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33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解珲，女，197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箐友，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文翔东路99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明辉，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辉，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解珲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腾电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3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解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箐友、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解珲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解珲的主要理由为：1.其用人单位是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与浙江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XX股份公司）无关。奔腾电工公司安排其工作岗位，对其实际管理、支配，并纳入管理系统。其参加奔腾电工公司各种业务及文化活动。奔腾电工公司为其发放劳动报酬、办理社会保险、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奔腾电工公司自己一方的管理平台明确其属于该公司员工，浙江XX股份公司属于另一个管理平台，与奔腾电工公司的管理平台是并列关系。3.其系销售人员，浙江XX股份公司只生产，没有销售部门和人员，产品由奔腾电工公司包销。浙江XX股份公司虽然出具证明，主张该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但没有出庭接受质询，该公司出具的说明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4.因奔腾电工公司财务或人事方面原因，其与奔腾电工公司及其他奔腾集团名下的公司均签订过劳动合同，在不同用工主体之间转换时从未办理过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和新的用工手续、社保转移手续，实质没有发生过劳动关系的变更，只是书面劳动合同形式变换而已。5.浙江XX股份公司与奔腾电工公司之间没有劳务派遣协议，浙江XX股份公司也不具备劳务派遣资格，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公司与奔腾电工公司有其他用工情形，那么，其与奔腾电工公司之间除了劳动关系之外没有任何可能。由此，其与奔腾电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因奔腾电工公司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及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提出辞职，奔腾电工公司应补足劳动报酬、支付经济补偿金。故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辩称，Z公司下有一个部门叫国内营销中心，其公司、浙江XX股份公司、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等多个子公司的员工在其中工作。Z公司统一安排其公司代为管理浙江XX股份公司等其他两家子公司，其公司与上诉人解珲之间是代为管理关系。解珲是驻外销售人员，在所负责的销售区域工作，只是一个月有一个区域的负责人到上海开会，本市松江区XX路XX号只是解珲的临时办公地点。解珲的社保、公积金是由集团公司统筹安排缴纳，存在不规范的行为，但劳动关系的建立应该以双方之间的合意为准。解珲签订劳动合同时就知道劳动关系主体有了变更。故不同意解珲的上诉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解珲于2008年4月22日进入奔腾电工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职务经过多次调整。2016年8月31日解珲向奔腾电工公司递交解除劳动关系声明，以奔腾电工公司不足额发放劳动报酬、漏缴少缴社会保险及公积金为由向奔腾电工公司提出自2016年9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
2016年9月18日，解珲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奔腾电工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拖欠劳动报酬人民币326,524元、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30,200元、2016年8月1日至8月31日工资差额4,970元、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30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02,500元、经济补偿金151,445元。2016年11月8日，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对解珲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解珲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奔腾电工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未足额发放的劳动报酬312,265元、未休年休假工资44,914元、2016年8月份工资差额5,319元、经济补偿金151,445元。
原审中，双方确认解珲2011年7月14日至2016年9月24日的社会保险由浙江XX股份公司缴纳，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的公积金由XX公司缴纳，2016年7月至2016年8月的公积金由奔腾电工公司缴纳。同时确认浙江XX股份公司、XX公司及奔腾电工公司均系奔腾集团旗下的关联公司。
原审中，奔腾电工公司提交解珲与浙江XX股份公司于2014年4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20日至2017年4月19日。解珲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合同系奔腾电工公司安排签订，不能据此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另外，奔腾电工公司提交了由浙江XX股份公司出具的该公司关于公司离职员工解珲、宋某的情况说明，确认解珲系该公司员工，基于集团内部用工的考虑，由集团内其他公司代为缴纳社保、发放工资等。解珲认为浙江XX股份公司与奔腾电工公司同属一个集团公司，存在利益关联，浙江XX股份公司提交该说明仅仅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解珲主张要求奔腾电工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相应责任，应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奔腾电工公司抗辩与解珲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供了解珲与案外人浙江XX股份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解珲认可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劳动合同系由奔腾电工公司安排签订，并不能据此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解珲的工作安排、社保缴纳、公积金缴纳、工资发放等与履行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相关的事项，存在由奔腾集团所属的各家关联公司之间转换，并互相认可的情况。故对于劳动关系主体的认定应当以双方合意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为准。解珲主张劳动合同不能反映劳动关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解珲的各项诉请，因无劳动关系基础，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解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解珲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就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解珲入职其公司时间提出异议，称其公司于2008年6月3日方成立，解珲2008年4月22日系入职Z公司，后于2008年9月16日与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奔腾电工公司并就该主张补充提交：解珲于2008年4月22日与Z公司签订的期限自该日起至2011年4月21日止的劳动合同、解珲于2008年9月16日与Z公司及奔腾电工公司签订的劳动用工单位变更协议书（约定解珲与Z公司的劳动用工关系自2008年9月16日起由奔腾电工公司承继）、解珲于2010年1月1日与奔腾电工公司及浙江XX股份公司签订的劳动用工单位变更协议书（约定解珲与奔腾电工公司的劳动用工关系自2010年1月1日起由浙江XX股份公司承继）。解珲确认奔腾电工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3日，上述劳动合同及两份劳动用工单位变更协议书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称：其入职时因奔腾电工公司的工商登记没有下来，所以其与Z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从奔腾电工公司改签为浙江XX股份公司时，是在会议间通知签字，要求马上签完并继续会议，改签后实际工资发放单位应为奔腾电工公司，无论公司出于何种考虑，此与实际劳动关系无关。鉴于奔腾电工公司提出的事实异议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异议予以采纳，并对原审认定事实作相应更正。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解珲于2008年4月22日入职案外人Z公司，后于2008年9月16日与Z公司及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单位变更协议书，约定解珲与Z公司的劳动用工关系自2008年9月16日起由奔腾电工公司承继；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于原审中提供有上奔集司[2014]001号《关于组织架构调整及人力资源管理标准适用的通知》，上载明“……为了企业发展及规范管理，经研究决定：上海XX有限公司自2014年度起划归上海奔腾电工有限公司全权管理……结合2013年2月浙江XX股份有限公司划归奔腾电工管理，因此，浙江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XX有限公司等人员管理，统一适用奔腾电工《人力资源管理标准》”。上诉人解珲于原审中表示因系统为奔腾电工公司掌握、数据可以随时变动及自行更改，且奔腾电工公司曾制作并提供过虚假证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XX公司曾搬迁的事实，奔腾电工公司与XX公司都是统一管理，规章制度效力统一，在案证据中显示的奔腾电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同时管理奔腾电工公司和XX公司。二审中，解珲表示因有些文件其看不到而无法确认上述文件的真实性。
本院再查明，原审庭审中，上诉人解珲陈述：其2015年6月之前负责华西区域，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在总部松江XX路XX号，2016年1月1日开始在成都负责华西区域，每个月月初被强行要求回总部办公开会。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于原审庭审中陈述：解珲的工作地点不固定，根据分配的管辖区域自行安排；XX路XX号是以其公司为主的办公地点，也是其公司的注册地，但还有浙江XX股份公司、XX公司的员工在此办公。
本院还查明，上诉人解珲于原审中提交的上海市XX局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解珲2008年6月至2008年7月的个人所得税由Z公司扣缴，2008年8月至2009年10月的个人所得税由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扣缴，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及2010年3月的个人所得税由Z公司扣缴，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的个人所得税由奔腾电工公司扣缴，2014年7月至2016年7月的个人所得税由XX公司扣缴，2016年8、9月的个人所得税由奔腾电工公司扣缴。二审中，解珲表示其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每月均被扣除税金，但个税缴纳明细中没有显示。奔腾电工公司表示此系因解珲此期间由浙江XX股份公司发放工资并在浙江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致。
二审中，上诉人解珲陈述：其2008年入职后从事销售管理，在国内营销部门工作。
二审中，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表示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财务凭证可确定：解珲2009年9月至2009年12月期间的工资由Z公司发放，2010年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的工资由浙江XX股份公司发放，2010年12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工资由其公司发放，2014年6月至2016年8月期间的工资由XX公司发放。奔腾电工公司并称2014年4月20日至2014年5月期间仍由其公司发放解珲工资系因集团内部的成本税收和人员编制的考虑。奔腾电工公司为证明其公司所称的工资发放主体，并补充提供了2009年12月、2010年11月、2010年12月、2014年6月的工资表及银行打款回执。解珲不认可奔腾电工公司所述的工资发放情况，认可银行打款回执的真实性，但认为工资表系奔腾电工公司自己所做，不确认工资表的真实性。解珲并补充提供其2008年5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工资发放银行交易明细，称相关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的工资发放机构号与之前及之后工资发放的机构号是一致的。奔腾电工公司对此表示，机构号仅代表付款的银行网点，无法反映开户人，解珲的工资支付主体应以其公司提供的工资表、银行打款回执以及解珲提供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中载明的主体为准。
二审中，上诉人解珲补充提供2015年下半年的内销群微信聊天记录，内显示邹杰发布了一份国内营销办公楼座示意图（调整）表，座位调整图显示的员工包括其以及另案当事人宋某、案外人鞠某及邓某等，用以证明其办公地点在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的营销办公楼内。奔腾电工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这恰可证明其公司办公楼里也有十几位其他公司的员工。奔腾电工公司并提供了鞠某、邓某二人与浙江XX股份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浙江省社保缴费记录证明。解珲表示其无法辨识邓某劳动合同的真伪，无法确认邓某的社保缴费记录的真实性，经与鞠某核实，鞠某确实于2014年与浙江XX股份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2015年又变更为与奔腾电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认可鞠某的社保缴费记录的真实性。
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解珲主张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其系与被上诉人奔腾电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以奔腾电工公司未足额发放其此期间劳动报酬，其因奔腾电工公司不足额发放劳动报酬、漏缴少缴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而向奔腾电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为由，要求奔腾电工公司承担系争期间劳动报酬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支付责任。奔腾电工公司则主张系争期间其公司只是对解珲进行代管，与解珲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依据已查明事实，解珲自2008年入职Z公司后即从事销售工作且工作地点多在其他省市，解珲与奔腾集团旗下多个关联公司签订过多份劳动合同及劳动用工单位变更协议书。同时，在案证据亦显示解珲的工作安排、社保及公积金缴纳等存在由奔腾集团所属关联公司之间转换并互相认可之情况。解珲虽不认可奔腾电工公司主张的其2008年入职后工资发放主体变化情况，但纵不论解珲提供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反映的其个人所得税扣缴主体变化情况与奔腾电工公司所主张的工资发放主体变化情况基本一致，该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内容本身可反映解珲的工资个人所得税扣缴主体在奔腾集团所属关联公司之间亦存在相互转换并认可之情况。现解珲虽坚称其系争期间与奔腾电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此期间解珲系与浙江XX股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奔腾电工公司虽对解珲进行管理，但该公司对此已作解释，并就该代为管理之主张提供了相关证据。在此情况下，仅依据解珲所述上诉理由及在案证据，实难以认定其与奔腾电工公司于系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解珲要求奔腾电工公司承担系争期间劳动报酬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支付责任，依据不足。故对解珲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所作的判决可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解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鸿
代理审判员 王 骥
审 判 员 孙少君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正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