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4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中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明泽，中孚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红伟，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鸣。
委托代理人管立凤、蒋海燕（实习），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审第三人赵继承。
上诉人中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鸣及原审第三人赵继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的（2013）鄂樊城民四初字第00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苏轶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耀明、代理审判员刘丹丹参加的合议庭，并于同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红伟，被上诉人张鸣的委托代理人管立凤、蒋海燕，原审第三人赵继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鸣在一审中诉称：其与中孚公司股东王明泽关系很熟悉。2005年中孚公司告知其欲转让股权，张鸣即向中孚公司支付了80万元（人民币，下同）股金，中孚公司与王明泽均予以确认，由王明泽负责经办。2006年3月，中孚公司原股东余元宝将股份按每股2万元的金额进行转让，张鸣则委托王明泽办理。从股份转让协议上反映，取得余元宝在中孚公司所占股份的20%（股金为40万元），王明泽取得余元宝在中孚公司所占股份的60%（股金为120万元），但王明泽受让余元宝的股份中有张鸣20%的股份，名义上挂靠在王明泽名下。2006年3月15日，中孚公司工商登记进行了变更，张鸣成为中孚公司股东。2012年12月原告在查询工商登记信息时，才发现自己的股东身份被非法变更，自己享有的公司股份也被转移到第三人赵继承名下。张鸣没有与第三人赵继承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也从没有向赵继承表示转让自己的股份，赵继承取得股东资格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他人假冒张鸣的签名，因而该协议也是不成立的。请求法院确认张鸣享有中孚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享有中孚公司20%的股权份额。
中孚公司、赵继承在一审中辩称：张鸣在2010年3月28日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公司股东王明泽，张鸣在中孚公司没有任何股份。张鸣自成为公司股东以来，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所有签字都是委托公司工作人员代为办理，所以张鸣与赵继承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字不是冒充签名，请求法院驳回张鸣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定，王明泽、张鸣二人关系很熟悉。2005年7月15日，中孚公司成立，股东分别为余元宝、王明泽，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余元宝股份金额为160万元（占公司全部股份的80%），王明泽股份金额为40万元（占公司全部股份的20%），该公司主营纺织机械设备及配件等制造与销售。2005年底，余元宝欲转让其股份从公司退出，王明泽与中孚公司即告知张鸣此事，张鸣同意购买余元宝的股份成为中孚公司的股东。之后不久，张鸣付给王明泽和中孚公司股金80万元，拟购买余元宝所占公司40%的股份，并指令由王明泽本人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张鸣另借给中孚公司现金15万元，并约定年利率为20%。2006年3月8日，王明泽安排人员办理余元宝与张鸣的股权转让事宜，并以张鸣名义与余元宝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经中孚公司股东会同意及转受双方协商，股东余元宝愿将其在中孚公司（公司总股本200万元整）的20%股份（股金40万元）转让给新股东张鸣，张鸣愿意接受。其它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同日，王明泽本人也与余元宝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股东余元宝将其在中孚公司（公司总股本200万元整）的60%股份（股金120万元）转让给王明泽，王明泽愿意接受。其它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2006年3月15日中孚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股东为王明泽与张鸣，王明泽股权金额160万元（占公司80%股权），张鸣股权金额40万元（占公司20%股份），王明泽为总经理与执行董事，张鸣为监事。张鸣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所有事务均由王明泽一人负责办理，公司也没有建立股东名册。2008年5月16日，中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工商登记载明张鸣股份仍为公司股份的20%（股金200万元），王明泽股份为公司股份的80%（股金800万元）。2010年3月28日王明泽与张鸣签订协议书，约定：张鸣自愿将中孚公司20%的股份以300万元转让给王明泽，王明泽同意以300万元收购张鸣20%股份；王明泽另付给张鸣200万元用以补偿张鸣在2008年为中孚公司的利益所蒙受的个人损失，协议还约定了付款的办法。2010年5月26日，王明泽按协议履行了应付款项。2010年3月29日，张鸣在不知情和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以及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中孚公司以张鸣名义与赵继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经中孚公司股东会以及转受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张鸣愿将其在中孚公司2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赵继承，赵继承愿意接受。赵继承对此股权转让未向中孚公司以及张鸣支付任何转让款。同日，中孚公司又出具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增加新股东牛强、赵继承；王明泽将其在中孚公司5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牛强，张鸣将其在中孚公司2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赵继承；同意张鸣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王明泽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等。他人以张鸣名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了字。2010年4月1日中孚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股东为王明泽、牛强、赵继承。2010年9月25日王明泽与中孚公司向张鸣出具证明一份，证明2005年收到张鸣股本金80万元；同时，王明泽与中孚公司还向张鸣出具证明一份，证明2005年收到张鸣借给公司的流动资金15万元，年利率为20%，现已连本带息还清。2012年12月13日张鸣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询时，才发现自己的股东身份被变更，自己的20%公司股份被转移到赵继承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鸣出资的80万元股金究竟是购买了多少余元宝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张鸣在中孚公司实际持有多少股份？以张鸣名义与赵继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原审法院认为：股权是公司的投资人取得股东资格的前提和基础，而股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公司股份，判断股份多少的重要标准则是出资人投资的股金数额。股金是股东按照约定以及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的财产或者履行的其它义务。股东交纳股金的出资关系与公司向股东借款的借贷关系为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事实清楚地反映，张鸣于2005年底交给王明泽及中孚公司股金80万元，借给中孚公司资金15万元，这充分说明张鸣根据与中孚公司的约定向中孚公司支付股金80万元，该80万元就是张鸣在中孚公司的出资，而不是借款，张鸣根据其出资即享有出资人权益。其次，这80万元股金到底购买了多少股份？从2005年至2006年工商登记来看，中孚公司的注册资本一直为200万元，余元宝占公司80%股份（股金为160万元），王明泽占公司20%股份（股金为40万元）。再从2006年3月8日余元宝分别与王明泽、张鸣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内容看，协议清楚地表明60%股份的股金即为120万元，20%股份的股金即为40万元，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通常规定，由此可得出唯一结论，张鸣出资80万元股金购买的就是中孚公司40%的股份。第三，张鸣购买的40%股份在中孚公司内部结构中是如何存在的？张鸣与王明泽是熟人朋友关系，基于对王明泽的高度信任，张鸣出资后即委托王明泽办理与余元宝的股份转让事宜。王明泽在2006年3月8日办理余元宝所持有公司80%股份转让过程中，将20%的股份分配给张鸣名下，另60%股份分配在自己名下，余元宝在中孚公司已没有任何股份。这样，张鸣实际出资购买的公司40%股份，有20%股份隐藏在王明泽名下，这隐藏的20%股份属于张鸣的隐名投资，显名股东属于王明泽，但隐名投资人是张鸣。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受托人王明泽的过错行为而造成，因为张鸣出于对朋友的高度信任而委托其办理股份转让以及股东登记事宜，而王明泽未履行诚信义务将张鸣实际应享有的40%股份中的20%股份登记于自己名下，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隐名投资。并且，中孚公司在张鸣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后，始终未制作股东名册，没有在股东名册上实际记载各股东的出资数额，故根据事实和法理，也没有相反证据来证明张鸣只持有公司20%股份。第四，张鸣与王明泽于2010年3月28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张鸣在中孚公司是否还持有股份，持有多少股份？2010年3月2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实际是张鸣将其隐名投资显名化，其实际享有的以王明泽名义显现的20%股份，直接转让给王明泽，由王明泽支付对价，以了断他们之间的这种隐名投资与显名股东关系，而张鸣自己名下实际持有的公司20%股份仍然存在。这一事实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2010年3月29日公司股东会决议表明张鸣仍有20%股份（股金为200万元）。二是中孚公司拟将赵继承吸收为公司股东，擅自假冒张鸣名义与赵继承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反映，张鸣仍是中孚公司股东，享有股金200万元。如果张鸣在公司没有任何股份，为什么不以王明泽名义向赵继承转让股份，从此行为反推张鸣在公司仍然享有自己名下的20%股份，其与王明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他们之间早已事实存在的隐名投资关系的解决。三是既然张鸣于2010年3月28日与王明泽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3月29日中孚公司又擅自以张鸣名义将张鸣名下实际持有的20%股份转让给赵继承，但却在2010年9月25日王明泽与中孚公司又向张鸣特别出具证明，证明张鸣实际出资的股金为80万元（占公司40%股份）。第五，2010年3月29日中孚公司以张鸣名义与赵继承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案件事实查明，该协议中张鸣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其本人也未到场且不知情，更没有委托授意他人代为办理股份转让事宜，赵继承也未向张鸣支付任何对价，故赵继承也不属于法律上的善意第三人，因而以张鸣名义与赵继承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不产生法律效力。其二，2010年3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因张鸣不知情也未参加会议，更未在决议上签字，故该决议无效，该决议涉及的张鸣将200万元股份转让给赵继承的事项也当然无效。其三，退一步讲，即使2010年3月28日张鸣与王明泽签订了所谓“股份转让协议”，但该协议的实际履行日期是在2010年5月26日，从此意义上讲，在该价款未付清之前，张鸣仍为中孚公司股东，仍享有其实际出资取得的公司股份，在其没有同意情况下，任何人不能取消其股东资格，不能转让其股份，但实际情况是2010年3月29日张鸣的股份即被非法转让，2010年4月1日其股东资格被他人非法替代，这显然是于法相悖的。综合上述分析，张鸣在向中孚公司出资80万元股金后，即享有公司股东资格和公司40%股份。张鸣与王明泽间的股份转让协议，是王明泽将张鸣应享有的20%股份错误非法地登记在自己名下，为达到显名与实际的统一，而给予张鸣股份的补偿，张鸣则自始至终仍享有自己名下的20%股份。王明泽按照2010年3月28日的协议约定，另补偿给张鸣的200万元，与公司股份转让关系无关，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以张鸣名义与赵继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既不是张鸣真实意思，张鸣也未在协议中签名，赵继承也未支付张鸣任何对价，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赵继承不能取得张鸣名下的20%股份，更不能代替张鸣成为中孚公司的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张鸣对被告襄阳中孚机械有限公司享有股东资格并享有被告襄阳中孚机械有限公司20%的股份。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襄阳中孚机械有限公司、第三人赵继承负担。
上诉人中孚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对原告起诉的内容进行了彻底的篡改，原告所购买的仅仅为受让了余元宝20%的股份，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并不存在购买了余元宝40%的股份的事实，张鸣所支付的80万元属实，但是系购买余元宝20%股份的股价款。原审判决认定的张鸣80万元购买的为40%的股权显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更不存在有20%的股份隐名在中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泽的名下。被上诉人张鸣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实该节主张。同时，2010年3月28日，张鸣与王明泽已经签订了20%股权的转让手续，王明泽已经按照协议支付了约定的转让金，张鸣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孚公司。对于第三人赵继承所受让的系王明泽的股份，与张鸣不存在任何的关联。（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第二十五条，该规定的内容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关系，而本案根本不存在此种法律适用的情形。（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张鸣如果主张有20%的股份隐名在王明泽的名下，应当起诉王明泽，而非中孚公司，故其起诉的诉讼主体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鸣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张鸣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张鸣针对上诉人中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赵继承答辩称：我所购买的中孚公司的股份系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泽手中购买，与张鸣无关，我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张鸣是否存在上诉人中孚公司20%的隐名股份。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隐名股东也叫实际投资人，系为了规避法律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并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而被公司对外公示的投资者则为显名股东。本案中，2006年3月8日张鸣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中孚公司原股东余元宝20%的股份（股金40万元），并进行了工商登记。中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王明泽股权金160万元，占公司80%股权，张鸣股权金40万元，占公司20%股权，公司总股本200万元整。张鸣主张其2005年共向中孚公司投资了80万元，在变更股东时只登记了40万元，占公司20%的股份。另外40万元还应有20%的股权，但记在王明泽80%的股权之内。其投资80万元共计占中孚公司40%的股权。按照张鸣的该主张，其在中孚公司既为显名股东，又为隐名股东的双重身份。对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20%股权可以确认，且双方均无异议。那么张鸣所主张的20%的隐名股权，应属其与显名股东王明泽之间的合同关系，双方应当通过书面协议或者口头约定以确认隐名股东股权的效力，以及隐名股东对公司的实际出资额的确定，以保护双方在公司投资中的合法权益。但通过一、二审的证据审查及法庭调查，张鸣并不能提供印证其在中孚公司另一股东王明泽处享有20%隐名股权的证据。其主张权利的理由为出资80万元，工商登记了40万元，剩余未登记的40万元仍为购买20%的股权，且隐名在王明泽名下。此理由属推断，显然不符合隐名股东成立的实质性条件，且股本金与股权受让价格不是同一概念。同时，中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泽在一、二审的法庭询问中，均不认可其占有的公司股份中隐名登记了张鸣20%的股份。另外，王明泽在2010年3月28日已经通过书面协议有偿受让了张鸣在中孚公司的20%的股权，并履行完毕。在此协议中也未提及张鸣仍有20%公司股权的事项。故此，张鸣主张其尚享有中孚公司20%股权的理由因缺乏证据证实而不能成立。中孚公司上诉主张张鸣已无公司股权的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王明泽名下有张鸣隐名投资的20%股权缺乏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不当，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3）鄂樊城民四初字第002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张鸣对上诉人襄阳中孚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共计14600元，由被上诉人张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 轶
审 判 员 张耀明
代理审判员 刘丹丹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