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11民终20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孟俊棋，现于太原市第三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荣，山西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保川。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蓓，山西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孟俊棋因与被上诉人武保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文水县人民法院（2017）晋1121民初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公开询问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孟俊棋上诉请求：（一）撤销山西省文水县人民法院（2017）晋1121民初765号民事判决；（二）发还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简易程序，形式上合法，实质上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力的行使。1.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无法正常行使。上诉人因涉嫌诈骗罪，羁押于文水县看守所，丧失了人身自由。一审从2017年8月8日立案到2017年8月21日判决书的出炉，总计13天的时间，上诉人没有考虑的时间，譬如通知家属查找合伙账目、针对被上诉人的起诉做承认与否认的答辩，委托家属或律师做诉讼代理人查阅卷宗代理案件。上诉人身陷囹圄，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对于时间较长的账目，记忆很自然的模糊起来。因此，简易程序虽经上诉人同意，但是从实质上，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力的行使。本案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清楚；双方争议的事实陈述不一致；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难以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而且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诉讼标的的争议都很大；双方争议存在原则性的分歧。简易程序的适用，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的规定。2.一审中，被上诉人未出庭，一些关键事实无法查清。2015年9月20日双方经过结算，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退伙款226855元，应付五户村民玉米款106515元（玉米本金102015元，从出票之日起至退伙之日的利息合计4500元），支付被上诉人退伙后一个月的租金3300元，支付电费240元，支付玉米芯折价150元。上诉人共欠被上诉人337060元（226855元+106515元+3300元+240元+150元=337060元）。2015年9月28日以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取走玉米结款单，陆续从文水县大象禽业象丰饲料有限公司取款276557元。上诉人将玉米结算单交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没有更换借条。2015年11月，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30000元，尚欠被上诉人30503元（337060元-276557元-30000元）。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及设备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计划将欠被上诉人的30503元支付后，将在被上诉人处的大型脱玉米机一台、三轮车两辆、30型号铲车一辆取回，但是遭到被上诉人的无理拒绝。上诉人当庭对事实和理由部分补充：一审开庭的时候武保川未出庭，但是判决书上载明其到庭。
武保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并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91042元是正确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合伙收购玉米，在被上诉人退伙时双方核算各自投资、收入、借款等金额后，双方出于真实意思表示，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据，此借据载明的金额等真实有效，上诉人应当予以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双方经济往来计算错误。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武保川当庭对答辩意见补充：1.关于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一审针对上诉人一切诉讼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告知，并且取得了上诉人的同意，采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虽然上诉人的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有其它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由于上诉人怠于行使和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导致自己的权利受到影响，产生的后果由上诉人自行承担；2.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出庭，据了解，被上诉人当时去了看守所，是否出庭都不影响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至于金额如何计算，在答辩状中已经说明，严格来讲，一审认定的金额还少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金额。因此上诉人应当按照一审判决支付被上诉人相关费用；3.被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讲到的有些设备放置，是因为上诉人租用被上诉人场所自己放置的，而且还在继续租用当中，这些机器是否拿走与被上诉人无关。
武保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91042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执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原告、被告、石海生三人合伙从事收购玉米生意，期间原告出资向他人收购共计121042元的玉米，这些玉米合伙期间已出售，至2015年9月26日，原告提出退伙，经被告同意，双方约定二人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及设备归被告所有，由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借据写明“今借到，个人玉米款拾贰万壹仟零肆拾贰元”，此后于2015年11月被告给付原告30000元。被告称原告从大象饲料厂结算了该笔玉米款，不能提供结算数额及取款人姓名，也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所提供的借据虽然被告书写为借到“个人”款，未明确写明借原告款，但基于原告在合伙期间收购玉米用于合伙经营的事实，该款应认定为原告合伙期间的投入，被告在原告退伙时出具借据，并将借据交付原告，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证明被告同意接受原告合伙的份额，双方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请求被告给付该款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被告称该款已由原告从大象饲料厂结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孟俊棋一次性给付原告武保川人民币91042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76元，减半收取1038元，由被告孟俊棋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孟俊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荣当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孟俊棋记账凭证一张及六张收购玉米的过磅单。拟证明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6月3日，合伙人共欠六位农户121042元玉米款，此款非上诉人借被上诉人武保川的款项；
证据2：马梅英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一份。拟证明马梅英的玉米款并未结清。
证据三：1.孟俊棋、武堡川、石海生合伙、退伙凭证；孟俊棋、武堡川、石海生三人书面约定的《烘干厂合作书》。拟证明孟俊棋、武堡川、石海生合伙证明。2.武堡川退货时的三名合伙人共同核对账目的记录。拟证明武保川退伙时，孟俊棋、石海生应退武保川合伙款226855元+个人玉米款106515元+3300元地皮款+240元电费+150元玉米芯=337060元。3.文水县大象禽业象丰饲料有限公司一厂、二厂给付武保川2765**元付款凭证。拟证明武保川散货之后，共计取走276557元，其中一厂取款177233元，二厂取款99324元。4.合伙人石海生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一份。拟证明武保川退货时，孟俊棋、石海生共欠武保川610**元。
被上诉人武保川质证意见为，该领取了276557元，对这个数字予以认可但对第2组马梅英证据有异议，马梅英与上诉人是亲属关系，其所出具的证明不应当予以采信；另外，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构成的121042元当中，包括马梅英的10000元，但是条子签订之后，二人又达成了合议，这10000元由上诉人支付，所以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的时候马梅英这10000元不在诉求金额内。马梅英的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4组证据石海生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与实际不符。其余证据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武保川当庭提交新的证据：租赁协议（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拟证明金额上面差了40000元的租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5年9月2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有上诉人每年40000元租用被上诉人位于胡兰镇赵村的玉米收购厂的所有建筑物，租金双方约定再2015年12月之前交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包括这40000元，故双方总金额包括这40000元。
上诉人孟俊棋质证意见为，其没有提到过租赁合同，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是另一个法律关系。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是玉米款，没有提到租赁费的问题。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伙人退伙，其它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法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被上诉人武保川要求退伙时上诉人孟俊棋为其出具121042元的借据一支，视为对上诉人退伙份额的认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关于上诉人所提一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的上诉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本案债权债务金额确定、关系合法，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以后，上诉人孟俊棋于2015年11月归还被上诉人30000元，且无其它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完毕其余债务，故上诉人孟俊棋仍负有继续履行其余91042元债务之义务。
综上所述，上诉人孟俊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76元，由上诉人孟俊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晓瑜
审判员 董国燔
审判员 张晓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