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11民初403号
原告南通长江设备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在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赵坊村，组织机构代码13838967-X。
法定代表人孙军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任晓峰，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凌志坚，男，汉族，1968年3月9日生，住南通市通州区。
被告南通市港闸区福通彩钢销售部，住所地在南通市江海大道488号鸿鸣金属交易中心C103，组织机构代码L0903264-2。
经营者丁侠，女，汉族，1963年7月9日生，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代理人金建国，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陶进，男，汉族，1969年12月27日生，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南通长江设备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设备公司”)与被告南通市港闸区福通彩钢销售部（以下简称“福通彩钢销售部”）、第三人陶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3月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红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5月12日、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江设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晓峰、凌志坚，被告福通彩钢销售部的经营者丁侠、委托代理人金建国，第三人陶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江设备公司诉称：2014年3月2日原、被告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同年3月3日至5月9日间，原告分四次共汇入被告帐户111万元。被告提供的钢材，加上原告应支付的加工费、运输费合计价值700305.60元。现涉诉要求被告返还原告预付款409694.40元。
原告长江设备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4年3月2日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2.汇款凭证四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111万元;
3.加盖有被告发票专用章、由丁华签名的证明一份，拟证明2014年5月9日被告收到20万元前，原告有约40万元货款余在被告处，同时原告又向被告要求增加钢材供货量;
4.结算清单及相关附件复印件十三份，拟证明原告应支付给被告彩钢板货款、加工费、运输费共计700305.60元;
5.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律师函、会议纪要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与南通锦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辰公司”）是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原告如不能按时购买钢材并送达到工地，将承担违约损失，在此情况下，原告不得已才又向被告付款。
被告福通彩钢销售部辩称：2014年3月2日签订的合同是第三人陶进与被告洽谈后，原告单方篡改并加盖原告公司印鉴形成的。即便以此合同论，原告3月3日、3月7日共支付货款61万元，被告也已分四次交付超出合同总价款的货物。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实际形成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交付的所有货物都是用于第三人挂靠原告单位承建施工的锦辰公司钢结构安装工程（以下简称“锦辰工程”）。按照挂靠协议的约定，原告仅是对外签订合同，权利义务应由第三人享受并承担。原告的汇款仅仅是第三人借用原告银行帐户走帐，故原告不享有针对被告的实体权利。2014年4月21日，第三人又与被告签订第二份合同,4月22日、5月9日第三人借用原告账户分别向被告汇款30万元和20万元,至今第三人尚欠被告货款10余万元。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直接判决由第三人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
被告福通彩钢销售部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销售清单四份，拟证明被告四次供货价款共627656.60元，已超出3月2日合同总价款12055.60元；
2.2014年4月21日陶进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拟证明在同一个工程项目中，第三人曾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了3月2日的合同，后又以个人名义与被告签订了4月21日的合同;
3.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挂靠协议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总承包的锦辰工程是第三人挂靠原告单位组织施工的，原告只是收取3%的管理费；
4.银行凭证九份、丁侠与戴侨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根据第三人的要求已将56万元退给陶进。
第三人陶进述称：锦辰工程是本人挂靠原告单位承接施工的，双方挂靠协议约定工程所涉债权债务由本人享受和承担，至今为止原告还未与本人进行结算。案涉111万元货款是本人用于工程建设的材料购买款，挂靠协议没有限定建材的供货方必须是被告，本人可以自由选择，在被告没有相关建材的情况下，本人可以自由调整。原告打到被告帐上的钱本人可以自由支配，没有特别约定款项应返还原告或本人。因此，原告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
经庭审质证，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2014年3月3日、3月7日汇款61万元是基于2014年3月2日的合同义务的履行，2014年4月22日、5月9日汇款50万元是基于2014年4月21日的合同义务的履行。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结算清单及相关附件复印件、证据5中的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没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5中的会议纪要也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合同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与被告口头协商买卖事宜后，让丁侠在空白合同上加盖了被告印鉴后拿走，被告是接到诉状时才第一次看到这份加盖有原、被告印鉴的合同，故被告有理由认为原告是在起诉前是为了证据形式上的完善而加盖了原告公章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加盖有被告发票专用章、由丁华签字的证明不认可，理由是被告单位没有发票专用章、也没有丁华这个人，而且对这份证明的形成原告代理人的前后陈述有矛盾，第三人对此证明表示不清楚。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中的律师函、会议纪要，第三人对律师函均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销售清单、证据3中的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证据4—银行凭证和结婚证复印件没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不予认可，理由是合同落款处署名“陶俊”而非“陶进”，第三人认可合同是其所签订，并表示其在业务过程中为了防止他人模仿笔迹，有时署名“陶进”有时署名“陶俊”。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挂靠协议以是复印件为由持有异议，并认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
本院对以上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审查判断，现认证如下：凡质证方无异议的所有证据本院全部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的证据1—合同，加盖有原、被告双方真实的印鉴，被告质疑合法性的说法与常情不符且无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一并予以认定。关于原告证据3—加盖有被告发票专用章、由丁华签字的证明，被告持有异议，原告对发票专用章、丁华的身份又无进一步证据佐证，且关于此证明材料的形成，原告代理人的陈述前后确有矛盾，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证据2—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本庭注意到第三人在代表原告签收被告交付的彩钢板时既有签名“陶进”也有署名“陶俊”的情形，且陶进本人也认可合同落款处“陶俊”两个字确是其笔迹，再则在这份合同中“陶俊”的署名后面所标注的手机号码也与陶进本人的手机号码完全一致，故本院对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被告证据3中的挂靠协议复印件，原告虽对真实性有异议，但作为原件的持有人，其又拒绝向法庭提供原件、且另一原件持有人陶进对真实性并无异议，故本庭对原告的异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锦辰工程是陶进挂靠长江设备公司承接的。2013年7月16日，陶进与长江设备公司签订了《南通长江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公司下属分公司（工程处、项目部）内部承包经营管理规定及上缴结算合同》。同年，长江设备公司与锦辰公司签订了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约定由长江设备公司负责钢结构及彩钢瓦、门窗的制作安装等，工程从2013年7月30日开始至2013年11月30日结束。同年12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工期调整至2014年2月20日竣工等。2014年5月9日，双方形成会议纪要并明确，发包方要求承包方在2014年5月13日前将工程合同约定的所有材料送到施工现场，否则发包方有权解除安装承包合同与补充协议等。
2014年3月2日,长江设备公司与福通彩钢销售部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3月2日合同”），约定福通彩钢销售部向长江设备公司供应彩钢板，总价款61.56万元；合同签订付定金25万元，余款款到发货;供方负责送货，地点如东洋口工地等。同年3月3日，长江设备公司汇款25万元至福通彩钢销售部,次日福通彩钢销售部将其中的22万元转帐至陶进帐户；3月7日，长江设备公司又汇款36万元,当天福通彩钢销售部将其中的18万元转帐至陶进帐户;3月14日、3月28日和4月14日，福通彩钢销售部又通过其经营者丁侠丈夫戴侨的操作分别将8万元、5万元、3万元转帐至陶进帐户。至4月14日止，长江设备公司支付给福通彩钢销售部货款61万元中有56万元被福通彩钢销售部分五次转入陶进个人帐户,福通彩钢销售部帐上尚余长江设备公司货款5万元。合同履行中，福通彩钢销售部与陶进口头约定，接到陶进的发货通知，福通彩钢销售部方送货上门。
2014年4月22日，长江设备公司汇款30万元至福通彩钢销售部,福通彩钢销售部于4月28日、5月3日交付两批彩钢板，总价值393135元。5月9日，长江设备公司再次汇款20万元,福通彩钢销售部又开始供货。自4月28日起至8月13日止，福通彩钢销售部交付的建材、发生的加工费、运输费总计金额700305.60元。
2014年4月21日，陶进与福通彩钢销售部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4月21日合同”）,约定陶进向福通彩钢销售部购买彩钢板，单价6640元/吨，总价款371840元，交货地点如东洋口港经一路，带款提货，合同签订付5万元定金订货。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是否多支付给被告货款409694.4元并享有实体权利？
本院认为，“3月2日合同”依法成立并实际履行，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原、被告之间。理由是“3月2日合同”上加盖有原、被告双方真实的印鉴，第三人只是作为原告方的代理人在合同上署名。被告辩称合同条款非原、被告之间的合意，合同是其在空白文本上加盖公章后交给第三人，后由原告单方篡改并加盖原告印鉴形成的。对于上述抗辩，被告既没有证据佐证，也不符合情理，本院不予采信。“3月2日合同”是原、被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成立。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付款义务，被告也陆续交付彩钢板并提供相关服务等。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
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挂靠承包关系，承包关系结束后双方应按彼此之间的约定按实结算。但在施工过程中、挂靠双方尚未结算前，锦辰公司按钢结构承包合同约定汇入原告帐户上的预付款，并不当然属于陶进个人的资金，原告汇入被告帐上的货款同样不能理解为第三人支付给被告的货款。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4月22日、5月9日的付款是受第三人委托支付、原告的汇款是第三人借用原告银行帐户走帐的情况下，对原告的付款行为不宜作出突破付款人行为的特别解释。
“3月2日合同”的总价款是61.56万元，原告实际向被告汇款111万元，原告多支付货款的行为与案涉交易的特殊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3月2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于3月3日、3月7日共汇款61万元给被告，被告不仅不按约供货，相反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中56万元转帐给第三人，致使其帐面上实有原告货款仅5万元。在此情况下，被告主观上不可能交付61.56万元的货物，客观上也确实没有送货。因此原告陈述的曾向被告催货，被告要求再汇款的说法是符合情理的。原告作为钢结构安装合同的相对人，面对锦辰工程工期迫近,在已支付了61万元货款但催要建材无果的情况下，只得于4月22日再行支付30万元货款。而被告也正是在收到该30万元货款，即其帐面实有对方货款35万元的前题下，才于4月28日、5月3日交付了总价值393135元的彩钢板。因此，被告关于原告4月22日、5月9日的付款是履行“4月21日合同”义务的说法，与本案的特殊情况并不相符。5月9日原告又因锦辰公司催促工期，并明确5月13日前不将所有材料送到施工现场，将解除钢结构安装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压力，再次付款20万元。因此，原告多支付货款的行为存在特殊的背景。
综上，鉴于原告共支付被告货款111万元，而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货款、加工费、运输费总计700305.60元，确实存在多支付货款409694.40元的事实，原告当然享有主张权利的资格。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履行付款义务后，即便第三人以原告方代理人的身份提出退款的要求，被告也应将款项退还原告而非第三人，这是商事行为的基本常识，正因为如此，原、被告在庭审中一致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原告的货款转帐给第三人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事后也未得到原告的追认。现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多支付的货款，依法应予以支持。至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本案不予涉及。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通市港闸区福通彩钢销售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南通长江设备安装工程公司人民币409694.4元；
二、第三人陶进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46元、保全费2645元，合计10091元，由被告南通市港闸区福通彩钢销售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446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帐号：47×××82）。
审 判 长 杨 红
审 判 员 金 锋
人民陪审员 吴乐秋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苏 冉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