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0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
负责人陈强，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左晓杰，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起上诉或反诉等。
委托代理人汪涛，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全秀。
委托代理人刘彦，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山明，被上诉人何全秀之夫。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可代为调解。
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全秀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日作出的（2013）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魏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斌福、任侨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左晓杰、汪涛，被上诉人何全秀的委托代理人刘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何全秀一审诉称：2011年5月，原告丈夫张山明为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生命吉祥三宝A款两全保险（分红型）》、《生命附加定期重大疾病保险（A）款》，并按期缴纳了保险费。合同期间，原告因间断出现心悸、胸闷等不适，于2012年7月11日入住武汉同济医院，并进行心脏手术。因原告此次手术属于保险事故，故向被告申请理赔，但被告以原告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于2012年10月22日向原告发出《理赔决定通知书》，通知与原告解除保险合同，并擅自在保险合同上加盖“作废”章。因被告未依保险合同约定履行保险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35万元。
原审被告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辩称：原告在投保前已被检查患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疾病，原告丈夫张山明既是投保人也是本笔业务的保险业务员，明知在投保时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但却故意不履行，存在主观恶意，合同生效后即入院手术并申请理赔，我公司有权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本保险合同保障的是疾病发生的可能性，而非已经确定的疾病，且原告在刚过一年观察期即进行手术，其骗保的目的非常明显；我公司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5月11日，张山明为其妻子何全秀在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投保了“生命吉祥三宝A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以下简称吉祥三宝险）及“生命附加定期重大疾病保险（A款）”（以下简称附加重疾险），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同意承保并与其签订保险合同、出具保险单。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何全秀；吉祥三宝险基本保险金额7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35万元；保险合同生效日2011年5月17日。附加重疾险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若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日起一年后，因疾病导致被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或进行本附加合同定义的手术，且从上述事由发生之日起第三十日二十四时仍生存，本公司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该合同第十六条对重大疾病进行了定义，其中心脏瓣膜手术指为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进行的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手术。保险合同后附个人保险投保单及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体检报告，在个人保险投保单可保资料告知项下，就被保险人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心脏病的询问内容右方，被保险人回答栏及投保人回答栏均勾画了“否”；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体检报告中体检医师询问项下就何全秀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心脏病选项后亦勾画了“否”，体检医师未作异常描述。合同签订后，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23日及2012年5月23日收取了上述保险的保险费。2012年5月21日，何全秀在襄阳市中心医院襄樊学院附属医院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心动图诊断为：二尖瓣后叶轻度脱垂并关闭不全。2012年7月11日，何全秀因心悸、胸闷、气促一月余入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治疗，因二尖瓣脱垂并重度关闭不全于2012年7月18日开胸进行了二尖瓣成形手术。2012年8月1日，何全秀出院。嗣后，何全秀向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申请理赔，该公司于2012年10月22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通知何全秀因其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其曾于2011年3月15日在襄阳市中心医院确诊“二尖瓣后叶脱垂并关闭不全”病史，该公司自即日起解除吉祥三宝险及附加重疾险的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何全秀收到《理赔决定通知书》后，对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的理赔决定有异议，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张山明为其妻子何全秀在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投保了吉祥三宝险及附加重疾险，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同意承保并与张山明签订了保险合同。何全秀作为被保险人，并非签订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是因保险合同受益的人，故其要求确认其与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表述有误，真实意思应当为要求确认投保人张山明与保险人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张山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系何全秀配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其与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故何全秀要求确认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提出张山明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何全秀有心脏病的既往病史，该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抗辩理由，并提供了襄阳市中心医院功能科登记簿一张及“何全秀”费用查询单三张，以证明2011年3月15日，何全秀已经被诊断为心脏病。经审查，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提交的襄阳市中心医院2012年5月21日“何全秀”的费用查询单可与本案原告曾于同日在该院作超声心动图检查的事实相印证，该查询单上的卡号、姓名与2011年3月15日费用查询单上的卡号、姓名相同，2011年3月15日费用查询单与襄阳市中心医院功能科登记簿上当天“何全秀”的就诊记录能够相互印证，虽然登记簿上何全秀的年龄与本案原告实际年龄不符，但因就诊时患者的身份信息只是依据口述大概登记，是否与真实信息相一致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综上，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可信，与本案有关联性，且能形成较严谨的证据链，故原审法院对原告何全秀曾于2011年3月15日至襄阳市中心医院就诊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是，登记簿上记载的内容虽然能证明何全秀投保前曾到医院就诊，在没有检查报告单印证的基础上，登记簿上的检查结果仅仅是诊断病情的参考信息之一，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山明或何全秀得到了医院的确诊结果，张山明及何全秀作为普通人，对医学知识了解有限，仅依据登记簿检查结果栏专业的书写内容来认定其应当知道何全秀患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疾病，明显不符合客观现实。另外，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在保险合同签订前亦对被保险人何全秀进行了体检，并未对何全秀否定的回答提出异议。综上，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提供的证据虽能证明何全秀在投保前曾到医院就诊，但不能证明投保人张山明在投保前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患有心脏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只有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可能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本案中，即使何全秀在投保前已患有心脏病，张山明和何全秀不知道或者说不必然知道何全秀的确诊病情，张山明不具备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故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关于张山明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辩称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山明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即无权解除保险合同，该公司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于法无据，张山明与该公司签订的吉祥三宝险及附加重疾险保险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被保险人何全秀在保险期间开胸进行了二尖瓣成形手术，属于附加重疾险的保险责任，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按基本保险金额（35万元）给付何全秀附加重疾险的保险金，何全秀要求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支付保险金35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保险合同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山明与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签订的生命吉祥三宝A款两全保险（分红型）及生命附加定期重大疾病保险（A款）合法有效；二、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支付何全秀保险金3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被告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支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原审判决认可被上诉人何全秀于投保前的2011年3月15日进行了超声波检查，其作为被检查人显然会取得检查结果，检查报告单应在被上诉人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在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进行了超声波检查，并且检查结果为患有重大疾病的前提下，检查报告单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因为其才是该证据的唯一持有人。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得到了医院的确诊结果，显然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此外，原审判决既然认定被保险人作了超声波检查，也查明张山明和何全秀在投保单询问中明确否定作了超声波检查，这足以认定张山明和何全秀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二）原审判决关于不能认定投保人知道何全秀患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疾病的推断不成立。被上诉人何全秀进行超声波检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查明身体健康异常的原因，而襄阳市中心医院功能科登记簿的记载是依据检查报告单结论作出的，因此被上诉人何全秀应该知悉本次检查的结果。根据常识，检查结论出现明显疾病的情况下，被检查人会去询问门诊医生，以获得专业的解答和就诊建议，而该门诊病历由被上诉人何全秀本人持有，就诊医院并不会保存。因此，原审判决关于“张山明及何全秀作为普通人，对医学知识了解有限，仅依据登记簿检查结果栏专业的书写内容来认定其应当知道何全秀患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疾病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推断不能成立。（三）上诉人在投保时虽然对被上诉人进行了体检，但体检并不能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只有在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前提下才能免除。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体检结果为正常，且其在体检询问时再次告知保险公司没有做过超声波检查，也没有心脏疾病。因此，上诉人并不知道被上诉人何全秀曾患有疾病，也就不可能对她的告知事项提出异议，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并不能免除。（四）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认定错误。首先，对上诉人提供的与张山明的电话录音，原审法院认为未征得张山明的同意而无效，这是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且录音中张山明对带病投保是予以认可的。因此，该份证据应是合法有效的。其次，上诉人也提供了张山明所书的投诉要求和证人焦亚平的证言，证明张山明曾亲口承认被上诉人何全秀是2011年3月15日在襄阳走亲戚时，因身体不舒服去襄阳中心医院做的检查，但原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均未予以认可。（五）原审判决关于张山明不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推断不成立。首先，从投保时间来看，张山明的投保行为发生在2011年5月11日，而检查发现“二尖瓣关闭不全”重大疾病发生在2011年3月15日，间隔时间仅1个多月，张山明与何全秀是夫妻关系，对此严重疾病不可能不知。其次从投保险种和金额来看，张山明在2011年5月11日同时为自己和被上诉人分别购买了保险，张山明为自己购买保险的主险金额仅2万元，附加重大疾病险也仅为5万元，而给妻子何全秀购买保险的主险为7万元，附加重大疾病险却高达35万元，购买的重大疾病险保额达到了保险公司愿意承保的最大限额。因此，张山明作为公司的业务员，通过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骗取保险金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再次，从被上诉人所患重大疾病来看，何全秀投保前的疾病与手术治疗的疾病都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并且在保单刚过一年重疾观察期后就去做开胸的心脏瓣膜手术，而不是一般手术（不属于保险责任，费用较低），保险逆选择目的十分明显。另外，从庭审情况看，投保人张山明是极不诚信的，其不但否认是该笔业务的实际保险代理人，而且也否认认识的证人。而从录音证据中，张山明不仅承认是公司的业务员，也认可收到了该笔业务的佣金。张山明的不诚信可以说明他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有明显的故意。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何全秀答辩称：（一）投保人在投保时已如实告知了上诉人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已明显履行了全部投保义务，不存在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故上诉人作为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二）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要求，在宜城市人民医院进行了体检，体检报告并未对何全秀否定的回答提出异议，故被上诉人在体检报告得出后，均与对被上诉人的询问投保单相一致，上诉人依据上述依据及被上诉人投保时健康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核保，即批准对其予以承保，因此在整个投保过程中，被上诉人从始至终都是依照上诉人的要求履行全部义务，从未有隐瞒或不如实告知的情形发生。（三）上诉人《理赔决定通知书》中载明内容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从未在投保前在任何一家医院检查出“二尖瓣后叶脱垂并关闭不全”及其任何疾病。（四）上诉人举出一份手写的有“何全秀”名字的“中心医院登记簿”及标注为“何全秀”的就诊卡影印件，不能证实上诉人主张的投保人在投保时有故意隐瞒及未如实告知的情形。登记簿上的登记年龄与当年被上诉人何全秀的实际年龄不符，不能确认就是被上诉人何全秀，登记簿并非诊断报告，不能作为证实上诉人该主张的相关依据。即使登记簿上登记的是被上诉人本人，该登记簿也没有明确表述被上诉人就是“二尖瓣后叶脱垂并关闭不全”及其相关疾病，况且该诊断报告被上诉人推断是上诉人持有也无任何证据，在该登记簿上也无被上诉人签字，故即使被上诉人曾在中心医院做过体检，依据上述证据也不能证实其在投保前就已得知自己患有该疾病。（五）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是2011年5月17日，随后被上诉人已连续缴纳两年保费，即使上诉人理赔通知中的内容属实，那么被上诉人是2011年3月15日就在市中心医院检查出相关病史，上诉人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提前要求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或者提前到各大医院调取被保险人信息并予以拒保，而恰恰是在被上诉人连续缴纳两年保费后才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期限已经超过，该解除权已消灭，上诉人不能再行使合同解除权。且保险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已二年，保险人也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六）上诉人在案发后为了达到要求投保人及被上诉人承认存在隐瞒事实的目的，在不告知录音的情况下私自给投保人张山明进行电话录音，在该录音中投保人张山明也始终未认可存在故意隐瞒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是自己的员工。上述证据效力不合法，且其内容也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目的。（七）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及时向上诉人申请支付保险金，并于2012年8月就向上诉人申请并提交了全部资料，而上诉人却迟迟不予答复处理，直到11月底被上诉人才在上诉人公司拿到《理赔决定通知书》，此时已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处置时间，故上诉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八）上诉人主张投保人及被上诉人投保时有目的性投保依据不足。投保人投保时目的单纯，即是为其及被保险人购买一份人身保障，并且也是经上诉人允许入保的范围内入保。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本身存在故意隐瞒不如实告知、骗取保险金、保险逆选择等带有一定侮辱诽谤字眼的主张均是推断、假设，并未有任何直接证据予以证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涉案保险合同的投保单有投保人“张山明”、被保险人“何全秀”签名，“见证代理人”一项签名为“张杰”。投保单上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回答的问题一栏中，在“最近五年内，是否曾经作下列之一的检查，有无异常？核磁共振（MRI）、心电图、胃镜、纤维结肠镜、气管镜、CT、超声波、X光、眼底检查、脑电图、肝功能、肾功能、病理活检及其它特殊检查”，以及“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以下疾病：……心脏病……”两项，“投保人回答”、“被保险人回答”两项均勾选“否”。上诉人提供的由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功能科登记簿》记载，“日期2011年15／3”，“姓名何全秀”，“年龄51y”，“科别门”，“临床诊断心悸”；“检查结果”一栏记载为“MV后叶脱垂并MI，心率失常”，上诉人陈述该记载中使用了医学术语的英文缩写，其中文表述为“二尖瓣后叶脱垂并关闭不全”，经查属实。上诉人提供了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具的三张“患者费用查询”的电脑记录页面（均显示有“患者发票信息”和“各项费用金额”两个子选项卡）的打印件，第一张为“患者发票信息”页面，显示患者“何全秀”支付费用140元，“发票时间2011-03-1509：47”，“卡号：0000459679”；第二张为“各项费用金额”页面，显示患者“何全秀”支付“彩超”费用140元，支付“心电图”费用20元，“卡号：0000459679”；第三张为“患者发票信息”页面，显示患者“何全秀”支付费用160元，“发票时间2012-05-2110：41”，“卡号：0000459679”。一审庭审中，当上诉人举出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功能科登记簿》、“患者费用查询”信息时，被上诉人表示其从未在任何医院做过检查。被上诉人提供了加盖有“作废”章的上诉人退回的《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体检报告（定点医院版）》一份，该《体检报告》记载“二、告知事项：以下内容由体检医师逐项询问填写，经被体检者审核无误后签名。敬请注意：如遗漏或告知不实，将影响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请体检医师根据询问情况在‘是’或‘否’栏下划√，如有异常请写明问题编号后进行描述……3.最近五年内，是否曾经作下列之一的检查，是否异常？心电图、内窥镜、CT、超声波、X光、脑电图、肝肾功能、病理活检及其它特殊检查。……8.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以下疾病：a.……心脏病……”，在上述两处询问处，均勾选“否”；该《体检报告》载明“被体检者声明：本人谨此声明及同意：对此问卷的各项要求均已了解，本人已如实告知体检医师上述所询问事项，体检医师所填写的内容与本人的陈述一致。上述一切陈述及本申明将成为贵公司签发保险单、保全批单和理赔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该《体检报告》“被体检者（或其法定监护人）签名”一项有何全秀签名，盖有“宜城市人民医院”印章并署有问诊医师签名，“签署日期”一项填写为2011年5月20日。被上诉人表示在投保前保险公司进行的体检中，何全秀做过超声波检查和心电图检查。
二审同时查明，二审中上诉人陈述《理赔决定通知书》是在2012年10月25日之前直接给张山明了，依据是张山明于2012年10月25日所书的《要求》、上诉人工作人员杨静与张山明在2012年10月30日的电话通话录音和证人焦亚平的证言。张山明于2012年10月25日书写的《要求》记载“金额退还我两年所交的保费。把我们入保前在宜城所做的身体检查的各项报告原件或是复印件交给我，我要看个究竟。要求保险公司多一点人情味，不要用起来水都点灯，不用时油也燃不着，太令人心寒，我要求少陪点也可以”。被上诉人表示，《要求》是在与上诉人协商的情况下出具的，现在已到诉讼程序，这个证据与本案无关；《要求》中要求退保费针对的是为自己投保的保险，不含为何全秀投保的保险，索要体检报告针对的是为自己投保和为何全秀投保的两份保险。被上诉人认可属实的上诉人工作人员杨静与张山明在2012年10月30日的电话录音记录显示，杨静拨通电话后问张山明是否说过为自己所投的保险之前检查有脑瘤或什么疾病，张山明表示未说过而是说要退保，杨静接着提出要是张山明退保总要拿出原因，上诉人给张山明的合同作解约处理，并指出“就像那个何全秀的，她那个是因为投保前有病，我可以给她解约啊，那你这个我怎么给你解约呢”，张山明表示“你随便说个啥好吧”、“你随便说一个给我解决了就行了，好不好”，杨静表示无法处理，张山明表示“我就是因为那个事情，我不报了好吧”；杨静表示张山明就其为自己及何全秀所投的两份保险拿了佣金，张山明先后表示“你不要给我算佣金了”、“佣金应该的”；张山明表示“我要退的话，两份一块退掉”，杨静表示张山明为自己所投的保险没有一个合理的解约理由无法处理退保，张山明表示“我说我以前也没有如实告知，你给我退了”。上诉人表示“录音背景”是，公司下发何全秀拒赔信后，张山明提出退还何全秀全额保费，公司正在申请的过程中，10月30日张山明又向公司提出要将自己购买的保险也全额退出。被上诉人对于上述电话通话，认为上诉人录音未告知张山明，张山明要求退的是为自己投保的保单，上诉人工作人员一直在诱导张山明，一直是上诉人工作人员在说何全秀得病，并未得到张山明回应。一审庭审中，焦亚平出庭作证，陈述其为生命人寿保险公司营运部职员，其证言内容涉及张山明投保，保险公司拒赔，张山明在拒赔后与保险公司发生争议，其于2012年10月25日和上诉人理赔人员杨静与张山明当面协商的相关情况，以及张山明当时向其与杨静口述的何全秀带病投保的情况。被上诉人表示，焦亚平系上诉人工作人员，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对证人出庭作证有异议；其不认识证人，没有告诉过证人有关理赔的内容，曾有人去宜城解决过问题，但没有焦亚平此人，其只认识被告代理人杨静；证言为孤证，无其他证据印证。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在被上诉人举出《理赔决定通知书》时，审判人员询问理赔决定书什么时候收到的，被上诉人陈述“我于2012年10月20日左右交的理赔申请，大概是11月份左右收到的理赔通知书”，上诉人陈述“我们2012年10月22日在宜城服务部送达到原告手上，原告诉状也承认了这个事实”；在双方举证质证完毕后，审判人员询问原告何时收到理赔决定通知书，被上诉人陈述“在2012年10月22日1个多月以后才收到。诉状上也并未确认是当天收到的”。被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写道：“原告出院后，依据原、被告所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原告本次因患重病住院手术属于保险事故，应由被告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基本保险金额35万元，而在原告向被告申请支付保险金后，被告遂于2012年10月22日向原告发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认定原告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不承担赔付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要求与原告解除上述保险合同，同时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保险合同上擅自加盖‘作废’章。”
二审还查明，上诉人陈述张杰为张山明之子，实际上是张山明以张杰名义为上诉人代理销售保险，是上诉人的业务员，依据是上诉人工作人员杨静与张山明于2012年10月30日的电话通话录音，以及张杰签字的针对涉案保险合同的《自保件投保声明书》。在该《自保件投保声明书》上，声明人为张杰，投保人为张山明，被保险人为何全秀。被上诉人表示张山明并非上诉人的业务员。
二审开庭后，被上诉人向本院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其中写道“3.2012年10月他们拒赔通知下达后，我们气愤之极，不断和他们闹，并说‘把我们逼急了一把烧了你们公司，警醒世人不要再上当受骗买你们的保险，我们闹够了再告你们！’他们为了防我告他们，预留一手主动打电话给我，引诱我说他们想要的话进行录音。……更为可恨的是，在2012年11月，他们宜城公司的两位员工，到我们家要我们签一份不让看内容的协议，再退我们的保费，……！”经询问，被上诉人陈述除保险公司的署期为2012年10月22日的《理赔决定通知书》外，其从未收到保险公司其他拒赔、解除合同或不退保费的书面或口头表示；张山明陈述从何全秀投保到出了事故申请理赔、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其全参与了。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合同解除事由暨投保人是否违反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存在争议；同时，上诉人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已经其通知而解除，而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解除涉案保险合同，合同仍然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违反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一节，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具的“患者费用查询”信息，2011年3月15日和2012年5月21日在该院就医的“何全秀”的就医卡号一致，而2012年5月21日“何全秀”的“患者费用查询”信息可与本案被上诉人何全秀于同日在该院作超声心动图检查的事实相印证；2011年3月15日的“患者费用查询”信息与襄阳市中心医院《功能科登记簿》的记录能够相互印证，虽然登记簿所记年龄与被上诉人的实际年龄不一致，但因就诊时患者的身份信息只是依据本人口述大概登记，是否与真实情况相一致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综合以上情况，上述证据真实可信，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形成了较为严谨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何全秀曾于2011年3月15日在襄阳市中心医院就诊，并检查出“二尖瓣后叶脱垂并关闭不全”。上诉人上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在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进行了超声波检查，并且检查结果为患有重大疾病的前提下，检查报告单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因被上诉人才是该证据的唯一持有人；并且，被上诉人进行超声波检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查明身体健康异常的原因，根据常识，检查结论出现明显疾病的情况下，被检查人会去询问门诊医生，以获得专业的解答和就诊建议，而门诊病历由被上诉人持有，就诊医院并不会保存门诊病历。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符合生活常理和相关证据规则，虽不能确定具体的检查方式，但本案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在投保前的2011年3月15日做过相关医学检查，并推定被上诉人知道自己患有与检查结果“二尖瓣后叶脱垂并关闭不全”相应的心脏疾病。被保险人在投保前是否作过超声波检查或保险人在投保单上明确询问的其他检查项目、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心脏疾病，会影响保险人接下来对被保险人健康状况的调查，从事后不到一年半何全秀针对其二尖瓣脱垂并重度关闭不全行二尖瓣成形术来看，亦可说明以上情况的如实告知对保险人判断承保风险并作出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决定足以产生影响。原审判决认为，张山明及何全秀作为普通人，对医学知识了解有限，仅依据登记簿检查结果栏专业的书写内容来认定其应当知道何全秀患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疾病，明显不符合客观现实。对此本院认为，投保人于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系以保险人的询问项目作为其如实告知的事项，上诉人的询问项目为“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心脏病”，并非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保险承保的重大疾病，本案既推定被上诉人知道自己患有与检查结果“二尖瓣后叶脱垂并关闭不全”相应的心脏疾病，则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上述询问项目作出否定回答应认定为未如实告知。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过体检，其目的系为保险人判断承保风险提供相关信息，并不产生免除投保人依法负有的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综合以上情况，本案上诉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就被保险人何全秀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心脏病作出了明确询问，何全秀在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疾病的情况下作出否定回答属于故意未如实告知；张山明与何全秀是夫妻关系，其不仅是对何全秀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受益人，且系与何全秀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核心家庭成员，完全有条件详细了解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应认定其对于被保险人所知的自身健康状况知情，其对上诉人的上述询问作出的否定回答属于故意未履行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关于上诉人是否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了合同解除权一节，依据被上诉人陈述的除《理赔决定通知书》外其未收到保险公司的拒赔、解除合同或不退保费的书面或口头表示这一情况，被上诉人所作“2012年10月他们拒赔通知下达”的陈述表明其于2012年10月收到了《理赔决定通知书》，这与上诉人主张的《理赔决定通知书》的送达时间一致，与被上诉人在诉讼中主张的其收到《理赔决定通知书》的时间为2012年11月底相互矛盾；上诉人提供的张山明于2012年10月25日书写的《要求》、张山明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杨静于2012年10月30日的电话通话记录，可以说明双方在2012年10月已就理赔问题展开协商且双方存在争议，关于双方之间的争议发生经过，被上诉人在二审开庭后提交的书面说明中的相关叙述与上诉人的相关陈述及焦亚平证言的相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之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所举证据，被上诉人所作“2012年10月他们拒赔通知下达”的陈述，以及除《理赔决定通知书》外其未收到保险公司的拒赔、解除合同或不退保费的书面或口头表示的陈述，与上诉人所举的支持其《理赔决定通知书》送达时间主张的证据及陈述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而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于2012年11月底收到《理赔决定通知书》除其自己陈述外并无证据印证。鉴于上述情况，本案应采信被上诉人所作的“2012年10月他们拒赔通知下达”这一陈述，认定被上诉人在2012年10月收到《理赔决定通知书》。依据被上诉人于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其提出索赔申请是在2012年10月20日左右；并无证据表明上诉人在收到索赔申请之前即知道被上诉人违反了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上诉人于其知道保险合同解除事由暨知道被上诉人违反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这一情形时起三十日内行使了合同解除权。被上诉人答辩称，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是2011年5月17日，随后被上诉人已连续缴纳两年保费，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已二年，保险人也不得解除合同。因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时间距投保时尚未超过二年，故被上诉人的该项答辩理由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在案发后为了达到要求投保人及被上诉人承认存在隐瞒事实的目的，在不告知录音的情况下私自给投保人张山明进行电话录音，在该录音中投保人张山明也始终未认可存在故意隐瞒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是自己的员工，上述证据效力不合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上诉人虽未在录音时告知对方，但尚不构成上述规定之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之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电话录音并非不具有证据效力，仅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本案并非单独以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被上诉人的上述答辩理由不予采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之规定，本案保险合同已由上诉人合法解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3）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2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何全秀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合计13100元，由被上诉人何全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俊
审判员 杨斌福
审判员 任 侨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何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