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3民终10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文珍，女，193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丽蓉，贵州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敏，贵州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曾用名“李某3”，女，200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法定代理人：廖某（李某1之母），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宽，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曾用名“李某4”，男，200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法定代理人：廖某（李某2之母），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宽，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兴平，女，1961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审被告：李兴才，男，196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审被告：李兴流，男，196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原审被告：颜书丽，女，196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系李兴流之妻。
原审被告：李胜鑫，男，198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系李兴流之子。
原审被告：李兴英，女，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上诉人毛文珍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及原审被告李兴平、李兴才、李兴流、颜书丽、李胜鑫、李兴英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7）黔2301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毛文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廖某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第一，赠与财产至今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未完成交付，上诉人可行使任意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财产应当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本案赠与财产房屋属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房屋应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后赠与行为方才完成，而本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现仍登记于上诉人名下，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现虽系廖某持有，但并非上诉人交由其保管，而是廖某擅自拿走，故涉案赠与房屋并未完成交付，上诉人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行使任意撤销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上诉人的任意撤销权并无除斥期间的限制。一审判决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系廖某持有、房屋已完成改建翻新为由认定赠与房屋已完成交付并认定上诉人已丧失撤销权明显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二，涉案《赠与协议》设定的权利义务已被新签订的《家庭调解协议》所撤销。2016年4月11日李某1、李某2法定代理人廖某与毛文珍、李兴平、李兴流、李兴才、李兴英在兴源社区居委会的主持下达成《家庭调解协议》，协议明确涉案三间瓦房三分之一归李兴武子女所有，三分之二归李兴平、李兴流、李兴才、李兴英四人共同所有，协议达成后房屋所在村民小组于2016年5月13日出具《证明》再次对《家庭调解协议》予以明确，故涉案《赠与协议》设定的权利义务已被新签订的《家庭调解协议》所撤销，一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错误。第三，赠与标的物在尚未交付前已经因征收拆除而灭失，房屋征收所得补偿款属新的赠与物，上诉人有权选择不赠与他人，被上诉人不能再依据《赠与协议》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某1、李某2答辩称，第一，本案赠与事实客观存在且属被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对其个人财产的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涉及房屋瓦房三间及宅基地依法属被答辩人及答辩人祖父李明义共同所有，李明义虽已去世，但被答辩人有权对属其所有部分进行处分。从《赠与协议》的签订、被答辩人将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交付答辩人母亲保管及答辩人母亲对房屋进行改建翻新等事实看，赠与行为客观存在且属被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赠与协议》中涉及被答辩人个人财产部分赠与行为有效的判决结果于法有据，客观公正。第二，赠与房屋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是因赠与房屋属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职能部门不予办理所致。从《赠与协议》签订后被答辩人委托答辩人母亲对房屋进行改建翻新、被答辩人于改建翻新过程中向法院诉请原审被告排除妨碍等事实看，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应属被答辩人自愿交付答辩人母亲，赠与行为是被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赠与房屋已经实际完成交付，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是政策原因所致。第三，《家庭调解协议》约定内容并未提及《赠与协议》涉及房屋，二者之间并无关联，被答辩人有关《赠与协议》已被《家庭调解协议》取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四，赠与房屋虽已因征收被拆除，但所得征收补偿款是赠与房屋及宅基地价值的延续，被答辩人认为房屋因征收拆除灭失而推断《赠与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兴平、李兴才、李兴流、颜书丽、李胜鑫、李兴英未有书面意见提交。
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毛文珍与原告李某1、李某2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赠与协议》合法有效；2、判决被告毛文珍户位于兴义市黄草街道办事处红旗村四组16号原住房被征收所得赔偿款总额中属于原告受赠与所得的房屋和宅基地应得部分赔偿款1200000元归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申请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毛文珍与李明义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子女李兴平、李兴才、李兴流、李兴英、李兴武，并共同修建瓦房三间，2008年1月1日李明义因病去世，2015年7月李兴武因交通事故身亡，李兴武与廖某生育有子女李某1、李某2。2015年9月18日，毛文珍与李某1、李某2的法定代理人廖某签订《赠与协议》一份，李兴平、李兴英作为见证人签名捺印，《赠与协议》约定将两间房屋赠与李某1、李某2。毛文珍于2015年12月15日签署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廖某“办理房屋改建的一切合法相关证件，修建和经济一切自己承担”。房屋改建过程中毛文珍于2016年5月4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李兴才、许德素、李兴流、颜书丽排除妨害，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一、被告李兴才、许德素、李兴流、颜书丽从2016年6月1日起即不得对原告毛文珍翻建房屋（位于贵州省××草街道办事处××）进行干预和阻碍，并当庭向原告毛文珍赔礼道歉；二、原告毛文珍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2016年3月17日，兴义市人民政府为毛文珍补办兴市国用（2016）第004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面积为123.52平方米”，该土地使用权证现由廖某保管。2017年1月1日，兴义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与毛文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兴义市盘江路一巷16号房屋，其中房屋占地面积160.63平方米、空地面积69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60.63平方米，所有补偿及奖励共计人民币1802795.72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守信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毛文珍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未成年人李某1、李某2，李某1、李某2的法定代理人廖某签字接受，赠与合同成立。赠与人毛文珍要撤销赠与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但就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毛文珍已丧失了撤销赠与的权利。首先，受赠人李某1、李某2不存在“（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其次，从签订《赠与协议》到该两间房屋被翻建期间，毛文珍委托廖某“办理房屋改建的一切合法相关证件”，明知李兴才、许德素、李兴流、颜书丽对翻建进行阻止，仍向法院提起排除妨碍的诉讼，至今未向任何有权机关申请撤销《赠与协议》；第三，毛文珍赠与李某1、李某2的两间房屋作为不动产，虽然没有办理登记手续，但法律规定房屋登记手续只是备案性质，仅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即使未履行登记手续，赠与合同也成立并生效，财产权利在交付时发生转移。李某1、李某2法定代理人廖某出资对两间房屋进行了翻建，且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现由廖某保管，应视为该赠与房屋的权利已经交付转移。第四，毛文珍与各子女及廖某签订的《家庭调解协议》仅就毛文珍的赡养、遗产等问题达成协议，内容并未涉及被赠与的两间房屋，毛文珍辩解赠与标的物交付前已经通过《家庭调解协议》与李某1、李某2的法定代理人廖某达成撤销《赠与协议》权利义务的新协议，不符合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一百九十二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行使。”的规定，赠与人毛文珍已丧失了撤销赠与的权利，其辩解《赠与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二、《赠与协议》中，毛文珍赠与自己财产部分有效，赠与他人财产部分无效。毛文珍与李明义共建房屋三间,李明义死亡后未实际发生继承分割，其遗产份额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毛文珍处分共同共有的财产没有经过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其赠与李某1、李某2共同共有财产部分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三、房屋征收补偿款项应另案诉讼。对于《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明确的1802795.72元补偿及奖励款项，李某1、李某2未举证证明争议的两间房屋所得补偿及奖励款项为1200000元，且两间房屋中涉及李明义遗产部分尚未继承和分割，该笔款项不宜在本案中予以处理，故李某1、李某2要求房屋征收款中1200000元归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但李某1、李某2可在遗产继承分割后，就合法有效的赠与财产部分应得的征收补偿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毛文珍与原告李某1、李某2的法定代理人廖某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的《赠与协议》，除涉及李明义遗产份额外的赠与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原告李某1、李某2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毛文珍在一、二审陈述：1976年建房所占用土地系生产队于六十年代划拨的自留地，房屋系其与丈夫李明义修建，建房时家庭劳动力就其与丈夫李明义二人。《赠与协议》签订后、房屋征收前的改建翻新系廖某出资，2017年1月1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因翻建后的新房屋没有办理审批手续，新房屋未得补偿，而是按原1976年老房屋价值进行补偿。
再查明，2016年12月31日毛文珍与李兴平、李兴流、李兴才、李兴英、廖某签订《家庭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1、老人毛文珍现有资金由自己支配；2、老人生活在四个子女家，每家一个月生活费老人不承担，在各家生活必须同桌同饮；3、老人病痛，小病生活在哪家由哪家照看，大病必须由四个子女共同照顾；4、如果有哪家照顾不周，其他子女有权共同问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5、老人自己的钱用完以后不管什么原因以及百年之后所产生的费用由四个子女共同承担；6、现有财产以社区、组委、家庭调解为准，今后老人的收入五子女平均分配。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赠与房屋是否已经交付，上诉人对《赠与协议》是否还享有撤销权；二、《赠与协议》设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已被新签订的《家庭调解协议》撤销；三、政府行政征收行为是否影响《赠与协议》效力。
房屋是宅基地（或建设用地）与地上建筑物有机联系的整体，二者互为依存，认定本案赠与房屋的产权归属，除审查房屋的建筑部分（含劳动力成本）出资人外，还应当审查建房时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人，此与本案赠与房屋被征收时总补偿价款1802795.72元中房屋占地补偿就有1228032.41元的实际相符。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毛文珍二审陈述，1976年建房时家庭劳动力就其与丈夫李明义二人，子女均未成年，故该房屋建筑部分系毛文珍与其丈夫李明义共同出资、出力修建；而宅基地系生产队于六十年代划拨的自留地，根据当时土地政策《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全国人大通过）第七条“年满十六周岁的男女劳动农民和能够参加社内劳动的其他劳动者，都可以入社做社员”及第十六条“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给社员种植蔬菜，分配给每户社员的这种土地的数量按照每户社员人口的多少决定”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自留地系划拨给具有劳动能力的社员，从毛文珍六十年代家庭成员年龄及劳动力看，该自留地的使用权人应为毛文珍与其丈夫李明义二人。据此两点，1976年房屋的产权应属毛文珍与其丈夫李明义夫妻共同共有，李明义于2005年去世后，属李明义享有的财产份额依法应按继承予以分割，但其继承人未予分割，故1976年房屋属李明义部分依法处于由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状态，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毛文珍无权将房屋属李明义遗产份额赠与李某1、李某2，现继承人李兴平、李兴才、李兴流、李兴英对此提出异议，可以认定2015年9月18日《赠与协议》中毛文珍对涉及李明义遗产份额的处分依法应属无效行为，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
对于争议焦点一，赠与房屋是否已经交付，上诉人对《赠与协议》是否还享有撤销权。首先，关于涉案赠与房屋是否已经完成交付的问题。第一，从2015年9月18日《赠与协议》的签订及2016年6月赠与房屋改建翻新施工过程中毛文珍诉李兴流、李兴才等排除妨碍纠纷一案庭审时毛文珍“我的房屋我做主给孙子（李兴武之子）”的陈述等事实看，《赠与协议》应属毛文珍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赠与协议》签订后，2015年9月22日廖某代李某1、李某2向黄草街道办事处对受赠房屋提出《危房改造申请》（兴源社区已签章同意），为将赠与房屋土地使用证过户给李某1、李某2及办理房屋改建审批手续，毛文珍于2015年12月15日向廖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廖某办理赠与房屋的过户、改建等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据此可以认定赠与房屋的权利凭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应属毛文珍自愿交付廖某，对毛文珍称土地使用证是被廖某擅自拿走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由于赠与房屋的权利凭证已经交付，且李某1、李某2受赠后已将房屋拆除改建，本案赠与房屋在事实上已实际完成交付。对于毛文珍有关赠与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否定房屋交付的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之规定，李某1、李某2受赠后对房屋的拆除行为已使该房屋物权归于消灭，由于物权变更登记需以有效存在的物权为基础前提，物权消灭后再谈变更登记手续已无事实基础，故对上诉人以赠与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为由主张房屋未交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上诉人对《赠与协议》是否还享有撤销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分为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行使任意撤销权的前提要件为赠与财产的权利未转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为任意撤销权，但赠与房屋在事实上已实际完成交付，上诉人的任意撤销权已经消灭；另一方面，受赠人李某1、李某2也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赠与人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三种情形之一，故本案《赠与合同》并无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上诉人主张的撤销权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赠与协议》设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已被新签订的《家庭调解协议》撤销。首先，从协议内容看，《赠与协议》约定内容为毛文珍对1976年房屋的处分，而《家庭调解协议》约定内容为子女对毛文珍的赡养义务，二者在内容上并无关联。其次，从时间上看，《赠与协议》签订在前，《家庭调解协议》签订在后，但《家庭调解协议》中并未明确提及1976年房屋的处置问题，也未明确提出对《赠与协议》予以撤销或变更。据此两点理由，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赠与协议》设定的权利义务已被新签订的《家庭调解协议》撤销，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三，政府行政征收行为是否影响《赠与协议》效力。首先，本案赠与房屋系因李某1、李某2受赠后的拆除改建行为而消灭，并非上诉人所称因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而消灭。其次，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发生于房屋拆除改建之后，此时赠与房屋已实际完成交付，《赠与合同》已履行完毕，李某1、李某2对其合法受赠财产因征收所得补偿款享有完整权利，征收行为只是改变了赠与财产的价值表现形式（从实物转化为现金补偿款），并不能改变赠与行为的效力，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毛文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毛文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尹慧兰
审 判 员 赵 舒
审 判 员 陈映桃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 勇
书 记 员 吴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