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01民终6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义金，男，196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委托代理人：杨付宝，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庆松，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男，197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皊，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荣玉，女，197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上诉人秦义金因与被上诉人刘勇、魏荣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5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义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松，被上诉人刘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王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魏荣玉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义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勇、魏荣玉偿还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利息333790元（从2013年4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5月26日期间的利息，全部利息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息），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勇、魏荣玉承担。事实与理由：1、秦义金在民事起诉状及庭审时已明确陈述三次借款的时间、数额、过程及借款用途、归还230000元的经过，并讲明了刘勇曾经支付利息的时间。借条是刘勇所写，刘勇虽辩称借条中的款项是欠秦义金撤股的股份款，但秦义金予以否认，刘勇亦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该事实。由此可见，刘勇向秦义金借款580000元是确凿无疑的。2、由于事情发生于十年前，且是现金支付，所以证人无法记清楚借款的细节是十分正常的。一审法院以此来认定秦义金的证据不足，违背常理及法律的宗旨。一审法院认定证人与秦义金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属于武断认定。3、一审法院以秦义金借给刘勇较大数额的现金，不符合人们日常生活资金交易常规，这种观点不符合常理。首先，十年前中国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做生意的，而证人经营的砂石厂每天需保留大量的现金。该砂石厂位于山里，山上没有银行，且距离县城较远，所以证人无需将日常所需现金存入银行内。其次，由于刘勇也是生意人，且与秦义金是好朋友，因此双方之间进行所谓大额的现金借贷实属正常。另外，以双方当事人的年龄，加之当时的网上银行业务尚未普及，所以秦义金与刘勇这样朋友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现金借贷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刘勇已认可借条是其所写，且也未主张借款已偿还，其抗辩借款中的款项为撤股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足以认定秦义金所主张的借贷事实。证人之所以未能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其个人银行账户明细流水，第一因为所需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时间太久远，证人无法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第二证人个人的银行账户流水与秦义金的诉请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三一审法院要求证人提供银行流水没有依据，同时也是加大了秦义金的举证责任。4、依据秦义金提供的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刘勇与魏荣玉是2002年9月3日登记结婚，而非于2016年8月3日登记结婚，因此，魏荣玉应当对刘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秦义金提供的录音证据只字不提，而这份录音证据，足以证明秦义金的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刘勇虽对录音证据中的谈话人的身份、内容提出异议，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依法对案涉录音证据中的说话人身份等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没有当庭播放案涉录音证据，也没有对录音证据效力进行认定，从而导致一审法院对事实作出错误认定。6、刘勇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条系因为双方合伙纠纷而出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退还秦义金所谓的合伙资金。刘勇辩称：1、刘勇虽然出具过借条，但该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秦义金所称的借款事实，均为其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证人证言不能与秦义金的陈述相印证，在多处情节上不吻合，且差距较大，明显是胡编乱造。证人陈述的事实没有银行交易记录相印证，证人证言本身就是谎言。秦义金及证人称每次交易均用现金，明显不合常理。按秦义金所述证人的砂石厂对外经营也全部采用现金交易，同样十分荒唐。证人称其多次借给秦义金大额现金，应当能够提供资金流水，否则其陈述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秦义金仅提供一份借条，没有提供其他证据相印证，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无论魏荣玉与刘勇是何时结婚，按照秦义金的说法，刘勇借款是为了筹建混凝土公司，而不是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其要求魏荣玉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秦义金提供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录音中谈话人的身份、内容均不明确，且含混不清，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本案系借贷纠纷，并非合伙纠纷，刘勇没有必要提供合伙的相关证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荣玉未到庭答辩。秦义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勇、魏荣玉共同偿还秦义金借款本金58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4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刘勇、魏荣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日，刘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秦义金人民币伍拾捌万元整，月息1.5”。2016年5月30日，秦义金以刘勇欠其借款本金320000元及利息款260000元未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秦义金陈述其向刘勇出借的200000元、50000元、300000元款项分别是于2006年10月、2007年5月、同年9月25日从第三人宋某1所借，每次借款时宋某1的妻子均在现场，支付的款项均是100元面钞。秦义金申请的证人宋某1到庭陈述秦义金以帮朋友借款为由分别于2006年10月、2007年4月至5月期间、同年9月在其开办的肥东县王铁红旗沙厂向秦义金一次性出借现金200000元、50000元、300000元，约定月息2分，每次出借时均只有其与秦义金在现场，支付的款项分别是50、100元面钞，出借款项均系从其个人银行帐户中提取。刘勇对宋某1到庭证言不予认可。另查：证人宋某2未在法庭限定的时间内提供其2006年至2007年期间的个人银行帐户明细流水。此外，刘勇、魏荣玉于2016年8月3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秦义金对其诉称分别于2006年10月、2007年5月、同年9月25日向刘勇出借款项200000元、50000元、300000元的事实，未提供事发时的支付凭证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其虽陈述出借款项的来源系分别从证人宋某1所借，但其对款项借取情况的陈述与宋某1到庭证言存在诸多不符，证人宋某1的到庭证言并不能与秦义金诉称事实予以相互印证，此外，上述大额款项均系通过现金方式交付本身不符人们日常生活资金交易常理，宋某1亦未在一审法院限定期限内提供其2006年至2007年期间的个人银行帐户明细流水以供审核，刘勇对秦义金诉称事实及证人到庭证言均不予认可。综上，秦义金上述诉称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同理，由于秦义金提供的案涉借条系建立在上述诉称事实演变而来，故对案涉借条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秦义金此次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秦义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38元减半收取646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计11469元，由秦义金负担。二审中，秦义金提供如下证据：1、秦义金于2007年至2008年间在肥东县农村合作银行的银行流水，证明秦义金当时确实在做生意，有资信向朋友拆借资金，秦义金与朋友之间往来都是以现金为主，本案秦义金主张的现金交易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2、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21日秦义金与刘勇之间的短信记录、手机缴费发票，证明秦义金在起诉前向刘勇索要案涉款项，刘勇是默认的。起诉后，刘勇也认可案涉款项属实，刘勇确实是向秦义金借款580000元。3、宋某1于2006年1月3日至2006年12月21日在工商银行肥东支行的银行流水，证明宋某1与秦义金之间是现金给付，极少通过银行转账直接给付，佐证借款时各方的交易习惯确实是现金交易为主。4、宋某1的税务登记证、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证明宋某1是有能力出借款项的。且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秦义金向刘勇交付了借款。2008年的资金流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既然秦义金有能力出借款项，按照常理是不需要从他人处筹集资金向刘勇借款的。对证据2中发票及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根据短信内容，刘勇并未承认具体欠款的事实，且可以反证秦义金在本案中向刘勇主张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宋某1借款给秦义金。即使宋某1借款给秦义金，也无法证明秦义金将借款交给了刘勇，且秦义金主张的借款发生于2006年至2007年，其仅提供了2006年的交易记录，流水中记载的款项金额与讼争借款金额也不一致。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借条出具及各方当事人及证人的当庭陈述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刘勇与魏荣玉于2002年9月3日在肥西县民政局登记结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秦义金依据刘勇向其出具的一张金额为580000元的借条提起本诉，并主张该借条中包含刘勇未偿还的借款本金320000元及利息260000元，其应当就借款实际出借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就秦义金主张的三笔借款，刘勇当庭对秦义金在2006年曾向其交付200000元左右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笔款项系投资款，并非借款。鉴于刘勇始终未予明确收到款项的具体数额，本院对秦义金于2006年向刘勇交付2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秦义金主张其曾于2007年5月份左右向刘勇出借了50000元，于2007年9月20日左右向刘勇出借了300000元，秦义金虽提供了证人证言、资金流水、短信记录等证据，但其本人陈述的借款经过确与证人所述有诸多不符之处，其提供的证据内容并不足以证明其所述于2007年曾向刘勇出借50000元及300000元的事实，应由秦义金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对于双方均确认的秦义金于2006年支付刘勇200000元的事实，尽管刘勇辩称该款系投资款，并非借款，但刘勇并未就案涉款项系投资款进行举证。退一步说，即便刘勇所述属实，当初案涉款项确为秦义金交付的投资款，但刘勇在2013年4月1日向秦义金就案涉款项出具借条的行为，表明双方对于案涉款项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确认。刘勇向秦义金出具借条确认案涉款项为借款，且约定了借款利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刘勇依法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案涉债务发生于刘勇、魏荣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勇、魏荣玉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秦义金与刘勇明确约定此债务系刘勇的个人债务，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勇与魏荣玉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故讼争债务应认为刘勇与魏荣玉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秦义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5156号民事判决；二、刘勇、魏荣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秦义金20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款项还清时止）；三、驳回秦义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938元，减半收取6469元，由秦义金负担4269元，由刘勇、魏荣玉负担2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938元，由秦义金负担8538元，由刘勇、魏荣玉负担4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洁审判员  钱岚审判员  程镜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崔阳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