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681民初630号
原告：丹东先科液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
法定代表人：杜国山，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国礼，男，195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东港市十字街镇。
被告：马洪良，男，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东港市佛岭综合商店经营者，现住东港市长安镇。
被告：王玉梅，女，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东港市长安镇。
原告丹东先科液压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洪良、王玉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理人于国礼、被告马洪良、王玉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板栗脱壳机款10000元以及2017年9月17日（欠付货款的3台机器的购买之日）至2018年1月5日（起诉之日）间的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719.99元，合计10719.99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1日至9月20日，二被告通过原告的经销商即原告诉讼代理人累计向原告购买板栗脱壳机27台[6（8月13日购买，其中1台为传动链机）+3+6+4+2+4+3-1（9月13日退1台），9月10日退的1台传动链机器与本案无关,该机是样品，后被原告诉讼代理人拉走]，总价款67500元（2500元/台×27台）。2017年12月14日，被告马洪良支付了23台的货款53000元（2500元/台×23台-返利款4500元）。虽为被告马洪良出具的《收据》载明“2017年款全部收完”，但二被告实际尚欠原告10000元（9月17日购买3台合计7500元+8月13日购买6台，少支付2500元）。之所以出具该收据是因为如果原告诉讼代理人不在其上署名的话，被告马洪良即拒绝支付货款。因原告当时未找到9月17日的票据原件，故原告诉讼代理人在其上特别注明了台数即23台。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支付欠付货款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
被告马洪良辩称，原告起诉二被告主体均不适格，即如存在诉争事实，也应由原告诉讼代理人起诉二被告经营的东港市长安镇佛岭综合商店。二被告共从原告诉讼代理人处购买了25台机器，后退了2台，实际购买23台，并按该台数与我记录的账本与原告诉讼代理人进行了结算。对原告诉讼代理人提交的票据中其自行书写的“2017年8月13日购买6台”不予认可，因为当日我仅购买了1台、对“9月14日购买4台”亦不予认可，其后我的署名是针对9月13日购买2台的确认。六张照片显示的机器均是从二被告处购买的属实，但时间非原告诉讼代理人所称的“9月4日以前”，而是9月5日-20日，因为大丰板栗9月15日左右才下来，我于此后将机器拉到他们家，他们是看到效果不错后才买的。三购买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属实。机器标签上的时间是生产或出厂时间而非购买时间，9月份以后也可能销售8月13日左右的机器，故对原告以该节抗辩二被告于8月13日购买6台机器不予认可。综上，双方货款已结算完毕，原告无权再向二被告主张权利。
被告王玉梅辩称，二被告共从原告处购买23台机器，货款已结算完毕，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日，原告与其诉讼代理人于国礼签订了《销售合同》一份，约定需方（于国礼）在供方（原告）处购买30台机器并成为销售商；第一次进货，预付款75000元于售出机器后即2017年10月30日前付清、第二次进货付全款；销售10台奖1台无动力机，销售50台奖6台等。
2017年9月4日、9月5日、9月9日、9月13日、9月14日、9月17日，二被告通过于国礼分别购买原告生产的板栗脱壳机3台、6台、4台、2台、4台、3台。9月4日后，原告诉讼代理人在该日的票据上自行书写了“8月13日700型（电）6（台）（单价）2500元（金额）12500.00元,其中一台是传动链”；其后无二被告以署名等方式确认。9月9日后，原告诉讼代理人分别在该日单据上记录“2017.9.10退传动链一台”、“2017.9.13退电1台”，其中9月10日记录后无二被告的署名确认、9月13日记录后有被告王玉梅署名确认。9月13日退货记录下方记载“700型电2台”，其后写有“5000元”字样。该记录下方记载“17.9.14电4台（有票据）”，其后有被告马洪良署名。2017年12月4日，被告马洪良为原告诉讼代理人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伍万叁仟元整，￥53000元。上款系：2017年板栗机款（全部收完），之前条据作废。23台”。
另查明，购机人郑安东、刘文成、王桂仁、潘生学、于忠胜所购机器其上标签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8月1日至8月13日。购机人宋德生所购机器上的日期为2017年X月12日。2018年3月15日，王桂仁妻子张桂华在本院对其询问时称“我家是阴历八月十四（阳历10月3日）前一个星期左右买的，或者和七组的刘刚几乎同时买的，或者比他晚一天，因为那时早板栗刚好”。潘生学妻子刘兆花在本院对其询问时称“我家是9月份买的，具体时间记不住了，但是在三组的梁满福家买的第二天中午买的；郑安东是在我家之后买的”。于忠胜妻子马维玲在本院对其询问时称“我家是9月13、14号买的，因为去年捡（板栗）的晚，在9、10号才开始捡，捡到14、15号左右。和我家一起买的共三家，另两家是王学军和九组的张四，王学军和我家同一天、张四比我家晚三、四天”。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销售发票、销售合同、原告出具的证明、收据、被告马洪良书写的购买人名单、于忠胜等购买人所购机器的照片、对购机人潘生学、张桂华、刘文成所作的询问笔录、被告马洪良的证人刘斌的证言[原告诉讼代理人第一次（因为此前二被告家没有该机器）往二被告家送机器的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但我看见他当天车上拉了几台机器，在二被告家放下一台就开车走了]等证明材料在卷，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有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原告诉讼代理人依与原告签订的《销售合同》的约定销售原告生产的板栗脱壳机，达到一定数量后，原告给予其一定奖励，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被告马洪良自认两次到原告处自提货物、二被告署名确认收货亦是在写有原告名称的销售发票上，本院依法认定二被告是知晓原告诉讼代理人与原告间的代理关系的。二被告未提交存在前述除外情形的相关证据，本院依法认定涉案机器买卖合同关系直接约束其与原告，即原告作为本案主体适格。收货确认均由二被告署名而非加盖东港市长安镇佛岭综合商店的公章完成，故本院对二被告抗辩被告应为该商店亦不予支持，即原告起诉二被告亦适格。
本院争议的焦点为：二被告2017年8月13日的购机数量以及购机总数量。原告称二被告8月13日购机6台，总计购机27台，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8月13日购机记录亦为其自行书写，且无二被告署名确认、机器标签所载日期为8月1日至8月13日的六名购机人中的三位明确表示其购机时间均不在9月4日以前，原告亦未能对证人刘斌当日不在现场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结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原告诉讼代理人在写有“2017年板栗机款（全部收完），之前条据作废”的收据上署名的事实，本院对其该节主张不予支持，并依法以被告马洪良的自认认定，二被告在8月13日购机1台。
关于二被告购机的总数量问题。虽被告马洪良认为“2017年9月14日购机4台”后面其本人的署名系针对前面9月13日购机2台的确认，因9月13日被告王玉梅已在“退机1台”记录后署名，本院认为如对同日所购2台加以确认，应由被告王玉梅一并确认，被告马洪良的该节抗辩不合理常理，并据此认定二被告于9月14日购机4台。由被告马洪良对涉案票据所载的认可及前述认定可得，该组票据显示二被告共购机23台。虽该台数扣除被告马洪良认可退货2台即实际购机21台与被告马洪良的最后陈述即第三次庭审的陈述（实际购机23台）相互矛盾、其第一、三次庭审时的陈述亦相互矛盾（第一次庭审时称实际购机21台,后又改称22台），但因其作出了解释并提交了个人记账凭证，即是依据其个人记录的账本而非原告手中的票据与原告进行结算的，结合涉案收据的内容，本院认为其庭审中的陈述虽存在矛盾之处，但其对最后陈述作出了合理解释且该解释与本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认定二被告实际购机23台。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未能于本案中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二被告于8月13日购机6台、总计购机27台，且二被告对其主张不予认可，本院依法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丹东先科液压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及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侯贵嵋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赵巧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