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河南省虞城县校办振丰织布厂与被上诉人侯新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商民一终字第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虞城县校办振丰织布厂。
法定代表人李贵生，厂长。
委托代理人周洪灿，河南木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新轩。
委托代理人许灵媚，虞城司法局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省虞城县校办振丰织布厂（以下简称振丰织布厂）与被上诉人侯新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日作出（2013）虞民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振丰织布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振丰织布厂的委托代理人周洪灿，被上诉人侯新轩及其委托代理人许灵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告振丰织布厂也称河南省虞城县振丰织布厂。1999年1月2日被告振丰织布厂向原告侯新轩借款170000元用于购纱，被告在原告提供的农业银行制式借据上加盖了振丰织布厂的公章及其法人代表李贵生的个人印章，双方约定借款利息月息1分5厘，借用期限至1999年6月30日。该170000元借款是原告从袁杰忱、孔德修处筹借而来，然后原告又将该借款借用给被告使用。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催要，被告从2002年9月18日至2005年10月7日分五次向原告还款14800元，下余本金155200元及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还。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持有的借款借据上加盖有被告的公章和其法定代表人李贵生的个人印章，该借据中的170000元是原告从袁杰忱、孔德修处筹借而来，原告在出借170000元贷款时尽管使用的是虞城县农行的公章及其工作人员的印章，但虞城县农行出具的证据已证明其不存在该笔借款，原告侯新轩作为权利人持有该借据，可以认定侯新轩与被告振丰织布厂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侯新轩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该借贷关系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应认定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本案中，被告从借款之日起至2005年10月7日已多次还款14800元，证人仇新良、李振江证明自2006年起至起诉前原告一直主张权利，故本案存在着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情形，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审判决，被告振丰织布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侯新轩借款本金155200元及利息（利息从1999年1月2日起，按双方约定的月息1分5厘的利率计算至还清款之日起）。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4元由被告振丰织布厂负担。
振丰织布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
1、重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7万元，并判决上诉人归还本息，判决明显错误。
一审时，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虞城支行营业所贷款借据》。凭该借据只能证明中国农业银行虞城支行是债权人，而被上诉人仅仅是经办人并非是债权人。一审时中国农业银行虞城支行于2013年1月14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1999年元月2日上诉人并没有在该行贷款17万元。重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持有中国农业银行虞城支行制式借据，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被上诉人1999年在李老家乡农行营业所任主任职务时，上诉人多次申请向农行虞城支行贷款。但农行虞城支行在1999年元月2日并没有贷款给上诉人。上诉人让被上诉人将向农行虞城支行贷款申请及借据销毁。被上诉人称，农行是正规单位，款未贷出不可能凭申请及借据要求上诉人还款。上诉人当时认为被上诉人已将贷款申请及借据销毁，没想到被上诉人在十多年后凭该份制式借据起诉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所谓的借款155200元及利息。而重审法院不是客观地审查认定该份证据，而是主观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上诉人在1999年元月2日根本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17万元，更没有在2002年9月18日还款4000元，在2003年10月14日还款8400元，2004年还款1500元，2005年10月还款900元的事实。上诉人没有借款当然不存在还款，且该制式借据上的数字及文字均是被上诉人自己填写。如果上诉人真的五次还款14800元，不可能不要求债权人给上诉人出具收条，更不会让被上诉人随意记录。重审判决明显错误。
2、此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假如在1999年元月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7万元是事实的话，那么此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亦应该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重审法院认定此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假如说1999年元月2日向被上诉人借款，1999年6月30日到期，从1999年7月1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至2001年6月30日即已满二年。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从1999年7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止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所谓的证人仇新良均冒充仇金良出庭作证，被真正的仇金良发现后到原审法院反映情况，发现仇新良冒充仇金良出庭作伪证。在重审开庭时，上诉人的代理人已经向法庭请求对作伪证的当事人进行申请鉴定。但被上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并没有向重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重审法院调取袁杰忱的笔录程序违法，且没有经过上诉人质证。袁杰忱也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被上诉人在1999年仅是农行工作人员，其月工资也就是几百元，还要养活其全家人。自己没有钱，向别人借款17万元，约定利息一分五厘，其说借给上诉人约定利息同样是一分五厘，中间没有任何利益。俗话讲，没利不起五更天，不知被上诉人究竟图什么，要找这样的麻烦。且上诉人生意红火资金充裕时不向上诉人索要所谓的借款，却在上诉人歇业倒闭十多年后才起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情不通，于理不合，于法无据。综上所述，重审判决缺乏事实和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重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侯新轩答辩称：一、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该维持一审和重审判决，理由如下：1、被答辩人借款且在答辩人持有的借款借据上加盖振丰织布厂公章和李贵生的私章，答辩人、被答辩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答辩人在贷款时尽管使用虞城县农行的制式借款借据，但是该借款借据上并没有虞城县农行的公章及借款经办人的签名，且虞城县农行出具的证明也不存在该笔借款，答辩人侯新轩作为权利人持有该借据，可以认定侯新轩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答辩人辩称侯新轩无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2、被答辩人的工商档案登记材料显示，被答辩人曾使用过振丰织布厂的名称公章，被答辩人在虞城县农行借款时也曾使用过振丰织布厂公章。其称从没使用过振丰织布厂名称、公章的理由不成立。3、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从借款之日至2005年10月7日被告多次还款，以及证人仇金良、李振江证明自2006年起至起诉前一直主张权利，本案存在着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情形，故答辩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是一件发还重审的案件，法院为了全面客观的作出判决，全面的调取证据，故此法院调取的证据经过核实是合法有效的。三、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征询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17万元真实借款关系。2、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振丰织布厂上诉称，其与侯新轩之间不存在170000元借款关系，侯新轩持有的借款借据上加盖有上诉人的公章和其法人代表李贵生的个人印章，侯新轩在出借170000元贷款时使用的是虞城县农行制式借款借据，但该借款借据上并没有加盖虞城县农行的公章及其工作人员的印章，而且虞城县农行出具的证据也已证明该笔借款与该行无关，侯新轩作为权利人持有该借据，故可以认定侯新轩与上诉人振丰织布厂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对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从借款之日至2005年10月7日已多次还款14800元，证人仇新良、李振江证明自2006年起至起诉前原告一直主张权利，故本案存在着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情形，侯新轩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4元，由上诉人河南省虞城县校办振丰织布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 蕙
审判员 陈君善
审判员 许秀敏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