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106民初26号
原告：岳素娥，女，196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印刷厂工人，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朝阳街药店，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朝阳街59号。
负责人：李国盛，董事长
被告：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太原市高新区南中环桥东529号清控创新基地D座17层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李国盛，董事长
被告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朝阳街药店与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少宁，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朝阳街药店与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杏瑶，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侯承光，男，1979年4月8日出生，汉族，同仁堂药店主治医师，住山西省太原市。
原告岳素娥与被告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朝阳街药店（以下简称朝阳街药店）、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公司）、侯承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岳素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冰、张瑞，被告朝阳街药店、同仁堂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少宁、原杏瑶，被告侯承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岳素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朝阳街药店返回原告在该处就医时所支付的医疗费457元；2.请求判令被告朝阳街药店承担原告的住院治疗费用196133.36元；3.请求判令被告同仁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朝阳街药店、同仁堂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因腰痛于2015年9月21日至被告朝阳街药店处看病，由其坐诊大夫被告侯承光进行了会诊，之后告知原告需要通过多个疗程服用中药治疗。后原告分别于当日、9月25日、10月2日等多次到被告朝阳街药店复诊并根据被告侯承光所开处方药物及医嘱服药，在第三次服药后原告开始觉得恶心无食欲，在向被告侯承光反映后被告知情况正常、继续服药。原告根据指示继续服药一段时间后症状持续加重，在与被告侯承光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于2015年10月28日至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因服用中药导致急性肝损害”，要求原告住院治疗。原告因服用被告侯承光所开处方药而出现损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朝阳街药店对被告侯承光的过失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被告朝阳街药店作为被告同仁堂公司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责任承担能力，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同仁堂公司对上述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朝阳街药店、同仁堂公司辩称，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其损害是由所服用中药所致不实，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害是由于服用被告朝阳街药店所开药物所致。原告于2015年10月9日到被告朝阳街药店处复诊，至2015年10月25日第四次复诊，中间隔了近二十日，耽误了病情，存在过错。且当日被告侯承光发现原告脸色发黄便立即告知原告，去医院查肝功能、尿常规，并嘱咐查完再吃药，已尽到告知义务。原告仅提出被告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行为，侵权行为除了过错，还有因果关系、损害后果，缺一不可。
被告侯承光的答辩意见同被告朝阳街药店和同仁堂公司的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2.被告朝阳街药店和同仁堂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被告主体适格。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侯承光的个人执业信息、同仁堂公司的《中医坐堂医诊所管理办法》、被告侯承光给原告所开处方及处方药物购买发票（原告提交），证明原告因腰疼分别于2015年9月21日、9月25日、10月2日、10月9日、10月25日多次至被告朝阳街药店处就诊，由坐诊医生被告侯承光进行了会诊和复诊，但被告侯承光在给原告开具处方后并未按照被告处公示的管理办法规定将其中一联交由原告保管，也未与原告核实处方记载内容是否属实，违反了管理办法中医师告知义务的规定，另被告侯承光在第一次给原告诊断时就诊断出了糖尿病，但并没有告知原告需特殊检查，也没有把处方给原告，就直接给原告开了药，现提供的处方是原告后来去被告朝阳街药店处拿相机拍下来的。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三被告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且恰恰证明被告侯承光对其处方已经尽了告知义务，关于糖尿病的记载是患者自述，且只是个病史，不是被告侯承光诊断出来的病症，故被告侯承光没有对其对症下药，根据中医坐堂医诊所诊疗办法，中医坐堂医诊所只是提供中药引片处方服务，法律规定是不得随意改变扩大职业范围，被告已经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且处方已给原告，即使没给也不影响原告的知情权，原告仍可按有关规定享有查阅复制的权利，且原告陈述是拍的，法律规定处方必须由医疗机构留存保管，没有规定必须给患者。被告侯承光补充质证称，处方已给原告，服药后的不良反应原告从未提起，门诊病历处方上有记载，10月25日原告来复诊时，出现了脸色不好的反应，病历记载我曾建议其到医院检查，原告要求再开三天药，我说检查完再看是否开药，我已尽到了告知义务。因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证据证明，原告于2015年9月至10月期间去被告朝阳街药店处就诊五次，第一次就诊时的处方上部病情摘要里记载”有糖尿病”、”否认过敏史”字样，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否认过敏史的陈述，上述内容应推断为患者自述，而不是诊断结果，原告于2015年10月25日最后一次去被告朝阳街药店处就诊时，处方上部记载了关于发现原告异常、告知原告检查、查完再行服药的内容，同时也记载了原告自行要求先开三天中药的内容，故本院认为被告侯承光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2.山西省中西医院结合医院两次住院病历及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两次住院病历及住院期间费用清单（原告提交），证明原告因服用被告侯承光所开处方药而出现急性肝损害，经医院检查与药物性肝损害的临床表现相一致，原告的损害结果与被告侯承光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害结果与三被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出院记录诊断的急性肝损伤不能证明是服用中药引起，中西医结合医院曾建议原告进行补充检查，但原告拒绝检查，肝病科会诊后，建议其继续输液保肝治疗，原告也拒绝进一步治疗，要求出院，故原告存在过错，第二次住院病案首页及其出院记录的诊断结果是慢性肝损伤，第三次、第四次的住院诊断是药物性肝炎，但都不能证明是由服用被告中药引起的。因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就医治疗肝损伤的情况和费用，不能证明其损伤与被告侯承光的诊断和服用被告朝阳街药店的药物之间有因果关系；3.交通费发票共计817.3元（原告提交），证明原告住院期间所支付的交通费用。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其没关系。因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4.护理人的收入证明（原告提交），证明护理人牛常利在中铁六局工作，每年收入12万元。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年收入12万元应有纳税证明予以佐证，且该证据与三被告之间没有关系。本院认为，牛常利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个税起征点，在没有纳税证明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5.经法院委托由重庆市法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肝损害与被告朝阳街药店的诊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存在。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意见的合法性有异议，具体意见由专家证人陈述。被告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因原、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鉴定结论，原告诉称的损害与被告朝阳街药店及被告侯承光的诊断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6.专家证人山西省医药与生命科学研究院主任史国富、山西省医药与生命科学研究院主任柴秋彦的证言（原告申请），证明重庆市法学会司法鉴定所做出的”无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不合适，证言陈述了药物性肝损害的病例原理，称在原告用中药期间未服用其他药物、停药并治疗后症状改善的情况下，很可能与服用药物引起急性肝损伤有关，且被告侯承光所开处方中含有有毒中药附子、补骨脂、独活等，也有造成药物性肝损伤的危险，另外，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是重要原因，即使服用常规药物引起人体损伤的情况也多有报道，后经法院要求，二专家证人提供补充意见证明被告侯承光所开处方存在多味药物超量的情况，以山朱萸为例，药典归定一次药量为6-12克，但被告侯承光所开处方中药量为每天60-90克，并附有部分报道证明药物用量、药物毒性与药物性肝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被告对专家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专家证人仅是原告单方聘请，对其身份和权威性持有异议，其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药物是否超量，不能证明与原告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鉴定意见已经明确无因果关系，应当作为认定依据采纳，二位专家不具备处方资格，其意见不代表临床情况。被告侯承光补充质证意见称，药典归定的药量是参照量，指针对成人单位药物一日的常用量，常用量是指常用的剂量而不是中毒的极限剂量，因为中药并未像西药那样经过动物试验作出最小有效量和极限量，而是按照模糊粗略的统计和现代医师习惯开出的剂量，从古至今书中关于中药的记载都未讨论过剂量问题，中药超过常规剂量不代表中毒可能，而且中药用量应结合地区、年龄、体质、性别、气候以及病情需要、配伍、煎服法和药材质量来定，药典只能作为参照，在对原告诊断后，根据原告的体质还有配伍、药材质量对原告采取了处方中的剂量。本院认为，根据专家证人提供的《药典》记载，被告侯承光所开处方之中确实存在药物超过常用药量的情况，在被告侯承光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用药超过常用药量的具体原因的情况下，应对其所开处方之中的上述过错承担责任，但专家证人所称原告肝损害与三被告诊疗行为之间不排除因果关系的主张并无实质证据予以证明，且专家证人陈述只是有可能是个体差异所致，不能肯定地说有无直接关系，故专家证人的证言并不能推翻鉴定结论的意见。另查明，被告侯承光是被告朝阳街药店雇佣的坐诊医师，被告朝阳街药店是被告同仁堂公司的分公司，因鉴定需要原告与被告同仁堂公司各支付鉴定费25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侯承光作为被告朝阳街药店的坐诊大夫，在给原告开具处方时用药超量，被告朝阳街药店应对该过错行为承担赔偿责任，退还原告在朝阳街药店就诊、服药的全部费用457元以及因主张权利而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鉴定费等费用，其中原告自行支付的鉴定费为2500元，考虑到鉴定地点较远，本院酌定上述费用共计5000元。对于原告诉请三被告赔偿因肝损害住院费用的主张，因鉴定结论表明原告的肝损害与三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被告同仁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被告侯承光是被告朝阳街药店的坐诊大夫，而被告朝阳街药店是被告同仁堂公司的分公司，故上述赔偿责任应由被告同仁堂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对原告合理合法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岳素娥诊疗费用457元，并支付因本案诉讼产生的交通费、鉴定费、误工费等5000元，共计5457元；
二、驳回原告岳素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83元，由被告北京同仁堂山西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曹丽欣
审 判 员 刘 勍
人民陪审员 白培英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