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初75号
原告江宝珍，女，1956年3月8日生，壮族，现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原告韦溪和，男，1949年3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原告韦某，男，1979年6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原告黄某，女，1985年10月1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原告韦鑫，女，2011年1月2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原告韦佳伟，男，2014年4月1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原告韦鑫、韦佳伟的法定代理人韦某、黄某，系韦鑫、韦佳伟之父、母亲。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锁，广西昊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地址：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北路。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区长。
委托代理人盘永昆，防城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地址：防城港市金花茶大道琦林大酒店侧面团结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陈治福，主任。
委托代理人农金凤，防城港市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叶彪，防城港市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退休干部。
被告防城区文昌征地拆迁指挥部，地址：防城港市金花茶大道琦林大酒店侧面。
代表人黄晓昀，指挥长。
委托代理人叶彪，防城港市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退休干部。
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请求确认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防城区征地拆迁办）、防城区文昌征地拆迁指挥部（以下简称文昌指挥部）拆除其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街道办城南村兵老坝组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经济损失，于2016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以及原告方的委托代理人王锁，被告防城区政府副区长姚成、委托代理人盘永昆，被告防城区征地拆迁办的委托代理人农金凤、叶彪，被告文昌指挥部的委托代理人叶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9月29日，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向江宝珍户送达《告知书》。该《告知书》写明,江宝珍户与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于2015年1月4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并于2015年1月15日领取了文昌指挥部代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支付的房屋及建构物补偿款、临时货币安置补助费和搬离补助费。按协议的约定江宝珍户已超期未自行拆除房屋。现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按照防城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及项目建设的需要，请江宝珍户立即自行拆除房屋，否则按协议约定依法强制拆除。2016年10月26日，江宝珍户的房屋遭拆除。
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诉称，
2016年9月29日，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向江宝珍户出具了《告知书》，在告知书中称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及项目建设的需要，要求原告立即自行拆除房屋，否则按协议约定依法强制拆除。对于告知书，原告在同年10月8日已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6年10月26日，被告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下，没有通知原告，在原告均没有在房屋现场下将原告的房屋全部拆除。原告的众多家具等财物顷刻被掩埋在废墟之下。在2016年1月8日，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防城区政府作出的，由防城区文昌指挥部代为向江宝珍户出具《拆除房屋通知书》，随后文昌指挥部依据该通知书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部分拆除，该份通知书己被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桂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书予以撤销，并责令防城区政府停止对原告房屋继续进行拆除的行为。2016年9月29日，防城区征地办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为相同的告知书，并依据并非合法的告知书在2016年10月26日对原告的房屋全部拆除。在己生效的判决书中己认定对被征收房屋的强制拆除执行权在于人民法院，防城区政府如要拆除申请人的房屋，依据法律规定，应由市级国土部门等相关职权部门根据《行政诉讼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相关强制拆除的处理决定，且在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性要求后，由该职权部门申请当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被告不具有作出强行拆除处理决定的职权，也无进行后续的任何的房屋拆除程序，仅依据《告知书》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被告无视生效判决书的指引作用，无视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性要求，被告粗暴地拆除了原告房屋行为是明显违法的，被告并应对其违法的行政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依法赔偿。被告的拆除房屋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防城区政府拆除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位于防城港市××城区××城××坝组(春江嘉园项目上)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就其违法行政行为对原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进行赔偿(具体金额以人民法院主持清点并经鉴定的损失金额为准)。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1、告知书（江宝珍户），证明2016年9月30日防城区拆迁办向原告户送达立即拆除房屋的告知书，否则其依据协议强制拆除。
2、行政复议申请书、补正复议申请通知书，证明原告对告知书不服，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3、拆除房屋前后照片，证明2016年10月26日上午被告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下，在原告不在场情况下，没有清点物品下，拆除原告的全部房屋，原告的住宅变成一片废墟，此次，政府的拆除房屋行为还动用了警车及民警参与。
4、拆除房屋通知书，证明2016年1月14日防城区拆迁办也曾向原告送达过类似告知书内容的通知书。
5、（2016）桂06行初19、2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上述拆除房屋通知书已被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撤销，并责令防城区政府停止拆除房屋的行为。
6、财物丢失或损坏清单，初步说明原告的经济损失，以法院清点及鉴定为准。
第二组证据（补充证据）：
1、2016年10月8日寄给区委的信，证明原告对防城区征地拆迁办2016年9月29日发出的告知书，已向区委书记反映，提出异议。
2、2016年10月8日寄给区政府的信，证明原告对防城区征地办2016年9月29日发出的告知书，已向区长反映，提出异议。
3、2016年10月8日寄给区征地拆迁办的信，证明原告防城区征地办2016年9月29日发出的告知书，已向区征地拆迁办领导提出异议。
4、2016年10月8日寄给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对防城区征地拆迁办的告知书，已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5、2016年10月13日市复议办的补正通知书，证明市复议办已对2016年9月9日防区征地办作出告知书，要求原告方补正材料。
6、2014年9月10日向中央巡视组反映的问题，证明原告对被征收的土地遗留问题，已逐级向中央反映。
7、2014年11月27日要求解决问题清单，证明原告向中央巡视组反映的问题（提出明细的赔偿数字）。
8、2016年1月20日-10月26日防城区政府强制拆除毁坏我家庭财产要求赔偿清单，证明防城区政府强制拆除毁坏原告的财产清单。
9、2016年10月27日要求维持被拆房屋场地的报告，证明原告对防城区政府违法拆除房屋，要求文昌街道办维持原状，待司法机关取证。
10、韦溪和于2015年10月29日要求批准宅基地的报告，证明韦溪和请求防城区政府明确答复，予以安置。
11、2015年12月23日申请书，证明原告一家建猪舍养猪申请用用地得到批准。
被告防城区政府辩称，一、防城区人民政府的房屋拆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1、关于本案涉及的土地。防城区地产公司与城南村兵老坝生产组已于2009年9月16日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书》，并足额支付了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该土地已经依法转为国有。2、关于本案的房屋。户主汪宝珍户基于真实的意愿，与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也于2015年1月4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并领取了房屋补偿款、临时货币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款人民币共571490．6元。区人民政府也按规定交付了安置宅基地给江宝珍户回建房屋，安置人员包括了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良清、韦佳伟、韦鑫6人。由此所见，区人民政府已足额支付相关拆迁款项并已落实好安置，拆除涉案房屋已符合法律的规定。二、防城区人民政府的房屋拆除行为是按约协助拆除，而非强制拆除，不仅合法，而且合理。防城区人民政府2016年10月26日的房屋拆除行为，是根据双方于2015年1月4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第六条：“乙方在甲方提供临时安置之日起十日内交出或自行拆除房屋及其他地上建(构)筑物，逾期甲方协助拆除”的约定而进行的一种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且当天房屋拆除时，一直有对方的成年家属在场，且一直在指挥工作人员搬迁家具，并无阻止或要求停止房屋拆除的行为，由此可以证实，当天的房屋拆除行为是履行协议的协助拆除，而非原告所说的强制拆除房屋。况且，区人民政府此次协助拆除行为，是距双方协议约定的房屋拆除时间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已经给足了对方拆除房屋，妥善安置的时间。而且在此期间，征地工作人员多次劝说，告知其履行约定的拆除义务，但其一直拒不履行房屋拆除义务，防城区人民政府基于公共利益，才出入出力协助其拆除房屋的行为。因此，此次协助拆除行为，不仅是一种按约履行合同的合法行为，也是一种充分考虑到群众安置权益，充分给予了群众安置时间的合理行为。三、当天的房屋拆除行为不会导致财物损失。当天的房屋拆除行为，对方一直有成年家属在场，且一直在指挥工作人员搬迁家具在相应的位置，财物其实一直并没有脱离对方的掌控范围。工作人员并且逐一作了清点，登记在案，不存在财物的交付问题，更不会存在财物的损失问题，正因为如此，连对方也无法举证具体的财物损失数额。因此，当天的房屋拆除行为不会导致财物损失。综上所述，防城区人民政府的协助拆除房屋的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也没有能够举证自身损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防城区征地拆迁办辩称，一、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无行政管理职能，不是适格的行政被告。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不是行政机关，而是防城区人民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机构级别相当于正科级，主要职责是配合和承担防城区范围内国家和自治区、市、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负责收集、整理、汇总和分析，研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提出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建议等。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没有行政管理职能，既没有法定授权也没有受委托从事公共管理职能，不具备从事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二、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性质上属民事合同。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了临时安置，房屋及其他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用，搬家补助费，拆除房屋时间等事项。这是在双方友好协商、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从签订的主体上看没有行政管理色彩，其本身也不可能有行政管理职能；从内容上看，对被拆迁的房屋，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事先与原告协商，在征得原告同意并达成协议后，支付了补偿款项。防城区征地拆迁办虽以拆迁人和拆迁实施单位的身份参加到拆迁工作中，并与原告签订拆迁协议，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拆迁管理的行政职能，该签订协议的行为不能视为行政主体从事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协议的签订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协商办理，是一个双方合议的过程，不属于单方行为，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而应是一种民事的双方行为。因此，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和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应当视为民事主体签订了一份民事合同。三、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发出《告知书》要求拆除房屋是基于原告履行协议存在违约而做出的行为，其行为合法。根据双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乙方在甲方提供临时安置方式之日起十日内交出或自行拆除房屋及其他地上建(构)筑物，逾期甲方协助拆除”，原告均已领取临时安置货币补助款，但未按该条款约定的时间交出或自行拆除房屋，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于2016年9月29日，向原告作出《告知书》要求履行协议约定，自行拆除房屋。2016年10月26日在经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防城区征地拆迁办、防城区文昌指挥部等有关部门协助原告拆除了房屋。由此可见，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拆除房屋的行为是基于合同而为，且也经得原告方的同意，不存在强制拆除行为，该行为合法有效。
被告文昌指挥部辩称，一、文昌指挥部不具行政管理职能，不是行政机关适格主体。文昌指挥部主要是完善征地补偿方案、建议等，不具有行政管理能力，不具公共管理资格，不具有行政被告资格。二、文昌指挥部与原告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友好协商是互惠互利的协商，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商，本身不可能存在行政管理职能。文昌指挥部事先已经和原告协商，已经支付了补偿款，并已达成拆迁协议，不能认为是行政管理行为，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的行为，是公民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拆迁合同。三、文昌指挥部是基于原告履行协议违约而作出的告知行为，根据协议约定原告应于10日之内自行拆迁房屋，原告已经领取了所有的补偿款，理应按照合同条款进行拆房。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文昌指挥部等于2016年9月29日向原告进行发布拆房告知书，并经得原告同意，协助了原告的拆房，不存在强制拆迁行为，该行为是合法的。
被告防城区政府、被告防城区征地拆迁办、被告文昌指挥部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
1、用地批文，证明本案涉及的土地，已经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将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家建设用地。
2、征地土地协议，证明本案的土地已依法征收，并付足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
3、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证明经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是公民、法人真实意思表示，是一个民事合同行为，应按合同协议执行。
4、付款依据，证明被告已足额付清房屋拆迁补偿款和临时安置补偿款、搬家补助给原告，拆迁协议已生效已久。
5、安置依据，证明被告已经对原告进行宅基地安置。
6、告知书，证明被告要求原告履行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并要求原告执行协议条款的一个告知。
7、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已知道被告要求履行协议的通知，送达程序合法。
第二组证据：
1、证明，证明江宝珍已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已享受安置权益。
2、《财产物品登记表》，证明被告当天协助拆除江宝珍户的房屋时对其财产物品进行清点并当场交付成年家属。
3、协助拆除房屋视频，证明被告当天协助拆除江宝珍户的房屋时，其有成年家属在场，并一起搬运物品。
经庭审质证，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2、5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和目的；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3、6和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提交，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3拍摄照片时间不符，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6和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8即财物丢失、毁损清单，没有评估机构及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损失的事实，拆除原告方房屋时原告方有成年家属在场，并与被告方工作人员一起搬运财物，被告方一一作了清点并登记，不存在原告方财物丢失、毁损的情况；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4和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2、3、6、7、9、10、11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4、5与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2重复。
原告方对被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2、3、4、5、6、7的真实性等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征地范围的红线图没有公示，原告方没有获得征地补偿款，都在兵老坝组账户，原告韦溪和也有房产权，安置协议里面没有给韦溪和安置补偿的条款，对韦溪和没有进行安置，证据5中只有江宝珍一个人签名，没有韦溪和、韦良辉的签名，证据6中的内容已经构成对江宝珍户行政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2提出异议，认为没有原告方签字，是单方行为；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视频只反映局部范围情况，韦溪和的住所是锁住的，里面存放有15000元，被告方没有开门搬东西所以不知道，视频中搬东西的人员大部分是被告方人员，如是被告方协助原告方应该是双方一起搬东西，说明是被告方强制拆除行为。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和被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6相同，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相同的证据即涉案的《告知书》予以确认；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等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即对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2、5和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4、5，以及被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2、3、4、5、7和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予以确认；被告方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2，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足以反驳，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特征，故予以确认。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3即拆除房屋前后照片，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且根据照片显示系于2016年10月25日拍摄，未能真实反映涉案的原告方房屋于2016年10月26日被拆除过程的这一关键事实，故不予确认；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4和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2、3、6、7、9、10、11与涉案的原告方房屋于2016年10月26日被拆除的事实无关联性，故不予采纳并确认；原告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6和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8即财物丢失、毁损清单，虽具有关联性，但系原告方单方制作提供，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前后提供的财物丢失、毁损清单所列物品、数量等不一致，与原告方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即拆除房屋视频所反映的情况不符，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仅作参考。被告方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2即《财产物品登记表》，虽具有关联性，被告方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即拆除房屋视频可佐证其工作人员当时对搬运的财物进行清点、登记、置放，但该《财产物品登记表》没有原告方的人员签字、认可，亦没有邀请基层组织等人员在场见证，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亦不予确认，仅作参考。
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桂政土批函[2009]501号《防城港市2009年第六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城南村委会地一、二、三村民小组的集体农用地14.854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另征收上述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4.9334公顷。2015年1月4日，被告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与原告江宝珍户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征收乙方（江宝珍户。家庭成员：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韦溪和）位于防城港市××城区××城××坝组××房屋及地上建（构）筑物，补偿金额为532490.60元，货币临时安置人口补助费6000元/人，合计获得补助费36000元。乙方必须在签订货币临时安置协议后一个月自行拆除房屋，且不能在本组范围内或已经征收的国有土地上新建任何建（构）筑物。2015年1月15日，江宝珍及其丈夫韦溪和在防城区征地办处签了房屋及建（构）筑物补偿款、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家补助费571490.60元的收据。2015年2月2日，防城区征地办通过中国建设银行防城港支行向韦良辉打款571490.60元作为房屋补偿。2015年1月9日，原告方在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处进行了安置宅基地抽签。2016年1月8日,文昌指挥部向原告方张贴《拆除房屋通知书》，写明“江宝珍户主：因项目施工建设需要，我部定于2016年1月18日前拆除你现居住在春江嘉园项目上的房屋（你已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和同意拆除房屋确认书）。请你于2016年1月16日前搬离现居住的房屋，以便拆除和交付施工使用。逾期不搬离的将强制拆除。”该通知于2016年1月12日送达，其后被告方对原告方的房屋实施了部分拆除。2016年1月22日，江宝珍、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防城区政府、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文昌指挥部于2016年1月8日作出的《拆除房屋通知书》违法并予以撤销，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桂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撤销2016年1月8日由被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由文昌指挥部代为向原告出具的《拆除房屋通知书》，责令被告防城区政府停止对原告江宝珍、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位于防城港市××城区××城××坝组（春江嘉园项目上）土地上的房屋的拆除行为；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9月29日，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向江宝珍户送达《告知书》。该《告知书》写明,江宝珍户与防城区征地拆迁办于2015年1月4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并于2015年1月15日领取了文昌指挥部代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支付的房屋及建构物补偿款、临时货币安置补助费和搬离补助费共计571490.60元。按协议的约定江宝珍户已超期未自行拆除房屋。现防城区征地拆迁办按照防城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及项目建设的需要，请江宝珍户立即自行拆除房屋，否则按协议约定依法强制拆除。2016年10月26日，江宝珍户的房屋遭被告拆除。据被告方提供的当日录制的视频资料显示，拆除原告方房屋时原告方有成年家属在场，并与被告方工作人员一起搬运财物，被告方工作人员进行了清点、登记、置放，但未得到原告方相关人员的签字、认可。
另查明，2008年7月14日和2009年11月16日，防城港市防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分别下文，确认防城区征地拆迁办系防城区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2009年2月15日，防城区委会和防城区政府下发防区发[2009]3号《成立防城区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通知》，成立防城区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2013年，防城区委会和被告防城区政府再次下发防区办[2013]49号文，将防城区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更名为文昌指挥部。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诉讼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一、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和文昌指挥部是否属于本案适格的被告；二、防城区政府拆除原告方位于防城区文昌街道办城南村兵老坝组(春江嘉园项目上)的房屋是否合法；原告方请求判令被告方赔偿其被拆除的房屋的经济损失应否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查明事实，防城区征地拆迁办系防城区政府设立的直属事业单位，文昌指挥部系防城区政府设立的项目协调机构，二者均不能独立行使拆迁之职权，也不能独立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关于“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情形，本案作出拆迁的行政行为应当是防城区政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防城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和文昌指挥部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不属于适格的被告。原告方将防城区征地拆迁办和文昌指挥部列为本案被告，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涉案拆除房屋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下发桂政土批函[2009]501号《防城港市2009年第六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经公告、征用并由原告、被告双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的前提下，原告方领取了房屋补偿款、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款等款项，防城区政府也按规定交付了安置宅基地给江宝珍户回建房屋，已落实好安置，按照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第六条“乙方在甲方提供临时安置之日起十日内交出或自行拆除房屋及其他地上建(构)筑物，逾期甲方协助拆除”的约定，原告方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相关协议，自行交出或自行拆除房屋及其他地上建(构)筑物，由被告方协助拆除。但原告方一直拒不履行房屋拆除义务。防城区政府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原告方合理的安置时间之后拆除原告方的房屋有事实根据，如按法定程序进行拆除并无不当。其次，原告方虽然存在违约的情形，但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不需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即可进行拆除房屋。经查，原告方在收到涉案《告知书》以后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复议等，说明原告方并无自动拆除的意愿，也没有证据证实本次拆除涉案房屋系原告方自愿、请求被告方协助进行，在原告方处于不自愿、不主动、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被告方拆除原告方的房屋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这与被告方作出的涉案《告知书》最后告知“请江宝珍户立即自行拆除房屋，否则按协议约定依法强制拆除”亦相印证。依据法律规定，涉案房屋拆除应由国土部门等相关职权部门根据《行政强制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相关的处理决定，且在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性要求后，由其申请当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被告方均不具有作出强制拆除处理决定的职权，也未进行后续的任何房屋拆除程序，仅依据《告知书》即进行强制拆除，该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已有前因，原告方曾以同样的事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桂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撤销2016年1月8日由防城区政府作出的、由文昌指挥部代为向原告出具的《拆除房屋通知书》，责令防城区政府停止对原告方房屋的拆除行为，该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被告方没有新的事由和依据，仍再次强制拆除，其行为明显违法。原告方请求确认防城区政府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行政机关违法拆除原告的房屋，原告本应得到行政赔偿，但应由原告承担“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经审查证据并实地勘查，其一，原告方提供的财物丢失、毁损清单，系原告方单方提供，无其他证据印证，其所主张的15000元系拆除房屋时丢失，但这15000元收入来源、如何存放、如何丢失并跟被告的行政行为有关联性等，没有证据佐证，其先后向本院所提供的财物丢失、毁损清单所列物品、数量等不一致，是否属于自然损耗、所损坏是否跟被告的行政行为有关联性等，也没有证据佐证；其二，原告主张的财物丢失、毁损及提供的证据，被告不予认可，并提供拆除原告方房屋的现场视频和《财产物品登记表》，证实现场有原告方的成年家属在场、一起搬运财物，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当时对搬运的财物进行清点、登记、置放，《财产物品登记表》虽未取得原告方的人员签字、认可，亦没有邀请基层组织等人员在场见证，但与现场视频相互印证并形成了反证，证明其在搬运过程中没有造成原告方财物丢失、毁损的事实，而原告方却在被告方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未能继续举证支撑其主张，尤其是未能提供原告方在场的成年家属的证言予以查证；其三，被告方在拆除原告方房屋时清点、登记、置放、见证等方面虽存在瑕疵，但并不能减少在场的原告方成年家属通知其他家属、并对已经搬运置放的自家财物的保护责任，况且原告方早已领取被告方支付的房屋补偿款、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款等款项，有自觉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不能将被告方在拆除原告方房屋过程中已经置放的财物的保护责任一味归责于被告方；其四，被告系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进行拆除，且已按照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临时安置协议书》将相关的房屋补偿款、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款等款项支付给原告方，给予原告方充分合理的自行交出或自行拆除房屋及其他地上建(构)筑物的时间，而原告方未听取被告征地工作人员劝说，一直拒不履行房屋拆除义务，存在违约、过错可以减轻被告责任等情形。上述诸因素，原告方主张行政赔偿的诉求中并未充分考虑到，亦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足以支撑，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其财产损失的具体种类、数量、数额以及与被告方的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等，应承担举证不能、不全的不利后果，故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诉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拆除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街道办城南村兵老坝组(春江嘉园项目上)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关于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江宝珍、韦溪和、韦某、黄某、韦鑫、韦佳伟负担25元,由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人民陪审员 陆雄林
人民陪审员 郑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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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黄琳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