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民终1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
法定代表人：游礼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君，四川蜀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东，四川蜀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绵阳市安州区实创建材有限公司（曾用名：安县实创建材有限公司），所在地：安州区黄土镇马村。
法定代表人：龙文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章，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树海，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被告：谢文辉，男，汉族，生于1960年12月10日，住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市安州区实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创公司）、原审被告谢文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0724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昌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君、李华东，被上诉人实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章、于树海，原审被告谢文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错误认定刘章兵为上诉人在1号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也未委托刘章兵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无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新的证据，仍然以原有的合同、对账单、付款依据等证据来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却因双方当事人的不同认定出了与（2017）川0724民初596号案件完全相反的事实。一审法院选择性地认定事实，选择性地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刘章兵系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进而认定刘章兵签订的《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是对上诉人昌达公司有法律约束力这一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和逻辑错误。李朝斌否认了刘章兵系昌达公司中标的1号路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也否认了与刘章兵是合伙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同一法官同时审理了相关联的几起案件，被上诉人作为多个案件的原告提交的同一批证据却因为案件被告的不同认定出不同的事实，严重违背了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2.原判对所争议100万元支付方式的问题上，逻辑混乱、错误认定昌达公司未支付100万元。如果2012年1月19日的收据具有被上诉人主张的情况存在，为何被上诉人实创公司开收据时不特殊注明款项来源是同立公司的账户或者为何不注明收款账户，为何不将收据开给同立公司的人员。被上诉人的经手人向上诉人开具了证明收款的凭据，但一审法院却不予采信。二、原判程序违法。一审庭审结束后，原审被告谢文辉的委托代理人将李朝斌手写的支付依据说明证据提交给一审法官，但一审法官未组织质证导致遗漏重要证据。本案应当追加李朝斌。
实创公司辩称：1.追加第三人问题，我方认为从一审查明情况来看，发生买卖关系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混凝土的使用也是上诉人，所以我方不同意追加李朝兵为本案第三人。2.一审承办法官通知我方几次，李朝兵在电话里面陈述对账单是客观真实的，所以不需要再行组织对账，并非上诉人所说的要对账，而我方不对账的情形。3.李朝兵写了一个情况说明，我方认为本身就是代表上诉人公司，我方不认为该这个情况说明是属于证据，所以一审不需要质证。原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客观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文辉辩称：1.认可上诉人的诉请及事实理由。2.被上诉人一审时出示了送货小票，我方核对后，存在很多不是刘章兵和ＸＸ为制定签收人（对接人），但是一审法官不再让我们进一步质证，所以不排除对方将其他的一些单据拿入该案件里。3.昌达公司出具100万元收据，这是付款证据，是昌达公司的，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综上所述，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实创公司一审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本金100万元及按照合同应当承担的违约金（从2012年1月1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11月，昌达公司承建了1号路工程。2011年1月17日，刘章兵以购买方“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与实创公司签订了《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刘章兵在委托代理人栏签字），由实创公司向1号路工程供给商混土，并约定付款方式为“按每月实际用量的80%支付货款，逾期承担逾期款项千分之五的违约金”。2012年1月8日，谢文辉向实创公司出具的“商砼对账汇总单”上签字“核实方量准确”；2015年10月，谢文辉向实创公司出具“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里面明确“1号路106.9505万元（99.9165万元及车泵费7.034万元），已付金额107.09万元”，“安县保障房、付款笔数5笔，金额230万”。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向实创公司陈炳华转款100万元；2012年1月19日，实创公司向李朝斌、刘章兵出具了“昌达公司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款收据；2012年6月5日，实创公司向李朝斌、刘章兵出具了“昌达1号路7.09万元；77123部队统建房2、3标段40万元；安县保障房一、二标段32.91万元共计80万元”的收款收据。现实创公司主张昌达1号路货款100万元的转账依据是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直接转账给实创公司的100万元，该100万元在（2017）川0724民初596号判决书中已经判决认定为同立公司的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故实创公司并未实际收取1号路上的100万元商砼款，致使本案纠纷发生。
另查明：1.（2017）川0724民初596号生效判决书事实认定：2012年3月1日，谢文辉在同立公司承建的安县保障房二标段签字的《商砼对账汇总单》及商砼对账明细单，明确了截止到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承建的二标段总货款为14.856万元，结合该工地的《预拌混凝土合同》“主体浇筑至三层时结算付款一次”的合同约定，能够证明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转款给实创公司100万元时，既未到付款节点，实际商砼用量也仅为14.8565万元。2017年6月12日，安州区人民法院对李朝斌的电话询问笔录里面，李朝斌明确回答“同立公司直接支付的钱就是同立公司支付的商砼款，同立公司不可能帮其他工地支付；地震后的建设，实创公司要求提前付款”。综上，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转账给实创公司的100万元，596号判决认定系同立公司支付实创公司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
2.2015年10月谢文辉出具的“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里面“安县保障房，付款笔数5笔，付款金额230万元”，经（2017）川0724民初596号案件核实，付款笔数5笔，金额应该是222.91万元；经审理查明后认定，加上同立公司转账的100万元，安县保障房付款金额实际应该是6笔，金额是322.9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刘章兵、谢文辉是否是昌达公司1号路工程的工作人员，刘章兵在2011年1月17日以购买方“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与实创公司签订的《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是否对昌达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谢文辉其所签字确认的106.9505万元商砼款总额是否能够认定为昌达公司所承建的1号路工地的商砼款总额。原告实创公司所列举的与江西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及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保障房工程，与四川川北数码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就77123部队统建房2、3标段等六个工地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及对账单，13张实创公司对上述六个工地的收款收据，一系列李朝斌、刘章兵与实创公司陈炳华的银行转账凭证，结合法院2017年8月30日对谢文辉本人的询问笔录，结合谢文辉在六个工地上的签字确认的商砼对账单及2015年10月六个工地的总的对账单，再结合昌达公司提供的1号路工地给李朝斌的转款凭证，能够证明包括昌达公司承建的1号路工程、同立公司承建的保障房二标段等六个工地在内，均为李朝斌、刘章兵合伙实际施工，谢文辉是帮刘章兵、李朝斌在以上六个工地中对账的人员。既然刘章兵是1号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一，其在合同上作为“委托代理人”以昌达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对昌达公司应当产生法律效力，该供应合同购销主体应当认定为昌达公司和实创公司。实创公司和昌达公司应该按照该《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谢文辉作为以上六个工地中的工作人员，对外行使了货款对账签字的职务行为，谢文辉签字确认的昌达1号路工程购入实创公司106.9505万元货款的金额（诉讼中实创公司也认可了供货总金额为106.9505万元），应当认定为本工地的货款总发生金额。
本案争议的焦点二：2012年1月19日实创公司出具的昌达公司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据，昌达公司是否实际向实创公司支付。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向实创公司转账100万元时，同立公司承建的保障房二标段用量仅为14万多，按照合同也未到付款节点，按照常理同立公司不应当向实创公司支付商砼款，同立公司会计凭证上注明的也是支付李朝斌的工程款，恰好1号路工地2012年1月8日对账货款为107.9万元，实创公司主张当时在实际施工人的授意下将同立公司的100万元开具成了昌达公司1号路的100万元，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加之2012年7月2日，谢文辉签字的保障房二标段商砼对账汇总单上注明的是2012年6月才付第一笔货款15万元（2012年6月5日收款收据），2015年10月谢文辉签字的对账单上明确了截止到2015年10月，对账单上同立公司承建的保障房付款笔数只有5笔222.91万元，以上两张对账单中均没有包括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的100万元，而596号判决认定同立公司支付了6笔，金额是322.91万元。上面的一系列证据在证据上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所以实创公司主张昌达公司的100万元收款收据的支付依据为同立公司转账的100万元，从事实和证据上分析，具有逻辑性和合理性。庭审中，昌达公司主张所有的工程款均支付给李朝斌，由李朝斌对外支付，并主张2012年1月19日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据的付款依据并不是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转账的那100万元。但从本案立案至今三月，昌达公司、实际施工人李朝斌、刘章兵及二人的财务人员谢文辉均没有向本院提供2012年1月19日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支付依据，故昌达公司仅持一张付款有争议的100万元的收款收据而主张其已经支付的辩称理由，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的焦点三：实创公司在本案中向昌达公司主张1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虽然实创公司2012年1月19日向1号路工地出具了“昌达公司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据，但2017年6月12日的（2017）川0724民初596号判决书认定同立公司转款的100万元系同立公司支付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实创公司从2017年6月27日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按照“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法律规定，本笔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7年6月27日开始计算，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综上，被告昌达公司承建的1号路工程向原告实创公司购买的商砼总货款金额为106.9505万元，支付了7.09万元，尚欠99.8605万元未给付属实，被告昌达公司作为1号路工程的承建者，《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合同相对方主体，应当承担1号路工程上商砼款的支付责任，被告谢文辉作为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对外对账系履行职位行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支付责任。原告按照《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供货的全部义务，被告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清全部的货款是被告应尽的法定义务。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所欠的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照原告要求所计算的违约金数额已经高于其实际损失，违约金约定过高，故其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来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从2012年1月8日谢文辉对账的次月底开始计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以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昌达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实创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99.8605万元及违约金（从2012年2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上浮40%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实创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原告实创公司承担2705元，由被告昌达公司承担6895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昌达公司提交署名为李朝斌的《情况说明》和账户名为李朝斌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单，以证明李朝斌代表昌达公司向实创公司支付了100万元。被上诉人实创公司质证认为《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李朝斌是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银行卡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上诉人所有的交易都是银行转账，没有现金交易，不能证明取款用途。原审被告谢文辉质证认为认可上诉人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针对双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一、昌达公司是否为案涉《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的相对方。首先，本案目前昌达公司主张实创公司实际收到李朝斌所支付的案涉1号路工程商砼款现金100万元的事实，而支付商砼款的前提是认可实创公司是案涉1号路工程的供货商，且实创公司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故实创公司是履行了案涉1号路工程商品砼供货义务的供货商的事实能够认定。其次，昌达公司是案涉1号路工程承建单位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而昌达公司认可李朝斌是该工程的负责人，但表示刘章兵与其无关。对此，本院认为，李朝斌、刘章兵与昌达公司之间是内部承包关系、违法转包关系，还是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作为其外部的实创公司并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尽管案涉《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由刘章兵签署且未加盖昌达公司的印章，但刘章兵以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实创公司所建立。虽然该合同上的购买方“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与昌达公司的全称相差“工程”二字，但结合昌达公司是案涉1号路工程承建单位的事实，实创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上的购买方“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即为本案的上诉人昌达公司。而无论实创公司是否真实收到昌达公司的100万元商砼款，实创公司所出具的100万元收据是收到昌达公司商砼款而不是收到李朝斌或刘章兵个人100万元。昌达公司在收到该收据时，也未对收据的收款单位表示异议。故实创公司有理由相信刘章兵与其签署《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的行为构成对昌达公司的表见代理。
二、昌达公司是否实际向实创公司支付了案涉100万元收据上所载明的商砼款。昌达公司在本案二审中主张案涉100万元收据所形成的支付方式是李朝斌于2012年1月19日现支70万元，凑整100万元现金交付实创公司，并举证李朝斌的《情况说明》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对此，本院认为，尽管户名为李朝斌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显示在2012年1月19日有现支70万元，但该明细单并不能证明现支的取款用途，而仅凭李朝斌的《情况说明》证明取款用途，尚无法认定李朝斌向实创公司支付100万元现金的事实。至于《情况说明》、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和实创公司出具的100万元收据能否认定形成证据锁链，本院认为，根据（2017）川0724民初596号实创公司与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情况可知实创公司向昌达公司开具该100万元收据是基于2012年1月17日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实创公司陈炳华的转账100万元，并不是李朝斌支付现金100万元所形成。再结合2017年6月12日安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实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时向李朝斌所作的电话记录内容可知李朝斌在案涉1号路工程中是否向实创公司支付了107.09万元商砼款的问题上，回答的是不知道。而100万元的现金支付应当是客观上不容易遗忘的事实。另外，从交易的合理和安全性上来讲，100万元直接转账支付比取现之后支付现金的方式更合理和安全，而对于为什么选择现金支付，李朝斌并未在《情况说明》中予以合理解释。故《情况说明》、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和实创公司出具的100万元收据不能认定形成证据锁链。现该100万元收据的出具事由已被（2017）川0724民初59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是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自己安县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二标段的商砼款，故该100万元收据虽然出具给昌达公司，但实际已是一张空头收据，能够认定昌达公司实际向实创公司支付了案涉100万元收据上所载明的商砼款事实的依据不足。对此，昌达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针对同样的证据在不同的案件中作出不同认定的理由，本院认为，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昌达公司分别承建不同的工程。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是安县保障性住房二标段，而在该工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昌达公司不是案件当事人，安州区人民法院只能对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安县保障性住房二标段的商砼款付款情况作出认定，并不能对本案的1号路工程的付款情况作出认定。故在该案中安州区人民法院表示仅凭现有证据无法查清昌达公司在1号路工程向实创公司支付商砼款的相关情况并无不当。在本案中，昌达公司作为1号路工程的承建单位，其作为当事人本身的陈述内容与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同，且李朝斌的《情况说明》等证据的出现亦区别于（2017）川0724民初596号案件。故昌达公司于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本案中昌达公司应向实创公司支付的尚欠商砼款数额。首先，本案实创公司所起诉的商砼款金额100万元实质已经是开票金额，而昌达公司也主张该金额通过李朝斌以现金方式支付。因此，案涉100万元商砼款金额实质已不是有争议的未结算金额。其次，虽然谢永辉对此表示异议，但其认可由其签署的2015年10月《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表》和2012年1月8日《商砼对账汇总单》。在《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表》中1070900元是以已付金额形式载明。既然是已付则说明双方对该部分方量均无异议，尽管实创公司所举证的案涉1号路工程运输单中存在部分单据的验收人不是案涉《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所载明的预拌混泥土验收人，但由谢文辉所核实方量的2012年1月8日《商砼对账汇总单》与该期间段内的运输单能够相互印证。而该期间段内的运输单即存在非《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所载明的预拌混泥土验收人验收的情况。故谢文辉于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昌达公司应向实创公司支付的尚欠商砼款数额为：106.9505万元，支付了7.09万元，尚欠99.8605万元。
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首先，李朝斌的《情况说明》于一审庭审结束之后的2017年11月10日才提交，且一审法院并未将其作为未经质证即使用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经过本案二审的审理，一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也并不属于遗漏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未予采信从审理程序和案件事实认定上，本院认为并无不当；其次，昌达公司可以认定为案涉《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的相对方，而昌达公司与李朝斌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与本案原告实创公司并无直接关联。即使昌达公司与李朝斌之间有经济关系，可通过另案主张。李朝斌不是本案必须追加的当事人。故本案一审审理程序中不存在违法之处。上诉人昌达公司于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相应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琳堤
审 判 员 李华峰
审 判 员 李 维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欧泳如
书 记 员 顾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