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15196号
原告刘宗周，男，1932年8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超，北京市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号。
法定代表人陈希，会长。
委托代理人韩文胜，北京市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福成，男，1965年3月10日出生。
被告北京天岳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前门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块玉南街甲11号。
负责人董黎明，经理。
委托代理人金峰，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秦旭，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刘宗周诉被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刘福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20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与刘福成签订的位于北京市×号房屋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被告刘福成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4）一中民终字第008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0508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追加北京天岳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前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岳恒公司前门分公司）为本案被告，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宗周及其委托代理人杜超，被告中国科协委托代理人韩文胜，被告刘福成，被告天岳恒公司前门分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金峰、秦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宗周诉称，我是×公司职工，自1951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北里居住。1990年中国科协征占地拆迁，将我所居住的平房拆迁，给了我三套回迁房，此后我一直住在×室。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国科协将该套房屋出租给了刘福成，后又将该套房屋产权给了刘福成。经法院审查得知中国科协于1992年就将该房出租给了刘福成，现起诉要求确认刘福成与中国科协委托的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即现天岳恒公司前门分公司）于1992年、1995年、2000年就×号房屋签订的三份《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
中国科协辩称，本案早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甚至连20年最长的起诉权利期限也已超过，所以对刘宗周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就事实部分，刘宗周原居住在×北里及我单位于1990年征地拆迁情况属实，但三套回迁房并非是给刘宗周个人的，而是给当时所有的被安置人，共五个人。就此事在其他案件的判决书中已予以认定，刘福成是其中一个被安置人口，所以我公司对其进行安置没有问题，且刘宗周对此均是知情的，并非其在起诉书中所说不知情，也不是经法院审查后他才知道1992年房屋出租给刘福成，故不同意刘宗周的诉讼请求。
刘福成辩称，我和中国科协的答辩意见一致。拆迁时我已成年，拆迁是按原住房面积及人口进行的，经过家里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致讨论同意这个回迁安置方案。因我和其他几个子女当时有工作单位，为了方便房屋各项费用的支付，所以才把回迁房写了我和我哥哥、姐姐三个人的名字。不同意刘宗周的全部诉讼请求。
天岳恒公司前门分公司辩称，我公司1992年接受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四个单位的委托对×号楼进行管理，我们给所有租户办理入住手续、签公房租赁合同，都是根据四个单位的分配单办理的，单位分配给谁我们就跟谁签合同。至于诉争合同是否无效由法院认定。
经审理查明，刘宗周与王×（于2002年8月25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双方共有三个子女，刘×1、刘×2、刘福成。原×北里平房系刘宗周所在单位分配刘宗周居住使用。1990年11月2日，中国科协作为拆迁单位对×地区进行建设，对刘宗周居住的平房地区进行拆迁，刘宗周与中国科协达成了《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居民协议书》，确认拆迁房屋为正式房3间，居住面积61.5平方米，正式户口5人（其中应安置人口5人），为刘宗周、王×、刘×1、刘×2、刘福成。安置方案为：×1号房屋、×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2号，共三套房屋。后刘×1与北京市×区房地产管理局×房管所就×1号房屋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刘×2就×2号与中国科协委托管理房屋的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刘福成分别于1992年10月5日、1995年5月24日、2000年3月27日就×号房屋与中国科协委托管理房屋的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签订了三份《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上述合同载明的承租方为刘福成。2002年12月10日，刘福成与中国科协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按成本价购买了×号房屋，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书。
1992年6月26日，中国科协基建办与北京市房屋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签订了房屋托管协议书，约定由北京市房屋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接管×楼十七层约9764平方米。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后更名为天岳恒公司前门分公司。
刘宗周曾于2012年向石景山法院起诉要求分割上述三套房屋。经石景山法院查明，×号房屋由刘福成出资购得，产权登记在刘福成名下，该房屋可能涉及其他家庭成员共有财产，故法院未进行处理。刘宗周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中级法院驳回了刘宗周的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刘宗周主张在2012年以前并不知道刘福成与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一事，2012年在石景山法院的诉讼过程中才得知×号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情况。刘福成称1992年自己与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一事刘宗周是知情的，也是同意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刘福成申请证人刘×2、刘×1出庭作证。刘×2称1990年拆迁时，经过全家商量，父母让三个子女交纳三套安置房屋的费用，父母仍与刘福成一起居住，且父亲刘宗周说让刘福成将×号房屋买下来。刘×1称1990年其全家居住的房屋拆迁，中国科协安置给全家三套房屋，包括×号房屋，全家商量由刘福成承租×号房屋，后来房改时全家同意刘福成用其工龄买下×号房屋。刘福成另提交了2012年在石景山法院诉讼时的庭审笔录，其中2012年6月13日的庭审笔录第6页载明：“审判长：给了三套房，为什么分别写三个不同人的名字？张×（刘宗周委托代理人）：从办理拆迁协议开始，就不是部分原告本人办的。原来有自建房，才给了三套房，按照当时的政策是两套房。审判长：为什么×、×房子写的是不同人的名字？张×：所有的拆迁、回迁安置都不是原告本人办的，公租房有单位报销，出于这个考虑，写了三个人的名字”；第7页载明：“审判长：×登记在刘福成名下？刘福成：是。审判长：分下来的时候就是你的名字？刘福成：是。刘宗周：是。”刘宗周对上述证人证言表示不认可，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另查，原告确认其要求确认三份租赁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系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与刘福成私下签订上述租赁合同，属于恶意串通，侵犯其合法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且其对此不知情。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居民协议书》、《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房屋托管协议书、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石景山法院法庭审理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刘宗周主张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与刘福成系恶意串通就×号房屋签订三份租赁合同，侵犯其合法利益，且其对此不知情，但其未就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与刘福成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自1992年至今一直居住在×号房屋内，其认为自己应系该房屋承租人，而刘福成先后与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就×号房屋签订了三份租赁合同，其中最早的一份租赁合同签订于1992年，这些合同均由刘福成持有，而原告表示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就×号房屋的承租人情况不知情，明显有悖于常理。同时，根据刘宗周2012年在石景山法院参加诉讼时的庭审陈述判断，其在1992年时对刘福成作为承租人与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一事应系知情的。此外，根据安置居民协议书的内容，刘福成系拆迁时的被安置人口，其对安置房屋享有承租使用权亦无不当，其与北京市房屋经营管理公司前门分公司签订的三份租赁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鉴此，刘宗周主张本案所涉三份租赁合同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宗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刘宗周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庞 松
代理审判员 张婷婷
人民陪审员 齐 琨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董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