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14行终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奎英，女，汉族，1943年7月15日出生，住址：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黄林光，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小思，男，汉族，1957年8月21日出生，住址：兴宁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宏彬，男，汉族，1935年10月1日出生，住址：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黄少英，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苑维，男，汉族，1963年7月20日出生，住址：兴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住所地：兴宁市振兴路市委大院。
法定代表人：温会权，局长。
委托代理人：谢毅韬，兴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远辉，兴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股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兴宁市佛教念佛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兴宁市兴城振兴路。
法定代表人：曾映标，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利均，广东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缪国州，兴宁市佛教念佛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上诉人肖奎英、肖宏彬因与被上诉人兴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以下简称兴宁市宗教局）、兴宁市佛教念佛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撤销行政许可行政行为一案，不服兴宁市人民法院（2016）粤1481行初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与肖奎英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主体资格和效力问题。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是根据自办、自治、自我管理、自养模式申报的群众性组织，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其他组织，生效的（2016）粤14民终85号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第三人兴宁市佛教念佛堂管理委员会在2006年依法登记成立，其前身是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两者之间存在权利义务的继承关系，从而认定兴宁市佛教念佛堂管理委员会作为诉讼主体适格，可见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可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具备与原告肖奎英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主体资格；关于该《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该判决认定，第三人在签订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时是善意的，双方也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肖宏彬称不知房屋买卖有违常理，遂认定第三人与原告肖奎英签订的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关于“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可以认定第三人与原告肖奎英于2003年5月8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据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故原告认为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不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在订立合同时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情形及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在本案中，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已被确认合法有效，第三人已是涉案房产的合法受让人。可见被告就涉案房产向第三人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已与两原告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可见现两原告提起撤销上述两证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二、关于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时是否已尽审查职责问题。根据《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该规定仅要求申请人提供场所房屋建筑物的有关证明，并不是要求申请人提供权属证明材料。在本案中，第三人在申请上述两证时也提供了《房地产转让合同》、见证书、委托书等相关材料，可见被告在向第三人颁发上述两证时是尽了应尽的审查注意义务。故肖奎英、肖宏彬向本院起诉被告兴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向第三人颁发《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及《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时未尽审查职责且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撤销上述两证同样缺乏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肖奎英、肖宏彬的起诉。
上诉人肖奎英、肖宏彬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关于第三人兴宁市念佛堂委会与肖奎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民事主体资格问题。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以下简称念佛小组）是经依法登记设立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与念佛小组是必然的继承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人在民事诉讼及本案行政诉讼中所提交的书证中，曾出现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兴宁市佛教协会助念组、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堂、兴宁市念佛堂管理委员会等多个名称，但没有任何有变更登记的依据，认为第三人与念佛小组是继承关系，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十六条关于“宗教活动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的，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的规定的；其次，第三人显然不是《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三人是无权就该《房地产转让合同》时并未依法登记成立，至今同样未依法登记成立，是非法的。念佛小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其他组织，不具备订立合同的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可见一审裁定认为第三人具备与肖奎英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主体资格是没有事实根据和违反法律规定的。2、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是否有利害关系的问题。首先，上述两证都涉及宫汕二路44号房产，而肖奎英是该房产的登记所有权人，该房产是肖奎英、肖宏彬等的家庭共有财产，其次，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4民终85号民事判决是维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5）梅兴法民二初字20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06号民事判决）。而206号民事判决是以第三人在该案审理中提交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怎能说上述行政行为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3、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已尽到审查注意义务，上诉人请求撤销两证是否缺乏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问题。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及《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的行政行为是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的行为，所发的两证应依法撤销。（1）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实《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中的申请单位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堂是存在的，更不要说是合法存在。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三条“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教团体拟向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第三条“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一般应当由拟设立地的县（市、区、旗）宗教团体提出申请……”，故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依法必须由合法登记的宗教团体提出申请，而《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中的申请单位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堂是不合法的。（2）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房地产转让合同、见证书、委托书是当时已提交的。念佛小组是非法设立的，不具有订立合同的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所谓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是无效的。该合同及委托书中肖奎英的签名及指摸是念佛小组趁人之危且其他共有人不知情，所谓的转让价格是严重显失公平，合同也未实际履行。（3）见证书不具证据效力，①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称当时肖奎英托人到法律援助出去办理了见证手续，可见被上诉人都认为肖奎英没有到法律援助处办理见证手续；②事实是上诉人肖奎英从未到过、也没有托人到法律援助处办理见证手续，如果上诉人肖奎英或托人到法律援助处办理了见证手续，被上诉人应提交证据证实，因为《法律援助申请》和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是《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办理法律援助的必经程序（该条例第18、19条的规定）。③该见证书不具证明力，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7年的《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4条、第14条、第16条、第18条等规定，该见证书没有两名律师见证及签名，未对当事人制作笔录，未现场见证，未严格审查客户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等，故该见证书不具有证据效力。（4）房地产转让合同等与第三人完全无关，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与第三人有关，同时无证据证明第三人是合法存在的。（5）《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中的申请理由是不真实的，2002年2月念佛堂定为暂缓登记场所等均是虚假的、不事实的，无任何证据证实且与念佛小组没有任何关系，首先申请单位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堂无证据证实该申请单位是合法存在的，其次，其申请筹备设立的时间是2006年3月，与所谓的“念佛小组”非法成立的时间2002年1月相差甚远；第三，“念佛堂于2002年1月经市佛协常务理事会研究成立筹备小组”无任何证据证实；第四，其场所虚假的所谓购买的房屋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占地面积250平方米，购房资金25万元；第五，就连违背事实、违规、违法同意筹备设立的也叫“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堂”，而不是一审第三人“兴宁市佛教念佛堂管理委员会”。“佛教”是一种教别的称法，而“佛教协会”是一种社会团体的称法，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6）被上诉人未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第13条、第14条、第15条及《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第3条、第4条、第5条、第6条、第7条、第8条、第9条等法律规定，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7）被上诉人称《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书写日期时出现笔误，这一说法正常人谁都不信，被上诉人的行为就是与第三人串通造假发伪证的行为。其是明知《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后不得再发《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而违法向第三人发《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导致第三人为所欲为。对此，被上诉人明显存在作伪证及严重滥用职权的行为。综上所述，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是不成立的，请求二审撤销一审裁定，责令一审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兴宁市宗教局辩称：一、被答辩人诉讼主体不适格，答辩人的发证行为与房产买卖无任何关联。答辩人是向第三人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该发证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是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所以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二、答辩人向第三人发证的行为是合法的行政行为。2005年6月25日，第三人向佛协申请设立念佛堂，其依照《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佛协向答辩人提交了相关的申请登记的材料，其中有上诉人与第三方（念佛组）于2003年5月8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梅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兴宁市宗教局接到佛教协会的申请后，派出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查、核实念佛堂（又称念佛小组）在兴城官汕二路42、44、46号房产已于2003年5月8日开展宗教活动，并出示了其双方于2003年5月8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和房产过户委托书，念佛堂还于2003年冬自筹资金加建了第四层楼房。自2003年5月8日至现在，该房产佛教念佛堂已使用了13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核实，梅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于2006年4月10日批准设立兴宁市念佛堂为“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同年4月18日，上诉人依照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国家宗教事务局于2005年4月14日发布的第2号令《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登记宗教活动场所，应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处理：（一）……（五）场所房屋等建筑物的有关证明（属新建的，应当提供规划、建筑、消防等部门的验收合格证明；属改扩建的，应当提供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和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属租借的，应当提供消防安全验收合格证明和一年期以上的使用权证明）”，向第三人（念佛堂）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登记兴城官汕二路44号为宗教活动场所，证号为：宗场证字（粤）F080020066号。兴宁市念佛堂的设立和登记已经过省民宗委备案，并经梅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审批备案，登记证号是广东省统一编号。被上诉人的发证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三、关于上诉人请求撤销《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的问题。2009年念佛堂办理银行对公帐户时，答辩人临时发给法人登记证，书写证照日期时出现笔误。目前，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场所法人登记证未使用，已向有关方面作了纠正说明，应以《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发证日期为准。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述称：一、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和兴宁市佛教念佛堂管理委员会的合法性及他们之间的财产继承关系，已在兴宁市人民法院的（2015）梅兴法民二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4民终85号民事判决作出了认定。根据《行政诉讼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关于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出定案依据的规定，故两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行政裁定的依据。二、涉案场所是第三人购买的房地产，不属上诉人肖奎英的房地产，这是铁的事实。此房地产作为信善念佛的固定场所，于2005年兴宁市佛教协会向兴宁市宗教局请示设立“念佛堂固定场所”，并于2006年梅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获得批准，这同样是铁的事实。兴宁市宗教局向第三人核发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三、兴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向第三人核发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是依法定程序核发的。综上，上诉人上诉无理，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正确裁定。
上诉人、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庭审质证情况，经审理查明，生效的兴宁市人民法院（2015）梅兴法民二初字第206号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4民终85号民事判决认定，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与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属同一机构，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与上诉人肖奎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有效。
另查明，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于2006年4月18日依法取得了宗场证字（粤）F080020066号《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成立之前的名称有：“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兴宁市佛教协会助念组”、“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堂”，与现名称“兴宁市念佛堂管理委员会”属同一机构。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肖奎英、肖宏彬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兴宁市宗教局的答辩意见以及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的陈述意见，本案的处理涉及以下焦点问题的认定。
一、上诉人是否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兴宁市宗教局向原审第三人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颁发宗场证字（粤）F080020066号《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上诉人肖奎英、肖宏彬既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与该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兴宁市宗教局颁发宗场证字（粤）F080020066号《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并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肖奎英、肖宏彬在本案中并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是否依法取得了坐落于兴城官汕二路42、44、46号房产的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生效的兴宁市人民法院（2015）梅兴法民二初字第206号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4民终85号民事判决认定，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与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属同一机构，兴宁市佛教协会念佛小组与上诉人肖奎英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有效。故兴宁市念佛堂管委会已取得了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上诉人仍主张其还拥有兴城官汕二路42、44、46号房产的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贺 璐
审 判 员 张晓峰
代理审判员 邹俊锋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叶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