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97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依侨（曾用名：何天路），女，1987年4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磊，天津津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淑玉，女，1963年3月9日出生。
上诉人何依侨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1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2月，何依侨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系孙淑玉的女儿，我的父母于1995年在法院调解离婚，我由孙淑玉抚养。2001年，我父亲何×为了方便我上学，计划给我购买涉案房屋。当时涉案房屋系公有住宅，产权单位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原园林局），公园管理中心与众托物业（现丰汇物业）进行过房屋置换，将诉争房屋置换给众托物业。所以我父亲从众托物业购买的涉案房屋，因为我是未成年人，所以无法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登记为我。何×原计划将自己登记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但是孙淑玉认为她才是我的监护人，将孙淑玉登记为承租人有利于保护我的利益，以后再将房屋登记到我名下，于是何×同意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登记为孙淑玉。2010年涉案房屋进行房改，何×再次向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支付购房款4.5万元，将房屋变成私产，仍登记在孙淑玉名下。孙淑玉从未表示过不肯将涉案房屋过户给我，可是近来我与何×都想把房屋过户到我名下，不料孙淑玉拒绝。我虽住在涉案房屋，但是孙淑玉想把我赶走，还计划卖房。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位于29号归我所有。
孙淑玉辩称：1984年我与何×结婚后生有一女，即何依侨。我与何×离婚时何依侨才8岁，多年以来我做生意挣了不少钱，何依侨的衣食住行都是我负担。我于2001年支付18.5万购买涉案房屋，当时我和何×已经离婚。2010年房改时，我又支付4.5万元购房款并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2013年年底，我与何依侨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何依侨将我赶出涉案房屋。何依侨的所作所为让人心寒。涉案房屋是我购买的，现在却无法居住。综上，不同意何依侨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依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原系孙淑玉承租，后在房改过程中，由孙淑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根据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孙淑玉应为该房屋的合法登记权利人。本案中，何依侨主张何×于2001年支付购房款185000元，而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系孙淑玉与原产权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2008年签订，故即使何×支付了该笔款项，也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确认无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涉案房屋房改过程中，孙淑玉主张系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并向法庭提交了购房款收据原件。何依侨主张系何×出资购买，但仅凭其提交的银行取款记录不足以充分证明该主张。故对于何依侨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7月判决：驳回何依侨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何依侨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为：一、涉案房屋原系公有住宅，其承租权系何×出资购买取得，当时何×与孙淑玉已经离婚，因何依侨未成年，故而将涉案房屋承租人暂时登记为孙淑玉。其后涉案房屋房改时，何×又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的产权，但是房屋产权仍然登记在孙淑玉名下。因此，购买涉案房屋的两次购房款均由何×出资，在何×与孙淑玉离婚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为前妻购买房屋。二、本案为房屋权属争议，因此不应仅凭房屋产权登记认定房产权属，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孙淑玉同意一审判决，并答辩称：涉案房屋是我离婚后自己出资购买，对方户口不在涉案房屋，与涉案房屋没有关系。
经审理查明：何依侨系孙淑玉与何×之女。1995年10月18日，孙淑玉与何×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何依侨由孙淑玉抚养。涉案房屋位于29号。2008年6月13日，孙淑玉（乙方）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京国土房管方字（2002）89号《关于2002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价格及政策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将涉案房屋按成本价每平方米1560元出售给乙方，房价款为43985.76元。
2011年1月12日，孙淑玉取得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涉案房屋现由何依侨居住使用。庭审中，何依侨称自2001年至2011年，何×、孙淑玉离婚后仍然与何依侨三人共同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现何依侨主张涉案房屋系其父何×出资为其购买，只是暂时登记在孙淑玉名下，起诉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应归其所有。
关于涉案房屋来源及购房出资情况。何依侨称：涉案房屋原系公有住宅，产权人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2001年何依侨之父何×为方便何依侨上学从北京众托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托物业，已更名为北京丰汇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处购买了涉案房屋承租权，并向众托物业支付价款185000元，但因何依侨未成年且孙淑玉为其法定监护人，故将孙淑玉登记为涉案房屋承租人；2010年，何×得知涉案房屋进行房改，何×再次向房屋产权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支付4.5万元购得涉案房屋产权。为证明其主张，何依侨提供盖有北京众托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费专用章的收条两张。其中落款日期为2001年3月27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29单元房款定金贰万元整。应交壹拾捌万伍仟元整，欠壹拾陆万伍仟元整。”落款日期为2001年7月31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何×29号房款壹拾捌万伍仟元整（原2001.3.27收订金贰万元，2001年7月31日收余款壹拾陆万伍仟元整）房款全部结清。”何依侨另提供何×于2010年5月19日现金取款5万元的北京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房改购房款系何×支付。孙淑玉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主张购买涉案房屋承租权的185000元购房款全部系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但称收条已经丢失，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孙淑玉另提供《房屋买卖协议》及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开具的收据一张，载明涉案房屋购房款为43985.76元，交款人为孙淑玉。
原审审理中，为证明涉案房屋系何×出资为何依侨购买，何依侨向法庭提交了刘××、律××的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证言的主要内容均为2001年7月何×为给何依侨购买涉案房屋而向证人借×。此外，何×出庭作证称涉案房屋系其为何依侨购买，因当时何依侨未成年，孙淑玉系何依侨的监护人，故将涉案房屋的承租人登记为孙淑玉。何×的邻居穆军出庭作证称其与何×、孙淑玉一家聊天时多次听说涉案房屋系为何依侨购买。孙淑玉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1995）西民初字第2153号民事调解书、北京银行交易明细、收条、收据、《房屋买卖协议》、房屋所有权证、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何依侨以涉案房屋系其父何×出资为其购买为由主张其为涉案房屋实际所有权人，故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首先，涉案房屋原承租人及购房人均为孙淑玉，而非何×或何依侨。依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原系孙淑玉承租，后在房改过程中，由孙淑玉与房屋产权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购买涉案房屋并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孙淑玉系基于房改购房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即使涉案房屋的承租权系2001年何×出资185000元购买，何×亦并非当然成为购房人，故该项事实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确认并无关联，双方可另行解决。第二，何依侨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房改购房款系何×支付。在涉案房屋房改过程中，孙淑玉主张系其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并向法庭提交了购房款收据原件，何依侨仅凭其提交的银行取款记录不足以充分证明涉案房屋购房款系何×支付。第三，何依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孙淑玉之间存在何依侨为涉案房屋实际购房人的约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涉案房屋系孙淑玉与房屋产权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购买，孙淑玉已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何依侨请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均由何依侨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军
代理审判员 王继玉
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马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