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吉民申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永明，男，汉族，1963年10月25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桂清，女，汉族，1944年7月24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喜林，男，汉族，1946年9月15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时文录，男，汉族，1945年1月9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宗伯峰，男，汉族，1954年1月21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俊海，男，汉族，1962年7月19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付秀琴，女，汉族，1943年5月12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蔡培时，男，蒙古族，1948年10月27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文玉，男，汉族，1944年11月4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刚，男，汉族，1932年12月12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英杰，男，汉族，1948年2月3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秦淑文，女，汉族，1967年8月7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俭，吉林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桂霞，女，汉族，1949年4月12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梁立国，吉林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汪学梦，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陈永明、王桂清、宗伯峰、王喜林、时文录、张俊海、付秀琴、蔡培时、马文玉、李刚、马英杰、秦淑文(以下简称陈永明等12人)因与被申请人吴桂霞、吉林省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圣安公司)执行异议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二终字第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永明等12人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诚信大厦301室房屋不是国有资产，而是圣安公司所有的财产，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房集团)无权进行管理和颁发证件。原审中陈永明等12人提交了长房集团与圣安公司签订的《房屋移交协议》，该协议记载圣安公司只将诚信大厦的4层、6-19层移交给长房集团，长房集团对三层没有管理权，无权代表国家管理该财产，当然也无权颁发《国有资产住宅房屋使用证》。故原审法院依据《国有资产住宅房屋使用证》认定诉争房屋系国有资产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伪造的。1.借条不真实。原因是：其一，吴桂霞称出借的款项是圣安公司用于支付被拆迁户的货币安置费，既然是公司借款为何没有公司财务部门出具借条？为何借条上亦没有加盖公章或财务章？为何不入财会账？且吴桂霞是1998年3月5日出借此款，但圣安公司给赵某货币补偿的日期为1998年7月6日，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该款没有出现在圣安公司的账户里，与常理不合。其二，考虑到1998年的社会经济水平，18万元在当年是一笔巨款，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吴桂霞当年不应有此巨款，且该款的支付方式无从考证，故该借条仅为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补强的情况下，不应作为有效证据彩信。其三，借条由碳素笔书写，日期为1998年3月，但是在1998年并不使用碳素笔，故借条的真实性存疑。2.吴桂霞与圣安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圣安公司为吴桂霞颁发《拆迁房屋分配证》是双方恶意串通伪造的。原因：其一，1996年圣安公司将其预开发区域的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委托给长春市房屋拆迁公司(以下简称市拆迁公司)，双方签订的长拆委字(96)第7号《拆迁委托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市拆迁公司)实施该拆迁范围内250户、9个单位的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工作。”第六条约定：“甲方在拆迁范围内向乙方提供符合标准的回迁用房，回迁完毕后，乙方将剩余房屋返回甲方。”第七条约定：“甲方(即圣安公司)必须履行乙方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乙方核定拆迁户数、核定被拆迁人的补偿、补助等各项费用。第九条约定：“乙方为被拆迁人办理煤气、安装费、供暖使用证等一切事宜。”上述条款内容已足资证明签订拆迁协议、核定拆迁户及补偿数额、安置回迁房屋等全部工作均由市拆迁公司独立完成，圣安公司全部退出，且在市拆迁公司办理回迁完毕后，才能将剩余房屋返回圣安公司，圣安公司并无回迁房屋安置权利。由于2006年回迁工作尚未完成，还有几十户被拆迁户没有得到安置，在此情况下，圣安公司无权支配和处分回迁房屋给吴桂霞。而且按照圣安公司的主张，圣安公司已于2005年将案涉房屋移交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总公司康平分公司(以下简称康平分公司)，则圣安公司更不应该在2006年又将该房屋分配给吴桂霞。综上，圣安公司既无权单独与吴桂霞签订《拆迁协议书》，更无权单独为吴桂霞办理回迁房屋分配证。其二，《拆迁协议书》与《拆迁房屋分配证》不真实，是伪造的。从形式上看：市拆迁公司与全部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在上方均有合同编号，在右下方标有“三联，被拆迁人存查”字样，而吴桂霞提交的《拆迁协议书》既没有合同编号，也不是被拆迁人留存联，而是拆迁办备案联，此联不可能给被拆迁人，因此该协议是不真实的。此外，《拆迁协议》为一式三份，都是用油笔垫复写纸书写，不可能用碳素笔书写，特别是98年也不可能用碳素笔书写。特别是吴桂霞所持有的《房屋分配证》右下房印有“吉林省房屋拆迁公司(以下简称省拆迁公司)”字样，加盖的是圣安公司的公章。案涉房屋由市拆迁公司负责拆迁不可能使用省拆迁公司的《房屋分配证》，更不可能加盖圣安公司的公章，故该《房屋分配证》是伪造的。从内容上看：拆迁协议记载“使用面积57.84m2,建筑面积112.2m2”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建筑面积与使用面积的换算比例为1.42:1，57.84m2的使用面积最多只能是82.13m2的建筑面积，圣安公司无偿将30多m2的房屋拱手相让，充分暴露出协议的不真实性。3.吴桂霞出示的《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不是有效证件，是伪造证件。其一，涉案房屋不是国有资产，根据长房集团与圣安公司签订的房屋移交协议，圣安公司只是把诚信大厦的4层、6-19层移交给长房集团，故长房集团对本案涉及的房屋没有所有权，也没有管理权，无权发放涉案房屋的《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其二，该《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存在较多瑕疵。诚信大厦位于朝阳区，应由康平分公司管理，但是该《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上加盖的却是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总公司全安分公司(以下简称全安分公司)的印章，显然不真实。此外，该《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记载的居住面积为39.83m2，使用面积却为106.62m2，显然不合常理。4.康平分公司与圣安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是不真实的。康平分公司并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也不具有管理国家直管房屋的主体资格。且在回迁工作未完成之前，圣安公司亦不能私自处分回迁房屋。5.田某某、赵某选择货币安置后，其回迁权利已经灭失，不存在代位行使的问题。综上，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确认长春市西安大路诚信大厦三层东侧301室房屋为吉林省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可供执行财产，许可对该房屋继续执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桂霞及吉林省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院认为：(一)吴桂霞是否合法取得长春市西安大路诚信大厦301室房屋的承租使用权是应否支持其执行异议的关键。但目前吴桂霞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合法取得案涉房屋的使用权。1.吴桂霞主张其支付案涉房屋合理对价的依据是1998年3月5日圣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学梦为其出具的《借条》，但该《借条》只能证明吴桂霞与圣安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即便该《借条》所涉及的借款确实用于对田某某、赵某进行货币补偿，但由于田某某、赵某是从圣安公司处取得的货币补偿，并非从吴桂霞处取得的回迁权利出让款，所以不能证明吴桂霞取得了田某某、赵某的回迁权利。1998年7月10日吴桂霞与圣安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虽载明：“田某某（被拆迁房屋面积57.84平方米）、赵某（被拆迁房屋面积112.20平方米）两个拆迁户的回迁房屋由吴桂霞付款买断，回迁时按实际分配面积计算，房款多退少补。”但由于该协议为吴桂霞与圣安公司签订，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同样只能约束吴桂霞和圣安公司，并不能产生田某某、赵某转让回迁权利的法律效力。故即便按照吴桂霞一方的主张，在吴桂霞本身并非回迁人的前提下，其支付的款项仅是取得了圣安公司以房抵债的债权，而并非回迁权利。2.本案涉及的公产房拆迁安置有别与一般的私房拆迁安置，圣安公司在房屋建成后并不直接回迁给被拆迁人。按照圣安公司和吴桂霞所认可的长房集团与圣安公司2005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产权移交协议书》、2005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记载，圣安公司向长房集团移交房屋均属偿还性质，所以圣安公司在2005年12月1日将案涉房屋移交给长房集团后已不应再亨有支配案涉房屋的权利。而圣安公司却在移交房屋后又将案涉房屋分配给了不具有回迁权利的吴桂霞，也就是说长房集团用自己管理的案涉房屋代为偿还了圣安公司对吴桂霞的借款，在未查实该种代为履行行为的真实性之前，认定吴桂霞取得案涉房屋承租使用权的依据并不充分。(二)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法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吴桂霞已针对案涉房屋取得《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获得房屋承租使用权，故该房屋不宜作为可供执行的财产处置。但该《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形式上存有瑕疵，该证件上填发单位一栏加盖的是长春房地(集团)物业总公司全安分公司印章，但考虑到案涉房屋位于朝阳区西安大路，其是否应为全安分公司管理范围足以引起对《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应予进一步查证。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总公司国有房产管理部虽于2012年4月11日出具了《情况说明》，表明因工作人员疏忽，误将全安分公司印章加盖至案涉房屋的《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上。但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总公司国有房产管理部并非法人单位，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形式，故该《情况说明》不足以消除对案涉《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真实性的合理怀疑。而2015年3月30日长房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虽说明了0332750号房屋使用证系长房集团发放，但并未说明印章错误的原因，故为消除对该《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真实性的合理怀疑，仍应对加盖印章当时全安分公司与康平分公司的印章管理情况予以查明，从而排除相关的合理怀疑。(三)经查阅卷宗，在本案的历次接待、询问、听证、庭审环节，本案当事人吴桂霞本人均未参加，由于吴桂霞本人的陈述及相关情况对本案事实认定影响较大，故应要求吴桂霞本人参与案件审理。此外，出于保护吴桂霞诉讼权利的需要，亦应对吴桂霞的授权委托是否真实予以查明。
综上，陈永明等到12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指令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付丽
代理审判员 米于
代理审判员 王斓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孙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