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7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芹（曾用名王思琴，王思纯），1958年7月23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邓寿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宁，1960年10月13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荣，女，1963年1月23日生。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顾志贤，江苏鼎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京生，1950年8月13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京书，1956年12月5日生，汉族。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艾金莲，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王京生、王京书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2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原审诉称：其与王京生、王京书为兄弟姊妹，双方父母于解放初期在南京市原下关区窑上村建房三间（后被确认为窑上村74号），未办理土地及房屋的权属证书，并生育子女六人，分别为王京生、王京春、王京书、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1966年王京生因支边将户口迁至新疆；1969年母亲陈凤英携其余子女被下放到泗阳老家，1971年王京春病逝，1980年父亲王立修在泗阳老家病逝。1979年除王思芹外其余人员回城。三间草房还在，有另外一户陈忠仁住在里面，后经当地政府协调，由陈忠仁退还两间。前述房屋在后来使用过程中，双方和陈忠仁又各自加盖了一间，共是五间，另外院子里搭建有厨房。当时王京生在新疆，后于1983年回宁，被安置在南京市西岗果牧场居住。1989年王思芹回宁后，被安置在南京金属线材厂居住。由于王京书、王思宁、王思荣先后结婚而从窑上村74号住房内搬出，该房屋仅由母亲陈凤英一人居住，直至1996年7月10日母亲病逝。此后该房屋用于出租，收益扣除土地税费后由双方共享。2003年因仙人湖度假村工程建设需要拆除上述房屋，于是拆迁单位用异地复建的现址为窑上村××的房屋置换了原窑上村74号的自建房。依照前例，该房屋继续对外出租，直到2015年被列入征收范围。现王京生在未与三原告协商的情况下，擅自以被征收人的名义与拆迁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全部补偿款项。为此，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多次与王京生协商补偿分配事宜，但均遭到拒绝。上述房屋虽未办理权属证书，仍应属于父母的遗产，自父母去世时，该房屋即发生继承，由双方共同共有，王京生以其名义申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只是以共有权人的代表人身份办理手续而已，并非一人所有，所以因征收而获得的补偿款应为双方共有。为维护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合法权益，基于涉案房屋已被拆除，并且根据继承法、物权法等规定，请求判决确认坐落于南京市窑上村××的房屋征收补偿收益归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王京生、王京书按份共有，各得五分之一，即对货币补偿405869元及一套安置房（位于南京市丁家庄汇杰新城），由五人各得五分之一，王京生、王京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王京生、王京书原审辩称，双方系兄弟姐妹关系，对房屋被拆迁复建以及王京生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均无异议，但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收益没有任何依据。1996年王京书以自己名义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当时母亲在世，未提出任何异议。2003年异地复建时，王京书将原属于王京生的土地及房屋交还，之后由王京生申请并经规划部门批准，南京市窑上村××由王京生出资建设，当时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均知情，未提出任何异议，故该房屋应归王京生所有，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不能对该房屋享有任何权利。综上，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立修、陈凤英夫妇原籍江苏省泗阳县，两人共生育六个子女，分别为王京生、王京春、王京书、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1971年王京春去世，未结婚，亦未生育子女。1980年王立修去世。1996年陈凤英去世。
1969年之前，王立修原在市政公司工作，王立修、陈凤英夫妇及有关子女曾共同居住在南京市窑上村74号三间自建房（泥墙草顶）内，未办理房屋建造等手续。1966年王京生户籍迁往新疆。1969年陈凤英等人被下放至江苏省泗阳县，上述房屋交回。1979年4月，陈凤英及王京书、王思宁、王思荣下放回城，户籍经公安机关同意迁回原南京市窑上村74号。王京生当时在新疆，后于1983年回宁，被安置在南京市西岗果牧场居住。1989年王思芹回宁后，被安置在南京金属线材厂居住。
1979年陈凤英等人回城并将户籍迁回时，原来在南京市窑上村74号自建的三间房屋仍存在，经协商，其中一间由当时实际居住人（翟凤英及陈忠仁夫妇）居住，其余两间房屋退还陈凤英等人居住。后翟凤英及陈忠仁夫妇在其居住的一间房屋旁边加盖了一间房屋。1980年至1981年期间，由于居住状况狭小等原因，陈凤英等人对上述两间房屋进行了修缮并在旁边加盖了一间房屋，另在院落内加盖了一间厨房。
1985年王思宁、王思荣因结婚而从南京市窑上村74号住房内搬出并迁出户籍。由于王京书陈述1990年当地政府照顾其为下放户，给其安置了一套位于南京市小红山的公租房，后该房屋拆迁，被安置居住在南京市小市村17幢101室公房（建筑面积约31.2平方米）内，后于1991年将户籍迁出。此后南京市窑上村74号房屋仅由陈凤英一人居住。该房屋门牌号后更改为南京市窑上村××。
1993年南京市有关部门对土地进行调查，当时只有陈凤英一人户籍在南京市窑上村××房屋内。王京书陈述当时母亲年龄大了，头脑不清楚，当地镇政府认为其年轻，就把证办在其名下，方便交纳土地费，记不清楚当时有无和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协商此事。
1993年8月南京市栖霞区城镇地籍调查登记办公室向王京书出具了一份土地登记收件单，其上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王京书。同时还以王京书名义交纳了18.5元土地费、24元其他费用、预收款80元。1996年6月南京市土地管理局核发了宁下国用96字第177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号为07-006-051-011，土地使用者为王京书，地址为南京市原下关区小市街道窑上村××，使用权面积约39.5平方米。
1996年7月陈凤英去世前，王京书陈述母亲曾随其生活一年。陈凤英去世时，双方未就其遗产及南京市窑上村××房屋如何处理达成书面协议。之后由王京生负责将该房屋对外出租收益。
2003年因南京市原下关区仙人湖度假村工程建设需要，南京市窑上村××房屋被当地政府征用拆除，并进行异地复建。王京书将持有的南京市窑上村××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有关费用票据交给王京生，由王京生办理有关拆迁复建等有关手续，但未办理有关过户登记手续。2003年12月经南京市原下关区有关部门审批，王京生以自己名义申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建设位置在南京市窑上村××，修建房屋建筑面积50.4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建设单位为王京生等等。在审批机关审核意见栏内，有“该户原住所被征用拆建，经研究，同意异地复建”等内容。当时，并以王京生名义交纳了5491.60元拆迁复建差价款和1200元建筑安装费用。
南京市原窑上村××房屋被拆除后，进行了异地复建，门牌号仍为南京市窑上村××，该房屋建成后，由王京生负责对外出租。2015年该房屋被列入南京市“窑上村城中村改造危旧房项目”的征收范围。2015年1月王京生（乙方）与拆迁实施单位南京市鼓楼区江东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征地拆迁服务中心（甲方，以下简称江东拆迁中心）订立了一份《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约定乙方家庭人口2人房屋坐落于南京市鼓楼区窑上村××，认定合法建筑面积52.56平方米，乙方同意将所属房屋腾空并移交甲方拆除，乙方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为292236元，包括拆迁补偿款220016元（含原房补偿款20814元、购房补偿款191318元、区位补偿款7884元），装修补偿费10512元，电话、空调、管道煤气等拆移补偿费880元，围墙、地坪等补偿费2628元，搬家费、过渡费82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万元；乙方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和要求，以拆迁补偿款220016元来申购拆迁安置房（地点丁家庄汇杰新城，基准价格5200元／平方米，计划于2017年12月31日前交付），申购总建筑面积42.31平方米，甲方及时支付除拆迁补偿款以外的其他货币补偿款给乙方等等。根据有关协议，江东拆迁中心另支付王京生可申购面积下降补助29013元、外区安置补助42310元、计奖期内搬迁补助42310元。
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主张王京生获得的上述补偿款共计405869元，应归双方共同所有，各人应得五分之一。王京生、王京书则主张该补偿款项应归王京生所有，与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无关。王京生认可现在拿到手的补偿款只有185000元，其余用于抵扣购房款。
2015年4月南京市窑上村××房屋被拆除。王京生已经申购有关拆迁安置房屋，除220016元用于购房外，其已获得其余拆迁安置补偿款。
原审法院审理中，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到庭陈述：其与双方是堂姊妹关系，自小到双方家去，看到南京市窑上村74号房屋有三间草房，有双方一家人居住，后来下放后回城，其一家人仍居住在此，后来又陆续维修加盖，证人也帮过忙等等。
原审法院认为，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本案双方系兄弟姐妹关系，双方之间的争议焦点是，2015年1月南京市原窑上村××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属何人。
南京市原窑上村××房屋，系2003年根据有关部门批准而以被告王京生的名义建造，而根据有关审批部门的书面审批文件，该房屋又系之前位于他处的南京市原窑上村74号房屋（后更改门牌号为××，以下简称74号）异地复建而来，因此，确定南京市原窑上村××房屋的权利主体，应当首先确定南京市原窑上村74号房屋的权利主体。
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南京市原窑上村74号房屋系双方的父母亲在1969年前初始建造，又在1979年后经陆续修缮扩建后形成。根据法律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南京市原窑上村74号房屋的初始权利人应为本案双方的父母。虽然本案双方在与父母亲共同居住期间，以不同形式帮忙进行了修缮及扩建，但该帮助行为本身并不能改变房屋权利人的范围及范围属性。王京生认为系其出资加盖房屋故房屋原始权利应归其享有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善良风俗相违背，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双方由于结婚等原因陆续搬出南京市原窑上村74号，并将户籍迁出，1993年8月有关国土部门对房屋所在土地进行调查登记时，南京市原窑上村74号房屋内仅有本案双方的母亲一人的户籍并实际居住，故其相关权利应归双方的母亲陈凤英享有。根据王京书的陈述，当时由于母亲年龄大、头脑不清楚，其年龄较轻，故听从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建议，以自己名义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由于其未与母亲及其他兄弟姐妹协商并征得大家同意，且与房屋及土地使用实际情况不符，故王京书1996年6月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应视为代其母亲处理土地登记事务的代表行为，因此，南京市原窑上村74号房屋的权利人仍应为双方的母亲陈凤英。1996年7月陈凤英去世后，双方未就遗产及房屋处理达成协议，故该房屋依法应归双方共有。
2003年原南京市窑上村74号房屋被拆迁并异地复建为南京市窑上村××房屋，虽然王京生以自己名义申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其并未征得其他权利人同意，也未根据相关规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进行变更登记，故其行为应视为代表双方的代表登记行为。王京生后来将该房屋实际用于出租，所得收益亦应归双方共有。
2015年1月王京生与江东拆迁中心订立了《拆迁协议》，亦应视为代表行为，其因此而获得的有关拆迁利益，应归双方共同享有。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共有物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南京市原窑上村××房屋物权经拆迁后转化为有关拆迁利益，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要求对该拆迁利益分割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王京生对该诉争房屋在管理、修缮等过程中贡献较大，在确定权利份额时可适当多分。综合本案事实，原审法院酌定王京生获得拆迁利益的40%，其余四人各获得15%。现相关拆迁利益已由王京生占有，故对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要求王京生各返还相应份额即6088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要求分割拆迁安置房屋等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王京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分别给付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各60880元；二、驳回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8840元，由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共同负担6630元，王京生负担2210元。
上诉人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认定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王京生、王京生对拆迁收益享有均等份额（各享有20%），并改判被上诉人分别给付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各81174元；二、一审判决双方负担案件受理费数额不公，请求二审法院按照20%的比例，确定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应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三、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王京生在涉案房屋管理、修缮过程中贡献较大，可以适当多分份额不当，王京生在十年多的经营中坐收渔利、收取的租金远远大于其付出，故本案拆迁利益应当五人均分；二、原审法院酌定王京生获得拆迁利益的40%，其他人各获得15%，诉讼费用三上诉人却要各自负担25%，明显不当。
王京生、王京书对此答辩称，涉案房屋为王京生的个人财产，不是王立修、陈凤英的遗产，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没有权利要求分割。
上诉人王京生、王京书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王京书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陈凤英尚在人世，明确告知王京书要将窑上村74号房屋留给大儿子王京生，因王京生不便办理相关手续，故王京书代理王京生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王京书遵从母亲意愿将涉案房屋交还给王京生；二、2003年王京生出资建房时其他人并无异议，也并未有任何出资，故窑上村××应为王京生一人所有，拆迁利益也应为王京生一人获得。
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对此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确实充分，陈凤英并没有订立遗嘱，所以涉案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原审判决认为王京书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系代其母亲办理，是正确的。房屋拆迁后复建，并不是王京生建设、也不是其出资，建设房屋的款项来源是由双方共同出租房屋的收益。鉴于涉案拆迁补偿协议涉及的被拆迁房屋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母遗留财产转化而来，所以该利益应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上诉人认为应归其一方所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王京生、王京书的上诉。
针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王京生、王京书认为，原审判决中认定王京书陈述当时母亲年龄大了，头脑不清楚，当地镇政府认为其年轻，就把证办在其名下，方便交纳土地费，记不清楚当时有无和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协商此事，这不是事实，王京书办理国有土地证时，陈凤英尚在世，王京书是按照其母亲的要求将土地证办理在自己名下。双方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窑上村××房屋系本案双方的父母即王立修、陈凤英建造后全家进行修缮和扩建而成，故异地复建之前的房屋虽未办理相关权属证书，但按法律相关规定该房屋所有权应归陈凤英以及本案双方共有，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虽登记在王京书名下，但并不能改变该房屋共有的事实。而涉案窑上村××房屋系由原窑上村××房屋异地复建而来，虽由王京生出面申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缴纳了部分差价款和安装费用，但该房屋的建造成本中包含了原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故应视为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和王京书亦进行了出资，故涉案窑上村××房屋应为本案双方五人共有，因王京生在涉案房屋的管理、修缮过程中贡献较大，故原审法院酌定王京生获得40%的拆迁利益，其他四人每人分得15%的拆迁利益并无不当。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主张王京生在十余年中收取的租金远远大于其付出，故本案拆迁利益应当五人均分，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京生、王京书主张陈凤英尚在世时明确告知王京书要将窑上村房屋留给大儿子王京生，因王京生不便办理相关手续，故王京书代理王京生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王京书遵从母亲意愿将涉案房屋交还给王京生，但对其主张王京生、王京书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对此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主张原审诉讼费应当各自承担20%的主张，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因本案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起诉要求本案双方五人均分拆迁利益，即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每人应取得拆迁利益81174元，而原审法院判决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每人获得拆迁利益60880元，故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胜诉比率确定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共同负担6630元并无不当。
综上，双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6元，由上诉人王思芹、王思宁、王思荣负担1323元，由王京生、王京书负担39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海南
代理审判员 汪德全
代理审判员 刘 凡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俞梦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