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55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博男，男，1976年9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龙海市。现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树有，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宝良，男，197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远，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世益，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延庆，男，住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长云，女，197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
上诉人杨博男、郭宝良因与被上诉人吴世益、叶长云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9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博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树有、上诉人郭宝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远、被上诉人吴世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延庆、被上诉人叶长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博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世益、叶长云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事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关于杨博男与吴世益并未就以房抵债达成合意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一）根据吴世益、叶长云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公证委托书，已明确委托杨博男出售讼争房产。吴世益、叶长云作为委托人已授权杨博男以自己的名义出售讼争房产，公证机关已经对委托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二）双方已经就以房抵债事宜协商一致达成合意，并且就讼争房产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杨博男与吴世益、叶长云均应按照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三）吴世益、叶长云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签订《公证委托书》及《房产买卖合同》等书面协议具有充分的认知，更何况处分自身重大财产的行为应当足以引起吴世益、叶长云的重视。吴世益、叶长云以出售讼争房产非自身真实意思表示，对房屋出售事项不知情为由否认双方就以房抵债达成合意的事实没有依据。二、杨博男与郭宝良之间存在善意的房屋买卖关系，双方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如上陈述，吴世益、叶长云已同杨博男就以房抵债事宜达成合意，并就此签署《公证委托书》及《房产买卖合同》，充分证明了杨博男可在委托权限内自由选择交易对象、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进行出售讼争房产。杨博男与郭宝良的关系及双方的交易方式不应是认定善意房屋买卖关系的重点。（二）虽杨博男与郭宝良就讼争房产的交易价格略低于市场价格，但考虑到讼争房产为安置房，及吴世益、叶长云自身存在的原因，资产状况不良，以及讼争房屋存在租约的情况，杨博男对低于一般市场价格的交易价格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郭宝良符合常理。（三）杨博男与郭宝良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低于市场价格出售讼争房产的行为亦是考虑讼争房产的相应情况而做出的，双方的交易行为并没有损害吴世益、叶长云的合法权益，吴世益、叶长云已授权杨博男出售讼争房屋，应当对杨博男在授权范围内出售讼争房屋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认定《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杨博男与吴世益、叶长云已就以房抵债事宜达成合意，杨博男在授权范围内出售讼争房屋的行为应是合法有效的。
吴世益辩称，一、吴世益与杨博男根本没有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一）杨博男出具的短信，也就是2014年11月30日杨博男在回复吴世益短信时说：“我刚刚也问了一下，公司股东说，要写个房产买卖合同才可以”，这说明，双方根本没有以房抵债的合意。另外写一份房产买卖合同是小额贷款公司为了保证资金安全的惯常做法，双方的真实目的在于借款而非房屋买卖，更不是以房抵债。（二）杨博男从未与吴世益进行过债务人清算和确认，欠借款是多少都没有算清楚，是不可能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的。（三）叶长云是房产的共有人，叶长云从未听说过也从未同意过以房抵债。（四）2014年12月1日杨博男与吴世益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注明的房产售价为90万元，吴世益出具一份《房屋买卖收款收据》，杨博男在以前庭审中称已一次性把90万元给了吴世益，这也说明，这只是一份单纯的房产买卖合同，与以房抵债没有任何关系。二、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是吴世益，叶长云被杨博男欺骗的情况下完成的。司法部于2017年8月份印发《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出台的背景就是因为存在大量类似本案的欺骗性行为，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首先，吴世益、叶长云与杨博男不相识，不可能委托杨博男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房产，委托合同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信任而产生的。订委托书的日期为2014年3月24日，杨博男转账给吴世益第一笔借款的时间是2014年3月25日，也就是说，还没有拿到第一笔借款的时候，就授权杨博男可以全权处分房产，包括出售、代收房款、代收租金、代为诉讼等，这从法理、情理上来说，都解释不通，如果不是杨博男欺骗，公证员未按规定特别提示，叶长云和吴世益是不可能出具这份委托书的，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根本不是吴世益、叶长云的真实意愿。（一）房产的评估价格是客观真实的。房产评估时，已充分考虑到了房产性质、使用期限、新旧程度、装修情况等，评估的价格142.7万元是客观真实的市场价格。杨博男与郭宝良交易的价格是60万元，即使算作90万元的话，也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二）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杨博男和郭宝良是恶意串通的。1.双方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2.郭宝良没有实地察看过房产；3.郭宝良未真正支付过购房款；4.郭宝良是明知该房产的市场价格在一百三四十万左右价格的；5.郭宝良恶意购买房产的真实目的在于帮助杨博男挽回借款的损失。综上所述，吴世益与杨博男之间没有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郭宝良与杨博男之间具有关联关系，相互之间具有恶意串通行为，以明显低于同期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售给合作伙伴，严重损害了吴世益、叶长云的合法权益，杨博男和郭宝良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叶长云辩称，与吴世益的答辩意见一致。
郭宝良述称，同意杨博男的上诉意见。
郭宝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世益、叶长云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杨博男对于讼争房产系有权处分人，郭宝良与吴世益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应为合法有效。（一）基于杨博男已经和吴世益、叶长云签订《公证委托书》及《房产买卖合同》，杨博男作为讼争房产的有权处分人，其出售讼争房产的行为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郭宝良与杨博男的房产交易行为应依法得到保护。（二）郭宝良完全有理由相信杨博男系讼争房产的有权处分人，在此情况下双方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并且在相关房产部门已经办理了讼争房产过户手续，双方的交易行为已经得到了法律认可，《存量房买卖合同》应为合法有效。二、即便杨博男对于讼争房产没有处分权，但郭宝良作为善意第三人已依法享有讼争房产的所有权。（一）退一步讲，即便杨博男被依法认定对讼争房产没有处分权，但郭宝良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应当依法享有讼争房产的所有权。正是基于杨博男提供的相关材料，郭宝良才相信杨博男对于讼争房产具有处分权。同时在讼争房产为安置房，及吴世益、叶长云自身存在的原因，资产状况不良，以及讼争房屋存在租约的情况下，郭宝良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交易价格购买讼争房产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应认定为以合理价格转让。最后转让的不动产依照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郭宝良作为讼争房产的受让人已经取得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二）一审法院以郭宝良未对讼争房产进行详细考察、未能陈述郭宝良与杨博男的实际关系等理由认定郭宝良与杨博男恶意串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关于郭宝良与杨博男的交易行为损害了吴世益、叶长云利益，双方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应当依法撤销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杨博男作为讼争房产的有权处分人，郭宝良与杨博男的房产交易行为应是合法有效的。退一步说，郭宝良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应当依法享有讼争房产的所有权。
吴世益辩称，一、杨博男是无权处分人。该点理由与吴世益针对杨博男上诉的答辩意见第二点相同。另，杨博男于2014年12月1日作为买方与吴世益签订了一份房产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的价格为90万元，吴世益在合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对于委托合同，委托人具有任意解除权，2014年12月1日与被委托人杨博男签订买卖合同时，即表示吴世益、叶长云已经对原先的委托进行了解除。解除之后，杨博男无权再以被委托人的名义向第三人出售讼争房产。二、郭宝良不是善意第三人，是恶意第三人。该点上诉理由与吴世益针对杨博男上诉的答辩意见第二点第（二）小点相同。三、讼争房产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同期市场价格，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严重损害了吴世益、叶长云的合法利益。讼争房建筑面积为77.38平方米，是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旁边的学区房。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讼争房产进行价格评估，评估的市场价格为142.7万元。杨博男将讼争房产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郭宝良，是评估价格的42%，明显低于同期市场价格。即使按照杨博男、郭宝良事后串通伪造的房产买卖协议，以房产总价款90万元计算，是评估价格的63%，也是明显低于同期市场价格的，严重损害了吴世益、叶长云的利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九条：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显然，郭宝良与杨博男之间具有关联关系，相互之间具有恶意串通行为，郭宝良明知杨博男是在恶意隐瞒吴世益、叶长云的情况下出售讼争房产的，目的是为了挽回借款的损失，明知讼争房产的真正市场价格，却恶意配合杨博男以低价购买，郭宝良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和客观上的损害行为，郭宝良取得房产的行为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严重损害了吴世益、叶长云的合法权益，该房屋买卖行为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吴世益、叶长云利益的情形，杨博男和郭宝良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叶长云辩称，与吴世益的答辩意见一致。
杨博男述称，同意郭宝良的上诉意见。
吴世益、叶长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博男以吴世益代理人的名义与郭宝良于2015年3月6日就位于厦门市思明区产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号00317683）无效；2.郭宝良立即协助吴世益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的产权恢复至吴世益名下。诉讼费用（含保全费3520元、评估费4854元、诉讼费，由杨博男、郭宝良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世益、叶长云于1994年8月24日登记结婚。址于厦门市玉亭里604室房产于1992年登记在吴世益名下。
2014年3月24日，吴世益、叶长云向杨博男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杨博男办理前述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相关事宜，具体权限及范围包括：代为清偿该房产抵押贷款、有权代为办理抵押借（贷）款手续、有权出售上述房产（权限如下：有权选择买受人、与买受人商定房产交易价格、房款支付方式、房屋交付等合同的各项条款并代为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代为收取含买方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的售房款项、代为办理上述房地产权属过户登记等）。厦门市鹭江公证处于上述《委托书》签署当日作出（2014）厦鹭证内字第05598号《公证书》，对该委托书予以公证。
2014年12月1日，吴世益（甲方）与杨博男（乙方）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同意购买甲方拥有的位于玉亭里604室房产，建筑面积77.38平方米；房产交易价格总价90万元；乙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支付甲方全部购房款90万元；交房时间待该房产产权登记变更至第三方时。同日，吴世益向杨博男出具一份《房屋买卖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杨博男购房款90万元，并注明本次买卖的房款现已全部结清，房子从此归杨博男所有。
2015年2月10日，杨博男以吴世益代理人的名义（甲方）与郭宝良（乙方）签订一份《房产买卖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前述讼争房产出售给乙方；房产总价款90万元，乙方应于协议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定金20万元；房屋过户前支付30万元；甲方腾房交付当日支付40万元；双方于2015年3月10日至房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2015年3月6日，杨博男以吴世益的代理人名义与郭宝良就前述讼争房产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房产成交价60万元。2015年3月13日，讼争房产变更登记至郭宝良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争议焦点如下：
一、关于讼争房屋的市场交易价格问题。经吴世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讼争房屋2015年3月6日时点的房屋价值进行评估，结论为142.7万元。该结论包括估价对象分摊土地使用价值（含土地出让金）、地上建筑物价值（包含室内二次装修价值）。吴世益、叶长云对该评估结论无异议。杨博男认为，该评价未剔除土地出让金5.708万元、卖方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2.1405万元以及讼争房屋出租造成的减值17.2万元以及2015年2月10日至2015年3月6日之间的涨幅10万元。郭宝良同意杨博男的质证意见。
二、关于吴世益与杨博男是否达成以房抵债合意以及杨博男与郭宝良是否恶意串通损害吴世益、叶长云合法权益的问题。杨博男向法院提交其与吴世益的短信记录。内容包括吴世益提出向杨博男借款，并表示房子在杨博男处，借款不存在风险等内容。杨博男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吴世益向其借款，且双方就以房抵债事宜达成一致。吴世益认为，该证据仅能体现吴世益要向杨博男借款，杨博男说公司股东所要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才可以，放高利贷的人普遍会让借款人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因为吴世益赌博上瘾，无处借款，就答应了这个要求。且吴世益明也确告知杨博男讼争房屋可以卖150多万元。郭宝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郭宝良还提供转账凭证、收条、说明（签字为“刘强”字样）及刘强身份证复印件，主张杨博男银行账户于2015年2月10日和13日分别收到案外人刘强的转账款项20万元和30万元，刘强出具说明载明该款项系代郭宝良向杨博男支付购买讼争房屋的购房款；杨博男出具两份《房款收条》，确认收到郭宝良购房定金20万元及购房款30万元。吴世益、叶长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杨博男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还分别作如下陈述：
吴世益陈述，其因向杨博男借款40万元，杨博男要求以讼争房屋进行抵押，故双方办理了上述公证手续。此后，吴世益陆续向杨博男借款50万元左右。2014年12月1日，吴世益又提出向杨博男借款10万元时，杨博男要求吴世益在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及《房屋买卖收款收据》签字，上述合同中的非打印部分（包括房屋价格）均系杨博男事后添加。吴世益并未同意出售讼争房屋，也并未同意90万元的售房价格。叶长云陈述，上述公证书系为向杨博男借款5万元签订，对房屋买卖一事并不知情。杨博男在原一审时陈述，其与郭宝良系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吴世益在上述公证书出具后陆续向杨博男借款，在最后一笔借款时双方确认将讼争房屋出售后以购房款偿还债务利息和未归还的本金，截止讼争房屋过户时，欠款本金及利息为70万元左右。本次诉讼中杨博男陈述，其系通过买卖讼争房屋认识郭宝良。杨博男与吴世益经协商达成以房抵债的意向并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郭宝良陈述，其与杨博男有共同的朋友，此前互相知道对方。郭宝良知道讼争房屋出售事宜后即联系了杨博男。郭宝良虽然知道讼争房屋周边市场价格为100多万元，但杨博男声称时近年关，急于出手，且讼争房屋存在租约，故同意以90万元的价格购买。郭宝良曾先后两次去看过房屋，先去四楼查看，但敲门之后没开门，另一次去六楼查看了户型是一样的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讼争房屋的市场交易价格问题。鉴于讼争房屋市场交易价格已经评估机构评估，该结论亦包含土地出让金、室内二次装修价值等因素，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鉴定结论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法院确认讼争房屋2015年3月6日时点的房屋价值为142.7万元。二、关于吴世益与杨博男是否达成以房抵债合意以及杨博男与郭宝良是否恶意串通损害吴世益、叶长云合法权益的问题。从杨博男提供的上述短信记录及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陈述分析，吴世益、叶长云于2014年3月24日向杨博男出具的《委托书》以及吴世益与杨博男于2014年12月1日就讼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因吴世益向杨博男借款，杨博男为保证资金安全而签订，双方的真实目的在于借款而并非房屋买卖。由于杨博男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与吴世益就债务进行了确认，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据亦未体现该双方当事人就以房抵债达成合意，吴世益又对该事实予以否认，故杨博男提出的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达成以房抵债后签订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从郭宝良提供的上述案外人刘强的转账凭证分析，该转账凭证载明内容即便真实，但与本案尚缺乏必要的关联性。郭宝良提供的签字为“刘强”字样的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但该说明人亦未到庭陈述相关事实，故对杨博男、郭宝良主张的刘强代郭宝良支付上述50万元购房款的主张不予采信。从郭宝良陈述的上述购房过程分析，其购房时并未对包括查看讼争房屋在内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杨博男在其与郭宝良是何关系的问题上又陈述前后不一，因此亦不宜认定杨博男与郭宝良之间存在善意的房屋买卖关系。综上所述，吴世益、叶长云提出的杨博男、郭宝良恶意串通及低价出售讼争房屋损害吴世益、叶长云利益，请求确认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等相关主张可以成立，法院予以支持。相关当事人之间涉及的民间借贷问题可另行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杨博男以吴世益代理人的名义与郭宝良于2015年3月6日就位于厦门市思明区产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号00317683）无效；二、郭宝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吴世益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的产权恢复登记至吴世益名下。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杨博男、郭宝良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本案讼争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及郭宝良是否应当返还讼争房产。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本案争议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前，吴世益与杨博男之间确实存在借款关系，且为履行借款，吴世益、叶长云向杨博男出具一份《公证委托书》，该份《公证委托书》的真实意思系出售讼争房产还是为担保该借款履行，根据吴世益的陈述及双方往来短信记录等在卷佐证，吴世益多次向杨博男借款，在吴世益未偿还借款情况下，吴世益、叶长云向杨博男出具该份《公证委托书》。此时，可以认定该份《公证委托书》是为担保借款履行而签订。此后，吴世益还陆续向杨博男借款。在吴世益仍未偿还借款情况下，经重新协商，双方将借款关系转变为房屋买卖关系，并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对房屋交付、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吴世益也于同日向杨博男出具一份《房屋买卖收款收据》，将借款转为已付购房款并结清。本案吴世益与杨博男经协商一致终止借款关系，建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该交易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的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根据一审重审委托评估的结果，讼争房屋[分摊土地使用价值（含土地出让金）、地上建筑物价值（包含室内二次装修价值）]在《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值为142.7万元，本案讼争房屋的交易价格应以杨博男与郭宝良实际履行的交易价90万元认定，90万元虽与上述市场价值的70%（142.7万元×70%=998900元）略低于。但根据吴世益提供的讼争房产当时处于出租状态、吴世益难以清偿债务及双方往来短信等其他相关因素考虑，本案讼争房屋90万元的交易价格并未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且根据吴世益出具的《房屋买卖收款收据》内容，则杨博男与郭宝良的房屋买卖关系也与吴世益、叶长云无关。
至于叶长云是否知道房屋买卖事宜。吴世益自其于2015年4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至本案发回重审，一审重审期间才主张杨博男、郭宝良损害了叶长云的合法权益，且叶长云也至一审重审时一审法院依吴世益申请追加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叶长云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此前有向法院或杨博男提出不同意出售房屋事宜。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叶长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讼争房屋出售事宜。
另外，吴世益、叶长云主张杨博男与郭宝良之间恶意串通，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前所述，本案讼争房屋的成交价格并未构成明显不合理低价，且也与吴世益、叶长云无关。故吴世益、叶长云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吴世益、叶长云请求确认《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判令郭宝良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房屋产权恢复至吴世益名下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关于杨博男与郭宝良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及低价出售讼房屋，损害吴世益、叶长云利益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杨博男、郭宝良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92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吴世益、叶长云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均由吴世益、叶长云负担。保全费由吴世益负担。鉴定费由吴世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巧玲
审判员 李向阳
审判员 胡林蓉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 源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