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提字第122号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瑞丰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海特饭店****室。
法定代表人：杜书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刁光楠，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董一鸣，山东众成仁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代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晓明，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军，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金志云，男，蒙古族，1956年6月10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学春，男，回族，1962年3月22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锁全，男，汉族，1970年11月27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郭政，男，汉族，1970年11月16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曾凡奎，男，汉族，1963年1月9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乃社，男，汉族，1959年7月20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海琪，男，汉族，1957年8月12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蒋海蓉，女，汉族，1971年5月30日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航，男，汉族，1971年8月20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会中，男，汉族，1969年10月6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祁立松，男，汉族，1961年8月1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长强，男，汉族，1973年5月20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瑞峰，男，汉族，1972年3月9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继斌，男，汉族，1959年6月7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明照，男，汉族，1956年11月16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马西领，男，汉族，1958年12月27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肖东升，男，汉族，1956年5月10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吉祖友，男，汉族，1962年9月2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俊亮，男，汉族，1971年11月14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国跃，男，汉族，1959年4月8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中升，男，汉族，1956年11月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夏雪民，男，汉族，1971年9月30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天恩，男，汉族，1957年12月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乔文章，男，汉族，1959年4月9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卢学礼，男，汉族，1965年1月4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某。
法定代理人：阎彬，系陈某之母。
一审第三人：北京城建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号。
法定代表人：于天恩，该公司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卢健，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郭寿明，该公司职员。
二审上诉人北京瑞丰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公司）为与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于天恩等26人，一审第三人北京城建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于2011年10月19日作出（2011）高民再终字第201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查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2012）民监字第50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瑞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刁光楠、董一鸣，二审被上诉人城建集团的委托代理人马晓明、刘军，二审被上诉人卢学礼、祁立松，一审第三人城建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寿明、卢健到庭参加诉讼，于天恩等24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瑞丰公司申请撤销原判决，驳回城建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其理由是，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应当予以再审。一、原判决认定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已经到位，该认定缺乏基本的证据证明。2007年签订的《北京城建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资产重组协议书》（以下简称《重组协议》）约定，城建集团以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出资，但该办公楼并不存在，城建集团也未能提供将该办公楼转移至城建四公司所有的任何证据。原审法院不批准对该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的申请，仅以各方均认可资产评估报告，报告已经北京市国资委备案为由认定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已经到位，该认定缺乏基本的证据证明，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决在认定股东出资是否到位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城建集团的出资义务进行审查。（二）原判决违背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在城建集团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城建集团以5000平米的办公楼作价3000万元，履行了出资义务。城建集团没有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义务，无权依据《重组协议》第十五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该协议。
城建公司辩称：一、城建集团已经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原判决认定正确。原审法院已查明，城建集团应以净资产评估额和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出资，出资额经出资方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了确认，办公楼进行了评估，也经各方包括瑞丰公司确认。二、瑞丰公司没有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完成出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三、因《重组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四、因《重组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判决解除该协议不仅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更是《重组协议》各方当事人的共同意愿。原判决确认解除协议的原因主要在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协议约定，城建集团的目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经各方沟通签订了资产重组协议，但签订后，瑞丰公司立即违反了约定。按照约定，瑞丰公司应出资2.25亿元，应在十日内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瑞丰公司也没有出资，根本违反了合同目的和出资义务。另外，瑞丰公司在入股城建四公司之后，还有其他违约行为，如控制公司公章，及在另案中至今欠付4亿余元担保金未归还。此外，瑞丰公司还拖欠城建四公司职工工资，使之无法正常运营，城建集团不得不进行维稳等工作。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
城建四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城建集团答辩意见基本相同。此外，城建四公司还称，瑞丰公司主持城建四公司以来，没有实际承揽工程，导致公司业务萎缩，且恶意拖欠结算工资。其拖欠工资导致与城建四公司职工矛盾激化，导致上访。瑞丰公司至今仍控制公司合法印鉴，导致城建四公司无法年检和接受新工程、公司日常经营混乱。瑞丰公司还违反协议规定，不经决策程序，非法处分公司办公楼、转让有效债权等，这些严重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导致资产重组协议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合作基础和条件已经丧失。
祁立松同意城建集团的答辩意见。
卢学礼辩称，城建集团所谓出资的5000平米办公楼并不存在，也未办理财产移交，城建集团用于出资的3681万元净资产也不实。城建集团的出资不到位。《重组协议》应继续履行，应驳回城建集团的诉讼请求。
于天恩等24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2009年3月，城建集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城建集团、瑞丰公司及城建四公司于2007年11月签署的《重组协议》；二、判令取消瑞丰公司在城建四公司的股东权利，由城建四公司收回并注销瑞丰公司对其认缴的22350万元出资；三、判令瑞丰公司交回占有的城建四公司的全部印鉴；四、本案诉讼费用由瑞丰公司承担。
北京一中院一审认定事实：002007年11月24日，城建集团(甲方)与瑞丰公司(乙方)、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丙方)、城建四公司(丁方)共同签订《重组协议》，约定：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经过甲、乙、丙三方沟通和协商，特就城建四公司资产重组事宜签订本协议。在对被重组公司进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变更投资主体为甲、乙、丙三方，变更投资主体后的城建四公司，通过引入瑞丰公司，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妥善的职工安置模式稳定职工队伍。变更投资主体后的城建四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城建集团以国有净资产出资6000万元，占股权20％；瑞丰公司以货币出资22500万元，占股权75％；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以货币出资1500万元，占股权5％。各股东方所投入资金或资产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到位。城建四公司的资产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06年9月30日，评估结果已经报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城建四公司经评估确认的资产总额为271789万元，负债总额为268108万元，净资产为3681万元。其中国有净资产价值为3681万元(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数额为3539.86万元，该资产评估报告已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另外，城建集团与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跃公司）签订的《联合建设马家沟住宅合同书》中约定“泰跃公司补偿给城建四公司具有产权的办公楼5000平方米”，其所有权应为城建集团所有，该办公楼经评估公司、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共同确认价值为3000万元。两项合计6681万元。除留足对新公司的出资额6000万元外，其余部分用于安置城建四公司富余人员、因公负伤和因病被鉴定具有伤残等级职工、离退休职工等的费用。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对公司的出资扶助义务的，守约方在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同时，也可解除本协议。协议中还同时约定了各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2007年12月21日，城建四公司作出第二届一次股东会决议，确认：瑞丰公司、城建集团、北京电力实业开发总公司、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材料设备公司、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组成新的股东会。同意城建四公司注册资本由6055.6万元增加至30000万元，其中城建集团增加2416.64万元、瑞丰公司增加20027.76万元、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出资15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后各个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城建集团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瑞丰公司出资22350万元，占注册资本74.5％；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5％；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材料设备公司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0．33％；北京电力实业开发总公司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0.17％。股东会决议还同意并通过《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公司章程》约定了股东的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其中瑞丰公司的首期实际出资数额为6327.792万元，出资时间是2008年1月7日，剩余出资为在2008年3月31日前出资6008.328万元，2008年5月31日前出资4005.552万元，2008年7月31日前出资6008.328万元。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首次出资额按照认缴出资额的20％出资，其余出资额在2008年7月31日前完全缴纳。城建四公司根据上述决议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北京方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受城建四公司委托，审验了截至2008年1月9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其中城建集团缴付483.328万元，瑞丰公司缴付4005.552万元，自然人股东按约定缴付了资金。2008年7月22日，城建四公司作出第二届股东会第四次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的出资实缴时间，将分期缴付合并为一次性缴付，时间为2008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完成，并提交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2008年11月6日，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城建四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了专项审计报告。审计范围为城建四公司本部及下属项目部，审计基准日为2003年9月30日、2006年9月30日、2007年12月31日、2008年9月30日。另查，瑞丰公司及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均未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缴付后续的注册资金。由于城建集团与瑞丰公司在履行《重组协议》过程中发生纠纷，导致城建四公司职工与公司矛盾激化，企业无法进行年检。目前工商行政机关档案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然为于天恩。一审庭审中，法院向城建集团对《重组协议》解除后的处理进行了释明，经过释明，城建集团坚持本案只要求解除《重组协议》，对于解除合同后双方的债权债务问题，其将另行提起诉讼解决。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城建集团与瑞丰公司、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城建四公司共同签订《重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关于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是否到位的问题。该院认为，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已经到位，理由如下：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是以国有净资产6000万元作为出资，占城建四公司20％的股权。在6000万元净资产中，经合同各方确认的城建四公司的净资产为3681万元(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数额为3539.86万元)，5000平方米办公楼的评估价值为3000万元，各方共同确认的两项合计的数额为6681万元。即城建集团实际向城建四公司出资6539.86万元，其中6000万元为城建集团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而履行的出资义务，其余资金用于安置城建四公司富余人员、因公负伤和因病被鉴定具有伤残等级职工、离退休职工等的费用。综上，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6000万元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已经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到位。至于瑞丰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城建集团国有净资产出资不足。理由如下：一、《重组协议》明确约定：城建四公司的资产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06年9月30日，评估结果已经报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附资产评估报告)。由此可见，在签订《重组协议》时，各方均认可对城建四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而不是审计。更重要的是，各方在签订《重组协议》时，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于2007年7月8日出具)已经做出，瑞丰公司对该评估报告是确认认可的；二、资产评估与审计的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评估主要是对账上所列实物资产，比如房产、车辆、存货、低值易耗品进行价值评估，而审计则是对账上的非实物资产，比如货币资金、往来款项、利润情况进行审定，看各非实物资产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是否准确、完整、合理、无差错。由此可见，审计仅仅是对账上的非实物资产进行审定，而未对实物资产进行审定，审计报告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城建四公司的资产状况；三、资产评估报告系经合同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各方当事人在签订《重组协议》时，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作出了确认，且资产评估报告经过了北京市国资委备案，而审计报告仅是单方委托作出的，其客观性及效力要小于资产评估报告。据此，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城建集团出资不足。
关于《重组协议》能否解除。该院认为，《重组协议》能够解除。理由如下：首先，《重组协议》中明确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对公司的出资扶助义务的，守约方在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同时，也可解除本协议。由于城建集团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瑞丰公司未能履行绝大部分出资义务，作为守约方的城建集团有权解除《重组协议》；其次，签订《重组协议》的四方当事人中，有三方当事人均要求解除《重组协议》，且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城建集团与瑞丰公司在履行《重组协议》发生纠纷，导致双方之间由此引起的多起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且城建四公司职工与公司矛盾激化，企业无法进行年检，导致当初城建集团选择瑞丰公司参与城建四公司重组的通过民间资本的注入以盘活原有存量资产、妥善安置并稳定职工队伍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各方当事人之间现在已经失去了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合同继续履行已无必要，城建集团要求解除《重组协议》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瑞丰公司关于城建集团无权单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抗辩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该院已经对《重组协议》解除后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问题向城建集团进行了释明，城建集团坚持本案只要求解除《重组协议》，对于解除合同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其将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故关于《重组协议》解除后，各方主体在合同履行期间，因财产投入所产生的财产混同问题，应另案解决。城建集团关于取消瑞丰公司在城建四公司的股东权利，由城建四公司收回并注销瑞丰公司认缴的22350万元出资及瑞丰公司交回占有城建四公司的全部印鉴的诉讼请求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不受北京高院审理的以瑞丰公司作为原告，城建集团作为被告的另一案件的影响，瑞丰公司关于本案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北京高院的判决的抗辩主张，该院亦不予采信。
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2009）一中民初字第5568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城建集团、瑞丰公司、于天恩等26人、城建四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二、驳回城建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瑞丰公司、于天恩等二十六名自然人股东共同负担。
瑞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高院上诉请求：撤销前述5568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瑞丰公司与城建集团、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城建四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关于瑞丰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定程序上存在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偏离了客观性和公正性，影响瑞丰公司诉权行使的上诉理由，该院认为，瑞丰公司与城建集团、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城建四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中约定，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是以国有净资产6000万元作为出资，占城建四公司20％的股权，在6000万元净资产中，经合同各方确认的城建四公司的净资产为3681万元(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数额为3539.86万元)，5000平方米办公楼的评估价值为3000万元，各方共同确认的两项合计6681万元。即城建集团实际向城建四公司出资6539.86万元，其中6000万元为城建集团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而履行的出资义务，其余资金用于安置城建四公司富余人员、因公负伤和因病被鉴定具有伤残等级职工、离退休职工等的费用。同时，《重组协议》还约定，城建四公司的资产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06年9月30日，评估结果已经报北京市国资委审批(附资产评估报告)。各方在签订《重组协议》时，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做出，瑞丰公司对该评估报告是认可的。据此，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6000万元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已经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到位。依照《重组协议》，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对公司的出资扶助义务的，守约方在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同时，也可解除本协议。原审法院认定城建集团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瑞丰公司未能履行绝大部分出资义务，作为守约方城建集团有权解除《重组协议》，同时，鉴于城建集团与瑞丰公司在履行《重组协议》时发生纠纷，导致城建四公司职工与公司矛盾激化，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合同继续履行已无必要，故判决解除城建集团、瑞丰公司、于天恩等26名自然人股东、城建四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是正确的。另，本案的审理，不受北京高院审理的以瑞丰公司作为原告，城建集团作为被告的另一案件的影响。二审法院于2010年5月5日作出（2010）高民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瑞丰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0）民申字第1127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高院再审。
北京高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北京高院再审认为：《重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根据该协议约定：“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经过甲、乙、丙三方沟通和协商，特就城建四公司资产重组事宜签订本协议。”因瑞丰公司未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导致企业改革无法进行，职工与公司矛盾激化，盘活国有存量资产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继续履行已无必要。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解除合同。北京高院裁定维持二审判决。
再审中，阎彬委托祁立松提交了陈岚的《死亡证明书》。《死亡证明书》载明陈岚于2012年4月6日因脑出血死亡。阎彬提交的陈某的《出生医学证明》载明，陈某的父亲为陈岚，母亲为阎彬。
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各方当事人对《重组协议》约定的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是否到位有争议。《重组协议》关于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出资的约定为，城建集团以国有净资产出资6000万元，该6000万元出资由两部分构成：城建四公司的国有资产净值出资3681万元，评估价值为3000万元的5000平米的办公楼，两部分出资超出6000万元的部分用于职工安置等。一、二审判决认为，城建四公司的资产以及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已经由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评估结果已经报北京市国资委审批，瑞丰公司在签订《重组协议》时也认可该评估报告，故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6000万元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已经按照《重组协议》的约定到位。原再审判决对该问题则未予认定。
一审查明，城建集团与案外人泰跃公司签订的《联合建设马家沟住宅合同书》中约定，“泰跃公司补偿给城建四公司具有产权的办公楼5000平米”，其所有权应为城建集团所有。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签订《重组协议》时该5000平米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尚处于待建状态，其所有权更是处于不确定状态。本院再审中，城建四公司称，在签订《重组协议》时，办公楼所在地块在城建四公司名下，地块上原有房屋被拆除，该5000平米办公楼是规划中的，至今尚未完工。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2015年12月28日，瑞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审计申请书和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对2006年9月30日城建四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审计，以证明城建四公司的净资产当时为负，城建集团所谓的以城建四公司净资产3681万元出资也未到位；对城建集团用于对城建四公司出资的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是否存在进行调查取证。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当事人本次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重组协议》约定的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是否到位；二、《重组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什么，该《重组协议》能否继续履行；三、《重组协议》应否解除。
关于《重组协议》约定的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的出资是否到位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签订《重组协议》时该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尚处于待建状态，其所有权更是处于不确定状态。本院再审中，城建四公司亦承认该办公楼至今尚未建成。故城建集团只是认缴了该部分出资，但未实缴，即并未出资到位。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以非货币资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转移手续。原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该价值3000万元的办公楼已经建成，且所有权已经由城建集团转移至城建四公司的情况下，依据评估报告认定城建集团完成了该部分出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重组协议》约定的城建集团对城建四公司该部分出资未到位，其出资义务并未完成。
因城建四公司承认该办公楼至今尚未建成，没有必要再对此调查取证。因已经能够认定城建集团出资义务未完成，对城建集团以城建四公司净资产出资部分的出资义务是否完成再行审计，对本案的审理结果没有影响，也就没有必要。故本院对瑞丰公司提出的相关审计和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重组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什么，该《重组协议》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重组协议》明确约定，“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经过甲、乙、丙三方沟通和协商，特就城建四公司资产重组事宜签订本协议。在对被重组公司进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变更投资主体为甲、乙、丙三方，变更投资主体后的城建四公司，通过引入瑞丰公司，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妥善的职工安置模式稳定职工队伍。”可见，《重组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通过引入瑞丰公司，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妥善的职工安置模式稳定职工队伍。”合同约定瑞丰公司以货币出资2.25亿元，但瑞丰公司实际出资仅为4000余万元，尚不足其应出资总额的20%，而且因为重组导致城建四公司职工队伍不稳定，无法年检，经营困难。可见，签订《重组协议》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该合同事实上已经不能继续履行。
关于《重组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虽然城建集团未完全履行《重组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但因瑞丰公司和城建集团均未出资到位，致使签订《重组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原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判令解除《重组协议》并无不当。
综上，瑞丰公司关于城建集团出资不到位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原判决认定城建集团出资到位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判决判令解除《重组协议》并无不当，本院对该判决结果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民再终字第201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涛
审 判 员 刘崇理
代理审判员 金丽娟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