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8行终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雷州市雷州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苏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朝卿，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冯荣，广东雷三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仁进，男，196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雷州市，
委托代理人李祖裕，广东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作相，男，汉族，1955年8月6日生，住雷州市。
委托代理人谢曜蔚，广东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雷州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雷州市雷城镇西湖大道147号。
法定代表人洪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春润，男，汉族，1976年11月25日生，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雷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雷州市住建局）、王仁进因规划行政许可纠纷一案，不服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粤08**行初2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涉案的雷州市××大道××、××、××三宗土地，由雷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报请雷州市人民政府，雷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月19日以雷府函（2010）7号批复，同意挂牌出让。第三人立信公司以2688万元竞拍上述土地使用权，因该地块范围内尚有土地未回收，国土部门未与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未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之后，由于立信公司与唐时光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立信公司不能依时履行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唐时光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8月3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河区法院”）以（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重新公开拍卖上述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并委托了广东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第三人王仁进于2015年4月30日以2672.1547万元竞得，并于同日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中第五点“委托法院对拍卖标的的竞买条件及情况说明”中第4项约定：…上述地块范围内尚有23户村民土地未回收，导致国土部门至今未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此，上述土地如能够拍卖成交，仍须由买受人自行到国土部门完善相关土地征收手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后才有办理过户的可能，这方面的风险须由买受人自行承担。”第三人王仁进于2016年1月29日以第三人立信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就涉案地块与雷州国土局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6-000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于2016年10月31日与国土局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将原合同中原有的9115.1平方米的地块面积变更为7951平方米。并向被告提交了申请书，申请办理涉案三宗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告雷州住建局没有进行审批前公示，也无告知原告等权利人有申请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于2016年11月15日就新城大道23号地块为立信公司核发了地字第4408822016G0012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告不服，因此诉至该院。
另查明，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了（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归买受人王仁进所有。并于同年8月3日向被告发出了（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被告协助王仁进单方办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便买受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被告收到该协助执行通知后，于2015年11月27日向天河法院发出雷住建【2015】134号《关于要求协助办理买受人王仁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处理意见的请示》，将涉案土地存在23户未回收的遗留问题告知，并函询“是在处理地块存在遗留问题，办理土地回收手续后给予办理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依据贵院《执行通知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直接给予办理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恳请给予答复。”天河法院在2015年12月3日向被告发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函，告知“至于贵局提出的是处理完上述土地使用权的遗留问题再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还是依据我院的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直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问题，因上述土地的遗留问题不在本案的执行范围，故应由贵局依法依规处理。”
2015年5月28日，雷州国土局向雷州土地储备中心出具雷国土资函（2015）273号《关于要求提供新城大道23号、24号A、24号B宗地有关回收情况资料的函》，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于2015年6月1日向雷州国土局发出雷土储函【2015】26号《复函》，函复第四点载明土地现状为包括本案原告所有土地在内的23宗土地尚未回收，并告知宗地持证情况为23号地块D111宗地王君与24号A地块D058宗地王尧平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他宗地持官茂村《村宅基地使用凭证》。
此外，本案原告不服雷州住建局曾于2016年4月28日向第三人立信公司在涉案土地上核发的地字第4408822016G006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曾于2016年5月6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粤0891行初130号判决，撤销雷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经湛江市中院二审维持。
原告不服被告雷州国土局于2016年1月29日与第三人王仁进签订合同编号为2016-000001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于2016年11月3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查明：雷州市国土局在向天河区法院出具的雷国土资函（2016）129号《征询函》中对涉案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明确说明洪作相以本人的名义收购了涉案范围地内的11宗土地。该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6）粤0891行初265号行政判决书，以依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撤销编号为2016-000001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再查明：2012年8月22日，原告与王君签订《宅基地契》，王君将其所有的位于涉案地块内的雷州白沙镇官茂村92平方米的土地（土地证号：雷府国用（96）字第022853/08240306979《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向王君支付了转让款72万元，王君将该地交付给原告。2012年8月16日，原告与王仁益签订《宅基地契》，王仁益将其所有的位于雷州白沙镇官茂村西新村场92平方米的宅基地以70万元转让给原告，王仁益后将该地交付给原告。
原审认为，本案是规划行政许可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所作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否属于《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执行范围，本案的诉求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三、被告所作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事实是否清楚，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被告雷州市住建局在收到天河区法院的（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向天河区法院发出雷住建【2015】134号《请示》，函询核发规划许可证与解决遗留问题的先后顺序问题，天河区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向被告发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函明确：“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对于先解决土地遗留问题再核发规划许可证还是直接依据执行裁定与协执核发规划许可证的问题，由被告雷州住建局依法依规处理。”无论是天河区法院向雷州住建局回函的原因，还是从函的内容、或者是从函的行文编号来看，该（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函明显属于天河法院对涉案三地块执行过程中的正式文书，是针对同一执行标的中的如何执行，能否执行、执行事项范围等具体重要内容的说明，应当视为是对其的补充，即已明确说明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因此，对于原告的起诉，本院应当受理。
二、关于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宅基地使用凭证》、雷府国有（96）字第022853/08240306979《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契》、委托书、收据等多项证据以证明自己对涉案的新城大道23号D111、D121地的权属，而在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出具的雷土储函【2015】26号文和64号文也已经确认了本案原告购买的11座土地分属于新城大道23号、24A、24号B地块，且上述地块尚未被回收的事实，故原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关于被告与第三人主张的原告所控股的雷州洪都大酒店在2014年穗天法执异字第65号执行裁定中已被驳回执行异议,故其无权以自己名义主张土地权属的问题,因2014穗天执异字第65号案审理的案件焦点为雷州洪都大酒店与立信公司的《合伙协议书》能否对抗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该裁定书仅是认定该《合伙协议书》是雷州洪都大酒店与立信公司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这与本案审理的问题并无关联，在本案中原告已提交了以其名义收购土地的收据、《宅基地使用凭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契》等证据来证明其权属，故对被告及第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与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三、关于被告所作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事实是否清楚，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判断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基本标准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程序是否合法。依据《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的规定，被告作为城乡规划部门，为申请人核发的规划许可证涉及到本案原告的重大利益关系时，其依法应当进行审批前公告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本案中，被告在为第三人立信公司核发规划许可证前没有依法经公示和听证等程序，属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雷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给第三人雷州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的地字第4408822016G021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雷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担。
雷州住建局上诉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甚至与生效裁定互相矛盾。(一)一审认定上诉人超越协助执行范围是错误的。根据拍卖土地的范围及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复函等文书的要求，上诉人的协助执行义务是办理雷州新城大道23号、24号A、24号B地块的规划许可证。天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在与上诉人函商协执过程中形成《新城大道23号24号地块红线图》，并由天河区法院执行局盖章确认,该红线图是上诉人协助办理规划许可证的范围。上诉人在上述范围内办证，完全未超出天河区法院确认的范围。一审法院审查上诉人是否超越执行范围应以天河区法院确认的“红线图”为依据。但一审对此视而不见，认定上诉人办理规划许可证超越执行范围，显然是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把天河区法院复函中“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理解为“涉案土地不属执行范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天河区法院复函是在要求上诉人给予涉案土地办理规划许可证的前提下，才指出“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这一补充内容，显然是指涉案土地的回收和补偿问题不是法院强制执行的范围，即如何回收、如何补偿是另个法律关系，不是本案执行范围，而不是指有遗留问题的土地不是法院的执行范围。
一审判决将“复函”中的“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理解成“涉案土地不属执行范围”，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三）一审判决认定洪作相对发证范围内的11宗宅基地享有实体权利，违背了天河区法院生效裁定。广州市天河区法院（2014)穗天法执异字第65号执行裁定书是一份生效的法律文书。根据该裁定认定的事实，洪作相所回收的11块宅基地属于洪都酒店履行与立信公司合作协议，作为洪都酒店投入立信公司并以立信公司名义经营的资产，天河区法院在洪都酒店提出的执行异议程序中，已经裁定为立信公司的财产，并准予强制执行偿还立信公司的债务，驳回了洪都酒店的异议。根据该裁定载明的事实，洪作相作为洪都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在异议陈述中主张其回收的11块宅地是基于与立信公司的合作关系，是代表洪都酒店履行合作行为，视为投入立信公司并以立信名义经营的财产，并不是他个人的财产。因此，洪作相对涉案的11宗宅基地已丧失实体权利。本案一审时，上诉人与第三人王仁进主张洪作相无权主张土地权属问题”，但是一审判决却认为天河区法院的裁定“仅是认定该《合伙协议书》是雷州洪都酒店与立信公司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这与本案审理的问题无关联，在本案中原告已提交了以其名义收购土地的收据、《宅基地使用凭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契》等证据来证明其权属，故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这一认定，实际上确认了洪作相个人拥有这11块宅地的权属，这与当事人过去的陈述不符，也与天河区法院生效裁定相违背，显然是错误的。而且，该事实认定一旦成立，涉案土地将无法再给王仁进办理规划许可证，天河区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上诉人将无法履行。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根据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认定可受理，并判决撤销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的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协助执行时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给予立案，立案后又不顾已查明的“协执”事实，没有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反而撤销规划许可证，显然是错误的。
(二）上诉人办证是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一审判决适用普通的发证程序来审查协助执行行为，也是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办理规划许可证，是基于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行政机关并无权质疑和审查天河区法院的生效裁判和协助执行文件，也不存在对涉及的其他当事人的权益的审查问题，而且涉案的11宗土地已在执行听证程序中，由执行法院作出生效裁定确认属立信公司被执行财产。
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行政许可行为，并适用《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强调上诉人必须对当事人的申请必须审查，在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一审法院据此，以上诉人未举行听证和公告程序为由，判决撤销上诉人的规划许可证。这显然是把协执行为，视为行政许可行为来适用法律，不但适用法律错误，而且也让上诉人无所适从。另，被上诉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起诉资格。
综上所述，天河区法院拍卖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在未被撤销之前对任何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人对涉案土地有任何权属争议，均应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来解决，而不是对协助执行行为提出行政诉讼。上诉人的发证行为（无论是地块名称、面积、四至等），都没有超出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的范围，一审判决撤销，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请求依法改判。
王仁进上诉认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与执行法院生效裁判和协助执行文件不符。（一）原审法院对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的协助执行文件断章取义，属认定事实不清。天河区法院的协助执行文件要求雷州住建局必须为王仁进单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发证11座宅基地拥有权属，没有法律依据，与天河区法院执行裁定书相违背。原审判决引用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的函件认定被上诉人对11座宅基地拥有权属错误。天河区法院已对案外人雷州洪都大酒店有限公司作出执行异议裁定，否定洪作相作为雷州洪都大酒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拥有11座回收土地权属主张。二、被诉行政行为是根据人民法院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行政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程序合法，原审判决用普通行政机关的发证行为衡量协助执行行为不当。四、被上诉人与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没有利害关系，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争讼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没有事实根据。在执行案件中洪作相作为雷州洪都大酒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提出执行异议，主张11块宅基地的份额。天河区法院已于2014年9月23日作出裁定，驳回雷州洪都大酒店有限公司异议。被上诉人无提起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土地权属清晰、合法，涉案行政行为是根据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原审法院受理本案适用法律不当。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无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且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依法改判。
洪作相答辩认为，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被上诉人在本案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证据证明，洪作相向王君等人购买了其所有的宅基地，支付了相应的价款，王君等人也将其宅基地交付给洪作相，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在雷土储函[2015]26、64号文中均认定洪作相收购的11块宅基地分布在涉案的23、24A、24B地块范围内，因此，洪作相是该11块宅基地的权利人，洪作相与涉案的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两上诉人主张洪作相11块土地是执法确权不正确，洪作相以个人名义购买的11块土地在被上诉人个人手上，而不在立信公司手上，洪作相没有被列为被执行人，也不是担保人，不属于另案的执行财产，另外天河区法院裁定是因洪都公司提出执行异议，而不是确权之诉，不能确认洪作相11块地属于立信公司的财产依据，土地没有经过土地部门确权之前，司法机关不能干预行政机关确权，另外，在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2014）26、64号文件，洪作相收到的11块土地是以个人名义收到的；另外51-55号案当事人同样具有主体资格，1、没有变更本案范围前，明确该五个当事人分布在涉案地块中，虽然住建局调整了范围，但是没有明确调整了多少出去，调整了多少平方，住建局的调整对于五被上诉人事实不清；2、根据图表显示，五被上诉人被剔除，应该给五被上诉人留滴水空间，我们的土地是宅基地住宅，与本案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另外，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在雷土储函[2015]26、64号文中也认定其他被上诉人的宅基地在涉案的23、24A、24B地块范围内，故其他被上诉人也与涉案的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
三、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
天河法院在[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函已明确了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但雷州住建局却将尚未回收的土地作为执行标的物给予办证，显然雷州住建局在协助天河法院执行过程中扩大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四、涉案的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的问题。涉案的许可证在程序与实体上均违法，应予撤销：1、雷州住建局颁发涉案许可证前，没有按城乡规划法及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审批前论证会、听证会，严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2、从本案的事实可知，雷州市人民政府尚未回收被上诉人的宅基地，而雷州住建局颁发涉案的许可证却将被上诉人的宅基地包含在内，严重侵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五、虽然本案启动的程序是在法院执行中启动的，但是要按照行政许可法和城乡规划法颁证。请求：驳回上诉。
上诉人王仁进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雷州市国土资源局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来往函件，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上诉人王仁进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本院调查取证。经审查，王仁进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的规定，故对其调取证据申请，不予支持。
经审理查明：本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庭审质证情况，确认原审判决查明事实。
另查，雷州国土资源局和王仁进于2016年10月31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书，双方约定：将2016年1月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第二章第四条中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2016-000001，宗地总面积9915.1平方米，本合同项下出让土地坐落于雷州市××大道××、××、24Ｂ。先期办理用地手续，宗地面积7951平方米，余下尚未回收的116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待回收后，再签订用地手续。雷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6年10月26日向王仁进发出《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编号：【2016】033号），其中用地项目名称：王仁进；用地位置：新城大道23号24A号24B号地块。
再查，争讼的地字第4408822016G0012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登记的用地单位：雷州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位置：新城大道23号地块；用地性质：住宅兼商业以住宅为主；用地面积2520.1平方米。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争讼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协助执行范围？2、被上诉人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3、争讼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1、关于争讼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协助执行范围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扩大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两上诉人上诉认为雷州住建局向第三人雷州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为，是履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要求的协助执行义务。由查明事实可以确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向上诉人雷州住建局发出的（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雷州住建局“协助买受人王仁进单方办理位于雷州市××大道××、××、××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从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可以确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要求为买受人王仁进办理涉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并未要求为第三人雷州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另一方面，涉案地块中含有被上诉人主张的已经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权属凭证的部分宗地，而相关权属证书尚属有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相关函件已明确“上述土地的遗留问题不在本案执行范围，故应由贵局依法依规处理”。这种情况下，将本案雷州住建局的行政行为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内容相比对，可以确认雷州住建局将包含部分已登记权属的宗地在内的涉案地块，向第三人雷州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争讼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明显扩大了协助执行的范围。因此，二上诉人认为争讼行政行为是协助人民法院执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由查明事实可知，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曾出具公函，明确告知相关职能部门，包括被上诉人主张的宗地在内的23宗土地位于新城大道××、××、××三宗国有土地范围内，且尚未回收。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了相关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宅基地凭证、委托书、收据等证明其与争讼行政行为的关联性。据此，雷州住建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与被上诉人主张的财产权有利害关系，故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前述法律对于原告资格的界定，因此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观点，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是否享有涉案11块地块权属的问题，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范围，两上诉人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3、关于争讼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依据查明事实，上诉人雷州住建局曾于2016年4月就涉案地块的规划许可问题作出相关行政行为，而被上诉人对此不服也曾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亦作出判决。因此被上诉人与涉案地块的利害关系明确具体，而上诉人雷州住建局对被上诉人与涉案地块的关系，亦属明知，这种情况下，该局就涉案地块的规划许可问题作出争讼行政行为前，理应按照前述法律规定，通知利害关系人，听取其陈述、申辩。而上诉人雷州住建局未曾履行该程序，属程序违法。
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雷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王仁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纯京
审 判 员 梁康宁
代理审判员 杨丹红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梁春雨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