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9民终20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增兴，男，汉族，1955年7月20日生，住沧县。
委托代理人：王天军、杨策，河北傲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耿治英，女，汉族，1962年10月15日生，住沧州市。
委托代理人：彭建军、巩珍珍，河北福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增兴因与被上诉人耿治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华区人民法院（2015）新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增兴一审诉称，2014年5月9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被告在内蒙再生胶厂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并约定了转让价金、支付方式。原告于2014年5月31日将15万元转让款交于被告。经查，被告根本不是再生胶厂的股东，没有被告的分毫出资。被告以欺诈的手段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根据《中和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应为无效协议。据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2014年5月9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费15万元并赔偿损失以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耿治英一审辩称，《股份转让协议》有效并已经实际履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的情形，我方不同意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
反诉原告耿治英一审诉称，2011年7月份，崔东、李某1、李某3、李某2、程英考共同出资成立内蒙再生胶厂，其中崔东与母亲耿治英共同出资30万元，由崔东代持，高增兴与其女婿李某1共同出资，由李某1代持。2014年5月9日，耿治英将全部股份以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增兴，以耿治英、高增兴的名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2014年5月底还款15万元，2014年底还款15万元，2015年月底还款5万元，至今高增兴只是支付了15万元，仍有20万元没有支付，经耿治英多次催要，反诉被告均置之不理，耿治英认为《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为了维护耿治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反诉，请求依法确认2014年5月9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判令高增兴支付购买股份款20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由高增兴承担。
反诉被告高增兴一审辩称：1、崔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系合伙关系，高增兴与耿治英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事先、事后并未经其他股东及合伙人的同意，因此该股份转让行为无效。2、耿治英并不持有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股份，其无权与高增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协议签订过程存在欺诈而应当认定自始无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系程英考（投资20万元）、李某2（投资19万元）、崔东（投资30万元）、李某3（投资52万元）、李某1（投资85万元）投资成立的个体工商户。2014年5月9日，高增兴、耿治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耿治英在内蒙再生胶厂（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股份以35万元价款转让给高增兴，并约定该转让款项分三次还清，分别在2014年5月底还款15万元，2014年年底还款15万元，2015年6月底偿还剩余5万元，且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再生胶厂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与耿治英无关。耿治英作为股份转让人、高增兴作为股份接受人、高增发及高增臣作为证明人均在该协议上签字予以确认。2014年5月31日，高增兴给付耿治英15万元转让款后便不再给付剩余股份转让款。对于以上股权转让行为崔东知情并认可其持有的股份实际是母亲耿治英出资，自己只是代替母亲参与该厂的经营。2015年2月17日，李某3及程英考给耿治英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内容如下：“2011年7月份，崔东、李某1、李某3、李某2、程英考共同出资成立的内蒙再生胶厂，其中崔东、李某1以家庭财产出资，崔东与其母耿治英共同出资300000元，登记崔东的名下，李某1与其岳父高增兴共同出资，登记李某1名下。2014年5月9日崔东、耿治英将内蒙再生胶厂的股份转让给高增兴、李某1，以高增兴、耿治英的名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因其双方在沧县仵龙堂乡小高村签订的协议，李某3、程英考、李某2当时三人并不知情，后来崔东、李某1拿着股份转让协议，要李某3、程英考、李某2承认崔东名下的300000元股份转让给了李某1。李某3、程英考、李某2没有反对，就将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存放在内蒙再生胶厂一份。从此崔东也不再参与内蒙再生胶厂的经营。特此证明。”。2015年4月4日，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由程英考、李某2、崔东、李某3、李某1出资成立的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已不再经营停产，该证明由李某3、程英考、李某2、李某1签字。2015年3月17日，李某3、程英考、李某2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如下：“2015年2月7日，耿治英、崔东等人来到我厂，找到我们拿出耿治英与高增兴的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让我们看，并拿出一份已打印好的证明让我们签字。对于转让协议我们第一次知道，证明内容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用途，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签的字。”。2015年5月5日，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如下：“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是由程英考、李某2、崔东、李某3、李某1五人投资成立的。成立之初及后续经营均由该五人实际经营，不存在崔东、李某1以家庭财产出资，更不存在崔东与耿治英共同出资由崔东代持，高增兴与李某1共同出资由李某1代持的情形。耿治英、高增兴从始至终并没有参与我厂的任何经营活动，耿治英与高增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我厂事前并不知情，是在2015年2月7日以后才知道的，耿治英没有任何权利转让我厂的股份，如果崔东退股、转让股份应征得我厂及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并清算完毕所有债权、债务，否则将侵犯我厂及其他债权债务人等其他第三人的利益。”
另查明：1、耿治英提交十三份现金收入（付出）凭证拟证实高增兴一直参与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日常经营且对于该厂停产的事实应当知情，该十三张收入凭证中有九张均签有“高”或“兴”字样。2、高增兴当庭承认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股东李某1系其女婿。耿治英当庭陈述称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其他四个股东（程英考、李某2、李某3、李某1）均系亲属关系，股份转让协议书当中证明人高增发及高增臣也系高增兴的本家兄弟，对此高增兴代理人对此称不清楚。3、2014年5月29日在丰镇市毛渔沟村（原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经营场所）李某3投资成立了丰镇市丰方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再查明，高增兴提交2015年1月及2月录制的视频一份以及照片三张，拟证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后，耿治英对高增兴进行胁迫，高增兴是在其胁迫下与耿治英签订的协议。对该证据，耿治英不予认可，其质证意见为该视频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月以及2月，均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后，并不能证实其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的情形，该视频当中显示高增兴与李某1同时出现，证明二人共同居住，更印证了高增兴知道崔东系名义股东的事实以及胶厂经营情况，高增兴提交的照片模糊不清，其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以及以下证据予以证实：高增兴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一份、收条一份、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个人投资明细一份以及固定资产明细两份、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审核表一份、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出具的证明两份、丰镇市丰方橡胶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管理档案登记资料记忆公司章程各一份，耿治英提交的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出具的证明一份、现金收入（付出）凭证十三份。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其义务，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将该协议复印件存放在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且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的情况下，高增兴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20万元的转让款。根据高增兴提供的个人投资明细以及双方当庭陈述，李某3、程英考、李某2、李某1、崔东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另，李某3、程英考已经于2015年2月17日出具证明一份证实李某3、程英考、李某2对崔东的股份转让行为并没有反对，后，虽又出具证明称其不知情，但李某1系高增兴的女婿，且高增兴的委托代理人对于李某3、程英考、李某2、李某1系亲属关系并没有予以否认，因此本院视为该股权转让协议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对于李某3、程英考、李某2、李某1后期出具的对于股份转让不知情的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对于高增兴的“崔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系合伙关系，高增兴与耿治英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事先、事后并未经其他股东及合伙人的同意，因此该股份转让行为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高增兴主张的“耿治英并不持有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股份，其无权与高增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协议签订过程存在欺诈而应当认定自始无效”，由于崔东认可其母耿治英是实际持股人并表示对耿治英转让其名下股份的行为知情并认可，故耿治英对崔东名下的股份具有处分权，因此对于高增兴的以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以合同签订前后存在胁迫行为由而应当认定无效的主张，高增兴虽然提交视频以及照片证实胁迫情形的存在，但由于以上视频资料均形成于2015年1月及2月即合同签订之后，并不能证实在协议签订之时存在胁迫、威胁的情形，且该视频中仅能显示崔东在2015年2月4日曾去过高增兴的家亦不能显示胁迫、威胁行为的存在，其他视频资料中相关人员均蒙面，无法辨识其身份，故对于以上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耿治英与高增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原告（反诉被告）高增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耿治英股份转让款20万元。三、驳回原告高增兴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50元，共计5450元，由高增兴承担。
宣判后，高增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确认2014年5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股权转让费15万元并赔偿损失；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被上诉人与崔东系母子关系，其认可被上诉人是实际持股人并表示对被上诉人转让其名下的股权知情并认可，这种情形下的认可，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有失公允。2、被上诉人当庭陈述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其他四个股东（程英考、李某2、李某3、李某1）均系亲属关系，根据举证规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认定该陈述明显偏袒被上诉人。3、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的合伙人为五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崔东的股份转让征得了其他合伙人的同意。4、上诉人提供的视频证据、照片均能够显示被上诉人胁迫的情形。
被上诉人耿治英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审理中，上诉人高增兴申请证人李某3、李某1、李某2出庭作证，证人李某3证明其在2015年2月17日证明中的签字是在喝酒之后签的；证人李某1证明其不知道高增兴与耿治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高增兴、耿治英没有参与厂子的经营，其与高增兴不是一个股份；证人李某2证明内蒙再生胶厂与高增兴、耿治英无关，高增兴与耿治英转让股份的事其不知道。对证人李某3、李某1、李某2出庭所作证言，被上诉人耿治英质证意见为：三位证人与上诉人高增兴均系亲属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另查明：内蒙再生胶厂的五个股东中，其中李某3、李某1、李某2三人系亲兄弟，李某1系上诉人高增兴的女婿。
本院认为，内蒙再生胶厂（即丰镇废旧轮胎回收加工厂）做为合伙企业，虽然其名义上的股东（××）为程英考、李某2、崔东、李某3、李某1五人，但根据2015年2月7日的证明（该证明上没有书写时间，是李某3、程英考、李某2在2015年3月17日的证明中认可该证明的时间为2015年2月7日），其内容为：“2011年7月份，崔东、李某1、李某3、李某2、程英考共同出资成立的内蒙再生胶厂，其中崔东、李某1以家庭财产出资，崔东与其母耿治英共同出资300000元，登记崔东的名下，李某1与其岳父高增兴共同出资，登记李某1名下。2014年5月9日崔东、耿治英将内蒙再生胶厂的股份转让给高增兴、李某1，以高增兴、耿治英的名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因其双方在沧县仵龙堂乡小高村签订的协议，李某3、程英考、李某2当时三人并不知情，后来崔东、李某1拿着股份转让协议，要李某3、程英考、李某2承认崔东名下的300000元股份转让给了李某1。李某3、程英考、李某2没有反对，就将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存放在内蒙再生胶厂一份。从此崔东也不再参与内蒙再生胶厂的经营”。李某3作为内蒙再生胶厂的股东和法人在该证明上签字，股东程英考也在该证明上签字，该证明并存放在内蒙再生胶厂。从该证明的内容可以证实崔东与耿治英为一个股份、李某1与高增兴为一个股份，因此耿治英与高增兴之间的股份转让，应当属于合伙人之间的股份转让。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高增兴与被上诉人耿治英不是内蒙再生胶厂的股东，崔东认可其母亲耿治英转让其股份的行为，合伙人李某3、李某2、程英考也没有反对耿治英将股份转让给高增兴，应视为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被上诉人耿治英将股份转让给上诉人高增兴。二审庭审中李某2、李某3、李某1出庭作证，李某1作为上诉人高增兴的女婿，又与李某2、李某3系亲兄弟，在一审中其三人并未出庭作证，现又出庭作证称对高增兴与耿治英之间的股权转让不知情也不同意，显然不符合常理。上诉人高增兴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是在耿治英的胁迫下签订的，虽提供了视频及照片等证据，但该视频及照片的时间为2015年1月及2月，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5月9日，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股份转让协议是在受到被上诉人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元，由上诉人高增兴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珍
审 判 员 高宝光
代理审判员 孙雅静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