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庐民二初字第00008号
原告：戴祝荣（傅玉刚妻子），1952年6月7日出生，汉族。
原告：傅加平（傅玉刚之子），1974年12月1日出生。
原告：傅加忠（傅玉刚之子），197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
原告：傅加军（傅玉刚之子），1980年4月10日出生。
原告：傅加莹（傅玉刚之女），1986年6月15日出生。
原告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军、傅加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傅加忠，基本信息同上。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春泉，苏州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立医院。
法定代表人：许戈良，院长。
委托代理人：代光敏，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肿瘤医院。
法定代表人：许戈良，院长。
委托代理人：夏世会。
委托代理人：代光敏，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傅玉刚诉安徽省立医院（以下简称省立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肿瘤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傅玉刚死亡，本案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其妻子戴祝荣、其子女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作为原告参加本案的诉讼。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长张伟、审判员李成菊、人民陪审员贾荣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傅加忠同时作为原告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军、傅加莹的共同诉讼代理人，以及五原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陈春泉，省立医院、肿瘤医院的共同诉讼代理人代光敏，以及肿瘤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夏世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1月，傅玉刚因直肠癌在明光市人民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显示“直肠乳头状腺癌Ⅱ级”，两端切缘均（-），肿块旁淋巴结（＋）1／14，肠系膜根部（-）0／1，直肠旁淋巴结（-）0／1。术后恢复较好。6月25日，术后化疗结束约2-3天，傅玉刚突感右侧肢体无力，后在当地医院拍摄CT，显示左侧枕叶占位伴水肿，初步判断为脑转移瘤，但未确诊，该院建议到大医院进一步确诊。患者及家属处于对省内水平最好的省立医院的信任，便到被告处进一步确诊治疗。2011年7月11日头颅MRI检查，诊断意见为“左顶叶异常信号，结合临床考虑为脑转移瘤”，但被告未再进行其他检查、会诊，便轻率确诊为“脑转移瘤”。随后医生即告知对患者进行伽马刀治疗，并称伽马刀是精确放疗方法，治疗过程简单，安全无损伤，无痛苦，适于全身各部位的肿瘤，尤适用于年龄大、体质差的患者，而根本未告知伽马刀的不良反应和风险，也根本未考虑伽马刀的适应症，且也未说明可选择的其他治疗措施，替代治疗方案，及与其他医疗措施的利弊比较，就于2011年7月13日开始对傅玉刚行伽马刀术，剂量掌握也很随意。当伽马刀进行到第七次时，傅玉刚头部出现剧痛，呕吐、昏迷，但医生仍说属于正常反应，仅施以脱水、止痛，贻误最佳救治时机，傅玉刚身体急转直下，肿瘤医院连下两次病危通知。在患者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将患者转省立医院神经外科抢救，神经外科医生严厉质问为何不选择手术治疗，表示无力回天。后患者在当地医院采用保守治疗，才保住了生命。被告的不当治疗使傅玉刚留下了严重后遗症：“意识渐进性丧失，失语，反应迟钝，颈软……右侧肢体肌力Ⅰ，肌张力不抗”。为进一步治疗，傅玉刚于2011年10月22日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检查治疗，诊断傅玉刚头部左侧顶叶囊性占位伴水肿实为脑脓肿。后该院行“左顶枕部开颅肿瘤切除＋减压手术”，手术成功，术后予以脱水、止血、抗感染、脑保护等治疗；但因左侧脑室颞角脑室孤立，周围间质水肿，又行“左额颞开颅左颞叶前部切除减压术＋左侧脑室颞角开发术”，手术顺利，术后予吸痰、排痰及抗感染、脱水、脑保护等治疗。手术后患者意识水平较前明显好转，但终因被告的误诊，伽马刀的不当治疗、贻误救治等，傅玉刚身体已严重损害，造成极为严重的残疾。原告认为，被告的误诊，以及在进行伽马刀治疗前，未充分考虑伽马刀的适应症，手术前也未尽到说明告知义务，反而夸大宣传伽马刀安全无损伤，误导患者，运用剂量的掌握也很随意，造成对患者的严重损害。在伽马刀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时，也未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消极放弃，加大损害后果，导致傅玉刚在治疗后出现植物生存状态，直至其死亡。据此，被告应对傅玉刚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现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傅玉刚医疗费103115.54元、护理费111356.78元、住院伙食补助6300元、营养费15687元、误工费52920元、死亡赔偿金279619.2元、丧葬费203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383元（从2011年10月8日至2012年3月1日傅玉刚母亲戴兰汝死亡时止），残疾辅助用具8624元、交通费8330元、住宿费252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鉴定费5500元，合计697675.52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省立医院辩称：傅玉刚在省立医院就诊仅一日，省立医院当时的诊疗行为与傅玉刚现在的病情状况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故请求驳回对省立医院的诉讼请求。
肿瘤医院辩称：傅玉刚是因为既往的直肠癌且在当地医院行直肠癌手术，在进入肿瘤医院后，我们根据临床症状等，不能排除直肠癌脑转移，在必要检查后，对其进行相应的治疗，通过肿瘤医院的治疗，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治疗时还是根据脑转移瘤来进行治疗。根据临床表现，我们认为当时肿瘤医院的判断是成立的，并尽到了注意等义务。傅玉刚的诉请没有依据，司法鉴定意见忽视了许多细节。
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傅玉刚因患直肠癌在明光市人民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显示“直肠乳头状腺癌Ⅱ级”，两端切缘均（-），肿块旁淋巴结（＋）1／14，肠系膜根部（-）0／1，直肠旁淋巴结（-）0／1。6月25日，术后化疗结束。同年7月8日，傅玉刚因右侧肢体无力2周入住肿瘤医院，后被该医院初步诊断为：直肠癌术后伴脑转移，计划行γ-
刀术治疗。7月11日，头颅MRI片显示左侧顶叶异常信号，肿瘤医院结合临床仍考虑为脑转移瘤，且认为患者的病情有γ-刀治疗指征，与患者沟通后，同意行γ-
刀治疗。7月13日至25日肿瘤医院为傅玉刚行γ-刀，以45%等剂量线包绕病灶，单次剂量400GY，分割放射治疗7次，总剂量2800GY，患者照射期间出现脑水肿。因突发意识障碍1天患者于2011年7月27日由家属要求转入省立医院进一步治疗，省立医院检查：昏迷，刺痛不睁眼，可发声不清，肢体回缩。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光反射迟钝。颈软，双肺呼吸音粗。右侧肢体肌力Ⅲ-
Ⅳ级，肌张力不亢，左侧肢体肌力V弱，肌张力不亢，双侧巴氏征弱阳性，生理反射存在。CT片示：双肺感染，左中央区占位，中线右偏，环池不清。诊断：颅脑占位性病变；转移癌？颅高压、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直肠癌术后。治疗经过：入院后予脱水降低颅内压，预防感染对症支持治疗，患者出现呼吸暂停、血压下降，立即给予插管及升血压治疗。2011年7月28日患者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并转入明光市人民医院继续救治至2011年9月6日出院。2011年9月17日至2011年10月22日，傅玉刚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顶枕叶肿瘤γ-
刀治疗后改变，脑积水。治疗经过：9月23日予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患者意识改善，约1周后出现言语减少呈缄默状态。头颅CT片示：左基底节脑软化灶，左颞角孤立脑室形成。予高压养治疗。10月22日，傅玉刚转至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10月27日行“左顶枕部开颅肿瘤切除＋内减压术”，术后病理证实为左侧顶叶脑脓肿，周围脑组织血管纤维增生伴多量炎细胞浸润。又于11月6日行“左额颞开颅、左颞叶前部切除减压术＋左侧脑室颞角开发术”。患者病情平稳，意识水平较前明显好转，2011年11月16日出院转至明光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出院诊断：左顶叶脓肿，右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左侧脑室颞角孤立脑室，结肠癌术后）。2011年11月16日至2012年1月5日，2012年1月5日至2012年4月9日，以及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8月24日，傅玉刚先后三次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给予抗感染、脱水等对症治疗，患者的意识状态昏迷。以上傅玉刚因脑囊肿治疗共住院303天。
傅玉刚影像片所见：2011年7月7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56345）1张示：左顶枕叶见大片低密度脑水肿区，其内位于左顶叶皮层区隐约可见类圆形囊样占位病灶影，左侧侧脑室后角受压，中线结构无明显移位。2011年7月9日省立医院头颅MRI平扫＋增强（号40808）5张示：左顶枕叶皮层区见类椭圆形占位病灶，大小约4.5cm×2.5cm×3.6cm，周边见大片脑水肿区，增强扫描病灶呈厚薄不均环形钙化，左侧侧脑室后角受压，符合左顶叶皮层区占位病灶。2011年7月26日肿瘤医院头颅CT片（号19196）1张示：γ-刀治疗后（2011年7月13日至25日，共7次），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及周边大片水肿区无明显动态改变。2011年8月8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5038）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较前略有吸收。2011年9月17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6773）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较前增大，并幕上脑室系统扩大。2011年10月6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7463）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行右侧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改变，左侧侧脑室颞角扩大，余脑室影扩大明显改善恢复。2011年10月15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7822）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较前增大，左侧侧脑室受压，右侧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改变。2011年10月2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头颅MRI片（号1003896503）3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较2011年7月9日MRI有明显缩小，伴周边大片脑水肿区及左侧侧脑室受压，左侧侧脑室颞角扩大。2011年10月28日南京军区总医院头颅CT片（号1003896503）1张示：左额颞部开颅＋内减压术后改变。2011年11月11日南京军区总医院头颅CT片（号1003896503）1张示：左额颞部开颅、左颞叶前部节除减压术＋左侧侧脑室颞角开发术后改变。2012年5月21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3995）1张示：二次开颅术后并右侧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改变，左侧叶大片低密度水肿区及左侧侧脑室颞角扩大。
2013年3月21日，本案在审理期间，对傅玉刚的伤残程度和护理依赖程度，委托了安徽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委托派法医至傅玉刚家中对其进行检查。其家属诉伤后昏迷至今未醒过，不知大、小便，以鼻饲管喂食。检查情况：检查时傅玉刚被动体位，呈昏迷状态（无情感反应，呼之不应，不能说话，思维能力丧失）检查无法配合。鼻饲管在位，吸痰器使用中，导尿中。右额顶部遗留弧形手术要口瘢痕，右额顶部可触及引流管（脑室腹腔分流术后）。睫毛反射（-），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3mm，以光反射迟钝，颈部遗留气管切开后皮肤瘢痕，颈强直。剑突下及腹部偏左侧遗留皮肤瘢痕。双上肢呈屈曲、半握拳状，双下肢屈曲僵硬，因四肢肌紧张，肌力检查无法完成，四肢针刺后未见肌肉收缩，四肢肌张力增高。双下肢浮肿。双上臂周径（肩峰下15cm）：左侧为21cm，右侧为19cm；双前臂周径（尺骨鹰嘴下10cm）：左侧为19cm，右侧为19cm。双大腿周径（髌骨上缘上10cm）：左侧为29cm，右侧为28cm；双小腿周径（胫骨结节下15cm）：左侧为25cm，右侧为23cm。双臀部各见一处褥疮。神经生理反射未引出。病理征（-）。指检示肛门括约肌松弛。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是：傅玉刚鉴定时为遗留植物状态的后遗症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一级伤残，需完全护理依赖。
针对肿瘤医院及省立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傅玉刚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通过对傅玉刚的病案材料进行审查后分析说明如下：一、关于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认为：脑转移瘤与脑脓肿的影像学表现有相似之处，当脑部病灶单从影像学征象较难鉴别时，临床上可通过立体定向钻孔穿刺、腰椎穿刺脑脊液检查、核素检查（PT-
CT）以及肿瘤标志物检测等手段进行必要的鉴别诊断。本案中，肿瘤医院没有积极完善必要的辅助检查进行鉴别诊断，故该医院对脑转移瘤及脑脓肿的认识不足，鉴别诊断不完善，延误诊断，存在过错。γ-刀是一种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方法，适用于转移灶不超过3-4个中小型转移瘤（尤其是原发病灶尚未处理者），或单发病灶直径不超过3cm者，但γ-
刀治疗后可引发起放射性脑水肿致脑组织坏死。对于直径大于3cm的单发、孤立脑转移瘤，并伴有明显占位效应致颅内压增高者，若原发灶已切除，又无明确的手术禁忌症，且未发现其它部位转移者，当转移灶在手术可接近区域时，应及早手术节除病灶，并在术后辅以放、化疗可有效降低肿瘤的复发率并延长复发时间。目前临床上，对于脑脓肿的治疗原则是当脓肿尚未局限时一般先行抗感染及降低颅内压等非手术治疗，当脓肿包膜形成后可采用立体定向钻孔穿刺法或脓肿引流法，然后再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实施脓肿切除术。本案中傅玉刚的影像资料显示，其脑内见单发、类贺形囊样占位病灶，直径大于3cm，位于皮层下，并伴有明显占位效应，且其入院时生命体征尚平稳，已出现“右侧肢体肌力下降”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且其原发肿瘤病灶已切除，同时未见其它部位转移病灶的病历记载，因此，即便患者确系“直肠癌脑转移”，亦无γ-
刀放射治疗手术指证，且患者病理检验结果已证实为“脑脓肿”，同样不具备γ-
刀放射治疗手术指证。另据傅玉刚影像学资料分析，其头痛、肢体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应系脑部占位病灶及其周围脑水肿区压迫正常脑组织所致，若能经积极手术治疗，一方面可早期明确诊断，另一方面有望及时去除病灶并及时缓解脑部受压症状，不至于因延误诊断而最终导致其植物生存状态等损害后果。据此，肿瘤医院在没有明确诊断的前提下，亦未见医方告知傅玉刚可能存在其它替代治疗方案，即对傅玉刚多次实施γ-
刀放射治疗并引起放射性脑水肿，从而加重病情、延长病程，使其不得不再次接受开颅手术治疗。肿瘤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误诊、误治等医疗过错，与傅玉刚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程度拟60-70%。二、关于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认为：傅玉刚入住省立医院时已出现“昏迷，四肢肌力下降及双侧巴氏征弱阳性”，并相继出现呼吸衰竭等脑疝形成表现，医方予行气管切开等治疗尚不违反一般医疗原则，且患者在该医院就诊仅1日，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因此，医方的诊疗行为与其目前损害后果之间无必然联系。
另查：傅玉刚于1951年9月10日出生，农业人口，其与妻子戴祝荣生育了长子傅加平，次子傅加忠、三子傅加军、女儿傅加莹共四子女。2013年7月24日傅玉刚在本案审理期间死亡（距其2011年7月13日行γ-
刀时间为742天）。傅玉刚生病期间一直由其子傅加军护理，此前傅加军在苏州宏基工具有限公司打工已超过一年，且其在离职前的12个月收入为41080元，即日平均收入为112.55元。傅玉刚的母亲戴兰汝1926年6月20日出生，农业人口，2012年3月1日死亡。戴兰汝生前生育子傅玉刚、女傅玉霞共两人。
另外，傅玉刚自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9月3日先后入住肿瘤医院、省立医院、明光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总计医疗费为259588.45元，除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补偿160020元外，由其个人承担的费用为99568.45元。此外，上述司法鉴定费用合计12500元，傅玉刚亲属支付了3900元，肿瘤医院支付了86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傅玉刚的住院病案材料、明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出具的《傅玉刚住院补偿情况表》，证明傅玉刚因患脑脓肿在肿瘤医院、省立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明光市人民医院先后接受治疗的情况，以及其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的事实；
2、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明肿瘤医院在对傅玉刚实施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其与傅玉刚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系主要因素，并建议过错参与程度为60%-70%；安徽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傅玉刚在鉴定时系遗留植物状态的后遗症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一级伤残，且需完全护理依赖；鉴定费票据，证明原告方支付鉴定费3900元，肿瘤医院支付鉴定费8600元的事实；明光市公安局苏巷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证实傅玉刚在本案审理期间于2013年7月24日死亡；
3、傅加军与苏州宏基工具有限公司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工资清单、以及刘效山出具的《房屋出租情况说明》以及本院的核实笔录，证明了傅加军在傅玉刚患病之前在苏州工作已超过一年且租房居住在苏州市的情况；
4、明光市苏巷镇戴巷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12月2日出具的证明以及明光市公安局苏巷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既证实傅玉刚与戴祝荣夫妻二人共生育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四子女，又证实傅玉刚的母亲戴兰汝1926年6月20日出生，共生育包括傅玉刚在内2个子女，在傅玉刚2011年7月入住肿瘤医院治疗时已年满85岁，并于2012年3月1日死亡；
5、明康之家老残用品经营部出具的两份销货清单，证明傅玉刚亲属于2012年8月20日、2013年3月8日先后购买了吸痰器、单摇护理床、半躺轮椅、雾化器等残疾用具，共用去3080元。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傅玉刚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双方形成了医疗服务关系。尽管肿瘤医院对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837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持有异议，但该鉴定中心在鉴定意见书中已作了充分的分析说明，本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书客观分析了肿瘤医院在对傅玉刚的诊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误诊、误治等医疗过错，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故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同时认为安徽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评定傅玉刚的术后为遗留植物状态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一级伤残，且需完全护理依赖的鉴定意见符合客观事实，予以采信。即本院对傅玉刚死亡之前按需要完全护理进行处理，对傅玉刚在诊疗过程中造成的身体伤害以及其死亡，肿瘤医院应当承担支付赔偿金的民事责任。本院根据肿瘤医院对治疗傅玉刚的医疗行为，以及傅玉刚自身的身体情况，参考司法鉴定意见，酌定肿瘤医院对傅玉刚的医疗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于省立医院在医疗行为过程中无过错，故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要求省立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傅玉刚的各项经济损失，本院作如下认定：
1、医疗费：99568.45元，此项费用是傅玉刚亲属除去明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之外实际支出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共300天）每天按照30元的标准计算，为9000元（30元／天×300天）、营养费为22260元（自2011年7月13日行γ-
刀手术开始至2013年7月24日傅玉刚死亡时为止共742天×30元／天），合计31260元；
3、护理费：83512.1元（护理人员傅加军的日平均收入112.55元／天×742天×1人），至于原告请求2人护理费，由于原告提供的病历材料无此方面的医嘱，故本院按1人护理的标准计算护理费；
4、误工费：原告主张傅玉刚的误工费自2011年10月8日开始计算，由于傅玉刚至2011年10月8日已年满60周岁，原告未能提供傅玉刚在苏州市务工的劳务合同和每月工资发放表，故按照农林牧渔业的标准计算其误工费用，即本院认定傅玉刚的误工费为52370.08元［46.88元／天（2011年度标准）×84天（自2011年10月8日行γ-
刀手术至2011年12月31日共84天）＋28534元（2012年全年度）＋97.54元／天（2013年度标准）×204天（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24日共204天）］；
4、丧葬费：20320元，原告此请求额低于2013年度标准，予以采信；
5、死亡赔偿金：136059元（7161元／年×19年，因傅玉刚死亡时已61岁，故赔偿年限为19年，原告未能提供其生前在苏州打工的劳务合同以及每月工资发放表，故按照农村人口的标准计算）；
6、残疾辅助用具：考虑傅玉刚在手术后的需要，故本院支持残疾辅助用具3080元（轮椅950元＋雾化器390元＋吸痰器690元＋单摇护理床1050元）；
7、交通费：考虑到傅玉刚的病情和其居住在明光市苏巷镇大庄村多次到肿瘤医院、省立医院、明光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的情况，以及其死亡后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的实际情况，故支持原告的交通费8000元；
8、被抚养人戴兰汝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的生活费1375元{其中2011年7月8日至2011年12月31日176天，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1日60天，（4013元／年（2011年度农村人口标准）÷365天×176天＋4957元（2012年度农村人口标准）÷365天×60天］÷2人}；
9、鉴定费：12500元（含肿瘤医院支付的8600元，傅玉刚亲属支付的3900元）；
10、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
上述十项费用合计为528044.63元，原告方自行负担30%责任即158413.4元，肿瘤医院负担70%的赔偿责任为369631.2元，扣除肿瘤医院已支付的8600元，肿瘤医院现应当支付原告361031.2元。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省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人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计361031.2元；
二、驳回原告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776元，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负担4426元，被告安徽省肿瘤医院负担63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伟
审 判 员 李成菊
人民陪审员 贾 荣
二〇一四年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