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43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文文，女，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四川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439号第一、二、三层C部位。
法定代表人：宋为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明飞，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人行，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文文与被上诉人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公司”）因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24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文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强生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9,202.5元。事实与理由：刘某2系胡文文丈夫刘某1的姐姐，余某系刘某2与刘某1的母亲。该二人均系成都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股东，共同持有该公司股份，胡文文对此并不知晓，无法向强生公司披露该事实。且胡文文没有通过该二人间接持有A公司的股份或享有其利益,事实上并未构成对强生公司实际上的利益冲突或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强生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胡文文知晓刘某2和余某系A公司的股东，也没有证据证明胡文文存在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应当向胡文文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被上诉人强生公司辩称：为预防可能的实际风险与潜在的道德风险，强生公司制定的业务行为规范政策中约定，每位员工都有义务披露其本身与公司利益实际相冲突的事件或外表上类似利益冲突的状况。胡文文对此明知，但却向公司隐瞒其丈夫的姐姐刘某2和母亲余某经营A公司的事实，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强生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强生公司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强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不支付胡文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9,202.5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胡文文于2011年1月13日经劳务派遣方式进入强生公司工作，劳务派遣合同于2012年6月30到期终止。2012年7月1日强生公司与胡文文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7月1日双方签订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胡文文从事区域销售经理工作等。2015年11月17日强生公司以胡文文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第13.7.3.4（3）、第13.7.3.5（23）、第13.7.3.5（24）、第13.7.3.5（34）为由，决定于2015年11月20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11月14日胡文文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仲裁申请，要求强生公司支付赔偿金129,202.50元。2017年2月13日该委作出裁决，强生公司应支付胡文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9,202.50元。
一审另查明，胡文文于2012年7月1日签署强生公司的《业务行为规范政策遵守证书》。《业务行为规范政策》第二部分“利益冲突”中规定：每一位员工都有责任避免在业务上、财务上、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上或各种关系上，发生与公司利益的冲突或分散其对公司的忠诚度。任何即使稍有迹象的行为，都必须避免或终止，除非经报告适当管理阶层后，确认该行为对公司无害或非属不当。下列情形可能构成不正当的利益冲突:直接或间接（如通过家庭成员）成为竞争企业或某特定公司之主要股东或享有其利益，而本公司已经或即将与该特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如成为供应商、客户、房东、经销商、特定权利之被许可人／许可人等）……总而言之，每位员工都有义务披露其本身与公司利益实际相冲突的事件或外表上类似利益冲突的状况。某种关系或交易通过汇报披露、讨论和咨询后，可能由于其对于公司不致造成损害，而终获许可。但是，除非通过上述程序，任何实际利益冲突或外表类似利益冲突的情况，即使对于公司并无损害，一律予以禁止。
胡文文于2013年3月29日签收强生公司制定的《员工手册》。《员工手册》第13.7.3为严重违纪行为；第13.7.3.3为违反公司《业务行为规范政策》，其中包括（2）直接或间接（如通过亲属）成为某特定公司之股东或享有其利益，而本公司已经或即将与该特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如成为供应商、客户、经销商、特定权利之被许可人／许可人等），且不主动向公司披露者；第13.7.3.4为违反合规部的规定，其中包括：（3）严重违反业务行为规范政策；第13.7.3.5为其他违纪，其中包括（23）伪造、提交或要求经销商伪造、提交休假销售数据，企图获得更多的销售奖金；（24）对本公司进行欺骗、隐瞒、营私舞弊、虚报谎报等一切不诚实行为；（34）违反公司与各部门颁发的制度规定，例如，业务行为规范政策等，情节严重的。《员工手册》中第14.2注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是指罗列于本手册第13.7.3的情形及其他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或个人的劳动合同规定的公司可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一审再查明，成都A有限公司设立于2007年2月8日，该公司经营范围中包含有：销售医疗器械（Ⅱ类、Ⅲ类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7年7月11日）等；刘某2和余某系该公司的股东，刘某2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胡文文与刘某1于2014年8月26日登记结婚；刘某2与刘某1为姐弟关系，余某为刘某2与刘某1之母。
一审又查明，2013年12月9日和2015年1月1日，强生公司与西藏B有限公司先后二次订立《经销合同》，其中第二份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一年，并在有效期届满后将自动延展一年等；二份合同均约定西藏B有限公司接受强生公司委托，在合同有效期内担任其在经销区域内向客户销售产品的非独家经销商等相关内容。
2014年11月21日和2015年7月2日西藏B有限公司先后二次向强生公司购买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发生器（规格型号为GEN11）共计九台及配件等医疗器械。
2015年3月9日西藏B有限公司向成都A有限公司开具销售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发生器四台（规格型号均为GEN11）的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
2017年1月13日西藏B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中罗列了其于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向成都A有限公司销售医疗器械的情况，其中包括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发生器一台及配件（规格型号为GEN11，批号为1111417250）。
2017年1月13日西藏B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声明其与成都C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形式的业务往来。
一审还查明，2015年2月7日成都蜀都乳腺医院与成都C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成都蜀都乳腺医院向成都C有限公司购买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发生器（规格型号为GEN11）1台、超声刀头39把（规格型号为ACE23E）、手柄2把（规格型号为HP054）。
2015年2月12日成都蜀都乳腺医院在强生公司的《设备安装及验收报告》盖章，确认上述医疗器械完成安装并交付使用。
一审审理中，胡文文否认强生公司提供的证据19即设备安装及验收报告上“胡文文”系其本人签名，胡文文因此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准予胡文文的申请，于2017年6月12日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7年9月5日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设备安装及验收报告》上“胡文文”签名并非胡文文本人所写。强生公司和胡文文对鉴定结论均不持异议。基于此，一审法院对强生公司提供的证据19中“胡文文”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除“胡文文”签名部分外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胡文文表示成都A有限公司从未销售强生公司的产品，且不知道其丈夫的母亲和姐姐投资开设公司之事，因此胡文文认为其没有必要向强生公司汇报成都A有限公司的情况。
强生公司确认劳动合同如系违法解除的，对仲裁委员会裁定的赔偿金的金额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强生公司主张胡文文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具有严重违纪行为如下：成都蜀都乳腺医院拟购买强生公司的医疗器械，胡文文要求该医院向成都A有限公司购买，因此西藏B有限公司将相关产品销售给成都A有限公司，再售卖给医院；胡文文将该业务作为自己的销售业绩。在实际操作上，胡文文向强生公司虚假汇报的是医院向成都C有限公司购买，隐瞒成都A有限公司向医院销售，以此规避成都A有限公司与胡文文存在利益冲突的事实。由于强生公司已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成都蜀都乳腺医院向成都C有限公司还是向成都A有限公司购买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发生器（规格型号为GEN11、批号为1111417250）1台、超声刀头39把（规格型号为ACE23E）等医疗器械，亦无证据可以证明成都蜀都乳腺医院购买的上述强生公司的产品与胡文文相关及已计为胡文文的销售业绩，因此强生公司主张“在销售过程中，胡文文向强生公司虚假汇报的医院向成都C有限公司购买产品，隐瞒成都A有限公司向医院销售，胡文文已经获取该笔销售奖金”，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是根据强生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意见，一审法院可以认定成都蜀都乳腺医院购买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发生器（规格型号为GEN11批号为1111417250）1台、超声刀头39把（规格型号为ACE23E）等医疗器械，系西藏B有限公司向强生公司采购后，销售给了成都A有限公司，以及因成都A有限公司的股东与胡文文具有亲友关系而可能构成不正当的利益冲突等事实。
强生公司在《员工手册》和《业务行为规范政策》中罗列了可能构成不正当的利益冲突，如“直接或间接（如通过家庭成员）成为竞争企业或某特定公司之主要股东或享有其利益，而本公司已经或即将与该特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如成为供应商、客户、房东、经销商、特定权利之被许可人／许可人等）”，同时明确员工应主动披露，任何实际利益冲突或外表上类似利益冲突的情况，一律予以禁止。胡文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丈夫的母亲和姐姐共同出资开设经营范围中包含有销售医疗器械（Ⅱ类、Ⅲ类医疗器械）的成都A有限公司，显然，胡文文在同意遵守上述规定的情形下，未向强生公司汇报成都A有限公司与其或与强生公司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违反了《员工手册》以及和《业务行为规范政策》的相关规定，强生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至于强生公司以胡文文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的第13.7.3.5（23）、第13.7.3.5（24）规定为由的解除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做出判决：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不需支付胡文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9,202.50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鉴定费1,790元，由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负担。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胡文文提交其丈夫刘某1的户口本以及刘某2、余某的户口本，证明上述三人并不在一起居住。强生公司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对于胡文文提交的证据，强生公司认可户口本的真实性，但认为分立户口本并不代表双方亲属关系也割裂了，何况胡文文在仲裁和一审期间均能提交而不提交上述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反而证明其不可能不知道刘某2和余某开设A公司的事实。因双方对两本户口本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亦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分立户口本并不能否定刘某1、刘某2和余某的亲属关系，也不能证明胡文文对刘某2、余某开设A公司的事实不知晓，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为生产经营、规避风险的需要，在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对劳动者的行为作出规范。本案中，为预防可能的经营风险，强生公司要求劳动者主动向公司披露“直接或间接（如通过家庭成员）成为竞争企业或某特定公司之主要股东或享有其利益，而本公司已经或即将与该特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如成为供应商、客户、房东、经销商、特定权利之被许可人／许可人等）”之情形。本院认为，较之一般的社会关系，自然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显然更为隐私，一般而言外人难以掌握，强生公司要求劳动者主动向公司披露亲属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情况具有合理性。胡文文明知该规定。根据在案证据与一般常理，胡文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丈夫的母亲和姐姐共同出资开设经营范围中包含有销售医疗器械（Ⅱ类、Ⅲ类医疗器械）的成都A有限公司，胡文文虽辩称其不知晓刘某2与余某开设经营A公司的情况，难以采信。其违反了《员工手册》以及和《业务行为规范政策》的相关规定，强生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至于强生公司以胡文文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的第13.7.3.5（23）、第13.7.3.5（24）规定为由的解除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胡文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建辉
审判员 叶 佳
审判员 杨 力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仇佳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