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京01行赔终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艾静艺轩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东外大街61号4层402室。
法定代表人刘振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楠，北京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小营村南湖北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峰，镇长。
委托代理人任燕芳，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强，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上诉人北京艾静艺轩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艾静艺轩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延庆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5)延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艾静艺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刘振琴及委托代理人陈楠，被上诉人延庆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任燕芳、沈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艾静艺轩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认为被上诉人延庆镇政府清理其苗木的行为违法，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失，请求判决其合理损失327.9074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艾静艺轩合作社承包和栽种苗木的土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李四官庄村（以下简称李四官庄村）村域,该村域被划入“世园会园区内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范围。2013年10月15日和11月15日，艾静艺轩合作社与李四官庄村村民签订了十份《农村土地转包合同》，转包土地21.67亩。从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土委）调取的证据材料显示，上述转包土地性质为一般农田。2013年11月底至12月初，艾静艺轩合作社在上述转包土地上栽种树苗，期间，延庆镇政府工作人员、李四官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李四官庄村委会）干部赶到现场进行制止，并告知艾静艺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刘振琴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违法栽种，否则不予补偿，同时将告知书当场送达刘振琴。2014年4月7日凌晨6时许，延庆镇政府组织李四官庄村委会清理了原告栽种的苗木。2014年10月9日，艾静艺轩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延庆镇政府和李四官庄村委会赔偿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4）延民初字第593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管辖范围，裁定驳回了艾静艺轩合作社的起诉。艾静艺轩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60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2015年10月19日，艾静艺轩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延庆镇政府清理苗木的行为违法[案号为（2015）延行初字第62号]，同时提起行政赔偿，要求延庆镇政府赔偿各项损失444.32086万元，庭审中，艾静艺轩合作社明确诉讼请求为要求延庆镇政府赔偿各项损失327.9074万元。诉讼期间，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延7号批复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180日。因需要以（2015）延行初字第62号一案的审理结果作为裁判依据，故中止审理。2016年12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延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延庆镇政府于2014年4月7日在李四官庄村清理艾静艺轩合作社苗木的行为违法。延庆镇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京01行终16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此外，延庆镇政府与艾静艺轩合作社双方开展行政协调，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另查，通过从北京市林业勘察设计院（以下简称北京林勘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以及对北京林勘院工作人员制作的联系笔录显示，北京林勘院于2014年1月25日对李四官庄村全村树木进行了清查并制作了《树木调查明细表》，显示该村栽种桧柏数量共计20915棵。2014年2月26日，北京林勘院主要对艾静艺轩合作社在李四官庄村的苗木进行了清查并制作了《林木调查明细表》。上述两次的《树木调查明细表》显示该村栽种桧柏的有两户，一户为艾静艺轩合作社，另一户为刘某某（210棵）。2014年3月18日，经申请，北京市延庆区种子苗木管理站为艾静艺轩合作社变更了《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和《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振琴，经营范围包括南辛堡村、谷家营村、李四官庄村共计60亩土地。
2017年6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据此，构成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行政行为违法且该违法行为造成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本案中，生效的（2015）延行初字第62号行政判决书，已经判决确认延庆镇政府清理艾静艺轩合作社苗木行为违法。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艾静艺轩合作社的损害是否属于合法权益及所受损害数额如何确定。关于艾静艺轩合作社的损失是否属于合法权益，艾静艺轩合作社认为自己属于合法经营栽种的苗木，属于合法权益，延庆镇政府认为属于抢栽抢种，不应当被保护。法院认为，《关于遏止本市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抢栽抢种树木苗木行为的意见》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在基本农田上抢栽抢种树木、苗木的，按照违规用地查处，抢栽抢种树苗不予补偿。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148号）第十二条规定，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征收土地批准文件之日起10内在被征地的乡镇、村进行征地公告。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对在征地范围内新种植的树木、苗木，不予补偿。此外，《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征地公告发布后，在征地范围内新种植的青苗、经济作物、林木等，不予补偿。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艾静艺轩合作社栽种的苗木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抢栽抢种”的情况，延庆镇政府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对于艾静艺轩合作社的合理损失，延庆镇政府应予赔偿。关于艾静艺轩合作社所受损害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八项之规定，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规定，国家赔偿的范围是财产损害程度相应的赔偿金、灭失财产相应的赔偿金和直接损失等，且赔偿请求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延庆镇政府应赔偿的损失应为艾静艺轩合作社被清理苗木损失。关于艾静艺轩合作社被清理苗木损失，艾静艺轩合作社提交的两份苗木购买合同仅能证明其曾签订了两份购买苗木的合同，与本案被清理苗木之间不存在直接证明关系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法院对此不予采纳。此外，艾静艺轩合作社称其被清理的苗木中包括塔桧，但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栽植和被清理塔桧的情况。而延庆镇政府提交的《延庆县2014年平原地区造林绿化工程森林（林木）资源鉴定明细表》系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提交且制作程序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法院亦不予采纳。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北京林勘院于2014年1月25日制作的《树木调查明细表》虽不是清理当时制作的，但系对全村所有树木进行的清查，更具有客观性，以此确定被清理苗木的数量更为合理，即20705棵。对于被清理苗木的价格，因苗木已经被清理，且双方对于被清理苗木的价格均无法充分举证，故法院综合考虑双方证据、栽种季节、气象情况、苗木状况等因素，酌定每棵苗木价格为63元。故，本案中艾静艺轩合作社被清理苗木的损失为1304415元。此外，本案中，艾静艺轩合作社主张的人工费、浇水费、租金等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对于该部分损失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延庆镇政府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艾静艺轩合作社一百三十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元，驳回艾静艺轩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艾静艺轩合作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查清事实发回重审。其上诉理由略为：1.一审法院以北京林勘院制作的《林木调查明细表》作为认定被清理苗木数量的依据错误。首先，该明细表系政府单方面委托制作，与延庆镇政府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艾静艺轩合作社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供了《苗木供应合同》、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客观充分地证明购买苗木的种类、价款等事实。再次，对于延庆镇政府的清理苗木行为，艾静艺轩合作社因无法预料而未能提前充分保存证据，客观上存在举证困难，法院应当司法为民，更多地采纳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艾静艺轩合作社提供的证据，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2.延庆镇政府对苗木的清理行为，直接造成了艾静艺轩合作社已经实际支出的土地租金、栽种苗木的人工、浇水等财产的损失，亦应予赔偿。
被上诉人延庆镇政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其答辩理由略为：1.北京林勘院的《林木调查明细表》是对全村的所有树木进行的清查，具有客观性、合理性，一审法院依据该明细表认定被清理苗木的数量正确，艾静艺轩合作社提供的《苗木供应合同》不能直接证明被清理苗木的数量。2.艾静艺轩合作社所主张的人工费、浇水费、租金等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3.艾静艺轩合作社在世园会园区范围内种植苗木，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自己的非法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
上诉人艾静艺轩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交以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如下证据：1.与刘××签订的《苗木供应合同》1份；2.与杨××签订的《苗木供应合同》1份；3.购买苗木的收条及记账凭证；4.加油IC卡充值卡；5.购买肥料发票；6.民事开庭笔录3份；7.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8.农村土地承包合同10份及收条18张（其中8张为原件）；9.照片17张；10.现场视频2份；11.（2014）延民初字第5931号一案卷宗中的谈话笔录（2014年11月4日）；12.证人闫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被上诉人延庆镇政府当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延庆县2014年平原造林相关工作安排》；2.《2014年度北京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的总体方案》；3.《关于延庆县2014年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实施造林方案的批复》；4.《延庆镇生态林建设土地流转方案》；5.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市国土局《关于遏制本市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过程中抢栽抢种树木苗木行为的意见》；6.北京林勘院于2014年2月26日制作的《延庆县2014年平原地区造林绿化工程森林（林木）资源鉴定明细表》。延庆镇政府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如下证据：7.艾静艺轩合作社抢栽抢种的视频（2013年11月28日）。
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1.王××谈话笔录；2.杨××谈话笔录；3.刘××谈话笔录；4.北京市延庆区林业局调查队队长的谈话笔录；5.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林业工作站站长的谈话笔录；6.孙××联系笔录（电话）2份；7.北京林勘院的《树木调查明细表》4份；8.（2014）延民初字第5931号一案中法官写的“情况说明”；9.延庆气象局调取的“延庆地区2013年11月份-2014年4月份天气基本情况”。
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认证意见：艾静艺轩合作社提交的证据1-7、12不予采纳；证据9、10予以采纳；证据8、11能够证明承包土地和交纳租金的情况，但该两项证据无法证明被清理苗木的损失。延庆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6系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提交且未说明合理理由，应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不予采纳；证据7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9，系法院为了解本案相关情况而依职权调取，予以采纳。
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亦予确认。二审庭审期间，艾静艺轩合作社申请王××、尹×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购买并栽种了10000棵塔桧。经审查，艾静艺轩合作社的该项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以及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决定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点在于：1.一审判决认定的被清理的苗木数量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认定的苗木价格是否合理；3.人工费、浇水费以及土地租金等是否属于赔偿范围。
第一，关于苗木树量。一审判决认定被清理的苗木数量为桧柏20705棵，其依据为北京林勘院于2014年1月及2月制作的《树木调查明细表》，北京林勘院作为具有林业调查资质的单位，其在上诉人栽种之后不久制作的上述《树木调查明细表》，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相反，上诉人的主张不具有说服力。上诉人主张其栽种的苗木应当还有10000棵塔桧苗，其依据是上诉人作为甲方与杨××签订的《苗木供应合同》，本院认为上述主张并不可采。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转包土地面积为21.67亩，如果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其栽种的松柏将共计超过30000棵。其次，一审法院与杨××的谈话笔录显示，杨××虽然对《苗木供应合同》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因价格太低最后并没有向上诉人供应树苗，而且，此份合同的标的额超过百万元，而杨××对合同履行的相关情况多表示“不清楚”、“记不清了”、“记不得了”等，故对合同是否实际履行足以存疑。因此，上诉人的相关主张，不足采信。
第二，关于苗木价格。上诉人主张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款85元/棵计算。根据《树木调查明细表》记载的情况，被清理的桧柏大多在0.5～2米之间，约有2千余棵在2～2.5米之间，一审法院将价格酌定在63元/棵，已属不低。上诉人于2013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其转包的土地上栽种树苗，现要求以其合同约定的价格予以赔偿，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行政赔偿范围。上诉人所主张的人工费、浇水费以及土地租金等，该部分费用属于种植苗木的成本费用。由于商品价格当然包含其成本，因此应认定该部分费用已经包含于基于苗木价格计算的赔偿数额之中，故上诉人要求就该部分费用作为单独项目予以赔偿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非
审 判 员 魏浩锋
代理审判员 李 茜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张婷婷
书 记 员 刘明慧
书 记 员 张 英
附：相关法律规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四十三条
第十三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二）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三）注明出具日期；（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以及是否延期审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除依照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程序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在不与国家赔偿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