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记强，男，195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骆冠文，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秀华，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望顶村第三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温玉福，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钟德铭，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温记强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望顶村第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4年10月2日，温记强与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书》，载明经本队社员公开投票，湖洋坑荒山温记强最高得票，承包期20年，总承包款32元，分四期交款，每期交款8元，承包期从1984年至2004年底。温记强承包后，购买了桉树、荷木等树种在湖洋坑荒山种植。
1996年，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征用了包括湖洋坑荒山在内的冬瓜窿山地共1960亩作为九龙潭高尔夫球俱乐部用地，因有关村委对征地权属发生争议，花都市人民政府以花府办（1998）27号文件调整确认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现花东镇）望顶村位于冬瓜窿的被征用山地面积为154亩，后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按每亩6000元（包含土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的标准支付了154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给望顶村民委员会。温记强因要求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望顶村民委员会及案件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支付青苗补偿款而向原审法院起诉，双方主要对湖洋坑面积无法确认一致，案件后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06年11月16日作出（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36号判决，判决认为原花县人民政府发放的花林证字第1584号山林证记载的山地面积，已由温某甲的证人证言及林业站证明并不准确，不应作为被征用面积的认定依据，而因地貌改变，无法通过测量确定温记强承包湖洋坑山地面积，故根据证人证言酌情推定湖洋坑面积为43.403亩，并就青苗补偿款按每亩2000元计，判令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望顶村民委员会及案件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支付青苗补偿款86806元给案件温记强。该判决生效后，2007年1月8日及3月22日，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望顶村民委员会及案件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履行了判决义务。
2004年10月20日，温记强就有关湖洋坑承包事宜向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书面陈述意见，认为其在湖洋坑种植了多种树木，要求与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协商青苗补偿事宜。如到期承包期满仍未果，则视为承包的申某，继续行使经营权，直至得到一切合法权益的补偿。书面意见下方记载有“依政策办，管理好林地，确保寸土不失。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温玉华。”温记强主张该记载为时任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社长的温玉华所写。
2009年8月23日，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全体家长成员召开会议，称因望顶村三社在1996年被九龙湖公司征用“冬瓜窿”山林，于2002年又租用“湖洋坑”山林的其中一部分，约剩200多亩至今（无路能到，全体社员也无法进行劳作）仍未被九龙湖公司征用或租用，现经本社全体家长多次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将“湖洋坑”未征或未租用部分山地委托给社员温锦华全权代表我社与九龙湖公司协商解决。2009年9月7日，温锦华向花都区信访局反映九龙湖公司1998年征用望顶村山林后由于各种原因，望顶村3队在湖洋坑、夹死狗一带的山岭仍有200多亩的山地到现在还未有被征用，但九龙湖公司又将进入该地的山路封锁，严重阻碍了该社社员进入该山地进行植树耕作。因此要求九龙湖公司将通往湖洋坑、夹死狗的道路开通，确保能行使农用拖拉机。2009年12月10日，花东镇政府对信访复函称：经现场查看已有道路通行到该地块耕作，以前，经望顶村及经济社集体同意，九龙湖公司征用或租用看望顶村大片山林地，望顶村3队的这块山林地也在此范围内，当时，该地块是发包给一承包者的，该承包者在日常耕种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反映没有道路出入的问题，该承包者也同意被征用或租用，只是由于承包者与望顶村3队对于补偿款的分配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该地块没有被征用或租用。后来，望顶村3对将该山林地收回，改变了该地块的种植属性，由种植山林变为种植果树，种植果树一段时间后，望顶村3对就以没有道路出入耕种为由，意图将该地块出租或被征用，实际目的是想以果树补偿的高标准获得比林木补偿的低标准更多的青苗补偿款。……
2013年3月11日，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甲方）与花都区花东镇望顶村经济联合社（乙方）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载明根据甲方根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
穗市长会纪（2012）61号关于京港澳高速转入机场高速北沿线北兴立交B匝道整治工程的需要，需征收乙方辖区内的土地进行施工建设。征地面积为16.488亩，具体位置可见附图，最终征地面积以实际核定的面积为准，补偿价格按《广州市花都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办法》计算，但所附图只是标明亩数，并无具体名称及四至。此前的2013年2月25日，花东镇有关部门已就上述工程征地制作《花东镇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该表记载业主为望顶村3队集体，补偿物种类为果树，面积合计17.477亩，单价50000元／亩，合计873850元。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温玉福等人签名确认。此后，花东镇规划办向花东镇望顶村经济联合社支付了上述青苗补偿款873850元。温记强认为上述青苗补偿款应属于其所有而向原审法院起诉成讼。
温记强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向温记强支付青苗补偿款873850元；2、诉讼费由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温记强、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温记强、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对京港澳高速转入机场高速北沿线北兴立交B匝道整治工程已征收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所有的土地17.477亩（以下简称被征收土地）及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已收取青苗补偿款87385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温记强是否有权要求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支付上述青苗补偿款，对此，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由此可见，请求青苗补偿款的主体应为承包方，因此，温记强诉请需以其具有涉案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前提。温记强主张根据《承包合同书》及其提供书面意见的记载，其继续享有湖洋坑的承包经营权，且涉案被征收土地属于湖洋坑范围，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承包合同书》未明确湖洋坑的具体面积和四至，而根据（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36号判决，已认定原花县人民政府发放的花林证字第1584号山林证记载的山地面积并不准确，且无法通过测量确定温记强承包湖洋坑山地面积。另关于涉案被征收土地所附图纸并无具体名称及四至，经原审法院向有关征地部门调查，亦未能明确。因此，温记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被征收土地属于其依据承包合同承包的湖洋坑范围；第二、即便涉案被征收土地属于湖洋坑范围，但根据《承包合同书》记载湖洋坑属荒山，且明确约定承包期至2004年底。因此，温记强、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之间承包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承包，应适用该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承包期限应以双方约定为准。温记强援引该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的有关规定及依据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原社长温玉华在书面意见上的签署内容，认为应延长承包期限，其仍为湖洋坑承包方的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第三、根据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提供的有关其就湖洋坑、夹死狗一带山地召开村民会议、信访反映情况及花东镇人民政府的信访复函，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在温记强承包湖洋坑山地期满后，已实际收回山地并组织村民种植果树。综上，温记强主张其为涉案被征收土地的承包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从温记强提供的证据看，其在承包的湖洋坑山地种植有桉树等，并未提供其种植果树的有关证明。而根据《花东镇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征地17.477亩补偿物种类为果树，记载业主为望顶村3队集体，此与花东镇人民政府的信访复函提及的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收回山地改种果树的情况相互印证，应予认定。
温记强诉请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支付涉案被征收土地果树的青苗补偿款873850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温记强、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之间因收回湖洋坑山地是否应给予补偿或补偿方式等问题，因不属案件处理范围，案件对此不予处理，双方可循其他合法途径解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温记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69元，由温记强负担。
上诉人温记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为“2006年11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36号判决推定湖洋坑面积为43.403亩”认定错误。温记强承包的山林由三部分组成：湖洋坑（以下简称小的湖洋坑）、水鬼坳、夹死狗，统称湖洋坑，后改名为冬瓜窿。温记强在原审时提交了《承包合同书》、花府办【1998】27号花都市人民证明办公室文件、地图、花林证字号NO.0001584《山林证》，予以证明温记强承包山林的面积、位置、四至（东至洪子坑水，南至田边，西至冬瓜窿（山溪名），北至岭顶天水为界红鹤）。另外，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提供一份东府信访复函（2009）49号《关于温锦华反应九龙湖征地后无道路耕种问题的调处情况回复》上注明“经望顶村及经济社集体同意，九龙湖公司征用或租用了望顶村大片山林地，望顶村3队的这块山林地也在此范围内。当时，该地块是发包给一承包者的，该承包者在日常耕种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反应没有道路出入的问题。”望顶村3队的这块山林地即冬瓜窿，这块土地只有一个承包者。这份证据恰恰证明了温记强承包的是冬瓜窿。在温记强证明所承包山林的面积、位置、四至所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温记强的主张。2、原审判决“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在温记强承包湖洋坑山地期满后，已实际收回山地并组织村民种植果树”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关于组织村民种植果树问题。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在原审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支付村民种植果树的劳动报酬以及购买果树种苗的支出，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而事实上，温记强经营了山林数年，相关部门为了保护山林，一直不允许砍伐树木，温记强一直都没有收益，于是就在靠水的地方种植了一些果树，以增加其收入。温记强及其家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钱耕耘这片山林，好不容易等到树木长成，却由于政策原因一直没有收成。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提供一份东府信访复函（2009）49号《关于温锦华反应九龙湖征地后无道路耕种问题的调处情况回复》也反应了承包者一直在耕种这片山林地。并且，《回复》中也说明了，由于地形问题和效益问题不适合种植果树。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一方面以没有道路出入耕种为由要求政府开设道路以便耕种，另一方面又称其组织村民种植果树，其说法相互矛盾，没有道路出入如何组织村民进行大量种植果树。原审法院以东府信访复函（2009）49号《关于温锦华反应九龙湖征地后无道路耕种问题的调处情况回复》予以认定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种植了果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关于收回山地问题。温记强在承包期间，在山林上种植了大量的树木，温记强对树木享有所有权。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强行没收属于温记强所有的林木，其行为严重侵犯温记强的合法权益，属于违法行为。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未对温记强所有的林木进行补偿，强行没收，其行为无效。且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称收回山地，没有提供村民的决议及其相关会议记录，其社提交的《会议纪要》及《委托书》只是证明社员曾委托温锦华全权代表社员与九龙湖公司协商解决征地租地问题，并不能证明全体社员同意收回山地。事实上，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没有召开过会议，征求社员收回山地的意见。部分年长的社员认为，温记强辛辛苦苦耕种山林二十几年，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为了不分配征地的青苗补偿款给温记强就收回山地确实不合理，不同意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收回山地。3、原审法院认定温记强的承包期以双方约定为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04年10月20日，温记强书面向当任社长温玉华延长经营权，温玉华同意，并记载“以政策办，管理好林地，确保寸土不失。”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征土地的具体名称及四至问题。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一直都是与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洽谈京港澳高速公路征地事宜，温记强没有参与。所以，望顶村第三合作社非常清楚被征土地的具体名称及四至，并由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和花东镇人民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可以推定温记强主张涉案被征土地在其承包的湖洋坑范围内成立。且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的代理人在原审法庭调查时明确承认，涉案被征土地在湖洋坑范围内。原审法院认为“温记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被征土地属于其依据承包合同承包的湖洋坑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判决认为“原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之间的承包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承包，应适用该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承包期限应以双方约定为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温记强1984年承包涉案林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本法规定了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方式承包。1984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怎么可以预料到2002年法律规定的承包方式？温记强在1984年承包林地时，根本就没有家庭承包方式与其他承包方式之分，全部都是家庭承包。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本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等才采取其他方式，但并不是规定荒山等就一定采取其他方式。原审法院曲解法条的意思，以湖洋坑属荒山就认定本案的承包关系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关于荒地的承包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荒地未经开垦，可根据开垦后的用途比照该条规定来确定期限。荒地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开垦种植耕作，其期限不应短于开垦后用途的期限。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在原审中，温记强向法院提出现场勘查申请，原审法院对此申请没有作出决定，亦未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其程序违法。故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向温记强支付青苗补偿款873850元；2、诉讼费用由望顶村第三合作社承担。
被上诉人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答辩称：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与温记强在1984年10月2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项下所约定的关于涉案土地的承包方式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而非对方所陈述的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对方混淆了二者的概念。根据家庭承包方式的特征，承包方必须是本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承包原则是公平分配、人人有份，根据当时的中央政策，也是按照本经济集体的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来分配责任田给农户经营，而涉案山地是经过公开投标方式发包，明显是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所规定的内容，即其他方式的承包。对于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根据上述法律第45条规定，承包期限由双方约定，双方合同已经对承包期限作出约定，即1984年至2004年底，合同法第46条规定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自然失效，因此到2004年12月止，对方已经失去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地被征收时，温记强是否是涉案土地的承包方。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中第四十四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温记强通过公开投票方式获得湖洋坑荒山的承包经营权，并于1984年10月2日与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签订了《承包合同书》，符合上述其他方式承包条款的规定。而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针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的承包方式，体现成员人人有份的公平原则，具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的，与温记强承包湖洋坑土地的方式有明显区别。温记强主张其承包湖洋坑属于家庭承包，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只是规定了耕地、草地、林地的承包期，但其他方式的承包所涉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并不能适用上述规定，温记强主张其对湖洋坑的承包期应当按照开垦后的用途比照该条规定确定、不应短于开垦后用途的期限，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承包期到2004年底截止，虽然温记强主张时任社长的温玉华在温记强就湖洋坑承包事宜的书面意见上，有批示“依政策办，管理好林地，确保寸土不失。二OO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温玉华。”字迹。但湖洋坑作为集体所有土地，发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即望顶村第三合作社，仅仅凭温记强所称的社长批示，并不能证明是望顶村第三合作社的意思表示。且从“依政策办，管理好林地，确保寸土不失”的表述中，也并未反映出同意延长承包期的明确意思表示，更没有延长承包期至何时、承包款按照多少支付等内容。故温记强并无证据证明在《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承包期满后，其仍然是湖洋坑的承包人。
再次，就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委托温锦华向花都区信访局反映1998年九龙湖公司征地后封锁山路、影响耕作的相关情况，花东镇政府于2009年作出信访复函。虽然该复函提到“当时，该地块是发包给一承包者的，该承包者在日常耕种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反映没有道路出入的问题”，但根据该复函的其他内容，可以清楚反映出“当时”是指1998年“九龙湖公司征用或租用望顶村大片山林地”时，而并非本案中2013年京港澳高速转入机场高速北沿线北兴立交B匝道整治工程征地之时。且复函中也记载了望顶村第三合作社已将湖洋坑、夹死狗山林收回并种植果树的情况，可与《华东镇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记载的果树情况相互印证。故温记强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承包期满之后，有继续在湖洋坑土地上进行耕作。
因此，温记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土地被征收时，温记强是涉案土地的承包方，其无权获得涉案被征收土地的青苗补偿款。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温记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8.50元，由上诉人温记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洋
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