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03民初1984号原告：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法定代表人：王法圣。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贤文、陈胜，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武汉汽车起重机厂，，住所地江汉区罗家嘴路**法定代表人：李信诚。被告：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发展区江兴路******法定代表人：黄爱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章、张晶，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黄爱民，男，195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琪，1982年8月28日出生，汉族，系黄爱民之女，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建新，男，196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系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职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控股公司）与被告武汉汽车起重机厂（以下简称汽车起重机厂）、被告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逸夫公司）、黄爱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魏建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祝新发、梅香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工业控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贤文、陈胜，被告逸夫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罗玉章、张晶，被告黄爱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工业控股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即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和逸夫公司）偿还原告部分贷款本息2000万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与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唐家墩办事处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工行唐家墩办事处对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发放贷款，贷款金额共计为1401万元；截止2005年3月21日汽车起重机厂尚欠贷款本金1391万元，利息2298万元，本息合计3689万元。2005年7月，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2014年8月13日，东方资产与原告工业控股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东方资产向工业控股公司转让其债权资产。原告工业控股公司于2017年2月4日査询汽车起重机厂的房地产资料，资料显示其位于江汉区罗家嘴特1号土地已转移到被告逸夫公司名下。根据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关于完善企业改制后续工作的报告等相关文件，改制企业被告逸夫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未应诉及答辩。被告逸夫公司辩称，一、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与被告逸夫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告逸夫公司并不是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改制承接单位。二、逸夫公司从没有发生过改制，是被告黄爱民参与了改制，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在获得了土地转让款后，才取得改制资金。逸夫公司取得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所持有的土地是根据《协议书》购买，且实际支付了对价，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爱民辩称，其原是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技术人员，并参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改制，当时计划由其在改制后取得被告汽车起重机厂52％的股权，但因种种原因其取得52％股权的改制意向没有履行，变更为直接由被告黄爱民成立经营的逸夫公司购买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土地使用权。此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生产自救，被告黄爱民个人又为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投资购买设备及相应启动资金，借用已出售给被告逸夫公司的场地组织生产，这些投资属于被告黄爱民的个人投资。故本案与被告黄爱民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对其的诉讼不成立，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1991年至1996年期间，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与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唐家墩办事处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金产借款合同》及《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共计五份，由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唐家墩办事处按相对应的合同约定对汽车起重机厂发放相应的五笔贷款，五笔贷款分别为：1、借款合同本金80万元，借款期限从1991年12月26日至1992年12月31日，月利7.8‰；2、借款合同本金220万元，1995年12月26日至1996年6月26日，月利7.05‰；3、借款合同本金564万元，1993年12月13日至1994年12月13日，月利10.98‰；4、借款合同本金179万元，1993年12月13日至1994年12月13日，月利10.98‰；5、借款合同本金358万元，1993年12月13日至1994年5月13日，月利10.98‰。借款合同签订后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唐家墩办事处依约向汽车起重机厂发放借款共计1401万元，在借款期限内，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仅于1993年11月30日偿还10万元。截止2005年3月21日前仍尚欠贷款本金1391万元，利息2298万元。2005年7月，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湖北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包括上述被告起重机厂债权的其他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债权为债务人汽车起重机厂在《债权转让协议》附件中列明的所欠债务：贷款本金1391万元、相应利息2298万元，计3689万元，并于2005年12月27日以报纸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就同一债权，2007年5月东方资产公司与亚洲特别机会ＭＣ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07年5月25日以报纸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亚洲公司于2009年4月14日、2011年3月4日对起重机厂催收债务的事实进行公证。同一债权，2012年6月21日亚洲公司与湖北宏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泰资产）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2年12月17日以报纸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同一债权，2014年4月24日宏泰资产与东方资产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4年5月14日以报纸公告的方式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2014年8月13日，东方资产公司与原告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东方资产公司向原告转让其债权资产，并办理了债权债务交接事宜。其后东方资产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在湖北日报向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原告于2016年10月19日对汽车起重机厂催收债务的事实进行公证。另查明，现工商登记资料载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类型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李信诚，股东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汉兴街办事处（以下简称汉兴街办事处），股权比例为100%。被告逸夫公司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爱民，成立日期2005年8月24日，营业期限自2005年08月24日至2025年08月22日，股东黄爱民占股权比例为50%、黄靖杰占股权比例为50%。现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实际处于停止经营歇业状态。经原告申请调查，现存于江汉区汉兴街办事处的相关被告汽车机重机厂相关改制档案资料显示：1、2002年4月30日，武汉市江汉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出具江改办【2002】17号《江汉区体改办关于同意武汉汽车起重机厂改组有限公司的批复》一份，其主要内容为：一、原则同意武汉汽车起重机厂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解除原有劳动关系。二、在改制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原企业资产、债权、债务和人员安置，确保财产安全和企业稳定。三、新企业组建后，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新机制规范运行。请有关职能部门按相关规定予以支持并减免收费。2、签署时为载明为2004年11月20日、被告逸夫公司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订立《协议书》一份，其内容为促进被告逸夫公司发展、实现被告汽车起重机厂顺利改制，根据市、区相关企业改制的要求和政策规定及相关批复，经双方平等诚挚的协商，现双方就被告逸夫公司收购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土地、房屋的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同意由被告逸夫公司置换（收购）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现有汉口罗家嘴路5号整厂区的土地使用权证，面积9500平方米、房产6300平方米（以实测为主）；二、土地出让价以评估价为600万元。三、被告逸夫公司在协议签订之日预付300万元整，余款在两证过户移交时一次付清。四、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由被告逸夫公司负责办理，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协助，所发生的费用由被告逸夫公司承担，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该协议有黄爱民的签名及被告逸夫公司的印章。3、2005年8月9日，被告黄爱民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签订《股权转换协议书》一份，就被告黄爱民投入资金置换股权控股，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继续完成股份制改造，妥善安置职工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继续按照厂第九届二次职代会决议和江改办[2002]17号文完成改制工作，改组有限公司，并按照江改办批复完成后续工作。二、被告黄爱民以现金投入方式收购改组时有限公司52％的股权，出任董事长，再逐步收购兑换职工个人股权（安置职工）。三、被告汽车起重机厂职工安置，资产、债务由改组后的有限公司承担。职工安置、分流、补偿按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第九届四次职代会通过《职工安置补偿方案》执行。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该协议还注明，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经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主管部门同意后生效。但该协议书上仅有被告黄爱民签名及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法定代表人李信诚签名。4、2005年12月9日，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向汉兴街办事处出具《关于完善企业改制后续工作的报告》，该报告内容主要为：“一、我厂按照区体改办江改办[2002]17号关于我厂改组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的批复，已完成资产量化、界定工作。二、我厂职工黄爱民以现金投入方式置换收购有限公司的股权，交期收购改组的有限公司52％的股权（改组有限公司界定的集体股）主要用于缴纳工厂欠缴的‘三金’。在2006年元月底前完成，后期逐步收购兑换职工个人股权，职工补偿安置从2006年元月开始进行，到2006年4月底前全部工作完毕。三、我厂职工安置、资产、债务全部由改组的有限公司承担。职工安置、分流、补偿按我厂第九届四次职代会通过的《职工安置补偿方案》执行。债务已由工行转让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经联系协商，基本意见按100万元锁定偿还，但待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工厂评估审核后签订正式协议。四、改组有限公司出让股权既置换资产是为了筹措资金，妥善安置职工，偿还债务，我厂是特困企业存量资产少，改制成本大（职工多、债务大）。在资产过户手续中（工厂现有土地、房产过户至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名下），按财税[2003]184号文件享受免征契税的政策。”以上报告内容经汉兴街办事处相关人员签注同意并加盖汉兴街办事处的公章。5、2005年12月18日，被告黄爱民（甲方）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乙方）又签订《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根据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企业改制的要求及江改办[2002]17号文件等关于汽车起重机厂改制有关批复。结合武汉汽车起重机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企业改制、安置分流方案及企业现状，改制资金缺口大，企业停产多年，已属特困企业。职工持股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职工同意持股）等因素。甲、乙双方通过多次协商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对武汉汽车起重机厂实行综合改制。以收购股权的形式收购企业并安置职工，承担企业债权债务，接收企业所有资产。达成对企业整体改制收购的协议。黄爱民应承担的经济负担：1、职工全员解除劳动关系及解除劳动关系应给付的补偿金。2、企业享受改制政策后应补缴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3、根据政策不能买断工龄的职工，后期应缴的社保，医疗及生活费。生活费发放标准按社保有关规定个人应承担的部分，只至退休为止。4、企业伤、病、残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生活补助及医疗费用。5、企业改制前内欠款（职工医疗、社保等应由企业报销的各种费用）。6、企业改制前职工遗属应领取的抚养费及少数民族职工的补助。7、企业改制前欠缴的水电费。8、企业所欠的银行债务及企业其它应付款。甲方应承接的资产：1、武汉汽车起重机厂名下所有经过登记和没有登记的房产、土地、设备、股权及国资委批准注于企业改制的直管公房及留存的原辅材料及配件。2、企业其它应收款”。双方还约定“甲方如需保留原企业名称开展生活、经营活动，可以组建新的公司。如无此需要待职工安置完毕后原武汉汽车起重机厂予以注销。未经甲方授权，其它任何企业和个人均不能使用原企业名称”；“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办理产权过户至其指定的公司名下的手续”；“乙方于企业改制资金到专用账户日起向甲方交接所有资产所有权及其产生的其它收入”等其他权利和义务。2006年8月20日，被告逸夫公司向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具了《申办土地证的报告》一份，申请将原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位于江汉区罗家嘴路5号厂房土地使用权证办理更名至被告逸夫公司名下。2006年8月22日，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具《关于同意土地资产划转的批复》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同意武汉汽车起重机厂使用的位于江汉区罗家嘴路5号的9519.32平方米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以资产划转的形式转让给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类型为保留划拨五年。转让期从办理土地变更登记之日起算。转让期内，由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承担本宗地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在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后，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于2010年6月12日登记在被告逸夫公司名下，被告逸夫公司取得上述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档案资料中还载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于2005年12月28日向被告逸夫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载明金额为600万元，承付性质为土地转让款。并且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于2006年8月30日，出具《证明》一份，本厂已收到武汉逸夫公司土地转让款600万元，并已用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现该宗土地的房屋所有权未变更仍登记在被告起重机厂的名下。因该宗土地部分地块被征收，应当取得相应征收补偿款，原告知情后，引起本案的诉讼。在庭审过程中，被告逸夫公司陈述其通过为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职工补缴社保费、失业保险金医保等费用方式支付600万元土地转让款，但其提供的交纳社会费用相应的税务票据记载从2005年起延续到2010年。被告黄爱民陈述，收购被告汽车起重机厂52％的股权的行为并没有履行，改制并没有完成；在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将土地转让给被告逸夫公司以后，其个人对被告汽车起重机厂重新投入相应启动资金并在原场地组织恢复生产经营，后经营不善，出现亏损。因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账户不能使用，通过被告逸夫公司账户收取被告汽车起重机厂部分债权（被告汽车起重厂职工宿舍房屋拆迁补偿款），抵偿对其投资亏损。另外，还陈述由其偿还原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部分对外债务。2006年左右被告黄爱民一直保管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公章至今。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向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唐家墩办理处贷款，经结算截止2005年3月21日前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尚欠贷款本金1391万元，利息2298万元的事实清楚明确。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唐家墩办事处的上述债权经过多次债权转让，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该债权最后转让至原告处成立有效，原告享有向被告汽车机重机厂追偿上述债权的权利，故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应当依约向原告偿还上述债务，现原告只向本院诉请主张本息合计2000万元的债权，属于自行处置其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照准。对于被告逸夫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上述债务的还款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纳入本企业或者将所购企业变更为所属分支机构的，所购企业的债务，由买受人承担。但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售出后，应当办理而未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起诉该企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资产转让后的具体情况，告知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并判令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审理中双方对此争议焦点是:被告逸夫公司是否是改制后的责任主体问题。现被告逸夫公司辩称，其只是单纯通过支付600万元的对价以有偿转让方式取得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土地使用权，其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改制无关，并不是被告汽车起重厂的承接企业，被告黄爱民才是改制责任主体。而被告黄爱民辩称没有参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改制,个人投资为汽车起重机厂购买设备及相应的启动资金,被告黄爱民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对此本院只能通过三被告之间签订的数份协议的逻辑构联关系及履行方式等情况进行整体综合判断。第一、黄爱民是否参加改制。被告逸夫公司是被告黄爱民投资成立并注册的公司，根据汉兴街办事处留存的档案资料显示，被告黄爱民与被告起重机厂至少签订过两份改制协议，一份为2005年8月9日签订的有关52％股权的《股份转换协议书》、一份为2005年12月18日签订《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该两份协议足以证明被告黄爱民参与了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改制活动；第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签署时间的不合理性。对于签署时间为2004年11月20日，被告逸夫公司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之间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是被告逸夫公司辩称其未参加改制主要依据，但被告逸夫公司在工商注册登记的时间为2005年8月24日注册成立，被告逸夫公司不可能在未成立之前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签订相关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协议书，该份协议只能形成于被告逸夫公司注册成立之后，再结合被告黄爱民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签订的《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分析：被告黄爱民接受资产的范围及“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办理产权过户至其指定的公司名下的手续。”《协议书》形成时间应当在签订《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之后，才符合《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中的约定，符合被告黄爱民成立被告逸夫公司时间，也符合被告黄爱民为被告逸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事实。第三、两份协议内容的连贯性、承接性分析。被告黄爱民虽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签订了两份涉及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改制内容的不同协议，但结合两份协议书的签署时间先后次序、改制的范围程度（前一份只约定52％的股权置换，后一份约定整体收购）及签订《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总论部分陈述原因（没有职工同意持股，企业股份改制无法进行），两份协议内容并不矛盾并且连贯、相互承接，实际应为双方通过协商后，以签订《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形式否定了前一份《股份转换协议书》内容，审理中被告黄爱民也自认52％股权置换协议未履行。最终被告黄爱民是通过企业整体收购的方式参与的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改制活动。第四、土地使用权转让款支付方式、时间与土地管理部门档案证据的矛盾性。被告逸夫公司称其60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是通过代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参与改制职工交纳社会保险等费用而支付完成，而提供的部分凭证显示其交纳600万元的时间从2005年延续至2009年，但从土地管理部门档案资料中显示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于2005年12月28日就出具收到600万元的收据，并于2006年8月30日向土地管理部门出具证明，证明600万元已用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被告此种辩称意见与上述收款收据及说明内容相互矛盾，按常理如果被告逸夫公司已付清了600万元的土地转让款，则应由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将收到的款项自行交纳职工的社会保险等费用及安置职工，完成相关改制，而不应由被告逸夫公司再代为交纳社会保险等费用，并持续交纳至2009年，此情形不符合交易完成后的一般习惯及规则。第五、被告黄爱民对投资行为陈述与实际履行不合理性、矛盾性分析。《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签订后，被告黄爱民自认其个人又投资被告汽车起重机厂重新组织恢复生产，而且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公章也一直由被告黄爱民保管至今，此时被告黄爱民既是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又是逸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但是如果被告黄爱民后期对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恢复生活只是其个人投资行为，那么被告黄爱民应当再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重新签订相关投资协议，而且一般情况下经营发生亏损后应当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被告汽车起重机厂进行清算处理，不应存在通过收取原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债权抵偿其投资款情形，现被告黄爱民未向本院提供其恢复生产系个人投资行为的相关证据，而且其行为有悖于投资交易通常心理状态。另外，根据被告黄爱民陈述相关被告汽车起重机厂资产收益债权是通过被告逸夫公司账户收取（职工宿舍的拆迁补偿款），而根据被告逸夫公司辩称意见其与被告汽车起重厂改制无关联，仅是出借账户,被告逸夫公司收取上述债权后应返还给被告汽车起重机厂,但在审理中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逸夫公司有返还上述资产收益债券的行为，相反被告黄爱民、逸夫公司的行为是符合《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中对资产承接的约定条款（“甲方如需保留原企业名称开展生活、经营活动，可以组建新的公司。如无此需要待职工安置完毕后原武汉汽车起重机厂予以注销。未经甲方授权，其它任何企业和个人均不能使用原企业名称”；“乙方于企业改制资金到专用账户日起向甲方交接所有资产所有权及产生的其它收入”）。故本院对于被告逸夫公司、被告黄爱民的相关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对该事实部分认定为：被告黄爱民首先以个人投资置换被告汽车起重机厂52％股权的方式参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改制活动并签订了《股份转换协议书》。但此后因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其他职工不愿意持股即股份制改制不能进行等原因导致《股份转换协议书》不能履行，故被告黄爱民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又重新协商签订《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约定通过整体收购方式完成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改制。但在《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黄爱民是将所收购的资产纳入其成立的被告逸夫公司来完成《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内容，包括由被告逸夫公司承接并更名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划拨性质国有土地使用权资产，由被告逸夫公司支付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拖欠的职工社会保险费用等，并由逸夫公司在整体收购改制后按协议约定收取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其他资产受益债权，并清偿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原对外部分债务。被告逸夫公司与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签订关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协议书》应该是在《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后才签订，其目在于方便完成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相应土地使用权变更名手续，不具独立真实履行性，而是为整体履行并达到《企业整体改制收购协议书》中资产转移条件而制作。而且在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相关批复中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以资产划转的形式转让，并非有偿转让形式转让，故本院认为被告逸夫公司应为被告汽车起重机厂整体出售后责任主体，虽被告汽车起重机厂在出售后未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影响作为收购企业的被告逸夫公司承担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逸夫公司对被告汽车起重机厂的上述贷款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武汉汽车起重机厂、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息2000万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9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5900元，由被告武汉汽车起重机厂和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该款原告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付本院，被告武汉汽车起重机厂、武汉逸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随上述判决款项一并支付给原告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建峰人民陪审员  祝新发人民陪审员  梅香兰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周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