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锦民一终字第003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锦州市古塔区山西街34号。
法定代表人：赵国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左振军，该公司副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法定代表人：赵国强，该公司社长。
委托代理人：张伟明，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衍贵，男，83岁，汉族，退休经理，住锦州市松山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新华书店，住所地：锦州市古塔区中央大街三段**号。
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14）古民二初字第0007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左振军、被上诉人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伟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衍贵、锦州市新华书店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2001年以和被告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印刷挂历的合同及被告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孙开礼和被告周衍贵为原告出具的两张欠据为主要证据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还清印刷费及滞纳金利息，要求周衍贵等承担连带责任。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周衍贵给原告出具的欠据因与原、被告间的合同关系属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故本案不能一并调整，原告应另行告诉”。该案又经过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和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周衍贵给印刷公司出具《欠据》的内容，与吉美社给印刷公司出具《欠据》的内容没有必然联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审认为不能一并调整，印刷公司应另行告诉的判定正确”。本案中，原告仍是以与被告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印刷合同及周衍贵出具的《欠据》等要求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付清挂历印刷费及违约金，属重复告诉，而不是另行告诉，本院不能重复审理。因对被告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本院不能审理，对于原告要求周衍贵和锦州新华书店对�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本院亦不能审理。综上，因原告的起诉属重复告诉，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424元，退回原告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宣判后，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4）古民二初字第00070号民事裁定，裁定支持锦州市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公正判决，支持我厂起诉状中和开庭审理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项。事实与理由：原裁定陈述了我厂起诉状中的内容，但却回避了下列事实：1、针对我厂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孙开礼出伪证等情况，吉林美术出版社在答辩状中，庭审中已不敢否认。2、在上级法院审理中四次出庭的孙开礼未敢再出庭来否认我厂在起诉状中明确指出的孙开礼出伪证等全部事实，理由及证据等。3、起诉状送达后，周衍贵、新华书店不答辩、不出庭，不敢再否认我厂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全部事实、理由及证据等，不敢再配合吉林美术出版社欺骗法院。4、我厂提供的证据目录1可以证明吉林美术出版社的“周衍贵提走的挂历是私自加的”一说是在欺骗法院。5、我厂和吉林美术出版社就周衍贵一方销售的挂历是否是私自加印的问题已经在起诉状、答辩状和庭审中展开了辩论。实际上一审已经开庭审理完毕。综合事实、理由及证据充分、清晰表明：中、高两级法院未对周衍贵欠据中的挂历欠款和孙开礼欠据一并审理而告知周的欠据“应另行告诉”是因吉林美术出版社�伪证并联合周衍贵等说假话欺骗法院所致，故我厂列吉林美术出版社为被告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119条规定。法院立案后又驳回起诉明显错误。锦州中院判决认为“关于周衍贵给原告出具的欠据因与原、被告间的合同关系属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故本案不能一并调整，原告应另行告诉”。辽宁高院的再审判决认为：“周衍贵给印刷公司出具《欠据》的内容，与吉美社给印刷公司出具《欠据》的内容没有必然联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审认为不能一并调整，印刷公司应另行告诉的判定正确。”周欠据（包括挂历款和书款两部分）和周欠据中的挂历款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中高两级法院均未明确否认周欠据中的挂历款与我厂和吉美社的印挂历合同为同一合同关系的事实。退步说，即使明确认为周欠据中挂历欠款和印挂历合同没关系，那也不应以此作为驳�起诉的依据。辽高院再审的核心目的是撤销本院二审错误判决，因维持“应另行告诉”的判决，故其没有必要浪费高级法院的给多审判自愿对这么小数额的周欠据进行全面具体的审理，上级法院判决中的个别文字字眼不应影响下级法院在本“另行告诉案”中对综合事实、理由及证据的认定。告知“应另行告诉”本身就说明对周欠据没有进行具体的审理。“应另行告诉”指的是欠据，其和“应另换被告”为两个不同概念。此一时彼一时，现实的事实、理由及证据恐怕吉美社再联合100个周衍贵来否认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上级法院至审理了孙开礼的一张欠据，并告知周衍贵的欠据“应另行告诉”，那本案中重复提供周衍贵欠据当然是必须的。本案中我厂仍只告诉周欠据中的挂历欠款，如果说这是重复告诉，那么这确属“应另行告诉”范围内。两据一审卷142页记有吉美社辩称“周（衍贵）销售的挂历是私自加印的，不存在替我们还款一说”，对此，吉美社始终不能自圆其说，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中高两级法院因告知“应另行告诉”也均未有定论。故我厂重复提供相对“私自加印”之说的印挂历合同书是必要的；故本另行告诉案对周衍贵一方从我厂提走的挂历是否是我厂私自加印的问题必然不是重复审理。难道原裁定驳回起诉是非叫我厂也欺骗法院说挂历是“私自加印”的不成？
被上诉人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裁定。
其他被上诉人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一审起诉和二审上诉的主要理由是周衍贵欠据中的挂历款与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印刷挂历合同为同一合同关系、周衍贵欠据中的款项为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欠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款项，因此周衍贵是替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还款，要求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要求周衍贵、锦州市新华书店承担连带责任。本院（2001）锦经初字第6号判决认为：“关于周衍贵给原告出具的欠据因与原、被告间的合同关系属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故本案不能一并调整，原告应另行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辽审二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印刷公司认为周衍贵给其出具的《欠据》，与印刷公司和吉美社之间的印刷合同存在关系，周衍贵和新华书店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缺乏证据证明，周衍贵和新华书店对此又予以否认，故周衍贵给印刷公司出具《欠据》的内容，与吉美社给印刷公司出具的《欠据》的内容没有必然联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审认为不能一并调整，印刷公司应另行告诉的判定正确。”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此次起诉虽依据周衍贵欠据主张权利，但仍是以已经审理完毕的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印刷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要求被上诉人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还款主体偿还欠款，而前述两个生效判决已对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印刷合同法律关系审理完毕，并认为周衍贵欠款与上诉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和被上诉人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印刷合同法律关系属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故一审认定上�人金城造纸集团锦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属于重复告诉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田笑非
审 判 员 邸新立
代理审判员 褚志远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姚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