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6行终00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爱珍，女，195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委托代理人洪彩文（系上诉人胡爱珍之女），女，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竺建标，浙江理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鉴湖路***号。法定代表人朱嘉，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坚，男，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周鑫尧，男，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杨汛桥派出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素妹，女，196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委托代理人洪飞达（系被上诉人胡素妹之子），男，199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上诉人胡爱珍因公安不予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3行初1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6月1日晚，第三人胡素妹在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江桃村桃园因琐事纠纷与原告胡爱珍发生口角，后双方互相扭打。经法医鉴定，原告胡爱珍的伤势被评定为轻微伤。同时查明，原告胡爱珍系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2015年9月10日，被告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原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柯桥公安分局”）作出绍柯公行罚决字(2015)第13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第三人胡素妹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五百元罚款的处罚。当日，被告下属杨汛桥派出所送第三人胡素妹去绍兴市柯桥区拘留所执行，在入所体检时发现第三人有抑郁症病史，遂要求对第三人进一步检查病情程度。2015年9月11日，绍兴市柯桥区拘留所以第三人胡素妹患有××或者××需要隔离治疗为由，建议对第三人胡素妹停止执行拘留。被告经审查，以第三人胡素妹有××为由，决定对第三人胡素妹停止执行拘留。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查明，2015年9月11日，第三人胡素妹被送至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2015年9月12日，第三人胡素妹入该院治疗，至2015年9月25日出院。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涉诉行政行为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原告与涉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故原告主体适格。被告辩解原告与涉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与法不符，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被告未告知原告诉权或起诉期限，故原告提起诉讼显未超过起诉期限。被告辩解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不予采信。《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或者患有××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公安部令第126号）第十九条规定，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或者患有××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三）生活不能自理的；（四）因病出所治疗，短期内无法治愈的。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故被告对送拘留所执行的被拘留人有权决定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职权，其被告主体适格。本案第三人胡素妹经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并于2015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25日在该院住院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定义：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目前医学界已用“精神障碍”一词来替代原来常用的“××”，××可分为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人格障碍等。抑郁症是一种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以明显而持久的心境高涨或低落为主的一组精神障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本案第三人因抑郁症并住院治疗，故被告以第三人胡素妹因患××决定予以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诉请要求确认被告作出停止执行绍柯公行罚决字[2015]第1356号行政处罚决定中对第三人胡素妹的拘留执行的行政行为违法，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爱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爱珍负担。上诉人胡爱珍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目前医学界已用“精神障碍”一词来替代原来常用的“××”,认为被上诉人胡素妹所患抑郁症就是××，从而认定被上诉人柯桥公安分局作出的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缺乏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精神障碍”就是“精神疾病”，但没有明确规定“精神疾病”就是“××”。“××”是一种“精神疾病”，但“精神障碍”不一定是“××”，只有严重的“精神障碍”，达到临床医学标准的，才是《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所称的“××”。到目前为止，××在临床医学上仍存在。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的，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法的不予处罚”的规定来看，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的仍要处罚。只有严重的××患者才免除处罚。由此可见，精神障碍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不能等同。因此，《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所指的“××”显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所称“严重精神障碍”，这样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人，才能免除治安管理处罚，才能停止拘留执行。但一审判决明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所称“严重精神障碍”，却避重就轻地用“精神障碍”一词认为就是“××”，其目的无非是维护柯桥公安分局的错误决定。同时，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歪曲理解，有悖于法律的规定。3.一审判决未经鉴定机构鉴定，认为抑郁症属于××的范畴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规定，现在“精神疾病”一词用“精神障碍”一词代替，但“精神障碍”并不等同“××”，只有严重的“精神障碍”，且带有精神性的精神障碍，符合临床医学“××”的诊断标准，才能诊断为“××”。显然，“××”在临床医学上仍存在。本案中，胡素妹因复发性抑郁障碍住院治疗，根据住院资料记载，胡素妹自述具有精神疾病的既往史，但无精神异常，对答切题，思维正常，感知意识与正常人无异，虽然抑郁症与××都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抑郁症达到何种程度才符合《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只有鉴定。一审法院理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共同颁发的(89)卫医字第17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司法鉴定。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上诉人胡爱珍于2016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据(即柯桥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投诉举报情况回复一组)和有关申请报告(即司法鉴定申请书和调取证据材料申请书)，一审法院收到后，除调取材料，申请书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其余新证据避而不审。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柯桥公安分局答辩称：1.胡爱珍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胡爱珍对行政处罚案件中被处罚人胡素妹停止执行行政拘留不服提起诉讼，因此，胡爱珍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被诉行政行为未对胡爱珍设定权利义务，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亦与其无利害关系。故胡爱珍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2.柯桥公安分局对胡素妹决定停止执行行政拘留，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柯桥公安分局承办单位于2015年9月10日将胡素妹送至柯桥区公安分局拘留所执行拘留，该所审查后认为胡素妹有抑郁症病史，且自述有自杀倾向，遂要求进一步查明病情程度。同年9月11日经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检查，初步诊断胡素妹患有抑郁症，建议住院。同日拘留所建议停止执行行政拘留，经柯桥公安分局负责人批准决定对第三人胡素妹停止执行行政拘留。柯桥公安分局的决定符合《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驳回胡爱珍的起诉。被上诉人胡素妹在二审庭询时述称同意柯桥公安分局意见。上诉人胡爱珍于二审时提交的向柯桥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反映胡素妹为××人故应注销其驾驶证的投诉举报信及该投诉举报情况回复、柯桥公安分局信访事项不受理告知书等，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胡爱珍一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因系被上诉人胡素妹殴打上诉人胡爱珍所致，故该处罚决定的作出及执行与否，与上诉人胡爱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胡爱珍为适格原告，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柯桥公安分局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被上诉人柯桥公安分局停止执行拘留，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或者患有××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三）生活不能自理的；（四）因病出所治疗，短期内无法治愈的。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本案中，绍兴市柯桥区拘留所因在对被上诉人胡素妹进行入所体检时，发现其有抑郁症病史，且有自杀倾向。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将××患者表述为精神障碍患者，且抑郁症为精神障碍的一种，故绍兴市柯桥区拘留所根据被上诉人胡素妹入所时的现状，以被拘留人胡素妹患有××为由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于法有据。被上诉人柯桥公安分局根据绍兴市柯桥区拘留所的建议，经将被上诉人胡素妹送××专业医院检查后，因被上诉人胡素妹被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并已因病住院治疗，故当日经审批，以“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为由，对被上诉人胡素妹停止执行拘留，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胡爱珍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三条“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之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的仍要处罚。因上述规定为针对违法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是否处于具备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给予的不同处理方式，且被上诉人柯桥公安分局已对被上诉人胡素妹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作出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决定，而处罚决定的作出与处罚决定的执行系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故上诉人胡爱珍的该上诉理由，并不能证明涉案停止对被上诉人胡素妹执行拘留的决定违法。且上诉人胡爱珍诉称“××”显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所称“严重精神障碍”、被上诉人柯桥公安分局应当对被上诉人胡素妹进行司法鉴定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上诉人胡爱珍虽于2016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材料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已于同月27日作出不予准许决定书，并明确了相应复议申请的权利，但胡爱珍并未就该决定提出异议并申请复议，故胡爱珍以此作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胡爱珍关于柯桥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投诉举报情况［绍柯公(信)不受字(2016)26号］等证据，一审庭审中已予举证和质证，一审判决中亦已作出认证，故上诉人胡爱珍诉称一审法院避而不审的上诉理由，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胡爱珍的上诉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爱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建代理审判员  傅芝兰代理审判员  郭海斌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徐海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