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民再121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牟明江，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启忠，男，1967年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绍龙，男，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远万，男，195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左付恒，男，1985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以上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方平，重庆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卢军，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奉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健，重庆柳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牟明江、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因与被申诉人卢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83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渝检民监[2016]19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2018）渝民抗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刘中华、朱振喜出席法庭。申诉人牟明江以及申诉人牟明江、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方平，被申诉人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有新证据证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83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确有错误。一、新证据表明，原二审民事判决认定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在2010年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先后四次制定《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属事实认定错误。案涉统计表并非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作，只是奉节县煤炭协会对被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进行内部分配及其资金落实情况的统计结果，不是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的行为，而是奉节县煤炭协会的行为。二、原二审判决依据“司法不能干预行政原则”，认为案涉奖励资金的分配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属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及法律关系性质错误。案涉统计表并非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作出，因此也就不能认定案涉转产扶持奖励资金系由奉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进行的分配。奉节县煤炭协会制定案涉统计表及其分配说明的行为并非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其本身并不具有行政属性，不能据此作为案涉煤矿关闭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分配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的依据。本案系民事纠纷，应在综合考量主体矿与参与整合矿的生产规模、资源储量、整合投入、双方协议等情况，结合《奉节县小煤矿整顿关闭扶持奖励办法》（简称《扶持奖励办法》）的规定和精神确定转�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
申诉人牟明江、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在再审中称，二审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编造的。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四份统计表系奉节县煤炭协会制作，并非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作，奉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并没有对奉节县鸿富煤矿（简称鸿富煤矿）和奉节县银洞煤矿（简称银洞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进行分配。《扶持奖励办法》对奖励对象和分配方法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签订的协议表明分配领取款项的前提是双方对扶持奖励资金共有。二审主观臆断，导致判决结果与扶持奖励资金属双方共有的事实不符，与《扶持奖励办法》规定的奖励对象和发放办法原则相对立。并据此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平均分配转产扶持奖励资金。
�申诉人卢军在再审中称，四份统计表是对资金公示表中各煤矿分配资金数额的具体资金落实统计表，对各煤矿应当补偿的数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申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已经撤销，其职能由奉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使，奉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不准确；申诉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原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定的四份统计表违法并对其予以撤销，但终审裁定驳回了其起诉。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煤矿如何分配资金是达成了协议的，申诉人的申诉理由和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应予维持。
2013年3月21日，一审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向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对关闭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平均分割，原告应分得150万元（应分�额200万元，已领取50万元）。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均位于奉节县前进乡银洞村，生产规模均为3万吨∕年，且各自均取得采矿许可证，但目前均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2007年，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根据政府及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整合，将两煤矿整合成银洞煤矿，生产规模为5万吨∕年，其中银洞煤矿为主体矿，鸿富煤矿为参与整合矿。双方于2007年5月28日签订了整合协议，并于协议当日向奉节县小型煤矿整合办公室提交了整合申请书。在整合过程中，两煤矿又以整合后的银洞煤矿的名义与观音沟煤矿等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实施煤矿整合的通知》（渝府发[2007]128号）文件重新整合成奉节县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规模为9万吨∕年。在整合过程中，奉节县人民政府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决定》（渝府发[2009]8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9]28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紧急通知》（渝办发[2009]338号）等文件，于2010年5月20日出台《关于关闭奉节县茶场湾煤矿等29个煤矿的决定》（奉节府发[2010]29号）文件，决定将整合中的银洞煤矿在第三批实施关闭。
2009年12月21日，奉节县煤炭协会向奉节县政府提出奉煤协发（2009）第15号《关于同意县煤工局提出的关矿转产扶持奖励办法的请示》，附件为《扶持奖励办法》，该办法规定的奖励标准为：自愿关闭参与整合的，依据原采矿许可证规模3～5万吨∕年奖励350万元∕矿；决定关闭的主体矿中，凡自愿永久关闭不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100万元；凡关闭后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50万元。后作为主体矿的银洞煤矿选择了自愿关闭参与整合，按照规定应得扶持奖励资金350万元，同时，根据规定，原参与整合的鸿富煤矿无论是否关闭，应再扶持奖励资金50万元。后原、被告双方为如何分配上述资金产生了纠纷。在此后的第一次兑付扶持奖励资金的时候，原告未领到相关资金，在2011年底第二次兑付80万元扶持奖励资金的时候，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就该次即80万元进行分配，即原告领取30万元，被告领取50万元。截止诉讼时，原告承认自己已经领取了50万元，被告承认自己共领取了200万元；尚有150万元未领取。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本案争议的400万元转产扶持奖励资金中的320万元，由原告�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共同享有160万元，由被告卢军享有160万元；二、本案争议的400万元转产扶持奖励资金中的80万元，由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共同享有30万元，由被告卢军享有50万元；三、驳回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减半收取9600元，由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共同负担4800元，由被告卢军负担4800元，被告所负担之金额，限本判决生效之后10日内支付给原告。
牟明江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确认一审原告对第二次兑付的80万元享有40万元。
卢军不服一审判决，亦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本案二审审理中，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重庆市国土局的档案资料共93页，证明整合矿区包含了两个煤矿范围，整合事实成立。2.奉节县煤协2012年2号文件，证明两个煤矿在整合后只有一个名称是银洞煤矿。3.煤协章程，煤协的性质是民间团体，没有制定、解释文件的权利，协会的会员至今未退出。2006年选人后至今未更换会员和增加新会员报民政部门备案。4.煤协2005年16号文件，理事会、理事、秘书长成员名单。5.社团、法人的登记证书。以上5份证据证明奉节县煤炭协会在2013年4月1日有效期已经届满，两个煤矿整合事实成立。另补充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036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高院确认了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420号二审判决，驳回了该案的再审申请；2.从奉�县煤炭协会处复印的2013（11）号文件，证明煤协现在的成员名单，常务理事有15人，但这些名单至今未报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其身份未经确认，这15人中有10人以上涉嫌谋取不正当利益；3.李永才讯问笔录，证明现在煤协会长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煤协会长的地位谋取也是采取的不正当手段；4.梁成的讯问笔录，证明梁成与煤协的有关人员的不正当往来，在煤矿整合过程中，为部分煤矿谋取不正当利益；5.陈刘俊询问笔录，证明奉节县石窖坪煤矿是因为梁成涉嫌犯罪才引起的关闭，以及陈刘俊与梁成之间的重大经济利益关系；6.奉节县矿井统计表，证明本案两个煤矿整合的事实；7.梁成的刑事判决书，证明梁成在煤矿整合过程中收受部分煤矿的贿赂，奉节县煤协的部分成员涉嫌违法的事实。第二组：1-4.梁成的讯问笔录4份；5.徐亚芬笔录5页。以上证据证明煤协成员很多与梁成有不正当利益关系，在整合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部分煤协人员涉嫌犯罪，煤矿资源整合后不能独立经营，本案煤矿整合的事实；6.朱世海的仲裁调解书及档案资料5页；7.原鸿富煤矿与原银洞煤矿在整合后以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义经营（为职工参加社保）证明1页；8.原银洞煤矿与原鸿富煤矿在整合后以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经营证明11页。以上证据证明原鸿富煤矿在与银洞煤矿整合后以众发煤业公司的名义经营。卢军质证后认为：1.档案资料93页，与扶持奖励分配方案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2008年6月份做的资料图，2009年矿区图只有银洞煤矿的拐点坐标，没有鸿富煤矿的。2.2号文件与本案无关。3.煤协章程没有原件的不予认可，内容真实性不清楚，其余4、5份证据也与本案无关。因此无法达到对方认为13号文件没有效力的证�目的，13号文件是被二中院采信的。对补充提交的证据认为：第一组：高院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做证据使用；煤协（2013）11号文件组成人员情况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做证据使用；梁成和李永才、陈刘俊的刑事笔录与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没有联系，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不能作证据使用；矿井汇总统计表也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真实性暂且不谈；梁成的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作证据使用。第二组：梁成的4份笔录作为刑事犯罪的材料，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徐亚芬的笔录也与本案无关，不能采信；朱世海的仲裁调解书与本案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无关；以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义经营的资料因整合根本没成功，与本案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无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鸿富煤矿是独立的。
卢军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09年银洞煤矿的采矿许可证是3万吨，2008年也是3万吨。2.2007年5月28日银洞煤矿整合协议，鸿富煤矿是关闭在后，整合在前。3.2013年第13号奉节县煤炭协会扶持分配协议，该文件是具有专属性和针对性。4.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578号民事判决书，该份生效判决书与本案类似，按各自的金额领取，不予支持李大林的请求，主体矿和关闭矿是不能平均分割的。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质证后认为：1.两个采矿许可证没有异议。2.两个煤矿是资源整合，不影响扶持资金的分配。3.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从3万吨变成5万吨双方地位是平等的。13号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该采信，奉节县煤炭协会在2013年4月1日就已经届满，根据煤协章程的规定，没有制定政策和解释政策的权利，13号文件�有经过煤协章程规定的程序讨论通过，制定程序是不合法的，内容违背法律和行政规章制度的规定。在2013年9月26日，原煤协的成员还没有退出，新的成员还没有登记备案，煤协自身就没有依法年检，所以13号文件不予采信。4.01578号判决与本案没有法律约束，兴和煤矿与本案的情况不一样，本案中双方有整合协议，共同组建了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区成为一个整体，双方平均承担整合费用，同时这个判决正在再审中，卢军出示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本案在二审审理中，法院从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调取了该局2010年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制定的《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四份。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从表上看，关闭煤矿名称是将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矿是列为一个主体，写在那个煤矿名下的金额并不是就是那个煤矿享有，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煤矿两栏中的转产扶持资金应当属于整合煤矿的共同财产。卢军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鸿富煤矿的质证意见提出异议，是煤矿的转产扶持资金，不是公司的转产扶持资金，这些表格可以充分证明转产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是政府行为，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前三次鸿富煤矿是50万元，银洞煤矿是350万元，2014年这次鸿富煤矿增加了50万元，是100万元，银洞煤矿还是350万元，表格前面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领导批示了“经研究按本台帐落实”，也可看出转产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是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的，明确了各是各的。
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卢军对一审判决认定“在2011年底第二次兑付80万元扶持奖励资金的时候，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就该次即80万元进行分配，即原告领取30万，被告领取50万元。”提出异议，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二审查明：奉节县煤炭协会参与了奉节县煤矿关闭、补偿的相关工作，《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办法》是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于2009年12月21日制定，由奉节县煤炭协会于同日报请奉节县人民政府执行。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于2010年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先后制定四份《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其中载明：银洞煤矿应领扶持总额为350万元，鸿富煤矿应领扶持总额原为50万元，后因鸿富煤矿向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承诺永久关闭，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在2014年1月20日的《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中将鸿富煤矿应领扶持总额调整为100万元。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伙协议和本人的陈述，能够证明五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此，牟明江与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四人的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卢军对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2010年5月20日，奉节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关闭奉节县茶场湾煤矿等二十九个煤矿的决定》，决定关闭包括银洞煤矿在内的二十九个煤矿，是奉节县人民政府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决定》（渝府发[2009]8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9]28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紧急通知》（渝办发[2009]338号）等文件，作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为完成整顿关闭任务，作为奉�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于2009年制定了《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办法》，并在2010年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先后四次制定《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明确了对关闭煤矿扶持奖励的标准和每一个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的金额，其中银洞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为350万元，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原为50万元，后因鸿富煤矿申请永久关闭，增加为100万元。因此，应当认定奉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已经对关闭煤矿的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矿，即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进行了分配，奉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每一个关闭煤矿确定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都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依据司法不能干预行政原则，对奉节县人民政府已经确定的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该院不予调整。
三、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2007年5月28日签订的《整合协议》中，仅约定了双方自愿整合成为生产能力达到5万吨/年的煤炭企业，但并没有对整合不成功、煤矿被关闭后政府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分配问题进行约定，之后双方也没有补充协议；对于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向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提交的（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420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0366号民事裁定书，该案的案件事实与本案不同，该案当事人在签订的《整合协议》中，对煤矿整合不成功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此，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主张奉节县人民政府对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应当平均分割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卢军主张按照政府确定的扶持奖励资金金额各自领取所分配�金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四、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1月18日向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提交的协议内容所产生的争议，不影响奉节县人民政府对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已经明确分配的事实的认定；奉节县煤炭协会虽然是民间社团组织，但该会参与了奉节县煤矿关闭补偿的相关工作，该会作出的奉煤协发[2013]13号《关于主体矿与整合关闭矿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说明》，是对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定的《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办法》的补充解释，与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定的《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内容并不矛盾，予以采信；牟明江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对平均分割转产扶持奖励资金有明确约定，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二审查明的新事实，结合二审�调查的新证据和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遂判决：一、撤销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13）奉法民初字第008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150元，牟明江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卢军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共计35050元，由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因小煤矿整顿关闭扶持奖励资金来源部分由政府奖励，部分由煤炭协会筹措，2009年12月16日奉节县煤炭协会召开了第七次理事会议，经过对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提出的《扶持奖励办法（讨论稿）》的讨论，最终形成了《扶持奖励办法》。《扶持奖励办法》规定：“二、资金管理。1.该专项资金由县煤炭产业办专户存储，县煤协、县煤工局、县煤产办三家联合审签后结算�被关闭的主体煤矿（原则上每三个月一次）。2.被关闭主体煤矿要按要求及时关闭到位，由被关闭主体矿统一结算分配到相关受益人。三、奖励标准。……2.自愿关闭参与整合的，依据原采矿许可证规模1-2万吨/年、3-5万/吨每年、6万吨/年及以上的，分别奖励250万元/矿、350万元/矿，450万元/矿。……5.决定关闭的主体矿中，凡资源永久关闭不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100万元；凡关闭后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50万元。”
2011年1月4日，奉节县煤炭协会向奉节县煤矿整顿关闭领导小组提交了《奉节县煤炭行业协会关于奉节县茶场湾煤矿等28个煤矿关闭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公示情况的报告》。报告载明根据《扶持奖励办法》规定的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标准，奉节县煤�协会对《奉节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奉节县茶场湾煤矿等二十九个煤矿的决定》（奉节府发〔2010〕29号文件）中决定关闭的29个煤矿，除因安全事故关闭的一个煤矿外，其余28个关闭煤矿应落实转产扶持奖励资金数额已计算明确，并于2010年12月24日至30日进行了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地点为煤炭产业办、县煤管局、县国土局、县煤协等单位的公众醒目处。公示期除奉节县石场湾二煤矿提交了书面异议申请外，其余27个煤矿对公示的转产扶持奖励数额无异议，按公示结果兑付（详见附表《奉节县2009—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公示表》，简称《公示表》）。根据该《公示表》，银洞煤矿扶持奖励金额为350万元。
为落实《公示表》，奉节县煤炭协会相继公布了《奉节县2009-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主体矿第一次）》；《奉节县2010年�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第二次）》；《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第三次）》；《奉节县2013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表》（简称四份《统计表》）。根据以上四份《统计表》，作为主体矿的银洞煤矿，应领扶持奖励350万元，其中：第一次兑付130万元，第二次兑付50万元，第三次兑付20万元，第四次兑付30万元，余额120万元；作为参与整合矿的鸿富煤矿（永久关闭）应领奖励扶持金额100万元，其中：第二次兑付30万元，第三次兑付10万元，第四次兑付12万元，余额48万元。前述《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方案二（第二次）》于2011年12月28日公布后，银洞煤矿、鸿富煤矿于2012年1月18日共同向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出具函件，其内容如下：“县煤管局：兹有银洞煤矿（系主体矿）、鸿富煤矿（系被整合矿），经双方协商，对本次关矿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问题，同意各自领取所分配的资金，请予拨付。”诉讼中，对上述内容，申诉人牟明江等人称是因双方对分配整个扶持奖励资金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仅就分配80万元这一次（即第二次兑付）作出的约定，该协议只是针对领取80万元这一次，对其余资金，双方没有做出约定；被申诉人卢军则称该协议是针对整个扶持奖励资金的总额分配进行的约定，“本次”是指这次整个关闭煤矿过程。
再审中，申诉人提交了四份证据：1.云阳县人民法院（2015）云法行初字第00062号行政判决书、云阳县人民法院（2015）云法行初字第00062号案件庭审笔录、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2行终98号行政裁定书各一份，拟佐证申诉人牟明江对四份《统计表》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终审认定本案涉及的四份《统计表》的制作不是原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的行为，而是奉节县煤炭协会的行为，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没有对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进行具体分配。2.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2010年29个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工作的纪要》会议纪要一份（2015年1月27日），拟佐证还有待分配的扶持奖励资金。被申诉人质证称，对前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四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审查，前三份证据来源合法，相关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予以采信；第四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本案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牟明江与案外人奉节县兴和煤矿作为原告，以奉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被告，奉节县煤炭协会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制定的四份《统�表》违法，并予以撤销。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定云阳县人民法院受理该案。2013年4月22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了牟明江、奉节县兴和煤矿的起诉。该院二审认为，案涉四份《统计表》只是关闭煤矿对扶持奖励资金内部分配方案及其落实情况统计结果的证据表现形式，因其不是原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的行为，而是奉节县煤炭协会的行为；奉节县煤炭协会属于民间团体，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故四份《统计表》不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该案不属行政审判受案范围。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一致。
本院认为，再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扶持奖励资金400万元应如何分配，其中涉及四份《统计表》能否作为分配依据以及双方是否已经通过协议确定了双方的分配数额两个方面，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评析如下：
关于四份《统计表》的问题。首先，煤矿的关闭与奖励具有较强的行政性和政策性，对被关闭煤矿是否给予奖励、给予多少奖励、奖励如何发放等，均应由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确定。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扶持奖励办法》是案涉煤矿整顿关闭扶持奖励资金分配的政策依据，愿意按其规定遵照执行。其次，根据《扶持奖励办法》“被关闭主体矿按要求及时关闭到位，由被关闭主体矿统一结算分配到相关受益人”的规定，发放的扶持奖励资金涉及主体矿与参与整合矿之间的分配问题，但其具体如何分配《扶持奖励办法》未作出规定。第三，四份《统计表》涉及扶持奖励资金的落实情况，但其系奉节县煤炭协会制作，并非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作，该制作行为并非行政行为，其行为不能视为奉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已经对关闭煤矿的扶持奖励资金在主体矿和参�整合矿之间进行了分配。由此可见，在《扶持奖励办法》确定了关闭煤矿应获得扶持奖励资金数额，且未规定相关款项主体矿与参与整合矿如何进行分配的情形下，因关闭煤矿而获得的扶持奖励资金属于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矿的共有财产，所涉分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奉节县煤炭协会制作的四份《统计表》，除非所涉各方一致同意遵照执行，否则不能作为主体矿与参与整合矿进行扶持奖励资金分配的依据。
关于是否已经协商确定分配数额的问题。鸿富煤矿、银洞煤矿曾经于2012年1月18日共同向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提交过函件，双方均认为该函件系涉及领取扶持奖励资金的协议，分歧在于对协议中“本次”的理解。经查，该协议系在银洞煤矿之前已经领取过一次扶持奖励资金（第一次兑付），且奉节县煤炭协会已经做出《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第二次）》，即将进行扶持奖励资金第二次兑付的背景下签订的，由此可见此前双方当事人对扶持奖励资金的内部分配问题存在分歧，协议中的“本次”宜理解为扶持奖励资金兑付的第二次，故应认定双方对第二次兑付的80万元资金分配达成了协议。因双方在整合期间未曾对各方的投资和收益进行约定，也没有对各自资产进行核定，据此，对其余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问题，可结合关闭前银洞煤矿、鸿富煤矿的生产规模、资源储量等情况进行考量；一审根据本案情况，酌定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按1：1的比例对其余扶持奖励资金进行平均分配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基于再审中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致使查明的案件事实发生变化，原二审判决应予改判；原一审判决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83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奉节县人民法院（2013）奉法民初字第00881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25900元，由卢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华
审判员 宋汀汀
审判员 刘战平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黄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