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04民初454号
原告：杜维佳，男，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长春市朝阳区桂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长春金运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宽城区东八条2号调料大市场6栋31号。
法定代表人：温颖，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刚，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鞠阳，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秀英，女，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瑞，女，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维佳与被告长春金运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运来公司）、王秀英、李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杜维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金运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刚、鞠阳，王秀英、李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维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偿还借款40,000.00元及约定借款期限一年的利息，利息自2016年8月25日起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年利息9,600.00元计算；2、依法判令三被告承担偿还借款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连带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王秀英，因丈夫李继运（已故）经营的金运来公司做调料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便找其多年的同事吴元蒞帮忙筹集借款。经介绍认识了原告杜维佳。便于2016年8月25日。向原告杜维佳借款40,000.00元。约定每月利息200.00元，由李继运出具了“借条”一份，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在借款履行过程中，2017年5月27日，借款人李继运突然死亡。次日，借款人李继运的女儿李瑞（被告）电话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债权人，告知了她父亲李继运病故，李瑞承诺“她父亲的债，由她妈（王秀英）和她丈夫许伟东来偿还。绝不能对不起你们……”。几天后，被告李瑞和其丈夫许伟东一起到吴元蒞家，代表金运来公司，在其父李继运出具的“借条”上补盖了金运来公司的公章，并称让债权人们放心……。一星期后，被告李瑞与其丈夫许伟东，又通知债权人，要求面谈，并称该公司不是她爸（李继运）个人经营……此后，再也联系不上被告李瑞和其丈夫许伟东。无奈，原告又到金运来公司，而公司答复不承担李继运生前所欠的债务。原告认为：民间借贷，债务人死亡后。其债务人的配偶、或者债务人的所有继承人。对债务有清偿责任。还有相关法律规定：“企业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三被告故意躲避债务，违反诚信原则，其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原告一定精神伤害。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立即偿还李继运生前所债务及利息。
金运来公司辩称：本案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原告方的起诉状中载明的事实与理由可以看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借贷规定》）第23条第2款之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本案而言，借款没有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一、首先、企业的法律概念外延非常之广泛，其组织形式可以表现为公司、合伙、更可以表现为个人独资，公司只是其中的一种组织形式，所以，只要是企业，原则上都可以适用该款规定。而对于公司来讲，只存在法定代表人概念，不存在负责人的法律概念，如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在企业对外偿债不能时，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其投资人也为负责人、可见企业负责人概念只是传统企业组织形式的称谓。而且，从该款来看，行文上将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企业负责人二者并列，也是为了将不同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囊括在内，逻辑上也是应有之义。金运来公司其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从组织形式上看，根本不存在企业负责人的法律概念，而李继运生前并非是金运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身份为金运来公司的股东兼监事（见公司章程）,借款没有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其次。退一步讲，原告所主张的“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从庭审情况看，根据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吴元蒞以及被告李瑞、王秀英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爽的证言，其陈述在向李继运出借款项时只是“听李继运说借钱用于公司调料生意”，但是对于钱款的具体去向以及李继运在公司的身份，其二位证人根本不清楚，况且证人张爽工作地点不在金运来公司，对于公司情况也根本不了解，主观臆断性证言不具有采信度。依据《证据规定》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对此加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合同的相对性不能突破。该款适用的前提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向出借人借款时，如声称借款归个人使用，但实际为了企业经营利益，此种情形下，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为一体）共同对出借方实施欺诈行为，即便是法定代表人个人借款，但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为一体）参与侵权过程，构成共同侵权，作为出借方才可以以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二者列为共同被告，提起侵权之诉，要求二者承担连带责任”。除此之外，无论款项具体去向和用途如何，都不能够突破合同相对性，出借方应依据“谁借谁还”的原则，向借款人进行追偿。
二、原告所提供的借条并不能成为金运来公司承担债务的依据；1、庭审过程中，证人吴元蒞庭审时证实，借条上的金运来公司财务专用章为2017年6月3日加盖，李继运生前出具借条时并没有加盖财务专用章，借条上的财务专用章是在李继运死亡后加盖的。从报警回执、东亚经贸新闻报纸公告信息能够证实金运来公司的公章在2017年5月27日因不明原因丢失，金运来公司庭审时提供了交接清单，交接清单是李继运死后，女儿李瑞及许伟东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进入公司拿走公司的文件资料包括公司的章，随后召集债权人在其借条上加盖了公司的章，2017年6月7日，李继运女儿李瑞及其丈夫将公司资料返还时，并没有返还财务专用章和公章,故金运来公司随后登报声明公章作废，并于2017年6月9日，金运来公司法定代表人温颖到派出所报警公章丢失事宜，且原告杜维佳提供了录音资料，内容是杜维佳作为债权人的身份与本案另一被告李瑞丈夫的通话录音，该录音形成时间为2017年6月26日，是在李继运死后，也是在借条上加盖财务专用章后形成的，证实李瑞与丈夫许伟东在李继运死后加盖财务专用章的事实。结合证人证言、原告陈述、金运来公司丢失公章事宜以及该录音资料，财务专用章是在李继运死后，继承人李瑞及丈夫许伟东为了逃避继承人的责任擅自加盖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108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所以，该笔借款是李继运个人借款（实际原告在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对此已经自认）,财务专用章是在金运来公司不知情情况下且是后来形成的，并非是金运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笔债务与金运来公司无关；2、从财务专用章的本身性质来看，其对外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仅为公司内部特定用途使用，而对外签约只能使用公章和合同专用章。
三、李继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可能构成职务行为；1、依据《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职务行为还需满足一个要件，即“个人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须以法人名义实施”，但是综合本案证据来看，李继运当时向原告借款时，只有个人签字，未以公司名义实施，当时也没有被告长春金运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运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为李继运女儿李瑞及许伟东在被告金运来公司不知情情况下擅自加盖，并非是金运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可见。本案李继运个人借款的事实清楚，其从事的借款行为为个人行为，并非是职务行为。2、法律上的职务行为，是指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职权范围内所从事民事活动时，因其职权源于企业法人的赋予，其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企业法人。如超越职权范围，则需企业法人的明确书面授权，可见，企业法人的授权是职务行为的构成要素。而李继运不具有对外可以“借款”的职权，也未取得金运来公司对外“借款”的授权，其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另外，判定是否构成职务行为还应具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行为是特定主体所为；2.行为的实施在特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区域内，且与公司工作有内在的牵连；3.行为的内容是履行职务；4行为增加了公司的利益。缺少一个要件，都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具体到本案，李继运在金运来公司任职监事，监事的职权依照公司章程来确定。而据吴元蒞所讲，李继运在借款时都是在吴元蒞家中，借条上也未体现任何与公司经营有关的内容，甚至证人张爽借钱给李继运时，地点也不在公司。借条上李继运个人签字已经说明其属于李继运的个人行为，并非在履行职务。而且从二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其对于借款的去向也不知道，据金运来公司所讲“该公司资金已经足够公司日常经营运行，公司规模小，根本用不到这么多钱”。综上，该笔借款为李继运个人借款，其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
四、对外代表公司的人只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继运作为监事，无公司明确授权。则不具有公司办理对外借款的代理权限。
五、李继运行为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依据《合同法》49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是立法上对于表见代理概念的规定。可知，表见代理前提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方进行民事活动时没有被代理人的授权，换句话说，被代理人在与相对方进行交易时，没有实际代表被代理人。其于交易时从相对方所得的利益并未归属被代理人，实际是代理人以个人行为与相对方进行民事活动，只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秩序，立法上对于第三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向被代理人主张权利，被代理人在向善意相对方承担责任后，其可向未经其授权的实际行为人进行追偿。以上是表见代理从产生到终结的整个过程，就本案而言，原告与另二被告在庭审时主张：“李继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行为要件”。此种说法。实际已经对：“李继运在向原告借款时，并非代表公司且该借款没有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事实自认。就本案而言，需要具备原告善意相信李继运具有代理公司借款事宜的权利外观，债权人对其善意要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时必登的事项之一，经登记已经达到公示目的，具有对世效力，债权人对于李继运的监事身份以及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明知的，而依据公司章程、李继运仅仅作为监事，达不到让债权人善意信赖的程度，因法律在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上，对相对方善意的标准要求极高，只要相对方有过错，就没有表见代理的适用余地，且借条内容、借款对象、借款地点、借款过程借款用途不明确等综合因素来考虑债权人也都不可能构成善意。其对于李继运的债权主张，现因李继运已故，只能向李继运继承人进行追偿。
六、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李继运生前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及另二被告对此所持的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答辩意见，其与金运来公司无任何关联。
王秀英辩称：一、因本案原告只提供了借条，没有提供李继运的收款证明或者银行流水等付款证明，现在李继运已经死亡，故原告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无法查实。二、在不考虑原告未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借款人是长春金运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运来公司）,不是李继运个人，理由如下：1、原告提供的借据清楚盖有金运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根据证人张爽的证言可以认定金运来公司只有员工3名，全部经营管理事务均由李继运负责，公司员工甚至不知道公司还有其他股东，公司的财务章和公章等均由李继运保管。结合被告提供的李继运签字的租赁合同、建设银行单位结算卡业务凭证、尤其是温颖签字的交接单，可以证明李继运虽然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事实上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对外签署借条的借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也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要件，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另外被告在庭审中曾经出示过李继运的手机,其短信记录未删除，金运来公司的对公账户资金的每一笔转入转出都会绑定在李继运的手机上，众所周知公司的财务就是公司的心脏，通过这些细节也可以证明李继运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3、原告的起诉状中也诉称“被告王秀英因丈夫李继运经营的金运来公司做调料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便找到其多年的同事吴元蒞帮忙筹集借款”在庭审中也承认借款是用途是借给李继运做调料生意，从中可以认定原告也认可借款用途系公司经营使用。故借款人是金运来公司，而不是李继运个人。
（二）被告王秀英虽然与李继运是夫妻关系，但是借款并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1、以上第（一）点已经充分证明借款系公司借款，不是李继运个人借款，在这里不再赘述：2、经庭审查明，虽然本案的借款金额只有几万元，看似不够巨大，但根据原告方证人吴元蒞的证言可以认定经其介绍的债权人共有8人，借款本金数额共计51万元，这些借款均发生在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之间，并且其他债权人均已在贵院提起诉讼，很显然，一年之内51万元的数额已经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同时庭审中原告方并未提出证据能够证明该笔借款是用于王秀英夫妇的日常生活所需，而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付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本条规定，除非债权人能举出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否则不能认定是共同债务。故，该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王秀英不应承担还款义务。
（三）关于被告王秀英和李瑞是否因为是李继运的继承人就应承担还款义务的问题。被告李瑞是继承人，但鉴于李瑞已经放弃继承（公证书可以证明）,且自李继运死亡后，事实上也没有继承任何遗产，故不论该债务属于何种性质，李瑞均不承担任何还款义务。被告王秀英虽然是继承人，但因为其和李继运的共同财产仅有房屋一套，故属于李继运个人遗产的只有二分之一房产，且这部分房产已经抵顶给其他债权人。李继运死后诸多债权人找到王秀英要求还款，王秀英已经还了很多了，实在还不上了，才把房子处分，现在没地方住，只能住在女儿家。即便本案的债务属于李继运个人债务，根据《继承法》及司法解释，王秀英仅应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可是其并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相反还拿出自己的财产予以偿还李继运的债务。故，王秀英即使是继承人。但因其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其不应承担还款义务。关于财务章是何时加盖的问题，能够证明原告观点的只有证人吴元蒞的证人证言和杜维佳的一段节选录音，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吴元蒞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理由如下：1)吴元蒞证人的身份提请合议庭慎重考量，除去她是吴迎宵的亲姐姐、杜维佳（另案的原告）的母亲这样利害关系人身份外，她还是所有借款的联系人、中间人，在李继运突发疾病死亡后，其他债权人找到她要求她配合要账，她必须配合，用她的话她觉得对不住大家，所以她为了迎合原告的需求而做出虚假证言的可能性极大。2)吴元蒞的证人证言与已经开庭的两个案子的原告陈述相互矛盾(1)吴元港证实盖章是在她家盖的，吴迎宵陈述盖章是在吴迎宵家盖的，究竟在谁家盖的，不清楚；(2)关于打借条当时是否在场，吴元港证实这些原告借款时她都在场，试问这么多年，次次借款都上她家，这么多原告，与常理相悖；(3)关于以前是否借款问题吴元蒞证实只有本案本次是她介绍的，可他的亲姐姐吴迎宵却说从2006、2007年就开始借款，每年都有，只不过以前还款，有时还本金，有时还利息，或者换条。从诸多矛盾中也可以看出吴元蒞为了实现这些原告的诉讼目的，在一些细节上做了虚假陈述。至于杜维佳提供的录音证据在不考虑真实性的前提下，只能证明李瑞的丈夫曾经在杜维佳的某个欠条上盖章，不能证明在其他原告的欠条上也盖章，另外吴迎宵（另案原告）以及其他原告在庭审时均承认从2006、2007年开始李继运就持续向这几名原告借钱、双方是否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清楚，无法确认录音中盖的章就是本案中原告借条上的章。经代理人和委托人核实，委托人否认后加盖财务章的事实，只承认在李继运生前曾经受李继运委托替其办理过几次公司上的事，其中也包括给李继运指定的客户盖章的事情。在李继运死后数十名债权人每天打几十个电话追债，其有可能在疏忽并激动的情况下错误的以为是自己以前盖过章的债权人，所以在电话录音中错误说话，但并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是事实。既然原告一再称盖章是6月3日盖的，那就应对涉案的几十个借条上的财务章系同时加盖形成的事实申请鉴定，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重要的是关于财务章是何时加盖的情节并不影响本案对事实的认定，假使财务章真的是后加盖的，也是对该笔债务属于公司欠款的进一步确认，也是对保护债权人利益有益的，在没有加盖财务章的情况下该笔债务也仍然属于公司借款，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对于被告金运来公司否认借款用于公司的事实，我方认为鉴于李继运的职务行为符合表见代理，如果公司予以否认，那就举证予以证明：1、出示公司账目，若其不出示账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出示账目也可以查明公司是否盈利、李继运是否应分红，如果有，不论从哪个法律关系讲也可以保护原告的利益；2、温颖出庭作证，证明这么多年她是怎么经营公司的，为何她自己的失业证、退休证、存折、她爱人的存折、她家的取暖费、电费、房费，公司的现金支票、发票、结算单、卫生许可证、公司经营货品的检测报告等诸多东西都在李继运处保管？为何有各大学的超市财务章以及其他疑似相关客户的财务章、发票章，是否有涉税问题存在？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对王秀英、李瑞诉讼请求，判决金运来公司承担还款义务。
李瑞辩称：自李继运去世后，李瑞以明示的方法放弃继承，至今也从未继承李继运的任何遗产，因而李瑞不应对李继运或其经营公司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秀英与李继运（已故）系夫妻关系，李瑞系二人婚生女，王秀英与吴元蒞系多年好友，在吴元蒞的介绍下，李继运结识杜维佳原告等人，李继运生前以其经营的金运来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原告借款，2016年8月25日原告杜维佳借李继运人民币40,000.00元，李继运为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写明“今借杜维佳现金肆万元整，年利息玖仟陆百元整”。2017年5月27日，李继运病故，在其去世后，其女李瑞及其女婿许伟东在该借条上加盖金运来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告向三被告催要借款未果，致使原告诉讼来院。
庭审中，杜维佳申请证人吴元蒞出庭作证，吴元蒞称2017年6月3日，李继运的女儿李瑞及其丈夫许伟东到吴元蒞家中，在杜维佳所持有的借条上加盖金运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对此，金运来公司表示该印章是经李继运之女李瑞及其女婿许伟东抢走后使用，同时提供报警回执及东亚经贸新闻报纸公告信息各一份，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东广场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显示：2017年6月9日10时03分，温颖到该所报警自述称：其经营的金运来公司的公章于2017年5月27日不明原因遗失，至今未找到，求助公安机关帮助查找；东亚经贸新闻报纸2017年6月7日10版公告内容有：“长春金运来食品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秀英和李瑞申请金运来公司理货员张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张爽称李继运在世时负责公司日常经营，且公司的财务章、公章、手续等也由其保管，为公司实际负责人。但根据金运来公司提交的《长春金运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其第五章第六条显示金运来公司的股东为温颖及李继运二人，第九章第二十二条显示“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人由温颖担任；经理由温颖担任；监事由李继运担任，任期为三年，任期届满，选任可以连任……”。
另查，2017年12月8日，吉林省长春市忠信公证处出具（2017）吉长忠信证民字第8806号公证书，载明：“……因被继承人李继运的长女李瑞、母亲周本英均表示放弃对李继运遗产的继承权，被继承人李继运的父亲李文坊先于李继运死亡，故被继承人李继运的上述遗产由其妻子王秀英继承。”2018年2月1日，李瑞出具声明，内容显示“由于父亲李继运去世后，突然出现很多债权人向我讨债，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李继运生前欠款的事实，故在父亲去世后至现在，我已放弃继承，没有继承父亲的任何遗产。”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信息、国家企业信息公示信息、借条、金运来公司章程、报警回执、东亚经贸新闻报纸公告信息、物品交接清单、放弃继承遗产的声明、租赁协议、通话录音、单位结算卡业务凭证、交接清单、证人证言及庭审笔录，以上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李继运生前向杜维佳借款40,000.00元，并为其出具借条，借款事实清楚，借条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金运来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杜维佳主张金运来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主要是基于借条中加盖了金运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就盖章行为而言，经庭审认证，是李继运去世后由其女李瑞与女婿许伟东在吴元蒞家中后补加盖于该份借条上，李瑞和许伟东均不在金运来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与金运来公司并无关联，故其二人无权使用金运来公司财务专用章，其二人在借条上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行为并不能视为金运来公司自愿同意偿还原告借款的行为，故以借条上加盖金运来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情形即认定金运来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就李继运在公司职务而言，金运来公司章程明文规定，李继运仅为公司监事，虽有代公司处理部分事宜的行为，但不能以此认定其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与杜维佳签订借条，签订地点是在吴元蒞家中，借款并无金运来公司授权，事后又未经公司追认，落款签名只体现其本人名字，借条内容无法认定借款用途，故无法认定其借款行为为职务行为。原告又不能举证证明借款实际用于金运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对杜维佳请求金运来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李瑞的还款责任。李瑞系李继运之女，若继承其父遗产，则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2017）吉长忠信证民字第8806号公证书证明，李瑞已于2017年12月8日明确放弃继承，故对于李继运的债务可不负清偿责任，对杜维佳请求李瑞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三）王秀英的还款责任。王秀英系李继运之妻，（2017）吉长忠信证民字第8806号公证书已明确载明“被继承人李继运遗留的财产（系被继承人生前与妻子王秀英的共有财产）包括房屋一套，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西中华小区10#楼，长房权字第1060079359号房屋……被继承人李继运的上述遗产由其妻子王秀英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王秀英应对李继运生前向杜维佳借款4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在上述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故对杜维佳请求王秀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保护。李继运生前向杜维佳借款40,000.00元，约定年利息9,600.00元，即年利率24%，未超过国家限制借款利率的最高限额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秀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继承李继运遗产范围内向原告杜维佳清偿李继运生前所欠借款40,000.00元及利息（以4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5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24%计算）；
二、驳回原告杜维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40.00元，由被告王秀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其方
人民陪审员 田跃辉
人民陪审员 张立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马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