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平行初字第13号
原告苏绿梅，女。
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
法定代表人王宏祥，平鲁分局局长。
地址：朔州市平鲁区平安西街。
委托代理人曹文生，男。
委托代理人高清云，朔州市平鲁区井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苏绿梅不服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于2015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苏绿梅、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曹文生、高清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以原告苏绿梅在北京市天安门越级上访、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5年7月7日作出行罚决字（2015）000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苏绿梅行政拘留十日。被告于2015年12月20日向本庭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的案件编号为A1406039904002015070001的卷宗一册：
一、受案登记表，证明2015年7月7日，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案，报案记录称2015年7月7日早接信访局报警称从北京带回9名非访人员，我所民警立即出警将涉嫌扰乱单位秩序的苏绿梅等9名人员依法传唤回平鲁公安分局；受案回执证明，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同意受案。
二、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传通字(2015)000033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苏绿梅被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白堂派出所传唤的事实。
三、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训诫书，证明发生地点在天安门地区，于2015年7月6日16时30分对原告苏绿梅进行了训诫。
四、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常住人口基本信息。
五、2015年7月7日对原告苏绿梅等人的询问笔录，笔录中证实原告苏绿梅于2015年7月5日坐井坪到朔州的客车到朔州，又坐朔州到大同的大巴去的大同，后从大同坐火车到达北京，在北京与其他人一起去国家信访局递材料，因未收，又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后被带离。
六、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实，因原告苏绿梅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在北京天安门越级上访，拟对原告苏绿梅行政处罚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七、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罚决字（2015）000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执行回执、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证实，原告苏绿梅被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以原告苏绿梅于2015年7月6日在北京市天安门越级上访、扰乱单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苏绿梅行政拘留十日，并在朔州市平鲁区拘留所予以执行，同时对被拘留人的家属进行了告知。
八、违法人员前科劣迹调查表证实，原告苏绿梅无劣迹前科。
原告苏绿梅向本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原告苏绿梅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
二、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罚决字（2015）000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原告苏绿梅被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三、朔州市平鲁区拘留所平拘解字（2015）163号解除拘留证明书证实，原告苏绿梅于2015年7月17日被解除拘留。
四、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于2015年10月11日出具的天公（2015）第558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实，苏绿梅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原告苏绿梅诉称，2015年7月6日，原告同其他人到达北京，去国家信访局递材料，但国家信访局未收我们的材料，我们便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后被北京的警察把我们送到了马家楼接待中心。2015年7月7日，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以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对我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罚决字（2015）第000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我认为：第一，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对我作出的拘留是违法的，上访和走访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走访也是公民相信能从更高权力者那里寻回自身权利的一种表征，任何法律也没有规定上访和走访会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对我的拘留是非法的，也是错误的，我只是去天安门看一看，仅此而已。原告虽然去了天安门，但既没有过激行为，也没有寻衅滋事，也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毁坏公私财物，更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这怎么能说原告扰乱了公共秩序，因此拘留原告呢？第二，即使原告扰乱了公共秩序以及造成了后果，也应该由北京公安局依法对我进行处罚或者有北京公安局的有关移交手续，否则，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不应该对我进行拘留。第三，北京市天安门公安分局已经对我进行了训诫，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就不应该对我再进行行政拘留，只有数罪并罚，从来也没有一罪累罚，也就是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所以，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对我进行行政拘留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训诫书是警告类轻微处罚，北京市天安门公安分局向我出具的训诫书只能说明我去过天安门，并没有记录我有违法行为，并没有对我扰乱天安门公共秩序、办公秩序有任何记录和说明，所以该训诫书不能作为拘留我的证据，更何况我也没有见过所谓的训诫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及时间、地点、情节、后果。第三十七条规定：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及时、客观、全面的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并予以核实。因此，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正当，而本案行政处罚决定涉及原告在北京扰乱公共秩序，完全没有违法事实和情节轻重的证据支撑，本案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明显存在主要证据不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的事实，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为此，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对我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赔偿我所有的损失。综上所述，被告对我作出的行政处罚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辩称，首先，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具有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的管辖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所以从该条款看来，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具有管辖权。其次，从行政案卷显示，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对原告苏绿梅等人的询问笔录中，完全可以证实原告及其他人从平鲁出发到大同再转到北京上访，所以原告有上访的这一事实。第三，所谓的一个违法行为不能两次处罚的法律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所以按法律规定，所谓的不能两次处罚的原则是指不能对同一个违法行为实施两次罚款，而其他处罚种类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第四，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整个过程，公安机关完全是依法进行的，该告知的已经告知、该出示的也出示过、该宣读的也宣读过，在程序上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综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给予原告苏绿梅的行政处罚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应维持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本庭质证，对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提供的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传通字(2015)000033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训诫书、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常住人口基本信息、2015年7月7日对原告苏绿梅及其他人的询问笔录、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呈请报告处罚书、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罚决字（2015）000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执行回执、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对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罚决字（2015）000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等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5日，原告苏绿梅一人从朔州市平鲁区出发途经大同前往北京，7月6日到达北京与其他人一起到国家信访局上访递交有关材料，国家信访局拒收原告等人的材料后，原告等人一同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后被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地区的公安干警将原告等人带到马家楼，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于2015年7月6日下午16时30分对原告苏绿梅给予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2015年7月7日，原告苏绿梅被传唤到了朔州市公安局白堂派出所，该所工作人员对原告苏绿梅进行了询问。2015年7月7日，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以原告苏绿梅的行为已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在北京天安门越级上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作出了行罚决字（2015）0002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苏绿梅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苏绿梅对该处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行罚决字（2015）000297号行政决定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被拘留期间的误工损失5000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精神损失费120000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上述事实，经原、被告双方陈述并举证、庭审质证，证明属实。
本院认为，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同时信访人员必须依法有序地进行。原告苏绿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通过信访的方式反映情况的权利，但信访工作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信访人员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宜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级机关提出，同时信访人员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件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依照《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信访人行使信访权利须遵守法定的形式和程序，被告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提供的原告苏绿梅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的训诫书等证据，足以说明原告违反了《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也扰乱了北京机关地区的公共场所正常秩序，故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对原告苏绿梅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无不当。原告苏绿梅主张自己的行为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应给予行政处罚，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训诫是公安机关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对信访人员进行法律教育的一种措施，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确定的法定处罚种类之一，故本案不存在对同一行为重复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所以被告对原告苏绿梅的处罚，并不违反规定，因此，原告苏绿梅提出的同一行为重复处罚及实施行政处罚主体不当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的行为认定扰乱单位秩序，并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绿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苏绿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孟文吉
审判员 贾凤英
审判员 卢 润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靳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