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25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天琴，女，197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万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德安，男，194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万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仲莲，女，195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万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方明，男，199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万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国，男，199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万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某1，男，200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万源市。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山，福建银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庆祝，男，195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祥伟、康淑芸，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德盛，男，197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万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艳红，福建通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达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双祥路6-10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浩，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荣裕，福建继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吕庆祝因与被上诉人向德盛、厦门达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信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212民初3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吕庆祝、向德盛、达信公司连带承担上诉人因本次事故所造成损失的80%（总损失1090503.5的80%即872402.8元）。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向德盛、达信公司对于本案的发生不具有过错，是错误的。
1.关于向德盛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向德盛并未直接联系向元兴前去搬运废纸皮，其仅仅是将搬运工作机会提供给向某2，对于向元兴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相符合。因为，根据一审时两位证人的陈述表明，事发前包括向元兴在内的近十位劳务者，都是以向德盛对外承包劳务作业，再由他们分组人员对外提供劳务作业，向德盛均从中提取劳务费的5%作为利润。该种承包作业模式经营已有几年。当然，在向德盛未承包到劳务作业时，他们偶尔也会对外找活干，但基本都是以向德盛承包的劳务作业为主。向德盛是具备包工头身份，对于每次作业均是利益的获利者。包工头，顾名思义，把工作承包过来，招人作业，他自己当头，从中获利。在本案中可从如下几点，证实向德盛的包工头身份。首先，本案的这次劳务，是由向德盛与吕庆祝达成的口头协议，其他劳务人员只是服从，并未参与商谈。商谈包括工作的时间、地点、人员需求、报酬等。其次，这么多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都是以从事向德盛对外承包的劳务作业，赚取劳务费。多年来向德盛均是无须亲自参与提供劳务，却能收取到向元兴等人总劳务费的5%。再次，向德盛组织的对外提供劳务模式历时已久、人员相对稳定。即由向德盛对外承包，然后告知班组某一成员关于提供劳务的具体时间、地点、需要的人手以及劳务费等信息，再由分组成员提供劳务。因此，向德盛无疑就是向元兴等人的头，且实实在在地在每次的劳务提供中获取利益。然而，其却未能对向元兴等人在从事劳务活动中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甚至不到现场做相应安全方面的叮嘱或告诫，而是任由向元兴等人随意发挥，做完就行。明显没有履行其应有的义务，存在相应的过错，依法应与接受劳务一方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关于达信公司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信达公司与吕庆祝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且从吕庆祝自己联系车辆及搬运工。便认定搬运装车义务归吕庆祝，信达公司无提供安全防护及监督的义务，该认定是错误的。因为，买卖是一个过程，在买卖完成前所发生的风险承担是需要明确约定的，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对于买卖以外的第三人来讲，应由买卖合同双方来共同承担风险，才属公平。本案中，吕庆祝与信达公司的纸皮买卖尚在搬运装车过程，并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已经完成。即然买卖尚未完成，且买卖双方均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来证实搬运装车所产生的风险是应由买方或卖方来承担，而事实上买卖成交完成受益的却是该买卖双方，故应当认定买卖双方均是接受劳务的一方。即然都是接受劳务的一方，那么对于搬运装车就有提供安全防护及监督的义务，但该双方在本案中却均未履行该义务。因此，达信公司与吕庆祝均应对向元兴的死亡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一审法院认定由向元兴自行承担60%的责任，明显过高。
一审法院以向元兴从事搬运多年，对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需采取的安全防护应比吕庆祝更为清楚为由，认定向元兴应自行承担60%的责任。该认定明显忽略了客观事实及相应法律规定，系错误的。向元兴最多自行承担20%的责任。首先，在雇主没有提供安全防护的情况下，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人迫于生活压力，为有活干有钱赚，均是不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只能按照雇主要求的步骤及时限完成作业。其次，截止于目前，除专业性高的作业外，难以见到劳务提供者带上一大堆的安全防护工具上门干活的。因为他们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同属于提供劳力者，提供安全防护依法是用人方的强制性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本案中，向元兴并不是法律意义上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同属于提供劳力者，同样是为他人提供自己的辛勤劳作，法律如果将应提供与其生命安全相关的防护工具之义务从用人一方剥离，那么将是对所有劳务人员的不公平对待。
所以，不能以是否从事搬运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过错程度，而应综合考虑事实及相应的法律规定，综合考虑所有提供劳力人员的生命安全方面，以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为过错程度的判断依据。本案中不管是包工头或接受劳务方均没有履行其提供安全防护的义务，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故向元兴最多自行承担20%的责任，余下80%的赔偿责任应由吕庆祝、向德盛、达信公司连带承担。
吕庆祝辩称，其与向元兴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向德盛辩称，其与向元兴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对向元兴的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向元兴对自身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达信公司辩称，向元兴是吕庆祝请去搬运的，死于搬运过程中，达信公司对向元兴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吕庆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余天琴等人对吕庆祝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案发时，向元兴是与向德盛形成劳务关系，还是与吕庆祝形成劳务关系，一审法院有失偏颇。吕庆祝认为，向元兴应当是与向德盛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个人劳务关系。
首先，吕庆祝有案涉废纸皮搬运装车业务需求时，是直接与向德盛联系，并与向德盛直接确认作业范围及报酬计价方式。也就是说，向德盛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承接该业务，以及决定以什么价格承接该业务，这已远远超出一名中间介绍人的权利。我们知道，作为介绍人，往往对具体事务没有拍板决定权，而是由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双方直接商议。
其次，吕庆祝仅是与向德盛确定工作量和单价问题，而其余则由向德盛自行决定所安排劳力的对象和数量，以及决定劳力报酬如果结算等，这些作为吕庆祝并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本案向德盛最终指派向元兴等三名人员前来作业，系向德盛的自主意思，吕庆祝无权干涉，吕庆祝仅需按与向德盛讲好的固定价格按量支付款项即可。相反，如果本案吕庆祝是直接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则吕庆祝需要考虑雇佣劳务人员的人数多少，劳务人员的年纪状况、身体条件等，毕竟这些情况与吕庆祝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也正是因为这些务工人员系受向德盛指派，为向德盛负责，所以吕庆祝并没有用工的自主决定权；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要求吕庆祝自行承担用工的后果，对吕庆祝并不公平。
第三，向德盛在本案中所获取的利益并不是简单的介绍费或“电话费”，而是明显带有从劳务人员的劳务中获利的性质。根据查明的事实，吕庆祝与向德盛确定的结算方式是按每吨量计算，即搬运装车废纸皮重量一吨，吕庆祝支付100元。该费用与参与劳动的人数无关，只与工作成果的量有关。而本案中，这些劳动力每多搬运装车一吨，都要向向德盛支付相应费用。所以，向德盛本身也有要求这些劳动力多劳动、多付出的利益追求，这符合从他人劳动中“剥削”获益的性质。
第四，向德盛在本案中本人虽未到场作业，吕庆祝虽未与向德盛直接结算费用，这些并不改变向德盛作为“包工头”的地位和作用。向德盛目前手中有十几名劳务人员，这些人员均受向德盛指派，按向德盛的要求到指定的作业场所进行劳动。而相关费用由向德盛直接与业主谈定，业主根据最终的劳动成果将费用结算给向德盛，如果向德盛本人未到，则由现场任何一名劳务人员带回，再行与向德盛结算。本案中，吕庆祝虽然是与向某2直接结算，但其数额是事先与向德盛已经讲好的。因为这些搬运装车活动均有过磅单显示重量，向德盛完全可以根据过磅单确认收益数额多少，所以，无论吕庆祝与任一现场人员结算，向德盛均可控制整个结算结果。况且，本案结算是发生在伤亡事件之后，向德盛刻意回避，故在调解阶段，吕庆祝不得已也只能向某2支付款项。
二、吕庆祝在向元兴从事搬运装车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要求吕庆祝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
首先，吕庆祝与向德盛之间形成承揽法律关系。吕庆祝与向德盛确认是根据最终完成的搬运装车的重量来结算费用，这属于按工作量结算承包报酬，并非按工作时间来结算工资。因此，对于吕庆祝来说，其只需要最终验收劳动成果，至于劳动的过程，包括选择多少人干活，以什么方式干活，与吕庆祝并无关联。该情况符合承揽的法律特征。向德盛的优势在于能取得或掌控业务的来源，这也是其他工人依附其的原因，也是其他工人心甘情愿从自己的劳力收入抽取部分并上缴给向德盛的原因。对于此类劳力活，并不需要资质要求。对于吕庆祝来说，如果直接出面到劳动力市场物色人员，当然可能取得更大议价空间；但吕庆祝选择与类似向德盛“包头工”商谈，就是通过多付出费用换取较小的风险。
其次，作为搬运装车之类的业务活动，并不需要资质要求；也不能强求吕庆祝作为发包人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向德盛作为与向元兴关系密切的劳务关系的一方，经常性的指派向元兴从事各项作业，向德盛理应根据作业内容不同，为这些工人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同时，也应考虑这些工人的身体状况，摊派相适应的作业。而这些，是吕庆祝作为业务发包人，所无法掌控的。
三、退一万步讲，即便最终没有认定向德盛的“包工头”之雇主地位，则吕庆祝与向元兴、向某2、邹某之间也并非个人劳务关系，而是同样形成的一种承揽关系。
四、达信公司在本案中也存在管理义务，依法也应承担管理上的法律责任。吕庆祝虽与达信公司之间存在废纸皮的买卖关系，但案发当时，这些废纸皮尚未出售给吕庆祝，仍处于达信公司的控制之下，向元兴等人正在厂区内搬运卸装这些废纸皮。作为达信公司，在这些废纸皮尚未出售转移给吕庆祝之前，达信公司仍应对整个搬运卸装过程进行管理，包括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这也是达信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义务的一环节。现在在该环节出现伤亡事故，达信公司难辞其咎。
五、关于向元兴死亡原因问题，一审法院推定向元兴系搬运过程中摔伤致死，依据并不充分。向元兴的死亡过程没有目击者，因此对于向元兴死亡的原因寄托于医院部门的鉴定结论；但是本案中余天琴等人并没有提供向元兴的死因鉴定报告，这导致向元兴死因不明。显然，如果向元兴系跌落摔伤而亡，其往往会有颅脑严重受损或其他严重外伤之症状；本案中，装车现场并不高，即便向元兴不慎从车上跌落，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当场死亡；就颅脑磕碰重伤，那也会留有明显的头部外伤痕迹，但遗憾的是，现场急救医生并没有鉴定颅脑重伤死亡的结论。这种情况下，吕庆祝合理推测不能排除向元兴系因身体因素猝死的可能。
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辩称，吕庆祝是最明显接受劳务一方，是向元兴提供劳务的受益者，故吕庆祝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同于承揽关系，向元兴听从向德盛的安排到达工作地点，再接受雇主吕庆祝的安排从事搬运工作，双方是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即使按照重量来进行结算报酬也不同于承揽关系。向元兴身体一直很好，一审法院认定向元兴系摔下致死，是正确的。
向德盛辩称，其与向元兴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对向元兴的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向元兴与吕庆祝之间应该是雇佣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向元兴对自身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达信公司辩称，向元兴是吕庆祝请去搬运的，死于搬运过程中，达信公司对向元兴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一审请求判令：判决吕庆祝、向德盛赔偿因向元兴死亡造成的损失总计人民币1110503.5元（币种下同），包括丧葬费34608元、死亡赔偿金925080元、被扶养人向德安和王仲莲生活费10081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向德盛与受害人向元兴、案外人向某2均系老乡关系，三人均在厦门市从事搬运工作多年，其中向元兴、向某2等人的搬运工作机会有时由向德盛介绍，向德盛会按每人所得报酬约5%收取费用。2014年7月14日傍晚，吕庆祝打电话告诉向德盛需要几名搬运工于次日早上到达信公司将废纸皮搬运装车。向德盛随后将该情况告诉向某2。次日5时许，向某2遂邀向元兴、案外人邹某三人前往达信公司为吕庆祝收购该公司的一批废纸皮搬运装车，向德盛未到场。期间，吕庆祝自行联系了装运废纸皮的闽Ｄ×××××号自卸车，并为向元兴三人提供了用于将废纸皮搬运上车的楼梯。后吕庆祝与自卸车驾驶员均离开现场，由向元兴、向某2、邹某三人自行搬运装车。当日9时许，向元兴在搬运装车过程中不慎摔倒在地死亡，向某2、邹某发现后随即报警。急救人员赶至现场时发现向元兴已无生命迹象。吕庆祝系达信公司废纸皮的收购人员。向元兴出事后，吕庆祝已将该车废纸皮的搬运费结算支付给了向某2，后向某2与邹某及向元兴的家属进行了平分。向元兴死亡时已在厦门市连续居住满一年。其父亲向德安、母亲王仲莲在向元兴死亡时分别为70周岁、64周岁，均居住在四川省万源市农村，二人除向元兴之外另有其他三名成年子女。余天琴是向元兴的妻子，向方明、向国、向某1是向元兴的儿子。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25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8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300元；2016年厦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768元。
一审庭审后，吕庆祝提供一张《尸体冷藏押金单》复印件，称其在向元兴的后事处理中有支付5000元，经打电话核实，向方明承认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向元兴与吕庆祝、向德盛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争议。向元兴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当事人的争议实质应当归结为：向元兴当时是在为谁提供劳务？在案证据虽然可以证实吕庆祝是先联系向德盛要搬运工，但向德盛将该机会告诉向某2，后向某2邀向元兴、邹某三人到场为吕庆祝搬运装车时，吕庆祝并未对该三人为其搬运装车提出异议，事后也不是通过向德盛而是直接与向某2结算了该次搬运费用。故从用工主体及费用结算情况判断，认定向某2、向元兴、邹某三人当时是在为吕庆祝提供劳务，与吕庆祝形成了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吕庆祝与向德盛是一种委托关系，向德盛接受委托，联系向某2等人前去为吕庆祝搬运装车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吕庆祝承担。吕庆祝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向德盛商议了要将该次搬运交向德盛承揽或与向德盛结算了该次搬运费用，其辩称与向德盛是承揽关系，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吕庆祝、向德盛、达信公司以及向元兴对导致本案损害后果是否存在过错责任的争议。吕庆祝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知道提供劳务者向元兴等人扛着废纸皮从楼梯上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未对此采取适当的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提供劳务者的人身安全，故其应当对向元兴为其提供劳务过程中的死亡后果存在过错责任。向元兴多年从事搬运工作，其对自身安全没有采取应有注意防范措施，亦存在过错。向德盛未直接联系向元兴前去为吕庆祝搬运该批废纸皮，也无证据证明向德盛有向向元兴或其家属结算过该次搬运的相关报酬或收取相关费用，向德盛将该次搬运工作机会介绍给向某2没有过错，对向元兴的死亡后果更不存在过错。余天琴等以向德盛是包工头和受益人为由，要求向德盛与吕庆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达信公司将废纸皮交由吕庆祝收购，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吕庆祝、向元兴之间的形成的劳务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从吕庆祝自己联系车辆及搬运工前来达信公司搬运装车事实来看，达信公司不负有为吕庆祝搬运装车的合同义务，也无需为向元兴等人的搬运工作履行安全防护及监督的义务，余天琴等以达信公司没有履行安全防护、监督义务，存在过错，要求该公司与吕庆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向德盛辩称吕庆祝是达信公司的雇员和代理人，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采信。
关于吕庆祝提出向元兴不排除有其他死因的答辩意见。证人向某2、邹某均证称向元兴是在搬运废纸皮过程中死亡。同时，吕庆祝在出事后向警方陈述“我看到两个工人在工厂杂物间用绳子打捆废纸品，然后那个摔死的工人在杂物间里直接将成捆的废纸皮抗上肩膀，后再从楼梯爬上板车装车，装好后又把绳子解开给下面的两个工人继续打包。8时许，我和陈银河进到工厂的厂房打扫我们刚才搬运废纸品遗留的垃圾，至9时许我听见有人说一个工人摔死了，就和陈银河跑出来看，看见死者仰面躺在板车右侧地板上，鼻子流很多血。……120医生过来后确认以及死亡了。”因此，向元兴是在为吕庆祝搬运废纸皮过程中死亡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吕庆祝以证人向某2证称向元兴身体很胖；证人叶某称向元兴在前几个月的一次前往装车过程中说过身体不舒服要回去休息等证言，用于证实向元兴不排除有其他死因，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关于相关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争议。向元兴死亡时已在厦门市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且受诉法院所在地也在厦门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丧葬费34608元、死亡赔偿金925080元，均符合相关规定，予以确认。向元兴死亡时，其被抚养人向德安、王仲莲分别为70周岁、64周岁，依照上述《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二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可以按照2016年度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6300元的标准计算10年、16年，向德安诉求的39038.5元，王仲莲诉求的61777元，合计为100815.5元，均未超出上述规定，且均是按照向元兴应承担1/4的抚养义务计算，故予以确认。余天琴等诉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酌情支持30000元。
综上，向元兴为吕庆祝提供劳务而死亡，对此，吕庆祝与向元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其中，向元兴从事个体搬运工作多年，对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具有更清楚的认知，并对自身安全应当采取更多的注意防范措施；而吕庆祝并非专门从事搬运工作的经营主体，其只是临时接受向元兴提供的搬运工作，对搬运工作中存在的风险认知相对较低，因此其没有为向元兴提供合适的安全保障措施，虽然存在过错，但其过错责任不应高于向元兴自身的过错责任。据此，认定原审原告的各项损失及精神抚慰金数额共计1090503.5，由吕庆祝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436201.4元，其余60%由向元兴自担。向德盛、达信公司对向元兴的死亡后果没有过错，不承担侵权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吕庆祝应当赔偿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合计人民币436201.4元，吕庆祝先前支付的人民币5000元从中折抵后，剩余人民币431201.4元（其中包含向德安、王仲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各15615.4元、24710.8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二、驳回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就一审查明的事实，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吕庆祝均认为向元兴的搬运工作主要由向德盛提供，本案是向某2通知、派遣向元兴进行搬运而非邀请；吕庆祝还认为向元兴是平地摔倒的，很可能是猝死；此外，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在2017年7月15日厦门市公安局祥平派出所有对本案相关当事人制作询问笔录，吕庆祝在询问笔录中确认其从八年前就开始向达信公司收购废纸品，每次等到废纸品量差不多有一板车再雇请货车来装运；邹某、向某2在询问笔录中确认当天搬运的分工是邹某、向某2负责将达信公司杂物间废纸品整理打捆，向元兴负责将成捆的废纸品搬上货车，并认为向元兴应该是在装车过程中从车上滑倒摔下死亡。在2018年1月10日一审法院对吕庆祝的询问笔录中，其确认事发当时废纸品已装满车，离地三米多高，满出了车辆的两侧护栏。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关于吕庆祝的死亡原因，结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向元兴搬运过程中不慎从货车上摔倒在地死亡，吕庆祝主张向元兴可能因身体因素猝死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各方当事人存在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相关事实认定正确，吕庆祝向达信公司收购废纸品，通过向德盛的介绍，向元兴、向某2、邹某三人到现场为吕庆祝搬运废纸品，向元兴系在为吕庆祝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对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达信公司无需对向元兴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双方达信公司与吕庆祝之前的交易习惯和信任，在双方交易之前，达信公司只需要通知吕庆祝可以搬运货物，而具体的搬运时间由吕庆祝安排；且达信公司也无需到场确认货物重量，由吕庆祝自行联系搬运车辆与搬运人员前来负责搬运，在过磅确认重量后，再与达信公司结算。也就是说，在双方的日常交易中，出售方达信公司对搬运作业并不负有监督、管理的责任，并且事发当天向元兴在搬运中自行从货车摔下死亡，吕庆祝、余天琴等人上诉要求达信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依据。
其次，向德盛无需对向元兴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吕庆祝每次需要搬运工人，均联系向德盛，再由向德盛联系工人前去搬运地点，向德盛本人无需到达现场；搬运废纸品的报酬由吕庆祝直接支付给工人。按照这些搬运工人与向德盛之间的默契，搬运工人会按照自己的收入给予向德盛一定金额报酬，这种报酬可以视为双方之间事先达成的“介绍费”。故吕庆祝、余天琴等人主张向德盛是向元兴的雇主，向元兴系为向德盛提供劳务没有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向德盛对向元兴的死亡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再次，吕庆祝虽辩称其与向元兴等人通过废纸品的重量结算报酬，故其与向元兴等人为承揽关系。为此，本院认为，向元兴系接受吕庆祝的安排和指示进行废纸品的搬运工作，吕庆祝也为向元兴等人的搬运工作提供了楼梯等装车工具，即使双方之间按照废纸品重量而不是工作时间结算报酬，也并不影响向元兴为吕庆祝提供劳务法律关系的认定。因向元兴系在为吕庆祝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元兴与吕庆祝因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吕庆祝并非专门从事搬运工作的经营主体，对搬运工作中存在的风险认知相对较低，而向元兴从事搬运工作多年，对工作中存在的风险有更清楚的认知，故吕庆祝应承担相较于向元兴更低的过错责任，本院认为该认定存在偏差。吕庆祝确认自己八年前就开始向达信公司收购废纸品，对现场的工作环境以及搬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本次装运废纸品的车辆、搬运上车的楼梯都由吕庆祝提供，其应该认识废纸品装满货车后离地面较高，搬运人员在装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吕庆祝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现场搬运的安全，具有较大的过错，其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又因向元兴的劳务而受益，故应该承担较向元兴更高比例的责任。余天琴等人因向元兴死亡各项损失共计1090503.5，本院酌定由吕庆祝承担60%的赔偿责任，扣除已垫付的5000元，还需承担649302.1元，其余40%的责任由向元兴自担。
综上，吕庆祝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关于向元兴自行承担民事责任比例过高的上诉意见本院部分予以采纳；其余上诉意见，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212民初3566号民事判决；
二、吕庆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649302.1元；
三、驳回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及诉讼请求；
四、驳回吕庆祝的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652元，由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负担2260元，由吕庆祝负担33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62元，由余天琴、向德安、王仲莲、向方明、向国、向某1负担1116元，由吕庆祝负担32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庄伟平
审 判 员 许向毅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李仁莹
书 记 员 林少怀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