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2278号
原告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5F516。
法定代表人韩光磊，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曦，北京公元博景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亚，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含，男，1988年8月6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上高县。
被告孙明政，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户籍地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九洲路***号**号楼*单元***号。
被告迪士康商城（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6层709。
法定代表人孙明政，总经理。
被告烟台迪士康商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金城路399号。
法定代表人孙明政，总经理。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初鸣，北京市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毛艳丽，北京市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开元公司）与被告李含、孙明政、北京迪士康商城（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迪士康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法官张笑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明德、李桂清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合开元公司的代理人吴曦与被告李含、孙明政、烟台迪士康公司、迪士康（北京）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王初鸣、毛艳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联合开元公司起诉称，2013年11月18日，联合开元公司与李含签订《委托担保合同》，李含委托联合开元公司对其在北京大众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联合公司）的P2P平台向出借人孙慧、王颖、李月芳、王延、万国华、王春华、怀淑媛7人共计借款人民币本息2348500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14年5月18日止。2013年11月18日，联合开元公司与上述贷款人签订了《保证合同》，保证期限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后的六个月。2013年11月19日，大众联合公司通过P2P平台向李含完成放款，但截至到2014年5月18日贷款到期，李含无力还款。联合开元公司于2014年5月19日，代付了贷款本息共计2348500元。联合开元公司认为，其与李含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合法有效。作为李含上述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联合开元公司在李含不履行主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于保证期间内向债权人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含追偿。同时，李含的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在保证范围内就全部债务与李含一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多次催讨均无果的情况下，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李含立即偿还原告联合开元公司代偿款2348500元，并支付相应违约金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均以所欠代偿款为基数，自2014年5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被告李含给付原告联合开元公司因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60451元；三、被告孙明政、被告迪士康（北京）公司、被告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共同答辩称：
一、本案源于2012年5月17日烟台四维高科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四维公司）向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信托公司）借款2000万元，借期6个月，从2012年5月16日到2012年11月16日止，年利息17%（实际是34%的年息），6个月计170万元利息，另17%的利息以顾问费170万元的形式支付给北京先锋国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先锋国泰公司），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业公司）作为保证人收取保费20万元，李安、黄颖、烟台迪士康公司和联合创业公司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6个月的借款到期后，烟台四维公司无法偿还借款本息及保费，而华澳信托公司又面临着上市，不想背负坏账，于是商议从北京锦辉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辉时代公司）倒贷，以此来让华澳信托公司的账面清晰，因此烟台四维公司和锦辉时代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由锦辉时代公司支付给华澳信托公司借款，该借款合同的实际借款期限只有短短的几天。而锦辉时代公司也不想有坏账产生，于是找到邵欣、王若琳，让烟台四维公司从邵欣、王若琳处每人借款1000万元（实际这2000万元的借款应是由联合开元公司或者其关联公司提供的），由邵欣、王若琳直接支付到锦辉时代公司，而同样做担保的是联合创业公司，收取顾问费的是先锋国泰公司。向邵欣、王若琳所借的款项到期后，烟台四维公司还是没有能力偿还借款，双方公司考虑以倒贷的形式来将这2000万元进行顺延，于是在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议下，用自然人的账户来走账，以此来达到顺利倒贷，而烟台四维公司尽力凑钱来归还借款。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找到了14个自然人，明确向这些自然人说明，只是借用其的账户倒贷，而不是让出借账户的人来承担责任，最终的还款人还是实际借款人烟台四维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账面清晰，而烟台四维公司也不用立即还款。联合开元公司的员工带领这14个自然人到银行开户后，就直接把银行卡及U盾收走，所有的银行卡内钱的进出，都是联合开元公司的员工操作，李含无法掌控。
二、李含的银行账户明细能够明确证明这是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帮助烟台四维公司倒贷。李含和北京凤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凤凰公司）没有借贷关系，但是北京凤凰公司却向李含银行账户汇款220万元。从李含的银行账户的收支情况可以明确看出：1、北京凤凰公司在2013年10月25日向李含的银行账户汇入200万元，但是这笔钱在进入到李含的银行账户后，即于同日下午16时03分03秒从李含的银行账户汇给班锐1495316元、16时05分04秒汇给北京凤凰公司39600元、16时08分55秒汇给孙明政395500元，不到6分钟这些钱全部转走；而汇入班锐银行账户的1495316元于2015年16时40分16秒全部汇到北京汇达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汇达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联合开元公司是关联公司。2、大众联合公司在2013年11月19日向李含银行账户汇入220万元，这220万元在2013年11月21日又全部汇入到北京凤凰公司，在2013年12月18日汇给孙明政269600元，但孙明政却在2013年12月18日汇出多笔钱进入到冯某、冯子磊的银行账户，至此李含银行账户的钱除了剩余34元外全部转出。无论是谁汇入到李含账户的钱，也无论这些钱怎么流转，最终全部是汇入到联合开元公司的关联公司或者其员工的账户，这是明显的倒贷行为。这笔钱是联合开元公司利用李含的银行账户帮助烟台四维公司延长借款期，顺便继续挣得高额利息。
三、联合开元公司所起诉的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李含是在联合开元公司的员工陪同下开立的本案涉及的银行卡，该银行卡及U盾在办理完后就直接由联合开元公司的员工收走，银行账户的支配权完全在于联合开元公司，李含无法操作该银行卡，也无法得知该银行卡里面的内容，更没有使用银行卡里面的钱，实际上进入李含银行卡的钱，最终还是由联合开元公司转入了其关联公司或员工银行账户内。钱在进入李含的银行卡后就快速的转出，且资金不停的转移，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而将汇入李含银行账户的款项快速的汇入联合开元公司的关联公司，又起诉李含要求其还款，这种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事实依据的，对李含极不公平。
综上，李含无法控制自己的银行卡，也没有使用联合开元公司所诉的借款，要求李含来承担责任实属错误；孙明哲、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法院驳回联合开元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联合开元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委托担保合同》，证明李含与联合开元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由联合开元公司为李含的借款提供保证，并约定联合开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李含进行追偿，包括代偿款项、违约金、承担保证责任后因垫付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因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用等。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这份合同的签订只是为了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便于从李含的账户进行走账，因为联合开元公司是一家经营性机构，明确知道如果被保证人还不上借款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却不收取任何费用，不符合常理；因此也更进一步说明，该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不是李含，只是借用李含的账户进行倒贷。
证据2.《保证反担保合同》三份，证明迪士康（北京）公司、孙明政、烟台迪士康公司均自愿就上述《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提供担保事宜，为李含向联合开元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其中，保证期限至被反担保债务发生后两年期满，保证反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代偿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一切款项。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的签订只是为了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便于从李含的账户进行走账；2、孙明政、烟台迪士康公司、迪士康（北京）公司对李含的借款做出反担保，原因是该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烟台四维公司而不是李含，为了使烟台四维公司的初期贷款能够顺利的继续使用才签订的。孙明政是烟台四维公司的董事，不是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证据3.《借贷合同》七份、《还款计划表总表》，证明2013年11月18日，李含、大众联合公司分别与出借人孙慧、王颖、李月芳、王延、万国华、王春华、怀淑媛签订《借贷合同》，约定由李含向上述出借人合计借款人民币2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9日至2014年5月18日，同时合同还对借款本息金额及通过大众联合公司平台划转款项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借贷合同的签订只是表面形式，实际是由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借用李含的名义及账户来倒贷，资金的使用人不是李含，并且资金最终还是回到联合开元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的账户。
证据4.《保证合同》七份，证明李含与联合开元公司所签《委托担保合同》的要求，联合开元公司为李含分别与出借人孙慧、王颖、李月芳、王延、万国华、王春华、怀淑媛所签署的《借贷合同》项下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该合同是联合开元公司和贷款人签订，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证据5.《付款凭证》，证明大众联合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将出借人孙慧、王颖、李月芳、王延、万国华、王春华、怀淑媛的出借款项合计人民币220万元支付给李含。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李含的这个银行账户是由联合开元公司的员工在操作，目的是帮助烟台四维公司进行倒贷。
证据6.《代偿凭证》、《代偿证明》、平安银行凭证，证明因李含未能如约归还借款，联合开元公司于2014年5月19日就李含应付借款本息人民币2348500元进行了代偿；还证明大众联合公司已经代偿了出资人的款项。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能确定是偿还李含的借款，对代偿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李含在收到款项后全部转给了联合开元公司，因此不需要代偿。
证据7.《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支付凭证》、律师费发票，证明联合开元公司在承担《保证合同》项下保证责任后，因主张权利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为人民币60451元。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律师费被告不应当承担。
本院对原告联合开元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列证据材料：
证据1.《信托贷款合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委托担保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证明目的：（1）烟台四维公司向华澳信托公司借款2000万元，借款6个月（2012年5月17日至2012年11月16日），年利率17%；（2）烟台四维公司和先锋国泰公司签订了《专项财务顾问协议》，对华澳信托公司借给烟台四维公司的2000万元，收取顾问费170万元；（3）联合创业公司对烟台四维公司向华澳信托公司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收取20万元保费；（4）李安、黄颖、烟台迪士康公司对联合创业公司提供反担保；（5）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烟台四维公司，不论这2000万借款如何变更借款人，李安、黄颖、烟台迪士康公司一直作为担保人，足以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烟台四维公司。
证据2.《借款合同》、《代偿付共同确认函》、《电子汇划收款》、《电子转账凭证》、《财务顾问合同》、《贷款展期协议书》、《财务顾问合同补充协议》、《保证合同》、《补充协议》，证明目的：（1）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向锦辉时代公司借款2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借期3天（2012年11月16日-2012年11月19日），另1000万元借期7天（2012年11月16日-2012年11月23日），这笔借款的起始日期和第一组证据中借款的到期日期是吻合的，实际就是用这次的借款来偿还烟台四维公司向华澳信托公司的借款；（2）证明锦辉时代公司的借款用以偿还华澳信托公司的借款，该借款到达烟台四维公司的子公司账户随即汇往华澳信托公司，属于借新还旧；（3）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和锦辉时代公司签订《财务顾问合同》，需支付24万元；（4）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和锦辉时代公司签订《贷款展期协议书》对20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展期28天（2012年11月23日-2012年12月21日），对该展期的500万元，烟台四维公司需向锦辉时代公司支付15万元（利息）；（5）证明李安、黄颖、烟台迪士康公司、迪士康（北京）公司对锦辉时代公司提供了担保；（6）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烟台四维公司，不论这2000万借款如何变更借款人，李安、黄颖、烟台迪士康公司一直作为担保人，足以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烟台四维公司，而且还增加了烟台四维公司的另一关联公司迪士康（北京）公司作为担保人。
证据3.《借款合同》、《委托支付书》、《财务顾问合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委托担保合同》、《代付说明》、《保证反担保合同》，证明目的：（1）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向邵欣借款1000万元，借期6个月（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5月18日），这笔借款的起始日期和证据2中借款的到期日期是吻合的，实际就是用这次的借款来偿还烟台四维公司向锦辉时代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2）烟台四维公司和邵欣签订《委托支付书》，委托邵欣将1000万元借款直接支付到锦辉时代公司，证明借新还旧；（3）证明烟台四维公司需向邵欣支付150万元咨询服务费（实为利息）支付时间分别为2012年11月19日付25万元、2012年12月19日付25万元、2013年1月19日付50万元、2013年3月19日付50万元；（4）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因融资需向先锋国泰公司支付顾问费20万元；（5）证明联合创业公司担保邵欣的1000万元借款和顾问费150万元，而烟台四维公司需要支付10万元保费；（6）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向邵欣出具《代付说明》表明委托黄颖向其支付利息，向联合创业公司出具《代付说明》表明委托黄颖向其支付咨询费10万，向先锋国泰公司出具《代付说明》表明委托黄颖向其支付咨询费20万；（7）证明黄颖、孙明政、李安、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和联合创业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针对邵欣1000万元借款和150万元顾问费；（8）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烟台四维公司，不论这2000万借款如何变更借款人，李安、黄颖、烟台迪士康公司、迪士康（北京）公司一直作为担保人，足以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烟台四维公司，而且还增加了烟台四维公司的另一董事孙明政作为担保人。
证据4.《借款合同》、《委托支付书》、《财务顾问合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委托担保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代付说明》，证明目的：（1）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分两次向王若琳借款500万元，共1000万元，其中第一笔500万元借期3个月（2012年11月26日至2013年2月25日），第二笔500万元借期3个月（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3月19日），向王若琳借款的起始日期和证据2中借款的到期日期是相吻合的，实际就是用这次的借款来偿还烟台四维公司向锦辉时代公司的借款1000万元；（2）烟台四维公司和王若琳签订《委托支付书》，委托王若琳将两个500万元借款分次直接支付到锦辉时代公司，证明借新还旧，同时也证明2000万元借款在联合开元公司的关联公司不断变化；（3）证明烟台四维公司需向王若琳支付75万元咨询费（实为利息）；（4）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因融资向先锋国泰公司支付顾问费10万元；（5）证明联合创业公司担保王若琳的1000万元借款和顾问费75万元，而烟台四维公司需要支付5万元保费；（6）李安、黄颖、孙明正、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和和联合创业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针对王若琳的500万元借款和顾问费37.5万元；（7）证明烟台四维公司委托黄颖向王若琳支付75万元利息费、向联合创业公司付5万元咨询费、向先锋国泰公司支付10万元咨询费；（7）证明烟台四维公司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不论这2000万借款如何变更借款人，李安、黄颖、烟台迪士康公司、迪士康（北京）公司一直作为担保人，足以证明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烟台四维公司。
证据5至证据9包括《借款合同》、《专项财务顾问协议》、《保证合同》、《北京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明目的：（1）证明烟台四维公司的2000万元借款已经开始使用自然人的银行账户倒贷，其中孙明政借款金额280万元，李建平借款300万元，闫一粼借款300万元，付强借款300万元，班锐借款40万元。上述借款的起始日期和借王若琳第一笔50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期是相吻合的。上述借款进入借款人的账户后，立即分别转给北京凤凰公司（支付利息）、王若琳（还款）、盈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北京分公司（支付顾问费），这是非常明显的是在用自然人的银行账户倒贷，因为孙明政等人和王若琳并没有借贷关系；（2）证明因上述借款，孙明政等人需要向盈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北京分公司支付所谓的项目审查、调研费，实际是将利息一拆为二，以致2000万元的借款会滚动成3000多万的借款；（3）证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还是烟台四维公司，从孙明政等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倒贷也是由联合开元公司来操作，进入孙明政等人账户的钱以很快的速度转入联合开元公司的关联公司账户；正因为这笔钱的实际使用人是烟台四维公司，所以李安、黄颖、迪士康（北京）公司才会担保该笔债务。
证据10.《银行回单》，证明目的：（1）从孙明政、李建平、闫一粼、付强、班锐的账户汇给王若琳的款项正好是1000万元，是由联合开元公司控制着这几人的银行卡及U盾，并且帮助烟台四维公司进行倒贷；（2）从宋宽的账户汇给邵欣1000万元，加起来刚好是2000万元，正是烟台四维公司从王若琳、邵欣处借款的数额，联合开元公司为了帮助烟台四维公司不惜在这些自然人的账户内随意进出款项；（3）孙明政、李建平、闫一粼、付强、班锐、宋宽和王若琳、邵欣没有借款关系，也不认识，这么大额的款项，很明显是联合开元公司在使用这些自然人的银行账户帮助烟台四维公司进行倒贷。
证据11.《银行回单》，证明目的：（1）证明联合开元公司在用李含的银行账户进行倒贷，汇入李含账户的钱又全部回到联合开元公司关联公司及其员工的银行账户内。因为北京凤凰公司在2013年10月25日向李含的银行账户汇入200万元，但是这笔钱在进入到李含的银行账户后，于当日从李含的银行账户汇给班锐1495316元、汇给北京凤凰公司39600元、汇给孙明政395500元，不到6分钟的时间这些钱全部转走；而汇入班锐银行账户的钱全部汇到北京汇达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是联合开元公司的关联公司。大众联合公司在2013年11月19日向李含银行账户汇入220万元，11月21日又全部汇入到北京凤凰公司，12月18日汇给孙明政269600元，孙明政在12月18日汇出多笔钱进入到冯某、冯子磊的银行账户，至此李含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基本全部转出；（2）证明这14个自然人的银行卡自己都无法控制，里面是否进出钱都不知道，完全是由联合开元公司掌控，证明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来回进出资金进行倒贷；（3）证明只要14人的账户进入大额钱会在同日很快转入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或员工的账户，这14个自然人并没有使用账户里面的一分钱，也无法控制银行卡里资金的流入与流出。
证据12.冯某的社保记录、手写的说明、烟台四维公司的财务人员和冯某QQ聊天截屏，证明目的：（1）冯某是联合开元公司的员工，受联合开元公司指派使用自然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倒贷，帮助烟台四维公司借新还旧，在进行倒贷时也明确告知14个自然人只是借用他们的银行账户，并非个人借款；（2）冯某是该案中倒贷工作的实际操作者，14个自然人从开卡当时银行卡和U盾就被冯某取走，直至现在仍然在联合开元公司。
证据13.国家工商局及北京市工商局网页打印件，证明目的：（1）联合开元公司和大众联合公司、北京汇达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凤凰公司、锦辉时代公司、先锋国泰公司、盈华北京分公司、华澳信托公司、联合创业公司是关联公司，和有的公司是同一的投资人，有的是同一的董事、监事等等；（2）证明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烟台四维公司和华澳信托公司的借款到期后不能偿还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倒贷行为，而这种倒贷行为均是在联合开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间进行，并且借用了李含的账户采取一轮一轮的倒贷，进而也获取更多的利息。
原告联合开元公司对上述证据1-9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联合开元公司没有参与其中；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与对证人冯某的证言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13的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1-11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其中签订各项协议的并非是本案的当事人，故本案中对上述证据中的协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而上述证据的内容并未能显示其与本案审理的因保证合同引发的追偿权纠纷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亦无法确认。
除上述书证外，被告还申请证人冯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2011年至2014年期间在联合开元公司任高级经理，公司领导安排其接手迪士康公司的项目，需要借款倒贷，领导安排找十几个自然人，让他们向大众联合公司借款来偿还烟台四维公司的借款。这些自然人借款额度和期限有限，所以倒贷倒了好几次，这些人都是迪士康公司和烟台四维公司安排的，借款都不是个人用，而是给公司用。开户后银行卡和U盾都是由联合开元公司保管，没有交还给个人，银行卡里的资金转移也都是联合开元公司操作的。开卡目的是为了还烟台四维公司的借款，是自然人自己开的，账号密码也都知道。烟台四维公司和联合开元公司没有签署过协议，但和联合开元公司的子公司先峰国泰公司签署过协议，这些协议公司都有归档。
原告联合开元公司认可证人冯某曾是其员工，目前已经离职，作为离职员工其证言有失公允与真实，存在效力瑕疵；而且通过证人证言可以反映联合开元公司和烟台四维公司没有关系，李含等人因相信烟台四维公司的实力所以同意以个人名义借款来偿还烟台四维公司借款。
根据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证人冯某曾多次接收本案相关人员的汇款，因此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言内容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其余部分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8日，联合开元公司与李含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鉴于李含与孙慧（20万元）、王颖（23万元）、李月芳（30万元）、王延（80万元）、万国华（10万元）、王春华（37万元）、怀淑媛（20万元）共7人签订了《借贷合同》，借款总金额220万元，履行期限2013年11月19日至2014年5月18日。李含委托联合开元公司为其履行《借贷合同》项下义务提供220万元的保证担保，联合开元公司同意接受该委托，并与债权人签署保证合同。《委托担保合同》还约定如果李含未完全履行《借贷合同》有可能导致联合开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联合开元公司有权从李含违约之日起每天向李含收取逾期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如李含违反《借贷合同》的约定或出现其他情况，而导致联合开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李含还应赔偿：（1）联合开元公司已代李含向债权人承担的保证责任的金额以及所有已经代为向债权人支付进而有权向李含收取的款项；（2）联合开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因垫付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及其他所有经济损失；（3）合法的便于实现联合开元公司追偿权利而形成的花费、成本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开元公司刑事追偿权利所产生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费用、律师费用……）。
同日，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分别与联合开元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李含与上述7位债权人签订《借贷合同》，联合开元公司分别与上述7位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李含履行义务提供220万元保证担保，联合开元公司同李含签订了《委托担保合同》，确定由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保证反担保。本合同项下的保证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反担保期限为两年。反担保债务范围包括：（1）被反担保债务（债务人应偿付的担保金额、所有联合开元公司已经代为向债权人支付进而有权向债务人收取的款项、依据法律规定及其他有效协议、合同有权向债务人收取的款项）；（2）联合开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至反担保人实际承担反担保责任期间有联合开元公司垫付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及其他经济损失；（3）合法的便于实现联合开元公司追偿权利而形成的花费、成本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开元公司刑事追偿权利所产生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费用、律师费用……）。
同日，李含通过大众联合公司分别与孙慧、王颖、李月芳、王延、万国华、王春华、怀淑媛7位债权人签订了《借贷合同》（编号为DZ-P2P-JD-001933至001939），约定李含向上述7人借款共计2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9日至2014年5月18日。
同日，联合开元公司与上述7位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为DZ-P2P-BZ-001933至001939），约定联合开元公司为前述《借贷合同》提供保证担保。
2013年11月19日，大众联合公司向李含汇款220万元；2014年5月19日联合开元公司向大众联合汇款2348500元；同日大众联合公司向上述7位债权人汇款共计2292400元；2016年12月15日，大众联合公司向联合开元公司出具代偿证明，证明联合开元公司已于2014年5月19日将2348500元付至大众联合公司的还款账户。
2016年8月10日，联合开元公司与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委托该所代理联合开元公司与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一审代理费60451元。2016年10月31日联合开元公司向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汇款60451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各方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借贷合同》、《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借款的事实和金额均予以认可，且与庭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当由李含承担还款责任，就此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首先，根据合同约定，在本案所涉及的主债权中借款人、被保证人均为李含，保证人为联合开元公司，反担保人为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借贷合同》签订后，借款实际进入了李含的银行账户，而李含到期未能偿还借款，联合开元公司依约承担了保证责任。现联合开元公司向李含及反担保人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主张追偿权，符合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答辩称，烟台四维公司向华澳信托公司借款，到期后不能偿还，于是向锦辉时代公司借款，用以清偿华澳信托公司的债权；到期后不能偿还，又向邵欣、王若琳个人借款，用于清偿锦辉时代公司的债权；到期后不能偿还，又以孙明政、李建平、闫一粼、付强、班锐、宋宽6人个人的名义向北京凤凰公司借款，用于清偿邵欣、王若琳的债权；到期后不能偿还，又以孙明政、李建平、闫一粼、付强、班锐、宋宽、李含、贾朝志、田野、杨慧、田辉、谢福星、朱愈平、黄颖14人个人名义向大众联合公司借款，用以清偿北京凤凰公司的债权；到期后不能偿还，保证人联合开元公司代为清偿。上述各公司均系关联企业，包括本案在内的一系列借款行为，都是为了帮助烟台四维公司清偿之前的借款，因此应当由烟台四维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根据被告李含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判断，即使其所述的借款过程全部属实，被告也是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自愿以个人名义借款，借款实际进入李含的银行账户并清偿了相应债务，使得烟台四维公司的债务最终也转而变成李含等自然人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与被告自述的帮助烟台四维公司“倒贷”的借款目的相符。至于联合开元公司与大众联合公司、北京凤凰公司等公司之间是否为关联企业，并不影响对于债务人的确定。因此，李含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虽然根据证人冯某陈述，用于接收借款的银行卡和U盾（密码）均控制在联合开元公司手中，但证人同时还陈述李含知道该银行卡的用户名和密码；而且李含也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其在本案诉讼之前，曾对相应款项流转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即使李含陈述银行账户由联合开元公司实际控制的情况属实，也是李含基于自愿向联合开元公司提供银行卡和U盾（密码），李含以未实际控制银行卡为由，抗辩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被告称联合开元公司曾向李含等人承诺只是借用个人账户倒贷，不用其承担还款责任，实际还是由烟台四维公司还款；但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代偿款金额的问题，存在如下疑点：1、联合开元公司主张的代偿金额与大众联合公司开具的代偿证明金额总数均为2348500元，目前有证据显示的大众联合公司向7位出借人偿还的款项总额为2292400元。上述金额存在差额，联合开元公司为就上述差额产生的原因提交证据证明；2、7份《借贷合同》中仅约定了借款本金数额，均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数额及标准，而《还款计划表》中没有出借人的签字确认，更无法明确每个《借款合同》对应的利息数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7位出借人系完全独立的个体，并非一个整体；3、已通过大众联合公司偿还出借人的款项中，是否全部针对本案所涉《借贷合同》的本息，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明确。综合以上情况，考虑到，李含的银行卡并非由其本人实际操作，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本院无法明确7位出借人与李含是否就利息达成过合意，达成了何种合意。因此，联合开元公司对借款本金的代偿行为，有明确的合同依据，其追偿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联合开元公司针对借款本金以外的代偿款缺乏明确的合同依据，其相应追偿请求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代偿后违约金及息费的计算问题。本院认为，联合开元公司代偿系基于对借款的担保，保证合同系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法律对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及息费总和有保护上限的规定。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联合开元公司与大众联合公司系存在串通的情况下，债务人应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人民法院能够保护的因借款产生的追偿权违约金及息费总和上限亦不应超出年利率24%的范围。因此，本院对联合开元公司与李含及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约定的违约金及息费总和折算在年利率24%范围内的，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起算时间的确定问题。联合开元公司主张从2014年5月20日代偿之次日起算。根据《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如果李含未完全履行《借贷合同》有可能导致联合开元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联合开元公司有权从李含违约之日起每天向李含收取逾期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而李含的借款期限于2014年5月18日到期，联合开元公司于5月19日代偿。故联合开元公司要求从2014年5月20日起计算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联合开元公司还要求李含给付律师费，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支付凭证及发票，其主张符合《委托保证合同》的约定，本院亦予以支持。
被告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作为反担保人，应当依照《保证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向联合开元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范围包括代偿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律师费等为实现追偿权而支付的费用。反担保人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李含进行追偿。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李含偿还原告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本金及利息二百二十万元；
二、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李含支付原告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相应违约金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均以二百二十万元为基准，自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两项合计最高不得超过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
三、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李含支付原告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律师费六万零四百五十一元；
四、被告孙明政、迪士康商城（北京）有限公司、烟台迪士康商城有限公司对被告李含的上述给付金钱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被告孙明政、迪士康商城（北京）有限公司、烟台迪士康商城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含追偿。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万六千零七十一元，由被告李含、孙明政、迪士康（北京）公司、烟台迪士康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被告孙明政、迪士康商城（北京）有限公司、烟台迪士康商城有限公司负担了案件受理费，有权向被告李含追偿。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笑竹
人民陪审员 孙明德
人民陪审员 李桂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曹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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