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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4）盐行终字第00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市伟宇石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志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万光德，江苏中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市国土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王永章，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寿红，该局亭湖分局监察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陈军，盐城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盐城市亭湖区新洋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童建明，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峰，江苏元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建华，江苏元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盐城市伟宇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宇石化公司）诉被上诉人盐城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盐城国土局）、原审第三人盐城市亭湖区新洋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洋管委会）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3）亭行初字第006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庭审质证认定的证据，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伟宇石化公司从2011年1月起承租了原位于盐城市亭湖区圩洋村四组通榆北路78号的房屋，租期至2013年12月31日止。该房屋户主为黄加梅。2012年3月1日，第三人新洋管委会因盐城市开放大道整治建设项目需要，与黄加梅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后，对该房屋实施了拆除。原告于2012年5月22日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公开被第三人拆除的黄加梅房屋所占土地征收范围、红线图以及如是违法用地，对该宗违法用地查处的情况。同年6月7日，被告市国土局给予答复：1、黄加梅原房屋所占的土地系集体建设用地，未收到该地块的征地范围和红线图；2、该地块上没有违法建筑物，不存在查处问题。同年12月22日原告再次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反映第三人在原黄加梅房屋土地上建成了道路和河滨绿地，要求被告公开该地相关信息及对违法用地查处的情况。2013年3月4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袁志辉到被告处上访，举报第三人违法用地，要求被告查处。被告将原告所反映情况进行登记，转交给盐城市国土资源局亭湖分局调查处理并要求其答复。2013年3月20日，盐城市国土资源局亭湖分局作出盐（亭）国土资信（访）复（2013）1号《国土资源信访答复意见》，认为新洋经济区管委会根据要求对开放大道新洋段两侧进行整治出新，其与被拆迁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将房屋拆迁后的土地用于村庄配套的绿化和道路用地，其行为不属于违法用地行为。农户原建房使用的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房屋拆除后的土地仍为集体建设用地。故新洋经济区管委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作为绿化和道路用地，无须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手续。原告不服该答复意见向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复议。2013年5月21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作出（2013）苏国土资行复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依法履行土地管理的法定职责，对第三人违法用地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因此，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与所诉的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系其所反映的违法用地地块上原房屋的承租人，该房屋被拆除后，对该所涉土地是否存在违法用地情形，被告应否予以查处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无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盐城市伟宇石化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盐城市伟宇石化有限公司。
上诉人盐城市伟宇石化有限公司上诉称：1、案涉用地已经构成违法用地；2、上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3、被上诉人提供的主要证据为虚假证据；4、一审法院枉法裁判。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
被上诉人盐城市国土资源局答辩称：1、被上诉人已对上诉人提出的举报线索开展调查并给予答复，所涉用地未构成违法用地，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况；2、上诉人向省国土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被驳回；3、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4、被上诉人提供的并非虚假证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盐城市亭湖区新洋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陈述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裁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盐城市伟宇石化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从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个方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审核，认证清楚、正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无异。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上诉人伟宇石化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在涉案房屋被拆迁后，认为该地块存在违法用地情形，向被上诉人进行举报，其并非该地块的相关权利人，与涉案地块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以其与被诉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伟宇石化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村
审判员 王为华
审判员 沈俊林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施 惠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冀民申17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葛世超，男，199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复兴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勇卫，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田增书，女，1950年9月29日出生，住成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勇红，女，197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勇涛，男，198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安县。
再审申请人葛世超因与被申请人马勇卫、田增书、马勇红、马勇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4民终5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葛世超申请再审称，医院的诊断证明书不能证明马志文的死亡时间及原因，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本案主要事实的情况下，判决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没有侵权行为，被申请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申请人与马志文的死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偏袒被申请人，没有支持申请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有失公平。
本院审查认为，葛世超在未征得马志文同意的情况下在其门面墙上粘贴广告引起双方言语冲突，马志文因情绪激动引起身体不适，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审据此认定葛世超的行为与马志文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判决葛世超承担10%的赔偿责任，处理结果并无不当。葛世超申请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葛世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葛世超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俊杰
审 判 员 宋 威
审 判 员 张新峰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何振辉
书 记 员 孟祥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云民申1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云南神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飞，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薇，詹晴洲，云南君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茗，男，1973年9月14日生，汉族，云南省寻甸县人，住寻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霖，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再审申请人云南神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下称“云南神盾公司”）与被申请人张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终4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云南神盾公司申请再审称：1、黎亚雄在《富比仕工程量》清单上签字是2014年10月18日，此时黎亚雄已经不是云南神盾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外签订的一切文件均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2、在庭审过程中，申请人提交了西双版纳博誉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了勐海富比仕人防工程并非申请人承建，但二审仍然认定为申请人承建，与事实严重不符。请求再审本案。
被申请人张茗陈述意见称，黎亚雄签字确认应作为工程欠款的依据。2014年9月份申请人向张茗出具律师函，明确了工程是申请人承包的。二审判决正确，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认为，黎亚雄在《富比仕工程量》清单上签字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8日，是在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之后。但
张茗在进场施工的时候，是审查了黎亚雄为云南神盾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审慎义务，不能苛求其在与黎亚雄结算时还要进行身份审查。所以，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进行处理是正确的。
申请人云南神盾公司依据西双版纳博誉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实勐海富比仕街区相关人防工程非其承建，但张茗提交的证据富比仕工程量清单、黎亚雄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涉案人防工程安装项目是张茗完成。云南神盾公司向张茗出具的律师函也进一步证明涉案人防工程安装项目是张茗分包施工。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张茗从申请人云南神盾公司处分包并实施了涉案人防工程安装项目，鉴定报告亦对工程量进行了确认，云南神盾公司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综上，再审申请人云南神盾公司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云南神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凌 云
审判员 吴立宏
审判员 潘 静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冯 帅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冀民申32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增福，男，1957年5月3日出生，住河北省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雨，河北九州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增谦，男，195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晋州市。
再审申请人刘增福因与被申请人刘增谦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8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增福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案由错误。刘增福没有给刘增谦提供劳动，是刘增谦故意欺负刘增福拉一大车烟花炮竹在未经刘增福同意的情况下，在刘增福果树地里点燃，100元是一次性的垃圾清理费，双方根本不是劳动关系，本案认定劳动纠纷错误，应是合同纠纷。（二）双方签订合同合法有效，不违反公序良俗，刘增谦应赔偿刘增福10万元。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刘增谦及后代永久不再刘增福果树地上坟、烧纸、埋坟，若一方违约赔偿对方10万元。刘增谦违约了，就应该按合同约定让刘增谦赔偿刘增福10万元。（三）原审应对果树损伤进行鉴定，并赔偿损失6000元。刘增谦私自在刘增福苹果树地里点燃大量的烟花炮竹，刘增福的苹果树燃上了重金属，今年好多苹果树树枝坏死，不结果，结了果的特别小，刘增福提交的苹果树照片可充分证实。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6年10月13日刘增谦、刘增福、刘增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二、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及后代永久不再乙方地墓地，上坟烧纸和埋坟……若有一方违约，愿付拾万元赔偿金给对方……”。该协议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应为无效合同。二审认定刘增福要求按协议赔偿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对其该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刘增福主张土地重金属污染费，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二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刘增福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增福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宋 威
审判员 李 源
审判员 郝英春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 洁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冀民申32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增福，男，1957年5月3日出生，住河北省晋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雨，河北九州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增谦，男，195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晋州市。再审申请人刘增福因与被申请人刘增谦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8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增福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案由错误。刘增福没有给刘增谦提供劳动，是刘增谦故意欺负刘增福拉一大车烟花炮竹在未经刘增福同意的情况下，在刘增福果树地里点燃，100元是一次性的垃圾清理费，双方根本不是劳动关系，本案认定劳动纠纷错误，应是合同纠纷。（二）双方签订合同合法有效，不违反公序良俗，刘增谦应赔偿刘增福10万元。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刘增谦及后代永久不再刘增福果树地上坟、烧纸、埋坟，若一方违约赔偿对方10万元。刘增谦违约了，就应该按合同约定让刘增谦赔偿刘增福10万元。（三）原审应对果树损伤进行鉴定，并赔偿损失6000元。刘增谦私自在刘增福苹果树地里点燃大量的烟花炮竹，刘增福的苹果树燃上了重金属，今年好多苹果树树枝坏死，不结果，结了果的特别小，刘增福提交的苹果树照片可充分证实。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2016年10月13日刘增谦、刘增福、刘增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二、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及后代永久不再乙方地墓地，上坟烧纸和埋坟……若有一方违约，愿付拾万元赔偿金给对方……”。该协议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应为无效合同。二审认定刘增福要求按协议赔偿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对其该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刘增福主张土地重金属污染费，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二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刘增福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增福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宋 威审判员 李 源审判员 郝英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 洁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申295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暨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西环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赵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海，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暨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向定琪，男，汉族，1969年3月6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杰，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向定琪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0民终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盛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原判认定双方之间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股权回购协议》不能认定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因除了协议第一条中有“乙方实际占有该项目40%的股份，双方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这样一句话外，通篇没有关于合作开发事宜的基本条款约定，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从法律上讲还没有成立。而且，二审庭审调查已查明，被申请人一分钱未投，所谓占40%股份的主张就不能成立。2.《保证书》上350万元的欠款金额是被申请人伪造的，不能认定。350万元是在《股权回购协议》的基础上成立的房产折款，因被申请人虽声称自己占有40%的股份，却未投入一分钱，故不享有股东的权益，申请人不应支付其所谓的回购款。即便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其完成了投资义务，享有40%股份，《股权回购协议》有效，但二审庭审已查明，双方在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后申请人就将协议中的房屋交付给了被申请人，这时双方的法律关系已经转化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了。申请人不可能既交付房屋又支付350万元。从《保证书》内容看，350万元不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是被申请人伪造，私自加上去的，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产生债权债务的法律效果。从《股权回购协议》的条款来看，也难以得出可以认定350万元的结论。一审判决在否定质押有效的情况下，却认定了350万元的债权，作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保证书》是一份质押合同而不是保证合同。3.本案中的《股权回购协议》是无效的。因被申请人没有另行履行投资义务，《股权回购协议》没有产生法律效力。即便《股权回购协议》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双方成立的也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即便《保证书》及《股权回购协议》具备法律效力，也因申请人行使解除权而解除。（二）一审程序不合法，遗漏当事人。根据双方签订的两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转让人是向定琪、吴俊、张科庆三人，不是被申请人一人，一审遗漏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三）原判认定双方之间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有效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认定双方之间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从原审庭审笔录及再审审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双方均认可涉案土地使用权实际转让面积为2087.7平方米，转让价款为300万元，盛泰公司已支付175万元，还欠125万元，所欠款作为向定琪的出资额，则盛泰公司提出的向定琪未投资开发涉案房地产项目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股权回购协议》载明：甲（盛泰公司）、乙（向定琪）双方共同投资开发弥市镇商业街1#、2#楼工程项目，乙方实际占有该项目40%的股份，双方约定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2016年6月10日的《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与《股权回购协议》的内容一致。上述证据表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但已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进行了房地产合作开发，故原判认定双方之间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保证书》上的欠款金额350万元是向定琪伪造，不能认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保证书》上的欠款金额350万元虽然是向定琪写的，但该《保证书》上盛泰公司盖了章，表明其对该金额是认可的。盛泰公司称欠款金额350万元不是双方协商结果，是向定琪私自加上去的，但缺乏证据证明。盛泰公司称在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后就将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交付给了向定琪，不应再支付350万元，从二审庭审笔录来看，向定琪承认2016年将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进行了出租，但现在已经没有出租了，并表示现在是要钱，不要房子，而且双方也认可协议中约定的房屋并未办理产权证至向定琪名下，故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双方可就《股权回购协议》中约定的房屋的腾退问题协商解决，盛泰公司也可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自己对协议中约定的房屋的权利。
关于《股权回购协议》无效的申请再审理由。因《股权回购协议》有盛泰公司、向定琪双方的签字、盖章，且与2016年6月10日的《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故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庭审笔录中盛泰公司也认可向定琪以盛泰公司对其欠款作为出资额，故盛泰公司以向定琪没有履行投资义务等为由主张《股权回购协议》无效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程序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合法的申请再审理由。虽然本案中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转让人为向定琪、吴俊、张科庆三人，并非向定琪一人，但本案审理的是盛泰公司与向定琪之间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并非与向定琪、吴俊、张科庆三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股权回购协议》等证据表明仅向定琪与盛泰公司之间存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没有证据显示吴俊、张科庆也与盛泰公司之间存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在原审中盛泰公司也未明确提出追加吴俊、张科庆为共同原告的请求，故原判审判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盛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叶静
审 判 员 陈继良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 连冰雪
书 记 员 镇 姣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29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暨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西环路西侧。法定代表人：赵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海，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暨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向定琪，男，汉族，1969年3月6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杰，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向定琪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0民终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盛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原判认定双方之间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股权回购协议》不能认定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因除了协议第一条中有“乙方实际占有该项目40%的股份，双方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这样一句话外，通篇没有关于合作开发事宜的基本条款约定，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从法律上讲还没有成立。而且，二审庭审调查已查明，被申请人一分钱未投，所谓占40%股份的主张就不能成立。2.《保证书》上350万元的欠款金额是被申请人伪造的，不能认定。350万元是在《股权回购协议》的基础上成立的房产折款，因被申请人虽声称自己占有40%的股份，却未投入一分钱，故不享有股东的权益，申请人不应支付其所谓的回购款。即便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其完成了投资义务，享有40%股份，《股权回购协议》有效，但二审庭审已查明，双方在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后申请人就将协议中的房屋交付给了被申请人，这时双方的法律关系已经转化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了。申请人不可能既交付房屋又支付350万元。从《保证书》内容看，350万元不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是被申请人伪造，私自加上去的，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产生债权债务的法律效果。从《股权回购协议》的条款来看，也难以得出可以认定350万元的结论。一审判决在否定质押有效的情况下，却认定了350万元的债权，作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保证书》是一份质押合同而不是保证合同。3.本案中的《股权回购协议》是无效的。因被申请人没有另行履行投资义务，《股权回购协议》没有产生法律效力。即便《股权回购协议》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双方成立的也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即便《保证书》及《股权回购协议》具备法律效力，也因申请人行使解除权而解除。（二）一审程序不合法，遗漏当事人。根据双方签订的两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转让人是向定琪、吴俊、张科庆三人，不是被申请人一人，一审遗漏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三）原判认定双方之间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有效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认定双方之间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从原审庭审笔录及再审审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双方均认可涉案土地使用权实际转让面积为2087.7平方米，转让价款为300万元，盛泰公司已支付175万元，还欠125万元，所欠款作为向定琪的出资额，则盛泰公司提出的向定琪未投资开发涉案房地产项目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股权回购协议》载明：甲（盛泰公司）、乙（向定琪）双方共同投资开发弥市镇商业街1#、2#楼工程项目，乙方实际占有该项目40%的股份，双方约定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2016年6月10日的《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与《股权回购协议》的内容一致。上述证据表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但已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进行了房地产合作开发，故原判认定双方之间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保证书》上的欠款金额350万元是向定琪伪造，不能认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保证书》上的欠款金额350万元虽然是向定琪写的，但该《保证书》上盛泰公司盖了章，表明其对该金额是认可的。盛泰公司称欠款金额350万元不是双方协商结果，是向定琪私自加上去的，但缺乏证据证明。盛泰公司称在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后就将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交付给了向定琪，不应再支付350万元，从二审庭审笔录来看，向定琪承认2016年将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进行了出租，但现在已经没有出租了，并表示现在是要钱，不要房子，而且双方也认可协议中约定的房屋并未办理产权证至向定琪名下，故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双方可就《股权回购协议》中约定的房屋的腾退问题协商解决，盛泰公司也可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自己对协议中约定的房屋的权利。关于《股权回购协议》无效的申请再审理由。因《股权回购协议》有盛泰公司、向定琪双方的签字、盖章，且与2016年6月10日的《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故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庭审笔录中盛泰公司也认可向定琪以盛泰公司对其欠款作为出资额，故盛泰公司以向定琪没有履行投资义务等为由主张《股权回购协议》无效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关于原审程序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合法的申请再审理由。虽然本案中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转让人为向定琪、吴俊、张科庆三人，并非向定琪一人，但本案审理的是盛泰公司与向定琪之间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并非与向定琪、吴俊、张科庆三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股权回购协议》等证据表明仅向定琪与盛泰公司之间存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没有证据显示吴俊、张科庆也与盛泰公司之间存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在原审中盛泰公司也未明确提出追加吴俊、张科庆为共同原告的请求，故原判审判程序并无不当。综上，盛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荆州市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叶静审 判 员 陈继良审 判 员 王 艳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连冰雪书 记 员 镇 姣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甘1102民初3476号
原告：刘博，男，汉族，1977年11月3日出生，城镇居民，住定西市安定区。
被告：汪正平，男，汉族，1967年7月6日出生，城镇居民，住定西市安定区。
在原告刘博与被告汪正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审理中，刘博于2018年8月31日以本案争议与定西市安定区公安局已立案的汪正平敲诈勒索案的处理相互冲突为由向本院申请撤诉。
本院认为，刘博申请撤诉确属自愿，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未侵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刘博撤诉。
案件受理费70元，因撤诉结案减半收取35元，由刘博负担。
审 判 员 魏晓东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安永功
书 记 员 许大林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云民辖终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宁县盛吉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镇共裕村。
法定代表人：杨洁，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婷，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男，汉族，1972年6月12日出生，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建路*号*栋*单元***号，公民身份号码：5301021972********。
原审被告：云南德兴吉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中路戛纳小镇4幢3单元401室。
法定代表人：杨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婷，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杨洁，女，汉族，1968年9月15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崇仁街**号顺城*座****室，公民身份号码：5330251968********。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婷，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昌宁县盛吉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伟、原审被告云南德兴吉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吉瑞公司”）、杨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1民初114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盛吉公司上诉称：依据被上诉人李伟《民事起诉状》的描述，本案借款人系上诉人盛吉公司，原审被告德兴吉瑞公司及杨洁是盛吉公司的保证人，故本案被上诉人诉争的借贷纠纷发生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原审被告德兴吉瑞公司、杨洁与上诉人盛吉公司之间系担保关系，因此上诉人盛吉公司才是本案借贷纠纷的被告。被上诉人李伟辩称合同约定由出借人住所地管辖,上诉人认为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李伟从未将合同给过上诉人，上诉人对合同约定不知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上诉人盛吉公司住所地及主要办事机构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镇共裕村，属于保山市行政区划内；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上诉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即由保山市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标的为4010万元，依据《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上诉人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请求：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初1148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被上诉人李伟未提交答辩状。
本院经审查认为，李伟与盛吉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伟借款3500万元给盛吉公司，合同签订后，李伟和德兴吉瑞公司、杨洁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德兴吉瑞公司、杨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本案中，李伟与盛吉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第十五条第二款约定：“在本合同生效后，因订立、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依法向出借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李伟与原审被告德兴吉瑞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九条和与杨洁签订的《保证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被保证人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上述合同均有双方当事人的签章，上诉人称协议管辖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实，不清楚协议管辖内容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一条“……吉林、黑龙江、江西、云南、陕西、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的合同当事人约定协议管辖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借款合同》，本案诉讼标的金额为3500万元，属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盛吉公司所提出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童晓宁
审判员 孙勇斌
审判员 王芸琪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艳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云民辖终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宁县盛吉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镇共裕村。法定代表人：杨洁，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婷，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男，汉族，1972年6月12日出生，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建路*号*栋*单元***号，公民身份号码：5301021972********。原审被告：云南德兴吉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中路戛纳小镇4幢3单元401室。法定代表人：杨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婷，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杨洁，女，汉族，1968年9月15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崇仁街**号顺城*座****室，公民身份号码：5330251968********。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婷，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昌宁县盛吉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伟、原审被告云南德兴吉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吉瑞公司”）、杨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1民初114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盛吉公司上诉称：依据被上诉人李伟《民事起诉状》的描述，本案借款人系上诉人盛吉公司，原审被告德兴吉瑞公司及杨洁是盛吉公司的保证人，故本案被上诉人诉争的借贷纠纷发生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原审被告德兴吉瑞公司、杨洁与上诉人盛吉公司之间系担保关系，因此上诉人盛吉公司才是本案借贷纠纷的被告。被上诉人李伟辩称合同约定由出借人住所地管辖,上诉人认为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李伟从未将合同给过上诉人，上诉人对合同约定不知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上诉人盛吉公司住所地及主要办事机构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镇共裕村，属于保山市行政区划内；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上诉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即由保山市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标的为4010万元，依据《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上诉人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请求：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初1148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上诉人李伟未提交答辩状。本院经审查认为，李伟与盛吉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伟借款3500万元给盛吉公司，合同签订后，李伟和德兴吉瑞公司、杨洁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德兴吉瑞公司、杨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本案中，李伟与盛吉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第十五条第二款约定：“在本合同生效后，因订立、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依法向出借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李伟与原审被告德兴吉瑞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九条和与杨洁签订的《保证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被保证人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上述合同均有双方当事人的签章，上诉人称协议管辖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实，不清楚协议管辖内容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一条“……吉林、黑龙江、江西、云南、陕西、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的合同当事人约定协议管辖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借款合同》，本案诉讼标的金额为3500万元，属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盛吉公司所提出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童晓宁审判员  孙勇斌审判员  王芸琪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艳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云民申8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明星，男，1960年9月1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宿菊珍，女，1962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系杨明星之妻。
二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云南中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起某，女，1976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死者习根健之妻。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习某，男，2001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死者习根健之子。
法定代理人：起某，习某之母。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翠英，女，1941年4月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死者习根健之母。
再审申请人杨明星、宿菊珍因与被申请人起某、习某、张翠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3民终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明星、宿菊珍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实是申请人将房屋装修工程发包给滕绍平和滕泽波，该二人又雇请了习根健，滕绍平和滕泽波系雇主，习根健死亡的责任依法应由滕绍平和滕泽波承担，申请人只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依法应追加滕绍平、滕泽波为被告。在一、二审中，滕绍平和滕泽波只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起某与滕绍平、滕泽波恶意串通、捏造事实，导致本案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杨明星、宿菊珍家建盖三层砖混结构的住房，主体工程完工后，滕泽波、滕绍平为其装修，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商定按照每天250元计付报酬。后滕绍平邀约习根健到申请人家做工，对习根健的报酬也是按天计并由申请人统一支付的事实，申请人表示无异议。因此，一、二审认定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申请人作为接受劳务者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申请人主张其与滕泽波、滕绍平系承包关系，滕泽波、滕绍平是习根健的雇主，但所举证据仅为滕泽波、滕绍平、习根健的工时记录，该证据不能证明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二审判决根据在案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另，申请人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十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二审判决存在相应情形，故该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综上，杨明星、宿菊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明星、宿菊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杰
审判员 王桂萍
审判员 李玲燕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罗 丹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云民申8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明星，男，1960年9月1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宿菊珍，女，1962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系杨明星之妻。二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云南中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起某，女，1976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死者习根健之妻。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习某，男，2001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死者习根健之子。法定代理人：起某，习某之母。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翠英，女，1941年4月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牟定县，死者习根健之母。再审申请人杨明星、宿菊珍因与被申请人起某、习某、张翠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3民终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明星、宿菊珍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实是申请人将房屋装修工程发包给滕绍平和滕泽波，该二人又雇请了习根健，滕绍平和滕泽波系雇主，习根健死亡的责任依法应由滕绍平和滕泽波承担，申请人只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依法应追加滕绍平、滕泽波为被告。在一、二审中，滕绍平和滕泽波只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起某与滕绍平、滕泽波恶意串通、捏造事实，导致本案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杨明星、宿菊珍家建盖三层砖混结构的住房，主体工程完工后，滕泽波、滕绍平为其装修，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商定按照每天250元计付报酬。后滕绍平邀约习根健到申请人家做工，对习根健的报酬也是按天计并由申请人统一支付的事实，申请人表示无异议。因此，一、二审认定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申请人作为接受劳务者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申请人主张其与滕泽波、滕绍平系承包关系，滕泽波、滕绍平是习根健的雇主，但所举证据仅为滕泽波、滕绍平、习根健的工时记录，该证据不能证明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二审判决根据在案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另，申请人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十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二审判决存在相应情形，故该申请事由不能成立。综上，杨明星、宿菊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明星、宿菊珍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 杰审判员 王桂萍审判员 李玲燕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罗 丹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2民初18620号
原告李正翠，女，196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
委托代理人宋玲娣，上海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何举旗。
原告李正翠与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正翠的委托代理人宋玲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正翠诉称，原告于2015年10月7日经老乡介绍至被告处工作，约定月工资3,000元(人民币，币种下同)。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至2016年4月19日，双方结算了工资，被告当日出具了欠条，结欠2016年3月到4月的工资4,810元，约定5月10日支付，但被告5月只支付了1,810元，还差3,000元至今未支付。为此，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4月19日期间的工资(劳动报酬)差额3,000元。
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答辩。
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19日，被告出具付款申请单(财务类)，该付款申请单内载：3月、4月结欠李正翠工资计4,810元，5月10日下午过来拿等。之后，被告支付原告1,810元，余款3,000元至今未支付。原告遂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由付款申请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拖欠原告劳动报酬，被告至今未付清，显属不当，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动报酬差额3,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正翠劳动报酬差额3,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平
人民陪审员 毛秀清
人民陪审员 黄讚美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鼎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沪0112民初18620号
原告：李正翠，女，196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玲娣，上海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何举旗。
原告李正翠与被告上海洁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审 判 长 张 平
人民陪审员 毛秀清
人民陪审员 黄讚美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黄鼎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02民申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新华，男，汉族，1955年1月8日出生，个体从业人员，住克拉玛依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进忠，男，汉族，1976年2月29日出生，无业，住克拉玛依市。
委托代理人：张英英，克拉玛依区天山路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梁新华因与被申请人陈进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法院（2016）新0204民初350号民事判决、本院（2017）新02民终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梁新华申请再审称：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二审民事判决；2、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拖欠工程款61134元；3、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防火封层隔断、防雷电项目工程款57760元；4、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2013年4月25日多收取的工程管理费4964元；5、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拖欠挪用工程款违约金78236元；6、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一审案件受理费44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7元。理由如下：1、本案争议的钻井办公大楼抗震大修工程，是抗震加固、土建、外墙装饰、室内安装装饰四项组成的工程。该工程从招投标预算到工程审计结算都是在一起的，再审申请人梁新华所完成的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项目造价525324元。一审法院在钻井公司、黑豹公司总务科没有认真查阅到梁新华所完成施工项目内容的取费及各项材料施工平方面积。被申请人陈进忠是工程的发包人，无视装饰工程包干协议书条款的法律责任，拖欠工程款61134元。2、梁新华提交给一审法院证实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项目款总价是525324.27元的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梁新华是按照该工程的设计施工图纸及各项施工要求规范性施工的，该工程也达到了一次性竣工验收标准，钻井办公大楼已安全完好的使用六年，一审、二审法院也认可梁新华是该工程的分包人。一审、二审法院要求梁新华出据“加盖有公章的原始资料”的工程招投标书、审计结算报告、工程金额分配等材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3、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梁新华败诉，主要原因是2015年5月26日梁新华给黑豹公司写的一份说明，梁新华为了能尽快拿到属于自己的工程回访费l50000元，陈进忠拖欠挪用的150000元工程款，无奈之下才写了收款说明，但本案审理的是双方之间的工程欠款纠纷，2015年5月26日梁新华给黑豹公司写的说明，并没有说双方的工程款已结清，双方没有认可工程款已结算完毕的证据。4、因本案工程质量保证金(回访费)二年到期，钻井公司把工程质量保证金的10％支付给黑豹公司，梁新华于2015年5月26日从黑豹公司拿到了300000元的工程款(其中外墙装饰工程回访费是l50000元，拖欠挪用的工程款150000元)，不含外墙装饰标部分没有支付的61134元。5、陈进忠把该工程的外墙装饰部分分包给梁新华，又收取梁新华67553元的工程管理费，陈进忠有义务给梁新华出具工程(预)结算书。但陈进忠至今也未出具有关工程(预)结算资料，陈进忠是有意要隐瞒工程预算审计事实真相，主要责任应该由陈进忠承担。6、本案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项目造价525324.27元，梁新华参与了该工程的审计结算。一审法院没有采信梁新华提供的资料，也没有委托工程咨询造价公司专业人员进行审核，陈进忠只支付给梁新华本案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款464190.27元，少支付工程款61134元。2013年4月25日，陈进忠与梁新华因第一笔工程应收款外墙装修增加部分1462653.64元进行了对账，陈进忠多扣个人工程管理费4964元，应退还给梁新华。陈进忠尚欠梁新华工程款61134元至今未付，陈进忠单方不按协议条款执行，给梁新华造成经济损失，已经严重违约，应当承担工程款总金额5％的违约金，即78236元。梁新华请求再审法院支持其全部再审申请，查明事实，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陈进忠称：本案一、二审已经查清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梁新华的再审申请。关于梁新华提出的防火封层隔断、防雷电项目及多收的工程管理费属于新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在一、二审中均未提出，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属于再审范围。
经本院审查基本事实与原一、二审所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被申请人陈进忠是否应当向再审申请人梁新华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并承担支付违约金的义务。梁新华主张的工程款、违约金金额在原一审诉讼过程中均明确予以变更，再审申请中，梁新华再次变更其主张的工程款、违约金的具体金额，可以反映梁新华对具体请求并不笃信，且其未提供新的，足。
以推翻原判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再审请求。根据原一、二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涉案工程已经于2012年竣工、2013年交付使用、2015年支付工程回访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确认结清，梁新华称相关说明是在无奈之下书写确认，但其并未依法主张并提供证据撤销相关民事行为。梁新华主张的工程款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原一、二审的认定符合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基于此，不能认定陈进忠存在违约行为，其主张陈进忠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梁新华要求陈进忠支付拖欠工程款及违约金的请求，均不应当予以支持。另，梁新华新增部分的再审请求与原一、二审无关，梁新华对此无异议，本院依法不予审查。
综上，再审申请人梁新华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梁新华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木尼然
审 判 员 吕 平
代理审判员 陈疆伟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熊雪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新02民申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新华，男，汉族，1955年1月8日出生，个体从业人员，住克拉玛依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进忠，男，汉族，1976年2月29日出生，无业，住克拉玛依市。委托代理人：张英英，克拉玛依区天山路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梁新华因与被申请人陈进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法院（2016）新0204民初350号民事判决、本院（2017）新02民终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梁新华申请再审称：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二审民事判决；2、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拖欠工程款61134元；3、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防火封层隔断、防雷电项目工程款57760元；4、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2013年4月25日多收取的工程管理费4964元；5、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拖欠挪用工程款违约金78236元；6、请求判决被申请人陈进忠支付一审案件受理费44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7元。理由如下：1、本案争议的钻井办公大楼抗震大修工程，是抗震加固、土建、外墙装饰、室内安装装饰四项组成的工程。该工程从招投标预算到工程审计结算都是在一起的，再审申请人梁新华所完成的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项目造价525324元。一审法院在钻井公司、黑豹公司总务科没有认真查阅到梁新华所完成施工项目内容的取费及各项材料施工平方面积。被申请人陈进忠是工程的发包人，无视装饰工程包干协议书条款的法律责任，拖欠工程款61134元。2、梁新华提交给一审法院证实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项目款总价是525324.27元的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梁新华是按照该工程的设计施工图纸及各项施工要求规范性施工的，该工程也达到了一次性竣工验收标准，钻井办公大楼已安全完好的使用六年，一审、二审法院也认可梁新华是该工程的分包人。一审、二审法院要求梁新华出据“加盖有公章的原始资料”的工程招投标书、审计结算报告、工程金额分配等材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3、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梁新华败诉，主要原因是2015年5月26日梁新华给黑豹公司写的一份说明，梁新华为了能尽快拿到属于自己的工程回访费l50000元，陈进忠拖欠挪用的150000元工程款，无奈之下才写了收款说明，但本案审理的是双方之间的工程欠款纠纷，2015年5月26日梁新华给黑豹公司写的说明，并没有说双方的工程款已结清，双方没有认可工程款已结算完毕的证据。4、因本案工程质量保证金(回访费)二年到期，钻井公司把工程质量保证金的10％支付给黑豹公司，梁新华于2015年5月26日从黑豹公司拿到了300000元的工程款(其中外墙装饰工程回访费是l50000元，拖欠挪用的工程款150000元)，不含外墙装饰标部分没有支付的61134元。5、陈进忠把该工程的外墙装饰部分分包给梁新华，又收取梁新华67553元的工程管理费，陈进忠有义务给梁新华出具工程(预)结算书。但陈进忠至今也未出具有关工程(预)结算资料，陈进忠是有意要隐瞒工程预算审计事实真相，主要责任应该由陈进忠承担。6、本案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项目造价525324.27元，梁新华参与了该工程的审计结算。一审法院没有采信梁新华提供的资料，也没有委托工程咨询造价公司专业人员进行审核，陈进忠只支付给梁新华本案外墙装饰标内部分工程款464190.27元，少支付工程款61134元。2013年4月25日，陈进忠与梁新华因第一笔工程应收款外墙装修增加部分1462653.64元进行了对账，陈进忠多扣个人工程管理费4964元，应退还给梁新华。陈进忠尚欠梁新华工程款61134元至今未付，陈进忠单方不按协议条款执行，给梁新华造成经济损失，已经严重违约，应当承担工程款总金额5％的违约金，即78236元。梁新华请求再审法院支持其全部再审申请，查明事实，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陈进忠称：本案一、二审已经查清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梁新华的再审申请。关于梁新华提出的防火封层隔断、防雷电项目及多收的工程管理费属于新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在一、二审中均未提出，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属于再审范围。经本院审查基本事实与原一、二审所查明事实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被申请人陈进忠是否应当向再审申请人梁新华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并承担支付违约金的义务。梁新华主张的工程款、违约金金额在原一审诉讼过程中均明确予以变更，再审申请中，梁新华再次变更其主张的工程款、违约金的具体金额，可以反映梁新华对具体请求并不笃信，且其未提供新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再审请求。根据原一、二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涉案工程已经于2012年竣工、2013年交付使用、2015年支付工程回访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确认结清，梁新华称相关说明是在无奈之下书写确认，但其并未依法主张并提供证据撤销相关民事行为。梁新华主张的工程款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原一、二审的认定符合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基于此，不能认定陈进忠存在违约行为，其主张陈进忠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梁新华要求陈进忠支付拖欠工程款及违约金的请求，均不应当予以支持。另，梁新华新增部分的再审请求与原一、二审无关，梁新华对此无异议，本院依法不予审查。综上，再审申请人梁新华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梁新华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木尼然审 判 员  吕 平代理审判员  陈疆伟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书 记 员  熊雪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02民终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克拉玛依区疆兴租赁站，住所地：克拉玛依区东环路******号。
注册号：650XXXXXXXX9132。
经营者：侯宗青，男，197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东环路******号，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新疆荣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信友普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西站中枢南路2号火车头大厦三楼A-3号至A-6号。
注册号：650XXXXXXXX8837。
法定代表人：张成香，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代理人：彭宏，男，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股东，住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西路尚品家园6号楼2单元501室，身份证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上合豫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北屯市工业物流园区光明路以北公共服务中心四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刘祖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宏，男，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住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西路尚品家园6号楼2单元501室，身份证号码：×××。
上诉人克拉玛依区疆兴租赁站因与被上诉人新疆信友普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疆上合豫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2017）新0203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2017）新0203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克拉玛依区疆兴租赁站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924.06元予以退回。
审 判 长 吕 平
审 判 员 叶 楠
代理审判员 陈疆伟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熊雪娇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吉民申8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世君，男，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大明，吉林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常启林，男，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国，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峥，女，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男，王峥弟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嘉士，男,王峥儿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润华，男，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再审申请人张世君因与被申请人常启林、王峥、张润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2民终2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世君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张世君返还王峥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世君只收到王峥8万元,其余22万元并未交付。王峥编造虚假证据，与张润华恶意串通已涉嫌犯罪，严重损害张世君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其一，王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提出要求张世君返还购房款的诉请，原审判决张世君返还王峥购房款30万元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其二，原审采用公告送达违法，剥夺了张世君的诉权；其三，张世君购买房屋后对房屋进行扩建，原审法院应当认定常启林向张世君支付涉案房屋添附部分价值；其四，常启林父亲常仪的宅基地不属于个人遗产，不能继承。常仪所有的40平方米房屋已灭失并已经被翻盖，常启林无实际房屋可继承,因此常启林本案中没有诉权。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张世君与王峥签订的《购房合同》中约定：“房屋、土地、地面上的各种设施总价格为三十万元人民币，付款方式为一次性给付全额现金。”虽然张世君主张只收到王峥8万元购房款，但在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12）吉丰民一初字第138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张世君承认拿到王峥30万元的购房款并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因此对于张世君称只拿到8万元房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世君主张的王峥与张润华之间系恶意串通，因张世君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张世君有关王峥与张润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张世君提出的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均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故原审法院判决张世君返还王峥购房款30万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审判程序并无不当；2.原审法院对张世君送达已按“吉林市龙潭区天太胡同10-2-23号”地址进行邮寄送达，在专递被退回无法联系到张世君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程序合法，并未剥夺张世君的诉权；3.原审已认定张世君购买房屋后对房屋进行扩建的事实，因原审中张世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举证证明其添附部分的价值，原审法院已告知张世君可就涉案房屋添附部分价值另行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对此的判决并无不当；4.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涉的房屋中72平方米房屋的产权人为常启林，虽然有40平方米房屋登记在常启林父亲常仪的名下，但是原审法院对常启林有关40平方米房屋恢复原状及返还的诉讼请求并未予以支持。故张世君有关常启林不具备本案诉权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世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宋文国
代理审判员 刘彦峰
代理审判员 何 妍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智超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吉民申83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世君，男，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大明，吉林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常启林，男，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国，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峥，女，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男，王峥弟弟；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嘉士，男,王峥儿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润华，男，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再审申请人张世君因与被申请人常启林、王峥、张润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2民终2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世君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张世君返还王峥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世君只收到王峥8万元,其余22万元并未交付。王峥编造虚假证据，与张润华恶意串通已涉嫌犯罪，严重损害张世君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其一，王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提出要求张世君返还购房款的诉请，原审判决张世君返还王峥购房款30万元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其二，原审采用公告送达违法，剥夺了张世君的诉权；其三，张世君购买房屋后对房屋进行扩建，原审法院应当认定常启林向张世君支付涉案房屋添附部分价值；其四，常启林父亲常仪的宅基地不属于个人遗产，不能继承。常仪所有的40平方米房屋已灭失并已经被翻盖，常启林无实际房屋可继承,因此常启林本案中没有诉权。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张世君与王峥签订的《购房合同》中约定：“房屋、土地、地面上的各种设施总价格为三十万元人民币，付款方式为一次性给付全额现金。”虽然张世君主张只收到王峥8万元购房款，但在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12）吉丰民一初字第138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张世君承认拿到王峥30万元的购房款并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因此对于张世君称只拿到8万元房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世君主张的王峥与张润华之间系恶意串通，因张世君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张世君有关王峥与张润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张世君提出的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均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故原审法院判决张世君返还王峥购房款30万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审判程序并无不当；2.原审法院对张世君送达已按“吉林市龙潭区天太胡同10-2-23号”地址进行邮寄送达，在专递被退回无法联系到张世君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程序合法，并未剥夺张世君的诉权；3.原审已认定张世君购买房屋后对房屋进行扩建的事实，因原审中张世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举证证明其添附部分的价值，原审法院已告知张世君可就涉案房屋添附部分价值另行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对此的判决并无不当；4.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涉的房屋中72平方米房屋的产权人为常启林，虽然有40平方米房屋登记在常启林父亲常仪的名下，但是原审法院对常启林有关40平方米房屋恢复原状及返还的诉讼请求并未予以支持。故张世君有关常启林不具备本案诉权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世君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宋文国代理审判员  刘彦峰代理审判员  何 妍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张智超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吉民申22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中军，男，196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图们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焦作市宏程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河南省焦作市民主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贺勇，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杜相利，男，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
再审申请人张中军因与被申请人焦作市宏程工程建设有�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程公司）、杜相利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24民终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中军申请再审称，张中军在宏程公司项目部干活，一审后才知道杜某是挂靠宏程公司，所以要求宏程公司项目部支付2013年10个月的工资。请求：再审本案，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中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能够确认其与宏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要件事实，一、二审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申请再审时，张中军称其系在“一审后才知道杜某是挂靠宏程公司”的，但亦未举证证明该主张，且案外人杜某与宏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张中军对该法律关系的认知与否，并不影响张中军与宏程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故张中军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中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宋 国
审 判 员 林丽艳
代理审判员 李 丽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姜 薇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吉民申22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中军，男，196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图们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焦作市宏程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河南省焦作市民主北路**号。法定代表人：贺勇，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杜相利，男，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再审申请人张中军因与被申请人焦作市宏程工程建设有�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程公司）、杜相利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24民终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中军申请再审称，张中军在宏程公司项目部干活，一审后才知道杜某是挂靠宏程公司，所以要求宏程公司项目部支付2013年10个月的工资。请求：再审本案，依法改判。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中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能够确认其与宏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要件事实，一、二审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申请再审时，张中军称其系在“一审后才知道杜某是挂靠宏程公司”的，但亦未举证证明该主张，且案外人杜某与宏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张中军对该法律关系的认知与否，并不影响张中军与宏程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故张中军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中军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宋 国审 判 员  林丽艳代理审判员  李 丽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姜 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02民特2号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天北新区绿莹里-青年街20幢3号。
法定代表人：赖启芳，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新疆金之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路149号。
法定代表人：许金成，该公司经理。
申请人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新疆金之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称:一、《仲裁规则》第二十条规定自收到《应诉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选择仲裁员，逾期由仲裁机构指定，但仲裁机构2017年5月17日送达的应诉通知书要求5日内选择仲裁员，并5月30指定仲裁员，明显违反了仲裁规则第二十规定；二、被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的代理人有三人，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2017）克仲决字第133号裁决。
新疆金之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称：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是为了拖延履行义务时间，其所述均与事实不符。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经审查查明：2017年11月16日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克仲决字第133号仲裁裁决：被申请人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新疆金之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欠款86742.77元、违约金7800元，并支付仲裁费7461元。
另查明，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17日向申请人送达（2017）克仲决案字第133号《应诉通知书（简易程序）》，告知其5日内选定或者委托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逾期将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审理案件。2017年5月30日，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作出新克仲案字（2017）第133号指定仲裁员通知书，指定仲裁员薛永江独任审理该案，并送达当事人双方。仲裁庭于2017年6月16日开庭审理，新疆金之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金成、仲裁代理人刘忠生、钟建刚参加了诉讼。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所列举的六种情形及该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来审查。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撤销理由超出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时，依法不予审查。
《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凡争议标的在10万元以下且案件简单明了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由一名仲裁员审理，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内5日内选定，逾期由仲裁委员会指定独任仲裁员。本案中，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对仲裁庭的组成未提出异议，其2017年5月17日收到的应诉通知书明确该案适用简易程序，在当事人逾期选定仲裁员时，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指定仲裁员薛永江独任审理该案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在2017年6月16日开庭审理案件时，新疆金之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金成、仲裁代理人刘忠生、钟建刚到庭才加诉讼，参加庭审的人员包括申请人的代理人均在开庭笔录上签字进行了确认，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代理人超过两人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
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奎屯博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陈远志
审判员 李佳美
审判员 成 干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达
甘肃省庄浪县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甘0825民初1269号
原告：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水洛镇滨河南路（东段）24号。
法定代表人：解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系该公司南坪支行客�经理。
被告：靳某，住庄浪县。
原告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靳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原告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提出撤诉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1165元，由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员闫稳香
二0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范平平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庄浪县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裁 定 书（2018）甘0825民初1269号原告：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水洛镇滨河南路（东段）24号。法定代表人：解某，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系该公司南坪支行客�经理。被告：靳某，住庄浪县。原告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靳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原告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提出撤诉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165元，由甘肃庄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审判员闫稳香二0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范平平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甘民终5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水金，男，196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亦姐，女，196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解放路5号。
负责人：张森，该行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延寿巷2号。
法定代表人：李诚，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敦煌市隆通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敦煌市环城西路鸿基小区1#商铺A11-A12。
法定代表人：陈水金，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陈金水、何亦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甘肃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敦煌市隆通矿山设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初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陈金水、何亦姐在递交上诉状后，未提出减交、缓交或免交诉讼费申请，经催缴，仍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陈金水、何亦姐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钟伟平
审判员魏淑梅
审判员高华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秦春蕊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2018）甘民终5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水金，男，196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亦姐，女，196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解放路5号。负责人：张森，该行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延寿巷2号。法定代表人：李诚，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敦煌市隆通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敦煌市环城西路鸿基小区1#商铺A11-A12。法定代表人：陈水金，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陈金水、何亦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甘肃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敦煌市隆通矿山设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初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陈金水、何亦姐在递交上诉状后，未提出减交、缓交或免交诉讼费申请，经催缴，仍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陈金水、何亦姐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钟伟平审判员魏淑梅审判员高华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秦春蕊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苏08执监257号
申请执行人：淮安市瑞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承德南路266号淮安软件园5楼3层。
法定代表人：李光华,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江苏淮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深圳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朱太峰,该公司总经理。
被执行人：江苏润泽基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洪泽县经济开发区科技创业园冶金大道东侧。
法定代表人：朱太峰，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淮安市瑞通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淮通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润泽基业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1日立案执行。现因江苏淮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财产被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首轮查封，且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亦有执行关联案件。为统筹规划辖区内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尽快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研究决定将本案指定由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统一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0891民初4364号民事调解书由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执行。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本裁定书后通知相关当事人。
本裁定立即执行。
审判长 钱晓明
审判员 周 康
审判员 惠更虎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靳蓓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云民申6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巧家县白鹤滩镇可福村白沙坡。
法定代表人：邓文通，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曦，云南微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长辉，男，汉族，1982年7月20日生，云南省巧家县人，个体工商户，住巧家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金钟镇土城。
法定代表人：陈勇，系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三绿种养殖分公司。住所地：巧家县白鹤滩镇莲塘村大沙坝。
负责人：孔德祥，系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鹤滩食品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赵长辉、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以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三绿种养殖分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6民终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白鹤滩食品公司申请再审称，1、赵长辉主张的种植费、嫁接芽费、嫁接人工费各项经济损失均为较大金额，仅凭白纸收据及嫁接记录不能客观真实反映赵长辉支出款项的事实，且昭通市兴昭葵林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的嫁接核桃记录中，记载2014年2月24日以后的嫁接工作，而事实上赵长辉的核桃苗早在2014年2月10日就被耕地机清除，该记录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重大嫌疑；二审人民法院对此没有调查收集证据，全面、客观审核证据，致使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种植业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种植效益，本案由于种植失败，赵长辉已经放弃核桃种植物的管理，二审人民法院依据赵长辉的种植投入确定其损失，明显缺乏合理性。3、由于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擅自实施的侵权行为，导致赵长辉的核桃苗木被损毁，二审人民法院判决该损失由白鹤滩食品公司承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赵长辉租用白鹤滩食品公司的土地用于培育核桃苗，并向昭通市兴昭葵林苗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兴昭公司）购买核桃种子育苗，聘请工人进行核桃苗嫁接。后因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在该土地上用耕地机全部清除赵长辉种植的核桃苗，赵长辉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属于民事纠纷而不予立案，赵长辉遂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诉讼中，经白鹤滩食品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委托云南省森特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对损失进行鉴定，但因毁损的核桃苗无活苗，鉴定中心无法做出鉴定结论。赵长辉提交了兴昭公司出具的购买核桃种子、嫁接核桃苗木的收条和收据以及培育核桃苗收购合同，一审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兴昭公司嫁接苗木、回访记录和兴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维金的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赵长辉提交了收条、收据等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的经济损失，白鹤滩食品公司提出反驳主张，但没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二审判决采信上述证据，证明赵长辉购买核桃种子、嫁接苗木的基本事实以及支出款项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另外，一审人民法院酌情考虑到存在与行业规范的出入以及赵长辉未完全尽到管理义务的过错，在收条、收据的数额上按70％比例确认经济损失，具有相对合理性。
尽管上述证据存在有收条、收据，但无付款凭证，核桃芽苗的嫁接记录中存在记录嫁接日期从2013年2月23日直接到2014年2月24日以后的情况，白鹤滩食品公司坚持认为属于伪造，但是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证实，无法得出必然的证据系伪造的结论，另一方面嫁接记录属于对收条、收据的补强证据，起到补充主要证据加强和确认其证明力的作用，其存在瑕疵和值得怀疑的问题，不影响认定育苗、嫁接核桃的主要事实，不构成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再审事由。
赵长辉与白鹤滩食品公司租赁合同的期间，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该合同未能完全履行，并造成赵长辉的财产损失而提出的合同违约之诉，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合同的相对方，对此，二审人民法院判决白鹤滩食品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白鹤滩食品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杰
审判员 王桂萍
审判员 李玲燕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罗 丹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云民申6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巧家县白鹤滩镇可福村白沙坡。法定代表人：邓文通，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曦，云南微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长辉，男，汉族，1982年7月20日生，云南省巧家县人，个体工商户，住巧家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金钟镇土城。法定代表人：陈勇，系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三绿种养殖分公司。住所地：巧家县白鹤滩镇莲塘村大沙坝。负责人：孔德祥，系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鹤滩食品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赵长辉、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以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三绿种养殖分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6民终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白鹤滩食品公司申请再审称，1、赵长辉主张的种植费、嫁接芽费、嫁接人工费各项经济损失均为较大金额，仅凭白纸收据及嫁接记录不能客观真实反映赵长辉支出款项的事实，且昭通市兴昭葵林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的嫁接核桃记录中，记载2014年2月24日以后的嫁接工作，而事实上赵长辉的核桃苗早在2014年2月10日就被耕地机清除，该记录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重大嫌疑；二审人民法院对此没有调查收集证据，全面、客观审核证据，致使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种植业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种植效益，本案由于种植失败，赵长辉已经放弃核桃种植物的管理，二审人民法院依据赵长辉的种植投入确定其损失，明显缺乏合理性。3、由于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擅自实施的侵权行为，导致赵长辉的核桃苗木被损毁，二审人民法院判决该损失由白鹤滩食品公司承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赵长辉租用白鹤滩食品公司的土地用于培育核桃苗，并向昭通市兴昭葵林苗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兴昭公司）购买核桃种子育苗，聘请工人进行核桃苗嫁接。后因会泽绿生花卉有限公司在该土地上用耕地机全部清除赵长辉种植的核桃苗，赵长辉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属于民事纠纷而不予立案，赵长辉遂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诉讼中，经白鹤滩食品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委托云南省森特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对损失进行鉴定，但因毁损的核桃苗无活苗，鉴定中心无法做出鉴定结论。赵长辉提交了兴昭公司出具的购买核桃种子、嫁接核桃苗木的收条和收据以及培育核桃苗收购合同，一审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兴昭公司嫁接苗木、回访记录和兴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维金的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赵长辉提交了收条、收据等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的经济损失，白鹤滩食品公司提出反驳主张，但没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二审判决采信上述证据，证明赵长辉购买核桃种子、嫁接苗木的基本事实以及支出款项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另外，一审人民法院酌情考虑到存在与行业规范的出入以及赵长辉未完全尽到管理义务的过错，在收条、收据的数额上按70％比例确认经济损失，具有相对合理性。尽管上述证据存在有收条、收据，但无付款凭证，核桃芽苗的嫁接记录中存在记录嫁接日期从2013年2月23日直接到2014年2月24日以后的情况，白鹤滩食品公司坚持认为属于伪造，但是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证实，无法得出必然的证据系伪造的结论，另一方面嫁接记录属于对收条、收据的补强证据，起到补充主要证据加强和确认其证明力的作用，其存在瑕疵和值得怀疑的问题，不影响认定育苗、嫁接核桃的主要事实，不构成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再审事由。赵长辉与白鹤滩食品公司租赁合同的期间，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该合同未能完全履行，并造成赵长辉的财产损失而提出的合同违约之诉，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合同的相对方，对此，二审人民法院判决白鹤滩食品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综上，白鹤滩食品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巧家白鹤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 杰审判员 王桂萍审判员 李玲燕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 丹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湘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仁杰，女，195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天津佑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天津佑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法定代表人：高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
法定代表人：生玉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慧，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仁杰因与被上诉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282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宋仁杰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案外人雷杰提出的行政复议内容不详，其在具体行政行为阶段的申辩理由只是“雷杰提出，曾要求核查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但未获实情，已尽到勤勉义务”。该申辩理由只是开脱其在虚假陈述中的个人责任，并没有否认两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事实，反而强化了该事实的存在。两被上诉人与雷杰虽然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的行政相对人，但处罚结果不同，两被上诉人并未对前述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故案外人雷杰提出的申请复议并不影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对两被上诉人的效力。2、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具体到本案，虽然雷杰对行政处罚决定提起了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该行政处罚决定依然有效，不能得出上诉人起诉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判断，本案应当继续审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所认定的事实审理本案并不影响两被上诉人的权利。即使未来的复议结果撤销或变更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两被上诉人仍可以申请再审。本案不能因行政复议程序而中止诉讼或驳回起诉。3、原裁定违反了法定程序。原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依据是雷杰提起的行政复议，但是该证据未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正是因为没有遵循法定程序，才造成本案错误判决，具体表现在：雷杰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内容不详；对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中止行政复议是否因“合法性”瑕疵而予以排除没有审查。由此可见，即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中止复议的决定，也不具备合法性，该证据应予以排除。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本案中，上诉人起诉的基础是被上诉人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明该事实的唯一证据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然而，该处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之一雷杰提起行政复议，认为被上诉人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故上诉人起诉的基础被动摇。上诉人起诉不具备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故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相关事实认定前，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宋仁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向宋仁杰连带赔偿因其虚假陈述给宋仁杰造成的股票投资损失58925.72元人民币；2、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上述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宋仁杰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相关规定，投资人起诉的应提供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宋仁杰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提起本案诉讼。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于2017年7月4日就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10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本案所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宋仁杰起诉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本案应予驳回。待相关行政复议程序终结后，如宋仁杰具备起诉条件可再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裁定驳回宋仁杰的起诉。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书以外，还必须提交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及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本案中，从查明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全部提交了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以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就前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了行政复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中，即使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而应当中止审理。故原审法院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认为上诉人宋仁杰的起诉条件尚未完全具备，驳回宋仁杰的起诉欠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2828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覃 开 艳
审 判 员
|
朱 湘 归
审 判 员
|
贾 小 弟
二O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
刘 沁 雯
兼书记员
文书内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湘民终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仁杰，女，195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天津佑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天津佑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法定代表人：高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法定代表人：生玉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慧，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仁杰因与被上诉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282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宋仁杰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案外人雷杰提出的行政复议内容不详，其在具体行政行为阶段的申辩理由只是“雷杰提出，曾要求核查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但未获实情，已尽到勤勉义务”。该申辩理由只是开脱其在虚假陈述中的个人责任，并没有否认两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事实，反而强化了该事实的存在。两被上诉人与雷杰虽然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的行政相对人，但处罚结果不同，两被上诉人并未对前述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故案外人雷杰提出的申请复议并不影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对两被上诉人的效力。2、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具体到本案，虽然雷杰对行政处罚决定提起了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该行政处罚决定依然有效，不能得出上诉人起诉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判断，本案应当继续审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所认定的事实审理本案并不影响两被上诉人的权利。即使未来的复议结果撤销或变更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两被上诉人仍可以申请再审。本案不能因行政复议程序而中止诉讼或驳回起诉。3、原裁定违反了法定程序。原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依据是雷杰提起的行政复议，但是该证据未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正是因为没有遵循法定程序，才造成本案错误判决，具体表现在：雷杰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内容不详；对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中止行政复议是否因“合法性”瑕疵而予以排除没有审查。由此可见，即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中止复议的决定，也不具备合法性，该证据应予以排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本案中，上诉人起诉的基础是被上诉人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明该事实的唯一证据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然而，该处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之一雷杰提起行政复议，认为被上诉人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故上诉人起诉的基础被动摇。上诉人起诉不具备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故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相关事实认定前，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宋仁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向宋仁杰连带赔偿因其虚假陈述给宋仁杰造成的股票投资损失58925.72元人民币；2、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上述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宋仁杰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相关规定，投资人起诉的应提供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宋仁杰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提起本案诉讼。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于2017年7月4日就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10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本案所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宋仁杰起诉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本案应予驳回。待相关行政复议程序终结后，如宋仁杰具备起诉条件可再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裁定驳回宋仁杰的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书以外，还必须提交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及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本案中，从查明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全部提交了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以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就前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了行政复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中，即使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而应当中止审理。故原审法院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认为上诉人宋仁杰的起诉条件尚未完全具备，驳回宋仁杰的起诉欠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282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覃 开 艳                  审  判  员              朱 湘 归                  审  判  员              贾 小 弟                  二O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 沁 雯                  兼书记员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冀民申15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谢东风，男，196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峰峰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哲、尹庆忠，河北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孔军，男，196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灵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静，河北东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谢东风因与被申请人孔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10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谢东风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谢东风拖欠孔军租金2万元的行为表明谢东风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缺乏证据证明。租金并未严格履行每年6月份前支付的约定，孔军并未就租金事项向谢东风催告。在孔军堵门换锁后，租赁场地内还有谢东风价值75万元以上的财产，足以抵顶拖欠的租金。（二）原判认定双方因厂内设备发生争议后，孔军将石材厂大门换锁认定错误。原一审庭审中孔军所称无其他证据证明，厂内电脑系统是谢东风自行购买而非孔军财产，因为谢东风维修电脑孔军就堵门换锁、扣押车辆不符合常理。孔军换锁后并没有向谢东风通报。（三）孔军堵门换锁、扣押谢东风车辆，拒不配合现场勘验等行为表明其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柳春来、张吉云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谢东风赔付孔军损失1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
本院审查认为，谢东风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李俊杰
审 判 员 宋 威
审 判 员 张新峰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何振辉
书 记 员 孟祥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冀民申154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谢东风，男，196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峰峰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哲、尹庆忠，河北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孔军，男，196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灵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静，河北东临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谢东风因与被申请人孔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10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谢东风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谢东风拖欠孔军租金2万元的行为表明谢东风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缺乏证据证明。租金并未严格履行每年6月份前支付的约定，孔军并未就租金事项向谢东风催告。在孔军堵门换锁后，租赁场地内还有谢东风价值75万元以上的财产，足以抵顶拖欠的租金。（二）原判认定双方因厂内设备发生争议后，孔军将石材厂大门换锁认定错误。原一审庭审中孔军所称无其他证据证明，厂内电脑系统是谢东风自行购买而非孔军财产，因为谢东风维修电脑孔军就堵门换锁、扣押车辆不符合常理。孔军换锁后并没有向谢东风通报。（三）孔军堵门换锁、扣押谢东风车辆，拒不配合现场勘验等行为表明其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柳春来、张吉云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谢东风赔付孔军损失1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本院审查认为，谢东风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 判 长 李俊杰审 判 员 宋 威审 判 员 张新峰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何振辉书 记 员 孟祥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315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邵彦伟，男，汉族，1975年2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清丰县。
委托代理人：任路平，河南恒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区新郑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江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京广，该公司法律顾问。
再审申请人邵彦伟因与被申请人郑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啤酒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民三终字第2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邵彦伟申请再审称，（一）邵彦伟提供以下证据作为新证据：1.国家工商总局的信用公告，系其从网上打印，证明金星啤酒公司与金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啤酒集团）是同一个公司，法人代表和公司监事都相同，公司地点相同。2.金星啤酒集团手册影印件，证明金星啤酒公司有员工手册。3.贾前进员工登记表影印件，证明在邵彦伟入职金星啤酒公司之前之后都有员工入职与登记，但本案中金星啤酒公司却否认邵彦伟提交的员工登记表复印件。（二）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缺少证据证明。1.生效判决认定双方于2008年4月建立劳动关系缺少证据证明。2.生效判决认定金星啤酒公司已向邵彦伟支付2014年2月、4月工资，缺少证据证明。（三）生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由于用人单位在掌握证据方面存在优势，使得劳动者在诉讼中举证存在一定困难。金星啤酒公司制定、掌握控制着《金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手册》、邵彦伟的《内部人事档案》等能够证明其入职时间的证据，但拒不履行举证义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该公司提供上述证据材料。综上，邵彦伟依法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新证据。邵彦伟申请再审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系其从网上打印，金星啤酒集团手册与贾前进登记表均非原件，上述证据内容和本案邵彦伟与金星啤酒公司劳动争议之间缺乏关联性，故其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不能成立。（二）1.郑州市社会保险局管城分局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邵彦伟参加工作日期是2008年4月1日，金星啤酒公司自2008年4月起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故生效判决认定双方自2008年4月起建立劳动关系并无不当。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通桥支行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邵彦伟2014年2月、4月份的工资由该行代金星啤酒公司发放，故生效判决对邵彦伟要求支付2014年2月、4月份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邵彦伟主张其于1995年5月在金星啤酒公司（原河南金星啤酒厂）工作，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用工之日是上述日期，故生效判决对其主张未予采信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邵彦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百福
审 判 员 王锡芬
代理审判员 王 峰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赵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