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温民终字第17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乙（又名陈晓映）。
原审被告：张某。
原审被告：陈某丙。
原审被告：陈某丁。
上诉人陈某甲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4）温鹿东民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5日依法受理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陈某甲申请合议庭人员回避，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5日开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某甲、被上诉人陈某乙、原审被告张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某丙、陈某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陈某乙与被告张某、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系兄弟姐妹关系。原、被告父亲陈麟于1965年因犯罪被判刑，1981年刑满释放后由原告陈某乙照顾生活，于1983年12月亡故。1981年7月，陈麟向温州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房屋继承诉讼［案号为（81）西民字第23号］，要求继承其父陈卓骧（1964年亡故）名下的房屋，案经一、二审判决，陈麟继承了陈卓骧名下的部分房屋。之后，陈麟于1983年6、7月间将其继承所得的房屋以5200元的价格出卖给他人。
1981年10月10日、1982年2月7日、1982年7月7日，陈麟共写下四份遗嘱，其中写于1982年7月7日的二份遗嘱分别写道：“我在青海十六年，唯有女儿陈晓映女婿袁德忠写信与我，并经常给我衣服药品及生活用品，我从青海遣返回来，儿子陈建设、陈某甲、陈乐明、女儿陈某丁均不愿认我，不管我死活，唯有陈晓映收留，每日三餐无缺延医治痛，照顾，深为感动，我现年迈，如风中残蜡，随时灭止，现立遗嘱凡陈卓襄遗产房屋，今按法律判决交由其女儿陈晓映继承所有，其它子女陈建设、陈某甲、陈乐民、陈某丁无份……”，“我在青海十六年，唯有女儿陈晓映女婿袁德忠，写信与我并经常给我寄来衣服药品和生活用品，我从青海回来，儿子张某陈某甲陈乐鸣女儿陈某丁，不认我不管我死活，只有大女儿陈晓映、女婿袁德忠收留我，每日三餐，寻医找药，给我治疗疾病与照顾，我深为感动，我年迈，如风中残蜡，随时即灭，现我立下遗嘱，凡陈卓襄的遗产房屋，按法律分给我继承的全部由，归交我大女陈晓映、女婿袁德忠所有，其它子女张某、陈某甲、陈乐鸣陈某丁无份……”。1982年7月8日，陈麟写下一份委托书，写明“我于1982年在温州按法院判决给我的私房我已出卖给史卓尼，因房产权未过户委托女儿陈晓映善后处理由其自便，它人不得争议……”。
1984年12月，陈卓骧名下被国家经租的坐落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253号、古炉巷26弄3号（地籍号：信河段472号，建筑面积85.85平方米）房屋由政府发还产权。
2010年5月，陈卓骧、杨育范（1970年亡故）夫妻的继承人就上述房屋的继承问题发生诉讼［一审案号为（2010）温鹿民初字第1292号］，原告陈某乙与被告张某、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均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该案经一审判决，确定陈麟享有的上述房屋应继份额折价款318490元由陈某甲、陈某丙、张某、陈某乙、陈某丁转继承。陈卓骧遗产继承纠纷案一审判决后，陈某乙提起上诉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新证据即陈麟的遗嘱，要求单独继承陈麟对上述房屋享有的继承份额。因陈某乙在陈卓骧遗产继承纠纷案一审期间未向法院陈述陈麟生前立有遗嘱的事实并对该事实进行举证，二审法院综合考虑该案的实际情况，不对陈麟的遗嘱作出认定和处理，同时明确陈某乙、张某、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可就该共同财产的分割另案主张权利。
2014年6月30日，原告陈某乙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审理期间，被告方不申请对陈麟的遗嘱进行鉴定。原告陈某乙的丈夫袁德忠表示放弃受遗赠。
原审另查明：陈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与原、被告母亲张莲英办理了离婚手续。1982年间，陈麟曾向衢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履行赡养义务，后撤回起诉。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遗嘱》、《委托书》、（2013）浙温民终字第884号《民事判决书》、购房款收条、衢州市人民法院衢法（82）市民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2）民上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判认为，陈麟作为陈卓骧、杨育范的法定继承人，对陈卓骧名下坐落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253号、古炉巷26弄3号房屋享有继承权，故（2013）浙温民终字第8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的上述房屋应继份额折价款318490元属于陈麟的遗产。陈麟亡故后，上述房屋的应继份额折价款318490元依法应由其继承人继承。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陈麟生前曾立下自书遗嘱对其继承的陈卓骧遗产进行处分，指定由原告陈某乙及其丈夫袁德忠继承，该自书遗嘱符合我国继承法规定的要件，合法有效。因袁德忠在审理中表示放弃受遗赠，故陈麟的遗产应由原告单独继承。被告张某、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对陈麟的自书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又不申请鉴定，故对被告方的上述异议不予采纳。
虽然陈卓骧名下被国家经租的坐落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253号、古炉巷26弄3号房屋直至陈麟死后才由国家发还产权，但该房屋的应继份额折价款318490元仍属于陈麟的遗产，而从陈麟于1982年7月7日所立的自书遗嘱的内容可以确定陈麟生前的意愿是要将其继承的陈卓骧名下房屋份额全部交由原告继承所有，而没有限定时间，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继承人陈麟享有的坐落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253号、古炉巷26弄3号房屋的应继份额折价款318490元由原告陈某乙继承所有。案件受理费6077元，减半收取3038.5元，由原告陈某乙负担1519.5元，由被告张某、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负担1519元。
一审宣判后，陈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陈某甲上诉称：一、原判认定陈麟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事实不清。陈麟是1979年距徒刑期满释放前三个月突然患脑血栓中风疾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需人照料，没有过多长时间左腿和右手整肢肌肉萎缩整个人型成佝偻形状，不能挺直躺在床上，同时大脑细胞大面积损伤并发精神异常方面的疾病即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不能辨别、判断事物，不能表示真实意思。监狱方面一直都为他医治，其病历书上都有诊断记录。1981年5月监狱方面护送陈麟到衢州由被上诉人陈某乙接收并办理接收手续，和被上诉人居住在一起，1983年12月陈麟病故。在患病期间，陈某乙是陈麟监护人又是法定代理人，陈麟一切有关法律事务都由被上诉人代理，如温州市西城区人民法院（81）西民字第23号继承纠纷，中院（82）民商字第35号继承纠纷，82年的陈麟子女的赡养纠纷，83年的陈麟继承所得的房屋出卖给他人等等，上诉人质疑所谓“五份”遗嘱也是被上诉人书写代理。一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对陈麟的“五份”遗嘱有效性、真实性提出异议，要求按照医学病历鉴定，确认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不申请笔迹鉴定，因为笔迹本身就是被上诉人伪造的笔迹，陈麟因瘫痪无书写能力，又有严重的痴呆症不能判断不能辨别是非，因此上诉人认为没有申请笔迹鉴定的必要，而是请求法院对陈麟有无遗嘱能力先做出确认。二、原判法律适用不当。1、上诉人祖父陈卓骧名下的遗产共发生两次继承，两次遗产继承分割时间间隔长达三十多年。第一次是1982年陈卓骧名下的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私房改造后留给自己家人居住的房产（留房），上诉人父亲陈麟八二年继承后，即被被上诉人陈某乙以“卖房治病救命”的借口卖掉，拿到卖房款五千贰佰元后，没有给陈麟治病，陈麟也马上死亡了，该钱至今仍在被上诉人陈某乙处代为保管，没有继承分割给陈麟的其他子女继承。第二次就是陈卓骧名下本案涉及到的房屋折价款叁拾壹万捌仟肆佰玖拾元人民币。原判认定“虽然陈卓骧名下被国家经租的坐落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253号，古鹿巷26弄3号房屋直至陈麟死后才由国家发还产权，但该房屋的应继承份额折价款为318490元仍属于陈麟的遗产。”上诉人对该项认定不服，并认为该认定缺乏法律依据，认定不当。从事件上来说，陈麟死亡在先（83年12月死亡），国家发还陈卓骧名下的房产权在后（84年12月），遗产的继承分割时间在（2004年6月份），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等五人系陈麟的子女，由于陈麟早已死亡（1983年12月份），上诉人是陈麟法定继承人，是继承陈卓骧的遗产不是陈麟的遗产，其继承关系是转继承关系。转的是陈麟继承其父亲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即继承权转移，不是其父亲遗产的本身。上诉人认为陈麟死亡后其继承权的转移和陈麟生前继承其父亲遗产的转移是不同性质的转移，前者是继承权利的转移即继承资格转移，后者是遗产所有权的转移即财产所有权转移。转继承的继承遗产的权利根据《继承法》第五十二款的规定，本案不适用。2、遗嘱是无效的，理由有四点：（1）诉讼法第三条以及继承法的第十六条相关规定，遗产是自己生前的个人合法财产，遗嘱是将生前个人财产预先处理，以便在死后生效的法律行为，无论是什么财产，都必须是个人生前财产；（2）原判将陈麟的意愿当做了遗嘱，法律上的遗嘱一定是要生前的遗产，其他的遗嘱都不是遗嘱；（3）这份遗嘱也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违反了《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3、遗嘱违反了《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两年是短时效，二十年是长时效，从陈麟死亡到现在已经是30多年，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七十五款相关规定，长时效不适用中止，延长情况。遗嘱继承的时效已过，不得提起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陈某乙口头答辩称：一、关于陈麟不能手写的问题，对方需要提出相应的证据，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证据，就是当时广场路居委会出具证据证明陈麟写“我因病行动不能自如，产权出让委托大女儿陈某乙办理”，还有1982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2）民上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有陈麟的手写委托书，还有衢州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82）市民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还有衢州市公证处证明陈麟签字属实的委托书。关于陈麟是否属于痴呆问题，被上诉人认为陈麟头脑清醒，虽然脑血栓中风疾病引起半身瘫痪，但是思维清楚敏捷，在医学上可以调查，脑血栓中风疾病引的瘫痪是不是都是痴呆？二、至于上诉人所谓的继承权转移问题，由法院根据法律处理。被上诉人就是想说，陈麟不是“白痴”，遗书是他自己写的。
原审被告张某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其他原审被告未提供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审核了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并经询问当事人后，对原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依法另确认以下事实：1981年7月，陈麟向温州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要求继承其父陈卓骧在温州市广场路的留房后，于1981年10月10日即立下遗嘱，该遗嘱写到“我此次青海归来，家中无人收留，其子女说已随母姓，父死已十五年，长女晓映慈悲心肠，收容我，生活上关心，每日三餐无缺，疾病医治，此次赴温搞祖遗遗产，更辛苦劳累，毫无怨言，使人感动，我年迈如风中残蜡，不知那日即灭止，所以在目前有生之年，将此次法院分配应得产业，写好给长女晓映继承，其余子女无份，立此遗嘱，此据。父陈麟亲笔81.10.10”。1982年2月7日，陈麟再立遗嘱“我在青海十六年，唯有女儿陈晓映女婿袁德忠经常寄衣服与药品，维持生活。此次从青海遣返，原儿子及小女概不收留，幸有大女儿收留，并予治病，现一年余，每日三餐无缺，并将我送温搞父亲遗产，现将其法律判决应得遗产给女陈晓映继承，恐无凭，立此为据，其三个儿子及小女无份，82.2.7，麟。”
西城区人民法院于1982年3月4日就陈麟继承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5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1982年6月29日，西城区人民法院将陈麟应继承的房产执行给陈麟（陈晓映作为委托人到场接收房产）。陈麟并委托其女陈晓映办理产权分户手续，市中街道进步居委会于1982年6月30日在陈麟委托书上盖章证明。陈麟于1982年7月7日再立下两份遗嘱，内容见原判事实认定部分。陈麟于次日即7月8日，写下一份委托书，委托女儿陈晓映处理房屋出卖善后事宜。1982年8月16日，陈麟再次写下委托书，委托陈晓映办理房屋出卖手续，该委托书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同年，陈麟向衢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张某、陈某甲、陈乐明（即本案被告陈某丙）、陈某丁履行赡养义务，因被告同意履行赡养义务而撤诉，衢州市人民法院于1982年12月28日裁定准予撤诉。1983年6、7月间，诉讼所得房产出卖手续办理完毕。陈麟于1983年12月亡故。1984年12月，陈卓骧名下被国家经租的房屋由政府发还产权，并于2002年因城市建设被拆迁，并引发本案纷争。
本院认为，就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陈麟1982年7月所立遗嘱真实性问题。1、陈麟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根据1982年8月23日衢州市公证处公证书，可以证实在1982年8月23日陈麟尚有民事行为能力；同时根据1982年3月4日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82年5月26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以及1982年12月28日衢州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内容，陈某乙均仅是陈麟的诉讼代理人而非法定代理人，也可以推知陈麟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遗嘱能力属于民事行为能力之一。上诉人称，陈麟无遗嘱能力，缺乏相应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2、陈麟意思表示真实。从1981年10月10日、1982年2月7日、1982年7月7日等四份遗嘱看，其内容前后关联，前因后果表述清楚，从内容上无法得出存在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情形存在。上诉人陈某甲称遗嘱不真实，既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也拒绝申请对遗嘱笔迹进行鉴定，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对遗嘱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二、本案是否属于继承权转移，即本案当事人是直接继承爷爷陈卓骧遗产，还是继承父亲陈麟遗产。
上诉人认为陈麟死亡在先（1983年12月死亡），国家发还陈卓骧经租房产权在后（1984年12月），遗产分割时间更在后。因此，上诉人应直接继承陈卓骧遗产，本案继承法律关系是继承权转移，而不是原判认定的继承再继承关系。如直接继承陈卓骧遗产，则应适用法定继承，而不是遗嘱继承。
本院认为，陈卓骧死亡在先，陈卓骧之子陈麟死亡在后，则陈卓骧财产继承只能发生财产转继承关系，并不能发生继承权转移关系。首先，房屋产权发还时间的先后，并不影响继承关系法律性质的认定。陈卓骧经租房产权发还时间虽在其死亡之后的1984年，但该物权取得时间应当追溯到陈卓骧最初权利取得之时，而绝非1984年。1984年陈卓骧已死亡，作为民事主体已不复存在。在陈卓骧1964年死亡之前，经租房属于陈卓骧所有，当无异议，只不过是由国家统一出租，陈卓骧行使权利受到了限制或根本无法行使。其次，1964年陈卓骧死亡后，陈麟对其父遗产继承始于其父陈卓骧去世之时的1964年，而非国家将房屋产权发还其名下的1984年。1983年陈麟死亡时，该房屋共有权再次发生继承。因此，本案当事人直接继承的系其父陈麟遗产，而非陈卓骧遗产。
上诉人认为本案系继承权转移的说法，与法律不符，不予采纳。
三、陈麒于1982年7月所立遗嘱的内容是否涵盖了“陈麒对1984年发还的经租房继承份额”。
陈卓骧1964年死亡时，经租房权利即转由其继承人共有，该事实属于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陈麒是否意识到，陈麟均已是该房屋合法共有人。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超过政策规定面积的房屋由国家统一经租，这是当时国家政策，按照社会常识，普通民众应当知晓。陈麒作为陈卓骧之子，对其父辈房产被国家经租应当知晓，同时并无证据表明陈麒有放弃父辈经租房的意思表示。综上，陈麟立遗嘱时应当知晓父辈经租房的存在。
陈麟于1982年7月7日所立遗嘱中写明“凡陈卓襄的遗产房屋，按法律分给我继承的全部由，归交我大女陈晓映、女婿袁德忠所有。”从遗嘱内容文义解释上看，“凡”陈卓襄的遗产房屋，应当包括了全部陈卓襄的遗产，本案诉争财产也符合“按法律分给我继承”的含义。如果对遗嘱作出缩限解释，将“陈卓襄的遗产”解释为特指“1982年通过法院诉讼所获得的部分遗产”，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显然并不合适。陈麟于1982年7月7日立遗嘱时，一二审法院就留房继承诉讼已结束，判决内容已经确定，如果有所特指，则陈麟完全可以在遗嘱中表述清楚。
综上，应理解为陈麟遗嘱已涵盖了应继承的所有陈卓襄遗产房屋。
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陈卓骧1964年死亡时，其遗产经租房属于陈麟等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共有。陈麟虽立下遗嘱将自己财产归其长女继承，但该财产一直未分割，仍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并不存在侵权之事实。在陈卓骧的继承人未就陈卓骧的财产进行诉讼分割之前，陈某乙对其父陈麟的上述财产并没有实际取得，陈某乙此时对自己兄妹主张权利排除存在障碍。2010年5月，陈卓骧、杨育范夫妻的继承人就上述房屋的继承问题发生诉讼，原审法院作出（2010）温鹿民初字第1292号判决，确定了陈麟享有的应继份额，同时该案件二审判决确认陈某乙、张某、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可就该共同财产的分割另案主张权利。陈某乙及时提出了财产分割之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最后，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均为同胞兄弟姐妹，应互相谦让，和睦相处，不应为争遗产伤了感情。父陈麟1965年被判刑之前，与母张莲英已早离异，除张某（跟其母张莲英生活）外，陈某甲、陈某丙、陈某丁均尚年幼，在其成长岁月中，难享应有的父母之爱，而且还承受巨大压力。在陈麟服刑期间，我国处于特殊的政治历史时期，即使其1981年刑满归来，因其特殊身份，子女未能很好尽到赡养义务，也情有可原。作为大女儿，陈某乙尽到了应尽赡养义务，实属可嘉。但其在继承官司胜诉，获得应得遗产后，仍应不忘手足之情，今后互谅互助。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6077元，由上诉人陈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宇
审 判 员 吴跃玲
代理审判员 钟志亮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刘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