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7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绍虎。
委托代理人：谢兵，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泸永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龙凤桥村。
法定代表人：华承银，职务：矿长。
委托代理人：廖贤润。
委托代理人：江模国，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绍虎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永川区泸永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永桥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3）永法民初字第05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永川县泸永桥煤矿于1979年11月30日设立，系永川县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永川撤县建市后更名为永川市泸永桥煤矿。1996年9月，原永川市泸永桥煤矿根据永委发（1996）96号《永川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永国资[1996]191号《关于永川市泸永桥煤矿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及产权界定通知》、永改委（1996）20号《关于同意永川市泸永桥煤矿改建为“永川市泸永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改制成立永川市泸永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永桥公司”）。在改制过程中，永川市泸永桥煤矿当时在册的264名职工根据筹备组制定的出资原则、额度及范围认购了职工出资股，但因工商登记的需要，公司选取了孙光文等31名股东代表代表264名职工持有职工个人股。1996年9月25日，泸永桥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31名股东代表讨论通过了公司章程，并选举了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
泸永桥公司1996年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转制时的出资原则额度及范围，只限于企业内部在册职工出资认购，按现有的责任与承担风险大小配置认股，提倡自愿认股的原则，拟定矿级领导正职8000元/人，副职6000元/人，中干正职4000元/人，副职2000元/人，科员及机关工作人员1000元/人，其余职工800元/人，以上各档次金额为最低限额，超过最高限额一万元以上，须经筹委会研究同意后，方可认股。第十六条规定：企业集体股中，按人平1000元量化给职工作为分红依据，不计息、不转让、不继承，职工离退休、调离、辞退、除名、开除、死之后归企业所有；其余企业集体股的分红用于支付退休职工统筹外的费用补贴。第十七条规定：量化分红股份与认股之间的关系，认股达到标准的，享受量化分红股份的分红收益，未达到标准的，按实交现金股与应交现金股的比例享受量化分红股份的分红收益，不以现金入股者，不享受量化分红股份的分红收益，其分红收益按企业集体股收益原则使用。第十八条规定：职工出资认股的股份，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股份，干部任职变动后，按变动后的职务认缴股份，降低职务者，如果本人要求，允许保留原股份，但必须在30天内一次性决定股金退或不退。第十九条规定：股东如因死亡、离退休、调离、辞职，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等，其认缴股份可以在公司内部股东转让、继承或赠予，如在转让时无股东购买，由公司现金购买收回。
1997年1月25日，泸永桥公司进行设立登记，工商登记载明注册资本为188万元，其中国有资产93.6万元，由永川市煤炭工业管理局代管；企业集资62.4万元，由泸永桥煤矿工会持有；职工个人股32万元，由登记的31名自然人股东持有。但是，泸永桥公司1996年制作的264名股东名册中有部分人员未实际缴纳认购股金，公司应收认购股金32万元，实收30.723万元。1997年11月27日，按永国资[1997]284号《关于调整泸永桥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结构的通知》精神,泸永桥公司内部的国有资产46.32万元全部作为了企业安置离退休费用支出。2003年11月8日，泸永桥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并形成决议，用公司经营资金安置离退休人员，将国有产权全部量化给职工重新分配股份。该决议作出后，泸永桥公司将企业集体股份进行了量化，但对集体股如何量化、如何确定享有集体股人员的范围未制定分配方案，亦未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形成决议。
2007年5月28日，泸永桥公司更名为重庆市永川区泸永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被告现在名称。2010年12月27日，泸永桥公司制定了《泸永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核准股东身份量化股权相差政策时间界定规定》，对核准股东身份和人员、量化股权作出明确规定。2011年1月28日，泸永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形成以下决议：1.同意将1996年9月25日确定为公司成立时间和股东身份核准的时间；组建公司前退休和组建公司后调进招收的职工不属于公司股东；转制后调离、自动离职和死亡的股东，按原公司章程和上级部门相关政策处理（一次性处理2万元，公司收回股权）；退休换工的，按退休时间，退一个上一个核准股东身份。2.同意本公司本次公布清理的股东名册和股金。3.同意本次会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该次会议就以上决议进行了表决，实到人数181人，弃权3人，不同意1人，以177人同意通过。之后，泸永桥公司按照上述决议对公司股东进行了清理。泸永桥公司所有职工的个人认购股从1998年至2011年期间全部退还给了职工个人，且绝大多数人的退股时间发生在1998年和1999年期间，公司实际只剩余集体股。
另查明，聂绍虎父亲杨吉祥于1996年9月6日从泸永桥公司退休。1997年4月3日，原永川市泸永桥煤矿同意聂绍虎换工，将聂绍虎招录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同年10月10日，原永川市劳动局批准同意聂绍虎换工。但聂绍虎未到泸永桥公司办理入职手续，亦未认缴出资。2003年11月8日，泸永桥公司将国有产权、企业产权全部量化给职工重新分配股份，未将聂绍虎纳入享有股份分配的范围。2011年1月泸永桥公司清理公司股东时，仍未确认聂绍虎为公司股东。
聂绍虎一审诉称，因原永川市劳动局通知聂绍虎的父亲杨吉祥1996年9月6日可以换工，聂绍虎于1997年10月10日经批准换工而成为泸永桥公司的职工。1996年9月25日，泸永桥公司经过首届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永川市泸永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将企业集体股按人平量化1000元给职工，但泸永桥公司一直没有确认聂绍虎为股东，故起诉要求确认聂绍虎系泸永桥公司公司股东。
泸永桥公司一审辩称：泸永桥公司1996年改制前系市属国有企业，企业改制设立公司时的股份由国有股、集体股、个人股组成；1997年10月10日，经原永川市劳动局批准同意聂绍虎可以换工，但聂绍虎接到通知后一直未到泸永桥公司处办理入职手续，也未认缴出资，泸永桥公司亦未认可聂绍虎的职工及股东身份，聂绍虎与泸永桥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投资关系，聂绍虎并不具有泸永桥公司公司股东身份；泸永桥公司未将聂绍虎确认为股东，聂绍虎从未向泸永桥公司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聂绍虎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泸永桥公司系国有改制企业，其设立及运行更多依据的是当时的改制政策。因企业改制的特殊性和不规范性，泸永桥公司改制时确定的量化股、集体股享有人员身份的特殊性，股东人数及股东代表大会均与公司法不符，因而当时的泸永桥公司并非真正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按照1997年《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即取得股东身份的前提是具有在职职工的身份”的规定，泸永桥公司1996年公司章程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与前述指导意见的精神一致。加之，公司成立之初的章程是经过股东同意的，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契约，是对公司进行组织与管理的基本文件，现如对其否定，不仅违背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自愿、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否定公司多年经营成果，不利于稳定既有秩序法律价值的实现。因此，章程对公司股东具有约束力，泸永桥公司改制以及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股权问题、股东身份确认以及股东代表大会决议效力等问题，应按公司章程及相关的改制政策处理。
虽然原泸永桥煤矿和永川市劳动局批准同意聂绍虎换工，但聂绍虎并未到泸永桥公司办理入职手续，这就意味着聂绍虎并未与泸永桥公司建立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未取得泸永桥公司的职工身份。按照企业改制相关政策及公司1996年章程的相关规定，聂绍虎不应属于量化股的分配范围，不能获得公司量化股份。聂绍虎之父于1996年9月6日退休，本就不属于改制时的股东范围，即便纳入了改制范围，也因退休而归企业所有，并不能因换工而由聂绍虎享有。再者，泸永桥公司在改制时确定的每名职工享有的量化股0.1万元，按照当时章程规定也仅是作为职工分红的依据，工商登记为泸永桥工会持有，未实际量化到职工个人，这与现代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份特征完全不同。2003年泸永桥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作出的对职工重新分配国有产权、集体产权系公司内部自治行为，聂绍虎此时不具有泸永桥公司的职工身份，泸永桥公司未对其量化的行为亦不违反法律、政策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泸永桥公司于2011年进行的集体股量化从形式和实体处理上均符合企业改制时的政策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现行公司法亦不相悖，应为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判定泸永桥公司公司股东身份的法律文件。
综上，聂绍虎要求确认其为泸永桥公司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泸永桥公司辩称聂绍虎不具有股东身份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但辩称聂绍虎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1997年《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聂绍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聂绍虎负担。
宣判后，聂绍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聂绍虎经批准同意换工，经过了培训、体检，到泸永桥公司办理了入职手续，一审认定没有办理入职手续是错误的。从2011年1月28日至今，聂绍虎未要求泸永桥公司回购股份，亦未进行股权转让，聂绍虎在泸永桥公司认可的名单内有所承认，但一审却不认可聂绍虎的股东资格,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一方面以企业改制的特殊性和不规范性为由否认泸永桥公司为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另一方方面又肯定该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明显裁判不公。
泸永桥公司辩称，聂绍虎本来是可以获得股份的，但是其没有办理入职手续，未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因此不能获取股份。其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中，聂绍虎举示了其父亲杨吉祥的退休证，拟证明杨吉祥退休时间是1996年10月10日，是改制后退休的，应当享有股权。另举示了聂绍虎的户口页，拟证明聂绍虎是办理了上岗手续的，因为其户口已经转至公司了。泸永桥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户口问题是公安机关的管理职责问题，与本案的股权纠纷没有关系。并认为以前的国有企业员工的退休比较复杂，实际批准时间是1996年9月6日，拿到证件的时间可能存在时间差。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聂绍虎是否是泸永桥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股东是向公司出资，并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享有按照出资比例分红等股东权利的民事主体。泸永桥公司是基于改制而设立的，其设立时的公司章程除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外，还有诸如量化股等与当时的股份合作制有关的内容。该章程应为全体职工股东所遵守。聂绍虎虽经批准同意换工，但其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到泸永桥公司办理了入职手续，这就意味着聂绍虎并未与泸永桥公司建立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未取得泸永桥公司的职工身份。按照企业改制相关政策及公司1996年章程的相关规定，聂绍虎不应属于量化股的分配范围，不能获得公司量化股份。2003年泸永桥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作出的对职工重新分配国有产权、集体产权系公司内部自治行为，聂绍虎此时不具有泸永桥公司的职工身份，泸永桥公司未对其量化的行为亦不违反法律、政策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泸永桥公司于2011年1月28日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明确股东身份核准依据，公布清理的股东名册和股金。该决议是对作为分红依据的量化股进行清理并明确为职工个人股权，属公司内部自治范围，且未被确认为无效或撤销，故聂绍虎关于其应被确认股东的上诉理由，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是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规范性文件，在涉及企业改制的民事纠纷的审理中可作为政策参照，但不是法律及其解释或行政法规，一审判决援引其条文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聂绍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永鸿
审 判 员 黄 淳
代理审判员 吴贵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