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4879号
原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周浩。
委托代理人杨芳，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秀芳，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祝君。
被告江丽红。
原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与被告祝君、江丽红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之委托代理人杨芳、被告祝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诉称，2013年10月9日被告祝君至原告办公场所（即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777号人民日报上海分社1号楼2层）咨询，由原告值班律师杨大伟接待，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在得其认可后，双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原告指派律师为二被告提供法律服务，担任二被告与上海怡俪雅美容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的一审阶段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同时约定二被告在合同生效时支付人民币8，000元（以下币种同）、并在结案后就其可获得的利益额实现或应实现之日起3日内支付其所获利益额的15%作为律师服务费。合同生效后，二被告实际支付了8，000元律师费，原告为其指派杨大伟、任银龙二位律师代理该案，并由实习律师吴多翠担任辅助工作。原告是一家综合性律所，任银龙律师又是承办侵权案件的律师，期间，任银龙律师一直与被告接触，被告从未提出异议。该案审理中，法官告知该案被告可能会申请破产，经办律师进而为被告作了客观分析，即如果判决可能面临执行不到位的风险，被告自愿接受调解，故该案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3月19日在宝山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上海怡俪雅美容有限公司、王雅萍连带支付原告祝君、江丽红各项损失及诉讼费合计161，700元，在2014年6月30日前支付81，700元，余款80，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根据代理合同中关于15%的风险代理的约定，二被告应继续支付原告剩余律师费共计24，255元，但原告多次催讨未果。为维护原告自身权益，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等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拖欠的律师服务费24，255元。
被告祝君、江丽红共同辩称，2012年5月19日，二被告加盟的上海怡俪雅美容有限公司因产品触电造成顾客死亡，二被告赔偿了570，000元后与案外人王雅萍口头约定，由王雅萍与厂方共同承担其中的380，000元，二被告承担其中的190，000元，之后王雅萍仅支付了220，000元，拖欠160，000元不付。被告通过网络获得杨大伟律师的联系方式后，前往原告处咨询并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合同中写明指派杨大伟律师一人来代理此案，杨大伟也表示可为二被告要回350，000元的损失，但原告未经被告同意，将案件交给非专业代理死亡赔偿案件的律师任银龙及实习律师吴多翠。被告与任银龙律师初次见面是在宝山法院开庭时，之前仅通过一次电话，之前的工作均由吴多翠在处理；开庭时，任银龙与吴多翠也未给二被告作实际辩护，被告当时不同意调解，但吴多翠告知被告如不接受调解，则还要进一步调查材料、鉴定又会拖延时间，对方可能破产或转移财产，即便赢了诉讼也拿不到钱，力劝被告接受调解。综上，原告以欺瞒的手段与被告签下合同，用敷衍的方式办案，违反了合同第四条和第八条约定的义务，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并退还二被告8，000元律师费。
经审理查明，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3年10月9日，原告与被告祝君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由原告指派杨大伟、任银龙律师为被告祝君与上海怡俪雅美容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的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项约定：“考虑到案件的固有风险，对本案件实行风险代理：1、甲方（即被告）应向乙方（即原告）支付基本律师服务费人民币（大写）捌仟元整，于本合同生效时支付，此律师费无论案件以何种方式结案都不退还给甲方；2、如果案件以胜诉或者调解、和解（包括未起诉而和解）结案，则甲方应该按照由于本案件应获得的利益额的15%另行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合同生效后，被告支付原告前期代理费8，000元。2014年3月19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4）宝民一（民）初字第1648号民事调解书上载明该案原告为祝君、江丽红，共同委托代理人为任银龙律师及吴多翠实习律师；调解主文第一项为：“被告上海怡俪雅美容有限公司、王雅萍连带支付原告祝君、江丽红各项损失及诉讼费（人民币1，700元）合计161，700元，付款方式：2014年6月30日前支付81，700元，余款80，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因本案被告未依照《聘请律师合同》的约定支付原告应获得利益额的15%即24，255元，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二被告持有的一份《聘请律师合同》载明的指派律师为杨大伟一人。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聘请律师合同》、（2014）宝民一（民）初第1648号民事调解书，被告提交的《聘请律师合同》、结婚证以及原、被告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辩称原告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律师义务，认为原告未经被告同意变更指派律师，在诉讼中又未尽职代理、力劝被告接受调解，结案标的亦未达到经办律师的当初承诺（350，000元），但是被告仅提供了一份指派律师为杨大伟一人的《聘请律师合同》，对其主张的非自愿调解和350，000元的承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人民法院调解案件须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宝山法院主持调解时被告祝君本人在场，如没有祝君本人的同意法院不可能达成调解协议，出庭律师仅作为法律专业人员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参考意见，因此，被告所称的非自愿接受调解本院不予采信。而关于指派律师的问题，虽然宝山法院的案件中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为任银龙律师和吴多翠实习律师，但是二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未曾提出异议，说明二被告认可了原告的变更律师行为，被告再以此作为抗辩理由本院亦不采纳。根据《聘请律师合同》的约定，原告诉请理由正当，本院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祝君与江丽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24，255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38元，减半收取计203.19元，由被告祝君与江丽红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益颢颖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邬学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