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绍商终字第1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东一双华纺织厂。住所地：诸暨市枫桥镇东一工业区。
负责人：周国英，系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朱榕斌，江西融冰律师事务�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兴中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大侣孙陈。
法定代表人：傅月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胜利，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侯立阳。
原审第三人：褚金江。
上诉人诸暨市东一双华纺织厂（以下简称双华厂）为与被上诉人新兴中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原审被告侯立阳、原审第三人褚金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2）绍诸商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该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袁小梁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孙世光、张帆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3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双华厂的委托代理人朱榕斌和被上诉人新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胜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侯立阳、原审第三人褚金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新兴公司原名称为浙江新兴纺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纺织），于2008年11月18日变更为现名。2008年5月，侯立阳因货物出口需要，与新兴纺织签订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书一份，合同约定：侯立阳在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委托新兴纺织代理货物出口；新兴纺织接受委托，以本企业名义代理对外签约、制单结汇、托运订舱、出口报关等工作为限。新兴公司根据要求办理外汇结算，外汇一经收妥，即按当时的换汇率和退税率换算成人民币并同时扣除代理费用（一美金收取八分人民币）后给侯立阳；侯立阳需提供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和相应的缴款书；合同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作出约定。后侯立阳通过褚金江向双华厂等多家企业收购坯布。2008�6月4日，双华厂通过褚金江向侯立阳指定的收货人周荣江交付T／C布102102米，单价6.3元／米，合计货款643242.60元。2008年6月25日，双华厂通过褚金江向侯立阳指定的收货人周荣江交付T／C布共110838米，其中4641米的单价6.3元／米、106197米的单价5.25元／米，合计货款586772元。2008年7月14日，双华厂通过褚金江向侯立阳指定的收货人周荣江交付T／C布共128310米，其中34944米的单价5.6元／米、28392米的单价5.25元／米、64974米的单价4.35元／米，合计货款572344元。2008年8月7日，双华厂通过褚金江向侯立阳指定的收货人周荣江交付T／C布129675米，单价4.3元／米，合计货款557602.50元。2008年9月1日，双华厂通过褚金江向侯立阳指定的收货人周荣江交付T／C布129675米，单价4.3元／米，合计货款557602.50元。以上共计货款2917563.6元。2008年5月28日、7月3日、7月25日、9月1日、9月25日，侯立阳以新兴纺�的名义共与双华厂签订《购销合同》六份，合同约定了新兴纺织向双华厂购买T／C布的数量、单价、货款总金额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并约定双华厂在交货后出具增值税发票，新兴纺织拿到发票后付款。2008年7月17日双华厂共向新兴纺织开具增值税发票6份、2008年8月7日双华厂共向新兴纺织开具增值税发票8份、2008年9月2日双华厂共向新兴纺织开具增值税发票8份、2008年9月23日双华厂共向新兴纺织开具增值税发票5份、2008年9月25日双华厂共向新兴纺织开具增值税发票3份、2008年10月14日双华厂共向新兴纺织开具增值税发票6份，以上36份增值税发票的票面金额合计为3754172.68元。2008年10月17日，新兴公司通过银行支付双华厂货款588010.29元。2009年1月16日，新兴公司通过银行支付双华厂货款404274.53元。2009年1月22日，新兴公司通过银行支付双华厂货款703816.93元。2009年3月18日，�兴公司通过银行支付双华厂货款371896.03元。以上共计为2067997.78元。2008年10月17日，周荣江向褚金江出具了一份收到528010.29元收据（于同月18日汇款10万元、同月20日汇款428000元）。2009年3月18日，周荣江向褚金江出具了一份收到60000元的收据。以上共计588010.29元。原审法院另查明，侯立阳及其开办的浙江诸暨环洋纺织有限公司曾将另外通过褚金江收购的其他生产厂家生产的坯布，委托浙江诸暨神鹰贸易有限公司或新兴公司代为出口。2009年11月19日，双华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经诉讼过程中变更）请求判令新兴公司给付货物折价补偿款1686174.90元，并赔偿自2009年3月19日起的逾期付款损失，以及多开增值税发票导致的相关税款损失。诉讼过程中，双华厂表示如法院查明侯立阳与褚金江也需承担责任，则依法处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双华厂与褚金江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对褚金江代表双华厂等单位向买受人供货并办理合同履行过程的增值税发票和货款交付，得到了双华厂等单位的确认，且双华厂以自己的名义向该院起诉主张权利，应认定两者为委托代理关系，由此产生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应归委托人，即双华厂享有和承担。即使如侯立阳所称，其是与褚金江发生买卖关系，并不知道褚金江与双华厂间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系一般货物买卖，不存在该除外条款的情形，双华厂仍可以�使合同权利。因此，双华厂依法具备本案合同相对人的地位，双华厂主体适格。二、关于双华厂与新兴公司、侯立阳间的关系，首先应确定双华厂与新兴公司于2008年9月1日的《购销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坯布数量、单价，以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存在均存在虚构的事实陈述一致，因此，该合同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据此确定各方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同样，基于虚构的合同产生的支付货款行为也不能作为确定各方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的事实依据。其次，根据侯立阳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时陈述到“2007年下半年，我在尼日利亚看到T／C衬衫布生意好，……就和周荣江一起到枫桥东一，……拿着样品，一家一家走，……褚金江听我在非洲做生意，量和价格都可以，他就同意为我收购布，然后我找到神鹰公司和新兴公司，�求他们为我代理出口”。褚金江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时陈述到“2007年下半年，……侯立阳、周荣江两人到我厂，这之前我不认识他们，到我厂后，说他们是浙江神鹰公司的，想采购大批中幅布……装箱前，周荣江和侯立阳会把合同带来”，第二次询问时陈述到“2007年下半年，有两个人，就是侯立阳、周荣江，拿着布样品到我厂，说他们在非洲做布生意，需要这样的布，……这些布匹是通过神鹰公司、新兴公司出口到尼日利亚的”。周荣江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到“2007年下半年，……我和侯立阳开车一起到枫桥东一，在公路两旁，我们拿着样品，一家门市部、一家门市部地走，……褚金江说他做的了，这样，我们把样品交褚金江做，褚金江做出样品后，我们又去看，认为质量可以，就定下来要褚金江做，接着，我和侯立阳就找外贸公司，代理出口”。从上述对订立交易的过程陈述分析，周荣江的陈述更符合双方之间的要约与承诺的过程，且与侯立阳的陈述与褚金江的第二次陈述基本一致，而褚金江的第一次陈述中讲的先表明身份并直接定布，与交易常规不符，且其陈述的装箱前即带来合同与本案中查明的先发货后签订合同的事实也不符。因此，结合双华厂对褚金江代理行为的确认，及新兴公司、侯立阳间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可以认定双华厂与侯立阳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三、综上分析，本案的各方当事人间因虚构合同产生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其一是表面上的新兴公司向双华厂购买坯布用于自营出口；其二是实际上的接受侯立阳的委托将侯立阳从双华厂处购买的坯布代理出口。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新兴公司订立表面合同是因为按照国家税收政策的规定，外贸公司不能退税，必须直接由生产厂家退税，所以为了退税�需要由生产厂家开票给外贸公司。而双华厂与侯立阳是为了将虚开部分的款项用于支付应由出卖方负担的到港口运输的费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的同一批货物既签订购货合同，又签订代理出口合同（或协议）的，出口企业不得将该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可见，新兴公司在本案中的做法并不是其所谓的“潜规则”，而是违反税收监管的行为。而双华厂与侯立阳将买卖合同的坯布运输费用以多开增值税发票的形式，将抵扣税款用以抵付，明显损害国家利益，而新兴公司在代理出口过程中也未予认真审核。因此，在本案的坯布买卖及出口代理过程中，三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共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清楚，其实施的行为当然无效，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基于无效合同的处理的原则，侯立阳应当返还双华厂实际已收的坯布，但因该批坯布已销向国外，已不能返还，故应当按实际约定价格折价予以赔偿，侯立阳实际已支付款项，则可予以扣减，即应付款2917563.6元减去已付款1479987.49元（2067997.78元-588010.29元）为1437576.11元；新兴公司与双华厂无真实买卖关系却以买受人身份与双华厂订立合同，在实际买受人侯立阳不能按期支付货款时，又以合同虚假为由提出抗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在侯立阳不能按期清偿时，新兴公司应当按照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本案三方串通的情形和主观过错，该院确定由其承担侯立阳不能清偿部分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褚金江系双�厂的代理人，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双华厂承担，因此，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三方当事人因此造成的其他损失，由三方各自承担。据此，该院认为，双华厂与侯立阳、新兴公司在坯布买卖及出口代理过程中，互相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共同损害国家利益，其民事行为均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侯立阳偿付双华厂T／C布损失折价款1437576.11元，款限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新兴公司对侯立阳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三、驳回双华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762元，由双华厂负担3762元，侯立阳负担12000元，新兴公司负担6000元。
上诉人双华厂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对双华厂、侯立阳、新兴公司三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1、买卖合同主体应是双华厂与新兴公司。（1）原判认定买卖双方为双华厂与侯立阳，仅有主观证据，即仅有公安机关对侯立阳、周荣江、褚金江所作的笔录。（2）双华厂提供的客观证据，即双华厂与新兴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进账单，尤其是新兴公司已进行自营出口，并办理了出口退税手续，可以证明新兴公司是合同买方。（3）当主观证据与客观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一致时，应当采信客观证据。（4）本院审理的同类案件中，也是以相关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买卖合同关系，而且认为，外贸公司办理退税手续表明其收取了相应货款，由此也应支付相应货款。2、退而言之，即使侯立阳为实际买方，侯立阳持加盖新兴公司公章的《购销合同》与双华厂签订合同，新兴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侯立阳的该项行为构成隐名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委托人新兴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双华厂既有权选择受托人侯立阳主张权利，也有权选择委托人新兴公司主张权利。（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新兴公司也应当就此承担合同责任或者相应的连带责任。（3）双华厂仅知晓买方为新兴公司，且�于信赖新兴公司的雄厚经济实力，向新兴公司发送货物。二、本案涉及的虚假交易无效，但责任在新兴公司，其应赔偿或返还双华厂相应的税款损失。新兴公司指使其委托代理人侯立阳、周荣江等人套取双华厂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相应出口退税，并用于支付应当由其负担的运输费用。该部分虚假交易无效，但新兴公司对虚开发票具有明显过错，按照合同无效的处理规则，新兴公司应当赔偿双华厂因此多缴的税款损失。三、本案涉及的真实交易合法有效，新兴公司应当支付相应货款及违约金。1、买卖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应受法律保护。双方订立《购销合同》的目的不是为获取退税；不存在为了各自利益恶意串通，双华厂就虚增的交易部分，没有获得任何利益，相反多缴了税款；交易过程中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仅是由双华厂多缴税款，退给新兴公司。而且�本案涉及的虚假交易无效也不影响其它交易的法律效力。2、即使买卖合同无效，根据过错各自承担责任原则，新兴公司也应当分担逾期付款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改判新兴公司支付货款1437576.11元，赔偿相关逾期付款违约金，并向其赔偿或返还多缴的增值税税款121558.58元。二审庭审中，双华厂称一审中原认为发送给其它外贸公司的557603元货物实际发送给了新兴公司，故在货款请求中增加该557603元金额，违约金及税款损失也作相应调整，因此上诉请求变更为：改判新兴公司支付货款1995179.11元，赔偿相关逾期付款违约金，并向其赔偿或返还多缴的增值税税款40539.34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双华厂表示，如果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其主张不一致，具体如何判决由法院决定。
被上诉人新兴公司答辩称：一、关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1、新兴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多份证据可以证明买�双方是双华厂与侯立阳，而新兴公司仅是代理侯立阳出口。按照相关外贸制度，新兴公司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外销合同，因此相关货物由新兴公司自营出口也不能证明新兴公司是合同买方。新兴公司与双华厂之间的《购销合同》系为退税需要于事后补签，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2、双华厂称侯立阳持加盖新兴公司公章的《购销合同》与其订立买卖合同的行为构成隐名代理，但这显然与隐名代理的构成要件不符。二、关于买卖合同的效力及责任的承担。1、侯立阳与双华厂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双华厂如有损失应向侯立阳进行主张。2、退而言之，即使侯立阳与双华厂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责任也不应由新兴公司承担。相关《购销合同》是按侯立阳的指定进行填写，且相关货款未能收回系由侯立阳涉嫌诈骗所导致，新兴�司就此没有获得其它收益，相关退税款项也是归侯立阳所有。三、侯立阳涉嫌诈骗犯罪，按照法律规定及“先刑后民”规则，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建议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四、双华厂在二审庭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在原审中并未提出；需要核实相关证据，如果该增加诉讼请求项下货物经由新兴公司出口，原判认定的经由新兴公司出口的其它货物应有错误。二审审理过程中，新兴公司认可原判认定的相关货物系通过新兴公司代理出口。
原审被告侯立阳、原审第三人褚金江在二审中未到庭陈述意见。
上诉人双华厂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报关单四份（复印件），以证明新兴公司以自营出口的方式将相关货物销售至国外，表明新兴公司为布匹买受人；新兴公司已经办理出口退税手续，说明外商已将相应货款支付给了新兴公司；�口退税中包括了双华厂因多开发票而多缴的40539.34元税款。被上诉人新兴公司质证认为，首先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即使与本案存在关联，由于经新兴公司出口的所有货物都是以新兴公司的名义进行出口，也不能说明新兴公司是买受人；因外贸公司在收汇过程中存在滚动核销，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讼争布匹项下的外汇已经收取。原审被告侯立阳、原审第三人褚金江未就此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尚未经核实；而且报关单上没有加盖外汇管理部门的出口收汇核销章，其内容不能证明其项下货物已经收汇；该组证据也不能证明新兴公司为货物买方，以及作为主张税款损失的依据，具体理由在判决理由部分一并阐述，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双华厂的证明目的。
证据2、货物装箱单及增值�专用发票各一份（复印件），结合证据1中的2008年10月1日报关单，可以证明双华厂于2008年9月30日发送的货物系由新兴公司出口。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指向的诉讼请求系在二审中增加的独立的诉讼请求，且当事人之间未能就此达成调解，依法双华厂可以另行起诉，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审查认证。
被上诉人新兴公司、原审被告侯立阳、原审第三人褚金江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有以下三项：一是布匹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是侯立阳还是新兴公司；二是该布匹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有效；三是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如何界分。
关于布匹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本案布匹销售行为，与其他案件中相关生产企业的销售行为属系列销售行为，均由褚金江、周荣江等人经办，并经新兴公司及案外人浙江诸暨神鹰贸易有限公司（概称外贸公司）出口。系列案件中，双华厂等生产企业（概称生产企业）主张买受人为外贸公司，并提供了与外贸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出口报关单等证据，而外贸公司则抗辩主张仅是代理侯立阳或浙江诸暨环洋纺织有限公司出口，《购销合同》及发票仅是为了办理出口退税之用。本院认为，生产企业提供的上述证据，在形式上确能反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外观，但是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购销合同》及发票中的布匹数量、单价存在虚构，与实际交易内容不符，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交易关系，而且《购销合同》还存在事后补签的情况，因此该些证据对买卖关系的证明力明显不足。而外贸公司主张系代理出口，不仅提供了与侯立阳或浙江诸暨环洋纺织有限公司之间的《出口代理协议》加以证明，而且有公安机关制作的对侯立阳、周荣江、褚金江等人的讯问笔录或询问笔录佐证，并且侯立阳作为本案当事人也明确认可其布匹买受人身份。上述事实表明，外贸公司与生产企业表面形成有《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借此办理自营出口及退税手续，但实为侯立阳或浙江诸暨环洋纺织有限公司代理出口。原判据实认定本案买卖关系发生在双华厂与侯立阳之间，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双华厂上诉提出，侯立阳方与其签订《购销合同》的行为构成隐名代理、委托人新兴公司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其主张的侯立阳方持加盖新兴公司公章的《购销合同》进行交易的行为显属“显名”行为，不符合隐名代理的构成要件，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双华厂上诉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已经失�，其就此提出的主张也不能成立。至于双华厂上诉提及的本院另案生效判决，因另案判决对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两案具体案情不同，因此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关于布匹买卖合同的效力。原审判决以“损害国家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为由，一并否定了包括双华厂与侯立阳之间的买卖合同以及侯立阳与新兴公司之间的出口代理合同在内的各方行为的效力。本院认为，出口退税是我国在规范出口贸易业务中的一项基本税收政策，出口退税可以依法办理，无非是限制企业通过特定方式办理，所以不存在牟取非法利益的情形。双华厂与侯立阳之间的布匹买卖合同，系正常商业行为，其内容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其它足以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合同的法律效力应予确认。虽然系列销售过程中，为办理出口退税在履行方式或手段上存在虚构《购销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违规自营出口货物等不当行为，但即使该些履行行为存在“损害国家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情形，一般也仅能导致对上述行为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并由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宜直接作为认定买卖合同无效的事由。而且，侯立阳与新兴公司之间出口代理合同的效力，与买卖合同项下的民事责任并无直接关联，该两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没有相互诉求关系，故两者间的出口代理合同的效力也不宜在本案中予以评判。综上，双华厂与侯立阳之间的布匹买卖合同有效，原审判决一并否定买卖合同及出口代理合同的效力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各方民事责任的界分。一、关于双华厂主张的货款。侯立阳与双华厂之间的布匹买卖合同关系有效，双华厂已经交�货物，侯立阳作为买受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二、关于双华厂诉请的逾期付款损失。首先，交易过程中，双华厂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对实际买受人认识不清，而且违规向新兴公司开具发票，为新兴公司违规自营出口货物提供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款损失，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其次，买受人侯立阳在各方违规交易过程中也存在一定损失。因此，综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各方过错及损失情况，本院对双华厂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不予支持。三、关于双华厂诉请的多缴税款损失。即使相应损失实际发生，也系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导致，双华厂明知没有相应交易发生，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违反了国家税收管理规定，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不受法律保护，故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四、关于新兴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在系列销售过程中，新兴公司与生产企业形成《购销合同》、接受生产企业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系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企业对交易对象及交易风险的判断，增加了货款损失风险；而且，新兴公司明知自身系代理出口，仍以买受人身份与生产企业形成《购销合同》，并借此将货物违规自营出口，也增加了货款的回收风险。因此，新兴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且其过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款损失，故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又因侯立阳及双华厂在交易过程中亦存在过错，且作为买卖关系当事人对货款损失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因此原判确定新兴公司对侯立阳不能清偿部分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在结果上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讼争买卖合同双方为双华厂与侯立阳正确，对各方民事责任的界分亦无不当，仅对该买卖合同效力�侯立阳应支付款项的性质认定有误，但不影响本案各方责任的承担。上诉人双华厂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系二审中增加的独立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双华厂可以另行起诉，故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关于被上诉人新兴公司二审中提出的本案应继续中止审理的问题，因继续中止审理将严重不利于权利人正当权益的保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及本案具体案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原审被告侯立阳、原审第三人褚金江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受理费21762元，由上诉人诸暨市东一双华纺织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小梁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代理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赵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