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琼72民初169号
原告梁自权……。
委托代理人施小卫，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远源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新娟，总经理。
原告梁自权诉被告儋州远源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源公司）船舶权属纠纷一案，原告于2016年5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施小卫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为支持海南省渔业生产，便于经营管理，经与被告协商，原告于2012年7月份将其所有的“琼儋州66010”号渔船（价值人民币80万元）挂靠在被告名下从事渔业生产。根据当时海南省对渔船的政策规定以及渔政渔监部门对该类渔船办理登记的要求，故该渔船在办理所有权登记时，将该渔船10%股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实际上该渔船全部股份归原告所有。现因海南省对渔船政策发生变化，原告想与被告解除挂靠关系并将该船转让，经多次与被告电话联系，被告要么借故推脱，要么避而不见。无奈之下，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解除原被告之间关于“琼儋州66010”号渔船的挂靠关系；2、确认“琼儋州66010”号渔船归原告所有，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未到庭，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对原告起诉进行答辩的权利。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及申请法院调取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
2.《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3．《渔业捕捞许可证》。
4．《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证明：（1）原告渔船的有关情况，包括渔船建成日期为2002年9月28日，造船地点为广西北海市等；（2）被告作为原告渔船现被挂靠方，到2013年就完全没有履行有关证件的年检、许可手续，致使原告渔船无法正常经营。
5．《“琼儋州66010”号渔船买卖协议》。
证明原告于2012年12月8日和渔船的第三手产权人卢春发签订的真实渔船交易合同，转让的是整个的渔船所有权，转让价款为100万元；该份协议真实完整地反映原告和卢春发之间全面、完整的交易关系。结合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由于被告声称无法按照该协议办理过户手续，必须签订被告提供的协议文本，因此，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原告和卢春发又按照被告提供的协议文本重新签订了一份固定文本的《渔船股份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保存挂靠状态下的过户所用，不能反映全面、完整的交易关系。
6．《声明》（渔船第二手所有人李水生出具）。
证明李水生和第三手所有人卢春发之间，为了保存挂靠状态下办理过户手续签订了固定文本的《渔船股份转让协议书》外，双方还签订了一份真实的转让合同，根据该真实的转让合同，李水生是将整个渔船所有权转让给卢春发。
7．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李水生提供）。
证明被告将2011年的柴油补贴452306.40元扣减掉挂靠管理费和几千块钱手续费后，一次性全部支付给了李水生，李水生才是渔船的全部股份的所有人，所以才将全部补贴支付给李水生。
8．《渔船所有权申请登记证明》。
证明涉案渔船建造后，第一手所有权人北海人黎就辉为了支持海南渔业发展，享受海南的渔业优惠政策，根据渔船登记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或企业注册地的县级以上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的规定，将该渔船挂靠在第一手被挂靠人儋州吉兴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兴公司）名下从事渔业生产。为了能够办理挂靠手续，将5%的渔船份额让吉兴公司名义上持有，但该公司并非该5%股份的实际所有人。
9．《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
证明李水生为第二手渔船所有人。
10．《关于渔船转让协议书》。
证明：（1）2004年3月25日，渔船的第一手被挂靠人吉兴公司和第二手被挂靠人，即被告达成协议，将同样情况的20艘渔船，包括涉案渔船转给被告挂靠，由被告收取挂靠费。（2）协议第四条约定，转让前吉兴公司和渔船签订的挂靠合同交给被告存档管理，并由被告和渔船重新签订挂靠合同。被告所控制的这些合同，可以充分证明从渔船所有权登记之日，涉案渔船和吉兴公司以及和被告之间只是挂靠关系，吉兴公司和被告只是所持股份名义上的所有人，不是实际所有人。（3）合同所附的另外19艘广西北海的渔船和原告渔船都是同样的情况。
11．《渔船股份转让协议书》（李水生转给卢春发）。
12.《收据》（李水生出具）。
13.《证明》。
14.《渔船股份转让协议书》（卢春发转给原告）。
15.《收据》（卢春发出具）。
16.《证明》。
17.《渔船股份转让协议书》（原告转给被告5%的股份）。
证明：（1）从渔政渔监部门调取的李水生转给卢春发、卢春发转给原告、原告转给被告的三份渔船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内容除主体、股份数额、日期不一样外，其余的内容，甚至标点符号都完全一样，证明这些协议是被告提供的专门、长期地用于办理渔船股份过户的固定格式文本，仅仅作为办理挂靠状态下渔船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之用，不代表转让双方真实的交易关系。结合原告的证据6、证据10，可见，双方真实的交易关系是转让全部100%的渔船股份。（2）每次渔船所有人之间的转让，都有真实的付款凭据，即收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而从法院调取的所有材料中，都没有被告或第一手被挂靠方吉兴公司为其所持有的股份支付过任何对价，因此，吉兴公司所持的5%股份，被告以办理挂靠需要为由又从原告处索要5%的股份，都从未支付过任何款项，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被告并不是该10%股份的真实所有人。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向海南省儋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办证室工作人员陈锋调查了解2008年至2013年期间外省渔船挂靠海南省企业的政策及登记情况，并做了《调查笔录》。
原告经质证，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该《调查笔录》可证明：1、因海南省渔船小无法开展远洋捕捞，海南省在政策上允许外省渔船挂靠在海南的渔业企业生产经营；2、本案渔船的被挂靠方所持股份发生变化的原因；3、登记证书上被挂靠方所持有的股份，无论数额多少，仅仅是为了保持挂靠状态下办理所有权登记或过户登记之需要，被挂靠方所持有的股份的实际所有人是渔民个人；4、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挂靠关系，被告所持有的股份仅仅是为了维持双方的挂靠关系，被告并不是所持股份的真实所有人，原告才是该部分股份的实际所有人。
庭审后，本院又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责令被告于5日内向本院提供由其存档保管的以下证据材料：1、黎就辉就“琼儋州66010”渔船与吉兴公司所签订的《渔船挂靠合同》；2、远源公司在2004年3月与当时“琼儋州66010”渔船的船舶所有人所签订的《渔船挂靠合同》。但被告逾期没有提供。
被告未到庭，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及对本案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逾期没有向本院提供由其存档保管的证据材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以上证据有原件核对，且与法院向渔船登记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证据，结合法庭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琼儋州66010”号船系木质拖网捕捞船，2002年9月28日建成于广西北海，船籍港光村，船长24.31米，宽6.02米，深3.25米，总吨125吨，主机一部，柴油机总功率413.2千瓦，登记价值为130万元。该渔船系黎就辉建造，为便于生产经营以及对渔船实施规范化和现代化管理需要，黎就辉将该渔船挂靠在吉兴公司名下，黎就辉占95%股份，吉兴公司占5%股份。同年，黎就辉将该渔船转让给广西北海人李水生。
2004年3月25日，吉兴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渔船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把包括“琼儋州66010”号渔船在内的20艘渔船转让给乙方；转让后，甲方所占的产权和管理权等归属乙方；渔船转让后的一切事务和责任由乙方负责，转让前甲方与渔船所签订的合同交由乙方存档管理，此前，甲方与渔船签订的合同同时无效，并由乙方重新签订。之后，该渔船变更登记，李水生占其95%股份，本案被告占5%股份。2011年7月30日，李水生将“琼儋州66010”号渔船95%股份有偿转让给广西北海人卢春发，并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2012年12月8日，卢春发与梁自权签订《儋州66010”号渔船买卖协议》，约定卢春发自愿将该渔船以总价100万元卖给梁自权；协议对价款支付、过户手续办理及柴油补贴分配等也做了约定。为办理产权过户登记，2013年5月23日，卢春发与梁自权又签订一份固定文本的《渔船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卢春发自愿将“琼儋州66010”号渔船95%股份有偿转让给梁自权，此后该渔船的所有权归梁自权所有。梁自权实际向卢春发支付该渔船转让价款为120万元。同日，梁自权还将“琼儋州66010”号渔船5%股份转让给被告。同年6月8日，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被告占该渔船10%股份，原告占90%股份。2012年7月12日，“琼儋州66010”渔船《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上登记的船舶所有人名称为被告远源公司，该证书有效期至2017年11月18日。
另查明，吉兴公司从黎就辉处取得“琼儋州66010”号渔船5%股份时和吉兴公司2004年将该5%股份转让给远源公司时，以及2013年梁自权又将该渔船5%股份转让给远源公司时，都是基于管理和服务渔船的生产经营需要，且吉兴公司和远源公司均没有支付过任何对价。
还查明，海南省当时政策允许外省个人的渔船挂靠海南省的渔业企业生产经营，但要求持证人必须是海南的公司，且公司必须持有渔船一定比例的股份，多少则没有硬性要求。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权属纠纷。涉案的“琼儋州66010”号渔船系原告从案外人卢春发处购买，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原告也一直占有、使用该渔船至今，买卖合法有效，原告据此取得该渔船的所有权。因当时渔船经营管理需要和渔政渔监部门对该类渔船办理登记的要求，原告将该渔船登记在被告名下，且由被告持有渔船10%的股份，原被告之间属于挂靠经营关系，符合当时的政策，也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合法有效。故原告为“琼儋州66010”号渔船的实际所有人。所有权证书上虽然登记被告占涉案渔船10%的股份，但被告没有为此支付过任何对价；本院责令被告提供由其存档保管的该渔船的挂靠协议等相关档案资料，但其拒不提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所占10%的股份只是名义上的所有人。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琼儋州66010”号渔船的全部股份属于原告所有。
被告作为被挂靠人，对涉案渔船怠于管理和服务，不按时办理年检等手续，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因海南省对外来渔船的政策发生变化，原告欲解除与被告的挂靠关系并将该渔船转让，理由正当、合法，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琼儋州66010”号渔船属原告梁自权所有。
二、解除原告梁自权与被告儋州远源渔业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关于“琼儋州66010”号渔船的挂靠关系。
本案受理费11800元，由被告儋州远源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明岗
人民陪审员 彭 菁
人民陪审员 叶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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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唯一码
二Ｏ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张圣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