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72民初888号原告：宁波甬发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钻石商业广场18号1604-1606室。法定代表人：王晓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润春，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WINRAYINVESTMENTGROUPCO，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九龙湾宏光道1号亿京中心A座10楼D室。法定代表人：张宇敏，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北京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登勇，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波甬发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中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WINRAYINVESTMENTGROUPCO。TED,以下简称被告）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系由（2016）闽72财保42号案转入诉讼]，本院于2016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6年11月29日进行证据交换，于2017年3月7日、10月1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润春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参加证据交换和两次庭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登勇参加证据交换和第一次庭审。原告方证人钱某、被告方证人杨某在证据交换阶段出庭作证。本案经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碰撞财产损失合计409515美元（后降低至315373.75美元折合人民币1928100.5元）及该款自2015年5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海事请求保全费5000元（人民币，下同）。事实和理由：被告所属“寰宇1”轮（M/VHUANYU1）于2015年5月1日在南纬46013'、西经60031'附近海域，在拖带原告所属“甬发2”轮从下风舷转至上风舷进行并靠过驳渔货作业过程中，碰撞了“甬发2”轮，导致该轮不得不提前回国，并遭受船舶修理费、修理期间差旅费、代理费、船期损失、船舶燃油消耗等巨额损失。“寰宇1”轮船长已承认其应对碰撞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但被告拒绝赔偿原告之损失。原告为此呈讼。被告辩称：第一，原告所属“甬发2”轮与被告所属“寰宇1”轮系在公海上进行并靠过泊转载时发生相互挤压，此种碰撞难以归咎为单方责任。第二，原告主张的大部分损失不能成立。首先，碰撞部位在“甬发2”轮甲板以上，船体水线以下并无损害，无需进坞修理。原告安排进坞修理是因法定坞内检验所需维修以及更换下一航次所需捕秋刀鱼设施等。其次，即使原告需要对碰撞损坏部位进行维修，也完全可在坞内检验和更换设施期间穿插进行，无需额外安排修理时间。再者，“甬发2”轮发生碰撞后继续作业，其间产量也未明显下降，直至当地捕捞鱿鱼季节结束，该轮也到了法定检验期才驶回国内。原告所属“甬发1”轮未发生碰撞事故，但与“甬发2”轮同时返航，表明“甬发2”轮并未因碰撞事故而遭受船期损失。第三，根据综合分析，“甬发2”轮在案涉航次的生产成本至少需要14500000元至15500000元。原告拒不提交“甬发2”轮及其所有的另外四艘同类型渔船的经营账目，在计算净收益时又未扣除船员工资、伙食费、淡水、保险费、卸货费等大量生产成本，所主张的船期损失严重失实。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审核判决。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证据，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船舶所有权证书（实为国籍证书），用以证明原告系“甬发2”轮所有人。被告对其证明力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碰撞海事报告，用以证明“寰宇1”轮碰撞“甬发2”轮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应承担100%责任。该份证据无原件可供核对，原告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3.船舶修理结算单及付款凭证，用以证明“甬发2”轮修理产生费用250151.85元。该组证据系与原件相符的复印件，被告否认其真实性，但未能提出反证。依照《证据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论证；证据4.代理费结算单及付款凭证，用以证明“甬发2”轮因修船产生代理费10318.09元。被告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可其形式真实性，但对证明对象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论证；证据5.出差费用收支明细表及支付凭单，用以证明原告因修船产生出差费用60340元。证据6.船员就餐单及支付凭单，用以证明“甬发2”轮因修理产生船员就餐费18960元。经查，两组证据虽系原告自己制作的内部单据，但“甬发2”轮在舟山修理，原告从宁波派员监修并支出监修人员和船员的餐费均符合常理，被告否认两组证据的证明力，但未提出反证，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对象将在说理部分综合论证；证据7.船舶燃油消耗统计单，用以证明“甬发2”轮修理期间消耗燃油约8982美元。该统计单系原告自行制作的单据，船舶修理期间用电通常可以通过码头用电或接岸电解决，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轮修理期间无法接岸电且有消耗燃油发电的必要，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8.船员薪资明细及支付凭单，用以证明“甬发2”轮修理期间支出船员工资合计128000元。经查，该份明细单所载船员人数11人与同类型船舶功率所需船员人数大体匹配，被告否认其证明力，但未能提出反证证明明细单所载薪资或费用标准与市场行情不相符，依照《证据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论证；证据9.公估费发票，用以证明“甬发2”轮因碰撞事故产生公估费9436美元。被告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经查，该份证据产生于境外，原告未履行必要的公证认证手续，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此外，该份发票并非开具给原告，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支付了相应款项，依照《证据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0.保险费发票、银行水单，用以证明原告因申请保险公司出具诉前保全责任担保函而支付保险费44722.13元。证据11.申请费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因申请诉前保全支出申请费5000元。被告认可二者的真实性，本院对两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12.报关单、大副收据，用以证明“甬发2”轮案涉渔汛期内捕捞的渔货数量及单价。被告对有原件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无法与原件核对的证据不予确认。经查，该组证据含报关单共6份，其中5份与原件相符，无原件的那份报关单所载渔货正是“寰宇1”轮所承运，所载数量也与“寰宇1”轮运费发票所载数量接近，被告未提交证据反驳该份报关单所载数据的真实性，依照《证据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对该组证据中报关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大副收据、提单虽无原件，但所载内容与对应的报关单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论证；证据13.运费发票、大副收据，用以证明2015年1月至7月渔货转载运费共计4194195.46元。经查，原告所属“甬发2”、“甬发1”两轮在事发海域捕捞，除后期所捕渔货由两船运回国内外，之前捕捞的渔货需通过他船转载运回国内并因此产生运费，该组证据虽部分无法与原件核对，但其所载内容与案涉报关单的数据相吻合。被告否认其证明力，但未能提出反证证明该组证据所示运费低于或过分低于市场标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论证；证据14.燃油发票、加油记录，用以证明“甬发2”轮事发航次消耗了总价732180.26美元的燃油。经查，该组证据虽不满足公证认证的形式要求，但其内容本质上于原告不利。被告否认其真实性，但未提出反证，依照《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及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论证；证据15.代理费发票、付款水单，用以证明“甬发2”轮2014年12月进港产生代理费10115元。被告否认其证明力。经查，该组证据虽与原件相符，但系“甬发2”轮上一个渔汛期结束回港产生的费用，与案涉渔汛期无关，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6.国内补充物资发票及付款凭证，证据17.国外补充物资发票、提单，用以证明“甬发2”轮案涉渔汛期补充物资支出1077883.6元。被告认可证据16、17的形式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查，该两份与原件相符，且均属于扣除成本的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甬发2”轮实际需要扣除的补充物资成本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论证；证据18.卸货费发票、付款水单，用以证明“甬发2”轮2015年7月在舟山卸货产生卸货费196685元。被告认可其形式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查，该证据体现的是沈家门船厂收取的码头装卸货，因“甬发2”轮是在卸货完毕后驶抵船厂修理，因此在船厂发生的装卸费应与卸载案涉渔货无关，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至于“甬发2”轮实际需要扣除的卸货费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论证；证据19.船舶签证记录，用以证明“甬发2”轮2015年1月14日离开舟山前往阿根廷。被告认可其证明力，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0.简达能公证行《鉴定报告》及证人钱某证言，用以证明“甬发2”轮修理时间、修理费用以及公估过程等。被告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人称该公证行系在香港注册的对海事方面进行公证咨询的机构，其本人办公地点位于上海。鉴于该报告涉及对船舶损坏和修理情况的鉴定等专业内容，原告未提交证明该机构合法成立、具有鉴定资质以及机构与证人钱某有在中国大陆从事相应活动资质的相关证明文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21.预录入编号045006371报关单，用以证明“甬发1”轮2015年7月27日报关进口阿根廷冻鱿鱼651110千克。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2.金额237585.38美元燃油发票（证据7所含中文译本对应的英文本加油发票），用以证明“甬发2”轮修理期间消耗燃油的单价为每吨499美元。经查，该份发票所载内容为2015年7月16日“甬发2”轮加油的数量及单价，与原告证据7所含另一份英文本加油发票记载的单价相符，被告否认其证明力，但未能提出反证，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证据，原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碰撞海事报告及证人杨某证言，用以证明案涉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经过。原告认可该份报告所载的碰撞时间、地点，对其他内容不予确认。经查，该份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对，被告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仅确认该组证据所载的碰撞时间和地点，对其他内容不予采信；证据2.2014-2015年赴西南大西洋鱿钓生产动态周报（第8-30期），用以证明“甬发2”轮并未因案涉事故而停产或减产。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经查，该周报系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下属鱿钓组编制的周报，本院向舟山顺行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和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调查表明周报的数据较为真实可靠。原告本身系鱿钓组的成员，周报中有关原告的数据系原告自己所报，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3.船舶碰撞过程示意图，证据4.“寰宇1”轮货物配载图，用以证明“甬发2”轮与“寰宇1”轮系在实施并靠过驳作业过程中发生碰撞。原告认可其真实性，否认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对两船系在并靠旁拖作业过程中发生碰撞的基本事实并不否认，故本院确认该组证据的证明力；证据5.船位信息图，用以证明“甬发2”轮在事故发生后生产作业并未受到影响。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经查，原告自身承认两船碰撞后“甬发2”轮仍在事发海域作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6.《渔场海况图的分析与判读》（网络公开资料），用以证明阿根廷鱿鱼的捕捞季节为每年1-6月。证据7.《关于开发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的可行性分析》（网络公开资料），用以证明北太平洋秋刀鱼的渔期为每年8-12月。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但认可被告所述的两种鱼类的捕捞季节，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应被告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取得如下证据材料：1.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所属船厂（以下简称沈家门船厂）调查笔录及《甬发2号修理工程项目单》；2.舟山市渔船检验处《检验费计算细目表》；3.对舟山顺行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所作调查笔录；4.对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所作调查笔录。双方当事人对本院调查取证的程序及所取得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该四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根据以上对证据的分析与认证意见，结合本案庭审笔录，本院查明：原告系中国远洋渔业协会的会员企业，该协会下设鱿钓工作组。“甬发2”轮系原告所属捕鱿鱼和秋刀鱼的专业两用远洋渔船（1至6月在阿根廷海域捕捞鱿鱼，8至12月在西北太平洋海域捕捞秋刀鱼），船籍港宁波，总吨1408，净吨479，船长69.9米，主机总功率1912千瓦，2014年6月25日建造完工。包括“甬发1”轮在内，原告共有五艘与“甬发2”轮同类型的远洋捕捞渔船。“寰宇1”轮系被告所属远洋冷藏运输船，船旗国巴拿马，总吨7212，净吨3663，船长130.18米，主机总功率5660千瓦。2015年1月16日，“甬发2”轮和“甬发1”轮从浙江舟山驶往阿根廷海域捕捞鱿鱼。除后期所捕渔货外，两船前期所捕渔货均通过他船转运回国内，运费均为每吨425美元。2015年5月1日约0800时，“甬发2”轮与“寰宇1”轮在位于阿根廷约46013'、西经60031'的公海上，两船主机备车处于漂航状态，准备实施将“甬发2”轮所捕渔货转载至“寰宇1”轮的过驳作业。约0840时，转驳作业开始，当时“甬发2”轮处于“寰宇1”轮下风舷。当日下午约1430时，“甬发1”轮也要求尽快靠泊“寰宇1”轮转驳渔货。为满足两艘渔船同时转驳渔货的需求，“寰宇1”轮经征得“甬发2”轮同意后，打算旁拖“甬发2”轮顺时针掉头，将其置于“寰宇1”轮上风舷。在实施旁拖作业过程中，风浪较大，两船因疏忽了望，且未保持足够的戒备，在当日约1500时发生挤压碰撞，“甬发2”轮船艉右舷舷墙部位凹陷，渔具、滑槽等部位受损。“寰宇1”轮遂继续将“甬发2”轮带回至下风舷，且未再允许“甬发1”轮靠泊。“甬发2”轮于当晚完成渔货转驳作业后，驶离“寰宇1”轮继续海上捕捞作业。2015年6月下旬，“甬发2”轮与“甬发1”轮从事发海域返航，7月27日驶抵浙江舟山惠群码头卸货，8月1日开往沈家门船厂，8月2日进厂修理，8月31日离厂，修理期间原告派职员张保平到场监修。其间“甬发2”轮于8月15日至27日进坞修理。根据《撞坏修理结算单》记载，“甬发2”轮船艉右舷撞坏修理产生修理费84505元，进坞15天产生费用129300元，加计17%企管费和税金36346.85元，合计250151.85元。8月31日，原告向沈家门船厂支付两船修理费用总计44万余元。“甬发2”轮在港期间共产生代理费10318.09元，除修船代理费3000元外，其余六项费用7318.09元为远洋渔船回港均需产生的费用。“甬发2”轮2015年度的签证有效期至2015年6月24日止。根据《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远洋渔船2015）》相关规定，该轮法定年度检验至迟应在当年9月24日前完成。8月4日，原告申请了“甬发2”轮的法定年度检验手续。8月13日至8月20日，舟山市渔船检验处对该轮进行了法定年度检验。原告支付了检验费9115元。2015年8月31日，“甬发2”轮从沈家门船厂驶往韩国釜山附近海域捕捞秋刀鱼。在船船员共11人，产生的相应支出包括月薪（含管理费、零用金）总额131400元、动员费400美元、保险费52720.2元加3900美元。“甬发2”轮后在该海域作业过程中失火沉没。2016年8月12日，应原告申请，本院作出（2016）闽72财保42号民事裁定书和扣押船舶命令，在福建福州港扣押“寰宇1”轮并责令船方提供450000美元担保。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为原告的申请出具诉前保全责任保险担保，原告因此支出保险费44722.13元和诉前保全申请费5000元。2016年10月25日，本院在收到被告通过案外人提供的2925000元（按美元对人民币1:6.5汇率折算）担保后，裁定解除对“寰宇1”轮的扣押。2017年3月16日，应原告申请，本院裁定发还被告担保845000元。“甬发2”轮2015年1月22日在新加坡加油734.443吨，单价585美元/吨；5月22日、6月7日分别加油86.26吨、129吨，单价985美元/吨；7月3日加油100吨，单价905美元/吨；7月16日在新加坡加油两次分别为476.123吨、472.046吨，单价499美元/吨。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应被告申请到舟山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沈家门船厂的调查显示：（1）该厂为“甬发2”轮所做的18个修理项目中仅有3个与右舷舷墙凹陷有关，约需15天，但无需进坞；（2）单独更换捕秋刀鱼设备约需20天；（3）撞坏部位需要的修理和更换捕秋刀鱼设备以及年度检验的修理可以同时穿插进行；（4）“甬发1”轮同时也在船厂修理。对舟山市海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和舟山顺行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二者同为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1）与“甬发2”轮功率相近的远洋渔船从西南大西洋至浙江舟山的正常航程约需30至37天；（2）远洋渔船的生产成本项目较多，数额较大的支出主要包括燃油消耗、船员工资、运费、卸货费等，还有其他诸多费用支出；（3）会员企业报告给鱿钓组的产量总和与最终报关进口数量大体一致。另查明，中国远洋渔业协会鱿钓工作组根据会员企业的报告，定期每周发布《赴西南大西洋鱿钓生产动态周报》，公布会员企业上一周在西南大西洋鱿钓船出航数量、航行动态及产量等信息，其中产量信息与远洋渔船回国时进关申报的数据大体接近。根据《2014-2015年赴西南大西洋鱿钓生产动态周报》第24期记载，“甬发2”轮和“甬发1”轮截止2015年6月2日至6月8日的产量累计4265.9吨，此后一周两船无产量，至6月16日至6月22日产量累计4290.9吨，此后两船再无产量，直至6月下旬返航。渔货进口报关单价为1.45美元/公斤。周报记载数据还显示：2015年4月24日至5月4日两周“甬发2”轮、“甬发1”轮的单船平均产量为50.9吨，此后连续四周的单船产量分别为217.7吨、87.4吨、189.3吨、86吨。碰撞后第五至八周单船产量分别为43.7吨、无数据、12.5吨、0，同期在该海域作业的多数中国渔船产量也大幅下降，2015年渔汛期内在西南大西洋公海作业的中国渔船数量最多时在当年3月31日至4月6日达217艘，随后开始陆续有渔船转场、进港或返航，到2015年6月23日至6月29日这周剩77艘，6月30日至7月6日这周剩63艘，7月7日至7月14日这周减少到55艘，单船产量也基本上逐渐锐减，但个别渔船产量有短暂的回升。又查明，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涉及的美元统一按1:6.1137折算成人民币。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被告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企业，碰撞事故发生地在公海，故本案为具有涉港和涉外因素的侵权责任纠纷。因双方当事人均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中哪些可列入因碰撞所致的损失，数额应如何认定。“甬发2”轮与“寰宇1”轮碰撞属实，原告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以下简称《碰撞规定》）的相关规定，请求被告赔偿其因碰撞事故而产生的合理的船舶修理费、渔汛损失等损失。根据原告的索赔项目说明，本院逐项分析认定如下：（一）修理费。原告称因碰撞产生修理费250151.85元，并提交证据3（撞坏修理结算单及付款凭证）为据。该结算单所示费用250151.85元分为三部分：1.船艉右舷撞坏修理的费用84505元；2.与进坞有关的服务费129300元；3.前2项费用合计213805元产生的17%企管费和税金36346.85元。本院向沈家门船厂所作的调查证实，“甬发2”轮碰撞部位的修理无需进坞，故可纳入因碰撞所致修船费的数额应为84505元加计17%的企管费和税金14365.85元，合计98870.85元。此外，修理碰撞损坏部位所需时间约15天，故该轮在船厂的其余时间所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均与被告无关。（二）修船代理费。原告诉请修船代理费10318.09元，并提交证据4即航次结账单为据。经查，该结账单所示10318.09元实际上包括了港务费、修船代理费等共七项费用。根据本院向舟山另两家远洋渔业公司所作的调查，除修船代理费外，其他六项费用均系远洋渔船回国进港必然产生和支出的费用，与碰撞事故并无关联。因此，本案可列入因碰撞所致代理费的数额仅为修船代理费3000元。（三）修船期间差旅费。原告诉请修船期间差旅费60340元。该公司地处宁波，“甬发2”轮在舟山修理，两地交通无需通过航空方式，因此差旅费中的机票费用以及宁波机场到舟山的交通费、餐费、电话费等均不应列入因碰撞修理而必然产生的合理开支。船员伙食费开支属于维持费用，不应列在此处处理。原告监修人员张保平每日到船交通费85元数额合理，每日餐费从116元到380元显然过高，本院酌定以每日100元计算。因“甬发2”轮碰撞部位的修理仅需15天，因此可以纳入索赔范围的修船差旅费应计185元×15天=2775元。（四）修船期间燃油消耗。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修船期间实际消耗了燃油，故其8982美元燃油消耗主张不予支持。（五）公估费。原告诉请公估费9436美元。经查，公估人并非接受原告的委托进行公估，因此其不应是公估费的支付主体。此外，公估费发票并非开具给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该笔费用。再者，公估费发票明细中载明公估人员除估损以外还监督船舶修理。在原告已派专人（张保平）每日到船监修的情况下，公估人员监修而产生的费用不属于合理费用。综合以上因素，公估费无论是否实际产生，均不应纳入原告的损失范围。（六）渔汛损失。“甬发2”轮为远洋渔船，因此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所称的船期损失实际应为渔汛损失。原告诉请渔汛损失达1564680.30元。“甬发2”轮2014年6月建成投产，2015年8月底出海后即失火沉没，因此本案客观上不具备根据《碰撞规定》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以该船前3年的同期渔汛平均净收益计算渔汛损失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事故当期渔汛的净收益作为计算渔汛损失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渔汛期日净收益=（产值-生产成本）÷作业天数。本院分项审定如下：1.产值。原告系中国远洋渔业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下属鱿钓组根据各会员企业自行申报数据而发布的生产动态周报所示产量可作为计算产量的参考依据。根据该生产动态周报，“甬发2”轮和“甬发1”轮自2015年上半年渔汛期产量总计4290.9吨，考虑到两船吨位接近、船型相同，故“甬发2”轮的产量可以两船捕捞总量的一半即2145.45吨计算。原告仅请求按2139.3648吨计算，应予准许。报关单所示单价为每吨1450美元，被告对此有异议，但未能举出反证证明该单价低于或过分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故“甬发2”轮案涉渔汛期的产值为2139.3648吨×1450美元/吨=3102078.96美元，折合18965180.14元。2.生产成本。根据原告自身提交的生产成本相关证据，结合本院对舟山另两家远洋渔业公司的调查，“甬发2”轮在案涉渔汛期的生产成本应包括：（1）燃油消耗。原告提交证据14即其2015年1月15日、5月22日、6月7日、7月3日共四次的加油发票合计732180.16美元来证明其案涉渔汛期内的燃油消耗。原告证据7和证据22显示“甬发2”轮2015年7月16日在新加坡加了948.169吨油，其解释系因新加坡的燃油价格较国内便宜故而在回国前加满油，该批油不应计入燃油成本。本院认为，原告的解释有其合理性，故“甬发2”轮在案涉渔汛期内的燃油消耗至少为732180.16美元折合4476329.84元。（2）运费。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3，“甬发2”轮所捕渔货产生的运费（运费标准为425美元/吨）合计645260.84美元。根据其证据12显示，“CMACGMTIGRIS”轮也于2015年7月载运了“甬发1”、“甬发2”两船捕捞的318.5428吨渔货回国内，参照其他转载船每吨425美元的运费标准计算，该批渔货产生运费的一半即318.5428吨×425美元/吨÷2=67690.35美元也应纳入“甬发2”轮运费成本，则两部分运费合计712951.19美元折合4358769.69元。由于原告提交的报关单不完整，所附的运费发票也不完整，因此本院认定原告遗漏了大量运费成本。（3）代理费。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4，“甬发2”轮2015年8月1日至31日产生代理费10318.09元，扣除其中的修船代理费3000元，其余7318.09元作为正常回港需产生的费用应纳入生产成本。正常情况下，船舶出港前亦需要产生一定的代理费，但原告未予提交，应属于遗漏成本。（4）补充物资。原告主张其国内、国外补充物资成本为1077883.8元。被告对此有异议，但未能提出反证，本院认定“甬发2”轮案涉渔汛期内所需补充物资成本至少为1077883.8元。（5）卸货费和码头费用。“甬发2”轮所捕渔货无论是通过他船还是本船装运回国内卸载，均会产生大量卸货费和码头费用，但原告未提交与此相关的任何证据，隐瞒了大量卸货费、码头费开支。（6）船员费用开支（包含工资、伙食费、保险费、签证费、体检费、动员费等）。原告未提交案涉渔汛期内的“甬发2”轮船员薪资及相关费用等成本开支，但提交了下一个渔汛即2015年8月31日前往韩国釜山海域作业的船员费用开支。因案涉渔汛所处阿根廷海域较韩国釜山附近海域距离国内的路途远得多，由此产生的船员费用开支必然高得多。原告的举证方式显属避重就轻。即便根据其证据8记载，“甬发2”轮11名船员每月薪资总额也达到131400元，但同时还产生动员费400美元，保险费52720.2元加3900美元，且还不包括伙食费等。此外，根据原告证据15显示，每名船员还产生人均合计375元的材料费、化验费、检查费（应为船员体验费）以及人均10元的签证费。鉴于动员费、保险费不是每月固定支出，而应属一个渔汛期的固定支出，“甬发2”轮从当年1月16日驶离舟山到7月27日回到舟山共计192天，则船员薪资等开支至少131400元÷30×192+11×（375+10）元+52720.2元+（400美元+3900美元）×6.1137=924204.11元应从成本中扣除。（7）船舶检验费。原告未列船舶检验费支出，根据本院向舟山市渔船检验处所作调查，“甬发2”轮2015年年度检验产生的检验费9115元应纳入成本开支。（8）船舶保险费、水、润滑油、低值易耗品、进出港费用等其他诸多开支。前述费用系所有远洋渔船生产作业均需开支的费用，但原告未提交与此相关的任何证据，显然又遗漏了大量成本。“甬发2”轮的经营账目由原告掌握，其还拥有另外四艘与该轮同类型的远洋渔船，因此即便“甬发2”轮沉没，原告仍可以用该轮或其余四艘同类型渔船的经营账目来证明其成本支出，但其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应对“甬发2”轮的生产成本作对原告不利的认定。被告主张该轮在事发渔汛期的生产成本至少需14500000至15500000元，本院酌定为15000000元。基于此，“甬发2”轮在案涉渔汛期内的日净收益为（18965180.14-15000000）÷192=20651.98元。根据鱿钓组生产动态周报，2015年5月1日“甬发2”轮发生碰撞这周产量为50.9吨，此后连续四周产量均明显高于碰撞当周，证明碰撞事故并未造成该轮停产或减产。碰撞后第五周开始该轮产量大幅下降，但同期在该海域作业的大多数中国渔船产量也大幅下降，因时值渔汛尾期，因此产量下降应属于因渔汛接近尾声所致的正常情况，与碰撞事故无关。此外，2015年5月19日至5月25日这周开始，在该海域生产作业的217艘中国远洋渔船陆续转场、进港或返航，到2015年6月23日至6月29日这周仅剩77艘，单船产量也基本上逐渐锐减。个别渔船产量短暂略升的现象，应系作业渔船数量大幅减少所致，因此，“甬发2”轮如果延迟若干天回国，确实存在仍然有少量产量的可能，但从渔汛接近尾声的客观形势以及其他渔船的产量走势看，产量回升的时间较短。被告关于“甬发2”轮没有渔汛损失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该轮碰撞部位的修理仅需15天，故修理期间的渔汛损失为20651.98×15天=309779.70元。（七）维持费用。根据《碰撞规定》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原告还有权主张“甬发2”轮修理期间的维持费用损失，包括船员工资、船员伙食费、其他低值易耗品等等，原告关于船员工资、伙食费、低值易耗品等费用支出等同于维持费用，为计算简便而未列入成本的说法显属理解有误。原告虽未单独索赔维持费用，但在计算成本（修船差旅费）时考虑了维持费用的因素，故仍应将维持费用列入其损失。考虑到原告并未完全提交其船员工资、伙食费、低值易耗品支出的证据，本院酌定“甬发2”轮修理15天的维持费用为150000元。综上七项，原告的修船费、修船代理费、修理期间差旅费、渔汛损失及维持费用损失合计564425.55元。此外，原告还主张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44722.13元。因其诉前保全阶段索要的担保高达450000美元，远远高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故超出实际损失部分占担保数额比例的担保保险费属于其扩大的损失，不应由对方承担。故此，可纳入碰撞所致损失的担保保险费为564425.55÷（450000×6.1137）×44722.13=9175.14元。综上，原告因碰撞所致财产损失合计573600.69元。二、双方的碰撞责任比例。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全责或至少90%碰撞责任，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甬发2”轮应负碰撞事故的全部、同等或主要责任。本院认为，“甬发2”轮原处于“寰宇1”轮下风舷，为满足“甬发1”轮提出的过驳要求，“寰宇1”轮在实施拖带“甬发2”轮到上风舷的过程中发生碰撞。当日风浪较大，双方在明知上风舷作业风险明显高于下风舷的情况下，仍疏忽了望，未采取必要的戒备措施，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考虑到“寰宇1”轮是拖带船，“甬发2”轮作为被拖带船操纵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而“寰宇1”轮的船体、吨位、功率均远大于“甬发2”轮，“寰宇1”轮对碰撞事故的发生过错大于“甬发2”轮。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寰宇1”轮承担70%过错责任，“甬发2”轮承担30%过错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应赔偿原告573600.69×70%=401520.48元及相应利息。“甬发2”轮于2015年8月31日结束修理，故利息应自2015年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的诉前保全申请费5000元支出系因被告侵权所致，亦应由被告予以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WINRAYINVESTMENTGROUPCO，LIMITED）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甬发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失合计401520.48元及该款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中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WINRAYINVESTMENTGROUPCO，LIMITED）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甬发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支出的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费5000元；三、驳回原告宁波甬发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53元，由原告负担14755元，被告负担7398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萍萍审 判 员  邓金刚代理审判员  王端端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代书 记员  林 倩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过失程度相当或者过失程度的比例无法判定的，平均负赔偿责任。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造成的船舶以及船上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损失，依照前款规定的比例负赔偿责任。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各船的赔偿责任均不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互有过失的船舶，对造成的第三人的人身伤亡，负连带赔偿责任。一船连带支付的赔偿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的，有权向其他有过失的船舶追偿。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一、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者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因请求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或者使损失扩大的部分，不予赔偿。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