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474号
原告：钟琦，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宁崇怡，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姗珊，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大道支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自编号）203号商铺。
负责人：姚慧，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藤译，该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郑颖，该司职员。
原告钟琦诉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大道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琦的委托代理人宁崇怡、谢姗珊，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大道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张藤译、郑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琦诉称：原告于2014年12月9日在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大道支行开户，被告为原告办理了个人卡，主卡账户为62×××02。根据被告银行工作人员的建议，原告在开户时开通了电子银行，被告出具综合签约业务回执显示：“业务类型：电子银行套餐签约/变更，令牌开通渠道：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银版本：专业版（令牌动态密码）；对外转账标志：开通”。被告在综合签约业务回执上注明：“客户在首次开通网上银行专业版后3天内，不能通过网上银行渠道调高对外转账限额，只能在5000元初始额度内进行对外转账”。说明：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3天内只能在5000元初始额度内进行对外转账。原告在开户时存入10元人民币。鉴于对资金的安全考虑，原告在次日即2014年12月10日再次前往被告柜台，指示被告柜台工作人员关闭除柜台办理以外的所有业务渠道，所有的资金存取都必须通过柜台办理。被告工作人员根据原告的指示进行了业务解约，仅留存手机短信业务，手机短信通知的起点金额是300元。鉴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于2014年12月10日存入400000元人民币，在当天晚上11点后，原告收到手机短信通知其网银转款50000元，原告立即致电被告挂失，要求立即冻结账户，并电话报警，但是随后又接连收到两条网银转款短信提示，通知另外两笔50000元已经被转走。原告合计有150000元人民币被非法转走。原告发生存款损失后，与被告工作人员就损失情况和赔付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并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但是被告拒不处理。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商业银行，对储户的资金安全负有保障义务，如今，储户在存入资金后，立即发生被违法转走的情况，反映出被告的交易系统和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而且，被告在发生储户存款损失后，没有积极应对，而是一味的推卸责任，则反映出被告对于储户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存款损失150000元及利息（以150000元为基础，从2014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个月内的贷款年利率5.6%，计算至实际赔付日止）。
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大道支行辩称：一、原告宣称的存款损失并不存在。原告在被告处开立涉案账户并开通网上银行功能后，于2015年12月9日下午16时51分22秒通过网银进行登录密码重置，并对三笔资金归集请求进行了付款授权；原告所主张的所谓存款损失15万元是通过资金归集的方式转到了收款人为王德石、吕叶明、蔡小春的相应账户；鉴于相关资金归集的付款授权本身是原告通过网银自行授权及设置的，故其资金的转移是原告所能预知的，原告无法证明其存在损失。二、即使原告主张的“存款损失”是真的，也是由于原告泄露了账户信息和交易密码并错误设置预留手机号码造成的，其损失依法应当自行承担或向非法获利人追偿，要求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原告2015年12月11日12时26分在被告处的陈述可以看出，原告承认将借记卡的交易密码告诉过他人，同时原告也承认网银开户时所预留的手机号码为他人手机号码。原告对自己账户和网银疏于管理，自身存在严重过错，应对因此造成的自身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鉴于被告对原告的储蓄账户的管理没有任何过错，而即使原告真的因为疏于对自己账户和网银的管理而遭受经济损失，也应由原告自己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9日，原告在被告处开立账号为62×××02的活期储蓄账户，预留联系手机号码为131××××9637，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业务，并取得《综合签约业务回执》一份，载明：网银版本为专业版（令牌动态密码），客户在首次开通网上银行专业版后3天内，不能通过网上银行渠道调高对外转账限额，只能在5000元初始额度内进行对外转账等。
2014年12月9日17时01分24秒，原告账户通过网上银行办理付款授权签约验证，协议生效日期2014年12月9日，单笔限额50000元，收款人账户62×××70，收款人户名为王德石，收款开户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同日17时07分38秒，原告账户通过网上银行办理付款授权签约验证，协议生效日期2014年12月9日，单笔限额50000元，收款人账户62×××74，收款人户名为吕叶明，收款开户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同日17时13分29秒，原告账户通过网上银行办理付款授权签约验证，协议生效日期2014年12月9日，单笔限额50000元，收款人账户62×××71，收款人户名为蔡小春，收款开户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被告对上述签约行为向原告预留的手机号码131××××9637发送短信进行提醒。庭审中，原告确认因预留手机号码为他人所有，并未收到上述短信。
被告提供的视频录像显示，2014年12月10日，原告到被告处办理涉案银行卡业务，要求：“我要关闭网上转账、网上支付的功能，暂时关闭所有的，就是只能在柜台转”；“暂时把网上支付和转账那些功能都关闭，就是只能在柜台转、提现，还有手机号码也改另一个号，开通短信通知功能所以只能在柜台转账”。被告最后向原告确认已为其办理关闭了网上转账、网上支付的功能，并为其更改了预留的手机号码。原告并取得《综合签约业务回执》一份，载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个人客户销户，交易时间12：01：25；网上支付解约，交易时间12：04：17。
2014年12月10日，原告账户通过收网银支付借记分三次共被转账15万元。
2014年12月11日20时11分，原告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猎德派出所报警，并取得回执号为12112020的《报警回执》一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猎德派出所调取原告报警时的《询问/讯问笔录》一份，该笔录记录原告陈述：“2014年12月9日15时49分我在中国光大银行花城大道支行办理了储蓄卡，当时一并开通了电子银行的网上支付签约。因为我在开卡之前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性，她承诺帮忙办理存款证明、资信和信用卡之类的业务，还说只能是在光大银行办理开卡才能办理那些业务，还要求我要提供储蓄卡账号、密码和身份信息。于是在开完卡之后，就和那个女性联系，告诉她我新开的储蓄卡账号、密码和身份信息。到了第二天上午11时58分左右，我又去光大银行的柜台，将开通的电子银行业务、密码等所有业务该关的关闭了，该改的密码都改了，留下只能在柜台办理存取钱和转账业务，而且设定每天只能转账伍仟元人民币。到了下午14时左右，我就在柜台存了40万人民币进去。到了晚上23时30分左右，我在家中就收到手机短信，说我该张储蓄卡被人转了5万元人民币，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办理业务，于是我马上致电银行的客服办理冻结业务，当我办理完冻结业务时，我的该张银行卡又被人转了2笔5万元人民币，一共损失了15万元人民币。今天我去银行办理业务之后，发现我的钱是被人分三笔转入湖南的三个账号内……（对方）是通过网上转账方式的一种叫‘主动划扣’方式转走我的钱……（对方）的名字不知道，样子没有见过，只知道是一个女性，联系电话是131××××9637……（借记卡）还在我自己身上。”
庭审中，被告辩称涉案原告账户中15万元现金系通过资金归集业务转走，原告账户系于2014年12月9日通过网上银行签约办理了资金归集业务，被告为此向本院提交了《对私网银日志信息查询》、《交易明细》等拟予以证明。经查，资金归集即为资金集中管理，根据客户的约定，制定一个资金主账户，并签约了主账户对其他账户的查询和扣款协议，可定期将一个或多个指定账户的资金全部或者部分转入另一个指定账户的业务。操作流程是通过收款行及付款性的网银完成授权支付协议的签约，签约后扣款方便快捷，通过收款行的网银，即可完成扣款操作，无须再登陆付款行网银或征得付款客户同意。被告并表示于其柜台操作系统可查询客户是否已开通资金归集业务，但需另外调用相应的交易码进入相应的业务页面，且其只能查询客户是否已签约资金归集业务，但不可以替客户解约。
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开立账户并办理银行卡，则原告与被告的储蓄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有关原告资金被盗原因以及被告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结合原告报警时的陈述，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以及被告提交的交易明细、短信记录等证据显示，原告因听信了犯罪分子承诺帮其办理存款证明、资信和信用卡业务的承诺，于2014年12月9日向被告申请开通涉案借记卡，并将账号、密码及身份信息告知了犯罪分子，预留手机号码为犯罪分子的手机号码。同日，犯罪分子通过登录原告网银的方式为涉案借记卡签约办理了资金归集业务。2014年12月10日，原告所有的涉案借记卡账户通过资金归集被转走共15万元。由此可见，涉案款项被盗系因为原告轻信犯罪分子的承诺，将涉案借记卡的账户、密码、身份信息告知犯罪分子并将预留手机号设置成犯罪分子的手机号码，令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而非因被告系统漏洞造成涉案银行卡被盗刷。但原告曾到被告柜台要求被告关闭相关的网上转账、网上支付功能并要求涉案借记卡只能在柜台转账、提现，又提出更改预留的手机号码，期间原告虽未主动向被告询问资金归集业务，但被告作为专业的金融储蓄机构，熟识相关金融产品、业务，理应对客户的要求及业务办理具备高度敏感性，亦同时对客户负有相应的提醒义务，原告向被告提出的一系列指令，理应引起被告的重视，但被告并未提醒原告注意资金归集业务，也未使该银行卡处于仅在柜台提款、取现的状态。综上，被告未能全面完成客户的指令，对涉案款项被盗应负相应责任。本院综合考虑原、被告双方的过错，依法酌情认定被告应向原告赔偿20%的被盗款项，即被告应向原告赔偿150000元×20%=30000元，对于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有理，利息应按涉案储种普通活期所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对于原告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大道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钟琦赔偿损失30000元及其利息（自2014年12月1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支付）；
二、驳回原告钟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320元，由原告钟琦负担2650元，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大道负担6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轩宇
人民陪审员 凌 川
人民陪审员 邹允洪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柳辉
何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