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24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威，男，195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娅，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昭熹，男，198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辉，江苏艾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经燕，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袁光佩，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
上诉人李德威因与被上诉人任昭熹、原审第三人袁光佩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10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德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娅，被上诉人任昭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辉、陶经燕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合法传唤，原审第三人袁光佩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德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任昭熹与袁光佩之间有借贷合意也有款项交付行为，他们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任昭熹受袁光佩的指令将5万元汇入账户，1万元现金支付给袁光佩，这种民间借贷行为已经完成。任昭熹汇5万元到李德威账户，是按照袁光佩的指令汇款的行为。而且明确标注李德威借款因为袁光佩欠李德威款项，这是一个指令委托汇款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构成不当得利。这个法律关系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德威与袁光佩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袁光佩指令任昭熹将5万元款项打入上诉人账户是归还而不是借款，并不构成不当得利。
任昭熹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1.上诉超过上诉期限，请法庭查明。2.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不是本案的审理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无论是借条载明的内容，还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汇款时备注的李德威借款都表明被上诉人汇款时的意思表示，是出借这部分的款项。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委托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4.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借条是上诉人取得占有款项的唯一的法律根据。但是上诉人否认了借条上的签字是他本人所签，否认了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丧失了取得这5万元的法律根据。因此，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应当予以返还。
袁光佩未作陈述。
任昭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德威返还不当得利款5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李德威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
2015年9月21日，第三人袁光佩向任昭熹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任昭熹6万元，借期一个月，到期一次性还清。如有逾期，每月按照10%支付利息，直至本金还清。为确保出借款额安全，借款人提供担保人进行全程担保，借款人不能够及时支付本息，由担保人代为归还，借款额没有归还以前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在该借条尾部，借款人签名为李德成，担保人签名为袁光佩。同日，任昭熹通过其支付宝账户向李德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备注为“李德威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任昭熹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诉至法院，要求李德威返还借款本息，袁光佩承担担保责任。李德威陈述其未见过任昭熹，也未向任昭熹出具借条，任昭熹亦称未看到李德威本人签字，袁光佩将借条交付给任昭熹时，“李德成”字样已签署。经法院释明，任昭熹放弃对笔迹进行司法鉴定，自愿将诉请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以李德威为被告，以袁光佩为第三人。
根据任昭熹向法院提交的借条及其陈述，法院认定任昭熹已将5万元汇入李德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李德威称其收到任昭熹5万元汇款，但辩称任昭熹受袁光佩委托向其还款5万元，该款项系袁光佩对其出借的10万元借款的还款，已将借条10万元返还袁光佩，故不能向法院提供借条，仅有其几位战友能够作为人证。对于李德威的上述陈述，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法院认为，即使袁光佩与李德威之间存在1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德威亦需证明本案任昭熹所汇5万元系偿还借款，而李德威未能举证证明袁光佩与任昭熹之间存在委托汇款关系，故对于李德威的该项抗辩，法院不予采信。李德威应当向任昭熹返还不当得利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本案中，任昭熹于2015年9月21日将5万元汇入李德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李德威系不当得利，该款项利率应当以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存款利率计息，其持有该款项期间所得利息应当归任昭熹所有。故对于任昭熹主张李德威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给付款项持有期间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人袁光佩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其已放弃了一审中举证、质证的抗辩权利。
一审法院判决：一、李德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任昭熹返还不当得利5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任昭熹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李德威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当庭陈述，2015年7、8月份李德威找到他，说袁光佩要10万元保证金，保证金缴纳以后，贷款就下来了，如果贷款不下来，10万元就一次性退还给李德威。李德威要他帮忙，他说最多拿5万元。后来贷款迟迟不下来，李德威就向袁光佩要保证金。袁光佩一开始没有退还保证金，过了2、3个月，李德威发现有诈骗嫌疑准备报案，后来袁光佩分两次把10万元打给李德威，一次是2万元，一次是3万元。关于后来所说的让任昭熹打的5万元，这个情况他不清楚。任昭熹质证后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审理的法律事实是任昭熹是否有权要求李德威返还相应的不当得利的款项，而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是袁光佩与李德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此该证据和本案审理事实之间并没有关联性。即便其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也无法对本案起到证明力的作用。李德威则认为张某的证词恰恰证明了袁光佩与李德威之间存在着借贷关系，袁光佩指令任昭熹打5万元款项到李德威账户上的行为，应该认定是归还借款的行为。李德威提供证人蔡某的书面证言，证明袁光佩与李德威存在借贷关系。任昭熹质证后认为，证人应当依法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而蔡某以提供调查笔录和录音视频的这种方式作为证人证言违反了法律规定，证据形式合法性存在问题。
二审中，任昭熹提供一份情况说明及其与袁光佩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该笔款项借给李德威之后，到期没有归还，任昭熹除了起诉李德威，还向袁光佩索要过该笔款项。李德威质证后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李德威提供了一份判决书的邮寄快递单，证明其上诉没有超过上诉期，任昭熹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李德威提交上诉状的时间不能确定，请求法院核实。经查，判决书邮寄快递单上载明李德威收到邮件的日期为2017年11月17日，李德威上诉状上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30日，其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内提出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任昭熹提交的借条、支付宝付款凭证、转账截图、邮寄快递单、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德威取得涉案5万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由此可知，不当得利的构成须满足：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审中，李德威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结合任昭熹提供的其与袁光佩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袁光佩与李德威之间存在着借贷关系，袁光佩指令任昭熹打5万元款项到李德威账户上的行为，应该认定是归还借款的行为。本案中不存在任昭熹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任昭熹支付上述款项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与此同时，李德威二审中已举证证明其收取案涉5万元款项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因此，任昭熹主张其与李德威之间存在5万元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依据不足。李德威的上诉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李德威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1045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任昭熹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900元，由任昭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600元，由任昭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羊 震
审判员 洪 霞
审判员 王长春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王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