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云01行终1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智。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李世华、汤培林，云南萃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号楼*楼。组织机构代码证号：55010015-3。法定代表人姚振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昆明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520号润城第一大道*幢*楼。法定代表人王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廖明威、宣玉洁，均为重庆恒泽（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智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昆明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监理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4行初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期间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本案审理期限。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监理公司职工杨建国，因身体疾病于2014年9月12日、2014年9月13日到医院就诊。2014年9月17日上午11时左右，杨建国在监理公司宿舍休息时，因身体不适，便打电话告知其兄弟杨建兴、杨建东。杨建兴、杨建东赶到杨建国住的宿舍后，将杨建国送往昆明经开区人民医院医治，后转往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诊断为：1、心跳骤停；2、重症肺炎，Ⅰ型呼衰。2015年8月13日，被告市人社局受理杨建国亲属就其死亡一事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15040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具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市人社局具备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主体资格适格和执法权限。本案中，监理公司职工杨建国，因身体疾病于2014年9月12日至2014年9月17日，已处于到医院就诊、在宿舍休息等状态，其身体条件已难以支撑正常工作。9月17日上午发病时，杨建国不在其工作时间，也不在其工作岗位。因此，杨建国因病逝世，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工伤认定法定要件，故市人社局不认定其为工伤有相应事实依据。市人社局执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杨智要求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的编号15040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宣判后，杨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认定“杨建国于2014年9月17日上午11时左右在监理公司宿舍休息时身体不适……”，该种认定未遵循工伤认定中“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市人社局所举证据中并不包括请假条，无请假条应推论为上班；用人单位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分别提交的2014年9月考勤表，杨建国及考勤人员的签名明显不同，存在造假；根据考勤表使用的记录符号，出勤应使用“”标记，旷工应使用“×”标记，病假应使用“O”标记，而9月15-17日杨建国的考勤中无任何符号，不能得出其未上班的结论；根据杨建国12日、13日就诊的病历，不能得出其17日未上班的结论；民事判决书的审理对象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认定杨建国17日在宿舍休息。（二）市人社局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依据不足，取证程序违法。用人单位的管理规章制度文件未向劳动者公示，对职工不产生法律效力；监理日志不能反映真实出勤情况，如考勤表记载9月1日至11日杨建国共上班4天，但监理日志中并无杨建国签字；黄初喜、黄坤立自行书写的证言，因无法核对真实性，且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为无效证据，市人社局对两人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由涂明春涂改为杨从华，未经当事人确认，两人的陈述亦不能反映出8月17日杨建国处于休息状态；杨建东的陈述是杨建国“电话里说是去上了下班”。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市人社局所作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不足，取证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答辩称：2014年9月17日上午11时左右，杨建国在监理公司为工作人员租住的中峰湾小区2幢3单元501号休息时突感身体不适，便打电话给居住在经开区的兄弟杨建兴、杨建东，两人赶到杨建国住的宿舍并接走本人，在将杨建国送至经开区人民医院医治后，又送至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杨建国经抢救无效死亡。杨建国作为监理公司职工，其实际工作地点为西山区马街街道办事处中峰村的“昆明西山区2013年保障性住房”项目工地，与单位为其租住的宿舍相距约400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规定强调的是工作岗位而非工作场所，单位为便于职工工作为其在工地附近租住宿舍，但不等于在宿舍休息期间也在上班。事发前几天杨建国就已经到医院就诊，当天在宿舍休息时身体不舒服，其突发疾病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地点也非工作地点。工伤保险条例将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情形纳入工伤范畴，是因为考虑到突发疾病于工作有一定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但也严格限制了适用条件，不符合条件的不应适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案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监理公司未作答辩。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证据材料中，监理公司的2014年9月份《考勤表》共有两个不同版本，其记载内容一致但手写字迹显然不同，原告杨智提交版本系从关联劳动争议民事案件证据（监理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中复印获取，被告提交版本则由监理公司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向市人社局提供。在原告因此当庭主张监理公司考勤表造假的情况下，监理公司仅不认可原告基于考勤表所提出的证明目的，对手写字迹的明显不同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结合考勤表系用人单位单方制作和保存的事实，对本案所涉考勤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不将其作为本案证据。对一审证据材料中的2015年5月22日黄初喜、黄坤立书面证词，因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缺乏对书面证词予以核实的记录，两人也未在庭审中出庭作证，故对两份证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不作为本案证据。此外，当事人作为证据材料提交的法律法规文本，均不具备证据属性，不作为案件证据。一审对其他证据认定得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除“2014年9月17日上午11时左右，杨建国在监理公司宿舍休息时，因身体不适……”的认定不准确之外，其余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是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适格主体。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受理申请、告知举证权利、调查核实、制作文书、送达等均符合工伤认定程序规定。但在工伤认定期限上，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在2015年8月13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5年10月9日决定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其理由为“须进一步核实杨建国的相关工作情况”，至2015年12月21日市人社局决定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最终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一审当庭对该中止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经审查，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所作中止决定不符合法定中止情形，以致作出认定结论超过60日的法定期限，属程序违法。此外，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告知相对人不服认定决定的起诉期限为3个月，与行政诉讼法规定不符，告知诉讼权利错误。综合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诉编号15040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依据和法律适用方面，即市人社局认定职工杨建国死亡不属于工伤，是否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于监理公司职工杨建国系因心跳骤停、重症肺炎、Ⅰ型呼衰等疾病原因死亡的事实并无争议，基于无争议的死亡原因，杨建国明显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所列的“因工作原因导致伤亡、职业病”为核心的工伤认定条件。本案争议核心是杨建国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视同工伤情形，即杨建国是否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形。对此，上诉人主张杨建国系在工作中感到身体不适而医治无效同日死亡，强调杨建国是在工地工作中感到不舒服后才回到宿舍，之后由亲属送至医院，突发疾病地点为其工作岗位；用人单位主张杨建国系在请假期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当日未到工地上班；市人社局经调查则认定杨建国系于2014年9月17日在与建设项目工地距离400米左右的单位租住房内休息时感到身体不适，送医医治无效死亡，并认定杨建国在同年9月12、13日到医疗机构就诊，市人社局并在诉讼中强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中的“工作岗位”与“工作场所”含义不同，“工作岗位”不包括虽在工作场所但未实际从事工作情形，主张疾病应属医疗保险保障范畴，主张工伤保险制度将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及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情形视同工伤，是考虑到突发疾病与工作的因果关系，故应当严格适用。经审查各方证据，原告关于杨建国系在工作中感到身体不适后回宿舍休息、后被送医的事实主张，有杨建东在接受人社局调查时的陈述予以初步证实，用人单位监理公司虽提交考勤表及黄初喜、黄坤立自行书写证词、监理日志作为相反证据，但由于本院对该考勤表、书面证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杨建国在监理日志上是否签名与其是否正常上班并无必然对应，且因市人社局调查时距离事发已近一年，笔录中无知情人员对杨建国当日请假的明确陈述，故依工伤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本院对监理公司关于杨建国当日请假的事实主张不予认可，不能排除杨建国系在工地工作时感到不适后才返回宿舍。然而，根据杨建国病历记载，其于2014年9月12日在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二科就诊的主诉包括“咳嗽咳痰2月”，现病史包括“咳少量白粘痰，有拉丝，活动后胸闷、气促……咯血，未治疗”，2014年9月17日11时55分，在由亲属将杨建国送至经开区医院后，其主诉为“头昏，胸闷，纳差半日入诊”，现病史包括“病史如前……两天未进食”，以上病历记载与杨建国2014年9月17日死亡后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出院诊断“重症肺炎，Ⅰ型呼衰”有对应性，可证明其疾病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带病工作的事实。对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条件，结合本院查明事实，杨建国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感到身体不适，送医后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殊为不幸，但其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的“突发疾病”的条件，其罹患肺炎已有较长时间，疾病不具备突发性，属较长时间内带病工作、病情持续恶化的情况。本院考虑到，工伤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属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疾病的社会保障应归于医疗保险，而工伤保险制度将部分因疾病死亡情形（即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视同为工伤，已彰显对劳动者强化保护的价值取向，故对视同工伤的条件，应当予以严格解释和适用，避免不当扩大而涵盖到普通疾病致死情形。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关于本案中应严格适用视同工伤条件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市人社局对杨建国死亡情形不予认定工伤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诉编号15040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系由有权行政主体作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不予认定工伤结论得当，但存在超期作出及告知诉讼权利错误的程序违法。因属于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轻微程序违法，故依法应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仍具法律效力。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未对超期作出行政决定、告知诉讼权利错误的情形予以处理，判决结果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4行初23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作编号1504024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静审 判 员  李 希代理审判员  赵鸿章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李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