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津0104行初3号
原告杨思飞，男，198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代理人马卫，天津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金平，天津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纬路34号。
法定代表人左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汪子垠，男，天津市。
委托代理人孙宝杰，男，天津市。
原告杨思飞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4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1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思飞的委托代理人马卫、李金平，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汪子垠、孙宝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开公（王）行罚决字［2017］4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进行嫖娼活动，决定对原告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原告对此不服，起诉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开公（王）行罚决字［2017］4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十五日行政拘留，被告的证据取得程序违法，告知内容不具体，缺少辨认程序，诉讼中只提交证据，没有提交法律依据。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请法院予以撤销。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开公（王）行罚决字［2017］4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津拘解2017字（05269）号《解除拘留证明书》。
原告用以证明：被告作出了处罚决定并已经执行完毕。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辩称，2017年7月18日，原告与杨某某以800元价格进行了嫖娼、卖淫活动。被告对原告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裁量幅度适当，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提交，出示以下证据、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
以上是被告针对原告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及适用的法律。
2.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二份、原告书写的《悔过书》。
被告用以证明：原告有嫖娼的违法行为。
3.对杨某某的《询问笔录》二份、杨某某书写的《悔过书》。
被告用以证明：杨某某与原告进行了卖淫、嫖娼活动。
4.《检查证》、《检查笔录》一份、照片二张。
被告用以证明：公安民警进行现场检查，原告、杨某某承认进行了卖淫、嫖娼活动。
5.《检查笔录》二份、照片二十张。
被告用以证明：原告与杨某某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原告通过微信支付杨某某800元。
6.开公（王）行罚决字［2017］4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用以证明：对杨某某进行了行政处罚。
7.常住人口基本信息。
被告用以证明：对相关人员信息进行了核实。
8.《受案登记表》、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开公（王）行罚决字［2017］4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被告用以证明：履行了立案、传唤、调查取证、告知、送达等程序。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质证意见是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2、证据3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被告没有告知被询问人故意作伪证等应负法律责任，对与本案无关的事项有不告知的权利，原告、杨某某的悔过书高度一致，有被办案人员引诱的嫌疑；认为证据4、证据5中照片违反规定是一人拍摄；对证据6、证据7无异议；认为证据8中询问笔录中没有告知被询问人权利，送达回证时间不具体。被告对原告证据没有提出异议。
本院对原告、被告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的证据6与本案审查内容不具有关联性。原告、被告的其他证据能够说明案件主要事实，证据来源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卖淫人员杨某某通过网络联系，商讨嫖娼价格。2017年7月18日，原告到杨某某租住的天津市南开区科贸时代国际公寓1721房间，与之发生性行为后通过微信支付杨某某800元。被告的民警将上述二人当场查获，经收集取证，被告于2017年7月19日向原告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被告于当日作出开公（王）行罚决字［2017］4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与杨某某以800元的价格，以口交、性交等方式进行嫖娼、卖淫活动，决定对原告处行政拘留十五日。当日，被告将原告送交天津市拘留所执行处罚，2017年8月3日原告被解除拘留。原告对此不服，起诉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嫖娼是以付出金钱、财物作为交换条件与异性或同性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原告与卖淫人员杨某某联系，到杨某某租住的房间，与之发生性行为后支付杨某某800元，原告的行为符合嫖娼行为特征。嫖娼、卖淫系我国法律禁止的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卖淫、嫖娼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因此，原告的行为触犯了我国法律规定，应受到相应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具有对原告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被告的民警在原告嫖娼地将原告查获，取得的证据能充分证明原告进行嫖娼。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对原告履行了告知程序，作出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所依据的证据充分，履行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原告对其嫖娼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认为公安民警在进行询问时没有告知当事人故意作伪证、隐匿证据应负法律责任等。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的民警对原告及杨某某的询问，是公安民警对违法行为嫌疑人的询问，不是向证人进行取证，询问的内容符合规定，原告、杨某某是否如实回答，表明的是其对被询问的态度。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照片上只有一名办案人员签名，该证据形式违法。本院认为公安民警对现场及原告和杨某某的手机等进行检查并制作了检查笔录，照片是对检查场景、物品的影像记录，照片中的签名是注明拍摄人，照片与检查笔录为一整体，原告单独提出照片形式不合法，是一人取证的理由不成立。原告认为其与杨某某书写的悔过书内容高度一致，有办案人员引诱的嫌疑，原告对此没有事实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认为被告履行程序中缺少辨认程序的问题。辨认是办案民警可以采用的查明案情的方式之一，不是必经程序，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履行程序中缺少辨认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
被告处罚前告知是否合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均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案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认为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未告知原告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及法律条款的具体内容，原告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的问题。原告认为行政处罚决定的送达回证上时间记载没有具体到“时”、“分”，当事人有理由认为被告先作出处罚决定后查证、告知，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从立法本意上看，要求行政机关提供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便于法院审查确定行政行为依据的内容，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高审判案件的效率。规范性文件的层级越低越不易查找，因此，需要行政机关提供。从严格意义讲，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范畴，不适用证据规则，因此也不适用举证责任制度。本案中，被告依据的是已公布实施的法律，在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引用了相关条款，庭审中被告亦对其职权、适用法律等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进行了阐述、出示，未影响法院对其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提交依据，应视为被告没有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未提供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虽未影响法院对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但需要指出,被告在诉讼中提交应诉材料应注意形式、内容。
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思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思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酒 源
人民陪审员 高 颖
人民陪审员 张继华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自然
附：（2018）津0104行初3号
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