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渝02民终3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佛印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孙家镇中心街8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69923344K。
法定代表人：张兴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振兴，重庆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重庆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少全，男，196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升，重庆法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坤云，重庆熊坤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佛印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印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熊少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1民初6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佛印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明事实。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其本质是以买卖合同形式掩盖非法借贷合同。本案起因是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李华于2014年4月3日向重庆雄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鹰公司）借款300万元用于冲贷。雄鹰公司为规避法律风险，按照高利借贷的行业惯例，便以公司副经理向维建的名义与李华达成《借款合同书》、《融资顾问服务合同》，与上诉人达成《借款质押担保合同》，其利息高达每月5%。尔后，因李华为冲贷才借款的目的未实现，致使无法如期归还借款。对此，为锁定高额利息，雄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即被上诉人不得已由后台走向前台，以自己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果园买卖合同》。同时为掩盖非法高利的真相，刻意要求上诉人出具《付款委托书》，即由上诉人付给雄鹰公司副经理向维建475万元，其目的是以合法买卖掩盖非法高利，并不是为了交易。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是借贷而非买卖。2.《果园买卖合同》只是对借贷本息的“担保”，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果园买卖合同》中所涉果园评估价值在4000万元以上，上诉人显然不可能以525万元的价格将其出售;其次，《果园买卖合同》中所涉果园在《借款质押担保合同》中己经质押，这一事实被上诉人是清楚的，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一系列书面文件中均未提及，被上诉人甚至对这一事实毫不在意，显然被上诉人签订《果园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不是买卖，而是锁定高额利息，掩盖非法高利。简言之，上诉人被迫签订《果园买卖合同》显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以合法买卖形式掩盖被上诉人的非法高利。3.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也不能以此证明民村同意流转的意思表示。首先，这份调查笔录的形成时间是在一审庭审后，根据证据规则，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其次，退一步讲，如果该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证据，那该组证据也存在以点带面的重大缺陷。众所周知，上诉方租赁土地所涉村民数百人，而被上诉人只询问了3个村民，这3个村民并不能代表全体村民或村委会的意见。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去在询问村委会或其他村民的意见时，村委会和其他村民均明确表示拒绝转让给被上诉人。值得一提的是上诉人所欠村民人工费和土地租赁费现己结清。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显然不当。《果园买卖合同》是由借贷关系演变而来，其目的不是买卖，而是锁定高额利息。另外，《果园买卖合同》中所涉标的物在《借款质押担保合同》中已经质押。案外人向维建作为出借人和质权人，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
熊少全辩称：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熊少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双方没有借贷法律关系，果园买卖合同对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都进行了明确约定。熊少全已按委托支付了价款。逾期交付果园，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从签订合同到起诉，佛印山公司从未对合同性质提出异议。上诉人所称李华、向维建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合同的出借人是向维建，借款人是李华，担保人是佛印山公司，与熊少全无关。李华与向维建之间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如果果园是向维建购买，同样是有效的。向维建与李华借款关系所约定的借款期限早已届满，在到期过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对抵押物或者质押物进行处分，是符合担保法的规定的。向维建、熊少全、佛印山公司都是独立的，在活动中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应当由己承担。如果李华、佛印山公司对借款合同有异议，只能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向向维建主张权利，而不应当在本案中要求处理。3.上诉人认为价格不公，我们认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了回购，上诉人没有主张回购，在补充协议中仍然同意约定的价格。如果认为不妥，应当行使撤销权。一审中，法院也向上诉人进行了释明，是否行使撤销权，上诉人没有行使。佛印山公司评估的目的仅是用于企业融资使用，不能证明果园真实的价值，农委并不属于法定的评估机构。我们认为双方将价格确定为525万，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4.流转土地的再流转，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根本没有征求生产队等的同意，是违反了合同义务，或者说有过错，是卖方责任，上诉人一直没有提出发包方或者承包方不同意。流转费用的纠纷，流转方和受让方对承包方都应当承担责任，并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在对方上诉状中，提到已经将村民的人工费、土地租赁费已经结清，在果园还没有交付买方之前，这是由卖方应当承担的义务，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律师的调查笔录问题，我方是仅调查了几个人，不可能调查所有村民，目的仅是体现村民的意志。5.本案不存在一审程序不当的问题。向维建与李华的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抵押的标的物已经解押，所以佛印山公司在当时与熊少全签订买卖合同时，有处分权，一审没有追加向维建是合法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熊少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佛印山公司按照2014年12月23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履行交付位于万州区孙家镇槐花片区、兴发片区以及佛印山开发片区的所有设施设备及流转土地内果木、苗木、花卉等8万株，果园内的道路及一切设施设备；2.判令佛印山公司承担违约金157.5万元；3.诉讼费由佛印山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30日向维建（出借人、甲方）与李华（借款人、乙方）、佛印山公司、文颂（担保人、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4年4月30日至2014年5月29日止，借款月利息为2.5%，担保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日，李华（融资需求方、甲方）与重庆市雄鹰投资有限公司（融资服务方、乙方）的委托代理人向维建签订《融资顾问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融资金额为300万元，甲方按融资总额的2%向乙方支付融资服务费。同日，佛印山公司（出质人、甲方）与向维建（乙方、质权人）签订《借款质押担保合同》约定：为了确保乙方与李华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履行，甲方同意以位于万州区孙家镇中心街8号2楼佛印山公司所有设备及种植的苗木、果木、花卉的所有权、经营权、销售权以及万州农地权流转（2012）第170号、第171号、第172号、第169号和万州农地权流转（2013）字第003号、第004号、第005号、第006号土地流转经营权作为质押物，为借款人李华提供质押担保。2014年12月23日熊少全（买方、甲方）与佛印山公司（卖方、乙方）签订《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合同》，约定：一、乙方将其所有的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卖给甲方，财产范围包括：（1）、土地流转30年租赁经营权，租赁权地涉农560户，土地2073.6亩（合同起止日期为从2011年不同的日期至2041年相对应日期），具体指：槐花村3组（原槐花8组）38户109.11亩，槐花村2组（原槐花3组）35户67.14亩、槐花村一组（原槐花11组）36户115.904亩、槐花村1组（原槐花11组）22户109.93亩、槐花村二组（原槐花5组）29户74.12亩、槐花村6组23户129.92亩、槐花村5组58户（原樟树8-9组）177.01亩、槐花村7组23户52.44亩、槐花村5组（原樟树8组）23户15.37亩、槐花村6组（原樟树5组）25户85.6亩、槐花村5组15户（原樟树村7组）26.36亩、槐花村6组（原樟树10组，20户63.83亩）、兴发村2组（原4组和12组）41户377.4亩、兴发村1组（原11组）31户137.76亩、兴发村1组35户121.42亩、兴发村1组（原2组）24户84.9亩、兴发村四组21户58.74亩、兴发村1组（原1组）24户51.33亩、天宝村5组（原五通3社）7户80.72组、天宝村4组（原天宝村五通7社）14户56.73亩、天宝村4组（原天宝村五通6社）17户77.87亩。（2）、位于万州区孙家镇中心街8号2楼佛印山公司所有设备、设施及流转土地内种植的苗木、果木、花卉约8万株；果园内的道路及一切设施设备。二、买卖价款为人民币525万元。甲方在签订合同后3日内支付。三、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果园及财产交付甲方（合同签订后包括与村组签订的土地流转租赁经营合同等相关依据）。六、回购条件。乙方在2015年5月30日享有回购权利，回购价格为出售价525万元。七、违约责任。乙方逾期交付果园及相关证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买卖价款30%的违约金……。甲方逾期付款，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承担违约损失。2015年4月20日，熊少全（甲方）与佛印山公司（乙方）签订《延期交付买卖标的物协议》：一、甲乙双方于2014年12月23日签订《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合同》，确定在2015年4月30日以前将果园及财产交付甲方，乙方因欠果园民工工资，欠土地流转费等，引发纠纷，不能按买卖合同约定将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及财产交付甲方，现根据乙方的请求，经双方协商预定延期至2015年5月30日前将果园及财产交付甲方。四、迟延30天交付标的物，本应属于乙方违约，按《买卖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经友好协商乙方补偿甲方26.25万元，约定在2015年5月30日前支付甲方。若乙方在2015年5月30日前不能将果园及财产交付甲方，甲方按《买卖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追究乙方违约责任。五、本协议是甲、乙双方签订《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4年12月23日佛印山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熊少全将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款525万元分别转入向维建银行账户475万元，转入李丽（系佛印山公司财务人员）银行账户50万元。同日熊少全按佛印山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指示向李丽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2015年3月31日，熊少全按佛印山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指示向向维建银行账户转账475万元。2015年1月6日，4月30日李丽分别向熊少全银行账户转账2.5万元，银行交易凭证附言：借款利息。万州区农业委员会对佛印山公司2013年4月23日猕猴桃种植基地土地市场价值出具评估意见，兴发村基地1457.56亩，评估价值23860000元，槐花村基地1310.5亩，评估价值19650000元，另查明，重庆市雄鹰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5月20日以前的法定代表人为熊少全，之后变更为熊继云。李华原为佛印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变更为李辉。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基础法律关系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所涉的《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合同》约定了明确的标的物、价款和支付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2014年12月23日签订买卖合同后，熊少全按照佛印山公司的委托付款支付了对价525万元。于2015年4月20日对标的物的交付双方再次进行磋商，约定于2015年5月30日交付，并对逾期交付的赔偿达成了协议。从签订买卖合同到达成延期交付标的物协议，佛印山公司完全可以根据买卖合同的回购条款行使回购权或者反悔，但均未对买卖合同的性质提出质疑，属于履行买卖合同的补充和完善。佛印山公司抗辩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理由是：买卖合同是以买卖的合法性掩盖高利贷的非法性，是高利贷的延伸，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评估4000多万元的财产，佛印山公司不可能525万元出售。庭审中佛印山公司抗辩熊少全向李丽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是借款，月利率5%，而不是支付的价款。仅仅提供了2015年1月6日，4月30日李丽分别向熊少全银行账户转账2.5万元，银行交易凭证附言：借款利息予以证明。2015年4月20日延期交付买卖标的物协议中损失的赔偿也是按月利率5%计算的，因此本案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月利率5%。熊少全质证认为2014年12月23日支付50万元价款后，约定要2015年4月30日才交付标的物，支付的5万元是资金占用损失，而不是借款利息，标注利息是佛印山公司的单方行为。结合双方的证据，民间借贷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法律不予保护违法高利部分。虽然佛印山公司分两次向熊少全支付过5万元，但熊少全支付了50万元的价款，而佛印山公司在熊少全付款后未交付果园，应当支付熊少全的资金占用损失，付款凭证标注的利息，是佛印山公司单方行为。逾期交付果园损失的约定，虽然是按价款525万元，月利率5%计算，只是损失的计算方法，不能认定是借款的利息。佛印山公司抗辩的买卖标的物显示公平，拒绝行使撤销权。因此，佛印山公司抗辩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其抗辩理由不成立，熊少全的主张的买卖法律关系有《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合同》、《延期交付标的物协议》、付款委托书、银行转账凭条等证据证明，佛印山公司仅依据银行交易凭据中附言借款利息，无法否定《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合同》的性质。在向维建与佛印山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华签订的借款合同、李华与重庆市雄鹰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维建签订《融资顾问服务合同》、佛印山公司与向维建签订《借款质押担保合同》的情形下，尽管熊少全、向维建均为雄鹰公司的人员，然不能据此当然等同于熊少全与佛印山公司同时具有借款合同关系，因此，熊少全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势于佛印山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确定为以买卖合同体现的土地流转法律关系。涉及李华与向维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可另案主张，本案不予调整。二、关于土地流转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主要是土地流转经营权，佛印山公司再次转让应当取得原发包方的同意。熊少全根据调查令调查后提交的调查笔录，反映出村民无不同意流转的意思表示，其余村民和村委会未表态，因此，该合同确认有效。对于违约金，合同约定过高，本院予以适当调整。三、本案是否需追加案外人向维建为第三人的问题。追加第三人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向维建与李华的借款合同与本案的买卖合同是性质不同的两个合同，佛印山公司主张向维建与熊少全是一个出借主体，因向维建与熊少全是两个独立的自然人，虽然向维建作为重庆市雄鹰投资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与李华签订了融资服务合同，但签订借款合同并没有雄鹰投资有限公司的授权，其行为和法律后果应当由向维建自己承担。熊少全与佛印山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也是以熊少全个人名义签订的，并没有加盖重庆市雄鹰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重庆市雄鹰投资有限公司也没有追认熊少全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因此，向维建、熊少全、重庆市雄鹰投资有限公司是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民事主体，在参与的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后果分别应由其自己承担。李华与向维建签订的借款合同还涉及保证人等，故因借款合同产生的纠纷不宜在本案买卖合同中处理，可另案主张。鉴于商事合同的相对性，熊少全、佛印山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不能约束合同以外的当事人。故本案不宜追加向维建为第三人。综上，熊少全、佛印山公司双方签订的《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买卖合同》，原发包方在较长的时间里未提出异议，该再次流转的合同有效，熊少全、佛印山公司应当按约交付槐花片区、兴发片区果园，并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佛印山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孙家镇槐花片区、兴发片区的果园交付熊少全【财产范围包括：（1）、土地流转至2041年相对应的日期止的租赁经营权，租赁权地涉农560户，土地2073.6亩，具体指：槐花村3组（原槐花8组）38户109.11亩，槐花村2组（原槐花3组）35户67.14亩、槐花村一组（原槐花11组）36户115.904亩、槐花村1组（原槐花11组）22户109.93亩、槐花村二组（原槐花5组）29户74.12亩、槐花村6组23户129.92亩、槐花村5组58户（原樟树8-9组）177.01亩、槐花村7组23户52.44亩、槐花村5组（原樟树8组）23户15.37亩、槐花村6组（原樟树5组）25户85.6亩、槐花村5组15户（原樟树村7组）26.36亩、槐花村6组（原樟树10组，20户63.83亩）、兴发村2组（原4组和12组）41户377.4亩、兴发村1组（原11组）31户137.76亩、兴发村1组35户121.42亩、兴发村1组（原2组）24户84.9亩、兴发村四组21户58.74亩、兴发村1组（原1组）24户51.33亩、天宝村5组（原五通3社）7户80.72组、天宝村4组（原天宝村五通7社）14户56.73亩、天宝村4组（原天宝村五通6社）17户77.87亩。（2）、位于万州区孙家镇中心街8号2楼佛印山公司所有设备、设施及流转土地内种植的苗木、果木、花卉约8万株；果园内的道路及一切设施设备】。二、佛印山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熊少全违约金（525×10%﹦）52.5万元（佛印山公司已经支付的5万元应予以品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3976元，由熊少全承担7193元，由佛印山公司负担16783元。
二审中，上诉人佛印山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重庆市万州区孙家镇槐花村民委员会及其村民代表签章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重庆市万州区孙家镇兴发村民委员会签章确认的情况说明；2.唐孝成、曲发伍、张修祥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证明熊少全与佛印山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被上诉人熊少全质证认为：1.重庆市万州区孙家镇槐花村民委员会和兴发村民委员会在本案中没有作证资格。本案涉及到农户土地的再次流转，村委会只是原土地的发包方，农民才是承包方，所以村委会没有对土地再次流转表态的资格；村民代表表态的问题，在缺失身份信息、未到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村民的签字捺印真实性无法确认。2.唐孝成、屈发伍、张修祥这三个人的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的构成要件。首先，没有所谓说明人的身份信息，是程序上的缺失；其次，这个情况说明是事先打印好的，对我方原来的调查笔录进行了复述，复述的内容显然是取得情况说明人的一些帮助之下才能够完成的，否则回想不起调查笔录的详细内容；再次，情况说明具有对案件事实进行评判性的陈述，证人怎么知道熊少全与佛印山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法则。提请法庭注意，我方的调查笔录没有任何提示性或者误导性的发问，只是询问涉及到农户土地利益的问题。被上诉人熊少全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佛印山公司在二审审理中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本院调取熊少全与向维建之间银行账户往来明细，本院依据佛印山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如下证据：1.熊少全农业银行账号为XXXXXXXX账户的交易明细；2.向维建建设银行账号为XXXXXXXX账户的交易明细。佛印山公司质证认为：对熊少全和向维建转款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1.熊少全于2014.12.23向李丽支付的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这是买卖款，但是银行转款记录上备注的是借款，所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熊少全向佛印山公司出借50万元，我方还款2.5万元也是备注的还利息，可以证明525万元中购买款50万元是借款而不是买卖款。2.2015年3月31日熊少全向向维建支付了475万元，同一天稍晚点的时候，向维建向熊少全返还了500万元，如果是买卖不是借款，没有必要再次转回款项，双方实际就是以买卖的形式掩盖非法高利。3.从两组往来明细看，熊少全、向维建、雄鹰公司就是非法发放高利的主体，实际真正的出资人就是熊少全，向维建充当放款、收款的作用，2014年4月26日熊少全向向维建支付的400万元借款，就包含了2014年4月30日向维建向李辉支付的300万元借款。买卖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掩盖非法高利才形成的合同，所以双方并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借贷关系。熊少全质证认为：两组交易明细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1.熊少全于2014年12月23日向李丽转款50万元，备注的借款，系熊少全在电脑上选择错误。该50万元是购买款525万元中的50万元，佛印山公司后面支付的两笔2.5万元，不是该笔50万元的借款利息，而是买卖合同约定定期交付果园的资金损失。2.向维建2015年3月31日收到熊少全475万元是属实的，熊少全系受佛印山公司委托付款，虽然向维建也在同一天给熊少全转了500万元，这两者的数据是不一致的，不能证明该500万元就必然是向维建向熊少全的回款475万元。3.2014年4月26日熊少全给向维建转款400万元，佛印山公司认为该400万元包含向维建转给李辉的300万元，逻辑上是不通的，借款合同时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时间不一致，金额也不对等。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中“2015年1月6日、4月30日李丽分别向原告熊少全银行账户转账2.5万元，银行交易凭证附言：借款利息”转账时间书写有误，应为2015年1月16日、4月3日，本院予以更正。
二审另查明：2014年4月30日，熊少全通过其账号为XXXXXXXX的账户向向维建转款400万元。同日，向维建收到该400万元后（账户余额反映），按照其与佛印山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华签订的借款合同所约定的指定账户即李辉账户转账支付了借款300万元。2014年12月23日，熊少全通过其账号为XXXXXXXX账户向李丽转款50万元，用途备注为借款。2015年3月31日，熊少全通过其账号为XXXXXXXX账户向向维建转款475万元，同日，向维建收到该475万元后（账户余额反映），向熊少全账号为XXXXXXXX账户转款500万元。除前述几笔交易外，熊少全与向维建还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关系。2014年4月30日向维建与佛印山公司签订《借款质押担保合同》载明：签订地点为雄鹰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
还查明：熊少全与重庆佛印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万法民初字第08008号民事判决后，熊少全、佛印山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渝02民终315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法院关于诉争买卖合同是否系为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担保而签订的事实认定不清为由发回重审。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渝0101民初6468号民事判决后，佛印山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二审审理中，熊少全仍坚持主张履行果园买卖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熊少全与佛印山公司签订的果园买卖合同是否系为向维建与李华、佛印山公司、文颂所签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签订。
首先，从两份合同的签订主体上看，果园买卖合同的卖方和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一致，均为佛印山公司，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李华亦为佛印山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虽然果园买卖合同的买方为熊少全，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为向维建，但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熊少全除与向维建存在十分紧密的资金往来关系外，熊少全当时还是雄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维建签订融资顾问服务合同的身份亦是雄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维建与佛印山公司签订借款质押担保合同的地点也是在雄鹰公司办公室，熊少全应该知晓借款合同、融资顾问服务合同、质押担保合同的存在。因此，不能当然地以果园买卖合同的买方与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不一致就否认两份合同之间的关联性，还需结合其他事实综合判断。
其次，从两份合同的内容上看，果园买卖合同设置了允许卖方即佛印山公司在合同签订后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内以原价回购的条款，对于为何设置回购条款，熊少全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设置回购条款正是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中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借款担保的典型做法。果园买卖合同约定的果园买卖价款为525万元，与万州区农业委员会对涉案果园的评估价值4000多万元相差甚远，反而与佛印山公司辩称的原借款300万元本金及按照月利率5%计算至果园交付之日的利息共计475万元再加上50万元的新借款金额基本吻合。
再次，从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上看，向维建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日即2014年4月30日向借款人李华指定的李辉账户转账支付借款300万元，该300万元从向维建的账户余额反映系来源于同日熊少全先行向其转款的400万元。熊少全在签订果园买卖合同后受佛印山公司委托于2015年3月31日向向维建转账还款475万元，账户余额反映向维建收到该475万元随后又向熊少全账户转回500万元。借款和果园买卖价款的支付均在同日进出于熊少全和向维建账户之间，虽然金额不完全一致，但转款金额均略大于借款和买卖价款，不能排除向维建出借款项来源于熊少全或者熊少全并未实际支付果园买卖价款的可能性。另，果园买卖合同中约定熊少全应在三天内全额支付525万元价款，而实际情况是，熊少全仅在合同当天支付了50万元，剩余的475万元于2015年3月31日才支付，且熊少全并未为此承担违约责任，而在双方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延期交付买卖标的物协议中，由于佛印山公司需迟延30天交付标的物，则约定了高达26.25万元（以52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5%计算）的违约金，熊少全对此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而佛印山公司对此作出的解释为，50万元的新借款需每月按5%的利率支付利息，而475万元则因已将本息计算至2015年4月30日，故在此日期之前无需再计算利息，但在此日期之后则仍应按月利率5%计算利息，这即是双方在延期交付买卖标的物协议中约定了5%的违约金的原因，其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此外，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熊少全在果园买卖合同当天向李丽转款的50万元，其自己将用途备注为借款，与佛印山公司抗辩主张50万元为新借款的事实一致，为此，佛印山公司还举示了佛印山公司财务人员李丽于2015年1月16日、4月3日两次各向熊少全转账2.5万元的银行转账回单（回单附言：借款利息），以此证明曾支付50万元借款的两个月利息。熊少全解释称，转款用途备注系因其在电脑上操作选择错误，收取两笔2.5万元系因其与佛印山公司口头约定从支付购买款到2015年4月30日交付果园按月利率5%计算损失，其解释让人难以信服，大额款项交易用途备注错误的可能性很小，且果园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定期交付果园的损失。
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佛印山公司提交的证据和本院二审中调查的新证据，认定佛印山公司上诉主张其与熊少全签订的果园买卖合同系为向维建与李华、佛印山公司、文颂所签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签订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案中，熊少全在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和二审审理中仍坚持主张履行果园买卖合同，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1民初646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熊少全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8976元，退还熊少全；上诉人重庆佛印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976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何 洪
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