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江夏五民初字第00008号
原告武汉楚顺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110街坊78门10号。
法定代表人王楚奇，经理。
委托代理人栾云丹，湖北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田中林，湖北公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武汉市龙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龙泉街，办事机构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公园世家小区1栋1单元2202室。
法定代表人邱福贤，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永良，系该公司副经理，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周吉，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夏祖龙。
被告高太安。
原告武汉楚顺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楚顺发公司）与被告武汉市龙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泉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宋任忠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2月2日、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4日、2015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经被告龙泉公司申请，本院于第二次开庭后依法追加夏祖龙、高太安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楚顺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楚奇和委托代理人栾云丹、田中林，被告龙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福贤和委托代理人陈永良、周吉，以及被告夏祖龙、高太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楚顺发公司诉称，2011年12月8日，我公司与被告龙泉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我公司为被告龙泉公司承建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6#楼项目工程提供QTZ63型塔吊租赁服务。合同签订后，我公司按约提供了租赁设备，但被告龙泉公司未按时支付设备租金、进出场费等费用，截至2014年10月6日其欠款306484.40元。因多次催促付款未果，我公司诉请法院判令被告龙泉公司向我公司支付塔吊租金269916元（含借款15000元、工地补贴2250元），支付自2012年3月5日起至租金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龙泉公司辩称，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是原告楚顺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我公司为湖北农机展示中心项目的总承包方，被告夏祖龙、高太安分别为该项目5#楼、6#楼的实际施工人。我公司从未与原告楚顺发公司签订塔吊租赁合同，也并不知晓且从未追认被告夏祖龙、高太安与原告楚顺发公司签订的塔吊租赁合同。我公司在相关文书上签章，只是履行质量与安全监管职能。原告楚顺发公司主张的相关金额应与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核对，且其主张的塔吊安装拆卸时间有误、逾期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楚顺发公司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夏祖龙辩称，我确实与原告楚顺发公司签订了《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但其主张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租用塔吊的时间有误。我使用该塔吊的时间为2012年6月至2012年11月。由于被告高太安向我表示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需要租用该塔吊，我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施工完成后即电话告知原告楚顺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楚奇，要么拆除该楼塔吊，要么与被告高太安联系以确定是否将该塔吊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施工。而且，在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施工期间发生了“913事件”，全省所有工地塔吊因安全整顿停工1个月，该停工时间不能计算租金。根据约定，春节期间不应计入租期，也应扣减1个月的租金。
被告高太安辩称，我同意被告夏祖龙的答辩意见。2013年春节后开工，我方要求原告楚顺发公司进行技术施工，其不予理会，以致我方自行施工受到损失。
经审理查明，被告龙泉公司承包了湖北心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包的位于武汉市阳逻开发区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1#-6#楼项目工程。2011年11月，被告龙泉公司与被告夏祖龙、高太安及案外人张瑞松签订《湖北农机展示中心工程承包责任合同》，将湖北农机展示中心土建工程转包给该三人，三承包人对各该项目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被告夏祖龙承包了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项目，被告高太安承包了湖北农机展示中心4#、6#楼项目。被告龙泉公司派项目经理范家联组成项目部，全权负责与业主、三承包人、监理及相关部门的协调；三承包人签订的任何合同，必须经被告龙泉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可签字盖章方能生效，否则视为其个人行为。
2011年12月8日，被告夏祖龙以被告龙泉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楚顺发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龙泉公司租用原告楚顺发公司QTZ63型塔吊1台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施工；塔吊进出场费35000元、月租金17500元、司机月工资5000元；租金不因停电、停工、待料、节假日、气候等因素而改变，春节放假按7天报停；此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在该合同上，被告龙泉公司未签章，被告夏祖龙以该公司负责人名义签字。2012年间，原告楚顺发公司提供了1台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施工。2013年1月8日起，该塔吊转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4#楼施工，直至该设备拆除。其间，2012年9月，因在武汉地区发生“913安全事件”，湖北省全省建设工地塔吊被责令进行停工整顿，上述塔吊亦停工整顿，直至经检测合格复工生产。被告夏祖龙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该塔吊费用215000元，其中120000元经被告龙泉公司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被告高太安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该塔吊费用120000元。
2013年5月间，原告楚顺发公司与被告高太安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楚顺发公司出租1台Q×××××型塔吊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施工。同年5月18日，经被告高太安授意，被告高太安的聘请的工作人员熊武前以被告龙泉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楚顺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楚奇签订《开工通知书》一份，约定租赁1台Q×××××型塔吊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建设，租金按每月15000元计算，被告龙泉公司负责安排塔吊司机并支付工资。在该通知书上，被告高太安的工作人员熊武前以承租方名义签字，被告龙泉公司未签章。之后，原告楚顺发公司提供了1台备案编号为鄂AA-T03443的QTZ63型塔吊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施工，直至该塔吊拆除。被告高太安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了上述塔吊的部分费用。
在上述涉诉塔吊使用期间，被告龙泉公司以使用单位名义对涉诉塔吊的安装与拆卸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备，并以使用单位名义对涉诉塔吊进行定期检验，其在相关文书上加盖项目部印章并有项目经理范家联签名。由于相对方未足额支付上述两台塔吊的相关费用，且经多次催告未果，原告楚顺发公司遂向本院五里界人民法庭起诉。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原告楚顺发公司撤回要求被告龙泉公司偿还借款15000元及支付工地补贴2250元的诉讼请求。因被告被告夏祖龙、高太安被追加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告楚顺发公司要求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承担偿付租金的责任，被告龙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其后，原告楚顺发公司又以被告夏祖龙、高太安的行为构成表现代理为由，要求被告龙泉公司承担偿付租金的责任。原告楚顺发公司并陈述，自2013年1月8日起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司机工资不要求相对方支付。2015年7月14日，原告楚顺发公司与被告高太安的工作人员熊武前确认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施工的备案编号为鄂AA-T03443的QTZ63型塔吊的总租金为170000元，双方签订对账单。2015年7月21日，被告高太安对上述总租金予以签字确认。原告楚顺发公司确认收到该塔吊租金30000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经庭审质证认证属实的原告楚顺发公司当庭出示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一份、《开工通知书》一份、证明一份、《武汉市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一份、《武汉市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书》一份、《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两份、《建筑塔式起重机委托定期检验报告》两份；被告龙泉公司当庭出示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工程承包责任合同》一份，被告夏祖龙、被告高太安及原告楚顺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中林当庭对账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一份，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武汉市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一份、《塔式起重机建设各方共同验收记录》一份、《塔式起重机备案证》一份等证据材料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其一，被告龙泉公司是否为租赁合同当事人；其二，涉诉塔吊承租期及相应费用为多少。
1、关于被告龙泉公司是否为租赁合同当事人
原告楚顺发公司认为，被告龙泉公司在涉诉合同中构成表见代理，应作为承租人支付租金。其理由是，涉诉合同以“武汉龙泉公司”为承租方，被告夏祖龙以被告龙泉公司负责人名义签字，涉诉塔吊实际用于被告龙泉公司承包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6#楼项目施工，相关证据显示被告龙泉公司为涉诉塔吊的实际使用人。同时，被告龙泉公司以其名义向原告楚顺发公司转账付款120000元，表明其对塔吊租赁及欠款事项予以认可。被告龙泉公司认为，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是原告楚顺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其从未追认被告夏祖龙、高太安与原告楚顺发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其在相关文书上加盖项目专用章或该工程项目经理范家联在相关材料上签名，只是履行质量与安全监管职能。被告夏祖龙、高太安认为，其分别和原告楚顺发公司达成的塔吊租赁协议，该租赁协议与被告龙泉公司无关。
对该争议焦点，本院予以评述如下：就一般认识而言，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应该加盖公章。在涉诉《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与《开工通知书》上，仅有被告夏祖龙及被告高太安工作人员的签名而无被告龙泉公司的签章，原告楚顺发公司认定被告龙泉公司为其合同相对方应负举证责任。被告龙泉公司与被告夏祖龙、高太安之间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工程承包责任合同》约定该二人签订的任何合同，必须经被告龙泉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可签字盖章方能生效，否则视为其个人行为。该约定表明，被告龙泉公司对被告夏祖龙、高太安代表被告龙泉公司的对外签订合同具有严格的限定。原告楚顺发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龙泉公司以其行为表明其对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有关于对外签订合同的授权，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夏祖龙、高太安向其出示过能够在形式上表明被告龙泉公司对该二被告进行委托授权的凭证，而仅以被告夏祖龙以被告龙泉公司负责人名义在合同上签名及涉诉塔吊实际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项目建设而认定被告龙泉公司为合同相对方，因举证不能，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同时，从对建设项目工程的一般认识而言，原告楚顺发公司不与被告龙泉公司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项目部项目经理范家联协商相关租赁协议的签订事宜，而与被告夏祖龙、高太安签订或达成相关协议，其在签订相关协议阶段即存在过失，其应承担因此过失带来的法律风险。另外，原告楚顺发公司陈述，由于其与被告高太安关系较好，自2013年1月8日起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司机工资不要求相对方支付，若原告楚顺发公司认定其合同相对方为被告龙泉公司，因其与被告高太安关系较好而不要求被告龙泉公司支付司机工资也与常理不符。故原告楚顺发公司认为被告龙泉公司在涉诉合同中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确认被告夏祖龙、高太安以被告龙泉公司名义与原告楚顺发公司分别签订涉诉合同的行为均为无权代理行为。考虑被告龙泉公司作为湖北农机展示中心的承包人，其对所在项目工地机械设备进行安全及质量监管系其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表现，不能就此认定其对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所分别签订塔吊租赁合同的追认；考虑资金支付可能存在多种原因，被告龙泉公司由其银行账户向原告楚顺发公司转账120000元租赁费，亦不能倒推其对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所分别签订塔吊租赁合同的追认。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故本院确认被告夏祖龙、高太安为涉诉合同的当事人，被告龙泉公司非涉诉合同的当事人。由于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首先由被告夏祖龙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施工，之后经被告夏祖龙通知原告楚顺发公司，该塔吊自2013年1月8日起用于被告高太安承包的湖北农机展示中心4#楼施工，原告楚顺发公司对此未持异议且不要求支付其后的司机工资并接受被告高太安因使用该塔吊而支付的租赁费，故自《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3年1月7日，被告夏祖龙为原告楚顺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自2013年1月8日起，被告高太安继受被告夏祖龙成为原告楚顺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同理，被告高太安系涉诉的备案编号为鄂AA-T03443的QTZ63型塔吊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
2、关于涉诉塔吊的承租期及相应费用
原告楚顺发公司主张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租金计算时间为2012年3月5日到2013年9月11日即18个月4天，按每月17500元标准计算为317333.33元，司机工资计算时间为2012年3月5日到2013年1月7日即10个月2天，按每月5000元标准计算为50333.33元，进出场费35000元，上述费用合计为402666.66元。原告楚顺发公司认为，根据涉诉合同关于租金不因停电、停工、待料、节假日、气候等因素而改变的约定，不应扣减因“913事件”停工的租金。被告龙泉公司辩称，原告楚顺发公司公司计算的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租赁时间有误，应扣除因“913事件”停工的一个月时间，而且春节放假扣除7天不符合实际，应扣除15天时间。被告夏祖龙辩称，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使用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时间为2012年6月至2012年11月，且应扣除“913事件”塔吊停工的一个月及春节放假的时间；其于2012年11月间打电话告知原告楚顺发公司拆除该塔吊或与被告高太安联系以确定是否将该塔吊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施工，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间，无人使用该塔吊，2013年1月8日起该塔吊交付被告高太安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4#楼施工，因此2012年11月份之后的时间不能算入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使用该塔吊的租期。被告高太安辩称，2013年4月间其员工熊武前通知原告楚顺发公司拆卸该塔吊，但原告楚顺发公司未来拆卸，直到2013年6月才将该塔吊拆除；2013年春节后工地开工，其要求原告楚顺发公司进行技术施工未果，其组织人员自行施工，受到损失。
对该争议焦点，本院予以评述如下：被告夏祖龙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于2012年6月开始租用，被告高太安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于2013年4月间通过其员工熊武前通知原告楚顺发公司拆卸该塔吊及该塔吊于2013年6月拆除，对上述抗辩意见，因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信。与该塔吊安装时间、拆卸时间相关的《武汉市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告知书》、《武汉市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书》表明，该塔吊的安装时间为2012年3月2日、拆卸时间为2013年9月10日。原告楚顺发公司以此主张该塔吊的安装时间为2012年3月5日、拆卸时间为2013年9月10日并无不妥，对该安装时间、拆卸时间，本院予以确认。《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春节放假按7天报停，被告龙泉公司要求春节放假扣减15天租期的抗辩意见，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被告夏祖龙要求扣减春节放假租赁期间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并确认该塔吊的租期应依据合同约定扣减春节7天放假时间。按照前述论理，由于2013年1月8日前，被告夏祖龙系《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按照该合同关于租金不因停电、停工、待料、节假日、气候等因素而改变的约定，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间，该塔吊是否停工属于可预见的范围，且被告夏祖龙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塔吊处于停工期间及原告楚顺发公司同意该塔吊由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转用于4#楼期间不计算租期，对其该项抗辩意见，因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信。由于该塔吊因“913事件”发生后湖北省在全省建设工地对塔吊开展停工整顿的行政指令而进行停工整顿，考虑该停工整顿不在当事人的可预见范围内，虽然涉诉合同有关于租金不因停电、停工、待料、节假日、气候等因素而改变的约定，但在此情形下，计算租期对被告夏祖龙有失公平，该项约定应予排除适用，故被告夏祖龙要求扣除因“913事件”停工整顿的租期，有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经本院释明，被告夏祖龙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塔吊因“913事件”停工整顿的时间为1个月，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本院酌定该项扣除时间为15天。由于被告高太安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2013年春节后原告楚顺发公司未按其要求进行技术施工致其自行施工受到的损失，亦未提出关于赔偿相应损失的明确主张，对该项抗辩意见，因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夏祖龙租赁该塔吊的租期为2012年3月5日至2013年1月7日，扣减15天停工整顿时间之后的租期为9个月18天，按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每月17500元标准计算的租金为168000元；按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每月5000元标准计算的司机工资为48000元，合计为216000元；被告高太安租赁该塔吊的租期为2013年1月8日至2013年9月10日，扣减7天春节放假停工时间之后的租期为7个月26天，相应的租金为137670元。由于被告夏祖龙、高太安分别将该塔吊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5#楼、4楼施工，按照公平原则，该塔吊进出场费35000元应由二被告各分担17500元。据此，本院确认被告夏祖龙租用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租金、司机工资、进出场费合计233500元；被告高太安租用该塔吊的租金、进出场费合计为155170元。由于被告夏祖龙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该塔吊费用215000元，其欠付费用为18500元；被告高太安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该塔吊费用120000元，其欠付费用为35170元。
原告楚顺发公司主张用于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施工的备案编号为鄂AA-T03443的QTZ63型塔吊租赁费用总额为170000元。被告高太安在原告楚顺发公司出示的该塔吊租赁费用总额为170000元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并在本案第三次开庭时对上述金额进行确认，但在本案第四次开庭中其以对该对账单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由于被告高太安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对对账单进行签字确认及本案第三次开庭中的陈述系出于欺诈、强迫或重大误解所为，本院对其在本案第四次庭审中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院确认该塔吊的租赁总费用为170000元。被告高太安辩称其已经支付该塔吊租金56000元。被告高太安当庭出示原告楚顺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楚奇出具的收据一张，该收据内容为湖北农机展示中心6#楼塔吊进出场费26000元汇入王楚奇的6214662870178908账号。被告高太安当庭确认其未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此款，系通过现金支付该款。原告楚顺发公司对现金支付该款不予确认。由于被告高太安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通过现金支付了上述26000元进出场费，其该辩称意见，因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楚顺发公司确认收到该塔吊租金30000元，被告高太安欠付该塔吊费用为140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夏祖龙与原告楚顺发公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被告高太安与原告楚顺发公司达成的塔吊租赁口头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楚顺发公司按照约定提供了塔吊租赁义务，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未足额支付相关费用，系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对其不利法律后果。原告楚顺发公司以被告夏祖龙、高太安对被告龙泉公司构成表现代理为由要求被告龙泉公司承担本案民事法律责任，如上述论理，被告夏祖龙、高太安以被告龙泉公司名义分别与原告楚顺发公司签订相应塔吊租赁合同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故对原告楚顺发公司要求被告龙泉龙泉公司承担本案民事法律责任的主张，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相应民事法律责任依法应由被告夏祖龙、高太安承担。经核算，被告夏祖龙应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租赁费用18500元；被告高太安应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租赁费用35170元；被告高太安应向原告楚顺发公司支付备案编号为鄂AA-T03443的QTZ63型塔吊的租赁费用140000元。原告楚顺发公司主张相对方支付以欠付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为标准计算自2012年3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虽然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但考虑原告楚顺发公司因资金占用形成的经济损失，其主张相对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有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本院确认相关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进行计算。其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时间自2012年3月5日支付，没有事实依据，本院确认该逾期付款违约金自其有证据证明主张权利之日即2014年12月25日起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夏祖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武汉楚顺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租赁费用18500元及以该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进行计算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本院确定的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二、由被告高太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武汉楚顺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备案编号为鄂AA-T00113的QTZ63型塔吊的租赁费用35170元及以该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进行计算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本院确定的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三、由被告高太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武汉楚顺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备案编号为鄂AA-T03443的QTZ63型塔吊的租赁费用140000元及以该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进行计算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本院确定的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四、驳回原告武汉楚顺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898元，减半收取为2949元，由原告武汉楚顺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49元，被告夏祖龙负担250元，被告高太安负担22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市中院诉讼费分户；帐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宋任忠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 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