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2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经开区支行，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风汽车大道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753431016E。
代表人：杨进，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良俊，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市高新区丰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园路火炬大厦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5506751762。
法定代表人：孙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义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经开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市高新区丰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691民初1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良俊，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义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丰银小额贷款公司自认，从2013年3月31日起未向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要求返还6547000元，而且，如果收费不合法，丰银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公开的信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民法通则》2年和《民法总则》3年的法定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故一审法院认为，直到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起反诉（2016年6月3日）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理由不能成立。1、丰银小额贷款公司诉讼请求提及的6547000元中最后一笔收费行为发生在2013年3月31日，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当庭承认，从2013年3月31日起再未向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要求返还6547000元，因此，在2015年3月30日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的诉求就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已丧失胜诉权，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丰银小额贷款公司诉讼请求。2、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出农行收费不合法的证据（相关部门的文件规定），从2011年、2014年到2016年均有，网上也能公开搜索到，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应当知道并了解收费的合法性，学习和了解中国的法律和国家规定是每一个企业的法律义务，不能说到法院诉讼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未主张自己的权利，已丧失胜诉权。二、一审法院认为“《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融资合同》中手续费条款因欠缺意思表示真实条款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并未指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违反了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中的效力性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与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融资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未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实质性服务”的理由不能成立。2014年1月1日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与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签订了《常年财务顾问协议书》，2014年3月28日和4月10日，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才和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签订《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合同》。《常年财务顾问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向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提出了常年财务顾问申请，由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向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六级服务，根据常年财务顾问反馈表，2014年3月15日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为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开通了财务顾问业务平台。2014年7月10日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向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半年财务分析，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提供了财务顾问服务。2012年、2013年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与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签订了《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融资合同》，合同签订后，对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托管服务，根据被上诉人的委托指令付款，办理资金支付，通过对被上诉人资金账户的有效管理，保障了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安全。《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合同》第4.2条第3项约定，丰银小额贷款公司需向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支付代理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手续费。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已经按照《常年财务顾问协议》、《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和《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的约定，充分履行了合同义务。四、一审法院认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收取6547000元实为提前收回案涉贷款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与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较低，且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属于无抵押资产的贷款，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合理合法。五、涉及财务顾问费、资金托管费和手续费属于行业管理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如果农行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业行政管理规定，银监会可以对农行进行行政处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只是经营性公司，在被上诉人起诉后，聘用了专业的律师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所以才提出反诉，且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支持了被上诉人的反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退还违规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取的资金托管费、代理费、财务顾问费等6547000元；2、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赔偿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截止2016年4月21日的利息损失1786600元，2016年4月22日至实际退还之日止的利息，按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罚息、复利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用由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负担，一审庭审中，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放弃对律师代理费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向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借款，双方分别于2012年5月16日、2013年3月29日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合同》，对融资金额、利率标准、融资期限等进行了约定。2012年5月18日，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甲方、委托人）与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乙方、托管人）签订《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双方于2012年5月15日签订的《贷款公司融资合同》所涉贷款资金的托管人，托管费金额为500000元。同年5月24日，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取资金托管费500000元。2012年5月23日、9月28日，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分别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费1947000元、400000元，作为代理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收入。2013年3月29日，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甲方、委托人）与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乙方、托管人）签订《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协议期间（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通过乙方柜面支付的所有或部分交易资金提供托管服务，托管费为1000000元。同日，双方又签订《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双方于2013年3月签订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合同》所涉贷款资金的托管人，托管费金额为250000元。2013年3月30日，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取资金托管费1250000元。2013年3月30日、3月31日，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分别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费1750000元、700000元。
一审法院另认定，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2015）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147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经开区支行诉襄阳市高新区丰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退还其于2014年度违规收取的资金托管费、代理费、财务顾问费等34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商业银行收费应当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息费分离、质价相符的原则，充分考虑客户的实际需求和自身的业务能力，收费标准与业务成本相匹配。本案中，在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存在融资合同关系期间，双方签订《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及两份《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据此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取资金托管费1750000元（500000元＋1250000元）。另在融资期间，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以“代理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收入”名义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取服务费4797000元（1947000元＋400000元＋1750000元＋700000元）。对于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收取的资金托管费1750000元，从合同的签订时间及收费金额来看，双方签订的《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及《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与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相应融资贷款发放时间、金额高度一致，且托管资金账户即贷款资金账户，存在挂钩关系。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并未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实质性服务。客户资金托管是指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接受客户委托，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约定，履行安全保管客户资金、办理资金清算、监督资金使用情况、披露资金保管及使用信息等职责，并保证客户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运作效率、防范风险及提升信用的业务。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取了高额资金托管费用后，仅向其提供了资金划转、还本付息等常规结算业务服务，基本属于尽职调查、贷款发放、支付管理、贷后管理等信贷工作自身职责。因此，《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及《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的真实缔约目的并非开展相关金融服务，实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规避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监管，利用交易地位不对等、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以融资为条件，以收取服务费的形式提前收回贷款利息。故上述协议因欠缺意思表示真实要件而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应当予以返还。对于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收取的其他服务费4797000元，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收费的依据和标准，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存在其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与其收费相对应服务的事实。该费用在本质上与前述资金托管费用一致，系以收取服务费的形式提前收回贷款利息，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收取4797000元服务费缺乏合理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另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辩称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的收费行为虽发生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但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以融资为条件，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收取服务费，双方间存在交易地位不对等、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客观情势，丰银小额贷款公司陈述其系依照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要求交纳上述费用且不知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符合客观事实和一般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在（2015）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147号案件审理期间，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就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2014年度的违规收费提出反诉，可以认定其已知道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的相关收费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但由此时起计算至丰银小额贷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2016年6月3日），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亦未举证证实自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至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对于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的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收取的费用6547000元应向丰银小额贷款公司返还，并应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丰银小额贷款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一审法院上述评判意见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辩称上述收费合法不应返还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经开区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襄阳市高新区丰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6547000元，并支付以1947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5月2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5月2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7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襄阳市高新区丰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14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经开区支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二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的（2017）鄂民终3074号民事判决，对本案双方当事人2014年度借款50000000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涉及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反诉请求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返还3400000元财务顾问费、资金托管费、手续费的主张予以了认定及确认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请求上诉人农行襄阳经济开发区支行返还6547000元资金托管费、顾问费、代理费，及承担利息损失的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据一审查明事实，双方签订的《一般专项资金托管协议》、《普通商品交易资金托管协议》、《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合同》，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均已按照约定支付了相应款项，并如约清结了贷款本息。但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均未提供与合同约定对应的实质性服务。其收取6547000元费用的行为，应属以收取服务费的形式提前收回贷款利息，或者为规避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标准，超额收取贷款利息。故上述协议的收费条款因欠缺意思表示真实要件，应属无效。无效的约定所导致的财产损失，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从该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故此，虽然本案的涉案收费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但因导致本案诉争款项的条款属无效，故被上诉人丰银小额贷款公司对自己遭受的损失提起返还请求，应自其提起诉讼时起算，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此，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还提出，一审法院对涉案三份协议内容及履行认定不当等理由，因已生效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3074号民事判决，对此争议均已予以了评析认定并未予支持，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也收悉该判决。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与生效判决一致，本院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140元，由上诉人农行襄阳经开区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轶
审判员 魏 俊
审判员 严庭东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岳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