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阳中法行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民委员会办岭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许奕想，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林德战，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伍，男，194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系该村民小组村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东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雷双富，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维荣，系阳东县资源权属调处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梁荣驹，系阳东县法制局干部。
原审第三人：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民委员会上寨三队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许甲森，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许宏森，男，197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系该村民小组村民。
委托代理人：张炳毅，阳江市江城区城东街道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上诉人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民委员会办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办岭村）因与被上诉人阳东县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民委员会上寨三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寨三队）土地权属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不服阳东县人民法院（2014）阳东法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办岭村与上寨三队发生权属争议的土地座落在办岭村北面，丹载旧路南位路边，四至为东至许月海、许荣新屋边为界，南至水利引水渠边，西至水利引水渠边，北至水泥路边，面积约1.3亩，现生长有竹子、蕉树，建有1口水井和办岭村村民许伍的框架结构二层半的房屋1幢。2008年间，许伍在争议土地建设房屋时引起纠纷。上寨三队于是向东城镇人民政府申请调解，东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09年4月7日作出的《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原三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要求双方当事人到阳东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处理。2011年8月24日，阳东县人民政府对本案进行立案调处后分别作出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应申请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不得改变、破坏土地现状通知》并送了双方当事人。2011年10月18日，阳东县人民政府对争议土地进行了现场勘验，参加人员有勘验人和上寨三队、办岭村、丹载村委会、东城镇政府的代表。勘验时制作了《勘验笔录》和《现场勘验图》，参加勘验的人员在《勘验笔录》和《现场勘验图》上进行了签名确认。后阳东县人民政府分别向许甲森（上寨三队村长）、许奕想（办岭村村长）、许伍（办岭村村民）、许珍太（上寨六队村民，曾任上寨原三队队长、上寨六队队长、上寨村村长）、许圣根（上寨三舍一队村民）、许瑞堂（上寨村村民，曾任上寨二队村长）、许全邦（上寨村村民，曾任上寨五队会计）、许计宝（上寨村村民，曾任上寨二队副队长）、许六盛（上寨村村民，曾任丹载村委会主任）、许国贞（办岭村村民）、许定林（办岭村村民，曾任办岭生产队记分员、会计）、许定科（办岭村村民）、许班（办岭村村民，曾任办岭村二队队长）、刘仁普（阳西法院退休干部，曾任丹载大队上寨三队工作队员、贫协委员、组长）、许定献（办岭村村民）、许修全（丹载村委会大元村村民，曾任丹载村委会书记）、许业邦（上寨一队村民）、许伟（上寨三队村民）、许计东（住阳江市江城区上元春，曾在阳东县合山镇站背竹器厂做采购员）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上述的调查笔录中，被调查的人员主要反映了如下情况：一、办岭村的村民许国贞、许定林、许定科，当时的工作队员刘仁普，其他村民许珍太、许圣根、许瑞堂、许全邦、许计宝陈述争议地的土名称独臂蟹，办头怀位于独臂蟹的北面；二、办岭村的村民许国贞、许定林、许定科和其他村民许圣根、许瑞堂陈述争议地的性质是水田；三、关于1962年上寨大队将争议地分给上寨三队还是分给办岭村的陈述，上寨三队村长许甲森和其他村民许圣根陈述分给上寨三队，办岭村村长许奕想主张将争议地分给办岭村；四、许六盛和许修全陈述丹载村委会（当时实为丹载管理区）因修水利在独臂蟹挖泥曾赔偿300元给上寨三队；五、刘仁普陈述1975年前后在丹载大队搞过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时，工作队在争议地开了一口水井，用途是农田灌溉和群众用水；六、许六盛还陈述认识独臂蟹，不清楚办头怀，许国贞认为争议地属办岭村、许定林认为争议地在1979年分给了办岭一队，许定科认为争议地历来是办岭一队使用；七、许班陈述独臂蟹位于办岭村的东北位，即引水渠边，认为水井是70年代的工作队长刘仁普开建的，一直是办岭村使用；八、许定献陈述路的北位称办头怀，没有别名，水井边东位的竹子是自己在1986年种的，认为该地是办岭村的，水井是办岭村建的；九、许业邦陈述1961年丹载大队分三个大队，分别是丹载大队、上寨大队和竹洛大队，到1965年又合并为丹载大队，独臂蟹是入丹载旧路的南位，即水井的位置，办头怀是丹载旧路的北位；十、陈佩珍陈述办岭村口的土地是上寨三队的；十一、许伟陈述争议地叫独臂蟹，是丹载大队分给上寨三队的，由于近水利，经常被水浸，他父亲许永进觉得丢荒可惜，就让我在那里种了竹子好像在2007年卖过竹子；十二、许计东陈述大约在2007年到争议地向许伟收购过两次竹子。
2013年5月7日，阳东县人民政府组织上寨三队和办岭村进行了调解，双方对争议土地的所有权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8月22日，阳东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争议土名独臂蟹（办头怀），范围四至东至许月海、许荣新屋边为界，南至水利引水渠边为界，西至水利引水渠边为界，北至入丹载旧水泥路边为界，面积约1.3亩的土地确定归上寨三队农民集体所有；二、争议地范围内的竹子确定归种植者所有。
办岭村不服阳东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向阳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阳江市人民政府经复议查明，争议土名称独臂蟹（办岭村称办头怀），位于办岭村北面，丹载旧路南位路边。四至为：东至许月海、许荣新屋边为界，南至水利引水渠边，西至水利引水渠边，北至丹载旧路边（水泥路），面积约1.3亩，附着物主要有竹、一口水井和许伍于2008年修建框架结构二层半房屋一幢。办岭村和上寨三队对争议地的四至范围、面积以及附着物的实际情况没有异议，但是对争议地的土名称独臂蟹还是办头怀存在争议。在复议期间办岭村提交了上寨办岭大队生产队许南邦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第十一栏载明：地名“办头怀”的旱地一坵，面积一分一厘，东、西、南、北至均到田，备注栏注明自留地；第四栏载明：地名“办头怀”的鱼眼树一棵。办岭村认为该证的该两栏的记载与争议地有关。阳江市人民政府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阳东县人民政府依职权对土地权属争议进行调解处理并作出处理决定有法律依据，办岭村提供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用以证明争议地已由政府确权归其所有，但该证记载的土地是办头怀的旱地，而办岭村的村民许国贞、许定林、许定科等证人证言均证实争议地名叫独臂蟹，而不是办头怀，办头怀在独臂蟹的北边，且这些证人证言能与上寨三队申请调查的其他村的村民许全邦、许瑞堂、许圣根、许珍太的证人证言相印证，因此，办岭村以《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主张权属归其所有的理据不足。2014年1月10日，阳江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该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办岭村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1、撤销阳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东府（2013）14号《东城镇独臂蟹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阳东县人民政府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阳东县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现场勘验笔录》第三人主张争议土地的四至：东至许月海、许荣新屋边、南至引水渠、西至引水渠边、北至水泥路边，面积约1.6亩；办岭村主张争议地的四至：东至许定业化粪池边、南至引水渠、西至水井，北至水泥路边；《现场勘验笔录》还载明附着物有竹、蕉树、水井、许五框架结构房屋一座，两层半。《现场勘验图》说明了红线图内为争议土地，阳东县人民政府根据地图勾图计算出争议地面积约1.3亩。阳东县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23《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载明日期1996年12月20日，缴款单位丹载管理区，收款人为上寨三队，款项内容为挖泥修水渠补偿款300元，会计栏印章为许兆积，收款人栏印章为许芹帮。在本案开庭审理前，办岭村申请原审法院向阳东县东城镇纪委和阳东县东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证据，申请证人许国焱、许定友、许定旺、许定零出庭作证。原审法院已依职权调取了阳东县东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相关《调查笔录》，但原丹载管理区1996年12月的财务账册并不在阳东县东城镇纪委保管（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确认），原审法院对办岭村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亦已准许。庭审后，办岭村申请原审法院对《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的印章痕迹及书写字体笔迹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询问，办岭村和上寨三队均陈述该收据不是1996年12月20日开具，而是事后补开的，该证据是证明挖泥并进行补偿的事实，不同意进行鉴定；办岭村认为阳东县人民政府和是上寨三队均已承认该收据不是1996年12月20日开具，因而也认为不用鉴定了。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办岭村与上寨三队因土地所有权争议发生的纠纷，阳东县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处理。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阳东县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查明的争议土地权属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和办岭村在本案复议期间及诉讼时提供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是否与争议相关的问题。一、关于争议土地名称，阳东县人民政府查明的争议地土名称独臂蟹（办头怀），在庭审中也主张争议地独臂蟹和办头怀是同一地方。但是办岭村和上寨三队、其他自然村的部分村民均认为争议地土名为独臂蟹，而办头怀位于独臂蟹的北面，故原审法院对争议地土名称独臂蟹的事实予以确认。虽然阳东县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地独臂蟹与办头怀是同一地方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其依照其职权对争议土地权属的处理。二、关于争议土地“西至引水渠边”和面积的问题，阳东县人民政府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派出专业人员组织争议双方对争议土地进行现场勘验，查明争议土地的现状，确定争议土地界至，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并根据地图勾图计算出来争议地面积约1.3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三、关于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1、阳东县人民政府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的事实有《调查笔录》予以证实，其依照职权进行调查并制作现场笔录符合法律规定，虽然阳东县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对争议土地附着的蕉树种植者的事实没有确认，但并不影响其对争议土地历史使用情况的事实认定。2、关于七十年代开挖水井的问题。阳东县人民政府确认70年代阳江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当时水资源欠缺，为解决农田用水问题，经当时工作队队长刘仁普组织在争议地开挖了一口水井缓解该片水田用水。阳东县人民政府在调查中对刘仁普陈述1975年前后在丹载大队搞过农田基本建设运动，职务是工作队员，独臂蟹位于办岭村的北位，路的南位称独臂蟹，当时工作队在争议地开了一口水井，用途是农田灌溉和群众用水的事实，与许班陈述该水井是70年代工作队长刘仁普组织开建的证言吻合，阳东县人民政府对此事实进行确认并无不当。至于刘仁普当时在工作队的任职情况，刘仁普在阳东县人民政府调查时陈述是工作队队员，阳东县人民政府根据许班的陈述认定刘仁普是工作队长，虽然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阳东县人民政府对该事实的认定。至于办岭村提供的办岭村村长于2013年11月24日对刘仁普的调查用以否定刘仁普于2011年11月8日书面的《证明》，由于刘仁普向办岭村村长陈述“当时是在上寨挖了两口水井，包括办岭村的那口水井，但又记不起挖水井的具体地名了……”与阳东县人民政府对刘仁普的调查内容并不矛盾，故原审法院对办岭村的该主张不予采纳。3、关于1996年间丹载管理区在修水利时在独臂蟹挖泥赔偿300元给上寨三队的事实的认定问题，当时的丹载管理区书记许修全在调查时对此进行了证实，并陈述开出了《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虽然，该收据是后来补开的，但是该收据证明的事实与许修全的陈述一致，故阳东县人民政府对1996年间丹载管理区在修水利时在独臂蟹挖泥赔偿300元给上寨三队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4、关于争议土地的种、管、收问题的事实认定，上寨三队村民许伟陈述在争议地卖过竹子与许计东陈述争议地向许伟收购过两次竹子的事实基本一致，阳东县人民政府据此确认该事实并无不当，因此，原审法院对阳东县人民政府查明的争议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的事实予以确认。5、关于办岭村提供的许勤帮、许定坚的视频资料问题，该视频资料反映的内容是办岭村将土名黄寨园与上寨三队土名办头怀进行兑换的谈话录像。该视频反映的是许勤帮、许定坚关于土地兑换的谈话情况，由于与阳东县人民政府认定争议地的历史使用情况没有关联，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6、关于办岭村提供丹载村委会《证明》的问题，该证明是在阳东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书》送达后由丹载村委会作出的，其证明该水井是办岭村民在1975年在办头怀这块土地开挖一口水井，是用来供办岭村民生活饮用的。由于该证明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7、关于办岭村主张其提交的《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三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证明争议地事实的问题。该调解意见书是阳东县东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反映，该调解意见书并没有对的争议地历史使用情况进行确认，故办岭村主张该调解意见书所要证明的事实不予采纳。四、办岭村提供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用以证明争议地已由政府确权归其所有，但该证记载的土地是办头怀的旱地，而办岭村的村民许国贞、许定林、许定科等证人证言均证实争议地名叫独臂蟹，而不是办头怀，办头怀系在独臂蟹的北边，这些证人证言能与第三人申请调查的其他村的村民许全邦、许瑞堂、许圣根、许珍太的证人证言相印证，因此，办岭村以《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主张争议地土名称办头怀，该争议地权属归其所有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五、关于争议地权属在政府调处前是否已经确权的问题，由于办岭村及上寨三队在案件调处时均未能提供争议地的合法权属凭证，办岭村在行政复议和诉讼时提供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是办头怀的权属证明，并不是本案争议土地独臂蟹的权属证明，因此，阳东县人民政府查明争议地在政府调处前尚未确权的事实清楚。
阳东县人民政府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派出专业人员组织争议双方对争议土地进行现场勘验，查明争议土地的现状，确定争议土地界至，并由争议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阳东县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还就争议事项对办岭村、上寨三队、其他自然村的村民以及丹载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查明争议土地的使用事实，其根据查明的村、队分割以及争议土地的经营管理情况等事实，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在调解不成后作出处理决定，处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阳东县人民政府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有关“由于村、队、社、场合并或者分割等管理体制的变化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的按变更后的现状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将争议土地的所有权确定归上寨三队集体所有，争议范围的竹子归种植者所有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阳东县人民政府2013年8月22日作出的东府（2013）14号东城镇独臂蟹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阳东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22日作出的东府（2013）14号东城镇独臂蟹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办岭村负担。
上诉人办岭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阳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阳东法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阳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东府（2013）14号《东城镇独臂蟹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责令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1、上寨三队提交的《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明显是伪造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依法不应当采信。首先，上寨三队在本案行政复议程序中拒绝说明该证据的来源，在一审庭审中办岭村质疑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请求鉴定笔迹及印章形成的真实时间时，上寨三队才承认该收据是2008年底发生争议之后开具的，但不同意作司法鉴定。可见，该收据显示的时间”1996年12月20日”明显虚假。其次，阳东县东城镇丹载管理区办事处在1999年底已变更为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民委员会，2008年之后开具收据的公章不可能是“阳东县东城镇丹载管理区办事处”，说明该收据上的公章显然是伪造的。第三，从阳东县人民政府2011年10月24日对上寨三队法定代表人许甲森所作的《调查笔录》反映，许甲森确认当时没有书面证据，只提供有证人证言材料，以清单为准。而其2011年7月10日提供的证据清单显然没有该收据，则该收据可能是2011年10月24日之后才出具的。当时，许兆积和许勤帮均早已去世，加盖该两人的私章是荒谬的，而且其中显示的”许芹帮”印章，并非”许勤帮“（第三人原队长），”许兆积”的印章也与查实的同时期印章（在东城镇纪委取得有”许兆积”印章的银行支票复印件提交一审法院核对）字体、大小均不一致。可见，该两人的私章也是伪造的。最后，该收据显示的”修办岭村边支渠因误挖上三队水田（独臂蟹）石坭补偿款300元”内容也太过明确，对于十多年前某月某日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记录得异常清楚，明显不合常理，显然是针对本案纠纷而伪造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关于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定，该收据显然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一审判决却仍然采信该证据，严重违背证据采信的原则。2、基于上述《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是伪造的虚假证据，则阳东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与其证明内容有关的多份《调查笔录》显然也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依法不应当采信。但一审判决却认定相关被调查人的陈述与该收据显示的内容一致而予以采信，也是明显错误的。比如从阳东县人民政府2012年4月12日对许六盛的《调查笔录》和2012年9月13日对许修全的《调查笔录》反映，许六盛和许修全均承认是当时修水利挖泥赔偿款开的票据。但该收据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当时开具的，可见被调查人的陈述完全不客观、不真实。3、上寨三队提交证人刘仁普的《证明》，内容有多处涂改痕迹，且与办岭村提供的”刘仁普视频资料与调查笔录”显示的内容相互矛盾，也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合，在无法确认其中证明内容客观真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采信上寨三队提供的该证据所证明的虚假事实，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认定争议地名是”独臂蟹”而不是”办头怀”，并据此认定办岭村提交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委会《证明》、2008年许定坚、许勤帮的谈话录像等都是与”办头怀”相关却与争议地的历史使用情况没有关联，而全部不予采纳，显然是逻辑错误。一审判决仅凭几个未到庭接受质询的证人证言认定争议地名是”独臂蟹”是错误的，上寨三队提交的《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是证实”独臂蟹”地名存在的唯一直接书证。如前面所述，该收据就是其伪造的虚假证据，根本就不应当采信。而办岭村提交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和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委会现职主任、副主任、治保主任同时署名并加盖公章的《证明》及上寨三队的原会计兼记分员许定坚与原队长许勤帮2008年的谈话录像等证据显然直接证实了”办头怀”的地名及土地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就是本案争议的土地。（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对争议地的地名认定错误。（1）办岭村和上寨三队对于争议地的地名是”办头怀”还是”独臂蟹”之争是本案最大的争议，而阳东县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和一审庭审时均主张争议地是”办头怀”与”独臂蟹”两个地名并存的同一个地方，同时也确认是根据申请在先的原则依照上寨三队的申请主张而以”独臂蟹”认定地名的，并没有确切依据，但其对于”办头怀”的地名则从未否认。（2）办岭村提交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委会《证明》、2008年许定坚与许勤帮的谈话录像等证据都直接证实争议地的地名是”办头怀”。另外，阳东县东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09年4月7日作出的《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三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中上寨三队的原法定代表人许六光的陈述也充分证实了争议地不是独臂蟹（而是位于独臂蟹东北边的土地）；上寨三队的《土地确权申请书》则明确主张土名”独臂蟹”的土地是位于土名”三坑”的16亩水田中的一块零星土地（即”独臂蟹”是”三坑”的组成部分）。但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许国焱、许定友、许定旺、许定零均一致陈述土名”三坑”的土地事实上位于办岭村东南方位（即现在广雅路以东位置），而争议地则位于办岭村西北方位（确认真实的土名是”办头怀”），”三坑”与争议地之间有广雅路及办岭村隔开，根本就不相邻，两者的位置完全不同。因此，”三坑”及”独臂蟹”的地名根本就与争议地无关。（3）《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充分证实”办头怀”的地名及土地是客观存在的，阳东县人民政府认定争议地是”办头怀”与”独臂蟹”两个地名并存的同一个地方，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争议地名是”独臂蟹”则明显证据不足，认定错误。2、认定争议地四至范围错误。上寨三队申请对争议地确权时主张”西至进村道路”，办岭村则认为”西至水井边”，但阳东县人民政府却认定争议地”西至水利引水渠边为界”，三者明显不一致。阳东县人民政府的认定明显扩大了争议地的范围，不符合实际情况，若真正按照其认定的争议地四至范围确权，则可能会引发新的纠纷。3、对争议地的历史及实际管理使用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70年代在争议地开挖的水井是为了解决农田用水问题，是错误的；而没有认定该水井的实际管理使用人，是认定事实不清。办岭村后来提交的”刘仁普视频资料与调查笔录”证实了当时开挖的水井是为了解决办岭村村民的饮用水源问题而不可能是农田灌溉问题，也确认该水井是上诉人的村民开挖和实际使用的。该证据与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委会现职主任、副主任、治保主任同时署名并加盖公章的《证明》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该事实。（2）一审判决采信上寨三队提供欺假的《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从而认定1996年间丹载管理区修建水利时在独臂蟹挖泥赔偿300元给上寨三队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以上寨三村民许伟陈述在争议地卖过竹子与许计东陈述向许伟收购过竹子的事实基本一致而认定上寨三队对争议地种管收的事实，明显证据不足。因为上寨三队村民许伟的证言显然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而不足采信。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合山镇站背竹器厂的真实存在及许计东是该厂的采购员，也没有交货凭据或者收款凭据等其他证据佐证。并且居住在争议地附近的村民无人知晓，却有更多的证人证言相反地证实在该地种竹子的是办岭村的村民许定献（又名许荣新，其房屋在争议地的竹子附近）。（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阳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阳东县人民政府在其处理决定书中主张是因为上寨三队”对争议地管理经营收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才支持其对争议地的所有权，且在其行政复议答复和一审行政诉讼答辩中都确认是”按照相关的种管收事实进行确权处理”。但是，上寨三队显然没有证据证实其村民1962年之后数十年时间对争议地种管收的事实，而《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三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显示，上寨三队的原法定代表人许六光也承认1979年之后是办岭村的村民许伍、许桐帮等人在争议地耕种至2008年底争议发生之时。并且许伍后来在争议地建房居住至今，争议地的现状就是办岭村的村民实际占有使用，上寨三队没有任何村民实际占有使用争议地。可见，办岭村的村民对争议地行使种管收权利长达30年是客观事实，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争议。因此，在办岭村未能提交《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之前，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的规定，依法应当将争议地的所有权确定归办岭村所有才是正确的。但阳东县人民政府最后又主张是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将争议地的所有权确定归上寨三队所有的决定，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2、阳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上寨三队于2011年6月21日向阳东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三条”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第二十八条”应当自受理土地权属争议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调查处理意见”、第三十条”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由人民政府下达处理决定”的规定，阳东县人民政府应当在2012年1月份作出处理决定。但其直至2013年8月22日才作出本案处理决定，严重超期，客观上为上寨三队伪造证据、安排作假创造了时间条件。
被上诉人阳东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正确的。1、一审判决认定争议地基本情况正确。阳东县人民政府对争议地的土名、四至范围、面积及附着物等情况予以查明，是在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实地勘查后，经双方当事人签名认可的。2、一审判决认定上寨三队对争议地的历史使用情况事实清楚，是正确的。上寨三队对争议地有管理使用的事实清楚，而办岭村对争议地没有种管收事实。该《处理决定书》在认定事实中已作详细陈述。在调处期间，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有效的权属凭证，争议地未经政府确权，应由政府确权处理。以上的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被告调查核实材料证明。3、办岭村称一审判决对上寨三队提供的《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证据采信和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上寨三队提供的该收据，证明原丹载管理区修建水渠时，在争议地挖泥，挖泥补偿款补偿给上寨三队的事实。阳东县人民政府还调查了原丹载管理区的亲身经历人、知情人，充分印证了上述事实。同时，上寨三队在一审时也承认修水渠挖泥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是清楚和正确的。4、办岭村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是合法证据，其以此主张争议地权属理据不足。办岭村新提供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委会证明》、《证人证言》材料14份及许定坚、许勤邦视频资料等。这些证据均是在调处期间没有提供的，未经政府审核认定，不是本案定案的证据，是不合法的证据。另外，办岭村提供的土地房产证的四至均至田，属四至不清，不能认定载有争议地，不能作为本案有效的权属凭证。因此，办岭村提供以上的证据主张争议地权属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阳东县人民政府查明本案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维持阳东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正确，办岭村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上寨三队述称：被上诉人阳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办岭村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对于上寨三队提供的收据虽是事后补开的，但挖泥赔款的事实有当时书记、主任、出纳的证实，证明上寨三队当时已经领取了挖泥款的事实。（二）办岭村认为林良普的笔录是经过涂改和增加内容，没有任何依据。（三）办岭村后来提供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土名是“办头怀”，与本案无关。（四）东城镇司法所调解的时候，办岭村称争议地是“独臂蟹”，“办头怀”的土名是上诉人加上去的。（五）争议地的四至经双方到达现场勘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争议地的四至是客观真实的。（六）水井既可以解决饮水问题，也可用于农田灌溉，办岭村和上寨三队村民可以用，路边的人也可以用。水井是公共设施，不能认为谁用得多就归谁所有。（七）关于许计东是否采购员的问题。对于许计东的身份问题，合山镇建筑器材厂的老板已确认了许计东是采购员的事实，只是不肯出庭作证。许计东与上寨三队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其证言应可信。（八）对于办岭村申请4个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证人在庭审上的陈述，一审判决是综合归纳的，并不是庭审记录不完整。（九）办岭村提出的“三坑”只不过是土名，争议地的土名和面积应该以双方在现场确认的为准。（十）调解意见书的陈述只代表双方的意见，并未经确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了对争议土地的四至范围查明情况外，原审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办岭村之所以到复议期间才提交原阳江县人民政府1962年发给上寨办岭大队生产队许南邦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是因为持证人的后代在江门居住，在阳东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后找到，所以当时没有提供。被上诉人阳东县人民政府认为该证是真实的，但具体四至不清楚，不能反映出争议地，不能凭证认定争议地。上寨三队亦认为该证是真实的，但是四至不清楚。
再查明，上寨三队在二审时提供一份证据，是2014年6月19日询问许伦的《询问笔录》。许伦在《询问笔录》中反映，其于1984年在丹载村委会工作，1992年起至2002年任村委会出纳，现在在双捷恒佳沙场工作；对于上寨三队提供作为证据的《收款收据》，许伦承认该收据上的字是他写的，但开票的时间是2009年初，属于后来补开的，不是收据上的落款时间（1996年12月）；对于收据上“丹载管理区”的公章，其反映是存放的旧票上有的，“许兆积”的印章也是有的，其填好收据上的文字后交给许陆，许陆再找许芹帮盖印章；许伦还认为，当时挖泥的地方土名叫“独贡蟹，村委会赔偿300元给上寨三队是事实。
办岭村对上寨三队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事实。理由：1、许伦的证据不排除存在收买的情况；2、许伦没有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这张票有3个章，2009年已经没有管理区这个公章了，还有两个章也是假的，字迹不一致；4、许伦没有资格代表管理区的人出示这份票据，2009年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1996年事实。
阳东县人民政府对上寨三队提供的上述证据没有意见，认为这份证据与其调查的材料能基本印证当时的事实，也与实际发生的事实相符。
本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权属行政裁决纠纷，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争议土地的名称、四至范围；（二）争议土地是否曾经已经确权；（三）争议土地一直以来实际管理使用情况。
关于争议土地的名称、四至范围问题。首先，争议地名称的认定在本案中较为重要。办岭村提供原阳江县人民政府1962年发给上寨办岭大队生产队许南邦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该证第十一栏载明：地名“办头怀”的旱地一坵，面积一分一厘，东、西、南、北至均到田，备注栏注明自留地；第四栏载明：地名“办头怀”的鱼眼树一棵，办岭村认为该证的该两栏的记载与争议地有关，争议地名称就是“办头怀”，其主张原阳江县人民政府已在1962年时将争议地权属确定给其村村民，这次应将权属确定给其村所有。办岭村提交有《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和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委会现职主任、副主任、治保主任同时署名并加盖公章的《证明》及上寨三队的原会计兼记分员许定坚与原队长许勤帮2008年的谈话录像等证据，证实”办头怀”的地名及土地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就是本案争议的土地。另外，阳东县东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09年4月7日作出的《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三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中上寨三队的原法定代表人许六光的陈述也认为争议地不是独臂蟹（而是位于独臂蟹东北边的土地），上寨三队的《土地确权申请书》也明确主张土名”独臂蟹”的土地是位于土名”三坑”的16亩水田中的一块零星土地（即”独臂蟹”是”三坑”的组成部分）。但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许国焱、许定友、许定旺、许定零均一致陈述土名”三坑”的土地事实上位于办岭村东南方位（即现在广雅路以东位置），而争议地则位于办岭村西北方位（确认真实的土名是”办头怀”），”三坑”与争议地之间有广雅路及办岭村隔开，根本就不相邻，两者的位置完全不同。而上寨三队称争议地为“独臂蟹”，其提供有村民证人证言以及产生权属纠纷之后其才补写的《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证实。从以上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办岭村提供的证据优势较大，毕竟《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以及争议初期阳东县东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三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反映的情况较为可信。因此，阳东县人民政府认定是同一地方，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外，在行政审判当中，人民法院审理的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否能充分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而不是改变其认定的事实。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争议地名是”独臂蟹”而不是”办头怀”，改变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不当。其次，争议地的四至范围。本案中，从阳东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现场勘验笔录》反映，办岭村主张争议地的四至为：东至许定业化粪池边，南至引水渠，西至水井，北至水泥路边，面积约1.1亩；上寨三队主张争议土地的四至为：东至许月海、许荣新屋边，南至引水渠，西至引水渠边，北至水泥路边，面积约1.6亩。这说明争议双方一直对争议土地的四至范围有争议，未能统一。但阳东县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认定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却与上寨三队的主张一致，而又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并且，在双方对争议土地的四至范围有争议的情况下，双方对阳东县人民政府认定争议地的面积亦有不同看法。因此，阳东县人民政府及原审法院对争议土地的四至范围、面积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另外，阳东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也没有明确认定现争议地范围内的竹子属谁种植，主文第二项确定竹子归种植者所有，属于确权不明，村民亦有可能因竹子的所有权归属产生纠纷。
关于争议土地是否曾经已经确权问题。在阳东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之前，争议双方都未能提供争议土地有效的权属凭证。在向阳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时，办岭村提供原阳江县人民政府1962年发给上寨办岭大队生产队许南邦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办岭村认为该证有两栏的记载与争议地有关，争议地名称就是“办头怀”，其主张原阳江县人民政府已在1962年时将争议地权属确定给其村村民，这次应将权属确定给其村所有。但是，该证是发给办岭村村民许南邦个人，不是发给办岭村集体。对于该证是否与现争议土地有关联以及该证的效力问题，由于办岭村在申请复议时提供，致使阳东县人民政府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未能对该证的效力作出认定。因此，在阳东县人民政府未能对该证的效力作出认定的前提下，原审法院直接认定该地在调处之前尚未确权不当，应先由阳东县人民政府在重新确权对该证的关联性、效力性作出认定较为妥当。
关于争议土地一直以来实际管理使用情况的问题。1、阳东县人民政府认定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上寨大队将争议地划分给上寨三队集体所有的主要证据是上寨三队提供的几位证人证言，没有其他划分土地的书面证据。对该证人的证言问题，首先，该证据是上寨三队提供的，不是阳东县人民政府调处纠纷时调查取得的证据；其次，在争议双方都对争议地的四至、面积有争议的情况下，证人证言均认为争议地约1.6亩，到底是怎样计算出来争议土地的面积未有说明。而从阳东县人政府提供的《调查笔录》反映，争议双方的村民都各自主张争议土地当初是分给本村集体的，亦难以认定当初划分争议土地的情况。况且办岭村提供原阳江县人民政府1962年发给上寨办岭大队生产队许南邦的《阳江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主张原阳江县人民政府已在1962年时将争议地权属确定给其村村民，假若该证记载的土地与争议地有关，争议地名称就是“办头怀”，则当时的上寨大队就不大可能将政府已分给办岭村村民的土地又分给上寨三队。因此，这些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从争议地的地理位置分析，这样处分土地的可能性也值得商榷。从上寨三队提供的《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三队与办岭村争议地土名（独臂蟹）平面图》来看，争议地除了北面是入村水泥大路，其余三面基本是办岭村村民的土地或房屋，而水泥大路的另一边才是上寨三队的土地。2、关于在争议地开挖水井的问题。阳东县人民政府确认70年代阳江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当时水资源欠缺，为解决农田用水问题，经当时工作队队长刘仁普组织在争议地开挖了一口水井缓解该片水田用水。上述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刘仁普2011年11月8日的书面《证明》。刘仁普还在《证明》中反映，“独臂蟹”位于办岭村的北位，路的南位称“独臂蟹”。而办岭村后来提交2013年11月24日刘仁普的《视频资料》与《调查笔录》反映，当时开挖的水井是为了解决办岭村村民的饮用水源问题而不可能是农田灌溉问题，也确认该水井是办岭村的村民开挖和实际使用的。这说明刘仁普前后所讲不一致，但办岭村提供的该证据与阳东县东城镇丹载村委会现职主任、副主任、治保主任同时署名并加盖公章的《证明》内容相互印证。况且，水井不大，水量不会很多，用于灌溉农田的可能性亦不大。3、关于丹载管理区在1996年修水利时是否赔偿300元挖泥款给上寨三队的事实认定问题。首先，不管是丹载管理区还是上寨三队均无法提供当时开具的书面凭证，也无法提供当时的会计支出或收入账册证实。其次，对于上寨三队提交的《阳江市统一收款收据》，上寨三队承认该收据是2009年发生争议之后，当时村民许陆找丹载村委会出纳许伦补开的。对于上寨三队二审提供的证据，也就是对许伦的《询问笔录》，许伦承认该收据上的字是他写的，但开票的时间是2009年初，属于后来补开的，不是收据上的落款时间（1996年12月）；对于收据上“丹载管理区”的公章，其反映是存放的旧票上有的，“许兆积”的印章也是有的，其填好收据上的文字后交给许陆，许陆再找许芹帮盖印章。这份证据是说明许伦在隔了十几年之后开票的过程，至于为何当初没有开票，为何没有账册记载，没有说明。而从阳东县人民政府2011年10月24日对上寨三队法定代表人许甲森所作的《调查笔录》反映，许甲森确认当时没有书面证据，只提供有证人证言材料，以清单为准。而其2011年7月10日提供的证据清单显然没有该收据，则该收据可能是2011年10月24日之后才出具的，这与许伦反映的开票时间（2009年）相冲突。假若该收据是2011年10月24日之后才补写的，当时许兆积和许勤帮均早已去世，许陆不可能再找许芹帮盖印章，而且其中显示的”许芹帮”印章，并非”许勤帮“（第三人原队长），”许兆积”的印章也与查实的同时期印章（在东城镇纪委取得有”许兆积”印章的银行支票复印件提交一审法院核对）字体、大小均不一致。况且，这份证据是上寨三队二审时提供的，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的规定，许伦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开票的经过不可信，该证据难以证实丹载管理区当时赔偿300元挖泥款给上寨三队的事实。另外，丹载管理区当时修水利的用途，就是解决包含争议双方在内的几条村的农田灌溉用水问题，上寨三队本身也是受益者，并且按其所讲，争议地自1962年分给其村之后，因水浸原因，其村很长时时没有使用该土地，要管理区赔偿修水利的挖泥款，也似乎不合常理。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关于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定，该《收据》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4、关于村民对争议土地的种、管、收问题。阳东县人民政府及一审判决根据上寨三队村民许伟的证言和合山镇站背竹器厂许计东的证言认定上寨三队对争议地种管收的事实，证据不足。首先，上寨三队村民许伟的证言显然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另外，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合山镇站背竹器厂的开办、工商登记情况，也没有证据证实许计东是该厂的采购员，更没有收购竹子的交货凭据或者收款凭据等其他证据佐证。相反，办岭村提供有更多的证人证言证实在该地种竹子的是办岭村的村民许定献（又名许荣新，其房屋在争议地附近）。而阳东县东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09年4月7日《关于东城镇丹载村委会上寨三队与办岭村土地纠纷的调解意见书》显示，上寨三队的原法定代表人许六光反映，1979年开始分田到户，由于争议土地经常受水浸，所以没有分到农户，由生产队集体管理，农户也没有在此耕作，后来办岭村的村民许伍、许桐帮等人捡来开荒，耕种至今。东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这份《调解意见书》是根据争议双方的意思表示归纳整理而成，双方认可而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较为可信，并且本案纠纷的起因就是办岭村村民许伍后来在争议地建房居住，上寨三队出来阻止而引发。阳东县人民政府认定争议地一直是上寨三队管理使用与上寨三队原法定代表人许六光的上述所讲内容不一致，其对争议地种、管、收事实的认定，未能提供充分证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及阳东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阳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阳东法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阳东县人民政府2013年8月22日作出的东府（2013）14号东城镇独臂蟹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限阳东县人民政府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阳东县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德印
审 判 员 黄光汉
代理审判员 黄英燕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书 记 员 陈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