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184民初1077号
原告张卫东，男，1973年8月9日生，汉族，教师，住黑龙江省五常市。
委托代理人王庆久，男，1969年2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五常市。
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
住址：黑龙江省五常市卫国乡长安村。
法定代表人辛赵升，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磊，男，1985年1月12日生，汉族，职工，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委托代理人彭瑶，男，1989年3月3日生，汉族，职工，住黑龙江省五常市。
�告张卫东诉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4日、7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卫东的委托代理人王庆久、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磊、彭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卫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东方粮仓示范园区给付所欠剩余40%的劳务费136024元；2、要求被告给付新增耕地6亩的劳务费8400元；3、要求被告给付水稻种子田人工收割补助费64740元；4、要求被告给付人工收割和机械收割增加的费用52052元；5要求被告给付人工脱粒增加的费用49800元，以上共计311，016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公司在2016年2月17日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承包耕地34.3公顷，另外新增耕地6亩没有在合同之内，共计34.7公顷，以种植劳务承包的方式包给原告，地块位置卫国乡友好村乌拉巴街后屯1—2号地，全年各项劳务生产费用为340060元（每公顷9800元），被告分三次付清；被告已经按照合同前后两次给付60%的劳务费，水稻入库后，在结算时，被告的上级主管公司以被告和第三方（五常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给原告的灾情认定上过高为由不履行合同，自己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私自制定灾情，扣下剩余40%的劳务费136024元和新增耕地增加的费用8400元，同意给付水稻种子田收割补助费64740元，拒绝支付收割和脱粒增加的费用101852元。原告多次找被告及被告上级主管公司协商未果。剩余的40%劳务费有合同为证，新增耕地6亩，机械作业无法进行，为不使土地撂荒，被告公司领导答应报销超出的劳务费8400元、种子田收割补助费64740元。追加收割和脱粒的费用，是因为在最佳收割�，我们种植户多次找被告要求马上收割，但被告公司领导不让收割，错过了最佳收割期八天，在九月二十八日开始让收割，九月二十八日之后大雨连连不断，致使水稻全部倒伏，增加了收割和脱粒的费用和难度，在九月二十八日之前，正常的人工收割每亩170元左右，而我收割时都是在雨水天里，每亩400元；种子田公司虽然每亩收割补助130元，但是我们每亩人工收割及机械收割仍然增加100元，增加费用100元×520.52亩=52052元；由于收割拖后，脱粒时间也相应的拖后，全部在雪后进行，水稻全部冻在稻田里，每亩地损失水稻在50—100公斤左右，人工收割脱粒每亩比历年超出100元，100元×498亩=49800元，每亩地按50公斤计算共计损失22026公斤，此损失是由于被告公司决策失误造成的，所以我们不承担此项损失。以上情况属实，请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
被告辩称，原告所述与客观情况不符，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2月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以及出现自然灾害双方所应承担的义务的同时，对非自然灾害的一般天气状况，一方不履行全部义务将承担全部责任，针对2016年我方认为不仅仅没有发生双方所约定的自然灾害，同时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减产，没有向被告履行合同，被告也没有指令其收割时间，故导致的减产与被告无关。原告种植的土地新增加耕地6亩属实。
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给付反诉人水稻款269，408.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17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土地种植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由被反诉人承包反诉人土地种植水稻，水稻归属于反诉人所有，承包期限为一年，即签订合同时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同时双方对水稻产量进行了�定，期间被反诉人应产不少于204.08吨水稻，如果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吨数，被反诉人应按4元/公斤向反诉人支付补偿金。合同到期后，被告反诉人未能如约履行合同义务，仅向被反诉人交纳136.728吨水稻，逾期未交纳67.352吨水稻应该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向反诉人按4元/公斤交纳补偿金269,408.00元。
原告张卫东对被告的反诉辩称，我与反诉人有土地种植承包合同，我所交的水稻差67.352吨，不是我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根据我们的承包合同第6款第4条的灾情认定，所缺产量与我无关，不应由我承担，有甲方的领导张某、张立志、第三方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付建军、姜春浩等在现场的灾情认定，并且已经签字认可。故反诉人对灾情不认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要求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下证据并当庭举示：
证据一、土地种植承包合同一份，内容为2016年2月17日甲方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和乙方张卫东签订了土地种植承包合同，甲方将34.30公顷水田的种植承包给乙方，地块为卫国乡友好村乌拉巴街屯后1-2号地。承包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至2016年12月31日。费用支付方式为：全年各项生产费用合计为人民币336,140.00元（9800元/公顷），甲方分三次向乙方支付费用，移栽结束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40%，水稻秋收前支付20%，水稻秋收后入甲方仓库后，一次性结算尾款。合同中还对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甲方的权利为：1、监督乙方生产，对不符合甲方生产要求的，提出合理的整改意见，并监督乙方执行；甲方的义务为：1、提供生产资料，灌、排设备，逐步完善田间路、渠，以进一步方便田间生产作业；2、负责�合同下水田的水费和电费，提供育秧棚及扶助设施。乙方的权利为：1、按时收取生产费；2、有偿使用甲方农机具；3、超产奖励：实际产量超出本合同约定产量部分可获得甲方3.00元每公斤的奖励；4、灾情减免：种植管理过程中，如遇不可抗且无法挽救的自然灾害，要在灾害发生后的一周内由甲乙双方、东方粮仓风控部及所邀请的有资质、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共同评估灾情、确认减产数量，在产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情况下作为灾情减免依据，但不作为达产后超产的依据。乙方的义务：1、按甲方的技术要求及管理要求组织本合同耕地水稻生产，包括从育秧到收获所需的所有工具、设施、机械作业、人力作业和日常管理等，负责水稻运输和装车，将水稻在10月1日至11月30日间，按甲方要求的具体时间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2、按照甲方的要求种植承包的土地，按时交付合同约定的合格产品，不得擅自再转包本合同耕地，不得擅自串换和买卖所生产的水稻和甲方所提供的生产资料；3、实际产量未达到本合同约定产量部分按4.00元/公斤补偿给甲方；4、插秧后乙方育苗所用大棚仍归乙方二次利用，乙方按每栋500元/年向甲方交租金，年终结算时从劳务费中一次性扣除。原、被告约定的违约责任为：1、甲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给乙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2、乙方不按甲方的要求种植承包的土地，不将本合同对应地块收获的水稻交给甲方，窜换、出卖所生产的水稻和甲方提供的生产资料的，应承担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双倍返还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各项工时费用的违约责任；3、乙方在承包期内，不得擅自将承包耕地遗失、荒废或转让他人，如经发现，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该合同还就产品质量�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行了约定，并约定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该合同有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签订时间为2016年2月17日。
原告举该证据是是为证实被告欠原告40%劳务费的事实。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欠原告劳务费，可以证实原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产量202.58吨，实际仅缴纳136.728吨，应该依据合同承担违约责任；该合同对于合同责任减免已有约定，但原告未按该条款履行项下达到义务，故不应该依据该合同认定被告欠原告40%劳务费。
该合同经合议庭评议，该合同为原、被告为完成土地种植签订的合同，被告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中对劳务费价款的给付阶段和方式及其他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对该合同的约定双方并无异议，应予认定；对于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40%劳务费及原告是否适用该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应依据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二、2016年灾情鉴定表两份及水稻倒伏情况调查表各一份（复印件）。其一、2016年水灾鉴定表一份，种植户：张卫东，显示25.3亩减产幅度392.1公斤/亩，减产量9920公斤，系绝产；29亩减产幅度196.1公斤/亩，减产量5685公斤，系减产五成。表下有甲方（公司）“张某”、乙方“张卫东”、第三方“付建军”签字。其二、2016年收割、脱粒灾情鉴定表，种植户张卫东，鉴定时间：机械收割10月10日，人工收割脱粒12月10日，该表显示张卫东人工收割面积498亩，人工脱粒损失量50公斤每亩，计24900公斤，机械收割面积22.52亩，减产幅度50公斤每亩合计1126公斤，总减产量27761公斤。表下有甲方（公司）“张立志”、乙方“张卫东”、第三方“姜春浩”签字。其三、水稻倒伏情况调查表一份，表中记载张卫东水稻半倒伏面积12亩，减产幅度20%，减产数量941公斤；9月5日全倒伏面积153亩，减产幅度50%，减产数量29,993公斤，9月15日全倒伏面积56亩，减产幅度25%，减产数量5489公斤，总计倒伏面积占总面积的42.5%，该表有“张立志”、“姜春浩”、“张某”、“王某”签字。
原告举该证据是为证实张卫东的受灾及减产情况，已经由当时东方集团的领导张某、张立志等人的签字，已经通过被告公司认可了。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灾情鉴定表与倒伏情况调查表，均与事实不符，并不能以此认定原告的情况符合合同约定的对自然灾害的认定，鉴定表签字的人员原来属于公司，但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同时鉴定证据不仅需要对鉴定人员资质进行考察，也应以双方认可为依据，不能以单方个人意愿为依据。
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被告承认王某是被告公司原总经理，张某是副总经理，张立志是总经理助理。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原告举上述证据是为证实灾情的具体情况，及已经通过被告公司认可，但证据未提供原件，被告亦对鉴定资质提出了异议，该证据在没有得到其他证据印证之前，不予采信。
证据三、关于水稻倒伏情况的汇报一份（复印件）内容为：“粮仓领导：因8月20日风雨和8月30—31日受，台风狮子山影响，五常示范园区的水稻出现小面积倒伏，9月5日出现大面积倒伏，对水稻的成熟、产量及品质造成严重影响，连续降雨使田间土壤水分饱和，出现积水，给秋收作业增加极大难度，保险公司也到场看了情况，五常农业中心几位高级农艺师也到场，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及倒伏时间，估计半倒伏水稻减产幅度为20%左右，全倒伏的减产幅度为50%左右（具体情况见附表），东方粮仓五常市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该表有张立志、姜春浩、张某、王某签字。
原告举该证据是为证实水稻的倒伏情况已经向上级进行了汇报，签字的人是当时公司的领导，减产是由受灾造成的。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提出了异议：双方在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最低产量标准，已将历年收割情况综合平均收割标准考虑，包括了自然情况即倒伏情况，均不能低于合同最低产量约定；其次，该证据所述的降雨情况原告已经进行了保险，进行理赔，应与双方对合同的约定无关，不能减除原告的合同义务；同时汇报中上述人员的签字均不能代表被告单位，均不是被告单位的相关负责人�，该证据不能认定为对原合同的修改。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该证据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并未加盖原单位公章等证实其出处，被告虽对证据中所述事实未提出异议，在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之前，不予采信。
证据四、五常市常堡乡中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在2016年9月20日左右开始，秋收大忙之际，种植我村土地的承包户还没有收割，因为他们所承包的地都是公路两侧，影响很不好，我们找到承包户督促抓紧收割，他们说集团不让收，让统一收割，9月26日他们还没有收割，我们又找到承包户问都啥时候了还不收割，别收不回来，他们说，集团不让收。后来，他们在10月份雨雪天才开始收割。
五常市常堡乡廿家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内容同上。
五常市卫国乡友好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6年9月20日左右开始，秋收大忙之际，种植我村土地的承包户还没有收割，因为他们所承包的地都是公路两侧，影响很不好，我们找到承包户督促抓紧收割，他们说集团不让收，让统一收割，9月26日他们还没有收割，我们又找到承包户问都啥时候了还不收割，别收不回来，他们说，集团不让收。后来，他们在10月份雨雪天才开始收割。进入9月末10月中旬大风多雨，加之前期水灾是历史上少有的大灾之年，致使水稻大面积倒伏，收割损失严重。
原告举以上三份证据，是为证实收割时间拖后，造成水稻倒伏减产，水稻没收回来，损失大，以及受灾的情况。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询；同时该证据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属于村委会的自述，没有被告认可，不能证明所要证明的问题。
该三份证�经合议庭评议，该证据为被告发包耕地所在村级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据反映了种植户种植、收割情况及当年当地普遍遭受水灾、风灾的情况，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所证实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予采信；卫国乡友好村出具的证明，亦为原告承包被告土地所在村出具的证明，同样能证明上述事实；被告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不予采信。
证据五、公司结算单（复印件）一份，内容有张卫东亩数、约定产量、实际产量、应付劳务费、人工收割补助、产量扣款等内容。
原告举该证据是为证实，原告有6亩新增耕地，公司已经承认了，公司该扣的钱已经扣了，但对其中的产量扣款认为有异议。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该证据来源不明，属于电脑打印，且无双方任何一方签字，与事实不符，同时增加的人工费�减产费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自然灾害，故不应有扣款费用的产生。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该证据为复印件，被告对其来源和出处提出异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采信。
证据六、五常市气象局2016年9—12月降雪情况统计表一份（复印件），拟证明水稻未收回来的受灾情况。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同时双方已近约定了最低产量数额，并充分考虑了自然情况，且该证据不能认定天气状况为自然灾害，仅属于自然天气状况，该证据也不能证明水稻倒伏与自然天气状况有必然联系，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该证据为复印件，被告提出异议，故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另外证据证实的天气状况，不能证实为具体何地的天气状况及与原告受灾的因果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七、照片三张，拟证明水稻受灾情况。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该证据没有标注时间和具体地点，不能证明属于本案争议的种植地，同时该地的倒伏状况与天气状况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不能看出倒伏是由于天气状况造成的。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该证据为耕地自然情况的照片，不能证实该地块是否属于原告所种植面积之内，故不能证实原告主张，不予采信。
证据八、证人王某到庭作证，证人证实：我于2014年12月任被告公司总经理，2016年12月离职，2016年年初，土地流转劳务承包出租给农户种植户，所有农户的合同都是我代表公司签的。劳务合同后来进行了修改，对产量进行了约定，对天灾的不可抗力造成减产进行了约定，对种植户的产量进行核减，我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2016年6月左右连续多雨，被告地块�量受损，张卫东的受损严重，东方集团将土地平整不够，雨后内涝严重不能排水，当时解决不了，维持现状，6月雨大，我们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评估，对受灾面积及减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鉴定报告，程序也走了，也向集团进行了汇报。另一方面，秋季也连续多雨冰雹大风，对水稻产量也产生了影响，对机械收割也产生了影响。大约是8月末到9月，我们农业保险公司也进行了报险，大雨、风、冰雹造成了直接减产，雨水大、收割难度增加也造成了减产。从整体上看，天气原因是客观事实存在的，我们也进行了评估和上报，特别是秋季，田间水大，减产应拿出办法，但是集团没有采纳，2016年天气原因减产是不可抗拒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另外主观原因上，我们要增加人工收割，减少机械收割的方案，集团也没有采纳，客观上造成了损失的扩大，收割方案和时间是集团决定的，农户不能决定。
经本庭对证据三关于水稻倒伏情况的汇报一份及证据二中的水稻倒伏情况调查表对证人质证，证人提出当时被告公司确实向上级公司上报过该汇报，后附调查表。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该证人反映的情况并非客观事实，证人应该了解到合同的具体规定及履行情况，但未依据合同约定陈述客观事实。证人所述的经过灾情鉴定没有具体的证据体现；质证的证据二灾情鉴定表没有被告单位盖章，仅有证人签字，属于证人证言，仅有证人证言不足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该证人已经认可了天气原因的减产情况，并非自然灾害；合同中约定了最低产量标准，当然应当包括天气情况，故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与原告之前的证据矛盾，不能证明所要证明的问题。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证人为原告承包种植被告公�土地期间的公司主要领导，为原、被告合同的签订人，被告对证人的身份情况并无异议，证人证实了原告种植被告土地，签订劳务合同，并约定了因受灾减产核减产量的事实，同时证实了2016年因自然灾害造成农户减产，对受灾减产情况进行了上报，未能解决的情况，证人身份来源合法，证明内容客观、真实，并能和本案其他证据（证据三关于水稻倒伏情况的汇一份及证据二中所附的水稻倒伏情况调查表）互相佐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应予采信。被告对证言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不予采信。
证据九、证人张某到庭作证，证实：我2016年任被告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农业生产，整个园区的土地都是劳务承包的，荒沟经过平整，故原告增加了六亩地的费用。原告与东方集团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合同履行分为费用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产量降�两部分。6月11日后开始降雨，原告土地泡水严重，；领导也前往视察过，后来由专业部门评估上报，种子田两次拔杂对产量也有影响。去年秋收时总下雨也影响了产量，风灾造成了倒伏，机械收割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已经向集团进行了汇报，集团没有采纳我们的方案，自然灾害造成成熟度的影响，受灾后机械收割损失特别大，对收割方式等问题都必须向上级汇报，收割上增加人工收割才能降低损失，但是上级没有采纳，对损失的扩大有影响。
经本庭对证据证据三关于水稻倒伏情况的汇报一份及证据二中的水稻倒伏情况调查表向证人质证，证人提出当时被告公司确实向上级公司上报过该汇报，后附调查表；当时这个调查表是由证人执笔的。
该证据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证人反映的并非客观事实，证人应该了解到合同的具体规定及履行情况，但�未依据该合同陈述事实；证人所述的经过灾情鉴定没有证据体现；证据二属于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认可了因天气原因的减产，并非自然灾害；合同中约定了最低产量标准，当然应该包括天气情况，原告种植水稻出现倒伏，属于合同履行中自然天气的正常情况，不是自然灾害也并非被告员工指令收割时间所致；另外证人可证实原告减产的事实，未依合同缴纳应交的产量标准。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证人为原告承包种植被告公司土地期间的公司主管农业的领导，被告对证人的身份情况并无异议，证人证实了原告种植被告土地，签订劳务合同，并约定了因受灾减产核减产量的事实，同时证实了2016年因自然灾害造成农户减产，对受灾减产情况进行了上报，并因上级管理部门的原因，因机械收割造成减产损失扩大的情况，证人身份来源合法，证�内容客观、真实，并能和本案其他证据（证据三关于水稻倒伏情况的汇一份及证据二中所附的水稻倒伏情况调查表）互相佐证，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应予采信。被告对证言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不予采信。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并当庭举示：
2016年种植产量确认单及未达产原因说明一份，拟证明原告认可了实际产量和未达标产量，同时证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给付被告每公斤4元的补偿金，原告自认为属于灾害原因造成的减产，并未按合同约定由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对自认的情况被告不予认可，也不属于客观事实，同时该证据还能证实原告未交纳补偿金，以灾害为由拖延。
该证据经质证，原告提出该证据所显示的合同产量数字是对的，但是被告欠原告40%的劳务费没有给原告。
该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该证据被告是为证实原告实际种植产合同产量、实际产量、未完成产量的事实，对该部分事实原告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卫东与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７日签订土地种植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位于五常市卫国乡友好村３４．３公顷（后有新增耕地６亩，实际为３４．７公顷）土地以种植劳务合同的形式承包给原告经营，原告应完成水稻产量２０４．０８吨，被告应支付原告各项生产费用共计３４０，０６０元（９８００元／公顷×３４．７公顷）；被告分三次付清，分别于移栽结束经被告方验收合格后支付４０％，水稻秋收前支付２０％，水稻秋收入被告仓库后结算尾款；种植管理过程中，如遇不可抗且无法挽救的自然灾害，要在灾害发生后一周内，由原被告、东方粮仓风控部及所邀请的有资质、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共同评估灾情，确认减产数量，在产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情况下作为灾情减免依据；原、被告还约定，原告按照甲方的技术要求及管理要求组织本合同耕地水稻生产，实际产量未达到本合同约定的产量部分按4.00元/公斤补偿给被告。承包期自签订合同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履行完毕后，经被告统计，原告实际完成水稻产量136.728吨。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支付了前两期60%的劳务费，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40%的劳务费及其他费用共计311,016.00元；被告以原告未达成合同产量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补偿款269,408元；另查明，在原告种植水稻履行合同过程中，遭遇了水灾、风灾等自然灾害，造成了水稻减产；被告公司对灾情及减产情况以及应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人工收割等情况也�其上级管理部门进行了汇报。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土地种植承包合同，约定了土地种植面积、劳务费给付方式、免责条款及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该合同约定内容合法、有效。现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在履行过程中，原告未按合同约定的产量完成义务，是由于合同中约定的自然灾害原因造成的，属于免责条款，应视为原告已经按合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原、被告在约定遇不可抗力的灾害可以减免产量后，未约定减免后劳务费的重新计算方法，故应依据原合同计算原告的劳务费，因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履行了付出劳务、交付产品的合同义务后，被告应履行给付劳务费的义务，扣除原告已经给付原告60%的劳务费后，剩余40%的劳务费亦应给付。被告反诉称按合同原告未达产即应按合同约定给付被告补偿款，因原告未达产是因为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不可抗力免责情形出现而造成的，该约定亦符合法律对免责条款的强制性规定；除此之外原告也是按照被告单位的生产要求进行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其他违约行为存在，故被告反诉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诉称应给付的种子田人工收割补助费，虽提供结算单予以证实，但被告未予承认，原告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故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所诉人工收割、机械收割、人工脱粒增加的费用，因原、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均未就此进行过约定，应视为原告在履行合同义务中的必要行为，其产生的相关费用，应自行承担，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2017）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张卫东劳务费136，024.00元（9800元/公顷×34.7公顷×40%），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给付；
二、原告张卫东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驳回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5966.00元，由原告负担3357元，由被告负担2609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费2671元，由被告东方粮仓五常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有限公司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少东
人民陪审员 吴冰梅
人民陪审员 赵静波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梁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