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11民初7703号原告：华阿彩，女，193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原告：姜均凤，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原告：凌旦，男，198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楼杭炜，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余贵，男，1975年12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被告：汪华英，女，197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城中街71号。负责人：翁惠华，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秋婷，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员工。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馆驿后2号万新大厦6楼。负责人：汪建法，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袁航，公司员工。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杭州营业部，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丽水路124号。负责人：陈剑强。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诉被告罗余贵、汪华英、杭州宇添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添运输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郝卫中、杭州汤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氏物流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公司）、周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杭州营业部（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熊永义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之后本案因被告罗余贵涉嫌交通肇事罪中止审理，并在被告罗余贵交通肇事罪的刑事判决生效后依法恢复审理。审理中，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申请撤回对被告宇添运输公司、郝卫中、汤氏物流公司、周峰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于2017年2月20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楼杭炜、被告罗余贵、汪华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秋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本院根据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及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的书面答辩意见，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一、2016年7月22日上午，被告罗余贵驾驶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从杭州市富阳区春建乡驶往西郊半岛，沿320国道外环线由西向东行驶。11时2分许，途经320国道外环线与高泰线交叉路口右转弯时，碰撞沿高泰线由南向北行驶由被告郝卫中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所牵引的浙Ａ×××××号重型厢式半挂车、由被告周峰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和由凌生根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造成周峰、浙Ａ×××××号小型轿车上乘员郑燕芬及周梦洵受伤，凌生根死亡，四车损坏及道路设施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罗余贵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制动性能不合格）且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途经事故叉口时未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而提前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右转弯时未开启右转向信号灯且转弯过程中超速行驶，以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是造成此事故的根本原因。郝卫中虽有交通违法行为，但与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凌生根虽有交通违法行为，但与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周峰、郑燕芬和周梦洵均无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据此，认定罗余贵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郝卫中、凌生根、周峰、郑燕芬和周梦洵均不承担事故的责任。原告华阿彩系受害人凌生根的母亲，原告姜均凤系受害人凌生根的妻子，原告凌旦系受害人凌生根的儿子。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起诉至本院要求判令：1、被告罗余贵、汪华英赔偿原告损失1004333.53元；2、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和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分别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宇添运输公司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因部分赔偿项目发生变化及被告汪华英曾垫付50000元之故，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罗余贵、汪华英赔偿原告损失964610.20元；2、判令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和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分别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二、事故发生时，被告汪华英系被告罗余贵的雇主，事故发生在罗余贵从事雇佣行为期间。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所有人为宇添运输公司，实际车主为被告汪华英。2016年5月8日，宇添运输公司作为投保人为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交强险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5000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就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条款向宇添运输公司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二条“第三者责任保险、汽车损失保险、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共同的责任免除”第二项第（十）小项约定“车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为免责情形。第三条“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范围”第四项第（二）小项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郝卫中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周峰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三、受害人凌生根系杭州市富阳区居民，出生于1961年5月16日。原告华阿彩系受害人凌生根的母亲，也系杭州市富阳区居民，事故发生前由四名子女（凌生根、凌永标、凌银娣、凌春娣）赡养。四、事故发生后，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为受害人凌生根驾驶的雅杰牌电动车支付施救费50元。经杭州诚正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电动车的维修费进行评估，认为电动车损伤严重，需修复更换新件较多，修复成本过高（所需维修成本已经超过车辆原值），如采用修复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无实际修复价值。确定电动车受损价格为2000元。原告为此支付评估费400元。五、另查明，被告罗余贵因本次交通事故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2016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16）浙0111刑初74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罗余贵有期徒刑一年。被告汪华英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向原告支付人民币50000元。本院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有效证据，认定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因其亲属凌生根交通事故死亡导致的合理损失如下：1、丧葬费。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主张25859.50元（51719元÷2），被告罗余贵、汪华英、人寿保险公司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亦属合理，故予认定。2、交通费。本院根据原告处理受害人凌生根丧事的实际，酌情认定800元。3、家属误工费。原告主张2975.70元（141.7元／天·人×3人×7天）尚属合理，本院予以认定。4、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关于赔偿标准问题，受害人凌生根和其母亲华阿彩均系杭州市富阳区居民，本区已于2015年6月30日统一户籍改革，不再区分农业家庭户和非农业家庭户，故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本院根据凌生根死亡时的年龄认定死亡赔偿金944740元（47237元／年×20年）。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根据原告华阿彩的年龄、子女情况认定该项损失37585元（30068元／年×5年÷4）。据此，本院认定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死亡赔偿金982325元（944740元+37585元）。5、电动车损失。本院根据杭州诚正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评估意见认定2000元。6、施救费50元。7、价格评估费。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支出价格评估费400元属实，但该费用系其诉前委托鉴定而产生，属于诉前取证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共计1014010.20元，其中均属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畴的损失1011960.20元，属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范畴的损失2050元。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财产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上述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涉交通事故中，被告罗余贵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告汪华英作为其雇主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鉴于被告罗余贵驾驶的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郝卫中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周峰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的损失应首先由各被告人保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据此，本院根据原告损失与交强险限额之间的关系，认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0元、在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原告1863.64元（2050元×2000／2200），合计111863.64元。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元、在无责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原告93.18元（2050元×100／2200），合计11093.18元。被告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元、在无责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原告93.18元（2050元×100／2200），合计11093.18元。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超出交强险的损失为879960.20元（1014010.20元－111863.64元－11093.18元－11093.18元）。本院根据侵权责任，确定该部分损失由被告汪华英一方承担。关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问题。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保险人就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仅对投保人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本案中，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对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商业三者险的投保人宇添运输公司（系车辆登记所有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汪华英虽系实际车主，但其并非投保人，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其没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本院认定《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的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关于《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二条第二项第（十）小项“车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条款是否适用的问题。原告及被告罗余贵、汪华英均认为不应适用，理由是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检验合格至2017年5月31日，并非条款规定的情形。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理由是事故认定书载明“罗余贵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制动性能不合格）”。本院认为，该条约定的是“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根据文义解释可以推导出此处的检验应系法律规定的检验，即车辆年检，具有事前预防性，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且能够为之。而事故认定书中所载“不符合技术标准（制动性能不合格）”系事故发生之后为查明事故原因对车辆进行鉴定得出的结论，事前难以预见。由此可知，车辆年检与事故发生后对车辆的鉴定并非同一概念。再者，《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系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当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时，应作出有利于对方的解释。据此，本院认定上述免责条款在本案中不适用。关于《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三条第四项第（二）小项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该项约定明确，且驾驶人在从事运输活动时完全可以避免，故在本案中应当予以适用。据此，本院认定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791964.18元（879960.20元×90%）。另外10%的损失计87996.02元（879960.20元×10%）由被告汪华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汪华英已经赔偿50000元，予以扣除后，被告汪华英尚应赔偿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37996.02元（87996.02元－50000元）。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诉讼请求中合法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被告罗余贵、汪华英、人寿保险公司、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的辩解意见部分合理，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华英赔偿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87996.02元，扣除其已经垫付的50000元，尚应赔偿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37996.0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111863.6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791964.1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11093.1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五、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杭州营业部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11093.1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六、驳回原告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46元（预交13839元），减半收取6723元，由被告汪华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熊永义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何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