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19民初8430号原告杜现敏，女，197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代理人袁孝伟，重庆百哲千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城南大街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4452004918D。法定代表人廖勇，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书记。委托代�人汤善文，重庆祥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7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405750D。法定代表人任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委托代理人李伟，重庆广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支路**号。法定代表人周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委托代理人朱幸，邹婷，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现敏与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骥独任审判，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经原告杜现敏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冯骥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华兰、罗富贵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案件审判，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现敏及委托代理人袁孝伟，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汤善文，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伟，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朱幸、邹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现敏诉称，2013年5月24日19时50分左右，原告在家不慎摔伤左脚，受伤当日21时50分到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治疗，入院诊断为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原告治疗51天后于当年7月14日16时出院，出院诊断为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骨折术后感染。原告住院期间就发现伤口处有黄色液体渗出，询问医生被告知正常情况，流完脓后过段时间就好。原告出院后在家休养期间，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安排工作人员到家里给原告消毒换药，但伤口流脓问题一直未好转，但仍被告知是正常现象。原告出院三个月按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的要求复片，但被告知情况不乐观，让原告到重庆的大医院检查再说。2013年10月16日，原告到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骨缺损伴感染，该院医生告知原告是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治疗方式存在问题导致术后骨缺损伴感染的发生，治疗方案一是截肢治疗，二是需要三至五年时�好转，医疗费用需要几十万。原告因经济困难治疗七天后出院。原告找到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寻求解决方案，2013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签订《协议书》，约定让原告继续治疗，医疗费用双方各自垫付50%，同时约定其他事项。2013年10月29日，经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安排和联系，用120急救车将原告送到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左胫腓骨创伤性骨髓炎，左胫腓骨骨折术后。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办理了原告在该院的入院手续并缴纳了60000元的医疗费用。原告治疗44天后出院在家休养。2016年6月20日，原告又到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左胫骨折术后骨性愈合，作外固定取出术，治疗6天后出院，现在家休养。经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方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108956元、误工费164343.6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8438.93元、住院护理费10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350元、医疗费170225.66元（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垫付60000元）、出院后护理费84800元、后续医疗费300元、车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等，共计628114.24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方负担。诉讼中，原告要求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按责任比例60%赔偿原告471177.69元，具体包括：残疾赔偿金77263.20元（32193元/年×20年×0.2×60%）、误工费191645.78元[67386元/年×60%×4.74年（1730天）]、被抚养人生活费47338.72元[原告之父杜明福13655.40元（22759元/年×15年×0.2×60%÷3）、原告之母梁正贤14565.76元（22759元/年×16年×0.2×60%÷3）、原告之子邓某甲2731.80元（22759元/年×2年×0.2×60%÷2）、原告之女邓某乙16386.48元（22759元/年×12年×0.2×60%÷2）]、护理费6420元(100元/天×107天×60%)、住院伙食补助费3210元（50元/天×107天×60%）、医疗费102135.39元[170225.66元（含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垫付的60000元）×60%]、出院后护理费18690元（100元/天×60%×623天×50%）、鉴定费及检查费12474.60元[20791元（含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垫付的16300元）×60%]、车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后原告又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标准为120元/天。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辩称，原告因摔伤致左下肢疼痛伴活动性流血2小时于2013年5月24日21时50分入住我院骨科，入院诊断为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原告入院后，我院积极完善相关检查，当日23时15分行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顺利，术后予以预防感染、消肿、改善局部微循环、加强换药等对症处理。但原告术后伤口情况差、脂肪液化、外伤伤口感染及骨和内固定外露。我院5月29日伤口分泌物培养见混合细菌生长，于6月6日行左胫腓骨内固定取出+外固定支架+清创+负压吸引术，并予以对症治疗，根据药敏试验抗生素冲洗。6月27日行左下肢取皮植皮及负压吸引术，术后予以对症治疗。原告2013年7月14日出院，一般情况可，骨折对位对线可，内固定在位。出院建议：伤口继续换药；非负重适当功能锻炼；每月复查X片，指导功能锻炼；如有不适，立来就诊。我院安排医生定时上门为原告更换敷料换药，促进伤口愈合，观察恢复情况。三月后，原告复片出现骨吸、缺损，治疗难度加大。我院建议原告到上级医院治疗。原告转入上级医院后因治疗费用贵、时间长、经济难以承受遂回到我院要求承担一定费用，经多次沟通及协调，原告不接受自己出资治疗，我院本着“以人为本、治病优先”精神于2013年10月28日与原告达成协议，垫付6万元医疗费给原告到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疗。原告从该处出院后，我院分别于2014年1月24日、5月6日、6月30日、7月8日、10月10日和2015年1月13日、6月18日、11月9日及2015年6月3日共9次垫付费用进行门诊随访及复片检查。原告伤情明确、诊断明确，有手术指针，符合医疗操作规范，无过错，对原告的治疗处理正确，符合医疗常规指南。原告是高处坠落伤，高能量损伤，软组织损伤重，组织失活，是后期感染、流脓、钢板外露的主要原因，同时其开放性粉碎性骨折、骨断端外露，外界的细菌污染骨组织，是感染的根本原因，原告术后伤口分泌物培养提示为混合细菌生长，原告从高处坠落至�暗潮湿地面，表明与受伤时污染重、组织挫伤严重、游离骨折块较多有关。我院在原告出现感染后积极为其治疗，并及时行两次手术，在原告出院回家后还免费上门为其换药促其康复，并在其复片出现问题后及时建议其转上级医院治疗。就现今的医疗技术条件，感染不能完全避免和预防，医学统计此类病情感染发生率为3%-7%并产生严重后果，我院已尽足够注意义务，感染出现是原告自身原因所致。综上，我院对原告的治疗过程不存在过错，原告主张的损失与我院的诊疗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中，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补充以下答辩意见：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和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我院为原告治疗和司法鉴定总计垫付了76300元费用，包括60000元医疗费和16300元医疗费过错鉴�费用，上述费用应当在我院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中予以扣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同时我院对原告的损害只应承担30%的责任，其余70%的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辩称，我院对原告的诊疗过程真实，诊疗行为符合正常的医疗常规，与原告的损害无因果关系，我院并不存在过错，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辩称，原告于2013年10月16日入院，2013年10月23日出院并自愿签署了出院同意书。原告在我院的诊疗事实属实，我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符合相关规定并无过错，与原告的损害也无因果关系。我院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4日21时50分，原告因“摔伤致左下肢疼痛伴活动性出血2小时”入住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原告住院51天后于2013年7月14日16时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骨折术后感染。原告在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共计产生医药费64250.74元。2013年10月16日，原告入住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原告住院8天后于2013年10月24日出院，该院的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均为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术后骨缺损伴感染。原告此次住院产生医药费3228.62元。2013年10月28日，原告（乙方）和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甲方）签订《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中确认：乙方因“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于2013年5月24日在甲方骨科住院，于7月14日出院，经10月13日复�，发现骨折断端愈合不良，需要继续治疗。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一、乙方自行决定甲方以外的医院进行治疗。二、在外院治疗“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的医疗费，由甲乙双方各垫付50%。三、支付方式：甲方每次预支医疗费人民币30000元。第一次预付住院费30000元签订协议后即以现金支付，之后乙方住院账户上的金额达到6万元的倍数时以转账的形式直接支付到乙方账户上。四、住院期间的护理费、营养费等按120元/天计算，甲乙双方各垫付一半，每月结算一次。五、左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感染治疗痊愈后，所有争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3年10月29日，原告入住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均为左胫腓骨创伤性骨髓炎，左胫腓骨骨折术后。原告住院治疗43天后于2013年12月11日出院。原告此次住院产生医药费96405.50元。2016年6月20日，原告再次入住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均为左胫骨骨折术后骨性愈合。原告住院5天后于2016年6月25日出院。原告此次住院产生医药费6342.25元。被告已垫付了原告的医药费60000元。另查明，原告和丈夫邓在文于1999年8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00年11月5日生育一子邓某甲，于2010年7月14日生育一女邓某乙。原告的父亲杜明福（生于1951年6月10日）与母亲梁正贤（生于1952年3月8日）共同生育三个子女，包括大女儿杜现菊，二女儿即原告以及儿子杜现孟。诉讼中，（一）原告申请对三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如果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双�当事人共同委托了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6月9日作出《关于杜现敏案的退案函》，以鉴定所需的技术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为由，将案件退回本院。后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了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渝弘正[2017]医（临）鉴字第9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第五条“分析说明”中载明，被鉴定人杜现敏的损害后果为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感染、骨髓炎；其中“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诊疗行为分析”载明：1、医方未尽到充分告知义务，侵犯患者知情权及选择权。医方在入院医患沟通和手术同意书中，均直接告知被鉴定人杜现敏需行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治疗，并未提供外固定等�疗方式供患方选择，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及选择权。2、医方未尽到风险回避义务。医方在进行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前已预见术后可能感染，在被鉴定人杜现敏开放性骨折、伤口挫伤重、周围软组织挫伤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未选择尽可能防止感染的手术方式，而是选用了容易感染的内固定手术。3、医方未及时发现并发症、充分履行医疗救治义务。医方于术后第三天2013年5月27日查房发现“左小腿、踝部肿胀，左小腿切口渗液较多，为淡黄色液体，伴恶臭，切口红肿，部分发黑”，仅考虑为脂肪液化严重，未考虑感染的可能，所以未能及时发现感染。直至2013年6月5日才发现伤口脂肪液化、伤口感染、坏死、螺钉、钢丝及骨外露，2013年6月6日再行左胫腓骨内固定物取出+外固定+VSD术。同时“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分析”载明：被鉴定人杜现敏左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属于损伤造成，且伤口挫伤重、污染严重、周围软组织挫伤严重。但由于医方在诊疗过程中未尽到充分告知义务，对并发症未尽到风险回避义务，未及时充分履行医疗救治义务，导致被鉴定人杜现敏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感染、骨髓炎的损害后果。医方的诊疗行为与被鉴定人杜现敏损伤严重的自身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损害后果，不能区分两者作用的大小。鉴定意见为：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在针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与原告的自身因素在损害后果中起共同作用，建议过错参与度为40%-60%；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在针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有过错，其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针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支付了此次鉴定费16300元。（二）后原告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时限、护理时限（住院期间与出院后的护理时限）、出院后的护理依赖程度、后续医疗费进行鉴定。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了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渝法医所[2018]临床B鉴字第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左踝关节功能丧失75%以上，属九级伤残；原告目前无后续医疗费用；若后期左下肢骨髓炎复发，其医疗费用需另行评定；原告的误工时限建议认定至本次定残前一日，护理时限建议认定为24个月（在此时限内出院后需部分护理）。原告支付了此次鉴定产生的检查费1391元和鉴定费31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重庆市南川区人�医院病历一份、医疗费用证明一份、住院费用清单一份、医疗发票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病历一份、医疗发票一张、住院费用清单一份、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历二份、医疗发票二张、费用清单二份、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社区居委会证明一份、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户籍页复印件二份、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辉煌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协议书》一份、鉴定费发票一张、检查费发票二张、收费单据一份，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举示的封存病历一份（已退还）、借款申请单一份、电汇凭证一份、缴费卡一份、支票存根一份、鉴定费发票二张，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交的封存病历一份（已退还）、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提交的病历复印件一份（已退还），本院《询问笔录》三份、《�证笔录》一份，渝弘正[2017]医（临）鉴字第9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渝法医所[2018]临床B鉴字第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等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其证明力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及责任比例的划分问题。根据渝弘正[2017]医（临）鉴字第9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可知，原告自身因素和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对原告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而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诊疗行为虽有过错，却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无过错。本院由此认定，原告和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和被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原告的损害后果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手术是创伤外科疾病治疗的一种手段，手术本身可能带来危险，而这些危险要么不出现，要么就是突然的打击，重则死亡，轻则增加医疗费，留下后遗症，影响日常生活及工作等。因此，即便医学上危险的出现可能因患者自身因素存在一定概率，但相对于患者自身因素，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规范性对患者损害后果是否出现具有更大的原因力。本案原告最初就诊时，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并未告知原告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以外的其他治疗方式，且在原告伤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并未尽可能选择防止感染的手术方式，而是让原告行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这一容易感染的治疗方式，同时在术后未及时发现并发症，�未充分履行救治义务，最终导致原告出现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感染、骨髓炎这一损害后果。因此，本院认为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应承担60%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担40%的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的各项费用认定问题。（一）医疗费。依据原告提交的医疗票据和用药清单，原告的医疗费共计产生170227.11元（64250.74元+3228.62元+96405.50元+6342.25元）。原告主张医疗费170225.66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二）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按50元/天计算107天，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对此无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即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350元（50元/天×107天）。（三）住院期间护理费。由于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按120元/天计算，且原告共计住院107天，本院依法计算原告的住院期间护理费为12840元（120元/天×107天）。（四）出院后护理费。依据渝法医所[2018]临床B鉴字第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扣减原告住院天数107天后，原告出院后的护理天数623天，同时由于原告出院后需部分护理，故，本院依法认定原告的出院后护理费为31150元（50元/天×623天）。（五）误工费。依据渝法医所[2018]临床B鉴字第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的误工时限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即2018年2月11日。本案原告从2013年5月24日受伤进入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当日即行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而原告的损害后果系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感染、骨髓炎，因此，本院依法确定原告的损害后果系2013年5月24日在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行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当日产生。同时原告并未举证证�其有固定收入来源，亦未举证证明其所从事的行业，而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认可原告误工费按100元/天计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本院依法确定原告的误工费为172500元（100元/天×1725天）。（七）残疾赔偿金。原告系城镇居民，左踝关节功能丧失75%以上属九级伤残，其伤残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的伤残赔偿金。本案原告的伤残鉴定结论系2018年2月12日作出，因此，原告的伤残赔偿金应按照2017年重庆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93元计算20年即128772元（32193元×20年×0.2）。此外，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应纳入残疾赔偿金项目。由于原告系城镇居民，因此，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均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付标准计算。由于本院已支持原告从受伤后至伤残鉴定结论作出前一日的误工费，因此，原告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从伤残鉴定结论作出当日即2018年2月12日起计算。原告父母共同生育包括原告在内的三个子女。原告生育有两个子女。原告父亲杜明福出生于1951年6月10日，至2018年2月12日年满66周岁，因此，杜明福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241.73元（22759元/年×14年×20%÷3人）；原告母亲梁正贤出生于1952年3月8日，至2018年2月12日年满65周岁，因此，梁正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2759元（22759元/年×15年×20%÷3人）；原告的儿子邓某甲出生于2000年11月5日，至2018年2月12日年满17周岁，因此，邓某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275.90元（22759元/年×1年×20%÷2人）；原告的女儿邓某乙出生于2010年7月14日，至2018年2月12日年满7周岁，因此，邓某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034.90元（22759元/年×11年×20%÷2人）。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71311.53元（21241.73元+22759元+2275.90元+25034.90元）。因此，原告的伤残赔偿金共计200083.53元（128772元+71311.53元）。（八）鉴定费。依据鉴定票据和鉴定检查费票据，两次鉴定共计产生鉴定费19400元，鉴定检查费1391元，共计20791元。（九）交通费。由于原告并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门诊治疗和往返交通费2000元的合理性，本院依据交通费发生的必要性、合理性，结合原告损害结果发生后治疗期限较长，本院酌定原告的交通费为1500元。（十）精神抚慰金。由于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有主要过错，故，本院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为5000元。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619440.19元。对于精神抚慰金5000元，不属于按责任比例的赔偿范围，依法应由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全额赔偿；对于其余损失614440.19元（619440.19元-5000元），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为368664.11元（614440.19元×60%），原告应当自行承担245776.08元（614440.19元×40%）。因此，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373664.11元（368664.11元＋5000元）。由于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已先行了垫付了医疗费60000元以及鉴定费16300元，故，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应向原告支付的赔偿款为297364.11元（373664.11元-763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杜现敏支付赔偿款297364.11元。二、驳回原告杜现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80元（原告已申请缓缴），由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负担5000元，原告杜现敏负担50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80元，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冯 骥人民陪审员  李华兰人民陪审员  罗富贵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龙军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