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图支公司。住所：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明月路*****号。
负责人：王廷德，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桂芝，吉林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图县兴达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安图县石门镇崇山村。
法定代表人：王志忠，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思国，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维友，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图县支行。住所：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新安路****号。
负责人：王海龙，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琦，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图县支行职员。
上诉人中国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图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因与被上诉人安图县兴达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木业”）、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图县支行（以下简称“安图农行”）之间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图县人民法院(2014)安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兴达木业诉称，2012年9月21日，原告兴达木业因在安图农行贷款，安图农行要求必须对抵押财产进行保险。后原告兴达木业在被告阳光保险投保了财产险，被保险标的为厂房建筑物，保险金额为250万元，保费已足额交付，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成立。2013年11月25日，因下大雪将被保险标的物压塌，造成原告巨大财产损失。当日原告向被告请求依保险单赔偿损失。被告在2013年12月6日，派员到兴达木业送达《拒赔通知书》，拒绝理赔。经多次协商无果，原告兴达木业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阳光保险依财产保险合同按评估价赔偿原告1123564.05元及评估费13000元。
原审原告安图农行诉称，原告兴达木业在安图农行贷款，以涉案厂房作为抵押物，该厂房在被告处投保财产险时，约定原告安图农行为第一受益人，故原告安图农行要求依照保险合同享受该保险利益。
原审被告阳光保险辩称，1.对原告兴达木业与被告阳光保险形成了“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予以认可，但保险合同有约定，对雪灾等发生的财产损失是免除保险责任的，即原告主张的保险理赔事项不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范围内的事项，被告没有理赔的依据，不能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2.由于原告的财产已经出现保险范围之外的损失，被告同意从原告出现财产损失开始到2015年9月21日期间未履行部分的保险合同予以解除，按照保险期限的时间段计算，退回余下期限的保费；3.原告主张赔偿100余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假如被告有保险理赔义务，那么首先是恢复原状，进行修复、重建，如果不能修复、重建再进行赔偿，而本案原告主张赔偿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原告兴达木业向原告安图农行申请贷款，并以安图县石门镇崇山村的1800平方米钢结构厂房作为抵押物，但原告安图农行要求抵押贷款前必须对抵押物投保财产险，为此，原告兴达木业于2012年9月21日在被告阳光保险投保了财产基本险。原告保险代理人刘永坤在被告处办理保险时，由被告工作人员刘继祯负责经办，办理过程中，经办人未将财产基本险条款向原告保险代理人出示，亦未将财产基本险条款或是其中的免责条款作为该投保单的附件出示给原告或其保险代理人，只要求原告保险代理人在投保单第三页“投保人声明”一栏加盖公章，该投保单共三页，载明了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兴达木业，保险标的为位于安图县石门镇崇山村的1800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保险标的评估价为250万元，事故绝对免赔(额)率为500元或5%两者以高为准，保费为26300元，安图农行为第一受益人。原告于2012年9月21日向被告缴纳了保费26300元，被告于当日出具了财产保险明细表及保费发票两份材料，但被告未将该两份材料交给原告保险代理人，后期直接交给了安图农行，并一直由安图农行保管。2013年11月25日，因暴雪导致原告兴达木业所有的涉案厂房坍塌，原告兴达木业向被告报案后，被告于当日17时出险确认：“由于雪大，造成房顶倒塌，标的面积1800平方米，整个房顶全部塌落”。原告保险代理人于2013年11月26日到被告处要求理赔，被告公司两位经理负责接待，并同意按程序上报。2013年12月6日，被告给原告兴达木业下发拒赔通知书并同时送达了财产基本险条款，以涉案房屋受损是因为暴雪导致坍塌，根据财产保险基本险条款中第七条第八款规定，属于责任免除范围为由，通知原告兴达木业拒赔。审理过程中，经延边诚信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评估，涉案厂房(不含基础)重置价格为1218706元，残值为36007元。原告兴达木业认为，投保时被告并未告知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对原告无约束力，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阳光保险按照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赔偿原告1123564.05元［(1218706元-36007)×(1-5%)=1123564.05元］。原告安图农行要求作为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优先享受保险利益。
审理过程中，被告认为，如果理赔，依据保险条款第十条约定，在保险单中双方没有协商确定并载明情况下，应当按照重置价值赔偿。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兴达木业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积极履行合同的各项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中，被告阳光保险虽在投保单第3页的“投保人声明”栏中写明“投保人填写本投保单之前，保险人已经就本投保单及后附的保险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关于保险责任免除的条款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对该保险条款及保险条件已完全了解，并同意接受保险条款的约束”，但经庭审查明，被告既未将财产基本险条款内容或是其保险责任免除条款内容作为保险合同(投保单)的附件，亦未在投保单或是其他要求原告确认的书面文本中对财产保险基本险条款中的免除保险责任条款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庭审中被告阳光保险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就保险合同中相关的免责条款在投保人投保之前或之时对其进行了明确说明，故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阳光保险关于其不承担理赔责任的辩解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兴达木业履行缴纳保费的义务后，被告应在保险标的坍塌后积极按合同约定履行理赔义务。依据财产基本险条款第十条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出险时的账面余额、出险时的市场价值或其他价值，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因本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未就投保标的的保险价值协商确定，被告亦在庭审认可按照重置价值认定保险价值，故原告以评估机构评估的出险日重置价值1218706元、残值36007元及双方约定的5%的免赔率作为计算依据，要求被告赔偿1123564.05元及评估费13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没有受益人的相关规定，原告安图农行要求作为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在被告保险理赔范围内优先受偿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图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安图县兴达木业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123564.05元、评估费13000元，合计1136564.05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图县支行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29元，由被告中国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图支公司负担。
阳光保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兴达木业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兴达木业承担。其理由如下：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我保险公司不是报销公司，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投保人投保的险种所涉及的保险合同范围来审理案件。原审判决我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无事实依据，无合法的证据证实，请二审法院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成立，上诉人亦将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予以告知。
2012年被上诉人因向农行安图支行申请贷款需要而委派刘永坤到上诉人处签订保险合同并缴纳保费综合险。两种保险责任的范围有不同，所花费保险的保险金有区别。刘永坤作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人，在商谈保险金额中，上诉人已将两种险别的差异及责任区别进行了阐述。被上诉人的保险目的是为了办理贷款手续需要，被上诉人的全权委托人刘永坤选择财产保险基本险的前提是保费偏低，当然也了解到保险责任的范围偏小。同年9月2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财产基本险投保单，该保险单中也在被上诉人盖章处明确写明“投保人声明”，而非在保单的背面或者不容易发现处进行模糊化和不明确化的表达，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刘永坤在签订合同中，必然会对该条款进行详细的询问及了解后才投保了财产保险基本险险种。
二、刘永坤拿着被上诉人的公章并交纳保险金，据此完全可认定刘永坤为被上诉人的全权委托人。而不是判决书第十页第16行所认为的“原告保险代理人刘永坤……”，因为保险代理人指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办保险业务并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的个人。而明显刘永坤不具有这样的资格。刘永坤作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证人证明效力很低，况且本案造成不予理赔的原因是刘永坤在办理投保时其选择保险险种有问题，其本人有责任。所以，刘永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到上诉人处进行理赔商谈中就进行录音，其后在12月9日和10日谈话录音中明确可以听（看）出，刘永坤的诱发性及误导性发文，多数是她自己陈述之后，采用是否的疑问句，多个问话在一起，让对方回答，故意引诱说没有告知，这样的视听资料的证明效力显然低于2012年9月21日由刘永坤在代表被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基本险合同中证明的事项，办理保险时签订的保单是客观真实的，而刘永坤的言词证据否定了书证（财产保险基本险投保单）。
三、原审法院认定（第九页第十九行）被告对“该证据是在送达拒赔通知书时同时送达给原告兴达木业，在此之前未向原告出示过”的事实予以认可，这显然是断章取义的和片面性的。因为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上诉人的出示和阐述只能针对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授权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向其委托人刘永坤进行完整的阐述。所以断章取义的认定未出示是错误的。刘永坤本人在办理保险时已经了解了保险险种和所要保险的事项、范围，否则她是不会轻易在已经有投保人声明中告知了投保人填写本投保单及后附的保险的内容，尤其是关于保险责任免除的条款以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义务条款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对该保险条款及保险条件已完全了解并同意接受保险条款的约束。由此可见，上诉人已经明确告知了被上诉人保险条款的内容，上诉人已经口头告知后，经被上诉人选择，才确定投保了财产保险基本险险种和保险范围后，被上诉人才在保单上盖的公章。依据《保险法》第十一条二款的规定，我方已经口头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要不然作为投保人不会在不知道什么样的险种及保费多少的前提下就随便的盖上公章的。
四、至于将投保单、收据等交到农行也是被上诉人让我们帮助送的，用以证明抵押贷款的标的物已经投保，只有保单和收据就能够证明已经保险了。至于有关保险合同条款是在被上诉人办理投保时就已经了解到了之后才选择的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因此被上诉人主张赔偿无事实依据。
五、评估费让上诉人承担无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我保险公司只能在符合保险条款的范围内理赔，不是保险范围的不应当承担理赔责任。原审判决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兴达木业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一、本案的关键是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是否产生效力的问题。被上诉人是投保人，投保的是财产保险，那么，一旦投保的财产灭失，保险人就得理赔，除非在投保时，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和应当附的格式条款中有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也就是说某种特别情况造成保险标的物损毁或灭失，保险人拒绝理赔。同时该免责条款必须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和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综合本案，被上诉人投保时，上诉人只是让在投保单上加盖印章而已，再没有其他。上诉人拒绝理赔的理由是依据财产基本险条款规定的内容，投保时被上诉人没有看到，就更谈不上免责条款的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了。所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应当理赔。
二、上诉人称在被上诉人投保时，就免责内容进行了告知，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这一说法也是违背诚信的，上诉人在一审时也自认了财产基本险条款是拒赔时交付被上诉人的，同时被上诉人投保时上诉人的经办人和出险时接待人刘继祯副经理，当时还往上级保险公司上报审核赔偿数额，可见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自己都不清楚怎么能在投保时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
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的投保代理人刘永坤在办理投保时其选择的保险险种有问题，其本人有责任，所以才保险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进行录音。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这一观点是及其不负责任的颠倒黑白的说辞。也不存在上诉人的经办人员对保险事宜进行完整阐述的事实。上诉人作为经营保险业务的单位，其具有丰富的保险专业知识，而被上诉人的投保代理人缺乏这方面知识，一切都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办理的，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当时选择保险险种的事宜。对于被上诉人保险代理人的录音，很简单，因为事故发生后很多人提到现阶段理赔难，所以被上诉人为了收集证据才录的音。同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12月9日和10日的录音称是被上诉人的投保代理人诱导和误导性发问，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都是客观事实，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的代理人也就是当时承办保险的人对此内容没有异议，同时一审法官也进行了询问，是查证属实的，另外对于将投保单和保费收据交到农行并不是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帮忙的，因为被上诉人去上诉人处投保也是农行协调的。
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安图农行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1、原审已经查明上诉人未将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予以明确告知。2、原审判决采信刘永坤证言以及录音视听材料正确。虽然刘永坤与本案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但他是涉案保险办理以及后续理赔的经办人，对本案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3、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对保险目的表述错误，原审原告按照业务规定要求被上诉人对贷款抵押物办理保险，其目的是为了防范化解抵押物的风险，并不是上诉理由中的上诉人所述单纯为了办理贷款手续的需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保险产品汇编》、《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各一份。该汇编是2006年保监会做出的，并且按照汇编中费率交保费。该证据证明当初被上诉人投保时选择的是财产基本险的险种，保险费费率为3.5‰，而财产综合险的保险费费率是6.4‰。财产保险综合险中对雪灾进行理赔的，但本案是财产保险基本险，不含雪灾理赔的内容。该证据能够佐证被上诉人选择基本保险是因为保费低，被上诉人是为了办理贷款手续所以选择了保费低的财产基本险。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告知了保险的险种不同、保费不同、理赔范围不同。
被上诉人兴达木业质证称：《保险产品汇编》不是证据，是上诉人对自己经营业务的说明，《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份证据证明不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对保险险种、保费、理赔范围进行了说明，如果上诉人的经办人明确说明我公司将会选择综合险，参加保险是为了保障我方权益最大化，我方不在乎保费多少。本案关键是基本险中暴雪免责条款是否生效的问题。
原审原告安图农行质证称：《保险产品汇编》是上诉人公司自己内部的汇编，《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是保险行业通用的。两份证据不是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形成的证据，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在订立保险时上诉人阳光保险对投保人兴达木业进行明确告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证据2：证人姜岱坤证言。（姜岱坤，1987年4月1日生，汉族，现住安图县明月镇山城小区6号楼2单元502室，中国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图支公司查勘员，身份证号222426198704010018。）
证人姜岱坤称：具体保险合同签订日期不记得了，但是当初签订保险合同时我、上诉人公司的刘永坤、阳光保险公司刘继祯在场，刘继祯向刘永坤说明了有财产基本险和财产综合险，刘永坤询问这两个险种的区别，然后刘继祯对两个险种进行了明确的解释，以及两个险种的具体保险责任。在刘永坤询问完具体费率以后，选择了保费低财产基本险，并在投保单中加盖了公章。财产基本险条款保险公司经办人刘继祯给兴达木业的经办人刘永坤看过，但是没有交给兴达木业经办人刘永坤。当时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是否给兴达木业的经办人刘永坤出示过，我不清楚。我是2010年10月份开始在阳关保险公司上班，具体负责理赔查勘，2014年1月份到6月初一直在本单位上班。
上诉人阳光保险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投保时选择了保费低，保险范围偏小的财产基本险险种，并且明确知道基本险险种的理赔范围和免责范围，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投保人形成保险时介绍了两份保险险种，上诉人已经明确告知两份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和免责范围。基本险保险不含有暴雪，而综合险保险含暴雪。
被上诉人兴达木业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有异议。1、被上诉人的保险经办人从来没有见过该证人，该证人不在当时的投保现场。2、该证人系上诉人内部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其证明力低，不能单独作为证明事实的依据。3、该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因为通过发问在一审的审理阶段一审法院开庭3次，该证人均在安图，但其并没有出庭作证。4、证人所述是不客观的，是为了帮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而出庭作证的不客观证言。所以缺乏合法性和客观性所以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5、对于投保时的客观情况应以被上诉人的投保经办人和上诉人经办的人对话录音为准，以及对当庭对录音的询问为准。
原审原告安图农行质证称：1、证人身份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该证言不能采信。2、从证言内容看，不能清晰、准确、明确的证明该公司业务员与被上诉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当中全部过程。3、该证言与一审采信的证据相互矛盾，所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对财产基本险和综合险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告知。4、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
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保险产品汇编》是上诉人单位手续保费的依据，《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是上诉人用于签订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对以上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上诉人在订立涉案保险合同时，并未将该两份证据交付给被上诉人，且该两份证据只是书证，仅凭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涉案合同的免责条款进行了书面或口头形式的明确解释，故上诉人据此证据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证人姜岱坤系上诉人单位的职员，且在一审时能够出庭作证而未出庭，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证人姜岱坤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在投保单上加盖了公章，但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是事先打印的，又无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方式（如：字体加粗、加黑等等）。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又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与其他保险凭证一并提供给被上诉人，而是发生涉案保险事故后，在拒赔时才将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一并交给被上诉人，故不能认定上诉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其次，虽然上诉人主张订立保险合同时用口头形式对免责条款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主张的该事实。根据以上事实和上述法律规定，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故上诉人根据该免责条款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阳光保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29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中国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图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一
审判员 俞顺花
审判员 徐宝红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朴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