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商光旭，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许欢，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天智，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达理，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西城区，现住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让玉成，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幼山。
上诉人商光旭因与被上诉人林达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2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7月4日，商光旭向林达理购买了一批瓷器共13件。商光旭提交了一份记录交易情况的《瓷器转让明细表》（下称明细表），商光旭持有原件，林达理持有复写件。商光旭在第一次庭审时表示明细表为复写的一式两份，原件在商光旭手上，复写件在林达理手上，但在2014年10月22日的笔录中商光旭又称以前未见过复写件，签字时也没有注意到下面有没有复写纸，清点时林达理把复写件拿走了。
明细表记录商光旭共购买了13件瓷器，包括：1、汝窑天青釉葵口盘60万元；2、汝窑天青釉折肩盘口瓶4万元；3、官窑月白釉小碗8万元；4、龙泉仿官天青釉菊瓣斗笠碗8万元；5、均窑天兰釉大碗8万元；6、均窑月白釉高足盘2万元；7、定白釉菊瓣执壶3万元；8、郏县黄道窑小系瓶4万元；9、郏县黄道窑鱼化龙形水注1万元；10、郏县黄道窑小狮子0.6万元；11、郏县黄道窑鸟形水滴0.6万元；12、郏县黄道窑小碗0.5万元；13、郏县黄道窑小鸳鸯水滴0.3万元。以上合计100万元，商光旭与林达理协商同意只需支付90万元。林达理在明细表上确认收到货款90万元，商光旭也确认收到货品。明细表原件上每件物品的序号前标有“宋”、“唐”等年代字样，其中序号“2”、“6”则是标注了“☆”号，明细表原件上也注明“☆”字标志应在宋元之后，另外，明细表原件上还有以下文字“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林达理持有的复写件则在物品序号前没有标注“宋”、“唐”等年代的字样，也没有“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的文字，林达理主张这些都是商光旭事后自行添加的，商光旭认可是由自身所写，但是主张这是自己与林达理达成的协议。
2013年6月，商光旭委托香港的中科研发有限公司对其购买的青釉瓣口盘和蓝釉盘口折肩瓶进行热释光测定，测试结果显示两件瓷器的最后烧制年代距今少于50年。但测试报告同时注明：1、测定结果只适用于取样部位，不排除标本曾经修补、古物料新造或镶嵌等可能；2、测试结果是假设样品未经人工辐射的干扰；3、测试结果为样品最后高温加热年期；4、热释光年代的准确度跟样品性质和环境的本底辐射有关。由于该测试报告由香港的公司做出，商光旭办理了测试报告和中科研发有限公司商业登记的认证手续，支付了费用9000港元。
商光旭提供了一份2012年7月13日《中陶古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客户藏品鉴定登记表（一）》及一份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2014年7月4日的鉴定服务费发票（金额4000元）。商光旭表示其将购买的部分瓷器送到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鉴定，鉴定为仿品。
原审法院认为，商光旭委托中科研发有限公司对购自林达理的两件瓷器的年代进行测定，主张测定的这两件瓷器只是现代仿品，不是唐、宋时期的瓷器。但是测定报告的测定结论是有条件的，受到取样部位是否曾经修补、物料新造、样品是否经人工辐射、多次高温加热等因素影响，在排除上述干扰因素之前，并不能保证测定结果是准确的。因此，测定报告不足以证明商光旭的主张。而商光旭提交的《中陶古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客户藏品鉴定登记表（一）》，只是一份登记表，不是正式的鉴定报告，不足以证明这些瓷器的制成年代。
商光旭购买林达理的古玩瓷器，商光旭主张交易时林达理称全是真品并标注了每样瓷器的年代，但交易后发现不是真品，并起诉要求林达理按明细表的约定双倍退款给商光旭。商光旭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商光旭提交的明细表证明交易当时双方的约定，但是商光旭与林达理所持的明细表内容不完全相同，因此，应以双方共同达成协议的内容为准。林达理手持的明细表复写件并没有“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为商光旭所写，未经林达理确认，商光旭主张林达理承诺若有假则双倍退款是双方共同达成的协议，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商光旭与林达理买卖的古玩瓷器属于特殊物品，和普通的商品买卖有所区别。个人卖家一般不对交易物品为真品负保证责任，除非买卖双方有约定或者出卖人明知不是真品而以欺骗目的出售，一般情况下，买受人不得以事后发现所购物品不是真品要求退货，商光旭作为古玩买家应当知道古玩藏品交易这一惯例。商光旭在向林达理购买涉案的瓷器时，应当知道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应自行承担因判断错误产生的风险。商光旭在本案中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林达理出售的是现代仿品，也没有证据证明林达理保证是真品并承诺如假双倍退款。因此，商光旭诉请林达理双倍退还货款180万元，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商光旭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0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26000元，由商光旭负担。
一审判决后，商光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
1、明细表原件上每件物品的序号前标有“宋”、“唐”等年代字样，其中序号“2”、“6”则是标注了“☆”号，注明“☆”号标志应在宋元之后，这些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交接过程中被上诉人所标注的，不是上诉人所写。以上充分证明交易时对瓷器的年代被上诉人是确定的，他应该保证其所转让的瓷器为唐、宋及宋元之后的真品而不是现代仿品。
2、《瓷器转让明细表》所列的汝窑、官窑、龙泉仿官、均窑、定窑、郏县黄道窑都是唐宋时期专用窑口，宋元以后已不复存在。“2”、“6”这两件瓷器名称虽为汝窑天青釉折肩盘口瓶、均窑月白釉高足盘，但被上诉人不能确定是宋代的，因此特别标注“应为宋元之后”。其他瓷器被上诉人确定为唐宋时期的真品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所加之后也特别加注了“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明细表上双方均有添加的由来。
3、《瓷器转让明细表》并没有免除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或字句，被上诉人依法应当对其所转让的物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一审免除被上诉人责任没有合同依据。
4、被上诉人称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平。基于被上诉人对瓷器的介绍以及交易时对瓷器年代的确定，上诉人支付了高达90万元的货款。尤其第一件“汝窑天青釉葵口盘”价格就高达60万元，上诉人没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现代仿品的价格。
上述事实没有查明，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
二、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导致错误判决。
1、一审以测定结论是有条件的为由认为《中科研发有限公司测定报告》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是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取样部位受到了曾经修补、物料新造、样品是否经人工辐射、多次高温加热等因素影响，测定报告的效力应该得到肯定。被上诉人认为测定结果不准确，作为转让人，一审法院应该要求其举证证明鉴定的瓷器存在上述干扰因素。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干扰因素，得出并不能保证测定结果是准确的结论就没有科学依据。测定报告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被上诉人所转让的瓷器均为仿品。
2、被上诉人应当对瓷器是真品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瓷器是唐、宋及宋元以后的真品，其应对瓷器是真品进行举证。但一审法院没有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显然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从而导致对上诉人不公正的判决。
三、一审判决没有任何依据。
1、一审认为“古玩瓷器属于特殊商品，和普通的商品买卖有所区别。个人卖家一般不对交易物品为真品负保证责任，除非买卖双方有约定或者不是真品而以欺骗目的出售，一般情况下，买受人不得以事后发现所购物品不是真品要求退货，原告作为古玩买家应当知道交易这一惯例。”上述说法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这样的行业惯例。
2、古玩瓷器不是特殊商品，国家法律对此并没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文物除外）。和普通商品买卖的区别就在于交易时一般会特别声明对真伪不承担责任，而不是一般不对交易物品为真品负保证责任。在合同没有约定免除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时，出卖人仍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而不是一般不承担责任。
四、一审程序错误。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出对有关文字进行鉴定，上诉人也同意鉴定，同时上诉人还请求对交易的物品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均没有委托鉴定，程序上存在错误。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林达理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商光旭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并依法追究上诉人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
一、关于上诉人在一审中蓄意制作并提交伪证的法律责任问题。
一审查明认定，上诉人蓄意在其持有的那份《瓷器转让明细表》上记录的部分物品前私自添加了年代标识，又在边上私自添加了“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这段文字。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以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诉状和庭审中被上诉人的反证凭证以及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的自我承认等事实和证据为依据的。上诉人通过与被上诉人的谈话（见电话录音记录），猜测被上诉人手中没保存《瓷器转让明细表》底单，于是，就在自己存留的那张明细表上肆意做假，添写多达五处虚假内容，甚至还在明细表上添加时下面附着复写纸，以造成当时被双方认可的假象。但是被上诉人后来找到了自己当时存留的底单，上诉人做伪证的行为才得以暴露。因此，上诉人在一审中制作与提供伪证的事实非常清楚。其制作与提交该份伪证之目的，意在误导一审法院作出错误的事实判断从而达到恶意侵占被上诉人财产的目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应当对其制作和提交伪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上诉人一贯出尔反尔。上诉人在原审第二次开庭中已经当庭明确认可明细表原件上每件物品的序号前标有“宋”、“唐”等年代字样及“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的文字为上诉人自己私自添写，却又在上诉状中改称这些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交接过程中被上诉人所标注的，可见上诉人翻供本领之高强。
二、关于上诉人所述《瓷器转让明钿表》所列瓷器年代的问题。
上诉人称明细表所列的汝窑、官窑、龙泉仿官、均窑，定窑、郏县黄道窑都是唐宋时期专用窑口，宋元以后已不复存在。上诉人这样说，如果不是对中国古代烧造瓷器的一无所知就是别有用心。比如汝窑瓷器，宋、元、明、清、近现代每个朝代都有烧制，这是所有收藏瓷器的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识。
另外，被上诉人从来也没自称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被上诉人的专业水平高低自有公论。倒是上诉人经常说自己如何水平高，并自称是瓷器世家，可见上诉人没有十足把握是不会交易该批瓷器的。现在，交易两年后却搞假证恶意缠诉，妄图再诈取双倍的赔偿金，这种行径在古玩行恐怕绝无仅有。在古玩生意中，按惯例，买卖双方如在交易时对交易品有异议，可在交易前，共同拿该物品去鉴定，一旦双方认可交易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般不会发生恶意诉讼的问题。像上诉人这样，交易两年后，通过做伪证发起诉讼，实属违背行规的行径。
三、关于案涉瓷器是否适用瑕疵担保的问题。
根据《合同法》第153条之理解，瑕疵担保责任是指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生产商或销售商对其生产或销售的商品所有权和功能效用及安全性能承担担保责任。该担保责任分为两种，一种是权瑕担保，一种是物疵担保，其适用范围是普通商品流通领域。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的古玩瓷器是一种具有艺术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的古玩，正如一审判决所言，它是一种特殊物件交易而非普通的商品交易。该古玩瓷器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生产材质和人力、运输等基本价值的要素上，更多是以其具有艺术观赏性、独特稀有性以及收藏者的个人喜好等收藏要素作为其价值体现。因此，在古玩交易市场上，对于交易物的质量和价格并无明确标准，一般也无法用合同条款对交易物的质量、价格等进行规范和约束。交易与否，完全取决于买方个人的收藏喜好和对该物件的主观认识及判断，这早已是古玩交易市场中的交易习惯且被公众遵循。上诉人将《合同法》中有关普通商品交易的物疵担保责任套用在本案特殊物件交易当中，显然是在混淆是非，投机取巧。
四、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瑕疵的问题。
1、在一审答辩期间，由于被上诉人在开庭质证前没有看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原件，一时也回忆不清楚，所以第一次开庭中的确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对“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这段文字的真伪进行笔迹鉴定。但是，被上诉人在质证时辨识了原件正反面之后，查找到了保存在自己手里的那份“瓷器交易明细表”原件，这就证明了该段文字是上诉人作伪自行添加上去的，并且上诉人当庭也承认该段文字是其自行添加这一事实，故被上诉人撤回了对该段文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
2、至于上诉人是否申请了一审法院对案涉瓷器进行真伪鉴定的问题，据答辩人查阅开庭笔录和回忆，上诉人并未提出过该申请。另外，退一步讲，即使假定上诉人提出过，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鉴定费，否则，视为未提出申请，一审法院有权根据现有证据及已经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
3、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诉讼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迄今为止，上诉人并无任何合法有效之证据来证明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瓷器属于仿品，故一审判决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的问题。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所作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商光旭早在2012年7月（即与被上诉人林达理交易当月）便委托北京一鉴定机构对讼争瓷器进行了鉴定，并已知晓该机构作出的讼争瓷器为仿品的结论，但商光旭未在法定期间内对买卖合同行使撤销权，而是选择了维护买卖合同效力的途径，以讼争瓷器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唐宋元时期为由，要求林达理承担赔付双倍货款的违约责任。故此，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双方是否在买卖合同中对讼争瓷器所属的年代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并且明确约定了双倍于货款的违约金。
上诉人商光旭主张的合同依据是《瓷器转让明细表》，但上诉人提交的明细表与林达理保存的复制件有所不同，林达理保存的复制件上并无“唐”、“宋”等文字，亦无“鉴定若一非真则全部双倍退款并追究刑事责任”等文字。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承认前述文字均系上诉人自己添加，但主张系双方协商一致后添加。被上诉人林达理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商光旭应对其主张的前述文字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的情况下，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前述文字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的事实不予采信。而从双方提交的明细表上均有的“年代应在宋元之后”的文字表述来看，亦非指向确定的年代。故上诉人商光旭主张双方对讼争瓷器所属的年代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且明确约定了双倍于货款的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林达理有违约行为并应承担约定的支付违约金责任及法定的瑕疵担保责任，均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原审程序问题，被上诉人林达理虽在一审时提出过对明细表上的部分文字进行鉴定的申请，但因上诉人承认该部分文字系自己添加而撤回了申请；上诉人商光旭则仅在由对方承担鉴定费的前提下同意对讼争瓷器进行鉴定，并未直接提出申请，被上诉人林达理也明确表示没有必要进行鉴定，故原审未启动鉴定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商光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 挺
代理审判员 马翠平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梁家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