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蜀行初字第00044号
原告安徽海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医药健康产业园综合楼B栋4层、6层。
法定代表人朱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储德军，安徽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峰，安徽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袁先柏，局长。
委托代理人陶涛，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法规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孟超，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徽海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医药公司）不服被告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市国税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蜀行初字第00042号行政判决，市国税局不服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2015年6月8日裁定撤销本院（2014）蜀行初字第00042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5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海通医药公司委托代理人储德军、吴峰，被告市国税局委托代理人陶涛、孟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8日市国税局作出合国税罚(2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海通医药公司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取得四川省中江弘康中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遂宁继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蓬溪县弘泰中药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份，金额合计17554059.38元，税额合计2984190.62元。上述发票涉及的业务为虚构，经四川省德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四川省遂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海通公司已申报抵扣进项税2984190.62元，造成少缴增值税2981310.93元。市国税局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海通公司作出按实际取得抵扣进项税2981310.93元处以0.5倍罚款，即处罚款1490655.47元。
原告海通医药公司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基本事实。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原告业务二部邢某、田某负责从中江弘康中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遂宁继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蓬溪县弘泰中药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进预包装食品，原告审核出票单位资质、购销合同、货品清单、付款手续等各项购销手续完善，符合税法规定，其增值税发票是真实的，原告将上述货物销售给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阜阳市医药有限公司、界首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思创东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河北丰科城医药有限公司。此后，四川等地出票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原告立即进行业务核查，并向合肥市经开区国税局提交书面申请，请求协查。同时，原告向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单位发函，核实交易行为，并要求将增值税发票退回或开具红字发票冲销。省内三家公司均已将涉案税款补齐，合计为780473、77元。省外公司予以拒绝，回函称业务是真实的，拒绝退票，为此原告已向税务部门申请，请求以协查。2012年8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拘留邢某、田某，后经法院审理查明，张翟从汝志明处将开具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张，相应的药品清单、出库单交给邢某、田某，两人对原告谎称是直调业务，将发票及相应药品清单交给原告，原告依据药品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张翟将汝志明事先联系好的下游公司信息交给邢某、田某，将增值税发票开往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公司。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张翟已退赔税款40万元。2012年9月20日，市国税局对原告下发税务检查通知书，2013年11月29日，出具税务处罚事项告知书，要求原告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约557万元，罚款约278万元。原告申请听证后，取消了补缴企业所得税，市国税局稽查局于2014年4月8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处罚决定书，责令原告补缴约298万元增值税，罚款约149万元。2014年5月4日，市国税局稽查局又自行撤销了上述税务处理决定和处罚决定，2014年5月4日、8日，被告分别作出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要求原告补缴约298万元增值税，罚款约149万元。2、原告在经营过程中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所有的上游出票单位营业资质、购销合同、财务手续是健全的、完善的，而且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经过认证是真实的，原告已经进行审核，完全尽到管理责任。上游出票企业能够开具真实的增值税发票、受票企业有理由相信交易的真实性。3、邢某、田某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原告与邢某、田某签署了协议，明确要其依法经营、依法纳税。邢某、田某被张某、汝某利用，通过原告过票，对原告谎称是直调业务，其行为已经不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超越原告授权的范围，是犯罪行为。被告将其犯罪行为定为职务行为，显然不符合事实，也违反了法律规定。4、被告没有任何证据反映原告对受票行为是明知的、恶意的。被告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为了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为目的，接收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相反，通过上述事实反映，原告接收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根本就不知情，是被欺骗的，原告本身也是本次税案的受害者。二、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于法无据。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的法律依据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1997］134）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只有受票方须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为目的，具有偷税行为，才能予以行政处罚。1、原告没有偷税目的，没有偷税行为，原告在接收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中，也没有获取任何利益。原告进项税抵扣的仍是开具给下游企业的销项税，原告没有以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原告经营收入，没有获得任何非法利益。被告片面地认定原告接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没有查明原告又对应的开具给下游企业。被告认定原告偷税与事实不符。2、原告在受票过程中不知情，不应适用国税134号文件规定。国税134号文件第一条适用的条件是受票方是明知的、恶意的。而原告是受业务人员欺骗接受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按其提供的信息，就同一批货物向下游企业开具了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没有利用接受的发票抵扣其它销项，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三、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给原告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将导致企业破产，却没有打击真正偷税行为，违反了税法的公平原则。由于增值税采取环环抵扣的方式，形成了一个链条，每个环节对其增值部分交税，原告对上述购货销售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原告均按规定申报了销项税，该批货物的进项税抵扣的仍是该批货物开具给下游企业的销项税，原告没有以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原告的经营收入。犯罪分子是利用原告“过票”，真正偷取国家税收的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上游企业和抵扣的下游企业。案件发生后，原告通过各种努力和协调，目前省内受票企业的税款已全部红字冲回或进项税转出，合计转出进项税额78.18万元，并进行了纳税申报调整。原告通过电话、函件等形式积极与上下游企业联系，并派人去部分企业协调。部分省外企业，对原告函件及电话均不予理会，原告以书面报告，请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税务机关，协查本次涉税案件企业，对涉案税票进行红字冲销，争取最大限度挽回国家税收损失。被告让原告承担上下游企业逃税数额，有违公平。综上所述，原告行为不应以偷税论处，被告在没有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依据国税发134号文件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2014)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海通医药公司提供的证据：1、原告提交的申请，证明原告已向合肥市经开区国税局申请协查，要求对销售发票予以退回或开具红字发票冲销，积极避免国家税收损失。2、原告向合肥市经开区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告自查情况，以及涉税案件供货单位资质、货物清单、协议书、购销合同、资金往来等符合规范要求，原告尽到管理责任。3、原告向合肥市国税局稽查局出具的三份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向国税部门说明涉税案件供货单位资质、货物清单、协议书、购销合同、资金往来等符合规范要求，原告尽到管理责任。4、关于请求协查追缴税款的报告，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协查追缴税款，积极避免国家税收损失。5、发至河北兴达医药有限公司、河北丰科城医药有限公司、四川省东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函件，证明原告要求下游企业核实经营事项，及要求销售发票予以退回或开具红字发票冲销。6、发至安徽省阜阳市医药有限公司、界首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阜阳市康泰药业有限公司的函件、情况说明、记账凭证、完税凭证、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通知单，证明原告要求下游企业核实经营事项，要求销售发票予以退回或开具红字发票冲销，以及下游企业退税的事实。7、应税劳务清单，证明下游企业提供的应税劳务清单所盖发票专用章并非原告印章。8、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合高新刑初字第00194号刑事判决书、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刑终字第0003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在本次税案中不知情，是被欺骗的，原告业务人员邢某、田某利用原告过票，其行为构成犯罪。9、合国税处(2014)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申请书、税务事项通知书、回函、函、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便函、房屋所有权登记、转让审核表、抵押合同、协议、各类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证明原告认为税务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并依法提供了纳税抵押担保，原告与被告签署抵押合同，但被告仍拒绝配合办理房产抵押登记，导致原告至今无法就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10、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合国税稽罚告(2013)2002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合国税稽罚告(2014)2003号），证明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首次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时要求原告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罚款。经过听证，被告重新作出告知书，没有要求原告补缴企业所得税，实际上确认了原告没有偷逃税款。11、购销合同、银行汇票、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销售合同、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从遂宁继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采购货物，销售给界首市医药责任有限公司，采购及销售过程中购销合同、入库单、出库单、财务付款手续完善，原告从遂宁继康公司取得的进项税票，抵扣的仍是开具给界首市医药公司的销项税。
被告市国土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期间，原告员工邢某、田某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与原告的其他员工相互配合，以原告的名义接收四川蓬溪县弘康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中江弘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遂宁继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张，虚开税款2984190.62元，由原告向被告办理了相应金额的税款抵扣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第一项规定了三种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与上游出票人之间没有真实的药品或其它货物销售，其行为构成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二、被告所作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一项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原告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2984190.62元，属于偷税行为。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原告虚构交易事实，违法进行税款抵扣，被告对原告处以偷税数额的50%的罚款，已经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处罚限额。三、对原告诉称事实的反驳。1、原告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依法属于恶意。原告明知其与上游开票人之间无货物销售行为和资金支付行为，其仓管人员虚构了入库单，财务人员进行了帐簿登记并进行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并抵扣了税款。2、原告诉称其行为仅是“过票”，真正偷逃国家税收的是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是不能成立的。原告与上游出票人之间没有交易，其通过虚构交易事实，抵扣税款2984190.62元。该抵扣金额为原告给国家造成的实际税收损失。至于原告再虚开发票给下游企业，则需要衡量该环节的税收损失问题，并由受票单位所在的国税机关予以惩处。原告以对邢某、田某两人的违法行为不知情为由来开脱自己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综上，请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市国税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税务检查签证，证明本案所涉海通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开增值税金额合计为2984190.62元，已经原告确认。2、查税、退税款汇总表，证明涉案金额发生的时间及金额。3、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虚开发票基础数据统计表3组，证明原告从四川蓬溪县弘泰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中江弘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遂宁继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接收的增值税发票的基础数据信息。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网上认证结果通知单及认证结果通知单及认证结果清单，证明本案所涉的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均由原告向被告认证并办理抵税事务，进而证明税款流失。5、劳动合同书二份。证明邢某、田某为安徽海通医药公司员工，邢的职务是业务副总，田的职务是业务销售，二人从事具体货物买卖货物行为是原告公司行为。6、协议书，证明邢为全、田勤东以原告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7、询问笔录四份，证明原告业务员邢为全和田勤东在接收虚开增值税票据时，以及开具增值税票据时，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8、税务协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2年9月20日向原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9、刑事判决书，证明安徽海通医药公司业务员邢某、田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0、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纪要，证明被告查实事实后，经审议决定按照应补增值税金额的50%处以罚款。11、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4年5月4日作出要求原告补缴2981310.93元税款的决定，税务处理决定书作出即生效。12、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已经履行了告知程序。13、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1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处罚决定经行政复议维持。15、记账凭证、发票、入库单，证明原告取得的增值税发票的具体信息；原告已经将虚假的交易载入公司财务；原告编造了虚假的入库单，主观明显恶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一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12无异议；对证据1、2、3、4、6、16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仅片面认定原告接受虚开的发票和抵扣而未查实原告抵扣的也是同批开具给下游企业的销项税；证据7、9是对邢某、田某的询问笔录和刑事判决书，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0、11、12、13、14等有关被告作出处罚的程序文书，原告对程序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处罚事实认定和结论错误。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至4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说明中的陈述前后表述不一致；证据5至7，被告认为真实性不确定且是原告自主发给下游企业；证据8有关邢某、田某的一、二审刑事判决书，被告认为二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原告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是两个行为，司法机关未处理原告利用虚开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的偷税行为；证据9税务处理决定，系原告未完成担保故未能进入复议或诉讼的救济程序；证据10所涉的处罚决定已撤销，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1正是原告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故意虚构的交易合同、入库单等材料。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所举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所作行政处罚的事实及程序，予以认定。原告所举证据1至7不能证明原告未实施被告处罚认定的违法行为或有免除处罚的情形，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所举证据8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刑终字第00035号刑事判决系生效终审判决，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与本案具关联性，予以认定；原告证据9税务处理决定系追缴税款的决定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系两个行政行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与其相同，但未以处理决定作为处罚的依据，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证据10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1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的虚构交易相关的合同、财务、仓储单据，不具合法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公司员工邢某、田某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期间，为谋取好处费，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接受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份，从原告处出具合同、入库单、财务手续，由原告到国税部门认证、抵扣进项税额2984190.62元。原告按照邢某、田某提供的信息又向其他六家企业虚开税额为2749007.9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邢某、田某因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12年9月20日，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原告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为由向原告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对原告进行涉税检查。2014年5月4日被告作出合国税告（2014）1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向原告告知查实的违法行为、拟对其进行的处罚及陈述、申辩、听证权利，同日送达原告。2014年5月8日，被告作出合国税罚（2014）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海通公司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取得中江弘康中药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遂宁继康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蓬溪县弘泰中药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0份，金额合计17554059.38元，税额合计2984190.62元。上述发票涉及的业务为虚构，同时经四川省德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四川省遂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通公司已申报抵扣进项税额2984190.62元，造成少缴增值税2981310.93元。处罚决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上述违法事实，按实际取得抵扣进项税2981310.93元处以0.5倍罚款，即处罚款1490655.47元。同日送达原告。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安徽省国家税务局提起行政复议。2014年9月30日，安徽省国家税务局作出皖国税复决字（201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上述处罚决定。原告在起诉期限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据此，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
经审理已查明原告取得其他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份，用这些发票申报抵扣税额合计2984190.6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其增值税税额不能抵扣。原告以不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
原告诉称的其无偷税目的，其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也是同批“货物”的销项税，未抵扣原告其它经营收入，故不是偷税，不应处罚。本院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规定：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据上述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行为即认定为偷税进而处罚。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故原告提出的“取得的虚开”抵扣的是“虚开出去的”，没有偷税目的没有偷税结果不应处罚的诉称，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依法履行了向原告告知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徽海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安徽海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解明霞
审 判 员 蒋鸿铭
人民陪审员 鲁红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储铃芳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