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07民初2827号
原告:朱艳芳，女，197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文晖，广东华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普光，男，196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第三人：乐远军，男，198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第三人：邓有琼，女，194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原告朱艳芳与被告刘普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诉讼期间，本院根据原告朱艳芳的申请，依法追加了乐远军、邓有琼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本案于2018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艳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文晖，被告刘普光，第三人乐远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邓有琼经本院传票传唤，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2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9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因资金周转困难，经邓有琼介绍于2016年10月18日向乐远军借款2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7年4月18日。借款当日，原告及乐远军、邓有琼、刘普光均在现场，刘普光向原告出示借据并指示原告签名，其后将20000元现金交给原告。原告误以为乐远军与刘普光是该笔借款的共同出借人。刘普光当日随即添加了原告的微信及电话号码，并要求原告按期还款。之后刘普光多次通过电话及微信催促原告还款。原告已于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9月20日期间，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或现金付款方式向被告累计支付人民币20000元。但乐远军于2018年4月12日向三水法院立案起诉原告，要求原告返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等，乐远军诉称从未收到原告偿还的借款本息。2018年5月17日，原告打电话询问刘普光还款事宜，刘普光确认收到原告的20000元，但未确认向乐远军支付了该笔款项。刘普光的行为构成欺诈，其收取原告让其代为转交给乐远军的20000元后拒绝支付给乐远军，亦不返还给原告，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
被告刘普光辩称：1、朱艳芳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方式向答辩人支付的款项是用于偿还其向答辩人的借款，而非其所述用于清偿乐远军的借款。答辩人与朱艳芳认识初期，答辩人想与其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答辩人出于讨好朱艳芳才向其出借了19000元。朱艳芳在其提供的通话录音中亦讲明其还给答辩人的款项是基于双方的私人感情，与乐远军的借款无关。乐远军起诉朱艳芳的民事诉状中提及的20000元，的确是乐远军借与朱艳芳，朱艳芳借款之前，答辩人已经明确告知该情况。
第三人乐远军述称：朱艳芳于2016年10月18日向我借款20000元并签下《借据》，该笔借款与刘普光无关，是我个人出借。我本人通过刘普光介绍才认识朱艳芳，我不清楚朱艳芳与刘普光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第三人邓有琼述称：朱艳芳称家庭急需用钱，我出于好心介绍其与刘普光认识。2016年10月18日，我与朱艳芳、刘普光、乐远军四人会面，刘普光、乐远军写好借据，要求我与朱艳芳签名，我因年老头脑不灵活，未看清借据内容，他们让我签字我也只好签下，朱艳芳还在我名字前面写下“担保人”三个字。我当时并不清楚当中的利害关系。当天借给朱艳芳的20000元是乐远军还是刘普光出借，我也不清楚，当时是由刘普光将现金交与朱艳芳。借款当日，刘普光还要求我拿我母亲的房产证作抵押，我以为只是押几个月，很快能够取回，便同意了，将房产证交与刘普光。事后我多次催促朱艳芳向刘普光还款，以便取回房产证。朱艳芳承诺尽快拿回房产证，但一次次失信。2017年9月26日，我要求朱艳芳写下借条，确认借用了我母亲的房产证的事实，要求限期归还，但朱艳芳至今未还。
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原告朱艳芳提供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11份，反映朱艳芳向刘普光转账支付了18000元，被告刘普光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朱艳芳提供的（2018）粤0607民初2151号案的民事起诉状、《借据》、《民事调解书》，刘普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其清楚朱艳芳与乐远军之间借款及后来产生纠纷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亦予采信。朱艳芳提供的通话录音、通话记录清单，证明朱艳芳于2018年5月17日与刘普光通话，并追问刘普光为何未将她已付与刘普光的20000元转交给乐远军。刘普光质证承认当天双方有进行通话，亦确认通话录音的部分内容属实，只是提出部分通话表述的意思有误，故本院对朱艳芳的该组证据亦予采纳。至于刘普光提出朱艳芳向其支付的上述款项是用于清偿朱艳芳向其借贷的19000元，但刘普光对于他与朱艳芳另外亦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并没有提供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且朱艳芳亦不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故本院对刘普光该主张不予采纳。
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10月18日，朱艳芳通过邓有琼介绍认识刘普光，又通过刘普光介绍向乐远军借款。借款当日，上述四人均在场，乐远军向朱艳芳支付了20000元借款后，要求朱艳芳签下借据。借据内容为：朱艳芳因资金周转困难向乐远军借款2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7年4月18日；到期后不能依时还款，以借款总额为本金，从借款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分别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给借款人，并承担借款人的一切损失和其他费用等。朱艳芳作为借款人、邓有琼作为担保人分别在该借据上签字。乐远军在本案庭审中确认：借款当日，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给朱艳芳，是委托刘普光代为向朱艳芳追收借款。借款后，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9月间，朱艳芳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现金付款等方式陆续向刘普光支付了20000元。刘普光于2017年9月底将其中的2000元支付给乐远军。
2018年4月17日，乐远军以朱艳芳、邓有琼未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该案案号为（2018）粤0607民初2151号。2018年5月29日，双方在该案中达成调解，由朱艳芳赔偿乐远军借款本息及律师费共23000元，邓有琼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查，朱艳芳于2018年5月17日与刘普光通话，明确表述她已将欠乐远军的20000元借款交给刘普光，并要求刘普光转交乐远军。刘普光在通话中没有否认收款事实，也没有明确提出朱艳芳欠他个人借款。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刘普光取得讼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将该款项返还给朱艳芳，具体应当返还的金额是多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原、被告对于朱艳芳已向刘普光支付20000元的事实没有争议。因此判断刘普光收取了朱艳芳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刘普光取得本案讼争款项是否有合法依据。朱艳芳已经举证证明刘普光收取其20000元，当中包含刘普光收取了朱艳芳的2000元现金。刘普光认为朱艳芳向他支付的上述款项并非用于偿还乐远军的借款，而是用于偿还朱艳芳欠他的借款，则刘普光需对他与朱艳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刘普光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在2018年5月17日刘普光与朱艳芳的通话中，朱艳芳已明确告知她向刘普光支付的20000元是用于偿还欠乐远军的借款，同时她追问刘普光有否将款项转交乐远军时，刘普光含糊其辞，亦未明确提出朱艳芳有欠其借款的事实。由此可见，刘普光提出的朱艳芳另外有向他借款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足以采信。综合朱艳芳提供的付款凭证及通话录音，并结合乐远军于庭审中自认曾经委托刘普光代其向朱艳芳收回借款的事实，可以确认朱艳芳向刘普光支付的涉案的20000元是用于偿还她欠乐远军的20000元借款，但刘普光除交还乐远军2000元外，余款并未支付给乐远军，导致朱艳芳被乐远军起诉，最终案件调解后朱艳芳还需向乐远军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分析，由于刘普光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朱艳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收取朱艳芳要求其代还给乐远军的20000元后，除转交乐远军2000元外，余款既未付与乐远军，亦拒绝退还给朱艳芳，其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刘普光应向朱艳芳返还占有款项18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从2017年9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给朱艳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普光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艳芳退还18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9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欠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朱艳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157元，由被告刘普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月梅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成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