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4民初1776号
原告：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号主楼**楼全层。
法定代表人：李协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丽，女，汉族，1981年6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吉林省集安市，该公司员工。
被告：北京恒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号**层B2507。
法定代表人：冯琳，财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彪，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中大岭南工商企业家协会。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护堂***室。
法定代表人：李永忠，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晴，女，汉族，1987年3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该协会员工。
原告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与被告北京恒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第三人广州中大岭南工商企业家协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丽、被告北京恒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彪、第三人广州中大岭南工商企业家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的损失人民币57555元；2、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出具发票；
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6月20日与被告签订了《单项业务委托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买2016年7月23日出发的机票（广州至巴黎AF107,巴黎至巴塞罗那AF1148，巴塞罗那至阿姆斯特丹KL1672，阿姆斯特丹至巴黎AF1441，巴黎至广州AF102五个航段），包括22人的团体经济舱和3人的商务舱，分别价格为含税经济舱8902元/人*22人=195844元，商务舱36040元/人*3人=108120元。其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让其分支机构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东华分社于2016年6月21日向被告支付第一期经济舱票务款26220元，于2016年6月22日向被告支付第二期票务款135550元（其中经济舱票款65550元，商务舱票款70000元），合计161770元。其后，原告发现被告只出了商务舱的3张票，经济舱却一直没有按照约定提供上述机票的票号。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法定代表人邱波答复，其员工吴菊梅是将经济舱的团体票改为散客票，但价格、航班和合同约定一致，保持不变。原告同意变更。但一直到2016年7月21日，被告突然告知原告，商务舱已经退票，退票费3600元，经济舱由于散客定位，只能变更为广州至巴黎AF107,巴黎至巴塞罗那AF1348,巴塞罗那至阿姆斯特丹VY8319,阿姆斯特丹至上海Ｋ×××××，上海至广州MU5313五个航段，而且价格比原来的195844元增加75246元，原告需要承担3600元的商务舱退票费和经济舱增加的75246元中的45000元，被告自行负担经济舱超出的30246元。由于原告已支付了161770元的票款，并且离出行只有两日，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在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于2016年7月22日被迫向被告支付原定票价余款、商务舱退票费3600元和超过原定价格的45000元，共计82630元。被告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并未向原告出具发票。由于被告的违约，航班与原约定不一致，导致原告赔偿了实际乘机人员10575元的损失，以及原告需要另行安排车辆接送乘机人员产生的费用1980元。被告的违约，共造成了原告的金钱损失为45000+10575+1980=57555元。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57555元。
被告辩称，1、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缺乏事实依据。原计划航班被航空公司取消系因原告违规操作造成的，双方后来对新航程各自承担的费用均予以确认。原告委托被告购买2016年7月23日出发的机票（广州至巴黎AF107,巴黎至巴塞罗那AF1148，巴塞罗那至阿姆斯特丹KL1672，阿姆斯特丹至巴黎AF1441，巴黎至广州AF102五个航段），原告于2016年6月22日向被告支付了机票费用共计161770元。原告支付了上述部分费用后，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将3人商务舱票予以出票，并提供了票号。而22人经济舱由于机票价格上涨，被告与原告商量更换航班，但原告一直不肯答应更改航班。期间，原告未经与被告商量，委托他人重新为该22人订立经济舱机位，导致重复订票，该22人的所有经济舱机票遂被航空公司取消。为保障该22人团能顺利出行，原告接受了被告更换航班的建议，在经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被告重新预定了22人经济舱机票，包括航程为广州至巴黎AF107，巴黎至巴塞罗那AF1348，巴塞罗那至阿姆斯特丹VY8319，阿姆斯特丹至上海Ｋ×××××，上海至广州MU5313五个航段，并按照原告的要求，将原来的3人商务舱票予以退票。在更换航班的情况下，22人经济舱机票比原计划产生超支费用为75246元，退订的3人商务舱机票产生退票费为3600元。双方协商同意，由被告自行负担22人经济舱超支费用30246元，原告承担22人经济舱超支费用45000元和3人商务舱机票退票费用3600元，原告已支付的商务舱票款直接用以充抵经济舱票款，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余款：34074元（22人经济舱机票余款）+3600（3人商务舱退票费）+45000元（22人经济舱订票超支费用）=82674元。但实际原告于2016年7月22日向被告支付了款项82630元。综上，系因原告的违规操作导致航班被取消，且双方已对新航班的航程和价格予以确认并支付相应款项，被告并不存在违约的情形。2、该22人团最后按照新的航班计划出行，并未给原告带来任何损失，原告的请求违背事实，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证明其主张。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我方与原告签订旅游合同是7月23日到7月31日，目的地是西班牙和荷兰，7月23日从广州飞到巴黎，7月24日转机到巴塞罗那等，7月22日出发前一天原告通知我方回程机票有改，要从阿姆斯特丹飞到上海再回广州，我方提出赔偿请求，原告同意赔偿，弥补机票变更的损失。我们在广州白云机杨和原告商定好，到达后为我们购买歌舞表演的门票，门票每人60欧元，一共有25人看了表演，门票费用由原告承担，由原告方的赵小姐转给黄孝慈小姐。商务舱与经济舱不同步的情况，也是由原告承担。
经审理查明，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主要证据：一、《单项业务委托合同》，证明原告委托被告订购机票，该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订三张商务舱机票，订票要求：1.AF107SA23JULCANCDG23050555+1;2.AF1148SU24JULCDGBCN07400920;3.KL1672TU26JULBCNAMS13101535;4.AF1441SU31JULAMSCDG20302145;5.AF102SU31JULCDGCAN23201705+1；票价：CNY36040*3PAX=CNY108120；原告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与被告洽谈相关事宜，在此过程中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事项，应形成接待计划，并有双方签字盖章确认；计划一经确认，被告不得擅自变更；如需变更订票要求双方另行协商；出票前付清费用等。二、2016年6月20日的《合同确认件》，其内容为：行程，AF107SA23JULCANCDGHK2223050555+1;AF1148SU24JULCDGBCNHK2207400920;KL1672TU26JULBCNAMSHK2213101535;AF1441SU31JULAMSCDGHK2220302145;AF102SU31JULCDGCANHK2223201705+1；票价CNY5700+TAX3200左右的税；第一次订金：CNY5700*20%*23PAX=CNY26220(21JUN付款)；第二次订金：CNY5700*50%*23PAX=CNY65550(21JUN付款)；第三次付款：CNY5700*30%*23PAX=CNY393330(1JUL付款)等。三、四张2016年6月22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原告在该日分四笔向被告支付了合计161770元。四、2016年7月22日，被告出具的《付款通知单》，其内容为：原航班机票方案：AF107SA23JULCANCDGHK2223050555+1;AF1148SU24JULCDGBCNHK2207400920;KL1672TU26JULBCNAMSHK2213101535;AF1441SU31JULAMSCDGHK2220302145;AF102SU31JULCDGCANHK2223201705+1;现因故出票方案需调整，经双方协商并达成一致，最终出票方案如下：1、用散客定位形式为该团客人定位并出票，航班时间调整为：AF107SA23JULCANCDG23050555+1SEAME-2E;AF1348SU24JULCDGBCN10051145SEAME2F1;VY8319TU26JULBCNAMS13201545;KL895SU31JULAMSPVG17301005+1SEAME-1;MU5313MO01AUGPVGCAN16201850ET1-;2、散客定位产生的超支费用为75246元，由双方共同承担，原告方承担45000元，剩下部分由被告方承担；则机票费用为原告应付票款195844元；原告已付退票费（商务舱3人）3600元；原告已付票款161770元；方案变更超支费用45000元；机票余款为82674元。付款通知单上有被告盖业务确认章，无原告签字或盖章。原告对该通知单确认真实性，但对内容不予认可。五、2016年7月22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两张，证明原告在该日分两笔向被告支付了合计82630元。六、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78的《出境旅游组团合同》，其中载明：旅行团号CYTS-20160723;旅游线路为西班牙荷兰十天团；报名人数为24+1人；出团日期为2016年7月23日；成团最低人数24人；旅游费用为成人19000元/人；总价19000元/人*24人等。七、《机票名单与航班确认书》，其中载明：关于7月23号西班牙荷兰培训考察团队，现需预订机位，航班要求及订位名单如下，1、AF1077月23日广州至巴黎23：05起飞-05：55+1次日抵达；2、AF11487月24日巴黎至巴塞罗那07：40起飞-09：20抵达；3、KL16727月26日巴塞罗那至阿姆斯特丹13：10起飞-15：35抵达；4、AF14417月31日阿姆斯特丹至巴黎20：30起飞-21：45抵达；5、AF1027月31日巴黎至广州23：20起飞-17：05+1次日抵达等。
被告对上述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至证据五予以确认；对证据六和证据七，认为是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关联性。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7月14日《确认单》，证明原、被告对商务舱退票费用以及机票余款予以确认。该确认单载明：票价：CNY5700+TAX3202；票款总计：8902元/人*22人=195844元；已汇款6月22日26220元+135550元，尚余34074元；原订商务舱作退票处理，退票费1200元*3位=3600元，总合计余款37674元；请于14号下午开票，出票后即汇款，此票不可以改期，不可以退票等。原告在该确认单上盖业务专用章确认。原、被告双方对上述确认单无异议。双方还确认机票应在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发上述确认单时出票；被告称，因原告要求退票，当时被告就没有出票。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主要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基本事实：原告组织第三人单位25人于2016年7月23日前往西班牙荷兰培训考察，为此，原告委托被告购买上述行程（具体详见原告提交证据二）的机票，其中3张商务舱机票，22张经济舱团体票，经济舱票款合计195844元；履约过程中，3张商务舱机票被退票，产生3600元退票费，22张经济舱机票以散客票购买，造成溢价75246元，且行程发生了变更，导致双方发生纠纷。原告认为机票溢价是因为被告一直未按合同约定订购团体票，最后以散客方式订票，造成溢价，被告则认为机票溢价是因原告重复订票导致机票被航空公司取消，且原告一直无法确定人数，导致错过出票时间点，并且原告将商务舱也做退票处理，影响团队，被告对上述意见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对此均不予确认；被告称双方一直在沟通，原告在2016年7月14日收到《确认单》时，已知晓航线变更和机票价格溢价的情况，且上述付款通知单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原告的付款行为即是对付款通知单的确认，但原告不同意被告的上述意见，并称在7月21日晚被告才通知其22张经济舱机票已出票，且航线变更、机票溢价，因临近旅行团出行时间，为避免影响旅游团队出行，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原告才于7月22日向被告付款。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7月21日前已将航线变更、机票溢价等情况告知原告。双方确认是以交付中航信电子机票行程单作为机票移交，原告认为被告在7月21日晚通知原告出票，在7月22日原告付款后，才将机票移交给原告；被告则称是在7月21日晚就移交机票给原告，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审理期间，原告表示应付款中少付了44元给被告，可在本案可得款项中扣减该44元。
另，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57555元，其具体构成包括经济舱超支费用45000元、因被告机票航班变更需安排三位乘客前往机场产生的交通费1980元，以及因航班变更导致第三人不满和投诉，并因此产生的歌舞表演费10575元。歌舞表演费10575元，原告提供证据有：第三人意见及手机银行转账记录，但原告没有提供歌舞表演的门票或其它凭据；交通费1980元，原告表示在国外没有发票，只有微信转账记录，并无法提供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表示在赔偿上述损失时，均未提前知会被告，被告对上述损失均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委托被告代为购买机票，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从双方确认的2016年6月20日《合同确认件》和2016年7月14日《确认单》看，对行程、22张经济舱机票款项合计195844元、三张商务舱机票作退票处理等委托事项是明确的。本案争议主要问题：机票溢价，谁应负责？双方是否就溢价损失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机票溢价，谁应负责的问题。被告称，原告找他人重复订票，导致航空公司取消了被告原订机票，且原告一直无法确定人数，错过出票时间点等原因，造成机票溢价，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对此均予以否认，故被告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确认2016年7月14日应该出票，被告称，因原告退票，被告当时就没有出票，从上述《确认函》内容看，退票仅为三张商务舱机票，双方还对22张经济舱机票价款等进行了明确，为出票后付款做好准备，不存在原告退22张经济舱机票的情况，故对被告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在7月14日就可以出票的情况下，理应知道行程变更、机票溢价等情况，并应及时告知原告委托事项发生变更，对变更事项应征得原告同意，现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在7月21日前已将相关情况告知原告，原告在7月21日知道机票溢价等情况后，因已临近出发时间，较难调整出行方案，减少机票溢价损失，被告上述代理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的规定，故造成机票溢价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
至于双方是否就溢价损失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被告表示7月21日已将22张经济舱机票交付原告，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提出在7月22日付款后被告才移交机票的意见予以采信；被告在航班出发前两天才将机票溢价等情况通知原告，原告为确保上述旅游合同的履行，维护第三人权益，减少其与被告之间履约损失等，按付款通知单向被告支付了45000元机票溢价款，并非原告与被告之间经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据此，被告仅凭7月22日付款通知单及原告依此付款，认为双方经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机票溢价款4500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表示可在可得款项中扣减未付款项44元，本院予以采纳。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歌舞表演费10575元和交通费1980元等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在处理该赔偿问题时未提前通知被告，且又未能提供相关消费凭证予以佐证，被告对此也不予确认，故对原告上述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发票的诉讼请求，应另行其他途径处理，本院对此不予调处。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恒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返还机票溢价款44956元；
二、驳回原告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29元，由原告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负担351元，被告北京恒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9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ＸＸ武
人民陪审员 朱穗芳
人民陪审员 林 琳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晓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