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25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志兰，女，195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庆增，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文，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奇兰，女，196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翠芸，广西鹏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渡民，男，195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原审被告：邓济民，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原审被告：邓伟，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上诉人邓志兰与被上诉人邓奇兰、原审被告邓渡民、邓济民、邓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7)桂0304民初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韦怡运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邹国良、审判员李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刘文静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邓志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庆增、黄超文，被上诉人邓奇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翠芸，原审被告邓渡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志兰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讼争的二间铺面的产权虽登记在邓少涛名下，但与《协议书》约定的真实权利状态不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1-4、1-8号铺面应为上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而非邓少涛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述讼争的二间铺面的收益，自购得之日起至2017年4月止，除了用于肖才媛购房外，其他收益均由五兄妹平均分配，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异议，因此，从收益的分配来看，上述铺面也应该是五兄妹的共同财产，各方享有平等的收益分配权，而非邓少涛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一审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依据（2014）桂证民字第5637号《公证书》的表面内容作出判决，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在（2004）桂证民字第1378号《公证书》中虽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但当时是基于铺面的统一管理便利所作出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表示也与1991年《协议书》的约定不符，也与后续铺面的收益分配相背。退一步讲，即使是真的放弃了继承权，也仅是放弃对邓少涛遗产部分继承权。而并非对其自己所购铺面权利的放弃。上诉人认为，该公证书应当属无效，该份遗嘱既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此，遗嘱本身因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而无效。三、现有证据已证实讼争的二间铺面是由上诉人兄妹五人出资购买所得，各人出资了5442元，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结果，上诉人所出资的份额也应当一并算作肖才媛的遗产进行分配，那么，上诉人的出资至少也应算作债务进行偿还才公平，否则上诉人的出资平白无故的就成了肖才媛的财产，这是不公平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邓奇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邓渡民述称，争议的铺面是五兄妹出的钱，上诉人是有一份的，应当和我们的份额是一样的。原审被告邓济民、邓伟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陈述。邓志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桂林市南城1-4、1-8号铺面（建筑面积：75.7平方米，产权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20%份额归原告所有；一、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少涛（2001年去世）与肖才媛（2016年去世）系夫妻关系。原告与邓奇兰、邓渡民、邓济民、邓洁民（2014年去世，邓伟系邓洁民之子）系邓少涛与肖才媛的婚生子女。1987年2月28日，邓少涛作为乙方与桂林市旧城改造办公室作为甲方签订《拆迁私房协议书》，载明：乙方用产权面积交换中山南路南城商场底层30平方米商业门面，乙方按每平方米300元补给甲方门面造价差价，共计补30×300=9000元，产权归乙方所有。乙方补齐差价后，甲方即将门面产权交给乙方。门面建成后，邓少涛和原、被告五兄妹商量除原协议置换的30平方米铺面外，另再购买45.70平方米的铺面，大家同意后，交铺面的费用27210元由原、被告五兄妹均摊5442元。为此，邓少涛与原、被告五兄妹签订《协议书》，确定了所购铺面名称为南城二商场1-4、1-8号铺面，铺面钱27210元由原、被告五兄妹平均分摊及铺面出租、收益等问题。《协议书》签订后，上述铺面登记在邓少涛名下，成为邓少涛和肖才媛的共同财产。2001年8月29日，邓少涛去世。2004年5月31日，肖才媛与原、被告五兄妹到桂林市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桂林市公证处出具（2004）桂桂证民字第1378号《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邓少涛于2001年8月29日死亡，其死亡后在桂林市遗留有铺面（与肖才媛共有，建筑面积：75.70平方米，产权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被继承人生前未留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份额应由其配偶肖才媛、子女邓渡民、邓志兰、邓奇兰、邓济民、邓洁民、父亲邓正非、母亲黄基玉共同继承。因邓正非、黄基玉均先于其死亡，邓渡民、邓志兰、邓奇兰、邓济民、邓洁民均放弃上述遗产份额的继承权，故上述铺面中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应由妻子肖才媛继承。肖才媛分别于2004年7月28日和2010年8月27日取得了上述铺面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2014年6月13日，肖才媛到桂林市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桂林市公证处出具（2014）桂桂证民字第5637号《公证书》，载明：肖才媛在该公证处立下遗嘱，签名并按指印，并表示知悉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肖才媛遗嘱的内容为：位于桂林市铺面（建筑面积：75.70平方米，产权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是其个人所有：在其去世后，上述铺面由儿子邓渡民、邓济民、邓洁民各继承2/10份额，女儿邓志兰继承1/10份额，女儿邓奇兰继承3/10份额，他人无权干涉。2016年12月1日，肖才媛去世，原告得知肖才媛遗嘱内容后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肖才媛对本案涉案的位于桂林市铺面是否享有处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涉案的位于桂林市部分是拆迁安置所得，一部分是由原、被告五兄妹共同出资购买，上述铺面建成后登记在邓少涛名下，成为邓少涛和肖才媛的夫妻共同财产。邓少涛去世后，作为继承人的肖才媛、原、被告五兄妹到桂林市公证处做了遗产公证，原、被告五兄妹放弃了上述铺面遗产份额的继承权，上述铺面中属于邓少涛的遗产份额全部由肖才媛继承。原、被告五兄妹放弃继承邓少涛名下铺面遗产份额的行为，即是原、被告五兄妹放弃了邓少涛名下铺面遗产份额的所有权。肖才媛凭着《公证书》分别于2004年7月28日和2010年8月27日取得了上述铺面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即表明其已获得了上述铺面的所有权，其完全能自主处分上述铺面。其于2014年6月13日到桂林市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是其处分其财产的权利，在其公证遗嘱未被撤销前，尊重肖才媛的公证遗嘱。肖才媛在公证遗嘱中将位于桂林市%份额分配给原告，原告再主张该铺面20%份额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志兰的诉讼请求。本案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21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立遗嘱人肖才媛已于2004年7月28日和2010年8月27日取得了案涉铺面（桂林市）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其已获得了上述铺面的所有权，其完全能自主处分上述铺面。2014年6月13日，肖才媛到桂林市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肖才媛在公证遗嘱中将位于桂林市%份额分配给上诉人邓志兰，桂林市公证处出具（2014）桂桂证民字第563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在未被撤销前是合法有效的，应当按照肖才媛的意思表示来处理相关的财产。因此，上诉人主张享有案涉铺面的20%份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志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邓志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怡运审判员  邹国良审判员  李 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