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5民终13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亚云，男，1976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建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声扩，云南凌云（玉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桂勇，云南凌云（玉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致英，男，1952年3月21日生，汉族，住建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所地：建水县临安镇仁和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健，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刚，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李桂琼，女，1956年8月21日生，汉族，住建水县。
原审第三人：黄会林，女，1978年4月2日生，汉族，住建水县。
上诉人黄亚云因与被上诉人黄致英、建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建水县住建局”）、原审第三人李桂琼、黄会林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4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各方二审中未提出新证据、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亚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由黄致英返还黄亚云拆迁补偿款436257元并支付该款项的利息损失66373.47元(领款之日起至上诉之日期间)；由建水县住建局对黄致英应返还的拆迁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是以侵权为由主张自己的权利，本案应为侵权纠纷。黄致英私自在上诉人房产证上添加自己姓名，以房产共有人身份与住建局协商拆迁补偿，上诉人知晓后向住建局提出产权异议并出示真实产权证明。但住建局没有理会也未到房管部门审核上诉人房屋真实产权，仅凭黄致英提供的虚假房产证明就允许黄致英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并将全部拆迁补偿款支付给黄致英。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就补偿款分配事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一审采信证据错误。建水县南城门片区历史风貌保护恢复项目办公室出具的《关于黄亚云诉黄致英、建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一案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效力，更不能证明黄亚云与黄致英之间就房屋拆迁补偿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八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黄亚云与黄致英之间未就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订立任何形式的合同，黄亚云也没有以自己的行为表明黄致英具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权利及分配拆迁补偿款的意愿。一审准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黄致英辩称，涉案房屋是我和李桂琼建盖的，李桂琼是我前妻，黄会林是我女儿，但是她们身体不好，所以一直是我在养着。最开始住建局给我们的拆迁补偿费是62万元，我还想着我、黄亚云、李桂琼、黄会林四人一个人能分15万元，经过多次与住建局协商，住建局最后确定给我们的补偿款是68万元，我与上诉人都同意，就一起去住建局签订协议，第二天领款。针对补偿费的分配，当时拆迁办的领导还做我们的工作，最后我同意给上诉人25万元，这些是我们都说好了以后才去签订协议的，25万元在领款的当天就给黄亚云了。
被上诉人建水县住建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013年10月17日，黄亚云与其父亲黄致英作为乙方，答辩人作为甲方共同签订《建水县南城门片区历史风貌恢复保护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之后答辩人依协议约定补偿两合同当事人拆迁补偿款。上诉人也收到其家庭协商分配的25万元拆迁补偿款。建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建民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已生效）也确认“签订协议当日，原告黄亚云与被告黄致英家庭内部对补偿款分配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才签订的协议”。故上诉人上诉主张未就补偿款分配事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上诉人与其父黄致英就拆迁补偿款家庭内部分配的问题，双方已口头约定分配办法，上诉人也实际分配得到一定补偿款。该合同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已生效，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判决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家庭内部对房屋征收补偿款已分配完毕的情况下，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更是于法无据。
原审第三人李桂琼述称，涉案房屋是我与黄致英离婚后，我改成黄亚云的名字的。对补偿的分配没有意见。
黄亚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黄致英返还黄亚云拆迁补偿款436257元并支付该款项的利息损失；由建水县住建局对黄致英应承担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黄致英及建水县住建局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黄致英与第三人李桂琼原系夫妻，共同生育原告黄亚云及第三人黄会林。建水县临安镇建中路20号房屋系被告黄致英祖上遗留房屋，由被告黄致英于1983年出资重建，原产权登记为被告黄致英所有。1994年5月29日，被告黄致英与第三人李桂琼协议离婚，约定上述房屋归第三人李桂琼享有；同年6月9日，被告黄致英与第三人李桂琼又签订《更改协议》，约定将上述房屋变更为归原告黄亚云享有。1996年9月，第三人李桂琼依据与被告黄致英的《离婚证》及原房屋所有权证向建水县房地产管理处申请产权变更登记。同年11月6日，房屋产权人变更登记为原告黄亚云，但房屋实际仍由原告黄亚云、被告黄致英、第三人李桂琼、黄会林共同居住使用。2012年，因建水县城市规划需要，房屋被划入建水县城南城门片区拆迁范围。2013年10月17日，原告黄亚云、被告黄致英在建水县南城门片区历史风貌保护恢复项目办公室就补偿款分配事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共同与被告建水县住建局签订了《建水县南城门片区历史风貌恢复保护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当日，被告黄致英领取了补偿款人民币686257元，并按约定分配了25万元给原告黄亚云。2015年8月26日，原告黄亚云以其受胁迫签订协议、签订协议时其处于精神抑郁和失常、且拆迁补偿款低于正常拆迁补偿标准近一倍的价格为由向建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建水县南城门片区历史风貌恢复保护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建水县人民法院以（2015）建民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黄亚云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原告黄亚云的诉讼请求。黄亚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6）云25民终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3月17日，原告黄亚云又以被拆迁房屋系其单独所有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被告黄致英全额返还拆迁补偿款686257元并支付利息，并由被告建水县住建局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原告黄亚云承认其已收到被告黄致英分配的补偿款25万元的事实，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黄致英返还房屋拆迁补偿款436257元并支付该款项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黄致英与第三李桂琼协议离婚时，约定建水县临安镇建中路20号房屋归第三人李桂琼享有，后双方又签订《更改协议》，约定上述房屋归原告黄亚云享有，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实质是被告黄致英与第三人李桂琼将其所有的房屋赠予原告黄亚云，且已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原告黄亚云享有建水县临安镇建中路20号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被征收时，原告黄亚云与被告黄致英就拆迁补偿款的分配达成协议，由原告黄亚云享有补偿款25万元，余款436257元归被告黄致英、第三人李桂琼、黄会林享有，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原告黄亚云自愿处分其民事权益，第三人李桂琼、黄会林亦认可协议的效力，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各方当事人均已按协议履行，故对原告黄亚云要求被告黄致英返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亚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20元，减半收取5810元，由原告黄亚云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过审理，确认原判对相关证据的采信合法有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黄致英与李桂琼在离婚后将其共有的的建水县临安镇建中路20号房赠予黄亚云，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黄亚云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在该房屋被征收前，黄致英、李桂琼、黄会林与黄亚云夫妇一直共同居住在该房内。2013年10月17日，黄亚云、黄致英作为一方与建水县住建局签订了《建水县南城门片区历史风貌恢复保护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补偿金额为人民币686257元。就该拆迁补偿款，黄亚云与黄致英达成协议，由黄亚云享有25万元，余款436257元归黄致英、李桂琼、黄会林享有。黄致英领取补偿款686257元后按约定分配了25万元给黄亚云。对该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李桂琼、黄会林亦认可协议的效力，协议合法有效。原审确认协议合法有效，据此驳回黄亚云要求黄致英返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亚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20元，由上诉人黄亚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彦斌
审判员 张 航
审判员 黄 洁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袁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