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6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1，女，1953年4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2，女，1956年5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3，男，1959年5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4，女，1965年2月19日出生。
四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彭国栋，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于佳斌，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鼎能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101号88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斯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沭君，女，1977年11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5，女，1990年2月6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高×（张×5之母），1963年7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疆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1、张×2、张×3、张×4（以下简称张×1等四人）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1、张×2、张×4及与张×3共同之委托代理人彭国栋、于佳斌，被上诉人鼎能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能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周沭君，张×5之法定代理人高×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疆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张×1等四人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1年，鼎能公司在北京市东城区×××48号院进行拆迁。张×5作为北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间房屋的所有权人与鼎能公司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鼎能公司将位于本市东城区×××014号房屋及×××085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作为安置房屋给付张×5。2014年，张×1等四人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48号院内房屋8间基于所有权的相关民事权益由张×1等四人与张×5共同享有。经审理，法院做出（2014）东民初字第146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三、四间房屋的相关民事权益由张×1等四人享有。判决生效后，张×1等四人与鼎能公司就拆迁补偿事宜进行协商，鼎能公司口头答应向张×1等四人履行其与张×5签订的《安置协议》，将涉诉房屋交付给张×1等四人，但至今并未履行相关义务。现张×1等四人诉至法院，要求：1、鼎能公司向张×1等四人履行其与张×5于2011年1月15日签订的《安置协议》，将涉诉房屋交付给我四人，并协助办理涉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1、张×2、张×3、张×4名下；2、张×5协助将涉诉房屋交付及将涉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1等四人名下，并向张×1等四人交付涉诉房屋；3、诉讼费由鼎能公司和张×5负担。
鼎能公司辩称：《安置协议》系我公司和张×5签订，张×1等四人并非《安置协议》的当事人，无权要求我公司向其履行协议义务，张×1等四人主体不适格。拆迁安置利益的分配考虑到了被安置对象的特殊情况，《安置协议》系我公司对东城区×××48号院安置的一部分，而非单独针对其中的北房西数第二间。当时，我公司不仅考虑到张×5系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还因其为户籍长期在本址居住的居民，且张×5为三级伤残，缺乏正常的生活能力，甚至还包括交房时间的奖励部分。张×1等四人所述我公司口头答应向其履行《安置协议》义务一事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支持。综上，不同意张×1等四人的诉讼请求。
张×5辩称：1、张×1等四人主张拆迁安置补偿，但我并未与张×1等四人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协议，张×1等四人不能直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其拆迁安置问题；2、张×1等四人没有证据证明其系合法的被拆迁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应获得与我相同的拆迁利益，张×1等四人以侵权为由主张我向其交付房屋缺乏依据；3、我是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间房屋的实际使用人，而张×1等四人并未在上述被拆迁房屋中实际居住，户籍亦未在被拆迁房屋处，我获得的拆迁利益与张×1等四人无关；4、《安置协议》所涉及的拆迁安置补偿综合考虑了我长期居住情况、户口情况、个人特殊情况、拆迁人的拆迁方案等因素，系双方长期谈判达成的，鼎能公司给我的补偿未侵害张×1等四人的利益；5、《安置协议》系双务合同，未经我同意，鼎能公司无权将我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张×1等四人。综上，不同意张×1等四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6（1977年4月去世）与张×7（1990年9月去世）系兄弟关系。张×6与吕×（2014年1月去世）系夫妻关系，张×1等四人系该二人之子女。张×7与赵×（1999年8月去世）系夫妻关系，张×8、张×9、张×10、张×11系该二人之子女。张×8与高×系夫妻关系，张×5系二人之女。马×系张×11之子。2015年2月，法院作出（2014）东民特字第0570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5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48号（旧门牌为×××甲28号），建筑面积45.8平方米，房屋3间原所有权人为张×6。1955年7月，张×6与吕×夫妇将其户籍自该房屋迁出至北京市丰台区。张×7与赵×一家长期居住在该房屋处。文革期间，该房屋被交公，但国家接而未管。1976年，因地震导致该3间房屋倒塌，后该处房屋翻建为4间，后又增建房屋4间。
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原北京市崇文区公证处，下同）于1996年5月20日出具了（96）崇证字第253号公证书，称张×6于1990年死亡，死亡后留有×××48号房产3间；现其妻赵×，其女张×9、张×10、张×11表示放弃继承，故张×6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子张×8继承。1996年，张×8持相关文件至房屋管理部门，要求继承上述房屋。1997年9月24日，房屋管理部门为张×8颁发了崇房字×××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为北房4间，南房4间，建筑面积共计99.5平方米；产权来源为文革产发还、增建、换证、继承。1999年，张×8将其名下房屋8间中的7间分别赠与赵×、高×、张×5、张×9、张×10、张×11、马×。后，张×5取得该院2号房屋（北房西数第二间）所有权证，证号为崇私字×××号，该房屋建筑面积为14.9平方米。
原审法院另查明，鼎能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取得京建东拆许字[2010]第110号《拆迁许可证》，进行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危改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拆迁。
2011年1月15日，鼎能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张×5（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拆迁项目范围内有乙方姓名张×5，被拆迁房屋地址东城区×××48号，被安置人为张×5。房屋所有权性质为私房，房屋类型为非成套住宅1间，房屋权属证明为房产证，编号为京房权证崇私字第×××号；建筑面积14.9平方米。乙方自愿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就地安置住房为×××014号，二居室一套，建筑面积69.36平方米；××××××085号，一居室一套，建筑面积43.53平方米；安置住房为普通居住住宅。乙方购买安置用房购房款为387315元；因乙方符合享受本项目拆迁政策规定的相关补助，故甲方应支付乙方各项补助费为156183元。甲乙双方需支付的款项相抵后，乙方还需支付甲方231132元。协议签订后，甲方将乙方提交的原住房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原件交由相关管理部门，统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甲方交付安置用房的日期为协议签订之日起四年内。
上述协议签订后，张×5将×××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间房屋交付鼎能公司拆除。现张×5已支付了相应购房款，但鼎能公司尚未将安置房屋交付张×5。
原审法院再查，2011年5月12日，（96）崇证字第253号公证书被撤销。2011年8月，吕×及张×1等四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颁发的崇房字×××号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应的颁证行为。经审理，法院认为，市建委颁发崇房字×××号房屋所有权证，产权登记书中记载申请产权转移的理由是文革产发还及继承，审查材料为（96）崇证字第253号公证书及相关材料。现该公证书被撤销，故市建委颁发崇房字×××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鉴于崇房字×××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涉房屋已被拆除，被诉行为不具备可撤销内容，故应确认其违法性。法院于2011年10月作出（2011）东行初字第21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市建委颁发的崇房字×××号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应行为违法。该判决已生效。2012年4月28日，市建委撤销张×8位于×××48号房屋登记。
2013年1月，吕×及张×1等四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市建委颁发崇私字×××号房屋所有权证，将48号院2号房屋由原产权人张×8登记至张×5名下的行为违法。经审理，法院于2013年7月作出（2013）东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11月26日颁发崇私字×××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北京市东城区×××48号幢号2的房屋由原产权人张×8登记至张×5名下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业已生效。
2014年11月，张×1等四人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本市东城区×××48号院内8间房屋基于所有权的相关民事权益由张×1等四人与张×8、张×5、张×11、张×10、张×9、张×5、马×共同享有。经审理，法院于2015年8月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1469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三、四间房屋的相关民事权益由张×1等四人享有。该判决已生效。
2014年11月19日，东城区房管局出具《关于东城区×××48号房产的说明》，称：经查房屋档案，东城区（原崇文区）×××48号（旧门牌×××甲28号），1956年7月，所有权人登记为张×6，北房3间，建筑面积45.8平方米；文革期间，该房屋交公。根据落实私房政策相关规定，该房屋应予发还所有权人张×6。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张×5原享有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间房屋所有权。在上述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人鼎能公司与张×5签订《安置协议》，为张×5就地安置了本市东城区×××014号房屋及×××085号房屋。后市建委撤销张×8位于×××48号的房屋登记，法院（2013）东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书亦确认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11月26日颁发崇私字×××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北京市东城区×××48号幢号2的房屋由原产权人张×8登记至张×5名下的行为违法。经法院已生效的（2014）东民初字第1469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位于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三、四间房屋的相关民事权益由张×1等四人享有。现张×1等四人要求鼎能公司和张×5将涉诉房屋产权过户至张×1等四人名下并向该四人交付房屋，应指出，生效判决虽确认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间房屋的相关民事权益由张×1等四人享有，但此并不等同于张×1等四人直接享有张×5与鼎能公司所签《安置协议》中张×5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张×1等四人并非《安置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张×1等四人要求鼎能公司与张×5依据《安置协议》将涉诉房屋过户至张×1等四人名下并交付房屋，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但作为对被拆迁房屋享有民事权益的张×1等四人，其可向拆迁人鼎能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判决：驳回张×1、张×2、张×3、张×4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1、张×2、张×3、张×4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四人的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张×1等四人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明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间的拆迁补偿利益基础，导致张×1等四人本应对该被拆迁房屋享有的所有权益落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鼎能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5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过程中，张×1等四人提供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3955号案件的开庭笔录，证明本案拆迁安置利益应是补偿给张×1等四人的，即使另案主张，鼎能公司的安置内容与补偿合同的安置内容是相同的。鼎能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公司不可能进行双补。张×5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上述事实，有《×××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2014）东民初字第14693号民事判决书，房屋所有权证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1等四人主张的将涉诉房屋交付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已生效判决确认张×1、张×2、张×3、张×4享有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四十八号院北房西数第二、三、四间房屋的相关民事权益，现张×1等四人据此要求鼎能公司将该公司与张×5签订的《安置协议》中约定的涉诉房屋交付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张×5予以协助。本院认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虽确认张×1等四人享有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四十八号院北房西数第二、三、四间房屋的相关民事权益，但该四人并非当然享有涉诉房屋的相关权益，鼎能公司与张×5签订的《安置协议》约定的是该公司和张×5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中并无向张×1等四人履行安置内容的约定，该四人也并非《安置协议》的合同主体，诉讼中鼎能公司及张×5均不同意将涉诉房屋交付确认给张×1等四人，故张×1等四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1等四人关于一审法院未查明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8号院北房西数第二间的拆迁补偿利益基础，导致该四人本应对该被拆迁房屋享有的所有权益落空的上诉理由也基于本院前述分析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张×1等四人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张×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55元，由张×1、张×2、张×3、张×4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110元，由张×1、张×2、张×3、张×4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春燕
代理审判员 马 潇
代理审判员 陈雨菡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