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海终字第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中米。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官女。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曹文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淑荣。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海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建国。
委托代理人：卢华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解介兴。
委托代理人：毛旭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仁富。
委托代理人：金颖波。
委托代理人：毛灵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昌德。
委托代理人：张宝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震。
委托代理人：陈敏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荣远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建平。
委托代理人：卢安庆。
上诉人曹中米、倪官女为与被上诉人杨淑荣、陈海华、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台州市荣远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远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09）甬海法台事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4月13日召集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曹中米、倪官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曹文庆，被上诉人宋建国的委托代理人卢华富，被上诉人解介兴的委托代理人毛旭东，被上诉人李仁富的委托代理人金颖波，被上诉人洪昌德的委托代理人张宝麟，被上诉人黄震的委托代理人陈敏剑，被上诉人荣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卢安庆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曹中米、倪官女系受害人曹文虎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经多方联络，2008年7月4日下午13时左右，本案受害人曹文虎与另外三名受害人潘学富、陈建华、张云良及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共9人租用杨淑荣所有的“椒渔089”号木质船，从荣远公司经营的椒江海门交通码头出发至一江山岛海域海钓，船员陈海华及杨淑荣的同村村民杨子中随船出海。“椒渔089”号船起初由杨淑荣亲自驾驶，途中杨淑荣将该船交由陈海华驾驶。当日下午16时许，该船航行至一江山岛附近海域时进水沉没，受害人曹文虎、陈建华、潘学富、张云良落海身亡，船上其余人员落海后获救。
另认定：陈海华已支付曹中米、倪官女人身损害赔偿款42000元。根据2008年7月4日大陈气象站测得气象实况，15时风向西南偏南，风速10.5米／秒，气温26.7℃；16时风向西南偏南，风速10.6米／秒，气温26.5℃，最大风速7-8级。经案外人戴咸顺联系，原定由案外人陈安连以其所属的“椒渔088”号木质船运送涉案海钓人员，后因该船发生故障，经陈安连联系，杨淑荣同意以其所有的“椒渔089”号木质船运送海钓人员，并于2008年7月4日中午指示陈海华驾船驶往椒江海门交通码头运送海钓人员，其本人与同村村民杨子中随船前往。涉案“椒渔089”木质船系自造船舶，长11.50米，宽2.2米，深1.1米，马力24匹，无捕捞许可证且未经渔船检验部门检验，不能出海从事渔业生产，该船属杨淑荣自有，额定船员2人，其中杨淑荣持有普通船员专业基础训练合格证及五等驾机证书，陈海华仅持有普通船员专业基础训练合格证。
本次海难事故的受害人之一张云良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杨淑荣、陈海华在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3日作出（2009）台椒刑初字第1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淑荣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陈海华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杨淑荣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身损害赔偿款204915.36元，陈海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身损害赔偿款136610.24元，两人互负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杨淑荣、陈海华两人均提起上诉，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31日作出（2009）浙台刑一终字第1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对杨淑荣的定罪量刑；维持对陈海华的定罪，将量刑改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杨淑荣赔偿204915.36元，陈海华赔偿94610.24元，两人互负连带责任。
曹中米、倪官女为此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杨淑荣、陈海华赔偿因曹文虎死亡遭受的经济损失，其中死亡赔偿金411480元，丧葬费1542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000.4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共计538907.40元；2、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荣远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案件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
一、关于八被上诉人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和侵权事实的问题
曹中米、倪官女诉称，本案八被上诉人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及受害人落海身亡的后果均存在一定的主观过错和侵权事实，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对此，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和荣远公司均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已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除气象因素所致外，承运船舶状况不良及驾驶技术缺陷是主要诱因，杨淑荣明知其所有的“椒渔089”号木质船不能出海运送海钓人员，为赚取租金不惜违反渔政管理规定冒险出海，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是导致海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陈海华明知自己不具备驾驶该船的合法资质，仍然接受杨淑荣的非法指令在不良气象条件下驾驶船舶，是导致海难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上述两人对四位受害人已构成共同侵权，应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及本案受害人落海身亡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参与海钓活动的所有人员系自发组织，自愿参与，地位均等，利益专属，未发现存在特殊的组织结构，属于临时性的人群聚集休闲活动，且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全体参与人员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不良海况和船况条件下进行海钓活动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和衡量，并自主作出相应的决策。从本案证据分析，均无法得出除杨淑荣、陈海华之外其余被告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观过错和侵权事实的有力结论。曹中米、倪官女主张洪昌德坚持前往一江山岛，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询问笔录，洪昌德仅为海钓参与者之一，本次海钓最初的目的地即为一江山岛，即使存在海钓线路的变更，亦为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决定，非洪昌德的个人决定，且海钓目的地的变更并非海难事故发生的必然原因，对曹中米、倪官女的该项陈述，不予采信。曹中米、倪官女要求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对受害人曹文虎落海身亡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支持。至于荣远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曹中米、倪官女主张，荣远公司未在事发当日恪尽管理职责，未将客运码头铁门锁闭，以致受害人等人均经该通道和码头上船出海，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应与杨淑荣、陈海华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荣远公司辩称，其与受害人及本案其他人员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海钓人员通过客运码头铁门进入码头亦未经其许可，系擅自进入，而事发地点并非客运码头，当时码头铁门处于开启抑或关闭状态均与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不影响本案责任的承担，且受害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故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海钓人员租用的“椒渔089”号船停靠的椒江海门交通码头虽由荣远公司进行经营，且事发当日码头铁门未关闭，存在管理疏漏的情况，但并不意味着海钓人员通过码头铁门进入码头已经得到该公司的默许，更不意味着其行为具备正当性。曹文虎等全体海钓人员均系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其在非正常时间擅自进入客运码头登船出海，应当对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有所预见并独立承担相应责任。且涉案海难事故并非发生在该客运码头及周边水域，与荣远公司在码头日常管理上的疏忽之间不存在直接或必然的因果关系，故要求该公司对涉案海难事故的损害后果与杨淑荣、陈海华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证据和理由均不充分，亦不予支持。
二、关于杨淑荣、陈海华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及金额问题
曹中米、倪官女诉请判令杨淑荣、陈海华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共计538907.4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11480元，丧葬费1542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000.4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对受害人曹文虎死亡导致的曹中米、倪官女可以主张的赔偿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并结合曹中米、倪官女的诉请，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以浙江省200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年）计算20年，计20574×20＝411480元；2、丧葬费，以浙江省200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计31086÷12×6＝15543元，曹中米、倪官女主张15427元，予以支持；3、被抚养人生活费，受害人曹文虎的父亲以浙江省200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4091元计算8年，扣除其余四位子女应承担的抚养份额，计14091×8÷5＝22545.6元；受害人曹文虎的母亲以浙江省200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4091元计算14年，扣除其余四位子女应承担的抚养份额，计14091×14÷5＝39454.8元。扶养费共计62000.4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曹中米、倪官女主张5000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保护。上述金额合计538907.40元。该院认为，受害人曹文虎对其本人参与海钓活动及落海身亡的后果亦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可以相应减轻被告杨淑荣、陈海华的赔偿责任，酌定受害人曹文虎自负20%的责任。故杨淑荣、陈海华依法应当赔偿曹中米、倪官女人身损害赔偿款431125.92元，扣除陈海华已支付的42000元，尚需支付389125.92元。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集体海钓活动引发的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包括本案受害人曹文虎在内的所有参与海钓人员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不良气象和船况条件下参与海钓活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均应有所预见和衡量，而曹中米、倪官女所举证据材料尚无法证明全体参与海钓人员内部存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亦不足以证明除杨淑荣、陈海华以外的其余被上诉人对本案受害人曹文虎落海身亡的后果存在可归责的主观过错或侵权事实，故曹中米、倪官女要求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和荣远公司就其诉请的损害赔偿与杨淑荣、陈海华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和理由均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杨淑荣为赚取租金，故意违规驾船出海，并中途指示不具备驾驶资质的陈海华在不良气象条件下驾驶根本不能出海作业的“椒渔089”号木质船前往一江山岛海域，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故杨淑荣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陈海华应当承担次要责任，该院酌定按60％与40％的比例向曹中米、倪官女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曹中米、倪官女诉请有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09年12月21日判决：一、杨淑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曹中米、倪官女人身损害赔偿款258675.5元；陈海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曹中米、倪官女人身损害赔偿款130450.4元。杨淑荣、陈海华对上述赔偿款项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曹中米、倪官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190元，由曹中米、倪官女负担2554元，杨淑荣、陈海华负担6636元。
曹中米、倪官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中参与海钓活动的所有人员系自发组织，未发现存在特殊的组织结构，属于临时性的人群聚集休闲活动，且全体参与人员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不良海况和船况条件下进行海钓活动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和衡量，并自主作出相应的决策。从本案证据分析，无法得出除杨淑荣、陈海华之外其余被上诉人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观过错和侵权事实的有力结论。但上诉人的举证及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边防派出所询问笔录已能证实事发前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黄震以聊天方式发起去一江山岛的海钓，再由解介兴负责联系租用渔船，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黄震应认定为活动发起人，其没有尽到发起人的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原审判决对洪昌德坚持前往一江山岛的事实未作出否认，这一过程行为是导致海难事故的原因之一，原审法院判决其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荣远公司事发当日码头铁门未关闭，致使海钓人员经码头登船，存在管理疏漏的过错。曹文虎死亡直接原因系溺水，但溺水原因与杨淑荣承运船舶状况不良、陈海华驾驶技术缺陷，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黄震作为发起人未尽注意义务，洪昌德坚持前往一江山岛的错误主张，荣远公司的管理疏漏均有关联，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杨淑荣、陈海华、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荣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杨淑荣、陈海华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宋建国质证中答辩称：曹中米、倪官女要求宋建国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这和原审其仅要求宋建国承担连带责任是不同的诉讼请求，其请求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宋建国并非涉案海钓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原审判决认定此次海钓活动系自发组织是正确的。二、参加海钓的人员均为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海钓的风险。三、宋建国不会游泳，没有救助他人的能力，同时也是受害者。故宋建国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请求驳回对宋建国的诉讼请求。
解介兴质证中答辩称：一、解介兴并非海钓活动发起人或组织者，只是提议，解介兴也是自愿参加海钓活动，对他人并无控制能力，原审判决认定海钓是临时性聚集休闲活动是正确的，受害人作为成年人，对该海钓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应当有所预见。二、受害人溺水死亡的根本原因是杨淑荣承运船舶状况不良、陈海华驾驶技术缺陷，这在相应的刑事判决书中也有认定。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仁富答辩称：一、海难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船方未提供合格的运载工具及合格的驾驶人员所致，与李仁富无关。二、原审判决认定属于自发组织的临时性聚集休闲活动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李仁富并非发起人或组织者。三、整个海难事故中李仁富不存在过错，缺乏识别船舶的专业技能，不能认为共同选择船舶时存在错误，李仁富在发现船舶漏水后也积极参与排水，李仁富在沉船事故中也遭受严重挫伤并花费了大量医药费，也是受害者。综上，要求李仁富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洪昌德答辩称：一、洪昌德并非涉案海钓活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发起人，也不是船舶的所有人、管理人、驾驶员，对此次海难不负有任何法律上规定的义务。二、海难事故系因船舶不适航、驾驶员无驾驶资格等原因所致，洪昌德与船方不存在共同故意或过失。三、此次海钓活动的地点事先就确定为一江山岛，所谓由于洪昌德坚持才驶往本案海难发生海域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洪昌德控制不了船舶航向。请求驳回上诉。
黄震答辩称：一、黄震确有以聊天方式提交海钓活动，但并非涉案海钓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海钓活动的内容确实是参与者共同协商与选择的结果，黄震对海难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曹中米、倪官女以参与策划与决定认定黄震为发起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二、所谓“黄震在已穿了救生衣又抓着台钓箱有双重保护的情况下对曹文虎请求让出台钓箱的求救于不顾”仅为一面之词，完全与事实不符；黄震不会游泳，为了自救而穿上自己的救生衣，手抱着台钓箱，属于救助自己的行为，且台钓箱不是救生筏，不存在双重保护的情况。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荣远公司答辩称：一、受害人的落水身亡与荣远公司在法律上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因杨淑荣承运船舶状况不良、陈海华驾驶技术缺陷。二、码头即使存在管理疏漏，也不能成为受害人死亡的原因，一方面事故并非发生在码头及周边水域，另一方面受害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擅自打开插销，进入码头，登船出海，应当对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有所预见。荣远公司对受害人死亡不存在主观过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荣远公司是否应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针对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曹中米、倪官女上诉认为，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和荣远公司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及受害人落海身亡的后果均存在一定的主观过错和侵权事实，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和荣远公司均予以否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参与海钓活动的所有人员系自发组织，自愿参与，地位均等，未发现存在特殊的组织结构，应当认为海钓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不享有特定权利，不负有特定义务，同时全体参与人员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进行海钓活动尤其在不良船况和海况条件下进行海钓活动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和衡量，并能自主作出相应的决策。涉案海难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承运船舶状况不良及驾驶技术缺陷。杨淑荣明知其所有的“椒渔089”号木质船未经渔船检验部门检验，且额定船员2人，根本不适合运送9名海钓人员，但为赚取租金不惜违反渔政管理规定冒险出海，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是导致海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陈海华明知自己不具备驾驶该船的合法资质，仍然接受杨淑荣的非法指令在不良气象条件下驾驶船舶，是导致海难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该两人的共同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受害人死亡构成共同侵权，应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荣远公司是否因共同过错而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涉案海钓人员租用的“椒渔089”号船停靠的椒江海门交通码头虽由荣远公司经营，且荣远公司事发当日未关闭码头铁门，存在管理疏漏的情况，但并不意味着荣远公司允许“椒渔089”号船及海钓人员使用码头，“椒渔089”号船及海钓人员擅自进入客运码头登船出海，应当对其后发生的不利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荣远公司码头管理上的疏忽与本案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曹中米、倪官女上诉要求荣远公司承担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理由不足，其主张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系自发组织的临时性海钓休闲活动引发的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船东杨淑荣为赚取租金，故意违规驾船出海，并中途指示不具备驾驶资质的陈海华在不良气象条件下驾驶不具备出海作业条件的“椒渔089”号木质船出海航行，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杨淑荣对涉案海难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陈海华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原审判决考虑到受害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其本人参与海钓活动及形成随后的损害后果亦存在一定过错，依法相应减轻杨淑荣、陈海华的赔偿责任，酌定受害人在损害总额中自负20%的责任，并确定杨淑荣、陈海华按60％与40％的比例向曹中米、倪官女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曹中米、倪官女上诉认为宋建国、解介兴、李仁富、洪昌德、黄震和荣远公司因与杨淑荣、陈海华共同侵权而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190元，本院准予曹中米、倪官女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苗 青
代理审判员 孔繁鸿
代理审判员 陆 玮
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胡劭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