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18836号
原告孙晶坤，男，1960年2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振玺，北京市汉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
法定代表人杨文侃，总经理。
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永安分公司，住所地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3号。
法定代表人佟晓光，经理。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燕，北京市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欣，女，1958年4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宋子杰，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晶坤与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开发集团）、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永安分公司（以下简称新永安分公司）、李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晶坤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振玺，被告城市开发集团及新永安分公司委托代理人汪春旭、朱燕，被告李欣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子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晶坤诉称：2002年3月，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对原告承租的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号院内北房两间（房号×）进行危旧房改造。危改之前，原告与前妻李金凤于2000年10月20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19号房屋由李金凤与儿子孙政租住，20号房屋由原告租住。危改期间，原告基于已离婚且无另外住房的情况要求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安置住房，但被告新永安分公司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告知原告无单独获得安置住房的权利。最终，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仅安置李金凤、李政住房一套，对原告未予安置住房。2013年7月，原告因申请北京市保障性住房被告知需要提供原有住房拆迁安置情况的证明，在调取承租房屋危改时的档案资料时发现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对原东城区朝内南小街×号院×号房屋拆迁时实际签订有两份《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并分别安置两套住房，对原告所居住的×号房屋的拆迁安置系与被告李欣签订合同并安置三居室一套，该合同中载明应安置人口为“孙晶坤、之父孙国立、之母李永荣、之妻李欣、之子谢媛园。”同时拆迁档案中的《危改区居民户籍调查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中填写“孙晶坤与李金凤于2000年10月20日离婚，2001年7月16日同李欣结婚，李欣带孩子谢媛园并与之父孙国立、之母李永荣一同居住”的内容，并附有一份盖有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的孙晶坤与李欣结婚证复印件，另有一份孙晶坤于2012年4月20日出具给被告李欣的将购房人变更为李欣并委托其办理拆迁安置事宜的《委托书》。原告与被告李欣并不相识亦不存在婚姻关系，原告亦未给被告李欣出具过《委托书》，拆迁档案中的原告签字均为伪造。原告认为，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以欺骗手段剥夺原告的安置住房的权利，被告李欣盗用原告的安置资格，双方签订的《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属无效合同，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与被告李欣于2002年4月20日签订的《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号）无效；2、被告负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城市开发集团辩称：本案拆迁发生在2002年，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被拆迁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安置或回购房屋。原告选择了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已经将安置补偿款91221元支付给原告。原告的权益已经实现。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与被告李欣签订合同是基于拆迁公司报送的资料，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新永安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与被告城市开发集团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李欣辩称：原告在拆迁过程中收到了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并向拆迁单位交付了被拆迁房屋，事实上认可了货币补偿的方式，原告的拆迁利益并未受到损害。被告李欣购买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号楼×单元×号房屋，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被告李欣与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孙晶坤原承租坐落于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院内北房两间（房号×）。2000年10月20日，原告孙晶坤与其妻李金凤经本院调解离婚，坐落于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房号×）由李金凤租住，北房东数第二间（房号×）由原告孙晶坤继续租住。2002年，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在原告孙晶坤承租的房屋范围内进行危旧房改造，当时危旧房改造安置方案有就地安置、货币补偿、异地安置。原告孙晶坤与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委托的拆迁单位达成口头货币补偿协议，原告孙晶坤取得了货币补偿款91221元，并将房屋交付拆迁公司。2002年4月20日，原告孙晶坤前妻李金凤与被告新永安分公司签订《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为李金凤就地安置住房一套。同日，被告李欣与被告新永安分公司签订《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该合同书中甲方为新永安分公司，乙方为李欣。在第二条乙方就地安置情况一栏中写到，乙方在建内地区内（原住房地址南小街×号）有正式住房1间，使用面积9平方米，建筑面积11.97平方米，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孙晶坤、之父孙国立、之母李永荣、之妻李欣、之女谢媛园。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自愿购买建内危改区×号楼×单元×层×号住房。建筑面积83.73平方米。实际购房款155692.6元。被告李欣称协议尾部乙方签字处李欣的签名记不清是李欣本人还是李欣授权丈夫签字，但其他合同内容均系拆迁公司人员填写，被告李欣在签订合同时对于合同内容均不清楚，只是按照拆迁公司人员要求进行签字确认，被告李欣认可该合同的效力。2002年，被告李欣向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交纳了购房款，并于2005年7月7日取得了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号楼×单元×号房屋的所有权证。
庭审中，原告孙晶坤与被告李欣均表示二人并不认识，亦不存在婚姻关系；《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中被安置人口中的之父孙国立、之母李永荣并非原告孙晶坤之父母、亦非被告李欣之父母。被安置人口谢媛园为被告李欣之女。
上述事实，有（2000）东民初字第4271号民事调解书，《关于东城区朝内、建内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的批复》，《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合同编号×），《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拆迁档案，存款凭条，询问笔录，购房发票，房屋所有权证等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依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孙晶坤原承租并居住在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号院×号房屋内，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在多种安置方式中原告孙晶坤选择了货币补偿安置，并领取了拆迁安置款。虽然原告孙晶坤认为其接受该货币补偿是受到误导被迫作出的选择，但被告新永安分公司将补偿款打入了原告孙晶坤的账户上，原告孙晶坤亦将房屋腾空交付拆迁公司进行了拆迁，其行为已经表明其放弃了就地安置。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与被告李欣签订的《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中将孙晶坤、孙国立、李永荣作为应安置人，同时将被告李欣作为孙晶坤之妻，谢媛园作为孙晶坤之女填写显然错误，故被告新永安分公司与被告李欣签订的《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编号×）中填写有孙晶坤及孙国立、李永荣姓名的条款应属无效。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欣与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永安分公司签订的《建内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编号为×）中填写有孙晶坤、孙国立、李永荣姓名的条款无效；
二、驳回原告孙晶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77元，由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永安分公司负担173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李欣负担173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韩晓东
代理审判员 宋 燕
人民陪审员 王东旭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