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聊商终字第1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路76号。
主要负责人：石福海，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中军，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玉娥，农民。
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玉娥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4）聊商初字第1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中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郑玉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范西亮系成安达代理公司业务员，从事保险业务。ＸＸ显系郑玉娥所在村村支部委员，与范西亮系朋友关系。范西亮每年都会与ＸＸ显联系，以便了解郑玉娥所在村是否有投保人员和已投保人员的续保。2013年范西亮找到ＸＸ显让其联系是否有需要办理长安吉祥卡的人员，郑玉娥之子王某某便交款100元购买了一份长安吉祥卡，王某某把身份信息交到长安公司。而后，范西亮办卡后将长安吉祥卡激活，但是并未及时将卡交给王某某，而是王某某死亡后才将长安吉祥卡交给郑玉娥。该卡保险责任为：意外身故、残疾、烧伤，保险金额为6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额为6000元；意外住院补贴累计90天，每天20元。保险期限为2013年2月25日至2014年2月24日止。本保险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该卡服务手册约定责任免除条款为：第4条、被保险人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第12条、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2013年10月30日王某某驾驶助力二轮摩托车沿聊城市聊堂路由东向西行驶至老电厂煤场西，发生交通事故，王某某当场死亡。经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王某某系交通事故所致颅脑损伤死亡。该事故经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东昌府大队认定：王某某承担交通事故全部责任。郑玉娥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以该次事故不在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作出人身险拒赔通知书，依据为吉祥卡责任免除条款。2014年7月29日，郑玉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保险公司支付其人身保险理赔款6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郑玉娥系王某某之母，王某某生前与郑玉娥及其兄长王某甲共同生活，王某某没有妻子和子女。
原审法院认为：郑玉娥之子王某某投保了长安吉祥卡一份，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额为6万元，王某某缴纳保费100元，双方对此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长安吉祥卡所涉条款系保险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应当向王某某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于免责条款应当进行提示或说明。保险公司未提供《长安吉祥卡意外伤害保险卡服务手册》所载明的内容已向王某某进行了告知并且对于所签合同中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或说明和已将服务手册交付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认定上述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电子保险单载明的内容，其保险责任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王某某在保险期间发生意外伤害致死，依法享有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要求理赔的权利，保险公司应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义务。保险公司未及时支付郑玉娥保险金，违反了上述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郑玉娥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6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郑玉娥保险金6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上诉人保险公司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以网页等特殊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明显不当。本案被上诉人之子王某某是在上诉人的官方网站通过激活保险卡的方式形成的电子保险单,是一种通过网络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未全面客观考虑在保险卡的激活流程中上诉人已经切实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未引用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明确规定，却仍引用此前公布的合同法及司法解释之规定,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就免责条款予以明确说明，明显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有误。二、王某某将身份信息提供给范西亮,让范西亮代为激活保险卡,此行为视为王某某对范西亮的授权,范西亮激活保险卡是基于王某某授权的代理行为。范西亮是诚安达保险代理公司的员工,而非上诉人的员工,其是否代为销售上诉人的保险卡、是否有代理权限、是否合法，一审法院并未审理认定,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范西亮与上诉人有代理关系。但范西亮代为收取保费以及激活保险卡的行为可以认定是王某某的代理人。因此,王某某应对范西亮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长安公司并没有给王某某任何的保险卡等凭证，更没有要求王某某个人激活保险卡,也没对免赔事项进行告知。二、王某某是经村委会宣传才去村委会报名购买意外保险,缴纳了100元的保险费并预留了身份证号码。王某某仅知道买的是意外保险,其与长安保险的业务员范西亮并不认识,不可能个人委托范西亮购买保险。王某某意外死亡后,我方找到长安保险的业务员查找到王某某的保险信息,并向长安保险申请理赔,长安保险多次推脱不予理赔。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在上诉人保险公司官方网站自助投保卡激活系统对长安吉祥保险卡激活时，该系统可以对激活人就相关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是否通过网络系统对被保险人王某某本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二、被保险人王某某是否授权范西亮激活长安吉祥卡。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无论保险合同通过什么形式订立，都不能免除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本案保险合同虽然通过在网上激活长安吉祥卡的方式订立，并且长安保险公司在网络激活系统上将阅读相关免责条款设置为激活的必经程序，但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认可该网络激活流程仅能证明对长安吉祥卡激活人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向被保险人王某某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同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明确认可本案长安吉祥卡激活人是范西亮而不是王某某本人。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虽然没有查明本案保险公司可以对激活人就相关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这一事实，但认定长安保险公司没有向被保险人王某某直接履行该项义务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就王某某是否授权范西亮激活长安保险卡，在被上诉人与范西亮本人都否认的情况下，上诉人保险公司作为主张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保险公司仅凭王某某向范西亮缴纳保险费、向其提供个人信息就认定范西亮激活保险卡的行为系基于王某某的授权，显然证据不足。因为被保险人也完全可以向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为上述行为。相反，范西亮以保险代理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其几年来经常到被保险人王某某所在村里通过村委会宣传长安吉祥卡、代收保险费、并成功推销多份保险产品的行为，客观上使任何一个善意第三人都有正当理由相信范西亮是其所推销的保险产品长安吉祥卡的推销人，亦即范西亮的行为系代理长安保险公司的行为。至于范西亮是否是长安保险公司的正式员工，长安保险公司是否实际对范西亮进行授权，并不影响此项认定。事实上，保险公司虽然否认范西亮不是其公司保险代理人，但却一直在接受范西亮推销成功的长安保险卡的保险费。从本案被上诉人的主张看，被保险人也一直认为范西亮就是推出长安吉祥卡产品的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从证人范西亮的当庭作证证言看，其也承认自己当时是作为诚安达保险代理公司的员工，一直在村里作为保险代理人推销长安吉祥卡。因此，保险公司关于范西亮激活长安吉祥卡系基于王某某授权、应当由王某某对范西亮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长安保险公司对范西亮的行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长安保险公司既没有向被保险人王某某本人就相关免责条款履行告知和明确说明义务，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向经王某某授权的代理人履行此项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相关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王某某不生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永前
审判员 关 淼
审判员 杨 轲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姜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