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黔2624行初37号
原告欧阳建华，男，1964年6月1日出生，苗族，经商，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
委托代理人石传素，女，1943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原凯里市磁性材料厂退休职工，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欧阳苍语，男，1996年5月3日出生，苗族，住址同上。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所在地凯里市永乐路26号。
法定代表人傅冬，凯里市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付恩伟，凯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吴华仁，凯里市公安局大十字派出所民警。
原告欧阳建华不服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于2016年3月7日作出的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于2016年8月23日向三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东行辖字第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的规定，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8月31日向被告凯里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欧阳建华及其委托代理人石传素、欧阳苍语；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付恩伟、吴华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于2016年3月7日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是：2011年7月17日13时许，刘昌琪在凯里市州医药公司1栋11号家中卧室内被欧阳建华打伤右眼，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欧阳建华行政拘留5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刘昌琪的报案笔录等。
原告欧阳建华诉称：凯里市公安局在无任何事实和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于2016年3月7日向原告欧阳建华作出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欧阳建华行政拘留5日，并于2016年3月15日在云南省楚雄日报上向原告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欧阳建华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遂以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为由向三穗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承担。
原告欧阳建华向本院提交的证据：
第一份证据：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在没有客观事实的前提下，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下达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实。
第二份证据：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楚雄日报》上刊登的公告，拟证明被告明明知道我的身份信息还要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这种做法违反法律规定。
第三份证据：凯里市人民法院（2016）黔2601刑初145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刘昌琪自知证据不足，已自行撤诉的事实。
第四份证据：《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拟证明刘昌琪通过提起诉讼来达到向原告欧阳建华敲诈勒索的目的。
第五份证据：《答辩状》，拟证明完全驳斥刘昌琪的造谣和污蔑。
第六份证据：《对刘昌琪和梁海舟的控告书》，拟证明对刘昌琪敲诈勒索的行为进行控告的事实。
第七份证据：《××人证》，拟证明原告欧阳建华系××人。
第八组证据：《诊断证明》（2份），拟证明原告欧阳建华从被打伤之后才患有抑郁症的事实。
第九份证据：《就诊证明》，拟证明原告欧阳建华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事实。
第十份证据：《证明》，证明原告欧阳建华是低保人员。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辩称：因家庭问题引发的矛盾尚未平息，原告欧阳建华于2011年7月17日中午13时许，趁其继父刘昌琪在卧室睡觉之机，殴打了刘昌琪右脸一巴掌的事实有刘昌琪、欧阳建华的陈述，石传素、刘某的询问笔录及凯里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人体损伤分析意见书、黔东南州人民法院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实，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欧阳建华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由于无法联系欧阳建华，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欧阳建华居住范围内的云南楚雄日报上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法律救济途径。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以下证据：
第一份证据：《受案登记表》，拟证明凯里市公安局受理案件的时间。
第二份证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已履行行政处罚前的告知义务。
第三份证据：《楚雄日报》上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拟证明公安机关在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行政处罚前采取公告方式告知原告欧阳建华享有的相关权利。
第四份证据：《行政处罚审批表》，拟证明行政拘留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
第五份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六份证据：《楚雄日报》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拟证明被告凯里市公安局采取公告的方式向原告欧阳建华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七份证据：欧阳建华户籍证明（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拟证明原告欧阳建华的身份信息。
第八份证据：《承诺书》，拟证明欧阳建华殴打刘昌琪的事实。
第九份证据：2011年8月4日对刘昌琪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欧阳建华于2011年7月17日13时对刘昌琪实施殴打和欧阳建华被梁海舟打伤住院的事实。
第十份证据：2011年11月27日对刘昌琪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欧阳建华于2011年7月17日13时在刘昌琪卧室殴打刘昌琪的事实和欧阳建华对刘昌琪说“我打你一巴掌，你还欠我两巴掌，你接着让我打，我打轻点”的事实。
第十一份证据：2011年7月28日对欧阳建华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欧阳建华与刘昌琪发生过争吵，还证明欧阳建华于2011年7月18日被梁海舟打伤住院的事实。
第十二份证据：2011年12月1日对欧阳建华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欧阳建华于2011年7月17日13时与刘昌琪在一起和欧阳建华对殴打刘昌琪的行为予以否认和辩解的事实。
第十三份证据：2011年8月2日对石传素的询问笔录，拟证明：①欧阳建华被梁海舟打伤住院的事实；②2011年7月17日13时欧阳建华与刘昌琪在卧室发生争吵；③欧阳建华对刘昌琪说“你欠我两巴掌”；④刘昌琪对欧阳建华说“你欠我一巴掌”。
第十四份证据：2011年11月23日对石传素的询问笔录，拟证明：①欧阳建华对刘昌琪说“你欠我两巴掌”；②刘昌琪对欧阳建华说“你欠我一巴掌”；③石传素跑进卧室将欧阳建华劝回房间睡觉的事实和石传素询问刘昌琪是否被打的事实。
第十五份证据：2011年11月30日对刘某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刘昌琪与欧阳建华2011年7月18日发生过争吵和欧阳建华说过“狗日的刘昌琪，我打了你一巴掌，你还欠我两巴掌”这句话。
经庭审质证，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对原告欧阳建华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第一份证据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身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第二份证据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楚雄日报》上刊登的公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公告的方式送达《处罚决定书》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对第三份证据凯里市人民法院（2016）黔2601刑初145号《刑事裁定书》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认为第四份证据《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第五份证据《答辩状》、第六份证据《对刘昌琪和梁海舟的控告书》和第八份证据《诊断证明》（2份）与本案无关联。对第七份证据《××人证》、第九份证据《就诊证明》和第十份证据《证明》无异议。
原告欧阳建华对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第一份证据《受案登记表》、第七份证据欧阳建华户籍证明、第十一份证据和第十二份证据对欧阳建华的两份询问笔录没有异议。对第二份证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第三份证据《楚雄日报》上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有异议，认为原告欧阳建华没有收到，也没有看到。对第四份证据《行政处罚审批表》有异议，原告欧阳建华怀疑这份证据是事后才补充的。对第五份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第六份证据《楚雄日报》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有异议，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和理由，其作出的决定是违法的。对第八份证据《承诺书》有异议，认为这份证据是颠倒事实。对第九份证据和第十份证据对刘昌琪的两次询问笔录均有异议，认为这两份笔录是刘昌琪个人编造的，不是事实。对第十三份证据第一次对石传素的询问笔录中第一项的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十四份证据第二次对石传素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原告欧阳建华没有对刘昌琪说“你欠我两巴掌”这句话。对第十五份证据刘某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刘某与刘昌琪是亲戚关系，其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对原告欧阳建华提供的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第一份证据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凯里市公安局已于2016年3月7日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但该证据系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宜作为证据使用。第二份证据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楚雄日报》上刊登的公告，证明被告已通过《楚雄日报》以公告的形式向原告欧阳建华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完成对原告欧阳建华进行处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份证据凯里市人民法院（2016）黔2601刑初145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刘昌琪到凯里市人民法院起诉后又撤回起诉的事实。第四份证据《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证明刘昌琪与原告欧阳建华之母石传素曾于2009年2月27日再婚，2011年8月30日离婚的事实，在石传素与刘昌琪婚姻关系存在期间，原告欧阳建华从云南楚雄回凯里后与刘昌琪一起居住期间，因家庭矛盾发生纠纷后刘昌琪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原告欧阳建华赔偿其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的事实。第五份证据《答辩状》，证明原告欧阳建华针对刘昌琪的起诉进行答辩，否认自己存在伤害刘昌琪的事实。第六份证据《对刘昌琪和梁海舟的控告书》，证明原告欧阳建华在刘昌琪家里居住期间，因家庭矛盾被梁海舟无故殴打后向凯里市公安局大十字派出所提出控告，要求追究刘昌琪和梁海舟刑事责任的事实。第八份证据《诊断证明》，证明经医院诊断，原告欧阳建华患有抑郁症的事实。以上第三份证据至第六份证据和第八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原告欧阳建华对该五份证据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凯里市公安局认为该五份证据与本案无关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第七份证据《××人证》，证明原告欧阳建华系××人的事实；第九份证据《就诊证明》，证明原告欧阳建华患有精神分裂症及双相情感障碍症的事实。第十份证据《证明》，证明原告欧阳建华系云南省楚雄市永安社区低保户的事实。原告欧阳建华对第七份证据、第九份证据和第十份证据主张的证明内容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符，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提供的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第一份证据《受案登记表》，证明因刘昌琪报案凯里市公安局于2011年12月6日受理该案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份证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第三份证据《楚雄日报》上的行政处罚告知公告，证明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行政处罚前已通过报纸以公告的形式告知原告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等。第四份证据《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对原告欧阳建华进行处罚前已报本局相关领导层层审批后同意对原告欧阳建华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理意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虽然对该证据有异议，怀疑这份证据是事后才补充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五份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第六份证据《楚雄日报》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证明内容与原告提供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一致。第七份证据欧阳建华户籍证明，证明原告欧阳建华的身份信息，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八份证据《承诺书》，由于该证据是在刘昌琪和梁海舟的逼迫下写的，不是承诺人的真实意思，故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九份证据和第十份证据对刘昌琪的两份询问笔录，由于该证据是刘昌琪自己的陈述，原告欧阳建华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否认，被告又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第十一份证据和第十二份证据对欧阳建华的两次询问笔录，证明欧阳建华与刘昌琪发生争吵后被梁海舟打伤住院的事实，原告对该两份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十三份证和第十四份证据对石传素的两次询问笔录，因证人石传素没有亲眼看到原告欧阳建华殴打刘昌琪，原告欧阳建华在庭审中除承认被梁海舟打伤住院外，对殴打刘昌琪的事实也明确表示否认，故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提供该证据证明原告欧阳建华与刘昌琪发生争吵后被梁海舟打伤住院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该证据主张证明的其他内容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十五份证据对刘某的询问笔录，只是证明刘昌琪与欧阳建华于2011年7月18日发生过争吵和推倒刘昌琪的事实，并未证明原告欧阳建华殴打刘昌琪的事实，而且证人刘某与刘昌琪存在亲戚关系，其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原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欧阳建华之母石传素曾于2009年2月27日在凯里市与刘昌琪再婚，并在云南省楚雄市与原告欧阳建华一起居住，2010年才回到凯里。2011年6月，原告欧阳建华从云南省楚雄市来凯里看望其母亲石传素，并在刘昌琪家里居住。2011年7月17日中午，因原告欧阳建华怀疑刘昌琪有婚外恋，遂指责刘昌琪而与其发生争吵。次日，原告欧阳建华被刘昌琪之子梁海舟殴打致伤。2011年12月6日，刘昌琪才向凯里市公安局报案。同日，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根据刘昌琪的立案申请，就其被打一案予以立案受理。在立案之前，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大十字派出所民警曾对原告欧阳建华、石传素、刘昌琪和刘某进行过调查询问。2016年3月5日，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楚雄日报》上向原告欧阳建华公告送达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日的《行政处罚告知》，告知原告欧阳建华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告知原告欧阳建华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16年3月7日被告凯里市公安局经本局相关领导审批同意后拟对欧阳建华行政拘留五日。同日，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以刘昌琪的报案笔录等证据为依据，认定2011年7月17日13时许，刘昌琪在凯里市州医药公司1栋11号家中卧室内被欧阳建华打伤右眼，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2016年3月12日，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将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12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楚雄日报》上以公告的形式送达给被处罚人欧阳建华。欧阳建华对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于2016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2011年8月30日原告欧阳建华之母石传素与刘昌琪离婚。2012年2月25日，原告欧阳建华离开凯里返回云南省楚雄市其原居住地居住。
本院认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但是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必须正确履行职责，不得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案中，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为刘昌琪的报案笔录等证据，而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并未提供刘昌琪报案时对其所作的接待或询问笔录，仅仅提供一个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大十字派出所的《受案登记表》，该《受案登记表》系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受理案件的一种审查登记行为，该行为只能证明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受理该案时已经进行过受案登记，不能作为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实质上是被告受理该案前对刘昌琪、石传素和刘某等人的询问笔录。由于只有刘昌琪自己陈述原告欧阳建华打过他，石传素和刘某均表示只看到欧阳建华与刘昌琪发生争吵，并未看到欧阳建华打刘昌琪，原告欧阳建华在询问笔录和庭审中均否认得打过刘昌琪，故根据《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四十六章46-1第2点的规定，只有刘昌琪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不能对欧阳建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故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仅仅以刘昌琪的笔录为依据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不足，认定的违法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不得对原告欧阳建华进行处罚。而且原告欧阳建华与刘昌琪发生争吵后，原告欧阳建华只是返回云南省楚雄市其原来的居住地居住，并未存在逃跑行为，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未前往云南省楚雄市调查了解原告欧阳建华是否在其原居住地居住的情况下即以无法直接送达为由，在《楚雄日报》上以公告的方式向原告欧阳建华送达《行政处罚告知》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行为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无法直接送达的，委托其他公安机关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的规定，视为程序违法，对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故原告欧阳建华请求撤销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凯里市公安局辩称自己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的主张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凯里市公安局于2016年3月7日对原告欧阳建华作出的凯公大行罚决字（2016）第5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凯里市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长坤
审 判 员 廖思珍
人民陪审员 姚元龙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 祯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