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81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童端桂，女，汉族，1957年5月9日出生，住福建省建瓯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鑫，男，汉族，1987年8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范传禄，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启荣，男，汉族，1954年12月18日出生，住福建省建瓯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春容，女，汉族，1971年1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建瓯市。
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邓宝生，福建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童端桂、郑鑫因与被上诉人刘启荣、肖春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2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石井派出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7月25日15时51分，110报警中心接到手机号码181XXXX****报警称：表哥因找不到工作，受刺激，想要跳楼，已转消防接听。地点是坪山新区比亚迪研发公寓18栋928房。15时54分，坪山分局将该指令通报出警民警钟某出警。16时03分，民警钟某到达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站在坪山新区比亚迪研发公寓18栋928房阳台护栏上，民警钟某立即乘电梯来到9楼928房外，发现该房间房门处于虚掩状态，从门缝向里观察，发现有一男一女和一名小女孩正在劝站在阳台护栏上的男子。此时民警钟某发现站在阳台护栏上的男子正在通过手机打电话，情绪非常激动。经向在场比亚迪保安员了解，房间内一男一女分别叫郑鑫和童端桂，为母子关系，站在阳台护栏上的男子叫刘某，童端桂系刘某姨妈。这过程郑鑫和童端桂一直在对刘某进行劝说，但刘某情绪非常激动，因他们之间的对话讲的是地方方言，民警钟某没能听懂该方言，但能看得出是劝导，不存在辱骂或责怪等话语。到了17时0分左右，民警钟某看到刘某突然从阳台下（系其自行跳下），民警钟某立即跑到楼下，发现刘某已经躺在地上，旁边就是消防员铺开的垫子，120的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刘某进行检查，发现刘某已经死亡，17时10分，民警钟某反馈，该男子已经从九楼跳下，经120检查，证实已现场死亡。随后石井派出所值班室通知办案民警陈某赶赴现场调查，17时39分，我所通知分局法医及勘查现场民警前往现场勘查。经过石井民警走访调查及法医和勘察现场民警检查后认定刘某死亡为刘某跳楼自杀事件，排除他杀，不属于刑事案件，不予立案侦查。”据石井派出所提供的110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显示，报警人为被告郑鑫。原告一审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共同赔偿两原告的损失385631.4元和精神损失抚慰金20000元，共计405631.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公安机关对于刘某死亡事件的调查结论，刘某的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两被告在刘某死亡事件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其中过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引起刘某自杀行为的因素中，两被告是否存在过错，二是在刘某实施自杀行为时，两被告是否存在怠于施救的过错。被告童端桂系刘某的姨妈，被告郑鑫系刘某的表弟，刘某到深圳期间暂住在被告童端桂和郑鑫的住处，客观上刘某对被告童端桂和郑鑫具有一定信赖程度。从被告童端桂在石井派出所的陈述“在7月10多号的时候他（刘某）说他要到佛山同学那里去，之后去了一天就回来了，在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情绪有点不对头，我就不断的安慰开导他。大约在二十多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他手上拿了三百块，并且叫我写借条，我就说你不能这样，我是你姨，有什么事情就好好说。”这些话反映出关于“三百元”刘某与被告童端桂之间曾发生过争吵，但究竟争吵激烈程度，有无打耳光，根据现有证据已经无法判断。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可知被告童端桂对于刘某的性格和事发前情绪不稳定是了解的，故其应对刘某的激动情绪进行适当的疏导、安慰。事发当日被告童端桂与刘某因之前的争吵再起冲突也是导致刘某突发自杀的诱因，故被告童端桂在刘某自杀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关于被告童端桂、郑鑫是否怠于救助一事，从被告童端桂在石井派出所所作陈述“在7月25号14许，我在卧室睡觉起来之后，看见他在阳台，我还以为他要晒衣服，但是过去一看，他叫我不要过来，过来了我就要跳下去。之后我就叫我儿子过来劝了他十分钟左右他下来了。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到阳台上面去了，这一次，我不论怎么说他都没有下来，之后他就跳下去了。”在发现刘某情绪非常激动，有明显自杀倾向的情况下，被告童端桂、郑鑫应当第一时间报警或实施其他施救手段。但根据110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显示，被告郑鑫第一次接通110的时间为“15时51分”，距离被告童端桂所称看见刘某在阳台要跳楼的时间“14时许”间隔了近2小时，即使按照被告童端桂所称刘某第二次到阳台的时间距离被告郑鑫报警的时间也间隔了30分钟以上，被告童端桂、郑鑫未在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告之子刘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其不能控制自己情绪，轻率作出跳楼自杀行为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而根据被告童端桂、郑鑫在刘某跳楼自杀事件中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被告童端桂、郑鑫对于刘某的死亡造成的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刘某户籍登记为福建省建瓯市非农业户口，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据此，刘某的死亡赔偿金应按2014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48元/年计算20年，共计818960元。关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据此，刘某的丧葬费按2014年深圳市职工年平均工资108192元/年计算6个月，共计54096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20000元。关于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原告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经核算，上述损失共计893056元。被告童端桂、郑鑫连带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78611.2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童端桂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刘启荣、肖春容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78611.2元；二、被告郑鑫对被告童端桂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刘启荣和原告肖春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支付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8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启荣和肖春容负担4133元，被告童端桂和郑鑫负担3251元。
上诉人童端桂、郑鑫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的(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690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童端桂在刘某死亡事件中存在过错的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的因为三百元刘某与童端桂之间曾发生过争吵没有事实依据。童端桂和刘某一直是非常信赖的关系，童端桂更是一直对刘某疼爱有加，20多年来从来没有打骂过刘某，为了三百块钱罔顾20多年的情分完全不合常理。在深圳时，童端桂还经常带刘某去海边游泳，去世界之窗游玩，看3D电影等等（一张世界之窗的门票就要一百多元），这些钱童端桂都没有计较过，又怎么会计较所谓的三百元钱？刘某生前住在童某（刘某、郑鑫的大表哥）家时，全部的床铺被褥都是童端桂买给他的，甚至事发当日，刘某穿的衣服都是童端桂买的。童端桂的丈夫2013年去世前后，童端桂把家里的钥匙都交给刘某保管，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更不可能会怀疑他偷钱。事发时刘某已经是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经济来源，童端桂何以判断他口袋里会多出了三百块钱？2、1993年，刘某的生母因病去世后，他的父亲刘启荣对自己的儿子就不闻不问，1996年刘某的后妈加入了这个家庭后对刘某的成长更是蒙上了不少阴影。相反，童端桂始终把刘某看作自己姐姐的影子，对他一直是疼爱有加的。3、刘某本次来深圳玩，不久又去了一趟佛山，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就返回到上诉人家里。回来后就像中了邪似的，一直向童端桂追问他母亲的事情：“什么时候生病的？如何过世的？”等等。事发前一两天，童端桂察觉到刘某的异常举动，立即通知了他的爸爸刘启荣。但刘启荣还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和刘某通话时还是不让他回去，让他继续留在深圳玩。直到事发当天25日中午，郑鑫回家吃午饭时征得刘某的同意后才帮他买好第二天返回建瓯的火车票。并且在事发当天，童端桂与刘某并未有过争吵，午饭后，郑鑫即返回公司上班，童端桂去午休，醒来就发现刘某站在阳台上，还极力劝说他不要干傻事，但他还说他死了对大家都好，还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于刘某为什么选择走这一步，童端桂至今一直都想不明白，事发前都是在积极劝导刘某，不可能存在原审判决认为的童端桂与刘某之前有过争吵、甚或事发当日再起冲突。原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也严重伤害了上诉人的情感，刘某突发自杀行为另有原因。二、从时间上看，刘某第一次爬上阳台欲跳楼是14点多，后被劝阻下来了。时隔一个多小时后刘某第二次爬上阳台，经劝阻无效后报警也符合常理。何况刘某从阳台跳下的时间是在17时0分左右，郑鑫报警的时间是15时51分，16时03分民警就到达现场，还有近一个小时的处置时间。并且，这之前上诉人童端桂和郑鑫都一直在极力劝导刘某不要冲动。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童端桂和郑鑫未在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存在过错的事实认定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刘某为非农业户口，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刘某的死亡赔偿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刘某的户籍为福建省建瓯市农业户口，经常居住地在农村，其主要生活来源地也在农村。综上，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和对自身情绪具有识别和控制能力，其故意跳楼自杀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刘某死亡事件中存在过错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即便补偿，也应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
对于童端桂、郑鑫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刘启荣、肖春容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童端桂的过错事实清楚。1、童端桂与死者自杀前发生争吵的事实存在，从童端桂的询问中可以看出童端桂与死者之间发生了不一般的争吵，否则上诉人不会在笔录中说“刘某，你不能这样。”说明刘某已经被上诉人刺激，才导致上诉人在笔录中称“刘某，你不能这样，有话好好说”对此两位上诉人在开庭时都不敢直面被上诉人，而且还摆出一副与两位上诉人无关的姿态，与上诉人的陈述极不吻合，说明上诉人极力隐瞒本案的事实。2、童端桂在刘某自杀时没有及时报警也存在过错，根据询问笔录中陈述，在起床时两点钟就已经发现童端桂爬上了阳台，既然童端桂赶回来为什么不到场。从案卷中可以看出上诉人童端桂从7月15号就叫刘某从佛山赶回来，而且当天就与刘某发生了争执，一直到7月25日争执了10天的时间，在10天时间里面刘某不仅跟叔叔婶婶打过电话，跟童端桂女方的亲属也有打过电话诉说其待遇，故上诉人就应当预见刘某会再次爬上阳台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3、童端桂在上诉状中称带刘某到处玩或者买东西，上诉人不可能没有发现死者脑筋有问题，等刘某要跳楼了上诉人才称刘某脑筋有问题是自欺欺人的，同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指出刘某也有自己的收入来源证明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是一个开大车的人，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证明其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方认为上诉人一定给了刘某刺激，故刘某才跳楼。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讲了很多与本案过错不相符的事实，为了提供给法庭参考我方也提供六方面的事实供法院参考。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当庭陈述，在刘某跳楼后上诉人只派其亲属仅仅接被上诉人一人前往深圳，拒绝接被上诉人的胞弟证明上诉人不想被其他人发现而避免到深圳发生争吵。5、被上诉人到深圳后被两位上诉人任意的摆布，特别是上诉人童端桂看见被上诉人时无意识的说对不起你。从一审举证期间内被上诉人提交的遗体登记表中还可以看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还没有到深圳时就急不可待的在表格上签字，使得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得以及时的掩盖。6、对于上诉人与刘某在自杀前后发生的争吵事实并不是被上诉人一人所陈述的，而是刘某在自杀前还有其他的出庭证人刘启生等人的证言所证实。以及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刘某在自杀当时还面向两位上诉人跳下现场照片。7、既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刘某在佛山回来的事实其中也证明上诉人存在过错，因为据刘某佛山同学向被上诉人说，事实上刘某计划在佛山玩好几天，可是当刘某刚到佛山时上诉人就让刘某回深圳，回深圳之后刘某才发现上诉人骗其，故造成刘某非常之举，而不是上诉人所称的。8、上诉人上诉状中称如何对刘某好，其实自从被上诉人嫁到刘家就没有看到过上诉人有买过衣服给刘某，也从来没有看到刘某在上诉人家住过，而且要交伙食费，1994年刘某到外婆家里摔倒也都是被上诉人两夫妻交的医药费。综上所述，刘某的死亡是上诉人以及上诉人不及时报警导致的结果清楚，上诉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也充分证明了两上诉人有过错。刘某的死亡与两被上诉人童端桂、郑鑫侵害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是非常清楚。二、一审法院认定刘某享受非农业人口的死亡待遇于法有据，在一审举证期间内被上诉人提交了刘某2004年的驾驶证，从而证实了刘某是从事十几年驾驶工作，是开大车的驾驶员，对此两位上诉人童端桂、郑鑫也没有在一审中提出异议。两上诉人称刘某户籍是农村户口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需要强调的是，其实真正要上诉的是被上诉人，因为一审法院认定两位上诉人承担20%的过错实在太低，由于两被上诉人没有经济收入都属于低保户，交不起上诉费才没有上诉，而不是没有理由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主张权利应提交相应的证据并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称其与死者刘某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但现有证据表明上诉人在刘某自杀前确因“三百块钱”与刘某发生过争执。虽然不能确定该次争执即导致刘某自杀，但这次争执对刘某自杀产生了一些影响则是显然的，上诉人为此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也是适当的。此外，刘某自杀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作为临时看护的亲属，从道义上讲，应对刘某的安全、生活起居负有一定的义务。刘某的死已是人间悲剧，亲属之间再因此反目成仇更是不幸之事，双方应本着化解矛盾、消弥嫌隙、抚慰创伤的原则来处理本案纠纷。一审根据本次事件的起因、过程、后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妥当的。关于赔偿标准，死者刘某户籍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死亡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金，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84元，由上诉人童端桂、郑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 勇 忠
审判员 袁 劲 秋
审判员 刘付伟贤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朱 六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