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4民终43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崇左市江州区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友谊大道204号。
法定代表人韦敏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朔艺，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邱伟珍，女，1977年3月8日出生，汉族，单位职工，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上诉人崇左市江州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江州区国税局）因与被上诉人邱伟珍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6）桂1402民初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本案不需要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州区国税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江州区国税局将邱伟珍调整到该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为合法有效的变更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
事实和理由：一、江州区国税局对邱伟珍的工作岗位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管理权利。劳动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关系，这既是劳动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也是认定劳动关系存在的关键。如任凭劳动者无理提出要求，用人单位都无条件满足，不符合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二、用人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也是用人单位用人自主权的体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遵循这个原则。邱伟珍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即是在江州区国税局管辖范围内，税收执法、税务监管以外的勤杂工作，包含文印、保洁、安保、物业、食堂、收发、会务后勤等等。江州区国税局驮卢分局撤并后，江州区国税局三次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邱伟珍均无异议。上述三次调整，均属于在“勤杂工”的范围内进行调整，未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属于正常的调整。需要强调的是，“勤杂工”的工作内容双方并没有约定，而且“勤杂工”在法律法规里并未特指包含的工作内容，故只要双方愿意履行，即可认定不超出“勤杂工”的范围。三、江州区国税局对邱伟珍工作岗位的调整，邱伟珍已实际履行，为合法有效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1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看出，劳动合同的内容可以变更；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变更，当事人已实际履行变更后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该变更有效。2015年5月4日，江州区国税局下发通知，调整邱伟珍到江北宿舍区门卫室担任安保工作，邱伟珍接受并实际履行到2015年10月19日才提出异议，实际履行超过5个半月的时间。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变更合法有效。
被上诉人邱伟珍辩称，一、江州区国税局未与邱伟珍协商一致，强行将邱伟珍调整到另一单位广西百乐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乐居物业公司）从事门卫工作。江州区国税局对邱伟珍的工作调整，不但改变了劳动内容、劳动地点和劳动时间，而且连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主体也进行了变更，即江州区国税局将其部分权利义务以委托授权的方式转让给百乐居物业公司，由百乐居物业公司代替其对邱伟珍的门卫工作进行管理。显然，本案是劳动合同关系变更的争议，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内部管理的争议。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涉及劳动合同关系的订立、变更、解除方面属于两个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不管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要遵从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三、岗位调整属于合同变更的内容，江州区国税局经多次调整变更邱伟珍工作岗位，该局政策法规股已是劳动合同关系双方所确认的工作岗位。邱伟珍先后在原崇左县国家税务局驮卢分局办税服务厅、江州区国税局信息中心、崇左市政务中心国税窗口、江州区国税局政策法规股工作，邱伟珍被调整的工作岗位，因都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合法有效。合法调整后，邱伟珍最后的工作岗位是江州区国税局政策法规股勤杂工，而不是当初的驮卢分局的勤杂工。四、江州区国税局断章取义，错误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混淆合同变更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不管是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均需按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五、因江州区国税局想通过劳务派遣转变与邱伟珍的用工方式，邱伟珍不同意按江州区国税局的意愿解除双方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拒绝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合同，故被强行调整到门卫岗位工作。由此可见，江州区国税局强行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有打击报复、滥用职权之嫌。六、为顾全大局，邱伟珍在向江州区国税局提出书面抗议的同时，仍坚持到门卫处工作。2015年10月23日江州区国税局在门卫处上班时，突然接到百乐居物业公司的通知，要求其去参加该公司组织召开的保安会议，并被告知即将参加该公司对其进行的安保培训，并要求其参与保安轮岗和指纹考勤。当时，邱伟珍当即向该公司提出质疑，后该公司提供2015年5月18日江州区国税局与该公司签订的《委托书》，邱伟珍才知晓江州区国税局授权委托该公司对其进行监督管理事宜。江州区国税局单方调岗存在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欺诈行为。七、江州区国税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的门卫工作并非江州区国家税务局的工作职责范围，该区域的安保工作属于百乐居物业公司的工作范畴。江州区国税局没有权利将邱伟珍调整到另一用人单位工作，其行为已超出双方所确立的劳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故江州区国税局对邱伟珍的调岗行为违法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邱伟珍的诉讼请求：确认江州区国税局将邱伟珍调整到江州区国税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属无效变更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
一审江州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自1998年10月8日起原告邱伟珍到被告江州区国税局工作。2010年1月1日邱伟珍（乙方）与江州区国税局（甲方）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乙方的工作岗位为江州区国税局驮卢分局勤杂工；乙方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乙方月工资1000元。本合同的变更：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并办理变更合同的手续。”江州区国税局驮卢分局撤并后，江州区国税局共三次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2011年5月7日、2014年6月19日，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先后调整邱伟珍到崇左市政务服务中心国税窗口、江州区国税局政策法规股工作。2015年5月4日，江州区国税局向邱伟珍下达《通知》，载明：“根据工作需要，党组决定调整你到分局宿舍区做保安工作，请你于5月18日到江州区国税局办公室报到，岗位调整后工资待遇按新岗位工资执行。”2015年5月18日，江州区国税局与百乐居物业公司崇左市国家税务局项目部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是江州区国税局安排邱伟珍到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江州区国税局委托该项目部对邱伟珍进行考勤管理。2015年10月19日邱伟珍向江州区国税局提交《关于要求恢复原工作岗位及薪酬待遇的意见》，邱伟珍明确表示不同意江州区国税局党组对其工作调整，要求恢复原工作岗位，按原工作岗位执行工资待遇。
2015年10月28日，邱伟珍向崇左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崇左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江州区国税局将邱伟珍调整到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2、江州区国税局继续履行原有的劳动合同关系所确立的权利和义务，恢复邱伟珍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安排双方协商认可的工作岗位。2015年12月10日，崇左市劳动仲裁委作出崇劳人仲案字（2015）第7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邱伟珍的仲裁请求。2015年10月月29日，江州区国税局以邱伟珍擅自离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门卫工作岗位为由，作出《关于邱伟珍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况通报》。2015年11月10日，江州区国税局向邱伟珍作出《告知书》，要求邱伟珍于2015年11月18日前回到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门卫岗位上班。2015年11月25日，邱伟珍以江州区国税局不让其到原工作岗位政策法规股上班，从2015年10月26日-11月25日不提供相应的劳动办公条件为由，向江州区国税局提交《关于要求提供劳动办公条件的告知书》，要求江州区国税局恢复其到原工作岗位政策法规股上班。
另查明，1999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6年、2008、2009年、2010年、2013年邱伟珍被江州区国税局评为先进工作者；2014年被崇左市国家税务局评为先进工勤人员。邱伟珍的月工资为1600元，江州区国税局对邱伟珍的岗位调整，不影响邱伟珍的劳动报酬。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2015年5月4日至10月23日邱伟珍在江州区国税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
一审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原告邱伟珍请求确认被告江州区国税局将其派到江州区国税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的工作属无效的变更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
一、被告江州区国税局向原告邱伟珍提供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劳动合同书》的格式文本中，约定邱伟珍的工作岗位为江州区国税局驮卢分局勤杂工，双方对勤杂工的具体岗位约定不明，并未约定勤杂工包括门卫工。驮卢分局撤并以后，江州区国税局共三次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根据邱伟珍提供的荣誉证书及江州区国税局出具《关于邱伟珍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况通报》的内容，证明邱伟珍长期在江州区国税局担任协税员协助税务工作，均未有从事门卫工的经历。江州区国税局将邱伟珍调整至门卫工并非岗位微调，不是在劳动合同范围之内适当调整的工作岗位。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及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合同的变更：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并办理变更本合同的手续。”因此原、被告若需要变更合同内容应当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进行。现江州区国税局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征得邱伟珍同意的情况下，与邱伟珍协商一致调整工作岗位，也不能证明其与邱伟珍办理变更合同手续。故江州区国税局对邱伟珍的调岗，未经双方协商一致。
三、在本案发生前，邱伟珍并未受到江州区国税局的任何处罚，或考核被评为不称职，邱伟珍在江州区国税局工作期间，共10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及先进工勤人员，证明邱伟珍足以胜任江州区国税局的岗位工作。江州区国税局以党组决定，单方下达通知的形式，将邱伟珍调整至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江州区国税局调岗理由为“因工作需要”，并非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更致使双方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江州区国税局既未提供因单位工作需要调整邱伟珍工作岗位的充分证据，亦未能举证证明其调岗行为的适当性及必要性，因此，江州区国税局的调岗欠缺合理性。另外，虽然，邱伟珍调岗后工资数额不变，但协税员的职业尊荣感明显优于门卫工，江州区国税局对邱伟珍的调整岗位明显构成权利滥用。
四、虽然，2015年5月4日邱伟珍到门卫处上班，到新的工作岗位持续工作了五个多月，但2015年5月18日江州区国税局委托百乐居物业公司崇左市国家税务局项目部对邱伟珍进行管理，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江州区国税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该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告知邱伟珍，邱伟珍对此并不知情，不能视为双方已就调岗协商一致。2015年10月23日邱伟珍才知悉江州区国税局委托百乐居物业公司对其进行管理，对此，2015年10月28日邱伟珍提起仲裁，由此可见，邱伟珍并未同意江州区国税局的调岗决定，不能视为2015年5月4日邱伟珍就认同江州区国税局的调岗行为。
综上，江州区国税局未与邱伟珍协商一致并订立书面协议，单方面调整邱伟珍从事门卫工作，非用人单位工作需要，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江州区国税局将邱伟珍调整至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属无效的变更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邱伟珍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江州区国税局将原告邱伟珍调整至江州区国税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属于无效的变更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江州区国税局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
综合诉辩双方的分歧意见，本院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江州区国税局将邱伟珍调整到江州区国税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是否属于无效的变更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
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存在的争议焦点，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根据《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取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0年1月1日邱伟珍与江州区国税局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约定：邱伟珍（乙方）的工作岗位为江州区国税局（甲方）驮卢分局勤杂工；邱伟珍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月工资为1000元；合同的变更，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本合同，并办理变更合同手续。江州区国税局驮卢分局撤并以后，江州区国税局先后于2011年5月7日、2014年6月19日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即崇左市政务服务中心国税窗口、江州区国税局政策法规股岗位工作，两次调整工作岗位都经双方协商一致，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5年5月4日，江州区国税局下发《通知》，以工作需要为由，调整邱伟珍到该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做保安工作，岗位调整后邱伟珍的工资待遇按新岗位工资执行。虽然，江州区国税局作为用人单位，有自主行使内部管理权利，但其在未经与邱伟珍协商达成一致，单方决定调整邱伟珍工作岗位，其应对调整邱伟珍工作岗位、调薪行为举证说明其具有“充分合理性”，即江州区国税局调整邱伟珍工作岗位是否有合法理由。判断江州区国税局是否有合法理由的关键是该局是否改变了邱伟珍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邱伟珍工作地点的变更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江州区国税局用改变邱伟珍的工作地点，应当限制在合理范围。工作地点的变更与岗位调整类似，应以邱伟珍工作生活的便利情况、是否改变了邱伟珍此前的工作时间成本等判断，如上班时间长短、上班路途时间导致休息时间的增减、上班路途对上班交通成本的影响等。虽然，门卫也属于勤杂工，但门卫与原岗位的勤杂工相比，也存在工作时间长、管理方式方法不同、劳动报酬低、尊荣感低等不利的情形。同时，2015年5月18日，江州区国税局与百乐居物业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该局委托百乐居物业公司对邱伟珍进行考勤管理，未告知邱伟珍授权委托的内容及管理要求，也变更了原劳动合同约定的管理模式。此外，江州区国税局单方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决定岗位调整后工资待遇按新岗位工资执行，也未明确告知邱伟珍新岗位工资的执行标准。虽然，现执行邱伟珍的岗位工资与仍按原岗位工资发放，但因是江州区国税局单方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能否决江州区国税局按新岗位调低邱伟珍工资的可能，改变原劳动合同对邱伟珍工资的约定，对邱伟珍的劳动报酬产生不利影响。据此，江州区国税局未举证说明其具有“充分合理性”，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认定江州区国税局无合法理由变更与邱伟珍的劳动合同，改变了邱伟珍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故江州区国税局不能以门卫也属勤杂工为由，未经与邱伟珍协商一致，未有合法合理单方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对江州区国税局提出调整邱伟珍的工作岗位系内部调整，未变更劳动合同的主张及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江州区国税局调整邱伟珍工作岗位后，邱伟珍也按通知要求到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做门卫工作。邱伟珍于2015年10月19日才向江州区国税局提交《关于要求恢复原工作岗位及薪酬待遇的意见》，双方已实际履行变更劳动合同超过1个月，但不论邱伟珍就被调整工作岗位是否提过异议，此实际履行行为均因江州区国税局单方决定变更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而不产生弥补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缺失形式要件的法律效果。据此，对江州区国税局提出双方实际已履行变更劳动合同超过5个月，应视为邱伟珍默认同意变更劳动合同的主张及理由，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判决江州区国税局将邱伟珍调整到江州区国税局江北职工生活宿舍区从事门卫工作属于无效的变更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江州区国税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崇左市江州区国家税务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农雄楼
代理审判员 韦 剑
代理审判员 陆有帅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隆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