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560号
原告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潘复棣。
委托代理人张鲤庭，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桂庄，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澳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惠德。
委托代理人张培，上海一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鲤庭所）与被告上海澳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怡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先由审判员刘锋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3年2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因本案处理结果必须以本院审理的（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483号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为此本案于2013年2月5日裁定中止诉讼。本案恢复审理后，本院于2013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审结，为此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原告鲤庭所的委托代理人张桂庄，被告澳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鲤庭所诉称，被告法定代表人陈惠德女士与黄小强先生是母子关系，黄小强是被告实际控制人。2010年10月26日，黄小强就被告诉上海龙仓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仓公司）控股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赔偿案，聘请鲤庭所律师代理诉讼以及提供有关刑事控告咨询事项，与原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指派张鲤庭、张桂庄、赵霞三位律师承办被告委托案件，代理权限为一审特别授权代理、有关刑事控告咨询（整理证据，制作控告文件）；律师收费民事部分：按一审判决书确定数额的5%收取，合同签订后七天内支付人民币（币种下同）50万元，庭审结束支付70万元，一审判决书下达结清余款；若结算数额不足支付120万元，原告无需将已收款退回；刑事咨询部分，一次收取20万元。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至2012年7月期间一年又九个月，多次与黄小强专门研究分析案情、收集证据、确定诉讼及刑事控告方案；在（2010）沪一中民四（商）再重字第1号案合议庭首次规定的举证期限内，递交了变更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的民事诉状；鲤庭所张鲤庭、张桂庄律师作为该案特别授权代理人，参与了该案2010年12月6日、13日、2011年1月28日三次交换证据、质证的准备庭审理活动，2011年2月23日参加了该案开庭审理，庭后撰写了详实的代理意见；为被告有关刑事控告咨询事项，调取证据撰写刑事控告文书，编撰相关证据目录。原告指派的律师全面尽责地提供了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和咨询服务。（2010）沪一中民四（商）再重字第1号案诉讼标的案值为15，259万元，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前期律师费。2011年12月原告获悉，黄小强因病亡故，其家人、亲属找到原告了解在讼案件案情和代理情况后，由被告法定代表人陈惠德出具委托书约于2012年6月先后撤销了鲤庭所张桂庄、张鲤庭两位律师继续代理该案诉讼的委托，并于2012年7月与龙仓公司签订和解协议，龙仓公司向被告支付7，000万元后，被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回起诉。2012年8月10日，原告向陈惠德致函，希望被告能按聘请律师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无果，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370万元（包括诉讼代理费350万元和刑事咨询费20万元）。
被告澳怡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被告没有和原告签过聘请律师合同，原告提供合同上的盖章是伪造的；2、原告的确为被告代理过一中院的案子，但该案委托书中没有调解授权，故最终调解结果与原告无关；3、在黄小强去世后，被告与张鲤庭联系，张鲤庭拒不提供材料，原告另一位律师又做了与被告有利益冲突的另案相对方代理人，明显侵犯了被告的利益，所以被告解除了原告的代理权，因此审判结果与原告无关；4、被告不认可20万元刑事咨询，刑事部分没有委托过原告，也不认可原告做的工作。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聘请律师合同1份，证明被告委托原告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发回的重审案件，并就追究对方法定代表人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向原告咨询；
2、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135号民事裁定书1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再重字第1号举证通知书、缴纳诉讼费用通知、2010年12月8日修改后的民事诉状、证据目录、2011年2月23日开庭传票、2011年4月6日代理意见及邮寄凭证等1组，证明原告为被告完成了民事诉讼代理事项；
3、2010年11月23日原告为被告提供的刑事控告材料1份，证明原告针对上海经侦总队不受理，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向市检一分院报送材料，直接交给了被告，由被告提交相关部门；
4、2012年8月10日律师函及邮寄凭证1组，证明原告就（2010）沪一中民四（商）再重字第1号案向被告催讨律师费；
5、法人授权委托书2份，其中一份是委托刑事控告，一份是委托民事诉讼，均是被告签发给张云秋的，证明张云秋作为被告联系人与原告进行接洽，为控告王士明职务侵占犯罪和民事诉讼提供法律服务；
6、（2009）静民二（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原告律师与被告实际控制人黄小强在本案代理前就有过其他案件代理关系；
7、（2010）沪一中民四（商）再重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1份，证明被告委托原告的重审案件，被告在解除对原告的委托后，自行与相对方达成调解。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上印章是伪造的，并提出该枚印章是2011年10月以后刻的，该份文件形成时间不会早于2011年10月，要求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对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无异议，一中院举证通知书上手写字真实性不确认，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上手写字真实性不确认，对民事诉状、证据清单、传票无异议，代理意见在案卷中没有看到，邮寄凭证未填邮寄时间，不能证明快递已寄给一中院；3、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控告函落款日期在公安局不予受理之后，内容是控告不是复议，没有受文单位，只有被告盖章，原告也没有提供给被告的证据，故不认可是原告制作的；4、证据4邮寄地址是否被告法定代表人家庭地址不清楚，经核实没有收到过；5、对证据5不认可，要求对公章进行鉴定；6、对证据6真实性由法院审核，与本案无关；7、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调解书是赔偿，而原告代理的内容是返还，所有开庭均围绕返还进行，被告调解已超出返还的内容，不是一回事。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0年10月8日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送达回证、授权委托书、2010年9月28日、2010年10月8日、2010年10月28日谈话笔录等1组，证明一中院重审案件原来委托张黎光，基本事实已很清楚，之前一审、二审、再审也委托了律师，之所以解除之前律师是为了节省律师费，请熟人帮忙，本来已不考虑再请律师，无非是因为张云秋推荐了张鲤庭；
2、2010年11月26日委托书1份，该份委托书与原告提供聘请律师合同上的章明显不同，上面也没有调解授权，民事诉讼法上对和解和调解是有区分的；
3、2010年12月30日关于要求延期举证质证的申请书、2011年1月31日延期开庭申请书各1份，证明一中院案卷中盖章留存的文书均加盖了被告的真实印章，原告对被告印章应很熟悉；
4、手机短信记录、张泽民的身份证明各1份，证明黄小强过世后，张泽民担任被告总经理，与张鲤庭联系查看案件相关材料，原告拒不提供；
5、2010年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2010年12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复议决定书、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各1份，证明不予立案通知书出具日期与原告提供控告书日期相同，时间上存在矛盾；刑事部分律师收费有指导价，侦查阶段收费1，500元到1万元；
6、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认定和处理规则1份，证明原告违反律师执业规定，代理被告参与被告和龙仓公司的重审案件，又在2012年初张云秋与被告的利益冲突中作为张云秋的代理人在调解阶段出现；
7、落款加盖“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的关于要求延期举证质证的申请书1份，该份证据系（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483号案的原告上海嬴易仁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嬴易仁公司）提交，证明原告利用代理被告之便，向张云秋提供假证据，违反职业操守，构成实质性违约；
8、（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生效判决已确认“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不是被告使用印章；
9、关于变更委托代理人及送达地址的函1份，证明被告先后于2011年12月30日和2012年2月16日撤销了鲤庭所两位律师的代理人身份；
10、证人孙某某的证言，证明被告撤销原告委托权限是因为2012年1月被告和嬴易仁公司发生纠纷，原告作为嬴易仁公司的律师与被告接洽，损害了被告的权益。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举证目的不认可，发回重审的理由是一审、二审适用法律错误，该案诉讼的不是地价涨多少，而是项目价格，适用的法律是公司法，与一审、二审均不同，黄小强觉得张黎光不行，所以聘请了原告律师；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延期举证申请是原告出电子文档发给黄小强，由黄小强寄给法院的，加盖的是哪个章原告并不清楚；4、对证据4认为是张鲤庭个人的事，与本案无关；5、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说的是刑事案件，而原告代理的是刑事咨询，从订合同开始；6、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一中院重审案涉案标的为2.5亿元，黄小强2012年2月去世后，因黄小强与张云秋有利益往来，黄小强家属不想继续诉讼，把张云秋踢开了，张鲤庭作为双方的朋友，从中调和，并不是张云秋的代理人；7、对证据7确认原告处有这份材料，但不清楚为何在原告处，正式文本是原告发电子文档给黄小强，由黄小强寄给法院的；8、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判决书中提到“无法充分认定”并未排除被告对该枚印章的使用；9、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10、对证据10认为证人是清洁工，不是员工，证人只说张鲤庭帮张云秋为迪蒙公司欠澳怡公司债务的事出面，并不能说明是代理关系，实际是澳怡公司内部发生纠纷，因张鲤庭和张云秋是朋友出面调解，不是一方代理另一方的关系。
本院对双方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证据1聘请律师合同甲方落款处无经办人签字，仅加盖“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关于该枚印章的效力，在（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作认定，即根据相关书证尚无法充分认定“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系澳怡公司曾经合法使用的公章，对于生效判决该节事实认定原告并无异议，故聘请律师合同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原告提供证据2中代理意见虽然被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原告已经提供相应EMS邮件详情单，该详情单注明内件品名为“（2010）沪一中民四（商）再重字第1号代理词”，收件人“申黎”为该案承办法官，收件地址“上海市虹桥路XXX号”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地址，加盖邮戳时间2011年4月8日为原告律师代理诉讼期间，上述信息足以说明原告已经做了寄交书面代理意见的诉讼代理工作，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采纳。原告提供证据3作为刑事控告材料仅加盖了被告公章，未能反映由原告制作完成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提交，与本案原告主张的刑事咨询代理事宜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原告提供证据5从证据内容上仅能反映被告将刑事控告和民事诉讼工作委托张云秋处理，与原告主张委托原告诉讼代理事宜无关，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原告提供证据6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被告提供证据4手机短信记录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原告对该证据也未确认，本院对该份证据不采纳。被告提供证据5中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和证据6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认定和处理规则均系相关行业规定，不属于证据范畴。被告提供证据7上加盖“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仅就该份证据本身由原告持有，尚不能认定原告制造了假证据，该份证据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被告提供证据10孙某某的证言仅能反映被告与迪蒙公司、赢易仁公司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及原告律师张鲤庭参与了纠纷调解的过程，尚不足以证明张鲤庭律师存在双重代理等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行为，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真实有效，与本案有关联，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06年5月31日，澳怡公司以上海瑞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证公司）与龙仓公司恶意串通，严重损害其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瑞证公司和龙仓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赔偿金额为其20%股权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增值损失与全部投资损失58，169，120元，深圳市即达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即达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于2010年5月4日裁定将该案发回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案号为（2010）沪一中民四（商）再重字第1号。
上述案件发回重审期间，澳怡公司先后委托了公司法律顾问张黎光、鲤庭所张鲤庭律师、鲤庭所张桂庄律师、公司员工张泽民、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吴百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其中张黎光参加法院于2010年9月28日、2010年10月8日、2010年10月28日组织的三次谈话，并向法院提交了变更民事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等法律文书。2010年11月26日，澳怡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委托书，委托鲤庭所张鲤庭律师、张桂庄律师为上述发回重审案件代理人，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签收法律文书。澳怡公司确认鲤庭所接受委托后参与了两次庭前准备、两次谈话和一次庭审，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变更民事诉状、延期举证质证申请书、延期开庭申请书、代理意见等法律文书。2011年12月30日，澳怡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关于变更委托代理人及送达地址的函》，将其诉讼代理人变更为张泽民和张鲤庭律师，同时撤回对张桂庄律师的委托。2012年2月16日，澳怡公司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关于变更委托代理人及送达地址的函》，撤回对张鲤庭律师的委托，并同时委托吴百雄律师代理诉讼。
2012年7月17日，在法院主持下，上述案件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内容为：一、由于澳怡公司投入1，000万元购买瑞证公司20%股权，现由龙仓公司以1，000万元收购澳怡公司所持有的瑞证公司20%股权。澳怡公司在瑞证公司的所有权益、权利（包括股权转让前以股东名义应得的股权权益）也全部转让给龙仓公司；二、由于澳怡公司将上述1，000万元连同另行投入的11，908，880元投入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28街坊1／3丘地块，考虑到上述情况，龙仓公司同意支付澳怡公司补偿款6，000万元，澳怡公司将上述11，908，880元所对应的权利及收益转让给龙仓公司；三、在本案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龙仓公司将上述合计7，000万元支付至法院，在法院收到上述款项后，澳怡公司有权申请法院即将4，000万元支付给澳怡公司。本案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澳怡公司所持瑞证公司20%股权及因投入所对应的权益即归龙仓公司所有。澳怡公司应在本案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次日协助龙仓公司办理完毕2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后，或者如在上述期日内未能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龙仓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准予裁定查封冻结20%股权后，澳怡公司有权申请法院即将2，000万元划至澳怡公司账户。在20%股权工商过户登记至龙仓公司后，澳怡公司有权申请法院即将余款1，000万元划至澳怡公司账户；四、各方当事人无其他争议。澳怡公司对龙仓公司、瑞证公司及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代理人均不再提起民事等任何形式的权利主张、索赔、补偿、申诉，不得再以瑞证公司股东身份行事；五、若因澳怡公司原因，澳怡公司所持有的瑞证公司20%股权被裁决并执行或以其他有效方式认定为案外人所有并被执行的，则龙仓公司有权要求返还已支付的全部7，000万元；六、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05，454元，减半收取为552，727元，财产保全费136，520元、土地使用权评估费90，000元、审计费150，000元，均由龙仓公司承担。
另查明，2012年7月31日，赢易仁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澳怡公司向其支付咨询费用2，500万元，立案号为（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483号。本院一审判决支持赢易仁公司的诉讼请求。澳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赢易仁公司提供的相关书证（包括本案原告鲤庭所提供的证据1加盖“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的聘请律师合同），尚无法充分认定“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系澳怡公司曾经合法使用的公章。2013年5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一、撤销本院（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4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赢易仁公司要求澳怡公司支付服务费2，500万元的原审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二、律师代理费金额如何确定？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现已查明事实，原告提供聘请律师合同上加盖“上海澳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印章并非被告曾经合法使用公章，该份书面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收费标准对被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原告在订立合同时未对合同上加盖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对于书面合同不成立的后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客观上被告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代理民事诉讼，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处理了部分民事诉讼委托代理事宜，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无偿代理，故被告应当根据原告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况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报酬。
对于被告提出其提前解除与原告的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关系，是因为原告存在双重代理行为，损害了被告利益，故不同意支付民事诉讼代理费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在与原告解除委托关系时，被告和赢易仁公司的诉讼尚未进行，证人孙某某的证言也不足以说明原告律师存在双重代理行为，故被告的此项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仍应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民事诉讼代理费。
针对争议焦点二，对于民事诉讼代理费报酬金额的确定，本院参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以重审案件诉讼标的为基础，考虑诉讼代理案件难易程度、原告参与诉讼代理时间和工作量等因素进行判定，一方面，本案诉讼标的较高，案情疑难复杂，对原告完成诉讼代理工作的要求也较高，另一方面，原告毕竟没有完成重审案件诉讼代理全过程，应按实际完成工作量对报酬进行适当折减，综合上述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民事诉讼代理费报酬100万元。
至于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刑事咨询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既未提供原、被告就刑事咨询收费达成合意的合同依据，也未能提供原告为被告完成刑事咨询事项的事实依据，原告的此项费用主张不成立，本院对原告的这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澳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支付民事诉讼代理费报酬100万元；
二、驳回原告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1，400元，由原告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负担30，210.81元，被告上海澳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1，189.1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直接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淳
审 判 员 叶沈翔
人民陪审员 黄讚美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姚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