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隆刑初字第179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中共党员，原隆林××自治县食品公司经理。2015年10月22日本院决定对其予以逮捕，同月28日由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11月12日本院决定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日予以释放。
辩护人王永杰，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隆检公诉刑诉（2015）1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犯玩忽职守罪、挪用公款罪，于2015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10月21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某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及其辩护人王永杰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2016年4月19日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同月21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2016年5月23日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在负责申报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过程中，在没有经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班子领导讨论决定和没有核实食品公司所申报的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相关材料是否属实的情况，遂将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2010年至2013年的屠宰环节病害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相关材料上报隆林各族自治县商务局和财政局。由于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工作严重不负责，导致国家屠宰环节病害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损失749856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在担任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经理期间，陆续从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借出201000元人民币用于公务开支，其中有104000元是病害猪补贴款。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利用职务之便将该补贴款中的40000元于2012年1月7日以合伙的方式借给黄某乙做生猪批发生意，期间获得3900元红利并占为己有。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为了冲抵该补贴款，分别于2011年2月份和2012年3月份，以刘某丙的名义分别填写了35000元和69000元病害猪肉补贴款的现金支出凭证。案发后，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已将其中43900元赃款退交给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举出的证据有：⑴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下文关于拨付和下达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及记账凭证、报销的相关凭证材料、处理病害猪费用相关凭证、百色市定额通用发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隆林各族自治县经济贸易局（2008）24号文件、2010年至2013年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专项资金上报材料、扣押财物、文件清单、借款的相关会计凭条、现金支出凭单、借条、报销发票及户籍证明；⑵证人刘某丙、何某乙、王某甲、黄某己、黄某庚、苏某、张某甲、王某乙、阮某、黄某乙等人的证言；⑶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⑷视听资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40000元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特提起公诉，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辩解称，其不符合玩忽职守的犯罪主体。辩护人王永杰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是企业人员，不符合玩忽职守的犯罪主体；2、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只能按照检验检疫部门提供的材料上报病害猪补贴的依据，其不存在渎职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3、本案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4、公诉机关认定的损失数额没有依据。综上，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经审理查明，一、2010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在负责申报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过程中，在没有核实食品公司所申报的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相关材料是否属实，亦没有经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班子领导讨论决定的情况下，遂将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2010年至2013年的屠宰环节病害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相关材料上报隆林各族自治县商务局和财政局。由于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工作严重不负责，导致国家屠宰环节病害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损失741396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物证
1、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所报销的相关凭证材料，证实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在食品公司所报销的相关凭证材料。
2、百色市定额通用发票，证实2015年刘某丙帮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补签字的部分发票。
（二）书证
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出生于1964年7月14日，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隆财政局提供的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下文的桂某（2010）83号、桂某［20II］155号、桂某（2011）122号、桂某（2012）59号、桂某（2012）125号、桂某（2013）26号、桂某（2013）86号、桂某（2013J36号《关于拨付和下达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的通知》复印件（原件）及记账凭证，证实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2010年至2013年已经将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所上报的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资金划拨到隆财政局，其中2010年1—6月划拨180960元、2010年7—12月划拨92336元、2011年1—6月划拨74240元、2011年7—12月划拨102416元、2012年1—6月划拨80256元、2012年7—12月划拨76032元、2013年1—6月划拨74624元、2013年7—12月划拨68992元，共计749856元。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陈某甲陈远彪。
4、隆林各族自治县经济贸易局隆经贸字（2008）24号文件《关于自治县食品公司班子成员任免的通知》，证实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于2008年10月14日被任命为自治县食品公司经理。
5、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2010年至2013年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专项资金上报材料，证实从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共上报了1329头病害猪，其中2010年1—6月上报了390头病害猪、2010年7—12月上报了199头病害猪、2011年1—6月上报了160头病害猪、2011年7—12月上报了154头病害猪、2012年1—6月上报了114头病害猪、2012年7—12月上报了108头病害猪、2013年1—6月上报了106头病害猪、2013年1—6月上报了98头病害猪，上报补贴资金共计923840元人民币。
6、处理病害猪费用相关凭证，证实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2010年支付给张某甲处理病害猪费用50元／头×5头＝250元，2011年支付给张某甲处理病害猪费用50元／头×2头＝100元。2009年支付给刘某丙病害猪补贴400元／头×2头＝800元、2012年支付给张某乙400元／头×3头＝1200元、2013年支付给岑某甲400元／头×2头＝800元。
（三）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丙的证言，我是1996年至2007年在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担任普通员工，从2008年底开始担任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副经理职务至今。我们公司有4个公司领导，经理陈某甲陈远彪，支书何某乙，副经理王某甲和我。原来在2008年我们是有分工的，除了经理负责全面工作外，支书和我们二个副经理分工已经没有这么明确，工作都是由大家一起来做的。2010年至2013年我们每天杀猪的时候都有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在场监督，他们是做肉检的。在检查的过程中他们有些是肉眼观察，有些是借用刀具割开检查，有些是用刀把肉或内脏割下来拿去化验的；大多都是以肉眼观察为主的；检查合格的猪都有检疫部门工作人员在屠宰好的猪身上盖检疫部门的蓝印章，再由我公司盖公司的红印章才完成流程。
从2010年至2013年，平均每年有十几头病害猪。我们发现病害猪后，首先由检疫人员上报给检疫所，待检疫所批准后，通知屠商签字后，才由我们公司员工自己来焚烧的，一般都是由公司员工张某甲来处理，这当中有检疫部门人员在场监督。食品公司提供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中的“货主”一栏的签字“刘某丙”，我觉得不是我本人亲自签的，原来我是签过一份，但是不是这一份我不敢肯定。当时陈某甲陈远彪经理为了套取病害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专项资金，要上报材料申请财政补贴专项资金时，就跟我说，为了得到金额的补贴资金，要多申报病害猪的数量指标，因为我是公司的副经理，同时也是屠商，陈某甲陈远彪经理让我作为“货主”，所以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中“货主”一栏填写我的名字。当时他提出来时，我要求他把这个事情要提交班子讨论，但是他说这种事人少知道最好。关于套取财政补贴专项资金这件事，我与支书何某乙和另一个副经理王某甲讲过这件事。他套取多少资金我不清楚。
当时国家有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之后，陈某甲陈远彪经理就和我说，现在我们公司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月发放，养老保险金也交不起，他说他已经和上级沟通好了，对病害猪的申报数量可加大。所以申报的病害猪数量就远远超过实际的病害猪数量了。从2010年到2013年我家只得了两头病害猪补助款，当时得了800元的补助款，但是在哪一年得的记不清楚了。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一次申报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都没有为申报补贴这一事而专门召开班子领导讨论过，陈某甲陈远彪只是在平时口头说说而已，每次申报多少头，我也不知道。
2、证人何某乙的证言，我于2001年10月份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担任公司的党支书。我们公司有4个公司领导，经理是陈某甲陈远彪，党支书是我本人，副经理有王某甲和刘某丙。2008年我们班子对工作进行了分工，经理陈某甲陈远彪负责全面工作，我本人主要负责党务工作，王某甲副经理负责屠宰执法和协助我管理党支委的工作，刘某丙副经理负责屠宰工作和生猪进出栏等业务工作。从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年大约要杀多少头猪我记不清楚了，我们食品公司的收费人员杨某甲才知道，他是负责收取屠宰费的，我们每杀一头都会收取一定的屠宰费，他那里应该有记录。从2010年至2013年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和公司领导之外，每天都有自治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人员到场，最少都有两个以上检疫部门工作人员监督检查。平某杨某乙、王某乙、易某，他们检查的程序是：我们屠宰员每杀完一头猪后，他们就对每头猪肉品品质进行检验，如果是合格的猪肉，他们就盖上他们蓝色的公章，让货主拉出去市场销售，如果发现是病猪肉的，按照相关的规定，应该由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通知货主来确认签字，之后才叫我们公司的张某甲把猪肉拉出去销毁。从2010年到2013年，每年的病害猪大约也有10多头这样，数量不是很多。这些病害猪都是自治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检疫出来的。发现后都由公司的职工张某甲负责拉去销毁。张某甲处理病害猪后公司补助给他每头猪是50元的处理费。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一次申报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的时候，都没有经公司班子领导讨论过，我只知道有这么回事而以，而具体怎么申报，每次申报多少，得了多少补贴，我都不知道。
3、证人王某甲的证言，我于1996年开始在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现担任食品公司副经理。我们公司有4个公司领导，经理陈某甲陈远彪负责全面工作，党支书何某乙主要负责党务工作，我本人负责管理后勤工作，刘某丙副经理负责屠宰工作等业务工作。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杀多少头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公司每杀一头都会收取一定的屠宰费，公司的职工杨某甲是负责收取屠宰费的，他应该记录有，要问他才知道。每天杀猪都有公司领导和隆动物卫生监督所到场，我们屠宰员每杀完一头猪后，检疫所的工作人员就对每头猪肉品质进行检验，如果是合格的猪肉，他们就盖上他们蓝色的公章，让货主拉出去市场销售，如果发现是病猪肉的，按照相关的规定，由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通知食品公司和货主来确认签字，之后才叫我们公司的张某甲把猪肉拉出去销毁。公司付给张某甲每头50元的处理病害猪补助。至于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是怎么申请的我不知道，是陈某甲陈远彪经理自己申请办理的，要问他才知道。每一次申报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的时候，没有经公司班子领导讨论过，我只知道有这么回事而以，但具体怎么申报和办理相关的手续，每次申报多少头，得了多少补贴，我都不知道。我们每年所屠宰的猪都会有病害猪，但每年的数量并不多。从2010年到2013年，每年大约有10多头，这四年大约总共有80头到90头这样。
4、证人黄某己的证言，我于1985年开始在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的。一直是在食品公司屠宰场负责杀猪。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公司负责杀猪的人员分为两个小组。我们杀的猪一般都是从贵州拉过来的多，现在都是拉田东那边过来的多，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都是市场上卖猪肉的个体老板拉来给我们帮杀的。从2010年至2013年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场。我们屠宰人员每杀完一头猪后，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都会割下一小块肉进行化验，如果发现是病猪肉的，他们就叫我们销毁。从2010年到2013年每年大约有10多头病害猪，2010年的时候多点，可能有20多头，这四年大约总共有80头到90头这样，具体要问负责处理的张某甲才清楚。因为对病害猪进行处理的只有张某甲一个人。
证人王某丙、王某丁、陈某乙证言与证人黄某己证言证明的内容一致。
5、证人黄某庚的证言，我于2001就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我一直都负责杀猪。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公司负责杀猪的人员分为两个小组。第二组的人员有：张某甲、张某乙、黄某丁、陈某乙、卢某甲、杨某丙，黄某戊，这一小组的组长是张某甲。我们所杀的猪都是市场上卖猪肉的个体老板拉来给我们帮杀的。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场。他们一般都会有2到3人在场。我们每年所屠宰的猪都会有病害猪，但每年的数量并不多。从2010年到2013年大约每年有10多头，2010年的时候多点，可能有20多头，这四年大约总共有80头到90头这样。发现病害猪后都是由张某甲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补助他每头50元人民币。
6、证人黄某丁的证言，我于1995就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一直都负责杀猪。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公司负责杀猪的人员分为两个小组。我们所杀的猪都是市场上卖猪肉的个体老板拉来给我们帮杀的。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场。他们一般都会有2到3人在场。2010年至2013年每年大约有5头至6头病害猪，四年总头数不会超过30头。发现病害猪后都是由张某甲进行无害化处理。
证人卢某甲证言与证人黄某丁证言证明的内容一致。
7、证人龙某甲的证言，我于1999就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负责杀猪的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从2010年至2013年具体每年要杀多少头猪我记不清楚了。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一般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2到3个工作人员也在场。我们屠宰人员每杀完一头猪后，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头进行检疫，合格的猪肉才盖上他们蓝色的公章，如果发现是病猪肉的，他们就叫我们拉去掩埋或者焚烧。从2010年到2013年每年大约有几头病害猪，具体有多少要问张某甲才知道，因为张某甲是负责对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至于张某甲处理这些病害猪公司给他每头多少钱的补助，我不清楚。
证人姚某、张某乙、龙某乙的证言与证人龙某甲证言证明的内容一致。
8、证人卢某乙的证言，我于2003就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一直都是负责杀猪的。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负责杀猪的人员分为两个小组，有我和龙某乙、王某丁、王某丙、张某甲等人。我们杀的猪都是个体老板从贵州兴义、田东、田某和本地隆或等乡镇购买拉来给我们帮杀的。2013年的时候我们食品公司共购买了大约20头猪来杀，我们大约杀了3、4天才把猪杀完，杀猪以后由我们食品公司的领导自己将杀好的猪肉拿到粮所坡食品的一栋房子里面买，我听说是是平价肉。这些事情我们只是杀猪，没有参与买卖行为，至于卖猪肉得的款项是多少，流向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单位也没有公示。从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天大约也要杀100多头猪，具体是多少我也不清楚，我们食品公司的收费人员杨某甲才知道，他是负责收取屠宰费的，我们每杀一头都会收取一定的屠宰费，他那里应该记录有。我们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从2010年到2013年发现的病害猪在2010年的时候多点，大约有20多头，2011年、2012年、2013年每年大约有10多头，这四年大约总共有80到90头这样。我们发现病害猪后对这些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都是张某甲一个人负责的，他处理一头病害猪，公司就给他50元补助。
9、证人蒋某的证言，我是食品公司的屠宰员。从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年大约要杀多少头猪我也不清楚，我们食品公司的收费人员杨某甲才知道，他是负责收取屠宰费的，我们每杀一头都会收取一定的屠宰费，他那里应该记录有。我们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场。大多数的检疫人员我只认识人，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有个检疫员叫王某乙。他们一般都是2到3人在场。我们每年屠宰猪的过程中发现有病害猪，但是数量不是很多。
证人杨某辛的证言与证人蒋某证言证明的内容一致。
10、证人杨某丙的证言，我于2008就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一直都是负责屠宰。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负责杀猪的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从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年大约要杀多少头猪我记不清楚了，我们食品公司的收费人员杨某甲才知道。我们每天杀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场。他们一般都会有2个到3个的工作人员都在场。我们屠宰人员每杀完一头猪后，检疫人员都会割下一小块肉进行化验，如果是合格的猪肉，合格的猪肉才盖上他们蓝色的公章，如果发现是病猪肉的，他们就叫我们拉去掩埋或者焚烧。我在食品公司屠宰猪这么几年发现是病害猪后拉去处理的只有2到3头而已，但另外一组是否所发现的病猪有多少头要问他们才清楚。对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是由张某甲来负责。
11、证人杨某丁的证言，我于1991年10月份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一直都是公司的会计员。从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共得到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款606240元的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款。但2011年下半年和2013年全年的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款还没有划拨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的帐户。在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帐目上反映的除了有油费报销和处理费用之外，大部分是公司领导自己出差报销等费用，还有一小部分病害猪的真正货主领取的。经过统计从2010年2013年隆食品公司共支出用于焚烧病害猪的费用是1800元。从2010年到2013年病害猪的真正货主有刘某丙（领取800元）、张某乙（领取1200元）、岑某甲（领取800元）这三个人，他们共领取了2800元的补贴款。因为张某甲是负责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所以从2010年到2013年张某甲共领取的处理费有25000元，我在明细帐上是写的是处理费用，但是事实上他所领出的这25000元钱是用来维修屠宰场的；另外有一笔是23930元是韦兰英领取的，我在明细帐上是写的也是处理费用，但事实是用来交职工的养老保险。张某甲真正领取病害猪处理费的共有350元，每头50元补助。办理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的申请是经理陈某甲陈远彪自己申请办理的。
12、证人苏某的证言，2004年至今我是食品公司的出纳员。补贴时间为2010年4月至6月、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2012年4月1日至6月30日、2012年10月至12月、2013年1月至6月、2013年7月至12月的这六本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上报材料中《病害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表格一栏中的“填表人”，只有补贴时间为2010年4月至6月和2011年1月至3月这两册不我本人填写的，其他四册是我本人填写的。补贴时间为2012年4月1日至6月30日、2012年10月至12月、2013年1月至6月、2013年7月至12月的病害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上报材料中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表格一栏中的“处理头数”是我根据公司经理陈某甲陈远彪提供给我的动物（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通知单的内容来填写，我填写之后我就把表格交给公司经理陈某甲陈远彪；表格中的“无害化处理人员签字”和“货主签字”这两栏陈某甲陈远彪拿去给谁签的我就不知道了。而上报材料中的《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申领表》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申领表》不是我制作的，也不是我填写的，要问陈某甲陈远彪经理才知道。我本人只负责把表格填好后就交给公司经理陈某甲陈远彪，之后都是陈某甲陈远彪自己去申办的，要问他才知道。
13、证人张某甲的证言，我于1997年一直在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我一直都是负责杀猪的。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隆食品公司负责杀猪的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从2010年至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年大约要杀多少头猪要问我们食品公司的收费人员杨某甲才知道，他是负责收取屠宰费的，我们每杀一头都会收取一定的屠宰费，他那里应该有记录。每次杀猪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场，一般都会有2到3个的工作人员。我们屠宰人员每杀完一头猪后，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都会割下一小块肉进行化验，如果发现是病猪肉的，他们就叫我们销毁。我们每年所屠宰的猪都会有病害猪，但数量并不多。2010年全年大约有20多头到30头，2011年、2012年、2013年每年大约有10多头这样，从2010年到2013年这四年不会超过80头。我处理这些病害猪有时是拉往德峨方向的5公里的地方深埋，有时候我就在隆食品公司用柴火烧。我在处理病害猪的过程中，检疫人员留一个人在场，一般有杨某乙、阮某在场。我处理一头病害猪，公司就补助我50元，从2010年至2013年我本人领取了多少钱的病害猪补助款，我记不得了，要到公司的财务那里查了才清楚。
补贴时间为2010年4月至6月、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2012年4月1日至6月30日、2012年10月至12月、2013年7月至12月的病害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的上报材料中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一栏中的“无害化处理人员签字”，除了补贴时间为2010年4月至6月这册不是我本人签的，其他的四册都是我本人签的。当时是我们公司经理陈某甲陈远彪叫我签的，所以我不得不签，当时和我一起去签字的还有公司的副经理刘某丙，他是在货主一栏签的，他只是和我说要上报材料，叫我签字。2013年上半年我处理的病害猪有8头，下半年处理的病害猪4头。我从来没有得向公司领取过25000元病害猪处理费。2010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我得领取了250元焚烧病害猪补助及2011年1月24日领取了100元病害猪处理费用。
14、证人吴某的证言，我于2010年至2014年的7月份在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7月份之后我就调到新州兽医站了，当时我是负责动物肉品检疫和监督工作。从2010年到2013年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有：刘某甲、阮某、陆某甲、杨某戊、韦某甲、潘某、杨某乙、刘某乙、岑某乙、梁某、王某乙、韦某乙、王某戊、杨某己和我本人。期间，2010年至2012年，是刘某甲任所长，阮某任副所长；2012年刘某甲退休之后，阮某任所长；2014年阮成勇下到乡下挂任村第一书记后，杨某乙担任副所长并主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全面工作，其他的工作人员是监督员和检疫人员。隆食品公司杀猪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派出2名到3名的检疫人员到食品公司的屠宰现场进行监督和检疫。我们一般是按照工作轮流表上固定的人员去检疫。我从2010年到2013年，是和易某、杨某己一起搭档去多些，其他人是否与我搭档过我现在记不得了。
屠宰场每杀完一头猪后之后，我们检疫人员就按检疫程序对每一头进行检疫，如果是合格的猪肉就加盖检疫站的公章，并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给货主，之后货主才把猪肉拉出去销售，如果是病害猪肉的话，我们就作无害化处理。我们检疫人员在检疫时发现并确认是病害猪之后，就当天马上通知货主到屠宰现场，同时我们检疫人员当场就会出具三份病害猪处理通知单，一份交给货主，一份交给食品公司，还有一份存留在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我们出具给货主的那一份病害猪处理通知单目的是为了让生猪货主以后凭这一份病害猪处理通知单到食品公司领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偿；然后我们动物卫生监督的工作人员就和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场专职负责对病害猪进行无害处理的张某甲一起拉到外面进行者焚烧。从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我本人检疫后发现的病害猪大约有3头左右这样，具体有多少头我也记不清楚了。我们动物卫生监督的台帐都记录有，内容包括每一天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屠宰了多少头生猪，当天所屠宰的生猪中有多少头是病害猪，所屠宰的生猪用途都记录得很清楚，同时合格的生猪我们都发放一头猪一证，这些台帐都是我们当天的当班人员要在当天填写清楚了才能下班的。隆食品公司上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中的《动物（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通知单》（以下简称《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签有我“吴某”的名字都不是我本人的笔迹，《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相关内容（动物、动物产品种类名称、相应检疫处理通知单编号、数量及单位、处理方法）也不是我本人的笔迹。
证人王某乙、易某、潘某、韦某乙、韦某甲、梁某、杨某己、岑某乙、王某戊的证言与证人吴某证言证实的内容一致，并且证人王某乙、韦某甲还证实隆食品公司上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中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签有其的名字都不是其本人签的字，应该是阮某代签，这笔迹似阮某的。证人梁某、杨某己还证实向生猪货主提供的《安全处理通知单》都是手写，填完后需要经过货主签字，屠宰场现场并没有电脑，不存在电脑打印《安全处理通知单》的情况。
15、证人杨某戊的证言，2010年至2013年，我本人在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牛、羊屠宰的检疫工作，隆食品公司上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中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签有我“杨某戊”的名字不是我本人笔迹，《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相关内容也不是我本人的笔迹，笔迹似阮某的笔迹。
16、证人阮某的证言，我是2008年的时候到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至今。我是2011年开始当所长的，原来的所长刘某甲退休之后，我就开始担任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所长，但是刘某甲任所长期间都忙于做自己的工程，对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从来不管过，所以他还在任的时候，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实际上都是我管的。我们所的领导主要有我，杨某乙和陆某甲是副所长，今年（2014年）我下到乡下挂任村第一书记后，由杨某乙副所长主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全面工作。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每天屠宰生猪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派出2名以上的检疫人员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的屠宰现场进行监督和检疫。从2010年到2013年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从隆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场检疫出真正是病害猪的有多少头，我记不清楚了，要问真正下到屠宰场做检疫工作的工作人员才清楚。至于《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病害猪的头数是我们所为应付每年的绩效考评而做假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病害猪的头数并不是真正检疫出来的病害猪头数。我们虚报病害猪的头数绩放材料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上级部门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多填报了给他们从这头数看出我们做的工作量大。至于这些用于应付上级绩效考评的虚假材料为什么会出现在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的上报材料当中，我就不知道了。这些虚假的绩效材料都是由我本人、杨某乙还有办公室的刘某乙来负责填写，笔迹分别是我们三个人的。我们是负责填写《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动物、动物产品种类名称、相应检疫处理通知单编号、数量及单位、处理方法上的内容。我将填写好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交给刘某乙后，让她过后喊陈某甲陈远彪来在“当事人”一栏帮签字，所以“当事人”一栏是刘某乙过后喊陈某甲陈远彪来帮签的，至于“动物卫生监督所（公章）”有的是现盖，有的是原来已经在空白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盖得有了。我们填写《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内容都没有什么依据，因为我们是为应付上级部门的绩效检查而虚假填写的，当时我是对杨某乙和刘某乙说，你们就自己在填写的时间段里随便估计病害猪的头数来填写就行，我并没有说他们具体要他们填写多少头。我们填好后都是交给刘某乙，因为她是负责收集绩效材料的。我们检疫人员真正检疫出来是病害猪后我们所出具的《安全处理通知单》陈某甲陈远彪是来和我要过，但是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用于应付上级部门的绩效检查而虚假填写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他没有来问我要过。
17、证人杨某乙的证言，我是2008年的时候到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至今。我现在任副所长主持监督所的全面工作。从2010年到2013年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有：刘某甲、阮某、陆某甲、杨某戊、韦某甲、潘某、刘某乙、岑某乙、梁某、王某乙、韦某乙、吴某、王某戊、杨某己以及我本人。开始是刘某甲任所长，阮某任副所长；到刘某甲退休之后，阮某才任所长；今年阮某下到天生桥镇下挂任村第一书记后，我就担任副所长并主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全面工作，其他的工作人员是监督员和检疫人员。隆食品公司每天屠宰生猪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派出2名到3名的检疫人员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的屠宰现场进行监督和检疫。屠宰场每杀完一头猪后之后，我们检疫人员就按检疫程序对每一头进行检疫，如果是合格的猪肉就加盖检疫专用章，并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给货主，之后货主才把猪肉拉出去销售，如果是病害猪肉的话，我们就作无害化处理。我们检疫人员在检疫时发现并确认是病害猪之后，就当天马上通知货主到屠宰现场，同时我们检疫人员当场就会出具二份病害猪处理通知单，一份交给货主，还有一份存留在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然后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就和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场专职负责对病害猪进行无害处理的张某甲一起拉到定点的地方进行焚烧。从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我本人检疫后发现的病害猪大约有7头左右这样。并且都是当天就出具病害猪处理通知单交给货主，并且还存留一份在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我们动物卫生监督的台帐都记录有，内容包括每一天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屠宰了多少头生猪，当天所屠宰的生猪中有多少头是病害猪，所屠宰的生猪用途都记录得很清楚，同时合格的生猪我们都发放一头猪一证，这些台帐都是我们当天的当班人员要在当天填写清楚了才能下班的。但现在我们监督所搬了几次办公室，这些材料大部分已经不见了。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于2014年1月17日所上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中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隆食品公司、编号号码以及《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相关内容（动物、动物产品种类名称、相应检疫处理通知单编号、数量及单位、处理方法）”是我本人填写的；还有官方兽医签名也是我本人根据以前所里的工作轮流表上所配备的检疫人员来填写的，其他册的内容不是我填写的，是谁填写的我不知道。我所填写的这本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2014年1月17日上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中的《安全处理通知单》上所反映的病害猪是98头，这是不真实的。是阮某所长叫我这样填报的，因为当时我是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股的股长，是负责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屠宰检疫工作的，所以阮某就和我说上级要检查绩效材料了，叫我做98头虚假病害猪分几个月份来填写《安全处理通知单》，我就按他所说的头数来操作填写了。我填写好《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编号号码以及《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相关内容（动物、动物产品种类名称、相应检疫处理通知单编号、数量及单位、处理方法”和帮其他官方兽医签名以之后，我就把《安全处理通知单》交给阮某，至于《安全处理通知单》上“当事人的签名”是怎么签以及“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公章”是谁盖的，我就不知道了。18、证人刘某乙的证言，我是2008年才到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的。我是检疫员。我平时工作主要负责各种文件和材料的收发和整理，绩效材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公章一般都是所长自己保管，但有时我要用公章比较多的话，所长就会把公章留给我。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上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中的《安全处理通知单》和《检疫处理通知单》上的相关内容和信息是当时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绩效检查，阮某、杨某乙和我就一起做这些病害猪头数和处理方法的虚假材料，我本人得填写《安全处理通知单》和《检疫处理通知单》比较少，大约得填几天，当时阮某就交待让我填这几天就大约填放几十头这样，要我自己将这几十头分别填写在这几天内，这样，我就按他说的去做了。阮某和杨某乙他们每次填写好后也把材料交给我保管，让我过后打电话给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陈某甲陈远彪经理来签字，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陈某甲陈远彪，他来到我们办公室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做一些虚假的病害猪的头数来应付上级领导的绩效检查，让他过来帮签个字”。陈某甲陈远彪来签完字后就和我说他们食品公司也要这材料去做绩效，我就把这些材料的第二联交给了陈某甲陈远彪。当时陈某甲陈远彪签这些《安全处理通知单》和《检疫处理通知单》上的病害猪的头数时他应该知道这些是虚假的。因为实际的病害猪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们为应付上级检查所填的那些虚假的头数跟实际的病害猪头数相差太大了。喊他来帮签字的时候，我也向他说明了，所以他是应该知道的。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他的时候没有请示过领导，以为陈某甲陈远彪要这些材料是为了绩效工作而已。从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陈某甲陈远彪每次来要《安全处理通知单》和《检疫处理通知单》的时候，都是和我本人要的。
（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的供述，我于1983就到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工作至今。我们公司现有4个公司领导，经理是我本人，党支书是何某乙，副经理是王某甲和刘某丙。我们班子对工作进行了分工，我本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党支书何某乙主要负责教育和党务工作，刘某丙副经理负责屠宰工作等业务工作，王某甲副经理是分管安全生产。2010年到2013年期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所宰杀的生猪都是从兴义市和田东县或者是市场上个体肉商老板自己拉去放我们那里后给我们帮杀的。具体每年要屠宰多少头猪我记不得那么多了，我们公司职工杨某甲是负责收取屠宰费的，他应该记录有。从2010年至2013年我们每天屠宰猪的时候，除了我们屠宰人员之外，还有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在场。一般都会有2个到3个的工作人员。我们屠宰人员每屠宰完一头生猪后，检疫人员都会割下一小块肉进行化验，如果是合格的猪肉，合格的猪肉才盖上他们蓝色的公章，之后才允许把猪拉出去销售；如果检疫所检疫出是病猪肉的，就会同时通知生猪的货主，我们食品公司当班的领导以及负责处理病害猪的张某甲，在检疫人员的监督下一起拉去焚烧。对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是由张某甲来负责的。上面有文件规定，张某甲对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费用是每头80元的补贴，但我们公司给张某甲的处理费用每头50元、60元都有。我们支付给张某甲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费用，单位帐户都有反映的。2010年到2013年期间，每年都会有病害猪，但具体每年有多少头病害猪我不清楚，因为我本人经常不在屠宰现场，要问在现场屠宰的工作人员和检疫站的工作人员才清楚。从2010年到2013年我们食品公司所上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材料中有关病害猪的头数是不是真实的我不清楚，都是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给我后我就上报。这些《安全处理通知单》大部分是我本人自己到隆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向阮某或刘某乙要的。我去要《动物（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通知单》的时候，没有履行什么手续。我每一次要去要《安全处理通知单》或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送《安全处理通知单》之前都打电话问阮某，问他《安全处理通知单》做好没有，这样我才过去和他要的，有时候阮某让我去和他要，有时候是去和他们动物卫生监督所办公室的刘某乙要。我要这些《安全处理通知单》是因为每季度或每半年我们公司要向上级申请要病害猪补贴，要申请病害猪补贴的上报材料必须要有《安全处理通知单》这份材料，所以我就去和动物卫生监督所要这份材料。我之前和阮某说过，上级部门要我们食品公司每季度或每半年必须上报病害猪的数量，要他想办法在每季度或每半年搞病害猪《安全处理通知单》提供给我。但是我们没有得商量具体要填多少头病害猪，但对我们企业来说当然是动物卫生监督所填的病害猪头数得越多越好了。《安全处理通知单》上的货主（当事人）签名这一栏都签了我的名字，是因为动物卫生临督所的工作人员在屠宰场发现病害猪后，就当场出具《安全处理通知单》给病害猪的货主，后货主再把《安全处理通知单》交由我们食品公司让我们食品公司上报病害猪补助，我们得到补助后才通知货主来领取。但因没有货主将《安全处理通知单》交给我们，所以每要到上报的时候，我就自己到动物卫生监督所去要这个《安全处理通知单》，《安全处理通知单》上有一栏必须是由货主签名，因没有真正病害猪货主，所以我就在货主（当事人）这一栏签上我的名字。从2010年到2013年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共申请要了多少次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和是否已经划拨给我们食品公司，我不清楚，要查看公司的上报材料才清楚。食品公司所申请得的病害猪补助款除了一部分用于公司的日常开支之外，剩余的就留在单位的帐户上。剩余的那一部分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款是因为没有多少头是真正的病害猪，就只能留了。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申请程序是我们食品公司根据隆林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安全处理通知单》来填写相关材料，接着把材料送到隆经贸局审核后报隆财政局盖章后送百色市商务局，由百色市商务局上报上级部门。申请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的相关材料是由出纳苏某填写的，拿材料去找相关部门审核的盖章有时候是我拿去找。我们隆食品公司每一次申报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的时候，没有经公司班子领导讨论过，我们只是根据《安全处理通知单》来确定病害猪的头数。二、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在担任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经理期间，陆续从以公务开支的名义从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借出201000元人民币，其中有104000元是病害猪补贴款，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为了冲抵该补贴款，分别于2011年2月份和2013年3月份，以刘某丙的名义分别填写了35000元和69000元病害猪肉补贴款的现金支出凭证。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将上述201000元人民币支出后，将大部分款项用于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公务支出，但其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将人民币40000元于2012年1月7日以合伙的方式借给黄某乙做生猪批发生意，期间获得3900元红利并占为己有。案发后，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已将其中43900元赃款退交给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一）书证
1、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2015年2月3日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从陈某甲陈远彪处扣押10万元人民币。
2、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借款的相关会计凭条，证实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于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从食品公司借款201000元人民币。
3、现金支出凭单，证实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以刘某丙的名义分别于2011年2月14日领取35000元病害猪肉补助；2013年3月31日领取病害猪肉补助69000元人民币。
4、借条，证实2012年元月7日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将4万元病害猪补贴款以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的名义借给黄某乙用于购买生猪批发经营。
5、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提供的2011年至2013年元月的报销发票，证实被告人陈某甲陈远彪于2011年至2013年元月末向隆食品公司报销的各种差旅费共计6万多元人民币。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黄某乙的证言，我是做批发生猪生意的，我拉生猪来给隆食品的时候才认识陈某甲陈远彪的。我除了与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有生猪生意来往之外，就没有与隆食品公司有其他的生意了。我于2012年1月10日的时候，向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借过40000元钱。2012年1月份的时候，我找隆食品公司的陈某甲陈远彪经理说现在我做的批发生猪生意，资金周转不到位，想跟食品公司借50000元钱，当时陈某甲陈远彪说，要借可以，但必需给他一起合伙做，得到的利润五五分成。我同意后，陈某甲陈远彪写好一张借条，我本人照着那张借条抄，抄完之后就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字按手印，签名之后陈某甲陈远彪就当场数了20000元的现金给我，第二天陈某甲陈远彪通过农村信用社把剩下的20000元钱打我的农村信用卡上。得这笔钱之后，我们做批发生猪生意仅仅做了三个月，也就是2012年元月做到3月，这三个月，我每个月都送1300元的钱给陈某甲陈远彪，共给了3900元，面额都是100元的，2012年4月份以后，因我所做的批发生猪生意亏本了，我就不再送钱给陈某甲陈远彪。
直到今年（2015年）的1月和3月他才催我还本钱。陈某甲陈远彪曾和我说他借给我的这40000元钱属于隆林各族自治县食品公司的公款。我不知道陈某甲陈远彪是什么时候在借条写上“今请示主管局要求公司搞猪肉批发同意借款”的内容和在上面签上他的名字，陈某甲陈远彪写好借条让我照抄完后我在借款人一栏上签字按手印时还没有见这张借条上写有这些内容。
2、证人刘某丙的证言，2011年3月我确实从食品公司领取了6万元钱，当时食品公司为开展生猪批发给各个学校，但是没有周转资金，我把情况向陈某甲陈远彪经理说了以后，陈某甲陈远彪就叫我先从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支出，我问陈某甲陈远彪领钱的时候写谁的名字，因为我家也做猪肉销售，陈某甲陈远彪就叫我写我爱人杨某庚的名字，后来这项业务没有开展成功，我就分两次把这6万元还给公司的出纳苏某，苏某也写了收条给我，第一次还款是2011年7月2日，还款金额3万元，第二次还款是2014年10月10日，还款金额3万元。2011年3月第6号传票及相关凭证上反映从食品公司领取的35000元病害肉补助款不是我本人领取，这些凭证上除了收款人一栏是我本人签字和按手印之外，现金支出上的其他内容是陈某甲陈远彪自己写的。陈某甲陈远彪叫我签字没有说这35000元拿出做什么，但因他是经理他让我签我就签了，我确实没有领这35000元钱。除了这次之外陈某甲陈远彪填好现金支出凭证后找我签字的情况还有两次，都是陈某甲陈远彪填好相关内容让我签字按手印，之后他自己拿去财务室，过后我们公司的会计杨某丁和我说，公司有这样的支出应该也让公司其他的领导班子成员都知道，以后也好互相作证。所以我怕以后出事了说不清楚，在这两张现金支出凭证还没有支付现金之前，我就去和财务室的杨某丁会计要回这那两张现金支出凭证。现在这两张现金支出凭证还在我这里，其中有一张现金支出凭证的时间为2012年3月31日，内容是付给刘某丙补助资金49000元；另外一张现金支出凭证的时间为2012年4月3日，内容是付给刘某丙补助资金51000元，这两张凭证陈某甲陈远彪都在审批人一栏上签字了。隆林各','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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