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恩法民一初字第255号
原告梁振富，男，住恩平市。
委托代理人梁长均，男，××年××月××日出生，住恩平市。
被告李超云，男，住恩平市。
原告梁振富与被告李超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12月9日和2016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庭审原告梁振富及其委托代理人梁长均、被告李超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梁振富的委托代理人梁长均、被告李超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振富诉称，原、被告均是恩城三坑南合作社村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自愿退出原由其承包耕种的位于深丁0.86亩、松咀尾0.57亩、石未龙1.28亩水稻田，三坑南合作社随后便将上述水稻田调整给原告承包。原告于1999年12月31日与三坑南合作社签订《水稻田责任承包合同书》，并领取了《恩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在承包经营期间依约完成公、购粮等任务。2006年间，三坑南合作社的部分土地（不包括涉案土地）被国家征收，原、被告对与涉案土地有关的征地补偿款10078元归属问题各持己见，后经茶坑村委会调解达成协议，约定原告将深丁0.86亩转给被告，该征地补偿款原、被告各占5069元（10078元÷2人）。由于被告没有按协议履行，2007年11月7日在茶坑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见证下被解除。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将与涉案土地有关的补偿款10078元退回给原告。恩平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2013）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书生效后，被告以其胜诉为由，强行使用涉案土地至现在。原告认为1999年12月31日平石镇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的《恩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合法有效的，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证内登记的承包土地（包括涉案土地）原告依法有使用的权利。被告以（2013）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便强占涉案土地，其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位于深丁、石未龙水稻田2.14亩给原告；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56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对其陈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被告基本信息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3、水稻责任田承包合同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册、恩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纳税手册、证明等复印件，证明涉案土地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
4、（2013）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34号、（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恩平市人民法院没有判决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告所有，同时也证明被告在石未龙有1.82亩承包土地（二审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7行）。
被告李超云辩称，一、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位于深丁、石未龙水稻田2.14亩给原告，依法无据。本案讼争的两份田，根据恩城三坑南合作社分田底册的原始记录，是属于被告的家庭承包地，承包地的份数是按当时家庭人口数分配的，不但三坑南合作社对此作出确认，恩平法院（2013）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34号判决书及江门中院（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53号判决书对该事实也作了确认。因此，本案讼争的两份田是属于被告的家庭承包地，根本不是原告所称的强行使用涉案土地的问题。虽然原告持有《恩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多处涂改，将其人口4人改为6人，将承包土地总面积扩大，与事实不符，是无效的证书，法院判决书也对该证的真实性作出否定的认定。二、原告于2013年7月以该讼争的两份田是其承包为由，请求三坑南合作社将该两份田的补偿款10078元退回给原告，但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均认定该两份田不属于原告承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原告这次又以该两份田其持有《承包经营权证》，是其承包，被告强占涉案土地，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8560元，依法无据。一、二审法院均已确认深丁0.86亩、松咀尾0.57亩、石未龙2.14亩地块（两份田）的土地补偿款10078元由被告所得，客观上是确认上述讼争的两份田是被告家庭承包。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证据不足，应予驳回。3、本案讼争的两份田，经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是该两份田属于被告的家庭承包地，现原告又以同一事实再提起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审判政策，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对其陈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分田底册记录二页和图册二页。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有：
1、2016年4月7日梁国良询问笔录；
2、2015年12月25日现场勘验笔录。
经审理查明，原告梁振富与被告李超云均是恩城街道办事处茶坑村委会三坑南合作社（以下简称三坑南合作社）村民，从1984年开始均参与三坑南合作社的集体土地承包。1999年第二轮实行土地承包时，三坑南合作社对该社人员数没有增减的农户按1984年的分田份额、面积继续承包。因原告和被告在三坑南合作社的分田底册记录中仍是承接1984年的分田份额继续承包。1999年12月31日，三坑南合作社与原告签订一份《水稻责任田承包合同书》和发放给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册》中记载了原告的家庭人口为4人，承包土地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的地块名称和面积；包括：深丁0.86亩、松咀尾0.57亩、横排1.1亩、简头0.53亩、水产乸1.96亩、石未龙1.28亩，合共6.3亩。用途栏说明：深丁、松咀尾、横排为水稻，简头、水产乸、石未龙为鱼塘。
另查明，三坑南合作社村民梁国良在分得责任田后，将地名为石未龙承包的土地开挖成近7亩鱼塘，并交给原告承包。每年承包款为10000元。2000年开始，原告将深丁0.86亩农田给梁国良耕种，梁国良收取其鱼塘承包款为8000元。
再查明，2006年国家征用了三坑南合作社的集体土地，2007年6月间三坑南合作社对土地补偿款进行分配，因分配方案问题，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将三坑南合作社应按实际承包土地经营权份额分配款项。该案经审理后，本院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2013）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三坑南合作社依程序作出分配方案，其方案合法有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江门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后，于2014年4月17日作出（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被告认为原告转给村民梁国良耕种的深丁0.8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自己的，便向梁国良取回了0.66亩土地。
还查明，本院（2013）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34号判决书查明部分认定以下事实：“2006年间，三坑南合作社的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其中包括了原告与被告争议的深丁0.86亩、松咀尾0.57亩、石未龙1.28亩地块”。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也确认了该事实：“本院依法确认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发生纠纷，本案应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原告提出原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生效后，被告以其胜诉为由，强行使用涉案的深丁0.86亩、石未龙1.28亩的土地。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应返还上述两地名的土地及赔偿损失？
据原告原提起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经一、二审认定2006年间，三坑南合作社的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也包括双方争议的深丁0.86亩、松咀尾0.57亩和石未龙1.28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二款还规定：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原、被告均否认深丁的集体土地已被征收，但未向法庭提供足以推翻该事实的证据，故本案仍认定深丁的土地已被国家征收。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强制取得他人的土地所有权，使得他人的土地所有权因国家的征收而消灭的制度。土地征收属于政府的强制性行政行为。虽然土地征收是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但实际上依附于农村土地之上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因征收而消灭。也就是深丁的土地被国家征收后，原告失去经营该土地的权利。再者，原告与三坑南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注明石未龙1.28亩的用途是鱼塘，深丁0.86亩已流转给梁国良，故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上述土地及赔偿损失，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振富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梁振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艺童
人民陪审员 周卫国
人民陪审员 薛小春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冯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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