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72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亚玲
委托代理人：陈志雄，广东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负责人：kimhyeongmog（金衡睦）。
委托代理人：蔡飞，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姗，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蒙，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徐世云，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负责人：裴为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蒙，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徐世云，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黄亚玲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一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黄亚玲于2007年10月20日入职北京方胜理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该司于2013年8月5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名称变更为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企顾问公司）。黄亚玲与该司最后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12月28日至2014年12月27日，约定黄亚玲被派遣到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广州分公司）工作，派遣期限同劳动合同期限，担任促销员岗位；黄亚玲在用工单位工作时间实行不定时工作，约定黄亚玲劳动报酬为基本工资1000元／月、绩效工资及补贴以双方约定为准。该劳动合同另有载明：劳动者同意，公司可以将劳动者从用工单位撤回；用工单位将劳动者退回公司，或公司将劳动者撤回时，公司除可按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与劳动者解除、终止合同或再派出外，也可安排劳动者在公司待岗，待岗期间的工资按公司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发生争议期间，劳动者未提供劳动，且双方劳动合同尚未解除或终止，公司可按劳动者工作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在该劳动合同实际履行中，黄亚玲的工资由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发放，每月的工资在次月的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2013年12月26日，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对黄亚玲发出待岗通知，载明因其与三星广州分公司的派遣商务合同到期，且经沟通，黄亚玲拒绝更改原劳动合同而要求继续履行，并同意进入待岗，故通知黄亚玲自2014年1月1日起进入待岗期间。待岗通知未提出与黄亚玲解除劳动合同。2013年12月31日，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对苏宁客村店发出退场证明，证明黄亚玲为其促销员，需办理退场。
黄亚玲在待岗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755.44元，每月的工资单显示包含底薪、提成奖金、达成比例奖金及通讯费。自2014年1月起在扣除社保、住房公积金后按照每月1550元的标准支付实发工资。
关于2012年和2013年的休息日加班费，黄亚玲主张因劳动合同中关于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没有经过劳动部门的批准而无效，应按标准工时制计算，其每周上班6天（次），其中周一到周五上班4次，每次工作7小时，周六日每次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超过46小时，提交了出勤班表邮件拟证明其加班事实，提交了2013年12月考勤单拟证明其一周上班6天（次），提交了工资单拟证明公司未发放其加班工资。上述出勤班表邮件显示有黄亚玲2013年3月到6月期间若干星期的班表，其一周之中有4天上班时间为9：30-16：30或15：00-22：00（7小时），2天上班时间为13：00-22：00（9小时），个别日期上班时间有所延长。工资单显示有其若干月份的工资明细情况，工资包括底薪、加班费、级别工资、提成奖金、达成比例奖金、通讯费等，其中出勤天数一栏为21天或22天或21.75天。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认可2013年12月考勤单，但不确认出勤班表邮件和工资单的真实性。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主张黄亚玲每周休息1天，每天工作6.5小时，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对促销员岗位实行不定时制，黄亚玲不存在加班的事实，无需支付加班费。三星广州分公司表示黄亚玲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提交了广东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黄亚玲所在的苏宁客村店的促销员的正常工作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排班情况的公函：周一至周五早班9：30-16：30（午餐休息一小时），晚班15：00-22：00（晚餐休息一小时）；周六日早班9：30-18：30（午餐休息一小时），晚班13：00-22：00（晚餐休息一小时）。黄亚玲对该公函不予确认，同时认为作为促销员，其在卖场短暂的用餐时间是生理需要，应计入工作时间，且在用餐时若有顾客出现，其仍需要接待顾客。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提交了员工手册、关于工作时间及加班制度的确认书、行政许可决定书。员工手册载明员工加班须经公司批准，关于工作时间及加班制度的确认书显示黄亚玲对此签字予以确认，行政许可决定书载明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2月30日批准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的销售主任、销售代表、督导、客户服务代表、导购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黄亚玲表示事实上其无法拒绝公司要求其加班，而关于不定时工作制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是在2013年12月30日作出的，对其不生效。
关于忠诚奖，黄亚玲提交了三星促销员执行手册，2013年3月份的工资单（工资明细显示有忠诚奖600元），主张依据该手册，其已领取2012年的忠诚奖，未领取2013年的2000元忠诚奖。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对工资单不予确认，表示其未与黄亚玲有忠诚奖的约定，且上述三星促销员执行手册显示“适用于工资在省办发放的全体三星促销人员”，并非适用于三星广州分公司的黄亚玲。三星广州分公司提交了《hhp导购员kpi改革》，该文件显示员工薪资结构中并无忠诚奖的项目，黄亚玲对该文件不予确认。
原审庭审中，黄亚玲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均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尚未解除。
黄亚玲于2014年1月7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1、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共同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费39554.01元；2、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共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9265元；3、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共同支付2013年忠诚奖2000元；4、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共同支付2014年1月1日至劳动仲裁结束之日的工资50000元。该会于2014年3月14日作出裁决：驳回黄亚玲的全部仲裁请求。黄亚玲不服该裁决，于2014年3月31日诉至原审法院。
黄亚玲在原审诉称：黄亚玲于2007年10月20日入职三星广州分公司工作。由于三星广州分公司都是通过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与黄亚玲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至2014年12月27日止。黄亚玲一直都是在三星广州分公司担任产品代表，每月工作26天，每周超过48小时。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没有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用，并从2013年起，停发了黄亚玲2013年度的忠诚奖。2013年12月27日，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发出了一份《无工作期限的待岗通知》，2013年12月31日，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向三星广州分公司发出了《退场通知》，三星广州分公司并于同日将黄亚玲退回。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违法劳动派遣，违法退工、违法待岗，侵害了黄亚玲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黄亚玲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费39554.01元；2、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9265元；3、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支付2013年度的忠诚奖2000元；4、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支付2014年1月1日至本案审结期间的工资差额50000元；5、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星广州分公司在原审辩称：一、关于加班费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全部驳回。（一）应该明确的是，黄亚玲在仲裁中，要求的是休息日加班费的仲裁请求，因此，黄亚玲在本案中，对应的诉讼请求应是休息日的加班费，而非泛指加班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黄亚玲并不存在平时加班的情形，其每周的工作时间均不超过40个小时（上班时间从9：30-17：30，中间休息一个半小时，每周不超过39个小时。）。而关于加班时间，黄亚玲也没有作相应的举证，无证据证明黄亚玲加班单位未支付加班费。因此，其加班费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全部驳回；（三）用人单位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也是不定时工作制（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三条”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不适用本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以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三款”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退一万步讲，即使是黄亚玲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40个小时，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四）特别需说明的是，黄亚玲的工作岗位属于销售，劳动报酬由工资＋销售提成组成，其工作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其获得的销售提成应视为存在机动灵活工作时间的对价，故不存在应发未发加班费问题。退一万步讲，即使是黄亚玲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40个小时，但根据折算，只要黄亚玲每月工资总收入除以包括加班时间在内总工作时间，其工时收入标准高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即符合工资支付基准的规定，无须再向黄亚玲支付加班费。（五）根据用工单位的《员工手册》规定，如存在加班时，需提交加班申请才可以加班，而黄亚玲均无提交申请。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不但没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甚至连双方的劳动合同都还没有解除，因此，该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三、关于请求支付忠诚奖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一）从法律规定上看，忠诚奖并不属于法律规定需支付的劳动报酬范围，用人单位无法定的支付义务。相应规定如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所组成，该规定的第七条规定”奖金是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包括：（一）生产奖、（二）节约奖、（三）劳动竞赛奖、（四）机关、事业单位的奖励工资、（五）其他奖金。”（二）从合同约定上来看，忠诚奖并不属于合同约定需支付给劳动者的款项，用人单位无约定的支付义务。总之，忠诚奖的诉讼请求既无法律规定，亦无合同约定，依法不应获得支持。四、关于黄亚玲分别要求支付劳动争议诉讼期间工资30000元和50000元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及现行法律规定，不应获得支持。根据合同的约定，黄亚玲的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依据黄亚玲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第五项约定：”乙方在待岗期间的工资标准按甲方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乙方未遵守甲方待岗规定，不享受上述待遇。”本案中，因派遣协议期满，三星广州分公司依法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在此待岗期间，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只需依劳动合同的约定，按广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1550元每月的工资即可，而本案中，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在黄亚玲被退回后，一直按时足额支付了工资，因此，黄亚玲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依据。根据法律的规定，黄亚玲的诉讼请求亦不应获得支持。其中《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后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对此亦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综上所述，黄亚玲的所有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黄亚玲所有诉讼请求。
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共同辩称：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并未与黄亚玲签订劳动合同。黄亚玲都是在入职北京外企顾问公司以后就被派遣至三星广州分公司工作，但由于我方与三星广州分公司的合同在2013年12月31日到期，根据法律规定，我方无法再以派遣形式将黄亚玲派遣至三星广州分公司处工作，我司与黄亚玲进行了多次的反复沟通，但黄亚玲拒绝将我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变更为业务外包。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我司将无工作期间的待岗通知送达黄亚玲，黄亚玲也知道此情况，在2014年1月1日将要进行待岗，在此情况下，对于黄亚玲的诉讼请求，我方意见如下：1、关于加班费，我方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黄亚玲并未就其主张欠付的加班费提出任何依据。其次，在黄亚玲入职我司时，也签署了相关的员工手册，在员工手册中就加班的问题，明确规定员工加班需经用工单位人事部门的批准即三星广州分公司的人事部门批准，经用工单位批准并超过工作时间的视为加班。黄亚玲也向我司进行过书面的确认，确认的内容包括如本人不能完成需延长工作时间的，应当报请公司批准，否则延长的工作时间不视为加班，并确认不应向公司主张加班及因延长工作时间产生的费用。从我方了解到的情况是，无论是我司还是三星广州分公司都没有收到员工的加班申请。最后，黄亚玲所实行的工时制度为不定时工作制，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不适用本条例第20条的规定，所以黄亚玲不适用有关加班费的规定。2、关于黄亚玲第2项诉请，要求我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首先，我方明确的是我方与黄亚玲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解除，因而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支付的前提，所以，我方认为黄亚玲据此要求我方支付赔偿金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3、关于黄亚玲要求忠诚奖的问题，从我司的角度来看，我方从来没有向黄亚玲承诺过支付忠诚奖，无论从约定的角度还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忠诚奖都不属于应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范围，所以，我方认为该项请求没有依据；4、关于黄亚玲要求我方支付工资差额的问题，包括部分要求我方支付从2014年1月1日起至案件审结或哺乳期结束期间的工资，我方意见如下：截至目前，我方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的规定，及时足额地支付了黄亚玲的全部工资，因此，我方认为黄亚玲主张我司向其支付工资或工资差额没有事实依据。其余意见与三星广州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未来的工资还未发生，劳动关系仍存续，我方仍会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工资，故我方认为对此也不应被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黄亚玲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到用工单位三星广州分公司，劳务派遣三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关于2012年、2013年休息日加班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本案中，黄亚玲的工资包括底薪、提成奖金、达成比例奖金、通讯费。其中提成奖金、达成比例奖金与黄亚玲付出的劳动强度及劳动时间有直接联系，属于多劳多得性质，即使黄亚玲休息日存在加班，但其提成奖金、达成比例奖金占工资的绝大部分，实质上已经包含了休息日的劳动报酬，且根据黄亚玲主张的工作时间、已发的工资数额，其平均每月工资数额经折算远远高于广州市最低工资；且黄亚玲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关于工作时间及其加班制度的确认书》中规定了加班需要申请批准，否则不视为加班，无权主张加班费，因此黄亚玲要求休息日加班费，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黄亚玲主张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违法将其撤回，属于变相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于法无据。原审庭审时，黄亚玲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均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未解除，在双方劳动合同至今存续的情形下，黄亚玲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忠诚奖问题。忠诚奖是公司对员工工作表现的物质奖励，属于福利待遇，并非法律规定的劳动报酬，应以明确约定或公司内部规定为准。而黄亚玲提交的三星促销员执行手册并不能证明曾与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约定忠诚奖或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有关忠诚奖的规定对其适用的事实。故其要求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支付2013年忠诚奖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4年1月1日至本案审结期间的工资差额问题。自2014年1月1日起，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安排黄亚玲待岗，已支付的每月工资不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符合法律和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至于原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尚未发生的工资，依法不予处理。黄亚玲要求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支付2014年1月1日至本案审结期间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黄亚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黄亚玲负担。
判后，黄亚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加班费问题。（1）一审审理查明黄亚玲案合并审理的其他四位劳动者的工资组成中，个别月份还有加班费，该个别月份并非只是包含法定假日的月份，三被上诉人确认其从来没有收到该四位劳动者的加班申请。一审法官自相矛盾，其在认定三被上诉人无需向黄亚玲支付加班费时，却没有考虑三被上诉人为什么要向其他四位劳动者支付加班费，难道一审法官能占卜到，其他四位劳动者领取的这些加班费中，都有按其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签订的《关于工作时间及其加班制度的确认书》的规定向北京外企顾问公司提出加班申请？难道这时其他四位劳动者领取的提成奖金、达成比例就不能包含加班的劳动报酬？因此，一审法官判决不支持加班费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其理由没有逻辑关系。（2）提成奖金、达成比例奖金其实质应当是计件工资。《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21条第3款有关计件工资加班费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后，安排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支付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因此，采用计件、提成方式计算劳动报酬的岗位，不必然不存在加班费的问题，黄亚玲主张要求三被上诉人支付加班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一审法官以黄亚玲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签订了《关于工作时间及其加班制度的确认书》，该确认书规定加班需要申请批准，黄亚玲没有申请加班，从而否认黄亚玲存在加班的事实。该认定简直就是笑话，足以认定一审法官缺乏生活常识，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一审法院院长要求一审法官加班，其能拒绝吗？（4）一审审理查明，三被上诉人认可黄亚玲提供的2013年12月考勤单，足以证明三被上诉人是存在考勤制度和记录的。一审中，黄亚玲多次要求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的规定责令三被上诉人提供其掌握的考勤证据，如果其不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但法庭拒不理会，明显违反法定程序。（5）有关加班费的举证责任应由三被上诉人承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8）13号）第29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否认有加班的，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未加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6）一审以吴妃宏、朱建芬、刘翠丽2012年1月7日前的加班费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为由不予处理，对黄亚玲、陈惠仪2012年1月7日前的加班费却不认定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明显属于采用双重标准，属于理解法律错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8）13号）第29条第三款规定：“劳动者追索两年前的加班工资，原则上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如超过两年部分的加班工资数额确实无法查证的，对超过两年部分的加班工资一般不予保护。”。该规定中劳动者追索两年前的加班工资，只需承担举证责任，完全不存在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黄亚玲已举证其多年来均是每周上班六天，上班时间一样，三被上诉人对上班时间也认可，完全不存在确实无法查证的情形。二、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1）三星广州分公司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三星广州分公司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应认定为变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根据三星广州分公司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第四条第（六）款第2项“员工已连续两次以固定期限方式派遣至三星广州分公司处，员工要求继续派遣的，三星广州分公司应当接受派遣，派遣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的规定，结合黄亚玲两次以上以固定期限方式派遣至三星广州分公司及黄亚玲要求继续派遣至三星广州分公司的事实，三星广州分公司应当以无固定期限的方式继续接受黄亚玲的派遣。而三星广州分公司强行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导致其收入从3755.44元（前12个月平均工资）骤降至1550元，降幅58.72%，应当认定为变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三星广州分公司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属于“假外包，真派遣”，应当认定为变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待岗通知书》和北京外企顾问公司提交的《与员工沟通ppt》（劳动合同换签）证据所反映，如黄亚玲同意将原劳动合同变更为业务外包类劳动合同，则黄亚玲可在三星广州分公司处从事与原工作岗位工资内容、工资待遇完全一样的工作，因此三星广州分公司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的真实目的，是想以业务外包形式继续使用黄亚玲，属于“假外包，真派遣”，其行为完全属于《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27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以承揽、外包等名义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使用劳动者，其实质仍然是劳务派遣，但现在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的行为实际上强制剥夺了黄亚玲按原工作内容、工作报酬工作的权利，其行为应当认定属于变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3）三星广州分公司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属于对北京外企顾问公司与黄亚玲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黄亚玲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将黄亚玲派遣至三星广州分公司处，其派遣期限为至2014年12月27日，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的行为不属于《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的用工单位可以在劳务派遣协议期满终止时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的情形，因为北京外企顾问公司与黄亚玲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的派遣单位是三星广州分公司，如果三星广州分公司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再将黄亚玲派遣至其他用工单位或让黄亚玲待岗，则属于对劳动合同工作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必须经过黄亚玲的同意，该派遣期限可以视同为普通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期限。因此，因为北京外企顾问公司与黄亚玲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的派遣期限未满，三星广州分公司不得依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12条的规定将黄亚玲退回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处。三、关于2013年忠诚奖问题。一审法官缺乏生活常识，罔顾本案合并审理的五位劳动者在三星广州分公司处工作的数年中，除2013年外，每年均收到三被上诉人发放的忠诚奖且数额合计数万元的事实。三星广州分公司是管理规范的大公司，并非普通的管理松散的小企业，每年发放的忠诚奖数额不少于数亿元，忠诚奖的发放并非哪个私人老板高兴就发，不高兴就不发，如果三星广州分公司没有应向五位劳动者发放忠诚奖的制度性规定，三星广州分公司的哪个管理人员敢向五位劳动者发放忠诚奖？五位劳动者已领取的数万元忠诚奖，难道是一审法官私人掏腰包发放的？四、三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黄亚玲主张的是要求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劳动合同法》第92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损害当然包括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五、一审判决书存在较多的笔误，违背判决书应有的严肃性。综上所述，黄亚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亚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三星广州分公司答辩称：我方对原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不同意黄亚玲的上诉意见。
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广州分公司共同答辩称：我方对原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不同意黄亚玲的上诉意见。关于加班费问题，我方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具体答辩意见如下：1、黄亚玲应当为欠付加班费提出证据，但黄亚玲并未对此举证。2、黄亚玲向我司书面确认，如本人不能完成须延长工作时间，须报公司批准，否则延长的工作时间不视为加班。3、黄亚玲为不定时工作制，根据法律规定，经批准适用不定时工作制的不适用加班规定。综上，黄亚玲要求我方支付加班费无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庭审后，黄亚玲向本院提交了四份证据材料：1、《关于一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说明》，请求变更吴妃宏、朱建芬、刘翠丽原审诉讼请求第四项的工资差额数额；2、《促销员执行手册》；3、北京外企顾问公司于2014年10月20日向吴妃宏、2014年11月3日向陈惠仪、2014年11月19日向朱建芬、2014年12月22日向黄亚玲发出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4、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9月10日发出的《行政许可决定书》。黄亚玲表示：除了证据三《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有原件外，其它证据都没有原件。证据四的原件保管在单位。关于证据一：一审庭审时劳动者申请变更工资，劳动者主张的数额太少，如果不变更，导致法庭裁判给劳动者的工资数额太少；我方认为是数额的变更，不是仲裁事项的变更，应该认定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关于证据二：我方提交《三星促销员执行手册》证明5名劳动者属于可以发放忠诚奖的范畴。关于证据三：证明除了刘翠丽外其它劳动者均已被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广州分公司以合同到期不续签为由终止劳动关系。关于证据四：黄亚玲和陈惠仪在2009年是销售代表，适用综合计算工时制，当时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的销售代表岗位没有被批准适用综合计算工时制，同时北京外企顾问公司认为销售代表岗位适用综合计算工时制是笔误，应为不定时工时制，我方对此不认可，我方坚持认为是综合计时制，但综合计时也没有经过行政审批。黄亚玲和陈惠仪的最后一份合同约定是促销员（产品代表），是不定时工时制。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称因名称变更没有取得审批，从批准文件到期到公司名称变更共11个月，我方认为该期限太长不合理，故我方认为最后一份合同约定的不定时工时制也是无效的。综上，我方对黄亚玲、陈惠仪合同约定的综合计时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均不确认，该约定也是无效的，其它三人约定的是产品代表，我方认可该三人合同约定的综合计算工时制是有效的。三星广州分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1、劳动者提交的《变更申请》确实是变更了仲裁请求的内容，应该另案仲裁。2、该《变更申请》没有加盖一审法院的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否采纳该证据由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关于证据二：该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北京外企顾问公司派遣到三星省办企业的员工才适用，不适用本案劳动者。关于证据三：我方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如果该证据仅是证明劳动关系终止，则我方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关于证据四：1、该证据说明除了黄亚玲和陈惠仪外其它三人约定的是不定时工时制，审批文件的审批有效期是3年，不存在2009年公司适用的工时制没有经过审批无效的问题。此外，上述证据除了证据三《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外，其它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方对上述证据一、二的质证意见与三星广州分公司一致；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关于黄亚玲二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黄亚玲二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1、黄亚玲二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一、二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即已存在，故该二份证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的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不予接纳。2、黄亚玲二审庭审后提交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属于二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作为二审程序的新证据予以采纳。3、黄亚玲二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四《行政许可决定书》，该证据虽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但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根据黄亚玲的上诉及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应否支付黄亚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该赔偿金数额；2、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应否支付黄亚玲2012年1月1日到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费及该加班费数额；3、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应否支付黄亚玲2013年度的忠诚奖及该奖金数额。4、三星广州分公司、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应否支付黄亚玲2014年1月1日至本案审结期间的工资差额及该差额数额。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该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本院审理期间，黄亚玲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黄亚玲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黄亚玲在二审庭审后提交的北京外企顾问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发出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亦证明其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的劳动关系在一审期间仍然存续，原审法院据此对黄亚玲要求认定北京外企顾问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至于北京外企顾问公司在一审判决后终止双方劳动是否合法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不属于本案调处的范畴，黄亚玲对此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亚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 群
审判员 杨玉芬
审判员 苏韵怡
﹤h4﹥﹤／h4﹥﹤h4﹥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h4﹥
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