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88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玉琴，女，197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丽，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唯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45l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63035215A。
法定代表人：祝建松，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铸峰，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骆玉琴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唯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地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0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2月20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骆玉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丽，被上诉人唯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李铸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房屋所有权人分别为案外人包阿良与陈芬花、陈海军与钱容娟、陈光辉与胡淤平（后房屋二层的产权人变更为包一涵）。2010年11月5日，陈海军与钱容娟、陈光辉与胡淤平委托包阿良代为办理上述房屋的出租手续，包括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收取租金等。同日，张优庆、邵海燕以“唯地公司（筹）”的名义就上述房屋与包阿良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产权人将案涉商业用房及房屋配套的地下车位使用权出租给唯地公司使用，房屋建筑面积17547㎡，租期共20年，自2010年11月1日至2031年4月30日，租金9500万元，于2010年11月5日前交付上述商业用房。唯地公司可将其租赁的房屋整体或分批转租、转借或其他方式交与第三者使用或合用，但转租、转借后的手续须报告至房屋所有权人等内容。同日，唯地公司与杭州添浩家电有限公司(下称“添浩公司”)（颐高数码）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唯地公司将案涉商业用房及地下车位的使用权出租给添浩公司，租期自2010年1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前5年租金合计2950万元，第6年至第10年租金按当年市场价格定义，并由双方协商决定等内容。2010年11月11日，唯地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优庆，邵海燕为公司监事。
之后，唯地公司（甲方）与骆玉琴（乙方）等众多租赁户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商业用房的商铺出租，租期20年，自2011年5月1日至2031年4月30日，并约定了商铺编号、承租单价及总价，本案中骆玉琴的商铺编号分别为2025，承租总价为237705元。乙方承租标的商铺后，前十年将标的商铺委托给甲方，由颐高数码运营商经营。甲方按照合同承租的总价款，前五年每年为乙方提供约定租金，第一年租金为承租总价的7%，从租赁款中直接抵扣后，乙方已于合同签署当日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租赁价款。在委托期内，甲方未按约定方式支付乙方租金，逾期支付90日内，甲方每日按照实际承租合同总价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逾期达90日以上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向乙方退还标的商铺的全额租赁款。双方经协商解除合同，或依照合同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则双方签署的《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一并解除等内容。同日，骆玉琴支付了商铺租赁款，并与唯地公司签订二份《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约定骆玉琴将租赁商铺委托给唯地公司经营管理，委托租赁及经营管理期为10年，自2011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甲方在委托期内有权将标的商铺出租给第三方使用，乙方同意甲方与第三方签署标的商铺的租赁合同。甲方按如下约定向乙方支付租金：前五年甲方按照乙方承租合同总价款第一年7%、第二年7%、第三年8%、第四年8%、第五年9%支付租金；第六至十年，依据标的商铺甲方所得实际租金收益扣除10%后支付。第一年租金已在乙方缴纳的承租款中直接抵扣，之后九年的租金支付，甲方采用先付后用形式，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具体支付时间为当年4月30日前、10月30日前，甲方将半年租金全额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签订合同后，无需支付委托期内标的商铺产生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一切运营相关费用。委托期内，甲方对标的商铺享有完全自主管理权力，有权对受托租赁及管理的商铺统一招商，并按照经营要求统一安排品牌。根据商场的统一规划和各种品牌经营的需求，乙方同意甲方或其招商客户根据经营需要在场内统一设计、出租、装修等，但不影响乙方商铺的租金收益。委托期内，甲方负责整体物业的装修及设施设备，并有权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对标的商铺进行装修装饰。在委托期内，甲方未按约定方式支付租金，逾期支付90日内，甲方每日按照实际承租合同总价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逾期达90日以上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向乙方退还标的商铺的全额租赁款等内容。
2013年2月28日，添浩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载明“添浩公司需另行注册成立太古公司，原唯地公司与添浩公司的租赁关系相应变更为与太古公司的租赁关系，添浩公司愿意为该租赁关系提供担保，承诺保证按合同履行一切责任和义务”等。后太古公司（杭州太古数码有限公司的简称）将案涉商铺又分别转租给他人使用。2016年3月1日，唯地公司与太古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太古公司已从2013年2月28日开始实际履行原合同至今，双方对原合同第六条租金的计算与支付的6.2条款中“每年的租金”，确定为太古公司根据该年度从市场实际经营户中收取的租金总额中扣除该年度太古公司运营成本后所得的所益。太古公司运营成本主要包括品牌引进费、人员工资、福利费、水电物业服务费、设备维修费、广告费、公关费、国家规定的相关税费、工程设备设施市场改造费等费用。太古公司在每年度所在的自然年的10月30日前向唯地公司递交该年度的运营成本报告，唯地公司有权对运营成本进行审核、监督。按本协议第一条第1款计算确定的“每年的租金”最少不得低于800万元/年。租金支付时间为每年度所在自然年的4月20日、10月20日。在唯地公司书面授权为前提下，太古公司同意根据唯地公司和其委托人（承租户）签署的合同，代为支付每年的租金收益，计算公式如下：承租户租金=该承租户的承租总价/所有承租户的承租总价*按本协议第一条第1款计算确定的“每年的租金”。该协议是原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内容。
2016年度，太古公司已实际向唯地公司打款共计800万元。唯地公司方已按合同总价款4%标准向骆玉琴支付2016年度租金9508元。其间，前案徐国华等人曾起诉来院，要求唯地公司补足2016年少付的租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及同年6月就该批案件作出判决，徐国华案件中认为“被告应按标的商铺从实际经营户中应收取的租金收益（即12896362.80元）扣除10%后，按原告所付租金总额比例支付给原告，不足部分应予补足，即被告应支付原告剩余租金[12896362.80元×0.9×（163788元÷203223028元）]－6552元=2802元”等，并据此判决唯地公司补足款项。因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前述判决均已生效，唯地公司已按判决内容履行付款义务。2017年7、8月，唯地公司按前述生效判决确定的标准（约为合同总价款的5.7%）补足了其他租赁户2016年度的租金，2017年度的租金暂按半年2%的标准预付。因案涉争议，骆玉琴起诉来院，案经调解无效。
唯地公司从包括骆玉琴等承租人处收取的租金总额为203223028元（未扣除第一年的返租收益），太古公司与颐高数码实际经营户签订的合同租金总额为12896362.80元。
马颂尧系添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持股人，其曾代唯地公司直接向承租户支付部分租金。
2017年7月11日，骆玉琴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及《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唯地公司全额返还骆玉琴租金237705元；2、本案受理费由唯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骆玉琴和唯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损害他人利益，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主要争议点即案涉合同是否符合约定解除条件或成立法定解除。其一，关于约定解除条件成立与否。案涉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为“甲方未按约定方式支付租金，逾期达90日以上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向乙方退还标的商铺的全额租赁款”等。首先，从合同文义解释角度分析，前案诉讼过程中，双方对2016年度租金欠付与否及计算标准存在争议，前述生效判决经衡量确定其计算标准及欠付金额，双方对以该标准计算租金收益未提出异议，且对此并未提起上诉，故本案应以判决生效之日计算约定解除权行使的起算点，之后唯地公司认可并已实际按该标准补足2016年度租金收益，至此约定期间尚未届满，故该约定解除条件尚未成就。基于此，结合唯地公司方实际已按确定标准支付租金等事实，本案尚难充分认定唯地公司客观上拖延支付且主观上存在恶意。其次，合同约定第六年开始的租金支付条件，已明确将市场商业风险包括在内，双方均有承担该风险的义务，故据此认定唯地公司恶意拖欠尚难成立。综上，不能据此认定本案符合约定解除条件。其二，关于法定解除问题。因骆玉琴主张的解除理由中包括法定解除的主张，故予以一并审查。首先，从合同目的解释角度，分析“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法定解除的要件，本案骆玉琴实际上租赁权与占有使用权益相互分离，其合同目的明显体现在委托管理中的租金收益，而不在于占有使用，而唯地公司均按确定标准履行其支付义务，骆玉琴也享受相应租金收益，故难谓其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其次，基于利益衡量，委托合同前六年，骆玉琴已取得相应租金收益及投资回报，这也符合合同预期及双方预期利益，并利于交易稳定及实际经营者的利益，故不能认定法定解除成立。综上，骆玉琴主张解除合同并依约返还全额租金的请求，依据不足，故不予支持。唯地公司方相应合理辩称，于法有据，故予以采信。据此，本案经一审法院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骆玉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66元，减半收取计2433元，由骆玉琴负担。
宣判后，骆玉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唯地公司在原审中并未提供如下材料作为证据，如唯地公司和案外人添浩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添浩公司的担保承诺书，唯地公司和案外人太古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等，但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可能系该等材料所载内容部分为案件事实。该等材料并未构成一审证据，未经骆玉琴质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唯地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为2016年案外人太古公司打款给唯地公司总金额为350万元的打款凭证，一审判决依据唯地公司提供的不足额的几张打款凭证，直接认定2016年太古公司已实际向唯地公司打款租金800万元，唯地公司的实际租金收益为800万元。而唯地公司与案外人添浩公司、太古公司是否存在合法的租赁法律关系，及其双方是否实际履行，一审未经庭审查明和双方举证质证，却在一审判决中直接认定唯地公司与案外人存在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并直接作为本案判决的事实依据。而实际上，添浩公司、太古公司并非骆玉琴与唯地公司合同约定的颐高数码运营商，骆玉琴根本不清楚唯地公司与添浩公司、太古公司之间的合作，且该合作已经严重损害了骆玉琴的利益。唯地公司在本案追诉前，已按照双方合同总价款4％的标准向骆玉琴支付2016年度的租金，但骆玉琴并未在一审中认可唯地公司应付租金为5.7％，而是认为即使是按照前案徐国华等判决所载的合同总价款5．7％的标准，唯地公司也已然构成少付，符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骆玉琴从未认可前述5.7％的租金标准为2016年度唯地公司应付的租金标准。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无充足的证据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l、本案系格式合同纠纷，非一般的合同纠纷，一审判决未以此为基础，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合同系格式合同，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和《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系唯地公司提供，案涉合同除了骆玉琴个人信息和合同价款、铺位信息外，所有租赁户其他合同条款基本一致，且签署时不允许租赁户更改。故案涉合同应依法做有利于骆玉琴的解释和适用，一审判决应以此为基础适用法律。2、本案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案涉合同约定：第六至十年，依据标的商铺唯地公司所得实际租金收益扣除10％后支付。从双方约定的条款来看，双方对2016年度租金欠付与否及计算标准并未存在争议，只是唯地公司并未向骆玉琴公开2016年度的实际租金收益，而直接以远低于应付租金标准的合同总价款4％的标准向骆玉琴支付租金，对此，骆玉琴提出异议，认为唯地公司违反合同条款，触及合同约定的解除条款。案涉合同又明确约定，在委托期内，唯地公司如未按约定方式支付租金，逾期达90日以上的，骆玉琴有权解除合同，唯地公司向骆玉琴退还标的商铺的全额租赁款。根据该约定条款的文意解释本案应以合同约定的唯地公司应付未付租金之日满90天的次日作为约定解除权行使的起算点，一审判决以双方对租金支付有争议为由并提出应以判决生效之日计算约定解除权行使的起算点，无法律依据和合同约定依据。双方合同约定的解除条款以是否逾期90天以上为唯一解除条件，并未约定主观恶意条件，因骆玉琴作为弱小的自然人一方，个人无从判断唯地公司逾期付款是否存在主观恶意。本案中，唯地公司在双方涉诉后以合同总价款5.7％的标准向骆玉琴补足租金，恰恰说明唯地公司违约的事实及欠付少付租金的事实，已经触及了双方约定合同解除条款。更何况，唯地公司在骆玉琴多次要求甚至涉诉至今仍拒绝公布2016年度的实际租赁收入的财务信息等，且在其自认2016年度租金收益为800万的前提下，2016年度应付租金之日未按该标准支付骆玉琴租金，而是远低于该标准仅以4％的标准向全部的租赁户支付租金。事后看来，唯地公司主观上存在明显的恶意，客观上拖延支付，已经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造成了骆玉琴的损失，至少是租金利息收入的损失，本案应无条件适用双方合同约定的解除条款解除合同。因此，原审对案涉合同应作却未做有利于骆玉琴的解释，且歪曲解释合同约定条款，擅自增加所谓主观恶意因素为约定解除的前置性条件，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合同约定优先的法律原则，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已经达到法定解除条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合同的目的仅为租金收益，而不包括占有使用，认定错误。如果说2010年至2020年，双方的合同目的主要为租金收益，但委托租赁和管理只有前10年，2020年至2030年这后10年，对骆玉琴而言，其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的目的首先是占有使用。2010年至2020年，从双方合同目的解释角度，骆玉琴的合同目的主要是每年收到约定的符合市场价格的足额的租金收益，而租金的市场价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双方签订合同时，颐高数码市场刚刚开始建设，一般的市场需要三五年的培育，为了保证骆玉琴的租金收益及双方对市场前景的认可，双方在前五年(20l1-2015年)约定了固定比例的租金收益，但对第六至十年的租金，双方对高于前五年的收益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只是对具体的数额无法确定。双方签订合同时，骆玉琴对第六年租金收益存在等于乃至高于合同总价款9％的合理期待，即可获得租金收益逐年递增，而非第六年忽然直线下降，这是骆玉琴对“实际租金收益”的合同理解。当然实际的租赁市场行情是不确定，但从颐高数码广场的实际运营来看，2016年实际承租户实际支付的租金也是远高于之前的五个年度的。所以，即使是原审确定的5.7％的租金标准，也是远低于合同签订时骆玉琴的预期，远低于2016年度的实际市场价格的，故2016年骆玉琴虽然收到了4％的租金收益，但该收益不是唯地公司应付骆玉琴的足额租金收益，虽唯地公司在前不久向骆玉琴补至5.7％的租金收益，但该租金收益并非合同约定的唯地公司实际租金收益扣除10％以后的金额，仍是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并未得到骆玉琴的认可。再加之唯地公司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主观上恶意拒付，客观上拖延支付，2017年度向包括骆玉琴在内的所有租赁户的实付租金同样是少于应付租金，骆玉琴认为未来三年唯地公司存在预期违约，少付实际租金收益的巨大可能，骆玉琴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却也不想每每诉诸法律，故，反而是解除案涉合同更有利于争议解决和社会稳定、合法交易的稳定。至于实际经营者的利益，因多层转租之故，导致实际经营者实际支付的租金远高于骆玉琴实际收到的租金金额，所以解除案涉合同，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实际经营者的利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依法撤销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092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骆玉琴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唯地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唯地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己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己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己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骆玉琴称在一审中唯地公司未提交与添浩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添浩公司的担保承诺书等材料，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可能系该等材料所载内容部分为案件事实，故违反法定程序。但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该部分案件事实，系一审法院依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浙0109民初13054号等若干份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所做出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的规定，且骆玉琴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推翻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一审判决以此认定案件事实，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并无错误。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浙0109民初13054号等民事判决书，载明已查明唯地公司与添浩公司、太古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且己查明唯地公司与承租人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租金总额为203223028元，太古公司与颐高数码实际经营户签订的2016年度合同租金总额为12896362.80元。故一审法院依据先前生效的判决，确认唯地公司己按照法院确定的事实及标准补足骆玉琴的租金的事实。而骆玉琴在上诉状中所称，其不清楚唯地公司与添浩公司、太古公司之间的合作，并且认为唯地公司按照法院判决认定的标准补足租金后仍构成少付租金。《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骆玉琴对于其主张，大多以主观想法来猜测和断定，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唯地公司仍然少付租金这一观点，也无证据推翻先前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故一审判决在对案件事实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认定，并无错误。三、骆玉琴无权要求解除合同。l、唯地公司在法院判决此类案件之前，实际已经超额支付2016年度的租金。唯地公司将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5l号1-3层的商铺出租给各业主并被授权委托租赁后，与添浩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将商铺整体交予了添浩公司，由添浩公司统一管理。骆玉琴与唯地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第二条第二款明确约定，第六年至第十年，依据标的商铺甲方所得实际租金收益扣除10％后支付给乙方。2016年度唯地公司所得实际租金收益为800万元，据此仅需按720万元为基数向骆玉琴等业主支付租金，但实际唯地公司按照800余万元为基数向骆玉琴等业主支付租金，且未扣除本属于唯地公司所拥有租赁权(即未出租给业主部分)的部分。因此唯地公司在法院判决此类案件之前，实际已经超额支付2016年度租金，为此骆玉琴无权要求解除合同。2、法院此前判决的租金系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骆玉琴无权据此主张解除合同。关于2016年度租金，此前萧山法院在审理其他案件过程中，系酌情认定按照从实际经营户中应收取的租金总收益(即12896362.80元)扣除10％后的金额作为各业主予以分配的租金总额，即该金额是法院酌定的。法院判决书的落款日期最早一份是在2017年5月22目，判决生效应当在该时间之后，对于法院已经判决生效部分部分已经按判决时间及金额进行支付。3、唯地公司不存在违约的故意，骆玉琴无权据此主张解除合同。因唯地公司此前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同时唯地公司在法院判决此类案件之后，也在积极筹措资金以准备向各业主进行支付，目前2016年和2017年的租金都已按照法院判决此类案件的标准完成支付。故唯地公司并无违约的主观故意，骆玉琴无权依法院判决要求按前五年的标准支付租金，也无权主张唯地公司违约而解除合同，更无权依据另案的判决要求解除合同。4、骆玉琴及其他业主都已全权委托唯地公司管理商铺，商铺也己租赁给实际经营户承租户，若解除合同会影响整个商场的运营，也会影响其他业主的利益。关于商铺不存在问题。商铺客观存在，招租商场是整体平面，后根据整体业态调整。委托合同的第一条第五款是有权根据经营需求变更业态定位及业态分布。以及，第三条的第一款关于标的商铺管理也是根据商场的统一规划和各种品牌的经营需求，可以在场内统一设计出装修，提出的也是一个市场整体的概念。按照合同，十年期满后，唯地公司会将商铺改造成原来的样子，交付给骆玉琴。同时，本案的争议是解除合同，讨论格式合同意义不大。综上，请求驳回骆玉琴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骆玉琴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房屋租赁合同，欲证明唯地公司存在少付、拖延支付甚至不付租金的主观恶意，本案符合合同解除条件，唯地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的事实。
上述证据材料经出示，唯地公司发表意见称：对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核认为，唯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达到相应的证明目的，唯地公司的异议成立，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唯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二审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及《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约定，本院认定双方协商一致由唯地公司对案涉商铺进行统一布局整改、装饰装修并统一运营，并由唯地公司向骆玉琴支付租金收益，案涉商铺的现状不影响双方合同的履行。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骆玉琴是否有权解除上述合同。双方当事人合同中约定了前五年的租金标准，对第六年之后的租金标准双方约定为“依据标的商铺甲方所得的实际租金收益扣除10%后支付给乙方”，对上述约定，双方当事人持有不同理解。现唯地公司已根据其对案涉《商铺委托租赁及管理合同》的理解向骆玉琴支付了第六年的租金，就此问题，部分承租人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经生效判决认定。生效判决认定包含骆玉琴所有商铺在内的涉案商铺2016年的租金总收益为12896362.8元，并根据上述租金收益总额酌情确定了每个承租人的租金计算标准。如前所述，双方协商一致由唯地公司对案涉商铺进行统一布局整改、装饰装修并统一运营，故上述生效判决对包含已提起前案诉讼的当事人在内的所有承租人均发生法律效力。上述判决生效之后，唯地公司亦已按照生效判决确定之数额补足了租金收益，故而难以认定唯地公司存在逾期支付租金的情形，进而亦难以认定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成就。案涉两份合同前十年租赁期限内，上诉人之目的是为了获得租金收益，而非商铺实际占有使用，根据以上所述，唯地公司并不存在逾期支付租金的情形，骆玉琴提出租金收益应当逐年递增的主张，与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符，因此，亦难以认定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权。骆玉琴提出唯地公司可能存在预期违约的情形，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骆玉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66元，由骆玉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徐森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