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62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海湖淡水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水坝北侧。
负责人付波涛，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艳霞，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付波涛，男，1982年3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艳霞，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凤芝，女，1956年10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艳霞，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付波涌，男，1989年8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艳霞，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付波澜，女，1987年5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艳霞，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淑凤，女，1929年10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艳霞，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学华，女，1964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贾德普，北京市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燕广，男，1994年11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学华（第三人刘燕广之母），1964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贾德普，北京市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燕浩，男，1997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学华（第三人刘燕浩之母），1964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贾德普，北京市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向林，男，1972年11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成亮，北京平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金海湖淡水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淡水养殖公司）、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因与被上诉人胡向林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商）初字第00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王黎担任审判长，法官杜丽霞、法官李冉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淡水养殖公司、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赵华，上诉人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贾德普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胡向林的委托代理人王成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向林在一审中起诉称：2005年3月9日，淡水养殖公司股东之一刘前将其35%的股权转让给胡向林，并于当日签订了转让协议，胡向林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万元。2005年3月9日，付连义为胡向林出具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证明。刘前之妻张学华也出具了刘前股份转让给胡向林的证明。此后，胡向林开始在淡水养殖公司工作，负责水库护理、巡视等，但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淡水养殖公司另一名股东即付连义，持有65%的股份，已于2014年去世。2009年8月1日，淡水养殖公司将其经营的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渔政饭庄及金海湖水产养殖经营权，协议转让给北京山水文园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文园公司）。依照协议约定，山水文园公司应于2009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分九期支付给淡水养殖公司补偿款2450万元。2011年，刘前去世，其继承人为其妻张学华、其子刘燕广、其子刘燕浩。付连义的继承人为其妻郭凤芝、其子付波涛、其子付波涌、其女付波澜、其母胡淑凤。现付波涛是淡水养殖公司的负责人。山水文园公司已向淡水养殖公司支付了若干期补偿款。但淡水养殖公司拒不承认胡向林的股东资格，也不向胡向林按股权分配利润。故胡向林起诉要求：1、确认胡向林为淡水养殖公司的合法股东，股权比例为35%。2、淡水养殖公司向胡向林支付盈余分配款300万元。后胡向林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
淡水养殖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淡水养殖公司于1999年8月6日成立，当时的股东为李国臣和刘前，后李国臣的股权转让给了付连义。胡向林不是淡水养殖公司的股东，在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也没有显示其为股东。胡向林没有主体资格。胡向林所述刘前将股权转让给胡向林与事实不符，淡水养殖公司没有见过转让协议。胡向林没有参与过淡水养殖公司的经营。股权转让应当履行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其他股东对股权转让有优先受让权。如果胡向林和刘前有转让关系，应当是刘前给胡向林出具证明，而不是付连义出具证明。胡向林提交的转让协议不是刘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双方协商的意思表示，上面也没有刘前的签字。转让协议的内容也不明确，上面写的是渔政股权转让，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书面合同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没有签字的协议就没有成立，更没有生效。刘前没有授权他们转让，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前收到过转让款。刘前享有被告淡水养殖公司35%的股权，金额是70万元，不可能以8万元的价格转让。2010年6月，淡水养殖公司补办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时，股东会议中所列的股东仍是刘前。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地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更之日起30日内提交申请变更的登记，并提交新股东的资格证明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转让股权后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作为准确权性质的权能及归属的变动涉及主体利益，股权的取得变更和消灭必须经过登记。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因此股东转让出资未经登记的行为，应认定不发生效力。从工商登记里看到公司在从1999年成立到2010年过程中进行过法定代表人、股东及公司名称的变更，补办过营业执照复印件，都进行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以及公司内部文件的变更，唯独没有胡向林所主张的股权转让变更。特别是在2001年6月份公司股东进行过变更，由李国臣变更为付连义，显示有股东会议决议、有公司章程、股权转让的协议，这个公司有任何的变动都有工商变更登记，每次变动都有股东会的召开。胡向林所述不符合常理，而且也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管理条例相应的规定。如果刘前转让了股权，但没有召开股东会，其他股东没有行使优先受让权，侵犯了其他股东优先受让权的权益，因此转让协议应当是无效的。胡向林曾让王×1出庭作证证明另外十几个人都是被告淡水养殖公司的股东，对此淡水养殖公司不予认可，这些人只是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是股东。如果他们都是股东，那么胡向林不可能享有35%的股份。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胡向林的诉讼请求。
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的述称意见与淡水养殖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述称：张学华与刘前曾系夫妻关系。胡向林称刘前的股份转让给胡向林的事，张学华不知道，也没听刘前说过。以前王×1找张学华，让张学华在证明上签字。张学华不给签，王×1说签了字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如果张学华不签以后会有好多麻烦的事情，所以张学华才在证明上签字的。如果胡向林给了刘前股权转让款，刘前不可能不给张学华。胡向林的证据不能真实反映股权转让的事实，不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链包括了企业作为股权转让一系列操作过程，也包括淡水养殖公司说到的如果刘前转让股权，应当有刘前转让股权的签字。张学华作为刘前的妻子，知道刘前经营水库，但不干预丈夫和别人如何经营，这与认知能力没有关系，不能以此证明张学华知道转让股权的事情。现刘前已经去世，其持有的淡水养殖公司的股权应当由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继承。故不同意胡向林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8月，淡水养殖公司办理了设立登记，名称为北京金海湖淡水养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为李国臣，持有65%的股权，另一名股东为刘前，持有35%的股权，李国臣为法定代表人。1999年10月，淡水养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前。2001年6月，淡水养殖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北京海湖兴达淡水养殖有限公司，当月李国臣将其持有的65%的股权转让给付连义。2003年4月，淡水养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付连义。2007年8月，淡水养殖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北京金海湖淡水养殖有限公司。
2005年3月9日，刘前将其持有的淡水养殖公司的35%的股权转让给胡向林。当日淡水养殖公司出具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平谷区海子村刘前，乙方：胡向林。1、甲方同意将渔政股权转让给乙方。2、甲方现金已收齐。3、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王×1在协商人处×。淡水养殖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
2005年3月9日，付连义出具证明，载明：“今天胡向林交来刘前让股现金8万整。”付连义在落款处×。
2005年3月10日，淡水养殖公司出具证明，载明：“今有胡向林同志顶替刘前来我公司上班，刘前同志股份已转让胡向林同志，双方无任何争议。特此证明。”付连义在落款处×。淡水养殖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
2014年12月15日，张学华出具证明，载明：“刘前股份股权与由2005年3月9号转让给胡向林，从转让之日起一切责任与事由都与刘前无关。”张学华在落款处×。王×1在见证人处×。
案件审理过程中，淡水养殖公司、付波涛、付波涌、付波澜、郭凤芝、胡淑凤对胡向林提交的转让协议、付连义出具的证明、淡水养殖公司出具的证明落款处付连义的签名及淡水养殖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淡水养殖公司及付波涛、付波涌、付波澜、郭凤芝、胡淑凤均不要求对付连义的笔迹及淡水养殖公司的公章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胡向林提交的淡水养殖公司出具的《转让协议》载明刘前将股权转让给胡向林，淡水养殖公司出具的证明亦载明上述事实。刘前之妻张学华出具书面证明，证实刘前的股权已于2005年3月9日转让给胡向林。鉴于刘前及付连义均已去世，故结合《转让协议》、付连义出具的证明、淡水养殖公司出具的证明、张学华出具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刘前持有的淡水养殖公司的股权已转让给胡向林。故胡向林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转让股权后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但是工商登记只是公示行为，对外起对抗效力，这种登记是证权性的，而不是设权性的，只具有证明权利的效果，未经登记不会导致整个商事行为失效。工商登记是否变更不影响股权的取得。淡水养殖公司、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虽否认付连义签名的真实性及淡水养殖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但对此不要求进行鉴定，故对其提出的付连义签名及淡水养殖公司加盖公章不真实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张学华出具证明证实刘前的股权已转让给胡向林，但其在庭审中称其没有看证明的内容就在落款处×了，其不知道股权的情况，王×1说如果签字了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就没有责任了，但张学华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刘前将股权转让给胡向林后，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主张股权应由其继承的辩解，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2005年3月9日，淡水养殖公司的股东为刘前，持有35%的股权，付连义持有65%的股权。刘前将其股权转让给胡向林，付连义出具了交付股权转让款的证明，并在刘前股权转让给胡向林的证明落款处×，能够表明付连义同意股权转让。故淡水养殖公司、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提出的刘前转让股权未通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胡向林为淡水养殖公司股东，持有淡水养殖公司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淡水养殖公司、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淡水养殖公司主要上诉理由是：一、胡向林与刘前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1.胡向林提交的转让协议不能证明胡向林与刘前具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胡向林提交的转让协议既没有转让人刘前签字、也没有明确的转让内容及转让份额，仅有将渔政股权转让给乙方，渔政股权与刘前所持的北京海湖兴达淡水养殖有限公司的股份并不等同。该协议亦没有转让的价款,按刘前所占的35%比例，及公司的200万元注册资金，刘前所持股份额为70万元，而胡向林称支付了8万元的对价，胡向林的证人王×1陈述给了6万元，两者相去甚远。这份转让协议除了缺少合同的实质条款，也不能反映出有刘前转让股份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刘前签字，刘前也没有委托人签字，缺乏转让协议的构成要件，该协议应认定未成立。2.从胡向林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刘前委托任何人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不管是王×1、还是付连义，或是淡水养殖公司加盖公章，均不能证明刘前对其授权转让股份，王×1、付连义、淡水养殖公司的行为对刘前来说都是无处分权人，不能转让刘前的股份。3.胡向林提交的证明，用以证明付连义同意刘前转让股权的说法的违背常理的。如果刘前向胡向林转让了股份，那么应该由刘前为胡向林出具收到股权转让款的证明，而不是让其他人出具证明。而且胡向林提供的证人王×2，证实股权转让款是证人王×1交给刘前，付连义不在给钱的现场。付连义根本无法证明胡向林支付了刘前转让款及支付数额。并不是淡水养殖公司、付连义转让股权，有其签字或盖章不能证明刘前转让股权。二、未召开股东会议，没有变更登记。淡水养殖公司自1999年8月成立，经历了股权转让（由原股东李国臣转给付连义）、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司名称变更等5次变更均召开过股东会议，做工商变更登记。特别是有过股权转让（由原股东李国臣转给付连义），形式合法。而胡向林称2005年3月9日，刘前将股权转让给他，却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的记录，没有转让协议，更没有变更登记。而且2007年、2010年的工商登记中仍显示股东是刘前。三、整个所谓的股权转让事件均由王×1一手操办。王×1在作证过程中陈述，胡向林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没有股权转让人刘前签字，只有协商人王×1签字，下边加盖的公章是由王×1加盖。而在胡向林提交张学华的证明也是王×1出面，谎称刘前已转让股权，并不需要张学华母子承担债务的情况下取得张学华签字的证明。均是王×1自导自演，一手操办，根本没有刘前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一审超审限，从受理到一审审结，普通程序6个月，一般程序3个月。本案是2015年1月8日受理，2015年12月18日作出口头宣判，判决书时隔一个月才下发，早已超过一审审理期限。而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合议庭一般应当在作出评议结论或者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制作出裁判文书的规定。2.一审法院随意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8月12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条的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除因回避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案件审理的之外，不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换。更换合议庭成员，应当报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本案中，在双方均没有申请回避的情况，两次更换陪审员，程序违法。淡水养殖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胡向林的诉求。
胡向林针对淡水养殖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淡水养殖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针对淡水养殖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淡水养殖公司的上诉意见。
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针对淡水养殖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淡水养殖公司的上诉意见。
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主要上诉理由是：一、胡向林不是股东，缺少实质的要件。1.胡向林提交的转让协议不能证明胡向林与刘前具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胡向林提交的转让协议既没有转让人刘前签字也没有明确的转让内容及转让份额，仅有将渔政股权转让给乙方，渔政股权与刘前所持的北京海湖兴达淡水养殖有限公司的股份并不等同。该协议亦没有转让的价款,按刘前所占的35%比例，及公司的200万元注册资金，刘前所持股份额为70万元，而胡向林称支付了8万元的对价，胡向林的证人王×1陈述给了6万元，两者相去甚远。这份转让协议缺乏实质条款，没有刘前转让股份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刘前签字，缺乏转让协议的构成要件，该协议应认定未成立。2.从胡向林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刘前委托任何人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不管是王×1、还是付连义，均不能证明刘前对其授权转让股份，王×1、付连义的行为对刘前来说都是无处分权人，不能转让刘前的股份。3.如果刘前向胡向林转让了股份，那么应该由刘前为胡向林出具收到股份转让款的证明，付连义签字或公司盖章不能证明刘前转让股权。而且胡向林提供的证人王×2，股权转让款是王×1交给刘前，付连义不在给钱的现场，根本无法证明胡向林支付了刘前转让款及支付数额。4.胡向林在一审中前后陈述矛盾，第一次开庭胡向林陈述这个公司14个股东，其占1/14，并提供证人王×3，王×1陈述有17个股东，后胡向林又否认14个股东。在胡向林被问到提交的协议是谁书写时前后陈述矛盾，一会儿陈述协议是付连义所写，一会儿陈述胡向林自己书写，交付的8万元钱来源陈述矛盾，一会儿陈述借款3万、5万元是从银行取款。在被问到是否能提供银行取款单时，又称5万元是借款，一再否认之前的说法。故此胡向林根本不能证明刘前与胡向林的存在股权转让关系。5.胡向林一审时提供的证人王×1当庭作证的证言与胡向林当庭陈述矛盾重重，胡向林陈述签订协议的现场人员时称刘前在场，将股权转让款8万元当面交给刘前。证人王×1则称刘前不在场，没在协议上签字，股权转让款是王×1给刘前送去的，只给了六万元。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没有提到胡向林提交了该份证据。胡向林根本不能证明该协议是刘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胡向林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故此刘前与胡向林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不成立。二、胡向林不是股东，缺少形式要件。1.未召开股东会议，没有变更登记。北京金海湖淡水养殖有限公司自1999年8月成立，经历了股权转让（由原股东李国臣转给付连义）、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司名称变更等5次变更均召开过股东会议，做工商变更登记。特别是有过股权转让（由原股东李国臣转给付连义），形式合法。而胡向林称2005年3月9日，刘前将股权转让给他，却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的记录，没有转让协议，更没有变更登记。而且2007年、2010年的工商登记中仍显示是刘前。2.胡向林未提交股东名册：胡向林并非公司章程与股东名册中记载的股东。持股证明是公司应当向其股东签发的文件，是一种权利证书。胡向林自始没有提供。三、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超审限，从受理到一审审结，普通程序6个月，一般程序3个月。本案是2015年1月8日受理，2015年12月18日作出口头宣判，时隔一个月才下发本案判决书，严重超过审理期限。2.不得随意更换合议庭成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8月12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条的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除因回避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案件审理的之外，不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换。更换合议庭成员，应当报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本案中，在双方均没有申请回避的情况，两次更换陪审员，程序违法。3.口头宣判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才发判决书。违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合议庭一般应当在作出评议结论或者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制作出裁判文书的规定。综上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胡向林的诉讼请求。
胡向林针对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淡水养殖公司针对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的上诉意见。
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针对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的上诉意见。
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主要上诉理由是：一、《证明》不具有证据力。该《证明》在一审判决中是判裁依据中最有份量的一份证据。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对该证据的形成，不仅在参与第一次开庭时说明了形成过程，而且在第一次开庭另一审法官找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时，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都如实说了，法官作了谈话笔录。通过庭审看来，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与本案有重大关系。故该证据不具证据法律效力。二、胡向林一审提交的《转让协议》、《付连义出具的证明》、《淡水养殖公司的证明》均不能证明刘前将股权转让给胡向林的客观真实性。1.关于《转让协议》无法确认为刘前生前与胡向林所签。该协议无刘前本人签字，因此该协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的事实存在。2.该协议第一条说“甲方（刘前）同意将渔政股权转让给乙方（胡向林）”与本案无关联性。3.该协议第二条说“甲方（刘前）现金已收齐”却无刘前收到现金的证据。《转让协议》形成时间为2005年3月9日，联系到胡向林提交的同一日期署名为付连义的所谓《证明》，其内容“今天胡向林交来刘前让股现金8万整”，足以看出，刘前在2005年3月9日根本不在现场。刘前如果在场，股权转让金何需付连义收取，并出具证明。刘前直接打出收据足矣。关于付连义出具的《证明》，无论付连义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内容是否真实，均与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无关。胡向林不仅要拿出有刘前签字的转让股权协议，还需拿出刘前拿到股权转让金的收据。股权转让不能成立的重要证据还包括一下两方面事实。1.工商档案反映的事实。根据北京市平谷区工商局关于北京金海湖淡水养殖有限公司企业档案，股权转让无股东会议决议，无股东变更登记，无胡向林出资证明。有的却是2007年8月20日和2010年6月13日两次在股东会议上的签字。2.根据民事证据种类和民事证据规则，当事人的陈述和当事人提供的证人所×证言，均为证据。一审对胡向林和他的证人王×1在庭审中前后矛盾的陈述，只字未提。而正是这些矛盾陈述，同样足以佐证股权转让的虚假性。三、胡向林的证人王×1的身份和在本案中的地位问题。首先是王×1编造了《转让协议》，其次，他出庭作证时涉及17人出资入股，其中出资入股人有其在内。其作证又说是王×1将胡向林6万元交给了刘前，事实却子虚乌有。再次，从工商档案2006年《内资企业年检报表》档案，清晰表明王×1曾作为北京金海湖淡水养殖有限公司委托的人员进行过年检报表工作，王×1有机会接触企业公章，利用职务之便为胡向林所谓的证据上加盖公章。包括骗取张学华在所谓的证明上进行签名的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胡向林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
胡向林针对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付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淡水养殖公司针对付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的上诉意见。
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针对付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的上诉意见。
本院在审理中补充查明如下事实：张学华系刘前之妻，刘燕广、刘燕浩系刘前之子。刘前于2010年9月30日去世。郭凤芝系付连义之妻，付波涛、付波涌系付连义之子，付波澜系付连义之女，胡淑凤系付连义之母，付连义于2014年去世。
2005年3月9日，淡水养殖公司出具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平谷区海子村刘前，乙方：胡向林。1、甲方同意将渔政股权转让给乙方。2、甲方现金已收齐。3、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王×1在协商人处×。淡水养殖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2005年3月9日，付连义出具证明，载明：“今天胡向林交来刘前让股现金8万整。”付连义在落款处×。2005年3月10日，淡水养殖公司出具证明，载明：“今有胡向林同志顶替刘前来我公司上班，刘前同志股份已转让胡向林同志，双方无任何争议。特此证明。”付连义在落款处×。淡水养殖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2014年12月15日，张学华出具证明，载明：“刘前股份股权与由2005年3月9号转让给胡向林，从转让之日起一切责任与事由都与刘前无关。”张学华在落款处×。王×1在见证人处×。
2007年8月2日淡水养殖公司召开股东会，刘前作为股东到会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0年6月23日淡水养殖公司召开股东会，刘前作为股东到会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前与胡向林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
合法有效的协议书应当秉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即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反映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中，胡向林据以主张与刘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书、股权转让款收取证明中均未出现刘前本人的签字，股权转让协议应体现股东对转让其出资的真实意思表示，如股东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则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也将因此受到影响。据此，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无法认定胡向林与刘前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出资转让关系。胡向林虽向法院提供了淡水养殖公司以及刘前之妻张学华的证明予以佐证，但股权转让行为应通过双方约定或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形式，对股权转让的份额、价款、履行方式及履约时间等做出详实约定，仅凭淡水养殖公司以及张学华出具的证明无法证明双方已达成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且张学华所出具的证明时间距离胡向林提供的转让协议载明的时间已近10年，从该证明的内容上看极不符合常理，无法通过上述证明推断出刘前本人的意思表示。而胡向林所主张的转让股权的行为在淡水养殖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亦没有反映，此后2007年、2010年召开的股东会议中刘前仍然作为到会股东参加会议。胡向林亦未进一步向法院提供其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证据予以证实。综上，胡向林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共同意思表示。对于淡水养殖公司、付波涛、郭凤芝、付波涌、付波澜、胡淑凤、张学华、刘燕广、刘燕浩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商）初字第0087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胡向林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向林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胡向林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代理审判员 杜丽霞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