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1民终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永祥，男，196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天津市西青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凯，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宇，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忠江，男，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奎，天津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魏学士，男，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上诉人黄永祥因与被上诉人刘忠江及原审被告魏学士农机作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1民初9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永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和第五项；2.改判刘忠江向黄永祥赔偿经济损失54438.26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两审诉讼费用及产生的其他费用由刘忠江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方面，黄永祥提交的合同、照片、谈话录音、行业标准等证据表明刘忠江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行业标准进行作业，其雇佣的人员均没有受到过专业培训，不知道合同约定的相应行业标准。因此造成高粱播种作业不符合合同约定。刘忠江在电话中承认高粱播种作业服务不符合约定的质量要求，亦未提出提供服务不达标系其他原因造成，故应对违约行为负有全部责任。因刘忠江提供的农机作业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播种的高粱出苗率不高，黄永祥才改种玉米。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不清。另一方面，黄永祥在与刘忠江沟通无果的前提下，为了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才重新补种玉米。刘忠江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黄永祥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黄永祥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要求刘忠江赔偿实际损失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了刘忠江存在违约责任并减免部分作业费用，但又认定损失与刘忠江的违约不存在因果关系，自相矛盾。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刘忠江存在违约行为，且事发后不采纳补救措施，黄永祥为了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改种玉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和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刘忠江存在违约行为，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故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
刘忠江辩称，不同意黄永祥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双方在2016年签订了农机作业服务合同，根据合同刘忠江为黄永祥履行了各项农机作业，产生了相应的作业费，黄永祥仅给付刘忠江22000元，余款并未给付。黄永祥一审主张的反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黄永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忠江在农机作业过程中存在作业质量不达标的事实，黄永祥未提供足以证明存在所谓损失的任何相关证据。
魏学士述称，第一，因刘忠江第一遍播种质量不合格，另行找其他人员进行了第二遍播种和旋耕，并没有委托刘忠江进行。刘忠江主张进行了第二遍的播种和旋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现刘忠江提供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第二，刘忠江在电话录音中自认对于第一遍播种和毁种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判决酌情仅减免百分之五幅度较小，应予调整。
刘忠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魏学士支付刘忠江农机作业费93570元；2.黄永祥支付刘忠江农机作业费77113元；3.诉讼费用由魏学士、黄永祥承担。
魏学士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刘忠江返还农机作业费20750元，反诉费由刘忠江承担。
黄永祥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驳回刘忠江的全部诉讼请求；2.刘忠江赔偿黄永祥经济损失467621.82元；3.反诉费由刘忠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忠江从事农机作业服务业务。魏学士于2016年3月20日在天津市西青区亩土地进行耕种。黄永祥、魏学士于2016年1月19日在天津市西青区亩土地进行耕种，后黄永祥自认转为其独立承租。2016年3月30日，魏学士、黄永祥一起就两处土地的2016年度的种、管、收机械作业签订《农机作业协议书》，合同约定：一、作业收费标准：旋耕地15元/亩、播种（包括小麦）16元/亩（包括加种、加肥人工费）、镇压5元/亩、中耕施肥12元/亩（不包括加肥人工费）、作物收获45元/亩（包括接粮车运输费、要求不超过4公里内，收获作业按正常年份算）。二、刘忠江必须根据魏学士、黄永祥方的要求按规定的时间，所需作业机械的台数做到随叫随到、不误农时，如误农时所产生的损失由刘忠江承担。三、甲方应严格按各作业环节中的作业标准进行作业，如出现人为的作业不达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刘忠江承担。四、刘忠江在机械作业中应注意安全生产，如出现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由刘忠江承担责任与魏学士、黄永祥无关。五、各项作业环节完成后，经魏学士、黄永祥验收合格付给刘忠江作业费50%，其余50%作业费在农产品处理后或年末由魏学士、黄永祥一次性给付刘忠江。合同签订后，刘忠江在2016年4月上、中旬为魏学士、黄永祥旋耕土地，先为魏学士旋耕1790亩，再为黄永祥旋耕1239亩；4月下旬为魏学士播种高粱1790亩，5月3日开始为黄永祥播种高粱1239亩。到了5月中旬，魏学士、黄永祥发现高粱出苗率不好决定毁掉部分高粱改种玉米。2016年5月15号，魏学士重新旋耕土地1525亩（毁高粱亩数），16号播种玉米1525亩，保留高粱265亩。2016年5月24号，案外人李文硕为黄永祥重新旋耕土地1031亩，刘忠江为黄永祥播种的玉米1031亩，保留高粱208亩。2016年6月底至7月初，刘忠江为魏学士完成中耕施肥1790亩；7月6日，为黄永祥完成中耕施肥1073亩。2016年9月中、下旬，刘忠江为魏学士收割高粱265亩；为黄永祥收割高粱208亩。
庭审中，刘忠江陈述称不懂镇压作业，但在每次旋耕土地后紧跟着将旋耕的土地耙一遍，耙地相当对土地的镇压。证人李某1陈述：“在天津用耙进行镇压，我不知道什么是镇压器。旋耕是用拖拉机进行，镇压是压实，旋耕是翻地”。魏学士、黄永祥对此不予认可，称镇压土地需用专业机械进行，刘忠江没有完成这一作业环节，不应视为完成了镇压作业。魏学士、黄永祥提出合同约定的播种（包括小麦）16元/亩，如果光播种高粱计费就应是8元/亩，刘忠江提出约定的播种费价格就是指每一季的播种费。
魏学士提出重新旋耕1525亩高粱改种玉米，旋耕土地和播种是5月20日从山东找来的张某1、宋某作业的，刘忠江提出旋耕1525亩和播种玉米都是刘忠江雇人完成的。刘忠江在庭审中陈述：“当时魏学士说要改种玉米，他的技术员也在场，他说毁掉1350亩高粱改种玉米。当时高粱出苗率正常，魏学士认为当地种高粱的人多，价格不会很高，改种玉米效益要高于高粱才通知刘忠江将1350亩的高粱毁掉重新进行旋耕及播种玉米。2016年5月中旬毁掉的高粱，同时旋耕及播种，魏学士自己买一部分玉米种子，刘忠江为其介绍了一部分，钱都是魏学士付的。”魏学士在庭审中陈述：“魏学士是第一次承包土地，对于土地如何耕种都是刘忠江建议的，因高粱效益高，双方商议种高粱。改种玉米是由于刘忠江的播种机速度过快，致使种子着地深浅不一致，存活率只有30%，造成巨大损失后双方多次沟通，刘忠江同意承担责任，故毁掉高粱种玉米。后来的玉米种子都是魏学士找人购买的，钱是自己付的。在2016年5月17号左右毁掉高粱的，当时魏学士在场，旋耕在5月16、17日，旋耕后进行播种，毁掉高粱的亩数是1525亩改种玉米，玉米种子买了两个品种，一部分是魏学士买的3000多斤，另一部分是通过一个购买900多袋。”刘忠江认可了魏学士统计的毁掉高粱的亩数1525亩。证人李某2出庭陈述：“与刘忠江是雇佣关系，我负责旋耕，旋耕完种玉米。我的司机李少锁一起旋耕。旋耕的地主我认识，魏学士的地我负责旋耕了1350亩，旋耕一次…”，证人高某、王某1和、王某2证明在2016年5月20日之前为魏学士播种的玉米三天。魏学士提出证人高某、王某1和、王某2、李某2都受雇于刘忠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张某1出庭陈述：“在5月13、14日冯宝勇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旋耕的。在2016年5月20日到天津。我弟弟开车来的，一台车干了5、6天，车辆是东方红1000，干活时遇上的宋某。在大侯庄给魏学士旋耕了1500多亩地，地上有很少的高粱苗，每亩12元，耕完后给现金18000元。”证人宋某出庭陈述：“在5月13、14日冯宝勇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旋耕的。在2016年5月20日到的天津。我不认识路，是冯宝勇带着我开着拖拉机从山东来的。在大侯庄为魏学士播种玉米1500多亩，每亩10元，播完后给现金15000元。播种时就和张某1两人完成的。”刘忠江提出证人宋某、张某1连来的路都不记得，耕种好几天连周围环境都不了解，二人作伪证。证人李某2证明为黄永祥旋耕1031亩（毁耕高粱），证人高某等证明为黄永祥播种玉米1031亩。黄永祥对此确认，但提出旋耕1031亩土地，是按1000亩结算的，共计给付李文硕旋耕费12000元，此次旋耕费结清了，与刘忠江没关系。刘忠江认可李文硕收到12000元的旋耕费，但认为黄永祥应向刘忠江支付，支付不足部分还应继续支付。双方对收获高粱亩数无争议，并确认收获价格按40元/亩计算。
另查，刘忠江为魏学士提供农机服务后直接收到魏学士支付的费用54000元，魏学士提出另有张某2代刘忠江收取作业费40000元。庭审中，证人张某2证明2016年10月6日代刘忠江收魏学士40000元机械作业费。刘忠江对其指派张某2代收40000元作业费的事实不予认可。刘忠江在2016年4月8日收黄永祥10000元，并认可黄永祥单独向李文硕支付旋耕费12000元。
庭审中，黄永祥提出因毁掉1031亩高粱，1031亩土地的高粱种子损失42438.26元；改种玉米损失旋耕费12000元；种玉米比种高粱减少收入413183.56元；以上合计467621.82元，主张要求刘忠江赔偿。刘忠江提出是黄永祥自己决定毁掉1031亩高粱的，其提出的损失与刘忠江无关。2016年12月份刘忠江、魏学士、黄永祥，还有证人张某2、王某2、高某、王某1和在起吃饭，当时黄永祥说播种的高粱质量不好，要少给50000元，张某2调解的，黄永祥说少给20000元，3天内给清。黄永祥提出当时刘忠江承认“这事我们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刘忠江提出对协商少给钱的事不存在，只能证明黄永祥拖欠作业费事实存在，自己绝没有说过“这事我们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的话。黄永祥申请对几人吃饭时谈话录音内容进行鉴定，支付鉴定费3080元。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5月2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在检材文件录音中26:58秒处出现前半部分语音内容为“这事我们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该处语音中发现男性对话人的语音特征与刘忠江本人语音特征不相符，不是刘忠江的声音。在26:58秒处出现后半部分语音内容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处语音中发现男性对话人的语音特征与刘忠江本人语音特征相符，是刘忠江的声音。
一审法院认为，刘忠江与魏学士、黄永祥于2016年3月30日建立农机作业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应当依诚实信用原则享受各自的权利和履行各自的义务。刘忠江为魏学士和黄永祥播种高粱事实成立，魏学士、黄永祥提出由于刘忠江播种高粱不规范造成高粱出苗率不高而毁掉部分高粱改种玉米，刘忠江应对此承担责任。但魏学士、黄永祥未能提供刘忠江农机作业不达标、高粱实际出苗率及生长状况检测的直接证据，不予采信。魏学士提出毁高粱种玉米的旋耕和播种过程都是其另雇用他人完成的，刘忠江不应就该部分耕种主张作业费。结合刘忠江、魏学士二人当庭对耕种玉米过程的陈述进行分析：刘忠江说为魏学士重新耕种了玉米，魏学士没有否认，并且二人陈述的耕种时间、购买玉米籽种过程比较一致。双方只是在毁种原因和丈量亩数上有分歧意见。再结合双方的证人证言分析：刘忠江雇工证言证明耕种15000余亩土地是由多人、多台农机共同完成的；魏学士雇工证言则证明的耕种时间与魏学士陈述的不一致，并且证明耕种15000余亩土地就是两人完成，两人还是从山东赶过来耕种。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忠江证人证言更符合农业生产的客观事实，予以采信。对魏学士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关于双方对镇压的分歧。虽然双方签订合同时在旋耕、播种之后约定了镇压，但未能明确约定镇压作业是在旋耕后进行还是在播种后进行。刘忠江提出在旋耕后随即进行了耙地，耙地就是镇压。魏学士、黄永祥则提出镇压土地需用专业机械进行，魏学士、黄永祥未见刘忠江使用镇压工具，因此认为刘忠江没有单独进行镇压作业。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在旋耕后进行耙地，是将土地进行平整便于播种；如果在播种后再将土地压实一遍，是将泥土更好地覆盖仔种。因此，双方虽然约定了镇压，但对如何完成、在何阶段完成、镇压的目的是什么，均没有明确约定。在实际耕种过程中，刘忠江也不能直接证明完成的耙地就是镇压作业工序的目的。所以，一审法院对刘忠江主张的镇压作业费部分不予支持。关于魏学士、黄永祥提出播种高粱价格应按8元/亩计算的意见。理由是合同中约定播种（包括小麦）16元/亩，所以播种高粱就是一半的价格。双方签订《农机作业协议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对刘忠江农机作业收费标准进行明确约定，以免日后发生分歧。如果按魏学士、黄永祥理解的播种（包括小麦）就折价一半的话，播种小麦也应重新旋耕土地，旋耕等作业费标准是不是也应折价一半呢？显然不是。按本地农时考虑，在高粱收获后适宜播种小麦，在合同中标明“播种（包括小麦）16元/亩”，表明双方作出事先约定，强调播种小麦时也应按这一价格计算。故，魏学士、黄永祥提出播种高粱价格应按8元/亩计算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黄永祥提出毁高粱种玉米时已经结清旋耕费的问题，刘忠江认为黄永祥还应支付不足部分。但是，刘忠江认可李某2受其雇用，认可李某2收了黄永祥12000元，证人也证实旋耕后找黄永祥要12000元的旋耕费。就此，应认定黄永祥在毁种玉米时的旋耕费已经结清。刘忠江为魏学士完成中耕施肥1790亩，收获高粱265亩；为黄永祥完成中耕施肥1073亩，收获高粱208亩，双方无异议，予以采信。双方庭审中确认收获价格按40元/亩计算，予以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忠江为魏学士完成农机作业：种高粱，旋耕1790亩×15元=26850元，播种1790亩×16元=28640元；种玉米，旋耕1525亩×15元=22875元，播种1525亩×16元=24400元；耕施肥1790亩×12元=21480元；收获265亩×40元=10600元；共计作业费134845元。刘忠江为黄永祥完成农机作业：种高粱，旋耕1239亩×15元=18585元，播种1239亩×16元=19824元；种玉米，旋耕12000元，播种1031亩×16元=16496元；耕施肥1073亩×12元=12876元；收获208亩×40元=8320元；共计作业费88101元。
关于证人张某2、高某等证实在2016年12月份，刘忠江与魏学士、黄永祥就结算农机作业费进行协商，其中在张某2调停下让刘忠江少要20000元，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刘忠江确认同意减免20000元作业费的事实。故对此不予采信。提供商谈时录音记录，经过语音鉴定，对司法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刘忠江在谈话时随声附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明双方就毁种责任进行商讨。虽然不能直接认定刘忠江同意减免费用，但依据发生毁种事实，可酌情减免魏学士、黄永祥的部分耕作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在魏学士、黄永祥发生的总作业费基础上减免5%较为公平，即魏学士的作业费核减为128102.75元；黄永祥的作业费核减为83695.95元。
魏学士接受刘忠江农机服务后已经直接支付刘忠江54000元，双方无争议，予以采信。魏学士提出另向证人张某2支付40000元，张某2亦证明在刘忠江授意下代收魏学士机械作业费40000元的事实，虽然刘忠江不予认可，但证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魏学士向张某2支付40000元的行为，应视为向刘忠江履行的付款义务。刘忠江可直接向张某2追讨该40000元，其双方纠纷可另行解决。故，刘忠江主张要求魏学士仍应承担向刘忠江支付40000元，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魏学士欠付刘忠江农机作业费34102.75元。刘忠江已经直接或间接收到黄永祥支付的作业费22000元，双方无争议，予以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黄永祥欠付刘忠江农机作业费61695.95元。
黄永祥反诉要求刘忠江赔偿高粱种子损失42438.26元、改种玉米损失旋耕费12000元、两种作物收入差价413183.56元，以上合计467621.82元。但黄永祥没有证据证明重新毁种是刘忠江作出的决定，黄永祥罗列以上损失与刘忠江完成的农机作业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黄永祥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黄永祥申请司法鉴定的目的是要证明刘忠江自己承认“这事我们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鉴定意见认定这句话不是刘忠江本人说的。故，鉴定费由黄永祥缴纳自行承担。魏学士反诉要求刘忠江返还多支付的20750元，但已经查明其尚拖欠刘忠江作业费，故，魏学士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魏学士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忠江农机作业费34102.75元；二、黄永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忠江农机作业费61695.95元；三、驳回刘忠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魏学士的诉讼请求；五、驳回黄永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14元，反诉费4270.4元，由刘忠江负担1709元，魏学士负担812.4元（已收讫159.4元，余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交付一审法院），黄永祥负担5453元（已收讫4111元，余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交付一审法院）。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所认定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在此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黄永祥变更其上诉请求，请求改判刘忠江赔偿黄永祥经济损失的数额由一审反诉主张的467621.82元减少为54438.26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机作业服务合同纠纷，刘忠江、魏学士、黄永祥对于双方签订的《农机作业协议书》的约定并无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的核心问题为黄永祥是否应当向刘忠江支付农机作业费，以及刘忠江是否应当赔偿黄永祥相应损失。对此，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签订的《农机作业协议书》的约定和双方当事人、各方证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以及本地农业生产作业的日常生活经验，认定黄永祥应当支付刘忠江农机作业费，并且驳回了黄永祥的反诉请求，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关于黄永祥上诉主张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不向刘忠江支付农机作业费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黄永祥上诉主张不支付农机作业费的主要依据是刘忠江播种高粱作业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出苗率低，但两审审理期间，黄永祥均未能对刘忠江播种高粱后的实际出苗情况提供充分证据，其提供的电话录音亦不足以证明刘忠江自认高粱播种存在问题，且黄永祥对改种玉米后剩余种植高粱的土地也进行了收获并销售。故本院对黄永祥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黄永祥一审反诉和二审上诉提出要求刘忠江赔偿损失54438.26元的主张，因其在两审期间对刘忠江具体的违约行为以及因刘忠江违约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刘忠江的该项上诉主张，亦无法支持。至于魏学士述称认为刘忠江存在违约行为以及请求人民法院调整农机作业费的意见，因魏学士在一审判决后未提出上诉，应当视为其对一审判决内容的认可。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永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14元，由上诉人黄永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武强
审 判 员 于丽英
代理审判员 魏晓川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姚 鹏
书 记 员 李 霞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