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梅蕉法民一初字第335号
原告林国平，男，汉族，广东省蕉岭县人，现住蕉岭县，身份证号码×××0853。
委托代理人林国新，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广东省蕉岭县人，现住蕉岭县，系原告的胞兄。
被告（一）蕉岭县天栋村民小组，住所地蕉岭县。
负责人：林冰凌，村民小组组长。
被告（二）蕉岭县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蕉岭县
法定代表人：曾小健，村民委员会主任。
原告林国平诉被告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国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国新，被告（一）的负责人林冰凌、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曾小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天栋村民小组原名称为南山第八村民小组。1985年2月，原告经公开招、投标的形式承包了被告天栋村民小组所有的荒山，面积约500亩。原告于1985年2月8日与被告天栋村民小组签订了《合同》，承包期为30年，即从1985年2月8日到2015年2月8日止。合同签订后，原告随即会同其它五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经营，使原来的荒山变成了青山。后因政策变化，原告承包的山林划归为生态公益林。据悉，被告天栋村民小组所有的山林所有权被登载在被告南山村委会名下，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也被划至被告南山村委处。自1999年实行生态公益林补偿以来至今，原告不间断地找被告南山村委会及被告天栋村民小组解决，也向蕉岭县林业局及新铺镇林业站投诉，但一直未能解决。故原告于2009年5月8日向蕉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被告连带偿还自1999年至2008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给原告。该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二审、两次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撤销了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梅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与蕉岭县人民法院（2010）蕉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应连带偿还原告应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总生态公益林补偿×75%×70%）。判决后，原告随即向被告主张自2009年至2014年度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但经新铺镇有关部门多次调解，均未果。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再次提起诉讼，诉请：1、判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应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16177.44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一）（二）辩称：一、原告林国平提供的《合同》是无效的。第一，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有双方真实的签名。在原告林国平诉两被告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前案）一审庭审时，时任村民小组组长林秋莲出庭作证，证实其在任村民小组长期间，根本未与林国平签订过任何合同，其私章也与《合同》的印章不同。通篇没有林秋莲的指模、签名，怎么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天栋村民小组在在合同关系？可见，涉案“合同”是一方当事人的“签约代表”已明确否认和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所主张的“
合同”是无效的。第二，涉案“合同”由原告提供，原告主张其于1985年与天栋村民小组组长林秋莲签订该合同并且认为“蕉岭县南山乡人民政府”是鉴证机关，那么根据谁第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由来，招投标是如何举行的、鉴证机关“蕉岭县南山乡人民政府”的真实性、“蕉岭县南山乡人民政府”究竟是何人盖章、合同上的指模属于谁等等。原告必须提供证据证明，特别是在林秋莲已否认与其签订合同而且否认使用该“林秋莲”的印章的情况下，原告更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原告不能提供证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该“合同”上有多处指模，林秋莲忆已否认签订该合同，说明不是林秋莲的指模。如果是林国平的指模，为何在涂改处只有林国平的指模？可见该合同不是真实的。第三，涉案“合同”缺乏重要的合同要素，根本不能成立。纵观林车平提供的《合同》，只写：“甲方将其所属山林，告示安民，出榜设标…林国平中标取得山林承包权”而林国平承包的所谓山林，位置在哪里？具体的四址在哪里？具体有多少面积？《合同》中虽然约定“甲方划出明确的界线”，但实际上甲方没有划出明确的界线，林国平长期以来也没有向天栋村民小组提出过划界线的请求。这些最基本的要素在此合同中都没有约定，别说合同效力，此合同缺乏合同的基本要素根本不能成立。第四、由于林国平所依据的“合同”中没有承包山林的具体位置、亩数，所以林国平无证据证实其所谓承包的山林就是划为省级生态公益林的林地。被划为省级生态公益林的林地中属于天栋村民小组的那部分山林，是2000年和2003年，被告（二）和各村民小组（包括天栋村民小组）协商的结果，林国平有何证据证明现在天栋村民小组的生态公益林就是其所持合同中的“承包的山林”？由此可见，涉案“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支持原告诉请。
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审监提字第6号判决（简称省高院6号判决）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该判决作出的程序违法。省高院通知被告于2015年元月15日开庭审理本案，但当被告于法院指定的时间到了指定的法庭，左等右等，却等不来审理的法官，联系上法官后，法官才到法庭，但只有两位法官到法庭，当时法官询问被告只有两位法官是否继续开庭。被告是从小县城的农村赶到省城来开庭的，在省城呆一天就要一天的开支，无奈之下只得同意就两位法官开放审理。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不能因为被告同意两位法官开庭审理，法官就不用遵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审理，程序违法。（二）该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不能令人信服。第一，依上述涉案“合同”无效，但省高院的6号判决认为“天栋村民小组与南山村委虽否认该合同的真实在在，但未能举证推翻该合同中的林秋莲的私章与蕉岭县南山乡人民政府的公章的真实性”，这是错误的，被告主张没有签订合同，林秋莲主张没有使用该私章，这些都是消极的事实，举证应在原告方；原告方主张合同有效，应由原告证明印章的真实性。省高院6号判决没有有效地鉴别“合同”效力，是极端错误的。第二，省高院6号判决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无充分证据，轻易得出“林国平对涉案山林进行过护山育林行为”，过于草率。1、前案经一审、二审、重审的一审，重审的二审，再审已查明，现在山林中的树木是飞机播种的结果，而且，根据蕉岭县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丘吉于2009年6月11日在新铺镇林业站就本案向该林业站工作人员林锦春进行调查，叶锦春称：“现在所能看到的林木都是飞机播种的，不属于人工造林搞成的”，因此，现在山林并非林国平等六户人家所种的，证明了林国平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前案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的一审、重审的二审、再审，这个结论是蕉岭县人民法院、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实事求是，多次进行实地查勘而得出的，而省高院6号判决，远在广州的高院法官，没有进行实地查勘，走访群众，没有传证人，却将蕉岭法院、梅州中院办案法官辛苦调查的结论轻易否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省高院6号判决轻易得出“林国平对涉案山林进行过护山育林行为”，过于草率。2、省高院6号判决竟然简单地以林业站叶锦春说“林国平的兄长林国新在高级中学时曾带领学生去种松籽，就武断地认为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叶锦春后来说：“但成活率极低，验收不上。…他们种的果树是零星种的…”。省高院采纳证言令人费解，一句话竟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山林面积如此之大，原告只种植零星果树就能认为是履行合同义务吗？再说林国平的兄长带领学生去种植松树的行为与林国平有何关系，为何会认为是林国平履行承包合同的义务？3、既然《合同》是在1985年签订，1999年才被划为生态公益林，那么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何没有砍伐树木？林国平也没有证据证明履行了《合同》约定“三年后应基本成为有林山，即平远每五平方米应有一条1.2米高的林木”。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原再审的审判人员均去现场勘查，却没有发现林国平所主张的其种植有树林、进行管护的痕迹。4、省高院的4号判决认为“天栋村民小组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对林国平的履约情况提出异议，属于怠于主张自身的权利”，根本是错误的。南山村委与众村民小组两次协商山林，并且协商补偿款四六分成，南山村委占四成，天栋村民小组占六成，原告都没有提出承包山林一事，被告何来提出异议。（三）原告要求获得公益林生态补偿款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省高院判决认为“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省高院4号判决认为原告未超过诉讼时效的唯一证据便是叶锦春说原告“自有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后，林国平来投诉过”以及“后来蕉岭县新铺镇司法所也就是本案进行调解”，但这依据并不充分。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是二年”，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叶锦春只是说“自有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后，林国平来投诉过”，但何时投诉，是否在诉讼时效内投诉，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这些均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南山村委、各村民小组在2000年、2003年两次对山林面积、补偿款进行协商时，原告均没有提出异议。所谓司法所的调解，是在2009年原告才向司法所投诉要求调解的。这能说诉讼时效没有超过吗？所以原告要求1999年至2008年公益补偿款，诉讼时效已超过。（四）被告不服省高院4号判决，正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法院正在审查中，故省高院4号判决不能作为本案依据。
三、原告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无权获得公益林补偿款。前案历名审判人员调查得出原告没有如实履行《合同》种植权、管理维护义务，《合同》处于休眠状态，原告没有履行承包的义务，不是合格的“承包者”，林国平只有合同的表象而没有合同的实质。那么原告怎么能享有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涉案山林本来属于天栋村民小组，经过协商，将各村民小组的山林统一登记在南山村委名下，天栋村民小组和南山村委是涉案山林的所有人，对涉案山林拥有的是物权，不管物权人对山林有无管理，物权人都有权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而林国平对涉案山林来说，其拥有的是债权，既然其未履行相应的承包义务，便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
四、退一步而言，原告要求2009年至2014年的生态公益补偿款16177.4元，数额有误。原告主张的每年每亩补偿款是错误的，按《广东省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计算，2009年至2014年能发放到村民小组的补偿款计算应为：2009年度：290.7亩×9元＝2616.3元；2010年度：290.7亩×10.5元＝3052.35元；2011年度：290.7亩×12元＝3488.4元；2012年度：290.7亩×13.5元＝3924.45元；2013年度：290.7亩×13.875元＝4033.46元；2014年度：290.7亩×14.25元＝4142.48元；合计21257.44元。2013年、2014年的补偿款已由林业局直接发至包括原告在内的各村民名下，这两年的补偿款被告天栋村民小组未领取，应由原告向各村民收取。原告名下的补偿款6867.78元（21257.44元-（4033.46＋4142.48）×0.75×0.7］。综上所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程序违法，有失公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无权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法院应驳回其诉请。
经审理查明：原告林国平系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村民。1985年2月8日，原告以第八组村民的身份（乙方）与南山村第八村民小组（甲方，即现为被告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订立了一份关于承包该级所属山林的《合同》，该合同未提交到相关职能部门备案，也未办理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在该合同的尾部落款中，乙方处盖有林国平字样的私人印章；甲方处注明南山第八村民小组组长并盖有林秋莲字样的私人盖章（林秋莲为当时天栋生产队长）；鉴证机关处盖有蕉岭县南山乡人民政府字样的公章。合同约定承包期为30年，自1985年2月8日至2015年2月8日止，自承包之日起10年内，砍伐松树、杉树、荷树的全部收入归乙方（即原告方）；10年后双方协商同意的砍伐松树、杉树、荷树的收入七成归乙方（即原告方），三成归甲方（即被告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但没有关于缴交承包款（物）的约定。1985年2月28日，原告与同一村的其它五户人家订立关于参加联合承包经营该山林的合约。在承包经营期间的最初几年，原告林国平等在原天栋生产队种植的油茶的空隙间种植有榄子树、柿子树、枇杷树等果树，林国平自认现存活少，且没有收成。原告的兄长林国新此时在学校当教师，还组织了学生到山上种松籽，但成活率极低，没能得到林业部门的验收。自该合同订立后至今，原告从未按合同的约定砍伐过树木，也从未缴交过与该承包山林有关的任何款物、收益给被告。
1999年开始，广东省人民政府对于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的林地发放生态公益林补偿款。2000年南山村所属的各村小组（其中包括被告天栋村民小组）与被告南山村村民委员会订立了《南山村生态林补偿面积落实情况协议》，2003年6月，被告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召集所属各村民小组及村民代表开会，同意将各村民小组的林木、林地归被告南山村村民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2003年7月南山村所属的各村村民小组（其中包括被告天栋村民小组）与被告南山村村民委员会根据核定的省级生态公益林总面积重新订立了《南山村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落实情况协议》。以取代前述2000年的《南山村生态林补偿面积落实情况协议》。根据该协议，天栋村民小组可以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山林面积从此之前的400亩调减为290.7亩。2003年11月，蕉岭县林业局向被告南山村村民委员会颁发编号为B4400155141的林权证，将南山村各村民小组实际拥有的林地、林木的所有人、使用权人登记为被告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并载明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3658.5亩。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由政府主管部门先后根《广东省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等的规定发放。
2009年5月8日，林国平以天栋村民小组，南山村村民委员会未偿还其应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为由，向蕉岭县人民法院起诉，经历一审、二审、重新审理一审、二审，再审，提审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林国平与天栋村民小组于1985年签订的涉案《合同》有林国平与原天栋生产队长林秋莲的盖章，鉴证机关处有蕉岭县南山乡人民政府字样的公章，天栋村民小组与南山村委会虽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但未能举证推翻该合同中的林秋莲的私章与蕉岭县南山乡人民政府的公章的真实性，故该合同有效，双方当事人享有该合同约定的权利，并应当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禁止采伐生态公益林，护林工作由县级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政府对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林国平作为涉案山林的承包者，其原本可以通过采伐树木而获得经济利益无法实现，因此有权依法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根据涉案《合同》第二条所约定的承包收益分割比例，林国平可以获得涉案山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70%，天栋村民小组获得30%。
另查明，2009年度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为12元／亩，其中损失性资金标准为9元／亩；2010年度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为14元／亩，其中损失性资金标准为10.5元／亩；2011年度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为16元／亩，其中损失性资金标准为12元／亩；2012年度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为18元／亩，其中损失性资金标准为13.5元／亩；2013年度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和激励性补助资金合计为22元／亩，其中基础性中损失性资金标准为13.875元／亩，激励性中的损失性资金标准为2.625元／亩；2014年度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和激励性补助资金合计为22元／亩，其中基础性中损失性资金标准为14.25元／亩，激励性中的损失性资金标准为3.125元／亩。因此，2009年至2014年涉案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用于补偿因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而禁止采伐林木造成经济损失的林地经营者的损失性资金补偿款合计为22928.96元，（2009年度：290.7亩×9元＝2616.3元；2010年度：290.7亩×10.5元＝3052.35元；2011年度：290.7亩×12元＝3488.4元；2012年度：290.7亩×13.5元＝3924.45元；2013年度：290.7亩×（13.875＋2.625）元＝4796.55元；2014年度：290.7亩×（14.25＋3.125）元＝5050.91元］。上述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资金补偿款的30%，被告蕉岭县新铺南山村民委员会领取，剩余70%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资金补偿款中，2009年至2012年的补偿款由天栋村民小组领取，2013年至2014年补偿款6893.22（9847.46＊70%）由新铺铺财政所按股份发放至南山村的各村民的银行账号中。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包括原告在内）的村民合计领取了7332.28元（2013年新铺镇省级生态公益林激励补助资金共计568.09元及2013年新铺镇省级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3004.33元，2014年新铺镇省级生态公益林激励补助资金共计676.21元及2014年新铺镇省级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3083.65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合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2009年至2015年蕉岭县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被告提交的2013、2014新铺镇省级生态公益林激励性补助资金发放登记表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因此，被告提出的（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及《合同》无效等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禁止采伐生态公益林，护林工作由县级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政府对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林国平作为涉案山林的承包者，其原本可以通过采伐树木而获得经济利益无法实现，因此原告有权依法获得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资金补偿款。根据涉案《合同》第二条所约定的承包收益分割比例，林国平原本可以获得涉案山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损失性资金补偿款的70%即16050.27元（22928.96＊70%），天栋村民小组获得30%即6878.69元（22928.96＊30%）。由于南山村的各村民按股领取了涉案的2013、2014年度的公益林补偿款损失性资金补偿款的70＊即6893.22元［（4796.55＋5050.91）＊70%］，因此，原、被告的补偿款已被领取了一部分的情况下，被告方实际收取的山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损失性资金补偿款16035.74元。原告有权根据涉案《合同》第二条所约定的承包收益分割比例获得被告方实际领取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中的11225.02元（16035.74元＊70%），因此，被告天栋村民小组应偿还11225.02元给原告，由于被告南山村村民委员会领取了涉案山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6878.69元，故被告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应在其领取的补偿款的范围内就被告天栋村民小组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林国平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11225.02元，被告蕉岭县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在其领取的涉案生态公益林补偿款6878.69元范围内就蕉岭县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04元，减半收取102元，被告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天栋村民小组承担72元，蕉岭县南山村民委员会承担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明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黄艳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