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7民初16379号
原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3号3号楼7509房。
法定代表人:黄宾,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男，1973年12月22日出生，该公司员工。
被告：范珍领，男，1987年5月13日出生，住商丘市梁园区。
原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行公司）与被告范珍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宜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被告范珍领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宜行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e代驾代驾员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范珍领支付原告违约金10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8日，原告与被告范珍领签订了e代驾合作代驾员服务流程，被告成为原告的代驾员。约定代驾员不准在与公司合作期间与其他企业、单位进行相同或者相似合作，违反以上事项，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8000元到10万元不等责任违约金，并视影响承担单方决定解除与乙方的合作关系，并保留向乙方追偿的权利，协议签订之后双方进行合作，就在原告和被告合作期间，2016年4月15日，被告范珍领违背约定注册了商丘市合众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成为上海币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爱代驾品牌商丘地区加盟商，与该公司进行了合作。被告的行为违背了与原告之间的约定，对原告构成了违约，为此，特诉至贵院。
被告范珍领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发表如下答辩意见：答辩人已经与被答辩人解除合作关系，且在2016年4月15日之前提出，在4月19日被答辩人给予答复，因此答辩人不构成违约。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是代驾员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约定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权利义务不对等，该协议没有答辩人法人签字，不应具有法律效力。答辩人签订的《E代驾合作代驾员服务流程》，不属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协议，而是答辩人单方作出的承诺，且没有被答辩人的签字盖章，服务流程只是约定答辩人在代驾过程中的操作规范，不应当约定权利义务，更不应当约定惩罚性条款，约定的违约条款因属于格式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范珍领与E代驾签订的《E代驾合作代驾员合作协议》第一条，合作内容，明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代理驾驶送车服务的信息，乙方（范珍领）为甲方（e代驾）客户提供代理驾驶服务，为规范合作，乙方须按照甲方指定的收费标准向客户收取代驾服务费用，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从乙方预存的信息费中扣取相应的信息服务费用。由此可见，乙方在与E代驾的合作中需履行的合同主要义务是为甲方（E代驾）客户提供代理驾驶服务，并按照甲方标准收费。E代驾提供的商丘市合众汽车代价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中显示，范珍领是其法定代表人。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可以由厂长、经理担任，也可以由董事长、理事长担任，其是承担法人管理职能的人员。即该份证据仅能证明范珍领是商丘市合众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承担该公司的管理工作。范珍领与E代驾签订的《e代驾合作代驾员合作协议》声明中约定甲乙双方不构成劳动劳务或者雇佣，仅是合作关系，故在E代驾担任代驾司机并在商丘市合众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不冲突，不违反双方的合作协议，E代驾认为范珍领违反了“不准在与公司合作期间，与其他企业/单位进行相同或者相似合作。”的条款，其实不然，范珍领在E代驾是担任代理驾驶员从事驾驶工作，在商丘市合众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是承担公司的管理工作，在工作内容上并不冲突，答辩人只是自己设立公司，没有与他人合作从事代驾服务，不属于与其他单位企业进行相同或者相似合作。商丘市合众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加盟商是否与E代驾有相同或者相似业务与范珍领无关。
本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2015年6月28日，原、被告签订《e代驾代驾员合作协议》，其中主要载明：“甲方宜行公司，乙方范珍领，甲方向乙方提供代理驾驶送车服务的信息，乙方为甲方客户提供代理驾驶服务。……本协议附件与协议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包括《e代驾合作代驾员服务流程》、《e代驾费用结算流程》、《合作代驾员安全行车责任书》、《保守商业秘密协议》、《e代驾交通事故处理流程》……”。同日，范珍领在上述附件落款处签字并加盖指纹。其中《e代驾合作代驾员服务流程》第五条特别注意事项第10款约定“不准在与公司合作期限，与其他企业、单位进行相同或相似的合作”，并约定因违反以上事项，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8000元至10万元不等责任违约金，并视影响程度单方决定解除与乙方的合作关系并保留向乙方追偿的权利。在实施细则部分第3款约定了协商解除条件，“合作期间，合作代驾员如需解除协议必须提前1个月提交解除合作申请并书写详由，与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且移交手续完毕后方可解除……”。
2016年4月15日，范珍领作为唯一股东成立自然人独资公司“商丘市合众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代驾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汽车代驾等。
2016年4月19日，范珍领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指纹，申请解除《e代驾代驾员合作协议》，该协议书宜行公司意见一栏为空白。
2016年5月1日，上海币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合众代驾公司为“爱代驾”品牌商丘地区加盟商，负责品牌在商丘市场运营。授权日期为2016年5月1日到2019年4月30日。
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范珍领提交短信截图，证明2016年4月19日已与宜行公司解除合作关系。宜行公司对该短信真实性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e代驾代驾员合作协议》、《解除合作协议书》、合众代驾公司工商信息查询页、“爱代驾”授权书、短信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宜行公司与范珍领签署的《e代驾代驾员合作协议》及《e代驾合作代驾员服务流程》等附件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查明，范珍领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须提前一个月提交解除合作申请并书写详由，与宜行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且移交手续完毕后方可解除。范珍领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庭审中提出于2016年4月9日即申请解除合作协议，但并未对上述待证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范珍领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中签字的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该协议书中“物品交回确认”一栏为空白、“宜行公司意见及分公司经理签字”一栏亦为空白，宜行公司并未对与范珍领解除合作协议进行确认，而根据双方协议约定，代驾员解除协议应提前一个月提交申请才可发生协议解除的法律效果。
由此，范珍领在双方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于2016年4月15日注册成立合众代驾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代驾服务，并于同年5月1日取得“爱代驾”授权负责品牌运营。宜行公司提出该行为违反《e代驾合作代驾员服务流程》第五条特别注意事项第10款的约定，即“不准在与公司合作期限，与其他企业、单位进行相同或相似的合作”，并据此主张范珍领支付违约金。范珍领抗辩称该条款为格式条款，且取得“爱代驾”授权的被授权方为合众代驾公司，并非范珍领本人，范珍领作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管理工作。对此，应当指出，格式条款在经济交往中大量存在，对于提高商业效率起到积极效果，只有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才会导致格式条款无效。上述条款内容明确，系违约责任条款，并非必然发生，亦未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应属有效。同时，根据合同文本的目的解释原则及合众代驾公司为范珍领独资经营的公司性质判断，范珍领成立合众代驾公司与“爱代驾”合作，合作内容亦为汽车代驾服务，范珍领作为该自然人独资公司的唯一股东有权享有合作收益，明显违反了上述条款约定的本意，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金的具体金额，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为8000元至10万元的给付范围，宜行公司要求范珍领支付10万元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结合案件具体事实、合同条款约定及合同履行情况，依法酌定范珍领应给付的违约金数额。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第九十三条、一百零七条、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和被告范珍领签订的《e代驾代驾员合作协议》；
二、被告范珍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违约金八千元；
三、驳回原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元（原告已预交一千二百元），由原告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千二百五十元，由被告范珍领负担五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适用普通程序收费标准），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仪佳
人民陪审员 孙秀芝
人民陪审员 董德虎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闫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