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5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智峰，主任。
委托代理人：熊厚仕，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仲萱，广东华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德维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建丰，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丽霞，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3）深南法地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8月18日，德维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维森公司）就与金信信托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三宗案件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德维森公司对金信信托享有信托资金（三宗案件标的分别为4000万、1000万、1000万）及年收益、利息等债权。2009年2月6日，金华中院就上述三宗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德维森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嗣后，德维森公司就上述三宗案件提起上诉。2009年6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作出（2009）浙商终字第121-1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嗣后，德维森公司就上述三宗案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0年12月分别作出（2010）民申字第420号、421号、4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德维森公司的再审申请。
2011年8月11日，德维森公司（甲方）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2011）粤晖民字第610号的《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因与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申请再审一案，特委托乙方代理申请再审事宜，现双方就有关委托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熊厚仕律师为承办律师……三、根据律师收费标准并经双方商定，甲方支付的律师费按风险代理方式计付。甲方与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3起信托合同纠纷涉案标的为本金6000万元（分别为1000万元、1000万元和4000万元）及信托收益，收费标准为：按实际收回金额的30%支付律师费。甲方应在收到本金或信托收益或以其他方式实现权利的一个月内支付律师费。四、承办律师因受托事项而产生的办案费用，具体包含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等差旅费，以及为受托事项所需的查询费、复印费、鉴定费、翻译费及其他必须开支，该办案费用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由甲方负责支付，并且最后得以在律师费中抵扣。五、如甲方不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费用，乙方可以暂停受托事项或提前中止本合同，乙方提前终止本合同，已收取的办案费用不予退还，并有权按合同约定追索未付的律师费。甲方拖欠的费用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违约金。乙方无故单方终止本合同的，退还所收取的一切费用。六、本合同签订后，因甲方撤案、和解、放弃权利、实现权利等原因导致本合同约定的事项提前终结，或者甲方单方终止本合同的，甲方仍应按本合同第三、四条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全额律师费及办案费，已付律师费和办案费不予退还……九、本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章之日起，至甲方实现权利时止。非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受托事项超过约定期限或法定期限完成的，不影响本合同第三、四条关于收费的约定。在法定期限内，若乙方经法定一次再审后仍无法实现甲方权利，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合同终止后，双方权利与义务自动解除，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十、为避免产生歧义，本合同所指再审特指甲方委托乙方受理本案直至案件终结的过程中所有审理程序……。”
2011年8月16日，德维森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德维森公司与金信信托破产债权确认申请再审系列案件（3案），特委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熊厚仕律师为特别授权代理人，代理事项及权限为调查取证、提交申诉材料、变更诉讼请求、和解、调解、撤诉等全部相当于委托人自身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代理期限为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委托人权利实现之日止。
2012年11月2日，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向德维森公司发出《律师函》，注明“我所于2011年8月接受贵公司委托……承办律师及其团队接受委托后，认真研究了案情，并根据需要前往金华中院、浙江高院调阅、复制案卷材料……承办律师及其团队为完成委托事项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然而，由于贵公司后期拒不配合承办律师工作，拒不支付承办律师办理案件所需要的差旅费，甚至对承办律师垫付的部分差旅费不予结清，对承办律师关于工作联络的多次信函不理不睬，贵公司的行为已经单方导致委托事项终止……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承办律师特向贵公司函告如下：1、贵公司应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己方的违约行为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2、根据《委托合同》第六条……的规定，贵公司应向我所支付律师费1800万元；3、如果贵公司仍一意孤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则我所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一审庭审中，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关于德维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系列案件申请再审的实施方案》，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在双方签订委托合同之前已经制作了可行性报告，且对委托事项的实现制定了不同的实施方案。根据该证据显示，实施方案包括：1、撰写《再审申请书》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2、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抗诉申请书》；3、向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政法委等机关的信访部门递交申诉信访材料；4、向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投诉；5、利用网络反腐的强大力量和趋势，将本系列案件公示于众；6、强化跟踪，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该实施方案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3日，且有“熊厚仕”的签名。德维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了民事起诉状、变更通知书、企业登记信息等证据，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德维森公司委托事宜先后赴金华中院、浙江高院等部门调查取证。德维森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称上述材料均系德维森公司在签订委托合同之前交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并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亲赴浙杭州、金华等地调取；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报销费用之凭证，并无与浙江杭州、金华等地相关票据。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会计征询函、律师回函等证据，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德维森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及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事宜所作的工作。德维森公司对会计征询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不能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事宜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德维森公司对律师回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关于与金信信托破产债权确认系列案件申请再审的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事宜所作的工作。工作计划内容为：一、工作进展。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接受德维森公司委托后，立即指派律师根据拟定的申请再审方案开展工作。主要执行下列事项：1、到浙江金华调阅了系列案件的一审卷宗，复印了相关材料，掌握了本系列案件的基本法律事实；2、到浙江高院调阅了系列案件的二审卷宗，复印了相关材料，掌握了对方当事人在二审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及二审认定事实和作出判决的依据；3、到浙江省工商部门查阅了金信信托的档案材料，掌握了金信信托重整保牌成功、已更名的事实；4、与资深法官、律师及法律专家探讨、论证系列案件申请再审的可行性，找准启动再审的关键点和突破点。二、下一步工作。鉴于案件申诉已经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因此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可能性很小。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着力从外部打开缺口，主要途径是申请抗诉，申请最高检对浙江高院的终审判决提出抗诉，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5月份，完成的重点工作是要撰写一份有理有据、切中要害的《抗诉申请书》。6月份，向最高检递交《抗诉申请书》，并想方设法通过其他辅助途径督促最高检抗诉，如向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政法委等机关的信访部门递交申诉信访材料。目前，已经设法通过相关人士与最高检和中纪委的有关人员取得初步联系，是否有效，还得看下一步工作。三、所需经费支持。鉴于与申请再审相关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北京，需要委托人在办案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下一步工作需要的经费预算包括：1、交通费：5人×往返1次／月×3月×6000元／次=90000元；2、住宿费：5000元／月×3月=15000元；3、餐费：300元／天×30天／月×3月=27000元；4、其他费用：如市内交通费、招待费等，暂定30000元；以上合计16.2万元，请德维森公司予以支持。该计划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8日。德维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其以电子邮件形式收到上述文件；但称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在计划列出后并未实际落实，且虚列已完成事项，虚构律师团队，虚报差旅费用。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专家申请再审讨论记录，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事宜所作的工作。根据该证据显示，2011年8月6日、2012年5月3日，由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熊厚仕主持，资金星（湖南省委党校法学教授）、陈建新（湖南省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杨阳（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所涉案件申请再审事宜进行讨论。德维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不予确认，称其系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起诉故意制作；德维森公司对上述所谓专家讨论之事实并不知情。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民事抗诉申请书》，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事宜所作的工作。根据该证据显示，抗诉申请书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落款时间系2012年5月29日。德维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该文件系经德维森公司多次催促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才敷衍作出；德维森公司于2012年7月18日收悉上述文件，至今尚未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关于请求及时拨付办案费用的函》，用以证实德维森公司拒付办案费用，拒绝报销办案差旅费。德维森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其收到该文件；迟延报销系因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虚报办案费用所致。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2012）湘衡州证内字第1327号公证书，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事宜所作的工作。根据公证书显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德维森公司之间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就涉案再审事宜进行了多次沟通，并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了《关于与金信信托破产债权确认系列案件申请再审的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民事抗诉申请书》、《关于请求及时拨付办案费用的函》、律师函等文件。德维森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其仅能证实双方就委托事项进行文件往来，并不能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就此作出大量工作。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浙金信托重组开业信息（来源：中国证券网）、金信债权资料清单，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事宜所作的工作，申请再审具备可操作性。德维森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德维森公司提供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汇兑凭证、收条、记账凭证、报销单、已报销费用原始凭证、待报销费用原始凭证等证据，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向德维森公司借支费用，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在德维森公司处已报销所谓“办案费用”61122元，并再次要求德维森公司报销所谓“办案费用”8万多元。德维森公司主张上述报销票据涉及人员包括张衡生、唐伟波、邓红波、熊厚军、李欣芮、莫运华、盛先方、熊伟等与委托事项无关之人；且报销票据涉及衡阳、彬州、惠州、大连、珠海、上海等多地，与所代理事项并无联系，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存在虚报办案费用事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对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汇兑凭证、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称其不能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已收取差旅费61122元。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对德维森公司提交的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德维森公司提供熊厚仕律师签名的银行卡及身份证的复印件，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指派的熊厚仕律师要求德维森公司将报销费用转入其私人的账户。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德维森公司提供电子信函、用以证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虚报、虚增办案费用预算的事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诉讼请求：1、德维森公司立即支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800万元；2、德维森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德维森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德维森公司主张《委托合同》存在可撤销之情形，但德维森公司就此并不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委托合同》第六条约定，因德维森公司撤案、和解、放弃权利、实现权利等原因导致本合同约定的事项提前终结，或者德维森公司单方终止本合同的，德维森公司仍应按合同第三条之约定向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支付全额律师费。《委托合同》第三条约定，德维森公司支付律师费按风险代理方式计付，德维森公司与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三起信托合同纠纷涉案标的为本金6000万元及信托收益，收费标准为按照实际收回金额的30%支付律师费，德维森公司应在收到本金或信托收益或以其他方式实现权利的一个月内支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德维森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为风险代理关系，德维森公司收取报酬的标准应当按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实际收回金额的30%计算。本案中，德维森公司并未通过任何形式实现权利，故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要求德维森公司支付其律师费180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800元，由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负担。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改判德维森公司支付律师费1800万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德维森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断章取义，机械理解合同条款，置合同双方当事人共同意思表示于不顾，违反民事活动“意思自治”的基本法律原则，侵犯民事主体“契约自由”的基本权利，导致对案件处理彻底错误，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无法信服。1、结合委托合同目的和全部内容分析，委托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全额律师费”是指按照委托合同第三条确认的涉案本金总额（6000万元）和收费比例（涉案本金总额的30%）计算得出的结果，即1800万元，而不是“按实际收回金额的30%”计算得出的结果，“按实际收回金额的30%”计算得出的结果不能算是全额律师费。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与德维森公司对第六条约定的“全额律师费”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分歧。这一点，有德维森公司的答辩意见、德维森公司提起撤销委托合同的起诉状以及庭审中德维森公司对法庭调查的陈述充分证明。另外，德维森公司在庭审中回答法庭关于其行使撤销权的标的金额时也明确陈述为“1800万元”。正因为德维森公司认为合同第六条要求其在未能实现债权或仅实现部分债权的前提下，仍需向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支付全额律师费（1800万元）及办案费，所以才将该条约定作为显失公平的依据行使撤销权。一审法院无视合同双方当事人对第六条约定的“全额律师费”的一致理解，把“全额律师费”和“按实际收回金额的30%”等同错误，应当予以纠正。2、委托合同第三条和第六条适用的前提是不一样的，第三条是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适用，而第六条是在未经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同意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况下适用；第三条约定的是在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根据其劳动成果应取得的劳动报酬，第六条约定的是由于德维森公司单方面原因导致委托合同提前终止德维森公司应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一审法院将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请求的具有惩罚性的全额律师费认定为是风险代理的律师费报酬，违背了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实属判非所请。在委托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前提下，“按实际收回金额的30%”确定全额律师费根本就无从实现，只有按委托合同第三条确认的涉案总金额的30%确定全额律师费才是应有之义，才符合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和惩罚单方终止合同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委托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委托方放弃权利或者阻却办理委托事项情形下所作出的对代理人的利益保障条款，正是因为双方当事人在签署合同时就考虑到了由于委托人原因导致无法实际收回款项的可能情形，所以才约定了第六条的内容以规范委托人的行为。本案中由于委托人单方面违约，恶意阻却委托事项的继续办理，导致了委托事项无法继续进行，这正是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情形，委托人违约阻却委托事项的办理，导致了代理人的代理费损失，理所当然要依照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向代理人全额支付代理费用。
二审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合议庭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中成员的组成与判决书的署名不一致，告知通知书中成员丁明军在判决书上没有署名，而判决书上吕振宇在告知通知书上并未出现。在一审开庭时合议庭组成人员出庭的只有审判长也是主审法官徐强，其余合议庭组成人员没有出庭参加庭审。2、一审审理过程中关于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书的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而德维森公司请求撤销涉案委托合同的诉讼的民事裁定书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即撤销权纠纷与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本来是一并审理的，且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经下达裁定说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要以撤销权为准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并终止了委托代理合同纠纷的审理，但一审法院却先对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作出判决，其后约一个月方出具关于撤销权纠纷的民事裁定书，这也是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当中存在严重违法的地方。
德维森公司答辩称：一、如果将涉案委托合同第六条理解为“在未能实现债权或仅实现部分债权的前提下，仍需向上诉人支付全额律师费1800万元”，则该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不能成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诉请的合同依据。《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涉案委托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因甲方撤案、和解、放弃权利等原因导致本合同约定的事项提前终结，或者甲方（即德维森公司）单方终止本合同的，甲方仍应按本合同第三、四条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全额律师费及办案费，已付律师费和办案费不予退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有资质的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的业务就是与当事人签订委托合同后代为处理相关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是律师事务所的常用合同，为了重复使用，委托合同条款大多预先拟定，而且这些条款在订立合同时也不会与相对方协商。本案中，涉案委托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剥夺了德维森公司的自由解除权，加重了德维森公司的责任，同时也免除了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核心义务，违反了法律规定。该合同由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起草，而且纵观全文也看不出有任何提请德维森公司注意该条款的说明。因此，该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不能成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诉请的合同依据。当然，如果将第六条理解为“既使在德维森公司单方终止合同的情形下支付律师费仍应以实现债权为前提，全额律师费是指依据已实现债权金额计算出的所有律师费，并非确定的1800万元”，则该条款效力自不待言。
二、从一审判决关于涉案委托合同有效的认定不能得出委托合同第六条合法有效的必然结论。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与合同有效并不冲突，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合同仍然有效。本案中，委托合同第六条的无效显然不影响合同其它部分的效力，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关于“合同有效则合同第六条有效”的说法不能成立。
三、假设涉案委托合同第六条有效，在本案中，由于适用第六条的前提条件未能成就而不能成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诉请的合同依据。涉案委托合同签订前，德维森公司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供了能够提供的所有与案件相关的材料；合同签订后，德维森公司应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要求为代理律师提供了办公场所供其长期使用，并借支5万元作为办案费用。合同履行期间，德维森公司一直积极配合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工作，从未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代理工作。至今为止，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既未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过任何申请再审的资料（即使向最高院提起再审申请，在最高院已于2010后12月9日就德维森公司提起的再审申请裁定驳回后，依据最高院《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最高院也不会受理该申请），也未如其承诺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等机构提交过任何申诉资料，该案至今未有任何进展，德维森公司实现债权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不断虚报办案费用及办案费预算。德维森公司核查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报销的办案费用票据时发现：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报销的部分发票是假发票，部分是合同签订前的发票，部分发票没有客户名称，绝大部分发票是无关第三人消费所产生的票据，显然这些均与办案无关。为推动案件的申诉工作，于2012年3月1日德维森公司以极其克制的态度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报销了全部费用61122元。此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报销”行为变本加厉。从2012年4、5月份开始，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陆续又拿来总金额为8万多元的发票要求德维森公司报销，经核查，这部分发票的情形与前次报销的票据如出一辙，德维森公司要求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就该批“费用”的用途及细节作出说明。对此，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不仅不予配合，进而又开列出该案全部办案费用为153万元的预算方案，该预算未得到德维森公司的认可，导致本案纠纷产生。因此，在委托合同履行期间，德维森公司未有任何违约行为，也未作出过任何导致委托合同约定的事项提前终结的行为，更未提出过单方终止委托合同，假设涉案委托合同第六条有效，也不能成为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诉请的合同依据。四、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诉请分析，其请求德维森公司支付的是律师费而非违约金。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认为一审判决将其诉讼请求认定为风险代理的律师费报酬实属判非所请是不能成立的。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律师费1800万元”。众所周知，律师费是法律服务机构因提供相关法律服务而收取的报酬，不具有任何惩罚性，根本不存在所谓“具有惩罚性的全额律师费”的概念。因此，一审判决将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诉讼请求认定为风险代理的律师费是正确的。如果将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所谓的“具有惩罚性的全额律师费”理解为违约金，则诉讼请求应该为“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违约金1800万元”。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可能就此诉请进行审理。综上，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所述事实理由及其观点根本无法支持其主张，审理本案的合同依据只能是委托合同第三条，根据该条约定，在债权至今未实现的情况下，德维森公司无需再向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支付任何费用。
二审查明：一审庭审时当庭宣布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为徐强、程胜亮、吕振宇，双方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没有提出异议，并在庭审结束后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也一直未对此提出异议，直到二审庭审调查时才对此提出异议。经本院向一审法院核实，一审开庭当天，合议庭三名法官均到庭参加庭审，庭审录像由于仅保存一年，现在无法调取。
一审曾在2013年3月18日就本案中止诉讼，中止的理由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与（2013）深南法粤民初字第285号案件存在密切关系，鉴于该案尚未审结，故本案中止诉讼。2013年9月29日，一审决定将本案与（2013）深南法粤民初字第285号案一并处理，故恢复审理本案。
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过程中，德维森公司确认涉案的6000万元没有收回分文。
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德维森公司是否应支付律师费1800万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就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出的合议庭组成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庭审时审判长当庭宣布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为徐强、程胜亮、吕振宇，双方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均没有提出异议，没有要求回避，并在庭审结束后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因此，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审判长当庭宣布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没有异议。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现对此提出异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提出的出庭合议庭成员问题，经本院向一审法院核实，一审开庭当天，合议庭三名法官均到庭参加庭审，且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与德维森公司均有律师出庭应诉，如果合议庭组成人员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代理人不可能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因此，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关于一审本案中止的理由尚未消除就恢复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中止的理由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与（2013）深南法粤民初字第285号案件存在密切关系，鉴于该案尚未审结，故中止诉讼。后一审法院决定将本案与（2013）深南法粤民初字第285号案一并处理，中止的理由已经消除，故一审恢复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合同约定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按照收回金额的30%收取律师费，现涉案的6000万元没有收回分文，德维森公司也并未撤案、和解、放弃权利，也未单方终止合同，因此，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要求德维森公司支付1800万元律师费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800元，由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明 亮
代理审判员 路 德 虎
代理审判员 朱 宽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林晓翔（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