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1361、11362号
上诉人（11361号案原审原告、11362号案原审被告）：黄彦，女，197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哈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娜，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11361号案原审被告、11362号案原审原告)：广州乐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节能科技园内天安科技产业大厦2座508。
法定代表人：张小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萍，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娥，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彦、广州乐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乐睿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两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5363、5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三项，改判乐睿公司向黄彦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30137.93元（7×18000元+4137.93元）及垫付的活动费40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乐睿公司拒绝与黄彦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请求改判。黄彦在乐睿公司虽担任行政人事总监，但其并非该公司的人事管理负责人，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其职权范畴，且乐睿公司的公章也不是由黄彦保管，其不能代表乐睿公司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从黄彦提交的其与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小花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黄彦曾多次要求与乐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都被拒，故乐睿公司对黄彦未签订劳动合同这一事实是知情的，并且是恶意所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乐睿公司从黄彦入职之日起未曾通知其签订劳动合同，一审中也未提供送达通知给黄彦的证明，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应由乐睿公司承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黄彦有权主张双倍工资。二、一审认定黄彦没有充分举证报销及垫付款项的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费用报销款及垫付款有聊天记录予以证实，报销费用包括其他同事的打车费用、快递费、餐费、垫付的开门利是、活动款等共4000元，通过黄彦与张小花的聊天记录可知，张小花对黄彦提出的报销费用要求是予以确认的，乐睿公司也未提出相反证据推翻其当时对黄彦确定的答复，因此该答复足以证明乐睿公司承认该报销款项的事实，应当将报销款项支付给黄彦。
乐睿公司答辩称，1.对黄彦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确认，但双方约定黄彦工资为7500元/月。2.黄彦作为乐睿公司的行政人事总监职位，负责公司劳动合同的签订、管理及公司劳资纠纷的处理。黄彦在职期间，所有员工都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唯独自己的劳动合同没有签订，其也没有告诉公司。乐睿公司法人张小花一直忙于公司经营且鉴于黄彦的工作岗位特殊性，乐睿公司相信黄彦能处理好自己劳动合同的签订事宜，但没想到黄彦会造成未签劳动合同的假象。故双方未签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黄彦，且与其有关的入职信息登记表、应聘信息等材料都不见了。而黄彦在仲裁提供的入职信息登记表，可以看出，是黄彦故意造成未签劳动合同的假像，所以其主张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应不予支持。3.关于垫付费，黄彦没有证据证明，该请求也应不予支持。4.关于经济补偿金，其未办理交接手续就擅自离职，并将公司办公用品据为已有，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应不予支持。
乐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乐睿公司无需向黄彦支付拖欠的工资56571.42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6714.28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黄彦工资基数及乐睿公司是否拖欠黄彦工资的情况，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黄彦入职及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约定其在乐睿公司担任行政人事总监，工资7500元/月。因乐睿公司经济困难，曾未能按期支付工资，但仍坚持资金到账后第一时间支付员工工资，该公司支付黄彦的工资共计35643元（应支付为43797元），并出于体恤员工考虑，接受黄彦借款30000元的请求且己通过支付宝转账完成支付。故乐睿公司还应付黄彦的工资为8154元，黄彦应归还乐睿公司借款30000元，而不应认定乐睿公司需向黄彦支付拖欠的工资56571.42元。二、一审法院对黄彦主动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黄彦自2017年2月18日起，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擅自离职，一直未到该公司工作，并将公司的办公用品据为己有，申请的借款也未予以归还，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故应认定为黄彦因自身原因单方违法终止合同，乐睿公司无需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黄彦辩称，坚持上诉意见，不同意乐睿公司的上诉请求。
黄彦一审诉讼请求为：1.乐睿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30137.93元；2.支付拖欠工资56571.42元；3.支付为乐睿公司垫付的活动费用4000元；4.支付经济补偿金18000元。
乐睿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为：1.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7年2月18日；2.确认黄彦于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2月18日工资为7500元/月，无须向其支付工资56571.42元；3.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714.28元；4.诉讼费由黄彦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三、四、五、六、七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
一、入职时间：2016年7月15日。
二、岗位：行政人事总监。
三、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黄彦主张其曾经多次向乐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出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但遭到拒绝，故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乐睿公司应向其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为证明其上述主张，黄彦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乐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乐睿公司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且该证据中未反映出黄彦主张的曾向公司要求签订劳动合同遭拒的相关内容。
乐睿公司主张，黄彦的职务系行政人事总监，其职责范围包括管理、订立劳动合同，黄彦明知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相关法律责任，故无论是未签订劳动合同还是劳动合同被隐匿，都是黄彦的责任，不排除其以职务之便不签或者隐匿劳动合同来获取不法利益的嫌疑。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于一审庭审中均确认黄彦担任乐睿公司行政人事总监一职，黄彦并于仲裁期间确认签订劳动合同是其下属的行政人事主管负责，故签订和保管公司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应属黄彦的岗位职责及其负责的工作范畴，黄彦应当履行职责，依法依规与乐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次，黄彦主张其曾要求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遭到拒绝，但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未能反映其上述主张，故黄彦未能就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系因乐睿公司的过错的相关主张进行有效举证，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故黄彦与乐睿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黄彦自身，乐睿公司对此并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对黄彦要求乐睿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诉求不予支持。
四、劳动者的工资标准：
黄彦主张其入职时与乐睿公司口头约定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工资为15000元/月，试用期后为18000元/月，并于庭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证明其上述主张。黄彦并主张，上述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了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小花于2016年9月9日向其转账7143元，该款项为2016年7月的工资；2016年10月22日转账的30000元是2016年8月、9月的工资；2017年1月25日两笔转账共18000元（其中一笔为15000元，另一笔为3000元）是2016年10月工资；2017年3月1日转账的2000元以及2017年3月3日转账的7000元，是2016年11月的工资。
乐睿公司对上述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主张黄彦的工资标准为每月7500元，上述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显示的2016年9月9日转款7143元是黄彦2016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期间的工资，2016年10月22日转款30000元是借款，2017年1月25日转款15000元为拖欠几个月的工资、3000元是公关费用借支，2017年3月1日、3日的转款为工资。乐睿公司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打卡记录表、考勤统计表、借支单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其中：1、打卡记录表、考勤统计表显示了“黄小丫”在2016年7月18日至2017年2月17日期间的出勤情况；2、借支单中显示经办人为黄小丫，借支金额为15000元，借支原因为私人原因，填表日期为2016年9月29日。黄彦对上述打卡记录以及考勤统计表不予确认，对借支单予以确认，但辩称该借支款从未到位，当时乐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小花让其先填写借支单并表示等回款情况再作安排，但后来一直未支付上述借支单中的15000元，直至2016年10月22日在黄彦催促下张小花才向其支付了8、9月工资3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乐睿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依法建立工资支付台账并完善工资支付手续，本案中，黄彦提交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所显示的转账记录与黄彦所主张的工资标准基本吻合，乐睿公司提供的借支金额为15000元的借支单未能证明其关于2016年10月22日转款30000元为借款、2017年1月25日转账3000元为公关费用借支等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同时乐睿公司亦未能就其关于黄彦每月工资标准为7500元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乐睿公司请求确认黄彦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2月18日的工资为7500元/月的诉求不予支持，并对黄彦关于其工资标准、工资发放情况的相关主张予以采信。
五、解除劳动关系情况：
黄彦主张其工作至2017年2月18日，当日为周六，其口头向乐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出离职，并称准备多干一周等有人交接工作再离开，法定代表人称不用了，双方遂于当日解除了劳动关系，未办理离职手续，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为乐睿公司拖欠其工资并拒绝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故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乐睿公司主张，黄彦于2017年2月18日开始没有上班并擅自离职，双方至今未办理交接手续，黄彦离职是个人原因，其无须向黄彦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另查明，乐睿公司在仲裁过程中确认黄彦在擅自离职后，曾以个人原因为由向其口头提出离职。
一审法院认为：向劳动者按期支付工资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双方确认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黄彦向乐睿公司口头提出离职，乐睿公司亦在本案庭审中确认一直拖欠黄彦的工资而未按时支付，故黄彦关于因乐睿公司拖欠工资导致其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乐睿公司应向黄彦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结合前文查明的黄彦的工作年限以及工资标准进行核算，乐睿公司应向黄彦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6714.28元，一审法院对黄彦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诉请在上述范围内予以支持，对乐睿公司关于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不予支持。
另，黄彦于一审庭审中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7年2月18日，与乐睿公司的主张一致，一审法院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7年2月18日。乐睿公司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2月18日解除的诉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处理，且一审法院对该事实已作出认定，故本案中对乐睿公司的上述诉求不再予以处理。
六、关于拖欠工资：
黄彦主张，乐睿公司向其支付工资至2016年11月15日，已支付64143元，还应向其支付工资56571.42元。
乐睿公司主张，黄彦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黄彦应得工资共计44765.61元，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工资34143元及借支款30000元（合共64143元），因此公司还应向黄彦支付工资10622.61元，但黄彦仍需归还30000元借支款，故上述款项经抵扣后，黄彦须向乐睿公司支付19377.39元。
另，乐睿公司并主张2016年9月黄彦出勤天数仅为11天，故该月工资不应按照满勤计算。黄彦确认当月实际考勤天数确为11天，但主张其他未打卡出勤的时间均用于到劳动局、监察大队以及仲裁庭等部门处理乐睿公司拖欠员工工资问题，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向其表示该月按满勤计算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6年9月工资的问题，乐睿公司于本案庭审中主张当月应向黄彦发放的工资为5000元，但结合其主张的黄彦当月出勤情况，该数额与其关于黄彦的工资标准为7500元/月的主张存在矛盾，且如前文所述，黄彦关于其工资标准的主张与双方确认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反映的工资发放情况基本吻合，乐睿公司应就黄彦的工资标准和发放情况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黄彦关于乐睿公司已按满勤向其支付2016年9月工资15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前述认定的黄彦工资标准、工资发放情况以及在职期间进行核算，黄彦在职期间工资总额应为7143+15000×2+18000×4+18000÷28×18=120714.42元，尽管双方关于乐睿公司向黄彦支付的款项中的30000元的性质有异议，但双方均确认乐睿公司已向黄彦实际支付了64143元的款项，一审法院对上述款项予以扣除后，乐睿公司还应向黄彦支付拖欠工资56571.42元，一审法院对黄彦要求乐睿公司向其支付拖欠工资的诉求予以支持。
七、关于活动垫付费用：
黄彦主张其在职期间曾为乐睿公司活动垫付4000元，乐睿公司应向其返还该垫付费用，黄彦并提交了与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主张。乐睿公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予确认，并主张该活动垫付费用纯属虚构。
一审法院认为：黄彦未能就其活动垫付费用的相关诉求进行充分有效的举证，一审法院对其要求乐睿公司向其支付活动垫付费用4000元的诉求不予支持。
八、申请仲裁的时间：2017年4月1日。
九、仲裁请求：1.乐睿公司支付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30137.93元；2.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工资76137.93元；3.为公司活动垫付的费用4000元；4.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000元。
十、仲裁结果：穗番劳人仲案字〔2017〕第1878号《仲裁裁决书》作出的非终局裁决：1.乐睿公司向黄彦支付2016年11月16日至2017年2月18日期间工资56571.42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714.28元；2.驳回黄彦其他仲裁请求。
十一、黄彦、乐睿公司的诉讼请求均如前所述。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判决如下：一、乐睿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彦支付拖欠的工资56571.42元。二、乐睿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彦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6714.28元。三、驳回黄彦的其它诉讼请求。四、驳回乐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受理费各10元，由黄彦和乐睿公司各自负担。
二审中，黄彦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以证明其曾于2016年10月14日、11月4日通过微信语音向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小花提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黄彦称其存有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损坏且无法修复，不能当庭出示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记录。乐睿公司否认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黄彦一审期间提交了其与张小花的微信聊天记录摘录：1.黄彦于2016年11月30日18：59向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小花提出“找时间谈谈我的转正吧，社保拖了几个月没买了”。张小花于19：33回复：“我咋记得谈过了，社保你赶紧买啊。”2.黄彦于2017年2月5日向张小花提出“我们什么都还没谈，我到现在还没转正呢。”3.黄彦于2016年12月12日17：33向张小花提出：“我让阿珠把我的报销费用整理了一下，西安财务的、李会计的、彭燕的都给我了，李会计是那几天的打车费用，微信发给我我都付钱了，彭燕的甚至包括快递费都是到付，饭钱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多少钱了。”“一起给我报了吧，我都成出纳了。”张小花回复称：“恩（嗯）”。4.张小花发送微信语音给黄彦称：“二十来个人是吧，红包就是有多少人就给我多少个红色的包就好了，你告诉我多少人，然后一个一百块。”“咱们吃饭的地方的话，番禺老店并不贵，每桌应该五六百块钱就能搞定。”5.黄彦于2017年2月28日向张小花提出“去年的报销和开门利是赶紧给我吧，想起来心里难受。”张小花未回复。二审中，乐睿公司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属实。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问题，黄彦在乐睿公司任职人事总监，其有责任督促乐睿公司依法与包括自己在内的公司员工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黄彦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实其在职期间履行职责，向乐睿公司提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能归责于乐睿公司，黄彦请求乐睿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未予以支持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黄彦的月工资标准问题，《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帐。工资支付台帐应当至少保存二年。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支付周期、支付对象姓名、工作时间、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实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由上述规定可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工资标准争议时，用人单位有责任提供工资台帐、工资清单等证据。本案中，黄彦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其试用期工资为每月15000元，在乐睿公司未提供工资台帐等工资发放凭证的情形下，一审采纳黄彦的主张认定黄彦转正后每月工资标准为18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乐睿公司主张黄彦在职期间每月工资为7500元，对此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也未举证证明2016年10月22日支付给黄彦的30000元为借款，对其主张依法不应采纳。一审根据黄彦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流水，认定乐睿公司尚且拖欠黄彦在职期间工资数额为56571.42元事实清楚，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乐睿公司未及时足额向黄彦支付工资报酬，黄彦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乐睿公司应当向黄彦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经审查，一审该项判决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以维持。乐睿公司主张黄彦是自动离职，对此未举证证实，本院对乐睿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黄彦主张的报销及2016年年终利是共计4000元代垫费用，经审查黄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虽可证明黄彦曾向乐睿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过相应主张，但不能证明黄彦实际代乐睿公司支出过上述报销及年终利是费用，也不能证明其实际费用数额，黄彦该项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彦、乐睿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各10元，由黄彦负担10元，由广州乐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元。
审判长 年亚
审判员 魏巍
审判员 乔营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何晶
曾凡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