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子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子长民初字第00965号
原告：袁国民，男，1970年11月1日生，汉族，子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明，北京市尚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子长县中医医院，子长县。
法定代表人：强三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金柱，男，1963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子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峰，陕西常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国民诉被告子长县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国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明、被告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金柱、高晓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国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7592元、丧葬费24426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5000元，合计97018元；2.本案鉴定费用及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袁某某之子。2014年4月27日11时30分，袁某某到被告中医院就诊。被告以“水肿待查”收住内科住院治疗。被告在仅做了简单检查后就开始对袁某某输液，至第三瓶时，袁某某出现不能小便的情况；输液至第五瓶时，袁某某出现昏迷。但被告未采取任何紧急抢救措施，强令袁某某家属转院。原告迫于无奈，背起袁某某准备转院，至该院一楼时，袁某某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在对袁某某的诊疗过程中极不负责，未详尽检查，诊断错误，用药错误，违反医疗常规操作规范；在袁某某出现昏迷症状时，未尽抢救义务，致使袁某某在该院住院过程中死亡；被告对袁某某的死亡负有全部责任。袁某某的死亡给原告及家属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诉至法院。
中医院辩称，中医院对袁某某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原则，处置过程不存在医疗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之父袁某某于2014年4月27日以“间断性气短、呼吸困难2年，加重伴全身浮肿1天”之主诉入院。入院初步诊断为：1、冠心病；2、煤肺；3、慢行阻塞性肺病；4、肺源性心脏病，心功能IV级。主管大夫立即告知家属病重，做了部分相关检查后给予低流量吸氧，心电监护，利尿、抗感染、改善微循环，改善心肺功能等对症治疗。经头孢皮试后，11:50开始静滴头孢曲松钠2g,12:00给予静脉注射呋塞米20mg,同时向家属交待病情的严重性，建议其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家属坚持在中医院治疗，拒绝转院。13:00开始静脉滴注左氧氟沙星100ml(0.2g),14:00再次向患者家属（儿子）交待病情，并签了危重病人知情同意书，建议患者到其他医院或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患者家属拒绝到其他医院治疗，坚持在中医院继续治疗。14:16开始静滴丹参30ml,15:00患者气短、气促明显，鼻翼扇动，端坐呼吸。查体：呼吸36次/分，血压160/90mmHg,张口抬肩样呼吸，“三凹征”明显，精神极差，口唇发绀，结膜充血，颈静脉明显怒张，双肺呼吸音粗糙，可闻及广泛干湿啰音，心律绝对不齐，心音强弱不等，三尖瓣区闻及收缩期吹风样杂音，腹膨隆，剑突下轻压痛，肝脏触诊肋下3cm,肠鸣音正常。患者病情危重，主管医师再次向其子交待患者病情，建议转院治疗，原告坚持要在中医院治疗，拒绝转院。中医院继续给予静脉滴注丹参注射液，严密观察生命体征。15:36开始静滴多索茶碱0.2g，16:10左右患者神志欠清，自觉下腹部憋胀不适，头部大汗淋漓，极度烦躁，张口抬肩样呼吸，指脉氧60%，查体：血压140/90mmHg,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广泛干湿啰音及喘鸣音。膀胱充盈明显，给予导尿术导尿。16:25经内科主任李彦忠主治医师查看病人后示：患者病情危重，有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并再次向原告交待病情危重，告诉患者家属“医院现有条件不能更好地抢救患者”，建议患者家属到子长县人民医院治疗，患者家属同意出院，16:50办理出院手续，李彦忠建议使用120急救车，患者家属拒绝，说自己有车，其后患者家属要求停止所有治疗，拔除输液器及导尿管到子长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并有李彦忠护送离院，患者家属将患者背扶离开病房，到医院院落时，患者突然呼吸心跳骤停，主管医生和当班护士立即赶到，护士测血压0/0mmHg,李彦忠主任急让主管医生和护士建立静脉通道抢救，但原告说他父亲已经死亡，不要动了，同时由主管医生呼叫的子长县人民医院的120急救车赶到，给予心肺复苏，静脉注射肾上腺素1mg,做心电图后宣布患者死亡。此时为2014年4月27日下午5时20分左右。2015年1月12日，袁某某的家属来到中医院提出争议，中医院医务科及时与主管医师、科主任、当班护士了解情况，分析讨论病情，第2天给予答复，不是医疗事故。后袁某某家属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延安市医学会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延医鉴［2015］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是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袁某某家属不服该鉴定，又申请省医学会再次鉴定，陕西省医学会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陕医鉴［2015］19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医院处置过程不存在医疗过失。患者死亡系重症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综上，中医院的条件有限，在对袁某某的诊疗过程中已经尽了全力，中医院多次要求原告给袁某某转院，原告不同意转院。中医院在处置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失。患者死亡系重症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中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袁国民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袁某某在被告中医院的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共11页）。用于证明被告对袁某某的检查不到位，没有做必要的检查，诊断有误，用药有误；被告严重违反医疗操作规范，对患者袁某某观察不周，未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未告知患者家属袁某某的病情、治疗措施、并发症，未履行告知义务；对患者出现病情危重时没有给予必要处理措施，在患者出现病情极度危重时，没有给予抢救措施，强制要求患者转院；被告的病历是袁某某死亡后后补的，有多处伪造、篡改及不真实记录。
第二组：延安市医学会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的延医鉴［2015］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一份；陕西省医学会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陕医鉴［2015］19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一份。用于证明本案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两份医疗事故鉴定书都指出被告存在过失行为。
第三组：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陕中金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8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在对袁某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袁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方的过错参与度为20-30%，鉴定费用为10300元。
被告中医院对原告袁国民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方称被告没有做必要的检查，但未明确没有做哪些必要的检查。延安医学会做出的医疗事故鉴定书在分析意见第3条中提出“未进行面罩吸氧及机械通气”，同时在括号内已注明“该院无面罩吸氧及机械通气设备”；两份鉴定书也未提出诊断有误及用药有误；除未提出被告有违反医疗操作规程之处，陕西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还明确提出处置过程不存在医疗过失。原告称被告对患者观察不周未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没有举出相关证据，其所举证据上并不能反映有这种情况。病历中的出院记录上明确记载有“告病重”，因此原告提出被告未告知家属病情不是事实，原告也没有明示其所举证据在哪一部分体现出患者出现病情危重时没有给予必要的措施；袁某某是在办理出院手续，家属要求停止治疗之后，在转院过程中出现极度危重情况的，此时袁某某已不属于被告的住院病人，仓促之间被告的医护人员仍然及时赶到对其采取了抢救措施。原告称病历是患者死亡后后补的，有多处伪造、篡改不是事实，原告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这点。原告称被告诊断错误是断章取义，根据病历中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能够证实中医院无诊断错误；病人在入住中医院两年前一直在子长县人民医院就同一病症多次住院治疗，疗效与日俱减，患者本次发病以来，神智欠清晰，精神极差，短促呼吸，夜间休息差，呈半卧位状，饮食减少，大便干燥，小便不利，一天前气促加重，张口抬肩样呼吸，口唇青紫，全身水肿，颈静脉怒张，肝颈静脉回流征阳性等症状。说明病人在入住中医院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中医院在患者入院后已经告知患者家属四五次患者病重，建议转院，并由患者家属签署了危重病人知情告知书。患者转院系经患者家属同意，并非中医院强制要求转院。中医院病历是原始真实的资料，不存在伪造。在病例中的临时医嘱中心电监测时间与心电检测图时间不符，原因是中医院使用的网络系统是子长县医改办和卫生局安装的HIS系统，中医院系终端用户，该系统存在故障，与实际时间不符。其他病人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中医院无法更改系统时间，但时间误差并不影响患者诊治。被告认为，与陕中金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883号鉴定意见书相比，两次医疗事故鉴定的结论较为客观。
被告中医院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袁某某在中医院的住院病历原件一份（25页）。用于证明：1、病历入院记录部分证明袁某某在入院两年前就已患此病症，子长县人民医院确诊为“冠心病、肺心病”，治疗好转后病情反复发作，逐渐加重。自发病以来，神智欠清，精神极差。2、病历中重危病人知情同意书显示，被告方已告知原告诊断内容、主要治疗措施、预后和需要处理的问题，原告袁国民在该重危病人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按印。3、病历中重症护理记录单证明患者袁某某从入院至出院一直神智欠清，精神极差，患者家属主动要求停止治疗，拔出导尿管，停止输液。
第二组：延安市医学会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的延医鉴［2015］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一份；陕西省医学会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陕医鉴［2015］19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一份。用于证明被告的诊疗活动不存在过错和过失，患者死亡系重症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被告认为应该以陕西省医学会的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为准。
原告袁国民的委托代理人徐秀明对被告中医院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本案是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而非医疗事故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判定过错的依据是司法鉴定机关出具的鉴定结论，故两份医疗事故鉴定书不能作为本案判定过错的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并不能证明医院不承担医疗过错责任。原告方虽然对陕中金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8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医方过错参与度有异议，但因精力和财力，以及时间因素，原告方只得认可该鉴定结论，但请求法院在判决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对医方的过错予以适当上浮。关于鉴定费用的负担，鉴定结论是医方有过错及因果关系，一般应由医方承担全部鉴定费用。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认证：原告提供的11页病历复印件与被告提供的病历原件经核对相一致，原告提供的两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与被告提供的亦相一致，故对原、被告双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陕中金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8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原告申请，法院依据司法鉴定程序委托鉴定，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定为有效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4月27日上午11时30分，原告袁国民带其父袁某某到被告子长县中医医院就诊，该院对袁某某入院西医诊断为：1、冠心病；2、煤肺；3、慢行阻塞性肺病；4、肺源性心脏病，心功能IV级。向袁国民告知袁某某病情及治疗措施、预后和需要处理的问题，袁国民在重危病人知情同意书上签名、按印。当日下午16时50分，袁国民为袁某某办理了出院，准备到子长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17时许，袁国民背负袁某某离开中医院病房，到一楼时，袁某某呼吸、心跳停止，经同时到达的120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中医院对袁某某的出院西医诊断为：1、冠心病；2、煤肺；3、慢行阻塞性肺病；4、肺源性心脏病，心功能IV级；5、急性呼吸衰竭。袁某某于2014年5月6日（农历四月初八）安葬。原告袁国民于2015年1月12日到被告中医院找到院长进行交涉，认为中医院对其父袁某某的死亡负有责任，要求赔偿。次日，该院医务科答复其院的诊疗行为符合操作规程，不构成医疗事故。后原告袁国民申请鉴定，由延安市卫生局于2015年5月4日委托延安市医学会对子长县中医医院对袁某某的诊治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首次鉴定，延安市医学会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延医鉴［2015］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患者死亡系疾病加重所致，与医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失行为无因果关系。根据国务院2002年351号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后原告对该鉴定结论不服，申请再次鉴定，延安市卫生局于2015年7月6日委托陕西省医学会进行再次鉴定。陕西省医学会于2015年8月18日召集医患双方到场，组织了鉴定会，后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陕医鉴［2015］19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患者死亡系重症疾病发展的自然转归。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后原告袁国民于2015年12月3日将被告中医院诉至本院，诉如所请，形成诉讼。在本案于2016年1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申请对中医院医疗行为的过错程度及过错与患者袁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后经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陕中金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8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子长县中医医院在对袁某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袁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方的过错参与度为20-30%。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中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对原告袁国民之父袁某某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被告中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袁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的陕中金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8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子长县中医医院在对袁某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患者袁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方的过错参与度为20-30%。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鉴定意见，被告中医院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在庭审中称对上述鉴定意见中确定的医方过错参与度有异议，请求法院在判决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对医方的过错予以适当上浮。对此，因原告未明确说明其异议的理由，也未举证证明其异议主张，故法院只能在上述鉴定意见确定的医方20-30%的过错程度内确定被告的责任比例，在此基础上上浮该比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称鉴定结论是医方有过错及存在因果关系，主张应由医方承担全部鉴定费用。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有违公平原则，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因患者袁某某出生于1940年1月10日，系子长县，在2014年4月27日死亡时年满74周岁，为农村户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袁某某的死亡赔偿金应为：2015年度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89元×6年=52134元。关于丧葬费，《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袁某某的丧葬费为：2015年度陕西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6896元÷12个月×6个月=28448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袁某某的死亡主要是因为其本身身患重病，经鉴定被告中医院的过错参与度只有20-30%,故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因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票据，故不予支持。综上，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认定为80582元。根据被告的过错参与度20-30%，结合案情，认定被告应赔偿原告上述损失的30%，即24174.60元（80582元×30%）。
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子长县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袁国民24174.60元；
二、驳回原告袁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70元、鉴定费10300元，由原告袁国民负担7609元，被告子长县中医医院负担326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坤森
代理审判员 李卫鹏
人民陪审员 霍海燕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高瑶瑶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