仓一直未运走，文柱林、熊元礼主张该批煤炭未能运走系玉松公司阻碍所致，玉松公司对此否认，文柱林、熊元礼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玉松公司有阻碍运走的行为。即使玉松公司有阻碍行为，也系文柱林、熊元礼在谭森死亡事故发生后，没有积极履行赔偿义务所致。同时，文柱林、熊元礼至今没有付清玉松公司的仓储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条“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百九十五条“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的规定，玉松公司在文柱林、熊元礼未付清仓储费的情况下有权留置文柱林、熊元礼的煤炭，因此，文柱林、熊元礼主张要求玉松公司赔偿1116.8吨煤炭的贬值损失22336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文柱林、熊元礼及玉松公司均同意将谭森死亡的相关损失纳入本案一并处理，因此，文柱林、熊元礼主张的装载机维修费损失、停运损失本案予以一并处理。根据相关部门对谭森死亡事故一案协调形成的会议纪要，就谭森死亡事故的责任划分为：玉松公司承担事故责任20%，死者谭森承担20%，文柱林、熊元礼共同承担60%，因此，装载机维修费损失22991.8元（114959元×20%）应由玉松公司承担。文柱林、熊元礼的装载机在谭森死亡事故发生后从2016年8月13日维修至2016年10月28日共计76天，该修理期间的停运损失应按事故责任分担，但文柱林、熊元礼主张停运损失按照18000元/月计算没有提供足够的依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该期间的停运损失为30000元，玉松公司应承担6000元（30000元×20%分担责任）。文柱林、熊元礼主张的修理期间外的停运损失，系文柱林、熊元礼自身没有积极履行赔偿义务所致，应自行承担责任，其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反诉。文柱林、熊元礼在2014年11月16日至2014年12月25日期间组织了4301.7吨煤炭堆放在玉松公司的码头货仓，该批煤炭在文柱林、熊元礼与魏刚、熊建国等人合伙前已经入库堆放，文柱林、熊元礼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批煤炭涉及第三人利益，由于文柱林、熊元礼与玉松公司存在连续的仓储合同关系，玉松公司主张本案一并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玉松公司主张该批煤炭的仓储费按照10元/吨、2个月一周期计算没有提供依据，参照同期魏刚、熊建国与玉松公司签订《货仓租赁协议》约定的8.5元/吨计算仓储费，文柱林、熊元礼应支付该批煤炭的仓储费36564.45元（4301.7吨×8.5元/吨），扣减已经预付的28000元，还应支付8564.45元。文柱林、熊元礼辩称该部分仓储费涉及与第三人共同共有，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文柱林、熊元礼从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4月23日期间堆放了1116.8吨煤炭在玉松公司的码头仓库，按照双方口头约定的10元/吨计算仓储费，文柱林、熊元礼应支付仓储费11168元（1116.8吨×10元/吨）。玉松公司主张该批煤炭按照2个月一周计算仓储费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玉松公司与文柱林、熊元礼一直没有进行仓储费结算，玉松公司主张仓储费的资金占用损失本院不予支持。谭森死亡后，玉松公司支付了谭森死亡后的相关费用共计640198元，根据谭森死亡事故的责任划分，文柱林、熊元礼应承担事故60%的责任，因此，玉松公司垫付的费用应由文柱林、熊元礼承担477118.80元（赔偿费用620000元÷80%事故责任×60%分担责任+其他垫付费用20198元×60%分担责任），扣减已经扣收文柱林、熊元礼的货款30万元，文柱林、熊元礼还应支付177118.80元。玉松公司主张该笔款项应支付从2015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归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八十条、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玉松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文柱林、熊元礼装载机维修费损失22991.8元。二、玉松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文柱林、熊元礼装载机停运损失6000元。三、文柱林、熊元礼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玉松公司尚欠仓储费19732.45元。四、文柱林、熊元礼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玉松公司垫付的谭森死亡赔偿费用177118.80元，并从2015年5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五、驳回文柱林、熊元礼，玉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983元，由文柱林、熊元礼负担9868元，玉松公司负担11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313元，由玉松公司负担1477元，由文柱林、熊元礼负担1836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也没有异议。但上诉人对2015年4月29日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桑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会议纪要》中就谭森赔偿责任的划分比例（即玉松公司承担20%、死者谭森承担20%，熊元礼、文柱林共同承担60%）不认可，应当按照2015年8月7日重庆市万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关于重庆玉松煤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4·23”车辆伤害事故结案的请示》中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玉松公司和文柱林、熊元礼均负次要责任，应各负担40%的责任)来确定。本院对文柱林、熊元礼上诉所称的该事实经审查，重庆市万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8月7日作出的《关于重庆玉松煤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4·23”车辆伤害事故结案的请示》中，明确载明的是谭森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文柱林、熊元礼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玉松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另查明，玉松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民事上诉状，但玉松公司在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向其送达《预交上诉费通知书》后，没有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本院对其上诉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根据文柱林、熊元礼的上诉理由和玉松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中的焦点问题为：1、一审法院将2015年4月29日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桑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会议纪要》中就死者谭森赔偿责任的划分比例（即玉松公司承担20%、死者谭森承担20%，熊元礼、文柱林共同承担60%），作为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本案所涉相关损失承担责任的比例是否正确；2、文柱林、熊元礼要求与玉松公司各自按照40%的比例承担谭森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和装载机维修费的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3、玉松公司是否应当按40%的比例承担本案所涉装载机维修期间外的停运损失；4、玉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文柱林、熊元礼主张的因玉松公司阻碍其运走存放在玉松公司货仓的1116.8吨的煤炭所造成的煤炭价格下滑和贬值损失145184元。
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中所确定的各项损失的金额和计算标准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就双方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首先，2015年4月29日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桑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会议纪要》中就死者谭森赔偿责任的划分比例，是谭森死亡事故发生后，经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办事处、鼓楼街道桑树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万州区信访办、万州区安全监察支队、万州区港航局、万州区钟鼓楼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多次调解所形成的赔偿责任划分比例，且谭森的直系亲属、熊元礼、文柱林、玉松公司在该会议纪要形成后的第二天便在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桑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死者谭森的赔偿事宜达成了《调解协议书》，即由玉松公司、熊元礼、文柱林向谭森的直系亲属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等费用62万元。虽然该会议记录上没有玉松公司、熊元礼、文柱林以及死者谭森亲属三方的签名确认，所形成《调解协议书》上也没有明确玉松公司和熊元礼、文柱林对玉松公司先行支付的62万元赔偿款项双方按照什么比例进行分担。但根据会议纪要和《调解协议书》形成的时间顺序、参与形成会议纪要的相关部门和人员身份、以及一审中玉松公司提交的部分参与协调人员的证言，可以确认《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三方达成《调解协议书》的基础，即三方在达成《调解协议书》前应当是明知各自的过错责任和应当承担责任的比例的，正因为如此，《调解协议书》上才没有明确玉松公司、熊元礼、文柱林各自应当承担的比例。现熊元礼、文柱林在诉讼中称其不认可该会议纪要的内容，要求按照重庆市万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关于重庆玉松煤炭市场管理有限公司“4·23”车辆伤害事故结案的请示》中对本次事故责任的认定来确定双方的承担比例，主张各承担40%的责任，对此，本院经审理认为，该请示系三方达成《调解协议书》并履行完毕三个多月后形成的，系重庆市万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本案所涉谭森死亡事故在调查后向万州区政府批复结案的请示，且该请示中明确了谭森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文柱林、熊元礼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玉松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并未明确载明文柱林、熊元礼主张的其与玉松公司均对本次事故承担次要责任的相关内容，且根据该请示中载明的内容看，文柱林、熊元礼是直接责任、玉松公司是负有责任，从文字内容看，直接责任和负有责任显然二者所包含的责任内涵是不一致的，其过错责任也应当是不对等的，直接责任的过错是高于负有责任的过错的。另本院根据谭森死亡事故发生的原因、过错等因素，撇开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责任比例，一审法院判令玉松公司和文柱林、熊元礼分别对该事故所造成损失承担20%和60%的责任并无不当，也不与前述请示报告中所确定各方的过错责任相悖，故熊元礼、文柱林上诉称一审责任划分不当，要求玉松公司承担40%的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文柱林、熊元礼上诉要求玉松公司按照40%的比例承担谭森死亡损失等费和装载机维修损失费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对文柱林、熊元礼上诉要求玉松公司承担其装载机维修期间外的停运损失和1116.8吨煤炭贬值等损失的请求，因文柱林、熊元礼未举示证据证明玉松公司在谭森死亡事故发生后有阻碍其运走装载机和煤炭的证据，即文柱林、熊元礼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装载机维修期间外的停运损失和1116.8吨煤炭贬值等损失与玉松公司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文柱林、熊元礼要求玉松公司支付其该损失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文柱林、熊元礼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文柱林、熊元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8.20元，由上诉人熊元礼、文柱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洪
审 判 员 李学文
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