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兴民初字第6283号原告：乔博，男，199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春香（系原告之母），1972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春花（系原告姨妈），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队医院，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南街895号。负责人：李晓林，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娟，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惠梅，女，1986年12月23日出生，回族，该医院职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原告乔博与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队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1月26日、2017年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乔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春香、尚春花、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队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娟、惠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行为，被告赔偿原告治疗费2052.16元、交通费282.1元、后续治疗费113472元、看管费454000元、交通费14896.46元（因鉴定产生费用5787.3元，因诉讼产生费用9109.16元）、住宿费7592元（因鉴定产生住宿费2656元，因诉讼产生住宿费4936元）、残疾赔偿金25771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0元，共计106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18日，原告因头疼、睡眠差、反应迟钝、头疼，由原告单位领导陪同去解放军23医院就诊，经诊断原告患有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2013年5月8日原告入住武警新疆总队医院住院治疗，医生诊断为：心境障碍（目前为抑郁发作），2013年6月21日病情好转出院。2013年12月，原告病情再次发作。2014年8月28日，原告单位领导陪同去武警新疆总队医院就诊，经测评原告患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2014年8月29日，原告单位领导再次陪同至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专科医院）复诊，医生诊疗意见：心境障碍（目前为抑郁发作），并建议住院治疗。2014年9月5日，原告单位领导杨佳峰带原告去被告医院（武警鉴定单位）住院治疗。当天，在该医院精神科主任殷学涛经量表测评得出原告患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但殷学涛医生在原告病历中亲笔书写：受测对象在经测过程中，因本人极力不愿回部队工作，训练，做测试时掩饰强，本人承认故意做的较重。但原告从未做过上述表述。此次就诊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挂号，不符合常规；2.没有询问原告病史，明显违规，不符合常理；3.2014年9月5日，被告医院的测评结果显示原告有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与同年8月27日新疆武警总队医院门诊自评量表及同年8月28日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复诊诊疗结果一致，证明原告疾病复发，需要住院治疗；4.原告并没有说过答题较重，被告医院医生作假，故意误诊；5.被告没有给原告做更高级先进的检查，如眼动（EM）测定分析、电诊断、事件相关电位测试、脑功能检查等。被告系武警评残医院，仪器齐全，若给原告做上述检查肯定不会误诊；6.被告没有原告无疾病的医学证明。以上充分证明被告医生作假，故意误诊，不给原告治病。而是建议原告单位领导带原告回卫生队静养、避免刺激、定期心理疏导。被告医生的这种严重治疗过错行为造成原告部队领导此后一直不给原告治病。经原告代理人四处求医问药，得知原告现仍处于发病状态并患有更严重的双向障碍（狂躁发作），构成了五级伤残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但由于被告医生的错误诊断行为，最终导致延误原告的最佳治疗期，造成了原告病情恶化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队医院辩称，一、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应承担责任，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原告提交的心理测验报告倒数第四行测验结论为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与原告诉称的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有本质区别。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是测试者一周的状态及情绪体验。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是精神疾病中的一类，中度焦虑和重度抑郁是否构成重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是以医生的面谈、观察、询问和判断为基础的，原告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三、依据现有的证据，被告的诊疗过程没有任何过错，全部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被告医生在门诊病历中书写了三点诊断建议，一是在卫生队休息避免刺激，二是定期心理辅导，三是不适随诊。这三点建议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导致原告所称的延误最佳治疗期造成病情恶化的后果；四、原告提供的病历第一条即写明单位领导陪同就诊。原告在部队内部挂军免号，被告的诊疗行为均符合诊疗规范，原告在其他医院的检查与诊断不能够代表原告在被告处诊疗时的症状，所有诊断都以医生诊断为准。原告的母亲随同诊疗，病历由其本人持有，病历所述与事实一致。综上，被告没有诊疗过错，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证据一，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病历五份、住院病历及检测材料一套、武警新疆总队检测材料、住院病历、症状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各一份、武警新疆总队第二支队卫生队证明一份、解放军第二十三医院艾森克个性测验、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焦虑自评量表、适应不良自评量表各一份、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病历两份、诊疗意见书一份、原告自述证明一份、陕西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六份、证明一份，证明被告诊疗存在过错，导致延误原告治疗。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证据二、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诊断证明书两份、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一份。证明原告现阶段维持治疗至2016年12月份，原告现构成五级伤残。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请。被告提交2014年12月19日原告在解放军第三医院就医门诊病历一份（诊断结果为适应障碍），2015年2月5日，原告在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就医门诊病历一份（诊断结果为焦虑状态，与心因因素有关，未发现其他××症状）。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就诊后又分别在上述两所医院就诊，如果原告有疾病的后果，该后果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也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是以被告出具的病例为基础作出的。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总队第二支队战士。2013年4月份开始，原告自述心情烦躁，夜眠差，伴有头疼状况。2013年4月18日，原告单位领导陪同原告至解放军第二十三医院就医，该院对原告进行量表测试。其中，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显示：智力正常；抑郁自评量表显示：有（重度）抑郁症状；焦虑自评量表显示：有（中度）焦虑症状；军人适应不良自评量表显示：有环境适应、行为及情绪问题。2013年5月28日，原告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总队医院就诊。该院病历记载：“主诉：间断夜眠差2年有余，加重1月。现病史：患者自述2年前因与家人吵架出现心情烦躁、夜眠差，白天全身乏力伴头晕，一直未诊治。去年入伍后，不适应部队生活，心情更加烦躁，夜眠差，性格变为沉默寡言。20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疼，到解放军23医院就诊，行心电图及头颅CT未见异常。之后睡眠差，每晚只睡3-4小时，反映迟钝，头脑不清晰。为进一步诊治来我院就诊，门诊以‘心境障碍’收入我科。病程中患者精神、食欲可，夜眠差，表现为易醒，无紧张、惊慌，喜欢安静，不喜欢与他人交流”。原告本人在病史下方书写“情况属实”。经诊断，原告患“心境障碍-抑郁发作”，并入院治疗。该院病历中诊治经过记载：“冯小云主任查看患者后指示：口服谷维素片10㎎3次/日，口服安定片2.5㎎1次/晚。于2013年6月4日到第四人民医院王德胜主任医师就诊，诊断为：心境障碍-目前为抑郁发作，建议口服盐酸文拉法新片75㎎1日1片2、丙戊酸钠片0.2早晚，目前患者症状缓解，情绪平稳，请示段效明副主任医师同意后报出院”。住院期间，原告于2013年6月4日至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诊断意见为：心境障碍-目前为抑郁发作。后原告于2013年6月2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心境障碍-抑郁发作”，出院医嘱：注意情绪调节，避免紧张，继续口服抗精神药物治疗，定期复查肝肾功，门诊随诊。2014年8月27日，原告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新疆总队医院就诊，该院对原告进行量表测试。其中，焦虑自评表显示：分数等级3（1低，2中，3高）；抑郁自评表显示：分数等级4（1正常，2轻度，3中度，4重度）。2014年8月28日，原告到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复诊，诊断意见为：心境障碍-目前为抑郁发作，建议住院治疗。2014年9月5日，原告至被告处就诊，该院对原告进行量表测试，但未住院治疗。其中，焦虑自评表显示：中度焦虑；抑郁自评表显示：重度抑郁，该院精神心理科主任殷学涛在该表下方备注：受测对象在测试过程中，因本人极力不愿回中队工作，训练，做测试时掩饰性强，本人承认故意做得较重。该院门诊病历记载：“单位领导陪同就诊，据患者本人提供病史：自己当兵是自愿选择，但是自己对部队生活感到不适应，觉得每天都是在熬日子，想尽快将两年义务兵生活过完，复原回家。精神科检查：神清，精神可，接触主动，问话能答，切题，情感平淡，情绪稍显低落，自觉疲乏无力，主动性、积极性下降，注意力欠集中，智能检查正常，自知力完整，夜眠较差，余无特殊。建议：1.建议在卫生队休息，避免刺激；2.定期心理疏导；3.不适随诊”。2015年7月2日，原告至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该院诊断证明书载明：“诊断：双相障碍、狂躁发作，建议：坚持服药”。2015年8月6日，原告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8月25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双相障碍、混合发作，建议：坚持服药，每月门诊复查。2015年9月24日，原告复查结果显示：双相障碍、混合发作，建议坚持服药。2016年10月23日、11月25日复查结果显示：双相障碍，建议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后原告以被告诊疗存在过错，延误原告最佳治疗期为由将被告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申请对其是否存在心理疾病进行鉴定，同时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延误原告的最佳治疗期导致病情加重进行因果关系鉴定（若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对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本院通过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因该鉴定中心已注销司法鉴定机构资质，鉴定被退回。原告继续申请鉴定，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委托北京回龙观医院进行鉴定，该院收到鉴定委托后回复：因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对此，原告书面回复本院：“乔博诉武警宁夏总队医院医疗纠纷一案，选择北京回龙观医院申请司法鉴定，但该鉴定机构于2016年3月7日回复超过能力范围不予受理。我们的意见是等该鉴定机构有鉴定能力时再做鉴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误诊及是否延误原告的最佳治疗期导致其病情加重。被告为原告进行量表测试及问诊，并出具病历。该院焦虑自评表显示：中度焦虑；抑郁自评表显示：重度抑郁。焦虑自评量表与抑郁自评量表是一种分析患者近一周来主观情绪的临床工具，分别测试患者焦虑情绪及抑郁情绪层级。而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是所有人都存在的正常情绪反应。但心境障碍则属于精神疾病，一般包括抑郁发作、躁狂发作、混合发作等。精神疾病属于症状学，须借助医生问诊捕捉患者症状，由医生作出最后的诊断。故焦虑自评量表与抑郁自评量表测试结果不能直接作为心境障碍的诊断依据，诊断应以医生诊断说明为准。被告门诊病历载明：“精神科检查：神清，精神可，接触主动，问话能答，切题，情感平淡，情绪稍显低落，自觉疲乏无力，主动性、积极性下降，注意力欠集中，智能检查正常，自知力完整，夜眠较差，余无特殊”，该病历对原告就诊时的症状描述较为详细，被告医院医生据此作出“建议在卫生队休息，避免刺激；定期心理疏导；不适随诊”等诊断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针对该诊断意见，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严重诊疗过错，造成原告部队领导此后一直不给原告治病，原告现仍处于发病状态并患有更严重的双向障碍构成五级伤残。因精神疾病的鉴别诊断须结合一定的时间段进行判断且精神疾病具有迁延性，症状持续的时间是精神疾病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和标准。本案中，被告只是在特定时间段内对原告作出相应的诊断意见，无法左右原告在其他时间内病情的变动。同时，原告申请司法鉴定，因鉴定要求超出鉴定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被退回。结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存在误诊行为，导致延误原告治疗期并造成原告病情加重。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费用共计10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乔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00元，由原告乔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敏超人民陪审员  马玉忠人民陪审员  高 军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思雨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