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11民初1975号
原告：詹建生，男，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泽粧(被告配偶)，女,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顺庆，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军民，男，197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被告：吴运杰，男，196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东山区。
被告：刘万臣，男，195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东山区。
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原告詹建生与被告王军民、吴运杰、刘万臣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建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泽粧、韩顺庆，被告王军民、吴运杰、刘万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伟、陈佳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詹建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向我赔偿损失240468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在2008年8月1日，我开始承租三被告的广州市白云区x路x号商铺。该商铺就在地铁x园站上盖。在2012年2月3日，我与三被告代表吴运杰重新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从2012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租金为28000元/月，并约定租金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按6%的金额递增。到2016年3月之后，租金为35348元/月。约定租金的交付时间为每月的1～5日。我承租后，投入巨额资金将商铺装修成一个西餐厅，开设了“瓦特妈妈西餐厅”，全新订制所有设备设施、生产用具、空调、家私用具等。从2008年8月直到2016年9月,合同一直顺利履行,期间也多有我迟延10天交租金的情况，其中2015年10月到2016年9月这13个月中，就有5个月的租金是在当月15日之后交的，但双方都相安无事。可见双方合同第十条2规定“超出1～5号规定的时限逾期10天不交租金，即视为弃租”，只是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写的，但在后来的实际履行中并没有执行这个条款。双方用行为达成了共识：逾期超过10天也没问题，只要是在当月交当月的租金就可以了。这也可以说是双方的交易习惯。但在2016年10月，我一时疏忽未能在当月15日前交付当月租金，在当月16日，三被告突然在西餐厅门上张贴《解除合同通知书》，上写因我逾期交付租金而解除本租赁合同。被告还当场给我拍照，证明我当时收到了该通知书。同时，被告还通知该商铺的物业管理公司，谎骗该商铺合同已到期，断了该西餐厅的电。之后，三被告强行收回该商铺，将我在商铺里的设备设施、生产用具、空调、家私全部拆除、搬走，仅此给我造成的损失就达10万余元。之后，三被告立即将该商铺高价出租给他人，一个商户名称“淘xx”，租金为50000元/月并收取了进场费200000元；一个商户为“xx水饺”，租金为25000元/月并收取进场费50000元；一个商户为“意xx莎”，租金为15000元/月，总租金为90000元，总进场费为250000元。我认为，我承租该商铺至今有8年多的时间，其中2008年8月至2010年冬，地铁x园站一直围蔽施工，两年多时间根本没生意，我也一样苦守该商铺。现在我一时疏忽忘记交付租金，根据交易习惯及法律规定，即使我逾期缴纳租金，被告也应当进行催告，但是被告没有向我催告的情况下，突然解除合同、停止通电、收回商铺，然后高价出租给他人，是不择手段追逐更高额的租金，为此已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认为被告现在对外出租的租金金额为90000元/月，这笔收入还没有算被告收取承租人的进场费。90000元减去我应付的35348元，为54652元，这为一个月的损失。从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2月28日为4.4个月，故被告应当赔偿我240468元，这就是被告应向我承担的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如所请，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军民、吴运杰、刘万臣共同辩称，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私自转租已构成违约，无权向我们主张损失赔偿。我们是在与原告解除合同关系的半个月后才与新的租户签订租赁合同，新租户与我们之间约定的租金标准与原告无关。原告迟延交租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双方并未对此形成交易习惯。故综上，我们认为我们与原告解除合同关系的原因是原告违约，我们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且退一步讲，原告以我们与新租户约定的租金计算其自身损失也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位于白云区x路x号之二商铺为三被告共同所有，使用性质为商业，建筑面积96.54平方米。
2012年2月3日，三被告（出租人，甲方）与原告（承租人，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于白云区x路x号出租给乙方作为商铺用途使用，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2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止，共计五年整。租金为28000元/月，每月1～5日为缴交租金日期。从第二年开始，租金每年按6%的金额递增。签约时乙方须向甲方交纳26000元作为保证金。在租赁期内，甲方负责承担下列责任：依约将该物业及物业内之设备交付乙方使用；租赁期满须收回出租物业的，应在租约届满之日前，不少于三十日书面通知乙方；如该物业继续出租的，乙方可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配合乙方办理经营手续（如提供相关的物业手续等）。在租赁期内，乙方负责承担下列责任：依约按时缴纳租金；经双方商定，有关房地产租赁管理规定的物业税以及其他各项税费由乙方负责向相关征收部门缴交，与甲方无涉；乙方不得转租、分租或与他人互换物业使用；如须将该物业转租、分租他人，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将按规定重新议定租金及重新订立租赁合同。违约责任：乙方须按时交付租金，超出1～5号规定的时限，每超一天，甲方按每月租金额的3%向乙方收取违约金，逾期10天不交租金，即视为乙方弃租，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进行检查，有权将商铺内的物品清出屋外，并没收乙方交付的所有租金和保证金，有权追缴乙方所欠款项，由此造成的责任和损失乙方全部承担等等。落款有被告吴运杰与原告签字确认。
同日，被告吴运杰（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协商，甲方同意给乙方装修免租期从2012年2月1日～15日半个月。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三被告支付了押金26000元，三被告将涉案租赁物交付原告使用，原告将涉案租赁物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自营，另外两部分转租给其他人经营。从租金明细及银行流水显示，原告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9月期间曾多次逾期10天以上缴纳租金。截止至2016年10月15日，原告仍未向三被告缴纳2016年10月的租金。2016年10月16日，三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原告即日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并于收到通知书或通知书视为送达之日起24小时内停止经营活动，清理其在商铺内的经营商品、物品，将商铺交还三被告，并支付拖欠的租金、违约金及相关税费等，否则将采取停水、停电、清理商铺物品等相关措施，追究其违约责任。该通知书于当日送达给原告。2016年10月17日，三被告对涉案租赁物进行停水停电。2016年10月19日，被告刘万臣向原告发出短信，要求原告在24小时内腾空其自营的租赁物部分并清偿欠缴租赁费用，否则将自行清走原告的物品。2016年10月23日，原告向被告刘万臣发送短信表示其两个店铺加盟到2017年3月，其本人将追究三被告的赔偿责任。2016年10月24日，被告刘万臣再次向原告发送短信，重申前述短信内容。2016年10月28日，三被告将原告自营租赁物腾空，租赁物内物品搬出放置于别处。2016年11月1日，三被告将原告自营的租赁物部分另行出租，并与涉案租赁物其他两名转租户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原告收取两名转租户的租金至2016年10月止。经本院释明，三被告不同意提交其方与转租户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披露租金金额。
另三被告主张原告将涉案租赁物转租未有经过其方同意。原告提出抗辩意见，原、被告双方已合作多年，且将涉案租赁物的两部分进行转租后，两商铺已单独营业几年，在此期间三被告对其转租行为知情且未表示过异议，并且在双方合作多年中，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中已逐渐形成一定的交易默契，从双方交易习惯可知双方已通过实际交易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将交租时间变更为当月支付租金即可。三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回应称原告每次拖延交租，最后都是在三被告的多次催促下才支付租金，原告迟延交租的行为并无得到三被告的肯定，且原告的交租时间不规律，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变更为另一明确交租时间的约定。
以上事实，有商铺租赁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收据、照片、微信截图、银行清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
根据《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应当在每月的1～5日缴纳租金，逾期10日，视为原告弃租，三被告有权终止合同收回租赁物，有权将租赁物内的物品清出屋外，并没收租赁物交付的所有租金和保证金，有权追缴租赁物所欠款项。原告至2016年10月15日止尚未缴纳当月租金，已构成违约，三被告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原告认为其本人缴纳部分前期租金也没有遵循合同约定，应视为三被告许可原告在当月缴纳当月租金即可。首先，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双方对此达成约定，三被告对此亦不予确认；其次，三被告在原告逾期不交租金的情况下，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不代表三被告放弃了该项权利，在原告于2016年10月再次违约后，三被告仍可依约向原告追究根本违约责任。原告的该项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双方争议的转租问题，原告主张三被告对其转租行为知情，但并无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且通过双方的短信通讯可知，原告向三被告声明的也是两个租户为其加盟户，并无说明转租的情况，故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三被告对原告转租部分涉案租赁物的事实知情，原告未经三被告同意擅自转租亦构成违约。故综合以上分析，原告已构成根本违约，三被告向原告发送通知，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作为违约方，原告无权要求作为守约方的三被告赔偿损失。而关于原告主张由于三被告强行收回商铺而导致损失的问题，经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显示，三被告在收回商铺前已通过短信方式向原告发出通知，原告收到通知后并未搬离，三被告已尽合理通知义务，因原告拒不搬离而导致的损失应当由原告自担，无权要求三被告赔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詹建生全部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454元，由詹建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段静楠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郭嘉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