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齐商四终字第1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宋景梅，个体工商户，住黑龙江省甘南县。
委托代理人李玉明，黑龙江淞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陶维山，个体工商户，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委托代理人王宪君，黑龙江省依安县依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洪友，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上诉人宋景梅因与被上诉人陶维山、孙洪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2014）依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景梅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玉明，被上诉人陶维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宪君，被上诉孙洪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10月28日、2011年10月31日、2011年12月18日，宋景梅通过黑龙江农村信用社向陶维山分别汇款2万元、3万元、35万元，合计40万元种子款。陶维山向宋景梅交付玉米种子的时间、型号、数量为：2012年的2、3月份，众单一号15000斤；2012年4月6日，众单三号3200斤；2012年4月13日，众单二号3000斤；2012年4月26日，众单三号2600斤、众单二号1100斤。2012年6月9日，陶维山通过邮政储蓄银行汇给宋景梅8万元种子款。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齐民再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对甘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甘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另查明，宋景梅经营的种子商店为名称为甘南县小宋种子商店，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0月28日、2011年10月31日、2011年12月18日，宋景梅通过黑龙江农村信用社分别向陶维山汇款2万元、3万元、35万元，合计40万元种子预付款，且陶维山代理人自认已收到40万种子预付款，可推定宋景梅向陶维山付款的行为系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的结果，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双方订立的玉米种�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中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宋景梅向陶维山付款40万元的事实，可证实宋景梅作为买受人已实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可认定宋景梅完成了与陶维山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并已履行合同义务的举证责任。
一、关于陶维山是否全部履行玉米种子买卖合同义务，陶维山应否向宋景梅连带返还119500元种子款，应否赔偿（2014）甘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由宋景梅承担的各项损失。
1.陶维山向宋景梅交付众单一号玉米种子的时间为“2012年2、3月份”。为证明众单一号玉米种子的单价，宋景梅举示了讷河市寒地农业科学研究所出具的《证明》，其中收到玉米种子的时间为“2012年1月5日”，二者在时间上相互矛盾，应认定该《证明》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陶维山举示的《证明》（黑龙江省众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其中显示，2012年黑龙江省众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售种子的型号为众单一号、众单二号、众单三号，在依安县的零售价为15元／斤，对该《证明》，宋景梅未举示相反证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明》中的内容未确切证实黑龙江省众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陶维山之间种子买卖的单价情况，且该《证明》中15元／斤的价格与陶维山在庭审中主张的其向宋景梅出售的众单一号、众单二号、众单三号的单价均为12.85元的主张互相矛盾，陶维山亦未举示其他证据证实该《证明》与宋景梅、陶维山之间买卖种子的单价情况存在客观关联性，故认定陶维山举示的《证明》与本案争议的玉米种子单价无关联�。
2.宋景梅交付种子款后，其自认已按下列时间、数量、型号收到玉米种子：2012年的2、3月份，众单一号15000斤；2012年4月6日，众单三号3200斤；2012年4月13日，众单二号3000斤；2012年4月26日，众单三号2600斤、众单二号1100斤。宋景梅主张，陶维山履行上述种子的交付义务后，还应返还剩余种子款，为此，宋景梅举示了证据6（宋景梅与孙洪友通话录音）（2014年1月10日）、证据7（宋景梅与陶维山的通话录音）（2013年12月20日）、证据8（宋景梅丈夫王巨国与陶维山的通话录音）（2013年12月12日），宋景梅申请对三份通话录音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宋景梅与孙洪友的通话录音未发现人为处理的异常现象，可视为具有真实性。陶维山、孙洪友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均未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陶维山、孙洪友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异议主张成立及上述证据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对以上三份录音的真实性及通话内容予以确认。孙洪友与宋景梅的通话录音可证实：孙洪友是宋景梅与陶维山买卖玉米种子的联系人，宋景梅汇给陶维山种子款40万元，陶维山向黑龙江省众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账户中打入部分款项，陶维山向宋景梅交付玉米种子后，在黑龙江省众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中剩余10万元左右种子款，因孙洪友与陶维山之间有其他帐目，由孙洪友将该剩余款项取走的事实。宋景梅丈夫王巨国与陶维山的通话录音可证实，陶维山自认孙洪友将剩余款项取走的事实。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各方当事人自认及举证情况：1.陶维山自认已收到宋景梅汇付的40万元种子款，宋景梅自认已收到陶维山退回的8万元种子款；2.宋景梅举示三份通话录音，用以证明陶维山未返还剩余种子款；3.陶维山主张玉米种子单价均为12.85元／斤，但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4.陶维山举示黑龙江省众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5.孙洪友未举示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中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一，陶维山作为履行交付种子义务一方，应对已交付24900斤种子对应的价款为32万元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所交付种子的单价，因此无法确定24900斤种子对应的合同总价款为32万元；第二，针对宋景梅的举示的三份通话录音，陶维山亦未举示相反证据，陶维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宋景梅举示三份通话录音的内容相印证，且三份通话录音产生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10日、2013年12月20日，2013年12月12日，时间均在陶维山向宋景梅返还8万元种子款的时间（2012年6月9日）之后。根据证据认定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及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与买受人的权利、义务相对应性，对本案举证情况进行分析后，可认定宋景梅举示的三份通话录音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陶维山主�的“2012年6月9日向宋景梅返还8万元后买卖合同帐目结算完毕”、黑龙江省众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的证明力，故对陶维山未向宋景梅返还10万元左右种子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4.陶维山应向宋景梅返还种子款的数额。因陶维山未能就其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完成其证明责任，陶维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宋景梅为证明陶维山应返还种子款的数额，举示了证据16《明细表》，其中众单一号的金额为：15000斤×8.5元∕／斤＝127500元，众单二号的金额为：（3000斤＋1100斤）×8.5元／斤＝34850元，众单三号的金额为：（3200斤＋2600斤）×8元／斤＝46400元，以上金额合计208750元。宋景梅举示的证据14《证明》中，宋景梅出售众单一号的价格为10元／斤，陶维山未举示相反证据证明该证据存在不真实性，且宋景梅在《明细表》中计算15000斤众单一号的单价不�于10元／斤，符合交易常理，故对陶维山向宋景梅交付的众单一号的金额为127500元的主张予以确认。虽陶维山主张其已向宋景梅交付的众单一号、众单二号、众单三号的单价均为12.85元／斤，但未举示相应证据证实。原告举示的证据4（种子信誉卡三份），其中显示的众单二号、众单三号的单价分别为8.5元、8元，另外，（2014）齐民再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1年10月28日，宋景梅向张某某预售众单三号玉米种子的单价为10.50元／斤，陶维山对于向宋景梅交付的众单二号、众单三号的种子的数量及交付时间均无异议，因此，本案众单二号、众单三号的单价可以将三份种子信誉卡中的相同时间、相同型号种子的价格，作为履行地的市场价格进行类比参照，故对宋景梅在《明细表》中计算的众单二号、众单三号的金额合计为81250元予以确认。宋景梅针对《明细表》中的�差价：117000-109100＝7900元”未举示相应证据证实，故对差价7900元不予确认。综上，可确认陶维山未向宋景梅返还的金额为400000-208750-80000＝111250元。故对宋景梅要求陶维山返还剩余种子款11125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二、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其合同主体、合同内容、合同责任都具有相对性。第一，宋景梅将种子预付款40万元汇入陶维山账户、陶维山自认宋景梅已受领的玉米种子为陶维山交付、陶维山将剩余8万元种子款汇入宋景梅账户；第二，宋景梅举示与孙洪友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该证据中的内容应视为宋景梅的自认，孙洪友明确表示其是宋景梅与陶维山买卖玉米种子的联系人；第三，陶维山自认，孙洪友不是本案买卖合同主体；第四，宋景梅主张2600斤和3200斤众单三号玉米种子为孙洪友向其交付，但未举示相关证据证实。通过以上四点可推知�本案玉米种子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宋景梅与陶维山，孙洪友系陶维山与宋景梅买卖合同的联系人。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决定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因此，宋景梅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不能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孙洪友提出合同上的请求或诉讼，故对宋景梅要求孙洪友承担连带返还剩余种子款、连带赔偿宋景梅向张某某做出的各项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陶维山未向宋景梅返还111250元种子款的行为与宋景梅对张某某的违约行为，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宋景梅主张，陶维山交付玉米种子的时间为2011年12月19日，�宋景梅未举示相关证据证实该主张成立，宋景梅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项的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宋景梅与陶维山未就玉米种子的交付时间作出明确约定，双方亦未能就本案玉米种子的交付时间达成补充协议。宋景梅与陶维山在订立口头玉米种子买卖合同时，双方应明知玉米种子属于季节性商品，根据玉米种子的耕种习惯，每年的5月1日应视为交付种子的最后期限。本案宋景梅实际受领陶维山交付的24900斤玉米种子的行为，应视为宋景梅对陶维山交付玉米种子的时间、质量予以认可，宋景梅受领玉米种子的时间（在2012年春耕前）与玉米种子应在每年的春耕前进行交易的习惯相印证，故认定本案玉米种子的交付时间应为2012年5月1日前。
（2014）齐民再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事实有：2011年10月28日，宋景梅与张某某对众单三号玉米种子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单价10.50元，数量为2万斤，宋景梅承诺其向张某某预售的种子是在依安县众鑫种业订购，至2012年春耕结束，宋景梅未向张某某交付众单三号玉米种子。本案分析：第一，宋景梅与张某某的购销种子型号仅为众单三号，宋景梅与陶维山之间买卖的玉米种子型号包括众单一号、众单二号、众单三号；第二，宋景梅未举示其他证据证实陶维山未向其返还的种子款对应的种子型号，因此无法在客观上证实陶维山违约的货物型号、数量，是否与宋景梅对张某某违约的种子型号、数量相对�；第三，陶维山在春耕前已向宋景梅交付5800斤众单三号玉米种子，而张某某在春耕前未收到宋景梅交付的众单三号玉米种子；第四，宋景梅在与张某某进行诉讼的全过程均未确认众单三号玉米种子来源于陶维山，而自认其向张某某预售的众单三号玉米种子是在依安县众鑫种业处订购；第五，宋景梅举示的三份种子信誉卡显示，宋景梅有在他处购进众单三号玉米种子的可能性。以上几点相结合，可推定，宋景梅与陶维山的玉米种子买卖合同、宋景梅与张某某之间的种子购销合同，二者在客观上不存在合同履行上的连续性，因此，二者在合同履行上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对宋景梅要求陶维山赔偿“种子款利息19373.75元、可得利益款43809.52元、损失款94985元、李绍清误工费等损失599元、鉴定费12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40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06.50元，合计170780.27�”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陶维山未向宋景梅返还111250元对应数量的种子的行为，是违约行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该种子款应于2012年5月1日前返还至宋景梅处，陶维山对玉米种子出售后宋景梅可获得的利益应当预见到，但宋景梅未举示证据证明111250元货款所对应的种子型号、单价、出售后可获得的利益等，因此无法确定陶维山对宋景梅造成的实际损失金额，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及守约方的利益，宋景梅因陶维山违约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予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因宋景梅与孙洪友的通话录音是认定本案主要事实的依据，因此对通话录音的鉴定费2230元、交通费486.50元应由陶维山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陶维山于一审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宋景梅返还种子款111250元；二、陶维山于一审判决生效后5日内给付宋景梅利息�以111250元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5月1日起计算至一审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限内的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宋景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48.95元，由宋景梅负担3123.95元；由陶维山负担案件受理费2525元，鉴定费2230元，交通费486.50元。与上款一并履行。
判后，宋景梅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孙洪友是联系人与客观事实不符，通过一审宋景梅提交的通话录音以及孙洪友为宋景梅出具的票据，均证实孙洪友与陶维山系合伙关系，孙洪友与陶维山是否存在其他账目与本案无关，因孙洪友与陶维山是合伙关系，如按照一审判决认定宋景梅将种子款支付给陶维山，陶维山又支付给众鑫农业，则孙洪友无法将剩余种子款项侵占，故一审认定该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宋景梅与陶维山的种子买卖合同、宋景梅与�某某之间的种子购销合同，二者客观上不存在合同履行的连续性，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认定错误。首先，宋景梅向陶维山支付种子款时间是2011年12月18日，按照交易习惯，陶维山应立即给宋景梅发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其次，张某某同宋景梅共同到依安县向陶维山催索发货，应认定为两份合同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再次，宋景梅向张某某赔偿损失的相关事实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并宋景梅一审已经提交该证据，故应按宋景梅与张某某的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赔偿数额来认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判，要求改判支持宋景梅要求给付282030.27元的诉讼请求，并由孙洪友与陶维山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陶维山二审辩称：一、本案中陶维山是中间人，不应承担责任。要求对事实重新认定，依据陶维山二审提交的其作为中间人替宋景梅转交给孙洪友的�玉米种子款的打款凭证，能够充分证明这一事实；二、宋景梅与孙洪友之间的种子买卖是在陶维山做中间人替孙洪友转给宋景梅8万元的时候已经结算完毕，宋景梅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民法通则意见第七十三条法定的除斥期间一年，应当不予支持其变更的主张，应该认定双方的买卖已经结算完毕；三、关于一审鉴定的录音资料陶文山认为不应采信，因为电话录音是具有一定的隐私性的内容，录音的言谈不是在公共场合的对话，具有一定的个人之间照顾感情的感情色彩，所以电话录音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一审判决以录音内容为主要依据，证据明显不足，请求二审法院纠正；四、本案系宋景梅与孙洪友之间的纠纷，陶维山没有种子经营证照，陶维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照是他人的证照，陶维山不是经营主体。综上，请二审�院改判，由孙洪友承担民事责任，陶维山不承担责任。
孙洪友二审答辩称：在宋景梅和陶维山买卖种子的过程中陶维山不是神农种业的法人，而是神农种业的实际经营者，系陶维山妻子在经营。因宋景梅因与陶维山曾相识，故找到陶维山想买种子，孙洪友在此之前不认识宋景梅，本案众单2号、3号种子在甘南县销售良好，宋景梅想经营众单2号、3号种子，众鑫农业公司所在地在依安县，所以宋景梅找到陶维山，陶维山又找到孙洪友，请孙洪友帮忙协调一部分种子，然后孙洪友联系了众鑫农业的王志斌，宋景梅打给陶维山的40万元，陶维山给付众鑫农业28万元，在种子交付宋景梅后，陶维山打给众鑫农业的种子款剩余大概10万元左右，因为孙洪友与陶维山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孙洪友通过众鑫农业将这部分种子款用于解决孙洪友和陶维山之间的经济纠纷。综上所述，在宋景梅与陶维山买卖合同中孙洪友只负责给陶维山联系种子业务，所有种子款宋景梅直接打给陶维山，陶维山又打给众鑫农业，宋景梅与陶维山如何结算以及结算价格孙洪友不清楚。对于陶维山的答辩意见，孙洪友认为陶维山和宋景梅是相识在先，陶维山找到孙洪友是因为孙洪友是种子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自身不可能经营种子，如果按照陶维山所主张陶维山是中间人，孙洪友是经销者，为何宋景梅不直接将种子款交付孙洪友，而是先给付陶维山，然后由陶维山又汇给众鑫农业，依据陶维山自认一共汇给众鑫农业28万元，故本案中宋景梅与陶维山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孙洪友和众鑫农业没有关系，只是帮忙联系种子，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陶维山向本院提交两份银行转账凭条：证据1、2011�12月31日邮政储蓄银行从孙洪友的账户×××转入孙洪友提供的账户×××的转账凭单一张，数额28万元，该证据证明28万元是宋景梅打给陶维山的种子款，陶维山转入到孙洪友账户，又由孙洪友账户转入到孙洪友提供的账户里，因为这张凭条保存在陶维山手中，可以推定28万元是陶维山支付；证据2、2011年12月31日邮政储蓄银行现金存款存入孙洪友的账户×××的存款凭单一张，数额8万元是宋景梅汇款给陶维山的种子款，包含在40万之内，陶维山转给孙洪友，待本案所购种子已经发货之后，涉及退还8万元种子款，孙洪友通过银行转账形式转给陶维山8万元，陶维山又支付给宋景梅；以上两份证据均用以证明陶维山是中间人替宋景梅转款给孙洪友购买种子款的行为。
宋景梅对陶维山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陶维山是中间人，恰恰证实了陶维山与孙洪友是合伙人，二人从众鑫农业购买种子再转卖给宋景梅。
孙洪友对陶维山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该28万元确实是由陶维山提供经孙洪友账户转给众鑫农业账户所支付的种子款，但不能证明孙洪友是中间人，因为种子款是直接支付给众鑫农业，孙洪友汇款时陶维山亦在场。对证据2有异议，转给孙洪友的8万元是孙洪友从陶维山处的个人借款，该款项其后孙洪友已经偿还给陶维山，和本案没有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及证据2只能证实陶维山与孙洪友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能证实陶维山所陈述的其在本案中系中间人身份而非与宋景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宋景梅上诉主张孙洪友与陶维山是合伙关系，故孙洪友应与陶维山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对于的种子买卖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宋景梅在二审中认可陈述：最初是宋景梅和陶维山协商购买种子，陶维山要求宋景梅先按照每斤1元交付定金，宋景梅于2011年10月28日向陶维山汇款2万元定金，后来又于2011年10月31日向陶维山汇款3万元定金，共计订购种子5万斤，到2011年12月17日陶维山告知宋景梅可以发货，并要求宋景梅按照每斤8元的价格交付全部种子款40万元，2011年12月18日宋景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陶维山35万元。在宋景梅支付给陶维山款项后，宋景梅与宋景梅丈夫、陶维山和孙洪友四个人约定见面，宋景梅在此之前不认识孙洪友，孙洪友是由陶维山介绍给宋景梅认识，宋景梅在汇款支付40万种子款之前并不认识孙洪友。对于以上宋景梅的陈述，本院认为，宋景梅认可对于所购买种子的数量、种类及价格其均是与陶维山协商，并在协商后将40万款项支付给陶维山，在此之前并不认识孙洪友，故在宋景梅与陶维山口头协商确定购买种子的数量、种类、价格及价款时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宋景梅在其后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40万元合同价款，故宋景梅主张系孙洪友和陶维山合伙向其出卖种子并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宋景梅主张其赔偿另案当事人张某某的损失等款项应由陶维山承担的主张，本院认为，宋景梅主张张某某向其订购的种子的类型仅为众单三号，而本案中宋景梅向陶维山订购的种子种类除众单三号外还有其他种类，同时张某某向宋景梅订购众单三号种子数量为2万斤，宋景梅在本案中无法证实其向陶维山订购的5万斤种子的种类及各自相应的数量，以及此�类和数量与宋景梅对张某某违约的种子型号、数量相对应的事实，故宋景梅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对张某某之间买卖合同的违约后果与本案宋景梅与陶维山之间买卖合同的履行存在因果关系，且宋景梅无法证实其在与陶维山订立买卖合同时陶维山能够预见到该损失，故宋景梅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31元，由上诉人宋景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世明
代理审判员 王 松
代理审判员 董 铭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于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