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桂发。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玲。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孟山，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斯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永焱。
委托代理人李良清，上海元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玮。
原审第三人吴永炎。
上诉人钱桂发、钱玲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4）黄浦民二（商）初字第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钱玲，上诉人钱桂发与上诉人钱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孟山，被上诉人上海斯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暨原审第三人吴永焱，被上诉人斯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良清，原审被告周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斯顺公司系设立于2005年4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出资额为：钱桂发250万元、吴永焱200万元、钱玲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钱桂发。
2005年4月13日，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根据案外人张菊华申请，出具三张本票，三张本票收款人及金额分别为：吴永焱200万元、钱桂发250万元、钱玲50万元。同日，上述三张本票收款人均将本票背书转让给斯顺公司，本票对应款项均解入斯顺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验资账户。2005年4月14日，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05年4月13日止，斯顺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500万元，钱桂发、吴永焱、钱玲分别缴存250万元、200万元、50万元至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嘉定支行验资账户，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2005年4月21日，上述款项自斯顺公司验资账户转账至其基本户。同日，500万元款项自斯顺公司基本户转账至案外人上海秋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嘉定支行的账户。另，上海秋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系设立于2004年11月2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股东为王凤、张菊华，法定代表人为张菊华。
2008年11月17日，吴永焱、周玮及钱玲签订《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公司股东吴永焱、钱玲、周玮三人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全体股东自愿入股，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共同投资、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创利益；二、各出资人为企业股东，对企业承担风险责任。企业经营期间，出资人不得抽回出资；三、出资人出资份额按平均分配方式折算股份，即三方面持股份额均等，其中第三出资人周玮以6万元作为股份购入款；四、由于三方持股人所占股份均等，所以在公司决策方面采用协商会议投票通过方式。所有会议通过的决策，均需以书面形式三方签字备案后方可生效。无备案记录决策事宜，公司将不予确认，当事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如给公司带来损失，公司保留追究其经济与法律责任的权利；五、利润分配情况：根据各自提供的客户名单划分业务利润归属，原则上各自利润各自拥有。公司附属部门上缴的费用、共有客户利润、其他意外收入，均属于集体利润，分三份均摊入各自账本；六、公司内部所产生的成本费用一概按照均摊原则共同承担；……。
2010年12月25日，斯顺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斯顺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550万元，由钱玲认缴增资50万元。2010年12月27日，钱玲缴存50万元现金至斯顺公司银行账户。同日，上海伟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0年12月27日，斯顺公司已收到钱玲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50万元，该款项系于2010年12月27日缴存至斯顺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徐汇区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账户。2010年12月30日，斯顺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进账499，995元。次日，该账户转出50万元，该笔转出款对应的支票存根载明收款人为“金良投资”。
斯顺公司认为，钱桂发、钱玲互相串通，抽逃出资，应当共同返还出资款及相应利息。周玮进入公司时，吴永焱曾告知其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且周玮受让股权的价格极低，周玮知道且应当知道钱桂发、钱玲抽逃出资的情况而受让其股份，应对后者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诉至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钱桂发、钱玲共同返还斯顺公司出资款350万元；2、钱桂发、钱玲共同赔偿斯顺公司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4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及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2月3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周玮对钱桂发、钱玲返还出资款35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8月3日，钱桂发与吴永焱为出让方、钱玲与周玮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钱桂发将斯顺公司15.8%股权以87万元转让给钱玲，将斯顺公司29.2%股权以163万元转让给周玮，吴永焱将斯顺公司2%股权以13万元转让给周玮。后吴永焱、钱玲、周玮签订变更后的斯顺公司章程，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及出资额为：吴永焱187万元、钱玲187万元、周玮176万元。此后，斯顺公司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同时，根据其2011年8月3日股东会决议，办理将法定代表人由钱桂发变更为吴永焱的工商登记。
2011年12月8日，钱玲为出让方、吴永焱与周玮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钱玲将斯顺公司16%股权以88万元转让给吴永焱，将斯顺公司18%股权以99万元转让给周玮。后吴永焱、周玮签订变更后的斯顺公司章程，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及出资额为：吴永焱275万元、周玮275万元。
根据斯顺公司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年检报告书，其2006年度至2012年度净利润分别为：-330，418元、572.31元、-104，013元、8，865元、-274，012元、-80，581元、-531，491元。
2013年9月25日，吴永焱以周玮为被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其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案号为（2013）黄浦民二（商）初字第795号。该案中，周玮提供钱玲作为证人出庭。庭审中，钱玲称钱桂发系斯顺公司名义股东，钱桂发名下股权实际为钱玲所有，钱玲还称，2011年8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签订，该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不需支付。吴永焱、周玮亦确认钱桂发系斯顺公司名义股东。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永焱、钱玲及周玮2008年11月17日所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系当时斯顺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斯顺公司及协议三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尽管该协议关于三人各持斯顺公司三分之一股权份额的约定与当时工商登记的股权份额不一致，但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1年8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实现《股份合作协议》对股权份额的约定而签订，吴永焱关于周玮应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2011年8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观点，割裂了2008年11月17日《股份合作协议》与2011年8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关联，原审法院难以采纳。在周玮的斯顺公司股东身份已得到斯顺公司股东吴永焱、钱玲认可的情况下，吴永焱依据2011年8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周玮支付股权转让款13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吴永焱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钱桂发、钱玲系斯顺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关于公司发起人的规定，属于斯顺公司发起人。钱桂发、钱玲将所持斯顺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不影响对其发起人身份的认定，亦不影响其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故钱桂发、钱玲关于上述司法解释中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对其不适用的抗辩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斯顺公司为证明钱桂发、钱玲抽逃出资300万元，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了斯顺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银行凭证等，吴永焱作为斯顺公司发起人股东亦称，三名发起人股东的出资均由公司注册地所在的经济城垫资。对此，钱桂发、钱玲确认，公司设立时，由于资金不足，三名发起人股东协商一致由经济城垫资，公司注册完毕出资款即转出。根据上述陈述，原审法院认定，斯顺公司设立后，三名发起人股东的出资款，包括钱桂发的出资款250万元、钱玲的出资款50万元全部被转出。对于钱桂发、钱玲是否抽逃出资，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钱桂发、钱玲通过股权转让退出斯顺公司之前，是否将二人应得的分红投入公司以补足其出资。钱桂发、钱玲称，三名发起人股东就以应得分红填补出资款口头达成一致，但二人对其陈述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审法院难以采信。钱桂发、钱玲还称，二人已以应得分红补足其出资，吴永焱同意二人退出公司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系根据公司注册资本计算的事实能够证明其观点。原审法院认为，钱桂发、钱玲的观点与吴永焱、周玮及钱玲2008年11月17日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关于利润分配情况条款的约定，即“根据各自提供的客户名单划分业务利润归属，原则上各自利润各自拥有”相矛盾，而且，根据斯顺公司2006年度至2012年度年检报告，斯顺公司除2007年、2009年净利润为572.31元、8，865元，其余年度均为亏损，年检报告并无反映斯顺公司存在大额可分配之利润或者股东以应得分红投入公司的内容。此外，吴永焱同意钱桂发、钱玲退出斯顺公司与斯顺公司向二人主张出资款返还并无直接关联，而股权价格的决定因素包括公司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所负债权债务、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钱桂发、钱玲仅凭2011年12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证明其已补足出资，缺乏依据，其上述推论原审法院难以采纳。故原审法院对钱桂发、钱玲所主张的二人已以应得分红补足其出资300万元的观点难以支持。综上，钱桂发、钱玲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资款的转出经过相应法定程序，亦未举证证明其已补足出资，可以认定，钱桂发及钱玲未经过法定程序，将其对斯顺公司的出资250万元及50万元全部抽逃。因此，钱桂发应向斯顺公司返还出资本金250万元及以250万元为基数、自出资抽逃之日（2005年4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贷款基础利率计算的利息，钱玲应向斯顺公司返还出资本金50万元及以50万元为基数、自出资抽逃之日（2005年4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贷款基础利率计算的利息。
鉴于钱桂发、钱玲确认斯顺公司设立时，三名发起人股东协商一致由案外公司垫资后再将出资款转出，可以认定三名发起人股东，包括钱桂发、钱玲知晓并允许对方出资款的抽逃，故对斯顺公司关于钱桂发、钱玲互相协助抽逃出资的观点，原审法院可予采纳。钱桂发、钱玲应对对方向斯顺公司返还出资本金及相应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另，斯顺公司称，吴永焱在周玮受让钱桂发、钱玲股权时曾告知其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且周玮受让钱桂发、钱玲股权的价格低于出让方相应股权的出资额，其在受让股权时知晓且应当知晓二人抽逃出资，故要求周玮对钱桂发、钱玲上述返还出资本息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斯顺公司及吴永焱对其关于吴永焱曾告知周玮股东抽逃出资的陈述未提供相应证据，难以采信。此外，如原审法院分析，股权价值取决于多项因素，斯顺公司根据周玮受让钱桂发、钱玲股权的价格推定周玮应当知晓钱桂发、钱玲抽逃出资，缺乏依据，亦难以采信。而且，在本案原审审理中，斯顺公司称公司并无编制账册，鉴于此，周玮难以了解其2008年加入斯顺公司前公司的具体财务状况，同时，其亦难以查询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根据斯顺公司申请所调取的关于出资款转入、转出情况的银行凭证等。因此，对斯顺公司关于周玮知晓且应当知晓钱桂发、钱玲抽逃出资的观点，原审法院难以采纳，斯顺公司要求周玮对钱桂发、钱玲返还出资款本息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原审法院难以支持。
斯顺公司为证明钱玲抽逃其增资50万元，提供了斯顺公司在工商银行的存款对账单及支票存根。但根据斯顺公司增资时的验资报告，钱玲的增资50万元系其于2010年12月27日以现金方式缴存至斯顺公司银行账户。虽斯顺公司在工商银行的账户于2010年12月31日转出50万元，但在斯顺公司已经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斯顺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的转出系钱玲对其增资的抽逃，故原审法院对斯顺公司关于钱玲抽逃增资50万元的主张难以采纳，对其要求钱玲返还出资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钱桂发、周玮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均难以支持。
原审法院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钱桂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斯顺公司返还出资本金250万元及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4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贷款基础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钱玲对钱桂发上述第一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钱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斯顺公司返还出资本金50万元及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4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贷款基础利率计算的利息；四、钱桂发对钱玲上述第三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斯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钱桂发、钱玲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斯顺公司负担4，000元，由钱桂发及钱玲共同负担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钱桂发及钱玲共同负担。
原审判决后，钱桂发、钱玲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事实上股东设立公司时是委托注册公司垫资注册，设立时三位股东均未出资，故不存在钱桂发和钱玲抽逃出资的情形。钱桂发和钱玲于2008年和2011年分两次将股权转让给了吴永焱和周玮，并于三年前陆续退出公司，并已结清相关手续。原审证据材料中的斯顺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实收资本为500万元，并且结合利润表显示钱桂发和钱玲并未对斯顺公司及股东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周玮作为斯顺公司股东对斯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清楚，故斯顺公司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不适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斯顺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斯顺公司答辩称：钱桂发和钱玲在垫资注册后又将出资款转出，属抽逃出资行为。根据《公司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公司或其他股东都可以向抽逃出资股东提起诉讼。两人离开公司并不影响斯顺公司向发起设立股东追偿的权利，有权要求其补足出资款。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实收资本为500万元，实际是用账面其他应收账款予以抵销抽逃的出资款。股东吴永焱同样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但目前没有追究吴永焱的责任。故不同意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周玮述称：其为斯顺公司现股东之一，持有50%股权，对斯顺公司向原股东和周玮主张补足出资款不予认可。
原审第三人吴永焱述称：斯顺公司三位发起人股东通过垫资注册属实，钱桂发和钱玲离开公司不影响公司向其追偿。斯顺公司起诉前，吴永焱和周玮讨论过系争补足出资的事宜，且周玮的两次受让股权也没有对公司出过资。故不同意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股东应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并且在公司合法设立后不得抽回出资款。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以及钱桂发、钱玲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可知，斯顺公司设立时，三位发起设立股东均系借款出资，并在斯顺公司验资、设立完毕后，即将出资款项转出，钱桂发、钱玲的行为均已构成抽逃出资。且钱桂发、钱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两人在抽逃出资后已向公司返还或补足出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斯顺公司有权主张抽逃出资的股东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斯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从查明的事实看，吴永焱作为斯顺公司发起设立股东对借款验资也是明知的，其同样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但这并不影响斯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钱桂发、钱玲两人作为发起设立股东所应承担的返还出资本息义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虽然钱桂发、钱玲已先后将各自股权对外转让，但并不影响斯顺公司依法追究其作为发起设立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同时，股东抽逃出资实质上是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故钱桂发、钱玲上诉称其并未对公司及股东造成经济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钱桂发、钱玲均应履行向斯顺公司返还公司设立时出资本息的义务，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引用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法律条文有误，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钱桂发、钱玲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钱桂发、钱玲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 南
代理审判员 杨怡鸣
代理审判员 赵 炜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乐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