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5民终4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春红，女，197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渭南众诚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娥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建，男，197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系被上诉人渭南�诚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占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陕西恒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申春红因与被上诉人渭南众诚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7）陕0502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申春红、被上诉人渭南众诚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娥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建、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到�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占武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春红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7）陕0502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
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采信不公。从2004年8月至2015年2月，上诉人一直在中国移动合阳公司上班，一审判决仅仅认定上诉人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上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仅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与被上诉人渭南众城人力资源公司鉴定书面劳动合同，但上诉人2004年8月至2007年7月是在被上诉人中国移动合阳公司上班的，应该给上诉人补交这个时间段的养老统筹金；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渭南众城人力资源公司是在2015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的，并不是2015年2月1日，所以应该给上诉人经济补偿金；4、上诉人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
渭南众诚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7）陕0502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和理由：渭南众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申春红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从中国移动渭南分公司传来的消息称上诉人申春红已经离职，所以众城与上诉人申春红解除了劳动合同，且在与申春红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众城公司并不存在拖欠工资和未交养老统筹的情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辩称，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2017）陕0502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申春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拖欠原告2015年元月至3月工资（每月3900元），共计11700元；二、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3900元；三、依法判决被告为原告补交2004年8月份至2007年5月份三年的养老统筹金、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等；四、依法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因拖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二倍的赔偿金15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7月1日原告申春红与被告众诚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2015年原告申春红与被告众诚公司签订书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载明“解除终止日期为2015年2月1日”，2015年3月31日原告申春红在该证明书上签名，被告众诚公司同日在该证明书上签字并加盖公�公章。2017年1月5日原告向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同日，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渭劳人仲不字（2017）第0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双方已于2015年3月解除劳动关系，原告现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对原告申春红的申请不予受理。该《不予受理通知书》向原告送达后，原告申春红不服于2017年3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申春红与被告众诚公司签订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双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5年2月1日，且原告申春红于2015年3月31日在该证明书上签名，故本院认为原告申春红最晚于2015年3月31日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字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申春红最晚也应当在2016年3月31日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据此，原告申春红2017年1月5日向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明显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原告申春红向本院提交了其短信记录四张，证明被告移动公司经理原来答应解决原告的问题，故仲裁时效中断，但原告申春红提交的短信记录为其2016年6月12日以后与名为“田峰田经理”的短信记录，并不能证明在2015年3月31日至2016年3月31日间其向二被告主张权利，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原告申春红的仲裁申请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申请时效且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申春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申春红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且双方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上诉人申春红与被上诉人众诚公司签订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双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5年2月1日，上诉人申春红于2015年3月31日在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名。上诉人申春红于2015年3月31日就知道自己的权利收到侵害，故上诉人申春红应予2015年3月31日至2016年3月30日之间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但上诉人申春红于2017年1月5日向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已明显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上诉人申春红的仲裁申请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申请时效且在法定期限内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故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申春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申春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申春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丽宁
审 判 员 安维科
代理审判员 王军涛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