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02民初1390号
原告（反诉被告）：金梁波。
被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温州市牛山北路23-1号（公路大楼七楼）。
法定代表人：徐永钦，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志晗、张慧，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金梁波诉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鹿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温鹿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于2016年3月2日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被告温鹿公司不服上诉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中院于同年4月20日终审裁定驳回上诉。遂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陈霄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梁波，被告温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志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金梁波诉称：原、被告系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当事人。2015年5月22日，原告所有的浙C×××××号出租汽车有偿取得客运经营权。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出租汽车挂靠协议》，约定原告将上述出租汽车挂靠到被告名下经营，协议对原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未约定履行期限。2015年12月份以来，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挂靠合同关系，但被告均予以拒绝。在合同存续期间，被告除了依其名义代缴各种税费外，没有履行其他相关义务。原告认为，对于继续性合同，原告享有订立合同的自由，也享有解除合同的自由。被告拒绝解除合同，限制了原告享有的合同自由解除权，违反了法律最基本的原告故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浙C×××××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有关证据：
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工商登记情况，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3.收费单据，证明原告将车牌号C×××××出租车挂靠被告名下经营的事实；
4.协议书及其公证书，证明浙C×××××出租汽车系原告于2015年5月25日向戴玉兰购买出租汽车经营权和捷达牌轿车所有权同日转移原告所有；
5.汽车登记证书证，证明浙C×××××出租汽车登记原告和被告名下；
6.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证明浙C×××××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属于原告所有；
7.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浙C×××××出租汽车登记下原告与被告名下；
8.道路运输证，证明浙C×××××出租汽车登记在被告名下。
被告（反诉原告）温鹿公司答辩并反诉称：本案的挂靠合同属于历史遗留的挂靠合同，无论从合同订立的客观历史背景、国家现形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来看，原告单方诉请解除合同都是严重违约并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被告认为在原被告双方就合同解除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经政府部分确认可以解除合同之前，该合同是不能解除的。综上被告认为，被告为履行合同义务投入巨大，不仅花费大量的资金成本，更提供自身的资质成本，现原告诉请解除合同会造成被告的重大损失，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判令反诉被告金梁波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50000元；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反诉主张，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证明1998年10月8日，温州市政府出台办法，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一律实行有偿使用和办法对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和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作了明确区分的事实；
2.《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证问题的通知》温政办（1999）118号、关于发放《温州市出租车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的通知-
温运征运（1999）090号，证明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证的取得与其一直使用的出租车企业的客运经营主体资格密不可分，其办证申请必须由出租车企业和个人车主共同提出，个人车主基于出租汽车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才以3万元的低价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证，当时非历史遗留问题车辆取得经营权证的价格约为68万元；
3.浙C×××××出租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浙C×××××出租汽车属于历史遗留车辆，客运权证仅以3万元取得，反诉原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汽车一直挂靠反诉原告处经营；
4.关于印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驾驶员聘用合同、驾驶员安全责任书各一份，共同证明被告为原告代缴税费、替原告履行驾驶员安全教育管理、车辆检修、事故处理等各项义务，并为车辆配备安全员；
5.温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关于开支温州市区出租汽车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书，共同证明2009年12月温州市政府开展温州市出租车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以及政府认可挂靠经营权是有价值属性等事实；
6.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按照政府文件的规定采取一次性买断的方式，投入巨额资金，向被兼并单位购买挂靠经营权的事实；
7.兼并协议书、房屋租赁合同、社保缴费信息、工资表各一份，共同证明被告兼并重组后，为了满足政府制定的各项标准，反诉原告重新租赁场地、雇佣职工；
8.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证明被告一直替原告垫付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针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原告（反诉被告）答辩称：1.原告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权与被告无关；2.原告与被被告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就是原告缴纳管理费，被告出借企业经营资质；3.被告要求赔偿损失5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4.被告主张的须经政府认可才能解除合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被告（反诉原告）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证据1-8均无异议。
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反诉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从该办法第三条可以反映出政府对出租汽车的身份没有限制；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反诉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对证据4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原告和驾驶员签订，不是被告和驾驶员签订的，因此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是本案原告和驾驶员。责任书签订并不必然退出被告已经履行了所有的义务；证据5没有原件，从形式上看是不合法的，即使是真实的，该两份文件是指导性的文件不是强制性的文件，与原告无关。挂靠经营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商业模式，挂靠经营的模式在双方之间产生权利义务，但挂靠经营本身没有价值，政府鼓励企业重组，盈利和亏损都是归于原告，被告的盈利同样也没有与原告分享；对于证据6，真实性与合法性无法核实，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社保和缴费都是被告的陈述，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8没有原件，原告无法质证，即使真实，企业的安全费用也与原告无关。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8均无异议，上述证据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1-4、8，合法有效，且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在本案中本院予以采用；被告提供的证据5，涉及的是客运出租车企业兼并重组的事实，与本案所讼争的挂靠合同关系解除与否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用；被告提供的证据6-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采用。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2015年5月22日，原、被告之间形成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双方就挂靠期间的权利义务主要约定：原告将车牌号为浙C×××××的出租汽车挂靠被告温鹿公司经营，车辆经营权证、车辆所有权属原告私有，车辆由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发生的一切意外自负责任，被告配合有关部门协助原告处理解决事务，原告必须服从被告管理，遵守被告的各项规章制度，原告必须按时缴纳被告代缴的各项税费、管理费（每月120元）等；双方未约定合同的履行期限。
另查明：1998年10月8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一律实行有偿使用；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通过公开拍卖竞买有偿获得；本办法实施前，原已在营运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有偿使用另行确定。1999年11月8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市区部分未取得有偿使用经营权证的出租客运汽车，承认其历史形成的过程，其经营者可本着自愿的原则，在交纳3万元有偿使用金，并经温州市公证部门公证以后，领取《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1999年11月23日，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公路稽征处联合发放《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的通知，对未取得有偿使用经营权证的出租客运汽车如单位和个人申请领取《经营权证》，要求持包括《行使证》、《道路运输证》等在内的材料，并填写《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申请表》，缴纳三万元有偿使用金，签订有偿使用合同，经温州市公证处公证后，办理《经营权证》。涉案车辆属于上述未取得有偿使用经营权证的出租客运汽车，几经转让，现涉案车辆的客运经营权登记于原告名下，道路运输证的持有人为被告温鹿公司，机动车行驶证登记于原、被告双方名下。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协议是否可予解除；二、被告是否有权向原告主张赔偿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签订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仍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并未明文规定挂靠经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应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本案原告根据《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其购入的出租汽车以温鹿公司名义统一接受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并对外营运，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益主体不发生变化，车辆相关税费由原告缴由温鹿公司后以温鹿公司名义统一对外代缴，原告需要向温鹿公司缴纳服务管理费等。即实际上，原告与温鹿公司约定了以温鹿公司的名义对外办理原告所属车辆营运所需事项，以公司名义接受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并开展营运，车辆营运所需税费由原告自负，同时原告还需要向温鹿公司缴纳服务管理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性质和特征最相类似。根据涉案合同约定的内容及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故被告主张涉案出租汽车在原被告双方就合同解除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经政府部门确认可以解除合同之前无法解除的答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原告就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享有任意解除权，故原告以此要求解除涉案C×××××号出租汽车挂靠关系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不具有单方解除合同权利的抗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以其为履行合同义务投入巨大的成本为由，认为原告单方面解除合同造成被告的重大损失，反诉原告赔偿经济损失50000元。本院认为，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按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通常理解，当事人基于解除委托合同而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同于基于故意违约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责任范围仅限于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应包括预期的利益。但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立法本意，应是针对大多数无偿的民事委托合同而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委托合同不再局限于民事事务，而扩展至商事事务，相应的委托商事事务的常态应是有偿合同。在商事委托中，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商业信誉、经营能力、资质等方面的信赖与受托人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法律赋予了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权利，这使得在市场经济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能存在滥用该权利的情形。一旦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势必会给受托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具体到本案中，原告按照规定挂靠于被告处，被告作为具备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公司，依照相关的政策、规定招募员工、设立场地，付出了一定的经营成本，其经营成本则以向原告收取服务管理费的形式收回。现原告行使任意解除权，违反了委托合同规定的向被告支付服务管理费的义务，应向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由于原告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出租汽车挂靠关系，相应地也减少了被告的经营日常成本，故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5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且该赔偿金额亦明显高于被告因此受到的损失。结合本案的实际，从兼顾原被告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本院参照被告向原告收取管理费的标准，自挂靠合同关系解除之日起至涉案出租汽车强制报废之日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1292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金梁波与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之间的浙C×××××号出租汽车挂靠合同关系；
二、原告（反诉被告）金梁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损失1292元；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反诉费525元（已减半），合计56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金梁波负担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温鹿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5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 霄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冯思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