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三初字第18号
原告卢江。
委托代理人谢国亮，（未出庭）。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61号人保大厦。
负责人高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媛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武东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职员。
原告卢江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本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媛媛、武东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3月4日，原告在被告下属的东丽营业厅以人民币1821.24元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等五项保险产品。原告向被告支付保费后，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保险合同时，在原告报警后，被告方提供一份格式保险合同，但原告要求被告在保险合同上加盖被告公章的要求被拒绝。原告发现被告在原告不知情未同意下，被告在出具的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一栏中写有：“本车指定驾驶员为卢江（原告）。”字样后，原告当即向被告提出不同意约定驾驶员时，被告拒绝删除此约定内容，故原告于2013年3月5日诉至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3年6月9日，河东法院作出（2013）东民三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单方擅自在保险单中约定“指定驾驶员”一节不产生法律效力。2013年11月27日，原告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的津K×××××车辆转让他人，故原告依法应一同将被保险权益转让他人，为此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公司办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而被告竟要求原告增加保费后方予以办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和删除“指定驾驶人”字样。原告协商未果，起诉来院，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不附条件为原告办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并向被告示明如不为原告办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后果应由被告承担；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保单及条款，证明原告在被告的保险公司投保商业险，原告与被告构成保险合同关系，原告于本案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2013）东民三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速民终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经过两审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单方擅自在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一栏中约定“本车指定驾驶员为：卢江（原告）”的特别约定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
3、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证明原告已于2013年11月27日将被告保险公司承保的津K×××××号机动车转让于案外人卢宝安，车辆车牌号码变更为津A×××××号。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方诉请。原告在被告处投保过程中，指定驾驶员条款作为被告商业保险的一个附加产品，原告有权利选择或不选择，原告在投保时选择指定驾驶员条款有10%的优惠。关于指定驾驶员的优惠条件不是针对原告个体而是针对被告的所有投保人，针对此条款都会享有10%的优惠。如果原告不同意在投保单上进行此项约定，被告可以将该项约定删除。但根据合同公平性原则同时也应上涨免除该条款的10%的优惠。在（2013）东民三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认为原告的理解是错误的（详见判决书），在该判决中并不是指定驾驶员的条款无效而是指该条款涉及的免责内容无效。如果被告方尽到明确说明告知义务的话，该免责条款是有效的。原告此次诉讼目的是该保险车辆需要做被保险人批改，如果被告方对新的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告知义务，该条款具有法律意义。因此原告要求对被保险人变更同时删除指定驾驶人的约定，被告方认为应当基于合同公平的角度，原告应支付当时优惠的10%的保费，被告方认为应当保留该约定，不应删除。
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在庭审中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3没有异议，可以看出被告确实因指定驾驶员条款对原告产生了额外的优惠；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证明免责条款内容对原告卢江本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经过举证、质证，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被告当庭发表的质证意见，本院作认证如下：
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1、3，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系法院生效判决，故本院对证据2予以认定。
依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当庭一致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2013年3月4日15时许，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丽非车商营业部，欲为原告所有的牌照号为津K×××××号夏利牌小客车购买商业险。双方对险种、保费、责任限额等事项协商一致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行车证和身份证等材料，在投保单上签字确认，并交纳保费1821.24元，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及上述险种的不计免赔率等险种，保险期间为2013年3月5日0时起至2014年3月4日24时止。出于降低保费折扣、吸引客户的目的，被告在保单特别约定一栏中加载“本车指定驾驶人为：卢江（原告）”一项，但未向原告讲明此项特别约定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被告将保险单交付原告后，原告对此项特别约定产生质疑，并向被告提出异议。因双方对“约定指定驾驶员”一项的理解发生争议，协商未果，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3年6月9日作出（2013）东民三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在涉诉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虽不存在欺诈行为，但因其未对免责条款及特别约定中‘指定驾驶员’一项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内容对原告无效。因原告未能证实存在因被告欺诈而导致合同订立的情形，故对其主张撤销合同，并要求被告双倍赔偿保险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本院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2日判决维持本院作出的（2013）东民三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原告于2013年11月27日将津K×××××号保险车辆转让给案外人卢宝安，车辆车牌号码变更为津A×××××号。原告到被告处办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时，提出要求在不增加保费的情况下删除保单中删除“指定驾驶人”字样，因双方协商未果，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关于机动车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均应如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无偿变更被保险人的同时删除保单特别约定中“指定驾驶员”一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将保险车辆转让他人，有权申请被告变更被保险人，且被告亦同意无偿变更被保险人为保险车辆受让人。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原告要求被告变更被保险人的同时删除保单特别约定中“指定驾驶员”一项，系其单方要求变更合同内容的行为。被告同意在增加80元保费的基础上满足原告此项要求，否则拒绝该要求。被告对原告要求变更合同内容的回复系双方对合同内容变更事宜的磋商过程。对被告附加的上述条件，原告不认可，坚持被告无偿满足其删除保单特别约定中“指定驾驶员”一项要求。至此，原、被告双方在变更合同一项的协商中未能达成的一致。
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无论双方对变更合同内容一项能否协商达成一致，均属于合同当事人行使其合同权利的表现。“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法规没有剥夺合同一方拒绝另一方单方变更合同内容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司法权的行使不能凌驾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之上。故原告要求本院判决被告变更合同内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卢江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薛春明
审 判 员 李 蓓
人民陪审员 焦玉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