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浙杭行终字第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援朝。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周先木。
委托代理人：徐燕、童丽丽。
上诉人王援朝、王桂衡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住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行初字第5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原告王援朝、王桂衡的一审诉请为：1、判令市住管局履行法定职责{按照杭房改办（1995）86号《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问题解答（七）》履行法定职责}；2、依法对市住管局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的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合法性审核；3、本案诉讼费由市住管局承担。一审庭审中，王援朝、王桂衡明确其诉请是针对市住管局作出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的公房行政审批行为，要求撤销该行为，其第1项请求是要求市住管局依照杭房改办（1995）86号文件履行职责，而非按照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履行；第2项请求是其实质诉求，即对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援朝、王桂衡系姐弟关系。2014年7月7日，市住管局下属的市住保办作出审批号为200400005的《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对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上城）报送的公有住房价格申报进行审批，批准王援朝、王桂衡之父王某参加上城区建国南苑×幢×单元×室直管公房房改，一次性应付总金额为29832.29元。王援朝不服该公房行政审批行为，于同年7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为。原审法院于同年9月24日作出（2014）杭上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驳回王援朝的诉讼请求。王援朝仍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同年12月10日作出（2014）浙杭行终字第37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市住保办为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区（不含萧山、余杭区）公有住房买卖协议签订工作操作程序，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区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签订工作操作程序的通知》（杭住保办（2013）68号）。该通知并非市住保办作出审批号为200400005的《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的审批行为的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认为，就王援朝、王桂衡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起诉市住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王援朝、王桂衡应当提供其向市住管局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市住管局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王援朝、王桂衡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本案中，王援朝、王桂衡起诉市住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但未依照上述规定提供其向市住管局提出申请的证据，且不属上述例外情形，故其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予裁定驳回。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王援朝、王桂衡明确其诉请是针对市住管局下属的市住保办作出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的公房行政审批行为，要求撤销该行为，其第1项请求实质是要求市住管局依照杭房改办（1995）86号文件对上城区建国南苑×幢×单元×室直管公房房改进行审批，但该诉讼标的已为生效的（2014）杭上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2014）浙杭行终字第375号行政判决的效力所羁束，故王援朝、王桂衡就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要求市住管局依法履职的起诉，亦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再者，就王援朝、王桂衡要求对市住管局下属的市住保办作出的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的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但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并非市住保办作出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的审批行为的法律依据，且该审批行为也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因此，王援朝、王桂衡的该项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综上，王援朝、王桂衡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九）项、（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援朝、王桂衡的起诉。
宣判后，王援朝、王桂衡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错误，上诉人符合起诉条件。一、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申请、反映、信访。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被上诉人提出申请的证据为由驳回起诉错误。二、一审法院审理该案没有围绕重点审理。上诉人起诉的是2015年3月2日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向上诉人出具《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通知书》，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2015年3月24日前至小营房管站代王某签订买卖协议，未在上述期限内到场代承租人签订买卖协议，未在期限内签订的视为放弃法定继承人的代签字权利。而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的上级单位正是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正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通知书》而该《通知书》是依据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作出的，因此要求对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合法性予以审查。被上诉人无权剥夺上诉人合法的继承权利。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前后矛盾。被上诉人在（2013）杭上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中陈述，适用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通知》（杭政发（1995）12号）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所有权关系不明确或有争议的住房”的规定，暂缓审批王某的房改申请及根据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问题”的解答（七）的通知》（杭房改办（1995）86号）第4条规定：“购房人按规定申请购房并交付定金后死亡的，其购房手续可由同户居住的家庭成员仍以购房人的名义或变更购房人后继续办理”。王某死亡后同户人员即本案的上诉人办理和完善相关的手续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在（2014）杭上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中被上诉人却适用《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问题解答（十八）的通知》（杭房改办（2012）5号）为由作出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两个行为不一致，前后自相矛盾，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不具有统一性及合理性。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确实存在违法之处。四、市住管局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买卖协议签订工作操作程序的通知》系根据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作出的。其仅是市住管局的一个部门，其制定出来的规章仅系内部规范性文件，对外不具有约束力，且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中“……未在通知期限内到场代承租人签订买卖协议的法定继承人，视为放弃该法定继承人的代签字权利”的表述明显该法违反我国《立法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2015）杭上行初字第53号行政裁定书；2、对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的杭住保办（2013）68号文件合法性审核，并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按照《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解答（七）》（杭房改办（1995）86号）履行法定职责或依职权重新审理；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市住管局答辩称，针对本案涉诉公房房改问题，市住保办已作出了《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并经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同时杭房改办（2012）5号文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2015）杭上行初字第53号行政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第1项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要求市住管局依照杭房改办（1995）86号文件对上城区建国南苑×幢×单元×室直管公房房改进行审批，但市住管局下属的市住保办已于2014年7月7日作出审批号为200400005的《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对原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上城）报送的公有住房价格申报进行审批。该《审批表》的效力已为生效的（2014）杭上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2014）浙杭行终字第375号行政判决所羁束，故原审原告就该《审批表》要求市住管局依法履职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因本案原审原告就所谓市住管局不履职行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故亦不能在本案中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晓辉
代理审判员 唐莹祺
代理审判员 李希芝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吴俏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