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3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1，男，196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2，男，1963年7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3，女，1952年9月30日出生，住所地。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4，女，195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5，男，1958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6，男，194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花都区。
上述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学超、苏燕仪，均为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7，男，1950年7月13日出生，住所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水，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某1、宋某6、宋某5、宋某4、宋某3、宋某2因与被上诉人宋某7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宋某1、宋某6、宋某5、宋某4、宋某3、宋某2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宋某7对宋某8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德北路xxx号之一x楼（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同时确认宋某1、宋某2、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6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均由宋某7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宋某7提交的（2009）穗粤广证字第24417号公证书的证明力明显错误。1.广州市公证处无权直接对发生在柬埔寨的收养关系进行确认、公证，收养的条件和手续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经常居住地法律。宋某7与宋某8夫妇是否具有合法的收养关系应根据柬埔寨1959年的法律进行认定，宋某7在柬埔寨没办理任何收养手续。2.公证书记载“宋某8只收养了宋某10、宋某7两兄弟作为养子，而宋某10与妻子骆某1以及其子女均已死亡”，事实上宋某10的妻子名为骆某3，加入越南籍后改名为“骆某2”，并非“骆某1”，目前仍健在并居住在越南，故该公证书所记载的“基础事实”并不存在，且在程序方面违反了《公证法》相关规定，属于无效的公证，无法作为认定宋某7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的依据。二、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同类证据采用不同的认定标准。对于其一方提交的花都居民出具的证言等证据，认为因收养事实主要发生在柬埔寨，故证明力不足；但对于宋某7提交的花都区政府部门及居民出具的证据，却予以认可。三、宋某7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有伪造嫌疑，无法形成证据链条。1.宋某7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柬埔寨金边市证明》、《柬埔寨王国证明》均不是柬埔寨公证部门出具的，且证明内容无任何关于宋某8夫妇收养宋某7的详细信息，如（被）收养人情况、何时收养等。2.宋某7提交的《关系声明》、《死亡证》等均是个人声明，不能单凭个人声明认定其被宋某8夫妇收养。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即公证认证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3.宋某7提交的有狮岭镇中心村村民委员会、狮岭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盖章以及有经济合作社社长签名的《证明》、《证明书》、《证明》，宋某1等已经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此外，宋汝华等八位村民均证明宋某8夫妇与宋某7不具有收养关系。4.涉案房屋是被继承人宋某8以华侨身份买给宋某1等的父亲宋某15，《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的档案资料（宋某15）》可作凭证，以便宋某15及家人迁入广州城区，宋某15及其全家在此居住、管理至今，并非买给宋某7读书，且宋某7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其次，该档案资料系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大塘派出所）及其他政府机构调查后作出。5.宋某7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除伪造大量证据外，明知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在宋某1处保存，却谎称遗失。另外，宋某7填写《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时，宋某8已经死亡，但宋某7却写宋某8夫妇在巴黎市，可见宋某7提供了虚假材料，因为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华侨及其亲人在招工就业方面有优待。四、宋某8夫妇没有亲生子女、养子女、双方父母亦比他们早去世，故不存在第一顺位继承人，其财产应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宋某8五兄弟姐妹中仅有宋某15在宋某8逝世之后去世，故宋某15是宋某8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而宋某1等六位上诉人是宋某15的合法继承人。五、依据一审判决的逻辑，假设宋某8夫妇收养了宋某7和宋某10两兄弟，则仍然健在的宋某10之妻骆某3对涉案房屋亦有继承权，故宋某7凭着继承公证书全额继承涉案房屋无效。另外，本案重审时，宋某1等补充了一些证据，但一审判决并没有予以表述。经核对，一审判决一共遗漏了13项证据，分别是：1.户口簿；2.（2013）粤广广州第201355号公证书-
宋某19《声明书》；3.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已故人员（宋某15）档案；4.宋某20《证明》（2014.4.2）；5.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中心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出具《证明》；6.郑某2、李某1《证明书》以及郑某1的证据，须注意，郑某1与郑某2是同一人；7.宋某10的妻子骆某3现居住于越南的照片；8.骆某3仍珍藏有宋某10及家人的照片；9.骆某3结婚时与家人的合照；10.骆某3与丈夫宋某10及家人的照片、宋某10的照片；11.骆某3珍藏的照片；12.骆某3珍藏的20世纪70年代留下的字条；13.骆某3目前的身份证明材料。
被上诉人宋某7答辩称：1.宋某1等对公证书的异议经过行政复议和诉讼，已被法院驳回。2.柬埔寨王国出具的证明是官方作出的，合法有效，如宋某1等申请撤销文件的效力，可另行起诉。3.其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中，郑某2、李某1于2009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书之所以出现两个名字，是因为笔误，其已经撤回，之后6月4日的证明书才是其正式提交的，应当以此为准，郑某2与郑某1是同一人。4.对于《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的问题，是摘抄的工作人员出现了笔误，其提交了很多份招工表，不能只以一份招工表认定事实。5.关于房产证的遗失声明，其从80年代开始就在维权，宋某1等在宋某7主张权利时才提出诉讼。6.宋某1等称房子是宋某8买给宋某15的，如果是买，则是赠与，不存在继承问题。如果认定继承，按照宋某1等的说法，宋某8没有收养子女，则本案当事人需要增加十几人，因为涉案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毕某2虽然去世，但其妹妹还在世，而其弟弟虽然去世，但他的子女还在世。事实上毕某2一方的亲属都认为涉案房屋应该是宋某7的。
宋某1、宋某6、宋某5、宋某4、宋某3、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宋某1等六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宋某7不享有继承权。
一审法院查明：宋某11和毕某1夫妇共生育宋某12、宋某8、宋某13、宋某14、宋某15共五个子女。涉案房屋原产权人为宋某8（曾用名：宋某9），是宋某8于1957年12月6日向市住宅公司购买上盖权，1989年6月换证登记，2008年9月11日原产权证报遗失。2011年11月20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宋某7名下，由其继承享有全部产权。
宋某1等陈述，宋某11和毕某1夫妇所生育五个子女的去世时间为宋某12（1941年病逝）、宋某8（死于柬埔寨红色高棉战乱期间，推定为1975年至1979年去世）、宋某13（1976年病逝）、宋某14（1972年病逝）、宋某15（2002年7月24日病逝）。宋某7认可宋某11和毕某1夫妇生育了上述五位子女，也认可该五个子女现已全部去世，但对于去世的时间无法确认，仅认可宋某8和毕某2夫妇于1975年至1979年去世，宋某15在2002年7月24日去世。
宋某15的配偶罗某1于2016年9月17日去世。宋某15和罗某1共生育了本案六原告即宋某6、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1、宋某2。宋某7的生父母是宋某14和林某1，其出生在柬埔寨，1965年由柬埔寨来到广州读书。1958年宋某15一家从花都搬到涉案房屋居住至今。
2011年7月29日广州公证处出具（2009）粤穗广证内字第24417号公证书，查明：一、宋某8、毕某3（曾用名：毕某2）于1975年在柬埔寨死亡。二、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夫妻共同财产为座落在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xxx号之x二楼的房屋。三、据宋某7称，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四、根据宋某7提供的材料和调查显示：被继承人宋某8、毕某3夫妇婚后无生育子女。他们收养了宋某10、宋某7两兄弟作为养子。而宋某10与妻子骆某1以及其他子女均已死亡。被继承人的父亲和母亲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五、现宋某7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养子宋某7一人继承，占有全部产权份额。2011年12月20日宋某7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宋某1等认为上述公证书中收养部分的内容是虚假且违法的，向广州市公证处申请进行复查，广州公证处维持了原公证书。之后又就此投诉司法局并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经二审终审均被驳回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申请，向广州公证处调取了（2009）粤穗广证内字第24417号公证书的卷宗材料，包括下列材料：宋某7于2009年12月18日刊登的其是宋某8与毕某2遗产唯一继承人的海外公告、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摘抄的宋某7填写的《职工登记表》、于1980年1月20日填写的《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及《档案中其他资料》（宋某7在上述档案资料中均写明其与宋某8是父子关系，与毕某3是母子关系）、广州市公证处于2011年6月29日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中心村民委员会、黄某1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杨某1所作的调查笔录（笔录上均表明经向老村民宋某18、宋某16询问核实，宋某8与毕某2夫妇收养了宋某7、宋某10及该村民委员会、民政办公室于2009年11月16日出具的关于宋某8家庭情况的证明中的情况是属实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领事馆认证的于2009年12月22日开具的有被告签名的亲属关系证明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中心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于2009年11月16日、2009年12月3日出具的证明两份（主要内容均为宋某8，又名宋某9，毕某2，又名毕某3，两夫妇收养了宋某10和被告，1975年宋某8、毕某2夫妇在柬埔寨死于波尔布特战乱，养子宋某10一家四人均在柬埔寨死于波尔布特战乱，宋某7是宋某8的唯一继承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馆认证的柬埔寨王国于2009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证明宋某7的父亲为宋某8、母亲为毕某2）、郑某1、蔡某1于2009年6月4日出具的证明书、宋厚明、宋某17于2011年4月12日出具的声明书、宋某18、宋某16于2009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明书（主要内容为宋某8，又名宋某9，毕某2，又名毕某3，两夫妇收养了宋某10和宋某7。1975年宋某8、毕某2夫妇在柬埔寨死于波尔布特战乱，养子宋某10一家四人均在柬埔寨死于波尔布特战乱，宋某7是宋某8的唯一继承人）、涉案房屋产权情况表、宋某7于2008年9月11日填写的房地产权证遗失声明、宋某7于2008年9月13日在广州日报上刊登的遗失声明、宋某7刊登的其是宋某8与毕某2遗产唯一继承人的海外公告。宋某1等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
宋某7称：宋某8去世后，其一直就涉案房屋向宋某1等主张权利，1998年3月写信给房管部门要求限制产权，办理房产继承登记后还在涉案房屋门口张贴了公告。宋某1则表示在宋某8、宋某15去世后没有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只是在宋某7要求他们搬迁的案件中发现宋某8五兄弟的死亡顺序，意识到宋某1六人有继承权，故提起本案诉讼。宋某6陈述宋某7于1965年和毕某1、毕某2等几位亲属回到广州，宋某7在广州读中学，1968年去了海南，1976年从海南岛迁回了花都，因此宋某7所陈述其被宋某8收养完全是一面之词。
本案诉讼中，双方还提供了宋某10的妻子骆某3所提供的照片及其身份资料和视频光盘及结婚戒指等证据，宋某7在书面质证意见中对上述照片及视频中的人不认可是宋某10的妻子，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是宋某8、毕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确认由于两人生前均未立下遗嘱，故在两人去世后，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本案争议焦点是宋某7是否为宋某8、毕某2的养子，双方是否具有收养关系。首先，从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和宋某6等人的陈述，宋某7在柬埔寨出生，1965年回到广州读书，1968年去了海南，1976年从海南岛迁回了花都。这一点可以从宋某6的陈述及宋某7本人的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广州市城镇待业人员登记表、职工登记表来作出认定。宋某7于1965年其15岁时回到广州，收养事实更多发生在柬埔寨，因此宋某1等所提供的声明书、证明等证言性证据均是花都当地人所出具，明显证明力不足。其次，宋某7称其是宋某8、毕某2收养的养子，提供了广州市公证处于2011年6月29日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中心村民委员会、黄某1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杨某1所作的调查笔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送领事馆认证的美国马萨诸塞州于2009年12月22日开具的有宋某7签名的亲属关系证明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中心村民委员会和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于2009年11月16日及2009年12月3日出具的证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馆认证的柬埔寨王国于2009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郑某1、蔡某1、宋厚明、宋某17、宋某18、宋某16等人出具的证明书，均证明宋某7是宋某8、毕某2收养的养子，宋某1等对此予以否认，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第三，宋某1等主张（2009）粤穗广证内字第24417号公证书中关于宋某8收养宋某7的内容是虚假的，并向广州公证处申请撤销该公证书，但公证处作出了维持该公证书的决定。之后宋某1又向司法局投诉公证处，并对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且被行政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2009）粤穗广证内字第24417号公证书并未被撤销或推翻，因此能够认定其证明力。第四，宋某1等所提供的骆某3方面的证据，因证人本人未到庭且所证明内容没有补充证据，故证明力不足。与之相反宋某7所提供的两份房产查册表、房地产产权情况表、遗失声明、海外公告等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情况及宋某7于1988年、2008年维权的情况。宋某7本人所书写的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广州市城镇待业人员登记表、职工登记表等档案材料均由其本人记载了亲属身份等信息，证明力较为充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宋某1、宋某6、宋某5、宋某4、宋某3、宋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宋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宋某1等申请骆某、宋某19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骆某到庭陈述：我原名叫骆某3，2013年末加入越南籍改名为骆某，以前是柬埔寨国籍的。我的丈夫叫宋某10，我与丈夫××××年在柬埔寨金边结婚，结婚后因战乱无法保存书面证据，但有当时的结婚照以及结婚戒指为证。宋某10的父亲叫宋某14，母亲叫林某1，两人在我们结婚前就去世了，因此结婚时我是给二伯父宋某8敬茶的，他是长辈。我跟宋某10结婚之前，宋某10在香港读书，我听他说钱是家里资助的，具体谁资助的不清楚。读完书后他在香港做事养活自己，宋某14和家人的经济全是宋某8调动的。后来宋某8叫宋某7回来金边帮忙看店，他就回去和宋某8住。我与丈夫宋某10结婚后居住在普明街××号，这里是我二伯父宋某8的家，我们与伯父宋某8一起居住到1975年，当时他住二楼，我们住三楼，一楼是做生意的，当时我们生活的费用全是宋某8资助的。
我结婚之前没见过宋某7，直到××××年在广州华侨大厦才见到，当时宋某7在海南岛工作，他跟我和丈夫宋某10商量，希望我们跟宋某8商量，通过宋某8的关系将他迁到澳门，实在不行就回广州，但是宋某7没有提及宋某8夫妇是他的养父母。我们回去后也跟宋某8讲了，宋某8说当时回去是他自己要回去的，怎么现在又要调动呢，就没有理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宋某10、宋某7小时候是谁养的，有听宋某10说，宋某7回广州是宋某8安排的。我结婚后一直未曾听说过宋某8夫妇收养宋某7的事情，我丈夫宋某10与二伯父宋某8也只是叔侄关系，没有其他关系了。
宋某19到庭陈述：我1943年出生在柬埔寨，1981年移民加拿大，在柬埔寨时我住在水静华街，与宋某8夫妇、宋某14都比较熟悉，当时宋某8比较有钱，其他兄弟姐妹帮他打理生意。据我所知，宋某8夫妇没收养过任何子女，我只是听他们说宋某7难教，要送出去中国读书。宋某7出国读书的钱应该是宋某8出的，因为宋某8一家比较有钱，叔伯兄弟都是靠他帮的。柬埔寨有过继的传统风俗，但宋某7并未过继给宋某8，因为过继手续会很隆重，会摆酒席以及有政府官员见证。
宋某7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称：不确认骆某的身份，不认识宋某19，对两人的证言均不予确认。
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点是宋某7与宋某8、毕某2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根据双方所作陈述和所举证据，可勾勒出基本案情如下：宋某7与二伯父夫妇宋某8、毕某2在柬埔寨××市共同生活数年，后于1965年在宋某8的安排下回到中国广州，宋某7在广州市的生活、学习均由宋某8资助，直至宋某8、毕某2夫妇在1975年死于波尔布特战乱。一审判决经过对证据和事实的详细梳理和充分论证，认定宋某7与宋某8、毕某2之间存在收养关系，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予一一赘述，现补充分析意见如下：一、宋某7的个人档案资料——《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广州动力机厂的《职工登记表》，以及广州磁性材料厂的档案记录等，虽是出于宋某7自报或本人填写，但是上述资料均属于早期个人档案资料，可信度较高；而且本案纠纷发生之前上述资料即已存在，为了本次诉讼而提前造假的可能性不大；对于本案的待证事项，多处、不同时期的档案记录高度一致，即宋某7与宋某8、毕某2之间存在收养关系。至于宋某7在《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中填写养父母宋某8、毕某2现居住在法国巴黎，与真实情况不符的问题，对此宋某7已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且重要的是，其他亦是由宋某7本人填写的档案资料均记载宋某8、毕某2居住在柬埔寨金边市，与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相符，因此，《知识青年招工推荐表》中上述内容，可理解为一种笔误。至于宋某1等上诉提出，宋某7提供了虚假材料，是因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华侨及侨属在招工就业方面有优待，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一致陈述，宋某7的生父宋某14亦属华侨，因此不存在宋某7为了获得优待而虚报养父宋某8的问题。二、根据《广州市房地产产权情况表》记载，宋某7早在1988年已要求广州市房管局对涉案房屋限制产权转移，即早已主张权利，其后还曾要求宋某1等腾退出涉案房屋，交由其本人管理。另外，宋某7提供的《遗失声明》、海外公告等证据亦能够证明，宋某7为了继承涉案房屋，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维权。相反，宋某1等虽主张涉案房屋是被继承人宋某8以华侨身份买给其父亲宋某15的，但是其一方面对此未能举证证实，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既没有要求办理赠与公证手续，亦没有提起诉讼以主张权利。三、关于郑某2、李某1于2009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书和郑某1（与蔡某1）于2009年6月4日出具的证明书中，郑某2出现两个名字的问题，宋某7已经作出合理解释，郑某2与郑某1是同一人，并已明确表示以2009年6月4日的证明书为准，对此应予采信。综合上述补充分析意见，本院认为足以认定宋某7与宋某8、毕某2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宋某7是宋某8、毕某2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存在的情况下，宋某15对宋某8、毕某2的财产无继承权。
关于宋某10的继承权问题，双方存在争议的一是骆某是否为宋某10之妻，二是宋某10与宋某8、毕某2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宋某1等人主张骆某为宋某10之妻，宋某7对此予以否认。骆某虽到庭陈述其为宋某10之妻，但身份关系不能自认，其提供的戒指并无证明力，而照片均为数十年前的照片，在宋某7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无法得出证人骆某是宋某10妻子的结论，而宋某1等人未能提出其他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第二个问题，现（2009）粤穗广证内字第24417号公证书确认宋某10为宋某8、毕某2养子，亦有生效判决确认该公证书的效力，宋某1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公证，宋某10具有继承权。但因宋某10无第一序位继承人，现有证据未反映出宋某8、毕某2除宋某10、宋某7外还曾收养他人，故宋某7为宋某10的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宋某10的份额应由弟弟宋某7继承，即宋某7可继承涉案房产。
综上所述，宋某1等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宋某1、宋某6、宋某5、宋某4、宋某3、宋某2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慧
审判员 黄文劲
审判员 徐俏伶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 琳
龙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