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5民终2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大喜，男，195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书月，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春华，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中南路55号，现经营场所为宜昌市伍家岗工业园区。组织机构代码17912071-4。法定代表人：杨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灿辉，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杨杰，男，196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气象台******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灿辉，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大喜因与被上诉人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南橡胶公司）、原审第三人杨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5）鄂伍家岗民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大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大喜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李大喜已经提交了转款凭证和会议录音资料，证实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公司后期要求出资人领取投资确认书和股改方案的通知也认可了李大喜的出资行为，公司没有向李大喜签发出资证明系历史原因导致，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定李大喜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据此判定李大喜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违背了客观事实，同时一审法院认定无法确认战略投资者与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在公司中的股权份额与客观事实以及与李大喜提交的证据内容不符。2、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请求确认享有股权方仅需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出资，并未要求确权方必须以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公司对已出资的股东应记载于股东名册系公司义务而非股东义务，一审法院以公司未完成该法定义务认定李大喜无股东资格，逻辑关系颠倒，同时，一审法院引用法律错误，且本案并非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争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严重超过审限，且对李大喜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处理，程序违法。中南橡胶公司辩称，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涉及国有资产改制，按公司法规定，依法设立公司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李大喜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李大喜仅提交了转款凭证、会议记录、投标入股名单，转款凭证只能证明李大喜与杨杰有资金往来，但不能证明其对公司有出资，会议记录、投标入股名单不具备真实性，李大喜没有证明杨杰为其代持公司股份，李大喜为隐名股东，隐名股东要登记为显名股东需要公司过半数的股东同意，一审法院适用修改后的公司法司法解释是正确的，李大喜要求确认股份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李大喜要先确认股东身份，才能确定股份，国有企业改制方案首先引进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和自然人联合投资小组才能进行资产转让，李大喜所诉称的购买的是原中南橡胶厂的经营资产不包括土地、经营资产、商标，李大喜提出的计算方式是错误的，股份是公司内部行为，是对股权数量的确认，是另一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杰陈述意见与中南橡胶公司一致。李大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李大喜在中南橡胶公司占有0.5%的股份；2、判令中南橡胶公司及杨杰依法履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李大喜登记为显名股东；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南橡胶公司、杨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7月19日，宜昌市伍家岗区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向宜昌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递交了《伍家岗区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南橡胶公司改制工作的请示》，明确改制的思路为：以承担债务的方式整体出让中南橡胶公司享有资产，引进战略投资者，实施搬迁再造，力争3-5年进入橡胶管带行业前三强，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利税1亿元。明确资产出让标的是：将中南橡胶公司享有经营性资产（土地和房产因已收储不纳入出让范围）以承担债务的方式整体出让。对投标人的要求也进行了界定：投标人需是国际或国内知名企业集团，经济实力雄厚，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上；自然人投标的，需从事橡胶关联行业，并担任橡胶生产大型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五年以上。同年7月26日,宜昌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作出批复，同意中南橡胶公司改制方案。同年9月28日，宜昌市伍家岗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向伍家岗区经济局作出关于出让中南橡胶公司资产的批复。同年11月9日，战略投资者与原企业经营联合自然人小组以人民币1001万元的价格中标。同年12月29日，宜昌市伍家岗区经济局与杨杰签订《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性有效资产承债式转让合同》。2008年1月7日，宜昌市产权交易中心下发了宜产权鉴字（2008）第Z-001号《产权交易鉴证书》，就转让事宜予以确认，出让方为宜昌市伍家岗区经济局，受让方为杨杰（战略投资者与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为办理变更登记，2012年3月12日，湖北伍家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转让中南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决定及相关情况的说明》，载明中南橡胶公司实际出售时间为2007年12月29日，因该企业实际出让时资产为负值，难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需要企业在改制后自我发展一段时间，取得一定积累后，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由于前述原因，目前该企业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有着2007年12月26日出让价和现在注册资本的差距，即1001万元与10000万元的差额，这个差额是企业改制后几年努力的结果，与当时出让该企业的价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同年4月12日，中南橡胶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股东由宜昌市伍家岗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变更为杨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一审法院同时认定：2007年10月29日，李大喜向杨杰招商银行银行卡62×××70汇款5万元。同时，李大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5月20日下午宜昌市伍家岗工业园中南橡胶公司会议室录音资料及中南橡胶公司投标入股成员、出资额的复印件，用以证明出资人为35人，出资额为109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所引起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当事人取得股权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本案李大喜诉请其占有公司0.5%的股份，首先应解决其公司股东资格问题，按照李大喜的诉请，其认为出资5万元参与公司改制的投标，即为公司股东，而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是公司章程应当记载的事项；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股东姓名或名称，缴纳出资额和出资日期等、并记载于股东名册和进行工商登记。本案中，李大喜虽然提供了转款凭证、中南橡胶公司会议录音资料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李大喜向杨杰支付的款项用途为向公司出资，也不能证明李大喜已作为中南橡胶公司的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享有股东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大喜未提供充足证明其系中南橡胶公司的股东，也没有举证证明其与第三人有投资入股于公司并由第三人代为持股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对李大喜诉请其为隐名股东的问题，李大喜没有提交其与第三人关于持股的相关协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机关登记的，应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并未设定例外。本案中，李大喜即使是实际出资人，也未提交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证据，故其要求判令中南橡胶公司依法履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李大喜登记为显名股东，并为其颁发股东资格证书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其四，本案所涉股权，系国有企业改制遗留下的问题，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复，其改制方案为“以承担债务的方式，整体出让中南橡胶集团公司现有资产，引进战略投资者，实施搬迁再造”，其后在招投标中，由杨杰代表战略投资者与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中标。但是，战略投资者与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之间的投资比例及所占公司股份均没有书面协议或约定，也没有进行资产评估和股东大会的确认，因此无法确认战略投资者与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在公司中的股权份额。而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股份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在公司入股资金中所占的比例，是公司内部行为。现李大喜没有中南橡胶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及持股证明，其向第三人转款行为是否为出资行为，也缺乏相应证据支持，故对李大喜要求确认其在中南橡胶公司占有0.5%的股份的请求，难予支持。至于李大喜与杨杰之间的关系，可在李大喜提交相关证据后另案主张。综上，李大喜首先应当确立其实际出资人的地位，才能依法在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后向中南橡胶公司主张相应的股东权利。李大喜现有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请。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大喜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李大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认定：1、2015年7月23日，中南橡胶公司向李大喜发送手机短信，邀请李大喜于次日上午10点到公司财务部领取《投资确认书》，但李大喜并未领取；2015年8月3日，中南橡胶公司再次向李大喜发送手机短信，邀请李大喜于次日上午10点在公司股改小组领取《股改方案》，但李大喜并未在《投资确认书》及《股改方案》上签字。2、中南橡胶公司改制时，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共有35人，筹集资金共计1095万元，李大喜作为35人之一出资额为5万元，后有8人（出资额为65万元）陆续退出，2015年中南橡胶公司进行股改，包括李大喜在内的8人未参加，下余19人中有6人选择退出，其余13人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未参加股改的8人中有3人事后与公司协商解决了其股权问题，目前仅有李大喜等5人（均已起诉并进入二审程序）股权问题未得到解决。本院认为，本案李大喜诉请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及股权份额，确认股东资格系确定其股权份额的前提，故应首先解决李大喜是否为中南橡胶公司股东的问题。通过庭审双方当事人确认，中南橡胶公司于2007年改制时，李大喜与其他34人组成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共同出资1095万元，其中李大喜出资5万元，该小组最终以1001万元的价格竞得生产经营性资产，2010年至2012年间，李大喜与其他出资人一起参与过分红，基于前述事实，本院确认李大喜系中南橡胶公司的共同出资人。根据双方陈述，中南橡胶公司改制相关招标文件要求“原企业高管人员参股不少于5人，不多于15人”，即李大喜等人在出资时，对于将来公司改制完成后登记股东时，原企业经营层联合自然人小组的35名出资人不可能全部成为登记股东的情况应有预见，35人最终有三种可能，即成为登记股东，退出公司或者由他人代为持股，而具体是哪一种情形，属出资人自治的事项范围，应由35人协商确定，而非由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法规作出判断和选择，2015年中南橡胶公司股改之时，曾通知李大喜参加，但李大喜因不同意股改方案未实际参与，即李大喜并未对就其出资的最终性质作出选择。故李大喜虽能被确定为共同出资人，但因为共同出资的人并不必然都成为公司登记股东，其若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要求中南橡胶公司履行股权登记义务，必须以出资人决议确定李大喜为公司股东（而非仅仅确定为出资人）为前提，在欠缺出资人决议的情况下，李大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若李大喜基于其股权被他人代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以实际出资人身份要求成为公司登记股东的，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同意，李大喜亦未经过此程序，其要求公司变更股东的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若李大喜选择退出，自不存在确认其为股东的事实依据。综合前述，在公司未就李大喜股权问题形成决议的情况下，李大喜迳行向法院起诉，不能达到确认其股东身份的目的，质言之，人民法院对本属公司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不应进行司法干预，其诉讼主张本院难以支持。李大喜继而要求确认其股权份额的请求，因其尚不具备股东身份，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大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大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春晖审判员  张晓燕审判员  沈 辰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