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5民初46776号
原告：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倪金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枫，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福，上海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XXX号市。
法定代表人：KIMKIWAN，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桂荣，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鑫润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沪杭公路XXX号XXX幢XXX室。
法定代表人：谢贵远。
第三人：杭州佩旭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汇锦名店广场27-2号。
法定代表人：徐连根。
第三人：徐国平，男，1961年8月13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勤俭*组**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光，浙江鉴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被告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6年8月5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不服该裁定，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0月11日、11月2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了上海鑫润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润公司”)、杭州佩旭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旭公司”)、徐国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第三人鑫润公司、佩旭公司下落不明，本院向其公告送达了传票、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并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7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枫、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桂荣、第三人徐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光(参加第三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214,565.8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为：2014年6月24日，原告与被告(刘勇经办)签署编号为V4SB-3044-3A-1的《采购合同》(以下简称“3044号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面料114617M，金额2,601,805.90元；合同还就交货地点、日期、付款方式、花型、生产要求等作了约定。2014年7月17日，原告与被告(刘勇经办)签署编号为V4SA-1023-3A-1的采购合同(以下简称“1023号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面料3485Y(码)，金额62,033元；合同其他约定与上一份合同基本相同。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实际向被告供应全涤双层布117553M，金额2,668,448.56元；双绉布3553Y，金额63,243.40元。故自2014年7月底至9月底，原告共计向被告供应面料货值2,731,691.96元。但被告未按约付款，至今尚欠1,214,565.86元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被告确实收到了原告交付的货物，对供货的数量和金额也无异议，但是原、被告未签订过3044号合同和1023号合同，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系与第三人佩旭公司签订了3044号合同和1023号合同，且被告已经向第三人佩旭公司付清了全部货款，原告在本案中起诉的货物是第三人佩旭公司指令原告向被告的供货。本案交易方式实际上是原告将货物出售给第三人鑫润公司、第三人鑫润公司再出售给第三人佩旭公司，第三人佩旭公司再出售给被告。虽然按照交易习惯，货物是直接由作为生厂商的原告直接交付给作为外贸商的被告，但被告的合同相对方是第三人佩旭公司，涉案货款原告应当向第三人鑫润公司主张。从原告提供的合同版本看，其销售的布料只有一种颜色，但从之后的送货单据看，原告发送的货物却不止是一种颜色，且这些送货单据恰恰和被告与佩旭公司签订的合同版本的约定内容一致，因此，被告的交易对象是佩旭公司。
第三人徐国平述称：第三人徐国平系在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间在原告处担任业务员，但是双方无劳动合同，原告也不向第三人徐国平发放工资，但是第三人徐国平可以根据其为原告办理的业务进行提成。在原告处担任业务员期间，第三人徐国平也代表杭州三可纺织品有限公司和被告签订过合同，在2014年9月的时候，也代表第三人佩旭公司和被告签订过合同；此外，还代表过第三人佩旭公司和鑫润公司签订过合同，但是没有代表原告和第三人鑫润公司签订过采购合同。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在之前的仲裁案件中涉及的合同是徐国平代表原告经办的，并与被告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且已履行完毕。由此，原、被告双方建立了交易的信任及习惯，故继续进行买卖交易。本案的货物是原告提供，被告接收了货物，因此，根据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认定原、被告存在原告主张的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被告提出其和第三人佩旭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这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所以第三人徐国平认为原告主张的涉案货物的交易是原、被告之间的，和第三人佩旭公司和被告之间的交易是无关的。因此，第三人佩旭公司和被告的业务应当另案处理。
第三人鑫润公司、佩旭公司未应诉陈述。
经本院审理查明：
2014年7月16日，第三人徐国平代表原告与被告的授权代表人刘勇签订3044号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全涤双层布面料114617M，溢短装为+/-3%，单价为22.70元/M，总金额为2,601,805.90元，付款方式为“出货后二个月凭增票TT”。2014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1023号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双绉布面料3485Y，溢短装为+/-3%，单价为17.80元/Y，金额为62,033元，付款方式为“出货后二个月凭增票TT”。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了3044号合同项下的全涤双层布117553M和1023号合同项下的双绉布3553Y。
2014年8月12日，原告的员工童海萍与被告的员工羊慧通过QQ方式联系3044号合同项下的货物运输、出口报关等事宜。之后，童海萍通过QQ方式向羊慧发送3044号合同项下的《成品出库码单》、《货物进仓通知书》等。2014年8月28日，童海萍和羊慧通过QQ方式协商1023号合同项下货物的进仓事宜，在沟通过程中，羊慧向童海萍发送了1023号合同，并明确表示“正本合同我都收到啦，盖了你们公章的”。
2014年11月10日，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向第三人鑫润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467,975.45元、431,372.56元、221,052.25元、386,694.49元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1月25日，原告再次向第三人鑫润公司开具金额为210,031.3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上述开票金额合计1,717,126.10元。第三人鑫润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11月21日、12月4日、12月12日、12月19日、2015年1月12日、1月30日分别向原告支付货款15万元、30万元、30万元、15万元、30万元、10万元、117,126.10元，合计1,417,126.10元。
2015年1月1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的合同号V4SB-3044-3A-1处理事项》，称因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存在交货延迟，故要求原告承担951,331.92元的费用。被告的员工刘勇在上述文件中书写“情况属实，若近几天开票全部付清款，说明后续贵司不用再承担其他费用。”
2015年4月29日，原告的员工谭立江通过电话方式与被告的员工刘勇联系，其中，谭立江询问刘勇，“这样子啊，好，我就有要说有个事你应该清楚，就是当时我们跟你们瑞现领地做生意，然后就是你们当初要求我们发票开到上海鑫润纺织品有限公司，对吗？”刘勇回答，“嗯。”谭立江问，“那你们好像一共要求我们先开了170多万发票，然后我们财务查了一下，只收到140多万的钱，少了30万元”。刘勇回答，“我们有承兑汇票给他们了。”谭立江问，“你们有承兑汇票给徐国平了吗？”刘勇回答，“给鑫润集团了”、“我们不是后来从鑫润那边打钱给你，开到鑫润那边去了”。
另查明，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间，第三人徐国平曾在原告处担任业务员，但是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在原告处任职期间，第三人徐国平曾代表原告与被告洽谈业务。之后第三人徐国平从原告处离职，并于2014年9月5日与案外人徐连根一同设立第三人佩旭公司。第三人佩旭公司成立后，与被告倒签了3044号合同及1023号合同，该两份合同的内容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3044号合同及1023号合同基本一致。之后，被告向第三人佩旭公司支付了货款。
以上事实，由原告、被告、第三人徐国平的各自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3044号合同、1023号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收款回单、收据、《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的合同号V4SB-3044-3A-1处理事项》、谭立江与刘勇的通话记录、(2016)沪东证经字第18230号公证书，及被告提供的3044号合同、1023号合同、银行电汇凭证、证人刘勇的证人证言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诉称，原、被告签订了3044号和1023号合同，之后原告依约供货，但是被告仅委托第三人鑫润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余款至今未付。被告辩称，被告并未与原告签订3044号和1023号合同，而是和第三人佩旭公司签订了该两份合同，虽被告确实收到了原告提供的货物，但涉案货物系原告出售给第三人鑫润公司、第三人鑫润公司再出售给第三人佩旭公司、第三人佩旭公司再出售给被告的，故本案由作为生产方的原告直接向作为外贸方的被告交货，也是符合外贸交易惯例的，现被告已经向第三人佩旭公司结清货款，故被告不应向原告承担付款义务。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原告的员工童海萍与被告的员工羊慧的QQ聊天记录显示，原、被告确有磋商3044号及1023号合同的后续履行，且羊慧在2014年8月28日的沟通中，向原告发送了1023号合同，并明确被告已经收到了原告盖章的1023号合同正本，在此情况下，被告在开庭时仍然称其与原告从未签订过1023号合同，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其次，在2015年1月16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的合同号V4SB-3044-3A-1处理事项》，要求原告承担该合同项下的各项费用；之后在原告的员工谭立江与被告的员工刘勇的通话中，刘勇也明确交易系原、被告之间发生，且是被告要求原告开票给第三人鑫润公司，并由被告向第三人鑫润公司开具汇票，再由第三人鑫润公司向原告结算。再次，涉案两份合同签订期间，第三人徐国平尚在原告处担任业务员，并有权对外签订合同。因此，综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原、被告确实签订了3044号及1023号合同。被告辩称3044号及1023号合同系被告与第三人佩旭公司签订，但其提交合同签订日为2014年8月16日，而第三人佩旭公司系2014年9月5日成立，故被告提交的两份合同均为倒签，其交易真实性存疑，且第三人鑫润公司与第三人佩旭公司均未到庭证实被告主张的交易链条；而作为经办人的第三人徐国平亦到庭述称第三人佩旭公司与被告的交易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无关。此外，本院还注意到，本案审理中被告提交了其向第三人佩旭公司的银行电汇凭证证明被告向第三人佩旭公司支付了260余万元的货款，但在2015年4月29日原告的员工谭立江与被告的员工刘勇的通话中，刘勇却又明确被告系向第三人鑫润公司交付了承兑汇票，再由鑫润公司向原告付款，故即使被告与第三人佩旭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本院也难以认定该交易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存在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难予采信。综上，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就涉案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供货，金额共计为2,731,691.96元，且根据被告指令向第三人鑫润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1,717,126.1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对上述供货金额并无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支付了上述货款。而根据原告自认，其从第三人鑫润公司处收取了货款1,517,126.10元，故主张被告尚欠货款金额为1,214,565.86元。该主张系原告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且并未加重被告的负担，被告应予支付，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货款1,214,565.86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731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291元，由被告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在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俊
人民陪审员 赵传伟
人民陪审员 周志勇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书 记 员 陆申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