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6273号
原告：方景夫，男，1962年12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锋，北京市万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西店村南。
法定代表人：张复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伦，北�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孙河顺白路6号。
法定代表人：易湘林，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景夫（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以下合述时简称二被告，分述时分别简称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锋、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拆迁补偿款363770元。事实和理由为：农工商公司为孙河乡政府全资投资的公司。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东建设有房屋及宅院一处，建筑面积363.77平方米。2008年，二被告主持和履行原告房屋的拆迁补偿工作，拆除了原告的房屋。但他们给同时期、同地段的其他村民的拆迁补偿标准比我们及其他部分村民高出很多，显失公平。2010年12月8日，经原告及部分村民多次与农工商公司和孙河乡政府协商，孙河乡政府同意按孙河乡后苇沟村106户的补偿标准（占地面积每平方米补1000元）再增加部分补偿款，并出具了书面承诺。之后二被告一直拖延履行给付义务，虽经多次催要至今未兑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原告属于拆迁范围之内。拆迁需要额外追加补偿的承诺是孙河乡政府下属的拆迁腾退办公室出具的。因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孙河乡政府不是合同主体也不是腾退人。腾退办公室的回复不是孙河乡政府的承诺，回复中没有乡政府承担补偿款的内容。回复仅仅是告知村委会其反映的相关事项的处理途径，不是处理的标准，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追加补偿的标准，应当以原告宅基地范围内一层的建筑面积为基数计算。对原告拆迁协议中的面积认定没有异议，原告可以审批的宅基地总面积为434平方米，其实际建筑面积为363.77平方米，可以按照363.77平方米对原告进行追加补偿。但是其在之后的土储拆迁中多享受了相应的补偿，多要了户口奖励，多买了一套回迁安置房，对于其重复享受的部分，我方在另案中起诉要求追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原在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东批有宅基地一处。2008年2月1日，农工商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原告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双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一份。拆迁协议约定，甲方因5.8项目康营回迁小区项目拆迁，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康营村东所有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363.77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户籍2户，户籍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马利伟，之子：马彤然，户主：康金英，之夫：马富增。经北京石鉴兴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被拆迁房屋区位补偿价800294元，重置成新价合计为598088元，被拆迁房屋补偿款合计1398382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合计217456元；乙方应在2008年2月10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甲方拆除。
2010年12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向原告所在的康营村作出《关于解决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内容为：“康营村：关于你村解决康营南路和5.8公顷住宅项目的拆迁问题的请示，已收悉。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的54户居民，按照有关规定，配合相关部门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拆迁滕退。由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考虑到他们的生活问题，经研究决定，责成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对54户住宅拆迁的相关问题于2011年12月31日前参照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予以解决。特此回复。”经查，原告属于该回复中的54户居民之一。农工商公司和孙河乡政府在上述回复出具后一直未按照回复的要求解决原告的拆迁补偿问题。
诉讼中，双方对于回复中涉及的“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为按照拆迁协议中所确认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二被告认为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为按照被拆�人宅基地范围内一层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关于该争议，原告提交证人邵某1、邵某2、唐某的书面证言对其陈述予以佐证。经查，该三份书面证言的内容均为打印字体。其中邵某1的证言内容为：“我家拆迁之前是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后苇沟160号。2006年拆迁时，我家是第一批拆迁户，第一批共106户，拆迁补偿标准大约是每平米3000多，后来第二批拆时大概每平米补5400元，比第一批高很多。我们第一批的认为不公平，就一起找乡政府，要求再给补齐。找了很多次，大概奥运会时，乡政府同意给补，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再补1000元。我家的房子有222平米，给补了20多万元。当时是代表给的存折，钱存在存折上，是建行的存折。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邵某2的证言内容为：“我是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后苇沟村村民，门牌号是后苇沟67号。我家在2006年左右被拆，当时是第一批拆迁户，共106户，后来第二批开始拆，但他们比我们补偿高很多，我们第一批的有意见，就一起到孙河乡政府找他们解决。折腾了一冬天，大概在2008年奥运会前，和乡政府说好了，按建筑面积增加补偿，每平米1000元。我家的房屋364平米，给补了36万多块钱。给钱时都是代表给发的存折，存折是建行的。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唐某的证言内容为：“我是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后苇沟村村民，门牌号是后苇沟5号。我村2007年拆迁，我家是第一批拆的，第一批共106户。我们拆迁后，第二批又拆，他们的拆迁补偿每平米6000多，我们才3000多，比我们高很多，我们第一批的村民认为给自己的补偿太少，特别不公平，都向孙河乡政府要求增加补偿。找了很多次，当时我和邵俊田、郭玉英、芮秀兰、雷淑芳是村民代表，我村支书张有为、村长邵营田也一起�乡政府。因为当时是乡政府负责拆迁，就只能找他们。后来乡里同意增加补偿了，约定按建筑面积给补偿，每平方米增加补偿1000块钱。之后村里统一给村民办了建行的存折，乡政府把钱打给村里，村里又分给各家账户上。我家的房屋有408平米，给补了408000块钱。当时的存折都是天竺建行办的，现在我也不用了，找不到了。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二被告认为上述证人证言没有证明意义。二被告提交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后苇沟村民委员会保管的有关后苇沟村106户村民拆迁之后追加发放补偿款的相关材料，包括当时的领款明细表、记账凭证、支出凭单、转账支票存根及该106户当中部分被拆迁户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等资料，欲证明其关于“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的有关陈述内容。原告认为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关于拆迁补偿款的计算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每平�米补偿1000元，原告同时认为宅基地发证审批表与补偿款无关，后苇沟村的村民应该是在宅基地内建满房屋的情况下直接按照宅基地内建筑面积进行补偿的，其也属于这种情况，故应当按照拆迁协议上写明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经查，二被告提交的后苇沟106户拆迁补偿及奖励款领款明细表及该表中对应的部分被拆迁人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显示领款明细表中作为被拆迁人领取追加拆迁补偿款计算基数的建筑面积均等于或小于该被拆迁人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中经审批确认的宅基地使用面积。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后苇沟村106户被拆迁人拆迁时签订的拆迁协议。经本院向当时负责实施后苇沟村106户拆迁及后续追加补偿事宜的北京财富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回复称由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搬家过程中当初拆迁及之后追加补偿的有关资料均已遗失。经询，孙河乡政府亦称其并未存档后苇沟106户拆迁及后续追加补偿的相关资料。
经查，原告被拆迁的康营村东的宅基地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
诉讼中，二被告表示，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管理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原告使用宅基地最多可以审批434平方米，其实际使用的面积为363.77平方米，未超出可以审批的用地面积上限，故认可对其按照宅基地范围内一层的建筑面积直接给予每平方米1000元的补偿。
本院认为，征收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本案涉及的回复系孙河乡政府下属的拆迁腾退办公室针对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孙河乡康营村有关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涉及的54户居民就有关拆迁问题的请示作出的回复和承诺，因拆迁腾退办公室系孙河乡政府设立的办事机构，故其作出的承诺应由其设立单位即孙河乡政府承担相应的后果。又因该回复系针对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的后续问题作出，而该项目的拆迁人为农工商公司，且该回复中亦表示责成农工商公司对有关补偿问题予以解决，故该回复的相关责任应当由孙河乡政府和农工商公司共同承担。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回复中涉及的“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应当如何理解。对此，原告主张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为按照拆迁协议中所确认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并提供了后苇沟村106户中的邵某1、邵某2、唐某的书面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二被告主张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为按照被拆迁人宅基地范围内一层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并提供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后苇沟村民委员会保管的有关后苇沟村106户村民拆迁之�追加发放补偿款的相关材料，包括当时的领款明细表、记账凭证、支出凭单、转账支票存根及该106户当中部分被拆迁户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等资料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交后苇沟村106户被拆迁户的拆迁协议，本院依职权调查亦未取得该拆迁协议，故无法直接确认“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究竟是按照拆迁协议确认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还是按照被拆迁人宅基地范围内一层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但是，从二被告提供的有关后苇沟村106户村民拆迁之后追加发放补偿款的相关材料及宅基地发证审批表来看，后苇沟村106户被拆迁人拆迁后系按照宅基地范围内一层建筑面积进行补偿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而原告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从证据的证明力来看，二被告提供的档案资料的证明力亦大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此，关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对二被告的主张予以采信，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据此确认，本案中二被告应给付�告的拆迁补偿款按照原告宅基地范围内一层建筑面积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确定。原告主张其在康营村东的宅基地面积为363.77平方米，其虽未提供有关宅基地审批的文件，但二被告同意按此面积计算原告应得的拆迁补偿款，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方景夫拆迁补偿款三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元。
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三千三百七十八元，由被告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负担（原告方景夫已预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方景夫）。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帅宾
人民陪审员 王艳芬
人民陪审员 骆尚朴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唐 琪
书 记 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