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2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鸿钧，男，197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洪波、葛晓波，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乐明，男，196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胡灵飞，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鸿钧为与被上诉人田乐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02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小林系杭州丽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居公司）的总经理兼实际经营控制人。2008年3月，高鸿钧与陈小林口头约定代为办理银行抵押贷款。同月25日，高鸿钧与陈小林委派的公司员工王某在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公证，该委托书约定：委托人就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屋抵押贷款事宜，委托王某为代理人，并以委托人的名义，全权处理：1.代办房产抵押登记手续；2.签订银行贷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3.领取借款（包括银行借款提现或转账）、身份核对以及还款、抵押注销。委托书并约定，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至2009年3月25日止。
2008年3月27日，王某代高鸿钧与田乐明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高鸿钧因购物需要，向田乐明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借款期限从2008年3月28日起至2008年6月27日止；为担保债权，高鸿钧将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产【房产证号：杭房权证下改字第××号，土地证号：杭下房改国用（2008）第0002**号】抵押给田乐明；双方协商房屋价值人民币48万元，抵押期限从2008年3月28日起至2008年6月27日止，等等。次日，田乐明领取了该处房屋的房屋他项权证，记载房屋他项权人田乐明。
田乐明将借款40万元交付陈小林。2010年1月20日，陈小林因犯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0年3月22日，田乐明向高鸿钧发出催讨函，要求高鸿钧归还所欠款项，但高鸿钧至今未还。
2011年3月3日，陈小林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解回重审。同年9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浙杭刑初字第192号刑事判决书，与前罪并罚，决定对陈小林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2年1月18日，田乐明因涉案款项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2年6月8日裁定驳回田乐明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处理。2013年6月26日，陈小林再次被解回再审。同年11月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与前罪并罚，决定对陈小林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判决就与本案相关的合同诈骗认定的犯罪事实为：2008年3月至8月，陈小林在与高鸿均和李鸿东的母亲高某口头约定代为办理银行抵押贷款后，私自将高鸿均位于本市下城区的房产抵押给田乐明个人，抵押借款分别为40万元和35万元。从田乐明处获取75万元抵押借款后，除以借款形式支付给高某25万元外，另50万元至今尚未支付。该些事实由证人王某证言证实，高鸿钧及其母亲均与陈小林直接联系，王某只是根据陈小林指示办理具体手续，其先与高鸿钧及高鸿钧的母亲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委托公证，后代高鸿钧与田乐明签订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了他项权证手续。
2015年5月20日，田乐明再次以同一事实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第一次起诉前，田乐明就因与高鸿钧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与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该所指派应柳青、胡灵飞担任田乐明与李鸿东、高鸿钧、边建民、王亚平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律师代理费为20000元，其中高鸿钧案支付律师费用5000元。本案中，应柳青继续作为田乐明代理人参加诉讼。
另查明，高某与高鸿钧系母子关系，高鸿钧与李鸿东系兄弟。田乐明亦于2015年5月20日就与李鸿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借款金额35万元，案号为（2015）杭下商初字第2260号。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陈小林为丽居公司的总经理兼实际经营控制人，陈小林与高鸿钧的母亲高某最初口头约定帮高鸿钧代办银行抵押贷款，但之后高鸿钧在出具给丽居公司员工王某的委托书中载明的委托权限为“签订银行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亦即委托书明确的代理权限并不仅限于向银行抵押借款，也包括个人抵押借款。王某受托后，在代理期限及代理权限内以高鸿钧的名义与田乐明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事由、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及保证方式等内容。该抵押借款合同主体适格，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及形式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而陈小林的犯罪行为发生在抵押借款合同签订后，其在收取出借人的借款后，本应及时交付高鸿钧而未交付，因此构成犯罪。（2013）浙杭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因此认定高鸿钧为受害人。综上，高鸿钧辩解“田乐明与陈小林共同串通，涉案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王某作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向田乐明借款40万元，法律效果应归属于被代理人高鸿钧。根据（2013）浙杭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的事实，“陈小林从田乐明处获取75万元抵押借款后，除以借款形式支付给高某25万元外，另50万元至今尚未支付”，由此可知，田乐明已履行支付借款的义务。故高鸿钧应承担向田乐明归还借款本息并赔偿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的责任。因双方在抵押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利息，田乐明在本案中未主张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但田乐明要求高鸿钧支付从借款逾期之日起的利息于法有据，并且田乐明以年利率5.4%为标准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对此，予以支持。另涉案抵押物已经登记，抵押权设立，田乐明作为抵押权人有权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该院于2015年8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田乐明与高鸿钧于2008年3月27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二、高鸿钧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田乐明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2008年6月28日起按年利率5.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三、高鸿钧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田乐明律师费5000元。四、若高鸿钧未能按前述第二、三项履行给付义务，则田乐明有权就高鸿钧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屋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75元，减半收取3687.5元，由高鸿钧负担。
高鸿钧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审法院认定抵押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错误，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1.王某与田乐明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属越权代理，该合同对高鸿钧不发生效力。原审法院已查明高鸿钧的母亲高某与陈小林约定的是办理银行抵押贷款。高鸿钧出具给王某的委托书中的委托权限为“签订银行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结合高鸿钧母亲与陈小林的约定，可以确定高鸿钧委托王某办理的是银行抵押贷款，且高鸿钧与王某签署委托书之前是讲明委托事项的。王某与田乐明签订了案涉抵押借款合同，其实施的代理行为明显已超过了高鸿钧授权的代理权限范围，应属于越权代理行为。而王某与田乐明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后也未通知高鸿钧，故高鸿钧对王某的行为并未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王某与田乐明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对高鸿钧不生效。2.案涉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签，应属无效合同。即使王某可以代高鸿钧与田乐明签署借款协议，但王某的行为系受陈小林的指使，陈小林为了实现其诈骗的目的，故意指使王某与田乐明签订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3.田乐明事先应知道陈小林假借他人名义抵押借款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但仍与陈小林恶意串通损害高鸿钧的利益，故案涉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田乐明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刑初字第192号、（2013）浙杭刑初字第188号案件的证言表述，可以看到当时实际是陈小林向田乐明借款，田乐明也认定借款人为陈小林，而包括高鸿钧在内的受害人的房产只是为陈小林的借款提供担保。但田乐明在明知是陈小林借款的情况下，仍让陈小林指派的王某代表高鸿钧以借款人的名义与其签订借款抵押协议。田乐明为获得高额利息，在明知可能存在损害高鸿钧等房屋抵押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仍与王某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将借款支付给陈小林，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该抵押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同时，田乐明在明知陈小林假借他人名义办理抵押借款的行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仍将借款出借给陈小林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案涉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二、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已交付的事实错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中审理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田乐明已将借款40万元交付给高鸿钧。高鸿钧出具给王某个人的委托书中虽然包括领取借款的权限，但受托人应为王某而非陈小林，这不涉及职务，但田乐明却将款项支付给陈小林。田乐明在起诉状中也称其在与王某签署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时是审查过委托书的，其应该知道受托人仅为王某。在此情况下，田乐明仍将款项支付给陈小林，不仅能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而且也证明田乐明没有将借款交付给高鸿钧指定的受托人，所谓交付给陈小林的行为对高鸿钧不构成拘束力。原审法院以陈小林在刑事案件中自认收到借款为由，认为田乐明已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明显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田乐明的原审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田乐明承担。
被上诉人田乐明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抵押借款合同有效完全正确。1.高鸿钧于2008年在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办理的公证委托书中明确约定，“委托人就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屋抵押贷款事宜，委托王某为代理人，并以委托人的名义全权处理……2.签订银行贷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3.领取借款……”。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条的规定，可知与银行之间只存在贷款合同业务，不存在个人借款业务。高鸿钧明确授权的业务除银行贷款业务外，还包括与个人签订借款合同，事实清楚，不存在超越代理权的行为。2.案涉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高鸿钧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当事人被认定构成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尚且不能当然认定合同无效，更何况案涉借款虽然与陈小林的犯罪行为相关，但田乐明在刑事案件中仅是证人，不存在与陈小林串谋或共同犯罪的故意，更没有被公安机关和法院认定为共同被告人。高鸿钧上诉称田乐明事先知道陈小林假借他人名义办理抵押借款的指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鸿钧自己主动去找陈小林要求借款，高鸿钧需要借款是客观事实，而陈小林是在收到田乐明交付的借款后在与高鸿钧的委托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全额交付款项、私自截留从而构成犯罪，田乐明对这些情况不可能知情。如明知陈小林会将出借的款项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田乐明不可能出借借款，否则其不仅资金被长期占用而且自己也卷入多起诉讼，完全不符合逻辑。二、借款交付的事实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作出了认定。从高鸿钧自己陈述的事实、证人王某的证言可以清楚知道，高鸿钧整个借款的过程及操作是其母亲高某、高鸿钧自己与陈小林谈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从陈小林处借取借款，而王某是陈小林下面的员工，陈小林委派王某代为办理相关手续，对此高鸿钧及其家人也是认可并且确认的。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实际收款人是形式受托人王某还是受托人王某及高鸿钧自己均认可的陈小林并不影响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综上，高鸿钧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观本案现有事实和相关证据，丽居公司的总经理兼实际经营控制人陈小林最初与高鸿钧的母亲高某口头约定代办银行抵押贷款，后陈小林指派丽居公司员工王某与高鸿钧到杭州市国立公证处进行委托公证，而此时高鸿钧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权限不仅限于向银行抵押借款，也包括向个人抵押借款，且委托书未对借款金额作出限制。高鸿钧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出具委托书前应当对委托书内容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有着充分的认识与了解。故王某在代理期限内依据委托权限代理高鸿钧从事委托事务，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高鸿钧承担。高鸿钧关于案涉抵押借款合同因王某实施的代理行为构成越权代理且未经追认而对其不发生效力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案涉抵押借款合同系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高鸿钧关于该抵押借款合同因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田乐明与陈小林恶意串通损害高鸿钧的利益的情形而无效的意见，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现生效刑事判决已查明陈小林从田乐明处收取40万元抵押借款，其非法占有部分款项的犯罪行为侵犯了高鸿钧的法益，高鸿钧据此被认定为生效刑事判决中的被害人，且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责令陈小林“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故陈小林于田乐明处收取的40万元款项的相应权利应归属于高鸿钧，结合生效刑事判决中证人王某、高某的证言，原审判决认定田乐明已经履行了款项出借的合同义务并无不当。综上，高鸿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75元，由上诉人高鸿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雪原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韩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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