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黄石中民二终字第00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清水，原系大冶市保安湖渔场场长。现在湖北鄂东监狱服刑。
委托代理人游友安、刘飞志，二者均系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住所地大冶市保安镇。
法定代表人吴清明，系该管理处主任。
原审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住所地大冶市沿湖路**号。
法定代表人邱斌，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保军，大冶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冶市保安镇。
法定代表人王清水，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细巧，系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的职工。
委托代理人吴泽金，系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的职工。
原审第三人吴丰富。
原审第三人曹碧，又名曹祥碧。
上诉人王清水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大冶市人民法院（2014）鄂大冶民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大冶市保安湖渔场系国有企业，王清水原系该渔场场长。在改制前该渔场所属的扁担塘5000亩、肖四海湖2000亩水面分别由吴新华、第三人曹碧承包经营，年租金分别为41万元和20万元。2009年4月，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根据大冶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以冶渔场渔（2009）7号文，就关于保安湖渔场企业改制的问题向大冶市人民政府作了书面请示。2010年12月，大冶市企业改革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以冶企改发（2010）12号文同意对保安湖渔场实施改革，在提出了相关安置方案的同时，明确规定扁担塘5000亩、肖四海2000亩大湖水面使用权，交由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统一管理。自2009年春节至2013年春节期间，王清水为达到能承包扁担塘、肖四海湖水面的目的，利用其职务之便，多次单独或伙同他人向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原局长王水华及其班子成员进行贿赂，其中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原任局长王水华共收受贿赂3.3万元。2010年12月6日，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向王清水出具了《关于保安湖渔场改制后肖四海和扁担塘两湖养殖权确认的证明》。该证明载明：经征求党委班子成员意见，原则同意将肖四海、扁担塘两湖交由保安湖渔场原法定代表人王清水同志重新组建专班进行承包管理；将评估后的办公楼出售给王清水组建的新班作为办公场所；肖四海、扁担塘两湖在�制后承包金按三里七渔场或大冶湖渔场现在大湖水面标准计算。如改制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或中途出现职工集体上访和闹事纠纷，此证明作废。此证明系手工书写，并加盖了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单位印章。2011年元月1日，王清水以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同第三人吴丰富签订了扁担塘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将扁担塘大湖5000亩及3个鱼池（共24亩）承包给第三人吴丰富生产经营、旅游休闲；承包期从2011年元月1日起至2015年元月31日止；承包期内第三人吴丰富每年应向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上交承包金41万元。2011年4月12日，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与王清水签订了《扁担塘、肖四海湖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同意王清水实施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模式是全面�行生态养殖；承包范围为保安湖渔场原扁担塘5000亩水面及其鱼池和房屋等设备；肖四海湖2000亩水面及鱼池，外围和设备；保安渔队270亩未征用开发的鱼池及设备；承包年限自2011年元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止，时间15年；承包期内王清水每年向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交纳承包金5万元；承包方式由王清水全额出资组建新公司对租赁的水面和鱼池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2011年9月28日，王清水独资设立了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王清水又以该公司名义于2011年12月30日同第三人曹碧签订了肖四海湖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将肖四海湖2000亩水面及外围、鱼池承包给第三人曹碧生产经营和管理；承包期从2011年元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承包期内第三人曹碧应向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上交承包金：2011年35万元、2012年至2015年�年上交20万元、2016至2017年每年上交25万元，七年总计165万元。至今为止，王清水共上交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承包金10万元。
另认定：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原系大冶市农业局下属事业法人单位。2012年7月17日，大冶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以冶编（2012）35号文件将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调整为大冶市保安湖湿地管理办公室管理。2013年11月8日，大冶市人民政府以冶政函（2013）132文件将大冶市人民政府在原保安湖渔场改制过程中划给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管理的肖四海、扁担塘及保安湖渔场尚未收储的鱼池划归给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管理。
原审判决认为：王清水为达到其低价承包两湖的目的，利用其任原保安湖渔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多次向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原任局长及其班子成员行贿，最终导致王清水在没有取得经营权之前就以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同第三人�丰富签订扁担塘承包合同及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与王清水达成低价承包两湖协议的事实，该事实违背了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当初设定的将两湖交由保安湖渔场原法定代表人王清水重新组建专班进行承包管理的本意，是双方恶意串通的结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与王清水低价达成所谓生态修复工程协议后，王清水又将两湖分别转包给第三人吴丰富、第三人曹碧从事生产经营，并从中渔利，且在该两份转包合同中对两湖的生态修复问题未作任何的界定和限制，有以合法名义掩盖非法低价承包之嫌。故应认定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与王清水所签订的生态修复工程协议无效。因该协议无效，依存该协议的两个转包协议亦属无效。故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要求确认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与王清水于2011年4月12日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及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分别与第三人吴丰富和第三人曹碧签订的《扁担塘承包合同》和《肖四海承包合同》无效的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至于王清水辩称的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主体不适格及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规定其承包后必须安排八名职工等辩解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第三人大冶市水产局与王清水于2011年4月12日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二、确认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元月1日与第三人吴丰富签订的《扁担塘承包合同》无效；三、确认第三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30日同第三人曹碧签订的《肖四海承包合同》无效。
宣判后，王清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是诉争合同的相对方，对本案不具有诉讼权利，不具备原告资格。理由是：1、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在原审庭审中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在其委托代理人提出质疑，要求质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就该问题没有要求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举证，更没有质证，限制了其诉讼权利。2、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虽然在原审中提供了大冶市人民政府的文件，证明其是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合法管理人。但根据我国法律之规定水面使用权证书是土地使用权证，只有取得相关的权利证书后，其才取得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合法权利。而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并没有提供相关的权利证书，显然不是合法的权利人。3、即使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取得了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土地使用权，但由于其与大冶�水产局签订的租赁合同在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无权主张合同无效。4、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水面承包生态修复合同在先，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取得使用权利时，其租赁权就已经存在。故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的合同不可能损害后取得权利的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的任何利益。（二）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不能合并审理。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的诉讼请求有二，一是请求判令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两湖生态修复工程协议无效，二是请求判令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与吴丰富、曹碧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两个诉求的主体不同，《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是大冶市水产局与其之间签订的合同，而《扁担塘承包合同》、《肖四海承包合同》是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分�与吴丰富、曹碧签订的合同。三份合同的签订主体不同，不能合并审理。而且上述三份合同相互独立，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主、从合同关系。即使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被宣告无效，并非必然导致《扁担塘承包合同》、《肖四海承包合同》也无效。吴丰富、曹碧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没有恶意串通，且支付了对价，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依据从大冶市人民检察院取得的笔录等证据认定其为承包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承包经营权，利用其任原保安湖渔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多次向大冶市水产局原任局长及其班子成员行贿事实。该事实认定错误。因为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没有任何权限到大冶市人民�察院调取另一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笔录，也没有申请原审法院调取该笔录。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在原审中将此笔录作为证据，来源不合法。而且上述笔录系证人证言，在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采信证据不当。（二）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黄石中刑终字第00010号刑事判决书只认定了王清水等人向王水华行贿的事实，并没有认定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而且，认定其等人为了能承包两湖向王水华行贿，从逻辑上说不通。因为此次行贿是王清水、王康如、姜某、陈某等一起所为，但却是为了其个人能承包两湖，那么其余三个人能得到什么利益？从整个证据来看，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只能证实王清水、王康如、姜某、陈某一起向大冶市水产局原局长王水华行贿，并未向班子成员行贿。而《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是经过大冶市水产局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后签订的，而不是原局长一人决定。原审判决认定恶意串通的另外一方是谁？原审判决认定其有行贿行为，但是司法机关并没有以行贿罪指控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此举至少说明其并没有以行贿行为谋取非法利益。事实上，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承包协议，并非因行贿行为而起决定作用，而是全体职工公开投票选举由其来进行承包。即便大冶市水产局原局长王水华收取其贿赂属实，王水华并没有为其谋取非法利益，更不能据此当然认定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承包协议无效。（三）原审判决认定其与大冶市水产局恶意串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其在没有取得承包经营权之前与他人签订合同并不违背法律之规定。其次，其与大冶市水产局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目的，也不存在共同的行为，更不存在事前通谋的举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方之间的通谋也是大冶市水产局与王清水之间的通谋。而本次签订合同是大冶市水产局的集体决定，不能认为其等四人向王水华行贿就简单的认定为其与大冶市水产局通谋，更不能将其等四人向王水华行贿的行为简单等同于其与大冶市水产局恶意串通，不可能四个人共同行贿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四）原审判决认定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两湖承包协议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与客观事实不符。大冶市水产局以合理价格将扁担塘、肖四海两湖发包给其，不存在非法利益，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对两湖生态修复未作任何界定和限制，即使认定其违反了生态修复约定，那也是合同履行问题，可以通过违约之诉或解除合同之诉来行使权利，而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综上，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是合法有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辩称：其按照大冶市人民政府“关于理顺肖四海、扁担塘权属关系的批复”（冶政函（2013）132号）取得了对肖四海、扁担塘两湖的管理权，故其是合格的主体。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改制时，根据改制方案的规定，将保安鱼种队270亩鱼池所占用的土地由国土部门收储，其收入用来安置职工和化解债务；将扁担塘、肖四海两湖共7000亩水面由大冶市人民政府收回，进行生态修复。但是，王清水等人通过行贿等手段从大冶市水产局取得上述两湖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后，继续将水面转包给他人，养殖方式没有变化，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改变，而王清水等人从中却获得了巨额利润。故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应为无效。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与吴丰富、曹碧签订的承包合同也应随之无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冶市水产局述称：其与王清水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上述合同履行期限内，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管理权划归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至于上述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是否有效，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辩称：王清水为首承包肖四海、扁担塘两湖，是经过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改制时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确定的，不是通过行贿手段所取得的。故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应为有效。王清水承包上述两湖的水面后，按照大冶市水产局的要求承担了改制期间产生的费用，并且安排了8名职工，而且不能解除大冶市保安湖渔场与他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不能对外转包。故其并没有获得非法的利润，合同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应为有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吴丰富述称：2005年其与大冶市保安湖渔场签订了一份10年的承包合同。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改制后，其又继续与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与原先合同基本一致的合同，租金金额没有任何改变。其一直都是合法经营，不管湖面由谁来管理，请求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
另查明：“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深化改革安置职工实施方案”经过职工代表大会于2010年12月20日通过。其改革的基本思路�：大冶市保安湖渔场出让部分土地使用权，职工全员置换身份。即通过出让保安镇区内270亩已基本丧失养殖功能鱼池土地使用权取得收入，对职工实行一次性货币化安置。扁担塘5000亩、肖四海2000亩大湖水面使用权，交由大冶市水产局统一管理。企业其他资产及债务于在职职工安置到位后随即进行处置和化解，相关问题完毕后，企业法人予以注销。经测算，保安湖渔场职工安置费和改制费用共计756.2万元，其所欠债务（不包括欠缴各项社会保险费用、欠职工工资及生活费）380.4万元；270亩已基本丧失养殖功能鱼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预计1000万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是否享有主张合同无效的资格问题。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水面经营权属于国家所有，大冶市人民政府作为授权的管理机关有权来确定资产管理权归属。2013年11月8日，大冶市人民政�下发冶政函（2013）132号“关于理顺肖四海、扁担塘权属关系的批复”，将肖四海、扁担塘等湖面交给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管理。故上述文件生效后，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承接了大冶市水产局对上述两处水面的管理权，有权对上述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其向法院提请主张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正是行使管理者的权利。而且，该处于2013年4月11日就完成了事业单位法人的登记，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格。前列证据，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在起诉时就已提交给法院，并接受了包括王清水在内的各方的质证。王清水现提出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在原审中没有举出相应证据来证实其独立资格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认为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没有权利主张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的�讼请求能否合并审理的问题。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的诉讼请求有二，一是要求确定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二是要求确定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与吴丰富、曹碧签订的合同无效。从表面上看，第一个诉讼请求发生在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之间，第二个诉讼请求发生在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与吴丰富、曹碧之间，而且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相同。但从实质上看，王清水通过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合同，取得了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水面承包经营权，随后其通过组建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将从大冶市水产局取得的承包权转而出租给吴丰富、曹碧，而曹碧、吴丰富与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肖四海承包合同》、《扁担塘承包合同》依赖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工程承包协议书》合同存在。故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的两个诉讼请求所依赖的基础事实存有必然的联系，王清水提出原审合并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以及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与吴丰富、曹碧签订合同效力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的申请，依法调取了王清水、王康如、王水华涉嫌贪污、受贿案中有关证人姜某、陈某的证言，依法调取了王清水、王康如、王水华等人的询问笔录。故王清水提出大冶市保安湖管理处从大冶市人民检察院取得上述笔录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关于上述人员应否出庭作证的问题。检察机关对王水华、王清水等人的询问笔录不能等同于证人证言。王水华、王清水等人的询问笔录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嫌�污、受贿案过程中为了查明事实，对当事人进行调查而制作的问答式书面记录，属于证据种类中书证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上的证人证言是指证人以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而询问笔录中记载的被询问人“证词”，是被询问人向检察机关提供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而非其就案件相关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故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就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界定的“证人证言”。2、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查明证人的身份，防止不相关人员随意作证；二是接受双方的询问，检查其证言的可信度。因此，即使认为相关人员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单纯以证人不出庭作证否认其效力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检察机关在调查时，首�要查明相关人员的身份，这同法院查明证人的身份情况类似。从这个角度上讲，若相关人员在法庭上没有出庭作证，对其在检察机关的陈述，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结合相关的证据确定是否采信。故王清水单纯以上述人员没有出庭作证而不应予以采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王清水和王水华的讯问笔录，姜某、陈某的询问笔录，在交代或陈述王清水等人向大冶市水产局原局长王水华及班子成员送礼的时间、数额等细节方面保持一致，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予以采信。上述笔录证实：以王清水为首的大冶市保安湖渔场留守人员为了大冶市水产局加快对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改制工程进程，特别是希望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改制后王清水、姜某、王康如、陈某等四人能合伙成立新公司接手大冶市保安湖渔场业务，降低承包成本，从2009年春节开始每年向大冶市水产局原局长王水华等人行贿。实际上，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改制之前，其与吴丰富等人签订了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承包企业，收取的60万元租金用来发放职工工资、维护渔场的正常经营。改制后，国家承担了安置职工任务，化解了渔场部分债务，但是吴丰富等人向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交纳的租金没有变化，除开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的正常开支和向大冶市水产局交纳5万元的租金外，其余利润被新成立的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占用。王清水等人通过行贿也达到了降低承包成本的目的。故王清水提出其行贿，姜某、王康如、陈某等三人无法得到利益以及他只向大冶市水产局原任局长并未向其他班子成员行贿等上诉理由与王清水交代、姜某、陈某陈述不一致，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检察机关没有对王清水的行贿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并不等同于其�首的留守人员通过行贿希望降低承包成本的手段合法。在大冶市保安湖渔场改制的过程中，原先确含有由职工代表选举出来的人员来承包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改制方案，而且也选举王清水作为改制之后的承包人。但是该改制方案还同时包括由承包人来承担安置职工的任务。该改制方案并没有得到大冶市人民政府的批准。相反，大冶市人民政府经过讨论，决定通过出让保安镇区内270亩已基本丧失养殖功能鱼池土地使用权取得收入，对职工实行一次性货币化安置，将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水面使用权收归国有，由大冶市水产局统一管理。正是由于企业改制方案变动，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水面使用权由大冶市水产局管理，王清水等人为了承包上述两湖的水面，才向王水华等班子成员行贿。故王清水提出其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承包协议并非行贿起决定作用而是由全体�工公开投票选举其来进行承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提出其只向王水华行贿并没有向大冶市水产局班子成员行贿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吴丰富等人陈述大冶市新保渔业有限公司接手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的承包权后，除开不允许养殖螃蟹外，其他养殖方式没有变化。综合合同的签订过程、同样租金负担义务明显不一及养殖方式是否改变等事实，原审判决认定王清水与大冶市水产局签订的《扁担塘、肖四海两湖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协议书》损害了国家利益，存有以生态修复为名掩盖非法低价承包之嫌等事实正确，认定所涉合同均为无效正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00元，由王清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
审 判 长 刘红斌
审 判 员 郭生俊
代理审判员 南又春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黄显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