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民再1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茂康，男，195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晓媚，女，196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涛，男，198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上述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明，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裘斌，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冯国其，男，198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江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大海，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龙凤，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号。负责人：陈小霞，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容，该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麒，该支行员工。再审申请人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为与被申请人冯国其、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浙民申116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明、裘斌，被申请人冯国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大海，被申请人杭州银行保俶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容、程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缺乏证据证明。其一，本案主合同无效，但不应当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担保人承担无效结果。生效刑事判决已确认王茂康等三人系被欺骗，即其主观上不具有明知主合同无效的可能性。王茂康等三人因提供担保而从饶应彪处获得利息并无过错，是其与饶应彪之间的民事行为，不违反任何法律，也与本案无关。二审判决认定王茂康等三人为获取利息而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对造成本案损失负有过错，其已收取的部分款项应当在已支付的代偿款中予以扣除，是错误的；其二，二审认定尚无法确认出借人与抵押人之间的过错存在明显的大小之别，实际损失各承担一半法律责任，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冯国其系浙江杰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邦公司）金融部门工作人员，对公司经营状况非常了解，在2010年6月至11月期间，其将巨额资金借给饶应彪，饶应彪已无力支付利息，在2012年10月冯国其又选择委托贷款将400万元借给饶应彪，并要求王茂康等三人提供抵押担保，其转嫁风险的主观过错明显。因冯国其存在严重过错，其基于无效合同收到的415万元代偿款至王茂康等三人收到返还款期间所造成的利息损失应当予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7号、（2014）民一终字319号民事判决书对此已有明确意见。冯国其因其履行无效合同且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二审判决对该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显然错误。3.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对杰邦公司借款用途、资产状况、还贷能力等情况未尽到审查义务的情况下，就发放贷款，过错严重，原判认定杭州银行保俶支行不承担过错责任显各错误。（二）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判决王茂康等三人承担债务人未清偿的二分之一之损失，适用法律错误。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八条）明确了“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情形下的担保人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这里的不应超过是指担保人相对于主合同双方，其过错要小些，最高不能超过总数三分之一。该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这里的“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是指债权人实际遭受的损失。担保人收到担保报酬的行为，不构成担保的过错，不应承担过错民事责任。即使有新证据证明王茂康等三人存有过错，其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其二，原判对利息损失不予支持，适用法律亦属错误。理由是该利息损失属于冯国其的缔约过错所导致，该利息损失由王茂康等三人承担，不符法律规定，也不符公平原则。冯国其申请再审并答辩称：案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甲方协议均属有效，冯国其不应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理由是：1.从刑民交叉案件不同规范调整的角度说，饶应彪的犯罪行为与杰邦公司的民事行为并不等同。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犯罪主体是饶应彪，而非杰邦公司，饶应彪作为杰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犯罪行为与公司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相同，而是不同法律问题，受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2.饶应彪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杰邦公司的借款合同无效。虽然借款行为涉及欺诈手段，但合同法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中，一方以欺诈的手段、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威，必须是损害具体的国家利益，则本案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冯国其的财产，而非国家利益。故本案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借款合同，应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效力待定的合同，而非无效合同。3.即使借款合同无效，案涉抵押合同也依然有效。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双方在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案涉抵押合同第五条明确规定，本合同效力独立于银行融资合同，银行融资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效不影响本合同及抵押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抵押合同属有效合同。4.从法律价值的角度说，轻易否定履行完毕的合同关系，违反了维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目的。5.王茂康等三人承担的正是其作出的具有极大风险的商事行为的法律后果。而相比之下，冯国其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具有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且采取了合理的风险规避措施。其一，通过专业贷款机构来进行委托贷款，借助专业判断来一定程度上规避借款风险；其二，设定贷款抵押，要求借款人为借款归还提供担保。综上，案涉借款系可撤销的效力待定合同，原审认定为无效合同缺乏法律依据。冯国其在再审庭审中辩称，其在2008年8月16日被羁押在看守所，之后一直服刑三年，其对饶应彪的经营情况并不清楚的。冯国其只是看到饶应彪的外在表现，其在服刑前也曾借款给饶应彪个人200万，饶应彪已如期归还，因此认为饶应彪的资产状况没有问题。王茂康等三人认为冯国其从2008年起就是杰邦公司金融部员工，这并非事实，冯国其在本案中没有过错。杭州银行保俶支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没有过错是正确的。有关案涉合同的效力，我们倾向于合同有效，但尊重原审生效判决。本案是委托贷款，本案当事人均知晓委托贷款的性质，根据委托贷款的法律关系，法律责任都是委托人承担，银行不承担贷款责任。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根据委托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利率代为发放贷款，以银行的名义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与抵押人签订抵押合同，其已尽到了合理的谨慎的审查义务，王茂康等三人认为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存在过错，缺乏依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10年12月8日，冯国其作为委托人，杭州银行保俶支行作为受托人，双方签订了编号为2010年委贷托字第7750-3A0050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冯国其委托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发放贷款400万元。同日，冯国其、浙江杰邦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银行保俶支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冯国其委托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向浙江杰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邦公司）发放贷款4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0年12月8日至2011年12月7日止，贷款利率为月利率10‰，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按照委托贷款金额和委托贷款期限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手续费费率为每月千分之1.5，合同对借款担保、违约事件及处理等相关内容作了约定。2010年12月8日，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作为抵押人与冯国其、杭州银行保俶支行签订了《委托贷款抵押合同》一份，约定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以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滨江区××大道××碧水××室（产权证号杭房权证高新移字第××、杭房高新共字第××号、杭房高新共字第01415号）房屋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利息（含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为收回贷款所产生的公证、评估、拍卖、诉讼、执行、律师代理等全部费用），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杭州银行保俶支行依约向杰邦公司发放了400万元贷款。借款到期后，因杰邦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2011年12月12日，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向借款人杰邦公司及担保人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发出了逾期委托贷款催收通知书，要求归还借款本息共计4490667元。因杰邦公司无法履行偿还借款义务，以冯国其为委托人（甲方）、杰邦公司为借款人（乙方）、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为担保人（丙方）、杭州银行保俶支行为受托人（丁方）签订了《四方协议》，约定经甲方、乙方和丙方三方协商一致，由丙方作为担保人通过现金方式（交款方式：现金缴入杰邦公司还款账户，账号77×××79，由丁方代为扣划至甲方账户，账号77×××20）代乙方于2011年12月23日归还编号为2010年委贷借字第7750-3A0050号《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合计415万（其中代偿本金400万元，代偿利息15万元）。甲方作为委托人要求丁方免除乙方在编号为2010年委贷借字第7750-3A0050号《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剩余利息355333.33元的债务。同时，甲方要求丁方注销在编号为2010年委贷借字第7750-3A0050号《委托贷款抵押合同》项下丙方所拥有的房产证号为杭房产证高新移字第××号的房产抵押登记，丁方同意上述内容。前述代偿手续、抵押注销手续完成后，《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抵押合同》三份合同同时终止，甲方、乙方、丙方三方之间的后续法律经济关系与丁方无关，由该三方自行处理解决。由此引起的一切纠纷由甲方、乙方和丙方负责。2011年12月23日，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将借款本息共计415万元缴至杰邦公司账户，并由杭州银行保俶支行从杰邦公司账户代为扣划至冯国其账户。另查，2013年10月1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刑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认定饶应彪犯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抽逃出资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中在犯罪事实部分认定，“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被告人以上述相同手段，向被害人王茂康骗取钱款人民币300万元，许诺月息2分。期间又以支付利息为诱饵骗取被害人王茂康的房产作抵押，向被害人冯国其骗取钱款人民币400万元并许诺月息1分，后因饶应彪无力偿还，被害人王茂康代为偿还上述借款本息。至案发，被告人饶应彪本金未还，支付利息计人民币86万元。被告人饶应彪实际骗得钱款人民币614万元。”2014年6月1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刑二终字第130号刑事判决，核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饶应彪的死刑判决。上述刑事判决生效后至今，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未通过刑事追赃获得赔偿。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以重大误解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案涉《委托贷款抵押合同》无效，撤销《四方协议》。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冯国其返还基于被要求承担保证责任而代偿支付的415万元。并赔偿利息经济损失786471.11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案涉借款系冯国其委托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向借款人杰邦公司贷款，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饶应彪集资诈骗犯罪的一部分犯罪事实，因此，《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故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与冯国其、杭州银行保俶支行签订的《委托贷款抵押合同》作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亦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而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冯国其与杰邦公司之间签订的《四方协议》系以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为前提，因此，在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均无效的情形下，《四方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王茂康、沈晓媚、王涛要求确定《委托贷款抵押合同》无效的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而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以签订《四方协议》时对合同的效力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四方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各方当事人过错责任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案件证据及认定的事实，冯国其作为贷款的委托人，借款人杰邦公司向冯国其申请借款，冯国其经审查同意后委托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向杰邦公司贷款，并收取相应利息，冯国其未尽充分的审查义务，对导致合同无效承担相应的责任。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作为抵押人，在为杰邦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过程中实际获利，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亦对合同无效负有过错。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及冯国其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过错程度相当，由双方各半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杭州银行保俶支行作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并以自己的名义和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受托人不能擅自改变贷款条件，并依约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收取约定的委托贷款手续费。在本案中，冯国其及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均明知本案所涉贷款系委托贷款的性质，委托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即冯国其承担，且没有事实和证明表明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在本案合同无效中存在过错。故王茂康、沈晓媚、王涛要求冯国其承担责任的理由有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而王茂康、沈晓媚、王涛要求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被告人饶应彪以上述相同手段，向被害人王茂康骗取钱款人民币300万元，许诺月息2分。期间又以支付利息为诱饵骗取被害人王茂康的房产作抵押，向被害人冯国其骗取钱款人民币400万元并许诺月息1分，后因饶应彪无力偿还，被害人王茂康代为偿还上述借款本息。至案发，被告人饶应彪本金未还，支付利息计人民币86万元。被告人饶应彪实际骗得钱款614万元。”在庭审中，王茂康、沈晓媚、王涛认可已经从饶应彪处收取款项86万元，该86万元系借款300万的利息及提供房产抵押获利所组成，但具体如何细分不清楚。该院认为以饶应彪诈骗的总额700万元按比例予以认定较为合理，故本案所涉的400万元，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已从饶应彪处获利491428元。因此，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支付给冯国其的款项415万元中扣除491428元，剩余的3658572元应作为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的损失范围，冯国其应返还一半即1829286元。至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主张的利息经济损失786471.11元，因该利息损失并非冯国其的过错所导致，故该院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4）杭西商初字第316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冯国其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编号为2010年委贷借字第7750-3A0050号《委托贷款抵押合同》无效。二、冯国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款项1829286元。三、驳回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292元，由王茂康、沈晓媚、王涛负担29137元，冯国其负担17155元。王茂康、冯国其、王涛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没有担保过错。1、担保人过错的判断标准。担保人的过错的内涵，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以及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做中介等缔约过错。担保人过错的前提条件是“明知主合同无效”，担保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主观上不具备该前提条件，就不构成担保过错，而不应以在担保过程中是否获利来判断。担保过错是缔约过错责任，不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过错责任。2、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没有担保过错。本案中，王茂康等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并不明知主合同无效，对此，生效刑事判决已予以认定。3、杭州银行保俶支行确有过错。冯国其之所以选择委贷而不是直接借款，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对银行的信任，想借助银行对出借资金风险控制的专业服务，实现借款的安全和获利。借款合同约定“上述条件任何一项未满足，丙方（即杭州银行）有权拒绝发放贷款”，既赋予了银行有权决定借款人是否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的判断权利，也设定了银行需履行严格审查借款人是否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的把关义务。贷款之时，杰邦公司出现了《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第（1）、（2）项的违约情形，银行如尽职调查完全能够发现杰邦公司根本不符合贷款发放条件，也根本没有还款能力。杰邦公司的贷款申请不符合合同约定之情形，银行却没有依合同约定向冯国其提出拒绝放贷的合理建议，对借款人的贷款要求审查不严，对合同无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杰邦公司在借款时提供的担保是王茂康等人唯一的生活必须之住宅，而王茂康等人相对于借款人而言是社会上不特定的人，以社会上不特定的人生活必须的房屋为借款企业提供担保，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在审查贷款条件时本应尽到更多的注意和提示义务，但其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和提醒义务，也反映出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存在过错。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全面。一审判决适用担保法第五条解决了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问题，但对担保合同无效后的过错责任的规定，该条款相对原则。而针对本案系“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担保人民事责任的承担应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来确定。一审判决除适用担保法的规定外，还应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利息损失并非冯国其的过错所导致，系认定事实和理解法律错误。1、该利息损失属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是缔约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因法定事由发生，致使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其直接损失就包括受害人履行合同支出费用损耗的利息，在本案中就是指王茂康等人主张的利息损失。2、该损失是冯国其的缔约过错导致。本案中，冯国其（包括银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对合同无效负有过错责任，而王茂康等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并不明知主合同无效，并没有缔约过错，显然该利息损失应当由冯国其承担。3、从公平角度而言，如果该利息损失由王茂康等人自行承担，就会造成冯国其没有合法依据却享有该代偿款的使用权，而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没有合法理由却受到损失的不正常状态，显然有悖公平原则。四、原审判决结果错误。王茂康等人曾收到杰邦公司的利息，但这是杰邦公司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对该部分利息放入本案中处理，毫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改判支持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冯国其、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承担。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借款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饶应彪集资诈骗犯罪的犯罪事实，故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委托贷款抵押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亦属于无效合同。鉴于《四方协议》订立的前提及基础法律关系系上述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故《四方协议》亦因其基础法律关系无效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审法院关于上述三份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在有关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均无效的情形下，出借人、担保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我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予以确定。作为出借人的冯国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而出借款项，对于合同无效负有过错。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为获取利息而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客观上促成了借款的实际发生，对于合同无效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亦负有过错。从案件实际情况看，尚无法确认出借人与抵押人之间的过错存在明显的大小之别，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过错相当并确定双方对抵押人的实际损失各承担一半法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王茂康等三人以及冯国其关于自身不存在过错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鉴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已从饶应彪处收取了部分款项，故认定其实际损失时应当将该部分款项在其支付的代偿款中予以扣除，此外，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支付代偿款在当时系自愿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其主张的利息损失非冯国其的行为导致亦属合理。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在本案借款中系冯国其的受托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冯国其承担，王茂康等人对于银行在委托借款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亦属明知，故原审法院关于银行不承担过错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妥。综上，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及冯国其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14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应在本院再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说明一份，主要内容是关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在案涉抵押期间的职业、职务及三人为案涉借款提供房产抵押的经过情况就出借给饶应彪300万元，后又提供本案房产抵押。饶应彪支付了月息2分。冯国其对上述情况说明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王茂康等三人的情况说明恰好说明其为杰邦公司向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提供借款抵押存在重大过错。杭州银行保俶支行上述情况说明质证认为，王茂康等三人提供抵押是自愿的，当时抵押时对杰邦公司情况也是了解的，对证据三性无法核实，请法庭查证。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在再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1、案涉房产抵押期间，王茂康任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沈晓媚系民族宗教服务中心任会计，王涛系华夏银行客户经理。2、王茂康因同事提及饶应彪经营的杰邦公司，因借款需要房产抵押，如果帮助抵押，可以适当支付利息。之后，杰邦公司融资部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到王茂康，饶应彪一直强调向银行贷款，银行会监管审批，不会有任何风险。还带王茂康去实地参观了饶应彪办公大楼，王茂康就相信了饶应彪系列公司有相应的实力，就出借给饶应彪300万元，后又提供本案房产抵押。饶应彪支付了月息2分。本院认为，根据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的再审申请理由及现有证据，本案再审期间的争议为：一、《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抵押合同》、《四方协议》的效力问题；二、如果上述协议无效，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是否存在过错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问题。案涉借款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饶应彪集资诈骗犯罪的犯罪事实之一，故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故案涉《委托贷款抵押合同》作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而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冯国其与杰邦公司之间签订的《四方协议》以上述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为前提，在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均无效的情形下，《四方协议》亦应认定为无效。一、二审法院关于上述三份合同的效力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问题。1.王茂康、沈晓媚、王涛是否存在过错。担保人对主合同无效的过错包括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担保、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本案中，首先，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为谋取高利为冯国其出借款项提供房产抵押担保，客观上促使了本案主合同即《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成立，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的担保行为对主合同的成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根据查明事实，王茂康为谋取高额回报，不仅为本案借款提供房产抵押，且自身也有巨额款项出借给饶应彪，其对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偿还能力等理应有更高的审查义务。且根据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在再审期间提供的情况说明，王茂康、沈晓媚在案涉抵押期间系机关工作人员，王涛系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其对出借资金及为他人借款提供担保的风险预防及控制能力也应当强于一般公民。但其出借款项及为委托贷款借款提供担保均是通过单位同事介绍，对饶应彪设立的一系列公司的经济状况、偿还能力等也仅凭公司外观去作出判断，在出借款项时甚至没有要求债务人提供任何担保作为实现债权的保障，说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主观上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综上，原判认定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对主合同无效主观上存有过错，并无不当。2.王茂康、沈晓媚、王涛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人既可是债务人也可以是第三人，两者对订立担保合同时存有不同的审查、注意义务，债务人自己为担保人的，其注意义务显然高于担保人为第三人的情形。据前所述，王茂康不仅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同时自身也有巨额款项出借给饶应彪，其注意义务显然高于担保人为第三人的情形。特别是，本案中，当杰邦公司无力偿还借款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还与杭州银行保俶支行、杰邦公司、冯国其签订了《四方协议》，并履行了该协议约定的代偿义务。结合各担保人已实际履行《四方协议》，且一、二审法院未确认冯国其善意取得抵押权存有一定争议等因素，一、二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酌情确认担保人的过错责任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一定依据。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主张杭州银行保俶支行在本案中存在过错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王茂康、沈晓媚、王涛的损失范围，一、二审将其因借款获取的利息及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所获得利益的共计86万元，按比例从代偿的400万元款项中扣除，确定为其实际损失，并无不妥。至于利息损失问题。王茂康、沈晓媚、王涛请求冯国其支付其返还代偿款项之前相应的利息，因王茂康、沈晓媚、王涛代偿本案款项系其自愿按《四方协议》代偿案涉款项，期间利息损失并非冯国其行为所致，故该部分诉请原判未予支持，亦无不当。对于冯国其的再审申请。冯国其于2016年11月9日向本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6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第二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及原审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经查，冯国其于2016年1月28日签收本案二审判决，此时二审判决生效。故冯国其的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定的申请再审期限，本院依法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41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汤玲丽代理审判员  钱晓红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