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九中民二终字第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都昌分公司
负责人ＸＸ发，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俞建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都昌县精艺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琴，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嗣弘，江西弘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都昌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都昌县精艺广告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2013）都民一初字第1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都昌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俞建平、被上诉人都昌县精艺广告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文琴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嗣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与原告长期发生广告业务往来，业务结束后原告凭业务清单开具发票到被告处报账。2010年原告为被告制作宣传广告。宣传广告制作后，原告对其所制作的宣传广告登记在“精艺广告业务清单”上。广告清单所列明的广告往来合计费用为73554元（已扣除“柒爱斌”所注明的应扣款2600元）。另，被告举证双方有八次业务往来，其所产生的费用合计73994元。
原审认为：原被告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根据双
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即原告应被告要求制作宣传广告，被告
应按约定支付相关费用，双方已形成了广告合同关系。本案
争议焦点为被告公司是否已经支付此笔费用，根据合同法相
关规定，广告合同中双方均有给付义务，原告履行完制作广
告的义务后，被告公司作为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一方应支付
相应费用。对是否履行合同义务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
担举证责任，被告应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上述
广告制作费用。对被告辩称其已于2011年7月间支付了本案业务清单相关费用的主张不予采信。首先，被告公司原工作人员柒爱斌、袁爱宝、黄荟清于2013年分别在广告制作清单上签字确认业务发生的事实；其次，被告提交的报账发票、报账业务清单及银行对账单所载明的累计金额（73994元）与原告诉求的金额（73554元）并不一致：再次，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广告合同中支付制作费用应在相关人员确认业务之后，那么支付广告制作费用的时间应在2013年被告公司原三位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之后，被告称2011年7月间已经支付了讼争广告费用难以采信；最后，按照一般财务会计制度，原告如已在被告处报账，报账发票及其附件清单应在被告处保管，而不应仍在原告处。综上，原审认为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支付了讼争费用，只能说明被告支付了其与原告之间的其他广告业务费用，对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所以，被告应支付原告广告制作费用7355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都昌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都昌县精艺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广告费用7355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39元，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2013）都民一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判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一份有上诉人处原工作人员签字的《精艺广告业务清单账簿》用于证明上诉人未支付报酬与客观事实不符。①双方发生业务往来的时间是在2010年，而原上诉人工作人员对上述账簿金额签字时间却是2013年。上诉人在2011年7月将广告制作费支付给被上诉人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的，而被上诉人在时隔3年后才找到上诉人处早已离职的工作人员采取哄骗的方式让他们签字确认，从而认定这批广告的制作并来验收、结算，这与社会常理及—般交易习惯不符。②上述账簿中的所有数据均由被上诉人制作，而签字确认的人员在上诉人处工作时既不是公司财物人员，也不是合同双方指定的结算人员。他们仅仅是经手过该笔业务的分管领导，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业务所涉及的金额并不清楚，所作出的证言并既不能证明该笔业务实际结算金额是多少，也不能证明该笔广告制作费是否付清，从法院调查的内容看，他们也仅仅能够证实有这项业务发生，因此该证据并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③双方业务往来的账簿是由被上诉人制作，上诉人仅需核对金额无误后，将款项支付到被上诉人指定账户。因此上诉人已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账簿中结算的金额73994元于2011年7月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在一天内分8次将73994元宣广告制作费汇入被上诉人指定的账户（其法定代表人张文琴的账户）。而在一审法院审理时，被上诉人又提供一份金额为73554元的上述账簿让上诉人处原工作人员签字，被上诉人提供两份业务清单金额相互矛盾。④双方在2010年度所发生的广告制作业务就是账簿上记载的业务，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生其它的业务往来，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是其它的业务，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也未予查明。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予查证作出判决，有失公允。①上诉人所提供的报账原始凭证中的《精艺广告业务清单账簿》，同样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文琴书写，在该帐簿由登记的广告业务事项中，涉及的18个乡镇的广告制作的材料、单价中的计算数字与被上诉人提供的那份《精艺广告业务清单账簿》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是：被上诉人几乎所有的公式得数都比上诉人财务报销凭证的数字要小，但是两份的总金额则是几乎一致的。一审法院认为，如果被上诉人已经结算完成，《精艺广告业务清单账簿》就不应该在被上诉人手上，这种认定的是荒谬的。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广告制作费就是上诉人已经结算完成了的广告业务，并没有其它的业务事项，双方争议的就是这一个事实。被上诉人诉称的上诉人支付的是其它的广告业务的费用，却没有举证证明。②上诉人为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广告制作费，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的转账凭证，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有”八次业务往来“双方在2010年度是有一批业务往来（在清单中都有记载），除本次发生争议的业务外，并无其他任何业务往来。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行为就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精艺广告业务清单账簿》结算金额将73994元广告制作费支付给被上诉人。而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的作用未做详细查明，直接不予认定为系本次讼争费用，证据不足、有失公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自身已经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
被上诉人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①上诉人与答辩人发生业务往来的时间是在2010年，之所以到2013年2至6月份上诉人原负责的工作人员才对答辩人提供的业务清单予以签字确认，是因为上诉人负责分管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调动频繁，继任人员又以不清楚有关情况为由推诿，这恰恰证明是上诉人违约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的事实，怎么成了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呢？在业务清单上签字的袁爱宝是时任都昌电信分公司营销部主任：柒爰斌是时任都昌电信分公司副总经理；黄荟清是时任都昌县电信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上诉人称答辩人哄骗他们签字，证据何在？②在答辩人与上诉人的业务清单上签字确认的袁爱宝，柒爱斌，黄荟清作为上诉人当时该笔业务的管理人员，对答辩人完成的业务量及金额确认是其职责所在，他们在业务清单上签字，是有效的职务行为，是要承担责任的，且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依法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该证据充分达到了答辩人的证明目的。③本案一审的立案时间是2013年9月29日，金额为73554元的《精艺广告业务清单账薄》，由上诉人原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时间在2013年2至6月份，上诉人依据什么一口咬定答辩人提供一份金额为73554元的账薄让上诉人原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时间是“一审法院审理时”？④2011年7月上诉人结算并支付的73994元广告制作费用是另一笔业务，与本案这笔业务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主张是同一笔业务，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抗辩理由所提供的证据进行了严格缜密的审核论证，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是同一笔业务，据此而作出判决是完全正确的，判决结果客观公正。①本案的广告费用直至2013年6月份才在得到上诉人原负责的工作人员确认，上诉人不可能在2011年7月就支付费用，按照财务制度，本案诉争的业务费用如果上诉人已经支付，那么有关的业务清单应作为财务资料在上诉人处保存，而不会在答辩人处。②上诉人提供的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从时间、金额、业务清单等各个方面都只能证明与本案诉争的这笔业务费用没有任何关联性。综上所述，上诉人对拖欠多年的广告制作费缺乏最基本的诚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07年5月就有广告业务往来，均未签订书面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双方当事人各自在原审时提供的“精艺广告业务清单”（以下简称“清单”）是否反映的是同一笔广告业务？首先，双方当事人自2007年开始，就有广告业务往来，并不是仅本案讼争的一笔业务。第二，从两份“清单”的内容看，虽然总金额及广告业务涉及的网点相近，但每一个网点的广告业务事项及费用金额均不完全一致；第三，从上诉人提供的报账单据看，不能明确区分其报的是被上诉人哪年的业务账款。第四，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结算人员并未作具体的约定。而从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清单”上签字的袁爱宝，柒爱斌，黄荟清的身份看，袁爱宝时任上诉人营销部主任，现任上诉人副总经理，黄荟清是时任上诉人总经理助理，现任九江市电信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副经理。柒爱斌时任上诉人农村事业部负责人。他们均是经手过该笔业务的当时的分管领导。按照他们当时及现任的职务，对该笔业务是否付款，是否结清，他们在签字确认前是完全有能力，也应该通过上诉人公司的财务核实清楚的。因此，上述三人于2013年在被上诉人的“清单”上的签字行为是对当时发生的业务的确认，具有证明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采取哄骗的方式让他们签字确认，无依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称本案讼争的费用已支付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9元由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都昌分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敏红
审 判 员 谭宏波
代理审判员 晏纯贵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桂 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