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初字第08620号
原告张春英，女，1961年5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支永春，男，1955年3月9日出生。
被告崔博文，男，1987年4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雷燕华，女，1959年7月27日出生。
原告张春英与被告支永春、崔博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代净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袁晖、人民陪审员臧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春英的委托代理人李钺、被告支永春及被告崔博文的委托代理人雷燕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春英诉称：原告张春英与被告支永春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再婚，于2001年5月15日登记结婚，2009年3月26日经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2001年11月被告购买了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兴隆都市馨园××号楼×单元××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未进行分割。原告作为涉诉房屋的共居人，既享有15平米的份额，也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2013年8月，原告得知被告支永春已将涉诉房屋卖予被告崔博文，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未经原告同意以超低价格出售涉诉房屋，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11年2月15日签订的关于涉诉房屋的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445×××）无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支永春辩称：1、原告所述不属实。2010年9月20日，原告与被告支永春在本市崇文门麦当劳店见面，二人就买卖涉诉房屋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同意被告处置涉诉房屋。2、涉诉房屋系被告支永春的祖业产进行拆迁安置所得，产权登记在支永春一人名下，贷款也由支永春一人还清，如原告主张涉诉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支永春为购买涉诉房屋而产生的借款及贷款应系夫妻共同债务。原告只是被拆迁安置人，而非共同被拆迁人，原告与其女儿仅享有30平米的安置面积。3、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支永春出售涉诉房屋，是为生活所需，并筹措其女儿出国留学的费用，在卖房前曾到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权属交易中心进行过咨询，对方答复因该房屋产权登记在支永春一人名下，在出具出资声明及贷款还清证明后，将房屋产权证取回即可进行交易。支永春与崔博文之母亲雷燕华之前并不相识，二人均委托中介机构21世纪完成的涉诉房屋交易，成交价格为2690000元，完全符合政府指导价格。综上，被告支永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崔博文辩称：原告主张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情形，需提供证据证明。崔博文之母雷燕华之前与原告、被告支永春均不相识，崔博文与母亲、姥姥共同居住在本市东城区都市馨园××楼×单元××2室，为方便老人居住，考虑购买低层房屋。崔博文之母雷燕华通过中介机构21世纪居间介绍，到涉诉房屋处看房后，与原告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虽然网签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格为600000元，但实际成交价格为2690000元，网签合同系为实现避税目的，按照政府最低指导价格签订的。综上，二被告就涉诉房屋的买卖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被告崔博文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张春英与支永春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1年5月15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
2001年11月15日，支永春（乙方）与案外人北京×置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远望街××号，在危改区内有非成套公房1间，使用面积14.7平方米，建筑面积19.55平方米，正式户口壹人，安置人口肆人，分别是户主支永春、之妻张春英、之女孙×婷、之女支×媛，回迁购房总价款164659.2元。2003年11月8日，支永春（乙方）与案外人北京×置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的施工楼号东城区（原崇文区）崇外都市馨园×号楼×门××1号贰居室壹套，图纸建筑面积75.88平方米。按照公安部门管理要求，楼号变更为东城区（原崇文区）兴隆都市馨园××号楼×门××1号，经测绘部门实际测定的建筑面积为73.95平方米。乙方应交纳购房款154659.2元。2004年2月6日，支永春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证。
2009年3月，张春英、支永春经本院判决离婚，因涉诉房屋贷款未还清，未取得完全产权，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张春英表示待房屋产权确定后，另案处理，故该判决对涉诉房屋的分割问题未做处理。
2010年12月9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清全部贷款证明，证明支永春已于2010年11月25日将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01年11月28日向其发放的贷款金额100000元，借款年限为14年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全部偿还。支永春在该证明上注明：“本人取走京房权证崇私字第486××号房产证”。
2010年12月12日，支永春（出卖人）与雷燕华（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所售房屋坐落为东城区兴隆都市馨园××号楼×层×单元××1号（即“涉诉房屋”），建筑面积为74.1平方米；房屋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690000元，买受人拟贷款金额为人民币1200000元；出卖人不承担税费，买受人承担本次交易的一切税费；2010年12月12日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购房定金人民币贰万元整，于2010年12月20日前再次支付购房定金肆万元，过户当日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房款人民币壹佰肆拾叁万元整，余款壹佰贰拾万元整买受人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给出卖人；双方应诚实守约，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为总房款20%的违约金。同日，雷燕华（甲方）与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房屋购买居间委托协议》，约定甲方拟购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兴隆都市馨园××号楼×单元××1号的房屋，拟购买价格为贰佰陆拾玖万元；乙方作为居间人接受甲方委托，提供居间服务；居间服务报酬金额为人民币17000元。支永春（甲方）与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房屋出售居间委托协议》，约定甲方拟出售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兴隆都市馨园××号楼×单元××1号的房屋，拟购买价格为贰佰陆拾玖万元；乙方作为居间人接受甲方委托，提供居间服务。同日，支永春出具定金收条，载明今收到买受人雷燕华购买涉诉房屋的购房定金20000元整。2010年12月20日，支永春、雷燕华出具定金收条，载明今收到雷燕华交来购买涉诉房屋的购房定金40000元整，支永春、雷燕华分别在收款人、付款人处签字。
2011年2月15日，支永春（出卖人）与崔博文（买受人）办理网签手续，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445×××），约定出卖人所售房屋坐落为东城区兴隆都市馨园××号楼×层×单元××1（即“涉诉房屋”），建筑面积为73.95平方米；房屋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600000元。同日，支永春（甲方）与崔博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贰佰陆拾玖万元，该价款包括房屋净价人民币陆拾万元；固定设备转让费、乔迁搬家费、地域补偿费等合计人民币贰佰零玖万元；买卖双方一致同意，按照房屋净价即人民币陆拾万元办理房屋的缴税、过户手续。同日，支永春（甲方）与崔博文（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2010年12月12日乙方交付甲方定金陆万元整，第一笔房款定于2011年2月23日交付，金额为壹佰肆拾叁万元整，房余款定于2011年3月31日交付，金额为壹佰贰拾万元整；全部房款付清当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全部房款付清后甲方于2011年3月31日前将涉诉房屋交给乙方。2011年2月23日，支永春、雷燕华出具首付款收据，载明今收到雷燕华交来购买涉诉房屋的首付款壹佰肆拾叁万元整，支永春、雷燕华分别在收款人、付款人处签字捺手印。
2011年3月14日，支永春、崔博文出具尾款结算声明，载明今收到崔博文交来购买涉诉房屋的尾款壹佰贰拾万元整，支永春、崔博文分别在出卖人、买受人处签字捺手印。同日，崔博文交纳契税6000元及补缴土地出让金18000元，并经登记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
庭审中，原告称二被告就涉诉房屋签订阴阳合同一事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可印证二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支永春与雷燕华早已相识，只是因手续问题才通过中介办理。被告支永春主张购买涉诉房屋系其祖业产拆迁安置所得，其一人为被拆迁人，其一人支付首付款，并独立还清贷款，故其单独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被告崔博文称购买涉诉房屋系为方便其姥姥居住，2010年12月12日第一次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买受人为崔博文的母亲雷燕华，之后北京限购令出台，雷燕华丧失购房资格，故由崔博文与支永春签订正式网签合同，但出资均由雷燕华以及雷燕华的母亲完成；崔博文主张其对于支永春的婚姻状况及财产分割状况均不知情，在中介机构及房地产交易中心，支永春均陈述其系单身，产权证上也记载所有权人为支永春一人，崔博文通过中介机构居间介绍与支永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格符合市场行情，且已实际支付，故崔博文系善意买受人。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中心档案材料，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居间委托协议，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发票，收条，收据，尾款结清声明，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清全部贷款证明，契税完税证，（2009）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系原告张春英与被告支永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二人无特别约定，离婚诉讼时亦未进行分割，故依法应属二人的共同财产。支永春未征得涉诉房屋共有权人张春英的同意，与被告崔博文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已构成无权处分。虽支永春主张其在征得原告同意后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就此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但支永春作为出卖人存在无权处分情节并非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原告主张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及原告的合法权益，因二被告主张系在中介机构居间介绍下完成涉诉房屋的买卖，属于正常市场交易，并提供了证据证明，而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二被告系恶意串通，故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就涉诉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之情形，故该合同应为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应予以支持。但应指出，原告系涉诉房屋的合法共有权人，被告支永春对涉诉房屋擅自进行处分，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春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张春英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代净
代理审判员 袁晖
人民陪审员 臧焰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谢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