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8民终19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东升，男，196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港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巨佺，广西正大五星（港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裕波，广西正大五星（港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港市覃塘镇企业站委外装卸服务部，住所广西贵港市覃塘火车站北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0788449793J。法定代表人：覃富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桂发，广西瑞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河，广西瑞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东升因与被上诉人贵港市覃塘镇企业站委外装卸服务部（以下简称装卸服务部）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2017）桂0803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东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其与装卸服务部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为贵港市八塘火车站。2016年12月26日，根据国家铁路总公司的要求，八塘火车站停止办理货运业务，装卸服务部决定将其安置到贵港火车站或者覃塘火车站货运装卸队工作，其对该安排不同意，之后装卸服务部既未安排其工作也未向其支付劳动报酬或者生活费。且从2017年1月起，装卸服务部就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其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金。装卸服务部擅自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在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装卸服务部属于不能再按劳动合同的约定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违反了合同约定，据此，其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装卸服务部依法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正因为装卸服务部既不能安排其工作也不向其发放工资，因此，其是被迫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其在装卸服务部工作多年，现因装卸服务部的原因被迫辞职，装卸服务部不向其支付经济补偿违背了社会公平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装卸服务部辩称，其是因中国铁路总公司停止办理八塘火车站货运营运业务的决定而导致不能继续安排周东升在八塘火车站从事装卸工作，该原因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原因，因此，其无法继续为周东升提供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属于不可抗力原因，其对此结果并无过错，该情形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其并非是客观上能够提供或者可以提供劳动条件而不为劳动者提供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周东升主张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在八塘火车站被停止办理货运业务后，其可以安排周东升到附近的贵港站或者覃塘站继续从事装卸工作，但周东升拒绝该安置方案，并于2017年1月12日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周东升并非被迫解除劳动合同。2016年12月之后，周东升未再为其提供劳动，其不应再向周东升支付劳动报酬。对于周东升2016年12月份的工资，其已经按照以往工资发放惯例在2017年1月份发放完毕，不存在周东升所主张的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东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装卸服务部的劳动关系；2.判令装卸服务部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前未支付的工资12296元；3.判令装卸服务部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900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宁铁路局八塘火车站货运装卸工作原是八塘装卸队负责，该装卸队从1994年5月起由梁炳志任队长，2008年元月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为“贵港市港南区鸿八装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炳志。2009年3月，该公司经决议解散并注销后，公司的业务和工作人员全部归装卸服务部接管。装卸服务部的货运装卸作业，仍由梁炳志根据服务部的布置具体安排。员工的每月工资由梁炳志按作业量和应结算所得的工资，报给装卸服务部经理覃富成审核。由覃富成将该扣除的资金后，汇入贵港市邮政储蓄银行，再由梁炳志将员工应得工资报给邮政银行，由该银行转入到各个员工账户。周东升于2006年3月到工作，装卸服务部接管八塘火车站货运装卸作业后，周东升愿意归属装卸服务部的管理及作业安排，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15年12月30日，周东升（乙方）与装卸服务部（甲方）续签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工作地点为：八塘火车站货场；工作任务：从事装卸、搬运作业；甲乙双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要求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都应以书面形式确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以解除，但必须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因国家政策或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期限届满或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合同即终止。合同期限届满，如双方未续签合同，双方合同关系自然终止等内容。2016年12月26日，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铁路传真电报》，决定从2016年12月30日起停止南宁铁路局八塘火车站货运营运业务。2016年12月29日，装卸服务部召开服务部全体员工会议，宣布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的决定，并决定将装卸员工安置到其下属的贵港火车站或覃塘火车站货运装卸队工作。周东升不愿意到贵港工作。2017年1月1日，装卸服务部停止了八塘站货运装卸队工作，同时向周东升发放了2016年12月份的工资。2017年1月12日，周东升向贵港市港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17日裁决：一、周东升与装卸服务部2017年3月28日起解除劳动合同；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装卸服务部一次性支付周东升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工资7251.5元；三、驳回周东升的其他仲裁请求事项。周东升2016年1—12月的工资分别为：8114.9元、5740.3元、5508.4元、6409.9元、6029.3元、5086元、5132.8元、4660.4元、6793.6元、8715.9元、8823.5元、4386.8元，月平均工资6283.5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区职工最低工资标准通知》（桂政发【2015】13号）规定，贵港市最低工资标准1210元/月，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装卸服务部是2008年2月3日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覃富成，经营范围为覃塘火车站内的货物装卸。一审法院认为，周东升、装卸服务部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及双方的劳动管理事实，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周东升于2017年1月12日向劳动仲裁部门请求裁决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装卸服务部在仲裁程序中亦同意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据此，对劳动仲裁部门作出周东升与装卸服务部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28日解除的裁决予以确认。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3月28日期间，周东升没有为装卸服务部提供劳动，其主张该期间的劳动报酬没有事实根据，不予支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桂劳社发【2013】142号）第二十四条“用人单位歇业、停产等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周期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的规定，周东升自2017年1月1日起被停工已经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则装卸服务部应向周东升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和一个月的生活费合计7251.5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周东升与装卸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工作地点八塘火车货场因国家政策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且双方对变更工作地点未达成协议，周东升于2017年1月12日向劳动仲裁部门请求裁决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装卸服务部在仲裁程序中同意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由劳动仲裁部门裁决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28日解除，可见，周东升与装卸服务部劳动合同关系的解除，是周东升主动提出的，因此，其主张装卸服务部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9003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一）项，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桂劳社发【2013】142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周东升与装卸服务部的劳动关系，解除日期为2017年3月28日；二、装卸服务部向周东升支付劳动合同解除前的工资及生活费7251.5元；三、驳回周东升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出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装卸服务部应否向周东升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属于法定义务，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则不能判令用人单位承担该法定义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已经对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则用人单位应当依照该规定承担责任。首先，八塘火车站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要求，被停止办理货运业务，导致装卸服务部无法再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安排周东升的工作。该情形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装卸服务部安排周东升到附近的贵港火车站或者覃塘火车站继续从事装卸工作，但周东升不同意装卸服务部的安排，即双方不能就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变更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在该情形下，装卸服务部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解除与周东升的劳动合同，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向周东升支付经济补偿金；也可以不解除与周东升的劳动合同，但其无法在原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安排周东升工作的，依法应向周东升支付生活费。本案中，装卸服务部并未要求解除与周东升的劳动合同，而是周东升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因此，周东升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其次，对于本案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规定的情形问题。该条规定的“劳动条件”主要是指用人单位为使劳动者顺利完成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如必要的劳动工具、机械设备、工作场地、劳动经费、辅助人员、技术资料、工具书以及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其他工作条件。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工作地点”和“劳动条件”属于并列的条件。因此，工作地点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劳动条件”。周东升认为装卸服务部无法在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继续安排其工作就属于不能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为其提供劳动条件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周东升要求解除其与装卸服务部的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请求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再次，对于装卸服务部是否拖欠周东升劳动报酬问题。经查，周东升为装卸服务部提供劳动至2016年12月31日，之后，周东升未再为装卸服务部提供劳动。则周东升向装卸服务部主张2017年1月之后的劳动报酬没有事实根据。对于周东升2016年12月的工资，装卸服务部亦已经按照以往发放工资管理在下个月的中旬或者下旬即2017年1月份发放完毕，因此，周东升主张装卸服务部拖欠其劳动报酬没有事实根据。2017年1月至2017年3月期间，因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争议期间，装卸服务部应否向周东升支付该期间的生活费尚未确定，因此，装卸服务部未及时支付周东升该期间的生活费亦不属于拖欠劳动报酬。周东升主张其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解除劳动合同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第十六条第一项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缺乏事实根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本案中，周东升不能举证证明装卸服务部在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中存在过错，周东升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装卸服务部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当向周东升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周东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东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立技审判员  马荣兴审判员  陆志然二〇一七年十二月xx日书记员  张 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