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民申字第36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段玉成。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房宝娟。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丁敬成，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库欣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利珍。
再审申请人段玉成、房宝娟因与被申请人浙江库欣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欣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终字第1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段玉成、房宝娟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确认书、确认函未经库欣公司股东会决议，损害了库欣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应属无效是错误的；（二）二审认定库欣公司于2013年6月22日出具的确认函系对2012年10月12日确认书的变更，且确认函的内容有违常理是错误的；（三）二审判决既不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又不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却对本案予以改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四）二审判决在库欣公司仅有本人陈述而未提交新证据的情况下支持库欣公司的主张，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五）二审判决认为“现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两份函件落款处的库欣公司公章系由谁加盖的事实”，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段玉成、房宝娟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再审事由申请再审。
库欣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关于确认书、确认函无效的认定属法律评价范畴而非基本事实认定，段玉成、房宝娟申请再审的理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二）库欣公司对确认书、确认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三）二审认定确认书、确认函的内容损害库欣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应属无效是正确的；（四）二审认定段玉成、房宝娟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段玉成、房宝娟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一、本院审查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施行以后，该司法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本案中，段玉成、房宝娟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即“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前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对“基本事实”作了解释，即“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二、本案库欣公司依据其与段玉成、杭州孚瑞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向贸易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向段玉成追偿。段玉成则以其主张的库欣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函的事实提出抗辩，认为库欣公司已经作出放弃向其主张追偿权的意思表示。对确认书、确认函的认定，对本案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实质性影响。
三、一、二审法院对确认书、确认函的认定意见不同。（一）一审中，库欣公司提交证据1确认书和证据7确认函各一份，确认书拟证明库欣公司愿意为段玉成的60000000元以内的借款提供担保；库欣公司担保的借款由该公司承担最终还款责任，段玉成不需承担任何责任。确认函拟证明库欣公司违约，导致段玉成被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归还未到期借款的事实；因库欣公司的要求及库欣公司的原因，段玉成30000000元新增出资额相应新增权益性股份被库欣公司在浙江省工商局大幅减少登记的事实；库欣公司在2013年6月24日应归还段玉成20000000元，但库欣公司未足额归还的事实；库欣公司在FRGKXJK13031501号借款担保合同的18个月借期到期日即2014年10月9日前无权主张追偿权的事实。针对段玉成的前述举证，库欣公司在一审庭审质证时认为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持有异议，认为是段玉成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库欣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据材料7—9，证人吴某、沈某、张媛媛和管嘉翔证言）和段玉成的举证证据20（电子邮件一份），证实库欣公司公章管理混乱，但公司搬到滨江办公以后，公章有明确的保管人员，段玉成提供的确认函是在库欣公司更换新公章，有专人保管的期间出具，且库欣公司未提供证明段玉成偷盖公章的证据，对确认书、确认函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在采信确认书、确认函基础上，判决驳回库欣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宣判后，库欣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针对一审法院对确认书、确认函予以认定的上诉理由是：第一，案涉确认书、确认函并非库欣公司出具。1.从材料行文的形式上看，确认书的日期写在右上角、公章位置在落款“浙江库欣能源有限公司”字迹的下方，主文和落款之间存在超大间距；确认函落款“浙江库欣能源有限公司”与日期之间存在超大间距，且公章加盖在其间空白位置。两份函件中的印章均刻意地不压到文字，有理由相信两份函件上的文字是在加盖有库欣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上打印或书写后形成。2.从相关款项的用途上看，段玉成向外借款5100万元，其中3000万元用于其个人向公司的增资，该部分出资所对应的股权为段玉成所有，库欣公司对此并不享有任何实际利益，没有理由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确认书的内容完全不符合生活实际和社会常情，且事关公司的重大事项，也不可能不经过股东会讨论决定。3.如2012年10月12日的确认书真实存在，库欣公司、段玉成、贸易公司之间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债权债务抵消合同时，根本无需于同日又出具确认函。结合段玉成向法院提供确认书、确认函的时间推断，两份材料是段玉成根据诉讼进程利用盖有印章的空白纸张填上所需内容形成。4.段玉成作为库欣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长期实际控制经营库欣公司，并在新旧公章使用期间均有机会单独接触到公司印章，公司股东及其他管理人员均不知道确认书与确认函的存在，难以认定该两份函件系库欣公司出具。第二，两份函件的内容涉及股东、债权人利益，形式违法。1.公司的股权构成、登记事项依法应由公司股东协商确定，而确认函的相关内容中却体现为以公司名义对股东的股权比例变更事宜作出安排，事关公司股权结构的调整事项，不可能未经股东会讨论决定而直接以公司名义来确认，公司即使确认也属无效。2.如两份函件属实，但个人借款用于向公司增资，最终却由公司向出借人返还借款，实际上演化成为公司协助个人抽逃出资的事实。该做法违背公司财产独立原则，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故公司无权承诺为股东的出资债务承担最终责任。3.段玉成为库欣公司的股东、董事及总经理，系库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及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故在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债权债务抵消合同时因涉及段玉成，库欣公司的代表均为李某，为段玉成借款提供担保亦有股东会决议。在没有证据证明两份函件所涉交易由库欣公司股东会批准的情况下，该交易为内部交易，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库欣公司不发生效力。二审期间，库欣公司还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起诉状、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商初字第100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2.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3.2011年10月-2013年5月的库欣公司工资表、用款申请单、报销单、合同等一套；4.说明一份、记账凭证二份；5.石化贸易公司利润说明一份；6.关于杭州公司员工配置、工资预算、开办费用的初步计划一份；7.经营计划、关于宁波商品交易所及渤海商品交易所延迟交割补偿费套利交易说明各一份；8.往来邮件一组，相关证据材料用以补强其起诉和反驳段玉成抗辩证据的主张，其中，证据材料3证明段玉成任职期间系库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库欣公司无论是财务还是日常经营管理等都有绝对控制权。经库欣公司申请，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某陈述其系库欣公司的股东及形式上的副董事长，库欣公司的董事长方利珍不接触业务，库欣公司的人事、财务、业务等均由段玉成负责，但段玉成并未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业务操作，致使库欣公司产生亏损。经二审庭审质证，段玉成、房宝娟对证据材料1-8认为均不是二审期间的新证据，部分证据系复印件，有权不予质证；部分证据系外文资料，库欣公司亦未提交相应的中文译本，且该批证据与库欣公司的证明对象缺乏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对证人李某的证言认为不是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李某与库欣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证人资格，库欣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四位证人均证明段玉成从未接触过库欣公司的新公章，且库欣公司的最终决策人是李某，关于段玉成自愿捐2000万元给公司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另确认书、确认函与债权债务抵消合同并不矛盾，故库欣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证据材料1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且段玉成、房宝娟亦无异议，故予以采用；证据2仅系复印件，且内容模糊不清，不予采用；证据材料3-8及证人李某的证言均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不予采用。（三）二审法院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本案诉讼期间，段玉成出示确认书、确认函各一份。其中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12日的确认书加盖库欣公司旧公章、法人章，其内容载明段玉成向他人或其他公司借款，借款金额在6000万元以内，所借款项能注入本公司或借给本公司，本公司将为段玉成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所有本公司担保过的借款均由本公司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有关税款等），段玉成个人不需承担因此而引起的对本公司的任何责任。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2日的确认函加盖库欣公司新公章，其内容载明：1.不迟于2013年12月20日，本公司委托经段玉成书面认可的境内外评估机构对段玉成增资时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境外公司合并资产进行评估并依据评估机构其评估报告上列明的合并净资产确定出段玉成当时3000万元新增出资额应得新增权益性股份比例，并不迟于2013年12月31日由本公司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办理完毕股份比例等变更登记手续。到2013年12月31日如本公司未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办理完毕股份比例等变更登记手续，则本公司将放弃对段玉成的包含追偿权（如有）在内的所有债权（如有）。2.本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归还段玉成借予本公司的2000万元。3.在合同号FRGKXJK13031501号借款担保合同（即案涉3600万元借款担保合同）项下18个月借期到期日前即2014年10月9日前，本公司不向段玉成主张包含追偿权（如有）在内的任何债权（如有）。4.上述股份比例等变更登记手续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本公司重新办理完毕后，对经本公司与段玉成共同书面认可的段玉成对本公司的任何应偿付债务（如有）仅通过本公司利润分配时从段玉成在本公司的分配利润中代扣抵销。（四）二审法院结合查明的事实认为，第一，综观本案现有事实和相关证据，库欣公司存在公章管理混乱的情况。而段玉成系库欣公司的股东，并在库欣公司担任董事兼经理。现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两份函件落款处的库欣公司公章系由谁加盖的事实，故就库欣公司与段玉成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尚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第二，从两份函件的内容来看，2012年10月12日的确认书载明段玉成对外借款能注入库欣公司或者借给库欣公司，则库欣公司为段玉成的借款提供担保并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而2013年6月22日的确认函载明如库欣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未办理完毕段玉成3000万元新增出资额应得新增权益性股份比例等变更登记手续，则库欣公司将放弃对段玉成包含追偿权在内的所有债权，另在案涉3600万元借款担保合同到期日前不向段玉成主张包含追偿权在内的所有债权。结合段玉成关于2013年6月22日的确认函系其与库欣公司股东李某商定形成的陈述，可以看出该确认函对2012年10月12日的确认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且段玉成对该确认函予以了认可。而如按段玉成所称库欣公司已于2012年10月12日承诺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并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则库欣公司于2013年6月22日又另行出具确认函显然不符合逻辑，对此段玉成未能给予合理的解释。第三，关于2013年6月22日的确认函的形成过程，段玉成称该确认函系其与库欣公司股东李某事先商定好，由李某于2013年6月22日将内容打印好并加盖库欣公司公章。但库欣公司已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债权债务抵消合同，为段玉成向贸易公司代偿了借款3600万元，如库欣公司又于同日出具确认函确认于2013年6月24日归还段玉成借予公司的2000万元（即段玉成向贸易公司所借的3600万元中以借款形式汇入库欣公司的2000万元款项），明显有违常理。同时，段玉成在明知库欣公司已为其代偿了借款3600万元的情况下，仍以库欣公司应返还借款2000万元中未付本息为由提起诉讼，其对此辩称双方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令人信服。第四，无论库欣公司为段玉成的对外借款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还是附条件地放弃对段玉成行使包含追偿权在内的任何债权，均系段玉成与库欣公司的重大交易行为，应当属于库欣公司股东会的决议范围。该两份确认书、确认函未经库欣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损害了库欣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因此，段玉成关于库欣公司承诺由其承担最终还款责任、不能向段玉成行使追偿权的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二审法院主要根据对确认书、确认函不予采信的认定意见，改判支持库欣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段玉成、房宝娟申请再审的理由，不符合其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的申请再审要件：（一）涉及段玉成、房宝娟一审提交的确认书、确认函的认定，双方当事人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补强、反驳证据。一、二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主张、举证和质证意见，对争议事实进行了审理，并形成了各自的结论。结论的差异，实质上是心证判断的差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和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分别沿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和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审查本案一、二审法院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妥当性的基本依据。本院注意到，一审判决强调库欣公司搬到滨江办公以后，公章有明确的保管人员，段玉成提供的确认函是在库欣公司更换新公章，有专人保管的期间出具，且库欣公司未提供证明段玉成偷盖公章的证据，相关认证理由虽有一定依据但总体的论证依据不够充分。二审围绕确认书、确认函的认定进行了详细的审理，认定在发生本案争议期间，库欣公司存在公章管理混乱的情况；对确认书、确认函的文意以及彼此的逻辑关联性展开了分析，从两份函件的内容出发，并结合确认函的形成过程等背景事实和本案争议的确认书、确认函出具作为公司重大交易行为未履行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大会审核程序等情节，未采信段玉成、房宝娟的事实主张，比较一审判决的认定理由，有更强的说服力。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相应的依据并充分阐述了理由，不存在段玉成、房宝娟申请再审主张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和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分别沿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和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另外，适用本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证明责任制度的实质，就是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不利后果的风险负担。段玉成是本案争议的担保关系中履行担保追偿义务的债务人，其对确认书、确认函的举证主张，旨在证明其作为担保追偿债务人的义务已经消灭。无论是根据新发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还是根据同样适用本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段玉成、房宝娟都应该对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基于担保追偿关系中的民事责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二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争议的事实，即使因为库欣公司的反驳理由和举证不充分，导致本案段玉成应承担基于担保追偿关系的义务是否消灭的事实真伪不明，也可以认定段玉成、房宝娟主张的争议事实不存在，二审判决的相关结论仍可维持。（三）段玉成、房宝娟申请再审时还主张二审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相应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不影响本案再审事由审查的认定结论。
综上，段玉成、房宝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二审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段玉成、房宝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章恒筑
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
代理审判员 楼 颖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