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2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喜彬，男，1972年1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肖凡，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3号。
负责人陈显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雪竹，女，1987年2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3号。
法定代表人陈显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江洪涛，男，1990年1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锐旗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青海大厦31J。
法定代表人杨细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宗丽，女，1984年2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向征，女，1984年2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孙喜彬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24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1月，孙喜彬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3年3月24日入职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宅急送公司），后被安排到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从事快递员工作，月工资标准为3500元。在职期间，我每周工作七天，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没有向我支付双休日加班工资并拖欠我2015年7月份工资2000元。2003年1月至2015年12月、2011年8月至2015年7月，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没有给我缴纳社会保险。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为此，我2015年7月28日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未向我支付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我于2015年8月13日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申请仲裁，我不服该仲裁委之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1、确认我与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连带支付我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周休日加班工资338293.12元；3、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连带支付我2015年7月工资差额2000元；4、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连带支付我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4599.36元；5、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我补缴社会保险；6、案件受理费由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承担。
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辩称：分公司具备用人的主体资格，我单位虽然是宅急送公司的分公司，但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并且是我单位与孙喜彬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孙喜彬自己主张，同时存在两个用人单位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违法的。关于劳动合同的存续期间，我单位认为2014年11月1日以后是我们双方本案争议的开始时间，我单位已经足额支付了2015年7月工资，不存在工资差额的问题。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是由于孙喜彬的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的离职。2014年11月以后单位已经为孙喜彬缴纳了社会保险，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仲裁裁决第一项终止时间认可，起算时间不认可，应是2014年11月1日，用工期间有过劳务派遣，派遣单位为深圳市锐旗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锐旗公司）。仲裁裁决第二项我单位亦不认可，因实际已足额支付，未起诉是因为考虑到诉讼成本，加上金额差距不大。
宅急送公司辩称：同意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意见，我公司与孙喜彬不存在劳动关系。
第三人深圳锐旗公司述称：孙喜彬于2011年11月1日入职我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并于当天被我公司派遣至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工作。双方的劳动合同期满后，由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与其建立劳动关系，故自2014年11月1日起，我公司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要求我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工资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由于孙喜彬在与我公司劳动合同期满后自行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条件，故我公司无需支付。补缴社会保险并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请求贵院不予处理。故请求驳回孙喜彬全部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孙喜彬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以及孙喜彬与深圳锐旗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可见孙喜彬与深圳锐旗公司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内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系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孙喜彬主张该期间内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及宅急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虽主张自2014年11月1日以后与孙喜彬存在劳动关系，但认可收据中盖有北京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发票专用章及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是其公司出具的，根据该组收据的内容可见，2004年7月25日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就开始收取孙喜彬风险金，辞职表亦载明孙喜彬的入职时间为2003年3月24日，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虽主张该入职时间为孙喜彬所写、领导签字时没细看，但该陈述并非合理解释，故可见双方劳动关系成立时间早于双方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时载明的入职时间2008年1月1日，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未就孙喜彬的实际入职时间举证说明，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劳动报酬产生争议，在两年保存期内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结合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29日的事实，法院认为，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与孙喜彬自2004年1月29日起至2011年10月31日止、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5年7月28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孙喜彬在仲裁申请时要求2015年7月的工资差额为600元，但其认可工资表及收到2015年7月工资1373.83元，其提交的证人证言表明没有保底工资、工资与取派件量挂钩，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亦就该月工资构成及提成进行合理举证，故孙喜彬主张按月平均3500元标准计算支付该月工资差额20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宅急送公司及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均未就京丰劳人仲字[2015]第3182号裁决书起诉，故法院对该裁决第二项裁决内容予以确认。孙喜彬虽主张因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让其周休息日加班、欠缴养老保险故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并未就其解除劳动合同当时系该二项原因进行举证，且该公司未欠缴养老保险，加之其书写的辞职表明确载明因家中有事原因决定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对其以周休息日加班、欠缴养老保险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以此为由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孙喜彬要求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法院不予处理，孙喜彬可向有关部门要求处理。因孙喜彬提交的派送清单无宅急送公司或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的签章或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且二公司对其均不认可，故法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孙喜彬未就其加班主张向法院提交充足的书面证据，其证人证言中关于加班的陈述亦无相关证据佐证，结合证人证言中关于小件员的工资与取派件量挂钩的表述，对其要求支付休息日加班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判决：一、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孙喜彬自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自二○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孙喜彬二○一五年七月工资差额六百元；三、驳回孙喜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孙喜彬不服原审判决，持其原诉理由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1、确认我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连带支付我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周休日加班工资338293.12元；3、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连带支付我2015年7月工资差额2000元；4、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连带支付我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4599.36元；5、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我补缴社会保险；6、案件受理费由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承担。
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对原判亦有意见，但未上诉。
宅急送公司及深圳锐旗公司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29日。2008年1月1日，孙喜彬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孙喜彬任小件员，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2010年1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2011年11月1日，孙喜彬与深圳锐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作为合同用工单位在合同上签章，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深圳锐旗公司将孙喜彬派遣至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任受理员，派遣期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在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工作时实行综合工时制。2014年11月1日，孙喜彬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任小件员，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5年7月28日，孙喜彬提交辞职表，该表载明：因家中有事原因，决定于2015年7月28日解除与有限公司于2003年3月2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该表另载明入职时间为2003年3月24日，并有综合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经理及公司领导签字。2015年8月10日，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载明孙喜彬从事小件员工作，于2015年7月28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任何法律和经济关系。孙喜彬2005年12月至2008年1月的社会保险缴费单位为瑞吉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为孙喜彬缴纳2008年2月至2011年7月的社会保险，深圳锐旗公司为孙喜彬缴纳2011年8月至2015年7月的社会保险，其中未缴纳2011年8月至2011年10月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未缴纳2011年8月至2012年12月的失业保险。2015年9月10日，宅急送北京分公司退还孙喜彬安全基金1417元。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于2007年7月至2008年7月、2009年1月至2013年3月期间被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
2015年8月13日，孙喜彬以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宅急送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丰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自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与二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2、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宅急送公司共同支付2015年7月工资差额600元；3、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宅急送公司支付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周休日加班工资358620.96元；4、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宅急送公司共同支付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7500元；5、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宅急送公司共同补缴社会保险。2015年11月2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5]第3182号裁决书，裁决：1、孙喜彬自2004年1月29日起至2015年7月28日止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宅急送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孙喜彬2015年7月工资差额600元；3、驳回孙喜彬的其他仲裁请求。孙喜彬不服仲裁裁决结果，起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审理中，孙喜彬主张月平均工资3500元，2015年7月领取了1400元工资，还差2000元，关于辞职表上的内容是其从宅急送公司的系统里抄下来的，由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让其周休息日加班，欠缴养老保险，故其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孙喜彬就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奖章、荣誉证书，证明这些是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员工才有的奖励，其从2003年开始就在宅急送公司工作；2、2014年3月至5月及2015年2月至7月期间宅急送派送清单，其上显示孙喜彬派送的工作单号、收件人及相关联系方式，孙喜彬主张证明其双休日没有休息，其送的快件收件人有公司也有住家，没有快递公司是周六日休息的，一人负责一个区域，如果在系统里晚点了会扣工资，周六日正常上班，否则货会堆着，如果休息会被罚；3、工商银行及浦发银行工资收入明细；4、收据，其中2007年10月24日、2007年11月21日、2007年10月22日、2008年1月23日、2007年6月22日、2007年8月21日、2007年7月21日、2007年5月1日、2007年5月24日、2007年12月28日的收据显示收到孙喜彬交来的安全基金，收款单位盖章为“北京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4年7月25日的收据显示收到孙喜彬交来的风险金，收款单位盖章为“北京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发票专用章”，2003年11月19日至2004年8月20日期间的7张收据显示收到孙喜彬交来的风险抵押金，收款单位盖章为“北京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亦庄营业所”，2003年8月19日、2003年10月28日、2003年9月22日的收据显示收到孙喜彬交来的风险抵押金，收款单位盖章为“北京双臣一城快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臣一城公司）发票专用章”，2003年6月27日的收据显示收到孙喜彬交来的风险金，收款单位盖章为“北京双臣一城快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孙喜彬主张该组证据表明自2003年6月27日开始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就在每月发工资时收取了其风险抵押金，双臣一城公司是宅急送公司的股东；5、证人证言，证人胡洪涛陈述与孙喜彬在宅急送公司是同事，周六日没有休息，公司没有给加班费，月工资2000多元，工资与取派件量挂钩，证人代老虎陈述与孙喜彬在宅急送公司是同事，周六日没有休息，一个小件员负责一个区域，工资与取派件量挂钩，没有保底工资。
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不认可奖章、荣誉证书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014年3月至5月及2015年2月至7月期间宅急送派送清单；认可浦发银行的工资系由其公司发放，对工商银行的工资明细未提出质证意见；主张收据中盖有北京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发票专用章及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是其公司出具的，其他的和其公司没有关系，双臣一城公司的章与孙喜彬提交的工商信息里的名称不一致，即使是一致的，也是法人股东，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是独立的主体；不认可证人证言，因为证人与孙×，会偏袒孙喜彬。
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主张已经足额支付了孙喜彬2015年7月工资1373.83元，双方主要在提成上争议较大，餐补、通讯补助、企龄工资都是固定的，小件员主要是计件工资，孙喜彬该月有三天事假；公司没有打卡或签到，小件员上班和厅经理报到，厅经理再向人力资源部报到，公司也有周六日上班的特殊情况，如果是百姓包裹，周六日上班很正常的，但公司这种包裹少，如果商务件，大部分公司周六日不上班，不可能取件，公司做商务件比较多，而孙喜彬所在的区域就是商务件，一人负责一个区域，从早八点至晚八点上班，其综合工作的时间也不会超过法定时间，公司对周六日上班没有统一的安排，有的厅点会安排周六日派送，有的不会；关于辞职表上的“2003年”是孙喜彬自己写的，领导签字的时候没有细看。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就其主张提交：1、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工资表，该表载明孙喜彬2015年7月提成工资772.48元，餐补110元，通讯补助100元，企龄补助600元，扣减缺勤工资105.65元，实发1373.83元；2、2015年7月取派明细及提成计算方式，证明孙喜彬2015年7月的732.48元提成工资是如何计算的，公司多发了40元；3、2014年8月13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取派送明细，证明孙喜彬没有周六日取派的明细；4、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考勤表，考勤表显示2015年7月孙喜彬周六日均休息，7月29日至31日均为事假。孙喜彬认可工资表真实性，认可收到工资表上所载数额，不认可上述取派明细及提成计算方式，不认可考勤表。
宅急送公司及深圳锐旗公司表示同意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的举证及质证意见。
本院审理中，孙喜彬称其2003年3月24日入职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亦庄站，后岗位和工作地点有过变化，其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系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应补缴社会保险。对于工资差额、周六日加班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应由宅急送北京分公司与宅急送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工资表、辞职表、离职证明、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收据、京丰劳人仲字[2015]第3182号裁决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孙喜彬主张其2003年3月24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孙喜彬原审提交的证据显示2004年7月25日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就开始向其收取风险金，明显早于双方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的日期，而宅急送分公司未就孙喜彬的具体入职时间进行举证，因宅急送北京分公司系2004年1月29日成立，故原审法院认定孙喜彬自2004年1月29日起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正确。因孙喜彬与深圳锐旗公司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了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由深圳锐旗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将孙喜彬派遣至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工作，上述期间深圳锐旗公司系孙喜彬的用人单位。原审法院另结合孙喜彬2015年7月28日离职的事实，认定孙喜彬与宅急送北京分公司2004年1月29日至2011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处理正确。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根据孙喜彬的辞职表，孙喜彬系因家中有事辞职，而非周休息日加班、欠缴养老保险一节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孙喜彬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正确。关于2015年7月工资差额，考虑到孙喜彬在仲裁申请时主张2015年7月的工资差额为600元，原审中其认可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原审提交的工资表的真实性并认可收到2015年7月工资1373.83元，此外，孙喜彬提交的证人证言亦表明无保底工资、工资数额与取派件量挂钩，宅急送北京分公司对孙喜彬2015年7月工资构成及提成计算进行了举证，故原审法院对孙喜彬按月平均工资3500元标准计算支付该月工资差额2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正确。原审法院考虑到仲裁裁决宅急送公司支付孙喜彬2015年7月工资差额600元后，宅急送公司未起诉，故对该项仲裁裁决内容予以确认，处理正确。关于孙喜彬主张的周六日加班工资，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孙喜彬的举证情况、工资计算方式、工作特点等，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补缴社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据此，孙喜彬就用人单位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一节，应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主张责令补缴。孙喜彬关于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正确。据此，孙喜彬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喜彬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艳
审 判 员 王丰伦
审 判 员 卜晓飞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宋 鹏
书 记 员 付鑫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