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59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丰焱。
委托代理人：郑学明，重庆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伦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亚。
上诉人黄丰焱与被上诉人高伦均、王伟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4）中区民初字第160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黄丰焱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黄丰焱系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的经营者。2013年3月14日至2013年5月2日期间，高伦均陆续从黄丰焱处领取了价值人民币65428元的服装。
嗣后，黄丰焱与高伦均、王伟亚就上述货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黄丰焱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黄丰焱为证明本案争议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1、2013年3月14日至2013年5月2日发货清单一张。该发货清单为手书的笔记本纸张一张，抬头部分写有“山东即墨王伟亚”的字样，以下依时间顺序记录了发生在2013年3月14日至2013年5月2日期间共计10次发货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其中，第一行记录了2013年3月14日发生的第一次交易，该次交易中第一笔“01.衬衣65件X50”的交易记录对应签收人的签名为“王伟亚”，2013年3月14日之后的各次交易记录对应签收人的签名为“高健”和“黄飞”。
同时，黄丰焱对于该份发货清单陈述如下：王伟亚曾到黄丰焱处看货，但当时并未购买，之后王伟亚通过电话联系黄丰焱确定其需要批发购买的货物数量及价格并告知黄丰焱由高伦均代为提货和签收，黄丰焱与王伟亚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该发货清单正面抬头“山东即墨王伟亚”及手机号码“155898”是王伟亚本人书写的，3月14日“01.衬衣65件x50”交易记录对应的“王伟亚”签字是王伟亚本人书写的，发货清单背面“王苇亚”系黄丰焱自行标记的，其他交易记录对应的签字是黄丰焱在各次发货给高伦均后由高伦均签名“高健”确认收货，但均没有王伟亚本人签收的情况，高伦均在黄丰焱处提货时称其是代王伟亚收货的，但黄丰焱当时并不了解高伦均与王伟亚的实际关系；2013年3月14日王伟亚向黄丰焱支付了1000元货款，2013年4月23日王伟亚通过银行转账向黄丰焱支付了15000元、2013年5月29日王伟亚通过银行转账向黄丰焱支付了5000元，2013年3月27日、4月10日发生退货价值共计1614元，以上王伟亚尚欠的货款数额为44428元。除了该份发货清单所列明的交易之外，黄丰焱未再和高伦均、王伟亚发生交易往来。
2、2013年4月2日起至2013年5月29日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一份；2013年4月23日、2013年5月29日交通银行交易明细各一份；2014年6月5日交通银行个人（存款）回单一份。拟证明：2013年4月23日、2013年5月29日王伟亚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黄丰焱的银行账户内支付货款2万元的事实，从而证明王伟亚在黄丰焱处购买了服装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3、黄丰焱所有的手机号码1592253缴费凭条；手机号码155898与手机号码159225的短信记录。拟证明：黄丰焱与王伟亚就涉诉交易的货款支付问题进行过协商。
另外，黄丰焱在审理明确陈述：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并不是购买人，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通过电话所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由于王伟亚否认其作为买方向黄丰焱购买货物的事实，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故黄丰焱将高伦均与王伟亚一并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并要求高伦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高伦均对以上黄丰焱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黄丰焱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高健”的签名均系高伦均所签，“高健”是惯常交易中对高伦均的另一个称呼，单据上“黄飞”签字也是代高伦均确认提货签收的。高伦均确实从黄丰焱处签收了发货清单中的货物，但所有货物高伦均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退货也是由高伦均交还给黄丰焱的，但高伦均不是实际购货人，也没有向黄丰焱支付过货款。高伦均对于发货清单上载明的单价和总价均不清楚，高伦均只是负责替王伟亚提货物和发货物。除了该份发货清单上所列明的交易货物之外，高伦均没有再从黄丰焱处拿货发送给王伟亚了。
同时，高伦均为证明其不是本案所涉交易的实际购买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3年3月14日至2013年5月2日期间的航空货运单副本3（结算联）。拟证明：高伦均从黄丰焱处拿货后将货物打包以航空货运的方式发给王伟亚的事实，以上是高伦均发货后留存的单据，目前没有王伟亚签收的单据提交。
2、2013年3月16日，落款签名为“王伟亚”的留言说明一份，内容为“孙姐，我赶时间去机场了，你的电话打不通，今后朝天门市场的看货，打包，托运，一切拜托你和高健了”。该份留言系王伟亚写给“孙姐”的，“孙姐”与王伟亚都是到重庆市朝天门交易市场购货的买受人，目前无法落实“孙姐”的具体姓名和下落。该证据拟证明：王伟亚系本案涉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高伦均只是负责打包运输。
黄丰焱对以上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中航空货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的内容与事实基本相符，但王伟亚或高伦均并未向黄丰焱出示过该份说明，王伟亚应对该份证据进行解释。
王伟亚对以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2发表书面质证意见：高伦均提交的留言便签上“王伟亚”的签名不是王伟亚本人书写的，该份证据与王伟亚及本案均无关。
审理中，黄丰焱对其提交的发货清单中抬头部分“山东即墨王伟亚1558986”的字样申请司法鉴定，要求鉴定该部分字样是否为王伟亚本人书写。一审法院根据黄丰焱的司法鉴定申请于2014年8月25日向王伟亚邮寄送达了通知书，告知王伟亚应当于收到通知书起7日内针对黄丰焱提出的司法鉴定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或作出明确说明。但王伟亚未就黄丰焱提出的司法鉴定作出明确说明也未提交比对物或相应的证据材料。对此，黄丰焱认为王伟亚拒绝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诉讼义务，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对王伟亚的行为作出评判。
黄丰焱在一审中诉称，黄丰焱系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的经营者。2013年3月14日至2013年5月2日期间，王伟亚及高伦均陆续在黄丰焱处批发购买了价值人民币65428元的服装，尚欠货款44428元未付。黄丰焱向王伟亚及高伦均催收货款时，王伟亚拒绝支付尚欠的货款，高伦均称货物实际购买人是王伟亚，高伦均只是受王伟亚的委托将上述所购货物打包发货的承运人，也拒绝向黄丰焱支付尚欠的货款。故黄丰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1、王伟亚支付尚欠黄丰焱的货款44428元，并支付黄丰焱以44428元为基数，从2013年5月2日起至前述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高伦均对前述王伟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王伟亚在一审中辩称，王伟亚从未向黄丰焱购买服装，也从未委托他人从黄丰焱处购买服装。黄丰焱所持有的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签名均为“高健”，有“王伟亚”的签名也并非王伟亚本人所签，应系他人冒名书写，该发货清单不足以证明王伟亚与黄丰焱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黄丰焱对王伟亚的诉讼请求。
高伦均在一审中辩称，黄丰焱所持有的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高健”的签名均系高伦均所签，“高健”是惯常交易中对高伦均的另一个称呼。高伦均确实从黄丰焱处签收了发货清单中的服装，但所有服装高伦均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高伦均不是本案涉诉服装的实际购买人，实际购买人是王伟亚，高伦均只是接受王伟亚的委托负责将货物打包运输。故高伦均没有义务向黄丰焱支付货款及利息，应当由王伟亚向黄丰焱支付尚欠的货款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黄丰焱与高伦均、王伟亚之间是否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对此，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评析如下：
关于高伦均的责任问题。审理中，黄丰焱明确陈述，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并不是购买人，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通过电话所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由于王伟亚否认其作为买方向黄丰焱购买货物的事实，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故黄丰焱将高伦均与王伟亚一并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高伦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陈述系黄丰焱对本案所涉交易事实的自认，即黄丰焱已经明确认定了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受人系王伟亚而非高伦均，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换言之，黄丰焱已经明确确认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仅为黄丰焱与王伟亚，而高伦均并无购买货物的意思表示，故黄丰焱与高伦均之间并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现黄丰焱依据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高伦均对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伟亚的责任问题。审理中，黄丰焱陈述其与王伟亚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买卖交易系通过电话联系完成，为证明黄丰焱与王伟亚之间的存在交易关系，黄丰焱提交了发货清单一份、王伟亚银行账户向黄丰焱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的交易记录以及黄丰焱与手机号码155898的短息通话记录。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王伟亚在书面答辩意见中对于发货清单中“王伟亚”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黄丰焱申请对签字进行司法鉴定，但王伟亚既未提供笔迹比对样本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应由王伟亚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发货清单上王伟亚的签字是真实的。在该发货清单中，除发生在3月14日第一次交易中的“01.衬衣65件x50”交易记录对应有王伟亚的签名外，以后各笔交易货物的签收人均为高伦均，故依据发货清单仅能认定3月14日第一次交易中“01.衬衣65件x50”的交易货物黄丰焱已交付给了王伟亚，其余各笔交易货物的签收人均为高伦均，是否交付给了王伟亚仅凭发货清单仍无法认定。而根据黄丰焱的发货记录，3月14日“01.衬衣65件x50”的交易金额应为3250元，审理中，黄丰焱自认王伟亚已支付的货款数额共计21000元，显然已经超过了前述3月14日的“01.衬衣65件x50”的交易金额，故一审法院自应认定双方就3月14日的“01.衬衣65件x50”的交易已经履行完毕。其次，虽然黄丰焱认定高伦均系替王伟亚收货并运输，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高伦均虽陈述其从黄丰焱处签收货物后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但其提交的航空货运单据中并未见王伟亚的签收依据，不足以证明高伦均从黄丰焱处签收货物后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的事实；至于高伦均提交的落款为“王伟亚”给“孙姐”的留言说明，从该留言说明来源来看，高伦均无法说明“孙姐”的身份和下落，致使一审法院无法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核实，而从该份留言说明的内容来看，其亦未指明王伟亚从黄丰焱处购货而由高伦均代为签收运输的意思表示，故该份留言说明亦不足以证明高伦均系替王伟亚从黄丰焱处收货并打包运输的事实。第三，王伟亚银行账户向黄丰焱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只是一个事实行为，仅凭打款凭证并不能说明款项的性质就是货款，而在黄丰焱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将涉诉货物实际交付给了王伟亚的前提下，该打款行为更不足以证明黄丰焱向王伟亚的供货情况以及尚欠的货款数额；退一步讲，即使该笔款项就是王伟亚支付的货款，基于前述分析，黄丰焱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黄丰焱已经将除3月14日第一次交易中“01.衬衣65件x50”交易之外的其余货物全部交付给了王伟亚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无法对于黄丰焱的总供货量予以确认，进而无法对尚欠的货款数额予以认定。最后，对于黄丰焱提交的短息记录，黄丰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1558986的手机号码确为王伟亚本人使用，且从短息内容来看，其中并未就供货的数量及尚欠货款数额予以明确，故也无法达到黄丰焱的证明目的。
综上，黄丰焱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黄丰焱已经将除有王伟亚签字之外的所有涉诉货物全部交付给了王伟亚，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黄丰焱与王伟亚之间除有王伟亚签字的第一次交易之外的其他涉诉货物也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进而无法对黄丰焱在本案中诉称的总供货量予以确认，从而无法对尚欠的货款数额予以认定，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应由黄丰焱承担。因此，黄丰焱要求王伟亚支付货款44428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丰焱要求王伟亚及高伦均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及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王伟亚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丰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5元，由黄丰焱负担。
一审宣判后，黄丰焱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黄丰焱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王伟亚、高伦均向黄丰焱支付服装款44428元；2、判令王伟亚、高伦均支付以44428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伟亚、高伦均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高伦均在一审中已经认可账簿上的签字系其亲笔签名，另外其认可系代王伟亚签收，那么其应当作为王伟亚的代理人，或者服装购买人，不应当是第三种身份，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2、黄丰焱在一审中已经举示了充分证据，并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其与王伟亚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应当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高伦均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伟亚二审未到庭进行答辩。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黄丰炎虽然将高伦均列为被告起诉，但他一审诉讼中阐明其诉求时认为他买卖的交易对象（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仅是受王伟亚委托打包发货，因此应认定黄丰炎主张的出卖人为他自己，买受人为王伟亚。
基于黄丰炎主张的买卖关系，黄丰炎应当证明他将货物交付了买受人王伟亚或其委托、指定的代收人。黄丰炎表示他未将货物交付王伟亚本人，应证明已将货物交付了王伟亚委托或指定的代收人。黄丰炎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高伦均是王伟亚委托或指定的收货人，也不足以有理由相信高伦均代表王伟亚收货，因此尚不足以认定黄丰炎向王伟亚提供了争议货物，故黄丰焱要求王伟亚向其支付货款证据不足，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丰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95元，由上诉人黄丰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秀良
审判员 章若微
审判员 夏东鹏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