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商终字第424号
上訴人（原审被告）郭奉玲
委托代理人金涛。
被上訴人（原审原告）魏玉新
委托代理人李平，山东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訴人郭奉玲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济中区商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2000年10月26日原、被告签订“股票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持有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票15000股，以每股1.76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时支付给被告合同转让金26400元；被告转让给原告的股票所产生的盈利分红及其他权益情况，应如实通知原告，并将原告所得全部红利及时转交给原告，被告放弃转让股票未来收益，同时不承担相应风险损失。被告转让给原告股票，被告负责代表原告办理未来可能出现的权益变更手续，原告享有未来收益，同时承担相应风险损失等相关规定。二、协议签订后，被告陆续将股票收益款50万元转给原告，双方对此无异议。2012年7月1日，由被告书写，原告签字确认的对股票减持情况作了“结算证明”，内容为：“2000年9月28日，本人已购买平安保险《红利15万保额》为条件，从郭某乙名下认购的平安员工股1.5万（壹万伍仟）股，通过平安工会持股公司减持并管理，在2012年6月25日减持完毕，我所得收益已全部结清”。魏某甲新签名。同时魏某甲新注明了其子魏某乙的名字及其名下在农行的卡号。该“结算证明”签订后，被告向魏某乙的农行卡上存款20万元，至此，原告共收到被告转款50万元。原告主张其受让股票最后两次减持收益值715116元，被告已付50万元，尚欠215116元及红利未付。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3年9月25日向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调查了解，2012年5月22日第三次减持，25000股收益为712373元，2012年6月20日第四次减持，2500股收益为479487.73元，两次合计1191860元。其中，15000股的收益为715116元。同时了解15000股分的红利为97912元。因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55%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丰瑞股权投资基金，剩余股权也分别转让给其他公司，股权转让正在办理转让手续中，因此，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不在本公司，经本院调查出具的证明无法加盖单位公章，只有本公司的办理人员在证明上签字确认。原、被告争议的股票，经本院生效的（2010）济中区商初字第114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于某与被告王某甲、第三人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平安员工投资权益转让纠纷一案）确认，该股票是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针对平安集团公司内部员工签发的一种“投资权益”。截至2012年6月本案争议转让股票已经减持完毕，减持收益款由股票发行部门汇入持股人被告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内。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2000年10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票转让协议书，证明原告购买被告持有的平安公司股票15000股，价值26400元，以及买卖之后的风险和利润分红等约定。同时证明，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2、股东来函两份，证明股票已经转让完毕并已减持完毕。3、法院到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调查的股票收益的明细复印件，证明股票的减持收益和分红情况，该减持收益到户名称为被告。4、手机信息、电话记录，证明签协议时，被告还欠原告股票收益款。对以上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转让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该协议书转让形式不符合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应认定无效。对证据3有异议，该证据的形式不具有客观性，没有加盖公章，应认定为五小证据。对证据4录音内容无异议，但对书面内容有异议，该内容中与原录音内容不一致，回避了被告已支付完毕的客观事实，该证据恰恰能证实双方2012年以来股票收益经过结算已支付完毕的客观事实。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如下证据：1、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布的1997年平安员工股份管理办法及2004年新投发（2004）01号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证明该股票为平安公司符合条件的员工出资认购资格系本公司员工，不允许员工持有人转让或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购买；转让的应在平安保险公司办理变更手续，未办理的受让方不享有权利。2、2012年7月1日原告出具的债权债务“结清证明”，证明2000年原告从被告处认购的平安员工股是以购买平安保险鸿利15万保额为前提要件，否则无效；并证明从2000年9月28日到2012年7月12日期间，被告多次通过现金及转账的方式将原告的全部红利及减持收益支付完毕，该支付的事实经双方对账结算得到原告的确认。3、原、被告双方的电话录音及整理的书面内容，录音是刻的原审时原告的碟子，可以与原告的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支付20万元后全部结清，对其中的剩余50000元双方存在争议。4、2012年6月30日原告给被告的手机发的短信一份，证明原告先发的卡号，后签的“结清证明”的事实，原告出具“结清证明”的客观真实性。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对内不对外，用其不能否认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的效力是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确认的，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效条件。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结清证明”是附条件的，所附条件成就时协议生效，否则不生效。被告写协议时肯定欠原告钱，事实证明被告在原告签名后又付了20万元。对证据3电话录音，只要和现存卷中内的碟子中内容相一致，原告无异议。对证据4，原告为了要款于6月30日给被告发的卡号，第二天被告通知我见面，见面时被告拿出写好的“结清证明”让我签的字，签完名后我预留了农行的账号，当天没转款，第二天转的20万元。
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法院到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调查的股票收益的明细及分红情况表，本院认为，该股票收益明细及分红情况表未盖单位公章，是因该单位股权正在办理转让手续期间，公章不在本公司无法盖章的结果；该事实由本院原一审（2012）济中区商初字第525号卷中第23页“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来函的公告”可以证实股权转让情况；且被告亦对减持款71.2万元及分红金额97912无异议，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4手机信息、电话记录，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举证手机往来短信、通话记录等证据存有质疑，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反驳，对于原告举证的手机往来短信、电话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足以证明2012年7月1日双方签订“结清证明”后，原告依然利用手机短信与电话方式催促被告尽快支付“股票”减持剩余款项。被告在短信和电话中亦未明确否认欠款事实，只是答复原告由于其信用卡额度不足无法取款，并要求原告等待一段时间，一定会尽快支付给原告相应款项。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并非我国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且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公司内部规定，对外无约束力，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2，2012年7月1日结清证明，由于“结清证明”所载明原告已经收到全部收益，但是没有注明双方即时结算减持收益款具体金额；被告亦未提供其支付给原告“股票”减持收益款71.2万元的凭证或原告所打收条；被告仅提供上述网银转账记录，其余支付凭证未提供。而且原告在“结清证明”中签名和预留收款账号后，被告又向原告所留收款账号打款20万元。可以证明双方签署“结清证明”时，被告就“股票”减持收益款项与原告并未实际结清，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与原告提供的相一致，前述已作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票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将争议“股票”减持款及红利全部支付给原告，现原告认可被告已给付5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股票剩余减持款215116元及所分红利97912元，理由正当，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减持收益款的银行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股票减持款及红利已全部给付，缺乏证据加以佐证，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某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魏某甲新股票减持收益款215116元。二、被告郭某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魏某甲新股票分红款97912元。如被告郭某甲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95元，由被告郭某甲负担。
郭某甲不服上述一审判决，提起上訴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双方之间所签字认可的结清证明及被上訴人提供的双方的通话录音，完全能够证实本案事实是：上訴人一直按照双方约定，将股票收益转让给被上訴人，一次一清，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直到2012年6月最后一次减持，双方议定上訴人再给被上訴人25万元后，双方结清。所以，在2012年7月1日，被上訴人虽然没有收到上訴人的最后一次减持款25万元，但基于对上訴人的信任，双方仍签订了结清证明，在当天下午，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帐号汇入了20万元。对于下欠的5万元，因上訴人没有及时给付，双方才发生争议。故上訴人欠被上訴人的减持款是5万元，而不是21万元。二、一审法院到深圳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调查材料，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因该材料没有加盖所调查公司的公章。三、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本案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訴人，上訴人不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按被上訴人所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也能证明上訴人与被上訴人仅存在5万元的争议，即在双方出具结清证明后，上訴人仅有5万元的钱款没有付清。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辩称：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二审查明：2000年10月26日，郭某甲与魏某甲新签订股票转让协议，约定：郭某甲将持有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票15000股，以每股1.76元转让给魏某甲新，转让金为26400元；郭某甲应将股票所产生的盈利分红及其他权益情况如实通知魏某甲新，并将所得全部红利及时转交给魏某甲新。
协议签订后，该股票进行数次减持，减持收益共计为715116元。郭某甲陆续将股票减持收益款300000元转给了魏某甲新，双方对此无异议。对于下余的41万余元，双方经协商，魏某甲新同意由郭某甲再给付25万元即可；双方在2012年7月1日，由双方签字确认，对股票减持情况作了“结算证明”，内容为：“2000年9月28日，本人已购买平安保险《红利15万保额》为条件，从郭某乙名下认购的平安员工股1.5万（壹万伍仟）股，通过平安工会持股公司减持并管理，在2012年6月25日减持完毕，我所得收益已全部结清”。魏某甲新签名。同时魏某甲新注明了其子魏某乙的名字及其名下在农行的卡号。其后，郭某甲向魏某乙的农行卡上存款20万元。对于下余的5万元，郭某甲没有及时付清，双方因此发生了争议。魏某甲新在其后提起了訴讼，要求郭某甲给付21.2万元的股票收益。
一审时，根据魏某甲新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25日向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调查了解：15000股的收益为715116元。15000股所分的红利为97912元。上述钱款，均已由郭某甲收取。
上述事实，系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电话录音资料、结算证明材料、协议书及陈述，并经质证后认定的。
本院认为：上訴人郭某甲向被上訴人魏某甲新所转让的股票的减持收益共为715116元、红利收入为97912元，该事实清楚。
关于其中的减持收益715116元，在郭某甲给付了魏某甲新3000**元后，对于下欠的41万余元，双方已经协商达成了由郭某甲再给付25万元、魏某甲新放弃其余部分的协议，该事实可由魏某甲新在2012年10月30日在一审庭审时的当庭陈述及其魏某甲新所提供的电话录音及其整理的书面内容所证实。因此，郭某甲在2012年7月1日给付了魏某甲新20万元后，仍欠付下余的50000元，对该欠款，郭某甲应该承担给付义务。对于其余部分，魏某甲新再行要求郭某甲给付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其中的股票红利收入97912元，该事实由原审法院在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调查材料予以证实，足以认定。由于该收入为郭某甲转让给魏某甲新的股票的红利收入，所在权人应该为魏某甲新，故郭某甲应该给付魏某甲新。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济中区商重初
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济中区商重初
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訴人郭奉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上訴人魏玉新股票减持收益款50000元。
上述给付之项，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995元，由魏玉新各负担995
元，由郭奉玲各负担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福勤
审 判 员 王广星
代理审判员 胡琳琳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