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81民初4094号
原告：邱信苗，男，196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原告：陈平光，男，197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潘金龙，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草塔镇智圣路28号。
法定代表人：赵汝芳。
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草塔镇智圣路28号。
法定代表人：赵汝芳。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卫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公司）、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26日、12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信苗、陈平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被告宝隆公司、文体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卫东到庭参加全部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邱信苗、陈平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人民币500万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自2012年8月1日起诉要求返还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宝隆公司返还原告人民币500万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自2012年8月1日起诉要求返还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由被告文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1年4月8日，原告和被告文体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一份，就被告正在开发建设的浙江文体大厦26层企业总部，由原告投资人民币500万元，约定回报为“甲方（即被告文体公司）向开发单位订购浙江文体大厦标号第19层办公楼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即原告），在开发单位2012年开盘时，被告文体公司应将原告投资的500万元人民币转到办公楼开发销售单位。后原告先后将500万元投资款支付给了被告文体公司。2012年8月1日，原告以合同无效和合同已解除为由起诉要求被告文体公司返还500万元投资款，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同时查明原告与被告文体公司订立的投资协议中的“开发单位”即为被告宝隆公司。现因原告和被告宝隆公司未能最终订立房屋销售合同，故对原告已经支付的500万元人民币两被告理应依法返还。
被告宝隆公司答辩称：原告认为其和被告宝隆公司之间涉及的500万元是被告宝隆公司的不当得利，被告认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所谓不当得利是无合法依据取得的利益，按照债法理论，债的变动应由引起债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该500万元款项由原告支付，原告来启动的，原告认为涉案的5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在原告方。在司法实践中，所谓不当得利，也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错误给付，二是原因消除，本案不属于以上两种情况，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的是一个合同纠纷。原告以不当得利为请求权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撇开本案法律关系，生效法律文书中已经对500万元做出了认定。（2015）浙民申1532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两原告享有以固定价格购买涉案地块上建造的房屋的权利，该500万元系投资款性质，原告之投资已经可以取得预期回报，原告权利的实现无法律上的障碍，不属于客观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原告无权撤回投资款，其主张将不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应当继续履行。如原告放弃以固定价格购买被告建造的房屋的权利，这是原告的事情。即使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原告也是没有理由返还。综上，被告有权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继续支付房款。原告主张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文体公司答辩称：原告认为涉案的投资协议系居间合同，要求被告文体公司承担责任。被告认为，被告文体公司和原告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原告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原告要求被告宝隆公司承担的是不当得利，按照被告理解，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的基础上要求被告文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原、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及各方质证意见如下：
1、两原告提供投资协议一份、收据五份，以证明两原告和被告文体公司于2011年3月10日就被告文体公司即将建造的文体大厦第19层房产预约买卖事宜，合同约定两原告先支付给被告文体公司500万元等事项。原告同时认为该协议是两原告为预购房屋而与被告文体公司达成的，经生效判决查明并非一份买卖合同，原告认为该协议是一份居间合同，被告文体公司为居间人，为两原告提供买卖房屋的机会。同时，根据该投资协议，两原告向被告文体公司支付500万元投资款。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恰恰证明本案所涉的500万元不是不当得利，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原告支付给被告文体公司的款项是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而支付的，并非没有合法依据。被告文体公司将款项支付给被告宝隆公司也是按照投资协议约定履行的。故该情形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投资协议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查明是无名合同，不可能是居间合同，因为居间合同也是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
2、两原告提供（2012）绍诸民初字第1866号民事判决书、（2014）绍诸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以证明本案两原告因投资协议支付了500万元款项，两原告于2012年向法院主张权利，此案件已作出了终审判决，并认定了该合同为无名合同，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主张的合同无效和合同解除的事实不能成立。原告已经表达了不想购买文体大厦19层的意思，要求返还该500万元款项。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和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根据该证据可见原告现再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一案不再理的原则，因同样的诉请已经经过了法院的审理，并有了生效法律文书。
3、两原告提供（2015）浙民申字153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目的和证据2一致。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和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不符。相反，按照该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原告签订的投资协议所取得的回报是依固定价格购买开发单位在涉案地块上建造的房屋，即享有购买开发单位商品房的权利，且这一权利的实现并无障碍。原告以开发单位不是文体公司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是有违诚信的。故根据省高院认定的这一事实可见，原告主张不当得利不符合客观事实。
4、两原告提供（2013）浙绍民终字第70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4）浙绍民终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本案相关事实过程。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也不能证明本案款项系被告宝隆公司的不当得利。
5、两被告提供书面通知函复印件、顺丰快递投递单各一份，以证明两被告于2012年12月25日向原告邱信苗发函要求其尽快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经质证，两原告认为经过原告本人确认，该函件是寄给原告邱信苗的，但原告邱信苗没有收到过该通知函，该快递投递单也不是回执，不能证明该通知函已经发送到原告手里。
6、两被告提供Ｕ盘（电话录音）、书面整理记录各一份，以证明涉案项目开盘之后不久，大约2012年11月之后，被告宝隆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碧玉曾电话通知邱信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经质证，两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和本案无关联性。
7、两被告提供商品房预售证、文体大厦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地籍档案查询单、更换土地证书申请审批表、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诸政土字（2011）70号】各一份，以证明被告宝隆公司所承建的文体大厦已于2012年开盘，文体大厦权属完整，可以办理相关的房屋买卖手续，可以印证（2015）浙民申153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本案原告享有依固定价格购买被告宝隆公司所建造房屋的权利，且该权利的实现并无障碍。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涉案土地的相关情况，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无关联，本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500万元款项，前提是两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可能达成房屋买卖合同，两原告2012年起诉时，被告的房屋预售证还未到位，被告强调裁定书中明确原告实现权利是没有障碍的，但两原告购买文体大厦，是一种权利，不是一种义务，既然是权利，就可以放弃，不存在必须或强行要求原告购买涉案房产的规定。2012年起诉时，原告方已明确不再要求购买涉案房屋，现在事实上被告宝隆公司占有了原告的500万元，原告不可能购买涉案房子，故被告宝隆公司占有该5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不当得利。
本院出示：
8、（2012）绍诸民初字第1866号、（2014）绍诸民重字第2号庭审笔录各一份，经质证，原、被告对庭审中各自的陈述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证情况：
证据1，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两原告认为投资协议系居间合同，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向他方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的一方为居间人，接受他方提供的订约机会并支付报酬的一方为委托人，从居间合同的概念分析，委托人应当向居间人支付报酬，但本案中未见原告向被告文体公司支付报酬的约定，故投资协议并非居间合同；证据2，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2予以认定。两被告认为原告现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院认为，（2012）绍诸民初字第1866号和（2014）绍诸民重字第2号案件中，被告宝隆公司系第三人，被告文体公司系被告，原告的诉请是要求被告文体公司返还人民币500万元及赔偿经济损失，而本案中，原告变更后的诉请是要求被告宝隆公司返还人民币500万元，并由被告文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案诉请要求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故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证据3、4，分别系浙江省高院、绍兴中院生效法律文书，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6，可以互相印证，证实两被告曾经通知原告邱信苗，要求其和被告宝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7，两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涉案的文体大厦取得了相关权属证书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8，原、被告均对庭审中己方陈述无异议，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0年7月26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拍卖出让文件，对包括涉案的B1-03号地块在内的多块商业办公用地进行拍卖出让，该文件对竞买人的资格作出了相应的限制，并约定竞买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同意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拍卖出让文件发布后，被告文体公司于2010年8月17日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参与竞拍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书。与此同时，文体公司承诺在一个月内另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新公司的名称待定，法定代表人拟定为赵汝芳。同日，文体公司缴纳了保证金900万元。同年8月29日，文体公司以9400万元的价格竞得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该地块的建设用地面积为5433平方米。9月8日，按照拍卖出让文件的规定，文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汝芳等人出资成立了被告宝隆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赵汝芳。宝隆公司于2010年9月17日、2011年4月21日分两次支付了9400万元的土地出让价款。
2010年11月10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成交确认书，明确由宝隆公司竞得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宝隆公司可持成交确认书与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1年4月29日，宝隆公司与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年5月30日，宝隆公司取得中标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11年4月8日，被告文体公司（甲方）与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其中约定：一、乙方向甲方投资人民币500万元，甲方以向开发单位定购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楼的办公楼，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作为回报，该层建筑面积预估为1309平方米（最终以房管会核准面积为准），计人民币12042800元；二、付款时间为在签订协议之日支付100万元，2011年4月25日前支付150万元，2011年5月25日前支付余款250万元；三、开发单位在2012年开盘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到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并将乙方投资的500万元款项转入至销售单位，首付不足部分由乙方按规定向银行办理按揭或付清；四、甲方应当在市政府、市规划局、城东行政中心协调办公室规定的时间内按时、保质完成浙江文体大厦的建设，通过竣工验收；五、甲方应及时为乙方办理好产权手续；六、乙方应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投资款，如不能按时付清，前期已缴的所有费用自动转为定金，甲方有权予以没收；七、甲方通知乙方到开发单位办理手续，履行了协议规定的投资义务后，本投资协议即自行解除。协议订立之前，邱信苗、陈平光已于2011年3月10日支付了款项100万元（收据上载明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定金）。协议订立后，邱信苗、陈平光分别于2011年4月25日、5月25日向文体公司支付了投资款150万元、250万元。
2012年3月5日，原告邱信苗、陈平光用特快专递致函被告文体公司，要求文体公司告知与履行投资协议有关的相关情况，诸如开发单位、项目进展、房屋交付日期等情况，文体公司于3月10日回函项目正在如期推进，保证严格按照投资协议履行，未明事项可与之面谈。同年3月19日，两原告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文体公司邮寄了解除投资协议的通知，文体公司的职工杨小伦于3月22日签收该邮件。后杨小伦在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在签收邮件后未交给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收发的员工。
2012年8月，两原告以原告和被告文体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名为投资实为房屋买卖，解除通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本院判如所请。审理中，本院追加宝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作出（2012）绍诸民初字第1866号民事判决，认为涉案的投资协议系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履行上的障碍，原告以邮寄解除通知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定的送达构成要件，故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后两原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绍兴中院作出（2013）浙绍民终字第70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不当，且相关事实不清，故撤销了（2012）绍诸民初字第186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2014年8月6日，本院作出（2014）绍诸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和被告文体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房屋（商品房）买卖关系，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不能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难以归入到合同法所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中，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无名合同，且投资协议系本约。两原告向被告文体公司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通知不能产生已经送达的法律效果，故判决驳回了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后两原告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绍兴中院作出（2014）浙绍民终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原告又向浙江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5年8月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153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认同原判认定投资协议系无名合同的观点，投资协议亦未解除，两原告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即明知文体公司和涉案地块的开发单位并非同一人，两原告的权利实现并无障碍，故裁定驳回两原告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被告宝隆公司于2011年3月29日取得涉案的诸暨市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年11月15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次年7月13日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2年10月31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证。浙江文体大厦竣工验收合格后，于2014年6月20日取得房产证。
还查明，2012年11月、12月间，被告宝隆公司的员工张碧玉曾电话通知原告邱信苗浙江文体大厦已经开盘，要求其和被告宝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认为其和被告正在打官司，等官司打好再说。后两被告又向原告邱信苗邮寄了要求和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书面通知函一份。两原告至今未和被告宝隆公司就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进行过磋商，双方至今未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文体大厦开盘后，被告文体公司已经将涉案的500万元人民币交付给了被告宝隆公司。2016年4月，两原告再次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原告主张在其无意再和被告宝隆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前提下，被告宝隆公司占有的500万元系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而原告和被告文体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系居间合同，故居间人文体公司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经本院释明，原告未明确表示变更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涉案投资协议约定，原告的合同义务为向被告文体公司投资500万元，在文体大厦开盘时再与被告宝隆公司办理房屋销售手续，付清余款或办理按揭手续，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则为被告文体公司向被告宝隆公司订购文体大厦第19层房屋，保证宝隆公司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并尽到协助两原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方面的配合义务，而被告文体公司的权利义务则正好相反。被告宝隆公司虽非协议当事人，但已明确表示愿意受协议的约束，现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条件已经具备。原告认为被告宝隆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可见，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具备以下要件：一是一方取得不当利益；二是他方受到损失；三是一方得利与他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他方得利没有合法依据。原告主张因为其明确不再和被告宝隆公司签订合同，故宝隆公司占有500万元系不当得利。本院认为，原告基于其和被告文体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向被告文体公司交付500万元，具有明确的给付原因，被告文体公司也根据投资协议之约定将该款支付给被告宝隆公司，双方之间都是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故被告宝隆公司取得500万元系根据协议之约定而为。目前，投资协议合法有效，尚未解除，被告宝隆公司取得款项也并非没有合法依据。即使原告表明不再和被告宝隆公司签订合同，因原告和宝隆公司之间存在预约合同关系，被告宝隆公司占有该500万元款项也非不当得利性质。故原告要求被告宝隆公司返还500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由被告文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邱信苗、陈平光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原告邱信苗、陈平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琴
审 判 员 徐怡燕
人民陪审员 楼烨玲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赵 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