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04民初447号原告：朱练彬，男，1973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原告：邓向荣，女，1973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福，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所地合肥市绩溪路2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48500565-0。法定代表人：梁朝朝，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旭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练彬、邓向荣与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练彬及朱练彬、邓向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福、张敏，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旭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练彬、邓向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医疗费10000元、护理费19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营养费480元、交通费1000元、丧葬费29551元、死亡赔偿金583120元、鉴定费6450元共计634145元中的30%即190243.5元；2、判令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8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11日，原告邓向荣因“妊娠31+1周G5P1，阴道流液2小时”入被告处待产，专科检查：宫高31cm，腹围86cm，胎方位：LOP，胎心126次/分，宫缩无，先露头，胎膜已破，宫口未开。估计胎儿大小2400g。结合前期辅助检查，入院诊断：1、晚期妊娠状态（28周以后），妊娠31+3周，G5P1；2、胎膜早破；3、边缘性前置胎盘不伴出血；4、瘢痕子宫（剖宫产史）。9月14日复查B超示胎儿BPD85mm，FL58mm，胎方位LOT，胎心135次/分，胎盘位置：后壁，（下缘部分遮盖宫颈内口），成熟度Ⅰ+级，羊水指数：几无羊水，S/D2.3，心电图示正常。于9月14日在连硬外麻醉下行再次子宫下段剖宫产+双侧输卵管结扎术，当日16：48以LOA位助娩一女婴（本案死者朱佩瑾），即刻评分8分-10分，体重1680g。原告之女因早产立即转入被告儿科。入院诊断：1、早产儿；2、低出生体重儿；3、母体胎膜早破新生儿。病程中无气促、紫绀、呻吟、口吐白沫等，入院后予完善相关检查、保暖、心电及氧饱和度监护、静脉补液、营养脑细胞等处理。原告之女在被告处新生儿科治疗半个月后，即2016年9月29日19：34，被告新生儿科电话联系原告，告知其女突发病情恶化。被告死亡记录上显示9月29日下午4时左右，朱佩瑾突发青紫，氧饱和度下降，反应差，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1.06（10?9/L），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73.64（%），淋巴细胞百分比23.94（%），血红蛋白178（g/L），红细胞比容52.00（%），平均红细胞体积103.6（fI）……考虑败血症，予以对症治疗，后原告之女反复出现紫绀、氧饱和度下降，且呼吸微弱，心率下降，被告予正压通气、胸外按压等，朱佩瑾反应无好转，9月30日00：30突然出现心跳骤停、氧饱和度下降，经抢救无效，朱佩瑾自主心跳无恢复，心电监护提示一条直线，宣布临床死亡。由于被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于低出生体重儿没有做好院内感染的防范措施，致新生儿住院期间血液细菌感染；也未及时进行相应检查，早期确诊，造成原告之女感染加重形成败血症死亡的后果发生。且被告在新生儿病情恶化时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即原告，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被告的一系列过错，严重侵犯了原告之女的生命权，同时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5条、第57条、第58条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朱练彬、邓向荣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证明：原告合法的主体资格及城镇居民身份。证据2、产科入院记录、产时记录，证明：产妇邓向荣于2016年9月11日入院被告处，于9月14日进行剖宫产产下原告之女的事实；原告之女出生时评分正常。证据3、儿科入院记录、死亡记录，证明：被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于低出生体重儿没有做好院内感染的防范措施，致新生儿住院期间血液细菌感染；也未及时进行相应检查，早期确诊，造成原告之女突发败血症死亡的后果发生，有过错。证据4、手机通话记录，证明：被告在新生儿病情恶化时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即原告，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证据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原告之女（朱佩瑾）在被告处死亡的事实。证据6、安医大一附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新生儿患者（邓向荣之女）的讨论意见，证明：被告自身讨论认为其在本医疗事件中责任参与度仅为13.5%，双方为此没有达成一致协商处理意见。证据7、预缴金收据，证明：原告之女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所花费的医疗费用金额。证据8、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原告之女的死亡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为此花费的鉴定费数额。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辩称：关于本诊疗过程。朱佩瑾是因为出生后半小时入院，因为早产等原因转入新生儿科，入院诊断为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母体胎膜早破新生儿，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并给于新生儿特级护理等治疗，当时即下达病重通知，患者家长已了解病情并签字，在治疗期间病情有所好转，直至2016年9月29日上午查房朱佩瑾吃奶及反应均正常，当日13时朱佩瑾吃奶稍有减少，无呕吐、腹胀、体温、心电、氧饱和度无异常，医生给予密切关注，至16时朱佩瑾反应转差，并拒奶，考虑新生儿败血症等，立即给予检查及相关检验，当日19：44血常规等检验结果出来后朱佩瑾的败血症可以临床确诊，医生立即通知家属，下达病危通知，至9月30日0：30朱佩瑾呼吸、心跳停止，经多次心肺复苏未能恢复，宣布临床死亡。在诉讼过程中，为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我方提交了朱佩瑾的住院病历，并申请了司法鉴定，履行了举证义务，鉴定意见书基本肯定了我院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朱佩瑾的自身体质差，生活能力低下，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对于原告的变更诉请，责任比例明显过高，具体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不能与其实际损失相一致，请求法院依法公正裁判。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证据1、2016年9月14日至2016年9月30日朱佩瑾的住院病案一册，证明：诊疗过程以及诊疗行为基本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延误告知病情、病情变化重视不足等问题。经审理查明：患儿朱佩瑾胎龄31+4周，因“孕母疤痕子宫、胎盘低置、胎膜早破4天”于2017年9月14日16:48予剖宫产娩出，Apgar评分8分-10分，BW1680g；因“早产、生活力低下0.5小时”，于2016年9月14日17：13入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病区，入院诊断：1、早产儿；2、低出生体重儿；3、母体胎膜早破新生儿。2016年9月30日02:30的抢救记录载明：OO：30朱佩瑾突然出现心跳骤停、氧饱和度下降。立即予胸外按压、肾上腺素多次静推，碳酸氢钠纠酸、扩容，朱佩瑾自主心跳无恢复，心电监护提示一条直线，急诊床边心电图提示心跳停搏，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母体胎膜早破新生儿、新生儿脑损伤、新生儿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被告于2016年9月29日17：21下达病危医嘱，《病危通知书》显示朱佩瑾亲属签字时间为当日22：22。合肥市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死者邓向荣之女（朱佩瑾），死亡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死亡原因为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播散性血管内凝血。合肥市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载明：逝者朱佩瑾，于2016年10月6日送入馆，其遗体于2016年10月6日在我馆火化。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原、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下列事项：1、被告对朱佩瑾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2、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朱佩瑾的死亡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3、如有因果关系，则医疗过错参与度如何？2017年10月1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7】病鉴字第2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载明：1、关于死因被鉴定人朱佩瑾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现就目前所掌握材料对其死亡原因分析如下：朱佩瑾，胎龄31+4周，因“孕母疤痕子官、胎盘低置、胎膜早破4天”予剖宫产娩出，Apgar评分8分-10分，BW1680g，生后生活力低下，以“早产、生活力低下0.5小时”，于2016年9月14日收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查体：R45次/分，双肺呼吸音稍粗糙，HR140次/分，律齐，心音正常，吸吮、觅食反射稍减弱。9月20日血检炎症指标均正常，头孢孟多预防感染疗程已到，予停用。9月29日朱佩瑾下午4点左右发生青紫，氧饱和度下降，反应差，查体见朱佩瑾面唇紫绀，R64次/分，双肺呼吸音低，心率178次/分，心音低，腹膨，肝肋下2cm，质中，结合朱佩瑾有胎膜早破四天的病史，考虑败血症可能，嘱美罗培南抗感染、头罩吸氧、丙种球蛋白支持、盐水扩容、多巴胺改善微循环治疗，20：50再次出现紫绀、氧饱和度下降至30-40%之间，且呼吸微弱，心率下降后抢救无效，于2016年9月30日死亡。上述病程表明，朱佩瑾系在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基础上发生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及DIC，终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2、关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行为被鉴定人朱佩瑾系31+4周早产儿，因“母疤痕子官，胎盘低置，胎膜早破”剖宫娩后，无窒息抢救，体重1680g，因早产、生活能力低下住院，入院时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无感染指征，入院后出现严重感染，符合院内感染。由于朱佩瑾属于小胎龄的早产儿，免疫功能低下，故其院内感染仍属难以避免并发症的范畴。因朱佩瑾有胎膜早破病史，存在宫内感染的风险，医方予以头孢孟多预防感染处理符合诊疗规范，在头孢孟多预防性应用7天且血培养结果阴性的前提下，予以停用未见明显违反医疗常规。朱佩瑾病情变化后，医方采取包括机械正压通气、对症支持等抢救措施未见明显不妥。朱佩瑾自身体质差、生活能力低下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然而，经全面审阅病史，发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对朱佩瑾的诊疗行为中存在以下不足(医疗过失)：(1)对感染的监控措施不足朱佩瑾属小胎龄早产儿，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引起感染乃至严重的感染并发症。故应在诊疗期间密切观察，特别是2016年9月20日停用抗生素后，应定期及时监测感染指标(如白细胞计数、超敏CRP等)，以便尽早采取相应措施，审阅病史，医方在此方面存在不足。(2)对病情变化重视不足根据病历材料，朱佩瑾入院后经对症治疗病情一直稳定，2016年9月29日下午13时，护理记录记载“腹膨，停喂一次”，未见特别关注，至当日16：30经皮氧饱和度降至75%，朱佩瑾颈部及全身青紫，予刺激、吸氧后好转，仍未见进一步诊疗措施，直至17：08方予以急查血常规、CRP等，17：21予以应用抗生素美罗培南、丙种球蛋白等。上述表明医方对于朱佩瑾的病情变化重视不足，存在一定程度的延误。(3)对病情变化告知不及时病历材料显示，医方于2016年9月29日17：21即下达病危医嘱，而《病危通知书》显示患者亲属签字时间为当日22：22，结合双方提交的有关材料分析，医方存在告知不及时的过错。3、关于医疗过失行为参与度评定参与度评定的依据应遵循法医学因果关系判定准则，在法医学鉴定实践中，参与度评定尚属于学理性探讨内容，参与度大小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鉴定人对于参与度的评定仅为供审判参考的学术性意见，而非确定审判赔偿程度的法定依据。就本例而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对朱佩瑾的诊疗行为中存在对感染的监控措施不足、对病情变化重视不足和告知不及时的过错，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考虑到朱佩瑾自身体质差和病情变化不典型等客观不利因素，我们认为医方的上述过错在朱佩瑾的死因构成中属次要因素，建议参与度为20%-30%。鉴定意见：朱佩瑾系在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基础上发生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及DIC，终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对朱佩瑾的诊疗行为中存在一定过错，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参与度为20%-30%。原、被告为此均支出鉴定费6450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证据1～8，被告提供的证据1在卷证实。本院认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对朱佩瑾诊疗过程中的初步诊断、治疗方案及前期检查治疗告知程序符合临床诊疗要求。但朱佩瑾属小胎龄早产儿，免疫功能低下，诊疗期间容易引起感染乃至严重的感染并发症，应在诊疗期间密切观察，但被告在2016年9月20日停用抗生素后，未定期及时监测感染指标，对感染的监控措施存在不足；朱佩瑾入院后经对症治疗病情一直稳定，2016年9月29日13时朱佩瑾病情发生变化后，被告未进一步采取诊疗措施，对于朱佩瑾的病情变化重视不足，存在一定程度的延误；2016年9月29日17：21被告即下达病危医嘱，而《病危通知书》显示朱佩瑾亲属签字时间为当日22：22，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及时告知朱佩瑾病危的情况，被告存在对朱佩瑾的病情告知不及时的过错。综上，被告的过错与朱佩瑾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综合案情及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本院确定被告的医疗过错参与度为30%，被告依法应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的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按照安徽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29156元，20年计算，为583120元（29156元/年×20年）；丧葬费，按安徽省2016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9102元、6个月计算，为29551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交通费1000元，因未提供交通费发票，结合案情，本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原告确因朱佩瑾死亡遭受精神损害，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本院确定为25000元。鉴定费12900元，原、被告各支出6450元，鉴于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与朱佩瑾自身病情及被告的医疗行为均有一定关联，本院确定双方支出的鉴定费由各自承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10000元，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护理费19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营养费480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朱练彬、邓向荣因医疗损害造成的各项损失：死亡赔偿金583120元、丧葬费29551元及交通费500元，合计613171元，由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赔偿183951.3元（613171元×30%），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赔偿原告朱练彬、邓向荣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本案鉴定费12900元，由原告朱练彬、邓向荣负担6450元（已支付），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担6450元（已支付）；四、驳回原告朱练彬、邓向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354元，由原告朱练彬、邓向荣负担823元，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担453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静筠人民陪审员  韦章树人民陪审员  张 浩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素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