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10民终3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增彬，女，196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宁安市马河乡。
委托代理人高伟国，黑龙江九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宫英，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宁安市宁安镇。
委托代理人刘莲丽，黑龙江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启飞，男，197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海林农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云花，女，198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海林农场。
上诉人刘增彬因与被上诉人宫英、王启飞、高云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刘增彬及其委托代理人高伟国、被上诉人宫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莲丽、被上诉人王启飞、高云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宫英在一审中诉称：被告王启飞、高云花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26日，王启飞、高云花将从被告刘增彬转包取得的王启飞名下山林承包证中的70垧土地转包给原告，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26日至2023年12月31日，承包费105万元。后双方协商王启飞先耕种两年，承包费56万元，原告实际交付给王启飞49万元。2015年4月，原告准备耕种该土地时，刘增彬进行阻拦并强行耕种该70垧土地。现要求确认原告与王启飞、高云花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7.5万元归原告所有。判决刘增彬停止对原告承包土地使用权的侵害，由被告负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增彬在一审中答辩称：刘增彬转包给被告王启飞的土地不是原告宫英和王启飞合同中的土地，两块土地的位置、面积所有权人都不同，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云花在一审中答辩称：同意原告宫英的诉讼请求。
原判认定：被告王启飞、高云花系夫妻关系。2013年，被告刘增彬与王启飞签订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将刘增彬经营的刘万玉名下的位于宁安市马河乡跃进村东沟里的约70公顷林地，转包给王启飞22年，承包费150万元。双方到宁安市马河乡林业站，办理了承包人为王启飞的山林承包证，并由马河乡跃进村委会主任张颜辉在甲方代表处签字，加盖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公章。同时双方约定邻近的风水山70公顷林地也转包给王启飞，王启飞每年向东京城林业局斗沟子林场缴纳承包费10万元。王启飞先后向刘增彬交付转包费96万元。2013年4月26日，王启飞、高云花将从刘增彬转让取得的王启飞名下山林承包证中的70垧土地转包给原告，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26日至2023年12月31日，承包费105万元。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地块位置为“甲方（王启飞、高云花）将位于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宫英），该土地权属归马河乡林业站和跃进村管辖。”后双方协商王启飞先耕种两年，承包费56万元，原告实际交付给王启飞49万元。2015年3月31日，王启飞与刘增彬在马河乡林业站签订声明，宣布双方的合同终止，转包证无效。2015年春，刘增彬耕种了争议林地，刘增彬与宫英协商2015年争议土地承包费为7.5万元，诉讼结束后，归胜诉方所有。
原判认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013年，被告刘增彬将刘增彬经营的刘万玉名下的位于宁安市马河乡跃进村东沟里的约70公顷林地，转包给王启飞22年，双方到宁安市马河乡林业站，办理了承包人为王启飞的山林承包证，并由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主任张颜辉在甲方代表处签字，加盖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公章，形成了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与王启飞的林地承包合同，王启飞与刘增彬无权终止该合同。原告宫英依据山林承包证，自王启飞处承包了70公顷林地11年的使用权，并交付了相应的承包费，原告与王启飞签订的转包合同有效，应由原告继续耕种至合同期满。2015年，刘增彬耕种了争议林地，双方协商的2015年争议土地承包费7.5万元，应归原告所有。被告刘增彬辩称的争议林地不是原告和王启飞合同中约定的地块，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宫英与被告王启飞、高云花签订的林地转包合同有效，原告继续耕种位于宁安市马河乡跃进村东沟里的约70公顷林地至2023年12月31日；二、被告刘增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将位于宁安市马河乡跃进村东沟里的约70公顷林地使用权归还给原告宫英，并给付原告2015年度林地承包费7.5万元。案件受理费94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20元，合计9970元，由被告王启飞、高云花、刘增彬负担。
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刘增彬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刘增彬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遗漏重要证据，程序违法。一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宫英提交的证明，证明2013年4月26日，被上诉人王启飞与宫英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指明的土地位置“位于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其既不是上诉人与王启飞签订的《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中约定的“跃进村东沟里”土地位置，更不是上诉人的《林地承包证》确定的土地四至限定的位置；一审判决将上诉人的证据一《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遗漏于判决书之外，导致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该证据证明上诉人与王启飞转包的土地位于“跃进村东沟里”；上诉人转包给被上诉人王启飞的土地是40公顷，不是70公顷。一审开庭时出具的宁安市公安局的调查卷宗中霍宏伟的《询问笔录》已经查清“位于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的土地是东京城林业局国有林地，《林地承包证》确定“跃进村东沟里”的土地是跃进村集体所有，二者不是同一所有权人。一审判决认定跃进村的集体所有土地的《林地承包证》中包含东京城林业局的国有土地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山林承包证》四至界线明确，一审判决应当知道“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不是《土地承包合同》中确定的土地位置。两块土地不在同一位置，《山林承包证》中没有被上诉人王启飞的签字，该证无效。一审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被上诉人王启飞的刑事责任，是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王启飞以《山林承包证》中包含“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的土地为名，以欺骗的手段与被上诉人宫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骗取巨额的承包费，触犯刑法，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王启飞与宫英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王启飞在2014年12月16日的《讯问笔录》中已经向公安机关说明了他是明知《山林承包证》不包含承包给被上诉人宫英的土地面积，仍以《山林承包证》为诱饵欺骗被上诉人宫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是法律所规定的欺诈或欺骗行为。被上诉人王启飞明知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只对《林地承包证》确定的“跃进村东沟里”的集体土地有22年的承包权，而对“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国有土地只有口头协议一年的承包权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宫英签订11年的《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是明显的欺诈行为，是违法无效的合同行为；一审开庭时对被上诉人王启飞的2014年12月16日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出示，双方也进行了质证，但一审判决书中未予体现。综上，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宫英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2013年4月10日上诉人刘增彬将其经营的刘万玉名下的位于宁安市马河乡跃进村青年点的壹仟亩林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王启飞。上诉人刘增彬、被上诉人王启飞在宁安市马河乡林业站办理承包人为王启飞的山林承包证，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主任张颜辉在甲方代表人处签订，加盖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公章，在鉴证机关处加盖有宁安市林业局马河林业工作站的公章。被上诉人王启飞与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形成林地承包合同关系。2013年4月26日，被上诉人王启飞、高云花与宫英签订土地承包的《合同书》，被上诉人王启飞、高云花将从上诉人刘增彬处转让来的林地70公顷转包给被上诉人宫英。被上诉人宫英实际交承包费490000元。上诉人刘增彬称遗漏证据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刘增彬在庭审时出示的是《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复印件，该证据出示后，被上诉人宫英提出异议，上诉人刘增彬没有将该证据提交法庭。上诉人刘增彬称《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遗漏于判决书之外，导致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启飞签订《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的时间是2013年4月10日，同日其双方在宁安市马河乡林业站办理承包人为王启飞的山林承包证，该山林承包证中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条件明确此林地为经营权转让。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与被上诉人王启飞之间形成承包合同关系，上诉人刘增彬与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就转让的林地的合同关系终止，上诉人刘增彬对山林承包证中的林地已不具有使用、经营、管理的权利。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王启飞、高云花与宫英签订土地承包的《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石岩农场风水山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该土地权属归马河林业站和跃进村管辖”。被上诉人王启飞、高云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交给被上诉人宫英一份被上诉人王启飞名下的山林承包证复印件。被上诉人宫英转包的土地面积为70公顷，范围较大，石岩农场风水山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只是大致的方位，而不是具体的位置。合同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宫英承包的是马河林业站和跃进村管辖的林地。一审判决正确，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以被上诉人王启飞山林承包证为准，土地权属有明确约定，不存在判决混淆基本事实的问题。被上诉人宫英依据与被上诉人王启飞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承包的林地，上诉人刘增彬在转让该林地终止与马河乡跃进村的合同，就该林地的经营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灭。一审程序合法。被上诉人王启飞经过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同意在宁安市林业局马河林业工作站取得山林承包证，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22年。承包证是马河乡林业站在办理过程中明确写上王启飞的名字，在承包荒山荒地页面上，第二条写明要王启飞认真履行，此山林已经确定转让给王启飞，上诉人依据转让的协议收取被上诉人王启飞的960000元土地转让费。被上诉人王启飞与宫英之间的转包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启飞答辩称：风水山西一公里处是我自己起的名，我不了解当地地形，我只知道二处这个地点。
被上诉人高云花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王启飞的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审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审中，上诉人刘增彬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及复述原审证据如下：
证据一，宁安市林业局马河林业工作站2016年1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及土地所在位置的坐标图。证明：1.跃进村刘万玉1984年在东沟里青年点承包的林地，是马河乡的土地，总面积84.5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为50.8公顷，耕地面积33.56公顷；2.马河乡的林地为集体所有，行政管理主管单位是宁安市林业局下设的马河乡林业工作站；3.该林地坐标位置为北0521249、4972281，南为0523712、4870949，西侧为0524705、4871522.与王启飞转包给宫英的风水山西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的土地坐标位置不同。
被上诉人宫英质证称，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宁安市林业局马河林业工作站不具有对该林地进行测量的资质，对林地进行测量应该有各方当事人参与，测量人员应当签名确认，测量的目的要进行说明，对证明有异议，该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刘万玉承包的合同中山林承包证有四至没有坐标，面积数是一千亩，四至界限明确，马河乡林业站的证明没有对四至、界限、测量人员及测量方法、目的进行明示，该证明也是宁安市林业局林业工作站超出职责范围内出具的，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效力。
被上诉人王启飞质证称，此证据没有当事人签字，不知道怎么出的，不采信。
被上诉人高云花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王启飞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该证据没有负责人及制作人签字，其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证据二，东京城林业局斗沟子林场2016年1月出具的《证明》及土地所在位置的坐标图。证明：1.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一公里处的土地归属于东京城林业局斗沟子林场施业区内，面积71.3公顷；2.斗沟子林场管理的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一公里处的土地为国家所有，由东京城林业局为管理单位，该土地不是马河乡林业工作站管理的集体林地；3.该林地所在位置122林班的坐标为X=0525967、Y=4870343、X=0525996、Y=4870563，121林班的坐标为X=0525384、Y=4871675、X=0525180、Y=4871635,120林班的坐标为X=0524850、Y=4870745,125林班的坐标为X=0524532、Y=4871139,该土地的坐标位置与马河乡林业工作站的《山林承包证》的土地不是同一位置；4.2013年4月26日王启飞转包给宫英的《土地承包合同》标明的“甲方（王启飞）将位于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宫英）”的土地，是东京城林业局管辖的国有土地，而不是上诉人与王启飞2013年4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中约定转包的“跃进村东沟里”的集体所有的土地。此证据附的坐标是东京城林业局原始档案复印的。
被上诉人宫英质证称，对此证据晒图和证明均有异议，此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该图没有出处，没有晒图人员签字确认，是否有晒图资质，斗沟子林场张扬的证明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宫英承包的土地在合同中明确是由马河乡林业工作站和马河乡跃进村管辖的土地，权属归马河乡林业工作站和马河乡跃进村。
被上诉人王启飞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宫英的意见。
被上诉人高云花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宫英的意见。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宫英与王启飞签订的合同书中已明确双方承包的土地权属归马河林业站和跃进村管辖，且被上诉人王启飞向被上诉人宫英出示了《山林承包证》，双方凭此证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证据三，2013年4月10日上诉人与王启飞签订的《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证明：1.上诉人转包给王启飞的土地是位于马河乡跃进村东沟里，该土地是马河乡跃进村集体所有；2.该合同因王启飞未按合同的约定于2013年4月20日向上诉人交付租金而无效，王启飞所交付的96多万元是按合同第四条约定耕种二年土地租金，不是土地转让款；3.上诉人与王启飞签订的《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约定的土地，与王启飞与宫英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土地根本不是一块土地；4.王启飞将位于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一公里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宫英，与上诉人将位于马河乡跃进村东沟里的土地转包给王启飞没有任何的关系，宫英将上诉人列为被告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宫英质证称，此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该补充合同书签订时间是2013年4月10日，在2013年4月10日当天上诉人与王启飞在宁安市马河乡林业工作站办理了转让手续，将转包的林地转让给王启飞，王启飞又办理了山林承包证，依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与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的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王启飞已经与马河乡跃进村民委员会形成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因此该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无论做了哪些权利义务的规定，对宁安市跃进村委会来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跃进村委会与王启飞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王启飞依据山林承包证与宫英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合同合法有效。
被上诉人王启飞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宫英的意见。
被上诉人高云花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宫英的意见。
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要件各方均无异议，对其形式要件予以采信。结合被上诉人王启飞于二审中举示的证据《收条》，能够证明上诉人刘增彬与被上诉人王启飞就双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价款并没有按照该《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中的约定履行，故对于上诉人意在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四，一审法院调取的2014年12月16日11时34分至2014年12月16日15时00分由宁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王启飞作的讯问笔录。证明：1.王启飞向公安办案人明确表述“我当时也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有转包给他们的这两块地的经营权，所以也没说这个《山林承包证》不是转包给他们的石岩农场风水山上的那块地的”（该笔录第五页上数第六行），证明王启飞是在用《山林承包证》欺骗宫英；2.王启飞明知道《山林承包证》不包含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土地，其行为是以虚假的产权证明骗他人的财产，涉嫌构成诈骗，符合移送公安机关的法定条件；3.王启飞向公安办案人员明确表述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土地与马河乡跃进村东沟里的土地“相离一公里”（该笔录第四页上数第八行），可证明：上诉人与王启飞签订的《林地转包补充合同书》与王启飞与宫英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两块土地。
被上诉人宫英质证称，公安机关的笔录是一组，可证明被上诉人王启飞是凭借山林承包证将跃进村土地承包给被上诉人宫英，这片土地承包证是王启飞的名，王启飞在公安机关还有其他笔录，承认将跃进村的土地承包给宫英，因此王启飞承包证包含与不包含风水山二处一公里土地问题均与本案无关，王启飞持有山林承包证对外转包土地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宫英缴纳了承包费，土地权属证在王启飞名下的土地签订的合同是王启飞与宫英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
被上诉人王启飞质证称，我承包土地与刘增彬签订的是150公顷总数之内。
被上诉人高云花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王启飞意见。
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要件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形式要件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意在证明的问题，对其意在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复述原审被告刘增彬证据一，补充证明：1.《山林承包证》的发包人是马河乡的跃进村，承包证中的土地是跃进村集体所有；2.《山林承包证》不等同于林权证和土地证，不是权属证书，是土地承包合同的性质，马河乡林业工作站在《山林承包证》只是鉴证作用；3.《山林承包证》中的乙方王启飞并没有签名，该《山林承包证》不能认定为王启飞的《山林承包证》。
被上诉人宫英质证称，王启飞名的山林承包证，王启飞的名字是山林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签订的，此承包证经过跃进村委会盖章确认，王启飞交给上诉人96万元转让款，该转让合同已经成立，不存在上诉人称的转让合同无效的问题，2013年、2014年此合同已经履行，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
被上诉人王启飞质证称，承包证是我的名。
被上诉人高云花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王启飞的意见。
本院认为，该山林承包证的内容明确体现被上诉人王启飞为林地经营权的受让人，故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意在证明的第三个问题，对其意在证明的该问题不予采信，其他认证意见同一审认证意见。
复述原审被告刘增彬证据二，补充证明：2015年3月31日经王启飞和刘增彬在马河乡林业工作站声明，这时间为止，土地已经转回刘增彬继续承包，该声明中王启飞没有说明土地转包给宫英，该声明签订生效起，之前宫英和王启飞没有就承包合同土地位置进行变更，被上诉人宫英以承包风水山上方二处一公里起诉的而主张权利，所以风水山西山的土地和承包证的土地不同属性，不是同一土地。
被上诉人宫英质证称，我方起诉状中明确写的是王启飞名下山林承包证下的土地70垧，不存在上诉人称的起诉风水山处的土地问题；2.风水山一公里处到此才开始有成片的土地，越过约两里地就是山林承包证中的林地，因此，上诉人称的理由不成立，此声明是王启飞和刘增彬所做，王启飞与跃进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受该声明约束，该声明不能解除王启飞与跃进村的合同，如解除转让合同，山林承包证应该换到上诉人刘增彬名下，显然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声明证明内容不成立。
被上诉人王启飞质证称，声明是我和刘增彬的证在我手里期间，她管我要证，签完协议后证原件返回，证现在在刘增彬手里，当初我们协商的是如不还证就签订声明，我把证还给她了，声明无效。
被上诉人高云花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王启飞意见。
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意在证明的问题，对其意在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宫英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二审中，被上诉人王启飞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被上诉人刘增彬出示的《收条》一份。证明：继续履行与刘增彬的合同书。
上诉人刘增彬质证称，有异议，书写的内容不是刘增彬书写，刘增彬的签字与刘增彬本人签字不符。
被上诉人宫英质证称，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高云花质证称，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增彬质证称该收条中的名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经法庭询问，上诉人刘增彬答复不要求对其签名进行鉴定，故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信；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法庭调查、辩论及查阅原审卷宗材料，本院二审查明事与一审一致；另查明，上诉人刘增彬于2014年6月5日给被上诉人王启飞出具收取其400000元的收条，收条中注明“此款为购买刘增彬林地款”。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增彬称被上诉人王启飞与被上诉人宫英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中约定的“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土地”不是被上诉人王启飞持有的《山林承包证》中的土地，而是东京城林业局斗沟子林场的土地，但被上诉人王启飞与宫英签订的合同中已明确其转包的土地权属归宁安市马河乡林业工作站和跃进村所管辖，被上诉人王启飞是依据其持有的《山林承包证》与被上诉人宫英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且宁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被上诉人王启飞做的讯问笔录中体现王启飞在将其持有《山林承包证》的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宫英的同时，将其从上诉人处另行承包的东京城林业局斗沟子林场“石岩农场风水山上方二处西岭一公里处”的土地转包给了案外人张永辉，故被上诉人王启飞也无法将此土地转包给宫英，综合上述事实，上诉人刘增彬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王启飞转包土地的问题已经宁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理过，因此本案不需移送公安机关，上诉人刘增彬关于本案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王启飞持有的《山林承包证》中“乙方代表”处虽然没有其签名，但是该证内容已明确体现林地经营权的受让人为王启飞，故该《山林承包证》合法有效，上诉人刘增彬关于被上诉人王启飞持有的《山林承包证》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增彬上诉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上诉人刘增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继凯
代理审判员 李冬梅
代理审判员 李慧宇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维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