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初字第06633号
原告方永禄，男，1933年10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丛玉国，北京市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林惠，女，1959年8月7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号。
法定代表人赵春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赵佳，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顺天诚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东里锅炉房北院。
法定代表人于文学，经理。
委托代理人杜绍刚，男，1959年7月27日出生，北京顺天诚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职员。
原告方永禄诉被告周林惠、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李玉斌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杨莹、人民陪审员陈生组成合议庭，追加北京顺天诚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为本案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永禄的委托代理人丛玉国，被告周林惠，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以下简称房管一中心）的委托代理人赵佳，第三人北京顺天诚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顺天诚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杜绍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永禄诉称：被告为原告儿媳。原告原承租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两间（面积18.9平方米）。该房屋于2002年被北京市东城区房地经营管理中心拆迁，拆迁时原告让其大儿子方京津代办所有拆迁手续，拆迁完毕后，安置的北京市朝阳×××号楼×××号房屋也是由方津京一家居住。房屋拆迁时，原告搬到二儿子方京弟家中居住至今。2014年，原告想要办理以房养老，到麦子店街道办事处办理时，才发现房屋拆迁时被告周林惠已经将拆迁安置房屋变更为其名下。后原告到拆迁单位查询，得知周林惠伪造《变更申请》及委托书等，与拆迁单位共同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二被告于2002年5月25日签订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2、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与原告签订北京市朝阳区×××号楼×××号房屋的安置合同；3、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北京市朝阳区×××号楼×××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房屋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周林惠辩称：原告的户籍不在朝阳区×××号楼×××号，而是在朝阳区枣园南里。被告周林惠从1984年与原告儿子方津京结婚就居住在东城区×××号，一直居住到2002年该房屋拆迁。2002年办理购房手续时，为了简化手续，周林惠一人办理了全部购房手续，没有考虑利益问题，原告知道后谴责被告，当时周林惠承认了过错。12年后，原告又将周林惠诉至法院，原告以这种方式解决此事令被告伤心。
被告房管一中心辨称：被告房管一中心有关此次拆迁的资料是由顺天诚中心提供，房管一中心在拆迁过程中没有过错。故被告房管一中心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顺天诚中心述称：周林惠与原告签订了《委托书》，上面有原告的签字及盖章，原告从未对拆迁提出过异议。顺天诚中心的工作人员当时见过承租人，询问过承租人意见，才会与周林惠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没有本人同意不可能签署拆迁安置合同。现距拆迁已经过了12年，原告有异议，应该与周林惠协商。《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如果无效，安置的房屋就有可能收回，故第三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周林惠系原告方永禄的儿媳。被告房管一中心原名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于2011年名称变更为现名称。
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号×××号房屋（使用面积18.9平方米）原系原告方永禄承租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东华门房管所的公房。2002年，被告房管一中心在此地进行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改建项目，委托第三人顺天诚中心具体负责拆迁事宜。在《东城区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入户调查表》中显示，×××号×××号房屋承租人为方永禄，户中人口有方永禄（之公公）、周林惠（户主）、方旭（之孙）、方津京（之子）、高仲璠（之婆婆）。2002年5月21日，周林惠向房管一中心出具《更名申请》，载明”东华门房管所：今有你辖区公有住宅承租方方永禄居住的×××号单元×××号，此房属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改造用地。承租方选择定向安置置业芍药居小区。购置房产的费用由承租人方永禄之儿媳周林惠负担。故申请更名，由方永禄变更为周林惠。望批准为盼”。2002年5月23日，周林惠领走×××号×××号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款362237.8元。2002年5月25日，周林惠向房管一中心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为办理拆迁，委托权限为全权委托周林惠办理，若有任何纠纷与工作组无关”。顺天诚中心在《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改建项目居民安置方案表》中记载”安置组意见：同意安置方案及变更购房人”，房管一中心批准了该方案。
2002年5月25日，房管一中心（甲方）与周林惠（乙方）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合同载明乙方在南池子保护区内（原住房地址×××号）有正式住房2间，使用面积18.9平方米，建筑面积25.14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5人，分别是周林惠、方旭、方永禄、方津京、高仲璠。乙方选择定向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地区建设的定向安置住房，产权按经济适用房产权管理。乙方购买的安置住房为朝阳区×××号楼×××号2居室，建筑面积84.85平方米施工号住房，具体门牌以公安部门确定为准，房价款为人民币147327元。2004年4月15日，房管一中心（甲方）与周林惠（乙方）签订《×××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协议中甲方与《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中之甲方为同一主体，乙方与《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中之乙方为同一主体。《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中有关安置住房为朝阳区×××号楼×××号（施工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朝阳区×××号楼×××号。安置住房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87.27平方米，并根据面积变化约定了购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上述合同签订后，周林惠入住安置住房内。2005年6月29日，周林惠取得北京市朝阳区×××号楼×××号房屋产权证。
庭审中，被告周林惠认可《更名申请》、《授权委托书》及《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款领款凭证》等全部档案中”方永禄”的签名均系周林惠本人书写，《更名申请》中”方永禄”上的手印为周林惠按捺，但称已经将该情况告知方永禄。
就拆迁时房管一中心为何与周林惠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问题，房管一中心称与周林惠签订合同依据的是顺天诚中心提供的《更名申请》及《授权委托书》，拆迁过程中没有与周林惠进行接触，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顺天诚中心称知道×××号×××号房屋的承租人是方永禄，顺天诚中心在入户调查后，就与原告谈拆迁方案，因原告不在被拆迁房屋内居住，原告提出异议写了授权委托书，同意安置周林惠，故顺天诚中心将方案上报。对于《更名申请》及《授权委托书》由谁提供，顺天诚中心称记不清是谁提供，但在拆迁过程中见过原告本人。对于顺天诚中心上报方案后，房管一中心是否找过原告进行核实的问题，房管一中心称未找过原告进行核实。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关于东城区部分区直属事业单位更名的通知》，《更名申请》，《授权委托书》，《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改建项目居民安置方案表》及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周林惠在×××号×××号房屋拆迁过程中，以原告方永禄的名义书写《更名申请》及《授权委托书》，并最终根据该《更名申请》与《授权委托书》与被告房地一中心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购买朝阳区×××号楼×××号房屋。周林惠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房管一中心作为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单位，依据常理分析，其在从事拆迁活动时应首先对被拆迁房屋的拆迁人情况进行审查，而客观上亦应具备相应的审查条件。现房管一中心未经核实，依据《更名申请》与《授权委托书》即与周林惠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缺乏合理性。有鉴于此，原告要求确认周林惠与房管一中心之间签订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及签订合同后要求二被告协助办理产权过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原告的该两项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周林惠与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于二ＯＯ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北京市朝阳区×××号楼×××号房屋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
二、驳回原告方永禄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周林惠、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玉斌
代理审判员 杨 莹
人民陪审员 陈 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