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65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马房寺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国娟，女，1981年9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哲，男，1992年4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秀梅，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保利星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韩哲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64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王黎担任审判长，法官常洪雷、法官杜丽霞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利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韩哲系保利公司员工，后韩哲就双方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现保利公司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利公司无需向韩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0000元。
韩哲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保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保利公司依据未经批准私自外借和挪用车辆予以辞退的规定与韩哲解除劳动合同，但事实上韩哲并未主动向他人外借车辆，且保利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韩哲主动向他人外借过车辆。对于保利公司作为解除依据的规章制度，韩哲并不知情，保利公司也未向韩哲出示或告知过该规章制度。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韩哲在保利公司处担任销售行政一职，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第一份合同起止期限为2011年7月12日至2012年8月1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续签至2015年8月10日；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7月16日解除，保利公司支付了2015年7月1日至7月16日的工资490.71元。
一审庭审中，保利公司主张韩哲的入职时间是2010年12月1日，就其主张提交了实习学生用工协议书和新员工入职确认单。韩哲对该协议和入职确认单的真实性认可，确认协议签署时间为2010年，但主张当时系实习，其2011年5月从学校毕业入职保利公司，入职时间为2011年7月12日，工资也是从该时间开始起算的。另主张保利公司所依据的规章制度是2013年的，由此并不能证明向其送达过该规章制度。
关于月工资情况，韩哲主张其每月工资不固定，实发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保利公司主张韩哲的月工资构成为固定工资1500元加绩效工资加福利和补贴，应发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
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情况，保利公司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证人证言，其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您于2015年7月16日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放任他人将公司试驾车钥匙从工位取走，未尽到作为整车库管员应尽的保管职责，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风险和安全隐患…依法与您解除劳动合同…”。韩哲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作为解除合同依据的规章制度也与劳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符合，也没有向其出示送达过。
保利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惠通嘉华集团自用车辆管理制度》（显示版本为2013年版本）、《惠通嘉华集团试乘试驾车管理办法》（显示版本为2013年版本）及《阅读公司制度声明》，其中《阅读公司制度声明》上显示有韩哲的签字、身份证号和日期，日期显示为“2010.12.1”。韩哲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保利公司的试驾车管理制度没有向其出示过，且该制度的形成时间是2013年，与《阅读公司制度声明》上显示的时间不符，且韩哲的入职时间为2011年7月12日。另保利公司申请证人张×出庭，证人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当日，有一个人来试车，公司认为韩哲让该人把车开走系韩哲责任而让韩哲离职，另证人称其并未亲眼看见开车的人向韩哲借走了车钥匙；韩哲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韩哲没有向第三人出借过车辆，保利公司一直强调韩哲出借钥匙，但是保利公司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相关事实。
另韩哲就本案诉讼请求申请劳动仲裁，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2002号裁决书，裁决：1.保利公司支付韩哲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0000元；2.保利公司支付韩哲2015年7月工资差额2267.91元；3.保利公司支付韩哲未休年休假工资6436.78元；4.驳回韩哲的其他仲裁请求。保利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韩哲未起诉。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仲裁裁决保利公司支付韩哲2015年7月工资差额2267.91元及未休年休假工资6436.78元，双方均未就此起诉，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关于韩哲的入职时间，双方的劳动合同及保利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均明确表示韩哲的入职时间为2011年7月12日，且保利公司提交的实习学生用工协议书仅显示韩哲于2010年前往保利公司处实习，未显示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韩哲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采信。另用人单位对工资标准、工资支付等情况负有举证责任，现保利公司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韩哲实发月平均工资5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
保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就辞退韩哲的事实及制度依据举证。关于事实依据，保利公司并未就韩哲将车钥匙借给他人的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申请的证人亦称未亲眼看见韩哲将车钥匙交予他人；另关于车辆管理制度，显示为2013年的版本，保利公司虽称韩哲签署了阅读公司制度声明，但该声明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0年，保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2010年签署的即为该版本的车辆管理制度；综上，保利公司与韩哲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缺乏事实及制度依据，应属违法解除，保利公司请求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仲裁裁决保利公司向韩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000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不持异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保利星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哲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四万元；二、北京保利星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哲二○一五年七月的工资差额二千二百六十七元九角一分；三、北京保利星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哲未休年休假工资六千四百三十六元七角八分；四、驳回北京保利星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升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韩哲作为中升公司保管人员，主要的工作职责即是保管公司车辆钥匙。但韩哲在工作期间，怠于履行工作职能，导致在其上班期间，由其保管的车钥匙被他人从工位上取走并将车辆开出，韩哲的行为构成严重失职，中升公司有权依据相关规章制度解除与韩哲的劳动关系，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2.韩哲在入职时已经阅读并知晓中升公司各项规章制度，该规章制度对韩哲具有约束力。故中升公司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中升公司无需支付韩哲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0000元，并由韩哲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韩哲服从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升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中升公司与韩哲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于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1.北京保利星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名称变更为北京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中升公司陈述称，其作出开除决定的制度依据为，车辆管理制度中“各机构可对违反或未执行本制度的员工进行处罚，处罚视情节轻重分为警告类、经济类、辞退三类，警告类可与经济类并行”，违反制度的具体情形包含了“未执行车辆出门管理制度”、“未经批准，私自挪用或外借车辆”；中升公司未能对情节轻重的划分标准进行合理说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2002号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问题为中升公司是否系合法解除。
中升公司主张，韩哲在工作期间，怠于履行工作职能，导致由其保管的车钥匙被他人从工位上取走并将车辆开出，韩哲的行为构成严重失职，据此中升公司解除了与韩哲的劳动关系，故中升公司属合法解除。本院认为，首先，中升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韩哲入职后，已向韩哲有效送达、说明了相关管理制度之具体内容；其次，即使韩哲存有违反管理制度之情形，在警告、经济处罚、辞退三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中升公司直接采用了最为严厉的辞退方式，但未能对情节轻重的划分标准进行合理说明，对其开除决定的合理性，本院不能认同，中升公司应依法支付韩哲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本院对一审法院确定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具体金额不持异议。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代理审判员 常洪雷
代理审判员 杜丽霞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