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行申72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ＸＸ兵。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沙洋县平湖路**号。法定代表人：刘克雄，该县人民政府县长。一审第三人：徐永艳。再审申请人ＸＸ兵因诉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沙洋县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行终3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晓滨、审判员张艳、代理审判员沈小平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ＸＸ兵于2015年12月18日以沙洋县政府为徐永艳（本案第三人）及其丈夫刘庆平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行为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沙洋县政府为第三人转让土地使用权证过程中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沙洋县政府赔偿其被违法转让土地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二十六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在周艾玲诉ＸＸ兵、刘庆平、徐永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沙洋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了（2013）鄂沙洋县民二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并于2013年8月9日将该判决书邮寄送达给ＸＸ兵。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鄂荆门民三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也维持了该判决。该判决书中载明了“原告周艾玲诉称……2010年5月被告刘庆平未经ＸＸ兵同意，单方到土地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被告ＸＸ兵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认可周艾玲起诉的事实及理由”。在该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中，也已经载明了“2010年5月，被告刘庆平在被告ＸＸ兵的协助下将房屋土地使用权证过户到自己名下”。由此，ＸＸ兵至迟在2013年8月9日收到该判决书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沙洋县政府为刘庆平、徐永艳办理了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这一行政行为内容，其于2015年12月18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ＸＸ兵的起诉明显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2015）鄂荆门中行初字第00021号行政裁定：驳回ＸＸ兵的起诉。ＸＸ兵不服一审裁定，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在周艾玲诉ＸＸ兵、刘庆平、徐永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沙洋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周艾玲诉称“……2010年5月刘庆平未经ＸＸ兵同意，单方到土地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ＸＸ兵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认可周艾玲起诉的事实及理由。至此，ＸＸ兵已经知道土地过户登记行政行为，但直到2015年12月1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ＸＸ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二审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鄂行终32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ＸＸ兵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裁定，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为：其未在原审法院认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是由于涉案民事判决未生效、立案审查制下难以立案等原因所致，属于超过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再审申请人ＸＸ兵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期限之立法目的，是为了促使行政诉讼当事人尽快行使诉权，借以通过司法审查获得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有助于有关方面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公共利益，防止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也有助于合理配置司法和行政资源，节约成本，保障社会公共秩序和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使公平正义及时获得实现。对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形，按照本案诉讼发生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两审法院均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起诉超期为由未支持再审申请人ＸＸ兵的诉求。在两审裁定书论及起诉期限计算始点时，本案一审法院强调了在周艾玲诉ＸＸ兵、刘庆平、徐永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沙洋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同年7月31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并于同年8月9日送达，其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民事判决。由于一审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周艾玲诉称……2010年5月被告刘庆平未经ＸＸ兵同意，单方到土地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被告ＸＸ兵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认可原告起诉的事实及理由”，查明事实部分则载明“2010年5月，刘庆平在ＸＸ兵的协助下将房屋土地使用证过户到自己名下”等内容，由此，推定ＸＸ兵至迟在2013年8月9日收到一审民事判决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本院二审法院则强调在上述民事案件于2013年7月23日一审开庭时，ＸＸ兵口头答辩认可周艾玲起诉事实及理由，故其“至此”已经知道被诉行行政行为内容。两审法院虽在起算始点上略有不同，但都认为ＸＸ兵于2015年12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2年期限。本院认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有关“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的规定精神，两审法院以一审民事判决送达日或者ＸＸ兵认可知悉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一审庭审日作为起算始点，计算方式虽有不妥，但对诉讼超期的定性和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主要理由是：首先，本案即便以涉案二审民事判决书送达时起开始计算起诉期限，亦已超过2年法定期限。该民事判决书于2013年12月5日作出，从ＸＸ兵向本院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以及二审上诉状中内容看，均表述为“正确的立案时间应当为2013年12月5日以后，即（2013）鄂荆门民三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下达后周艾玲对其民事诉讼服判了，才能算行政诉讼的立案时间”。而ＸＸ兵于2015年12月18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显已超期。其次，结合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起诉期限可从2010年5月起考虑起算。上述二审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除认定“2010年5月，刘庆平在ＸＸ兵的协助下将诉争房屋土地使用证过户到刘庆平名下”外，还认定了2009年2月16日，“刘庆平向ＸＸ兵支付购房款4.3万元，刘庆平、ＸＸ兵、徐永艳到房管部门办理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过户手续，将诉争房屋产权登记到刘庆平、徐永艳名下”。ＸＸ兵申请再审还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刘庆祥于2009年2月所签售房协议以及其向有关部门提交的售房申请书。按照“房地一体”原则及当时各方意思表示，法院认定其协助办理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的事实基本成立，推定其于2010年5月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合乎逻辑、并不为过。其于2015年12月18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亦构成明显超期。再者，ＸＸ兵提起本案诉讼已没有合法的诉的利益。从其提交的再审申请材料看，其自称2000年与周艾玲的《离婚协议》“纯属伪造”，由此于2000年办得自己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证；2008年又背着周艾玲将“属于周艾玲所有的房屋”的房产证办到自己名下。这些自称曾伪造相关证明获颁权属证书的行为本身就有悖诚信、有违常理，且这些自称情况其自己都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向法院说明。而法院所查明的涉案实际情况是：其已于2008年通过与刘庆平签订售房协议亲自将房产证转办至刘庆平、徐永艳（名下），又在2010年协助刘庆平将土地证过户于刘庆平名下。其后，在2013年4月涉案房屋的拆迁款由刘庆平夫妇获得的情况下，周艾玲随后起诉ＸＸ兵、刘庆平夫妇房屋买卖合同的民事诉讼又被法院的生效裁判驳回。对此，其启动本案行政诉讼在实体上已经没有可救济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ＸＸ兵主张涉案民事判决未生效、立案审查制下难以立案等理由，不足以推翻原审法院裁判结果。综上，ＸＸ兵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ＸＸ兵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晓滨审 判 员  张 艳代理审判员  沈小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