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铁中民初字第1号
原告崔广军。
委托代理人姚廷瑛，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国战，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永军。
委托代理人李志民。
委托代理人于岩。
原告崔广军诉被告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接受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中院）的移送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于同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广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姚廷瑛、孙国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志民、于岩到庭参加了庭前证据交换和本案的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在安徽巢湖建有搅拌站一处称五号拌合站�2011年9月，被告在合福高铁四项目施工过程中，提出将原告的五号拌合站回收，双方就拌合站设备材料、文件资料及搅拌费用等进行评估汇总，并编制《五号拌合站设备材料回收统计表》，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各项费用合计人民币15，421，469.81元，被告项目经理廖付塘和原告共同签字确认。嗣后，原告随即将五号拌合站包括设备、资料等整体移交给被告，而被告始终以资金紧张为由未付相应价款而致涉讼。据此，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约定的回收款15，421，469.81元；二、判令被告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同期银行贷款逾期罚息的利率标准，赔偿原告逾期付款损失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自2011年10月1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1—3年期贷款利率6.65%上浮50%计算）。
被告答辩认为：一、原告是以河南顺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公�）员工身份在五号拌合站交接表上签字并参与交接，被告曾代顺安公司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支付过劳动报酬，五号拌合站并非原告个人财产，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与顺安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及委托加工合同关系，五号拌合站系被告委托顺安公司组建经营，并已就拌合站回收费用与顺安公司完成了计价结算。三、原告与顺安公司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据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
（一）中铁十三局合福铁路安徽段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部四分部（2012）12号《关于印发﹤验工计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据此证明廖付塘作为项目经理，其签字可以代表被告。
（二）《五号拌合站设备材料回收统计汇总表》及�接明细，据此证明原告作为五号拌合站的负责人和所有权人，将五号拌合站整体出卖给了被告，双方就拌合站机械设备、办公用品、间接费用等评估作价，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各项费用合计15，421，469.81元，被告项目经理廖付塘及原告共同签字确认。
（三）户主为原告的户口登记簿复印件两页，据此证明原告与赵乙系夫妻关系。
（四）长垣县南蒲区赵店村村委会证明一份，据此证明赵甲与赵乙系父女关系，是原告的岳父。
（五）《五号拌合站机械设备清点交接表》共10页，据此证明原告的岳父赵甲代表原告，已将五号拌合站包括设备、资料等整体移交给了被告。
（六）2014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项目经理廖付塘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一份，据此证明被告认可应支付五号拌合站款项的事实。
（七）2014年5月3日顺安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据此证明顺安公司确认五号拌合站是原告个人出资所建，是原告个人财产，被告应将回收款支付原告。
（八）2010—2011年间原告向中国银行长沙市麓谷支行贷款购买工程机械的贷款合同、向长沙中联重工购买混凝土泵车、搅拌车、输送泵的买卖合同及向银行查询剩余还款的查询清单、原告妻子赵乙与新乡市新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及出园通知单和发票、合肥开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开具给原告购买柳工装载机的增值税发票、五号拌合站机械设备材料、车辆、洗石机购买发票、收据、机动车交强险保单等有关票据，据此证明原告为建五号拌合站购买了大量机械设备、配件、试验设备、易耗品及办公、生活用品等的事实，原告为建五号拌合站投入了大量资金，五号拌合站是原告个人财产，被告应将回收款支付原告。
（九）2014年9月21日案外人邢某某和巢湖市铁建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湖铁建）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及邢某某身份证复印件和巢湖铁建营业执照复印件，据此证明五号拌合站是原告个人出资所建，登记在巢湖铁建名下的混凝土泵车1辆、混凝土运输车4辆及其他以巢湖铁建名义购买的机械、配件等均由原告实际出资，是原告个人财产。
（十）2014年9月原告岳父赵甲和妻子赵乙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及两人身份证复印件，据此证明以赵乙名义购买的车辆系受原告委托用于五号拌合站，赵甲参与了五号拌合站的买卖，五号拌合站是原告个人出资所建，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回收款。
（十一）2011年1月28日被告支付567，204元机械租赁费的汇款凭证和新乡市利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据此证明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本案原告，被告曾在汇总表签订前单独租赁原告设备并支付机械租赁费，与原告之间有独立经济往来。被告在答辩中叙述只与顺安公司结算不是事实。
（十二）四号拌合站设备转让合同及明细表，据此证明四号拌合站的情况与五号拌合站相同，也是个人所建，回收费用结算给了个人。则同比，本案被告也应将回收款支付给原告。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单凭回收统计汇总表并不能证明原告是五号拌合站的所有权人。原告与赵甲均系顺安公司员工，其交接行为属职务行为。回收统计汇总表第11项“间接费用”和第13项“搅拌费用”根本不能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被告在质证中坚持与顺安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证据（四）被告认为，证明父女关系不能单凭村委会证明，至少应有户口证明，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指出被告手中有一份更完整的交接表，能证明被告与顺安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将在被告举证时提供。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录音系原告私录，对录音中所谓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身份存疑，即便确为被告工作人员，其在录音中也从未承认要将钱款支付给原告，而是一再强调与原告不存在关系，钱应支付给顺安公司。对证据（七）、（九）、（十）被告要求证人邢某某、赵甲、赵乙出庭作证，否则有关书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此三人与原告和本案处理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证明力。巢湖铁建的印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也无法仅凭证明认定原告是涉案车辆的购买人。对证据（八）被告认为，车辆、机械设备�生活用品等的合同、发票、收据或者规格型号、数量与五号拌合站交接清单无法一一对应，需方中出现多名案外人甚至包括被告名称，无法证明原告是物权人，更无法据此向被告主张对应价款，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十一）被告认为，支付给利达公司机械租赁费不能等同于支付给原告个人，即便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原告，但原告与利达公司仍然是两个主体。对证据（十二）被告认为，该份证据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存疑。况且证据（十二）是原告开庭时当庭提交，已超过举证时限。证据显示的是一个设备转让合同，不是拌合站转让，与原告诉请没有可比性。从该证据中，也看不出转让的是四号拌合站的设备，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答辩理由：
（一）被告与顺安公司签订的《裕溪河特大桥劳务协作合同》�《巢湖东站劳务协作合同》、《委托加工运输合同》等，据此证明涉案五号拌合站是因顺安公司劳务分包被告工程，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受被告委托承建及经营管理的。被告与顺安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及委托加工合同关系，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
（二）顺安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向黄性敏、王静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据此证明黄性敏、王静是经顺安公司确认代表该公司办理财务资金支付、结算等手续的工作人员。
（三）王静代表顺安公司申请被告代付工人工资的《付款申请报告》及列有原告、赵甲、邢某某名某的银行进帐单、工资发放名册，据此证明与顺安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及原告、赵甲、邢某某均为顺安公司员工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作为顺安公司员工参与五号拌合站交接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原告个人并非上述合同主体。
（四）王静及黄性敏�表顺安公司签认的《五号搅拌站拨款情况表》及明细、巢湖东站及土石方、四号拌合站搅拌运输、五号拌合站搅拌运输完工结算书、《裕溪河特大桥完工结算书》，据此证明被告就五号拌合站所有建设运营费用以及其他工程费用与顺安公司计价、往来对帐及项目结算的事实，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被告与顺安公司才是有关合同关系当事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
（五）《五号拌合站设备材料回收统计汇总表》及交接明细共16页，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虽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二）相仿，但被告表格上标注的日期是2012年5月26日，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二）没有日期，证据形式不完整。被告提供的证据（五）能与被告证据（四）相互印证，据此证明原告叙述统计汇总表就是合同及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不是事实。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二），原告因在诉讼前从未见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判断，但认为与本案及原告没有关联性，也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告认为从证据形式上讲还是比较完整的，但因与原告没有关联，无法作出实质判断。证据（三）的形成时间是2012年4月12日，而原、被告签认汇总表的时间是2011年9月，汇总表形成在前。此后王静代表顺安公司申请付款是被告与顺安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既不知情也与原告没有关联。对证据（四），原告认为被告在证据目录中所列的证据名称是“搅拌运输”，但在证明目的中却改成了“运营费用”，显系偷换概念。在《完工结算书》第2页有一条手写内容，说明被告与顺安公司当时已经预见到没有原告签字或授权的结算会发生纠纷，五号拌合站的回收款应支付给原告，不应由顺安公司收取。对证据（五），原告认为被告并没有提供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确认证据内容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一致。原告认为，被告在庭审时才提交证据（五）同样超过了举证时限，表格上的日期可以后补，原告是当时最后一个在表格上签字的人，当时表格上是没有日期的。
本院对原、被告的证据经审查后，综合认证如下：
对原告证据（一），因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能够证明廖付塘作为被告公司项目经理，其履行职务的行为系代表被告。对证据（二）、（五）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五）除落款时间外，内容完全一致，确认原告提供证据（二）、（五）的内容，对其性质是否属于合同及能否证明原告是五号拌合站所有权人将结合其他证据在后文中综合评述。对证据（三）本院认为，足以证明原告与赵乙的夫妻关系，被告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对证据（四）本院认为，仅凭村委会证明尚不足以证明亲属关系及与个人身份事项有关的事实，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六），因系电话录音，原告并没有申请录音中的通话人到庭质证，法庭亦无法判断与原告通话之人是否就是廖付塘本人。而根据通话内容，与原告通话之人在电话中一再强调，和原告不存在什么关系，原告是以顺安公司名义与被告签的合同，“收购也是收购顺安的，进帐也是进到顺安公司了，拨款也拨到顺安公司了”，与原告自述被告项目经理认可应向原告支付五号拌合站款项的事实大相径庭。该证据形式要件欠缺，又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七），证明物权等涉及当事人基本权益的重大法律事实不能仅凭案外人的一纸证明，顺安公司更无权对自己公司以外的钱款支付作出评判，况且根据本案事实，涉案纠纷与顺安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八），其中部分贷款合同、购买合同和设备、机械、物品发票、收据上确实署有原告姓某，但有关票据与原告证据（二）、（五）所列交接清单物品无法一一对应，其中大量票据的购买人名称中既包含有中铁十三局（即本案被告变更前的名称），又出现了赵乙、赵甲、河南省防腐保温开发有限公司、巢湖铁建、郭某、王小辉等案外人名某。对此，原告方的解释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五），原、被告双方对五号拌合站物品已经完成了核对签认和实际交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法释（2012）8号《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根本没有必要再提供清单所列物品的购买凭证。交接时，有关凭证都交给了被告，被告后又退还原告部分，应由被告举证。况且根�原告提供的证据（九）、（十），邢某某、赵甲、赵乙及巢湖铁建均已出具书证证实，五号拌合站是原告个人出资所建，以邢某某、赵甲、赵乙及巢湖铁建名义购买或登记在他们名下的机械、设备、车辆等均属原告财产。本院认为，首先，从证据形式上看，原告自认证据（八）并不能与证据（二）、（五）清单中所列机械设备逐一对应，部分原件已无法寻找，出具书证的单位和个人也没有到庭作证，作为已聘请职业律师代理本案的原告，并没有就此向法庭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提供的证据（九）、（十）亦不符合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的规定，证据形式存在欠缺。其次，被告始终否认与原告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最高院法释（2012）8号《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释》第三条之规定只适用于买卖合同之中，在本案中能否适用值得商榷，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中综合论述。再次，签订合同或出资购买的人并不一定是当然的物权人，对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我国采取的是登记制度。涉案车辆即便确由原告出资购买，但登记在巢湖铁建名下，已属于巢湖铁建的公司财产而不再被视为原告个人财产。即使巢湖铁建及其法定代表人邢某某出具的证明都是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公司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财产，证明人的意思表示亦不得违反公司法规定。最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已反复向原告释明是否将其出资、有关票据能对应部分的证据从证据（八）中分离出来，但原告坚持认为该组证据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足以佐证其诉请，明确表示拒绝，故本院对证据（八）、（九）、（十）的证明力全部不予确认。对证�（十一），原告虽为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同样源于公司人格独立和财产独立的公司法原理，被告与利达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等同于被告向原告个人付款，该证据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十二），其提交时间既超过举证时限，也无法看出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对被告的证据（一）、（二）、（三）本院认为，原告虽以不知情、无关联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实质性的抗辩理由。被告证据（一）、（二）、（三）所反映的合福铁路安徽段的工程建设情况与原告自述涉案五号拌合站为合福铁路同一区段建设工程提供商品砼的事实能够互相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被告证据（二）证明黄性敏、王静是经顺安公司确认代表该公司办理财务支付、资金结算的工作人员。被告证据（三）中出现了记载有原告、赵甲�邢某某姓某并加盖银行公章的进帐单和工资发放名册，与王静签字的《付款申请报告》综合起来，可以证明顺安公司曾向被告申请代付务工人员工资。原告称因时间久远，已不记得是谁为其办理的银行卡和开卡目的，但承认曾开立银行卡的事实，也知晓开立新的银行卡必须使用本人身份证原件，自述当时为了安徽巢湖的工作方便，曾将身份证原件留在当地，但强调从未收到过使用该身份证开立的顺安公司工资卡，因感觉与自己无关，所以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去进行查询。原告另指出，原、被告双方已于2011年9月完成五号拌合站的交接，被告证据（三）中的《付款申请报告》和银行进帐单等显示的日期都是2012年4月，从时间上看两者并无关联。原告自述提供劳务取得报酬合情合理，但不能因此否认五号拌合站是原告私人财产。本院认为，因被告提供的证据（一）所涉�同期间自2010年4月30日直至工程结束，2012年4月仍在合同期间，前后证据相互关联，认证时应综合考虑，不能割裂。原告自述了解开立银行卡必须使用身份证原件和曾开立银行卡的事实，却为图方便将身份证原件交托他人，事后亦未及时关注办卡事宜、银行卡去向、用途和卡内帐目情况。而现有书证显示，被告系根据顺安公司申请代其支付工人工资，而原告、赵甲、邢某某的名某均罗列在进帐单中。进帐单加盖有银行公章，真实有效；原告一方面否认与顺安公司存在关系，另一方面又自述提供劳务应当得到报酬，但又举不出与被告存在单独劳务关系的证明，原告陈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本院确认证据（一）、（二）、（三）的证明力。对证据（四），原告的异议理由显系主观臆测，并无事实和依据佐证，本院难以采纳，认可证据（四）的证明力。对证据（五�因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五）除落款时间外，内容完全一致，本院已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五），被告证据（五）的时间既超过举证时限，被告亦未就此给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30日至2012年5月期间，被告下属合福铁路安徽段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部四分部（以下简称被告下属四分部）、五分部（以下简称被告下属五分部）为合福铁路安徽段站前二标工程建设，先后与案外人顺安公司签订了《劳务协作合同》、《桩基施工补充协议》、《委托加工运输合同》等四份协议，约定：顺安公司按被告要求为其加工工程建设所需的商品砼并负责运输，并按劳务清单列项提供其他劳务，合同期限自2010年4月30日直至工程结束，履约地点为安徽省巢湖市。合同还明确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2010年4月25日，顺安公司向被告出具�权委托书，委托黄性敏、王静代表顺安公司全权办理合福铁路安徽段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部四分部站场施工及拌合站合同签订和财务结算等手续。2011年4月30日，被告下属五分部与顺安公司就裕溪河特大桥工程签署《完工结算书》，确认有关项目自2010年4月30日开工直至2011年4月30日完工，结算金额为159，061，809元，完工明细表中记载4，084，800元的结算款为拌合站建设。2011年9月，被告在施工过程中要求将涉案的五号拌合站回收，在进行清点评估后编制了《五号拌合站设备材料回收统计表》及清点交接表、登记表、其它发生费用、间接费用明细表、2011年5月1日前未计价项目、砼搅拌费用核算（2011年5月至2011年9月）等表格共计16页，计得机械设备、办公生活用品、罐车牌照办理费、螺旋泵及操作程序、间接费用、未计价部分及搅拌费用等13个项目的应付费用共计15，421，469.81元，被告项目经理廖付塘签字确认，原告在“五号拌合站负责人”落款处签字确认。之后，原告、赵甲将五号拌合站有关设备、材料等根据交接表全部移交给了被告。交接清单所列物品的发票、收据，原告自述部分已无法提供，提供在案的部分票据抬头除记载有原告姓某外，还出现了中铁十三局（即本案被告变更前的名称），赵乙、赵甲、河南省防腐保温开发有限公司、巢湖铁建、郭某、王小辉等案外人姓某。2012年4月12日，王静为顺安公司工人工资代付事宜向被告提出《付款申请报告》，银行进帐单显示申请款项于同月16日实际到帐，加盖银行公章的进帐单上依次罗列有邢某某、本案原告和赵甲姓某。2012年10月31日，被告下属四分部编制了《五号搅拌站—拨款情况表》，显示2011年10月1日至制表日止，被告已为五号搅拌站向顺安公司付款15，421，469.81元，王静代表顺�公司在“施工队伍负责人处”签字确认“计价与拨款数据无误”，签认日期为2012年12月6日。2013年2月3日，被告下属四分部与顺安公司就巢湖东站软基及土石方、四号拌合站搅拌运输和五号拌合站搅拌运输签署《完工结算书》，确认项目自2010年6月12日开工直至2012年12月9日完工，结算金额为179，042，052元。因原告为五号拌合站回收款事宜无法与被告协商一致，于2014年3月24日向合肥中院提起诉讼。该院在审理过程中以“本案系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为由，依照最高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六）款将案件移送我院受理。
本院另查明，被告原名“中国铁建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经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变更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焦点在于涉案法律关系性质及该法律关系对应的主体。
原告诉称，与被告之间就涉案的五号拌合站存在“以买卖合同为主的双重典型合同关系”，是基于买卖等产生的“欠款纠纷”，对于究竟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混合，原告回答“除了买卖关系还有设备租赁关系”。在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中，合同标的都是“物”。对照原告提供的证据（二）“间接费用明细表”，其中出现了“差旅招待费”、“银行手续费”、“水电费”、“实验鉴定费”等结算栏目，同一证据的“搅拌费用核算”表中出现了“人工费用（按工期5个月计站长、副站长、调度、财务、生产工人、厨师勤杂人员等共计61人，含停工19.2万）”，这些费用显然不属于可以作为买卖或租赁合同标的的“物”。对于为何会出现这些栏目，原告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只是一再强调《五号拌合站设备材料回收统计汇总表》就是原、被告双方的书面合同，表中所列十三项内容均为合同标的物，已实际完成对帐、交接，根据最高院法释（2012）8号《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最高院该司法解释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只适用于买卖合同的情况。原告主张的前述费用显然无法作为买卖或租赁合同的标的，根据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合同关系的成立，其诉请的法律关系因难以满足必要的形式要件无法成立，则有关司法解释亦无法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对买卖合同的定义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该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这两条明确了买卖合同的目的和主体要件。而原告提供的大量证据显示，所有五号拌合站车辆的登记和保险均记载为巢湖铁建，原告根本不是其主张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或有权处分人，故无法据此主张出卖人的权利。即便如原告所述车辆确实是其出资购买，但车辆登记于巢湖铁建名下之后，根据我国公司法中公司财产独立的原则，原告已不再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事实上，原告也无法将有关车辆过户到被告名下以实现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同样，发票记载为他人的设备、物资，原告也不具备出卖人资格。巢湖铁建及其法定代表人邢某某虽然都出具证明，证实有关车辆、设备应属原告个人财产，但该证明显然混淆了公司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法律界限，违背公司法规定而无效。因原告根本不具备出卖人资格，诉请标的亦�符合法律规定，故其诉称的本案是“以买卖合同为主的混合合同关系”，要求适用最高院有关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裁判的请求本院实难支持。
被告述称本案实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和委托加工合同关系，被告与案外人顺安公司是合同主体。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曾询问原、被告双方有关五号拌合站的前期建设情况。对此，原告的答复是，前期的场地平整、工棚搭建都是原告所为，但结算时“约定能够移走的进行结算，不能移走的就不结算了”。被告的答复是，前期的临时性征地、厂房建设、场地平整等都包含在与顺安公司的劳务合同中，至于顺安公司具体派谁从事此项劳务被告并不在意，但拌合站建设的前期费用共计4，084，800元在被告证据（四）裕溪河特大桥工程《完工结算书》项目明细表的“临时工程”栏目已经结算给了顺安公司。本院认为，比较原、被告关于�合站前期建设的答复，显然被告的回答更符合情理。原告如确实出资筹建了五号拌合站，势必会涉及拌合站用地、场地平整和厂房建设等前期工程。从常理推断，个人付出了财力、劳力，又涉及数额如此巨大的费用，不可能在结算时象原告自述的那样“能够移走的进行结算，不能移走的就不结算了”。正因为拌合站的前期建设资金是被告投入，其在同一工程中先后还建有一、二、三、四号拌合站，涉案的拌合站才会被按顺序编号为五号，在收回时也才会使用“回收”这一特定词语；而原告却对涉案拌合站为何命名为“五号拌合站”及为何出现“回收”这一特定词语语焉不详，只是简单以“与本案无关”抗辩，无法使人信服。纵观被告提供的证据，其与案外人顺安公司先就合福铁路安徽段站前二标工程建设签订《劳务协作合同》、《桩基施工补充协议》、《委托加工运输合同》等合同，形成了建设工程分包与委托加工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无法解释在买卖和设备租赁合同结算中为何会出现“间接费用”和“搅拌费用”，而如果是在建设工程分包和委托加工合同中，这两项费用的出现就完全合乎情理。虽然前述合同在签订时没有直接出现“五号拌合站”名称，但在被告提交的证据（四）裕溪河特大桥工程《完工结算书》中，先是出现了拌合站建设的前期费用结算，在工程建设中，实际施工内容与合同签订时的约定有所不同及据实结算的情况比较普遍。此后，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三）中，又出现顺安公司职员王静为代付工人工资事宜向被告申请付款的《付款申请报告》及银行进帐单，其中列有包括原告在内的五号拌合站务工人员姓某。原告虽辩称对银行进帐一无所知，但自认存在将身份证原件交托他人办理银行卡的事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理应对身份证交托他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后果予以充分关注并设法主动查询，仅以不知情、不关心进行推脱于理不合。被告提交的《付款申请报告》及银行进帐单与原告证据（二）“搅拌费用”结算中出现的“人工费用计算”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五号拌合站包含在被告与顺安公司的实际劳务合作中。原告在法庭陈述中亦自述在同一地点为同一工程提供商品砼加工，但却无法证明与被告存在独立于顺安公司之外的劳务关系。银行进帐单显示，直至2012年4月12日，邢某某、本案原告和赵甲仍作为顺安公司员工在领取工资，则在原告无法证明与顺安公司存在独立劳务关系的情况下，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其为顺安公司员工。原告对五号拌合站机械、设备、车辆、物品不具有独立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其在《五号拌合站设备材料回收统计汇总表》及交接表“五号拌合站负责人”处的签字只能理解为代表顺安公司进行交接的职务行为，而无法仅凭字面意思认为原告本身就是出卖主体。五号拌合站在被告与顺安公司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和委托加工合同中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统计汇总表及交接表只是双方劳务合作中就某一具体项目的交接清单，根本不具备合同性质。从被告提供的2012年10月31日《五号搅拌站—拨款情况表》显示，被告与顺安公司就五号搅拌站已进行对帐结算，从“以上计价与拨款数据无误”的签认反映，双方对被告已就五号搅拌站向顺安公司付款15，421，469.81元确认无误，顺安公司指定的职员王静代表公司在“施工队伍负责人处”签字确认。至此，被告与顺安公司完成了对五号拌合站的单项结算。该结算数据与原告诉请金额完全吻合，原告却自述毫不知情，更反证了原告并不是五号拌合站的所有权人和有权处分人。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自述是涉案五号拌合站的所有权人和出卖人，汇总表及交接单是合同，并据此向被告主张对价。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此类汇总表及交接单为建设工程所常用，仅作为交接凭证，不具有合同属性。涉案合同性质涉及建设工程分包中的合同关系，所对应的当事人是被告与案外人顺安公司，原告不具备该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从2011年9月对账交接直至2014年3月24日起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原告作为个人，在自述面临巨大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对涉案标的如此巨大的款项，却没有证据显示其曾经向被告讨要过欠款。在本案审理的各个阶段，法庭已对涉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和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多次、反复对原告作出了必要释明，希望其认真考虑诉讼风险。作为已聘请职业律师作为代理人的原告，对有关释明应当有足够的专业�知能力，其仍然坚持原诉请，则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至于原告与顺安公司之间的关系，因非本案原告诉请内容，故本院不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崔广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36，860元由原告崔广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丁德宏
审判员 鲍韵雯
审判员 姚建中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陆 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