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恒，男，1965年3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培英，女，1967年11月27日出生。
上诉人葛恒因与被上诉人李培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23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陈红建担任审判长，法官钱丽红、韩耀斌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恒、被上诉人李培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恒在一审中起诉称：李培英于2013年9月13日向葛恒借款5万元，并写下借条并按有手印，称2013年12月31日还款5万元。经葛恒多次催告，至今未还款。现葛恒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李培英归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4.5万元（自借款之日2013年9月13日起至2015年7月10日止，以本金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5%计算）；2、李培英承担该案诉讼费。
李培英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在借款发生之时，李培英并不认识葛恒，实际是李培英所在公司法人李泰英与葛恒之间有联系。李泰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葛恒。因为公司需要资金，李泰英向葛恒借款。但因为李泰英是韩国人，葛恒提出借条上需要一个北京人签字。因为李培英是公司职工，故李泰英让李培英签字，李培英故在借条上签字。借条上的钱李培英没有使用过。借款后，葛恒与李培英也没有联系，葛恒一直在与李泰英联系。直到起诉，葛恒才联系到李培英。综上，不同意葛恒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4日，李培英向葛恒出具借款条，载明：今借葛恒2万元，还款日期2012年1月14日，已付800元利息。借款人李培英，担保人朴日龙。
葛恒于2012年12月15日通过ATM转账向李培英转款19200元。葛恒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借款2万元时预先扣除了利息800元。
2013年9月13日，李培英向葛恒出具借款条，载明：今李培英借葛恒5万元，还款日期2013年12月31日内。借条上记载有李培英的身份证号及银行卡号。
李培英认可出具上述两张借条，但其陈述借条均是李泰英要求其出具的。李培英仅收到葛恒转账19200元后，将钱款如数转给李泰英。
2013年9月13日借条中记载的5万元包含了2012年12月14日借条中记载的2万元。一审庭审中，葛恒陈述在2013年9月13日给付李培英现金3万元，李培英否认收到3万元。
在一审法院2015年9月9日开庭庭审中，葛恒陈述：葛恒经朋友朴日龙介绍认识李泰英。一开始借给李泰英2万元，2万元一直未还，经催要，李泰英提出再借款3万元。因李泰英为韩国人，葛恒提出需要北京人在借条上签字。李泰英找来其公司职工李培英，由李培英向葛恒出具借条。后在一审法院2015年10月15日开庭庭审中，葛恒否认上述陈述，其表示：借款是直接借给李培英的，与李泰英无关。但葛恒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自认的事实。
证人李泰英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言明：李泰英经朋友介绍认识葛恒，因李泰英所在公司（北京托特兰德科技有限公司）需要资金，故向葛恒借钱。葛恒要求李泰英在公司里找一个北京人在借条上签字，李泰英即找来李培英在借条上签字。2013年9月13日借条是李泰英找李培英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5万元，李泰英都收到了。葛恒转账给李培英的钱款，李培英均转交给了李泰英。李培英并未向葛恒借过钱。
一审法院另查，证人李泰英为韩国国籍。李培英为北京托特兰德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案中，李泰英向葛恒借款，李泰英委托李培英向葛恒出具借条，在李泰英与李培英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葛恒在第一次庭审中自认，出借钱款时，明确知道借款人为李泰英，且知道李泰英委托李培英出具借条一事，后在第二次庭审中推翻自认的事实，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认定葛恒出借钱款时，明确知道借款人为李泰英，且知道李泰英委托李培英出具借条一事，因此葛恒主张的借贷关系直接约束葛恒和李泰英。葛恒与李培英之间并无借贷关系。葛恒主张李培英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葛恒的诉讼请求。
葛恒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葛恒与李培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代理关系有误。葛恒提供的证据与李泰英无关，借款人是李培英。一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李培英在李泰英公司上班，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泰英与李培英有任何关系。葛恒不认识李泰英，也与李泰英没有任何关系。葛恒已经把借款给了李培英，李培英之后如何处理借款与葛恒无关。借条上没有李泰英的签字，也没有公司的公章。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李培英偿还葛恒借款9.5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培英承担。
李培英针对葛恒的上诉理由主要答辩如下：李培英与葛恒之前并不认识，实际情况是：李培英所在公司老板李泰英与葛恒之间存在5万元的借款。因葛恒要求有北京人保证，所以李培英签署的借条。借款期间葛恒从没有找李培英要过钱。葛恒与李泰英之间形成了借款关系，李培英没有收到借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2年12月14日借款条、2013年9月13日借款条、葛恒名下工商银行账户明细、2014年5月25日证明、2014年5月25日借条、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李培英在本案中主张其并非借款人，且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已经偿还，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培英是否为涉案借款关系的借款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泰英曾向葛恒借款，因李泰英系韩国人，葛恒提出需要北京人在借条上签字，李泰英找到李培英，李培英向葛恒出具了借条。该事实表明，在李泰英向葛恒提出借款时，因李泰英系韩国人，葛恒并不同意与其建立借款关系，在此情形下，李培英帮忙以自己的名义出具借条，显然不能认为葛恒认可李培英接受李泰英的委托向葛恒借款，亦不能认定借贷关系直接约束李泰英和葛恒，故李培英为涉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李培英系本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其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已经偿还，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一、关于借款本金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因葛恒在庭审中认可借款2万元时预先扣除了利息800元，预先扣除的利息800元应在借款数额中扣除，故本案借款本金总额为49200元。二、关于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在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葛恒主张自2013年9月13日起至2015年7月10日止，以本金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5%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依法支持其部分诉讼请求。李培英应向葛恒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7月10日止，以本金4.9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第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23949号民事判决；
二、李培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葛恒借款本金人民币四万九千二百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利息以四万九千二百元为基数，从二○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一五年七月十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葛恒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8元，由葛恒负担482元（已交纳），由李培英负担60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8元，由葛恒负担482元（已交纳），由李培英负担60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红建
审 判 员 钱丽红
代理审判员 韩耀斌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