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1民终16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炜铭，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勇，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胜兰，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宋广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负责人：徐志恒。
上诉人徐炜铭因与被上诉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琶洲经济联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947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徐炜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责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一、《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的内容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一审认定其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村民自治是对涉及“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进行自我管理，表现为村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无需再与村民签订协议。《安置方案》中涉及被拆迁房屋、阳台、超建面积、临迁费、弃产的补偿以及复建安置、办理房产证等事宜，是对徐炜铭房屋的补偿方案，不包括对集体所有的宅基地的处理，《安置方案》是对村民私有财产相关权益作出补偿的约定，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二、即使《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不排斥徐炜铭权益受到侵害时司法的介入。三、保利公司与琶洲经济联社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徐炜铭与保利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不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琶洲城中村改造的主体实为保利公司。在琶洲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地块一、三、四、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保利公司受让所得，用于商业开发，地块十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保利公司划拨所得，用于回迁安置。上述地块的使用权人均为保利公司，而不是琶洲经济联社。该村改造过程中，从项目规划、设计、立项申报、报建、施工建设到最后回迁安置房屋的分配与回迁均由保利公司负责，可以看出，整个城中村项目改造，一直由保利公司主导，就《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履行，负有当然义务。《安置协议》不是约束琶洲经济联社与徐炜铭或徐炜铭与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与村民自治的主体不一致。《安置协议》是徐炜铭与保利公司签订，其中并未提及保利公司为受托人签署协议。即使保利公司与琶洲经济联社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也不妨碍相关各方之间的关系由村民自治关系转化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即使《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安置协议》的具体内容不限于《安置方案》，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法院应当审理。四、保利公司须履行《安置协议》中的关于确定回迁户型的预约条款以及其他本约条款，一审法院将当事人未签订确定户型的补充协议等同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安置协议》第一条第（一）款关于确定回迁户型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的条款属于预约条款，徐炜铭的上诉请求就是要保利公司履行该预约条款，即要求其就具体回迁户型与徐炜铭协商，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安置协议》具备安置补偿的具体标准等核心内容，回迁户型不属于合同的核心内容，即使一时无法确定，也不应当以此否定《安置协议》的成立。五、徐炜铭与保利公司达成了《安置协议》，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而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问题的复函》，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徐炜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保利公司向徐炜铭交付琶洲地块十一就近地段（即保利天悦）的一手商品房住宅，面积为411.13平方米（按实测建筑面积的115.39%计算，不含公摊面积），并就具体回迁户型与徐炜铭进行协商；2.判令保利公司向徐炜铭交付1个与回迁安置住宅房屋配套使用的车位；3.判令保利公司向徐炜铭交付临时安置补助费10%的差额（自2013年9月29日起至2015年1月2日为人民币10290元）；4.判令保利公司按照约定标准上浮10%向徐炜铭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自2015年1月3日起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5日前支付计至保利公司实际交付回迁安置住宅房屋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0月为人民币166012元）；5.判令保利公司向徐炜铭支付未按时交付回迁安置住宅房屋的违约金【自2013年9月29日起以房屋价值（单价以交楼之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办的阳光家缘网公布的琶洲街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均价为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保利公司实际交付回迁安置住宅房屋之日止，暂以55000元/平方米暂计至2016年10月16日为人民币15695770.27元】；6.判令保利公司向徐炜铭支付因逾期支付临时安置补偿费的违约金【自2015年1月起以房屋价值（单价以交楼之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办的阳光家缘网公布的琶洲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均价为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保利公司实际交付回迁安置住宅房屋之日止，暂以55000元/平方米暂计至2016年10月16日为人民币8340207.36元】；7.判令保利公司将拆迁保证金人民币343000元暂存至徐炜铭名下，并向徐炜铭支付拆迁保证金利息（自补偿安置协议签约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定期存款利率计至保利公司实际交付回迁安置房屋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0月，保利公司已支付人民币0元，尚需支付人民币75361.86元）；8.判令保利公司支付收回徐炜铭宅基地的补偿金601916元（以琶洲地段住宅基准地价6142元/平方米计算）；9.判令保利公司在办理国有房地产权证时向政府相关机构缴纳国有土地出让金人民币757556.56元（以琶洲地段住宅基准地价6142元/平方米的30%计算）；以上共计人民币25990114.05元。10.判令琶洲经济联社与保利公司同向徐炜铭承担以上责任；11.判令保利公司、琶洲经济联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在整个琶洲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是琶洲经济联社通过村民民主投票确定，同时也是由琶洲经济联社为主体实施的村集体重大经济建设发展项目，这显然是属于村民自治的行为。之后，琶洲经济联社将村民认可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委托给保利公司具体实施，即琶洲经济联合社与保利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受托人保利公司只要是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依法实施委托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最终应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本案是徐炜铭和保利公司、琶洲经济联社在履行《安置协议》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如前述，双方订立《安置协议》的依据是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的《安置方案》，因此，徐炜铭与保利公司、琶洲经济联社本案讼争的纠纷本质是双方在履行《安置方案》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均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另外，虽然徐炜铭与保利公司签订《安置协议》，但该协议没有就回迁房屋的性质、户型、楼层座向、房号等主要条款进行约定，之后也没有就上述事项另行达成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如下裁定：驳回徐炜铭的起诉。本案徐炜铭预交的受理费171751元退回给徐炜铭。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院二审针对上诉人徐炜铭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否由法院进行实体审理这一焦点进行审查。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首先，关于徐炜铭与保利公司是否已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的问题。其一，徐炜铭与保利公司已签订的《安置协议》约定了保利公司应提供回迁安置房屋的标准以及违约责任，但协议亦明确约定具体回迁户型由双方以补充协议形式另行约定，现涉讼争议各方未能就具体回迁房屋的性质、户型、楼层座向、房号等核心条款协商一致，应视为未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问题达成补充协议。其二，对于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关于回迁补偿安置房屋的户型、楼层座向、房号等核心条款，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等法律规定亦无法予以补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徐炜铭未能与保利公司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并无不妥。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9号）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徐炜铭以其已与保利公司签订《安置协议》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徐炜铭主张案涉纠纷属于其与保利公司之间因《安置协议》而引起纠纷应由司法裁决的问题。其一，《“琶洲村”项目合作合同》已载明琶洲经济联社负责整个项目地块的拆迁安置补偿，保利公司承担配合义务。因此徐炜铭虽与保利公司签订了《安置协议》，但该签约行为只是保利公司受琶洲经济联社委托而具体实施安置方案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实质上仍是琶洲经济联社与徐炜铭建立补偿安置关系。并且，上述《安置协议》亦明确约定由保利公司负责回迁安置房屋的复建工作，整体移交回迁安置房屋，与琶洲经济联社共同做好回迁安置房屋的分配工作。综上，徐炜铭主张案涉纠纷只是其与保利公司之间的纠纷，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最后，鉴于徐炜铭一审请求保利公司等交付回迁安置住宅房屋等诉讼请求本身不具有确定性，法院无法进行实体审查作出具有可执行性的判决。而徐炜铭提出的要求保利公司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违约金、宅基地补偿款等诉讼请求，均需以前述诉讼请求的审查结果为依据，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亦无法进行实体审查。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徐炜铭的起诉，并无不妥；徐炜铭上诉主张本案属于法院应实体审理的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怡
审判员 李 静
审判员 余 盾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甄雪皓
游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