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赣06行初18号
原告暨诉讼代表人甘华民，男，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1957年11月1日出生，住江西省余江县。
原告暨诉讼代表人罗龙生，男，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1944年5月10日出生，住江西省余江县。
原告李香桂，女，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1951年11月16日出生，住江西省余江县。
原告何新民，男，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1955年3月8日出生，住江西省余江县。
原告杨建国，男，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1959年7月18日出生，住江西省余江县。
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孟文静，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余江县鹰南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苏建军，县长。
委托代理人袁飞，余江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专职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高平，江西玉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甘华民、罗龙生、李香桂、何新民、杨建国因要求确认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强制挖掘、砍伐其老祖坟山上树木行政行为违法，于2016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甘华民、罗龙生、李香桂、何新民、杨建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孟文静，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袁飞、陈高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华民等五人诉称，原告为江西省余江县樟树籍人员后裔，其祖先于20世纪初来到江西省××邓埠镇开药店创业，并向牌楼夏家购买了一座大山，作为药店商户集体栽种药材的研究基地及其子孙寿终之时葬坟之用，总面积140多亩。该山原名龙岗公，原告祖先后将其改名为龙凤岭山，之后，江西省樟树籍人员去世后便将其坟墓建在该山上，作为其樟树籍老祖坟山。因此，原告对建在该山上的家人坟墓及周边树木享有合法权利。被告为加快余江县城东新区开发建设，而开始在原告老祖坟山所在地实施土地征收占用活动。被告在未与其达成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前提下，且在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未出示任何合法许可强制挖掘、砍伐树木证明的情况下，多次将原告家人坟墓周边的树木强制挖掘、砍伐，至今都未给予原告任何合理安置补偿。具体违法情况如下：1、被告于2015年7月27日左右，被告强制挖掘、砍伐原告老祖坟山上40-50公分的树木，几十亩风景树林基本被毁灭；2、2015年11月20日至23日，被告强制挖掘、砍伐原告老祖坟山上82棵50多公分的湿地松树，并将其拉走；3、2016年10月4日，被告强制挖掘、砍伐原告老祖坟山上40-50公分的树木，继续破坏原告老祖坟山上的植被、林木。余江县龙凤岭山原告的老祖坟山，在余江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原告对其老祖坟山享有合法权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不受包括政府机关在内任何人的非法侵害，被告所采取的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且我国《土地管理法》也规定了“先补偿后征收”的土地征收原则，而被告却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贸然实施行政行为，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为捍卫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挖掘、砍伐原告老祖坟山上树木的行政行为违法。
原告为证实其诉请，提供了四组证据：第一组：余府办发[2012]20号《关于印发余江县城东新区迁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第二组：余江县县城东拓建设指挥部2013年3月10日作出的《余江县城东新区迁坟公告》。第三组：县城东指挥部2015年7月20日的《公告》照片2张。上述三组证据用以证明坟墓周边的树木被强制挖除是被告指使人员所为。第四组：照片6张。用以证明坟墓周边的树木属原告所有。
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辩称，自2011年始，答辩人实施县城东拓建设。2011年11月21日，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与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签订了“使用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使用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所属的路口分场392.25亩土地，以用于城镇建设。土地位置位于邓洪公路以北、老320国道以南、龙岗岭以东、珠岭水库以西，该宗地并不包含被答辩人诉称的“老祖坟山土地”。用地协议中明确注明：“本次征地涉及争议水塘、旱地、坟山约46亩，待权属调查清楚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用地红线图中亦清楚标明争议土地未在本次用地范围之中。为妥善解决争议坟山上的坟冢迁移安置问题，答辩人历时五年，以最大的诚意与墓主沟通协商，现已与丰城籍、余江籍、邓原场、牌楼夏家及大部分的樟树籍墓主达成协议，上述人员已自愿将坟冢迁移。至今，争议坟山上尚留有被答辩人及其他樟树籍人员祖先坟冢共约20座。答辩人既没有使用、“强制征收”争议坟山土地，迁坟更是在本着尊重逝者，充分保障墓主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在征得墓主同意后由其自行迁移的，答辩人又怎会强行挖掘、砍伐被答辩人家人坟墓周边的树木。争议坟山上除了有樟树籍逝者的坟墓，还有余江籍、丰城籍、水稻原种场、牌楼夏家等逝者的坟墓。上列坟墓已迁移并得到补偿，因坟墓周边林木的所有者混杂不清，既使偶有被答辩人家人坟墓周边的林木被挖掘、砍伐，该责任也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被答辩人应在查明侵权主体的前提下，循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综合以上理由，答辩人恳请本院查明事实、明辨是非，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四组证据：第一组：1、使用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2、用地红线图。用以证明：1、被告使用土地的性质及范围；2、争议坟山面积为16.2亩。第二组：调查报告。用以证明：1、各方对诉争土地的称谓；2、争议土地上坟冢数量、占地面积。第三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用以证明“龙岩公山”在土改时确立为牌楼夏家所有。第四组：测绘图。用以证明1988年的测绘图中，争议土地属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管辖范围。
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今天庭审之前原告祖先的坟墓还在诉争土地上没有迁移，上述三组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指使他人强制挖掘砍伐坟墓周边树木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1、该照片是原告自行拍摄的，无法反映是否是在原告家人坟墓的周边。2、仅就该照片不能证实树木被砍伐的具体棵数及树种。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余江县国土局使用了余江县水稻原种场的土地，与原告老祖坟山没有任何关联性；我们的龙凤岭老祖坟山面积非被告所称的16.2亩。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报告是由余江县政府做出的，属于自证文件，没有任何证明力；同时关于土地性质问题应由国土资源局做出，与林业局没有关系；该报告中所述的事实与实际龙凤岭的情况不符，夏家祖先在出让给我们的时候称为龙岗公，与龙岩公是两座不同的山，龙岩公所在的位置就是现在迎宾大道，现在的迎宾大道占用了龙岩公10亩地。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龙岩公山不是我们主张的龙凤岭山。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提供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龙岗岭山被划入了水稻原种场。
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第一、二、三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二、四组证据，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甘华民、罗龙生、李香桂、何新民、杨建国系江西省余江县樟树籍人员后裔。2011年11月24日，因余江县城东开发建设需要，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与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签订了《使用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使用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320.66亩的土地，同时约定，争议坟山待权属调查清楚后再签订协议。涉案山场葬有原告家先人的坟墓，原告认为被告在未与其达成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且在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前提下，将其老祖坟山上的树木强制挖掘、砍伐，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被告认为原告诉称的“老祖坟山土地”，未在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与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签订“使用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中，未强行挖掘、砍伐其老祖坟山上的树木。2016年10月24日，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挖掘、砍伐原告老祖坟山上树木的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应该是被告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相应的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照片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树木享有合法的权属，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被告组织实施了强制挖掘、砍伐该树木的行为，且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也不予认可，故原告认为被告将其老祖坟山上树木强行砍伐，侵犯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根据，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甘华民、罗龙生、李香桂、何新民、杨建国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甘华民、罗龙生、李香桂、何新民、杨建国。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汪富华
审 判 员 钱强森
代理审判员 段晓珊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蒋慧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