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5民终81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星湖茶酒厂，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办事处重庆野生动物世界安置区南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68881714R。
投资人：张胜伟，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自林，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31号33-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051730302N。
法定代表人：邵周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义民，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封雅，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重庆星湖茶酒厂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8民初6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重庆星湖茶酒厂（以下简称星湖茶酒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自林、潘勇，被上诉人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娄义民、封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湖茶酒厂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没有依法准许上诉人补充提交证据原件，一审庭审中，因上诉人未能提交《邵氏茶酒明细表》原件，一审法院即当庭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一是上诉人已经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买卖合同基础关系存在，二是双方仅是对具体金额存在争议，《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仅是对具体欠款金额的确认，三是上诉人虽未举示原件，但已经举示《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的复印件，且已当庭要求补充举示该证据原件。一审法院在基础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且上诉人当庭要求补充《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原件的情况下，以个别证据未能提交原件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是基于另案判决认定其为被上诉人生产的茶酒因生产许可证过期被相关机关予处罚销毁，被判决给付被上诉人的2726570.97元损失中包含了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的加工费，
被上诉人邵氏农业公司辩称：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未提交核心证据，且未在开庭前申请延期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中星湖茶酒厂举示的欠条不属于新证据，而且没有申请延期举证，不应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上诉人生产的产品全部无QS标志，无法上市流通，其无权主张加工费，且上诉人的行为给被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不仅没有权利主张本案货款，而且应当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履行赔偿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以《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来主张加工费，无法分清被查封的20批次酒是和明细表上的酒。
星湖茶酒厂一审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邵氏农业公司支付星湖茶酒厂货款暂计65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65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收，暂计78000元）。事实和理由：双方有委托生产关系，星湖茶酒厂为邵氏农业公司生产“邵氏.SOSIXO”牌茶酒产品，邵氏农业公司向星湖茶酒厂支付货款。后星湖茶酒厂向邵氏农业公司提供生产的产品后，邵氏农业公司以种种理由不按时向星湖茶酒厂支付货款，现尚欠星湖茶酒厂货款650000余元未支付。为此，星湖茶酒厂多次向邵氏农业公司要求支付尚未支付的货款，而邵氏农业公司拒不向星湖茶酒厂支付。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为维护星湖茶酒厂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邵氏农业公司一审辩称，星湖茶酒厂与邵氏农业公司于2012年7月签订邵氏产品OEM生产合同，后经查星湖茶酒厂所生产产品全部没有QS标识，其签订合同时签订的相关合格证系星湖茶酒厂伪造，经相关行政部门查询，对邵氏农业公司进行罚款及没收产品等行政强制处罚及行政强制措施，并由邵氏农业公司召回全部已售产品。星湖茶酒厂的行为不仅属于欺诈，更是给邵氏农业公司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邵氏农业公司向重庆一中法院起诉并经重庆高级法院终审判决，均支持邵氏农业公司部分诉讼请求，由星湖茶酒厂向邵氏农业公司支付一部分经济赔偿2726570.97元，而星湖茶酒厂在一审和二审中，一直强调所生产的产品可以更换包装再次销售，现该案进入执行阶段。星湖茶酒厂根据同一合同换不同法院起诉，没有意识到行为的违法性。邵氏农业公司认为星湖茶酒厂的行为属于滥用诉讼权利,其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不仅产生了经济、时间、精力成本，同时加重了经济损失，无疑是雪上加霜，更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的行为。邵氏农业公司在前期诉讼中并未举示后期召回产品的损失，邵氏农业公司依法保留追究其相应的赔偿责任。星湖茶酒厂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其滥诉行为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驳回星湖茶酒厂全部诉讼请求；且建议法院责令终止星湖茶酒厂毫无意义的滥诉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湖茶酒厂提起本案诉讼的核心证据材料系有陈卫刚和张胜伟（星湖茶酒厂投资人）于2015年4月16日签字确认的“明细表”，星湖茶酒厂陈述陈卫刚系邵氏农业公司副总，但邵氏农业公司则称陈卫刚仅在其公司工作一年左右就已离职；但该“明细表”仅为复制件而非原件，且金额、数额等内容存在严重不清晰的问题，直接凭肉眼观察无法确认合计加工费金额就是星湖茶酒厂在诉讼中所称的“707518.80元”。况，邵氏农业公司亦当庭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由于是复印件，三性均不认可，其次如果星湖茶酒厂举示证据原件且本身原件与事实相符，邵氏农业公司在此前提下可以认可本组证据的金额，以便后期起诉星湖茶酒厂”。诉讼中，一审法院主持双方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本案中，星湖茶酒厂对涉案关键证据材料未当庭举示原件，且邵氏农业公司对其所举的复印件的“三性均不认可”，一审法院亦难以对星湖茶酒厂所诉请的金额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予以认定和采信，应由星湖茶酒厂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诉讼请求难以获得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星湖茶酒厂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星湖茶酒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40元，由星湖茶酒厂负担。
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陈述，星湖茶酒厂于2015年3月6日重新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二审中，星湖茶酒厂提交了《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的原件，该材料上有陈卫刚、张胜伟签字，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载明，2014年6月13日至2015年2月1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29次，加工费金额为496126.8元；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2日，供货7次，加工费金额为211122元。被上诉人邵氏农业公司申请对星湖茶酒厂提交的《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中陈卫刚署名字迹的真实性和《欠条》原件欠款处“邵周祥”署名字迹、以及加盖的“重庆邵氏商贸有限公司”印文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了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06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1.标称日期为‘2015年4月26日’有‘重庆邵氏商贸有限公司’印文的《欠条》原件落款部位‘重庆邵氏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送检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欠条》原件欠款人处‘邵周祥’署名字迹与送检同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2.最后一行有手写字迹‘陈卫刚张胜伟20154月16日’的《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原件上‘陈卫刚’署名字迹与送检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3.我中心暂未对形成时间部分进行鉴定”。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组织质证时，邵氏农业公司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仍要求对《欠条》中的落款时间和邵周祥签字时间和《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中陈卫刚和张胜伟签字的形成时间进行补充鉴定，理由是盖章时间和章注销时间矛盾，陈卫刚当时已经离职。星湖茶酒厂对《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可，不同意邵氏农业公司的补充鉴定申请，理由是被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于注销备案日已经完全注销了公司印章；被上诉人认为陈已经离职，但是实际上没有举示任何证据证明。且其举示的证据经工商部门出具的证据显示陈仍是被上诉人的监事。
二审中，星湖茶酒厂还提交了重庆邵氏商贸有限公司2012年8月15日作出的《关于任命陈卫刚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通知》复印件。2017年9月7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信息服务中心制作的邵氏农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经理情况》，该材料上记载陈卫刚为该公司监事。2015年4月26日，邵氏农业公司的前身重庆邵氏商贸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出具的《欠条》，记载欠星湖茶酒厂2012年12月12日至2014年6月20日止加工费127499元，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4月26日加工费710000元。2014年5月16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作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记载预先核准“重庆邵氏商贸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重庆邵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邵氏农业公司提交了其于2017年11月30日将其名称变更为“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星湖茶酒厂对此无异议。
邵氏农业公司还提交了2014年9月—2015年10月期间工资表，欲证明陈卫刚最后一次领取工资是2014年9月，已经于2014年10月离职；邵氏商贸公司和星湖茶酒厂的对账明细表（2012年12月12日-2014年4月30日），拟证明星湖与邵氏于2014年5月26日对账，截至2014年4月30日，双方加工费货款已经付清并已预付货款332794.52元；扣押产品价值统计表，拟证明被上诉人被行政扣押查封的产品14笔生产日期是2013年，其中只有4笔是2014年，1笔是2015年，且2014、2015所生产的产品与上诉人提供的明细表均不能对应，拟证明本案所涉产品均不包含在另案中的扣押产品里，在另案中扣押产品的损失赔偿并不包含本案所涉产品；收条5张，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9日—2014年11月5日共计向星湖茶酒厂支付加工费395000元，星湖茶酒厂主张被上诉人欠其2012年12月12日—2014年6月20日货款127499元，2014年6月20日—2015年4月26日货款710000元均无事实依据；陈卫刚收条和个人股份转让合同，证明陈卫刚于2014年9月24日与被上诉人公司董事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4年5月29日收到转让款，陈卫刚正式离职。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在对《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质证时，邵氏农业公司称未加盖其公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上签名的陈卫刚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了一年左右，离职后到上诉人处工作，对该材料记载的金额也不予认可，其中只有很少几笔发生在2015年3月至4月，且根据生产和提货的合理时间差，应该认定上诉人所提交的货物均在再次取得合格证之前；对于陈卫刚在邵氏农业公司及其前身任职的相关证据，邵氏农业质证称由于其存在管理上的问题未对相关工商登记进行变更，不能认定陈卫刚为其公司员工。对于欠条，邵氏农业公司质证称欠款人是邵氏商贸公司而不是邵氏农业公司，欠款金额为83万元，而本案所涉的70多万，欠条上所涉产品均不合法，上诉人无法主张货款。
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星湖茶酒厂质证称:工资表有些是复印件，对复印部分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原件部分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并没有个人或者单位签章，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因此不能实现被上诉人证明目的；关于对账表，载明时间为2014年5月26日，而星湖茶酒厂主张的货款系2014年6月20日—2015年4月26日，星湖茶酒厂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扣押产品价值统计，该证据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星湖茶酒厂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案所争议的货款即便部分不在另案的认定范围内，也不成立被上诉人所称该货款不应该支付的抗辩理由，进一步即不在另案范围内的产品应当是合格产品，更应当以双方约定支付相应的货款；关于收条，其时间是在双方结算之前，即使有一部分收条，结算本身还有欠款。且全是复印件，星湖茶酒厂无法确定真实性；对于陈卫刚收条和个人股份转让合同，该两证据也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定，该收条与股份转让合同仅是陈与被上诉人股东邵之间的行为，该转让也并不能证明陈卫刚与被上诉人不再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上述证据和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关于星湖茶酒厂在一审没有提交证据《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原件和一审中未举示的欠条是否可以作为二审中证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本案中即使星湖茶酒厂是故意或因重大过失逾期提交证据《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原件和欠条，但因这些证据可能与案件的基本事实相关，本院也应当准许其在二审中进行举示，并组织进行质证。对于《欠条》，经鉴定机构鉴定，其上加盖的重庆邵氏商贸有限公司的印章和邵氏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周祥的签字均为真实，对《欠条》和《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复印件，由于其没有提交相应原件进行对照，对方当事人又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对账表因对应的时间为上诉人所主张的货款时间之前，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对于和扣押产品价值统计，因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以采信。
根据本院二审采信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下列事实：2017年11月30日邵氏农业名称公司变更为“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6月13日至2015年2月12日，上诉人星湖茶酒厂向被上诉人供货29次，加工费金额为496126.8元；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2日，供货7次，加工费金额为211122元。对于当事人双方均认可的星湖茶酒厂于2015年3月6日重新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事实，本院亦予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邵氏农业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星湖茶酒厂的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2日立案后，作出（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84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星湖茶酒厂的食品生产许可证ＱＳ508315050025有效期至2012年5月7日，已过期。在生产许可证过期的情况下违法进行生产并提供给邵氏农业公司，导致邵氏农业公司被相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20批次产品被销毁，邵氏农业公司的损失不仅包括支付给星湖茶酒厂的加工费、产品包装费等直接损失，还包括正常销售后的可得利益，故该院认定邵氏农业公司主张的《扣押产品价值价值统计表》所载明的2726570.97元为邵氏农业公司的损失，判决由星湖茶酒厂、该厂投资人张胜伟及其前妻李容向邵氏农业公司支付。该案当事人提起上诉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2017）渝民终111号判决对849号判决予以维持。
本院二审还查明，本案一审庭审中，邵氏农业公司陈述“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货款是事实，具体金额现在不清楚。”星湖茶酒厂陈述对于111号和849号“判决书内容，我们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并且已经受理”。重庆一中法院849号判决认定2012年7月25日邵氏商贸公司与星湖茶酒厂订立了《邵氏产品OEM生产合同》，一审庭审中邵氏农业公司也认可双方于2012年7月订立了《邵氏产品OEM生产合同》。该合同记载第10条“结算与付款方式”载明：“甲方（邵氏商贸）应在乙方（星湖茶酒厂）确认甲方提交的《需求订单》之后，向乙方支付30%R订金，乙方收到甲方的订金后应开始排产，乙方产品需在甲乙双方达成的检验方式及周期（30天）内检验合格后方可结算未付余款，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无误后，凭乙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发票支付未付余款。”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本案的货款，所依据的主要是两个证据，一是欠条，二是《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根据另案查明的事实，星湖茶酒厂的食品生产许可证ＱＳ508315050025有效期至2012年5月7日已过期，其重新取得的时间为2015年3月6日，欠条上记载的欠款时间为2012年12月12日至2015年4月26日，根据欠条本身，无法区分货款所对应的产品是否为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生产，而对上诉人要求直接根据欠条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请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也基于此，被上诉人要求对欠条上公章及邵周祥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也无必要，本院亦不予准许。上诉人主张得上诉人星湖茶酒厂依据《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向被上诉人主张支付的货款分为两部分，一是2014年6月13日至2015年2月12日，上诉人星湖茶酒厂向被上诉人供货29次，加工费金额为496126.8元。二是对于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2日，供货7次，加工费金额为211122元。对于第一部分，根据另案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这些货物均为星湖茶酒厂生产许可证过期后，没有重新取得生产许可证之前所生产，本不应有向邵氏公司主张支付加工费的权利，根据其陈述，其在本案中主张这部分加工费的理由，是基于另案判决认定其为被上诉人生产的茶酒因生产许可证过期被相关机关予处罚销毁，被判决给付被上诉人的2726570.97元损失中包含了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的加工费。星湖茶酒厂应当证明本案中其主张的加工费所对应的产品系另案被认定被查封、销毁的产品，或者其应当证明另案中被销毁的产品所对应的加工费数额，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对星湖茶酒厂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部分，也即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4月2日所供货7次的加工费211122元，由于星湖茶酒厂已经于2015年3月6日重新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推定这部分产品取得生产许可证后的合法产品，邵氏农业公司虽称根据生产和提货的合理时间差，应该认定上诉人所提交的货物均在再次取得合格证之前，但因产品交货后，其作为收货人占有产品，其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这部分产品属于星湖茶酒厂重新取得生产许可证之前生产的，但没有提交证据来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按照邵氏农业在本案一审中的陈述，其确实没有向星湖茶酒厂支付加工费，其在二审提交的对账表和收条，所对应的时间也是在2015年3月6日之前，因此，根据在案证据，不能证明邵氏农业公司已经支付了该部分加工费，邵氏农业公司应当支付该211122元加工费。对于星湖茶酒厂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根据合同约定，应经双方对账确认无误后，凭星湖茶酒厂开具符合邵氏农业公司要求的发票支付未付余款，双方已于2015年4月16日通过《邵氏茶酒提货数量明细表》加工费数额进行了对账确认，邵氏农业公司在本案一审中仅以合同未约定作为抗辩，并未对星湖茶酒厂未开具发票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对星湖茶酒厂主张自2015年6月1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收该211122元加工费的资金占用损失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和本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星湖茶酒厂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8民初6837号民事判决；
二、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重庆星湖茶酒厂支付211122元加工费及相应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211122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3倍为标准，自2015年6月1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
三、驳回重庆星湖茶酒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40元，由重庆星湖茶酒厂承担3712元，由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18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80元，由重庆星湖茶酒厂承担7424元，由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3656元。二审鉴定费9640元，由重庆邵氏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案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玉妹
审 判 员 吴贵平
审 判 员 柳光洪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 曦
书 记 员 李明霞
书 记 员 杜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