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苏13行终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前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阳县农业委员会，住所地泗阳县北京东路11号行政服务中心十楼。
法定代表人王朝霞，主任。
出庭负责人陈春化，该农委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其志，江苏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阳县财政局，住所地泗阳县众兴镇北京路行政服务中心5-6楼。
法定代表人董国宏，局长。
出庭负责人宋爱忠，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四大，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前尚因与被上诉人泗阳县农业委员会（下称泗阳农委）、泗阳县财政局（下称泗阳财政局）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行政给付一案，不服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所作（2015）宿城行初字第002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前尚，被上诉人泗阳农委的出庭负责人陈春化及委托代理人刘其志，泗阳财政局的出庭负责人宋爱忠及委托代理人郑四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王前尚系泗阳县南刘集乡河边村七组村民。2012年10月26日，泗阳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原告的承包地总面积为12.61亩。2012年至2015年原告实际用来种植粮食的承包地为5.22亩，其余的7.39亩承包地用来栽种树木。2012年至2015年，原告每年种植小麦5.22亩。2012年、2014年、2015年原告每年种植玉米4亩，种植大豆（蚕豆、花生）1.22亩。2013年原告种植玉米5.22亩。2012年至2015年原告未曾种植水稻。2012年至2015年，被告均按照2亩面积向原告发放玉米良种补贴资金，按照6亩面积向原告发放小麦良种补贴资金，按照7.51亩面积向原告发放农资综合补贴资金。2015年10月，原告向二被告提出口头申请，要求二被告按照12.61亩承包地面积给付原告2012年至2015年度被截留、扣发的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2015年10月26日，被告泗阳农委向原告下发回复称：“‥‥‥你户2001年纳税面积为7.51亩，从2007年以来的农资综合补贴上报面积一直为7.51亩，虽然比土地承包面积少，但符合省下达补贴面积指标不足以按承包面积发放的实际情况，请谅解”。原告不服，因而成讼。原审另查明，2012至2015年江苏省玉米良种补贴标准均为10元/亩，小麦良种补贴均为10元/亩。2012江苏省农资综合补贴标准为81.5元/亩，2013年、2014年江苏省农资综合补贴标准为103.4元/亩，2015年江苏省农资综合补贴标准为82.8元/亩。原审再查明，被告泗阳农委出示的2012年、2013年水稻玉米良种补贴登记公示表，南刘集乡2015种粮补贴面积与农户信息核对表上原告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手印不是原告本人所摁。原审还查明，江苏省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的申报程序为，补贴面积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农户据实申报并登记造册，造册后村民委员会按补贴要求进行核实，同时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按户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结束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汇总，并报县农业、财政部门。县农业、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县人民政府审定后，由县财政部门组织资金发放工作。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财政部、农业部《中央财政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苏农计﹝2011﹞152号文件、苏财基层﹝2013﹞9号文件、苏农业﹝2014﹞17号文件、苏农计﹝2015﹞50号和苏农改办﹝2012﹞4号文件、苏财建﹝2013﹞2号文件、苏财建﹝2014﹞10号文件、苏财基层﹝2015﹞10号文件的规定，二被告系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组织实施管理部门，具有核实、发放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职权。根据《中央财政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五条、第八条及苏农计﹝2011﹞152号文件、苏财基层﹝2013﹞9号文件、苏农业﹝2014﹞17号文件、苏农计﹝2015﹞50号文件规定，江苏省对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实施良种补贴。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的总体目标，是根据化肥、柴油等主要农资价格上涨情况，在综合考虑当年粮价变动促农增收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合理安排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实行动态调整，弥补农民种粮的农资增支，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苏农改办﹝2012﹞4号文件、苏财建﹝2013﹞2号文件、苏财建﹝2014﹞10号文件、苏财基层﹝2015﹞10号文件等文件均规定种粮补贴按照谁种地补给谁的原则执行。根据上述规定，江苏省实施农作物良种补贴的种类和范围是全省的水稻、玉米、小麦和油菜。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对象分别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农作物良种和因购买农资而增加支出的种粮农民。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虽登记为12.61亩，但从2012年至2015年原告每年用来种植粮食的承包地面积为5.22亩，其余的承包地全部用来栽种树木。根据上述规定，原告要求二被告按照12.61亩地承地包面积向其发放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2年、2014年、2015年，原告实际种植玉米面积均为4亩，2013年种植玉米面积为5.22亩，但是2012年至2015年二被告均按照2亩面积向原告发放玉米良种补贴。被告泗阳农委所举关于原告玉米种植面积的证据，因上面签名非原告本人所签，原告亦不认可，同时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在确定原告玉米种植面积前，经过原告申报、公示、原告本人核实等程序，故不能作为被告向原告发放玉米良种补贴的合法依据。被告按照2亩面积向原告发放玉米良种补贴没有事实依据。故二被告应当向原告补发2012年至2015年玉米良种补贴为：〔（4－2）亩10元/亩3年〕＋〔（5.22－2）亩10元/亩1年〕﹦92.2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诉讼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将本案移交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追究其领导的违法违纪责任，被告在宿迁电视台、宿迁广播电台、宿迁日报上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审查。关于本案庭审后，原告要求增加被告给付退耕还林补助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据此，不予准许。
原审法院依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泗阳县农业委员会、被告泗阳县财政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履行职责，向原告补发2012年至2015年玉米良种补贴92.2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泗阳县农业委员会、被告泗阳县财政局共同负担。
上诉人王前尚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予以撤销或者发回重审。主要理由为：1、原审认定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纳税面积为7.51亩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原国家农业税计征政策规定，应当按照实际承包地面积计征农业税。上诉人提供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为9.19亩，该面积才应为计征面积，被上诉人也应当按照该面积为上诉人发放农资综合补贴，故被上诉人少发放给上诉人农资综合补贴；2、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发放2015年农资综合补贴的依据为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下发的苏财基层[2015]10号文件，该文件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31号文件相违背，故被上诉人扣发2015年度20%的农资综合补贴违法；3、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调解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不得调解的规定。
被上诉人泗阳财政局答辩称，其不存在欠发上诉人农资综合补贴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为：1、根据财政部、农业部《中央财政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苏农计﹝2011﹞152号文件、苏财基层﹝2013﹞9号文件、苏农业﹝2014﹞17号文件、苏农计﹝2015﹞50号文件确定，江苏省对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实施良种补贴；2、根据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及苏农改办﹝2012﹞4号文件、苏财建﹝2013﹞2号文件、苏财建﹝2014﹞10号文件、苏财基层﹝2015﹞10号文件等文件的规定，种粮补贴按照谁种地补给谁的原则执行。根据上述规定，江苏省实施农作物良种补贴的种类和范围是全省的水稻、玉米、小麦和油菜。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对象分别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农作物良种和因购买农资而增加支出的种粮农民。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虽登记为12.61亩，但从2012年至2015年原告每年用来种植粮食的承包地面积为5.22亩，其余的承包地全部用来栽种树木。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12.61亩承包地面积向其发放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在2012年、2014年和2015年实际种植玉米4亩，被上诉人将按照查实的面积予以补发，对上诉人多领取的款项将依法追回；3、根据《关于印发江苏省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自2016年起，我省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原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文件要求补贴发放依据可以是二轮承包地耕地面积、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或粮食种植面积，在所列四种补贴依据中，明确要求前三种方式必须填报“采用排除法排除的面积（亩）”栏后计算出应“应享受的补贴面积”，此项改革的是指补贴真正意义上的种粮农民，而不是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明的面积发放补贴，而应按照实际种植的面积予以补贴。
被上诉人泗阳农委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为：1、上诉人种植登记面积为12.61亩，经过财政部门审批发放补贴面积是7.51亩，上诉人实际种植应当享受补贴的土地面积是5.22亩，其他土地用来种树。其按照财政部门审批的7.51亩面积发放补贴正确，上诉人要求按照12.61亩发放补贴没有依据；2、原审法院为了妥善化解矛盾，做了相应的协调工作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各方当事人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对证据的分析认证正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
庭审中，上诉人王前尚明确表示对原审判决二被上诉人给付其2012年至2015年玉米良种补贴92.2元不持异议。经庭审释明，上诉人王前尚表示对上诉状中新增加的赔偿生活费、刻录光盘费等诉讼请求不再坚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按照12.61亩承包地面积给付原告2012年至2015年度欠发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苏农改办[2012]4号《关于做好2012年对种粮农民补贴工作的通知》第二项规定，种粮补贴仍按照谁种地补给谁的原则执行，承包地转给他人的，按承包协议处理；抛荒地和非农业征（占）用的耕地不予补贴。苏建财[2013]2号、苏建财[2014]10号等文件亦有类似规定。据此，农资综合补贴应当按照谁种地补给谁的原则来进行补贴，并只补贴实际从事粮食生产的土地，并非按照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承包地面积进行补贴，故上诉人称应当按照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面积来计算应当发放给其的农资综合补贴没有依据。本案中，上诉人从2012年至2015年用来种植粮食的承包地面积为5.22亩，其余承包地均被种植树木，二被上诉人按照7.51亩的标准为其发放农资综合补贴，不存在欠付上诉人农资综合补贴的事实。苏财基层[2015]10号《关于下达2015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资金的通知》系江苏省财政厅和江苏省农业委员会联合下发的的文件，二被上诉人作为下级执行部门，应当执行该文件，根据该文件的规定，2015年我省农资综合补贴按原标准的80%发放，即每亩82.8元，故二被上诉人按照该标准向上诉人发放农资综合补贴符合规定。上诉人王前尚主张我省规定的80%的发放标准不符合财农[2015]31号《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我省并不是2015年的试点地区，不应当按照80%的标准发放农资综合补贴。本院认为，财农[2015]31号文件第一项标题为“在全国范围内调整20%的农资综合补贴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第二小项基本内容中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经营。”故我省根据该文件精神，在2015年调整农资综合补贴标准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的改革试点地区系开展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改革试点，与调整农资综合补贴标准无关，故其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补发农资综合补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苏农计﹝2011﹞152号文件、苏财基层﹝2013﹞9号文件、苏农业﹝2014﹞17号文件、苏农计﹝2015﹞50号文件确定，江苏省对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实施良种补贴。原审法院按照上诉人2012年至2015年实际种植玉米的面积及标准要求二被上诉人补发92.2元玉米良种补贴正确。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前尚要求二被上诉人承担交通费、误工费、赔礼道歉等请求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亦无不当。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为了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可以开展相关协调化解工作，故原审法院程序并不违法。
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前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谈 强
代理审判员 周丽丽
代理审判员 徐 宁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安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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