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布莱迪自动化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京津塘科技园东西三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子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家佳，北京市德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廊坊富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新镇周庄子村。
法定代表人：周艳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雪华，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格，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布莱迪自动化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布莱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廊坊富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鹏五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2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布莱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佳家，被上诉人富鹏五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雪华、孙立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布莱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富鹏五金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诉讼费由富鹏五金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交易事实调查不清。
布莱迪公司原系北京仪表三厂控股的国有企业，2007年初停产，2012年转让给现股东。北京仪表三厂控制多家和布莱迪公司业务相同的公司，普遍存在资源共享、统一加工调度的现象，甚至存在“甲关联公司采购、乙关联公司收货、丙关联公司付款”的乱象。北京仪表三厂在转让前独自委托了北京京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诚事务所）进行审计，由于公司停产多年、财务混乱等问题，账目根本无法核对，京诚事务所以最大的可能金额对外发放了大量的《企业询证函》，布莱迪公司的现股东根本无能力、无法证明上述事实的真实性。现在富鹏五金公司仅凭自己开具的发票、布莱迪公司未参与的《企业询证函》，还在拒绝提供采购单、供货单、收货单等往来资料的情况下，要求布莱迪公司支付货款，显然事实不清，更无法解释：1.十年前虚开发票的情况普遍存在，富鹏五金公司无法提供交货凭证，就无法证明交易真实存在。2.开具发票，不代表未付过钱。3.《企业询证函》的金额并不客观、真实，是京诚事务所在财务数据不清晰、不准确的状态下发送的，而且富鹏五金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还和《企业询证函》的询证金额存在差距，更证明了《企业询证函》所载金额不真实，以此数据不能作为定案金额。同时，富鹏五金公司没有确认《企业询证函》，也未提交原件，京诚事务所也未提交原件，亦未出庭作证。法院只需要让富鹏五金公司提交和主张债权相关的交易资料即可以证明交易事实，让富鹏五金公司举证合情合理，也符合证据规则。
（二）《企业询证函》事实调查不清。
《企业询证函》的目的是核对、了解布莱迪公司的财务状况，但是这些欠款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京诚事务所在《企业询证函》中明确表示不清楚。布莱迪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企业询证函》的认定存在如下错误：1.《企业询证函》并未生效，但是认定了未生效《企业询证函》中的金额。2.将询证人都未认可、未引用的数据错误的作为生效判决的定案数据。3.将《企业询证函》请求核对的金额，认定为布莱迪公司自认的金额。4.一审法院改变了《企业询证函》的本来用途，将其变成了布莱迪公司的债务承认函。5.富鹏五金公司核对的金额和《企业询证函》不一致，还给出了“核对有误、确认无误”的矛盾结果。6.一审法院并未对《企业询证函》中双方金额差异进行调查了解就认可《企业询证函》中所记载的欠款就是货款、金额是正确的。
（三）一审法院对货物是否交付未查清。
根据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企业询证函》、发票、发票所附货物明细来看，双方完成多次货物买卖，涉及上百种不同的商品。但是如此复杂的买卖行为，一审法院对如何下单、如何确认、如何送货、收货、验货、如何结算等基本事实并未询问富鹏五金公司，简单的以买卖合同关系概括。即使发票可以证明合同关系的存在，但是富鹏五金公司交货了没有，布莱迪公司付款了没有均没有证据证明。一审中布莱迪公司既未承认收到过发票，也未承认收到过这些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了货物，《企业询证函》显然没有此项证明功能。富鹏五金公司的主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也无法形成证据优势，根本达不到较高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四）交易习惯事实未查明。
布莱迪公司原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可能存在无付款时间、收货不付款的恶劣问题，就算没有纸面付款约定，但内部也会形成习惯性的付款方式，并被合作方所知晓和认可。富鹏五金公司与布莱迪公司系多年合作关系，虽然未签订纸面付款约定，但不代表没有商业交易习惯，作为国有企业的布莱迪公司更不可能不按照内部付款方式给付货款。
在一审庭审中，布莱迪公司就交易习惯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明：布莱迪公司先给富鹏五金公司发订货单，写明详细的商品型号、数量、价格和交货时间，富鹏五金公司电话或传真确认后便开始生产。富鹏五金公司交货经布莱迪公司收货验货后给富鹏五金公司开具收料单，富鹏五金公司根据收料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布莱迪公司收到富鹏五金公司开具发票后开始安排付款。根据当时公司的要求，布莱迪公司会押富鹏五金公司3个月的货款作为质保金，也就是相当于付款期限是3个月。上述事实有布莱迪公司2006年期间的法定代表人付×1、财务负责人刘伟证明。一审法院并未对交易习惯作事实查明，严重影响了事实的正确认定。
同时，一审法院对富鹏五金公司何时主张权利，何时知道权利受侵害的事实未查清，本案应认定为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工业企业的行业情况，布莱迪公司与富鹏五金公司这种根据生产进度安排的采购行为，不可能双方默认没有付款期限，更不可能1-2年不付款仍然认为合同处于正常履行之中。根据证人证言证明，布莱迪公司与富鹏五金公司有交易习惯，大约付款期限是3个月。3个月后应该是富鹏五金公司主张债权的起算日。富鹏五金公司开具发票行为，应被认定为系主张债权行为，富鹏五金公司未收到货款长达10年，在收到《企业询证函》后，应被认定为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因此《企业询证函》应是一个时效点。富鹏五金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明在2006年之后就向布莱迪公司主张支付货款，但一审法院未等富鹏五金公司核实上述情况就做出判决。一审法院在对上述事实完全不调查的情形下，简单的认为“双方买卖合同未约定付款期限，富鹏五金公司可以随时主张”，既是事实不清，更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企业询证函》的法律效力认定错误。
本案中，富鹏五金公司收到《企业询证函》后并未回复。这就使《企业询证函》丧失了生效要件，应系无效函件，其内容更不应被认定为审判依据。就算《企业询证函》符合法定生效要件，但也不能仅此认定《企业询证函》内容系准确的法律性质。《企业询证函》系上诉人单方发出的账目核对函件，《企业询证函》中明确规定:核对无误，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不符”处列出这些项目的金额及详细资料。这是《企业询证函》的规则，更是《企业询证函》生效的条件，该规则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规则。即：如认可《企业询证函》的效力，就应认可《企业询证函》规则效力。当富鹏五金公司“核对有误，但盖章却确认无误”时，按照函件规则，导致函件无效。如不认可《企业询证函》规则效力，即不应认可《企业询证函》的有效法律效力，自然也不应将函件内容作为判决依据。《企业询证函》要么有效，要么无效，不可能存在《企业询证函》无效，但内容有效的法律认定。
（二）富鹏五金公司名称变更认定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该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字或盖章。一审法院在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变更证明》不仅缺少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字或盖章，还无单位盖章的情形下，以政府机关科室公章非普通单位公章、科室公章即具有法律效力为理由，强行认定《变更证明》，系公然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律效力。
（三）一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效力认定错误。
一审判决写到：“因该二人是布莱迪公司曾经的负责人，与布莱迪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布莱迪公司提交的两份证言本院不予确认。”两位证人十年前就从布莱迪公司离职，但是作为当时的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的身份是无法替代的，只有他们能够讲清楚当时的交易习惯，离职十年的老员工现在和单位没有利害关系，而且都是年近70岁的高龄，迁居上海路途遥远，且身体状态不好，无法出庭作证也已都向法庭说明。
（四）一审判决对付款期限的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
买卖合同是有名合同，法院应该遵循有名合同关于合同漏洞的填补规则。《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不仅遵循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习惯，也为交易双方解决了举证难题。但是，一审法院显然没有尊重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更没有尊重法律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
（五）《企业询证函》即使构成债务的重新确认也应同时认定其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银祥支行与哈尔滨金事达实业(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精神，《企业询证函》具有致使“诉讼时效从新起算的法律效力”。既然一审法院认可《企业询证函》的效力，也应该同时认定其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效力。
（六）一审判决违反法律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定。
富鹏五金公司未能证明发票和《企业询证函》系同一债务，也就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债务的存在，在此情况下，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一审法院未言明的逻辑就是，只要有《企业询证函》就够了，《企业询证函》就是布莱迪公司对债务的自认。《企业询证函》所记载的仅是财务数据，财务数据只有与交易事实结合才能明确其法律性质，根据司法解释，单纯以对方财务账簿作为证据起诉主张债权是不能获得支持的。
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调查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做出错误判决。
富鹏五金公司辩称，不同意布莱迪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富鹏五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布莱迪公司给付富鹏五金公司货款336755.55元，诉讼费由布莱迪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富鹏五金公司与布莱迪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富鹏五金公司陈述2005年开始向布莱迪公司销售钢接头、车轮螺母等产品，富鹏五金公司依法履行了交货义务，但布莱迪公司至今未足额支付销售货款，截止至2012年8月29日，布莱迪公司累计拖欠富鹏五金公司货款336755.55元。
布莱迪公司曾于2012年8月29日向富鹏五金公司发出编号为QYHZFZ0023的《企业询证函》，内容为：“文安县国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本公司聘请的北京京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对本公司2012年5月31日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等事项，下列信息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不符’处列出这些项目的金额及详细资料。……截止日期2012年5月31日，欠贵公司336755.55元。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在该《企业询证函》上加盖了布莱迪公司的公章，日期为2012年8月29日。富鹏五金公司在企业询证函“结论：1.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了其公章。一审庭审中，富鹏五金公司提交了上述询证函的复印件，布莱迪公司对复印件不认可，称没有原件。富鹏五金公司称原件在京诚事务所处，只有法院开具调查函富鹏五金公司才能去调取。后法院向富鹏五金公司开具了调查函，富鹏五金公司至京诚事务所调取上述询证函。京诚事务所于2016年10月28日出具了情况说明，内容为：“我事务所曾于2012年8月，因北京布莱迪自动化仪表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5月31日财务状况审计业务需要向文安县国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发送金额为336755.55元应付账款的企业间往来询证函，至今未收到回函。”京诚事务所在情况说明中加盖了其印章。布莱迪公司对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单位出具的证据应当有经办人签字，而且这份情况说明也能够说明京诚事务所没有收到回函，该询证函的真实性未得到京诚事务所的认可。就此法院认为虽富鹏五金公司未能调取到上述询证函的原件，但结合京诚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京诚事务所受布莱迪公司委托对其2012年5月31日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曾向文安县国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乐五金公司）发送了金额为336755.55元的询证函，虽京诚事务所未能收到回函，但富鹏五金公司已收到了京诚事务所发送的询证函并对金额进行了确认，如布莱迪公司否认该询证函的真实性，那么其作为委托京诚事务所发出该询证函的当事人，理应提交充分证据来推翻该询证函，或者提交证据证明该询证函系富鹏五金公司伪造，对此布莱迪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因此法院对该询证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庭审中，富鹏五金公司称与布莱迪公司存在长期的买卖关系，富鹏五金公司提交了自2005年12月22日至2006年12月21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1张（附8张销货清单），金额共计454
400.46元，在这个期间内富鹏五金公司共计向布莱迪公司供货454400.46元，布莱迪公司支付了87803.82元货款，现尚欠货款366596.64元，这个数额与《企业询证函》的金额
336755.55元有差距，富鹏五金公司表示在本案中以《企业询证函》载明的金额主张货款，多余的部分予以放弃。
上述盖有布莱迪公司公章的《企业询证函》已写明“下列信息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下列信息”指“截止日期2012年5月31日，欠贵公司336755.55元”，故截止2012年5月31日，布莱迪公司欠付富鹏五金公司336
755.55元是布莱迪公司已确认其账簿记录的内容，现布莱迪公司不认可该内容，但未向法院提交足以推翻该《企业询证函》记载内容的证据，故法院认定截止2012年5月31日，布莱迪公司欠付富鹏五金公司336755.55元。富鹏五金公司主张上述《企业询证函》记载的欠款数额是货款，而布莱迪公司亦认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布莱迪公司未提交其与富鹏五金公司存在其他欠款关系的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认定《企业询证函》上的欠款即为货款。
一审庭审中，富鹏五金公司陈述双方未约定给付货款的时间，布莱迪公司陈述约定了付款时间，并提交了2005-2006年期间在布莱迪公司处任职的负责人付×1、财务负责人刘伟的证人证言，证明双方约定了付款时间。因付×1、刘伟无法定理由未出庭作证，且该二人均是布莱迪公司曾经的负责人，与布莱迪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布莱迪公司提交的两份证人证言法院不予确认。故就付款时间问题，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且布莱迪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已约定给付货款时间的充分证据，故法院认定双方未约定给付货款的时间。
一审法院另查:富鹏五金公司陈述其公司名称发生过变更，富鹏五金公司是由国乐五金公司变更而来，富鹏五金公司提交了《变更证明》、《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予以证明。布莱迪公司认为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该两份证据均未加盖符合规定的印章，而且没有出具单位经办人的签名及联系方式，所以不认可真实性。布莱迪公司称根据其提交的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材料，显示富鹏五金公司的变更信息一栏中无任何变更事项记载，布莱迪公司认为富鹏五金公司与《企业询证函》、发票上记载的国乐五金公司不是同一主体。对此法院认为，富鹏五金公司提交了加盖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科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在2009年11月5日公司名称由“文安县国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变更为“廊坊富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虽然该证据加盖的并非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印章，而是注册科印章，且无经办人签名，但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属于行政机关，并非普通单位，其注册科加盖印章应当具有公信力，布莱迪公司提交的网上查询信息不足以推翻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加之布莱迪公司并未提交证明证据该《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系富鹏五金公司伪造的，因此法院对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富鹏五金公司与布莱迪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切实履行各自义务。富鹏五金公司向布莱迪公司出售货物，布莱迪公司应当及时支付货款，现布莱迪公司尚欠富鹏五金公司货款336755.55元，其应当予以支持。庭审中，布莱迪公司提出富鹏五金公司的主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富鹏五金公司与布莱迪公司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富鹏五金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布莱迪公司履行，诉讼时效期间从富鹏五金公司要求布莱迪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富鹏五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布莱迪公司的此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富鹏五金公司要求布莱迪公司支付货款336755.55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布莱迪自动化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廊坊富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货款
336755.5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中，布莱迪公司申请证人付×1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付×2，其曾为布莱迪公司的负责人，当时布莱迪公司对外采购时，由要件部打电话或者发传真订货，卖方送货后经布莱迪公司质检部检验入库。入库单交给布莱迪公司财务，财务按照入库单付款。布莱迪公司每年会对供应商留下供货金额的30%作为质保金，剩余款项当年结清。对于布莱迪公司和国乐五金公司是否存在书面的买卖合同以及是否约定过付款时间，经本院询问，付×1表示，布莱迪公司和国乐五金公司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亦未约定付款时间。布莱迪公司认为证人的上述证言证明了双方存在长期的交易习惯，富鹏五金公司认可证人关于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的陈述。本院认为，付×1的上述证言不足以证明双方对付款期限形成了交易习惯。
本院二审期间另查明：
布莱迪公司于二审庭审中当庭表示，其曾于2012年8月29日向国乐五金公司发送过《企业询证函》，该询证函记载的内容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内容无异。布莱迪公司亦认可京诚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述内容。对于本案所涉交易的结算期限，布莱迪公司主张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在交易的当时即时结清。
对于富鹏五金公司是否由国乐五金公司变更名称而来、布莱迪公司是否欠付案涉货款及欠付金额的问题，布莱迪公司均持有异议，本院将结合现有证据进行认定。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针对布莱迪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结合本案事实，本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富鹏五金公司是否由国乐五金公司变更名称而来。第二，《企业询证函》的性质和效力问题。第三，富鹏五金公司是否履行了本案项下的供货义务及布莱迪公司是否欠付货款。第四，富鹏五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罹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富鹏五金公司是否由国乐五金公司变更名称而来。
本案中，富鹏五金公司为证明其前身为国乐五金公司，向法院提交了3组证据，分别为：加盖有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科印章的《变更证明》、《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以及加盖有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查询专用章的企业档案登记材料。布莱迪公司主张，上述证据中的前两组均只加盖有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科的印章而非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章，因此不认可其证明力。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第三组证据中（文）登记内变字[2009]第348号文记载，国乐五金公司提交将名称变更为富鹏五金公司的申请已于2009年11月5日获得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文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亦在该文上加盖了受理审查专用章。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工商档案记载时，（文）登记内变字[2009]第348号文已经能够证明富鹏五金公司的名称变更情况。同时，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变更证明》、《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的记载内容和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档案记载的内容亦能形成相互印证关系，故本院对布莱迪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针对布莱迪公司主张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因缺乏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章而缺乏证明力的意见，本院认为，《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所规范的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并未要求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材料上由负责人及制作人签章，布莱迪公司以《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为依据否认富鹏五金公司提交前述证据的证明力，属于对法律规定的理解有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国乐五金公司已于2009年11月5日将名称变更为富鹏五金公司。
二、《企业询证函》的性质和效力问题。
布莱迪公司上诉主张本案的《企业询证函》并未生效，且该函记载的金额只为询证所用，一审法院将询证金额认定为布莱迪公司自认的欠款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案涉《企业询证函》本质上系布莱迪公司以复核账目为目的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函件的记载内容即为布莱迪公司的意思表示内容。根据《企业询证函》的记载，函件所载信息出自布莱迪公司账簿记录，布莱迪公司在其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布莱迪公司认可《企业询证函》中关于双方往来账项的记载系对其公司账簿的反映。现布莱迪公司主张该函件的作用只是询证、记载金额未必准确，但经本院询问，布莱迪公司并不能提供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审计报告或其他会计资料推翻《企业询证函》的记载，故本院认为《企业询证函》可以反映布莱迪公司账簿记载显示，截止2012年5月31日布莱迪公司欠付富鹏五金公司336755.55元。
同时，针对布莱迪公司所称公司股东存在更换、财务混乱、原始账簿无法查找的意见，本院认为，布莱迪公司不能解释在缺少原始账簿的情况下，如何审计形成《企业询证函》中所载账项金额，故本院对其称账簿无法查找的意见不予采信。
三、富鹏五金公司是否履行了本案项下的供货义务及布莱迪公司是否欠付货款。
本案中，布莱迪公司虽认可和富鹏五金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认为富鹏五金公司并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供货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买卖合同的履行必须有实际的交付才能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在买受人不认可的情况下，出卖人应提交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证据证明合同义务的履行。本案中，富鹏五金公司提供了布莱迪公司发送的《企业询证函》予以佐证，根据函件记载，截止2012年5月31日，布莱迪公司的账簿显示欠付富鹏五金公司336755.55元款项。结合双方认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布莱迪公司曾经支付货款、富鹏五金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现有证据已经围绕合同的订立及履行形成了证据链，在布莱迪公司就其反驳富鹏五金公司的主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之前，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欠付的具体金额，布莱迪公司认为，富鹏五金公司主张的金额和《企业询证函》中记载的金额不一致，且《企业询证函》的记载亦未必准确，因此富鹏五金公司根据《企业询证函》记载的欠款金额主张债权依据不足。本院认为，《企业询证函》系布莱迪公司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据该公司账簿制作，布莱迪公司亦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现布莱迪公司主张《企业询证函》上欠付金额记载不准确，应该提供公司账簿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富鹏五金公司提交的发票所载金额扣除布莱迪公司已付金额后为366596.64元，其在本案中主张336755.55元不悖法律之规定。综上，本院对布莱迪公司围绕本争议焦点项下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四、富鹏五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罹诉讼时效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布莱迪公司与富鹏五金公司并无付款日期的约定，在事后也没有形成补充约定，亦无可以参照的交易习惯，因此富鹏五金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布莱迪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富鹏五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针对布莱迪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未约定付款期限的买卖合同，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从富鹏五金公司要求布莱迪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本院认为，《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和《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均系在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况下，对确定合同履行期限方式的规定。《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结合《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的规定，《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是买受人随时履行付款义务或出卖人随时要求履行付款义务的开始时间，而非是对出卖人主张诉讼权利期间的约束，故布莱迪公司认为富鹏五金公司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52元，由北京布莱迪自动化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东
审 判 员 张君
代理审判员
王玉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