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1民终115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伟，女，汉族，1980年2月8日生，住郑州市金水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进增，男，汉族，1979年7月6日生，住郑州市。
委托代理人：马国杰，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志鹤，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静伟、上诉人刘进增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3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静伟、上诉人刘进增的委托代理人马国杰、刘志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静伟上诉请求：一、维持该判决第一项，撤销该判决的第二项。二、加判刘进增支付欠王静伟款110万元的利息，利率按双方约定的月息2分计算。三、上诉费用由刘进增承担。事实与理由：王静伟与刘进增之间存在是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原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不是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王静伟、刘进增因股权转移引起的争议”，并以此思路作出判决，是对事实定性的错误，依法应给予纠正。一、双方之间的欠款债权债务关系真实。这由刘进增2013年11月16日、2013年11月22日出具的“借据”、“借据附件”、“借据”、“协议”四份书面证据及知情人的证明为证。这是任何人都应当尊重并且也无力改变的事实。二、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做出的“法释（2015）18号”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关系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当事人通过多次沟通、协商、调解，约定王静伟退出郑州卓乐钢琴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乐公司）的经营，其投入公司的一切财产作价110万元，归刘进增所有，算作刘进增对王静伟的借款。刘进增给王静伟出据了借据，还约定了还款期限，后来又约定借款利息的利率，并结算了2013年11月之前的利息，刘进增还向王静伟支付了10万元利息，余款又写了借条。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转换为债权债务关系之后，刘进增已经遵守并履行了部分义务。他们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仅是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也符合法律规定，刘进增已遵守并履行，法院应依法予以认可。二七区法院的“（2016）豫0103民初309号”判决将双方之间存在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又转回到他们先前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定性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三、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仅是真实的、合法的，而且已得到二七区人民法院的认可。2015年春，王静伟就与刘进增之间这一纠纷向二七区人民提起过诉讼。二七区法院作出的“（2015）二七民二初第10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刘进增出具的2个“借据”及“借据附件’’和“协议”4份书证，作为王静伟的证据举证后，二七区法院的这个裁定书认定：“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同一个法院的本次判决应当尊重这个裁定所认定的事实。综上所述，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借款法律关系，是由先前之间合伙经营关系转化而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真实存在的，应依照相关法律和最高人民院的“法释（2015）18号”文件的规定来认定与判决。二七区法院的“（2016）豫0103民初309号”民事判决不支持王静伟关于借款利息的请求是对合法事实的定性错误所致，依法应予以纠正。请求郑州市中院二审判决刘进增偿还王静伟110万元及利息。利率按双方约定的月息2分计算。
刘进增针对王静伟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刘进增与王静伟之间不是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双方系因股权转让引起的纠纷，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因卓乐公司经营亏损，在未对公司资产进行统一清算、评估的情况下，大股东王静伟为了抽逃出资，逃避投资风险，胁迫刘进增出具了《借据》、《借据附件》及相关利息《借据》。《借据﹥签订后，刘进增为减少损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迫不得已又与王静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借据》及附件、《协议》均非刘进增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有效也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因此，刘进增与王静伟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借款法律关系，王静伟依据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要求支付其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二、即使双方于2013年11月22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王静伟的行为也经构成根本违约，《协议》已经依法解除，协议约定的11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应支付。首先、《协议》中明确约定“在约定的还款付息期限内，王静伟不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事务”。但自协议签订至今，卓乐公司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须的手续一直由王静伟持有、控制，对该事实，有王静伟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为证。王静伟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不久即带人将卓乐公司的工厂强制锁门，并赶走工人，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该事实有刘进增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在案佐证。王静伟的上述行为直接导致刘进增既无法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也无法继续经营管理公司，己构成根本违约，同时给刘进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述《协议》系双务合同，王静伟作为合同中先行违约且是根本违约的一方，无权要求刘进增继续履行合同，也无权要求支付其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其次、刘进增于2016年。3月30日依法向王静伟邮寄了《解除协议通知书》，该通知已送达王静伟，王静伟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法定3个月内就合同解除异议起诉，《协议》已依法解除，故一审法院判决刘进增履行协议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因此，刘进增不应再向王静伟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综上，王静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刘进增支付王静伟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判决错误，应予撤销。
刘进增上诉请求：一、撤销判第一项，改判驳回王静伟关于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静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该股权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王静伟在卓乐公司经营亏损且未对公司资产进行统一清算、评估的情况下，为了逃避股东应当承担的投资风险，组织四名黑社会人员胁迫刘进增出具了《借据》、《借据附件》及相关利息《借据》。上述《借据》签订后，刘进增为减少损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迫不得已与王静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故该《协议》并非刘进增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审判决刘进增偿付王静伟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所依据的《协议》已经解除。因王静伟在《协议》签订后不久即带人将卓乐公司的工厂强制锁门，并赶走工人，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该事实有刘进增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在案并且提供了当日的报警笔录。而且，《协议》中明确约定“在约定的还款付息期限内，王静伟不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事务”，但自卓乐公司成立至今，公司的公章、财务印鉴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须的手续一直由王静伟持有、控制（一审庭审中刘进增代理人向王静伟发问，王静伟承认卓乐公司目前的税务零申报和公司年检系其本人办理。）王静伟控制卓乐公司公章及正常经营所需手续拒不与刘进增办理交接，并且带人锁公司门，赶走公司员工，直接导致刘进增无法取得股权，无法取得公司控制权，同时导致公司经营陷入停顿，公司价值大打折扣，截止起诉已经不具有任何市场价值，已构成根本违约。依据我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当事人可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五种法定情形，其中，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单方解除已生效的合同。故2016年3月30日，刘进增依法向王静伟邮寄了《解除协议通知书》，该通知送达王静伟，王静伟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法定3个月就合同解除提起起诉，《协议》已依法解除，故一审法院依据已经解除的《协议》，判决刘进增继续履行协议内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王静伟针对刘进增的上诉答辩称：一、刘进增几次声称其向王静伟出具的借款凭证、协议是受到协迫而成，但却拿不出任何真实证据。在诉讼之前几年间并未向任何部门、任何人反映过，更未向王静伟主张过。是刘进增怠于行使权力吗？不是，是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本次上诉刘进增仍然声称受到协迫，请问有一点事实凭据吗？你有什么权利认定他人是“黑社会人员”？你自2012年2月9日为王静伟出具“借条”后，到2013年11月16日又为王静伟更换了“借据”，出具了“借据附件”；2013年11月22日又出具了“借据”、“协议”。这么长时间内几次出据行为，是如何受到协迫的？能拿出丝毫真实凭据吗？刘进增背着王静伟将公司搬迁，又成立新公司，严重侵害王静伟的合法权益。王静伟到他处讨债，行使的是正当的权利；利息发生争执，经人调解达成一致意见，是正当的行为，何来威胁、强迫？亲手出据欠款凭据，咋会“迫不得己”？一句话，为了赖掉债务，别说无根据的信口开河、满纸荒唐言，就连什么大学生的名声，起码的人品人格就可以不要。二、关于协议的解除问题。合同的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法律对合同解除的行使期限、条件、方式、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不是当事人可以为所欲为，想咋办就咋办，随心所欲的。产生协议几年后的2016年3月30日，你突发奇想，想出了歪点子，企图钻法律的空子，说给王静伟发了解除协议通知书。可你别忘了，这是啥时候了？双方正处于诉讼阶段，有理讲到法庭，有据交到法院，双方的协议效力如何，正在人民法院审理之中，王静伟会理会你的荒唐之举吗？王静伟的意见如何，只能告知法院，不会背着法院再去理会你那画蛇添足的可笑之伎，又咋会对你所谓的解除通知另行提起诉讼呢！双方“协议”中，并没有给王静伟设定什么积极义务，只有“王静伟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事务”这样的一个消极义务。只有刘进增违反了协议的规定，私自搬迁公司，私自转移变卖公司财产。现反称王静伟“已构成根本违约”，真是瞪着眼说瞎话，颠倒黑白。王静伟承认，双方曾约定变更登记应由刘进增进行，王静伟给予协助。恰恰相反，王静伟几次催促办理，刘进增却均不配合。因为双方终结合伙经营后，刘进增又成立了新的公司，他己不需要那块公司的招牌与相关资质、手续了。在王静伟将原公司的经营手续全转交给刘进增后，刘进增又退给了王静伟。究竟为什么，只有刘进增心知肚明！或许这是刘进增为日后赖账设下的圈套。最后，答辩人想心平气和地向刘进增说两句。我们作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不仅受到良好的科学文化知识、道德规范、正确人生观的教育，也受到法律、法治教育的熏陶，都应当珍爱自己，实事求是、善良、守法，谱写好自己人生的篇章，但刘进增的一些做法却使王静伟及同学圈对他深感不可思议。但无论刘进增将法律至于何种位置，王静伟依然相信事实永远是事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任何人都要对自己出具的字据，做出的行为、作出的许诺承担相应的责任。王静伟崇尚法律，相信法制，相信人民法院会依据事实作出公正裁决。
王静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进增偿还欠王静伟款及利息197.1444万元；2、由刘进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底，刘进增与案外人张莉、张新振商定成立卓乐公司，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但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2010年7月1日，张新振、张莉、刘进增、王静伟签订协议书，约定四人合伙经营郑州卓乐钢琴销售有限公司，合伙期限自2008年10月1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止，张新振、张莉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50000元，刘进增以现金＋乐器出资50000元，新合伙人王静伟以现金方式出资150000元于2010年7月1日加入本公司，享有公司股份40%，合同期限至2011年9月30日止；本合伙出资共计人民币300000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同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至时予以返还；允许合伙人转让自己的出资，转让时合伙人有优先受偿权，如转让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等。2010年7月，王静伟、刘进增与案外人张莉、张新振出资成立郑州卓乐钢琴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静伟，注册资本100000元，张莉、张新振、刘进增各出资20000元，各占20%股份；王静伟出资40000元，占40%股份，2010年7月8日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1年10月，张新振、张莉退出该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王静伟，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2年2月19日王静伟和刘进增口头约定把王静伟的股份及所有垫资折价110万元转让给刘进增，同日刘进增给王静伟出具110万元的借据一份。2013年11月16日，刘进增给王静伟出具借据一份，主要内容：今借王静伟人民币1100000元，借款期限两年，时间为2013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16日止，借款人愿意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此项借款的担保，若借款人不能按规定足额还款，借款人愿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3年11月22日王静伟、刘进增签订协议一份，约定：郑州卓乐钢琴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静伟自愿出让其名下所有股权给刘进增，股权折价1100000元，已打借据给王静伟；在约定还款付息期间内，刘进增不得私自转移变更公司财产，保证王静伟利益不受伤害；在约定还款付息期间内，王静伟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事务，如公司搬迁，刘进增须提前告知王静伟；如逾期未还，王静伟有权变卖公司所有资产，充抵债务等。同日，刘进增给王静伟出具借据，内容为：今借王静伟现金197000元，还款日期为2014年4月1日。另外，王静伟、刘进增于当日又签订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6日的借据附件一份，约定110万元本金的利息为月息2分，付息日为每月16日，准时打入出借人指定账户，若借款人两年后不能按借据约定如期足额偿还出借人本金，双方协商可延期还本金，具体还款期限双方协商决定等。当日刘进增支付王静伟10万元。2014年3月11日，王静伟曾向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刘进增作为公司股东将公司资产占据不归还公司，该局对王静伟、刘进增进行了询问，后该局告知王静伟其与刘进增的纠纷属于经济纠纷，王静伟应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另查明：2013年5月13日，刘进增在新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孟庄工商所申请成立了新郑市孟庄镇天籁钢琴维修部，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王静伟、刘进增于2013年11月22日签订协议之后，郑州卓乐钢琴销售有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由王静伟保管并负责工商登记年检及纳税申报。一审法院认为，刘进增虽然给王静伟出具有借据，但王静伟并未向刘进增提供借款，因此双方之间不是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王静伟、刘进增系因股权转让引起的争议。双方于2012年2月9日自愿约定将王静伟在郑州卓乐钢琴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份作价110万元转让给刘进增，且刘进增给王静伟出具有借据；因没有支付王静伟上述款项，刘进增于2013年11月16日再次给王静伟出具借据对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进行认可；2013年11月22日双方就股权转让一事又签订一份《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进行确认，因此本院对王静伟、刘进增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予以采信。刘进增负有支付王静伟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王静伟亦负有将其股权转让给刘进增的义务。该股权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刘进增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王静伟股权转让款110万元。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王静伟尚未履行将股权过户给刘进增的义务，故本院对王静伟要求刘进增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扣除已经支付王静伟的10万元，刘进增尚需支付王静伟下余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刘进增主张其受胁迫向王静伟出具借据，但刘进增并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故本院对刘进增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进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王静伟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二、驳回王静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453元，由王静伟承担11064元，由刘进增承担11389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同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证据显示刘进增、王静伟等人曾一起开办卓乐公司，刘进增数次向王静伟出具借据并且事后没有申请撤销。刘进增出具借据的行为表明，他愿意以向王静伟负债的形式受让王静伟卓乐公司的股权，刘进增所称受到胁迫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王静伟庭审中明确表示，只要刘进增履行诺言还款，她愿随时配合刘进增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王静伟上诉请求判令对方支付利息，因本案并非实实在在的借款而是股权转化而来的债务，原审判决不支持利息并非没有道理。综上所述，对刘进增、王静伟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王静伟所交14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其自行负担；上诉人刘进增所交二审受理费13800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建军
审判员 崔凤茹
审判员 陈 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