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6189号
上诉人广州打捞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东路536号。
法定代表人洪冲，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义副，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重庆都好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华宇名都小区5号6-1。
法定代表人陈德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波，重庆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霞，重庆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打捞局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都好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寿区人民法院（2014）长法民初字第01402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钟拯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章兴东，代理审判员黄清山共同负责本案的审理。2014年10月13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上诉人广州打捞局的委托代理人石志雄，被上诉人都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霞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都好公司在一审时诉称，2011年4月2日，广州打捞局因承建“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以海南华成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华成公司）名义与都好公司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其后，都好公司、广州打捞局及华成公司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明确了广州打捞局为《钢材买卖合同》的实际相对方。《钢材买卖合同》签订后，都好公司按照约定履行了钢材供货义务。截止2013年8月1日，都好公司供货金额共计5737681.19元，广州打捞局只付款4800000元，尚欠货款937681.19元。都好公司多次催收未果，请求法院判令广州打捞局支付下欠货款937681.18元及违约金573768.19元。
广州打捞局在一审时辩称，2011年6月3日之前，“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由华成公司承建。之后，华成公司退场，由广州打捞局继续承建该工程。《三方协议》仅是确认广州打捞局曾经向都好公司购买200万元钢材并付清款项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广州打捞局系《钢材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该协议中提及的2011年4月2日签订的合同并不是指都好公司提及的《钢材买卖合同》。广州打捞局承建工程后并没有从都好公司处进过钢材，同时都好公司也从未向广州打捞局催收过货款，都好公司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都好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2日，都好公司都好物资公司（乙方）与华成公司（甲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由都好公司向华成公司承建的重钢环保搬迁项目4号、0号码头工程供应不同型号钢材，价格由双方确定，乙方每次供应钢材后，甲方在供货后二十六天内必须付清全部货款，如一方违约按合同总货款的10%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唐应强作为甲方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都好公司随后开始向华成公司承建的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供应钢材。合同履行一段时间后，华成公司退出所承建的工程项目，由广州打捞局继续承建，同时广州打捞局及华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钢码头项目部签订三方协议（都好公司为甲方、广州打捞局为乙方、项目部为丙方），约定：“一、丙方支付给甲方的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项目的货款；日期及金额为：2011年4月26日，￥800000元；2011年5月23日，￥1200000元。实际是丙方代乙方支付的工程货款（2011年4月2日甲乙双方签订的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钢材买卖合同工程货款）。二、三方确认：丙方支付给甲方以上款项，是由丙方代乙方支付给甲方的工程货款。”唐应强代表华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钢码头项目部在三方协议上签字。之后，都好公司继续向广州打捞局承建工程供货，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11年8月31日。2012年10月15日，唐应强向都好公司出具欠条一张，载明：“广州打捞局承建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号泊位工程，现广州打捞局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号泊位工程项目经理部尚欠重庆都好物资有限公司钢材货款本金210万元正，大写：贰佰壹拾万元正。注：截止2012年10月15日之前的欠条作废。此条发票未开”。
同时查明，都好公司在税务机关开具的所有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载明的购货单位均为广州打捞局。都好公司在审理中提供了三张《广州打捞局开票明细表》，其中一张上唐应强在收票人处签字，并加盖了广州打捞局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项目经理部公章，广州打捞局庭审中承认该章系其公司项目部公章；另一张上唐应强在收票单位处写明“广州打捞局：唐应强”。
另查明，审理中，都好公司自认截止起诉时广州打捞局尚欠货款937681.18元。广州打捞局请求法院对都好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予以调整降低。
以上事实，有原、广州打捞局的陈述、《钢材买卖合同》、三方协议、送货单、欠条、《广州打捞局开票明细表》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华成公司因承建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与都好公司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其后华成公司退出承建工程，由广州打捞局继续承建该工程，三方为此签订三方协议，该协议单从字面理解，《钢材买卖合同》系华成公司代广州打捞局与都好公司签订，其所支付货款也是代广州打捞局支付。但结合本案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实际是华成公司退出承建工程后将《钢材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广州打捞局。三方协议签订后《钢材买卖合同》约束广州打捞局双方。虽然广州打捞局否认三方协议中所提及的“2011年4月2日甲乙双方签订的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钢材买卖合同”就是都好公司都好物资公司与华成公司于2011年4月2日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广州打捞局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三方协议签订后，都好公司是否按照《钢材买卖合同》继续向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供应钢材系本案争议焦点。这首先涉及对唐应强身份的界定，本案中，唐应强先是作为华成公司工作人员在《钢材买卖合同》上签字，但三方协议签订后，其又以广州打捞局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向都好公司出具欠条及三次在《广州打捞局开票明细表》签字确认广州打捞局收到增值税普通发票，这点从《广州打捞局开票明细表》上加盖广州打捞局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项目经理部公章得以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三方协议签订后唐英强系广州打捞局公司工作人员，且代表广州打捞局公司在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项目上履行职务行为；其次，都好公司从税务机关开具的数十张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抬头购货单位均为广州打捞局，发票开票时间分别为2011年11月9日、12月13日、2012年7月3日，前后开票时间相距近一年，足以认定广州打捞局交易的真实性。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签订后，都好公司仍继续按照《钢材买卖合同》约定向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供应钢材，在广州打捞局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项目上唐应强代表广州打捞局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其出具的欠条内容真实可信，足以认定广州打捞局欠款金额。广州打捞局否认承接工程后未向都好公司购买过钢材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同时，广州打捞局关于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因都好公司起诉时距欠条出具的时间未超过二年，故广州打捞局该理由亦不成立。
广州打捞局未按约定支付所欠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都好公司请求广州打捞局支付拖欠货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都好公司请求违约金573768.19元与广州打捞局拖欠货款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过高，一审法院酌情适当调整为35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打捞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都好公司重庆都好物资有限公司钢材款937681.18元；二、广州打捞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都好公司重庆都好物资有限公司违约金35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202元，由广州打捞局负担。
广州打捞局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4）长法民初字第01402号民事判决；2、驳回都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都好公司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其理由是：1、三方协议签订后，华成公司在《钢材买卖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并没有概括转让给广州打捞局；2、唐应强不是广州打捞局工作人员，其行为不代表公司行为，亦无权代表公司出具欠条；3、一审法院认定该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违约金数额畸高，显失公平。
被上诉人都好公司认为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作为争议焦点在一审中已经查清，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两份。1、编号为重集迁2010-施062号的《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2011年6月3日上诉人与重钢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承建涉案工程；2、《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上诉人将承建的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分包给重庆朝晖劳务有限公司施工，唐应强是重庆朝晖的签约代表。被上诉人认为两份证据在一审时就存在而上诉人未提交，在二审中提交已不属于新证据。如果作为新证据，第一份证据恰恰能印证上诉人是钢材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对第二份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广州打捞局二审中提交的两份证据材料与本案事实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且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载明，该项目的发包方为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人为广州打捞局和重庆钢铁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打捞局亦在合同尾部承包人处签章，证明广州打捞局确系该项目的实际承建人。《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载明广州打捞局将劳务分包给重庆朝晖劳务有限公司，亦表明该工程实际承建人是广州打捞局。
在广州打捞局、都好公司、华成公司重钢码头项目部签订的三方协议中，明确了华成公司重钢码头项目部所付的200万元是代广州打捞局支付给都好公司的工程货款。此后，都好公司继续向广州打捞局承建工程供货，结合《广州打捞局开票明细表》及欠条等证据，足以认定都好公司与广州打捞局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唐应强在《广州打捞局开票明细》上签字，且该明细上加盖了广州打捞局重钢环保搬迁成品码头4#泊位工程项目经理部公章。该证据表明即便唐应强不是广州打捞局正式职工，但广州打捞局认可了唐应强在该项目中的相关行为代表该局，一审法院认定唐应强出具的欠条效力并无不当。都好公司起诉时距欠条出具时间未超过两年，故广州打捞局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都好公司起诉时按照合同约定总货款的10%主张违约金573768.19元，一审法院酌情将其调整为350000元，未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2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89元，共计25591元，由上诉人广州打捞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拯
审 判 员 章兴东
代理审判员 黄清山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