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韶中法行初字第1号
原告：乐昌市梅花镇清洞村民委员会坑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罗银石，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余来发，男，195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居民。
委托代理人：罗深源，男，1957年6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农民。
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罗海俊，市长。
委托代理人：廖志鸿，乐昌市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伟华，乐昌市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科员。
第三人：乐昌市梅花镇清洞村民委员会新农庄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明贱，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剑涛，广东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乐昌市梅花镇清洞村民委员会坑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坑背村小组）诉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第三人乐昌市梅花镇清洞村民委员会新农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农庄村小组）林业行政裁决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余来发、罗深源，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伟华，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廖明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剑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6月13日，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为：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六条：“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坐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之规定。争议双方向乐昌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山权林权所有证》均为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是该所有权争议的定案依据；双方向乐昌市人民政府提交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在本案中，从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韶府复决字［201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即：“申请人新农庄村小组主张其南界“庙埂直破”就是在争议范围南边老庙后方正对的山埂，被申请人坑背村小组则主张其北界至“廖姓埂”是越过老庙后方山埂在往北的第二条山埂。被申请人坑背村小组主张的北界“廖姓埂”是指与廖姓的申请人新农庄村小组所有是山林交界，这个交界点没有明确的标志物，是不确定的。申请人新农庄村小组主张的南界“庙埂直破”则与现场实际存在的老庙后方山埂相符，有明确的标志物作为参照，位置是可以确定的。”被申请人坑背村小组提供的1962年颁发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第十七栏记载的“庙背大岭里”及乐林权字NO.0001946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第五栏所记载的“新庙背”证载的北至“廖姓埂”为界，其登记该界的原意为以相邻廖姓村（人）集体所有山岭的相邻山埂为界，由于其登记该界址没有明确的地形、地标予以参照，该界不确定的。申请人新农庄村小组提供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证载的“大岭里”与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所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中所记载的“大岭里”南至“庙埂直破”在现场勘察中其指认的界址为老庙后方正对的山埂中的水坑为界，该界址与现场实际存在的老庙后方山埂相符，有明确的标志物作为参照，位置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双方相邻的南、北界限之争议，应以有明确的标志物作为参照，位置可以确定的“老庙后方正对的山埂中的水坑为界”作为双方永久的权属界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决定：争议范围内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属归申请人新农庄村小组所有。
原告坑背村小组诉称：一、乐昌市人民政府2011年12月8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1］11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合法、正确。韶关市人民政府复议后要求乐昌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却失去客观、真实性，不仅将坑背村小组新庙背林地决定全部给了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甚至连坑背村小组村民种植了30多年的东北松和其他林木都归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之行为完全否定了原告坑背村小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原告坑背村小组提供的《四固定证》和1981年的《山权林权所有证》及1983年罗凤堂的《自留山使用证》均成废纸，不能作为权属定案的依据。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显然错误。二、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片面主观的解释证据，得出错误的结论。以原告“坑背村小组北面界址没有明确的地形地标可以参照，界址不确定；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南至庙埂直破有明确的标志物作参照，位置是可以确定”为由，将争议的林木林地决定给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违背事实，完全错误。该林地庙后有小埂和大埂两条，小埂不明显，大埂非常明显。庙埂直破，应当指的是小埂，小埂才能直破，大埂只能斜，无法直。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将“庙埂直破”牵强解释，这种解释违反客观事实。其事实是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证据中南至“庙埂直破”根本不在争议范围，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明显违法。原告坑背村小组的证载四至界址与实地现场完全吻合，且能相互印证。原告坑背村小组的1981年《山权林权所有证》中北面界址“廖姓埂”，由坑背村小组村民罗凤堂的《自留山使用证》中的北至“庙侧破小埂”己释清楚，庙侧破小埂就是廖姓埂，也就是说庙侧破小埂与廖姓的林地相邻，向阳庄村民廖石聪的《自留山使用证》南面界址清楚地写明南至凤堂为界（即罗凤堂为界）。当事人双方曾种上了黄竹，作为界址划分，双方从未因界址发生纠纷。该证据佐证了新庙背林地北面界址，北至廖姓埂的事实。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以原告坑背村小组证中北至“廖姓埂”没有明确的地形、地标予以参照，该界不确定，明显违反客观事实。三、原告坑背村小组村民从其《自留山使用证》发放后已经耕种管理三十余年，并种下了东北松，从来没有发生争议。退一万步，即使没有1981年的《山权林权所有证》和1983年的《自留山使用证》，仅凭连续近三十年经营、耕种、管理，依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凡连续使用已满二十年，应视为使用者所有”的规定，该争议地也属原告坑背村小组所有。四、本案至关重要的证人向阳庄廖石聪，一直未被关注，是本案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错误决定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原告坑背村小组胜诉本案的重要证人。因为原告坑背村小组所争议的林地，就是与向阳庄村民廖石聪交界点，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山岭自留山无争议（无交界点）。综上所述，请求：l、撤销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2、确认争议范围内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属原告坑背村小组所有。
原告坑背村小组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1、韶关市人民政府复议送达回证；2、行政诉讼状；3、乐府林决字［2011］11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4、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5、韶府复决［201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6、韶府复决［201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7、坑背二队1981年10月10日乐林权字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8、罗凤堂1983年12月18日乐林证字NO.050300《自留山使用证》；9、廖石聪1983年12月14日乐林证字NO.050213《自留山使用证》；10、1962年《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11、2013年12月13日廖石聪的证人证言。以上证据主要证明争议山属于原告坑背村小组所有。
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答辩称：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六条：“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坐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之规定。争议双方向乐昌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山权林权所有证》均为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是该所有权争议的定案依据；双方向乐昌市人民政府提交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在本案中，从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韶府复决字［201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的“新农庄村小组主张其南界庙埂直破就是在争议范围南边老庙后方正对的山埂，坑背村小组则主张其北界至廖姓埂是越过老庙后方山埂在往北的第二条山埂；坑背村小组主张的北界廖姓埂是指与廖姓的新农庄村小组所有是山林交界，这个交界点没有明确的标志物，是不确定的；新农庄村小组主张的南界庙埂直破则与现场实际存在的老庙后方山埂相符，有明确的标志物作为参照，位置是可以确定的。”这一事实而言，原告坑背村小组提供的1962年颁发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第十七栏所记载的“庙背大岭里”及乐林权字NO.0001946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第五栏记载的“新庙背”证载的北至“廖姓埂”为界，其登记该界的原意为以相邻廖姓村（人）集体所有山岭的相邻山埂为界，由于其登记该界址没有明确的地形、地标予以参照，该界不确定的。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提供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证载的“大岭里”与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所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中记载的“大岭里”南至“庙埂直破”在现场勘察中其指认的界址为老庙后方正对的山埂中的水坑为界，该界址与现场实际存在的老庙后方山埂相符，有明确的标志物作为参照，位置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双方相邻的南、北界限之争议，应以有明确的标志物作为参照，位置可以确定的“老庙后方正对的山埂中的水坑为界”作为双方永久的权属界限。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争议范围内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所有的决定是合法正确的，请求予以维持。
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1、第三人的申请报告，证明立案依据；2、现场勘察笔录，证明现场核对争议双方主张权属的凭证、范围与争议范围的林项；3、现场勘察示意图，证明现场确定双方的争议范围；4、调解笔录，证明召集争议双方对本案的事实作进一步的调查、质证、辩论、征询双方的调解方案；5、会议记录，证明对本案争议的事实进行相关的调查；6、乐林权字N0.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证明调处本案采用的权属凭证及证明该证登记的“新庙背”四至范围没有包括争议范围；7、乐林权字NO.0001957《山权林权所有证》，证明调处本案采用的权属凭证，该证登记的“大岭里”四至范围包括争议范围；8、《乐昌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证明原告坑背村小组持有的《山权林权所有证》的权属来源，也是调处本案的参考依据；9、《乐昌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持有的《山权林权所有证》的权属来源，也是调处本案的参考依据；10、乐7字笫603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证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持有的《山权林权所有证》的权属来源，也是调处本案的参考依据；11、韶府复决［201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乐昌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12、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证明乐昌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13、韶府复决［201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韶关市人民政府经审查予以维持。
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答辩称：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的证载南至（实地应为西至）“庙埂直破”与原告证载的北至（实地应为东至）“廖姓埂”相邻界址存在分歧而产生的争议。具体为：第三人证载的南至“庙埂直破”是位于老庙后面的一条山埂，自老庙往东延伸（实地应为往南延伸）。因这一山埂沿山坡直插老庙，因此自从有了这座庙后，就称之为“庙埂直破”，以上事实最早合法记载于第三人的村民廖思忠、廖井养等持有的1953年土改证中附页第七栏的“大岭里庙背”。该证四至方位与实地吻合，虽然方位与81年颁发的NO.0001962、NO.0001957号《山权林权所有证》有所区别，但除了西至坑（81年山权林权所有证对应为庙埂直破）其余都是吻合的，而且土改证证载权属人也是第三人的廖姓村民四户共有。因此，第三人的53年《土改证》及NO.0001962、NO.0001957号《山权林权所有证》相互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反映了历史客观事实。虽然老庙在同一位置返修并往81年证的证载北方扩建了两倍的面积，但至今现场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庙未扩建位置的后方有两条山埂，分别往东和往东南方向延伸，其中靠北往东延伸的山埂，即第三人所指认的分界线，该埂属于极为明确的标志物。而“廖姓埂”一直为原告对该埂的独有称呼，目的在于区分双方界址，实际也属于同一条埂。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以老庙后方正对的山埂中的水坑为界，分割双方的南北界址，因为该水坑与庙埂直破是在同一位置肩并肩地顺联往东延伸，位置非常明确。综上所述，请求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1、1981年10月9日的NO.0001962《山权林权所有证》；2、1983年12月19日的NO.050370《自留山使用证》；3、廖明伦、廖思思、廖井养及廖井生的乐7字第603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以上证据证明争议山属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所有。
经庭审质证，原告坑背村小组对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主要认为：对证据一申请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五的会议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六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七的NO.0001957《山权林权所有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八、九《乐昌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
原告坑背村小组对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提供的证据主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记载新庙背内容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二《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大岭庙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
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坑背村小组提供的证据主要认为：对证据一、二、三、四、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七1981年的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实有异议，最后一栏登记的“新庙背”不包括争议范围；对证据八罗凤堂的NO.050300《自留山使用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实有异议；对证据九廖石聪的NO.050213《自留山使用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实有异议；对证据十《四固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实有异议；对证据十一廖石聪的证人证言关联性有异议，没有相应资格证明该事实，不予采信。
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对原告坑背村小组提供的证据主要认为：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起诉状的诉权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三由于已经撤销证明其内容不合法；对证据四、五、六没有异议；对证据七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第五栏记载的“新庙背”不包括争议范围，只能作为旁证；对证据八罗凤堂的NO.050300《自留山使用证》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九廖石聪的《自留山使用证》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十只是附页，权属记载没有权属人，应该是不包括争议山林；对证据十一证人证言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对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争议的林地，原告、第三人称“新庙背”，争议范围：东至埂倒水，南至山崎，西至坑，北至石阶路，争议面积约10亩，现尚有部分东北松残次林。双方争议的林地相邻，按证载的四至来看，原告坑背村小组证载的北界“廖姓埂”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证载的南界“庙埂直破”相邻；按实地来看，原告坑背村小组的林地位于争议范围以西，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的林地位于争议范围以东。
原告坑背村小组主张争议山权属的凭证：1、1981年10月10日乐林权字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山名“新庙背”，四至：东至石林，南至坑，西至庙角石坎，北至廖姓埂；2、罗凤堂1983年12月18日乐林证字NO.050300《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山名“庙背”，四至：东至廖姓松林，南至本人岭，西至本人岭，北至庙侧破小埂；3、廖石聪1983年12月14日乐林证字NO.050213《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山名“上洞庙背”，四至：东至石奇，南至凤堂，西至田，北至立佐；4、《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庙背大岭厘”，四至：东至大窝路石坎，南至青明额，西至田心岭，北至上洞田。
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主张权属的凭证：1、1981年10月9日乐林权字NO.0001962《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新庙背”，四至：东至聪礼山，南至庙埂直破，西至石阶路，北至立佐山（四户人共）；2、廖明伦1983年12月19日NO.050370《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大岭庙背”，四至：东至立佐，南至石期，西至于坑，北至田（立莲、谨铭、谨发四户共）；3、廖明伦、廖思思、廖井养及廖井生的乐7字第6035号《土改证》及附页记载的“大岭里庙背”，四至：东至立佐，南至石期，西至坑，北至田。
2010年12月5日，由于广乐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需要依法征用包括现争议范围内的部分林地，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向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调处。2011年3月23日，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组织原告坑背村小组、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进行了现场勘查，明确了争议四至界限范围。
2011年12月8日，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乐府林决字［2011］11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为：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六条：“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坐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之规定，经核实，坑背村小组与新农庄村小组持有的《山权林权所有证》中均有多处登记地名为庙背的山岭，争议双方在无相关证据证明其所提供的佐证，即对方持有《山权林权所有证》与涉争山林具有唯一性、关联性的前提下，对争议双方所佐证事项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决定：争议范围内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属归被申请人坑背村小组所有。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不服向韶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2012年12月27日，韶关市人民政府作出韶府复决［201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六条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坐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经实地勘察发现，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对双方持有的《山权林权所有证》界至认定有误，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一、撤销乐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乐府林决字［2011］11号）。二、责令乐昌市人民政府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013年6月13日，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原告坑背村小组不服向韶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2013年9月12日，韶关市人民政府作出韶府复决［2013］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乐昌市人民政府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乐府林决字［2013］04号）。
另查明：本院2014年1月20日召集原告坑背村小组、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进行了现场勘查，通过现场勘查，双方指认其1981年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四至方位“东”与实际现场方位为“南”相对应，即争议双方证载的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方位，对应争议范围的实际现场方位为南至、西至、北至、东至。按原告坑背村小组指认：其1981年的乐林权字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第五栏记载的“新庙背”，东至石林在争议山的南边，南至坑在争议山的西边，西至庙角石坎在争议山的北边、北至廖姓埂在争议山的东边；其1962年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第十七栏记载的“庙背大岭里”，东至大窝路石坎在争议山的东边，南至青明额在争议山的南边，西至田心岭在争议山的西边，北至上洞田在争议山的北边。按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指认，其1981年的乐林权字NO.0001962《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新庙背”，东至聪礼山在争议山外的南边，南至庙埂直破在争议山的西边，西至石阶路在争议山的北边，北至立佐山在争议山的东边；其1962年的《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大岭里”，四至：东至石奇、南至庙埂直破、西至路、北至立佐与其1981年的乐林权字NO.0001962《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新庙背”，东至聪礼山，南至庙埂直破、西至石阶路、北至立佐山基本相符，从原告坑背村小组证载的北至廖姓埂（实际现场位置是东至）和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以上两证所记载的“大岭里”南界（实际现场位置是西至）都是“庙埂直破”。因此，可以看出双方争议的山岭是东西相邻，原告坑背村小组的山林在西，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的山林在东。关键的是“廖姓埂”、“庙埂直破”所在的具体位置有争议。
本院认为：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不合法。
一、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确认争议范围为：东至山崎，南至坑，西至石阶路，北至埂倒水与实际争议现场东至埂倒水，南至山崎，西至坑，北至石阶路有误。
二、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原告坑背村小组的乐林权字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新庙背”，四至：东至石林，南至坑，西至庙角石坎，北至廖姓埂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的乐林权字NO.0001962《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新庙背”，四至：东至聪礼山，南至庙埂直破，西至石阶路，北至立佐山是本案争议山林的确权依据。原告上述证载四至和第三人上述证载四至与争议现场四至不符，即原告坑背村小组的乐林权字NO.0001946《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新庙背”，四至：东至石林（实地为南至石林），南至坑（实地为西至坑），西至庙角石坎（实地为北至庙角石砍），北至廖姓埂（实地为东至廖姓埂）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的乐林权字NO.0001962《山权林权所有证》记载的“新庙背”，四至：东至聪礼山（实地为南至聪礼山，南至庙埂直破（实地为西至庙埂直破），西至石阶路（实地为北至石阶路），北至立佐山（实地为东至立佐山）。原告证载北至廖姓埂（实地为东至廖姓埂）就是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的山林，争议双方不持异议；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南至庙埂直破（实地为西至庙埂直破），争议双方也不持异议。因此，可以确认双方争议山林东西相邻，原告坑背村小组的山林在西，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的山林在东，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确认原告坑背村小组的山林在争议山以东，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的山林在争议山以西有误。原告证载北至廖姓埂（实地为东至廖姓埂）与第三人新农庄村小组南至庙埂直破（实地为西至庙埂直破），可以确认双方的相邻分界线为“埂”，而不是“坑”。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以“坑”作为双方分界线与证载四至不符。
三、原告坑背村小组认为争议山长期以来由其经营管理三十多年，并种植了东北松，被告对该事实没有查清。
综上所述，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为事实部分不清，证据不充分，应予撤销。原告坑背村小组请求撤销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理由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乐府林决字［2013］04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
二、限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乐昌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万 靖
审判员 徐肇廷
审判员 李应富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羿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