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54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岩，女，198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号国宾酒店写字楼***室。负责人:孙广亮，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庆鸿，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庆鸿，男，197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后墙路*号。上诉人李岩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8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岩，被上诉人华堂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庆鸿、被上诉人邓庆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重新审核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造成的损失，并依法改判：1.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更正其代理的行政诉讼中的错误陈述和质证；2.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不作为，未按事实陈述澄清事实，承担民事责任；3.华堂律师事务所对邓庆鸿未监管产生的损失，负民事连带赔偿责任；4.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退还代理费3000元；5.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造成损失9000元；6.因华堂律师事务所未监管和邓庆鸿不作为造成李岩精神损失赔偿2万元；7.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本案委托代理中，邓庆鸿律师在代理过程未从维护李岩的利益出发，未完成委托事项，且在履行委托事项时存在重大过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邓庆鸿律师陈述的李岩踢了黄家余与事实真相不符，且李岩在庭上多次提醒，邓庆鸿律师拒不改正；2、公关机关在庭前未提供视频光盘，在庭审中未播放完整视频资料，但邓庆鸿律师却未要求答辩期，当庭进行胡乱质证，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承认收到光盘；3、邓庆鸿律师收到公安机关完整视频光盘后，未与李岩沟通，即自行邮寄了与李岩意见及事实情况不一致的代理意见，提出了正当防卫的错误观点；4、一审庭审结束后李岩对笔录有异议不签字，邓庆鸿律师诱导李岩进行签字；5、李岩要求提交申请调取执法记录仪等资料，邓庆鸿律师未提交；6、二审上诉状中邓庆鸿律师的陈述正确，但在二审庭审时邓庆鸿律师仍没有按照正确情况发表意见；由于邓庆鸿律师的代理错误，使李岩背负巨大精神压力，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因此，华堂律师事务所和邓庆鸿律师应当退还诉讼费，并赔偿相应损失。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有误。一审笔录中未记录邓庆鸿律师在开庭前陈述事实与理由时，其在代理行政案件时承认李岩踢了黄家余的相关事实，李岩申请法院补正笔录，但卷宗里没有任何记录，也未做标注。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岩的所有起诉请求均属于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审理范围，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第六十四条支持李岩的所有诉讼请求。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李岩支付了3000元律师费，华堂律师事务所开具了发票。后华堂律师事务所指派邓庆鸿律师代为立案、出庭应诉、庭前准备质证意见、庭后补交了补充质证意见，已充分履行了代理职责。对李岩提出的问题回应如下：1、在答辩期上邓庆鸿律师没有过失，在庭审阶段，邓庆鸿律师考虑到视频比较直观，查看视频后，发现李岩确有踹人动作，就从防卫角度进行了答辩，也要求公安机关庭后提供光盘，并表示有权发表补充质证意见；2、庭后10天左右邓庆鸿律师收到光盘后，即将视频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李岩，并发表补充质证意见，认为黄家余存在自伤行为，伤情与李岩踢的动作是否有因果关系存疑，并将该意见在李岩签字后向法院提交；3、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因此，邓庆鸿律师未答应李岩要求申请调取执法记录仪的申请；4、二审时，邓庆鸿律师三易其稿，最终李岩签字同意，二审庭审结束后，李岩要求以其本人陈述为准，邓庆鸿律师亦按照李岩的要求对法院进行了说明，后李岩拒签笔录，并要求邓庆鸿律师不得签笔录，为慎重起见，邓庆鸿律师让李岩签字说明是其要求代理律师不签笔录。李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庆鸿更正在李岩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诉讼中的错误陈述和质证；2.邓庆鸿为其不作为承担行政责任；3.华堂律师事务所对诉讼请求第一项、第六项邓庆鸿的民事责任及邓庆鸿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向李岩承担连带责任；4.华堂律师事务所返还李岩代理费3000元；5.华堂律师事务所赔偿李岩经济损失9000元；6.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赔偿李岩精神损失2万元；7.华堂律师事务所、邓庆鸿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3日，李岩（甲方）与华堂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行政案件委托代理合同》，载明李岩因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诉讼纠纷一案，聘请乙方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进行第一、二审诉讼。该合同与本案有关的约定如下：第一条、乙方接收甲方委托，委托律师在下列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对方当事人名称或姓名：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案由：行政诉讼。审级：一审、二审。第三条、乙方的义务。1.乙方委派邓庆鸿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2.乙方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第一条所列委托代理事项；3.乙方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判断，向甲方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4.乙方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甲方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5.乙方律师不得违反《律师执业规范》，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委托代理人；6.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机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7.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当单独建档，应当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务应当妥善保管。第五条、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三千元。第八条、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第二条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代理费。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或者违反第二条第5-7项义务之一的，乙方应当通过其所投保的执业保险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合同签订后，李岩向华堂律师事务所支付了代理费3000元。李岩作为委托人向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庆鸿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邓庆鸿律师在其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之间不服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一案进行代理。委托事项：1、立案、出庭应诉、搜集和提交证据、接收送达；2、提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签署法律文书；3、代为上诉。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邓庆鸿代理李岩在其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诉讼案件中从事了立案、一审开庭、上诉、二审开庭工作。双方一致确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7日开庭审理李岩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诉讼一案，该案庭审中，邓庆鸿陈述了李岩踢案外人黄家余，李岩本人陈述其没有踢黄家余。一审开庭结束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交的证据视频光盘后，李岩与邓庆鸿一同观看该视频光盘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补充质证意见，认为视频显示李岩没有接触到第三人的腿部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5）朝行初字第857号行政判决书，“李岩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因黄家余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0日，被告对李岩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笔录中记载李岩陈述，事发当日其在B座703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第三人推搡其胳膊和胸部，报警后其看到第三人躺在地上，其未对第三人实施殴打。被告调取的现场监控录像显示，李岩实施了脚踹第三人的行为……。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李岩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判决如下：驳回李岩的诉讼请求。”该案一审判决后，李岩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京03行终502号行政判决书，载明：“……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黄家余出生年月为1948年12月30日，至2015年9月10日事发时已经年满六十岁，且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李岩对黄家余实施了殴打行为……。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李岩诉讼请求第一项要求邓庆鸿更正在李岩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诉讼中的错误陈述和质证、第二项要求邓庆鸿为其不作为承担行政责任、第三项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对邓庆鸿的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不属于诉讼代理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且邓庆鸿不属于本案诉讼代理合同相对方，对李岩以上诉讼请求，本案中不予处理。李岩与华堂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行政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签约双方应各自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华堂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邓庆鸿依约从事了涉案行政诉讼一审立案、开庭、上诉、二审开庭等代理工作。尽管华堂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邓庆鸿在一审开庭时陈述有李岩踢了黄家余的表述，该表述内容与李岩本人陈述不一致，但该案一审查明事实依据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调取的现场监控录像，且李岩本人也参与了该案一审的庭审并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邓庆鸿该行为未给李岩造成不利影响。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邓庆鸿违反勤勉、尽责义务。现李岩以华堂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错误陈述、代理存在错误为由，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退还代理费3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李岩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赔偿其经济损失9000元的主张，因李岩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对此该院亦不支持。关于李岩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赔偿精神损失2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岩要求邓庆鸿赔偿精神损失2万元的诉讼请求，因邓庆鸿不是涉案合同相对方，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岩提交了以下证据:1.三段录音片段，内容显示李岩对当庭播放的视频提出要答辩期，邓庆鸿说先看一下再说；一审庭审后，李岩又向邓庆鸿说了要答辩期的事；李岩对邓庆鸿说没有踢人，但邓庆鸿说视频显示这样；证明李岩多次向邓庆鸿提醒其表述和质证错误，且多次提及答辩期之事；2.三段录音片段，内容显示，邓庆鸿称从视频上来看，虽然被挡住了，但还是踢到了，李岩向邓庆鸿指出，“踢”这个词表达不准确，本身就表明踢到了，黄家余是自己打击自己腿部，李岩并没有踢人，邓庆鸿说在庭上没用“踢”，用的是“抬腿”；证明邓庆鸿在收到光盘并审查完全部视频后，依然未发现未播放视频的主要证据；3.一段录音片段，内容显示法官询问邓庆鸿代理时是否陈述李岩踢人，邓庆鸿表示其当庭表明的意思是这样的，主要是从正当防卫角度来辩护，但李岩陈述其没有踢，也记入了笔录；证明本案一审时邓庆鸿向法官承认其在代理过程中陈述的内容与李岩内容不一致，代为承认李岩踢人；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复印件，其上显示，2016年4月5日邓庆鸿签收了被告证据（含光盘），证明邓庆鸿在履职上存在重大过失，当时公安机关并没有向法庭提交光盘，邓庆鸿却签字确认收到。华堂律师事务所和邓庆鸿的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关于答辩期的问题，邓庆鸿建议不要答辩期，因为看了视频后很直观；关于是否踢人的问题，邓庆鸿认为视频显示李岩确有踢人动作，邓庆鸿有权提供观点，并未要求李岩必须接受其观点；2.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邓庆鸿在庭上发表的意见是踢人了，庭后发表了补充质证意见，内容为李岩有踢人动作，但是否踢到黄家余因为被挡住了看不清，所以证据不能显示李岩踢到了人，但从视频来看，硬说李岩没有踢到人也说不过去。3.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邓庆鸿在庭前与李岩沟通过，李岩同意邓庆鸿从正当防卫的角度进行辩护。4.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原件，邓庆鸿确实签了送达回证，但无法确认“含光盘”三个字是否在邓庆鸿签字后补加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按照该条法律规定，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当事人只能择其一起诉。本案中，李岩系基于《行政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将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审理。《行政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约方为李岩和华堂律师事务所，虽邓庆鸿作为华堂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实际履行了涉案委托事项，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对缔约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本案中因履行《行政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均应由华堂律师事务所承担，就李岩上诉提出的要求邓庆鸿承担民事责任的各项上诉请求，本院均予以驳回。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主要为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而损失赔偿的范围主要是对可预见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而不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因此，对于李岩提出的要求更正行政案件诉讼中的错误陈述、赔偿精神损失等上诉请求，均无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行政案件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李岩支付了3000元律师代理费，华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邓庆鸿履行合同项下的委托事项。李岩上诉提出，邓庆鸿履行委托事项时存在重大过失，未维护李岩利益，因此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退还代理费3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中，邓庆鸿明确认可其在代理行政诉讼案一审开庭时，确向法庭提供了“李岩踢了黄家余”的表述，而该表述未得到李岩的认可，李岩认为自己没有踢人，并曾多次提醒邓庆鸿；庭后李岩向邓庆鸿提出要求提交申请法院调取执法记录仪的申请，邓庆鸿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拒绝了李岩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如果邓庆鸿在履行委托事务时与李岩在观点上存在认识分歧，应通过沟通交流并准确理解委托人李岩的真实意愿后再进行委托事务的执行，邓庆鸿擅自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和认识，发表与委托人李岩意见相左的意见，违反了受托人的法定职责，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邓庆鸿系代表华堂律师事务所从事职务行为，故相应民事责任应由华堂律师事务所承担。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李岩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退还其支付的代理费3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李岩上诉提出，邓庆鸿履行委托事项时给李岩造成不利影响，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赔偿经济损失9000元。本院认为，邓庆鸿虽在代理期间提出过与李岩不同的代理意见，但其本意系为维护李岩的利益，从正当防卫的角度为李岩进行辩护，并无使李岩败诉或使李岩合法权益受损的故意；经李岩提醒后，邓庆鸿在庭后提交的补充质证意见及二审中对观点进行了修正，反复强调李岩未接触到第三人的腿；此外，邓庆鸿在整个行政诉讼过程中，从事了立案、庭前准备、出庭应诉、庭后补交质证意见等工作，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法院做出裁判的主要依据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提交的现场监控录像，并不是依据邓庆鸿曾作出的不当陈述，因此，李岩上诉提出的要求华堂律师事务所承担损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岩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8098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岩代理费3000元；三、驳回李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负担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由李岩负担525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负担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李岩负担52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经纬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石 婕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