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7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天军,死者杨某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素贤,死者杨某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俊,死者杨某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梓涵，死者杨某之子。
法定监护人：陆俊。
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君，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亚普。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娟，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红军。
上诉人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因与被上诉人左亚普、原审第三人张红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8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6月20日22时30分下班后，杨某所在的广州番禺超人运输设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人公司）组织聚餐，包括杨某、左亚普、张红军在内的九名同事在聚餐期间有饮酒。聚餐结束后全部员工回到公司大门口（2016年6月21日00时左右），随即杨某、张红军进入超人公司内（2016年6月21日00时03分08秒左右），又走出超人公司大门（2016年6月21日00时08分18秒左右）骑摩托车掉头（2016年6月21日00时09分21秒左右）去追同时离开公司门口的张红军、左亚普，以心情不好为由邀约二人继续喝酒，于是三人来到石碁广场由杨某购买啤酒三人共同饮酒聊天。饮酒完毕后，三人分别驾驶自己的电瓶车或摩托车返回工厂，回程途中左亚普开车在前，杨某在中，张红军在后。当行至广州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98号对开路段时，左亚普第一个经过了停放在路边的晋Ｍ×××××重型仓栅式货车（2016年6月21日02时06分16秒），随后杨某驾驶的粤Ａ×××××二轮摩托车碰撞了该货车（2016年6月21日02时06分18秒）倒地，左亚普来到超人公司门口未发现杨某跟随，又掉头往回寻找，回到事发现场（2016年6月21日02时06分38秒）；发现杨某倒地，于是扶起杨某，随后坐在地上搂着杨某上半身。2016年6月21日02时07分29秒来到现场的张红军也上前询问杨某伤势，问杨某有没有事是否需要去医院，杨某称没事不需要去医院。张红军继续骑车返回工厂（2016年6月21日02时14分48秒）叫来杨某表亲何某（2016年6月21日02时22分20秒）帮忙将杨某带回公司。2016年6月21日02时23分08秒何某背起杨某，又因背不稳于23分50秒将杨某放置地下。何某打电话叫左亚普来帮忙，期间杨某于02时24分38秒、25分20秒、26分18秒均有曲腿、连续翻身等动作，并未陷入昏迷状态。左亚普于02时27分再次返回现场，由左亚普背起杨某，何某随同在左亚普左侧协助扶稳杨某。三人回到公司一楼办公室，由何某从杨某宿舍拿来一张席子，杨某被放置在席子上睡觉，张红军、左亚普二人也共同休息在办公室内，在办公室的凳子上和纸皮上睡觉。当日上午7时点左右张红军起床发现杨某睡在地上未醒，张红军提议送杨某去医院，后由左亚普拨打了120急救中心急救。经医生诊断杨某已经死亡。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穗公交（番禺）法鉴[2016]50号法医学检验意见书记载杨某头面部、躯干和四肢多处皮肤擦伤，因外伤致腹腔大量积血，全身皮肤苍白。检验结论为：杨某的死因符合巨大钝性暴力作用致严重腹部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根据广东正孚法医毒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穗司鉴16010490501219号检验报告书显示杨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01.7mg/100ml。
2016年8月24日，张红军与杨某家属杨天军达成协议就此次事件由张红军赔偿了58000元。
2016年10月17日，本案的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晋Ｍ×××××货车司机杨某锋、车主运城市捷圣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对杨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以案号（2016）粤0113民初8895号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判决，判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赔偿合计335999.5元给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现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以左亚普作为同行人未尽到救护、劝诫的注意义务为由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左亚普赔偿合计人民币100068.05元给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
前述事实有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事发后公安机关对张红军、左亚普的询问笔录、事发时的监控录像、（2016）粤0113民初8895号民事判决书、穗公交（番禺）法鉴[2016]50号法医学检验意见书、穗司鉴16010490501219号检验报告书、赔偿协议、当事人陈述、证人何某证言、庭审笔录等证据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左亚普在此事件中有无过错。一、杨某是第二次饮酒（2016年6月21日凌晨）的发起者，左亚普、张红军是应杨某的邀请去到石基广场喝酒。据视频监控显示2016年6月21日0时，杨某、左亚普和张红军结束超人公司组织的聚餐后，已经回到公司大门口；左亚普并未进入公司，而是在公司门口等待。至0时08分18秒左右杨某、张红军走出公司大门，左亚普、张红军发动自己的车先离开，杨某是紧跟其后骑摩托车掉头追向左亚普、张红军离开的方向。另外，未有证据显示左亚普在石基广场喝酒时对杨某有劝酒灌酒的行为。饮酒也不是导致杨某最终死亡的直接因素。二、左亚普、张红军作为杨某的同事、同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有无尽到救助义务。在石基广场喝酒后返回的路途中，左亚普、张红军一前一后陪同杨某返回公司；路途中左亚普骑车在前，杨某在中，张红军在后，左亚普并没有目睹杨某撞车的经过，不了解杨某受伤的详情和具体部位，对其伤势无法判断。发现杨某倒地受伤后，经左亚普、张红军两人询问，杨某均拒绝去医院，期间左亚普对杨某进行搀扶，并想办法将杨某安全带回公司休息已经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三、根据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显示，碰撞之后的杨某多次有翻身及四肢均有活动，说明杨某当时并非完全无意识。而依据尸检报告显示，杨某是因腹腔大量积血死亡，左亚普作为一个非专业医护人员的普通人，无法在杨某有意识并坚持不愿就医的情况下区分杨某无法自行起身是因为事故碰撞还是因为醉酒；无法判断杨某的损伤程度是否对其生命构成威胁。左亚普在杨某发生碰撞后未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不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左亚普在本次事件中不存在过错，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认识，对行为后果有判断的能力，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左亚普作为同事以及同行人已经尽到一般救助义务；杨某的死亡完全超出了当时正常人的预计范围；不能用高于一般的道德标准和判断标准来苛求他人对自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要求左亚普、张红军赔偿93333.17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2302元，应由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负担。
判后，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根据案件相关视频内容显示，左亚普、张红军、杨某二次喝酒是三人共同相邀，原审法院以此断定杨某系二次喝酒发起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番禺交警大队视频显示，2016年6月21日凌晨0点，左亚普、张红军和杨某结束由超人公司组织的聚餐共同回到超人公司厂区。至凌晨0点9分，左亚普一直在超人公司厂区门外等待，后与杨某、张红军共同离开超人公司厂区往石暮广场喝酒聊天。虽然视频中显示杨某驾车在后，但并不能以此证明杨某是去邀请左亚普、张红军二次喝酒。二、在二次喝酒后，左亚普作为同行人对杨某驾车回厂的行为未尽劝告、提醒义务，系导致杨某最终死亡的原因之一。原审法院仅以事故后有无救助义务作为左亚普是否承担责任的唯一因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番禺交警大队视频显示，左亚普是与杨某结伴回厂，证明左亚普在明知杨某醉酒后驾驶摩托车容易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劝阻杨某不要驾车回厂或提醒杨某酒醒后再驾车回厂，反而以护送的方式，引导杨某醉酒驾车回厂，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原审法院对此左亚普未劝阻杨某酒后驾车的事实缺乏判断。三、番禺交警大队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后，杨某的行为动作证明其处于意识模糊、神志不清，无完全民事行为的状态，左亚普、张红军未尽救助义务，且二人称杨某拒绝去医院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认定左亚普已尽救助义务且无过错，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番禺交警大队视频显示，2016年6月21日凌晨约2点6分，杨某在返回厂区宿舍途中碰撞路边停放的车牌号为晋Ｍ×××××重型仓栅式货车，当场从摩托车上摔倒在地。左亚普看见杨某没有跟上后，立即折返并抱起摔倒在地的杨某，同时让张红军先回厂区宿舍找何某过来帮忙。凌晨2点22分，张红军和何某从厂区宿舍出来后，左亚普让张红军将杨某的二轮摩托车推回厂区宿舍，让何某背杨某，自己则负责扶住杨某，说明左亚普意识尚清醒，知道如何将杨某送回厂区宿舍。整个处理过程中，杨某多次出现伸腿、翻身等动作，这些动作仅是杨某被撞后的无意识性行为，绝非左亚普所说的杨某意识清醒的表现。且据左亚普称，杨某当时对前来帮助的何某破口大骂，一个正常清醒的人是不会平白无故对自己的亲人破口大骂的，显然杨某是喝酒过量醉酒，进入精神模糊意识不清的状态。另，本案证人何某也出庭作证表示其见到杨某时，杨某是意识不清的。左亚普作为清醒且负有协助救助义务的同行人，未尽相应救助义务，导致杨某死亡，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对事故发生后杨某有意识且拒绝去医院即认定左亚普对杨某死亡不存在过错的判断是错误的。左亚普应对杨某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据此，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令左亚普赔偿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83333.17元；三、判令左亚普赔偿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四、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左亚普负担。
被上诉人左亚普答辩称：同意原审法院的判决。
原审第三人张红军没有到庭应诉答辩。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根据原审法院已经生效的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诉运城市捷圣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的（2016）粤0113民初889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因杨某的死亡造成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的各项损失共863331.65元。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的证据以及各方的陈述，可以认定杨某、左亚普、张红军相约一起在2016年6月21日凌晨第二次饮酒，酒后杨某驾驶两轮摩托车回厂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并导致死亡的事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左亚普在事件中是否具有过错问题。首先，死者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饮酒过量对身体产生的后果，也应当清楚其在饮酒过量后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故杨某自身应对其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根据民法理论，行为人先前的行为使他人的利益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就产生了行为人阻止危险状态继续恶化、生成危害结果的义务。本案中，数人相约饮酒，相互之间应有善良的互相照顾、互相保护的义务。共同饮酒的行为人应互相提醒避免过量饮酒，对已经饮酒过量、行为失控的行为人，共同饮酒的行为人应提醒警示其注意安全，在特定的危险情形下，负有安全救助的义务。如果共同饮酒的行为人没有尽到上述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左亚普、张红军应在杨某饮酒及驾驶时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在发现杨某驾驶两轮摩托车倒地后应积极采取救助措施，虽然左亚普、张红军均没有对死者杨某实施加害行为，但是假如左亚普、张红军能尽到善良的提醒以及妥善的救助义务，则可能可以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所以杨某的死亡与左亚普、张红军的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左亚普、张红军亦应对杨某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在与张红军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后不再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此不予调处。结合各方的过错大小，本院酌定左亚普应对杨某的死亡承担5%的赔偿责任。关于各项赔偿项目问题，根据原审法院已经生效的（2016）粤0113民初889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和住宿费的各项损失共863331.65元。故左亚普应赔偿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43166.58元（863331.65元×5%）。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8401号民事判决；
二、左亚普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43166.58元；
三、驳回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2302元，均各由杨天军、冯素贤、陆俊、杨梓涵负担1151元，左亚普负担115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小琳
审判员 邹殷涛
审判员 刘 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郭文蕾
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