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红行初字第0015号
原告王静，女，196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登记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新春街17号，实际办公地址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刘克建，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弘，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王长伟，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民警。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
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
委托代理人车迪迪，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干警。
原告王静请求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作出的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静，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委托代理人王长伟、李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于2014年8月25日对王静作出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4年8月1日王静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2014年8月20日、24日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上述两地区正常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于当日投送执行。后原告向天津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天津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4）155号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作出的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王静诉称，原告认为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是在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没有事实根据，缺乏实质证据，严重违背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应当依法予以撤销。1、原告没有违法事实。原告有相关北京市公安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答复为证。2、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对本案无管辖权。根据北京市公安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答复，北京市公安机关未认为原告有违法行为，没有违法立案记录，没有案件移交天津市公安机关的记录，因此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没有案件管辖权。3、认定原告违法，缺乏相关证据。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仅仅靠接访工作人员的证言和北京市公安机关的训诫书就草率作出行政处罚。4、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只是告知原告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而没有告知将要作出行政拘留的决定。5、适用法律错误。上访与扰乱机关办公秩序不是同一概念，原告没有扰乱的动机与行为，也没有到机关办公场所周边去。原告去北京中南海上访，仅仅是上了一辆停在府右街道路上的大客车。因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不服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天津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后天津市公安局作出津公复决字（2014）155号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作出的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原告王静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作出的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当庭举证如下：
1、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3771号-回《登记回执》；
2、西公（2014）第3764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
3、市公安局（2014）第1185号-回《登记回执》；
4、市公安局（2014）第988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
原告以证据1-4证明，原告没有在北京市相关地区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
5、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作出的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6、津公复决字（2014）155号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
7、津公拘解2014字（01029）号天津市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
原告以证据5-7证明，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对原告作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辩称，2014年8月1日至8月24日期间，王静因其本人案件未能结案、河北分局做假案等问题到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秩序，后被民警查获。2014年8月25日，我分局根据上述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王静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我分局认为，王静案件虽然发生在北京，但王静现居住地为天津市红桥区尚都家园，行政区域属我分局管辖，因此该案由我分局管辖更为适宜；我分局对王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综上所述，我分局对王静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相关法律规定。为此，请求红桥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静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案件来源三份及两份抓获经过；
2、询问笔录三份（被询问人王静）；
3、证人证言六份；
4、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两份、现场处置记录三份、情况证明两份；
5、检查笔录；
6、王静本人常住人口信息；
7、工作情况说明六份、工作报告；
被告以证据1-7，证明原告王静于2014年8月1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2014年8月20日、24日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上述两地区正常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
8、受案登记表三份；
9、传唤审批表、传唤证、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
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11、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
12、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13、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
14、天津市公安局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被告以证据8-14，证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是本案中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同时亦证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具有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王静对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2014年8月25日作出的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对其行政拘留十日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4年10月8日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依法受理，并于2014年11月4日审理终结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红桥分局的原行政处罚决定。王静于2014年11月14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王静收到复议决定后的诉讼权利期限应截至2014年11月2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而王静的起诉期限已于2015年5月1日前届满，人民法院在王静起诉期限尚未届满时未受理王静的起诉，并不能视为王静起诉期限的延长，故对于原告王静的起诉应适用修改前《行政诉讼法》。而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答辩人不属于本案的共同被告。综上，答辩人不是本案的共同被告。请求贵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驳回原告王静的起诉。
庭审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本机关已收到本案开庭审理的传票。关于本案，本机关认为原告王静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作出的红公（三）行罚决字（2014）011号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起诉期限届满时间，是在2015年5月1日之前。根据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虽然原告在2015年5月1日后提起行政诉讼，但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及复议机关天津市公安局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应当仍然有效，复议机关是否作为共同被告，不应当取决于人民法院立案时间，而应以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时间为基准。故天津市公安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所举证据依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一）原告对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提出异议，认为原告去北京上访，如果有违法行为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处罚，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无权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二）被告证据1-7，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只在8月25日对原告组织了询问；证人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现场处置记录不真实。（三）被告证据8-14，原告没有见过传唤证。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没有向原告告知处罚的内容，违反了法定程序。原告在得知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时，曾向办案民警提出暂缓行政拘留，要求行政复议的申请。（四）原告没有扰乱中南海地区、天安门地区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因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所适用的法律不正确。
针对原告方所举证据及原告方发表的质证意见，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表示：（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中“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严格依法履行了相关行政程序。（三）对原告所举证据1-4，表示原告证据的内容，与本案的事实并无关联。对原告所举证据5-7，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4，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2014年8月1日、2014年8月20日、2014年8月24日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5，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本案证据。原告证据6-7，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静为天津市红桥区居民。2014年8月1日，王静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2014年8月20日、24日，王静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上访。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以原告扰乱上述两地区正常公共场所秩序为由，经履行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决定及送达等程序，于2014年8月2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投送执行。后原告不服，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天津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维持原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
本院认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时间为2014年11月4日，根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天津市公安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具有对原告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原告认为本案应由北京公安机关管辖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4年8月1日，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2014年8月20日、24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上访的事实。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结果并无不当。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静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用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强
审 判 员 于海欣
人民陪审员 陈智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吴恩凤
附：本裁判文书所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