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10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静，女，1976年12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崔志敏，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总裁。
委托代理人杨宏芹，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岑，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静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2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高静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3年12月入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公司），2011年3月18日双方签订至2016年3月17日的劳动合同。2012年9月，国泰君安公司要求我转岗。我将自己已怀孕的情况告知公司，但公司仍坚持要求我转岗。2013年10月8日，我休完产假后回到公司上班，但公司仍要求我转岗并不给我安排具体工作，多次要求我离职，但未提及补偿金。2014年3月至5月期间，公司无故停发工资。2014年5月27日，我向公司反映情况后，2014年6月，公司又开始发放工资，但仍低于约定工资标准。我认为国泰君安公司强行要求转岗、降低工资标准的行为损害我的合法权益。2014年8月22日起，我未再到公司上班。国泰君安公司未向高静发放解除通知，我也未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现我不服仲裁结果，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国泰君安公司支付2012年2月至12月拖欠的工资33000元、2013年1月至4月怀孕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35000元、2013年5月至2014年2月产假、哺乳期内未足额支付的工资85420元、2014年3月至5月拖欠的工资45000元、2014年6月至8月未足额支付的工资3000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91169元（按北京市上年度职工月均工资5793元的三倍＊11个月）、违法解除的赔偿金382338元。
国泰君安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高静的诉讼请求。高静于2004年3月18日入职，离职前岗位是助理董事。双方最后一份合同自2011年3月18日至2016年3月17日。2012年2月开始高静存在连续旷工的情况，2012年8月左右，高静因怀孕请假。2013年5月16日高静开始休产假，直至2013年10月25日高静一直未正常上班。期间公司多次要求高静改正旷工的行为未果。2013年11月，高静休完产假后，只是每天早上、晚上去公司打卡，白天不在公司，我公司无法给高静安排工作。我公司就此多次通过口头、电子邮件的方式要求高静改正，但高静一直不予理睬，也没有改正。2014年3月至5月期间，高静经常旷工请假、打卡却白天不在公司上班，我公司确实未发放该段时间的工资。2014年7月至8月期间双方协商上述问题，2014年8月22日以后，高静无故自行离职。因高静存在上述旷工、请假的情况，我公司已根据高静的出勤天数计算发放了工资，不存在高静所述拖欠工资的情况。2013年5月16日至10月25日产假期间工资已由生育保险发放津贴。我公司从未强行对高静调岗、亦未向高静发过解除通知，不同意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约定高静月工资15000元并未超过北京市上年度职工月均工资三倍，高静主张的补偿金标准过高。奖金是根据个人绩效表现、公司盈利情况发放。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2012年2月至12月期间工资的问题。国泰君安公司虽主张因高静考核不合格而将高静应得基本工资由15000元降至12000元，但国泰君安公司并未就此意见充分举证，对国泰君安公司该项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并认定国泰君安公司单方降低高静工资标准的意见不成立。国泰君安公司虽称因高静旷工的原因扣发部分工资，但国泰君安公司未就此意见充分举证，对国泰君安公司该项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国泰君安公司应按每月3000元标准向高静补齐2012年2月至6月、9月、10月的工资。8月、11月、12月高静工资标准虽未低于约定工资标准，但高静举证证明国泰君安公司每月欠发其基本工资3000元的情况下，负有保留工资支付记录义务的国泰君安公司，未提交工资支付原始记录以证明其抗辩的发放款项均为工资、无奖金、无专项补贴的意见，对国泰君安公司该项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并认定8月、11月、12月国泰君安公司每月欠发高静3000元。因7月工资标准未低于约定标准，该月工资支付记录已超国泰君安公司举证责任范围，高静未就其主张的奖金项目举证，对高静该部分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并认定国泰君安公司该月未欠付高静工资。基于上述分析，对高静要求国泰君安公司支付2012年2月至12月期间欠发工资中合理的部分，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1月至4月期间、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期间工资问题。基于上述对2012年2月至12月期间工资问题的分析意见、推理过程、依据。法院认定，2013年1月国泰君安公司欠付高静基本工资11000元、2月至4月期间，国泰君安公司每月欠付高静基本工资8000元。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期间，国泰君安公司每月欠发高静基本工资9060元，2月欠发基本工资6060元。
关于2013年5月至10月期间工资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从生育保险基金领取的生育津贴即为相应产假期间的工资。根据上述查明的情况，该段时间高静处于休产假期间，高静已从生育保险基金领取了相应生育津贴，且此期间国泰君安公司还按月向高静支付了数额不等的工资，高静要求国泰君安公司支付该段时间欠发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4年3月至8月期间工资问题。基于双方对该段时间劳动合同实际履行状况的陈述意见可知，此段时间因工作安排等问题双方发生分歧。国泰君安公司虽强调高静存在未正常上班的情况，并主张以此为由扣减工资。但法院认为，国泰君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考勤、工作安排进行相应管理，疏于管理情况下，国泰君安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并按约定工资标准向高静补齐相应工资。
2014年8月以后国泰君安公司向高静支付的30269.77元应从国泰君安公司应付工资中相应抵扣。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高静未提供证据证明国泰君安公司存在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具体行为或意思表示，更谈不到国泰君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静要求国泰君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又提出国泰君安公司支付解除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实属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高静要求国泰君安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如上所述，高静未举证证明国泰君安公司存在解除劳动合同具体行为或意思表示，双方亦未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法院重点审查高静是否依法行使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以及高静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是否符合获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况。根据高静2014年8月22日将国泰君安公司诉至劳动仲裁机构时提交的申请书可知，高静当时以国泰君安公司不安排工作、要求转岗、降低工资水平的方式迫使其自行辞职、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劳动合同已无法正常履行为由，向国泰君安公司明确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鉴于上述认定国泰君安公司存在欠付高静工资的情形，以及高静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具体理由，法院认为高静属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国泰君安公司应支付高静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补偿金具体数额根据高静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按法院认定高静应得工资数额核算）及2008年1月1日以后高静的工作年限依法核算。高静要求参照2011年收入情况，按2013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三倍核算经济补偿金的意见缺乏事实基础，法院不予采纳。国泰君安公司称高静自行辞职的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信。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判决：一、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高静二○一二年二月至十二月期间工资差额三万元、二○一三年一月至四月期间工资差额三万五千元、二○一三年十一月至二○一四年二月期间工资差额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元、二○一四年三月至五月期间工资差额四万五千元、二○一四年六月至八月期间工资差额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七元零二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十万零五千元；二、驳回高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内容履行支付金钱的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高静不服，持原审诉讼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存在超出审限及更换合议庭成员等程序不当情形，请求本院改判国泰君安公司支付其2014年6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工资差额30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1367元、赔偿金382734元。国泰君安公司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高静于2004年3月12日入职国泰君安公司，2004年3月18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后双方又多次续签劳动合同。2011年3月16日，双方签订期限自2011年3月16日至2016年3月17日的劳动合同，约定高静岗位为助理董事；关于劳动报酬约定：4.1乙方（高静）同意遵守甲方（国泰君安公司）的薪酬管理制度，乙方的初始岗位工资（基本工资）为人民币15000元，如果乙方工作岗位发生变动，其岗位工资也随之变动。4.2甲方根据公司薪酬发放日，按月支付乙方工资，为避免疑问，乙方的工资中已包含乙方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应由其自身缴纳或承担的任何种类的税收、社会保险费以及其他费用。4.3乙方兹确认甲方根据4.1条支付乙方的工资已包含了双方合理预期的、乙方在相关期间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职责及甲方可能另行指派的其他职责所需的全部时间而应支付的全部报酬。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甲方无需就乙方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履行上述职责支付任何进一步的报酬或津贴，但本合同、员工守则或公司规章制度另有规定除外。4.4甲方可以根据乙方工作表现、绩效评估、部门经营状况和公司的经营状况等决定乙方绩效工资和绩效奖金，以及是否给予乙方绩效工资和绩效奖金以及给予乙方绩效工资和绩效奖金的数额。该合同第十八条合同附件规定，甲方公司规章制度、员工守则等文件均为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效力。双方均认可2012年2月之前，高静月基本工资为15000元，工资计薪周期为上月16日至本月15日，工资打卡下发制发放。
高静主张因国泰君安公司要求其调岗及降低工资水平侵害其合法权益，其于2014年8月22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此后未再到国泰君安公司上班，双方劳动关系终止。高静提交的2014年5月27日电子邮件记载其向国泰君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反映其工作、待遇相关问题。邮件中未见国泰君安公司要求高静调岗、降薪的明确意思表示，未见国泰君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国泰君安公司主张高静于2014年8月22日自行离开公司，未办理任何手续，未就其主张高静自动离职的情况提供其他证据。
双方对高静银行打卡记录显示实发工资数额予以认可，但对实发工资中部分款项的性质存在分歧。高静称，部分月份国泰君安公司发放两笔“工资”，其中包含奖金。国泰君安公司则称，高静银行打卡记录显示的“工资”款项不含奖金，全部为高静实得工资。国泰君安公司未提供2014年8月高静申请仲裁前2年的工资支付原始记录。高静亦未就2年范围外奖金的情形进行举证。
2012年2月至12月期间工资问题。高静主张，此段时间国泰君安公司每月扣发其工资3000元。国泰君安公司提交的工资列表显示，2012年2月至6月、9月、10月高静应得工资标准被调整为12000元。7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24000元、20989.7元，8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15000元、12537.53元，11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15000元、12123.53元，12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21733元、17587.28元。据此，国泰君安公司主张7月、8月、11月、12月未欠发高静工资。国泰君安公司还强调，因高静考核不合格、旷工等原因，故对高静应得基本工资进行了调整，但并未出示高静考核不合格的依据及相应证据。关于旷工情况，高静对国泰君安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考勤管理规定不予认可，国泰君安公司亦表示未按具体考勤记录、考勤规定扣减高静工资。高静对国泰君安公司的意见不予认可，并主张7月实得工资中含7月20日的工资10189.7元和7月26日的税后奖金10800元，2012年8月、11月实得工资中含其他专项补贴3000元，12月实得工资中含12月20日的工资10189.7元和12月31日的税后奖金7397.58元，故国泰君安公司该4个月亦每月欠发3000元基本工资，并以2012年8月至12月的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佐证其该部分意见。国泰君安公司对高静出示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不予认可。高静出示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记载工资情况与银行打卡记录一致。
2013年1月至4月期间工资问题。高静主张，1月国泰君安公司扣发其基本工资11000元，2月至4月每月扣发其基本工资8000元。国泰君安公司提交的工资列表显示，1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12000元、10819.37元，2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16706元、15076.85元，3月、4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7000元、5953.03元。国泰君安公司主张高静考核不合格、有旷工、请假的情况，因此未按15000元标准支付工资。高静对国泰君安公司的意见不予认可，主张1月实得工资包含1月18日的工资3059.37元和22日的奖金7760元，2月实得工资中包含2月8日的奖金9123.82元和20日的工资5953.03元，并以2013年1月至4月的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佐证其该部分意见。国泰君安公司对高静出示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不予认可，并主张发放款项均系工资并无奖金。高静出示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记载工资情况与银行打卡记录一致。
2013年5月至10月期间，双方均认可高静处于产假期间，高静已领取相应生育津贴55000余元。在此期间，国泰君安公司还分别按月向高静支付了工资5953.03元、5801.29元、8462.82元、4994.5元、9326.87元、6201.99元。
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期间工资问题。国泰君安公司提交的工资列表显示，2013年11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5940元、3886.87元，12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14518元、11324.51元，1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13286元、11012.48元，2月应得、实得工资分别为8940元、6289.10元。国泰君安公司主张高静考核不合格、有旷工、请假的情况，因此未按15000元标准支付工资。高静对国泰君安公司的意见不予认可，主张12月实得工资包含12月21日的工资3886.86元和29日的奖金7437.65元，1月实得工资中包含1月20日的工资3886.86元和29日的奖金7125.62元，并以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的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佐证其该部分意见。国泰君安公司对高静出示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不予认可，并主张发放款项均系工资并无奖金。高静出示收入证明电子邮件打印件记载工资情况与银行打卡记录一致。
2014年3月至8月期间工资问题。3月至5月国泰君安公司未向高静发放工资，6月至8月国泰君安公司向高静支付实得工资分别为4433.29元、7413.3元、4656.39元。国泰君安公司主张，在此期间，高静每天早上7点左右、晚上8点左右到单位打卡，中间并未在公司上班，高静说想换工作，公司也未严格对高静进行考勤管理，故未发放3月至5月的工资。2014年5月经高静向单位领导反映，考虑到高静系公司老员工，单位适当发放了2014年6月至8月的工资。高静则表示，此段时间其仍坚持去公司报到，但公司不给安排工作。
2014年8月22日以后，国泰君安公司还向高静支付过10777.39元、5913.3元、13579.8元，共计30269.77元，高静同意该三笔款项在应得欠付工资中相应抵扣。
本案诉讼前，高静曾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国泰君安公司支付2012年2月至2014年8月欠付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二倍赔偿金。西城区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仲通字（2014）第66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高静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原审法院。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员工信息表打印件、电子邮件打印件、银行打卡记录、工资列表、京西劳仲通字（2014）第66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2014年6月至8月期间，国泰君安公司与高静因具体工作安排问题已经发生矛盾，考勤打卡记录显示高静仍然在国泰君安公司工作，国泰君安公司却以高静未正常上班为由扣减工资，原审法院认定国泰君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考勤及工作安排进行管理，并应对因疏于管理发生的争议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判决国泰君安公司补齐工资差额，并无不当。因国泰君安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高静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形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国泰君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国泰君安公司并未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高静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经本院审查，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及实际发放工资的情况认定国泰君安公司应给付高静的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数额，亦符合本案客观情况，均无不当。
综上，高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静负担5元（已交纳），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静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刘 洁
代理审判员 易晶晶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