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791号
原告：广州锦盈印业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梁树勇。
委托代理人：梁炜华，是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冠斌，是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墨澜文化传播工作室，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平（酒店楼）五楼编号09。
经营者：刘飞。
委托代理人：刘文才，是被告员工。
原告广州锦盈印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墨澜文化传播工作室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梁冠斌、被告经营者刘飞及委托代理人刘文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5至7月，原告为被告印刷、装订《贵夫人与山西八虎》和《红色通缉令》。由于原告的原因，导致《贵夫人与山西八虎》装订错误2000本、《红色通缉令》印刷错误。2015年8月27日，原、被告签订《印刷费结算协议书》，约定：1、确认《贵夫人与山西八虎》装订错误2000本，原告按综合发行价赔偿被告经济损失7200元；2、《红色通缉令》印刷错误，在被告尽一切可能销售的情况下，双方同意于2015年9月27日前退回的书刊由原告按被告综合发行价3.6元／本予以收回，2015年9月27日之后退回的书刊由被告承担；3、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5年5至7月的印刷费38828.2元，该印刷费在扣除上述1-2项原告应承担的经济损失后，被告应于2015年10月25日前将上述印刷费结算余额一次性支付予原告，否则被告应支付以印刷费总额38828.2元为本金按日利率5%计算的利息直至付清时止。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在2015年9月27日前一直未向原告退回《红色通缉令》，仅在2015年10月24日向原告支付8149元，尚欠原告印刷费23479.2元，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印刷费23479.2元及违约金（以38828.2元为本金，从2015年10月26日起按日5%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由于原告的过错，被告委托原告承印的《贵夫人和山西八虎》出现装订错误、《红色通缉令》出现印刷错误，导致销售过程中大量读者投诉、客户要求退书。为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8月27日签订了《印刷费结算协议书》，约定了善后处理事宜。协议签订后，被告随即向客户发出通告要求退书，被告在2015年9月27日前共收到退书6522本，随后又陆续收到退书521本。2015年10月24日，被告按协议将余下印刷费8149元支付予原告，并在同日17时通过手机号码189××××1599发送短信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至此，被告已全面履行了协议所约定义务。原告称“协议签订后，被告在2015年9月27日前一直没有向原告退回《红色通缉令》”与事实不符，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在2015年9月27前退回书刊由原告按被告综合发行价3.6元／本予以收回，并非原告声称的“没有向原告退回《红色通缉令》”。2015年9月16日、9月19日，被告均曾至电联系原告提醒其按时清点书刊。2015年9月27日以后，原告均未派员前来清点及收回期刊。被告曾多次联系原告要求收回《红色通缉令》6522本，却未得到原告响应，导致《红色通缉令》6522本至今仍滞留于被告仓库。显然是原告蓄意制造被告违约的假象以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责任完全在于原告。此外，原告称“尚有23479.2元印刷费未向原告支付”与事实不符，此笔所谓印刷费实质是原告应承担的经济损失，即：6522本×3.6元／本=23479.2元。最后，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其违约金19414.1元缺乏依据，被告已按结算协议约定支付了全部印刷费，不存在违约行为。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诉讼中，原告举证如下：
1.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各1份，复印件）、被告企业基本信息查询、组织机构代码证（各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印刷费结算协议书（1份，原件），用以证明被告拖欠原告印刷费，故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举证1无异议；对举证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书约定2015年9月27日前退回的书刊由原告予以收回，故原告应自行采取措施收回，被告已将余款支付。
诉讼中，被告举证如下：
1.被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各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发刊计划书（1份，打印件）、印刷费结算协议书（1份，原件）、对账单（2份，打印件）、送货单（2份，原件）、库存证明书、期刊回收通知（各1份，原件）、手机短信、网上银行交易流水（各1份，打印件）、《红色通缉令》第421期期刊（1份，原件），用以证明案涉的红色通缉令期刊，已由被告全部发行，但因原告过错导致该期刊印刷错误；2015年9月27日前被告收到期刊退件6522本，2015年9月27日后收到830本，被告已于2015年10月24日将剩余的印刷费8149元划入原告账户。
3.手机短信（1份，复印件，当庭与手机核对无异），用以证明2015年10月24日，被告经营者曾发短信给原告法定代表人要求其收回期刊。
4．通话记录清单（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2015年9月16日、19日，2015年10月5日、23日，被告经营者曾多次致电原告法定代表人要求其派员前来清点并收回期刊，但对方不同意，被告曾考虑将书刊退回，但担心双方发生争执，回不来。
5.货运单（1套，原件），用以证明被告自行承担了客户退货的运费。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举证1无异议。对举证2的发刊计划书不予确认，由被告单方制作；对印刷费结算协议书无异议；对对账单不予确认，也没有原告的签字与盖章；对送货单暂无法确认，庭后3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否则由法庭依法核实；对库存证明书不予确认，该证明由被告员工自行制作，其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且属证人证言，被告员工应出庭作证；对期刊回收通知不予确认，由被告单方制作；对手机短信、网上银行交易流水无异议，确认已收到，确认梁树勇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在2015年10月24日才通知原告回收书刊，远超协议约定期限；《红色通缉令》第421期期刊与本案无关。对举证3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确实有收到短信，被告在2015年10月24日后才通知原告，没有在协议约定的期限之内履行义务。对举证4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核实，但该通话记录与本案无关，原、被告双方有生意往来，双方有通话记录亦属正常，通话记录无法证明通话内容，更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该清单反而证明了一直都是原告主动联系被告，而非被告主动联系原告，双方的通话时间均未超两分钟。对举证5不予确认，无法证明货运内容。
庭审当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前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平洲上海村足球场附近的被告仓库，对现场存放的案涉期刊进行清点，制作了调查笔录并将调查过程录像（期间，原告代理人拒绝进入仓库清点），并当庭出示了调查笔录。
经质证，原告认为其没有参与清点，真实性由法院依法核实，调查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之所以拒绝清点书刊并拒绝在调查笔录上签名，是因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退还原告的书刊数目，而非被告目前存放书刊的数目；即便按被告逻辑，2015年9月27日前被告收到的书刊均可退给原告，现场的情况也无法证明哪些书刊是2015年9月27日前退回，故不具备清点的条件；此外，现存书刊也不能确定全部由原告印刷。
被告对调查笔录无异议，现场的书刊共有两堆，位于西北角的一堆是2015年9月27日前退回的书刊，清点数目为6519本，加上交给法院作为证据的两本一共是6521本，还有一本是原告工作人员在2015年8月27日从被告处拿走的；位于西角的一堆是2015年9月28日之后退回的书刊，清点数目为829本，发行商陆续退回期刊，故现场清点的数量与答辩状所载数量有所出入。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举证2的发刊计划书、库存证明书、期刊回收通知由被告单方制作，原告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举证2的对账单，原告虽有异议，但该对账单汇总5-7月的印刷费与《印刷费结算协议书》约定5-7月的印刷费总额相对应，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被告举证2的送货单，原告虽有异议但未能举证推翻，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被告举证2的《红色通缉令》第421期期刊及被告举证4的通话记录清单是原件，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被告举证5是被告与第三方的货运往来单据，本院不作审查认定。原告举证和被告的其他举证，对方无异议或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均予确认。本院当庭出示的调查笔录，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采信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5年5月至7月，原告为被告印刷、装订《贵夫人和山西八虎》、《红色通缉令》等刊物。由于原告原因，导致《贵夫人和山西八虎》装订错误及《红色通缉令》印刷错误。2015年8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印刷费结算协议书》，约定：《贵夫人与山西八虎》因原告装订错误，经双方确认实际错装量为2000本，由原告按被告综合发行价赔偿被告经济损失7200元；《红色通缉令》因原告印刷错误，被告已尽一切可能销售，双方同意在2015年9月27日前退回的书刊由原告按被告综合发行价予以收回，2015年9月27日后退回的书刊由被告承担；双方确认被告综合发行价为3.6元／本；双方确认2015年5至7月当月被告应付原告印刷费38828.2元；《贵夫人与山西八虎》按双方确认实际错装量损失7200元，另外《红色通缉令》按被告实际退刊量按被告综合发行价3.6元／本在应付印刷费中扣除，退刊由原告自行处理；被告承诺在2015年10月25日前将印刷费结算余额一次性支付予原告，否则按印刷费总额的日5%计算利息。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通知发行商退回《红色通缉令》，并陆续收到该期刊的退货；但其与原告就双方之间期刊的退货问题产生争议，双方曾有多次电话联系。
2015年10月24日，被告经营者刘飞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梁树勇转账支付了8149元。当日，被告员工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梁树勇发送短信，内容为：奉刘飞（被告经营者）指示，已将余款8149元转入你工行账户，结算：38828.2元减《贵夫人与山西八虎》7200元减《四面楚歌赵本山》6522本×3.6元／本＝8149元，6522本《四面楚歌赵本山》（实为《红色通缉令》，该刊反面是“四面楚歌赵本山”），贵方可随时前来清点提走；梁树勇随后回复“他在发梦”、“他看清楚结算协议书”。
2015年12月18日，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应支付其印刷费余款及违约金。
庭审当日，本院组织双方前往被告仓库现场清点，被告仓库内存入的《红色通缉令》期刊共有7348本，分两处堆放，其中仓库西北角堆放6519本，仓库正西方位堆放829本；被告称前者是2015年9月27日前收回的，另有两本已向法院提交作为证据、一本由原告员工取走，即2015年9月27日前收回期刊6522本；后者则是2015年9月27日以后收回的，仍有发行商陆续退刊，因此现场清点数与答辩状所载数量有出入。原告则回应其员工从未取走上述《红色通缉令》。
本院认为：原、被告的纠纷源于原告错误装订《贵夫人和山西八虎》及错误印刷《红色通缉令》。正因为原告的违约行为，原、被告曾于2015年8月27日签订《印刷费结算协议书》，就善后处理作出约定，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理应依约履行。原、被告对印刷费总额38828.2元及因错误装订《贵夫人和山西八虎》需要扣减的经济损失7200元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红色通缉令》期刊的退货问题。原、被告在签订《印刷费结算协议书》时，就如何退书没有具体约定，双方对履行地点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被告应当送货至原告处，被告则认为原告应到原告处提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的规定，退回《红色通缉令》的义务人是被告，故被告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也就是说原告应当在2015年9月27日到被告处取回该期刊，而不是由被告将期刊送至原告处。原告没有在约定的当日到被告处清点并取回退书，怠于履行自身义务，故本院采信被告主张，确认2015年9月27日前，被告回收《红色通缉令》6521本（现场清点分开堆放的6519本，加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的2本，合计6521本；被告称原告曾取走其中1本，原告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被告该项辩解不予采纳），原告应按3.6元／本的综合发行价格在印刷费中予以扣减。经核算，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印刷费为8152.6元（38828.2元-7200元-6521本×3.6元／本=8152.6元），被告仅付8149元，尚应向原告支付3.6元。原告主张超出本院核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请求被告按总费用38828.2元的日5%计算违约金。经以上核算，被告目前尚欠原告印刷费仅余3.6元，该3.6元是由于统计2015年9月27日前收回刊物数量过程中误差一本所导致，且原告在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故依照《印刷费结算协议书》按总印刷费核算违约金，显然对被告不公，故本院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墨澜文化传播工作室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锦盈印业有限公司支付印刷费3.6元。
二、驳回原告广州锦盈印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36.17元（原告预交436.71元），由原告负担435.77元，由被告负担0.4元，被告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对于原告多预交的受理费0.94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经原告申请，本院退回予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焕然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李丽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