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胶民初字第1093号
原告杜某，女，住胶州市。
委托代理人赵某，女，住胶州市。
被告吴某，女，住胶州市。
委托代理人崔某，胶州润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韩某，男，住胶州市。
被告戴某，男，住胶州市。
原告杜某与被告吴某、韩某、戴某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于2015年1月21日起诉来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的委托代理人赵某，被告吴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崔某、被告韩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戴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某诉称，案外人杜某甲于2014年8月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其母吴某作为唯一的继承人领取了赔偿款。因杜某甲父母在杜某甲1岁半的时候已经离婚，杜某甲一直跟随父亲生活，也一直没有与其母有任何联系。杜某甲的姑姑一直帮着抚养杜某甲成人。故在杜某甲生母领取了赔偿金之后，原告与被告吴某和其子韩某达成了一致协议，由被告吴某给付原告15000元作为养老金补偿，并约定如期不付，将杜某甲所有的房屋5间归原告所有。并有杜某甲所在村里的村书记戴某（被告）为此事担保。后原告多次催要该款，被告拒不给付。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给付原告赔偿款人民币1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吴某辩称，不同意给原告钱，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不认可，且吴某没有委托儿子韩某处理此事。
被告韩某辩称，原告没有权利要钱，当时签协议时因为原告方不准给杜某甲出殡，属于敲诈，我是被逼无奈才替我母亲签的字，签字时，我母亲不知情。
经审理查明，原告杜某与杜某甲系姑侄关系，被告吴某与杜某甲系母子关系。被告韩某系杜某甲同母异父的弟弟。杜某甲的父亲杜某乙与被告吴某曾经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杜某甲。在杜某甲年幼时，吴某就与杜某乙离婚，后嫁到胶莱镇后韩村，抚养再婚丈夫的两个女儿，婚后又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韩某。父母离婚后，杜某甲一直随父亲及奶奶生活，后奶奶和父亲先后去世。杜某甲尚有两个姑姑杜某、杜某某。杜某甲终生未婚，无子女。2014年8月20日左右，杜某甲因交通事故去世，生前未留遗嘱。被告吴某从保险告公司领取了全部的赔偿款，被告韩某代替母亲吴某签的字，吴某按的手印。
2014年9月27日，原告杜某和被告吴某达成了关于杜某甲车祸抚恤金分配协议书，该协议写明：杜某甲抚恤金，在有关部门处理后所得金，在母亲吴某名下。通过协商，吴某愿付给杜某甲大姑母壹万伍仟元做为养老。资金到位后由母亲一次性付给大姑母，如期不付清，以杜某甲房屋5间给大姑顶养老金。如付清后房屋归母亲所有，后无争议。该协议上有代笔人赵某甲（杜某的女婿）、韩某代吴某、戴某乙、担保人戴某签字确认。
被告吴某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不是她所写，签订协议时，她不在场。
被告韩某对该协议上的签名不认可，认为字迹不象其所签，其姓名是韩某，而不是原告诉状中所写的韩荣某。并对协议书中的“吴某（代韩某）”的签字申请笔迹鉴定。第二次开庭时，被告韩某明确表示不再申请笔迹鉴定。
对诉状中的“韩荣某”，原告称其之前不认识韩某，协议书中的笔迹类似韩荣某，故诉状中写成了“韩荣某”。
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有争议：
一、关于协议书是否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主张，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杜某甲去世后，戴某通知原告，被告韩某的姨打电话通知原告协商此事。后达成口头协议：被告按照杜某甲死亡赔偿总金额的25%给付死者的两个姑姑。后被告在杜某甲家中找到一个记账本，说被告的小姑欠杜某甲1万元，等她把钱拿回来直接给原告。原告不同意，加上殡葬时，被告吴某和韩某不让原告方的亲人进屋，导致矛盾激化，口头协议没有履行。被告吴某和韩某直接将死者的骨灰盒放在火葬车上就走了，原告将其骨灰搬回家。期间戴某让他们回来，他们也没有回来。到了三天后，戴某通知原告出殡，在戴某的主持下，达成了该协议。达成协议时，原告、原告的女儿及女婿、被告吴某、被告韩某及其妻子，被告韩某的姨、戴某等人都在，协议是在下葬之后到戴某家中所签，有戴某乙、戴某、吴某、吴某的儿子和媳妇、原告、原告的女儿和女婿在场。
被告吴某和韩某辩称，该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在第一次开庭时，被告吴某说出殡那天，她在场，戴某、戴某乙、原告都在场，当时达成的协议；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吴某称签协议时，她不在场，对此不知情，也没有委托韩某代理此事。被告韩某在第一次开庭时说，出殡之前，戴某一次也未找过被告协商，就在出殡时，因为原告阻止出殡，没有办法在原告的胁迫下签的字。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吴某及韩某称，协议是在戴某家中所写，是在下葬之后。被告吴某和韩某申请证人戴某乙出庭作证。
证人戴某乙称，被告吴某是其表姐，证人一直住在五里后村。杜某甲去世后，村里让他通知的吴某。村里委托他办理杜某甲的丧葬事宜。杜某甲去世后一共出殡了两次，杜某甲的姑姑要一部分钱，第一次下葬没成，后来达成了一份协议才下葬，具体协商事宜由戴某处理。原、被告双方协商过两次，他都参与了，第一次协商时，有原告的女儿和女婿、被告吴某、韩某、戴某、韩某的姨在场。最后签订协议时，有戴某、韩某及其妻子、赵某、赵某甲和他，吴某不在场。
原告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因为证人与被告系亲属关系，且证人所述不属实，第一次下葬没下成的原因是被告将杜某甲的骨灰盒放在了大街上。
被告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韩某签协议是因为原告不允许下葬，系被胁迫所签，签协议时，被告吴某不在场，不知情。
二、关于原告杜某和被告吴某是否对杜某甲进行了抚养。
原告主张，其对杜某甲尽了抚养义务。被告在杜某甲一岁半的时候就离婚走了，杜某甲的奶奶不能活动，原告有一个孩子跟杜某甲年龄相当，还给杜某甲哺过乳，给他送吃的、穿的，原告家住大赵家村，离杜某甲家只有二里地比较近，她经常去杜某甲家进行照顾。
被告吴某辩称，其是在杜某甲五六岁的时候离婚，离婚后曾回去过一年。杜某甲小时候经常去被告吴某家里，长大以后也去过，杜某甲要找一个东北媳妇，找韩某借钱，韩某没有借给他。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告戴某进行了询问，该称，协议书中“戴某”是他所签，他当时是这个案子的调解人。杜某甲去世后，身边没有亲属，肇事科找到村里，村里需要出面。后来我村一个老党员说杜某甲还有一个母亲，我们就找到她处理杜某甲的殡葬事宜。杜某因为离我村近也知道了消息，要求处理殡葬和赔偿事宜。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都找我出面给调解，就做了协议书。达成协议书时，有杜某，杜某的妹妹，杜某的女儿和女婿，吴某、韩某、韩某的媳妇、戴某乙和我在场。原告杜某方阻止杜某甲出殡，吴某方才签的协议。杜某甲的母亲在其2岁左右就走了，杜某甲的奶奶比较厉害，吴某不敢回来。吴某的母亲天生残疾，手和腿脚不太好。杜某经常回家看望父母，带了吃的都给杜某甲吃。杜某甲在我村还有5间房屋，可能是其父亲的名字，是老证，现在大约值15000元，值不了20000元。协商时吴某方说要卖了房子给杜某钱。
原告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部分内容有异议。1、杜某与吴某达成协议时，没有逼迫对方，也不可能逼迫对方签字。该协议是双方自愿在戴某的见证下在戴某家中达成的一致意见。且协议是下葬回来后签的，不存在逼迫行为。吴某在第一次开庭后拒签笔录，法院都不能逼迫她，我们更没有能力逼迫她。2、被告也没有说要把房子卖了给我们钱，而是说死者的赔偿金下来给钱。3、吴某和戴某乙是姑舅表姊妹，戴某乙和戴某是同一个爷爷的堂兄弟，之所以找戴某是因为他当时在村里担任村文书，现在可能是村主任。
被告吴某对戴某的询问笔录无异议。被告韩某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该笔录部分内容不属实，其中关于杜某照顾过杜某甲的事情，被告不知情。吴某说五六岁时离开杜某甲，还回去过1年，应以她说的为准。
另查明，原、被告双方均没有提交涉案房屋的权属证明。被告称，该房屋土地使用权证已丢失，已登报取消，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一份、证人戴某乙的证言、戴某的询问笔录两份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经开庭质证，原、被告双方对协议书、戴某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庭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在2014年9月27日的协议书上签字，内容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未侵犯第三人的合同权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吴某和被告韩某辩称，吴某不在场，韩某代签行为系受原告胁迫所为，与事实不符。被告吴某、韩某及戴某均陈述，签定协议时吴某在场。证人戴某乙称“吴某”不在场的证言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吴某天生有残疾，年事已高，其领取赔偿款时就由韩某代为签字。关于杜某甲的丧葬和赔偿事宜的协商过程，韩某及其妻子均参加，原告有理由相信韩某签署协议是代表吴某的意思。原告阻扰杜某甲下葬的行为欠妥，但考虑到吴某天生残疾，再婚后子女较多，杜某在杜某甲生前尽到了一定的抚养义务，协议书签订时有村干部等众人在场见证，应视为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吴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杜某15000元。
案件受理费175元，由被告吴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红
审 判 员 臧辉艳
人民陪审员 姜玉珍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许崇芳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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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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