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北京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住北京市通州区。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8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张某1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张某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一审法院就没有将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陈述总结，而是将双方陈述的内容一一列出是不对的，本案双方争议的法律事实，首先是两份诉讼文件上载明的借款是否归还，按照两份矛盾文件的出具时间不难看出债务存在且没有归还的文书在后，双方均陈述有胁迫情形，通过调查，张某主张胁迫的报警记录时间与文件载明的时间接近，报警记录上陈述了被胁迫的事实，并大致描述了被胁迫书写文书的内容，与张某1出示给法院的文件的内容基本一致，应当被法院采信。张某1主张胁迫的报警记录时间，与文件载明的时间相隔甚远，文件的内容也根本陈述不上来，且开庭也不到庭说明情况，其主张按照证据规则，根本不应被采信。其次是关于钱款的给付，借款的目的，双方均没有争议，仅对归还一项双方有争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某1仅出具了一张有胁迫事实的字条，没有出具任何的资金来源证明，根本无法证明其有能力归还且已经归还的主张。双方是通过房屋买卖相识的，该房屋买卖结束后的资金往来记录，张某支付最后一笔房款的时间是2012年的5月17日，通过银行转存的方式给付了张某1208000元。2012年6月18日张某1就取到只剩下55000元了，张某1怎么可能有能力一次性给付张某26万元现金。一审法院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否认了财产约定的证据及证据效力，根据法院调取的笔录和财产约定的内容，不难看出张某1在一开始报警的时候，并没有提及书写文书一事，也没有提及书写的日期与实际签署日期不一致的情形。按照张某提供的财产约定，签订日期是2014年的7月30日，张某1主张胁迫的时间是2015年的11月2日。在报警记录中问题文书内容，张某1陈述不知道，在张某起诉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后，张某1又到派出所说是这份文书，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有逃避债务而肆意胡说的可能性。这样的笔录，根本就没有证据效力，不知道为什么一审法院会认可这样一份证据，而推翻张某财产约定效力的。综上所述，张某认为一审判决明显偏袒张某1，枉法裁判，理应撤销，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张某的上诉请求。
张某1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1偿还借款26万元；2．诉讼费由张某1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与张某1原系夫妻关系，2012年11月19日办理结婚登记，2015年6月5日经法院判决离婚。
张某向法院提交财产约定一份，内容载明：“甲方：张某1，乙方：张某，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对婚前及婚内财产约定如下，同时2013年10月26日乙方出具的放弃财产承诺作废。1、北京通州区××号房产系乙方婚前财产，同时乙方购买该房产时已足额支付给甲方购房款，无论双方离婚与否，该房屋均为乙方的个人财产，甲方无权取得。2、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应寺村南的院落为甲乙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具有同等的财产权利。3、北京市通州区××村自建房为甲乙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具有同等的财产权利。4、甲方因购买本田CR-
V车辆向乙方借款26万元，如双方离婚，该款项作为甲方对乙方的债务，从夫妻财产中先行扣除还给乙方。”张某及张某1均在该财产约定上签名并按捺手印，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张某另向法院提交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该明细显示：2012年11月17日，支出217800元、6940．33元、1030元各一笔，2012年12月2日支出一笔15000元；该发票联显示：2012年11月17日张某1购买价税合计217800元的多用途乘用车一辆。张某即依据财产约定第4条、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提起本案诉讼，称2012年，张某1购车时向其借款，其直接刷卡替张某1支付了购车款及相应税费、保险，即上述四笔款项，另向张某1交付部分现金，以上共计26万元，张某1一直未向张某出具借据。二人结婚后，张某曾先后三次向通州法院起诉离婚，在2014年起诉离婚，通州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张某上诉期间，张某1找张某认错，希望张某撤诉，不要再起诉离婚，张某便要求张某1出具了上述财产约定，时间就是财产约定落款时间2014年7月30日。
张某1不认可张某所述财产约定的出具时间及背景，称财产约定系于2015年11月2日，在张某的胁迫之下所签，当时张某带了几个人到应寺村×××号，拿了两张纸强迫张某1签字，张某1并不知道纸张书写的内容，但是在张某等人的胁迫之下只好签字，直到张某提起另案诉讼，通州法院向其送达应诉材料时，张某1才知道当时所签的两张纸中有一张是本案的财产约定。张某1在当天向永乐店派出所报警，法院调取了永乐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2015年11月2日对张某1的询问笔录中张某1陈述了2015年11月2日张某带5、6个小伙子对其进行胁迫，强迫其在不知道内容的两张纸上签字的过程。在2016年1月11日、2016年1月21日、2016年2月13日对张某的询问笔录中，张某对2015年11月2日的事情经过进行了陈述，张某称当日其与婶子，另加其雇佣的三人到应寺村×××号收拾房子，此房系张某婚前从张某1处购买，但离婚后张某1干扰张某对此房屋的使用，故张某当天雇佣三人壮胆，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张某1进来了，并与张某一方起了冲突，张某雇佣的人打了张某1几个嘴巴，但并没有强迫张某1签订任何书面材料。
张某1另称财产约定第4条载明的购车款确系张某刷卡支付，但其在张某刷卡之前已向张某支付现金26万元，且张某于2013年10月26日向张某1出具书面材料一份，对该笔款项予以说明，内容载明：“通县楼房有张某1一半，买楼房张某1给张某35万现金，车与我本人没有关系，刷我的卡，张某1给张某26万现金，东口、西口门面房与我没关系，42万元，我本人欠20万张某1。”张某称上述书面材料系于2013年10月28日在张某1胁迫下所写，2013年10月30日张某到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以下简称通州分局）报警，通州分局联系永乐店派出所，当日永乐店派出所与张某制作了询问笔录。法院调取了该询问笔录，张某在询问笔录中称张某1胁迫其出具了上述书面材料。
2016年4月20日，法院与张某1谈话过程中，张某1突然犯病，全身抽搐、僵硬。经120现场查体，建议去医院进一步治疗，张某1予以拒绝。2016年7月27日开庭审理本案，张某1接到传票电话告知法院其身体不适，未到庭应诉。2017年4月19日，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本案，张某1接到传票后仍以电话形式告知其身体不适不能开庭，且提出其被张某找去的人员打伤，本案借款应待伤害案件处理完毕后审理。
上述事实，有财产约定，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5）通民初字第05423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9328号民事裁定书，受案回执，落款为张某的书面材料，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作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某与张某1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张某主张其与张某1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向法院提供财产约定，证明张某1因购车向其借款26万元；张某1对此予以否认，提供张某书写的书面材料，证明上述26万元系张某1现金给付张某，只是借刷张某银行卡购车。现张某与张某1均否认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称系受胁迫签订，均向永乐店派出所报警，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应询问笔录，均显示双方在报警时否认各自书写的书面材料系出自本人意愿，而是受对方胁迫出具。除此之外，张某未向法庭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依据现有证据，法院无法推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张某要求张某1偿还借款26万元，依据张某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本案中，张某主张其与张某1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并向法院提供了财产约定及银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张某1因购车向其借款26万元。张某1对于财产约定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并提供了张某书写的书面材料及主张其曾就受胁迫出具财产约定的情况进行了报警，张某亦否认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称系受胁迫签订，亦向永乐店派出所报警。根据法院调取的双方向永乐店派出所报警后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双方均存在报警情况，且在报警时均否认各自书写的书面材料系出自本人意愿，而是受对方胁迫出具，但公安机关未双方的报警做出明确的胁迫认定和处理，故据此可以认定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材料均存在较大瑕疵争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张某除了上述证据外，未能提供其他有效的债权凭证证明双方借贷法律关系客观真实存在。故依据张某提交的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驳回了张某关于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张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茵
审 判 员 郑吉喆
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 助理 沈 力
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