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民终字第18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莉莉，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甲。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金兔，绍兴市新世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沈某甲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民初字2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周某与其委托代理人胡莉莉，王关根之委托代理人何金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原告沈某甲与被告周某原系夫妻关系，曾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一女，取名沈某乙。婚后双方因故发生矛盾与争吵，后被告周某于2014年4月9日向该院起诉离婚，该院于2014年5月8日判决原、被告离婚。原告沈某甲曾于2011年6月1日向被告周某母亲王之俊借款人民币3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款双方约定于2012年6月1日前归还。同日，王之俊通过银行卡转账汇入原告沈某甲账户30万元。王之俊曾于2014年5月27日向该院起诉原告沈某甲要求归还该30万元借款，诉讼中经原告沈某甲申请，该院依法追加周某为共同被告，后该院作出（2014）绍越商初字第176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30万元借款虽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然王之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沈某甲承担还款责任，经释明后仍明确表示对周某不提出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规则及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周某对沈某甲的借款未予追认，故沈某甲在本案所涉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下可向周某另行追偿，遂判决第一项内容为沈某甲归还王之俊借款人民币3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6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另查明，原告沈某甲与被告周某曾共同共有位于绍兴市山水华庭9幢704室的房产一套，双方各占份额50%，2009年4月30日原告沈某甲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支行就该房屋办理了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为23万元，该贷款于2011年6月3日已全部归还，2011年6月3日最后一笔还款金额为211279.28元。
又查明，原告沈某甲曾在（2014）绍越民初字第1783号离婚案件中陈述该30万元借款系用于公司经营，后在（2014）绍越商初字第1760号民间借贷案件中陈述该借款系用于归还因公司经营所需而向浙商银行绍兴分行的贷款65万元，但均认为系与被告周某的共同债务。本案中，原告沈某甲陈述该30万元借款实际系用于归还山水华庭9幢704室房产的住房按揭贷款，对其关于30万元借款用途陈述前后不一的问题，认为系因当时公司面临歇业，被告又要与其离婚，事情繁多，脑子一片空白导致记忆混乱，后从中国银行越城支行将住房按揭贷款还款清单调取后才回忆清楚，当时向被告母亲借的30万元系用于归还山水华庭的房贷以及其他因装修该房屋向他人的借款。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沈某甲以个人名义向案外人王之俊于2011年6月11日借款30万元，虽该债务形成于原告沈某甲与被告周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举债一方仍负有对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以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原告沈某甲陈述该30万元借款实际系用于归还山水华庭9幢704室房产的住房按揭贷款，对其关于30万元借款用途陈述前后不一的问题，认为系因当时公司面临歇业，被告又要与其离婚，事情繁多，脑子一片空白导致记忆混乱，后从中国银行越城支行将住房按揭贷款还款清单调取后才回忆清楚，同时提供了相关证据。对此，该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原告向案外人王之俊借款的时间为2011年6月1日，其提供的证据证实2011年6月3日原告归还山水华庭9幢704室的房产住房按揭贷款的最后一笔还款金额为211279.28元，该房产当时系原、被告共同共有，原告共按揭贷款230000元，由此可见原告发生借款与最后一笔大额还贷在时间先后上连接较为紧密，两者存在较高的关联性。被告周某辩称上述房产贷款中其也承担了11万元的款项，且该11万元系向其母亲王之俊所借，因被告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沈某甲于2014年在离婚及借贷案件庭审中均陈述借款系用于公司经营银行还贷，现认为该借款实际系归还住房贷款，该院认为原告于2014年的陈述时间与借款时间相隔近三年，存在出现记忆误差的可能，原告现虽否认了先前陈述，但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关于陈述不一的解释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具有特殊性，该出借人当时系借款人原告的丈母娘，因此被告周某应对该借款情况应有所了解。综上，根据本案证据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该院认为能够证明原告所借的30万元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借款应认定为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4）绍越商初字第1760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判决所确定的原告沈某甲所负的债务，为原、被告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沈某甲、被告周某各负担1450元，被告周某负担的部分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周某不服原判，上诉称：本案的焦点，是涉案的30万元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原审仅以“原告发生借款与最后一笔大额还贷在时间先后上连接较为紧密，两者存在较高关联性”为由，认为被上诉人的30万元系用于偿还山水华庭的房屋贷款，并否认上诉人已承担11万元房贷款的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对借款用途前后陈述不一，系“陈述时间与借款时间相隔近三年，存在出现记忆误差的可能”，是不合理的。三、根据出借人王之俊的明确陈述，被上诉人是为了经营需要而提出的借款。事实上，上诉人父母已经提供了大笔的购房款及还贷款，正是因为该30万元的用途与以往不同，故仅系被上诉人个人所借。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之原审诉请；一、二审之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针对周某的上诉，被上诉人沈某甲答辩称：一、2014年5月27日上诉人的母亲王之俊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本案诉争的30万元借款时，被上诉人在公司面临多笔贷款到期，上诉人不肯转债，双方共有房屋人被拍卖的情况，确实记忆存在混乱。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了2011年6月3日被上诉人归还了山水华庭9幢704室的按揭贷款的款项，证明了30万元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本案涉及的30万元的债权人和上诉人有特殊关系，两者系母女关系。三、上诉人所称上诉人向王之俊借款11万元用于偿还房屋贷款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在二审中申请本院向中国银行越城支行35×××97的帐户偿还2011年6月3日最后一笔房屋贷款本息款项的来源与日期，中国农业银行6228480371753079412在2011年6月1日至6月3日前后的资金流向情况，本院依申请调取了相关材料。中国银行绍兴市越城支行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载明：贷款账户（35×××97）在我行系统显示账户不存在，无法查询。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在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日间未有30万元的存入及转出。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上诉人周某质证认为，对于中国银行协助查询通知单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称的以涉案30万元偿还房贷的事实。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协助查询通知书以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该帐户的信息显示涉案30万元借款的相应款项并没有转至沈某甲所称的用于偿还房屋贷款的帐户，可见沈某甲所称最后21万余元贷款余额并不是以涉案30万元借款予以偿还的。该两份证据说明了沈某甲认为涉案30万元系归还房贷举证不充分。被上诉人沈某甲质证认为对于中国银行查询回执因该帐户还房贷，因为房贷已经还清而之后没有交易了所以已经注销了，因此无法查清；中国农业银行的查询回执真实性没有异议，到现在为止沈某甲回忆不起来这笔帐是卡转到其他卡还是到银行归还的，本案涉案的30万元房贷于2011年6月3日由一审法院到中国银行越城支行调取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周某要求法院调取之证据，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内容（关于举证责任之分配本院将在判决主文中予以阐述），故本院依法不作为新的证据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其他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关于沈某甲向王之俊借款之30万元属于沈某甲个人债务抑或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评判如下：从举证责任角度，上诉人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借债务明显超过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亦未能证明被上诉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被上诉人沈某甲已在原审期间提供证据证明其借用讼争30万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30万元借款系沈某甲之个人债务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从事实角度分析，本案债务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期间（亦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借人系上诉人之母亲，借款时间为2011年6月1日，还山水华庭9幢704室房产住房按揭贷款的最后一笔还款的时间为2011年6月3日，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30万元系夫妻共同债务具有合理性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关于还贷款项已另向其母王之俊借款11万元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振宇
审 判 员 吕景山
代理审判员 钟丽丹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