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96民终18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才镇牛堆村牛堆三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牛堆村。
法定代表人：刘德优，社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才镇牛堆村牛堆四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牛堆村。
法定代表人：吴里江，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富，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春光，男，197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巴伦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东，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祖强，男，1967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康，男，198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系第三人陈祖强儿子。
上诉人三才镇牛堆村牛堆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牛堆三社）、三才镇牛堆村牛堆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牛堆四社）与上诉人韩春光、第三人陈祖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牛堆三社、牛堆四社及韩春光均不服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陵水县）人民法院（2017）琼9028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牛堆三社、牛堆四社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陵水县法院（2017）琼9028民初第1212号民事判决，支付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涉诉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所主张的土地转租获利50%的增值款是依据2006年7月28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五条：”以其他形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产生增值的，增值部分不低于50%归发包方全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发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首先，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所适用该条文规定的是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而不是土地流转产生增值部分纠纷。而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的是自2006年9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该合同实际履行时间为2007年1月1日开始计算；2008年5月28日上诉人又与被上诉人签订《附加合同书》，承包期为6年（即2012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被上诉人将所承包的土地全部进行流转产生增值的纠纷，故一审法院所适用的法律与上诉人的诉求不吻合。其次在法律适用方面，同一法律事实同时适用于某项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时在法律适用应当采用法律规则而非法律原则。故无论在与案件契合度方面，还是在法律适用方面都应该优先适用《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为依法维护农村集体所有人的利益，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明显有失公正。故上诉人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韩春光针对牛堆三社、牛堆四社的上诉辩称，牛堆三社及四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1.上诉人所依据的是2006年7月28日《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双方合同中并没有关于土地增值金的约定；2.韩春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上诉人不能以此为依据向韩春光索要增值金。
第三人陈祖强陈述意见称：我方对牛堆三社及四社的请求没有意见。因为这是牛堆三社及四社与韩春光之间的纠纷，与我无关。我只是与韩春光之间有合同关系。
韩春光上诉请求：撤销海南省陵水县法院(2017)琼9028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土地流转增值款。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遗漏重要当事人刘德优，其从胁迫上诉人土地流转的行为中获利，并实际经营了涉案138亩土地，应单独列为该案第三人。2006年9月15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上诉人承包二经济社约140亩坡地(实际面积为138亩)种西瓜。2011年，刘德优被任命为村干部后，即胁迫上诉人将土地转包予刘德优的姐夫陈祖强。刘德优违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有关规定，擅自将土地流转使用，不仅从上诉人处获利，还假借其姐夫陈祖强之名将土地层层流转，其中2012年到2014年流转给庄某，2015年流转给符某，2016年流转给林某，其流转敛财的利益均占为己有。刘德优还擅自改变涉案土地中的20亩用以种植芒果，违背了村民集体的意愿，改变了土地应有的用途，破坏土地产能，也破坏了上诉人的承包利益。但原审中，刘德优以牛堆三社社长的名义出席庭审，代表原审原告。上诉人认为，刘德优应单独列为本案的第三人应诉，不能代表原审原告，原审法院未对刘德优的主体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属于程序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案应先中止审理，由公检法部门先对刘德优涉嫌犯罪一案进行审理，再就刘德优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
2009年，牛堆三社的刘德优作为中介，撮合上诉人将土地转租予王定忠，并从中收取30元／亩的中介费。2011年，刘德优被任命为村干部，胁迫上诉人将土地转租给刘德优的姐夫陈祖强，上诉人与陈祖强签署了《种植西瓜承包土地合同》，刘德优按50元／亩的标准收取了中介费。《种植西瓜承包土地合同》约定，陈祖强分两次支付租金：第一次，三年租金，即372600元；第二次，2014年5月16日前付清余款372600元。实际履行过程中，陈祖强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乙方，实际由刘德优操作。第一次，陈祖强按照合同向上诉人付清租金；第二次，即2014年，陈祖强未依约支付，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刘德优胁迫上诉人按年收取租金，支付方为刘德优，上诉人被迫同意。2015年刘德优欠该年租金尾款23000元未支付；2016年欠74200元未支付。刘德优擅自将土地流转的行为不能视为被上诉人牛堆三社、牛堆四社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审法院认定该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牛堆三社、牛堆四社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已于原审法院受理该案之前，向当地公安局控告刘德优涉嫌职务侵占[陵公(经)受案字第[2016]1070号，目前该案正在立案侦查中，上诉人认为刘德优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势必会影响到该案的定性以及审理，因此该案应先中止审理，待刘德优涉嫌犯罪一案刑事判决后，再另行审理。三、原审判决出现多处事实认定错误，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上诉人与陈祖德签署的《种植西瓜承包土地》是无效合同。本案中，原审法院未就上诉人与陈祖德签署的《种植西瓜承包土地》进行效力审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土地承包合同应符合两个生效要件：第一、需经集体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二、需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两个要件缺一不可。2011年，刘德优被任命为村干部后，即胁迫上诉人将土地转包予刘德优的姐夫陈祖强，未经集体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也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刘德优还从中收取了中介费牟利，违反了”民主议定程序”这一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上诉人与陈祖德签署的《种植西瓜承包土地》应属无效合同，上诉人无需支付土地流转增值款；2．原审法院未对被告所递交收据的性质进行审查。刘德优借牛堆村的名义，以土地补贴款为名目，向上诉人敲诈款项。2012至2014年期间的租金应为62100元，刘德优一次性收取了上诉人88050元，多收取25950元；2015年5月20日以牛堆三村的名义向上诉人索要16700元，名目为2015年、2016年期间的补贴款；2015年9月3日以牛堆三村的名义向上诉人索要8300元，名目为2017年的土地增值金。刘德优向上诉人敲诈的款项共计为：25950+16700+8300=50950元。从2009到2014年，每年10月份，刘德优都来找上诉人索要”看场费”2000元，6年间共计索要12000元。上诉人另获悉，刘德优于2011年也敲诈了王定忠18000元。刘德优索要的金额，并未全部用于村民集体，大部分都占为己用。上诉人不服刘德优私自收款，于2016年12月8日向当地公安局报案，其已展开调查。刘德优不服上诉人控告事宜，遂将上诉人告至原审法院。因此，上诉人在原审法院中所递交收据的性质应属于侦查机关对刘德优犯罪事实进行侦查的内容，原审法院未经审查即武断地认定为土地增值金，且刘德优个人向上诉人收取后未上交牛堆村第三或第四经济社，而是占为己用，已涉嫌敲诈勒索罪与职务侵占罪。因此，原审法院对于收条性质的判断属事实认定错误。3．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土地的承包经营期认定错误。上诉人于一审当庭递交的《附加合同书》载明的租期已从2012年4月1日起至2028年4月1日止，为租期壹拾陆年。该合同有别于被上诉人起诉时递交的《附加合同书》，且被上诉人一审当庭未能提供原件，但上诉人当庭提供了《附加合同书》。因此，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应计至2028年4月1日。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应等待刘德优的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而原审遗留了本案重要当事人，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存在多处错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采纳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并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
牛堆三社、牛堆四社针对韩春光的上诉共同辩称：我们认为，1.对撤销海南省陵水县法院（2017）琼9028民初1212号民事判决没有异议，但我们认为改判无需支付增值金没有依据；2.韩春光的上诉请求及要求追加刘德优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刘德优是经济社的负责人，他代表的是经济社而不是个人的行为，且刘德优在一、二审均到庭；3.韩春光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不属实。我们在二审中提交的陵水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证实了刘德优犯罪事实不成立，其上诉的事实及理由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4.韩春光在上诉状中认为其与陈祖强签订的合同无效，又主张与经济社承包合同期限至2028年自相矛盾，韩春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第三人陈祖强对韩春光的上诉不发表意见。
牛堆三社、牛堆四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两原告补偿土地增值款人民币3512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9月15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两原告将位于海南省××县牛堆三经济合作社、三才镇牛堆村牛堆村四经济合作社谷庭坡面积约140亩坡地，实际面积为138亩，承包给被告种植西瓜等农作物，每亩年租金为人民币150元整，承包期限从2007年1月1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为期五年。2008年5月28日，两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附加合同书》，将两原告与被告韩春光于2006年9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增加6年承包期限，从2012年4月l日延长至2018年4月1日止。被告韩春光于2009年2月6日与王定忠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书》，被告韩春光将其向两原告承包的138亩土地转包给王定忠，转租价格每亩每年人民币680元，转包期限从2009年7月1日至2012年7月1日。2011年1月25日，被告韩春光告与第三人陈祖强签订《西瓜承包土地合同》，被告韩春光将其向两原告承包的138亩土地转包给第三人陈祖强种植西瓜，承包期限为6年，从2012年7月16日至2018年7月16止，承包价格为每亩每年人民币900元整，后改为一年付一次租金。两原告与被告韩春光发生纠纷后，于2016年10月5日、2017月1月12日两原告发通知给第三人陈祖强，通知第三人陈祖强暂不付尚未支付的租金给被告韩春光，待本案结案后再行结算，第三人陈祖强收到通知后就不再支付租金给被告韩春光，现两原告诉求被告韩春光支付土地流转增值费的50%给两原告，土地流转增值款要求支付到2018年4月1日止，共计351260元。被告韩春光提出其与第三人陈祖强之间的承包关系已经终止，第三人陈祖强认为合同还在继续履行中。另查明，陵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6年12月8日向陵水县公安局报称刘德优涉嫌职务侵占，陵水县公安局受案登记表文号为陵公（经）受案字(2016)1070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中，被告和两原告的村民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了原告牛堆三社代表人刘德优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目前公安机关正在立案侦查中。被告认为原告牛堆三社代表人刘德优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势必会影响到本案的审理和定性，建议法庭驳回两原告的起诉或中止审理此案，待处理结果出来可再进行审理。本案处理的是两原告与被告韩春光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至于原告牛堆三社代表人刘德优个人是否触犯刑事犯罪与原告牛堆三社的主体资格并没有影响。故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两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9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2008年5月28日签订的《附加合同书》，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从该合同签订至履行到现在，原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履行到现在与原合同订立时的基础或环境等客观条件已不相适应。被告将其承包的土地通过流转发包给第三人陈祖强，取得第三人支付的流转费每年每亩900元，两原告如果仍按原来的承包费继续按原合同约定的150元履行，被告获得的利益明显大于两原告所取得的收益，将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出现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所无法预见的，且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现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租金继续履行，必将使两原告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根据2006年7月28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五条：”以其他形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进行流转产生增值的，增值部分不低于50%归发包方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承包合同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处理。.....”的规定，两原告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起诉要求被告将土地流转产生增值的50%归其所有，期望通过取得土地流转产生增值款来消除不公平现象，通过增加原合同中的承包费部分内容在本案原、被告之间重新实现利益平衡，且双方订立原合同的目的并未完全受损，合同履行的实际效果更符合公平、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故两原告要求被告将土地流转产生增值的50%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两原告诉求被告支付的土地流转增值款支付从2006年9月15日至2018年4月1日止，共计35126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的规定，对于过去已经履行完毕期间的流转合同部分不再涉及，只是对尚未履行完毕期间的费用问题进行处理。故只支持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流转增值款的期间，从两原告2017年1月10日提起诉讼之日起至两原告请求至2018年4月1日止，共计15个月的增值款项，共计15个月×（900元-150元）×50%÷12个月×138亩=64687.5元。原告要求多出部分，不予支持。为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村的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限被告韩春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三才镇牛堆村牛堆三经济合作社、三才镇牛堆村牛堆四经济合作社支付土地流转增值款人民币64687.5元。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68.9元，由原告三才镇牛堆村牛堆三经济合作社、三才镇牛堆村牛堆四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人民币5151.71元，由被告韩春光负担人民币1417.19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牛堆三社、牛堆四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陵水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明韩春光在一审中陈述刘德优涉嫌职务侵占不属实，该份证据证实了刘德优不构成犯罪；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证明韩春光于2012年3月17日向牛堆三社及四社支付了88050元，其中62100元为2012年-2014年的土地承包金，余款25950元为支付给牛堆三社的土地增值款。经过质证，韩春光认为证据1没有原件核对，其真实性由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业务回单上已经注明金额性质为租金及补贴款，而不是牛堆三社称的土地增值金。第三人陈祖强对证据1、2的三性均没有异议。本院经过审核，对牛堆三社、四社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结合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对韩春光的询问，2015年5月20日韩春光向牛堆三社社长刘德优支付的16700元”土地补贴款”就是案涉所称的土地增值金，可以认定业务回单上注明的土地补贴款亦是土地增值金的事实。
根据双方的诉辩及审查确认的证据，二审补充查明事实如下：牛堆三社、四社及韩春光在一审中分别提交的两份《附加合同书》，签订日期均为2008年5月28日，但牛堆三社、四社提供的《附加合同书》中约定发包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起至2018年4月1日止，为期6年，落款签名处加盖了经济社印章，并有时任经济联合社负责人李长雄（因擅自违法发包经济社土地已被处分）。三、四经济社社长刘秋雄、叶德劝及村民代表吴秋劝、吴里江、吴运江等人的签名；韩春光提供的《附加合同书》中约定发包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起至2028年4月1日止，为期16年，落款签名处加盖了经济社印章，并有时任村委会负责人李长雄和三、四经济社社长刘秋雄、叶德劝的签名，没有村民代表的签名。韩春光在两份附加合同中均有签名。合同签订后，韩春光已依约付清承包期限至2018年4月1日止的土地租金。牛堆三社及四社村民分别于2012年3月17日及2015年5月22日两次领取了案涉土地2012年3月-2018年4月期间的租金。双方在二审中均认可韩春光两次承包案涉土地均未事先经过村民会议的讨论和表决程序。韩春光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又先后两次将其取得的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王定忠、陈祖强，并分别于2012年3月17日向牛堆三社支付了土地增值金25950元，2015年5月20日支付16700元，2015年9月3日支付8300元，加上一、二审中双方自认的王定忠代为支付18000元，共计68950元。
另查明，第三人陈祖强按照2011年1月25日与韩春光签订的《种植西瓜承包土地合同》，于签订合同当日一次性向韩春光支付了前三年（2014年5月16日前）土地租金372600元，后三年分期支付，分别于2015年4月2日支付50000元，2015年5月20日支付50000元，2016年3月5日支付50000元，共计522600元，余款222600元未付。本院根据第三人陈祖强的申请于2017年10月30日依法提存其尚未向韩春光支付的土地租金162715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牛堆三社及四社与韩春光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及《附加合同书》，系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事宜达成协议，约定牛堆三社及四社将案涉138亩土地发包给韩春光使用，韩春光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第三人使用，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行为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征，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而非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立案案由适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韩春光是否应向牛堆三社及四社支付土地流转增值款，若应支付，应支付多少。
首先，关于2008年5月28日牛堆三社及四社与韩春光签订的两份《附加合同书》效力问题。经查，双方约定期限至2018年4月1日的《附加合同书》在签订时虽未经过村民会议的讨论和表决程序，但合同经过了经济联合社盖章、负责人签名并有村民代表的签字确认，且合同签订后，韩春光已依约付清土地承包租金，牛堆三社及四社村民亦于2012年3月17日及2015年5月22日实际参与分配取得了土地承包租金，双方以实际行为认可并履行的是该份合同。而韩春光提供的期限至2028年的《附加合同书》，村民坚决不予认可，且据韩春光自认，该合同是其出资赞助村里的相关村务后，应其要求由时任社长李长雄与其签订的，故该份合同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村民不认可，并非经济社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其次，关于韩春光与第三人陈祖强签订的《种植西瓜承包土地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本案中，韩春光与陈祖强签订的《种植西瓜承包土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农业用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协议内容于事后已经过土地发包人牛堆三社、四社的同意，应为有效。韩春光上诉称该份合同系受牛堆三社现任社长刘德优的胁迫而签订的，应为无效合同，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据一、二审查明事实，发包人牛堆三社、四社于2006年及2008年均以150元每年每亩的价格将涉案土地承包给韩春光后，土地承包市场行情即发生变化，韩春光于2009年以680元每年每亩的价格将土地转包给王定忠，2011年又以900元每亩每年的价格将土地转包给陈祖强，却仍按《附加合同书》的约定以150元每年每亩缴土地承包金而不调整，显然对牛堆三社、四社不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关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的规定考虑，对承包金应予以适当调整变更。事实上，韩春光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已先后多次向两经济社支付了总计68950元的土地增值金，因此一审法院参照《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推动承包法>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以其他形式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进行流转产生增值的，增值部分不低于50%归发包方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的标准，判决韩春光以其流转增值50%部分向牛堆三社、四社支付自2017年1月10日（起诉之日）至2018年4月1日（合同期满日）期间的土地增值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牛堆三社、四社及韩春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68.9元，由上诉人三才镇牛堆村牛堆三经济合作社、三才镇牛堆村牛堆四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5151.71元，由上诉人韩春光负担1417.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杰
审 判 员 杨 洁
审 判 员 梁振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邹燕萍
书 记 员 王天石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