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8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赛维，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余蒙春。
上诉人陈伟为与被上诉人蔡赛维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11月7日，蔡赛维向陈伟出具委托书一份，授权陈伟处理蔡赛维所持有的衢州市国荟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荟公司）20%股权转让事宜。2013年9月12日，陈伟与国荟公司股东高飞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将其持有的国荟公司的5%股权以9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高飞，收款账户为陈伟在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开发区支行账号62×××04。2013年11月10日，陈伟与高飞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将蔡赛维持有的国荟公司20%股权以36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高飞，收款账户为陈伟在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开发区支行账号62×××04。上述两份《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陈伟于2013年11月21日收到股权转让款360000元、40000元，于2013年12月4日收到转让款50000元，其中360000元是蔡赛维委托陈伟转让20%股权所取得的转让款。陈伟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仅向蔡赛维转交了股权转让款260000元，至今尚欠蔡赛维股权转让款100000元。
蔡赛维于2015年6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蔡赛维与陈伟在国荟公司均持有股权，蔡赛维因个人原因于2013年11月7日委托陈伟处理20%股权转让事宜，告知陈伟股权转让金额为360000元，并要求将转让款汇入蔡赛维账户内。2013年11月10日，陈伟与高飞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蔡赛维的股权转让款汇入陈伟的银行账户内。陈伟于2013年11月21日收到蔡赛维股权转让款360000元后，蔡赛维仅收到了260000元，尚欠100000元，蔡赛维多次催讨未果。故请求判令：一、陈伟转交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二、陈伟支付蔡赛维利息损失9123元（从2013年11月22日起至起诉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
陈伟在原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蔡赛维与陈伟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全面履行。陈伟受托转让蔡赛维所持有国荟公司20%的股权，应当于收到股权转让款360000元后转交给蔡赛维。根据蔡赛维自认事实，陈伟至今仅转交了260000元，尚欠100000元，蔡赛维要求陈伟转交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蔡赛维要求陈伟支付自2013年11月22日起至起诉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年6%计算的利息损失，基于双方并未约定委托成果的转交时间，且蔡赛维未提交催讨证据，陈伟应支付蔡赛维的利息计算起点应为起诉次日起计，故对蔡赛维主张的利息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陈伟转交蔡赛维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蔡赛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241元，由蔡赛维负担91元，陈伟负担1150元；财产保全费1066元，由蔡赛维负担46元，陈伟负担1020元。
陈伟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陈伟和高飞共签有《股份转让协议》二份和《销售合同》一份，高飞共需支付630000元，高飞现仅支付545000元。根据陈伟与高飞的《补充协议》，高飞未付清前述三份合同款项，《股份转让协议》等不能正式生效。高飞现也已出具《证明》，证明陈伟没有占用蔡赛维股权转让款。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并依法驳回蔡赛维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蔡赛维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蔡赛维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陈伟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补充协议》、《销售合同》及出库单、《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陈伟收到的545000元是陈伟应得的，陈伟没有多拿钱；2.支付明细账一份，证明陈伟共收到高飞545000元。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9月12日，高飞与陈伟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收购陈伟拥有的国荟公司5%的股权。同年11月10日，高飞又与陈伟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收购蔡赛维委托陈伟办理的蔡赛维持有的国荟公司的20%的股权。同年11月18日，高飞向陈伟公司采购了180000元的音响设备。三份合同的总金额为630000元。因高飞并不认识蔡赛维，为避免日后产生纠纷，特此特别约定，上述三份合同为一整体合同项目，只有在高飞付清三份合同中所有款项之后，三份合同方能同时生效，若其中有一项不能成立，即视为所有合同均不生效，已付款项按原价退回，不计利息。高飞与陈伟在该协议中签字。
《销售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向乙方“宁波南极星”购买音响设备，总金额（不含税）为180000元。甲方签字栏签有高飞姓名并盖有国荟公司印章，乙方签字栏签有陈伟姓名。出库单载明了货物具体名称和金额。
《证明》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9月12日，高飞与陈伟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以90000元收购陈伟拥有的国荟公司5%的股权。同年11月10日，高飞又与陈伟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以360000元收购蔡赛维委托陈伟办理的蔡赛维持有的国荟公司的20%的股权。同年11月18日，高飞在陈伟公司采购了180000元的音响设备。2013年11月21日，高飞授权国荟公司出纳从姜红梅的账户转账存入陈伟账户360000元和40000元；2013年12月4日，再次付款2笔50000元；2014年04月27日，转账存入25000元；2014年04月30日，转账存入20000元。高飞共计支付陈伟545000元，确实未支付完成所有款项。若蔡赛维对股权转让一事不能接受，可以退回由陈伟代付给其的260000元股权转让款，高飞愿意退回国荟公司20%的股权。高飞在《证明》中签名。
盖有国荟公司印章的支付明细账显示，2013年11月21日至2014年4月30日，陈伟共收到款项545000元。
蔡赛维经质证后认为：对《销售合同》及出库单不予确认，蔡赛维只是委托陈伟转让20%股权，《销售合同》及出库单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补充协议》和《证明》即使真实，也同样已超出了股权转让的范围，是陈伟自行与高飞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事实上股权已经转让，360000元转让款也已经支付。支付明细账能够反映出《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2013年11月21日高飞已支付了360000元，充分证明了《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发生效力。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高飞出具的《证明》属于书面证言，高飞未出庭接受质证，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补充协议》与《销售合同》并非本案当事人之间签订，其真实性在本案中无法核实，本院不作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支付明细账均无异议，其真实性可予确认；根据原审中蔡赛维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可以认定陈伟共收到了股权转让款450000元；剩余款项与本案所涉款项无关，本院不作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应当忠实地办理委托事务，不得违背、曲解和擅自变更委托人的指示和要求，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所得到的财产，也都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蔡赛维于2013年11月7日向陈伟出具委托书，授权陈伟处理蔡赛维持有的国荟公司20%股权转让事宜，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蔡赛维的目的显然是尽快转让股权并取得对价。陈伟接受委托后，于2013年11月10日将蔡赛维的股权以360000元价格转让给高飞。陈伟于2013年11月21日收到股权转让款360000元、40000元，于2013年12月4日收到转让款50000元。除去陈伟本人所有的股权转让款90000元，另外360000元应是蔡赛维委托陈伟转让股权所取得的款项，由此可见，陈伟已经全额收到了蔡赛维的股权转让款。陈伟辩称其与高飞另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二份《股份转让协议》和《销售合同》为“一整体合同项目”，只有在高飞付清三份合同中所有款项630000元之后，三份合同方能同时生效，否则视为所有合同均不生效。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无法核实，但即使《补充协议》真实，因陈伟已经全额收到了蔡赛维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委托合同的性质，陈伟也应当将款项转交给蔡赛维。现陈伟仅向蔡赛维交付260000元，显属违约，蔡赛维有权要求陈伟交付余款。综上，陈伟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陈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代书 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