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仓民初字第3105号
原告陈某一，男，194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原告陈某二，男，194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代理人陈智光、黄松清，福建厦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某三，女，194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顺昌县。
被告陈某四，女，195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
被告陈某五，女，195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曾朝福、薛烨楠（实习），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某一、陈某二与被告陈某三、陈某四、陈某五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一、陈某二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智光、黄松清，被告陈某三、陈某四、陈某五及其委托代理人曾朝福、薛烨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的父亲陈某六原房产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其中平房五间因父亲陈某六经济困难已经在1960年就卖给他人，至今尚存的仅仅剩余平房坐落于安保埕的四间平房。对于父亲陈某六留下的房产除上述安保埕的四间平房外，根据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闽六字第5278号记载，陈某六还有坐落于横龙平房两间。原、被告父亲陈某六及母亲黄某某在1982年3月订立了遗嘱，该遗嘱由陈某六自书，对其拥有的六间平房订立遗嘱进行继承，遗嘱中确定了位于横龙和安保埕的大座大房（包括楼上半楼）、饭厅、厨房计三间由原告陈某一继承；位于横龙和安保埕的大座后房、砖楼楼上及楼下共计三间由原告陈某二继承。该遗嘱并经两见证人进行见证，符合见证遗嘱的要件要求，该遗嘱真实、客观、合法有效。2001年陈某六死亡，2007年黄某某死亡，该遗嘱发生法律效力。根据《继承法》规定，原告对诉争房产享有继承权，三被告对诉争房产不享有继承权利及继承份额。现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位于横龙和安保埕的大座大房（包括楼上半楼）、饭厅、厨房计三间由原告陈某一继承；位于横龙和安保埕的大座后房、砖楼楼上及楼下共计三间由原告陈某二继承；2.确认三被告对上述房产不享有继承权利及继承份额；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一、原告主张“原、被告父亲陈某六及母亲黄某某在1982年3月订立了遗嘱”，三被告不享有继承权利及继承份额，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
根据该份立约书的内容，该份立约书不是遗嘱，应为分家析产协议。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而分家协议的法律性质属于赠与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从原告提供的《立约书》来看：
首先，《立约书》仅从标题的意思理解即为订立协议书，不是立遗嘱；
其次，从《立约书》的内容来看，“现将祖遗房屋立约分配如下：一、大座大房（包括楼上半楼）饭厅、厨房计叁间分配给长男某一。但饭厅及厨房目前由两老使用，安待两老百岁之后归某一应用。”“二、大座后方、砖楼楼上及楼下共计叁间分配给次男某二。但砖楼楼上房间目前由两老居住，应待两老百岁之后归某二应用。”这些内容体现了立约人陈某六、黄某某在生前就将祖遗房屋做了分割，分配给原告两人使用，而不是体现立约人陈某六、黄某某在其百年后将祖遗房屋由原告两人继承。至于《立约书》约定的因目前两老尚在，分配给原告陈某一的饭厅及厨房，以及分配给原告陈某二的砖楼楼上房间暂时归两老使用，待两老百年之后再由原告陈某一、陈某二使用。这只是说明了虽然饭厅及厨房、砖楼楼上房间已经分配给了原告陈某一、陈某二使用，但因目前两老仍在世，两老还需使用，两原告暂时还不能使用上述房屋，要待两老百年后再由原告使用。这也说明两老在百年后只是将饭厅、厨房和砖楼楼上房间的使用权移转而不是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移转给原告，也充分说明《立约书》是一份分家析产协议，而不是遗嘱。
其三，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即遗嘱是基于遗嘱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分家协议则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后，协议才发生效力。而该份立约书中既有立约人签字，又有受约人陈某一、陈某二签字，这也充分说明《立约书》是一份分家析产协议书，若该份《立约书》为原告所主张的自书遗嘱，则只需要立约人签字就可以了，不需要双方合意签字。
最后，所谓分家是将一个较大的家庭根据分家意向而分成两个以上的家庭，根据《立约书》“位于半楼楼上的谷仓应由某二移走”“使用时楼梯应由某二拆移往砖楼楼下房间内作为上楼通道之用。位于楼下房间与某一厨房隔界的门户应堵塞，某二应由砖楼楼下自己房间出入”等内容，可以看出该立约书已约定原告陈某一、陈某二分成两个家庭生活，不再以一个大家庭共同生活。这也说明该份立约书不是遗嘱应为分家协议。
二、该《立约书》的真实性存在疑点，两原告以《立约书》的内容主张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继承权不能成立。
首先，原、被告母亲黄某某的签名是由陈某六代签的，无法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其不会写字也可以在别人代签位置摁手印，以表示其同意订立该《立约书》，但是黄某某没有在该份立约书上签字或在别人代签的名字上摁指印，这就难以证明《立约书》是体现黄某某真实意思的表示。
其次，《立约书》中所有在列人的签名笔迹和字体完全一致，所有签名者的“陈”字均是一个笔迹，一模一样，因此，这些所谓的见证人当时应当都不在场。若当时这些见证人都在场完全可以自己亲自签名，何需他人代劳？因此，这份《立约书》应当是伪造的。
第三，根据原告提供的见证人陈炳畴的身份证，见证人陈炳筹应为陈炳畴，作为见证人本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见证人陈炳畴的曾用名为陈炳筹。并且立约书中陈炳畴签字的笔迹与原告提交的关于陈某六订立遗嘱的情况证明中陈炳畴的签字笔迹也不相同，明显不是陈炳畴所签。
第四，根据《立约书》中约定“位于半楼楼上的谷仓应由某二移走”；“使用时楼梯应由某二拆移往砖楼楼下房间内作为上楼通道之用；位于楼下房间与某一厨房隔界的门户应堵塞，某二应由砖楼楼下自己房间出入”等内容，可以看出原告陈某二应将位于半楼楼上的谷仓移走，应将楼梯拆移往砖楼楼下房间内位于楼下房间，将与原告陈某一厨房隔界的门户应堵塞，但是根据讼争房屋目前的现状可以看出这些约定都没有实际履行。《立约书》的法律性质为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原、被告的父亲陈某六于2001年11月19日去世，《立约书》写于1982年3月，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原告及其父亲均没有按照《立约书》的约定来实际履行该《立约书》，也没有办理房屋过户登记，该赠与祖遗房产的行为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若该《立约书》为原、被告父亲陈某六、母亲黄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原告及父亲应会按照《立约书》的约定来实际履行，但是双方均没有实际履行，而这明显会对原告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因此，该份《立约书》因没有实际履行而无法体现是原告及父亲陈某六、母亲黄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可能是原告伪造的。
最后，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立约书》是陈某六自书的，因此不能排除《立约书》是假借陈某六名义伪造的。
综上，《立约书》的真实性存疑，赠与祖遗房屋的行为也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三、讼争房屋在土改时已由政府进行确权，按土改时的政策，讼争房屋应属于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因此，即使《立约书》是真实的，由于讼争房屋是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原、被告父亲陈某六在未征得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共有财产做了分割赠与两原告所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该《立约书》应为无效，两原告以《立约书》约定主张享有全部讼争房屋继承权不能成立。
1、该讼争房屋虽然是祖遗房屋，但于1952年2月土地改革时确权并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有陈某六、金煊母（即蔡玉英，陈某六母亲）、金煊嫂（即黄某某，陈某六妻子）、陈道明（即陈某二）、陈道鑑（即陈某一）、陈淑馨（即陈某三）名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法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53）：“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的规定，很明显陈某六、金煊母（即蔡玉英，陈某六母亲）、金煊嫂（即黄某某，陈某六妻子）、陈道明（即陈某二）、陈道鑑（即陈某一）、陈淑馨（即陈某三）具有讼争房产的所有权。
2、被告陈某四、陈某五为陈某六与黄某某女儿，被告陈某四于1952年12月1日出生，被告陈某五于1954年1月19日出生。根据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及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对土改已确权的房屋，一般应以确定的产权为准，由参加土改的家庭成员进行析产，其中被继承人应得的份额属于遗产。本案讼争的房屋系祖遗房产，土改时没有变动。马海庆土改后不久被收养，以后对该房屋长期进行了使用和管理。根据此案具体情况，可按马家参加土改的人口加上养子共六人先行析产，然后确定马希良夫妇的遗产数额”精神，鉴于本案被告陈某四、陈某五系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且讼争房系祖遗房产，土改时没有发生变动，被告陈某四、陈某五出生后长期居住、管理使用该讼争房屋，因此，在分家析产时被告陈某四、陈某五也可以参加分割该祖遗房产。因此，该讼争房屋应为陈某六、金煊母（即蔡玉英，陈某六母亲）、金煊嫂（即黄某某，陈某六妻子）、原告陈道明（即陈某二）、原告陈道鑑（即陈某一）、被告陈淑馨（即陈某三）、被告陈某四、陈某五共同共有。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所有权”及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原、被告父亲陈某六于1982年3月擅自以夫妻名义书写立约书时并未对该讼争房屋进行分家析产，在未征得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房屋进行分割，分配给原告陈某一、陈某二所有，这明显违反了合同法以及物权法的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立约书》无效。鉴于父母陈某六、黄某某没有留下法定遗嘱，因此，父母陈某六、黄某某所享有的讼争房产份额应由两原告和被告共同继承，两原告不能根据《立约书》的约定，来主张继承全部讼争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本案讼争房屋系家庭成员的共同共有房产。本案应当先行对讼争房屋进行析产后，对被继承人陈某六、黄某某应得的份额进行继承。由于被继承人陈某六、黄某某生前没有留下法定遗嘱，其享有的讼争房产份额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原告以《立约书》作为主张享有讼争房屋的全部继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被告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本案房屋的历史形成事实及实际情况依法予以分割、确认。
庭审过程中，原告陈某一、陈某二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A1.立约书，证明原、被告父亲陈某六及母亲黄某某身前立下遗嘱，将财产由陈某一、陈某二继承；
A2.关于陈某六订立遗嘱的情况证明，证明黄某某不识字及立遗嘱的过程真实合法有效；
A3.查询档案证明，证明原、被告的家庭关系；
A4.陈某一、陈某二、陈某三等三人曾用名证明，证明原告陈某二曾用名陈道明、原告陈某一曾用名陈道鑑、被告陈某三曾用名陈淑馨；
A5.陈某三身份证明，证明陈某三系陈某六、黄某某的长女；
A6.死亡户口注销单，证明陈某六及黄某某的死亡日期；
A7.陈某六、黄某某双方父母死亡证明，证明陈某六、黄某某父母的死亡日期；
A8.房产平面图，证明诉争房产的结构；
A9.土地房产所有权证（闽六字第5221、5278号），证明诉争房产系陈某六所有；
A10.土地证，证明只有分田地时才和人口有关，故诉争房产系陈某六所有；
A11.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横龙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和黄某某堂姐的证明，证明黄某某不识字；
A12.证明，证明诉争房产由两原告使用管理并出资维修；
A13.陈炳畴的身份证明，证明遗嘱上的见证人陈炳畴即为陈炳筹。
被告陈某三、陈某四、陈某五对原告提交证据的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A1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立约书无法证明系陈某六、黄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某某的签名不是其亲笔签名，且未盖手印。立约书上见证人、黄某某等的字迹均不是亲笔签名，见证人名字也有差错，更可以说明见证人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立约书从内容及名称上看，性质是分家析产，不是遗嘱的性质，且该立约书也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权利，该立约书无效。即使立约书是真实的，也是无效的，诉争房产系共有房产。证据A2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证人未到庭作证，是否证人所签，无法确认。从内容上看，该证明与立约书的见证人名字和签名均不同，故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A3、A4、A5、A6、A7的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A8是原告单方制作，对诉争房产的结构无异议。证据A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是六人共有财产，不能证明是陈某六的个人财产。证据A10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明上的人口上写的是六人，按家庭人口数，诉争房产系六人共有。证据A11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除了加盖公章外，还需出具证明的证明人签名确认，故该证明虽然有村委会的公章，但除了加盖公章外，却没有出具证明的证明人签名确认，并出庭作证，故即便加盖了公章，但违反了民诉法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且证明上的证明人均无相关身份信息，无法确定真实性。黄某某是否识字与本案无关，即使黄某某不识字，也可以盖手印。证据A12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除了加盖公章外，还需出具证明的证明人签名确认，故该证明虽然有村委会的公章，但除了加盖公章外，却没有出具证明的证明人签名确认，并出庭作证。且诉争房产实际无人居住使用。证据A13真实性、证明对象无异议。
被告陈某三、陈某四、陈某五未提交证据。
本庭出示证据：B1.调查笔录（陈炳畴）；B2.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征收补偿费和购房计算单；B3.具结书；B4.土地房产所有证及存根；B5.房屋平面图。
原告陈某一、陈某二对证据B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其内容中“类似遗嘱”表述不当，该立约书就是遗嘱。证据B2、B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B4中闽六字第5221号的土地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虽然是复印至拆迁办，但其来源有问题，没有原件。且该土地证是原告提供给拆迁办的，实际应以我方提供给法院的土地证为准。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有陈某六、金煊母（即蔡玉英，陈某六母亲）、金煊嫂（即黄某某，陈某六妻子）、陈道明（即陈某二）、陈道鑑（即陈某一）、陈淑馨（即陈某三）名字，即便是真实的，也只是和诉争房产以外的地有关，与诉争房产无关。证据B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补充说明房屋平面图中标注的S1-15中，与诉争房产有关的是S5、S6、S8、S15。
被告陈某三、陈某四、陈某五对证据B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立约书均是陈某六一人书写，陈炳畴作为见证人，未亲笔签名，且该笔录只是孤证，无法体现客观事实。证据B2-B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和具结书中的陈淑馨（即陈某三）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证据B4中闽六字第5221号的土地证真实性无异议，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有陈某六、金煊母（即蔡玉英，陈某六母亲）、金煊嫂（即黄某某，陈某六妻子）、陈道明（即陈某二）、陈道鑑（即陈某一）、陈淑馨（即陈某三），根据当时政策，且结合存根，诉争房产应属于六人共有。闽六字第5278号的土地证系横龙，是三户共有，根据当时政策，陈某六只是作为户主代表，应属于所有户主共有。证据B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三被告对证据A3、A4、A5、A6、A7的真实性与证明对象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证据A1系双方争议的核心内容，以及证据A2、A13、B1，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中作综合认定和阐述；证据A8及证据B5，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A9、A10，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B4，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中作综合认定和阐述；证据A11，被告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事实认定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A12村委会证明，虽然没有出具证明的单位负责人签名，但有加盖村委会的印章，且本院向拆迁部门调取的拆迁协议也是由原告签署，故证据A12可以证明讼争房屋由原告管业使用；证据B2、B3，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立约书”的真实性及性质。
原告主张“立约书”由其父陈某六亲笔书写，并有见证人见证，应属真实有效；被告认为“立约书”所有内容包括签名由同一人书写，真实性存疑。
本院认为，被告对“立约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就“立约书”的笔迹申请鉴定，以证明“立约书”不是其父陈某六亲笔书写，亦无其他证据否定“立约书”的真实性。根据本院向证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即证据B1，证人确认证据A2系其书写。故本院对证据A1、A2、A13、B1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确认“立约书”真实有效。
我国继承法颁布实施于1985年10月，而“立约书”书写于1982年3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背景下，我国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公民的民事法律意识及权利意识相对薄弱，对自书遗嘱所应当具备的内容、形式不尽规范。陈某六在“立约书”中表示将讼争房产分配与两原告，待“两老百岁”之后房产分别归原告陈某一、陈某二“应用”。根据上述文字表述、结合证人证言，并考虑当时的公民传统观念，可以认定”立约书”真实意思表示为陈某六与黄某某夫妻名下的房产由两原告继承。故本院认定“立约书”系陈某六和黄某某的遗嘱。
本案争议焦点二：关于“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房屋的权属。
本院认为，证据B4中的“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系本院复印自拆迁部门对本案讼争房屋进行拆迁过程所建立的档案，“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加盖有福州市档案馆调查材料专用章，故本院确认证据B4真实有效，应当作为定案依据。根据该证据记载：台屿横龙村安保埕平房四间，安保埕平房五间，户主：陈某六，人口：六人，即政府确认陈某六家庭成员六人共同共有该房产。与该“存根”对应的“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陈某六，金煊母，金煊嫂，陈道明，陈道鑑，陈淑馨等六人。原、被告确认陈某六、金煊嫂系其父母，金煊母即陈某六之母亲，陈道明即原告陈某二，陈道鑑即原告陈某一，陈淑馨即被告陈某三；同时确认安保埕的房产至拆迁时仅剩余平房四间，另外五间已出让他人。故本院确认安保埕平房四间属陈某六、黄某某、陈某六之母、陈某一、陈某二、陈某三共有。
关于证据B4中“闽六字第伍弍柒捌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项下房屋的权属。
本院认为，根据“闽六字第伍弍柒捌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台屿村横龙，户主陈某六，人口三户。据此可以确认该土地房屋属于以陈某六为户主之一的三户共同共有。根据土改时的法律政策，是按照家庭人口分配土地房屋，家庭成员均登记为土地房屋的使用人或所有权人。因此，登记在以陈某六为户主名下的房产，应当属其家庭成员共有。其时，地方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审判实务中确定房屋所有权人的重要依据。根据1952年2月“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陈某六当时的家庭成员共六人，均为房屋所有权人；而同样颁发于1952年2月的“闽六字第伍弍柒捌号土地所有证存根”，登记户主为陈某六，虽未体现陈某六家庭成员姓名，但依据“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陈某六家庭成员为六人，据此本院推定“闽六字第伍弍柒捌号土地所有证存根”项下的房屋所有权人与“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一致，即确认横龙的房屋亦属于陈某六、黄某某、陈某六之母、陈某一、陈某二、陈某三共有。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平房二间属陈某六、黄某某、“金煊母”（陈某六之母）、原告陈某一、原告陈某二、被告陈某三共有。陈某六与黄某某系夫妻关系，陈某一、陈某二、陈淑珍系陈某六与黄某某的子女；被告陈某四、陈某五亦系陈某六与黄某某的女儿。1982年3月，陈某六与黄某某订立遗嘱，确定其夫妻去世后所有房产由原告陈某一、陈某二继承。陈某六于2001年去世，黄某某于2007年去世，陈某六与黄某某的父母均先于陈某六、黄某某去世。
另查明，上述房屋均已被拆迁。拆迁前的门牌号码为仓山区23号。经有关部门实地丈量，被拆迁房屋面积共164.65平方米。其中：“闽六字第伍弍弍壹号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被拆迁面积53.6平方米，“闽六字第伍弍柒捌号土地所有证存根”项下被拆迁面积42.47平方米、公共面积31.15平方米，以上被拆迁房屋面积共127.22平方米。其他被拆迁房屋面积37.43平方米。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根据本院上述论证及查明的事实，被拆迁房屋127.22平方米属陈某六、黄某某、“金煊母”、陈某一、陈某二、陈某三共有，即权利人各享有六份之一的权利。1982年3月陈某六与黄某某订立遗嘱，表示所有房产由陈某一、陈某二继承。该遗嘱超出了其权利范围，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权利。因此，该遗嘱属部分有效，即陈某六与黄某某名下的房产可由陈某一、陈某二继承。“金煊母”去世后，其享有的六份之一产权份额由陈某六继承；按照陈某六与黄某某的遗嘱，其夫妻名下的房产由两原告继承，故陈某六与黄某某共同享有的六份之三产权份额由两原告继承；加上两原告各自享有的六份之一，两原告共计享有六份之五的产权份额，余下六份之一系被告陈某三的产权份额。被告陈某四、陈某五不享有继承权或共有权。关于剩余的37.43平方米的拆迁权益，现无证据证明该被拆迁房属于原、被告祖遗财产，亦无证据证明属原、被告共同出资建造。鉴于讼争的所有房屋长期均由原告管业、使用，故37.43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应当归原告享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州市仓山区被拆迁房屋面积127.22平方米，由原告陈某一、原告陈某二共同享有六份之五的权益，由被告陈淑珍享有六份之一的权益；
二、福州市仓山区被拆迁房屋面积37.43平方米的安置权益由原告陈某一、陈某二享有。
诉讼费1350元，由原告负担225元，由被告陈某三负担1125元（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 敏
审 判 员 黄长水
人民陪审员 邓其开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林 娜
附一：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附二：执行申请提示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和其它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