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浙杭行终字第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学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郑洪彪。
委托代理人金振东。
上诉人高学丽因与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下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3年1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学丽，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金振东、陈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于2013年6月20日对高学丽作出杭公（下）行决字（2013）第822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3年6月20日15时10分许，下城交警大队庆春中队民警卢俊在凤起路中河路口处理一起浙A×××××号轿车违法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时，该车驾驶人高学丽先是从民警卢俊手中抢夺驾驶证，后再不顾民警警告拒绝出示车辆行驶证并在拖车到达后擅自驾车离开，在驾车离开过程中车头与站立在车左前侧的民警卢俊相碰，造成卢俊左膝部挫伤及左胫前皮肤破损，高学丽的行为阻碍了民警卢俊的正常执法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高学丽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
高学丽于2013年8月2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作出的杭公（下）行决字（2013）第822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2013年6月20日15时左右，高学丽因涉嫌违法停车被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交警大队二中队交警卢俊拦停。经卢俊要求，高学丽出示其驾驶证。在随后的处理过程中，高学丽对违停认定有异议，向卢俊求情未果，从卢俊手中抢回驾驶证并回到车中。之后，该中队交警魏伟赶到增援，多次要求高学丽下车并出示驾驶证及行驶证，高学丽未下车，亦拒绝出示证件。在魏伟明确告知不出示证件将视作未携带证件扣留拖移车辆时，高学丽极不情愿地将驾驶证扔出车窗外，但仍拒绝出示行驶证。故此，交警叫来拖车准备拖移车辆。当拖车将拖车架移至高学丽驾驶的车辆前轮下时，高学丽拒绝车辆被拖走，故发动车子倒车后向左打方向欲驾车离开，在此过程中，车辆右轮骑上拖车架后掉落下，将站在高学丽车辆左侧阻止高学丽驶离的交警卢俊撞倒，造成卢俊左膝部挫伤及左胫前皮肤破损。
当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大队对高学丽涉嫌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予以受案登记，经调查取证，认为高学丽的行为已构成阻碍交警正常执行公务，拟对高学丽进行处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了高学丽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高学丽提出陈述和申辩后，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作出杭公（下）行决字（2013）第822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给予高学丽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
原审法院认为，交警卢俊规范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对辖区内的道路交通秩序进行维护和管理，是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高学丽从交警卢俊手中抢夺驾驶证、拒绝向交警魏伟出示驾驶证及行驶证、从车内将驾驶证扔出车窗外，以及拒绝拖车拖移欲自行驾车离开等行为，应认定为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高学丽未经准许驾车离开时边打电话边开车，车轮从拖车的拖架上滑落撞倒交警卢俊，致卢俊左膝部挫伤及左胫前皮肤破损。造成这一后果，即使非高学丽主观故意，但其过失仍导致了这一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情节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办案单位在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等法律程序后，依据上述规定，对高学丽作出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高学丽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高学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高学丽负担。
高学丽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执勤交警卢俊是在没有法定依据且没有出示证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对上诉人实施行政处罚行为，而不是对道路秩序进行维护和管理。二、上诉人从交警卢俊手中抢夺驾驶证，并拒绝向交警魏伟出示驾驶证及行驶证，是因为上述交警未出示警察证，之后卢俊又在没有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处理上诉人的“违章停车”行为，使上诉人产生了恐慌和防备。三、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的“下城交警大队庆春中队民警卢俊”及其“在凤起路中河路口处理一起浙A×××××号轿车违法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均无证据证明。为此，请求撤销（2013）杭下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撤销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杭公（下）行决字（2013）第822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时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的行为阻碍了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达到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卢俊系下城区交警大队庆春中队民警，事发时着制式警服，正在履行交通管理职责。上诉人驾驶机动车时违法停车，卢俊对其进行的具体交通管理行为系法律法规规定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拒绝配合民警正常的职务行为，抢夺交警手上的驾驶证、拒绝出示车辆行驶证，在实施拖车时擅自驾驶被拖车辆驶离并碰撞交警卢俊。案涉处罚量罚适当。二、高学丽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款规定的从重处罚条件，且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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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交警受伤，亦未对交警受伤表示歉意，在案件调查期间也未主动采取消除或减轻违法后果的措施，故没有减轻或不予处罚的条件。三、交警卢俊在案涉纠纷发生时的着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二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诉人能够辨认出卢俊是一名正在执勤的交警，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中其对卢俊、魏伟的称呼也是“交警”，并描述其特征为“都是穿制服、反光背心、戴警帽。”因此，上诉人称无法通过制服、标志辨认身份的说法不能成立。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也是表明身份的方式，上诉人现场也没有对交警的身份提出质疑。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既然交警已通过着装表明了身份，同时行政相对人也没有要求交警出示证件，那么交警不出示证件应属合法。四、任何公民在接受行政处罚时，都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也有权对行政机关的认定提出质疑，《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均赋予了行政相对人救济的权利。但上诉人没有使用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违法的方式，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此，请求维持被诉行政处罚行为。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诉治安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综合各方当事人质证、辩论的情况，本院确认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与原判确认的事实基本一致，故被诉行政行为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上诉人主要的抗辩理由有：一、案涉纠纷的起因是执勤交警卢俊认为上诉人存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进行处理，而上诉人对该认定及处理过程均有异议；二、执勤交警卢俊和魏伟在处理案涉纠纷过程中未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对于上述理由一，本院认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只有行政执法部门的行为存在重大、明显瑕疵并足以导致行政行为无效时，行政相对人方可行使相应的抵抗权。除此之外，对于一般的行政争议，行政相对人应当通过法律赋予的陈述申辩、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进行救济，而不得恣意以法外的方式对抗之。否则，行政执法及社会管理的基础将因此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未将“合法执行职务”作为判断相关行为是否构成违法的标准。故上诉人以对其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处理均有不当为由，认为其此后的对抗行为即不构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意见不能成立。
对于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依法执行职务”，应以当时交警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对交通警察执法的基本要求进行判断。首先，交通警察在调查违法行为时，应当表明执法身份。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三条“人民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的规定，民警表明执法身份的方式有：一、按照规定着装，佩带民警标志；二、持有（出示）人民警察证件。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条规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持有人民警察证件，……”据此，交通警察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可以认为其已依法表明执法身份。当然，从合理性角度而言，如遇被调查人要求执勤交警出示执法证件的情况，执勤交警也应应要求出示。但上诉人关于在调查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之初，交通警察均有主动出示证件义务的意见不能成立。本案中，执勤交警认为上诉人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要求上诉人接受处理之时，按规定着装，并佩戴人民警察标志及警号，警号对应着相应的警察，足以使行政相对人据此行使相应的权利，且对上诉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及现场录音资料反映，上诉人当时未要求执勤交警出示执法证件，亦未质疑执勤交警的身份，因此，本案交通警察表明执法身份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九条：“交通警察调查违法行为时，应当查验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等牌证……”据此，交通警察在查处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有权检查机动车驾驶证和机动车行驶证。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据此，在交通警察要求上诉人出示机动车行驶证而上诉人未出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将上诉人驾驶的车辆予以扣留并拖移至适当的场所进行保管。综合上述意见，案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案涉纠纷中所实施的行为，符合法律对公安交管部门和交通警察执法的基本要求，其行为属于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在本案交通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上诉人实施了从交警卢俊手中抢夺驾驶证、拒绝向交警魏伟出示行驶证、经多次要求再次出示驾驶证后将驾驶证扔出车窗外，以及拒绝拖车拖移欲自行驾车离开并在此过程中撞伤交警卢俊等行为，这些行为已构成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且情节严重。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阻碍民警依法执行公务的规定对上诉人进行处罚正确。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对于本案所涉行为，应当适用上述法律条文进行处罚。但杭公（下）行决字（2013）第822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中，仅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鉴于被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公安行政办案审批表》及对上诉人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均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故处罚决定中遗漏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款”的问题应当属于法律援引存在瑕疵，而非适用法律错误。
行政程序方面，被诉治安行政处罚行为中的口头传唤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并按《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且听取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同时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关于“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的规定。
综上，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认定上诉人高学丽存在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的证据充分，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正确，量罚亦无显失公正之处。行政程序存在援引法律的瑕疵，但尚不足以导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其判决驳回高学丽的诉讼请求适用的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高学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方
审判员 徐斐
审判员 李洵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叶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