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4）莆刑终字第315号原公诉机关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春海，男，1966年4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原莆田县。辩护人陈建洋，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林宇，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郑春海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作出（2013）涵刑初字第46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郑春海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莆田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宇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郑春海及其辩护人陈建洋、林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1998年8月3日，被告人郑春海以邓某某为法定代表人，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注册成立广东某甲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下简称某甲公司），销售汽车配件（不含发动机）、汽车美容品；该公司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系小规模纳税人，2000年已注销。2000年7月26日，被告人郑春海以妹妹郑某某为法定代表人，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注册成立广州市某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下简称某乙公司），经营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务（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系小规模纳税人。作为小规模纳税人，上述二公司均不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同案犯李某甲（已判刑）于1998年9月29日冒用李某乙、李某丙、庄某某的名义成立莆田县江口某丙汽车配件贸易中心（下简称某丙公司）；在某丙公司被税务部门发现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并被注销税务登记后，分别于2000年5月25日盗用黄某某、林甲的名义成立莆田县某丁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某丁公司），于2000年12月27日盗用陈某甲、陈某乙的名义成立莆田县某戊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某戊公司）。上述三公司成立后，先后被税务部门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由于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郑春海为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在交易中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购货单位，与同案犯李某甲商议后，决定通过同案犯李某甲冒用、盗用他人名义先后成立的上述三公司为某甲、某乙公司的购货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2000年4月至2001年2月间，同案犯李某甲根据某甲、某乙公司传真或邮寄的开票内容，指使陈某丙、梁某某以某丙、某丁、某戊公司为销货单位，为某甲、某乙公司的5家购货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7份，货物品名为汽车配件，价税合计4529867.73元，税款合计658185.81元。其中，2000年4月，以某丙公司名义给购货单位上海某己有限公司（下简称某己公司）开具9份；2000年9月，以某丁公司名义给购货单位北京市某庚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某庚公司）开具1份；2000年11月，以某丁公司名义给某庚公司开具1份、给某己公司开具12份；2001年1月，以某戊公司名义给某己公司开具15份，给某庚公司开具2份，给济南某辛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2份，给青岛某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具1份，给北京某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开具1份；2001年2月，以某戊公司名义给某己公司开具13份。期间，为使上述5家购货单位能顺利向税务部门申报抵扣税款，被告人郑春海与同案犯李某甲虚构货物入库单、购销合同及货物清单，并以莆田县某某贸易中心（亦为同案犯李某甲盗用他人名义成立，下简称某某中心）为货款周转中心，在某某中心、某丙、某丁、某戊四家公司与某甲、某乙公司及购货单位之间进行虚假货款往来。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5家购货单位全部申报抵扣；其中，某戊公司于2001年1月开具给某己公司、发票号为00167010、税额为14529.9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外高桥保税区分局发现加密号有误未予抵扣，其余发票已全部抵扣。2013年2月1日，被告人郑春海在上海市普陀区出入境管理大厅被公安机关抓获，当日羁押于当地看守所。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内资企业情况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复印件、国税税务登记表、税务登记证，某丙、某丁、某戊、某某公司的注册资料，莆田市国税部门的税务案件讨论记录、询问记录、立案、移送决定书，某丙、某丁、某戊公司取得的广东、辽宁、云南、山东省的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各地税务机关证明、深圳市国税局鉴定书，某丙、某丁、某戊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某丙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表，汇票、电汇单、转账支票、现金支票等收付款凭证、资金往来一览表、银行分户账户及凭证存根，购物合同、入库单、货物清单、记账凭证，莆田市国税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处罚决定书，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外高桥保税区分局出具的证明，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处罚决定书、告知书、税收通用缴款书，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莆中刑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闽刑终字第306号刑事裁定书，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抓获经过说明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书证；证人陈某丙、梁某某、李某丁、关某某、李某丙、庄某某、李某戊、李某乙、林甲、黄某某、陈某乙、郑某某、袁某某、杨某某、徐某某、郝某某、温某某的证言；同案犯李某甲的供述；被告人郑春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原判认为，被告人郑春海为牟取非法利益，让同案犯李某甲为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7份，税款计658185.81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郑春海为与购货单位顺利达成交易，通过同案犯李某甲设立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购货单位，其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地位与同案犯李某甲相当，不予区分主从犯。被告人郑春海归案后如实供述起诉书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实，对其认罪部分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郑春海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上诉人郑春海上诉称：原判认定上诉人郑春海让同案犯李某甲为其与上海某己有限公司之间生意往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价税3987611.58元，税款579396.55元没有事实依据，证据明显不足；原审涉及本案的诸多合理怀疑没有得到有效排除；原审认定上诉人与李某甲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相当属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上诉人的从犯地位有充分证据支持；请求按虚开税款78789.35元对上诉人定罪量刑。辩护人陈建洋辩称：原判认定本案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体现的买卖生意（货款3987611.58元）是上诉人郑春海某甲、某乙经营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不予认定郑春海为从犯是错误的。辩护人林宇辩称：原判错误认定某丙、某丁、某戊公司开给某己公司的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郑春海让李某甲代开的；与某己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的是李某甲而非郑春海。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基本适当，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郑春海为牟取非法利益，让同案犯李某甲为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7份，税款计658185.81元的事实，有证人陈某丙、徐某某等人的证言；某丙、某丁、某戊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某丙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三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表，汇票、电汇单、转账支票、现金支票等收付款凭证、资金往来一览表、银行分户账户及凭证存根，购物合同、入库单、货物清单、记账凭证，莆田市国税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处罚决定书，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处罚决定书、告知书、税收通用缴款书等书证；同案犯李某甲及原审被告人郑春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据以定案的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内容客观真实，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辩护人申请证人李某甲、林乙出庭作证，并提供二辩护人向证人蒋某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及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即：①证人（同案犯）李某甲出庭称，其于1998年就开始与上海某己公司的徐某某做配件生意，仓库设在广州，由其弟弟林乙专门在那边收货发货，进项发票公司是其自己联系的，案发时，其与徐某某商量说，万一有人查，就说是与郑春海做的配件生意；②证人林乙出庭称，其姐姐李某甲让其做驾驶员及发货员，货大部分是发给上海某己公司，也有发给深圳某癸等公司，其没有帮郑春海发货给上海某己公司，其一般与徐某某联系，如果徐某某没空就与蒋某联系；③证人蒋某向二辩护人陈述称，其于2001年春节之后调往上海某己汽车公司浦东总部，徐某某跟其说有一个叫李某甲的，是某己公司在配件方面的供应商之一，如果徐不在时需要紧急订购的话，可以打李某甲电话，发货问题可以问李某甲那边的林乙，并将李某甲、林乙的电话给了其，当时其有与李某甲及林乙联系很短的一段时间，有三个月左右，其不知道郑春海这个人，也没听说过，广州市某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其第一次听说，感觉很陌生，经其回忆，没有向这家公司买过汽车配件；④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24日作出（2005）闽刑监字第7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复印件），李某甲对其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提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于2007年5月17日作出（2004）刑监字第151-1号通知书（复印件），李某甲对其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提出的申诉不符合再审条件，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欲证明：与上海某己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的是李某甲而非郑春海，案发后，为了推卸责任，李某甲当时与徐某某商量说，与上海某己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的是郑春海，且李某甲也一直向省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提出申诉。经质证，出庭检察员认为，李某甲出庭之前一直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其与徐某某共同陷害郑春海的情况，不符合常理，这次出庭陈述的内容不真实，应不予采信；林乙及蒋某的证言，不能证实上海某己公司徐某某与郑春海之间没有贸易往来。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某甲出庭翻供没有正当理由，且得不到相关证据印证，其之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能与在案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应采纳其之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人林乙、蒋某的证言，不能证实上海某己公司徐某某与郑春海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关于上诉人郑春海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郑春海让同案犯李某甲为其与上海某己有限公司之间生意往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价税3987611.58元，税款579396.55元没有事实依据，证据明显不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郑春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广东某甲公司、某乙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其本人，公司经营汽车配件，大部分是某己汽车的配件，不具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因公司很多客户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其就通过李某甲在莆田的公司替其开增值税发票，受票单位有上海某己有限公司，数额要以发票上记载的为准。同案犯李某甲的供述，供认上诉人郑春海让其给购货单位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某丁、某戊公司为上诉人郑春海经营的某甲、某乙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受票单位有上海某己有限公司等，受票单位将货款转账到某丙、某丁或某戊公司后，由某丙、某丁、某戊公司转账到某甲或某乙公司，有时会取现交给某甲或某乙公司员工，某丙、某丁、某戊公司与受票单位间没有实际经济往来，其从未与受票单位联系过。证人徐某某的证言，证实某己公司与郑春海经营的某甲、某乙公司进行贸易往来，收受郑春海提供的其他单位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证人陈某丙的证言，证实某丁、某戊公司开具的销项发票的受票单位基本相同，有上海某己有限公司等，某丁、某戊公司没有生产、经销汽车配件，与受票单位之间没有实际货物销售往来，受票单位汇款到某丁公司账户后，由某丁公司账户转账到广州某乙公司账户，或者由她去银行取现后交给李某甲。证人郑某某的证言，证实某乙公司是郑春海投资开办的，其只是挂名的法人代表。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税务局作出的浦税外查字（2001）第10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税收通用缴款书》，证实该税务局经对上海某己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某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郑春海交易收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面核对，发现上海市某己有限公司收受莆田县江口某丙汽车配件贸易中心、莆田县某丁贸易有限公司、莆田县某戊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货、票、款”不符的情况，对该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1109868.47元不予抵扣，补缴增值税款1109868.47元，义优金3329.61元，处补缴税额0.5倍罚款556559.04元，上述三项费用已于2001年7月19日缴纳，上海某己有限公司在该三份书证上均有加盖公章。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并有提取的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汇票、电汇单、转账支票、现金支票、资金往来一览表、购物合同、入库单、货物清单、记账凭证、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认定上诉人郑春海经营的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与上海某己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汽车配件生意贸易往来，因某甲、某乙公司不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资格，上诉人郑春海让同案犯李某甲为其与上海某己有限公司之间生意往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的事实。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郑春海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没有认定郑春海为从犯是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郑春海为与购货单位顺利达成交易，通过同案犯李某甲设立的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购货单位，其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地位与同案犯李某甲相当，原判不予区分主从犯并无不妥。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郑春海为牟取非法利益，让同案犯李某甲为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7份，税款计658185.81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判认定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郑春海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郑文贤审判员  唐国华审判员  林越峰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黄梅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