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0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斌，男,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明,女,197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镛，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庾铭智，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伟强，男，197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阳庆，广东恒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伟斌、李海明因与被上诉人余伟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伟斌和李海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一至四项，改判驳回余伟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余伟强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借款事实错误，忽略黄伟斌、李海明提交的证据，未考虑证人的诚信和利害关系，黄伟斌、李海明无需承担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1.签订涉案借款协议后，余伟强并没有实际履行出借义务，余伟强所称朱某代为支付的61.6万元，实际是朱某向李海明的另案还款，朱某向李海明借款发生在签订涉案借款协议之前，该61.6万元的银行明细清单与余伟强无关。2.朱某与余伟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是虚假的、后补的，朱某与余伟强的串通行为可能涉及虚假诉讼。3.朱某的证言不应被采纳。（1）朱某与李海明有利害关系，朱某于2015年12月30日向李海明借款73.7万元，61.6万元是朱某向李海明的还款。（2）朱某称61.6万元资金来源于余伟强，却不能提供转账或生意结算凭证，不合常理。若朱某与余伟强之间的信任度达到了资金往来可以没有生意结算凭证的程度，那么转账却有授权委托书显然不合常理。（3）黄伟斌、李海明目前与朱某确实无债权债务关系，但并不代表偿还61.6万元之前无债权债务关系。若该61.6万元认定为对余伟强的借款，那么朱某存在欠李海明借款的情况。（4）余伟强称最终没有按约定出借70万元，实际出借了61.6万元是因为资金不足，然而，在该61.6万元汇入李海明账户同日，朱某汇款20万元给余伟强，故不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而是朱某欠债金额刚好是61.6万元。二、黄伟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不存在李海明承担连带责任之说。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应由余伟强负担。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余伟强辩称：一、《借款协议》载明了本案当事人之间借贷及担保的各项内容，黄伟斌、李海明原审已确认该协议的三性，故黄伟斌、李海明应承担偿还本息与违约金的责任。二、根据《授权委托书》及朱某的证人证言，余伟强已委托朱某实际支付了借款，结合《银行历史明细清单》，黄伟斌、李海明已收到借款，故余伟强已履行合同义务，黄伟斌、李海明应承担偿还本息与违约金的责任。黄伟斌、李海明述称朱某是偿还其本人向李海明的借款，朱某一审时予以否认，其与李海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黄伟斌、李海明抗辩称借款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其应提供相应证据。关于其与朱某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应另案起诉，与本案无关。三、《授权委托书》是余伟强与黄伟斌达成借款协议并同意由朱某代为支付借款的情况下，余伟强委托朱某代为支付借款，朱某一审亦确认。1.即使《授权委托书》是后补的，也是依据借贷双方的共识形成的，不算是虚假伪造的证据，不能推翻借贷双方此前所达成的共识及余伟强已通过朱某支付借款的事实；2.《授权委托书》不属于债权凭证，不属于可构成虚假诉讼的依据。本案中的《借款协议》《证人证言》《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已能充分地证实了余伟强与黄伟斌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3.签订《授权委托书》是余伟强与朱某之间的事，与黄伟斌、李海明无关，黄伟斌、李海明知道授权委托情况存在即可（双方达成借款共识之时已明知，起诉后未否认），其无须知道存在授权委托书。四、黄伟斌、李海明陈述其与朱某有利害关系，朱某作出对黄伟斌、李海明不利的证言，岂不更能证明黄伟斌、李海明确实向余伟强借款并已收到借款？五、黄伟斌、李海明称“不能提供转账或生意结算凭证”不符合常理。1.余伟强现金给付朱某，故没有凭证；2.此不属于余伟强的举证范围；3.从常理而言，黄伟斌、李海明关心的应是余伟强有没有钱出借给其，而不是关心有没有钱出借或钱是从哪里来的，其提出此问题明显是想要找借口来推搪还款责任。六、黄伟斌、李海明与朱某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应另案处理，余伟强无法确认也不予确认。七、《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中的20万元与涉案借款无关，不能据此认为余伟强有充兄的资金而不出借，退一步而言，即使余伟强不出借足够的借款又如何？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依实际支付的款项为准，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八、黄伟斌、李海明所述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均表明支出73.7万元，但又说“刚好是61.6万元”，明显矛盾不合理。九、无证据证明余伟强与朱某存在“串通行为”。综上，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黄伟斌、李海明上诉请求。
余伟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伟斌偿还借款本金616000元，借款利息92400元，违约金98560元（从2017年1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本息及违约金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暂计至2017年9月1日），共计806960元；2.李海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黄伟斌、李海明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3日，余伟强（甲方、出借人）和黄伟斌（乙方、借款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内容为：借款金额7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8月3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4%，利息从2016年8月3日起计算，采取先息后本，乙方应于协议到期日前向甲方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乙方逾期返还本金的，按千分之贰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甲方追讨该借款所支付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注：本协议担保人在合同未履行期间付连带清偿责任。丙方（担保方）李海明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和按压指模。
《借款协议》签订当天，余伟强与案外人朱某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余伟强与黄伟斌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出借款项给黄伟斌，现委托人余伟强委托受委托人朱某将616000元支付给黄伟斌指定的收款人李海明（即担保方）。2016年8月4日，朱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的卡号62×××88转账616000元给李海明银行帐号为62×××39。借款期限届满后，黄伟斌没有向余伟强偿还债务，余伟强向黄伟斌催讨借款未果引起纠纷。
诉讼中，余伟强为证明已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申请朱某出庭作证。朱某在庭审中作证陈述：在2016年8月3日，余伟强有授权给我向黄伟斌指定的收款人李海明支付616000元，我确认该委托书中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2016年8月4日，我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的卡转账给李海明，银行账户是我本人账号，但是出借的款项是余伟强的，之所以转账616000元，是因为余伟强资金周转不够，将本来出借的700000元变为了616000元，之所以通过我转账是因为我是见证人。我与黄伟斌和李海明均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我与余伟强合伙做生意，有一些业务往来的分红，转账的616000元是余伟强将现金交给我，再由我转账到李海明的名下。
以上事实有余伟强与黄伟斌签订的《借款协议》、余伟强与案外人朱某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证人证言、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和原审法院庭审笔录所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关于借款的事实认定。余伟强提供了黄伟斌签订的《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有黄伟斌、李海明的签名和按压指模；余伟强与案外人朱某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余伟强与黄伟斌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出借款项给黄伟斌，现委托人余伟强委托受委托人朱某将616000元支付给黄伟斌指定的收款人李海明（即担保方）。证人朱某陈述：2016年8月4日其受余伟强的委托向李海明转账了616000元的，有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足以证明余伟强、黄伟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对余伟强提供的证据予以采纳。足以认定余伟强主张出借616000元给黄伟斌。黄伟斌、李海明抗辩认为余伟强、黄伟斌签订的《借款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否认借贷事实的存在，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借款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和不存在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对黄伟斌、李海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余伟强请求黄伟斌归还借款，李海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借款期限已经届满，余伟强的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余伟强主张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余伟强主张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未超过年利率24%的，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余伟强与黄伟斌、李海明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自2016年8月3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4%（即年利率为48%），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余伟强、黄伟斌双方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超过上述所保护支持的年利率24%规定，黄伟斌、李海明没有向余伟强支付过本金和利息，故本案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原审法院只支持余伟强以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余伟强主张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超出年利率24%部分不予支持。因余伟强、黄伟斌对逾期借款并没有约定利息，余伟强选择主张违约金自2017年1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以年利率24%计算，由于余伟强、黄伟斌签订《借款协议》所约定的违约金以千分之贰的标准，其计算标准的起算并不明确，属于约定不明确。现余伟强主张违约金主张以年利率24%计算，符合上述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李海明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李海明在本案《借款协议》中作为担保方签名和按压指模，且约定本协议担保人在合同未履行期间付连带清偿责任，这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李海明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伟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余伟强偿还借款本金616000元，并从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支付给余伟强。二、黄伟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余伟强偿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本金616000元从2017年1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以年利率24%计算。三、李海明对上述判项一、二黄伟斌所欠余伟强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余伟强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627元，由余伟强负担240元，黄伟斌负担5387元。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审查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伟强是否实际出借了61.6万元借款。余伟强称其与黄伟斌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并签订《借款协议》，同时双方约定涉案借款由余伟强委托朱某向李海明转账支付。余伟强的该主张有其与朱某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朱某的证人证言、朱某向李海明转账的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黄伟斌、李海明虽否认《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认为余伟强与朱某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但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另，黄伟斌、李海明主张涉案61.6万元转款是朱某归还其向李海明所借款项并提交了中信银行《人民币结算业务申请书》予以证明，但从该申请书的内容无法看出李海明与朱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无法证明朱某所转的61.6万元是归还其向李海明所借款项，故本院对黄伟斌、李海明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余伟强已实际出借61.6万元款项给黄伟斌。李海明在涉案《借款协议》中作为担保方签名并按压指模，协议中明确注明担保人负连带清偿责任，故李海明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伟斌、李海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53元，由上诉人黄伟斌、李海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毅
审判员 肖晓丽
审判员 汤 琼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侯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