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商终字第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爱里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金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窦广海，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德建，男，195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副总经理，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杨荣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虎明、宋慧冬，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济南爱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里公司）与上诉人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以下简称贵和商厦）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商初字第135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爱里公司原审诉称，自2003年起，爱里公司与贵和商厦建立商品购销关系，由爱里公司向贵和商厦供应蛋糕、月饼两大类食品。合作形式一种为联营扣点式，销货发票由贵和商厦柜台开具，并直接收款，每月定期向爱里公司结算支付货款；另一种为柜台固定租金形式，用于中秋月饼销售，无扣点，贵和商厦只收取固定的柜台租金，购货单位大多采取在柜台订货，由爱里公司凭订单直接从仓库送货的形式(只有少部分或小额的购货客户直接从该柜台自行提货)，贵和商厦开具发票后交给客户，客户将支票或现金给付爱里公司后再交贵和商厦存入租金码下。爱公司向贵和商厦出具增值税发票，贵和商厦将货款支付给爱里公司。
根据贵和商厦的财务规定，中秋节过后(也就是柜台租赁期限届满后)，爱里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法自行将收回的月饼销售款录入租金码中，只能通过贵和商厦的人员操作敲入。贵和商厦的人员赵宝勇于2009年调任贵和商厦的营销部团购主任，负责整个贵和商厦的团购业务。爱里公司将中秋节过后收回的月饼款交给赵宝勇，让其存入租金码下。爱里公司的财务人员交给赵宝勇货款(含支票和现金)1959681.4元，爱里公司的销售人员周屹交给赵宝勇货款321481.50元，两项共计2281162.90元。
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贵和商厦返还爱里公司月饼销售款824345元（包含月饼专柜的销售款494200.40元），赵宝勇返还货款280000元。赵宝勇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的爱里公司月饼销售款项共计1671018.30元，赵宝勇已经（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并已生效。贵和商厦的人员赵宝勇的犯罪行为利用的是职务便利，相应的后果依法应由贵和商厦负责。赵宝勇侵占的款项应由贵和商厦偿还并支付利息损失。爱里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贵和商厦向原告爱里公司支付货款1671018.3元；2、判令被告贵和商厦向原告爱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248092.50元（以1671018.30元为基数，自2011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3、由被告贵和商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贵和商厦原审辩称,第一，本案赵宝勇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爱里公司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损失产生。首先，根据贵和商厦与爱里公司签订的合同书附件，约定在合同期限内由贵和商厦统一收银，本案中所涉及赵宝勇收取的款项，均是爱里公司除贵和之外的其他门店收取的货款，为了开具非食品发票，其找到赵宝勇帮忙，爱里公司将外店的货款交给赵宝勇，这不可能是其与贵和商厦间的正常业务，也不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合作范畴。第二，赵宝勇也即在爱里公司所诉期间内，并不负责爱里公司月饼销售所在的B1层，也没有公司的授权，爱里公司没有理由相信赵宝勇具有上述职权。第三，自2006年开始，爱里公司为了将其他门店货款开具非食品类发票，让赵宝勇帮忙，赵宝勇借此机会骗取爱里公司的款项。爱里公司与赵宝勇多年来一直按照双方的合意，从事上述业务，赵宝勇并没有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第四，赵宝勇陈述为爱里公司其他门店开具发票违反财务管理规定，贵和商厦并不知情，其行为纯属个人行为。第五，贵和商厦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定期与爱里公司进行货物销售数额及总额的核对，并通过对账函的方式核对款项。在整个业务流程中，贵和商厦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并不存在过错。爱里公司起诉的数额有误，且多处矛盾，缺少有力证据证实。有部分款项未收到，且刑事判决中认定赵宝勇侵占贵和商厦的款项为104万余元。爱里公司起诉事实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不存在租金码不能输入的问题，爱里公司提交给赵宝勇的支票中，很多出票日期在中秋节以前。
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1月1日，爱里公司与贵和商厦签订《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商品代销合同书》一份，合同期限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约定爱里公司在贵和商厦B1层经营A里系列产品，双方约定贵和商厦销售分成为：常温产品扣销售额的13%，加工产品扣销售额的15%。每月5日-20日为上个月销售货款结算期，贵和商厦承诺在结算期内如数结清爱里公司应得货款,即扣点式合作模式。2009年6月30日，爱里公司、贵和商厦继续签订代销合同，合作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合作模式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相同。2009年8月28日，双方签订《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合同书附件》一份，合同期限为2009年9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约定贵和商厦在B1层经营A里月饼项目，爱里公司每月向贵和商厦缴纳1万元的毛利保底额，由贵和商厦统一收银，即租金式合作模式。2009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第三份代销合同，合同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贵和商厦按照实际销售额的15%留取分成，其他内容与前述两份代销合同一致。2010年8月10日，双方签订《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合同书附件》，合同期限自2010年8月10日至2010年12月31日，爱里公司每月向贵和商厦交纳1万元的管理费，其他内容与前述合同书附件一致。以上合同及合同附件均由爱里公司、贵和商厦签字并加盖公章。
在履行租金式合作模式的合同时，爱里公司租用贵和商厦的柜台进行食品销售，贵和商厦收取资金，购货(团购)单位在柜台订货，爱里公司送货，同时交给贵和商厦开具的发票，收取支票或现金，然后将货款交给贵和商厦负责团购业务的赵宝勇，由赵宝勇转交给贵和商厦财务后，贵和商厦与爱里公司进行货款结算。
2009年至2010年间，赵宝勇在担任贵和商厦营销部主任、楼层值班经理期间，利用负责团购业务及开具发票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取爱里公司的支票、现金后，通过购买贵和商厦购物卡等方式向爱里公司提供办公用品发票，并通过部分返款行为掩饰。2014年5月19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判决书，认定赵宝勇共计侵占爱里公司销售货款1048941.27元。该刑事判决已生效。
另，2012年3月15日，爱里公司委托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向贵和商厦发送《律师函》，要求贵和商厦于2012年3月30日前返还货款。
原审法院认为，爱里公司与贵和商厦签订的《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商品代销合同书》及附件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认定赵宝勇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单位财物，犯职务侵占罪，故赵宝勇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贵和商厦虽辩称赵宝勇的收款行为不属于爱里公司与贵和商厦之间的正常业务范围，是赵宝勇的个人行为。但贵和商厦认可收到爱里公司交给赵宝勇的支票，赵宝勇为爱里公司开具的贵和商厦的发票亦是利用职务便利，贵和商厦即使不知情，也系其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赵宝勇收取爱里公司货款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贵和商厦应对此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贵和商厦应向爱里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原审法院认为，赵宝勇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共计侵占爱里公司货款1048941.27元。爱里公司虽主张已支付货款2281162.9元，返还610144.6元，贵和商厦应返还货款1671018.3元，但贵和商厦对付款金额和还款金额均不认可，爱里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且（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刑事案件中已对爱里公司、贵和商厦双方之间2009年至2010年的货款往来情况进行了审计。原审法院认为，贵和商厦应向爱里公司支付的货款应以生效判决认定的结果为依据，即贵和商厦应返还爱里公司1048941.27元，对于爱里公司超出部分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济南爱里食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48941.27元；二、被告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济南爱里食品有限公司货款利息（以1048941.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3月3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济南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080元，由被告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承担。
上诉人爱里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由贵和商厦向爱里公司支付货款1671018.30元及利息。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贵和商厦应支付给爱里公司的货款数额错误。爱里公司于2009年度交付给贵和商厦工作人员赵宝勇的支票为113张金额为1177060.40元、2010年度交付给赵宝勇的支票26张金额为576395元、2010年度交付给赵宝勇的现金为170288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电汇款35938元、爱里公司工作人员周屹交付给赵宝勇的款项321481.50元，以上款项总额为2281162.90元，已在赵宝勇涉案的(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案件中查证属实。在爱里公司交付给赵宝勇的款项总数额已查证属实的情形下，那么就再计算赵宝勇的还款数额。除赵宝勇直接向爱里公司返还的28万元现金外，根据赵宝勇在刑事案件2012年12月27日的询问笔录，可证实赵宝勇只在2009年11月、12月通过贵和商厦的财务账户向爱里公司返还可款项328822.80元，返还款共计为608822.80元。除此之外就赵宝勇所侵占的款项再也未向爱里公司偿还过款项。爱里公司在贵和商厦处的销售柜台为扣点式和固定租金式两种，扣点式的柜台为常年经营(该柜台只零售经营蛋糕、面包等食品类，不会出现团购)，固定租金式柜台只在每年的中秋节前的短时间内租赁。经贵和商厦账户支付给爱里公司的款项是爱里公司常年经营的销售款，与本案根本没有关系。因为经赵宝勇刑事案件查明，爱里公司交付给赵宝勇的款项已全部由赵宝勇以职务便利予以侵占，未进入到贵和商厦的财务账户(除2009年11月、12月的328822.80元外)，由此也就不存在经贵和商厦财务账户向爱里公司返还赵宝勇侵占的款项的事实。若贵和商厦主张另外还有与本案有关的向爱里公司的付款其依法应予以举证。本案属于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交叉的案件，由于二者的性质、证明标准、归责原则、法律责任等方面各不相同，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法律关系。刑事案件认定事实是以有利于贵和商厦的原则，在赵宝勇刑事案件的审计报告中贵和商厦支付给爱里公司的日常销售款也计算在了赵宝勇所侵占款项的还款数额中是错误的，这也可从刑事卷宗中办案人员在审计报告中标记的“其中的950740.13元并非通过赵宝勇，此报告是错误的”中清楚的看出。而本案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应依据民事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进行，而不应径行采信刑事案件中的审计机构作出的有误的数额。综上，贵和商厦应向爱里公司返还的款项应为1671018.3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数额为1048941.27元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起算时间不对。爱里公司与贵和商厦签订的商品代销合同第3条第4项约定“每月5日-20日为上个月销售货款结算期，贵和商厦承诺在结算期内如数结清爱里公司应得之货款”。欠款利息应分段计算如下:2009年交付给贵和商厦人员赵宝勇的销售款为1177060.40元，扣除2009年11、12月己返还的328822.80元，余款848237.60元自2010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2010年交付给贵和商厦人员赵宝勇的销售款为782621元，扣除赵宝勇返还的280000元，余款502621元自2011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爱里公司单位人员周屹交付给贵和商厦人员赵宝勇的销售款于2012年8月29日出具欠款条，该款自2012年9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数额及利息起算时间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贵和商厦答辩称，贵和商厦不认可爱里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但同意其否定刑事判决作为本案认定依据的意见，对此应当依据民事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爱里公司举证证明贵和商厦的欠款。贵和商厦不同意爱里公司提出的利息的起算时间。综上，请求驳回爱里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贵和商厦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请求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历商初字135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爱里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爱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赵宝勇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判决贵和商厦支付爱里公司货款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是错误的。本案赵宝勇的行为并不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不能由贵和商厦承担。首先，根据贵和商厦与爱里公司签订的《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合同书附件》，约定合同有效期截至当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均由贵和商厦统一收银，本案中所涉及赵宝勇收取的款项，均是爱里公司除贵和之外的其他门店收取的货款，为了开具非食品发票，找到赵宝勇帮忙，爱里公司将外店的货款交给赵宝勇，这不是其与贵和商厦的正常业务，也不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合作范畴。一审判决认为，赵宝勇为爱里公司开具的贵和商厦的发票系利用职务行为，该认定是错误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到贵和商厦购买购物卡，贵和商厦都可以开具发票，这不需要利用职务便利。再者，赵宝勇在2009年开始在营销部工作，2010年调任F3层值班经理，也即在爱里公司所诉的期间内，赵宝勇并不负责爱里公司所在的B1层，其职责范围当然不可能包含收取爱里公司的货款、客户发票等，而且其也没有公司的授权，爱里公司没有理由相信赵宝勇具有上述职权。第三，赵宝勇承认为爱里公司其他门店开具发票违反贵和商厦的财务管理规定，是个人行为，且贵和商厦对此并不知情，这也说明了其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二、爱里公司起诉的数额系捏造，且多处矛盾，缺少有力证据证实，一审证据认定错误，导致判决数额错误。首先，根据爱里公司在刑事案件中提交的《对账函》证实，截至2010年10月30日，双方核实贵和商厦共应结爱里公司的货款为8894.40元，之后贵和商厦陆续返还完毕款项，我方并不欠爱里公司的货款。其次，从赵宝勇向爱里公司出具的欠条内容看，截至2012年8月29日，赵宝勇欠爱里公司的货款总额为321481.50元，该金额大大低于爱里公司所起诉的金额。第三，刑事判决中认定赵宝勇侵占贵和商厦的款项为104万余元，本次爱里公司起诉数额为167万余元，2012年3月15日，爱里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主张的数额约为90万元，同一笔债权，不同场合有不同的主张与陈述，矛盾重重，疑点颇多。第四，爱里公司在其提交给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中称，赵宝勇共计非法侵占爱里公司货款95万元，而非起诉状中所称的167万余元。第五，赵宝勇刑事案件中陈述及2011年9月22日出具的欠条，赵宝勇认为在2011年9月22日前共有90万元左右没有返还给爱里公司，2011年11月8日、2012年2月16日，赵宝勇分两次共又还了13万元。因此，本案的实际经办人赵宝勇认可的数额并不超过90万，与爱里公司起诉的数额差距很大。一审中，爱里公司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欠款数额，并自认欠款数额无法证明，而贵和商厦提交的证据却能证明双方并不存在欠款，爱里公司用支票购买了购物卡，贵和商厦已将等额的购物卡和发票交付给购买者。贵和商厦与爱里公司之间并未因货物买卖发生欠款。一审判决未综合考察双方的证据，在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刑事判决书的前提下，却仅运用刑事判决书确定的数额认定欠款数额，显然是错误的。三、爱里公司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损失产生，不应要求贵和商厦承担责任。首先，根据赵宝勇的刑事案件中的陈述及其他证人证言可见，自2006年开始，爱里公司明知因为双方约定统一收银，贵和商厦不可能为其在他处的销售收入开具发票，所以找到赵宝勇帮忙，赵宝勇借此机会骗取爱里公司的款项。爱里公司为满足一己之利，明知通过赵宝勇骗取贵和商厦的发票是违反法律以及财务规定而仍然将款项交付给赵宝勇，致使上当受骗，其自身存在明显的过错。其次，贵和商厦定期与爱里公司进行货物销售数量及总额的核对，并通过对账函的方式核对款项，在对账的过程中，爱里公司从未针对欠款金额向贵和商厦提出过异议，这说明爱里公司对赵宝勇的收款行为不代表贵和商厦是始终认可的。在整个的业务流程中，贵和商厦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并不存在过错，因此，爱里公司无权要求贵和商厦承担损失。四、(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赵宝勇存在职务行为的证据使用，也不能证明欠款数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赵宝勇职务行为的有效证据，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多处矛盾，认定侵占数额证据不足，并且主要事实没有经过受害人即贵和商厦的认可，程序违法，与爱里公司报案材料和相关证据矛盾。贵和商厦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九条的规定，该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赵宝勇构成职务行为的证据使用。原审判决并未按照证据规则，综合认定贵和商厦提交的证据，单纯以该刑事判决书为证据认定赵宝勇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是错误的。即便该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赵宝勇是职务行为，判决书认定的数额也不能作为证明贵和商厦与爱里公司之间欠款额的证据使用。该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赵宝勇侵占贵和商厦的款项为104万余元，104万余元是贵和商厦造成损失的数额，并不能等同于货物欠款。贵和商厦是否欠付爱里公司货款需要爱里公司提交款项往来结算的具体证据证实。五、原审判决剥夺贵和商厦的辩论权，程序违法。原审经过两次开庭，第一次开庭主要是双方交换了证据，第二次开庭进行法庭调查，双方证据较多，开庭时间较长。因爱里公司主张的欠款数额存在矛盾，证据不足，主审法官要求爱里公司庭后补充证据，待提供证据后，再次开庭进行调查。因此，本案法庭调查尚未结束，法庭辩论未进行。等待再次开庭的过程中，原审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未进行法庭辩论直接进行判决，剥夺了贵和商厦的辩论权，属于严重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爱里公司答辩称，赵宝勇的行为法院已经进行了刑事判决，并进行了定性。原审法院认定的赵宝勇的行为后果由贵和商厦承担是正确的。在赵宝勇刑事案件案发前，赵宝勇一直在对爱里公司隐瞒相关的事实情况，爱里公司对此也不知情，侵占的具体款项数额爱里公司也不清楚。赵宝勇的案件审判后，爱里公司才知道侵占款项的数额。一审法院进行了法庭辩论,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赵宝勇案发后，历下区公安分局对赵宝勇及爱里公司员工魏显民、郭慧进行调查，在对赵宝勇的询问笔录中，赵宝勇供述：因爱里公司其它门店需要开具办公用品的发票，经协商，其将爱里公司团购用户付款通过贵和商厦财务走账的方式开出发票，同时其能完成贵和商厦下达的销售任务，这样做是违反的规定的，但给超市经理作了汇报。在魏显民、郭慧的询问笔录中，其二人均认可，2007年左右，贵和公司为业绩冲量，经双方协商，爱里公司将其其它门店的月饼团购款以走贵和公司财务账的形式增加其业务量，爱里公司则取得办公用发票，贵和公司具体的操作人员是赵宝勇；2、爱里公司主张其于2009年度交付给贵和商厦工作人员赵宝勇的支票为113张金额为1177060.40元，2010年度交付给赵宝勇的支票26张金额为576395元，2010年度交付给赵宝勇的现金为170288元，爱里公司工作人员周屹交付给赵宝勇的款项321481.50元，另外在赵宝勇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电汇款为35938元，以上款项总额为2281162.90元。贵和商厦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爱里公司在赵宝勇刑事案件中陈述的损失与民事起诉主张的金额相关较大，且前后矛盾。赵宝勇的收款行为不属职务行为，故不应认定为贵和商厦的欠款。
本院认为，爱里公司与贵和商厦签订的《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商品代销合同书》及附件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双方合同约定爱里公司在贵和商厦B1层经营A里系列产品，结算方式为扣点式合作和租金式合作两种模式。故爱里公司与贵和商厦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针对贵和商厦所提上诉请求，本院认为，1、关于赵宝勇是否构成职务行为问题，本案中，赵宝勇自07年起利用其贵和商厦超市值班经理及营销部团购负责人的身份，接收爱里公司的货款并提供贵和公司的发票给爱里公司，其行为属职务行为。在原审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赵宝勇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单位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故原审法院认定赵宝勇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其行为后果应由贵和商厦承担。贵和商厦上诉称赵宝勇的收款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贵和商厦主张的爱里公司应承担责任问题。首先贵和商厦主张爱里公司交给赵宝勇的货款均是爱里公司其它门店的，爱里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员工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已认可用其它门店的团购货款在贵和商厦走账的事实，故应认定爱里公司交给赵宝勇的货款中包括其它门店的货款。本案的发生，固然有贵和商厦内部管理缺失，加之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所致，而爱里公司存在将其它门店货款交与赵宝勇导致损失扩大的情况，应认定其亦存在过错。3、贵和商厦主张原审证据认定错误，导致判决认定金额错误，但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推翻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4、贵和商厦主张本案原审庭审时，法庭调查尚未结束，法庭辩论未进行。等待再次开庭的过程中，未进行法庭辩论直接进行判决，剥夺了其辩论权，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对此本院经审查，原审在开庭过程中进行了辩论，审理程序合法，贵和商厦所对此提异议没有依据，故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针对爱里公司的上诉请求，1、贵和商厦应向爱里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在原审法院（2014）历刑初字第115号刑事案件中，已对爱里公司、贵和商厦双方之间2009年至2010年的货款往来情况进行了审计，并最终确认赵宝勇侵占销售货款及数额，原审判决认定该刑事判决确认的数额即为贵和商厦应向爱里公司付款金额并无不当。爱里公司主张贵和商厦应返还货款总额为2281162.90元，与生效判决相悖，且其本身对损失的产生亦存在过错，故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因双方未约定明确的返还货款的时间，原审法院以爱里公司向贵和商厦发送律师函要求返还货款期限届满的时间为起算点，并无不当，爱里公司对此所提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爱里公司和上诉人贵和商厦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080元，由上诉人济南爱里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1040元，上诉人山东鲁能商贸有限公司贵和商厦负担110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萍
审 判 员 宋海东
代理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