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嘉海商外初字第65号原告：常熟市利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B区，组织机构代码78887977-7。法定代表人:陈建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宝，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组织机构代码75119848-4。法定代表人：郭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龙，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鋆，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启辉路28号右侧厂房2楼，组织机构代码09565918-1。法定代表人：高德发，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常熟市利荣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服饰公司）、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轩服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22日、2016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宝、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龙、吴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中凯服饰公司、鼎轩服饰公司共同给付货款382321.4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规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素有布匹的业务往来，截止2015年7月29日，经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对账确认，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尚结欠原告货款382321.4元，且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同意作为债务人加入该债务。但至今二被告均未支付货款。被告中凯服饰公司辩称，其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已经结清，本案所涉货款与中凯服饰公司并无关联，原告提交的对账单系原告私自盗盖，不能证实欠款事实，请求驳回原告对中凯服饰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鼎轩服饰公司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依被告中凯服饰公司申请，由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并无不当，予以认定。依据该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原告提交的盖有“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公章的对账单，形成过程符合先有文字内容，后有盖章的过程，故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应予确认。2、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房租费发票，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能够相互印证，予以认定。依据该组证据，结合两被告的投资人及管理人员的组成等公司基本情况，虽然两被告的经营业务相类似，但可以确认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关联公司或互有投资等交集的情况，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确系租赁了被告中凯服饰公司的厂房进行独立生产经营。3、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4份付款凭证，原告作为收款方并无异议，予以认定。4、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含3条语音记录），原告对聊天双方为原告方吉姓总经理及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沈姓总经理的事实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认定。从该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方曾向被告中凯服饰公司询问“董总”的付款情况，并要求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协助向“董总”一方催讨款项。5、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3份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原告对证据本身并无异议，具有真实性，对证据本身予以认定。6、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体现参保人和缴费人与本案争议事实的关联性。7、原告提交的三联增值税发票（号码034××××8017），系原告单方开具，虽然目前已明确作废，但开具时间、发票号码能够与之后重新开具的发票相对应，可以确认真实性，予以认定。从该作废的票据，能够反映出原告明确知晓票据的接收主体曾发生了改变这事实。8、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和快递面单1组，送货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原告也确认送货单的收货人实为负责物流运输的人员，而非实际购货单位的人员，快递单亦无法查实签收情况，故该组证据无法证实相关货物的实际送达事实，对该组证据不作认定。9、原告提交的应付账款明细账和盖有“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公章的对账单，8份增值税发票复印件，银行回单复印件，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确认书，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送货单2份（标注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25日和2014年8月4日），上述证据材料，系涉及本案所诉争交易事实的关键证据，原告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分别针对本案所涉货款的交易双方这一事实作出了相反陈述，原告认为本案货款的交易对象系被告中凯服饰公司，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系自愿加入该笔债务，但从盖有“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和盖有“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印章的应付款明细账看，两份书面材料记载内容所表达的意思表示均为结欠原告同一数额的货款，特别是盖有“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印章的材料中，显示的是财务软件打印形成的数额，还作了手写确认货款的特别注明，落款处还有董姓的经办人签名，因此该份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与原告陈述的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系债务加入的事实存在矛盾。且在盖有“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上，落款处还记载了“上诉（述）债务连带保证人：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的字样，但该处却反而没有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的签字或盖章进行确认。结合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8日的盖有“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印章的确认书中，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再次确认本案所涉货款实为其与原告之间的交易所形成，亦未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在针对同一笔数额的货款，两家独立经营的公司均予以了对账确认，显然与日常的买卖交易习惯存在矛盾之处，原告作为买卖合同的卖方，应当对买方的主体存有明确认知，从原告曾重新开具了不同的购货单位主体的增值税发票这一事实看，当时原告是明确知晓本案所涉货物的票据接收方为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另结合之后原告方吉姓总经理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的沈姓总经理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显反映出原告的催讨对象并非被告中凯服饰公司，而是原告方所称的“董总”，结合目前的事实，可以推断原告方所称的“董总”即为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落款处的签字经办人，而在该份对账单尚未形成之时，原告方已经在向被告鼎轩服饰公司主张支付货款，但在本案诉讼形成后，却反而认为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并非交易对象，而是债务加入，亦存在矛盾之处。而现在原告明确主张本案的交易对象为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但目前原告无法提供与中凯服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或货物交付凭证，仅依据盖有“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向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主张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目前原告未有提交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之间的送货单和发票，而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了两份送货单，该两份单据虽然没有原告公司的盖章，但依一般的买卖交易习俗，送货单在一般情形下都不会有卖方公司的盖章，两份送货单的记载内容手写部分连贯一致，并无明显涂改痕迹，单据的新旧程度也基本符合记载时间，不存在在诉讼后形成的可能性，两份单据的编号顺序与记载时间也基本符合，且2014年8月4日的单据中记载的货物数额185751.4元，恰与原告提交的2014年8月27日的增值税发票的数额相吻合，送货单和发票的购货方均为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因此，送货单与增值税发票以及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的对账单及确认书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于该笔业务的交易对象应是被告鼎轩服饰公司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而就原告主张的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之间存在本案所涉货款的买卖合同交易的事实，却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原告提交的应付账款明细账，8份增值税发票复印件，银行回单复印件，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确认书，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送货单2份，能够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但盖有“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公章的对账单，虽然证据本身具有真实性，但其反映的事实与其他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且无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结合上述认定的证据，仅以该对账单无法确认原告与中凯服饰公司之间曾达成本案所涉货款的买卖交易的合意，并实际发生了382321.4元的货物交易，故在现有证据的情形下，对原告依据该证据所要证实的待证事实不作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始，原告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之间发生绒布的购销业务，双方以滚动方式进行货款的结算。2014年5月，原告曾向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开具过5份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253261.6元，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在2014年6月至11月间分四次向原告支付了共253261.6元款项。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原告向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开具过3份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532321.4元。2014年8月至11月期间，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分两次向原告共支付过100000元。2015年7月29日，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对账确认单，书面确认了尚结欠原告382321.4元的货款。后被告鼎轩服饰公司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向二被告提出诉讼请求系给付货款，原告应就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以及货物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原告无法提交书面的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院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综合分析，原告与被告鼎轩服饰公司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送货单能与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出具的对账单相印证，可以确认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所载明的欠款事实客观存在，而相比较原告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之间，5份购货单位为中凯服饰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的货款总额与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所支付的款项能够相互对应，盖有“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印章的对账单所涉的货款却无其他相关材料佐证，而两被告之间又不存在联合经营的情形，故本案所诉争的货款所对应的交易对象系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的可信程度更高，原告与被告鼎轩服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具备了高度盖然性。就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出了反驳，陈述了印章系盗盖的事实，认为该对账单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能够与原告提交的业务发票相吻合，反映出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与原告之间先前的业务往来确曾已结清。结合前述对证据的分析意见，本案所涉货款的交易对象系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可信度更高，且就同一笔货款，由两个独立的市场交易主体进行对账认可，本身存在矛盾，因此，虽然被告中凯服饰公司目前的举证不能充分证实该对账单存在盗盖的情形，但就被告中凯服饰公司根据与原告的客观交易事实作出欠款确认从而出具了这份对账单这一事实，就目前的证据，已经使该事实发生了真伪不明的情形。另从对账单的证明效力看，其也只是作为买卖双方存在对账结算的初步证据，在交易中也可能存在对账不准确或认知错误而形成的对账单与客观交易事实不符的情形，结合交易中双方的其他往来凭据，能够对对账单形成的数额足以产生怀疑时，仅凭对账单上的数额不能直接确认即双方之间真实的欠款数额。因此，原告以该对账单向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主张给付货款，证据不足，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继续提交与该笔货款相关联的相关交易凭证，但目前原告无法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就原告请求被告中凯服饰公司给付382321.4元货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本案原告在庭审中虽然明确提出，认为交易对象系被告中凯服饰公司，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属于债务加入，该事实主张与本院认定的鼎轩服饰公司应系交易对象这一事实不一致，但其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鼎轩服饰公司承担的系共同偿付所欠货款，而非连带清偿，故在被告鼎轩服饰公司已经出具欠款确认凭证，且并未提出有效抗辩的情形下，该项诉请并无不当，故对该项给付请求，仍可予以支持。就原告请求的利息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在原告请求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在合理范围，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就鉴定费用，因被告中凯服饰公司主张的鉴定所涉事实不能成立，该笔支出理应由其自负。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鼎轩服饰公司给付所欠货款及支付合理的利息损失的诉请，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请求被告中凯服饰公司共同给付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亦无正当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常熟市利荣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382321.4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自2015年10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常熟市利荣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35元，财产保全费2431元，合计9466元，由被告海宁鼎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5200元，由被告浙江中凯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云程审 判 员  张凤妹人民陪审员  张群和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江 澍附页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帐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