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泰中民终字第05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广安，男，1958年6月25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善刚，江苏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鲁书洋，男，1965年11月13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玲，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杜文杰，男，1967年2月4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雨明，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广安、鲁书洋、杜文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由葛广安以鲁书洋为被告于2013年10月8日向兴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兴化市人民法院审理中依职权通知杜文杰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兴化市人民法院并于2014年4月2日作出（2013）泰兴民初字第237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葛广安、鲁书洋、杜文杰对该判决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广安起诉称：鲁书洋介绍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并由其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两张借条金额计人民币150万元，部分借款书面约定了利息，现杜文杰下落不明，要求鲁书洋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也未果。请求判令鲁书洋立即偿还担保借款150万元及利息32000元，同时承担本金70万元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另80万元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鲁书洋辩称：1.葛广安诉称杜文杰两次借款，葛广安一次未履行、另一次未完全履行出借义务。对于未形成的债务，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2.葛广安与杜文杰称此前70万元借款已偿还完毕，鲁书洋才为后来的8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杜文杰采取欺诈手段使鲁书洋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依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鲁书洋不承担民事责任。3.杜文杰作为实际债务人，如果债务存在，其首先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暂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恰当的。请求驳回葛广安对鲁书洋的全部诉讼请求。
杜文杰辩称：1.其向葛广安借款并非鲁书洋介绍，而是杜文杰知道葛广安一直从事私人放贷，所以向葛广安借款。2.在葛广安诉称的150万元借款中，借条落款为2013年4月8日的70万元借款，杜文杰实际只借到葛广安本金50万元，这50万元并非在70万元借条落款时间2013年4月8日所给付，而分别是2012年12月27日借款20万元的转据（该20万元系鲁书洋担保）、2013年1月下旬借款30万元的转据（该30万元由杜文杰妻子担保）。2013年4月8日，葛广安要求杜文杰将以上的两笔借款合计50万元转据，及两笔借款的利息约5万元，另外再借给其15万元，立一份70万元的借条，并要求鲁书洋提供担保，但70万元借条形成后葛广安并没有将15万元现金给付杜文杰。2013年8月8日80万元借条形成的当日下午，葛广安与杜文杰一同到银行取款过程中，葛广安声称其妻子不同意借款，其另外筹款给付杜文杰，但葛广安至今都没有将这80万元给付杜文杰，也没有将80万元的借据还给杜文杰。杜文杰在2013年8月8日之后曾无数次要求葛广安给付这80万元借款，直到2013年8月21日杜文杰因为债务纠纷临时离开兴化时，葛广安仍没有交付该80万元。3.葛广安诉称杜文杰下落不明是恶意的。2013年8月21日杜文杰系临时外出，但其手机一直是通畅的，其所经营的公司也有人上班。2013年国庆节后杜文杰得知葛广安向法院起诉，诉称杜文杰借葛广安150万元，此为诈骗，为此，杜文杰于2013年10月10日向兴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要求追究葛广安诈骗的刑事责任。
原审归纳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葛广安与杜文杰借款数额的确定；二、保证人鲁书洋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
围绕争议焦点一，葛广安提供2013年4月8日70万元借条、2013年8月8日80万元借条各一份，证明葛广安与杜文杰的借贷关系成立，及鲁书洋担保的事实。葛广安陈述70万元组成为杜文杰2013年4月8日前分别向其借款20万元、30万元转据，以及现金20万元；80万元组成为杜文杰2013年4月8日后分别向其借款20万元、20万元转据，另加现金40万元。
经质证，对葛广安提供70万元、80万元借条，鲁书洋认为，两次借贷葛广安一次未履行、一次未完全履行出借义务。葛广安基于借贷关系主张权利，依法应当提供交付款项等主要事实的证据。杜文杰认为，2013年4月8日的70万元葛广安实际交付50万元。杜文杰提供葛广安向杜文杰出具的2013年4月8日20万元借条一份，证明抵销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50万元中的20万元。葛广安提供2012年12月27日杜文杰出具给其20万元借条进行抗辩，2013年4月8日杜文杰向葛广安出具70万元借条时，因2012年12月27日杜文杰向葛广安出具且由鲁书洋担保的20万元借条没有找到，故葛广安向杜文杰出具借条，冲抵2012年12月27日杜文杰所立的20万元借条。杜文杰另质证称，2013年8月8日的80万元借款，包含2013年4月8日后两笔20万元借款转据属实，其中一笔20万元由王一黎担保，但最初借款时葛广安没有将此两笔20万元完全给付，实际分别给付了3万元和10万元，且葛广安没有向杜文杰交付另外的40万元现金，也没有将该80万元借据退还给杜文杰。
原审认为：1.关于70万元借款。2013年4月8日，鲁书洋为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70万元提供担保，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其资金的组成为杜文杰先前借款20万元、30万元转据及现金交付20万元，其中先前20万元、30万元转据，有葛广安与杜文杰一致的陈述为证。鲁书洋为先前20万元提供了担保，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葛广安与杜文杰一致陈述此20万元借款转据前，葛广安与杜文杰口头约定月利率1-2分，鲁书洋对此不知情，对葛广安与杜文杰口头约定月利率1-2分的事实，不予认定。对其中20万元以现金交付，鲁书洋及杜文杰抗辩因数额巨大，应以银行卡转账为合理，但鲁书洋及杜文杰未提供证据证实现金交付的不可能性。当事人并未约定款项交付方式，法律也未规定不能以现金交付，故对葛广安称该20万元已交付的事实，予以确认。2013年4月8日，葛广安向杜文杰出具20万元借条一份。葛广安对此借款事实持异议，当时因杜文杰曾于2012年12月27日向葛广安出具的20万元借条没有找到而向杜文杰出具，用于抵销。葛广安于2013年4月8日向杜文杰出借资金后，当日却又向杜文杰借款，不合常理。且如系杜文杰所述，葛广安也应立收据给杜文杰，而非借据，杜文杰称此20万元系抵销本案讼争借款的事实，不予采信。
2.关于80万元借款。2013年8月8日，鲁书洋为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80万元提供担保，约定月利率3分，未约定还款期限，其资金的组成为杜文杰先前借款20万元、20万元转据及现金40万元，其中先前两次20万元转据，有葛广安的陈述、杜文杰认可这两笔借贷为证。对其中40万元现金交付，鲁书洋及杜文杰抗辩因数额巨大，应以银行卡转账为合理，但鲁书洋及杜文杰未提供证据证实现金交付的不可能性。当事人并未约定款项交付方式，法律也未规定不能以现金交付，故对葛广安称该40万元已交付的事实，予以确认。
围绕争议焦点二，鲁书洋陈述：共三次为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提供担保，借贷双方每一次都告诉鲁书洋前面的担保借款已结清，鲁书洋对本案讼争所涉的70万元、80万元借款均有转据的事实不清楚。
经质证，葛广安陈述：借款80万元时，鲁书洋知道此前的70万元并没有偿还，并且要求杜文杰在两个月内还清。杜文杰陈述：鲁书洋在第二次、第三次提供担保时，都询问以前的借款有没有还清，为防止鲁书洋不愿提供担保，造成葛广安不同意借款的后果，葛广安及杜文杰均称此前借款已全部还清，鲁书洋对借款中包含转据借款的事实不清楚。
原审认为：对于70万元借款中的20万元转据借款，鲁书洋在转据前、转据时均作为保证人，未明确保证方式，应认定为连带保证担保，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万元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鲁书洋对先前30万元转据为明知的事实，葛广安未举证，鲁书洋也否认，杜文杰也陈述鲁书洋对此转据不知情，故不予认定。对于现金交付的20万元部分，鲁书洋作为保证人，未明确保证方式，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应承担连带偿还义务，20万元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对于80万元借款中鲁书洋对先前两笔20万元转据情形知情的事实，葛广安未举证，鲁书洋也予以否认，杜文杰也证实鲁书洋并不知情，故不予认定。鲁书洋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对于现金交付40万元的部分，鲁书洋作为保证人，未明确保证方式，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应承担连带偿还义务，借条中约定月利率3分，该约定利息已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超出部分不予保护。
上述事实有葛广安、杜文杰提供的借条，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审理查明：2013年4月8日，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70万元，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由鲁书洋提供保证。该70万元组成为杜文杰的先前借款20万元、30万元转据，以及现金20万元。葛广安与杜文杰一致认可转据前借款均口头约定月利率1-2分，但鲁书洋对双方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不知情。鲁书洋为转据前的2012年12月27日借款20万元提供了担保。鲁书洋为此7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时其中有20万元、30万元系此前借款的转据的事实不知情。
2013年8月8日，杜文杰向葛广安出具80万元借条，约定月利率3分，未约定还款期限，由鲁书洋提供保证。该80万元为杜文杰先前借款20万元、20万元转据，另给付现金40万元。鲁书洋对80万元中包含先前两笔20万元转据及口头约定借期两个月的事实均不知情。
借款后鲁书洋及杜文杰未偿还，因索款无着，葛广安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为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鲁书洋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葛广安借款80万元及利息（利息均以本金40万元分别从借款之日即2013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10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鲁书洋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杜文杰追偿；三、驳回葛广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90元，由葛广安负担8675元，鲁书洋负担9915元。此款葛广安已垫交，鲁书洋在上述履行期限内一并给付葛广安9915元。
上诉人葛广安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监他字第2号复函规定，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于借款用途未加限制的，应当认为自愿放弃以特定借款用途作为免除保证责任条件的权利。在没有其他影响保证人意思表示真实因素的情况下，无论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最终约定何种借款用途，也无论保证人在签章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借款用途，均不足以否定保证人自愿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借条中未注明借款用途，鲁书洋作为担保人也没有对借款用途加以限制，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不认定鲁书洋对转据的7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追加杜文杰为第三人程序不合法。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鲁书洋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鲁书洋共三次为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提供担保，2013年4月8日70万元及2013年8月8日80万元的两次担保，葛广安、杜文杰每次都告诉鲁书洋前面的担保借款已结清，目的在于证明杜文杰的诚信和有经济能力，骗取鲁书洋的信任从而为借款提供保证。对于70万元及80万元均包含转据，并非实际出资，鲁书洋也不知晓，葛广安将杜文杰先前未能偿还的债务合并，串通杜文杰以虚构借款的方式，诱使鲁书洋为杜文杰借款提供担保，目的是转嫁债务风险。葛广安、杜文杰共同隐瞒了前面借款未还的事实及借款组成的事实，诱使鲁书洋在作出错误判断情形下作出的担保，不是鲁书洋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鲁书洋对70万元及80万元的借款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葛广安未就70万元借款中20万元现金交付及80万元的借款交付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鲁书洋和杜文杰不合理。鲁书洋对该两笔借款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请求改判鲁书洋仅对2013年4月8日借据中的2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于2012年12月27日）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鲁书洋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杜文杰追偿；驳回葛广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杜文杰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2013年4月8日后的两笔20万元借款，与80万元的借条无关。杜文杰虽然向葛广安出具了多份借条，本案所涉借款实际只借得50万元，其余均未借到。葛广安对其余借款谎称付的现金，但没有证据证明，葛广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虽然葛广安没有将杜文杰列为被告，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杜文杰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杜文杰参加诉讼是合法、正当的权益，依法应予保护。3.葛广安虚构其向杜文杰履行其余借款的事实，涉嫌诈骗，依法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请求改判杜文杰向葛广安所借款的数额为50万元。
葛广安除提出上述上诉理由外，在针对杜文杰、鲁书洋提出的上诉理由的答辩中还提出：1.关于实际借款的数额，杜文杰出具给葛广安的借据前后总共有六张，六张的累计金额150万元，其抗辩只收到63万元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而葛广安就150万元的形成在一审中已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至于现金交易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就现金的来源，葛广安在一审中也向法庭提供了相关的佐证。2.鲁书洋为杜文杰借款提供担保都是三方先前商谈好的，且三方当面写好借条签名后由杜文杰和葛广安一起去支付款项，对于葛广安，不存在串通栽害之说，串通只存在于鲁书洋与杜文杰之间，鲁书洋以担保法的规定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鲁书洋除提出上述上诉理由外，在针对葛广安提出的上诉理由的答辩中还提出：1.一审适用担保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认定鲁书洋对于不知情的转据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是正确的。葛广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监他字第2号复函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该复函是指金融机构的保证合同样本中未明确借款用途，不适用于本案的事实。2.杜文杰作为主合同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其行使抗辩权既保护了杜文杰的合法权益也保护了鲁书洋的合法权益，程序上是正确的。
二审审理中，各当事人的举证及质证意见：
一、上诉人鲁书洋申请证人高某到庭作证，以证实鲁书洋所主张的2013年8月8日80万元借条形成时，鲁书洋曾询问过葛广安、杜文杰，其以前担保的借款有无还清，葛广安、杜文杰均确认已经还清。
葛广安质证认为：证人高某与鲁书洋关系特殊，其证言与一审中杜文杰的陈述相互矛盾，不可采信。
二、上诉人杜文杰提交了下列证据：
1.建行交易查询单，证明葛广安第一次出借20万元给杜文杰，是2012年12月27、28日通过建行转帐支付；农商行交易查询单，证明葛广安于2013年7月3日转帐支付给杜文杰3万元，以证明杜文杰2013年7月初向葛广安出具20万元借条后，其中的17万元未履行出借义务。上诉人杜文杰以上述证据说明葛广安应承担现金款项交付的举证责任。
2.申请证人金某到庭作证，以证明2013年8月8日80万元借条形成后，杜文杰曾委托金某到葛广安门市上索要该80万元。
3.2014年6月8日葛广安与杜文杰的电话录音，以证明8月8日80万元的借款，葛广安没有实际给付。
葛广安质证认为：1.银行查询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杜文杰的证明目的。转帐手续应是他人代办，葛广安本人不会操作转帐手续。2013年7月3日葛广安与杜文杰没有发生20万元的借贷关系，在本案150万元借款之外，双方还存在着零星的借贷关系。2.证人金某与杜文杰关系比较特殊，在一审中，葛广安曾经提到金某受杜文杰的委托是继续借款，而不是金某证实的去要款，当时由于杜文杰已出走，导致葛广安不愿再借钱，就此事实，葛广安的员工可以证实。杜文杰在一审中并没有主张上述观点。证人金某的证言不可采信。3.电话录音不能证明杜文杰所要证明的目的。
三、上诉人葛广安提交了下列证据：
1.证人邢某、徐某的公证证言各一份，证人邢某、徐某称2013年9月金某到葛广安店里为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以证明证人金某的到庭证言不真实。
2．2014年6月8日葛广安与杜文杰通话记录一份。
3．2013年5月22日借条复印件一张，载明杜文杰向葛广安借到3万元，证明葛广安与杜文杰之间存在零星的借贷关系。
4.本案所涉2013年5月28日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20万元借条复印件一张（担保人王一黎）、2013年6月13日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20万元借条复印件一张。
鲁书洋、杜文杰质证认为：1.证人应到庭作证，证人与葛广安是员工与老板的关系，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2.通话记录反映杜文杰是主叫，葛广安是被叫，说明80万元的借款没有发生。3.2013年5月22日的借条是复印件，不予质证。杜文杰质证对2013年5月28日20万元、2013年6月13日2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
本案二审中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葛广安据以主张债权的两份借条中的出借款项，葛广安有无交付。二、鲁书洋应承担的保证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杜文杰、鲁书洋对葛广安提交的2013年4月8日70万元借条、2013年8月8日80万元借条形式上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葛广安陈述70万元组成为杜文杰2013年4月8日前分别向其借款20万元、30万元转据，以及现金20万元；80万元组成为杜文杰2013年4月8日后分别向其借款20万元、20万元转据，另加现金40万元。杜文杰对于葛广安主张的70万元组成中的借款20万元、30万元转据予以认可，但提出“其中还包含5万元的利息，另15万元葛广安承诺给现金，一直未交付”的辩解。杜文杰对于葛广安主张的80万元的组成未予认可，认为其中并不包含2013年4月8日之后的两笔20万元借款的转据。杜文杰、鲁书洋上诉均提出了“葛广安未就70万元借款中20万元现金交付及80万元的借款交付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的辩解意见。
从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而言，存在重大争议，本质而言是对现金有无交付的争论。杜文杰向葛广安出具的借条，就形式而言，既反映了借贷双方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同时也是交付的凭证。杜文杰、鲁书洋主张现金部分未交付，是主张的消极事实，对于消极事实难以通过证据加以证明；但对于葛广安而言，现金交易是一种对手交易形式，要求在借条之外还有证据加以证明，也会存在难度。现有证据表明，70万元组成中转据的借款20万元，葛广安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的，而70万元组成中转据的借款30万元，杜文杰认可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的，说明双方之间通过转账或现金交付一定额度的款项均可能存在。依杜文杰对于其与葛广安之间存在的多次借贷的陈述，杜文杰向葛广安出具的70万元借条中，20万现金部分，葛广安未能交付；杜文杰2013年5月、6月向葛广安出具的两份20万元借条中，分别只收到3万元、10万元；杜文杰向葛广安出具的80万元的借条，未收到任何款项。杜文杰的上述陈述表明，其多次向葛广安出具借条，但未能足额取得借条中的款项，而又在不断的向葛广安出具借条。杜文杰陈述的情况，显然与其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悖，难以被认同。杜文杰二审中提供的证人金某的证言系孤证，真实性无法确认，提供的葛广安2013年7月转帐支付给其3万元的事实不能证明与其2013年5月向葛广安出具的20万元借条有关，故杜文杰的上述陈述亦无证据可以佐证。杜文杰的上述陈述，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应对葛广安所主张的两份借条中的出借款项的组成及交付的事实予以认定。
据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据上述事实认定，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鲁书洋为杜文杰向葛广安借款提供担保，未约定保证方式，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鲁书洋上诉虽然提出“葛广安、杜文杰共同隐瞒了前面借款未还的事实，诱使鲁书洋在作出错误判断情形下作出担保”，但其主张缺乏证据加以证明，鲁书洋二审中提交的证人高某证言系孤证，证言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故鲁书洋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不予采信。
葛广安上诉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监他字第2号复函”，该复函的内容为“本案中保证人以债务人提供的债权人印制的保证合同样本为基础，起草了保证合同，并仅填写其中担保的债务数额及签署时间等内容，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便签章交与被保证人的工作人员，继而向债权人出具。保证合同上未对借款用途加以限制。保证人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并无以‘借款用途’作为是否免除保证责任条件的意思表示。因此，在没有其他影响保证人意思表示真实因素的情况下，无论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最终约定何种借款用途，也无论保证人在签章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借款用途，均不足以否定保证人自愿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本案鲁书洋在杜文杰出具的借条中签字担保的情形并不相同。在前一案件中保证合同签订在先，借款合同签订在后，保证合同未对借款用途加以限制，保证人作出的是概括性授权，此种概括性授权应当视为保证人对于合法的借款用途均表示同意。而在本案中，借条出具在先，鲁书洋担保在后，鲁书洋担保的是双方按照借条实际发生的借贷关系，不存在概括性授权，而借条中并未明确包含转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鲁书洋对不知情的转据部分，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葛广安上诉提出的“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不认定鲁书洋对转据的7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2013年4月8日70万元借条中，20万元系转据借款，鲁书洋在转据前、转据时均作为保证人，鲁书洋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万元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鲁书洋对于其中30万元系转据不知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于其中现金交付的20万元部分，鲁书洋作为保证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万元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3年8月8日80万元借条中，鲁书洋对先前两次20万元转据不知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于40万元现金交付借款，鲁书洋作为保证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借条中约定月利率3分，该约定利息已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另外，葛广安上诉还提出“原审法院追加杜文杰为第三人程序不合法”的意见。葛广安诉讼只起诉了保证人鲁书洋，依法葛广安可以只向连带责任保证人鲁书洋主张权利。但借款合同是主合同，保证合同是从合同，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故本案的处理结果实际上与杜文杰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债务人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抗辩的权利实际上是由保证人来某。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有利于债务人行使抗辩权，更有利于查清案件的事实。原审法院追加杜文杰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葛广安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90元，由葛广安负担5658元，由鲁书洋负担4850元，由杜文杰负担8082元（均已交纳，葛广安、鲁书洋、杜文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应退还3017元、13740元、105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珏
审 判 员 高继林
代理审判员 缪翠玲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杭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