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岳林支行，住所地奉化市中山东路13幢15-18号。
代表人：毛海燕，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党亦恒，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云，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章星，男，195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松，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建明，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岳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岳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虞章星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2016）浙0283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岳林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虞章星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均由虞章星负担。事实和理由：虞章星向罗小云转款400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经法院委托鉴定，“取款凭条”上“虞章星”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一审法院却认为款项被转出去系虞章星意思表示的可能性较小，显然错误。
虞章星辩称：一审判决虞章星承担10%的责任，虞章星对此原本是不服的，但为了早点拿到存款，也就没有上诉了，但不曾料到农行岳林支行会上诉。虞章星认为，农行岳林支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第一，一审关于虞章星所签署的取款凭条并非现金取款，应当系转账取款业务的认定是错误的。第二，不存在虞章星向罗小云转款400万元的事实，有“虞章星”签名的系“取款凭条”而非“转账凭条”，农行岳林支行也没有向虞章星交付400万元现金。第三，根据农行岳林支行提交的操作规程，如果虞章星要将其款项转入他人账户，需填写转账单据。农行岳林支行认为不需要填写任何资料、仅凭口头告知就可以办理转账业务，显然有违其操作规程，也不符合常识。第四，对于虞章星来说，活期存折是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存款的本息金额应该以活期存折为准。对于虞章星收到是谁支付的红包，罗小云等人是如何操作的，虞章星均不知情。
虞章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4年4月12日，虞章星在农行岳林支行办理了账号为39×××09的个人存款账户，于同一天将400万元存入该账户，虞章星于2015年1月15日向农行岳林支行请求支付存折中存款本息，但农行岳林支行未履行付款义务。虞章星已经将资金存入其在农行岳林支行设立的存款账户，双方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农行岳林支行负有根据虞章星的请求随时支付存款本息的义务，农行岳林支行的拒付行为违反了其关于活期存款支取的有关规定，构成了违约，应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迟延付款期间的违约利息。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农行岳林支行支付虞章星存款本金400万元；二、农行岳林支行向虞章星支付按农行活期存款利率自2014年4月12日起计算至2015年1月15日，自2015年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农行岳林支行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三、案件诉讼费用由农行岳林支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虞章星通过他人介绍得知，在指定银行存款可获得存款红包，随后虞章星于2014年4月12日至农行岳林支行处存入1元，开设了账号为39×××09的个人存款账户，利率载明为挂牌利率。同日，虞章星在农行城东支行向该账户转账存入400万元。该笔款项在存入当日即被取出，并存入案外人罗小云的账户，同日，案外人罗小云账户中有60万元的资金流向楼跃玲的账户，该笔资金系本案存款的利息回报。
另认定，经农行岳林支行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取款凭条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甬童司鉴[2016]文鉴字第25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日期为“2014年4月12日”、序号“662m0060”的《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客户签名处“虞章星”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虞章星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存款被转走是否系虞章星真实意思表示；二、农行岳林支行应当支付的存款数额。
一、关于涉案存款被转出是否系虞章星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就编号为662m0060取款凭条及662m0061存款凭条的交易类型来看，662m0061存款凭条上明确记载交易类型为银行卡转账存款，两张凭条编号系连续的，且罗小云在当天亦将60万元红包支付给楼跃玲（虞章星确认该笔资金系本案存款红包），故应当确认罗小云的400万元存款来源于虞章星本案的存款，虞章星所签署的取款凭条并非现金取款，应当系转账取款业务。就转账取款操作流程来说，农行岳林支行提交的操作流程载明“办理转账取款业务时，经办人员需审核持卡人填写的相关凭证，刷卡并录入相关要素，持卡人输入密码；交易成功后，打印银行卡取款凭条，交持卡人签名确认，取款回单联与借记卡一并交持卡人；然后选择相应的转账存款交易，将款项转账存入客户指定的账户。”应当可以明确虞章星如在办理转账取款业务时，应当填写相关凭证，而农行岳林支行未提交虞章星在办理相关业务时提供过罗小云银行账户信息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时，农行岳林支行亦未能就款项被转出的事实与存折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作合理说明，综上，涉案款项被转出系虞章星本人意思表示的可能性较小。
二、关于农行岳林支行应当支付的存款金额的问题。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营业场所和工作时间为虞章星办理相关业务，系代表银行的行为，虞章星为证明其与农行岳林支行之间存在存款关系，提交了存折，农行岳林支行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且农行岳林支行对虞章星存款400万元的事实亦无异议，故虞章星与农行岳林支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应当确认有效。虞章星为获取高额回报到农行岳林支行存款，且在存款当日即收取了远高于农行岳林支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的高额回报60万元，基于虞章星双重获利有失公平原则，故该部分高息应当作为本金予以扣减。银行对存款人的存款负有充分的安全保护义务，存款人对自己的存款也负有相关注意保护的责任，涉案存款流失，不仅与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银行内部管理不善有关，也与虞章星在未认真核对取款凭条的情况下即签名取款的行为有关，虞章星的不当行为与其资金损失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酌定虞章星承担存款损失的10%的责任即34万元。农行岳林支行应当支付给虞章星的存款金额为306万元，之后正常存款期间的利息应当按照约定及有关规定按中国农业银行公布的清户日的挂牌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现虞章星起诉后，农行岳林支行未履行兑付义务，构成了对虞章星使用资金的利息损失，对虞章星要求农行岳林支行支付自2016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按本金306万元计算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部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储蓄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岳林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虞章星支付存款306万元，并支付按中国农业银行公布的清户日挂牌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按本金306万元自2014年4月12日起计算至2016年7月31日止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按本金306万元自2016年8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虞章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8911元，减半收取19455.50元，鉴定费24000元，合计43455.50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岳林支行负担33243元，由原告虞章星负担10212.5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农行岳林支行应否支付虞章星的存款本息。虞章星系为获得所谓的红包收益，将其所有的400万元作为活期存款从农行城东支行转入农行岳林支行。之后，在农行岳林支行的“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上签名，但该“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上并无记载转入的账（卡）号，且农行岳林支行也未将款项交给虞章星，故无法认定虞章星已取得了存款，农行岳林支行也未举证证明罗小云账户转入的400万元系虞章星自己存入其账户的意思表示。经查明，虞章星的存款转入罗小云的账户系农行岳林支行员工陈琼在履行职务时擅自所为，故农行岳林支行应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现虞章星以储蓄合同关系要求农行岳林支行支付本金，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综合考量虞章星在存取款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在扣除其取得的“红色重息”后，令其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农行岳林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911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岳林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丹涛
审 判 员 方资南
代理审判员 张颖璐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