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营民三终字第003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唐湘梅，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梅岗，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袁国章，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石桥市旗口会联蔬菜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大石桥市旗口镇。
法定代表人刘宝君，理事长。
原审被告海城市中小供销合作社嘉丰农资服务处，住所地海城市。
负责人孙立先，经理。
上诉人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树荣公司”）因产品质量纠纷一案，不服大石桥市人民法院（2014）大高民初字第00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树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梅岗、袁国章，被上诉人大石桥市旗口会联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刘宝君，原审被告海城市中小供销合作社嘉丰农资服务处（以下简称“嘉丰农资服务处”）的负责人孙立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7月10日前后，原告在被告嘉丰农资服务处购买了由被告树荣公司生产的32﹪唑磷·毒死蜱杀虫乳剂（批号为2013041208），使用10-15天后，水稻发生严重药害。受害农户怀疑该农药存在质量问题，原告会联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刘宝军）于2013年8月1日自行委托青岛科标化工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对涉案农药进行了检测，并于2013年8月19日出具了№.SCT-20130801-004N检验报告，后经该检测机构复检，确定该份报告数据不准确，遂于2013年9月通知原告会联合作社，并收回已经发给原告的纸质版检测报告，并于2013年11月20日全额退回检测费。该报告为无效报告。与此同时，大石桥市农发局责成大石桥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下称“执法大队”）调查处理。2013年8月29日，执法大队会同被告树荣公司代表、嘉丰农资服务处代表、原告方代表及旗口镇政府代表共同对涉案农药抽样、封存（有全程录像），并委托农业部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沈阳）检验，检验项目为三唑磷、毒死蜱质量分数。该中心于2013年9月2日作出№.2013WT08032检验报告,结果显示两种成分含量符合农药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为查清水稻减产原因，大石桥市农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纪明山、王伯伦、刘志恒等三名专家对受害地块进行田间鉴定。2013年9月8日专家组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农户施药时与涉案农药混用的杀菌剂井冈霉素、三环唑属于水稻常用药剂，正常使用对水稻安全。水稻生长异常，与施用杀虫剂“32%唑磷·毒死蜱水乳剂”有关。推测该农药中混入了抑制水稻生长的化学物质，建议对该农药送有关部门进行质量检测，同时检测该产品中是否含有多效唑。执法大队于2013年10月15日将该农药委托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沈阳）进行未知组分含量项目检测（即隐性成分及杂质全分析检测），11月4日，该检验机构作出№.20135364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涉案农药中含有三唑磷、毒死蜱及相关杂质治螟磷，未检出2甲4氯钠等13种除草剂，未检出涕灭威等23种高毒农药。11月8日，执法大队再次将该农药送上述检测机构进行治螟磷质量分数项目检测，11月11日，该检验机构作出№.20135394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涉案农药治螟磷质量分数为1.1%，超出了被告树荣公司1%的企业标准。据此，大石桥市农发局于2013年12月1日出具认定意见书，认定涉案农药为劣质农药。
与检测农药工作进行的同时，大石桥市农村经济发展局于2013年9月23日委托大石桥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的旗口镇腰会村、曹家村水稻药害损失进行评估。该价格认证中心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大价认字（2013）0004号价格鉴证结论报告书，结论为“腰会村（即原告会联合作社）水稻药害亩产损失为人民币856元”该项水稻估产过程经由大石桥市旗口镇政府申请，大石桥市公证处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全程录像的三盘录像带封存在大石桥市公证处），并作出（2013）大市证民字第922号公证书。
2013年12月10日，原告的水稻受害面积经由旗口镇政府和涉案的腰会村委会、曹家村委会两级政府根据涉案农户应分得的土地面积和外承包面积统计，腰会村（即原告会联合作社）受害村民69户，受害面积1159亩，计算所得损失金额为992104.00元。
原判认为：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使用32%唑磷·毒死蜱水乳剂，原告的水稻出现病症并造成减产的事实存在。被告树荣公司系农药的生产商、被告嘉丰农资服务处系被告树荣公司的经销商。原告会联合作社（69户社员）系水稻种植户。原告在购买施用被告生产、经销的农药后，水稻出现病害。大石桥市农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的三名专家对受害地块进行田间鉴定，专家组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农户施药时与涉案农药混用的杀菌剂井冈霉素、三环唑属于水稻常用药剂，正常使用对水稻安全。水稻生长异常，与施用杀虫剂‘32%唑磷·毒死蜱水乳剂’有关。推测该农药中混入了抑制水稻生长的化学物质，建议对该农药送有关部门进行质量检测，同时检测该产品中是否含有多效唑”。执法大队进行调查处理，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涉案农药进行农药成分质量分数检测、隐性成分及杂质全分析检测，检测结论为该农药治螟磷质量分数超标0.1%，且该成分为高毒、高残留，系农业部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的药品，大石桥农发局认定涉案农药为劣质农药。虽然造成水稻病害以致减产的因素很多，如气候（温度、湿度、光照及辐射强度等）因素和土壤条件、生态环境、品种等因素，但辽南地区的水稻种植业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规模化、产业化，至今已40余年。当地农民的种植技术含量已经掌握，期间又没有气象灾害、水质污染方面的不可抗力因素发生。没有证据证明人为因素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原告水稻滞涨、矮化、出穗晚、穗小、结实率低等问题。沈阳农业大学的专家组田间鉴定意见也充分说明涉案原告配伍使用的井冈霉素、三环唑系水稻常用药剂，正常使用对水稻安全，推测水稻生长异常与涉案农药有关的鉴定意见也足以说明问题。农业执法部门已经认定涉案农药为劣质农药，病害发生后，被告随即召回该批号农药停止销售。况且两案〔另案为（2014）大高民初字第00221号〕原告涉及两个村116家农户，散见1700余亩水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药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操作进行使用，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药害，唯一相同的因素就是施用了被告生产、销售的批号为2013041208的32%唑磷·毒死蜱杀虫乳剂。综上，在排除一切人为因素、不可抗力因素之后，在遍寻国内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均没有能够做出“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只能依据现有证据认定系被告生产、销售的农药造成原告的损害。原告的损失额度应当依据大石桥市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和旗口镇政府和涉案村委会联合作出的受害土地面积为依据，即原告会联合作社69户社员损失金额为992104.00元。
被告树荣公司、嘉丰农资服务处虽然辩称其生产、销售的涉案农药三证齐全、手续合法，其产品为合格产品，不能产生药害；认为大石桥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水稻药害损失的评估程序违法、没有鉴定资质；镇、村两级政府对涉案受害亩数的确认不客观、不真实。但产品合格证不能足以保证涉案批号的农药就是合格产品或不足以导致水稻病害；大石桥市价格认证中心具备认证资质，评估程序合法并予以公证，镇、村两级政府对涉案受害亩数的确认具有客观、公正性。对上述问题，被告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树荣公司、嘉丰农资服务处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就涉案农药是否存在缺陷及产品缺陷是生产者造成的还是销售者造成的进行举证证明，对原告的损害，二被告应当予以赔偿。
原告会联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刘宝君在本诉中还有一项由于药害问题导致其妻子生病住院造成的损失，要求被告一并赔偿的请求，因证据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和保护。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的规定，原告可以请求生产商赔偿，也可以请求销售商赔偿。被告嘉丰农资服务处与被告树荣公司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赔偿关系，终局赔偿责任应当由被告树荣公司承担。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树荣公司赔偿原告会联合作社经济损失992104.00元（玖拾玖万贰仟壹佰零肆元）人民币。二、被告嘉丰农资服务处负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医疗费的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义务，限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逾期履行，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执行。案件受理费16950.00元（壹万陆仟玖佰伍拾元）由被告树荣公司负担，被告嘉丰农资服务处负连带责任。
宣判后，树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1、上诉人公司生产、销售的唑磷毒死蜱没有质量问题。一是我公司生产的唑磷毒死蜱有三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标准和农药登记证）符合《农药管理条例》。二是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作出的№.2013WT08032号检验报告，判定我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农药为合格产品。三是被上诉人大石桥市旗口会联蔬菜专业合作社曾于2013年8月1日就涉案农药委托给青岛科标化工分析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测，该公司出具了№.SCT-20130801-004N检验报告中我公司生产、销售的唑磷毒死蜱治螟磷含量为0.25%。2、我公司生产的唑磷毒死蜱在全国各地均有销售，而其他地方均未出现被上诉人所诉情况，农业部取缔治螟磷的正式登记是因为治螟磷属高毒、高残留农药，并不是它会产生药害。因此，被上诉人诉称“使用此农药10-15天，稻苗出现矮化、滞长、出穗晚、穗小，结实率低，造成严重减产”与我公司生产、销售的唑磷毒死蜱中含螟量没有因果关系。3、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作出的№.20135394检验报告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该报告中的样品没有在我公司的共同参与下抽取，是否是我公司产品无法确认，没有履行法定的抽样、取样程序。另外，该报告未按我公司企业标准进行监测，同时未盖计量认证章，属无效报告。4、一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水稻药害损失因果关系及损失鉴定，一审法院不但不选择该鉴定机构，反而在没有委托鉴定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判决，造成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5、在一审审理期间，我们就大石桥市农发局认定涉案农药是劣质农药一事提起了行政诉讼，现正在审理中，此案的审理结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我们申请将本案中止审理。6、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理解有误。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树荣公司、嘉丰农资服务处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就涉案农药是否存在缺陷及产品缺陷是生产者造成的还是销售者造成的进行举证证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对其损失、其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证明。本案不属举证责任倒置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款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产品质量纠纷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只能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而不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诉讼是产品质量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此，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应由我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从而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大石桥市旗口会联蔬菜专业合作社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嘉丰农资服务处的陈述意见与上诉人意见一致。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于2014年8月11日向国家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作出《辽宁省农委关于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反映事项调查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第三项调查结果及建议：“综上，大石桥农发局及执法大队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未见明显失职或失当行为，其抽样过程、检验机构的选择、检验结果的适用均符合有关规定及客观工作情况”。
再查，2014年11月1日上诉人向大石桥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大石桥市农发局撤销认定上诉人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3041208】的32%唑磷·毒死蜱为劣质农药的认定意见书并赔偿其经济损失100万元。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意见书属纯粹事实判断的准行政行为，仅起到阐释事物性质、质量的作用，原则上属于观念通知，不能单独提起行政诉讼，其请求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2014）大行立字第00004号行政裁定，对上诉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宣判后，上诉人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以大石桥市农发局的认定意见书的认定内容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为由作出（2015）营立一行终字第00003号行政裁定指定大石桥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大石桥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7日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000120号行政裁定，以大石桥市农发委作出的认定意见书“属于事实判断的准行政行为，即对该涉案农药为劣质农药的一种说明和结论，属于行政过程中的一种前置行政行为，该行为对相对人不产生直接实际影响。故大石桥市农发委作出的认定意见书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为由，驳回原告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的起诉。宣判后，树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现该案正在二审审理阶段。
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作出的№.20135394检验报告是否能作为证据使用；2、被上诉人所受损失与上诉人公司生产、销售的批号为2013041208的32%唑磷·毒死蜱杀虫乳剂是否有因果关系；3、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4、本案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关于焦点一，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作出的№.20135394检验报告是否能作为证据使用问题。
上诉人认为该报告中的样品没有在其公司的共同参与下抽取，是否是其公司产品无法确认，没有履行法定的抽样、取样程序，属无效报告。
经查，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是辽宁省唯一一家列入农业部农药登记原药全组分分析试验单位名单的检验机构。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于2014年8月11日向国家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作出了《辽宁省农委关于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反映事项调查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对此问题作如下答复：抽样现场影音资料显示，抽样过程在当地公安部门、农业部门、旗口镇政府、受害农户代表、涉案农药经销商的共同参与下进行，并全程录像。大石桥农发局曾向树荣公司发函，要求其对封存样品共同进行抽样，由于树荣公司要求被上诉人先行承担往返机票、差旅费、补助费等费用，被上诉人未能满足，导致上诉人未能进行共同抽样。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为：“大石桥农发局及执法大队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未见明显失职或失当行为，其抽样过程、检验机构的选择、检验结果的适用均符合有关规定及客观工作情况”。因此，上诉人的№.20135394检验报告中的样品没有履行法定的抽样、取样程序、属无效报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将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作出的№.20135394检验报告作为证据使用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所受损失与上诉人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农药是否有因果关系。
上诉人称其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农药是合格产品，不会产生药害。对此，原判已做论述即“产品合格证不能足以保证涉案批号的农药就是合格产品或不足以导致水稻病害”本院认为正确，不再赘述。被上诉人在购买、施用上诉人生产、经销的农药后，水稻出现病害。沈阳农业大学的专家组田间鉴定，推测水稻生长异常与涉案农药有关。于是，执法大队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涉案农药进行检测，结论为该农药治螟磷质量分数超标0.1%，而治螟磷为高毒、高残留，系农业部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的药品。病害发生后，上诉人随即召回该批号农药停止销售。况且两案〔另案为（2015）营民三终字第00351号〕被上诉人涉及两个村116家农户，散见1700余亩水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药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操作进行使用，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药害，唯一相同的因素就是施用了上诉人生产、销售的批号为2013041208的32%唑磷·毒死蜱杀虫乳剂。原审法院在排除一切人为因素、不可抗力因素之后，在遍寻国内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均没有能够作出“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认定系上诉人生产、销售的农药造成被上诉人的财产损害无不当之处，况且上诉人亦未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损害与其生产、销售的涉案农药无关。故上诉人的被上诉人的损失与涉案农药无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问题。
因涉案农药经送至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治螟磷质量分数项目检测，结论为涉案农药治螟磷质量分数为1.1%，超出了上诉人树荣公司1%的企业标准，且该成分为高毒、高残留，系农业部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的药品。为此，大石桥农发局认定涉案农药为劣质农药，但其作出的认定意见书是对涉案农药为劣质农药的一种说明和结论，其行为对相对人不产生直接实际影响，即不管涉案农药是否被认定为劣质农药，上诉人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农药治螟磷质量分数都是超标0.1%的，并给被上诉人的水稻造成减产损失，故本案无需等待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而对本案中止审理。
关于焦点四，上诉人对涉案农药存在缺陷是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生产者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中，被上诉人已举证证明在使用上诉人生产、销售的唑磷毒死蜱水乳剂后，被上诉人的水稻出现病症并造成减产的事实。上诉人就应举出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水稻减产与其生产、销售的农药无因果关系来抗辩自己不承担责任。因上诉人未能举出充分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而原审法院亦依职权在穷尽一切可能重新进行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程序后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原审判决无不当之处。因此，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00元，由上诉人重庆树荣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莹
代理审判员 朱 丹
代理审判员 杨名环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夏铭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