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6民终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士权，男，1971年10月16日出生，住广西全州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水英，女，1974年11月24日出生，住广西全州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仕勇，广西剑化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大吉新能源客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凯乐路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幢102号房。法定代表人何易吉，总经理。原审第三人韦炳杨，男，1956年6月18日出生，住防城港市港口区。原审第三人何易吉，女，1975年4月4日出生，住防城港市港口区。上诉人唐士权、蒋水英因与被上诉人防城港大吉新能源客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吉公司）、原审第三人韦炳杨、何易吉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6）桂0602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士权及其与上诉人蒋水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仕勇，被上诉人大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易吉，原审第三人韦炳杨、何易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士权、蒋水英上诉请求：一、撤销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6）桂0602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二、判令解散被上诉人大吉公司。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滥用司法裁判权，错误理解当事人的证据范畴的行为，认定事实错误。1.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事实上，唐士权、蒋水英与韦炳杨、何易吉之间召开的唯一一次股东会就是在公司成立之时，截止一审判决，再没有召开股东会议。唐士权、蒋水英多次要求召开股东会，韦炳杨、何易吉不是避而不见就是一见面就吵架，致使股东会无法召开。在此期间，公司的管理机构处于混乱状态无法正常进行，连公司的核心业务新能源客车零配件批发零售代理业务，也因为韦炳杨、何易吉不能及时支付货款、信誉丧失而不能和厂家续签合同，公司各方面的经营活动也停止进行。大吉公司全州分公司也因没有配件无法进行业务，公司因拖欠员工工资而被告上法院。这一客观情况在一审已经得到证实。因此可以认定大吉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股东的知情权和侵害公司利益导致矛盾深化。有限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股东之间应基于一定的信任。而本案中，韦炳杨、何易吉单方面掌控公司，自大吉公司成立以来，唐士权、蒋水英在韦炳杨、何易吉的诓骗下不断对公司投资，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无法了解。韦炳杨、何易吉利用管理公司的机会侵害公司利益，挪用公司资金，在庭审中韦炳杨、何易吉掌管的公司财务证据证明韦炳杨、何易吉无法合理解释公司资金的流向。上述情况说明股东之间矛盾深化，客观存在。3.公司继续存续会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股东设立公司是为了追求利益。但韦炳杨、何易吉恶意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何易吉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大吉公司经营状况混乱，与韦炳杨共同侵害公司利益，不以公司核心业务经营为主，以诓骗唐士权、蒋水英投资为己有，拖欠合作方的资金，致使公司的主要业务丧失，公司经营停止。公司继续存续不仅不会给股东带来利益，反而给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4.公司僵局不可化解。目前公司股东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公司僵局不可化解。这些矛盾主要是韦炳杨、何易吉掌控公司，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唐士权、蒋水英完全无法了解公司经营状况所致。因此，大吉公司应予解散。一审判决没有采信唐士权、蒋水英提供的有效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二、大吉公司完全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和相关司法解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为：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2、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有以上事由之一的公司就应予解散。实际上，本案大吉公司已具备以上几项解散事由，所以大吉公司应当予以解散。综上所述，以上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请求依法判决解散大吉公司。被上诉人大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上诉人唐士权、蒋水英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当事人韦炳杨、何易吉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士权、蒋水英一审诉讼请求：解散大吉公司。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9日，大吉公司在防城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港口区分局注册登记，股东为何易吉、唐士权、蒋水英、韦炳杨，注册资本为326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5年12月23日，何易吉向唐士权出具《出资证明》，表示收到成立大吉公司投资方唐士权出资费469205.50元。2016年3月3日，何易吉为甲方与唐士权、蒋水英、韦炳杨为乙方分别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大吉公司25%的股权共81.50万元无偿转让给乙方。同日，何易吉、唐士权、蒋水英、韦炳杨通过股东会议通过公司章程，内容为：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新能源客车销售代理、售后服务，新能源客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新能源客车管理、维修保养和充电服务；何易吉、唐士权、韦炳杨、蒋水英各认缴出资81.50万元，均占注册资本的25%，于2035年7月1日前缴足，均以货币出资；选举由何易吉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选举唐士权担任公司监事；章程并对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的股权转让等进行具体规定。另查明，大吉公司于2016年1月4日成立全州分公司并在全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负责人为何易吉，经营范围为新能源客车销售代理、售后服务，新能源客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新能源客车管理、维修保养和充电服务。2016年6月28日，全州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伍湘山、蒋愿林、王伟安诉大吉公司全州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唐士权、蒋水英对大吉公司存在上述法定可以解散的情形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唐士权、蒋水英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大吉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而通过其他途径如召开股东会议、回购股权或转让股权等方式无法解决。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的，对唐士权、蒋水英要求解散大吉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唐士权、蒋水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唐士权、蒋水英负担。上诉人唐士权、蒋水英二审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供新证据。大吉公司二审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大吉公司2016年1月-6月会计报表；2.发票；3.大吉公司2012年12月-2017年1月服务工作记录；4.汽车维修调件清单；5.大吉公司2016年1-6月财务表。唐士权、蒋水英对大吉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5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和事实的分析与认定：证据1和证据5没有会计财务人员的签名，属于不完整的财务报表，不能完全反映大吉公司公司的经营情况，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2，是大吉公司支付的电费，可以证明大吉公司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事实，证据3证明大吉公司对所服务的新能源汽车的服务记录，但没有反映大吉公司提供服务所收取的营业收入，可以作为本案定案参考。证据4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大吉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新能源客车销售代理、售后服务；新能源客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新能源客车管理、维修保养和充电服务的企业。2016年8月20日、11月25日、12月21日、2017年2月21日，大吉公司因为新能源客车充电等经营活动分别支付电费为9942.41元、10002.45元、9696.59元、19101.59元，并在2016年11月15日-2017年2月21日为新能源客车提供维修等售后服务，但没有提供其应提供上述服务所收取的营业经营收入。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大吉公司是否符合解散公司的条件，唐士权、蒋水英诉请解散大吉公司理由是否成立，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为保证市场主体的稳定性，我国法律对公司解散采取审慎和严格的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的规定，本案唐士权、蒋水英于2016年3月3日通过受让取得大吉公司的股权，成为大吉公司的股东，其于2016年5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司解散诉讼，显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解散公司应符合的时间限制。且从唐士权、蒋水英提供的证据，虽然大吉公司因拖欠员工工资被起诉的事实，但该事实不能充分证明大吉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相反，大吉公司二审提供的2016年9月-2017年2月的发票及服务记录能够证明期间大吉公司因为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和服务每月用去较大的电费及提供相应的服务，说明大吉公司是正常经营的。唐士权、蒋水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公司发生僵局后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公司僵局的事实，其自行提出解散大吉公司的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故对唐士权、蒋水英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唐士权、蒋水英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上诉人唐士权、蒋水英已预交），由上诉人唐士权、蒋水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忠审判员 陈 雁审判员 宋丞致二〇一七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黄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