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30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如东县。
法定代表人：周群，社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世平，男，197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如皋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峰，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云芳，男，196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建平，张家港市鑫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张云芳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3民初3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并驳回张云芳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张云芳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采信了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而该鉴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存在问题。2.一审法院认定刘某、陈某的证言与王某的调查笔录明显存在矛盾是错误的。插秧时间偏迟完全是张云芳造成的。3.一审判决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即采用鉴定机构对法院回函的解释以及王某的调查笔录作为判决的依据，违反法定程序。
张云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的上诉请求。
张云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判令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担一审反诉部分主要责任的赔偿比例为90%。2.本案上诉费用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担。事实和理由：根据盐农司鉴字（2016）第38号《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育秧质量不高、栽插基本苗不足、插秧时秧龄长是主要原因，并且在该所答复法院的咨询回复中也明确“涉诉农田田间管理与大面积生产无显著性差异，但发现部分田块杂草较多，所以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张云芳原因”，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张云芳承担40%的减产责任，明显加重了张云芳的责任。
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辩称，张云芳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云芳给付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204000元；2.诉讼费用由张云芳承担。张云芳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赔偿张云芳因延迟育秧、育秧不好等多种原因导致的缺棵、漏棵损失（具体待鉴定评估后主张）；2.反诉费用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6日，张云芳（发包方、甲方）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包方、乙方）签订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一、承包项目概况：1.名称：孤山、新庄村点水稻30公分育、运、插及耕、槾地作业1300亩，6月10日开始插秧；2.地点：孤山、新庄村；3.其他：育、运、插价格190元/亩，耕、槾价格70元/亩（地平）。二、甲方与乙方的权利、义务：甲方根据合同的约定，对乙方的作业过程，有权监督和指导，乙方未按甲方要求的技术规程从事作业的，甲方有权纠正，乙方应当改正，乙方拒不改正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充分准备好育秧所需的塑盘、孔膜、无纺布和有关机械，从整地、筛土、制板、装运土、拌种、落谷、秧池田间管理，水稻秧苗切、起、运、装、插等配套作业。三、技术要求适期栽插，抢茬、早插，越早越好，插足基本苗2万穴以上，平均每穴3.5-4.5苗，减少植伤，随起随插，选用改进型缩行距30公分的插秧机，必须全部带有自动平衡和插深自动调节。四、甲方协助乙方招揽本地农民工进行田间管理。五、酬金及支付方式：育秧结束后开始插秧，付总款的50%，插秧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须一次性结清总款。六、其他约定：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住宿房屋、水电费、其他费用一切自理。为保证插秧质量，甲方负责人现场验收，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监督、整改。育秧过程中所需种子、农药、化肥由甲方提供。七、纠纷处理：承包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如东县人民法院诉讼。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生效。合同由李世平、张云芳签字，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加盖合同专用章。同时，合同尾部书写有：因麦子割得晚茬在地里，1是不好取土，2是年前打了除草剂的，经张云芳、龚友林、王某三方协商，张云芳、王某各贴3000元，李世平贴6000元，交王某买土做秧亩（配比1/3的基质）。对上述书写的字样，张云芳认可系李世平书写，内容亦是事实。
合同签订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将育秧工作交由案外人王某完成。育秧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左右，插秧结束时间为6月30日，另7月2日对零边进行了补秧。对开始插秧的时间及迟延插秧的原因，双方存在异议：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陈述开始插秧的时间为6月22日，未在合同约定的6月10日开始插秧的原因有三：第一、天气原因；第二、麦子收割晚导致无法插秧；第三、张云芳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开始插秧时付款至总款的50%。张云芳陈述开始插秧时间为6月28日，插秧时间晚是因为秧育得不好，没有人愿意插秧。庭审中张云芳认可合同总价款为338000元，至第二次庭审结束仅支付134000元。在第三次庭审中张云芳提供四张明细，用以证明其于2016年11月份代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支付农民工工资24130元，并要求将该笔费用在本诉部分予以扣除。
诉讼过程中，经张云芳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对张云芳承包地中的每亩水稻的穴数；如达不到每亩2万穴的数量，其穴数减少的原因以及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2016年12月27日，该鉴定所作出盐农司鉴字[2016]第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涉诉田块水稻插秧栽插平均密度为1.76万穴/亩，每穴苗数平均为1.85苗，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2.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栽插密度未达标的原因是未选用合同约定的“改进型缩穴”插秧机，与育秧质量不高、秧苗数量不足有关。3.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造成涉诉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张云芳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4.涉诉水稻（除漏栽面积外）产量损失为449233元，漏栽水稻的经济损失为13137元。张云芳支付鉴定费37560元。该鉴定意见书向双方送达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于2017年4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
2017年4月17日，结合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提出的书面意见及本案审理情况，一审法院向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发出咨询函，咨询内容为六个方面：一、鉴定意见书第14页，贵所作出“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栽插平均密度为1.76万穴/亩，每穴苗数平均为1.85苗，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的结论。依据现鉴定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能否当然推定出即为插秧结束时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是否会因管理或天气等原因发生变化？二、鉴定意见书第9页显示“田块四周漏栽面积合计7.92亩”，贵所确认该7.92亩属于漏栽的依据是什么？三、庭审中，双方均陈述插秧机的最小株距为10㎝，贵所确认插秧机的最小株距为12㎝的依据？若插秧机最小株距确为10㎝，对贵所作出的“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密度未达到标的原因是未选用合同约定的改进型缩穴插秧机”的鉴定结论有无影响？在插秧机行距为30㎝，株距为10㎝或12㎝的情况下，是否能得出鉴定意见书第11页表述的“涉诉水稻的行距为30.38㎝，平均株距为12.45㎝”的结论？四、张云芳申请对因穴数减少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而贵所对张云芳承包地的整体产量损失进行了鉴定，贵所如此鉴定的原因是什么？如单纯依据张云芳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因穴数减少造成的损失能否进行分割？五、鉴定意见书第13页中经济损失估算公式的依据？该公式对本案是否适用？鉴定组选取相邻农户种植机插秧的南粳5055作为参照的依据？六、鉴定意见书第15页，贵所作出“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造成涉诉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张云芳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的结论，是否可以理解为：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原因，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张云芳方原因？如此认为的依据是什么？2017年5月10日，该鉴定所向一审法院复函，并针对法院咨询函中提出的几点咨询作出一一回复，概括为：一、“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栽插平均密度为1.76万穴/亩，每穴苗数平均为1.85苗，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的结论是鉴定人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并进行多点勘验和分析后作出的基数判断，现场多点抽样鉴定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即为插秧结束时的水稻平均密度及每穴苗数，水稻平均栽插密度及苗数不会因管理或天气等原因发生变化。二、鉴定所确认“7.92亩属于漏栽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项，7.92亩为实际测量结果，是指没有栽插秧苗的面积。三、插秧机的行距固定（30㎝）的情况下，若株距调到10㎝，其理论插秧密度可以达到2.22万穴/亩，但应该以田间实际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准。经鉴定人田某点检查，涉诉水稻田间每亩穴数在1.53万-1.93万之间，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2万穴/亩要求。鉴定意见书第11页表述的“涉诉水稻的行距为30.38㎝，平均株距为12.45㎝”的结论是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在田某点调查数据经统计计算的结果。四、水稻产量构成因素包括单位面积有效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产量构成因素间的乘积就是产量。所有的产量构成因素均以每亩基本苗为基础。每亩栽插穴数和每穴栽插苗数构成了亩基本苗。每亩栽插穴数减少和每穴栽插苗数不足构成了亩基本苗不足。基本苗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单位面积有效穗数的减少，导致单位面积整体产量的降低。鉴定所对承包地的整体产量损失的鉴定就是对涉诉基本苗不足对产量影响效应的鉴定。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鉴定基准日，虽无法分解每亩栽插穴数不足和每亩栽插苗数不足及秧苗素质偏差等对最终产量的量化效应，但可以作出定性效应分析。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育秧质量不高、栽插偏迟、栽插未达约定穴数、每穴苗数未达合同约定以及漏栽等是造成张云芳产量损失的主要原因，张云芳局部田间管理不到位是产量损失的次要原因。五、《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中计算经济损失的方法适用于本案，也是国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鉴定组选取相邻农户种植机插秧的南粳5055作为参照符合《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和统计学的基本要求。六、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案的产量损失涉及到秧苗质量、栽插时间、秧龄大小、栽插穴数/亩、每穴苗数及栽插后的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根据张云芳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签订的《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机插秧育苗、插秧等作业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责，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插秧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插秧时间偏迟等是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原因；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如田间除草、治虫、施肥等由张云芳负责。鉴定组现场勘查发现涉诉农田田间管理与大面积生产无显著性差异，但发现部分田块杂草较多，所以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张云芳方原因。具体责任划分应由法院裁定。另针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提出的鉴定程序存在问题的意见，该鉴定所也作出了答复，认为鉴定程序符合司法部令第132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
另查明，2016年5月25日，王某向张云芳出具承诺书，载明“今承诺我王某从兴化调的秧盘的品种是9108的，如果不是，一切后果由我本人负责（孤山、新庄村张云芳的田）”，王某在该承诺书中签字，另有两位见证人签字，同时在该承诺书中有“王某合作伙伴李世平”字样。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并陈述育秧缺棵的现象确实存在，故在征得张云芳同意后去别处调取秧盘补足。
还查明，2015年10月22日，张云芳（乙方）与靖江市孤山镇新庄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承包经营的孤山镇新庄村1400亩（土地按实际丈量，地名、四至附图为准）流转给乙方从事小麦、水稻的生产经营。流转的土地年限为12年，即2015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0日止（二轮承包结束）。
一审法院认为，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与张云芳于2016年4月16日签订的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关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要求张云芳支付余款204000元的诉讼请求。双方无争议的是合同涉及的总价款为338000元，已支付134000元。关于张云芳陈述的其已垫付农民工工资24130元并要求在应付款中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张云芳为证明其垫付24130元，向一审法院提供四张明细表，该四张明细表中每位工人的金额后仅盖有红色手印，无工人签字；第二，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明细表中所记载的人工工时及人工价格均存在异议；第三，庭审中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陈述其未授权张云芳结算工人工资，且张云芳并未与其联系要求其结算工人工资；第四，张云芳陈述其垫付的工资金额为24130元，其中两名工人黄金玉、方美英的工资未付，该24130元中不包含黄金玉、方美英的工资。根据张云芳提供的该四张明细计算工人工资，总额24130元应包含黄金玉、方美英工资在内。张云芳如确实已垫付工人工资，应知晓其付款金额。综上，仅依据张云芳提交的四张明细表，法院不能确认其垫付事实的存在，故对张云芳提出的在应付款中扣除24130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要求张云芳支付余款204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张云芳要求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赔偿其水稻减产损失449233元、漏栽水稻经济损失13137元并承担鉴定费用3756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鉴定意见书提出书面意见，认为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插秧结束交付时现状，且损失计算方法和使用法规错误，对未申请事项进行了擅自鉴定。针对上述意见，一审法院向鉴定机构发函咨询，鉴定机构在对法院的回函中给予了分别解释，故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提出的上述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对产量损失的原因，鉴定意见为：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造成涉诉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张云芳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针对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农业生产劳务承包合同，育秧、运秧、插秧均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完成，结合实际育秧人王某出具的承诺书及双方庭审陈述，可以确认育秧后确实存在秧苗数量不足的情形，而栽插密度不达标也是在鉴定机构采用相应技术方法并进行多点勘验和分析后与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对比作出的判断；第二，针对超秧龄移栽和栽插时间偏迟的问题，可以确认的是实际插秧时间晚于合同约定的6月10日，对插秧时间偏迟的原因，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认为系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气原因，经常下雨；二是张云芳麦子收割晚，导致无法插秧；三是张云芳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开始插秧时付款至总款的50%。为证明系天气及张云芳麦子收割晚的原因导致插秧延迟，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申请证人刘某、陈某到庭作证，两位证人均陈述6月6日开始耕田，因张云芳麦子未收割完，直至6月13日耕田结束。在本案庭审时，王某亦到庭，法院对王某制作了调查笔录，王某陈述育秧、插秧均为其负责完成，张云芳麦子的收割时间为6月15日左右，田地大概是20号以后才交付耕种。刘某、陈某的证言与王某的陈述明显存在矛盾之处。同时，水稻育秧、插秧作业存在其特殊性，受季节、时间的严格限制，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方作为水稻育秧、插秧作业的专业承包人，应知晓秧龄偏长会对水稻产量产生影响，虽然在插秧开始时张云芳确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至总款的50%，但该点亦不足以成为其不按时插秧的理由，更何况鉴于在育秧过程中即存在秧苗不足的情形，张云芳陈述的因双方产生矛盾，暂先支付十万元的陈述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故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辩称的插秧时间偏迟系张云芳所造成，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对涉诉水稻损失法院酌情判令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为277422元[（449233元+13137元）×60%]。对张云芳已支付的鉴定费37560元，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担22536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张云芳给付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欠款204000元。二、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赔偿张云芳损失277422元，支付鉴定费22536元，合计299958元。综合上述一、二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仍需向张云芳支付9595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360元，由张云芳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担2640元，张云芳负担176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就一审法院对王某制作的调查笔录及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给一审法院的复函发表了质证意见：关于王某的调查笔录，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王某的证言没有异议；张云芳认为该笔录是在2017年3月10日制作的，王某已经参加过第一次庭审活动，由于王某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是合作关系，故他们之间有相应的利害关系，其陈述的证言不应采信。关于鉴定机构的复函，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质证认为：1.该份复函与鉴定报告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复函表示水稻平均栽插及苗数不会因为管理混乱、天气原因发生变化，但鉴定报告明确说明张云芳部分农田田间水稻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2.鉴定机构未能解释采取怎样的技术方法通过现有的田间穴数反推出当时交付时的穴数。3.关于漏载的测量结果未经我方签字确认。4.鉴定机构经过田某点检测的数据推断水稻田间每亩穴数在1.53到1.93万之间，关于多点检测的测量结果未经过我方签字确认。5.鉴定机构根据农业环境污染事故中鉴定经济损失的规范鉴定本案的经济损失没有依据。6.鉴定机构未对我方的插秧机进行鉴定即推定我方没有选用合同约定的插秧机无事实依据。7.我方没有参与对周边相邻农户作物的数据采样，也没有对此进行签字确认，故复函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应当被法庭采纳。张云芳对鉴定机构的复函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虽然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鉴定机构向法院出具的答复函有异议，但是该答复函针对当事人的质疑做了解释，与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无实质矛盾之处，故该答复函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王某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到庭旁听庭审，故其不应当再作为证人对本案的相关事实作证，而调查笔录的实质是法院调取的证人证言，故张云芳在二审中针对法院对王某所作调查笔录的合法性提出的异议成立，该笔录的内容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申请本案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针对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对鉴定结论以及复函的质疑，司法鉴定人员蔡立旺、顾双平当庭陈述如下：1.关于“涉诉田块水稻机插秧栽插平均密度为1.76万穴/亩，每穴苗数平均为1.85苗，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的结论是鉴定人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进行多点勘验和分析后作出的技术判断，1.76万穴/亩和1.85苗/穴都是在大量抽样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得出的平均数。除非采取人工拔除秧苗等人为干预措施（鉴定过程中没有发现涉诉田地水稻生长过程中存在导致减少载插穴数的人为干预措施），平均栽插密度不因时间而发生变化。2.关于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一再提及的鉴定机构未将现场勘查的数据交由其签字确认的问题。2016年3月2日司法部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委托人同意，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派员到现场提取鉴定材料，现场提取鉴定材料应当由不少于二名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其中至少一名应为该鉴定事项的司法鉴定人。现场提取鉴定材料时，应当由委托人指派或者委托的人员在场见证并在提取记录上签名。第二十七条规定，司法鉴定人应某定过程实时记录并签名。由此可见，相关规定没有要求鉴定机构让上诉人在现场检验笔录上签字确认的要求，数据的真实性由鉴定人负责。本案中，鉴定人的现场勘验由委托人一审法院全程见证。3.关于对田间水稻行距、株距调查结果的质疑。鉴定意见书第十一页表述的“涉诉水稻的行距为30.38cm，平均株距为12.45cm”的结果是参照《江苏省水稻高产示范方测产操作规程（试行）》中株行距测量方法检测了本案涉诉水稻的株行距。行距与当事人提供的行距数据30cm只相差了0.38cm；株距测量值12.45cm与插秧机限定值12cm误差仅0.45cm，该差距来源于插秧机实际操作的误差。一般来说，插秧机作业的幅宽和插秧行数是规定的，其幅宽内的行距一般不可调整，但是任何插秧机都不可能有和作业农田一样宽的作业幅宽，必须进行多次来回作业，如此便产生了不同幅宽之间的衔接间隙，间隙是人为控制的，可能不完全等于30cm，从而使得全田的实际测量值不等于30cm，这是正常现象，符合生产实际情况。同样插秧机上株距的限位也是固定的，但是当田间耕作层土壤厚度、含水率、水层深度、作业农田平整度等有较大差异时会影响插秧机的正常作业，特别是土壤的支撑力、可塑性变化较大时会导致秧机秧爪入土的位置产生位移使得实际插入泥土中秧苗的位置发生变化，表现出实际测量数据与插秧机限定的数据有微小的差异。本案的涉诉面积有1293.52亩，在抢农时季节的情况下，多台插秧机、不同插秧机手共同作业出现株距0.45cm的大田差异属正常现象，符合统计学要求。4.关于“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的鉴定意见。法院的委托事项包含了涉损的原因和经济损失的估算。基于损失的估算必然涉及到水稻产量。水稻产量构成因素包括单位面积有效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粒和千粒重，产量构成因素间的乘积就是产量。所有的产量构成因素均以每亩基本苗为基础。基本苗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单位面积有效穗数的减少，导致单位面积整体产量降低。故鉴定人对承包地的整体产量损失的鉴定就是对涉诉基本苗不足对产量影响效应的鉴定。涉诉农田机插秧水稻的产量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系鉴定人对本案产量损失的综合判断。在鉴定基准日，虽无法分解每亩栽插穴数不足和每穴载插苗数不足及秧苗素质偏差等对最终产量的量化效应，但可以做出定型效应分析。这一鉴定意见符合法院委托事项的内容。5、关于本案鉴定适用农业生产事故经济损失估算原则的问题，农业生产事故是指农业种养生物在生产过程中，因使用农业投入品（种子、农药、肥料、饲料、兽药等农业生产资料）或者种养殖技术、气候、农业机械作业、环境污染等原因，导致种养生物生长异常、农产品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明显影响的事件。本案是涉诉水稻生产事故。鉴定意见书应用的经济损失估算的公式是依据我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发布的司法鉴定技术规范《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JD0601001-2014），下简称《规范》。污染案件经济损失的估算基本方法是受污染的农产品与未受污染对照农产品经济价值的差异。本案是涉诉插秧机作业质量不达标的农产品经济价值与达标的对照农产品经济价值的差异。《规范》中规定的经济损失估算方法是通用性条款，非排他性条款，因此，在司法部发布新的针对性更强的技术规范之前，《规范》中计算经济损失的方法也适用于本案。《规范》目前是我国唯一涉农类经济损失评估的司法鉴定的技术规范，其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也是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方法。6、关于鉴定意见中认定涉诉稻田使用的洋马高速插秧机最小株距为12cm的说明，因2016年前出厂的该品牌插秧机最小株距就是12cm，且鉴定人在田间调查中的样本没有10cm的株距，故认定涉诉稻田使用的插秧机最小株距为12cm。
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未能举证证明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程序违法或者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依法采信该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将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的鉴定机构对法院咨询函的答复以及法院对王某的调查笔录作为判决的依据，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本院对此已予纠正。关于涉诉农田栽插时间偏迟的原因，根据双方在合同尾部确认的内容“麦子割得晚，茬在地里”以及一审中刘某、陈某的证人证言，同时鉴于在育秧过程中确实存在秧苗不足的情形，故本院认为系双方的共同原因导致了栽插时间偏迟。鉴定意见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水稻基本苗（每穴苗数×每亩穴数）与单位面积产量呈极显著相关。而育秧、运秧、插秧工作应当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完成，故因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造成的产量严重减少的责任应当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担，双方共同对栽插时间偏迟造成的后果负责，张云芳对田间管理不到位负责。由于机插秧育苗质量不达标、栽插密度不达标和超秧龄移栽、栽插时间偏迟等是造成涉诉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部分农田田间管理不到位是水稻减产的次要原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酌定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承担60%的涉诉水稻减产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双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60元，由如东惠群农机专业合作社、李世平负担4380元，张云芳负担43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璐
审判员 陆海滨
审判员 高 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邢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