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51民初10025号
原告：上海一秀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
法定代表人：孙育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发，上海聚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家荣，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萍，1970年9月20日出生，住上海市崇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洲。
原告上海一秀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秀公司)与被告胡家荣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17日、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一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发，被告胡家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萍、曹洪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一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999.96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1年7月1日进入原告处从事轮机员工作。2016年4月21日，原告与案外人南通恒达船舶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合作，将“育才16号”轮及包括被告在内的所有船员安排至南通。2017年2月7日原告根据公司运营安排需将被告社保转至恒达公司随后办理相关手续，但原、被告并未实际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一直工作至2017年2月28日，当日原告口头向其所在船的船长及船友表示自己不想继续上班，随后离开船队。2017年3月中旬，被告向原告办公室主任周洪金以需要申领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且去南通办理入职手续为由，骗取退工单，故原告自始至终未有解除与被告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诉至法院。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仲裁裁决书一份，据以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
二、恒达公司考勤表一份，据以证明被告自2016年4月起一直在恒达公司上班。
三、退工证明，据以证明原告为被告办理退工手续的目的是办理社保转移手续，未要求原告离职。
四、恒达公司证明、王松等十一人的证明各一份，据以证明恒达公司与原告达成合作协议，原告将“育才16号”轮租赁给恒达公司，并将“育才16号”轮所有船员调派至南通工作。2017年2月28日，被告向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群表示不想在南通干了，随后就走了。
五、原告办公室主任周洪金的情况说明一份，据以证明2016年4月21日，原告的“育才16号”轮被派至南通工作，所有人员随船过去，后因为长期需要在南通工作，故当时随船人员高洪斌、周松林、胡家荣办理了转入恒达公司的手续，因此开具退工单的时间是2017年2月7日。后同年3月中旬被告胡家荣找到周洪金，称需要领取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且正好一起办理在恒达公司的就职手续，故周洪金将退工单交给被告胡家荣。
六、恒达公司工资单一份，据以证明自2017年2月起被告的工资由恒达公司发放。
七、原告情况说明、公司调令、退工证明、来沪从业人员退工备案登记表、江苏省国内人员登外轮管理办法、南通边防检查站代理证件办理培训教程各一份，据以证明原告船舶人员时常需要登轮作业，根据边检规定，登轮作业必须持有登轮证，而登轮证不能异地使用。因被告胡家荣随船在南通工作，而南通办理登轮证需要办证人员在当地缴纳社保，故公司决定让随船的胡家荣等船员将社保关系转移至南通恒达公司。
被告胡家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3491元(3833元×13.5×2)，年限自2004年2月至2017年3月。事实和理由：被告自2002年10月进入原告处工作，最后一次签订合同期限自2014年10月8日至2017年10月8日。2017年3月2日，原告去社保窗口查询本人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时，发现原告自2017年2月起未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故被告至原告处询问，被告获知自己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已被解除，同时原告主动将退工单交给被告。被告认为，原告在被告劳动合同未到期时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仲裁将被告的工作年限裁短为6年，未保护被告权益，故涉讼。
被告胡家荣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劳动合同两份，据以证明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日为2017年10月8日。
二、劳动手册一份，据以证明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时间开始于2004年2月10日。
三、船员服务簿两份，据以证明“华昌号”是上海远通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通公司)的船舶，该公司在2002年被上海一秀实业有限公司收购，被告在“华昌号”、“育才号”上工作，与2011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相互印证。
四、社保中心在职个人账户信息查询照片，一秀公司、上海玖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鑫公司)、上海鼎想物资有限公司(鼎想公司)的工商信息，据以证明自2004年2月起一秀公司、玖鑫公司、鼎想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保，三企业是关联企业。
五、崇明县交通管理局授权委托书、上海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交割单、产权交易合同，据以证明自2012年起远通公司的产权已转给一秀公司，其中包括船员、船舶。
被告胡家荣申请证人周某某到庭作证，其陈述：自己是原告单位的员工，之前在远通公司工作，在2012年时该公司整体产权卖给孙育才，因自己在“华昌号”上工作，包括自己和被告胡家荣在内的人都转到孙育才的公司，“华昌号”在2011年4月报废，之后自己退休离开公司，被告继续在孙育才的公司工作。
本院依职权调取被告上海市社保在职转入汇总核定表，玖鑫公司、鼎想公司、上海中业船舶燃料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2月至2006年3月，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2006年4月至2007年6月玖鑫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保；2007年7月至2008年2月，鼎想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保；2008年3月至2017年2月，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保。2017年2月，原告向被告出具退工证明。2017年5月24日，被告向上海市崇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1500元。该委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999.96元。原、被告均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间诉至法院，故涉讼。
另查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孙育才，股东为王柏青、黄柳、黄文忠、崔若愚、唐建平；玖鑫公司(吊销)的法定代表人系王柏青，股东系孙育才、王树青、王柏青；鼎想公司(注销)的法定代表人系唐建平，股东系王柏青、唐建平。
再查明，2002年9月上海市崇明县远通航运公司与上海一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双方约定远通公司作资产整体转让；原远通公司所欠工商银行崇明县支行贷款，原则上随抵押物(即“华昌号”船，“航224号”船)走，债务转移至上海一秀实业有限公司。被告自2003年4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在“华昌号”船舶工作，2011年6月至2016年3月期间在“育才16号”船舶工作。被告劳动手册载明“自2004年2月10日至2006年3月31日用工单位为上海一秀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一秀实业有限公司”系原告之原名。
审理中，原、被告确认双方于2017年2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表示因被告胡家荣工作的船舶在南通，必须办理登轮证，而办理登轮证必须在南通缴纳社保，原告决定让随船的胡家荣等船员将社保关系转移至南通恒达公司，故开具退工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属于违法解除。本院认为，原告虽在本次庭审中表示只是为了将被告的社保转移至南通才开具退工单，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相关主张，且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将被告的社保迁至南通，无法律依据。在仲裁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向被告开具退工单是应被告的要求，目的是协助被告申领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但实际原告并未给被告办理工伤理赔的手续，故原告对解除原因在仲裁和法院的庭审中的说法不同，也未提供充分证据，故原告认为其开具退工单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被告的工作年限。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轮流订立劳动合同，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本案中，被告自2003年起在“华昌号”、“育才16号”船舶工作，工作岗位未发生变更。为被告缴纳社保的单位分别为原告、玖鑫公司、鼎想公司，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育才在玖鑫公司持股50%，鼎想公司的股东王柏青系玖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的股东之一。故本院认定原告、玖鑫公司、鼎想公司系关联企业，现被告自2004年2月17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工作年限为13.5年，原、被告对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3583.33元无异议，故原告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6749.91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上海一秀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胡家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6749.91元。
二、原告上海一秀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999.9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上海一秀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邱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