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8民终3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小鹏，男，197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住神木市神木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宁，北京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陕西正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利军，男，197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神木市人,住神木市神木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陕西秦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贾小鹏因与被上诉人贾利军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2017）陕0821民初5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贾小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宁、ＸＸ，被上诉人贾利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小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2017)陕0821民初560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付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2.依法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票据法律关系，不属于合同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纠纷是基于实施票据行为，在票据的流通、转让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持票后手）享有对被上诉人（持票前手）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一审法院查清的事实也全部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因票据流通与其前后手之间产生的纠纷，显而易见，案件属于票据纠纷而非合同纠纷。事实上，一审法院在立案时也是按照票据纠纷立案，但判决时却变更为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第二十八项“票据纠纷”第325项案由规定有“票据追索权纠纷”。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变更案由无依据，歪曲了案件的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关于“1030****/2130****”号银行承兑汇票情况的说明》为合同，显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我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是由于一张被拒绝承兑的汇票引发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作为票据的持有人，在交易票据的过程中引发的纠纷。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这一基础性的法律关系，而是以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行使票据追索权的过程中签订的一个关于上家与下家如何追偿的《情况说明》来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是错误的。这份情况说明通篇就是在描述一个票据流转的过程及被拒绝承兑后如何行使追索权的说明，并无实际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内容。可见，该《情况说明》并不是我国合同法上规定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次，《情况说明》中上诉人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追索权也没有默认放弃追索权。情况说明中双方声明：“此退款贾小鹏与贾利军共同向包头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双方各自出资1200000元。开支双方共同承担，如此款追回双方共同分配。”其中对贾小鹏的下家是包头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也是认可的。同时，双方同意各自出资120万元用以实现贾小鹏的下家包头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的追索权。关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追索权并没有作出放弃的明确意思表示，事实上上诉人也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该权利，上诉人起诉行为本身也意味着不放弃追索权。此外，“如此款追回双方共同分配”也只是对款项追回之后如何分配的声明，对于如款项无法追回的后果并不涉及。况且，退一万步讲即使认定该声明是对权利的附期限的约定，那么法律上也有义务人必须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的规定。本案中从2015年8月份案发至今已有将近3年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履行义务的合理期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行使追索权没有法律依据错误。首先，依据票据法第六十八条：“……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本案中，上诉人的后手对上诉人进行了追索，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共同清偿了债务之后，取得了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可以对前手进行追索。其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是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对原告请求被告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没有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本案中，即使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票据交易行为无效，依据该规定，被上诉人也应当向上诉人返还财产。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财产于法有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是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枉顾了双方以合理对价持有票据的事实，不支持上诉人的追索权更忽视了上诉人的财产权。（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规定，错误的用合同法审理票据纠纷，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明显错误。上诉人依据我国票据法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贾利军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与案件的客观证据相符，上诉人上诉所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成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合作经营票据业务的合同关系，而不是票据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4年间协商，双方共同从事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该事实可以从《关于“1030****/2130****”号银行承兑汇票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第二页第4-8行约定的下列事实印证：1、该支汇票的损失240万元各出120万元；2、该支汇票开支共同承担；3、该支汇票损失追回款项共同分配；4、共同就该支汇票受骗向神木县公安局报案。由此双方之间至始就是合作经营的合同关系，而不是票据法律关系。上诉人陈述双方之间形成票据法律关系的理由不成立。退一步讲，即使以上诉人陈述双方之间权利义务产生在票据的流通、转让过程中，是票据法律关系，上诉人享有对被上诉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则双方之间于2015年8月4日签订《情况说明》是票据权利人对票据项下权利行使处分权的具体体现，票据权利义务双方之间在协议签订之时已经对原来法律关系产生了权利义务处分，原有法律关系以该合同为准消灭。合同签订之时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合同关系。上诉人以原有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二）《情况说明》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权利义务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上诉所称“该《情况说明》不是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自然人主体、双方地位平等，签订的《情况说明》对各自基于原来法律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进行处分，是终止双方原来民事权利义务，设立新的民事权利义务的依据，完全符合合同的各项要件。上诉人以“一审法院认定《情况说明》为合同，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与本案己存在的证据相悖，是对法律的曲解。《情况说明》第二页第3-8行中约定：“己经退还了240万元，此退款系贾小鹏、贾利军……各出资120万元。开支双方共同承担，追回的款项共同分配。贾小鹏与贾利军于2015年7月1日向神木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报案……”双方之间对于己经赔付款项的承担、已经产生的支出承担、追回款项的分配等因为该票据损失产生的权利义务约定具体、确定，是权利人处分自有权利的具体体现。上诉人对已经处分了的民事权利提出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二、一审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首先，本案当事人的基础法律关系不管是合伙经营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合同关系，还是因为票据的流通、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均因为双方于2015年8月4日签订《情况说明》确定新的权利义务，形成合同关系。因此双方之间的纠纷不适用票据法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规定裁判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其次，一审法院是因为《情况说明》中当事人处分了各自的权利义务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明确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为支付涉案承兑汇票金额1191200元，而没有确认《情况说明》无效，更没有主张因《情况说明》无效返还财产，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侵犯了其财产返还权，明显违背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审理原则，更与本案的客观事实相悖，其该项主张不成立。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涉案承兑汇票产生的权利义务以《情况说明》的约定形成合同关系，上诉人以双方之间系票据法律关系为由的上诉请求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均不符，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依法维持。
贾小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被拒付的票号为103000523120****银行承兑汇票金额11912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以11912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从2015年4月22日起至被告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4日，原、被告签订了《关于1030****/2130****号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具体内容为：“贾利军需要资金周转，于2014年11月13日指派自己下属兰强向贾小鹏交付票号为1030****/2130****的银行承兑汇票一支,面额为245万元,贾利军支付了2.4%的利息后,实际收到贾小鹏现金2391200元整。贾小鹏在收到该汇票的当日，即将此汇票交付给包头市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其经办人为刘帅，在贾小鹏向包头市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贴息2.2%后，实收现金2396100元。2015年4月20日，包头市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告知贾小鹏票号1030****/2130****的银行承兑汇票系伪造票据。为此，贾小鹏于2015年4月22日向包头市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退还了2400000元。此退款系贾小鹏与贾利军共同向包头市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双方各出1200000元。开支双方共同承担，如此款追回双方共同分配（上家和下家）。贾小鹏与贾利军于2015年7月1日向神木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报案，现已进入立案侦查阶段。”最后，原、被告签名并捺印。因票号为1030****/2130****的承兑汇票所涉的诈骗案件公安机关未结案。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5年8月4日所签订的“情况说明”，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情况说明”中约定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该情况说明中对票号为1030****/2130****的承兑汇票的来龙去脉以及处理方式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原、被告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不论是合作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因承兑汇票业务造成240万元的经济损失双方各承担120万元，如此款追回双方共同分配。因承兑汇票所涉的诈骗案件公安机关虽受理，但款项还未追回，现原告起诉与被告索要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另，原、被告均不是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原告对票据不享有追索权，因此，原告依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行使追索权的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贾小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60元，由原告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另查明：2016年6月24日，贾利军向神木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称，刘赵明利用一张245万元假银行承兑汇票诈骗其238.875万元，该侦查大队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6日向贾利军出具《受案回执》。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故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系合伙关系，双方在签署《情况说明》后是否转变为合同法律关系，在涉案款项未追回前上诉人是否有权向被上诉人行使票据追索权等问题。
关于合伙关系问题。上诉人诉称其与被上诉人系票据流转过程中的“上家与下家”，被上诉人辩称其与上诉人于2014年间口头协商共同从事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系合伙关系。经查，根据双方2015年8月4日签署的《关于“1030****/2130****”号银行承兑汇票情况的说明》内容及被上诉人报案后神木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受案回执》记载，涉案汇票系被上诉人从一个自称“刘赵明”的人手中购得，其为此支付238.875万元对价，之后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向其支付239.12万元后又转手包头市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向上诉人支付了239.61万元对价。从上述票据流转过程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不同利率分别贴息的行为可见，双方在此次交易中不具有合伙关系的性质。被上诉人的该项抗辩理由证据不足，上诉人又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涉案纠纷的性质问题及追索权问题。上诉人上诉称，因被上诉人向其交付的汇票系伪造，其下家（即后手）向其追索，其找到被上诉人，双方各自出资120万元共同赔付，虽然被上诉人已向后手赔偿了120万元，但双方系票据追索关系，其因此造成的119.12万元及利息损失被上诉人也应当向其赔付。被上诉人辩称，双方之间于2015年8月4日签订《情况说明》是票据权利人对票据项下权利行使处分权的具体体现，双方之间的关系在协议签订之时已经对原来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处分，原法律关系已消灭，从《情况说明》签订之时双方之间已经转换为合同法律关系，故在其未向前手追回损失前无需向上诉人支付。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性质仍然属于票据追索权纠纷。首先，上诉人因向包头市润雨昊然贸易有限公司交付的票据为伪造票据被追索，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120万元，用于共同向上诉人的后手赔付，上诉人对其被追索的另外119万元提起诉讼，主张的是票据追索权，而被上诉人则抗辩否定该追索权，双方的争议系针对票据追索权是否成立而形成的；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二）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涉案汇票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上诉人支付了相应对价，之后因该汇票系伪造，上诉人因此被追索赔付，其向被上诉人行使再追索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双方之后签署的《情况说明》中虽然有“此款追回共同分配”的内容，但上诉人并未放弃追索权，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是为了行使追索权，若能够追回款项，公安机关也应该是退还给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无直接的关系。而被上诉人所称的“上家”“刘赵明”是何方人士、是否能够通过公安机关追回款项、何时能追回、能追回多少，均是不能确定的因素，故上诉人关于前述“此款追回共同分配”是其给被上诉人留有合理期限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关于本案性质应为合同纠纷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诉争双方仍然系票据追索法律关系，上诉人的追索权并未丧失，其有权向被上诉人追索。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损失，在涉案票据流转过程中，被上诉人也系受害者，并且在纠纷发生后，双方协商的也只是直接损失，上诉人再主张利息损失有失公允，故对其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贾小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审法院变更案由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2017）陕0821民初5605号民事判决。
二、由贾利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贾小鹏赔偿损失1191200元。
三、驳回贾小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760元，由贾小鹏负担760元，由贾利军负担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20元，由贾小鹏负担1020元，由贾利军负担16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燕
审 判 员 刘小华
代理审判员 王伟云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