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4民终4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府东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廖国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诒团，福建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华，福建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美琴，女，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职工，住福建省将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善培，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抚州市抚丰水电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金巢大道39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富，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抚州市抚丰水电建筑有限公司福建将乐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将乐县水南镇溪南村二班巷43-2号4层。
负责人：黄洪武，该分公司经理。
上述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梦林，男，195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系抚州市抚丰水电建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务室主任。
原审被告：黄乌同，男，196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诉人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仁水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美琴，原审被告抚州市抚丰水电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丰水电公司）、抚州市抚丰水电建筑有限公司福建将乐分公司（以下简称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黄乌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2017）闽0428民初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崇仁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国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诒团，被上诉人肖美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善培，原审被告抚丰水电公司、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梦林，原审被告黄乌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崇仁水电公司上诉请求：1.崇仁水电公司不承担肖美琴借款本金130万元的还款责任；2.崇仁水电公司不承担肖美琴借款本金130万元利息的支付责任；3.崇仁水电公司不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鉴定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仍未查清案件事实。1.涉案金额40万元《借条》的真伪未查明。该《借条》上所盖公章既不是崇仁水电公司正在使用的公章，也不是在中标文件上出现的公章，且没有落款的时间。一审仅凭肖美琴受黄乌同指示向他人转款的事实，就认定该《借条》可以作为肖美琴向崇仁水电公司主张债权的依据，有违证据规则。2.涉案金额90万元《借条》中崇仁水电公司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保证人。该《借条》中未写明其是借款人还是保证人，肖美琴打款既没有进入崇仁水电公司账户，也没有进入招投标单位，故崇仁水电公司不是涉案金额90万元《借条》保证人、借款人。且一审法院无视以下事实：一是肖美琴打款的时间明显与招投标时间不符，前后相距将近三个月；二是未查明该款项是否用在《借条》中载明的借款用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照反对解释规则，该笔款项没有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那么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3.一审认定肖美琴的支付行为系受黄乌同指示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在重审过程中，适用法律错误，黄乌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要求肖美琴承担举证责任，错误地认定黄乌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三、一审在重审过程中，错将涉嫌犯罪的行为当成民事法律关系，请求二审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肖美琴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已查清，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40万元、90万元借条的证据三性均已查明，足以认定崇仁水电公司与黄乌同共同向肖美琴借款130万事实。1.涉案借条均系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将乐分公司（以下简称崇仁水电将乐分公司）的负责人黄乌同盖章后出具的。本案黄乌同作为崇仁水电将乐分公司负责人向肖美琴出具盖有崇仁水电公司公章的借条，虽然40万元的借条所盖公章与崇仁水电公司现持有公章不一致，但该公章由黄乌同所持有、使用，结合黄乌同身份其常持有、使用崇仁水电公司公章在将乐县等地开展业务活动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肖美琴产生合理信赖。2.肖美琴善意无过失且基于原先出借90万元情形下的续借，不能以此对抗善意无过错的第三人。鉴定意见明确，其中90万元借条所盖公章也在崇仁水电公司投标、中标的工程峻工资料中使用，充分证明崇仁水电公司将公章授权并交付黄乌同使用，即便其有对外使用多枚公章也不能以此对抗善意无过失的第三人。3.黄乌同借款时均称用于崇仁水电公司业务投标保证金使用等。肖美琴也依照黄乌同的指示将出借款汇入其指定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的银行账户。(二)涉案借条中落款的崇仁水电公司明确其与黄乌同是共同借款人。1.本案崇仁水电公司是在借款人处盖章明确是借款人身份，客观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描述的不相符，不得适用该条款；事实上肖美琴当初为保证出借款项的安全，基于对崇仁水电公司信任要求黄乌同与崇仁水电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才予以出借。崇仁水电公司与黄乌同在借款人后签名、盖章，因此是共同借款人与担保无关。2.崇仁水电公司根据反对解释是曲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条文意思，应联系该条文一、二款正确解读法条。该条第一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的黄乌同与崇仁水电公司是共同借款人，共同偿还借款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二、一审认定肖美琴向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汇入130万元受黄乌同指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一审在案证据已查明，肖美琴2012年9月13日汇入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78万元，当日转入黄乌同的账户；2012年9月14日汇入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2万元和2012年9月19日10万元，于2012年9月20日转入黄乌同的账户，2013年7月10日汇入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40万元当日转入黄乌同账户30万元，指示余款10万元转入熊虹账户。结合肖美琴汇入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及其后汇出到黄乌同及其指定熊虹账户时间、金额衔接、对应。三、一审认定黄乌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适用法律正确。黄乌同的借款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表见代理法律构成要件成立表见代理，肖美琴系基于善意且无过失而信赖黄乌同有代理权。四、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本案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依法不要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应当继续审理。
抚丰水电公司、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述称，本案与抚丰水电公司、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无任何事实及法律关联，抚丰水电公司、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不能成为本案被告，更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一、该借贷是肖美琴与崇仁水电将乐分公司负责人黄乌同之间的借贷活动；二、肖美琴确认借条项下的款项按黄乌同的指令汇入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银行账户内，即黄乌同收到该笔款。该款的所有权应为黄乌同所有，且该款于当日和次日转入黄乌同个人账户，即黄乌同实际取得了该笔款；三、黄乌同为何将该借款打入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账上，抚丰水电公司、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不清楚也未取得该款。且法律未规定过了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的账，其就成为共同债务人，共同偿还该借款。
肖美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崇仁水电公司、黄乌同返还借款本金130万元，支付从2013年11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2.抚州水电公司、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崇仁水电公司、黄乌同、抚州水电公司、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崇仁水电将乐分公司（已于2017年4月24日注销）负责人黄乌同于2012年9月12日向肖美琴出具借条一张注明：“今向肖美琴借来现金玖拾万元人民币整，此款用于投标保证，月利息3﹪，月付息。借款人：黄乌同”并盖“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为此肖美琴按黄乌同的指示分别于2012年9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至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78万元，于2012年9月14日存入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现金2万元，于2012年9月19日委托郑雪杨转账至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10万元。后黄乌同又向肖美琴出具借条一张注明：“向肖美琴借到人民币肆拾万元正，此款月息2﹪计。借款人：黄乌同”并盖“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该笔借条上未注明借款时间。此笔借款肖美琴于2013年7月10日按黄乌同指示通过银行汇入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上述四笔汇款中，2012年9月13日该笔78万元款项于当日转入黄乌同的账户，2012年9月14日及2012年9月19日两笔款项于2012年9月20日转入黄乌同账户，2013年7月10日该笔款项于当日转入黄乌同账户30万元，另转入熊虹6222081404000714436账户10万元。庭审中崇仁水电公司提供了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涉案借据中的印章不是崇仁水电公司现使用的公章，是黄乌同伪造的假公章。但肖美琴要求以崇仁水电公司中标的“将乐县安福口溪新路古镛镇段河道整治工程”投标文件上加盖的印章为比照样本，与借据上加盖的印章进行鉴定。为此经本院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结论为“1.检材1《借条》（涉及金额90万元）中的“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与提供比对的样本1《投标文件》封面上的“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但与样本2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的“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2《借条》（涉及金额40万元）中的“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与提供比对的两枚“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崇仁水电公司是不是本案借款人，崇仁水电公司是否要承担还款责任问题。从将乐县河道整治项目建设工程部调取的投标文件及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证实，崇仁水电公司对中标将乐县安福口溪新路古镛镇河道整治工程明知，系崇仁水电公司经营行为。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崇仁水电公司公章与《借条》（涉及金额90万元）公章经鉴定一致，而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系提交并保存于将乐县河道整治项目建设工程部，故可推定崇仁水电公司在经营中使用加盖于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公章即《借条》（涉及金额90万元）中加盖的公章。《借条》（涉及金额90万元）于2012年9月12日出具，《借条》（涉及金额40万元）于2013年7月10日出具，黄乌同是崇仁水电将乐公司负责人，为隶属公司联系业务，基于黄乌同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又因肖美琴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其无法辨识黄乌同提供公章的真假，肖美琴有理由相信黄乌同有权代理崇仁水电公司，黄乌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肖美琴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借据中载明是“今向肖美琴借款……”，未明确写明借款人是谁，而在借款人落款处加盖崇仁水电公司印章和黄乌同签名，因此崇仁水电公司和黄乌同是共同借款人。崇仁水电公司辩称借据中印章不是其公章，公司未收到本案的借款，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理由不成立。崇仁水电公司应与黄乌同共同承担偿还130万元借款本息的责任。其次，就抚丰水电公司和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本案肖美琴据以起诉的主要证据《借条》，指向案涉130万元的借款人为崇仁水电公司和黄乌同，并未体现抚丰水电公司和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为借款人，因此，在本案的主要证据上，肖美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抚丰水电公司和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对本案借款有共同举债的合意。虽然130万元借款进入的是户名为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的银行卡账户，但在民间借贷实践中，借款人指令将所借款项汇入他人账户的情形亦属正常，而且肖美琴自认黄乌同指令将借款汇入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银行账户，抚丰水电公司也辩称未收到涉案的款项，客观也是汇入的款项又给付了黄乌同，故不能仅因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收取案涉130万元款项就认定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是共同借款人。本案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虽有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其对此有过错，况且，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个人出借银行账户收款后即应对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因此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和抚丰水电公司并非本案借款的共同债务人，亦无须对借款承担共同或连带的还款责任。再者，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肖美琴于2015年10月份诉至一审法院，故2012年9月12日借条中约定的从2012年9月至2013年10月的利息，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因肖美琴系起诉要求支付2013年11月份之后的利息，且本金未约定还款期限，故该笔借款肖美琴未超过诉讼时效。另一笔借款，只是约定利息的计算方法，没有约定是按月支付，本金也未约定偿还期限，故也未超过诉讼时效。最后，关于本案的先刑后民及是否需移交有关机关的问题。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1项规定“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发现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实涉嫌刑事犯罪。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应当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崇仁水电公司和黄乌同应共同偿还肖美琴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40万元借款其中10万元转入黄乌同账户后又转给熊虹，因该笔借款进入黄乌同账户后已受其支配，肖美琴要求黄乌同偿还该笔借款本息，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黄乌同、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肖美琴借款本金130万元；二、黄乌同、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肖美琴从2013年11月1日起至还清日止以1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三、驳回肖美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0元，鉴定费7400元，由黄乌同、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崇仁水电公司提交从崇仁县公安局调取的对黄乌同的《讯问笔录》及崇仁水电公司被诈骗案立案决定书等证据。拟证明二张《借条》上黄乌同没有加盖公章，《借条》是黄乌同出具给汤耀忠，不是出具给肖美琴。黄乌同已偿还汤耀忠80万欠款，还给肖美琴49万余元。
肖美琴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仅反映黄乌同和汤耀忠之间的情况，与本案无关。
抚丰水电公司、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黄乌同本人已到庭，应以其在庭审的陈述为准。
黄乌同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崇仁水电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的内容，本院结合各方诉辩主张和举证、质证情况进行综合认定。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崇仁水电公司对“借款人：黄乌同并盖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为此，肖美琴按黄乌同的指示分别于2012年9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至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78万元，于2012年9月14日存入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现金2万元，于2012年9月19日委托郑雪杨转账至抚州水电将乐分公司账户10万元”提出异议，认为崇仁水电公司并未盖章，也未出具欠条，肖美琴是否按黄乌同的指示转款，应以黄乌同当庭陈述为准。黄乌同对“借款人：黄乌同并盖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印章”提出异议，认为其并未在《借条》上加盖崇仁水电公司公章，只有其本人的签字和按捺指纹。抚丰水电公司及抚丰水电将乐分公司表示对借款过程不知情。肖美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黄乌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以及崇仁水电公司对案涉借款130万元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1.在二审庭审中，崇仁水电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国平陈述：公司有派杨军在将乐保管公章，如果杨军不在交给熊虹保管，需要使用印章直接找杨军盖，使用印章没有办理相关手续。黄乌同在庭审中陈述：杨军经常回家不在将乐分公司，他不在时公章是放在财务熊虹那里或者找我盖也可以。熊虹是我聘请的。2.在崇仁公安局对黄乌同所作的讯问笔录中，黄乌同供述：“我在将乐成立了崇仁水电将乐分公司后，崇仁水电公司就从公司派了一个姓杨的员工来分公司，这个姓杨的员工来我分公司的目的是将崇仁水电公司的印章带来并保管好，分公司竞标的标书因为需要加盖总公司的印章，要以总公司的名义竞标，所以姓杨的员工就是在分公司负责加盖总公司的印章。公安人员问：姓杨的员工具体名字？他是怎么管理总公司印章的？黄乌同答：我不知道姓杨的员工具体名字，他是总公司派来的，他来这里之后就一直保管着这个公章，后来因为他自己要回崇仁县，所以就把公章交给我招的员工熊红手上，之后公章又交给了抚丰水电公司派来的员工郑俊手上，这家抚丰水电公司也像廖国平公司一样，我都是使用他们的资质，合同签的和廖国平公司一样的。后来姓杨的员工一直没来分公司，总公司的印章也放在郑俊手上，也就是在分公司。公安人员问：为什么崇仁水电公司一直会将公司的印章放在郑俊手上，没有派人来取回去？黄乌同答：因为我放在郑俊手中的印章是总公司刻来给我分公司使用的，这样方便我分公司投标盖章，廖国平总公司还有印章，不需要用这个印章……”。3.一审法院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结论为“1.检材1《借条》（涉及金额90万元）中的“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与提供比对的样本1《投标文件》封面上的“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但与样本2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的“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由此可以认定，90万元借条上的印章崇仁水电公司曾经对外使用过。综合前述事实，崇仁水电公司对公司印章的管理、使用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黄乌同系崇仁水电公司将乐分公司的负责人，以投标保证名义向肖美琴借款，且二份借条上均盖有崇仁水电公司的印章，虽然二份借条上的印章经过鉴定并非同一枚，但黄乌同个人签字是真实的，其任崇仁水电公司将乐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亦是真实的，肖美琴有理由相信作为崇仁水电公司将乐分公司负责人黄乌同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黄乌同实施的行为对崇仁水电公司发生效力。借条中公章的真伪，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若将此全部归属于出借人的审查义务范围，则超过出出借人合理审查范围。肖美琴基于对黄乌同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崇仁水电公司对公章管理不善系内部管理问题，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崇仁水电公司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各方当事人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审理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崇仁水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崇仁县水电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修晓贞
审判员 吴振泉
审判员 阙 斌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舒乔弘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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