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13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1，女，1996年10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晓萍，女，1970年5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忠勇，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住北京市东城区绿景苑*号楼中段。
法定代表人康哲才，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方宽宇，男，1985年4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天坛街道办事处，住北京市东城区西草市街74号。
法定代表人高崇耀，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谢广益，北京市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2，女，1960年9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冯国，男，1944年1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唐×1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以下简称房地二中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天坛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天坛街道办事处）、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6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唐×1起诉至一审法院称：我系唐×3与李晓萍的女儿，唐×2系我的姑姑。2002年12月30日，唐×3与李晓萍离婚，我由李晓萍抚养。2013年6月，唐×3去世。唐×3自1999年起一直在北京市东城区金鱼池西街南口自建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内居住。2013年，房地二中心与天坛街道办事处实施排危解难工程搬迁，对涉诉房屋进行拆迁，确定将唐×3安置到北京市朝阳区××××13号楼914室（以下简称安置房屋）。在拆迁过程中，唐×3突然因病去世，拆迁公司在没有找我的情况下，与唐×2签订了《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搬迁安置协议），将安置房屋确认由唐×2承租。我认为，唐×2并非安置对象，其与唐×3不在同一户籍地址，更未与唐×3共同居住在涉诉房屋，故房地二中心与唐×2签订拆迁协议没有依据。现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唐×2与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关于涉诉房屋的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无效，诉讼费由唐×2、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承担。
房地二中心辩称：1、涉诉房屋属于未取得任何规划审批手续的违章建筑，故该房屋不属于唐×3的合法财产，对于该房屋安置补偿的承租公房（即安置房屋）理应也不属于遗产，与唐×1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唐×1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具有原告资格。2、唐×1与唐×3的户籍地址并不在涉诉房屋所在地址，且唐×1一直未与唐×3共同居住。唐×3原居住地北京市东城区5楼25号（以下简称5楼25号）早已被拆迁，唐×3将拆迁补偿款的一半共计12万元一次性支付给唐×1作为今后的抚养费，唐×3无能力再购买房屋，于是唐×2出资为唐×3修建了涉诉房屋；自唐×3离婚至其身患癌症，唐×2一直联系不上唐×1与李晓萍，唐×2全家对唐×3进行照顾直至其去世。因此，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与唐×2签订的搬迁安置协议完全符合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合法有效。综上，我单位不同意唐×1的诉讼请求。
天坛街道办事处辩称：1、在政府主持的正义路南延道路工程项目中，办事处负责协助政府做工作，落实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的会议纪要精神，协助拆除涉诉房屋。但办事处并不是签订搬迁安置协议的主体，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故办事处不应作为被告，而应是第三人。2、唐×3居住的涉诉房屋是违章建筑，不适用拆迁房屋的政策。
唐×2辩称：1、唐×1所述与事实不符。5楼25号房屋原承租人系唐×2，唐×3为共居人。2001年，该房屋拆迁，获得拆迁款24万元，唐×3分得12万元。2002年，唐×3与李晓萍离婚，唐×3将12万元拆迁款给了李晓萍，法院判定唐×1由李晓萍抚养，离婚后双方均自行解决住房。由于唐×3无房居住，唐×2出资修建涉诉房屋，唐×3、唐×2在此居住，同时经营小生意。上述情况经办事处和居委会多方查证核实，并报给有关单位。2013年6月，唐×3因患肺癌去世，在其患病期间均由唐×2照料，身后事也由唐×2安排，并为其偿还借款，在此期间唐×1从未露面。2013年8月，根据解危排难工程文件精神，有关单位要求对涉诉房屋进行拆除，进行定向安置，确定安置房屋的承租人为唐×2。2、唐×3与唐×1的户籍所在地是5楼25号，该地因被拆迁早已不存在，由此可见唐×1与涉诉房屋无任何关系，唐×2与涉诉房屋有直接关系。3、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唐×3去世即不再具有行使民事权利的能力。之后，有关单位与唐×2签订搬迁安置协议是根据文件精神以及有关单位调查核实并经区政府批准而决定的，该协议合法合规，应受到法律保护。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唐×1与唐×3系父女关系，与李晓萍系母女关系。2002年12月30日，唐×3与李晓萍经法院调解离婚，确认唐×1由李晓萍抚养，离婚后双方均自行解决住房，唐×3一次性给付李晓萍住房安置款12万元。2013年6月16日，唐×3去世。
2013年3月26日，天坛街道办事处主持召开针对影响“正义路南沿”道路施工的违建房问题，制定拆除、安置方案的联审会，并出具《粉厂及正义路南延项目“违建房”拆除、安置》的会议纪要，载明粉厂南口路西，唐×3户籍地5楼25号，现该户要求安置三环内两居室一套（方便女儿带其就医、照顾其生活），由于本人无力支付购房款，考虑给予其承租公房一套，困难补助10万元以内。会议要求：街道干部进一步核实四户违建房2001年拆迁安置情况，协同建新公司给区领导写好针对此事的请示报告，房管中心拟好租赁合同。
2013年5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市政道路工程征收和建设相关问题协调会，并出具会议纪要，载明正义路南延南段道路工程违建房拆除工作由天坛街道办事处负责，三处违章建筑及一处回流户的拆除，可以按天坛街道方案，使用弘善房屋安置解决。如果引起矛盾和纠纷，由区房地二中心和建新公司负责解决。
2013年6月23日，唐×2向天坛街道办事处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唐×3因病于2013年6月16日去世，唐×3与李晓萍于2001年离婚，并以拆迁款一次性付清了李晓萍及孩子唐×1的各项费用，自此双方再无往来；因唐×3无力购房，唐×2出资在路口处盖房供其居住，因生活困难唐×3在此经营小生意，唐×2支付唐×3的生活费用，唐×3得病后也由唐×2照顾，直至去世。2013年6月24日，天坛街道办事处金鱼池西区社区在该情况说明后备注，“经过调查核实，在唐×3病重期间其二姐一直在照顾他”，其后天坛街道办事处金鱼池西区社区加盖公章。唐×2称，该情况说明原件交至天坛街道办事处，天坛街道办事处表示认可，房地二中心亦认可该情况说明与其保存的底档材料一致，但该档案材料为天坛街道办事处出具并收集后上交房地二中心备案。
2013年8月8日，房地二中心（甲方）与（唐×3）唐×2签订《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承租××××公产房屋）》，约定房地二中心负责对开发建设单位提供的××××异地承租用房（期房）进行经营管理。乙方因住房实际困难，承租××××住房，甲乙双方确定安置情况如下：乙方在东城区金鱼池西街南口，房屋的产权性质为直管公产，院内另有自建（违章）房屋2间，乙方在搬迁范围内无正式户口；乙方原居住房屋为非正式房屋，因实际居住困难，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其按照《崇文区粉厂胡同东侧解危排险工程住非成套公产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到××××的实施办法》或《崇文区粉厂胡同东侧解危排险工程住成套楼房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到××××的实施办法》规定的安置标准，承租甲方所属的××××定向安置房屋；同意乙方承租贰居室壹套；乙方选择承租××××13号楼914号贰居室壹套，房屋建筑面积为（暂测）70.27平方米，承租人为唐×2；乙方应在2013年8月18日前将原住房腾空交给甲方。该协议落款处甲方加盖单位公章，其法定代表人处加盖办事处公章，乙方有唐×2签名捺印。
2014年1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物业管理中心（甲方）与唐×2（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房屋为甲方享有完全所有权的北京市朝阳区××××401号楼914号房屋，建筑面积72.11平方米，甲方同意将该房屋租给乙方使用。
一审法院另查明，唐×3与唐×1的户籍同在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5楼25号，该地址已被拆迁。唐×2已实际入住北京市朝阳区××××401号楼914号房屋。
一审庭审中，唐×1主张唐×2提交的情况说明系伪造的虚假证据，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唐×3表示为方便女儿带其就医、照顾其生活要求安置一套三环内两居室，并未表示要与唐×2继续共同居住，而天坛街道办事处和区住建委已经同意了唐×3的安置方案，在唐×3突然去世后，理应由其女儿即唐×1接替居住安置房屋。但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未审查唐×2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在无法出示变更安置对象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明知唐×3有女儿，还与唐×2签订搬迁安置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可撤销的合同。对此，唐×2与房地二中心认为唐×1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天坛街道办事处称其仅是落实会议精神，在拆迁过程中不享受任何利益，不存在串通情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唐×1的父亲唐×3所住涉诉房屋系违章建筑，在政府主持的正义路南延南段道路工程中被要求拆除，为解决其住房问题，政府同意安置一套××××两居室。但在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唐×3即去世，故唐×3并未获得安置房屋的相关权益。此后，政府为解决涉诉房屋的拆除问题，以安置唐×3的方案由房地二中心与唐×2签订《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亦由唐×2承担拆除涉诉房屋之义务，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关于唐×1主张唐×2与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唐×2获得拆迁安置前唐×3已经死亡，相关的安置利益对其而言尚未实现，不能由唐×1作为唐×3的法定继承人来继受。故唐×1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于2014年9月作出判决：驳回唐×1的诉讼请求。
唐×1不服一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唐×1的诉讼请求。理由为：本案搬迁安置协议本应与我父亲唐×3签订，因我父亲突然去世，导致协议不能签订，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明知唐×3有一女儿且与唐×3在同一户籍，却未通知我签订协议，竟然与我姑姑唐×2签订了协议，且唐×2的户口早已迁出金鱼池社区，其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夕照寺西里1楼55号；天坛街道办事处未尽到举证责任，天坛街道办事处决定对唐×3进行安置是一个政府行为，如需更改需要开办公会进行讨论决定，但天坛街道办事处的经手人却称对此不知情，也未提交将承租人唐×3变更为唐×2的决定、批文、手续。唐×1的户口在金鱼池拆迁社区内且与唐×3属同一户籍，唐×2的户籍不在金鱼池拆迁范围内，不能承租唐×3的房子；唐×2提交的情况说明上，在签名处有唐×3的名字，其中出资建房等内容没有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要求其出具证明，社区出具的证明只是证明了唐×2对唐×3尽了照顾责任，没有证明建房的事实，而该事实并不能证明唐×2具备承租人的资格。一审法院未调查唐×2提供的作废的户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唐×1的上诉请求。
房地二中心在二审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希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天坛街道办事处在二审中辩称：天坛街道办事处应当作为本案的第三人而非被告。一审判决将天坛街道办事处列为被告是错误的。
唐×2在二审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涉诉房屋系违建房，与唐×3、唐×1的户籍以及唐×2的户口、居住地均无任何关系。拆迁安置协议与房屋租赁合同合规合法。唐×2在“情况说明”上签署唐×3的名字是因为要表示违建房与唐×3和唐×2有关。涉诉房屋系违建房，不具有继承性，唐×1与涉诉房屋无任何关系。唐×2与涉诉房屋有直接关系，有对涉诉房屋的处置权，并已按照拆迁安置协议的要求按期拆除了涉诉房屋。唐×3在唐×2获得拆迁安置前已亡故，相关的安置利益未实现，不能由唐×1继承。涉诉房屋是违建房，不是唐×3的合法财产，其安置房屋与唐×1没有任何关系。唐×1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没有诉讼资格。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搬迁居民定向安置协议书》、户口簿，会议纪要、死亡医学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法院（2001）崇行初字第46号行政判决书、（2003）崇民初字第195民事调解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唐×1之父唐×3居住的涉诉房屋是违章建筑。2013年3月26日关于《粉厂及正义路南延项目“违建房”拆除、安置》的会议纪要中载明“考虑给予其承租公房一套，困难补助10万元以内”。2013年5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会议纪要中载明，三处违章建筑（注：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认可其中包括涉诉房屋）及一处回流户的拆除，可以按天坛街道方案，使用弘善房屋安置解决。上述会议纪要中就唐×3涉诉房屋的安置问题使用的措词是“考虑”和“可以”。会议纪要是相关部门就具体问题进行内部研究的文件，并非拆迁安置合同，不是当事人主张权利的依据。虽然唐×3居住的涉诉房屋为违建房，政府仍基于解决其实际居住问题考虑为其安置住房，但唐×3在签订合同前即去世，不再存在居住问题。此后，为解决涉诉房屋的拆除问题，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与唐×2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由唐×2承担拆除涉诉房屋之义务，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唐×3未与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未获得安置房屋的相关权益，所以唐×1作为唐×3的法定继承人就涉诉房屋并不享有房屋安置权益。因此，唐×1现作为权利人主张唐×2、房地二中心、天坛街道办事处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0元，均由唐×1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妍
审 判 员 姚 颖
代理审判员 窦江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