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07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志祥，男，1964年4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镇年，上海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浩，男，1969年2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金煌煌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白莲泾毛家宅12号1-3幢。
法定代表人：沈志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镇年，上海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志祥因与被上诉人吴浩、原审被告上海金煌煌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煌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26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志祥和原审被告金煌煌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镇年，被上诉人吴浩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沈志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吴浩的原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本案是单纯的股权转让协议，涉案股权已经转移完毕，吴浩无权要求投资款返还或股权回购。2011年5月20日沈志祥与吴浩签订的《出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取代了之前签订的《投资参股协议》，所以《投资参股协议》不再有约束力。而且《投资参股协议》第五条内容的真实意思是保障吴浩取得股权，即在吴浩无法取得股权的情况下，沈志祥才应返还吴浩人民币200万元（以下币种同）股权转让款。吴浩起诉时恶意隐瞒存在《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已经完成的事实，在原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缺乏诚实信用。由于吴浩偷换、隐瞒事实，原审没有认真厘清事实，导致法律适用错误。
被上诉人吴浩辩称，《投资参股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投资期限和还款期限，沈志祥未按约履行，吴浩多次催讨，但沈志祥和金煌煌公司以经营困难为由一直拖延。在合作过程中沈志祥一直欺骗吴浩，缺乏诚信。按照沈志祥对《投资参股协议》第五条的解读，若2011年股权转让不成，2015年4月才返还投资款，明显不合逻辑。2011年5月20日的《出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的，不构成对《投资参股协议》的替代。吴浩与沈志祥签订《投资参股协议》的原因是吴浩的投资需要有保障，所以才约定股权转让以及金煌煌公司作担保。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金煌煌公司辩称，同意沈志祥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与金煌煌公司无关。
被上诉人吴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志祥、金煌煌公司以200万元为对价回购吴浩所占公司全部股权；2、判令沈志祥、金煌煌公司连带支付吴浩违约金60万元；3、诉讼费由沈志祥、金煌煌公司共同负担。一审中，吴浩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沈志祥、金煌煌公司共同向吴浩偿付投资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25日，上海A有限公司的《章程》中第四章第五条中载明：“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2009年11月6日、沈志祥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90%；沈某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10%。”
2011年5月12日，吴浩向沈志祥支付了200万元。
2011年5月16日，吴浩（作为乙方）与沈志祥（作为甲方）签订《投资参股协议》一份，该协议在前言部分约定：“甲方于2007年投资成立上海B有限公司（2010年8月变更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甲方拥有标的公司90%的股份。……”第一条约定：“乙方投资的资金为200万元，甲方向乙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19%。”第二条约定：“甲方保证乙方的股权享受原始股东的一切待遇，同时向乙方出具相应的股权证明，于投资款到标的公司账户后7日内向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第五条约定：“鉴于上述甲方的承诺，2015年4月30日前甲方同意用公司财产作为乙方投入资金的担保，即届时乙方还没有收回全部投资金额的，公司应优先偿还乙方投入的资金。”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如有违约的，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60万元。”
2011年5月20日，沈志祥（作为出让方）与吴浩（作为受让方）签订《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本合同转让标的为出让方在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所持有的出资95万元，占该公司总出资额19%的股权。”第三条约定：“双方约定上述标的物转让价格为200万元。”第四条约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即告生效，并视为标的公司股东已发生变更。甲方应配合乙方于本合同生效后30日凭本协议及修订后的《章程修正案》等有关文件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三日内由受让方一次性直接给付给出让方。”
同日，上海A有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该决议中载明：“一、同意股东沈志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19%的股权（原出资额为95万元）转让给吴浩，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沈志祥，出资额：355万元，出资比例71%；吴浩，出资额：95万元，出资比例19%；沈某，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以上表决结果：同意股东占总股数：100%。”股东沈某、沈志祥在决议上签字确认。
同日，上海A有限公司又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该决议中载明：“一、成立新一届股东会；二、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沈某、吴浩、沈志祥在决议上签字确认。
嗣后，上海A有限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中第一条载明：“现修正章程第四章第五条为：……2011年5月23日，沈志祥出资355万元，占注册资本71%；吴浩出资95万元，占注册资本19%；沈某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10%。”股东沈某、沈志祥、吴浩在该修正案签字确认。
吴浩现为金煌煌公司的股东。
2013年10月25日，金煌煌公司由原名称上海A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
一审法院认为，吴浩与沈志祥分别于2011年5月16日、5月20日签订的《投资参股协议》、《出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吴浩于2011年5月11日向沈志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200万元，虽然在该转账凭证中并未列明该款项的性质，然从《投资参股协议》、《出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来看，吴浩需向沈志祥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且从《章程修正案》及《股东会决议》所载内容来看，沈志祥将其持有的金煌煌公司19%的股权转让给吴浩，亦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故吴浩支付给沈志祥的200万元应视为股权转让款。吴浩通过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方式，取得了金煌煌公司的股东资格，沈志祥以转让股权的方式在获得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将其对金煌煌公司的出资份额即投资额转让给吴浩，同时在《章程修正案》中，金煌煌公司及其全部股东认可亦确认沈志祥将其对金煌煌公司的出资投入转为吴浩的投资。
虽然吴浩与沈志祥就案涉股权转让交易分别于2011年5月12日、5月20日签有两份协议，两份协议针对同一笔股权转让交易，但在《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存有排斥《投资参股协议》内容的事项，《投资参股协议》仍对吴浩与沈志祥具有约束力。另外，《投资参股协议》的签订双方为吴浩与沈志祥，并且在该协议的前言部分还明确了金煌煌公司为标的公司，从语义表述来看，该协议中已经明确区分了沈志祥与金煌煌公司，也明确约定了沈志祥用“公司财产”即金煌煌公司的财产用以偿还，即两者在该协议上的意义存在较为明确的独立性，不存在吴浩误以为沈志祥代表金煌煌公司的情形，故对吴浩主张沈志祥代表金煌煌公司签约的意见不予采信。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如按照《投资参股协议》中的前述约定，金煌煌公司返还吴浩投资款项，则存在吴浩抽逃出资之嫌，故该项约定对金煌煌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吴浩要求金煌煌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与依据不足。
按照《投资参股协议》约定的内容，如吴浩于2015年4月30日前未能收回其全部投资的，金煌煌公司应优先偿还其投资的200万元。对于该项的约定，沈志祥、金煌煌公司认为其书面文意为若金煌煌公司无法偿还吴浩投资款项时，则由沈志祥予以偿还。按照前述理解，该项约定应视为金煌煌公司为沈志祥偿还吴浩之投资款项的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现沈志祥、金煌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金煌煌公司愿为沈志祥该项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且金煌煌公司亦非该《投资参股协议》的当事人，该项约定亦未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故沈志祥理应独自承担返还吴浩投资款200万元的责任。沈志祥、金煌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浩在投资入股金煌煌公司期间获得任何红利或分红，故沈志祥承担返还投资款义务的条件成就，其理应向吴浩返还投资。按照《投资参股协议》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如有违约，则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60万元。现沈志祥未能保证吴浩在投资期间获得分红或者红利，且在上述条件发生后，亦未能返还吴浩投资款项，显属违约，故其理应承担向吴浩支付违约金60万元的责任。遂判决：一、沈志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浩200万元；二、沈志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浩违约金60万元；三、驳回吴浩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吴浩负担50元，沈志祥负担27,55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吴浩明确表示，若沈志祥清偿了投资款，则吴浩愿意配合将其持有的金煌煌公司股权回转给沈志祥。
本院认为，若当事人就相同事项先后签订权利义务不同的合同，对前后合同的效力又无特别约定的，则应视为后合同的内容取代前合同。但是若前合同约定了多项内容，而后合同仅就其中一项进行变更的，则除该变更事项之外，前合同的其余内容自不得视为也被后合同所取代。再者，若后合同仅系就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细化或补充，与前合同内容并无抵触的，则即使前后两份合同系针对同一事项进行约定，前合同也不因被后合同取代而失效。本案中，就系争《投资参股协议》的约定观察，该协议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吴浩出资200万元受让沈志祥持有的金煌煌公司19%的股权，二是沈志祥承诺若2015年4月30日前吴浩未收回全部投资金额的，由金煌煌公司偿还吴浩投入的资金。而《出资（股权）转让协议》则是针对沈志祥向吴浩出让股权的具体操作过程进行约定，其中约定的转让股权的份额、转让价格均与《投资参股协议》相同，只是对股权转让过程中的部分细节进行补充和调整。对于《投资参股协议》所约定吴浩未收回出资情况下由金煌煌公司偿还资金的内容，《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提及。由此可见，《出资（股权）转让协议》虽签订在后，但其仅是对《投资参股协议》中某一方面的事项进行的细化约定，并不导致整个《投资参股协议》被取代而失效。沈志祥称《出资（股权）转让协议》取代了《投资参股协议》致使后者不再有约束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投资参股协议》第五条中约定了特定的条件和因此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具体而言，以吴浩在2015年4月30日前没有收回全部投资金额为条件，该条件成就时，发生金煌煌公司应偿还吴浩资金的法律后果。该合同条款明确具体，就其文意观察，显然并非沈志祥上诉所称股权转让不成的情况下返还转让款，故本院对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现沈志祥无证据证明吴浩在2015年4月30日前通过分红或其他途径收回其投资金额，则上述第五条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按照约定金煌煌公司应当偿还吴浩200万元。但是金煌煌公司并非《投资参股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因此该第五条的内容实质是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设定义务，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该义务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准此，吴浩无权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金煌煌公司履行义务，只能要求沈志祥清偿债务，原审据此判决由沈志祥向吴浩返还20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另，按照《投资参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违约方应支付违约金60万元，现经查明，沈志祥在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条件成就时，拒不履行第五条约定的义务，已构成违约，故原审判决其支付吴浩违约金60万元并无不当。
关于沈志祥称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吴浩无权要求返还投资或股权回购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公司股东受让股权之后，若无法律规定的特殊事由或合同特别约定，固然无权要求返还股权转让价款或要求他人回购股权，但是本案系争《投资参股协议》并非单纯约定股权转让事宜，其第五条内容实质是沈志祥保证吴浩可以在2015年4月30日以前收回投资。若由股权所在公司向股东返还投资款，则属于抽逃出资而无效，但是股东个人之间保证收回投资并由股东个人承担返还责任，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第三人利益，故本院认定该第五条约定有效，原审据此判决并无不当。吴浩于庭审中明确表示在沈志祥返还投资款的前提下，愿意配合将股权回转给沈志祥，于法无悖，本院予以认可。但股权转让事宜并非吴浩原审诉请的范围，故在本案中对此不作处理，当事人可另行解决。
综上，沈志祥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上诉人沈志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素华
代理审判员 孙 倩
代理审判员 盛宏观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印 铭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