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10民终2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华资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原山西华资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温立，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梦龙（又名王孟龙），男，1956年4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梁川，天津晟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谷六德，山西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西晋丰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志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彦科，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
原审被告：高彦科，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
原审被告：李秀珍，女，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襄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李建福，该联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春虎，山西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华资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资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梦龙及原审被告山西晋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丰公司）、高彦科、李秀珍、原审第三人襄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襄汾联社）追偿权纠纷一案，原经襄汾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2012）襄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判后，王梦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以（2013）临民终字第674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襄汾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3）襄民初字第1129号民事判决，判后王梦龙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院以（2014）临民终字第1006号民事裁定，再次将该案发回重审，并于2015年3月23日以（2015）临民立他字第16号通知，指定该案由侯马市人民法院审理。现上诉人华资公司因不服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5）侯民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温立，被上诉人王梦龙及其委托代理人梁川、谷六德，原审被告晋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彦科，原审被告高彦科，原审第三人襄汾联社的委托代理人张春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秀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晋丰公司于2010年1月26日从原审第三人襄汾联社下属的分支机构城西信用社贷款500万元，用于果脯加工，到期日为2010年12月20日，上诉人华资公司为其担保。在上述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上贷款人与债权人签章处加盖的均是“襄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印章。晋丰公司取得500万元贷款后，华资公司使用了2100736.8元。2010年12月15日晋丰公司与华资公司、城西信用社签订了贷款展期合同，约定该笔贷款展期至2011年10月10日，贷款人签章处加盖的是“襄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印章。在此期间，华资公司与原审被告高彦科、李秀珍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并与晋丰公司签订了抵押反担保合同，以该公司所有登记的财产作价100万元向华资公司提供担保。2011年1月1日，华资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梦龙针对晋丰公司在襄汾联社的贷款订立了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保证最高本金额限为3000000元，保证额度有效期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共36个月。其中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反担保的债务的到期日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务发生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即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发生日是否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保证人均承诺对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所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效力顺序：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权另设有物的担保，则保证人仍同意按照本合同对债权人全部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承担担保责任时不分先后顺序。2011年10月31日，因晋丰公司未能按约归还展期贷款，城西信用社从华资公司的账户上扣划了5122980元用于归还该借款本息。2011年11月28日华资公司和晋丰公司经结算后，双方签订了担保债权确认书，确认晋丰公司实欠华资公司债务总额为2633136.9元。同日，晋丰公司向华资公司出具还款保证书，承诺在2011年12月30日前还清所欠款项计2633136.9元，如届时不还，所欠款项自2011年10月30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王梦龙辩称自己从未给晋丰公司提供过在襄汾联社处贷款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只对另外一笔100万元的贷款签过反担保合同，该100万元贷款未实际履行，但该反担保合同未能收回，请求对上诉人华资公司提供的2011年1月1日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中其签名及指纹形成过程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2年9月襄汾县人民法院通过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对分别署名为“王梦龙”和“王孟龙”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进行指纹鉴定，鉴定结论为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上保证人“王梦龙”和“王孟龙”签名处的四枚手印均为王孟龙本人所留。侯马市人民法院重审本案期间根据王梦龙的申请，于2015年11月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16年3月鉴定结论为：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签名、指印均系王梦龙直接书写、捺印形成。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华资公司认为借款合同、贷款展期合同、保证合同上加盖的都是襄汾联社的公章，晋丰公司与华资公司签订的协议、高彦科与晋丰公司的还款承诺书都可以证明晋丰公司是与襄汾联社发生的贷款业务，况且城西信用社是襄汾联社的分支机构，根据联社章程第八条规定，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联社承担。被上诉人王梦龙认为借款合同是晋丰公司与襄汾联社签订的，由上诉人提交该证据，不能说明证据的合法来源，襄汾联社也没有提供借款合同履行的凭证，也没有贷款档案可查询，上诉人华资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晋丰公司提交的实际履行贷款凭证不相符，我没有签订过300万元的反担保合同，只于2011年1月1日签订过一份100万元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但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原审被告晋丰公司认为其公司是从城西信用社贷款500万元，该500万元与王梦龙无关，其公司让王梦龙作反担保的是在信用联社另外贷的100万元所提供的反担保，这100万元贷款没有让上诉人华资公司担保，是另外一个公司担保的。晋丰公司提供了2013年1月16日襄汾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西贾信用社加盖业务专用章出具的一份证明，载明：“高彦科于2011年3月28日在我社借款100万元，用于种植莲菜，2012年3月20日到期，担保为山西企联担保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将此笔贷款还清。”原审第三人襄汾联社认为，是信用联社授权城西信用社发放的本案所涉500万元贷款，西贾信用社业务专用章对外不能出具证明，应该有信用社负责人签字。因被上诉人王梦龙不同意调解，本案调解未能进行。以上为本案基本事实。
侯马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晋丰公司在襄汾联社下属分支机构城西信用社贷款500万元，未按期归还本息，城西信用社从担保人华资公司的账上扣划5122980元归还其贷款。原告华资公司作为保证人履行了保证责任，即享有向被告晋丰公司的追偿权。被告晋丰公司及被告高彦科、李秀珍分别向华资公司就该笔借款提供了抵押反担保和保证反担保，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华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500万元贷款主体是第三人襄汾联社，还是城西信用社，被告王梦龙应否就该笔贷款向原告华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华资公司提交了襄汾联社与晋丰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贷款展期合同》，但未能提供襄汾联社向被告晋丰公司实际履行该500万元的借款借据。被告晋丰公司提交的借款借据、《贷款展期合同》、还息凭证、贷款本息收回凭证及城西信用社记账凭证等证据，与第三人襄汾联社提交的贷款展期申请书、《担保合同》、《贷款展期合同》、扣划款项通知书以及王梦龙提交的城西信用社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晋丰公司贷款500万元，是从城西信用社所借，其贷款主体应为城西信用社。原告华资公司与被告王梦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王梦龙对被告晋丰公司从2011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在第三人襄汾联社处的借款为原告华资公司作担保，涉案500万元贷款系被告晋丰公司向城西信用社所借，故原告华资公司与被告王梦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不是对该笔贷款提供的担保，被告王梦龙对该笔借款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被告晋丰公司作为债务人提供了抵押物的反担保，高彦科、李秀珍提供人的担保，高彦科、李秀珍没有约定担保顺序，原告华资公司作为债权人应先就晋丰公司的抵押物变现后，对不足部分由高彦科、李秀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晋丰公司在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逾期给付的利息，并按双方约定自从2011年10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另原告华资公司主张要求被告晋丰公司承担其为追偿该款的其他费用，系双方约定，本院应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西晋丰食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山西华资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借款2633136.9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10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二、被告山西晋丰食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山西华资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实现债权费用76000元；三、被告高彦科、李秀珍对上述第一项中借款本金2633136.9元及利息，（自2011年10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及第二项，在被告山西晋丰食品有限公司的抵押物实现担保物权后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山西华资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王梦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829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36829元，由被告山西晋丰食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高彦科、李秀珍对该费用互负连带责任，鉴定费用由被告王梦龙负担。
上诉人华资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涉及的500万元贷款的主体是襄汾县农村信用联社，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担保责任。该事实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展期合同》、襄汾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襄汾县农村信用联社与城西信用社对贷款情况的说明等证据为证。一审法院对存在矛盾的证据没有依法比较其证明力，没有将证明力更大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是无视公证书的存在，无视工商局存档的文件，滥用自由裁量权，偏袒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审理，撤销侯马市人民法院（2015）侯民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对判决书所列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梦龙答辩称，一、涉案500万元贷款所产生的担保债权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展期合同》上盖有第三人襄汾联社的公章，对此，第三人襄汾联社作为贷款人不认可且无贷款档案可供法院查询，借款人山西晋丰公司亦不认可，而上诉人又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第三人襄汾联社提交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展期合同》上加盖的却是案外人城西信用社业务专用章。对此，第三人襄汾联社及借贷双方都对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持异议，且有履行的凭证足以证明。因此，涉案500万元的贷款主体是案外人城西信用社，被上诉人王梦龙未对此提供反担保，故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二、工商登记和公证的真实性，是由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所决定，而非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国家工商总局令《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三条二项、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办理工商抵押登记，登记机关只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对真实性审查，其真实性由提交材料的上诉人负责。公证书公证的只是合同文本而非其履行情况。事实上，涉案500万元贷款的相关合同及项下的贷款均是案外人城西信用社签订和发放的，利息和到期贷款本息亦由其收取和扣划，各方对此均无争议。由此证明上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真实是造成工商登记和公证事项与实际不符的原因。三、案外人城西信用社就涉案500万元贷款签订的相关合同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2条规定，案外人城西信用社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自领取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后即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和对外开展金融业务资格，其对外签订的贷款合同不是替代第三人襄汾联社签订，该联社对其贷款规模的授权属于内部经营管理，这与民事法律上的委托代理及法人承担有限责任是两回事，这种在授权范围内对外独立开展金融业务的模式与我国各商业银行总行与其设立在各省市分行、支行的经营模式完全相同。各分行、支行对外所签订的借贷、担保合同从未发生因其不具备法人资格而无效。综上所述，本案500万元贷款的主体是案外人城西信用社，被上诉人王梦龙未对该笔贷款的担保债权提供反担保，不应向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晋丰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高彦科答辩称，贷款是从襄汾县城西信用社贷的，利息也是城西信用社收的，与襄汾县信用联社无关，与王梦龙无关。
原审第三人襄汾联社答辩称，作为信用联社依法发放抵押担保贷款合法有效，城西信用社作为襄汾联社的分支机构依法授权取得进行贷款的评估、收回信用利息及催收信用贷款，有关各方当事人和信用联社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均合法有效，应当予以认可。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被告李秀珍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递交书面意见。
根据上诉人华资公司的上诉主张与被上诉人王梦龙的答辩理由及原审被告晋丰公司、高彦科，原审第三人襄汾联社的陈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500万元贷款的贷款人究竟是城西信用社，还是襄汾联社；二是王梦龙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是否为有效合同，王梦龙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焦点一，涉案500万元贷款的贷款人究竟是城西信用社，还是襄汾联社。
上诉人华资公司认为，其所提交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贷款展期合同体现的贷款人都是襄汾联社并加盖有公章，襄汾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及襄汾联社、城西信用社对贷款情况的说明均可以印证和证明涉案500万元贷款人是襄汾联社。被上诉人王梦龙则认为，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加盖城西信用社业务专用章的贷款展期合同，及原审第三人襄汾联社与借贷双方对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持异议，且有履行凭证的事实足以证明涉案500万元的贷款人是城西信用社，不是襄汾联社。王梦龙提供证据有：（一）城西信用社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各一份，证明城西信用社1、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临汾监管分局批准，具备独立开展金融业务的主体资格；2、经工商注册登记为金融分支机构，该分支机构的经营主体资格与其他商业银行在全国各省、市、县设立的分支机构完全相同，都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开展金融业务，是独立的纳税主体；3、具有对外发放贷款、签订贷款合同的主体资格，城西信用社与襄汾联社在对外开展业务及签订贷款合同方面是两个独立主体。（二）借款借据一份，证明1、涉案500万元是从城西信用社贷出的，是城西信用社按借款合同的约定交付给借款人的；2、借款借据是贷款出处的凭证，是贷款合同实际履行的凭证，是确定贷款主体的根据；3、即使借款借据与借款合同不一致时，都以借款借据为准，这既是金融行业的惯例，也是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内容；4、本案中襄汾联社没有发放贷款的借款借据，说明其签订的贷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三）贷款展期合同一份，复印于城西信用社；证明该展期合同是城西信用社与借款人及担保人对已实际发生的借款，在不能按期偿还的情况下签订的，若没有已发生的借款，就没有签订该展期合同的前提和基础，该展期合同合法有效，可以看出城西信用社是本案500万元贷款的主体。（四）城西信用社收回贷款利息凭证及贷款本息收回凭证，证明城西信用社是上述500万元贷款展期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其以贷款人的身份，按合同约定将到期贷款本息扣划到自己帐内。上诉人华资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借款借据、贷款展期合同、城西信用社收回贷款利息凭证及贷款本息收回凭证真实性均无异议，王梦龙所提供来源于城西信用社的贷款展期合同上虽然加盖有城西信用社业务专用章，但上诉人所提供的加盖有襄汾联社公章的贷款展期合同与经法院调取襄汾县工商局存档的贷款展期合同一致，王梦龙用城西信用社存档的展期合同与工商局存档的展期合同相对抗是不能成立的，是襄汾联社授权城西信用社发放贷款的，城西信用社不是展期合同的贷款人，第一份借款合同是与襄汾联社签订的，展期是在借款上的展期，城西信用社是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应由襄汾联社承担。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华资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贷款展期合同上看，上述合同首页上书写的合同主体一方虽为襄汾县农村信用联社城西信用社，但落款处加盖的均是襄汾联社的公章，涉案500万元贷款的发放、收回本息业务是由城西信用社实际履行的，而城西信用社2013年11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城西信用社是在襄汾联社授权下执行的涉案借款的发放与收贷工作。从襄汾联社与城西信用社的营业执照可以看出，襄汾联社是集体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法人，城西信用社是襄汾联社的集体分支机构（非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由此可以认定，本案所涉500万元贷款是城西信用社根据襄汾联社的授权，以襄汾联社的名义发放的，城西信用社不具备法人资格，是襄汾联社的分支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其民事责任应由襄汾联社承担，即涉案500万元贷款的贷款人应为襄汾联社。被上诉人王梦龙对本焦点的意见欠缺法律依据，本院无法采信。上诉人华资公司的该项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王梦龙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是否为有效合同，王梦龙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审理中，被上诉人王梦龙曾对其与上诉人华资公司2011年1月1日签订的300万元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并提出鉴定申请。1、2012年9月襄汾县人民法院通过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对分别署名为“王梦龙”和“王孟龙”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进行指纹鉴定，鉴定结论为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上保证人“王梦龙”和“王孟龙”签名处的四枚手印均为王孟龙本人所留。2、侯马市人民法院重审本案期间根据王梦龙的申请，于2015年11月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16年3月鉴定结论为：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签名系王梦龙直接书写形成，上面的三枚指印均是人体手指直接捺印形成，未发现合同第1、2页所使用的纸质及指印墨迹与第3页所使用的纸质及指印墨迹存在差异。庭审中，被上诉人王梦龙称该300万元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针对的是上诉人为晋丰公司在襄汾联社的另外一笔100万元的贷款签订的，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因为晋丰公司虽然贷款100万元了，却不是上诉人担保的，是山西企联担保公司担保的，之后王梦龙曾与高彦科多次向华资公司索要该合同，华资公司均未返还，王梦龙签订300万元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时是在对方提供的格式合同最后一页上签字按手印，现华资公司将合同改头换面又起诉王梦龙，要求对涉案500万元承担反担保责任错误，况且从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的有效期来看，反担保人只对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借款担保，在该合同期内，借款人没有向襄汾联社借款，因此，反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上诉人华资公司则认为，王梦龙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上每页都有王梦龙的签名和捺印，经数次司法鉴定，合同中的指纹和签名都是王梦龙本人所留，王梦龙未能推翻其亲笔签署的合同，因此该合同真实有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应当以合同的约定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王梦龙称该合同是为晋丰公司100万元借款所做的担保未生效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中约定的金额为本金300万元而不是100万元，当时王梦龙之所以只担保最高本金限额300万元是因为晋丰公司实际使用了263万余元，如果合同未生效，根据一般常识，作为合同一方的王梦龙应当索要该合同并销毁，而事实与此相反，这种假设不具备合理性，不能成立；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第三条约定“保证额度有效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本合同约定的反担保的债务到期日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务发生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即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发生日是否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保证人均承诺对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所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从字面意思看，“超过”更倾向于在有效期之后，但从字面意思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话，三年有效期的约定将毫无意义，变成了有效期为无期限，无期限的担保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担保人也没有签署无期限担保的意思表示，对“超过”二字的理解应当符合第一句话的意思表示，第一句话的意思表示是“债务的到期日必须在有效期内”，因此，“债务发生日可以超过有效期”应理解为“债务发生日可以不在有效期内，但债务到期日必须在有效期内”，被上诉人王梦龙及原审被告晋丰公司从未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也说明对该条约定的理解没有分歧，第一次提出该问题的是侯马市人民法院，由于代理人对该问题做了充分的说明，一审法院未将此作为王梦龙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
原审被告晋丰公司认为，涉案500万元与王梦龙无任何关系，如果有关系，反担保合同也是在展期之前签订，而不是在展期之后，王梦龙是为晋丰公司在襄汾联社另外一笔100万元贷款提供的反担保，但100万元贷款没有用上诉人华资公司担保，是另一公司担保的，与上诉人无关，王梦龙的反担保不能成立。上诉人华资公司对于晋丰公司的说法亦不予认可。
在各方当事人说法不一的情况下，本院结合双方所提供证据客观分析如下：根据本案审理过程中的两次鉴定结果为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上的签名、指印均系王梦龙直接书写、捺印形成的结论，可以认定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是被上诉人王梦龙真实意思表示，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一致意见。从借款合同和展期合同看出，晋丰公司在襄汾联社的500万元贷款的债务发生日原为2010年1月29日，后展期期限为2010年12月19日至2011年10月10日，虽然债务发生日不在保证额度有效期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内，但该笔债务的到期日是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符合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中责任承担的约定。根据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债务的发生日可以在保证额度有效期之前或之内，但不可能在保证额度有效期之后，因为如果债务发生日在保证额度有效期之后，那么债务的到期日是不可能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的，不符合双方合同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王梦龙与原审被告晋丰公司认为王梦龙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是原计划为另外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作反担保，实际未履行，只是未能收回合同的说法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晋丰公司提供的襄汾联社西贾信用社加盖业务专用章出具的证明内容为：“高彦科于2011年3月28日在我社借款100万元，用于种植莲菜，2012年3月20日到期，担保为山西企联担保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将此笔贷款还清”。该证明体现的借款人是高彦科，并不能体现出是晋丰公司的借款，该证明不足以作为有力的证据予以佐证，二者证据相比较，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与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更大于襄汾联社西贾信用社加盖业务专用章所出具证明及王梦龙与晋丰公司的辩解的证明力。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王梦龙的辩称本院难以采信，王梦龙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一致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以认定。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华资公司与晋丰公司签订了二份抵押反担保合同，晋丰公司以其100万元资产作为抵押物，在襄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变更登记。华资公司与王梦龙2011年1月1日所签订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中第七条担保效力顺序约定：“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权另设有物的担保，则保证人仍同意按照本合同对债权人全部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承担担保责任时不分先后顺序。”由此，被上诉人王梦龙应依据其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就上诉人华资公司所追偿的全部债务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且承担担保责任时不分先后顺序。综上所述，上诉人华资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涉案500万元贷款系晋丰公司向城西信用社所借，据此认定华资公司与王梦龙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不是对该笔贷款提供的担保是错误的，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原审判决对其余判项的判处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5）侯民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二、三项。
二、撤销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5）侯民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
三、被上诉人王梦龙对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法院（2015）侯民初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829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36829元，由原审被告山西晋丰食品有限公司负担，被上诉人王梦龙、原审被告高彦科、李秀珍对该费用互负连带责任，鉴定费用由被上诉人王梦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865元，由被上诉人王梦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琼
审 判 员 姚应宝
代理审判员 牛凌云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