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60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丰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亭桥南路449号513室。
法定代表人：沈菊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康，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3801室。
法定代表人：朱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维巍，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汉公路13888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1号楼1170号。
法定代表人：肖述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赫，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丰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丰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宁公司）、一审第三人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物流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66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江丰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康，被上诉人上海瑞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商维巍，一审第三人中色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丰邦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支持浙江丰邦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上海瑞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不顾浙江丰邦公司与上海瑞宁公司间的提单法律关系，违反“合同相对性”，对上海瑞宁公司是否违约、是否存在过错及其过错与浙江丰邦公司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回避上海瑞宁公司负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回避上海瑞宁公司因过错导致提货单失控时负有收回提货单并签发给浙江丰邦公司的义务，将收回提货单义务强加于浙江丰邦公司，损害浙江丰邦公司合法权益。（一）上海瑞宁公司一审提交的三份租约，当事人及一审法院均不认可其真实性。但一审判决仍然认定天津港源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源船代公司）为米德威新加坡私人船务公司（以下简称米德威公司）船舶代理人（以下简称船代），系属错误。港源船代公司安排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在目的港的交付，是上海瑞宁公司的船代。（二）浙江丰邦公司善意取得涉案提单，无证据证明浙江丰邦公司取得涉案提单时知晓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已因上海瑞宁公司未凭正本提单签发提货单给非正本提单持有人报关的事实。一审判决关于浙江丰邦公司“购买货物时应已知晓货物现状”的推定无依据，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三十条也不能证明上海瑞宁公司未收回正本提单签发提货单的正当性。即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关于卸货港无人提货之规定，承运人也只享有自行安排卸货的权利，无权向非正本提单持有人签发提货单（即便是“只报不提”的提货单）。（三）浙江丰邦公司持有的是经合法背书受让的全套正本指示提单，具备法定提单功能，在承运人交付货物并注销前性质不会变化。一审判决关于浙江丰邦公司“取得的提单与一般海运提单性质不同”的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上海瑞宁公司并未拒绝浙江丰邦公司提货，提货的阻碍在于中色物流公司要求浙江丰邦公司支付其已垫付的港口费用不公。按照提单法律关系并经已生效之（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70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707号判决），上海瑞宁公司负有交货义务。即便浙江丰邦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上海瑞宁公司仍然拒绝履行其交货义务。上海瑞宁公司的交货义务是积极义务，只有在备妥货物并随时待交时才被视为具备交货条件。我国系外贸管制国家，进口货物既是海关监管的标的物，也是货物交接的标的物，提单货物交接相应分割成“拟制交货”（即承运人签发提货单收回正本提单）与“实际交货”（收货人凭提货单与仓储单位完成货物实际交接）两套程序，只有在两套程序均完成时，才构成完整货物交付。故应以是否备妥提货单认定上海瑞宁公司是否履行交货义务。本案上海瑞宁公司违约及过错明显。（五）港口费用并非承运人应该收取的费用，是收货人从承运人换取提货单后再凭提货单向港口方提货时才会支付的费用。收货人凭正本提单换取提货单时不需要以支付港口费用为前提。支付港口费用应该发生在上海瑞宁公司签发提货单之后而非之前。且中色物流公司是基于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迈特公司）及天津康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杰公司）的委托垫付费用，浙江丰邦公司无支付中色物流公司代垫费用的合同义务，在执行阶段向中色物流公司支付费用系减损不得已而为。即便浙江丰邦公司是港口费用最后承担者，也应在换取提货单后支付港口费用。且“安排卸货”的权利依法只能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行使，并通过与仓储单位的合同保留货物实际控制。本案中，承运人在未收到正本提单的情况签发了提货单，中色物流公司在报关后未将该提货单交还，以明迈特公司代理人的身份签署了装卸、仓储等合同，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卸船后存放在仓库。上海瑞宁公司已因过错行为完全失去对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控制，根本无法凭提单向浙江丰邦公司交付货物。（六）浙江丰邦公司购买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并非自用，主张的货损是指可预期利润的损失，其计算方式为（正常提货时的市场价格-
购买价格）-（实际提货时的市场价格-
实际提货后卖出的价格）。（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存在明确请求权基础，一审判决草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审理本案，有违司法公正。
上海瑞宁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与理由：（一）基于本案“通关货”特点，涉案提单的提货权利受限。浙江丰邦公司明知相关风险，无权以正常提货方式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正常的提货过程为承运人收回正本提单、准许提货在先，收货人通关在后。按照船舶进口及港口操作实务，船舶到港前，船代须向海关、港口报备船舶资料及货物情况。收货人提取货物，需将正本提单交予其货代，由货代向船代提交正本提单，船代核验无误收回并签发提货单，货代持该提货单到海关、商检报关、报检，海关、商检在其上加盖通关章，货代持该单据向仓储单位结清仓储费，向港口换取“黑卡”提货，收货人结清货代费用后收取货物。按照本案实际情况，提单的流转晚于货物到港，如不予报关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将依法被罚没。故而，应中色物流公司的要求，港源船代公司在提单复印件上加盖“只许报关，不准提货”章（以下简称“只报不提”章），由中色物流公司先行通关，是为了避免提货人产生巨额损失的善意行为。对承运人而言，准许“只报不提”针对的是能够提交正本提单提取货物的唯一收货人，而非特定的明迈特公司。提单复印件上加盖了海关、商检的通关章，但由于船代作出“只报不提”的限定，该单据的提货功能受到限定，必须由作出限定的船代解除。本案中，提货单据的安排是通关在先，承运人准许放货在后。从承运人该行为中获益的收货人，必须交回已经提前作出通关安排的提货单据，由承运人收回正本提单，在提货单据上作出准许提货的意思表示。这是从承运人善意行为中获益的收货人必须履行的附随义务。浙江丰邦公司在购买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货物已经卸载且被通关、该货物已经产生费用的事实，浙江丰邦公司无权指责承运人行为对其造成损失，不能扮演无辜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浙江丰邦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取得提单时，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已卸货四个多月。在购买货物时了解货物状况、熟知中国海关法律规定，是买方必须具备的基本常识。按照浙江丰邦公司与卖方订立的买卖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买方在提货结束后电汇买方，并约定所有权自买方按照该合同第12条付款后由卖方转移给买方，表明浙江丰邦公司及其买卖合同卖方明确知道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交易时的现实状况及可能存在的提货障碍。浙江丰邦公司必然知道需取得通关单据方可正常提货，也必然知道港口费用是进口收货人必须承担的费用。支付该费用以换取通关单据，是浙江丰邦公司提货必须履行的义务。（二）浙江丰邦公司力求以诉讼取巧，规避收货人应承担的费用，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浙江丰邦公司向上海瑞宁公司提起的交付货物之诉，实际系转嫁贸易风险。承运人不存在任何拒绝交付货物的行为，也不构成任何提货障碍，正是因为浙江丰邦公司通过诉讼取巧而不得，耽搁了提货时间，产生了额外堆存费用，与承运人无关。本案浙江丰邦公司并非提货不能。中色物流公司实际为广义提货人代垫相关费用并持有通关单据，其有权要求提货人在付清代垫费用后取得通关单据。承运人同意提前报关的行为，与浙江丰邦公司提取货物须缴纳相关费用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正是由于承运人协助提前报关避免货物被罚没，且相关税费已经缴纳，浙江丰邦公司才得以提取货物，由于浙江丰邦公司在提货过程中未采取适当方式解决提货费用问题，导致货物长期不能提取，上述提货障碍并非承运人导致，不应由承运人来解决。本案不存在承运人拒绝交付货物的情形，也不存在阻碍浙江丰邦公司阻碍提取货物的情形，只是由于浙江丰邦公司不愿意支付提货人应承担的相关费用，试图以诉讼、执行规避提货费用，并持续观望货物价格走势，因此一直拖延，导致费用增加。在浙江丰邦公司提货后，又不愿为其错误判断负责，才向上海瑞宁公司起诉，意图转嫁风险。
中色物流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清楚，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中色物流公司是基于与明迈特公司、康杰公司的委托关系办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报关、报检及通关手续，中色物流公司并不清楚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存在权属纠纷。2013年4月16日，中色物流公司与明迈特公司签订《进口货物代理委托合同》，约定明迈特公司委托中色物流公司办理报关、报检及货物存储等事宜，并约定没有明迈特公司的放货指令，中色物流公司不得向任何人放货。同日，中色物流公司又与康杰公司签订《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散装矿类进口货代合同》。约定，按照中色物流公司与明迈特公司签订的合同，康杰公司承诺合同中产生费用由其承担，并依据明迈特公司指令及时提货。此后，中色物流公司按照明迈特公司交付的提货单及康杰公司缴纳的税费为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办理报关、报检手续。（二）中色物流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收到一审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积极向明迈特公司、康杰公司核实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权属情况，并于2015年1月4日就履行事宜咨询一审法院，已尽到善意履行义务，并无拖延情况。（三）2015年7月22日浙江丰邦公司与中色物流公司签署协议，明确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就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结算及提货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浙江丰邦公司承担该票货物相关费用，并向中色物流公司支付垫付港口费用，同日，中色物流公司、浙江丰邦公司与天津滨海北江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江物流公司）签署三方协议，就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仓储费达成一致，并明确中色物流公司不再对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四）中色物流公司不应向浙江丰邦公司承担仓储费、货物贬值损失。中色物流公司基于与明迈特公司、康杰公司的协议约定，依据明迈特公司交付的提单办理报关、报检手续，在得知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存在其他纠纷后，中色物流公司积极向各方及法院核实、咨询，其后，在浙江丰邦公司支付中色物流公司相关费用时，将相关货物交付给浙江丰邦公司。中色物流公司与浙江丰邦公司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也未损害浙江丰邦公司利益，且双方已经明确中色物流公司对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无需承担责任及义务。
浙江丰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瑞宁公司支付浙江丰邦公司因上海瑞宁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造成的仓储费用5124854元人民币（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币种均相同）、货物贬值损失15555000元；2.由上海瑞宁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印度尼西亚卖方PT.CENTRALOMEGARESOURCESTBK（以下简称PT.CEN公司）与明迈特公司于2013年3月8日签订镍矿买卖合同，卖方为PT.CEN公司，买方为明迈特公司。明迈特公司租用“瑞宁10”轮承运货物。2013年4月10日，PT.PELAYARANEKAIVANAJASAPONTIANAK代表“瑞宁10轮”船长签发了编号为GND/CHN-130301的一式三份正本提单，将51850吨散装镍矿石从印度尼西亚的GANDA-
GANDA港运至中国主要港口。提单记载：托运人为PT.MULIAPACIFICRESOURCES(以下简称PT.MUL公司)，通知方为明迈特公司。2013年4月20日，该轮到达天津新港，4月26日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卸入北江物流公司仓库。5月20日明迈特公司向PT.CEN公司发函，以单证不符为由拒收货物。
2013年4月16日，中色物流公司与明迈特公司签订《进口货物代理委托合同》，约定中色物流公司为明迈特公司在天津港办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报关、报检、存储等业务。同日，中色物流公司与康杰公司签订《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散装矿类进口货代合同》，约定就中色物流公司与明迈特公司签订的货运代理合同产生费用由康杰公司支付。2013年6月中色物流公司根据明迈特公司及康杰公司委托向港源船代公司取得了标注“只许报关，不准提货”的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提货单(以下简称“只报不提”提货单)。6月14日明迈特公司及康杰公司作为缴款人缴纳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海关进口增值税2969978.88元。2014年3月28日，中色物流公司与康杰公司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中色物流公司受康杰公司委托代垫港口费743199元，支付给天津北方化肥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7日，印度尼西亚卖方PT.CEN公司与浙江丰邦公司签订镍矿买卖合同，约定：货物单价38美元/湿吨、CFR中国新港，付款方式为买方在提货结束后电汇卖方。货物所有权自买方付款后转移至买方。随后PT.CEN公司将涉案正本提单背书转让给浙江丰邦公司。浙江丰邦公司向港源船代公司通过邮件发送提单扫描件主张提货未果，后于2013年11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4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707号判决，判令上海瑞宁公司向浙江丰邦公司交付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同年5月27日，浙江丰邦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2015年7月22日，中色物流公司与浙江丰邦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中色物流公司根据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只报不提”提货单及费用发票交付法院，浙江丰邦公司向中色物流公司交付662444.64元的银行汇票及现金11196.5元。同日中色物流公司与浙江丰邦公司及北江物流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由浙江丰邦公司向北江物流公司支付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一切仓储费用，中色物流公司与北江物流公司同意解除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仓储协议。7月29日浙江丰邦公司向中色物流公司支付上述费用，取回“只报不提”提货单，并经港源船代公司加盖提货专用章。8月11日浙江丰邦公司提取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完毕。
另查明，上海瑞宁公司为“瑞宁10”轮光船承租人，米德威公司为该轮期租人，港源船代公司为米德威公司船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海瑞宁公司对浙江丰邦公司的迟延提货是否承担责任；2.浙江丰邦公司的损失数额是否具有依据。
一、上海瑞宁公司对浙江丰邦公司的迟延提货是否承担责任
2013年8月27日，PT.CEN公司与上海瑞宁公司签订镍矿买卖合同，CFR中国新港。此时，承运船舶已于4月20日到港，距浙江丰邦公司签订贸易合同时4月有余，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于6月已报关，并支付港口费用后存储于北江物流公司仓库。货物情况与CFR中国新港的贸易方式明显不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浙江丰邦公司贸易合同显示为提货后付款，因此浙江丰邦公司购买货物时应已知悉货物现状。浙江丰邦公司取得的提单与一般海运提单性质不同，该提单项下货物已报关、报检，并缴纳了进口增值税，支付了港口费用。因此浙江丰邦公司依据提单向承运人提取货物需解决该提单受限产生的阻碍。
通过一审法院前案诉讼及执行过程可以看出，上海瑞宁公司并未拒绝浙江丰邦公司提货，提货的阻碍在于中色物流公司要求浙江丰邦公司支付其已垫付的港口费用，方将“只报不提”提货单交出。而中色物流公司是基于明迈特公司及康杰公司委托垫付该费用。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于2013年4月26日入库，港口费用已经发生。根据CFR中国新港贸易条件，浙江丰邦公司作为货物提货人及港口费用的实际受益人理应支付该笔费用。在法院执行过程中，2015年7月29日，浙江丰邦公司与中色物流公司及北江物流公司达成协议，支付了港口费用，中色物流公司将“只报不提”提货单交付法院，并于当日在港源船代公司处换取了允许提货的提货单，从而提货。因此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提取的阻碍并非上海瑞宁公司拒绝交付货物，而在于浙江丰邦公司未缴纳港口费用，中色物流公司未将“只报不提”提货单交付浙江丰邦公司造成，迟延提货与上海瑞宁公司并无因果关系。上海瑞宁公司对于浙江丰邦公司的迟延提货不应承担责任。
二、浙江丰邦公司主张的损失数额是否具有依据
浙江丰邦公司主张仓储费用5124854元，系按照浙江丰邦公司与北江物流公司的协议约定支付，有付款凭证及发票为证。浙江丰邦公司购买合同单价为38美元/湿吨，而庭审中浙江丰邦公司确认货物现已售出，销售价格为290元/湿吨，买入和卖出单价比较，浙江丰邦公司并不存在实际损失，因此对浙江丰邦公司主张的货物贬值损失，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浙江丰邦公司主张由上海瑞宁公司违约造成迟延提货，不能成立。浙江丰邦公司主张货物贬值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对浙江丰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浙江丰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199元人民币，由浙江丰邦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浙江丰邦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本院（2016）津民终267号民事判决，拟证明：1.该案与本案案情类似，且均由本案一审法院及本院审理，具备参考价值；2.按照该案裁判要点，承运人负有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义务，承运人没有积极履行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对货物长期滞留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损失包括货物跌价损失、堆存费损失。
上海瑞宁公司对浙江丰邦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案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事实无任何关联，且无任何相似之处。该案原告是货物的原始买方，支付了相关的港口费、仓储费、报关、报检费等，本案浙江丰邦公司并非货物的原始买方，只是在原始买方与卖方产生纠纷后介入进来，其取得涉案提单未支付任何对价，未支付任何港口费、报关、报检费，甚至运费。该案原告在缴纳了相关费用后，持正本提单提货时，遭到非承运人一方的阻拦产生纠纷，本案浙江丰邦公司未支付任何费用，在向承运人提货时，未遭受任何阻拦，只是由于其不愿意支付港口费用，才力图通过起诉承运人强行提货。该案原告在承运人识别上存在错误，是酿成纠纷的原因之一，本案浙江丰邦公司则目的就是打算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提货，以规避其本应承担的港口费用支付等责任。
中色物流公司对浙江丰邦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
上海瑞宁公司、中色物流公司二审期间均未补充提交证据。
本院审查了浙江丰邦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该证据系本院已生效之民事判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案与本案虽均为货物交付环节出现的纠纷，但按照该案判决查明事实，不能看出该案所涉贸易发生中断情形，该案提单项下货物因而并未出现“先报关、后提货”情形，且该案原告已经向船代缴纳了堆存费、港杂费、港建费等费用，取得相应发票。而本案所涉贸易因明迈特公司以单证不符为由拒收货物，发生中断情形，存在“先报关、后提货”情形，且浙江丰邦公司在70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直至与中色物流公司达成并履行协议时，长期未缴纳港口费用，故而，该案与本案在案情上存在明显差异，可予区分，对浙江丰邦公司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Incoterms?2010）CFR术语项下B6“费用划分”规定，除A3条款第一项的规定费用（即运费）之外，买方必须支付：a）从货物以在A4中规定的方式交付起与之有关的一切费用，除了出口所必要的清关费用，以及在A6第三款中所涉及的所需的一切关税、赋税及其他各项应付出口费用。b）货物在运输途中直至到达目的港为止的一切费用，除非这些费用根据运输合同应由卖方支付（无变化）。c）卸货费用，包括驳船费和码头费，除非该成本和费用在运输合同是由卖方支付的（无变化）。d）任何额外的费用，如果（进一步规定）没有在既定日期或运送货物的既定期间的到期日前按照B7中的规定发出通知，但是（假如、倘若）货物已被清楚地确定为合同中的货物（即特定物，这里和B5是类似的）。及，e）在需要办理海关手续时，货物进口应交纳的一切关税、税款和其他费用，及办理海关手续的费用，以及需要时从他国过境的费用，除非这些费用已包括在运输合同中（无变化）。
按照一审法院对港源船代公司经理王登宇调查并制作的笔录，港源船代公司签发“只报不提”“提货单”的原因在于：第一、避免千分之三的滞报金及违反海关规定；第二、因提供保函，经请示米德威公司获得同意，该做法业内比较普遍。
按照本院已生效之（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9号判决）查明事实，根据天津港口的操作习惯，货方在提货时须凭加盖船舶代理公司（代表承运人）和海关放行章的提货单向港务公司申请开具提货凭证（在港口实践中惯称为“黑卡”），然后持“黑卡”向仓库提货。
以上事实，有国际惯例《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一审法院调取证据、已生效之69号判决为证。其中，已生效之69号判决所涉货物亦系镍矿（散货），所认定的天津港口的操作习惯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经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在不存在足以推翻该事实的相反证据情形下，本院对其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浙江丰邦公司系正本提单持有人、中色物流公司系接受明迈特公司及康杰公司委托，办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报关、报检、货物存储、发运、卸货等事宜的货运代理人。关于上海瑞宁公司身份，虽上海瑞宁公司仅主张其系实际承运人，而否认其承运人身份，但已生效之707号判决已对此作出明确认定，按照现有证据亦不足以推翻该认定，应认定上海瑞宁公司系承运人。此外，关于港源船代公司身份，按照一审法院对王登宇调查形成的笔录可知，港源船代公司接受米德威公司的指示，故而，其与米德威公司之间形成代理关系，一审法院相应认定并无不当。但是，港源船代公司为“瑞宁10”轮在卸货港办理代理事务，既是涉案提单提示对象，也是提货单签发主体，实际代为行使承运人的相应职责，其所有行为均系代表船方，因此，在上海瑞宁公司被识别为承运人时，港源船代公司的行为后果可归属于上海瑞宁公司。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确定本案焦点为：上海瑞宁公司是否应向浙江丰邦公司承担迟延提货产生的损失及其数额。
一、提货单的性质及本案单据的定性
提货单，是收货人凭正本提单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换取的、可向港口经营人提取货物的单据。提货单虽不具有物权凭证的性质，但属于具有债权凭证性质的提货单据。在散货运输中，为形成提货单，负有交付义务的主体应作出同意放货或类似的意思表示。但是，仅具备上述意思表示尚不足以凭提货单提取货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出口许可证件和有关单证。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国际航行船舶和所载货物监管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进出口货物经海关在提货单或者装货单上盖印放行后，港务机关、货物所有人（或者他的代理人）和船方才可以交付、提运或者装船。由此可知，提货单的形成虽仅需承运人作出同意放货或类似的意思表示，但提货单真正可以提取货物，尚需要海关放行的许可，二者缺一不可。结合天津港口的操作习惯，即提货单应同时具备船代和海关放行章等印鉴，方可向港务公司申请开具向仓库提货的“黑卡”。
按照本案证据，“只报不提”单据的原始形式为涉案提单复印件，因加盖印鉴而具备相应功能。一方面，在中色物流公司向港源船代公司取得“只报不提”涉案提单复印件时，其上不但未加盖港源船代公司同意放货章，且港源船代公司加盖“只报不提”章对该单据予以明确限定，故而，该单据其后虽已加盖海关放行章，但因未解除“只报不提”限定，亦未加盖船代同意放货章，尚未形成提货单，不具备提货单据性质，无法以该单据提出货物。另一方面，由于中色物流公司持有的涉案提单复印件经报关、报检并已加盖海关放行章及检验检疫专用章，港源船代公司即使在另一涉案提单复印件上加盖同意放货章，即开具新提货单，亦无法再行报关、报检并加盖海关放行章，同样无法以新提货单提出货物。
由上可知，第一、虽与北江物流公司签订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仓储协议的系中色物流公司，但从本案事实来看，浙江丰邦公司在提货前，该货物一直在北江物流公司仓库存储，且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提取实际系由港源船代公司对呈递的“只报不提”单据解除限定并加盖同意放货章，即船代能够以形成提货单的形式对涉案提单项下货物行使控制，本院对于浙江丰邦公司关于上海瑞宁公司因过错行为完全失去对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控制的相应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只报不提”单据因未经港源船代公司解除限定并加盖同意放货章，并非提货单，一审判决对该单据表述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三、就新提货单而言，即使港源船代公司开具该单据，也无法提取货物，并不能成为上海瑞宁公司履行已生效之707号判决给付义务的可行方式。为提取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必须取得中色物流公司持有的“只报不提”单据，并以该单据交由港源船代公司形成提货单。
二、上海瑞宁公司是否应就中色物流公司行为向浙江丰邦公司承担责任
提单的性质不因浙江丰邦公司作为第二买家自PT.CEN公司处取得而受影响，因此，在浙江丰邦公司提示提单情形下，上海瑞宁公司负有交货义务。按照往来邮件等证据，上海瑞宁公司并未拒绝交付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但是，为履行承运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同时为执行已生效之707号判决，应当取得中色物流公司持有的“只报不提”单据。故而，因中色物流公司未结清港口费用拒绝交付“只报不提”单据造成涉案提单项下货物长期未交付，上海瑞宁公司是否应就此负责，是本案焦点问题的关键。对此，本院认为：
（一）中色物流公司不在707号判决执行力主观范围内，其所持有的“只报不提”单据亦非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
判决执行力主观范围，指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可作为执行权利人及执行义务人的资格。一般而言，执行当事人就是执行依据所记载的权利人与义务人，但民事强制执行规范允许判决执行力主观范围向案外第三人进行适度扩张，但应遵循情形法定、不得超越实体法对案外第三人保护规定等原则。按照707号判决主文记载，该判决执行力主观范围的义务人为上海瑞宁公司，而中色物流公司并非上海瑞宁公司继受人，其亦并未在707号案件立案受理前、后为上海瑞宁公司而占有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其仅在707号案件立案受理前基于接受案外人委托报关对“只报不提”单据取得占有，而并非为上海瑞宁公司占有该单据，且该单据亦并非可据以提取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提货单，故而，中色物流公司并不在707号判决执行力主观范围内，无法为707号判决主文所追及。
就浙江丰邦公司是否可在执行案中通过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方式取得“只报不提”单据而言，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之规定：“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由执行员传唤双方当事人当面交付，或者由执行员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有关公民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但该条所称“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应指已生效之民事判决等执行依据所指定交付的动产、具有财产内容的各项证明文书、执照和支付凭证，在本案中即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取得“只报不提”单据虽系提取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前提条件，但该单据并不等同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亦并非可据以提取涉案提单项下货物的提货单，因此，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实际难以通过协助执行通知书方式取得“只报不提”单据。
综上，受判决执行力主观范围、协助执行通知书适用范围等限制，浙江丰邦公司难以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取得“只报不提”单据，其欲向中色物流公司取得“只报不提”单据，应以另案诉讼解决而非强制执行。
（二）中色物流公司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第三人”
本案中，上海瑞宁公司因中色物流公司不交付“只报不提”单据，即便经申请民事强制执行，长期亦无法按照707号判决履行交付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义务。就此种情形是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之规定认定上海瑞宁公司责任而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一个第三人，其范围具有限制，一般指与当事人一方存在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如代理人、履行辅助人、上级机关、合伙人等。本案中，上海瑞宁公司系因与浙江丰邦公司间提单法律关系而被识别为承运人的主体，中色物流公司系明迈特公司、康杰公司委托的货运代理人，中色物流公司与上海瑞宁公司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诸如前述的法律关系。因此，上海瑞宁公司并不单独因中色物流公司不交付“只报不提”单据而承担违约责任。
（三）不能依据港源船代公司先期行为即认定上海瑞宁公司具有过失
此外，中色物流公司取得并持有“只报不提”单据，系起因于港源船代公司先期行为。就港源船代公司是否因此开启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无法正常提取之风险，从而应认定上海瑞宁公司对此具有过失而言，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出口货物的发货人除海关特准的外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超过前款规定期限向海关申报的，由海关征收滞报金。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所得价款在扣除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和税款后，尚有余款的，自货物依法变卖之日起一年内，经收货人申请，予以发还；其中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应当提交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的，不予发还。逾期无人申请或者不予发还的，上缴国库。故而，在2013年4月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到港并卸入北江物流公司仓库至2013年6月时，如对涉案提单项下货物仍不报关，可能造成货物承担滞报金乃至被变卖的风险。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港源船代公司当时知晓明迈特公司与PT.CEN公司间的贸易纠纷，其亦无从知晓嗣后PT.CEN公司于2013年8月将涉案提单项下货物转卖于浙江丰邦公司并背书转让涉案正本提单的事实。且港源船代公司亦在涉案提单复印件上明确加以“只报不提”限定，并未对开具的单据作出同意放货或类似的意思表示。故而，在当时情境下，港源船代公司的行为系为保存货物作出的善意处理。不能以嗣后中色物流公司不交付港源船代公司先期开具的“只报不提”单据，即认定上海瑞宁公司对此具有过失。
综上，无论从民事强制执行角度、合同法律规范角度还是港源船代公司先期行为合理性角度，上海瑞宁公司均不因中色物流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
三、是否应由上海瑞宁公司向中色物流公司取得“只报不提”单据以履行交货义务
浙江丰邦公司主张，上海瑞宁公司的交货义务属于积极义务，应以备妥提货单认定上海瑞宁公司是否履行交货义务。但如前所述，开具新提货单并不能提出货物。因此，上海瑞宁公司是否应履行积极交货义务，即向中色物流公司取回“只报不提”单据以“备妥提货单”（该行为同时意味着向中色物流公司及案外人支付港口费用），是本案重要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只报不提”单据并非提货单，仅系报关单据，由中色物流公司持有以办理报关等事宜，上海瑞宁公司仅系承运人，并不负责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报关事宜。而在涉案贸易正常开展的情形下，本应由浙江丰邦公司持该单据办理报关等事宜。第二、港口费用的负担应依照合同约定或相关法律规定，由托运人、收货人等主体负担，作为承运人，上海瑞宁公司并无负担港口费用的义务。而浙江丰邦公司与PT.CEN公司的镍矿买卖合同中约定贸易术语为CFR，依照《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该术语意味着浙江丰邦公司应承担目的港港口费用。第三、关于已付出或将要付出的港口费用，中色物流公司可能的追偿对象有两个：与中色物流公司订立相关委托合同的主体（该主体负有合同支付义务而未支付）、后续买受货物的主体（该主体本应承担港口费用而未承担），而上海瑞宁公司并非其请求权指向主体。综上，相较上海瑞宁公司而言，浙江丰邦公司与中色物流公司的法律关系更近，上海瑞宁公司并不负有向中色物流公司取得“只报不提”单据的义务。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提取的阻碍并非上海瑞宁公司拒绝交付货物，而在于浙江丰邦公司未缴纳港口费用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故而，上海瑞宁公司不应向浙江丰邦公司承担迟延提货产生的损失。
至于浙江丰邦公司所主张的损失数额问题。因损失赔偿基于责任，而上海瑞宁公司应承担责任这一前提条件未予满足，故而本院不再对此予以论述。
综上所述，浙江丰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199元人民币，由浙江丰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跃民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