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民终18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楼志达，男，197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圣杰，浙江兰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阿县华通轴承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阿县工业园区鱼山路附近（金鼎轴承北）。法定代表人：司尚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德，男，1965年10月1日生，汉族，该公司法务部经理，住东阿县。上诉人楼志达因与被上诉人东阿县华通轴承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4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楼志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圣杰，被上诉人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兆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楼志达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华通公司的一审全部诉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首先，华通公司起诉时，只向法庭提供了一份2014年12月份-2015年一月份钢管对账单》复印件，没有再提交其他任何证据，而在庭审中却向楼志达直接出示了几十份新证据，法庭没有提前给楼志达必要的准备时间，以及提供反驳证据的机会。至今楼志达都没有收到过任何华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复印件，包括华通公司起诉时的证据。其次，华通公司在一审开庭之前早就主动撤回了对另外一被告担保人王龙龙的起诉，楼志达一直不知道。在庭审之前，华通公司申请了证人李某出庭作证，上诉人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从而使上诉人在举证时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楼志达对华通公司提供的这么多证据质证意见，只有庭审的不到一分钟的反应时间。显然明显违背了公平和诚信原则。再次，从华通公司提供的支付货款依据来看，本案没有货款是在华通公司所在地支付的，已经支付的货款都在宁波慈溪完成。也就是说不管本案是否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的履行地都不在东阿县。而本案中的担保是虚假的，华通公司已经达到了改变诉讼管辖的目的，为了避免王龙龙的牢狱之灾，就主动在开庭前撤回了对虚假担保人的起诉。也就是说，从目前一审法院的判决确认的事实来看，一审法院对本案是根本没有管辖权的，因为一审法院是根据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权的，那么一审法院为何不在上诉人提出管辖异议时查明事实，并依法移送呢。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华通公司与上诉人楼志达之间根本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公司和业务员的关系。华通公司与收货单位之间是真正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共六条分列如下:首先，销售发票，出华通公司直接开给了收货单位。理由二，所有的发货单上都有明确的收货单位，而且与开票单位一致。如果收货单位要求转发给其他收货人的，华通公司也会在发货单上的提货单位一栏上写明某某单位发某某收货人。如果这些货物是卖给上诉人楼志达的，为什么不在提货单位栏写明:楼志达发某某单位呢?理由三，所有的发货单原件和货物都由华通公司交给收货单位，并由收货单位签收。华通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2014年6月份发货单16份，7月份发货单9份等证据，这些发货单都有楼志达在收货人栏签名，用于证明华通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楼志达。现经上诉人向这些收货单位核实，所有这些发货单的原件都在收货单位。楼志达所签名的这25份发货单，都是华通公司发往具慈溪办事处的传真件，楼志达只是根据华通公司慈溪办事处的要求，在发货单传真件上签名。为此我们也已经申请二审法院向收货单位调取发货单原件。理由四、慈溪市永烨轴承厂、慈溪市特斯轮轴承有限公司、胡百明所在公司等收货单位都出具证明自认自己直接向华通公司购买钢管，支付货款，同时也说明了楼志达的业务员身份。原被告双方对本案的定性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本案的涉案金额又很大，对楼志达个人家庭来讲，更是飞来横祸，判决的结果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生存，如果是冤枉的，也可能逼着上诉人走上绝路。那对本案的定性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这些提货单位了，一审法院为何不就这些证据向这些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核实，以确保本案不会发生冤假错案，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并避免发生一系列的其他社会问题呢?理由五，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总共25份，这些发货单的经办人大部分写着“巨舰”，也就是被上诉人慈溪办事处的负责人李沈李某显然，经办人就是被上诉人华通公司的内部人士。但是这些发货单的一部分，其经办人栏，却写着楼志达。所以楼志达是华通公司的内部人士的身份是明确的，楼志达不可能既是发货单的经办人，又是这些发货单的收货人。这些证据也可以和楼志达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六发货单的内容相互印证，这份证明六发货单上写的经办人也是楼志达。理由六，从五份对账单的总体来看，这些对账单是公司的内部对账无疑。1、没有一份对账单出现被上诉人华通公司的单位名称，也没有华通公司的盖章，如果这是一份买卖双方的货款结算对账单，不出现债权人的名称和盖章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双方是没有书面合同的，也没有其他债权凭证。连发货单这样送货凭证，被上诉人华通公司海要明确打印上公司全称并盖章，那为何这么重要的对账单没有华通公司单位名称和盖章?唯一的解释就是内部结算，只要业务员认可就好了。2、五份对账单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分为品牌，日期，规格。重量，单价、金额，提货单位和业务员八栏。但是只有品牌和业务员栏是空白的，钢管没有品牌所以这栏是空白的可以理解，如果是买卖双方的货款结算单，应该每笔交易都有业务员呀，业务是不会凭空产生的，所以这一栏不应该是空白的。而我们看前面3、4、5月份的对账单，楼志达的签字位置正好在业务员栏，其业务员身份确实无疑。而整个对账单也没有给其他债务人签字的地方，如果这是一份债权债务关系的对账单，债权人不可能这样制作债权凭证给债务人签字。3、从3-4和5月份的两份对账单的抬头看。“2014年钢管销售流水账”，“2014年楼志达钢管销售对账单”，这样的抬头名称，怎么可能是买卖双方的货款结算单?三、对一审法院认定华通公司与提货单位没有买卖活动的合意，楼志达根据提货单位的要求向华通公司购买钢管的理由，逐条反驳如下:首先，增值税发票应当是确认买卖双方的直接证据，除非华通公司有明确的理由和证据否定之。但是华通公司没用提供任何反驳证据。其次，华通公司，是一个单位，是法人，它要发生钢管销售活动，必然要通过业务员与买方联系，业务员对外代表华通公司。所以业务员楼志达与提货单位之间的联系，就是华通公司与提货单位的直接联系。再次，华通公司对收货单位的钢管销售价格是有完全的决定权的。华通公司给每一个业务员各种规格的钢管一个底价(不同时期可能会变化)，并授权业务员在与买方洽谈业务时，在不低于底价的情况下的自由定价权，并把超出底价的部分，作为业务员的提成，以达成公司和业务员的双赢。而且这个销售价格第一时间就报到了华通公司，以方便其发货和开票。所以这个价格的最终控制权还是在被上诉人华通公司手上的。这种定价模式完全符合现在的商业习惯。再来，流水账或对账单上为何出现“欠”“欠款”的字样，提货单位己付货款和未付货款为何没有分别列明的问题。楼志达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长期以来其以替诸暨邦友钢管公司销售钢管为生，2014年诸暨邦友倒闭，经原来的同事李沈峰介绍，其替华通公司销售钢管。我们不能要求楼志达有多高的法律素养，流水账或对账单都是华通公司事先打印好的，内容完全是华通公司定的，是个格式化的单据，上诉人楼志达，只有当单据上金额不对可以提异议，其他就只有签字的份了，更不要讲对文字不当的修改了。而华通公司有法务部，连本案的诉讼过程都是自己的法务部经理代理的，其专业程度可想而知，所以上诉人认为，当流水账或对账单的内容可以做不同的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华通公司的理解。而货款的支付更有收货单位直接支付给华通公司的情况。被上诉人华通公司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举证期限是相同的，被上诉人提出的证据均系依照法定程序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法庭也给与上诉人充分的质证时间，证人出庭作证系被上诉人开庭前提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在开庭前被上诉人撤回对王龙龙的起诉，是被上诉人对自己权利作出的处分，并没有侵犯上诉人的权利，且原审在开庭时当庭通知了上诉人；在答辩期间，上诉人就管辖权提出了异议，业经一、二审审理，均依法驳回了上诉人的异议，在有关裁定中对上诉人的所持观点均一一进行了驳斥。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从上诉人签字的对账单和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看出，同样的产品，出售给上诉人的单价固定，而增值税发票显示不同的购买人，也即如发货单中的提货单位，所购货物单价不一，后者单价高于前者，后一单价，不同的提货单位单价不同且由上诉人独自决定，与被上诉人无关，二者的差额即利润等均由上诉人收取、利润归上诉人所有；其次，在被上诉人提供给发货单中的提货单位钢管时，就钢管的规格、型号、单价、重量等买卖合同具体内容均有上诉人和提货单位进行协商，被上诉人没有参与其中;在被上诉人的发货单中，无论经办人栏标注的是谁，但收货人栏均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对该签字系自己所书也予以认可，这表明货物己交付给了上诉人，提货单位仅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上诉人指定的收货经办人;货物交付后，被上诉人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内容(包括名称、单价、价款等)均系按照、上诉人的书面指示填写，在上诉人和提货单位间货款结算时，被上诉人也没参与，货款均有上诉人以承兑汇票或银行转账形式给付被上诉人;再次，交易中，对账的目的是理清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本案所涉钢管交易，被上诉人仅与上诉人进行对账，且在对账单中均显示欠或欠款字样，在对账单确认栏均有上诉人的签名，由此也可确认对账单中的钢管交易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退一步讲，按照上诉人所说，假设被上诉人与提货单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账时，对账单应有提货单位的签字确定，而非上诉人在已经双方当事人确认的2014年6、7、12月一2015年1月的对账单中，非在多个提货单位，但均不显示每个单位的己付和未付货款数，对账单中显示的所欠货款就不能确定具体的债务人，钢管卖出后，被上诉人因此无法也不能主张权利，如此，对被上诉人也显失公平，也失去了对账的目的和意义。显然，本案所涉对账单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债权债务的凭证。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上诉人也与发货单中标注的企业、个人非在另一买卖合同关系，二者仅是合同主体、单价和合同价款的不同。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华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我货款335020.26元元并赔偿逾期给付损失；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自2014年3月份起，华通公司根据楼志达的信息，通过运输公司将钢管发往慈溪，大部分钢管由楼志达在发货单上签字后再发往发货单中所记载的提货单位，一部分钢管由提货单位直接签收，钢管款由楼志达向提货单位收取后，转交给华通公司在慈溪的销售经理李沈锋。李某司根据楼志达提供的信息，为提货单位开具了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双方来往期间，形成了五份对账单，该五份对账单由华通公司提供、楼志达签字确认，均显示日期、规格、重量、单价、金额、提货单位，并记载了付款、欠款、发票开具等情况。对同一批货物，华通公司和楼志达存在价格的约定，楼志达和提货单位存在价格约定，后一个价格华通公司无法决定，该价格和前一个价格的差价即楼志达的收入。其中2014年3月-2014年4月份的对账单抬头为“2014年钢管销售流水账”、2014年5月份的对账单抬头为“2014年楼志达钢管销售流水账”、2014年6月份的对账单抬头为“2014年楼志达6月份钢管对账单”、2014年7月份的对账单抬头为“2014年楼志达7月份钢管对账单”、2014年12月-2015年1月份的对账单抬头为“2014年楼志达12月份—2015年1月份钢管对账单”。双方均提交的“2014年楼志达12月份—2015年1月份钢管对账单”中，原告持有的对账单中显示“担保人：王龙龙身份证：371524198810121218”外，而被告持有的对账单中没有显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华通公司与楼志达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楼志达应否承担支付钢管款的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辩均未提交直接证据，故需从双方来往方式、来往习惯以及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钢管的卖方为华通公司是确定的，买方是楼志达或是提货单位原被告的意见则不一致。首先，华通公司经楼志达出售的货物实际使用人为慈溪市特斯轮轴承有限公司等提货单位，并由华通公司为提货单位开具了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持有增值税发票并不能排除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现实交易相分离的可能。华通公司提供给提货单位的钢管的规格、重量、单价，均是经过楼志达之手，华通公司和提货单位之间对上述事项没有直接的联系且华通公司对提货单位使用的其钢管价格没有决定权，而标的、数量、价款是买卖合同中缺一不可的要素。其次，五份对账单的抬头名称不完全一致，但载明的事项及形式基本相同，应系同一性质，其内容均显示“欠”或“总计欠款”等字样。通常来说，如被告作为业务员，经其售出货物而未收回货款，在流水账或对账单上均不应显示为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或“欠款”的字样。另外，如该五份对账单系业务员的销售对账，亦不应将特定时间段内所有提货单位的已付货款和未付货款合计汇总，而是应将每个提货单位的已付货款和未付货款分别列明。再者，关于钢管款的给付，是由楼志达向提货单位收取后再交给华通公司，对于给付的时间系由楼志达掌握，华通公司无法直接向提货单位要求。综上所述，华通公司与提货单位没有进行买卖活动的合意，原告与提货单位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通公司在楼志达与提货单位来往中仅是起到货物提供方和增值税发票开具方的作用。华通公司、楼志达、提货单位三者之间存在两个买卖合同关系：楼志达根据提货单位需求向华通公司购买钢管、由其与华通公司对货款进行结算，楼志达将华通公司生产的钢管出售给提货单位，楼志达与提货单位之间对货款进行结算。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2014年楼志达12月份—2015年1月份钢管对账单”系华通公司与楼志达买卖合同关系中对债权债务的最后一份双方书面结算材料，被告应承担支付钢管款的责任。对于尚欠钢管款的金额，原告诉求金额首先由553188.16元变更为335000元，后将诉求金额由335000元变更为381947.16元，而381947.16元系553188.16减去47898减去23343减去100000计算而来，双方一致认可的签字后给付金额为47898元，对于产品质量扣减被告应付货款23343元及被告对原告销售经理的到期债权100000元，虽被告不予认可但因系原告自认，本院予以采纳。被告称还给付过原告特斯轮的承兑汇票5万元、被告另称至今没有付清的货款应该只有20万左右，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原告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楼志达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法庭辩论结束后，原告将诉求金额减少为335020.26元，系自381947.16基础上减去24800减去22126.9而来，诉求金额的减少系原告对自己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被告应支付货款的金额为335020.26元。原告主张被告“按照年利率6%，从对账单的次月起即2015年2月1日到判决书生效止”赔偿逾期给付损失，因双方未约定货款支付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该项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酌定被告自立案之日(即2016年1月8日)起以335020.2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承担逾期付款损失至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华通公司在开庭前撤回对王龙龙的起诉，系对自己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楼志达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335020.26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6年1月8日起至判决书确定还款之日止，以335020.2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东阿县华通轴承配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666元，由原告东阿县华通轴承配件有限公司负担1503.35元、由被告楼志达负担3162.65元。保全费3320元，由原告东阿县华通轴承配件有限公司负担1124.9元、由被告楼志达负担2195.1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上诉人公司平时在用的对账单，证明本案中出现的对账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账单。证据二，上诉人向收货方搜集的这三份发货单原件，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发货单不是真实的。原件里面没有单价，但是被上诉人根据本案的需要填上的了单价，而且故意写上是结算价，就是要给法庭一种错觉，是按照结算价卖给上诉人。之所以说发货单是被改动，因为是传真件，所以应该是只有上诉人的签字是手写的，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上的单价也是手写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我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相应的发货单与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发货单除单价外内容一致，该发货单均是电脑制作，其中一份用于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指定送货，以便证实被上诉人已按照上诉人的指定履行完了交货义务，该发货单没有标注单价，证明相关栏目中的单价由上诉人自己确定，并事后我公司按照上诉人的书面指示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标注单价，我公司提交的发货单中的单价是与上诉人协商确定的结果，确定单价后由上诉人同时确定货已收到，表明我公司已按照上诉人的指示交付了货物。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在涉案争议买卖合同关系中其仅为被上诉人公司的业务员，而非买受人。但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钢管对账单显示为付款、欠款等内容，上诉人在该“对账单确认”处签字。上诉人并在被上诉人公司发货单中“收货人”处签字。结合被上诉人与钢管的提货单位之间就钢管买卖的价格不存在合意，钢管价格系由上诉人与提货单位之间进行协商确定，提货单位支付的货款也系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提货单位与被上诉人之间未有货款的直接支付行为等事实，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与提货单位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仅起到提供货源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作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提货单位之间分别存在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认定上诉人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并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钢管欠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楼志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32元，由上诉人楼志达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曙昉审 判 员 刘 颖审 判 员 吴艳锋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董 慧书 记 员 赵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