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呼民五终字第001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传学，男，196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拓，男，198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召前，男，197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水沟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郝宗有，男，197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过风楼镇。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礼财，曾用名袁涛，男，198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发清，男，197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桂莲，女，196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镇。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军，男，196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国华，男，196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涛，男，199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镇。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召学，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祥学，男，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呈风，男，197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广诗，男，1982年5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阳，男，198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斯明，男，196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宗喜，男，196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宗平，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鹏，男，198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传江，男，197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贤阳，男，1967年3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诉讼代表人余传学，男，196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
诉讼代表人朱拓，男，198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陕西省商南县魏家台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彤力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大青山乡大梁山。
法定代表人薄存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边文兵，武川县可镇青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海超，个人信息、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玺，男，195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现住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
上诉人余传学、朱拓、何召前、郝宗有、袁礼财、杨发清、周桂莲、王学军、余国华、余涛、何召学、杨祥学、刘呈风、胡广诗、袁阳、周斯明、金宗喜、金宗平、聂鹏、沈传江、王贤阳（以下简称余传学、朱拓等人）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彤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力公司）、毕海超、张国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民法院（2014）武民初字第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传学、朱拓等21人的诉讼代表人余传学、朱拓，被上诉人彤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边文兵，被上诉人张国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毕海超经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彤力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采、选、探矿。2013年3月15日彤力公司与毕海超、张国玺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彤力公司为毕海超、张国玺提供矿山探矿证、营业执照。后毕海超、张国玺于2013年3月15日又把采矿业务分包给余传学、朱拓二人，后余传学、朱拓雇佣了本案的其他原告在2、3、4、9矿井，出渣、打掘井等工作。2013年7月15日停工后，毕海超与余传学、朱拓等人结算后，并打下欠条一张，载明：“2013年3月15日-8月1日由陕西工队余传学在大青山油梁沟开矿干工程，除了已付工资款贰拾壹万叁仟元（213000元）整，剩余欠工程款共计：叁拾叁万贰仟（332000）元整，欠款人：毕海超，2014年3月14日”。余传学、朱拓等人诉至法院要求彤力公司、毕海超、张国玺支付上述工资。
另查明，毕海超欠陈尚杰等人工资一事，经武川县劳动监察大队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余传学、朱拓等人出示的毕海超的《证明》明确写明欠的是工程款，不是工资，而工资表是由余传学、朱拓制作的，表中也没有二人的工资，且余传学、朱拓等人在庭审中陈述“工人工资是我们定的”表明余传学、朱拓是分包人，加之彤力公司答辩称余传学、朱拓获取的是承包费不是工资，印证了毕海超出具《证明》欠的是工程款。其次，余传学、朱拓等人出具了2014年3月22日《大青山油梁沟2013年3月15日至7月30日结算清单》欲证明其主张，该院认为，该结算清单同样不能证明其主张，因为结算清单虽然写明下欠工人工资款332000元，但结算内容包含了0、1号井，余传学、朱拓申请的证人董利忠于2014年4月17日出庭陈述，明确余传学、朱拓不在0、1号井干活，是陈尚杰工队在0、1号井干活，董利忠的证言能够和陈尚杰的调查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另外，因毕海超欠工人工资，陈尚杰工队向武川县劳动监察大队主张权利，在这处理期间余传学、朱拓等人没有一个人向劳动监察大队提出主张，也与情理不符。按常理应结算在前，出具欠条在后，而本案余传学、朱拓等人出具的毕海超的《证明》是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结算清单》的时间却是2014年3月22日。综上所述，余传学、朱拓等人提出要求彤力公司、毕海超、张国玺支付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余传学、朱拓等人要求支付毕海超承诺给付其未工作期间的生活费68400元，劳动报酬是因提供劳务获得的相应对价，生活费不属于劳动报酬范围，故该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毕海超与余传学、朱拓之间的工程款争议需当事人另觅合法途径解决，该院不作处理。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传学、朱拓等21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余传学、朱拓等21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结算结果明确欠工人工资332000元、欠工人生活费68400元。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由彤力公司支付工资400400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彤力公司支付余传学、朱拓等21人的工资及生活费400400元。2、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彤力公司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的事实与理由证据确实充分，法律依据明确，余传学、朱拓等人所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上级法院驳回余传学、朱拓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在一审时双方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1、余传学、朱拓等人在一审起诉时诉称20位农民工，签名时是21名。提起诉讼的事实和理由与签名不能确认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的主体。而且，一审起诉时的签名与二审上诉时的签名根本不一致，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余传学、朱拓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工资表只有19人的工资，没有余传学、朱拓的工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一人一诉。请求上级法院驳回余传学、朱拓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1、彤力公司与毕海超、张国玺于2013年3月15日签订《协议书》，毕海超、张国玺承包彤力公司的采矿工程，属于风险探矿，风险探矿的全部责任由毕海超、张国玺承担。毕海超、张国玺转承包给各工队的探矿工程，未经过彤力公司认可，各工队、各承包人与彤力公司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支付工程款的主体应当是毕海超、张国玺。2、余传学、朱拓等人诉称：彤力公司将工程和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毕海超、张国玺，并提供了探矿证、营业执照，后毕海超、张国玺雇用了上诉方的施工队施工。事实上，《协议书》约定，毕海超、张国玺承包彤力公司的采矿工程，属于风险探矿，风险探矿的全部责任由毕海超、张国玺承担。上诉方并不是毕海超、张国玺直接雇用的施工人员，而是，毕海超与余传学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并且毕海超收取了余传学的风险抵押金，余传学、朱拓雇用上诉方中的19人施工。转承包矿山工程是合同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余传学、朱拓雇用上诉方中的19人施工，是余传学、朱拓与毕海超、张国玺之间转承包的合同履行关系。所以余传学等21人与彤力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余传学、朱拓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显然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关于余传学、朱拓等人诉讼请求的工资问题。余传学、朱拓等人诉讼请求的工资分两项，第一项：是除余传学、朱拓之外的19人工资332000元；第二项：是包括余传学、朱拓在内的11人的停工期间的生活补偿费68400元。余传学、朱拓等人在一审法院举证证据五份，1、毕海超的证明。证明欠21人工资332000元；2、毕海超作为证明人的《结算清单》。证明欠21人工资332000元；3、余传学、朱拓制作的工资表（不包括余传学、朱拓），证明所欠工资332000元，4、毕海超出具的证明。证明包括余传学、朱拓在内的11人的停工期间的生活补偿费68400元。5、董利忠出具的证明。证明余传学、朱拓在大青山梁油沟给毕海超开矿，账已经结清，共欠545000元，己预支213000元（包括生活费、爆破品、生产工具），下欠工资款，不是工程款332000元。关于毕海超的证明，只能证明工程款，而不是工人工资。关于毕海超作为证明人的《结算清单》，不能证明欠21名上诉方工资332000元，只能证明毕海超欠余传学、朱拓工程款332000元。关于余传学、朱拓制作的工资表（不包括余传学、朱拓），工资表中，有的计算错误（如朱才学等），在一审后，对19人的工资复核了一编，总计为538708元。而不是332000元，且与上诉方所称的553485元不符。关于毕海超出具的证明。证明包括余传学、朱拓在内的11人的停工期间的生活补偿费68400元，不属于工资范畴，是转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与彤力公司没有关系。
被上诉人张国玺辩称，毕海超经人介绍找我帮其与彤力公司签订了风险探矿合同，公司为了便于联系要求我在协议上签字，毕海超口头要求我入伙，因我没钱出资没法入伙，毕海超就独自运作，我和毕海超表面的合伙关系已经终止了。毕海超雇佣工人的事情没有同我商议，我同工人既没有口头协议，也未签订任何劳动协议。与彤力公司履行协议的事也是毕海超一人单独进行，交付承包费和风险金的时间和数额，我一概不知情，所以我不是毕海超事实上的合伙人。我认为拖欠工人工资一事属毕海超的个人行为，要由其负责。
被上诉人毕海超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中，余传学、朱拓等人向本院提交一份《记账单》，预证明：余传学、朱拓等人工作的事实。彤力公司质证意见是真实性不予确定，关联性与彤力公司无关。承包人对自己的工人记账，只能说明是承包关系。张国玺的质证意见是其没有参加，对余传学、朱拓等人的所有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是承包人对自己的工人记账，其总金额与余传学、朱拓等人自己提交的《工资表》的金额不相符，且并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传学、朱拓等人请求彤力公司支付工资、生活费及具体数额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余传学、朱拓等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余传学、朱拓等人提交的《工资表》、《毕海超的证明》，该《工资表》明确制表人为余传学、朱拓二人制作，余传学、朱拓二人也认可是其自己制作，按常理《工资表》应由用人单位制作，现该《工资表》并不是彤力公司制作，说明余传学、朱拓为承包人，且《工资表》的总金额与《毕海超的证明》的金额不相符，原审法院未予采信该《工资表》正确。《毕海超的证明》明确写明欠的是工程款，不是工资，进一步证明余传学、朱拓等人与毕海超为承包工程关系，该《毕海超的证明》并不能证明余传学、朱拓等人主张彤力公司欠付其工资事实。且《毕海超的证明》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结算清单》的时间却是2014年3月22日，按常理工程款结算在前，欠条在后。本案中却是结算在后，欠条在前。而且《结算清单》内容包含了0、1号井，在0、1号井干活的是陈尚杰工队，而陈尚杰工队在0、1号井的工资已结算完毕，武川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陈尚杰的调查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了此事实。故《结算清单》同样不能证明余传学、朱拓等人主张彤力公司欠付其工资事实，反而进一步佐证了余传学、朱拓等人是作为承包方与毕海超成立工程承包关系。余传学、朱拓等人要求其生活费的事宜，因生活费并不属于劳动报酬范围，该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余传学、朱拓等人的举证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由余传学、朱拓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余传学、朱拓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余传学、朱拓、何召前、郝宗有、袁礼财、杨发清、周桂莲、王学军、余国华、余涛、何召学、杨祥学、刘呈风、胡广诗、袁阳、周期明、金宗喜、金宗平、聂鹏、沈传江、王贤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巴特尔仓
审判员 何 建 军
审判员 蔡 世 杰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樱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