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陕0502行初36号
原告潘兆红，男，1954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
负责人沈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冬红，女，系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王进峰，男，系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交斜派出所所长。
原告潘兆红与被告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下称临渭公安分局）不服治安处罚决定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兆红及被告临渭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张冬红、王进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临渭公安分局负责人沈军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临渭公安分局于2017年4月22日作出了临公（交）行罚决字（2017）4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原告潘兆红先后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法上访，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秩序。对潘兆红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潘兆红诉称，2017年4月22日交斜派出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原告戴上手铐，非法将原告关押进拘留所，这种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管控制约，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依规撤销处罚决定。
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0）陕行监字第135号通知书，证明高院发回要求渭南中院重审原告的案子，但是到现在渭南中院都没有给其重审；2、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介绍信第20120705001号证明原告的案子已经在督办；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介绍信第2016121308号证明省人大要求高院对原告的案子重新再审；4、2016年12月23日陕西省高院对渭南中院的督办函；5、（2017）陕高法（京）访第24号证明高院再次要求进行督办；6、2017年8月14日（2017）陕高法（京）访第182号证明高院多次要求渭南中院对原告的案子进行重审。说明被告提供的证据说原告的涉及其孙子的医疗事故已经终结，原告认为这是造谣，事情没有终结。
被告临渭公安分局辩称，一、潘兆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潘兆红明知不能在北京五类敏感区域上访，却不按规定越级在国家禁止的天安门等敏感区域内进行非正常上访。2017年4月20日11时20分许，潘兆红在明知北京天安门周边地区不允许信访的情况下，以反映政府不作为为理由，在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后被带回渭南，4月22日临渭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该案移交临渭公安分局。其行为扰乱了天安门周边的秩序，这一违法事实有公安机关对潘兆红的询问、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足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潘兆红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对潘兆红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罚恰当。潘兆红多次置各级的训诫于不顾，不按规定越级在国家禁止的天安门等敏感区域内进行非正常信访，其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临渭公安分局在就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履行了告知义务，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是准确恰当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潘兆红实施的违法行为发生地虽在北京，但其常住地是临渭区官路镇潘家村，其在天安门周边非法上访被北京公安机关带离训诫并经由临渭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移交临渭公安分局管辖，属于法律规定的由住所地公安机关适宜管辖的情形。按照法律规定，临渭公安分局对潘兆红的违法行为给予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罚恰当。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对潘兆红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恰当，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临渭公安分局提供了下列证据：1、渭南市临渭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处置信访违法行为移交通知书；2、受案登记表；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4、行政处罚审批表；5、行政处罚决定书；6、渭南市临渭区拘留所执行回执；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潘兆红的询问笔录、杨凤鸣的询问笔录、连子冠的询问笔录；8、临渭区官路镇政府随案移交证据表；9、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2013年4月9日（2013）第201304090271号训诫书、2014年10月1日训诫书、2017年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10、渭南供电局农电管理处2014年12月2日给官路镇政府关于官路镇潘家村潘兆红反映问题的答复、渭中法（2011）122号关于潘兆红涉诉信访一案申请救助金的报告、2012年元月16日收款人为潘兆红收到救助金玖万元的收条一张、已依法终结信访事项备案表；11、（2015）临渭刑初字第00181号刑事判决书一份。
原告潘兆红对被告提供证据质证认为，移交通知书究竟移交的是治安意见还是信访案件，移交不合法，案件受理也不合法，不知道被告是按信访案件受理还是治安案件受理。受案登记表没有填一个字，不知道当时是否受理登记，说明被告没有按照程序办。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关键的问题就没有告知，只是皮毛的告知，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告知，内容告知的不全面，告知笔录里的内容都告知了。行政处罚审批表是被告内部的东西，不发表意见。行政处罚决定书说原告扰乱公共秩序没有证据，原告认为没有违法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内容和送达给原告的是一样的。处罚决定书下面原告没有签字。没有违法事实依据，也没有现场证人证言，只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言采信，所以处罚决定是违法处罚，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因而就拒绝签字，被告干警给原告把内容念了，行政拘留也都执行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没有告知原告。2017年4月22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确实跟原告谈过话，当时被告干警也没有问原告什么问题，也没有问原告在北京违法，谈话笔录与事实不相符，没有违法证据。证人杨凤明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都是伪造的、虚假的，杨凤鸣怎样知道原告是违法的，杨凤明接的原告，之前原告不认识杨凤明，是其在北京接访原告的时候认识的。证人说的话是假话。证人连子冠证言内容中说原告非正常上访，对此不认可。原告认可2013年4月9号训诫书，临渭区官路镇随案移交证据第二张的训诫书属实，是原告签过字的。2014年的训诫书不认可，原告并不知道，2017年4月20日的也不认可。后面的证据均不认可，与本案有什么关系，收条不是原告的笔迹，是伪造的，原告没有写过这个东西。
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与其在2017年4月20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秩序的事情没有关系，并且该证据恰好证明其本人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告是在北京无理上访。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有异议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0日11时20分，原告潘兆红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反映政府不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其进行了训诫，训诫的内容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非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在下列场所周边距离十米至三百米内，不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所在地；(二)国宾下榻处；(三）重要军事设施；(四）航空港、火车站和港口。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违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制止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命令解散；拒不解散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决定采取必要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三、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二十条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走访不得围堵、冲击国家机关，不得拦截公务车辆。四、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者聚集，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停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以上内容特此训诫”。原告潘兆红拒绝在训诫书上签名，由承办民警签字后加盖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公章。2017年4月21日，官路镇政府干部杨凤鸣、连子冠将原告潘兆红从北京市接回渭南。2017年4月22日渭南市临渭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认为原告潘兆红在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违反了《信访条例》和《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以渭临联办函（2017）04号移交通知书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被告临渭公安分局2017年4月22日受理案件后进行了调查，于同日作出了临公（交）行罚决字（2017）4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潘兆红做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于2017年4月22日至2017年5月2日执行完毕。原告潘兆红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于2017年5月8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临渭公安分局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2017年4月20日的训诫书能够证明原告潘兆红当日在天安门地区反映政府不作为，另被告临渭公安分局提供的2013年4月9日和2014年10月1日北京公安机关对原告潘兆红的的训诫书能够证明原告多次在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反映问题。天安门广场是北京市中心地带，中国政治活动中心，是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盛大集会和外事迎宾的神圣之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活动举办地和集会场所。原告多次去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天安门广场反映问题的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第十条规定：“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行政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从上述规定看来，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因此北京和渭南两地公安机关均有管辖权。由于北京市公安机关并未就此事立案，因而从更有利于处理案件的角度出发，由渭南市公安机关管辖并不违反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临渭公安分局无管辖权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对其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临公（交）行罚决字（2017）4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成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兆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潘兆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案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卫民
审 判 员 刘雪姣
人民陪审员 马淑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麻天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