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三中行终字第000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1，男，1966年7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2（上诉人之妻），1964年9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赞宁，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营，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树名，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任强锋，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干部。
张×1因诉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以下简称顺义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行初字第229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赞宁、张×2，被上诉人顺义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树名、任强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且赔偿请求人对其受到侵害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顺义公安分局在作出京公顺行罚决字〔2014〕0002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29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且张×1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身体、精神受到伤害及其伤害与顺义公安分局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故张×1在本案中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缺乏前提条件，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1的全部赔偿请求。
张×1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事实和理由为：一、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对上诉人代理人的代理意见只字未提，变相剥夺了上诉人有聘请诉讼代理人的权利，使律师制度和法庭辩论制度形同虚设。我国法律规定，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只要当事人不明确表示反对，其效力等同于委托人的意见。一审法院的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与诉权。二、审判程序违法。（一）适用双重标准，丧失中性立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代理人的辩论意见只字未提，却对被上诉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全单照收。一审判决在采纳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上，适用双重标准，颠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二）违背了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原判以“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身体、精神受到伤害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性”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赔偿请求。上诉人认为，首先，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对上诉人作出错误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本身就是对“其身体、精神的一种严重伤害”，上诉人只须证明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对上诉人实施了错误的人身罚，就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对上诉人身体、精神均造成了伤害。其次，退而言之，即使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并不免除被上诉人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三）我国法律并无行政赔偿请求必须单独起诉的规定。一审立案庭对上诉人的一个诉讼，提出撤销处罚和赔偿的两个诉求，不予立案；而非得要求上诉人将一个案件的两个诉求分为两个案件分别起诉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三、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原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显属不当，而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和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才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违背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审判规定和举证规定，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请求二审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依法撤销原判，另行公正判决。
顺义公安分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举证期限内张×1就赔偿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1.EMS快递单复印件，证明2014年4月25日张×1已经向法院邮寄了被诉处罚决定书和起诉书等材料，但是立案庭说处罚决定和赔偿诉讼要分开起诉，所以本案是在7月份才立案，张×1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2.2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顺义公安分局对张×1进行了违法行政拘留，且张×1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3.登记回执，证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下简称府右街派出所）没有和顺义公安分局办理移交手续，顺义公安分局拘留张×1违法。
4.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目的同证据3。
5.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证明顺义公安分局对张×1处罚是违法的，顺义公安分局无权对张×1进行处罚。
在举证期限内顺义公安分局就答辩内容提供了以下证据：
1.2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顺义公安分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2.受案登记表，证明顺义公安分局受理案件情况。
3.传唤证，证明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对张×1进行传唤。
4.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顺义公安分局处罚前依法履行告知程序。
5.伤病缓收通知单、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张×1执行拘留的情况。
6.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顺义公安分局依法进行询问。
7.到案经过，证明张×1到案情况。
8.训诫书，证明因张×1到中南海周边扰序，被府右街派出所训诫。
9.工作说明，证明民警叙述张×1到中南海周边扰序被查获的情况。
10.张×1及相关人员身份证明，证明案件涉及人员的身份属实。
11.张×1违法记录，证明张×1在处罚前的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张×1提交的证据1、2以及顺义公安分局提交的全部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顺义公安分局在依法履行受案、传唤、告知、询问、调查等程序后，对张×1进行行政处罚及其执行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但张×1提交的证据2不能证明顺义公安分局对张×1进行违法行政拘留，对该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顺义公安分局系依法直接受理此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是否向顺义公安分局履行移交手续与顺义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故对张×1提交的证据3、4一审法院不予接纳。张×1提交的证据5不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依据或参照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范畴之内，故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接纳。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做同样认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26日18时许，张×1到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地区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拆迁等问题，被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当日，府右街派出所对张×1进行了训诫，并将张×1交由顺义公安分局的派出机构仁和派出所处理。仁和派出所于当日受理此案，对张×1进行了传唤、询问，告知其享有如实陈述、申辩等权利义务以及张×1违法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2014年2月27日，顺义公安分局以张×1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在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为由，作出并向张×1送达了2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1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执行期限自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3月9日。因张×1双下肢活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北京市朝阳区拘留所于2014年2月27日出具伤病缓收通知单，建议对张×1暂缓收拘。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4月8日期间，张×1的行政拘留处罚在北京市朝阳区拘留所执行。张×1不服顺义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顺义公安分局作出的229号行政处罚决定，同时提起本案赔偿之诉。经审理，一审法院作出（2014）顺行初字第230号行政判决书，依法驳回了张×1要求撤销229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依此规定，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一审法院已针对张×1提起的要求撤销229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张×1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本院亦维持了该一审判决，故张×1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1的全部赔偿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张×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 志 刚
代理审判员 董 巍
代理审判员 王 琪 璟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怡书记员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