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涉外终字第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满应。
委托代理人：李会清，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
法定代表人：吴开平。
委托代理人：金银江，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HUANGSHIXIAONG（中文名：黄仕雄）。
委托代理人：高小娜，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天普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满应。
上诉人谭满应因与上诉人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以下称民政部救援中心）、被上诉人HUANGSHIXIAONG（以下称黄仕雄）、被上诉人深圳市天普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天普佑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7年1月4日，民政部救援中心批复同意成立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筹备组，要求筹备组派员进京进行业务培训。2007年10月18日，民政部救援中心又批复同意谭满应为深圳分中心筹备组成员，负责筹备组日常工作。至本案开庭审理之日，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尚在筹备中。天普佑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7日，经营范围包括兴办实业、国内贸易、信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企业形象策划等。2008年3月25日，天普佑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会对股东转让出资、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等事项做出决议。2008年4月14日，天普佑公司的股权发生变更，变更后股东徐╳╳占10%，蒋贤占5%，谭满应占85%。
天普佑公司确认收到黄仕雄的投资款100万元。对于上述款项由多方出具了收款凭证。其中由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出具了四张收款收据，分别为2008年1月21日20万元、2008年1月23日174800元、2008年1月23日125200元、2008年3月10日50万元。上述收款收据均载明代天普佑公司收黄仕雄出资款。2008年3月14日，谭满应出具两张收据，其中一张载明“黄仕雄2008年1月23日出资人民币伍拾万正全部入公司”，另一张载明“黄仕雄2008年3月10日出资人民币伍拾万正全部入公司”。案外人罗╳╳记录黄仕雄2008年1月21日投资20万元，2008年1月23日投资30万元，2008年3月10日投资50万元。另查明，2008年1月21日，黄仕雄与案外人罗╳╳签订委托书，委托罗╳╳代持天普佑公司5%股份。谭满应在见证人处签字并加盖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印章。
原审认为：黄仕雄虽然与天普佑公司未签订书面的出资入股协议。但是通过黄仕雄与案外人罗╳╳之间--经被告谭满应见证--
的委托持股协议，可以认定双方约定了黄仕雄持股的份额以及应当支付的对价。之后，黄仕雄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谭满应收取了价款，同时天普佑公司予以认可。因此黄仕雄与天普佑公司之间存在出资入股的法律关系。虽然黄仕雄为外籍身份，但是被告天普佑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未含有限制性的行业，且黄仕雄的股份由案外人罗╳╳代为持有，上述行为不违反现行的司法实践，因此黄仕雄与天普佑公司之间的出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天普佑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的或者增减注册资本等事项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天普佑公司未能提供股东会决议，因此无法认定天普佑公司的股东会同意案外人代黄仕雄持有股份，故天普佑公司应当负责偿还黄仕雄投资款。谭满应作为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筹备组负责人，在深圳分中心尚在筹备阶段就以深圳分中心的名义，对黄仕雄委托案外人代持天普佑公司的股份进行见证。同时，谭满应作为天普佑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在收到黄仕雄投资款后又未及时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谭满应的上述行为存在欺诈，由此导致黄仕雄不能实现出资目的，其亦应当对黄仕雄的出资承担偿还责任。民政部救援中心批复成立深圳分中心筹备组，但是从批复至今已经超过七年，民政部救援中心对于筹备事宜未尽到监管义务，导致谭满应擅自以深圳分中心的名义从事商事活动，民政部救援中心应当对黄仕雄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赔偿限额为天普佑公司以及谭满应不能清偿部分的30%。黄仕雄作为外籍人士与案外人罗╳╳签署委托持股协议，可以证明其对不能成为天普佑公司显名股东的结果系明知，因此黄仕雄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天普佑公司及谭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黄仕雄偿还投资款100万元；二、民政部救援中心在深圳市天普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谭满应不能清偿范围内，对黄仕雄承担30%的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黄仕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93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天普佑公司及谭满应承担。
上诉人谭满应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谭满应对天普佑公司返还黄仕雄100万元投资款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即驳回黄仕雄对谭满应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谭满应主张本案基本事实如下：2007年1月4日，民政部救援中心批复成立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筹备组，并将刻制的深圳分中心（筹）公章和深圳分中心财务专用章交付筹备中的深圳分中心使用。同年10月18日，民政部救援中心批复同意上诉人谭满应为深圳分中心筹备组成员，负责日常工作。2009年6月3日，民政部救援中心下发民援函字（2009）6号文件，批复同意设立深圳分中心及谭满应为法定代表人，并要求深圳分中心及时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明确挂靠单位，依法登记注册。与此同时，民政部救援中心收回深圳分中心原带“筹”字公章，并将新刻的公章交付深圳分中心使用。期间，2007年10月17日，天普佑公司注册成立。2008年1月，天普佑公司股东、董事兼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办公室主任徐╳╳与其妻罗╳╳邀请被上诉人黄仕雄向天普佑公司投资100万元，并应允其享有5%股权。2008年1月21日，罗╳╳持黄仕雄与其签署的代持股《委托书》要求作为天普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谭满应以见证人身份签字。谭满应当即签字确认，但并未加盖任何公章。此后，黄仕雄分别于2008年1月21日、1月23日和3月10日将投资款100万元支付给天普佑公司财务人员罗╳╳（负责管理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及天普佑公司财务），罗╳╳对每笔收款自己作了备忘记录；同时，又以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名义（即加盖深圳分中心财务专用章）代天普佑公司给黄仕雄开具收据；记账时罗╳╳将该100万元分两次（2008年1月23日50万元，2008年3月10日50万元）记账，谭满应作为天普佑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同年3月14日签字入账，证明天普佑公司已收到该100万元。但自始至终黄仕雄未曾与谭满应谋面，一直与徐╳╳、罗╳╳夫妇接触、洽谈。2008年4月14日，基于黄仕雄投资并委托罗╳╳代持股份、罗╳╳与徐╳╳二人夫妻关系，且二人同意徐╳╳持有10%股权中包括罗╳╳代黄仕雄持有5%股权，天普佑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增补罗╳╳为公司董事参与公司决策、经营。2014年3月，黄仕雄以天普佑公司未将其列为股东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上诉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认定“谭满应收取了黄仕雄投资款，天普佑公司予以认可”颠倒了案件事实。
原审过程中，黄仕雄为证明其向天普佑公司支付100万元出资款的事实，分别提供：天普佑公司财务人员罗╳╳于2008年1月21日、1月23日和3月10日收取其100万元投资款所作的备忘记录；罗╳╳以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名义（加盖深圳分中心财务专用章）代天普佑公司给黄仕雄开具的收据；天普佑公司记账时罗╳╳将该100万元分两次（2008年1月23日50万元，2008年3月10日50万元）记账，谭满应作为法定代表人于同年3月14日签字入账，证明天普佑公司已收到该100万元入账条据等三类证据。暂不提罗╳╳备忘记录和天普佑公司记账凭证如何转到黄仕雄手里，仅从证据证明内容看，该三类证据只是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天普佑公司收取了黄仕雄100万元投资款，谭满应在入账时签字仅证明罗╳╳所收取黄仕雄的投资款交到了天普佑公司，而无任何证据显示谭满应收取了黄仕雄分文。显然，原审法院认定谭满应收取了黄仕雄投资款，天普佑公司“予以认可”，颠倒了案件事实。
二、谭满应无任何过错，原审法院认定谭满应存在欺诈行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1、2008年1月21日，黄仕雄与罗╳╳间代持股《委托书》所加盖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公章系徐╳╳利用管理公章机会于事后偷盖；原审法院认定系谭满应见证签字时加盖违背案件事实。2007年1月4日，民政部救援中心批复成立深圳分中心筹备组时，刻制并交付筹备中的深圳分中心使用的是带“筹”字公章和深圳分中心财务专用章，直至2009年6月3日，民政部救援中心下发“批复同意设立深圳分中心”启用正式公章之日止，深圳分中心一直使用带“筹”字公章。黄仕雄与罗╳╳间签订代持股《委托书》的时间是2008年1月21日，深圳分中心正式公章民政部救援中心尚未刻制，谭满应根本没有加盖可能。更何况，谭满应见证签字后，自己手里亦存了一份三方签字的代持股委托书原件，根本未加盖任何公章。因此，黄仕雄提供代持股委托书上加盖的深圳分中心公章，只能是黄仕雄利用与徐╳╳、罗╳╳夫妇的朋友关系和徐╳╳掌管深圳分中心公章机会，为嫁祸深圳分中心，在其准备起诉时，串通徐╳╳偷盖而出具的伪证。
2、徐╳╳、罗╳╳夫妇在黄仕雄投资天普佑公司过程中，一直处主导地位；谭满应作为接收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仅是依徐、罗二人决定而执行。徐╳╳、罗╳╳夫妇与黄仕雄系多年朋友关系，从邀请黄仕雄投资到黄仕雄投资款汇到的账户均由徐╳╳、罗╳╳夫妇决定。罗╳╳将黄仕雄投资款交到天普佑公司后，经徐、罗二人商定，将本应由罗╳╳代持的股份转由徐╳╳代持，同时，增补罗╳╳为公司董事。考虑到徐、罗二人系夫妻关系，由谁代持黄仕雄股份，在增补罗╳╳为公司董事，并参与公司决策、经营情况下，几无差别，因而谭满应未予阻拦。若非徐、罗二人决定如此，作为代黄仕雄持有股份的徐、罗二人怎么会对天普佑公司作法听之任之，而始终不提任何异议呢？同时可证，虽天普佑公司未按公司章程要求签署书面决议，同意罗╳╳或徐╳╳代黄仕雄持有股份，但从增补罗╳╳为公司董事这一结果，足证公司全体股东均对罗或徐代黄仕雄持股完全同意，只是手续未严格按公司章程执行而已。
三、原审法院以“谭满应作为天普佑公司控股股东，在收到黄仕雄投资款后又未及时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存在欺诈行为”判决谭满应与天普佑公司一起承担返还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谭满应作为天普佑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黄仕雄投资过程中，无任何过错，已如前述。同时，查遍《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发现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未及时召开股东会，导致权利人不能实现相关权益，而责成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承担等同于公司责任”的规定。原审以未召开股东会表决为由判决天普佑公司控股股东谭满应与天普佑公司一起承担返还责任，显然错误。
民政部救援中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民政部救援中心在天普佑公司及谭满应不能清偿的范围内，对黄仕雄承担30%的补充清偿责任，无任何事实依据。
1、民政部救援中心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根本不存在，亦不存在批准设立深圳分中心的事实。黄仕雄提交的两份救援中心的批复（民援复字（2007）01号、民援复字（2007）14号）均可以证明，民政部救援中心同意成立的是“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深圳分中心筹备组”（下称“分中心筹备组”）。分中心筹备组的工作就是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的规定，向深圳市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所属的登记管理机关递交申请，争取早日通过核准，成立深圳分中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任何事业单位都不能直接批准成立分支机构，因此深圳分中心的设立必须经过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才能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开展活动。而事实上，分中心筹备组始终没有完成上述工作，深圳分中心至今仍未成立。深圳分中心这个主体在法律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2、天普佑公司是谭满应绝对控股的法人，并非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的直属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更不是深圳分中心的市场化运营平台和该公司股东结算平台。黄仕雄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天普佑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7日，此时，谭满应甚至还不是分中心筹备组的成员。从天普佑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以看出，谭满应占有天普佑公司85%的股权。可以说，天普佑公司是谭满应绝对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天普佑公司既不是深圳分中心的直属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也不是深圳分中心的市场化运营平台。
3、黄仕雄完全可以请求谭满应将其占有天普佑公司的85%股权中的5%股权转让给罗╳╳来实现出资目的。本案的案由是股东出资纠纷。黄仕雄作为隐名股东与案外人罗╳╳签署委托持股协议，可以证明其对不能成为天普佑公司显名股东的结果系明知。谭满应作为天普佑公司的股东对上述委托持股协议进行了见证，且谭满应承认收到了该笔出资款项并向黄仕雄出具了收据，意味着黄仕雄想要取得其出资对应的股权，只需谭满应将其85%的股权中的5%股权转让给罗╳╳即可实现黄仕雄的出资目的。
4、深圳分中心公章、财务专用章系谭满应私刻，所有以深圳分中心名义对外进行的活动，均应视为谭满应的个人行为。只有经过登记管理机关的核准，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之后，才能制作公章、财务章。谭满应在深圳分中心根本没有成立的情况下，便私刻深圳分中心公章、财务章的行为，已经涉嫌私刻公章罪，其利用深圳分中心的名义进行活动，收取黄仕雄所谓的“出资款”，更是涉嫌诈骗罪。庭审中，黄仕雄的代理律师也承认，盖有深圳分中心财务章的收据是谭满应交给黄仕雄的。因此，可以看出深圳分中心财务章是在谭满应的个人控制之下，所有以深圳分中心名义进行的活动，其实都是谭满应的个人行为。
5、黄仕雄与案外人罗╳╳签署代持股协议时，谭满应作为天普佑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进行见证是理所应当。但谭满应在代持股协议上加盖与此事毫不相干的“深圳分中心”印章，不符合常理。黄仕雄仅向天普佑公司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却手持谭满应及深圳分中心分别出具的，共计人民币200万元的收据，不符合常理，存在双方恶意串通，“三角诈骗”的可能。谭满应在黄仕雄与罗╳╳签署的代持股协议上加盖其私刻的与代持股协议毫不相干的深圳分中心公章，是何目的？黄仕雄出资的目的是成为天普佑公司的隐名股东，谭满应及天普佑公司的代理律师在庭审时也承认该笔钱款的确进入的公司的账户。既然谭满应作为法定代表人向黄仕雄出具了收据，便无任何理由再向黄仕雄出具一份盖有深圳分中心财务章的收据。否则，黄仕雄岂不是可以依据两套收据分别向谭满应和深圳分中心主张返还共计200万元人民币的出资款？实际上，无论是谭满应在代持股协议上加盖深圳分中心的公章还是谭满应向黄仕雄出具加盖深圳分中心财务章的收据，目的只有一个：将民政部救援中心作为共同被告拖入诉讼，意欲利用“胜诉判决”执行民政部救援中心财产。
二、原审法院判决民政部救援中心在天普佑公司及谭满应不能清偿的范围内，对黄仕雄承担30%的补充清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原审该项判决已经超出了“自由裁量权”的界限，有枉法裁判之嫌。补充清偿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法定或约定义务不履行行为与他人的侵权行为发生竞合而产生的补充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然后由未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2、违反法律规定的；3、因监护人身份而承担补充责任；4、因出具虚假验资证明而对企业债务承担补充责任；5、因担保而承担补充责任，如一般担保责任；6、投资人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应该在投入资金不足的范围内对企业债务承担补充责任；7、投资人抽逃注册资金的，在抽逃资金范围内对企业债务承担补充责任；8、在企业被撤销、吊销或歇业后，投资人无偿接收企业财产的，由投资人在接收财产范围内对企业债务承担补充责任。补充清偿责任有着严格的适用情形，本案的情况不属于上述八种情形中任何一种。原审法院判决民政部救援中心在天普佑公司及谭满应不能清偿的范围内，对黄仕雄承担30%的补充清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此项判决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有枉法裁判之嫌。
三、黄仕雄受到谭满应的欺诈，出资目的不能实现，与民政部救援中心是否尽到监管义务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原审判决认定民政部救援中心批复成立深圳分中心筹备组，至今已经超过七年，民政部救援中心对于筹备事宜未尽到监管义务，导致谭满应擅自以深圳分中心的名义从事商事活动，因此民政部救援中心应对黄仕雄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实际上，上诉人批复成立的仅仅是筹备组，作为一个有常识的正常人，应该知道筹备组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也应该知道待设立的主体仍未设立。谭满应作为筹备组的成员当然应该知道既然深圳分中心尚未设立，便不能以深圳分中心的名义对外进行商事活动。本案导致黄仕雄遭受所谓损失的根本原因是谭满应私刻公章、财务章，并擅自以深圳分中心的名义开展商事活动，虚构了天普佑公司是深圳分中心的直属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是深圳分中心的市场化运营平台的事实，骗取了黄仕雄的投资款。谭满应的行为以及涉嫌构成私刻公章罪、诈骗罪。黄仕雄也是谭满应私刻公章、诈骗的受害人之一，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对谭满应如此明显的犯罪行为没有尽到移交相关办案部门的义务，反倒判决上诉人承担莫名其妙的补充清偿责任，实在令人遗憾。民政部救援中心即使尽到全部监管义务，也不可能阻止谭满应私刻公章、诈骗的犯罪行为。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是否意味着企业发生偷逃税款的犯罪行为时，作为有监管义务的税务机关在企业无法缴纳税款罚金的情况下，也要承担一份补充清偿责任呢？
黄仕雄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涉案四张收据上加盖的是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财务专用章，填票人为“罗”。
2008年1月21日，黄仕雄与案外人罗╳╳签订《委托书》，委托罗╳╳代持天普佑公司5%股份，并于黄仕雄不在中国大陆时行使该公司股东及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本人理事之权利与义务。谭满应在《委托书》签字进行见证，在其签字处又加盖了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的公章。
黄仕雄在原审提交一份《关于深圳市天普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归属问题的决定》，落款时间为2008年2月26日，并加盖了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的公章。内容为：“经深圳分中心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天普佑公司是深圳分中心的市场化运营平台和该公司股东结算平台。未经分中心主任办公会议决定，不得以该公司的名义从事其他商业投资活动，以维护深圳分中心和该公司全体股东合法权益。”黄仕雄在二审主张该文件是谭满应向其交付的。
除以上事实外，原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外股东出资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本案争议，本院评析如下：
第一，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黄仕雄将投资款支付给天普佑公司，其目的是成为天普佑公司股东并行使股东权利。谭满应主张徐╳╳持有的10%股份中包括罗╳╳代黄仕雄持有的5%股份，但并不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从本案证据看，天普佑公司没有根据公司章程作出股东会决议进行增资等使黄仕雄成为公司股东，黄仕雄也没有实际行使股东的权利，天普佑公司应返还黄仕雄的投资款。
第二，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没有依法注册成立，不能经合法程序申请刻制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主张本案证据上加盖的上述公章系谭满应私自刻制，谭满应作为负责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筹备组日常工作的工作人员，亦不能证明本案证据上加盖的上述印章的合法来源，因此，对本案证据中加盖的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本院均不予采信。基于上述判断，本案证据均不能证明天普佑公司是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的直属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亦不能证明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代天普佑公司收取了黄仕雄的出资款。虽然谭满应负责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筹备组的日常工作，本案相关证据上亦加盖了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的财务专用章或公章，但黄仕雄已将投资款支付给天普佑公司，黄仕雄与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之间并不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基于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均可以查询到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没有依法注册成立的事实，并应当知道在此情形下不能经合法程序申请刻制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因此，本案尚达不到使黄仕雄有理由相信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代天普佑公司收取了出资款的程度。黄仕雄要求民政部救援中心返还投资款依据不充分，民政部救援中心主张其不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第三，谭满应是天普佑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同时负责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筹备组日常工作，在本案中具有双重身份。《委托书》上谭满应签字见证处加盖了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公章印文，谭满应主张该公章印文系徐╳╳利用管理该公章的机会加盖，但不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黄仕雄主张《委托书》上公章印文系谭满应加盖，且谭满应向其出具一份《关于深圳市天普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归属问题的决定》，符合谭满应在本案的双重身份并与《委托书》的内容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谭满应利用其双重身份，在《委托书》中同时对黄仕雄委托罗╳╳代持天普佑公司5%股份及代为行使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理事的事项进行见证，并向黄仕雄出具《关于深圳市天普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归属问题的决定》，故意欺诈使黄仕雄认为天普佑公司与民政部救援中心深圳分中心存在某种关联并对天普佑公司进行投资，而在黄仕雄对天普佑公司进行投资后谭满应作为控股股东又不召开股东会确认黄仕雄的股东身份，使黄仕雄不能行使股东权利。因此，谭满应亦应对黄仕雄的投资承担返还责任。谭满应主张其不承担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民政部救援中心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谭满应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HUANGSHIXIAONG（中文名：黄仕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93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天普佑公司及谭满应承担。谭满应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其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民政部救援中心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其已预交），由黄仕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萍
审 判 员 梁 乐 乐
代理审判员 周 洁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希（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