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定民初字第21号
原告邓某，男，1955年1月6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国营南海农场第二作业区四队人，住该队，身份证号码：略。
委托代理人邢某，海南某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某，海南某律师事务律师。
被告中国某公司，住所地：略。
负责人王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某，海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某，中国某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吴某，男，汉族，1982年4月13日出生，海南某供电局职工，住定安县定城镇山椒社区文明路113号，身份证号码：略。
委托代理人陈某，海南某建筑工程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爱立信某公司，住所地：略。
负责人韩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某，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朱某，爱立信某公司员工。
被告海南某供电局，住所地：略。
负责人周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二某，海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符某，海南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邓某与被告中国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吴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被告联通公司于2014年1月2日向本院书面申请追加爱立信某公司（以下简称“爱立信公司”）、海南某供电局（以下简称“供电局”）参加诉讼，本院于2014年1月17日通知爱立信公司、供电局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4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邢某，被告联通公司委托代理人林某，被告吴健委托代理人陈某，被告爱立信公司委托代理人杨某、朱某，被告供电局委托代理人王二某、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9月8日，联通公司的通信基站需要砍青维护，基站负责人彭飞在得到联通公司负责人批准后，便将砍青项目工作以1000元的价格发包给黄竹供电所负责人即吴健承接，同时彭飞负责现场工作。吴健找来原告等三人进行具体砍青工作。原告在砍伐中从树上摔下受伤，入院后经诊断为颈骨骨折，脱位合并脊髓损伤、四肢瘫，住院治疗中原告向亲属朋友借款向医院支付医疗费押金拾万元，并且医疗费每天都在发生，此期间各被告分文未付，现原告已负债累累，欠医院治疗费已超过十万元，后续治疗尚需大额费用现已无力垫付。联通公司作为基站产权人及发包人，明知吴健没有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却将砍青项目违法发包，存在明显过错，由于联通公司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原告受伤的严重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联通公司和吴健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法庭依法追加的供电局和爱立信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请法庭依法确认。原告至今尚在治疗中，现仅就已经发生的医疗费339964.75元进行主张，其他损失及主张的项目待原告医疗终结时另行起诉。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判令被告联通公司和吴健连带共同向原告赔偿医疗费339964.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联通公司辩称，一、供电局和吴健对邓某的人身损害后果是否应承担责任？供电局是否承担责任，前提是“吴健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代表供电局雇请邓某等人砍青？本案的以下事实清楚表明：吴健是代表供电局雇请邓某等人砍青的。（一）联通公司和爱立信公司（代维）对砍青一事，第一时间是找供电局来处理，最终联系上吴健也是受供电局（莫南江）的指引找到吴健。可见，联通公司和爱立信公司一直相信吴健是代表供电局来执行砍青事务的，而不是基于对吴健个人的信任而将砍青事务交给他。（二）从吴健本人和供电局在事故发生前后的表现看，供电局和吴健本人以及邓某一直认为砍青的事务是吴健的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请合议庭注意以下事实：1、吴健是在上班时间领工从供电所出发到施工现场的；2、吴健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向供电所的领导作了汇报；3、供电所长当时派人到事发现场拍照，并用供电所的皮卡车将邓某的摩托车拉回。供电所既然明确了工作时间拉私活是禁止的，我方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供电所要让联通公司联系吴健砍青？第二、为什么吴健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第三、为什么供电所要第一时间去处理邓某的受伤事件。邓某受伤后，吴健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联通公司，邓某本人也没有联系过联通公司，联通公司在20多天后才知道邓某受伤一事。为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以上当事人根本就没想过，这是联通的事情。（三）有证据表明，砍青当日，吴健和其雇请的工人受到供电所的工作调配和工作指令。根据王玉熙等人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吴健当日共找了四个工人砍青，其中三人负责联通所属路段砍青，而王玉熙和吴键却在另一条属供电局管理的线路作业。以上表明，这几个工人的分工和作业受到了供电所的调配，吴健不可能是在干私活！虽然供电局和吴健以及几个工人事后都作出了一致的证词说：“此事与供电局无关！”但这不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这是基于吴健本人是供电局职工以及几个工人与供电所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作出了对供电局有利的证词。
联通公司不应承担砍青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一）联通公司电力线路砍青工作属于爱立信公司承揽的工作范围，爱立信公司应对所承揽的维护工作中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联通公司与爱立信在《综合代维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砍青是属于代维范围。7.2.13款和合同附件中《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规定代理维护工作中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责任由爱立信公司全部承担。合同的1.3款明确约定合同性质是承揽合同而非委托代理合同，合同性质不因使用“委托”、“代维”等字样而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根据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爱立信公司应对所承揽的维护工作中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二）砍青事务由爱立信公司发包给供电所。在委托砍青前，彭飞和联通公司的陈明铸对砍青的价格和支付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后，彭飞代表爱立信公司与吴健联系，委托供电局（吴健）砍青，彭飞支付1000元是其履行与联通公司的代维协议的行为。因此，供电局是接受了爱立信的委托，而不是接受联通公司的委托。对于砍青的费用和代维费用由联通公司与爱立信公司根据《代维合同》进行结算。
即使雇人砍青是吴健的个人行为，也不应由联通公司或爱立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吴健是个人行为，那邓某接受的是吴健的雇请，吴健对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雇主责任。需要强调的是最高院关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司法解释不能适用本案。因为砍青是普通作业事务，并不需要特殊的资质，吴健完全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因此，不应由发包人或分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邓某不注意安全生产，有一定的过错，应分担一定的损害责任。
被告吴健辩称，一、邓某人身损害与吴健不存在因果关系。吴健是受联通公司的托咐找到王玉熙，讲明联通公司基站负责人彭飞以1000元的报酬，让王玉熙帮联通公司为其基站线路砍青，以保持线路正常通电而保证基站正常工作。吴健认为此事与联通公司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能证明此事的有联通公司基站负责人彭飞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吴健本人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也有类似的供述。询问笔录中多次出现“帮”字，一个帮字足以证明吴健、岑运珊、吴孔正、王玉熙帮联通公司有报酬的清理线路。二、发生邓某因清理线路而受损害，也是邓某忽略安全而造成。邓某是有正常行为能力人，应该意识到工作时注意安全，排除不安全的隐患，更不应把吴健在工作前曾强调交代“大树的树梢最好不能爬上树顶砍树梢”的安全警示当作耳边风，岑运珊、吴孔正的询问笔录可证明。综上，吴健只是帮联通公司通过王玉熙召集其他人有报酬的帮工，邓某的损害应由联通公司及邓某承担，与吴健没有关联，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邓某诉请吴健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被告爱立信公司辩称，一、爱立信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对邓某的人身损害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首先，邓某不是爱立信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与其形成任何形式的雇佣关系。爱立信公司根本就不认识邓某，且自始至终都没有与邓某有过任何形式的接触和联系，更没有具体安排和批示邓某从事任何劳务活动。其次，爱立信公司并不是本案的业主或发包人，邓某的劳务费也并非由爱立信公司支付，而是由本案的业主即联通公司最终支付。最后，邓某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并非由爱立信公司的任何过错或侵权行为引起。需要说明的是，爱立信公司确实与联通公司签有综合代维合同，由爱立信公司对联通公司的通信网络提供日常的检查和维护服务，但这一事实与本案没有关系，爱立信公司不应因向联通公司提供代维服务而遭致任何法律责任。
邓某的损害赔偿责任应该由供电局承担，同时邓某亦应因自身的疏忽大意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供电局认为其员工吴健存在过错，其可向吴健个人另行追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邓某被雇从事砍青工作时摔伤，其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联通公司委托的是供电局而不是吴健个人，吴健雇佣砍青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邓某的人身赔偿责任应由供电局承担。具体理由如下：（一）供电局涉案人员的身份和工作职责。本案中莫南江、吴健、王玉熙都是供电局的职工。莫南江是安全管理员、吴健是电工、王玉熙是维修工，他们代表供电局在当地履行供电线路的维修、安全管理的职责。进行砍青是根据莫南江的指示进行，不是自发行为。（二）工作时间、空间。当日吴健一行五个人于2013年9月9日8点钟从供电所出发，到达其负责的工作段进行线路清理作业。除在基站线路段进行砍青作业外，还在供电局的石门沟村等地的线路清理作业。如果吴健履行的是个人行为，为什么要在工作时间而且还要从工作单位出发呢？综合所有证据，并通过常理判断，应该可以认定吴健等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内履行工作职责。（三）是否以单位名义从事活动？吴健是以供电局的名义从事砍青作业，主要判断依据有：（1）吴健是供电局负责安全管理的莫南江以其在供电局的职务身份提供的。（2）吴健接受砍青的委托也是以其所供职单位的职务身份进行的，其在收条上以“供电局吴健”的名义签收即可以证明这点。（3）供电局对吴健雇佣邓某等人砍青行为是知情的或应当知情的。当日事故发生前，吴健等人是从供电局出发前往砍青地点，供电局对所属职工的工作负有管理的职责，因此，根据管理职责，供电局领导对其工作安排知情或应当知情。事故发生后，从吴健在第一时间向供电局的所长王正龙报告及所长亲自参与善后处理等事实，按常理推断吴健本人当时主观意识中并不将此事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所里的工作向上级汇报。（四）联通的主观认识。电线线路砍青是一项高度危险作业，供电局对此有严格安全操作规程，吴健个人不具备单独承揽作业的能力和资质。工作人员根据供电局安全管理员莫南江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吴健砍青是基于对莫南江、吴健代表供电局负责当地线路安全维护人员身份的信任。从常理分析，且根据庭审时陈明铸和彭飞的证人证言，如果莫南江、吴健不是供电局的职工，联通是不可能委托其承揽这种高度危险作业的，也就是说，联通有理由且基于善意地认为，其委托作业的实际上是供电局，而不是吴健个人。
综上所述，吴健的行为应构成职务行为，供电局应该就吴健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如果吴健有过错或违反供电局的内部规范等，供电局可以向其追偿。然而，本案中供电局极力否认其知情或参与其中，这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的，也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希望法庭能够在审查所有证据及庭审情况后综合认定相关事实，依法判定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此外，邓某因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的自身损害，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被告供电局辩称，供电局在本案中不应对邓某的损害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1、本案事故发生路段线路维护责任主体为联通公司。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相对应的其也必然存在管理的职责。联通公司作为涉案线路的产权人，依法应承担该线路运行、维护、管理职责。《供电营业规则》第47条第1款也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本案事故发生地段线路产权属于联通公司，应由其自行负责运行维护管理。2、依照合同约定，联通公司应承担本案涉案线路的维护责任，并承担维护过程中的安全事故责任。供电局与联通公司于2009年9月28日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该合同第七条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及维护管理责任划分约定：“（一）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1、10KV石龙线山柚山分支线044号杆T接处分为分界点。......（三）各方维护管理责任：1、在供用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依上述产权分界点划分，双方各自负责维护管理自己产权范围内的供用电设施保证安全供用电。在产权归属范围内发生的设备、人员等安全事故及其法律责任，由产权所有者承担。”3、供电局与联通公司就本案涉案线路的维护管理未签订任何委托维护管理协议。根据《高压供用电合同》的规定，联通公司如需要委托供电局进行维护，需订立书面的委托维护协议，然而双方间并未就本案所涉的线路走廊清理达成任何委托维护协议。根据《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及维护管理责任划分约定：（二）委托维护管理协议：用电人委托供电人对其用电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的，需另行订立委托维护管理协议，该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根据约定，联通公司如需将涉案线路的维护管理委托给供电局，双方需另行订立书面委托维护管理协议，作为《高压供用电合同》的附件。但供电局从未与联通公司就涉案线路的维护管理达成任何书面的委托协议，联通公司也从未向供电局有关部门提出委托清理线路走廊的意向，联通公司在线路走廊清理过程中均是单方而直接联系吴健进行清理工作。又，联通公司与爱立信公司于2011年12月27日签订《2011年海南联通综合代维合同（爱立信）》，合同引言部分表述为：甲方（联通公司）就2011-2014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综合代维项目委托乙方（爱立信广州分公司）进行代理维护工作。”说明联通公司作为线路的产权人，对线路有维护管理的责任，并将线路委托爱立信公司承担维护管理活动。4、本案中供电局与联通公司亦未形成任何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联通公司从未就此事与供电局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磋商，并征得同意。联通公司未取得供电局方面的书面授权，甚至未取得供电局方面的口头确认，其主张吴健代表供电局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联通公司是想当然的认为吴健能够代表供电局，则其也应自行承担这种错误认识的后果，而不能由供电局来承担。委托合同中委托方的主要义务是支付委托代理费用，但是本案中，联通公司从未向供电局或者供电所支付过任何费用。联通公司出具的收据上不仅没有加盖供电局或者供电所的印章，相反加盖了黄竹镇永昌五金店的印章。以上证据充分说明联通公司并未与供电局就清理线路走廊达成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的约定，也从未向供电局支付任何委托费用。5、吴健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吴健等五人受联通公司雇佣从事劳务活动与供电局无关。（1）吴健身份为供电所配电班电工。吴健为海南某供电局黄竹供电所的电工，并非供电所的负责人，吴健仅负责日常基本工作，无权代表供电所对外作出任何决定。（2）吴的行为属其个人行为。定安县公安局南海派出所对吴健的询问笔录第二页中，吴健称：“彭飞电话联系我，说想请我帮他雇几个人去清理大芒村路口内侧线路走廊的树木，他出资1000元给我作为雇工的费用。”说明联通公司和爱立信公司在进行清理线路走廊内树木的过程中，从未与供电局进行联系，也未告知供电局，而是私下雇请吴健等人。且根据定安县公安局南海派出所对吴健的询问笔录，吴健在接受询问时均称其帮联通公司找人清理线路走廊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施工工人也是吴健私下邀请，与公司无任何关系。定安县人民法院对王玉熙的询问笔录中，王玉熙称：“因此那一条线路是联通公司的，所以联通公司出钱叫我们来清理。”进一步证实了联通公司私自找人清理线路走廊，供电局在事前完全不知情的事实。吴健是在本次事故发生后才向黄竹供电所汇报此事，吴健所收取1000元费用也是由参与砍树活动的五人平分。在联通公司提供的吴健领取1000元费用的收据上加盖的是黄竹镇永昌五金店的印章，上面仅有吴健个人的签名，并未加盖供电局公章，该收据不是由供电局提供的，收据的支付场所也并不是在供电局，费用也并非由供电局收取，本案与供电局无任何关系。以上充分说明本案中吴健接受联通公司的委托召集人员清理线路走廊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供电局无关。6、供电局无需对吴健的个人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联通公司作为该线路的产权人，依法应当承担维护责任；联通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签订代维协议，委托爱立信公司对该线路进行维护，形成对该线路维护的合同义务；而供电局既非产权人，也从未与联通公司或爱立信公司就线路的维护达成任何协议。爱立信公司驻定安基站维护负责人彭飞直接联系并雇请吴健，将清理线路走廊的工作交由吴健个人。整个过程中，吴健均以其个人名义和彭飞联系，也是以个人名义找人清理线路走廊，所得收益也归其个人所有。由此可见，供电局与该线路走廊的清理工作，既不存在法定的义务，也不存在合同义务；而吴健的行为既非受单位委派，亦非履行工作职责，供电局不应成为本案被告，更不应当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综上，供电局并非事故发生路段线路的产权人、管理者，又从未与联通公司或爱立信公司就线路的维护达成任何协议，对本次事故，供电局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8日，联通公司龙塘田基站线路走廊接地，供电局黄竹供电所便对该线路进行停电，该所安全管理员莫南江电话联系联通公司的陈明铸，并告知线路有故障已经停电，需要清理线路走廊，陈明铸征询莫南江能否帮忙处理线路走廊，莫南江说可以联系吴健（黄竹供电所电工）协商处理，然后提供吴健的电话号码给陈明铸。尔后，陈明铸就电话告知基站代维人员彭飞（爱立信公司职员）并告知吴键的电话，让彭飞与吴健联系处理线路走廊清理事宜。当天，彭飞便打电话给吴健，双方协商好砍青费用是1000元并报经陈明铸同意，接着，吴健又联系到王玉熙，让王玉熙负责找工人，王玉熙便找到邓某、吴孔正、岑运珊等三人。2013年9月9日上午8点，吴健、王玉熙、邓某、吴孔正、岑运珊等五人在吴健带队下，从黄竹供电所出发前往工地，到达后分两个组，吴健与王玉熙一个组，前往供电局在石门沟的工地，邓某与吴孔正、岑运珊一个组，在联通公司龙塘田基站砍青清理线路走廊，在砍青中，邓某爬上树上砍树梢，从树上摔下来，吴孔正和岑运珊发现后，便立即打电话通知吴健，吴健和王玉熙便从石门沟工地赶过来，四个人一起将邓某抬到路边等车，尔后，邓某被家人送往黄竹卫生院后又送往定安县人民医院，因伤情严重，当天家人又将邓某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颈椎骨折、脱位合并脊髓损伤、四肢瘫B型。住院期间行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钛笼＋微型钢板内固定术，术后因出现骶尾部褥疮并感染扩大，尔后行骶尾部褥疮扩大清创，肌皮瓣转移术，术后综合多种原因导致转移皮瓣失败后改为换药培养肉芽组织修复创面。邓某于2013年12月27日出院，2014年1月13日再次入院，现尚在海口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邓某两次住院期间的费用尚未与海口市人民医院结账，但根据海口市人民医院出具的病人费用清单显示，2013年9月9日至2013年12月27日总费用为252611.22元，2014年1月13日至2014年4月8日总费用为87353.53元。
另查明，2013年9月9日，吴健等人完成砍青任务后，彭飞垫付砍青费用1000元交给吴健，吴健向彭飞出具一张加盖“黄竹镇永昌五金店”印章、内容为“收到中国联通龙塘田基站高压线路清理费1000元整。黄竹供电所吴健。”的收款收据，尔后彭飞将收款收据拿回联通公司报销。吴健收取1000元砍青费后，与王玉熙、邓某、吴孔正、岑运珊平均分配，每人200元。
再查明，2009年9月28日，供电局与联通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约定：“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及维护管理责任划分。（一）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1、10KV石龙线山柚山分支线044号杆T接处分为分界点。（二）委托维护管理协议：用电人委托供电人对其用电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的，须另行订立委托维护管理协议，该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三）各方维护管理责任：1、在供用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依上述产权分界点划分，双方各自负责维护管理自己产权范围内的供用电设施，保证安全供用电。在产权归属范围内发生的设备、人员等安全事故及其法律责任，由产权所有者承担。......”2011年12月27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签订《2011年海南联通综合代维合同（爱立信）》，将包括基站在内的部分业务委托给爱立信公司维护，其中附件1第1.2.4（一）5项约定：“电力引线通道检查、砍青，对农户新栽种作物也及时处理和上报。”
上述事实，有邓某提交的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住院费用清单、定安县公安局南海派出所的六份询问笔录，联通公司提交的代维合同、高压供用电合同、收款收据、询问笔录（与邓某提交的一致），供电局提交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线路示意图、吴健工作证、吴健询问笔录（与邓某提交的一致），本院调取的邓某住院费用清单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为凭，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邓某因砍青受伤的责任应由谁承担。涉及本案砍青方面的事实，没有书面协议，只有当事人或参与人口头陈述，事故发生后，定安县公安局南海派出所对吴健、王玉熙、吴孔正、岑运珊、彭飞、陈明铸、莫南江等六人就砍青的情况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当事人或参与人陈述的事实互相印证，笔录是国家机关依职权所做，客观、真实，应当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供电局提交的吴健、王玉熙、吴孔正、岑运珊、林燕的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到庭，本院不予采信。王正龙、莫南江系供电局的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与南海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南海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本案有关砍青的基本事实是，联通公司龙塘田基站的线路接地，需要进行砍青，黄竹供电所的安全管理员莫南江将吴健的电话号码给联通公司的陈明铸，经陈明铸同意，彭飞与吴健谈妥砍青费用1000元，吴健找到王玉熙召集到邓某、吴孔正、岑运珊共五人砍青，事后联通公司付款1000元，吴健等五人每人平均分得200元。虽然砍青前黄竹供电所安全管理员莫南江进行索线，事故发生后黄竹供电所所长王正龙和莫南江到过现场，但供电所领导自始至终均没有与联通公司具体洽谈砍青事宜，也没有授权其他工作人员与联通公司洽谈砍青事宜，供电所也没有收取砍青费用，没有证据证明砍青是由供电所安排进行的，因此并不能据此而认定砍青是由供电所承接而安排吴健和其他人去完成的职务行为，吴健既没有接受指派也没有经授权，而是私下与联通公司商谈砍青，收取砍青费用也是由吴健个人出具收据，因此应当认定系个人行为。联通公司出钱，吴健负责召集工人并共同完成砍青任务，事后均分砍青费用，因此，应当认定吴键等五人共同接受联通公司雇佣完成砍青任务。
根据联通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代维合同约定，砍青属爱立信公司的职责范围，但本案中，虽然具体出面洽谈砍青的是爱立信公司的彭飞，但彭飞是根据联通公司陈明铸的旨意而进行，事后也由联通支付砍青费用，因此，彭飞的行为并不代表爱立信公司，吴健等人并非由爱立信公司雇佣，本案事故责任与爱立信公司无关，爱立信公司主张其不承担责任，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供电局不是事故线路的产权人，根据合同约定，在产权归属范围内发生的设备、人员等安全事故及其法律责任，由产权所有者承担。所以，根据合同约定，供电局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供电局既没有指派或者授权吴健承揽砍青任务，也没有组织实施砍青任务，更没有收取联通公司砍青费用，砍青行为系吴健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与供电局无关，因此，供电局既没有约定责任，也没有法定责任，不应承担本案事故责任。供电局主张其不承担法律责任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联通公司认为吴健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综上，联通公司作为事故线路的产权人，对外发包线路砍青任务，系雇主，吴健、王玉熙、邓某、吴孔正、岑运珊五人负责线路砍青任务并收取费用，与联通公司形成了雇佣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联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邓某明知爬上树上砍青存在危险但仍然冒险作业，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应当减轻联通公司的责任。综合双方的过错，联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即承担80%的责任，邓某承担次要责任，即自行承担20%的责任。邓某目前尚在住院治疗中，治疗尚未终结，亦没有与海口市人民医院结算，但根据海口市人民医院提供的病人费用清单显示，至2014年4月8日止，两次住院费用共计339964.75元，邓某在本次诉讼中请求先期处理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理由充分，予以支持。联通公司承担的赔偿数额为：339964.75×80%=271971.80元，邓某自行承担20%即67992.95元。
综上所述，邓某请求联通公司赔偿医疗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请求吴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联通公司关于吴健的行为属职务行为应当由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吴健关于其是有偿帮工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理由成立，应予采信；爱立信公司关于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意见，理由成立，应予采信；供电局关于吴健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意见，理由成立，应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邓某医疗费271971.80元；
二、驳回原告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99元，由原告邓某负担1280元，予以免交；被告中国某公司负担511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正亮
人民陪审员 陈崇武
人民陪审员 陈 琳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美莲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审核：符永桢撰稿：潘正亮核对：杨美莲印制：杨美莲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4年5月27日印制（共印1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