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2民再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映红，女，197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邦义，系贵州崇实律师事务所六盘水分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210509863。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荣，系贵州崇实律师事务所六盘水分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910841295。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恩吉，男，196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吕明芬，女，1966年9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水城县，现在贵州省女子监狱服刑，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远俊，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510843320。
再审申请人李映红与被申请人周恩吉、吕明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2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7）黔民申178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映红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或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周恩吉对申请人李映红的上诉请求。二、原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周恩吉和原审被告吕明芬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对借款金额，这一基本事实所作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就本案借款金额这一基本案件事实，原审一审判决认定为279万元，二审判决“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是，恰恰对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认定，原审两级法院的判决均缺乏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中，《借款协议书》和《借条》均载明借款金额为342万元整，原审原告诉请主张被告偿还的借款金额为300万元，而原审一审判决最终认定借款金额为279万元。一审判决认定这一事实的理由是：吕明芬“自认”其收到借款279万元，且双方均陈述交付借款方式为“银行转帐形式”，即其所依据的证据事实一则是吕明芬的自认，二则是双方对借款交付方式的一致陈述。但是，该两项所谓证据都不足以直接或间接证明借款金额的事实。首先，本案不具备适用关于“自认”证据规则的法定条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92条所规定的“自认”免证的证据规则，其前提条件是“对方当事人”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而本案并非对方当事人即两个共同被告都对收到借款279万元予以承认，故并不符合适用该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原审原告起诉的对方当事人有两个即吕明芬和申请人李映红，吕明芬虽自认其收到279万元，但申请人李映红却明确辩称“吕明芬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实际借到多少答辩人（即李映红，下同）并不清楚，答辩人也不是共同借款人，原告没有支付任何借款给答辩人”（见原审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6行至第8行）。在此情形下，如若人民法院认定两被告为“共同借款人”或“共同债务人”，并判令二被告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或连带偿还责任，当然不能仅以吕明芬一个人的“自认”代替被告方两个人的共同自认，故原审判决将吕明芬的自认作为认定借款金额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证据，并不符合法律关于自认规则的规定。其次，原审判决所称的周恩吉与吕明芬二人对交款方式的一致陈述，根本不能作为独立证据或补强证据，因为所谓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交付借款的陈述，是指哪家银行，什么时间转款，谁转款给谁，以及转款金额是多少等等，这些基本内容都没有，这样的陈述毫无证据意义，又如何能证明案涉借款金额为279万元呢？更何况，现有证据恰恰证明周恩吉转帐给吕明芬仅为79万元，而非279万元。本案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是典型的实践性合同，依据合同法第210条规定此类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从举证责任角度看，作为出借人（贷款人）除了应提供合同、借据等债权凭据之外，依法还必须举证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具体到本案就是银行转帐的相关凭证。但奇怪的是，无论原审一审还是原审二审，不仅原告不提供银行转帐凭证，而且两级法院也都不释明、不要求原告提供。更令人不解的是，原审二审中依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二审法院调取了周恩吉和其他人转帐给吕明芬以及吕明芬转出款项的银行交易凭证记录，该组法院调取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原告周恩古转帐给吕明芬仅为79万元，另有200万元是案外人周恩考转帐给吕明芬的。并且再审申请人一方明确提出的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证明周恩吉实际借款给吕明芬仅为79万元，周恩考转款200万元与本案无关。然而，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二审判决竟然认定“交易记录不能证实本案涉嫌诈骗的事实”，因而不予采信该组证据。周恩考是谁，申请人不得而知，但申请人清楚的是周恩考不是本案共同原告，也不是本案第三人或者证人，其没有以任何身份参与本案诉讼，法院也未对其进行过调查取证，既如此，二审判决凭什么想当然地认为周恩考所转的200万元就是周恩吉交付给吕明芬的借款？又凭什么想当然地认为周恩吉就能代替周恩考主张权利，而且还能向与周恩考并无法律关系的人一并主张权利？由此可见，原审判决认定借款金额为279万元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认定的事实明显是错误的，判决结果当然也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案件性质而言，本案形式上属民间借贷纠纷，实际上是涉嫌合同诈骗刑事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11条之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是，原审二审判决却借口上诉人“未提供周恩吉系受欺骗而出借款项的相关证据”，错误地对一起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作出民事判决（详细理由参见《民事上诉状》第一部分）。第二，就证据规则而言，如前文所述，原审判决采信吕明芬“自认”的事实作为唯一证据，认定本案借款金额为279万元，明显违反了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规定的立法原意，明显违反法徉适用规则。三，就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及其法律后果而言，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之规定依法确认借款合同无效，并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8条规定确定由吕明芬承担返还款项责任，而再审申请人李映红不承担责任（详细理由参见《民事上诉状》第二部分）。但是，二审判决却借口“周恩吉出借款项的行为目的正当”，“《借款协议书》以及《借条》系三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确认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这是明显错误的。二审判决未能分清合同诈骗与诈骗的区别；也没弄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实施人并不限于合同当事人的某一方，即便周恩吉出借款项行为真的“正当”，也并不能否定吕明芬的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不影响对本案借款合同作出无效认定。此外，二审判决甚至对上诉人提供的生效刑事判决书以及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凭证记录等证据的基本内容都不愿意去弄清，就轻易地以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为由否定这些证据，这也是导致其错误适用法律，并作出错误判决的一个重要原因。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故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二）项、第（六）项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90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项之规定，特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周恩吉、吕明芬未提交答辩意见。
周恩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00000元，利息461250元，共计3461250元。（利息为2013年12月30日至2016年1月30日，共计25个月，按银行利率6.15%的四倍计算，3000000元×6.15%÷12月×4×3×25）；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周恩吉与被告吕明芬、李映红以被告吕明芬、李映红为借款方，以原告周恩吉为贷款方，于2013年12月30日与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吕明芬、李映红向原告周恩吉借款342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借款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3月29日，还款时间为2014年1月30日还21万元，2月30日还21万元，直至2014年3月30日还清余款。双方还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2013年12月30日，被告吕明芬、李映红出具借条给原告周恩吉，借条载明：今借到2013年12月30日与周恩吉本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的金额342万整。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原告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原件、借条原件以及双方当庭陈述答辩等为证，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被告欠款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吕明芬、李映红认可原告周恩吉提交的借款协议书以及借条上的签名字均系二被告所签，故该借款协议及借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借款的金额，原告在举证期限内虽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发放借款342万给被告方，但被告吕明芬自认其收到借款279万元，且双方对于借款交付方式的陈述均为银行转账形式，故本院认可借款金额为279万元，对原告诉请中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吕明芬辩称其已经偿还了借款100多万，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被告李映红关于其是作为借款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上签字的抗辩理由，一审认为，首先，保证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的设定应当通过保证合同而为之，且需当事人达成合意方可成立，本案中的借款协议书与借条上，李映红均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未明确约定为提供保证担保。第二，一审在对李映红释明时，其称当时在银行工作，是被告吕明芬及原告周恩吉多次找其签名后才在借款协议书和借条上签名，结合日常生活经验，作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在借贷如此大额款项的借条上签名的风险应当有足够的认知，若是提供担保，在对方多次要求其签名的情况下，应当与债权人达成为债务提供担保的合意并以书面约定的方式注明，但本案相关证据中并未体现被告李映红系为担保而签名。第三，被告李映红提交的承诺书显示，被告吕明芬承诺对于该借款，李映红是为其提供担保，且还款责任由吕明芬一人承担，但该承诺书仅是吕明芬与李映红之间的约定，并不足以对抗债权人周恩吉，且周恩吉也并不认可。李映红出示的电话录音记录中，亦无周恩吉承认其是担保人的相关内容。故李映红应为共同债务人，与吕明芬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原告已经依约支付了借款279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告吕明芬、李映红负有按约还款的义务。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之规定，双方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上均没有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吕明芬、李映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原告周恩吉借款279万元。案件受理费3449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7245元，由被告吕明芬、李映红承担（原告已预交）。
上诉人李映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或撤销原审判决书中关于上诉人李映红连带偿还被上诉人周恩吉借款279万元的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周恩吉和原审被告吕明芬共同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李映红是否应对279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本案是否涉及刑事诈骗的问题。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吕明芬向周恩吉借款涉嫌诈骗的事实，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周恩吉系受欺骗而出借款项的相关证据，上诉人提出应采取“先刑后民”的方式处理本案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借款协议书》以及《借条》是吕明芬以民间借贷合法形式掩盖非其合同诈骗的非法目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周恩吉出借款项的行为系受到吕明芬的欺骗，周恩吉出借款项的行为目的正当，其与吕明芬、李映红之间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周恩吉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全额履行款项的出借义务，但是对于周恩吉未按照约定全额履行借款义务的行为，吕明芬、李映红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借贷双方已实际行为改变了借款金额的内容，并不能以此推定借款合同未真正履行。周恩吉与吕明芬、李映红三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以及《借条》系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周恩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部分款项的出借义务后，吕明芬及共同借款人李映红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款责任。上诉人李映红主张系因受到欺骗而在《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上签字，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上诉人李映红系银行工作人员，其应当知道在《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字的法律后果，故对于李映红的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偿还过一部分借款的主张，因上诉人李映红及原审被告吕明芬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周恩吉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映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490元，由上诉人李映红负担。
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周恩考系受周恩吉的指示将200万元汇入吕明芬账户。
本院再审认为：申请人李映红与原审被告吕明芬作为共同借款人向被申请人周恩吉借款，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中，均未明确所借款项应当由李映红、吕明芬共同收取，被申请人周恩吉已经提供了《借款协议书》、《借条》，并提供了银行转款凭证证实，《借款协议书》、《借条》签订的当天，被申请人已经按照双方约定将部分借款支付给了吕明芬，双方的借款已经实际发生。申请人李映红认为案外人周恩考转入吕明芬账户的200万元与本案并无关联，并非本案的借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关于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原二审判决已经予以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周恩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其主张要求吕明芬、李映红偿还借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2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与芹
审判员 张 嘉
审判员 宋景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夏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