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咸安刑初字第00047号
公诉机关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甲，案发前系咸宁市咸安区浮山办事处计生办主任。因涉嫌滥用职权罪于2013年3月20日被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庞再月，湖北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检察院以咸安检刑诉（2013）3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4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余宗晔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庞再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被告人王某甲在任咸安区浮山办事处计生办主任期间，在征收“社会抚养费”过程中，违反《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咸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相关文件规定，在明知“社会抚养费”不得擅自减免的情况下，采取改变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多胎变二胎、将超生时间提前等手段，降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致使浮山办事处90户计划生育超生户少缴纳“社会抚养费”共计944580元。被告人王某甲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1、书证；2、证人袁某、陈某甲、沈某、田某、王某乙、陈某乙、程某、阚某、杨某、孙某的证言；3、被告人王某甲的供述。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甲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少征“社会抚养费”944580元，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甲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辩称因自己滥用职权致使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少征“社会抚养费”的数额只有50余万元。
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认为：1、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某甲降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致使浮山办事处90户计划生育超生户少缴纳“社会抚养费”共计944580元。实际上，90户中有2户即张琼和张少君夫妇、陈兵和周敏夫妇是足额交纳的，应从户数中予以扣减。还有2户即陈志军和周霞夫妇、孙建和喻旺兰夫妇，因2013年度浮山计生办征收“社会抚养费”情况一览表表格中注明“查无此户”，故无法核实少征“社会抚养费”的事实，因此起诉书认定这两户少征“社会抚养费”11520元，证据不足，应予扣减。另外，咸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2012年4月25日咸安人口文（2012）31号文件《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的通知》规定，主动交纳“社会抚养费”的可按总额的60%征收，提供结扎证明的可以在以上标准的基础上减少10%征收。按该规定可以减免80余户计生对象“社会抚养费”合计343800元，此数额应从944580元中扣除。2、被告人王某甲系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3、被告人王某甲系初犯，且没有谋取私利，其平时工作表现好，故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期间属于结扎、主动交纳“社会抚养费”情形的计生对象的名单和可减免数额。
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被告人王某甲在任咸安区浮山办事处计生办主任期间，在征收“社会抚养费”过程中，违反《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咸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相关文件规定，在明知“社会抚养费”不得擅自减免的情况下，采取改变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多胎变二胎、将超生时间提前等手段，降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致使浮山办事处88户计划生育超生户少缴纳“社会抚养费”共计745260元。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其他案件过程中发现了本案的线索，遂于2013年3月19日找被告人王某甲调查谈话，被告人王某甲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上述事实，有控辩双方当庭出示并互相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的供述
被告人王某甲供述：我2005年底开始任咸安区浮山办事处计生办主任。辖区内“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是我全面负责。我们的计生专干发现政策外的超生对象，或者是在计生平台上发现政策外的超生对象，我就安排计生工作人员或者我自己带他们到超生对象的家里去调查违法超生的情况，并口头下达“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金额，口头下达的金额一般都比较高，超生对象都要与我们讨价还价，这样，我与超生对象谈好一个都能接受的价格，就当场决定按这个金额征收。有一些谈不好的，不愿意交纳的，我们就按照规定，先立案调查，再下达告知书、决定书，再不交的，则移送法院强制执行。我们计生办2011年收取了“社会抚养费”40多万元，2012年收取100多万元，2013年开年以来收取了10万多元。区计生局规定，计生办收取的“社会抚养费”，非农户口的按50%，农业户口的按70%，返还给计生办作为计生经费自主使用。这几年，我们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计生局都是按以上比例返还给计生办的。
我任咸安区浮山办事处计生办主任期间，有以下几种违反《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和相关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文件的行为：一是将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由非农户口变为农业户口，二是对超生的孩次，将多胎的变为二胎，三是将违法生育的时间改变，将时间提前，这三种方式都是以降低征收标准，让超生户少交纳“社会抚养费”金额为目的。四是擅自降低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这里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同事朋友的一些关系来打招呼、说情，为了照顾这些关系，我就用上述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两种来降低收费标准，使其关系户达到少缴的目的。二是在征收的过程中，有些对象户不肯交纳，我就以上面的方式来收取“社会抚养费”，我计生办可以多得到计生局的返还款。三是我看到其他乡镇计生办也没有按标准来收费，为了完成区局下达的征收任务，我就仿照其他乡镇计生办的征收方法。
由于2012年收取“社会抚养费”多些，所以帮超生对象改变信息内容也多些，我仔细算了下，共改变了46户违法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让超生对象少交“社会抚养费”，能到计生局顺利开得出票。2013年也改变了5户超生对象的户口信息。我计生办2012年和2013年征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情况，在区计生局制作的浮山办事处计生办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征收、欠缴“社会抚养费”一览表上都有记录，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改变户口性质、孩次、违法超生时间，是由我决定的，我没有向办事处分管领导及相关领导汇报过。区计生局执法大队的开票等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区计生局的领导他们也不清楚。区计生局执法大队负责开票的人员和大队长在开票时没有上机核对计生对象的信息，如果核对了，就会发现问题，也就开不出这些票。
除了以上私自决定改变超生对象信息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按照咸安区计生局征收“社会抚养费“标准来开票。这些对象的征收金额是我决定的，票都是找计生局的开票人员开的，他们也没有严格把关。
以上没有按照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没有按规定办理减免手续，其中有一些是区计生局聂局长签字减免的。按咸安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规定，酌情减免的要经过区计生局党组会研究决定，聂局长签字是不能减免的。我们给计生局局长递交的申请减免报告的内容都不是事实，只是一些关系户来了没有办法，我叫他们自己写申请减免报告，我盖章。征收的这些“社会抚养费”未办理过分期交纳手续，都是一次性交纳的。超生对象在交纳“社会抚养费”后，我们出具新生儿入户证明。
2、证人证言
（1）证人袁某（浮山办事处副主任）2013年3月20日证实：我是2012年初开始分管浮山办事处计生工作的。我分管期间，计生办主任王某甲负责“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我因为刚刚到浮山办事处，分管的工作比较多，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没有具体负责。计生业务性工作都是由王某甲自主开展，我没有怎么过问。我没有批准减免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权力，也没有经手批准办过一例减免“社会抚养费”的事情。浮山计生办改变违法超生对象的户口信息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
（2）证人陈某甲（区计生局执法大队大队长）2013年3月27日证实：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征收“社会抚养费”情况一览表表格内的超生对象，是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在我局大队存档的原始发票中登记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况，以及计生局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平台核对的真实情况。近三年浮山办事处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有时是浮山办事处计生办主任王某甲亲自来开票，有时浮山计生办老沈来开，有时是王某甲跟老沈一起来开票，也有个别情况是王某甲跟我提前联系好，再由其他人来开票。我看了一下表格，里面都是没有按标准来征收的超生对象户，表格中没有经领导签字同意减免“社会抚养费”的超生户。
执法大队没有严格按规定执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情况，一种是区计生局局长、副局长签字同意减免，第二种是违法超生对象户的信息变更，降低了征收标准，这种情况又分三种情形：一、将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由非农户口变为农业户口；二、把超生的孩次，多胎的变为二胎；三、将违法生育的时间改变，把时间提前。我原来在浮山工作过，与王某甲是同事，他找我说情，碍于面子就按他的要求办了。有个别是村干部和王某甲一起来说情，我也开具了发票。
浮山办事处计生办擅自改变超生对象户的信息，我确实不清楚，除向我说了人情的以外。我作为执法大队长，按规定要在电脑信息平台上进行核对，核对无误的才能开票。有些是我安排开票人员王某乙在网上核对后开票，有时王某乙请假，我不懂电脑，所以无法核对便开票，具体每户是否改变信息我不清楚。浮山办事处计生办以改变信息来降低收费标准，这种行为欺骗了我们。
除区局领导签字同意的外，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其他少收的超生对象户均是由王某甲自行决定征收金额的。我们执法大队应该监督审核计生办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金额，但由于全区人口太多，我们执法大队人力不够，无法监督到位。
“社会抚养费”减免的程序严格是个人写申请，村里盖章，后到计生办审核情况盖章，再交我们执法大队复核后提交局党组研究决定，任何个人无权减免。
浮山计生办降低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未征收的部分，不可能再去征收，我们都是一次征收的。
（3）证人沈某（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工作人员）2013年3月26日证实：我是2008年开始在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工作的。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只有王某甲主任一个人有计生执法证，但执法都是一起去。
按照《湖北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以及咸安人口计生（2008）13号文件的规定，征收程序，一先立案，二调查取证，三下发征收通知书，四开票，实行收缴分离，五特殊情况申请分期交纳或者适当减免，需经区计生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六通知书下达60日内未交纳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征收标准区计生局2008年及2012年均下文明确规定了，2003年以前的超生对象按5000元征收，2003年3月1日至2009年3月1日农村户口超生对象按8000元征收，城镇户口按15000元征收，2009年3月1日到2012年3月1日的超生对象按26000元征收，2012年3月以后的标准就更高了。
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浮山计生办征收“社会抚养费”情况一览表中这些对象户少征收的金额是真实的，每户的信息在计生局有个平台可以查出来。我看了一下，这里面没有计生局领导签字减免的情况，减免的不在这张表格之中。
超生对象户的“社会抚养费”有时由他们主动送来我们计生办，有些是通过村里的干部送来，有些是我们主动去收，再由我们计生办审核征收金额，经王某甲主任同意后统一到计生局开票。开票前由计生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某乙在信息平台审查，如果我们报的信息与平台不一，她就不同意开票，要开票的话就需分管局长签字。后来王某乙休产假，由执法大队长陈某甲开票，他不懂电脑，不会查平台，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开。有时我们直接跟他说个人情，他就帮我们开票。按规定，少收“社会抚养费”在计生局是开不了票的，所以只有通过变通方式来降低标准，主要有这几种情况：一、把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由非农户口变为农业户口，降低征收标准；二、把超生的孩次，多胎的变为二胎；三、将违法生育的时间改变，将时间提前，降低征收标准；四、区计生局局长、副局长签字同意减免。还有些是领导或关系户、同事、朋友打招呼、说情，为了照顾这些关系就用上述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两种来降低收费标准，达到少缴的目的。另外在征收的过程中，有些对象户不肯给，为了多得返还款，我们就以上面的形式来收取“社会抚养费”，计生办也可以多得到返还款。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其他乡镇也没有按标准来收费，为了完成区局下达的征收任务，我们也仿照他们的征收方法。有些熟人、朋友找我说情，我就找王某甲主任帮忙，他同意后才能降低，如果他不许可就不可能少收。浮山计生办近几年对“社会抚养费”以上述四种形式低于政策标准征收的金额由王某甲主任决定，其他人没有这个权。我也改变过超生对象信息到计生局开“社会抚养费”的票，是经过王某甲主任同意的。
（4）证人田某（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出纳）2013年3月26日证实：我没有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2012年至2013年期间，上面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要求依法行政，建立卷宗档案。计生办的人比较少，在补制档案时，就署了王某甲主任、沈某及我的名字，实际上这项工作我没有参与。我知道我们计生办降低“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几种方式：一、把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由非农户口变为农业户口，降低征收标准；二、把超生的孩次，多胎的变为二胎；三、将违法生育的时间改变，把时间提前，降低征收标准。这些事情是由王某甲主任负责。
（5）证人王某乙（区计生局执法大队内勤）2013年3月27日证实：乡镇办计生办在征收“社会抚养费”后到我队要出具超生对象户籍信息、超生孩次及出生证等相关资料，由我队开票。有时没有这些资料，他们就报称是流动人口，无法核对具体信息。浮山办事处王某甲主任、老沈找我开票，我按照计生局文件的规定开票。我和陈某甲队长两人都开过票，主要是我开票，我有事和生小孩的时候就由陈某甲队长开票。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浮山计生办征收“社会抚养费”情况一览表是从我局执法大队电脑中提取的，是陈某甲安排我在计生局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平台核对的情况。如果按征收标准严格执行的话，有些就无法开具票据。有些是跟陈队长、陈局长打招呼，有些是聂局长签字同意的。
浮山办事处计生办来开票时，我主要是根据他们送来的资料来开票，有时审核了，有时因为电脑出故障没有审核就开票了，还有的时候他们提供的资料不齐全，比如有时只拿一张出生证来称是农村户口，我就请示后开票。事后我要将这些信息上机，偶然会发现一些有变更信息情况。主要有几种情形：一、将超生对象的户口性质由非农户口变为农业户口，降低征收标准；二、把超生的孩次，多胎的变为二胎；三、将违法生育的时间改变，把时间提前，降低征收标准。还有是区计生局局长、副局长签字同意减免。
（6）计生对象陈某乙（女，33岁）2013年3月22日证实：我丈夫叫余名岩，是农业户口。我本人是城镇户口，目前户籍在一号桥派出所，户口在我娘家未转到我夫家。我们是2006年元月6日结婚，婚后育有两名小孩，大女儿叫余梦瑶，2006年3月22日出生，是政策内出生，小儿子叫余浩哲，2009年11月18日出生，政策外出生。生育第二个小孩后2012年元月12日我到浮山计生办交纳了七八千元（“社会抚养费”），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以发票为准。按规定应该要交几万元，当时我家只拿得出这多钱，所以只交了这几千元。交纳“社会抚养费”的数额是浮山计生办王某甲决定的。
（7）计生对象程某（男，34岁）2013年3月22日证实：我妻子叫余细月，农业户口。我本人是城镇户口，目前户籍在十号桥派出所。我们是2007年11月8日结婚，婚后育有两名小孩，大儿子叫程祖鑫，2008年8月1日出生，是政策内出生，小儿子叫程祖文，2011年10月1日出生，政策外出生。生育第二个小孩后2012年3月16日我到浮山计生办交纳了（“社会抚养费”）8000元。按规定要交几万元。交纳“社会抚养费”的数额是浮山计生办王某甲决定的。两个孩子跟我妻子的户口上在一起，属农村户口。
（8）计生对象阚某（女，45岁）2013年3月22日证实：我丈夫叫蔡新建，我们夫妻都是农业户口。我们是1992年1月1日结婚，婚后育有两名小孩，大儿子叫蔡超，1993年5月31日出生，是政策内出生，小儿子叫蔡瑞，2007年9月10日出生，政策外出生。生育第二个小孩后2012年4月29日我到浮山计生办交纳了（“社会抚养费”）5000元，是浮山计生办王主任同意的。
（9）计生对象杨某（女，39岁）2013年3月22日证实：我丈夫叫陈四安，城镇户口。我是农业户口。我们是1999年1月22日结婚，婚后育有两名小孩，大儿子叫陈俊，2000年3月2日出生，是政策内出生，二女儿叫陈美光，2009年1月12日出生，政策外出生。两个孩子户口随我一起。2012年8月2日我到浮山计生办交纳了（“社会抚养费”）5000元。计生办到我家说要交纳16000元，我因为家庭困难，所以只交了5000元。我当时找了浮山计生办的负责人王某甲主任，交纳的数额是由他许可的。
（10）证人孙某（女，43岁，沿河村妇女主任、计生专干）2013年3月22日证实：计生对象甘云霞，1979年4月4日出生，是城镇户口，育有三孩，第二胎交了6000元，第三胎是2010年9月3日生的，是个男孩子，名叫魏志文（魏彬彬）。这个孩子要上户口，甘云霞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忙少交纳费用，他父亲原来是村里的老干部，我村里跟计生办主任反映后，得到许可，甘云霞便交纳了8000元“社会抚养费”。按规定应该交两万余元。因为多胎征收标准太高，计生办就以二胎标准征收了8000元的“社会抚养费”。我记得还有一户叫章想琴，女，1982年1月8日出生，她丈夫叫梅勇，1981年6月21日生，他们夫妻生育了两胎，均为女孩，第二胎叫梅钥，是2010年1月17日生。他们夫妻是城镇户口，但按农业户口交纳的“社会抚养费”，还是以2009年出生的时间交纳的。她找我帮忙少交钱，后来我找到浮山计生办，最后交纳了7000元。
3、书证
（1）公务员登记表，证明被告人王某甲1959年8月10日出生，咸宁市咸安区人，汉族，高中文化，系咸安区浮山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2）浮山办事处育龄妇女信息卡，证明浮山计生对象阚某、潘虹、陈某乙、余细月、陈媛芳、廖桃仙、杨某等人少缴“社会抚养费”的事实。
（3）咸安区计生局提供的浮山计生办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征收“社会抚养费”情况一览表，证明浮山计生办2012年违规少收“社会抚养费”878060元，2013年少收66520元。
（4）咸安区计生局文件、咸安区计生局和财政局文件、咸安区委办公室文件、《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文件，证明“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标准、机构、办法、数量以及对渎职行为的处罚。
（5）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出具的证明，证明咸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2012年4月25日咸安人口文（2012）31号文件《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的通知》发布后至2013年3月期间，浮山办事处辖区内计生对象因主动交纳和提供结扎证明从而可减免的“社会抚养费”数额合计1878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甲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少征“社会抚养费”745260元，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甲辩称因自己滥用职权致使少征“社会抚养费”的数额只有50余万元，本院认为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认为，90户计划生育超生户中有2户即张琼和张少君夫妇、陈兵和周敏夫妇没有少缴“社会抚养费”，应从户数中予以扣除；还有2户即陈志军和周霞夫妇、孙建和喻旺兰夫妇，因表格中注明“查无此户”，故无法核实少征“社会抚养费”的事实，起诉书认定这两户少征“社会抚养费”11520元，证据不足，应予扣减。本院认为该辩护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辩护人认为，咸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2012年4月25日咸安人口文（2012）31号文件《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的通知》规定，主动交纳的可按总额的60%征收，提供结扎证明的可以在以上标准的基础上减少10%征收。按该规定可以减免上述浮山办事处辖区内80余户计生对象“社会抚养费”合计343800元，此数额应从944580元中扣除。本院认为，咸安人口文（2012）31号文件《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的通知》2012年4月25日发布后，可按规定减免“社会抚养费”，但2012年4月25日之前的则不能减免。而从2012年4月26日至2013年3月期间按该文件规定可减免的数额经本院统计，为187800元，该数额应从944580元中扣减。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甲系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经查，被告人王某甲是在检察机关发现其犯罪线索，找其调查谈话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依法只能认定为坦白。鉴于被告人王某甲犯罪情节轻微，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林少坤
人民陪审员 张洪海
人民陪审员 兰 辉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章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