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浙0106行初241号原告徐贵昌，男，汉族，1944年8月30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住上海市。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住所地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1号楼3楼。法定代表人王宗成，局长。委托代理人薛书宝，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丁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贵昌(以下简称原告)因认为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被告）不履行证券监管法定职责一案，于2016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28日受理，于8月30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贵昌、被告的副局长俞峰、委托代理人薛书宝和丁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上海红蜻蜓置业有限公司”东郊半岛别墅项目的拆迁户，2015年11月3日，其给被告写举报信，举报“浙江红蜻蜓”董事长钱金波涉嫌刑事犯罪，浙江红蜻蜓（SH603116）在上市过程中，严重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1：“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应当内容完整、文件齐备，格式符合规定要求，不得有重大遗漏”的规定。浙江红蜻蜓上市过程中隐瞒其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钱金波受到刑事举报的事实，属于不披露重要信息、信息披露违规，涉嫌欺诈上市，应当严查。2015年11月25日，被告收到举报信，但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原告是否受理。2015年12月23日，原告给被告写第二封举报信，但被告也未进行答复。被告作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浙江地区的派出机构，对其辖区内的上市公司披露违规有监管职责。被告应依法对原告提出的举报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和依法处理，并向原告答复处理结果。被告的行为属于不作为。诉请判令：确认被告未对原告2015年12月的举报请求作出答复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限期履行答复职责；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红蜻蜓置业有限公司、上海恒森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证明上述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是钱金波。第二组证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沪浦[2003]出让合同第054号）、三份网络打印件。证明土地价格和房价差距太大。第三组证据：国土资发[2003]45号、《关于批准机场镇小城镇开发建设C地块项目供给土地的通知》（沪浦土供[2003A]027号）、沪府办发[2003]12号、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49街坊90宗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条件。证明东郊半岛项目为别墅项目。第四组证据：《关于严格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通知》（国土资发[2002]265号）。证明经营性土地必须经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第五组证据：《关于浦东新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调整的通知》（浦建房[2003]144号）、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第六组证据：《国务院召开全国治理整顿土地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沪浦新（2005）房拆受字第020号受理通知书、《关于同意在机场镇小城镇C地块建设低密度住宅的项目批复》（浦计农建[2003]09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节选。第七组证据：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两份、来访接待登记表、新生村村委会的证明、电力公司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证明、照片若干。证明原告在拆迁中的损失。第八组证据：2015年11月1日原告给被告的举报信及邮件跟踪单。证明原告第一次向被告进行举报。第九组证据：2015年12月20日原告给被告的举报信及邮件跟踪单。证明原告的第二次申请。第十组证据：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原房屋位于江镇乡新生七队。被告辩称，一、2015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先后三次收到原告关于“红蜻蜓”的举报，均依法开展核查工作并及时答复。1、2015年11月25日，被告收到原告的第一封举报信后，依《举报工作规定》第二条开展处理工作，于12月4日电话联系原告，核实原告相关信息。12月10日录入系统，并着手进行核查。2、2015年12月23日，被告再次收到原告的举报。由于内容基本相同，被告经核查，依《举报工作规定》第七条于2015年12月28日通过“中国证监会互联网站举报专栏查询系统”作出答复。3、2016年4月21日，被告收到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转办原告的举报材料。被告经比较，未发现原告就前次举报提供新的事实或线索，故依照《举报工作规定》第五条不再予以受理。被告于2016年5月12日向原告寄出书面回复函。二、原告举报的内容不属于被告监管职责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条及《派出机构职责规定》的具体授权，被告作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为辖区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而原告举报的事项不属于被告监管范围，虽然举报信部分内容提及“欺诈上市”等相关表述，但未能提供违反证券期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具体事实、线索或证据。三、根据《举报工作规定》第七条，被告通过“中国证监局互联网站举报专栏”的形式答复原告并无不妥。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2015年11月25日的举报材料。证明原告第一次举报内容及时间。2、2015年12月10日被告在网上登记处理记录。证明被告开展举报处理相关工作的记录。3、2015年12月23日的举报材料。证明原告第二次举报内容及时间。4、2015年12月28日证监会举报系统答复页面。证明被告已履职。5、2016年4月21日收到的举报材料。证明原告举报内容。6、2016年4月22日交办案件回执单。证明被告履职。7、2016年5月12日书面回复函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履职文件。8、浙江证监会对徐贵昌举报事项的核查工作及资料清单。证明被告相关履职记录及核查调取资料。被告提供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证监会令第11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证监发[2014]53号）。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举报信，举报上海红蜻蜓置业有限公司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涉嫌违法行为、浙江红蜻蜓在上市过程中涉嫌欺诈上市、浙江红蜻蜓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等，要求被告进行监管。11月25日，被告收到该举报信。在被告核查过程中，原告又于12月21日向被告邮寄第二封举报信，内容与第一封基本一致。被告经过核查，于2015年12月28日通过“中国证监会互联网站举报专栏查询系统”作出答复。内容为：您的举报事项举报“红蜻蜓置业有限公司”在别墅项目开发过程中涉嫌违法行为，不属于我局监管职责范围。另举报中所述“红蜻蜓置业有限公司”应为“上海红蜻蜓置业有限公司”，不属于上市主体。被告以短信形式向原告的13120663016号手机进行了发送。2016年4月21日，被告收到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转办原告的举报材料。被告经比较，未发现原告就前次举报提供新的事实或线索。5月12日，被告向原告寄出书面回复函，内容为：“你在举报材料中提及的涉嫌违法主体‘红蜻蜓’、‘上海红蜻蜓’均为‘上海红蜻蜓置业有限公司’，其母公司并非举报材料中所认为的上市公司‘浙江红蜻蜓’，而是上市公司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钱金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属于上市公司及其合并体系内的上市主体范畴，也不属于我局监管对象。”原告以其为上海东郊半岛别墅项目的拆迁户，就被告对其第二次的举报未进行答复为由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此，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应当与履行职责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否则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徐贵昌以其为上海东郊半岛别墅项目的拆迁户，向被告举报上市公司“浙江红蜻蜓”存在违规行为，要求被告实施监管。但徐贵昌未提交证明其与所举报事项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据。故徐贵昌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徐贵昌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呈虹人民陪审员  张云洲人民陪审员  狄建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章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