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2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穆登明，男，197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琴，女，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200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200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七星关区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之法定代理人聂琴，女，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系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应贵，男，194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忠贤，女，194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审被告陈龙祥，男，197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审被告王顺祥，男，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穆登明因与被上诉人聂琴、李某1、李某2、李应贵、陈忠贤、原审被告陈龙祥、王顺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6）黔0502民初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聂琴、李某1、李某2、李应贵、陈忠贤诉称:2015年被告穆登明从被告王顺祥处承包被告陈龙祥家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吉兴村××组××新建房屋室内××室内装修工程，原告聂琴的丈夫、李某1、李某2之父李某3受被告穆登明的雇佣从事刮瓷粉等室内装修工作，在2016年1月26日下午3点30分左右，被告穆登明打电话给原告聂琴称原告的丈夫李某3在中午吃东西后头昏，李某3在给我说要休息时，从二楼的楼梯上突发头昏并摔倒在楼梯上滚了几个梯步。我马上坐车去被告陈龙祥家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吉兴村××组××号的新建房屋工地，我赶到时李某3躺在一楼的地上双目紧闭并被用一块围腰遮盖，我到现场后被告穆登明夫妇才找车将李某3送到吉场立新医院进行抢救，途中经医生检查判，断李某3已死亡。李某3平时也没有什么病症，在接受被告穆登明的雇佣活动中发生事故并且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导致李某3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的规定，被告穆登明和被告陈龙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连带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请求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33424.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4179.85元、丧葬费23733.00元，共计251337.25元。原审被告王顺祥答辩称：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不应当承担责任：1、王顺祥是将室内装饰工程转包给穆登明，至于李某3与穆登明之间是否为聘用关系，王顺祥不得而知，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规定，农村住房的室内装修并不需要相应的资质，因此，王顺祥将涉案房屋的室内装饰工程转包给穆登明并无过错。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作为依据明显不当。2、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也就是说受害者必须在劳动过程中，基于劳动本身遭受损害，其雇主才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本案原告在诉求的事实部分，对李某3发生事故的原因作出清楚的阐述：也就是李某3是在中午吃东西后头晕，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死亡的原因与其是否提供劳务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诉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原审被告陈龙祥答辩称：1、陈龙祥将涉案房屋室内装修承包给王顺祥属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室内装修没有相关资质要求的规定，所以陈龙祥将室内装修承包给王顺祥无任何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李某3不是陈龙祥所雇，与陈龙祥没有任何关系，陈龙祥对李某3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某3的死亡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是否因自身带有疾病死亡尚待核实。陈龙祥对引起本案不具有过错，不承担诉讼费，其他与王顺祥答辩意见一致。原审被告穆登明答辩称：2016年1月26日上午，我与李某3正常上班，午休后，我俩同在陈龙祥家吃中午饭，大约在两点左右时，李某3对我说：“头晕，心里不舒服”，我就叫他去休息，随后，我就坐在主人家一楼的炉子旁休息，下午2点45分时，我在二楼楼梯的走廊上干活，李某3走到第三级楼梯的地方给我说：“登明，我不舒服，我都打电话叫我女的来接我回家”，说完，我见他眼睛往上一翻，瞬间从三至四层梯子的地方向后摔倒在平台上，我迅速跑去扶他，但却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某3晕倒在平台上。于是，我赶紧打120电话，接通13秒，无人应答，于是我挂了电话，跑到外面请人，把他抬到一楼的地板上，随后，我请了最近的医生毛小青去急诊，医生急诊后叫我赶快找车送医院，沿途找车，我感觉我一个人找车不妥，便打电话叫我妻子一起找车，沿途找到三个车，车主都以“忙”为由拒绝，后由我的朋友李连华帮我找来一个面包车将李某3送到医院，途中，我联系立新医院请他们做好抢救的准备，因当天赶集，道路拥堵，到立新医院门口，经医生诊断，确定李某3已死亡。接陈龙祥家刮瓷粉的活，是我和李某3一道从王顺祥手中承包的，价格经协商为3300元。2016年1月30日，原告聂琴向我索要李某3的工程钱，因陈龙祥家瓷粉没有完工，我按上一家140.6元/天的标准核算为2340.00元支付给原告聂琴。原告在没有尸检报告的情况下，请求20万的赔偿没有根据。原审经查理查明：被告陈龙祥将三层房屋承包给被告王顺祥修建，双方以口头协议方式，主体工程于2015年9月完工。2016年1月双方就室内装修达成意见，由王顺祥负责室内装修。之后，王顺祥以3300元将室内刮瓷粉部分转包给穆登明。死者李某3和被告穆登明在给陈龙祥刮瓷粉的过程中，李某3摔倒在二楼平台上，被告穆登明于1月26日14时47分08秒拨打120电话，拨打时长为13秒。之后，被告穆登明找车将李某3送到立新医院进行抢救，到达立新医院后，经诊断李某3已死亡。死者李某3与聂琴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有长子李某1，于2001年4月16日出生，次子李某2，于2002年2月12日出生，李某3父亲李应贵于1942年9月14日出生，母亲陈忠贤于1945年4月14日出生。上述5人均系农业户口，生活在农村。2016年1月30日原告聂琴从被告穆登明处收到李某3的劳务费2340.00元。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陈龙祥发包、王顺祥转包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2、李某3的死亡原因？李某3的死亡穆登明是否尽到及时抢救的义务。三被责任如何分担。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等的修缮，依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及《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二项：“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建设工程投资额30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市政基础设施、生产性建筑，居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和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住宅的建设活动（以下简称限额以下工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依据本意见“五”明确的对限额以下工程的指导原则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第三项：“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以下简称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之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属室内装饰，国家并不强制要求从业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故被告陈龙祥将室内装饰工程承包给被告王顺祥的行为及王顺祥的转包行为，不具有过错，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2，庭审中，被告王顺祥陈述将陈龙祥家房屋室内刮瓷粉工程转包给被告穆登明，故对穆登明称是其与李某3共同从王顺祥手中承包被告陈龙祥家室内刮瓷粉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死者李某3在摔倒时，因只有死者李某3和被告穆登明两人在现场，据被告穆登明的描述：李某3系从第二层楼梯第三至四级梯子向后摔倒，从李某3摔倒所在位置、时间和工作场所上看，应认定李某3是在接受被告穆登明雇佣从事刮瓷粉的上班时间内摔倒，虽李某3家属未对李某3作死因鉴定，但从日常经验来看，李某3从第二层楼梯第三至四级梯子向后摔倒至二楼平台的事实与李某3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李某3摔倒后，在只有被告穆登明在场的情况下，被告穆登明在只拨打一次120电话，在拨打13秒的情况下，就认为无人应答，放弃继续拨打120对李某3进行救治，另找车辆将李某3送到医院的行为来看(多次未成功找到车辆)，其对李某3的抢救行为属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雇主穆登明对雇员李某3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致死所产生的相关损失负有赔偿责任，根据本案事实，酌情确定雇主即被告穆登明承担50%的责任。李某3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由其自行承担50%的责任。因李某3死亡应获各项赔偿金额为：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该项金额为133424.40元(6671.22元/年×20年)。2、丧葬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该项费用为23733元(按3955.5元／月×6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李某1尚需抚养3年，李某2尚需抚养4年，李应贵、陈忠贤尚需扶养12年。李某1、李某2有抚养义务人2人，李应贵，陈忠贤有抚养义务人5人。李某1、李某2的抚养费为5970.25元/年÷2人=2985.13元/年，李应贵、陈忠贤的扶养费为5970.25元/年÷5人=1194.05元/年，因该4人的年扶养费总额不得超过201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970.25元/年;该4人扶养费的赔偿比率为5970.25÷8358.35元/年(4人年扶养费总和)=71.43%。故第一阶段3年，李某1、李某2的扶养费2985.13元/年×3年×71.43%=6396.84元，李应贵、陈忠贤的扶养费为1194.05元/年×3年×71.43%=2558.73元。之后因李某1成年，李某2、李应贵、陈忠贤的扶养费年赔偿总额未超过201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970.25元/年的标准，李某2的扶养费为2985.13元/年×1年=2985.13元。李应贵、陈忠贤的扶养费1194.05元/年×6年=7164.30元。综上，李某1的扶养费为6396.84元，李某2的扶养费为6396.84元+2985.13元=9381.97元。李应贵、陈忠贤的扶养费为2558.73元×2+7164.30元=12281.76元。以上4人的扶养费为28060.57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李某3死亡给原告聂琴等5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本案根据案件事实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1-4项共计195217.57元。其中由被告穆登明承担50%即195217.57元×50%=97608.79元，其余97608.78元由原告方自行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穆登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聂琴、李某1、李某2、李应贵、陈忠贤因李某3死亡的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97608.79元。二、驳回原告聂琴、李某1、李某2、李应贵、陈忠贤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70元，由被告穆登明负担1968元，原告聂琴、李某1、李某2、李应贵、陈忠贤负担3102元。宣判后，上诉人穆登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与死者李某3是共同给陈龙祥家刮瓷粉，两人按照各自所做的天数来分配报酬，彼此不是为对方提供劳务，一审认定李某3系为上诉人提供劳务错误；《户口注销证明》只能证明李某3已死亡的事实，被上诉人对李某3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及是否与上诉人存在关联等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在未查明李某3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李某3是在走路过程中摔倒，并非是做工过程中摔倒。事实上李某3是在吃完午饭后说其头昏，后来又对上诉人说已经打电话喊其老婆来接，之后在楼梯上突然软倒，身上无任何伤痕。一审认定李某3之死与摔倒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主观推断，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聂琴、李某1、李某2、李应贵、陈忠贤二审未作答辩。原审被告陈龙祥、王顺祥二审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与死者李某3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二、上诉人是否应对李某3的死亡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原审被告王顺祥一审庭审中陈述，因其对刮瓷粉不在行，就以3300元的价格将本案刮瓷粉工程承包给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王顺祥以3300元的价格将涉案工程承包给其做，且事故发生后，李某3的工程钱系由上诉人支付给本案被上诉人聂琴，故一审认定李某3向上诉人提供劳务并无不当，上诉人与死者李某3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主张涉案工程系其与李某3共同承包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李某3系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上诉人作为雇佣人，在李某3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未尽到应有的安全保护义务，应对李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李某3的死亡系自身生病所致，与提供劳务无关，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上诉人对李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李某3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应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70元，由上诉人穆登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孝春审判员  王 云审判员  罗 珣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高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