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赣民申6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兴国县大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将军大道B37栋1-2层。
法定代表人：张志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生，江西阳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钟俊艳，女，1963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春建，男，1962年1月1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系钟俊艳丈夫。
上述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梦娟，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运春，男，1965年7月14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爱萍，女，1970年8月2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系张运春之妻。
再审申请人兴国县大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鑫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钟俊艳、张春建、二审被上诉人张运春、陈爱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7民终3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大鑫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事实与理由包括：1、本案系张运春用欺骗形式在未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及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用公司公章为其个人借款在协议上加盖担保，其个人涉嫌犯罪不应由公司承担责任。2、大鑫公司在原一、二审提交的证明、公司章程、公司会计何英的证明、张运春的情况说明和银行流水，均可以证明张运春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做担保属于其个人行为，且其行为已被法院判决构成犯罪，借款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应认定无效。3、张运春盗用大鑫公司公章，以大鑫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借款担保，属无权代理，应由其个人承担。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张运春提供担保前，没有告知更没有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应属担保无效。5、大鑫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两个股东以上，钟俊艳、张春建应当知晓，张运春向其借款并以大鑫公司名义进行担保，而张运春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亦非公司登记股东，钟俊艳、张春建按情理应当向其他真正股东询问，并要求其他股东同意提供担保的书面依据，但其没有对此进行合理审查，依法对张运春不能清偿部分负有完全过错。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申请再审。
张春建、钟俊艳辩称，1、张运春虽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案涉借款合同系张运春、张春建、钟俊艳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2、张运春是大鑫公司股东陈爱萍的配偶，且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大鑫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志华对此明确表示认可，故张春建、钟俊艳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大鑫公司在借款协议“担保方”处盖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任何过错。3、大鑫公司章程并未约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4、大鑫公司主张是张运春盗用公司公章为其个人借款在协议上加盖担保，但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大鑫公司的这一主张合理合法。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款与担保合同是否因张运春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必然无效。2、张运春在案涉《借款协议》上加盖大鑫公司印章，是否是采用欺骗形式盗用公司公章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属于无权代理。3、大鑫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而无效。4、张春建、钟俊艳是否未尽合理审查义务。
（一）关于案涉借款与担保合同是否因张运春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必然无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案涉借款与担保合同并不因张运春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必然无效。二审法院以案涉借款合同没有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情形，认定其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二）关于张运春在案涉《借款协议》上加盖大鑫公司印章，是否是采用欺骗形式盗用公司公章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属于无权代理的问题。经查，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审判人员询问大鑫公司《借款协议》上的公章是否真实。大鑫公司陈述称据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志华说，公章可能是公司的，但是不知道如何盖上的。大鑫公司对其主张的张运春采用欺骗形式盗用公司公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大鑫公司另陈述称其公司只做了“滨江爱尔蓝”一个项目。在二审提交的《代理词》中，大鑫公司称“张运春是实际的股东”。而根据案涉《借款协议》，张运春向张春建、钟俊艳借款的原因是投资开发兴国县“滨江爱尔蓝”房产项目。在此基础上，二审法院认为张运春系大鑫公司股东陈爱萍丈夫，并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张春建、钟俊艳作为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加盖公章是大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
（三）关于大鑫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而无效的问题。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其中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将上述规定结合起来理解，应认为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要求属于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张运春的身份，大鑫公司二审庭审时陈述称，张运春是其公司项目办事员，没有委派其他身份。由此可知，张运春并非大鑫公司的董事或经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
（四）关于张春建、钟俊艳是否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的问题。本案中，张运春是大鑫公司股东陈爱萍的丈夫，并实际参与了大鑫公司的经营活动，大鑫公司只做了“滨江爱尔蓝”一个项目，而根据案涉《借款协议》，张运春向张春建、钟俊艳借款的原因是投资开发兴国县“滨江爱尔蓝”房产项目，作为合同相对人，张春建、钟俊艳有理由相信提供担保系大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大鑫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大鑫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兴国县大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喻德红
审判员 田甘霖
审判员 李振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周 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