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2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东堃，男，1987年8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城市空间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18号院首府大厦3号楼。
负责人李扶坚，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军，男，197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建民，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及时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源街15号2号楼110号。
法定代表人：赵雪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波，男，1973年4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及时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孙东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及时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及时雨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2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东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及时雨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及时雨公司司机未能采取减速和避让措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一审法院在我就此已经提供充分证据后仍认定我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及时雨公司主张的车辆修理费用及租车费用均应提供充分证据，但在公司所提供证据明显存疑时一审法院仍对该公司的上述主张予以认定亦属明显不当。
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并由及时雨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依照商业险保险合同第26条规定，车辆租赁费用并不属于我公司承保的范畴，另及时雨公司所主张的维修费用与车辆实际损失明显不符，故一审法院所确定我公司应向及时雨公司承担的维修费数额过高。
及时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东堃和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赔偿及时雨公司修车费13240元、租赁费损失18000元，合计31240元；2、本案诉讼费由孙东堃和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7日9时51分，在北京市大兴区京良路立华桥东10米处，孙东堃驾驶的×××小型客车与门京城驾驶的×××大型客车同向行驶，两车相撞。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大兴交通支队认定，孙东堃负全部责任，但孙东堃拒绝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字。事后，及时雨公司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维修，车辆维修期间为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9月11日，共产生修车费13240元。涉案车辆维修期间，及时雨公司与北京志平昌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车辆租赁协议，租赁时间为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租车价格为3000元1辆1日，共产生租赁费18000元。
查明，肇事车辆为孙东堃所有，该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道交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根据交管局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孙东堃负全部责任，门京城无责。孙东堃主张事故认定书描述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责任划分有问题，故拒绝在事故认定书中签字。根据其提交的行驶记录仪，法院认为交管局作出的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故对孙东堃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孙东堃所驾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及时雨公司因此次交通事故所受到的财产损失，应由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部分，由孙东堃予以赔偿。
根据《道交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及时雨公司已支付受损车辆维修费并提供相应的发票予以证明，孙东堃和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主张涉案车辆的维修费过高。经法院释明，孙东堃和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不申请对涉案车辆维修项目合理性进行鉴定，故法院对孙东堃的主张不予采信。法院依法确定车辆维修费为13240元。及时雨公司在其受损车辆维修期间因无法继续使用，必然产生一定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现及时雨公司就其主张的租车费提供了车辆租赁协议及租车发票予以证明。及时雨公司作为车辆受损方，负有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在车辆维修完毕后，应当及时办理结算提取车辆。涉案车辆维修结算日为2017年9月11日，但及时雨公司未在当日及时提取车辆，对超出部分的租赁费法院不予认可。故法院依法确定合理的租赁期限为4日，租赁费为12000元。据此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失责任限额内赔付北京及时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维修费2000元；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付北京及时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维修费11240元、租赁费12000元，共计23240元；三、驳回北京及时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及时雨公司提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制发的《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用以证明该公司具有对外租赁车辆的业务，孙东堃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该备案证并不能充分证明该公司车辆可以用作汽车租赁，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则主张该证明系临时提交的证据，请法院核实其真实性并依法裁判。另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提交《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总则》，用以证明关于车辆租赁费用并非该公司承保范围，孙东堃表示并未见过该文本，也无签字，另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认可该争议条款并未采取特殊方式提醒对方注意。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一审法院对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适当，一审法院认定及时雨公司的修理费、租车费的损失数额是否合理，以及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是否对于及时雨公司的租车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孙东堃驾驶车辆与及时雨公司所属车辆发生碰撞造成本次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确认孙东堃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孙东堃对该事故责任认定虽持有异议，但其就此并未能提供充分相反证据，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情况在结合事故发生时行车记录仪所留存的证据情况确定该事故由孙东堃承担全部责任并无不当，孙东堃不认可其应负全部责任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因孙东堃所驾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上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故依照交通管理相关规定，及时雨公司车辆维修等损失应首先在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中予以赔付，仍有不足则由孙东堃直接予以赔付。现对于及时雨公司修车费损失数额，诉讼中孙东堃、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均主张维修费数额过高，但从及时雨公司所提交的维修单位增值税发票显示，一审法院所认定该公司的合理修车费用确实已经实际发生，而对于孙东堃、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主张的及时雨公司修车项目与实际损失不相符问题，在及时雨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情况下，孙东堃、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均不就涉案车辆维修项目的合理性申请鉴定，故孙东堃及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应就此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所认定及时雨公司修车费的数额是适当的，应予维持。关于及时雨公司主张的租车费问题，其已经提交了车辆受损期间的租赁合同，以及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制发的《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作为证据，孙东堃、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能就此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于及时雨公司的租车费损失予以认定是正确的。关于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主张该租车费损失非属该保险公司承保范围问题，该公司虽提交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总则》作为依据，但孙东堃表示不确定看到该文本，且该文本系该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向投保人出示时亦未能采取明显标志以提醒投保人注意该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内容，故在上述条款存在争议情况下，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确定由该保险公司承担上述租车费用亦是适当的。
综上所述，孙东堃、中华联合保险分公司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4元，由孙东堃负担582元（已交纳），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582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文彤
审判员 刘保河
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