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民终3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林，男，194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山东省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仕余，男，194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山东省茌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庆莲，女，194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山东省茌平县。上诉人王学林因与被上诉人沈庆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3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学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改判；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举证不充分，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有失公正。一、2011年9月1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将山东巾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巾帼投资公司）为上诉人出具的10万元存款单借给她，因凭存款单随时可从投资公司将钱取出，所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了“今借到现金壹拾万元整，月息百分之壹点五，每月清息”的借据。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被上诉人每月都付给上诉人1500元的利息，上诉人每次都为被上诉人写了收条。2012年7月之后，被上诉人既不付给上诉人利息，也不偿还本金。上诉人多次催要，直到2013年底才还了上诉人500元的本金。2014年上诉人孩子买房急需用钱，上诉人让她多少还上诉人一点钱，她却一分钱也不还上诉人，无奈之下上诉人对其提起诉讼。从2014年9月至2016年3月的三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写借据的原因，由“碍于同学情面，没有多想就为原告出具了一张个人名义的借据”变成了因公司统一转换手续才收回上诉人的存单为上诉人出借据。对上诉人的存款单在何处，由原来的存款单在投资公司变成了存款单“一直在我手中，去年丢失了。”由“取款必须本人到场”变成了“从公司账面上根本看不出哪个人存多少钱。”问她存款单在你手中为什么不及时交还原告收回自己的借据，回答是“我一直没想过收回借据”。对我写的利息收条上后来添加的“公司发放”四字，由原来的“是原告写的”到“不清楚是谁写的”，直至2016年3月庭审中才承认是她写的。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以上这些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违背常理的言行视而不见，却做出了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所以从上诉人将存款单据交给了被上诉人那刻起，被上诉人就依法取得了票据权利，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就具备了生效要件。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了借据，双方就达成了借款合意，上诉人将存款单交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这一出借人就完成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一审判决只认定“原被告之间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却要“原告还需证明向被告提供了借款”。上诉人已将随时能取出现金的存款单交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承认拿到了上诉人的存款单，上诉人把被上诉人写的借据也提交了法庭，再让上诉人提供证明有何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承认拿了上诉人的存款单并为上诉人写了借据，却不承认我们之间有借贷关系，她又提供了什么证据？写了借据又不承认向上诉人借款，根据谁主张谁出证的原则，难道她不应该提供充足的证据吗？三、如果还需要上诉人证明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借款，上诉人把被上诉人两年多来编造的一系列前后矛盾，违背常理，漏洞百出的谎言列举几个分析一下，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真实性。1、“碍于同学情面，没有多想，就为原告出具了一张个人名义的借条”。从一审到被上诉人签字画押的上诉状都是这么说这么写的。被上诉人是一从教多年的退休中学教师，退休后又从事保险和投资公司工作多年，对于借条的法律作用不能不懂，如果不存在借款事实，能凭空为人写出借款十万元的借条吗？如果不存在借款事实，就算她的父母、子女这种至亲关系让她凭空写下拾万元的借条她写吗？肯定不会！何况我们是一般同学关系，没有借款更不会凭空写出十万元的借条。所以这种理由是违背常理，站不住脚的谎言。2、正因为她自己也感到以上谎言太苍白无力，实在不能服人。所以在2015年6月的二审中又编出了“因公司统一转换手续拿走了原告的存单，并给原告出具了借据”的谎言。说它是谎言有五大理由：（一）、如果真的是因公司统一转换手续才拿走了上诉人的存单，这一理由不能说不正当，这么正当的理由为什么在一审和她签字画押的上诉状中只字未提呢？而且上诉状中还说“存款手续没有任何变更。”如果转换了手续能说没任何变更吗？（二）、被上诉人在2016年3月的庭审中说转换手续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三四天的时间，照常理只需打一收到存款单一张的收条即可，为什么要出具“今借到现金壹拾万元整，月息百分之壹点伍，每月清息”的借条呢，三四天的时间用得着写借现金多少，月息多少、每月清息吗？这符合常理吗？借条内容与转换手续对的上号吗？借条内容与转换手续拿走存单文不对题，这不又进一步说明这张借条是为借款而写，因转换手续拿走借条是谎言吗？（三）、转换手续的时间是2011年10月中旬与被上诉人出具借据的时间晚了一个月。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很清楚，2011年国庆节之前公司办公地点在枣乡街，国庆节假期过后开始搬家到振兴路西头广播剧对过办公，搬完家安顿好之后才开始着手办理转换手续。所以被上诉人提前一个月为上诉人出具借条是毫无道理的。（四）、公司统一转换手续的说法也不属实。因为大多数客户怕担风险，都不愿将存款存成定期，所以公司只为少部分旧客户转换手续。对此被上诉人也承认只为部分客户转换了手续。（五）、被上诉人从始至终没有拿出转换手续中为上诉人签订的入股协议，2016年3月庭审中拿出一张伪造的入股协议，被识破后又说是原件撕毁了。这五个理由完全可以证明因统一转换手续拿走原告存单为原告出具借据的说法是骗人的谎言。3、“存单和入股协议一直由自己保管”。2014年9月一审中法官问原告的存单在哪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回答说在公司，问原告的存单为什么会在公司，回答说不清楚。到了2016年3月的庭审时，被上诉人却推翻前供，改说上诉人的存单和入股协议一直在她手中。让她拿出存单，她却说去年丢失了，让她拿出入股协议，她提交了一张假入股协议，说是原件撕毁了，实际上她是既拿不出上诉人的存单，也拿不出入股协议。她为何要推翻前供掩盖存单在投资公司的真相呢，对此只要看一下一审判决书中“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据，结合巾帼创业投资公司为原告出具的收条现在公司处的事实，可以认定2011年9月1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并约定月利率15%”的内容，就不难明白，翻供的目的是为了否认借款及掩盖用存单将款从公司取出的真相。如果承认上诉人上诉人的存单在公司，因为只有将款取出才会将存单交回公司，所以再否认借款就不能自圆其说，等于不打自招了。所以为了否认借款将款从公司取出的事实，只得推翻前供，改说存单一直在自己手中。又因为存单在公司拿不出存单只好又编造存单丢失了的谎言。如果上诉人的存单一直在被上诉人手中，为什么一审和二审不提交法庭呢，为什么不及时用存款单换回自己写的借据呢。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被上诉人为了赖账，只能靠翻供和编造谎言蒙混过关。4、“我一直没想过把借据收回。”被上诉人在2016年3月庭审中，当法官问她既然存款收据在自己手中，为什么不及时用存款单把借据收回时，她竟然说“我一直没想过把借据收回。”自己写了10万元的借据，却“一直没想过把借据收回”。这是一个有着正常人格的人应做的事吗？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被上诉人从借款写借据时就没打算还账。把上诉人的存款单取款时交回了公司，又不想还账，所以才会“一直没想过把借据收回”。除此之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实际上“一直没想过把借据收回”也是骗人的谎言，因为她一直想方设法既赖了账又把借据收回。2012年底她曾企图将这一债务转给某企业，说是让企业为上诉人打借条还上诉人款，上诉人没有答应。到了2013年底还上诉人500元本金时又想以公司的名义写借条换回她个人的借条被上诉人拒绝。所以“一直没想过把借条收回”同样是骗人的谎言，这恰恰暴露了她赖账不还，人格低下的嘴脸。5、“从公司取款必须本人到场”被上诉人为了掩盖已从公司取款额真相，在2016年3月的庭审中慌说“从公司取款必须本人到场”，后来又说“从公司账面上根本看不出哪个人存多少款。”既然从公司账面看不出那个人存多少款，为何本人还要到场。事实是公司不直接对客户，而是直接对被上诉人这些中间人，所以才“公司账面上看不出哪个人存多少款。”只要客户把存单交给中间人，他们就能把钱取出。如果必须本人到场，还上诉人500元本金上诉人没到场又作何解释，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被上诉人不需要公司取款，自己拿钱还上诉人。二是从公司取款用不着本人到场。无论哪种情况，都证明被上诉人在编谎言骗人。四、该投资公司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走下坡路，但前三个月只要有熟人还能将款取出，如果像被上诉人说的上诉人的存款单一直在她手中，她就有责任把款取出还上诉人，或者将存单还上诉人换回自己的借据，那样上诉人就能将存款取出来。因为上诉人的内侄女赵金荣就在投资公司财务室任出纳，她多次提醒上诉人尽快将款取出。可被上诉人总是说“我私人借你的钱你怕什么”为由拖着既不还款也不还存单，所以上诉人没公司的存单拿着她给上诉人写的借据干着急。因此，无论被上诉人出于何种原因将上诉人的存单借走，是否用上诉人的存单将款取出，她都负有还款的责任和义务。她至今不偿还借款，上诉人对她提起诉讼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不公正的。以上事实，从三次庭审记录、录音、判决书、上诉状中都能找到依据。沈庆莲辩称：当时我在投资公司上班，上诉人找到我把钱打到投资公司会计名下，当时公司已经不要活期的入股协议，需要一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找老总给他写的活期。后来，公司决定小条不足以证明协议，收回来换正式的协议，上诉人把小借据送来，我给他打了个条，上面也是借款十万元，月息1.5，给他换正式合同，但因为太多，没有马上换，条就在我这里放着，等我换完协议就一直在我这里放着，很多客户的都在我这里放着，我也没当回事。公司每月发给客户的利息都是经办人去领，我给上诉人利息，上诉人给我打条，公司不给我了，我也就没法给上诉人。直至今天上诉人正式的入股协议在公司账面上有记录，合同在我这里。我没有用这个钱，也不会还，我只是履行了自己在公司的义务。上诉人的钱一直在正昊集团公司的其中一个分公司里，正昊集团很多分公司。王学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沈庆莲偿还借款本金995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熟人关系，2011年时被告曾在巾帼投资公司、茌平县金银昊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银昊投资公司）工作（被告称两个公司均是白林河的公司，是一个财务账，定期入股盖巾帼投资公司的公章、活期入股盖金银昊投资公司的公章）。2011年7月24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转账10万元转入刘芳芳的银行账户，刘芳芳系巾帼投资公司、金银昊投资公司的财务会计。原告拿着银行转账回单找到被告，被告领着原告到公司财务核实情况后，公司给原告出具了加盖有投资公司公章的收据，被告陈述因为给原告办理的活期手续，所以加盖的是金银昊投资公司的公章，原告陈述具体记不清盖的哪个公司的公章。2011年9月11日，原告将7月24日投资公司出具的收据交给被告，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00）月息百分之壹点伍每月清息沈庆莲2011年9月11日”。原告陈述出具该借条的原因是，被告因女儿买方需要资金，被告提出将原告存在投资公司的10万元借给被告使用，原告同意并将投资公司出具的收据交给被告，被告重新给原告出具了借条。被告陈述出具该借条的原因是，金银昊投资公司出台新规定，自2011年9月份起，所有的公司出具的收据均必须转为正式的入股协议，原告于7月24日转账的10万元按规定也需要转，于是被告与原告联系，后原告将投资公司出具的收据交给被告，并让被告出具该借条。被告提交金银昊投资公司入股协议书一份以及加盖有金银昊投资公司财务章用章的入账收据一张，证明原告于2011年7月24日存入投资公司的10万元，现仍在金银昊投资公司财务账目中。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案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利息已经支付至2012年7月份。利息均是原告在被告处领取，原告主张被告借款，被告支付利息，被告主张利息是投资公司支付的，被告只是经手人，且在原告书写的收到利息条中添加了“公司发放”的字体。2013年12月27日，原告在被告处领走了借款本金500元，原告主张是被告还款，被告主张是投资公司还款。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借款，被告拒不偿还，原告于2014年8月4日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依据是民间借贷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原告有义务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由此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借贷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二是出借人完成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提交了被告书写的借条，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原告还需证明向被告提供了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虽然被告出具的欠条显示是“现金”，但经审理查明，原告并没有向被告提供现金，而是将投资公司给原告出具的收据交给被告，被告认可收到了原告的收据，但并不认可拿着原告的收据提出了资金，并辩称原告存入到金银昊投资公司的10万元现仍在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原告应当证明已经向被告提供了10万元的借款，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成立。但原告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承担举证不充分的法律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学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0元，由原告王学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王学林与被上诉人沈庆莲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沈庆莲对上诉人王学林的涉案款项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该规定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借贷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二是出借人完成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王学林主张与被上诉人沈庆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王学林应当证明其与沈庆莲之间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并且已经向沈庆莲提供了涉案10万元的借款。王学林提交了沈庆莲书写的内容为：“今借到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月息百分之壹点伍。每月清息。单位：经手人：沈庆莲（摁手印）2011年9月11日”的借条，认为双方达成了借款的合意。沈庆莲陈述出具该借条的原因是，金银昊投资公司出台新规定，自2011年9月份起，所有的公司出具的收据均必须转为正式的入股协议，王学林于7月24日转账的10万元按规定也需要转，于是沈庆莲与王学林联系，后王学林将投资公司出具的收据交给沈庆莲，并让沈庆莲出具该借条。王学林并没有向沈庆莲提供现金，而是将投资公司给其出具的收据交给沈庆莲，沈庆莲认可收到了王学林的收据，但并不认可拿着王学林的收据提出了资金，并辩称王学林存入到金银昊投资公司的10万元现仍在公司。王学林提交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证明其与沈庆莲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其本案主张，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学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0元，由上诉人王学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鑫审判员 孙久强审判员 郭召勇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