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金民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汉大道嘉鑫花苑1栋1单元301室。
法定代表人：刘海宾，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新民，湖南宇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文斌，系该公司项目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晓兰。
委托代理人：陶锡金，浙江中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上简称昌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邱晓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2014）金武民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昌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新民、李文斌，被上诉人邱晓兰及其委托代理人陶锡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邱晓兰在原审中起诉称，2012年5月2日，原告与被告下属的武义项目部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约定由原告承接武义大河源及深井源台区等8个10千瓦以下配电线路改造工程。涉案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组织施工并完工。工程经结算审核，被告需支付原告工程款373861元，扣减已预支的工程款170000元，被告仍需支付202961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未付。被告下属的武义项目部与原告签订施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该项目部系非法人单位，其所负的债务应由被告昌达公司承担。被告长期拖欠工程款不付的行为已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202961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原审被告昌达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并不具备与被告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资质，该案定承揽合同纠纷不合适，应为工程转包合同纠纷；被告在武义虽然有工程也委托了李文斌作为公司代理人组织人员分包施工，但是没有授权进行转包，李文斌以项目部名义发包，被告不因此承担相应责任；原告与李文斌签订合同之后也并未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全部都是由彭某组织施工的，原告不应取得工程款；且原告邱晓兰与李文斌签订的协议虽属无效，但实际上李文斌已经与原告就工程款全部结算并超额支付。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5月2日，原告邱晓兰与以李文斌为代表的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武义项目部签订了涉案协议，湖南昌达武义项目部作为甲方将武义县供电局辖区内部分电力工程安装业务以自负盈亏的方式转让给乙方（即原告邱晓兰）负责施工管理，并对施工范围、时间、义务责任、工程结算及付款方式等作了具体约定。同日，原告邱晓兰将上述工程转包给彭某进行施工。工程完工后，经结算审核，邱晓兰应得的工程款在扣除相应税费等款项后为373861元，邱晓兰预支款为190900元，尚欠182961元未付。经多次催讨无果，原告于2014年6月6日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另查明，被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曾向武义县供电局提交三份授权委托书，明确李文斌为被告的代理人，以被告的名义全权参加输变电工程、送变电线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包括洽谈、签订合同、安全责任、组织施工）竣工结算等事宜。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邱晓兰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文斌作为代表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其上盖有“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武义县项目部”印章，李文斌是经被告授权许可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武义县供电局辖区范围内电力工程的代理人，其自认作为项目部负责人与邱晓兰签订了协议，故该份施工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两名委托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意见经常自相矛盾，鉴于李文斌为特别授权代理、而李新民为一般授权代理，故该院倾向于认定李文斌的代理意见。被告昌达公司下属的武义项目部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涉及本案工程的相关行为及后果理应由被告承担，故被告应向原告邱晓兰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对于涉案工程已完工并经验收审计结算，被告予以认可；对于原告邱晓兰完成的工程量，被告认可扣除相应税费后为373861元。对于被告辩称已向原告预支了工程款190900元，原告当庭予以认可，予以确认。对于被告辩称已替原告向其转包的施工人彭某预支了工程款204500元，原告予以否认，该院亦认为在未得到原告许可或追认的前提下，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的工程款不能直接等同于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被告仅凭一份经由彭某、邱晓兰签字的结算单，以彭某从“李总（即李文斌）处支74500元、130000元”来推论该204500元款项系被告支付给邱晓兰的工程款，而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告的该辩解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尚欠工程款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邱晓兰合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邱晓兰工程款182961元及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4年6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邱晓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2元（已减半），由原告邱晓兰负担214元（已预交），由被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958元，限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宣判后，原审被告昌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对昌达公司主张的代邱晓兰向彭某支付工程款204500元的事实未作认定错误。邱晓兰对预付款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该预付款清单系其与彭某之间的结算凭证，这说明邱晓兰认可了彭某从李文斌处领走了工程款204500元，事实也是民工催讨工程款时李文斌经邱晓兰同意，由李文斌代邱晓兰支付的，否则邱晓兰也不会在预付款清单上签字认可。另一方面，虽李文斌未在预付款清单上签名，但该清单原件在付款人李文斌处，也充分说明李文斌向彭某垫付工程款204500元的事实。2、李文斌个人转包及邱晓兰个人承包都是违法的，原判认定涉案协议合法有效错误。二、原判程序违法。原审判决书载明的案由、审判人员及书记员的称谓与应诉材料、传票上载明相应内容不一致。本案涉及的案情复杂，牵涉到李文斌与邱晓兰的结算、邱晓兰与彭某的结算、彭某与李文斌的结算，这些结算至今未结清，争议达20余万元，明显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错误。另外因原审延期开庭致使证人彭某不能出庭而导致原判对彭某的书面证明不被采信，且原判未告知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中级法院上诉，剥夺了上诉人直接向中级法院上诉的权利。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邱晓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昌达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被上诉人邱晓兰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如下：2012年5月2日，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武义项目部（甲方）与邱晓兰签订了涉案协议，甲方将承接武义县供电局辖区内部分电力工程安装业务以自负盈亏的方式转让给乙方负责施工管理，约定工程费用按照武义供电局审计结算为准，并对施工范围、时间、双方的义务和责任、工程结算及付款方式等作了具体约定。同日，邱晓兰与彭某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一份，邱晓兰将上述工程转包给彭某进行施工。工程完工后，经结算审核，邱晓兰应得的工程款在扣除相应税费等款项后为373861元，2012年10月14日、12月26日、12月30日，昌达公司分别向邱晓兰支付工程款40000元、900元及150000元，合计190900元。2012年9月至12月26日，昌达公司分次向彭某垫付工程款共计74500元，故昌达公司尚欠工程款108461元未付。
另查明，昌达公司曾向武义县供电局提交三份授权委托书，明确李文斌为其的代理人，以其名义全权参加输变电工程、送变电线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包括洽谈、签订合同、安全责任、组织施工）竣工结算等事宜。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昌达公司主张向彭某垫付工程款204500元是否成立。双方对涉案工程由邱晓兰承包后由其转包给彭某实际施工的事实无异议，昌达公司认为除支付邱晓兰工程款190900元外，又向彭某垫付工程款204500元，其在原审中提供了现金日记账、预付款清单及彭某的证明及请求书等予以证明。邱晓兰则认为，其仅认可其收到的190900元，预付款清单系其与彭某之间的结算，其中载明的“李总处支”的“李总处”仅指地址，昌达公司向彭某付款未经其签字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昌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预付款清单，邱晓兰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载明：“双兵预支：李总（即李文斌）处支74500＋邱晓兰处支60000＋李总（即李文斌）处支130000＝264500”，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并有邱晓兰、彭某的签名捺印。一、关于74500元。邱晓兰二审中陈述，其中40000元是其从李文斌处领取，34500元是平时支付彭某累计的，而“李总处”仅指地址。根据昌达公司原审提供的现金日记账能证明彭某及其儿子彭君于2012年9月至12月26日从昌达公司分次领取的款项合计为74500元，与预付款清单及彭某出具的证明能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昌达公司向彭某垫付工程款74500元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而邱晓兰的上述陈述，与预付款清单载明的内容不符，其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130000元。昌达公司认为该130000元系其向彭某垫付的工程款，其二审陈述：2012年12月30日向邱晓兰支付130000元再由其支付给彭某，邱晓兰出具了收条，但收条找不到了。而邱晓兰则认为，该130000元是包括在其领取的190900元中的，其二审陈述：2012年12月30日其从昌达公司领取了150000元后支付给了彭某130000元，其从未向昌达公司出具收条。根据昌达公司原审提供的日记现金账记载昌达公司于2012年12月30日支付邱晓兰150000元，故邱晓兰上述陈述与昌达公司提供的日记现金账内容能相互印证，对该陈述予以采信，可认定该130000元包括在邱晓兰领取的190900元中。而根据昌达公司的上述陈述该130000元系由邱晓兰支付给彭某，故该款本身并非垫付款，且昌达公司的上述主张无相关付款凭证相印证，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昌达公司向彭某垫付的款项为74500元，昌达公司尚应支付的工程款为：373861-190900元-74500元＝108461元。昌达公司对已付款金额所提起的上诉，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涉案协议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涉案协议由昌达公司武义项目部与邱晓兰签订，系无效合同，原审认定涉案协议有效不当，应予以纠正。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第三条：“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一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当事人在原审中也未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故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当。至于案由，虽原审立案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但原审结案时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将案由变更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也无不当。原审判决中对当事人上诉权利的告知也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昌达公司主张原判程序违法所提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事实认定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2014）金武民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
二、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邱晓兰工程款108461元及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4年6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邱晓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44元，减半收取2172元，由邱晓兰负担1021元，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1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16元，由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2302元，邱晓兰负担16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林军
审 判 员 韦红平
代理审判员 王小青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代书 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