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37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建设环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之江路36-1号102室。法定代表人：吴迎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谈红丽、石红晓，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士军，男，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孙彬，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天目山路358号。法定代表人：崔峻，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方禹，女，198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浙江建设环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基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士军、原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一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8月21日、2014年9月10日、2014年10月24日，姚士军与案外人杭州力德仕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德仕公司）先后签订3份工业产品买卖合同，姚士军合计向力德仕公司购买挖掘机4台，整机号分别为21AT2120032FK、21AT2120055AK、21AT21200582K、21AT21200567K。2014年8月25日，力德仕公司将整机尾号为32FK、55AK的两台挖掘机送至国贸大楼工地。2014年9月11日、2014年10月25日，力德仕公司先后将整机尾号为582K、567K的挖掘机送至科研大楼工地。根据前述3份合同的约定，挖掘机780000元/台，合计3120000元；在融资公司放贷前，亦即全部货款付清前，挖掘机的所有权仍属力德仕公司。因姚士军仅支付了2台挖掘机的部分货款381760元，其余款项均未支付，力德仕公司还垫付了4台挖掘机的保险费合计84676元，故力德仕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自国贸大楼工地将案涉4台挖掘机全部拖回。浙江中信浙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4台挖掘机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15年5月5日出具浙中信浙华评字[2015]第16号资产评估处置报告，确定案涉4台挖掘机使用频率较高，工作环境较恶劣，致使设备损耗严重，结合使用年限确定成新率，得出4台挖掘机的快速变现评估值分别为395200元、395200元、402800元及418000元。姚士军为此支出评估费10000元。2015年6月1日，力德仕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姚士军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4日做出（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449、450、451号民事判决书。根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案涉4台挖掘机原总价3120000元，另有保险费84676元，扣除姚士军已经支付的货款381760元，姚士军时欠力德仕公司2822916元。因力德仕公司已根据所有权保留条款将4台挖掘机拖回，而4台挖掘机的快速变现评估值合计为1611200元，加上力德仕公司支出的评估费10000元，故上述生效判决书判决姚士军合计还需支付力德仕公司1221716元。现姚士军已履行1220000元，上述生效判决对应的三个执行案件均已终结执行。2016年2月17日，姚士军起诉环境基础公司、浙江一建公司至原审法院，请求：1.环境基础公司向姚士军支付挖掘机使用费1508800元；2.环境基础公司支付挖掘机使用费的逾期利息损失62807.4元（以1508800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5.35%的标准暂计至2016年1月30日），此后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另计；3.浙江一建公司对上述第1、2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环境基础公司、浙江一建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审理中，姚士军主张环境基础公司侵害其物权，并因此变更第1、2项诉请中的挖掘机使用费为挖掘机经济损失。后经法庭释明，姚士军主张其与环境基础公司形成事实合同关系，并因此将第1、2项诉请中的挖掘机经济损失变更回挖掘机使用费。原审法院另查明，浙江一建公司系科研大楼项目、国贸大楼项目的施工单位，浙江一建公司将该两个项目的桩基工程分包给环境基础公司。姚士军时任环境基础公司的副总，是案涉两个工地的项目副经理，负责工地工作。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生效判决，案涉4台挖掘机自交付之日起至2015年4月15日力德仕公司将挖掘机自施工工地拖回止，姚士军对案涉4台挖掘机享有合法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姚士军购买挖掘机后，指示力德仕公司将挖掘机交付至环境基础公司负责桩基工程的科研大楼工地和国贸大楼工地，环境基础公司接受了该4台挖掘机并实际使用至挖掘机被力德仕公司拖回，应当认定在此期间，姚士军与环境基础公司之间分别通过交付挖掘机和接受挖掘机的形式达成了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姚士军有权要求该公司支付合同对价即挖掘机使用费。现姚士军、环境基础公司之间并无费用的约定，也无法确认挖掘机的每天使用时间或施工工程方量，姚士军认为根据案涉4台挖掘机的购买价3120000元及前案确定的挖掘机快速变现价值1611200元，可推知4台挖掘机经环境基础公司使用后价值合计减损1508800元，故以此主张挖掘机使用费为1508800元。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商品的租金通常包括商品因使用造成的价值减损及出租人利润之和。考虑到前述评估是为实现挖掘机快速变现需要所做，其确定的快速变现价值往往低于市场价值，故以此计算得出的价值减损金额一般高于挖掘机因环境基础公司使用造成的价值减损金额，但有鉴于姚士军应当享有的合理利润，该院酌情确定环境基础公司支付姚士军挖掘机使用费1400000元。因姚士军、环境基础公司之间并无履行期限之约定，故姚士军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之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浙江一建公司系案涉工地桩基工程的发包方，其与姚士军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姚士军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于2017年3月22日判决：一、浙江建设环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士军挖掘机使用费1400000元；二、驳回姚士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3944元，由姚士军负担2615元，浙江建设环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1329元。宣判后，环境基础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环境基础公司接受了姚士军的四台设备并实际使用，达成了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姚士军系该项目总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将自有设备喷刷环境基础公司的标志混入施工工地，因姚士军未及时支付货款，设备出卖方上门索付后环境基础公司才知道该设备系由姚士军所购买。但姚士军称其因人情关系代持而已，并承诺处理一切后果并包括支付设备余款及按其他设备同等价格支付使用费。环境公司坚持清退该设备时候，案涉四台设备被出卖方拖回。环境基础公司也因姚士军的该行为撤消了其工地总负责人的职务，终止了劳动合同。因此，环境基础公司自始至终均无与姚士军达成任何合同关系。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姚士军回答法庭询问购买、使用设备有关事实时明确表示是其同学魏某指使。而魏某并不能代表环境基础公司，环境基础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环境基础公司就四台设备并未与姚士军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因姚士军的行为确使环境基础公司得到了设备的使用利益，但并非有利益即存在合同关系，对照一审法庭调查的内容，本案法律关系类似不当得利。即便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也不能笼统的归结到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并由姚士军举证证明环境基础公司实际取得的利益。原审法院不能以酌情的形式判决环境基础公司支付使用费，且本案酌情的基础是错误的。（一）一审法院以设备评估价推定使用造成的价值贬损（折旧费）作为酌情的基础是错误的。设备的评估价对应的是交易价，机械设备、车辆等交易价格有“新机落地打八折”的共性，新设备一旦使用，即使只使用了数日，其交易价格下降可能达到原来价格的一半。本案中造成设备大幅贬损的原因是姚士军没有依约支付货款，并不是设备的正常使用折旧所致。机械设备的折旧通常按10年计算，一审法院按评估价推定使用造成的设备使用折旧，意味着该设备按2年折旧，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二）评估价仅作变卖时参考价，并不代表实际价值。姚士军与出卖方约定采用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形式，合同约定姚士军同意出卖方变卖该设备代偿欠款。而该案所涉设备并未经过变卖，也未与债务人协商一致，而是以法院判决的形式直接按评估价抵扣，此与流质、流押相同，可能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本案一审法院同样以评估价作为衡量折旧是错误的。三、本案即便不论法律关系的性质，仅以环境基础公司受益计算使用费，一审酌情的使用费140万元远超实际。按姚士军所述，四台设备轮转两个工地，雨天不工作。期间定有空置期，还有为期一个月的春节假期，实际工作时间平均不足五个月。按市场一般租赁价格，每台1.8万元，四台设备使用费大约40万元。租金按每台1.8万元与设备购买价78万元按10年折旧相符，符合实际情况。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6）浙0106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由姚士军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姚士军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姚士军与环境基础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姚士军出面购买四台挖掘机，正是因为环境基础公司的需求。正是基于环境基础公司开挖工地的需要，姚士军作为一个自然人才会购买案涉四台挖掘机，且环境基础公司对姚士军签订合同购买案涉四台挖掘机及使用的事实属明知。合同签订后，案涉四台挖掘机交付至环境基础公司的工地，其接受四台挖掘机，并实际使用，且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从未提出过异议。基于姚士军与环境基础公司直接通过交付挖掘机和接受挖掘机的形式达成了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之规定，双方虽未以书面合同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交付、实际使用等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因此，姚士军有权要求环境基础公司支付合同对价及挖掘机使用费。二、姚士军向环境基础公司主张挖掘机使用费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一审法院已经酌情调整了姚士军主张的使用费。经前案评估，案涉四台挖掘机经使用后的快速变现评估值，总价值减损1508800元。案涉四台挖掘机的价值减损，完全是环境基础公司的实际使用所致。姚士军据此主张挖掘机使用费，符合事实及法律，一审法院根据评估报告作为使用费的认定和参考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和日常交易习惯。环境基础公司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亦认可使用案涉四台挖掘机获得收益的事实，其应向姚士军支付使用费。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浙江一建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中关于浙江一建公司的认定部分，事实清楚，本案事实和法律关系均与浙江一建公司无关。环境基础公司也未将浙江一建公司列为被上诉人，浙江一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二审中，环境基础公司与姚士军、浙江一建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环境基础公司与姚士军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环境基础公司是否应向姚士军支付挖机使用费。姚士军主张因环境基础公司接受并实际使用了案涉四台挖掘机，故双方构成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根据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案涉四台挖掘机系由姚士军购买，而自姚士军购买案涉四台挖掘机至案外人收回四台挖掘机期间，姚士军均任该工地负责人，即实际该四台挖掘机的购买、交付、使用均由姚士军所为，该行为为姚士军代理建设环境公司与自己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自己代理行为，应属无效。该民事法律行为虽无效，但环境基础公司获得了使用姚士军购买的挖掘机的相应利益，故仍应支付相应的使用费。且环境基础公司所获收益为其使用四台挖掘机期间的收益，该收益不应以前案中的快速变现价值贬损作为依据。本院根据查明的环境基础公司实际使用四台挖掘机的时间，结合挖掘机市场价以及双方当事人与此有关的陈述，酌情确定环境基础公司支付姚士军挖机使用费900000元。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二、浙江建设环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士军挖掘机使用费900000元。三、驳回姚士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9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3944元，由姚士军负担13712元，浙江建设环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2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姚士军、浙江建设环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分别负担6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丹审判员 金瑞芳审判员 毕克来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