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87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三鲁公路3585号5号楼2层。法定代表人：李春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鹏飞，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基源电工机械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隆昌路640号。法定代表人：刘爱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星原，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基源电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2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百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鹏飞、吴刚，被上诉人基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星原到庭参加了诉讼。经当事人申请，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基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支持其反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双方之间的货款除了234,660元外，其余款项是否已经结清，一审未查清。基源公司是否仍有提供2010年12月19日至2013年7月3日的全部送货单和发票的举证义务，一审认定错误。《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符合客观事实，能够证明其反诉主张。基源公司辩称，百吉公司未提供入库单来证明基源公司所送货物是否收到，是多收还是少收，在审计时也未提供。百吉公司最后付款是由财务人员核对相关发票后再支付。百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是事实，不同意百吉公司的上诉请求。基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百吉公司支付货款242,660元；2、百吉公司支付以242,660元为本金，自2013年6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百吉公司承担诉讼费。百吉公司反诉请求：1、基源公司返还货款1,553,951.12元[其中多付基源公司526,033.92元、多付上海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18,673.20元、多付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71,262元、多付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1,172,642元，合计多付了1,788,611.12元,扣除未付款234,660元得1,553,951.12元]；2、基源公司支付以1,553,951.12元为本金，自2013年7月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反诉诉讼费由基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源公司长期向百吉公司供应保鲜膜、烤盘纸等物料。2012年10月28日，基源公司向百吉公司开具价税合计金额为101,620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百吉公司于2013年3月6日对应付款93,620元，差额8,000元。2013年3月1日至5月18日间，基源公司向百吉公司供应价值234,660元的保鲜膜、烤盘纸，并开具了相应的《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6月8日，基源公司向百吉公司送达《对帐单》，其中反映，“贵公司与我公司‘保鲜膜、烤盘纸’的业务往来至2013年5月22日止，贵公司尚欠我公司‘保鲜膜、烤盘纸’货款合计为人民币234,660元”。就上述差额8,000元，一审庭审中，百吉公司主张系基源公司向其支付的广告赞助费。基源公司则主张，其是委托财务公司记账的，所以对账时有遗漏；《对账单》由基源公司代理人本人书写，当时负责百吉公司业务的业务员孙某只给了代理人没有付款的发票，孙某不是财务人员，也不清楚还有8,000元的欠款。2013年10月8日，基源公司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百吉公司支付货款242,660元及利息损失3,247.88元。该案诉讼中，百吉公司辩称其业务员姚某原系基源公司工作人员，其在与基源公司买卖业务中双方互相勾结，抬高货价及重复买卖，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已对此侦查，要求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一并处理。2014年2月28日，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遂作出驳回基源公司起诉的民事裁定。2015年10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对上述案件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撤销案件决定。2013年12月9日，百吉公司丁某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XX支队反映：其系百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田之妻，是该公司的销售经理；采购经理吴某、收货主管姚某、仓库主管叶某等等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相互勾结，采用重复报帐及购货不入库等手法侵占货款约200万元；公司原材料的采购由吴某等人负责，由收货主管姚某负责接收货物并经清点、核对后入库交于仓库主管叶某等人。2013年5月，上述员工离职后，对他们经手的采购业务进行了财务检查，发现吴某等经手联系的基源公司、A公司、A公司、B公司及上海C有限公司的采购业务中存在以送货单重复报销及采购货物不入库的手法，侵占公司财物的行为。2014年12月9日，基源公司孙某接受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工作人员的询问，孙某向公安机关陈述：基源公司系其用其妻刘爱娣的名义注册的公司，刘爱娣是法定代表人，但实际由其管理操作；2011年的时候，百吉公司的吴某向基源公司采购垃圾袋、洗涤精等物品；后来吴某向基源公司采购塑料筐、塑料壶等，但要提供卫生许可证，其就找到有卫生许可证的B公司，将塑料筐、塑料壶等业务从该公司走帐，基源公司先开给该公司进项增值税发票，再让该公司开具给百吉公司增值税发票，货是其直接送到百吉公司的，百吉公司收货后将货款打到B公司帐上，B公司再打到基源公司帐上。2012年的时候，吴某说要分散采购，不能单从一家公司进货了，其就找了A公司、A公司，采用与B公司同样的方法开票走帐，这两家公司与百吉公司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2015年3月31日，基源公司孙某接受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工作人员的询问时陈述：百吉公司已付清货款的送货单存根联都被其销毁了，因为这些送货单存根联在公司搬场的时候被扔掉了。2015年8月21日，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受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委托，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提供的百吉公司、可迪公司的有关财务帐册、凭证等为鉴定材料，出具《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姚某等人采购货物过程中发票与送货单不符等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沪司会鉴字[2015]第149号）。其中反映，百吉公司收到基源公司金额234,660元发票，尚未支付货款；2010年12月19日至2013年5月15日，基源公司以重复的送货单开具的发票收取货款184,328.80元；以发票数量大于送货单数量收取货款217,461.82元；无送货单的发票收取货款244,879.80元；以送货单数量大于发票数量收取货款-120,636.50元，合计526,033.92元；2011年6月13日至2013年7月3日，A公司以重复的送货单开具的发票收取货款3,110元；以发票数量大于送货单数量收取货款19,422.40元；以送货单数量大于发票数量收取货款-3,859.20元，合计18,673.20元；2011年5月27日至2013年5月9日，B公司以发票数量大于送货单数量收取货款92,356元；以无送货单的发票收取货款1,059,622元，合计1,151,978元；2012年4月10日，百吉公司以“吴某”签名字样的申请付款单1份，将酸奶杯5,000套，金额25,000元，修改后为50,000元，向B公司支付货款50,000元；2011年5月24日至2013年5月9日，A公司以发票数量大于送货单数量收取货款11,250元；以无送货单的发票收取货款65,712元，以送货单数量大于发票数量收取货款-5,700元，合计71,262元。一审法院认为，基源公司与百吉公司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基源公司作为出卖人依约履行了交付义务，百吉公司作为买受人负有支付价款的义务。现百吉公司确认尚有价款234,660元未支付，基源公司主张该款应予支持。基源公司与百吉公司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亦无法通过其它途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百吉公司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价款，百吉公司在2013年6月1日之前已经收到全部标的物，故基源公司要求百吉公司自2013年6月1日起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要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基源公司还主张百吉公司支付2012年10月28日所开具发票记载的价款与实际收款之间的差额8,000元。对此，百吉公司主张该8,000元系百吉公司向其支付的广告赞助费。百吉公司就其主张虽未提供证据，但一审法院注意到，2013年6月8日，基源公司向百吉公司送达《对帐单》，其中反映，“贵公司与我公司‘保鲜膜、烤盘纸’的业务往来至2013年5月22日止，贵公司尚欠我公司‘保鲜膜、烤盘纸’货款合计为人民币234,660元”。该《对帐单》未反映之前已经产生的未付款8,000元。基源公司对此的解释是“其是委托财务公司记账的，所以对账时有遗漏；《对账单》由基源公司代理人本人书写，当时负责百吉公司业务的业务员孙某只给了代理人没有付款的发票，孙某不是财务人员，也不清楚还有8,000元的欠款”。从基源公司的陈述来看，百吉公司的付款与基源公司开具的发票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从孙某向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其并非一般的业务员而是基源公司的经营负责人，对于上述8,000元价款未付应当明知，但在之后向百吉公司出具《对帐单》时却未主张8,000元欠款，结合商事交易中确实存在口头约定的实际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基源公司的当庭陈述及《对帐单》可以印证百吉公司的主张，认定双方已经就扣除上述8,000元未付款达成一致，基源公司现主张百吉公司支付上述8,000元，难以支持。百吉公司依据《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关于姚某等人采购货物过程中发票与送货单不符等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主张基源公司返还其超额支付给基源公司、A公司、A公司、B公司的价款。一审法院认为，基源公司经营负责人孙某向公安机关的陈述表明以A公司、A公司、B公司名义与百吉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真实的买卖关系存在于基源公司与百吉公司之间，故百吉公司将支付给A公司、A公司、B公司的价款一并向基源公司主张，基源公司作为反诉百吉公司主体适格；但上述《鉴定意见》系依据百吉公司单方的财务帐册、凭证得出的结论，只能说明至司法鉴定时，百吉公司提供的财务帐册及凭证间存在发票与送货单不符的情况，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仅凭这一现象尚不足以证明百吉公司支付给基源公司的货款超过了实际供货的价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百吉公司的销售经理丁某向公安机关的陈述表明，该公司采购原材料时采购人员、收货人员、保管人员均由不同人员担任，收货人员清点、核对原材料后交仓库保管人员入库，对采购的原材料具有完整的、相互监督制约的管理制度，而在对外支付货款时，发票后附上送货单，表明财务人员并非单纯依据发票付款，而是核对送货事实后付款。基源公司与百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存续两年多时间，期间多次交易，除本案系争的234,660元价款外，其余价款百吉公司均已支付。如果存在送货单金额小于发票金额、送货单重复作为请款依据等情况，按照百吉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上述问题早就应当被发现且得以纠正，然在交易过程中百吉公司从未对收货事实提出异议，现百吉公司对收货事实提出异议，但与其之前确认收货的行为存在矛盾，且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基源公司并不具有出示已收到价款的送货单的示证义务，在基源公司表示该部分送货单已经灭失的情况下，无法据此做出对其不利的推定。综上所述，对百吉公司的反诉请求难以支持。一审法院遂判决：一、百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基源公司234,660元；二、百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基源公司以234,660元为本金，自2013年6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百吉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381.24元，由基源公司负担161.44元，百吉公司负担5,219.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362.92元，由百吉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3年10月8日，基源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百吉公司支付货款242,660元及利息损失3,247.88元。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百吉公司要求基源公司提供所有的送货单。本院认为，根据上海司法会计中心2015年8月21日出具的《鉴定意见》所涉内容，基源公司在2010年12月19日至2013年5月15日期间，共计收取百吉公司526,033.92元款项，该款项收取方式表现为：1.以重复的送货单开具的发票收取货款184,328.80元；2.以发票数量大于送货单数量收取货款217,461.82元；3.无送货单的发票收取货款244,879.80元；4.以送货单数量大于发票数量收取货款-120,636.50元。针对上述内容，基源公司认为其认可《鉴定意见》的真实性，但并不代表其认可该待证事实，百吉公司应当提供入库单和全部送货单，故百吉公司的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基源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此时离双方最后一次发生业务不到半年。在此次诉讼中，百吉公司即提出基源公司应当提供全部送货单，基源公司已清楚知道全部送货单的重要性，其应当慎重保管。现基源公司称所有送货单均遗失或没有必要保留不妥，不符合常理。其次，百吉公司就反诉主张提供的《鉴定意见》可以证明其存在多支付货款的事实，对基源公司而言，其应当提供双方争议货物对应的送货单，以反驳百吉公司的诉讼主张，即基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百吉公司就反诉主张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基源公司收取的款项多于双方交易金额。基源公司主张《鉴定意见》所涉及的重复送货单、发票数量大于送货单以及无送货单的发票、收取货款等系百吉公司未能提供全部送货单和入库单所造成，以及《鉴定意见》不真实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基源公司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则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基源公司以重复的送货单开具的发票收取货款184,328.80元；以发票数量大于送货单数量收取货款217,461.82元；无送货单的发票收取货款244,879.80元；以送货单数量大于发票数量收取货款-120,636.50元，合计526,033.92元，应当退还百吉公司。百吉公司有关该上诉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至于A公司、A公司、B公司等所涉款项涉及交易主体，本案不宜作出处理。百吉公司有关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26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265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被上诉人上海基源电工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526,033.92元；四、被上诉人上海基源电工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以526,033.92元为本金，自2013年7月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五、驳回上诉人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负有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381.24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基源电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61.44元，上诉人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负担5,219.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362.92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基源电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3,508元，上诉人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负担6,854.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744.16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基源电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5,353元，上诉人上海百吉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0,391.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峥
审判员 刘丽园
审判员 赵喜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陈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