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2民终26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鸿，男，汉族，1979年9月11日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更明，重庆超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道荣，男，汉族，1965年5月12日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坤云，重庆熊坤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冉茂臻，女，汉族，1966年4月7日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坤云，重庆熊坤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鸿因与上诉人熊道荣、冉茂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1民初11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1民初11493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除按原判决确定归还程鸿借款164万元及利息外，同时归还借款36万元及从2015年4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被告熊道荣委托他人向原告程鸿转款100万元，除冲抵借款40万元及支付利息24万元外，原告程鸿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熊道荣所付款100万元中有36万元系案外人向苏成所有，其向案外人向苏成支付36万元系其个人行为，与被告熊道荣无关，该款应在借款200万元中予以品除。”原判决的认定与本案证据和客观事实不符。理由如下：一、2015年1月15日《借款协议》第一条非常明确：乙方程鸿向甲方向苏成、熊道荣借款800万元，利息为月息3%。该条款明确了：出借人为向苏成、熊道荣，这两个自然人是共同作为该借款协议的出借方，为该协议的同一方当事人。二、原告与被告向出法庭出示的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月15日，熊道荣通过黄吉英的帐户向程鸿帐户转帐100万元，这100万元的转款时间与2015年1月15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的时间为同一天，足以说明这100万元是作为向苏成、熊道荣共同出借给程鸿的出借款项。三、向苏成给程鸿出具的《收条》和《承诺书》内容证明：正是由于向苏成、熊道荣在《借款协议》签订后仅仅出借了100万元给程鸿后，不继续按约定出借余款700万元，双方解除了借款协议，程鸿将其中的36万元归还给了向苏成，另外抵了熊道荣的40万元借款和利息24万元。《收条》、《承诺书》的内容充分说明，程鸿归还给向苏成的36万元及利息1万余元是2015年1月15日《借款协议》中的款项，向苏成作为共同出借人而收取了该笔款项，正因为熊道荣与向苏成是该借款协议中的共同出借人，程鸿向共同出借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归还借款均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原判决将该笔款项36万元在借款200万元中予以品除认定事实有误。
熊道荣、冉茂臻二审答辩称：双方当事人系合伙纠纷，在熊道荣、冉茂臻的上诉中予以详述；一审法院调整了不应当调整的内容。一审中熊道荣、冉茂臻的36万元，及其程鸿自认的24万元，当事人并没有要求予以品除，一审法院的做法属于擅自处分当事人的权利。
熊道荣、冉茂臻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1民初1149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熊道荣向被上诉人程鸿借款200万元成立，应当归还借款164万元并承担资金利息，这一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上诉人熊道荣给被上诉人程鸿出具200万元借条的问题。上诉人熊道荣从不否认给被上诉人程鸿出具过借条，也不否认收到该200万元，而且还主动认可收到了另外40万元，合计240万元。对该240万元系被上诉人程鸿的合伙出资款也做了合理解释和举证证明。上诉人也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有借条和转款记录似乎就可以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但本案上诉人辩称为合伙关系，举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足以认定该借条记载的200万元不是真正的借款。2、关于一审认定上诉人应该归还被上诉人164万元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熊道荣向被上诉人程鸿借款200万元成立，扣除被上诉人程鸿向上诉人熊道荣还款40万元和200万元4个月的利息24万元外，再认定被上诉人程鸿转给案外人向苏成的36万元与上诉人无关，所以在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00万元中还应该扣除36万。因此，上诉人就应该只还被上诉人164万元本金，但这样的认定有如下无法解释的地方：(1)上诉人熊道荣于2014年12月10日向被上诉人程鸿“借款”200万元，在35天后的2015年1月15日，在上诉人熊道荣分文没有归还的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程鸿会不会倒过来向作为“债务人”的熊道荣和案外人向苏成借款800万元？(2)被上诉人程鸿在一审说，虽然合同签订的是借款800万，但实际只借了100万元，且一审也认定上诉人熊道荣委托他人向被上诉人程鸿转款了100万元，而被上诉人程鸿给上诉人熊道荣又归还了100万元中的40万本金。但是，按照一审查明的时间可见，上诉人熊道荣、案外人向苏成与被上诉人程鸿签订《借款协议》的时间以及转款100万元的时间是均是2015年1月15日，而程鸿转给熊道荣40万的时间是2015年1月8日，也就是说，在借款协议还没有签订、借款还没有出借，却提前了7天还款，天下岂有如此荒唐的事情？(3)正如被上诉人在一审时自称的是很精明的商人，在2014年12月10日转款时就刻意单方标注“借款”，为以后万一引起诉讼留下证据，那为何在2015年1月8日转款40万元时不标注“还款”？(4)被上诉人诉称该24万元系200万元4个月的“利息”，而上诉人辩称从未归还过任何人任何利息，假设借款成立，居然还有债权人自认给了利息，而债务人却自我否认之事？且数目高达24万元之多！二、一审判决主动调整当事人没有主张和抗辩的事实，属于程序违法。假设上诉人熊道荣向被上诉人程鸿“借款”200万元属实，又假设被上诉人程鸿向上诉人熊道荣“借款”100万元也属实，但前者的“借款”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主体是熊道荣与程鸿，后者的“借款”时间是2015年1月15日，主体是熊道荣、向苏成与程鸿，可见，无论是合同的形成时间、合同的当事人均不同，显然属于两个独立的合同。一审时被上诉人程鸿主张“借款”200万元依据的就是2014年12月10日的借条，而对于2015年1月15日的“借款”100万元并没有主张，只是被上诉人想当然的自行扣除所谓的“利息”24万元，上诉人更没有用该100万元“借款”行使抗辩。因此，即使说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两笔“借款”都成立，也只能就被上诉人主张的200万“借款”进行审理，而独立的另外一个合同形成的100“借款”不应一并调整，只能是告知当事人可以另案主张。但一审判决却主动审理调整，干预了当事人的私权利，显然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程序违法。三、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属于合伙关系。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形成任何所谓的民间借贷，双方的真实法律关系就是合伙关系。1、关于200万元借条的问题。虽然出具“借条”200万的收条，但这是在签订正式合伙协议之前的一种形式，仅仅是为了表明收到被上诉人的合伙款而己，通常情况应该出具收条，只因上诉人熊道荣之前乃一公务员，且过于相信他人，实属缺乏经验所致。而且上诉人不仅自认收到了被上诉人程鸿的200万元合伙款，还自认于2015年1月8日收到另外一笔合伙款40万元，这与合伙协议、证人证言所体现的被上诉人程鸿应该出资240万元是完全吻合的。2、关于合伙协议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该合伙协议由于没有被上诉人程鸿的签字而对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一般来看是对的，但也不是绝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不应该将证据孤立看待，而应该结合案件的所有证据来判断认定。3、关于上诉人提交的合伙账务问题。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合伙协议、购房合同等不能客观、充分证明合伙事务己经实际履行，合伙资金的合理流向及合伙人己对合伙账务进行清算。故被告熊道荣辩称本案诉争标的系合伙出资款而非借款的理由不成立”(见判决书第5页)。上诉人认为，在一审时己经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合伙事务的完成以及大部份合伙资金的走向，由于合伙事务终止后，相关的财务资料由被上诉人掌握，此时要求上诉人完全提供合伙账务实属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案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之前，只能暂时围绕所谓的民间借贷来审理，不是审理合伙关系，不需要上诉人提供完整的合伙资金走向，否则就是越俎代庖了。四、人民法院应履行释明义务后，再根据当事人是否变更诉求请求作出审理判决或者裁定。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人民法院审理后的认为不一致时，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如变更，则围绕变更后的法律关系审理，如当事人拒绝变更，则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上诉人一直辩称系合伙关系，且举示了较为充分的证据佐证，足以认定本案实质系合伙纠纷，一审法院本应给被上诉人释明，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却视而不见，径行判决。
程鸿二审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熊道荣向程鸿借款200万元的事实有证据予以证实。1、程鸿向法庭提交了招商银行的账户流水明细，熊道荣也向法庭提交了农业银行流水资料，都载明了2014年12月10日程鸿转账200万元到熊道荣的账户上，并且批注载明了是借款。该批注是程鸿当时真实的意思表示。2、借条也载明了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200万元系借款。熊道荣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该借条系熊道荣自己书写，并且意思表示明确，也清楚界定了该笔200万元的性质系民间借贷，向程鸿借款的意思表示是熊道荣亲自所为。熊道荣作为借款人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同时还作出愿意承担月息3%的表示，所以该笔款项不是合伙投资款。3、银行流水与借条相互印证，对于200万元的性质，熊道荣与程鸿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如果熊道荣不是借款的话，程鸿是不愿意将款项转给熊道荣的。4、程鸿提交的银行流水与借条来看，是原始书证，也是直接证据，具有高度概然性及相当的证明力。熊道荣是民警，是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所以熊道荣上诉称过于相信他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二、合伙关系是不成立的。1、合伙协议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予以支撑。熊道荣、冉茂臻提交了合伙协议，但是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三人已经实际建立并且履行了合伙协议。2、即便假定合伙协议成立，也只能证明熊道荣提供的该合伙协议的主体是签字捺印的几个人，程鸿不是合伙协议的主体。整份合伙协议没有程鸿本人的签名及按捺手印。足以说明打印的程鸿二字完全是合伙人没有征得程鸿意见、也没有取得程鸿同意的情况下，打印了程鸿的名字。这根本不能代表程鸿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假定向苏成、何贵金、冉茂臻签订了合伙协议也是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程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作出任何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委托他人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因此，合伙协议与程鸿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与200万元的借款也是没有关联性的。3、36万元不应当在200万元的借款中予以品除。4、原审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也符合民诉法、民事证据规定的规定。借条是原始证据、直接证据，也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而熊道荣、冉茂臻主张双方当事人系合伙关系，应当举示相应的证据。三、熊道荣、冉茂臻认为一审审理本案时程序违法。在一审过后，法庭给了熊道荣、冉茂臻充足的时间补充证据，但是熊道荣、冉茂臻并没有举示相应的证据。并且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法庭围绕程鸿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如果熊道荣、冉茂臻认为本案系合伙纠纷，应当提起反诉。所以一审法院并无程序违法的地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程鸿的上诉请求，驳回熊道荣、冉茂臻的上诉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熊道荣、冉茂臻承担。
程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借款200万元，按月利率3%支付从2015年4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二被告系夫妻。2014年12月10日，被告熊道荣向原告程鸿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程鸿现金贰佰万元正(小写2000000.00元)，月息3%。”同日，原告程鸿向被告熊道荣转款200万元。2015年1月8日，原告程鸿向被告熊道荣转款40万元。同月15日，原告程鸿与向苏成、被告熊道荣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程鸿向熊道荣、向苏成借款800万元，月息3%，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10月15日；程鸿以其开发建设的中兮映月湾价值800万元的房屋作借款的抵押担保，房屋作价每平方米1500元；借款人归还全部借款及利息后，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向熊道荣、向苏成出具的收款凭证失效。同日，程鸿以利川市中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向苏成及被告熊道荣签订《中兮映月湾购房合同》，向苏成、熊道荣以800万元的价格向利川市中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800万元。同日，被告熊道荣通过他人向原告程鸿转款100万元。2015年3月8日，案外人向苏成向原告程鸿出具承诺，承诺载明:“程鸿向向苏成和熊道荣于2015年1月15日所借壹佰万元和苏马荡中兮映月湾的房屋(收据已开)全部作废，不再向程鸿索要任何房屋，有关全部合同作废。”同年4月24日，原告程鸿向向苏成转款36万元。同日，向苏成向原告程鸿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程鸿还现金360000.00元，大写叁拾陆万元正，向苏成、熊道荣于2015年1月15日所开的苏马荡中兮映月湾的房屋收据全部作废，不再向程鸿索要任何房屋，有关全部合同作废。”
另查明，2014年12月23日，被告冉茂臻与案外人向苏成、何金贵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由程鸿、向苏成、何贵金、冉茂臻共同出资购买原材料，在四川省渠县三汇镇创新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加工成钢坯后再出售；程鸿出资240万元、向苏成出资200万元、何贵金出资138万元、冉茂臻出资170万元，共计748万元汇入熊道荣个人帐户；四方盈亏按实际出资的百分比进行分配。合伙四人在合伙期间如有其中一个合伙人擅自退出合伙，出资额一律不得退还，并承担其相应的违约责任。《合伙协议》无被告程鸿的签字。协议签订后，向苏成向被告熊道荣转款189万元，何贵金向被告熊道荣转款130万元。案外人向苏成、何贵金、乔安平在被告熊道荣的委托律师所取调查笔录中证实原告程鸿给付被告熊道成的200万元系合伙出资款。诉讼中，被告熊道荣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交合伙帐目及符合财务要求的款项支付依据。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熊道荣提供的合伙协议虽约定由程鸿出资240万元，但原告程鸿未在合伙协议上签字确认其同意合伙，合伙协议的约定对原告程鸿无约束力。被告熊道荣所提供的合伙协议、购房合同等不能客观、充分证明合伙事务已实际履行，合伙资金的合理流向及合伙人已对合伙帐务进行清算。故被告熊道荣辩称本案诉争标的系合伙出资款而非借款的理由不成立。被告熊道荣向原告程鸿借款200万元有其向原告程鸿出具的借条及银行流水明细为证，原告程鸿与被告熊道荣的借贷关系成立。借贷双方在借款时未约定还款期限，被告熊道荣应在原告程鸿催告的合理期间内归还。借贷双方约定的月利率3%过高，该院依法予以调整。被告熊道荣委托他人向原告程鸿转款100万元，除冲抵借款40万元及支付利息24万元外，原告程鸿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熊道荣所付款100万元中有36万元系案外人向苏成所有，其向案外人向苏成支付36万元系其个人行为，与被告熊道荣无关该款应在借款200万元中予以品除。二被告系夫妻，诉讼中，被告冉茂臻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熊道荣对原告程鸿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对该债务该院依法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熊道荣、冉茂臻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原告程鸿借款164万元，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164万元从2015年4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程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二被告承担。
二审中，熊道荣、冉茂臻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针对崔云川所作出的律师调查笔录。证明崔云川虽然无法直接证明双方当事人是合伙关系，但是可以证明熊道荣出具借条、程鸿转款200万元的当天，因乔安平欠崔云川的钱，就让熊道荣转给了崔云川10万元。并且出条子的时候是熊道荣、程鸿、乔安平在场，与乔安平的陈述相符合。并且也证明了熊道荣去到渠县参加点火。2、熊道荣本人记载的流水账（复印件），证明可以反映出一系列的合伙支出，这一本流水账虽然是熊道荣的单方记载，但是是很原始的记录，并且该记录与银行流水完全吻合。程鸿质证认为：调查笔录不能达到上诉人熊道荣、冉茂臻的证明目的。从形式上来说，崔云川是钟鼓楼办事处的人，并非路途遥远，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崔云川不出庭作证，对其证明的事实提出异议，并且崔云川的身份证复印件没有附带提供，对其身份也产生质疑。从实质上来说，无法达到熊道荣、冉茂臻的证明目的。其证言无法证明程鸿与熊道荣、冉茂臻等是合伙关系。崔云川在外等候，无法知道办公室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200万元到底是什么性质，并且也无法证明乔安平是真实在场的。熊道荣自己书写的流水账也达不到上诉人熊道荣、冉茂臻的证明目的，这是熊道荣单方书写的，并没有程鸿的签字认可，不能够证明程鸿、何贵金、向苏成等有合伙关系。并且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合伙资金的流向，没有发票、合同等予以证明。
熊道荣、冉茂臻提交的崔云川调查笔录，未能提供崔云川的身份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熊道荣、冉茂臻提交的流水账，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熊道荣于2014年12月10日收到程鸿的200万元，是借贷性质还是程鸿的合伙出资款。
程鸿主张该笔200万元是借款，举示了银行转账凭证和熊道荣于该日收款后出具的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程鸿现金贰佰万元正(小写2000000.00元)，月息3%”。熊道荣在一、二审诉讼中，对收到该笔200万元和出具借条的事实均予承认，但抗辩这200万元是程鸿与熊道荣和案外人向苏成、何贵金四人协商合伙经营四川省渠县三汇镇创新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加工钢坯，而向熊道荣支付的出资款，因收款时《合伙协议》尚未签订，因此向程鸿出具了借条。熊道荣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合伙协议》、向苏成和何贵金在签订《合伙协议》当天及之后向熊道荣转账支付合伙出资款的银行交易明细表、程鸿于2015年1月8日再次向熊道荣转账4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表、熊道荣委托诉讼代理人调查向苏成、何贵金和乔安平的调查笔录、熊道荣个人开支记录本等证据。此外，熊道荣还抗辩主张：因合伙经营四川省渠县三汇镇创新机械铸造有限公司未成功，程鸿提出由其个人收购该项目、并补偿其他合伙人合伙份额，而于2015年1月15日以签订《借款协议》和《购房合同》的形式确定程鸿应退还向苏成、熊道荣合伙份额800万元，熊道荣也因此让他人（黄吉英）将合伙剩余的100万元转账给程鸿。熊道荣对其抗辩的这一事实，也提交了《借款协议》、《购房合同》及收据、银行交易明细表等证据。
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诉、辩理由和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熊道荣收到程鸿的200万元并出具借条之日，因《合伙协议》尚未签订，双方将该笔款项约定为借款应当是熊道荣和程鸿当时的真实意思。
《合伙协议》形成于2014年12月23日，协议载明合伙人为程鸿、向苏成、何贵金和熊道荣的妻子冉茂臻，协议第四条出资额及方式约定：1、出资方式均可汇入四方指定的账户上（熊道荣个人账户上），四方总出资共计748万元。2、分别出资额为：①合伙人程鸿出资24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32%；②合伙人向苏成出资20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27%；③合伙人何贵金出资138万元，占总出资额的18.5%；④合伙人冉茂臻出资170万元，占总出资额的22.5%。虽然程鸿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但是，熊道荣提交的证据，证明向苏成、何贵金在《合伙协议》签订后，按照约定向熊道荣个人账户转账履行出资义务，向苏成、何贵金在调查笔录中均陈述《合伙协议》已经履行，熊道荣个人记录的流水账作为辅助性证据，能够间接证明部分合伙事实；程鸿于2015年1月8日再次向熊道荣个人账户转账40万元，也是在《合伙协议》签订后，并且程鸿在交易摘要中填写的是“往来款”。程鸿两次向熊道荣账户转账的金额与《合伙协议》约定的程鸿出资240万元完全契合，本院认为程鸿以行为实际履行了《合伙协议》的出资义务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熊道荣出具借条中的200万元借款已经转化为程鸿的合伙出资款。
程鸿在诉讼中以没有在《合伙协议》上签名为由，否认其参与合伙经营四川省渠县三汇镇创新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加工钢坯，而程鸿却与向苏成、熊道荣于2015年1月15日另行签订《借款协议》和《中兮映月湾购房合同》，并向熊道荣收到350万元购房款的《收据》，这个时间，正是《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经营四川省渠县三汇镇创新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加工钢坯项目因故未成功之时，程鸿陈述签订《借款协议》和《中兮映月湾购房合同》是与向苏成、熊道荣另外建立一个借款关系，但是，如果程鸿2014年12月10日转账支付给熊道荣的200万元仍然是借款，程鸿则不应当以利川市中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向熊道荣出具收到350万元购房款的《收据》；程鸿于2015年1月15日收到熊道荣委托他人转账支付的100万元时，200万元本金35天借期，按照月利率3%计算，也不可能产生24万元利息。程鸿对以上证据和事实的解释严重不符合常情常理，且自相矛盾。因此，本院认为熊道荣抗辩主张合伙经营未成功后，因程鸿提出由其个人收购该项目、并补偿其他合伙人合伙份额，而于2015年1月15日以签订《借款协议》和《购房合同》的形式确定程鸿应退还向苏成、熊道荣合伙份额800万元，熊道荣也因此让他人（黄吉英）将合伙剩余的100万元转账给程鸿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综上，虽然程鸿于2014年12月10日转账支付给熊道荣的200万元双方约定为借款，但是，在2014年12月23日《合伙协议》签订后，该200万元借款已经转化为程鸿的合伙出资款，程鸿仍持该借条向熊道荣主张债权违反诚实信用，本院不予支持。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熊道荣、冉茂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1民初11493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程鸿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程鸿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416元，熊道荣、冉茂臻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267，共计59483元，由程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何 洪
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