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1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凯飞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王家弄*号。
法定代表人：戴保平，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丁永宏，员工。
上诉人（一审被告）：东风裕隆商用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第二农垦场。
法定代表人：陈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黎清，员工。
委托代理人：章大勇，浙江钱江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凯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飞公司）因与上诉人东风裕隆商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凯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丁永宏、裕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黎清和章大勇到庭参加调查。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凯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四项，改判裕隆公司赔偿凯飞公司损失2485万元。事实与理由：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二项规定：联营合同解除后，应当对联营体的财产和债务作出处理。联营各方原投入的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原物存在的，返还原物，原物已不存在或者返还原物有困难的，作价还款。据此，自双方2008年合作起，凯飞公司共投入物资、设备1425万元（包括价值510万元的进口原型样车3台，价值90万元的国产化底盘3台，价值135万元的车架纵深模具全套，价值570万元关键总成前后桥、分动箱等全套模具及工艺技术设计图纸，价值120万元的悬挂系统全套模具及工艺技术设计图纸等），并为项目的正常运行投入了员工工资、管理费用等1060万元，这有双方签字盖章的《接收清单》及《财务成本核算清单》为证。而根据裕隆公司整理的现存于其公司的《轻型特种车开发项目现存物料清单》物资设备现状，除悬挂系统项下的工艺技术设计图纸外，其余物资、设备原物均被肢解或破损，大部分物资已灭失，尚存的也因年久闲置而被腐蚀损坏，完全无价值和使用价值。所有投入的物资设备均已无法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根本不可能，应作价还款。二、一审判决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双方合作项目正常运营而付出的运营资金如员工工资、管理费用等共计1060万元的财务成本，判决裕隆公司赔偿凯飞公司530万元，并不能弥补凯飞公司因合同无法履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是由于裕隆被取消了相应汽车生产资质，企业改制原因是由于2012年8月就成立了商用车事业部，对原有的人员和岗位进行了分流和优化，从而使双方合作项目事实上无法继续推进而造成。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期限内因一方原因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裕隆公司仅赔偿530万元，实际上仅是要求裕隆公司返还为该项目合作投入的运营管理资金的一半，并未能体现裕隆公司因其违约行为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更无法弥补凯飞公司的实际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三、四项，改判为由裕隆公司赔偿凯飞公司损失2485万元。
裕隆公司二审答辩称：双方法律关系是合伙联营关系。凯飞公司所提到的原物返还，无论是原物返还或者折价返还，前提都建立在对双方合伙联营清算基础上。本案当中《战略合作协议》不应该解除，即使解除也是基于双方无法继续合作的实际情况而非裕隆公司违约导致，凯飞公司相反存在利用合作期间形成的技术成果私自谋利的违约情形。如果合同解除，应对双方的投入审计清算后再进行分配。关于生产资质的问题，2008年原东风杭州汽车有限公司（裕隆公司原名，以下简称东风公司）仍在余杭区，2009年以后根据杭州市政府的安排，东风公司统一搬迁至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生产地址发生变化，相关生产资质依法需要相应调整。公司由于地址搬迁导致生产资质调整是客观情况，并非东风公司主动调整生产资质而构成违约。双方的第二份合同上也记载东风公司正在重组改制，即政府帮东风公司重组改制搬迁，杭州市政府当时也专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生产需要公告下来才可以生产，公司仍在余杭区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产品，虽然国家公告下来了，但是采用的是国二的排放标准，国家已限制一年以后就不能再生产上牌，所以搬到萧山后需要继续二次研发新产品，二次研发至今尚未完成。研发定型以后在国家取得相应的公告目录准许以后才可以进行生产，因此实际上双方合作研发尚未具备投产条件，是否有生产资质尚未产生影响。
上诉人裕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凯飞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凯飞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战略合作协议》应该解除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从协议来看，协议的第一条合作内容中第一款就明确：“轻型特种车底盘后续开发、生产和销售”，协议第三条利益分配中约定“甲方以研发、试制、场地、及技术等有形及无形资源作为合作投入”，所以，由裕隆公司生产仅是合作的一部分内容，在生产前双方需合作开发，因为产品尚未完成开发，所以即使没有生产资质，也不构成协议解除的根本性条件。其次，裕隆公司虽然于2011年根据国家要求将下属已公告产品转由东风公司生产，但这并不会如原判决认为必然导致被撤销生产资质，只要上诉人研发产品能上公告，仍可以合法生产。而且2012年10月，裕隆公司的部分产品在生产目录上公告，说明裕隆公司完全可以恢复生产资质，原判所认为的特种车生产资质也可以通过新产品的公告自然取得。再次，即使按照原判决所认为的2011年裕隆公司被取消了生产资质，但当时双方的合作仍在继续，凯飞当时并未据此提出解除协议，双方履行协议至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凯飞公司现在以没有生产资质提出解除协议，也已经超过除斥期间。最后，裕隆公司目前尚在整合过程中，在合作项目中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凯飞公司却利用裕隆公司迁址及整合的机会，吸收裕隆公司大量技术人员，并利用这批技术人员为其关联公司申请案涉技术的专利。如果协议解除，凯飞公司则完全可以利用合作的技术成果单独生产开发，将造成裕隆公司的巨大损失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在2011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后，在实施过程当中裕隆公司的研发部相关人员小循环操作，逃避应有的监督，在短期内快速越权确认凯飞公司的投入。根据项目的复杂度，其高达上千万元的金额，研发部如此草率的签字盖章，未通过任何会议或者授权，严重违反办理流程。且代表裕隆公司签字人员在2012年10月份集体到凯飞公司工作。2011年协议签订后，凯飞公司一直没有对裕隆公司提出任何项目推进的要求，2015年却突然直接诉至法院，种种迹象表明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内外勾结侵吞企业资产的行为。二、凯飞公司获得赔偿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如果要解除双方的合伙联营关系，损失应该要进行审计清算，计算双方的投入和现存的财产，以得出双方联营是否产生亏损，在此基础上才能计算双方的损失。但原审法院对审计请求置之不理，草率确定了530万元的数额。其次，裕隆公司并无违约行为。即使协议解除也不应向凯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相反，凯飞公司在双方合作期间勾结我方人员，将案涉项目的技术专利转让第三方获利才构成违约，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原审认定所谓的凯飞公司运营管理费用投入是1060万元，其主要依据财务核定单并没有详细的清单，代表裕隆公司签字也仅是普通工作人员，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分管财务人员。该签字人员与凯飞公司实际控制人合伙成立了与本案所涉项目相同的杭州正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明显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该核定单效力存疑。从签字时间来看和协议签订仅相差一个月，金额和协议附件当中列明的相同，所以，这部分财务成本实际是凯飞公司在协议之前研发本协议所使用的技术所产生的财务成本应由其自行承担。凯飞公司投入到案涉协议合作当中的这部分财务成本所产生的技术成果，而财务核定单即使有效，也仅仅是代表裕隆公司认可凯飞公司在合作中投入的技术成果取得的原始成本是1060万元，而并不是凯飞公司在双方合作当中真正投入了1060万元，所以该部分投入的技术成果，如果说协议解除完全可以进行返还，凯飞公司可以另行利用，不存在损失。另外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会计的审核报告来看，1060万元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材料物资，而这当然包括凯飞投入的1425万元的实物，所以存在重复计算问题。
凯飞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双方合作的内容不能仅仅看《战略合作协议》的第一条约定的轻型特种车底盘后续开发、生产、销售，还应结合双方实际合作时即2008年3月份开始，双方为确定轻型特种车的国产化开发、试制实验项目的合作关系，明确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在该协议期间即产品研发阶段，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已取得成果，合作研发的产品已于2010年5月20日首次上国家工信部（工产业2010第104号）公告。说明合作产品已经可由原东风公司生产销售，研发阶段即告结束，双方进入生产、销售阶段的合作。为明确权利和义务，双方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原合作协议同时废止。据此也可证明双方已完成产品研发阶段，自此进入生产、销售阶段的事实。二、裕隆公司被取消汽车生产资质的事实，已经由2011年5月3日，国家工信部（2011第11号）公告确认，自发布之日起撤销东风公司汽车生产资质。至今裕隆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相应的汽车资质已被恢复和重新取得，其认为特种车的生产资质通过新产品公告将自然取得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三、根据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15年。在合同有效期间内，如一方违约，守约方有选择解除合同和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且合同法并未对合同期内解除权行使期限即解除期间作出规定，裕隆公司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是适用于如何处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的司法解释，并不能当然适用于本案。四、裕隆公司认为凯飞公司合作期间勾结其他人员，将案涉项目技术申请专利后转让第三方获利，该说法实属无稽之谈，恶意中伤凯飞公司及相关人员，意图否认并逃避其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五、关于原审认定凯飞公司投入的运营管理费用为1060万元的事实。该费用确实是双方合作研发阶段，即履行《合作框架协议》期间，凯飞公司为研发该产品而投入，与价值1425万元的实物投入并不属重复计算。双方在完成产品研发阶段后，协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过程中，对凯飞公司实际投入的实物和运行管理的费用都已审计。因此在正式签订协议中就已确定了该部分内容，而钟连丰作为当时产品开发部的负责人，以原东风公司经办人的身份，确认接收该部分实物及确认财务成本核定单，并不能预料到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不能预料到原东风公司汽车生产资质会被取消，并不能预料到2012年8月份原东风公司成立的商用车事业部，对所有人员（包括钟连丰在内）和岗位进行分流优化，不能预料到到2013年7月份原东风公司会改制为裕隆公司。事实上，凯飞公司也不能预料上诉事实，何谈内外勾结和预谋侵吞企业资产。倒是裕隆公司，前期利用凯飞公司的资金和实物之后，在双方合作进入收益阶段违反合同约定，使得双方合作无法继续进行，导致凯飞公司前期投入付之流水，给凯飞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裕隆公司以之后发生的一些事实来否认之前双方签订的协议及确认的相关事实的有效性，从而认为1060万元的财务成本与1425万元的实物投入存在重复计算的观点，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凯飞公司认为裕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
凯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解除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二、裕隆公司赔偿凯飞公司经济损失2485万元（物品清单确定的费用1425万元和运营管理成本投入费用106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3月11日，凯飞公司、裕隆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就UnimogU100L进行全车国产化的特种汽车，用于军方装备及有关经济领域使用的特种专用车辆（以下简称“831”项目）建立起合作研发生产的合作关系，凯飞公司负责投资，提供该样车等全部给裕隆公司，裕隆公司在凯飞公司已完成的国产化布点工作的基础上负责研发生产；双方并对“831”项目的项目内容、项目管理、质量标准、项目保护等事项作出约定。此后，双方就后续联合生产轻型特种车底盘及以此为基础改装生产各种特种车辆事宜达成一致协议，并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一份，合作内容为：1.轻型特种车底盘后续开发、生产和销售；2.以该轻型特种车底盘为基础演变开发的底盘的生产和销售；3.以该轻型特种车为基础的各类特种改装车辆的生产和销售。鉴于凯飞公司已生产出国产化二类底盘及供应商资源，裕隆公司拥有底盘专业化生产的资质、生产设施和设备以及相适应的产品研发和生产人员，凯飞公司派员参与合作产品后续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工作，裕隆公司组织该底盘批量生产和该底盘延伸产品的生产及利用该底盘生产各类整车、特种改装车。双方并对具体的合作形式、利益分配方案等作出约定，并确定合作期限为十五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计算，同时约定本协议约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事项，为双方长期合作事项，任何一方不得无故放弃合作，违约方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损失，如确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继续合作，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解除合作协议。此外，双方约定2008年的《合作框架协议》作废。2011年4月25日，裕隆公司核定接收《接收清单》所列物品合计1425万元：进口原型样车3台（总价510万元）、国产化底盘3台（总价90万元）、车架纵深模具全套（总价135万元）、关键总成前后桥、分动箱等（全套模具及工艺技术设计图纸，总价570万元）、悬挂系统等（全套模具及工艺技术设计图纸，总价120万元）。同日，裕隆公司在《财务成本核定单》中确认凯飞公司运营管理投入费用计1060万元。
依据工信部2011年第11号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225批）公告，裕隆公司被撤销汽车生产资质。依据工信部2012年第51号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241批）公告，同意东风杭州汽车有限公司客车厂已列入《公告》的所有产品，企业名称变更为裕隆公司。
另查明，在案件审理中，双方已对案涉《战略合作协议》项目的物品的现状进行核实，详见《轻型特种车开发项目现存物料清单》。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作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从上述协议内容来看，本案系联营合同纠纷。2011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已载明“合作期间，裕隆公司充分发挥了较强的底盘开发能力，凯飞公司以进口奔驰特种车样车及特定的市场资源，进口样车采购及前期样车国产化开发费用作为前期投入，保证了样车国产化开发、试制试验工作的顺利完成”，还载明“双方就后续联合生产轻型特种车底盘及以此为基础改装生产各种特种车辆事宜达成一致协议”，且此后的协议内容主要是围绕按照销售额的比例分摊凯飞公司的投入成本及双方的利益分配等展开，并且凯飞公司前期已投入1425万元的物品研发成本，另凯飞公司关于“后续开发”属于汽车行业的惯例写法、意指每年推出新的车型的解释也属合理，故裕隆公司关于2011年的协议签订后产品尚未完成开发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考虑到2012年仅恢复东风杭州汽车有限公司客车厂的生产资质，裕隆公司仍不具备特种车的生产资质，双方已不具备继续合作的客观基础，综合上述因素，凯飞公司要求解除双方合作协议的诉请，合理有据，应予支持。
联营合同解除后，应当对联营体的财产和债务作出处理。联营各方原投入的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原物存在的，返还原物；原物已不存在或者返还原物确有困难的，作价还款。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及《接收清单》、《财务成本核定单》可知，凯飞公司的投入：一是进口原型样车、国产化底盘等物品，对于裕隆公司处现存的投入物品及图纸，凯飞公司可至裕隆公司提取；二是运营管理投入费用计1060万元（包括凯飞公司的员工工资、管理费用等），考虑到该款项系凯飞公司单方投入及本案双方实际的合作时间及合作进展等因素，双方也未在《合作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中对出资比例、盈余分配的比例进行约定，且裕隆公司也未对合作期间的投入充分举证，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本院酌情认定裕隆公司赔偿凯飞公司款项530万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凯飞公司与裕隆公司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凯飞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裕隆公司提取《轻型特种车开发项目现存物料清单》所列物品及《接收清单》中悬挂系统项下的工艺技术设计图纸；三、裕隆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凯飞公司款项530万元；四、驳回凯飞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050元，凯飞公司负担46050元，裕隆公司负担120000元。
凯飞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裕隆公司向本院提交特种专用车项目投入费用汇总表及财务单据。拟证明：裕隆公司在案涉项目中已经累计投入26546813.61元。
凯飞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而且，这些费用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与本案双方的合作有关，而是将东风公司或裕隆公司其他研发及项目开发总费用全都计算。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涉及的费用未经对方确认，无法确认系案涉合作中所发生的费用，因其关联性无法认定，故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通过《合作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联营合同关系。根据上述协议内容，双方在联营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就联营体成立企业法人，而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确定针对特种专用车辆的研发试制和批量生产两个阶段，由凯飞公司负责投资销售，裕隆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各自抽调人员组成项目组实施联营事务。双方于2011年3月20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明确“凯飞公司以进口奔驰特种车样车及特定的市场资源，进口样车采购及前期样车国产化开发费用为前期投入，保证了样车国产化开发、试制实验工作的顺利完成”，“就后续联合生产轻型特种车底盘及以此为基础改装生产各种特种车辆事宜，达成本战略合作协议”。合作的内容是“特种车底盘后续开发、生产和销售；以该轻型特种车底盘为基础演变开发的底盘的生产和销售；以该轻型特种车为基础的各类特种改装车辆的生产和销售”，以及“鉴于凯飞公司已生产出国产化二类底盘和拥有该底盘生产的供应商资源”，“双方商定，由裕隆公司组织该底盘批量生产和该底盘延伸产品的生产及利用该底盘生产各类整车、特种改装车”。本院认为，结合《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以及本案中双方均未能就前期研发已经研发出该轻型特种车并具备生产能力举出有效的证据，双方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已研发成功并具备生产该轻型特种车底盘的能力，并在该轻型特种车辆底盘基础上，继续后续开发、演变开发该底盘，以及在底盘基础上改装生产各种特种车辆，并进行生产和销售。但在后续开发及生产销售过程中，双方未举证证明后续研发或者生产、销售的成果，且双方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确定裕隆公司正处在重组改制阶段，而在重组改制过程中裕隆公司又出现生产资质被取消的客观情况，双方缺乏原有的相互信赖且已无继续合作的基础，导致合作陷入僵局，未有实质性进展。综合上述情况，双方联营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一审法院解除双方之间的《战略合作协议》，处理妥当。
联营合同解除后，应当对联营体的财产和债务作出处理。双方在二审中确认，以联营体名义对外并无负债，所需要处理的是联营体的财产，主要体现在双方各自的投入及现状。根据《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在第一阶段根据《合作框架协议》进行合作中，约定由凯飞公司负责投资，研发经费和样车试制成本由凯飞公司承担，乙方需要抽调技术、供应、财务等相关部门人员主抓项目工作，必要时提供项目组集中办公、研发生产专用场地、配置必要的交通工具。在第二阶段根据《战略合作协议》时，双方明确前期投入的物质资产归双方共同拥有，裕隆公司以研发、试制、场地及技术等有形及无形资源作为合作投入，凯飞公司以已经确定的价值2485万元的实物和运营投入作为合作投入。双方此时已对凯飞公司前期投入审核确定，实物投资价值1425万元，运营投入1060万元，该部分内容，既约定在《战略合作协议》附件中，也体现双方盖章并签字确认的《接收清单》和《财务成本核定单》中，足以认定。裕隆公司对相关数额提出的异议缺乏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凯飞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财产，并非联营体现存的财产，而是在第一阶段的物质投入和运营支出。其中，物质投入在研发过程中正常损耗，双方在一审过程中已通过《轻型特种车开发项目现存物料清单》予以核实；而运营支出亦已实际支出。裕隆公司主张其另有巨额财务运营投入，既与当事人的约定不符，亦无法区别于其他项目而确定系双方合作项目发生，其要求对其财务成本予以审计缺乏基础。在解除双方联营合同时，本案中双方均未能提供生产销售的成果可供分配，只能根据联营体现存财产即实物的现状进行处理。在部分现存实物返还给凯飞公司的基础上，考虑到双方约定实物投入及运营投入以凯飞公司负担为主并在第二阶段物质资产由双方共同拥有，裕隆公司亦提供了相应的人员、场地、技术等无形投入但无法准确进行价值衡量，凯飞公司虽然明知裕隆公司重组改制的情况但裕隆公司在此过程中失去生产资质的后果不得归咎于凯飞公司，凯飞公司在合作过程中的投入仅取回现存物质不足以弥补等情形，综合以上因素，裕隆公司在承担自身损失的基础上应对凯飞公司的损失予以适当赔偿，一审法院酌定的数额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050元，由杭州凯飞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17150元，由东风裕隆商用汽车有限公司负担48900元。双方当事人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回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