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赣0723行初10号原告董绳荣，男，1966年9月22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原告董绳福，男，1971年2月1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原告董绳林，男，1973年2月21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原告董纯志，男，1971年9月25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廖小华，系江西启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地址：大余县城梅关大道。法定代表人赖征宇，系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谢文伟，系该镇法律顾问（特别授权）。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地址：大余县南安镇金莲山大道公务员写字楼。法定代表人钟旭辉，系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钟宝来，系该县法制办工作人员（特别授权）。第三人肖永强，男，1970年8月10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第三人肖永力，男，1967年8月23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第三人肖秀英，女，1963年10月13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原告董绳荣、董绳福、董绳林、董纯志不服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南府字[2016]31号《关于新珠村塘窝里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塘窝屋背林地确权的处理决定》及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后，于2017年5月26日向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大余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绳林、董纯志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廖小华、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张军及其委托代理人谢文伟、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钟宝来、第三人肖永强、肖永力、肖秀英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10日对原告、第三人的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南府字[2016]31号《关于新珠村塘窝里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塘窝屋背林地确权的处理决定》，认为处理山林权属纠纷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肖永强等提供了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自留山使用权证，可以确定争议山场为肖永强等使用，其东、西、北三边的界址无争议，仅是南边界址存在争议。从调查的情况可以看出，上塘组已不存在有集体山场，争议山场旁边的山场在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均已被上塘组其他村民划分并登记，肖永强等南边的界址载明为电杆木，现在电杆木已经没有了，但已经形成了一条通往下东坑的小路。根据《森林法》规定，岭上所种的树木受森林法保护，任何人不得乱砍乱伐。董绳荣等人在争议山场内所种树木的利益分配另行处理。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等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肖永强等共同使用的林地范围是东以罗运清岭为界，南以靠岭的路边为界，西以董书祥岭为界，北以天水为界（具体界址详见附图）。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诉称：第一，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南府字[2016]31号处理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受理的山林权属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无效的，负责调处的人民政府应作出处理决定。”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在本案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违反了法定程序。第二，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靠岭路边的电线杆是农电改造时设立的电杆，1983年分自留山的时候路边没有电线杆，只有在坡面上有电线杆。处理决定附图上标注的拉线头位置在罗英清山场下面，而在2016年1月12日法院组织现场勘查时，在罗英清山场下面并没有找到拉线头，当时原告指认的拉线头是在谢桂英山场下面，不在争议区，与争议区无关。二是根据罗英清及肖立明自留山执照载明的四至界址，其二人山场的南边界址均为电杆木，那么两人南边界址交汇处应该是电杆木，但被告处理决定示意图上两人的南边界址交汇处并没有电杆木，据此说明南边界址认定错误。被告以路边找到一点拉线头就推定南边界址在路边，况且该拉线头不在争议区，其认定明显证据不足。三是同为证人证言，被告的处理决定却适用不同的认证标准。罗享贵、邓椿巍等人的证明，以及塘窝里老人反映情况，都属于证人证言。对于罗享贵、邓椿巍等70人证明，被告据此认定山脚路边为南边界址电杆木，对于塘窝里老人反映高圳以下山场没有分给个人使用，被告以无证据证明为由，不予采信。塘窝里老人土生土长于塘窝里，其证言的可信度和效力应该高于罗享贵、邓椿巍等人的证言，凭罗享贵、邓椿巍等人的证明认定电杆木位于山脚路边，证据不足。四是生效的（2015）余行初字第18、19号行政判决书已经认定塘窝里小组的村民领取争议区建墓款的事实，说明高圳以下山场不是第三人的自留山，是集体山场。五是上塘窝组山场林改期间农户之间存在界址纠纷，塘窝屋背山林没有核发林权证，2007年林权登记表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虽然第三人能出示自留山使用证，但争议区（高圳以下山林）并不当然归第三人。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虽然第三人提供了自留山证，但其范围不能超出证照记载的四至范围，不能扩张其界址。自留山证南边界址是电杆木，不是路，其自留山证没有覆盖争议区。争议区是人工林，其权属应参照土地证或经营事实归原告所有。综上所述，被告南安镇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没有组织双方调解，程序违法。实体方面，南边界址电杆木认定为路边，证据不足。为此，请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请，依法撤销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南府字[2016]31号《关于新珠村塘窝里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塘窝屋背林地确权的处理决定》和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2.庭审笔录复印件、大余县人民法院(2015)余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证明生效判决认定下列事实：现争议山场路边的电线杆是郭惠强2003年架设建立；争议区收取的建墓费村小组进行了分配；南安镇政府以南边的路边有一根很短的拉线头确定南面界址，认定事实不清。3.大余县人民法院现场勘察图复印件一份，证明拉线头位于争议区外。4.南安镇新珠村委会报告、梅关林站情况说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新珠村上塘窝组农户之间山场界址存在纠纷，没有发新林权证。5.南府字[2015]14号处理决定、南府字[2016]31号处理决定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南安镇政府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处理决定。6.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证明原告起诉经过了复议前置程序。7.大余县林权管理服务中心情况说明，证明新珠村上塘窝组林改时程序不到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没有核发林权证。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辩称：第一，我府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10条、第14条、第20条、第21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6条、第17条的规定，在调查取证后根据事实、证据作出处理，不存在违法。第二，我府在受理第三人的调处申请后，多次到实地勘察，并调集相关证据，绘制山场地形图，第三人和原告也提供了相关证据，我府根据所有证据以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第三，我府在收到第三人的申请后，已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并曾作出过处理决定，也经过复议和诉讼，在诉讼中也曾调解，但均调解无效。本次处理是由法院判决撤销并要求重新作出处理后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第四，原告主体不符。本纠纷从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以及原告的起诉书均能够证明，原告并非本起纠纷主体，本府作出处理是依据第三人的申请作出，原告多次提出复议、诉讼显然是无理的。综上所述，我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维持。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大余县人民法院（2015）余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纠纷曾经法院判决。2.第三人的申请书及余林证字第NO.021430号自留山使用权证、上塘窝组83年分岭情况说明、林权登记表、村民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董绳荣等在争议处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3.原告在争议处理过程中提交的上塘窝组2011年出卖土地即建墓费、山林费分配表、林权登记表、村民的情况说明、江西安泰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三和公司项目部出具的证明、土地房产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争议处理过程中提供的证据。4.南安镇人民政府调取的余林证字第NO.021423-021442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复印件各一份、林权登记表、2016年4月19日新珠村委会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南安镇人民政府在处理争议过程中依法调取相关证据。5.南府字[2016]第31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南安镇人民政府依法处理。6.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维持被告南安镇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7.法律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不服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南府字[2016]31号《关于新珠村塘窝里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塘窝屋背林地确权的处理决定》，向我府提出行政复议，我府依照《行政复议法》之规定有权受理并依照《行政复议法》之规定对该案进行复议审查。我府经审查认为，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依据公平公正原则，依法作出的该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我府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就被诉行政行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复议决定。2.董绳荣等人群众来信来访处理笺、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原告授权委托书、律所函、南府字[2016]30处理决定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向大余县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复印件。5.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复印件。第3-5组证据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6.南安镇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南安镇人民政府在复议过程中进行了答辩。7.南安镇政府提供的（2015）余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肖永强等的申请书及余林证字第NO.021430号自留山使用权证自留山使用权证、上塘窝组83年分岭情况说明、林权登记表、村民证明、2016年4月19日新珠村委会证明、南安镇人民政府调取的余林证字第NO.021423-021442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南府字[2016]31号处理决定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南安镇政府提供证据材料，其中20份83年的证照存根证明原告1983年在村小组分得了山岭，但不在争议区，林业局对该组山场进行了林权登记，该小组现在已经不存在没有分配的山场。8.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其送达证，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第三人肖永强、肖永力、肖秀英述称，原告说的不是事实，原告根本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争议山场是他们的，政府发给我们的山林权证可以证明我们对争议山场享有使用权。第三人肖永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肖立明余林证字第NO.021430号自留山使用权证复印件，证明争议山场使用权属于第三人所有。2.村民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1983年坑口路边有电杆木。3.平面图，证明山场四边界址无争议。4.上塘窝83年分岭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1983年各户以捡勾方式分山。5.山岭界址协议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与罗英清无争议。6.山场界址图片四张，证明山场界址无争议。7.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身份，系肖立明后人。8.南府字[2016]31号处理决定书复印件，证明南安镇政府查明的事实情况符合第三人的山林权证。9.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证明大余县人民政府查明的事实情况符合第三人的山林权证。经庭审质证，原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提供的第1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对申请书没有异议；对自留山使用权证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没有涵盖全部争议区；对分岭情况说明，认为证人没有到庭接受法庭和各方的质询，应不予采信；对村民的证明，对其“三性”有异议，认为证人没有到庭接受法庭和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应不予采信，这份证明上的证词，也不能够证明争议区大路边有电杆木；对林权登记表三性有异议，认为林改时新珠村上塘窝组没有核发林权证，这个表没有效力。对第3组证据，认为原告没有提供林权登记表，对该组其他证据没有意见。对第4组证据，对自留山使用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不能够证明肖立明自留山使用权证南边界址的具体位置；对林权登记表三性有异议，认为新珠村上塘窝组林改时程序不到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没有核发林权证，登记表没有法律效力；对新珠村委会的证明没有意见。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处理决定认定南边界址电杆木在大路边证据不足。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复议决定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对第7组证据没有异议。对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意见，认为复议决定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对第2组证据没有异议。对2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该通知书没有送达给原告。对第4、5组证据没有意见。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答复内容有异议，认为没有查清本案事实，认定南边界址在路边证据不足。对第7组证据，南安镇政府均已提供，其质证意见一致。对第8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三人肖永强提供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没有全部涵盖争议区。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应不予采信。该份证词是载明坑口大路边有木头拉线的电线杆，不能够达到证明争议区大路边有电杆木的目的。对第3组证据“三性”有异议。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应不予采信。对第5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与原告无关。对第6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对第7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8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处理决定书认定南边界址在大路边证据不足。对第9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复议决定没有查清本案事实。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对庭审笔录、行政判决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要证明的电线杆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电线杆；被告的处理决定没有以拉线头为准。对第3、4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事实和证据已经改变。对第6、7组证据没有异议。对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发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7组证据，其认为均不能够证明原告对争议山场享有使用权。对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及第三人肖永强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第三人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3-7组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没有异议，予以认定；第2组证据，系法院庭审笔录及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认定；对第3、4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没有异议，予以认定；对第5、6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7组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提供的第1组证据予以认定；对第2组证据，对申请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自留山使用权证，因系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予以认定；对分岭情况说明，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证；对林权登记表，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对村民证明，本院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证。对第3组证据，对分配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林权登记表，前已认证；对村民情况说明，虽有该小组多名户主签名，但其与第三人提供的证照相互矛盾，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江西安泰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三和分公司项目部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土地房产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4组证据，该自留山使用权证系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予以认定；对林权登记表，前已认证；对新珠委会的证明予以认定。对第5、6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7组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1-6、8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7组证据，南安镇人民政府均已提供，前已认证。对第三人肖永强提供的第1组证据予以认定。对第2组证据，前已认证。对第3、4组证据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6组证据，因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对第7组证据予以认定。对第8、9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均系大余县××镇新珠村上塘窝村民小组村民。争议山场位于大余县××镇新珠村塘窝屋背境内，地名称“油罗岭”、“松山里”或“坑口”。争议范围四至界址为东罗运清山、南岭路、西董书祥山、北高圳。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东、西、北界址无争议。原告持有1952年土地改革时期大余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壹兴字第零零陆陆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其中记载：种类：山岭；座落及小地名：油罗岭、坑口；坵数或间数：壹；四至：东官圳，南坑空，西高圳，北下东坑石桥。证照中载明为董福良、加祥、诗华共有（董福良系原告董纯志爷爷，加祥、诗华为董纯志叔叔）。第三人持有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大余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余林证字NO.021430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户名为肖立明(系第三人父亲)，其证照载明：座落小地名：塘窝屋背；山地类别：荒山；面积（市亩）：15；东至罗运清岭，南至电杆木，西至董书祥岭，北至天水。2008年左右，一场大火将争议山场中林杂木烧光。2009年冬，原告开始在争议山场中种植林木（未有相关部门批示）。2014年，第三人认为原告在争议山场中种植林木，未经过其同意，双方遂发生纠纷。同年12月，原告向大余县信访局提起信访，要求政府对争议地进行确权等处理。与此同时，第三人向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争议的山林权属进行调处。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接到申请后，进行实地勘察、调查并组织双方进行协调但未能达成协议，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南府字[2015]14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余府字[2015]3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南府字[2015]14号处理决定。原告再次不服，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2015）余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南府字[2015]14号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撤销了该处理决定并要求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6年10月10日，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字[2016]31号《关于新珠村塘窝里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塘窝屋背林地确权的处理决定》，原告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3日受理其复议申请并下发余府复字[2016]11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南府字[2016]31号处理决定。原告对此仍然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在争议山场中现尚存有80年代初所拉建的高压线水泥电杆，木质电杆现不存在。在争议山岭的山脚有一条小路，现路边尚有2003年所拉建的水泥电杆，木质电杆已不存在，该条小路的下面有一条水圳。1983年划分自留山时，肖立明户共有5口人，即肖立明夫妇及其儿子肖永强、肖永力、女儿肖秀英。肖立明已于1998年去世，其妻子已于2009年去世。本院认为，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本案中，第三人提供了其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大余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余林证字第NO.021430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该证照记载的“塘窝屋背”山场，四至界址为东至罗运清岭，南至电杆木，西至董书祥岭，北至天水。本案争议山场的四至界址为东罗运清山、南岭路、西董书祥山、北高圳。原告和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东、西、北三面界址均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南面界址，也即第三人的自留山使用权证中记载的“塘窝屋背”山场是否涵盖本案争议山场。经审理查实，在本院（2017）赣0723行初9号原告与罗英清塘窝屋背山林权属纠纷一案中，证人邓某、赖某在出庭作证时均表示80年代在塘窝屋××坑××上面××路上有木质电杆，其二人的证人证言与第三人提供的罗享贵、邓椿巍等村民的证明一致，可以证实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山场山脚的小路上有木质电杆木。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在处理本案争议的过程中调取了新珠村上塘窝村民小组20户农户的自留山使用权证（余林证字第NO.021423号-021442号），根据该20份证照的记载，上塘窝村民小组农户之间的山场左右相连，四至界址具有连贯性，可以证实本案争议山场所在的塘窝屋背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已经全部划分给了各农户经营使用。据此，可以认定第三人“塘窝屋背”山场的南面界址“电杆木”在争议山场山脚的小路上。原告提出第三人的余林证字第NO.021430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记载的“塘窝屋背”山场南面界址为高圳，高圳以下的山场没有分给农户，属于组集体山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未能提供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权属证照，也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山场享有使用权，故原告提出争议山场使用权归其所有的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在受理第三人的确权申请后，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其作出的南府字[2016]3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之规定，大余县人民政府在2016年12月23日就下发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至2017年4月14日才作出复议决定，超出法定的行政复议期限，违反法律规定，但其对南安镇人民政府的处理依法进行了审查，其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南府字[2016]31号《关于新珠村塘窝里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塘窝屋背林地确权的处理决定》及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董绳荣、董绳福、董绳林、董纯志要求撤销被告大余县南安镇人民政府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南府字[2016]31号《关于新珠村塘窝里肖永强等与董绳荣等塘窝屋背林地确权的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二、确认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2017年4月14日作出的余府字[2017]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董绳荣、董绳福、董绳林、董纯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宁胜人民陪审员  刘 芳人民陪审员  王衍英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邝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