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23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克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忠，云南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志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忠，云南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聪。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忠，云南乾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康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军校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杨华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林虎，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也甜，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正元。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林虎，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保华，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云南康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军校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杨华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林虎，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保华，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弥勒市康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城南原军校内。法定代表人：杨华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保华，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涛，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弥勒市康和甘油酯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城南原军校内。法定代表人：杨华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林虎，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保华，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弥勒市康和铝箔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城南原军校内。法定代表人：杨华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林虎，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保华，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杨克华、郑志刚、杨聪因与被申请人云南康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和集团）、杨正元、云南康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和生物公司）、弥勒市康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彩印公司）、弥勒市康和甘油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和甘油酯公司）、弥勒市康和铝箔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和铝箔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克华、郑志刚、杨聪申请再审称，一、在1995年度弥勒县工贸总公司（以下简称工贸总公司）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明确记载弥勒县甘油厂（以下简称甘油厂）、红河卷烟辅料福利加工总厂（以下简称辅料总厂）和弥勒县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均为工贸总公司发起设立的下属企业，1998年6月4日的《会议纪要》载明工贸总公司所有企业归杨正元个人所有，康和集团与工贸总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杨正元依据《会议纪要》取得了康和集团的所有权，因此1998年6月5日杨正元与杨克华等人签订的《协议书》及《股权赠与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而且1999年康和集团的《公司章程》中已确认了杨正元、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的股东身份，其中杨正元占52%，杨德华、杨克华和郑志刚各占16%。杨正元若不认可1998年6月5日的《协议书》，就不会有2001年9月1日和2002年1月10日的变更协议，也不会在2006年4月21日伪造杨克华等人签名，变更康和集团股东。二、《协议书》签订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施行之前，不适用其中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实为合伙合同，不以支付现金作为获得股权的对价，符合现行公司给予员工股权激励的通行做法。本案的核心在于受让的股东资格是否合法，是否分红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且康和集团尚有负债，不具备分红的条件。根据我国关于集团公司的登记管理办法，集团公司虽只能由公司而非个人构成，但从案涉1999年公司章程第13条可以看出，四家企业与四个自然人实属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本案应予再审。康和集团、杨正元、康和生物公司、康达彩印公司、康和甘油酯公司、康和铝箔公司辩称，一、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认定杨正元并非康和集团的股东，工贸总公司与康和集团不存在人格混同，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二、在未取得康和集团资产权益或相应股权的情况下，杨正元对外签订《协议书》《股权赠与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等，因未经康和集团及其股东追认，均为无效协议，且案涉《协议书》等并未实际履行。三、再审申请人所谓新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杨正元等享有康和集团资产或股权、康和集团与工贸总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四、案涉《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明显符合赠与合同特征，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援引企业集团登记管理的相关规定，反而可佐证案涉股权未转让给申请人的合理性。因此，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杨克华、郑志刚、杨聪申请再审过程中提交下列证据：一、2000年1月6日康和集团提交给弥勒市公安局的《申请执行书》，拟证明杨正元有权处分改制后的康和集团资产；二、2017年3月20日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拟证明二审判决书关于工贸总公司与康和集团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推断错误；三、2016年12月15日作出的（2015）红中民三终字第384-389号判决书，拟证明郑志刚和杨克华已是康和集团股东企业的股东。本院认为，证据一中关于“申请人（杨正元）98年6月5日接管集团公司”的记载不能当然证明杨正元取得了康和集团所有的股权；证据二与工贸总公司与康和集团是否存在混同并无必然关联；证据三虽然可以确认杨克华、郑志刚为本案被申请人康和生物公司、康和甘油酯公司、康和铝箔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但康和生物公司、康和甘油酯公司、康和铝箔公司系康和集团的股东并不意味着郑志刚和杨克华系康和集团的股东。本院认为，依据杨克华、郑志刚、杨聪的再审申请，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一、杨正元是否对康和集团的财产具有处分权；二、杨克华、郑志刚和杨聪是否应被确认为康和集团的股东。一、关于杨正元是否对康和集团的财产具有处分权。1997年1月2日，康和集团经核准设立，企业类型为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本集团公司的股权为企业法人股。”《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公司股东为四个企业法人，分别是工贸总公司、建安公司、辅料总厂、甘油厂。此时，康和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段成友。1998年弥东乡人民政府企业改制的对象仅是工贸总公司，从《会议纪要》第一条关于工贸总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杨正元享有和偿还、公司所有企业全部属杨正元个人所有的内容来看，二审法院认为杨正元经企业改制所取得工贸总公司的资产并不表明其当然取得康和集团的资产并无不当。二审法院查明，康和集团的股东自设立至2006年4月21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变更为现股东，其股东一直是法人股东，工贸总公司改制前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后的股东系杨正元、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两者在股东构成、资产范围、注册资本金和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均不相同，二审法院认定无证据证明康和集团与工贸总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并无不当。《协议书》《股权赠与补充协议》签订之时杨正元并非康和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且无证据证明该处分行为经过了相关法定程序。二审法院认定杨正元构成无权处分并无不当。二、关于杨克华、郑志刚和杨聪是否取得康和集团的股东身份。二审法院查明，康和集团自公司设立至2006年4月21日,其股东均为法人股东即工贸总公司、建安公司、辅料总厂、甘油厂。2006年4月21日，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康和集团股东变更为康和生物公司、康和铝箔公司、康达彩印公司、康和甘油酯公司。再审申请人主张股权转让系杨正元通过伪造签名的方式完成，但其对此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虽然1998年、1999年康和集团《公司年检报告书》中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一栏曾显示康和集团股东为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但1999年、2006年康和集团《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的原核准登记事项的股东一栏中，所填写的康和集团股东为工贸总公司、建安公司、辅料总厂、甘油厂。特别是，1998年6月5日杨正元与杨德华、郑志刚、杨克华签订《协议书》《股权赠与补充协议》后，1999年康和集团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时，在新修订的康和集团的公司章程中其股东仍被记载为工贸总公司、甘油厂、辅料总厂、建安公司，杨正元、杨德华、郑志刚、杨克华仅被记载为上述四家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而非股东。关于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的相关权利，二审法院查明，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均系康和集团高管人员，因此其必然参与公司相关经营管理。1999年公司章程修正案及2000年公司章程均加盖有康和集团企业法人股东的签章，均系由股东会产生、修订，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的签字行为，不当然表明其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公司章程修订；两份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会是集团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对集团公司负责”的记载不能证明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具有股东身份，康董字（2001)第10号通告无法证明该监事会副主席系经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参与选举产生，亦不能证明四人系行使股东的权利；2002年1月3日的股东董事会决议中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虽在“全体股东签名”处签字，但该决议名称系“股东董事会决议”，相关银行流水凭据因并未注明款项发生原因，被申请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其系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奖励而非股东分红。二审法院认定杨德华、杨克华、郑志刚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取得公司分红，并认定《协议书》《股权赠与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二审法院基于前述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法律适用并无不妥。综上，杨克华、郑志刚、杨聪提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克华、郑志刚、杨聪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郭载宇审 判 员 张 纯审 判 员 王 丹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霞书 记 员 田子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