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4民终19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关震，男，1962年3月19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新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赤，女，196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万达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
法定代表人：齐界，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辽宁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蕊，辽宁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市分行，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
负责人：姜维，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男，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辽宁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关震、孙赤因与被上诉人抚顺万达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市分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17）辽0402民初1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关震、孙赤、被上诉人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孙蕊、原审第三人邮政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关震、孙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3条中完整内容为第L【号楼】【座】门市【单元】XXX号房，原审判决中少写“单元”二字。该商品房建筑面积共351.69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303.48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48.21平方米。而上诉人得到的产权证上此项记载为空白，被上诉人以“房屋”概念混淆“有套内建筑面积的房屋”概念，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二、原审判决已经查明案涉房屋从立项之初到竣工出售，先后使用过6个名称，却并未认定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误导上诉人，以案涉房屋冒充门市房出卖给上诉人。三、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使用的是ＧＦ－２０００－０１７１格式文本，该合同文本已经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下令废止，同时还发布了新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ＧＦ－２０１４－０１７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发现，被上诉人在其售楼大厅展示的是新版合同文本，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显示的出卖人交房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前，故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在签约时不应再使用。四、涉案房屋先后出现了两项销预售行政许可，内容不同、日期不同、售房企业登记名称亦不相同，登记为被上诉人的许可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３０３．６４㎡，后手工改动为３５１．６９㎡。五、房屋销（预）售许可证上的“门市”与房屋所有权证上的“铺”的区别不是坐落地址上的差别，而是法定条件的差别。六、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有误。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的收房情节系代理律师的笔误，上诉人也当庭表示没有领取钥匙，一审法院对该项事实没有�清。
被上诉人万达公司辩称，一、案涉房屋系现房销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上诉人对房屋状况充分了解后签订的，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是按照抚顺市房产管理局下发的商品房单户销（预）售许可证的审批进行的销售，不存在欺诈。二、“铺”和“门市”只是对房屋坐落地址的描述，上诉人取得的房产证记载的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非住宅。三、上诉人购买案涉房屋是为了开设幼儿园，但案涉房屋不符合政府对幼儿园开设场地的要求导致上诉人不能实现投资目的。
原审第三人邮政银行述称，上诉人要求解除与第三人签订的贷款及担保合同，应当以是否解除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前提。
关震、孙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房首付款1205295元及利息暂计60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5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已偿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暂计130777.64元；四、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印花税及契税97576.45元及利息；五、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维修资金48186元及利息；六、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服务费2400元及利息；七、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代收费产权工本费760元及利息；八、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复印费661元；九、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预期收益经济损失（自营或出租，参照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计算，从2016年9月1日起至开庭审理当月止）暂计250000元；十、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十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9日，二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二原告购买被告位于抚顺市新抚区房屋，建筑面积351.69平方米，房款总额为2409295元，其中首付款1205295元，余款1204000元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合同签订后，二原告于2016年5月13日给付被告房屋首付款1205295元。2016年7月19日，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由第三人向二原告提供贷款1204000元，贷款期限2016年7月19日至2026年7月19日，贷款用途为购买前述302号房屋。2016年8月17日，第三人依据《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约定，发放二原告贷款1204000元，二原告以购买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物。《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第41条约定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向贷款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房屋产权证登记时间为2016年6月8日，二原告自述房屋产权证被告2016年8月20日交付，产权证登记房屋地址新抚区，房屋性质商品房，规划用途非住宅，建筑面积351.69平方米，关震与孙赤共同共有。原告于2016年9月17日开始向第三人偿还贷款，至2017年6月17日共偿还贷款本金77104.67元、利息53672.97元。二原告购买房屋2010年《勘察场地分区图》中显示为“配套用房”，前期《设计图》纸中有关建筑设计说明中记载为“物业配套用房”，《施工图》和《竣工图》中均记载为“单身公寓”。2011年《抚顺市消防局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和2013年《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中均记载为“公寓”。二原告购买房屋为现房，二原告在购买时实地查看房屋，房屋格局的现状与二原告购买房屋前查看时未发生改变。二原告庭审中自述被告至今未交付房屋，但起诉状中自认被告2016年8月20日交付房屋。2016年7月末，房屋出现漏水、墙体裂缝等质量问题，二原告向被告报修，并曾向辽宁省民心网投诉。被告自述房屋漏水问题已经修缮完毕。2017年2月20日，原告孙赤和关楷琳作为共同承租人与郑顺签订《租赁合同》，租赁郑顺位于抚顺市新抚区房屋，租期一年，租金37000元。另查明，《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记载二原告购买房屋信息：售房企业抚顺万达广场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抚顺万达广场L#楼，用途性质非住宅，建筑面积351.69平方米，房屋坐落新抚区。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放款通知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还款流水详情打印单、购房款发票、商品房认购协议、专用收款收据、税收缴款书、维修资金专用收据、�款收据、《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抚顺市消防局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抚顺市消防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抚顺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存档材料、勘察场地分区图、设计图、施工图、竣工图、照片、《协议书》（装修）及收据、《幼儿园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及收据、《租赁合同》及收据和当事人陈述笔录在卷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销售二原告房屋，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使得二原告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被告出售房屋的信息，与《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记载内容一致，被告依据《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记载信息作出销售宣传，不应认定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第二，《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记载房屋地址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地址存在“门市”和“铺”的区别，该信息记载于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坐落一栏，被告对此记载事由无决定权，故不应认定被告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第三，销售房屋为现房，二原告在购买前即已经实地现场看房，二原告对购买房屋的格局、设计理应清楚了解，被告现交付的房屋与二原告购买前所看房屋格局无任何变化，在标的物未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房屋坐落地址中“门市”和“铺”无论是否存在区别，房屋规划为非住宅的情况下，对二原告的实际利益、合同目的无任何影响。第四，房屋的初始记载于设计图或者竣工图中对房屋用途的表述，虽然并非门市或铺，但该房屋被告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即表示该房屋符合法律规定的商品房销售条件，被告依据《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的记载信息对外宣传、销售房屋，符合法律规定。第五，被告销售二原告的房屋，取得《抚顺市消防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即表示该房屋消防验收合格。第六，该房屋已经抚顺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验收，符合竣工验收备案规定。第七，该房屋客观存在漏水、墙体裂缝、无隔断墙等质量问题，应依据合同约定由被告承担维修、赔偿经济损失等责任，但尚不足以认定为被告欺诈，亦不构成合同的撤销或解除条件。综上，被告取得房屋销售的各种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依据房屋《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记载的信息销售房屋，二原告以被告欺诈为由，请求法院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在合同撤销权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二原告主张被告返还首付款、贷款、缴纳的相关费用、解除《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等请求，均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二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收益经济损失一节，�先要判断被告是否向二原告交付房屋，交付房屋是否逾期。第一，依据原告起诉状的自认内容，2016年8月20日，被告已经将房屋交付原告使用。第二，二原告自述购买房屋于2016年7月末出现漏水的质量问题，其于2016年8月1日向被告投诉、报修，并于同年8月17日向辽宁省民心网投诉，据此内容可知，如被告并未交付二原告房屋，二原告如何得知房屋漏水的情况，被告未交付房屋，二原告何来报修、投诉的权利来源。第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约定被告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将房屋交付二原告，而双方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29日，显然系因该合同系被告制定的格式合同条款，对房屋的交付期限没有针对每一个买房人作出针对性的约定，结合本案显然不能以合同约定为准，因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双方并未对购买房屋作出合意，根据买卖房屋的惯常交易习惯，买�人在支付购房款后，出卖人应将房屋交付，本案中，二原告购买房屋的贷款于2016年8月17日支出，依据二原告认可的收到房屋时间2016年8月20日，显然被告不存在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行为。综上，二原告在庭审过程中陈述被告未交付房屋的内容，应属于虚假陈述。被告至少于2016年8月20日已经将房屋交付二原告。在被告已经交付房屋给二原告的情况下，二原告主张房屋租金和同地段房屋租金的逾期收益，不应支持。同时应指出，二原告一方面主张因房屋未交付，产生逾期收益，另一方面又主张被告支付因房屋未交付，替代租赁房屋的租金，本身两项诉讼请求即存在权利冲突之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赤、关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62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照片1张，证明：被上诉人售楼处展示的合同文本与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不一致。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具体的拍摄时间及是否是被上诉人售楼处展示的。证据2、民心网投诉截图，证明：2016年8月17日案涉房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不符合交付条件。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截图没有显示具体的网站，不能显示是上诉人发表的信息。如果该份证据属实，则说明上诉人在2016年8月17日前已经收房，否则不能就房屋质量问题提出异议。证据3、工程质量监督记录（二）证明：2016年9月6日被上诉人承认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无法核对其真实性。一审时我方就已经告知上诉人质量问题已经维修完毕，如果有质量问题我方负责维修。证据4、收款通知书，证明：2016年5月12日原房价为每平方米16311元。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对真实性。证据5、一审法院手写通知，证明：本案从2017年8月23日转为普通程序，存在未查清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案件转为普通程序不能证明一审中存在没有查清的事实。证据6、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工商总局的通知，证明：2014年4月9日，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ＧＦ－２０００－０１７１）被废止。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被上诉人使用的合同文本是按照抚顺市房产管理部门要求的文本。邮政银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另，上诉人当庭用手机播放一段与被上诉人售楼员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明：上诉人没有领取案涉房屋的钥匙，未实际接收该房屋。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案涉房屋的售楼员已经离职，真实性无法确定，上诉人一审时已经自认2016年8月20日收房。本院指令上诉人3个工作日内将该份录音证据的文字说明和光盘资料提交法庭，但上诉人于庭后表示该份证据意义不大，不再提交。邮政银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均为：没有意见。
二审期间，本院到抚顺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调取了案涉房屋的相关档案材料。1、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许可证建筑面积一栏打印文本为303.64㎡，后被手写更改为351.69㎡，该改动处加盖了抚顺市房产管理局商品房销预售审批专用章，在发证机关一栏也加盖了上述印�。2、案涉房屋办理初始登记的证书，该证书记载案涉房屋办理初始登记的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被上诉人，房屋坐落为新抚区，规划用途为非住宅，建筑面积为351.69㎡。上诉人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主张案涉房屋的初始登记为门市。被上诉人和邮政银行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另查明，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筑面积一栏打印文本为303.64㎡，后被手写更改为351.69㎡，该改动处加盖了抚顺市房产管理局商品房销预售审批专用章。案涉房屋2014年7月29日办理了初始登记，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被上诉人，房屋坐落为新抚区，规划用途为非住宅，建筑面积为351.69㎡。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本院调取的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案涉�屋初始登记证书在卷为凭，以上证据已经开庭质证，经本院审查，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4月29日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涉及本案的基本事实即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是否实施了欺诈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规定表明了司法解释对于“欺诈”事实的证明标准从严把握的意旨。因此，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被上诉人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存在欺诈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该证明需达到对欺诈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首先，案涉房屋为现房销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已经实地看房，对案涉房屋的位置、格局、房间分布等基本状况有清楚的了解，案涉房屋现在的基本状况与双方签订合同时相比并未发生任何的改变。其次，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坐落信息与合同第三条的约定不完全一致、房屋所有权证上没有区分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及案涉房屋规划用途多次发生变更的问题，上诉人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明确记载案涉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非住宅，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与合同中约定的建�面积亦相符，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差异对其实体权利造成的具体损害。上诉人主张的案涉房屋曾经存在两份不同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经本院到抚顺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调取案涉房屋的相关档案，案涉房屋档案中仅有售房企业登记为本案被上诉人的一份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诉人提交用于证明另一份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证据系网页打印件、亦没有房产管理部门的审批用章，本院不予采信。案涉房屋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筑面积一栏的信息虽然有手写改动，但该改动处加盖了抚顺市房产管理局商品房销预售审批专用章。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29日取得的案涉房屋的初始登记证载明的信息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记载的信息亦完全一致，故上诉人主张的上述事实不足以认定欺诈事实的存在。最后，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双方签订合同时使用合同文本已经于2014年4月9日�废止，被上诉人并未使用新发布的文本与其订立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中指出要积极提倡和引导商品房交易当事人使用本合同示范文本，但该通知并未要求要强制使用新的示范文本，故被上诉人并未使用新的示范文本与上诉人订立合同不应被认定存在欺诈行为。综上，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与其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其要求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上诉请求及赔偿其预期经济损失等其他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另，上诉人如认为案涉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其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关震、孙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962元，由关震、孙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丽& # xB;
审判员 王向军
审判员 曹 丹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孙 洁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