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6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鑫扬动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法定代表人DANNYCHAN。
委托代理人叶机洪、魏来，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旭，男，汉族，1961年5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蓝永标、葛衍强，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夏珍，女，汉族，1966年5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添坚，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福建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法定代表人林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杰，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鑫扬动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下称鑫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旭、原审被告郑夏珍、福建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星之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机洪、魏来，被上诉人吴旭的委托代理人蓝永标、葛衍强，原审被告郑夏珍的委托代理人孙添坚，原审被告星之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郑夏珍虽于一审宣判后向本院递交了上诉状，但其未按本院要求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郑夏珍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按原审被告予以列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12月1日，转让方吴旭（甲方）、受让方郑夏珍（乙方）、目标公司鑫扬公司（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吴旭将其持有的鑫扬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郑夏珍，转让价款为530万元，应于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付足；乙方于合同签订同时支付甲方人民币200万元，作为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定金，并承诺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甲方在乙方按约定支付定金后，甲方、乙方、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就鑫扬公司出租厂房事宜应按本合同附件合同文本内容另签一份合同，将原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原出租方鑫扬公司的相关权益转由甲方享有，另责成鑫扬公司对乙方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做连带保证；乙方未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其应按欠付股权转让款的千分之壹点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自甲乙丙三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于乙方按约足额支付定金，4.1款约定的保证及所签署的合同生效后生效；及其他事项。吴旭、郑夏珍在合同上签字，鑫扬公司在合同上盖章。
当日吴旭、郑夏珍及鑫扬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作为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的附件，协议约定：吴旭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收取郑夏珍支付的足额股权转让价款及相关费用之前，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于2010年11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20101106《房屋租赁合同》项下鑫扬公司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向星之宝公司收取租金转由吴旭承继；吴旭承诺，郑夏珍履行义务后，应立即将其承继第1条所涉权利回转给鑫扬公司；及其他事项。吴旭、郑夏珍及鑫扬公司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确认。
另，2010年1月11日，福建联合动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011年1月4日更名为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编号20101106），将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达路71号研发中心整座房屋出租给星之宝公司，约定租期10年，自2010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租金每两年调整一次；从第二年起，下一年度租金应于每年12月1日前付清；以及其他事项。后，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对原合同中租金进行调整，变更后的租金为：“2010年12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期间，每年的开票含税租金为人民币126.72万元；2012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每年的开票含税租金为人民币134.112万元；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每年的开票含税租金为人民币142.56万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每年的开票含税租金为人民币151.008万元；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每年的开票含税租金为人民币159.456万元。”
2013年11月26日，鑫扬公司向星之宝公司发出《告知函》，告知其应将讼争款项汇入鑫扬公司变更后的账户。2013年11月28日，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变更后的收款账户及相关事项。
星之宝公司分别于2010年11月12日向鑫扬公司转账支付150万元（含30万元押金与120万元租金），于2011年12月20日转账支付租金120万元，于2012年6月12日转账支付租金67200元，2012年8月3日转账支付租金67200元，于2013年1月28日转账支付租金134.112万元，于2013年12月3日转账支付租金134.112万元，鑫扬公司已向星之宝公司开具了租金发票。
吴旭以郑夏珍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为由，于2013年9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支出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
另查明，2011年12月1日吴旭与郑夏珍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时，鑫扬公司股东为吴旭、郑夏珍，其出资额分别为200万元和800万元。2012年1月13日，鑫扬公司股东变更为林叶媚、郑瑜，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由吴旭变更为林叶媚。2013年8月14日，鑫扬公司股东变更为陈建铨、李榕，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榕。2013年10月21日，鑫扬公司股东变更为翁爱民、陈亮亮，法定代表人变更为DANNYCHAN。
原审法院认为：吴旭与郑夏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合同》第10.1条虽约定“合同自甲乙丙三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于乙方按约足额支付定金，4.1款约定的保证及所签署的合同生效后生效”，但吴旭已将股权转让并已办妥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故《股权转让合同》所附生效条件已发生变更，该合同已生效。鑫扬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尚未生效的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股权转让合同》约定530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在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付足，即应于2012年3月1日前付清，但郑夏珍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故吴旭诉请郑夏珍支付股权转让款530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郑夏珍主张讼争股权已实际交割可推定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缺乏依据，不予采纳。郑夏珍从逾期付款之日（即2012年3月1日）起，应向吴旭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吴旭因郑夏珍逾期付款导致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因吴旭未举证证明该损失的实际情况，故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确定。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为日千分之一点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可认定约定的违约金金额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郑夏珍请求对违约金予以调整，应予支持。现参照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保护标准，将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吴旭为提起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万元，系其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且未超过律师费收费标准，故吴旭诉请郑夏珍向其支付律师代理费15万元，予以支持。
吴旭主张鑫扬公司应对郑夏珍的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鑫扬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仅是以转让股权的“目标公司”的身份在合同上盖章，并未体现为“保证人”的身份，《股权转让合同》第4.1条虽约定“另责成鑫扬公司对郑夏珍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做连带保证”，但该约定仅是要求鑫扬公司提供保证的预约，鑫扬公司并未与吴旭另行签订正式的保证合同，故鑫扬公司与吴旭之间并未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吴旭要求鑫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郑夏珍在未履行付款义务之前，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项下鑫扬公司出租人的权利由吴旭行使，其性质为鑫扬公司将其对星之宝公司所享有的租金债权，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为郑夏珍的讼争债务提供担保，属非典型担保。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因签订上述协议时鑫扬公司股东仅有吴旭和郑夏珍，鑫扬公司虽未专门召开股东会并出具决议，但鑫扬公司全部股东均在协议书上签字，应认定鑫扬公司的全体股东对上述担保予以认可，故该担保行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因吴旭将讼争股权转让后不再是鑫扬公司的股东，鑫扬公司以其租金债权为讼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后亦有权向郑夏珍追偿，故讼争担保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相关股东“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或“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该担保行为合法有效。
因吴旭及鑫扬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并未将讼争租金债权转让的情况通知承租人星之宝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后因鑫扬公司仍明确发函要求星之宝公司向其支付租金，故星之宝公司将前四年（2010年至2014年）的租金向鑫扬公司支付，并无不当。2015年度以后的租金，吴旭有权在其对郑夏珍的债权范围内，要求星之宝公司承担连带支付的责任。
鑫扬公司在郑夏珍未付清讼争债务之前，已将其对星之宝公司的租金债权转让给吴旭，故其无权收取自2012年3月1日至郑夏珍付清款项前的租金，对于其已收取的租金363.264万元［即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的租金95.04万元（年租金126.72万元×9月／12月=95.04万元），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租金134.112万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租金134.112万元］，鑫扬公司应向吴旭返还。故鑫扬公司应在其已收取的363.264万元租金的范围内对讼争郑夏珍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鑫扬公司的上述担保行为导致其存在租金损失，故其有权在其租金损失范围内向郑夏珍追偿。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郑夏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旭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3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从2012年3月1日付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郑夏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旭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三、星之宝公司应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编号20101106）及《﹤房屋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的租金支付时间及金额，自2014年12月1日起直接向吴旭支付约定租金，用于连带清偿判决第一项确定的郑夏珍对吴旭的债务；四、鑫扬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人民币363.264万元范围内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郑夏珍对吴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鑫扬公司有权在其租金损失范围内（该租金损失包括：根据判决第三项，星之宝公司向吴旭实际支付的租金金额；根据判决第四项，鑫扬公司向吴旭实际支付的款项金额）向郑夏珍追偿。五、驳回吴旭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41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郑夏珍负担。
一审宣判后，鑫扬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超出吴旭的一审诉请，程序违法。吴旭的诉请第三项是请求确认上诉人已收取20101106号《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归其所有，并要求鑫扬公司、星之宝公司、郑夏珍向其支付该租金。由于吴旭的诉请及事实理由中既未主张其与鑫扬公司之间存在担保法律关系，也没有请求鑫扬公司就已收取的租金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鑫扬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已超出了吴旭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应予纠正。1、《补充协议书》仅是《股权转让合同》的部分内容，并不是各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后另行草拟签署的合同。2、鑫扬公司、吴旭、郑夏珍及星之宝公司从未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另行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三、一审判决鑫扬公司为郑夏珍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吴旭在各方当事人按照《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另行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之前已将股权转让给了郑夏珍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可见，各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已变更了《股权转让合同》第4.1款及10.1款的约定，股权转让合同第4.1款关于租金权益转由吴旭享有的约定已不再履行。2、即使《股权转让合同》第4.1款关于租金收益的约定属于非典型担保，该约定也仅是要求鑫扬公司提供非典型担保的预约，结合各方未另行按照《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另签租赁合同及吴旭、郑夏珍股权转让的事实，足以证实鑫扬公司与吴旭之间的非典型担保未成立，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3、即使鑫扬公司的非典型担保成立，该担保行为也因违反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鑫扬公司为吴旭与郑夏珍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非典型担保的行为可能导致鑫扬公司回购本公司股权、造成公司资本不当减少的结果，不仅违反公司法有关回购本公司股权的禁止性规定，亦违背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对公司债权人和交易安全造成损害，故该担保行为无效。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吴旭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吴旭答辩称，一、一审不存在判超所诉的问题。吴旭的一审诉请范围是明确的，有提出要求鑫扬公司应支付租金的诉求，同时理由也是非常明确的，是根据吴旭与郑夏珍、鑫扬公司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一审判决鑫扬公司在其已取收取的租金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未超出吴旭的诉请范围。二、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由吴旭、郑夏珍、鑫扬公司分别签订，且《补充协议书》抬头写明“附件”，一审对此所作的相关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三、《补充协议书》已明确约定，郑夏珍在未履行付款义务之前，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项下鑫扬公司出租人的权利由吴旭行使。一审正是根据《补充协议书》的该约定判决鑫扬公司在其已取收取的租金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鑫扬公司的担保行为并未违反公司法的效力性规范，是有效的。四、郑夏珍作为付款义务人，对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认定“郑夏珍主张讼争股权已实际交割可推定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缺乏依据”完全正确。五、一审判决星之宝公司自2014年12月1日起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直接支付给吴旭，并未增加星之宝公司的任何负担。其关于租金债权不得转让等其他意见也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夏珍答辩称，郑夏珍已经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吴旭主张郑夏珍支付股权转让金和违约金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吴旭对郑夏珍的诉讼请求。
星之宝公司答辩称，一、《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书》未成立及生效，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星之宝公司依法不应当按原审判决第三项直接向吴旭支付租金，用于连带清偿郑夏珍对吴旭的债务。二、一审认定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在吴旭取得股权转让款之前转由吴旭承继为非典型性担保，认定有误。根据租赁合同的性质包括该租金债权在内的《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不能以转让方式作为担保，同时作为债权人的鑫扬公司至今也没有通知星之宝公司债权转让事宜，依法对星之宝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三、原审法院基于鑫扬公司的担保责任成立而要求星之宝公司自2014年12月1日起直接向吴旭支付约定租金，用于连带清偿郑夏珍对吴旭的债务，人为的隔裂了租赁合同的履行，而且认定前后矛盾，必将造成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的困难。四、原审认定事实存在多处错误。1、《补充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有四方而不是仅有三方，作为一方主体的星之宝公司并没有在补充协议书上盖章，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该协议书并未成立及生效。2、星之宝公司与鑫扬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应为2010年11月11日，而非原审认定的2010年1月11日。3、星之宝公司是向鑫扬公司转账支付押金及租金，而不是原审法院确认的向吴旭支付；4、星之宝公司支付了租金后，是鑫扬公司开具租金发票给星之宝公司，而不是原审法院确认的星之宝公司向鑫扬公司开具发票。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吴旭对星之宝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吴旭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有误；三、鑫扬公司是否应以其收取的星之宝公司支付的租金对郑夏珍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四、原审判令星之宝公司自2014年12月1日起直接向吴旭支付约定租金用于连带清偿郑夏珍对吴旭的债务是否有误。
一、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吴旭诉讼请求的问题。
本院认为，从吴旭一审起诉状载明的第四点诉讼请求，可以看出，吴旭在一审起诉时就提出要求鑫扬公司对郑夏珍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其主要理由是根据有关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鑫扬公司同意为郑夏珍履行前述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一审法院认定鑫扬公司是以其对星之宝公司享有的租金收益为郑夏珍提供担保而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就其本质而言，一审法院关于“鑫扬公司应在其收取的363.264万元租金范围内对郑夏珍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项并未超出吴旭要求鑫扬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范围。因此，鑫扬公司关于一审判超所诉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有误的问题。
本院认为，从《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第4.1款“甲方在乙方按约支付定金后，甲方、乙方、鑫扬公司与星之宝公司就鑫扬公司出租厂房事宜应按本合同附件合同文本内容另签一份合同……”的约定，可以看出，吴旭、郑夏珍以及鑫扬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曾约定要按照合同后面所附文本另行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书》作为《股权转让合同》附件。因此，在有关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之前，该份协议书体现的是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合同范本，并不具有合同法上的拘束力，但是，由于本案中吴旭、郑夏珍以及鑫扬公司并未另行制作一份补充协议，而是直接在该合同范本上签字盖章，这就使得原来作为合同范本的协议书变成了一份具有合同法律效力的《补充协议书》。鉴于《补充协议书》抬头已注明“附件”字样，鑫扬公司、吴旭、郑夏珍在《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上均签字、盖章，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吴旭、郑夏珍及鑫扬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附件并无不当。鑫扬公司主张三方在《补充协议书》上签章仅是对《股权转让合同》内容的确认，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鑫扬公司是否应以其收取的星之宝公司支付的租金对郑夏珍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书》第1条、第2条的约定，在郑夏珍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费用前，鑫扬公司将其享有的向星之宝公司收取租金的权利转由吴旭行使，吴旭在郑夏珍依约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后，再将其承继的上述权利回转给鑫扬公司。上述约定的目的在于督促郑夏珍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保障吴旭收到全额股权转让款，其实质是鑫扬公司将其享有的对星之宝公司的租金收益权，通过权利让渡方式，为郑夏珍履行合同义务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此种担保属于权利质押担保。吴旭、郑夏珍、鑫扬公司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三方之间即成立质押担保法律关系。星之宝公司作为《补充协议书》的一方主体虽未在协议上签字、盖章，但其在吴旭、郑夏珍、鑫扬公司之间形成的租金收益权质押担保法律关系中，仅是作为支付租金的义务人，对合同的履行仅负有协助义务，故星之宝公司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并不影响租金收益权担保条款的成立与生效。一旦郑夏珍未依约支付股股权转让款，吴旭即有权要求鑫扬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郑夏珍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支付款项的义务人，并不因鑫扬公司提供了质押担保而免除支付款项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在判令郑夏珍向吴旭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同时，判令鑫扬公司在已收取的363.264万元租金范围内对郑夏珍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另，鑫扬公司主张公司为股东内部股权转让提供担保，一旦需要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本质上会导致公司回购本公司股权，造成公司资本不当减少，这与《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相违背，亦违反资本维持原则，因此，鑫扬公司的担保行为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吴旭与郑夏珍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吴旭已将其持有的鑫扬公司20%的股权变更至郑夏珍名下，而非由鑫扬公司自己持有，并无发生鑫扬公司回购本公司股权之情形，鑫扬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亦有权向郑夏珍追偿，并不必然导致鑫扬公司资产的减少，因此，鑫扬公司关于该担保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应认定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审判令星之宝公司自2014年12月1日起直接向吴旭支付约定租金用于连带清偿郑夏珍对吴旭的债务是否有误的问题。
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因鑫扬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书》之后并未告知星之宝公司其将租金收益权提供担保的事实，故星之宝公司将2010年至2014年的租金支付给鑫扬公司并无不当。但在本案诉讼之后，由于星之宝公司已经知晓鑫扬公司将租金收益权用于担保的事实，其作为支付租金的主体，有义务协助吴旭实现对质物的优先受偿权，因此，星之宝公司应当自2015年开始将租金直接支付给吴旭，用于连带清偿郑夏珍对吴旭的债务。星之宝公司虽辩称该租金债权不具有可让与性，但根据鑫扬公司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星之宝公司所承租的房屋系鑫扬公司单独所有，鑫扬公司对该租金收益享有完全处分权，其将该收益作为郑夏珍履行合同的担保系其自由处分权益的行为，星之宝公司将租金支付给吴旭，不仅符合鑫扬公司此前做出的意思表示，而且，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此债权的转让影响到了星之宝公司承租人权益的实现。因此，星之宝公司关于该租金债权不能以转让方式做担保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吴旭、郑夏珍、鑫扬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郑夏珍应于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即2012年3月1日前）付清530万元股权转让款，现郑夏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吴旭诉请郑夏珍支付股权转让款53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鑫扬公司自愿以其对星之宝公司享有的租金收益权为郑夏珍履行《股权转让合同》提供担保，其应在已收取的2012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租金363.264万元的范围内对郑夏珍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星之宝公司作为支付租金的义务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实际知晓租金收益权担保之事实，故其应协助将2015年以后的租金直接支付给吴旭用于连带清偿郑夏珍对吴旭所负的债务，以保证吴旭对质物的优先受偿权。因郑夏珍的违约行为造成吴旭提起本案诉讼并支出律师代理费，原审判令由郑夏珍负担该笔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原审法院在确定郑夏珍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时，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保护标准，依据不足，本院予以调整。因吴旭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实际情况，而郑夏珍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其造成的主要是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不得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本院依法将吴旭诉求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106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六项；
二、变更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1067号第一项为，郑夏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旭支付股权转让款53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从2012年3月1日付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5861元，由鑫扬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忠
代理审判员 詹 强 华
代理审判员 朱 宏 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蔡素洁（代）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