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4民初5574号
原告戴金安，女，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代理人冯芳，系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婷，系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斌，男，196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代理人曾海霞，系湖南丹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祺，系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红平，男，197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代理人曾海霞，系湖南丹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清，男，198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委托代理人李朴炎，男，197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身份证号码：4304191972********。与被告李国清系兄弟关系。
委托诉理人曾海霞，系湖南丹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贺春发，男，196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代理人易文佳，女，199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系社区所推荐的公民，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市，。
原告戴金安诉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第三人贺春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2016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3月1日依法做出（2016）湘0104民初684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戴金安不服该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依法做出（2017）湘01民终32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湘0104民初6842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7月11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尹南桥、人民陪审员张利纯、黄兵平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ＸＸ担任记录。原告戴金安及其委托代理人冯芳、彭婷、被告李斌、胡红平以及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海霞、被告李斌的委托代理人王祺、被告李国清的委托代理人李朴炎、第三人贺春发及其委托代理人易文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金安诉称：2015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一份《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自愿合伙组成联合体与耒阳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信公司）成立项目开发部，负责鹏信公司持有的位于耒阳市××140亩国有出让建设用地的开发，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分别占联合体31.66%的股份，被告李国清占联合体5%的股份，推举被告李斌为联合体的总代表，负责与鹏信公司签署相关协议及资金筹措管理，并以其自然人名义受让与鹏信公司联合成立开发部的49%的权益。合作协议没有约定合作各方出资到位的时间，原告于2014年4月13日即向被告李斌缴纳出资300万元。2015年4月8日，被告李斌与鹏信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嗣后，组建合作项目部启动了上述140亩宗地的开发工作。2015年9月29日，贺春发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戴金安的名义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了《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依法对戴金安不发生效力。为维护原告权益，请求判令确认贺春发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于2015年9月29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对原告戴金安不发生法律效力。
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辩称：1、本案四位合伙人的合伙协议订立于2015年5月6日，其合伙始于2015年5月6日，此前，原告与李斌等人的合伙关系已经终止，与本案无关。2、本案的主协议是贺春发以原告的名义，而且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由于被告李斌与原告戴金安之间有长期的朋友关系，且贺春发是原告的丈夫，被告有理由相信贺春发是以夫妻的名义共同投资，相信是其夫妻共同意思的表示。3、补充协议也是由贺春发签订的，是以戴金安的名义签订的，基于同样的考虑，被告没有同样的理由相信其签名无效。4、放弃部分合伙的股权是戴金安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一审时，其当庭陈述，之所以不愿意继续投资，是因为与李斌在管理理念上有严重的分歧，这说明不愿意继续投资是其真实的想法，原因是否成立，另当别论。5、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贺春发系戴金安的丈夫，其以戴金安的名义与被告签订的涉案协议，均是戴金安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对戴金安有法律效力。
第三人贺春发辩称：第三人贺春发就其于2015年9月29日以原告戴金安的名义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经过作如下说明：第三人系鹏信世纪城项目技术总工，2015年9月29日晚上约十点左右，第三人在耒阳项目部参加每周二的工程例会散会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将打印好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拿给第三人签署。在该补充协议签订前，原告与被告均一直按照合作协议，从来没有讨论过要签订补充协议，更没有讨论过涉案补充协议的内容，第三人之前也未见过该协议。被告李斌等人是知道戴金安肯定不会同意签订该补充协议，所以才找第三人签订该协议。第三人在未告知原告戴金安的情况下，私自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第三人一直没有主动告诉戴金安，10月12日，原告戴金安询问抵押贷款是否发放时，第三人才拿出了该补充协议，并告诉原告贷款已经直接借给了胡红平。原告看到该协议后暴跳如雷，随即向被告胡红平将300万要了回来。故，本案中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系第三人在未获得原告戴金安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的，第三人认为该补充协议对原告戴金安不发生效力。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戴金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递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4年4月13日收条、2015年4月8日《项目开发合作协议》、2015年5月6日《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共计11页，证明2014年4月，戴金安与李斌、陈稳强组成联合体签订了《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并推选陈稳强为代表与鹏信公司签订了《项目开发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开发鹏信世纪城项目，并由鹏信公司提供土地，联合体提供资金、负责项目管理运作，为此，戴金安于2014年4月13日投入300万元整至该项目，2015年4月8日，因陈稳强退出该项目，戴金安与三被告组成联合体重新签订了前述《项目开发合作协议》、《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约定联合体占该项目49%的股份，戴金安占联合体31.66%的股份，2015年5月6日，因《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中遗漏了一条（内容为：由甲方负责组建耒阳建筑分公司承接耒阳项目施工事宜，耒阳建筑分公司的利润归甲、乙、丙、丁四方均等共享），故协议各方决定将该条内容添作第四条后重新签订该《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戴金安委托贺春发代为签订了该协议；
证据二、联合体股东会会议记录本，证明在项目合伙期间，一直是戴金安本人参与股东会会议、行使合伙权利，2014年1月16日联合体股东会会议决议：项目合同应由全体联合体合伙人审批签字，因未及时签字可请授权人（授权他人）签字，15日内补签字，未补签字由受托人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联合体对于代为行使合伙权利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必须经本人确认后代理行为才有效；
证据三、2015年9月1日戴金安与李斌的短信记录、2015年9月29日《股东合作补充协议》、2015年10月16日戴金安与胡红平的短信记录，证明《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签订后，戴金安发现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管理该项目时存在大量损害合伙人利益的关联交易，故要求三被告提供财务账本及业务合同供其查阅并核算成本，但三被告一直未提供，2015年6月，戴金安将自己的房产证件交由胡红平办理抵押贷款用于缴纳投资款，故，戴金安一直在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需要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的事由，《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所称戴金安因资金紧张无法投入为取得股东谅解而签订该协议与事实不符、与现实逻辑不符，2015年10月16日，原告在得知贺春发以其名义签订了《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后立即找胡红平要回银行发放的上述抵押贷款（353.87万元），胡红平收取了戴金安贷款额3%的费用（10.62万元）后将剩余款项343.25万元退给了戴金安，故该贷款的用途确系戴金安本人投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所称借款300万元给胡红平与事实不符、与现实逻辑不符，综上明显可见：戴金安对贺春发以其名义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不知情且事后不认可该协议内容，同时各被告均系明知贺春发未取得戴金安的授权、协议内容不是戴金安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故意与贺春发签订的；
证据四、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介绍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对中院出具的函及附件2015年9月29日戴金安与贺春发通话记录、缴纳话费收据、2015年9月29日贺春发从长沙前往耒阳的高铁票信息，证明2015年9月29日晚，贺春发与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署《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时未与戴金安进行过电话沟通，戴金安对贺春发签署该协议的行为完全不知情，各被告均系明知贺春发未取得戴金安的授权、协议内容不是戴金安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故意与贺春发签订的，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依申请进行的调查取证。且贺春发在原一审过程中也一再表述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没有与戴金安进行过电话沟通。
针对原告戴金安的举证，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收条是前一个合伙期间收到的，转为第二次合伙资金是认可的，但是不能认为前一次合伙还存在，前一次合伙是已经终止了。
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该证据是案外人陈稳强与戴金安、李斌三人合伙期间发生的事情，与本案所涉协议无关。
对证据三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李斌的短信记录只能证明李斌要求戴金安履行出资义务，补充协议是贺春发与其他三位合伙人在耒阳签订，我方对该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上载明是因为乙方戴金安资金紧张后续1000万元的资金无法投入，并没有表述李斌存在关联交易损害合伙人利益的行为，胡红平的短信记录只是告知贷款已经办下。
对证据四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1、移动公司出具的函载明，附件中所列的数据在我公司分析系统中存在数据，但是这个不能得出贺春发与戴金安没有通话的结论，理由如下，这份证据只能证明这两部手机的通话记录，不能排除他们之间使用其他的通信工具通话的可能，通话的事实是贺春发在庭审过程中法院调查时自己承认的，而且该调查是法院依职权调查，所以我方认为原告的该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针对原告戴金安的举证，第三人贺春发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二、三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四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我方补充的是贺春发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没有与戴金安进行过任何沟通。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李斌代表胡红平、李国清、戴金安于2015年4月8日与鹏信公司订立了《项目开发合作协议》，李斌等人作为乙方应于2015年4月15日前向项目部注入投资款1000万元，2015年6月15日前再注入投资款1000万元，乙方在该项目的首期应投入4000万元的投资款；
证据二《李斌投入鹏信世纪城项目资金明细表》、10张《转账凭证》复印件，证明至2015年8月4日止，李斌已经在项目注入投资款1600万元，至2016年10月17日为止，李斌已向项目注入投资款3800万元；
证据三、《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戴金安等四人合伙关系及各人的出资比例。首期出资为4000万元，合伙人共同推举李斌以自然人的名义与鹏信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李斌负责资金筹措及管理工作，该协议戴金安一方的签字汇入手印是贺春发所为；
证据四、《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四合伙人于2015年9月29日就戴金安后续股权无法投入要求放弃部分股权并重新分配股份达成一致，该协议约定戴金安有义务从银行贷款300万元借给胡红平，如未在2015年10月15日之前为借给胡红平，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自动放弃股东资格，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该协议戴金安一方的签字及手印的签发是贺春发所为。
证据五、李斌与贺春发的手机短息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李斌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筹措资金的职责，于2015年8月7日向贺春发发了要求其将资金赶快到位的通知，《股东合作补充协议》订立后，李斌督促贺春发要求其履行义务，将承诺借给胡红平的资金尽快到位；
证据六、《通知函》一份，证明鹏信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向李斌发出了通知函，要求李斌按协议约定将首期的2000万元资金全部注入到项目部，并声称要追究李斌的违约责任；
证据七、《收条》、《银行汇款回单》一份，证明2015年4月14日李国清投入50万元，胡红平2015年6月1日投入200万元；
证据八、会议纪要（2015年4月21日、2015年5月26日、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16日、2015年8月18日）六份，证明第一次是戴金安参加会议，以后都是贺春发在参加会议，戴金安就没有参加了。
针对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的举证，原告戴金安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早在2014年4月，原告戴金安曾与李斌、陈稳强组成联合体并推选陈稳强为代表与鹏信公司签定了该《项目开发合作协议》，2014年4月，戴金安投入了300万元整至该项目，2014年底因陈稳强退出，各方解除了该协议，2015年4月8日原告与各被告推选李斌与鹏信公司签订了该协议，另，事实上各被告均未按该合同约定缴纳投资款；
对证据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没有提交该组证据的原件，第三人贺春发的表见代理不成立，本案项目一直由被告控制，该明细表实际系被告自行制作，故该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所主张的注资情况，相反，从该明细表可以看出《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签订（2015年9月29日）前，胡红平的出资亦未到位，由此可见《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所称戴金安因资金紧张无法注资为取得股东谅解而签订该协议完全不属实。
对证据三，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4年4月，戴金安、陈稳强与李斌首次签订了该《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2015年4月8日，戴金安与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再次签订了该协议，随后，各方发现《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中遗漏了一条（内容为：由甲方负责组建耒阳建筑分公司承接耒阳项目施工事宜，耒阳建筑分公司的利润归甲、乙、丙、丁四方均等共享），故各方决定将该条内容添作第四条后重新签订该《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戴金安与各被告已沟通好了委托贺春发代签，2015年5月6日，贺春发将该合同拍照给戴金安确认后，代戴金安签订了该合同。
对证据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贺春发签署该《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未经过戴金安的授权，事后也未得到戴金安的追认，且各被告从未与戴金安协商过该协议内容、本案不存在需要签订补充协议的理由。
对证据五，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且该短信记录基本是李斌单方面向贺春发发送的。相反，从该证据可以看出贺春发每周二晚上会到耒阳参加工程例会，且贺春发明确告知李斌合伙事宜应找戴金安。
对证据六，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对证据七，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尤其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对证据八，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从真实性和合法性来说，该6份会议纪要的内容无任何人签字、盖章，会议纪要的内容与会议签到表分别独立存在，无法确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甚至可以看出重新装订的痕迹，故其不具备真实性，况且，本案从2016年9月份起诉，经过了5次庭审，各被告直至本案庭审中才拿出该份材料，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限；其次，从关联性来说，该会议纪要即使真实的，也仅仅是鹏信世纪城项目每周二召开的工程例会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已明确记载会议的参与人员为工程部、设计院技术部、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负责人，第三人贺春发身份为“设计院技术部贺春发”，系作为技术总工身份履职而参与会议，该会议讨论的内容为工程技术事宜，该会议记录不是股东会会议记录，胡红平、李国清等股东均未参与，未体现任何股权事宜，未体现第三人贺春发代原告戴金安行使股东权利，故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第三人有权代原告行使股权权利；综上，被告提交的会议纪要不能证明第三人有权原告行使股权权利，相反可见，第三人的身份系技术总工，其不是股东，未参加任何股东会议，更未代原告参与任何股东会会议，行使股东权利，贺春发签订涉案补充协议系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
针对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的举证，第三人贺春发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协议均是戴金安与被告进行协商等，跟本案的补充协议贺春发是否有代理权限没有关系。
对证据二、三、四、六、七，同原告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五，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对证据八，会议纪要是工程例会的会议纪要，都是工程例会和技术人员的会议，与股东没有关系。
第三人贺春发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认证如下：
对于原告戴金安的提交的证据一，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于原告戴金安的提交的证据二，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认为系发生在案外人陈稳强与原告戴金安、被告李斌合伙期间，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所反映的时间发生在2013年11月12日至2014年6月30日，且无本案合作协议的所有参加方的签字，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戴金安的提交的证据三，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内容显示的是被告李斌向原告催促尽快缴纳投资款、原告戴金安与被告胡红平关于贷款的事宜以及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之间就股份合作事宜签订补充协议，因此，对该证据所显示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于原告戴金安的提交的证据四，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内容显示的是13907494981号移动电话、13007311356号移动电话两个电话号码在2015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通话时间，与本案无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一，原告戴金安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二，原告戴金安及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该证据为复印件，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三，原告戴金安及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在原告的证据一中有显示，且与本案有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四，原告戴金安及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在原告的证据三中有显示，且与本案有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五，原告戴金安及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未显示时间和经第三人认可或经电信部门确认，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六，原告戴金安及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本案原、被告合作项目的另一方要求原、被告的联合体按照协议出资的通知，与本案有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七，原告戴金安及第三人贺春发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被告李国清、胡红平的出资情况，与本案无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交的证据八，原告戴金安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三人贺春发对其也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被告联合体的有关会议情况，与本案无关联，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有效证据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5年4月8日，被告李斌与案外人耒阳市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信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的土地作价1.2亿元，乙方每期应投入的资金与甲方的当期开发的土地作价金额相当。项目分三期建设，乙方首期应投入4000万元，具体投入的时间是：协议订立当日投入942万元，协议订立的7日内再投入58万元，60日之内再投入1000万元。也就是说乙方应于2015年6月15日前共计投入2000万元”，该协议另对其他事宜做了约定。
2015年5月6日，原告戴金安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第一条约定甲、乙、丙、丁四方自愿合伙组成联合体与案外人鹏信公司联合成立项目开发部，负责鹏信公司持有的耒阳市××140亩出让地的合作开发。首期投资为4000万元，股权比例为：1、原告戴金安、被告李斌、胡红平三方一致同意被告李国清出资50万元占联合体5%的股份；2、原告戴金安、被告李斌、胡红平三方出资3950万元占联合体95%的股份，其中：被告李斌出资1316.66万元，占联合体31.66%；原告戴金安出资1316.66万元，占联合体31.66%；被告胡红平出资1316.66万元，占联合体31.66%；第十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四方可以补充规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协议中未提到的约定，全部按照《合伙企业法》最新法律执行。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在该《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中签名，合同中原告戴金安的签名由第三人贺春发在该协议中代原告戴金安签名。
2015年9月29日，原告戴金安与被告李斌、李国清，案外人姚淑芳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经所有共同出资人协商达成一致，就原告戴金安后续股本金无法投入，要求放弃鹏信世纪城项目部分股权并重新分配股权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原告戴金安因资金紧张，后续项目股本金1000万元无法投入，为取得股东谅解，同意以自己房产抵押从银行贷款300万元借给案外人姚淑芳，利息由案外人姚淑芳按月息壹分伍付给乙，银行利息由原告戴金安承担，借款期限为壹年。二、乙方主动放弃项目1000万元股份，由被告李斌、胡红平均分筹集资金补足。补足后股权比例调整为：被告李斌投入资金1825万元，占股比例为43.89%；原告戴金安投入资金300万元，占股比例为7.22%；案外人姚淑芳投入资金1825万元，占股比例为43.89%；被告李国清投入资金50万元，占股比例为5%。利润按占股比例分红。三、被告李斌、案外人姚淑芳补足后续股本金必须按联合体与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要求到位。否则，被告李斌、案外人姚淑芳承担违约责任。四、原告戴金安贷款资金300万元，必须于2015年10月15日前到达案外人姚淑芳帐户。否则，承担违约责任，自动放弃股东资格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五、本协议式四份，四方各执壹份，由四方签字后生效，具同等法律效力。协议中原告戴金安的签名由第三人贺春发在该协议中代原告戴金安签名。
另查明，1、贺春发与原告戴金安系夫妻关系。2、贺春发在2015年4月至2015年年底在本案所涉项目担任技术总工。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由第三人贺春发于2015年9月25日以原告戴金安的名义与被告所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是否对原告戴金安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第三人贺春发与原告戴金安系夫妻关系，第三人贺春发在本案所涉项目部担任技术总工,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5月6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时，协议上的签名也为第三人贺春发代签，2015年9月29日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原告戴金安方亦是贺春发代签。基于以上基本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第三人贺春发与原告戴金安系夫妻关系，且代替原告在《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上签字，并负责项目的技术事物，因此，作为《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相对方的被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贺春发的签字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本案所涉《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显失公平。因此，原告请求确认第三人贺春发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于2015年9月25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对原告戴金安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该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金安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戴金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尹南桥
人民陪审员 张利纯
人民陪审员 黄兵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