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二法厚民一初字第1008号
原告：刘士阔，男，汉族，1970年1月23日出生，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代理人：黄顺全，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孙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元友，男，汉族，1972年5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代理人：袁朝晖，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相玲，女，汉族，1973年2月15日出生，住安徽省霍邱县。
原告刘士阔诉被告李元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25日受理后，依职权追加王相玲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叶汉光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转换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长谭伟明，与审判员叶汉光、人民陪审员方月华组成合议庭，后审判长变更为李阳河，并于2013年9月29日、2014年4月30日和2014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士阔及其委托代理人黄顺全，被告李元友的委托代理人袁朝晖（参加2013年9月29日、2014年7月23日庭审，2014年4月30日开庭未到庭），第三人王相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士阔诉称：原、被告为连襟关系。2003年，被告在广东东莞办厂，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70,000元，约定利息3%，并于2003年8月16日立借据为证。2003年7月被告以合伙办厂为由借款110,000元，于2003年7月25日立收据为证。2004年4月被告以扩大办厂规模需要资金周转再次借款40,000元，约定月息3分，于2004年4月1日立据。2010年被告再次以合伙办厂为由借款500,000元，于2010年3月18日立据。以上共720,000元被告以不同名义借走后，用于在东莞办厂，现拥有资产数千万元。原告每年年底都会向被告催收欠款，但被告均以双方为亲戚，原告现暂不缺钱，而其需要资金扩大办厂规模，待原告将来需要用钱时连本带息一并归还。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原告虽每年催收，但催得不紧。在此期间，原告督促被告清算投资款，被告称自己是个体户，分红不好清算，口头承诺投资款算作借款，约定月利息和借款一样按3分计算。2010年被告再次以扩大办厂规模为由，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约定3年时间付利息600,000元，于2010年3月1日立据。现原告需用款，要求被告还款。被告以汇款等方式将2010年3月1日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全部付清，并收回欠款原件。2013年3月底原告催收720,000元本金及利息时，被告却称已经归还，拒不还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还款7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元友辩称：1.本案为虚假诉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2.从本案涉民间借贷关系而言，不是原告一人的债权，请求追加原告配偶作为第三人;3.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先是2003年至2009年1月期间被告向原告借款累计480,000元，用于建厂启动资金，该款项通过银行账户借款还息。然后在2009年1月至2010年3月，原告夫妻到被告所设工厂工作，与被告协议合伙开设小作坊。至2010年1月，小作坊合作结束经结业核算，共有20余万元盈利，原告夫妻可分到100,000元。经第三人王相玲核算后，将之前所欠的全部本息加上该分红款一并要求被告确认归还。经过被告确认，只确认本金580,000元，同时为了将工厂做大做强，被告当时估算工厂经营能力和还款压力等，在王某、王某1的见证下，提议集中各方资金和技术优势。核算后被告提议由原告夫妻将上述欠款本息及分红款，再追加部分资金凑齐1,000,000元整数，以500,000元作为投资款，500,000元作为借款，另由王某、王某1各出资250,000元。各方确认后于2010年3月18日在同一张A4纸上下部分别出具借条和入股合同书。此时，原告夫妻到位款项仅为580,000元。所以，原告在2010年3月28日、29日合计汇款330,000元，至此共到位910,000元。2010年4月期间，因经营理念等原因，经被告提议并经原告同意，将1,000,000元全部改为借款，三年期，利息为500,000元，并由被告写下总借条，当时双方并无异议。一个月后，经王相玲要求，将利息增加到600,000元，被告写下本息合计1,600,000元的借条交给原告，并收回了上述入股合同书和500,000元的借条。但由于疏忽，之前的借条（即原告提交的220,000元的借条及收据）原告夫妻以原件丢失为由没有交回。事实上，直至2010年9月3日，原告才汇款100,000元给被告，加上其夫妻在工厂工作的工资收入30,000元和现金60,000元，才凑齐1,000,000元的借款本金。最后，至2013年1月，被告已归还了1,000,000元，在2013年1月中旬，原告以被告仍欠其600,000元，急需买房为由，大哭大闹，最终在亲戚的调和下要求被告于2013年3月1日前支付其600,000元利息。由于被告要求原告夫妻到东莞进行交接。原告不肯，因此600,000元的实际还款时间为2013年3月3日和3月12日。即使被告还款，原告仍不将借条原件归还。至2013年4月4日，被告回老家祭祖，王相玲才通过其母亲归还借条，并在复印件上写下“已付王相玲”。在被告要求下，众多亲戚均签名证实全部款项结算完毕。2013年4月7日，王某也签名证明。由上，原告出于非法目的，不顾客观事实，请求法院查明真相，驳回原告诉请。并对原告恶意诉讼伪造事实的行为进行制裁。
第三人王相玲述称：被告所称并非事实，1,000,000元的来由不是如被告所称。
经审理查明：刘士阔的配偶王相玲与李元友的配偶王某2是姐妹，刘士阔与李元友是连襟关系。王相玲、王某2的父母（王某3和李某），共有七个子女，其中王某2是四女儿，王相玲是五女儿，另外，大儿子是王某，大女婿是詹某。
刘士阔主张，李元友因开办工厂需要，分别于2003年8月16日、2004年4月1日向刘士阔借款70,000元和40,000元。刘士阔提交了两张借条以证明其主张，主要内容为确认借到刘士阔70,000元和40,000元，李元友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此外，刘士阔还提交了一张收据和一张入股合同书拟证明李元友曾与刘士阔合伙开办工厂，刘士阔分别投入了110,000元和500,000元，上述款项后均转化为借款。收据的主要内容为确认收到刘士阔投资款110,000元，每年12月30日清帐，按营利分红，到2005年12月30日止，李元友作为经手人在收据上签名，落款日期为2003年7月25日；入股合同书的主要内容为确认收到刘士阔入股EVA射出厂500,000元，全权交由李元友负责经营，股份按最后投资额计算，李元友作为收款人在入股合同书上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18日。刘士阔称，现因其需要购房，资金短缺，故起诉要求李元友归还上述合计720,000元。
李元友承认其自2003年到东莞开办工厂，分多次向刘士阔借款用于经营，但主张双方之间的借款已经全部结清，2010年4月期间，双方对多年以来因借款、投资和入股的资金往来作了结算，最后汇总成李元友向刘士阔借款1,000,000元，并形成借条，主要内容为李元友确认2010年3月1日借到刘士阔现金1,000,000元，三年内付利息600,000元，至2013年3月1日前合计还款1,600,000元，李元友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1日。对此，李元友解释称，因双方确定从2010年3月1日起算利息，故借条上的日期系倒签的。刘士阔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1日的借条载明的1,000,000元借款，与刘士阔本案中诉请的720,000元，属于不同的款项。双方对于2010年3月1日的借条中的1,000,000元借款本息已经结清的事实没有异议。
针对1,000,000元的借条是否包含刘士阔本案中诉请的720,000元的主张，李元友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第一，1,00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下方有“已付.王相玲”等字样，背面有李某、詹某和王某等人作为证明人签字说明据王相玲称，王相玲与李元友之间的借款已全部结清；第二，500,000元入股合同书和500,000元借条，其中入股合同的内容与刘士阔提交的是一致的，500,000元借条的主要内容为2010年3月1日借刘士阔500,000元，三年内付利息250,000元，李元友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1日；第三，借条（王某），主要内容为2010年4月1日借王某250,000元，三年内付利息125,000元，李元友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1日；第四，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该明细系由刘士阔夫妻书写的，统计得出借款本金共680,000元，本息合计783,260元（李元友认为刘士阔夫妻统计错误，实际只有本金480,000元），但没有签署日期，李元友主张书写日期为2010年1月14日；第五，刘士阔、王相玲的工资明细，载明刘士阔、王相玲2010年的工资水平大概为3,000元/月和1,600元/月，李元友认为由此可以反映刘士阔夫妻二人没有在一个月内支付1,500,000元的能力。
庭审中，李元友称，2009年1月，刘士阔夫妻二人从安徽老家到李元友在东莞开设的工厂工作，经过一年时间，双方于2010年1月经核算，刘士阔可分红约100,000元，刘士阔夫妻还自行统计自2003年以来的借款本息约783,260元，形成了前述刘士阔夫妻书写的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刘士阔夫妻当时要求李元友支付上述两笔款项，李元友由于没有资金，与王某、刘士阔等亲戚商议集合资金和优势，以合伙形式将工厂扩大做强，并提议刘士阔可以将上述借款本息约783,260元和分红约100,000元，再自行筹集约100,000元，凑足1,000,000元用于投资，其中500,000元入股，500,000元借款。因此，形成了李元友提交的500,000元入股合同书和500,000元借条。后来，因经营理念的冲突，李元友最终于2010年4月1日与刘士阔等人达成协议，将全部资金作为借款，故形成了1,000,000元的借条，将前述500,000元入股合同书和500,000元借条作废。同时，李元友也与王某达成了借款协议，并形成前述借条（王某）。
对于1,000,000元借条、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和工资明细，刘士阔确认真实性，但认为不能证明1,000,000元借条包括其在本案中诉请的720,000元，且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1月14日，并非李元友主张的2010年1月14日；对于500,000元入股合同书、500,000元借条和借条（王某），刘士阔均不确认真实性，认为李元友可以随意编造上述借条等。由于刘士阔和李元友均提交了500,000元入股合同书，且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一样，双方主张各自持有的是原件，刘士阔遂申请对其持有的500,000元入股合同书是否原件进行鉴定，经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得出刘士阔持有的500,000元入股合同书是印制形成，并非原件的结论。
针对款项的往来，刘士阔提交了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予以佐证，载明于2010年3月28日、29日分别向李元友的银行账户汇款230,000元和100,000元。刘士阔称是用于支付500,000元入股合同书载明的款项，剩余170,000元是现金交付。李元友确认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真实性，但认为是双方商定将500,000元入股合同书和500,000元借条作废，形成一笔1,000,000元的借款时，刘士阔补交尚欠的部分款项。李元友提交了银行明细和银行卡流水明细，银行明细载明李元友、王某2于2012年底至2013年初期间共向刘士阔支付1,200,000元，银行卡流水明细则是李元友的银行账户2007年5月31日至2012年12月25日的交易明细，但没有载明具体的交易相对方。刘士阔确认银行明细和银行卡流水明细的真实性，但认为与其诉请的720,000元无关。
为证明归还借款的情况，李元友向本院申请调取刘士阔于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卡号为XXXXXXXXX的账户2003年至2013年的明细，本院依法调取了该账户的明细，但该账户系于2005年9月8日开户。根据本院调取的明细，经本院核对，刘士阔的银行账户明细中，可以与李元友提交的银行明细和银行卡流水明细互相对应的数额共计为1,605,200元，其中105,200元的支付是发生于2008年11月5日之前。李元友则主张，除上述1,605,200元外，明细中摘要为在东莞“现存”或者交易行为“广东-2708”“广东-3040”、“广东-2856”和“广东-2859”等的款项均来自李元友及其配偶王某2。经核对，共有九笔上述类型的款项，数额共计394,350元，其中七笔发生于2008年3月12日之前，数额合计219,350元。
刘士阔还提交了两份公证书，载明了刘士阔和王相玲分别打电话给李元友、詹某的公证过程。公证书所附的录音内容，部分以方言录制，无法辨认其内容，刘士阔未对该部分内容作出进一步明确说明，至于可以辨认的部分，李元友在通话过程中未明示或者暗示承认拖欠刘士阔款项，詹某在通话过程中也未对是否经过刘士阔的账号与李元友发生款项往来作出明确的回应。
此外，詹某和王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詹某出庭称，王相玲通过其要求李元友归还1,600,000元的借款本息，后来王相玲确认款项已经结清，故在1,000,000元的借条上签名确认，但不清楚李元友与王相玲夫妻二人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款项往来；王某出庭称，其在李元友开设的工厂内担任财务，1,000,000元的借条出具当时，其在现场，该1,000,000元是刘士阔借给李元友之前的所有款项的汇总，包括500,000元入股和500,000元借款，但表示不清楚刘士阔与李元友之间于2009年前的款项往来。还称除上述1,000,000元，刘士阔没有给付其他款项给李元友。
还查，刘士阔主张，1,000,000元的借条的款项是以2006年至2008年双方之间的借款本息合计783,260元、合伙分红100,000元和部分现金凑齐的，但因时间长远，无法提交证据证明。
另，李元友认为，刘士阔主张其诉请的720,000元并非包含在1,000,000元的借条内属于虚假陈述，故申请就此进行测谎，但由于本案中存在其他客观证据，在李元友不同意仅以测谎结论作为定案依据，且刘士阔先同意后又不同意测谎的情况下，本院对李元友的测谎申请不予准许；而刘士阔则申请本院调取李元友的银行账户的明细，但没有提供具体的账号及调取的具体期限，且证明已经归还款项的举证责任在于李元友，故本院对刘士阔的调查取证申请亦不予准许。
以上事实，有刘士阔提交的借条、入股合同书、收据、1,000,000元借条复印件、商品房买卖合同、公证书、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李元友提交的1,000,000元借条、500,000元入股合同书、500,000元借条、借条（王某）、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亲属证明、银行明细、银行卡流水明细、刘士阔和王相玲工资明细，詹某和王某的证人证言，本院依法调取的刘士阔银行账户明细，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本案一审庭前调查笔录、问话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虽然刘士阔诉请的720,000元中的500,000元和110,000元，载明为入股款、投资款，但李元友于庭审中，已经确认对所有的款项进行结算，并最终转为借款，故本院亦予以确认。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现原、被告双方均确认1,000,000元借条的真实性，以及涉及该借条的本息合计1,600,000元已经结清，本院亦予以确认。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刘士阔诉请的720,000元是否包括在上述1,000,000元的借条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李元友主张双方将所有款项往来汇总在1,000,000元借条中，应当由李元友承担举证责任。
一、对于两张借条和一张收据载明的70,000元、40,000元和110,000元，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詹某和王某的证人证言。该二人同时作为刘士阔和李元友的亲属，与刘士阔和李元友均存在利害关系，二人的证人证言具有一定可信性，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辅助证据。詹某出庭时，虽然表示对刘士阔和李元友之间1,000,000元借条以外的其他款项不知情，但亦表示王相玲曾经在李元友尚欠600,000元利息时，要求其向李元友催还该600,000元，当时没有提及其他的款项。债权人通过共同亲属向债务人追讨欠款时，仅追讨一部分，明显有违一般生活常理。
而王某出庭时，清晰的表述了1,000,000元借条包括500,000元入股款和500,000元借款，是刘士阔借给李元友之前的所有款项的汇总。尽管其也表示不清楚原、被告双方之间2009年之前的借款，但不影响其表示1,000,000元借条是刘士阔借给李元友之前的所有款项的汇总的证言的可信性。其一，刘士阔在庭审中确认据以起诉的债权凭证涉及的款项都是用于李元友在厚街开设工厂，王某作为李元友开设的工厂的财务，对持续经营的工厂的最终债权债务的情况理应了解；其二，王某也于2010年借款给李元友用于开设工厂，其在与李元友之间的借款关系中的身份、角色，与刘士阔在与李元友之间的借款关系中身份、角色是一样的，因此，应当了解当时的借款情况。
其次，关于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可以确定是刘士阔夫妻对出借给李元友的款项的本息的汇总，若刘士阔的主张属实，系于2008年1月14日出具，且其上载明的783,260元又作为2010年的1,000,000元借条的部分款项，则刘士阔没有收取该783,260元自2008年至2010年期间的任何利息。但是，原、被告之间存在书面债权凭证的任何借款、投资款均有计算利息或者分红，李元友占用刘士阔的款项是有偿的。因此，刘士阔的主张明显有悖事实，而李元友主张的出具日期为2010年1月14日，与1,000,000元借条的日期相近，较为符合常理，故本院予以采纳，认定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是2010年1月14日出具的。该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中，载明七笔不同的借款，本金共计680,000元，现刘士阔没有该七笔借款的债权凭证，也没有相应的交付凭证。结合双方之间的借款、投资等合同关系是连续的，故该阶段性借款本息明细中统计的数额应当包括了2010年之前的所有款项。
再次，根据本院调取的刘士阔银行账户明细，结合李元友提交的银行明细和银行卡流水明细，可以确定李元友及其配偶王某2已向刘士阔支付的数额达到1,605,200元，其中105,200元是发生于2008年11月5日之前的，现除了案涉的两张借条和一张收据载明的70,000元、40,000元和110,000元之外，没有证据证明在2008年之前双方还有其他的借款或者投资款，结合另外还有七笔在东莞市内以现金存款或者在广东范围内汇款支付的款项，数额合计219,350元，也存在是李元友支付给刘士阔的可能性。因此，现有证据对证明李元友履行了还款义务具有初步证明力，足以对抗刘士阔持有两张借条和一张收据的原件。
最后，刘士阔提交的公证录音，部分是以方言录制，无法辨认其陈述的内容，即使可以清晰辨认的部分，无论是李元友还是詹某，也未对王相玲的发问作肯定的回复。退一步讲，詹某的录音，也无法确认通话对方身份的真实性。因此，本院不予采纳。
证人证言以及李元友提交的书证，结合本院调取的刘士阔银行账户明细，可以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本院认为李元友已完成其举证责任，证明两张借条和一张收据载明的70,000元、40,000元和110,000元包括在1,000,000元借条内，现双方对于1,000,000元借条的款项已经结清的事实没有异议，故本院认为李元友已经归还了上述220,000元。
二、对于入股合同书载明的500,000元，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刘士阔对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但提出异议的理由主要如下：1.送检的入股合同书无法确认是刘士阔持有的；2.鉴定机构在李元友的经常居住地。对此，本院认为刘士阔异议的理由不成立，送检的入股合同书，已经由双方及法院背书确认，可以确定是刘士阔持有的入股合同书。而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系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该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本院依法予以采纳。根据鉴定意见书，刘士阔持有的入股合同书为印制形成，并非原件。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出借款项，应当收取债权凭证的原件，现刘士阔持有的入股合同书并非原件，李元友主张已归还该款项并收回原件，具有初步的证据予以支持。
其次，入股合同书落款的日期为2010年3月18日，根据入股合同书中的内容，李元友理应于落款当天已收到500,000元，但刘士阔提交的用以证明500,000元的交付情况的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载明的付款日期为2010年3月28日、29日，由此可知，即使刘士阔的主张属实，入股合同书中载明的内容并非与事实完全相符。反过来亦印证了李元友提交的1,000,000元借条存在倒签日期的可能性。
最后，入股合同书中载明的500,000元是入股款，虽然双方现确认该款项已转为借款，但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理应履行相应的书面手续，而1,000,000元借条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1日，入股合同书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18日，二者的日期相近，故两笔款项存在关联的可能性较大。如前所述，詹某和王某二人的证人证言亦对1,000,000元借条是双方之间的所有款项往来的汇总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再结合前述刘士阔持有的入股合同书的债权凭证并非原件等事实，李元友主张1,000,000元借条包括入股合同书中载明的500,000元，已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纳。现双方对于1,000,000元借条的款项已经结清的事实没有异议，故本院认为李元友已经归还了入股合同书载明的500,000元。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士阔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1,000元，鉴定费5,960元，由原告刘士阔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阳河
审 判 员 叶汉光
人民陪审员 方月华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