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81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男，1961年12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维军，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1，女，1963年6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洪波，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劭一丹，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1因与被上诉人张×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05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1月，李×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张×1于2011年3月24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任何一方不得隐瞒、虚报、转移婚内共同财产或婚前财产，如任何一方隐瞒、虚报除上述所列财产外的财产，或在签订本协议之前两年内有转移、抽逃财产的，另一方有权取得对方所隐瞒、虚报、转移财产的全部份额，并追究其隐瞒、虚报、转移财产的法律责任，虚报、转移、隐瞒方无权分割该财产。后经查明，张×1于2010年8月22日私自将其名下在×国际公司48%的股权作价240万元转让给李×2，并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我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国际公司48%的股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1在协议离婚前私自转移、抽逃，按照双方的约定，张×1无权分割该财产。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张×1支付我240万元；2.张×1持有的×公司的出资额50万元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股权收益归我所有；3.张×1持有的×国际公司股份在公司设立后至2010年8月22日张×1转让股权之前的股权收益归我所有。
张×1辩称：我与李×1原系夫妻，于2011年3月24日离婚并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经过协商均同意将张×1名下在×国际公司的股权过户给双方之子李×2，李×1对此是知情并同意的，因此签订离婚协议书之时，并没有对该公司相关财产进行约定。×公司是2002年注册的，当时出资额为50万元，因为规模太小，就在2006年新注册了×国际公司，后×公司就不再运作了，但因为有些客户的帐没有清，就一直没有注销，公司的经营收益均用于家庭开支，所以离婚时也未对×公司的股权或收益进行处理。故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涉及三个问题，其一是张×1有无单方隐瞒、虚报、转移共同财产行为；其二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争议公司的股权收益有无分配；其三是李×1对于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知情、同意。根据双方陈述及两份利润分配方案足以证明，李×1对于张×1持有争议公司股权的事实是明知的；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可以认定，张×1确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将相关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但这并不足以认定张×1有私自转移的情形，关键在于李×1对此是否知情并同意。
根据《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及证人刘×的证言可以认定，双方于2011年3月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未对张×1名下两个公司股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处理，李×1于协商中对于张×1提到的×国际公司股权给李×2一事表示“那好吧，先办眼前的吧”内容，并不能认定为李×1放弃该部分权利，但此时李×1已明确知晓该公司股权变动事宜，李×1于2011年8月2日与张×1签订《协议书》中再次未对争议公司股权问题进行约定，并明确约定“至此李×1、张×1两人离婚后所涉及到的财产问题就此了结”，该事实发生于李×1在明确得知张×1将股权转让给儿子李×2以后，故该协议书可以认定为李×1对张×1转让股权给儿子的认可。李×1虽称该协议书之签订系被逼无奈，但未对此举证，法院对此意见不予采信。综合以上论述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共同财产已经在离婚时协议处理完毕。
关于股权收益的问题。根据两份股权收益分配方案及证人胡×1的证言，争议公司股权收益已经由双方达成分配方案，李×1虽对收益提出质疑，但未提交反证，相关审计也因为欠缺资料而无法进行，故对其该部分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作出判决：驳回李×1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李×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及理由为：李×1与张×1先后签署的两份协议书，均未涉及×国际公司、×公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股权收益及股份的处理，李×1虽知晓张×1已将×国际公司48%的股份转让给李×2，但未明确表示同意，且非赠与，张×1无权单方处理；原审判决对股权收益的处理有违证据规则的要求。张×1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国际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张×2，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张×2和张×1两个自然人，其中张×1持有该公司48%的股份，剩余股份为张×2持有。2010年8月22日，张×1与李×2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1以24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公司48%的股份转让给李×2，同日，张×2对张×1转让股权的行为进行了确认，并对原有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后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
×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15日，法定代表人为张×1，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张×1和张×2两个人，其中张×1持有80%的股权，张×2持有20%的股权。
李×1与张×1原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3月24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对双方之子李×2的抚养、共同财产的分割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财产分割部分第三条约定北京×公司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均由男方享有和承担，女方放弃对该公司的一切权益，也不承担该公司任何债务；协议同时约定“本协议书财产分割基于上列财产为基础，任何一方不得隐瞒、虚报、转移婚内共同财产或婚前财产。如任何一方有隐瞒、虚报除上述所列财产外的财产，或在签订本协议之前二年内有转移、抽逃资产的，另一方发现后有权取得对方所隐瞒、虚报、转移财产的全部份额，并追究其隐瞒、虚报、转移财产的法律责任，虚报、转移、隐瞒方无权分割该财产”。财产分割部分未涉及×公司及×国际公司股权等问题。对此，李×1解释称离婚时以为这两家公司的股东是李×1，没有必要进行分割，亦不愿意因离婚而影响到公司的经营，对除了公司以外的其他财产进行了协议分割；张×1则称双方因为早已协商处理了公司股权问题，所有没有在协议里涉及。对此，张×1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公司的宣传册，称其中的北京×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是李×1提到的×国际公司，以此证明李×1作为北京×公司的董事长，不可能不知道张×1在×国际公司持有股权；2.×国际公司章程及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称备案通知书曾经给过李×1，以此证明李×1知道公司股权转让之事；3.照片，显示有李×1、张×1及其他分公司人员，证明李×1知道×国际公司及股权事宜；4.证人李×2证言，内容为：证人系×、张×2，于2010年7月23日从英国回国后，李×1、张×1希望其帮助他们管理公司，后经商量，李×1、张×1说将×国际公司的股份转给其作为锻炼和鼓励；其对李×1、张×1离婚及协商的过程清楚，离婚时曾提到过股权转让的事，李×1表示知道了；2010年8月办理完股权转让手续后，其就把备案通知书给了李×1。李×1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
原审审理中，双方均称离婚协商时双方共同的朋友刘×在场，张×1提交了一份与刘×的对话录音，内容与双方离婚协议书签订过程有关。经法院传唤，刘×到庭陈述称，张×1提交的录音是真实的；其系李×1、张×1多年的朋友，去年（指2011年）三月份，就是李×1、张×1签订离婚协议当天，其和李×1、张×1一起去李×1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具体地点为×大楼里，在律师处商谈的，谈完后签订了离婚协议；律师起草完协议签字时，李×1说了一句还有上海的公司呢，张×1说上海的公司不是给儿子了吗，李×1就一愣，然后就说那好吧，先办眼前的吧。当时有两个律师都在，李×1事后要求其作证，其说李×1有律师，希望李×1找当天的律师；其是在当天才知道李×1和张×1在上海有公司；张×1提交法庭的录音是真实的，李×1和张×1在证人到庭之前都找过证人求证的真实性。双方对证人刘×的证言均未提出异议。
就两个公司的经营状况，张×1向法院提交了：一、证人胡×2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其自2000年9月至2009年3月担任北京×公司财务一职，其可以证明：1.×公司在2002年11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自公司成立到2004年年底对实现的利润已经和北京×公司于2005年6月完成分配；2.×公司2005年年底对实现的利润已经和北京×公司于2006年6月完成分配；3.×国际公司于2006年7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2006年至2007年年底对实现的利润已经和北京×公司于2008年5月完成分配；4.×公司注册金额50万元人民币已于2008年5月利润分配时已冲减完毕（北京×公司已将先期投入的50万元全部收回）。二、《2005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内容为×公司截止2005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总额5761085.84元，其中2004年以前实现利润4110035.07元，在2005年按照70%、30%的分成比例进行了分配，即总公司分得2877024.55元，上海公司分得1233010.52元，现对2005年实现利润1651050.77元进行分配：总公司分得利润1155733.53元，×公司分得利润495315.24元，根据分配金额总公司从×公司账户调出1155735.53元作为投资收益处理，×公司作相关的财务处理。该文件有李×1签字，落款时间为2006年6月30日。三、《关于利润分配的方案》，内容为，经公司办公会研究决定，将×公司2006年、2007年实现利润进行分配。×公司2006年、2007年实现利润总额1669776.07元（其中2006年实现利润1082348.89元，2007年实现利润587427.18元）扣减2006年损失194901.8元后，可供分配利润总额1474874.27元。按照公司规定的分配比例：总公司70%，上海公司30%进行分配：1.北京总公司应分得的利润1032411.99元。2.×公司应分得利润442462.28元。3.利润分配后资金划转根据以上分配方案，经过与×公司对账，截止到2007年底，×公司在北京总公司账面存款1120329.88元，总公司应分得2006、2007年利润1032411.99元，从×公司账户划转，北京总公司作为投资收益处理。×公司2006年、2007年应分得利润442462.28元，为了发展业务作为资金投入，请×公司财务进行相应的财务处理。4.×公司2007年应分青岛公司利润123988.34元，与以上利润分成一起从该公司账户划转，差额部分即36070.45元由×公司补齐。因原上海注册的公司已经不再经营，北京总公司对此前期投入的50万元资金进行冲减未分配利润处理。李×1及张×2分别在上述方案上签字，落款日期为2008年5月22日。四、落款时间为2010年11月25日的李×1写给张×1的信，在“关于我俩现有的财产分割问题”部分，提到“×房屋归你，所欠贷款我支持给你”及“公司、1502、1503给我经营，所有产权划至我名下（含所有对外欠债）”，未提及其他财产。李×1对证人胡×1的证言因其未出庭而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三、四真实性表示认可，但称分配方案未执行，之所以写亲笔信是为了挽救自己家庭。
2011年8月2日，双方再次签订了《协议书》，对2011年3月24日的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部分内容进行了变更，并约定“至此李×1、张×1两人离婚后所涉及到的财产问题就此了结，双方从此不再打扰对方的生活”。审理中，李×1称上述补充协议书是在其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未对上述主张举证。
另查，原审审理中，张×1称因基于双方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儿子李×2，属于赠与，故并未收取李×2的转让款，李×2也表示未向张×1支付转让款。
原审审理中，李×1申请对上述两个公司进行审计，因李×1坚持要求，在向其释明诉讼风险后对李×1的申请予以准许。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选定北京今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及×国际公司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股权收益进行审计，后因无法向审计单位提交审计所需材料，依法终止了审计程序。
上述事实，有《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离婚证》、信函、利润分配方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谈话笔录、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婚姻关系结束之后，一方发现对方在婚姻关系期间存在的其他财产，在离婚时未予分割的，可主张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公司的股权及股权收益是否已经离婚协议分割完毕。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1以240万元的价格将×国际公司48%的股权转让给李×2。刘×证言证实，张×1告知李×1将该公司股权转让给李×2一事，李×1表示“那好吧，先办眼前的吧”，李×1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李×2证言亦证明，张×1、李×1离婚时曾提到过股权转让之事，李×1表示知道了。综合以上证据可证明，李×1对张×1转让涉案公司股权是知情的。此外，关于×国际公司、×公司的股权收益情况，张×1提交了《2005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及《关于利润分配的方案》加以证明，李×1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据此，李×1对二公司的存在及利润分配是明知的。
2011年8月2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书》。李×1在明知上述二公司存在及利润分配的情况下，仍未涉及二公司的股权及股权收益问题，并作出“离婚后所涉及到的财产问题就此了结，双方从此不再打扰对方的生活”的约定。李×1称其被逼无奈做出该约定，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至此，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已分割完毕，李×1不得再次要求分割。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的案件受理费1105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二审的案件受理费1105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锦新
代理审判员 贾 旭
代理审判员 闫 慧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吴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