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赣1002行初70号
原告凌金才，男，汉族，农民，住黎川县。
原告凌武，男，汉族，农民，住黎川县。
原告凌水财，男，汉族，农民，住黎川县。
原告凌生根，男，汉族，农民，住黎川县。
原告凌火才，男，汉族，农民，住黎川县。
原告凌火孙，男，汉族，农民，住黎川县。
原告凌根水，男，，农民，住黎川县。
七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沙志忠，福建欣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七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峻，福建欣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
法定代表人卢金才，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辉，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易斯，江西赣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凌金根，男，1954年10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黎川县。
原告凌金才、凌武、凌水财、凌生根、凌火才、凌火孙、凌根水不服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及第三人凌福根林权行政登记一案，于2017年0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05月22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凌金才、凌武、凌水财、凌生根、凌火才、凌火孙、凌根水及其七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沙志忠，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郑红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辉、刘易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凌金根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于2013年6月26日向第三人凌金根颁发黎府林字（2013）第0805040067号林权证，原告凌金才、凌火孙、凌武、凌根水、凌火才、凌水财、凌生根对该颁证提出异议，诉至法院。
原告凌金才、凌武、凌水财、凌生根、凌火才、凌火孙、凌根水诉称，“苦塘”林地在林业三定时期虽登记在凌氏各户名下，但该山是原告及第三人凌氏家族的族山，为凌氏家族成员共同所有，几十年来众所周知，且其后多年也发包给他人，凌氏成员共同享受该山的收益，2015年10月，原告将该山发包给他人采伐时，凌福根向林业公安举报盗伐，原告才知道被告将该林地的使用权颁发给第三人。因此，原告等人向镇政府及林业局等单位反映情况，至今未得到处理。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林权证是初始登记，不是变更登记，初始登记应当公示，未进行公示，也未要求林地相邻关系人签字确认四至，被告颁证程序违法。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向第三人颁发黎府林字（2013）第0805040067号林权证。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黎府林字（2013）第0805040067号《林权证》，证明第三人申请苦塘山场林权，参加踏查人员是第三人及村委会主任杨秀青，具有利害关系，同时程美龙签字是伪造的，被告确认及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未进行公示，程序违法。证据二：凌金才的黎川县林业责任山合同存底表、凌火孙的黎川县林业责任山合同存底表、凌桂仂的黎川县林业责任山合同存底表、凌火才的黎川熊村公社砇下大队上排生产队社员（自留山登记表），证明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凌火孙的责任山位于苦塘山场13.5亩，凌火才的自留山位于苦塘山场4亩，凌桂仂的责任山位于苦塘山场5亩，凌金才的责任山位于苦塘山场20亩的事实。证据三：《2004年3月22日签订的关于凌家厂苦塘毛竹山承包合同书》、《2009年12月16日签订的关于凌加厂苦塘毛竹山承包合同书》、《2007年10月16日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书》、《黎川县森林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明苦塘林地由凌氏家族共同管理收益，2015年10月原告才知道，被告于2013年6月26日颁发给第三人苦塘山场林权证。证据四：《群众登记处理表》、《黎川县林业局答复函》、《证明书》，证实苦塘山场系凌氏家族众山的事实。
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从原告提供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可以得知原告至少在2016年3月8日知道颁证的事实，至起诉时超过14个月，已超过6个月的起诉期限。二、根据《江西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申请林权登记应提交1、林权登记申请表。2、身份证明或者资格证明。3、权属来源证明。4、法律规定的其他材料。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上述材料，被告颁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一、卢水生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卢水生在抚州日报刊登的遗失启示，凌金根的两份林权登记申请材料、黎川县林业责任山合同存底表。证明：行政机关所作出林权行政登记行为资料齐全，权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二、法律依据：《江西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第11条、第21条、第8条。
第三人凌金根未答辩，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对申请表中关于苦塘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林权的合法权属来源，1982年凌金根分得有4.5亩，但没有实际发放到凌金根的名下，未进行林业确权，所以仍属于族山。本案凌金根是初始登记，不存在本案所说的补发登记。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的三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认为苦塘是凌氏众山的目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四，被告认为与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相同。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凌金根的林权证申请表、黎川县林业责任山合同存底表、《黎川县森林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被告提供的卢水生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卢水生在抚州日报刊登的遗失启示，凌金根的两份林权登记申请材料来源合法，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供证明是凌氏族山，不能分割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信。
另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撤销卢水生编号360400329078证号0805050024林权证的相关证据，且未按庭审中要求的规定时间内提供撤销卢水生林权证的证据，本合议庭视黎川县林业局没有撤销卢水生林权证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林地“苦塘”位于黎川县熊村镇××中排村，所有权人为××县熊村镇××中排村，1982年的黎川县林业责任山合同存底表显示林地“苦塘”分为多块林地，分别为凌火孙、凌火才、凌桂仂、凌金才、凌金根、凌云辉等多人的责任山，其中13.5亩为凌火孙的责任山，4亩为凌火才的责任山，5亩为凌桂仂（已故）的责任山，20亩为凌金才的责任山。4.5亩为凌金根的责任山，6.5亩为凌云辉的责任山。2005年3月，黎川县林业局将包含部分“苦塘”林地在内的小地名为外窑窠的林地使用权登记给黎川县熊村镇际溪上排村小组村民卢水生。
凌福根系凌桂仂儿子，凌福根多次向黎川县林业局等有关部门反映部分“苦塘”林地使用权错误登记给卢水生的情况。2012年9月26日，卢水生在抚州晚报上刊登遗失启示：黎川县熊村镇际溪上排村小组卢水生的《林权证》，编号360400329078证号0805050024，声明作废。此后，黎川县林业局没有将卢水生遗失的林权证补发或者撤销。2013年6月2日，第三人凌金根向黎川县林业局申请林地“苦塘”的山林使用权登记，黎川县林业局受理第三人申请后，认为该登记申请的类型为变更申请，是将原登记在卢水生名下的“苦塘”林地所有权变更给第三人凌金根。被告对第三人凌金根提交的身份证明，权属证明等进行了审核后，于2013年6月26日向第三人凌金根颁发了黎府林证字（2013）第0805040067号林权证，该证将林地“苦塘”的5.9亩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凌金根。
2015年10月，原告要将“苦塘”上的林木发包给他人砍伐，凌福根告知原告等人:“苦塘”归第三人所有，原告等人无权砍伐，并向黎川县森林公安局举报原告等人盗伐毛竹，后黎川县森林公安局经调查，认为属于林权纠纷，故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黎川县林业局已经依法将山林权登记的职能变更给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为黎川县山林权登记的行政机关，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山林权属于未告知诉权的情形，2015年10月，原告得到黎川县森林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起诉期限应从2015年10月开始的两年之内，原告2017年5月22日向本院起诉时，未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对被告辩称原告超过起诉期限，本院不予采信。
《江西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二条规定:“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属错误发放的，由原发证机关决定撤销全部或部分已核准的林权登记事项。”黎川县林业局认为“苦塘”的林权证错误登记给卢水生，应先决定撤销卢水生的林地使用权的登记，卢水生在报纸刊登的是林权证件遗失启示，该遗失启示仅仅是凭证的遗失，并直接导致卢水生在法律上对林权证上林地使用权的丧失，黎川县林业局在没有撤销卢水生包含“苦塘”山在内的林地使用权证情况下，启动变更程序，对第三人凌金根颁发“苦塘”的林地使用权证，颁证程序错误，属于重复颁证行为，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向第三人凌金根颁发黎府林字（2013）第0805040067号林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黎川县不动产登记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丽雯
人民陪审员 万园秀
人民陪审员 丁筱玲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龚 希
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