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7民终24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3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某，女，192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女，1995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以上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首仁，北京市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女，199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慧莲，河北环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某1、贾某、孙某2因与被上诉人郭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5民初1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首仁、被上诉人郭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慧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1、贾某、孙某2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5民初1219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是收养关系纠纷，而原判审理认定收养关系成立的内容，系收养关系纠纷案件争议的焦点，本案不是因郭某的收养关系发生争议，需要以收养关系纠纷案件予以确认收养关系是否成立，故原判审理认定收养关系成立的内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导致实体结果错误。二、原判审理了正在前案诉讼中的劳动争议纠纷案的同一事实，仅是在判决结果上无法对涉及的工伤保险待遇作出预判，但又对前案劳动争议案件中依法能够处理的身份关系，单独予以处理，故原审缺乏法律依据。三、原判在事实认定上，变更、补充了（2015）静民初字第226号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的内容。该调解书证明，孙万所与郭某之间，没有权利义务关系。无郭某随养母改嫁并与孙万所共同生活的内容，原判不能对该调解书进行审理，实际上原判已变向进行了审理。否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这无疑是侵害了孙万所依法享有的民事权益。同时也直接侵害了上诉人的民事权益。因此，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具有错误，必然导致实体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四、原判在证据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的错误。本案中，郭某与诉讼目的非常直白，就是利用法定继承之诉，确认与孙万所的身份关系，没有遗产范围、标的，而工伤保险待遇已在前案审理中。综观本案，郭某的本案诉讼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定，郭某如果有证据证明身份关系，完全可以在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中予以解决或在此后的劳动争议诉讼中解决，但郭某所持的证据，在仲裁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交质证，在此后的劳动争议诉讼过程中，郭某也不参加庭审质证。因此，并不是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中对郭某的身份关系不能确认，而必须经另案予以确认。本案中，郭某在原审提交的不是《收养登记》，如果《收养登记》遗失、损毁，根据规定可以申请补领《收养登记证》。但郭某的《收养登记证》如果丢失，其必须申请办理补领《收养登记证》，以此作为证据，证明与养母张桂琴的身份关系，即亲属关系。而郭某未提供补领的《收养登记证》，无法证明其曾领取过《收养登记证》，当收养关系当事人存在死亡变动时，登记机构不予补发《收养登记证》，而是出具《收养登记证明》。郭某提供的2016年11月17日由民政机构出具的“证明”，不符合《收养登记证明》的条件，无法替代《收养登记证》，其“证明”在证据上存在缺陷而无法弥补，故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郭某身份关系的事实依据，从补领《收养登记证》的相关手续上讲，是比较严格的，收养人和送养人必须当面本人签名捺指纹，要经审批手续，《收养登记证》是统一样式，统一编号，有照片，《收养登记证》必须是刚印等。而郭某提交的“证明”，仅是一张A4纸打印的，盖一枚红章，从常理上讲，该“证明”的真伪，尚无法排除，而从证据的证明效力上讲，证据必须具备“三要素”，当上诉人一方对该“证明”的真伪难辨，模棱两可时，该证据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既然原判对前案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处理，而郭某的身份关系依法可在该案一并解决，为了什么原判又单独确郭某与孙万所的身份关系。如果上诉人已取得工伤保险待遇款项，且该款项又包含了郭金婵依法应享有的部分，郭某如果系孙万所的直系近亲属，那么郭某可以另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然而，郭某以案外人的名义申请参加了劳动争议之诉，其权利已经行使，郭某以同一事实又以另一诉因提起法定继承之诉，且诉讼目的仅为确认身份关系。故其诉讼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原判确认其与孙万所的身份关系，有曲意理解法律之虞，应当予以纠正。孙某1、贾某均已近九十岁高龄，真经不起郭某滥用诉权的折腾。
郭某答辩称，我与死者形成收养、赡养关系，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系被继承人孙万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同时判决原、被告共同继承孙万所的遗产，共同分割孙万所因工死亡的赔偿款；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务局证实原告郭某系张桂琴于1998年12月10日收养的养女，张桂琴与孙万所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月22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孙万所于2016年6月22日在天津市利盈永泰钢铁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因工死亡，被天津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自2003年起至2015年原告郭某与张桂琴和孙万所共同居住在天津市静海区××王官××村，2015年张桂琴与孙万所离婚后，孙万所一直居住在王官屯村直至其死亡。另查明，原告郭某于1998年10月19日出生，被告孙某1于1930年2月1日出生，与孙万所系父子关系，被告贾某于1928年11月28日出生，与孙万所系母子关系，被告孙某2于1995年4月21日出生，经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前提下，孙万所是孙某2的生物学父亲。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若无遗嘱或遗赠及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分割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原告郭某是否为孙万所的法定继承人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形成继父、继女关系。根据我国婚姻法“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这就是说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只有在一起长期共同生活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才产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拟制血亲的法律效力，即构成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要件：一、继子女系尚未成年。随继父或继母共同生活时尚未成年，继父或继母对其承担了部分或全部生活教育费。二、继子女与继父母长期共同生活。继父母对继子女给予生活上的照料与抚养，或者虽未与继父母长期共同生活，但继父母对其承担了部分或全部生活费、教育费，或者成年继子女事实上长期赡养扶助继父母。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原告郭某于1998年10月19日出生，于1998年12月10日被张桂琴收养，即郭某是张桂琴的养女，在××××年××月××日孙万所与张桂琴登记结婚后，郭某一直随孙万所、张桂琴生活在天津市静海区××王官××村直至2015年1月22日二人离婚，且在二人离婚后，郭某也经常去照顾孙万所的生活。在孙万所与张桂琴结婚时原告郭某年仅5岁，系未成年人，郭某与孙万所共同生活长达十二年之久，孙万所以打工收入抚养原告郭某，双方已经形成法律意义的抚养关系。原告要求确认其系被继承人孙万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判决原、被告共同继承孙万所的遗产，共同分割孙万所因工死亡的赔偿款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因原告未能提供孙万所遗产的具体情况，且所涉及孙万所工亡补助金的案件已经在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现在尚在审理阶段，故本案不宜进行审理，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判决：一、原告郭某系被继承人孙万所的法定继承人；二、驳回原告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陈述，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务局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张桂琴与郭某于1998年12月10日形成养母与养女的关系，而张桂琴与孙万所结婚后，郭某与户主孙万所的关系为长女，一审法院综合以上证据并结合张桂琴与孙万所的结婚时间、生活情况等，认定郭某系孙万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并无不当。孙某1、贾某及孙某2对此提出异议，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于孙某1、贾某及孙某2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某1、贾某、孙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孙某1、贾某、孙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海延林
审 判 员 王万军
审 判 员 薛团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雷 鹏
书 记 员 张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