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民终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珍。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忠伟，上海市天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CGMS.A.）。代表人：菲利普·某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蕾，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晶晶，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CGMS.A.，以下简称达飞集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2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9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珍、朱忠伟，达飞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一审诉称：2006年初，王某与案外人王某珍、王某栋口头达成一批价值52,581.70美元的搪瓷盆、包、头饰、鞋等日用品的出口合同。王某珍、王某栋委托案外人浙江省义乌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外贸公司）将该批货物出口至刚果黑角，以集装箱海运的方式送交王某。义乌外贸公司接受委托后，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报关等出口手续，与达贸股份有限公司[一审庭审中，王某将之更正为达贸（中国）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贸中国公司）]达成海运协议。2006年7月4日，装有涉案集装箱的”达贸某某”轮从上海港起运。2006年7月7日，该轮在香港半山石抛锚区加载货物并调整舱位，操作过程中吊机钢缆折断，涉案集装箱从高处坠落，导致箱内货物部分受损。事故发生后，王某以多种方式主张权利，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达贸中国公司是达贸股份有限公司和达飞集团在中国的代理，达贸股份有限公司被解散，达贸中国公司被注销，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达飞集团享有和承担。故请求法院判令：1.达飞集团交付编号CSHXXXX12A提单项下货物；2.达飞集团若不能交付，应赔偿王某货物损失人民币420,311.82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06年7月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达飞集团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用。达飞集团一审辩称：1.王某未证明其是涉案提单项下适格的索赔方，未证明提单记载收货人与王某的关联，王某就涉案货物未支付货款且未取得正本提单；2.王某起诉对象有误，达贸股份有限公司是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王某若主张承运人是达贸中国公司，在起诉时该公司是存续的；3.王某未证明涉案货物的实际价值、货损基本事实以及货损程度和金额；4.王某于2015年7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即便诉称货损存在，也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查明：2006年7月，案外人王某珍、王某栋向其侄子王某，即本案原告，出运一批搪瓷盆、包、头饰、鞋等日用品，自中国上海海运至刚果黑角。为此，王某珍、王某栋委托义乌外贸公司办理报关、订舱等出口事宜。义乌外贸公司出具出口货物的商业发票，记载货物品名、数量和单价，合计金额为52,581.70美元。2006年7月4日，涉案货物自中国上海出运。2006年7月7日，在香港半山石抛锚区加载货物并调整舱位，操作过程中吊机钢缆折断，集装箱从高处坠落，致使箱内货物部分损毁。事故发生后，王某珍和王某向香港媒体等投诉上述事故的处理问题。2006年7月21日和22日，J&HSURVEYINGCO.LTD公司对受损集装箱及货物进行勘验、点算，并认为不适宜送往目的地。2006年8月4日，达贸中国公司告知义乌外贸公司，涉案提单申报重量是9.55吨，集装箱内货品称出的实际重量为28.34吨，操作事故是因虚报货物重量引起的，发货人承担虚报引起的所有责任。达飞集团确认，重新装箱的货物未继续运输，已作销毁处理。根据涉案编号为CSHXXXX12A的提单复印件显示，托运人为义乌外贸公司，收货人为WANGXXX00242-5530998，承运人为达贸股份有限公司，船名/航次为DELMASFORBIN/629W，自中国上海运至刚果黑角，集装箱号/铅封号为GLDU0517463/XXXX39，内装935件搪瓷盆、包、头饰、鞋、塑料门垫等货物，重9.55吨，运费预付，由托运人装箱并铅封，2006年7月4日装船，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王某确认，通常的航次时间为20日至30日，义乌外贸公司通过快递方式将正本提单寄送至刚果黑角，但在本案中，王某未收到全套正本提单。2007年1月15日，王某就涉案货物损失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达贸中国公司的起诉状，一审法院书面通知王某补齐其与达贸中国公司存在法律关系、损失金额和达贸中国公司存在过错等主要证据，以及王某有效身份证明和外文证据翻译件等；王某未补齐上述材料，一审法院未予立案。2007年9月，义乌外贸公司就涉案货物损失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达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事法院于200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07）甬海法商初字第292号。义乌外贸公司提交了编号为CSHXXXX12A提单、装箱单、J&HSURVEYINGCO.LTD公司理货公证文本、购货凭证和商业发票作为证据。2008年12月8日，因义乌外贸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宁波海事法院作出该案按撤诉处理的民事裁定。2009年4月16日，王某珍、王某栋因“义乌外贸公司的无端放弃诉讼，导致王某珍、王某栋未能通过义乌外贸公司向达贸中国公司追回货损，该批货物相当于全部灭失，应付全部责任”向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义乌外贸公司，案号为（2010）金义商初字第389号。2010年5月21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王某珍、王某栋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珍、王某栋不服，提起上诉，案号为（2010）浙金商终字第1037号。2010年8月3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珍、王某栋不服，提起再审，案号为（2011）浙民申字第19号。2011年3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王某珍、王某栋再审申请。2011年8月31日，王某就涉案货物损失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达贸股份有限公司和达贸中国公司的起诉状，一审法院书面通知王某修正起诉状，补齐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王某未补齐上述材料，一审法院未予立案。另查明：达贸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9月10日成立，经营各种类型的海上、陆地或其他类型的运输以及作为中介组织运输。2012年5月18日，根据其股东达飞集团，即本案被告的决定停业解散公司。达飞集团确认对达贸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一并承担。达贸中国公司于2003年4月7日成立，2015年12月7日注销，其股东为达飞集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海上货物运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达飞集团系境外法人，运输目的地和货损发生地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依法有权选择法律适用。双方当事人当庭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结合在案证据和各方陈述，双方对涉案提单记载和货物出运、发生事故的事实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的证明，义乌外贸公司与达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生效。承运人应完好地履行运输和交付货物的义务。涉案货物在途中发生吊装事故遭受损坏，承运人存在过错，在未证明其有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运人已被其股东决议解散，达飞集团继受其权利和义务，故应当承担上述赔偿责任。涉案记名提单的收货人为WANGXXX，托运人认可王某是收货人，王某姓名拼音的记载符合提单的通常记载方式，达飞集团未提供反证，一审法院对王某是涉案提单的收货人予以认可。记名提单中货方的权利人为托运人和收货人，托运人对王某向承运人索赔未提出异议，王某珍作为王某的委托代理人支持其索赔，在达飞集团未证明已将涉案货损赔偿完毕的情况下，王某有权就涉案海上货物运输相关的货物损失向承运人索赔。本案的吊装事故导致货物部分受损，后续承运人未完成交付，且销毁剩余货物，致使货物全部灭失，涉案的货物损失应以整箱货物的出口价值52,581.70美元计算，该金额有（2010）金义商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和商业发票予以证明，达飞集团未提供反证，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达飞集团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王某主张本案承运人侵犯其货物的所有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或诉讼时效自其知晓货物被销毁之日2016年7月8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作为涉案货物的收货人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运人赔偿货物损失的请求，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无论是侵权之诉还是合同之诉，时效期间均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王某的上述主张无法律依据。涉案航次于2006年7月4日起运，正常航行和交付时间约两个月，故涉案航次最迟应当交付日为2006年9月3日，即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06年9月3日。王某于2007年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达贸中国公司的起诉状，但未提供反映王某与达贸中国公司法律关系等必要证据材料，一审法院书面通知王某补齐相关材料。之后王某未补齐起诉材料，反而由涉案运输的托运人义乌外贸公司就同一货损索赔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并得到立案受理，王某亦知晓此事，由此可知，王某已放弃向一审法院起诉，而选择向宁波海事法院进行诉讼行使相关权利。宁波海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以按撤诉处理方式结案，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2011年8月31日，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达贸股份有限公司和达贸中国公司的起诉状时，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2015年7月8日，王某再次向一审起诉达贸股份有限公司，显已过诉讼时效，王某丧失了胜诉权。一审法院对王某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对达飞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05元，由王某负担。王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正确认定了本案相关主体身份、损失金额等事实，但又同时认为王某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王某不予认可，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某一审诉请。就王某的上诉，达飞集团答辩认为：1.王某不是本案项下的适格索赔方；2.王某未提供足够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的实际价值，也没有证据证明货损的基本事实及货损的程度；3.王某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审中，王某提交王某从国外向王某珍汇款的汇款单、起诉状、王某珍给香港太阳报的信件、给达贸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件、王某珍与倪某的电话通话记录、交通银行结算单，以证明王某一直主张权利的事实。达飞集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中王某汇款单实系领款单，且系王某与王某珍之间款项往来，与涉案货物运输无直接关联；起诉状无落款时间，亦无证据显示王某凭此材料提起诉讼；给太阳报和达贸股份有限公司信件落款时间分别为2006年8月15日和2006年7月18日，交通银行结算单及王某珍与倪某的通话记录时间，按王某自述分别为2006年7月4日及2007年2月3日，均在义乌外贸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之前。上述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王某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达飞集团系境外法人，涉案运输目的地和货损发生地均在境外，具有涉外因素，故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合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正确。由于涉案货物发生货损之事实、货损金额及王某作为收货人之诉讼主体资格已经一审法院认定，且双方当事人均未就此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但是请求人撤回起诉、撤回仲裁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的，时效不中断。涉案货物于2006年7月4日出运，王某亦确认通常航次时间为20日至30日，一审法院综合通常船舶航行时间和货物交付时间认定涉案货物最迟交付日期为2006年9月3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正常而言，王某向达飞集团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应为自2006年9月3日起的一年。本案中，王某虽于2007年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达贸中国公司为被告的起诉状，但此后并未按一审法院的要求补充提交必要的相关材料，转而经协商由涉案运输托运人义乌外贸公司就同一货损事宜于2007年9月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宁波海事法院亦于200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此后，因义乌外贸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宁波海事法院于2008年12月8日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而王某则迟至2011年8月31日才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再次未予回应一审法院要求其修正起诉材料、补齐有效身份证明等材料的通知，此时已经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期间。此后，直至2015年7月8日，王某才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自2006年9月3日至2015年7月8日，王某虽有主张权利之行为，但这些行为均未构成海商法意义上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因此一审法院关于王某向承运人达飞集团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已超过时效期间的认定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王某对达飞集团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因超过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05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子龙审判员  高明生审判员  胡海龙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