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菏商终字第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国红，男，196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职工，住山东省菏泽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建国，男，196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阿拉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彪，山东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孝栋，山东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国红因与被上诉人曾建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菏开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许国红、被上诉人曾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建国一审诉称，2013年12月份，曾建国出售给许国红新疆红枣17吨，约定价款总计370830元。到货后许国红只支付给了曾建国67374元。2014年1月24日，曾建国准备返回新疆时，许国红又支付曾建国10000元，曾建国为许国红出具收据一份。其余款项许国红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后经曾建国多次催要，许国红均不予答复。为此，曾建国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许国红立即支付欠款293456元及利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从立案之日至欠款付清之日）；2、诉讼费用由许国红承担。庭审中，曾建国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许国红支付差旅费6185元。
许国红一审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更不存在买卖合同纠纷。2013年12月5日上午，曾建国带着一车红枣到达菏泽，直到2014年1月25日上午曾建国一行四人一直未离开菏泽。这期间红枣所有权和支配权始终掌控在曾建国手中，一直是曾建国自行组织销售，许国红从未接受过曾建国的红枣。曾建国提交的起诉状及两张证据，自相矛盾，明显不合常理。在同一事件中，在同一时刻怎么可能同时产生两个金额完全相同、不差分毫的欠条。事实上这两个字据产生后随即被作废和收回，并没付诸实施。曾建国在起诉状中所提出的事实理由纯属虚构，所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实。曾建国要求许国红支付差旅费不合理、不合法。综上，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2月5日，曾建国从新疆阿克苏发运一车红枣到菏泽。随后，许国红在菏泽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租赁了库房并向该物流分公司交纳了租赁费2700元，租赁期限为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2月5日，上述红枣被存放在菏泽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的鲁之翼物流园内。2014年1月24日，许国红向曾建国出具《欠货款》字据一份，内容为：“今欠曾建国红枣货款叁拾万零叁仟肆佰伍拾陆元（￥303456元）届时没钱有货，没货有钱。许国红2014.1.24”。2014年1月25日，曾建国回新疆，许国红支付曾建国10000元。后双方因货款支付问题发生纠纷，曾建国诉至法院。
对于曾建国提交的《欠货款》欠据，许国红认可是自己所出具，但称该欠据是曾建国在欺骗许国红的情况下作出的，许国红向曾建国出具该欠据时，曾建国已销售了绝大多数货物，该欠据出具后双方又签订了新的协议，该欠据已作废。对许国红的说法，曾建国不认可。为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履行的过程及欠款数额，曾建国提交了列有“收货清单”、“货物估价”、“实付现金”、“欠货款”等内容的证据（以下简称《收货清单》）一份，该证据显示：“收货清单：今收到曾建国新疆红枣：特级470公斤，一级2000公斤，二级5585公斤，三级5685公斤，四级及烂枣合计3182公斤，灰枣308公斤，总计：17230公斤。（经办人许国红、曾建国2014.1.24）”。“货物估价：特级470公斤ⅹ50元/公斤＝23500元，一级2000公斤ⅹ35元/公斤＝70000元，二级5585公斤ⅹ25元/公斤＝139625元，三级5685公斤ⅹ17元/公斤＝96645元，四级3182公斤ⅹ10元/公斤＝31820元，灰枣308公斤ⅹ30元/公斤＝9240元。总计估值：￥370830元计算人：许国红曾建国”。“实付现金：今收到许国红实际付款67374元（陆万柒仟叁佰柒拾肆元整）曾建国2014.1.24”。“欠货款：今欠曾建国红枣货款叁拾万零叁仟肆佰伍拾陆元（￥303456元），届时没钱有货，没货有钱。许国红2014.1.24”。在该页证据的最下方，写有“附：在售枣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两方协商共同解决。曾建国2014.1”。曾建国称该证据现为复印件，但当时是原件，曾建国将此证据交给许国红看了后，许国红给了曾建国该份《收货清单》，曾建国当时以为该证据是原件。该证据是双方在该次红枣交易中从货物估价到支付货款到最终结算欠款数额的一个明细流水账。许国红对曾建国提交的《收货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称该证据系拼凑复印伪造生成，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为证明自己的辩解，许国红提交了写有“实付现金”及“欠货款”内容的证据（以下简称《实付现金》）一份，该证据显示：“实付现金：今收到许国红实际付款67374元（陆万柒仟叁佰柒拾肆元整）曾建国2014.1.24”。“欠货款：今欠曾建国红枣货款叁拾万零叁仟肆佰伍拾陆元（￥303456元），届时没钱有货，没货有钱。许国红2014.1.24”。在该证据的最下方，有“附：在售枣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两方协商共同解决。曾建国2014.1.25”。许国红称该份证据开始时是在曾建国手中，后因双方没有商议结果，2014年1月25日曾建国回新疆时向许国红借了10000元的回家费用，许国红当场提出验收货物，曾建国说不用验了，就把此证据退还给了许国红。曾建国对许国红提交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不是一份完整的证据，与曾建国提交的《收货清单》部分一致，能证明《收货清单》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证明了许国红提交的该证据是一个结算明细。许国红为证明涉案货物一直由曾建国掌控销售，申请证人赵某、张某、李某、董某作证并提交《出库单》6张。其中证人赵某与许国红是亲戚关系，其他三位证人与许国红均是朋友关系。四名证人皆证实是通过许国红认识曾建国的，均给曾建国帮忙卖过红枣。许国红提交的6张《出库单》中，其中2013年12月7日和2013年12月8日的《出库单》2张，曾建国认可该2张《出库单》中的“曾建国”是原告本人所写，但称所卖货款是许国红代收的，《出库单》上的货是许国红带人去提的，由于当时曾建国也在场就签了字。曾建国对于其余4份《出库单》的真实性有异议，称不是曾建国出具的，没有曾建国的签名，与其无关。
另查明，许国红还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收款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许国红付红枣销售款（陆万柒仟叁佰柒拾肆元）￥67374元整曾建国2014.1.14”。许国红辩称曾建国拉了一大车红枣，让许国红帮他卖，2014年1月14日下午在菏泽百事得宾馆许国红将所卖的红枣款67374元现金给了曾建国。许国红还辩称其提交的《实付现金》证据中的67374元与该笔款项不是一回事。二、《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许国红付红枣销售款壹万元整￥10000元曾建国2014.1.25”。许国红辩称该份《收条》中的10000元是2015年1月25日上午许国红在菏泽中行营业厅给曾建国的红枣货款，该款与曾建国在诉状中所说的10000元不是一回事，曾建国在诉状中提到的10000元是许国红赠送给的路费。曾建国对许国红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曾建国称许国红提交的《收款条》中的67374元已在结算红枣总价值370830元中扣除。第二张《收条》10000元，曾建国起诉时已经在原货款303456元中扣除，曾建国两次共收到许国红的款项77374元，因此曾建国起诉许国红欠款额是293456元。
还查明，曾建国提交了差旅费支出发票20张，金额6185元。显示曾建国于2015年4月11日至2015年4月15日从新疆的阿克苏至乌鲁木齐、西安、菏泽等地的火车票3张；从2015年3月4日至2015年4月16日从乌鲁木齐至西安咸阳、郑州及从郑州至乌鲁木齐等地的航空机票4张。另有汽车票、住宿费、保险费等支出发票13张。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曾建国与许国红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如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许国红所欠曾建国的货款金额是多少。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曾建国与许国红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根据许国红向曾建国出具的《欠货款》及曾建国向许国红出具的《收款条》、《收条》，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红枣买卖合同关系。曾建国为出卖人，许国红为买受人。许国红虽申请证人赵某、张某、李某、董某出庭作证，但四位证人的证言与本案中的其他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不予采信。许国红辩解与曾建国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许国红于2014年1月24日向曾建国出具的《欠货款》欠据，说明了许国红就应付曾建国的红枣货款作出了确认。许国红辩解其向曾建国出具的《欠货款》欠据是在曾建国的欺骗下所为，无事实根据，不予采信。许国红虽然提交了2014年1月14日曾建国向其出具的67374元的《收款条》，但该收据是在2014年1月24日许国红向曾建国出具《欠货款》之前所形成，许国红于2014年1月24日出具的《欠货款》金额303456元应当是在扣抵了67374元的货款后所得数额。许国红提交的《实付现金》证据中，虽然显示2014年1月24日曾建国收到许国红实际付款67374元，但在同一张纸中许国红又在“实付现金”的下方出具了“欠货款”303456元，证明了许国红所提交的《收款条》及《实付现金》中的67374元为同一笔款项。另，许国红提交的2014年1月25日的《收条》，发生在许国红向曾建国出具《欠货款》欠据后，且与曾建国的陈述相互印证，该款额曾建国在起诉时已从所欠的303456元货款中扣除。许国红辩解曾建国在诉状及庭审中所提到的10000元是许国红赠给曾建国的，无事实根据，不予采信。故曾建国要求许国红支付货款293456元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由于双方未对逾期付款支付利息进行约定，所以，曾建国要求许国红从立案之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但从曾建国起诉之日按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许国红付清之日，由许国红支付给曾建国，予以支持。另曾建国主张差旅费6185元，由于双方对此项费用并未进行明确约定，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许国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曾建国红枣货款293456元及利息（从2015年3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二、驳回曾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45元，曾建国负担243元，许国红负担5702元。
上诉人许国红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只是被上诉人的无偿帮工。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欠货款》注明“没钱有货，没货有钱”，该约定证明双方不是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所提交的《实付现金》中，被上诉人书写“在售枣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双方协商共同解决”，该约定亦证明双方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了货物运输单及货物保险单说明被上诉人一直占有案涉货物，其并未将案涉货物交付上诉人。上诉人一审时所申请的证人赵某、张某、李某、董某所作证言均证实被上诉人自行销售红枣，上诉人只是被上诉人的义务帮工。二、案涉《欠货款》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欠据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并未将剩余货物交付给上诉人，也没有授权上诉人进行提货销售。三、一审判决认定货款金额错误。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案涉货物总价值为370830元，2014年1月14日《收款条》、2014年1月24日《实付现金》及2014年1月25日所显示三个67374元，是在不同时间用不同词语所反映的不同内容，均应在总货款中予以扣除。另，上诉人两次向被上诉人支付各1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欠款金额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曾建国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已将案涉货物全部交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已将案涉货物运送到上诉人所租赁的仓库中，上诉人进行了销售，2014年1月24日双方通过结算，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款凭证一份。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曾建国据以主张权利的凭证为上诉人许国红于2014年1月24日出具的欠货款条一份，从该凭证的内容来看，上诉人许国红与被上诉人曾建国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许国红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许国红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关于案涉欠款数额的问题，因案涉欠货款条出具时间较晚，原审判决综合双方之间所持有的权利凭证的先后顺序计算案涉欠款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02元，由上诉人许国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庆生
代理审判员 朱晨曦
代理审判员 史春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