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1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厉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达清。
上诉人厉聿为与被上诉人袁达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5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调查。上诉人厉聿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袁达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厉聿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4年8月12日，厉聿与袁达清签订《投资协议》一份，约定厉聿向袁达清创立的项目投资5000元。协议签订后，厉聿支付了投资款5000元。因袁达清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故厉聿于2014年12月3日与袁达清协商解除合同，双方达成协议，由袁达清返还厉聿投资款3500元。2015年3月30日，袁达清返还1750元，并与厉聿约定剩余款项最迟于2015年5月底前还清。2015年5月31日，厉聿再次要求袁达清还款，但其一再推脱，并表示若厉聿继续催讨将不再还款。厉聿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其有权解除上述协议。故厉聿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袁达清返还投资款32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袁达清负担。因在审理过程中，袁达清向厉聿返还1750元，故厉聿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袁达清返还投资款1500元。
袁达清在原审中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答辩及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2日，厉聿与袁达清签订《投资协议》一份，约定厉聿投资5000元用于袁达清创立的1824创意生活服务平台项目。协议签订后，厉聿向袁达清支付投资款5000元。2014年12月3日，厉聿要求退出投资，双方为此达成协议，由袁达清返还厉聿投资款3500元，但未就履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2015年3月30日，袁达清返还1750元。2015年7月1日，袁达清又返还1750元。
原审法院认为：厉聿与袁达清就厉聿退出投资所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双方未就履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事后也未达成补充协议，故厉聿有权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袁达清必要的准备时间，现袁达清已在开庭前返还厉聿投资款3500元，故厉聿的诉请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7月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厉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厉聿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厉聿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根据厉聿庭审陈述及确认有效证据认定了2014年12月3日双方达成协议的事实。但2015年5月31日，经厉聿催讨，袁达清明确告知若厉聿提起诉讼，其将不再履行义务。因此，厉聿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该还款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袁达清应恢复原状，返还投资款5000元，因袁达清已返还3500元，故仍应返还1500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袁达清向厉聿返还1500元，或者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并判令袁达清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袁达清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上诉人厉聿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短信截屏图。拟证明在2015年5月31日厉聿向袁达清催讨余款时，袁达清明确表示不再履行的事实。二、证人徐某证言。拟证明投资合同由袁达清撰写，并与多位投资人签订。虽然合同未写明以成立公司为目的，但各投资人与袁达清之间有该约定。
上述证据，短信内容由厉聿当庭提供手机核对；证人亦出庭接受询问。被告袁达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质证权利。经审查，对上诉人厉聿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的短信截屏内容打印件显示：对方号码为155××××5803（30），当前屏幕有三条完整的短信（发送时间和内容）以及最下方一条短信的发送时间（无内容）。2015年5月31日15时49分，厉聿向袁达清发送“我和你说过了的，最迟今天，等传票吧”。袁达清当即回复“传吧，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一分钱都没有”。2015年6月15日22时46分，袁达清向厉聿发送“同学，不是不还钱给你，现在是真的没钱，我这边和老板借1750，5天之内给你可以吗？”经与厉聿提供的手机收件箱核对，仅有前两条完整短信发送时间和内容，据厉聿称，其他短信已被删除。本院认为，该短信截屏内容，能基本与手机收件箱内容吻合，且相关短信交流内容与本案厉聿与袁达清之间争议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契合，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中证人徐某出庭接受询问，陈述主要内容为：证人与厉聿是高中同学，目前均在下沙读书。证人此前并不认识袁达清。证人在网上了解到袁达清介绍的拟成立为大学生提供便捷服务的名为“1824创意生活”的公司，并与袁达清沟通后，证人愿意一起合作。后来证人找了厉聿，袁达清另找了3人，一共6人陆续共同出资组成一个团队。每个人均与袁达清签订了相同的《投资协议》，根据每个人的投资额确定份额，证人出资6000元，但协议中并没有写明要成立公司。这个项目主要是为大学生提供便捷服务，也出售生活类、电子类产品，以及组织线下活动。服务免费提供，主要通过出售商品盈利。前期一直在投入，包括购买网络域名并维护网站，租用办公室，储存商品，开展广告活动，以及除了团队人员之外的人力成本。据证人的了解，这个项目运营状况一直不好，一直是亏损，大概30%，3万左右，主要是房租和货物的积压方面。运营期间其他投资人对袁达清不信任，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运营了半年左右，后一两个月就陆续全部退出而结束。证人退出时只剩下袁达清一人继续在坚持，与袁达清交涉后，证人承担30%的亏损退还70%的投资。证人最后退出，但比其他投资者先拿到退款。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投资协议》、厉聿与袁达清的短信沟通内容吻合，本院确认其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袁达清创立“1824创意生活服务平台”项目，欲吸引投资者组成团队经营，并拟成立相应的服务类公司。经徐某介绍，厉聿自愿加入团队投资。2014年8月12日，厉聿与袁达清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厉聿投资5000元用于袁达清创立的1824创意生活服务平台项目。协议签订后，厉聿向袁达清支付投资款5000元。因项目运营不善一直亏损，投资者与袁达清之间逐渐缺乏信任，包括厉聿、徐某在内的各投资者陆续退出经营。徐某最后一个退出，与袁达清达成承担30%亏损后退还投资款的协议，但徐某获得退款相对比其他投资者较早。2014年12月3日，厉聿向袁达清发送短信要求退出投资归还5000元投资款，袁达清表示所有投资者都承担了30%的损失，要求只退款3500元，厉聿回复短信同意并表示可以等袁达清有能力时再归还。2015年2月2日起，厉聿与袁达清多次通过短信往来协商还款。期间袁达清曾承诺在2015年5月之前归还一半，并于2015年3月30日归还了1750元。厉聿收到款项当日要求剩余款项在2015年5月前归还，袁达清表示只能年底归还。2015年5月31日，厉聿表示因袁达清未能在5月归还，将提起诉讼。袁达清回复“你再这样，一分钱都没有”。2015年6月1日，厉聿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袁达清归还3250元。在审理过程中，袁达清于2015年7月1日归还厉聿1750元，厉聿据此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袁达清归还1500元。
本院认为：厉聿与袁达清就投资项目达成了《投资协议》，在经营难以为继时，双方就厉聿退出投资通过短信达成了协议，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根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在双方结算并达成厉聿退出投资的协议时，并未就袁达清向厉聿退款的履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事后双方亦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袁达清可以随时履行，厉聿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从厉聿与袁达清的短信往来，可见厉聿在2015年3月30日收到一半款项后仍明确要求袁达清在2015年5月底之前清偿剩余全部债务，对此，本院认为厉聿已要求履行并给予了袁达清必要的准备时间。袁达清未在2015年5月底前清偿剩余全部债务，依法应向厉聿清偿债务并向厉聿赔偿因未能按时清偿债务给其带来的资金占用损失。因本案厉聿并未主张损失赔偿仅要求返还投资款，故在袁达清已在诉讼过程中清偿全部约定债务时，厉聿的诉讼请求已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正确。
厉聿在袁达清已归还结算时约定应退还的全部款项后，仍坚持袁达清应退还1500元。其理由是，虽然双方达成协议，由厉聿承担30%的亏损后，袁达清向厉聿退还5000元投资款中的3500元。但因袁达清明确拒绝履行债务，因此厉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解除《投资协议》以及退资协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要求恢复原状，由袁达清返还全部5000元投资款。故袁达清在已返还3500元的情况下仍应返还1500元。对此，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在履行《投资协议》的过程中就厉聿退出投资达成了退资协议，该协议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解除了双方之间的《投资协议》；二、确定了合同解除后的权利义务。因此，本案中，《投资协议》是已解除的合同，退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投资协议》而成立的合同。《投资协议》不因退资协议未得以履行可以得到再次解除。因为这将使被解除的合同中已终止的权利义务不必要地重新陷入未决状态，有违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本意。对于厉聿要求解除退资协议的问题，退资协议确立的是结算后的单方义务，在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法律已赋予权利人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权利，只有在签订该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情形，又或对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权利人才可以依法行使变更或者撤销协议的权利。结合本案情况，退资协议签订过程中，双方解除《投资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结算后确定的退款数额符合运营亏损实际，公平合理，退资协议不存在前述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因此，本案退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厉聿请求解除已协商解除的《投资协议》以及合法有效的退资协议，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厉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 晟
审 判 员 章保军
代理审判员 ＸＸ力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