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25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牟永国，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代理人：黎月梅，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郑健道，住广东省饶平县。
委托代理人：龙文洪，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牟永国与被上诉人郑健道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郑健道和牟永国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一、关于郑健道、牟永国双方租赁关系何时解除的问题。
郑健道、牟永国双方于2012年2月29日签订了《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两份合同，双方一致确认将《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用于广州市房管部门备案。两份合同中，关于租赁期限和月租金额分别作出了不同的约定，其中《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2012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月租金额3000元”，《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约定：“租赁期限、租金情况如下：2012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9日，月租金6500元；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9日，月租金6825元；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租客有续租优先权。”根据郑健道、牟永国双方的陈述、相关汇款记录，可证实郑健道一直按照《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预订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给牟永国，故原审法院确认郑健道、牟永国是按照《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的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根据郑健道、牟永国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约定：“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租客有续租优先权”，可看出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间的租赁关系需郑健道、牟永国双方共同商议租金标准后才能确定；根据牟永国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证实郑健道已支付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租金，之后没有再向某国支付租金，另根据郑健道提交的物业管理公司的证明、缴纳管理费、电费的发票，亦证实郑健道于2015年2月交清租赁房屋的管理费、电费，并已退出租赁房屋，牟永国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与郑健道对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之间的租赁关系进行协商并已达成一致协议，故原审法院认定郑健道、牟永国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现牟永国认为租赁关系没有解除，要求郑健道支付2015年3月、4月租金以及相关违约金、管理费的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郑健道、牟永国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第四条：“甲方应在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将保证金13000元退回乙方”，根据以上分析，郑健道、牟永国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已终止，牟永国理应将保证金退回郑健道，郑健道的此项诉请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2300元是否属于租赁房屋的空调维修费，郑健道能否自行扣除租金的问题。
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对租赁物的修缮，在合同没有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应由房屋所有权人（出租人）进行修缮，这既是房屋所有权人（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状态维持义务，也是所有权人（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权益，即只有所有权人（出租人）才能决定如何修缮租赁物，即使在所有权人（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承租人进行维修时也应以善良管理人的审慎注意义务妥善维修。目前郑健道关于冷气维修的证据只有一份手写收据、一份维修人书写证言，缺乏正式的空调售后维修公司的维修方案以及正式的维修发票，在证明冷气应如何维修、所产生金额上证明力尚显不足，因此作为租赁房屋所有权人的牟永国提出空调应由正式的空调售后服务公司进行维修，郑健道应退还2300元租金的抗辩，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人的租赁物状态维持义务与承租人的租金给付义务属对价关系，即当出租人的维修义务的不履行会导致承租人的租赁目的落空时，承租人履行不安抗辩权拒付租金的行为不构成履行延迟。涉案房产出租是包含冷气的商铺出租，从目前的证据可看出，郑健道、牟永国双方就修缮冷气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广州9月份的天气而言，冷气应是商铺正常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牟永国尚未采取合适行为维修冷气的情况下，郑健道履行租金给付抗辩权并不属于租金给付履行延迟，因此牟永国要求郑健道支付2300元租金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5年12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牟永国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健道支付保证金13000元，并从2015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至牟永国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郑健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国支付2300元；三、驳回牟永国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190元由牟永国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322元由郑健道负担19元，牟永国负担303元。
判后，上诉人牟永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郑某乙和牟永国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认定“两份合同中，关于租赁期限分别作出了不同的约定”、“可看出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间的租赁关系需双方共同商议租金标准后才能确定”等错误。首先，一审中牟永国与郑健道均确认双方于2012年2月29日签署了《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两份合同，并于2012年3月6日在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以《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办理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从合同内容来看，两份合同均约定了“租赁期限至2017年2月29日止”等内容。由此，两份合同对于“租赁期限”的约定是一致，均为“至2017年2月29日止”这一固定期限，一审判决认定“两份合同中，关于租赁期限分别作出了不同的约定”有悖于前述合同约定。其次，在引述和解读《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第三条中约定的“2015年2月29日至2017年2月29日，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乙方享有优先续租权”的内容时，一审法院以“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实为“租金需另行商议确定”为由，错误地认定“租赁期限也需双方共同商议租金标准后才能确定”。无论对“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这句话如何解读，也不管“租金是否需双方另行商议确定”，都将只是涉及租金如何收取的问题，而不会影响到租赁期限的确定问题，根据两份合同的约定，租赁期限均为“至2017年2月29日止”，不受租金如何收取问题的影响，更不应以租金是否确定改变双方当事人对租赁期限的约定。（二）一审判决认定“牟永国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与郑健道对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之间的租赁关系进行协商并已达成一致”、“郑健道于2015年2月交清租赁房屋的管理费、电费，并已退出房屋”等错误。首先，如前，两份合同均明确约定“租赁期限至2017年2月29日止”。对于合同已经约定的前述内容，牟永国根本无需另行举证证明。其次，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2015年2月28日后，郑健道仍将货架等物品存放在案涉房屋、至今不交还钥匙、在牟永国将案涉房屋重新出租后通过报警、到现场闹事等方式阻止第三方使用案涉房屋等，均足以证明了郑健道于2015年2月28日后仍实际占用案涉房屋并对外就案涉房屋主张权利。据此，牟永国和郑某乙在2015年2月28日后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这也进一步充分证明了“租赁合同期限至2017年2月29日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采信郑某乙在一审首次庭审后才补充提交的《证明》、电子发票，并以“郑某乙已于2015年2月和管理处结清物业管理费等款项”等无理理由认定“郑某乙已退出案涉房屋”，明显依据不足。从证据的三性分析，前述《证明》加盖的是“大家庭花园物业管理处”章，“大家庭花园物业管理处”明显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其所出具的《证明》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又《证明》内载明“结清了有关费用”等内容，与其提交的电子发票载明的“电费只缴至2015年1月”等内容，互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等有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应不予采信前述证据。从逻辑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因郑某乙已于2015年2月和管理处结清管理费等关费用”，所以“郑某乙也于2015年2月和牟永国办理了交接”，逻辑依法不能成立。郑健道与管理处之间的物业管理关系，与郑某乙和牟永国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是互相独立、互不干涉的两种法律关系。郑某乙与管理处就它们之间的物业管理费等款项进行结算，不及于郑健道与牟永国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案涉租赁合同关系不因它们之间的物业管理关系终止而发生变化。而且，牟永国从未授权管理处与郑健道就案涉租赁合同关系进行结算、办理退场交接等手续，亦不认可管理处在《证明》中陈述的内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郑某乙和牟永国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错误。二、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郑健道应向某国退还2300元”，认可郑某乙在租金中扣减2300元缺乏依据，另一方面却认定“郑健道前述行为属于履行不安抗辩权，不构成履行延迟”，自相矛盾，牵强附会。本案中，连“案涉房产的空调于2014年9月曾发生故障”这一基本事实，郑健道都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更不用说“有确切证据证明牟永国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因而本案根本就不具备“不安抗辩权”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认定“郑健道扣减租金2300元是履行不安抗辩权”显为牵强附会。三、一审法院怠于查明“郑健道无故拖延支付租金和管理费等费用、中途不辞而别、擅自毁约而使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事实上已于2015年4月30日解除”等事实，进而错误地驳回了牟永国提出的要求郑健道支付拖欠的租金及相应的违约金等反诉请求，依法应予以纠正。如前，案涉租赁合同关系在2015年2月28日仍合法存续，在租赁期限内，根据案涉合同有关约定，郑健道原本应于2015年3月5日前一次性支付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的租金及应每月支付管理费等费用，但其一直拒付前述费用，亦属严重违约。其间，郑健道还不辞而别，擅自毁约，同时又继续占用案涉房产，使牟永国一直被蒙在鼓里，直至牟永国于2015年4月底得知真实情况质问他时，其又单方提出解除合同，牟永国经考虑后同意他解除合同，至此，案涉合同因牟永国一再违约而事实上已解除。在此种情况下，牟永国提出反诉，要求郑某乙支付拖延的租金及相应违约金有理有据。一审判决却怠于查明前述事实，并错误地驳回了牟永国前述反诉请求。四、一审法院怠于查明事实，无理要求牟永国另行起诉处理“租金、中介费、2015年5月至6月管理费损失”这部分反诉请求，而后又驳回了牟永国“2015年3月至4月管理费损失”此反诉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程序也严重违法。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等有关法律规定，在案涉租赁合同关系于2015年4月30日解除后，郑某乙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交易习惯履行包括但不限于交还案涉房产钥匙、腾空案涉房产、协助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涂消手续等义务，以使案涉房产完好交还给牟永国使用、处分、收益等。但郑某乙却拒绝协助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涂销手续，在牟永国重新出租案涉房产时，又采取到现场无理闹事、歪曲事实报警、继续拒绝协助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涂消手续等措施，非法阻挠牟永国重新出租案涉房产，致使牟永国迫不得已与新租户解除合同、全额退还保证金和已收取租金，赔付中介费，及至结清欠费后将案涉房产出售，牟永国因此而遭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等有关法律规定，牟永国有权要求郑某乙就此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也可要求其就此承担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等有关法律规定，牟永国将租金、中介费、2015年2月至6月管理费损失列为其中的反诉请求在本案中进行主张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应受理并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前述反诉请求，却无视前述法律规定，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径自拆分牟永国的反诉请求，无理要求牟永国另行起诉处理“租金、中介费、2015年5月至6月管理费损失”这部分反诉请求，变相增加当事人负担，影响了案件的公正裁判；而后又驳回了牟永国“2015年3月至4月管理费损失”此反诉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程序也严重违法。五、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对牟永国要求调查取证的申请作出处理和回应，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难免错误。在本案中，为了能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公正裁决案件，维护牟永国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牟永国庭前已书面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其依法就前述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备案号：穗租备2012D0502500125号）、郑健道的报警情况、琶洲派出所接到郑健道报案后对郑健道等人进行询问形成的笔录、对现场情况拍摄的图片等证据材料进行调查取证。然而，一审法院却不予理睬牟永国前述调查取证申请，径行草率落判，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难免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基于此，牟永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郑健道的诉讼请求；2.判令郑健道向某国支付所欠付的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租金13650元人民币及违约金15950元（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月租金的0.5％计算，其中欠付的2300元产生的违约金自2015年12月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欠付的13650元产生的违约金自2015年3月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前述违约金以本金15950元为限）；3.判令郑健道赔偿牟永国管理费损失1827.3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郑健道承担。
郑健道答辩称牟永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租赁合同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正确，郑健道已经从涉案场地搬出并且有物业管理公司证明。牟永国拖欠郑健道的押金不予退还反而不断提出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且浪费司法资源。2、郑健道提供的证据证实2014年9月中央空调出现故障导致郑健道商铺营业受到影响，郑健道电话通知牟永国进行维修，然而牟永国未履行维修义务，郑健道在2014年9月为维护正常经营，自行委托案外人进行维修，花费维修费2300元，郑健道已对该事实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对维修事实进行确认但是不予认可维修费用2300元不当，应予以纠正。
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9日，郑健道（乙方、承租方）与牟永国（甲方、出租方）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约定：（第二条）甲方同意将坐落在海珠区新港东路庭园路183号210房的房地产出租给乙方作商业用途使用，建筑（或使用）面积93.97平方米。（第三条）甲乙双方协定的租赁期限、租金情况如下：2012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9日，月租金6500元；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9日，月租金6825元；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租客有续租优先权。租金按季结算，由乙方在每季的第5日前按汇款付款方式交付租金给甲方。（第四条）乙方向甲方缴纳人民币13000元保证金（可以收取不超过三个月月租金数额），甲方应在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将保证金13000元（退回乙方、抵偿租金）；（第七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3、租赁期届满，应将原承租房屋交回甲方；如需继续承租房屋，应提前30日与甲方协商，双方另行签订合同；等。双方于2012年3月6日以《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办理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郑健道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2、保证金收据，内容是：“今收到郑健道租新港东路庭园路183号210铺押金（保证金），金额（大写）壹万叁仟元（13000元），收款单位牟永国”；3、证明，内容是：“大家庭花园北座210房空调维修，外机压缩机更换一台（美的KF-50）共计收费2300元。维修人：胡某，电话：137××××5742”，并附带了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4、收款收据，内容是：2014年9月20日，今收到大家庭花园北座210房空调维修更换压缩机共计贰仟叁佰元（2300元），保修一年，经手人胡某；5、大家庭花园物业管理处出具的证明，内容是：“从2012年3月起，本公司管理下的大家庭商铺210房由郑健道承租，具体由郑健道名下的企业广州市壹陶坊工艺有限公司使用，物业管理费等费用以广州市壹陶坊工艺有限公司的名义缴纳。2015年2月份，郑健道、广州市壹陶坊工艺有限公司到本公司结清相关费用，并将商铺210内的物品搬离后退场。特此证明！”；6、盖有广东大家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发票两张，发票代码244011507010、发票号码013××××5721的发票记载广州市壹陶坊工艺品有限公司缴纳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的电费577.80元，发票代码244011507990、发票号码049××××5202的发票记载广州市壹陶坊工艺品有限公司缴纳2015年2月1日至2月28日管理费906元。牟永国质证表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如需要维修空调，应该找正式的空调售后服务公司进行维修，仅凭身份证无法确认维修工的合法性且维修工应到庭作证，并出具正式的维修发票，郑健道不应该自己随意找人维修，空调维修费不应再租金中抵扣；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6证明郑健道拖欠了2015年1月之后的电费和2015年2月后的管理费。
牟永国就其反诉主张还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2、《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3、郑健道支付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租金的银行汇款凭证；4、牟永国与新租户签订的租赁合同、新租户向某国支付租金的汇款凭证以及牟永国退还该租户所交租金、押金等费用的银行汇款凭证；5、管理处出具的收款收据；6、案涉房产的产权证明；7、牟永国与新租户杨建业的手机通话录音及文字摘录；8、郑健道在案涉房产开办广州市壹陶坊工艺品有限公司的网页介绍。郑健道质证认为：证据1的合同是用于给相关房管部门备案，双方真正实际履行的是按照证据2中的合同进行履行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郑健道一直按时交纳租金，在交纳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租金时，自行扣减了空调维修费2300元；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与郑健道无关；证据6与本案无关；证据7形式不合法，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
因本案纠纷，郑健道于2015年9月21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牟永国退还保证金13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从2015年3月1日计至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牟永国承担。牟永国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郑健道支付所欠付的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租金15950元人民币，并支付违约金15950元人民币（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月租金的0.5%计算，其中欠付的2300元产生的违约金应自2014年12月6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欠付的13650元产生的违约金应自2015年3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前述违约金以本金15950元为限）；2、郑健道支付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管理费1827.3元；本案诉讼费由郑健道承担。
另查，一、牟永国在原审中请求原审法院调取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另以郑健道阻挠新租户使用案涉房屋导致纠纷故郑健道报过警为由，申请原审法院调取郑健道的报警情况、琶洲派出所接到郑健道报案后对郑健道等人进行询问形成的笔录、对现场情况拍摄的图片等证据材料。在二审中，牟永国明确郑健道已确认租赁合同原件故无需法院调取原件。郑健道在二审中称其之所以报警是到案涉房屋找牟永国退还保证金未果且牟永国不接电话的情况下才报警，警察到场了解情况后告知郑健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故没有报警回执以及牟永国所称的上述材料；郑健道向法庭陈述郑健道报警时其并不在场亦未到派出所核实情况，之所以认为有上述材料是管理处的人说的。
二、牟永国认为《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中约定“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租客有续租优先权”的含义是如果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的市场价格比6825元高的情况下，则会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收取，如果比6825元少的话则按照6825元收取，对此双方有口头约定；郑健道认为该条款是双方明确经过协商确定租金价格以后郑健道可选择是否继续承租。
三、牟永国在原审称在解除合同时已口头要求郑健道协助办理撤销租赁合同备案手续被拒绝，郑健道对此不予确认且是发生纠纷后牟永国从不接听电话而无法与其联系。牟永国另称已在原审法院另案起诉郑健道，要求郑健道赔偿其租金损失49000元人民币，中介费损失7000元人民币，2015年5月至6月的管理费损失1827.3元人民币。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因此本案对于被上诉人郑健道提出的对原审判决的异议不予审查，针对牟永国的上诉意见，本院评析如下。
首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理解《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住宅）》中“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租金按当时行情变化收取.租客有续租优先权”？牟永国主张双方对租赁期限为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并无异议，只是期间的租金数额按该期间的市场价格以上个租期租金6825元为底限向上浮动，但牟永国对此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口头约定郑健道亦认可该理解。而且租金标准对于租赁合同的缔约双方而言均有重大关系，若双方对此形成一致意思表示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应以书面方式固定，故牟永国所称双方口头约定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租金标准为保底并依据市场价向上浮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上述约定可看出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9日间的租赁关系需郑健道、牟永国双方共同商议租金标准后才能确定符合缔约双方的本意，牟永国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另原审法院认定郑健道、牟永国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立论清晰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且不予赘述。因此，原审未予支持牟永国反诉认为租赁关系没有解除并要求郑健道支付2015年3月、4月租金以及相关违约金、管理费的意见亦无不妥，本院亦予以维持。
其次，牟永国上诉认为管理处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故其说明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接纳。牟永国另主张郑健道在2015年2月28日后仍在案涉房屋放置物品且阻扰新租户使用案涉房屋，对此牟永国均未能充分举证证实，本院亦不予接纳。至于牟永国称原审未予接纳其调查取证申请不当的问题，从二审双方的陈述来看，牟永国并无依据证实存在其要求调取的郑健道的报警情况、琶洲派出所接到郑健道报案后对郑健道等人进行询问形成的笔录、对现场情况拍摄的图片等证据材料，故其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牟永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5.68元，由上诉人牟永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为群
审 判 员 郑怀勇
代理审判员 柳玮玮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