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9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志雄，男。
委托代理人：袁建华，广东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满绍，男。
委托代理人：钟妍彦，北京市王玉梅（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弘力创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河东花园十二巷**号*楼。组织机构代码：685377336。
法定代表人：林志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建华，广东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旭坤，女。
原审第三人：苟先勇，男。
上诉人林志雄因与被上诉人潘满绍、原审被告深圳市弘力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力创公司）、原审第三人杨旭坤、苟先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弘力创公司原名深圳市弘力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16日成立并核准登记，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林志雄出资额50万元。2010年7月2日，变更股东登记为林志雄出资额5万元（占10％股份）、杨旭坤出资额35万元（占70％股份）、苟先勇出资额10万元（占20％股份）。2011年7月1日，潘满绍（乙方）与弘力创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为弘力创公司的投资人，由于发展需要愿意将公司股权以人民币30万元（占公司股份45％）转让给乙方，且乙方愿意自甲方处受让该股权并参与管理；甲方作为公司投资人履行出资（30万元人民币）义务；乙方以股权比例为限承担公司的债权债务并出任公司副总经理；甲方负责公司财务运作，乙方负责日常业务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的经营方向，决策需经甲乙双方协商认可方可执行；利润分配甲乙双方可按股权比例进行……。上述协议签字盖章页显示为：“转让方：深圳市弘力创化工有限公司”（原审法院注：公司名称系手写并盖有弘力创公司公章，右上方加盖林志雄私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林志雄44010619650902093X”（原审法院注：此系林志雄手写）；“受让方：”（原审法院注：此处空白）；“法定代表人（签字）：潘满绍44010319750130451l”（原审法院注：此系潘满绍手写）。上述协议系由林志雄经手并加盖弘力创公司公章。潘满绍分别于2011年7月1日、7月8日、7月23日、7月30日分四次共交付20万元给林志雄，林志雄再将款项交给弘力创公司，林志雄及弘力创公司向潘满绍出具了收据。弘力创公司将款项用于公司的运作资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潘满绍在弘力创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弘力创公司的公司登记信息未作变更。2012年6月，潘满绍提出不再继续合作，林志雄予以同意并提出《退股协议》的方案。同月，弘力创公司出具《退股协议》，内容为：自2011年7月开始，潘满绍投入资金20万元给弘力创公司作为股份合作经营，经一年的合作运营，公司的运作出现严重的亏损达到50余万元，现潘满绍提出退股，经双方协商，从2012年6月31日止，潘满绍脱离弘力创公司，所投入的20万元不按亏损比例扣除，只是象征性扣除5万元，其余的15万元由弘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志雄偿还，潘满绍从2012年7月1日起一切对内外的事务与弘力创公司无关。该《退股协议》系由林志雄经手并加盖弘力创公司公章。
弘力创公司另提交以下证据：1、内部协议，证明2010年6月20日，弘力创公司、林志雄、杨旭坤及苟先勇协议约定弘力创公司由林志雄个人出资，杨旭坤及苟先勇只作为公司的挂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和管理，公司的一切事项和相关责任均与这二人无关；2、股东会决议、股东放弃优先权的声明、授权委托书，证明2011年6月25日，杨旭坤及苟先勇为了配合林志雄将45%的股权转让给潘满绍，而协助林志雄从形式上预备好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杨旭坤及苟先勇明确放弃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了股权的转让。潘满绍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申请对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在审理过程中，杨旭坤及苟先勇确认其分别持有的弘力创公司70％及20％的股份系代林志雄持有，林志雄系弘力创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真正股东，杨旭坤及苟先勇从未参与弘力创公司的经营管理，并确认林志雄与潘满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同意从杨旭坤持有的股权中转让40％给潘满绍，从苟先勇持有的股权中转让5％给潘满绍，放弃相关的优先购买权。
潘满绍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潘满绍与弘力创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弘力创公司返还潘满绍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林志雄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性质及效力问题。1、《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抬头处列弘力创公司为甲方且有加盖弘力创公司公章，但从协议中“甲方为弘力创公司的投资人”、“甲方作为公司投资人履行出资（30万元人民币）义务”及甲乙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看，以及林志雄具有弘力创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其可控制弘力创公司公章的事实，该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甲方）实际系林志雄，而非弘力创公司。2、涉案合同虽然名为“股权转让”，但合同中已经明确林志雄为弘力创公司的投资人，弘力创公司的股权登记亦系公开信息，可以自由查询，潘满绍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悉弘力创公司的股权登记情况；在上述情况下，《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无股权应变更登记至潘满绍名下或股权变更登记期限的约定，足以证明潘满绍在应当清楚林志雄所占弘力创公司股份的情况下仍同意以他人代为持股的方式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同时，签订合同时，林志雄虽登记为占10％股份的股东，但在审理过程中杨旭坤及苟先勇均已确认其分别持有的弘力创公司70％及20％的股份系代林志雄持有；故涉案合同应视为潘满绍作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合作合同，由潘满绍出资30万元并享有投资权益；并且，涉案合同并无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弘力创公司提交的内部协议等证据的形成时间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对潘满绍的鉴定申请，该院不予准许。
争议焦点二，潘满绍主张弘力创公司、林志雄连带返还20万元是否成立。潘满绍与林志雄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其二人具有约束力，故潘满绍主张弘力创公司返还20万元，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潘满绍于2012年6月主张终止合作，《退股协议》虽然系以弘力创公司名义出具，但系由林志雄经手并加盖弘力创公司公章，足以证明林志雄已确认从2012年6月底起双方合作关系终止，该院予以确认。合作关系终止，双方应当根据约定的投资比例分担合作期间的盈亏。而林志雄在《退股协议》中同意潘满绍所投入的20万元不按亏损比例扣除并返还15万元，林志雄应当履行，《退股协议》中提出的象征性扣除5万元，林志雄应当举证证明其扣除5万元的依据。因此，应由林志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潘满绍主张林志雄返还20万元，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林志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潘满绍20万元；二、驳回潘满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林志雄负担。
上诉人林志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潘满绍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2012年6月，潘满绍提出不再继续合作，林志雄予以同意并提出《退股协议》的方案”与事实不符。其一，2012年6月，潘满绍不是提出不再继续合作，而是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提出撕毁股权转让协议，不再继续经营，并要求林志雄出具20万元的借据。其二，林志雄并不是无条件地同意潘满绍不再继续经营，而是附条件地同意潘满绍不再继续经营。林志雄所附条件是潘满绍必须同意林志雄只退还其1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三，直到一审开庭完毕，潘满绍都不同意林志雄提出的退股条件，也不认可《退股协议》的效力。否则，潘满绍也不会起诉到法院。二、原审法院将《股权转让协议》定性为“潘满绍作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合作合同，由潘满绍出资30万元并享有投资权益”，系对《股权转让协议》定性错误。其一，林志雄并非名义出资人，而是实际出资人。在潘满绍成为弘力创公司的股东之前，林志雄系弘力创公司的唯一实际出资人和真实股东，并非名义出资人。其二，《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合作合同，而是股权转让合同。其三，潘满绍并非出资30万元而享有投资权益，而是通过受让弘力创公司45％的股权成为公司股东而享有股东权益。三、原审法院对《退股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错误。《退股协议》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协议”，必须经合同当事人全体签字同意才可能成立和生效。而事实上，《退股协议》上既没有林志雄的签字，也没有潘满绍的签字。林志雄和潘满绍在一审开庭时又都明确否认《退股协议》的效力。可见，《退股协议》根本没有成立，只是一个要约。在一审开庭时，潘满绍拒绝作出承诺，而林志雄也已经撤销了该要约。该要约已经失效。四、原审法院对《退股协议》的内容理解错误。其一，《退股协议》是退股合同，而不是合作终止合同，合同的主体是弘力创公司与潘满绍。退股法律关系是发生在弘力创公司与潘满绍之间。其二，林志雄与潘满绍之间的合作关系终止是退股后的法律后果，而不是原因。只有在潘满绍从弘力创公司退股后，潘满绍与林志雄间的合作关系才会终止，即潘满绍不再参与弘力创公司的经营管理。五、即使完全认可原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退股协议》法律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完全认可其对林志雄与潘满绍合作关系终止的说法，原审法院判决的逻辑也是不合理的。其一，合作关系终止，双方应当根据约定的投资比例分担合作期间的盈亏，而不是返还投资款。其二，既然林志雄提出的《退股协议》方案，潘满绍完全不同意，那么该方案就不能生效。同理，潘满绍提出的返还全部投资款20万元的方案，林志雄也不同意，也不能生效。其三，很明显，在林志雄与潘满绍就合作关系终止后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当进行清算，而不是盲目地采纳对一方有利的意见。其四，潘满绍要求返还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应当由潘满绍负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不是林志雄。六、程序上，原审法院审理的范围超出了潘满绍在原审的诉讼事实和主张，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根据潘满绍在一审过程中陈述的事实及法律理由，林志雄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与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在逻辑上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只有先确认合同无效，才能要求林志雄返还潘满绍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潘满绍诉请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既否定了潘满绍在原审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也否定了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但是原审法院又超出审理范围，根据《退股协议》将潘满绍没有诉诸法院的诉讼请求，即根据《退股协议》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也予以判决，严重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七、原审法院并没有将《退股协议》作为争议的焦点，由双方发表辩论意见，剥夺了林志雄的辩论权。按照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对于以《退股协议》为依据的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应当另案处理。
被上诉人潘满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质是林志雄作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合作合同，该认定是正确的。合作合同的定性与潘满绍认为股权转让无效并不冲突，因潘满绍认为与林志雄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林志雄部分股权，从而成为弘力创公司的股东，但后来发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形式与实质都合法的股权转让，无法保障潘满绍的相关权益，故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潘满绍从未否认与林志雄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原审法院将潘满绍与林志雄的法律关系理清，一审法院判令林志雄返还潘满绍20万元是恰当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弘力创公司辩称：同意潘满绍的上诉意见。
原审第三人杨旭坤、苟先勇未到庭，未陈述意见。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问题。本案中，潘满绍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为由，请求弘力创公司、林志雄返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同时潘满绍以弘力创公司出具的《退股协议》为由，主张弘力创公司、林志雄同意潘满绍退股。潘满绍向林志雄主张权利的事实依据中包括了《退股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驳回了潘满绍对弘力创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依据《退股协议》，支持了潘满绍对林志雄的诉讼请求，并未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根据林志雄出具给潘满绍的《退股协议》，林志雄已经同意潘满绍退股，但要求从潘满绍的20万元投资款中扣除5万元。故林志雄与潘满绍对于退股并无争议，只是对应否应从退股款中扣除弘力创公司亏损5万元具有争议。对此，林志雄作为弘力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举证证明扣除该5万元亏损额的依据，或举证证明潘满绍应实际承担的弘力创公司亏损金额，因林志雄未能举证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判令林志雄应向潘满绍返还投资款20万元，处理正确。林志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林志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炜
审 判 员 吴 心 斌
代理审判员 郭 平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姚聃（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