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锡民终字第07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国祥。
委托代理人陶永生，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新区江溪街道坊前新芳路。
法定代表人罗利成，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广泽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罗利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范凯洲、史科蓉（受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授权委托），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蒋伟。
上诉人童国祥因与被上诉人无锡金科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公司）、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蒋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新民初字第1321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11日，童国祥从银行帐户中通过转账向科润公司支付了150万元。2012年1月16日，科润公司将该150万元转入金科公司。后金科公司将该款转为无锡市崇安区广益路万博商业广场14号11间、15号8间商铺的定金，并开具了户名为蒋伟的售房款专用收据，备注为定金。2013年7月，童国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科润公司返还其150万元并支付利息。
另查明，2011年12月31日，蒋伟与金科公司签订了19份“万博商业广场”商业楼宇买卖认购书，约定由蒋伟认购无锡市崇安区广益路万博商业广场19套商铺，每套商铺支付定金10万元，该定金在双方签订《无锡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即转为房款。
诉讼中，童国祥、科润公司一致确认去刷卡时，是蒋伟与童国祥一起去的。对于款项的用途，童国祥表示其与蒋伟是朋友关系，蒋伟在金科公司定购了很多房产，因资金不足，其中一部分要退给金科公司，但退房将导致定金被没收，所以金科公司与蒋伟商量，只要蒋伟找到其他人来买蒋伟预购的房子，金科公司就不扣定金，童国祥有意购买蒋伟认购的房屋，但鉴于要先办好蒋伟的退房手续后才能和童国祥签订正式的购房合同，所以金科公司让童国祥将150万元房款打到其公司帐上，等正式签合同后多退少补，过了两个月左右童国祥发现其想购买的房屋已被其他人买走，故要求科润公司返还其150万元。科润公司、金科公司、蒋伟对童国祥的陈述不予认可，童国祥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陈述。科润公司表示，当时是蒋伟不够钱付定金，喊童国祥一起来付定金的，因为金科公司的POS机坏了，经请示了金科公司的领导才带着蒋伟和童国祥到科润公司A地块中行POS机上刷卡的，当时童国祥也知道是为蒋伟付的定金，后科润公司将该款转入了金科公司帐户，金科公司按蒋伟的指示开具了蒋伟所认购的19套商铺的定金收据，现这些商铺已由蒋伟介绍其他人购买并已支付了房款，该定金也已转入房款中。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科润公司提供了金科公司的财务人员陆克娜签名的情况说明、当时的销售人员徐嘉乐签字的新大陆38套商铺情况说明、李莉签字的情况说明、金科公司的销售主管高欣欣签字的关于新大陆19套商铺情况说明予以佐证。经法院询问蒋伟本人，蒋伟表示该150万元是其向童国祥借的，用于支付其向金科公司购买的商铺的定金，是其欠童国祥150万元。童国祥表示蒋伟的陈述不是事实，蒋伟本来就欠了童国祥几百万的借款，且蒋伟涉嫌诈骗被羁押，其证言可信度很低，如果是代付，蒋伟应该出具借条给童国祥，现在蒋伟并未向童国祥出具借条，代付的事实并不存在。科润公司、金科公司对蒋伟的陈述无异议。
诉讼中，法院要求童国祥明确其所要购买的商铺的具体位置，童国祥称并未具体到哪一家商铺，只是有这个意向，大概就是韩苏实购买的商铺中的一套。
诉讼中，金科公司提供了蒋伟付款情况说明及明细以证明蒋伟、童国祥及其他购房人的付款情况。童国祥表示从金科公司提供的这些明细上可以看出在童国祥付款以前蒋伟已向金科公司支付了610万元，远远超出了认购书中的定金数额，所以不存在童国祥为蒋伟垫付定金的情况。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童国祥虽向科润公司转帐支付了150万元，但在庭审中童国祥、科润公司均表示付款当天系童国祥与第三人蒋伟一起到场的，该款科润公司已于2011年1月16日转帐给了金科公司，后由金科公司以蒋伟的名义开具了收据。童国祥称其是想购买蒋伟所认购的商铺才将该150万元打入科润公司帐户内的，但在支付该款时其并未向科润公司或者金科公司要求开具发票或收据。因150万元并非是小数额，在交付出如此巨大的款项后不要求收款人出具任何凭证，亦与常理不符，且童国祥对于其陈述的该款是其购房的款项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科润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与蒋伟的陈述相印证。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科润公司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童国祥向科润公司打款的行为系其受蒋伟的指示向金科公司代付款项的行为，且蒋伟亦表示该款系其向童国祥借来支付向金科公司购买商铺的定金。综上，童国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科润公司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故对于童国祥要求科润公司返还15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童国祥的诉讼请求。
童国祥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遗漏与本案相关的重要事实。1、有证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2日蒋伟已付给金科公司610万元，而蒋伟总共应付定金为250万元，在2012年1月11日上诉人付款前，金科公司所收蒋伟的资金扣除定金后仍多余360万元，根本不可能再要上诉人代付定金。2、在办理付款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曾表明不能开具收据的原因，并表示需要到“万博”去开收据，上诉人也表示同意。这一情节说明被上诉人的接待人员知道这150万元的购房人是上诉人而不是蒋伟。3、被上诉人的证据相互矛盾，其收据、财务资料、工作人员的陈述都是为诉讼临时编造。二、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代蒋伟付款的意思表示。1、蒋伟陪上诉人去房产公司仅因为上诉人所要购的房就是属于蒋伟认购范围内的，蒋伟是购房介绍人，况且蒋伟认购房产的购房人都是蒋伟陪同的。2、从蒋伟的银行账单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蒋伟之间的经济往来习惯用银行转帐方式，如果蒋伟要上诉人代付款，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转给蒋伟，没有必要跑到房产公司去交钱。3、截止2011年底蒋伟欠上诉人的款有700多万元，许多欠款已超过约定还款期限，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再为蒋伟代付款，上诉人购房也是因为向蒋伟追讨债务，才被逼以购房的方式让蒋伟将其已交付给金科公司的房款转为上诉人的房款，希望以此实现部分债权。三、原审判定事实不符合证据规则。1、原审混淆了被上诉人辩解和证人证言的关系。原审认为被上诉人一致称150万元是代蒋伟交付的定金，这是将被上诉人的辩解当作了证人证言。2、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陈述笔录，仅属于被上诉人的补充陈述，而不属于证人证言。3、被上诉人提供的财务帐目是被上诉人自己制作，上诉人不认可，且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矛盾，不具有证明效力。4、原审认为上诉人付了150万元不开收据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提供不出证据证明是购房款，故推定上诉人是为蒋伟代付定金。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没有开收据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原因造成，而上诉人有银行转帐存根，当时认为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收款的事实。现在将被上诉人的过错归结为上诉人责任，完全不合情理。上诉人起诉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被上诉人是否有理由不返还此款，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原审实际颠倒了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科润公司、金科公司辩称：一、蒋伟原所付款项针对的是2011年8月31日的签订的19套商铺的定金，而本案涉及的150万元针对的是2011年12月31日追加的19套商铺定金，童国祥支付款项的时间与此吻合。二、上诉人认为其支付的是购房款，而不是代蒋伟支付的定金，该陈述是不真实的。1、上诉人至今未能证明其支付的款项性质是购房款。就购房常识而言，购房人应首先选定购买的房屋，而后签订购房认购书或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相应的定金或房款，公司向其开具定金收据或购房发票，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一项证据。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以及法庭反复询问要求上诉人明确其购买的是哪一套房屋，但是上诉人一直回避该问题。2、上诉人陪同蒋伟到售楼处付款，后被上诉人向蒋伟开具定金发票，上诉人并未有异议，且蒋伟明确表示该款项是其向上诉人借款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定金，从这一系列事实可以认定，该款项是代蒋伟支付的定金。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上诉人如认为其支付的是购房款，应首先对该笔款项的性质提供证据证明。其次，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不到当得利中的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并非一个单纯的消极的事实，应具体化及类型化，使得不当得利建立在一个客观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因此上诉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其是主动给付该款项，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另外，蒋伟与金科公司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但是蒋伟与童国祥是朋友关系，因此蒋伟所做陈述应当是可信的。四、即使上诉人是为从蒋伟处受让商铺而付款，由于商铺订购人为蒋伟，而付款时上诉人和蒋伟均未将这一情况告知金科公司并征得金科公司同意，上诉人所付款项也只能是向金科公司支付蒋伟名下的定金或房款。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蒋伟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对原审查明的童国祥从银行帐户向科润公司转帐支付150万元、后科润公司将该款转入金科公司帐户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童国祥的代理人陈述，在支付150万元的前一天，因蒋伟原向童国祥借款无法偿还，双方协商由蒋伟将金科公司的6套房屋转让给童国祥，去掉本金和利息，童国祥再支付150万元差价给金科公司，其余差价由蒋伟解决，并由蒋伟安排，将蒋伟名下的资金和房源转到童国祥名下。因此，童国祥才向金科公司支付了150万元。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童国祥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借款人署名为蒋伟的借条四份，借款日期在2011年5月3日至2011年11月28日之间，借款总金额790万元。其中730万元借款期限已满，其余60万元未约定借款期限。
2、署期为2012年1月10日、甲乙双方署名分别为童国祥和蒋伟的协议一份。协议载明：1、截止2012年1月10日止，乙方向甲方所借人民币现金（包括本金和利息），双方同意以乙方名下无锡金科新大陆万博商业广场8号楼15－105，15－112，15－113，15－114，9号楼14－107，14－108，共计6套商铺转让给甲方（具体操作可以由甲乙双方协商），办证时甲方不再支出任何费用。2、自今日起，由乙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原则上应在2012年3月1日前完成。超过3月1日，则乙方向甲方承担利息。3、本合同双方签字后即生效。4、双方债权债务就此两清。
3、蒋伟与金科公司签订的上述六套房屋的六份认购书复印件。
2014年4月25日，本院向蒋伟的一审诉讼代理人、蒋伟之女蒋昀容出示了上述借条和协议原件，请蒋昀容核对蒋伟签字的真实性，并询问其是否仍然担任蒋伟的二审代理人以及蒋伟目前的状况。蒋昀容表示，目前蒋伟仍被羁押在海城市看守所，她将在第二天去会见蒋伟，如果继续代理，将补齐委托手续。对于上述证据中蒋伟字样的真实性，她无法判断，需找蒋伟核实。本院将上述借条和协议的复印件交给蒋昀容，请其在会见时让蒋伟核实，并向本院反馈意见。后蒋昀容未向本院提交委托手续，也未向本院反馈蒋伟的意见。
科润公司和金科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童国祥应在一审中提出。对借条和协议的真实性基本不持异议，但这恰恰表明，诉争的150万元系童国祥与蒋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童国祥与蒋伟在付款时均未向金科公司说明童国祥要受让蒋伟订购的房屋，童国祥所付款项只能是向金科公司支付蒋伟名下的房款。
童国祥本人在二审中到庭陈述：蒋伟向他借款，到期未还，经催讨，蒋伟说钱都去买金科公司的房子了，只能把金科公司的房子调给他。他与蒋伟去金科公司的商铺看房，他选了6套，蒋伟说借款不足支付6套房的总房款，要他补钱，他不肯再出钱，蒋伟说这样的话办不了证，他就提出钱只能付给金科公司，蒋伟同意。付款当天，他与蒋伟到“米兰，米兰”，蒋伟对工作人员说这是童国祥来付房款，他划卡付款后，工作人员讲收据那里开不了，要到“万博”去开。他和蒋伟讲，如果开了收据就让蒋伟带给他，蒋伟说过两天就办证了，但3月份仍没有办下来，3月份后基本联系不上蒋伟了，就去金科公司，售楼处说房子已不在蒋伟名下，他就紧张起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陶律师，他们建议，为了减少损失，先把付给金科公司的150万要回来，所以就委托了陶律师，并把150万元的转帐凭证交给陶律师，因为借条数额巨大，陶律师让他自己保管。后他就外出躲债，因为与陶律师不太熟悉，怕暴露，就没有告诉陶律师他的下落。直至一审作出判决，他决定上诉后，才回无锡。蒋伟的委托代理人解释，其在一、二审诉讼中数次陈述付款原因有出入，是因为其仅向童国祥了解了初步情况即起诉，后联系童国祥比较困难，与蒋伟有关的借条及协议在一审中未提供，是因为起诉时蒋伟并不是当事人，而追加金科公司和蒋伟为第三人后，原审法院仅开一次庭后就很快判决，未来得及提供。
二审中，本院要求金科公司的经办人说明童国祥付款当日的具体情况，金科公司提供了徐嘉乐于2014年4月22日出具的《关于蒋伟、童国祥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蒋伟于2012年1月10日致电于我，相约于2012年1月11日前往金科新大陆付款。蒋伟于2011年1月11日与童国祥一同前来金科新大陆售楼处，因当日案场停电，两人未作长时间停留，便由高欣欣陪同前往金科米兰付款，当日由本人接待，但蒋伟和童国祥均未在本人面前提及本次付款由童国祥代付，也未提及蒋伟所定房屋由童国祥购买。”
童国祥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所列被告为科润公司，其请求法院判令科润公司返还150万元，关于付款原因及返还理由，童国祥在其起诉状中载明：其在尚未与科润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的情况下，通过银行转帐支付150万元预付款，后发现所欲购房屋已被他人购买，双方未再签订购房合同，为此要求科润公司返还所付款项。诉讼过程中，科润公司以其系代金科公司收款、该款系童国祥代蒋伟向金科公司支付的购房定金为由，申请追加金科公司和蒋伟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原审法院通知金科公司和蒋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的本案最后一次庭审中，童国祥的诉讼请求仍与原起诉状上载明的请求相同。
上述事实，有借条、协议、本院谈话笔录、徐嘉乐出具的说明、童国祥的起诉状及原审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童国祥在二审中陈述，因蒋伟向其借款到期无法偿还，双方商定由蒋伟将其在金科公司订购的6套商铺转给其，并由其向金科公司支付150万元差价。因此，无论该150万元定性为童国祥代蒋伟向金科公司支付，还是定性为童国祥直接向金科公司支付的购房款，均可认定该款项的实际收款人为金科公司。科润公司收款后让童国祥到金科公司开具收据，童国祥也未有异议，这进一步表明，童国祥明知其支付对象为金科公司。科润公司仅是代金科公司收款，且科润公司在数日后已将款项转至金科公司，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科润公司均不负有向童国祥返还款项的义务。童国祥在原审法院通知金科公司和蒋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其诉讼请求仍为要求科润公司返还款项，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予以支持。但童国祥在二审中提供了与蒋伟有关的借条和协议，蒋伟在一审中关于其向童国祥借款150万元用于支付金科公司定金的陈述，与上述证据相矛盾；金科公司工作人员徐嘉乐在二审中出具的说明，也表明付款当日童国祥、蒋伟、金科公司三方对款项性质并未作明确约定；而童国祥在付款当时未取得收据，也系金科公司付款系统故障、而科润公司代收款后告知童国祥须到金科公司开具收据等客观原因所致。综合现有证据，原审判决认定150万元系童国祥代蒋伟向金科公司支付，其事实基础已发生变化，目前要认定该150万元系代付款，依据尚不充分。关于150万元付款的性质，童国祥可与金科公司及蒋伟通过另行诉讼解决，由法院综合全部相关证据后作出认定。
童国祥起诉时虚构与科润公司交易事实而要求科润公司返还款项，且一审中怠于提供证据，现其要求改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科润公司不负返还款项义务正确，判决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由童国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旭斌
代理审判员 刘翼洲
代理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