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鄂民申24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林，男，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运输户，住湖北省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大兴，男，194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公安县。系苏林伯父。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祖菊，女，197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公安县同安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
法定代表人：舒建平，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友诚，男，198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运输户，住湖北省公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罗贻炳，男，197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司机，住湖北省公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路。
代表人：郑志平，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才荣，男，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公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才琼，女，197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公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才宏，男，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公安县。
再审申请人苏林因与被申请人李祖菊、何才荣、何才琼、何才宏、高友诚、罗贻炳、公安县同安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安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鄂荆中民二终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苏林申请再审称：本案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苏林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3月31日，苏林和苏大兴一起到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从该院档案室查阅了高友诚的刑事档案，并复印了高友诚的驾驶证。2010年4月21日，法律援助中心付副主任到公安县出租车管理所查阅了鄂Ｄ×××××事故出租车的档案。发现档案中除了苏林的申报材料外，有关这次事故的发生和处理情况的材料一份都没有。连肇事司机高友诚的申报材料和据以判案的的主要证据《包车合同》也不在其中。经付副主任的再三要求，出租车管理所才就苏林和李祖菊的经营方式，出具了一份证明。2016年3月1日，苏大兴和苏林的父亲苏兆君一起到湖北省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湖北省人民政府依照《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就本案作出司法解释。2014年4月，湖北省处置办公室，以“公安县出租车公司不退还苏林包车押金的异常信访案件”批转荆州市信访局。荆州市信访局又批转公安县交通局，并要求该局将处理情况于2016年5月20日前报市信访局。2016年5月26日交通局王主席和易科长在办公室接待了苏大兴，交给了苏大兴一份信访复函。2016年7月18日，苏大兴给公安县出租车管理所王、江两位所长写信，请求他们出具一份证明，把他们对本案查证核实的情况说清楚。2016年7月28日江所长电话通知苏大兴到出租车管理所，交给苏大兴一份回复和一份书证。苏大兴拿到证明后，认为还有些问题没说清楚，又于2016年8月13日和苏林一起到交通局递交了一份“确认申请书”。出租车管理所于2016年9月9日再次就同安公司李祖菊聘请高友诚是否违法的问题，《包车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以及苏林、李祖菊、同安公司的经营方式问题作出了详细解答。上述证据证明，高友诚初次领取该证的时间为2010年6月7日。2010年8月2日，李祖菊收取高友诚500元包车订金后，决定将鄂Ｄ×××××牌号出租车承包给高友诚为其从事出租车经营时，高友诚还不到两个月驾龄。其聘请行为严重违反了《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与高友诚因缺乏驾驶经验而造成的交通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公安县交通局的复函和出租车管理所的回复和书证证明同安公司、李祖菊、高友诚在从事出租车经营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本次事故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应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公安县出租车管理所是经公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安县交通局依照县政府批复而设立的，专门对公安出租车行业行使管辖、监督权利的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该所出具的两份复函和两份书证，完全可以证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同安公司和李祖菊聘请高友诚为其从事出租车经营时，没有为高友诚建立驾驶员档案，也没依法向该所报备，他们三方的行为均违反了《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的严格规定，完全可以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其二，《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聘请他人从事出租车经营时必须分别与两名驾驶员签订劳务合同和经营承包合同。而他们却违反上述规定，将两人的承包总标的打印在一份包车合同上，而且还只让苏林一人在合同上签字。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掩盖高友诚不具备出租车驾驶员资格的事实，达到高友诚一出事就嫁祸于苏林和骗取保费的目的。其三，公安县交通局和出租车管理所分别出具的信访复函和证明中，均证实鄂Ｄ×××××牌号出租车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均属李祖菊，苏林只是应李祖菊聘请的一名出租车驾驶员，这就说明苏林和高友诚均是应同安公司和李祖菊聘请为他们从事出租车经营的独立个体，而不是共同经营的联合体。（三）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1）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和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鄂荆州中民二终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均存在严重错误，必须撤销重审。其一，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对据以判案的主要证据《包车合同》不调查不了解，不向当事人高友诚和主管部门出租车管理所质证，仅凭一纸所谓的《包车合同》就错误认定：“李祖菊已将车辆转让给苏林、高友诚是苏林雇请的司机，苏林是高友诚经营活动受益者，应对高友诚的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其二，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本案二审时，听取了苏林的无责答辩和王善红、胡安、王伟的当庭作证后，作出了“一审认定，高友诚是苏林雇请的司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和“李祖菊、同安公司的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支持”的认定和裁决。就应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改判苏林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中关于李祖菊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时作出了“其后，李祖菊又将该车承包给苏林和高友诚经营，由苏林和高友诚每人每月向李祖菊交纳2000元承包费及包车押金25000元”；关于苏林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时，却作出了“李祖菊获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又将该车承包给苏林和高友诚共同经营，由苏林和高友诚各向李祖菊交纳25000元的包车押金和每人每月2000元的承包费。”既然查明了苏林和高友诚是分别向李祖菊交纳的“包车押金”和“承包费”，就证明苏林和高友诚是分别应李祖菊聘请为其从事承包经营的独立体，如果是共同经营，我们又何必分别交纳包车押金和承包费呢。请求对本案予以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及结合苏林在申请再审时提供的新证据，可以认定李祖菊获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将车辆承包给苏林与高友诚经营，两人分别向李祖菊交纳押金与月租金。虽然苏林与高友诚二人经营同一辆出租车，但是各人系独立经营，即每人按实际经营天数独自获取经营收益，独自承担经营风险，二人之间并不存在承包与分包的关系，亦不存在个人合伙关系，由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肇事出租车驾驶人仅为高友诚，故一、二审法院判决苏林对高友诚在出租车经营活动中造成的侵权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苏林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邵震宇
审判员 王捷明
审判员 王潜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羿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