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259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兴龙，男，1969年4月24日出生，住陕西省富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雅琴，西安市莲湖区土门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栓柱，陕西医帆法律咨询服务部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陕西远声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48号创业广场B座1603室。
法定代表人：贺昭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东，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陕西华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北关方新村纬二十九街商住楼2-1-202。
法定代表人：贺昭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东，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陕西助邦绿色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含元路158号保亿风景大院4幢305室。
法定代表人：贺昭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东，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陕西沃森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河西镇（畜牧兽医站院内）。
法定代表人：贺昭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东，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兴龙因与被申请人陕西远声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声公司）、陕西华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公司）、陕西助邦绿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助邦公司）、陕西沃森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森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兴龙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七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1.裁定撤销原判决；2.对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立案再审；3.提审本案，依法改判支持王兴龙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4.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鉴定费全部由远声公司等四公司承担。具体理由如下：
1.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一，原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认定错误。本案涉及的四笔借款，王兴龙均通过银行转账实际交付远声公司银行账户及法定代表人银行卡，远声公司在一审庭审及提交的证据中均承认收到本案四笔借款资金，但否认借款关系，辩称所收资金系李清投资款和往来款，但未提供对王兴龙有效的客观证据证明所收资金系其他债务，仅提供其公司内部做账凭据作为抗辩依据，而这系单方行为，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原判决不采信远声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据、确认函、股东会决议以及司法鉴定报告等大量客观证据，却依据无签字的远声公司内部做账凭据推定李清出具的借款手续虚假，并认定李清有转移个人债务嫌疑，纯属主观臆断。尤其第四笔1344万余元借款，双方均认可此款用于代偿远声公司的担保客户，原判决却认定不是给远声公司的借款。第二，原判决认定借款合同与借据存在虚假可能，认定错误。一审司法鉴定意见已对借款合同、借据、确认函、股东会决议等重要证据作出了客观结论，远声公司收到钱是真实的，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据也是真实的，公章的使用是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与涉案借款无关。合同、借据虽为事后补签，但系远声公司法定代表人经办，是借贷双方对借款手续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借款关系的再次确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三，原判决认定确认函系虚假的，属认定错误。确认函在前，签合同在后，一、二审庭审已查明签合同经过，原判决却对此事实未描述清楚，函中根本未提到借款合同，原判决按假设事实作出确认函虚假、无证明效力的认定。原判决还认定王兴龙2011年11月29日给远声公司的汇款是代李清缴存的投资款，仅凭远声公司单方提交的内部财务资料，对王兴龙没有效力。第四，原判决认定2014年4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不具有对外效力，属认定错误。远声公司在2014年4月9日给王兴龙出具股东会决议时，远声公司三个股东未退出、未发生变更，该股东会决议上列明的股东为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而无科润公司。符合实际情况，合法无误。股东会决议是专门出具的继续使用借款本息的凭据，是再次确认借款本息的债权凭证，提供给王兴龙就是远声公司的承诺，具有法律效力。第五，原判决对远声公司股东、远声公司股东的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做出王兴龙“明知、视为认可”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王兴龙虽曾被聘为远声公司工作人员，考勤表、工资表虽显示聘用时间为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实际在2013年9月，王兴龙已离开，但王兴龙并不是远声公司股东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其股权转让协议将远声公司对其所负债务如何处理。第六，原判决对王兴龙在远声公司任职时间、职务、职责等事实的描述不准确。王兴龙实际在远声公司任职时间是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远声公司提交的2012年1月17日王兴龙签字的《远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所载王兴龙拟任执行监事职务，该表申报单位意见栏空白，表明远声公司并未审批同意王兴龙任执行监事；王兴龙仅为远声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职务名称与其他工作人员互有冲突和重叠，但均未在公司章程和工商部门进行备案，不属于法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七，原判决以远声公司提供的2012年5月8日股东承诺书、股东会决议及财务报告确认书等为依据，推定王兴龙对远声公司有投资错误。2012年5月8日的股东承诺书、股东会决议，均为远声公司制作的拟作为申报金融部门的资料而未实际使用，无实际意义，且没有盖章，并未生效，决议事项未执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兴龙是股东，并对远声公司进行投资控股。财务报告确认书不真实，形式不完整，记载内容为2014年3月31日远声公司账面情况，落款处甲方一、二、三均无任何人签字盖章，也无李清、王兴龙签字，王兴龙对此真实性不认可。第八，原判决认定“三份借款合同涉嫌伪造”“高新分局对李清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予以立案侦查”错误。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载明：决定对远声公司被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侦查。原判认定是对李清涉嫌伪造公章立案侦查不正确。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推翻一审认定，却没有依据任何实体法。本案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有关司法解释作出判决。3.二审合议庭组成不合法。首先，法院的研究室不是审理民事案件的庭室；其次，二审法院给王兴龙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中，告知由王琪轩担任主审法官，但之后未另行通知却是尤青担任主审法官；再次，尤青以前是刑庭法官，从未审理过民事案件，对其二审所做判决王兴龙不认可。
远声公司答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具体理由如下：1.王兴龙为远声公司等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隐名股东，操控李清、南晓莹、李纬朴等人，掌管着四公司的印章，审批公司核心业务，决定人事变动与财务审批等。李清等人的费用报销等开支、公司保证金、担保费等均由王兴龙审批。2.王兴龙提交的证据系伪造。王兴龙所主张的四笔款项，均非王兴龙给远声公司的借款，其作为远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必然向公司出资，并非借款。在股权转让后，其又与法定代表人李清恶意串通，达到非法占有远声公司财产的目的。更何况，借款合同并非形成于借款当时，而是2014年后补签，2014年系其与汪冠民、贺昭昭商谈转让股权之时。更何况，合同的形成时间也是其一面之词。3.一审笔录中，证据形成时间自相矛盾。二审笔录中，王兴龙承认提交了编号为20121203的合同原件，而一审时，则称收回款项后，原件交还给了公司。二审称归还的400万元是本金，一审时称归还的是利息。华盈公司印章销毁的时间为2012年8月16日，王兴龙承认的2014年初补充的证据无法加盖公章。王兴龙承认持有两份编号为20121203的借款合同，承认2015年1月30日和2015年2月2日各200万元是归还20121203的借款。2013年6月4日王兴龙自批自领6月5日记账的400万元，用于归还20120817/20120424的借款。但是2014年底王兴龙依据该两份借款合同指使罗其刚等人索要款项，足以说明，王兴龙通过向远声公司投资从而成为实际控制人。3.本案涉及刑事犯罪。2016年3月29日庭审时，王兴龙交于远声公司的编号为20121203的借款合同与借据上加盖了四公司印章；2016年12月20日庭审时，却换成了只有远声公司印章的合同。王兴龙伪造证据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王兴龙又申请再审，纯属浪费司法资源，构成虚假诉讼，应予以追究。远声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于2015年1月30日和2015年2月2日分两次向王兴龙转款400万元，后发现借款合同上华盈公司印章系伪造，该案在高新路派出所已立案。王兴龙应向远声公司退还该400万元。
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共同答辩称，同意远声公司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王兴龙主张的借款共如下四笔：1.王兴龙与远声公司在载明日期为2011年12月21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借款400万元，借款月利率2％，借款期限自2011年12月21日至2012年12月20日。合同有王兴龙签名，远声公司盖章，并加盖其法定代表人吴荣麟名章。王兴龙于2011年12月22日向远声公司转账400万元，远声公司出具400万元的借据，确认收到该款，该借据有远声公司盖章，并加盖其法定代表人吴荣麟名章。2.王兴龙与远声公司在载明日期为2012年11月29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借款150万元，借款月利率2％，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29日至2013年11月28日，借款日期以借据为准。合同有王兴龙签名，远声公司盖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李清签名捺印。王兴龙于2012年11月29日通过银行向远声公司指定收款人李清账户转款150万元，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据并确认收到该款项，远声公司在该借据加盖公章，其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清在该借据上签名及捺指印。3.王兴龙与远声公司在载明日期为2012年12月3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借款400万元。借款月利率2％，借款期限自2012年12月3日至2013年3月2日，借款日期以借据为准，合同有王兴龙签名，远声公司盖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李清签名。王兴龙于2012年12月3日向远声公司转账300万元；于2012年12月7日向远声公司转账100万元，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出具了300万元及100万元的借据，确认收到上述款项。远声公司在该两份借据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李清在该两份借据上签名及捺指印。2015年1月30日、2月2日，远声公司两次给王兴龙汇款各200万元。4.王兴龙与远声公司在载明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借款13947241.34元。借款月利率2％，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3月1日，借款日期以借据为准。王兴龙在合同上签名，远声公司盖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李清签名、捺印。2013年12月31日，王兴龙向远声公司汇款746.4万元，以远声公司名义、现金交款方式交款两笔，分别为6033241.34元及45万元。王兴龙履行相关转款义务后，远声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王兴龙出具了13947241.34元的借据确认收到该款项，远声公司在该借据加盖公章，其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清在该借据上签名及捺印。上述四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均在合同上加盖公章。
2014年1月6日，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出具确认函，载明：王兴龙，我公司在2011年12月22日、2012年11月29日、和2013年（2012年）12月3日、2013年12月31日向你借款四笔，金额分别为400万元、150万元、400万元和13947241.34元，本金合计23447241.34元。上述四笔借款截止出具本函之日利息分别为196.533万元、39.9万元、104万元和7.438529万元，利息合计347.871529万元。确认函加盖远声公司印章，并由时任远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清签名、捺印。
远声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参加人：吴惠智、缪海滔、吴秋平、李清，召集人李清，共4人参加，代表100％表决权，经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决议内容：1.同意向王兴龙借款貳仟捌佰叁拾叁万元整，期限为十八个月，具体条款以相关的借款合同和借据为准。三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远声公司时任股东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在该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公章；远声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清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及捺印。
2012年3月18日及20日，远声公司通过董事会决议及股东会决议，将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吴荣麟变更为李清。远声公司于2014年10月8日免去李清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同时选举贺昭昭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一审审理中，远声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清曾到法院，对远声公司与王兴龙在本案的全部借款、远声公司于2014年1月6日向王兴龙出具的确认函以及远声公司2014年4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均认可属实。李清还称远声公司曾聘王兴龙为工作人员。
2014年6月20日，李清的丈夫吴秋平等四人与贺昭昭等六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的全部股权，协议对远声公司及其股东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债务处理进行了专门约定，约定除列明的债务外，远声公司等四公司均无其他债务，列明的四笔债务中并没有对王兴龙的债务；约定远声公司代偿客户的2190万元资金从远声公司剥离，由吴秋平、李清自行处理，远声公司予以协议解决。该协议签订后，华盈公司、沃森公司、助邦公司于当月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手续，远声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
关于第1笔款项，即载明日期为2011年12月21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远声公司向王兴龙借款400万元。远声公司提交委托书、收款收据，载明该笔款项是王兴龙代李清所缴的投资款，该证据是远声公司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贺昭昭之前形成的，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并非借款。关于第2笔款项，即载明日期为2012年11月29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150万元。由于该款项是王兴龙汇至李清个人账户，借款合同是事后远声公司和王兴龙补签，而李清当时又是远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兴龙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是远声公司向王兴龙的借款。关于第3笔款项，即载明日期为2012年12月3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元。王兴龙在原审中曾认可该两笔共计400万元，远声公司已经归还。王兴龙在该笔款项已经收到后又起诉要求远声公司归还，认为远声公司归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王兴龙的陈述前后矛盾，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关于第4笔款项，即载明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13947241.34元。该款项分为汇款的746.4万元以及现金交款的两笔6033241.34元及45万元。远声公司在询问中认可收到王兴龙汇款746.4万元，双方均认为这笔款是王兴龙代远声公司偿还其担保客户在银行的欠款，但根据远声公司陈述，王兴龙代偿该笔款项后，已经从远声公司处取走相关客户资料及反担保物等，2014年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情况说明及审计报告均可以说明该笔代偿款已从远声公司剥离。远声公司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以证明王兴龙无权再向远声公司主张该笔款项。远声公司不认可现金交款的两笔6033241.34元及45万元是王兴龙所交，王兴龙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以及是其委托他人向远声公司所汇，故王兴龙的该主张亦不能得到支持。
综合分析，由于涉案四份借款合同、确认函、委托收款函均是在款项发生后补签，按照常理分析，一笔借款有借款合同、汇款凭据或收据足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而远声公司为涉案四笔款项不仅与王兴龙补签借款合同，事后还向王兴龙出具确认函、专门召开股东会决议确认该四笔借款的存在。而上述事实均发生在王兴龙在远声公司任职期间，根据原判决查明的王兴龙于2012年1月进入远声公司成为高级管理人，期间管理员工考勤、公司财务,审批员工工资调整和公司担保业务，以及其在询问中亦陈述其主管财务等事实、原判决查明的2013年6月5日，王兴龙自己审批后从远声公司领取400万元等事实以及当事人在询问中的陈述，足以证明远声公司曾确实存在管理混乱、多枚公章并存同时使用、王兴龙曾一度掌管公司财务审批权等事实。故王兴龙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与远声公司存在涉案四笔借款关系，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亦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和法律规定的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的情形。
综上，王兴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兴龙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云飞
审 判 员 冯文生
审 判 员 崔晓林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 宁
书 记 员 野丽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