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3民终11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方菊，女，汉族，1955年3月11日生，楚雄州大姚县人，文盲，农民，住曲靖市师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孝田，师宗县益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委托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绍明，又名程俊东，男，汉族，1977年2月9日生，师宗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曲靖市师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负责人：王崇林，总经理。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艳，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曲靖中心支公司员工。特别授权委托代理。
上诉人刘方菊因与被上诉人程绍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联财保云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人民法院（2018）云0323民初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方菊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判决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责任，并判决给上诉人造成的所有医疗、误工、护理、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车辆损失费等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该事实不清，计算有误。（一）、就本案责任承担的理由。根据上诉人的陈述及其本人提供的三张现场照片(证据第3组)予以充分证实：该交通事故的肇事地点为干燥、刻有防滑线条的标准水泥硬化路面，且路面平直，视线较好，肇事地点没有农户堆放的任何障碍物，该路段没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从上诉人提供的该三张照片还可以清楚的看出，被上诉人程绍明所驾云Ｄ×××××号肇事车辆在肇事时右后轮在路面上留有清晰、明显的刹车痕迹，在肇事后该肇事车辆停放的位置与该路面的刹车痕迹不在同一条线上，明显可以看出被上诉入程绍明该肇事车辆在肇事后交警到达现场前被人为向右移动着；根据师宗县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的24张现场照片(证据第4组)也能清楚证实肇事地点属平直、刻有防滑纹的标准水泥硬化路面，该路段视线良好，没有任何障碍物、没有安全隐患存在；根据该交警大队绘制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证据第5组)载明的该肇事路段宽有4.2米，被告程绍明该肇事车辆(甲)在肇事后被人为向右移动着，距离右后轮留下的路面刹车痕迹有l.O7米距离。上诉人该受损车辆肇事后右后轮距离路面石埂0.5米宽、前轮距离路面石埂1.3米宽的事实(见交警大队提供的第9、10、23、24张照片)，结合被上诉人程绍明该肇事车辆宽度为1.6米，上诉人该电瓶车宽度为0.9米的事实来看，双方为对向行驶，各方行驶的路面宽度均为2.1米，2.1米宽的路面均己足够双方安全顺利通行，从被上诉人在肇事时留下的刹车痕迹来看，该被上诉入己明显占线(该被上诉人行驶方向路面宽度2.1米一车身宽度l.6米一车辆移动距离l.07米=)0.57米行驶。就因被上诉人有占线行驶的过错，最终导致本案的发生，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本案全部责任。但原审判决却对上诉人所举的第3组、第4组、第5组证据不予审查和认定，却以“因原告均未依法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见原审判决第8页倒数第3路)来抹掉该三组证据，使上诉人感到更为不解的是，同为师宗县公安交警大队出具的第4组、第5组证据，原审判决为什么不予审查，仅对该责任认定书予以审查？（二）、师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201611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的由被上诉人程绍明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认定上诉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如上所述，该交通事故完全是因被上诉人程绍明占线行驶并未确保对向车辆安全行驶的过错所致；上诉人在自己车道内正常行驶，并未有占线行驶等任何违法驾驶行为，该责任认定书并未说明原告有任何违法行为，仅以上诉人“驾驶电动车操作不当”为由认定上诉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未免过于草率，完全不能让入信服。因此，该责任认定书就责任划分的认定事实错误，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精神，对该“主次责任”的认定不予确认。但使上诉人感到不解的是，上诉人己明显提供了案发后第一时间所拍的三张照片、师宗县公安交警大队提供的24张现场照片和该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予以充分证实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划分错误，原审判决也认定“该(第3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内在关联，本院依法对其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但原审判决却又认定“因原告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为由来否定上诉人所提供的该组证据，从而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错误的认定。因此，原审判决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主次责任划分的认定不能让上信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的规定精神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高法(2009)147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第l7条“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做出的现场认定，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证据。但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与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和责任重新认定”的规定精神可知，公安交警部门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证据，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人民法院必须要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证据依法予以审查，并不是只要有交通事故认定书，也不管他是对是错而“照葫芦画瓢”，如果这样的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责任划分都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势必会导致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也会影响有关职能部门的公信力；（三）、就上诉人主张的2016年6月29日至同年7月l2日在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开支门诊治疗费1000元和住院治疗费4669.36元合计5669.36元以及上诉人分别于同年5月3日、6月22日两次到“东飞大药房”购买合计(108元+103.4元=)211.4元药费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于2016年4月9日案发，上诉人于案发当日到师宗医院住院治疗67天，入、出院均诊断为左耳外伤性鼓膜震荡伤、左耳外伤性耳鸣等症，充分证实了上诉人左耳损伤完全是因该交通事故所致，上诉人于同年6月25日从师宗医院出院后仍感左耳耳鸣、疼痛不适，遂于同年6月29日到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住院治疗，该耳鼻喉医院完全是以“左耳耳闷、耳鸣，听力下降”收住入院，住院治疗l3天，病情好转于同年7月12日出院。因此，该两医院对上诉人的左耳损伤的诊断结果一致，且从师宗医院出院后间隔三天时间就到曲靖耳鼻喉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衔接来看，两家医院对上诉人左耳损伤的治疗能形成证据锁链，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并未存在非伤用药和非伤治疗的任何情形；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将上诉人在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开支的治疗费说成是“与此次交通事故无关”的鉴定纯属空中楼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理由有：第一、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是以上诉人“左耳耳闷、耳鸣、听力下降”而收住入院，结合师宗医院诊断的“左耳外伤性鼓膜震荡伤，左耳外伤性耳鸣”和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诊断治疗的“左侧外伤性骨膜穿孔术后”的治疗结果一致；第二、上诉人分别在该三家医院治疗时问衔接紧凑，明显能形成证据锁链，但该鉴定意见书却断章起义，在既没有充分说理、也没有详细论证的情况下，只认定最先治疗的师宗医院和最后治疗的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治疗费用，莫名其妙刷掉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的治疗费用，因此，这样的鉴定结论不能让人信服。但原审判决在既不审查上诉人分别在三家医院的治疗的病情诊断证明所涉对左耳诊断治疗的衔接性，也不审查该鉴定结论的出处而将该鉴定意见书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也不对上诉人主张的在“东飞大药房”两次购买药品价格为211.40元的药费予以审查，难免过于草率；如果这样的鉴定结论都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话，冤假错案自然也就油然而生了。（四）、上诉入主张的误工费有法可依，依法应于支持。《宪法》第42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鼓励老年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1条规定：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该法第42条规定：老年人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从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到普通法、再到特别法等多部法律，均没有规定60岁以上的人丧失劳动能力。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自然人在多大年龄下丧失劳动能力，上诉人的误工费就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是地地道道的农业家庭户口成员，更是承包经营者。近年来，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大量增多，多数农村留守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不得不继续承包着责任田，仍然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计，他们依然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力。上诉人就是这类人员的典型代表，上诉人五十四岁时(2007年)丈夫程正强病故，丈夫程正强与其前妻所生三个女儿均己外嫁，没有对上诉入履行赡养辅助义务；上诉人与前夫共生育两个儿子(是上诉人从云南省大姚带到师宗县生活)，长子程贵平时年40岁，次子程贵红时年38岁均尚未成家，且常年在外以打工为生；上诉人与程正强婚后，生育三子程石林，时年23岁，尚在云南红河就读师范大学三年级。上诉人无固定收入来源，平时子女都不在身边，耕畔农地等生产生活的压力自然都压在上诉人个人肩上，上诉人也只有依靠耕种田地，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案发当天，上诉人也正是去地里干活回家时发生的该交通事故。上列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并未丧失劳动能力，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在小白得村数百家人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诉人依法对此不应承担举证证明。上诉人因伤持续住院94天时间，这明显因住院造成了不能也不可以下地干活的误工损失，依法应予支持。（五）、上诉人主张的1221元交通费应予全额支持。该交通费完全是在上诉人受伤后住院治疗至出院前实际开支的车费。上诉人为了治病，在长达94天的治疗期间，与生活护理人员辗转师宗、曲靖、昆明进行治疗、复查，治疗费开支29416.58元。在此期间，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要经常回家借钱、筹钱，自然会发生多趟往返交通费，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该交通费的开支完全以上诉人的住院治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原审判决完全不予考虑上诉人辗转各医院治疗的艰辛，仅以该交通费“过高”为由只认定了600元，真不知原审判决究竟是以什么依据来认定的；（六）、上诉人主张的住宿费l200元应酌情认定，该住宿费完全是在上诉人在解放军昆明总医院住院前和住院期间上诉人及护理人所开支。众所周知，在昆明的大医院普遍都存在住院难和难住院的情形，当上诉人住不上院时，必然要发生院外住宿，所造成的住宿费同样与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且上诉人提供的所有住宿费收据均在上诉人住院治疗期间，并没有伪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7条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上诉入主张的车辆损失费4755元至少应予部分认定。根据原审庭审查明，上诉人该车辆至少是部分受损，并实际造成了部分修理费。上诉人己提供了售车人、修车人潘桃梅开具的修车费收据予以佐证；况且，被上诉人该保险公司在原审庭审答辩时己承诺愿意在机动车交强险2000元的财产限额内予以赔偿上诉人车辆损失费2000元，因此，不能以“未提供车辆损失的相关证据”为由而不予认定。（七）、原判认定被上诉人程绍明在上诉人住院治疗期间“已支付的8379．54元应当予以扣除”的认定属错误认定，计算错误。上诉人伤后在师宗医院住院期间，被上诉人程绍明现金支付了上诉人7000元是事实，在上诉人主张的29416.58元治疗费里面扣除该7000元上诉人无任何异议；但被上诉人提供的4张门诊医疗费发票合计1375.94元的医疗费是其直接交给师宗医院为上诉人开支的检查费等费用，不包含在上诉人各次的住院治疗费里面。因此，该1375.94元不能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治疗费用里面扣除。（八）、原审判决认定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收取的司法鉴定费l500元由上诉人承担依法不能成立。其一、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是以上诉人“左耳耳闷、耳鸣、听力下降”而收住入院的，结合师宗医院的诊断证明来看，上诉人在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开支的治疗费与该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其二、上诉人伤后，先后三次依次入住师宗医院、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解放军昆明总医院治疗，在每个医院治疗的病情均以本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一致，并不存在非伤用药，且住院治疗时间能够衔接，己明显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但该鉴定意见书却断章起义，在既没有充分说理、也没有详细论证的情况下，只认定最先治疗的师宗医院的医疗费和最后治疗的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治疗费符合诊疗需要，而对在中间治疗的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的治疗费说成是“与此次交通事故无关”的鉴定纯属空中楼阁，毫无任何证据，不能让人信服。因此，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那么，该鉴定费依法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哪方申请鉴定应由哪方承担；再者，被上诉人是对上诉人所住的三家医院的治疗费申请鉴定，该鉴定机构只认定曲靖正大医院的治疗费“以本交通事故无关”并未全部否定，假如该鉴定结论被采信，上诉人也只能承担500元，有何理由要叫上诉人全额承担昵？（九）、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万元，既合情合理也合法。本案给上诉人造成多处伤害，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的身心健康危害的苦痛只有上诉人能体会到，这无疑会给上诉人造成精神上的极大伤痛，法律也并没有强制规定必须要构成伤残才可支持精神抚慰金，《侵权责任法》第22条只规定只要造成严重伤害的，就应根据伤害的程度赔偿精神抚慰金。因此，请求上诉审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身体所受伤害并结合多次住院治疗等情况综合考虑判决赔偿该损失。
程绍明、华联财保云南分公司未作答辩。
刘方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9416.58元、误工费（44019元／年÷365天×94天=）11336.40元、护理费（44019元÷365天×94天=）11336.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4天×100元／天=）9400元、营养费5000元、住宿费1200元、车费122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电动车修理费4755元，合计83665.38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9日，被告程绍明驾驶云Ｄ×××××号车辆由师宗县葵山镇小白得村驶往捏泸公路，14时20分，行驶至小白得村老年活动室旁时，与迎面驶来原告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肇事，造成原告受伤和电动三轮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师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201611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为，在该事故中，被告程绍明驾驶机动车违反会车规定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刘方菊驾驶电动车操作不当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受伤后，被送往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师宗医院住院治疗，经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师宗医院诊断为：1、腰2、3、4右侧横突骨折；2、右侧第8肋骨骨折；3、腰部及右侧髋部软组织挫伤；4、右侧额部头皮挫伤；5、慢性支气管炎；6、双侧上颌窦、筛窦、蝶窦及额窦炎；7、左耳外伤性鼓膜震荡伤；8、左耳神经性耳鸣；9、左耳慢性中耳炎；10、腰椎退行性变；11、右肾结石；12、脂肪肝。住院67天，用去医疗费19800.96元（18411.42＋1389.54）。出院医嘱为：入院后给予吸氧、卧床、积极治疗，患者诉头痛、左侧耳鸣，经过治疗症状无明显好转；家属要求到上级医院治疗，则建议到上级医院诊治。2016年6月29日，原告转院至云南省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治疗，经云南省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诊断为：1、左侧分泌性中耳炎；2、鼻窦手术后；3、鼻腔粘连。住院14天，用去医疗费5669.36元。2016年7月14日，原告再次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治疗，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诊断为：1、L2、3、4右侧横突陈旧性骨折；2、右侧第8.9肋骨陈旧性骨折；3.左胸部软组织挫伤；4、颈肩部软组织陈旧性损伤；5、右肩关节陈旧性软组织损伤；6、右下尺桡关节陈旧性脱位可能；7、左侧外伤性鼓膜穿孔术后。住院14天，用去医疗费5124.40元。出院医嘱为：1、避免再次外伤；2、3个月内腰部禁止负重和剧烈运动；3.加强右腕关节伸屈功能锻炼；4、不适随诊；5、全休3个月。2017年2月16日，被告程绍明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原告刘方菊因此次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所产生医疗费用合理性进行鉴定。2017年7月17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临床）鉴字第AC4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方菊（本案原告）在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师宗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医疗费用符合此次交通事故的诊疗需要，而在云南省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的医疗费用系治疗其自身疾病，与此次交通事故损伤无关。用去鉴定费1500元（被告程绍明预交）。被告程绍明提驾驶的云Ｄ×××××号小型货车在被告华联财保云南分公司购有交强险（保险单号0215530101160332001894，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13日零时起至2016年10月13日二十四时止），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期限内。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9416.58元、误工费（44019元／年÷365天×94天=）11336.40元、护理费（44019元÷365天×94天=）11336.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4天×100元／天=）9400元、营养费5000元、住宿费1200元、车费122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电动车修理费4755元，合计83665.38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另查明，被告程绍明已支付原告刘方菊医疗费8389.54元（其中支付现金7000元、支付医疗费1389.54元）；并为原告支付了到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其在此次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期间所产生医疗费合理性进行鉴定的鉴定费1500元。还查明，被告程绍明系云Ｄ×××××号小型货车车主。
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被告程绍明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将原告致伤，已构成民事侵权，且其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应依法对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程绍明驾驶的云Ｄ×××××号小型货车在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购有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被告华联财保云南分公司应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故原告对被告华联财保云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其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电动三轮摩托）间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系主次责任，对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后的剩余部分应按机动车一方承担80%，非机动车一方承担20%的责任比例予以划分责任，故对原告主张被告程绍明承担本事故全部责任的请求，因原告均未依法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符合法律规定及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其在云南省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治疗的医疗费5669.36元，因该医疗费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认定系治疗其自身疾病，与此次交通事故损伤无关，故其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因原告已年满60周岁（发生交通事故时61周岁），且原告未向本院提供其存在误工费损失的相关证据，故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住宿费及电动车修理费，因其未依法提供需加强营养、另行住宿（在原告提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医疗费中已包含了床位费）及车辆损失的相关证据，故其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因本案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确需交通费支出，本院酌情支持600元为宜；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虽被告程绍明构成民事侵权，但未对原告造成严重后果（未构成伤残等级），故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赔偿标准及天数，其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程绍明认为其预交的鉴定费1500应由原告承担，因原告在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的医疗费用系治疗其自身疾病，与此次交通事故损伤无关，故被告程绍明的抗辩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刘方菊的各项经济损失，本院依法确认如下：医疗24925.36元（18411.42+1389.54+5124.40）、护理费9648元（80天×120.60元／天）、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元（80天×100元／天）、交通费600元，共计43173.2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方菊医疗费10000元、护理费9648元、交通费600元，共计20248元；二、由被告程绍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方菊各种经济损失18340.21元（43173.26－20248＝22925.26×80%），扣减被告程绍明已支付的医疗等费8389.54元及预交的鉴定费1500元，被告程绍明还应赔偿8450.67元；三、驳回原告刘方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4月19日，上诉人刘方菊在师宗县人民医院治疗时，发生的医疗费实为1379.54元，非1389.54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一审判决责任划分是否恰当？2、一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及相关费用的判决是否正确？
1、关于责任划分问题。2016年4月19日14时20分，被上诉人程绍明驾驶云Ｄ×××××号车辆与迎面驶来的由上诉人刘方菊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造成上诉人刘方菊受伤和电动三轮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于当日经师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201611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为，被上诉人程绍明驾驶机动车违反会车规定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上诉人刘方菊驾驶电动车操作不当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该事故认定书已经双方当事人签收。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规定。上诉人刘方菊与被上诉人程绍明均未在该期限内按程序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视为对该事故认定书无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的规定精神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高法(2009)147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第l7条“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做出的现场认定，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证据。但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与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和责任重新认定”的规定。现上诉人刘方菊不能提供证据来推翻该事故认定书。因此，一审依据该事故认定书，对双方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
2、一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及相关费用的判决是否正确。
关于2016年4月19日在师宗县人民医院产生的门诊费1379.54元，系由被上诉人程绍明为上诉人刘方菊垫支，该费用是为救治上诉人刘方菊而实际支出，一审已将该笔费用计算在上诉人刘方菊医疗费总数内。因此，一审判决从被上诉人程绍明应支付给上诉人刘方菊的各项费用总数中扣减该笔费用正确。关于其它医疗费用已由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临床）鉴字第AC4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方菊（本案原告）在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师宗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医疗费用符合此次交通事故的诊疗需要，而在云南省曲靖正大耳鼻喉医院的医疗费用系治疗其自身疾病，与此次交通事故损伤无关。”一审依据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定该部分费用并无不当。而对于上诉人刘方菊主张的误工、住宿等费用，一审亦是依照法律规定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本案实际等依法作出判决的。
一审在事实认定部分，既认定发生交通事故后上诉人刘方菊的电动三轮车已实际造成损害，其财产权益遭受损失，但未支持车辆维修费不当。又鉴于上诉人刘方菊在一、二审阶段均不能提供维修车辆等损失依据，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车辆维修费，故上诉人刘方菊关于车辆损失费应予支持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上诉人刘方菊的各项经济损失为：医疗24915.36元（18411.42+1379.54+5124.40）、护理费9648元（80天×120.60元／天）、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元（80天×100元／天）、交通费600元，车辆维修费1000元，合计44163.36元。该费用先由被上诉人中华财保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负担，具体为：医疗费10000元、护理费9648元、交通费600元，车辆维修费1000元，共计21248元；下余部分由被上诉人程绍明按80%负担。具体为18332.28元〔（44163.36－21248）×80%〕，扣减被上诉人程绍明已预支、垫付的医疗等费8379.54元。被上诉人程绍明还应赔偿9952.74元；（18332.28元－8379.54元＝9952.74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方菊关于车辆损失费应予支持和鉴定费分担不合理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他上诉理由因无证据证实而不能成立。一审关于车辆损失的认定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曲靖市师宗县人民法院（2018）云0323民初307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上诉人刘方菊医疗费10000元、护理费9648元、交通费600元，车辆维修费1000元，合计21248元；
三、由被上诉人程绍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刘方菊各项经济损失9952.74元；
四、驳回上诉人刘方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鉴定费1500元，由上诉人刘方菊负担1000元；被上诉人程绍明负担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迟少杰
审判员 李强明
审判员 何福浩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