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9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龙高路538号8幢二层。
主要负责人：刘育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上海浦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蓓蓓，女，1992年6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茹，山东求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民，北京格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昆港公路429号9区102室。
法定代表人：刘育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上海浦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育贻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蓓蓓、被上诉人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33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育贻分公司与被上诉人育贻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被上诉人周蓓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育贻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蓓蓓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蓓蓓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键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认为民众根据常识理解认定何首乌属于保健品范畴，而对于何首乌是否属于保健品应根据严格的定义界定，不应用所谓模糊的“民众理解”。首先，何首乌并非民众理解的保健品范畴，而是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其目录属于中药材部分。从该定义看，何首乌是药用植物，属于初级农产品；其次，《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文中，何首乌被认定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但已经被明确排除出传统上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之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9条关于食品的定义，不属于该法调整的食品范畴；2.一审法院将何首乌认定为保健品错误。首先，育贻分公司从未直接标注何首乌是保健品，而是作为保健品原料的初级农产品对外销售，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产品没有标注适应人群等说明会带来危害，事实上如果涉案产品不是保健食品却标注为保健食品，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在扰乱市场的同时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其次，育贻分公司在销售平台网页中的产品说明并未超出合理范围，何首乌可以用来作为保健食品的原料来源存在法律依据，作为可以用于保健食品原料的材料，其有滋补疗效，药食同源，且食材和食品概念不同，涉案产品按照初级农产品标签管理，不会引起误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法》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一审法院认为育贻分公司销售明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在销售过程中，育贻分公司咨询、请示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相关部门答复称育贻分公司的销售行为符合规定，即便一审法院认定何首乌是食品，也不应适用上述规定。
周蓓蓓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育贻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育贻公司同意育贻分公司的上诉意见。
周蓓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蓓蓓将购买的何首乌退还给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退还货款7297.5元；2.要求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支付10倍的赔偿金72975元；3.判令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承担运费10元；4.本案诉讼费由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5日，周蓓蓓向育贻分公司购买“育贻药食同源保健类-100g何首乌乌发，抗衰老，滋补良品”695件，单价10.5元，总价7297.5元。
上述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品名为“何首乌”，标注“净含量：100g”、“配料：何首乌”、“原产地：四川成都”、“净含量：100g”、“产地：上海松江”、“保质期：18个月”、“食用方法：依个人喜好食用”。
一审法院认为，周蓓蓓自育贻分公司购买商品并支付货款，育贻分公司向周蓓蓓交付货物，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售的商品应当符合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该法第九十九条对食品安全的含义进行了表述：“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涉案产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相关法律规定：1.“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2.“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其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必须真实，应当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产品的功能和成分必须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生何首乌、制何首乌属于该文件附件二中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民众根据常识理解，一般会将何首乌属于保健品范畴，而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一审中，育贻分公司主张其销售的属于初级农产品，不属于周蓓蓓主张的相关规定中所指的何首乌，首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但是，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应当遵守本法的有关规定”，可知即使是初级农产品也应遵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标签有所要求；其次，因何首乌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且育贻分公司在销售时标识为保健品，故育贻分公司理应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如育贻分公司主张其销售的何首乌不具有药用价值，则应在包装上进行提示，否则以何首乌产品名称的特殊性，极易误导消费者。
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产品标签存在影响食品安全且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关于周蓓蓓要求退货、退还货款并要求育贻分公司给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育贻公司作为总公司，应和育贻分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故周蓓蓓要求育贻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周蓓蓓退还货款7297.5元；二、周蓓蓓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育贻药食同源保健类-100g何首乌乌发抗衰老滋补良品”产品695件（如不能返还按照每件10.5元的单价折价赔偿）；三、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周蓓蓓支付赔偿金7297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本院就本案所涉争议问题书面咨询上海市×监督管理局，该局向我院回函答复称，育贻分公司销售的何首乌经挑拣、定量、包装后为改变其基本自然形状和化学性质，属于食用农产品范畴，未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证发证目录，不需要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及QS标志；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均包含了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销售过程中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周蓓蓓在一审中主张涉案产品为预包装食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相关规定，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就涉案产品是否属于预包装食品争执不下。经本院向上海市×监督管理局调查，该局明确答复涉案产品属于食用农产品范畴，未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证目录，不需要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号及QS标志，同时进一步明确何首乌不属于预包装食品范畴，故根据上海市×监督管理局的认定，涉案产品何首乌不属于预包装食品，应为食用农产品范畴。虽然在卫生部公布的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包括何首乌，但可用于保健食品并不等同于其本身属性为保健食品，且从涉案产品的包装及制作来看，涉案产品系将何首乌进行定量包装，未改变其基本自然形状和化学性质，并不符合将其添加于保健食品中予以销售的情形，且相关管理机关已对涉案产品作出认定，故一审法院根据常识理解将何首乌定性为保健食品范畴缺乏相应依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本案中，周蓓蓓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产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经本院在二审中释明，周蓓蓓坚持其关于涉案产品属于预包装食品的主张，并坚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主张其权利；上海市×监督管理局已经明确认定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在销售涉案产品的过程中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周蓓蓓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产品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故综合以上情形，本院认为，周蓓蓓一审中向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主张的十倍赔偿请求，一审判决对此予以支持不当，本院对该部分予以改判；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在二审中表示同意周蓓蓓的退货请求及返还其10元运费，故本院对周蓓蓓关于退货及运费的一审诉请予以支持；因退货产生的运费，育贻公司、育贻分公司同意承担，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3399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339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三、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给付周蓓蓓运费十元；
四、驳回周蓓蓓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04元，由周蓓蓓负担822元（已交纳），由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分公司共同负担8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8元，由周蓓蓓负担164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上海育贻工贸有限公司分公司共同负担16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路
审判员 石 煜
审判员 杜丽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孙国芳
书记员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