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2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利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LUISDASWANIHATHIRAMANI），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颖。
委托代理人陈蕾，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长民四（民）初字第1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排期于2014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涛，被上诉人周颖的委托代理人陈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0年7月2日，周颖与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和派遣协议书。劳动合同约定根据工作需要，周颖到用工单位工作，具体单位将根据《派遣协议书》确定；周颖在用工单位的具体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由周颖与用工单位自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等。
周颖与东浩公司签订两份派遣协议书，其中2010年7月2日派遣协议书约定因工作需要，周颖到馨怀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工作等。其后双方签订的派遣协议书约定因工作需要，周颖到香港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期限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周颖在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上海代表处）的工作岗位为首席代表；月工资为41，000元等。
东浩公司代上海代表处以转账方式发放周颖工资。2011年1月，周颖月工资调整为42，408.36元。2011年1月30日，东浩公司代上海代表处发放周颖工资32�103.42元及第13薪工资和奖金34，975元。2011年9月，东浩公司与周颖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自2011年9月1日起，合同的附件《派遣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劳动报酬由41，000元变更为42，408.36元。
上海代表处原有员工汤英梅，通过东浩公司劳务派遣至上海代表处工作。2011年9月15日汤英梅辞职，东浩公司为其办理退工手续。2011年9月、10月，周颖向永利公司隐瞒该员工已离职的事实，仍向永利公司申请汤英梅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等费用。之后周颖曾向永利公司申请汤英梅离职补偿金，未得到永利公司批准。
2011年10月下旬，周颖与永利公司发生矛盾，在外租赁场地后将公司大量样品、财物及账册资料转移他处保管。2011年10月28日，永利公司发现上述物品被转移后，以电子邮件形式告知周颖解除用工关系。该电子邮件载明：“因为你拿走公司财产文件、电脑、样品并且操�员工不工作（Gabi先生已拍了照片），你已不能被相信，你也因此被解雇了”。周颖以电子邮件形式对违纪事实提出异议。2011年10月28日，永利公司将周颖退回东浩公司，同日东浩公司口头解除与周颖的劳动关系，周颖在永利公司实际工作至2011年10月底。2011年11月初东浩公司为周颖办理退工手续。
2011年11月7日，永利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报案称：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周颖在2011年10月28日，藏匿了公司价值约6万美元的服装样品，至今未交出。另发现周颖隐瞒了员工汤英梅于2011年8月已辞职离开办事处的事实，继续向永利公司申请汤英梅的工资及出差费用，合计人民币3万元左右。周颖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汤英梅曾向公安部门自述其于2011年9月15日离职后，周颖作为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与其签订一份临时用工协议书，即上海代表处继续聘用汤英梅。现上海代�处没有安排其工作，如有工作随时让其工作，对于当时的工资其已收到。公安部门调查后于2011年11月30日认为周颖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永利公司曾申请复议，公安部门仍未予立案。
2011年11月21日，永利公司与周颖就交还上海代表处财产签署协议，2011年11月30日，周颖交还包括样衣在内的财产。
2011年11月28日，周颖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东浩公司支付2011年加班及带薪年休假折算工资103，555元；支付2011年第十三、十四个月工资82，000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3，000元。并要求上海代表处承担连带责任。2012年4月28日，该委裁决：一、东浩公司应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周颖2011年带薪年休假折算工资3，792元。上海代表处应承担连带责任；二、上海办事处应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周颖第十三、十�个月的工资82，000元，东浩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三、对周颖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东浩公司、永利公司、周颖均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起劳动合同纠纷诉讼。
诉讼中，周颖曾提供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本人汤英梅于2011年9月15日从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辞职，香港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代周颖得知后，强力挽留我继续留任。原因是当时有很多样衣及大货需要查看，一时又找不到人手，所以恳求我能够帮忙度过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我和香港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签署了一份临时用工合同，在9月15日至10月底期间，我收到了办事处以下现金作为工资和出差费用：1、9月份出差费4，804.80元；2、9月份下半个月工资3，120元；3、9、10月零星出差费633元；4、10月差旅费9，165元；5、10月份工资8，928.30元。”落款处“申述人”为“�英梅”。
2013年1月25日，原审法院判决：“一、永利服饰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周颖2011年第13薪工资人民币35，340元，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永利服饰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周颖2011年带薪年休假折算工资人民币3，79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三、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永利服饰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周颖第14个月的工资人民币41，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四、驳回周颖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永利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6月5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永利公司提供的2012年10月23日律师函反映其向周颖主张归还侵占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印章、文件、账本、现金）。
2012年11月6日，永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证照返还纠纷诉讼（案号：（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S230号），要求周颖交还上海代表处各类印章、全部财务账册（包括财务凭证）、代表处剩余现金。2013年7月30日永利公司书面追加诉讼请求，要求周颖返还26，651.10元。2013年9月26日庭审中，永利公司撤销要求周颖返还26，651.10元的诉讼请求。2013年11月25日，原审法院判决：“一、周颖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永利服饰有限公司返还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首席代表证、统计证、公章、财务章、首席代表（周颖）章。二、周颖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永利服饰有限公司返还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2010年12月至2011年10月底的费用账册一本、财务凭证十四本。三、驳回永利服饰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2013年8月12日，永利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周颖返还侵占财产。同月16日，该委以请求的事项不属受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永利公司不服该决定，于法定期限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周颖返还永利公司26，651.10元。
原审法院另认定，香港永利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系永利服饰有限公司在上海市设立的派驻机构，首席代表周颖。在双方前次劳动合同纠纷审理中，因上海代表处的驻在期限自2010年9月7日至2011年9月6日，期满后未延长，原审法院依法变更永利公司为被告。上海东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浦东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东浩公司。
本案审理中，周颖再次提供情况说明载明“……长宁公安分局警官给我打电话时已是2011年11月中旬，因此在警官问我代表处对我的工作安排时，本人误以为警官问我的是当时也即2011年11月份的工作安排，故本人回答当时没有工作安排，如果有工作安排，随时可以继续工作，并不是说2011年9月16日至2011年10月底上海代表处未安排本人工作。本人重申，在2011年9月16日至2011年10月底，本人确实有为上海代表处工作，否则上海代表处不可能向本人发放工资”。落款为“汤英梅，2013年9月6日”。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11年10月28日，永利公司以周颖严重违纪为由与周颖解除用工关系，同日东浩公司亦以相同理由与周颖解除劳动合同，永利公司解除用工关系的理由包括汤英梅离职后，周颖未告知永利公司，继续虚报其工资，营私舞弊。2011年11月7日，永利公司对周颖虚报汤英梅工资及出差费用，涉嫌职务侵占罪进行报案。公安部门于2011年11月30日认定周颖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此时，永利公司、周颖就发放汤英梅工资事宜已经发生争议。但永利公司迟滞于2013年7月30日才于它案诉讼中追加诉讼请求要求周颖返还26，651.10元，追索上述权利，并于2013年8月12日申请仲裁，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永利公司主张2012年10月曾向周颖发函要求归还侵占财产及于2012年11月6日提起证照返还纠纷诉讼要求交还代表处剩余现金，诉讼时效中断。周颖抗辩永利公司发函及起诉均未提及本案讼争汤英梅工资事宜，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永利公司函件及起诉状、追加诉请申请书诉状记载内容，周颖抗辩的理由符合客观事实，故周颖抗辩永利公司诉讼已超过法定时效的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同时，永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由周颖领取了汤英梅名下的工资等钱款，永利公司以周颖侵占了他人工资及差旅费为由，要求周颖返还上述钱款，亦缺乏事实根据。永利公司如认为案外人存在不当得利的行为，可另觅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对于永利公司要求周颖返还26，651.1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作出判决：驳回永利服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永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判决后，永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永利公司的主要理由为：周颖是在虚构事实、且在汤英梅未实际提供劳务的情况下支付汤英梅工资，违反了财务规定，应该由周颖返还。如果周颖给了其他人，基于共同�错，周颖也应该赔偿。永利公司一直在主张权利，事情发生后永利公司就报案了，永利公司还发了律师函，庭审时永利公司也是认为侵害了公司利益，去年才诉讼是因为前一个案子没有定性，定性后永利公司就起诉了，故时效没有超过。
被上诉人周颖辩称，系争钱款的处理是财务进行的，财务的陈述与周颖的陈述都是一致的，原审时永利公司就要求周颖返还，没有提出共同过错，永利公司现在认为是基于过错也没有依据。关于共同过错，永利公司也没有主张，过了时效。2011年时公安局已经认定周颖没有违法行为，不予立案，周颖没有收到律师函，律师函内容也没有提到本案的事情，13薪是周颖提出的劳动争议案件，也不涉及本案，故不存在时效中断。因此，要求二审法院驳回永利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颖是否应当返还永利公司系争钱款26，651.10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永利公司于2011年10月28日以周颖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了与周颖之间的用工关系，同日东浩公司亦以相同理由解除了与周颖的劳动合同，因此，2011年10月28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永利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以周颖虚报汤英梅工资及出差费用、涉嫌职务侵占罪为由向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报案，系永利公司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构成仲裁时效中断。从公安部门于2011年11月30日认定周颖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
永利公司主张2012年10月曾向周颖发函要求归还侵占财产及于2012年11月6日提起证照返还纠纷诉讼要求交还代表处剩余现金，构成时效中断。经查，永利公司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23日的律师函、永利公司2011年12月的�诉书中均未涉及永利公司向周颖主张系争钱款26，651.10元的内容。因此，永利公司要求周颖返还26，651.10元仲裁请求的时效并不构成中断。在另案诉讼中，永利公司直至2013年7月30日才在追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追加了要求周颖返还26，651.10元的诉讼请求，显然早已超过仲裁时效。
本案中，永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周颖占有了系争钱款，因此，永利公司以周颖侵占了他人工资及差旅费为由，要求周颖返还系争钱款，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永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永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平
代理审判员 缪 欢
代理审判员 严 霞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强 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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