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38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沈阳市大东区。
法定代表人：李兴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虞勇，职员。
委托代理人：孙金玲，辽宁盈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华信律师事务所。住所：长春市南关区。
代表人：刘艳萍，主任。
委托代理人：聂慧凌，吉林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建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华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信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3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方建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金玲、被上诉人华信律所的委托代理人聂慧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信律所在原审诉称：请求判令北方建设公司支付代理费12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09年12月21日，华信律所与北方建设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华信律所代理北方建设公司与吉林中大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房地产）、吉林中控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控房地产）、吉林中城建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房地产）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双方约定判决执行额度在800万元以内的，代理费为10万元（已付）。超过800万元的部分30%归华信律所所有，经华信律所积极努力，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1日作出（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大房地产返还北方建设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及利息（自2008年7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2年7月11日，按90万主张）；中大房地产给付北方建设公司工程款2416477元及利息（自2008年7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2年7月11日，应为70万）、违约金5016000元；中城建房地产与中控房地产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中大房地产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一审判决中的利息部分予以改判。但双方已在“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华信律所仅就“本审”为北方建设公司北方建设公司提供服务，如进入二审、执行等程序，则不在双方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故应当以该一审判决书（因判决书未发生法律效力，利息均计算至判决书确定日期2012年7月11日）确定的标的数额11918621元（保证金300万元及利息823124元，工程款2416477元及利息663020元、违约金5016000元计算代理费），即使该案二审判决驳回北方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北方建设公司亦应当按照该一审判决书数额支付代理费。另外，该案执行过程中，北方建设公司作为执行申请人已明确计算其执行标的金额为12780629.99元（该案二审判决确定本金10432477元及利息），虽然北方建设公司称可能实际执行回款不足1000万，但应当以华信律所主张数额为准，而不应当以实际回款额计算。北方建设公司提出的向张某某支付50余万元代理费应当从总额中扣除的问题，华信律所认为该笔费用并未实际交付至华信律所处，与华信律所无关，张某某并非华信律所的执业律师，经核实，张某某与本所律师李某某系朋友关系。另经与张某某联系，张某某亦明确说明该笔费用是北方建设公司公司项目部经理虞某向张某某支付的由张某某代为缴纳的上述案件的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评估费及二审律师代理费，二审并非单独委托本所律师代理，所以该笔钱款不应当从北方建设公司向华信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中扣除。故华信律所完成了全部代理义务，北方建设公司应当给付华信律所代理费1175586元，并支付利息。
北方建设公司在原审答辩认为：该案件经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执行额度为二审判决确定的本金数额10432477元，且现在查封的是该案件被执行人的房产，我公司至今未得到法院执行回款，双方签订的是风险代理合同，应在执行回款后才能主张代理费。另外我公司经办人虞某分多次向张某某支付562365元，应当从代理费中扣除。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信律所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供“委托代理合同”一份、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2014）长南法民执字第779号执行卷宗部分材料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应以1200万为基数计算代理费。北方建设公司对以上证据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应当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10432477元为基数确定代理费数额，且双方签订的是风险代理合同，应当在执行回款后确定代理费数额。对于以上证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北方建设公司针对其抗辩意见提供汇款明细及经办人虞某与其该案二审代理律师刘印铭的录音材料一份，用以证明虞某向张某某支付562365元。华信律所认为以上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定，且即使是真实的，转账行为及付款行为均发生在虞某、张某某、刘某某之间，与华信律所无关，亦与本案争议标的无关。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12月21日，华信律所与北方建设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由华信律所代理北方建设公司与中大房地产、中控房地产、中城建房地产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判决执行额度在800万元以内的，代理费为10万元（分两次支付，合同签订时支付5万元，庭前支付5万元，现均已支付）。超过800万元的部分30%归华信律所所有。华信律所仅就本审为北方建设公司北方建设公司提供服务，如进入二审、执行等程序，则不在本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如需委托，则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另行签订委托协议。2012年7月11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1日作出（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大房地产返还北方建设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及利息（自2008年7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中大房地产给付北方建设公司工程款2416477元及利息（自2008年7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5016000元；中城建房地产与中控房地产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中大房地产提出上诉，2013年3月26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中大房地产返还北方建设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给付北方建设公司工程款2416477元，违约金5016000元，中城建房地产与中控房地产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华信律所与北方建设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风险代理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亦对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华信律所依照合同约定为北方建设公司提供法律服务，为其诉讼案件提供代理，2012年7月11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大房地产返还北方建设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及利息，给付华信律所工程款2416477元及利息、违约金5016000元。华信律所已经完成合同约定义务，北方建设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律师代理费。双方在代理合同中已明确约定按照一审判决书确定数额计算律师代理费，故对华信律所“应当以一审判决书（因判决书未发生法律效力，利息均计算至判决书确定日期2012年7月11日）确定的标的数额12032477元（保证金300万元及利息90万，工程款2416477元及利息70万、违约金5016000元计算代理费），即使该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北方建设公司的诉讼请求，北方建设公司亦应当按照一审判决书数额支付代理费”之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北方建设公司虽提出应当以生效的二审判决确定代理费及执行回款后支付代理费的抗辩意见，因其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华信律所仅就本审为北方建设公司北方建设公司提供服务，如进入二审、执行等程序，则不在本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如需委托，则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另行签订委托协议”之内容，该内容亦有该案二审判决中北方建设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某某（吉林中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并非华信律所所律师、执行后亦未委托华信律所继续代理的事实予以佐证其合同约定内容仅局限于该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并不包含该案二审及执行等程序，北方建设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应当履行至执行案件终结，北方建设公司该项抗辩意见既于法无据，又无合同约定，故对北方建设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华信律所主张的保证金300万元及利息823124元，工程款2416477元及利息663020元，华信律所计算利息数额并未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应予支持。但双方在委托合同中并未约定给付时间，故对华信律所主张利息之诉讼请求，自华信律所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开始。关于北方建设公司抗辩称向张某某支付56万元应当扣除的抗辩意见，因张某某与华信律所并无隶属关系，并非华信律所执业律师，无权代表华信律所收取代理费，且华信律所陈述张某某称该收取的费用已经交纳诉讼费、鉴定评估费、二审律师代理费等费用，并未交付华信律所，故北方建设公司向张某某支付的费用与华信律所无关，北方建设公司针对该笔费用可另案向张某某主张，对北方建设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吉林华信律师事务所代理费1175586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156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北方建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北方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357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张某某系以被上诉人单位主任的身份与虞某进行协商并签订了代理合同，整个过程中，虞某并未与被上诉人单位的其他人接触过，代理合同加盖的被上诉人单位的公章也是由张某某加盖的，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费用的给付也是虞某给付了张某某，张某某对收到的款项予以认可，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张某某系被上诉人单位的负责人，其行为系代表被上诉人单位的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申请诉讼保全时，张某某以其个人财产提供担保，这恰恰说明张某某与被上诉人以及本案的特殊关系，张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收取的费用应视为被上诉人收到的费用，张某某收到的562365元应从本案中扣除。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系风险代理，虞某在诉讼中明确当时与张某某约定代理费用是所代理单间回款后给付，这亦符合风险代理的付款方式，从实际情况看，本案也系执行程序后被上诉人认为案件已经回款而主张的权利。否则按代理合同的约定仅为一审判决后应该支付代理费用，那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如果认定系风险代理案件回款后给付代理费用，那么被上诉人所代理的案件至今尚未执结，上诉人并未得到执行款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华信律所在二审的答辩意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予以维持。一、上诉人主张张某某收取费用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的，张某某是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并非华信律所的职员，也没有接受华信律所的委托，其与虞某之间的财务往来与本案的代理费没有任何关联。张某某与华信律所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联系，也从未有过华信律所的授权或者合同、证明文件等。二、上诉人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关于代理费的约定，以（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判决书中确定的额度给付代理费。被上诉人已经为上诉人履行完了全部的代理义务，并且实现了合同目的，代理费给付条件和标准已经确定，不应当以实际执行回款数额确定，且上诉人也未给被上诉人代理执行程序，执行程序中是否能回款与本案没有关联，该案最终有没有实际回款，甚至于该案有没有进入执行程序，都不影响上诉人履行期义务按照委托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代理费。
二审中，经被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了（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卷宗中的部分材料和本案所涉案件的执行卷宗中的部分材料。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执行卷宗只是调取了卷宗的前2页，不能完整反映出案件系由哪个所的律师进行代理，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述的不是由被上诉人单位的律师进行代理的事实。该证据显示案件的申请执行额度为1040万余元，并非被上诉人陈述127万元，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8条，被上诉人收取代理费的标准为执行额度超过800万元部分的30%，应收取800万到1040万元差额部分的30%。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卷宗中确实有李某某作为代理出庭的记载，但是该笔录为听证笔录，被上诉人单位的律师并未尽到全部代理义务。且从虞某所述的情况来看，是与张婉茹谈的整个案件结束后给30%风险代理费，该证据可以证明虞某所述是真实的。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执行卷宗显示我方没有为上诉人代理执行阶段，不应以执行回款为给付代理费的依据；2.即使按照执行额度来确定，卷宗中经执行局确定，执行额度为12780629.99元。上诉人申请的执行金额比前述数额少，是其放弃部分执行数额，所以不应以申请执行的数额来确定。
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约定的代理费由两部分构成：10万元的基础代理费和判决执行额度中超过800万元部分的30%金额的风险代理费。上诉人主张基础代理费均已给付完毕，被上诉人亦承认其已经收取了20万元基础代理费用，其中，（2010）长民一初字第26号案件和（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案件各10万元基础代理费用。（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卷宗显示，被上诉人律所的律师李某某以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参与了该案的听证活动。上诉人在庭前询问和庭审中均主张其并未委托被上诉人从事（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案件及后续执行程序的代理工作。被上诉人于庭审中承认其并未就（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案件接受上诉人的委托从事代理工作，其律所律师李某某出席听证仅仅是为了将一审中审理过的事实交代清楚，让二审代理律师刘某某更好的从事代理活动，二审全部是由刘某某完成的代理义务，且就（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案件其亦未收取代理费用。本案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代理费的给付时间。同时，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了给付代理费的期限为执行回款之后。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指派的于洪雷、李某某两位律师没有参与（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案件的代理工作，或是代理工作不尽职。
再查明：二审中，上诉人未能提供张某某系被上诉人律所主任的证据，上诉人陈述张某某向其自称系华信律所主任，但上诉人并未对此核查过，张某某拿来合同时，合同中已经盖好公章。上诉人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给付张某某的562365元均是与本案有关的款项，且虞某于2013年6月13日给付张某某的汇款108000元的汇款单上记载该笔款项为强执费。被上诉人于庭审中陈述张某某并非其律所的工作人员，也不曾是其律所的工作人员，且张某某是以上诉人的代理人的身份与华信律所接洽诉讼代理工作的，被上诉人收取的20万元基础代理费用是张某某以上诉人代理人的身份转交给被上诉人的。
本院认为：
关于上诉人是否应给付被上诉人代理费1175586元及利息的问题。1.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就委托代理关系仅签订了该份“委托代理合同”，除此再无其他书面约定，被上诉人实际为上诉人代理了（2010）长民一初字第26号案件和（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案件，上诉人同意按照该合同为被上诉人计算委托代理费用。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委托代理费用包含基础代理费用和风险代理费用两部分，且对于基础代理费用已经给付完毕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原审判决确认应以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作为计算双方之间风险部分代理费用的依据并无不当之处。该合同中明确记载代理费的计算依据为“判决执行额度”，现双方当事人对“判决执行额度”的含义解释不同，被上诉人将其理解为“该案一审判决确定的可执行额度”，上诉人将其理解为“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的额度”，并主张该申请执行的额度应依据（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为10432477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应以合同文义为出发点，并结合各个合同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所处的地位和总体联系，阐明当事人系争的合同用语的含义。涉案的“委托代理合同”是为北方建设公司与中大房地产、中控房地产、中城建房地产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代理活动所签订的。这一事实在该合同文本中多次被强调，也符合该案代理活动的实际情况，亦是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所在。华信律所的李某某律师虽参与了（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案件即二审程序的听证活动，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陈述双方并未就（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案件委托华信律所代理达成一致意见，故虽该案卷宗中收录了上诉人出具给李某某律师的委托书和被上诉人出具的出庭函，但仍应认定李某某律师出席听证活动的行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在为上诉人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中的诉讼代理义务终止后的协助义务。上述代理手续亦是为履行该协助义务而制作、办理。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的范围并不包括（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案件和其后的执行程序。因此，合同用语“判决执行额度”一词含义的确定应依据该案一审判决确定而不应依据该案经二审改判后进入执行程序申请执行的额度确定，被上诉人对该合同用语的解释更符合合同文义和目的。因此，原审判决依据（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主文确定委托代理费用的计算依据为11918621元，并进而确定代理费用为1175586元并无不当之处。同时，从（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进入执行程序后形成的执行案件的卷宗来看，该判决书于2013年6月10日生效，上诉人于2014年9月4日就该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故该案申请执行的额度亦非（2012）吉民一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10432477元，该案中因迟延履行判决书义务而产生的债务利息亦属于申请执行额度的一部分，故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的额度事实上高于依据（2012）长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主文确定的额度。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委托代理费用的计算依据并无不公平之处。2.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给付代理费的期限，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诉人之间约定了给付代理费的期限为执行回款之后，且该案执行程序亦未由被上诉人代理，因此原审判决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亦无不当之处。
二、关于上诉人汇给案外人张某某的款项是否应在本案所涉的委托代理费用中予以扣减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汇给张某某的562365元款项均是本案所涉的代理费用的一部分，应予以扣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某某与华信律所之间存在代理或是代表的关系，其亦未核查过张某某与华信律所之间的关系，且上诉人给付张某某款项的部分汇款单上记载的汇款用途亦与其陈述的代理费用的用途相矛盾，故上诉人提出的其汇给张某某的562365元款项应在委托代理费用中予以扣减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于此并无不当之处。另外，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的诉讼请求并未予以全部支持，但对未支持的部分诉讼请求未予以驳回，属于并不影响裁判结果正确性的瑕疵，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论述虽略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357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吉林华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80元，由上诉人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业春
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
代理审判员 于喜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