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8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瑞，男，1938年9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郑素洁，北京市鑫泰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力明，北京市鑫泰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福泰，男，1945年9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风昌，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瑞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3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崔瑞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3年2月23日上午9点多，我与潘福泰发生口角后，他对我拳打脚踢，将我打伤，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诊断，我的伤情为创伤后神经反应、左颞部皮下血肿、左小腿外伤、左内外踝骨骨折。我于2013年2月23日至2013年3月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诊疗。我的伤情经公安机关鉴定为轻伤偏重。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民警让双方在调解室见面，他承认殴打我，经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调解未果，我无奈诉至法院，要求潘福泰赔偿我医药费21101.36元（其中门诊医药费4344.23元、住院费16757.13元）、交通费104元、护理费10200元（住院护工费1200元、出院后家庭护理费9000元）、营养费1320.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医疗器械费345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伤残赔偿金36674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伤残鉴定费225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潘福泰辩称：崔瑞的身体受伤之日为2013年2月23日，其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冲突中崔瑞与我没有发生任何肢体接触，崔瑞的住院病历主诉部分载明崔瑞系“不慎扭伤左踝关节……”；我在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调查、调解过程中从未承认殴打过他，崔瑞所受伤害与我没有因果关系，我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也不同意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崔瑞与潘福泰系邻居关系，二人均居住于北京市×××胡同，崔瑞居住于该胡同64号，潘福泰居住于该胡同53号。2013年2月23日上午9时许，崔瑞与潘福泰因琐事发生口角，后崔瑞倒地受伤，崔瑞于事发当日入院治疗，2013年3月3日出院，其伤情经北京军区总医院诊断为“创伤后神经反应左颞部皮下血肿；左小腿外伤左内外踝骨骨折”。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显示“崔瑞身体所受损伤属轻伤（偏重）”。在审理过程中，崔瑞申请就其伤情进行伤残等级司法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崔瑞的伤残程度属十级，伤残率10%”。鉴定费用2250元由崔瑞支付。
针对崔瑞如何受伤一节，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调取了崔瑞与潘福泰及相关证人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崔瑞在公安机关于2013年2月23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他（潘福泰）老婆手里拿着一块砖头朝我扔过来，我急忙躲身，没有砸中我，接着他用拳头朝我右侧脸颊打了一拳，然后朝我左腿外侧踢了一脚，然后我就摔倒在地了”；崔瑞在公安机关于2013年3月30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他（潘福泰）过来就给了我一拳，打我脸上了，又给我一脚，踢我左脚了，我当时就到地上了”，“她（潘福泰之妻）没动手，但也骂我来着”。潘福泰在公安机关于2013年2月23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发生争执后，崔瑞与潘福泰“相互对骂，我们俩没有身体接触，但我俩相距也就40公分左右近。我俩也就骂了一两分钟，他自己就倒地上了”。证人李×在公安机关称，崔瑞与潘福泰发生争执时，其在现场，看到“俩人越走越近，但他俩肯定没有碰到一起，姓崔的老头就自己摔倒在地上了”、“两人根本没有身体接触，谁也没有碰到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证人薄×1出庭表示看到潘福泰对崔瑞拳打脚踢，在事发现场未看到别人在场。
另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曾就崔瑞与潘福泰之间的此次争执组织调解，调解过程中，潘福泰表示愿意承担崔瑞的部分损失。双方最终调解未果。
再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于2013年12月12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崔瑞：你于2013年2月23日提出控告的被潘福泰伤害一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此案无犯罪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因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潘福泰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鉴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故对潘福泰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以其肌体生理功能正常运转和功能正常发挥，以其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构成侵害健康权的民事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具体包括四个要件，即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当事人有义务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用证据加以证明，举证不能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崔瑞与潘福泰确因琐事发生争执，但崔瑞未能向法院举证证明其损害系潘福泰造成，且通过公安机关询问，李×证明崔瑞与潘福泰间没有发生身体接触，崔瑞系自己不慎摔倒；另外崔瑞在公安机关关于自己如何受伤的陈述前后矛盾，其陈述不足采信；证人薄×2出庭证实其看见潘福泰对崔瑞拳打脚踢，但表示事发时并未看见别人在场，与崔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和证人李×的证言相互矛盾，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法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关于崔瑞主张潘福泰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承认殴打崔瑞，愿意承担部分损失，并以此为依据要求潘福泰承担赔偿责任一节，法院认为，根据法院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调取的笔录，潘福泰从未承认与崔瑞发生过肢体接触，且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法院对崔瑞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故崔瑞要求潘福泰赔偿其各项损失，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判决：驳回崔瑞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崔瑞不服，其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潘福泰的致伤行为和对崔瑞的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为由上诉至本院，要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其原审的诉求。潘福泰同意原判并辩称自己从未与崔瑞有肢体接触，更谈不上将他打伤，况且崔瑞在医院的病历中自述是自己扭伤踝关节。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在本院审理中，崔瑞自行到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致伤行为与伤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致伤方式鉴定。经本院询问，潘福泰认为该鉴定结论不属于新证据且表示不同意质证。且该鉴定结论亦不能确定致害人系潘福泰。崔瑞对其的上诉意见未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再查，李×在公安机关受理时是崔瑞提供的证人，且是公安机关没有追究潘福泰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崔瑞提交的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调取的笔录、鉴定文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崔瑞的伤情是否是潘福泰所致伤及应否赔偿。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崔瑞提出潘福泰与自己发生纠纷后将其致伤，在公安机关受理时提供了在场证人李×。但李×证明的内容与崔瑞需要提供的侵权行为恰恰相反，故公安机关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从而没有追究潘福泰的刑事责任。在原审法院审理中，崔瑞仍然坚持潘福泰侵权致害的主张，但因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崔瑞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在本院审理中，上诉人崔瑞主张潘福泰侵权致害并要求赔偿，虽然提交自行鉴定的鉴定文书，但该文书亦未能确认潘福泰侵权的依据。崔瑞提出的若干分析性理由，因不属于定案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判决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上诉人崔瑞坚持原审的理由及要求赔偿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供相关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崔瑞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110元，由崔瑞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曙钊
审 判 员 孙建强
代理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越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