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吕民一终字第1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玉凤，女，1949年3月25日生，汉族，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
委托代理人郭俊伟，山西绥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元，男，1964年4月4日生，汉族，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武立堂，村支部书记。
委托代理人张团银，村委干部。
上诉人赵玉凤因与被上诉人王玉元、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安上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3）汾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列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94年12月31日，原告与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双向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发包人安上村经济合作社将合同书附件承包土地明细表中的土地及地内的核桃树发包给原告，承包经营期为30年。2001年原告将承包土地明细表中的“疙留珍”5亩以800元转与被告王玉元种植葡萄。由村委会计武继贤执笔，在双方承包合同所附承包土地明细表中对相应土地作“2001年转玉元”记载。耕种期间，被告王玉元以自己的名义向村委交粮纳税，村委也直接对口被告王玉元收粮收税。在国家免除农民税费并开始发放种地各种补贴后，也由村委直接对口被告王玉元发放。现原告与被告王玉元就该“疙留珍”5亩的承包经营权发生争议，对村委将在村委土地账册上的承包土地明细表上标注的“转入”“转出”各执一词，原告认为村委在承包合同所附承包土地明细表中注明“2001年转玉元”是为了交粮纳税的方便，被告王玉元则认为该承包地经营权经发包人同意已经划转归其使用。
原审认为，本案属民事案件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受理与诉讼主体第一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考察该条文应从集体组织成员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方面考虑，本案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属安上村村民，其与安上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属于已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情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本案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畴。
本案原、被告之间应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据此，本案原告赵玉凤与被告王玉元经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委在双方承包合同所附承包土地明细表中办理转入转出手续后，由被告王玉元直接与村委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故该“转入”“转出”行为应属于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转让行为，且该行为是经村委在双方合同上明确记载的，属于村委对该转让行为的同意与确认。原告方于1994年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1年原告将承包土地明细表中的“疙留珍”5亩以800元转与被告王玉元种植葡萄，与该土地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均由被告王玉元享有与履行。虽然双方未明确订立土地转让的书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原则来处理矛盾。综上，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有效。根据村委在发包土地时确定的“树随地走”的原则，该地块内的核桃树管理及收益权也应归被告王玉元。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玉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赵玉风承担。
判后，上诉人赵玉凤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汾阳市人民法院（2013）汾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确认诉争“疙留珍”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26棵核桃树属上诉人所有并判令被上诉人王玉元返还。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玉元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转让”属认定事实错误。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多种流转方式，一审判决仅凭上诉人土地承包合同所附土地明细表中批注的“2001年转玉元”字样认定为转入、转出关系，进而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转让方式，缺乏事实依据。对于土地明细表中批注的“2001年转玉元”字样的理解，结合批注人武继贤会计身份以及时任村支部书记武立堂、武增义证明，该批注的目的应为土地承包合同当中上诉人对于土地发包方义务的转让，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2、武继贤在土地承包合同当中的批注“2001年转玉元”字样不能认定为土地流转方式中村委对土地流转转让方式的同意与确认。首先，武继贤作为时任会计无权代表村委做出决定；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于采取转让方式进行土地流转有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在本案当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委员会提出过承包土地转让申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无签订过任何土地转让书面合同；就土地明细表中批注的“2001年转玉元”，上诉人也是在2010年取得承包合同时才知有此批注。被上诉人也从未有任何同意土地转让的意思表示。3、被上诉人王玉元给付上诉人800元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玉元土地流转时给付的核桃树挂果果实补偿款，而非被上诉人所言称的买地款，也非一审判决认定土地流转转让款。26棵核桃树的价值显非800元可以购得，更何况核桃树每年所挂果均有价值。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王玉元所言为买地款，进而以村委发包时确定的“树随地走”的原则将26棵核桃树管理、收益权判归王玉元，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玉元未明确订立土地转让的书面合同基础上，就该流转行为，表述为“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显然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采取转让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该规定即为法律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歪曲、扩大对法律规定的理解，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拥有诉争土地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王玉元依法应予返还上诉人诉争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合同明确诉争耕地属上诉人承包范围，上诉人据此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实际经营耕种多年。承包期间，虽经流转，但上诉人并未丧失承包土地经营权，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王玉元返还承包土地经营权，被上诉人王玉元依法应予返还。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属错误，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玉元未提交书面答辩。
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2013年3月17日，一审法院就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明细表中村委会计武继贤批注的“转”是什么意思、双方纠纷产生原因，向被上诉人安上村支部副书记董瑞如（未在笔录上签字）、村委会计武继贤作了调查。支部副书记董瑞如称“以前种地负担重，种地户都不想种。村委为了完成政府‘三提五统’的任务，所以谁家种地就问谁家收粮收税，所以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当问及产生纠纷原因是什么时，董瑞如称“因为国家占地，给耕地补偿款，现在各户都看到耕地补偿是利益，所以以前不种地的也想要回地。”村委会计武继贤在调查时称“以前农民种地负担重，谁也不想种，种地就得交各种费用。现在种地，国家给各种补偿，而且铁路站点涉及到我村，我村涉及国家占地，土地值了钱，所以不种地的都想要回地。”关于植补谁领取，该称“肯定是谁种地谁领取。”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就承包经营土地的流转而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中不存在互换或者其它方式的流转，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赵玉凤与被上诉人王玉元就承包土地进行流转时所形成的是何种土地流转方式。
综合考量本案，下列事实的存在，是本院认定诉争土地流转方式具有“转让”的法律内涵之事实依据。1、本案上诉人赵玉凤与被上诉人王玉元经村委会计武继贤在上诉人赵玉凤的土地承包明细表“疙留珍”5亩一栏中批注了“2001年转玉元”，同时在被上诉人土地承包明细表增加批注了“疙留珍”5亩一栏的字样；2、此后诉争承包地即由被上诉人王玉元耕种至今；3、承包地所涉及的农业税费交纳义务由被上诉人履行，且后来承包地所涉及农业种植补偿亦是由被上诉人领取；4、上诉人赵玉凤在流转诉争土地时向被上诉人王玉元收取了一定的费用。以上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已通过村委在各自的《土地承包明细表》上记载了诉争土地的流转情况，安上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土地所有权人也对双方土地流转行为予以确认。而此后流转土地由被上诉人王玉元实际耕种、农业税费由其交纳、土地植补由其领取，表明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已由被上诉人承继。该转入、转出行为当属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转让行为，且该行为经土地所有权人村委同意与确认，双方当事人的流转行为具有转让的法律内涵和属性，应当认定为承包土地的转让。
究双方纠纷产生之原因，概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利益发生变化而产生。正如安上村支部副书记董瑞如、村委会计武继贤所在调查笔录中所述，“以前种地负担重，种地户都不想种。村委为了完成政府‘三提五统’的任务，所以谁家种地就问谁家收粮收税，所以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国家占地，给耕地补偿款，现在各户都看到耕地补偿是利益，所以以前不种地的也想要回地。”“以前农民种地负担重，谁也不想种，种地就得交各种费用。现在种地，国家给各种补偿，而且铁路站点涉及到我村，我村涉及国家占地，土地值了钱，所以不种地的都想要回地。”
况且被上诉人安上村村民对所承包土地进行流转并非个例，尚有村民将其流转的土地再次流转。如若以转包或出租论之，其势必动摇多年形成的土地流转关系，不利于安上村村民安居乐业，不利于稳定农业生产秩序，不利于当地社会之稳定。
故此，本院对上诉人赵玉凤以转包之法律关系请求被上诉人王玉元退还其原承包土地之请求不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赵玉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兴华
审判员 潘 文
审判员 王晓强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