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延民初字第3101号
原告吴桂英，女，1961年4月7日出生，汉族。
原告雷议和，男，1978年11月23日出生，畲族。
原告雷红花，女，1982年7月15日出生，畲族。
委托代理人赵敏，南平市延平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曹卫民，南平市延平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郑启亮，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上海，福建武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桂英、雷议和、雷红花与被告郑启亮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于2014年6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桂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敏、曹卫民、被告郑启亮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上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桂英、雷议和、雷红花诉称，原告吴桂英与雷孝春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一男一女，分别是原告雷议和、雷红花。1988年原告吴桂英的丈夫雷孝春与本村村民雷方生在洋后镇洋后村赤岭土名“五棵树”、“南乾”16林班1大班70小班面积41亩山场种植杉木，其中：雷孝春22亩、雷方生19亩，山场林木种植后，原告与雷孝春对山场进行管护，2005年9月2日延平区人民政府林权登记机关对属雷孝春的林权进行登记确权，将属雷孝春与本村村民雷方生在洋后镇洋后村赤岭土名“五棵树”、“南乾”16林班1大班70小班，面积41亩的山场以雷孝春的名义与朱隆均等37户村民的林权登记“延平区林证字（2005）第05-00922号”《林权证》中。2008年间村民雷方生将属于他的19亩山场林木转让给郑启亮，并办理采伐许可证，但是被告郑启亮在采伐村民雷方生的19亩山场林木时，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超界采伐，将属原告的22亩山场林木一并采伐，事发后，原告吴桂英对山场被砍伐的伐根进行清点，发现被砍伐的山场有22亩，林木数量达到4840棵。原告吴桂英多次向省、市、区林业部门及林业公安信访，最后省林业厅于2013年7月26日以《福建省林业厅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闽林信复核（2013）20号作出信访事项的终结意见，建议原告吴桂英向法院起诉，原告为了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郑启亮辩称，原告所称被告超界采伐原告所有的22亩山场林木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被告是“滥伐”自己所有的林木，而不是“盗伐”原告的林木，具体理由如下：原告诉称的22亩林木所有权不存在，其拥有的大约为3－5亩林木已卖给案外人黄贤榕、叶大桢、叶春沐，之后，黄贤榕、叶大桢、叶春沐又将该山林转卖给被告，最终林木所有权归被告所有。2007年上半年，原告雷议和与案外人雷可尧（雷议和叔公）将各自所有的洋后镇洋后村2012年林业二类版图16林班01大班070小班土名“五棵树”的林木所有权卖给了黄贤榕、叶大桢、叶春沐。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各证人询问笔录原告的山林面积大约为3－5亩，出卖当天，双方签订了山场林木经营所有权转让协议书，并在洋后镇南新村现老人活动中心办公室内（原乐口福酒家），黄贤榕将购林款11000元付给了雷可尧、雷议和，其中雷可尧得7000元，原告雷议和得4000元。至2008年，因黄贤榕、叶大桢、叶春沐没有时间管理山林，2008年4月11日，黄贤榕、叶大桢、叶春沐遂将该片山林转卖给被告。该事实可以从叶大桢、叶春沐、雷可尧、雷议和、雷孝峰、所做《询问笔录》以及洋后村委会《证明》得到证实。
综上，原告诉称的林木所有权根本不存在，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原告却恶意歪曲事实，想通过滥访缠诉的形式实现其无理要求。因而，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明四份。拟证明：原告吴桂英的丈夫雷孝春于1997年1月去世，其夫妻二人共生育一子一女，分别是原告雷议和、雷红花，雷孝春的父母可荣、陈兰英已去世。第二组证据：1、林权证；2、洋后镇洋后村2010年度小班因子一览表；3、证明。拟证明：2005年9月2日延平区人民政府林权登记机关对属雷孝春的林权进行登记确权，将属雷孝春与本村村民雷方生在洋后镇洋后村赤岭土名“五棵树”、“南乾”16林班1大班70小班面积41亩的山场以“雷孝春”的名义与朱隆均等37户村民的林权一起登记在“延平区林证字（2005）第05-00922”《林权证》，其中：雷孝春22亩、雷方生19亩。第三组证据：1、伐区外业有关因子登记表；2、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委托书；3、调查笔录。拟证明：2008年间村民雷方生将属于他的19亩山场的林木卖给被告，并办理采伐许可证。第四组证据：1、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信访复字（2013）4号；2、关于吴桂英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南林信复（2013）07号；3、福建省林业厅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闽林信复核（2013）20号；4、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单：南信告知访字（2013）15711号；5、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信访复字（2013）21号；6、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单：南信函访告（2013）249号；7、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延森公信告（2013）35号；8、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延森公信复（2013）33号；拟证明：原告吴桂英多次就山场被郑启亮超界采伐一事向省、市、区林业部门、林业公安及市区两级政府信访，最后省林业厅作出信访事项的终结意见，建议原告吴桂英向延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第五组证据：照片；拟证明：原告山场被郑启亮超界采伐的事实。
被告郑启亮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公安机关对叶大桢、叶春沐、雷可尧、雷议和、雷孝峰所做《询问笔录》；2、《证明》、《山场林木经营所有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2007年左右，原告雷议和将洋后镇洋后村2012年林业二类版图16林班01大班070小班土名“五棵树”山场林木中属于自已的部分以4000元的价格卖给黄贤榕（又名黄贤财）、叶大桢、叶春沐，后因黄贤榕、叶大桢、叶春沐没有时间管理山场，于2008年4月11日将该片山林转卖给被告郑启亮。第二组证据：刑事判决书。拟证明：2007年上半年至2008年，被告郑启亮向黄贤榕购买了16林班01大班070小班，土名“五棵树”的林木所有权，2012年9月，被告郑启亮办理了采伐许可证雇佣工人进行采伐。被告郑启亮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超出采伐许可证的界限采伐自已的林木，被告郑启亮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对所有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提出，如果是雷议和卖山场，应有雷议和当时同意的书面证据，这些笔录均提到雷议和及雷可尧与黄贤榕有签协议书，那么应提交该协议来印证被告的辩解，被告在没有看到雷议和及雷可尧与黄贤榕签定协议书的情况下，如何确定黄贤榕从雷议和及雷可尧处购得山场是合法的？除对雷议和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外，对合法性还有异议，2013年3月8日的询问笔录的询问人开始的工作单位是安丰派出所，后面又是南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工作人员，而在2013年4月24日的笔录中又是南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工作人员，这两位询问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无法判断。2、讼争山场登记在雷孝春名下，没有证据证明雷孝春的叔叔雷可尧、弟弟雷孝峰等对山场拥有林权，都是是自已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明印证。其二人无权出让山场，因此讼争山场即便雷议和同意出让，但是作为林权人雷孝春妻子的吴桂英在雷孝春去世后，其因共有和继承所占有山场的份额最大，但其并未同意出让山场，雷议和出让山场的行为无效。3、对证明山场林木转让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洋后村委会在没有确定讼争山场的林权人合法转让给黄贤榕的情况下，仅依据黄贤榕与被告订立的转让协议，根本无权证明被告对讼争山场拥有林权。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雷议和无权处理与母亲的共有林权，因此被告在未经主要林权人吴桂英同意的情况下，将讼争山场进行砍伐，应构成盗伐林木罪，该刑事判决重罪轻判，要求法院重新复查该刑事案件。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对原告方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关于16林班01大班07小班土名“五棵树”山场林权在（2013）延刑初字第197号案卷中由公安机关通过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已经确认权属，洋后村村委会证明该山场属郑启亮所有，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明》来源不明，与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证据冲突，应以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为准。同时对该组其它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山场林权归属，对22亩的亩数也有异议。《林权证中的委托书》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原告在此前提供的证据显示，雷孝春是1997年去世的，该份《委托书》签署时间为2004年，当时雷孝春早已去世，雷孝春的签字有悖常理，同时，对《委托书》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山场林权的最后归属。在2007年左右，原告将该山场林权以4000元人民币卖给了黄贤榕（又名黄贤财）。随后因黄贤榕没有时间管理山场，又将该片山场转卖给被告。对原告方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伐区外业有关因子登记表》三性无异议，被告曾经向林业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一部份19亩；《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委托书》没有异议。调查笔录三性没有异议。对原告方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相关信访答复意见书与本案林权争议没有联系。但却可以看出原告这种行为纯粹为滥访缠访。对原告方提供的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首先，照片所拍位置无法确认为讼争山场，其次，被告越界采伐，采伐的不是原告的山林，而是被告自己的，只是被告未取得相应的采伐许可证，被告是滥伐，而不是盗伐。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的质证意见，依证据应具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因素评判如下：
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林权证、因子一览表上述两份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洋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该组证据被告没有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该组证据被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组证据是原告向相关部门信访的相关情况，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2、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是公安机关依法收集的，被告郑启亮滥伐林木一案已经生效，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桂英与雷孝春原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原告雷议和、雷红花。1988年左右雷孝春在南平市延平区洋后镇赤岭土名“五棵树”种植林木。1997年1月雷孝春因病去世。2005年9月2日延平区人民政府林权登记将朱隆均等37户村民的林权一起登记在延平区林证字（2005）第05-00922号《林权证》中。2007年左右，原告雷议和将其父亲雷孝春种植的林木以人民币4000元的价格出售给黄贤榕、叶大桢、叶春沐。黄贤榕又于2008年间将从雷议和转让来的山场林木再行转让给被告郑启亮。被告郑启亮于2012年9月办理了“五棵树”部分山场林木的采伐许可证，并对山场进行了砍伐。由于被告郑启亮在采伐“五棵树”山场林木期间，越界砍伐山场林木376株，计立木蓄积26.3843立方米，于2013年8月27日因犯滥伐林木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原告吴桂英认为被告郑启亮未向其购买山场林木，而是非法采伐其所有的“五棵树”山场的林木，双方争执不下，故引发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雷议和作为家庭的长子于2007年将山场以人民币4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叶大祯、黄贤榕、叶春沐三人，该事实有公安机关制作的原告雷议和的陈述、叶大祯、叶春沐、雷可尧、雷孝峰的证言在案佐证，各证人间的证言与雷议和的陈述相互印证，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叶大祯、叶春沐、黄贤榕在与原告雷议和达成协议后，又将山场转让给郑启亮，这一事实叶大祯、叶春沐、郑启亮在公安机关所陈述的内容均能相互印证，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郑启亮在与黄贤榕等人达成协议后，于2012年9月办理了“五棵树”部分山场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并将山场上的林木进行了砍伐，且将山场砍伐后的林木进行销售。原告雷议和虽对诉争山场不具有完全的处分权，但被告郑启亮买卖诉争山场的过程中，根据农村山场的交易习惯叶大祯、黄贤榕、叶春沐有理由相信原告雷议和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被告郑启亮同样有理由相信黄贤榕、叶大祯、叶春沐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并支付了诉争山场林木的相应对价，办理了采伐许可证，对山场的林木进行了采伐，取得了山场的林木所有权。被告郑启亮在买卖山场林木的过程中属善意取得。被告郑启亮依法对其购买的山场林木进行砍伐、销售，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吴桂英、雷议和、雷红花要求本院判令被告郑启亮承担侵权责任，并依法赔偿其损失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吴桂英、雷红花因其财产被雷议和私自处分的行为，要求赔偿属另一法律关系。原告吴桂英、雷红花应与雷议和另行解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桂英、雷议和、雷红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24元，由原告吴桂英、雷议和、雷红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欣
审 判 员 陈小莺
人民陪审员 施普英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胡政华
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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