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4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幸欢喜。
委托诉讼代理人：幸良荣，系上诉人堂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焕启。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晟辉，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叶柳琼。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义龙，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幸鹏程。
上诉人幸欢喜因与被上诉人孙焕启以及原审第三人叶柳琼、幸鹏程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06民初13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幸欢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幸欢喜与孙焕启签订的XX旅馆转让协议；二、改判孙焕启返还幸欢喜支付的转让费25万元及利息损失；三、一审、二审的上诉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孙焕启承担。
事实和理由：孙焕启在一审中承认收到幸欢喜的转让费25万元，但否认与幸欢喜之间有口头转让协议，理由是他只与第三人签订有一份《转让协议书》，但幸欢喜通过其配偶张某向孙焕启转账是在2016年5月25日，孙焕启也在当天向幸欢喜出具了转让费已付清的收据。孙焕启与幸鹏程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签订日期是在2016年5月30日，而且是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由工商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书。以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没有之前的口头协议在，孙焕启凭什么收取幸欢喜转让费，而且数额达25万元，是凭之后与幸鹏程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么，显然不可能，因为该协议书上约定的转让价为0.001万元，天上不会掉陷饼，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给他人巨款。因此，孙焕启如果一方面否认双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另一方面又不能对收取幸欢喜巨额款项说明缘由，那就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而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忽视。事实上，早在2016年5月25日之前双方就已经达成口头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在2016年5月23日幸欢喜支付3000元订金给孙焕启，并在订金条上有对房东允许房屋转租的许可的要求，如若条件不成立则退还订金。幸欢喜支付涉案XX旅馆转让款后，幸欢喜要求孙焕启变更工商登记时，由于自身身份证件过期尚在办新证过程中，特意委托幸鹏程代为承受XX旅馆个体工商户的权属变更对象，幸欢喜与幸鹏程实际上形成一种委托关系。幸鹏程在庭审中也认可幸欢喜才是合同权利义务承受人即当事人，有权对孙焕启行使合同权利，包括提起诉讼。况且在幸欢喜与孙焕启在支付转让费之前双方就已然达成转让协议。我们认为一审法院以幸欢喜与孙焕启不存在口头转让协议，以幸欢喜不是合同相对方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幸欢喜不能接受，因为孙焕启与幸欢喜的订金收据、转让费收据在前，且转让费25万元更与事实相符，而且后者是一份工商部门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程序性格式合同，而且转让费严重失实，常理而言，一般人都会认可前者才是真实的事实，而后者只不过是走程序的过场，况且第三人在开庭时己自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是幸欢喜。一审法院仅凭孙焕启矢口否认双方实际存在的口头协议及一份格式合同就否定幸欢喜的合同主体地位及诉讼主体资格；进而判决驳回幸欢喜的诉讼请求，实难让人信服。所以请求上诉法院认可幸欢喜的系XX旅馆适格的合同当事人，并调查清楚孙焕启为什么在2016年5月25日收取幸欢喜一方巨额转让费。
其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后部写到“再次，原告主张撤销合同的事由系被告无涉案房屋的转租权，但本案的纠纷系XX旅馆的经营权转让，并非房屋租赁权的转让”，该语句实际上在偷换概念，错将撤销合同的事由与案件的性质案由混为一谈，撤销合同的理由与案件的案由是两个概念，怎么能因为幸欢喜主张合同撤销的理由与案由不符而驳回幸欢喜的诉讼请求。幸欢喜认为其接受孙焕启转让的XX旅馆，那么这个旅馆就是一个商品，是商品就要保证商品质量及合法性，其中包括你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你有必要的房间设备，例如桌子，床等，更关键的是必须取得合法房屋租赁权及转租权。没有床无法睡人；没有房子的使用权的旅馆，其经营权一文不值，没有人会睡“露天旅馆”，孙焕启是取得了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办XX村X区X路X号二至四楼房屋租赁权，但本案幸欢喜并未取得该房屋的租赁权。幸欢喜经常被叶柳琼称作是非法占用人，是物权侵权人，因为孙焕启未取得叶柳琼的转租书面同意。综上经营旅馆不能没有房子，当初幸欢喜与孙焕启口头约定转让旅馆的前提是旅馆物业的房东要认可转租及续租，这一点可以从孙焕启向幸欢喜出具的订金收据上面予以证实。即使孙焕启否认有约定其有保证叶柳琼会同意转租、续租的义务，也不能否定转让XX旅馆就必须转让附在旅馆上的房屋租赁权利，就像孙焕启与幸鹏程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约定的“甲方以0.001万元的价格将其在个体户的全部财产、经营权及相关的合法权益转让给乙方”，按常理而言依附在旅馆上的房屋租赁权应该归在“相关的合法权益”里面，而叶柳琼一直未对孙焕启的擅自转让房屋使用权的行为予以追认，致使幸欢喜一直处于违法的侵权状态，即无房屋租赁权却要不得不占用叶柳琼的物业，虽幸欢喜在XX旅馆经营了数月（好心的叶柳琼没有一开始直接把幸欢喜赶出门外），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XX旅馆占用的房屋实际是非法占用，被叶柳琼误认为与孙焕启合谋侵占其房屋。一审判决的偷换概念，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旅馆经营权是经营权，房屋租赁权是租赁关系，但生搬硬套的话会有一个天大的笑话，孙焕启转了旅馆的经营权给幸欢喜，但不能保证旅馆房屋租用的合法性，是不是要幸欢喜将XX旅馆里的东西搬到大街上去经营，如果不是，那幸欢喜的非法侵占行为如何消除。现叶柳琼已将孙焕启及幸欢喜幸鹏程告上法院，请求解除与孙焕启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逾期未付的租金及赔偿其违约金，但叶柳琼要求幸欢喜、幸鹏程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租赁关系系叶柳琼与孙焕启，幸欢喜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该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只有可能是承担侵权责任。2017元旦过后，幸欢喜就已然被叶柳琼限制经营XX旅馆，幸欢喜也已经从XX旅馆搬出，净身出户。幸欢喜认为本案的房屋租赁权是旅馆经营的必备条件，而孙焕启又无权处分该房屋租赁权，必须得经房东即叶柳琼同意才行，而本案孙焕启未取得第三人的同意将旅馆转让，实际是无权处分行为，属效力待定合同，如叶柳琼同意那么合同有效，如果第三人事后不追认为有效，那么孙焕启转让其旅馆就应该属无效合同，否则就会出现经营权有效，房屋租赁违法的奇怪现象。幸欢喜认为本案中孙焕启违背合同法的诚实守信原则，为谋取不正当的收益对叶柳琼隐瞒转租情况，欺骗幸欢喜致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更何况现在经营XX旅馆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实际上在深圳有数以千万像本案XX旅馆在营业，转让旅馆经营权是常有的事，这种旅馆一个房间只收一晚只收十几元，多的也只不过数十元，经营者每天晚上守夜至深夜，都是凭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赚钱的，除去房东的房租，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幸欢喜支付的25万元都是东拼西凑而来，现在房东叶柳琼说孙焕启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将XX旅馆的房屋转租，我不认可，也不追认，要求幸欢喜迁出其房屋，这么多钱一下子不见了，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综上，请求上级法院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幸欢喜与孙焕启签订的XX旅馆转让协议；改判孙焕启返还幸欢喜支付的转让费25万元及利息损失。或者改判幸欢喜与孙焕启签订的XX旅馆转让协议无效，赔偿幸欢喜的各项损失。
孙焕启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正确。幸欢喜与孙焕启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幸鹏程与孙焕启之间有经营权的转让关系。幸欢喜不是本案的适格幸欢喜。主题资格错误。故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幸欢喜的上诉请求。
另外，在去年幸欢喜起诉时，合同的期限也没有到期，房屋租赁期限当时约定在2016年10月18日之前，当时的情况下合同没有到期，不能终止。故幸欢喜要求撤销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现在幸欢喜混淆了其与孙焕启之间到底有无转让事宜，开始是口头协议，后来又变成了书面协议我方不予以认可。我方只认同与幸鹏程之间的转让合同。因此，我方认为应当驳回幸欢喜的上诉请求。
原审叶柳琼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幸鹏程辩称：我方认同幸欢喜的上诉状内容
幸欢喜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撤销幸欢喜、孙焕启的转让协议；2、孙焕启立即返还幸欢喜转让款250,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年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904.11元)，以上暂合计250,904.11元；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孙焕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8日，孙焕启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叶柳琼、案外人黄某、黄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1、甲方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办XX村X区X路X号二至四楼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2、租赁期间，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凭该同意转租的书面证明到房屋租赁主管机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但转租期限不得超过本合同约定之租赁期限；3、乙方擅自将租赁房屋转租第三人的，除追究乙方损害赔偿责任或违约责任外，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变更合同条款或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一经合法送达，甲方有权申请单方解除合同登记（备案）。
2016年5月30日，孙焕启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幸鹏程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个体工商户深圳市宝安区新安XX旅馆于2009年11月20日在深圳设立，甲方以0.001万元的价格将其在个体户的全部财产、经营权及相关的合法权益转让给乙方。
一审庭审中，幸欢喜称起诉状中要求撤销的转让协议为幸欢喜与孙焕启口头约定的转让旅馆协议，内容包括营业执照、涉案物业2—4楼的装修装饰、床垫、床单、空调等所有用于经营旅馆的财产。孙焕启确认收到幸欢喜支付的25万元转让款，但不认可幸欢喜陈述的口头转让协议，称幸欢喜转让的是旅馆的经营权、财产等相关权利，是依据2016年5月3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并非幸欢喜所称的口头转让协议。
以上事实，有转账凭证、房屋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书等证据和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幸欢喜要求撤销与孙焕启口头达成的转让协议，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口头协议的存在。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首先，幸欢喜、孙焕启虽当庭确认孙焕启确实收到幸欢喜支付的转让费25万元，但孙焕启并不认可该款项系幸欢喜所称的口头协议的转让费；其次，涉案的《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为孙焕启与幸鹏程，孙焕启亦当庭否认幸欢喜所称的口头协议的存在；再次，幸欢喜主张撤销合同的事由系孙焕启无涉案房屋的转租权，但本案的纠纷系XX旅馆的经营权转让，并非房屋租赁权的转让，故幸欢喜该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幸欢喜的证据未能有力证明其主张，孙焕启提供的证据当庭足以反驳幸欢喜的主张，幸欢喜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幸欢喜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32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由幸欢喜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孙焕启承认其于2016年5月25日收到幸欢喜人民币25万元。
幸欢喜主张，其之所以未在2016年5月30日的《转让协议》上签字，是因为其身份证过期，故当时以幸鹏程的名义签了《转让协议》，幸鹏程对幸欢喜的上述说法予以认可。涉案房屋由幸欢喜、幸鹏程实际占有使用，幸欢喜、幸鹏程于2017年月搬离了涉案房产。另外，幸欢喜认可其持有孙焕启与叶柳于2012年10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另查，根据生效的（2017）粤03民终字第89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定孙焕启提交的2013年10月18日与叶柳琼、黄某、黄某签订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并非涉案租赁合同，而应以2012年10月1日叶柳琼与孙焕启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案中，叶柳琼以孙焕启未经其同意违法转租起诉解除合同，本案二审认为双方2012年的租赁合同已到期，叶柳琼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故其于2016年6月24日请求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关系合法，判令上述合同解除，幸欢喜、幸鹏程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搬离涉案租赁物。
原审已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转让协议书》中的受让方显示为幸鹏程，幸欢喜基于该转让协议向孙焕启支付了转让费25万元。该转让费包括孙焕启经营的旅馆之经营权以及设备的转让。但上述合同签订后7个月，涉案场地就由房屋权利人收回，幸鹏程的上述合同权利已无法继续实现，幸鹏程有权请求返还相关转让费。幸鹏程对此所享有之权利为对孙焕启的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中，幸鹏程已表示同意由幸欢喜主张退还转让费的权利，该同意的通知已到达孙焕启，故已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幸欢喜据此有权向孙焕启主张退还转让费。关于转让费退还的数额，结合幸欢喜、幸鹏程已实际使用涉案房产约7个月的事实，本院酌情孙焕启应向幸欢喜返还转让款22万元。
综上所述，幸欢喜的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06民初13013号民事判决；
二、孙焕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幸欢喜返还转让款人民币220000元；
三、驳回幸欢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532元，由幸欢喜承担532元，孙焕启承担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幸欢喜承担1050元，孙焕启承担4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睿
审判员 聂 效
审判员 吴 春 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廖冉冉(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