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广海法初字第1215号
原告：广州忠信世纪玻纤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法定代表人：何燕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亚龙，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媛，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广州民生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谭红斌，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陈滨，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方加德，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忠信世纪玻纤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广州民生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23向本院起诉，经补正诉讼材料后，本院于12月23日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尹忠烈独任审理，书记员卢诗颖担任本案记录，于2016年1月19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并于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亚龙、吴媛，被告委托代理人陈滨、方加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忠信世纪玻纤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自2013年9月起存在事实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按照约定，被告依原告的指示，向原告的客户运送合股纱，运输费用按月结算，在被告向原告开具发票后支付。截止2015年8月底，原告发现被告开具的其中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无对应的运输事实，但因原告员工的过失，已按照该6份发票的金额向被告支付了56300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56300元及其从2015年8月25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付款明细，以证明原、被告合作以来的付款情况；2.2014年10月份的运输单据、发票和付款凭证，以证明被告多收原告2014年10月的运费5900元；3.2014年12月份的运输单据、发票和付款凭证，以证明被告多收原告2014年12月的运费5900元；4.2015年6月份的运输单据、发票和付款凭证，以证明被告多收原告2015年6月的运费36400元；5.编号为0159918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付款凭证，以证明被告多收原告运费8100元；6.编号分别为01624818、01599255、01624839和01624875的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明在无运输事实的情况下被告还向原告多开了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7.报价单2份，以证明运价情况；8.出货与付款明细及相应的运输单据、付款凭证等，以证明本案货物运输和运费支付情况。
被告广州民生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为原告提供运输服务，没有多收原告运费。对于被告向原告错开的发票，原告也未付款。实际操作中，原告向被告多支付的运费不会发生，因为原告向被告支付运费前需要核对运单和装箱单等凭据。二、原告主张被告开具的6份发票没有运输事实，原告为此多向被告支付了运费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这6份发票均有相应的运输服务，并由原告工作人员进行了确认。三、原告请求利息损失没有依据。四、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被告为原告运输货物的明细表、6份发票及其对应的运输单据等，以证明被告未多收原告运费；2.巨野程泰运输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信用档案，以证明巨野程泰运输有限公司的主体情况；3.被告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以证明被告具有从事道路运输和海上运输的资质；4.付款明细、情况说明，以证明被告提供的运输服务与其开具的发票相对应；5.原告出具的出货与付款明细，以证明原告出具的明细不符合事实。
本院查明：
原、被告对以下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自2013年3月1日至2015年9月12日止，根据原告的委托，被告通过水路、公路等联运方式共为原告运输42个集装箱货物从广州到以下目的地：2013年3月1日，运输4个集装箱货物到洛阳，9月6日，运输4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9月26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11月5日和6日，各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11月20日，运输3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11月26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2014年1月8日、1月16日和2月13日，各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2月27日和3月7日，各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3月28日和4月1日，共运输3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5月16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6月6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6月12日和6月19日，各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7月4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7月10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8月12日和8月13日，各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9月24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10月17日和12月17日，各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2015年1月7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3月10日，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上海，4月2日，运输2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5月20日、7月29日和9月12日，各运输1个集装箱货物到南通。
原告根据被告开具的发票，共向被告支付了运输费用314600元，具体如下：被告于2013年3月7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380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3月13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9月17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218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10月9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9月17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218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10月9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10月16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56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11月28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3年11月13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12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2014年1月24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3年12月5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68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2014年3月14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4年1月21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12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3月27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4年2月28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12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4月29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4年4月8日向原告分别开具了金额为12100元和174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5月23日向被告支付了该2笔运费；被告于2014年6月16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15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7月24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4年7月2日和7月29日分别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7400元和118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8月18日向被告支付了该2笔运费；被告于2014年8月28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15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9月23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4年9月26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59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10月28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4年10月29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5900元和63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11月25日向被告支付了该2笔运费；被告于2014年12月2日和12月29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5900元和63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2015年1月29日向被告支付了该2笔运费；被告于2015年1月14日和1月29日向原告分别开具了金额为5900元和59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2月12日和4月27日向分别被告支付了该2笔运费；被告于2015年3月27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64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5月22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被告于2015年4月15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6400元和118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6月25日向被告支付了该2笔运费；被告于2015年6月2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1800元的运费发票，6月26日向原告分别开具了5900元、5900元和187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7月28日向被告支付了前述运费；被告于2015年6月26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8100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8月24日向被告支付了该运费。
被告还于2015年8月3日、8月19日、9月1日和9月21日分别向原告开具了11800元、44400元、8100元和50900元运费发票，原告认为这些发票是多开的，故未向被告支付这些发票金额的运费。被告确认前述发票是错开的。
对于本案货物运输的运价，原、被告各主张如下：2013年3月1日从广州至洛阳的4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每个箱9500元，共38000元，被告认为每个箱16200元，共64800元；2013年9月6日从广州至上海的4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每个箱5450元，共21800元，被告认为每个箱6850元，共27400元；2013年9月26日、11月5日和11月6日从广州至南通的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每个箱5600元，被告认为每个箱7000元；2013年11月20日从广州至上海的3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每个箱5600元，被告认为其中1个箱运价为7000元，另外2个箱运价为6780元；2013年11月26日从广州至南通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为5600元，被告认为运价为6780元；2014年1月8日从广州至上海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为5600元，被告认为是6780元；2014年1月16日和2月13日从广州至上海的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每个箱运价为5600元，被告认为每个箱的运价为7375元；2014年2月27日和3月7日从广州至南通的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每个箱5900元，被告认为每个箱7375元；2014年3月28日至4月1日从广州至上海的3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每个箱5900元，被告认为每个箱7300元；2014年5月16日从广州至南通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为5600元，被告认为是6780元；2014年6月6日从广州至上海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为5600元，被告认为是5800元；2014年6月12日从广州运往南通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为5900元，被告认为是7300元；2014年6月19日从广州至南通的1个集装箱货物，7月4日从广州运往上海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每个箱运价为5900元，被告认为每个箱为5800元；2014年7月10日从广州至南通的1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为5900元，被告认为是6300元；2014年8月13日从广州至上海的2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其中一个箱运价为5900元，另一个箱为5600元，被告认为其中一个箱运价为5900元，另外一个箱为6300元；2014年9月24日从广州至南通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被告均认为运价为5900元；2014年10月17日和12月17日从广州至上海的2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均为6300元，被告认为运价均为5900元；2015年1月7日从广州至南通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运价为5900元，被告认为是6400元；2015年3月10日从广州至上海的1个集装箱货物，原、被告均认为运价为是6400元；2015年4月2日从广州至南通的2个集装箱货物，原告认为其中一个箱运价为6400元，另外一个箱为5900元，被告认为运价均为5900元；2015年5月20日、7月29日和9月12日从广州至南通的共4个集装箱货物，原、被告均认为每个箱运价为5900元。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运价符合约定且合理，提供了2份报价单。其中由被告于2013年7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报价单载明：南沙至南通，每个箱40英尺的集装箱货物运价为5600元，8天到港；南沙至上海，每个箱40英尺集装箱货物的运价为5000元，6天到港；并注明上述报价为门到门价格。虽然原告主张上述报价有效期为1年，但确认在实际运输中已发生变更，可根据对应的发票确定。被告对该报价单予以确认，但主张上述报价仅适用当时的货物运输，之后应根据双方口头约定重新确定。由广州市鑫亚物流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报价单载明：1个40英尺集装箱货物门到门从南沙运，至上海浦东新区上南路为5000元，至浙江长兴林城镇方山窖5900元，至江苏省海安县日新路为5300元。该报价单还特别备注：若因市场原因海运及拖车运价发生较大变化时双方协商重新拟定运价。原告认为虽然上述报价单为其他人所报，但足以证明从广州至上述目的地的一般运价标准。被告对该报价单不予确认，并认为即使该报价单是真实的，该报价单也特别备注在运价发生较大变化时要重新协商拟定运价，因此该报价单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认为，被告对其出具的报价单无异议，本院对该报价单予以采信；对于广州市鑫亚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报价单，原告提供了原件核对，被告虽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反证，本院对该报价单予以采信。因此，本院对该2份报价单载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至于该2份报价单能否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将在处理意见中予以综合评判。
另查明，被告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不持有水路运输许可证。
本院认为：
本案是一宗多式联运合同纠纷。
原告向被告托运货物，被告接受原告的托运，将货物通过包括水路运输的多种运输方式运抵目的地，因此原、被告之间成立多式联运合同关系。原告为托运人，被告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由于被告没有水路运输许可证，该多式联运合同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该多式联运合同无效。但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将原告托运的42个集装箱货物运抵目的地，被告有权参照约定收取原告运费。
原告主张本案42个集装箱货物运输双方约定的运费实应为258300元，原告已经按照被告开具的发票金额向被告支付314600元，多支付56300元，被告应予返还原告。被告认为该42个集装箱货物运输的运费共为314600元，原告没有多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对其主张的向被告多支付了运费的事实应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如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已按照被告开具的发票金额向被告支付42个集装箱的运费314600元。虽然被告曾在2013年7月18日向向原告发送过报价单，但原告也确认实际运输过程中运价发生了变化，因此该报价单不足以证明本案货物的运价。原告提供的广州市鑫亚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报价单，由于该报价单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不在本案货物运输期间内，该报价单也特别注明运价会随市场原因发生变化，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报价单实际履行过。因此，上述两份报价单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每个箱集装箱货物的运价就是原、被告约定的运价。原告主张按发票金额与对应的货物运输确定运价，被告不予认可，由于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每份发票对应哪些货物运输，因此对于原告的该主张也不予支持。由于被告不认可原告主张的运价，在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本案每个箱集装箱货物运输约定的运价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定原告是否向被告多支付了运费，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原告的本案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忠信世纪玻纤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19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尹忠烈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卢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