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三法民四初字第135号
原告黄嘉伟，男，台湾地区居民，台湾身份证号码为×××2212。
委托代理人陈飞林，广东顺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晓玲，女，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身份证号码为×××4565。
原告黄嘉伟诉被告沈晓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沈晓玲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4年8月13日作出（2014）东三法民四初字第1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沈晓玲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沈晓玲不服该裁定上诉至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东中法立民终字第9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1日、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原告黄嘉伟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飞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沈晓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黄嘉伟的委托代理人陈飞林、被告沈晓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嘉伟诉称：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4年6月24日，被告因生活需要，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双方约定借款2014年7月1日归还，被告没有出具借条，原告按约定在东莞市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借款，但被告未按约定归还借款。借款到期后，原告去电要求被告归还借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现甚至直接拒接原告电话。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现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7月1日起计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黄嘉伟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被告沈晓玲账户入账信息表、证人马某的证言，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000元，原告于2014年6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该笔借款打入被告卡内。
被告沈晓玲辩称：1、原、被告不仅仅是朋友关系，而是未婚夫妻关系，准备登记结婚。被告提交的《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显示有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及原、被告之间不是直系血亲，符合结婚的条件等内容，这也说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准备结婚的阶段。开具该切结书是登记结婚的必经流程。原、被告之间还曾经购买了拍摄结婚照的套餐，若原、被告只是朋友关系，不可能买拍摄结婚照的套餐。此外，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4、5月份期间，在广州市从化街口的一个酒店，还有广州天河城附近的酒店都有开房记录。被告还曾带原告见过家长，原告称与被告很少见面是不符合事实的；2、被告提交的聊天记录也说明原告对于被告怀孕是知情的，原告称对我怀孕不知情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3、原告转账给被告的人民币50000元，是原告给被告的补偿，属于赠与，被告没有向原告借过钱。2014年6月底的时候，原告跟被告说不要孩子了，让被告打掉。后来，被告与原告吵架，并提出了分手。原告答应分手，让被告打掉孩子。被告于2014年7月份的时候去医院流产。原告与被告之间是恋人关系，且一度准备办理结婚手续，案涉人民币50000元款项是原告给被告的补偿，属于赠与，不是借款。
被告沈晓玲对其陈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单身事实切结书》、《户籍謄本》，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未婚夫妻关系，并非普通朋友关系；
证据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黑白B超检查报告、出院记录、病历、手术记录、标测心电图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拟证明被告在医院做了流产和清宫手术，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已经有了孩子；
证据3，QQ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清楚被告怀孕的事情，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是未婚夫妻关系；
证据4，2014广州婚博会立衡会所合约单，拟证明原、被告的关系已经到了快结婚的阶段，因为被告怀孕，所以就提前要拍婚纱照。
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6日，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公证处对原告黄嘉伟的《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单身事实切结书》及附件（即《户籍謄本》）进行了认证。该《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载明：“本人黄嘉伟与大陆地区之结婚对象，即沈晓玲……并无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关系，以上所陈属实，如有任何虚伪或不实，愿负一切法律责任”；该《单身事实切结书》载明，“一、本人黄嘉伟未曾结婚；二、关于以上事实兹检附户籍謄本”。在《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和《单身事实切结书》下方切结人处均有原告黄嘉伟的签名并加盖有原告黄嘉伟的私章。《单身事实切结书》所附《户籍謄本》为原告黄嘉伟及其母亲的户籍资料。庭审中，原告黄嘉伟主张自己回台湾开具《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单身事实切结书》及附件（即《户籍謄本》）只是为了向被告表明自己是单身，以便与被告进一步交往，并非是为了与被告结婚而做的准备工作；被告沈晓玲则主张原告黄嘉伟回台湾开具《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单身事实切结书》及附件（即《户籍謄本》）是为了原、被告之间结婚使用，如原告仅仅为了证明其是单身，无需将被告的信息写入切结书。
2014年6月15日，原、被告预定了一份价值人民币6999元的广州婚博会婚纱照套餐，该婚纱照套餐的费用由原告黄嘉伟支付。被告提交的立衡会所合约单显示，预约拍照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前，取件时间为2014年7月底。庭审中，原告确认购买这份婚纱套餐确实是为了和被告拍婚纱照使用，但拍婚纱照只是拍一下玩玩，并没有与被告结婚的打算；被告则主张原、被告的关系已经到了快结婚的阶段，因为被告怀孕，所以就提前要拍婚纱照。
2014年6月24日，原告黄嘉伟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XX）向被告沈晓玲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账号为XX）转账人民币50000元，但该笔汇款未注明汇款用途。对于该笔人民币50000元的汇款，原告主张是出借给被告的借款，故于2014年7月10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被告确认收到了原告的该笔转账，但主张该笔转账系原告因分手给被告的补偿，系赠与，并非借款。
2014年6月26日，被告沈晓玲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其病历卡显示被告沈晓玲已怀孕9周，被告沈晓玲有生育要求。
2014年6月30日，被告沈晓玲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其病历卡显示被告沈晓玲已怀孕9周，被告沈晓玲计划人工流产。
2014年7月1日至7月6日，被告沈晓玲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住院就诊，2014年7月4日被告沈晓玲进行了人工流产。
2014年7月24日至7月25日，被告沈晓玲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住院就诊并进行了药物流产后的清宫手术。
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之间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且在男女朋友关系存续期间发生过性行为。原告主张双方的男女朋友关系持续期间为2014年5月初至2014年6月10日之前，原告不知道被告怀孕的事实；被告主张双方的男女朋友关系持续期间为2014年4月中旬至2014年6月25、26日，原告在回台湾开具《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等材料之前已经清楚被告怀孕的事情，案涉人民币50000元的款项系原告给被告的安胎费用，后因决定流产，该笔款项转换为给被告流产及分手的精神、物质损失的补偿，属于赠与。
庭前，原告向本院申请了证人马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有证人马某签名、摁印，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的《证明》，内容为：“本人马某，身份证号码××。我是沈晓玲与黄嘉伟的朋友，因沈晓玲生活困难有需求向黄嘉伟于6月中旬借款人民币伍萬元整。黄嘉伟于6月24日由我陪同至塘厦新区中国农业银行汇款。以上证明与事实无误。”
证人马某出庭作证，并在庭审时表示：1、被告沈晓玲向原告黄嘉伟借款人民币50000元的事情是其听原告黄嘉伟说的，后来其就陪原告黄嘉伟去的中国农业银行的ATM机汇款，汇款时马某在ATM机门口，原告黄嘉伟自己自行操作完成汇款；2、马某了解被告沈晓玲向原告黄嘉伟借款的事情是马某和原告黄嘉伟在一辆车上，原、被告通电话的时候马某听黄嘉伟说沈晓玲需要借钱；3、在马某出具的《证明》中关于“沈晓玲生活困难”的内容也是马某从原告黄嘉伟处听说的。
庭审中，原、被告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涉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关于管辖权，原告黄嘉伟在东莞市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沈晓玲支付了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作为合同履行地辖区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该约定合法有效，故本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
结合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黄嘉伟主张沈晓玲向其借款人民币50000元，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本院认为，原告黄嘉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沈晓玲向其借款人民币50000元的事实。理由如下：
黄嘉伟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被告沈晓玲账户入账信息表并未显示转账用途，仅能反映原告黄嘉伟向被告沈晓玲转账人民币50000元的行为，至于发生该行为的原因，原告黄嘉伟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来予以证明。原告黄嘉伟亦确认被告沈晓玲没有出具借条给原告，双方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尽管原告黄嘉伟提供了证人马某的证言，但证人马某的当庭陈述也显示其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意、转账行为均非其亲眼见证，均是从原告黄嘉伟处听说得知，因此，对于黄嘉伟与沈晓玲之间是否存在借款的合意，该证人证言亦无法证明。原告黄嘉伟称被告沈晓玲口头向其借款，这属于原告黄嘉伟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沈晓玲曾经向其提出借款。因此，原告黄嘉伟未能就自己的主张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黄嘉伟主张其与沈晓玲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依据不足。
关于原告黄嘉伟与被告沈晓玲的关系问题。1、庭审中，原告黄嘉伟主张双方之间的男女朋友存续期间是2014年5月初到2014年6月10日之前，但又确认于2014年6月15日支付了拍摄婚纱照的款项，黄嘉伟与沈晓玲预约于7月初拍摄婚纱照。如果原、被告确于2014年6月10日之前就终止了男女朋友关系，那么原、被告双方不可能又于2014年6月15日购买婚纱拍摄套餐，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2、从原告黄嘉伟于2014年5月26日在台湾地方法院公证处开具的《非近亲结婚事实切结书》也可以看出，被告沈晓玲是作为原告黄嘉伟的结婚对象出现在该份材料中的，因此，可以认定最迟至2014年5月26日，原、被告之间的男女朋友关系已经建立且准备结婚，这也与原告黄嘉伟关于双方关系未发展到准备结婚的阶段这一陈述明显矛盾。3、从沈晓玲提交的就诊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的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门诊病历内容看，该病历内容上记载，沈晓玲主诉：停经9＋4周，检查结果：宫内妊娠，胚胎存活，如孕9周大小。即此时被告沈晓玲已怀孕约两个月。原、被告在庭审中均确认双方发生过性行为，因此，在2014年5月26日前就已经准备与被告沈晓玲结婚的原告黄嘉伟主张其在2014年6月24日转账时仍不知道被告怀孕的事实，其可能性极低。4、被告提交的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门诊病历内容显示，被告沈晓玲在2014年6月26日就诊时有生育要求，2014年6月30日就诊时要求终止妊娠，并于2014年7月4日人工流产手术。而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时间是2014年6月24日，从上述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看，被告沈晓玲主张案涉款项系原告给被告的安胎费用，后因要打掉孩子，该笔款项转换为给被告流产及分手的精神、物质损失的补偿，属于赠与，这一主张更为可信。
综上，原告黄嘉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应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嘉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原告黄嘉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黄嘉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沈晓玲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毓秀
代理审判员 刘 昕
人民陪审员 彭永捷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月慧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1、《中民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人民法院地管辖。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