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晋01行赔再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艮翠，女，196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汾阳市人，现住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利斌，山西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娟，山西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社会保险中心，住所地太原市解放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琪，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男，太原市杏花岭区法律服务指导中心职员，住太原市建设北路***号*楼*单元**号。
原审原告陈艮翠诉原审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社会保险中心（以下简称区社保中心）其他纠纷一案，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晋0107行再1号行政赔偿判决。陈艮翠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艮翠及其委托代理人覃利斌、王淑娟、被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社会保险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陈艮翠诉称，我�夫朱金贵系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型炉业公司”）职工，于2012年1月21日因公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被认定为工伤，后单位新型炉业公司向原审被告区社保中心为我申请工伤待遇，原审被告却作出”审核意见”，以”交通事故补偿高于工伤待遇补偿”为由，不再支付朱金贵近亲属的工伤待遇。我已经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审核意见”，同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我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共计人民币614952元。
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陈艮翠的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2.陈艮翠与朱金贵的结婚证；3.”审核意见”；4.陈艮翠的情况说明；5.死亡证明书、殉葬证；6.工资证明；7.病例。
原审被告区社保中心辩称，根据现行的法规，我们只是对工伤保险待遇和实际取得的人�损害赔偿额之间的差额进行赔偿，因原审原告实际领到的钱已经高于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所以不予赔偿。职工亲属抚恤金，只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赔偿，对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是不予赔偿的。另外，原审原告未提交《火化证》、《死亡医学证明》、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鉴定报告》等，其申请资料不足，也无法办理，所以应当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有：1、《工伤保险条例》；2、2004年《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第二十三条。
原审查明，原审原告陈艮翠的丈夫朱金贵系新型炉业公司职工，于2012年1月21晚19时许，因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肇事方为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土河公司），事故责任认定为肇事方全部责任，2月1日，大土河公司与朱金贵家属签订协议，一次性支付家属死亡补偿费、丧葬费、尸体整容费、交通费住宿费、参加事故处理人员误工费、电动车修理费等共计人民币460000元。2012年3月新型炉业公司向太原市杏花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劳社局）申请工伤认定，3月23日，区劳社局作出朱金贵为工伤的认定，之后，新型炉业公司代原审原告向被告区社保中心申报工伤待遇，2012年6月19日，原审被告作出”审核意见”，认为朱金贵的家属已获得肇事方大土河公司的补偿，并且与工亡待遇总额对比后，多于工亡待遇（458386元），依据《山西省实施<工伤条例>试行办法》的规定,不再支付工亡职工朱金贵近亲属的工伤待遇。原审原告不服,于7月30日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伤待遇的各项款项共计614952元。
原审认为,《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山西省人民下政府于2004年1月19日发布并实施的地方性规章，是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结合山西省实际制定的实施办法，本案发生在山西省境内，应适用《试行办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由于交通事故等民事伤害造成的工伤，除伤残贴，供养亲属抚恤金外，其他相关赔偿额低于工伤保险待标准的，按照分项对应，累计相加、总额对比的计算方法，由经办机构或者用人单位按规定补足差额。经办机构或者用人单位先期垫付的费用，工伤职工或者其亲属获得民事伤害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据此，本案中，原审原告承认已领到460000元赔偿款，并且原审原告获得的此赔偿数额高于按照工伤待遇所计算出的数额，所以，原审被告作出的不应当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审核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原告诉求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审原告陈艮翠的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作出后，原审原告陈艮翠不服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2年12月25日出作（2012）并行终字第55号行政赔偿判决，维持原判。陈艮翠仍然不服申请再审，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日做出了（2014）并行申字第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2016年8月19日该院作出（2016）晋01行再1号行政裁定：撤销该院（2012）并行终字第55号行政赔偿判决和本院（2012）杏行初字第20号行政赔偿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再审。
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陈艮翠称一审中诉讼请求有误，应当参照太原市2011年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赔偿数额，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原审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362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216000元、丧葬补助费22186元，共计674386元。
原审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陈艮翠的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结婚证及汾阳市石庄镇阳泉村村委会证明；2、工伤认定决定书；3、工伤保险参保职工个人信息登记表、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登记卡、参加工伤保险人员信息表、工伤保险缴费人员增减花名表；4、新型炉业公司出具的朱金贵工资证明；5、居民死亡殡葬证；6、汾阳市石庄镇阳泉村村委会证明；7、太钢总医院住院病历。
原审被告辩称，原审原告主张所依据的司法解释效力，不能对抗地方规章。《山西省《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是依据《立法法》订立备案的地方规章，司法解释在山西省范围内不能对抗山西省的地方规章。原审原告已经获得足额侵权赔偿，不应再进行社保赔偿，新增的《劳动能力鉴定报告》不应作为赔偿依据。原审原告是否应当获得工伤赔偿，依法独立成两个程序；行政确认和行政赔偿。已经生效的行政确认之诉是判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决定是否需要撤销的诉讼程序，而行政赔偿之诉是判定赔偿数额的诉讼程序，已经生效的行政确认之诉撤销了我中心所做的原审核意见。要求重新作出审核意见。现尚未度过复议期。
原审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行再3号行政判决书；2、原审被告区社保中心于2016年11月9日做出的审核意见、送达回执。
经庭审质证，原审被告对原审原告证据1、2、3、5、7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审原告对原审被告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3认为没有收到，并未生效，无法予以核实。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
再审还查明，2012年7月30日陈艮翠以要求区社保中心撤销所作出的不再支付朱金贵近亲属工伤待遇的审核意见为由将区社保中心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2年9月12日作出（2012）杏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判令驳回陈艮翠的诉讼请求。陈艮翠不服，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2）并行终字第54号行政判决书，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艮翠仍然不服，向该院申诉，该院于2013年11月14日作出（2013）并行申字第15号行政裁定书，判令驳回陈艮翠的再审申请。陈艮翠仍不服，申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2014）晋行申字第10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6年8月19日该院作出（2016）晋01行再3号行政判决书，判令撤销该院（2012）并行终字第54号行政判决和原审法院（2012）杏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撤销被申请人区社保中心的不予支付工亡职工朱金贵近亲属领取工伤待遇的审核意见；被申请人区社保中心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审核意见。2016年11月9日原审被告区社保中心作出《关于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工亡职工朱金贵近亲属领取工伤待遇的审核意见》，认为：新型炉业公司职工朱金贵，其家属已获得交通肇事方大土河公司一次性各项补偿费用46万元。所申报材料中无各项费用明细和正式票据，无法用”分享对应、累计相加、总额对比”计算与工亡待遇之间的差额，所以采用总额对比进行审核。因此，不再支付工亡职工朱金贵近亲属领取的工伤待遇。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被告区社保中心依据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行再3号行政判决，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关于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工亡职�朱金贵亲属领取工伤待遇的审核意见》，明确不再支付工亡职工朱金贵近亲属领取的工伤待遇。该审核意见的作出是区社保中心所做的一项新的行政行为。而本案诉讼争议的行政赔偿的基础也即原审被告区社保中心于2012年6月19日做出的原审核意见已被新的审核意见取代，本案再对以原审核意见为基础进行的行政赔偿诉讼进行审理已无实际意义，故对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审原告陈艮翠的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后，上诉人陈艮翠不服，提出上诉。其的上诉请求是:1、依法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7行再1号行政赔偿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一次支付工亡补助金4362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216000元、丧葬补助费22182元，共计674382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1、原审法院超出审理范围。本案是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行政赔偿案件，审理范围很明确就是现在赔偿，原审法院应当围绕赔偿问题，即针对上诉人是否有请求权，被上诉人是否有给付义务进行审理。而不是针对被上诉人分别于2012年6月19日和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关于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工亡职工朱金贵近亲属领取工伤待遇的审核意见》进行审理。显然原审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是偏离方向的，说明其超出了审理范围。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再对以原审核意见为基础进行的行政赔偿诉讼进行审理已无实际意义”也是错误的。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并不是被上诉人的审核意见，而是上诉人享有公法上的财产请求给付权，即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也就是说，上诉人的丈夫朱金贵系工亡，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应享有工伤保险待遇，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是”原审核意见”给予的权利。3、被上诉人作出新审核意见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亦不影响上诉人的权利。首先，新审核意见无论是从内容、理由还是结论，都和原审核意见相同，说明二者本质上一样，归根到底就是不赔偿。显然违背了（2016）晋01行再3号行政判决的宗旨和精神。既然原审核意见已经被撤销，那么新审核意见也失去了合法存在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原审法院审判的依据。其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3条”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之规定，上诉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义务，保障其工伤保险待遇的求偿权。而不需要行政确认在先，行政赔偿在后的顺序。何况本案属于行政赔偿发还重审的案件，被上诉人做出新的审核意见并不影响本案的重审。再次，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诉求是否具有事实法律依据进行裁判，该裁判结果是站在公正立场上的、独立的司法评价。被上诉人做出的新审核意见充其量属于行政机关对上诉人是否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作出的行政评价。显然，司法评价高于行政评价，且行政评价不能干扰和替代司法评价。原审法院将司法评价权力让渡给行政权力，显然与其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符的；最后，如果任由被上诉人滥用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本案重审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将会使案件陷入一种无限循环的模式中，行政赔偿将会遥遥无期，上诉人的权利救济措施永远得不�实现，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公正。
二、上诉人要求赔偿工伤保险待遇，有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并且在《民法通则》第98条、《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补偿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等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在遭受第三人侵权构成公司，第三人赔偿后仍可获得工伤保险�遇。
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互不排斥，因此，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侵权第三人的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的，依法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依法应当撤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丧葬费等工伤保险待遇。
被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社会保险中心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行再3号行政判决书已经撤销了答辩人做出的原《审核意见》�且要求答辩人撤销做出《审核意见》。因此行政关系应当以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准。根据上述判决，答辩人已经于2016年11月9日做出了《关于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工亡职工朱金贵近亲属领取工伤待遇的审核意见》，并书面送达申请人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工作人员郭安签收。因此原《审核意见》已经无效，且新的《审核意见》则是根据《山西省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高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做出，决定的内容依旧是不予补偿。所以从事实上讲，已经撤销的原具体行政行为，其行政关系由新的具体行政行为衔接，现在上诉人仍以原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主张赔偿的事实依据，当然于法无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法院在准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没有超范围审理，确保了各方当事人的诉权，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适用法律正确。
经二审审理查明，与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艮翠的丈夫朱金贵原系山西新型炉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因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肇事方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一次性赔偿家属死亡补偿费、丧葬费等共计人民币460000元。2012年3月23日，太原市杏花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朱金贵为工伤。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侵权第三人的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请求判令工伤保险赔偿的，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同时还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八条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药费用除外。”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即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与第三人侵权法律关系，互不排斥。首先，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其本质是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的经济补偿。将损害负担社会化，能实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和快速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给予伤亡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即工伤事故中的伤亡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在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伤亡职工（受害人）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责任。
因此，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侵权第三人的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请求判令工伤保险赔偿的，应当予以支持。具体到本案的实际情况，虽然上诉人陈艮翠获得了侵权第三人的赔偿，但并不能因此而减免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关�法律适用的问题。首先，根据2015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原再审判决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原再审判决认为”本案再对以原审核意见为基础进行的行政赔偿诉讼进行审理已无实际意义，判决驳回原审原告陈艮翠的诉讼请求。”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本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是上诉人享有公法上的财产请求给付权，即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只要上诉人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权，被上诉人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给付的，人民法院就可以直接判决被上诉人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法定义务，而不需要被上诉人作�一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来确定是否给付。况且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属于行政赔偿发还重审的案件，被上诉人做出新的审核意见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如果任由被上诉人不断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将会使案件陷入一种无限循环的模式中，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公正。
2011年1月1日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六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全是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根据以上法律的规定，上诉人陈艮翠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上诉的理由具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丧葬补助金，按山西省2011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六个月计算为22186元。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2011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上诉请求，因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支持。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项、第七十三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7行再1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社会保险中心支付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艮翠丧葬补助金22186元。
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社会保险中心支付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艮翠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四、驳回上诉人陈艮翠的其他上诉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效熙
审判员 杨晓宇
审判员 滕 青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崔晓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