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25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锦文，男，196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波，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毅，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双花，女，197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焯铭，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锦文因与被上诉人陈双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2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锦文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陈双花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由陈双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声明》是股权转让的约定没有法律依据。2014年，陈双花投资成立了广州市双红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红公司），由陈双花出任双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实际经营由袁锦文负责。由于陈双花不参与双红公司的经营管理，为避免承担公司的债务及法律责任，陈双花要求袁锦文与第三人共同作出声明。《声明》内容是针对陈双花从2015年2月25日起对双红公司的经营生产、法律责任、债权债务不再担责。根据双红公司的章程第九条第一款及第二款，针对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已有明确约定。《声明》中所表述陈双花无法行使的权利仅仅是章程赋予股东权利的一部分，陈双花仍可行使包括表决权、分取红利等权利。2016年8月3日，双红公司股东会召开临时会议。根据股东会决议显示：会议召集人（执行董事）是陈双花，陈双花仍作为双红公司股东参与股东会决议。因此，根据章程规定，在陈双花仍具有行使股东权利资格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声明》就认定陈双花转让股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原审法院认定《欠条》所述金额为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袁锦文与陈双花于2003年认识，并一直维持情侣关系。原审法院根据《声明》和《欠条》就认定袁锦文与陈双花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欠条》所述的金额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袁锦文对陈双花做出的感情上补偿及偿还部分借款。三、原审法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双红公司的股权价值。2016年8月10日，双红公司原股东江少红将其拥有的公司股权作价11万元转让给袁俊杰。根据章程可知，原股东江少红拥有公司50%的股权，陈双花拥有50%的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是20万元。由此可知，双红公司的股权价值与公司价值基本持平。若袁锦文向陈双花收购股权，股权转让款也不可能严重超过股权本身的价值。原审法院认为袁锦文以72万元收购价值11万元的股权，明显不符实际。四、袁锦文和陈双花是情人关系，当初成立涉案的公司，是由陈双花和另一股东各占50%各出资10万元成立，后来公司的价值一直在16万元左右。涉案公司一直到2017年5月还给陈双花购买社保，进一步证明没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其依然是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2015年2月25日双方情人关系发生破裂，陈双花扬言要到袁锦文的工作单位去告他，且把这个事情告诉袁锦文的家人，在无奈之下，袁锦文写了72万元的欠条，袁锦文是国有企业的干部，现在已离职。即使声明是股权转让协议，也应有股权转让条款，才有可能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且这涉及到股权转让的另一股东是享有优先受让权的，声明上没有同意，所以袁锦文转让给陈双花的股权是无效的。本案涉嫌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请求依法驳回。
陈双花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
陈双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锦文向陈双花支付欠款520000元和利息（其中20万的利息从2015年5月2日起计算至2017年1月6日，其余52万的利息从2015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还清为止）；2.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袁锦文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双花原系双红公司的股东，其持有双红公司的股份。2015年2月25日，陈双花、袁锦文约定由陈双花将其持有双红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袁锦文。当日，双方立下《声明》确认：“从2015年2月25日起，双红公司所有的经营生产、法律责任、债权债务与法人代表陈双花无关。”该《声明》有陈双花、袁锦文及陈圣福（股东江少红的丈夫）签名，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
同日，袁锦文就股东转让款的事宜向陈双花立下《欠条》确认：“今欠陈双花人民币720000.00整，于2015年12月30前归还。2015年5月1日前还200000.00。”袁锦文在该《欠条》落款处签名并加盖指模确认，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下午17点”。
立下上述《欠条》后，袁锦文分别于2017年1月7日、2017年1月23日及2017年2月25日还款3万元、10万元、7万元，共计20万元。陈双花向袁锦文追收余款52万元（72万元–20万元）无果，遂成讼。
另查明，袁锦文提供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的《收据》，该收据载明如下内容：“今收到袁锦文还二哥借款贰万伍仟元整（￥：25000.00）。”陈双花在收款人落款处签名。
原审诉讼中，陈双花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袁锦文价值52万元的财产，陈双花、梁少武提供其名下的房产为申请财产保全作担保。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14民初2722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法查封了袁锦文名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62号之二701房的产权。
原审法院认为：陈双花、袁锦文约定，由陈双花以72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双红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袁锦文，有陈双花、袁锦文及案外人陈圣福签名并按指模确认的《声明》及有袁锦文签名并按下指模确认的《欠条》等证据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袁锦文已支付股东转让款的数额？
袁锦文称在2017年1月及2月共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000元，有陈双花签名确认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7年1月7日（还款金额3万元）、2017年1月23日（还款金额10万元）及2017年2月25日（还款金额7万元）的《收据》3张为证，陈双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袁锦文称2015年陆续向陈双花还款20万元，陈双花在此前的起诉状也已承认，只是二人关系尚可，故没有要求陈双花出具收款收据。陈双花称其在起诉状陈述于2015年支付20万元是记忆偏差，事实上该20万元是于2017年1月至2月期间支付。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袁锦文作为付款履约方，应对该付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袁锦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袁锦文称2015年开始双方关系已开始恶化，陈双花甚至将公司的财务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全部拿走，若袁锦文于2015年间付款，仍未要求陈双花出具收据，也不符合一般常理。再次，陈双花确认袁锦文支付20万元，该付款数额与袁锦文出具《欠条》证实的付款20万元的事实一致，只是时间有出入，陈双花该记忆的偏差，应允许其补正。综上，袁锦文称于2015年期间还向陈双花还款20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袁锦文还二哥借款贰万伍仟元整。（￥25000.00）。”即上述还款并非归还本案款项（而是归还陈双花二哥借款），袁锦文要求上述还款抵扣本案欠款，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袁锦文称为陈双花缴纳社保费用共计33758.90元，并要求在本案欠款扣减，陈双花不同意袁锦文该主张。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显示，纳报人的名称为双红公司，并非袁锦文，袁锦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社保费用由其支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陈双花为双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然是公司的员工，双红公司为其员工购买社保，是其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再次，即使上述费用由袁锦文支付，该行为亦是袁锦文自愿行为，该行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综上，袁锦文要求扣减上述费用，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袁锦文仍欠陈双花股权转让款52万元（72万元–20万元）未付。袁锦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须以办妥工商登记为前提，且袁锦文已以《欠条》的形式确认欠款，并承诺还款，故现陈双花要求袁锦文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2万元，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袁锦文立下《欠条》承诺本案72万元欠款于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其中20万元于2015年5月1日前还），但其没有按承诺付款（仅在2017年1月7日至2017年2月25日期间共支付20万元），造成了陈双花利息的损失，故陈双花要求袁锦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以52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袁锦文认为不应赔偿陈双花的利息损失，与法律规定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袁锦文称本案的欠款是基于情理给予陈双花的补偿，并非股权转让款，袁锦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且该辩与本案采信的证据不符，故对袁锦文该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7年9月22日判决：一、袁锦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欠款52万元给陈双花；二、袁锦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案欠款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以2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5年5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7年1月6日；以52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5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给陈双花。原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财产保全费3120元，由袁锦文负担。
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袁锦文提交证据如下：1.录音光盘，拟证明袁锦文、陈双花之间的情人关系。2.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涉案另外50%股权价值11万元。3.税务师事务所2014年到2015年的审计报告书，拟证明涉案公司的价值。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涉案公司现状。陈双花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应不予采纳。对于证据1，陈双花不确认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2，陈双花认为真实性无法认定，双红公司在2015年2月25日已完全转让给袁锦文，陈双花离开了这个公司，也不控制管理公司。股东决议是在2016年8月3日作出的，陈双花在上面没有签名，不确认真实性，与陈双花无关。新增的股东袁俊杰是袁锦文的儿子，不知道与江少红是什么关系。对于证据3，真实性由法院来认定。资产负债表是由税务所税务师作出的，税赋比较重，当事人可能为了避税。该价值陈双花不认可，陈双花真实的投资有六七十万元，股权转让的价值不是强制性，都是基于双方自愿达成的价值。陈双花认为资产负债表不能真实反映这些情况。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是袁锦文、陈双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从《声明》的内容来看，《声明》实质是排除了陈双花在双红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该《声明》不仅有双红公司的两位股东（股东江少红由其丈夫陈圣福）的签署，也有袁锦文的签名确认，符合股权转让当事人的形式特征。如果非股权转让的话，袁锦文的签名确认则与常理不符，袁锦文抗辩称陈双花仅仅是挂名，双红公司实际上由其经营控制，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其次，从《声明》和《欠条》签订的时间来看，虽然《欠条》并未明确欠款就是股权转让款，但两者在同一天签署，在《欠条》并未明确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且袁锦文也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欠款是基于其他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陈双花主张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欠条》是袁锦文对股权转让款的确认，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双方是否是情人关系以及双红公司的真实价值是多少，并不能否认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关系的存在及效力，故本院对双方是否是情人关系以及双红公司的真实价值不作认定。退一步讲，即便袁锦文称上述欠款是对陈双花的经济补偿或偿还之前的借款属实，那么袁锦文也应当按《欠条》向陈双花支付相应款项，陈双花主张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并不损害袁锦文的利益。
综上所述，袁锦文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上诉人袁锦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佑平
审判员 杨 凡
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胡惠玲
陈莹颖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