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北民初字第1666号
原告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瑞凤，董事长。（未出庭）
委托代理人时岩，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边鸿基，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长柱，男，1980年1月7日出生，汉族，北泰联合（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未出庭）
委托代理人沈雁群，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旭然，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泰联合（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长柱，董事长。（未出庭）
委托代理人沈雁群，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旭然，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负责人姚峰，行长。（未出庭）
委托代理人王海，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志成，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未出庭）
第三人天津市北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泽县，董事长。（未出庭）
委托代理人朱蕾，该银行员工。
原告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奥盛鑫公司）与被告孙长柱、被告北泰联合（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泰集团公司）、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及第三人天津市北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辰村镇银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2013年3月28日由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移送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奥盛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时岩、边鸿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长柱未出庭，由其委托代理人沈雁群、王旭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北泰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沈雁群、王旭然、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负责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在本案2013年6月20日及2013年7月30日开庭时未到庭，2013年8月28日及2013年9月11日开庭时，其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朱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津奥盛鑫公司诉称，我公司于2012年2月16日发现我公司是被告北泰集团公司在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联保贷款业务的担保人，担保数额是人民币3000万元，办理公司联保贷款业务的银行是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我公司由于存在高额担保负债，导致2012年2月在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2000万元的贷款未批准放贷。我公司该笔贷款的用途是向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购货款，由于贷款没发放，导致我公司长期无法支付购货款，前期已支付的定金人民币400万元被上述案外人适用定金罚则罚扣。我公司现有与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我方支付定金的凭证、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出具的证明、天津君悦律师事务所发给我公司的律师函、三被告假冒我公司名义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文件交接单、被告孙长柱书写的个人声明及其录音资料等已形成三被告侵权的完整的证明体系，证明三被告的侵权行为与我公司的400万元的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被告孙长柱偷用我公司虚假贷款手续为被告北泰集团公司进行贷款，被告北泰集团公司故意隐瞒贷款情况，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未履行担保人面签及核保程序私自放贷，三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给我公司造成无法挽回的巨额损失。故为了维护我公司的利益，起诉要求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我公司实际损失人民币400万元，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
1.根据被告孙长柱与原告的经理范××2012年2月19日的谈话录音整理的书面资料，内容为“范××：咱们那个，本来不是没有项目给你们光大银行做过担保吗？孙长柱：那个2010年咱们不是往齐鲁那报过。范××：对啊，咱们不是往齐鲁报的嘛，我也没有跟那家跟光大银行做过担保啊？孙长柱：是是是，这事弄拧了。然后，那会儿啊，我让会计往光大壹零年报了一次。报了一次那会儿正好拿房产跟光大做抵押嘛，然后一来二去这就弄拧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事责任在我。然后，看你这边需要贷款或什么，或者需要我怎么配合的的话，我全部配合。还有如果暂时你们那什么的话，可以把房本压给我，我给你们拨钱。范××：现在啊不是这个问题”；
2.被告孙长柱于2012年2月19日出具的个人声明，内容为“关于北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在天津光大银行贷款，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担保事宜，现天津北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进行说明，如若北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对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不利行为，北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对此次对天津北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的担保无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以上两份证据欲证明被告孙长柱与其余二被告以欺诈的方式欺骗原告，利用原告在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办理了贷款业务；
3.原告与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欲证明原告在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贷款2000万元的去向及合同中约定400万元定金的事实；
4.天津农商银行网银业务客户回单、天津农商银行明细账、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往来收据，欲证明原告在2011年11月30日以网银转账的方式向上述案外人转账400万元的事实；
5.加盖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业务拓展部印章的证明，内容为
“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在2012年2月在本银行办理贷款手续，贷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贷款期限叁年，贷款用途购材料等经营使用，全部手续已经递交并通过。但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存在人民币叁仟万的担保负债故未批准放贷，特此证明”，欲证明原告合法申请贷款，因三被告的行为导致该贷款不能批准发放；
6.2012年8月30日天津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原告发出律师函，欲证明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依据合同的约定以定价罚则的方式不再返还原告交纳的定金400万元；
7.《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样本，欲证明三被告假冒原告签订上述保证合同的侵权行为及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和被告北泰集团公司存在真实借款关系的事实；
8.2012年10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业务拓展部的文件交接单，欲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原告向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贷款的去向；
9.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欲证明原告3000万元的担保负债确实存在。
被告北泰集团公司辩称，原告诉请的证据不足，证据链条断裂，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现仅就以下两份最重要的证据驳斥原告的请求。首先，原告曾提供一份第三人业务拓展部出具的书面证据，并以该证据证明因原告为我公司提供担保第三人未能为原告提供2000万元的贷款。经法院调查，第三人相关部门负责人讲，该部门无权代表本单位对外出具证明，也就是说，该份证据被出具人亲自否定，也就应视为没有该份证据。第三人的代理人也当庭表示完全认可法院的调查笔录。因此，原告的所谓证据链在此发生重大断裂，姑且不论该证据能否被采信，从程序上讲原告的主张也因为因果关系这一重要环节证据的缺失而不能得到支持。另外，第三人的代理人也当庭陈述，因当时原告还为其他人提供了1400万元的担保，所以即使原告没有为我公司担保，也不一定能从第三人处得到贷款，这就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都说明原告未能从第三人处取得2000万元的贷款与为我公司提供担保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根据有关行业规定，第三人的贷款条件非常受限，其对同一客户单笔贷款不能超过500万元，也就是说，即使原告确实由于我公司的原因未能从第三人处取得贷款，最多也就是500万元而已。因此，原告的诉请显然是无理取闹。其次，原告诉讼的是由于为我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而引发的纠纷，但原告仅提供了曾为我公司贷款提供保证的证据，这些证据都只是贷款的前期准备工作。保证合同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是以有主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合同，保证合同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原告恰恰提供不出我公司曾经在光大银行天津分行贷过款的任何证据。因为我公司从未在该行贷过款，原告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证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附属合同，只是为了日后的贷款提前准备的，其本身没有任何独立的法律效力，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至于仅仅签订保证合同是否会带来实际的影响，并不是法律评判的范畴，因为只有可能引起法律上认可的权益损失的行为才是法院审理并作出评判的行为。原告的起诉是针对我公司在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的贷款行为，而不是单纯的保证行为，但原告却不能提供我公司在该行贷款的证据，原告的诉讼是建立在假设贷款存在的基础上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北泰集团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及变更名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欲证明被告企业名称变更的情况。
被告孙长柱辩称，我是被告北泰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在办理有关贷款保证的过程中代表的是北泰集团公司，因为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是授信给北泰集团公司，而不是我个人。因此，在此过程中，我的行为都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任何法律后果都只能由北泰集团公司承担，所以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对我个人的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的起诉。
被告孙长柱未提供证据。
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辩称，首先，原告要求侵权赔偿的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关系发生在其与北泰集团公司之间，与我行无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负有提供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责任，而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所指的“经济损失”400万元与我行存在任何关联性。相反却证实其所谓被罚没的定金400万元是由于其在不具备客观的和现实的支付货款能力的前提下，盲目订立合同且在履行中疏于尽责履行合同义务，以懈怠疏忽的心态放任违约事由发生而造成的，原告具有明显的过错。原告对所谓经济损失的形成和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原告作为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应当知道在不具有付款能力的前提下签订了经济合同会产生的违约赔偿后果，且其也应当知道向银行申请贷款存在不被批准的可能，而只要具有不被批准的可能性，原告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原告就不应盲目签订经济合同。本案中，原告所谓的经济损失与我行无任何关联。其次，原告同我行之间存在的保证合同关系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原告同我行之间的保证合同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亲笔所签并加盖公章，且我行的工作人员已完全履行了面签面核责任，原告提供的保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要求，合法有效，且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如果认为其对保证合同存在异议，应依据其与我行之间存在的保证合同关系另案解决，本案中不应涉及。特别是在第一次庭审中，审判法官已依据法律规定向原告作出了请求权某合的释明，而原告明确表示其诉请为侵权赔偿之诉，而不是以合同之诉提起诉讼，故本案中原告诉请的法律关系依据的不是保证合同，那么原告同我行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即保证合同关系在本案中就不存在任何争议，也即双方不存在权利义务的争议，不存在争议就意味着不存在过错，根据无过错不赔偿的原则，原告便无权向我行主张赔偿的权利，我行亦不负有赔偿的义务。三、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根据民法原理，损害赔偿有以下四个构成要件，且缺一不可。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本案中，我行接受原告提供的保证应属合法行为，不具有丝毫的违法性，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400万元同其向我行出具保证的行为之间不存在逻辑上充分必要的因果关系，即提供保证不必然一定会发生经济损失。我行接受保证是一种合法行为，亦是一种权利，该权利是依据双方之间订立的保证合同而取得的，我行在合同订立及履行中均不存在过错。因此，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侵权赔偿的构成要件，无权向我行主张赔偿要求。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典型的滥用诉权，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提供了下列证据：
1.被告北泰集团公司与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GS伍综2010035的《综合授信协议》，欲证明该行只是向被告北泰集团公司提供了一笔3000万元的最高额授信；
2.编号为GS伍高保201003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欲证明该合同是原告与该行签订的；
3.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的对公对账单，欲证明被告北泰集团公司并未在该行贷款3000万元。
本案2013年8月28日开庭时，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将包括上述证据1及证据2在内的该笔综合授信业务的卷宗原件带到法庭由各方质证。
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述称，原告于2012年2月向我行申请过一笔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用途是申请购买原材料，在贷前调查时，我行查询了原告的征信报告，发现原告有一笔3000万元的担保负债，对外担保太多，其借款加上对外担保已超过其偿还能力，不符合我行贷款条件，因此还没有上审贷会就没有批准原告的贷款申请，并将相关材料全部退还给了原告。对于原告的贷款申请，我行是一层层审查，审查到原告的偿债能力时，就不符合我行的要求，之后的程序就未再进行。对于原告的贷款申请我行是否批准，对外担保过多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对于原告提交的加盖我行业务拓展部印鉴的证明，该印鉴只是我行内部部门用章，对外不能代表我行。我行认为本案与我行无关，不应追加我行为第三人。
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北泰集团公司原名称为天津北泰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2年4月13日核准其变更为现名称，并于2013年4月26日向其颁发了变更名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告孙长柱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原名称为天津市北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现名称。
原告于2011年11月20日与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其向该公司购买二级螺纹及线材，总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并应于2011年11月30日前向该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400万元，否则合同不生效，提货方式为原告按钢材总金额（扣除定金人民币400万元）先汇款后提货，原告须在2012年2月28日前提货，原告逾期付款，其已交纳的定金该公司有权依照定金罚则罚没。同时，合同还对质量标准及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1年11月30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给该公司人民币400万元。该公司于同日出具天津市企业单位往来收据，记载收到原告交来购买钢材定金400万元。原告于2012年2月4日向第三人北辰村镇银行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的贷款，但由于其存在高额担保负债未获批准。2012年8月30日，天津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任某以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记载“2012年2月初，贵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并没有在我公司进行提货，经我公司多次催促，贵公司一直未在我公司提货，也未向我公司支付剩余钢材款项，故依据双方合同约定，贵公司迟延履行合同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故我公司特向贵公司发出函告：1、解除2011年11月20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2、贵公司2011年11月30日向我公司支付的定金400万元，我公司依据定金罚则不再退还贵公司”。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2012年10月10日，第三人将原告申请贷款的相关资料退还给原告。
另查，2010年10月27日，被告北泰集团公司（甲方）与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乙方）签订编号为GS伍综2010035的《综合授信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有效使用期限为2010年10月28日至2011年10月27日，担保方式为1、保证人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天津中创伟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孙长柱与乙方签订编号为GS伍高保2010030、GS伍高保2010029、GS伍高保2010031《最高额保证合同》；2、抵押人孙长柱与乙方签订编号为GS伍抵2010015、GS伍抵2010016《最高额抵押合同》。
再查，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提交的编号为GS伍高保201003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记载，该合同保证人为原告，授信人为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合同签订日期为2010年10月27日，合同约定为确保2010年10月27日被告北泰集团公司（受信人）与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的上述《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保证人愿意向授信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受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人民币3000万元。合同第9页分别加盖了原告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瑞凤的人名章，以及被告的合同专用章及其负责人姚峰的人名章。原告因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产生的担保金额3000万元在原告的企业基本信息报告“当前对外担保信息”项下有记载。
庭审中，原告对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提交的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第9页上加盖的该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李瑞凤”的人名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提交的该笔综合授信业务的卷宗原件中包括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签字样本上“李瑞凤”及“夏×”的签字，认为是复印后加盖的原告公章，因为股东会签字样本页的内容与前面没有关联。对股东会及股东签字样本上加盖的原告的公章，原告认为从公章的表面不能否认不是原告的，但不能说明是何时所盖，同时结合其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原告认为股东会决议及股东会签字样本中两位股东的签字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第9页上加盖的该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李瑞凤”的人名章均是从该公司2010年左右为被告北泰集团公司在齐鲁银行提供担保的材料中移花接木过来的。同时原告认为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签字样本复印件上均未注明日期，而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提交的原件中却注明了日期，是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添加增补的内容，且股东会决议中内容的字体与其他文字的字体差异巨大，应该是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后期补印上的，因此上述证据系虚假证据，并且《最高额保证合同》未加盖原告的骑缝章，因此对该合同前8页的真实性有异议。对于原告提交的加盖第三人业务拓展部印章的证明，三被告认为由于该证明加盖的是第三人内部部门的印章，对外不能起到证明的效力，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本院对其所做的调查笔录中，第三人表示由于该证明加盖的是该行内部部门用章，因此对外不能代表该行。被告孙长柱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表示不知此事；对证据2，表示确实是其本人所写，但想不起是在何时所写，因为其中的一些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写的。
本案在北辰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原告申请追加光大银行天津分行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被告北泰集团公司申请追加北辰村镇银行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现原告以诉称理由起诉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其公司实际损失人民币400万元，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三被告以辩称理由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认为该案与其无关。案经调解，未获协议。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书证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原告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瑞凤”的人名章及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样本上加盖的原告的公章及其股东“李瑞凤”“夏×”的签字，原告对其真实性并未否认，但表示上述印章及签字均是自该公司给被告北泰集团公司在齐鲁银行提供担保的材料中移花接木过来的。原告对其上述陈述所提交的证据仅是被告孙长柱的谈话录音及孙长柱书写的个人声明，但由于被告孙长柱并非《最高额保证合同》主体的任何一方，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达到证明该《最高额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及股东签字样本存在“移花接木”问题的证明效力，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陈述不予采信。原告对其所述股东会决议中内容部分的字体系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后期补印一节，未能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所述股东会决议及股东签字样本原件存在后添加日期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未加盖原告骑缝章的问题，均不能否定上述证据记载的内容，且原告对上述证据的印章及签名的真实性亦未否认，因此对原告所述上述证据系虚假证据一节，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系原告与被告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所签，股东会决议及股东签字样本是真实有效的。因此，原告与案外人天津市××××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于此后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以向第三人申请贷款作为其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唯一资金来源时，就应当预见到由于其存在对外担保负债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存在贷款不被批准的可能性，从而可能就会导致其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产生违约行为。而按照原告所述，其诉请的400万元损失正是因其违约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此，即使该损失实际发生，也是由于原告在履行合同中对风险评估不足发生违约行为所致，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损失与三被告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原告天津奥盛鑫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岩
审 判 员 宋 敬
人民陪审员 聂福印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巍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