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汕中法民二终字第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忆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中心支公司。负责人林凯。委托代理人陈家群，该司职员。上诉人沈忆勇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中心支公司（下称平安保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4）汕金法民三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分别于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忆勇，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家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沈忆勇与陈雪芸系夫妻关系，2000年8月29日，沈忆勇为妻子陈雪芸向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平安福寿两全保险及附加意外伤害保险，并签署了《投保书》。《投保书》中的投保须知上载明：“本投保书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所订立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填写投保书之前，请详细阅读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确认条款含义。”投保声明栏载明：“本人对投保须知及所投保险种的条款，尤其是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均已了解并同意遵守，……。”沈忆勇及陈雪芸分别在投保声明栏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监护人签章处签名。2000年8月31日，双方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同日，平安保险公司向沈忆勇出具《保险单》（保单合同号：P047800000838404），其中载明：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2000年8月31日；投保人沈忆勇、被保险人陈雪芸；投保主险平安福寿（740）；保险期间20年，交费年限20年，基本保险金额15000元，保险费718.50元；附加一年期短险保险对象均为配偶，意外伤害保险金额10000元及意外医疗保险金额10000元；保险费分别为19元和44元，年保险费合计889.50元。上述保险合同签订后，沈忆勇依约交付了保险费。附加一年期短险的保险期间届满时，沈忆勇都向平安保险公司申请续保。沈忆勇最近续保交费时间是2013年9月3日，平安保险公司向沈忆勇开具发票，载明：保单合同号P047800000838404；投保人沈忆勇、被保险人陈雪芸；保险项目保单年交第14次（2013年8月31日零时至2014年8月31日零时期间）；保险费889.50元、主险保费718.50元、附险保费171元。平安保险公司出具的格式合同条款《附加意外伤害条款》第一条载明“保险合同构成：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可附加于各种人身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主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及与本附加合同有关的其他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其他书面协议，凡与本附加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合同的构成部份。”第二条载明“保险对象：……；主合同被保险人投保本附加合同后，可选择为其配偶及子女投保本附加合同。”第三条载明“保险责任：在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有效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一、意外伤害保险金；二、意外残疾保险金；三、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第五条载明“保险期间：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一年。期间届满时投保人可向保险公司申请续保，……本附加合同若与主合同一同投保，则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与主合同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一致；……。”第十七条载明“释义：……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013年7月15日，沈忆勇到龙湖区人民医院就诊，该医院在病历上记载：“昨天乘飞机时意外致双耳闷塞感，听力下降来诊；检查为双耳听力下降，鼓膜显黄油色，可见积液征（＋＋）；诊断急性中耳积液。”沈忆勇在龙湖区人民医院治疗后又转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至2013年7月29日，共花医疗费520.03元。随后沈忆勇向平安保险公司索赔。2014年1月21日，平安保险公司向沈忆勇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沈忆勇本次事故无对应的保险责任为由拒绝理赔。沈忆勇遂于2014年3月1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平安保险公司支付沈忆勇因意外伤害医药费402.03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2014年4月15日，原审第二次庭审中，沈忆勇以《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扣除合理医疗费用100元部份再给付的约定应视为无效条款为由，变更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平安保险公司支付沈忆勇因意外伤害医药费502.03元。2014年5月19日，原审第四次庭审中，沈忆勇以其为本案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发生大量误工费及交通费为由，增加请求判令平安保险公司赔偿沈忆勇误工费、交通费14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沈忆勇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附加意外伤害条款》第十七条对“意外伤害”释义条款的效力问题。（二）本案是否属意外伤害事故，沈忆勇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一）关于《附加意外伤害条款》第十七条对“意外伤害”释义条款的效力问题。首先，《投保书》的投保须知上已载明：“在填写投保书之前，请详细阅读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确认条款含义。”沈忆勇也已在该《投保书》上签名确认：“本人对投保须知及所投保险种的条款尤其是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均已了解并同意遵守。”沈忆勇主张该《投保书》内容并非沈忆勇所写，不能证明平安保险公司提出的条款及资料是与沈忆勇协商并明确告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应认定该《投保书》是沈忆勇、平安保险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次，该释义条款对“意外伤害”的释义是：“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该释义并不违反常理及专业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保险人在其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对非保险术语所作的解释符合专业意义，……人民法院应予认可。”的规定，应予以认可。综上，附加意外伤害条款第十七条对“意外伤害”的释义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认定。沈忆勇提出该条款释义是平安保险公司单方意思表示等主张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本案是否属意外伤害问题。本案中沈忆勇所患的急性中耳积液是一种疾病，该疾病可有多种病因，并与患者自身的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自身因素有关，乘坐飞机因气压变化而产生的影响只是诱发该疾病的原因之一。沈忆勇主张其患急性中耳积液系因乘坐飞机后意外伤害所致，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沈忆勇提供的病历仅反映沈忆勇患急性中耳积液，尚不能证明为乘坐飞机造成或意外伤害所致。案在审理中，沈忆勇申请对其乘坐飞机是否可能导致其患中耳积液进行鉴定，但经本院合法传唤沈忆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提交鉴定所需的相关资料及参与质证，致使无法进行鉴定，沈忆勇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如果沈忆勇所患的急性中耳积液是由于其自身存在不适宜乘坐飞机的因素，则乘坐飞机而可能造成的相应伤害是可以预见的、可以避免的，因而不是突发的。综上，由于沈忆勇未能充分举证证明乘坐飞机是造成其患急性中耳积液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近因，且属于附加意外伤害条款所约定的意外伤害保险事故的范畴，所以，沈忆勇主张本案属附加意外伤害条款所约定的意外伤害保险事故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基于上述理由，沈忆勇主ＸＸ安保险公司应赔偿其的医疗费及误工费、交通费14000元的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沈忆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沈忆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元由沈忆勇负担。上诉人沈忆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1、原审平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声称其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员工，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平安保险公司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故原审法院无视沈忆勇的多次异议，允许该代理人以公民身份代理本案，违反《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另外，原审第一次开庭时，因平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代理手续不齐全，应认定其没有代理资格，本案应继续开庭，决定休庭并另行择日开庭浪费司法资源，也浪费沈忆勇的时间，程序也是违法的。2、原审法院审理本案严重超过审限，又不依法转为普通程序。本案于2014年3月12日在原审法院立案，但原审法院在2014年6月27日才作出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的规定。本案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应转为普通程序，但原审法院未履行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当在审限届满前及时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3、原审法院在沈忆勇未交诉讼费前提下审理案件，程序违法。沈忆勇在本案审理中增加诉讼请求，由于原审法院的错误，未能及时缴纳诉讼费，本应按自动撤诉或者撤回申请处理，但原审法院竟然继续审理本案，并对未缴纳诉讼费标的部分进行审理，并在判决书作出后的3天再通知上诉人补交诉讼费，违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程序违法。4、本案原审法院审判本案的庭领导直接通知沈忆勇见面，指出沈忆勇提起本案诉讼是“毫无意义”，程序上值得商榷。5、原审法院多次粗暴剥夺沈忆勇的诉讼权利，未履行法定义务，严重侵害作为弱势者沈忆勇的合法权益。（1）原审庭审中，沈忆勇因增加诉讼请求，依法书面申请原审法院到汕头市地税局对沈忆勇的年工资收入进行调查取证，原审法院当即予以驳回，是不负责任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沈忆勇工资收入状况因近两年汕头市地税局不再寄送《纳税凭证》，所以在增加诉讼请求申请时无法提供证据，而该证据是本案判决的关键依据。该证据由作为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地税局掌管、保存，属于“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也是申请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申请被驳回后，沈忆勇又依法书面对此提起复议，原审法院又口头当即驳回复议，维持原裁定。沈忆勇认为，不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原审法院均存在粗暴剥夺上诉人诉讼权利的嫌疑，主要理由是：对于申请证据调查问题，即使驳回也应该给出具书面裁定书和决定书。在沈忆勇提起复议后，没有详细了解、研究复议申请的理由，立即予以驳回，并说明因为对这个问题早已经有慎重研究，结论已经早有准备，原审法院竟然在沈忆勇提出复议申请前已经做了充分讨论，他们怎么有可能预测到上诉人会提出复议申请，可能预料上诉人在申请中会提到什么复议理由。实际上，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原审法院研究的结果就是不论提什么复议的理由，都是驳回。沈忆勇依法要求应说明驳回理由，得到的理由是：你没有理由，维持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作出决定时应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难道理由就是“没有道理”四个字如此简单，无须说理，认为支持的就说“有道理”，不支持就说“没有道理”，司法如果变得如此简单，当事人能够对判决、裁定结论这么容易接受，那么，司法将变得太简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沈忆勇在本案举证期限届满前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原审法院若裁定予以驳回，则应依法向申请人送达书面通知，并告知申请人有申请复议的法定权利，但上述行为原审法院均未履行，剥夺沈忆勇的合法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未调查取证情况下，对沈忆勇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粗暴驳回。（2）根据原审法院的要求，沈忆勇收集证据，对中耳积液的成因进行补充举证，但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不组织进行质证，原审主审法官竟然看一眼就直截了当告知沈忆勇：“这些证据毫无意义”。沈忆勇要求应当进行质证，在没有征求平安保险公司对该证据的意见情况下，原审主审法官竟然将个人意见在未结案前就直接表达，实为不妥。沈忆勇提出这是根据法院的要求收集的证据，为什么这样就被宣告无效，原审法官认为，只有司法鉴定结论才有效。那原审法院还让我收集什么证据，沈忆勇也不能够在几天内收集到司法鉴定结论。（3）沈忆勇根据法院要求退出司法鉴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乘坐飞机是否可能导致中耳积液进行鉴定。但原审法院对该申请未作出书面裁定，只是通知这样的申请不符合要求，沈忆勇对此无法理解，其愿意提起什么司法鉴定的申请还应法院同意，否则不予办理。最后司法鉴定申请也无法进行，直至收到判决书，原审法院对沈忆勇的司法鉴定申请也未作出是否同意的裁定。剥夺沈忆勇的合法权益，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沈忆勇只是在2000年8月29日的《投保书》最后一页签名，投保书总共三页，所有内容除签名外均非沈忆勇填写，沈忆勇只对第三页内容予以确认同意，整份投保书也没有任何免责条款，但原审法院却对该投保书真实性予以确认。2、沈忆勇签名确认的投保书是在2000年8月29日签署，平安保险公司在同年8月31日才出具《人身保险合同》，约定了免责条款，并且在该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也从未告知或提示沈忆勇，是在沈忆勇签名后随意添加免责条款强加于沈忆勇。原审法院竟然认为在签名后由平安保险公司单方面出具又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的保险合同是原来签的保险合同的一部分，认为沈忆勇对签名后所发生的任何与保险有关的由平安保险公司制定的条款都应承担责任。3、原审法院传唤沈忆勇参与鉴定并非事实，沈忆勇从未接到参与鉴定的书面通知，只是口头得到的通知是因申请事项不符合法院要求，无法鉴定，即使鉴定也没用。原审法院认为“乘坐飞机可以预见、可以避免中耳积液，因而中耳积液不是突发的”更是缺乏专业知识，主观臆断，用这一主观想象方法审理案件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相信除专业医生外，没有人可以作出这种所谓的预见和避免。4、原审法院要求原告举证证明所受伤害应是“造成中耳积液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近因”显然是错误的，其颠倒了举证责任。沈忆勇受到的伤害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最”，难道只有“最”才能让平安保险公司承担责任。法理不同。（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牵强，结论失当。1、原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认定投保单合法有效。实际上，该投保书并没有免责条款的约定，也是三张内容分离的，沈忆勇只是对有签名的第三页内容予以确认。又根据第十七条规定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对“意外伤害”的释义合法有效，恰恰该法条认为有效的只能是“对非保险术语所作的解释”，而“意外伤害”是保险法、保险行业的保险术语，原审法院的理解刚好相反。2、原审法院故意不予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法条是审理本案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沈忆勇在案件受理中无数次以此主张权利，但原审法院却置之不理，在整个案件审理后的整份判决书中对本法条也从未提及该法条，不知出于何目的。（四）平安保险公司提出拒赔的依据是不属于理赔范围是错误的。沈忆勇在2000年8月29日的《投保书》确有亲笔签名，该投保书有三页内容，投保书所有填写内容并非本人填写，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担保书》三页纸没有骑缝章，是分散装订，无法证明其内容有连续性，沈忆勇只对第三页有签名部分予以确认，只对本页内容承担责任，对前两页内容不予确认。第三页内容并没有免责条款的相关规定，也无法证明这一签名与本案所涉保险产品有因果关系。特别应指出的是，投保书是2000年8月29日签署，而平安保险公司与沈忆勇的《人身保险合同》却是2000年8月31日签订，退一步讲，即使《投保书》与《人身保险合同》有关联关系，那么，上诉人在8月29日签订投保书时根本不知道所谓的免责条款的内容，也不知道还有免责条款，因为所谓的免责条款在投保书也没有任何载明，两天后的8月31日，平安保险公司向沈忆勇交付《人身保险合同》时也从未对其中的免责条款向沈忆勇提示或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平安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也不能成立。其声称沈忆勇的受伤害行为属于免责范围，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一方面，退一万步讲，如上所述，即使平安保险公司告知沈忆勇免责条款内容，平安保险公司的免赔项目中也没有沈忆勇所受伤害情形；另一方面，平安保险公司在与沈忆勇签订保险合同时免责条款内容也未履行告知或提示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该免责条款也没有效力。2、如果按照平安保险公司的逻辑，先欺骗投保人签订知道、同意免责条款的表示，再随后制定免责条款内容，不管投保人知道不知道、同意不同意均强加给投保人。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案件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平安保险公司支付沈忆勇因意外伤害医药费502.03元及赔偿沈忆勇误工费、交通费14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沈忆勇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中耳积液的成因（来源于百度词条），证明乘坐飞机由于起飞或者下降均可能导致中耳积液，收到的伤害非沈忆勇自身疾病所导致。2、2014年5月19日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通知书，证明该通知没有案号没有交款数额，使沈忆勇无法履行交款义务。3、2014年6月30日汕头市金平区预交诉讼费通知书。证明原审法院在沈忆勇未缴纳诉讼费的情况下审理并处理增加请求部分案件，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在答辩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开庭时当庭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平安保险公司对沈忆勇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沈忆勇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本案《附加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对平安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平安保险公司仅对沈忆勇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而发生的相关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该合同第十七条对“意外伤害”的解释为：“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上述条款系对“意外伤害”的范围进行约定，意思清楚明确，沈忆勇也在《投保书》上签名确认了解并同意遵守合同条款约定，故该十七条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审判决认定上述条款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投保书》系为了申请投保本案的相关保险产品，故《投保书》第三页上沈忆勇签名确认的“本人对投保须知及所投保险种的条款，尤其是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均已了解并同意遵守，……。”内容中的“投保险种的条款”，应认定系包括本案保险合同在内的合同条款。上述保险合同条款系平安保险公司预先制订好的格式条款，沈忆勇申请投保时，平安保险公司系有条件向沈忆勇出示告知合同条款的，故沈忆勇在《投保书》上签名确认的事实，可证明其投保时已知悉本案合同条款内容。沈忆勇上诉关于其在投保书上签名时，并不知道合同条款的内容，本案保险合同第十七条约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根据本案保险合同第三条及第十七条的约定，沈忆勇所患急性中耳积液只有在因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原因造成的情况下，平安保险公司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沈忆勇提供的证据并无法证明其所患中耳积液系因乘坐飞机受意外伤害所致。且遭受意外伤害并非发生急性中耳积液的唯一原因，仅凭患急性中耳积液的事实，也无法确认该疾病系因意外伤害造成，属本案保险责任范围。故原审法院认为沈忆勇主张本案属意外伤害保险事故依据不足，不支持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驳回沈忆勇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沈忆勇上诉主张本案属意外伤害保险事故及提出的关于原审法院存在违反程序应发回重审的问题，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元由上诉人沈忆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静文审判员  姚瑞标审判员  林 喆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林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