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长中刑一终字第00452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董安民。
委托代理人胡昭君，湖南科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董丁杰，农民。因本案于2014年9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长沙分公司）。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291号。
负责人陈思明，人保长沙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小海，湖南东方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范某，系被害人曾某丁妻子。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系被害人曾某丁母亲。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曾某甲，系被害人曾某丁女儿。
法定代理人范某，系曾某甲母亲。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曾某乙，系被害人曾某丁儿子。
法定代理人范某，系曾某乙母亲。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曾某丙，系被害人曾某戊父亲。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冯某，系被害人曾某戊母亲。
以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水清。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董丁杰犯交通肇事罪，暨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范某、杨某、曾某甲、曾某乙、曾某丙、冯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董丁杰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董安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一案，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2014)芙刑初字第7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董安民不服，提出上诉，本案刑事部分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安民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昭君、原审被告人董丁杰、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保长沙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小海、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范某、杨某、曾某丙、冯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水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9月9日23时15分许，被告人董丁杰驾驶湘A×××××小型面包车在长沙市芙蓉区远大路茶叶研究院前路段超过路段限速行驶，与未经人行横道横过道路的曾某丁、曾某戊发生碰撞，曾某丁、曾某戊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被告人董丁杰弃车逃逸，又于2014年9月10日投案。董丁杰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曾某丁、曾某戊负次要责任。2014年9月12日，董丁杰家属向两名死者家属分别赔偿5万元丧葬费。
另查明，董安民对其所有的车辆（发动机号码E69T031217）小型客车于2014年4月24日向人保长沙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4月25日0时起至2015年4月24日24时止；并于同日向人保长沙分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3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商业险及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自2014年4月25日0时起至2015年4月24日24时止，并交纳了上述保险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五条（六）项用黑色字体标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人保长沙分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显示，在“特别约定”一栏签有“已上信息确认无误，已阅投保提示书及条款”；在印刷“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以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处签有“董安民”字样。该签字系董丁杰代替董安民所签。董丁杰于2011年4月6日领取C1机动车驾驶证。
另查明，两名被害人曾某丁、曾某戊虽然系农村户口，但死亡前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杨某生育包括曾某丁在内的三个子女，曾某丁、范某生育二个子女，即曾某甲、曾某乙；曾某丙、冯某生育包括曾某戊在内的二个子女。
原告人范某、杨某、曾某甲、曾某乙经济损失核定为：死亡赔偿金23414元/年×20年=”468”280元，丧葬费43893元÷2=”21”94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杨某6609元/年×15年÷3人=”33”045元、曾某甲15887元/年×7年÷2人=”55”604元、曾某乙15887元/年×12年÷2人=”95”322元，交通费、住宿费酌定3000元，误工费酌定3000元，合计680198元。
原告人曾某丙、冯某经济损失核定为：死亡赔偿金23414元/年×20年=”468”280元，丧葬费43893元÷2=”21”94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曾某丙6609元/年×20年÷2人=”66”090元、冯某6609元/年×20年÷2人=”66”090元，交通费、住宿费酌定3000元，误工费酌定3000元，合计628407元。
该案认定的定案证据有：到案经过、办案说明、立案决定书，证人董安民、陈某甲、赵某、陈某乙的证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死亡医学证明书，被害人身份证明、居住证、居住员工宿舍证明，被告人董丁杰的户籍证明及现实表现材料，被告人董丁杰的供述等。
该院认为，被告人董丁杰违反国家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发生二人死亡负主要责任的重大交通事故，事后逃逸，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董丁杰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董丁杰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董丁杰的犯罪行为造成原告人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受害人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原告人应自行承担部分经济损失。原告人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两名被害人虽然系农村户口，但死亡前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相关经济损失依法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被告董安民就肇事车辆向被告人保长沙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法驾驶人董丁杰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人保长沙分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关于董丁杰肇事后逃逸保险人是否负责赔偿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人就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条款是否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院认为，本案保险人人保长沙分公司在商业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用区别于其他条款的黑色字体对责任免除条款（包括肇事后逃逸）进行了提示，尽到了提示义务；人保长沙分公司提交的保单上的“投保人声明”有“董安民”的签字，在“特别约定”一栏签有“已上信息确认无误，已阅投保提示书及条款”；在印刷“投保人声明”处均签有“董安民”字样。签字虽系董丁杰代签，但投保人董安民自愿交纳保险费，依法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形式向投保人作出了解释说明，投保人签字进行了确认，依法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商业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有效，保险人对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不予赔偿第三者责任保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董丁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具体分配为：赔偿原告人范某、杨某、曾某甲、曾某乙人民币55000元；赔偿原告人曾某丙、冯某人民币55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范某、杨某、曾某甲、曾某乙经济损失人民币680198元，扣减本判决第二项赔偿的人民币55000元，剩余625198元，原告人自行承担30%即人民币187559.4元，被告人董丁杰赔偿70%即人民币437638.6元，扣减已支付的人民币50000元，余款人民币387638.6元限被告人董丁杰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四、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曾某丙、冯某经济损失人民币628407元，扣减本判决第二项赔偿的人民币55000元，剩余573407元，原告人自行承担30%即人民币172022.1元，被告人董丁杰赔偿70%即人民币401384.9元，扣减已支付的人民币50000元，余款人民币351384.9元限被告人董丁杰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五、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赔偿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诉讼请求。六、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董安民赔偿的诉讼请求。七、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董安民提出上诉称：1、董安民缴纳保险费用的行为不能证明人保长沙分公司就提示条款向其进行了明示和释明，只能视作对保险合同效力的追认，而不代表对提示条款的确认；2、董安民未在合同上签字，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也未通知董安民补签字；3、应当由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对于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4、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在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请求二审改判保险公司向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支付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金300000元。
人保长沙分公司辩称，1、办理保险的整个过程都是由董丁杰代替董安民完成，其效力应当溯及董安民；2、本案中，董丁杰肇事逃逸的行为本来就是法律禁止性的行为，保险公司只要就此条款进行明显的提示即可，而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董丁杰也已经签名确认。
原审被告人董丁杰称，人保长沙分公司没有对其宣读提示性条款。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范某、杨某、曾某甲、曾某乙、曾某丙、冯某称，人保长沙分公司没有将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以加黑加粗的方式进行提示，且免责条款属于霸王条款，请求二审判决人保长沙分公司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判决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董丁杰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致2人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原审被告人董丁杰的犯罪行为造成了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当自行承担部分经济损失。上诉人董安民就肇事车辆向人保长沙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法驾驶人董丁杰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人保长沙分公司应当在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上诉人董安民提出其“缴纳保险费用的行为不能证明人保长沙分公司就免责条款向其本人进行了释明，缴纳保险费用的行为不能视作对提示条款的追认”，经查，董安民未取得驾照，董丁杰是车辆的实际使用人，且董安民与董丁杰系父子关系，董丁杰以车主儿子的身份携带相关证件办理车辆保险，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人保长沙分公司有理由相信董丁杰系董安民的委托代理人，董丁杰签订合同的效力应当及于董安民，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当然及于董安民。上诉人董安民提出其“未在合同上签字，合同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未通知其补签字”，本院认为，董丁杰作为董安民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对董安民发生法律效力，无需董安民本人签字。上诉人董安民还提出“保险公司应当就其尽到了提示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人保长沙分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对免责条款以黑色加粗字体进行了明示，其中包括“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而董丁杰代理董安民签字确认已经阅读了投保提示书及条款，人保长沙分公司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针对上诉人董安民提出“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在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按照通常理解的解释是唯一确定的，上诉人也未提出其他解释，故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要求本院改判保险公司向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支付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金300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案原审附带民事部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邹啸弘
代理审判员 黎亦琪
代理审判员 余 丹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范旦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一十三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只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经审查，第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并无不当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只需就附带民事部分作出处理；第一审判决的附带民事部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以刑事附带民事裁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