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11民终68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孝义市康达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方山县同巨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2，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山西百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男，1969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前进路南段，系王某2之子。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2，汉族，方山县同巨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住山西省太原市，系王某2之子。
上诉人孝义市康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山县同巨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巨公司）、被上诉人王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法院（2017）晋1128民初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被上诉人同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王某3，被上诉人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康达公司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二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应退还的矿石货款计人民币1458828.08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计人民币646100元（按日万分之二点一标准，自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10月11日止），2017年10月12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日止仍按标准计算。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两被上诉人在2010年8月25日至2011年5月10日期间共向上诉人供应矿石40984.63吨，且经过双方约定的孝义市兴安化工有限公司（最终用户）的检验，所供矿石的综合A/S为6.72，根据810号合同约定，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退还货款1458828.08元。2、上诉人认为羊志刚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代表人在购销合同和收款收据上签字，其应是进行合同事项的有效代理人。2011年12月31日，羊志刚与上诉人签署了对账单，其对供应矿石40984.63吨及所供矿石的综合A/S为6.72的事实进行了书面确认。3、两被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杭州仲裁委的庭审中承认的事实即视为当事人的承认，法院对于该事实应当予以确认。即被上诉人对案涉合同的综合A/S的化验结果是认可的。而原审法院认为仲裁裁决书及生效证明、仲裁庭审笔录等证据，与案涉合同无关，不予采信，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案涉合同并未履行完毕，且编号为511号合同已经由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亦未履行完毕。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将511号合同履行完毕，后一合同不可能先于前一合同结算完毕，就推断出案涉合同己经履行完毕，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5、两被上诉人系共同出卖人，同时也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现象，因此两被上诉人应共同承担向上诉人退还货款并且支付利息的责任。原审法院仅凭委托书就认定王某2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忽略人格混同等事实，显然是事实认定不清。6、被上诉人供应的矿石综合A/S没有达到合同的约定，应提供高品位的矿石，故案涉合同并未履行完毕。2011年12月31日签署了对账单，即诉讼时效应当从2011年12月31日起计算，上诉人于2013年10月31日提起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了错误的判决结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
被上诉人同巨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涉案合同于2011年5月10日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在收到货物两年内没有对质量及数量提出过任何异议，2013年10月31日上诉人向方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3、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签订过对账单，也从未授权羊志刚进行对账事宜。且羊志刚本人已于2011年1月份离职，其无权代理被上诉人从事货物对账事宜。故对其对账单不认可。4、上诉人单方制作的《王某2供矿情况》及内部检验结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索赔的依据。5、我方代理人在杭州仲裁委发表的质证意见不构成诉讼中的自认。本案在原来的一、二审中，方山县人民法院及本院均认定羊志刚签署对账单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不能作为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因此，仲裁案代理人在另案中的自认与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不当请求。
被上诉人王某2辩称，同意同巨公司的答辩意见。
康达公司向方山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应退还的矿石货款计人民币1458828.08元；2、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计人民币205257元（按日万分之二点一标准，自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3年10月31日止），2013年11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付款日止仍按该标准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8月1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KDGS-
WTC100810的《铝矾土矿石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在2010年8月10日至同年12月25日向原告供应破碎铝矾土矿石50000吨，所供矿石的综合A/S=8.50-9.00，单价为220元／吨，A／S每增加0.1，单价增加2元／吨；A／S每降低0.1，单价减少2元／吨。合同签订当天，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500万元的预付款，并于同年9月29日和2011年3月30日分别向被告支付了300万元和100万元的预付款，合计支付了900万元的预付款。合同履行期届满后，被告和原告在2011年12月31日进行了对账，确认被告已收到原告支付预付货款900万元，被告自2010年8月25日起至2011年5月10日实际向原告供应的矿石数量为40984.63吨，所供矿石的综合A／S为6.72。故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实际应当支付的货款金额为7541171.92元，但原告却支付了900万元的预付款，所以被告应当向原告退还货款1458828.0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被告同巨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对账的事实，羊志刚于2011年1月份从被告处离职，不再是被告的职工。羊志刚于2011年12月31日签署对账单时，已离职近一年，其无权代理被告从事货物对账事宜，公司也没有指派他对账，因此该对账单没有证明效力。原告明知羊志刚已离职仍与其对账，主观上有重大过错。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原告康达公司派人在被告同巨公司矿石堆场对质量把关，装车视为合格，这是双方交易的惯例。原告康达公司对矿石质量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文件，所以矿石不存在综合A/S低于合同约定的问题。原告单方制作的《王某2供货情况》及内部检验结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索赔依据。被告代理人在杭州仲裁委员会发表的质证意见，未经授权不能构成诉讼中的自认。2013年10月原告提起诉讼时，合同履行完毕已超过两年，已将该矿石全部用完，超过了诉讼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王某2辩称，作为同巨公司的董事长，我所做业务是代表公司，与原告康达公司签订编号为KDGS-
WTC100810《铝矾土矿石购销合同》，有公司的委托书，并非个人行为，因此我个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我公司经营的好，都是先付款后拉货，说明我的产品没问题。与原告打交道是别人引荐的，是他们先拉矿我后面补签的合同，所以签第二份合同时第一份已经履行完毕了。2011年8月我将我的公司托管出去，经营权不在我手里了，原告拉不成矿了，所以就起诉我，并利用离职的羊志刚签字认可他的化验单，想让我退款，原告的做法是很不地道的。
一审认定事实：2010年8月10日原告康达公司与被告同巨公司委托被告王某2签订了合同编号为KDGS-
WTC100810的《铝矾土矿石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康达公司购买被告同巨公司破碎铝矾土矿石，交货地点同巨公司矿石堆场。矿石质量要求与供矿数量为：矿石粒度小于25mm的比例为90%以上，矿石粒度在25mm至30mm的比例不得超过10%；矿石质量为AL203含量≥62%，含硫量≤0.12%，含铁量≤5.00%，供矿量约50000吨，供矿时间2010年8月10日至2010年12月25日。矿石购销单价为：铝硅比A/S=8.50-9.00为220元／吨，A/S比值每增加0.1单价，单价增加2元／吨，A/S比值每降低0.1，单价减少2元／吨，此单价为合格矿石在双方认可的被告同巨公司矿石堆场交货地点的交货价格。付款结算方式为双方认可的被告同巨公司磅房过磅数量为结算重量，合同签订后，原告康达公司预付被告同巨公司500万元，预付款对应的货发够后，根据先付款后发货的原则进行发货，原告康达公司待达到结算的批次后向被告同巨公司进行结算。原告康达公司按约于2010年8月11日给被告同巨公司银行电汇款500万元，2010年9月29日原告康达公司又一次给被告同巨公司电汇款300万元，2011年3月30日原告康达公司给被告同巨公司再一次电汇款100万元，截至2011年5月10日双方将该合同所订立的购买铝矾土矿石履行完毕。期间，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均未提出异议。2011年5月11日原告康达公司又以相同方式与被告同巨公司签订了编号为KDGS-
WTC110511号的《铝矾土矿石购销合同》，双方又一次约定购买铝矾土矿石60000吨。之后，原告康达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与羊志刚对编号为KDGS-
WTC100810的《铝矾土矿石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了对账，认为双方购买矿石应为A/S≥8.50的矿石50000吨，而被告同巨公司只供了A/S=6.72的矿石40984.63吨，同时确认其中预付款100万元是羊志刚离任后支付的，由新任负责人杨发旺经办。而被告同巨公司对羊志刚与原告康达公司的对账情况不予认可，认为羊志刚于2011年春节前就从被告同巨公司离任，2011年春节后再未回公司上班。原告康达公司与羊志刚于2011年12月31日才签订的对账单为虚假证明。此为本案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康达公司与被告同巨公司在本案合同纠纷中的争议焦点是：1、编号为KDGS-
WTC100810的《铝矾土矿石购销合同》是否履行完毕？2、被告王某2是否是适格被告？3、原告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据以支持其主张的主要证据是羊志刚签署的对账单及附件《王某2供矿情况》，而该证据被告同巨公司有足够的证据予以反驳，且羊志刚不能出庭作出合理解释，其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存疑，故不予采信，该合同应视为履行完毕；被告王某2作为被告同巨公司董事长，经公司授权代表公司与原告康达公司签署购销的合同，由两公司履行完毕，其签署合同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被告王某2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康达公司提起诉讼时，合同履行完毕已超过二年，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二年，故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康达公司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没有足够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且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予支持。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孝义市康达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777元由原告孝义市康达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本案涉及的羊志刚与上诉人签订的对账单对被上诉人同巨公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2、上诉人提供的供矿情况及矿石检验结果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3、上诉人主张本案的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被上诉人王某2在本案中应否与被上诉人同巨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本院做如下认定：关于对账单的法律效力问题，上诉人在明知羊志刚于2011年已离任，不再负责涉案矿石的销售的情况下，应对羊志刚是否有权代表被上诉人同巨公司进行核实，上诉人在未核实的情况下与羊志刚签署对账单，事后也未获得被上诉人的认可，该对账单对被上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上诉人提供的供矿情况及矿石检验结果的认定问题，该供矿情况及矿石检验结果系最终用户孝义市兴安化工有限公司做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上诉人未在矿石检验结果出具之日起合理的时间内告知被上诉人，且上诉人于2013年10月31日起诉时超过两年的合理异议期限，故上诉人提供的供矿情况及矿石检验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综合以上认定，上诉人在2011年5月10日最后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矿石后，两年内未对矿石数量、质量提出过异议。2013年10月31日上诉人向方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关于被上诉人王某2的民事责任问题。上诉人对本案合同的内容及被上诉人同巨公司委托法人代表王某2与上诉人签定合同的委托书没有异议，该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派的事项及权利、义务归属于同巨公司，事实上也是由被上诉人同巨公司与上诉人康达公司履行了本案合同。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王某2与上诉人签订本案合同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或者是代理行为，不属于个人行为，不应与同巨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综上，上诉人提供供矿情况及矿石检验结果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与羊志刚签订的对账单对被上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11元，由上诉人孝义市康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冯光英
审判员李月
审判员李侯虎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郝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