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宁0104民初5954号
原告：高新武，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宁香，196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系原告的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鹏，北京市德鸿（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冬梅，女，197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玲，宁夏综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春梅，女，197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第三人：高新平，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原告高新武与被告高冬梅、高春梅、高新平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新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宁香、左鹏、被告高冬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玲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高春梅、第三人高新平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大新镇新水桥国际物流港土地征收、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共计159370元，利息8765元，两项合计168135元。原告在庭审中当庭将该项诉请变更为119065元（高新武、高新平、高冬梅、高春梅兄妹四人共被征用土地13.08亩，四人均分每人3.27亩，每亩赔偿28500元，每人应获得土地赔偿款93195元，减去原告已经领取的2.35亩土地补偿款73200元，剩余19995元；四个温棚56720元，四个耳房41600元，五个手压井750元）；2、依法确认大新镇新水桥村项目征地集体沟渠路补偿款13340元归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均系高伏山的婚生子女。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高伏山全家六口人每人分得2.2亩责任田，共计13.2亩，后因农田基本建设占去1.2亩，剩余12亩。该12亩责任田由原告及第三人各自耕种6亩，1994年6月原告与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1999年1月原告取得了6亩责任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在耕种期间，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承包地上进行了大棚等种植。2004年高伏山去世，涉案四兄妹因继承高伏山房产一事多次诉讼，但未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等相关权益进行分配处理。2013年后，土地及集体沟渠路的征收，连同土地、沟渠路、地上附着物等共计补偿436075元，但原告后来得知该款项全部由二被告领取和使用，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高冬梅辩称，原告关于涉案土地、附着物等征收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被告高冬梅于2013年11月25日、2014年7月5日与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关于《穆斯林商贸城二期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以及《新水桥七队（国际物流港）占地及附着物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上述两份协议所涉及的土地系二被告的承包地；二、1981年，原告、二被告、第三人及四兄妹的父母共计六人，每人分得责任田2.2亩，是以父亲高伏山为户主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承包土地13.2亩。1992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修渠占用家庭承包地1.2亩，故承包合同面积变为12亩，当年母亲洪秀珍去世。1994年，原告与第三人将上述家庭承包地划归二人名下，各自耕种一部分，并在1998年第三次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期间，瞒着父亲及二被告将家庭承包地承包在二人名下并签订了承包合同。2004年，因父亲高伏山赡养问题发生家庭矛盾，经村委会调解决定将已去世母亲洪秀珍的地让与原告和第三人，原告和第三人应当将父亲及二被告的土地进行归还。但原告和第三人并没有全部归还土地。2004年父亲高伏山去世，父亲高伏山去世后，被告高冬梅在村委会指定的土地上经营种植上述两份协议中涉及的土地，直至被征收。因此上述两份协议所涉及的补偿款系被告高冬梅所享有的合法权益，与原告和第三人无任何关系；三、原告作为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其已获得承包经营的土地及附着物的全部补偿款，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主张被告高冬梅应得的补偿款；四、涉案温棚是被告高冬梅在经过村委会维权后要回的土地上建造的，原告主张温棚系自己所建以及被告高冬梅获得的温棚及棚内作物的补偿归原告所有不能成立；五、关于原告主张的沟渠路的补偿款同样不能成立。该款项系新水桥村村民共同享有，人均享有份额，原告享有的6670元已经领取，相反二被告的份额尚未领取，故原告无权再占有二被告的份额；六、即便原告认为二被告占有了父亲高伏山的补偿款，其主张同样不能成立。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因此父亲高伏山去世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的法律关系；七、关于诉讼时效，被告高冬梅与新水桥村村委会签订两份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2014年7月，原告高新武也同为新水桥村村民，其应当知道答辩人签订了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其既不申请撤销该协议，也不起诉至法院，直到2016年11月才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而且又于2017年5月撤回诉讼，早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应当不被支持。综上，原告的主张即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高春梅、第三人高新平经本院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1、土地承包合同1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份。证明原告自1994年6月1日承包涉案土地，并于1999年取得土地经营权证书，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的事实；被告高冬梅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该土地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书早在2003年、2004年期间已被当时的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以全体村民会议表决的形式否定了其效力；
2、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09）兴民初字第531号、（2010）兴民初字第531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2010）兴民初字第1840号民事裁定书1份；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银民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1份、（2010）银民终字第1173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原告及二被告均系案外人高伏山的婚生子女的事实。被告高冬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
3、领条8份、借款借据复印件1份、贷款清息凭证复印件4份、现金收方传票复印件1份、贷款清收利息凭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通过信用社贷款等方式，雇用张金宝等人在涉案土地上进行耳房、手压井、温棚等建设的事实。被告高冬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领条所使用的纸张均是一样，发生的时间却不相同，因此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件；信用社贷款的借款借据及还款凭证，原告高新武在与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张金成的诉讼当中，并未认可这笔款是由其所用，该笔贷款最终由兴庆区人民法院判决高伏山的四个子女来归还，因此原告诉称该笔贷款用于建造温棚、耳房的主张与客观事实相矛盾，不能成立；
4、附着物补偿明细表复印件1份、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复印件1份、土地征占补偿明细表复印件1份。证明2013年11月25日前后，被告高冬梅将涉案承包土地的征地拆迁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共计436075元私自领取并占为已有，该款项包括土地征收款项在内的大部分应属原告所有的事实。被告高冬梅对该组证据不认可，因为该组证据均系复印件；
5、证明照片打印件1份。证明新水桥村征地集体沟渠路未发放的补偿款中13340元应属原告所有的事实。被告高冬梅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二被告名下各自享有的13340元，因父亲高伏山及母亲洪秀珍已去世，所征占涉及二人的坟地，迁坟及购买墓地的费用由二被告全额支出，村委会决定二人各领取13340元，且该款项二被告并未实际领取；
6、（2016）宁0104民初514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在该案中，本案被告高冬梅以及第三人高新平答辩称父亲高伏山的借款实际交由了原告建设温棚使用，温棚拆迁后，拆迁款被二被告领取的事实。被告高冬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高冬梅的辩称中并未提到由原告建设温棚使用，第三人高新平的答辩虽然认为系高新武建设温棚使用，但并无其他证据相应证，最终也未被法院采信。最为重要的是原告高新武自己答辩称该借款是高伏山本人的债务，担保人代为偿还后，作为高伏山的继承人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该笔借款最终由四继承人归还履行完毕；
7、证人沈某某的证言，证明原告于2003年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四个温棚的墙壁，后来高冬梅回来参与耕种就开始发生矛盾的事实；证人张某某的证言，证明涉案温棚的地基系原告所建，两个手压井系原告所建，温棚地基以上部分及耳房由高冬梅修建的事实。被告高冬梅对两位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两位证人证言叙述的事实相互矛盾，仅对温棚地基以上设施由被告高冬梅修建认可，对温棚地基由原告修建等事实不认可。
被告高冬梅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1、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向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03年1月5日、2004年1月5日的证明2份。证明被告高冬梅系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时，父亲高伏山以户主的名义签订了承包合同，被告高冬梅系家庭成员之一，拥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虽然在1998年土地承包有所变动，但在村委会调查了解并表决后，重新确定了高伏山、被告高冬梅及高春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同时否定了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事实。原告认为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5日的证明是虚假的，因为2003年1月5日新水桥村尚归满春乡管辖，但是证明上的印章却是大新镇新水桥村；对落款日期为2004年1月5日的证明亦不认可。从该份证明的本身看，村委会对于所谓的赡养问题以及高新武、高新平所谓的私自承揽责任田的事实，村委会是没有证明的权利和效力，其次该份证明在之前的法院诉讼中已经出示过，第一次出示的落款时间是2003年，今天该证明的落款时间变为了2004年，且2004年的字迹与其他内容字迹完全不一样；
2、被告高冬梅留存的部分种植承包地时缴纳的水费收据3张。证明被告高冬梅种植承包地期间缴纳水费，其一直实际耕种上述证据中涉及的承包地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收据中载明的项目为水利费款，不能证明是被告高冬梅为种植涉案土地所缴纳，并且最早的一张是2007年1月26日，但是涉案的大棚以及耳房等建设是在2003年，所以也不能证明被告高冬梅一直种植涉案土地的证明目的。另外，2007年的收据上载明交款人是沈某某，不是被告高冬梅本人；
3、穆斯林商贸城二期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协议1份、新水桥村七队（国际物流港）占地及附着物补偿协议1份、银川市国际物流港征地拆迁项目区域内农户附着物补偿明细表2份。证明两份协议合法有效，被告高冬梅系新水桥村村民，与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有土地承包关系，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份协议中所涉及的土地承包面积均在被告高冬梅与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的承包合同关系范围内，所涉面积一直由被告实际耕种和经营，原告与该两份协议项下的承包地无任何关系的事实。原告对证据中两份补偿协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以认可。认为被告高冬梅与村委会签订的补偿协议中所涉及到的土地及地上附作物部分属于原告的权利范围，该两份协议系被告高冬梅代表整个家庭与村委会私自签订，并且也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应为无效。并且该两份协议中被告高冬梅实际享有了1.95亩和5.5亩的土地征收补偿收益，但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兄妹四人，共同承包的村委会土地一开始是13.2亩，后来的1.2亩被征收后，剩下的是12亩，在涉案的征收行为发生的时候，实际测量共计是13.08亩，所以被告高冬梅实际享有了7.45亩的土地征收补偿收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两份补偿明细表的三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4、关于新水桥村高冬梅征地拆迁补偿的报告复印件1份、关于高冬梅反映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答复意见书1份。证明被告高冬梅是涉案被征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承包人和所有人，原告与涉案土地无任何关系，原告对此是明知的事实。原告对报告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该文件系村委会的内部报告，且系复印件，并且印章处也看不清楚所在单位，对报告来源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对答复意见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5、关于新水桥七队（国际物流港）占地及附着物补偿协议1份、银川市国际物流港征地拆迁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1份、掌政镇小城镇建设征地拆迁项目现场勘测图1份（户主：高思琪，系原告之女）、农户房屋测算表一份（高思琪）、原告高新武、长女高思琪户口本复印件两份、新渠稍村一队庄点房屋拆迁协议1份（签订主体为兴庆区大新镇政府与高思琪）、农户房屋测算表1份（洪卫亮，系沙宁香的妹夫）、新渠稍村一队庄点房屋拆迁协议1份（签订主体为兴庆区大新镇政府与洪卫亮）、掌政镇小城镇建设征地拆迁项目现场勘测图1份（户主：高新武）。证明1、原告及妻子沙宁香与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8月14日签订了关于（国际物流港）占地及附着物补偿协议，协议规定的土地承包面积为2.35亩，合计安置补偿费73320元已由原告及妻子全部领取；2、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原告共获得1744.92㎡的拆迁面积，其中353.08㎡原告以其女儿高思琪的名义签订的协议，后又把1391.84㎡以洪卫亮的名义签订的；3、原告被征收土地面积2.35亩，亩数小于之前实际耕种亩数的原因，是因为其占用了自己的承包地建造房屋，其本该获得的土地补偿实际上是以1744,92㎡的房屋拆迁面积获得了补偿，原告被拆迁的房屋面积实际上是原来的承包地的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表异议，对原告领取2.35亩土地的补偿协议及明细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1认可，但认为其他证据及本组证据的证明目的2、3与本案无关；
6、第三人高新平关于穆斯林商贸城二期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协议1份、宝丰健康城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协议1份（包淑珍，系高新平的妻子）、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委会证明1份、新水桥村新水四、五、六、七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份（高新平、高思旭）、房屋拆迁测算表一份、银川市征地拆迁项目现场勘测草图一份、高新平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高新平、包淑珍、高思旭户口本复印件一份、高思旭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三人及其妻子包淑珍与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3年9月22日、2016年10月15日签订了关于穆斯林商贸城二期、宝丰健康城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被征用土地面积共3.06亩，合计安置补偿费123600元已全部领取。同时证明在房屋拆迁过程中，第三人以自己名义及儿子高思旭名义共签订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共获得1720.99㎡的拆迁面积，其中1620.99㎡第三人是以其子高思旭的名义签订，100㎡以自己名义签订。能够说明第三人被征收土地面积3.06亩，亩数小于之前实际耕种亩数的原因，是因为第三人也占用了自己的承包地建造了房屋，与后面将要出示的第三人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系及证明目的不认可；
7、民事起诉状复印件一份、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06)兴民初字第1361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民事起诉状一份、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4民初1094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1、原告早在2006年就以财产赔偿纠纷（温棚）为案由将二被告起诉至兴庆区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温棚是其建造所有，后于2006年5月17日撤诉；2、原告在2016年11月21日又以继承权纠纷为案由再次起诉到法院，经开庭审理后，原告于2017年5月再次撤回诉讼3、从原告两次起诉及撤诉的时间并结合被告高冬梅签订补偿协议的时间（2013年11月25日、2014年7月5日）来看，无论从何时计算，都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表示，2006年原告起诉被告高冬梅要求赔偿损失的事实恰好证明了被告高冬梅在原告进行大棚的建设后进行抢占的事实。关于土地承包的全部过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该案发生时并没有征地补偿的事实发生，并且原告在该案中主张的是赔偿损失，而不是征地补偿款的事实；关于2016年11月向法院起诉请求对征地补偿款进行分割，在庭后因需要对相应证据进行进一步调查和核实，考虑到诉讼效力的问题向法院申请撤诉。我们知道存在征地补偿款的事实是张金诚起诉原告兄妹四人担保追偿权一案中才知道存在征地补偿款已发放的事实，所以不存在被告所谓的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8、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委会证明1份。证明在新水桥村各项目征地集体沟渠路补偿款发放中，原告高新武6670元及第三人高新平6670元的补偿款均已领取。被告高冬梅与被告高春梅各13340元均未领取，原告关于沟渠路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部分不认可。原告的6670元已经领取，但是二被告名下父亲高伏山和母亲洪秀珍的款项部分应当属于原告所有；
9、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宁0104民初5149号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在该份判决书法庭辩称借款系高伏山个人债务，担保人代为偿还后，应由高伏山的继承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与原告举证所称该笔贷款是用于建造温棚的说法相互矛盾，能够证明原告建造温棚系虚假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笔贷款的借款人就是高伏山，但是该贷款是原告为了涉案大棚的建设在村委会与信用社的沟通下多户联保的形式下进行办理的，但是并不妨碍原告将该笔贷款用于温棚的建设；
10、被告高冬梅申请本院调取的(2016)宁0104民初10941号民事案卷中人民法院对丁新林、沈伟华、高新平做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及被告家在土地包产到户时承包土地的情况，同时证明当年分地的实际耕种面积大于合同登记面积的事实，还能证明原、被告家土地由两个儿子即原告和第三人登记在自己名下，后经村委会解决归还，第三人认可原告及第三人从自己种的土地中各退出2亩给被告，高伏山的地并未退回，以及第三人用自己的承包地盖房子的事实，该事实与被告高冬梅出示的相关证据及事实相映证。原告质证后，对该证据原告要达到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述笔录中，有被调查人丁新林与沈伟华陈述当时建造一个大棚需要费用约为30000元，其中土墙基座费用约为5000元的内容。原告对该部分内容质证后认为，一个大棚的费用为30000元认可，但土墙基座的费用需要12000元左右。被告高冬梅质证后认为，一个大棚的费用30000元属实，但土墙基座只需要1200元左右；
11、被告高冬梅自己手绘草图一份。证明图中四号地是涉案土地，该地是因新水桥7队国际物流港项目，于2014年7月5日被告高冬梅与大新镇新水桥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一次性被征用的事实。原告对手绘草图中的涉案土地认可，对其他不认可；
12、证人高某某的证言，证明原告占用父亲高伏山的承包地建房的事实；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明被告高冬梅向其借款2万元，其将2万元现金送到被告高冬梅耕地里时看到正在施工的事实。原告对两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认可，认为证人高某某早已搬离新水桥村，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证人王某某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该证明显示新水桥村集体沟渠路补偿款被告高冬梅13340元，包含高冬梅和高伏山的份额；高春梅13340元包含高春梅和洪秀珍的份额。原告认可该证明的内容，但表示不清楚二被告名下为什么包含父母的份额。被告高冬梅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未表异议，但认为其与高春梅各分得13340元，是因为父母迁坟包括买墓地的费用系二被告支出，因此生产队和村委会决定将父母的份额分给了二被告。
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1、2、3、4、5、6、7，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3、8、10，能够证实本案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系高伏山婚生子女。原告曾经获得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集体沟渠路征地中原告与第三人各分得补偿款6670元，二被告各分得补偿款13340元。被告高冬梅与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签了两份订征地拆迁协议，协议中涉及的四个大棚土墙基座系原告建造而成，建造费用约为每个5000元的事实，对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2、3、4、5、6、7、8、10、11、12，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4、5，能够证实原告曾经于2006年起诉二被告要求赔偿大棚损失后撤诉，于2016年起诉二被告和第三人要求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后撤诉。原告在家庭承包地上建造房屋，其于2015年9月30日，分别以其女儿高思琪、其妻子的妹夫洪卫亮的名义与大新镇人民政府签订两份房屋拆迁协议，被拆迁房屋占地1054.2平方米。原告的承包地是于2014年8月14日与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占地补偿协议，征地2.35亩。涉案土地上的大棚部分由被告高冬梅修建，修建后由被告高冬梅实际经营耕种，被告高冬梅耕种的包括大棚在内的土地分别于2013年11月25日、2014年7月5日与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拆迁协议两份，共计征地7.45亩。第三人分别于2013年9月22日、2016年10月15日，分别以自己和其妻子包淑珍的名义与大新镇新水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拆迁协议两份，征地3.06亩。第三人于2016年5月24日，分别以自己和儿子高思旭的名义与大新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两份，被拆迁房屋占地866.16平方米。大新镇新水桥村集体沟渠路征地中原告与第三人各分得补偿款6670元均已领取，二被告各分得补偿款13340元尚未领取的事实，对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9，不能证明原告的土地经营权证作废以及原告未参与涉案大棚修建的事实，对证据1、9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高伏山与洪秀珍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婚后生育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共计四个子女。1981年高伏山与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家庭承包地13.2亩，1991年洪秀珍去世，高伏山于2004年去世。1992年因农田基本建设占用家庭承包地1.2亩，由此家庭承包地变为12亩。1993年开始，原告和第三人将家庭承包地一分为二各自耕种6亩，并在1998年各自以其耕种的土地与村集体签订了承包合同。2003年，大新镇新水村村委会经过调解决定，将高伏山、被告高冬梅、高春梅的土地进行归还，将洪秀珍的土地让与原告高新武和第三人高新平。随后村委会将原告耕种的3亩土地划归二被告，但原告已经在上述土地上修建了四个大棚土墙基座，取得上述土地后二被告在已经建成的土墙基座基础上将四个大棚修建完成，修建完成后一直耕种经营到被征用拆迁。二被告的承包地分别于2013年与2014年被征用，但征地协议均由被告高冬梅签订，补偿款亦由被告高冬梅领取，征用面积共计7.45亩。2006年3月15日，原告起诉二被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其修建大棚的费用，之后又撤回起诉。2014年8月原告的2.35亩土地被征用，2015年9月原告占地1054.2平方米修建的房屋被拆迁。第三人分别于2013年、2016年被征用土地3.06亩，2016年其占用866.16平方米土地建造的房屋被拆迁。2016年11月21日，原告起诉二被告与第三人，要求分割家庭承包地产生的收益和父亲高伏山的债务，之后撤回诉讼。2017年6月6日，原告再次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新水桥村集体沟渠路补偿款分配给原告与第三人各6670元，已经领取。分配给二被告各13340元，尚未领取，被告高冬梅的13340元包含高伏山的份额，被告高春梅的13340元包含洪秀珍的份额。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取得承包地产生的财产权益是否小于二被告的。原告被征用的承包地为2.35亩，但其兴建的被拆迁房屋占用承包地面积为1054.2平方米（约为1.58亩），两项共计3.93亩。目前二被告被征用的承包地共计7.45亩，人均3.725亩。原告被征用拆迁的承包地面积已经大于二被告的人均面积，且原告基于征地协议与房屋拆迁协议已经取得3.93亩承包地所产生的财产权益，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土地补偿款19995元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大棚等地上附着物赔偿款的诉请，经查，原告诉请的大棚、耳房、手压井中，仅有四个大棚的土墙基座系原告所建，因此原告此项诉请中仅四个土墙基座的建造费用能够得到支持。当时建造大棚的费用约为每个30000元，其中土墙基座的费用约为每个5000元，但征地拆迁补偿的价格为每个大棚14180元（56720元÷4个），该价格少于当时造价53%，因此原告所得的补偿款也应相应减少，本院酌定每个土墙基座按2500元计算，故四个土墙基座按照10000元补偿（2500元/个×4个）。原告起诉二被告支付相应款项，但大棚及其占用土地的占地及附着物补偿协议系被告高冬梅所签，补偿款亦是被告高冬梅领取，故被告高冬梅负有返还义务；原告要求确认大新镇新水桥村集体沟渠路补偿款13340元归原告所有的诉请，因集体沟渠路补偿款二被告各分得13340元，该补偿款系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收益，包含高伏山和洪秀珍的份额，因高伏山与洪秀珍已经去世，因此该二人的份额应当在四个子女中重新进行分配，原告应当分得3335元（13340元÷2×2÷4人），故原告的该项诉请中的3335元本院予以支持。具体分配如下：高冬梅分得的13340元中的1667.50元归原告所有，高春梅分得的13340元中的1667.50元归原告所有。被告高冬梅关于集体沟渠路补偿款二被告多分，是因为父母迁坟及购买墓地的费用系二被告支付的抗辩意见，因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因此被告高冬梅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高冬梅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虽然被告高冬梅签订《新水桥七队（国际物流港）占地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7月5日，但被告高冬梅并没有于签订协议当日就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因此诉讼时效不能以该时间作为起算点，故被告高冬梅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高春梅、第三人高新平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抗辩权的放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冬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新武返还大棚土墙基座建造费用10000元；
二、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新水桥村集体沟渠路补偿款被告高冬梅分得13340元中的1667.50元归原告高新武所有，被告高春梅分得13340元中的1667.50元归原告高新武所有；
三、驳回原告高新武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30元，由原告高新武负担2500元，被告高冬梅负担330元，被告高春梅负担40元，剩余1060元退还原告高新武。
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汤 涛
人民陪审员 陈 涛
人民陪审员 韩忠平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刘芊骅
书 记 员 王 冬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