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604号
原告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陆曹毅。
委托代理人肖咏萍，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春桃，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国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向美洪。
委托代理人袁仲刚，广东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衷颖，广东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深圳市国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定期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5月9日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彭春桃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袁仲刚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2月7日，原、被告签订租船合同，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泰锋”轮在深圳盐田港进行施工作业，租期自2010年2月3日至同年4月15日，月租金为350万元，若超出550小时的工作时间，按每小时人民币6，363元计算租金。该协议履行至2010年4月11日。随后，原、被告于2010年12月22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每月租金300万元。上述施工结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租金，但被告仅支付了人民币4，080，548元，余款至今未付。故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租金人民币5，067，414元及其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1年2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被告辩称：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租金人民币5，620，655.33元，其中原告已确认收到人民币4，080，548元，余款人民币1，540，107.33元，被告亦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滞纳金显然过高，依法应当予以调整，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滞纳金符合法律规定。另被告迟延履行造成的原告的实际损失，应为银行贷款利息，并非逾期付款的本金，故30%的违约金应以该贷款利息作为基数计算。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租船合同和补充协议，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租船合同，并约定相应的权利义务。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2、租金结算表及施工日报表，以证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租金等人民币4，364，432元。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面制作的，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故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并综合其他证据认定该证据的证明力。
3、租金油料结算表，以证明原告履行了补充协议的义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租金3，561，462元。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4、催款通知及寄送凭证，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讨欠款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被告未收到该通知，且对通知的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且收寄凭证上记载妥收，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5、船舶所有权证书，以证明“泰锋”轮的船籍港为上海。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6、案外的租船合同及催款通知，以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两笔共计人民币70万元款项中的人民币30万元系用于支付案外合同的尾款。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案外的租船合同与本案无关，且被告亦未拖欠相应的款项，另该两笔的付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0万元与人民币50万元，与原告主张的人民币30万元欠款金额也不匹配。本院认为，因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7、光船租赁合同、交接书，以证明原告已将涉案船舶光租给上海育凌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收下简称“育凌公司”），育凌公司再转租被告，被告支付保险费系代育凌公司支付，与涉案合同无关。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中的光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交接书系原告公司内部文件，不具有证明力。被告根据原告的缴费通知书为原告代垫了保险费，与育凌公司无关。本院认为，因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并综合其他证据认定该证据的证明力。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工作时间总表、租船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施工日报表，以证明被告应付租金的金额及租金计算依据。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系被告自行制作的材料，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被告应付租金应以原告的统计为准。本院认为，因原告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并综合其他证据认定该证据的证明力。
2、付款明细表、缴费通知书、付款凭证及转账凭证，以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等人民币5，385，548元。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所支付的款项其中人民币30万元履行案外的合同，人民币100万元的收款人是育凌公司与原告无关，人民币5000元伙食费原告没有收到，人民币235，107.33元保险费系被告为育凌公司支付，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因原告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并综合其他证据认定该证据的证明力。
经对上述证据的审核认定，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0年2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船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泰锋”轮挖泥船进行施工作业，租期暂定2个月（自2010年2月3日至2010年4月15日止），月租金为每月人民币350万元，施工运转时间为每月550小时，若超过550小时，以每小时人民币6，363元计收租金，若不足550小时，以每小时人民币6，363元扣减租金；在合同签订3天内，被告向原告支付调遣费人民币20万元，用于涉案船舶从广西钦州港调往深圳盐田港的费用；在合同签订5天内，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人民币100万元，开工满30天或720小时，被告再支付租金人民币100万元，剩余租金在2010年6月份内结清；若被告逾期支付租金，则按应付租金的日千分之二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滞纳金；原告负责船舶保险和船员人身保险，并保证设备处于正常状态。根据原告制作的施工日报表记载，“泰锋”轮施工时间自2010年2月3日19时45分至2010年4月11日24时止，租金结算时间为954小时48分钟，租金为人民币6，215，240元。根据被告制作的租金日报表记载，租金结算时间为749小时23分钟，租金为人民币4，721，115元。经庭审调查，原、被告双方均确认租金结算时间为855小时，按每小时人民币6，300元计算，被告应付原告租金人民币5，386，500元。
2010年12月22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泰锋”轮进行施工作业，按每月施工运转500小时，月租金人民币300万元进行结算，其他条款原、被告按原订的合同参照执行。2011年7月21日，原告制作了租金油料结算表，该结算表记载，施工时间为自2010年12月22日20时至2011年1月24日12时止，被告在该结算表上盖章确认应付租金人民币3，561，462元。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还确认，在履行租船合同期间，原告应付被告油差款人民币272，729.20元，在履行补充协议期间，被告应付原告油差款人民币97，483元，两项相互抵扣后，原告还应付被告油差款人民币175，246.20元。
另查明，被告付款情况如下：2010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0万元；同年2月10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50万元；3月3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20万元；3月12日，被告为原告垫付了保险费人民币210，808元，原告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支付“泰锋”轮保险费人民币210，808元并同意该保险费在租金中扣除；3月19日，被告向陆惠明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50万元，原告在庭审中对该款项予以确认；5月1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30万元；6月11日，被告向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南山支公司（以下简称民安保险）支付上述费用，原告出具委托书确认委托被告支付“泰锋”轮保险费人民币24万元并同意该保险费在租金中扣除；11月24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30万元；12月1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100万元；12月23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30万元；2011年1月19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40万元；同年1月30日，被告支付了“泰锋”轮保险费人民币129，740元，原告在庭审中对此予以确认；1月30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10万元；被告称其于4月21日委托广州市四维城科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泰锋”轮保险费人民币235，107.33元。民安保险的缴费通知书记载，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原告应于2011年3月2日支付“泰锋”轮的第二期保险费人民币235，107.33元。
此外，2010年12月10日，被告向案外人育凌公司付款人民币100万元，在收款收据上记载“今收到深圳国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零拾零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元零角零分（100万元），摘由泰锋轮租船定金”，经收人为陆惠明。在庭审中，原告称陆惠明是育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笔款项系属被告与育凌公司的合同定金，原告没有收到。被告提供的2010年12月31日的付款申请书记载，领款人向志锋支付“泰锋”轮伙食费现金人民币5，000元。在庭审中，原告未确认收到该笔款项。
再查明，2008年11月2日，原、被告另签订案外的租船合同。2009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通知书，催促被告支付该合同的租金人民币70万元。同年8月3日，原告向被告再次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被告支付该合同的租金人民币30万元。在庭审中，被告认为该合同款项已经结清，否认其还欠付租金人民币30万元。
又查明，2011年1月19日，育凌公司与新利创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利创业）、上海乐程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程商务）、上海申诚液压气动公司（收下简称申诚液压）签订光船租赁合同，该合同记载，“泰丰”轮系合同四方共同出资购买，新利创业、乐程商务和申诚液压同意将该轮光租给育凌公司，育凌公司应负责船舶的保险，所有的保险单上的抬头应为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泰锋”轮交接单记载，船舶交接时间为2011年1月26日15时30分。在上述光船租赁合同和船舶交接单上，陆惠明代表育凌公司在承租人处签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确认：在2011年1月25日后，被告与陆惠明沟通继续租用“泰锋”轮，由于该轮船况不好，故只断断续续租用了3个月左右，至今尚未结算；租用期间，原告未与陆惠明或育凌公司签订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为定期租船合同纠纷，原告为涉案船舶的出租人，被告为承租人，双方订立的定期租船合同及补充协议成立有效。原、被告均应依据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有证据表明，原告将“泰锋”轮租赁给被告完成相应的工程，被告亦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租金。经原、被告确认：租船合同结算金额为租金人民币5，386，500元和船舶调遣费人民币20万元，补充协议的结算金额为租金人民币3，561，462元
关于被告付款情况，经原、被告确认：3月3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20万元；3月12日，被告支付保险费人民币210，808元；3月19日，被告付款人民币50万元；5月12日，被告付款人民币30万元；6月11日，被告支付险费人民币24万元；11月24日，被告付款人民币30万元；12月1日，被告付款人民币100万元；12月23日，被告付款人民币30万元；2011年1月19日，被告付款人民币40万元；同年1月30日，被告支付保险费人民币129，740元；1月30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1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3，680，548元。此外，原告应付被告油差款人民币175，246.20元。
原、被告有争议的款项为：1、2010年2月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0万元；同年2月10日，被告向原告付款人民币50万元；2、2010年12月10日，被告向案外人育凌公司付款人民币100万元；3、2010年12月31日被告向船员支付的伙食费现金人民币5，000元；4、2011年4月21日，被告支付了保险费人民币235，107.33元。
关于第1项争议。原告认为，该两笔款项中的人民币30万元系支付原、被告案外合同的尾款。被告对此不予确认，并认为该两笔款项分别为调遣费和租金。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被告支付了人民币70万元，原告主张其中30万元为案外合同的尾款，其对此应当负有举证义务，但原告提交的催款通知书系其单方面制作，既未得到被告的确认，也不能证明被告拖欠案外合同的尾款人民币30万元，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首笔款项人民币20万元与根据租船合同的约定调遣费金额相同。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第2项争议。原告认为，该人民币100万元系用于支付被告与育凌公司之间合同定金，原告未收到该款项。被告认为：陆惠明作为原、被告租船合同履行的代表，一直负责与被告进行联络，包括其曾以个人账号收取过涉案租金，故无论原告对育凌公司代收人民币100万元是否知情，都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其次，原告没有举证证明被告有义务向陆惠明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定金，即使被告与陆惠明之间有租船合同，也是在几个月之后，原告不可能提前支付人民币100万元的定金；再次，涉案款项从支付时间来看，应该是履行涉案补充协议的首付款及租金，被告的财务人员因理解错误将该人民币100万元表述为定金。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表见代理中的相对人必须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且相对人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现有证据表明，虽然陆惠明在涉案租船合同中作为原告的代表与被告进行业务联络，但从被告的付款情况来看，除了3月19日被告向陆惠明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50万元以外，其他的款项均是汇入原告的银行账户。被告称根据陆惠明的指令将人民币100万元汇入育凌公司的账户系基于相信陆惠明有指令付款的权利，但该信任的由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原、被告的付款习惯；其次，在陆惠明指令被告向育凌公司付款时，被告向租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支付如此大额的款项，在付款前或付款后却没有要求原告盖章进行确认，显然存在过失；再次，根据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记载，该人民币100万元系属于履约的定金，但涉案租船合同和补充协议中从未有定金条款的约定，其他款项的支付用途也均未出现过定金的字样。另外，根据育凌公司签订的光船租赁合同及被告在履行完毕涉案合同后继续租用“泰锋”轮的行为，可以初步认定被告与育凌公司之间有租用“泰锋”轮的合同关系，且该合同的相关费用并未结算。故本院认为，被告提出的表见代理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该人民币100万元不应计入涉案的租金，应作为案外的合同的定金处理。
关于第3项争议。原告认为，被告未将该现金人民币5，000元交给原告。被告认为，被告已发放给原告的船员。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付款申请书记载收款人为向志锋，但没有证据证明向志锋系与原告有关或有权代表原告收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向志锋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原告的船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第4项争议。原告认为，涉案款项系被告代育凌公司支付，与原告无关。被告认为，被告不清楚育凌公司等四公司签订的光船租赁合同，其作为善意第三人为原告的利益支付了保险费，原告也享受了保险利益，故该费用应当在租金中予以抵扣。现有证据表明，根据民安保险的缴费通知书记载，合同系分期付款，被告支付该期保险费时，已不在涉案租船合同的履行期间，但被告确认其与陆惠明协商后，继续租用“泰锋”轮约三个月，但费用尚未结算。本院认为，根据育凌公司签订的光船租赁合同及被告在履行完毕涉案合同后继续租用“泰锋”轮的行为，可以初步推定被告与育凌公司之间有租用“泰锋”轮的合同关系，且无论被告与陆惠明协商是履行与育凌公司的合同还是履行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均与本案的合同无关，该后续合同也未结算，故该项在后续合同履行期间中支付的保险费并入后续的合同一并结算更为合理，本院在本案中不予扣除。
经计算，在2010年2月3日至4月11日期间履行的租船合同项下的租金和调遣费共计人民币5，586，500元，扣除原、被告共同确认已支付的款项人民币3，680，548元以及油差款人民币175，246.20元，扣除2010年2月1日支付的人民币20万元及2月10日支付的人民币50万元，被告应付原告租金人民币1，030，705.80元。此外，被告还应付补充协议的结算租金人民币3，561，462元。
关于滞纳金损失。原告主张滞纳金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1年2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被告抗辩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滞纳金，且其中30%的滞纳金应以该贷款利息作为基数计算。本院认为，原、被告均认为滞纳金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故本院适用违约金相关法律予以审查。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在本案中，双方约定的计算标准为日千分之二。原告自动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本院认为在合理范围之内，可予支持。关于租船合同项下滞纳金的起算日期，根据租船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租金结清日期为2010年6月，早于原告主张的起算点2011年2月1日，故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补充协议项下的滞纳金的起算日期，虽双方未约定结清时间，但原告于2011年7月21日向被告送达租金油料结算表，已作出要求被告确认并支付租金的意思表示，故补充协议项下的租金以2011年7月21日起算较为合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国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租金人民币1，030，705.80元及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1年2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被告深圳市国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租金人民币3，561，462元及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1年7月2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三、对原告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深圳市国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271.90元，原告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433.38元，被告深圳市国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2，838.52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季 刚
审 判 员 张建琛
代理审判员 唐 沁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金 捷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二、《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一百四十条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的，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