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64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2，男，2001年1月9日出生。
上诉人兼张×2之法定代理人（原审原告）杜××，女，1977年3月18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牛润莘，北京市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前街76号C1座108。
法定代表人郝永昶，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丽泽金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前街76号C1座211室。
法定代表人陈楷，董事长。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龙兴，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女，1944年9月4日出生。
上诉人杜××、张×2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03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张×2、杜××共同诉至原审法院称：张×2系杜××与张×1之子，韩××系张×1之母。2003年4月12日，杜××与张×1经丰台法院调解离婚。张×2、杜××户籍地为北京市丰台区×××310号内1号。2013年11月，张×2、杜××户籍地、居住地拆迁，北京丽泽金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开发公司）作为拆迁人，负责×××地区的拆迁安置工作。同时颁布了《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农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拆迁工作开始后，张×2、杜××多次找到开发公司向其言明二人特殊情况及安置要求。2013年12月，开发公司在张×2、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二人居住的丰台区×××310号院内1号拆除。经查，2013年11月30日，在张×2、杜××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发公司与韩××就包括张×2、杜××居住的310号内1号房屋签订了《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2013年12月1日，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置业公司）与韩××签订了《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将张×2、杜××享有的权利擅自处置。我们认为：我们在×××310号内1号合法居住，享有合法户籍，且×××310号内1号为我们的唯一住所，开发公司、置业公司及韩××未与我们协商，擅自处分我们的权利，非法拆除我们的唯一住房，排除我们在×××310号内1号的居住权利和依法享有的被安置权，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开发公司、置业公司及韩××之间签订的《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无效。
开发公司与置业公司共同辩称：韩××系×××310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和宅基地使用权人，即签署合同的主体。张×2系被安置人口，但不是所有的被安置人口都会作为签署合同的主体。拆迁时，杜××与韩××之子张×1已经离婚，在×××310号无正式房屋且未实际居住，杜××仅有户口在×××310号，不能成为被安置人。不知情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总之，不同意张×2、杜××的诉讼请求。
韩××辩称：我是房屋的产权人，我有权利签合同，与张×2、杜××无关。因此张×2、杜××起诉要求确认我与开发公司、置业公司所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故我不同意张×2、杜××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韩××与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韩××与置业公司所签订的《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张×2对于拆迁知情与否不构成合同无效的理由。张×2作为被安置人，其享有的拆迁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关于张×2享有的拆迁利益可另行主张。杜××主张其应为被安置人，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故张×2、杜××诉请要求确认韩××与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韩××与置业公司《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4月判决：驳回张×2、杜××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2、杜××均不服，共同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杜××作为张×2的法定监护人，张×2的实体权利，应当由杜××而非韩××代为行使；二、开发公司制定的《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农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对杜××、张×2没有约束力；三、韩××以欺诈、隐瞒的方式，开发公司、置业公司明知张×2、杜××在被拆迁房屋处有独立户籍并实际居住，却与韩××签订合同，双方属于恶意串通。开发公司、置业公司及韩××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张×1系韩××之子，张×1与杜××原系夫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01年1月9日生育一子张×2。2003年4月12日，经法院调解，张×1与杜××离婚，张×2由杜××抚养。
2013年11月6日，××××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宅基地认定书》，认定韩××在×××310号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
2013年11月30日，韩××作为被搬迁人（乙方）与开发公司作为搬迁人（甲方）签订《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内容为：“乙方在搬迁范围内需要搬迁的房屋位于丰台区×××310号……经认定，乙方现有在册人口6人，被安置人口6人，分别是户主韩××、之夫张×3、户主张×1、之妻贺××、之子张×4、之子张×2。”同日，韩××（乙方）与开发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购买定向安置房。
2013年12月1日，韩××（乙方）与置业公司（甲方）签订《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
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张×2、杜××提交户口簿，其上显示张信航、杜××户口均在丰台区×××310号内1号。开发公司、置业公司、韩××认为户口薄与本案无关。杜××称在与张×1离婚后至拆迁前与张×2在丰台区×××310号内1号居住。开发公司、置业公司、韩××认为与事实不符，且与（2003）丰民初字第5339号民事调解书中探视条款相悖。
张×2、杜××提交《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农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其中第三章第八条载明：下述人员不予认定为被安置人口（一）户口虽在搬迁范围内，但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计入被安置人口：1、在搬迁范围内无正式批准的宅基地；2、与被搬迁人无任何关系的“空挂户”；3、与被搬迁人无子女、外（孙）子女关系的人员；4、虽与被搬迁人具有亲友关系，但不属于被搬迁人所在村原始村民的。开发公司、置业公司、韩××对此项证据均予以认可。
上述事实，有《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宅基地认定书》、（2003）丰民初字第5339号民事调解书、《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韩××作为被拆迁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及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与开发公司签订《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与置业公司签订《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发公司制定《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农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约束本次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人及拆迁行为，开发公司依据该拆迁政策对于被安置人的认定标准，考虑到张×2的户籍及居住情况，将其列为被安置人，赋予其一定的拆迁利益，法律并不禁止该行为。杜××作为张×2的法定监护人，可以代为行使张×2所取得的实体权利。杜××称其应为被安置人，开发公司不予认可，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开发公司本次拆迁的认定标准，本院无法支持。据此，韩××与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韩××与置业公司所签订的《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北区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张×2、杜××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0104元，由张×2、杜××共同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0104元，由张×2、杜××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周梦峰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