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东开民一初字第00965号
原告（反诉被告）：瞿斌。
委托代理人：叶海，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
委托代理人：龚时磊，湖北天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反诉被告）瞿斌诉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吴边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余钟永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反诉，本院决定合并审理。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吴新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吴边、人民陪审员李红英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瞿斌及其委托代理人叶海、余钟永的委托代理人龚时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期间，原、被告向本院申请调解，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瞿斌诉称：2014年2月14日，瞿斌与余钟永签订《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约定：瞿斌承租余钟永所有的位于武汉市光谷街3号世界城光谷步行街1栋A0单元1层011号商铺；租赁期限为5年，自2014年2月14日至2019年2月13日；商铺租金每6个月支付一次，余钟永收到租金后应开具票据凭证；瞿斌于合同签订之日交纳商铺押金400000元。《武汉光谷世界城商用租赁合同》签订前，余钟永以与租赁商铺的上一承租人提前解约已向其支付600000元补偿款为由，要求瞿斌另行向其支付商铺补偿款600000元。双方随后于《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又同时签订了《补偿款协议》作为《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的附件。瞿斌先后分别于2014年1月14日、2014年4月14日向余钟永之子余俊南合计汇款190000元，及给付现金10000元的形式支付首笔商铺补偿款；于2014年2月13日向余钟永工商银行个人账户汇付1450000元用于支付首年度上半年租金650000元、押金400000元、商铺补偿款400000元；于2014年8月5日向余钟永工商银行个人账户汇付648000元用于支付首年度下半年租金。2015年3月2日，瞿斌由于没有按时交纳租金，余钟永据此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并于2015年3月6日晚24时前交还商铺。瞿斌按通知要求的期限腾退商铺，但要求余钟永退还押金时遭拒。瞿斌为此向商铺所在地的工商、税务等部门反映情况时获悉：在其承租商铺之前，商铺的实际使用人就是余钟永以其名义注册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四维动感计算机技术经营部”；余钟永将商铺出租给瞿斌后，于2014年2月13日将该个体工商户注销。瞿斌认为余钟永借口与上一商铺承租人提前解约需支付补偿款600000元为由以欺诈手段占有瞿斌600000元补偿款。另外，余钟永于2015年3月6日收回商铺后，立即又将该商铺出租给案外人，并于2015年3月14日开始装修。因余钟永拒不退还相关费用，为此，瞿斌诉至人民法院，请求：1、判决余钟永退还瞿斌已交商铺押金345151元（已扣除应付租金54849元）；2、判决撤销《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的从合同《补偿款协议》；3、判决余钟永返还瞿斌已付的商铺补偿款6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4月1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截至2015年7月14日，计15个月，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6%／年计算：600000元×6%／年÷12月／年×15月=45000元）；4、判决余钟永向瞿斌交付已收商铺租金1298000元的发票；5、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余钟永负担。
原告（反诉被告）瞿斌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和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1、瞿斌与余钟永于2014年2月14日签订的《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拟证明：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合同中约定了商铺租赁期限、租金标准、支付方式及押金等内容；
2、瞿斌与余钟永于2014年2月14日签订的《补偿款协议》。拟证明：余钟永以其向前一承租人支付了提前解约600000元补偿款为由要求瞿斌给付其600000元商铺补偿款，以弥补损失；
3、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
4、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
5、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证据3、4、5拟证明：瞿斌依约向余钟永及其子余俊南支付了商铺补偿金600000元、首年度上半年（2014年2月20日至2014年8月19日）租金650000元以及押金400000元。
6、余钟永于2014年8月5日出具的收据；
7、中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
证据6、7拟证明：瞿斌向余钟永支付了首年度下半年（2014年8月20日至2015年2月20日）租金648000元。
8、余钟永于2015年3月2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拟证明：余钟永以瞿斌迟延支付租金为由解除商铺租赁合同，并规定了收回房屋的期限（即2015年3月6日晚24时前）；
9、商铺照片。拟证明：余钟永已于2015年3月14日组织承租人员工大扫除，商铺已经出租给他人；
10、《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拟证明：余钟永以商铺地址为工商注册地址，办理了个体工商执照；商铺的上一承租人系其自己，提前解约的补偿款系余钟永骗取瞿斌现金的借口；
11、《个体工商户注销核准登记通知书》。拟证明：余钟永将商铺出租给瞿斌后，将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销；
12、《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余钟永对商铺享有依法处置的权利；
13、余钟永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余钟永的主体身份；
14、企业信息查询单。拟证明：商铺的上一承租人戴秀玲已经在上海注册了公司，并非余钟永所称不能在本地注册营业执照；
15、瞿斌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流水单）。拟证明：反驳余钟永所称收取的600000元补偿款中的100016元用于商铺的电压增容。该电压增容费实际是瞿斌于2014年2月12日向物业公司支付，但物业公司只对业主开具发票，故余钟永持有该费用的发票。该100016元电压增容费与600000元补偿款并非同一笔款项。
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辩称及反诉称：瞿斌的本诉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瞿斌租用余钟永商铺，租金只交至2015年2月19日，但其实际使用至2015年3月7日，该期间租金（该年度租金共计1530000元）为59600元。瞿斌交纳了2015年1月26日前的水电费后再未支付之后的水电费，余钟永代其向商铺所属“武汉市世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支付了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的水电费共计3624元。由于瞿斌违约导致《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被解除，余钟永将商铺出租给案外人使用。在两份商铺租赁合同租期重叠期间（即2015年3月12日至2019年2月19日）因租金降低，余钟永累计损失预期可期待收益813000元。又因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为400000元，故余钟永的损失超过了该违约金。为此，余钟永向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要求瞿斌向余钟永支付拖欠的租金59600元（2015年2月20日至2015年3月7日期间）；2、要求瞿斌向余钟永支付由余钟永代缴的水电费3624元；3、要求瞿斌向余钟永赔偿超出约定违约金部分的违约损失413000元；4、要求瞿斌负担本案反诉案件受理费。
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为证明其反诉请求和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1、瞿斌与余钟永于2014年2月14日签订的《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拟证明：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2、瞿斌与余钟永之间手机短信记录、中国联通短信通话清单。拟证明：瞿斌违约拒不支付租金，经余钟永多次催促后仍拒不理会，且明确表示不愿再继续履行合同；余钟永在给予瞿斌宽限期之后，瞿斌仍拒不交租，余钟永已将解除租赁合同通知送达给瞿斌，合同已被余钟永依法解除；
3、《武汉光谷世界城商用租赁合同》、戴秀玲、郑白忠护照复印件、《解除合同协议书》及收条两张、余钟永与林水荣结婚证、林水荣身份证复印件、林水荣、余钟永建设银行资金往来流水记录、余钟永工商银行现金取款记录。拟证明：余钟永于2011年8月8日将商铺出租给戴秀玲、郑白忠经营使用及有关合同约定内容；戴秀玲、郑白忠身份信息；余钟永应瞿斌要求为了提供商铺，于2014年2月9日提前与租户戴秀玲、郑白忠解约，并向租户赔偿违约金500000元；余钟永与林水荣系夫妻关系；余钟永妻子按照与戴秀玲、郑白忠签订的租赁合同向戴秀玲收取租金；余钟永应戴秀玲要求于2014年2月13日向王大光账户转账175000元；余钟永为了向戴秀玲、郑白忠支付赔偿款，通过银行取现187000元；余钟永于2011年8月8日将商铺出租给戴秀玲、郑白忠使用，于2014年2月9日应瞿斌要求与上述租户解除合同，并赔偿租户违约金500000元；
4、《武汉市商铺租赁合同》、余钟永工商银行资金往来流水记录、张亚辉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余钟永于2014年3月9日将商铺出租给案外人张亚辉使用；张亚辉按合同约定向余钟永支付租金；租户张亚辉的身份信息；因瞿斌违约致合同解除后，余钟永再次出租商铺后租金下跌，造成813000元的预期可期待经济损失；
5、水电费支付发票。拟证明：瞿斌使用商铺期间拖欠物业公司水电费3624元，系由余钟永代为支付；
6、物业公司开具的管理费发票（金额为100016元）。拟证明：余钟永收到瞿斌支付的600000元补偿款中有100016元用于电压增容，付款人为余钟永。
原告（反诉被告）瞿斌针对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的反诉辩称：1、瞿斌的本诉请求第一项要求退还商铺押金345151元已经扣除了占用商铺期间（即2015年2月21日至2015年3月6日，计14天）的租金损失，该租金损失应为：1430000元／年÷365天／年×14天=54849元。余钟永计算有误，且计算方式和标准不明。2、瞿斌同意负担实际占用期间的水电费3624元。3、余钟永主张预期可得利益损失80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经庭审质证，余钟永对瞿斌提供的证据1-9、证据11-13均不持异议。对证据10、14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认为余钟永将商铺出租给案外人，而案外人在办理营业执照遇到很多阻碍，遂要求以余钟永的名义办理。对证据15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出处不明，也未加盖公章，无法反映该笔款项的真实性及支付对象。
本院对瞿斌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余钟永不持异议的证据1-9、证据11-13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余钟永对证据10、1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其质证意见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不影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本院对证据10、14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瞿斌提供的证据15所载两笔汇款金额及时间（即：2014年1月14日汇给余俊南90000元、2014年2月12日汇给物业公司100016元）与其提供的证据3以及余钟永提供的证据6相印证，余钟永没有提供其向物业公司实际支付100016元的证据，本院对瞿斌提供的证据15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经庭审质证，瞿斌对余钟永提供的证据1、2不持异议。对证据3中的《武汉光谷世界城商用租赁合同》、戴秀玲、郑白忠护照复印件、《解除合同协议书》及两张收条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认为无法核实案外人签名的真实性，案外人与余钟永之间系合作关系，无法确定余钟永是否已将600000元补偿款给付案外人；对证据3中余钟永与林水荣结婚证、林水荣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据3中的林水荣、余钟永建设银行资金往来流水记录、余钟永工商银行现金取款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余钟永于2014年2月13日通过银行转帐给王大光的175000元是按戴秀玲指示汇付，且该款项性质不明，余钟永从银行合计提现187000元的事实无法与案外人出具的收条所载金额相印证，不能形成证据链。对证据4中的《武汉市商铺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核实案外人张亚辉的签字；对证据4中的被告余钟永工商银行资金往来流水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承租人向余钟永交付的第一年租金，之后的实际租金数额无法确定；对证据4中张亚辉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余钟永缴费就应当持有发票原件。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内容和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笔100016元增容费系瞿斌实际转账支付给物业公司，但因物业公司只向商铺业主即余钟永开具发票，故余钟永持有发票原件。
本院对余钟永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对瞿斌不持异议的证据1、2、证据3中被告余钟永与林水荣结婚证、林水荣身份证复印件、证据4中张亚辉身份证复印件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对证据3中的其他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虽然瞿斌对戴秀玲、郑白忠是否单独承租商铺，是否收到余钟永补偿款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戴秀玲租赁余钟永商铺并支付租金的事实有经过瞿斌认可的相应银行转款凭证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由于余钟永仅提供了汇款给案外人王大光性质不明的175000元以及从银行取现187000元（合计362000元）的证据，与余钟永解除与戴秀玲、郑白忠租约所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落款为戴秀玲、郑白忠的两张收条所载给付金额（支付500000元违约金，退还50000元押金，合计550000元）不符，而余钟永称除了175000元是通过银行转账外，其余375000元均是现金给付，但其除了提供187000元银行取现凭证外再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余钟永主张其已向戴秀玲、郑白忠支付600000元补偿款的事实不予采信。瞿斌虽对证据4中的《武汉市商铺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否认案外人张亚辉的真实身份及其支付第一年度租金的事实，本院对证据4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瞿斌虽对证据5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其确认没有缴纳相应的水电费且愿意承担该费用，本院对证据5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余钟永仅提供了100016元电压增容费的发票，但未提供实际付款的凭证，结合瞿斌提供的相应付款凭证，本院对余钟永提供证据6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但对余钟永提出由其支付100016元电压增容费的主张，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余钟永系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街3号世界城光谷步行街1栋A0单元1层011号商铺（建筑面积47.24平方米）的所有权人。
2014年2月14日，瞿斌与余钟永签订《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该合同与本案有关的条款如下：瞿斌承租余钟永的上述商铺用于经营；租赁期限为5年：自2014年2月14日至2019年2月13日，其中2014年2月14日至2月19日为商铺装修期，租金从2月20日起算；第一年租金为1300000元、第二年租金1430000元、第三年租金1573000元、第四年租金1730000元、第五年租金1900000元；合同签订之日交纳商铺押金400000元；未经协商一致，单方不得提前解除合同；商铺租金每6个月支付一次，支付时间为租赁时段起始日提前15天，以对方实际收到汇款为准，余钟永收到租金后应开具票据凭证给乙方；瞿斌若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天，则需按月租金的5%支付滞纳金。拖欠租金超过1个月，余钟永有权收回商铺，瞿斌须按实际居住日交纳租金；若瞿斌与余钟永双方中一方违约，另外一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支付违约金400000元。双方于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偿款协议》，约定：由于前期余钟永已将商铺出租给第三方（戴秀玲、郑白忠），余钟永支付补偿款600000元给第三方，瞿斌特向余钟永支付商铺补偿款600000元获得租赁商铺。
瞿斌分别于2014年1月14日向余钟永指定的余俊南账户汇款90000元，2014年2月13日向余钟永账户汇款1450000元，2014年4月14日向余俊南账户汇款100000元，2014年4月14日给付余俊南现金10000元，合计1650000元。该1650000元款项包括：600000元补偿款、400000元商铺押金、650000元商铺上半年租金（2014年2月20日至8月19日）。瞿斌于2014年8月5日向余钟永账户汇款648000元用于支付2014年8月20日至2015年2月20日期间的商铺租金，余钟永于当日出具收据予以确认。瞿斌共计向余钟永支付争议商铺租金1298000元，但余钟永未向瞿斌出具发票。
2014年2月12日，瞿斌向物业公司转账汇款100016元用于支付争议商铺用电增容费，同日，物业公司向余钟永出具100016元的发票。
2015年2月5日余钟永通过手机短信向瞿斌催要争议商铺第二年度上半年租金715000元，当天瞿斌回复短信，内容为：“余总，你好！C01011号这个门面，这两天就到期。我这边已经决定不做了，随时可以出场，押金的事看你这边准备是什么解决方案？”2015年2月17日，余钟永回复手机短信要求瞿斌于2015年3月2日晚24点前支付租金等费用，否则将解除合同。在瞿斌仍未支付租金的情形下，余钟永于2015年3月2日通过快递向瞿斌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由于瞿斌拖欠租金构成根本违约，余钟永正式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没收租房押金，瞿斌应于2015年3月6日晚24时前腾退商铺。余钟永于2015年3月4日通过手机短信将上述通知内容发送给瞿斌。
瞿斌于2015年3月4日收到上述通知后，于2015年3月6日腾退争议商铺，并于2015年3月7日将争议商铺钥匙退还给余钟永。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瞿斌未向余钟永支付2015年2月21日至2015年3月6日租金54849元、余钟永代瞿斌向物业公司支付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的水电费3624元。
余钟永于2015年3月9日与案外人张亚辉签订《武汉市商铺租赁合同》将争议商铺出租给案外人张亚辉，租期自2015年3月12日至2020年3月11日，第一年租金1300000元、第二年租金1400000元、第三年租金1500000元，第四年、第五年随行就市。张亚辉于2015年3月9日、2015年3月10日、2015年7月2日分别向余钟永账户汇款50000元、900000元、650000元，合计1600000元，用于支付商铺首年度租金1300000元及押金300000元。
庭审过程中，经本院询问，瞿斌不向余钟永主张争议商铺的改造及装饰装修残值。余钟永对争议商铺的装修残值亦不提出任何要求。
另查明，2011年8月8日，余钟永与案外人戴秀玲、郑白忠签订《武汉光谷世界城商用租赁合同》，约定：余钟永将商铺出租给戴秀玲、郑白忠经营使用，租期三年（自2011年8月10日至2014年8月9日），第一年租金为650000元、第二年租金为702000元、第三年租金为772200元，租赁押金50000元。该合同第六条第2款还约定：余钟永违反合同约定提前收回商铺的，按照第一年总租金向承租人戴秀玲、郑白忠支付违约金并额外支付房屋装修费用、退还押金。合同签订后，戴秀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1年8月10日、2012年1月26日、2012年8月1日向余钟永及其配偶林水荣的个人银行账户汇款325000元、325000元、26000元，合计676000元用于支付商铺租金和押金。
2015年2月，经瞿斌向工商机关查询，2011年10月13日，余钟永在争议商铺地址上以其个人名义注册设立“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四维动感计算机技术经营部”，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注册号：420100600162132。2014年2月13日，余钟永注销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瞿斌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即争议商铺在2014年2月14日之前承租人及其经营项目、2015年3月争议商铺登记装修时间。因上述事实已经其他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调查取证。
余钟永向人民法院申请两名案外人戴秀玲、郑白忠出庭作证，但其并未提供两名证人的联系方式及家庭详细住址，本院无法通知其出庭作证，相应的举证不能的后果由余钟永自行承担。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1、瞿斌与余钟永在履行争议商铺租赁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2、瞿斌与余钟永签订的补偿款协议是否应当撤销？余钟永是否应当返还600000元补偿款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
3、余钟永收取租金后是否应当向瞿斌出具发票。
本院认为：
关于瞿斌与余钟永在履行争议商铺租赁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的问题。
瞿斌与余钟永于2014年2月14日就争议商铺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的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2月5日，余钟永通过手机短信催告向瞿斌催要争议商铺第二年度上半年租金715000元，当天瞿斌回复短信，内容为：“余总，你好！C01011号这个门面，这两天就到期。我这边已经决定不做了，随时可以出场，押金的事看你这边准备是什么解决方案？”瞿斌在该短信中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承租争议商铺，依照上述规定，瞿斌已违反合同约定，余钟永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因瞿斌于2015年3月4日收到余钟永发出解除合同的手机短信及书面通知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上述租赁合同自瞿斌于2015年3月4日收到余钟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瞿斌应当向余钟永承担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包括支付拖欠的2015年2月21日至2015年3月6日腾退之日的租金54849元、余钟永代瞿斌向物业公司支付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的水电费3624元，本院对余钟永的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除上述违约责任外，造成余钟永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
根据查明的事实，瞿斌于2015年3月4日收到上述通知后，于2015年3月6日腾退争议商铺，并于2015年3月7日将争议商铺钥匙退还给余钟永。余钟永于2015年3月9日与案外人张亚辉签订《武汉市商铺租赁合同》将争议商铺出租给案外人张亚辉，租期自2015年3月12日至2020年3月11日，第一年租金1300000元、第二年租金1400000元、第三年租金1500000元，第四年、第五年随行就市。余钟永认为，其与瞿斌签订的《武汉光谷步行街商用租赁合同》与后来其与案外人张亚辉签订的《武汉市商铺租赁合同》租期重叠期间（即2015年3月12日至2019年2月19日）约定的租金有所降低，降低金额为813000元，该降低金额为余钟永的预期可期待收益。
瞿斌与余钟永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瞿斌若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天，则需按月租金的5%支付滞纳金。拖欠租金超过1个月，余钟永有权收回商铺，瞿斌须按实际居住日交纳租金；若瞿斌与余钟永双方中一方违约，另外一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支付违约金400000元”。
根据查明的事实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余钟永请求的违约损失413000元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在瞿斌与余钟永解除租赁合同后，余钟永三天内即与案外人张亚辉签订租赁合同，将争议商铺重新出租，余钟永与案外人张亚辉就租金支付金额进行磋商的过程是合同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和自由处分的过程，租期和租金标准是瞿斌所不能控制和预见的。第二，瞿斌与余钟永在上述租赁合同中对瞿斌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即“余钟永有权收回商铺，瞿斌须按实际居住日交纳租金”。第三，瞿斌与余钟永在上述租赁合同中约定一方违约，另外一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支付违约金400000元。因此，余钟永提出其因瞿斌的违约行为造成可期待收益损失813000元，已超过了瞿斌在订立租赁合同时的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院对余钟永的上述主张及要求瞿斌赔偿413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四，本案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五年，在履行不到两年时间，瞿斌即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进而余钟永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该合同年租金在1000000元以上，且双方已明确约定违约金400000元，该违约金是瞿斌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此，本院对余钟永要求瞿斌支付违约金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瞿斌的反驳主张，不予支持。
瞿斌在履行上述租赁合同期间向余钟永支付了400000元的押金，现上述租赁合同已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余钟永在扣除瞿斌应当向其履行的债务后，应当将押金余额返还给余钟永。
关于瞿斌与余钟永签订的《补偿款协议》是否应当撤销，余钟永是否应当返还600000元补偿款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的问题。
余钟永以争议房屋地址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不影响其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瞿斌在与余钟永签订《补偿款协议》并支付补偿款600000元时，因该数额较大，瞿斌应当慎重审查与协议相关的事实是否属实，其未尽到审查义务，相应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瞿斌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应从2014年2月14日签订《补偿款协议》之日起计算，其于2015年7月20日起诉，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本院对瞿斌要求撤销上述《补偿款协议》、余钟永应当向其返还600000元补偿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余钟永提出瞿斌行使撤销权已超过一年除斥期间、不应当返还600000元并赔偿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
关于余钟永收取租金后是否应当向瞿斌出具发票的问题。
瞿斌与向余钟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余钟永收到租金后应开具票据凭证给瞿斌。”根据双方约定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瞿斌已向余钟永支付了2014年2月20日至2015年2月20日期间的商铺租金1298000元，余钟永应当向瞿斌开具发票（至于开具何种类型的发票，由税务机关根据相关规定开具）。本院对瞿斌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对余钟永的反驳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向原告（反诉被告）瞿斌返还商铺押金400000元；
二、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瞿斌开具金额为1298000元的房屋租金发票（至于开具何种类型的发票，由税务机关根据相关规定开具）；
三、原告（反诉被告）瞿斌向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支付租金54849元、水电费3624元；
四、原告（反诉被告）瞿斌向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支付违约金400000元；
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瞿斌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
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上述一、三、四项合并执行后，原告（反诉被告）瞿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支付租金54849元、水电费3624元，共计5847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370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瞿斌负担负担8167元，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负担55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22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瞿斌负担4032元、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负担190元；上述案件受理费合并执行后，被告（反诉原告）余钟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瞿斌支付15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缴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新莉
代理审判员 吴 边
人民陪审员 李红英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高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