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4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卫，男，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诚臣，湖北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超然，男，198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於强，湖北筝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卫因与被上诉人李超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民初8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并驳回李超然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李超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以下事实。（一）李超然和杜国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收条中江西国利与李望永系什么关系？（三）杜国强应当向三星公司左岭项目部主张还是向杨卫主张桩基款结算？（四）杨卫是否为三星公司左岭项目部工作人员？（五）杨卫是否欠杜国强桩基款？杜国强是以口头还是书面形式将桩基款债务转移给了杨卫？（六）刘汉和主张向刘永恒支付的50万元系杨卫向其个人借款，一审法院未查明50万元借款缘由，也未查明刘汉和向李望永付款132万元资金来源系建设方支付三星公司左岭项目部工程款还是杨卫向刘汉和个人借款？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判决错误的认定杨卫欠钱行为系债的承担同时又是债的加入。事实上，杨卫系三星公司项目部经办人员，李超然错误的认定公司之间工程款结算为个人之间债权债务。
李超然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准确。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庭上庭下均没有否认借款，只不过对于欠款承担主体有异议，因此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二审中的发言不成立。一、关于还款的问题，虽然是从刘汉和的账户支付到刘永恒账户，但是当时明确是替杨卫支付的。二、李超然和李望永是父子关系，李超然是基层组织的干部，但是李望永不是，在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清晰地反映了银行账户上的现金额和提款金额，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三、上诉人在历次的欠条、以及短信往来中，其表述都是一致的。至于钱究竟是什么名称，是桩基款还是欠款，我们要说明的是，由于双方都不是法律人士，且这个款项曾经从杜国强转过一次，因此双方对于该笔款项名称的描述并不影响欠款的事实。四、关于欠款的发生，通过后期上诉人一系列的行为表示，他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疑问，我们认为都是可以解答的。
李超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卫向李超然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卫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望永与李超然系父子关系，李超然与刘永恒系亲戚关系。李望永与杜国强因做工程经人介绍相识，后杜国强在左岭新城所涉工程项目资金困难，希望李望永给予经济帮助解决。2014年1月24日，李望永从其武汉农村商业银行01×××98账户上支取现金2000000元，交付杜国强。杜国强承认收到该笔现金并出具《收条》。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甲方（李望永）支持帮助乙方（杜国强）目前左岭项目桩基础工程的困难，甲方暂借给乙方贰佰伍拾万元（其中2000000元现金、500000元转账支票），借款时间为叁个月（即从2014年元月24日到2014年4月24日）。其利息为：25000元/月×3个月共计利息为：柒万伍仟元人民币。若超过叁个月或延期还款则利息按1.5%付息。”2014年9月24日，刘永恒武汉农村商业银行01×××87账户收到账号62×××52的转款1320000元。2016年3月7日，杨卫向李超然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李超然先生工程款壹佰万元整，加利息18个月×0.5=1000000元，共计贰佰万元整。”2017年1月26日，李望永中国建设银行62×××86账户收到账号62×××99的转款500000元。2017年8月11日，杨卫向李超然出具《借条》，内容为：“2014年8月1日借到李超然（身份证号：）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月息3%，借款人杨卫（身份证号：），签名并捺印。”李超然自述，已收到的转款1320000元中1000000元是本金，320000元是从2014年1月至2014年9月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另外收到的转款500000元是从2014年9月25日至2016年1月26日按月息3%计算的利息；而杨卫出具欠条、借条中内容表述不一致，但1000000元金额是同一笔款项。杨卫陈述其为武汉三星建工集团的员工，为左岭新城项目现场的经办人员。
另查明，2017年12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左岭（葛化）派出所出具《出警记录》，内容：“2017年08月11日23时41分，刘跃华打110报警称其老公因债务问题被扣在左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4楼不让走，我所民警接警后到达现场左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4楼，当时杨卫坐在办公室，左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两名保安和李超然公司的几名职工在场，经了解因杨卫欠李超然的钱，李超然要杨卫还钱不让其离开左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后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系一起经济纠纷，后双方各自离开回家。”
再查明，武汉三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某接受法院调查时表述，杨卫并非公司的员工。2016年3月7日，杨卫向李超然出具的欠条，公司不知道此事，也未经公司盖章确认，不是公司的欠款。公司在左岭新城项目的负责人为陈明成，他授权委托刘汉和处理工程款结算事宜，所以甲方付给公司的工程款到账后，公司扣除税费后即按刘汉和的要求予以转款。刘汉和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2014年9月24日其通过汉口银行账号62×××52向刘永恒农村商业银行账号01×××87转款的1320000元，系杨卫要求其帮杜国强代付的；另外从其建行62×××99的账户转款给李望永的500000元，是作为杨卫向其个人的借款，要求其帮忙代为支付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李超然父亲李望永与杜国强、杨卫间因左岭新城项目发生往来联系，李超然父亲李望永向杜国强出借现金2000000元，虽然不是李超然直接将借款现金2000000元交付给杨卫，但事后杨卫分别出具《欠条》上具明：“欠李超然工程款1000000元”及《借条》上具明：“2014年8月1日借到李超然人民币现金1000000元”，李超然认可上述欠条、借条虽内容表述不同而实为同一笔欠款，故可以视为对杨卫本人所负债务的承认，系债的承担和债的加入。李超然、杨卫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因约定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9月24日期间利息前三个月为25000元/月，超过三个月后按月息1.5%计算，故此期间的利息应为25000元×3月＋2000000元×1.5%×5月=225000元。而李超然实际收到利息320000元，故扣减225000元后的95000元应冲抵本金，即2014年9月24日后本金应为905000元（1000000元减去95000元）。另约定2014年9月25日至2016年1月26日期间的月利息为3%，即此期间的利息为905000元×3%×16月=434400元，李超然实际收到500000元，故扣减434400元后的65600元应冲抵本金，即2016年1月27日起算的本金为839400元（905000元减去65600元）。李超然依法向杨卫主张权利，于法有据，李超然要求杨卫偿还欠款本金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中，有理由的部分839400元，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于李超然要求杨卫应按月息2%支付欠款利息的主张，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李超然、杨卫之间未约定还款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李超然可以随时要求杨卫还款。杨卫辩称原、杨卫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欠条所述的工程款为公司间的行为，但未能提供反证证明其出具的《欠条》、《借条》不是其本人的真实签名，为虚假证据，亦未提供其所称公司对欠条中所述工程款予以确认的证据；杨卫辩称所出具的《借条》系受胁迫所为，但所提供警方的《出警记录》并不能证明所述观点。故对杨卫的辩称，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杨卫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超然偿还欠款839400元；二、杨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超然偿还欠款利息（计算方式：以839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至法院指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李超然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李超然负担1740元，杨卫负担6960元。
杨卫在二审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施工补充合同、武汉双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条、武汉双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拟证明武汉三星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系左岭新镇二期11号、12号楼的总包方，武汉双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系桩基工程分包方，桩基工程款由武汉左岭新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至三星公司项目部。三星公司项目部收到建设方桩基工程款后，再支付给武汉双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双元公司杜国强主张的桩基款应当由三星公司项目部支付。上诉人与杜国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李超然之间更不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补充合同、杜国强提交的桩基款结算单，拟证明：补充合同承包方签字为陈绍保，证明陈绍保为三星公司项目部人员，陈绍保与双元公司杜国强办理了11号、12号楼桩基工程款结算并签字确认。三、三星公司委托付款函，拟证明：左岭新镇二期11号、12号楼桩基工程款由三星公司与双元公司之间办理结算，上诉人与杜国强之间不存在关于桩基工程款结算的债权债务。四、刘永恒收据，拟证明：刘永恒代李超然收到了三星公司支付的利息款，收据上有三星公司项目经理陈明成签名和上诉人的签名，证明李超然清楚上诉人的身份系三星公司项目部现场经办人员。杨卫并在二审向本院申请调取“三星公司与双元公司桩基工程分包协议、工程结算材料、工程款结算银行流水、三星公司将工程款支付至刘汉和个人帐户或其指定帐户的银行流水、上述刘汉和个人帐户及其指定帐户收付款的银行流水”。李超然质证意见为，对于上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除了三份有原件以外，均没有原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关于其证明对象，无非是希望以工程中的问题来混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杨卫的调查申请我方不同意，这个申请可以在一审提出的，但是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调查取证的内容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必须由法院调查的内容，而是当事人应当自行调查的内容。总的来说，在程序上和形式上，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据和调查申请，以上内容均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杨卫所申请调查事项不属法院必须调查内容，对该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杨卫所提交证据也不属新证据，且仅有三份是原件，不能否认杨卫与李超然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超然与杨卫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
首先，李超然在本案中的债权来源于杜国强向李超然之父李望永的借款。该事实有李望永与杜国强之间的《借款协议》、收条及杜国强的自认证明。
其次，李超然与杨卫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系因杨卫欠杜国强工程款，因而由杨卫向李超然出具《欠条》，确定了李超然与杨卫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虽然杨卫认为其出具《欠条》并签名，是履行职务行为，代表三星公司左岭项目部，但该《欠条》上并未加盖三星公司印章，三星公司对此也予以否认。此外，杨卫出具《欠条》后向李望永帐户付款50万元，并因金额变动，重新向李超然出具《借条》，杨卫虽然称该《借条》是受胁迫所写，但并不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向法院主张撤销，另外，在李超然向杨卫催款过程中，双方多次通过短信联系，杨卫也表示想办法偿还，并未否认欠款事实。
因此，杨卫上诉认为与李超然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涉案债务系三星公司左岭项目部所欠桩基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李超然与杨卫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正确。
综上所述，杨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杨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宏斌
审判员 叶 钧
审判员 刘 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舒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