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5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如皋市红禹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如皋市。
法定代表人：张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建，江苏泰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许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上海申浩（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斌，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如皋市红禹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禹公司）与被上诉人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如皋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2民初2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红禹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炜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已有证据充分证明邢某系炜赋公司十二部的工作人员，本案所涉货款均是邢某代表炜赋公司十二部所为，炜赋公司应承担给付义务。1.根据案涉付款申请书，邢某作为炜赋公司十二部工作人员具体经办了为红禹公司申请付款54305元的业务，并在该申请书中签名，炜赋公司已按照该申请向红禹公司付款。2.炜赋公司提交的南通爱知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知公司）、如皋市白蒲嘉燕针织服装厂（以下简称嘉燕厂）的付款委托书，但该委托书均系炜赋公司账务处理所作要求，实际上付款委托书的收款方和红禹公司之间并无任何业务往来。3.根据邢某的户口本记载，其工作单位为“炜赋贸易”，邢某也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了质询，且本案其他证据亦能对此予以佐证。4.根据炜赋公司与南通新特奇衬布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庭审看，炜赋公司对邢某作为其员工签署2014年11月7日往来款项询证函表示认可，表明炜赋公司认可邢某系其员工，而炜赋公司所举邢某社会保险在爱知公司不足以否认上述事实，社会保险由谁交纳不能作为认定员工身份的唯一依据。5.一审判决前，红禹公司才发现炜赋公司的董事许虎与炜赋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在诉讼，从该案裁定记载内容看，炜赋贸易十二部是炜赋公司的一个部门，由许虎内部承包经营，故许虎内部承包经营期间所聘人员并不一定全部在炜赋公司交纳社会保险，结合邢某的证言和该案中许虎提交的承包经营责任书的内容，能够认定本案所涉交易均是邢某经手，在许虎承包炜赋公司十二部期间发生的，一审对红禹公司申请调取承包经营责任书不予准许错误。二、邢某以炜赋公司十二部名义与红禹公司等众多客户发生交易，形成了交易习惯，相应后果应由炜赋公司承担。1.一审中红禹公司提交了南通美浪服装辅料厂（以下简称美浪辅料厂）、南通衣依线带织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依公司）、嘉善向东工艺服饰辅料厂与炜赋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有关材料显示，上述交易均是由邢某发出开票指示，要求客户讲发票开给指定的第三方，与炜赋公司和红禹公司之间交易模式一致，且是外贸行业习惯。一审认为上述三家单位和红禹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未采信相应证据有误。2.南通新特奇衬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奇公司）与炜赋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交易方式和本案一致，炜赋公司对邢某经手的南通新奇特衬布有限公司的业务予以认可并同意支付货款，却对红禹公司的主张不认可，属不诚信，未如实陈述。
炜赋公司辩称：一、邢某对炜赋公司既不构成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1.邢某与炜赋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其社会保险全部由爱知公司缴纳，并非炜赋公司的员工，且炜赋公司从未在其他案件中认可过邢某签字的任何资料，邢某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构成对炜赋公司的职务代理。2.红禹公司从未向炜赋公司交付过任何案涉有关辅料或者货物，也没有向炜赋公司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与炜赋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3.炜赋公司没有向红禹公司支付过货款，炜赋公司账户向红禹公司支付的钱款均系受第三方爱知公司的委托而为，有爱知公司盖章的付款委托书为证，仅仅凭付款的行为不能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4.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的前提必须是红禹公司是善意的、无过错的，而从本案的事实看，红禹公司并非善意的相对人，其在交易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红禹公司提交了很多有关外围的文书或者资料，但至少可以看出这些资料的获取并非当时的行为，不能以此反推红禹公司在交易当时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故邢某的行为对炜赋公司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5.与本案类似的相关案件，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有两份生效判决，均驳回了有关辅料供应商对外贸供应商的起诉，其中一个案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后，维持了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红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炜赋公司立即支付红禹公司货款383165元；2.判令炜赋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向红禹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金按383165元自2015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3.炜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邢某经办，向红禹公司购买领花、花边等服装加工辅料，并指令红禹公司分别向爱知公司、嘉燕厂、南通天后宫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后宫公司）、南通瑞鹏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鹏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2013年、2014年共开具了13份增值税发票，合计金额为740978元，其中开给爱知公司的税票金额为668268元，开给嘉燕厂的税票金额为36853元，开给天后宫公司的税票金额为11747元，开给瑞鹏公司的税票金额为24110元。在此期间，原告红禹公司自认收到货款357813元，其中炜赋公司转账支付289560元，爱知公司转账支付10000元，另有58253元由案外人许虎支付，下余383165元未支付。
另查，2011年至2014年5月，由爱知公司为案外人邢某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爱知公司由许虎发起设立，曾为爱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开始，邢某入职南通久赋时装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虎。
再查，许虎为炜赋公司股东之一。
本案争议的主要事实为案外人邢某的案涉行为能否代表炜赋公司？就该争议事实，红禹公司提供的证据如下：
1.电子汇、划款回单，证明炜赋公司向红禹公司支付了货款28万元余元。
2.时间分别为2012年6月26日、7月2日、7月9日买卖合同5份（其中6月26日、7月2日合同为原件，其余合同为传真件），邢某手写便条2份（2012年8月8日的便条使用的为炜赋公司单位专用信签纸），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邢某代表炜赋公司与红禹公司之间签订合同的交易习惯。
3.2011年红禹公司开具给炜赋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三张，以证明双方2011年就开始有业务往来。
4.炜赋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的网页截图，以证明许虎系炜赋公司的股东兼董事会成员，炜赋公司共有物流部及1-至39个业务部，其中业务1部至19部系公司的业务总部，其中业务12部经营地址即为南通工农路228号银星大厦2楼212室。
5.2016年2月4日20时及21时59分以及2月5日14时10分与炜赋公司的董事许虎的通话录音及许虎的名片（许虎名片印制有炜赋公司名称及南通天一服装有限公司（炜赋贸易部）字样），以证明案涉业务发生在许虎以炜赋公司的名义与红禹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期间，并且其作为公司的董事，要求红禹公司向炜赋公司提起诉讼，并愿意为此进行作证，还要求红禹公司向炜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毅主张该笔欠款，并告知许毅的电话号码为139××××7050。
6.2016年7月26日嘉燕厂出具的情况说明、邢某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服务处所载为炜赋外贸）、付款申请书、2014年11月2日邢某作为炜赋公司12部的员工签收的衣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业务往来单据及开票指示、许虎出具的付款计划、快递单6份、美浪辅料厂向炜赋公司12部的送货单据、炜赋公司于2012年1月13日发给辅料商的函、炜赋公司12部颜爱华、杨海军、沈喆的名片，以上证明均证明邢某系炜赋公司的员工，其以炜赋公司的名义与包括红禹公司、衣依公司、美浪辅料厂在内的辅料供应商交易的习惯，邢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表炜赋公司的有权代理行为。
7.邢某证人证言（证言概述，其于案涉业务发生期间为炜赋公司12部员工，相关工作由许虎安排，与炜赋公司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由爱知公司缴纳，案涉行为均代表炜赋公司，其经手的小额业务不需要签合同，大额业务需签合同，对方没有要求加盖炜赋公司印章，在业务往来时候会向对方出示名片），以证明邢某的案涉行为均代表炜赋公司。
就该争议事实，炜赋公司提供的证据如下：
1.六份付款委托书，以证明其公司向红禹公司支付货款均是接受爱知公司、嘉燕厂的委托而为。
2.爱知公司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查询单及缴费基数明细表，以证明邢某自2011年至2014年5月系爱知公司员工，爱知公司有近30名员工，爱知公司本身是成衣制造商，对外采购辅料也是常事。
3.爱知公司设立登记资料、2006年爱知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以证明爱知公司由许虎设立，许虎曾经是爱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在爱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许虎之父，许虎为爱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南通银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爱知公司曾于2013年12月至2015年3月曾在银星大厦2楼办公。
5.银星大厦3楼10部、7楼17部、3楼6部等部门悬挂的门牌照片，以证明炜赋公司有部门是一块牌子两个招牌。
6.爱知公司、嘉燕厂开具给炜赋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以证明炜赋公司与爱知公司、嘉燕厂确有业务往来。
经庭审质证，炜赋公司对红禹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异议，但其公司付款均系接受爱知公司、嘉燕厂的委托而支付；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合同上均没有加盖炜赋公司印章；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1年炜赋公司向红禹公司采购的是披肩，而不是辅料；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许虎确系炜赋公司股东，但股东仅是投资主体，其行为不能全部认定为代表炜赋公司，网页截图也是许虎为宣传其自己投资设立的CF公司而建，并不是炜赋公司的官方网站。证据5录音中无法确认录音的双方当事人真实身份，录音内容中未提及本案欠款的数额，并不能达到红禹公司所要证明的目的；证据6中嘉燕厂出具的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嘉燕厂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反应的情况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邢某的户口登记系复印件，户口登记中的服务处所系当事人向公安机关单方申报的，不能直接证明邢某就是炜赋公司的员工。付款申请书系一张废纸，上面没有炜赋公司任何一个员工的签字，不能达到红禹公司的证明目的。许虎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付款计划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函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函也仅能表明炜赋公司作为出口商对辅料的监管。对三人名片认为均非炜赋公司员工，三人身份不予确认。对其余证据认为系邢某与案外人发生的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不是邢某签字的材料越多就能证明红禹公司需要证明的目的；证据7邢某的证言，邢某与本案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所做证言不能确保公正、客观，邢某对与谁确立劳动关系都不清楚，其证言不能被采信。红禹公司对炜赋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付款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委托书均没有落款时间，红禹公司并不知道炜赋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证据2社保缴费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能反映邢某就是爱知公司的员工，也不能直接看出邢某就职时间，爱知公司有多少员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的工商资料真实性没有异议，许虎是否曾经为爱知公司法人我们不清楚，爱知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系王志祥，不清楚与许虎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认可许虎为爱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需要提交物业公司与业主们签订的物业合同予以佐证，应当以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地址为准，爱知公司登记的经营地址为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桥东村5组，并非银星大厦；证据5没有异议，当时炜赋公司12部也挂了牌子的；证据6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定。
一审认证认为，红禹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有邢某的签字，经邢某本人确认，该证据具有真实性，证据1-2证明力待后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3系2011年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4、5可以证明许虎系炜赋公司的员工，但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定；证据6有关嘉燕厂、衣依公司、美浪辅料厂出具的证据，因该三家单位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据证明力难以采信。邢某的户口登记簿登记的服务处所系当事人自己申报，并不能直接证明邢某即为炜赋公司的员工。颜爱华、杨海军、沈喆名片虽然载明了单位为炜赋公司，但仅有名片，而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也难以认定邢某即为炜赋公司员工。证据7系到庭证人的证言，其证言的证明力需综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评定。炜赋公司提供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定；证据2的证明力予以采信；证据3可以证明许虎曾是爱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4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直接证明爱知公司曾在银星大厦办过公；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力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此外，2016年11月24日，红禹公司申请调取许虎与炜赋公司于2009年3月3日签订的《业务部经营承包责任书》（以下简称承包责任书）以证明案涉业务系许虎挂靠炜赋公司经营期间发生，应由炜赋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前述申请系红禹公司在法庭调查终结后提出，且红禹公司申请调取的承包责任书系许虎与炜赋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对外没有法律效力，且从红禹公司申请的时间来看，在案涉业务发生时，红禹公司并不清楚许虎与炜赋公司之间的关系，故该承包责任书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一审法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即为邢某的案涉行为能否代表炜赋公司？结合本案双方所举证证据及查明的事实，难以认定邢某的案涉行为能代表炜赋公司。理由如下：
首先，邢某的案涉行为难以认定为代表炜赋公司的职务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认定邢某的案涉行为为代表炜赋公司的职务行为的前提为邢某系炜赋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该事实，红禹公司主张邢某即炜赋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证据有邢某的证言、邢某户口登记卡、证明许虎身份的相关证据、佐证邢某工作地点的相关证据及当庭陈述等证据，炜赋公司为反驳该事实提供的证据为邢某的社保缴纳记录。因邢某自认由许虎招入，其工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等均由许虎安排，许虎虽为炜赋公司的股东，但同时也曾是爱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红禹公司提供的许虎个人名片上印制有两家单位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许虎具有多重身份，其代表哪家单位招入邢某、工资由哪家单位发放尚未有证据予以佐证，加之邢某的社会保险又由爱知供公司缴纳，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碍难认定邢某于案涉业务发生期间系炜赋公司工作人员，从而不能认定邢某案涉行为系代表炜赋公司的职务行为。
其次，邢某的案涉行为不能认定为代表炜赋公司的有权代理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红禹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炜赋公司与邢某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关系，未有证据显示炜赋公司向邢某出具过任何书面或口头形式的授权委托书授权邢某代理其公司从事案涉业务行为。
最后，邢某的案涉行为不能认定为代表炜赋公司的表见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当事人有关表见代理诉讼主张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第一，行为人实施的无代理权的行为、但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且在被代理人风险控制能力范围内；第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需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第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出于善意无过失。基于以上三个条件综合分析如下：第一、邢某的案涉行为不存在具有代理炜赋公司的代理权表象。邢某经办的案涉业务虽以炜赋公司的名义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但该买卖合同上仅有邢某个人的签名，未加盖任何能够证明系炜赋公司授权签订的证明印章，部分经办业务虽使用了抬头为炜赋公司的便条，因许虎系炜赋公司股东，且爱知公司、嘉燕厂等均与炜赋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有机会获得抬头为炜赋公司的便条，故仅以使用抬头为炜赋公司的便条书写业务单据的表象并不能认定为具有炜赋公司授权代理的表象；第二、难以认定邢某与红禹公司之间的合同均以炜赋公司的名义订立。邢某经办案涉业务发生时间在2013年、2014年两年，前后指示红禹公司向不同单位开具了13份增值税发票，金额高达740978元，其中涉及多份合同往来，但红禹公司仅提供了少量的合同，且合同上均没有加盖炜赋公司的证明印章。此外，有多笔合同系邢某以白纸条形式下单，仅签署“小邢”字样，难以认定邢某经办的与红禹公司之间的合同均以炜赋公司名义订立。第三、难以认定红禹公司作为相对人相信邢某有炜赋公司代理权系出于善意无过失。红禹公司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对交易相对方的认定应当采取审慎态度，无论是邢某经办签订的合同、手写的便条上均未曾加盖任何能够证明炜赋公司授权签订的证明，而能证明双方真实交易的增值税发票也开具给第三方，其仅凭邢某办公的地点与炜赋公司同在一幢楼上、签订合同抬头系炜赋公司或使用抬头为炜赋公司便条等就相信邢某具有代理炜赋公司的权限，显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据此，一审判决：驳回红禹公司的诉讼请求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红禹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4年12月10日炜赋公司十二部胡桂萍出具给新特奇公司的付款计划，证明胡桂萍属炜赋公司十二部的员工，结合炜赋公司提交的爱知公司养老保险缴费清单，其中胡桂萍的养老保险也在爱知公司缴纳，但其实际工作是在炜赋公司十二部，因此同样情况的邢某也是炜赋公司员工。
2.许虎出具给新特奇公司的申请，炜赋公司十二部实际承包人许虎同时也是公司的股东和董事，证明许虎系炜赋公司十二部的工作人员。
3.新特奇公司根据炜赋公司邢某的要求向其指定的成衣服装厂瑞天公司、帅德隆公司发送衬布的送货单，证明邢某是炜赋公司十二部的职员。
4.往来款项询证函（2014年11月1日），证明邢某是炜赋公司十二部的职员，代表炜赋公司与新特奇公司进行往来对账。
5.2014年11月1日新特奇公司向炜赋公司出具的未付款明细，证明炜赋公司要求新特奇公司根据其指示向固定的衬衣服装厂开具发票，与本案红禹公司与炜赋公司的交易模式一致。
6.炜赋公司邢某出具给新特奇公司的发货指示单以及开票指示单，证明炜赋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模式，所有供应商所开具的发票都是根据炜赋公司指令所开具。
7.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许虎与炜赋公司之间经营承包责任书，证明许虎与炜赋公司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关系，其对外是炜赋公司十二部名义进行经营。
炜赋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6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属于新证据。1.红禹公司提交的该6组证据并无任何炜赋公司的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有关文件均由邢某所签，达不到红禹公司的证明目的。因为邢某是炜赋公司的员工都无法举证，不能以邢某签字的材料认定炜赋公司的交易模式，且有关材料只能说明邢某是代表爱知公司，只反映爱知公司的有关交易模式。在另案中炜赋公司也从未认可过邢某、胡桂萍以及许虎签署的文件。2.红禹公司虽然提交了一份形式上有许虎签字的申请，但这个申请并没有载明是写给新特奇公司的，该份申请与另案有无关联性还需要证据证明，更不能在本案中作为有关联性的证据，红禹公司提交的证据1-6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7，一审法院已经做出了认定，因本案中诉争的有关争议无许虎签字确认，完全是邢某的个人行为，因此调取许虎与炜赋公司的有关文件与本案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是正确的。
本院认证意见：红禹公司提交的证据1-6仅为复印件，炜赋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便存在相关证据原件，亦系新特奇公司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本案邢某的行为系代表炜赋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红禹公司申请调取许虎与炜赋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因炜赋公司对许虎系其员工并无异议，许虎承包炜赋公司十二部对外经营，并不必然代表本案邢某即系以炜赋公司名义与红禹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红禹公司的申请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邢某本案向红禹公司购买辅料的行为能否代表炜赋公司。
本院认为，邢某具有多重身份，其向红禹公司购买辅料并不必然代表炜赋公司，根据现有证据，红禹公司本案主张的货款，不能认定为系邢某代表炜赋公司所发生，一审驳回红禹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1.邢某系由许虎招聘，由爱知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而许虎本身又具有多重身份，一方面其系炜赋公司的员工，另一方面其又曾系爱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系南通久赋时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邢某受许虎的指派对外发生业务，可能是代表许虎履行炜赋公司员工的职责，也可能代表爱知公司或许虎本人亦或其他。2.本案红禹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邢某的下单行为系受炜赋公司的委托，其主张的货款，均系邢某以便条形式书写，落款为小邢，同时，本案中亦存在爱知公司和许虎向红禹公司付款的情形，无法就此认定邢某系代表许虎履行炜赋公司与红禹公司订立合同的职责。3.炜赋公司虽向红禹公司支付了289560元，但根据六份付款委托书记载，明确炜赋公司系受托代为付款，故其付款行为系因委托而非基于买卖合同，不能就此得出炜赋公司系案涉买卖合同买受人的结论。4.炜赋公司与红禹公司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仅凭部分案涉便条标题为炜赋十二部送货汇总或使用炜赋公司抬头的便条，均不足以证明邢某具有炜赋公司代理权的表象，且炜赋公司属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结合本地服装外贸行业的特殊性，红禹公司作为该行业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业主体，对炜赋公司的经营范围、性质、交易惯例等应有所了解，但红禹公司在与邢某的长期合作中，未要求炜赋公司对案涉买卖合同进行确认，不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一审认定邢某的行为不构成对炜赋公司的职务代理、有权代理和表见代理并无不当。
综上，红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50元，由如皋市红禹线业有限公司负担。
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志刚
代理审判员 陈燮峰
代理审判员 顾 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王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