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襄阳中民再字第0000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周伟贞，男。
委托代理人巴震寰，湖北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承认、放弃、变更再审请求，代为调解、和解等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盘纺织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泽栋，银盘纺织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泽栋，男。
上列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彦，男，系被申请人杨泽栋之子。
再审申请人周伟贞因与被申请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合同纠纷一案，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2日作出（2012）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050号民事判决。周伟贞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27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周伟贞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110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伟贞及其委托代理人巴震寰，被申请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的委托代理人杨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2月21日，一审原告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起诉周伟贞至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称，2008年6月27日至2009年4月29日，被告先后从原告处赊购银盘纺织公司生产的坯布共计货款227324元。被告在支付13万余元货款后至今拒绝支付剩余货款。原告多次索要无果，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欠原告欠款92324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反诉原告周伟贞反诉称：自2005年开始，反诉原告帮二反诉被告销售坯布。双方约定周伟贞同买家约定的坯布实际成交价与坯布出场价之间的溢价部分作为反诉原告的报酬。请求法院判决二反诉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结算款267398元并开具277324元增值税发票。本案反诉费用由二反诉被告承担。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原告杨泽栋与被告周伟贞从2005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2006年8月16日，杨泽栋出资500000元在原襄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取名为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杨泽栋为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注册后，被告周伟贞又多次与原告银盘纺织公司发生买卖布匹业务。自二原告与被告陆续发生业务以来，期间大部分业务已进行了结算。另外，被告周伟贞自2008年6月27日至2009年4月29日分别6次从原告处收货价值217704元的坯布未结算。其中：1、2008年6月27日，被告从原告处拉走88×64坯布共10件，每件1200米，2.17元／米，价款26040元；2、2008年10月3日，被告从原告处拉走88×64坯布8件，每件1200米，单价2.17元／米，价款为20832元；3、2008年10月20日，被告从原告处拉走88×64坯布13件，每件1200米，单价2.17元，价款为33852元；4、2009年2月24日，被告从原告处拉走84×52坯布20件，每件1300米，1.73元／米，价款为44980元；5、2009年3月31日，被告从原告处拉走坯布25件，每件1300米，1.70元／米，价款为55250元；6、2009年4月29日，被告从原告处拉走80×50.28支纱布15件，每件1000米，2.45元／米，价款为36750元（如不开票2.30元／米，价款为34500元）。2007年8月至2009年，原告先后给被告出具欠条及收据共4张，金额为131398元，其中：1、2007年8月31日，原告给被告周伟贞出具的欠条一张，金额为31398元；2、2009年2月7日，原告给被告出具的欠条金额为50000元欠据一份；3、2009年4月2日，原告给被告出具的收条金额为20000元收据一份；4、2009年4月28日，原告又给被告出具欠30000元欠据一份。此外，原告还认可应付给被告周伟贞2007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10日买卖坯布提成款16991元，两项合计金额为148389元，与被告欠原告的217704元折抵后，被告周伟贞尚欠原告货款69315元。审理中还查明，原告于2005年11月18日，给被告出具欠票的凭证一张载明：欠票40000×1.840＝73600元；另欠50000元整票。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人格，原告杨泽栋作为该公司的一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个人在经营公司货品的行为应认定为该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应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当事人应当是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而不是杨泽栋个人。被告周伟贞自2008年6月27日起至2009年4月29日止，先后6次从原告银盘纺织公司处拉走坯布共计货款217704元，然后在加了运费、劳务报酬、税费后以自己名义出售给他人，应认定原、被告双方法律关系为买卖法律关系。审理中，被告周伟贞对上述从原告处拉走坯布的事实不持异议，故原告银盘纺织公司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审理中，反诉原告周伟贞要求反诉被告银盘纺织公司支付2007年8月31日至2009年4月28日先后四次欠款共计131398元，反诉被告银盘纺织公司认可此节事实，并同意将此131398元欠款和其公司欠周伟贞2007年8月23日至12月10日的提成款16991元共计148389元冲减其债权，法院予以确认。折抵后被告周伟贞尚欠原告银盘纺织公司69315元应当付给原告。但原告银盘纺织公司要求被告周伟贞支付2006年3月24日收到的四件“88×52”坯布款货款和被告2008年1月18日出具的金额为5000元条据为欠款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周伟贞反诉要求原告银盘纺织公司支付2005年11月18日原告给其出具的“欠票”金额为40000×1.84＝73600元，另欠50000元整票的条据欠款，因该条据名称为“欠票”，不能认定为欠现金，不具有欠款性质，故该反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周伟贞反诉要求原告银盘纺织公司开具金额为277324元的增值税发票的反诉请求，因原告银盘纺织公司销售给被告周伟贞的6次坯布总价值为217704元，原告理应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给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杨泽栋在银盘纺织公司成立前以个人名义于2005年11月18日给被告周伟贞出具的欠票金额为123600元的欠据，综上，合计应出发票额共计341304元；因被告周伟贞反诉请求原告出具277324元增值税发票，属有效的民事行为，法院予以确认。其中原告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分别向被告周伟贞出具金额为217704元、59620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周伟贞还反诉要求银盘纺织公司支付2008年7月8日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电汇给银盘纺织公司624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因周伟贞未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先前向银盘纺织公司支付了该货款是重复收款的主张，故该反诉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伟贞欠原告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的布款6931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原告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在被告周伟贞支付上述款项后五日内给被告周伟贞出具金额为217740元的增值税发票；杨泽栋给被告周伟贞出具金额为59620元的增值税发票；三、驳回原告杨泽栋的诉讼请求及原告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周伟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元，反诉费5300元，合计7400元，由原告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400元，被告周伟贞负担6000元。
上诉人周伟贞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买卖法律关系实属错误，双方之间应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自2005年开始，上诉人就受杨泽栋之托帮助其销售坯布，在销售坯布时，上诉人只是作为杨泽栋的代理人，在不低于杨泽栋限定的布匹单价基础上与买方达成交易。交易时，杨泽栋仍是卖方，杨泽栋也是按上诉人的指示直接针对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买方的货款也是直接汇给杨泽栋。买方所购布匹若存在短码、色差及其他质量问题时，杨泽栋还应负责调换或赔偿。上诉人同杨泽栋约定，上诉人同买方达成的坯布实际成交价与杨泽栋坯布出厂价之间的溢价部分作为上诉人的报酬。双方之间的结算步骤如下：先由上诉人代表杨泽栋同买方就交易事项进行商谈，协商一致后，向买方供货时先由上诉人给杨泽栋出具领到布匹的收条，载明布匹的数量、规格、单价等，发往买方，待买方收货后按照上诉人与其达成的交易价格将该笔货款汇给杨泽栋后，上诉人再持银行回款单找杨泽栋结算，双方对账后以划掉等形式核销杨泽栋手中持有的上诉人出具的布匹收条，杨泽栋如未能及时支付报酬的另行向上诉人出具欠条。在银盘纺织公司注册成立后，上诉人同银盘纺织公司仍保持此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因此，本案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应是委托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条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该收条应系双方之间的结算凭证之一，并非购货凭证，一审判决依此类收条来认定欠款实属定性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2005年11月18日的条据为“欠票”，不具有欠款性质错误。从条据上的字迹来看，对比杨泽栋出具的其他欠条，应是“条”字而非“票”字；从条据内容及文字逻辑上来看，如果是欠票的话，欠票金额完全可以合计而不会分开单独写明，更不会出现“另欠”字样。因此，该条据应为“欠条”而非“欠票”，完全可以证明欠73600元现金和欠5万元发票这两层意思。（三）二被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认可上诉人已经向其给付13万元，该13万元的结算属实，这是上诉人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应获得的部分报酬及部分现金结算的，但这13万元实际上完全独立于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欠条和收条所载明的金额之外，即与上诉人反诉请求中提到的二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的报酬及借款不是一回事，而一审判决直接将131398元欠款及提成款16991元共计148389元冲减被上诉人所谓的债权，该实体处理实际上混同了被上诉人自认部分与其拖欠上诉人的结算款之间的区别，因此完全错误。（四）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于2O08年7月8日汇给银盘纺织公司的6240O元，应归上诉人所有，银盘纺织公司应将该款给付上诉人。2007年5月29日，银盘纺织公司同上诉人经部分滚动结算，银盘纺织公司应给付上诉人50000元现金，杨泽栋当时同意用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的5万元货款抵付，该款于2007年3月4日开具发票，杨亲笔在上诉人的笔记本上注明上海款5万元无我方款，3月4号货款。该款后于2007年6月15日由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汇至银盘纺织公司账上。此后，二被上诉人并未将该笔款项及时给付上诉人。2007年10月24日，上诉人从银盘纺织公司领布24件，1300米／包，单价是1.85元／米，总金额是57720元（未开发票的出厂价），发给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经上诉人与杨泽栋协商同意，由上诉人另行付给杨泽栋7720元现金，加上银盘纺织公司应给付上诉人的2007年6月15日到账的5万元货款，一起来冲抵结算此次上诉人的领布条据，即2007年10月24日这笔货款到账后应全部归上诉人所有。在上诉人即时给付银盘纺织公司7720元现金之后，双方就把杨泽栋于2007年5月29日出具的收条及上诉人于2007年10月24日出具的领布条据划掉冲账。双方只待该笔货款到账后就办理转款手续。而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直到2008年7月8日才将该笔货款汇到银盘纺织公司账上（开票时间为2008年1月24日，发票金额为62400元）。此款到账后，上诉人要求银盘纺织公司按照此前约定办理转款手续，银盘纺织公司却始终拖延一直未付，此后还颠倒黑白，于2010年1月11日先将上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五）上诉人一审提起反诉，案件受理费按照相关规定应减半交纳，一审判决认定反诉费5300元，计算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本案的核心是结算，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应建立在双方对账的基础上。被上诉人故意忽略此前双方存在的业务往来，仅仅拿出部分并非购货凭证的收条来主张权利，实属断章取义。在争议双方没有最终核算的前提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实体处理均属错误，故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1、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o12）鄂襄州民三初字第ooo5o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2、改判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及时按上诉人的指示出具金额为217704元的增值税发票；被上诉人杨泽栋及时按上诉人的指示出具金额为5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3、驳回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4、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及时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结算款193798元；被上诉人杨泽栋及时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结算款736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二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均服从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在撤诉前的一审中，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在庭审中认可上诉人周伟贞支付的货款131300元，强调以对方持有的收条为准。
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周伟贞从被上诉人处提取货物予以销售，买方无论将货款按其指示直接交付给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还是交付给上诉人周伟贞，以及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作为卖方对作为买方的上诉人周伟贞提成奖励，均对双方当事人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没有实质影响，因此，上诉人周伟贞否认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周伟贞主张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欠其73600款项，但提供的证据却是欠票，其提供的证据与其主张的事实不符，在欠票后面另写“另欠50000元整票”，后者强调的是整票，与前面的内容并无直接矛盾，因此，上诉人周伟贞的此项上诉主张与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在庭审中认可上诉人周伟贞支付的货款131300元，已强调以对方持有的收条为准，表明被上诉人认可的该笔款，与上诉人周伟贞所持有的欠条收条为同一笔款，同时，上诉人周伟贞未提供另外支付该货款的证据，因此，其关于上述款项为不同的两笔款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也不予支持。上诉人周伟贞主张“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于2O08年7月8日汇给银盘纺织公司的6240O元，应归上诉人所有”，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被上诉人银盘纺织公司、杨泽栋对此亦不认可，故其此项上诉主张不成立。上诉人周伟贞并未提供减免诉讼费的申请，以及其符合减免诉讼费条件的证据，也未经相关程序批准，故原审对其诉讼费用未予减免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周伟贞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89元，由上诉人周伟贞负担。
周伟贞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二审判决称“杨泽栋在2010年案件庭审中认可周伟贞支付了货款131300元，但强调以周伟贞手中持有的收条为准”。但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均从未出示过2010年案件的庭审笔录，更没有将2010年案件笔录给当事人双方质证。而且二审法院正是根据这一份既没有出示，也没有质证过的另案笔录，将双方当事人已结算过的131300元与尚未结算的131398元相混同，导致错判减少了周伟贞应得款131398元。（二）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申请再审人与两被申请人之间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周伟贞是受杨泽栋、银盘公司之托，帮助其销售胚布，胚布的卖方仍是杨泽栋或银盘公司，周伟贞的身份只是代理人。在周伟贞洽谈的每笔交易中，均是杨泽栋、银盘公司直接发货给买方，买方也是直接将货款汇至杨泽栋、银盘公司账户中，并在汇款单（证据二）中明确注明为“货款”，并且银盘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证据三），均明确注明：“销货单位为银盘公司，购货单位为买方”，另外卖出的胚布若存在质量问题，杨泽栋、银盘公司还负责调换和赔偿。在周伟贞出具的《收条》（发货单）（证据四）中，周伟贞均注明为“经办人”，并非买方。因此通过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周伟贞只是杨泽栋、银盘公司的销售代理人，与杨泽栋、银盘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杨泽栋、银盘公司追索货款应向买方追索，而非周伟贞。本案二审判决认定当事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三）本案二审判决认定杨泽栋2005年11月18日出具的“欠条”为“欠票”，缺乏证据证明。杨泽栋在“欠条”上既书写了“条”字，也书写了“票”字，从其书写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杨泽栋的“条”字和“票”字是可以明显区分的。另外对比杨泽栋书写的其他欠条，也可看出杨泽栋2005年11月18日出具的是欠条而非“欠票”。二审法院主观判断，将“条”字认作“票”字，缺乏证据证明，导致错判减少了周伟贞应得款73600元，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四）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于2008年7月8日汇给银盘公司的62400元不属于周伟贞应得款项，也是错误的。2007年5月29日，银盘公司同周伟贞经部分滚动结算，银盘公司应给付周伟贞50000元现金，杨泽栋当时同意用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的5万元货款抵付（该款于2007年3月4日开具发票，杨亲笔在周伟贞的笔记本上注明“上海款5万元无我方款，3月4号货款”）（证据七）。该款后于2007年6月15日由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汇至银盘公司账上。此后两被申请人并未将该笔款项及时给付周伟贞。2007年10月24日，周伟贞从银盘公司领布24件，1300米／包，单价是1.85元／米，总金额为57720元（未开发票的出厂价），发给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经周伟贞与杨泽栋协商同意，由周伟贞另行付给杨泽栋7720元现金，加上银盘公司应给付周伟贞的2007年6月15日到账的5万元货款，一起来冲抵结算此次周伟贞的领布条据，即2007年10月24日这笔货款到帐后应全部归周伟贞所有。在周伟贞及时给付银盘公司7720元现金之后，双方就把杨泽栋于2007年5月29日出具的收条及周伟贞于2007年10月24日出具的领布条据划掉冲账，双方只待该笔货款到帐后就办理转款手续。而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直到2008年7月8日才将该笔货款汇到银盘公司账上（开票时间为2008年1月24日，发票金额为62400元）。此款到帐后，周伟贞要求银盘公司按照此前约定办理转款手续，银盘公司始终拖延一直未付。对于上述事实，周伟贞曾经提交相关证据给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没有审查，却认定周伟贞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是错误的。（五）《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被告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决定合并审理的，分别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本案中，周伟贞一审提起反诉，案件受理费完全符合应减半交纳的条件，一审判决却认定反诉费5300元。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277号判决；判决被申请人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向申请再审人支付欠款193798元，并出具金额为217704元的增值税发票；被申请人杨泽栋向申请再审人支付欠款73600元，并出具金额为5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判决驳回两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
再审另查明：本案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均陈述认可，在双方经营活动中，若银盘纺织公司对最终买家开发票的，则买家直接把货款汇给银盘纺织公司，银盘纺织公司再给周伟贞结算；若未开发票的买家对准周伟贞结账，周伟贞再对银盘纺织公司结账。
再审还查明：2010年1月双方因结算发生纠纷，杨泽栋将周伟贞诉至襄阳市襄州区法院（下称“2010年案件”），要求周伟贞支付货款101324元，一审法院判决周伟贞支付货款69315元，周伟贞不服上诉，在该案的二审过程中，本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理由发回重审，在重审阶段，杨泽栋于2011年9月7日撤诉。2010年案件的庭审笔录复印件已装入本案一审卷宗，且笔录上每一页均有本案当事人的签名。
再审又查明：周伟贞在2010年案件的第二次开庭庭审笔录中陈述：“我领坯布给原告打有条，都在原告处，开发票我给原告汇报后在税务部门开发票，我把发票汇给购货厂家，厂家把货款汇到原告公司账号，并打电话通知我并提交汇款凭证复印件给我，然后我持销货凭证及汇款凭证与原告结算，领提成款”。
本院认为：周伟贞从银盘纺织公司及杨泽栋处领走坯布将其销售给第三方买家，若需出具发票，则银盘纺织公司对实际买家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买家直接把货款汇给银盘纺织公司，银盘纺织公司再给周伟贞结算。若第三方买家不需发票，则买家对准周伟贞结账，周伟贞对准银盘纺织公司结账，周伟贞在该商业活动中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买家订立合同。周伟贞对上述从银盘纺织公司及杨泽栋处领走坯布的事实不持异议，且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领走坯布的货款已付清，故银盘纺织公司要求周伟贞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周伟贞申请再审称本案二审判决称杨泽栋在2010年案件庭审中认可周伟贞支付了货款131300元，但强调以周伟贞手中持有的收条为准，但本案在审判过程中均从未出示过2010年案件的庭审笔录，更没有将2010年案件笔录给当事人双方质证，将双方当事人已结算过的131300元与尚未结算的131398元相混同，导致错判减少了周伟贞应得款131398元的申请理由，因2010年案件庭审笔录的复印件已装入本案一审卷宗，且笔录上每一页均有本案当事人的签名，该节事实已得到当事人的一致认可，故周伟贞的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周伟贞申请再审称本案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之间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不论是买卖合同抑或是委托代理关系，领走坯布货物，必须承担相应合同义务，再审申请人周伟贞没有证据证实其领走坯布的货款已付清，本案实体处理正确，故周伟贞的该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周伟贞申请再审称本案二审判决认定杨泽栋2005年11月18日出具的“欠条”为“欠票”的理由，因该欠票证明上写明为“欠票”金额为40000×1.84＝73600元，该数字仅仅为阿拉伯数字，并无大写数字，该欠票写法与一般欠条必须写大写数字的习惯大相径庭，故周伟贞的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周伟贞申请再审称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上海宝福服装辅料厂于2008年7月8日汇给银盘公司的62400元不属于周伟贞应得款项，因周伟贞一审、二审及本次再审均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故该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周伟贞申请再审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被告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决定合并审理的，分别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本案中，周伟贞一审提起反诉，案件受理费完全符合应减半交纳的条件，一审判决却认定反诉费5300元的理由，本院认为：周伟贞反诉请求为请求法院判决二反诉被告向其支付拖欠的结算款267398元并开具277324元增值税发票，若其为本诉计算，诉讼费用为9248元，一审法院若考虑利息等因素，核定反诉费为5300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适当。申请再审人周伟贞申请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周伟贞再审申请。维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277号民事判决和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2）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050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反诉费5300元，合计7400元，由襄樊银盘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400元，周伟贞负担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89元，由周伟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士平
审判员 王 进
审判员 肖 瑾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