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4民终23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娟，女，1956年6月28出生，汉族，现住河南省郑州市。
委托代理人：王予生，199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范娟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瑛，女，195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5-1-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小川，男，195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丽春，女，195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范小川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美丽，女，1946年1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邯郸市。
委托代理人：景阳，男，1973年9月7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系范美丽儿子。
上诉人范娟因与被上诉人范瑛、范小川、韩丽春、范美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5）丛民初字第2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范娟与范小川、范瑛是亲兄妹关系，其三人与范美丽系同父异母关系。南关北街5号内3号房屋（平房，使用面积17.3平方米）系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中华房产管理处直管公房。2000年6月15日，邯郸市公安局中华派出所户籍登记及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丛台区南关街5号内3号房屋户主为范娟”。2010年4月19日范娟与中华房管处签订《住房租赁合同》，中华房管处为出租方，范娟为承租方。该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后，范瑛以范娟名义办理南关街5号内3号房屋拆建事宜。2010年4月20日，拆迁人邯郸市丛台区建设局与被拆迁人中华房管处、范娟（范瑛）签订“丛台区城市广场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范瑛在协议书上代范娟签了名。同年4月21日，拆迁人丛台区城建局与被拆迁人范娟又签订两份“补充协议书”，上述三份协议签订后，2010年4月26日，范瑛代范娟签署拆迁补偿审批表，该表载明“被补偿个人范瑛（范娟），补偿项目拆迁补偿，补偿金额458248元”，范瑛在被补偿人处签了名，但被拆迁人身份证一栏粘贴的是范娟的身份证。2010年5月19日，拆迁方开出收款人范瑛，金额为458248元，用途为拆迁补偿费的支票，范瑛将该拆迁补偿费458248元领取。2010年5月22日，范小川从上述拆迁补偿费中拿出144000元给付范娟，之后，范娟要求四被告返还其余拆迁补偿款288000元，四被告拒付，双方争议成讼。
一审另查明，2010年5月22日，范娟与范瑛、范小川、范美丽签订《南关街5号房屋分配协议》，内容为“一、房屋来源，南关街5号（内3号）房产范小川是父亲范炳辉在1982年退休前单位为照顾其子年龄已到结婚年龄，结婚无房所给，实际面积给17.3平方米。86年范小川因照顾二姐范瑛无房，由范瑛居住，1991年因范娟离婚无房，范瑛为照顾其妹范娟，让范娟暂住。95年范娟在无商量的情况下，私自把原属范小川的房产证改为范娟。99年范娟再婚带儿子刘虎到郑州居住至今，拖欠中华房管所房租长达9年之久，属自动放弃。房管所将范娟房产收回，转入杨随芳名下9年之久。2010年4月政府为了建丛台区城市广场，拆迁其户，才知在范娟名下的住房己改为新房主杨随芳，为了范家的房产，范家姐妹兄弟据理相争，房证产权于2010年4月20日予以纠正。因房产属于范小川财产，范小川为了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永远的怀念，做出以下房产分配方案。二、房产拆迁补偿款总计为458228元。1、冲减因要房支出部分：（1）补交所欠房租4600元；（2）给春喜奖励10000元；（3）请客送礼4000元；（4）其它支出2000元；（5）给母亲买墓地5000元；（6）给父亲修坟5000元；（7）给姨奖励7000元。支出合计：37600元，结余：42万元。三、分配计划如下：1、范小川8.4万。2、韩丽春8.4万。3、范瑛8.4万。4、范娟8.4万。5、范美丽8.4万。合计：42万。注：范小川考虑其三姐范娟个人家庭困难，为念兄弟姐妹之情，范小川，范瑛，范美丽各拿出2万元资助范娟。四、实际分配：范小川6.4万元，韩丽春8.4万元，范瑛6.4万元，范美丽6.4万元，范娟14.4万元，合计：42万元。此分配方案各自无争议，为最终分配方案，各自永不得反悔。2010年5月22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案中，范瑛代范娟领取了458248元拆迁款后，与范娟、范小川、范美丽签订了《南关街5号房屋分配协议》，对该拆迁款作了具体分配，虽然范娟未在协议上签字，但该协议上有范娟按捺的手印，故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范娟主张签订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时与范小川因签订另一个证明而在两张纸上按了手印。范娟并未向法院提交该证明，且《南关街5号房屋分配协议》一共三页，范娟虽未在前两页签字，但该协议每一页均编有页码，且该协议第三页上有“此分配方案各自无争议，为最终分配方案，各自永不得翻悔”表述，故对范娟的诉请，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范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鉴定费2000元，共计7620元，由范娟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范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主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四被上诉人支付拆迁款28.8万元；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上诉理由为，1、拆迁时是范娟委托范瑛办理的拆迁手续，如果没有委托，丛台区建设局为何会把45万元打入范瑛账户。被上诉人提交的假委托书全是范美丽字体，左下角又添加了一句：请把所有补偿款打入范瑛账户，范瑛身份证号：。该假委托书不是我写的那一份，我没有写范瑛的身份证号码和“请把所有补偿款打入范瑛账户”的内容。范瑛对其接受范娟委托，签订拆迁协议，领取拆迁款当庭予以承认。2、被上诉人提交的邯郸市第六中学的证明一份、房管局租金收据一份、徐淑芹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争议房产是父亲范炳辉承租的房产，三份证明都是假证明，不应认定。3、根本不存在《南关街5号房屋分配协议》，我没有这个协议，如果签了协议，我就不会去范小川工作的第四中学去闹事。我是在范小川写好的两张纸的“约定”上按个手印，最后一张近乎白纸，我在两张纸上都按了手印。“约定”的意思是范小川主持为我买个小房子，先把零头14.4万元给我，××。当时车里只有我、我儿子刘苁、范小川三人，按手印时车颠了一下，手印是三瓣个。范小川称有三份原件，但对方拿不出来，后称找不到了。拆迁安置费是支付给我的，不是给被上诉人的。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四被上诉人还我28.8万元，并支付利息。
四被上诉人答辩称，1、南关街5号房屋使用权本属范小川，系父亲范炳辉为儿子范小川申请的承租公房。1982年前后，因范小川结婚无房，范炳辉从单位申请获得该房屋租赁权而承租居住，期间范小川还在此处另外盖了一间小房子。1990年前后，范小川为照顾二姐范瑛住房困难而暂借由其居住，几年后因范娟离婚无房，又借给范娟使用。此后范娟擅自将此房改为自己名下承租。2000年后，由于其长期在外生活，此房被违规转入杨随芳名下承租。根据户籍卡，范娟2000年6月15日才迁入地址。2010年4月中旬，本区域旧房拆迁，拆迁人员找到范小川，才发现该房已归他人，范家姐弟一起维权，范瑛一次性缴纳了8年房租4600余元才将此房租赁权恢复。又因为拆迁日期很紧，只有两三天时间，已经没有时间恢复到最初权利状态，只能以范娟名义订立拆迁方案和领取补偿款。范瑛只是在这个限定条件下，作为范娟的名义受托人办理了全部拆迁手续。在维权、获得拆迁补偿资格方面，范娟没有任何作为，对范家代表作出的各项处理当时也完全没有异议。与拆迁人谈判和拆迁协议书签署、垫付多年拖欠房租等费用，全部是范瑛等答辩人办理的。补偿款受领后，为了避免争议，各方于2010年5月22日订立了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方案，并在当天按照此方案内容进行了分配。范娟声称南关街五号房产系她于1979年从房管所承租，实际直到1989年6月该房尚在范炳辉名下。答辩人提交的邯郸市六中《租金收据》足以证明。
2、范瑛、范小川、范美丽与范娟于2010年5月22日签订的《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方案》真实有效的。范瑛、范美丽、范小川均认可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范娟虽八个月后矢口否认，但根据司法鉴定结果，手印系其个人所按，结合范娟起诉状、庭审笔录及其所提交的相关材料，范娟承认曾经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按手印，只是称签署文件的内容不同而已。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范瑛领取拆迁款45万余元后，各方就达成了分配方案，扣除前期垫付费用和给父母修坟买墓地等费用，余款42万元在各姊妹间分配完毕。房产分配方案内容完整连贯，真实有效，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证明本案系拆迁款分配争议，而不是委托合同纠纷。
3、范娟称其签署的是委托范小川买房的证明，不是事实。
财产分配方案最后一页有42万元总数和“此分配方案各自无争议，为最终分配方案，各自永不得翻悔”字样。范娟自称的所谓委托买房证明或其他什么文件，与书证本身相矛盾，范娟签字摁手印的文件是打印件，根本不是手写件，签字栏是四个人，范娟与范小川中间还隔着其他人，不可能后加且整齐不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关于范瑛、范小川、韩丽春、范美丽在一审中分别提交的《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协议》和《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方案》的相关情况，本院询问了被上诉人范小川，其称2010年5月22日双方签订的是《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方案》，在第一次一审开庭前，根据律师意见，认为把方案改成协议更合适，故将标题换了协议两个字，第一页上加了个95年时间，第二页重新打印过，第三页用的是方案第三页，鉴定机构鉴定的是协议；房产分配方案是完整的，前后一致，我方认为协议和方案的内容基本一致；房产分配方案一共三份，范瑛、范美丽各有一份，她们是在我和范娟签字后两三天才签的字，现在暂时找不到，范娟手里没有房产分配方案，她拿了钱就走了。
邯郸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协议》第三页签名笔迹和指纹分别进行了司法鉴定，其中，签名鉴定结论为：日期为2010年5月22日，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协议第三页签约人处签名“范娟”的笔迹不是范娟所写。指纹鉴定结论为：2010年5月22日“协议”签约署名范娟处的指纹是范娟右手食指所留。
二审另查明，南关街5号房产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后，范娟委托范瑛办理拆迁事宜。2010年4月20日的书面委托书的内容为：“因身体有病，不能亲自前去办理房产相关事宜，特授权委托范瑛前去办理南关街5号内3号范娟房产的相关事宜，并注明把所有补偿款打入范瑛账户，范瑛身份证号，范娟身份证号130403195606280020”。范娟除对“所有补偿款打入范瑛账户，范瑛身份证号：”的内容有异议外，对其他内容认可。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1年7月20日，范娟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范瑛违反委托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将替我领取的拆迁款28.8万元如数返还给我。故本案应为委托合同纠纷。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范娟作为南关街5号内3号房产的承租方，在拆迁过程中，委托范瑛办理该房产拆迁的相关事宜，范瑛对范娟的委托予以接受，并以代理人的身份代范娟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领取了拆迁补偿款458248元。范娟与范瑛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范瑛作为受托人，在处理完委托拆迁事宜之后，应当将其代领范娟的拆迁补偿款458248元给付范娟。范小川、范美丽、韩丽春不是范娟的委托代理人，不应承担给付拆迁补偿款的责任。
被上诉人范瑛、范小川、韩丽春、范美丽辩称，拆迁补偿款已分配完毕，在诉讼中先后提交了《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协议》和《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方案》。经鉴定，《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协议》第三页指纹系范娟右手食指所留，签约人处签名的笔迹不是范娟所写。该分配协议共计三页，但主要内容在第一页和第二页，前两页各方均没有签名，也没有按手印，范娟对该协议的前两页内容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范小川也承认《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协议》前两页有改动，故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协议》前两页是范娟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被上诉人范瑛、范小川、韩丽春、范美丽提交的《南关街5号房产分配方案》，本院认为，四被上诉人该主张属于拆迁补偿款分配纠纷，与本案委托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如有争议可另行主张。综上，范娟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5）丛民初字第2486号民事判决；
二、范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范娟拆迁补偿款288000元。
三、驳回范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鉴定费2000元，共计76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均由范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国华
审 判 员 徐世民
代理审判员 贾梅录
二０一六年二０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