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民终25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凤园里8-3-501-504。
法定代表人赵国庆，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兰福全，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云宇，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城乡路39号4幢106室。
法定代表人郝文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一鸣，上海览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8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8日原告受案外人上海顶信膜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信公司）的委托代顶信公司向被告支付20万元。2015年2月2日，被告与顶信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在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成讼。该案件中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案外人顶信公司给付工程款。诉讼中，顶信公司在抗辩中提到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曾代其支付工程款20万元，同时提交了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银行交易清单为证。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以（2015）西民二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关于此20万元做出如下认定：“被告一（顶信公司）2011年8月8日在合同签订前委托案外人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0万元的情况，原告予以否认，就该笔款项支付主体变更一事，被告一也未通知原告，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顶信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30日以（2015）二中民四终字第6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即顶信公司）主张2011年8月8日通过案外人（即原告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即被告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转账支付20万元，被上诉人对于该笔款项作为上诉人的已付款表示不予认可，双方施工协议于2011年10月23日签订，上诉人主张于2011年8月8日通过案外人支付被上诉人20万元，该支付时间不符合双方施工协议的约定，上诉人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是针对涉案工程的付款，因此，本院无法认定该笔款项系案外人代替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后，原告于2015年9月6日以不当得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原告20万元并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1年8月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0万元无事实依据。且原告自付款之日起至本次诉讼前，从未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理由：从2011年7月起，顶信公司与被告磋商合作事宜，双方约定由顶信公司出钱，被告出人成立文化中心项目部承揽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前期运作。原告与顶信公司系关联公司。2011年8月8日顶信公司委托原告向被告账户内汇款20万元，此20万元并非如原告所述是为顶信公司代付被告工程款，而是顶信公司交与被告投入文化中心项目的前期合作费用，且被告已将款项用于项目前期运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收取原告的20万元并非基于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而在被告与顶信公司的诉讼中，被告未如实陈述事实，否认原告受顶信公司委托向其付款的事实，导致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原告2011年8月8日给被告的汇款20万元无法认定系原告代替顶信公司支付的款项的终审判决。被告应就其诉讼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所付20万元因被告在诉讼中的否认已与顶信公司无关，故被告自原告处取得的20万元无合法依据，被告应将该20万元及产生的孳息返还原告，孳息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被告与顶信公司如有其他纠纷，可另行向顶信公司主张。原告在2015年2月被告向顶信公司提起诉讼后，才得知被告否认其代顶信公司付款。且在终审判决后，涉案的20万元的处理结果才可以确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原告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200000元，并自2011年8月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付原告该200000元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交付一审法院。
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以“原告所付20万元因被告在诉讼中的否认已与顶信公司无关，故被告自原告处取得的20万元无合法依据”，判决“被告应将该20万元及产生的孳息返还原告”。对此，上诉人不服。首先，关于顶信公司拖欠上诉人工程款一案，在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的确否认被上诉人于2011年8月8日为顶信公司代付上诉人20万元工程款。但是上诉人并没有否认被上诉人于2011年8月8日给上诉人汇款20万元之事实。并且，涉案20万元是什么性质，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既没有审，更没有否认。一审期间，上诉人说得很清楚，2011年8月8日被上诉人确实给上诉人汇款20万元。但这20万元肯定不是代付上诉人工程款，而是其他项目费用（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前期合作费用）。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明确证实：顶信公司与被上诉人是2011年10月23日才签订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下的部分工程分包合同。但2011年8月8日之时，顶信公司还未能从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处承揽该项目（2011年10月8日才签合同）。既然，连项目还未能承揽，何来支付该项目下部分工程分包合同工程款呢，基于此，在工程款一案，上诉人明确否认被上诉人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代付20万元工程款。其次，上诉人也承认，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工程款一案中，上诉人说得不清楚。但这不是上诉人的错，更不是一审法院判上诉人败诉的理由，经过诉讼，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与顶信公司系关联公司，郝文琦既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又是顶信公司负责人（技术总监），还是法国巴黎（香港）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一直以来跟上诉人进行业务往来，既不是顶信公司，也不是被上诉人，而是郝文琦。至于郝文琦以哪个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合同，上诉人根本没法说清，究竟是顶信公司，还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有业务往来。但是每笔汇款是哪个项目，上诉人当清楚无疑。最后，一审法院对涉案20万元性质未进行实质审理，仅凭对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记载个别语句断章取义，就认定上诉人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依据，也有失公允。对此，上诉人不服。另，一审期间，为查明事实，证明上诉人抗辩理由成立，上诉人书面申请追加顶信公司作为第三人，申请保全顶信公司相关账目，同时，强烈要求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出庭对质。但这些正当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一概置之不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有三：一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二是“造成他人损失”；三是“取得利益与他人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而本案三个构成要件都不符，具体如下：上诉人取得涉案20万元系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的前期合作费用，不再赘言。事实上，这笔费用已用于该项目前期运作，并且全部费用报销凭证，已寄回顶信公司入账。以上事实，顶信公司的该项目驻场代表王春青出庭予以证实。在这种情况之下，上诉人取得涉案20万元，合情合理，于法有据。特别强调的是，被上诉人基于顶信公司的指示向上诉人账户汇款，是其履行与顶信公司之间约定，并不是向上诉人给付，上诉人也未因被上诉人的汇款而获益。另被上诉人并未因汇款遭受损失。被上诉人汇款至上诉人的账户是基于顶信公司指示，一旦汇款完成，在被上诉人与顶信公司之间即存在“资金关系”。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基于“资金关系”，向顶信公司主张权利。另，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因其汇款而遭受损失之事实。被上诉人汇款20万元至被告账户，与上诉人取得涉案20万元，并非基于同一原因事实，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被上诉人汇款20万元至上诉人账户是基于顶信公司的指示，是其履行与顶信公司之间约定，而上诉人取得涉案20万元，则系顶信公司支付其投入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的前期合作费用，两者显非属同一原因事实。若被上诉人因顶信公司的指示汇款而受到损失，其仅能向顶信公司直接求偿，与上诉人无关。即使上诉人与顶信公司之间关于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的前期合作的原因事实不复存在，也是顶信公司直接起诉上诉人不当得利，还款20万元，而非被上诉人，这才符合债的相对性原理。纵观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并没有围绕不当得利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审理，而简单从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断章取义摘抄只言片语，就认定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人依法提出上诉。被上诉人上海顶匠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答辩: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理由：首先，一审法院审理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案的事实在上诉人和顶信公司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明确否认了20万是我们付给他用于交付工程款的。被上诉人付他钱就是为了交付工程款，那么现在上诉人否认我们这个钱，我们钱实实在在给了他，另外又找我们要钱，我们需要把已经给的钱要回来。既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都承认了在另外一个案件中没有老实交代，没有细讲，对虚假陈述就要付出代价。在另外一个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已经明确释明，如果不承认这笔付款的事由是本案中的事由，这个款项就要作为不当得利处理，当时上诉人仍然坚持了他的主张。基于他当时主张合同的时间和付款时间有个错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最后判决顶信公司败诉，但是我们已经给过钱是事实。上诉人说是合作事由，谁主张谁举证，上诉人举不出证据证明有合作事由。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一份一审判决后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郝文琦的电话录音，意在证明20万元系关于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的前期合作方面的费用。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属于新证据，况且，该录音属于偷录，没有征求被录音者的准许，所谈的内容模糊不清。在上诉人整理的谈话录音中，郝文琦也不承认有过20万元的前期合作，因此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根本不能佐证上诉人所要主张的观点。另这份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二审期间上诉人还提交了一份王春青的证明材料，认为此材料，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但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质证，意在证明20万元是关于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的前期合作方面的费用。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王春青的证明材料属于新证据，认为该证据在一审法院已经存在，并且证据都进行了举证质证。且，该证据无论真实性、关联性都是欠缺的、有问题的。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案经本院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打给上诉人的20万元是否属于上诉人不当得利。一审法院依照打款事实、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依照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二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四终字第6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自被上诉人处取得的20万元无合法依据，上诉人应当将该20万元及产生的孳息返还给被上诉人，本院对此予以认可。现上诉人上诉请求，坚持20万元是关于天津文化中心商业体地球厅项目的前期合作方面的费用，虽二审庭审中出示了电话录音，出示了王春青的证明材料，但此两份证明材料，尚不能推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证据。上诉人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天津博斯特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良栋
审 判 员 张秀云
代理审判员 张玉洁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晓乐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