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胜，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俭红，住广州市海珠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健辉，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云峰，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李嵘，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皓，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伟胜、吴俭红因与被上诉人甘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伟胜与吴俭红曾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01年1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12月31日登记离婚。
2010年1月5日，何伟胜签署借据，借据中载明：“今借到甘云峰（身份证号：××）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元整）。”“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给出借人甘云峰。”同日，何伟胜签署收据，确认收到甘云峰200万元。借据和收据均一式两份，甘云峰、何伟胜、吴俭红各持有一份。何伟胜、吴俭红签署借据后，甘云峰在其持有的借据中填写了借款期限为“续期三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甘云峰认为何伟胜出具借据后何伟胜、吴俭红至今没有还款，催收未果，遂诉至法院。
另查：关于借款的交付，甘云峰陈述是在2008年、2009年期间通过转账和现金方式交付给何伟胜、吴俭红，何伟胜、吴俭红每次借款后均会由何伟胜或吴俭红出具借据，但在何伟胜签署案件借据和收据时已将之前出具借据收回。其中转账共1908320元，其中1563320元是转账到何伟胜、吴俭红指定的员工（袁某）的工商银行账户（尾数为8697），145000元转到何伟胜工商银行账户（尾数为5188），200000元转到吴俭红工商银行账户（尾数1233），甘云峰并提供了工商银行的交易明细为证。结合原审法院调查的上述三个账户的开户人姓名，原审法院查明：其中甘云峰在2008年11月8日、2009年4月3日分别向何伟胜工商银行账户（尾数为5188）转入55000元、90000元，合共145000元；在2009年4月13日向吴俭红账户（尾数1233）转入200000元；吴俭红分别在2008年11月6日、2009年1月19日、3月10日、3月11日、5月6日向甘云峰账户转入400000元、35000元、18000元、17000元、7000元共477000元；另多次向袁某工商银行账户（尾数为8697）转入多笔资金。对此，何伟胜、吴俭红认为：其虽然通过二手车交易认识袁某，但袁某并不是其员工，也没有指定袁某收取甘云峰借款；至于甘云峰与何伟胜、吴俭红的资金往来是甘云峰与何伟胜、吴俭红有旧车买卖业务的资金往来，相关款项发生在2009年，且双方已结清。
原审诉讼中，何伟胜为证明案件的借款是施某向甘云峰所借，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0年1月5日的借据和收据，其中借据的乙方和收据的收款人均签署了“施某”，但借据中贷款人并没有签署甘云峰的名字。2、声明书，下方签署了“施某”的名字，但并没有甘云峰签名。甘云峰对上述证据1、2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是由施某单方制作，并没有甘云峰签名确认；另甘云峰在原审庭审中明确答复甘云峰与施某之间并没有存在借款关系和其他经济往来。3、何伟胜、吴俭红持有的2010年1月5日借据和收据，其中借据中借款期限是空白；甘云峰对该借据和收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甘云峰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判决何伟胜、吴俭红连带向甘云峰偿还200万元借款及利息（从2013年1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约为14.2万元）。2、判决何伟胜、吴俭红承担案件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是民间借贷纠纷。借据和收据是民间借贷关系中证实借贷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而收据更是证实出借方已经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的最重要证据。案件中，甘云峰提交借据和收据作为证据证实其与何伟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借款已交付给何伟胜，甘云峰已基本完成其举证责任。况且，甘云峰对借款交付的陈述及就此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亦证明了在何伟胜签署借据前甘云峰与何伟胜、吴俭红有资金往来。何伟胜否认借款关系并主张借据和收据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署，应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但在该案中，首先，何伟胜所提交的签署有“施某”名字的借据、收据、声明书并没有甘云峰确认，现甘云峰表示与施某并不存在借款关系和其他经济往来，故何伟胜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借款是发生在甘云峰与施某之间；其次，何伟胜主张当天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对此受理并就其受胁迫一事进行立案侦查；第三，何伟胜、吴俭红主张其与甘云峰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旧车买卖业务，亦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何伟胜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甘云峰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在甘云峰提交了借据、收据和银行明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甘云峰与何伟胜之间的借款关系予以确认。何伟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行为的后果应有相当的预判力，既然其向甘云峰出具了借据和收据，依法表明其确认与甘云峰的借款关系及尚欠甘云峰借款200万元事实，何伟胜应依借据和收据的约定偿还款项。虽然甘云峰提交的借据中载明了还款期限，但何伟胜持有的借据并没有相关内容，甘云峰现不能举证证明该还款期限是与何伟胜协商后填写，故不能以此约束何伟胜、吴俭红。借款的还款期限应视为双方没有约定，甘云峰可随时主张。何伟胜签署借据至今没有还款，甘云峰现起诉要求何伟胜清还借款200万，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借款利息，由于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故应从甘云峰起诉主张之日即2014年6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为宜，甘云峰要求从2013年1月1日起算，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何伟胜、吴俭红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除外。甘云峰主张涉案借款发生在2008年、2009年期间，并有银行明细为证，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双方的资金通过吴俭红的账户往来。虽然何伟胜、吴俭红是2013年12月31日办理离婚登记，涉案借据和收据是何伟胜在2014年1月5日签署，但何伟胜、吴俭红现不能举证证明借款是发生在两人离婚之后。故综合对比甘云峰与何伟胜、吴俭红的证据，甘云峰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何伟胜、吴俭红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甘云峰的主张予以采信，确认借款是发生在何伟胜、吴俭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和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债务属于何伟胜、吴俭红的夫妻共同债务。甘云峰要求吴俭红对何伟胜的涉案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伟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甘云峰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以2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4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给甘云峰。二、吴俭红对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甘云峰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936元，由甘云峰负担1587元，何伟胜、吴俭红共同负担22349元。
上诉人何伟胜、吴俭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一）2008年何伟胜介绍施某借甘云峰款，至2010年施某共借甘云峰200万元未还。甘云峰一时找不到施某，2010年1月5日甘云峰找到何伟胜，甘云峰同其手下几条大汉强迫何伟胜签署本案“借据、收据”，称找到施某才还给何伟胜。“借据”无利率、抵押物、还款期限等的约定（甘云峰后特意单方另加还款期），却注明“现金全额归还”200万元，突显“借据”不合常理，是甘云峰强迫何伟胜签署。同日何伟胜找到施某，施某签下同为200万元的借据、收据给甘云峰。施某声明其借贷同何伟胜无关。但甘云峰未还何伟胜签的“借据、收据”。同日何伟胜、施某等到沙园派出所报警，警方以“未有发生损失，拒接警”。何伟胜、吴俭红提供了施某留存给何伟胜的证明、借据，并申请原审法院到海珠区看守所实地调查在押的施某。但原审法院均不采纳，致认定事实不清。（二）“借贷”转账数额到百、十位，不合常理。甘云峰转账到袁某账号数额，占甘云峰诉请数额的78％，这显然是甘云峰与袁某的关系，同何伟胜、吴俭红无关。如这是甘云峰交予何伟胜、吴俭红的借款，甘云峰应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何伟胜、吴俭红指定甘云峰转账到袁某账号。但事实是无任何证据证实袁某是何伟胜、吴俭红的员工以及何伟胜、吴俭红指定甘云峰转账到袁某账号。何伟胜、吴俭红转账到甘云峰的数额比甘云峰转账到何伟胜、吴俭红的数额还多132000元。何伟胜、吴俭红无欠甘云峰款。将甘云峰转账到他人账号的数额当作何伟胜、吴俭红的借款，原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三）甘云峰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证明了，何伟胜、吴俭红转账到甘云峰的数额比甘云峰转账到何伟胜、吴俭红的数额还多132000元。何伟胜、吴俭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欠甘云峰款。何伟胜签署的“借据”在何伟胜、吴俭红离婚后，甘云峰无中生有地恶意虚构借贷关系，强加给吴俭红。
二、原审法院认定有误。本案的主要证据借据，是注明了现金全额归还200万元的，但是甘云峰的举证所谓借款的交付，几乎都是通过转账的形式交付，这个是不合常理的。甘云峰是强迫何伟胜签署借据的，甘云峰称将借款转账给案外人袁某，这是甘云峰的单方陈述，并没有证据证明。甘云峰的举证仅仅是证明了甘云峰与何伟胜、吴俭红之间有资金往来，是不能证明借款已经交付给了何伟胜。甘云峰不能举证其转账到袁某账号的款项是与何伟胜、吴俭红有关联的，也不能举证何伟胜、吴俭红与袁某的资金往来是与案件的借据、收据有关。原审法院仅仅凭借甘云峰陈述对借款的交付就认定本案，是有失偏颇的。当时公安机关认为没有实际发生损失所以拒绝接警，后来经过努力，公安机关出具了相关的证明，证明了何伟胜曾经报案，证实了何伟胜当初签署借据的时候是受到胁迫的。退一步说，即使2010年1月5日，何伟胜签署的借据有效，也不在何伟胜、吴俭红婚姻存续关系期间，所以原审法院判决吴俭红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是不正确的。故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06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甘云峰的起诉，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甘云峰承担。
被上诉人甘云峰答辩称：不同意何伟胜、吴俭红的上诉请求。何伟胜、吴俭红与其产生了民间借贷关系，何伟胜也在相关的借条上签名确认。甘云峰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了2008年至2009年之间，何伟胜、吴俭红与甘云峰存在资金往来，证明了是本案的何伟胜、吴俭红与甘云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不是如何伟胜、吴俭红所称是与案外人发生借贷关系。何伟胜、吴俭红称被胁迫，但何伟胜、吴俭红并没有相关证据提交。本案的款项是发生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就是发生在何伟胜、吴俭红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何伟胜、吴俭红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伟胜、吴俭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何伟胜、吴俭红申请证人袁某到庭，并提交袁某工商银行账户（尾号为8697）的交易流水记录。袁某到庭确认收取甘云峰转账的款项，称系协助甘云峰、施某缴纳二手车、二手房买卖的税费，但不能解释为何二手车买卖数量不大而收取高达156万元的款项。袁某工商银行账户（尾号为8697）的交易流水记录显示其经常性向吴俭红转账汇款，其中部分款项是在收取甘云峰款项的当天转账给吴俭红，且数额相同，袁某对此不能解释。袁某称与何伟胜、甘云峰均无合作经营关系。
另，何伟胜二审提交《报告》称其因涉案借贷事件多次报警，经本院依职权向沙园派出所核实，何伟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该《报告》沙园派出所的公章及书写内容系其伪造。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涉案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甘云峰主张涉案借贷关系成立，提交了借据和收据为证，何伟胜对借据、收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其称受胁迫并无证据证实，何伟胜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出具借据、收据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其称未收取借款，却出具如此大额的借据、收据，之后又未采取任何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直至甘云峰起诉之后才提出上述抗辩，明显与常理不符，不足以采信；其次，甘云峰就涉案借款的交付提交了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袁某、何伟胜、吴俭红，何伟胜、吴俭红称系因交易关系收款，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而其否认袁某的收款，但袁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确有在收款后向吴俭红转款，而袁某到庭无法证明收款、转款系因另外的法律关系，故本院依法采信甘云峰的主张，即袁某系受何伟胜、吴俭红指示收款；第三，何伟胜主张其只是借款的中间人，涉案借款系施某所借，但其提交的“施某”名字的借据、收据、声明书并没有甘云峰的确认，甘云峰否认与施某存在经济往来，何伟胜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借款发生在甘云峰与施某之间，其主张证据不足。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借据、收据具有直接证明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效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借据、收据记载的借款金额应作为认定双方的借款金额的依据，原审法院据此确认何伟胜向甘云峰借款的事实及数额，并无不当。
虽然何伟胜、吴俭红已于2013年12月31日办理离婚登记，何伟胜于2014年1月5日签署涉案借据和收据，但甘云峰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涉案借款的实际交付发生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即何伟胜、吴俭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吴俭红的账户亦有收取甘云峰交付的款项，原审法院认定债务属于何伟胜、吴俭红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何伟胜、吴俭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936元，由上诉人何伟胜、吴俭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灯
审 判 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汪 婷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