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佳松，男，198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委托代理人：王启星，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上雄，男，198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委托代理人：郭坚生，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劭文，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佳松因与被上诉人吴上雄欠款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4日，郭佳松、吴上雄签署了《欠款确认单》，该单上载明调货人为“吴向雄”，出货人为“郭佳松”，出货单位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被欠款单位确认盖章为空白，其下的责任人签字处有郭佳松签名，吴上雄在欠款责任人确认签字处签名。《欠款确认单》上记载：11月30日，金额为14880元；12月2日金额为14880元；12月3日，金额为13640元；12月17日，收货人为“临沂高才”，金额为22210元，收入22210元；12月23日，金额为60650元；12月25日，金额为13620元；12月18日收到现金14880元；1月9日，金额为5850元；1月10日，金额为16120元；1月22日农行汇款10000元；4月29日，收货人“临沂左月磊”，金额为3080元，收入2900元，反回费用180；5月18日，收货人“长沙赵瑛”，金额为4450元；5月31日，收货人“长沙陈生”，金额为8600元；6月13日，收货人“临沂高才”，金额为24750元，收入24750元；6月18日，收货人“长沙赵瑛”，金额为13050元；6月23日，收货人“临沂张俊登”，金额为5400元，收入4800元；6月23日，收货人“玉林张海”，金额为1056元，货场代收1056元；6月24日，收货人“玉林江佳玉”，金额为4120元，收入4120元，货场代收4000元；7月3日，收货人“钦州莫胜新”，金额为10615元，收入10615元；7月3日，收货人“玉林张海”金额为10775元，货场代收10775元。上述款项经郭佳松、吴上雄核对，双方确认结欠金额为156171元，扣除郭佳松亲戚欠吴上雄的款项即“冲肖欠款”16000元以及应付吴上雄的“提成”15000元、郭佳松向吴上雄购买的生产线即“材料”8000元后，双方确认结欠金额为117171元。
郭佳松表示《欠款确认单》上的欠款为吴上雄所欠货款，理由是郭佳松根据吴上雄指示将货物送给客户，货场代收部分货款，货款收到后部分给郭佳松；“提成”是吴上雄因生产力不足而向郭佳松调货，郭佳松应吴上雄要求而给予吴上雄的额外费用补贴。吴上雄表示《欠款确认单》的款项不是吴上雄所欠的货款，理由是吴上雄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的业务员，离职后应厂的要求与郭佳松确认客户欠款数额，协助追收，且吴上雄并未从中获取利益，而是获取工作提成。郭佳松否认吴上雄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的工作人员，吴上雄没有证据证明其为该厂的员工。
2012年8月29日，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向吴上雄发出《律师函》，内容为：该律师事务所受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的负责人郑荣标的委托向吴上雄催讨《欠款确认单》下的117171元货款。
另，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的登记经营者为郑荣标。郭佳松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郑荣标于2014年7月7日出具《关于郭佳松作为诉讼主体上的证明书》，内容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的经营者登记本人郑荣标的名下，但实际经营者为郭佳松，厂里面的一切实务都由郭佳松参与管理；对于本案郭佳松作为诉讼主体上的郭佳松，本人已知悉，此案的一切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本人郑荣标均同意、承认”。2014年9月2日，经原审法院询问，郑荣标明确表示对涉案纠纷不主张权利，放弃权利。
原审法院在2014年7月3日的庭审中，将合同成立与否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郭佳松，要求郭佳松在庭后十五日内提交证据，郭佳松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另，郭佳松提供证据《证明书》及车票两张，内容为“本人赵瑛，湖南长沙人，一直与广东的供货商客户吴上雄进行交易往来。由本人向吴上雄订购dvd机，尔后本人向吴上雄本人直接支付相应的货款。另外至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本人不曾与其发生直接的生意往来。证明人：赵瑛身份证号码：430725xxxxxxx564752014年7月17日”。吴上雄认为《证明书》为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予认可。郭佳松还提供了银行对账单，其上记载2012年1月4日，郭佳松的银行账户入账10000元。吴上雄认为该银行对账单不能证明该款由吴上雄支付，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郭佳松原审诉讼请求为：1.吴上雄向郭佳松偿付欠款117171元及利息（利息以117171元为本金，从2012年7月15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吴上雄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郭佳松主张其向吴上雄提供货物，要求吴上雄支付货款117171元及利息，故该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郭佳松、吴上雄的诉、辩意见，该案争议的焦点为：1.郭佳松是否为适格原告；2.郭佳松、吴上雄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关于郭佳松是否为适格郭佳松的问题。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视听电器厂的登记业主郑荣标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并明确郭佳松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郭佳松作为该案原告单独提起该案诉讼合法。
二、关于郭佳松、吴上雄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案郭佳松、吴上雄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郭佳松主张其与吴上雄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向吴上雄履行了交货义务，郭佳松应当就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首先，郭佳松提供的“赵瑛”出具的《证明书》及往返广州和长沙的车票，因“赵瑛”本人并未出庭作证，且未提供“赵瑛”身份证明及其他证据佐证，对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确认，而且即使《证明书》上的内容确为“赵瑛”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欠款确认单》所载货物的交易双方为该案的郭佳松、吴上雄。其次，根据《欠款确认单》上所记载事项及郭佳松、吴上雄的陈述，原审法院认为《欠款确认单》上将吴上雄列为“调货人”，吴上雄在“欠款责任人确认签字”处签名，但《欠款确认单》上的收货人不是吴上雄。郭佳松无证据证明其向吴上雄交付货物或者吴上雄指示其向吴上雄的客户即《欠款确认单》上的收货人交付货物。其对“提成”的解释也不符合常理，根据货款收取、交付情况，部分货款金额与郭佳松实际收取的金额一致，货场代收的货款则全额由郭佳松收取，吴上雄并未收取货款，因此吴上雄并非货物的卖方也非货物买方。吴上雄认为其为中间人赚取提成的解释较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最后，吴上雄强烈抗辩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买方，原审法院责令郭佳松限期提供合同成立及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但郭佳松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郭佳松仅提供一份《欠款确认单》证明其与吴上雄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履行情况，郭佳松向吴上雄主张货款，事实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郭佳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43元，由郭佳松负担。
判后，郭佳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郭佳松与吴上雄存在着平等的合同关系。首先，从郭佳松提供的《欠款确认单》欠款责任人确认上，吴上雄作为货款的确认人亲笔签署姓名。其次，吴上雄认为是郭佳松业务员是不合理的。第一，吴上雄无法提供郭佳松聘用、授权、管理等证据（如考勤表、工资单、社保等证据）；第二，《欠款确认单》最下面备注一句：此单一式两份经签字后生效，如有异议可向当地司法部门提出起诉即（花都区人民法院）。很明显平等主体签订的，也有解决争议管辖法院的合同。吴上雄作为合同的一方主体与郭佳松进行对账汇总，而不是吴上雄代表郭佳松的委托代理关系。
再者，原审庭审中，吴上雄的陈述显示其知道《欠款确认单》上的收货人姓名、住址、出货货物的数量、规格、价款等，也辩解因为涉案的dvd机因没有所谓的3c验证导致收货人无法销售。可见，吴上雄对产品的收货商是很熟悉的。郭佳松是从事专业生产dvd机，吴上雄也是从事同类行业的东莞生产商。从2011年至2012年期间，因吴上雄个人生产线生产力不足赶货期，吴上雄向郭佳松调货，支付额外的费用补贴。郭佳松考虑价格利润空间大，所以同意以提成形式给吴上雄。后吴上雄在东莞的生产线生产设备转让，所以冲抵郭佳松的欠款，以及郭佳松的亲属冲抵货款。
最后，关于欠款确认单的款项，都是郭佳松与吴上雄之间的交易，郭佳松的客户只有吴上雄。关于每笔的送货单，因为与吴上雄汇总结算，所有单据全部退回吴上雄。郭佳松与吴上雄之间的银行流水账一万元，这一万元正是郭佳松与吴上雄的来往调货款项。吴上雄客户赵瑛出具的证明显示，吴上雄是以其自身名义对外与客户发生交易，相应的款项也是其自身收取。吴上雄的客户赵瑛不曾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视听电器厂发生直接往来。《欠款确认单》的欠款责任人是吴上雄，若按吴上雄的说法是业务关系，也应当对欠款承担责任。
综上，郭佳松上诉请求：1.改判吴上雄向郭佳松支付117171元及利息（以117171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一审、二审费用由吴上雄承担。
被上诉人吴上雄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判决正确，请求驳回郭佳松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郭佳松持有双方的当事人签名的《欠款确认单》向吴上雄主张债权，本案应为欠款纠纷。对于该《欠款确认单》的真实性，吴上雄不持异议，但认为自己系基于内部雇佣关系所签署的客户欠款确认，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郭佳松与吴上雄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交易关系、还是内部雇佣关系；吴上雄是否应就《欠款确认单》上所确认的欠款金额向郭佳松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
《欠款确认单》顾名思义就是对欠款的确认，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结算单据。在本案所涉的《欠款确认单》中，吴上雄是以“欠款责任人”的身份在该《欠款确认单》上签字确认的。而其在《欠款确认单》上所注明的另一个身份是“调货人”。对此，郭佳松解释，双方均从事视听电子设备的生产和经营，由于吴上雄生产能力不足，遂向郭佳松调货，以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郭佳松的此种解释符合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惯常出现的同业间借货、调货的情况，为实体经济中的常态。而《欠款确认单》中所出现“冲肖欠款”、“材料”栏，也从侧面说明了双方之间互有往来、以货抵款的事实。至于“提成”一栏，郭佳松解释系因吴上雄将无法及时完成的订单原价转让与郭佳松生产，为了感谢吴上雄提供的生产经营机会以及弥补吴上雄的利润损失而给予吴上雄的报酬。郭佳松的此种解释亦是符合商事交易的常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吴上雄以该《欠款确认单》中存在“提成”一栏，否认其与郭佳松之间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商事交易，辩称二者之间系内部雇佣关系，其为郭佳松聘请的业务员，只是作为经手人签字确认了客户欠款。但是，吴上雄并无提供任何证据，比如劳动合同、社保购买资料、工资单、工资发放凭证、乃至证人证言等，对其所陈述的雇佣聘任关系予以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吴上雄所述属实，其与郭佳松系雇佣聘任关系，其理应清楚地知道郭佳松系“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视听电器厂”的实际经营人。但是，从吴上雄在原审的诉讼行为来看，其一直否定郭佳松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认为适格的原告应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视听电器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所登记的经营者“郑荣标”。由此可见，吴上雄并不清楚“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视听电器厂”的实际经营情况。虽然在二审阶段，吴上雄述称其否定郭佳松的诉讼主体资格是为了诉讼策略的考量，但是其在原审关于主体资格的抗辩显然是对事实的否定陈述。因此，即使如吴上雄所述，其是出于诉讼的需要而否认郭佳松的身份，本院也有理由对其诉讼诚信产生合理怀疑。
另外，根据证据显示，郭佳松早于2012年8月19日已委托律师向吴上雄发出律师函，追讨《欠款确认书》上所载明的欠款117171元。虽然在该《律师函》中，“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视听电器厂”将双方的关系界定为承揽合同关系，与现在郭佳松在本案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均是平等主体间的商事交易，都是由接受货物的一方向交付货物的一方支付对应价款，接受货物方的付款义务是确定无误的。吴上雄确认其已收到该《律师函》，但并无证据证明其曾就该《律师函》清晰传递出的货款给付主张提出过异议。如果吴上雄所述其仅是“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视听电器厂”的业务员属实，那么吴上雄在收到该《律师函》后未及时向“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视听电器厂”提出异议，显然不合常理。故而，本院采信郭佳松的主张，依法认定吴上雄为案涉货款的欠款主体，理应就《欠款确认单》上所确认的欠款117171元向郭佳松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郭佳松上诉要求自起诉之日即2014年3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上述欠款的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上诉人郭佳松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41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吴上雄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郭佳松清付欠款117171元及利息（利息以11717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3月1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郭佳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43元，均由被上诉人吴上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东劲
审 判 员 陈舒舒
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谢佩君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