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女，1968年12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边×1，男，1947年7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边×2，女，1952年5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边×3，女，1953年12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边×4，男，1955年4月7日出生。
以上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曹洪军，北京市绅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魏炳庆，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与被上诉人边×1、边×2、边×3、边×4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9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李×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边×1、边×2、边×3、边×4系被扶养人杨××的子女。因边×1、边×2、边×3、边×4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杨××及其妻子张××，自1999年我一直照顾杨××夫妇。张××去世后，杨××于2009年12月4日与我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我对被扶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被扶养人在去世后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赠送给我。
1990年12月10日至2010年7月18日期间，我悉心照顾被扶养人。后被扶养人子女强行将我轰出。2014年3月17日，我去看望杨××时才得知其去世了。被扶养人去世后边×1、边×2、边×3、边×4拒不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于2014年4月3日将房屋过户至边×4名下。为此，我诉至法院要求边×4赔偿房屋折价款855300元，边×1、边×2、边×3承担连带责任。
边×1、边×2、边×3、边×4辩称：李×与杨××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系双务有偿合同。《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遗赠人去世之后转为扶养人的协议。李×有合同权利也应当履行义务，在杨××有生之年履行赡养义务，但是2009年12月4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之后，李×并没有履行扶养义务。
李×在杨××家从事有偿劳务，除了按月领取劳务费之外，杨××及李×的日常开销均由我们承担。李×只是履行了家政服务合同的义务。2010年7月18日，李×离开杨××家，即已经确认终止家政服务合同关系。此后直至杨××去世三年多的时间，李×与杨××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李×并没有按照《遗赠抚养协议》履行义务，其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
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终止了《遗赠抚养协议》的履行。李×2010年7月18日出具收条，确认其工资已经结清无拖欠，在杨××家无任何物品、财产，其离开的行为表示其不愿意履行《遗赠抚养协议》，该协议无履行可能。
涉案房屋性质为杨××与张××的夫妻共同财产，杨××处置房屋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其权利范围。故李×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请求法院驳回李×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边×1、边×2、边×3、边×4系兄弟姐妹关系，其母张××于2001年7月11日去世，其父杨××于2013年9月4日去世。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原登记在杨××名下，为杨××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李×认可该房屋系二人夫妻共同财产，但认为张××去世之后杨××应享有65％以上的份额。
2009年12月4日，李×与杨××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双方约定，杨××将上述房屋在百年后赠与李×；李×应在杨××有生之年对杨××履行赡养义务；李×应在杨××去世后60日内办理赠与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手续，逾期不办视为拒绝遗赠，其遗产可按法定继承处理；李×应当尽职尽责完成对杨××的赡养义务，如未尽职尽责，杨××有权要求李×改正；如连续2个月不尽赡养义务，杨××有权终止协议等。
边×1、边×2、边×3、边×4因对上述《遗赠抚养协议》中杨××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故申请笔迹检验。经法院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中天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103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遗赠抚养协议》中“杨××”的签名为其本人所写。边×4垫付鉴定费15000元。
2010年7月18日，李×签署《收条》，书面确认“工资已全部结清”，“在杨××家无任何个人财产、物品等”，并离开杨××住所。
杨××与张××去世后，边×1、边×2、边×3表示自愿放弃对上述房屋的继承权。2014年4月3日，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至边×4名下。
审理中，经李×申请，法院委托北京东华天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2015年1月14日，鉴定机构作出京东华估（2015）字第301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认定涉案房屋在2014年10月22日评估价格为1333800元。李×垫付鉴定费4600元。
李×证人郭×到庭称：其与李×系朋友，在农科研究院小区门口开店至2011年2月。李×在杨××家做保姆，与杨××系保姆与雇佣者的关系；2010年7月李×离开杨××住所，原因不详。李×提供乔××书面证言，用以证明李×在杨××生前尽心照顾，2010年7月杨××住院时，李×被杨××子女强行赶走，杨××并未撤销遗赠协议等事实。边×1、边×2、边×3、边×4对李×提供的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
边×1、边×2、边×3、边×4提供医疗费单据及李×手写字条，用以证明2010年3月19日至8月杨××住院期间，边×1、边×2、边×3、边×4自费雇佣医院护工进行护理；杨××生活费用由边×1、边×2、边×3、边×4负担的事实。
经询，李×表示，其与杨××并未就家政服务内容进行书面约定，其对杨××的家政服务内容为“做饭、洗衣服、搞卫生”；杨××给其“开工资”，杨××的生活费由其自行负担；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7月18日期间，李×未为杨××负担过任何费用；其所尽赡养义务为“做饭、洗脚、剪指甲、接送等生活起居”。2010年7月18日及之后，李×未向边×1、边×2、边×3、边×4出示《遗赠抚养协议》，亦未要求履行该协议。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本案中，李×与杨××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事实存在。但该协议约定的遗赠标的物为杨××与张××的夫妻共有房屋，该财产在张××去世后并未进行析产继承，故杨××自行在《遗赠抚养协议》中对该房屋进行处分显然依据不足。
李×与杨××于2009年12月4日所签《遗赠抚养协议》中为李×设定的义务，与双方原有的家政服务合同关系间存在一定竞合。李×并未负担杨××的生活及医疗等费用，且杨××对李×劳务支付了报酬。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对杨××履行了赡养义务。而且，2010年7月18日李×离开杨××住所后至杨××去世期间，并未向边×1、边×2、边×3、边×4出示《遗赠抚养协议》，亦未要求履行该协议。故李×在客观上并未按照约定，在杨××有生之年对杨××履行赡养义务，故其要求获得遗赠的合同条件并未成就。
此外，李×与杨××约定，“应在杨××去世后60日内办理赠与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手续，逾期不办视为拒绝遗赠，其遗产可按法定继承处理”。但是自2013年9月杨××去世，直至2014年4月李×方提出本案主张，显然依据约定已经丧失合同权利。综上，李×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称杨××有权在《遗赠抚养协议》中处分涉案房屋，李×对杨××尽了赡养义务，有权依照约定取得相应的财产；2010年7月18日因为边×1、边×2、边×3、边×4原因导致客观上不能履行义务，并非李×不履行义务；2014年3月17日李×去看杨××时才知道杨××已去世，故李×行使权利的时间应从2014年3月17日起算，李×并未丧失合同权利；即使李×未完全履行赡养义务，但李×应就履行义务部分得到补偿。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边×1、边×2、边×3、边×4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无异。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遗赠抚养协议》、《文书鉴定意见书》、《房地产估价报告》、《收条》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要求获得遗赠的条件是否成就。首先，涉案房屋属于杨××与张××的夫妻共同财产，故杨××无权单独处分涉案房屋而将涉案房屋在百年后赠与李×；其次，李×在照顾杨××期间并非无偿照顾，而是按月领取了劳务报酬，其亦未承担赡养杨××的相关费用，与杨××形成家政服务合同关系；再有，李×与杨××2009年12月4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至2010年7月18日不到一年即离开杨××家，不论李×什么原因离开杨××家，实际造成的客观结果为李×并未按协议约定在杨××有生之年对杨××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李×要求获得遗赠的条件并未成就，其主张边×4赔偿房屋折价款855300元或就履行义务部分得到相应补偿，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
综上，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房屋价值评估费4600元，由李×负担（已交纳）；笔迹检验费15000元，由边×4负担（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6177元，由李×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2354元，由李×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贵
代理审判员 江锦莲
代理审判员 张清波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黄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