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33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贤超，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上地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上地村。
负责人何杜元。
委托代理人尹艳萍，广东东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贤超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上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地村委会）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杏民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贤超于2013年12月22日与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上地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了一份农业承包合同，约定由何贤超承包涉案鱼塘（工业园滤水鱼塘），每年承包金为9999元。2014年6月12日，上地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说明，内容为：“上地工业园下水道的污水、废水、废塑料，在2014年5月前由于多场大雨直接排入二组工业区旁边何贤超承包的鱼塘，有造成何贤超投包鱼塘放养生鱼苗溜走和死亡的事，死亡多少但未经证实，当时确实有生鱼苗在排水管口游荡，村委会已于5月13日同塘主协商安排人员拆毁排水管并封堵，村委会未经塘主同意直接把工业区污水排入鱼塘造成的经济损失，经双方协商，未能达成协议，村委会要求何贤超通过法律诉讼追讨损失”。事故发生后，佛山市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于2014年5月28日对涉案鱼塘的水质取样检测后，于2014年6月3日做出了监测报告，监测结果为符合《渔业水质标准》。何贤超、上地村委会双方因损失赔偿协商不成，何贤超遂于2014年7月8日向法院起诉。诉讼中，法院于2014年8月28日经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察，双方均确认涉案鱼塘已经空置，鱼塘已无养殖鱼。勘察后，法院已经告知何贤超可以自勘察之日起重新使用涉案鱼塘。另查，上地村委会在诉讼中确认涉案鱼塘接入的排水管由上地村委会负责管理。另查，何贤超、上地村委会在诉讼中均确认，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均未就涉案鱼塘的死鱼进行固定和鉴定，也未做出书面的处理。另查，何贤超自认除承包涉案鱼塘外，还另外承包了五口鱼塘进行渔业养殖。
原审法院认为，何贤超起诉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庭审，首先，上地村委会在庭审中确认其村办工业园区的下水道直排至涉案鱼塘，且该下水道的管理责任人为上地村委会；其次，上地村委会出具的说明自认因下水道排入的废水造成了涉案鱼塘的鱼苗溜走和死亡的损害结果。上述查明事实足以证实上地村委会作为排水道的管理者，未能尽到管理义务，造成涉案鱼塘受到污染且造成了损害结果，其排水行为与何贤超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虽然上地村委会提出水质是否存在污染应经鉴定确定的抗辩，并提供了2014年6月3日的环境监测报告，证实涉案鱼塘的水质未受到污染，但监测报告取样的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而下水管道已在2014年5月15日封堵，故环境监测报告与下水道排放水质是否为污染水质在时间上不一致，故上地村委会未能完成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举证责任，其应依法对何贤超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何贤超因此次事故造成的具体损失，法院确认为22706.19元，具体理由如下：1.对于何贤超请求的生鱼苗、鲫鱼苗、大头鱼苗、运费损失共计63500元，法院分析如下：首先，何贤超提供的证据均为收款收据，未能提供正规的发票及转账支付凭证；其次，事故发生后，何贤超本应及时采取措施对损失予以固定，而本案事故发生后，何贤超未能对死鱼数量、种类、规格等予以固定，导致对损失的价值无法确定，其过错在何贤超；再次，依据庭审查明，何贤超除承包涉案鱼塘外，另行还承包了五个鱼塘，何贤超在诉讼中未能证实涉案收据所购买的鱼苗及运费支出系投入涉案鱼塘；另外，上地村委会对何贤超主张的该部分损失价值并不确认。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何贤超对该项诉请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法院对该项部分损失不予支持；2.对于何贤超主张的鱼药、饲料款共计37825元，首先，何贤超未能证实涉案鱼塘的养殖鱼类及数量，无法确定需投放的饲料数量；其次，依据庭审查明，何贤超除承包涉案鱼塘外，另行还承包了五个鱼塘，何贤超在诉讼中未能证实涉案收据所购买的鱼药、饲料支出系投入涉案鱼塘；再次，何贤超提供的证据均为收款收据，未能提供正规的发票及转账支付凭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何贤超对该项诉请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法院对该部分损失不予支持；3.对何贤超主张的鱼塘承包款损失4166.25元，首先，依据上地村委会出具的说明内容“有造成何贤超投包鱼塘放养生鱼苗溜走和死亡的事实”，该内容反映，何贤超在涉案鱼塘有实际从事养殖的事实；其次，涉案鱼塘在法院现场勘察之日，即2014年8月28日时已经空置。综上，何贤超承包涉案鱼塘进行养殖后，因上地村委会的侵权行为造成其养殖中断，相应的鱼塘承包款为固定的损失，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鱼塘承包款损失的金额，何贤超起诉按照9999元／年÷12月×5个月=4166.25元，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4.对于何贤超主张的电费损失4776.61元，依据上地村委会出具的说明，证实何贤超实际存在养殖行为，故实际存在电费的支出，结合何贤超提供的电费发票、证明，法院对该部分损失予以支持；5.对于何贤超主张的人员工资损失30000元，承上所述，何贤超在承包鱼塘后，实际存在养殖行为，而养殖过程中肯定存在人工投入，因上地村委会侵权导致何贤超养殖的鱼苗死亡，何贤超实际存在劳务工资受损。对于劳务工资损失的金额，何贤超未能提供实际的用工合同，银行转账支付凭证等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且主张的标准高于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故法院参照广东省2014年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支持其劳务工资损失，计算的期间为何贤超诉请的5个月，具体为：33032元／年÷12月×5个月=13763.33元，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如下：一、上地村委会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何贤超赔偿损失共计22706.19元；二、驳回何贤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2.68元（何贤超已预交），由上地村委会负担。
上诉人何贤超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何贤超提供的照片、上地村委会出具的说明证实何贤超涉案鱼塘养殖鱼大量死亡，现场勘察证实何贤超涉案鱼塘养殖鱼全部死亡。因此，上地村委会应当赔偿何贤超全部损失。2.何贤超在发现死鱼后立即向村委、环保部门反映，但村委会以协商为由拖延，且鱼苗死亡后极易腐烂、沉积塘底致使死鱼无法统计数量。何贤超要求上地村委会赔偿何贤超的投入成本，完全合理。3.养殖业以现金现货交易是行业惯例，商家都不开具发票，何贤超不可能持有发票。4.养殖户培育生鱼苗，不会增加自身难度分散养殖。5.生鱼苗养殖所需鱼药、饲料，根据相关养殖技术资料，均可以推算出合理数值。6.原审未计算何贤超自身人工损失，不符合实际情况。综上，何贤超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地村委会赔偿何贤超损失141198.25元。
被上诉人上地村委会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贤超的上诉请求。一、何贤超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的事实，何贤超提交的照片并不是涉案鱼塘。二、何贤超无法证明实际损失的大小，何贤超提交的收款收据均不是发票，也没有转账支付凭证。三、何贤超称损失于2014年5月13日发生的，而其提供购买饲料的单据是2014年5月20日出具的。四、环境监测报告足以证明上地村委会排放的污水是符合标准的，并不会造成何贤超损失。五、何贤超提出的14万多元的损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也没有相应的评估、鉴定确定损失。
二审期间，何贤超申请陈某、吴勇胜、梁衍法出庭作证，拟证明何贤超向陈某购买生鱼苗的情况及吴勇胜、梁衍法于2014年5、6月间发现何贤超耕作的鱼塘有很多死鱼。证人陈某向本院提交了淡水水生动物苗种繁育工资格证一份，梁衍法向本院提交了农业承包合同一份。何贤超对三证人的证言无异议。上地村委会对三位证人的证言均有异议，认为三位证人都与何贤超有利益关系，证言有瑕疵。陈某的资质证是在今年7月取得的，而其称在4月帮何贤超放鱼苗不符合事实。梁衍法对事情发生的时间也是无法确认。三名证人的证言有矛盾之处。涉案鱼塘根本无法下100万鱼苗，也不可能多种鱼混合养殖。梁衍法鱼塘也在涉案鱼塘旁边但是没有受损，所以鱼塘出现死鱼与排水无关。
上地村委会于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三位证人的陈述的真实性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何贤超于2014月4月12日向陈某购买生鱼苗，支出鱼苗款5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是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何贤超在本案中的损失确定问题。一、关于鱼苗损失。由于事故发生后，各方当事人均未能及时统计死鱼数量，故本案未能按死鱼数量确定鱼苗损失，但综合何超贤提交的照片及吴勇胜、梁衍法的证人证言、上地村委会出具的《说明》，可确定何贤超的鱼塘确因上地村委会村办工业园区的下水道直排到涉案鱼塘造成鱼苗死亡，故何贤超主张以其投入的成本计算鱼苗损失，本院予以支持。1.何贤超主张其因本次事故造成生鱼苗、鲫鱼苗、大头鱼苗、运费损失共计63500元。经审查，何贤超于诉讼中提交的鱼苗损失的证据为陈某、何泽成出具的收据。陈某于二审时出庭作证，对其收取50000元生鱼苗款予以确认，并陈述其本人到何贤超涉案鱼塘中放养生鱼苗。本院认为，陈某的证言与何贤超提交的证据可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何贤超购买生鱼苗支出5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故本院对何贤超主张的50000元生鱼苗损失予以支持。关于何贤超主张的其他鱼苗损失13000元，由于何泽成未出庭作证，何贤超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存在其他鱼苗损失，故本院对何贤超主张的其他鱼苗损失不予以支持。此外，何贤超于诉讼中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存在500元运费损失，故本院对其该项损失主张亦不予支持。2.何贤超主张其因本案造成鱼药、饲料损失37825元。经审查，何贤超于诉讼中提交的鱼药、饲料损失证据均为收款收据，相关收款人未出庭作证，且部分收款收据的出具时间在发生本次事故之后，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但由于何贤超在事故发生前已养殖鱼苗一段时间，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确会发生一定的饲养费用，故本院综合酌定何贤超的饲养费用损失为8000元。故此，本院确定何贤超鱼苗损失为58000元。二、工资损失。经审查，原审判决已经支持了何贤超的劳务工资损失，而何贤超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从事一案鱼塘养殖须二人以上，事实何贤超除养殖本案鱼塘外还另外五口鱼塘，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结合原审确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赔偿项目，本院确定何贤超在本案的损失包括：鱼苗损失58000元、鱼塘承包款4166.25元、电费4776.61元、工资损失13763.33元，合共80706.19元。上地村委会应对何贤超的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何贤超超出本院核定部分的经济损失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导致处理结果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何贤超的上诉部分有理，本院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由于何贤超在二审期间提出新的证据而致原审判决被改判，故原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二审受理费依法由何贤超自行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杏民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杏民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上地村民委员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上诉人何贤超赔偿损失共计80706.1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2.68元（何贤超已预交），由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上地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69.84元（何贤超已预交3105.36元），由何贤超负担。何贤超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经其书面申请后，本院予以退回。
审 判 长 钟学彬
审 判 员 蔡成中
代理审判员 吕倩雯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