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6民终182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云钦，男，1988年5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现住镇远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省镇远县第二制鞋厂，住所地镇远县舞阳镇和平街***号。
法定代表人申治祥，系该厂厂长。
一审第三人李秋平，男，196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镇远县。
一审第三人李秋成，男，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镇远县，现住镇远县。
上诉人李云钦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镇远县第二制鞋厂、一审第三人李秋平、李秋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镇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镇民初字第00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云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李大顺、李秋成、李秋平之间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职工利益系认定事实错误。相应地，适用法律也即存在错误。上诉人与李大顺并不构成恶意串通。在李大顺看来，当其支付了近40万元的对价后，即实际上已取得了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应土地的使用权，后面只是需通过有关行政相关部门完善过户登记手续而已。至于李大顺与李云钦签订的《卖房契约》，则是办理过户登记所需依据，与被上诉人并无关联，该行为性质与赠与无异。该购房款也已经作为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量化发给了被上诉人职工，无论是被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的职工的合法权益均没有受到损害，因此，从主观讲，上诉人、第三人、李大顺并无相互串通的主观恶意和目的，其行为也就不可能构成恶意串通，从证据上看，无论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还是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未证明被上诉人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损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存在恶意串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且没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此外，被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并未主张恶意串通，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法院中立要求，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恶意串通属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背公序良俗，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事实上，被上诉人的职工在买断工龄的申请书中，绝大部分都提到，厂里开了职工会议，李大顺厂长在会议上宣布了有关国家政策，以及厂里的改制方案均表示同意买断工龄的支付标准。这就说明，尽管没有职工代表大会的书面决议，但实质上是通过了全体职工讨论同意的。本案在无法找到职工代表大会的书面决议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必须提供书面决议才作出有利于上诉人的裁判，显然过于机械。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争议，因李大顺没有支付职工买断工龄款项的义务，应适用房屋买卖的有关法律予以衡量，而不能以改制政策或集体企业的管理规范予以规制。至于李大顺与上诉人之间的〈房屋契约〉，本质上是买受人一方内部的赠与或分配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审理的核心和方向发生错误，作出《房屋契约》无效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纠正。
贵州省镇远县第二制鞋厂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贵州省镇远县第二制鞋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第二制鞋厂与被告李云钦签订的《卖房契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镇远县制鞋厂的18名职工于1983年1月从镇远县制鞋厂分离出来，于1983年1月24日经核准登记成立第二制鞋厂，资金来源于该18名职工在承包期间创造的利润15000多元，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厂长是李大顺（于2010年7月8日死亡）。1984年10月22日，第二制鞋厂以19000元的价格从张成仁处购买了坐落在镇××县××镇××及附属建筑物作为厂房，后经批准修建砖木结构两楼一底的厂房一幢，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四至为：东抵粮油公司出入巷道水沟，南抵粮油公司水沟，西抵陈守智宅土墙脚，北抵公路。经第二制鞋厂提交报告更换领导班子，1990年3月6日，镇远县轻工业局批复由申治祥任厂长，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对该厂人、财、物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权指挥。1996年，第二制鞋厂停止生产，1997年5月12日，镇远县轻纺工业局下发镇轻纺字（1997）第17号文件，决定由李大顺担任第二制鞋厂厂长，但并未明确厂长的具体职权。此后第二制鞋厂由李大顺经营管理，但没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至今该厂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申治祥。1997年10月至2004年4月期间，部分职工先后提交退职报告申请退出第二制鞋厂。2001年1月至2008年3月，部分职工从李大顺手中领取了买断工龄费用。但第二制鞋厂没有向当时的主管部门提交过改制方面的申请、方案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等材料，也没有关于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厂房及附属建筑物转让的相关会议记录。
2004年5月18日，李大顺以第二制鞋厂的名义与被告李云钦（系李大顺的孙子）签订一份《卖房契约》，约定以30万元的价格将属于第二制鞋厂所有的位于镇远县舞阳镇和平街108号房屋一幢及附属建筑构造转卖给李云钦，该房屋及附属建筑构造的四抵为：前靠公路，后抵县粮油公司水沟，左抵陈家私宅，右抵粮食局宿舍楼。该《卖房契约》中的买方是李云钦，李云钦对契约内容虽知情，但因当时李云钦是学生，故签订协议时李云钦并不在场，在场签订协议的人只有李大顺及其儿子李秋成（李云钦的父亲）、李秋平（李云钦的叔叔），买方签字部分的“李云钦”是李云钦的叔叔李秋平代签，在签订协议时，第三人李秋平、李秋成知道厂房及附属建筑物是集体性质。后李云钦及其家人到国土部门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取得了镇国用（2004）第02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第二制鞋厂在知道李云钦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向镇远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李云钦持有的镇国用（2004）第02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镇远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告知第二制鞋厂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要求予以撤销。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因复议机关认为在《卖房契约》效力未定的情况下处理颁证行为的时机不成熟，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第二制鞋厂与被告李云钦于2004年5月18日签订的《卖房契约》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所涉卖房契约中的厂房及附属建筑物是属于第二制鞋厂的集体财产还是属于李大顺的个人财产的问题。第二制鞋厂1983年1月24日成立时的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集体企业的公共积累，归本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根据上述规定，第二制鞋厂在未改变集体企业的性质之前，该厂的公共财产均应该属于集体所有。现被告主张第二制鞋厂的职工已经申请从第二制鞋厂退股并从李大顺处领取了相应的买断工龄款，第二制鞋厂的厂房和附属建筑物的所有权应当属于李大顺。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镇远县轻纺工业总会1997年10月29日组建轻纺系统改制领导小组，并将文件下发给包括第二制鞋厂在内的轻纺系统企业，也有部分职工提交退职报告申请退出第二制鞋厂，但被告并没有提供当年第二制鞋厂进行改制的相关资料。经查，原镇远县轻工业局未收到过第二制鞋厂改制方面的申请、方案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等材料，也未有行文改变原告的集体企业性质，未发现原告进行过清产核资，现在第二制鞋厂的性质仍然为集体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轻工业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企业的合并、分立、终止或其他重要事项，须经本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企业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企业发生合并、分立、终止等行为时，须进行资产清理和评估、财务审计，防止集体资产的流失。”根据上述规定，没有证据证明第二制鞋厂已经由集体企业改制成为个人企业或者其他性质的企业，虽然部分职工提交了退职申请，也在李大顺处领取了所谓的买断工龄款，但这些行为并不能证明全体职工已经同意通过买断工龄款的方式将企业所有的财产与李大顺进行了交换，李大顺也并没有因为支付买断工龄款的行为而取得本属于集体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故该厂的财产仍然属于集体财产。综上，对于被告提出第二制鞋厂的厂房和附属建筑物的所有权应当属于李大顺的辩论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制鞋厂与李云钦签订的《卖房契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规定：“集体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第二十八条规定：“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三）审议厂长（经理）提交的各项议案，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根据上述规定，集体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应当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决定。具体到本案中，第二制鞋厂厂房及附属建筑物的转让问题，应当属于该厂有关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按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由厂长提交议案后，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决定。从查明的事实来看，1997年5月12日以后，李大顺虽是该厂厂长，但并没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第二制鞋厂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申治祥，李大顺作为厂长，对该厂仅仅享有经营管理权，而没有财产处分权。李大顺在任厂长期间，对于该厂厂房及附属建筑物的转让问题，没有向职工（代表）大会提交过相关议案，也没有经过职工大会审议决定。因此，李大顺在没有经过职工大会审议决定的情况下将集体所有的厂房及附属建筑物转让给李云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对于集体企业重大问题需要由职工大会审议决定的强制性规定。如前所述，李大顺并没有因为支付买断工龄款的行为而取得本属于集体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第二制鞋厂的财产仍然属于集体财产。通过查明的事实来看，在签订协议时第三人李秋成、李秋平知道厂房及附属建筑物仍是集体性质，而买卖契约的签订只有李大顺及其儿子李秋成、李秋平在场，没有证据证明契约中约定的30万元购房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买卖行为取得了第二制鞋厂全体职工的同意或者追认。李大顺在未经职工大会审议决定的情况下将集体所有的厂房及附属建筑物与明知该厂房及附属建筑物仍属于集体性质的李秋平、李秋成进行了买卖和转让，侵害了原告第二制鞋厂的集体利益及其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从签订协议主体之间的关系、交易价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以及签订协议时双方对财产性质的知晓程度等可推定李大顺与李秋平、李秋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制鞋厂与被告李云钦签订的《卖房契约》应属无效。
综上所述，李大顺在担任第二制鞋厂的厂长期间，未经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同意，与其儿子李秋平、李秋成恶意串通，将第二制鞋厂的集体财产厂房及附属建筑物转卖给自己当时未满十六周岁的孙子李云钦，李大顺及其儿子李秋平、李秋成、孙子李云钦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第二制鞋厂的集体利益以及该集体企业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故该转让行为应属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轻工业实施细则》第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第二制鞋厂与被告李云钦2004年5月18日签订的《卖房契约》无效。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告李云钦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对第二制鞋厂与李云钦签订的《卖房契约》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规定：“集体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第二十八条规定：“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三）审议厂长（经理）提交的各项议案，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之规定。首先，本案中第二制鞋厂在处理集体财产即厂房及附属建筑物的转让问题时，未按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由厂长提交议案，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决定，《卖房契约》的签订违反上述条例的程序规定。其次，1997年5月12日以后，李大顺虽是该厂厂长，但并没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第二制鞋厂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申治祥，李大顺作为厂长，对该厂仅仅享有经营管理权，而没有财产处分权。故李大顺以第二制鞋厂的名义，处分该厂厂房及附属建筑物的行为超越管理权限，且事后未得到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追认，其处分行为无效。再次，李大顺在没有经过职工大会审议决定的情况下将集体所有的厂房及附属建筑物转让给李云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对于集体企业重大问题需要由职工大会审议决定的强制性规定。李大顺并没有因为支付买断工龄款的行为而取得本属于集体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第二制鞋厂的财产仍然属于集体财产。第三人李秋成、李秋平作为李大顺之子应当知道厂房及附属建筑物属集体财产，在李大顺未经职工大会审议决定的情况下仍与其进行买卖和转让，侵害了第二制鞋厂的集体利益及其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故一审法院从签订协议主体之间的关系、交易价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以及签订协议时双方对财产性质的知晓程度等推定李大顺与李秋平、李秋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并认定《卖房契约》无效，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认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同时，第二制鞋厂的厂房及附属建筑物属集体财产，李大顺无权以该厂名义赠与上诉人，故对上诉人认为《卖房契约》的行为性质与赠与无异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李云钦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琴
审判员 罗安松
审判员 王 珺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