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6民终3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和同，男，194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惠民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云秀，女，194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惠民县。
两上诉人诉讼委托代理人：乔新华，山东宏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段洪军，男，汉族，1966年5月21日出生，住惠民县。
上诉人朱和同、崔云秀因与上诉人段洪军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惠民县人民法院（2017）鲁1626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和同、崔云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段洪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段红军在代理过程中存在侵权行为无异议。本案事故发生后，�红军出面与昊宇公司处理赔偿事宜，2005年9月15日段红军初步与昊宇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但是，未经与朱和同、崔云秀协商私自修改协议内容，将朱登新工亡改为死亡、将精神损害抚慰金改为身故保险费，另外隐瞒朱登新已经购买了意外损害保险的事实。昊宇公司为了达到侵占保险金的目的，向法院提起恶意诉讼，加之段洪军作伪证，致使朱和同、崔云秀在四年中打了五场官司。四年中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四处奔波，不但承受丧子之痛，而且造成严重误工；另外，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精神受到严重损害。2.一审法院应保护朱和同、崔云秀的合法利益。段红军的侵权行为给朱和同、崔云秀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具体损失在三个方面：一是原协议应按无效协议认定，朱登新的工亡赔偿金差额158707元应由段红军赔偿；二是，由于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不止10000元，朱和同、崔云秀主张95570.8元包含了生活抚养费，应予以保护。三是2160元仅是交通费，不包含误工费。朱和同、崔云秀在一审主张的经济损失应予以保护。
段洪军辩称，朱和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段洪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段洪军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存在精神赔偿问题，驳回朱和同、崔云秀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和同、崔云秀负担。事实与理由：1.段洪军当年参与赔偿协调中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不属于精神赔偿的案件范围，一审判我承担精神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对人民法院受理权利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案明显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一审强判我承担精神赔偿，没有同时写明适用的是哪一条法律规定，实际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予撤销并改判。
朱和同、崔云秀辩称，同上诉状意见。
朱和同、崔云秀一审诉讼请求：1.段洪军向朱和同、崔云秀赔礼道歉，并支付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2160元；2.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95570.8元；3.支付“不公平协议”赔偿款15870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9月13日，滨州市昊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宇公司）职工朱登新触电死亡。朱登新生前昊宇公司为其投保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35000元。对于朱登新的死亡赔偿事宜，段洪军（时为山东兵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了朱登新父母朱和同、崔云秀与昊宇公司进行的协商。段洪军起草了赔偿协议书，赔偿数额共计103000元，厂方对段洪军起草的赔偿协议书中的赔偿项目进行了更改，“一次�工伤补助金”改为“一次性死亡补助金”、“精神赔偿金”改为“身故保险费”。对于昊宇公司更改后协议，段洪军未再提出更改意见，朱和同、崔云秀在该协议上签字。之后，昊宇公司与朱和同、崔云秀夫妇就赔偿协议书总数额103000元中是否包含人身意外伤害保险35000元发生争议，昊宇公司认为总数额中包含人身意外伤害保险35000元，朱和同、崔云秀夫妇认为不包含人身意外伤害保险35000元。
2006年7月1日，昊宇公司起诉朱和同夫妇，请求朱和同夫妇返还在保险公司不当得利获得的保险金35000元，昊宇公司胜诉。此后，朱和同、崔云秀夫妇为其主张（103000元中不包含人身意外伤害保险35000元）进行了上诉、申请抗诉、再审，并为此在惠民—麻店、惠民—滨州、惠民—济南、惠民—北京之间进行奔波。2009年1月16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滨中民再终�第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赔偿协议中未明确身故保险费就是朱登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朱登新死亡后，会产生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在处理死亡事故赔偿事宜时，昊宇公司没有将上述保险向死者家属明示，使其认为协议中的身故保险属于工伤保险，这与朱和同夫妇主张诉讼前不知道其子入有商业保险是相互吻合的。况且，昊宇公司提供的理赔委托书的内容处均为空白，无法确定委托人、委托事项等关键问题，因而无法确定朱和同、崔云秀委托昊宇公司代为接受保险金。处理事故之后，朱和同、崔云秀就此事与其委托人产生矛盾也就在情理之中。”判决，“撤销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滨中民一终字第48号民事判决及惠民县人民法院（2006）惠民二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驳回昊宇公司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朱和同、崔云秀曾在2007年向滨州市律�协会投诉被告段洪军。2007年3月28日，滨州市律师协会作出《关于对会员段洪军律师违规情况的通报》，在该通报中，滨州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作出了给予段洪军律师业内通报批评的处分。2007年5月10日，滨州市律师协会出具了《对朱合同、崔云秀投诉段洪军一案的反馈意见》，该反馈意见载明：一、段洪军参与朱登新工伤死亡赔偿案件的调解事宜未与你们办理正式的委托代理手续，未受其所在律师事务所指派，是以非律师身份参加的，系其个人行为；二、因段洪军以非律师身份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滨州律师协会已经对其作出业内通报批评的处分决定；三、你们投诉段洪军涉嫌敲诈、作伪证，应由相关部门立案处理。2009年7月14日，朱和同向惠民县公安局提出对段洪军的控告，惠民县公安局于2009年11月25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没有证据证实段洪军涉嫌伪证罪。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段洪军参与朱和同、崔云秀与昊宇公司关于朱登新死亡赔偿事宜的协商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段洪军在参与朱登新赔偿事宜协商时为职业法律人士，朱和同、崔云秀与段洪军虽并未订立书面委托合同，但从本案中段洪军草拟赔偿协议、过目厂方修改的赔偿协议，以及后来朱和同、崔云秀家属给段洪军送“答谢金”来看，可以认定朱和同、崔云秀与段洪军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在朱登新死亡赔偿事宜的协商中，段洪军虽未明示以律师身份参加，但其作为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律认知的律师，应尽到一个受托人应有之义务。在段洪军明知其起草的协议被修改后，未协助朱和同、崔云秀从律师的角度严格审查协议中所约定赔偿项目更改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亦未提出修改或完善的意见，从而导致朱和同、崔云秀后期为纠正协议内容东奔西走以及一系列涉诉案件的发生。因此，由于段洪军的过错导致朱和同、崔云秀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朱和同、崔云秀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
1.对于交通费、误工费：自2006年7月1日昊宇公司起诉朱和同、崔云秀，至2009年1月16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滨中民再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朱和同、崔云秀多次在惠民—麻店、惠民—滨州、惠民—济南、惠民—北京之间进行奔波，朱和同、崔云秀主张的交通费等2160元，系朱和同、崔云秀的直接、必要支出，予以支持。
2.对于朱和同、崔云秀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本案中侵权行为发生在处理朱和同、崔云秀儿子的死亡赔偿事宜中，处理不善会造成更大的精神痛苦，朱和同、崔云秀多次奔波与其受�人的不当履行亦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由于段洪军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已给两原告造成了较严重的精神痛苦，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为10000元。
3.对于朱和同、崔云秀主张的支付不公平协议赔偿款158707元，其诉讼理由是，“由于段洪军草拟的赔偿协议，导致少获赔偿158707元”，该主张朱和同、崔云秀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对于朱和同、崔云秀主张段洪军出具虚假证言的问题，由于作证是公民应尽之义务，段洪军即使作为朱和同、崔云秀的受托人，其在法院调查时提供证言也并无不当。惠民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亦载明：没有证据证实段洪军涉嫌伪证罪。因此，朱和同、崔云秀的这一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因段洪军的侵权行为并未对朱和同、崔�秀造成名誉损害等严重后果，对朱和同、崔云秀要求段洪军赔礼道歉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段洪军所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鉴于朱和同、崔云秀近几年来曾连续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保护相应权利的请求，应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对段洪军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段洪军共赔偿朱和同、崔云秀交通费2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12160元。朱和同、崔云秀的其他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段洪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和同、崔云秀赔偿交通费2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款12160元；二、驳回朱和同、崔云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46元，由段洪军负担244元，朱和同、崔云秀负担490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认定侵权行为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段洪军作为具备法律知识的专业从业人员，明知其起草的协议被修改后的赔偿种类有重大区别的情况下，未向朱和同、崔云秀释明，导致朱和同、崔云秀权益受损并因此提起一系列诉讼为弥补其损失，故因其过错导致朱和同、崔云秀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审认定段洪军的行为构成侵权正确。
关于一审认定侵权损失是否正确的问题。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朱和同、崔云秀的儿子去世后，因段洪军过错，发生后续诉讼，加重了其精神损害，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认定段洪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朱和同、崔云秀主张一审认定数额过低，但并无证据证实其损害程度，故一审认定数额并无不当。关于误工费问题，朱和同、崔云秀并无证据证实其存在误工损失，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朱和同、崔云秀工亡赔偿金差额158707元的问题，朱和同、崔云秀并无证据证实，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朱和同、崔云秀与段洪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5250元，由朱和同、崔云秀负担5146元，由段洪军负担1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慧莲
审判员 崔诗君
审判员 王正真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