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桂民四终字第3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袁连业（yuanlianye），新加坡公民。
委托代理人：卢红平，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秋帆，广西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国全。
委托代理人：凌斌，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寒雨，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连业与被上诉人吴国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连业不服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贺民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连业及其委托代理人卢红平、黄秋帆，被上诉人吴国全的委托代理人凌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吴国全一审时诉称：2007年8月22日，吴国全以个人名义与贺州市华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华横公司）签订《协议书》，吴国全以120万元人民币向华横公司购买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合同签订后，吴国全支付了转让款120万给华横公司，并借用贺州市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长兴公司）资质办理了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合格证等手续。因此，工商登记显示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登记单位是长兴公司。但是至2011年5月止，吴国全从未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或赠与给长兴公司。2011年6月，吴国全将长兴公司转让给袁连业，在袁连业支付第二期150万元转让款项过程中，双方就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问题另行达成协议。吴国全在出具给袁连业的《收据》中注明，“资源转让费170万，此已支付100万，尚欠70万元”，袁连业盖章确认后持有原件，吴国全则持有复印件。由于袁连业逾期未支付尚欠的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费，并且主张原先支付的100万系长兴公司股权转让款而非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袁连业尚欠吴国全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费170万元。综上，吴国全请求确认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吴国全所有；袁连业向吴国全支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人民币17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上诉人袁连业一审时辩称：本案不存在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独立作价转让的事实。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长兴公司资产，已随公司股权一并整体转让给袁连业。一、从2008年起，大黎一级电站就以“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名义支付大黎一级电站水资源论证费、民事费等前期费用并明确计入会计报告，纳入财务核算，至今挂帐。2009年1月9日，2010年1月13日，吴国全两次出具财务说明书，明确说明公司下属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大黎一级电站尚未开工建设，还在筹建阶段；二、2007年12月3日，大黎一级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以“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名义呈报，法定代表人张桂祥签署。此后，水资源论证专家评审及批复、取水许可申请及批复、选址意见书等申请主体均是长兴公司，大黎一级电站是长兴公司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三、在2011年6月10日移交资料当日，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的资料分为两页打印一次签订一次移交，在资料表中第47项亲手书写“包括大黎一级站”，内容上两页资料前后连续，移交一次完成不可分割。依照法律法规，水资源开发权不能脱离项目独立存在，必须设立法人开发，开发权与公司法人不可分离。吴国全提供的《收据》、《合作协议书》、《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吴国全主张开发权资源费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22日，吴国全以“贺州市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吴国全”（甲方）的名义与华横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贺州华横合字（2007）第54号），约定乙方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给甲方，并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该电站的前期开发费用（包括履约保证金15万元），共计120万元。2007年8月23日，吴国全以其为负责人的清远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黎三级电站项目部的名义，向华横公司支付50万元。2008年1月30日，经双方协商，华横公司同意在大黎三级电站工程中抵扣转让款55万元。后因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没收了华横公司预交的15万元履约保证金。双方于2012年8月3日协商，由华横公司承担7.5万元损失，剩余7.5万元转让款则在大黎三级水电站工程质保金中扣减。
长兴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31日，注册资金为30万元。其中张桂祥出资15.30万元，占公司51%股权，吴国全出资14.70万元，占公司49%股权，均为货币出资。根据长兴公司2011年4月、6月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至2011年4月30日，该公司资产为482.86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为461.1万元，在“其他资产项”中有长期待摊费用为5.5275万元。负债合计442.477万元，其中其他应付款442.047万元。实收资金30万元，未分配利润10.389万元，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40.389万元。至2011年6月30日，该公司资产为479.104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为458.171万元，在“其他资产项”中有长期待摊费用为5.5275万元。负债合计434.784万元，其中其他应付款434.124万元中，应付张桂祥177万，应付吴国全256.297万。实收资金30万元，未分配利润14.32万元，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44.32万元。
2011年5月10日，案外人张桂祥经吴国全同意，将自己在该公司占有的51%的股份转让给叶菁（吴国全的妻子）。5月30日，吴国全、叶菁（甲方）与袁连业（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甲方在长兴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480万元。该合同原约定的付款方式为：（1）乙方同意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转让费的150万元以转帐方式支付给甲方，甲方必须在七日内将该款项用于偿还以长兴公司名义做担保，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借款；（2）乙方同意以长兴公司名义向银行贷款150万元，所贷款项所有权属于乙方，该款作为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转让费，该款自银行转向长兴公司帐户时，视为乙方已支付了150万元转让费给甲方；（3）乙方同意在甲方将所持有长兴公司所有股份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后当时，将转让费中的156万元以转帐方式支付给甲方；（4）余下24万元作为押金，自本协议生效一年后支付。因双方对约定的条款产生争议，在吴国全要求下，由袁连业将上述第（1）修改为：“乙方同意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转让费的150万元以转帐方式支付给甲方，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由我袁连业偿还。甲方不须要再向银行贷款。”上述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2年3月31日。
上述协议签订后，袁连业于2011年6月1日向吴国全汇款46万元、于6月3日向吴国全汇款104万元。吴国全于6月9日向袁连业出具“收到袁连业转来本人桂林银行贺州支行账号150万元。此款是作为贺州市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的转让金”的收据一份。2011年6月10日双方到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移交了有关资料。袁连业分别在“长兴公司材料移交清单”、“大黎一级电站资料移交清单”上签名确认。同日，袁连业向吴国全汇款260.9837万元。经双方确认，260.9837万元中有10.9837万元为2011年5月份黄草电站的电费。
根据贺州市八步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室2004年11月出具的《黄草水电站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第七页1.7项“经济评价”：该工程总投资380.77万元，电站总装机640KW。黄草电站于2008年4月左右建成，实际装机容量为1000KW。2008年6月23日，贺州汇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黄草电站的机器设备及建筑物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委托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08年6月20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551.8016万元”。同时，根据长兴公司2008年7月财务会计报告显示，至2008年7月31日，该公司资产为537.65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合计504.991万元，长期待摊费用4.2万元；据2008年12月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长兴公司黄草电站固定资产明细表》显示，黄草电站资产净值482.2508万元。由于双方就黄草电站的上网费分摊及2011年6月10日被告向吴国全支付的、扣除电费以外的250万元的性质等问题存在争议，双方于2011年9月28日发生冲突，后经公安机关处理，对吴国全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吴国全于2011年12月26日向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袁连业支付尚欠大黎一级电站资源转让费7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袁连业为新加坡公民，本案为涉外案件。本案处理的是吴国全与袁连业之间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签订及履行的买卖合同而引发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请示〉的批复》，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当事人都明确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处理的准据法，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综合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长兴公司的公司资产还是吴国全的个人资产；二、2011年6月10日袁连业向吴国全支付的260.9837万元是否包括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款100万元；三、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其实际转让价格是多少，袁连业仍需支付吴国全多少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长兴公司的公司资产还是吴国全的个人资产问题。虽然根据袁连业提供的证据，即华横公司与“长兴公司吴国全”为甲方签订的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有长兴公司公章，之后也以长兴公司的名义办理了申报大黎一级电站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等手续，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并非长兴公司的公司资产，而是吴国全的个人资产，并不属于长兴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理由如下：（一）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原告用个人资产购买，长兴公司并未就开发权的转让支付过任何款项。根据双方提交的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资料移交清单第18项“大黎一级电站转让费收据，华横公司开，500000元。另700000元大黎三级工程款支付”以及本院向华横公司工作人员陈勤辉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其提交的证据，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中的50万元为吴国全以其为负责人的清远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黎三级电站项目部的名义，向华横公司支付，剩余的转让款则在大黎三级电站工程款及质保金中抵扣。因此，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购买人和实际出资人均为吴国全，并非长兴公司出资购买。在无证据证实吴国全曾以出资、转让或赠予等方式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移到长兴公司的情况下，该开发权的权属与长兴公司并无关联。（二）长兴公司财务会计报表“资产”项并无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记载。公司财务会计报表是公司内外部人员了解企业财务及资产状况的主要依据。特别涉及到公司整体转让时，财务会计报表反映的公司资产状况更应是受让人确定收购价格的重要因素。从长兴公司2008年7月、2008年12月、2011年4月及2011年6月的财务会计报表看，在资产负债表中，公司资产列表并无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相反，在长兴公司的“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项中，一直列有一项长期待摊费用作为公司的资产。根据长兴公司制作的长期待摊费用明细表，此项待摊费用即为大黎一级电站应分摊的“民事费、水资论证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水资源论证费等各项费用”。该项费用反映了长兴公司因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所支出的费用并非由长兴公司承担，而是作为长兴公司的债权，由大黎一级电站自行承担。因此，考虑到长兴公司至2011年5月10日前股东为张桂祥和吴国全二人，该项分摊费用的存在可以间接说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并非长兴公司的公司资产，而是独立于长兴公司的他人资产。（三）从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价格看，双方约定的480万元转让价格与长兴公司转让时的资产状况及价值基本相符。根据长兴公司转让时的财务会计报表、材料移交清单显示，长兴公司的主要资产是已建成发电的黄草电站，该电站实际装机容量为1000KW。根据2008年6月23日贺州汇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报告及长兴公司2008年7月、12月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长兴公司2008年7月记载的固定资产价值（504.991万元）可以与当时黄草电站的机器设备及建筑物评估价值（551.8016）万元及电站的实际装机容量基本对应，也可以与2008年12月财务会计报告中的固定资产明细表相对应。因此，长兴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记载的固定资产应主要为黄草电站。又根据长兴公司2011年4月、6月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至2011年4月30日，该公司资产为482.86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为461.1万元。至2011年6月30日，该公司资产为479.104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为458.171万元，考虑到固定资产折旧等因素，长兴公司自2008年7月至2011年4月、6月期间，即至双方交易前后，其资产状况并无重大变化，也与双方约定的480万元转让价格基本相符。袁连业所陈述的双方对黄草电站评估后的成交价为350万元显然与黄草电站的实际价值相差过大，与事实显然不符。（四）长兴公司材料移交清单显示，双方就长兴公司转让所移交的资料仅限于黄草电站。根据双方提供的长兴公司材料移交清单，除了在清单第47项“黄草电站耕地占有税完税证2份”后用括号注明“包括大黎一级电站”的内容之外，移交清单上主要列明的是黄草电站的相关资料，并无涉及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其他资料。而有关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资料则是由双方另列了一张“大黎一级电站资料移交清单”进行移交。因而，从双方对相关资料的移交手续并结合交易习惯分析，长兴公司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应当是相互独立的，长兴公司的转让并不涉及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五）从证人的陈述看，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只涉及黄草电站的买卖问题。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以转让长兴公司股权的形式进行交易，但结合双方的陈述及证人刘某的证言，吴国全交易的目的是想将手上的黄草电站转让出去，而袁连业则是想收购现成的电站。因此，双方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即是对黄草电站进行买卖。只是由于黄草电站属于当时吴国全、叶菁夫妻为股东的长兴公司的资产，双方才以转让长兴公司股权的形式完成黄草电站的买卖。因此，双方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480万元主要是黄草电站的转让价款，并不包括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六）袁连业的陈述与事实明显不符，其陈述本院难以采信。根据2014年8月18日袁连业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吴国全就黄草电站价格进行协商时，吴国全出价为380万，其还价为350万。但如前所述，袁连业所陈述的吴国全出价情况与电站实际价值相比明显偏低，有违常理。并且袁连业陈述如何确定黄草电站还价价格问题时，陈述“电站一年纯收入有50万元左右，7年可收回成本”。但从长兴公司财务会计报表看，至2011年6月，长兴公司该年累计利润为仅3984.35元，之前则一直处于轻微亏损状态，并不存在一年纯收入有50万元左右的事实。因此，袁连业所陈述的讨价还价过程过于抽象且缺乏事实依据。在袁连业方没有提出其他证据或其他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对于其所提出的长兴公司名下的资产包括黄草电站及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480万元为黄草电站及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总价款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
因此，袁连业作为长兴公司股权的受让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理应对长兴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款及其支付方式进行协商。由于在长兴公司的公司资产中并无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如果在转让长兴公司股权过程中，双方确有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一并转让的意思表示，理应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问题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予以明确。但从股权转让合同看，并无此项内容。因此，从股权转让合同内容分析，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转让的只是长兴公司及其公司资产，并不包括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是独立于长兴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行为。
二、关于2011年6月10日袁连业向吴国全支付2609837元是否包括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款100万元问题。
（一）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修改时间及修改后的协议是否有效问题。首先，关于《股权转让合同》修改时间问题。双方当事人在2011年5月31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曾对《股权转让合同》进行过修改。对于修改的时间，吴国全陈述为2011年6月10日前。袁连业本人陈述为给了首期款50万元（即2011年6月1日，实为46万元）之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修改的，并且修改之后其并未报过警。因此，根据双方的陈述，《股权转让合同》修改时间应在2011年6月10日即支付260.9837万元之前。其次，关于修改后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问题。虽然袁连业陈述，其是在吴国全的威逼下修改的《股权转让合同》，但从《股权转让合同》修改之前的内容看，虽然双方约定的转让款为480万元，但按照转让费的支付方式，袁连业只需要支付转让款330万元（包括24万元押金）。而在对《股权转让合同》进行修改之后，袁连业需支付的转让款才构成480万元（其中150万元为袁连业应代吴国全偿还张桂祥在农村信用社的150万元贷款）。显然修改之后的条款才与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相符。并且袁连业本人也陈述，其在修改协议后，也未就威逼之事向公安机关报警。因此，结合《股权转让合同》修改前后的内容及被告本人的陈述，修改后的《股权转让合同》内容更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合法有效。
（二）关于260.9837万元的构成问题。根据修改后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的借款由被告偿还。除了上述袁连业代为向第三人偿还的150万元及已经支付的150万元，在2011年6月10日，尚需向吴国全支付转让款156万元（不包括24万元押金）。而在2011年6月10日，袁连业向吴国全支付了2609837元。对于2609837元的构成，吴国全认为为“150万长兴公司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10.9837万元电费”，吴国全则认为是“250万元长兴公司股权转让款＋10.9837万元电费”。对于为何支付250万元转让款（除去10.9837万元电费）问题，袁连业认为因为根据协议约定，其还应支付306万才够456万，因为资金不足所以只给250万元。但如前所述，从修改后的《股权转让合同》看，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已约定由袁连业偿还，吴国全已无偿还该银行贷款的责任，袁连业最多也只需支付156万元。袁连业的陈述与修改后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明显不符。并且根据袁连业本人的陈述，当时其资金不足，所以还欠56万元未支付。但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于2012年3月31日才到期。在袁连业自身资金紧张，又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在修改《股权转让合同》后，又对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再次进行了变更（约定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的借款由原告方偿还），即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借款还款主体未明确的情况下，袁连业无理由单方变更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自行增加己方给付转让款的数额。同时，结合第一个焦点的论述，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为独立于长兴公司的吴国全个人资产，袁连业需为此另行支付转让款。故而在袁连业未能举证证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已通过其他方式支付的情况下，吴国全所提出的260.9837万元构成包括“150万长兴公司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10.9837万元电费”的陈述与本案的其他证据更为相符，也更为可信。
三、关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实际转让价格及被告仍需支付原告多少转让款问题
由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为独立于长兴公司的转让行为，根据常理及双方当事人之前的交易习惯，双方对此交易理应有书面的合同或其他书面材料。同时，根据双方在转让长兴公司时的袁连业交付相关款项后要求吴国全方出具收据的交易习惯，在交付了260.9837万元后袁连业也理应要求袁连业出具收据。本案中，吴国全为证明双方转让关系的存在，向法庭提供一张《收据》复印件（证据6）。复印件主要内容为“今收到袁连业交来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金人民币150万元，大黎一级前期费用（资源转让费170万已付100万元尚欠7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黄草电站五月份电费人民币10.9837万元（合计人民币260.9837万元，所有材料今晚移交）”，收款人：吴国全、叶菁，2011年6月9日。收款人上盖有股权转让后长兴公司的公章”。据吴国全陈述，《收据》实际出具时间应为2011年6月10日，收据的落款时间为笔误。对于该复印件，袁连业本人的质证意见认为，该复印件是原告预先留有盖好股权转让后长兴公司的公章的空白纸张，事后将相关内容补上去的而伪造出来的。故根据其的质证意见，该收据的产生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如袁连业所述：吴国全事先留下盖有股权转让后长兴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事后将相关内容补写上去；二是如吴国全所述：其在出具收据给被告时，双方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问题一并在收据上注明，由袁连业在收据上盖章确认，其复印后以此作为开发权转让的凭证。本院对双方的陈述分析认定如下：袁连业在陈述为何在支付了260.9837万元后未要求吴国全出具收据时，提出其支付了上述款项之后，双方的感情不好了，叫吴国全写而其不写，所以其手上没有收据。但如按照袁连业对于长兴公司转让款支付问题的陈述，其在2011年6月10日实际已经多支付了100万给吴国全，双方同天还一起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并进行了有关资料的移交。而且在6月9日，吴国全也出具过一张收据给袁连业。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吴国全不应当出现感情不好而拒绝出具收据的问题。并且从6月10日的款项构成情况看，其包括三种不同内容的款项，其构成更为复杂，袁连业要求出具收据的可能性更大。袁连业对于未收到收据的陈述显然不符合常理及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同时，袁连业始终未提供有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的书面材料并对独立转让的事实予以否认，其陈述亦不符合本案事实及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因此，比较双方当事人各自陈述的合理性，并结合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长兴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支付凭证、移交清单等证据以及黄草电站的价值、吴国全购买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时的价格等事实，吴国全的陈述可以与上述证据及事实相印证，加之考虑到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及被告始终未提供有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的书面材料或原告收取260.9837万款项后出具的收据对吴国全提供的《收据》复印件进行反驳的情况，吴国全陈述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袁连业陈述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本院确认吴国全主张袁连业持有其出具的载有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内容的《收据》的事实成立。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由于袁连业始终未就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交易问题提供书面材料，亦未提供吴国全收取260.9837万款项后出具的收据，可推定吴国全持有的《收据》复印件与袁连业持有的《收据》原件的内容一致。故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本院对于《收据》复印件予以采信。根据《收据》记载，双方约定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价格为170万元，被告已支付100万元，尚欠70万元。虽然，吴国全在本案发回重审之后，根据被告重审前关于另行支付的100万元为长兴公司股权转让款的答辩意见，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被告支付转让款170万元。但被告的答辩意见是出于诉讼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故对于被告已支付100万元转让款的性质还是应当以当时双方的意思表示为准，即该100万元应为被告支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款。由于袁连业当时为长兴公司全部股权的实际购买人及转让款的全额出资人，亦为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购买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袁连业在《收据》上加盖股权转让之后的长兴公司公章的行为可以代表被告对《收据》记载内容的确认，亦可表示袁连业对《收据》记载其所欠吴国全告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70万元转让款事实的认可。虽然双方对于70万元转让款未约定履行期限，但吴国全已于2011年12月28日向被告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吴国全主张袁连业支付其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人民币70万元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吴国全已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给被告，其再请求确认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归其所有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国全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理据不足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袁连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国全大黎一级电站水资源开发权转让款人民币70万元；二、驳回吴国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00元（吴国全已预交），由吴国全负担14471元，袁连业负担10129元。
上诉人袁连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对长兴公司在2011年5月10之前的情况认定错误，即一审判决书的第11页第4段至12页的第1段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吴国全与案外人张桂祥共同决定开发大黎一级电站，吴国全代表长兴公司与华横公司于2007年8月22日签订了《协议书》，作为长兴公司实际股东的吴国全及张桂祥获得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其后二人于2007年8月31日成立了长兴公司，此时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于公司资产，大黎一级电站的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取水许可证等一系列审批手续均是以长兴公司名义取得，电站的建设单位、取水申请人、工程项目单位等也均登记为长兴公司。黄草电站与大黎一级电站有关费用的情况，也在长兴公司股权转让前的2011年4月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载明，因此大黎一级电站属于长兴公司名下的资产。2、2011年5月30日，袁连业与吴国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转让的长兴公司的资产包括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此事实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认定。2011年5月中旬，双方当事人到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的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现场勘查，吴国全出示了以长兴公司名义办理的两个电站的规划许可证等手续的证件，并告知袁连业长兴公司的资产是包括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袁连业因此才答应购买长兴公司的股权。双方2011年5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因此没有明确写清楚长兴公司的资产是公司名下的两个电站，只是约定转让款480万元。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吴国全将长兴公司的所有资料一次性移交给袁连业，2011年6月11日吴国全的妻子叶箐按约定将两个电站的所有资料一次性移交给了袁连业，袁连业据此办理了公司名称和股权的变更手续。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的纠纷性质属于股权转让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即本案属于商事纠纷。从合同主体、合同内容、合同履行、合同目的来看，双方当事人因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产生纠纷，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应适用公司法、合同法等规定判决案件，一审法院认定基础法律关系错误导致部分判决错误。2、长兴公司股权转让给袁连业之前的行政机关颁发的证件和原股东的民事行为足以证明大黎一级电站属于长兴公司资产。水土保持方案报送报告表、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取水许可申请书、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等材料，充分说明大黎一级电站属于长兴公司的资产，一审判决无视以上客观事实，错误推定大黎一级电站不属于长兴公司资产，错误适用了法律。3、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据》复印件作为证据采信是适用法律错误。该证据只有复印件，袁连业也不予认可，收据上也没有袁连业本人的签字，仅加盖长兴公司的印章，而袁连业在购买长兴公司的股权之后，即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广西贺州市长兴电力有限公司，可见该《收据》复印件没有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采纳没有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推测出法律事实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询问证人形成的证言内容没有真实性，证人没有全程参与双方当事人购买水电站的交易过程，不能客观证明大黎一级电站的实际出资人等真实情况。其次，一审法院采信不真实、合法的财务报表和评估报告是错误的。第三，一审法院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导致案件事实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为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中50万元为吴国全以其为负责人的清远公司大黎三级电站的名义向华横公司支付推测出实际所有人是吴国全，也就是说谁的名义出资谁就是出资人，那么以此类推，大黎一级电站各种审批文书均是以长兴公司的名义办理，就应属于长兴公司的资产，但一审法院又未按此认定。第四，一审法院根据移交清单推断出大黎一级电站不属于长兴公司没有任何依据。长兴公司名下有两个电站，每个电站的材料不同，分开列明符合常理。另外，一审认定吴国全和袁连业有口头协议及袁连业欠吴国全70万元均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国全的诉讼请求，并由吴国全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吴国全答辩称：一、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吴国全出资购买，吴国全购买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之后，既没有将该开发权作价出资到长兴公司也没有转让到长兴公司，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资产界定原则，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吴国全的财产，而非长兴公司财产，长兴公司股权转让是公司财产范围，不应当也不能包含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一审认定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吴国全的个人财产，并不属于长兴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是正确的。二、吴国全提供的《收据》、袁连业接受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资料以及已支付款项等事实，充分证明了双方当事人已经对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达成了单独的转让协议，袁连业尚欠转让款70万元未支付。故一审判决袁连业向吴国全支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款70万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袁连业对一审判决下列表述有异议：1、对第11页第4段第6行的表述有异议，认为该款项是长兴公司向华横公司支付的50万元；2、对第18页倒数第5行“纯收入五十万”的表述有异议，认为询问笔录里写的是“收入50万”，而非纯收入；3、第15页倒数第3、4行陈勤辉是华横公司的副总，吴国全代理人凌斌是华横公司的法律顾问，有利害关系，陈勤辉的证言不可信；4、第18页第6行，刘某介绍袁连业认识吴国全，吴国全给刘某支付了介绍费，因此刘某跟吴国全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5、吴少峰是水电局的局长，其述称电站市价为每千瓦1万元，但并不了解本案实际情况，案涉电站大部分没完工，实际上不是这个价值。吴国全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二审中，上诉人袁连业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收据（由四份组成），证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长兴公司的资产；2、证明，证明2008年6月23日《资产评估报告》与《财务报告》没有真实性；3、《黄草电站引水管道工程合同》，证明2008年6月23日资产评估报告把没有建设的引水工程53000元列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没有真实性；4、《工业品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发票和《订货合同》，证明2008年6月23日《资产评估报告》把没有建设的升压站所需资金617000元计入到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没有真实性；5《征地补偿协议》及收条和协议书，证明2008年6月3日的《资产评估报告》没有真实性；6、《民事判决书》，证明2008年6月23日《资产评估报告》把361567元计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没有真实性；7、现场图片，证明《资产评估报告》把避雷针20500元和其中设备6万元计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没有真实性；8、证人赵某证言，证明黄草电站隧道未开通、外来引水渠道及升压站未建、农民土地未补偿、厂房其中未安装、三台避雷器未建。
被上诉人吴国全质证认为，首先，袁连业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次，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说的内容，反而证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吴国全个人购买，而非长兴公司购买。对于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实质真实性有异议，证明没有证明人签字，村民委是拟制的机构，不具备证据的要件，另外，积水面积不是村民和村民委可以证明的，其没有资质去测量和论证，因此该证明内容是虚假的，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于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合同中的乙方吴根凡和袁连业有利害关系。对于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黄草电站交付之后，是否要扩建等跟吴国全无关。实际上袁连业付款之后仅仅五月份的电费就有109837元，说明电站是正常的；对于证据5中收条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是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该款项已经包含在袁连业提交的证据6中，袁连业没有在证据6中主张该款项，说明水电站出现了扩建而扩大了土地的征收，相关的款项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李根繁跟袁连业有利害关系，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证明袁连业主张的事实。对于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吴国全没有去过现场，该证据不能证明建设的内容和建设情况，电站是否需要改扩建是袁连业自主经营，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8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陈述的内容与袁连业二审提交的证据5的内容相矛盾，也不符合事实。
本院认为，袁连业二审提交的证据1-6，吴国全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证明内容和事项由本院结合案情及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7现场照片有证据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照片中没有时间，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实避雷针及起重设备建设时间，即不能证明袁连业主张的内容。证据8证人出庭接受质询，因此其证言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但证明内容和事项由本院结合案情及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针对上诉人袁连业对一审查明事实方面的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第11页第4段第6行“吴国全以清远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黎三级电站项目部的名义，向华横公司支付50万元”，有一审法院向陈勤辉所做的询问笔录及陈勤辉提交的大黎三级电站工程结算情况确认书、明细表、票据、补充协议等证据证实，因此对袁连业的异议不予采信；袁连业在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对“一年电费收入有多少的问题”虽然陈述为“50万元左右”而非纯收入50万元左右，但其在随后
对电费收入是否是纯收入的问题回答“是的”，一审法院将袁连业前后陈述内容归纳为“电站一年纯收入有50万元左右”并无不当；一审判决第15页倒数第3、4行引用陈勤辉的证言、第18页第6行引用刘某的陈述，均为一审法院依职权所做的调查笔录内容，经过当事人质证，陈勤辉、刘某的证言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袁连业也无证据证明二人与吴国全有利害关系，因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陈少峰的证言，一审法院并未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10月28日，刘某在一审法院对其询问时表示：吴国全说有一个大一级的电站开发权一并转让给袁连业，他们去看了，袁连业说开发电站太难做了，就只要这个现成的；后来听吴国全说他们去广东打钱回来的路上，又说妥了开发权的问题，之后袁连业也来找过我，说不想要那个开发权了，让我跟吴国全说，但吴国全不同意；吴国全和袁连业在一起办理公司转让手续的时候，就听他们讲到是转黄草电站，不包括开发权。
本院又查明：长兴公司2008年7月《资产负债表》记载，长兴公司固定资产净值为5031053.26元；2008年7月的《期间费用表》中，相关的管理费、财务费等费用均只记载了黄草电站的费用，未显示大黎一级电站的费用；《长期待摊费用明细表》显示，长期待摊费用为大黎一级电站的水资源论证费26000元、勘察费16000元，合计42000元。2008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长兴公司固定资产原值5078807.26元，净值为4822508.26元，《固定资产明细表》只记载的黄草电站的情况，其中固定资产及净值与《资产负债表》中数额一致。2008年12月的《期间费用表》记载的相关费用也只列明黄草电站的费用；《长期待摊费用明细表》显示长期待摊费用为大黎一级电站的水资源论证费26000元、勘探费16000元、民事费11250元，合计53250元。《往来明细表》显示，其他应付款张桂祥为200万元，吴国全为2915609.10元。2011年6月《资产负债表》记载的固定资产净值为4562854.48元。
本院认为，吴国全与袁连业之间虽然存在转让长兴公司股权的交易，但吴国全在本案中起诉主张袁连业支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款，故本案涉及的是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的纠纷，并非公司股权的转让纠纷，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因本案一方当事人袁连业为新加坡公民，因此本案是涉外案件，其法律适用问题应当适用我国涉外法律的相关规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实体处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长兴公司的资产还是吴国全的个人资产；袁连业是否应该给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款以及应付多少转让款。
一、关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是长兴公司的公司资产还是吴国全的个人资产的问题
本院认为，长兴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基于公司法人财产与股东财产的相互独立性，股东财产没有因为交易或者公司增资而投入公司之前，仍然为股东个人财产。本案中，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应认定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于吴国全个人资产，主要理由是：1、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吴国全与华横公司，并非长兴公司。在与华横公司签订的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协议书》中，甲方表述为“贺州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吴国全”，按照表述习惯，如果出资购买的主体是长兴公司，协议书的当事人应直接列为“甲方长兴公司”，而没有必要加上吴国全的名字；2、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吴国全。根据华横公司出具的《收据》显示，交款人为贺州市长兴电力发展公司吴国全，款项为50万元，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协议中对合同当事人的表述一致。注明的缴款账户为清远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黎三级电站工程项目部，华横公司工作人员陈勤辉的询问笔录及其提交的证据也表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中的50万元为吴国全以其为负责人的清远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黎三级电站项目部的名义，向华横公司支付，剩余的转让款则在大黎三级电站工程款及质保金中抵扣。因此，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购买人和实际出资人均为吴国全而非长兴公司。3、长兴公司成立时，吴国全并未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作为对长兴公司的出资。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购买协议签订时间为2007年8月22日，在长兴公司的成立时间2007年8月31日之前。长兴公司工商登记显示，公司的注册资本是30万元，吴国全出资147000元，占公司49%股权，为货币出资，可见，吴国全并未将大黎一级电站作为对公司的出资。4、并无证据显示吴国全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为长兴公司的资产。首先，长兴公司的财务报表并未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列为公司资产。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购买价格为120万元，长兴公司2008年7月、2008年12月、2011年4月及2011年6月的财务会计报表中，“资产”项并无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记载。长兴公司2008年12月《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为4822508.26元，与同期的《固定资产明细表》显示的黄草电站的净值一致，该数额与2008年7月《资产负债表》记载的长兴公司固定资产净值5031053.26元及2011年6月《资产负债表》记载的固定资产净值4562854.48元并无重大变化，可见长兴公司一直以来只是将黄草电站作为公司的资产；其次，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发生的相关费用未列入公司的费用开支。2008年7月、12月的《期间费用表》中只显示了黄草电站的相关费用，而没有大黎一级电站的费用；而《长期待摊费用明细表》记载的长期待摊费用均明确列明是大黎一级电站应分摊的民事费、水资论证费等各项费用。2011年6月的长期待摊费用明细表中，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是大黎一级电站，但民事费、水资论证费数额与2008年12月的记载一致。可见大黎一级电站发生的相关费用并未作为公司的费用记入相关财务报表，而是作为长兴公司的对大黎一级电站的债权来记录，由大黎一级电站自行承担。上述事实也说明，吴国全并未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或者增加出资给长兴公司，而是独立于长兴公司的个人资产。袁连业主张根据大黎一级电站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取水许可证等相关证书认定水电站属于长兴公司所有，但相关证书只是水电站权属的表面证明，如有充分证据证实实际权属情况，相关证书不能成为认定权属情况的判断依据，因此袁连业的抗辩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袁连业在二审中提交了《黄草电站引水管道工程合同》等证据，用以证明《评估报告》中关于黄草电站价值的评估不真实，并据此主张长兴公司资产包括黄草电站和大黎一级电站，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当事人转让长兴公司股权时将《评估报告》作为认定黄草电站价值的基础，《评估报告》对黄草电站的评估是否真实也不能改变大黎一级电站由吴国全出资购买并单独所有的事实，因此袁连业的该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袁连业是否应该给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款以及应付多少转让款的问题
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吴国全与袁连业在长兴公司股权转让之外单独对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进行了交易：首先，从修改后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看，约定股权转让的价款为480万元，付款方式为袁连业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转让费150万元，以张桂祥名义向农村信用社所贷150万元由袁连业偿还；长兴公司股份变更登记到袁连业名下当日，袁连业将转让费中的156万元以转帐方式支付给吴国全，余下24万元作为押金，自协议生效一年后支付。袁连业在2011年6月1日、6月3日合计向吴国全转账了150万元。按照约定的付款方式，2011年6月10日双方当事人办理长兴公司股权转让手续，移交了相关资料后，袁连业尚需支付的转让款为156万元。而袁连业在6月10日汇款数额为2609837元，扣除电费109837元，实际支付的转让款数额为250万元，超出其应支付的转账数额达94万元；2、双方的财产移交清单分为两页，一页为名称为“长兴公司材料移交清单”，一页为“大黎一级电站资料移交清单”，形式上符合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单独转让的交易习惯和特征；3、从证人刘某的陈述可知，袁连业与吴国全之间就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转让问题进行了协商。以上事实表明，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独立于长兴公司股权转让单独进行了交易。既然双方当事人就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进行了交易，就应当存在交易的价格。虽然吴国全就交易价格问题提交的《收据》是复印件，但是相关事实和证据表明，该收据应当予以采信：1、《收据》复印件主要内容为“今收到袁连业交来长兴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金人民币150万元，大黎一级前期费用（资源转让费170万已付100万元尚欠7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黄草电站五月份电费人民币109837元（合计人民币2609837元，所有材料今晚移交）”，收款人：吴国全、叶菁，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9日。在双方之前的交易过程中，袁连业2011年6月1日、6月3日两次转账合计150万元之后，在6月9日让吴国全补写了该150万元的转款收据。而6月10日转账的2609837元，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没有理由不让吴国全出具收据。袁连业否认要求吴国全出具该笔款项的收据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2、2011年6月10日袁连业共支付2609837元，扣除电费109837元，实际支付款项数额为250万元，扣除收据记载支付大黎一级电站转让款100万元，其余款项数额为150万元，该数额与根据《股权转让合同》袁连业应当在当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基本相符；3、吴国全购买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的价格为120万元，考虑到购买后开发投入、升值及交易利润预期等因素，以170万元的价格转让也是合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及第二款“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本院认为，以上事实和证据表明，《收据》复印件记载的是真实的，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袁连业尚应支付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让款70万元。
综上，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于吴国全个人出资购买，没有证据表明吴国全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转为长兴公司的资产，因此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属吴国全所有。虽然吴国全提交的收据为复印件，但综合全案证据及事实，本院认为吴国全将大黎一级电站开发权以170万价格转让给袁连业，袁连业尚欠转让款70万元更具有合理性。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上诉人袁连业已预交），由上诉人袁连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代理审判员 温清华
代理审判员 姚中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庞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