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27民初498号
原告吴运菊，女，196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原告周屏，女，1985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原告周佳智，男，199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现在南宁市茅桥未成年管教所服刑）。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艳梅，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史秀兵，女，196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委托代理人唐辉德，广西天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运菊、周屏、周佳智与被告史秀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运菊、周屏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艳梅，被告史秀兵及其委托代理人唐辉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运菊、周屏、周佳智诉称，在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90年代中期划分土地时，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义地善屯）将田地山场按人数划分到各户耕种管理，原告家当时共有人口4人，即三原告及原告周屏、周佳智的父亲周建发。2000年原告吴运菊与周建发离婚，后吴运菊与车田村上车田屯的陶恩才结婚，周建发与被告史秀兵结婚。原告吴运菊在车田村没有分得田地山场，被告史秀兵在义地善屯也没有分得田地山场。2012年原告家义地善屯一部分土地被征用，补偿给原告家4人土地补偿款78532元（人均19633元）。2014年5月1日，周建发将矮山脚土地一宗转让给他人做墓地，补给土地转让费32266元（人均8066.5元）。2015年12月2日桂林市富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征用原告家土地3.439亩，补给土地补偿款247436元（人均61859元）。同日桂林市富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补给青苗补偿款115570元（人均28892.5元）。上述四项合计人民币473804元，三原告及周建发各应分占118451元。周建发于2016年3月死亡，上述款项现被被告史秀兵掌管，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给付原告应得的土地补偿款，被告均拒绝给付。为此，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史秀兵给付原告吴运菊、周屏、周佳智土地补偿款355353元（每人118451元）。被告史秀兵辩称，1、1984年3月，灌阳镇人民政府（原红旗人民公社），根据中央1号文件要求，开展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而原告吴运菊在1986年4月21日才与周建发办理结婚登记，原告周屏出生于1985年2月8日，原告周佳智出生于1995年4月11日，显然，三原告没有参与土地承包。灌阳县人民政府1999年为周建发制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合同证编号05601），登记内容主要有：灌阳镇大仁村22合作社，户主姓名：周建发，家庭人口3（人），该户承包的水田为1.99亩，旱地为0.17亩。2001年2月21日，原告吴运菊与周建发在灌阳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被告史秀兵与周建发2003年10月起就在一起生活，并于2015年12月3日补办结婚登记。原告周屏于2006年出嫁到灌阳镇上王村龙家屯，原告周佳智于2012年开始至今在南宁市茅桥未成年管教所服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三人除周建发可以明确外，其余二人是不明确的，因此，本案三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2、三次土地补偿款，属于周建发与被告史秀兵，与三原告无关。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录的情况，只有周建发一人能够明确，因此，只能推定全部收入款属于周建发所有。征收土地时，多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水田1.449亩土地补偿款、土地青苗补偿费等，应该属于周建发与被告所有。原告吴运菊在灌阳县人民法院调解书及起诉状中已经明确“吴运菊能够享有的水田、旱地、山场、果树等财产权归周建发所有”。因此，周建发依法对属于自己的财产有依法处分的权利，对三次土地补偿款属于周建发所有的，他可以依法赠与被告，现在土地补偿款已实际开支了242287.05元。3、本案性质上属于债权，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2012年和2014年的土地补偿款显然已经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三原告及周建发（已病故）均系灌阳灌阳镇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的村民，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将集体土地发包给本组村民承包。1999年该村民小组对土地进行了小调整，原告周屏、周佳智的父亲周建发作为家庭承包户主与村民小组又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承包集体水田1.99亩，旱地0.17亩，家庭承包人口为3人等内容。2012年周建发为户主的义地善屯的山场被征收，周建发作为山场承包户获得土地补偿款78532元。2014年5月1日，周建发将其承包的位于大仁村矮山脚面积90平方米土地一宗转让给孙振绪，计土地转让费32266元。2015年12月2日，灌阳地产开发总公司与灌阳镇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签订征收土地协议，约定灌阳地产开发总公司征收灌阳镇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二条岐、义地善范围的集体土地，征收土地种类为水田，征收周建发为户主的土地面积为3.439亩，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为247436元。同日，桂林市富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灌阳镇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村民周建发签订土地青苗补偿协议，约定青苗补偿款为115570元，周建发于当日向桂林市富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了收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15570元的收款收据，领取上述款项115570元。另查明，周建发于2016年3月22日因病在家中死亡。原告吴运菊系周建发前妻，双方于2001年2月21日经本院调解离婚，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约定“原、被告及子女承包的田、地、山场及果树，在承包期内除“老虎包子”（地名）旱地一块（大约二亩左右）由原告吴运菊负责耕种，其余由周建发耕种”，后吴运菊与灌阳镇车田村村民陶恩财结婚，并将户口从灌阳镇大仁村迁入车田村，吴运菊在车田村没有分得承包田地和山场。被告史秀兵与周建发于2003年10月开始同居生活，2015年12月3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告史秀兵在大仁村没有分得承包田地和山场。原告周屏于2007年7月10日与灌阳镇上王村村民蒋从军结婚，并将户口从灌阳镇大仁村迁入灌阳镇上王村落户，原告周屏在上王村亦没有分得承包土地和山场。原告吴运菊在“老虎包子”的旱地未征用。
还查明，2012年12月19日，灌阳江东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通过银行转账78532元至周建发（32×××11）账户。2015年12月3日，灌阳江东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将259808元土地补偿款通过广西灌阳农村商业银行转账至周建发（32×××33）账户。2015年12月31日桂林市富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115570元青苗补偿款通过银行转账至周建发（32×××33）账户。2013年1月18日，周建发通过广西灌阳农村商业银行（32×××11）账号转账78000元至被告史秀兵账户（32×××27）。2016年1月6日，被告史秀兵从周建发广西灌阳农村商业银行（32×××33）账户取款103118.9元用于在灌阳社会保险事业局购买养老保险。2016年3月18日，周建发在其广西农村信用社（32×××33）账户取出100000元转存定期，存期一年，2016年5月10日，被告史秀兵将该笔定期存款100000元取走并销户。现周建发征地补偿款账户（32×××11）存有余额69.28元，征地补偿款账户（32×××33）存有余额299.26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籍登记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土地使用权转让契约、征收土地协议、土地青苗补偿协议、收款收据、灌阳镇大仁村委会证明四份、灌阳镇上王村委会证明、灌阳镇车田村委会证明、灌阳社会保险事业局证明，被告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2001）灌民初第37号民事调解书、被告史秀兵与周建发结婚证、灌阳镇大仁村委会证明，本院调取的周建发、被告史秀兵在广西灌阳农村商业银行的开户信息及账户明细8张、（2001）灌民初第37号原告吴运菊与周建发离婚纠纷调解笔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方是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农户，三原告系周建发向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承包责任田地时的家庭成员，以周建发为户主向村集体进行承包，且2001年周建发与原告吴运菊调解离婚时亦认可其夫妻二人与子女均享有承包田、地，因此，三原告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征地补偿款资格，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被告辩称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只能确定周建发一人，承包经营权证书登记的家庭人口3人无法确定的抗辩意见，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土地补偿费是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原告吴运菊与周建发离婚后与车田村村民再婚，原告周屏与上王村村民结婚，在其夫家均没有分得责任田，因此，其在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征地补偿款资格并未丧失，故原告吴运菊与周屏仍是周建发家庭承包户成员，应享有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但原告吴运菊与周建发离婚时，双方已协议“原、被告及子女承包的田、地、山场及果树，在承包期内除“老虎包子”（地名）旱地一块（大约二亩左右）由原告负责耕种，其余由被告耕种”，原告吴运菊已自愿对上述权益进行了处分，因此，原告吴运菊分得的“老虎包子”旱地未被征用，故，对原告吴运菊要求分割本案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周屏、周佳智依法应获得相应的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是对承包人承包土地上的农作物正处在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的经济补偿，应属实际耕种土地的史秀兵和周建发所有，原告要求分配没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被告史秀兵与周建发虽然是合法夫妻并将户口迁往大仁村，但被告史秀兵在大仁村第22村民小组没有分得责任田，不享有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因此，被告史秀兵多次从周建发征地补偿款账户将钱取走并用于自己购买养老保险，及在周建发去世后将100000元从周建发征地补偿款转存的定期账户取走并将该定期账户销户的行为，造成了原告周屏、周佳智的损失，且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取走的款项是周建发赠与或者是除征地补偿款之外的其他夫妻共同存款，故被告史秀兵应将原告周屏、周佳智应分得的征地补偿款返还给原告周屏、周佳智。三次土地补偿款共计358234元，被告史秀兵应返还238822.66元给原告周屏、周佳智。对于被告辩称，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登记周建发家庭承包的水田是1.99亩，旱地0.17亩，征用土地是3.439亩，除1.99亩外的1.449亩属于被告史秀兵与周建发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六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包括以下内容：（一）名称和编号；（二）发证机关及日期；（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承包土地名称、坐落、面积、用途；（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情况；（六）其他应当注明的事项。”及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上的四至界线与实地一致，但实地面积与批准面积不一致的，按实地四至界线计算土地面积，确定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规定，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规定，没有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等内容，无法确定周建发承包责任田地和山场的四至位置且大仁村委会表示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没有进行实际丈量，只是一个估算的面积。因此，应当以征地时的实际丈量面积为准，综上，对被告的这一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辩称土地补偿款已实际开支了242287.05元，被告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辩称不当得利属债权纠纷，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征地行为和土地转让行为发生时，三原告并不知情，在原告周屏、周佳智父亲周建发去世后，三原告才知道这笔土地补偿款的存在，因此，三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辩称三原告的起诉过了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史秀兵返还原告周屏、周佳智土地补偿款238822.66元；
二、驳回原告吴运菊的诉讼请求和周屏、周佳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63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吴运菊、周屏、周佳智负担2210元，被告史秀兵负担4420元（由被告在履行上述生效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费663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市高新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邓元江
审 判 员 王亚玲
人民陪审员 陆增福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秦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