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浙02行终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市鄞州区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688号。法定代表人王煦，指挥。委托代理人马传业（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兰军华（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松下街595号。法定代表人郑世海，主任。委托代理人冯辉（特别授权代理），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225号。法定代表人徐素芳，局长。委托代理人陈伟，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何达。委托代理人沈如定。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云雷。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区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公路指挥部）因诉被上诉人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住建委）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的(2015)甬东行初字第10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公路指挥部的委托代理人马传业、兰军华，被上诉人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冯辉，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陈伟，被上诉人沈何达的委托代理人沈如定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住建委（原行使房屋登记管理职责的单位为宁波市房产管理局）于2000年7月27日作出“甬房权证自新字第J2000012**号”房产的登记，将坐落于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688号-----------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原鄞县民政局名下，并载明“建筑面积1684.43平方米”、“共有共用部位占51.42平方米”。因原鄞县民政局更名为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被告于2006年10月30日作出“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产登记，将所有权人变更为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并载明“建筑面积1735.85平方米”、“其中公用共有部位占51.42平方米”。因房屋所有权拍卖转移至第三人何云雷、沈何达，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于2006年11月3日核发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将所有权人变更为第三人何云雷、沈何达，并载明“建筑面积1735.85平方米”、“其中公用共有部位占51.42平方米”。办公用房位于同一大厦的6、7、8层的原告公路指挥部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向原鄞县民政局以电梯维修费、电梯使用维护费、电梯保养维修费名义支付每年1万元；在第三人何云雷、沈何达取得涉案房产后，原告与第三人沈何达方于2012年4月15日签订《电梯共同使用合同》，约定支付使用费每年4.2万元。2014年12月30日又续签《电梯共同使用合同》，约定支付每年4.7万元使用费用。2015年7月24日，原告认为被告将属于公用建筑部位的电梯井的建筑面积全部分摊给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沈何达依《电梯共同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费用，明显超过正常市场价格。根据现有证据及第三人沈何达陈述，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同一大厦办公的原告应当知道涉案电梯井的权属依次登记在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第三人何云雷和沈何达方名下，起诉期限应自2012年4月15日原告与第三人沈何达方签订《电梯共同使用合同》之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于2015年7月24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于2000年7月27日作出的“甬房权证自新字第J2000012**号”房产登记行为违法及撤销被告于2006年11月3日作出的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产登记行为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房产登记行为的起诉已经超过2年最长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公路指挥部的起诉。上诉人公路指挥部上诉称：一、电梯设备与电梯井虽然需要配套使用，但并不表示电梯设备所有权与电梯井所有权必然属于同一主体。涉案电梯设备最初由原鄞县民政局购置，上诉人前身杭甬高速公路鄞县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于1992年10月26日与原鄞县民政局达成协议，约定电梯设备属于原鄞县民政局，指挥部向其租用并一次性支付使用费8万元。2000年原鄞县民政局购置了新电梯，指挥部与其口头约定，原使用费转为电梯分摊费，电费、险险费、修理费、年检费等由指挥部另行支付，每年一万元。上述约定并不涉及电梯井的所有权。2006年10月，被上诉人何云雷、沈何达拍卖取得原鄞县民政局房产后，认为上诉人未分担电梯设备购置费用，电梯租用费从一万元逐年增加到4.7万元，该费用也与电梯井所有权无关。原审法院以上诉人约定支付高额电梯使用费，推定上诉人知道电梯井所有权已经依次登记在被上诉人鄞州区民政府、被上诉人何云雷、沈何达名下，缺乏事实依据。二、上诉人位于涉案大厦的办公用房一直没有办理过房屋所有权登记，无从知道涉案电梯井已被单独登记在他人名下。2015年3月，因电梯设备使用费争议，向宁波市交易中心进行查询后才知道涉案电梯井已被依次单独登记在被上诉人鄞州区民政府、被上诉人何云雷、沈何达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上诉人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错误，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住建委辩称；一、“甬房权证自新字第J2000012**号”房产登记发证行为符合相关规定。1.原鄞县民政局与开发商宁波市甬城房地产总公司签订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的时间是在1995年4月，早于《商品房销售面积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施行之日。对涉案房屋办理房产登记的依据应为1992年12月24日《宁波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宁波市房产管理局、宁波市物价局、宁波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房屋分户建筑面积计算规定”的通知》（建房[1995]517号），而非《商品房销售面积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2.根据宁波市江东区房地产管理处出具的《民政局四-七层平面1：200》图纸记载，涉案电梯井属于原鄞县民政局购置的范围，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据此确认涉案电梯井属于原鄞县民政局所有，权属来源依据清楚。二、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产登记行为是在原登记基础上，依申请办理的转移登记，并不存在违法情形。三、上诉人为使用涉案电梯向被上诉人何云雷和沈何达支付了高额使用费，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上诉人应当知道涉案电梯井的产权已依次登记在被上诉人鄞州区民政局、被上诉人何云雷和沈何达名下，其于2015年7月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综上理由，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辩称意见与被上诉人住建委的意见相同。被上诉人沈何达辩称：一、上诉人及其前身杭甬高速公路鄞县段工程建设指挥部自1997年开始就向原鄞县民政局、鄞州区民政局支付使用电梯的相关费用，说明上诉人于1997年已经知道其不是电梯井的共有人。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沈何达方签订《电梯共同使用合同》中已明确租用对象包括电梯内外经过登记的房地产，上诉人为此支付了高额租用费，说明上诉人知道电梯井已由被上诉人鄞州区民政局、被上诉人何云雷和沈何达办理了房产登记，上诉人于2016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被上诉人何云雷未作书面答辩。本院认为，电梯设备与电梯井经配套后才能使用。电梯与电梯设备在无特别约定情况下，通常属于同一所有权主体。他人支付电梯使用费所使用的对象通常包括电梯设备和电梯井。在20世纪90年代，上诉人前身杭甬高速公路鄞县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与电梯实际管理人原鄞县民政局同在涉案大厦办公。1992年10月起，杭甬高速公路鄞县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上诉人与原鄞县民政局达成协议，支付电梯使用费。被上诉人沈何达、何云雷经鄞州区民政局受让涉案电梯后，上诉人于2012年4月3日、2014年12月30日、2016年3月31日与其签订了2份《电梯共同使用合同》和1份《公共部位、车位、电梯共同使用合同》，递增支付高额电梯使用费，并在合同中各别记载了下述文字：宁波市江东百丈通宾馆（业主沈何达、何云雷）将一部电梯有偿提供给上诉人使用；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一部电梯有偿提供给上诉人使用。由此可以推知，上诉人已于2012年4月3日前已经知道原鄞县民政局办理了房产登记，被上诉人沈何达、何云雷在受让后办理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并将涉案电梯转移登记在自己名下。上诉人认为“甬房权证自新字第J2000012**号”、“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产登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在知道被诉房产登记行为之日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于2015年7月24日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认为支付电梯使用费并不表示上诉人已经知道涉及电梯办理了房产登记，与自己实施的行为不符，也不符合通常观念，本院不予采纳。被诉房产登记行为是否合法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评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信根审 判 员  秦 峰代理审判员  陈 凯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代书 记员  袁丹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