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00221号
原告李金凤，女，1958年6月24日出生。
原告李瀛，男，1984年2月7日出生。
以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原告马义峰，男，1955年10月7日出生。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成，河北华川律师事务所宽城满族自治县分所律师。
被告马义龙，男，1964年9月16日出生。
被告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12号。
法定代表人王岩，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荣，北京市纪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俏梅，女，1981年1月12日出生。
原告李金凤、李瀛、马义峰（以下称李金凤、李瀛、马义峰，一并提及时称三原告）与被告马义龙、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马义龙、电子城公司，一并提及时称二被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电子城公司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马义龙经我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诉称：马义峰与李金凤系夫妻关系，育有李瀛。1999年，我们所有的北京市朝阳区驼房营西里X栋9号房屋（以下称9号房屋）拆迁，我们委托马义峰之父马廷瑞与拆迁人电子城公司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约定以将来建成的北京市朝阳区电子城驼房营小区X号楼X号房屋作为对我们的补偿安置房。该房屋于2003年交付，因我们另有住房，故该房屋一直由马义峰的父亲马廷瑞、母亲徐秀玲居住使用。2008年2月1日马廷瑞去世，2011年7月28日徐秀玲去世。徐秀玲去世后，我们打算搬回该房屋居住，此时发现该房屋已登记在马义龙名下。经询，电子城公司表示系在马廷瑞、徐秀玲的逼迫下，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中的被拆迁人篡改为了马义龙，同时还与马义龙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并将该房屋登记在了马义龙名下。我们认为，二被告系恶意串通侵害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二被告所签《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
马义龙未答辩。
电子城公司辩称：三原告所述9号房屋系没有取得合法权属的自建房屋，马廷瑞生前系北京市朝阳区驼房营西里X栋6号房屋（以下称6号房屋）的承租人。拆迁时，因9号房屋没有合法权属不得单独拆迁，故系与6号房屋一并拆迁，所以9号房屋的被拆迁人应为马廷瑞，三原告不是被拆迁人也不是被安置人口，更不存在三原告委托马廷瑞的情况。后来，在马廷瑞提出书面申请的情况下，我公司将原《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中的被拆迁人改为了马义龙，并与马义龙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北京市朝阳区电子城驼房营小区X号楼X号房屋登记在了马义龙名下。我们认为，这是马廷瑞的赠与行为，因此不存在二被告恶意串通侵害三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拆迁纠纷应由行政机关裁决，三原告的起诉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故我公司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马义峰与李金凤系夫妻关系，育有李瀛。1999年8月21日，电子城公司针对9号房屋与被拆迁人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该协议中，“被拆迁人”处原载明为“马廷瑞”，后变更为“马义龙”。该协议同时约定，被拆迁人现有在册人口三人，实际居住人口三人，分别是户主马义峰、之妻李金凤、之子李瀛；电子城公司以电子城9号楼16层1607号房屋（建筑面积83.3㎡）补偿被拆迁人；电子城公司应支付被拆迁人补偿款共计247665元，其中包括使用权补偿247665元；电子城公司提供的补偿房屋届时商品房价格为3582元／㎡，建筑面积83.3㎡，共计298380.6元；电子城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8月31日内，支付被拆迁人差价共计8224.5元；电子城公司应支付被拆迁人补助费9120元。
2004年10月29日，二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就原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的有关未尽事宜，特做如下补充：原协议中马义龙购买的房屋为北京市电子城驼房营小区X号楼X号，现正式楼址名称为朝阳区驼房营西里X号楼X号（以下称1607号房屋）；原协议中预测建筑面积83.3平方米，现实测建筑面积82.34平方米，电子城公司应向马义龙退还3439元；本补充协议是原协议的补充，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针对上述两份合同，三原告表示，二被告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篡改，因两个合同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故《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无效时，《补充协议》亦应属无效。电子城公司表示，《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应为马廷瑞，三原告不是被拆迁人，也不是被安置人口，《补充协议》与《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三原告主张《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依据。
2004年10月29日，马廷瑞、徐秀玲向电子城公司出具《家庭变更房屋产权人申请》，载明：“马廷瑞为《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为1607号房屋原产权人，现经产权人本人及家庭全体成员同意，自愿申请将上述房屋产权人变更为马义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弃权人马廷瑞、徐秀玲；变更后产权人：马义龙。”同日，马廷瑞向电子城公司出具《弃权声明》，载明：“马廷瑞为《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为1607号房屋原产权人，本人自愿将上述房屋产权人变更为马义龙；弃权人：马廷瑞。”关于上述两份证据，三原告表示可以证明马廷瑞变更1607号房屋所有权人的这一行为没有取得三原告的授权，故应属无效；二被告表示因被拆迁人系马廷瑞，1607号房屋系安置补偿房屋，可以证明变更房屋产权人系马廷瑞的真实意思表示。
庭审中，三原告提交房屋登记表，用以证明1607号房屋现登记在马义龙名下，电子城公司不持异议。电子城公司提交《平房1、2区拆迁户情况调查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方案审批表》，用以证明“14-7-6”号房屋的承租人为马廷瑞，该房屋为马廷瑞承租的公房。三原告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表示与本案无关。三原告及电子城公司均认可“14-7-6”号房屋即为6号房屋。电子城公司提交《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费领款凭证》，载明：“被拆迁人：马廷瑞（马义峰）；被拆除房屋地址：9号房屋；使用权补偿款247665元、搬家补助费4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自行周转费6720元，用于折抵248560.5元，余款8224.5元；被拆迁人：马廷瑞；领款人：马廷瑞代马义峰；1999年8月21日。”三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亦认可系马廷瑞领取相关款项，但表示此份证据恰可以证明马廷瑞系马义峰的委托代理人。
关于9号房屋，三原告表示6号房屋系马廷瑞承租的公房，在该房屋附近，1981年由三原告建造了9号房屋，没有取得合法权属。电子城公司认可9号房屋系自行建造，但表示不清楚建房者为谁。三原告提交“王永元”、“杜立生”、“陈洪章”、“牛伸荣”出具的四份书面证言，用以证明9号房屋系三原告建造，电子城公司表示证人均×出庭，故对全部证言均不予认可。
经询，三原告表示，拆迁时曾向马廷瑞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并已交给电子城公司，但并未就此举证。针对二被告恶意串通一节，三原告未提交证据，但表示在《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上篡改名字即可以证明这一点。三原告表示系在2011年7月徐秀玲去世后，才得知1607号房屋未登记在马义峰名下。
以上事实，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家庭变更房屋产权人申请》、《弃权声明》及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9号房屋的被拆迁人为三原告，亦无法证明三原告曾委托马廷瑞与电子城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的事实。相反，依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家庭变更房屋产权人申请》、《弃权声明》，9号房屋的被拆迁人应为马廷瑞。在此情况下，马廷瑞与电子城公司协商，以书面方式将1607号房屋的产权人变更为马义龙，系其处分自有财产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三原告称系二被告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缺乏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此，对于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合同效力纠纷，对于被告所述应由行政机关裁决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马义龙经我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金凤、李瀛、马义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李金凤、李瀛、马义峰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昉
人民陪审员 朱 蓓
人民陪审员 王京玉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蒋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