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2民特287号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李艳，女，1964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涛，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刘国富，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涛，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苏州市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为ＸＸ。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胜，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李艳、刘国富与被申请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捷富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艳、刘国富称，一、仲裁庭组成人员与案件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本案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李艳、刘国富与捷富公司股权回购纠纷一案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仲裁。本案的首席仲裁员刘歌由贸仲委指定。贸仲委对其指定的首席仲裁员的社会职业、身份等信息并未向申请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披露。庭审中，刘歌亦未对其作为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职业身份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庭后，李艳、刘国富通过其他渠道得知刘歌的身份。而李艳、刘国富与捷富公司股权回购纠纷的起因便是李艳、刘国富未在双方约定的2015年6月底完成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的上市。《股东协议》约定，捷富公司负责主导目标公司的上市工作，其中包括在目标公司上市前期准备过程中对相关律师事务所的选聘。捷富公司指定选聘了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为目标公司的上市提供法律服务，但根本目的是为借助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的成功案例及相关业绩来辅助目标公司完成上市所需的法律服务。这表明捷富公司与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双方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刘歌恰好是该律师所律师，同时李艳、刘国富已将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就目标公司上市所涉法律服务的相关费用予以支付。而捷富公司的仲裁请求如得到支持，则变相导致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无需就目标公司的上市再行提供任何法律服务，同时其收取的高额服务费用也无需退还给李艳、刘国富。刘歌作为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不排除为本所利益而做出倾向于捷富公司请求的裁决结果。鉴于上述原因，李艳、刘国富认为刘歌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与捷富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必然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在第一次庭审后李艳、刘国富提出了对刘歌的回避申请，提出了书面意见。正是因为仲裁庭收到回避申请后，刘歌才披露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参与了有关目标公司的法律业务。而仲裁庭以李艳、刘国富未对刘歌提出回避请求为由决定继续由其担任首席仲裁员，对于仲裁庭的上述决定，李艳、刘国富毫不知情。仲裁庭并未对李艳、刘国富提出的对刘歌的回避申请出具任何书面答复，而是直接在裁决书中做出违背客观事实的表述。李艳、刘国富认为本案的首席仲裁员所在律师事务所与捷富公司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且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已实际介入了目标公司上市的法律事务中，与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进而导致首席仲裁员与案件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不应参与本案的审理，故本案仲裁庭的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另，捷富公司曾于2016年3月31日向贸仲委仲裁院邮寄补充证据，仲裁庭接受该证据并向李艳、刘国富转寄，但对于李艳、刘国富亦于同日提交的证据，贸仲委仲裁院却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予以退回，该仲裁程序违法。且李艳、刘国富也未收到捷富公司的该补充证据，仲裁卷宗中也没有找到。
二、仲裁庭存在对双方所涉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枉法裁判行为。仲裁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并未查清案件相关事实，进而导致责任的错误划分，严重侵害了李艳、刘国富的合法权益。第一，仲裁裁决李艳、刘国富支付捷富公司股权回购款3995万元的依据是李艳、刘国富在收到捷富公司第一次增资款4000万元后，其控制的目标公司未在2015年6月底完成上市，因此股权回购条件成就，李艳、刘国富应当给付4000万元回购款。李艳、刘国富认为，仲裁庭该认定片面。双方当事人签订《股东协议》的根本目的是为目标公司成功上市进行增资扩股，并不是以借款为目的的简单融资。为了完成目标公司的上市所需的增资金额应为《股东协议》中约定的7000万元，此为李艳、刘国富为目标公司能够上市的保底增资款。而捷富公司在第一次增资4000万元后，人为设置障碍导致李艳、刘国富无法完成《股东协议》第1.3款中第（7）项条件，进而使捷富公司以该理由拒绝给付第二次增资款3000万元。根据《股东协议》约定，作为第1.3款中第（7）项条件的管理层享有5%股权激励应当在捷富公司第一次增资完成后进行。捷富公司第一次增资完成后已经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享有公司11.48%的股份，而所需完成的管理层5%股权激励措施应当从现有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中按比例进行分摊，但捷富公司拒绝分摊。因其拒绝承担第1.3款中第（7）项条件中所涉及的义务，导致李艳、刘国富无法在限定期限内完成第1.3款所设定的8项条件，进而无法获得第二次3000万元的增资。同时因为捷富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管理层5%的股权激励始终无法完成，该工作的搁置，不仅变相免除了捷富公司二次增资的约定义务，同时也与相关法律对公司上市前不得发生重大股权变更的规定相冲突。捷富公司的拒绝履行股东义务的行为，造成李艳、刘国富无法完成约定条件，无法获得第二次增资款3000万元，捷富公司刻意促使目标公司无法满足上市所需的法定条件，最终导致目标公司无法在2015年6月底完成上市，其根本责任在于捷富公司。捷富公司所投入的4000万元增资款无法达到目标公司上市的增资资本要求。捷富公司作为负责目标公司上市的主导方，不履行义务，导致公司股权变更的时间节点超过法定期限，刻意造成目标公司无法上市的不利后果。捷富公司恶意促成股权回购条件成就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视为条件未成就，不应产生股权回购的法律后果，李艳、刘国富不应支付回购款。仲裁庭片面认定目标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未上市，而未查明造成目标公司未上市的根本原因系捷富公司的违约行为，系严重的事实不清。第二，仲裁庭有意忽略了在捷富公司申请仲裁前，李艳、刘国富与捷富公司就目标公司的“三板”上市已进行了必要准备工作的事实。双方于2011年10月31日签订《股东协议》，当时中国境内的上市范畴尚未出现“新三板”上市的形式，“新三板”上市形式产生于《股东协议》签订之后，亦属于合格的上市形式。2015年7月7日至8月19日期间，双方多次就目标公司在“新三板”上市所需捷富公司提供资料进行沟通，且该时间均发生在双方《股东协议》约定目标公司期限届满以后。由此可以证明捷富公司对目标公司未在《股东协议》约定期限内完成上市，并改为转向同样属于合格上市形式的“新三板”上市予以认可。此足以表明双方对《股东协议》的相关约定进行了变更，也就是说本案所涉股权回购的条件并未成就。而仲裁庭并未对双方在约定上市期限届满后仍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为完成符合上市条件的“新三板”上市工作进行准备的相关原因进行查明，片面听取捷富公司一面之词，即认定李艳、刘国富与捷富公司关于“新三板”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及投入与本案无关，系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侵害李艳、刘国富的合法权益。第三，仲裁庭对捷富公司未进行第二次增资而不予调减股权比例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股权协议》第14.4款明确约定，目标公司按本协议第1.3款第（8）项所约定期限聘任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时，捷富公司应于2012年4月15日出具第二次增资书面确认函，如未出具则双方终止第二次增资，捷富公司的股份减至10.29%。由此可知，当李艳、刘国富完成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选聘义务后，捷富公司应当履行出具书面确认函的义务。李艳、刘国富已经完成了相关机构的选聘，而捷富公司事实上未出具增资确认函，其应当根据协议第14.4款的约定承担持有股份调减的法律责任。而仲裁庭在明知捷富公司拒不出具书面增资确认函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却不认定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调减至10.29%，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第四，仲裁庭在明知捷富公司未履行对目标公司上市所需7000万元增资的全额投入义务，导致目标公司厂区扩建工程停滞，产能无法有效提升，且在目标公司上市准备期未进行任何公司上市所需的运作、协调的主导义务，仍裁决李艳、刘国富给付捷富公司每年10%的单利利息，该裁决内容明显违背了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通过《股东协议》可明显看出，捷富公司系专业从事股权投资的融资公司，作为成熟的投资人，其与李艳、刘国富签订《股东协议》的合同性质是股权投资。捷富公司的身份在第一次增资款到位时即变成目标公司的合法股东，对目标公司享有11.48%的股份，不仅享有股东权利，更应承担股东义务及投资失败的亏损风险。作为持有目标公司超过10%股权的大股东，其在目标公司上市准备前期直接主导了目标公司在大连市普湾工业园区新建厂房工程的建设决策，致使目标公司为捷富公司的上述经营决策前期投入资金2000余万元。因捷富公司未履行第二次增资义务，导致新建厂房工程至今搁置，严重占用了目标公司的大量流动资金。因捷富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失误，造成目标公司无法将资金有效用于企业的产能提升，进而使目标公司无法完成公司上市的经营业绩要求。李艳、刘国富认为捷富公司作为投资人及目标公司股东，应当对自己投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鉴于《股东协议》所具有的投资性质明显区别于借款协议，投资产生的绝对收益并不确定，对于尚不确定的收益不应受法律保护。同样对于投资失败所导致的亏损风险并不能因特殊的约定而免除。而本案《股东协议》对投资收益的约定明显违背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商业投资原则，即当目标公司成功上市，捷富公司投资成功，其将获得高额的股权收益，而当目标公司无法上市，捷富公司投资失败，其仍可获得每年10%的单利利息保底收益。李艳、刘国富认为，作为合法有效的投资行为是不允许投资一方在投资行为发生前即约定免除其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的风险，更不允许违背基本投资规律，在投资行为发生之前就事先约定固定的投资保底收益。该约定等于在投资行为失败后，刻意加大合同相对方的责任，并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属无效约定，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捷富公司在目标公司无盈利或盈利不足以支付高额利息的情况下，仍以目标公司股东身份向其他股东主张其基于投资行为的保底收益，该主张本不应得到支持。而仲裁庭在已经确认上市保底收益约定有违正常商业投资常理的情况下，仅以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由支持捷富公司要求每年10%单利利息的投资收益主张，系明显的枉法裁判行为，应当予以撤销。第五，仲裁裁决即确认捷富公司所主张的股权回购债权成立，同时又保留了捷富公司在目标公司所享有的股权，李艳、刘国富认为上述裁决内容使捷富公司同时享有了股权回购债权和公司股权的双重权利，裁决内容明显违法。李艳、刘国富首先并不认可捷富公司主张的股权回购条件已经成就，不应向捷富公司支付3995万元股权回购款。即使仲裁庭片面采信捷富公司的主张认为李艳、刘国富应当支付该款项，其裁决所确认的是李艳、刘国富与捷富公司之间有关股权回购所涉债权成立，同时，李艳、刘国富与捷富公司之间已不存在股权的任何法律关系，捷富公司亦不再享有目标公司的任何股权。但仲裁裁决第一项、第二项内容变相的承认了捷富公司针对3995万元股权回购款的债权请求权，同时让捷富公司继续享有目标公司3995万元对应的股东权利。该裁决使捷富公司享有债权及对李艳、刘国富采取相应强制措施，同时又以股东身份享有目标公司股权及衍生的其他金钱权利，并以此股东身份随意否决目标公司经营决策，恶意干扰目标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李艳、刘国富认为仲裁庭所作出的上述对相关债权、股权重复保护的裁决内容，使捷富公司享有双重权利，严重侵害了李艳、刘国富的合法权利，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李艳、刘国富认为仲裁庭组成程序违法，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裁决内容违背客观事实，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仲裁裁决。
捷富公司称，一、关于程序问题，李艳、刘国富陈述的仲裁员披露事项的过程与事实不符。在仲裁程序中，首席仲裁员刘歌是在庭后根据李艳、刘国富提交的材料主动披露的事项。李艳、刘国富提交证据的时间是2016年3月23日，刘歌收到证据材料后于2016年4月6日向双方主动披露了相关事项，显然不是李艳、刘国富提出回避申请后才披露，仲裁裁决载明的仲裁程序也能证实披露事项的时间顺序。关于李艳、刘国富提出的回避的事实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仲裁规则，回避理由应书面提出，而不是根据证据表明其直观的意思，李艳、刘国富并未能提出曾书面提交过回避申请的证据。且李艳、刘国富在仲裁庭组成后未提出回避申请，双方分别选择了仲裁员，刘歌系贸仲委主任指定，仲裁庭三人均来自于仲裁员名册，李艳、刘国富未提出异议。另外在庭审当天签署的文件中，李艳、刘国富当庭也未提出异议。根据李艳、刘国富提交的关于刘歌仲裁员身份介绍的网页截图，表明其在收到仲裁庭组成通知时，其能够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仲裁员的身份，而且其也提出庭后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仲裁员身份，如果认为刘歌存在应当回避的事由，李艳、刘国富能够提出回避但未提出，也没有对于刘歌的公正性有任何怀疑的事实。在收到仲裁员披露事项后，李艳、刘国富也未提出任何的回避申请，应视为李艳、刘国富主动放弃权利，根据权利处分和禁止反言的原则后果应其自行承担。关于目标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与捷富公司无关，完全是李艳、刘国富控制目标公司自行聘请的，捷富公司根本未参与。李艳、刘国富在仲裁案件答辩中也提出是目标公司聘请三家机构。李艳、刘国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首席仲裁员刘歌存在应当回避但未回避的法定事由。二、根据仲裁规则，仲裁庭可以规定提交证据的期限，有权决定逾期提交的证据是否接受。贸仲委仲裁院于2016年3月31日收到的两方证据性质不同。捷富公司提交的证据系针对李艳、刘国富于2016年3月23日提交的证据而提出的反证，不违反举证规则，且该等证据实际未影响案件裁决结果，仲裁裁决并未予以认定。仲裁庭已经给予了李艳、刘国富充分的举证期限，但李艳、刘国富仍逾期举证，对此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及是否延长举证期限。有关仲裁实体问题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有关二次增资，“新三板”的上市工作，股权比例的调整工作，以及裁决结果均系仲裁庭对案件的实体审理范围，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且对于该等实体问题，双方当事人已经充分举证质证和发表意见，仲裁庭也充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再者对于此等实体问题，仲裁庭已经对相关事实进行了审理和认定，李艳、刘国富在本案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均在仲裁案件中有所体现，综合以上情况根本不构成所谓的“枉法裁判”。三、仲裁案件目前已经进入执行程序，足以证明已经送达了李艳、刘国富，李艳、刘国富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目的是想拖延仲裁程序，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李艳、刘国富的请求应予驳回。
经审查查明：2016年5月31日，贸仲委作出仲裁裁决：（一）李艳、刘国富共同按约回购捷富公司所持目标公司11.48%的股份并支付股权回购款3995万元，以及按照每年10%单利计算的利息（自2011年11月7日计至裁决作出之日）；（二）李艳、刘国富共同在支付上述回购款项后30天内与捷富公司共同办理有关股权回购的公司登记事项变更手续；（三）李艳、刘国富共同承担捷富公司为本案已支付的律师费20万元；（四）本案仲裁费456422元由李艳、刘国富共同承担，鉴于捷富公司已全额预缴仲裁费，李艳、刘国富应支付捷富公司456422元，以补偿捷富公司为其垫付的仲裁费。以上各项应付款项，李艳、刘国富应在裁决作出之日起20日内向捷富公司支付完毕。
2016年3月11日，仲裁庭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参加了庭审，在本次庭审前，双方当事人表示对仲裁庭组成没有异议，同意在2016年3月21日前提交补充证据，逾期仲裁庭不再接受任何证据，并同意对庭后提交的证据书面质证。2016年3月23日，贸仲委仲裁院收到了李艳、刘国富寄送的证据目录及附件，并请求仲裁庭将其提交材料的日期宽限至2016年3月28日。贸仲委仲裁院于2016年3月25日将上述材料转寄捷富公司。2016年3月31日，捷富公司向贸仲委仲裁院提交了代理意见书、补充证据目录-1及其附件和证据质证意见，同日，贸仲委仲裁院将该材料转寄捷富公司。亦在同日，贸仲委仲裁院收到了李艳、刘国富补充提交的证据“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3、4#边跨）厂房制作安装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超出了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最后期限，经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仲裁庭决定不接受李艳、刘国富补充提交的证据，退回给李艳、刘国富。
2016年4月6日，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刘歌通过贸仲委仲裁院向双方当事人书面披露李艳、刘国富实际控制的目标公司曾委托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的律师作为其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的事项。贸仲委仲裁院要求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4月12日前发表书面意见。对此，李艳、刘国富未在规定期限内对披露事项发表书面意见。
另查，2015年3月26日，目标公司与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签订《股票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转让的法律服务协议》，目标公司聘请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担任目标公司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就其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转让事宜提供法律服务，主要包括：就申请目标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转让方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对目标公司本次委托事务的相关事项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对涉及本次委托事务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进行见证、协助草拟、修订或审核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其他法律文件；出具委托事务的法律意见书；与委托事务有关的其他法律事务等。该协议自2015年3月26日生效，至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完成委托事项为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贸仲委《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规定：“披露”（一）被选定或被指定的仲裁员应前述声明书，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二）在仲裁程序中出现应披露情形的，仲裁员应立即书面披露……第三十二条“仲裁员的回避”（一）当事人收到仲裁员的声明书及/或书面披露后，如果以披露的事实或情况为理由要求该仲裁员回避，则应于收到仲裁员的书面披露后10天内书面提出。逾期没有申请回避的，不得以仲裁员曾经披露的事项为由申请该仲裁员回避。（二）当事人对被选定或被指定的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具有正当理由的怀疑时，可以书面提出要求该仲裁员回避的请求，但应说明提出回避请求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并举证。（三）对仲裁员的回避请求应在收到组庭通知后15天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在此之后得知要求回避事由的，可以在得知回避事由后15天内提出，但应不晚于最后一次开庭终结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本案中，李艳、刘国富提出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首席仲裁员应当回避。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目标公司与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于2015年3月26日签订《股票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转让的法律服务协议》，由目标公司聘请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担任目标公司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就其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转让事宜提供法律服务，主要委托事项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本案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有关股权回购的纠纷，在目标公司自身经营未能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况下，上述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仲裁庭首席仲裁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与某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且李艳、刘国富并未在仲裁过程中提出过书面回避申请。至于李艳、刘国富提出的仲裁庭拒绝接受其逾期提交的证据而接受了捷富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问题，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故李艳、刘国富提出的此项撤销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李艳、刘国富还提出仲裁庭枉法裁判的撤销理由，但对股权回购条件是否成就、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合意变更目标公司的合格上市条件、捷富公司是否应调减股权比例等问题均属于仲裁庭根据本案证据及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实体认定的范围，不属于仲裁员故意歪曲事实、破坏法律实施的枉法裁决行为，故本院对李艳、刘国富的此项撤销理由，亦不予采纳。
综上，李艳、刘国富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其申请，本院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艳、刘国富的申请。
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李艳、刘国富负担。
审判长 罗珊
审判员 郭菁
审判员 李丽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