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柳市民二终字第12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崇明。
委托代理人：张继华，广西闻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文甫。
委托代理人：兰海，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崇明因与上诉人黄文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人民法院（2012）江民初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崇明的委托代理人张继华、上诉人黄文甫及其委托代理人兰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15日，郑崇明与黄文甫签订《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中约定：黄文甫将捞沙船一艘（船号暂定为柳城186号）作价630000元（包含黄文甫原办理船舶证所交的手续费用15000元）卖给郑崇明，郑崇明在签订协议当日支付550000元船款给黄文甫，余款80000元于15日内付清，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捞沙船所产生的费用由郑崇明承担，所产生的利润归郑崇明所有，黄文甫负责协助郑崇明办理船舶过户手续。同日，郑崇明、黄文甫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郑崇明所欠黄文甫80000元船款于2004年7月10日前付清，若超过期限则按每日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但最迟不能超过一个半月，从2004年6月16日起，所发生一切费用及利润全部归郑崇明所有。协议签订后，郑崇明分别于签订协议当日、2004年6月11日、同年9月9日、同年10月8日、同年11月11日、2005年1月4日支付420000元、60000元、20000元、25000元、20000元，30000元，合计575000元船款给黄文甫，尚欠55000元未付，黄文甫催索未果，遂于2005年3月25日诉至该院，请求郑崇明支付尚欠船款55000元及违约金54797元。该案在审理过程中，郑崇明、黄文甫双方在一、二审的陈述和辩论时均认可因尚未付完款和正在办理船舶手续、未交办证费等原因，船舶尚未交付；黄文甫还主张付清船款后才交付船舶符合一般交易惯例。后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后判决，郑崇明支付给黄文甫尚欠船款55000元及违约金54797元。判决于2006年1月14日生效后，郑崇明在十日履行期限届满后仍未支付上述债务给黄文甫，黄文甫遂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郑崇明支付上述债务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院依法冻结了郑崇明的银行账户，并于2012年8月13日扣划了209862元。郑崇明认为其已付清船款，但黄文甫仍未交付船舶，遂以黄文甫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诉至该院，并提出上述诉请。本案审理过程中黄文甫主张其已将船舶交付给郑崇明。
另查明，柳州海事局未办理过“柳城捞沙186号”船登记手续。船舶一般以长、宽、吃水深度作标记，未在海事部门登记的船号由船主自定和变更。郑崇明于2004年下半年在柳江县水利局办理过河道采砂许可证及交纳河道采砂押金，其名下的船舶于2004年、2010年多次在柳江县、柳城县河道违法采砂被处行政处罚，2010年下半年，郑崇明名下的一艘捞沙船因违法采砂被柳城县国土资源局。海事局等单位联合执法炸毁；但上述行为均不能证明是本案争议的“柳城捞沙186号”船。庭审时黄文甫主张郑崇明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未能举证证明。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违约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郑崇明、黄文甫于2004年6月15日签订的“柳城捞沙186号”捞沙船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自该院扣划郑崇明的209862元时起即视为郑崇明已依约支付了总价款，黄文甫亦应将船舶交付给郑崇明。关于黄文甫是否交付本案争议船舶的问题，因黄文甫在原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审、二审庭审中自认未将船舶交付给郑崇明，由此可认定至2005年11月25日该案二审开庭时黄文甫仍未将本案争议船舶交付给郑崇明，之后其是否交付船舶应由其举证。黄文甫以捞沙船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从2004年6月16日起，所发生一切费用及利润全部归郑崇明所有”证实其已于2004年6月16日将争议船舶交付给郑崇明，属证据不充足，理由不充分，且与其在原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审、二审庭审中的自认相矛盾，该院不予采信。黄文甫还提供违法通知书、询问笔录及炸毁船舶照片等证据以证实其已交付本案争议船舶，该船舶已由郑崇明实际控制，但上述证据未载明被处罚及炸毁的船舶系本案争议船舶，而郑崇明则以被处罚炸毁的船舶是“柳江捞沙389号”，而非本案争议船舶为由抗辩，因本案争议船舶未办理登记手续，该院依职权仍无法查明被炸毁船舶的编号，故该院对黄文甫这一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黄文甫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交付本案争议船舶给郑崇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黄文甫在庭审中主张本案争议船舶交付给郑崇明使用后因郑崇明自身的原因已被炸毁，表明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郑崇明主张解除上述协议，该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黄文甫应返还给郑崇明已付船款本金63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利息计算应为各笔付款从付款次日起计算至起诉日2012年9月5日，其中该院已生效的（2005）江民初字第111号判决书确定的55000元应从该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即2006年1月24日开始计算。具体计算如下：l、420000元船款，从2004年6月16日计算至2012年9月5日，利息为230791.05元：2、60000元船款，从2004年6月22日计算至2012年9月5日，利息为32912.55元；3、20000元船款，从2004年9月10日计算至2012年9月5日，利息为10714.85元；4、25000元船款，从2004年10月9日计算至2012年9月5日，利息为13277.56元：5、20000元船款，从2004年11月12日计算至2012年9月5日，利息为10510.45元；6、30000元船款，从2005年1月5日计算至2012年9月5日，利息为15490.28元；7、55000元船款，从2006年1月24日计算至2012年9月5日，利息为24808.44元。以上利息合计338505.18元。郑崇明诉请黄文甫支付利息276777元，未超过上述数额，该院予以支持．郑崇明的其他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文甫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因协议未约定黄文甫交付船舶的期限，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郑崇明付清船款并要求黄文甫交付船舶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据此，郑崇明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黄文甫这一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郑崇明与黄文甫于2004年6月15日签订的《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二、黄文甫返还郑崇明已付船款630000元；三、黄文甫支付郑崇明船款利息276777元；四、驳回郑崇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455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15975元（郑崇明已预交），由黄文甫负担。黄文甫所负担的诉讼费用连同本案债务一并支付给郑崇明。
上诉人郑崇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矛盾，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黄文甫未向郑崇明交付船舶，并认定黄文甫应当向郑崇明返还购船款，但是在应当返还的购船款的金额认定上有误。郑崇明事实上已经向黄文甫支付了购船款784862元，支付利息损失276777元，但一审法院只判决黄文甫返还的购船款为630000万元，返还已付的利息损失276777元，而对于郑崇明因在2005年尚欠购船款55000元所支付给黄文甫的209862元利息损失未作处理，必然给郑崇明造成损失。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黄文甫向郑崇明返还购船款78486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76777元。
上诉人黄文甫针对郑崇明的上诉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黄文甫在与郑崇明签订了《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之后，即向郑崇明交付了船号为“柳城捞沙186号”的船舶。郑崇明诉请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购船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郑崇明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黄文甫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郑崇明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果按照郑崇明所主张的双方在签订《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之后，黄文甫一直未交付船舶，那么郑崇明至少应当在（2005）柳市民三终字第269号案判决生效时，向黄文甫提出交付船舶，但直到黄文甫就该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多次召集双方对购船尾款的支付问题进行调解时，郑崇明仅是承诺到期还款，从未向黄文甫提出过要求交付“柳城捞沙186号”船舶的请求，郑崇明在已经支付了大部分购船款，且被法院判决付清剩余款项的情况下，如果船舶尚未交付，郑崇明应当早就提出交船，但是其一直未主张，直到2012年9月才起诉称黄文甫未交船，是明显有违常理的。
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黄文甫在一审时提交柳江县水利局于2006年2月21日出具的证明，证实“柳城捞沙船186号”郑崇明2004年下半年在柳江县水利局办理过河道采砂许可证及交纳河道采砂押金，该证据已充分证实黄文甫早已将“柳城捞沙船186号”船舶交付给了郑崇明，黄文甫已完成其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却在2013年2月27日依职权到柳江县水利局调取的证明称：郑崇明2004年下半年在柳江县水利局办理过河道采砂许可证及交纳河道采砂押金，但是，不明确郑崇明系为“柳城捞沙船186号”办理过河道采砂许可证及交纳河道采砂押金。柳江县水利局对同一个案件事实出具了结论不同的两份证明材料，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给黄文甫一定的时间重新举证证实自己的观点，但法院剥夺了黄文甫举证的机会，在复庭后立即下判，是严重偏袒郑崇明的行为。
三、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的认定错误，且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举证分配原则。首先，证人韦某某、莫某某在一审时已出庭作证，证实黄文甫已于2004年6月16日将“柳城捞沙186号”船舶交付给了郑崇明，但一审法院对其证人证言不予认定，造成判决严重错误。其次，一审法院以黄文甫在2005年诉请郑崇明支付购船尾款案的一、二审庭审中对未交付船舶的陈述作为依据，认定截止2005年11月25日，黄文甫仍未将本案争议船舶交付给郑崇明，该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在支付购船尾款案中，当时的一、二审判决均未对“柳城捞沙186号”船舶是否交付进行认定，且在那个案子中，黄文甫本人并未出庭，代理人的说法黄文甫根本不知晓，这一事实应当由黄文甫亲自确认，不能以其代理人的说法作为定案的依据。最后，郑崇明一直坚称在2004年和2010年因多次违法采沙被行政处罚的船舶是其名下的“柳江捞沙389号”船舶，但是却未能提供关于该艘船舶来源的任何相关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郑崇明应当举证证实其没有收到“柳城捞沙186号”船舶，而一审法院在未能查清关于是否存在“柳江捞沙389号”船舶的情况下，就判决认定黄文甫没有交付船舶，是错误的。
四、本案的事实是，黄文甫在2004年6月16日就已经向郑崇明交付了“柳城捞沙186号”船舶，对于该事实，黄文甫提供了当时知道情况的相关人员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应当对这些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郑崇明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郑崇明针对黄文甫的上诉口头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符合法律的规定，程序合法。二、证人韦某某夫妇与黄文甫是亲戚关系，并且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不采信证人证言的作法是正确的。三、“柳城捞沙186号”船舶与“柳江捞沙389号”船舶没有关系，黄文甫并没有交付船舶给郑崇明，黄文甫应当对其已交付船舶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四、黄文甫二审提交的录音资料形成于2006年，黄文甫将该录音资料保存至今与常理不符。五、黄文甫在起诉支付购船尾款案的一、二审答辩和庭审中都明确表明其未向郑崇明交付船舶，原因是郑崇明未支付完购船款。因此，黄文甫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崇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提供的证据是2010年9月15日的《公文处理笺》，拟证明“柳江捞沙389号”船舶与本案无关，与“柳城捞沙186号”船舶不是同一艘船舶。
上诉人黄文甫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一审对郑崇明在2004年和2010年受到行政处罚的其名下的一艘船的船号未作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黄文甫已按合同约定向郑崇明交付了“柳城捞沙186号”船舶，郑崇明所受到的行政处罚正是因“柳城捞沙186号”船舶违法采沙引起的。黄文甫提供如下新的证据：
1、2013年5月13日柳州海事局出具的《说明》，拟证明郑崇明提到的“柳江捞沙389号”船舶未进行船舶登记，根本不存在该艘船舶；
2、郑崇明与周某某之间的电话录音资料，拟证明黄文甫已将“柳城捞沙186号”船舶交付郑崇明，郑崇明在2006年欲将购买的“柳城捞沙186船舶”进行转让；
上诉人黄文甫申请证人周某某、覃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电话录音资料的真实性；申请证人赖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郑崇明聘请赖某某在“柳城捞沙186号”船舶上掌舵，郑崇明向其支付工资，黄文甫早已向郑崇明交付了“柳城捞沙186号”船舶。
经质证，上诉人黄文甫对上诉人郑崇明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郑崇明对上诉人黄文甫提交的证据1认为虽然“柳江捞沙389号”船舶没有进行登记，但是不能否认该船舶的存在；对证据2认可录音资料中其本人的声音；对证人周某某某某的证言认为证人没有看到黄文甫向郑崇明实际交付了“柳城捞沙186号”船舶，无法证实船舶已经交付；对证人赖某某陈述的其负责在“柳城捞沙186号”船舶上掌舵，郑崇明向其发放报酬，郑崇明不在时，外号“冬瓜”的管理人代郑崇明向工人支付报酬，管理人定期向郑崇明上交采沙所得利润等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黄文甫仍实际控制“柳城捞沙186号”船舶，并未向郑崇明交付，韦某某和赖某某代表黄文甫管理船舶，“柳城捞沙186号”船舶当时处于由郑崇明和黄文甫共同管理的状态。本院认为：上诉人郑崇明提交的证据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与之核对，既无法证实“柳江捞沙389号”船舶的存在，也无法证实郑崇明是该船舶的所有权人，本院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上诉人黄文甫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实船舶所有权登记中并没有“柳江捞沙389号”船舶的相关登记记录；证据2与证人周某某、覃某某的证言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证人赖某某的证言予以认可，根据郑崇明与黄文甫签订的《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约定，协议签订后，由韦某某夫妇在船上负责一个半月的捞沙工作。韦某某夫妇在一审亦出庭作证陈述了其仅在“柳城捞沙186号”船舶上工作了一个月就离开的事实，而郑崇明对其提出的与黄文甫共同管理“柳城捞沙186号”船舶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证人赖某某某某的证言均证实了郑崇明请人对“柳城捞沙186号”船舶进行管理，并获得一定的采沙收益，郑崇明支付该船舶管理人和工人的报酬。
对上诉人黄文甫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第三条：“甲（黄文甫，下同）乙（郑崇明，下同）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捞沙船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所产生的利润归乙方所有。”及《补充协议》备注一栏“从2004年6月16日起，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及利润全部归乙方所有”的约定，结合黄文甫在一、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均证实郑崇明对“柳城捞沙186号”船舶进行管理，并获得了采沙收益。郑崇明应对其提出的其另外有艘船号为“柳江捞沙389号”的船舶以及“柳江捞沙389号”船舶在2004年和2010年因违法采沙受到行政处罚承担举证责任，现郑崇明未能举证证实其所称的“柳江捞沙389号”船舶的存在，亦未能提供其它反驳证人证言的证据，故郑崇明主张其另有一艘捞沙船于2004年和2010年受行政处罚，且该船在2010年下半年被相关行政部门联合执法炸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除对此事实查明有误外，其它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郑崇明与黄文甫签订的《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形式和内容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文甫是否已经向郑崇明履行了交付“柳城捞沙186号”船舶的合同义务。
黄文甫在向郑崇明追索购船尾款案的一、二审中，虽然作了船舶尚未交付的陈述，但对于本案而言，其在另案中的陈述不能构成本案的自认，其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本案。本案中，黄文甫提供的证人证言与郑崇明本人的陈述基本吻合，证实了双方在签订购船合同后，郑崇明已对“柳城捞沙186号”船舶进行实际管理，并由此获得了采沙收益，而郑崇明一方面对其提出的双方仅是对“柳城捞沙186号”船舶共同管理，共享利润，黄文甫仍实际控制该船舶但未向其交付，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郑崇明在另案中被法院判决支付购船尾款后，长达六年的期间内未向黄文甫主张交付船舶有违常理；另一方面，郑崇明的一艘捞沙船曾被相关部门于2010年执法时炸毁，其无法举证证实其名下另外有采沙船舶，由此可以推定被炸毁船舶就是本案争议的船舶。据此，足以认定黄文甫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向郑崇明交付了购船合同书中约定的船舶。黄文甫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此，郑崇明以黄文甫未向其交付船舶，诉请要求解除双方的《关于捞沙船买卖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返还购船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文甫的上诉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人民法院（2012）江民初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郑崇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55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15975元（上诉人郑崇明已预交），由上诉人郑崇明负担159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55元（上诉人郑崇明已预交14455元，上诉人黄文甫已预交14455元），由上诉人郑崇明负担14455元，退回上诉人黄文甫144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 侦
代理审判员 温清华
代理审判员 申 武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莫妮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