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6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跃林，男，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周勇，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有治，男，196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显中，男，196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有华（曾用名天兴），男，1963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沁阳市。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俞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玉婷，北京市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跃林因与被上诉人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0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跃林一审诉讼请求：一、立即停止侵害王跃林名誉权的行为；二、以书面形式向王跃林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查许可）；三、在《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上连续30期发布道歉声明（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查许可）；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五、诉讼费由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负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硅宝公司）是主要从事有机硅室温胶，硅烷及专用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上市公司。王跃林是硅宝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王有治是该司股东及董事；蔡显中、王有华均系该司股东。2016年11月18日，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向硅宝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递交提案，内容为：因王跃林作为董事长及大股东，存在投资与硅宝公司有业务竞争关系的湖北硅科公司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及广大股东的利益，违背了对上市公司、对股东的承诺，现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罢免王跃林现任董事职务。同年11月20日，董事会发布《硅宝公司关于收到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公告》，通知公司将近期召开董事会，审核有关请求，董事会将在收到请求后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意见。该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披露。原审法院另查，王跃林在硅宝公司任职期间，以个人名义投资了兴发基金（有限合伙），兴发基金又投资了湖北硅科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硅科公司）。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主张硅科公司与硅宝公司存在业务竞争关系，故向董事会提起议案。王跃林认为其并非直接投资，且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要求王跃林自查后，王跃林已将上述股份进行转让，故该投资行为并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的提案内容侵害了王跃林的名誉权，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行业号召力下降，精神痛苦。原审法院再查，王跃林董事职务经股东大会决议后被罢免，王跃林曾向法院起诉要求硅宝公司撤销决议，后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和解，恢复了王跃林董事职务直至任期结束。原审法院认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受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王跃林确实存在任职期间另行投资的行为，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向董事会提请议案要求罢免王跃林，最终由股东大会决议是否罢免，系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向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寻求救济的手段，并不属于侮辱、诽谤等侵害名誉权的性质。因此，对王跃林主张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侵权并造成损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王跃林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均不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王跃林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500元，由王跃林负担。判后，上诉人王跃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跃林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承担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共有三个事实调查的偏差：1.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向硅宝科技董事会递交提案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8日，该提案以公告形式出现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时间是2016年11月20日，而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王跃林通过购买兴发基金然后被动间接持有湖北硅科公司股份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10月14日(硅宝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部的问询函时间)，最迟可以追溯到2016年10月28日(硅宝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所提交的自查说明时间)。该时间与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最终递交提案的时间相差约一个月左右，在此期限当中，硅宝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王跃林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四川省证监部门提交了自查说明，所有的自查说明中均未对王跃林的行为有统一的定性，未对王跃林的行为是否“严重损害了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作出最终的统一的定性，事实上王跃林的行为是否已经(见提案中的“了”字)给“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广大股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均无客观事实支持。所以，王跃林认为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在此种情况和背景下是否应递交议案以及以何种理由递交议案，应该有非常大的审慎义务，应该真正的做到“三思而后行”。王跃林投资兴发基金(有限合伙)，兴发基金又投资湖北硅科股权一事，由于王跃林对兴发基金本身的投资行为没有表决权，所以王跃林对该投资行为属于被动投资行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硅宝公司发出问询函后，硅宝公司在巨潮资讯上公告的2016-91号公告中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备忘录》”中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认定王跃林的行为与董事长或者董事职务没有冲突。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王跃林正式通知硅宝公司、兴发基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表示同意转让兴发基金股份并即时启动转让程序(事实上最终也完成了股份转让)。对于这一切，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是完完全全知晓并清楚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们三人贸然虚构王跃林“严重损害了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和广大股东的利益”这样一种罢免理由，给王跃林在整个硅材料圈带来了极大的名誉上的冲击。2.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了“言论自由”的“言论”内容本身和“行使权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案定性为侵权纠纷，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由于本案的特殊性，需要适用一部分公司法，但最终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认定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拥有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权利，但该认定更偏向于“程序上的审查”，而一审法院对提出罢免王跃林董事资格的议案内容的“实质性”却完全予以回避。该提案内容的严重不符合事实以及严重损害王跃林名誉权的性质只需要通过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就可见分晓：（1）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是否有证据证明王跃林的行为“严重”(表示损害程度)、“损害了”(表示损害的既遂状态)、“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和广大股东的利益”(表示损害范围之广)？（2）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是否知道巨潮资讯网的受众以及一旦不实言论公之于众的对王跃林名誉上可能产生的后果?3.一审判决书中关于“再查”的部分与事实不符。王跃林是与硅宝公司就“撤销协议”纠纷达成和解，但硅宝公司仅保留了王跃林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任期而没有恢复其董事职位，且自从争议开始至王跃林的董事任期结束一直未发放其担任董事长津贴共约21万。王跃林认为该少发放的21万董事长津贴，就是因为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以不实言论贸然提起召开股东大会，进而股东大会罢免了王跃林的董事职务，从而造成的进一步的损失。二、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本案的侵权媒介肯定是提案的内容而不是提案的程序，因为提案的程序是公司法解决的问题。2.引用宪法说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固然没错。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讲的是人权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具体的约束力。同时，一审法院引用宪法说言论自由，说明一审法院也认为该提案内容也属于言论。既然议案的内容也是言论，宪法的法律位阶太高，那么本案就应该适用下位法诸如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退一万步讲，假设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在提案的内容中加一个“涉嫌”或者加“给广大股东、公司造成损害的”，王跃林也不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归根到底，王跃林毕竟投资了兴发基金，兴发基金又投资了湖北硅科公司，而且王跃林又对兴发基金的投资行为没有决定权，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本案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恰好“振振有词”地对王跃林进行诋毁污蔑毁谤。三、关于损害后果名誉权侵权相比其他如健康权、生命权的侵权来讲，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主要差异在于经济损失的难以定量。因此，在一审中王跃林经过与代理律师周密沟通，认为只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元，既让法院感到焦点明确，也让自己目标明确，毕竟，本案更关乎名誉损失而不是经济损失。名誉权纠纷的损害后果，又与其他侵权纠纷有差异。其他侵权纠纷的损害后果以经济损失为主，精神损失为辅，而名誉权纠纷的损害后果却是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并重，甚至在某个角度讲，精神损失还要大于经济损失。四、有权利提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和如何合法行使该权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焦点。被上诉人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均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王跃林的上诉请求，并答辩称：一、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议案的行为属于正当职务行为，不构成对王跃林的侵权。二、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没有实施侵害王跃林名誉权的行为，提案内容具备客观真实性，不具备诽谤性和侮辱性。三、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主观上不存在任何故意或者过失，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基于对举报材料的确信提交议案，主观上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存在侵害王跃林的故意。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是履行上市公司披露义务，尽到了基本的审慎义务，不具有过失。王跃林主张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事发一个月后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逻辑混乱。四、王跃林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依法有受公众监督的义务。五、王跃林在上诉状提到部分工资未发的损失并非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造成的损失，系公司行为，其有充分的司法救济途径，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时，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交了(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82697号公证书，其中载有名为《湖北硅科科技有机硅密封胶（一期）项目投产》新闻报道，该报道所载的2016年9月23日硅科公司有机硅密封胶一期投产活动现场照片显示王跃林参与了该项活动，同时该报道称“湖北硅科科技是兴发集团‘十三五’硅化工发展引进的重点合作伙伴”。王跃林主张其系以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参加该活动的，并称可以提供硅科公司的邀请函予以证明。又查明，王跃林为硅宝公司的董事长、大股东，王跃林在硅宝公司任职期间，以个人名义投资了兴发基金（有限合伙），兴发基金又投资了硅科公司，对此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曾发函要求硅宝公司以及王跃林进行自查。在硅宝公司的自查过程中，由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硅宝公司问询函出具的《备忘录》中称王跃林的间接投资行为违反了王跃林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和利益冲突的承诺。根据王跃林向硅宝公司作出的承诺函，王跃林在硅宝公司首发上市时曾承诺“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成都硅宝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产生任何与成都硅宝产品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再查明，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交议案作为硅宝公司2016-086号《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公告》附件于2016年1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公布；随后，硅宝公司在当月23日发布了2016-087号《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详细说明了关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缘由，其中明确说明了王跃林系间接投资硅科公司；并在当月25日发布2016-91号公告，披露了举报信、王跃林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司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查说明、王跃林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查说明、王跃林致四川证监局的自查说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备忘录》、王跃林转让基金份额的计划、基金出具的《确认函》等会议材料。另外，王跃林亦接受了媒体采访，对投资事实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每日经济新闻于当月22日作出了题为《硅宝科技董事长王跃林：不接受罢免正在清退投资》的报道。二审庭询时，王跃林代理人对此发表意见称，报道中王跃林的说法与其在本案的相关说法一致，但是该报道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所提请的召开股东大会议案是否侵犯王跃林的名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王跃林主张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在向硅宝公司提请的召开股东大会议案中，在描述王跃林的投资行为时少了“间接”二字，而且使用了“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等字眼，所提及“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和广大股东”等损害的对象过广，损害了王跃林的名誉权。对于该议案是否存在捏造事实、侮辱、诽谤损害王跃林名誉权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根据上述议案的内容，具体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因王跃林作为董事长及大股东，存在投资与硅宝公司有业务竞争关系的湖北硅科公司的行为”属于对于王跃林投资行为的描述；第二部分“严重损害了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及广大股东的利益，违背了对上市公司、对股东的承诺”属于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对王跃林投资行为的主观评价；第三部分“现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罢免王跃林现任董事职务”属于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所提起的请求。第一，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作为公司股东提请召开股东大会议案之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主观上不具有侵犯王跃林名誉权的故意。根据双方均确认的事实，王跃林为硅宝公司的董事长、大股东，王跃林在硅宝公司任职期间，以个人名义投资了兴发基金（有限合伙），兴发基金又投资了硅科公司，对此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曾发函要求硅宝公司以及王跃林进行自查，故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作为硅宝公司的股东，基于以上事实确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行使公司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赋予股东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其目的和出发点在于维护公司以及股东自身权益，在主观上不具有侵犯王跃林名誉权的故意，在行为上不具有违法性。虽然王跃林主张本案不适用公司法律法规，应适用侵权法相关规定，但是鉴于两部法律在适用上并不矛盾，亦不具有互斥性，故王跃林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二，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交的股东大会议案无捏造事实、侮辱、诽谤损害王跃林名誉权的情形。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所确认的事实，王跃林以个人名义投资了兴发基金（有限合伙），兴发基金又投资了硅科公司属实，故上述提案中的第一部分对于王跃林投资行为的描述基本真实，不存在捏造事实之情形。王跃林虽然主张其投资硅科公司属于间接投资，且未参与硅科公司的经营，但是根据王跃林向硅宝公司作出的承诺函，王跃林在硅宝公司首发上市时曾承诺“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成都硅宝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产生任何与成都硅宝产品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故即使王跃林间接投资了硅科公司，亦违反了其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以及利益冲突之承诺。其次，对于王跃林的投资行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亦介入进行了问讯。在硅宝公司的自查过程中，由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硅宝公司的问询函出具的法律意见中亦称王跃林的间接投资行为违反了王跃林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和利益冲突的承诺。再次，根据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交的(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82697号公证书所公证的新闻报道显示，王跃林在2016年9月参与了与硅宝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硅科公司的投产活动，且该报道亦称硅科公司是兴发集团的重点合作伙伴，故王跃林作为该活动的参与人，称其仅是以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参加该活动，对于其投资的兴发基金投资了硅科公司并不知情的抗辩，难以消除其它股东的合理疑虑。最后，王跃林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就其个人投资行为应尽审慎注意义务，对于相关部门的监管和公众的监督应持包容态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损害公司和和股东权益，程度如何，应否被罢免，本属召开股东大会讨论的问题，各股东可以并且应当就此发表自己的意见，王跃林亦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并发表自身意见，具体是否罢免应该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规则进行决定，对于公司所作出的决议，王跃林亦可以通过法定途径进行救济。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作为公司股东认为王跃林的投资行为“严重损害了硅宝公司、骨干员工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属公司股东就王跃林投资行为所作出的主观评价，该评价系建立在一定事实的基础上，不属于捏造事实、侮辱、诽谤王跃林的行为。故，在不存在捏造事实、亦无使用侮辱性语言贬损他人人格尊严之情况下，股东不因其行使股东权利、寻求救济，提出罢免议案以及陈述罢免理由，而构成名誉侵权。第三，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不存在误导公众的情形。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交议案的对象为硅宝公司董事会，该议案作为硅宝公司2016-086号公告附件于2016年1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公布，属硅宝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依法依规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的行为。随后，硅宝公司在当月23日发布了2016-087号《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详细说明了关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缘由，其中明确说明了王跃林系间接投资硅科公司；在当月25日硅宝公司发布2016-91号公告，披露了举报信、王跃林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司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查说明、王跃林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查说明、王跃林致四川证监局的自查说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备忘录》、王跃林转让基金份额的计划、基金出具的《确认函》等会议材料。另外，王跃林亦接受了媒体采访，对投资事实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每日经济新闻在当月22日作出《硅宝科技董事长王跃林：不接受罢免正在清退投资》的报道。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涉案事件的基本情况以及具体资料均向社会公众进行了披露，当事人亦借用公众媒体平台和资源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释，故仅凭上述提案在客观上难以产生误导公众的后果。基于以上三方面的理由，王跃林主张王有治、蔡显中、王有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侵犯了其名誉权，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于王跃林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王跃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丹审判员 肖 凯审判员 黄小迪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本书记员 陈嘉慧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