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潮平法钱民初字第3号原告：吴进发，男，195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饶平县人，住饶平县。委托代理人：ＸＸ通，广东遵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胜群，广东遵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秀礼，男，197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饶平县人，住饶平县。委托代理人：谢孝义，广东烨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饶平县高堂镇院前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饶平县高堂镇院前村。法定代表人：吴垂镇，该村主任。原告吴进发诉被告吴秀礼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追加饶平县高堂镇院前村民委员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5年2月11日、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吴进发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通、林胜群，被告吴秀礼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孝义以及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垂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进发诉称：原告是饶平县高堂镇院前村村民。1994年1月12日原告根据国家政策向饶平县高堂镇院前管理区办事处承包了竹仔篮山场180亩林地进行经营。承包期至2020年1月11日；原告在山场上种植了油柑、水柳和其他多种树木。2008年下半年被告要求原告将山场的部分地块借给被告用，2009年初被告又提出和原告商量合作经营山场，被告出本钱，原告出山场，共同经营，收益对分。2009年1月10日被告到原告家找原告签订《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双方约定竹仔篮山场转包给被告经营，收益对分。由于原告不识字，考虑到双方又是亲戚，所以听信被告，就在协议上签名。接着被告对山场原有的林木烧掉，全部种植速生桉，于2014年清明开始砍树出卖，出卖木材2500吨，每吨415元，共收入一百多万元。原告得知后，遂要求被告按约定，把原告应得的收益款付给原告，被告竟然百般推托，置之不理。原告经多次追讨未果，到院前村、镇司法所等部门要求解决，才知道被告背着原告与院前村签订了新的竹仔篮山场承包合同。原告认为，原告与院前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依法有效，原告享有对竹仔篮山场的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关于“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原告将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被告明知原告对竹仔篮山场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骗取原告签订转租协议，与院前村签订新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恶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被告在取得竹仔篮山场的收益后，迟迟不向原告履行给付收益款的义务，致原告因《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取得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的权利完全落空，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办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原告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月10日签订的《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判决被告归还原告《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中约定转包的竹仔篮山场。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一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月10日签订的《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判决被告归还原告《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约定转包的竹仔篮山场；2、判决被告偿付原告自2009年1月10日起至《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解除之日止的收益10万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吴秀礼辩称：一、原告于2009年1月10日将本案讼争的山场转租给被告后，发包方高堂镇院前村委会也于同年2月7日在高堂镇林业站和高堂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通过直接以村委会的名义将本案讼争的山场发包给被告的方式，确认原告的转租行为。因此，从2009年1月10日开始，本案讼争的山场的承租人已由原告变更为被告。1、虽然发包方高堂镇院前村委会，没有采用在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月10日签订的《山场转租合同书》上签名盖章的形式，确认同意原告的转租行为；2、但从原告的发包方高堂镇院前村委会于2009年2月7日在高堂镇林业站的证明下和高堂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直接以村委会的名义将本案讼争山场发包给被告的行为，可以印证和说明原告的转租行为已经得到发包方村委会的确认；3、原告原来向村委会承包合同的截止期限是到2020年1月11日，而高堂镇院前村委会于2009年1月10日通过采用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这种形式，确认原告转租给被告的行为时，将合同的期限从原告转租的2009年1月10日开始，延续到2039年止。二、村委会通过采用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确认原告转租给被告的行为，这是山场所有权人和发包方的一种权利，原告将其向村委会所承包的“竹仔篮山场”转租给被告，这也是原告的一种权利。因此，村委会确认原告与被告的转租行为不仅不侵犯双方的合法利益，而且是双方转租依法成立的依据。三、原告与被告签订转租合同，以及村委会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至今6年来双方都没有争议，说明签订转租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六年后，原告起诉其受到被告欺骗及村委会侵犯其权益，不仅理由不成立，而且超过诉讼时效。1、原告与被告是亲戚关系，并且原告是一个成年人和有签订协议的经验，从原告之前与高堂镇院前村委会签订过竹仔篮山场承包协议，可以佐证；2、《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不仅有原告本人的签名，还有双方在场的亲属作为见证人，对此合同中证实人吴秩太、吴东海的签名就可以印证。由此可见原告将山场转让给被告是出于其本人真实意愿；3、村委会通过召开两委会表决，同意将上述的山场转由被告承包，从原告与被告签订转租合同以及村委会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至今6年来，原告与被告都没有争议，这也印证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转租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4、对于村委会直接确认本案被告为承包人的合同，高堂林业站也以证明机关的名义在村委会与被告的承包协议中签名盖章，高堂法律服务所也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合同见证。这充分说明不存在被告欺骗原告获取山地转承租权的问题。四、从村委会直接确认原告的转租行为，并直接与被告签订协议将上述山地的承包主体更换为被告之日开始，原告已不再对上述山地拥有承租权，原告已没有资格要求解除双方的转租协议。五、原告要求被告付其收益10万元，证据不足。原告称被告“2014年卖出木材2500吨，共收入100多万元”，这与原告无关，因为被告的经营收入与盈亏是被告个人的事。至于原告要求被告付其收益10万元，证据不足。从上可见，原告之所以起诉被告，是因为当前山地升值，故后悔并想要违约，编造不实的理由向法院起诉。补充答辩称：一、原告于1994年1月12日与院前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面积只有20亩，而被告于2009年2月7日与院前村签订的承包合同，不仅包括原告原承包并转租给被告的20亩，而且还包括木仔山、鸡卵山等共180亩。二、原告于1994年1月12日与院前管理区办事处（即院前村民委员会的前身）签订承包合同时，院前村委会只有说明将20亩的土地发包给原告种植甘蔗，期限21年，院前村委会并没有说明该土地的位置在竹仔篮山场，更没有说明将竹仔篮山地全部发包给原告。三、2009年1月10日，原告将自己于1994年1月12日与院前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全部转租给被告时，将该承包的土地定名为“竹仔篮山场”，这是原告单方的说法。四、原告已将其原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全部转租给被告。因此，该份转租合同，实质上是对1994年1月12日承包合同履行主体的一种变更，由于该合同主体的变更，发包方的院前村委会已经采用重新签订发包合同给被告这一方式予以确认。故该转租合同发生法律效力。鉴于上述理由，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关于原、被告讼争地，2009年高堂镇院前村委会与被告吴秀礼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书》时就已界定山名了，其中有：竹仔篮山、鸡卵山、木仔山，该山地林权证是航拍的，总面积为180多亩。关于合同签订的时间及租金等问题，以《山地承包合同书》为准。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是姑丈与侄儿的亲戚关系，双方均是高堂镇院前村村民。1994年1月12日，原告吴进发与高堂镇院前村委会（即原高堂镇院前管理区办事处）签订了《关于二、三类旱园落实承包的若干规定》，承包了竹仔林（竹仔篮）山场，期限从1994年至2020年止，1995年2月27日补订《附表》，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09年1月10日，原、被告签订了《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原告将该承包的山场转租给被告，协议约定：1、竹仔蓝山场合同租赁剩余期限（2009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10日）11年内如有开发用地需要，现有青苗补偿款全部归吴进发所有。若有其它受益款双方各得一半。2、从2020年1月11日至合同终止，如原还有青苗存在，双方不做任何补偿。如有开发用地需要，青苗补偿款双方各得一半，若有其它受益款归吴秀礼所有。2009年1月10被告吴秀礼凭借与原告吴进发签订的《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又与高堂镇院前村委会签订了《山地承包合同》，高堂镇院前村委会将其所属的竹仔蓝山-木仔山-鸡卵山大部分山地（面积约180亩）承包给吴秀礼开荒造林，期限从2009年1月10日至2029年1月10日止，共20年，《山地承包合同》于2009年2月7日在饶平县高堂法律服务所见证，后被告吴秀礼在该承包地种植了树木速生桉且经营管理至今。庭审中，被告自认与原告有口头约定，从2009年1月10日双方签订转租协议起，每年应支付原告转包费2000元，已支付7000元。因去年原告拒收而停付。但原告否认7000元属转包费，而是被告砍伐原告原竹仔篮山场种植的果树的补偿款。在被告吴秀礼与院前村委会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书》后，原告吴进发从高堂镇院前村委会处领取到补偿款几百元。另查明：高堂镇院前村登记在册的竹仔篮山的林地面积19.1公顷（其中包括牛牯岭，竹仔篮山105亩，鸡卵山与木仔山75亩）。1994年1月12日原告吴进发与高堂镇院前村签订的《关于二、三类旱园落实承包的若干规定》及1995年2月27日补订的《附表》中山场的位置，就是高堂镇院前村的竹仔篮山，即原、被告讼争地。原告在承包期间种植了果树及其它树木；被告在接包期间种植了速生桉树木。本案讼争地至今尚未被作其它开发。原告吴进发于2014年12月29日提交申请书，请求本院向院前村委会调查取证。经本院调查，院前村委会证实，原告吴进发向本院提交的《关于二、三类旱园落实承包的若干规定》及《附表》，均与原件相符。2015年1月4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上述事实，有合同书、照片、证人证言、申请书、调查材料、起诉书、答辩书、询问笔录、调解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是否存在欺骗行为，被告是否应向原告偿付收益的问题。原告吴进发与院前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关于二、三类旱园落实承包的若干规定》及《附表》，取得了该承包地的经营权，又与被告吴秀礼签订《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的转包方式。“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关于《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是否存在欺骗行为，是否应向原告偿付收益的问题。经查，2009年1月10日，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了《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转租协议，并由双方在场的亲戚签名证实，故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租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以考虑到双方是亲戚，所以听信被告，就在协议上签名，因自己不认识字签的名，要求解除上述转租协议并归还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且双方签订转租协议至今已六年有余，被告作为接包方依约经营和管理并直接向发包方缴交承包款。期间，发包方调整承包款，同样是由被告缴纳，原告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但原告并未提出异议。从本案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及履行时间上看，转租协议签订后，原承包方吴进发并没有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被告作为接包方实际已获得上述山场的土地经营权。因此，原告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月10日签订的《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判决被告归还原告《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约定转包的竹仔篮山场，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付自2009年1月10日起至《竹仔篮山场转租协议》解除之日止的收益10万元的问题。转租协议中的“若有其它受益款双方各得一半”，应是指该土地被开发后所得到受益部分，因讼争的竹仔篮山土地至今尚未被作其它开发，受益尚未发生，双方当事人尚无任何受益可享受，故该请求也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已支付原告部分转包费7000元的问题，虽然原告否认7000元属转包费，但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被告双方应继续履行转租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转包费也属于转包期间原告应得的收益，故被告尚应补足并支付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费，并按如下计算：2000元／年×11年－7000元＝15000元（即从2009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10日止共11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一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秀礼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尚欠原告吴进发转包费人民币15000元。二、驳回原告吴进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吴进发承担1955元，被告吴秀礼承担345元。原告已先垫付，被告还款时一并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  金  德审 判 员 邱  利  生人民陪审员 张  玩  群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李文彬（代）第1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