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05民初6968号原告：刘杨，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畅，系北京华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九州支行，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93号14门。负责人：李娜，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海、王野，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法律合规部员工。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黄河大街支行,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25号。负责人：项林，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海、王野，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法律合规部员工。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58-1号。负责人：周宝志，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海、王野，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法律合规部员工。原告刘杨与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九州支行（以下简称九州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黄河大街支行（以下简称黄河大街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分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畅、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利息、中介费等损失约20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在交行沈阳九州支行开户，2012年初，九州支行客户经理戚旖旎和交行辽宁省分行私人银行理财顾问冯振秋向原告推介交通银行香港投资移民项目——财达通，通过交通银行办理香港投资移民，条件是在九州支行存款860万元人民币，此款项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黄河大街支行监管，并以此作为抵押在交通银行香港支行贷款1000万港币进行投资，投资七年，在此期间只需入港四次，不需居住，七年后取得香港永居身份。当时原告女儿正在上小学二年级，无法去香港居住，所以原告反复与戚旖旎和冯振秋确认是否需要居住，戚旖旎和冯振秋反复承诺：肯定不需要居住。二人又例举香港护照的好处:世界147个国家和地区免签；人民币在增值，港币在贬值；贷款费用和产品费用抵消等等宣传来促使原告投资。随后，戚旖旎和冯振秋携带移民中介（景鸿移民中介有限公司）的合同，来到原告家里签了合同。期间原告从未见过中介人员，也从未有中介人员对此项目予以介绍和解答，原告提出质疑，但交行员工均以交行这么大的机构肯定没问题作出承诺，原告出于对交通银行的信任，按照交行要求办理了存款业务，随后又赴香港办理了贷款和投资事宜。当原告按照程序赴香港办理临时身份证时，第一次见到了中介（香港景鸿移民中介有限公司），原告被告知，获得香港永居身份必须居住三年半以上，要提交在香港居住的租房或购房证明、香港驾照、煤水电缴费记录等等能证明在香港居住三年半以上的证明材料，这与交行当初承诺完全不符。原告马上返回沈阳找到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私营处，副处长张柏秋的答复是此事交行一定能够给予解决，原告满怀希望再次赴港办理女儿临时身份证，结果被告知不满足居住条件根本不可能获得香港永居身份。2015年12月，交通银行私银客户顾问张浩电话通知原告，估出投资产品还贷，解除港交行业务，进行止损，并计算损失额度，大致损失200万元。主管行长杨行长提出意见：用抵押贷款购买交行理财产品来弥补原告损失，但一直未能执行。由于交通银行对此投资移民项目的虚假宣传、违规操作，导致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正是交通银行的过错导致了原告当初在九州支行存款进而在香港交行投资、移民一系列行为的失败，交通银行已经构成违约，原告一直在与交行协商解决，但始终没有结果，无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贵院，请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九州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辩称，一、我行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原告的诉状所述及提供的证据资料，原告的诉请为赔偿其投资利息、中介费等损失200万元。1、关于所谓“投资损失”，系原告为满足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关于金融资产的要求而进行的基金投资所产生的，属于投资风险范畴，相关投资协议及投资行为均与我行无关。2、关于所谓“利息损失”，系原告因投资需要，向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以下称“港交行”）借款产生的利息，是使用银行贷款所应支付的正常成本，相关贷款协议及利息收取均与我行无关。3、关于所谓“中介费损失”，系原告因委托移民中介机构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称“景鸿公司”）办理香港投资定居签证事宜（以下称“投资入港”）而向景鸿公司支付的服务费，相关《委托签证合同》及中介费收取均与我行无关。综上，原告主张的所谓“损失”，系基于委托移民、贷款及投资行为产生，均与我行无关，我行亦不是相关协议的当事人，与原告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我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本案实际上是原告与景鸿公司间履行《委托签证合同》产生的合同纠纷，应以景鸿公司为被告。原告与景鸿公司间签订了《委托签证合同》，原告委托景鸿公司办理申请香港投资定居签证相关事宜，景鸿公司提供相关咨询及办理服务，基于办理香港投资定居签证的需要，原告在港交行申请财达通业务，向港交行申请投资资金贷款及投资相关债券基金，原告主张的损失亦基于其认为“投资入港失败”而产生的。因此，本案实际上是原告与景鸿公司间履行《委托签证合同》产生的合同纠纷，与我行无关。三、我行亦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不应对原告的所谓“损失”承担责任。1、我行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第一，我行作为金融机构营业范围不包括移民咨询及办理服务，没有为原告提供香港投资定居签证的咨询与办理服务。我行只是在得知港交行推出为有香港投资定居需求的客户提供投资资金、融资的“财达通”业务后，向原告介绍了该业务，为原告解决投资资金不足问题。后续相关“财达通”投资贷款及债券基金投资、委托景鸿公司办理签证等事宜均是原告与港交行及景鸿公司间进行的，与我行无关。第二，我行没有所谓的“虚假宣传、违规操作”。我行没有“不需要居住，只需入港四次”的宣传。退一步讲，即使有该等宣传，原告亦不应以此为投资入港的认知条件。事实上，原告与景鸿公司接洽后，景鸿公司已经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说明了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要求及成功案例介绍，应达到“以港为唯一的家”的标准，原告对此已有认知与判断。2、原告所谓的“损失”不成立，即使成立亦与我行无关。第一，如上所述，原告所谓的“利息损失”及“中介费损失”，均是投资入港的正常成本支出，投资损失亦是投资的市场风险（事实上原告投资的3支基金有1支盈利），即使投资入港成功，上述支出仍然存在，因此不应以“假如不投资入港”就不会损失的“机会成本”逻辑将其认定为损失。而且，根据《委托签证合同》的约定，投资入港存在不成功的可能，原告对此已有认知与判断。第二，如上所述，原告所谓的“损失”，系其认为无法获批香港永久居民而产生的，换言之如果获批香港永久居民，一切均不是损失。根据原告提供的《委托签证合同》、景鸿公司出具的申请香港永久居民方案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向原告签发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批准通知可知，原告能否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须在投资满七年，即2020年9月份才能见分晓，且景鸿公司一直认为原告有机会、有可能获批，景鸿公司在2014年9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刘杨女士申请香港永久居民方案》中已明确表示，即使7年投资后申请香港永久居民不成功，也可以申请无条件限制居民身份（无条件限制居民身份与永久居民唯一差别是后者可以申请香港特许护照），一直保留申请香港永久居民的权利，即可以以无条件限制居民身份入港居住，并在后续居住期间申请转为永久居民。但原告自行提前终止《委托签证合同》及债券基金投资。据我行所知，原告之所以提前放弃申请香港永久居民系因其转而移民美国（事实上已经移民美国）所致。因此，原告在《委托签证合同》目的没有落空的情况下提前终止合同及债券基金投资与其所谓的“损失”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是造成其所谓的“损失”的原因，与我行无关。综上所述，我行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原告所谓的“损失”亦与我行无关，我行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黄河大街支行辩称，一、我行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纠纷。1、我行与原告仅签署过《资金监管协议》，由我行对原告因向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以下称“港交行”）申请办理财达通业务提供的保证金质押进行监管，双方就资金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任何争议，原告诉请的所谓损失亦不是《资金监管协议》履行产生的损失，因此本案争议与《资金监管协议》本身无关。2、根据原告的诉状所述及提供的证据资料，原告的诉请为赔偿其投资利息、中介费等损失200万元。第一，关于所谓“投资损失”，系原告为满足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关于金融资产的要求而进行的基金投资所产生的，属于投资风险范畴，相关投资协议及投资行为均与我行无关。第二，关于所谓“利息损失”，系原告因投资需要，向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以下称“港交行”）借款产生的利息，是使用银行贷款所应支付的正常成本，相关贷款协议及利息收取均与我行无关。第三，关于所谓“中介费损失”，系原告因委托移民中介机构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称“景鸿公司”）办理香港投资定居签证事宜（以下称“投资入港”）而向景鸿公司支付的服务费，相关《委托签证合同》及中介费收取均与我行无关。综上，原告主张的所谓“损失”，系基于委托移民、贷款及投资行为产生，均与我行无关，我行与原告间不存在合同纠纷，故我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本案实际上是原告与景鸿公司间履行《委托签证合同》产生的合同纠纷，应以景鸿公司为被告。原告与景鸿公司间签订了《委托签证合同》，原告委托景鸿公司办理申请香港投资定居签证相关事宜，景鸿公司提供相关咨询及办理服务，基于办理香港投资定居签证的需要，原告在港交行申请财达通业务，向港交行申请投资资金贷款及投资相关债券基金，原告主张的损失亦基于其认为“投资入港失败”而产生的。因此，本案实际上是原告与景鸿公司间履行《委托签证合同》产生的合同纠纷，与我行无关。三、我行亦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不应对原告的所谓“损失”承担责任。1、我行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第一，我行作为金融机构营业范围不包括移民咨询及办理服务，没有为原告提供香港投资定居签证的咨询与办理服务。我行只是在得知港交行推出为有香港投资定居需求的客户提供投资资金融资的“财达通”业务后，向原告介绍了该业务，为原告解决投资资金不足问题。后续相关“财达通”投资贷款及债券基金投资、委托景鸿公司办理签证等事宜均是原告与港交行及景鸿公司间进行的，与我行无关。第二，我行没有所谓的“虚假宣传、违规操作”。我行没有“不需要居住，只需入港四次”的宣传。事实上，原告与景鸿公司接洽后，景鸿公司已经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说明了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要求及成功案例介绍，应达到“以港为唯一的家”的标准，原告对此已有认知与判断。2、原告所谓的“损失”不成立，即使成立亦与我行无关。第一，如上所述，原告所谓的“利息损失”及“中介费损失”，均是投资入港的正常成本支出，投资损失亦是投资的市场风险（事实上原告投资的3支基金有1支盈利），即使投资入港成功，上述支出仍然存在，因此不应以“假如不投资入港”就不会损失的“机会成本”逻辑将其认定为损失。而且，根据《委托签证合同》的约定，投资入港存在不成功的可能，原告对此已有认知与判断。第二，如上所述，原告所谓的“损失”，系其认为无法获批香港永久居民而产生的，换言之如果获批香港永久居民，一切均不是损失。根据原告提供的《委托签证合同》、景鸿公司出具的申请香港永久居民方案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向原告签发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批准通知可知，原告能否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须在投资满七年，即2020年9月份才能见分晓，且景鸿公司一直认为原告有机会、有可能获批，景鸿公司在2014年9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刘杨女士申请香港永久居民方案》中已明确表示，即使7年投资后申请香港永久居民不成功，也可以申请无条件限制居民身份（无条件限制居民身份与永久居民唯一差别是后者可以申请香港特许护照），一直保留申请香港永久居民的权利，即可以以无条件限制居民身份入港居住，并在后续居住期间申请转为永久居民。但原告自行提前终止《委托签证合同》及债券基金投资。据我行所知，原告之所以提前放弃申请香港永久居民系因其转而移民美国（事实上已经移民美国）所致。因此，原告在《委托签证合同》目的没有落空的情况下提前终止合同及债券基金投资与其所谓的“损失”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是造成其所谓的“损失”的原因，与我行无关。综上所述，我行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原告所谓的“损失”亦与我行无关，我行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委托签证合同（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发票（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委托簽證合同（景鸿移民顾问有限公司）、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及对账单、交通银行九州支行银行回单、“财达通”服务资金监管协议二份、监管账户明细清单二份、“财达通”理财账户项下信用授信、七年后核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要求、解除资金监管通知书、交通银行九州支行内部止付-解除、“财达通”定期贷款2013-2014、2014-2015、2015-2016年应还利息与应付费用、“财达通”投资移民项目损失明细、录音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初，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推行财达通业务，对接香港政府推出移民计划。原告为获取香港永久居住权，在被告黄河大街支行获取了该项业务信息后，于2012年7月30日，原告（甲方）同时与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乙方）及景鸿移民顾问有限公司（乙方）分别签订《委托签证合同》各一份。与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合同约定：甲方为申请香港投资定居签证，特委托乙方提供咨询和办理服务，由乙方协助甲方办理相关签证申请事宜。合同约定了甲乙双方责任，顾问服务费40000元、争议解决等相关事宜。与景鸿移民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甲方为实现办理香港投资定居签证所需，特委托乙方办理冈比亚居留权，由乙方协助甲方办理居留权之申请事宜。乙方向甲方提供关于申请冈比亚居留权的资讯和咨询服务，负责将甲方提交的资料予以整理并递交冈比亚国审批部门予以审核。代收办理冈比亚居留权之申请费为人民币120000元整，甲方须于签约后十个工作日内汇款至乙方账户内。原告于签订合同当日，分别向关景鸿账户内电汇120000元、8370元；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账户内电汇40000元。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景鸿移民顾问有限公司均于2012年8月6日在二份合同上加盖公章。之后，2013年1月3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给原告出具“财达通”理财账户项下信用授信，定期贷款额度10.000.000.00元港币。约定：在定期贷款尚未全数归还前，于本行进行投资所得的红利必须过户于投资账户下的结算账户；存放于黄河大街支行开立的资金监管专户内的资金必须为相等于106%定期贷款项下结欠金额之等值人民币存款。据此，2013年1月2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黄河大街支行（乙方）签订《“财达通”服务资金监管协议》二份。约定：甲方已于本协议生效日起在乙方处开立监管账户并存入金额为人民币2600000元和6000000元的资金为甲方监管。期间原告于2011年11月28日至2012年10月22日五次存入九州支行8600000元，此款转由被告黄河大街支行监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给原告贷款10000000元港币。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称赴香港办理临时身份证时获悉，要在香港居住满三年半以上才能获得香港永久身份后，原告因无法满足此条件，提前终止《委托签证合同》及债券基金投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于2016年1月21日给被告省分行出具《解除资金监管通知书》，客户刘先生已于2016年1月20日，提前全数清还贷款，请将客户专户下资金解除监管。原告认为由于被告过错，给其造成损失，要求被告赔偿投资利息、中介费等损失200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与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景鸿移民顾问有限公司间签订了《委托签证合同》，双方即产生了原告委托二公司办理香港投资定居委托法律关系。在履行《委托签证合同》过程中，原告按照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要求，与被告黄河大街支行签订《“财达通”服务资金监管协议》，由被告黄河大街支行负责对原告存入资金进行监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被告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被告对原告亦未实施侵权行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投资利息及中介费等损失，均与三被告无关，三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据此，原告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原告刘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宏伟审 判 员  杨慧云人民陪审员  赵凤海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康 宁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