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93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敏霞，女，汉族，1980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敏，广东文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广东文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博宁，男，汉族，1985年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志强，广东天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伟，男，汉族，1983年2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宁远县，
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何博宁。
上诉人廖敏霞因与被上诉人何博宁、唐伟，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洋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敏霞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确认何博宁、唐伟串通制造虚假劳动仲裁案件的行为损害辉洋公司利益；3.判令辉洋公司无需向唐伟支付工资16000元；4.依法追究何博宁、唐伟伪造证据、制造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5.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何博宁、唐伟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忽略了廖敏霞与何博宁已将辉洋公司解散事宜告知公司员工并结清包括唐伟在内的员工工资的事实，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一）从2015年4月开始，廖敏霞曾多次要求与何博宁协商解散和清算公司事宜。廖敏霞于2015年4月29日用微信、短信方式通知何博宁、唐伟，要求何博宁结算全部员工工资，并商讨公司结算事宜。何博宁于2015年5月l日回复廖敏霞已与公司员工交代公司解散事宜，并已做好相关工资结算表，让廖敏霞复核。2015年5月4日，辉洋公司已与包括何博宁、唐伟在内的员工结清全部工资。自2015年5月份开始辉洋公司已无任何经营收入，即处于停产状态。以上事实有廖敏霞提交的证据4微信及短息记录、2015年5月-6月对账单明细、2015年7月-12月公账账单明细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亦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根据上述事实，廖敏霞与何博宁至迟已于2015年5月对于解散公司达成一致决议，两者对包括唐伟在内的员工的告知及结算工资的行为是执行解散公司的一个环节，体现了辉洋公司的意志。
（三）辉洋公司于2015年5月开始处于停产解散阶段，与唐伟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已结束，2015年5月开始不可能再行聘用员工进行生产，故不存在拖欠何博宁、唐伟2015年5月至8月工资的情形。结合何博宁在庭审中对唐伟所提出的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及要求全盘接受，双方在仲裁过程中配合默契，没有实质性诉辩等种种不合情理情形，完全可以说明何博宁利用其为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掌管公司印章的便利，伪造相关证据，企图通过与唐伟的串通达到逃避公司合法债务，侵占公司财产的目的。
（四）退一万步而言，在辉洋公司进入停产解散阶段，即2015年5月至8月，何博宁擅自聘请人员进行所谓的产品研发，其行为至始至终并未得到辉洋公司另一股东廖敏霞的确认，该行为属于何博宁个人行为而非公司行为，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人员工资)亦应当由何博宁自行承担。然而何博宁将费用转由辉洋公司承担，明显损害了辉洋公司的利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何博宁的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其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
二、关于何博宁、唐伟恶意串通，制造虚假仲裁等行为，除前述两人不合常理的行为足以证明外，唐伟在虚假仲裁案件中所提交的伪造的劳动合同亦可印证，廖敏霞就此己依法申请鉴定，已经完成可足以推翻所谓仲裁裁决确认的虚假事实的举证责任，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以经过劳动仲裁裁决确认且该仲裁裁决已生效为由，不支持廖敏霞的鉴定申请，明显不当。
何博宁辩称，除坚持一审答辩意见以外，另补充以下意见：廖敏霞发给何博宁的微信、短信中从未明确解雇唐伟及其他人的意思，仅仅是说想要与何博宁商讨清算公司事宜，并明确工人后续如何安排由何博宁决定。廖敏霞发给唐伟的短信中只是提到廖敏霞个人不再承担工资，并没有明确公司要解雇唐伟，也没有明确公司不用继续向唐伟发工资。何博宁主动提出解散公司，但廖敏霞以种种理由怠于清算公司，不接电话，不配合，导致公司欠下多月的租金。作为公司股东的廖敏霞却不负责任，一走了之，何博宁为维持公司运作，与其他员工研发新产品，希望找到新出路。辉洋公司与唐伟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廖敏霞及何博宁提交的证据证实唐伟是辉洋公司的员工，所以何博宁与唐伟并没有虚构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伟未作答辩。
辉洋公司述称，同意何博宁的答辩意见。
廖敏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何博宁、唐伟串通制造虚假劳动仲裁案件的行为损害辉洋公司利益；2.请求裁定不予执行（2015）佛南法执字第1557号执行案，辉洋公司无需向唐伟支付工资16000元；3.依法追究何博宁、唐伟伪造证据、制造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辉洋公司于2014年4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万元。投资者为廖敏霞和何博宁。何博宁担任辉洋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廖敏霞担任公司监事。
2014年4月23日，辉洋公司与唐伟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辉洋公司聘请唐伟为生产部生产管理，合同期限从2014年4月23日起至2017年4月23日止。
2015年5月4日，辉洋公司通过账号为44×××13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唐伟支付2015年4月份工资及4个月住宿补贴共4400元。
2015年9月22日，唐伟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请求辉洋公司支付2015年5月至8月工资16000元。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经审查认定唐伟于2014年4月23日进入辉洋公司工作，其主张辉洋公司拖欠的2015年5月至8月工资共16000元，辉洋公司予以确认，并作出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3136号仲裁裁决，裁决辉洋公司应支付唐伟2015年5月至8月工资16000元。该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唐伟于2015年11月20日依据上述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15）佛南法狮执字第1557号。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定义务或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为了防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了上述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并规定上述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唐伟任辉洋公司生产部生产管理，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主体，但案中廖敏霞一并主张辉洋公司无需向唐伟支付工资，系廖敏霞对诉权的处分，一审法院将一并予以裁判。
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何博宁、唐伟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辉洋公司利益的情形。廖敏霞在诉讼中主张何博宁、唐伟恶意串通制作虚假仲裁，造成辉洋公司支付工资16000元的损失。唐伟曾在辉洋公司任职，有相应的劳动合同可以证实，申请劳动仲裁是劳动者为维护自己权益而寻求法律保护的手段之一，系劳动者正当行使其权利。唐伟因劳动报酬等事由与辉洋公司发生纠纷后，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申请劳动仲裁的行为并无不当。何博宁作为辉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有权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其代表辉洋公司参加劳动仲裁，属正常职务行为。廖敏霞在诉讼中提出对唐伟与辉洋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签名及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以确认2014年4月23日唐伟是否与辉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申请。因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在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3136号劳动仲裁案中已对该劳动合同进行了审查，确认唐伟与辉洋公司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及劳动合同的期限，唐伟在劳动仲裁中所主张的工资在其劳动合同的期限之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五）项，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关于唐伟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仲裁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已经被劳动仲裁裁决确认，并且该仲裁裁决已经生效，因此，对于廖敏霞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廖敏霞在诉讼中未能提供辉洋公司对唐伟不存在拖欠工资或仲裁双方存在虚假仲裁的足以推翻生效仲裁裁决的有效证据，廖敏霞主张辉洋公司无需向唐伟支付工资的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廖敏霞在诉讼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唐伟与何博宁有损害辉洋公司利益的行为。廖敏霞认为何博宁、唐伟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廖敏霞主张裁定不予执行（2015）佛南法执字第1557号案，不属于案件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审查处理范围；廖敏霞主张何博宁、唐伟刑事责任的请求，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查处理范围，对于上述两项诉讼请求，廖敏霞可另循途径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廖敏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廖敏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二章第1条第3款载明，何博宁的责任和权利包括人力资源管理。
2015年4月29日，廖敏霞向何博宁发送短信，内容为：“你好，我已用信息的方式通知本人不再承担5月唐伟与黄学斌的工资，并告知5月1日开始与你商讨清算事宜，告诉他们我已要求将4月工资提前发放。工人的后续如何安排由你决定。”同日，廖敏霞向唐伟发送短信，内容为：“你好，本人廖敏霞决定5月1日与何博宁商讨辉洋清算事宜，并已要求何生提前支付你与黄学斌4月工资，5月起我将不再承担你们两位的工资。”
廖敏霞在二审中确认，在2015年5月份之前唐伟等人为辉洋公司员工。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何博宁、唐伟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辉洋公司利益的情形。经审查，首先，本案中，廖敏霞确认唐伟系辉洋公司员工，仅抗辩双方已于2015年4月29日解除了劳动关系，换言之，廖敏霞确认唐伟与辉洋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次，本案并无证据可证实，辉洋公司与唐伟于2015年4月29日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廖敏霞发给何博宁及唐伟的信息中亦未明确辉洋公司解雇唐伟的意思，只是提到廖敏霞个人不再承担工资，并明确表示工人后续如何安排由何博宁决定。且依辉洋公司章程，廖敏霞并无解雇唐伟的权限。再次，辉洋公司章程明确规定由何博宁负责人力资源管理，且何博宁系辉洋公司总经理，故无论是与唐伟签订劳动合同，还是代表辉洋公司参与同唐伟等人的劳动合同纠纷仲裁，均系何博宁的职务行为。最后，唐伟基于其与辉洋公司之间合法存在的劳动合同关系，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辉洋公司支付所拖欠工资，系其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且该请求已被生效劳动仲裁裁决确认支持。据此，故廖敏霞关于何博宁与唐伟恶意串通制造虚假劳动仲裁，且辉洋公司无需向唐伟支付工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关于廖敏霞请求追究何博宁、唐伟刑事责任的主张，本院二审审查意见与一审认定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廖敏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廖敏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睿
审判员 李秀红
审判员 贾小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吴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