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11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信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19-9君悦湖滨项目1栋102/103/102-1二B。
法定代表人：舒彭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深辉，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敏，女，198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六合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文，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信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6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信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李深辉，被上诉人戴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文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戴敏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股权置换，即戴敏用其所持南京韦派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派思公司）收购前49%股权置换该公司收购后的40%股权，条件是信优公司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戴敏继续担任培训机构校长，负责日常教学及管理，并长期作为韦派思公司股东。信优公司之所以收购韦派思公司，系因看中戴敏的教学及管理能力，如戴敏不同意继续担任校长，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信优公司不可能收购另一股东汪苇的股份，也不可能将收购后的股权再赠与戴敏。2.一审法院仅根据表面证据认定信优公司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认为赠与前提是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取得韦派思公司股权与事实不符。双方实际均按股权置换的约定履行，戴敏继续担任校长，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直至2016年5月，后其以出国为由提出不再要40%股权，要求信优公司支付股权对价，该公司明确回复可随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同意支付转让款。3.为查清案件事实，信优公司多次要求戴敏到庭，但其始终未到庭，不愿意亲自接受法庭调查和询问，请求二审法院在开庭时要求戴敏到庭陈述情况，以查明案件事实，分清双方责任。
戴敏辩称，同一审意见。
戴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信优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4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戴敏原持有韦派思公司49%股权。2016年3月，戴敏及该公司另一股东汪苇与信优公司签订《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约定将韦派思公司100%股权以29万元对价全部转让给信优公司，信优公司应于2016年3月10日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016年3月18日，戴敏及汪苇分别与信优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信优公司持有韦派思公司100%股权。协议签订后，信优公司因资金紧张，仅支付了汪苇全部股权转让款，尚欠戴敏股权转让款14万元。
信优公司一审辩称，双方并非单纯股权转让关系，实际是戴敏以韦派思公司被收购前49%股权置换收购后该公司40%股权，前提是收购方不向戴敏支付任何股权转让对价。双方确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2016年3月9日还签订《股权赠与协议》，约定信优公司给予戴敏40%韦派思公司股权，故股权置换合意达成在前，《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照顾另一股东汪苇的感受，先由信优公司全资收购，再以赠与形式给予戴敏40%股权。信优公司只同意按双方最初合意给予戴敏韦派思公司40%股权，不同意支付任何对价。戴敏陈述由于信优公司资金短缺未能支付转让款不是事实。请求驳回戴敏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韦派思公司（甲方）与信优公司（乙方）签订《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一份，第一条“转让内容”约定：公司原是由甲方股东汪苇、戴敏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汪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甲方把韦派思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权力机构、工商执照以及章程等相关文件、材料、证件等全部变更、移交至乙方名下，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依法享有韦派思公司100%的股权及对应的股东权利及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第二条“转让价格及付款方式”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公司整体转让价格合计29万元；转让价款由乙方以现金方式全额支付甲方；双方约定该笔款项于2016年3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第六条“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约定：甲乙双方均应遵守本协议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擅自中止履行本协议内容的，应向协议相对方支付中止合同造成的损失赔偿，同时负担守约方由此而支付的全部费用等。”
2016年3月10日，戴敏与信优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戴敏将其持有韦派思公司的股权24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以142100元的价格转让给信优公司，信优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戴敏。同时，汪苇与信优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汪苇将其持有韦派思公司的股权25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以147900元的价格转让给信优公司，信优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汪苇。
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天，韦派思公司即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股东由戴敏和汪苇变更为信优公司。2016年3月14日，信优公司向戴敏转账支付15万元，戴敏将其中147900元转交汪苇，汪苇向信优公司出具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收条；剩余2100元戴敏留作信优公司向其个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016年3月9日，戴敏另与信优公司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一份，约定：信优公司在全额收购韦派思公司完成后的一周内，将韦派思公司的40%股份赠与戴敏，并完成向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相关的行政变更登记手续，并将股权变动情况登载于韦派思公司的股东名册，同时向戴敏出具《出资证明书》。后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戴敏仍在韦派思公司继续工作至2016年6月并领取了相应工资。
一审中，信优公司还提交戴敏2016年4月18日通过QQ邮箱823×××＠ｑｑ.ｃｏｍ发送给信优公司法定代表人舒彭明的邮件“关于韦派思教育退股的请求”，在该邮件中戴敏认可持有韦派思公司40%股权，并申请退股；2016年4月25日戴敏发给舒彭明和信优公司股东陶俊杰的邮件《股权赠与补充协议》，在该邮件中戴敏提出考虑到自身身份问题要求其股权由母亲陈兆红代持。信优公司据此主张戴敏认可其持有韦派思公司40%股权，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股权置换合意而非股权转让。信优公司另提交戴敏离开韦派思公司后剩余课时及课程统计表、相应的教育培训合同复印件，主张戴敏中途离开后，信优公司为了消化余留课时花费成本25358.25元。戴敏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签订的《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戴敏已按约将其持有的韦派思公司49%股权转让给信优公司并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信优公司应按约于2016年3月10日前向戴敏支付股权转让款142100元，但信优公司至今仅支付2100元，尚欠股权转让款14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戴敏主张信优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信优公司辩称双方之间系股权置换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但双方签订的《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和《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对股权置换进行约定；信优公司提供的《股权赠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该协议仅约定信优公司受让韦派思公司的股权后再将其中40%股权赠与戴敏，而赠与的前提应为信优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取得韦派思公司的股权，故信优公司仍需向戴敏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对信优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南京信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戴敏支付股权转让款14万元及利息（该利息以1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信优公司负担（信优公司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已由戴敏预交，信优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此款一并给付戴敏）。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股权赠与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赠与条件：无条件赠与。
二审中，戴敏本人对信优公司一审提交的两份邮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2016年4月25日邮件所附《股权赠与补充协议》未经双方签字盖章，第一条载明，信优公司自愿无条件将所持韦派思公司40%股权无偿赠与戴敏。
信优公司二审陈述，其系通过《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赠与协议》主张双方存在股权置换关系，无其他书面证据证明。
以上事实有《股权赠与协议》、电子邮件及本院笔录为证。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信优公司主张其与戴敏系股权置换而非股权转让关系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戴敏以其与信优公司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为由主张该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此提交了《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韦派思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已完成举证责任，且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戴敏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
信优公司反驳称其与戴敏之间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实际系股权置换关系，且股权置换的条件是无需向戴敏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该公司就此提交了《股权赠与协议》、邮件往来。首先，《股权赠与协议》明确约定系无条件赠与，《公司整体转让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中亦无关于戴敏转让股权的条件约定，上述三份协议均不足以证明信优公司的反驳主张。其次，邮件往来及所附《股权赠与补充协议》只能反映出戴敏曾提出退股及由其母亲代其持有韦派思公司40%股权，该意思表示与《股权赠与协议》相互印证，证明戴敏与信优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赠与合同关系，但不能证明戴敏在邮件中认可双方系股权置换关系。再次，信优公司一审提交的戴敏离开韦派思公司后剩余课时及课程统计表、相应的教育培训合同均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不具有证明效力。另外，信优公司上诉称其基于对戴敏教学及管理能力的信任才收购韦派思公司全部股权并赠与戴敏相应股权，但案涉协议中均无此约定，与信优公司及戴敏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亦无关。
信优公司要求本院通知戴敏到庭陈述情况，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前段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原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本案中，戴敏已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就其诉讼请求提交了相应证据，案件事实可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举证责任分配作出认定，故戴敏并非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当事人，信优公司要求其必须到庭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信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信优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雷
代理审判员 陈宏军
代理审判员 徐岩岩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