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6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兰，女，1938年2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新（李玉兰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殿生，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大经贸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边传利，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良坤，北京市中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建英，女，1962年10月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常禄（冯建英之夫）。
上诉人李玉兰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大经贸发展中心（以下称中大中心）、冯建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41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玉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新、陈殿生，被上诉人中大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良坤，被上诉人冯建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常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玉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1996年5月8日北京市糕点五厂与冯建英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大中心、冯建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房屋系公房，但房改前该公房的产权人及产权证明均未查清。李玉兰曾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涉案房屋原始登记资料，以查明该房屋产权人及产权证明，但一审法院没有调取。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产权证明原件的情况下，依据推理得出中大中心为产权人，显系违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一审法院无权对中大中心是否是涉案房屋的产权人进行审理及评判；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一审法院亦无权认定谁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无权对冯德良是否与中大中心建立承租关系进行审理及评判；三、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冯建英取得涉案房屋产权是因为冯建英参加房改与中大中心于1996年5月8日签订《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是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而认为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房改售房单位必须有产权证明才可以出售房屋，但直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时，中大中心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产权证明，因此中大中心在没有产权证明的情况下，没有资格与冯建英签订出售公有住房的协议书；（二）已经出租的公房的购房人应是房屋的承租人，李玉兰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合法承租房屋的准住证原件及租房合同原件，冯建英未提供承租该房屋的有效证据，因此，冯建英没有资格购买涉案房屋。
中大中心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李玉兰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中大中心出售涉案房屋前享有产权，中大中心仅享有分配权，有权分配给本单位的职工。中大中心根据政策进行房改，参加房改的人员才能办理产权证。中大中心与冯建英在房改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
冯建英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李玉兰的上诉请求，涉案房屋是单位为职工解决的住房，李玉兰只是借住在涉案房屋，没有其他的权利。
李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中大中心与冯建英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双红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7月21日出具证明，称冯德良与李玉兰系夫妻，原承租单位公房，于1992年6月26日迁至朝阳区，夫妻二人已将公租房退还原单位。
1995年8月16日，以冯德良名义办理了朝阳区×602号房屋的准住证。1995年8月18日，冯德良与北京市第一房屋修建工程公司第二房管处签订《管理合同》，约定冯德良愿将上述房屋委托该公司全权管理。此后，该房屋均由冯德良支付房租、管理费及其他生活费用。
1996年5月8日，北京市糕点五厂作为甲方与乙方冯建英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朝阳区×602号房屋以优惠价卖给乙方，房价全额为142740元，乙方付款5万元。
1998年11月18日，北京市糕点五厂更名为中大中心。
2014年8月22日，冯建英向中大中心支付购房款50966元及维修基金1877.30元。2015年1月12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冯建英名下，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关于涉案房屋分配情况。中大中心提交如下证据：⑴.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康居办于1994年8月15日向市一商局、食品工贸集团、粮食局、供销社、旅商总公司发出的通知复印件一份，内容为“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签定的94-8号购房合同，共购进×201号楼、104号楼住宅72套，产权归你单位所有。”该通知注明分配给食品工贸公司的房屋中包含×602号房屋。⑵.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于1995年7月7日出具的《通知单》一份，内容为：“根据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康居办1994年8月15日及1995年6月7日印发的关于单店小区康居住宅分配的通知，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从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分配到朝阳区×201楼5套楼房、13号楼共10套楼房，共15套楼房。”该通知注明分配给“北京中大经贸发展中心”的房屋中包含×602号房屋。⑶.北京市糕点五厂于1996年4月出具的《康居住房分配名单》一份，内容为“依据北京市康居工程工作小组办公室（通知），为解决困难企业和低收入职工住房问题的政策措施的精神，根据职工本人申请，部门认定及分房领导小组评议。厂部现将第一批分房名单公布如下：……十八号楼四门六〇二冯建英，以上人员，到厂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⑷.北京市公安局东坝派出所出具的×201号楼后更名为×18号楼的证明。李玉兰认为上述证据⑴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⑵出具时北京市糕点五厂尚未更名为中大中心，存在矛盾；证据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⑷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之前的房号不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中大中心提供的上述部分证据虽系复印件，但鉴于到涉案房屋分配渠道相对复杂，牵涉多个单位，中大中心未能持有相关原件符合情理；考虑到从购房协议的签订和房屋所有权证的办理情况，应当认定中大中心对该房屋具有事实上的分配权利；上述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反应了房屋分配的整个流程，且中大中心系实际分配单位，故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认定涉案房屋系根据北京市康居工程政策，由北京市商业委员会经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交由中大中心的前身北京市糕点五厂分配。
2.关于冯建英是否是中大中心的员工问题。中大中心于2017年2月17日提交“糕点五厂职工花名册”一份、“2000企业和城镇劳动者缴费基数情况表”一份、“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缴费清册”一份，证明冯建英系其单位员工。中大中心又于2017年2月28日出具证明称“杨常禄系北京中大经贸发展中心退休职工，……1977年3月参加工作，退休时间为2013年8月。”并提交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于2017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称“冯建英为我街道管理的社会化退休人员，……参加工作时间为1983年12月，退休时间为2007年10月，工龄为23年11个月。”该两份证据欲证明购买涉案房屋使用冯建英、杨常禄夫妇工龄的情况。李玉兰认为上述“糕点五厂职工花名册”、“2000企业和城镇劳动者缴费基数情况表”、“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缴费清册”均系中大中心内部资料，可以随便制作，真实性不认可；称证明杨常禄是中大中心员工的证明与中大中心所称冯建英是其员工相矛盾。中大中心的解释为冯建英在1996年时是其单位员工，后买断工龄，杨常禄于1998年调入其单位。一审法院认为中大中心就冯建英是其单位员工一节提供了多份证据，李玉兰虽提出质疑，但未能就此提供任何反证。根据相关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冯建英在1996年购房时系中大中心的员工。
3.关于李玉兰称其给冯建英的爱人杨常禄购房款6万元。冯建英对此不认可。李玉兰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一审法院难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李玉兰认为中大中心、冯建英之间的合同侵犯了其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认为，李玉兰尚未证明其与该房屋的分配单位中大中心建立了合法的承租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关于李玉兰所称冯建英已享受过国家政策性住房，不符合本次公房购买条件。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玉兰未能证明冯建英已享受国家政策性住房的事实；其次，即便冯建英根据相关政策不符合购房条件，亦非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理由，该房屋是否收回应由相关单位决定。关于李玉兰所称中大中心、冯建英恶意串通侵害其利益。一审法院认为，中大中心将房屋分配给自己的职工，系其合法权利，亦难以认定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况且，涉案房屋系北京市康居工程分配房屋，按照相关政策应由相关单位分配给其住房困难的职工，李玉兰及其配偶并非中大中心的职工，其根据相关政策本就不享有购房资格，故其所称侵害其利益的主张并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李玉兰要求确认中大中心与冯建英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玉兰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李玉兰向本院提交2002年5月6日的收据，证明李玉兰购买涉案房屋，中大中心已经收取李玉兰6万元购房款，涉案房屋应出卖给李玉兰。李玉兰主张李玉兰将6万元交给了杨常禄，杨常禄将该收据交给李玉兰。该收据内容为“2002年5月6日，今收到冯德良朝阳区×602交来购房款人民币陆万元整”，收款单位公章处加盖有显示为“北京中大经贸发展中心财务章”的圆形印章，交款人处签字为“冯”。中大中心对该收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主张该收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在一审期间即存在，但李玉兰并未提交。该收据上的字样及印章均不清晰，中大中心在2002年并未收取涉案房屋购房款，收据上的章亦不是中大中心财务章。冯建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不存在李玉兰主张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将结合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及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中大中心与冯建英就涉案房屋买卖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无效。李玉兰上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无权审理及认定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及承租人，但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不属于“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亦不属于“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故李玉兰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玉兰上诉主张中大中心未提交产权证明、冯建英没有资格购买涉案房屋故《协议书》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本案中，一审法院综合相关证据认定涉案房屋系根据北京市康居工程政策，由北京市商业委员会经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交由中大中心的前身北京市糕点五厂分配，中大中心对涉案房屋享有事实上的分配权利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李玉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配偶冯德良系中大中心职工，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与中大中心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房屋租赁关系。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冯建英系中大中心职工，故中大中心有权将涉案房屋分配给冯建英并与其签订《协议书》。因此，李玉兰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玉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玉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鲁 南
审 判 员 周熙娜
代理审判员 王 奔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法官 助理 李晓晴
书 记 员 崔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