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30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江宏。
委托代理人亚圣君，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丽娜，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被告）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洪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熊敏辉，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港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洪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熊敏辉，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江宏与上诉人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卫视公司）、被上诉人深圳市港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港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2）深罗法民四劳初字第2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7月14日，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发放了影片《三国·荆州》的《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载明摄制单位为深圳港视公司。2010年11月16日，深圳港视公司与香港卫视公司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湖北荆州电视台、湖北垄上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湖北荆州海子湖﹤三国·荆州﹥影视城项目建设合同书》，载明深圳港视公司系香港卫视公司的子公司，该两公司投资拍摄影片《三国·荆州》，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应确保该影片在2012年年底前后公映。
2011年9月20日，苏江宏与香港卫视公司签订《电影（制片人）聘用合同》（以下简称《聘用合同》），约定：香港卫视公司聘用苏江宏担任电影《三国·荆州》的项目总负责人、制片人，负责电影片生产与经营活动中的组织管理工作，工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三个工作日内苏江宏到指定地点向香港卫视公司报告之时起，至电影发行后票款、版权费收回之日止；苏江宏的工作内容包括负责统筹指挥电影片的筹备和投产工作、组织进行编剧、导演、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的聘用；香港卫视公司应于合同签署之日向苏江宏支付定金20万元，自合同实际履行之日即苏江宏工作开始之日，此定金自动转为香港卫视公司向苏江宏支付的酬金。若因香港卫视公司原因导致合同未实际履行，香港卫视公司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若因苏江宏原因导致合同未实际履行，苏江宏应双倍返还定金等等。关于苏江宏的劳务报酬，合同第六条约定：香港卫视公司按固定酬金方式向苏江宏支付报酬，香港卫视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45天内向苏江宏一次性支付100万元的（税后）酬金，电影开机时3个工作日内再向苏江宏一次性支付100万元（税后）酬金。在本案审理期间，香港卫视公司提交了内容相同的一份《聘用合同》，签约人为苏江宏与“深圳市港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三国.荆州》摄制组”。
上述合同签订次日，苏江宏与香港卫视公司又签订一份《聘用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苏江宏工作岗位、工作期限与《聘用合同》的约定基本一致，但关于苏江宏的劳务报酬，该《聘用协议书》第四条约定：1、苏江宏每月薪金人民币3万元；2、总制片人、执行制片人的剧组劳务报酬总计100万元（税后），本电影开机三个工作日内支付50%，即50万元；本电影前期拍摄结束支付余下50%，即50万元；3、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所列开机前支付的�项为本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不在苏江宏劳务报酬之列，仅是挂在苏江宏名下支出。该协议第五条约定：香港卫视公司授权苏江宏在电影项目操作上的完全事务处置权，并负责导演及主创人员的组织聘用工作，以及人民币10万元以内的使用支配签字权。《聘用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之约定条款，为排他性保全执行条款；协议期内香港卫视公司若单方终止本协议，需支付苏江宏终止协议费人民币150万元（之前支付的薪金、劳务等报酬不计入其中）。
在上述《聘用合同》与《聘用协议书》签订之前，香港卫视公司已书面任命苏江宏为《三国·荆州》的总制片人并函告相关电影、电视主管部门。2011年11月8日，深圳港视公司以“深圳市港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三国·荆州》摄制组”的名义，分别转账20万元与100万元给苏江宏，银行传票上所载转账原因均为“制片人酬�”。各方当事人均确认20万元为《聘用合同》约定的定金。另外100万元，苏江宏主张系《聘用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固定酬金，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主张系《聘用协议书》第四条第3款约定的“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另外，《聘用协议书》约定的每月薪金报酬3万元，已由深圳港视公司按月支付给了苏江宏。
2012年7月27日，香港卫视公司向苏江宏出具《关于解除﹤聘用协议书﹥的告知函》，主要内容为：“您（即苏江宏）在承担了该电影的执行制片人后，为该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荆州市政府方面对我们拟定的香港导演李仁港不予认可，使得该片的拍摄工作又出现停滞……电影《三国·荆州》的筹拍工作已几经反复，我集团因此亦付出了较高的前期筹备成本。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高层经认真研究，并贯彻总局领导的意见精神，决定解除与您的《电�（制片人）聘用合同》及《聘用协议书》。”
案件审理过程中，香港卫视公司主张苏江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失职行为，其提供的证据为《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电影﹤三国·荆州﹥拍摄事宜的函》复印件，但其未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苏江宏对上述函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2年11月7日，苏江宏就本案争议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该会以苏江宏申请的事项不属于其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
苏江宏的一审诉讼请求是：确认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单方终止《聘用合同》与《聘用协议书》，并按约定连带支付终止协议费人民币150万元。
香港卫视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是：1、解除《聘用合同》及《聘用协议书》；2、苏江宏返还占用的香港卫视公司款项人民币120万元；3、相关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无须支付终止协议费用。
原审�院认为，苏江宏与香港卫视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及《聘用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苏江宏主张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单方解除劳务合同，构成违约。香港卫视公司则辩称其解除合同的原因是苏江宏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制片人职责。对此，香港卫视公司提交的用以证明苏江宏存在失职行为的证据《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电影﹤三国.荆州﹥拍摄事宜的函》系复印件，其未能提供原件核对，故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纳。香港卫视公司在解除合同时出具给苏江宏的《关于解除﹤聘用协议书﹥的告知函》中，明确载明苏江宏在承担了《三国·荆州》的执行制片人后，为该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解除合同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荆州市政府方面对我们�定的香港导演李仁港不予认可，使得该片的拍摄工作又出现停滞”，该份函件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香港卫视公司的抗辩意见与上述告知函的内容不一致，不予采纳。香港卫视公司非因苏江宏过错，单方解除与苏江宏的劳务合同，应认定为违约行为，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苏江宏依据《聘用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要求香港卫视公司支付“单方终止协议费”150万元，香港卫视公司辩称该约定金额过高，应予适当减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适当减少的，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并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苏江宏与香港卫视公司先后签订了《聘用合同》与《聘用协议书》，两份合同对苏江宏的劳务报酬金额及支付�式约定不同，应认为双方经协商一致，对《聘用合同》约定的劳务报酬条款进行了变更。苏江宏的劳务报酬金额及支付方式，应依据后签订的《聘用协议书》予以认定。苏江宏因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单方解除劳务合同而导致的实际损失及预期利益，亦应以《聘用协议书》作为认定基础。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被告香港卫视公司已按月支付薪金3万元给苏江宏）、香港卫视公司的过错程度及影片《三国·荆州》预期的公映时间等因素，酌定香港卫视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减少为125万元。苏江宏相关项诉讼请求中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苏江宏要求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此，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系关联公司，两者分别与苏江宏签订了内容相同的《聘用合同》，虽然《聘用协议书》仅由香港卫视公司与苏江宏签订，但合同履行过程中由深圳港视公司按协议书的约定向苏江宏支付了劳务报酬，故应认定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共同聘用了苏江宏，苏江宏要求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香港卫视公司要求苏江宏返还定金20万元，深圳港视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因合同签订后双方已部分履行了合同，故香港卫视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有合同依据，予以支持。
香港卫视公司要求苏江宏返还其在2011年11月8日支付的款项100万元，苏江宏则以该款项系其应得劳务报酬辩称无需返还。如前所述，《聘用合同》的劳务报酬条款已被之后的《聘用协议书》所取代，苏江宏的劳务报酬应依照《聘用协议书》确定。《聘用协议书》约定苏江宏的劳务报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每月固定薪金3万元，二是电影开机后分两次支付给总制片人、执行制片人的剧组劳务报酬100万元，同�明确约定“双方签订的‘制片人合同’所列开机前支付的款项，为本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不在苏江宏劳务报酬之列，仅是挂在苏江宏名下支出”。前述款项100万元系在签订协议书后、电影开机前支付，苏江宏主张系其应得的劳务报酬，显然与协议书约定不符，不予采纳。香港卫视公司主张该100万元系其挂在苏江宏名下支出的“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苏江宏对该笔款项并不享有财产所有权。苏江宏又主张其已根据电影项目的需要合理使用了该笔费用，但其既未对支出情况做出详细说明、未提供相关票据，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香港卫视公司知悉且同意其支出。综上，香港卫视公司要求苏江宏返还该笔款项，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苏江宏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港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25万元给苏江宏；二、苏江宏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定金人民币20万元给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三、苏江宏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人民币100万元给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四、驳回苏江宏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15600元，由苏江宏负担�民币18650元，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港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15250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苏江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苏江宏与深圳港视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后，苏江宏严格地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深圳港视公司至今未提出任何异议。深圳港视公司也支付了100万元“制片人酬金”和20万元“制片人酬金”。截至苏江宏提出上诉之日，双方之间的劳务合同仍处于有效存续期内。而苏江宏与香港卫视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因香港卫视公司于2012年7月27日单方向苏江宏出具《关于解除﹤聘用协议书﹥的告知函》，双方的劳务合同终止履行。二、深圳港视公司是基于2011年9月20日签订的《聘用合同》而支付的100万元制片人酬金，该劳务合同仍在有效履行期限内，并没有解除；深圳港视公司与香港卫视公司是独立的�人企业，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深圳港视公司也没有提出反诉，香港卫视公司无权要求苏江宏返还上述已支付的制片人酬金。而香港卫视公司自始至终并没有按照2011年9月20日与上诉人签订的《聘用合同》约定另行支付苏江宏100万元制片人酬金和作为定金的制片人酬金20万元，也从没有支付任何所谓的“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故香港卫视公司无权要求苏江宏返还“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原审混淆了《聘用合同》和《聘用协议书》的相关签订主体，将深圳港视公司支付的“制片人酬金”100万元及作为定金的“制片人酬金”20万元误认为是香港卫视公司支付的“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明显错误。三、苏江宏对于有关电影项目前期领取的“备用金”，均以票据的形式向香港卫视公司申请报销。在香港卫视公司单方解除劳务合同后，苏江宏已按香港卫视公司的要求向其指定的财务部门进行费用结算并结算完毕。香港卫视公司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签订的《聘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签订的‘制片人合同’所列开机前支付的款项，为本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不在上诉人的劳务报酬之列，仅是挂在上诉人名下支出。”以及“香港卫视公司授权上诉人在电影项目操作上的完全事务处置权，以及有人民币10万元以内的使用、支配签字权”；但是，截至香港卫视公司2012年7月27日单方解除劳务合同，香港卫视公司也始终没有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香港卫视公司也从未解释过什么是“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哪些费用属于“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香港卫视公司向上诉人出具解除劳务合同通知书中也没有存在有关“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应当返还的相关记载，香港卫视公司请求返还上述费用，缺乏事实依据。�、苏江宏在履行与香港卫视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和《聘用协议书》期间，先后协调香港卫视公司与高希希导演的纠纷事宜，又多次前往北京、荆州寻求国家广电总局领导及荆州市政府的工作支持，并提出多项更换导演人员的建议，以及与李仁港、何平等著名导演进行拍摄前的会晤、协商等大量的工作事宜，并得到香港卫视公司的认可。为此，2012年7月27日香港卫视公司出具的《关于解除﹤聘用协议书﹥的告知函》中明确载明“苏江宏在承担了《三国·荆州》的执行制片人后，为该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双方在《聘用协议书》中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约定的“排他性保全执行条款”，是双方根据制片人岗位的工作特殊性、工作报酬、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假定香港卫视公司单方违约解除劳务关系而对苏江宏造成重大损害的补救措施，既属于赔�性也属于惩罚性的违约赔偿，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情形，一审法院酌情进行调整的做法是错误的。据此，上诉人苏江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苏江宏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香港卫视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苏江宏严重违反劳务合同的约定，担任制片人职务期间工作中存在诸多失职和不称职之处，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制片人应完成的职责，为此，香港卫视公司的合作方荆州市政府、市广电集团、市电视台对此有非常大的意见，多次来函表达对其制片人工作的不满，香港卫视公司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自2011年9月双方签订劳务合同至2012年7月解除劳务关系期间，香港卫视公司均按《聘用协议书》的约定按月支付苏江宏月工资人民币3万元，而苏江宏却未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香港卫视公司终止劳务合同，是在依法行使抗辩权，无须承担违约责任。二、鉴于香港卫视公司已支付不低于制片人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给苏江宏，即使法院认为香港卫视公司违约，亦应参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被上诉人的月工资、及工作年限为依据来计算违约金的数额。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解释关于对合同违约金不能超过合同金额一定比例的约定，原审判决第一项中的违约金的数额也明显过高。据此，上诉人香港卫视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香港卫视公司无需支付违约金。
被上诉人深圳港视公司答辩称，同意上诉人香港卫视公司的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苏江宏在二审期间对于其在2011年9月20与香港卫视公司和深圳港视公司分别签署内容一致的《聘用合同》的解释是，其在签订该合同前�经是香港卫视公司董事局助理，为了补偿其为拍摄涉案影片而导致其影响在香港卫视公司的董事局助理工作，香港卫视公司承诺对其给予补偿，即为其与香港卫视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的内容。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苏江宏与香港卫视公司、深圳港视公司在同一天分别签订的内容一致的《聘用合同》，约定的事项均为香港卫视公司聘请苏江宏拍摄涉案影片、香港卫视公司或深圳港视公司向其支付相关报酬。两份《聘用合同》均未约定香港卫视公司向苏江宏支付上述报酬是因苏江宏拍摄涉案影片而对影响其在该公司的董事局助理工作而进行的补偿，苏江宏以此为由主张两份《聘用合同》约定的报酬性质不同，缺乏事实依据。考虑到两份《聘用合同》的内容完全一致，且香港卫视公司与深圳港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两公司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关系。而香港卫视公司属香港公司，其对深圳港视公司向苏江宏支付款项解释为便于涉案影片在内地拍摄及款项往来、存在客观合理性，故本院认定两份《聘用合同》具有同一性。深圳港视公司向苏江宏支付涉案款项的法律效果应及于苏江宏与香港卫视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苏江宏以两份《聘用合同》的签约主体不同主张两份《聘用合同》产生不同的法律效力，并要求继续履行与深圳港视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苏江宏在一审起诉时要求确认香港卫视公司和深圳港视公司单方终止《聘用合同》及《聘用协议书》，并要求支付终止协议费；香港卫视公司反诉时也要求解除《聘用合同》和《聘用协议书》。双方均确认涉案影片目前没有拍摄，《聘用合同》已不具有履行的客观可行性，原审�此认定《聘用合同》和《聘用协议书》依法解除，是正确的。对于解除原因，香港卫视公司主张因苏江宏未能有效履行职责而导致其被迫中止与苏江宏的合作关系，但其于2012年7月27日向苏江宏出具的《关于解除﹤聘用协议书﹥的告知函》中，明确注明解除合同的原因是相关政府部门对其拟定的导演不认可，并未涉及苏江宏的违约事由。该告知函为香港卫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因此，香港卫视公司主张苏江宏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根据双方签署的《聘用协议书》中对违约责任的约定，并考虑案件实际情况，酌定违约金12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三、对于深圳港视公司向苏江宏支付的100万元，双方均确认该款项的性质为《聘用协议书》约定的所谓“电影项目特殊支出费”，不在苏江宏的劳务报酬之列，仅挂在�名下支出。因此，该费用应归深圳港视公司所有，苏江宏仅具有实际管理并使用该费用的权能。苏江宏虽然在一审时主张该费用均用于所谓“公关”，但其并无证据证实其如何使用该费用，其作为实际管理人，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双方的聘用合同已经解除，深圳港视公司要求苏江宏返还该款项，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900元，由苏江宏负担18300元，香港卫视公司负担15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雅 媛
审 判 员 刘付伟贤
代理审判员 陈 云 峰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 炉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