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门市新会区双水达鸿轧钢厂，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东凌村洞心下。
投资人：谭华锐。
委托代理人：谭文正，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国钧，男，197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水库南坑村**号，公民身份号码：4407111979********。
委托代理人：黄敏彦，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张荣汉，男，198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东凌光义村**号，公民身份号码：4407821983********。
委托代理人：钟玉田，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市新会区双水达鸿轧钢厂（以下简称“达鸿轧钢厂”）因与被上诉人张国钧、张荣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3）江新法民二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达鸿轧钢厂是谭华锐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热轧再生钢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新会区双水镇国钧五金加工店（以下简称“国钧加工厂”）是张国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五金制品。达鸿轧钢厂持有2011年7月1日《过磅单》第一联“司磅员留存”，张国钧持有上述《过磅单》第二联“仓库留存”，《过磅单》上注明净重19350千克，其中手写文字为抬头上有“社山厂”、“钧”，中间有“汉”，货号上填写“75×4.5”，并注明“未付款”、“单价：4360元／T”。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该《过磅单》上手写的“社山厂”三个字为张荣汉所写。达鸿轧钢厂认为其于2011年7月1日出售价值84366元、7月2日出售价值11880元及7月4日出售价值58467元的货物给张国钧，张国钧仅支付了部分货款，尚欠2011年7月1日货款中的43600元未有支付。另外，达鸿轧钢厂又认为该批货物是张荣汉受张国钧的委托拉走货物的，但向二人主张货款时均被拒绝，遂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
张国钧认为2011年7月1日的《过磅单》上价值84366元的货物是其出售给达鸿轧钢厂的，并委托张荣汉送货给达鸿轧钢厂，但该轧钢厂至今仍没有支付货款，遂提起反诉。
另查明：达鸿轧钢厂与张国钧分别持有2011年7月1日《过磅单》的第一联和第二联上记载的货物由张荣汉负责运输，于当天在江门市新会区双水兴安地磅（以下简称“兴安地磅”）称重。张荣汉认为该批货物是达鸿轧钢厂作为买受人，张国钧作为出卖人。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的2011年7月1日的《过磅单》的出卖人、买受人是何人；2、张国钧提出的反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达鸿轧钢厂认为，该批货物出售的标的物为75×4.5的成品扁钢，由张国钧委托张荣汉到达鸿轧钢厂提货，并运到张国钧处。张荣汉则在送货前与达鸿轧钢厂的经营者谭华锐，到兴安地磅对涉案的货物进行称重。作为出卖人达鸿轧钢厂持有《过磅单》第一联，张国钧作为买受人持有第二联。另外，达鸿轧钢厂又认为，当张国钧将货款支付给达鸿轧钢厂后，该厂才会将《过磅单》的第一联交给张国钧。而张国钧认为，该批出售的货物为75×4.5的成品扁钢，由张国钧委托张荣汉送货到达鸿轧钢厂，并由张国钧的一名员工与张荣汉到兴安地磅对涉案的货物进行称重。作为出卖人的张国钧持有《过磅单》第二联，而第一联则由兴安地磅留存。张荣汉认为，涉案货物是达鸿轧钢厂委托其到张国钧处提货，并由张国钧的一名员工与其到兴安地磅进行称重。称重后将《过磅单》第二联交给张国钧的该名员工，第一联由其转交给达鸿轧钢厂的经营者谭华锐。兴安地磅的员工莫艳萍认为，《过磅单》只有两联，称重后直接将两联交给运货司机，不清楚司机或客户如何处理磅单，而对于涉案该批货物的买卖双方因时隔太久记不清楚。
综合达鸿轧钢厂、张国钧、张荣汉所提交的证据及发表的上述意见，原审法院认为，2011年7月1日的《过磅单》上没有张国钧作为买受人签名确认，达鸿轧钢厂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是涉案争议货物的出售方。另外，虽然达鸿轧钢厂认为2011年7月1日、7月2日、7月4日的货物均出售给张国钧，该笔货款合共154713元。现达鸿轧钢厂主张张国钧尚欠的货款为43600元，即表明2011年7月4日的货款58467元已由张国钧全部结清。然而，达鸿轧钢厂目前仍持有2011年7月4日《过磅单》的第一联，与其陈述称每逢张国钧结清货款时，达鸿轧钢厂则将《过磅单》的第一联交付给其的说法自相矛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达鸿轧钢厂要求张国钧偿还拖欠的货款43600元及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尽管达鸿轧钢厂认为，张荣汉受张国钧的委托从达鸿轧钢厂拉走了涉案货物，但根据上述理由及经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张荣汉并非涉案货物的买受人，故达鸿轧钢厂要求张荣汉偿还拖欠的货款43600元及利息，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对于张国钧所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涉案货物的交易时间为2011年7月1日，而张国钧在2013年7月19日才提起反诉，并要求达鸿轧钢厂立即向其支付货款84366元，以及案件诉讼费用由达鸿轧钢厂负担。达鸿轧钢厂认为张国钧的反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为张国钧在2013年7月19日才提起反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张国钧的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反诉请求。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江门市新会区双水达鸿轧钢厂全部本诉请求；二、驳回张国钧全部反诉请求。原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65元、鉴定费8080元，鉴定人出庭费3000元，合共12045元，由江门市新会区双水达鸿轧钢厂负担。反诉案件理费955元，由张国钧负担。
上诉人达鸿轧钢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的《过磅单》上没有张国钧作为买受人的签名，且达鸿轧钢厂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是出售方的结论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2011年7月1日的《过磅单》上虽然没有张国钧作为买受人的签名，但从达鸿轧钢厂所提交的录音资料中可以认定张国钧是购买方，而达鸿轧钢厂是出售方。2、达鸿轧钢厂是专门生产扁钢的企业，而张国钧是使用扁钢的企业。达鸿轧钢厂可以自行生产出大量的75×4.5的扁钢，所以不可能再向张国钧购买，而张国钧也不可能有大批量的75×4.5扁钢并卖给达鸿轧钢厂。由此可以证明达鸿轧钢厂是涉案货物的出售方，而张国钧是购买方。3、张国钧在达鸿轧钢厂变更诉讼请求后，确认2011年7月2日的《磅码单》上所记载的货物是其向达鸿轧钢厂购买的。该笔货款仅为11880元，但同时其又确认在2011年8月16日已向达鸿轧钢厂支付了6万元的货款。达鸿轧钢厂认为，如果张国钧不是在2011年7月1日向其购买了84366元的扁钢，而是达鸿轧钢厂向张国钧购买了84366元的扁钢，那么扣除张国钧应向达鸿轧钢厂支付的11880元货款后，达鸿轧钢厂还应向其支付62486元的货款。鉴于此，张国钧为何不要求达鸿轧钢厂支付货款，却反而在2011年8月16日向达鸿轧钢厂支付6万元的货款？由此可认定，张国钧在2011年7月1日向达鸿轧钢厂购买了84366元的扁钢。
二、原审法院认为达鸿轧钢厂所陈述的事实存在矛盾，理由是达鸿轧钢厂在庭审中陈述称，每当与张国钧结清货款时则将《过磅单》的第一联交付给张国钧。而在2011年7月1日至4日的实际交易过程中，达鸿轧钢厂向张国钧交付了154713元的货物后，但现仅主张尚欠43600元的货款，即表明2011年7月4日的货款58467元其已与张国钧全部结清。尽管该笔货款已结清，但达鸿轧钢厂却依然持有2011年7月4日的第一联《过磅单》。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对达鸿轧钢厂的诉求不予支持。但是，达鸿轧钢厂认为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定是错误的。张国钧分别在2011年7月1日至4日期间，向达鸿轧钢厂购买的货物都是同一批次的扁钢，达鸿轧钢厂要求其支付全部货物的款项共计154713元，但张国钧仅支付了其中的111113元，目前尚欠43600元，所以达鸿轧钢厂才未将上述三张《过磅单》的第一联交给张国钧。因此，这与达鸿轧钢厂所陈述的“每当张国钧结清货款时则将《过磅单》的每一联交付给张国钧”的说法并没有矛盾。倘若张国钧认为其已结清上述单据中所记载的货款，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举证证明，但其在原审期间并未提交相关证据。
三、由于张国钧拖欠达鸿轧钢厂的货款，虽然该轧钢厂曾于2012年2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但由于当时还需要时间搜集证据，所以在2012年3月5日撤回了起诉。同时，达鸿轧钢厂在撤回起诉后，一直催促张国钧还款，但其认为已结清货款，并拒绝向达鸿轧钢厂清偿剩余43600元的货款。鉴于此，达鸿轧钢厂对向张国钧进行催款的过程进行电话录音，并再次向张国钧提起了诉讼。另外，由于张国钧认为《过磅单》不是他签字，是张荣汉签名的，所以达鸿轧钢厂又将张荣汉列为本案的被告。但张荣汉为逃避其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故意歪曲本案的事实，并声称涉案货物的买受人是达鸿轧钢厂，而非张荣汉本人。
综上所述，为维护达鸿轧钢厂的合法权益，现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请求判令：1、改判原审判决中第一项为张国钧和张荣汉共同向江门市新会区双水达鸿轧钢厂支付货款43600元及利息（以43600元为本金，以日万分之二点一为利率，从2011年7月1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2、一、二审案件的诉讼费用由张国钧和张荣汉共同负担。
被上诉人张国钧答辩称：一、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真实的交易事实是主张货款的基础，但达鸿轧钢厂所陈述的交易情况明显与客观事实相违背，故其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在一审中，达鸿轧钢厂对本案交易的事实作如下陈述：由张荣汉到达鸿轧钢厂提运货物，随后达鸿轧钢厂派员一路开车跟随。在货物过磅后，达鸿轧钢厂在《过磅单》上写了除“汉”字以外的所有文字。然而，经笔迹鉴定，该《过磅单》上的文字并非达鸿轧钢厂的相关人员所书写。由此可见，达鸿轧钢厂所陈述的交易内容是不真实。因此，达鸿轧钢厂向张国钧主张货款没有事实依据。
二、张国钧在2011年8月16日向达鸿轧钢厂支付了60000元，原因是在2011年7月初，其与达鸿轧钢厂进行交易后就再也没有经济往来。由于时间久远，张国钧忘记了该笔交易，所以才向达鸿轧钢厂支付了60000元。而这也是张国钧在一审期间提起反诉的原因。但被达鸿轧钢厂钻了法律上关于诉讼时效规定的空子，导致张国钧失去胜诉权。
三、在新会区双水镇的轧钢行业中，均有互相调货的情况。虽然达鸿轧钢厂生产扁钢，但这种扁钢并不只有达鸿轧钢厂才能生产，且也不是张国钧专门使用的。如果因生产方不能满足客户需要时，其会向其他厂家调货用以满足其客户需求。因此，不排除达鸿轧钢厂通过购买的方式向张国钧调货的可能。而事实上，当时由于达鸿轧钢厂急需一批扁钢，且知晓张国钧有扁钢的库存，所以才向张国钧购买。因此，达鸿轧钢厂以其生产扁钢为由，推定出“涉案货物只能是达鸿轧钢厂卖给张国钧”的结论，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四、达鸿轧钢厂所主张及陈述的事实存在矛盾，并故意捏造事实，具体表现如下：1、达鸿轧钢厂起诉时及第一次庭审时，均要求张国钧清偿拖欠的货款84366元。而在第二次庭审时，达鸿轧钢厂却将诉讼请求变更为43600元。2、达鸿轧钢厂在上诉中陈述称，要求张国钧整批支付2011年7月1日至4日期间的货款共计154713元，而张国钧仅支付了其中的111113元。对于上述具体的支付情况，达鸿轧钢厂并没有证据证明张国钧是一次性支付111113元的。事实上，张国钧于2011年8月16日仅支付了60000元，并非111113元。由此可见，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并没有对整批货物进行结算的习惯和事实，而是在不特定的某一个时间段内进行结算，这明显与达鸿轧钢厂所述“整批支付货款的事实”不相符合。3、达鸿轧钢厂认为如果与张国钧结清货款，那么将会把《过磅单》第一联交付给他。但事后其又陈述称，2011年7月4日的货款已结清，却没有将《过磅单》第一联交给张国钧，这明显与其所述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
综上，达鸿轧钢厂所陈述的交易情形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向张国钧主张2011年7月1日的货款亦没有事实根据。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达鸿轧钢厂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荣汉答辩称：对于达鸿轧钢厂的诉讼请求，张荣汉不予确认，其主张的货款及利息不应由张荣汉承担。理由如下：1、张荣汉并不是本案买卖关系的当事人，对达鸿轧钢厂和张国钧之间的钢材款来往情况并不清楚；2、达鸿轧钢厂和张荣汉之间属于劳务关系，即张荣汉只是受达鸿轧钢厂的委托，到张国钧处提取涉案货物，并运回到达鸿轧钢厂。而当时张荣汉已经履行了上述的义务，达鸿轧钢厂亦支付了运费，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也归于终结。3、对于达鸿轧钢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张荣汉是无需支付货款给达鸿轧钢厂的。
二审期间，达鸿轧钢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民事诉状、新会区人民法院受理书、举证书、达鸿轧钢厂的撤诉申请书、新会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达鸿轧钢厂当时向法院起诉，但由于证据不足，撤回了起诉。而当时起诉的时候，张国钧并未提起反诉，并口头告知不欠达鸿轧钢厂的货款。另外，张国钧也没有提出达鸿轧钢厂提取货物后没有支付货款的意见；2、兴安地磅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过磅单》的第一联交由达鸿轧钢厂，即卖方保留。而第二联是交由买方委托的司机，即张荣汉保留。
对达鸿轧钢厂提供的证据，张国钧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要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达鸿轧钢厂曾经起诉张国钧，但不能证明所其主张的事实。另外，该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因为在一审期间，达鸿轧钢厂完全可以向法院提交，但是其没有提交。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根据原审法院向兴安地磅的工作人员调取的《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与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完全不一致。在2011年7月1日，到场的人员只有张荣汉与张国钧的员工，达鸿轧钢厂的人员并没有在场。另外，达鸿轧钢厂陈述称《证明》是向兴安地磅的老板出具的，但当天老板也未直接参与过磅，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同时，有大量的货物需要进行过磅，兴安地磅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清楚谁是买方谁是卖方，而且该《证明》也不是新的证据。
对达鸿轧钢厂提供的证据，张荣汉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达鸿轧钢厂曾因与张国钧之间存在货款纠纷而提起诉讼，但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张荣汉亦不清楚张国钧与达鸿轧钢厂之间的生意往来和相关货款纠纷。另外，上述证据也不能作为新证据。因为在一审期间，达鸿轧钢厂完全可以向法院提交。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根据原审法院向兴安地磅的工作人员调取的《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与《证据》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完全不一致。在2011年7月1日，到场的人员只有张荣汉与张国钧的员工，达鸿轧钢厂的人员并没有在场。
本院对达鸿轧钢厂提供的证据审查判断如下：达鸿轧钢厂所提交的民事诉状、新会区人民法院受理书、举证书、达鸿轧钢厂的撤诉申请书、新会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中关于新证据的情形，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其所提交的《证明》，因该份证据属于达鸿轧钢厂自行取得，且与原审法院依法向相关人员调取的《笔录》内容存在矛盾。根据证据的证明效力优先原则，本院优先采信原审法院调取的《笔录》，故对达鸿轧钢厂提交的《证明》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达鸿轧钢厂的上诉主张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达鸿轧钢厂是否为涉案货物的出卖人；2、涉案货款的利息计算问题。
关于达鸿轧钢厂与张国钧何方为涉案扁钢的出卖人的问题。依现有证据显示，达鸿轧钢厂和张国钧确实是交易过价值84366元的扁钢。达鸿轧钢厂认为其是出卖人，张国钧应支付对价；而张国钧认为其才是出卖方，达鸿轧钢厂应支付对价。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达鸿轧钢厂是个人独资企业，主要负责加工、销售热轧再生钢材，而涉案扁钢属于其所加工销售的产品范围。张国钧作为“国钧五金加工店”的个体经营者，主要负责加工五金制品。从两者经营范围可知，达鸿轧钢厂作为涉案扁钢的出卖方符合日常经验法则。而张国钧称达鸿轧钢厂不排除为不能满足客户要求而调货，向其购买库存扁钢，该说法显然超出双方常态交易的范畴。故张国钧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因张国钧并无生产扁钢的能力，其出售的扁钢从何而来，因何出售给自身生产扁钢的企业，张国钧均未作出明确陈述，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其次，结合双方的日常交易习惯，出售方通常先对货物的型号、数量、重量等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后，然后将货物交付给买受方，并让其在相关单据上签收确认，以此作为日后双方结算货款的凭证。本案中，虽然涉案《过磅单》不能直接体现买卖双方的主体关系，但经司法笔迹鉴定后，在第一联的《过磅单》中有张荣汉的相关签字，张国钧和张荣汉均承认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该单据现由达鸿轧钢厂持有，并向张国钧、张荣汉主张权利。因此，本院认定达鸿轧钢厂是本案的出卖人，有权向买受人张国钧和张荣汉主张货款权利。
再次，对于司机张荣汉与达鸿轧钢厂和张国钧之间的关系，张荣汉称其系受达鸿轧钢厂委托开车到张国钧处提取涉案扁钢，但从达鸿轧钢厂持有张荣汉签字并记载“钧”字样的《过磅单》向张国钧和张荣汉主张债权的事实来看，张荣汉应是代表买受人在《过磅单》上签字确认。结合从达鸿轧钢厂所提供的电话录音，张国钧承认其曾作为买受人与达鸿轧钢厂有多次业务往来，且签单人为张荣汉。即作为司机的张荣汉曾代表买受人张国钧一方签收了达鸿轧钢厂所提供的货物。因此，本院依法确认达鸿轧钢厂作为出卖人，张国钧作为买受人，而张荣汉是张国钧的委托人的事实。
最后，根据本案的举证情况，达鸿轧钢厂作为生产涉案扁钢的企业，向张国钧主张权利，并持有由司机张荣汉签字的《过磅单》原件和张国钧承认双方交易并由张荣汉代表提货的录音证据，应视为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而张国钧辩称达鸿轧钢厂委托张荣汉到其处提取涉案扁钢，且该扁钢系张国钧从他处调货取得，但张国钧并非涉案扁钢的生产企业，且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扁钢的具体来源。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认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达鸿轧钢厂所举证证明其为涉案货物出售人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明显高于张国钧所举证证明其为涉案货物出售人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故本院认定达鸿轧钢厂为涉案货物的出售方，张国钧应向达鸿轧钢厂支付货款43600元（4360元／吨×10000kg）。
关于涉案货款利息（违约金）的计付问题。由于张国钧一直拖欠达鸿轧钢厂的货款，其行为已构成了违约，故达鸿轧钢厂以利息的形式向其主张违约金，合情合理。因达鸿轧钢厂通过诉讼方式向张国钧主张上述权利，且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5日受理本案，故利息（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6月5日。鉴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标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关于“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规定，以及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逾期贷款（借款人为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息由先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规定，逾期货款利息（违约金）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但本案中，达鸿轧钢厂主张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息，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未违反法律或禁止性规定，故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达鸿轧钢厂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3）江新法民二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3）江新法民二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国钧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43600元及利息（以43600元为本金，从2013年6月5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付）给江门市新会区双水达鸿轧钢厂；
三、驳回江门市新会区双水达鸿轧钢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65元、鉴定费用110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55元，合共13000元，由张国钧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元，由张国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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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蔡镇海
代理审判员 郭 堃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 员员 郑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