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3民初8169号原告：李向南，男，198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委托代理人：张俊俊，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红超，男，198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委托代理人：周燕敏，浙江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向南为与被告马红超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1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政独任审理。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原告李向南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俊俊，被告马红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燕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向南起诉称：2014年1月2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书》一份，被告将一辆挂靠在三客公司名下的浙Ａ×××××号现代牌出租汽车承包给原告实际经营。协议书约定经营期限为五年，从2014年1月24日至2019年1月23日止，承包租金总计420000元。折合每月租金为7000元。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租赁期间，如政府出租车的政策变动，双方应另行协商。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付清了全部承包金并交纳了20000元押金，被告也将出租车交付给了原告。双方开始履行合同并无争议，但是在合同履行刚才中，出现了“互联网约车”这一合同签订时双方均无法预见的新兴的事物，并且对出租车行为造成了巨大冲击，并促进了出租车行业的整体改革。从2015年5月开始，出租汽车协会、杭州市政府均出台政策及规定，为促进出租车行业的正常发展，向出租车司机发放补贴，免除经营权使用金。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也出台政策（国办发（2016）58号文件），要求对过高的承包金进行降低。杭州市的各出租车公司以及个体车主纷纷与出租车司机重新协商承包金，在原有基础上降低1000元于3000元不等。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也曾多次与被告沟通，要求重新商议承包金退还部分费用，但被告一直拒绝，不愿降低费用。原告认为，出租车行业关乎民生国家对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管控，国家政策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同时协议书本身也约定了在出租车政策变动的情况下，双方应另行协商。在出现互联网专车这一新兴事物，并且国家已出台政策要求降低承包金的情况下，被告退还部分费用才是符合合同内容以及公平原则的。因原告无法与被告协商一致，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只能诉至法院。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求。故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退还原告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承包金83000元；（2015年6月—2015年8月共计3个月每月1000元，2015年9月—2018年12月每月2000元，共40个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原告李向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就出租车的委托经营一事达成协议的事实，协议约定了承包期和租金，并约定租赁期间，如政府出租车的政策变动，双方另行协商但目前被告拒绝协商的事实。2.杭政函件（2015）158号文件；3.杭出协（2015）8号文件一份、情况说明一份；4.国办发（2016）5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一份；证据2—4欲共同证明为应对互联网约车的冲击，市政府出台政策，从2015年1月1日起停收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金的事实；行业协会下发文件按承包费用的10%比例给出租车司机发放补贴的事实；国家层面也已发布政策，明确要求承包费标准过高的要降低，要保护驾驶员的合法权益的事实；说明国家已对出租车政策进行变动，根据合同约定，双方应对承包金进行调整；互联网约车的兴起并非一般的商业风险，属于情势变更，依法也应当予合同内容进行变更。5.吴春雨杭州客运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严金才出租车承租协议及补充协议、郭根有补充协议、张顺刚出租汽车承包合同、周大兵解除协议各一份，欲证明在目前出租车市场形成下，普遍承包金在4000元/月左右；降低承包金是目前出租车行业的共识。6.2015年10月浙江网络新闻台对出租车司机收入现状的调查，欲证明新形势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收入有时不足百元，每月7000元的承包金超过出租车司机能够承受的范围，已显失公平。7.三客实业总公司发布的公告，欲证明现在的承包金在3800元。被告马红超答辩称：1、原被告双方在2014年1月23日所签订的出租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书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是合法有效的，应该受法律保护，并且原告一直履行该协议至今，已经履行了35个月，依据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双方在协议中也约定了如政府出租车的政策变动双方应另行协商，但是本案原被告双方并未对变更达成一致，因此双方应该依照原合同继续履行。2、原告在起诉状中所提到的政府政策文件主要是指杭政函件158号文件、以及国办法58号文件，其中对于杭政函件（2015）158号文件属于政府公文及用于指导出租车改革，改革的内容即为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俗称确权，确权就是指将出租车的所有权确认至出资人名下该文件中第3条第7小点提到退还经营权有偿使用金，这是特别针对公牌车而言的，但是依照文件规定并非所有的公牌车都享受了有偿使用金的退还，只有符合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已缴纳一次性经营权有偿使用金且自2015年1月1日经营期限尚未到期的才能享受。本案中的被告车辆自购车以来并未缴纳过经营权有偿使用金，故没有依照该政策享受政府的退还。对于国办发（2016）58文件第5项健全利益分配制度中提到根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出租汽车承包费标准或金额的任务，现有承包费标准或定额任务过高的要降低，该文件的意思是需要依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这两个因素来确定现有的承包费是否过高，在本案中，被告的经营成本为每月需承担公司的管理费380元以及车辆每年的保险费，保险费每年为8000元左右，平均下来被告每月的经营成本为1048元，收益为每月7000元的承包金，净收益只有5952元，这里还没有包括被告2014年购买出租车所花费的56.8万元的高额成本，但是对于原告来说，每月经营成本为7000元的承包费自9月—12月日平均收益均为1100元左右，每月平均收益为33000元左右，扣除承包金，每个月的承包金7000元，每个月的净收益可以达到26000元左右，再加上2016年度政府给予的有油费方面的补贴有3130元，很显然原告的收益要比被告高得多得多。原告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杭州市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从原告的经营收入水平以及经营成本对比来看，双方约定的承包费并不高，不需要进行调整。3、原告依据他人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来说明本案中的每月7000元承包费是过高的，应该予以调整，被告认为这样的说法非常不合理。首先，依据《合同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及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原则，他人之间所缔结的承包合同无论是高或者是低，均是他人之间自由平等协商的结果，有着其特定的内在原因，对第三人无任何约束力。其次，一辆具有营运资格的出租车在民法上应当定性为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因为不同的出租车之间是具有巨大的差异的，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比如是公牌车还是私牌车、车况的好坏、车辆的新旧程度、营运权期限的长短、投资成本的高低、市场的行情怎样等因素，同样是一辆具有营运资格的出租车，因以上因素的不同，相互之间不可以替代，具有其特定性，从而也就造成了不同的出租车具有不同的承包价格这一现实状况。4、真实情况是2014年年初，杭州地区存在着大量与本案承包价格相同甚至更高的协议，比如约定每月的承包金额为8000—9000元，一直履行至今，没有进行过变更或解除。5、由于被告配备的是全新的汽车给予的原告，在2014年1月份，与被告当时车况、情形相同的出租车当时的承包行情均为每月8000—9000元，被告之所以愿意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这样的低价承包给原告，其内在的原因是他的承包期限是5年整，并且已经将这5年之中有可能出现的市场行情波动、各种商业风险等因素都考虑在内了，因此，双方约定的承包费7000元并不过高，已低于当时的市场平均水平。原告欲依据几份他人之间的个别协议来证明合理的承包价格应当是每月4000元，依据非常不充分。6、原告认为本案应当认为情势变更等规定来进行变更，被告认为本案不属于情势变更，无法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2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律，使用情势变更规则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存在不可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第二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会导致无法适用情势变更规则，在本案中两个条件一个都不符合，因为网约车又称专车，并不是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才出现的新事物，而早在2010年我国就有互联网专车的身影出现，网约车的出现导致的影响，第一它不是不可预见的，第二它本身就属于正常的市场行情的波动变化，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其次，更重要的是继续履行本协议并不会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的原告在2016年9月—12月平均每月的净收益高达26000余元，原告营运这辆出租车每月都有如此稳定的高收益，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出继续履行合同对原告有什么不公平之处。7、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是要退还2015年6月—2018年12月期间的承包金，对于该期限的主张，原告没有依据，原告是在2016年11月份才起诉，2016年6月—10月这5个月原告已经依据合同完全履行了，在这个期间从来没有提出过变更协议、价款等内容，至于2016年11月—2018年12月是属于未来尚未履行的期间，因为原告始终未能提出关于该期间应当进行变更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被告认为法院不应该支持。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被告马红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浙Ａ×××××号车辆2016年9月10日至2016年12月22日营运交易明细一份；2.浙Ａ×××××号2016年9月10日至2016年12月22日营运情况统计清单一份；证据1、2欲共同证明原告2016年9月至12月期间营运收入稳定，其中9月10日至9月30日营运收入23445元、10月份营运收入36465元、11月1日直11月26日营运收入29820元、12月7日至12月22日营运收入17142元，经统计原告日平均收入稳定在1100元左右，月平均收入稳定在33000元。扣除承包金，原告净收益在26000元左右。3.银行交易明细查询一份，欲证明被告承担每月公司管理费380元，政府支付的补贴750元（补贴由公司直接发放给被告，后由被告交给原告），2016年共计3130元，被告已全部支付给原告的事实。4.收条一份，欲证明被告系与宋北北合伙购置的出租车，购车成本为45万元的事实。5.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各一份，欲证明被告承包给原告的为全新车辆的事实。6.机动车保险单一份，欲证明在2015年，被告应承担每年8008.85元保险费，2016年被告应承担每年7835.72元保险费。7.出租车经营权证一份，欲证明被告车辆经营权证为1999—02—10至2018—12—09，不属于“退还经营权有偿使用金”情形。8.出租车承租协议一份，欲证明在2014年1月份左右，当时出租车承包市场行情为8400元，被告将出租车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承包给原告，属于市场行情中的低价。并且，这两份承包合同一直履行至今，未有变更或解除。经当庭质证，对原告李向南提交的证据，被告马红超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3、4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对情况说明由于没有加盖公章，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该三组证据都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为：（1）被告的车辆自购车以来没有缴纳过一次性的经营权有偿使用金，故没有依照该政策享受政府退还，不符合杭政函件158号文件所列的条件。（2）第3份证据属于行业文件不属于国家政策也不属于法律法规，因此对双方当事人都没有约束力，另外政府给予的相关补贴，2016年度供给有3130元，被告已经全部支付给原告了。（3）国务院的文件也是属于政府公文，不属于行政法规，因此也没有强制约束力，另外因在2014年1月份当时的市场行情为8000—9000元，双方约定的7000元承包金并不高，已经是低于当时的市场平均水平。对证据5，由于原告没有提供原件，所以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即使原告提供了原件，被告认为只有几份合同，缺少合同履行方面的证据也难以认可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合同履行相关的证据，仅仅凭借一份案外第三人签订的书面合同，难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就像被告在答辩状当中所述因为每一辆出租车具体情况不同，有着其特定的内在原因，比如承包时间长短不同、车辆新旧不同，所以他人之间的不同对被告没有任何约束力，也没有参照价值，所以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6，由于原告提供的是打印件，三性不认可。原告所拿的新闻调查是2015年10月份的新闻调查节目，距离现在已经过了1年多了，原告拿一个1年多的新闻调查来说明现在的问题，被告认为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另外由于新闻调查的特点是追求时效性，只能够反映某个时间点，这种真实性未作考证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反映每月7000元的承包金是否超出司机的承担范围，是否显失公平，被告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证据7，公告第一段话讲到“出租车5年一轮的承包合同……”出租车行业对车辆报废有要求的，正常情况下5年就报废，购买新的车子，但是公告说鉴于当前的形势车辆不作更新，继续运营一年，就是说本来报废的车子没有报废再运营一年，所以定了每月3800元的承包金，这是有它特定的条件的。被告当时承包给原告的车是全新的车，所以拿该公告来说明现在的承包行情是3800元没有说服力。对被告马红超提交的证据，原告李向南质证认为：对证据1、2，对有公章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对象不认可。被告的证据刚好能够证明原告持续亏本的状态，合同里规定了年检费用、计价费、营运费、养护费、维修费、交通事故以及罚单都是由原告承担，现司机一班收入为550元左右，油费大概为150元，班费加养护费150元左右，这些最低的成本是每班300元，也就是司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加上人力成本的收入为200多元，还不够成本，每月7000元是不能够继续履行的合同。对证据3，政府补贴的钱是政府给的，与被告无关，被告也承认没有收到这笔钱，也不知道这笔钱。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无法看出这笔费用是转给原告方本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这是被告的购车成本，也可以看出被告方的成本是45万元，但是原告方一次性已经支付了42万元，其实原告的成本比被告多得多。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予以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没有请被告退还经营使用权证，是为了证明经营权使用证不像当初那么值钱，出租车行业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对证据8，这是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无法确认真实性。该合同是否现在已经被变更或者被终止也无法认可，与原告的协议不一致，没有任何可比性。据此，本院对原告证据1-4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证据5、6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原告证据7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并对被告证据1、2、3、5、6、7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证据4、8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4年1月23日，委托方马红超（甲方）与受托方李向南（乙方）签订的《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一辆三客公司个人所有的现代营运出租车，车牌号为浙Ａ×××××，租给乙方经营。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1月23日，乙方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租赁关系。乙方一次性向甲方缴纳承包金420000元整。租赁期间关于车辆的各项费用包括规费、保险费等均由甲方承担。租赁期间，如政府出租车的政策变动，双方另行协商。甲方如政府行为更新车辆，不作违约论，双方终止租赁关系。协议签订后，被告马红超将ATC228号出租车交于原告李向南经营。李向南支付马红超承包金420000元。2015年12月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杭政函（2015）158号】，该指导意见第（七）项载明“实行经营权无偿使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出租汽车经营成本，提高驾驶员收入待遇，自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收取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对出租汽车实行经营权无偿使用。已一次性缴纳经营权有偿使用金且至2015年1月1日经营期限尚未到期的，按照投入资金、剩余经营时间折算相应的余额，予以退还。有偿使用金退还后，原核定经营期限不变”、第（九）项载明“全面解决出租汽车经营权属不清，利益纠纷不断等问题。对2015年1月31日前申报登记为挂靠/买断、半买断经营关系的出租汽车，经企业与实际出资人共同申请，按照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和车辆购置款实际出资情况，将经营权和车辆产权确定给实际出资人。对已完成确权的车辆，应当与出租汽车服务管理公司或原企业签订服务管理协议，实行公司化经营。……”。2015年5月27日，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向各出租汽车企业下发《关于发放出租汽车司机临时经济补贴的通知》【杭出协（2015）8号】，载明“根据目前各种互联网专车兴起，严重影响了出租汽车行为正常秩序，使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明显下降。行业协会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调查。为此，行业协会又在2015年5月26日下午召开了副理事长、副秘书长单位和有关出租汽车企业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与会企业一致赞同，同意给缴纳承包金的出租汽车司机发放经济补贴”，发放时间为“暂定为2015年6月、7月和8月三个月”、发放标准为“1、按出租汽车单车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承包费用的10%比例发放补贴；2、单车承包合同中，有约定的给司机缴纳社保及承包修理费用应扣除后，按10%的比例发放补贴”、发放方式为“先缴后补，既承包人先缴纳每月的车辆承包费用，企业再发放经济补贴”。本院认为，原告李向南与被告马红超签订的《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有效。现原告李向南以网约车的出现影响其运营出租车收入为由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要求被告返还其部分承包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不可否认的是，网约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及影响。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相关文件所载补贴已由马红超支付给李向南，一定程度上对李向南的损失也进行了弥补。且根据浙Ａ×××××号车辆的营运交易明细所示，网约车对原告经济收入的影响程度并无达到构成显失公平的程度，亦不足以致使原告订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告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被告返还部分承包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向南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75元，减半收取937.5元，由原告李向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 政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代书记员  施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