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83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33号。
法定代表人吴礼康，经理。
委托代理人毛阿馨，北京广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威，男，1991年11月21日出生，北京广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恩科，男，1952年10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祥海，北京市鉴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6）京0102民初3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刘恩科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3年3月，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因拍摄红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局》聘请我担任摄制剧组制片主任。双方签有劳务合同，但文本已丢失，约定劳务费10万元。我尽心尽力履行了电影前期筹备、后期外景拍摄等剧组工作。2013年6月30日，电影拍摄完毕，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未支付我劳务费。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本应在杀青一周内结算服装、道具租赁费等，但因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剧组资金紧张，便由我出面解除此事。2015年3月，因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拖欠劳务费等费用，我无奈向电影《大局》出品方之一贵州省盘县宣传部反映。2015年4月左右，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法定代表人的爱人也即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股东兼电影制片人魏红找到我，称双方可以达成协议解决此事。2015年4月15日，我起草好协议通过QQ传送给魏红，魏红未表态。2015年6月16日，魏红再次找到我要求协商解决，在其车内，魏红称劳务费、服装、道具租赁费等共计10万元协商解决此事。我对此同意，魏红将事先打印好的备忘录、“道歉信”一并交给我，“道歉信”需我签字后报盘县县委宣传部申请拨付电影尾款，故我在两份文件上签字，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出具书面《备忘录》并盖章同意向我支付劳务费及服装、道具租赁费10万元。2015年7月初，我联系盘县县委宣传部的祝副部长，其称魏红已通过微信的形式将“道歉信”发送给他，他已看过并将电影尾款支付给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后我电话联系魏红询问此事，魏红第一次接听电话称不在北京，后一直无法联系。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一直拒不支付我劳务费、服装和道具租赁费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支付我劳务费及服装、道具租赁费100000元；诉讼费由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承担。
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辩称：2013年3月，刘恩科确实在剧组工作，双方没有签订过劳务合同。2013年6月，我中心向刘恩科出具《备忘录》，刘恩科确已提供劳务，备忘录的内容属实，但现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魏红是我中心法定代表人的爱人，确实参加过剧组工作，一直由魏红与刘恩科沟通劳务费的事宜。2015年6月6日，魏红在八一电影厂门口将10万元现金交付给刘恩科，刘恩科向魏红出具收条，我中心已经将上述欠款偿还刘恩科，故不同意刘恩科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恩科、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均认可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拖欠刘恩科劳务费、服装及道具租赁费共计10万元。本案争议焦点为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是否已经履行支付义务。
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主张其已经履行支付义务，其应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为此向法院提交“收条”，并主张在2015年6月6日当天，魏红将10万元现金交付刘恩科，刘恩科向魏红出具“收条”。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作为独立法人，其就向刘恩科支付10万元款项的行为未向法院提交财务账目或转账凭证，亦未就现金支付做出合理解释，法院认为“收条”的证明力并未形成高度盖然性。反观刘恩科的证据，双方虽对备忘录的出具时间存有争议，但即使备忘录系2013年打印，亦不能得出系2013年由魏红交付刘恩科，此其一；其二，两份情况证明均于2016年1月出具，可推之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化服道车间及北京帅克佳佳影视器材租赁有限公司均未收到租赁费用的尾款，且其内容显示备忘录系于2015年6月交付刘恩科，与刘恩科陈述及证人证言一致；其三，电子邮件显示在2015年4月，刘恩科仍与魏红协商劳务费等事宜，可推之此前双方并未就此形成一致意见；其四，“收条”内容涵盖“本人对日前所发信息之不实言论向各方表示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与刘恩科所述实名举报事宜及盘县县委宣传部的回函内容相吻合。据此，法院认为，刘恩科作为反证方，其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力足以使法院就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产生合理怀疑，故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之证据不足以使法院认定其已经支付刘恩科10万元劳务费、服装及道具租赁费。现刘恩科已经履行工作职责，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应向其支付相关报酬。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7月判决：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支付刘恩科劳务费、服装及道具租赁费共计十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不服，以原审法院判决其给付劳务费、服装及道具租赁费错误为由提出上诉，要求本院依法改判。刘恩科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贵州省盘县委员会宣传部及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等共同出资拍摄电影《大局》，因拍摄需要，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聘请刘恩科提供劳务。期间，魏红与刘恩科沟通支付其劳务费等相关事宜。
诉讼中，双方就是否拖欠劳务费等相关费用及是否还款存有争议，刘恩科主张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拖欠其劳务、服装、道具租赁费共计十万元且至今未支付。为此，刘恩科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备忘录，该证据显示如下内容：根据相关协议本“中心”同意就电影《大局》相关事项向刘恩科支付包括刘恩科本人及服装、道具等相关劳务费、租赁费等共计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以下无正文）。落款为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落款时间有修改，其中打印体时间为“二〇一三年六月”，人为将“三”改成“五”。就时间的修改，刘恩科称该备忘录是魏红于2015年6月为解决双方拖欠劳务费的事宜将其事先打印好的文本交给刘恩科签字，刘恩科实际收到日期为2015年6月，故将“三”改成“五”。
2、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化服道车间及北京帅克佳佳影视器材租赁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31日和1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证明两份及上述两个单位的营业执照。该证据显示如下内容：2013年5月，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因投资拍摄电影《大局》，提出向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化服道车间租赁服装，向北京帅克佳佳影视器材租赁有限公司租借道具。因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拍摄资金经费紧张，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通过刘恩科（剧组制片主任，八一厂干部）与该二单位沟通协商优惠，商定租用服装道具租赁费金额40100元和租用道具费金额48000元，先交定金10000元和20000元，待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拍摄资金到位后，支付剩余尾款30100元和28000元。后二单位多次催要余款未果，经贵州省盘县宣传部等部门多次协调，2015年6月，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与刘恩科商定同意支付并开具各项欠款费用备忘录。二单位与刘恩科口头商定，由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向刘恩科交付余款，由刘恩科负责转交给二单位。但至今没有收到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应付的服装租用费余款。
3、电子邮件打印件及协议书打印件。电子邮件显示如下内容：发件人“HA<×××>”于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晚上10:46向“红玫瑰<×××>”发送“你好：协议书书写的比较简单，请你们审定。不妥之处请添加修改。刘恩科”，并附有附件“甲乙协议书”。协议书显示如下内容：甲方（耕石公司）（手写体）乙方：刘恩科。甲乙双方……协议如下：一、甲方承认拍摄电影《大局》时，由乙方办理租用八一电影制片厂化服道车间服装款25000元，减去已付服装款10000元，应付未付服装款15000元；二、甲方承认由乙方办理租用北京帅克佳佳影视器材租赁有限公司的道具款48000元，减去已付道具款20000元，应付未付服装款28000元；3、甲方与乙方签约的工作合同合法有效：应付未付乙方劳务费100000元。上述三项费用合计143000元。上述的有关协议合同已报盘县宣传部。甲方保护乙方的权益要求，同意履行已签订协议。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和盘县宣传部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甲方：耕石公司（手写体）乙方：刘恩科（手写体）2015年4月15日。刘恩科主张红玫瑰×××为魏红的QQ邮箱，双方曾在2015年4月协商解决此事。
4、诉讼中，刘恩科申请证人王×、孙×、李×出庭作证。证人王×称：我是《大局》的现场制片。我一直听刘恩科说大局制片人魏红拖欠刘恩科的钱没有给。2015年4月20日，我与刘恩科继续合作。有一次我和刘恩科去采购，听到魏红给刘恩科打电话，让刘恩科回北京商谈拖欠工资的事，刘恩科在电话中说“我已经提前告诉过你们我这段时间要去外地，要早点找我商谈此事”。刘恩科挂了电话后告诉我，刘恩科给贵州盘县县委打电话，说大局制片人魏红欠刘恩科钱，且找了多次也不给，盘县回复说要见到刘恩科出具的文书，才把剩余的款项打给魏红，魏红就此事也没有理刘恩科。证人孙×称：我参加了大局的拍摄，担任剧务主任。因为片子筹备不到拍摄资金很紧张，此电影与其他电影不一样，违反了常规。其他电影是一成立就签劳务合同，并发放10-30%的佣金，这个电影从成立到拍摄中期，合同一直没签，酬金也一直没发，后经跟投资方导演、制片协商，不发酬金不签合同，摄制组就不工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方才答应给签合同，后各部门开始签合同，签完了也没发酬金，说的是停机前两天发酬金。但是2013年6月29日停机之后，才开始给工作人员发酬金，我的酬金当天拿到了。我知道还是有部分人的酬金没有拿到。证人李×称：我在《大局》剧组担任武术指导。2014年5月，《大局》首映礼在小西天剧场，我看到刘恩科不太高兴，我就问了下，刘恩科说欠的钱没有给。当时拍摄时资金也一直紧缺，拍摄了二十多天，我是十五天就走了，拍摄当中有一段时间罢工了，因为是没签合同也没给钱，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提前走的。
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对刘恩科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认可备忘录的真实性和内容，但系刘恩科修改时间，出具备忘录的时间为2013年6月，故刘恩科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认可情况证明的真实性及内容，备忘录系2013年出具，情况说明书写于2015年，时间不符；认可营业执照的真实性；电子邮件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不认可证明目的，仅是刘恩科单方意思表示，并没有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的回复，且没有发送到魏红在公司的邮箱；证人均与刘恩科有利害关系，真实性均不认可。
诉讼中，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主张刘恩科提交的备忘录形成于2013年6月，刘恩科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此，刘恩科向法院就形成时间提出司法鉴定，后撤回鉴定申请。但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亦认可刘恩科曾向其提供劳务，且已经在2015年6月6日以现金的形式由魏红以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的名义向刘恩科支付劳务费、服装和道具租赁费共计10万元，刘恩科向魏红出具“收条”。为此，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向法院出具“收条”，该证据显示如下内容：“兹收到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就电影《大局》支付的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至此，本人劳务费及涉及本人经手与电影《大局》相关的各项费用（包括服装、道具等）已全部结清，本人对日前所发信息之不实言论向各方表示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上内容为打印体）。本人签字：刘恩科2015年6月6日（手写体）”。刘恩科对“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收条”即为其所称的“道歉信”。刘恩科称之所以书写“道歉信”是因为，电影《大局》系盘县县委宣传部出资拍摄，拍摄完毕后尾款没有支付给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刘恩科因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拖欠劳务费找盘县宣传部反映，并称如果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不支付劳务费将实名举报相关人员。与此同时，因迟迟不支付尾款魏红也找盘县宣传部反映。盘县宣传部要刘恩科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双方劳资问题已经解决，才将剩余尾款打给魏红。故2015年6月16日，魏红找到刘恩科，刘恩科同意协商解决解决，魏红将其事先打印好的备忘录和“道歉信”拿出来要刘恩科签字。但实际魏红此时并没有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刘恩科，且至今没有支付。
经刘恩科申请，法院向贵州省盘县县委宣传部发函调查相关事宜。该司于2016年4月28日回函称：“一、电影《大局》，是北京耕石公司、“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我们联合拍摄的。拍摄中，耕石公司与刘恩科是否存在劳务合作，我们不清楚。但在2015年1月左右，刘恩科曾向我们短信反映，称耕石公司拖欠其劳务费，请求我们协助解决。二、接到刘恩科的短信反映后，我们电话要求耕石公司本着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友好合作的原则，妥善处理一切纠纷，把好事真正办好。三、2015年6月左右，我们收到耕石公司转来的刘恩科的壹拾万元收条彩信（附后），并与刘恩科本人电话核实，确认他们之间的纠纷已解决完毕后，才于2015年7月向耕石公司结清全部尾款。”彩信内容即为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提交的“收条”。
在本院审理期间，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申请证人宋×、周×出庭作证。宋×证明其曾经与魏红一起去给付刘恩科10万元，看到钱就放在车里，刘恩科与魏红在车里说，他就下车了。车里的情况不太清楚，就是看见刘恩科拿着袋子走了，袋子里应该是钱。周×出庭认为刘恩科人品有问题，这10万元就是刘恩科敲诈。但对于是否给付10万元的情况没有看见。刘恩科对宋×、周×的证言均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备忘录、情况证明、营业执照、电子邮件、协议书、收条、回函、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是否履行了给付刘恩科劳务费、服装及道具租赁费共计10万元的支付义务。
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为证明其已履行了支付义务，提交了刘恩科出具的“收条”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但结合刘恩科对于该“收条”的解释与贵州省盘县县委宣传部的回函内容相吻合的情形，以及刘恩科提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化服道车间及北京帅克佳佳影视器材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仅凭该“收条”，难以充分证明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确已履行了给付义务。另，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人证言，亦不能有效证明其已履行了给付义务。同时，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作为独立法人，其就向刘恩科支付10万元款项的行为未提交财务账目或转账凭证，亦未就现金支付做出合理解释。故综合上述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已支付刘恩科10万元劳务费、服装及道具租赁费是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不同意支付上述费用的主张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北京耕石影视文化艺术中心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明磊
审 判 员 何江恒
代理审判员 胡珊珊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