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9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林，男，196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何国贞，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振兴，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清，男，196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旷怡，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神山郭塘铁路专用线货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村站郭塘铁路专用线自编1号。
法定代表人：刘伟群，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梁国林因与被上诉人徐家清、原审第三人广州神山郭塘铁路专用线货场（以下称郭塘货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东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徐家清现户籍地址为四川省仪陇县某镇225号，为城镇居民户籍，家庭成员情况：妻子程秀清，长子徐龙，次子徐阳，两子均已成年；母亲罗秀清（1934年12月25日出生），父亲徐全友已去世，徐全友与罗秀清共育有四子女，即徐家容、徐家清、徐家琼、徐家珍。
梁国林现户籍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红星观音街六巷3号，家庭成员情况：父亲梁某波，母亲李某容，妻子黄某芳，长女梁某韵，次子梁某龙。
位于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镇雅源南路58号的旧国光厂厂房，自用地面积为29060.2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5630.43平方米，其产权现登记在梁国林的母亲李某容名下，权属来源说明显示：“2008年向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原为自建房，产权性质：私有房产”，产权登记日期为2009年7月31日。
案外人柯建勋，事发前至今在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镇雅源南路58号旧国光厂大门保安室内担任保安。
2012年4月6日晚八时左右（柯建勋陈述的时间），徐家清被发现头部受重创并被扶进柯建勋正在值守的保安室，由柯建勋等人送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抢救。徐家清受伤时，其家属均不在广州，只有其一人在广州。徐家清入院时被诊断为：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双侧额叶）、硬膜下血肿（左额颞部）、枕骨线型骨折、颅底骨折。当时徐家清已神志模糊（根据院方出院记录记载），而其名字被他人登记为“柯建勋”。
2012年4月17日，徐家清入院第十一天，其长子徐龙向花都区人民医院提交了一份变更患者名字的申请，其内容为：“徐家清于2012年4月6日在广东省花都区旧国光厂维修厂房时受伤，在2012年4月6日晚九点钟左右被好心工友送广州花都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工友在送我父亲（徐家清）入院时将名字填错，误填为柯建勋。现徐家清病人亲属赶到广州花都人民医院，得知情况后，将其入院误填姓名柯建勋更改为徐家清。申请将广州花都人民医院神经外科icu病房中2号床病人柯建勋姓名更改为与其身份证与户口薄相一致姓名徐家清，更正后一切后果自负。申请人：徐龙2012年4月17日”花都区人民医院医务科于2012年4月17日当天批示：“考虑病人家属陈述情况特殊，同意家属申请，将外科一区柯建勋（住院号355966）更正为徐家清，此件共叁页，留原始病历，另一份交住院收费处予以更正，并让病人及家属重填信息确认表。医务科2012.4.17”
徐家清在花都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2年4月14日行“左额颞部开颅去骨瓣减压＋硬膜下血肿清除”手术。徐家清于2012年5月31日出院，共住院55天，共支出住院医疗费人民币92938元，另加三次门诊西药费人民币1080元。在徐家清《出院记录》中“入院时情况”一栏载明：“患者徐家清，男性，48岁。因‘高处坠落致伤头部，疼痛2小时。’于2012-04-0622：50入院。入院体检：……”出院诊断：“1.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双侧额叶）、硬膜下血肿（左额颞部）、枕骨线型骨折、颅底骨折。2.尿路感染。3.肺部感染。”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适当锻炼；2.合理膳食，加强营养；3.不适随诊。”
2012年10月22日，徐家清在四川省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左侧额颞顶颅骨缺损、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后，于2012年10月24日行颅骨修补术。徐家清于2012年11月5日出院，共住院15天，出院医嘱：不适随访，神经外科门诊随访。徐家清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共支付医疗费人民币25998.88元。
2012年12月4日，徐家清在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南充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治疗，支出医疗费人民币1005元。
2013年1月4日，经徐家清委托，南充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徐家清所受伤害作出鉴定，鉴定结论：徐家清之伤残等级为六级；继续治疗费认定为12000元；伤后住院治疗期间给予2人护理，时间为70天出院后康复治疗期间给予1人护理，时间认定为30天。
徐家清主张因从事梁国林指示的维修厂房工作而摔伤，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梁国林赔偿。
庭审中，梁国林、郭塘货场虽对徐家清提交的鉴定报告提出异议，但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均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亦明确表示不再申请重新鉴定。
审理过程中，为还原事实，查明真相，原审法院进行了多方调查取证：2014年4月21日，原审法院召集三方当事人勘察案发现场；2014年4月25日，原审法院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花都分公司调取案发前后的徐家清与梁国林通话记录，因时间久远、服务器存储能力有限，已无法调取；2014年5月27日，原审法院向花都区人民医院调取了徐家清住院交费单31张，该31张预交费单据均系徐家清长子徐龙签名；2014年8月20日，原审法院向保安柯建勋调查取证；2014年8月20日，原审法院随机向旧国光厂院内五名租户调查取证，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四名租户系与梁国林本人签订租赁合同并向梁国林本人交租金，其中一名租户系与李某容签订租赁合同，未见与郭塘货场签订租赁合同或向郭塘货场交租金的情况；2014年8月20日，原审法院向郭塘货场调查取证，并留下联系方式要求郭塘货场的负责人与原审法院联系；2014年8月29日，原审法院前往广州市白云区梁国林的户籍地调查取证；2014年10月15日，经办法官赴四川仪陇县徐家清户籍地通过明查暗访了解徐家清受伤的原因；2014年11月，原审法院再次向花都区人民医院调取了徐家清入院时前三张预交费底单，三份底单上交款人签名为“梁国林”，经核对，其笔迹与梁国林本人在2013年5月17日原审开庭笔录上的签名高度相似，梁国林亦在庭审中承认为其本人签名。三张交费单显示，2012年4月6日，梁国林本人亲自在花都区人民医院缴费窗口为徐家清预交医疗费2000元，后于2012年4月7日预交2000元，于2012年4月13日预交7000元。
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多次通知梁国林本人亲自到庭接受询问，但梁国林均未到庭；原审法院向柯建勋本人调查核实情况时，柯建勋对事发当时关键、细节问题避而不答；原审法院在向郭塘货场调查取证时留下办公电话，要求郭塘货场的负责人直接与原审法院联系说明情况，但郭塘货场始终未作任何回应。
诉讼中，徐家清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原审法院依法查封梁国林名下车位两处。
徐家清在原审诉称：徐家清从1994年起就一直为梁国林提供劳务服务，时至徐家清于2012年4月6日意外受伤时均没有间断。2012年4月6日，徐家清在为梁国林（花都区雅瑶镇雅源南路58号原国光厂内）。建修厂房时从高处坠落致头部受伤，昏迷几个小时后才被发现，并于当日晚上10点50分被送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5月31日出院，诊断为：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枕骨线型骨折、颅底骨折。2012年10月22日徐家清因开颅手术后颅骨缺损，入住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1、左侧额颞顶颅骨缺损；2、开颅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后。于10月24日行颅骨修补术。11月5日出院。先后用去医疗费121021.88元（不含梁国林垫付的20000元）。梁国林委派雇工柯建勋护送到医院抢救，即以柯建勋的名义支付了20000元医疗费后就置之不理。现徐家清为医疗其伤举债数万，且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神智不清，生活亦无法自理，处境万分困难。2012年12月28日徐家清之妻程秀清代为委托南充通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结论：1、徐家清之伤残等级为6级；2、续医费认定为12000元；3、伤后住院治疗期间给予2人护理，时间为70天（2012年4月6日－2012年5月31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1月5日）；出院后康复治疗期间给予1人护理，时间认定为30天；4、营养费认定为3000元；5、误工期限认定为365天。徐家清从1994年起至受伤时一直受雇于梁国林，从事厂房修建、厂内道路硬化和厂内绿化等工作，徐家清、梁国林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梁国林应当依法赔偿徐家清因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徐家清故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国林赔偿徐家清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续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人民币603233.38元（另：尚欠徐家清的劳务费10000元未支付）。2、由梁国林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梁国林在原审辩称：（2013年5月17日原审开庭时答辩意见）本案是徐家清无理取闹，是诈骗行为，我没有雇佣徐家清，徐家清受伤与我无关。徐家清的证据、证人、证言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4月1日重审第一次开庭时答辩意见）答辩人不同意徐家清的诉讼请求，徐家清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应驳回，主要理由如下：一、答辩人与徐家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徐家清诉称与答辩人之间有长达十几年的雇佣关系，己严重歪曲事实，更缺乏证据支持。1．徐家清诉称其自1994年起一直为答辩人提供劳务服务，时至2012年4月6日意外受伤时均没有间断，但徐家清除了提供4名的亲友证词外，未能就所谓的雇佣关系进一步举证，例如双方的结算单据、支付报酬的记录等等，试问，如果两人之间真有十几年的、不间断的雇佣关系，不可能连蛛丝马迹也没有留下，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也无法令人信服。2．虽然徐家清提供的4名证人不约而同地指证答辩人长年雇佣徐家清干活，但分析案中4名证人的身份，证人程秀清是徐家清配偶、证人严某是徐家清妹夫，证人严某军与严某至少是同村兄弟，证人何文明是徐家清的四川老乡，不难看出4名证人均是徐家清的亲友，鉴于证人与徐家清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作出有利于徐家清的证词并不奇怪，因此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徐家清与答辩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3．此外，柯建勋在录音中已经表明：他不晓得徐家清负责维修厂房；又没在一起干过活；徐家清到处找活路（到处找活干的意思），由此进一步证实，徐家清和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二、徐家清一直误以为答辩人是原国光厂厂房的所有权人，并错误地要求作为“老板”的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是告错了梁国林。徐家清诉称答辩人是“老板”，并认定原国光厂是答辩人购买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原国光厂（房产证记载地址：花都区雅瑶镇雅源南路58号）的所有权人是案外第三人，并非答辩人所有的物业。就连答辩人自身也受雇于他人，与被录音的柯建勋一样，同为郭塘货场的员工，按月向郭塘货场领取工资。因郭塘货场受托管理原国光厂厂房，为此两人根据郭塘货场的安排，负责原国光厂区的物业管理工作。由于徐家清听柯建勋称呼答辩人为“老板”，才误以为答辩人是雇主，甚至是厂房的所有权人，因此才将答辩人告上法庭。但根据法律规定，即使假设答辩人出于物业管理的需要雇佣徐家清修理厂房，充其量也是履行职务行为，由此发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不应由答辩人承担。三、徐家清并无证据证明其是在修缮原国光厂厂房时自高处摔下受伤，更无证据证明其受伤的地点位于原国光厂区内。徐家清主张其伤是修缮原国光厂厂房时从高处摔下所致，并为此提交4名证人作证。但事实上，4名证人都不在事发现场，对于徐家清修缮厂房时自高处摔下的情节都是道听途说，证词不足为信。加之如前分析，4名证人都是徐家清的至亲或好友，证词自然偏帮徐家清，连证词内容部是同出一辙，难脱事先受人教唆的嫌疑。至于柯建勋的录音，由于许多地方根本听不清楚，整篇录音内容断断续续难以连贯，但柯建勋在不知情被录音的情况下，仍一直反复强调：徐家清是在哪里绊倒的、什么时候绊倒的他都不清楚，也不晓得徐家清负责维修厂房，当他见到徐家清时，徐家清已坐在保安室，脑壳有点血，因此他才喊车子将徐家清送到医院。可见，柯建勋的录音无法证实徐家清是在原国光厂内受伤的，也无法证明是在修缮厂房时自高处摔下。综上所述，答辩人并非原国光厂厂房的所有权人，答辩人只是一名打工仔，加之徐家清并无证据证明其受雇于答辩人，并在修缮原国光厂的厂房时摔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恳请贵院驳回徐家清全部的诉讼请求，以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2014年11月24日重审第三次开庭时补充的答辩意见）我方认为徐家清当庭变化诉请，是增加了梁国林方的义务，根据民诉法规定，既然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至少徐家清应该在发回重审一审开庭前变更诉讼请求，现在变更是违反相关要求，故我方不同意。其它答辩意见与之前庭审一致，没有变更。
郭塘货场在原审述称：（2014年4月1日重审第一次开庭时答辩意见）答辩人不同意徐家清的诉讼请求，徐家清的诉称严重歪曲事实，更缺乏证据支持，理应全部驳回，主要理由如下：一、答辩人确认梁国林陈述的事实，梁国林、柯建勋是答辩人聘请的员工，两人根据答辩人的安排，负责原国光厂的物业管理工作，其中梁国林是物业部主任，柯建勋是物业部保安，因此梁国林只是柯建勋的部门主管，而非雇主或老板。二、仅就徐家清提供的证据而言，也无法证实其是在修缮原国光厂房的过程中从高处摔下受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徐家清的诉请理应驳回。首先，徐家清并无直接的证据证明，答辩人或作为物业部主任的梁国林雇用徐家清为其修缮厂房，徐家清诉称的受伤时间2012年4月6日，原国光厂内没有厂房正在维修。而柯建勋在录音中也反复强调未与徐家清一起干过活，并且徐家清到处找活路（即到处找活干的意思）。其次。徐家清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伤是在修缮厂房过程中从高处摔下所致：1．关于徐家清提供的4名证人。首先，4名证人都是徐家清的亲友，其中程秀清是徐家清的配偶、严某是徐家清的妹夫、严某军与严某至少是同村兄弟（严某军身份证地址：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野鸭塘村新屋组；严某身份证地址：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野鸭塘村桃枫组），贺某是徐家清的四川老乡，由于4人与徐家清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作出对徐家清有利的证词并不奇怪。其次，4名证人均不在事发现场，却异口同声地称徐家清是在原国光厂修缮厂房时摔伤，明显是道听途说（贺某是从程秀清口中得知徐家清摔伤了，严某及严某军在证言中没有明确说明是从何途径得知徐家清受伤，只是称“事后到医院看望”）。再次，4人证词高度雷同，明显是事先受人教唆，证人证言缺乏可信性。2．关于柯建勋的录音。录音背景过于吵杂，又或者“柯建勋”的声音太小，许多地方根本听不清楚，无法与徐家清整理的录音文字稿对比核实，而能够听清楚的录音内容则发现多处被篡改。综观整个录音过程，徐家清的姐姐三番四次通过描述徐家清家境困难、甚至以拉老乡关系博取柯建勋的同情，希望强迫柯建勋违心地认同徐家清与柯建勋曾共事多年、徐家清是在厂内摔倒的。面对徐家清姐姐的无理纠缠，柯建勋多次反复强调，其并不清楚徐家清是在哪里绊倒的、什么时候绊倒的，也不晓得徐家清负责维修厂房，当他见到徐家清时，徐家清头部已经受伤坐在门卫室里。3．关于徐家清的受伤地点和受伤原因。徐家清自称是在修缮厂房时自高处摔下，然而该说法疑点重重，明显站不住脚：首先，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修理厂房的工程量一般较大，不可能只交给一个人修缮，言下之意，如果确实是修理厂房，理应几个人一起作业，不可能出现徐家清摔下晕迷几个小时后才被发现之情形。其次，由于光线问题，修缮作业通常会选择在白天施工，不可能晚上进行，而徐家清是在晚上受伤的，因此徐家清因修缮厂房摔伤的说法明显不可信。再次，徐家清自称的受伤日期是2012年4月6日，当天是星期五，并非公休日，因此日间厂区内人来人往，不可能空无一人，因此绝对不可能出现摔伤致晕迷达几小时后才被发现的情形。最后。徐家清自称修缮厂房时从高处摔下，但医院病历并无反映徐家清有骨折或软组织挫伤的体征，而按照常理分析，从高处掉下能对头部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说明徐家清掉落前所处位置距离地面较高，即使是头部先落地。但如此高度即使没有造成头部以外的其他身体部位骨折，至少也能造成多处的软组织挫伤，而徐家清病历中未有相关的骨折或软组织挫伤的描述。4．徐家清称为治疗前后花去10多万，这对于一个民工家庭来说应该算是一笔巨额支出，然而自2012年4月6日受伤后，徐家清不但没有第一时间找当时误以为是“老板”的梁国林协商医药费，而且在此后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也没有联系梁国林，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据梁国林反映，其直到法院寄来诉状才知道这次所谓的受伤事件。综上所述，虽然徐家清受伤是事实，但综观徐家清提交的证据：柯建勋的录音，以及4名证人的证词，均无法支持徐家清受雇于答辩人或职员梁国林、并在修缮原国光厂厂房时从高处摔下的诉讼主张，根据侵权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由于徐家清无法证明其所受的伤与答辩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徐家清的全部诉讼请求理应全部驳回，恳请贵院依法查清事实，以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2014年11月24日重审第三次开庭时补充的答辩意见）同意梁国林方意见，我方答辩意见与之前庭审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徐家清是否为梁国林所雇佣从事维修厂房工作，以及徐家清是否在为梁国林维修厂房时从高处摔伤。因事发距今时间久远，作为本案争议焦点的上述两个问题的直接证据，即徐家清摔伤时的工作地现场，因当时无人报警，亦无对现场进行拍摄取证，至徐家清起诉时现场早已遭到破坏，无法最为直观的还原事实真相。原审法院注意到，当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好心帮助他人反被诬陷的事件，对好心施救者极不公平。因此，原审法院对争议事实之认定采取审慎的态度，多方调查取证，反复推敲，既要避免使好心施救者被错误认定为侵权者，又要避免真正的责任人伪装成好心施救者逃避责任。
对于梁国林对焦点问题的全面否认，原审法院经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已查证梁国林至少在两个关键事实上作虚假陈述：第一，梁国林主张涉案的旧国光厂厂房系郭塘货场进行出租管理，梁国林仅作为郭塘货场的员工履行工作职责，但实际上无论是梁国林，还是郭塘货场，从来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涉案旧厂房以郭塘货场名义签订租赁合同或者郭塘货场收取租金的任何证明，恰恰相反，原审法院调查结果表明，厂房要么以梁国林个人名义出租及收取租金，要么以梁国林的母亲即旧厂房业主李某容名义出租，就是没有以郭塘货场名义出租或收租的，梁国林并非简单的“只是一名打工仔”；第二，徐家清入院当晚，即2012年4月6日晚上，梁国林本人亲自到花都区人民医院缴费窗口为徐家清预交医疗费2000元，后又亲自于2012年4月7日到医院预交2000元、再于2012年4月13日到医院预交7000元。仅就梁国林为徐家清交费一事而论，无论梁国林在交款当时出于何种考虑，客观上均使徐家清在被发现受伤后比较及时地得到救治，人命关天，其交费行为值得肯定！但是，梁国林直到原审法院调取上述交费单据底单并作为证据出示之后才承认该事实，在此之前的全部诉讼过程中梁国林均明确表示与徐家清没有任何关系，郭塘货场更明确表示“据梁国林反映，其直到法院寄来诉状才知道这次所谓的受伤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诉讼中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这是法定义务，无论梁国林出于何种目的，其矢口否认与徐家清有过任何关系的行为不仅违法，而且事实上造成了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原审法院予以严厉谴责！梁国林在庭审中对代徐家清所交的三笔医疗费解释为“借款”性质，但梁国林却无法解释：如果是借款，梁国林为何向一个毫不相干、完全不认识的人借款？如果是因为柯建勋与徐家清有老乡关系，而梁国林信任柯建勋，从而借款给徐家清的话，那么为什么梁国林不是将钱交给柯建勋，而是三次均由其本人在医院交费窗口亲自交钱？如果仅是借款给徐家清，为什么在入院时要将徐家清的名字写成已经购买了团体人身保险的柯建勋的名字？入院时徐家清已经神志模糊，其亲属均不在广州，不可能是徐家清自己填写的“柯建勋”，那么柯建勋与梁国林是如何商量，或者说作为柯建勋的上级管理者的梁国林是出于何种考虑允许这么做的？诉讼中所做陈述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梁国林对上述不合常情之处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综合全案证据、各方陈述及原审法院调查结果分析，徐家清虽无法提供直接证据来证明徐家清与梁国林之间存在多年的雇佣关系及从事维修旧厂房时摔伤，但其对梁国林的家庭概况比较熟知，与原审法院调查的梁国林家庭成员情况吻合；徐家清入院当天病历中记录徐家清的伤情为“高处坠落致伤头部，疼痛2小时”，这与其入院十一天后徐龙写给院方的申请书中记载的下述内容互相印证：“徐家清于2012年4月6日在广东省花都区旧国光厂维修厂房时受伤，在2012年4月6日晚九点钟左右被好心工友送广州花都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上述两份书证均形成于徐家清受伤初期，可信度较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梁国林本人三次代徐家清交费、梁国林允许将徐家清住院名字登记为柯建勋的名字、徐龙在申请中提到徐家清是在旧国光厂维修厂房时受伤等事实，均指向梁国林，显然徐家清与梁国林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梁国林除否认徐家清主张的事实之外，并未对徐家清与梁国林之间的关联性作出合理解释。梁国林、郭塘货场所提出的各种质疑，比如徐家清与梁国林存在多年的雇佣关系却没有书面证据（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来说这并不罕见），比如徐家清从高处摔下仅伤头部不合常理（不能排除特殊条件下可以形成此种伤害），比如徐家清陈述摔伤高度时前后不一致（关于摔伤的具体细节来自徐家清伤后陈述及他人转述）等等，均不足以推翻徐家清主张的事实。虽然民事诉讼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在已查明的时间段内（2012年4月6日至2012年4月13日），有证据证实梁国林及柯建勋，亲身参与到徐家清从被发现送至保安室到送至人民医院救治的过程中，因此，梁国林有义务向原审法院详述其参与该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对徐家清受到如此严重伤害是否追查原因，是否考虑报警，未报警是出于何种考虑等细节。梁国林及实际受其制约的柯建勋对事件的全面、客观的陈述，既是原审法院查明徐家清受伤的时间地点原因等事实的需要，也是梁国林为自己合法权益做正当辩解的需要。然而，无论梁国林，还是柯建勋，均拒绝回答细节问题，梁国林本人在原审法院明确通知其不出庭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之后，仍拒不到庭接受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梁国林否认与徐家清有任何关系，却无法否认徐家清重伤后被扶至其实际出租经营的旧国光厂的保安室的事实，无法否认其参与最初抢救徐家清的事实，梁国林又不对徐家清受伤的时间、地点、经过及未报警的原因作任何说明。经原审法院释明，梁国林拒不到庭接受询问且未能对上述涉及案件事实的重要问题作出合理陈述，视为其举证未能完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梁国林在本案诉讼中的不诚信表现，原审法院认定梁国林选择拒绝向原审法院做出诚恳陈述对其更加有利，而说出事实真相对其不利，进而推定徐家清关于徐家清与梁国林存在雇佣关系且其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受伤的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梁国林做为雇主，应当对徐家清所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郭塘货场既不存在出租旧国光厂厂房之行为，又不存在与徐家清之间的用工关系，无须承担责任。
关于徐家清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是否依据充分的问题。1、对于徐家清所主张的医疗费121021.88元及后续医疗费12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根据徐家清提交的医疗费发票显示徐家清住院期间总计支出医疗费121021.88元，扣除梁国林垫付的医疗费11000元，徐家清本人支付了医疗费110021.88元，对徐家清支付的医疗费110021.88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而徐家清主张的后续医疗费12000元，虽然尚未发生，但在伤残等级鉴定时已作出评估，数额明确，亦无明显不合理之处，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35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徐家清住院共计70天，按当前伙食补助标准计算，徐家清的此项请求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对于营养费3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考虑到徐家清所受伤害已达六级伤残，且有医嘱加强营养，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4、对于护理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参照80元／天收费标准计算为70天×80元／天×2人＋30天×80元／天×1人＝13600元，超过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5、对于误工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徐家清不能举证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原审法院参照2013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59345元确定其误工期间的月工资，误工时间从其受伤之日即2012年4月6日至定残日前一天2013年1月3日共计算272天，误工费共计61846.13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原审判决已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故上述规定中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以本次重审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准，下同，不再赘述。6、对于残疾赔偿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徐家清受伤前已长期在广州务工，其户籍也属城镇户籍，故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元／年×20年×50%＝325987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7、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被扶养人罗秀清亦为城镇户口，且年满七十五周岁，故应按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05.60元计算为：24105.60元／年×5年×50％÷4＝15066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8、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事故造成徐家清六级伤残的严重后果，故对徐家清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9、关于交通费1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结合徐家清处理事故的实际需要，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交通费支持8000元。
综上所述，扣除梁国林已垫付的医疗费11000元，梁国林另须支付给徐家清医疗费110021.88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3600元、误工费61846.13元、残疾赔偿金32598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0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交通费8000元，以上合计593021.01元。
徐家清所主张的劳务费10000元，与本案所处理的人身损害赔偿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徐家清可另案主张权利。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梁国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徐家清支付医疗费110021.88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3600元、误工费61846.13元、残疾赔偿金32598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0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交通费8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593021.01元。二、驳回徐家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32元，由徐家清负担166元，梁国林负担9666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由梁国林负担。
判后，梁国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徐家清受伤的时间、地点、原因”是本案的关键事实，但徐家清并无证据证明，梁国林也不在案发现场，因此不可能知情，原审法院将无法查清事实的不利后果判决梁国林承担，明显不公平、不合理。1、关于徐家清受伤的时间、地点、原因，徐家清只能提交程秀清等4名亲友证人证言和柯建勋的录音，证人都是道听途说，为间接证据。柯建勋的录音为偷录，柯建勋并不在案发现场，也不是目击证人，也无法说清楚案发时的情况。2、梁国林对徐家清受伤的始末也不可能知情，事发当晚梁国林不在保安室，也不在涉案厂区内，晚上9点多接到柯建勋电话后直接赶往医院，先后为徐家清缴纳11000元，这就是梁国林参与本次事件的整个始末。事发时，涉案厂区中并无修缮工程，徐家清对梁国林来说只是柯建勋的老乡，梁国林为何要强出头追查徐家清受伤原因、甚至考虑报警追查。为何原审法院不认为徐家清作为受害人，对其自身受伤原因更应追查、报警。二、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九组证据全部是间接证据，无一能证明徐家清受伤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就算是梁国林是涉案厂房业主的儿子，就算梁国林曾为徐家清支付过3笔医疗费，仍不足以证明梁国林需对徐家清的伤承担赔偿责任。1、不可否认，厂房业主李某容是梁国林的母亲，但母亲与儿子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原审法院认定梁国林并非简单的只是一名打工仔，明显带有有色眼镜，认定梁国林一定是逃避责任的无良雇主。梁国林、李某容与郭塘货场是什么关系，并非本案调查重点。只有查清徐家清受伤原因，才能分清各方诉讼主体是否需承担责任。2、至于3次支付医疗费，梁国林完全是出于好心，是为了徐家清可以得到及时救治。由于社会上对于好人好事被冤枉的报道确实不少，梁国林顾虑重重在案件审理之初选择隐瞒。3、柯建勋作为徐家清的老乡，希望老乡报销保险并不奇怪。三、综上分析，本案关键事实的“徐家清受伤的时间、地点、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作为侵权案件，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徐家清作为原告，不但要证明梁国林雇佣其修缮厂房，而且还要证明本次受伤是修缮厂房时摔下来导致，如无法证实，则梁国林无需对徐家清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在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贸然判决梁国林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明显是错误的。更何况，梁国林受雇于郭塘货场，就算大胆假设梁国林聘请徐家清修缮，也是履行职务，就算有责任也应当由郭塘货场承担。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理应改判。1、《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规定，除离婚案件外，当事人有权不出庭。更何况，梁国林在发回重审之前的一审程序中并没有委托律师，而是自己亲自出庭，该说的已经说清楚了，为何发回重审后一定要出庭，拒不到庭接受询问就要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依据何在。2、原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推定梁国林持有证据而不出示，进而做出对梁国林不利的判决是适用法律错误。该条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指书证、物证、人证、录音等证据。3、原审法院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但问题的关键是，徐家清根本无证据可言，因此本案并不存在徐家清证据的证明力大于梁国林方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梁国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徐家清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家清承担。
徐家清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驳回梁国林的上诉请求。
郭塘货场未提出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梁国林是否需对徐家清的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徐家清受伤原因的认定问题，医院在伤者入院时的记录能较如实反映伤者受伤的情况，根据医院的病历记载，可以证实徐家清是从高处坠落，而结合柯建勋将徐家清送往医院以及徐家清在入院时以柯建勋名义入院的事实，可以证实徐家清是在国光厂摔伤。
关于徐家清与梁国林之间的关系问题，证人严某军、严某、贺某和程秀清出庭陈述徐家清有为梁国林打工，梁国林对此主张，证人与徐家清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应不予采纳。本院对此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从本案中徐家清对梁国林一家人身份情况的熟悉程度、梁国林主张为借款但不能举证证明的在徐家清入院后三次为其缴纳住院款项等事实，可以和徐家清提供的证人证言一起证实徐家清的主张，即徐家清和梁国林存在雇佣关系。
至于梁国林主张其和郭塘货场之间为劳动关系，其管理国光厂的行为是履行郭塘货场的职务行为的问题，本院对此认为，首先，梁国林并无劳动合同举证证实其与郭塘货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根据原审法院随机在国光厂的租户所做调查，并无租户与郭塘货场签订租赁合同，而是与梁国林或者李某容签订租赁合同并交纳租金；再次，考虑到国光厂业主李某容和梁国林之间的关系，本院认为梁国林抗辩管理郭塘货场是履行职务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梁国林上诉主张不能以其未到庭接受询问就要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也属于证据的一类。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通知梁国林到庭接受询问，在梁国林拒不到庭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并无不当。
综上，虽然徐家清确无直接证据，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原审法院调查取证的内容，本院认为本案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锁链，对梁国林雇佣徐家清，徐家清是在履职行为中受伤的事实予以认定。
在此基础上，梁国林主张即使是雇佣关系，按照侵权法规定，提供劳务一方有过错的，应该减轻责任。本院对此认为，对于徐家清与梁国林之间的法律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已经明确规定，原审法院适用该条，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梁国林应赔偿徐家清的各项费用数额，原审法院对此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梁国林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梁国林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65元，由上诉人梁国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瑞晖
审 判 员 崔利平
代理审判员 印 强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傅贤珍
姜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