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60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比亚迪路3001,3007,3009号。
法定代表人:王传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亮亮，男，汉族，1986年6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国，男，汉族，1981年12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东省临沂市，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科嘉，男，汉族，1980年7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松江区。
原审被告:深圳市车缘汇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58号中ＸＸ活区9,10栋首层商铺105A。
法定代表人:杨忠红，总经理。
原审被告:李秀凌，女，汉族，1987年04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科嘉及原审被告李秀凌、深圳市车缘汇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5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307民初567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对被上诉人所购车辆无法享受汽车三包及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深圳市车缘汇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协议》后，车缘汇与原审被告李秀凌在购车过程中未告知被上诉人其所购车辆不享受汽车三包服务及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事实，导致被上诉人所购车辆无法享受汽车三包服务及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因此车缘汇、李秀凌在与被上诉人的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被上诉人理应向车缘汇、李秀凌主张合同违约责任，上诉人与上述《车辆销售协议》及相关事实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上诉人与李秀凌关于涉案车辆不享受三包的约定合法有效。在上诉人与李秀凌签订的《车辆购销协议》中，关于免除上诉人汽车三包责任的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也是李秀凌能以远低于市场参考价从上诉人处购得涉案车辆的前提条件。且上诉人并非通过一般性的服务店销售渠道对涉案车辆进行销售，而是通过拍卖竞价的方式将涉案车辆销售给李秀凌，李秀凌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明》中也再次确认其竞价购买涉案车辆时已充分知悉所购车辆不享受汽车三包服务及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相关情况。同时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李秀凌关于免除上诉人三包责任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三、上诉人无需承担被上诉人因本案支出的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维权费用。上述维权费用并非法定由败诉方承担的费用，且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为本案支出的任何维权费用。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的错误。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科嘉对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本民事纠纷属产品销售责任纠纷，上诉人是适格被告。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以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作为立案理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李秀凌间买卖合同、被告李秀凌与原告间买卖合同所附随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发生转移所引起的纠纷。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其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无须承担汽车三包责任。被上诉人更倾向于法院的观点，但并不完全同意，原因在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包括两个：一个是请求判处上诉人承担对被上诉人所有的家用比亚迪唐牌汽车的三包责任，另一个是要求上诉人提供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被上诉人认为上述两项请求所依据的立案案由并不相同。前者要求上诉人承担三包责任应当属于民事立案案由中的“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后者要求上诉人承担“免费走合保养服务”属于买卖合同中附随权利义务继受转移纠纷，这两种纠纷存在于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秀凌间的买卖合同，以及被告李秀凌与被上诉人间买卖合同之中。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在“事实与理由”中的第一句中“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这一表述。但不认同上诉人由此得出的不用承担产品销售者的三包责任。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而不起诉原审被告李秀凌的核心原因就在于：上诉人是涉案车辆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三包责任而未承担。被上诉人的起诉仅是要求上诉人按照法律和国家规定承担其应当履行的三包责任。而这种三包责任与购车者并无牵连关系。起诉一审被告李秀凌或者一审被告二手车交易公司均无法实现原告要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因此被上诉人的诉请是由于上诉人不履行应当承担的法定三包责任而产生的产品销售责任纠纷，并不是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起诉上诉人是消费者正当的维权行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作为被告的主体适格性并不存疑，此主张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
二、上诉人作为销售者须承担的商品三包责任是法定责任。被上诉人认为，承担家用汽车三包责任是上诉人的法定责任，并不能因销售者与消费者的约定而被免除。正如一审判决书中所言，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其中“应当”意指“必须”，是法律强制性要求。由此可见，经营者对于“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是经营者的法定责任，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能排除经营者对商品质量的保证责任。可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是从积极方面规定了经营者对商品质量的保证义务。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则从消极方面规定了一旦出现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时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该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根据该款规定，当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时，消费者可以三种法定选择权：一是依国家规定要求经营者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二是按照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三是没有国家规定，也没有当事人约定，消费者仍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经营者退货或者履行更换、修理等。可见，无论是国家规定还是当事人约定，还是既无国家规定，又无当事人约定，上述三种情况都是对于消费者“如何退货，如何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做出的细化法律规定，且这种规定具有强制性。该条法律规定一方面赋予了消费者在商品质量不符合质量时的退货、更换、修理权；另一方面说明了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时应当履行退款、更换、修理等三包法定责任，而不能擅自和消费者约定不承担商品保证责任。此外，上诉人所在地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地方性行政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十条规定：“经营者对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约定的实行包修、包换、包退（以下简称'三包'）的商品，应当按照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义务。”从上述地方性法规可以看出，若国家规定有三包责任，则经营者必须履行该法定责任，若消费者与经营者对商品的修理、更换、退换另有约定，也可以按照约定履行。
三、被上诉人认为与李秀凌之间签订的车辆购销协议免除“三包”责任的约定违法、无效，应适用国家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秀凌在《车辆购销协议》第二条“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第二款约定：“乙方自愿接受所购车辆不享受'三包'服务的条件，车辆自交付乙方之日起，整车及零部件出现任何问题均由乙方自费处理。车辆交付后乙方不得以车辆存在任何问题而要求退、换。”这一约定不是对比亚迪唐的退货、更换、修理作出约定，而是对免除上诉人的退、换货和维修义务作了约定。因此，在当事人没有对退货、更换、修理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只能按适用国家规定或者按既无国家规定，又无当事人约定来处理。根据适用顺序，在有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国家规定。而这个国家规定就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根据该规定，家用汽车的修理、更换、退货是有明确的国家规定来调整的。当产品销售者与消费者对商品的三包责任承担发生纠纷时，应当适用国家规定。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家生产、销售家用汽车的公司对于涉案车辆需要承担的三包责任应当适用该国家规定。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必须承担三包责任，这是对家用汽车经营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家用汽车经营者的法定责任。经营者只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三包责任承诺，而不能要求免除其三包责任。同时，该规定第五条又规定“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消费者提出的符合本规定的三包责任要求。”所以，上诉人在车辆购销协议免除“三包”责任的约定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作为消费者要求上诉人履行“三包”责任完全符合国家规定，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无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更为具体的部门规章《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及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其立法目的均在于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并要求销售者必须履行“三包”责任。这种义务是法定义务，并不能因销售者与消费者的约定而被免除。无论是法律、地方性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对此均作了明文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秀凌在《车辆购销协议》所约定的免除上诉人商品质量保证责任，不得退、换的约定，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遵从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认为这一约定是违法无效的，上诉人应当依据国家规定承担“三包责任”。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予以了支持。
四、上诉人不存在免除承担三包责任的法定抗辩事由。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易损耗零部件超出生产者明示的质量保证期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本规定所规定的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任。”、第三十条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者对所涉及产品质量问题，可以不承担本规定所规定的三包责任：（一）消费者所购家用汽车产品已被书面告知存在瑕疵的；（二）家用汽车产品用于出租或者其他营运目的的；（三）使用说明书中明示不得改装、调整、拆卸，但消费者自行改装、调整、拆卸而造成损坏的；（四）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自行处置不当而造成损坏的；（五）因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维护、修理产品，而造成损坏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而涉案车辆并不存在上述免除上诉人三包责任的七种消极条件，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亦对此表示认可。正如一审判决书中所指出的“被告比亚迪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明该车并不存在质量故障、瑕疵问题，仅因做过展览等其他用途，遂在公司内部员工中进行竞价拍卖销售。”因此，上诉人不存在免除三包责任的法定抗辩事由。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也得了一审法院的支持。
五、被上诉人是享有三包服务的适格消费者。首先，被上诉人是本案中涉案车辆的适格消费者。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无有效发票和三包凭证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本规定所规定的三包责任。”可见，被上诉人享有三包及售后服务的积极条件是三个：（1)该车辆在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2)有“有效发票”；（3）有“三包凭证”。被上诉人满足了上述享受“三包”及售后服务的所有条件，并向一审法庭提交了相应的有效发票、汽车买卖合同、三包凭证等证明材料，在一审庭审质证时，上述事实亦得到上诉人认可，被一审法院采信。正如一审判决书所认为的：“被告李秀凌从被告比亚迪公司处购得涉案车辆，再将车辆委托被告车缘汇公司转卖给原告，并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成立、真实有效，应予保护。”可见，一审法院也认定了被上诉人是本案中比亚迪车辆的合法所有者。由于本案车辆是用于家庭生活用途的家用汽车，因此根据《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被上诉人作为本案中涉案车辆的合法所有者，理应属于上述《规定》调整的适格消费者。被上诉人的购车行为应当适用上述《规定》。其次，被上诉人作为本案中涉案车辆的消费者有权依法享有三包服务。根据《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发生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因汽车所有权转移而改变。”被上诉人作为适格消费者，通过合法途径购得此车，手续齐全，随车三包凭证齐备，是该车的合法所有者。因此，正如一审判决中所述的，被上诉人理应有权援用上述《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上诉人在涉案车辆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继续履行三包责任和保修义务，依法享有上诉人提供三包服务的权利。
综合上述五点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一审人民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
六、免除三包责任与李秀凌以远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涉案车辆间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李秀凌“免除上诉人汽车三包责任的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也是李秀凌能以远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本案车辆的前提条件”的理由不足以令被上诉人信服的。一是从一审案件中，原车主李秀凌并未出庭，并未向法庭表明免除“三包”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所提观点仅为上诉人的一面之词。由于该合同条款为格式条款，因此上诉人的这一答辩理由无法使被上诉人信服，亦无法被法庭采信。二是李秀凌被未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得涉案车辆。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二点理由中指出：“本案所涉车辆并非通过一般性的服务店销售渠道进行销售，而是通过拍卖竞价的方式销售给原车主”。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原车主李秀凌是通过竞价方式取得该车所有权。既然是竞价取得，则该车辆的价格应该反映了该车的合理市场价格，这与上诉人提出的“远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本案车辆”中的“远低于”的论断显然是不符的。另一个不是“远低于”的证据是上诉人提供的《车辆购销协议》上的第一条约定。该约定指出：涉案车辆的成交价为22.5万元，且为不含任何税、费的价格。可见22.5万元为不含税销售价，若加上当时17%的增值税【含税销售额=(销售额（不含税）x(1+增值税税率）】，那么该车的成交价应为【26.325万元22.5x(1+17%)=26.325】。该价格与当时涉案车辆28万元的市场价格本就相差无几，不存在“远低于”一说。三是上诉人提出“同时也是原车主能以远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本案车辆的前提条件”的理由并不充分，免除上诉人汽车三包责任不是其以远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车辆的前提条件。根据一般人常识，该辆车销售价格低于市场参考售价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1）由于没有通过比亚迪4S服务店销售而是厂家直销，省去了销售代理中间环节，节约了销售宣传费用、销售人力成本以及销售费用，致使销售价格一般会低于通过4S服务店销售的价格；（2）由于是比亚迪内部员工竞拍购买，相对于统一市场参考销售价格一般都会有所优惠，这也会导致本案涉案车辆价格会比市场销售价格低一些；（3）由于本案涉案车辆已经经过展销，不属于新车，也有一定试驾产生的汽车磨损，可以说是次新车，因此会被计提一定折旧，那么相对于新车而言，其销售价格当然会低一些。上述三点均会导致原车主李秀凌以略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本案车辆。被上诉人认为只能说免除三包责任的约定可能是原车主李秀凌能以较低价格购得涉案车辆的因素之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将免除三包责任作为一审被告李秀凌能以远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本案车辆的前提条件，目的是想强调涉案车辆不享受三包服务的合理性、公平性以及李秀凌对这一前提条件的认可与接受。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免除三包责任”并不是李秀凌能以远低于市场参考价购得本案车辆的前提条件，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人李秀凌能购得该车的真正前提条件是通过竞拍程序以较高价格拍得该车。上诉人的诉称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上诉人免除三包责任的约定在《车辆销售协议》中是明显不合理与不公平的。
七、李秀凌提供的《证明》证明力不足，应排除适用。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令一审被告李秀凌承担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份关键性证据，这份证据就是一审中被告李秀凌向法庭提供的免除上诉人四次走合保养服务义务的《证明》。但被上诉人认为该份《证明》的证明力是不足的，法院不应当以此为据要求李秀凌承担过错责任。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明》并非李秀凌本人提供，而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可信度存疑。一审被告李秀凌事实上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明》。一审法院判决中写道：“被告李秀凌在向法院提供的《证明》中确认该车除不享受三包责任外，还不享受四次免费走合保养服务”。但事实上，该份《证明》并不是李秀凌向法院邮寄提交或者在开庭时向法官当面提交的，而是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向法庭当面提交的，以证明李秀凌曾承诺不仅放弃三包服务，而且还不享受免费走合保养，被上诉人亲眼目睹此事实。正如一审判决中所记载的“被告李秀凌、车缘汇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试想，按照一般常理，一个被告人连自己的诉讼权利都自愿放弃了，连开庭都缺席了，怎么向法院提供《证明》呢？可见，这正与被上诉人之前所述的事实完全吻合，即李秀凌的确没有向法院提交过《证明》，而这份《证明》正是上诉人在开庭时提交的。正因为《证明》是上诉人提交的，因此被上诉人对《证明》的真伪，以及其是否是李秀凌的真实意思表示产生怀疑。作为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被上诉人在一审提起诉讼后，由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与其公司员工李秀凌共同伪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免除上诉人提供四次强制走合保养的义务。二是该《证明》无法体现证据的关联性，孤证的证明力不强。通观整个案情，上诉人能证明“李秀凌放弃四次免费走合保养”这一主张的证据材料唯此一份，并无其他证据材料可以相互佐证。虽然证据的三性要求仅对刑事诉讼有特别要求，但是作为民事诉讼一样也要求证据具有三性，仅是在证据的证明程度上有所差别。而本案中，该证据并非是证明程度强弱的问题，而是没有形成证据链，不能从其他证据中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三是《证明》的提供者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明》作为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存疑。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了解到涉案车辆为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内部拍卖车，买家与卖家之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很显然，作为劳动者，当用人单位提出要求其免除用人单位的强制走合保养义务时，迫于这种劳动关系的存在，即便买卖合同签订时没有约定，事后让劳动者证明有此约定，一般情况下劳动者都会予以配合，更何况该涉案车辆在已不属于劳动者所有的情况下，更有此种可能。基于这一合理推断，《证明》可以说很可能并非出于原审被告李秀凌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说不足以证明《证明》是李秀凌的真实意思。另需指出的是，很难证明该项《证据》是在被上诉人购车前就存在的。尽管《证明》上署有日期，但仍有可能《证明》的出具日期是在被上诉人购车日之后。因为现实中后补日期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能证明《证明》的确是被上诉人在购车日之前就出具的。被上诉人根据以上三点认为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真实性的审查是有所欠缺的。因而，被上诉人认为在本案中，所谓李秀凌提供的《证明》，证明力不足，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建议人民法院予以排除适用。
八、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应当提供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被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中，唯一合法有效的证据仅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车辆购销协议》。因为根据该协议以及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如购车发票、车辆所有权登记证书等足以证明涉案车辆所有权发生了转移，《车辆购销协议》与其他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根据这一协议，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秀凌之间并未约定免除上诉人提供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义务。正如一审法院查明与判定的那样，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秀凌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车辆购销协议》仅对不享受三包服务条件进行了约定，并无关于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约定。根据交易习惯及从上诉人出售涉案车辆给一审被告李秀凌时随车所附的《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用户手册》，可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比亚迪公司曾特别声明该车辆不享受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可以推定该车辆应该享有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综合上述第六、七、八点答辩意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第二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应当承担提供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义务。
九、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为本案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本案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作为销售者的上诉人因怠于履行法定三包责任而导致的作为消费者的被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提起起诉所产生的直接费用。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所支出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误工费用是由销售者的过错行为而直接导致的，是由消费者本人产生的维权费用，上诉人怠于履行三包责任与被上诉人司法维权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所发生的维权费用均为真实发生的合理费用。本案中，由于涉案车辆三包责任的承担应当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无论是作为一手车主的消费者一审被告李秀凌，还是作为二手车主的被上诉人都应当享受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所应当享受的基本三包服务。而上诉人不给予被上诉人这一法定权利，不执行国家有关三包责任的国家规定，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条关于“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消费者提出的符合本规定的三包责任要求”的规定。从这一层面说，上诉人应当为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被上诉人为本案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因此，上诉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十、上诉人应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不承担三包责任的原因在于非被上诉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所购车辆无法享受上诉人的汽车三包及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上诉人的这一理解是从合同的相对性来理解这一纠纷，进而得出不承担三包责任，而因由车缘汇公司与李秀凌承担违约责任的结论。被上诉人认为这是因为上诉认对家用汽车销售中三包责任的法定性与家用汽车销售合同中合同相对性运用的限制性存在错误认识而造成的。理由有以下三点：首先，无约定，无违约责任。最显而易见的是，车缘汇公司与李秀凌与被上诉人之间在二手车销售合同中并无三包责任的约定，既无约定，便没有违约责任。因此，即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要求车缘汇公司与李秀凌承担违约责任也是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在现实中，车缘汇公司与李秀凌两度缺席审判也可以看出，基于一般人的认知而言，并不认为承担三包责任是二手车交易公司与一手车卖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其次，上诉人的三包责任承诺一经做出，具有不可随意变更性。上诉人销售的所有车辆均附带了《比亚迪唐用户手册》、《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这是生产厂商对于不特定多数比亚迪唐家用汽车用户所做出的普遍性三包服务承诺。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是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任的基本要求。鼓励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做出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严于本规定的三包责任承诺；承诺一经做出，应当依法履行”的规定，可知依据法律规定，经营者对于三包责任的承诺具有不得随意撤销与变更的性质，更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三包责任承诺。《比亚迪唐用户手册》、《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中对用户所做出的承诺，一经做出，应当依法履行。作为上诉人，不能以与购车人李秀凌的合意约定而排除自己对用户做出的承诺，这种约定显然已经违背了法律规定。再次，上诉人与李秀凌的约定违反了部门规章而导致约定行为无效。上诉人与李秀凌的合意约定的内容是“车辆自交付乙方(李秀凌）之日起，整车及零部件出现任何问题均由乙方自费处
理。车辆交付后乙方不得以车辆存在任何问题而要求退、换。”显然这一约定一方面是有利于上诉人自身的，另一方面又是明显侵犯消费者李秀凌根据《比亚迪唐用户手册》、《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应得的消费者权益。《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之间可以订立合同约定三包责任的承担，但不得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免除本规定所规定的三包责任和质量义务。”从中可知，上诉人免除自身的三包责任和质量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是无效的。这种无效不是来源于合同约定违反了《合同法》所规定的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第五项而归于无效。而在于上诉人在行政法层面违反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一部门规章的规定，是作为行政相对人违反了行政主体所出的规范性文件而使得这种约定无效。最后，作为上诉人之所以得出错误的推导结论，关键就在于混淆了两种法律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只看到上诉人与李秀凌之间仅为家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可以作出任意约定，而没有关注到此种家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也受到行政法的限制与约束。本案中，上诉人通过主张合同相对性以期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三包责任以及上诉人自行提交李秀凌《证明》的行为让被上诉人感到有违反《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五条“家用汽车产品消费者、经营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恶意欺诈”之嫌，这有赖于法庭的调查。但是，既然上诉人在《比亚迪唐用户手册》、《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中已经对不特定用户作出了此项三包责任承诺，就应当遵循诚信用原则，依法履行承诺。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建议法院维持一审民事判决中的第一、二项判决，对第三项判决依法予以改判，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三包责任和提供四次免费走合保养服务。
李秀凌、深圳市车缘汇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未到庭答辩，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陈科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比亚迪公司承担原告所有的家用比亚迪唐牌汽车的三包责任及保养服务手册列明的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2、被告比亚迪公司承担原告因本次诉讼所发生的来回差旅费、住宿费、邮寄费；3、被告比亚迪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相关情况如下：
被告李秀凌于2016年8月15日在被告比亚迪公司以竞拍方式购得涉案车辆比亚迪唐，2016年8月19日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2016年8月底至9月初，被告李秀凌将涉案车辆委托被告车缘汇公司代为销售，2016年9月4日原告从被告车缘汇公司处以184500元的价格购得涉案车辆，并取得《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用户手册》等全套随车物品，其中《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载明：“比亚迪公司为您提供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保养项目及要求请参照《比亚迪唐用户手册》执行。顾客自购车之日起，请按照规定期限到服务店进行强制走合保养。如车辆未在规定的保养周期内完成本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则该车享有的当次免费保养的权利将自动丧失，相关费用由顾客自行承担。第一次强制走合保养（免费），自购车之日起6个月或累计行驶里程3500公里内；第二次强制走合保养（免费），自购车之日起30个月或累计行驶里程11000公里内；……。若未按保养计划进行强制走合保养或定期保养的车辆，因此导致的故障，比亚迪汽车将不承担三包责任。”“质保政策”载明：“在质量保证期内，由于材料质量或制造工艺引起的车辆质量问题，由比亚迪汽车服务店进行鉴定并无偿为顾客提供质保服务，使顾客车辆恢复功能，以确保车辆正常使用。家用汽车质量保证期包括包修期、三包有效期和易损耗零部件的质量保证期。”“用车提醒”载明：如将汽车转售他人，请务必将本手册转交新车主。2016年9月22日原告在上海市交警总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2016年10月28日获得机动车登记证书及机动车牌照沪Ｂ×××××。《机动车登记证书》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取得方式为购买。2017年1月15日，原告前往比亚迪上海汉生4S店为涉案车辆做首次保养，被告知无法提供售后服务，后比亚迪客服电告原告涉案车辆为内部拍卖汽车，比亚迪公司已与原车主合同约定涉案车辆不享有三包服务，不适用厂家三包责任承诺。2017年2月27日，原告按规定在比亚迪上海汉生4S店进行了第一次强制走合保养，并支付了500元保养费。原告认为涉案车辆系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且三包责任承诺为法定强制义务，被告比亚迪公司应当提供三包责任及保养手册列明的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被告比亚迪公司认为其与原车主李秀凌合同约定免除比亚迪公司的三包服务，故其不再需要向原告承担三包责任及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双方争执不下。
另查明，被告比亚迪公司与被告李秀凌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车辆购销协议》约定：乙方（李秀凌）自愿接受所购车辆不享受“三包”服务的条件，车辆自交付乙方之日起，整车及零部件出现任何问题均由乙方自费处理。车辆交付后乙方不得以车辆存在任何问题而要求退、换。2017年4月17日，被告李秀凌向法院提交《证明》，再次确认上述合同约定，同时称比亚迪公司已告知其该车不享有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
还查明，原告主张为本案诉讼两次开庭往返上海和深圳花费交通费2555元、误工费1000元、伙食费200元、住宿费487元。庭审中原告撤回了误工费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系被告比亚迪公司与被告李秀凌间买卖合同、被告李秀凌与原告间买卖合同所附随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发生转移所引起的纠纷。被告李秀凌从被告比亚迪公司处购得涉案车辆，再将车辆委托被告车缘汇公司转卖给原告，并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成立、真实有效，应予以保护。
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被告比亚迪公司与被告李秀凌约定免除涉案家用汽车三包责任是否有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立法目的旨在保护家用汽车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条明确指出：“本规定是家用汽车产品三包责任的基本要求。”被告比亚迪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明该车并不存在质量故障、瑕疵问题，仅因做过展览等其他用途，遂在在公司内部员工中进行竞价拍卖销售。涉案车辆并不存在经营者通过合同方式对三包责任进行免除的情形。故被告比亚迪公司通过合同约定免除其应承担的三包责任的强制性义务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无效，其行为损害了作为消费者的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比亚迪公司应当按照其出售的车辆附随的《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用户手册》继续承担其三包责任。二、原告从被告李秀凌处购得涉案车辆，三包责任可否继受取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十七第三款的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发生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因汽车所有权转移而改变。原告作为消费者,通过合法途径购得该车,手续齐全,随车三包凭证齐备,原告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有权在涉案车辆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继续要求被告履行三包责任和保修义务。三、关于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问题。经查，被告比亚迪公司与被告李秀凌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车辆购销协议》仅对不享受三包服务条件进行了约定，并无关于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的约定。根据交易习惯及从被告比亚迪公司出售涉案车辆给被告李秀凌时随车所附的《比亚迪唐三包凭证及保养手册》、《用户手册》可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比亚迪公司曾特别声明该车辆不享受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可以推定该车辆应该享有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而被告李秀凌在向法院提供的《证明》中确认该车除不享受三包责任外，还不享受四次免费走合保养服务。但其在委托二手车交易公司出售涉案车辆时，并未作特别的声明或提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让原告误以为涉案车辆可以享受四次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影响原告购买涉案车辆时对车辆价值的判断，其行为存在过错，被告李秀凌应承担与其相应的过错责任。原、被告当庭均认可一次走合保养服务的价格在500元左右，因被告李秀凌没有车辆走合保养服务的资格，不能履行免费强制走合保养服务。一审法院依据走合保养服务的市场价格，责令被告李秀凌折价赔偿2000元给原告。四、关于原告诉请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次诉讼系因被告比亚迪公司违法免除其作为经营者对于家用汽车应承担的三包责任和质量义务导致，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参照公职人员出差标准酌情由被告补偿原告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合计2000元。原告庭审中撤回对误工费的诉求系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对原告诉请的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车缘汇公司系受被告李秀凌委托出售涉案车辆，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委托人承担。被告李秀凌、车缘汇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六十条，《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对原告陈科嘉所有的家用比亚迪唐牌汽车（车牌号沪Ｂ×××××、车架号LC0CD4C34G1032846）承担三包责任；二、被告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补偿原告陈科嘉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合计2000元；三、被告李秀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陈科嘉四次免费走合保养服务费用2000元；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承担50元，被告李秀凌承担50元。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涉案车辆在三包有效期内的三包责任与保修义务。虽然上诉人与李秀凌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李秀凌不享有三包服务，但是三包责任是汽车生产厂家的法定义务，不因汽车所有权转移而改变，被上诉人向二手车交易公司购得涉案车辆，并不知晓李秀凌与上诉人的约定，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法定保修义务，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杰晖
审判员 李小丽
审判员 谢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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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 路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