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3民再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玉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理铭，男，汉族，1970年12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南段****弄**号***室。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云，河北渤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树堂，男，1961年4月8日出生，满族，工人，住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清，河北清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士才，男，1969年3月2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刘海春，男，1958年4月5日出生，满族，无业，住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
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顺达公司）与郭树堂、任士才、刘海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冀0321民初2157号民事判决，鑫顺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冀03民终410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鑫顺达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7）冀民申452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鑫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理铭、陈丽云，刘海春、任士才、郭树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顺达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3民终4100号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民间借贷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案件应当就借贷金额、交付方式、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进行查清后予以认定，而不应当仅凭不能确定真假的借条或欠条就认定借贷事实的存在。本案涉及借贷金额765500元，金额巨大，但庭审中，被申请人郭树堂及其代理人无法出具任何郭树堂给再审申请人的打款凭证，对借贷事实描述不清，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2、从借款时间和借款金额上看，从2012年2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申请人郭树堂主张共计9笔借款，多则几十万，少则数万，共计765500元之多。且不说郭树堂有没有借款能力，但本案的全部借款都是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来源也无法说清，对于如此大额的借款来说也是明显不符合常理。3、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刘海春以申请人的名义从被申请人郭树堂处借款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首先作为一家公司来说，只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公司授权的人员才有资格代表公司从事借贷等民事法律行为，其他任何个人都无权代表公司，特别是增加公司的负债行为更是如此。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刘海春自认为是以鑫顺达公司的名义从事了借款行为，那么应当对该借款的取得方式、花费经过等进行举证证明，以证明刘海春确实是将借款用于公司的实际经营了。但通过庭审可以看出，刘海春根木就不能将该借款的来源及走向予以说清。4、本案中法院认定证据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主观态度来加以评判，忽视了证据的客观性。这明显是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作为借款经手人的任士才在庭审中却说本案的诉争款项是被申请人刘海春的技资股份的钱，钱是怎么来的也不清楚，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上述这些既不符合常理又前后矛盾的事实只能说明本案的借款事实根本就不存在。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以及申请人前几条所述，郭树堂对借款事实无法说清，刘海春出具的借条或收条存在伪造的可能。因此，二审法院没有就本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经济状况等事实予以查清是，明显违反《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的。被申请人郭树堂提交意见称，1、申请人混浠了鑫顺达公司与刘海春之间的关系，企图逃避民事责任。刘海春能够以公司名义借款，并出具借条，民事责任应当由鑫顺达公司承担。鑫顺达公司称被申请人无法出具给公司打款的凭证，以此否认借款，这无疑是说只有打给单位账户的借款才属于借款，否则单位不负担。这是对单位民事行为能力的缩小解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郭树堂已经对于借款的事实完成举证义务，且与鑫顺达公司的经营相印证。被申请人与刘海春系朋友关系，考虑到给朋友帮忙，并且如果及时付息，也会有收益。于是多次借款，自资金不足时，又找到亲友借款。对于这些借款，被申请人基本证明了出借每一笔资金的情况，且在庭审中，刘海春都能够说明其资金的具体用途，被申请人已经完成举证义务，这些借款与刘海春主持经营期间的状况相吻合。
刘海春、郭树堂、任士才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刘海春与被告鑫顺达公司股东刘文凤、王某、张理铭签订转股协议，刘文凤将其在鑫顺达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刘海春，王某和张理铭将其在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的60％的股份转让给刘海春，但双方均未到有权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登记。2012年2月，刘海春作为被告公司大股东开始经营被告鑫顺达公司。此间，刘海春以被告鑫顺达公司名义从原告处借款，借款共9笔总计人民币765，500元，同时，为原告出具借条或者收条等借款凭证。其中，四张借条加盖有被告鑫顺达公司公章，借款总额为人民币660,000元，分别如下：1、2012年2月1日借款120,000元；2、2012年2月17日借款240,000元；3、2012年5月24日借款200,000元；4、2012年9月24日借款100,000元。上述借款均载明月息5分或5分利。其余五张借款凭证均没有加盖被告鑫顺达公司公章，借款凭证由刘海春经营鑫顺达公司期间任命的会计任士才出具，载明收款的金额以及用途，总额为105,500元，具体如下：1、2012年9月12日，收到人民币30，000元，5分利；2、2012年9月28日，收到人民币50，000元，月息5分；3、2012年11月9日，收到人民币10，500元；4、2013年1月7日，收到人民币5，000元；5、2013年1月14日，借到人民币10，000元。被告任士才、第三人刘海春对上述借款的数额、交付均无异议，其认可用于鑫顺达公司的经营，被告任士才亦认可刘海春经手所借款项用于被告公司的生产经营，并在其出具的借款凭证中有记载。
一审法院认为，一、第三人刘海春经营行为的认定。第三人虽未经注册登记为被告鑫顺达公司的股东，但其依据转股协议书，经营鑫顺达公司，同时对外经营身份为鑫顺达公司，结合本案证据，足以认定。二、借款主体的认定。1、被告任士才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认定。第三人在公司经营期间，为公司经营需要，从原告处借款，上述借款的凭据虽未全部加盖公司公章，但是被告任士才出具收据或借条的行为，得到实际经营人即本案第三人刘海春的认可，故上述未加盖公司公章的债务亦应认定为公司债务，而不是任士才个人债务，故被告任士才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2、被告鑫顺达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认定。案涉借款，原告、被告任士才以及第三人均认可已经交付，且使用主体为鑫顺达公司，其中660000元的借款凭证中加盖有鑫顺达公司的公章，故能够认定刘海春经营鑫顺达公司期间，以鑫顺达公司名义向原告借款。综上，上述借款包括被告任士才出具凭证的借款人民币105500元在内共765500元应由鑫顺达公司偿还。三、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应否支付借款利息的认定。1、本案中，在借条或者收条中虽对借款人民币共740000元约定月利5分，但该约定违反法律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给付的规定，故应依当时的法律确定利率的标准即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2、对于借款人民币25500元，借款凭据中未载明借款期限以及利率，视为对借款利率没有约定，但对于逾期利息，被告鑫顺达公司依法应该支付。逾期利息的利率亦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原告提起诉讼的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故确定该日期为逾期日。综上，对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也从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第三人向原告借款的辩解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信；对原告要求被告鑫顺达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任士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因证据不足，原审未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遂判决：
一、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郭树堂人民币765,5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1、以人民币12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2月1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2、以人民币24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2月17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3、以人民币20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5月24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4、以人民币10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9月24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5、以人民币3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9月12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6、以人民币5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7、以人民币25,5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4年7月25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上述利率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如超出，则以年利率24%计算）；
二、驳回原告郭树堂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64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644元，由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2012年2月，刘海春开始参与鑫顺达公司的生产经营。在生产经营期间，由鑫顺达公司的员工任士才出具借款凭证，经刘海春从郭树堂处借款，借款共9笔总计人民币765500元，其中四张借条有鑫顺达公司加盖的公章，借款总额为人民币660000元，其余五张借款凭证均没有加盖鑫顺达公司公章。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涉案的九笔借款，鑫顺达公司的员工任士才及参与鑫顺达公司生产经营的刘海春认可收到借款，应认定郭树堂已履行了出借义务。在涉案的九笔借款，其中有四笔借款凭证上有鑫顺达公司加盖的公章，应认定鑫顺达公司对该四笔借款认可，应对该四笔借款共计660000元承担还款责任。其他五笔借款为鑫顺达公司的员工任士才出具，经刘海春向郭树堂的借款，虽载明用于公司经营等内容，但在借款凭证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其二人不能代表公司向郭树堂的借款，刘海春和任士才认可收到借款，对该五笔借款共计105500元，应由刘海春和任士才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所不当，处理结果有所不妥，应予纠正。遂判决：
一、撤销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冀0321民初21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维持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冀0321民初21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郭树堂人民币660000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2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2月1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以人民币24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2月17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以人民币20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5月24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以人民币10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9月24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上述利率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如超出，则以年利率24%计算)；
四、刘海春、任士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郭树堂人民币105000元及利息(以人民币3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9月12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以人民币500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以人民币25500元为本金，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计息期间自2014年7月25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之日止。上述利率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如超出，则以年利率24%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64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644元，由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644元，由青龙满族自治县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查明，鑫顺达公司提交任士才电话录音证据一份及到庭证人王某一名。
一、录音证据用以证明任士才不知道刘海春从谁手里借的钱，刘海春的借钱行为是个人行为，刘海春对本案的诉讼是虚假诉讼。
任士才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审也是这么说的，刘海春主政鑫顺达公司期间为了公司能够运转借了钱，刘海春也没告诉他是从哪里借的钱，但是钱都用于公司当时的支出了，其本人时任该公司会计，钱的花销处都有账可查，该流水账后来都交给了张理铭。
刘海春质证称，当时借钱没告诉过任士才，他不知道我从哪借的钱正常，所借的钱都用于公司当时的经营了。
郭树堂质证称，这个录音和以前原审任士才说的一致，无异议。
二、证人王某证言称，刘海春从宋金处借款是入股款并非借款，刘海春将公司公章偷走大约20小时，加盖公章的借条应该是刘海春偷盖的。其在原审时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以这次庭审为准。
郭树堂、任士才、刘海春对证人王某的证言不予认可。
又查明，刘海春出具银行转账凭条一张，用以证明宋金向其银行卡转账12万元的事实。
郭树堂、任士才对该证据无异议。
鑫顺达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该证据非原件且转款日期在2012年2月1日，刘海春与张理铭、王某签订转股协议是2月2日，不可能在其未成为股东前就借款。
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任士才的录音应予以认定，双方对此无异议，况且该证据所显示的内容原审时任士才亦认可，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无变化。但鑫顺达公司以此证明刘海春借款未用于公司支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任士才时任鑫顺达公司会计，其负责记载公司钱款往来，刘海春作为时任公司最大股东为了公司运转，借款后用于公司经营其从何处借钱不必要告知任士才。王某的证言本院不予确认，王某在原审时，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明及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与本次庭审时所作证言前后不一致。刘海春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宋金向其银行卡转账的事实与其原审陈述相符合，能认定刘海春借款的事实。
本院再审认为，涉案的九笔借款，其中有四笔借款凭证上有鑫顺达公司加盖的公章，鑫顺达公司称该公章为刘海春偷盖，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2012年，刘海春与鑫顺达公司股东刘文凤、王某、张理铭签订转股协议，刘文凤将其在鑫顺达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刘海春，王某和张理铭将其在鑫顺达矿业有限公司的60％的股份转让给刘海春，但双方均未到有权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登记。2012年2月，刘海春作为该公司大股东开始经营鑫顺达公司。时任公司会计的任士才对刘海春经营期间所借款项是否用于公司支出最为清楚，案涉借款的借据均有经手人任士才签名，并加盖鑫顺达公司公章，任士才亦认可借款的出处和去向。综上，本院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鑫顺达公司再审申请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冀03民终410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冠军
审判员 魏晓龙
审判员 张培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