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川民申25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中瑞天悦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蓉北商贸大道和平路2号。
法定代表人：黄帮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昌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蓉北路一段一号。
法定代表人：杨仁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娟，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妍，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一审被告：四川天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元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南河北京路建行小区6号。
负责人：叶波，该分公司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波，男，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一审第三人：吕清军，男，197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再万，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巧，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四川中瑞天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公司）及一审被告四川天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元分公司（以下简称天乐广元分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波,一审第三人吕清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1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瑞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作出科伦公司无重大过错，《年度销售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认定错误。1.中瑞公司于2005年11月22日将天乐广元分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叶波。2010年12月21日，根据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医药企业注销分支机构，重新成立独立企业法人的规定，中瑞公司与叶波达成协议约定由中瑞公司协助天乐广元分公司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等手续。2011年12月31日，承包期限届满后中瑞公司亦曾数次派人收回天乐广元分公司的全套印章但均被叶波借故推脱。2.2012年7月12日天乐广元分公司因受张洪波集资诈骗案牵连遭遇哄抢，吕清军便勾结科伦公司的相关业务员趁乱使用伪造的天乐广元分公司印章、伪造叶波签字，签订委托书及年度购销合同、伪造《对账单》等欠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3.天乐广元分公司于2011年11月即向行政机关上缴并申请注销其《药品经营许可证》。同时，天乐广元分公司的经营场所也由叶波出租给嘉红公司使用。至此，天乐广元分公司已不具备经营药品的资格和条件，作为申报注销手续经办人的吕清军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叶波不可能与科伦公司签订2012年的《年度销售协议》，叶波在第一次一审程序中亦称未授权吕清军与科伦公司签订合同，对于相关事项亦不知情。4.经鉴定，涉案的《年度销售协议》及《法人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天乐广元分公司印章、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帮全的印章系伪造，叶波的签名系吕清军伪造。5.核对买方《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材料原件是药品批发企业合法经营的前提，系卖方应尽的注意义务。因此，该《年度销售协议》系吕清军与科伦公司恶意串通签订，目的在于诈骗中瑞公司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二）一审判决书载明：“中瑞公司认为白联是库房联，红联才是签收联，科伦公司应提交白联的出库单，出库单中货物签收人潘海龙不是天乐广元分公司的员工，还有部分销售出库单没有载明签收人。本院认为，天乐广元分公司是交易的相对方，其与科伦公司的长期业务合作中，形成的交易习惯，各自留存红联、白联或以其他形式确认收货，天乐广元分公司对此没有提出抗辩”，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白联是库房联，红联才是签收联”系科伦公司提供的《销售出库(复核)单》载明的内容，并非中瑞公司“认为”如此。2.中瑞公司始终坚持科伦公司应向法庭提交其《销售出库(复核)单》的“客户签收联—红联”的质证意见，而一审法院却将其篡改为中瑞公司主张“科伦公司应提交白联的出库单”。从而规避了科伦公司的举证义务。3.既然“各自留存红联、白联”是双方的交易习惯，那么科伦公司应当提供红联。否则，仅凭科伦公司提供的白联并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上述交易习惯。（三）作为一、二审判决定案依据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书》等关键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无证据效力。1.科伦公司在距第一次一审首次开庭一年后的第五次开庭时提交的所谓广元分公司授权吕清军等人办理购货、提货、付款等手续的3份新举出的《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其中2份极可能是吕清军使用其在2012年7月12日窃取的天乐广元分公司印章在2013年8月21日第一次一审最后一次开庭前制作的。2.落款为2012年1月1日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有编号）与落款为二零一二年元月一日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比对分析，两份委托书的字体、格式、落款日期格式均不相同，且在同一天以2份不同的委托书委托同一人前往同一个公司既负责订立合同又负责日后对账有违常理以及商业惯例。二零一二年元月一日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无编号）还预定了5个月后12名非广元分公司员工前往科伦公司办理刷卡付款事宜更是违背常理。3.经查，科伦公司举示的3份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均非天乐广元分公司，出票日期分别是2012年2月、3月、5月，则天乐广元分公司通过背书受让该3份票据的日期也应在各自的出票日期之后。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上述委托书虚假。（四）科伦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也是伪造。1.对于交易额达数百万元的对账业务仅有作为负责采购业务的业务员（吕清军）参与违反行业交易习惯。行业交易习惯对于对账通常的做法是由双方的财务人员每月定期核对收、发货数量、单价及应收、应付款。而科伦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并无相应的财务凭证以及送货、收货凭证相印证。2.《对账单》上签字的时间是2012年7月10日，据叶波和吕清军的书面陈述，该日吕清军并不在广元而是在成都，而2012年7月12日天乐广元分公司遭哄抢印章遗失，此前掌控印章的只有叶波，叶波又不知晓盖章事宜。那么，吕清军属于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但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中瑞公司的该主张。因此，该《对账单》的真实形成时间及其上加盖的两枚印章是由何人、何时加盖的等基本事实不清。3.从科伦公司举证材料看，形成于2012年7月10日的《对账单》与《年度销售协议》的约定（每月定期对账）也不相符。4.科伦公司提供的销售出库单(白联)、POS机刷卡单等证据不具备真实性，而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天乐广元分公司与科伦公司结算支付2011年度货款，均不能与《对账单》相互佐证，且有170余万元销售出库单(白联)无提货人签字。5.《对账单》载明仅2012年6月1日自提药品金额达160万元，吕清军的委托律师亦不能说明该批货物的去向。6.四川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广元市利州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的委托，对天乐广元分公司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的财务进行审核后，于2012年9月2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四川天乐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分公司应付账款2012年6月30日余额明细表》载明，天乐广元分公司仅欠科伦公司473792.73元，亦足以认定《对账单》不实。（五）一、二审判决认定张红波系天乐广元分公司实际负责人损害了中瑞公司的合法权益。张红波在案发前系工商银行广元市分行某支行行长，与中瑞公司及天乐广元分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六）二审法院未传唤吕清军到庭，未开庭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中瑞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三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科伦公司提交意见称，中瑞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吕清军提交意见称，涉案合同有效，合同责任亦应由合同相对人天乐广元分公司承担，请求驳回中瑞公司的再审申请。1.该合同订立之时天乐广元分公司并未注销，即使其药品经营许可证被注销，也只是违背行政管理的行为，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2.叶波也在签约现场并安排由吕清军代其在合同上签字。吕清军系受委托履行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且科伦公司也没有主张由吕清军承担责任。3.经鉴定，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与天乐广元分公司曾在工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使用（预留）的一致，且该印章也是该分公司的财务人员加盖。4.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均来源于天乐广元分公司的财务室及办公室，且所涉印章一直被叶波对外使用，至于其中黄帮全的印章真伪并非吕清军的职责范围。5.科伦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科伦公司与天乐广元分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购销关系，双方的对账单对交易明细及金额进行了对账，对欠款金额作了确认。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涉案合同及《对账单》的效力问题。分公司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仍具有经营资格。分公司可在营业执照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进行民事活动。本案中，科伦公司客观上自2007年起已与天乐广元分公司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但该分公司是否为承包经营、承包期间于何时届满、印章是否应予收回以及叶波与中瑞公司之间的约定如何并非科伦公司应当知道的事项。有鉴于此，科伦公司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对于吕清军出示了盖有天乐广元分公司印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后未再要求吕清军提供《药品经营许可证》原件主观上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吕清军持有的缔约材料已构成其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因此，涉案的《年度销售协议》对天乐广元分公司有效；同理，涉案的《对账单》系吕清军代理天乐广元分公司与科伦公司对于合同履行情况的确认，且属于双方的最终结算，但对账方式及对账人员的确定属于天乐广元分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畴。故该《对账单》对天乐广元分公司同样有效。因此，中瑞公司关于涉案合同无效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属于伪造的问题。科伦公司提供的《年度销售协议》、《法人授权委托书》、《对账单》上均加盖有天乐广元分公司的印章或者财务专用章。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其中的财务专用章为真实印章，其中的天乐广元分公司印章也是该分公司对外使用的印章。中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印章系吕清军盗用以及科伦公司对此存有恶意。其次，针对中瑞公司在一、二审中对于科伦公司提供的3份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提出的异议，本院依职权向付款行进行了调查。相关银行分别书面回复本院查询结果为：出票人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会计清算部，出票日期2012年5月11日，票号3020005321158178，票面金额20万元的承兑汇票已于2012年11月13日付款；出票人四川大地阳光门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出票日期2012年5月11日，票号3050005321896651，票面金额16万元的承兑汇票已于2012年11月7日付款；出票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兴业银行新华大道支行，出票日期2012年3月19日，票号3090005324196326，票面金额997463.43元的承兑汇票已于2012年9月19日付款；上述银行提供的票据票面显示包括作为中间背书人、被背书人天乐广元分公司、科伦公司在内的所有背书人、被背书人均签章完整且背书连续。据此足以证明涉案合同已实际履行。再次，四川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四川天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元分公司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明确说明“审核中资料不齐”，且中瑞公司也没有向一、二审法院提供该报告。故该报告中的《四川天乐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分公司应付账款2012年6月30日余额明细表》也不能证明《对账单》属于伪造。因此，科伦公司不具备与吕清军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涉案交易的客观条件，一、二审判决采信以上证据并无不当。中瑞公司认为涉案合同以及《对账单》等主要证据系于2012年7月12日-2012年7月16日期间形成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科伦公司为证明其已交付货物、天乐广元分公司未付清货款的主张提供了对账单、销售出库单、增值税发票、签收单、POS机刷卡单、银行承兑汇票、销售清单、付款通知、银行回单等证据，已完成了对上述待证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至于科伦公司提供的《销售出库(复核)单》是红联还是白联及其部分存在无提货人签字的情形以及所涉货物的去向、张红波与天乐广元分公司的关系等均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因此，一、二审法院对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亦无不当。
（四）关于本案第三人吕清军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吕清军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资格证书，吕清军系已取得药品采购、销售从业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则在其明知天乐广元分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已上缴，并在注销过程中，仍然代理天乐广元分公司与科伦公司签订、履行合同，主观上确非善意。但吕清军并非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吕清军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也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
（五）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在第二次一审审理中已经追加了吕清军作为第三人，吕清军委托的代理律师亦到庭参加了诉讼，且该一审程序对于举证时限及质证等程序性事项的处理均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中瑞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中瑞天悦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何 华
审判员 杨 军
审判员 吉家涛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任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