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6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韩骏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黄家社区2区***号。
法定代表人：李孙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潮、郁鹏飞，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应坤，男，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欧阳宏，杭州市小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杭州韩骏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骏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余应坤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笕商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余应坤、韩骏公司素有服装加工的业务往来关系，于2014年11月14日、11月20日、11月27日、12月16日分别签订加工合同4份，约定余应坤为韩骏公司加工款号为3032的服装5493件，每件加工款为39.50元（其中裁剪费为1.50元）；2014年12月14日双方又签订加工合同1份，约定余应坤为韩公司加工款号为6089的衣服1320件，每件加工款为40元。合同还对服装质量要求、加工款结算及争议解决等条款作出约定。2015年1月15日，余应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经韩骏公司业务员虞某确认，实际向韩骏公司交付款号为3032的服装4800件、款号为6089的服装1320件，合计加工款为241527元。韩骏公司除支付150000元外，尚余加工款91527元一直未予支付，故余应坤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调处。审理中，余应坤将诉讼请求降低至89195.5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余应坤、韩骏公司间的加工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韩骏公司欠付余应坤加工款是形成本纠纷的原因。余应坤之诉，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对韩骏公司辩称的虞某无权进行对账结算之说，根据上述对证据2、3的分析，原审法院认为，在工作联系单上作出数量、金额确认的虞某及签收货物的项某某、王某某系韩骏公司业务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作出的确认可构成表见代理，韩骏公司的这一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杭州韩骏服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余应坤加工款89195.5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0元，减半收取1015元，由杭州韩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至原审法院法院）。
上诉人韩骏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首先，韩骏公司并未对本案中的5份合同作事实确认。韩骏公司在答辩状中载明“根据余应坤所依据的事实及其诉讼提供的证据……”，这里韩骏公司仅仅陈诉原审法院应根据余应坤一审起诉材料在审理程序上分别诉讼，并未认可余应坤的相应证据的真实性。况且，在开庭质证过程中，韩骏公司已经提出对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故韩骏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对韩骏公司就案涉5份合同已作事实确认的认定有误。其次，虞某并非韩骏公司负责人也非公司员工，没有劳动合同、社保，与韩骏公司是挂靠合作关系的类似业内所称的业务员，韩骏公司曾多次提及。虞某可能在同一时期，不光与韩骏公司有部分合作，与其他公司或个人也有合作关系。但从本案余应坤提供的5份合同以及入库单，可以明确虞某并未接触过本案业务，余应坤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虞某在本案中的业务里跟韩骏公司存在关联性。虽然，其中一份合同复印件在甲方经办人签字处签署“虞桂华”字样，但仔细对比余应坤提交的证据工作联系单上签署“虞桂华”字样，“桂”和“华”字的两个笔锋有明显区别。何况，全国名为“虞桂华”的不止一人，余应坤即未提供工作联系单上签名的虞桂华的身份证，也未让其出庭作证，在韩骏公司对工作联系单三性均有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韩骏公司所认识的虞桂华就是余应坤提供的工作联系单上签名的虞桂华，缺乏依据。更何况，韩骏公司所认识的虞桂华并非公司员工，更没有权利对收取的货物数量及单价做确认。可以说，余应坤随便找人在工作联系单上签署“虞桂华”字样，该证明人的身份信息不明确，也未出庭作证。表见代理应具备的四个构成条件，第一个就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了代理行为”，余应坤提供的工作联系单上并未体现任何其代表韩骏公司进行结算。故，原审法院连案涉“虞桂华”的身份以及是否真实存在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其为表见代理，证据不足。韩骏公司所认识的项某某、王某某并非公司员工，部分入库单上虽然签署有“项某某”、“王某某”的字样，若需认定其签名效力，应由余应坤举证证明其为韩骏公司员工。余应坤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项某某、王某某为韩骏公司员工。且韩骏公司对余应坤提供的入库单三性均有异议，入库单上并无任何信息体现涉及韩骏公司的内容。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第一、根据余应坤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及其诉讼提供的证据，双方分别签订了5份《加工合同》，每份合同都各自独立，各份合同项下标的物款号、加工方式、数量、价款、交货时间、付款条件等均不相同，应属于5个不同的合同关系。故虽然合同双方当事人及法律关系相同，但并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余应坤应依法分别提起诉讼。第二、余应坤提供的工作联系单，只属于一份由虞某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虞某也未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于证人证言的作证程序和认定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均有法律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余应坤也未提交证人虞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人虞某是谁，身份信息都不知晓，该工作联系单的抬头也非韩骏公司，该工作联系单没有证据效力，不符合属于需要申请鉴定的证据，也没有必要浪费司法资源。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虽然认定了虞某是证明人，那么该工作联系单也属证人证言，但无证明人身份信息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却因韩骏公司未对证明人虞某的签名提出鉴定，而确认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该工作联系单作为本案主要证据，对本案事实的认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审法院认为因审理案件需要查明证据的，应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非如此草率认定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程序有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余应坤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余应坤承担。
被上诉人余应坤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合同的相对方。韩骏公司对其作为合同主体持有异议。本案中，余应坤向韩骏公司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是虞桂华出具的结算单。本案审理期间，韩骏公司认可虞桂华系与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的业务人员，且现有证据表明，虞桂华曾作为韩骏公司的签约代表以韩骏公司名义与余应坤签订加工合同是客观事实，韩骏公司亦向余应坤支付了部分货款。据此本院认为，虞桂华作为韩骏公司的签约代表与余应坤签订加工合同以及向余应坤出具欠条的行为效力及于韩骏公司，韩骏公司应认定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应继续履行清偿加工款的责任。余应坤就5份加工合同一并提起本案诉讼，未违反法律规定，况且，韩骏公司亦未能就每份合同的履行情况作出明确说明，故本院对韩骏公司关于5份合同属于5个不同的合同关系，应分别提起诉讼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韩骏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30元，由上诉人杭州韩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