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7民终21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士斌，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怀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巨祥，男，汉族，1953年12月8日出生，农民，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坤，河北隆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利喜，男，196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王虎屯乡中所堡村党支部书记，住怀安县。住张家口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峰，河北中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士斌因与被上诉人张利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怀安县人民法院（2017）冀0728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耿士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巨祥、刘中坤，被上诉人张利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耿士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张利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利喜取得借条的行为违法。我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打借条、所签协议均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均无效。根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拘留人会见次数一般不超过2次，每次会见的人数不超过3人，会见时间不超过30分钟。”第一次会见我是张利喜带着其他人，第二次会见我的是我的家人，两次会见己经结束。张利喜后来带他人会见的第三次、第四次均属于违法会见。其在进行违法的第四次会见时取得的借条不合法，通过一审庭审内容可知，张利喜第一次会见我时的人有：王虎屯乡纪委副书记陈某、王虎屯派出所所长王军、派出所司机王志飞、县刑警队的刑警一名等5人，明显违反法定的会见人数不超过3人的规定，并且这5人均有着特殊的身份。第二次会见我同样是这5个人，同样存在违法行为。第三次会见是张利喜带着王虎屯乡纪委副书记陈某、王虎屯派出所所长王军和另一个乡干部武进4人，同样超出法定的3人，系违法会见。从以上会见人数和次数均超出法律规定可知，张利喜一行多人可以自由出入拘留所，不受任何限制，甚至不受法律的约束，我是一个在拘留所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上面的事实足以看出双方的地位相差悬殊，明显不平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第一款的规定，违背《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平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借条及协议均不是我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当时我在拘留所受到张利喜及所带人员的威胁，如果不签字就判几年刑。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见我时，我也并没有签字。第三次会见时，因张利喜一行几人多次去拘留所给我施加压力，已经给我造成心理上的极度恐惧，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在并未收到任何钱款的情况下，按照张利喜的要求签字，至今我都不清楚当时具体都签了什么。所签的东西张利喜全部拿在一审庭审中，张利喜提交的赔偿协议中称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一份。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收到过协议原件。可见“双方地位不平等”和“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不”的事实。二、张利喜也没有给我交付4万元的借款，民间借贷合同没有生效，其无权要求我偿还借款。我在2016年11月11日至11月26日之间被拘留，根据《拘留所条例》第11条、第30条及《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15条第二款、第67条的规定，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其随身所携带的现金由拘留所统一保管，解除拘留时予以返还，我不可能在被拘留期间收到张利喜的4万元借款。根据《合同法》第21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的规定，只有在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民间借贷合同才生效。我没有委托张利喜处理过任何事务，也没有委托张利喜将4万元现金交付给第三人。我与第三人间的事，己经通过行政拘留的方式予以解决。正常情况下，我如果有向张利喜借钱的想法，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张利喜，请求张利喜借钱给我，而不是张利喜带上乡干部、县刑警一而再，再而三的到拘留所找我，要求我向其借钱。张利喜和其他乡干部及县刑警，用4万元平息了本村村民即第三人的上访事件，意图让我承担这4万元的损失，不惜多次到拘留所找我，让我给其出具借条。第三人给张利喜出具收条的时间和我出具借条的时间是同一天，如果是我委托张利喜付款给第三人，那么作为受托人的张利喜应该将该收条交付给我，而不是受托人自己保存。从张利喜一直持有第三人的收条这一事实可知，张利喜即使是已经向第三人付款，也不是受我委托才付款给第三人的,而是基于平息上访事件才付款给第三人，张利喜的这一付款行为与我无关。三、张利喜具有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我的利益的行为。张利喜和第三人商议，由张利喜出面让我借款4万元，我给张利喜打4万元借款的借条，但张利喜却不将4万元钱给我，而是直接给第三人，再由我偿还欠款。这明显属于张利喜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我利益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该民间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被上诉人张利喜辩称，耿士斌在上诉说是回见他违法会见，取得借条不合法错误，是其对《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52条断章取义。规定是一般不超过2次，每次会见人数不超过3人，但特殊情况增加会见次数和人数应当经拘留所领导批准。该规定执行机关就是拘留所，会见必然要经拘留所批准，会见当然是合法的。被耿士斌的说法与他在协议书、借条上签字无任何必然联系。一审中我提交了拘留所会见光盘，证实无胁迫等行为。我以及乡政府其他人员在协商耿士斌与李守玉家属赔偿事宜上是中间人身份,与李守玉家属无任何利害关系，从属中间调解身份，怎么可能对耿士斌威胁，会见录像可以证实。借款与赔偿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借款是我与耿士斌，赔偿协议是耿士斌与李守玉家属。在借款过程中不存在耿士斌所说的胁迫等因素，我当时也不愿意借，但作为村书记，耿士斌提出又不能驳回，所以在借条上还约定了抵押物。我与耿士斌己完成民间借贷关系，借款由耿士斌提出，同时委托我给付李守玉家属，有收条可证实，我与耿士斌已完成民间借贷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利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审中，被告陈述事情经过：2016年11月10日下午，李守玉倚老卖老，是他先打的我，后来我就用酒泼了他，泼没泼到不知道，然后人们把我们拉开，我就回去了。后来才知道李守玉当天就死了，当天王虎屯乡派出所的人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我被送到了怀安县公安局，第二天傍晚我被送到张家口市拘留所被正式拘留。被拘留后原告及王军、陈某及一个刑警队的好多人就都去了，说要解决这件事，我说等我出去再解决，他们说不赔偿就判刑了。第一次他们去，我说等我出去再解决，如现在借给我，我在拘留所也没法解决这个事，判我也没办法。第二次死者家属去的，说跟我要8万，8万不行6万，6万不行4万，后来也没商量成。第三次原告跟陈某及王军三个人去找我，死者家属没有去，原告等人跟我说今天你不给死者家属钱就可能判你个三五年、十年八年的，我就签了字，但我的意思是让原告跟我家里人先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我没收到钱，我也没有授权原告直接将该4万元给死者家属。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条原件一份；2、原告代付赔偿款的收条一份；3、赔偿协议书原件一份；4、在场人王虎屯派出所所长王军证明一份、在场人王虎屯乡纪委副书记陈某证明一份；5拘留所协商经过录像光盘一份。
原告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被告与李守玉事件，政府派王虎屯乡长、乡副书记、王虎屯派出所王军、原告还有我参与协调此事。我们去了三次，第一次是我、原告、王军、派出所王志飞（司机）还有县刑警队一个人去的，第二次也是这几个人，第三次是我、原告、王军、武进去的。第一、二次去没有调解成，第三次去达成了协议，死者家属（两个儿子）也去了，他们在拘留所门外，我跟王军、武进、原告四人进去了。当时达成协议是被告赔偿死者家属4万元，但是被告没有钱，只好向原告借，并给原告写了借条，被告说我出去三两天就能还你钱。赔偿协议上也是被告先签的字，后来才让死者家属签字。在拘留所被告说让原告先把钱给死者家属，出来后原告就拿了钱给的死者家属，被告从拘留所出来后原告去找被告要，被告就不给了。
庭审中，被告方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1、借条上签字是被告签的，对借条本身无异议，但在原告在见被告时说不给这个钱就会判被告三五年的刑期，有胁迫的意思，该借条上写的是“今借到”，而被告自始至终就没有见到钱。2、对证人证言不认可，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并签署保证书。3、对死者李守玉儿子出具的收条不认可，与本案无关。4、对赔偿协议书不认可：被告确实在赔偿协议上签字，但是受胁迫签的。该协议书中写明李守玉是“意外死亡”，那么赔偿4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协议书是在2016年11月24日签订，当时被告在拘留所，原告是带领四、五个人，第四次会见被告的情况下取得，该次会见属违法会见；被告没收到原告4万元现金，也没授权原告给第三人4万元，该协议与本案民间借贷没有关联。5、对在看守所的录像光盘不认可，也不需要看了，需要提供录制的原件，比如录音笔、录音录像设备之类的，不知道该录像是否被剪切过。
被告在庭审中提供证据有：1、解除拘留决定书一份。根据拘留条例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会见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会见人员不超过三个人，而2016年11月24日的会见属第四次会见（加上被告家属探望的一次），属违法会见，被告在该会见中所签的字均不合法，原告所提交证据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来使用。2、2016年11月29日录像4份，证明借条是受胁迫写的。3、录音10段，证明借条是受胁迫写的。
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意见：对拘留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没有关联性，这不能体现胁迫。录音、录像不符合提供证据的形式，2016年11月16日的录音是在赔偿协商期间，其余录音录像均是被告在拘留所出来后录制的，跟借条是否胁迫没有关系，体现不了被告证明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为证明己方主张，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了相关证据，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被告认可借条原件及赔偿协议是其本人签字，但是在被胁迫和恐吓的情况下签的字，对其余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依据被告提供的在张家口拘留所的录音、录像，无法看出被告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给原告出具了借条并在赔偿协议上签字，被告亦未有其它证据证明系被胁迫，本院对借条及赔偿协议书予以确认。被告依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为在拘留所会见一般不超过两次，人数不超过三人，认为原告一行在2016年11月24日的会见被告属违法会见，要求本院调查在当天原告会见被告是否有正规审批手续。本院认为，被告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次会见是违法的，会见行为本身违法与否与被告本人是否自愿在借条和赔偿协议上签字没有必然联系，原告在当天会见被告是否有正当手续，不属于本院在本案中应调查的证据范围，故对被告该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否认收到了4万元借款，并表示没有授权原告将4万元直接赔偿给李守玉家属，认为借贷关系并不存在。被告明知其在看守所，无法拿上借款4万元，却仍给原告出具了借条，并在赔偿协议上签字，表示被告自愿赔偿死者家属4万元，原告将4万元直接给死者李守玉家属，并未违反被告的真实意思，视为原告以与被告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已实际履行。原告依据借条主张被告偿还借款4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九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耿士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张利喜借款4万元。案件受理费800元，保全费420元，由被告耿士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耿士斌向张利喜借款的用途是为了解决耿士斌与李守玉家属之间的赔偿问题。耿士斌在看守所，在无法收取借款的情况下，仍在借款金额4万元的《借条》上签字，并与李守玉家属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自愿赔偿死者家属4万元，并在该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已经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甲乙双方对此协议处理结果完全同意。”。张利喜将4万元直接给李守玉家属，符合耿士斌的真实意图，也履行了耿士斌与李守玉家属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李守玉家属也给张利喜出具了《收条》，可认为张利喜已经履行了出借4万元的义务，故耿士斌也应当履行偿还义务。耿士斌主张是在胁迫情况下在《借条》、《死亡赔偿协议书》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所签《借条》、《死亡赔偿协议书》无效。根据耿士斌提交的在张家口拘留所的录音、录像资料，无法看出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在《借条》、《死亡赔偿协议书》签字，耿士斌亦没有提供其它证据证明确系在被胁的情况下在《借条》、《死亡赔偿协议书》签字，故耿士斌的该主张没有依据。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耿士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耿士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成 进
审判员 姜建龙
审判员 王 悦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宋 力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