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849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吉勇，男，1979年8月14日生，汉族，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光宗，江苏致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经济开发区47号。
法定代表人：陈思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华，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汪云，江苏索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吉勇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阳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4民初2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吉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光宗、被上诉人弘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汪云、唐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弘阳公司支付吉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8762.28元以及2015年7月至12月的工资11672.7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认其按照高于被上诉人公司规定的价格收取装卸费，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从未承认有高于公司价格收取装卸费用从中赚取差价的行为。2、被上诉人提供的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制定，没有公示也没有上诉人的签收，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被上诉人《员工手册》中没有任何条款明确规定员工违规收取装卸费是严重违纪行为，可以导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据具有合法性，认定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所适用的条款正确无误，认定错误。3、2015年12月份吉勇的绩效工资应为1510元，且被上诉人扣除2016年1月份社保费用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拖欠工资行为不予认定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对双方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没有作出认定，有意回避对被上诉人不利证据的判定，判决书中未反映出任何经审理查明的内容。
被上诉人弘阳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确实存在私自收取装卸费差价的违规行为。从上诉人2015年12月16日的回复说明中可以明确两个事实：（1）南昌天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天睿公司）装卸费是6元/吨；（2）上诉人认可确实存在差额。结合2014年6月25日船舶交接单、上诉人出具给南昌天睿公司的收条及7月2日的发票，就南昌天睿公司同一笔业务，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上写明的是12.5元/吨，而发票显示是6元/吨。可见上诉人实际收取的装卸费与交公司开票的数额之间存在2192.64元的差额。同样，上诉人2014年11月28日收取南昌天睿公司5095元，在扣除买鸭子的费用后应为4735元，而上诉人实际向公司转交了2840.88元，其中存在1894.12元的差额。上诉人虽解释存在差额是受南昌天睿公司王总委托并确认后的代收代付所致，属于朋友帮忙行为，但从上诉人6月25日出具的收条中能确定上诉人实际按12.5元/吨收取装卸费，并不存在其他代收代付和帮忙的行为，可见上诉人的解释是不攻自破的，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取差额合理合法。另，结合一审的证人证言还有船方的说明，上诉人还存在多次向客户索要香烟、礼品等索贿行为。2、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是合法的。被上诉人的《员工手册》包含绩效管理制度、奖惩制度等，均通过民主合法程序制定，并通过OA办公系统、张贴等书面公示方式，上诉人收到并知悉《员工手册》等相关制度的内容。公司制度是企业行政的依据，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合法有效，故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3、上诉人2015年7月—11月的工资已足额发放，至于2015年12月的工资，被上诉人在结算后也愿意支付给上诉人。4、上诉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利私自收取差价，侵占公司财物，多次向客户索贿的行为，足以构成依据公司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且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解除，无需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也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吉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弘阳公司支付吉勇2003年3月10日至2015年12月3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8762.28元（9567.78元×13个月×2倍）；2.弘阳公司支付吉勇拖欠的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工资11672.7元。
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弘阳公司声称吉勇按照高于弘阳公司规定价格收取装卸费从而获取差价，吉勇承认其按照高于弘阳公司规定价格收取装卸费，但声称其中差价是代客户办事的费用，因吉勇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吉勇主张不予采纳，认定吉勇违规收取装卸费。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弘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2.弘阳公司拖欠吉勇工资数额。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用人单位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弘阳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该公司规章制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已经吉勇签收，能够作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吉勇在工作中违规收取装卸费，其行为违反公司规定。弘阳公司依据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解除与弘阳公司的劳动合同，且履行了通知工会的程序，弘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吉勇主张弘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弘阳公司举证已证明其已经支付吉勇2015年7月-11月的工资。吉勇主张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应当为9015.1元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劳动工具和工作服，不得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弘阳公司主张扣除工作服折旧额799.28元和《员工手册》遗失费30元违法，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弘阳公司应当支付吉勇2015年12月工资5610.66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吉勇要求弘阳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诉求不予支持，对要求弘阳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诉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吉勇2015年12月工资5610.66元。二、驳回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用10元予以免收。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10日南京红太阳板桥码头有限公司与吉勇签订期限为2007年3月10日—2008年3月9日的劳动合同；2008年3月10日南京红太阳板桥码头有限公司与吉勇签订期限为2008年3月10日—2009年3月9日的劳动合同；2009年3月10日南京红太阳板桥码头有限公司与吉勇签订期限为2009年3月10日—2011年3月9日的劳动合同；2009年7月17日南京红太阳板桥码头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即弘阳公司），2011年3月10日弘阳公司与吉勇签订期限为2011年3月10日—2014年3月9日的劳动合同；2014年3月10日弘阳公司与吉勇签订期限为2014年3月10日—2019年3月9日的劳动合同。南京红太阳板桥码头有限公司、南京红太阳商业大世界有限公司、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均是弘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三家公司是并存关系。2015年12月14日弘阳公司向吉勇发出告知函，称南昌天睿公司的款项与上缴弘阳公司财务入帐的款项金额存在差异，要求吉勇给予充分说明。2015年12月16日吉勇向弘阳公司就相关事实作出回复说明。2015年12月29日吉勇在《员工手册》发放签收表上签字认可收到2015年版《员工手册》。2015年12月30日弘阳公司经工会同意作出对吉勇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载明：吉勇在办理装卸业务期间长期收取装卸费差价，依据《员工手册》、《弘阳集团廉洁从业和规范经营“二十八禁止”》和《奖惩制度》，公司决定以吉勇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解除与吉勇的劳动合同。2015年2月25日，吉勇向南京市雨花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同诉讼请求。南京市雨花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审限为由作出仲裁决定书，决定终止本案的审理。吉勇在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二审中双方对于吉勇入职时间、吉勇是否赚取装卸费差价、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规章制度有无告知吉勇、弘阳公司应付吉勇工资数额等事项存在争议，并围绕上述争议事项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上诉人吉勇提交手机截屏、手机号码归属地查询记录，证明吉勇收取的南昌天睿公司装卸费中确实存在差价，该差价实为短驳费和吊装费，由南昌天睿公司船主徐直宽给吉勇，再由吉勇代南昌天睿公司支付给负责短驳和吊装的人。被上诉人弘阳公司对吉勇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无法确认。1、短信和归属地查询记录无法看出手机号码是谁的，无法证明是船主徐直宽的手机号码；2、即使能确定手机号码是船主徐直宽的，但该船主的业务不仅仅是南昌天睿公司一家，可能还存在其他公司的业务，所谓短驳费、吊装费，并不能证明是南昌天睿公司需要支付的费用；3、两条短信时间间隔两个月，可以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因此，对于吉勇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弘阳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2013年版《员工手册》及吉勇签收记录，证明2013年版《员工手册》与2015年版《员工手册》关于奖惩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两者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吉勇在2013年9月4日签收2013年版《员工手册》，其知悉《员工手册》奖惩制度的内容。上诉人吉勇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不认可，吉勇认为弘阳公司未经民主程序确认，擅自使用了弘阳集团的《员工手册》，弘阳集团的《员工手册》未经民主程序议定，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通过。
关于入职时间。吉勇主张其入职时间是2003年3月10日，当时其与南京红太阳商业大世界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弘阳公司主张南京红太阳商业大世界有限公司虽系弘阳集团下的另一家子公司，但与弘阳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故不认可吉勇主张的入职时间。本院认为，南京红太阳商业大世界有限公司与弘阳公司同属弘阳集团的子公司，且仲裁审理中弘阳公司对吉勇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认可，因此，本院认定吉勇的入职时间为2003年3月10日。
关于吉勇是否存在赚取装卸费差价的行为。弘阳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书证及证人证言，证明吉勇私自收取南昌天睿公司装卸费差价并据为己有。吉勇本人认可存在装卸费价差，但认为价差是代南昌天睿公司支付给其他人的运输费用。本院认定，二审中吉勇所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对于吉勇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吉勇收取南昌天睿公司装卸费差价，没有合理合法的依据。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规章制度有无告知吉勇本人。吉勇主张从未见过《弘阳集团廉洁从业和规范经营“二十八禁止”》，《员工手册》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且直到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前一日即2015年12月29日才收到。弘阳公司主张《员工手册》、《弘阳集团廉洁从业和规范经营“二十八禁止”》等规章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早已通过OA系统予以公示，吉勇在劳动合同书中认可已经通读、理解和认同《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并承诺遵守、执行。本院认为，弘阳公司提交了2013年版《员工手册》、2015年版《员工手册》并交吉勇签收的证据，结合2015年版《员工手册》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证据，以及劳动合同书中有关吉勇在签订合同时已经通读、理解和认同《员工手册》等规定制度并承诺遵守、执行的约定内容，可以认定吉勇知晓弘阳集团的《员工手册》适用于该集团下属的弘阳公司，虽然2015年版《员工手册》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一日才交吉勇签收，但吉勇在2013年9月4日即已签收2013年版《员工手册》，而2013年版《员工手册》和2015年版《员工手册》关于奖惩制度的规定相同，且前后版《员工手册》具有延续性，因此，吉勇对于《员工手册》中奖惩制度的规定应该早已知晓。
关于吉勇主张的2015年7月至12月份的工资。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吉勇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等构成，弘阳公司提交2015年7月份至11月份吉勇绩效考核情况以及发放工资情况，证明未欠付吉勇2015年7月至11月份的工资。2015年12月份吉勇的绩效考核情况未经吉勇本人签字确认，弘阳公司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吉勇当月未完成工作，故当月的绩效工资不应当扣减。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12月30日解除，弘阳公司扣除吉勇2016年1月份社保费用没有依据，并且，弘阳公司扣除工作服折旧费799.28元以及《员工手册》遗失费30元也没有依据。因此，吉勇2015年12月份工资应为基本工资6040元+绩效工资1510元+补贴1450元＝9000元，弘阳公司应当予以支付。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结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和内容、是否向劳动者公示以及劳动者的违纪严重程度等因素综合审查，来判断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本案中，弘阳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员工手册》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告知吉勇、吉勇存在私自收取南昌天睿公司装卸费差价的事实，吉勇不能举证证明其私自收取装卸费差价的合理合法性。吉勇的行为除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外，也违反了劳动者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应承担的附随义务。弘阳公司依据《员工手册》规定，解除与吉勇的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吉勇要求弘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对于吉勇要求弘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2015年7月至11月份工资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吉勇要求弘阳公司支付其2015年12月份工资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处理有误，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4民初2762号民事判决；
二、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吉勇2015年12月份工资9000元；
三、驳回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南京弘阳码头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决定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干
代理审判员 崔玉文
审 判 员 袁奕炜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顾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