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4民终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小芳，男，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华玉，女，196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敏，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英英，系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仙英，女，194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忠，男，196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勇，男，196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罗运桂，女，193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原审原告：徐新生，男，195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蕉岭县。原告徐德玉，女，196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蕉岭县。上述三位原审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小芳，男，1971�5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是本案上诉人之一。上述三位原审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华玉，女，196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是本案上诉人之一。上诉人傅小芳、傅华玉因与被上诉人钟仙英、傅忠、傅勇，原审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6）粤1403民初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3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傅小芳、傅华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敏、梁英英，被上诉人钟仙英、傅忠、傅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广、傅其景，原审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小芳、傅华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傅小芳、傅华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上诉人依法享有对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的托管权。一审判决认定“傅增兴家在解放前夕回国后土改前托管有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但在土改时期，该房屋被没收，托管关系即终止。且在1989年12月1曰，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将没收房屋落实至傅增兴（兄弟）名下后，傅增兴后裔并未再办理有托管手续也未实际代管。而傅天兴后裔在石扇人民公社建新生产大队的监督下立有‘托管书’、‘托管字’，且一直按‘托管书’、‘托管字’实际履行代管行为”系错误的。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托管书”、“托管字”两份证据均是在傅增兴名下及其托管的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被土改没收后，落实侨房政策前形成的，在签订“托管书”、“托管字”时，傅增兴名下及其托管的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尚处于被没收状态，政府尚未归还给侨户所有，故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的后裔亦无权将所涉房屋进行托管。且“托管书”、“托管字”两份证据均无房屋所有权人签字，也无相关见证人签字，被上诉人提供的“托管书”中提及傅文国房产共6间交给建新大队托管，但也没有建新大队盖章确认。证据“托管字”中虽然有建新大队印章，但并无“托管字”文中提及的相关干部签名证实其立托的真实性。可见，傅天兴后人所依据的“托管书”、“托管字”两份证据纯属其杜撰，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立托行为依法无据，应属无效，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其享有诉争房产的托管权。傅天兴后人（即被上诉人）所谓的“实际履行代管行为”系因土改期间以分得户名义占用房屋，在侨房政策落实后，不归还房屋，其代管行为实属非法占有。傅增兴享有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的托管权因土改时期房屋被没收的关系，致使傅增兴暂时无法对其行使托管权，系托管权“中止”，并非系合意解除。1989年12月1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将没收房屋落实至侨户业主傅增兴（兄弟）名下，归还给傅增兴（兄弟）名下的房产应为侨户业主所有，即为傅增兴名下及其托管的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并不包含傅天兴（非侨户）。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梅县落实农村侨房政策档案》，均系以户主（侨户）傅增兴名义签订补偿协议，并最终将涉案全部房产落实至傅增兴（兄弟）名下，基于托管在先的事实基础，此次落实农村侨房政策，也是对傅�兴名下房产及其托管的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返还及托管事实的重新确认，傅增兴及其后裔（即上诉人）依法继续享有其对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的托管权。2、根据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记载的“新楼下”33间房屋、“朝义第”12间房屋其四至明确，从其覆盖范围可证实：侨房政策落实返还的45间即为“新楼下”、“朝义第”两座房屋之全部，并非一审法院现场勘验的72间房屋的一部分。一审法院的现场勘验计量标准、范围与《房屋产权证明书》的计量标准、范围不一致，致使两座房屋的房间数有多余。《房屋产权证明书》中所载“新楼下”33间房屋是对该座房屋正屋部分的计算，按二层计，扣除2间过道，即33间（每排7间×2排×2层+7间×1层－2间过道=33间），所载“朝义第”12间房屋系按单层计算共12间（实为二层）。一审法院以其现今的计量标准得出房间的多余数，在无任何产权证明的情况下即推定多余房间数为傅天兴名下分得房屋，属无理推定，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且不论返还房间数，从该《房屋产权证明书》四至也可证实侨房政策落实返还的45间即为“新楼下”、“朝义第”两座房屋之全部的事实。3、被上诉人提交的1988年7月2日的“转让协议”上显示傅文发签名，从笔迹看，与通篇正文一致，并非傅文发所签署，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被上诉人在土改期间以分得户名义占用涉案房屋，在1986年政府落实返还侨房政策时，被上诉人已领取政府发放的房屋腾退补助费，应将房屋归还给原业主，即上诉人，但本案被上诉人领取补助费后，依然占用房屋，拒绝腾退，致使侨户业主权益无法实现。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上诉人提供合法权属证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占用本案诉争房屋既无合法证据加以反驳，又无合法产权证明和合法托管权证明，故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钟仙英、傅忠、傅勇辩称：1、傅增兴的托管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傅增兴死亡而终止。2、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房屋所有权人已明确委托被上诉人一方进行代管。实际上，也是由房屋产权人的亲属代管。也就是说，目前的代管人均是涉案房屋产权人的亲属，并且有长达30多年之久的代管事实。综上两点，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主张改变目前的代管关系依法无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述称，其意见与傅小芳、傅华玉的意见一致。傅小芳、傅华玉、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钟仙英、傅忠、傅勇停止非法占用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石扇镇建新村名叫“朝义第”屋的2间房及“新楼下”屋的6间房，并将该8间房屋腾退后交还给傅小芳、傅华玉、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本案诉讼费用由钟仙英、傅忠、傅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与傅其坚讼争的房产“朝义第”、“新楼下”位于梅州市梅县区石扇镇建新村第二村民小组，系华侨傅俊梅解放前所建。傅俊梅共生有五子，分别系傅天兴、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傅增兴，其中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侨�海外。傅增兴解放前在巴城谋生，后遭日寇毒打，致双目失明，解放前夕回国，回国后土改前傅增兴分有房屋约16间并托管有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土地与房屋。傅增兴共生有四子，分别系傅文集、傅文发、傅文欣、傅文导。本案罗运桂系傅文发之妻，傅小芳、徐新生系傅文发之子，傅华玉、徐德玉系傅文发之女。傅其坚系傅天兴曾孙。解放后土改时期，傅增兴家庭成份被评为地主，其名下的房屋及其托管的兄弟名下的房屋被政府没收后分配使用。后傅增兴的家庭成份经梅县市人民政府查证改变为华侨工人成份，并于1986年6月7日发出梅府成字第No.000012号《阶级成份通知书》。傅文发领取了该《阶级成份通知书》。1984年原梅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广东省粤发[1984]24号文件的规定落实华侨港澳房屋遗留政策时，政府将土改时期没收分配使用的“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屋的房间退还给原业主，并向占有使用该没收分配使用房间的现住户发放退房补助款。钟仙英领取了退房补助款1000元后，将占有的“新楼下”房屋5间退还。1989年12月1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0021**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将“朝义第”房屋中的12间、“新楼下”房屋中的33间落实归还给侨户业主傅增兴（兄弟）。2016年5月6日，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讼争的“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产进行了现场勘验。经勘验，“朝义第”楼高二层，底层有12个房间和上厅、中厅、下廊、上东厅、上西厅、下东厅、下西厅，二层有12个房间和上厅、中厅、下廊、上东厅、上西厅、下东厅、下西厅；“新楼下”楼高二层，底层共有34个房间和东厅（现被改为2个房间）、正厅、西厅、上廊、下廊，二层有14个房间。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主张钟仙英、傅忠、傅勇现占有、使用的8间房屋是“朝义第”的2间房屋（现场勘验图编号为A8、B11）和“新楼下”的6间房屋（现场勘验图编号为C14、C15、C24、C32、D12、D13）。1953年8月梅县人民政府曾颁发的梅象字第XX号广东省梅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居民傅文元嫂、仁芳、其谦、其英等在新楼下有伍间房屋；1953年8月梅县人民政府曾颁发的梅象字第XX号广东省梅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居民付（傅）炯方、友云、利真、其玄、丽红在新楼下有肆间房屋。1976年11月1日，傅炯方、傅其景、傅营芳、傅绍芳、傅其英、傅其坚立有“托管书”托管傅华兴、傅德兴名下的房产共12间，大队留用托管间共6间。1983年5月18日，傅炯方、傅其景、傅其英立有“托管字”托管傅算兴名下的房产6间，即1976年11月1日大队留用托管的6间房，梅县石扇人民公社建新生产大队监农委员会该“�管字”上盖章。钟仙英、傅忠、傅勇在庭审中主张，“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产在1986年返还后重新分配使用，傅文发也有参与分配及落实发还。并提交俊梅公房屋分配单以证实其主张，该分配单未有任何人签名，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认为不具有效力。但双方在庭审中确认，傅文发从80年代回到梅县区石扇镇建新村原籍后，就分配有“新楼下”10间、“朝义第”2间、杂屋4间，共16间，并占有使用至今。案件审理过程中，钟仙英、傅忠、傅勇提交有傅文发、傅营方、傅其英、傅其景等与傅吉方于1988年7月2日签订的转让契约，以证实傅俊梅所遗房屋并非全部属于傅增兴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及侨房的返还原物纠纷案件，讼争的房屋系华侨傅俊梅解放前所建，原、被告均涉及华侨傅俊梅后裔。本案中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生、徐德玉对被告钟仙英、傅忠、傅勇现占有、使用的“朝义第”的2间房屋及“新楼下”的6间房屋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关键在于审查原告对被告占有、使用的房产是否具有所有权或托管权。关于原告对讼争侨房是否具有所有权的问题。原告主张“朝义第”、“新楼下”两座侨房属于傅增兴所有，傅天兴的后裔无份。一审认为原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因在于：第一，本案讼争“朝义第”、“新楼下”两座侨房系华侨傅俊梅解放前所建,“朝义第”共24间、“新楼下”共48间。而根据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0021**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及梅县落实农村侨房政策档案记载，在土改时期，因傅增兴被评为“地主”而没收傅增兴名下的房屋及其托管的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房屋。落实政策后，“朝义第”、“新楼下”合计返还45间，少于“朝义第”与“新楼下”两座房屋总间数72间，说明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傅增兴名下的房屋并非“朝义第”、“新楼下”两座侨房的全部。且根据被告方提交的原1953年土改时期颁发的第494号、第49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傅天兴后裔“新楼下”分配的房间数多于1986年落实华侨房屋中登记返还的房间数。由此可见傅俊梅长子傅天兴名下本身分有房间，且无证据显示被没收。第二，1986年6月7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经查证，将傅增兴家庭成份改变为华侨工人。1988年傅增兴之子傅文发领取阶级成分通知书，并于1989年6月11日将户籍迁回石扇镇建新村。原、被告双方庭审中确认傅文发从80年代回到梅县区石扇镇建新村原籍后，就分配有“新楼下”10间、“朝义第”2间、杂屋4间，共16间房屋，并占有使用至今。傅文发返回原籍后分配的房屋间数与土改前傅增兴名下的房产间数基本一致。�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是将没收的房屋返还给原侨户业主傅增兴（兄弟），并非返还给傅增兴个人。而对被告现在占有、使用的“朝义第”2间房屋和“新楼下”6间房屋，原告亦未再提供有效的权利凭证或其他证据证实该8间房屋属于傅增兴名下。第三，根据被告提交的1988年7月2日的“转让契约”上显示傅文发在此有签字及傅文发领取阶级通知书、迁回户籍情况看，傅文发对落实华侨房屋政策系知晓并参与的。如前所述，属于傅增兴名下的“新楼下”、“朝义第”房屋均已被没收，而傅文发作为傅增兴的后裔在返回石扇镇建新村原籍居住后却分配有房屋居住使用，且其一直对所分配的房屋进行居住使用而未提出异议，说明傅文发对“朝义第”和“新楼下”房屋并非属于傅增兴一人是认可的。关于原告对讼争侨房是否具有托管权的问题。原告主张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朝义第”、“新楼下”房屋由傅增兴托管，具有实际控制使用权；被告方则主张傅天兴后裔托管有房屋，并提交“托管书”、“托管字”证实。一审认为，根据梅县落实农村侨房政策档案第37页的华侨地富阶级成份呈报审批表记载显示，傅增兴家在解放前夕回国后土改前托管有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但在土改时期，该房屋被没收，托管关系即终止。且在1989年12月1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0021**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将没收房屋落实至傅增兴（兄弟）名下后，傅增兴后裔并未再办理有托管手续也未实际代管。而傅天兴后裔在原石扇人民公社建新生产大队的监督下立有“托管书”、“托管字”，且一直按“托管书”、“托管字”实际履行代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之间因代管房屋发生纠纷，应首先查明房屋产权的归属。房屋所有权人明确委托他人代管的，或虽未办理委托手续，但实际上由房屋产权人的亲属代管的，应认定为代管关系。在代管期间，受托人须按照委托权限行使代管权，并履行应尽的义务。由于受托人的过错造成房屋损失的，应予赔偿。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或维修房屋等所需的费用，应由委托人偿付。委托人要求解除代管的，应当准许。”因此，原告主张其托管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朝义第”、“新楼下”房屋，具有实际控制使用权，依法不能得到支持。综上可知，原告既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现在占有、使用的“朝义第”2间房屋和“新楼下”6间房屋属于傅增兴所有，亦未提交委托管理证据证实其对被告占有的该8间房屋具有管理使用权。因此依照《最�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对原告请求被告腾退交还房屋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共同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及侨房的返还原物纠纷案件，讼争的房屋系华侨傅俊梅解放前所建，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涉及华侨傅俊梅后裔。根据原梅县市石扇区象村乡建新村《华侨地主富农阶级成份呈报审批表中》载明土改前傅增兴家房屋约有16间，傅增兴的儿子傅文发经当地政府落实政策返还被没收的房屋有“新楼下”10间、“朝义第”2间、杂屋4间，共16间房屋，并占有使用至今，与土改前傅增兴名下的房产间数基本一致。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是将没收的房屋返还给原侨户业主傅增兴（兄弟），并非返还给傅增兴个人。故争议的涉案房屋并不是上诉人傅小芳、傅华玉及原审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继承傅增兴名下得来的房屋。根据上诉人傅小芳、傅华玉的上诉主张，原审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的陈述意见和被上诉人钟仙英、傅忠、傅勇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房屋该由谁行使托管权。上诉人及原审原告主张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朝义第”、“新楼下”房屋原由傅增兴托管，他们是傅增兴后裔，自然对涉案房屋享有托管权。被上诉人则主张傅天兴后裔从70年代中期起已长期实际托管涉案房屋，并提交“托管书”、“托管字”证实。经查，根据梅县落实农村侨房政策档案第37页的《华侨地富阶级成份呈报审批表》记载显示，傅增兴家在解放前夕回国后至土改前托管有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但在土改时期，该房屋被政府没收，傅增兴夫妻亦在土改期间去世，托管关系已终止。1989年12月1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将没收的涉案房屋落实至傅增兴（兄弟）名下后，傅增兴后裔对涉案房屋未再办理有托管手续也未实际履行代管行为。而傅天兴后裔持有傅华兴、傅德兴、傅算兴后裔于1976年后书写的信件，在原石扇人民公社建新生产大队的监证下立有“托管书”、“托管字”，且一直按“托管书”、“托管字”对涉案房屋实际履行代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之间因代管房屋发生纠纷，应首先查明房屋产权的归属。房屋所有权人明确委托他人代管的，或虽未办理委托手续，但实际上由房屋产权人的亲属代管的，应认定为代管关系。在代管期间，受托人须按照委托权限行使代管权，并履行应尽的义务。由于受托人的过错造成房屋损失的，应予赔偿。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或维修房屋等所需的费用，应由委托人偿付。委托人要求解除代管的，应当准许。”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及原审原告主张其托管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朝义第”、“新楼下”涉案房屋，具有实�控制使用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上诉提出“房屋的转让协议”无效及被上诉人领取了涉案房屋腾退补助费问题，经查，该“房屋的转让协议”转让的是另案老屋，不涉及本案争议房屋；被上诉人钟仙英、傅忠、傅勇虽然领取了涉案房屋腾退补助费，但并不影响其行使涉案房屋托管权。综上所述，上诉人傅小芳、傅华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傅小芳、傅华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干忠审 判 员  孔宁清代理审判员  赖志明二〇一七年四�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幸静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