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20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厦门荣通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现代物流园区港兴一路6号608室，组织机构代码58126704-4。
法定代表人：卢荣胜，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谭万林，男，196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
上诉人厦门荣通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通达公司）与被上诉人谭万林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民初字第8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荣通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在陈建林并非荣通达公司的员工、谭万林所驾驶的车辆非荣通达公司所有或安排、其从事的运输工作并非接受荣通达公司安排或管理且荣通达公司对谭万林的运输行为及受伤经过等均不知情的情况下，认定谭万林与荣通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一、一审认定谭万林“完全有理由相信陈建林代表荣通达公司”、“荣通达公司与陈建林的行为完全有理由让谭万林认为陈建林代表荣通达公司让其到修理厂将作为劳动工具的车辆开走进而提供劳动”，缺乏依据。首先，虽然陈建林的社会保险是由荣通达公司处办理，但在一审中，荣通达公司已经提出了陈建林的社会保险是挂靠在荣通达公司处，这与陈建林的询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而且，陈建林还证实了其社会保险是挂靠在荣通达公司处、其是为“阿东”开车且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均是由“阿东”承担的事实。所以，陈建林并未与荣通达公司建立或存在劳动关系，更何况，一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陈建林以员工的身份介绍谭万林到荣通达公司处应聘。谭万林在一审中自述称，谭万林在陈建林还在海沧做车队长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陈建林，而陈建林陈述的情况是，谭万林通过陈建林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让其帮忙找新工作，所以，谭万林并不是因为知道了陈建林是荣通达公司的“员工”后才让陈建林帮忙为其找工作，陈建林也不是因为受荣通达公司的指派来招聘谭万林。最后，无论是谭万林举证的录音资料，还是陈建林的询问笔录，均未体现谭万林在开车过程中，陈建林是以荣通达公司的“员工”身份让谭万林去修理厂开车，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陈建林是以荣通达公司的“员工”身份安排谭万林的工作内容。因此，在此情况下，陈建林不能够代表荣通达公司，谭万林没有理由相信陈建林代表的是荣通达公司。
二、谭万林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受荣通达公司的劳动管理，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谭万林必须遵守荣通达公司的规章制度。首先，谭万林虽然由陈建林介绍到荣通达公司处应聘，但并不表示荣通达公司就会招聘谭万林。谭万林到荣通达公司处应聘，但由于谭万林年龄较大且驾驶技术并不娴熟，故荣通达公司并未决定聘用谭万林，这与陈建林询问笔录中的“谭万林去荣通达应聘，不知道有没有聘用上”等内容能够吻合。其次，一审已经查明，谭万林所驾驶的车辆并不是荣通达公司的，而谭万林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驾驶的车辆是荣通达公司安排的，所以，谭万林驾驶的车辆与荣通达公司无任何关联，相反，陈建林述称：“陈建林和老板阿东说有一个司机，要不要让他来试开下拖土车，阿东同意后，其让谭万林来试开拖土车，之后开了三、四天，谭万林就受伤”，可以证明了谭万林所驾驶的车辆是阿东安排的，开车运土也是接受阿东的指令。显然，谭万林的劳动安排与荣通达公司无关；最后，从谭万林与荣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录音来看，谭万林认为其与荣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应聘的时候是在你这边应聘，考的时候也是在你这里监考”，显然，从其陈述的内容也可以证明了，谭万林并未接受荣通达公司的劳动管理，毕竟，如果谭万林与荣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话，则谭万林就应当要遵守荣通达公司的规章制度（如考勤打卡、出车记录等），其完全可以其他更为合适或更为充分的理由进行回答（该录音是在谭万林准备充分且荣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音的）。
三、谭万林受伤后的医疗费是由“阿东”支付的，其在与陈建林协商解决赔偿时，陈建林也提出是由“阿东”来承担，据此也可以认定谭万林是受“阿东”雇佣，而不是与荣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陈建林的询问笔录，“谭万林受伤时，一开始的小医院费用是其出的”、“对于谭万林提出的赔偿，阿东认为要求太高不同意赔”，可以证明了谭万林受伤的责任是由阿东承担的事实，该事实与谭万林举证的第二、三份录音资料能够相互吻合。如果雇佣谭万林的主体是荣通达公司，则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医疗费支付主体及赔偿责任主体是第三者的情况。
四、土方运输业务并不是荣通达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谭万林驾驶的车辆是在杏林的工地上运土方，那么，如果该业务是荣通达公司的业务，则该工地上必然有荣通达公司的相关证据材料（如合同、付款凭证等），但谭万林并未举证如上任何证据材料。更何况，荣通达公司的业务是为企业提供中长途的货物运输，本身就没有运输土方的车辆用于运输土方，所以，土方运输业务并不是荣通达公司的业务范围。
五、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如上所述，谭万林并未接受荣通达公司的劳动管理，荣通达公司的规章制度也并不适用于谭万林，谭万林从事的土方运输业务也不是荣通达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根据如上规定，依法不能确认谭万林与荣通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未以如上规定作为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显然适用法律错误。
谭万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荣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荣通达公司与谭万林于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4月，谭万林经陈建林介绍至荣通达公司应聘驾驶员工作，荣通达公司对谭万林进行了试车考察并复印了谭万林的身份证和驾驶证。2015年4月25日，谭万林以外伤致右手掌肿胀1天为由至厦门市中医院门诊，经诊断，谭万林为右手第2掌骨骨折。2015年7月20日，谭万林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其与荣通达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厦劳仲案（2015）1324号裁决书，裁决确认谭万林与荣通达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荣通达公司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D58605号车辆登记于厦门陆盛物流有限公司。在荣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员工花名册、社会保险缴纳清单、2015年4月的员工考勤表、2015年4月的工资表上均载明陈建林系荣通达公司的员工，工资表上有陈建林的工资签收记录。
谭万林向一审法院提交三组录音材料。其中一组系谭万林与荣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卢荣胜的对话。谭万林在对话中向卢荣胜主张医药费，并提到卢荣胜让谭万林去找“他”，那天卢荣胜说身上没钱，让谭万林去找“他”那边拿钱；谭万林在荣通达公司应聘，卢荣胜让谭万林于应聘下午开始上班，卢荣胜安排谭万林去找“他”开车，用原话说是卢荣胜开始安排的等等。卢荣胜在对话中表示当时并非其身上没钱，而是责任不在荣通达公司；闽Ｄ×××××号车辆并非荣通达公司所有的，是“小陈”的一个朋友的，车好像要卖掉的；当时让谭万林来应聘，最终没有聘用谭万林，谭万林并没有为荣通达公司开车等等。双方确认在上述对话中提到的“他”和“小陈”指的是陈建林。荣通达公司主张，陈建林为了孩子读书问题将社会保险挂靠在荣通达公司缴纳，并非其员工；陈建林向荣通达公司推荐了谭万林来面试；面试后，荣通达公司嫌谭万林年龄大，所以没有聘用；当时荣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一个在场的朋友看到荣通达公司未聘用谭万林，就说其也要招聘驾驶员，之后这个朋友就和谭万林私下进行协商沟通了；至于这个朋友的身份，荣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这个朋友也不太熟悉，现在也不确定他叫什么了。
另外两组录音系谭万林与陈建林的对话。谭万林在对话中向陈建林提出工伤赔偿事宜。陈建林在对话中提到“老板”以及“另一个老板”；并称以前他们两个都是合的，后面到月底他们两个拆开等等。陈建林于2016年3月22日至一审法院接受询问称，其将社会保险挂靠在荣通达公司缴纳；其于2015年3、4月份左右为一个叫“阿东”的人在杏林的工地上开车拉土，“阿东”具体叫什么名字不清楚；谭万林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过来让其帮忙找工作，其就将谭万林介绍给荣通达公司；当时打了电话，有没有陪谭万林去荣通达公司已经记不清了；应聘时是荣通达公司的车队长面试的，最后有没有聘用谭万林就不清楚了；后来看到谭万林也在杏林的工地上开车，车也是“阿东”调来的，谭万林拉的也是“阿东”的货；之前谭万林去荣通达公司应聘，不知道有没有聘用上，其就和老板“阿东”说有一个司机，要不要让他来试开下拖土车，“阿东”同意后，其让谭万林来试开了拖土车，之后开了三、四天，谭万林就受伤了；录音中提到的老板指的就是“阿东”，另一个老板指的是卢荣胜；录音中提到的“以前他们两个都是合的”指的是两个人一起做土方运输业务，具体他们两个人如何运作就不清楚了；其工作都是“阿东”安排的，很少与荣通达公司和卢荣胜接触，社会保险也是“阿东”让其找荣通达公司帮忙缴纳的，实际费用是“阿东”出的；闽Ｄ×××××号车辆是“阿东”调来的，但不是“阿东”的车，谭万林在开这部车的时候受伤；车辆是其打电话给谭万林，让谭万林去修理厂开的；“阿东”是承包小土方车队的，应该没有公司，平时也没有办公地点；谭万林受伤时，一开始去的小医院的费用是其出的，之后谭万林又拿了1000元，是“阿东”给的还是卢荣胜给的就不清楚了；对于谭万林提出的赔偿，“阿东”认为要求太高不同意赔，而谭万林则一直认为应该找荣通达公司赔偿；谭万林有没有与荣通达公司签劳动合同，是否是荣通达公司的员工，其并不清楚；谭万林并没有见过“阿东”，当时也没有和他说开的是“阿东”的车，其只是向谭万林提到“我老板”。
一审法院认为，谭万林经陈建林的介绍到荣通达公司应聘，相当于荣通达公司与谭万林均已作出了意图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谭万林在面试后按照陈建林的通知到修理厂将作为劳动工具的车辆开走进而作为驾驶员提供劳动。荣通达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社会保险缴纳清单、员工考勤表、工资表均体现陈建林系荣通达公司的员工。有鉴于此，谭万林完全有理由相信陈建林代表的是荣通达公司。虽然荣通达公司与陈建林现在均确认陈建林仅是在荣通达公司挂靠缴纳社会保险而非荣通达公司员工，荣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谭万林受伤后与谭万林对话时亦否认荣通达公司与谭万林存在劳动关系，但是陈建林在与谭万林的对话中亦提到了两个老板以及二人之前是合作的，同时，陈建林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荣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荣胜系两个老板之一，而谭万林并未见过“阿东”，也未被告知系在为“阿东”开车。荣通达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的一个朋友在荣通达公司表示不聘用谭万林时提出可以招聘谭万林，但荣通达公司却无法确认其法定代表人朋友的姓名，而陈建林亦称其不知道“阿东”的姓名。综上，一方面荣通达公司的前述抗辩与陈建林的陈述无法相互印证，缺乏合理性，也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在谭万林受伤后否认劳动关系，有推卸责任之嫌。另一方面，在谭万林的认识上，其是要与荣通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荣通达公司与陈建林的行为完全有理由让谭万林认为陈建林代表荣通达公司让其到修理厂将作为劳动工具的车辆开走进而提供劳动；谭万林并未被告知其受其他人的雇佣，因此，谭万林在面试后完全可以确信其与荣通达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谭万林关于其与荣通达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4月24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荣通达公司关于其与谭万林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厦门荣通达物流有限公司与谭万林于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荣厦门荣通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荣通达公司一审提供的员工花名册、社会保险缴纳清单、2015年4月的员工考勤表、工资表等证据均载明案外人陈建林系荣通达公司的员工，工资表上有陈建林的工资签收记录。荣通达公司、陈建林辩称，陈建林系挂靠荣通达公司缴纳社保，但未就此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与上述在案证据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2015年4月，谭万林经案外人陈建林介绍去荣通达公司应聘驾驶员工作，荣通达公司对谭万林进行了试车考察后并复印了谭万林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后谭万林在陈建林的安排下从事运输工作，并在提供劳动的过程中受伤。荣通达公司辩称，其对谭万林进行试车考察后决定不聘用谭万林，但荣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一个在场的朋友看到荣通达公司未聘用谭万林，因需要招聘驾驶员，即和谭万林进行了协商沟通，但对这个朋友的身份荣通达公司不确定。陈建林称，谭万林在荣通达公司面试完后，其将谭万林介绍给一个叫“阿东”的人，并根据“阿东”的指示给谭万林安排运输工作，但是其对“阿东”的姓名不清楚。陈建林亦承认，其并未告知谭万林其系为“阿东”开车，谭万林亦未见过“阿东”。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全部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及诉辩意见，采纳谭万林关于其与荣通达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荣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荣通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 艳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