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8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富，男，汉族，住深圳市福田区，公民身份号码：×××0479。
委托代理人：梁秋帆、林祺祥，均系广东风采纪元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甫杰，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开平市，现住开平市长沙区，公民身份号码：×××2114。
委托代理人：胡登绍，广东端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伟。
原审第三人：谭柏韶，男，汉族，住开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01X。
上诉人陈伟富因与上诉人刘甫杰及原审第三人谭柏韶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开平市人民法院（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15日陈伟富、刘甫杰与甘容生、余子健、谭洪达五人签订一份《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由五人共同投资300万元设立联兴公司，其中刘甫杰投资83.5万元、余子健投资66.5万元、陈伟富投资50万元、谭洪达投资50万元、甘容生投资50万元，另刘甫杰以其原材料收购渠道出资占5%资源技术股，陈伟富以其销售渠道出资占5%资源技术股；刘甫杰持股权30%(含5%资源技术股)、余子健持股权20%、陈伟富持股权20%(含5%资源技术股)、谭洪达持股权15%、甘容生持股权15%。后联兴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依法成立。2013年12月7日，甘容生为出让方、刘甫杰为受让方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甘容生将其持有联兴公司全数15%股权转让给刘甫杰，转让价格为725000元，其他股东陈伟富、余子健、谭洪达在该《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上签字以示认可，且当日联兴公司全体股东决议同意该股权转让。刘甫杰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给甘容生后，因甘容生不予配合，导致相关股权无法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直至2015年5月20日，刘甫杰通过对甘容生提起诉讼强制在工商部门将甘容生持有联兴公司15%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刘甫杰名下。
2014年1月3日，余子健、谭洪达为出让方、陈伟富为受让方，分别各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余子健、谭洪达分别将其持有联兴公司的20%、15%股权转让给陈伟富，转让价格分别为84.5万元、63.5万元，刘甫杰也分别在该两《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以示认可。2014年1月6日、15日，陈伟富先后两次共向余子健、谭洪达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48万元，并于2014年4月3日在工商部门完成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同时，陈伟富持有联兴公司股权55%，刘甫杰持有联兴公司股权45%(其中15%股权在工商部门仍登记在甘容生名下)。
2014年1月7日，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签订了一份《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三人联合出资成立联兴公司共同经营，总投资额381万元，陈伟富出资199万元，占股47%，另外陈伟富承担公司经营管理的责任，配发8%的干股，该部分干股无需投入实际股金；刘甫杰出资106万元，占股25%，另外配发2%干股，该部分干股无需投入实际股金；谭柏韶出资76万元，占股18%，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持有联兴公司股权分别为55%、27%、18%。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三人签订该股东协议书，但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4年4月10日，刘甫杰为出让方、陈伟富为受让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刘甫杰将其持有联兴公司全数股权27%（其中2%为干股）转让给陈伟富，转让价格为1107250元；之前甘容生转让给刘甫杰的股份，由刘甫杰转让给谭柏韶并负责办理好股权转让手续等，谭柏韶以股东身份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以示认可。同日，联兴公司全体股东(刘甫杰、陈伟富、谭柏韶)决议同意该股权转让，确认股权转让后股东变更为陈伟富、谭柏韶。后刘甫杰、陈伟富因故未履行该协议。2014年11月24日，刘甫杰为股权转让人、陈伟富为股权承接人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甫杰将其持有联兴公司27%（其中2%为干股）股权全部转让给陈伟富，转让价格为106万元；之前甘容生转让给刘甫杰的股份，实际归谭柏韶所有，刘甫杰无条件转还给谭柏韶，如谭柏韶不想参股的话可以86万元将18%股权转让给陈伟富，该款项由陈伟富付给谭柏韶收取，股权转让所产生的费用由承接方承担，刘甫杰无条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刘甫杰必须无条件配合办理股权手续，超过三次通知而不到场协助办理手续的，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赔偿10万元违约金。谭柏韶亦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加盖联兴公司的公章。在2014年11月25日、12月1日、2015年5月21日，陈伟富先后分别向刘甫杰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万元、70万元、6万元，合共106万元，但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5年5月26日，谭柏韶为股权转让人、陈伟富为股权承接人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谭柏韶将其持有联兴公司18%股权转让给陈伟富，转让价格为86万元，两人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加盖联兴公司的公章。同日，谭柏韶、陈伟富作为联兴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决议书，同意谭柏韶所持有联兴公司18%股权全数转让给陈伟富，转让价格86万元，股东决议书由谭柏韶、陈伟富签字，并加盖联兴公司的公章。2015年5月27日，陈伟富支付股权转让款86万元给谭柏韶。2015年5月28日，刘甫杰经陈伟富通知配合陈伟富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其名下联兴公司27%的股权变更登记到陈伟富名下，将其名下联兴公司15%的股权按陈伟富、谭柏韶要求变更登记到古彩初名下，而余下联兴公司3%股权不同意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为此，陈伟富先后多次发通知给刘甫杰要求配合到工商部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余下联兴公司3%变更到陈伟富名下，但刘甫杰未置理会。陈伟富经催讨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自联兴公司成立后至发生本案诉讼时，联兴公司的股东因股权转让发生多次变更，本案纠纷因联兴公司股东转让股权而发生，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中陈伟富与刘甫杰争议的焦点：刘甫杰是否仍持有联兴公司3%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2014年1月7日，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以股东身份签订了《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分别持有联兴公司股权55%(其中8%为干股)、27%(其中2%为干股)、18%，该股东协议书是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三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联兴公司章程、股东协议的约定，属有效合同，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自该股东协议书成立生效时依法享有联兴公司相应的股权。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签订该股东协议书后虽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并不影响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实际享有联兴公司相应的股权份额，即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分别持有联兴公司股权55%(其中8%为干股)、27%(其中2%为干股)、18%(其中15%为刘甫杰从甘容生处受让的股权)。且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在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陈伟富持有联兴公司全数股权55%(其中8%为干股)、刘甫杰持有联兴公司全数股权27%（其中2%为干股）、谭柏韶持有联兴公司股权18%。刘甫杰在庭审质证中辩解三方签订该股东协议书并未执行，谭柏韶拥有联兴公司股权仅是15%而不是18%，刘甫杰持有联兴公司股权是30%而不是27%，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作为联兴公司股东在2014年4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11月24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刘甫杰将持有联兴公司全数股权27%（其中2%为干股）转让给陈伟富，转让价款为106万元，该两份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联兴公司章程、股东协议的约定，合法有效，且在签订协议后，陈伟富先后支付了转让款给刘甫杰，故自该两协议成立生效之日起，刘甫杰不再持有联兴公司的股权。刘甫杰辩解其仍持有联兴公司3%股权，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工商部门登记资料显示，在2014年4月3日联兴公司经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后，甘容生持股15%(该股权实已转让给刘甫杰，后已于2015年5月20日变更登记到刘甫杰名下)、刘甫杰持股30%、陈伟富持股55%；在2015年5月28日联兴公司经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刘甫杰将其名下的联兴公司27%股权变更到陈伟富名下、将其名下的联兴公司15%股权变更到古彩初名下(按陈伟富与谭柏韶股权转让要求办理)，仍有联兴公司3%的股权登记在刘甫杰名下。按照2014年1月7日《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和2014年4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11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要求，和陈伟富与谭柏韶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在工商部门仍登记在刘甫杰名下的联兴公司3%股权实属陈伟富所有，刘甫杰依法应当履行协助义务，到工商部门将该3%股权变更登记到陈伟富名下。陈伟富请求确认登记在刘甫杰名下联兴公司3%股权为陈伟富所有，及请求刘甫杰为陈伟富办理该股权的工商过户变更登记手续，依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陈伟富请求刘甫杰支付违约金10万元的依据为双方在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刘甫杰必须无条件配合办理股权手续，超过三次通知而不到场协助办理手续的，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赔偿拾万元违约金。”经查，该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刘甫杰持有联兴公司27%股权(其中2%为干股)，而对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间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按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协助办理该27%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间应以陈伟富通知时间为准。据陈伟富于2015年5月26日向刘甫杰发出的通知(陈伟富证据25)要求刘甫杰收通知后于2015年5月26日下午到开平市行政服务中心工商局窗口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而刘甫杰已予以配合将其持有联兴公司27%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陈伟富名下，显然刘甫杰已履行了2014年11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自2015年6月1日起陈伟富先后曾多次向刘甫杰发出通知要求其到工商部门协助将名下的联兴公司3%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刘甫杰至今未予以协助办理，但该3%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不是2014年11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内容，该协议第九条的违约条款不适用于该3%股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违约情形。而之所以产生股东实际持有股权份额与工商登记持股份额不一致，是因为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致，对此各人均负有一定责任。故陈伟富因刘甫杰未履行协助义务将其名下的联兴公司3%股权过户到陈伟富名下请求刘甫杰支付违约金10万元，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经庭审调解，陈伟富与刘甫杰无法达成调解协议，该院依法作出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甫杰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陈伟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刘甫杰名下的开平市联兴食品有限公司的3%股权变更登记至陈伟富名下；二、驳回陈伟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案受理费4674元减半收取2337元，由陈伟富负担1039元、刘甫杰负担1298元。
上诉人陈伟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刘甫杰置陈伟富要求其协助办理3%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通知而不顾，明显违反了2014年11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的约定，构成了违约。
2014年11月24日，刘甫杰、陈伟富、谭柏韶三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之前甘容生转让刘甫杰的股份，实际归谭柏韶所有，刘甫杰无条件转还给谭柏韶，如果谭柏韶不想参股的话可以捌拾陆万元整（￥860000元）将18%股份转让给陈伟富，该款项由陈伟富付给谭柏韶收取。股权转让所产生的费用由承接方承担。刘甫杰需无条件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第九条约定：“刘甫杰必须无条件配合办理股权手续，超过三次通知而不到场协助办理手续的，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赔偿拾万元违约金。”
从原审判决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可以知道，约定归谭柏韶所有的18%股权，包括了以刘甫杰名义代购的原属于甘容生的15%股权和刘甫杰减少的3%干股所构成。当时之所以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到谭柏韶名下，是因为刘甫杰与甘容生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未解决，办理过户的条件尚未成就所致。
当刘甫杰与甘容生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经法院判决生效，甘容生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刘甫杰名下；且谭柏韶与陈伟富在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中确认，谭柏韶将其持有的联兴公司的18%股权转让给陈伟富，并收取了陈伟富的86万元股权转让款。这时，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已经成就。于是，陈伟富在2015年5月26日通知谭甫杰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刘甫杰却仅同意办理其中27%和15%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从2015年6月1日起，陈伟富先后四次通知刘甫杰办理余下3%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但刘甫杰却置之不理。刘甫杰的行为明显违反了2014年11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的约定，构成了违约。
二、原审判决认为2014年11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的违约条款不适用于3%股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违约情形是错误的。
从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于2014年11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看出，该协议的第九条与第七条具有关联性，对各方的权利、义务的约定也十分清晰，没有任何歧义。从该协议的第七条和第九条可以知道，无论任何情况下，刘甫杰都“需无条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原审判决认为，2014年11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的违约条款不适用于3%股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违约情形。如此认定，明显是错误的。
三、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有效，一方面却不支持陈伟富向刘甫杰主张违约金的请求，明显欠妥。
原审判决已经查明并认定如下事实：1、“2014年1月7日，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以股东身份签订了《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分别持有联兴公司股权55%（其中8%为干股）、27%（其中2为干股）、18%。被上诉人持股比例是27%，该股东协议书是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联兴公司章程、股东协议的约定，属有效合同，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自该股东协议书成立生效时依法享有联兴公司相应的股权。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签订该协议书后，虽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并不影响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实际享有联兴公司相应的股权份额”。
2、“按照2014年1月7日日《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和2014年4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11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要求，和陈伟富与谭柏韶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书》约定，在工商部门仍登记在刘甫杰名下的联兴公司3%股东属陈伟富所有，刘甫杰依法应当履行协助义务，到工商部门将该3%股权变更登记到陈伟富名下。陈伟富请求确认登记在刘甫杰名下联兴公司3%股权为陈伟富所有，及请求刘甫杰为陈伟富办理该股权的工商过户变更登记手续，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付。”
既然原审判决已经认定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合法有效，受到法律保护，理应适用法律，支持陈伟富根据有效协议的约定提出的主张刘甫杰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但法院却以三方股东“均负有一定责任为由”，不支持陈伟富的请求，明显欠妥。
四、刘甫杰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属恶意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
1、刘甫杰存在恶意违约行为。正如前述，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签署一系列协议后，因为刘甫杰与当时在册股东甘容生之间存在纠纷正在进行司法程序，所以没有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2014年4月10日和2014年11月24日协议的原意就是刘甫杰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权，全面退出公司经营管理。当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成就时，刘甫杰应根据一系列协议的约定，将相关的全部股权全部变更登记在陈伟富或陈伟富指定的第三方的名下，本是刘甫杰应当履行的义务。但是刘甫杰却利用其与甘容生因股权转让纠纷悬而未决，未能及时按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客观因素，曲解合同原意，故意不配合陈伟富办理余下3%股权的过户手续，企图将该3%据为已有，其行为实为恶意违约。
2、刘甫杰恶意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具体表现为向陈伟富支付违约金10万元。根据2014年11月24日协议第九条约定，超过三次通知而不到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赔偿违约金10万元。而陈伟富自2015年5月开始就五次通知刘甫杰协助办理登记手续，此处有相应的快递记录为证，但刘甫杰仍不依约履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刘甫杰应向陈伟富支付违约金10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并改判刘甫杰向陈伟富支付违约金10万元；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甫杰承担。
上诉人刘甫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在工商部门仍登记在刘甫杰名下的联兴公司3%股权属陈伟富所有，进而做出错误的判决。对于作为一审法院判决依据之一的2014年1月7日签订的《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只是在联兴公司经营过程中相关人员所形成的意向性文件，并未实际履行，理由如下：原审第三人在前线该协议书后一直未成为联兴公司的登记股东，即联兴公司并未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对该份协议所约定股权变更进行登记；2、对于陈伟富称其已将自己名下3%股权转让给原始第三人更是没有相关转让合同、付款凭证以及工商登记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难以断定原审第三人的股权占18%。3、根据该协议第七条，关于干股的调整是有条件的，由于公司的经营实际上未能达到该条约定的要求，故该份协议未真正执行。退一步说，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1月7日签订的《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已成立生效，但根据该协议第七条，干股的配送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联兴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进行调整分配。实际上，由于联兴公司的经营实际上未达到该条约定的要求，公司已将有关人员配送的干股收回并进行重新分配。根据2015年5月21日股东制订的公司章程，在刘甫杰依约将自己持有的联兴公司27%股份转让给陈伟富后，仍持有联兴公司18%股份；根据2015年5月27日制订的公司章程，刘甫杰依约将从甘容生处受让得来的联兴公司3%股份。两份公司章程均是股东共同一致将有关人员配送的干股进行重新分配的意思表示，其制定的时间均比2014年1月7日签订的《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要晚，其约定效力已经将2014年1月7日签订的《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覆盖，且公司章程是法定、真实、自治且公开的，其效力比上述协议书要高，因此，对于3%的干股分配方案应以最后一份公司章程为准，该3%的股权仍属刘甫杰所有。然而一审法院对刘甫杰提交的两份公司章程所反映的事实置之不理，仅凭陈伟富提供的证据判断进而做出错误的判决。对于一审判决的其他判决依据：2014年4月10日《股东转让协议》及2014年11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由于签约双方及公司对2014年4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均未履行，二期签约双方后又就相同内容再次约定，并于2014年11月2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效力应将2014年4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覆盖。而且对刘甫杰拥有的股权描述从2014年4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的“刘甫杰同意按以下条款将持有的联系公司全数股份27%（其中有2%为干股）中”刘甫杰同意按以下条款将持有的联兴公司27%股份（其中2%干股）全部转让给陈伟富”，对股权描述的该笔是因刘甫杰持有了联兴公司3%股份，而这一事实在上述两份联兴公司公司章程中得以证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伟富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伟富承担。
二审期间，刘甫杰提交一份刘甫杰、陈伟富于2015年5月27日到工商局办理15%股权变更登记给古彩初的录音，证明在当时工商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刘甫杰和陈伟富是按照2014年11月24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剩下刘甫杰持有的3%股权，陈伟富当时虽有意见但同意用钱去购买。陈伟富经质证认为：该份录音属于电子资料，从形成、制作均是在陈伟富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录音中所谓的陈伟富的发言是否为陈伟富本人声音，无从知晓。退一步说，该份录音也未能证明刘甫杰已经履行了2014年11月24日的股权协议，相反该份证据说明陈伟富对刘甫杰不同意转让剩余3%股权的行为一直存在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仅从该份录音无法判断是否是刘甫杰、陈伟富本人所作的发言，无法直接证明刘甫杰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归纳双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甫杰是否仍持有联兴公司3%股权及刘甫杰是否应向陈伟富支付违约金10万元。
刘甫杰主张其仍持有联兴公司3%股权，而陈伟富主张刘甫杰应协助将登记在刘甫杰名下联兴公司3%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并支付10万元违约金。经查，联兴公司的股份经多次变更，股权经多次转让，股东间也多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甫杰、陈伟富、谭柏韶对于参与签订的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异议，内容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虽然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之间在签订股东协议后并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实际并不影响各股东之间关于享有联兴公司实际股权份额的合意，本院依法予以确认。2014年1月7日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签订的《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分别持有联兴公司股权55%（其中8%为干股）、27%（其中2%为干股）、18%，在其后2014年4月10日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各股东各自拥有的联兴公司份额：陈伟富55%（其中8%）、刘甫杰27%（其中2%为干股）、谭柏韶18%，与上述《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份额一致。从联兴公司股权转让和工商登记情况显示，刘甫杰原持有联兴公司股权30%经受让取得甘荣生联兴公司股权15%，2015年5月20日变更登记为刘甫杰持股45%、陈伟富持股55%，刘甫杰受让甘荣生15%股权是在2013年年底，后因甘荣生不予配合股权变更登记刘甫杰通过诉讼才在2015年变更登记在刘甫杰名下，实际上在2015年办理变更登记之前，在2014年1月7日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已签订《联兴食品储存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对各股东所拥有的实际股份份额进行了相应的约定。但无论是各股东之间的约定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均显示陈伟富拥有的股份份额为55%，刘甫杰对此也并无异议，从而也可断定刘甫杰、谭柏韶合计拥有的股权份额为45%，只是刘甫杰主张其拥有联兴公司股权3%、谭柏韶拥有联兴股权15%（刘甫杰代持），但该主张明显与各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不符，也与谭柏韶将拥有股权18%转让给陈伟富所签订及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相矛盾，且刘甫杰对于其与陈伟富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写明谭柏韶将18%股份转让给陈伟富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对刘甫杰关于其拥有联兴公司股权3%、谭柏韶拥有联兴股权15%的主张不予采信。从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内容来看，刘甫杰所持27%股份（其中2%干股）全部转让给陈伟富，协议签订后刘甫杰退出联兴公司的经营，原甘荣生转让给刘甫杰的股份实际归谭柏韶所有，刘甫杰无条件转还给谭柏韶，谭柏韶不想参股将18%股权转让给陈伟富，其后谭柏韶也与陈伟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联兴公司股权18%转让给陈伟富且已履行完毕，该转让款与2014年11月24日刘甫杰、陈伟富、谭柏韶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谭柏韶转让18%股权转让款相一致，可以认定上述协议是约定刘甫杰将所持27%股份、谭柏韶将所持18%股份合计45%股份均转让给陈伟富，在转让后刘甫杰、谭柏韶实际将不再持有联兴公司股份。因谭柏韶与陈伟富是在2015年5月26日、27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因此2015年5月21日联兴公司公司章程显示陈伟富占82%（55%+27%），刘甫杰18%，该刘甫杰所持18%股份应是代谭柏韶持有，而不是刘甫杰所主张的15%是代谭柏韶持有、3%是其自有股权；2015年5月17日的联兴公司章程是因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实上导致仍有3%股权登记在刘甫杰名下，现并无证据显示刘甫杰、陈伟富、谭柏韶等人重新达成一致意见并推翻之前所签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各股东所实际所持股权份额的约定，刘甫杰以联兴公司章程的规定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各股东关于所持股权份额的约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在股权转让过程中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导致股东实际持有股份份额与工商登记持股份额不一致，造成刘甫杰将27%股权变更至陈伟富名下时仍有3%股权登记在刘甫杰名下，按协议约定刘甫杰、谭柏韶均有义务协助陈伟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刘甫杰应协助陈伟富将其名下3%股权变更登记至陈伟富名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2014年11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刘甫杰必须无条件配合办理股权手续，超过三次通知而不到场协助办理手续的，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和赔偿违约金10万元，因在2014年11月24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刘甫杰所持股份实际为27%，谭柏韶所持股份为18%，陈伟富所持股份为55%，刘甫杰也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27%股权变更登记在刘甫杰名下。但因陈伟富、刘甫杰、谭柏韶在转让股权过程中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致，导致联兴公司股东实际持有股份份额与工商登记持股份额不一致，对此各方均有一定责任，《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是否适用3%股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情形并不明晰，据此原审法院对陈伟富要求刘甫杰支付违约金10万元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陈伟富、刘甫杰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74元，由上诉人陈伟富负担3487元，上诉人刘甫杰负担34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萍辉
审 判 员 蔡镇海
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