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9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曹友良。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惠明。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小汉，上海汉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陈奕颖。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陈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雄峰。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邱晓明，上海朝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管红霞，上海朝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友良、金慧明因与被上诉人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1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友良、金慧明的委托代理人胡小汉、被上诉人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的委托代理人管红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旌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旌琪公司）系成立于2003年1月2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由曹友良、金慧明出资组建而成，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其中，曹友良出资200万元，占出资额的66.7%；金惠明出资100万元，占出资额的33.3%。
2005年12月10日，旌琪公司与上海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旌琪公司委托临港公司在上海市祝桥空港工业区内办理M-10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及实施该地块上的动拆迁和为该地块提供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该地块系工业用地，面积约为12，390平方米，折合18.60亩，批租50年的价格为26万元／亩，总土地款为483.60万元；本项目上报拿到土地指标时，旌琪公司须一次性交付土地款。审理中，曹友良、陈奕颖一致确认，双方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时，曹友良将该《协议书》原件交付陈奕颖。
2008年8月8日，曹友良向陈奕颖出具《承诺书》，承诺曹友良系旌琪公司股东，持有公司60%股权，公司另一名义股东为金卫明，占有公司40%股权，公司100%股权均为曹友良实际所有，金卫明为挂名股东；曹友良同意将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陈奕颖及其指定的任何法人或自然人（具体股权比例由被告陈奕颖确定）；曹友良承诺该股权转让行为已得到金卫明的同意，并由曹友良和金卫明配合陈奕颖办理相关转让手续；曹友良同意100%股权转让价格为250万元，在股权转让后且旌琪公司办妥空港工业区M-10地块手续后给付，现曹友良已收到陈奕颖现金、本票60万元；曹友良承诺旌琪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但实际净资产为零，公司无债权债务；曹友良所有的旌琪公司已与临港公司于2005年12月10日签订协议，由临港公司为旌琪公司办理12，390平方米土地批租事宜（上海祝桥空港工业区M-10地块），折合18.60亩，每亩单价26万元，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并可实际履行，曹友良保证在陈奕颖受让后该土地协议能够履行，曹友良应保证并无条件配合旌琪公司获得该土地；若因曹友良承诺的情况失实或因曹友良违背本协议的约定，导致股权无法变更的，曹友良将无条件退还陈奕颖已收款项，并自愿赔偿给陈奕颖200万元；若陈奕颖受让后，旌琪公司无法按其与临港公司订立的协议获得土地（包括面积、价格），曹友良承诺无条件退还已收的任何款项。
2008年9月25日，曹友良、金慧明与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曹友良将其持有的旌琪公司66.7%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陈奕颖，金惠明将其持有的旌琪公司23.3%股权作价70万元转让给尹陈君，金惠明将其持有的旌琪公司10%股权作价30万元转让给王雄峰；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15日内，向曹友良、金慧明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
针对上述股权转让，陈奕颖分别于2008年8月7日、2008年10月9日以现金、本票形式支付曹友良股权转让款60万元、20万元，曹友良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其中60万元即为上述曹友良出具的《承诺书》所涉60万元。
2008年10月，曹友良、金慧明将其持有的旌琪公司股权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比例，变更登记至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名下。
2010年1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将涉案上海祝桥空港工业区土地公开公告挂牌出让，出让面积确认为10，000.10平方米，旌琪公司参与竞买并最终以760万元的价格竞得。2011年1月31日，旌琪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订立《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获得上述10，000.10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土地出让款为760万元。
2011年12月28日，陈奕颖、尹陈君与李良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奕颖、尹陈君将其持有的旌琪公司66.7%、23.3%股权全部转让给李良初，后三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3年2月4日，曹友良以陈奕颖涉及合同诈骗为由，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二支队报案，称2008年8月6日，曹友良将自己的旌琪公司以230万元卖给陈奕颖，后陈奕颖又将该公司卖给他人，但目前为止陈奕颖还欠转让费170万元，且人不知去向，故来报案。经审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并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在办案民警询问过程中，陈奕颖表述：“我现在不欠曹友良任何的钱，但他叫朋友来讨要余款，但我跟他的朋友也明确讲清楚的，我没有欠他的钱。”
现曹友良、金慧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陈奕颖支付曹友良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该款逾期付款利息，尹陈君支付金惠明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该款逾期付款利息，王雄峰支付金惠明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该款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费由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负担。陈奕颖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曹友良归还其80万元，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并负担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一，陈奕颖应支付曹友良剩余股权转让款，还是应由曹友良退还陈奕颖已付股权转让款；第二，现尹陈君、王雄峰是否应支付金惠明股权转让款。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曹友良与陈奕颖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前，曹友良向陈奕颖作出承诺，明确陈奕颖受让股权后，旌琪公司与临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能够履行，若旌琪公司无法按其与临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价格、面积等条件获得土地，曹友良承诺无条件退还已收的任何款项。但陈奕颖从曹友良受让股权后，旌琪公司未能从临港公司按协议书约定的483.60万元获得12，39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直至2011年1月31日，旌琪公司才通过公开竞买以760万元获得10，000.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显然，曹友良承诺的上述内容并未实现，按照曹友良所作承诺，其无权主张陈奕颖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应按约退还陈奕颖已付股权转让款80万元。至于曹友良所述的《承诺书》效力问题，即使该《承诺书》中无金惠明的签字，但对作出约定并签字确认的曹友良、陈奕颖而言，相关条款应属有效，对双方产生约束力。
其次，陈奕颖辩称曹友良要求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的本诉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曹友良则称其每年均向陈奕颖催讨，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陈奕颖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确认了曹友良的催讨行为。但据陈奕颖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其仅确认曹友良及其朋友曾向陈奕颖催讨过股权转让款，而并未明确催款日期。现陈奕颖表示催款发生在2013年2月，故仅凭此证据难以证明曹友良每年均进行催款，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陈奕颖应于2008年10月付清股权转让款，故曹友良于2013年4月26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对于曹友良要求陈奕颖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的本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但对于陈奕颖要求曹友良返还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反诉诉讼请求，曹友良抗辩称此项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陈奕颖最迟于2011年1月31日即旌琪公司与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订立《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即应知曹友良的承诺无法实现，应向曹友良催还款项。但根据现有证据，陈奕颖直至2013年5月16日才通过提起反诉主张上述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于陈奕颖的反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根据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尹陈君、王雄峰应于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08年9月25日起15日内，向金惠明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金惠明称其曾多次向尹陈君、王雄峰催讨款项，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金惠明于2013年4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上述款项，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金惠明的本诉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曹友良、金惠明的本诉诉讼请求；驳回陈奕颖的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037元，减半收取计16，018.50元，由曹友良、金惠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980元，由陈奕颖负担。
曹友良、金惠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造成旌琪公司取得的土地价格超过与临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价格的原因，在于旌琪公司怠于履行与临港公司签订的协议，此责任应由陈奕颖承担。2、其向陈奕颖等三人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股权转让余款应当是收购结束后付清，收购结束的日期是涉案地块取得《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的登记日期，即2011年5月26日。综上，曹友良、金惠明请求本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反诉请求。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等三人答辩称，曹友良、金惠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按照《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10月即应付清余款。曹友良、金惠明至2013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按照《承诺书》的规定，旌琪公司未能按与临港公司订立协议的面积和价格获得土地，应无条件退还已收款项。故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期间，曹友良、金惠明提供2008年8月6日陈奕颖与曹友良签署的《收购协议书》一份，证明根据《收购协议书》第一条所规定的“甲方在收购之初支付人民币40万元后，在收购过程中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甲方的有关收购事宜，待收购结束，甲方将余款付清”，收购结束是系争地块获得《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的登记日2011年5月26日，其诉至法院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未超过诉讼时效。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等三人质证认为，不确认该证据是原件，且不是二审新证据。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在2008年8月6日签署该文件之后，当事人又签订了承诺书和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10月收购已经结束。曹友良、金惠明至2013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经认证认为，从打印纸张及当事人签章难以判断曹友良、金惠明提供的《收购协议书》是否为原件，对真实性难以确认。即使《收购协议书》为原件，其关于付款时间的条文规定已被2008年9月25日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更改，即“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故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等三人的质证意见能够成立，本院对曹友良、金惠明提供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陈奕颖是否应当向曹友良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二、尹陈君、王雄峰是否应当向金惠明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关于陈奕颖是否应当向曹友良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按照2008年9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陈奕颖从曹友良处受让股权，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但2008年8月8日曹友良向陈奕颖出具的《承诺书》中，约定了“若无法按公司与临港公司订立的协议获得土地（包括面积、价格），承诺人承诺无条件退还已收的任何款项”。现旌琪公司无法按其与临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价格、面积等条件获得土地，尽管曹友良、金慧明称无法按条件取得土地的原因在于旌琪公司的懈怠，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陈奕颖有理由基于《承诺书》的约定不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曹友良要求陈奕颖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尹陈君、王雄峰是否应当向金惠明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根据2008年9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15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尹陈君、王雄峰应在2008年10月付清股权转让款。二审中曹友良、金慧明称，根据《承诺书》及《收购协议书》的约定，付款节点应在办妥系争地块手续即2011年5月26日，故而诉讼时效并未超过。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质证，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收购协议书》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其次，即使《承诺书》及《收购协议书》约定了付款节点，该约定也被之后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更改。《股权转让协议》有当事人的签章，且第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付款节点为“本协议签订之日15日内”，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节点。在没有其他证据推翻签署日期在后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内容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情形下，尹陈君、王雄峰未于2008年10月付清股权转让款，金惠明至2013年4月才提起诉讼，且未提供该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并不成立。故对于金惠明要求尹陈君、王雄峰支付剩余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曹友良、金惠明要求陈奕颖、尹陈君、王雄峰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037.00元，由上诉人曹友良、金惠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蔚薇
代理审判员 卢 颖
代理审判员 盛 萍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娟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