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5民终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艳玉，女，1966年4月11日生，朝鲜族，住梅河口市阳光花园*号楼*单元***室。委托代理人：李佳，北京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春喜，女，1963年1月11日生，朝鲜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团结街一委*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铖，男，1987年4月21日生，朝鲜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红兰，女，1992年9月3日生，朝鲜族，住址同上。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玉龙，吉林荣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艳玉因与被上诉人崔春喜、金铖、金红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梅河口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2013）梅民初字第1695号民事判决，安艳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5)通中民一终字第11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梅河口市人民法院经重审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梅民初字第1825号民事判决，安艳玉对该判决不服，再次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崔春喜、金铖、金红兰诉称：安艳玉因经营需要向金鹏借款，截止2013年9月10日，累计借款人民币188万元。安艳玉为金鹏出具金额为188万元的借据1份，约定月利率1.5分，其中有65万元月利率为2分。2013年9月12日，金鹏死亡。崔春喜、金铖、金红兰是金鹏的法定继承人，多次向安艳玉催要借款，安艳玉拒绝偿还。故提起诉讼，要求安艳玉偿还借款188万元，并自2013年9月10日起以65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分计算利息；以123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分计算利息。利息给付至借款偿还完毕时止。原审被告安艳玉辩称：三原告凭一份借据来证明债权债务关系，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该借据属于无效凭据，不能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应依法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重审查明：安艳玉系梅河口市依华金属结构及构件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公司经营多次向金鹏借款，截止2013年9月10日累计借款金额188万元。当日，安艳玉为金鹏出具188万元借据1份。2013年9月12日，金鹏死亡。金鹏的母亲崔某某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崔春喜、金铖、金红兰多次向安艳玉索要上述借款，安艳玉未偿还。原审法院认为：崔春喜、金铖、金红兰主张安艳玉累计向金鹏借款188万元属实，安艳玉应予偿还。安艳玉虽辩称借据内容表示为“今借”，不是累计借款的含义，但根据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并不能单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该借据的含义。原告提供的两名证人证言能够与借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安艳玉分多次向金鹏借款，并证明了金鹏与安艳玉公司职员进行对账的情况。安艳玉辩称借据系在金鹏胁迫下书写的无效凭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安艳玉对金鹏作为一名公务人员，不可能有如此巨额资金借给安艳玉的辩解，原审法院认为，从证据材料看，金鹏生前虽然是公职人员，但曾在他人处为安艳玉借款数十万元，且金鹏妻子多年在韩国打工，应有较高收入，录音光盘的对话亦可作为辅助证据予以证明。金鹏留给家人及安艳玉的遗书与借据亦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安艳玉累计向金鹏借款188万元的事实。金鹏死亡后，金鹏的母亲崔某某明确表示放弃对金鹏遗产的继承权，崔春喜、金铖、金红兰作为金鹏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金鹏的债权，对其要求安艳玉偿还借款188万元的诉求，应予以支持；借据利息约定不明，应从原告主张权利时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之规定，遂判决：被告安艳玉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崔春喜、金铖、金红兰借款人民币18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10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17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6720元，由被告负担，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给原告。上诉人安艳玉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崔春喜、金铖、金红兰仅凭借据起诉，安艳玉依法提出众多合理异议，而一审判决以无证据的“审理查明”和无法律借款要件的“本院认为”进行评判，判决安艳玉给付。该判决错误，应予以撤销。1、原审判决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具体表现：本案多次庭审，崔春喜、金铖、金红兰只向法庭举出2013年9月10日的借据一份，四份证人证言，二份遗书，一张光盘，再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累计借款的事实。对于何时出借、什么原因借款、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经济状况均没有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供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前后矛盾……”依据该规定，一审法院在整个卷宗没有任何证据提供的情况下，空想地查明“安艳玉为公司经营向金鹏借款，截止2013年9月10日累计借款金额188万元……”，认定事实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是“上诉人公司经营多次借款。”而《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和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既然查明是公司借款为什么适用规定为自然人的法条。因此该判决前后矛盾，不难得知是偏袒虚假诉讼的崔春喜、金铖、金红兰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达到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履行完成时。”该条规定的五种情形，本案中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原审判决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不当。3、安艳玉几次开庭举证证明2013年9月10日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了借据，并且当天不管是公司账面还是个人账面都有较大资金存在，不需要借款。而且安艳玉又特别标明“今借”字样，就是防止产生纠纷。金鹏是国家税务官员，其对借据没有审查，可以证明其疯狂和惧法所在。税务人员对借据的所有字样平时是慎之又慎，胁迫安艳玉出具“借据”后自杀，难道不是掩盖事实吗？4、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是高度盖然性结论，是完全无证据的推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条件。大额现金交付的借贷，出借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法院应要求出借人提供交付原因、地点、时间、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以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一审判决对法律规定于不顾，对借款事实不去综合审查，且错误适用法律，该判决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崔春喜、金铖、金红兰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崔春喜、金铖、金红兰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安艳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几次庭审都已经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证，并予以说明，借款事实存在。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安艳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安艳玉系梅河口市依华金属结构及构件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9月10日，安艳玉为金鹏出具188万元借据1份。2013年9月12日，金鹏死亡。金鹏的母亲崔某某明确表示放弃在本案中的继承权。双方当事人有争议事实为：金鹏生前与安艳玉是否存在188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安艳玉主张：一、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全部证据均存在较大瑕疵，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1、被上诉人所持有并提交的188万元债权凭证，不能够证明金鹏生前向安艳玉交付了188万元。本案属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条，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应当自交付借款时生效。在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金鹏生前实际交付过借款的情况下，所谓的民间借贷合同根本不生效，也不存在。本案完全是由于金鹏对外欠款额巨大，以胁迫的方式逼迫安艳玉按照金鹏的对外欠款额写下188万元的借据所导致，企图以不法手段谋取188万元用来清偿金鹏生前的对外债务。2、金鹏留下的相关遗书只是金鹏生前对某些事件的自由表达，不能完全代表事情的真相，而且在安艳玉不认可的情况下，金鹏也无权向安艳玉附加任何法律义务。上述遗书作为证据，其证据形式仅仅与当事人陈述相类似，而且遗书中也根本没有对188万元的借款是如何形成做出完整地表述。金鹏在书写完遗书后即自杀，已经再没有机会陈述任何事实，该遗书根本无法与188万元的借据互相印证，更无法证明金鹏生前实际向安艳玉支付了188万元的事实。3、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与金鹏及安艳玉具有利害关系，所做出的证人证言均属推测听说，并且十分笼统，没有任何直接证明的效力。（1）张某某陈述2012年12月20日借给金鹏20万元，提供了一张借据的复印件，未提供任何实际的支付证明，首先就无法确定金鹏与张某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张某某是听说钱借给了安艳玉，却从来没见过安艳玉出具给金鹏任何借据，张某某的证人证言最大程度上可能证明其与金鹏具有2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却无法证明金鹏生前实际向安艳玉交付了188万元，也无法证明金鹏生前与安艳玉具有188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最后，由于张某某与金鹏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导致张某某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完全有可能做出对金鹏即对被上诉人最有利的解释，为张某某本人向被上诉人追偿金鹏生前欠款做出最有力的铺垫。所以，张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明显较弱，无法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予以印证。（2）关于金某某的证人证言。首先，金某某仅提供了28万元的汇款证明，自述是借给金鹏的借款，由于在汇款证明以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28万元是借给金鹏的钱，首先就不能证明这是借给金鹏钱，在金某某与金鹏持续具有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该笔转账汇款也有可能是金某某向金鹏清偿债务；其次，在原审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第一次询问金某某“金鹏还跟谁借钱了”，金某某回答“具体我不知道”；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第二次询问金某某“金鹏的遗书上写的是欠刘刚45万元，欠张伟20万元，这些钱你都知道么”，金某某又说金鹏和他说过。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明显是在引导证人，证人证词又明显前后矛盾；最后，金某某是金鹏的亲哥哥，又可能与金鹏具有债权债务关系，所以其证言的证明力明显较弱，不能证明188万元款项的来源，也不能证明金鹏生前向安艳玉实际交付过188万元的借款。（3）南某某的证人证言仅仅是描述了金鹏自杀之后相关人员在殡仪馆处理金鹏后世的情况，与金鹏是否借给安艳玉188万元根本无关。（4）侯某某的证人证言中明确表示不知道安艳玉欠金鹏多少钱，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没有任何的关联性。综上，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做出的证人证言，无法与本案的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证明安艳玉多次向金鹏借款。不管金鹏生前对外借债多少，均不能认定金鹏实际向安艳玉交付了188万元的借款，而且金鹏的遗书中明确表示自己在大连还有投资收入，那么金鹏生前的对外借债极有可能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大连的投资，而不是借款后再向安艳玉出借。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金鹏生前向安艳玉出借188万元”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不足以使法官形成内心确认的标准，所以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其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三、原审判决没有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表述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进行法律适用，仅仅依据具有若干瑕疵的证人证言认定“金鹏生前曾在他人处为被告借款数十万元”、“金鹏妻子多年在韩国打工，应有较高收入”，进而推断金鹏生前具有出借借款的经济能力，也不考虑安艳玉财务账面具有大额存款根本无需对外借款的财产状况，在被上诉人无法证明款项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做出的民事判决书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也侵犯了安艳玉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崔春喜、金铖、金红兰主张：安艳玉与金鹏之间存在188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安艳玉亲笔出具的借据一份、四名证人的证言、金鹏的遗书、金鹏留给安艳玉的书信以及原二审提交的录音资料，能够证明欠款事实存在；安艳玉所出具的借据应当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安艳玉是一位民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出具借据的后果应当明知。而且欠据书写流畅，看不出是被胁迫所形成的。书写借据是在安艳玉的办公室，当时也没有报警，说明安艳玉对此事是认可的。包括在与金铖的电话录音中，安艳玉也没有否认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只是要求拿条对账，说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安艳玉的代理人认为金鹏资不抵债才会自杀，此事实不存在。从金鹏的遗书可以看出，别人欠金鹏接近200万，金鹏欠别人是100多万，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在原审当中，金某某提供的转款凭证数额与金鹏遗书完全相符，也能说明金鹏遗书中所书写内容属实；安艳玉及其代理人的上诉理由及抗辩意见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情理，请求合议庭依法裁决。本院认为，对于金鹏生前与安艳玉是否存在188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金鹏的遗属崔春喜、金铖、金红兰提供了“2013年9月10日安艳玉出具的借据、金鹏的遗书及翻译文书、金鹏留给安艳玉的书信、证人南某某、侯某某、张某某、金某某的当庭证言、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以及金铖与安艳玉电话录音光盘”等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该188万元的借据，首先安艳玉认可借据主文是其书写。其次，安艳玉抗辩该借据是受金鹏的胁迫所出具，但就其抗辩主张安艳玉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第三，根据安艳玉在本次二审中的陈述，“该借据是2013年9月10日早上8时左右，金鹏进入其办公室，持刀逼迫安艳玉出具。当时办公室外面还有其它人，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事后安艳玉没有报警。”安艳玉在受“持刀胁迫”后没有报警，不符合常理。并且，根据金铖与安艳玉的电话录音，在金鹏死亡后，金铖向安艳玉要该188万元时，安艳玉并未明确否认该188万元欠款的存在，而只是要求金铖拿条与安艳玉对账。第四，安艳玉作为一名企业法定代表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对外出具借据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对于安艳玉的主要抗辩主张即金铖等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借款款项的交付，通过本案查明事实，金鹏生前很长一段时间系其个人独立生活。当时崔春喜在外打工，金铖在外上学，对于金鹏的经济往来，其家人因当时不在身边，并不知道祥情。现金鹏已经死亡，在其遗属已经提交借款凭证的情况下，再要求其遗属提供原款项的累计支付凭证，显系加重金鹏遗属的举证责任。并且，金铖等对于其主张的借款系以前累计形成，也提交了证人证言、相关银行业务凭证以及录音资料等证据相辅证，并非是没有依据可寻。故原审法院采信该188万元的借据并作为定案依据，认定正确；对于金鹏留给安艳玉的书信，安艳玉在原一审中持有异议，并要求金铖等提供司法鉴定结论进行印证。经法院委托，吉林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两份鉴定结论，意见：“金鹏写给安艳玉的书信是金鹏本人书写。书写时间为2013年9月份。”对该鉴定结论，安艳玉没有异议，原审法院将该书信作为辅证予以采纳，亦正确；对于南某某、侯某某、张某某、金某某的当庭证言。南某某做证称：“他俩（张志伟、孔明国）回避后被告说欠金鹏的钱过几天就还，我当时问被告欠多少钱，被告说欠了180多万，说过两天让金铖和他妈去取钱。”其证言中涉及到了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188万元借款情况；侯某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体现为其与金鹏在2013年9月5日一起到安艳玉的渔具厂对账，通过其证言可以证明金鹏此前与安艳玉有债务往来。在侯某某的做证内容中确实存在安艳玉抗辩主张的“问侯某某金鹏欠安艳玉多少钱，侯某某称不知道”，根据侯某某的陈述，当时金鹏与安艳玉正处于对账之中，侯某某表示不知道安艳玉总计欠金鹏多少钱，并不违背客观常理；张某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金鹏在我这借钱，借了20万，有借条。说是帮朋友借钱，具体哪个朋友没说，后来我知道钱是借给安艳玉了。”安艳玉主张张某某的证言无法证明金鹏借给安艳玉188万。张某某系以证人身份出庭，到庭只是对其知道的情况做一个客观陈述。原审原告申请张某某出庭做证只是想证明金鹏此前帮安艳玉借过钱，该证言只是原审原告用以证明188万元的借据系以前借款累计形成的辅证之一，非原审原告用以证明其诉讼请求的唯一证据；对于金某某的证言，分析意见同张某某的证人证言。上述证人证言，证人本人到庭进行陈述，并当庭接受了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所述内容不违背客观常理，亦能与原审原告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等证据相印证。安艳玉虽不认可，但无有效证据相反驳，故原审法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对于录音资料，安艳玉虽有异议，表示无法确定是否有裁剪、拼凑等，但其同样没有有效证据相反驳，亦未对此申请鉴定，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亦无不当。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相同。本院认为，金鹏去世后，其遗属崔春喜、金铖、金红兰依据安艳玉向金鹏出具的借据，并提交金鹏的遗书、相关证人证言等辅证主张借款事实存在，其证据客观充分，且能相互印证，足以形成有效证据链条，能够证明金鹏生前与安艳玉存在188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主张。原审法院认定的主要案件事实清楚，虽然表述的借款事由即“安艳玉为该公司经营多次向金鹏借款”因证据不充分略有瑕疵，但不影响对本案基础借款事实的认定。安艳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等相关规定抗辩借款没有发生，但对其抗辩的受胁迫凭空出具借据的事实既不能进行合理说明，亦无充分的反驳证据相印证，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20元，由上诉人安艳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兴彦代理审判员  盖晓晨代理审判员  李尧川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张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