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07民初1607号
原告：张昌根，男，1949年7月3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原告：郭玉花，女，1948年3月27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张昌根之妻。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家忠，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
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伙牌卫生院。住所地：襄州区伙牌镇。
法定代表人：郝雁鹰，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襄阳市襄州区浩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大庆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姚文林，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海，该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襄阳市中心医院，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荆州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文卫，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永芳，该院肾内科医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长水，湖北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昌根、郭玉花与被告襄州区伙牌卫生院（以下简称伙牌卫生院）、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襄州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7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家忠，被告伙牌卫生院法定代表人郝雁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告襄州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海、张健，被告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永芳、赵长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告张昌根、郭玉花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二原告因张龙刚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894013.88元；2、本案所有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28日，二原告之子张龙刚因“咳嗽伴恶心呕吐半月余”到被告伙牌卫生院检查治疗。该院门诊诊断为：1、2型糖尿病；2、急性支气管炎；3、急性胰腺炎；4、糖尿病肾病？该院向患者张龙刚告病重，并以以上疾病收入该院治疗，该院本应及时为张龙刚做肾功能检查确诊其病情，但直至2016年8月31日上午10点56分23秒，被告伙牌卫生院才为患者张龙刚做“肾功能”检查，显示：肌酐1709.7umol/L,尿酸1129.1umol/L,尿素73.6mmol/L，血清钾6.61mmol/L，确诊为：“1、2型糖尿病；2、急性支气管炎；3、糖尿病肾病”。此时患者张龙刚己进入肾功能衰竭状态，当天转入被告襄州医院检查治疗，襄州医院2016年8月31日下午18点59分“肾功能”检查显示：肌酐1846.1umol/L,尿酸1157.9umol/L,尿素44.73mmol/L，血清钾5.78mmol/L，被告襄州医院诊断“考虑尿毒症”，但襄州医院却以其院没有透析设备为由，要求患者张龙刚转上级医院治疗行肾透析治疗。患者张龙刚当晚转入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中心医院诊断为“肾功能异常”，但中心医院仍未及时为患者张龙刚透析，直到第二天即2016年9月1日上午８点患者张龙刚出现呼之不应等病危状况时才为其透析，最终患者张龙刚因未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于当晚18点30分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被告伙牌卫生院在为患者张龙刚诊疗过程中未及时为其确诊，延误治疗，并在诊断其患糖尿病肾病的情况下，大剂量错误使用肾功能不全禁用的药物，导致其严重高钾血症、严重低血糖、肾功能衰竭等危重病情；而被告襄州医院有血液透析科，具备救治条件但该院却以无透析设备为由未为患者张龙刚进行透析治疗，要求患者转院；被告中心医院收患者张龙刚入院后仍未及时为其确诊并行透析治疗，直至患者张龙刚在入院次日发生昏迷不醒，呼之不应的病危状况下才进行透析治疗，最终因延误治疗导致其肾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为此，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58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之规定，三家医院在为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均存在重大过错，应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伙牌卫生院辩称：1、患者张龙刚入院时主治医师张爱香己向其告病重，本院医疗条件有限，要求其转院治疗，但患者及家属均要求在本院治疗；2、本院主治医师连续两天告知张龙刚，要求其第二天早上不吃早餐，做血生化检查，但张龙刚均未遵医嘱，导致未能及时为其做生化检查；3、本院医师，不存在错误用药的情形。因此，本院在为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襄州医院辩称：患者张龙刚于2016年8月31日下午自伙牌卫生院转入本院治疗，经本院检查，其“肾功能”各项指标严重超标，考虑“尿毒症”，因本院无透析设备，经与患者家属沟通，于当晚转入上级医院治疗，同时，患者转院时情况尚好，为此，本院在为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没有过错，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中心医院辩称：1、患者在入院时，因心肌酶谱过高，不适宜做肾透析，本院对其进行保守治疗，待其各项指标稳定后再为其进一步治疗；2、患者多次转院系急救中心所致，与本院无关。本院在为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二原告之子张龙刚，男，1973年6月26日出生，于2016年8月28日，因“咳嗽伴恶心呕吐半月余”到被告伙牌卫生院检查治疗。经门诊医师检查后，诊断为：1、2型糖尿病；2、急性支气管炎；3、急性胰腺炎；4、糖尿病肾病？。该院向患者张龙刚告病重，并以以上疾病收入该院治疗，该院给予患者头孢哌酮舒巴坦钠3.0g/日静脉滴注，格列比嗪片1次1片、1日3次口服，消渴丸1次5粒、1日3次口服等治疗，2016年8月31日上午10点56分23秒，伙牌卫生院为患者张龙刚做“肾功能”检查，显示：肌酐1709.7umol/L,尿酸1129.1umol/L,尿素73.6mmol/L，血清钾6.61mmol/L，查空腹手指血糖15.1mmoL/L,确诊为：“1、2型糖尿病；2、急性支气管炎；3、糖尿病肾病”，因病情危重，患者于当天转入被告襄州医院检查治疗，襄州医院2016年8月31日下午18点59分“肾功能”检查显示：肌酐1846.1umol/L,尿酸1157.9umol/L,尿素44.73mmol/L，血清钾5.78mmol/L，襄州人民医院诊断“考虑尿毒症”，要求患者张龙刚转上级医院治疗行肾透析治疗。患者张龙刚当晚转入被告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中心医院参考襄州区医院“肾功能”检查结果，诊断为“肾功能异常”收入院，当晚给予患者心电监护，行抗感染、护胃、改善循环、纠正贫血、利尿等对症治疗当晚中心医院对患者张龙刚抽取血清，第二天午9点48分出具血生化检查结果示：尿素81.1mol/L、肌酐1624umol/L、尿酸1044umol/L、葡萄糖0.24mmol/L。2016年9月1日上午８点患者张龙刚出现呼之不应等病危状况，急诊行股静脉置管并行急诊血液透析治疗，2016年9月1日17时55分突发意识丧失，呼之不应，该院予以抢救无效，于当晚18时30分宣布临床死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方申请，本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三被告在对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有无过错、过错与患者张龙刚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类型（过程程度）进行鉴定，得出结论为：上述三被告在对患者张龙刚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患者张龙刚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类型是（过错程度）均为轻微因果关系。原告方为此支付鉴定费22000元。经质证，原告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被告襄州医院、中心医院认为上述鉴定结论依据不足，鉴定得出的结论为三家医院的治疗行为有过错且与张龙刚的死亡后果之间有轻微因果关系，该结论不明确，要求重新鉴定；被告伙牌卫生院认为根据鉴定结论，三被告共同承担责任的比例应为轻微责任，原告主张由三被告全部承担赔偿责任不当。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补充意见函载明：轻微因果关系的理论参与度为10%，三家医院均为轻微因果关系，其共同的过错程度理论参与度应为30%。原告及被告伙牌卫生院、襄州医院对回函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被告中心医院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也在鉴定前组织原、被告各方进行了听证，鉴定结论及补充意见的结果清楚，故对被告襄州医院、中心医院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亦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纳。
另查明，原告张昌根（生于1949年7月3日）与原告郭玉花（生于1948年3月27日）共育有三子，长子张龙刚，次子张龙军，三子张龙波。
张龙刚自2003年4月起至2014年8月在广东省中山市工作，在此期间在该市参加社会保险。其生前未结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参保证明、湖北劲龙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工资表等证据各一份。据此证明对张龙刚的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三被告提出参保证明的截止时间至2014年8月，而湖北劲龙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工资表的证明力不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结合参保证明，采信原告的证据及所要证明的主张。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患者张龙刚因病分别在被告伙牌卫生院、襄州医院、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最终因肾功能衰竭等原因死亡，经本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依据委托人提供的文证资料，结合听证会情况分析认为：被告伙牌卫生院在入院诊断中己考虑到该患者可能存在糖尿病肾病且肾功能检查尚未进行、肾功能情况不明确的情况下，给予其一些肾功能不全患者慎用、禁用的药物，存在用药不谨慎的医疗过错，不排除该过错与该患者肾功能恶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而患者肾功能恶化、衰竭是其死亡原因之一，因果关系类型（过错程度）为轻微因果关系；被告襄州医院对于患者存在的低血糖、心肌酶谱异常等情况，在转院时未给予有效纠正，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转院的风险，与其转入被告中心医院后血糖进一步降低、病情恶化是导致其最终死亡的原因之一，该诊疗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类型（过错程度）为轻微因果关系；被告中心医院存在未及时跟踪患者的血糖检查结果，未及时、有效纠正患者的低血糖，直至次日才有患者的血糖结果的危急值回报，医方对患者低血糖处理、纠正不及时，存在过错，与患者其后血糖进一步降低及病情恶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而患者血糖进一步降低、病情恶化是导致其最终死亡的原因之一，该医疗过错与该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类型（过错程度）为轻微因果关系。并出具鉴定意见为：伙牌卫生院对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该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类型（过错程度）均为轻微因果关系；襄州医院对该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该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类型（过错程度）为轻微因果关系；中心医院在对该患者张龙刚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其未及时追踪患者的血糖检查结果、未及时有效纠正患者的低血糖的医疗过错与该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类型（过错程度）为轻微因果关系；且补充回函认为：轻微因果关系的理论参与度为10%，三家医院均为轻微因果关系，其共同的过错程度理论参与度应为30%。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综合考虑三被告医院的过错程度，结合上述鉴定意见，认定伙牌医院承担10%的责任，襄州医院承担10%的责任，中心医院承担10%的责任。对原告方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依法核定如下：
一、丧葬费27951.5元（上一年度在职工平均工资55903元/年÷2）；
二、死亡赔偿金63778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9元/年×20年）；
三、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张昌根出生于1949年7月3日，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年限为13年，由三个抚养人共同抚养，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21276元/年×13年÷3＝92196元；原告郭玉花出生于1948年3月27日，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年限为12年，由三个抚养人共同抚养，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21276元/年×12年÷3＝85104元；
四、护理费为482.38元（居民服务业标准35214元/年÷365天×5天）；
五、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本院依据三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由三被告各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元，共计15000元；
六、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本院根据张龙刚住院天数，酌定交通费为100元；
七、鉴定费22000元。
综上所述，二原告因张龙刚死亡所遭受的各项损失为880613.88元。对以上精神抚慰金除外的损失865613.88元，根据三被告的过错程度，被告伙牌卫生院应承担赔偿总额的10%，即865613.88元×10%＝86561.38元，加上精神抚慰金5000元，共计金额为91561.38元；被告襄州医院应承担赔偿总额的10%，即865613.88元×10%＝86561.38元，加上精神抚慰金5000元，共计金额为91561.38元；被告中心医院应承担赔偿总额的10%，即865613.88元×10%＝86561.38元，加上精神抚慰金5000元，共计金额为91561.3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张昌根、郭玉花因张龙刚死亡遭受的各项损失：丧葬费7951.5元、死亡赔偿金637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7300元、护理费482.38元、鉴定费22000元、交通费100元，合计865613.88元，由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伙牌卫生院、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分别赔偿10%即86561.38元并各自赔偿5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即三被告各自赔偿的金额为91561.38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
驳回原告张昌根、郭玉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36元，由原告张昌根、郭玉花负担1936元，由被告襄州区伙牌卫生院、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各自负担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 燕
审判员 张 萍
审判员 田国珍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韩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