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岳民初字第07495号
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女，198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
原告（反诉被告）黄雄，男，198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燕锦阳，湖南湘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
法定代表人陈方平，院长。
委托代理人周宇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春霞，女，197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系该医院产科副教授。
原告袁汝博、黄雄诉被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被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刘蜜纯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周志国、成冠军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贺福华担任法庭记录。原告袁汝博、黄雄及其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燕锦阳、被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周宇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汝博、黄雄诉称：原告袁汝博于2013年6月怀孕，怀孕后至分娩前一直在被告处做孕检，所有的检查项目和时间均按被告医师的指导进行。原告袁汝博在被告处做的孕检结论显示，原告在怀孕期间身份状况正常健康，胎儿在子宫内发育正常健康。2014年3月13日早晨原告袁汝博至被告处分娩，当天16时46分原告在被告生下一名男婴，因未取名上户口，病历记载为袁汝博毛。袁汝博毛刚出生就被诊断出：1、新生儿窒息；2、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3、新生儿颅内出血；4、新生儿××；5、呼吸衰竭；6、新生儿败血症；7、新生儿高血糖；8、产伤致新生儿头皮血肿；9、代谢性酸中毒等严重疾病。原告袁汝博在被告处的孕检一切正常，因此，袁汝博毛的上述病症不管是出生前就存在还是在出生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其责任均在被告而不在原告。袁汝博毛出生后在被告的新生儿科治疗的过程中死亡。被告的过错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害，让原告痛苦万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两原告医疗费40000元、死亡赔偿金625680元、丧葬费26944.5元、交通费308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袁汝博的营养费5000元、鉴定费14900元共计815608.5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辩称：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符合相关技术指南，被告在诊疗过程中没有过错，与袁汝博毛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虽然有南方医科大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但是被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鉴定意见结论明显依据不足。
同时，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反诉诉称：反诉被告袁汝博于2014年3月13日在反诉原告处分娩，当天产下一名男婴，刚出生就被诊断出：1、新生儿窒息；2、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3、新生儿颅内出血？4、新生儿××？5、呼吸衰竭；6、新生儿败血症？7、新生儿高血糖；8、产伤致新生儿头皮血肿；9、代谢性酸中毒等疾病。后转入新生儿科NICU继续治疗，反诉被告要求积极抢救治疗后便再未前往医院探望，拒绝接听电话，将患儿遗留在医院长达9月余。该患儿于2014年12月26日上午8时3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住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169233.09元，反诉原告交纳了医疗费34000元，尚欠医疗费135233.09元。此外，反诉原告承担了袁汝博毛的生活护理费、奶粉营养费、尿不湿等费用，造成医院诊疗工作陷入困境，且患儿去世后遗体一直保存于太平间。两反诉被告系患儿的法定监护人，反诉原告和反诉被告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交纳医疗费是反诉被告的法定义务，也是确保反诉原告能为社会大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基础，为维护自身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反诉被告：1、偿还拖欠的医疗费135233.09元；2、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6980元（30元/天×283天），护理费33960元（120元/天×283天），营养费8490元（30元/天×283天）；尿不湿费5000元，尸体保存费31400元；3、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辩称：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基本的社会公德。反诉原告反诉的这些费用本来就是因为反诉原告的过错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反诉原告承担，现在反过来要反诉被告来承担这一后果，于法于理应当驳回。反诉被告袁汝博在医院待产的时候，主治医生一直都没有过来，直到后来生不出来，在护士打了几个电话后主治医生才过来。
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及反诉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病历资料。拟证明原告产前检查正常。
证据二、撤诉笔录、裁定书。拟证明两原告曾经起诉过。
证据三、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经鉴定，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发生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证据四、鉴定费发票。拟证明花费鉴定费14900元。
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医院只对检查结果负责。证据二，无异议。证据三，有异议，鉴定意见结论明显依据不足。1、医方的护理记录、胎心记录是真实的，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并非法院，没有排除护理记录上胎心记录真实性的权力。2、医方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入院记录中详细记录了患儿出生当时，在出生后1分钟进行了Apgar评分之后至出生后5分钟之间，给予了“气管插管、清理呼吸道、复苏囊加压给氧处理”，这些都是正规的复苏措施，鉴定文书第9页最后一行“上述记录并没有体现医方在复苏过程中充分评估的措施”没有依据。3、经过上述复苏后患儿“心率维持在140-150次/分左右，皮肤颜色欠红润，肌张力弱”，这些都是评估患儿时患儿具体表现的客观描述，这些客观描述则即是复苏效果的体现、也是医生对复苏效果进行评估的体现；鉴定文书第10页第一行“没有氧饱和度的监测记录”没有依据。4、鉴定专家认为的“没有体现医方在复苏过程中充分评估的措施”仅仅是指没有在病志文字中体现5分钟Apgar评分得出的分数值，但是没有具体分数值并不说明医方没有用其它语言文字对客观事实和评分项目进行描述，院方病历中已经有客观的描述。5、根据2014年患儿出生时、全国采用的第六版《新生儿复苏教程》（人民卫生出版社）第8页右侧栏“为什么Apgar评分不能用于指导复苏？”章节的第5行明确写明的是“作为评分构成要素的三项体征（呼吸、心率和颜色或氧饱和度）用于决定何时和如何进行复苏”，医方病志记录中已明确记录患儿复苏前后以及复苏过程中的呼吸、心率、肤色，是符合第六版《新生儿复苏教程》（人民卫生出版社）内容的。请注意，关于评分构成要素中，“呼吸、心率和颜色”文字之间用的是顿号“、”和“和”字，而在“颜色或氧饱和度”之间用的是“或”字（见图），即在皮肤颜色和氧饱和度这两项中只要记录了其中一项就是符合新生儿复苏规范的，而医方已经对复苏前后及复苏过程中患儿呼吸、心率、肤色进行了密切观察并已经详细记录，这种情况下鉴定专家在鉴定意见书中第10页第一行的认为医方“没有氧饱和度的监测记录”的意见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公平的。6、本案患儿为先天性疾患所致，因患者方不配合进行相应的检查，导致无法检出，其后果理应由患者方承担。证据四，无异议。
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病历。拟证明被告根据诊疗规范以及检查结果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
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医院没有过错。
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为支持其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费用清单；
证据二、费用证明。
证据一、二拟证明袁汝博毛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产生了欠费135233.09元。
证据三、遗体保存费用。拟证明为保存袁汝博毛遗体导致被告支付了相应的费用31400元。
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不清楚，期间双方没有沟通，所以有疑义，不能确定是用于袁汝博毛的费用，且没有第三方的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可。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事情发生后，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及时找医院处理此事，调解了几次没有成功，这个责任不在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当时医院给原告（反诉被告）黄雄打电话，小孩不行了，15分钟后打电话说小孩已经死了，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到的时候小孩就送到太平间去了。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就本、反诉一并提交的证据一能证明产前检查的情况，证据二能证明诉讼的过程，本院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据三，鉴定机构系双方共同选定，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没有提交相反的证据推翻鉴定意见，本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据四可以证明鉴定的花费，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就本诉提交的证据一及反诉提交的证据一、二、三能证明治疗过程、医疗费及遗体保存费的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申请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对袁汝博及其婴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其过错与袁汝博毛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月20日做出了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6]医鉴字第89号鉴定意见书，就鉴定意见中涉及的问题，又于2017年5月16日向本院出具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医函字第250号答复函，双方当事人对答复函均无异议。
结合上述认证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于2014年3月13日至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处分娩，当天产下一名男婴，刚出生就被诊断为：1、新生儿窒息；2、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3、新生儿颅内出血？4、新生儿××？5、呼吸衰竭；6、新生儿败血症？7、新生儿高血糖；8、产伤致新生儿头皮血肿；9、代谢性酸中毒等疾病，后入新生儿科NICU继续治疗。因认为袁汝博毛的上述病症是由于医院方的过错导致，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在交纳了医疗费34000元后未再交纳医疗费，袁汝博毛自出生后即在ICU病房治疗，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护理，不足部分的医疗费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垫付。2014年12月26日上午8时30分袁汝博毛因抢救无效死亡，袁汝博毛共住院治疗283天，住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169233.09元。袁汝博毛去世后，遗体保存在太平间，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垫付了保存费31400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申请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对袁汝博及其婴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其过错与袁汝博毛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费149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垫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月20日做出了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6]医鉴字第8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在对袁汝博及其婴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其过失行为在患儿损害后果（新生儿窒息、HIE及由此引起的脑损害后遗症）中的原因力大小属同等因素，建议参与度拟为41%－60%。因鉴定意见中没有明确患儿的损害后果的伤残等级，本院致函询问，2017年5月16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医函字第250号答复函，指出由于患儿死后未行尸检，仅根据病历资料无法明确其确切的死亡原因或病理学死因，仅能对其临床死亡原因进行推断，考虑可能为脑损害后遗脑功能障碍、脑水肿、脑萎缩、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其中导致其脑损伤的原因有多种可能，如缺血缺氧性脑病、化脓性脑膜炎的后遗症、脑发育不良，参与最终患儿死亡因素也是多方面的，除疾病本身，还包括患儿家属不积极配合对患儿治疗（病历中反复记录无法联系到家属）。因此，根据现有资料，尚无法对医疗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明确判断，仅能就医疗过失行为与新生儿窒息及缺血缺氧性脑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即本中心对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评定也仅能针对病历所诊断的疾病损害后果：新生儿窒息及缺血缺氧性脑病，对于其所致的伤残情况无法进行鉴定。伤残鉴定不是依据某个疾病的诊断就能进行评判的，而是需要看疾病最终遗留的功能障碍或残疾程度。伤残鉴定的主体是活体，且需在医疗终结以后，经过对人体进行法医学检查，综合分析判断并根据相应的评定标准，才能做出鉴定意见。故对于已经死亡的患者无法进行伤残鉴定。即使是活体，因婴幼儿无法配合检查，也是无法进行伤残鉴定的。因此，本中心无法对患儿患新生儿窒息、HIE及由此引起的脑损害后遗症这一损害后果的伤残进行补充评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在对袁汝博及其婴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其过失行为在患儿损害后果（新生儿窒息、HIE及由此引起的脑损害后遗症）中的原因力大小属同等因素，建议参与度拟为41%－60%。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对袁汝博毛的各项损失承担55%的赔偿责任。由于袁汝博毛已经去世，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作为其监护人及合法继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及获得相应的赔偿。
对于袁汝博毛的各项损失，本院认定如下：
1、医疗费，合计为169233.09元，其中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垫付的金额为34000元，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垫付金额为135233.09元；根据前述的责任划分，医院应当承担55%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还应支付医疗费42155元（169233.09元×45%-34000元）；
2、丧葬费，2016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491元/月，丧葬费应为26946元（4491元/月×6个月），根据其过错程度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应当承担14820元；
3、交通费，本院酌情认定为2500元，根据其过错程度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应当承担1375元；
4、鉴定费，根据发票为14900元，已由原告（反诉被告）黄雄、袁汝博垫付，该鉴定为明确医疗过错所必须，结合鉴定意见和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由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承担670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承担8195元；
5、尿不湿费，袁汝博婴共住院治疗283天，需要使用尿不湿是客观事实，该费用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支出，结合其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由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承担1000元；
6、营养费，应当由受害人主张，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无权主张。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产后需要加强营养符合情理，结合医院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承担袁汝博的营养费5000元；
7、护理费，袁汝博婴出生后直至去世，一直在ICU病房治疗，ICU病房不同于普通病房，无须其他护理，护理费应当包括在住院治疗费之中，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在医疗费外另行主张护理费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8、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由受害人主张，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无权主张，对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9、死亡赔偿金，鉴定意见指出，由于患儿已经死亡且未行尸检，参与最终患儿死亡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根据现有资料，尚无法对医疗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明确判断，仅能就医疗过失行为与新生儿窒息及缺血缺氧性脑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且无法对患儿患新生儿窒息、HIE及由此引起的脑损害后遗症这一损害后果的伤残等级进行补充评定。对于患儿的损害后果，应当由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承担举证责任，现因无法对医疗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明确判断。因此，对于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10、遗体保存费，根据发票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垫付的费用为31400元。该费用并非由于医疗行为而直接导致，医患双方在发生争议后均应积极处理善后事宜，在可能进行尸检期间所支出的遗体保存费用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多支出的费用属于不必要的损失，应当由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自行承担，现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未及时进行尸检，亦未及时处理遗体，产生的遗体保存费本院酌情认定由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承担11400元，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自行承担20000元；
11、精神损害抚慰金，袁汝博婴为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的第一个小孩，出生后即患重大疾病，最终因医治无效死亡，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遭受精神痛苦是客观事实，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应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其过错程度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为80000元。
前述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应当赔偿的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鉴定费合计为109390元（14820元+1375元+80000元+5000元+8195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各类损失合计109390元；
二、限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疗费42155元；
三、限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尿不湿费1000元；
四、限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尸体保存费20000元；
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417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承担3531元，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承担64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8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袁汝博、黄雄承担100元，被告（反诉原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承担228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蜜纯
人民陪审员 成冠军
人民陪审员 周志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贺福华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