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33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丽萍，女，197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强，上海昌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卫兰，女，197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扬，上海尚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丽萍因与被上诉人沈卫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13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丽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卫兰的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范丽萍已经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委托事项，沈卫兰在拿到相关的理财合同及收据后，也相应地领取每个月的利息。沈卫兰在诉讼中并未诚实表述相关事实，作为投资人，如沈卫兰未收到过合同及收据，第一次投资后就不会再投第二次，且如此长时间一直未向范丽萍主张权利，也不合情理；证人徐某也作证称已将合同及收据在办公室交付沈卫兰，徐某自己也购买了同样的理财产品，如其作伪证，自己的损失也将不能向范丽萍主张，不符合常理；范丽萍还申请了另外两名购买过同样理财产品的证人作证，均能说明沈卫兰否认收到过合同及收据为撒谎。范丽萍与沈卫兰间成立口头委托合同，双方并未就具体的委托事项及委托期限达成一致，且系无偿委托，范丽萍仅是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范丽萍已经基于日常的办事方式及原则，履行了相应的委托事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沈卫兰辩称，因逐渐发现投资事宜存在问题，故2015、2016年间，其一直与范丽萍进行交涉，要求其提供钱款打入目标公司的证据。范丽萍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恰恰说明了相关款项没有汇入目标公司。范丽萍与沈卫兰就投资有特别约定，沈卫兰相信范丽萍作为中间人，在沈卫兰与目标公司之间来回转款系有利可图，没有利益不符合常理。因此，沈卫兰不同意范丽萍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卫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丽萍返还沈卫兰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46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初，沈卫兰通过案外人徐某介绍认识范丽萍，沈卫兰委托范丽萍将钱款转交给甘肃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作为出借款并收取利息。
沈卫兰总计向范丽萍交付了46万元款项。具体为：2013年2月22日沈卫兰转账给范丽萍6万元；2013年10月22日沈卫兰转账给范丽萍8万元；2013年12月20日沈卫兰在范丽萍指定的POS机上刷卡五笔，具体为25,330元、18,670元、18,000元、20,620元、27,380元，合计11万元；2014年5月3日沈卫兰向范丽萍转账2笔，分别为1万元及14万元，合计15万元。另外还有一笔，沈卫兰称系2013年1月30日现金交付范丽萍6万元；范丽萍确认收到此笔款项，但表示对于钱款的交付时间及方式记不清楚了。
2013年3月2日至2014年8月2日期间，范丽萍共向沈卫兰转账42笔，金额2,000元至6,000元不等，合计金额为145,500元。双方对于该款项性质存在争议，沈卫兰称系其多次向范丽萍催讨后范丽萍给付其的补偿款，范丽萍称系A公司让其转付给沈卫兰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沈卫兰、范丽萍对于相互成立口头委托合同关系并无异议，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范丽萍是否完成了委托事项？二、本案中沈卫兰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范丽萍认为A公司在收到其转付的沈卫兰钱款后出具了《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其也转交给了沈卫兰，之后沈卫兰也拿到了A公司给付的红利利息，故其完成了委托事项。结合范丽萍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就《股权质押借款合同》，沈卫兰对范丽萍所提供的这些合同是不予确认的，鉴于合同仅为复印件，故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虽然范丽萍提供海兴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证明，但鉴于B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故亦无法证明合同的真实性。至于能证明A公司已实际收款的收据范丽萍更是未能予以提供。所以，在范丽萍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也无合同当事人及收款收据出具人确认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合同及收据本身的真实性。而且就沈卫兰已获得《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一事，范丽萍仅提供了证人徐某的证言，该证言系孤证，一审法院难以据此认定沈卫兰已经收到合同及收据的事实。其次，就投资款的实际转付问题。根据范丽萍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沈卫兰转给范丽萍的钱款与范丽萍转给案外人张某、齐某的钱款并非一一对应，所以范丽萍所称其已将沈卫兰的钱款全额交付给了齐某并不能成立。而且就齐某的身份，范丽萍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即便齐某收到沈卫兰款项，也不意味着A公司收到了沈卫兰款项。同时，范丽萍也未证明其将款项转交给沈卫兰并不相识的张某、齐某系经沈卫兰之认可。所以就钱款的转付上范丽萍没能证明其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再次，就范丽萍每月转给沈卫兰的小额款项，范丽萍认为此系A公司支付沈卫兰的利息红利，但鉴于该款项都是范丽萍卡内转账给沈卫兰，对于该款项来源于A公司范丽萍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并不能以此作为范丽萍已经完成委托事项的判断依据。最后，对于范丽萍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完成了委托事项。关于B公司出具的通告等，此材料均为复印件，故就真实性无法确定。退一步讲即便真实，鉴于B公司与A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故B公司所作的陈述也不能代表A公司。另外在通告等材料中B公司也未确认过沈卫兰投资的事实，反而因投资涉及人数多且有层层转账的问题存在，故B公司多次提到要以实际核实收到的金额为准。而本案中范丽萍就实际转付了款项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始终未予证明。关于其他投资人的陈述，不能就此类推至沈卫兰，故他们的陈述并不能证明范丽萍对于沈卫兰完成了委托事项。
关于争议焦点二。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中，范丽萍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沈卫兰知道或应当知道范丽萍没有完成委托事项至沈卫兰起诉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况且不论范丽萍申请的证人徐某陈述的事实是否真实，但从证人证言中有一点可以认定，在2015年、2016年沈卫兰、范丽萍就投资款是有沟通的。故此，对于范丽萍抗辩的诉讼时效已过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因为范丽萍现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已经完成委托事项，故沈卫兰要求范丽萍返还交付的46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范丽萍陆续转给沈卫兰的145,500元，沈卫兰认为系补偿款，并无依据，故应在本案范丽萍的应返还款中予以扣除。经计算，范丽萍尚应返还沈卫兰的款项为314,500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于2018年2月1日作出判决：范丽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卫兰314,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沈卫兰负担2,182元（已付），由范丽萍负担6,01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范丽萍与沈卫兰间就沈卫兰之钱款投资A公司达成了委托合同，双方对此均无异议。然而，双方对委托事项是否完成，各执一词。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受托人一方主张委托合同已实际履行的，应就其已完成受托事项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一审中，范丽萍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但在沈卫兰否认收到其与A公司间协议的情况下，范丽萍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沈卫兰与A公司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协议、其已将该协议交付沈卫兰；在沈卫兰否认收到A公司收款收据、范丽萍并未将沈卫兰的钱款直接交付至A公司而系直接交付至齐某等所谓中间人、沈卫兰交付范丽萍的钱款与范丽萍交付所谓中间人的钱款存在出入的情况下，范丽萍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范丽萍已将沈卫兰的钱款最终交付A公司。因此，范丽萍称其已完成委托事项，缺乏充分依据；沈卫兰主张范丽萍返还钱款，合法有据。而且，一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范丽萍是否完成委托事项，业已作出十分详尽的分析论述，均言之在理，本院予以认同。至于最终返还款项的金额，一审法院认定亦属准确。
综上所述，范丽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00元，由范丽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慧
审判员 马 丽
审判员 潘静波
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王文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