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23民初3967号
原告（反诉被告）：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如东县洋口镇杨楝园村17组。
组织机构代码：30224288-1。
法定代表人：周群，社长。
原告（反诉被告）：李世平，男，1973年2月16日生，公民身份证号码320622197302162038，汉族，住如皋市桃园镇政府机关马塘宿舍1号。
两原告（反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峰，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张云芳，男，1965年9月1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建平，张家港市鑫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与张云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6年9月21日、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3月10日、4月1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峰，张云芳四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周群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李世平参加了第一、三、四次庭审，张云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建平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两原告204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16日签订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两原告承包被告位于孤山××××村点的水稻30公分育、运、插及耕地、槾地1300亩作业，育、运、插价格为190元/亩，耕地、槾地价格为70元/亩，合计为338000元，于6月10日开始插秧。育秧结束后开始插秧，付总款的50%，插秧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须一次性结清总款。合同签订后，两原告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至今仅给付134000元，余款204000元未付。故两原告具状诉讼。
被告张云芳辩称：1.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是事实；2.被告之所以不向原告支付价款，是因为原告育秧没有达到标准，且在插秧时没有按照合同第3条插足基本苗2万穴以上，导致产量减产。同时双方约定开始插秧的时间为6月10日，原告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插秧。原告应赔偿被告损失。
反诉原告张云芳提出的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因延迟育秧、育秧不好等多种原因导致的缺棵、漏棵损失（具体待鉴定评估后主张）；2.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庭审中，反诉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因其插秧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造成的水稻减产损失449233元，漏栽水稻经济损失13137元；2.反诉被告承担鉴定费用37560元；3.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与二反诉被告订立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反诉被告在2016年5月18日开始育秧，由于育秧时底土是沙土导致出苗不均匀、不整齐，苗数稀少。后反诉被告实际从2016年6月28日才开始插秧（合同约定在2016年6月10日开始插秧），因反诉被告延误了插秧时间，导致秧龄超时，插到地里后造成漏棵、缺棵严重。因上述多种因素，反诉被告造成反诉原告巨大损失。对反诉原告的具体损失及损失原因，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已予以明确。
反诉被告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辩称：1.反诉原告诉称的双方签订农业生产承包合同是事实，其余陈述均不是事实；2.对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鉴定意见书前后陈述自相矛盾，计算方法和使用法规存在明显错误，程序明显错误，关键数据未经过反诉被告及法院确认，对未申请事项擅自鉴定。同时，该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反诉被告在插秧结束交付时的现状。司法鉴定所在鉴定时未遵循客观、公正、科学的执业原则和评估准则，故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被法院采用。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6日，张云芳（发包方、甲方）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包方、乙方）签订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一、承包项目概况：1.名称：孤山××××村点水稻30公分育、运、插及耕、槾地作业1300亩，6月10日开始插秧；2.地点：孤山××××村；3.其他：育、运、插价格190元/亩，耕、槾价格70元/亩（地平）。二、甲方与乙方的权利、义务：甲方根据合同的约定，对乙方的作业过程，有权监督和指导，乙方未按甲方要求的技术规程从事作业的，甲方有权纠正，乙方应当改正，乙方拒不改正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充分准备好育秧所需的塑盘、孔膜、无纺布和有关机械，从整地、筛土、制板、装运土、拌种、落谷、秧池田间管理，水稻秧苗切、起、运、装、插等配套作业。三、技术要求适期栽插，抢茬、早插，越早越好，插足基本苗2万穴以上，平均每穴3.5-4.5苗，减少植伤，随起随插，选用改进型缩行距30公分的插秧机，必须全部带有自动平衡和插深自动调节。四、甲方协助乙方招揽本地农民工进行田间管理。五、酬金及支付方式：育秧结束后开始插秧，付总款的50%，插秧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须一次性结清总款。六、其他约定：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住宿房屋、水电费、其他费用一切自理。为保证插秧质量，甲方负责人现场验收，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监督、整改。育秧过程中所需种子、农药、化肥由甲方提供。七、纠纷处理：承包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如东县人民法院诉讼。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生效。合同由李世平、张云芳签字，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加盖合同专用章。同时，合同尾部书写有：因麦子割得晚茬在地里，1是不好取土，2是年前打了除草剂的，经张云芳、龚友林、王茂军三方协商，张云芳、王茂军各贴3000元，李世平贴6000元，交王茂军买土做秧亩（配比1/3的基质）。对上述书写的字样，张云芳认可系李世平书写，内容亦是事实。
合同签订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将育秧工作交由案外人王茂军完成。育秧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左右，插秧结束时间为6月30日，另7月2日对零边进行了补秧。对开始插秧的时间及迟延插秧的原因，双方存在异议：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陈述开始插秧的时间为6月22日，未在合同约定的6月10日开始插秧的原因有三：第一、天气原因；第二、麦子收割晚导致无法插秧；第三、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开始插秧时付款至总款的50%。张云芳陈述开始插秧时间为6月28日，插秧时间晚是因为秧育的不好，没有人愿意插秧。庭审中张云芳认可合同总价款为338000元，至第二次庭审结束仅支付134000元。在第三次庭审中张云芳提供四张明细，用以证明其于2016年11月份代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支付农民工工资24130元，并要求将该笔费用在本诉部分予以扣除。
诉讼过程中，经张云芳申请，本院依法委托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对张云芳承包地中的每亩水稻的穴数；如达不到每亩2万穴的数量，其穴数减少的原因以及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2016年12月27日，该鉴定所作出盐农司鉴字[2016]第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涉诉田块水稻插秧栽插平均密度为1.76万穴/亩，每穴苗数平均为1.85苗，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2.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栽插密度未达到标的原因是未选用合同约定的“改进型缩穴”插秧机，与育秧质量不高、秧苗数量不足有关。3.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造成涉诉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被告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4.涉诉水稻（除漏栽面积外）产量损失为449233元，漏栽水稻的经济损失为13137元。张云芳支付鉴定费37560元。该鉴定意见书向双方送达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于2017年4月10日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
2017年4月17日，结合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提出的书面意见及本案审理情况，本院向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发出咨询函，咨询内容为六个方面：一、鉴定意见书第14页，贵所作出“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栽插平均密度为1.76万穴/亩，每穴苗数平均为1.85苗，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的结论。依据现鉴定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能否当然推定出即为插秧结束时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是否会因管理或天气等原因发生变化？二、鉴定意见书第9页显示“田块四周漏栽面积合计7.92亩”，贵所确认该7.92亩属于漏栽的依据是什么？三、庭审中，双方均陈述插秧机的最小株距为10㎝，贵所确认插秧机的最小株距为12㎝的依据？若插秧机最小株距确为10㎝，对贵所作出的“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密度未达到标的原因是未选用合同约定的改进型缩穴插秧机”的鉴定结论有无影响？在插秧机行距为30㎝，株距为10㎝或12㎝的情况下，是否能得出鉴定意见书第11页表述的“涉诉水稻的行距为30.38㎝，平均株距为12.45㎝”的结论？四、张云芳申请对因穴数减少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而贵所对张云芳承包地的整体产量损失进行了鉴定，贵所如此鉴定的原因是什么？如单纯依据张云芳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因穴数减少造成的损失能否进行分割？五、鉴定意见书第13页中经济损失估算公式的依据？该公式对本案是否适用？鉴定组选取相邻农户种植机插秧的南粳5055作为参照的依据？六、鉴定意见书第15页，贵所作出“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造成涉诉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被告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的结论，是否可以理解为：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原因，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张云芳方原因？如此认为的依据是什么？2017年5月10日，该鉴定所向本院复函，并针对本院咨询函中提出的几点咨询作出一一回复，概括为：一、“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栽插平均密度为1.76万穴/亩，每穴苗数平均为1.85苗，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的结论是鉴定人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并进行多点勘验和分析后作出的基数判断，现场多点抽样鉴定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即为插秧结束时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水稻平均栽插密度及苗数不会因管理或天气等原因发生变化。二、鉴定所确认“7.92亩属于漏栽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项，7.92亩为实际测量结果，是指没有栽插秧苗的面积。三、插秧机的行距固定（30㎝）的情况下，若株距调到10㎝，其理论插秧密度可以达到2.22万穴/亩，但应该以田间实际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准。经鉴定人田某检查，涉诉水稻田间每亩穴数在1.53万-1.93万之间，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2万穴/亩要求。鉴定意见书第11页表述的“涉诉水稻的行距为30.38㎝，平均株距为12.45㎝”的结论是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在田某调查数据经统计计算的结果。四、水稻产量构成因素包括单位面积有效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产量构成因素间的乘积就是产量。所有的产量构成因素均以每亩基本苗为基础。每亩栽插穴数和每穴栽插苗数构成了亩基本苗。每亩栽插穴数减少和每穴栽插苗数不足构成了亩基本苗不足。基本苗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单位面积有效穗数的减少，导致单位面积整体产量的降低。鉴定所对承包地的整体产量损失的鉴定就是对涉诉基本苗不足对产量影响效应的鉴定。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鉴定基准日，虽无法分解每亩栽插穴数不足和每亩栽插苗数不足及秧苗素质偏差等对最终产量的量化效应，但可以作出定性效应分析。原告育秧质量不高、栽插偏迟、栽插未达约定穴数、每穴苗数未达合同约定以及漏栽等是造成被告产量损失的主要原因，被告局部田间管理不到位是产量损失的次要原因。五、《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中计算经济损失的方法适用于本案，也是国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鉴定组选取相邻农户种植机插秧的南粳5055作为参照符合《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和统计学的基本要求。六、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案的产量损失涉及到秧苗质量、栽插时间、秧龄大小、栽插穴数/亩、每穴苗数及栽插后的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根据张云芳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签订的《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机插秧育苗、插秧等作业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责，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插秧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插秧时间偏迟等是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原因；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如田间除草、治虫、施肥等由张云芳负责。鉴定组现场勘查发现涉诉农田田间管理与大面积生产无显著性差异，但发现部分田块杂草较多，所以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张云芳方原因。具体责任划分应由法院裁定。另针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提出的鉴定程序存在问题的意见，该鉴定所也作出了答复，认为鉴定程序符合司法部令第132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
另查明，2016年5月25日，王茂军向张云芳出具承诺书，载明“今承诺我王茂军从兴化调的秧盘的品种是9108的，如果不是，一切后果由我本人负责（孤山××××村张云芳的田）”，王茂军在该承诺书中签字，另有两位见证人签字，同时在该承诺书中有“王茂军合作伙伴李世平”字样。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并陈述育秧缺棵的现象确实存在，故在征得张云芳同意后去别处调取秧盘补足。
还查明，2015年10月22日，张云芳（乙方）与靖江市孤山镇新庄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承包经营的孤山镇新庄村1400亩（土地按实际丈量，地名、四至附图为准）流转给乙方从事小麦、水稻的生产经营。流转的土地年限为12年，即2015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0日止（二轮承包结束）。
本院认为，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与张云芳于2016年4月16日签订的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关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要求张云芳支付余款204000元的诉讼请求。双方无争议的是合同涉及的总价款为338000元，已支付134000元。关于张云芳陈述的其已垫付农民工工资24130元并要求在应付款中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张云芳为证明其垫付24130元，向本院提供四张明细表，该四张明细表中每位工人的金额后仅盖有红色手印，无工人签字；第二，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明细表中所记载的人工工时及人工价格均存在异议；第三，庭审中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陈述其未授权张云芳结算工人工资，且张云芳并未与其联系要求其结算工人工资；第四，张云芳陈述其垫付的工资金额为24130元，其中两名工人黄金玉、方美英的工资未付，该24130元中不包含黄金玉、方美英的工资。根据张云芳提供的该四张明细计算工人工资，总额24130元应包含黄金玉、方美英工资在内。张云芳如确实已垫付工人工资，应知晓其付款金额。综上，仅依据张云芳提交的四张明细表，本院不能确认其垫付事实的存在，故对张云芳提出的在应付款中扣除2413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要求张云芳支付余款20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张云芳要求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赔偿其水稻减产损失449233元、漏栽水稻经济损失13137元并承担鉴定费用3756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鉴定意见书提出书面意见，认为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插秧结束交付时现状，且损失计算方法和使用法规错误，对未申请事项进行了擅自鉴定。针对上述意见，本院向鉴定机构发函咨询，鉴定机构在对本院的回函中给予了分别解释，故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提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产量损失的原因，鉴定意见为：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造成涉诉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张云芳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本院认为，第一，针对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育秧、运秧、插秧均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完成，结合实际育秧人王茂军出具的承诺书及双方庭审陈述，可以确认育秧后确实存在秧苗数量不足的情形，而栽插密度不达标也是在鉴定机构采用相应技术方法并进行多点勘验和分析后与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对比作出的判断；第二，针对超秧龄移栽和栽插时间偏迟的问题，可以确认的是实际插秧时间晚于合同约定的6月10日，对插秧时间偏迟的原因，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认为系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气原因，经常下雨；二是张云芳麦子收割晚，导致无法插秧；三是张云芳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开始插秧时付款至总款的50%。为证明系天气及张云芳麦子收割晚的原因导致插秧延迟，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申请证人刘某、陈某到庭作证，两位证人均陈述6月6日开始耕田，因张云芳麦子未收割完，直至6月13日耕田结束。在本案庭审时，王茂军亦到庭，本院对王茂军制作了调查笔录，王茂军陈述育秧、插秧均为其负责完成，张云芳麦子的收割时间为6月15日左右，田地大概是20号以后才交付耕种。刘某、陈某的证言与王茂军的陈述明显存在矛盾之处。同时，水稻育秧、插秧作业存在其特殊性，受季节、时间的严格限制，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作为水稻育秧、插秧作业的专业承包人，应知晓秧龄偏长会对水稻产量产生影响，虽然在插秧开始时张云芳确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至总款的50%，但该点亦不足以成为其不按时插秧的理由，更何况鉴于在育秧过程中即存在秧苗不足的情形，张云芳陈述的因双方产生矛盾，暂先支付十万元的陈述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故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辩称的插秧时间偏迟系张云芳所造成，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涉诉水稻损失本院酌情判令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为277422元[（449233元+13137元）×60%]。对张云芳已支付的鉴定费37560元，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担22536元。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张云芳给付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欠款204000元。
二、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赔偿张云芳损失277422元，支付鉴定费22536元，合计299958元。
综合上述一、二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仍需向张云芳支付9595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4360元，由张云芳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担2640元，张云芳负担17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60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西被闸支行，账号：47×××82）。
审 判 长 张晓红
代理审判员 镇永娟
人民陪审员 吴明秀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