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24民终6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吕春玲。委托代理人：俞哲辉，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闫伟明。委托代理人：俞哲辉，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闫黎明。委托代理人：俞哲辉，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闫超伦。委托代理人：俞哲辉，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号。代表人：朱国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金昌男，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广玲。委托代理人：孙静，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高广玲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5）延民初字第5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一审诉称：2015年7月14日16时55分许，高广玲驾驶辽A088**“中华”牌小型轿车，沿龙太线由北向南行驶至三硕涂料厂前处时，与在该地点步行的闫朝新相撞，造成闫朝新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5年7月28日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高广玲的车辆在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强制险及商业三者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93163.62元、死亡赔偿金464356.40元（23217.82元×20年）、丧葬费23258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闫朝新的父亲闫超伦）18314.60元（8139.82元×9年÷4人）、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100元×14天）、交通费5810元，共计656302.62元并承担诉讼费；其中，要求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强制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高广玲承担全部责任。高广玲一审辩称：与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答辩意见一致，事故发生后，高广玲已支付住院押金3000元、门诊费1548.70元、鉴定费3000元、急救费150元及高广玲车辆的拖车费470元。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一审辩称：事故车辆在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强制险及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限额为500000元，并投保不计免赔特约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在强制险医疗费限额内向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先行垫付了10000元，根据交通事故证明及因果关系鉴定，无法确认本次交通事故成因，也无法直接证明死者的死亡原因与本次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保险公司暂时不同意赔偿原告主张的损失；其他意见待质证时发表。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14日16时55分许，高广玲驾驶辽A088**“中华”牌小型轿车，沿龙太线由北向南行驶至三硕涂料厂前处时，与在该地点步行的闫朝新相撞，造成闫朝新受伤。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7月28日，闫朝新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住院14天，支付住院费93163.62元。经医院诊断：闫朝新为重症颅脑损伤、颅骨骨折、右额叶挫裂伤、左额颞叶挫裂伤、左额顶部硬膜下血肿、右枕骨骨折、枕部皮裂伤、右肺挫伤，后于2015年7月28日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脑疝、重度颅脑损伤、车祸伤。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为闫朝新出具交通事故死亡证明书证明其于2015年7月28日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因交通事故死亡。2015年8月4日，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经过调查，对该起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另查，死者闫朝新出生于1969年6月17日，曾用名为闫新华，系农村户口，自2012年8月起居住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延春社区并在延吉市从事建筑业。闫朝新的母亲匡久花已于本次事故前死亡，现其法定继承人为配偶吕春玲、父亲闫超伦、儿子闫伟明、女儿闫黎明。闫朝新的父亲闫超伦育有四名子女。高广玲的辽A088**“中华”牌小型轿车在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及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不计免赔特约险。强制险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事故发生后，高广玲已支付死者闫朝新住院押金3000元、门诊费1548.70元及急救费150元，共计4698.70元。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已支付死者闫朝新强制险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产生争议，四原告主张事故经过以交警部门对高广玲所做的询问笔录为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本次事故中原告方承认事故发生后高广玲在第一时间通知了120急救部门及交警部门，但是高广玲并没有尽到标明受伤人员位置的责任，导致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责任比例作出判断，故高广玲在自行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承担全部责任；高广玲亦认可其在交警部门询问笔录的陈述，但不同意承担责任，并主张根据交警部门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委托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对辽A088**“中华”牌小型轿车右侧翼子板划痕产生与人体接触的因果关系分析鉴定作出的检验报告，该车辆车身右侧翼子板检见条形状划痕不具备形成的唯一性，在该车辆静止时或行驶中，均可形成与人体或随身物品接触的痕迹特征。根据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关于本案的事故卷宗材料，2015年7月17日，高广玲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7月14日17时10分许，高广玲驾驶辽A088**“中华”牌小型轿车从延吉市朝阳川镇幼儿园出来，沿龙太线由北向南前往龙井，行驶至龙太线三硕涂料厂前处时，因前方和左侧车道均堵车，高广玲跟随前车缓慢行驶，看到前方20米左右右侧有行人由北向南同向行走，走路摇晃好像喝醉酒，高广玲鸣笛提醒行人，这时，行人向右侧避让。高广玲继续缓慢行驶，等到其车辆与行人平行时，因前方车辆停车，高广玲跟着停车，行人突然向高广玲车辆方向倾斜并撞到其车辆右侧车门，倒在车辆右侧。高广玲马上下车查看情况，行人倒在地上后，向车后翻滚，头部磕在水泥地上后出血。高广玲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朋友李志刚赶到现场后报警。高广玲陪同伤者前往延边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抢救。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高广玲的车辆与闫朝新发生接触及闫朝新死亡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但双方当事人对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存有争议，根据交警部门对事故车辆与人体接触的因果关系分析鉴定结论，该车辆车身右侧翼子板检见条形状划痕不具备形成的唯一性，即在该车辆静止时或行驶中，均可形成与人体或随身物品接触的痕迹特征。四原告主张高广玲在事故发生后虽及时报警并救助伤者闫朝新，但并未尽到标明受伤人员位置的责任，导致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应承担全部责任，本院认为，高广玲未标明受伤人员位置的行为对闫朝新受伤及死亡的损害后果并无过错，不能以此确认高广玲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根据事故现场图，事故地点龙太线三硕涂料厂前处道路宽9米，无标志、标线，高广玲的车辆右侧距离道路边缘1.2米，根据高广玲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事故当时，其驾驶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车辆前方及左侧车道均堵车，行人闫朝新在车辆右侧行走，高广玲鸣笛提醒闫朝新注意，闫朝新向右侧避让，后双方平行时，高广玲停车，行人突然向车辆方向倾斜撞到右侧车门，关于行人与车辆发生接触、碰撞的原因，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无法查实，但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双方应对自身及对方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进行举证，因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应视为双方均未确保安全实施公共交通行为，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及举证的情况，本院酌情确定闫朝新自行承担50%的责任，高广玲承担50%的责任。因高广玲的车辆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及商业三者险、不计免赔特约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双方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应由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强制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超出部分由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根据商业保险合同及被保险人的承担范围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高广玲承担50%的责任。根据有效证据，本院确认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在本次事故中产生的合理损失如下：医疗费94862.32元（住院费93163.62元+高广玲支付的门诊费1548.70元及急救费1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100元×14天）、丧葬费23258元；对死亡赔偿金464356.40元（23217.82元×20年）的主张，高广玲对死亡原因与本次事故的因果关系提出异议，根据死者闫朝新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的诊断及死亡推断原因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死亡证明，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脑疝、重度颅脑损伤、车祸伤，高广玲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反驳，故其异议不成立；死者闫朝新虽系农村户口，但事故发生前，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其主张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属合理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精神抚慰金50000元的主张，结合高广玲的过错程度及本地经济水平，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0元；对被扶养人生活费（闫朝新的父亲闫超伦）18314.60元（8139.82元×9年÷4人）的主张，被扶养人闫超伦已71岁，且村民委员会已证明其无其他收入来源，高广玲及平安财产保险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交通费5810元的主张，死者闫朝新的配偶吕春玲、儿子闫伟明及女儿闫黎明因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产生的必要交通费属合理请求，结合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提供的吕春玲客车票及闫伟明、闫黎明二人的机票发票，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5056元。上述款项合计为627247.32元。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之规定，医疗费10000元、死亡赔偿金464356.40元、丧葬费23258元、交通费5056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已超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强制险赔偿限额，应由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强制险范围内承担120000元（含精神抚慰金20000元），因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已支付强制险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故平安财产保险公司还应承担110000元；超出强制险赔偿范围部分的507247.32元，由高广玲承担50%，即253623.66元，扣除高广玲已赔付的4698.70元，高广玲还应赔偿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248924.96元；因高广玲的车辆在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另投保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上述金额未超出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应由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中，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两险范围内共计应赔偿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358924.96元（110000元+248924.96元）。至于高广玲已赔付的4698.70元，属于商业保险合同纠纷，由其与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另行结算或另案主张，本案不予评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358924.96元；二、驳回原告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63元（闫伟明已预交10363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担6684元，由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负担3679元。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上诉称：高广玲未标明受伤人员位置而导致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责任比例作出判断，所以其在事故中的责任承担比例应该由自己举证证明，如果无法举证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广玲承担全部责任。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上诉称：根据医院诊断，闫朝新的死因并非单纯车祸损伤导致，故判决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赔偿死者的相关损失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高广玲辩称：一审判决正确，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充分考虑了双方提交的各项证据，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了举证责任的承担，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上诉人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及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均未在各自的举证责任范围内举出相关的证据，故应当各自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故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及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363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担6684元，由上诉人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负担36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445元，由上诉人吕春玲、闫伟明、闫黎明、闫超伦负担5761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担66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贞子审判员  咸柱英审判员  池东波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朴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