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4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生武，男，1974年9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君伟，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东大街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19号。
负责人曹黎，行长。
委托代理人胡从宝，男，1981年10月19日出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职员。
委托代理人何俊会，女，1975年1月27日出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职员。
上诉人张生武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东大街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东大街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8770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罗珊担任审判长，法官郭菁、孙兆晖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张生武在一审中起诉称：张生武在中行东大街支行处于2006年11月14日办理借记卡，该借记卡的卡号为×××，2014年4月10日00：32此银行卡被别人从ATM机跨省转账两笔钱，并非张生武操作，张生武对此也不知情。金额单笔22000元和20400元，手续费20元，张生武于4月10日早8：54手机开机后看到银行发来的信息，立即向银行查询并反映情况。钱被别人取走时张生�在北京市家中睡觉，有小区监控证明张生武的出入情况，卡一直在张生武身边，从未丢失与转借他人，身份证及银行卡密码也从未丢失。随后张生武于2014年4月10日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樊家村派出所报案，目前还没有结论；张生武认为既然该卡是在中行东大街支行处开立，中行东大街支行有保证存款安全的法定义务，经多次协商未果，故张生武诉至法院，要求中行东大街支行赔偿42420元，且支付利息10.72元，中行东大街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已经决定对张生武被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故该院对本案不宜继续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张生武可视该案结果再行决定依法行使其相应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张生武的起诉。
张生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一、张生武请求中行东大街支行支付存款与中行东大街支行存款被骗系两个独立的法律事实。利用银行储蓄卡骗取银行存款的犯罪行为系针对银行的犯罪行为，而非针对存款人的犯罪行为，因为银行支付的对象不是真正的存款人，故银行支付存款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适当履行行为。本案中张生武有证据证明，张生武的借记卡中的存款属被异地骗取。因此，张生武以储蓄存款合同为基础请求中行东大街支行支付存款，存款被骗取只是中行东大街支行对抗张生武支付请求的一种理由，并不否认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存在，亦不能阻却储蓄存款合同的履行。
二、张生武借记卡�骗案本应由中行东大街支行报案，诈骗案中的受害人应为中行东大街支行，而非张生武。张生武之所以报案，完全是为了配合中行东大街支行展开调查。事发当天，张生武第一时间去中行东大街支行处协商解决，经和值班经理协商，为了配合中行东大街支行调取对方的储户资料，张生武才协助中行东大街支行到派出所报案，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以便中行东大街支行调取对方储户资料，为中行东大街支行下一步调查提供依据。张生武与中行东大街支行之间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储户的现金从交付银行之时起，该现金所有权人即变为银行，而非储户，而储户与银行之间形成一种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只负有储户需要取现时支付等额货币的义务，而没有返还储户原现金的义务。如果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盗取了银行柜台或取款机里的现金，盗取的只是银行的现金，而非储户的现金，故该刑事案件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所以本案不应适用“先刑后民”的规定。
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刑事受理与刑事立案系两个不同阶段的概念，受理并不意味着立案侦查，原审法院将刑事案件受理等同于刑事立案侦查，显属错误。
四、退一步讲，即使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该刑事案件是否审结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存款关系和骗取存款作为独立的两个事实，分别处理的后果不会发生冲突。本案的处理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法院不支持张生武的请求，则骗取存款的人应当向张生武承担民事责任；二是法院裁判支持了张生武的诉讼请求，则中行东大街支行取得向骗取存款的人进行追偿的权利。因此，存款民事纠纷的现行处理，不会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不会导致权利保护的不周。因此，本案应进行实体审理，根据案件审理情况，或支持或驳回张生武的诉讼请求，而不应以裁定方式驳回张生武的起诉。
五、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而非第十一条之规定。该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到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因刑事案件与本案系两个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应该适用该条规定继续审理本案，而不应裁定驳回张生武的起诉。
六、原审法院武断地以先刑后民为由驳回起诉，不仅不利于保护张生武合法权益，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思想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亟待明确的法律政策问题—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八部分审理金融案件要注意的问题中指出：“金融机构在向电子化服务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案件。例如，在储蓄存款案件中，金融机构以取款人凭其设定的密码和伪造、变造的存折，在异地以通兑的方式将存款取走而拒付存折持有人凭真实存折取款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依法维护金融机构的信用、保护存款人合法利益，按照严格责任原则，准确认定金融机构的责任承担。存款人以真实存单（存折）向金融机构主张权利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责任。金融机构以存款已正确兑付或者因存款人的过错而被诈骗为抗辩事由的，应负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仍应承担兑付责任。存款人与金融机构对存款被诈骗均无过错的，则金融机构仍然应当承担兑付或者赔偿责任；存款人与金融机构对存款被诈骗均有过错的，则依照过错大小，各自对存款损失承�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驳回张生武起诉行为与上述讲话精神明显相悖。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责令原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中行东大街支行服从一审法院裁定。其针对张生武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张生武认为借记卡内的款项所有权转为银行所有，是不正确的。借记卡内的款项实际上是特定化存款，是储户的资产，张生武主张的犯罪嫌疑人盗取银行资产是不正确的。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裁定合法有效。在储蓄合同关系中，是要判断哪一方存在过错，对方无法证明我方有过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发生地在哪里，是否授权他人办理。再有银行卡取款，需要卡和密码。现在中行东大街支行无法确定卡是伪卡，但是密码应该是持卡人知晓，根据银行卡管理办法来看，应当由张生武承担。最后对于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中行东大街支行认为是张生武个人的理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生武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认为：张生武持有其在中行东大街支行办理的借记卡，基于卡内款项发生的交易行为，主张并非其本人操作，系被他人使用伪卡盗刷。现张生武以此为由要求中行东大街支行赔偿损失。但是由于借记卡持卡人在ATM机上“凭卡凭密码”操作使用的特点及根据目前所查明的事实，尚缺乏进一步证据证明张生武的主张。且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发生在2014年4月10日的涉案借记卡交易行为，系他人制作了伪卡并进行交易，而该部分事实的认定需以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为依据。因此，张生武应待该部分事实清晰后再行解决与中行东大街支行之间的纠纷，一审法院现阶段裁定驳回张生武的起诉，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张生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罗 珊
审 判 员 郭 菁
代理审判员 孙兆晖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