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191号
原告：黄东恒，男，194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石岐区。
委托代理人：陈冯钢，李启亮，分别是广东衡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
被告：李瑞香，女，194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东区。
委托代理人：刘国伦，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伍锦堂，男，193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东区。
委托代理人：李瑞香，即本案被告之一，是被告伍锦堂的妻子。
被告：周玉玲，女，195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中山市石岐区。
被告：罗锦英，女，194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石岐区。
原告黄东恒诉被告李瑞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伍锦堂、周玉玲、罗锦英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先由审判员钟国平独任审判，后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东恒委托代理人陈冯钢，被告李瑞香（同是被告伍锦堂委托代理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国伦，被告周玉玲、罗锦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东恒诉称：原告黄东恒在被告李瑞香处购买了一批生活用品并足额支付货款。被告李瑞香收款后，仅向原告黄东恒交付了一部分货物，剩余却一直以货物未齐为由拒不交付原告黄东恒，经原告黄东恒多次催促要求交付货物或办理退款，被告李瑞香仍不履行。原告黄东恒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43020元和支付延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2.被告李瑞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期间，原告黄东恒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四被告对其主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黄东恒对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中山东区军某贸易商行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收款收据4份。
被告李瑞香、伍锦堂共同辩称：与原告黄东恒交易的主体是非法传销组织军某公司在中山设立的中山东区军某贸易商行（以下简称军某中山店），该店由其与丈夫伍锦堂、周玉玲、罗锦英合作投资成立。中山军某商行成立前，其已经是军某佛山店的会员，因觉得有利可图且需要到军某佛山店取货，所以在中山开设军某中山店，运作模式按照佛山模式，即购权、送产品、返利。其之前并不认识黄东恒，是其他会员介绍过来的。其从来没有逼原告黄东恒购买产品。原告黄东恒在本案中诉求的货款实际上是购权款，款项已收取，收款收据上记载的货物是购权后赠送的产品，因军某公司因涉嫌犯罪已停业，无法向分店供应产品，故其也无法向会员供应产品。其也曾有返利转账到原告黄东恒的银行帐户。2012年5月上旬，其已将会员的购权款项汇款给上级，但没有收到返利，因是次月返还当月的利。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江新法刑初字第143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军某佛山店及其他分店为非法传销组织，且将扣押各店的赃物赃款500多万元上交国库，对尚未追缴的违法所得也要继续追缴。军某中山店与上层军某店存在层级传销关系。原告黄东恒作为传销会员之一也参与传销活动，双方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是传销组织内的交易关系，因此原告黄东恒无权向各被告追讨购权款。
被告李瑞香、伍锦堂为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股东投资协议书。
被告周玉玲辩称：同意李瑞香的答辩意见。其参加军某中山店前已加入军某佛山店，后按佛山模式经营军某中山店。该模式很好，既可解决企业下岗职工就业问题，又可解决企业之间的三角债；而作为消费者，军某公司的纳米产品亦较好。故在李瑞香的建议和在军某佛山店提议下，由李瑞香带头开立军某中山店，有企业的广告费作为奖励，其觉得有收益，所以配合李瑞香开设军某中山店。之后，其突然被告知军某公司是传销组织并没收了款项和产品。既然是非法传销组织，赃物账款已被国家没收，其投入的资金也被没收，其也是受害者，不可能赔偿原告黄东恒。其之前并不认识原告黄东恒，但原告黄东恒曾有收到过返利，不存在上当受骗的事实，因为原告黄东恒加入时需具备旧会员介绍、自己填写申请表、自愿购买产品三个条件及提供身份证，这说明其是自愿加入，原告购买产品使用后觉得好用和有好处才介绍家人。军某中山店与原告黄东恒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属于购权消费，企业奖励返利给会员。军某中山店有军某佛山店和总公司的授权，均领有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被告周玉玲对其辩解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被告罗锦英同意被告李瑞香、周玉玲的答辩意见。
被告罗锦英对其辩解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经审理查明：李瑞香与伍锦堂为夫妻关系。2011年，李瑞香、伍锦堂与周玉玲、罗锦英共同签订《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为实现军某实业的发展，经佛山军某商行总经理李某彩提议临沂军某有限公司受权（注：“受权”为笔误，应为“授权”）李瑞香为军某中山店店长（负责人）并拟定股东四人：李瑞香、周玉玲、罗锦英、伍锦堂，并同时参与军某中山店经营运作，每人投资15000元，在2011年6月15日前全部收齐交到李瑞香指定的账户中。关于利润分配，每月结算一次，若有盈利，一部分用来扩大周转金（即原投资款），3个月后若盈利多，可酌情分红，按每份投资款15000元的比例分配。对于亏损分担，以出资人（股东）15000元各占1／4承担亏损风险。协议签订后，四人按约定进行了出资。2011年7月28日，军某中山店成立，经营者为李瑞香，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初级食用农产品、日用百货等。2012年6月5日，军某中山店注销，注销原因为其他。
另查：现黄东恒持有军某中山店开出的收款收据4张，出具时间为2012年1月29日、2012年2月1日、2012年2月15日和2012年5月5日。其中2012年1月29日收款收据载明货物名称为“新入员工，工本费、一卡通”，金额为3180元。其余3张收款收据金额分别为23880元、4766元、24000元，载明的货物名称为甘菊糖（单价为每套8040元）、健欣（单价为每盒1980元）、女精品内裤（单价为每条938元）、洗发水（单价为每支1980元）、玻璃（单价为每支198元）、沐浴露（单价为每支264元）、洗衣液（单价为每支330元）等，其中有部分货物用红笔划掉并盖上“已发”章，已发货货物的金额共12806元。黄东恒据此认为军某中山店尚有43020元的货物未交付为由，诉至本院，主张前述权利。
又查：关于李瑞香等13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3）江新法刑初字第143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143号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
徐某军（已判刑）于2007年加入人际网，后伙同魏某霞（已判刑）于2010年2月3日在山东省临沂市注册成立临沂军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军某公司，在全国各地设分公司、办事处和专卖店。徐某军谎称公司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下属企业，由世界华人联合总会、中非民间商会主管，诱骗他人成为军某公司会员，并以推销产品为名，对原人际网成员收取300元入会费，对新会员收取3000元、3180元不等的入会费，成为会员后获得发展下线的资格，并按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发放直销奖、差额奖、分红奖等，引诱会员继续发展下线成员参加。军某公司至2012年3月底被查获时止，已在全国发展专卖店146家，发展会员4万余人。
2011年1月17日，李某彩（已判刑）注册成立军某佛山店，并按军某公司的传销模式发展会员。2011年4月，李某彩设计了“购积分、赠产品、送广告费”的传销模式（即“佛山模式”），介绍已入会的军某成员购买所谓的广告收益权（以1权238元为单位，每月可购两次，每月最少购买5权、最多100权），从次月开始对买权的会员逐月返利（以当月出资23800元购买100权为例，从次月开始连续5个月返利5500元，第6个月返利9500元，共返利37000元，扣除会员购买股权的23800元，会员获利13200元现金），推荐他人购买广告收益权的会员获得被推荐人购权款3%的提成（每成功介绍一人成为会员即有368元的介绍费），专卖店获得8%的提成，结余资金转账至军某公司。该模式经徐某军同意后，在军某佛山店试点运行。李某彩伙同金某龙（已判刑）以推销商品为名，通过以发展人员数量计算报酬方式，促使人员网络不断壮大，先后成立军某营销新会店、英德店、中山店、江门店、顺德店等多家下属专卖店，并以“购权返利”的方式吸引会员大量购买权积分，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李瑞香等人先后通过人际网平移或直接缴纳3000元、3180元不等的会费成为军某非法传销组织的会员，并先后自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参加军某非法传销组织活动。李瑞香出资成立军某中山店，引诱会员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并大量购买权积分，购权款共4696226元。
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在侦办张某娟、李瑞香等14人组织、领导传销案和非法经营一案中，依法扣押李瑞香电脑主机1台、收款收据28本、进销存账本1本、现金出纳账1本、现金日记账1本、军某专用会议签到本1本、接受来款登记本1本、现金支出证明单1本、笔记本2本及其他书证一批等财物。
该判决最后认定李瑞香等13人违反国家有关禁止传销之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最后对李瑞香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对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扣押的涉案赃物和涉案赃款5113023.77元，应依法上缴国库，对尚未追加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该判决已于2013年11月30日发生法律效力。
诉讼期间，李瑞香申请本院向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调取李瑞香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中与本案有关的证据资料。因该案已经交由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故本院依法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进行调查。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向本院提供了143号刑事判决及生效证明、李瑞香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讯问笔录、经李瑞香辨认确认的军某中山店会员资料等证据，其中会员汇总表显示：黄东恒的卡号为70859，开户省、市银行为广东中山农卡，银行账户62284801043996625＊＊，购权记录有两笔，分别是：1.新购积分为15000，重复购分为3000，奖励权为100，金额为23880元；2.新购积分为3000，重复购分为600，奖励权为20，金额为4766元。经质证，黄东恒、李瑞香、伍锦堂、周玉玲、罗锦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诉讼期间，李瑞香还申请本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调取黄东恒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银行账户62284801043996625＊＊在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期间的资金往来流水清单。本院依法进行调取，黄东恒上述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显示：2012年2月26日，李瑞香向该账户转入5540元；2012年3月11日，吴某军向该账户转入1108元；2012年3月26日，李瑞香向该账户转入5540元，三笔款项合计12188元。经质证，李瑞香、伍锦堂、周玉玲、罗锦英均无异议，且认为：吴某军是军某中山店的电脑员。这些交易恰好证明军某中山店以佛山模式经营，存在曾向黄东恒返利的事实。对于黄东恒支付的款项，是按黄东恒选择的产品来计算金额，再按产品金额计算购权数量和积分，积分用于奖励广告费，即返利。因黄东恒选择的产品价格较高，而每月最多只能购权100权，所以黄东恒支付的金额和购权计算的金额有差额。黄东恒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但不确认关联性和合法性。本院向其询问为何收取李瑞香、吴某军款项时，黄东恒称不清楚。
本院认为：虽然黄东恒起诉认为其与李瑞香等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经本院查明，军某中山店收取黄东恒的第一笔款项3180元的用途为“新入员工，工本费、一卡通”，这与143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加入军某公司传销组织交纳入会费3000元、3180元不等的事实相符。此外，黄东恒向军某中山店支付的金额分别为23880元和4766元的两笔款项，经李瑞香等被告解释，也与143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购积分、赠产品、送广告费”的“佛山模式”基本相符，且本院向金融机构调取的黄东恒的涉案银行账户流水清单上显示曾收到过李瑞香及军某中山店员工吴某军的3笔汇款，李瑞香认为该3笔汇款即“佛山模式”所赠送的广告费。黄东恒虽对此否认，但并未明确解释收取李瑞香、吴某军款项的原因，也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在此情况下，李瑞香等被告的证据证明力较强，本院予以采信。据此，黄东恒向军某中山店支付款项的目的是成为军某公司的会员并享受返利，目的是赚取利润，并非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黄东恒与军某中山店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存在的是无名合同关系，故本案为合同纠纷。
143号刑事判决已认定军某公司及包括军某中山店在内的下属各地分店为非法传销组织，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进行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黄东恒与军某中山店之间的合同归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又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143号刑事判决已将涉案的赃物赃款5113023.77元上缴国库，对尚未追缴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故本案已无财产可供返还。此外，军某中山店由李瑞香、伍锦堂、周玉玲、罗锦英四人合伙出资经营，且该店的登记业主李瑞香已经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过错是明显的。黄东恒作为军某中山店的会员，其缴纳入会费加入军某中山店成为会员、按照“佛山模式”购权、收取赠品和返利，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其亦清楚知道军某中山店的经营模式，黄东恒明知而为，显然也有过错。军某中山店各合伙人和黄东恒的过错相当，均负同等责任，因此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各自的损失各自负担。据此，黄东恒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东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76元，由原告黄东恒负担（原告黄东恒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区瑞樱
审 判 员 石 丽
人民陪审员 黄洁怡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郭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