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5324号
原告朱光耀，男，1965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代理人夏烨，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媛，女，1973年11月30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丽水市，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谭昉明，1977年7月22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第三人上海新亿特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吴敏江。
原告朱光耀与被告郑媛、谭昉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光耀的委托代理人夏烨、被告郑媛及谭昉明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被告郑媛、谭昉明申请追加案外人上海新亿特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亿特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核后，依法追加新亿特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5年10月26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光耀及其委托代理人夏烨、被告郑媛及谭昉明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新亿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光耀诉称，2012年12月起，原告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由被告向原告购进轴承等产品用于再次销售。截止到2015年1月5日，被告郑媛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90，295元。2015年1月21日，被告郑媛在原告手写对账单上书写“欠货款玖万零贰佰玖拾伍元正”对债务予以确认。经查，被告谭昉明为被告郑媛的配偶，其经营的上海明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筱公司）的业务范围也包括轴承。被告郑媛所欠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按规定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郑媛既已确认了所欠货款金额，理应支付货款，现其拖欠货款至今，实属不该。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90，295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被告郑媛辩称，货款是第三人新亿特公司所欠，并非被告郑媛的债务。本人在新亿特公司工作，是新亿特公司在上海的负责人。原告要求本人在对账单上签名作为公司欠款的证明，本人因此签名。第三人除与原告有买卖关系外，还向原告承租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101室房屋）作为办公地，因此对账单上共写了两点，第一点是公司欠原告的货款，第二点是公司欠原告的房租。第三人对外支付款项经常是通过被告郑媛个人的账户，包括向原告支付的货款以及向第三人员工支付的工资。此外，根据原告提供的对账单，2015年1月5日，原告收到了40，000元的汇票。该汇票是第三人的客户上海二纺机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纺机公司）向第三人支付的货款，新亿特公司将该汇票交付给了原告用于支付所欠货款。此外，原告不仅是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吴敏江的亲戚，还是第三人目前的实际经营者，原告的儿子也在第三人处工作。本人离职时已将公司的公章、网银U盾和账本交给了原告本人。
被告谭昉明辩称，同意被告郑媛的答辩意见。被告郑媛在第三人处负责财务和日常运行，其签署结算表一事未告知本人，其签署的结算表仅用于证明第三人欠原告货款。明筱公司的经营范围虽包含轴承，但实际从未从事过轴承业务。
第三人新亿特公司书面述称，2012年3月12日至2015年1月5日期间郑媛向朱光耀购买轴承零件的事情，我公司并不知情，公司未授权郑媛向朱光耀处采购，本公司认为该购买行为是郑媛的个人行为，与本公司经营无关。
经审理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郑媛原系第三人新亿特公司上海地区的负责人。被告谭昉明系明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筱公司的经营范围包含轴承。
2015年1月21日，被告郑媛在原告朱光耀提供的结算表上书写“①欠货款玖万零贰佰玖拾伍元正”，换行后签署郑媛的姓名，换行后注明日期，再换行后书写“②房租陆万伍仟元正”。结算表记载，2014年7月10日工商银行卡收货款10，000元，7月28日工行卡收款20，000元，8月22日工行卡收10，000元。原告的工商银行卡中2014年7月9日有货款10，000元到账，7月25日有20，000元他行汇入款到账，8月22日有10，000元网转款到账，该笔10，000元系被告郑媛通过其个人的工商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
该结算表为三张、五页A4纸，前两张为正反面书写，第三张为单面书写且下方缺失宽度为5厘米的一截。原告称缺失部分记载了与原、被告无关的内容，系其他轴承型号、价格，因此撕去了，原告当庭提交了宽度为5厘米的纸条一张，称为撕去的部分，纸条上书写的内容也系轴承型号、价格。被告认可结算表，但不认可原告提交的纸条，并称被原告撕去的部分可能由被告郑媛书写了第三人的名称。
另查明，2014年11月5日，第三人作为甲方与案外人二纺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购销协议书一份，约定：二纺机公司向第三人采购LMF50UU直线轴承30件、WCS50-1800导轨30件，总价为40，500元，交货期为11月30日。2014年11月28日，原告在结算表上书写“光轴承○50×1800，380×30＝11，400，LMF50UU，130×30＝3，900……”2015年1月5日，原告在结算表上书写“收银行兑汇肆万，付现金壹万……”被告郑媛称，2015年1月5日二纺机公司向第三人交付了金额为40，000元的汇票用以支付货款，其余500元货款则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第三人，40，000元的汇票交付给了原告用于支付第三人的欠款。原告认可收到的汇票的台头是二纺机公司，但认为汇票具有流通性，很可能是原告向被告郑媛供货，被告郑媛再向第三人供货。
审理中，原告到庭自认其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敏江系亲属关系，吴敏江是原告妻子的堂哥，原告的儿子也在新亿特公司，工作时间有四、五年了。原告并作出如下陈述：与被告郑媛及第三人均有轴承买卖关系；先与第三人买卖的，再与被告郑媛买卖的；（与第三人之间的结算）有现金、有支票结算的，都是结清的，我与第三人已经结清了，从来没有欠货款的；被告郑媛私人调货，说手头紧了就先欠着，至于她再供给谁我是不管的；被告郑媛与我全部的买卖都在结算表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买卖；这三张纸就是原始的记账本，是从2012年3月开始有一笔交易写一笔，没有其他凭证；（与被告郑媛的买卖是）被告郑媛与我当面谈或电话谈，谈了之后我从丽水朋友公司调货过来给她，是快递公司送到101室，没有我直接或派人送过去的情况；新亿特（公司）也是被告郑媛管的，都是被告郑媛打给我说要货，然后我从朋友公司调货过来快递送到101室；（关于如何区分哪些或是给被告郑媛哪些货是给第三人的是）被告郑媛自己说的；（与第三人之间）没有（结算记录），因为货款结清了就没有记账，丽水的货只要发过来，我与朋友的账就结清了，然后我再与新亿特（公司）结算，与新亿特（公司）来往没有记账记录，都已经结清了；我把101室租给新亿特（公司）做办公场地，里面有一小间是我自己公司办公的，没有租给被告郑媛；一起办公有十来年了。
被告递交了证人胥某某（原系第三人的财务）、段某某（原系第三人的业务员）关于系争债务系第三人债务的书面证言，并申请证人胥某某、段某某出庭作证。证人胥某某陈述，我和被告郑媛原来是新亿特公司的同事，现在原告将我们赶走了……原告和我们是一起办公的，新亿特公司借了原告的房子办公室，原告也在里面办公……（我）2002年8月13日开始（在新亿特公司工作），所有发货收货都由我做账，原告发货……其实就是他把货交给其儿子，原告儿子收货后就直接发货出去，原告儿子朱坚玮把发货清单给我，我就做账；（被告郑媛与原告）在我离开公司之前肯定没有（买卖关系），我是2015年1月底前离开的，原来一直是住在公司的；（新亿特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买卖）我是经手的，我拿收货单之后确认销售；（新亿特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货款是）从新亿特公司账户打到被告郑媛账户，再打到原告账户，大多数新亿特公司与原告（的）货款都是这样支付的，有给过现金的；（新亿特公司）只有跟原告之间的交易是这样操作的，其他的多数是总公司走账的；（现在公司是）原告在经营的，我之所以知道，是老板和被告郑媛说过，被告郑媛和原告都和我说过公司是原告在经营了，账册材料我做好就给被告郑媛，2015年1-3月份（的）账册我交给原告了；（账册记录）保存在公司电脑里面，我家里面电脑有备份的。证人段某某陈述，我原来是新亿特公司工作（的），被告郑媛是我们经理，原告是房东，后来也和我们一起办公，原告儿子也在我们公司工作；有订货方订货后我看仓库有没有货，没有货之后我向经理反映，经理之后会和我说订货、拿货情况，如果是从原告处拿的或，被告郑媛会和我说，然后送到哪里去；一般没货我和被告郑媛说说，需要多少货是被告郑媛与原告沟通，货物没来我会和原告催催的；我说欠款都是公司所欠是因为我自己经手的都是公司的行为，这次起诉基本上都是我经手的，我打包的，送货单、账本回去可以查询，都可以查到，是在我们财务胥某某那里，我们公司是有账可以证明的；（货款如何支付给原告的）不清楚，我经手的有给过一次现金，承兑汇票也拿给原告几次，我听说被告郑媛网银转账付款给原告，至于怎么转的我不清楚；（我是）2014年12月底离开公司的，（离开时还有）被告郑媛、胥某某和朱坚玮（在公司）；我还没走的时候就听原告说起，老板将公司转给他了，也没有见老板来办手续……
被告郑媛随后提交了胥某某提供的《从朱光耀进货发客户明细》，该份明细表的时间跨度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5年1月5日，详细记载了期间15笔交易的日期、型号、数量、客户名称。除第一笔交易的明细表记载日期为2014年3月15日，结算表的记载日期为2014年3月16日，最后一笔交易结算表上的货物品种比明细表多之外，两表记载的交易时间笔笔对应且品种、数量基本一致。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结算表、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档案机读材料、两被告的户籍信息，被告提交的上海市个人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核定表、收据存根、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明细表、纳税人基础信息确认表、购销协议书、证人证言，第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本案中的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虽提供了有被告郑媛签名的结算表，但该份结算表中并未写明债权债务双方的名称，仅有被告郑媛的签名，而郑媛又具有第三人上海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因此该签名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是郑媛对个人债务的确认，也可能是郑媛代表第三人对第三人债务的确认。同时，该份结算的书写方式比较特别，郑媛在编号①的内容下签名后，又写下了编号②的内容，造成可以对该份结算表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既可以理解为被告郑媛在确认个人所欠货款后，又确认了欠付房租的事实，也可以理解为被告郑媛同时确认了第三人所欠货款和第三人所欠房租。然而，根据一般规律，两项并列内容统一编号的情况下，两项内容若均省略了主语、宾语，所省略的主语、宾语应该是一致的，也即，若被告郑媛在①确认了个人欠货款之后，确认的②也应当是被告郑媛的个人债务，但被告郑媛与原告朱光耀之间并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因此，相对合理的解释就应该为郑媛确认的①、②两项债务的债务人均为第三人。同时，该种解释与被告郑媛提交的证据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首先，证人胥某某、段某某的证言均直接证明原告主张的债务系第三人的债务，胥某某提供的明细单上的交易记录与原告提供的结算单上的交易记录基本一致，胥某某作为财务更证明了第三人向原告朱光耀转账支付的货款均是通过被告郑媛的账户支付。
其次，2014年11月，第三人与案外人二纺机公司签订了购销协议，买卖的商品与结算表上同期原告供货的内容完全一致，二纺机公司开具的汇票也最终交付给了原告用于支付货款。虽然汇票具有流通性，原告辩称不能排除原告向被告郑媛供货，被告郑媛再向新亿特公司供货，而后新亿特公司再向二纺机公司交货的可能性，但该交易方式虽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在本案中却基本可以排除。原告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系亲属，原告与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同在一套房屋中办公，原告的儿子又在第三人处工作，原告还称向被告郑媛和第三人交付的货物均通过快递送至共同办公地点。因此，除非原告、原告之子以及第三人的工作人员与被告郑媛串通，鲜有让被告郑媛从原告处进货而后再加价转卖给第三人赚取差价的可能性。由此，基本可以断定第三人与案外人二纺机公司之间的该笔购销协议所涉及的货物是被告郑媛作为负责人代表新亿特公司向原告朱光耀购买的，随后被告郑媛又将二纺机公司开具的向第三人支付货款的汇票交付给了原告朱光耀用以支付新亿特公司对朱光耀的欠款。鉴于该笔交易可以判定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因此，结算单上的其余交易也应判定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
以上证据已足以形成证据锁链，证明被告郑媛抗辩的原告主张的债务是第三人的公司债务的事实。
再有，反观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首先，第三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关于该公司并非系争债务的债务人的抗辩本身并不足以被直接采信。其次，第三人称未授权被告郑媛向原告朱光耀采购，但无论原告朱光耀、被告郑媛还是证人证言，均一致表明是由被告郑媛负责为第三人向原告购货。可见，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与现有事实不符。因此，本院对第三人的该份情况说明不予采信。
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系争债务系被告郑媛的个人债务，而被告郑媛提交的证据则足以证明本案系争债务并非其个人债务，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光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57元，减半收取计1，028.50元，由原告朱光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骆恩卿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阮 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