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7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营业场所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号。负责人施征宇施征宇，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顾政顾政，该银行员工。委托代理人陈一痕陈一痕，该银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超，XX年XX月XX日出生，现住香港特别行政区XX道XX号XX座XX楼XX室。委托代理人马赛，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常志刚，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长宁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刘志超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S6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农行长宁支行委托代理人顾政、陈一痕和刘志超委托代理人马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17日，刘志超因更换金卡需要，向农行长宁支行提交《挂失申请》，将原卡号为XXXXXXXXXXXXXXX的储蓄卡更换为卡号为XXXXXXXXXXXXXXX的涉讼借记卡。同日，经刘志超申请，开通了银行卡客户短信通业务，手机号码为1370177****。2013年7月8日12时42分，刘志超从浦东机场离境，直至2013年7月11日10时25分入境。在此期间，涉讼借记卡发生交易情况如下：1、2013年7月9日23时57分13秒，农行广州西湖支行自动柜员机取现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000元，并产生手续费24元；2、同日23时57分39秒，农行广州西湖支行自动柜员机取现3,000元，并产生手续费24元；3、同日23时58分15秒，农行广州西湖支行自动柜员机取现3,000元，并产生手续费24元；4、同日23时58分55秒，农行广州西湖支行自动柜员机取现3,000元，并产生手续费24元；5、同日23时59分21秒，农行广州西湖支行自动柜员机取现3,000元，并产生手续费24元；6、同日23时59分57秒，农行广州西湖支行自动柜员机取现3,000元，并产生手续费24元；7、2013年7月10日0时4分14秒，中行广州分行转账5,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8、同日0时4分52秒，中行广州分行转账5,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9、同日0时5分29秒，中行广州分行转账5,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10、同日0时6分6秒，中行广州分行转账5,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11、同日9时5分11秒，通过案外人XX有限公司武汉xx兴业商务咨询服务部（以下简称“xx服务部”）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2、同日9时6分42秒，通过案外人xx天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2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3、同日9时8分10秒，通过案外人北京甲非凡票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2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4、同日9时9分14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2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5、同日9时10分58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48,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6、同日9时12分1秒，通过xx服务部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45,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7、同日9时16分25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8、同日9时17分16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19、同日9时18分32秒，通过xx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0、同日9时19分37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1、同日9时23分12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2、同日9时24分12秒，通过xx服务部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3、同日10时23分22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4、同日10时24分28秒，通过xx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5、同日10时25分43秒，通过xx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6、同日10时25分48秒，通过甲公司申请的移动POS机消费50,000元，由红桥支行营业部清算；27、2013年7月11日0时5分18秒，工行广州分行取现50,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28、同日0时7分7秒，工行广州分行取现50,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29、同日0时7分59秒，工行广州分行取现50,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30、同日0时8分46秒，工行广州分行取现50,000元，并产生手续费52元。上述30笔取现、消费共计716,560元，涉讼借记卡余额1,013,269.28元。2013年7月11日，刘志超前往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以下简称“越秀分局”）报案，并当场出示了涉讼借记卡原件。同日，越秀分局出具《受案回执》，告知刘志超于2013年7月11日报称被诈骗一案已经越秀分局受理。后经越秀分局告知，刘志超又前往涉讼借记卡开卡地所在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7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以下简称“长宁分局”）出具《执法公开告知书》、《受案回执》，告知刘志超于2013年7月14日报称长宁刘志超被信用卡诈骗一案已受理。同日，刘志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以下简称“虹桥支行”）柜面将涉讼借记卡内余额全部转出。后经长宁分局告知，因涉讼多笔红桥支行营业部的消费发生在天津，刘志超遂又前往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报案（以下简称“红桥分局”）。红桥分局于2014年7月18日出具《受案回执》，告知刘志超于2013年7月18日报称信用卡诈骗一案红桥分局已受理。后长宁分局、红桥分局均将刘志超被信用卡诈骗案件移送至越秀分局统一办理。原审另查明，xx服务部注册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xx公司、甲公司注册地均位于北京市。原审还查明，根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提供的手机号码为1370177****的详单显示，自2013年7月8日11时23分起至2013年7月11日8点53分，该手机号码无任何电话、信息往来。2013年7月10日0时0分24秒至2013年7月11日0时12分21秒间，农行长宁支行通过短信发送平台，将上述30笔取现、交易金额，向刘志超1370177****的手机发送告知信息。2013年12月12日，原审法院将（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S1728号刘志超诉农行长宁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移送越秀分局。2015年3月27日，越秀分局函告原审法院，表示将刘志超起诉材料退回原审法院审理，经侦查暂没有证据证明刘志超参与诈骗的嫌疑。原审审理中，农行长宁支行确认：1、其作为虹桥支行的上级主管部门，由其代虹桥支行对外承担义务；2、伪卡盗刷按照一般判断，应为同一时间段内，在不同地点同时有交易和消费的情况；3、无法提供涉讼几笔POS机消费的签购单原件，且经比对其中签名，认为可能不是刘志超本人习惯的书写方式；4、因xx公司、甲公司、xx服务部系与案外人乙电子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签署的《乙支付收单特约商户协议书》，故涉讼几笔POS机消费，均由乙公司所在地天津市的红桥支行营业部负责清算。刘志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农行长宁支行返还存款本金716,560元；2、农行长宁支行支付上述存款自2013年7月12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原审法院认为，刘志超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其与农行长宁支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订立储蓄存款合同，双方所争议的涉讼储蓄卡业务亦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作为案件准据法。刘志超在农行长宁支行处开户借记卡，双方间成立储蓄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该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农行长宁支行作为涉讼借记卡的发卡行是否应对刘志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储蓄合同关系中，银行应当保障储户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目前实践中，储户使用借记卡消费或取现必须先行满足两个条件：一为有效合法的借记卡，二为正确有效的密码。如在POS机上划卡消费的，还应由持卡人在POS机交易单上签字确认并由受银行委托的商户核对该签字与借记卡背面持卡人签字的一致性。据此，农行长宁支行作为发卡银行，在涉讼借记卡消费过程中，理应负有安全保障和谨慎审查银行卡所载帐户信息和银行卡本身真伪的义务。农行长宁支行辩称，发生涉讼POS机消费的三家商户均为正规商户，经过专业培训，能够识别银行卡的真伪，故消费成功即说明所使用的银行卡非伪卡。对此，农行长宁支行并未进一步说明相关机构或部门对该些商户的培训手段和培训内容，以及该些商户具备何种伪卡鉴别技术。相反，农行长宁支行自身对上述商户提供的涉讼POS机消费签购单上刘志超签名的真实性亦持怀疑态度。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虽农行长宁支行未能明确说明，但农行长宁支行作为银行，其在发行的借记卡背面设计持卡人签名一栏应有其用意。实践中，识别交易单上签名与银行卡背面持卡人的签字是否一致系最直观、最简便的方法。如上述商户连最基本的谨慎防范意识都没有，更遑论是否真正具备伪卡鉴别的能力了。现农行长宁支行在无法提供经刘志超本人确认的POS机交易单供核实的情况下，以涉讼借记卡使用仅凭密码，且密码系由刘志超自行保管为由，主张免除其对借记卡、交易单相应审查义务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农行长宁支行还辩称，虽上述商户住所地分别位于北京市和武汉市，但因POS机是移动的，故不能以商户住所地不同即认定涉讼几笔POS机消费系同时异地消费。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农行长宁支行对于伪卡交易的定义已在庭审中予以明确，即同时间段内发生多地消费的情形。虽农行长宁支行非特约商户协议的主体，但农行长宁支行发行的借记卡能在上述商户的POS机上使用系毋庸置疑的。因此，农行长宁支行理应对在该些POS机上消费的农行长宁支行借记卡的持有人的交易安全负责。鉴于，农行长宁支行现不能说明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讼交易发生时该些POS机的具体位置，而刘志超此时身处香港特别行政区，故就农行长宁支行上述辩称，难以采信。综上，鉴于刘志超就涉讼借记卡并无保管不当的先例，越秀分局亦明确未发现刘志超参与诈骗的嫌疑。考虑到刘志超在得知不法侵害发生后，已及时致电银行核对，并先后前往被盗刷地、开户行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时亦出示了涉讼借记卡原件。上述种种已表明，刘志超作为持卡人，其已经尽到了基本的谨慎义务和及时通知义务。而农行长宁支行作为发卡人，在拥有信息优势、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其不但不能证明刘志超存在密码泄露的过错，也不能证明涉讼交易是否系刘志超本人持真实的借记卡所为。因此，就涉讼交易的发生，农行长宁支行存在过错，理应就刘志超的损失承担足额赔偿责任。就刘志超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志超存款损失人民币716,560元；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志超利息损失（以人民币716,560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1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付）。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25.47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农行长宁支行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根据借记卡开卡操作流程，由持卡人设定借记卡密码，农行长宁支行不可能知晓该密码，所以妥善保管密码的义务在持卡人。本案涉讼的交易均系凭密交易，根据《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申请表》及章程条款，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应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因此涉讼交易应当认为是刘志超本人所为，即便发生密码泄漏，也应由刘志超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其次，就涉讼交易发生地而言，通过ATM机取现的行为都发生在广州，虽然涉讼的几笔POS机消费其商户注册地分别在北京和武汉，但涉讼POS机为移动POS机，也即实际使用地可以和商户注册地分离，因此存在在广州刷卡消费的可能。刘志超应当承担证明涉讼消费系伪卡消费的举证责任，但结合涉讼消费时间、刘志超出入境时间、在香港未使用过涉讼借记卡和报案时间来看，显然存在人卡分离的可能，不能证明存在伪卡交易。再次，农行长宁支行已经及时将每一笔涉讼交易情况以短信方式发送到刘志超预留的手机号中，是由于刘志超自己的原因未能及时收到短信，从而未能及时察觉卡内资金变动而采取相应措施，由此发生和扩大的损失应由刘志超自行承担。刘志超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长宁分局和红桥分局接到刘志超报案后，分别于2013年7月14日和2013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刘志超被信用卡诈骗一案。原审法院认定的受理日期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查明的其它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根据越秀分局移送给原审法院的案卷材料，刘志超在2013年7月11日13时0分至13时52分就涉讼案情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询问。二审庭审中，刘志超表示由于其手机仅有一个SIM卡槽，出境后将内地使用的手机卡取出换成香港手机卡，故在香港期间无法接受涉讼交易的短信。农行长宁支行表示涉讼交易的POS机系案外人乙公司派发，每台P**机都有独立编号，通过芯片接入无线网进行交易，可以通过检测芯片信息大致判断POS机所在位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点：一是涉讼交易可否认为刘志超本人所为；二是涉讼交易是否系伪卡交易；三是刘志超对卡内资金损失是否具有过错？首先，虽然《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约定“申领金穗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金穗借记卡密码，因密码泄漏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但实践中，非因持卡人过错导致的密码被盗、泄漏事件并不鲜见，仅凭密码正确并不能盖然的导出系持卡人本人所为的结论。上述章程关于“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的约定属于发卡行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与实际生活情况出入较大，有失公允。现农行长宁支行未有其它证据证明刘志超存在泄漏密码或卡片保管不当的行为，其仅凭上述章程约定主张由刘志超承担卡内资金损失的风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结合以下事实：涉讼借记卡系磁条卡而非防伪程度较高的芯片卡；涉讼几笔移动POS机消费签购单上刘志超的签名与涉讼借记卡背面预留的签名相差较大；刘志超于2013年7月11日入境后，及时向越秀分局报案并出示了涉讼借记卡原件，后及时赴上海、天津两地报案；涉讼几笔POS机消费的特约商户xx服务部注册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xx公司、甲公司注册地均位于北京市；越秀分局在接到原审法院移送的案卷材料后，经一年多侦查，将案卷材料退回原审法院，并明确经侦查暂没有证据证明刘志超参与诈骗的嫌疑。已能初步认定涉讼交易系伪卡交易，刘志超已尽到基本的谨慎义务和及时通知义务。农行长宁支行主张涉诉POS机为移动POS机，存在在广州刷卡消费的可能。对此本院认为，农业银行与案外人乙公司有清算业务关系，相对于持卡人刘志超而言，其更有可能知晓涉讼POS机的实际所在位置，现农行长宁支行未能证明涉讼POS机所在地，因此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再次，根据刘志超出入境记录，涉案交易发生时，其人在香港。本院认为，其关于因手机设备原因，在港期间未使用大陆电话卡，导致未及时看到涉讼交易短信的陈述符合常理。发卡行及时向持卡人发送交易短信并不能减轻其对所发行借记卡交易安全的保障义务。故农行长宁支行关于刘志超未能及时收到短信，由此发生和扩大的资金损失应由刘志超自行承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行长宁支行应对涉讼借记卡交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因伪卡消费造成卡内资金损失，需承担向持卡人刘志超还款的违约责任。如经公安机关侦查确定实际盗刷人，农行长宁支行可向实际盗刷人追索钱款，更可追究实际盗刷人的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25.5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 婕
代理审判员 王 涛
审 判 员 沈竹莺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瞿 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