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民二终字第002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佳楠，辽宁沃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量。
委托代理人：郑东东，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兆志，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显控股公司）因与于量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大民三初字第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姚志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谭弘主审，审判员苏本营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大显控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佳楠，于量的委托代理人郑东东、周兆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于量通过背书转让方式取得号码分别为xxx40、xxx41、xxx48、xxx49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转账支票四张，每张转账支票金额均为2000万元，共计人民币8000万元。四张支票正面记载：出票人为大显控股公司，出票人账号为xxxxx25，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18日，收款人为陈玲玲，用途为还款，并盖有大显控股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代威的印章；四张支票背面记载：陈玲玲为背书人，于量为被背书人；于量为背书人，被背书人处印有“工西支委托收款”。2014年9月18日，浦发银行作出四份《借方退票通知书》，编号分别为xxx888、xxx899、xxx859、xxx853（分别对应xxx40、xxx41、xxx48、xxx49四张支票），记载：原收款人为于量，原付款人为大显控股公司，原凭证名称为普通支票，金额均为2000万元，退理理由均为冻结。
于量于2014年1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以浦发银行向其出具《借方退票通知书》、其作为持票人对出票人大显控股公司享有票据权利为由，请求原审法院判决：一、大显控股公司向于量还款人民币8000万元；二、大显控股公司赔偿于量赔偿金人民币160万元；三、大显控股公司向于量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9月17日开始计算至大显控股公司付清全部款项时止；四、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大显控股公司承担。
大显控股公司答辩称：一、出票时间、票据用途与事实不符；二、陈玲玲与于量同属于隆成公司权利体系下的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于量以背书方式自案外人陈玲玲处取得案涉支票的可能性；三、大显控股公司出具的案涉支票是借款的担保，于量无权单独向大显控股公司主张权利；四、因俞陈与案外人及大连隆成地产集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成公司）的密切关系，大显控股公司有权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以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显集团公司）对陈玲玲的抗辩事由对抗于量的权利。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是于量在本案票据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问题；其二是案涉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对本案票据法律关系的影响；其三是大显控股公司所提案涉票据是否系担保物，如系担保物，对于于量权利是否存在影响。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案由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在案涉票据法律关系中，依据案涉票据文义记载，大显控股公司系票据出票人，其出票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案涉票据合法、有效，大显控股公司系案涉票据法律关系的适格当事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九条之规定，承担保证该票据付款的责任，并应当在票据得不到付款时，向行使追索权的持票人进行清偿。
本案中，于量所持票据，系从案外人陈玲玲处通过背书转让方式取得，且案涉票据背书连续、票面相关记载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于量是案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以票据文义记载内容行使票据权利，亦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在票据被拒绝付款时行使追索权。据此，于量作为持票人，有权向作为出票人的大显控股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大显控股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之规定，主张其在另一法律关系中享有对于案外人亦即本案票据法律关系背书人的陈玲玲的抗辩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大显控股公司的此节抗辩观点，正是以其或案外人大显集团公司与案外人陈玲玲的基础法律关系，对业经背书转让而持有案涉票据的于量进行抗辩，据此，大显控股公司的此节抗辩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大显控股公司主张于量与案外人陈玲玲、案外人隆成集团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于量作为持票人明知存在大显控股公司与陈玲玲之间的抗辩事由，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大显控股公司与持票人的前手陈玲玲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于量。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于持票人知晓基础法律关系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应由大显控股公司承担，现大显控股公司并没有就该项待证事实提举证据，无据判断于量作为持票人知晓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在；其次，大显控股公司所称的基础法律关系均发生于案外人大显集团公司与案外人（于量前手）陈玲玲之间，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大显控股公司（出票人）大显控股公司与于量前手陈玲玲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事实及抗辩事由，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不适用本案，大显控股公司的此节抗辩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大显控股公司主张其已于2014年5月即向案外人陈玲玲交付包括案涉票据在内的若干张票据用于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担保，系主合同的从合同，不应单独主张权利；且大显控股公司主张在交付票据时，案涉票据票面出票日期、收款人、用途均为空白，用以证明大显控股公司仅系以案涉票据作为担保物用以担保，而非出票行为。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大显控股公司作为出质人，以案涉票据设定质押担保时，必须在该案涉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并予以签章，但案涉票据并未记载“质押”字样，故不构成票据质押，大显控股公司以案涉票据交付时为空白票据等观点证明该票据系担保物的主张，均不能对抗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对于大显控股公司的此节抗辩观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大显控股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于量除诉请大显控股公司给付票据金额外，同时诉请大显控股公司支付相应银行利息，并主张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于签发空头支票不以骗取财务为目的的，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偿支票金额2%的赔偿金”的规定，要求大显控股公司支付赔偿金。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案涉票据均于2014年9月18日提示付款而遭拒付，则提示付款日为2014年9月1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于量可以请求自该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计息，现于量主张自2014年9月19日作为利息起算日，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对于于量主张要求大显控股公司支付160万元赔偿金的请求，因赔偿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所规定的追索权可以请求的金额和范围，《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效力亦不能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故对于于量此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三）项、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大显控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于量支付支票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二、大显控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于量支付支票金额80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9月19日起算，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时间履行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于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683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61831元，由于量承担10000元，大显控股公司承担451831元。判决生效后，于量已预交而不应由其承担的451831元，予以退还。
大显控股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不是票据追索权纠纷，实质是借款纠纷。本案涉及的票据是借款的还款保证凭证，法院应查明本案事实。本案实际情况是：2014年，“大显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大显集团公司为了“大显控股公司”的业务需要，向以滕宝玉、滕宝健为实际控制人的隆成公司及大连德玉隆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德玉隆公司）借款。滕宝玉、滕宝健为规避企业间资金拆借获取高利贷的法律风险，指定陈玲玲个人为出借人，借款资金来源于隆成公司与德玉隆公司。且为掩盖高利贷性质的借款，要求大显集团公司与陈玲玲签订以投资为名的协议，由“大显控股公司”出具支票作为还款的保证。2014年5月16日，大显集团公司与陈玲玲、代威签订《投资协议书》，依据该协议约定：“陈玲玲向大显集团公司提供资金1.5亿元……陈玲玲同意大显集团公司有权选择在2014年6月30日前向陈玲玲支付现金人民币2亿元赎回按照本协议应当向陈玲玲交付的大显控股公司亿元股份……大显集团公司同意向陈玲玲提供空白日期的大显控股公司银行支票及商业承兑汇票若干，以确保乙方到期可以收回投资回报……”以上协议签订后，大显集团公司协调大显控股公司开出空白日期、空白收款人和空白用途的转账支票22张，合计金额35800万元，交付德玉隆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和现任的董事成员及隆成公司的财务总监孙维仲，作为大显集团公司履行协议书义务的保证，其中包括本案涉及的4张支票。2014年5月23日，大显集团公司、陈玲玲、代威、案外人大连太平洋电子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借款总额变更为1.4亿元。原协议其他约定不变。综上，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涉及票据是大显集团公司向陈玲玲还款保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陈玲玲与大显集团公司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陈玲玲对大显集团公司实际享有债权本金5240万元。根据陈玲玲与大显集团公司的口头约定，陈玲玲支付给大显集团公司的4笔款项共计1.4亿元的当天，大显集团公司支付了砍头息3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5条明确规定：“在借款时将利息扣除的，应当按实际出借款数计息。”陈玲玲向大显集团公司实际支付借款本金是1.1亿元。如上，陈玲玲向大显集团公司实际支付借款本金是1.1亿元，回报期限是1个月，约定回报额共计2.1亿元，回报利润高达1亿元，明显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利息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规定，其巨额回报不应予以保护。据法律规定，陈玲玲只能主张借款本金1.1亿元。2014年7月22日，大显集团公司偿还陈玲玲4900万元。2014年7月31号，大显集团公司偿还陈玲玲借款200万元。2014年9月19号、2014年9月22日，大显集团公司向孙维仲汇款2笔，共计1100万元，偿还借款。以上大显集团公司合计还款6200万元。如上，陈玲玲只能主张借款本金1.1亿元，截止2014年9月19日，合法利息为440万元，本息合计11440万元，扣除大显集团公司已偿还款项6200万元，大显集团公司尚欠陈玲玲借款本金5240万元。三、陈玲玲将大显控股公司的支票背书给于量，企图屏蔽大显控股公司对其的抗辩，非法套取大显控股公司的资金，获得不法利益。陈玲玲明知对“大显控股公司”没有债权的情况下，私自将大显控股公司支票填写完全，并将其中的支票合计8000万元背书给于量，企图屏蔽大显控股公司对其的抗辩，于量帮助陈玲玲非法套取大显控股公司的资金，获得不法利益。四、于量明知陈玲玲与大显集团公司之间的投资协议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大显控股公司可以用对陈玲玲的抗辩对抗于量，于量明知陈玲玲对“大显控股公司”没有债权，无权请求“大显控股公司”兑付支票价款。滕宝玉、滕宝健、滕飞为首的隆成公司、大连隆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德玉隆公司、大连金瑞丰经贸有限公司是利益共同体，以上各公司管理层和职员交叉任职，陈玲玲是代滕宝玉与大显集团公司签订协议的借名人，其出借资金均来源于以上利益共同体，且涉案支票由隆成公司的财务总管孙维仲取走，又由孙维仲收取大显集团公司的还款，充分说明陈玲玲、于量、孙维仲是该利益共同体的一员，是该利益共同体下的一致行动人，本案于量明知陈玲玲与大显集团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明知陈玲玲对大显控股没有债权，明知涉案票据是大显集团公司的借款保证凭证，因此，于量不是善意取得涉案支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大显控股公司可以以对陈玲玲的抗辩对抗于量，于量明知陈玲玲对“大显控股公司”没有债权，无权请求“大显控股公司”兑付支票价款。五、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本案审理中，为了能够查明事实，大显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参加诉讼申请书》，请求参加本案的审理。大显控股公司递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请求追加陈玲玲参加本案审理，均未得到批准。大显集团公司是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大显集团公司有参加诉讼的权利。大显控股公司提出追加陈玲玲参加诉讼是为了查明事实，一审法院拒绝追加第三人，导致无法查明事实情况，必然导致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六、本案与本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陈玲玲诉大显集团公司合同纠纷，三个案子基于陈玲玲对大显集团公司的同一笔1.4亿债权，陈玲玲在（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案中诉求5亿5千100万元，已经涵盖本案涉及的全部诉讼标的款项，而后又通过背书转让“大显控股公司”的1.6亿支票给俞陈、于量来套取上市公司巨额资金。陈玲玲与大显控股公司没有票据关系，其背书给于量是非法行为，贵院应查明事实，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于量的诉求。陈玲玲向大显集团公司诉求5亿5千100万元的同时，又将“大显控股公司”的支票，金额合计1.6亿元，背书转让给俞陈、于量，企图用票据的无因性原则非法套取“大显控股公司”上市公司1.6亿元资金，企图通过法院的判决规避金融法规，诈骗上市公司巨额资产，贵院应查明事实，驳回于量的诉求。综上所述，以滕宝玉、滕宝健为实际控制人的陈玲玲、俞陈、于量、孙维仲等利益共同体下的一致行动人基于同一笔1.4亿债权（大显集团公司已偿还6200万元，现陈玲玲只享有借款本金5240万元的权益），一边起诉大显集团公司合同纠纷诉求5亿5千100万元，一边又起诉“大显控股公司”票据纠纷骗取1.6亿元资金，其行为涉嫌诈骗，触犯了我国的刑法，“大显控股公司”保留对陈玲玲、于量等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于量答辩称：不同意大显控股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具体如下：一、根据《票据法》规定，于量作为被背书人主张票据权利，大显控股公司以其对前手的抗辩对抗，包括票据取得是否取得对价等抗辩理由，法院应不予支持。1、本案案由为票据追索权纠纷，于量可以自行决定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并非只能对前手主张权利。2、关于大显控股公司陈述案涉票据是担保而非票据追索权的问题。案涉支票在陈玲玲背书转让给于量时并未记载担保或质押字样，《票据法》规定的法定记载事项已经完毕并且有出票人的财务专用章，于量需要做的仅是形式审查义务，在前手陈玲玲背书转让给于量时，于量有理由相信该票据合法、有效，而不是所谓的“借款担保”。3、关于前手陈玲玲与案外人大显集团公司之间以及前手陈玲玲是否有权背书转让票据的问题，于量认为大显控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与本案无关，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大显控股公司作为出票人与于量作为持票人的票据关系独立于票据基础关系，大显控股公司作为出票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前手陈玲玲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于量。二、一审法院程序正确，并未遗漏当事人。1、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而案外人大显集团公司及前手陈玲玲均与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无关，一审法院认定正确。2、大显控股公司称案外人大显集团公司与陈玲玲之间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没有事实依据，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这一事实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大显控股公司这一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本案与（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案件无关。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因于量持票向付款银行提示付款时被拒而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当事人为于量和大显控股公司。而（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案件的合同纠纷，案涉当事人为陈玲玲、大显集团公司、代威、太平洋电子公司，两个案件的主体、案由及法律关系都不一样，不属同一个案件。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合并审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大显控股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于量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另查明：2014年5月16日，大显集团公司与陈玲玲、代威三方就陈玲玲向大显集团公司投资及利润分配等有关事宜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由陈玲玲向大显集团公司投资1.5亿元人民币。作为投资回报，大显集团公司承诺于2014年6月30日前向陈玲玲交付大显控股公司流通股1亿股；陈玲玲同意大显集团公司有权选择在2014年6月30日前向陈玲玲交付人民币2亿元（税后），赎回按照本协议应当向陈玲玲交付的大显控股公司1亿股股份。该《投资协议书》第5条还约定：“为了保证陈玲玲投资安全，大显集团公司（此处原协议中的‘乙方’应属笔误）同意向陈玲玲（此处原协议中的‘甲方’亦应属笔误）提供空白日期的大显控股公司的银行支票及商业承兑汇票若干（票据号码见本协议附件），以确保陈玲玲到期可以收回投资回报；如大显集团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向陈玲玲交付大显控股公司股份或者以支付现金方式回赎股票，陈玲玲（此处的‘甲方’亦应属笔误）有权将大显控股公司的支票或者商业承兑汇票存入银行，所得款项用于偿还陈玲玲（此处的‘甲方’亦应属笔误）应得的投资利润。”上述协议签订的当天，陈玲玲即电话通知其所在单位大连隆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会计孙维仲到大显集团公司取回了本案所涉的支票。2014年5月23日，大显集团公司、陈玲玲、代威和大连太平洋电子有限公司再次签订《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
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5月29日期间，德玉隆公司根据于量的指示，代于量分4笔共计汇款3200万元给陈玲玲，陈玲玲、于量均称该3200万元是于量对陈玲玲的投资款。
2014年12月26日，陈玲玲以大显集团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及代威、太平洋电子有限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为由，向本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本院已依法受理，案号为（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
根据大显控股公司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7月22日分别对孙维仲和陈玲玲进行了询问，孙维仲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孙维仲称其不知道陈玲玲与大显集团公司之间签订有《投资协议书》，陈玲玲打电话让其到大显集团公司取支票，取完支票回来交给了陈玲玲，不知道支票的具体用途，也不知道陈玲玲将支票背书转让给于量一事。陈玲玲也陈述称签订协议时孙维仲没和她一起去，签完协议后打电话让孙维仲去取的支票，没有告诉孙维仲支票的用途。同时陈玲玲还说于量对其有投资，到期需要给他们回报，就把支票转给了于量，但没说明其取得支票的原因，于量也没过问此事。
大显控股公司在二审期间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4年7月1日庭审笔录、德玉隆公司银行账户汇至陈玲玲账户3200万元银行凭证及德玉隆公司的情况说明；2、大显控股公司向滕宝健还款的银行凭证；3、隆成公司及德玉隆公司工商档案；4、大显控股公司向德玉隆公司监事潘国彦还款的银行凭证；5、中信银行网银业务回单2份及情况说明；6、现金支票及大连金瑞丰经贸有限公司工商档案；7、大连隆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这些证据证明于量、滕宝健、滕飞在上述有关公司各有出资，于量与陈玲玲、滕宝健及滕飞、孙维仲在上述有关公司各有任职。
上述事实，有《投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起诉状》、银行转款凭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转账支票四份、《借方退票通知书》、工商档案等证据及询问笔录、庭审笔录、质证笔录在案佐证，相关证据业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依据本案的支票记载，陈玲玲系支票上的收款人，其将支票背书给被背书人于量，于量作为持票人提示付款被拒后，其向出票人请求付款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规定，系属行使票据追索权。因行使票据追索权而产生的纠纷诉至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325条的规定，案由应确定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正确。陈玲玲所取得的支票上没有记载质押或保证字样，且在大显集团公司、代威及陈玲玲之间依据《投资协议书》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用于担保，与本案审理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所依据的票据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大显控股公司上诉称应按借款担保纠纷确定为本案的案由，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是否应追加大显集团公司和陈玲玲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作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以及该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关于“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的规定，于量作为持票人，可以自由选择追索的对象行使追索权。既可以全部债务人行使追索权，也可以选择前手中或出票人任何一人、多人行使追索权。于量在本案中作为原告只起诉出票人大显控股公司而未起诉其前手陈玲玲，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大显控股公司请求将陈玲玲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另外，关于大显控股公司以其对陈玲玲的抗辩权申请追加陈玲玲及大显集团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主张，因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大显控股公司与陈玲玲之间的基础关系不能对抗于量与陈玲玲之间的票据关系，且单纯为查清案件事实而追加当事人参加诉讼，亦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原审法院未将陈玲玲和大显集团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并无不当，大显控股公司以原审判决漏列当事人为由请求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与本院受理的（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合同纠纷案是否为同一案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诉讼：（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院受理的（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一案，系因大显集团公司、陈玲玲、代威和大连太平洋电子有限公司履行《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过程中产生的合同纠纷而由陈玲珑玲诉至人民法院的，请求的是投资回报款，本案则系于量行使票据追索权产生纠纷诉讼至人民法院的案件，两个案件当事人不同，两个原告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不同，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关系也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大显控股公司上诉称本案与本院受理的（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案件是同一案件进而认为应驳回于量的诉讼请求或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应否与本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合同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问题。一、本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合同纠纷案件系一审案件，本案为二审案件，案件的审级不同；二、（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合同纠纷系陈玲玲依据《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等向大显集团公司、代威等主张的投资回报款，本案系票据背书转让的持票人于量依据票据关系向出票人主张的票据追索权纠纷，诉讼主体及所涉的法律关系不同；三、（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合同纠纷案件中，陈玲玲所应享有的债权数额，应根据《投资协议书》等合同文件的效力及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审理确定。而本案的票据关系中，审理的是于量从陈玲玲处背书转让取得票据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的问题，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应当围绕于量取得票据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审理，关于陈玲玲在（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案中诉求5亿5千100万元，是否已经涵盖本案涉及的全部诉讼标的款项，是否通过恶意转让票据取得了额外的利益，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本案与（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合同纠纷案件不符合诉的合并要求，大显控股公司上诉主张将本案与（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6号合同纠纷合并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于量是否明知陈玲珑玲取得票据的原因及于量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的问题。首先，根据2014年5月16日的《投资协议书》中第5条约定，本案的支票即使有担保陈玲玲投资回报的性质，但陈玲玲及孙维仲均陈述称是该《投资协议书》签订的当天，陈玲玲电话通知孙维仲到大显集团公司取回，孙维仲未与陈玲玲一起去签订协议，没有证据证明孙维仲知道协议的内容，孙维仲无从告知于量支票的具体用途，陈玲玲也否认将支票的具体用途告知其后手持票人于量，票据上也没有记载担保或保证、质押等字样，因此，没有证据证明于量明知陈玲玲取得本案支票的原因关系。虽然大显控股公司在二审期间又提供了原审法院2014年7月1日的庭审笔录、德玉隆公司银行账户汇至陈玲玲账户3200万元银行凭证、德玉隆公司的情况说明、大显控股公司向滕宝健还款的银行凭证、隆成公司及德玉隆公司工商档案、大显控股公司向德玉隆公司监事潘国彦还款的银行凭证、中信银行网银业务回单及情况说明、现金支票及大连金瑞丰经贸有限公司工商档案、大连隆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商档案等证据，但这些证据仅能证明于量、滕宝健、滕飞等在有关公司中存在出资关系，于量与陈玲玲、滕宝健、滕飞、孙维仲等在有关公司各有任职并相识，但对于证明于量是否明知本案支票用于担保《投资协议书》项下的“投资回报”这一事实，均为间接证据，且各证据之间没有形成证据链条，难以据此认定于量明知本案支票的具体用途，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的抗辩权。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大显控股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本院调取德玉隆公司、隆成公司2014年的报税凭证、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孙维仲转款的去向等证据，也是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于量是否明知支票的具体的用途，故对大显控股公司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其次，于量通过背书转让取得本案的支票，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于量没有义务主动审查其前手取得票据的原因及是否有权背书转让票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大显控股公司以陈玲玲是否有权转让票据的原因关系对抗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于量，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虽然大显控股公司没有对陈玲玲与于量之间是否存在票据转让的对价关系提出上诉，但陈玲玲及于量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投资关系、于量也确于2014年5月1日和2014年5月29日通过他人分别转款给陈玲玲合计4000万元，存在对价关系。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否定于量取得本案支票的合法性，应当认定于量作为本案支票的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其持票向大显控股公司请求票据金额，应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大显控股公司给付于量票面金额8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
关于将支票背书给个人是否违反金融法规的问题，在本院于2015年10月16日开庭审理时，大显控股公司变更部分上诉理由，未再将该问题作为上诉理由提出，本院不再予以审理。
综上，大显控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同，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6，956元，由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志刚
审判员 苏本营
审判员 谭 弘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