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81刑初383号
公诉机关台山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朱仲儒，男，1963年1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汉族，渔民，文化程度小学，住台山市。因本案于2017年2月21日被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8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泽坤，系广东盛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台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台检公诉刑诉[2017]3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仲儒犯行贿罪，于2017年8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谭绮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仲儒及其辩护人李泽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6年期间，被告人朱仲儒购买了一艘44千瓦没有合法有效船证的纤维渔船，因担心使用该渔船出海作业会被渔政部门查处，被告人朱仲儒找到时任台山市渔政大队川岛中队长苏某（另案处理）商量，苏某表示在渔政大队川岛中队三洲工作站有无人认领的船证，其能够帮被告人朱仲儒办理到一套44千瓦的船证。为了办理船证过户手续，苏某让朱仲儒提供相关的身份证件资料，被告人朱仲儒提供其本人和梁某的身份证给苏某，随后苏某用梁某的身份证伪造成原粤台山×××××渔船船主疗某添的身份证，以及伪造了相关买卖渔船合同书、申请表、渔船证件等资料，再利用职务便利，将登记在疗某添名下的粤台山×××××船证非法过户给被告人朱仲儒。随后，被告人朱仲儒利用该船证申报骗取了2006年至2012年的国家柴油补贴款292202.28元，2013年12月，被告人朱仲儒将粤台山×××××船证转卖给杨某，非法获利28万元。
为了感谢苏某在办理上述船证过户过程中提供帮助，以及为了在申报骗取国家柴油补贴过程中继续获得苏某的帮助，被告人朱仲儒分8次从骗取到的国家柴油补贴款和转卖船证非法获利中支取现金作为好处送给苏某，具体如下：
1、2006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6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三洲工作站苏某的办公室内送给苏某好处费7600元。
2、2007年年底，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7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三洲工作站附近送给苏某好处费5000元。
3、2008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8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三洲工作站附近送给苏某好处费7000元。
4、2009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9年全年的油补款后，在三洲工作站附近将7000元好处费交给苏某。
5、2011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10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内送给苏某好处费8000元。
6、2012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11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内送给苏某好处费10000元。
7、2013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12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内送给苏某好处费13000元。
8、2013年底，被告人朱仲儒将粤台山×××××船证转卖给杨某，非法获利28万元，大约半年后，朱仲儒在广海汽车站附近十字路口苏某的小汽车内送给苏某好处费30000元。
综上，被告人朱仲儒送给苏某好处费合共人民币87600元。
案发后，被告人朱仲儒已退回部分涉案款项共计283856.14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被告人朱仲儒的供述；证人苏某、李某、梁某、杨某、文某的证言；相关书证以及破案报告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朱仲儒无视国家法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法院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被告人朱仲儒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朱仲儒在庭审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基本属实，但其辩解苏某帮其办理粤台山×××××渔船过户手续时，没有告诉其船证是无人认领的，其没有向他人买船证，上述船证是苏某搞给他的，其不知道上述船证是套牌的。其领到上述船证后就当正常船证使用，去申请国家渔业柴油补贴。其已经向国家退回相关款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过重。
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朱仲儒行贿数额较小。2、被告人朱仲儒并非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主观恶性较小，其不知道苏某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办理的船证，也没有骗取国家燃油补贴的主观故意。3、被告人朱仲儒行贿是事后出于感谢等原因而做出的行为，并非当时就谈好的价格。4、被告人朱仲儒已退回全部非法所得，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被告人朱仲儒总共领取国家燃油补贴29万多元，其中送给苏某5万元，而朱仲儒总共退回28万元，已多退4万元，该4万元应该退回给朱仲儒。5、被告人朱仲儒在检察院追诉前就已主动交代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综上，辩护人认为朱仲儒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法庭对被告人朱仲儒判决免于刑事处罚，最多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2006年期间，被告人朱仲儒购买了一艘44千瓦没有合法有效船证的纤维渔船，因担心使用该渔船出海作业会被渔政部门查处，被告人朱仲儒找到时任台山市渔政大队川岛指导员苏某（另案处理）商量，苏某表示在渔政大队川岛中队三洲工作站有无人认领的船证，其能够帮被告人朱仲儒办理到一套44千瓦的船证。为了办理船证过户手续，苏某让朱仲儒提供相关的身份证件资料，被告人朱仲儒提供其本人和梁某的身份证给苏某，随后苏某用梁某的身份证伪造成原粤台山×××××渔船船主疗某的身份证，以及伪造了相关买卖渔船合同书、申请表、渔船证件等资料，再利用职务便利，将登记在疗某名下的粤台山×××××船证非法过户给被告人朱仲儒。随后，被告人朱仲儒利用该船证申报领取了2006年至2012年的国家柴油补贴款共计292202.28元，2013年12月，被告人朱仲儒将粤台山×××××船证转卖给杨某，得款28万元。
为了感谢苏某在办理上述船证过户过程中提供帮助，被告人朱仲儒分8次从申领到的国家柴油补贴款和转卖船证所得中支取现金作为好处送给苏某，具体如下：
1、2006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6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三洲工作站苏某的办公室内送给苏某好处费7600元。
2、2007年年底，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7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三洲工作站附近送给苏某好处费5000元。
3、2008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8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三洲工作站附近送给苏某好处费7000元。
4、2009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09年全年的油补款后，在三洲工作站附近送给苏某好处费7000元。
5、2011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10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内送给苏某好处费8000元。
6、2012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11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内送给苏某好处费10000元。
7、2013年，被告人朱仲儒领取到2012年的柴油补贴款后，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内送给苏某好处费13000元。
8、2013年底，被告人朱仲儒将粤台山×××××船证转卖给杨某，非法获利28万元，大约半年后，朱仲儒在广海汽车站附近十字路口苏某的小汽车内送给苏某好处费30000元。
综上，被告人朱仲儒从领取的柴油补贴款中送给苏某好处费57600元；从转卖粤台山×××××船证所得中送给苏某好处费3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87600元。
案发后，被告人朱仲儒已退回部分涉案款项共计283856.14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本院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人朱仲儒的户籍资料证实，被告人朱仲儒的身份情况，其犯罪时已经年满十八周岁。
2、台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买卖渔船合同书、疗某的身份证资料（疗某，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住址广东台山县，编号）以及广东省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申请表等证据证实，原登记在疗某名下的粤台山×××××渔船（捕捞船，总功率44千瓦）由疗某申请注销后于2005年11月10日通过买卖转让被告人朱仲儒。被告人朱仲儒又于2013年12月27日将上述渔船以28万元的价格转卖给杨某。上述证据已经过被告人朱仲儒及证人苏某、梁某、杨某的指认。
3、台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粤台山×××××渔船申领国家柴油补贴款申请表、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朱仲儒的银行账户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朱仲儒自2006年至2013年期间，以粤台山×××××渔船名义申请了2006-2012年度的国家柴油补贴款。上述渔船经检验，均通过2004-2012年度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的年审。
4、台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台山市上川镇捕捞渔船柴油补贴统计表证实，被告人朱仲儒签领了粤台山×××××渔船2006年-2012年度的柴油补贴款共计292202.28元，分别是2006年签领了8624元；2007年签领了16571.94元、746.14元；2008年签领了33755.26元；2009年签领了10384.04元、21084.27元；2010年签领了51782.05元；2011年签领了71456.6元；2012年签领了76390元。
5、台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证明证实，2006年第二次柴油补助资金通过财政局至农信社拨付到粤台山×××××朱仲儒的个人账户，金额1408元。由于2006年第二次柴油补助是2006年第一次柴油补助款剩余资金的再次分配，直接划拨到渔船所有人领取柴油补助款的银行账户，因此，2006年第二次柴油补助没有签领表。
6、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1）被告人朱仲儒在该社名下68×××11的银行账户于2007年12月18日进账16571.94元、于2008年7月7日进帐746.14元、于2008年10月23日进账33755.26元、于2009年8月31日进账10384.04元。（2）被告人朱仲儒在该社名下68×××11的银行账户于2006年12月30日进账8624元，2007年1月4日取现8600元，于2007年11月22日进账1408元。（3）被告人朱仲儒在该社名下账户80×××66于2010年9月21日进账21084.27元、于2011年9月29日进账51782.05元、于2012年9月28日进账71456.60元、于2013年11月1日进账76389.98元。（4）杨某银行账户80×××34于2014年1月2日转账23万元给被告人朱仲儒，并同日取现5万元。上述证据已经过被告人朱仲儒指认。
7、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扣押清单、扣押决定书及扣留、冻结财物收据证实被告人朱仲儒向该院退回涉案款项共283856.14元。
8、台山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苏某、李某的任职证明证实苏某于2004年4月至2008年3月，任广东省渔政总队台山大队川岛中队指导员；2008年3月至2011年8月任广东省渔政总队台山大队黄茅海中队中队长；2011年8月至2014年6月任广东省渔政总队台山大队广海湾中队中队长。李某于2000年9月至2008年6月任广东省渔政总队台山大队办事员；2008年7月至2009年11月任广东省渔政总队台山大队科员；2009年12月至2015年2月任广东省渔政总队台山大队船舶检验股副股长。李某于2001年4月30日获得验船员资格，从事小型渔业船舶检验。
9、台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关于渔用柴油补贴的相关法律文件与政策文件证实国家渔业船舶柴油补贴的相关手续，其中，油价补贴对象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件，即捕捞船应持有渔业船舶检验证、渔业船舶登记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但渔船实际不存在的不予补贴；非法审批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捕捞渔船，不予补贴。
10、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出具的破案报告证实，2017年1月，该局在办理原台山市渔政大队广海中队长苏某涉嫌贪污受贿一案中发现朱仲儒有行贿嫌疑。于是，该局通知朱仲儒到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问话，经该局调查核实，证实朱仲儒有涉嫌向苏某行贿的犯罪行为。同年2月21日，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朱仲儒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对朱仲儒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11、台山市公安局上川边防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及证明证实，疗某编号的身份证实际上是梁某的身份证号码。
12、证人文某（台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大队长）的证言：渔船船证包括渔业捕捞许可证、渔船国籍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渔船出海签证薄、渔业船舶检验许可证等，其中捕捞许可证是海洋与渔业局渔业与远洋捕捞股办理和颁发的，渔船国籍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渔船出海签证簿、渔业船舶检验许可证由我渔政大队办理和颁发。
申请办理新的渔船船证，由于国家对捕捞许可的控制很严，一般不批准新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因此，一般不批准新建造渔船，现在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办理新的船证，一是更新渔船，即旧的渔船根据现有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更新渔船；二是拆解合并建造新船，即多艘渔船拆解后合并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建造新船，这两种情况必须要求船证一致，即单独只有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没有对应船只是不能建造新船办理船证的。按照规定，渔船和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必须要对应一致、一起买卖，单独买卖渔业船网工具指标，伪造相关的拆解手续进而转移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是违反有关规定的。
13、证人苏某的证言：大约2006年，我在川岛渔政中队三洲工站工作期间，经常和当地的上川人朱仲儒在三涝工作站附件的大排档吃饭、喝茶，有时朱仲儒上山采蜂蜜也会免费送给我几罐，所以我和朱仲儒的关系比较好。有一天我和朱仲儒在“朱荣记大排档”喝茶聊天时，朱仲儒跟我说，他有一艘44千瓦的纤维快艇没有渔船证件，问我能不能帮忙给他办套船证，我就说我们三洲工作站刚好有一套44千瓦的船证没人认领，我可以将该套船证办理至朱仲儒名下，套在他的快艇上使用。朱仲儒当时表示同意，并叫我帮忙办理。于是我就回去着手帮其办理过户手续，由于当时办理渔船过户需要提供买卖双方的身份证件，买卖合同、申请表及相关渔船证件等资料，但由于我们没有原船主疗某的身份证件，于是我就叫朱仲儒提供一个三洲人户口的身份证让我们用于伪造原船主的身份证。另外，我还伪造了买卖渔船合同书及渔船登记申请表交给朱仲儒签名，之后就由我作为渔政管理人员在申请表船籍港渔监意见一栏签名、盖章，再上报台山市海洋渔业局审批后就将粤台山×××××渔船船证过户到朱仲儒的名下。
上述船证原来登记的船主是疗某，但疗某应该是外地人，他换证后一直没有来领取新证，我当时也问了很多当地人，但没人清楚船主的情况，也从来没有见过这艘渔船存在，所以这份船证是只有船证没有实际渔船存在的，我们将上述船证过户给朱仲儒时也就没有实际的船舶交付。办好上述船证过户后，朱仲儒就将该船证套在自己的快艇上使用，并利用该渔船指标申报领取油补。
我帮朱仲儒将上述粤台山×××××渔船证件过户给他后，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申报办理2006年的柴油补贴，于是我就告诉朱仲儒可以利用该船证去村委会申请办理当年的油补。具体程序就是由朱仲儒提交资料到村委会在油补申请表上签名，由村委会、镇政府签字盖章后，经我三洲工作站审核船证后，再上报上级渔政部门审批，最后财政部门就将油补款汇入朱仲儒名下的银行账户。领了第一年的油补后，此后每年到了申请油补时间，朱仲儒就自己自动去办理申报油补手续。其中2006至2008年在我三洲工作站的申报审批手续都是我经手审核通过的。我知道从2006年至2012年每年朱仲儒都以其粤台山×××××渔船的名义去申报油补。
我帮朱仲儒将粤台山×××××过户至其名下后，所有油补申请都是由朱仲儒去操作的，油补款也是直接汇入朱仲儒的银行账户，朱仲儒没有跟我说过这艘船具体申领油补的数额，所以我不清楚该船买际申报领取了多少油补款，以查阅相关书证为准。但是我记得2006年朱仲儒领到的第一笔油补款是基本全部拿出来给我，此后每年他领到油补款后就随意送一点给我。
我将粤台山×××××过户给朱仲儒，并没有跟他商量如何分配油补款的事情，我当时是因为跟朱仲儒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才想帮一下他，于是就将该船证擅自过户给他，朱仲儒后来申领到油补款，也是出于感谢才给一些钱我，一般都是他给多少我就拿多少。我记得朱仲儒在领到2006年第一笔油补款后，是差不多全部拿出来交给我，因为当时我刚好帮他办理了船证过户不久，基于我对他的上述帮忙，所以当年的该笔油补款大约8600元他全部提出来交给我，当时朱仲儒打电话约我在三洲工作站附近，然后将8600元款项交给我，并说感谢我对他的帮忙，我收钱后从中拿出1000元交回给朱仲儒，作为给他用来续牌使用，并说以后该船牌就属于他的了。由于我擅自过户上述船证给朱仲儒的事，李某也知道，所以我收到朱仲儒送的上述7600元后，回来就从中分了一半即3800元给李某。
2007年底，应该是朱仲儒领到当年的油补款，他又打电话给我，说是感谢我帮忙办个船证给他并让他可以申领油补，想给点钱我喝茶，然后对约我在三洲工作站附近等，见面后他将5000元现金送给我。2008年，当时我已经调离三洲工作站，有一天朱仲儒知道我到三洲办事，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是感谢我帮他办理船证并让他领了当年油补想送点钱给我作为饮茶费，然后就约我在三洲工作站附近等，见面后他就送了7000元给我。2010年，应该是朱仲儒领到2009年度的油补款后不久，刚好我又来三洲办事，于是他又打申话给我，说感谢我帮他办理船证并让他领了油补，想送点钱给我作为饮茶费，然后就约我在三洲工作站附近等，见面后他送了7000元给我。2011年，我已调到广海工作，有一天朱仲儒打电话给我，当时应该是他领到2010年度的油补款不久，所以他又说感谢我帮他办理船证并让他领了油补款，想送点钱给我作为饮茶费，并约我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吃饭，见面后朱仲儒送了8000元给我。2012年的一天，应该是朱仲儒领到2011年度的油补款不久，他又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过来厂海，并说感谢我帮他办理船证并让他领了油补，想送点钱给我作为饮茶费，并约我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吃饭，见面后他就将10000元送给我。2013年的一天，应该也是朱仲儒领到2012年度的油补款不久，他又打电话给我，也说有事过来厂海，并说感谢我帮他办理船证并让他领了油补，想送点钱给我作为饮茶费，并约我在广海一间大排档吃饭，见面后他就将13000元送给我。
2013年后，朱仲儒将上述船证转移给他人，此后就没有再利用该船证申领油补，所以也没有再送钱给我。朱仲儒转移船证是他自己联系办理的，他具体什么时候转移，卖了多少钱，我就不清楚。我只记得大约2014年的一天，朱仲儒打电话约我到厂海汽车站附近见面，当时我开车去到后，他就在我的车上将3万元现金（外面用报纸包装好）交给我，并说他的船证已转让出去了，多谢我之前对他的帮忙，该3万元是送给我饮茶的，我收钱后就开车载他离开了。
我将一套渔船证件（粤台山×××××）非法过户给朱仲儒，使朱仲儒可以将该船证套在其无牌无证的快艇上使用，以规避渔政部门的检查罚款，同时，我帮忙将该船证办理到朱仲儒名下后，使朱仲儒利用该套船证骗领了2006年至2012年度的国家渔业油价补贴，后来朱仲儒将该套渔船船证转让出去后又可以非法获利。由于上述原因，朱仲儒就送了上述87600元给我，以作感谢我对他的帮助。除给了3800元李某外，其余款项全部由我个人拿取，并用于我个人日常开支花去。
14、证人李某的证言：大约是2006年的时候，我和苏某在渔政大队川岛中队三洲工作站工作，期间有一天，朱仲儒来到我们在三洲工作站的办公室，当时三洲工作站就只有一个办公室，我和苏某就在这个办公室一起办公，朱仲儒来找苏某的时候，我当时也在现场，我听到苏某和朱仲儒商量转移船证的事情，事后苏某也有跟我说过要将我们工作站其中一个无人认领船证转移给朱仲儒，我当时跟苏某说，你转就转了，我也同意，随后苏某就着手办理该船证转移手续，最后，苏某将一个无人认领的功率是44千瓦的船证转移到了朱仲儒的名下，该船证具体的船牌我不清楚。苏某只跟我说过转移船证给朱仲儒的事，没有商量骗取油补怎么分配的问题。至于苏某和朱仲儒怎么商量骗取柴油补贴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上述船证原来登记的所有人是个外地人，该船证换发新证后，该新证就一直留在我们办公室的，过了几年都没人过来认领，所以苏某将上述船证过户给朱仲儒时肯定是没有实际的船舶交付。我记得在苏某将上述船证转移给朱仲儒后，过来一段时间，朱仲儒来到我们三洲工作站的办公室找苏某，当时朱仲儒跟苏某说已领取到2006年柴油补贴，为了感谢苏某，朱仲儒在办公室内将一把现金交给苏某，金额具体是多少我不清楚，朱仲儒离开办公室后，苏某就从刚刚朱仲儒给他的钱里面拿出3800元给我，并跟我说这些钱是朱仲儒利用上述船证骗取柴油补贴后分给他的感谢费，我听苏某这样说，我就收了该3800元。我收了苏某的钱后，在后来该船证领取油补过程中，我就在验船和年审方面给予方便，也就是我明知道朱仲儒的船证是不相符的，我还在验船和年审的过程中给予通过，具体的操作是我在随后几年验船和年审登记表中签名，让上述船证顺利通过验船和年审，所以朱仲儒才能顺利骗取到国家柴油补贴。苏某就给过我一次钱，就是上述在三洲工作站办公室内，苏某交给了我3800元现金，之后就没给过钱我了。朱仲儒没有给过我好处。我听上川的渔民说，朱仲儒在几年前巳经将上述船证转卖给他人，具体转卖给何人我不清楚，反正朱仲儒将上述船证转卖给他人后就没有骗取柴油补贴了，他具体骗取了多少年的油补我不清楚。
15、证人梁某的证言：经办案人员出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号码为,姓名疗某，住址台山县上川镇三洲街。）给我辨认，上述身份证的号码和我的第一代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而且除了姓名外，该身份证复印件的其他信息（出生年月、住址、相片等信息）和我之前使用的第一代身份证也是一样的，因此，上述身份证是假的，至于上述身份证复印件从何而来我不清楚，可能有人冒用我的第一代身份证对名字进行了篡改。我名下没有渔船或船证，我从来没有办理过渔船转让手续。更加不可能有渔船转让给朱仲儒。
经办案人员出示粤台山×××××渔船《广东省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申请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小型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及附件姓名为疗某身份证复印件、《买卖渔船合同书》（甲方疗某，身份证号码；乙方朱仲儒，合同内容疗某将粤台山×××××船卖给朱仲儒，落款时间2005年11月10日）给我辨认，上述粤台山×××××船证登记所使用附件身份证的号码和我的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但我没有粤台山×××××的船证或渔船，而且其船主的名字（也即身份证显示的姓名）是疗某，可能有人冒用我的身份证号码修改名字后登记了该船证。经我辨认，上述资料中“疗某”的签名不是我本人签的，我也不认识一个叫疗某的人员，至于上述资料从何而来我也不清楚。我有借过身份证给朱仲儒，他是我妹夫，不过我记得应该是比较久之前的事了，至于当时因什么事借用我的身份证我记不清了。
16、证人杨某的证言：我是渔民，一直从事出海打渔工作。大约2013年年底，我想购买一套功率44千瓦的船证来拼装大船，经我在上川三洲的一个叫“碧山”的朋友介绍，我得知朱仲儒手头上有一套44千瓦牌号为粤台山×××××的船证要出售，随后我和朱仲儒联系并开始商量购买船证的事情，我们商量好该船证的交易价格是28万元。之后，我就去到上川沙堤找到朱仲儒，我们一起在沙堤渔政工作站签订了买卖渔船合同书和申请书等材料，我记得当时先给了朱仲儒一部分定金，具体金额我忘记了，等到粤台山×××××船证过户登记到我名下后，我就将剩下的钱全部交付给朱仲儒了，具体是以转账还是现金交付我，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跟朱仲儒购买粤台山×××××船证的时候，朱仲儒当时跟我说该船证只有一套证件，没有相对应渔船的，所以朱仲儒没有实际渔船交付给我。粤台山×××××船证登记在我名下后，我利用该船证拼装了一艘粤台渔32153的大船，该渔船我至今还在使用。经办案人员出示粤台山×××××渔船的买卖渔船合同书（甲方朱仲儒，乙方杨某，合同签订时间是2013年12月27日）给我辨认，上述合同书是我和朱仲儒一起在沙地渔政工作站签订的，合同书中乙方“杨某”是我本人签订的。
17、被告人朱仲儒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苏某在川岛中队三洲工作站工作期间，我经常和他在三洲工作站附近的“朱荣记大排档”吃饭、喝茶，有时我也送一些蜂蜜给他，我和苏某的关系不错。2006年11月左右的一天，我和苏某在“×××大排档”喝茶聊天，期间，我跟苏某说，我有一艘44千瓦的纤维快艇没有渔船证件，问苏某能不能帮忙给我办套证件，苏某就跟我说，他三洲工作站刚好有一套44千瓦的船证没人认领，他可以将该套船证办理至我名下，套在我这艘快艇上使用。我当时表示同意，并叫他帮我办。当时苏某跟我说，办理渔船过户手续，需要提供买卖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由于他没有原船主的身份证件，于是苏某就叫我提供一个三洲户口的人的身份证给他用于伪造原船主的身份证，所以当时我就将我本人的身份证及我大舅梁某的身份证一起交给苏某，由苏某利用我大舅的身份证复印件伪造了原船主的身份证复印件。另外，苏某还伪造了买卖渔船合同书及渔船登记申请表交给我，由我在渔船买卖合同和申请表上签名，之后就由苏某作为渔政管理人员在申请表船籍港渔监意见一栏签名、盖章，之后再上报台山市海洋渔业局审批后，就将粤台山×××××渔船船证过户至我的名下。苏某只是将粤台山×××××渔船船证过户登记到我名下，没有真实渔船转移给我。
经办案人员出示粤台山×××××渔船《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广东省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申请表》、《买卖渔船合同书》、疗某身份证复印件等过户资料给我辨认，这些资料就是粤台山×××××渔船船证过户至我名下的相关材料。其中，《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买卖渔船合同书》是苏某填好相关内容后由我签名的；《买卖渔船合同书》、《广东省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申请表》上原船主“疗某”的签名是苏某伪造的；疗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是我将我大舅的身份证提供给苏某由苏某伪造的。
苏某将粤台山×××××渔船船证过户至我名下后，我将粤台山×××××渔船船证套在我那艘无牌无证的快艇上使用，这样我出海作业时就能够规避渔政部门的查处。另外，我利用该套船证骗领了2006年至2012年的国家柴油补贴款。为了感谢苏某，我于2006年至2013年分8次送了合共87600元给苏某，具体送好处费给苏某的经过与证人苏某证实的基本一致。
我记得第一年申请油补是办理船证后过了两三个月苏某告诉我可以申请油补，于是我就去到村委会办理申请油补手续。此后每年到申请油补时我就自已自动去办理油补申报手续。每次都是我到村委会在油补申请表上签名后，由村委会、镇政府签字盖章后，经三洲工作站审核船证后，再上报上级渔政部门审批后，财政部门就将油补款汇入我在信用社开具的银行账户。经办案人员出示我在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3个账户（80×××66、68×××11、68×××11）的银行流水给我辨认，我看过上述银行流水并计算后，我以粤台山×××××的船证一共申领了2006年至2012年的油补合共29万多元。
粤台山×××××的船证是属于无人认领的船证，按规定应依法上交上级渔政部门办理船证注销手续，但苏某利用渔船管理审批职权，通过伪造原船主疗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名，将该套船证过户至我名下，是不符合规定的。按照油补申报文件规定，渔船义须有合法有效的渔船证件，且船证相符，并出海作业不少于三个月才能领取，粤台山×××××船证有没有与该船证相符的真实渔船存在的，我用该套船证领取油补是不符合规定的。
我所有的44千瓦的纤维快艇是我于2006年购买的，购买后我一直用来捕鱼，大约于2012年我的该艘纤维快艇被人偷了，我觉得该艘快艇被偷了，留着粤台山×××××渔船的船证也麻烦，所以在2013年我就以28万元的价格将粤台山×××××渔船的船证出售给汶村的杨某。
综上证据，被告人朱仲儒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证人苏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朱仲儒为使其一艘44千瓦的纤维渔船（没有合法有效船证）在出海捕捞时规避渔政部门查处，向时任台山市渔政大队川岛指导员苏某提出，请求苏某帮忙办理一套渔船证件套在上述纤维渔船上使用，苏某表示在渔政大队川岛中队三洲工作站有无人认领的船证，其能够帮被告人朱仲儒办理到一套44千瓦的船证。为了办理船证过户手续，苏某让朱仲儒提供相关的身份证件资料，被告人朱仲儒提供其本人和梁某的身份证给苏某，随后苏某用梁某的身份证伪造成原粤台山×××××渔船船主疗某的身份证，以及伪造了相关买卖渔船合同书、申请表、渔船证件等资料，再利用职务便利，将登记在疗某名下的粤台山×××××船证非法过户给被告人朱仲儒。被告人朱仲儒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知其纤维渔船没有合法有效的渔船证件，主动向苏某提出请求帮忙办理一套渔船证据套在上述纤维渔船上使用，以规避渔政部门查处，在成功办理粤台山×××××船证的过户手续后，为感谢苏某的帮忙，从2006年至2013年，共输送好处费共87600元给苏某，被告人朱仲儒的行为已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朱仲儒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朱仲儒在办理粤台山×××××船证的过户手续时不知道该船证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证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仲儒无视国家法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仲儒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朱仲儒的量刑建议恰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朱仲儒利用粤台山×××××船证申领2006年至2012年国家柴油补贴款共计292202.28元，属于违法所得，应依法予以没收，因其已从该款项中送给苏某好处费57600元，苏某该违法所得亦应予以没收，故在本案中没收被告人朱仲儒违法所得234602.28元。案发后，被告人朱仲儒积极退回涉案款项，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朱仲儒提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过重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朱仲儒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朱仲儒行贿是事后出于感谢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其他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别自2015年11月1日、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朱仲儒犯行贿罪应当适用旧法和新的司法解释进行定罪量刑。依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朱仲儒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二、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扣押被告人朱仲儒的违法所得234602.28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被告人朱仲儒的其他财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温玉燕
人民陪审员 冯伟聪
人民陪审员 甄惠嫦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谭玉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