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南市民一终字第4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喜良。
委托代理人陆朝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春胜。
委托代理人刘运武。
上诉人常喜良因与被上诉人魏春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2）江民一初字第2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3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常喜良的委托代理人陆朝忠，被上诉人魏春胜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运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日，案外人覃某东作为南宁市化学医药工业供销公司的受托人与魏春胜签订《门面租赁合同》一份，出租方覃某东（甲方）与承租方魏春胜（乙方）经协商，甲方同意将在南宁市南建路13号宁顺五金卷闸门厂沿街（8号9号10号11号四间门面500平方米）及（4号5号6号7号四间门面418平方米）钢板地面房屋分两期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0日。该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在承租合同期内有转租转让租赁使用权，乙方在本场地内经营商业活动责任，权利，义务属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2012年7月11日，魏春胜与常喜良签订《门面租赁合同》一份，出租方魏春胜（甲方）与承租方常喜良（乙方）经协商，甲方同意将南宁市南建路13号宁顺五金卷闸门厂沿街（4、5、6、7号四间门面418平方米）出租给乙方。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的用途为电动车行业经营及修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租金价格：418平方米，每月租金人民币30元／平方米﹡418平方米＝（￥12540元）”；第3款约定：“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管理费1460元”；第4款约定：“甲方不在收其他任何费用”。合同第三条约定：“租赁期限：2年（租期2012年7月20日至2014年7月19日止）”。合同第四条约定：“交租方式：租赁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租金为壹个月交一次。每次交租必须提前十天交纳，如乙方逾期（十天内）不预交下次租金给甲方，即视为乙方自行终止合同，甲方有权收回场地。”魏春胜与常喜良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门面租赁合同》后，魏春胜依合同约定将四间门面交付给常喜良使用。
2012年8月12日，常喜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以无卡存款的方式向魏春胜分三次分别转账500元、1500元、2000元，共计4000元；2012年8月25日，案外人常某敏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以网银交易的方式向魏春胜转账20000元；2012年9月5日，魏春胜向常喜良出具《收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收到常小敏现金壹万元正￥10000元”。
另查明：2012年5月31日，常喜良向魏春胜出具《借条》一张，其内容为：“今借到魏春胜人民币现金15000元整，大写：壹万伍仟元整。”
2012年8月24日，魏春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向案外人孙某堂转账80000元。同日，案外人孙某堂向魏春胜出具《收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收到魏春胜肆拾伍辆三轮车车款共计捌万叁仟元整，已付捌万元，下余叁仟元收到配件后一次付清，售后服务由载龙三轮厂负责。”
2012年9月至10月间，案外人常某作为领料人从魏春胜处多次领取充电器、电池等货物。
“常小敏”实际应为常某敏，其与常某均为常喜良的女儿。
一审法院认为：魏春胜与常喜良于2012年7月11日经协商自愿订立《门面租赁合同》，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自愿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序良俗，且魏春胜有合法转租权，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魏春胜已依约将南宁市南建路13号宁顺五金卷闸门厂沿街4、5、6、7号四间门面交付常喜良使用，常喜良亦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向魏春胜支付租金及管理费。
关于常喜庆良是否已按《门面租赁合同》的约定向魏春胜支付租金及管理费的问题，魏春胜主张常喜良分文未付，而常喜良主张已足额交纳，双方各执一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对常喜良是否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交纳租金及管理费的义务应由常喜良承担举证责任。
常喜良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1、三份中国农业银行客户通知书，证明常喜良于2012年8月12日向魏春胜分别转账支付500元、1500元、2000元，共计4000元；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自助终端交易回单、中国农业银行网银交易查询明细，证明常喜良的女儿常某敏于2012年8月25日通过网银的方式向魏春胜的账户汇款20000元；3、魏春胜出具的《收条》，证明常喜良于2012年9月5日向魏春胜支付了1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34000元。魏春胜认可收到常喜良上述三笔款项共计34000元，但魏春胜主张上述款项并非常喜良支付的租金而系偿还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货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法律上之性质为种类物，而魏春胜与常喜良之间不仅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还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买卖关系，在多种法律关系并存的情况下，常喜良须证明其向魏春胜支付的上述34000元确为租金方为完成其在本案中的举证责任。考察此三组证据：1、对于2012年8月12日常喜良分三次转账给魏春胜的共计4000元，常喜良采用了无卡存款的方式通过银行将上述款项直接存入魏春胜账户，魏春胜收到该笔款项后并未向常喜良出具收条或通过其他方式证明该笔款项乃系支付租金，而常喜良也未向魏春胜索要收条或以其他方式证明支付该笔款项的目的是向魏春胜支付租金，故而无法确认该笔款项之性质；2、对于常喜良于2012年9月5日向魏春胜支付的10000元，魏春胜虽然出具了《收条》，但收条记载的内容仅为“今收到常小敏现金壹万元正￥10000元”，该份《收条》所记载的内容仅可证明魏春胜于该日收到了常喜良现金10000元，而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究竟是否为支付租金，双方各执一词而均未提交其它证据予以进一步证明的，无法确认该笔款项之性质；3、对于常喜良于2012年8月25日向魏春胜支付的20000元，常喜良采用的是网银转账的形式，同上文所述，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亦无法得出该笔款项是否为支付租金。故从常喜良所提交的证据方面，无法直接证明其已履行按约交纳租金的义务，为充分保障当事人之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实有必要再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中关于租金及管理费交纳的时间及数额方面予以全面考察，以便综合判断。
在租金及管理费的交纳时间上，双方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租赁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租金为壹个月交一次。每次交租必须提前十天交纳。”魏春胜主张常喜良共计拖欠三个月的租金及管理费，其中第一个月自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8月19日，第二个月自2012年8月20日至2012年9月19日，第三个月自2012年9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故第一笔租金应该在2012年7月11日合同签订当天支付，第二笔租金应该在2012年8月10日前支付，第三笔租金应该在2012年9月10日前支付。常喜良对此三个月的起止时间无异议，但是对合同约定的“提前十天交纳”，常喜良主张应理解为每月租赁期限届满前十天而不是每月租赁期限起始日之前十天。对于何为“提前十天交纳”即提前十天的起算点是哪天，《门面租赁合同》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属约定不明。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支付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双方对支付期限约定不明又无法达成补充协议的，应依合同有关条款予以确定。详细考察《门面租赁合同》第四条之规定，发现在“每次交租必须提前十天交纳”的约定之后尚有“如乙方逾期（十天内）不预交下次租金给甲方，即视为乙方自行终止合同”的表述，一审法院认为，所谓“预交”其字面含义自然是提前交纳，而所谓“提前”，根据一般之理解，最迟应在起始日之前方为提前；所谓“下次租金”其字面含义自然是指下个月的租金。故“预交下次租金”的字面含义应为在下个月起始日之前提前交纳租金。《门面租赁合同》第四条对“每次交租必须提前十天交纳”和“如乙方逾期（十天内）不预交下次租金给甲方……”之间采用逗号进行连接，表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当时之本意应为对“每次交租必须提前十天交纳”和“如乙方逾期（十天内）不预交下次租金给甲方……”做一致之理解。因此，《门面租赁合同》第四条在整体上应理解为：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租金每个月交一次，每次交纳的时间应为下月起始日前十天，如果未在此时间段内预交下个月的租金的，即视为常喜良自行终止合同。具体而言，第一个月自2012年7月20日为起始日，则第一个月的租金应于该起始日前十天即最早为2012年7月10日开始预交第一个月租金，但是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7月11日，故双方当事人对第一个月租金交纳的起始日作出特别约定即“租赁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所以第一个月租金交纳的“提前十天”应为2012年7月11日至2012年7月19日；第二个月租金交纳的“提前十天”应为2012年8月10日至2012年8月19日；第三个月租金交纳的“提前十天”应为2012年9月10日至2012年9月19日。
租金的交付期限确定后，接下来应继续考察常喜良是否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根据常喜良的自述：第一次交付租金是2012年8月12日，第二次交付租金的时间是2012年8月25日，第三次交付租金的时间是2012年9月5日。上文已述，按照合同的约定，常喜良交纳第一个月租金的时间最迟应为2012年7月19日前，交纳第二个月租金的时间最迟应为2012年8月19日，交纳第三个月租金的时间最迟应为2012年9月19日。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常喜良自述的“交付租金”的时间与合同约定的实际交付租金的时间均不相符。
在租金及管理费的数额方面，根据双方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第二条第1款及第3款之规定，常喜良应每月向魏春胜支付租金12540元及管理费1460元，共计14000元。根据常喜良的自述：第一次交付的租金数额为5000元（此处需做补充说明的是：常喜良自述此笔款项中有4000元是银行汇款，另外有900元的单据已经找不到了，当晚还补给了魏春胜现金100元。魏春胜对此只认可常喜良于2012年8月12日向其汇款4000元且其为偿还借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常喜良主张的另外1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仅有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故即便常喜良的陈述为真，其交付的数额也仅为4000元），第二次交付租金的数额为20000元，第三次交付租金的数额为10000元。两相对照，同样可以发现，常喜良自述的“交付租金”的数额与合同约定的实际交付租金的数额均不相符。在为何时间及数额均不相符的问题上，常喜良自述其是做生意的，有时间就汇过去，没时间就迟几天，有时资金紧张，所以给的钱有时多有时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义务主体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期限、数额等履行义务而权利主体表示认可或接受的，系双方另行达成合意，自当另论，而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就合同变更达成一致意见，且常喜良自述的“交付租金”的时间与数额与合同约定的交付租金的时间与数额差异较大，存有合理怀疑，故常喜良此之陈述难以采信。因此常喜良所提出的其已实际履行合同，自租赁以来从未拖欠过租金，每月均足额交纳等抗辩意见，亦实难成立。
常喜良对反驳魏春胜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常喜良的事实主张的，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常喜良承担不利后果，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已定有明文。本案中，常喜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故应由其承担不利之后果，对常喜良主张已按约足额交纳租金之抗辩，不予采信，故常喜良应按照《门面租赁合同》的约定向魏春胜支付租金及管理费。因魏春胜在本案中仅诉请常喜良向其支付自租赁期限起始之日起三个月的租金及管理费，根据魏春胜的诉请，常喜良应向魏春胜支付自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的租金的数额为：12540元／月×3个月＝37620元；常喜良应向魏春胜支付自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的管理费的数额为：1460元／月×3个月＝4380元。
魏春胜还主张常喜良赔偿其相关经济损失10000元，其理由是常喜良的行为构成重大违约，造成其经济损失，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常喜良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租金及管理费，构成违约，魏春胜要求常喜良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均定有明文，故对此予以支持。但是魏春胜主张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因双方之间的《门面租赁合同》对此并无约定，常喜良未按时向魏春胜支付相应款项，给其造成的应为利息损失，现魏春胜主张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理据不足，不予支持；魏春胜仅得主张由常喜良赔偿其损失，一审法院依法调整魏春胜的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对于双方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的问题，魏春胜主张依据《门面租赁合同》第四条的规定对合同予以解除，而常喜良不同意解除合同。经查，双方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租赁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租金为壹个月交一次。每次交租必须提前十天交纳，如乙方逾期（十天内）不预交下次租金给甲方，即视为乙方自行终止合同，甲方有权收回场地。”所谓合同的终止，又称合同的消灭，是指依法生效的合同，因具备法定情形和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合同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债权人不再享有合同权利，债务人也不再履行合同义务，也就是说合同所设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客观上已不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一条已明确规定了合同终止的原因，这些原因一经发生，则自原因发生之日起，合同关系在法律上当然消灭，并不须当事人主张；而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者完全履行前，当约定的或法定的解除条件具备时，因享有解除权一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除法律规定者外溯及地消灭。由此可见，《门面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合同终止”实际上为“合同解除”，则本案魏春胜、常喜良实际上已对合同解除的条件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已约定“乙方逾期（十天内）不预交下次租金给甲方”为合同解除的条件，而根据上文所述，常喜良并未证实其自合同签订后交付过租金，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此时享有合同解除权的解除权人当然为魏春胜，魏春胜据此提出解除合同之请求，依法予以支持。魏春胜基于合同解除而主张收回已出租给常喜良的南宁市南建路13号宁顺五金卷闸门厂沿街4、5、6、7号四间门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七条之规定，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一条、九十一条、九十三条、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魏春胜与常喜良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之《门面租赁合同》，常喜良返还南宁市南建路13号宁顺五金卷闸门厂沿街4、5、6、7号四间门面于魏春胜；二、常喜良向魏春胜支付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的租金37620元；三、常喜良向魏春胜支付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的管理费4380元；四、常喜良向魏春胜支付因欠付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的租金及管理费而给魏春胜造成的损失（损失计算：以每月应交租金及管理费的数额即14000元为基数，从当月上述费用应交纳的最后期限之次日即分别自2012年7月20日、2012年8月20日、2012年9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段计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五、驳回魏春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财产保全费540元，共计1090元，由常喜良负担。
上诉人常喜良上诉称：一、上诉人已支付门面租金，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支付是错误的。上诉人自从租下被上诉人的门面后，虽然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时间支付租金，但鉴于双方的友好关系，被上诉人在十月份以前都没有意见，在上诉人已支付的35000元租金中，被上诉人也承认收到其中的34000元，但辩称该款是偿还借款而非租金，被上诉人却无证据证明上诉人还的是什么欠款，而被上诉人在法庭上只出示了一张欠条原件，既然欠条原件还在被上诉人手上，那就恰好证明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不是归还欠款，而是租金。一审仅凭这张欠条就支持被上诉人的辩解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经法院确认是有效合同，双方应继续履行，虽然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曾有违约现象，但被上诉人当时没有异议，合同继续有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魏春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当事人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常喜良是否按时足额支付了租金？上诉人常喜良与被上诉人魏春胜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应否予以解除？
上诉人魏春胜在本院审理期间申请证人孙某堂作证。孙某堂作证陈述2012年7月份，其与常喜良合作，由孙某堂从江苏丰县拉来一批电动三轮车，由常喜良负责卖车，双方合作近一个月的时间，因常喜良没有将该批车卖完，孙某堂于2012年8月10号左右来南宁将该批余下的45辆电动三轮车处理给常喜良，总货款83000元，由常喜良向其支付83000元，常喜良称其当时没有钱支付给孙某堂，便于2012年8月24日带孙某堂找到魏春胜，由魏春胜通过网上银行转帐付给孙某堂80000元货款，孙某堂于当日向魏春胜出具了收条，收条内容是由常喜良写好，然后由孙某堂签名和写日期。现常喜良仍欠孙某堂3000元没有支付。对常喜良是否向魏春胜借款孙某堂表示不清楚。
上诉人常喜良对证人孙某堂的证言没有异议，但认为证人的证言只能证实魏春胜向孙某堂支付了80000元货款，不能证实常喜良向魏春胜借款20000元，魏春胜向孙某堂支付货款有可能是魏春胜向孙某堂购买了45辆车。被上诉人魏春胜对孙某堂的证言没有异议。因双方当事人对证人孙某堂的证言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亦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2年8月，孙某堂将45辆电动三轮车处理给常喜良，总货款为83000元。2012年8月24日，常喜良找魏春胜，由魏春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向孙某堂转帐80000元，孙某堂于同日向魏春胜出具收条，收条中“今收到魏春胜肆拾伍辆三轮车车款共计捌万叁仟元整，已付捌万元，下余叁仟元收到配件后一次付清，售后服务由载龙三轮厂负责。”的内容系常喜良书写，收条中“孙某堂及落款日期系孙某堂书写。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常喜良对一审判决解除其与魏春胜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表示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上诉人常喜良与被上诉人魏春胜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常喜良对一审判决解除其与魏春胜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表示没有异议，对一审该项判决，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常喜良是否已足额支付了租金的问题。首先，常喜良共向魏春胜支付了多少钱的问题。常喜良主张其已向魏春胜支付了3500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在2012年8月12日通过无卡存款的方式向魏春胜支付4000元，2012年8月25日常喜良的女儿常某敏以网银交易的方式向魏春胜转帐20000元，2012年9月5日，常某敏以现金向魏春胜支付10000元，合计34000元，故常喜良主张向魏春胜支付了35000元，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对常喜良向魏春胜支付的34000元是否是租金的问题。魏春胜主张常喜良向其支付的34000元并非租金，而是向其偿还的借款，并提供了常喜良于2012年5月31日向其出具的借条，常喜良对该借条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借条证实常喜良于2012年5月31日向魏春胜借款15000元。魏春胜主张常喜良另向其借款20000元用于向案外人孙某堂支付三轮车款，对其该主张，魏春胜提供了孙某堂向魏春胜出具的收到80000元的收条及证人孙某堂的证言，常喜良对收条及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根据上述证据证实孙某堂于2012年8月将45辆三轮车卖给常喜良，常喜良应向孙某堂支付83000元货款，但常喜良并没有向孙某堂支付上述货款，而是由魏春胜于2012年8月24日通过网上银行代常喜良向孙某堂支付了80000元货款。现常喜良否认该笔80000元系魏春胜代其支付的，而主张该款是孙某堂将车处理给魏春胜，魏春胜向孙某堂支付的货款，常喜良对其该主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因魏春胜已代常喜良向孙某堂支付了货款，现常喜良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向魏春胜付清了该80000元，故对魏春胜主张其向孙某堂支付的80000元货款中，常喜良已给了其60000元，另有20000元是常喜良向其借的，本院予以采信。常喜良与魏春胜既存在租赁关系，又存在借贷关系，对常喜良向魏春胜支付的款项究竟是支付哪笔债务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由常喜良承担举证责任。现常喜良没有证据证实其向魏春胜支付的34000元均是用于支付租金，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且根据合同约定，常喜良每月应向魏春胜支付租金12540元、支付管理费1460元，则自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的租金数额为37620元、管理费数额为4380元，常喜良支付上述款项的时间和数额也与双方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关于租金支付的时间和数额不相符，故常喜良主张其已足额向魏春胜支付了租金及管理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魏春胜主张常喜良支付的34000元均是用于偿还借款，本院予以采信，魏春胜据此要求常喜良支付拖欠的租金、管理费及逾期支付租金、管理费的损失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常喜良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财产保全费540元，合计1090元由上诉人常喜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付 浩
审 判 员 刘 萌
代理审判员 吴 宁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骆春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