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30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霞，女，197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震，安徽坤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宝祚昊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岳西路31号经典雅苑1幢1101室，组织机构代码09334255—1。
法定代表人：袁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袁，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兵，男，198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袁，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颖凡，男，198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袁，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莉萍，女，198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袁，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春霞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宝祚昊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4民初3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震，被上诉人安徽宝祚昊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宝祚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春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安徽宝祚公司偿还李春霞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123000元（自2015年8月26日起按年利率18%暂计至2016年4月27日，之后的利息顺延计算至借款还清时止）；2、袁兵、丁颖凡、赵莉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安徽宝祚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李春霞与安徽宝祚公司未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割裂双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断章取义地以《补充协议》中用的“入资”、“年收益率”、“分红”等表述就得出了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李春霞与安徽宝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对借款的期限、金额、利率有着明确的约定，之后才签订了《补充协议》。《借款合同》中约定利率为年息18%，此利息就是所谓的收益。讼争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属于金额较大的借款�而约定的利息较低。李春霞之所以愿意低息借款，是因为双方相互认识，而借款本身是为了满足安徽宝祚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如果安徽宝祚公司能产生效益，说明该笔借款有用，那么李春霞再额外收取2%，也就是年利率为20%。即便借款利率达到20%，也非高额利息。而安徽宝祚公司的具体利润情况，李春霞不可能知晓。在安徽宝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兵出具给李春霞的收据中清晰地载明了“收款事由为借款”，说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一审法院仅凭安徽宝祚公司的单方之词否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缺乏依据。安徽宝祚公司虽辩称讼争款项为出资款，但出资入股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股东之间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李春霞并非安徽宝祚公司的股东，《补充协议》中的“入资”、“收益”、“分红”等表述所对应的就是借款利息，不能�为出现了上述名词，就否定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更何况安徽宝祚公司也认可借款。其次，李春霞和安徽宝祚公司之间不存在特殊关系。李春霞和安徽宝祚公司之间并无劳动关系，其社保由安徽宝祚公司代为缴纳，纯粹是为了“挂社保”。安徽宝祚公司所称本案系王涛以李春霞的名义起诉，《借款合同》中的“李春霞”为王涛所签，纯属捏造事实，恶意诽谤。王涛是李春霞的前夫，因为双方育有子女，双方会有联系实属正常。即便如安徽宝祚公司所述，王涛是公司隐名股东，王涛与袁兵、丁颖凡在一起做生意，也与李春霞无关。庭审中，安徽宝祚公司要求对《借款合同》中“李春霞”的签名进行鉴定，一旦鉴定为李春霞所签，安徽宝祚公司的谎言就不攻自破。王涛让李春霞将社保挂靠在安徽宝祚公司，目的是为了减少缴费金额，这也印证了李春霞愿意低息借款给安徽宝祚公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再次，李春霞通过朋友彭惠于2014年8月26日将1000000元借款转入安徽宝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兵的个人账户，袁兵于2014年8月26日出具收据载明“交款人为李春霞，金额为1000000元，事由为借款”，以上足以证明讼争借款已经交付，但一审法院却仅凭对方的片面之词便认为借款没有交付，完全背离事实。2013年12月22日至2015年12月26日期间，李春霞的确多次收到袁兵的转款，但多次转款并非与讼争借款有关。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是王涛与安徽宝祚公司股东袁兵、丁颖凡合伙做生意。而王涛系李春霞的前夫，双方育有子女，袁兵按照王涛的要求将孩子的抚养费、生活费支付给李春霞是很正常的事，并无不妥。2014年11月27日，袁兵向李春霞转款215000元，李春霞也作出了合理说明。袁兵对李春霞的部分转款系袁兵履行对王涛的义务，部分系归还本案借款利息，部分系归还案外其他借款本息，而并非都在履行本案借款协议。安徽宝祚公司庭审中辩称出借主体为王涛，王涛以李春霞的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有限责任是公司制度的基石，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与股东财产应隔离，相互独立。本案中，安徽宝祚公司虽以公司名义与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但在合同履行中，李春霞将讼争借款转至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兵个人账户。由于时至今日，公司各股东的实缴出资额为零，而从对方提供的归还沈洪飞的借款流水不难看出，公司会计赵莉萍每将一笔钱转入公司后便立即将公司账户上的钱转给沈洪飞，两天内一共进行11次操作，就是为了保持公司账户基本上没钱的状态，而赵莉萍不可能将自己的钱�给公司，赵莉萍账户上的钱就是公司的钱。李春霞与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并履行了出借义务将涉案借款交付袁兵，袁兵提供的证据也同样反映其个人转款给李春霞，由于本应属于公司的财产却在各股东和会计赵莉萍的个人账户上频繁流动，袁兵等人恶意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掏空公司资产，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由于一人公司资金混同较为常见，李春霞仅为公司的债权人，不可能知晓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情况，现李春霞已提供相关证据并提出合理怀疑，但袁兵等人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属于公司与股东的资金混同，根据《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各股东及会计赵莉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安徽宝祚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春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徽宝祚公司偿还李春霞本金1000000元，利息123000元（自2015年8月26日起按年利率18%暂计至2016年4月27日，之后利息顺延计算至借款还清时止）；2、袁兵、丁颖凡、赵莉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6日，李春霞（贷款人、乙方）与安徽宝祚公司（借款人、甲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1000000元整；借款期限自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8月25日止，借款期限为1年，如借款人如期履行合同，借款到期时如双方无异议，则本合同自动延期1年；借款利率为年息18%，以甲方收到借款日计算利息，利息按季度支付；乙方应于2014年8月26日一次性提供给甲方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甲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方式返还利息及本金等。
同日，李春霞（贷款人、乙方）与安徽宝祚公司（借款人、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就借款合同中相关事宜，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补充协议；贷款人自愿以1000000元整入资借款人，借款人保障贷款人年收益率不低于其借款总金额的18%；如借款人年纯利润率达到15%以上（包含15%），则贷款人有权分红其借款金额的2%；本补充协议与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日，安徽宝祚公司向李春霞开具1000000元现金收据一张，收款事由记载为“借款”，袁兵在收据上签名。
2014年8月26日，彭惠向袁兵转账1000000元。李春霞称该款项即《借款合同》、《补充协议》项下借款，但未提交书面证据；安徽宝祚公司、袁兵认可该笔转账存在，但解释为：王涛当时是安徽宝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隐名股东，�涛每次向公司投入资金都是以借款的名义。2014年8月26日王涛要履行出资义务就找来了彭惠，由彭惠打钱给了安徽宝祚公司，又以李春霞名义订立了借款合同。
2013年12月22日至2015年12月26日期间，袁兵向李春霞多次转账，累计413000元。袁兵对款项用途的解释为：“实际是应王涛的要求转给李春霞的生活费。”其中，2014年11月27日，袁兵向李春霞转账215000元。袁兵解释为：“这是应王涛要求给李春霞的钱。实际李春霞和王涛之间的经济往来远不止本案涉及的款项。本案涉及款项是王涛以李春霞名义的投资。”李春霞的解释为：“一是本案借款的利息，二是我方另行委托孙东红转款给袁兵的1000000元也系借款性质，约定利息月息3分，这215000元也包括该笔款项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
另查明：2014年4月至2016年9月，李春霞由安徽宝祚公司代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李春霞和安徽宝祚公司并无劳动关系。关于为何能在无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安徽宝祚公司缴纳社保，李春霞解释为：“是王涛让我在公司买的，是为了减少缴费金额；王涛是我前夫，王涛具体在公司是什么职位不清楚，我只知道王涛和袁兵、丁颖凡在公司一起做生意。”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各方关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彭惠转账的性质和用途各执一词，这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从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较之通常的民间借贷，本案借款具有以下三个方面异常之处值得审慎考虑。
第一，《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之间的关系。李春霞与安徽宝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和常见的民间借贷合同内容相似，但《补充协议》中所用的“入资”、“年收益率”、“分红”等表述，通常并非描述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用，反而常用于合伙、股权转让、盈余分配等关系中。尤其是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已经明确记载了“借款利率”、“年息”等词语，显然说明协议双方在订立《补充协议》时，已经注意到根据该协议形成的法律关系异于民间借贷。根据《补充协议》，李春霞不仅可以获得固定的利息收益，还能根据安徽宝祚公司经营情况分享其经营收益，这显然已经改变了讼争款项的借款性质。
第二，李春霞和安徽宝祚公司的特殊关系。李春霞与安徽宝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按其所述，仅因为“和袁兵、丁颖凡在公司一起做生意”的王涛“让我买的”，李春霞就能够在安徽宝祚公司缴纳社保两年之久，这显然说明李春霞和安徽宝祚公司存在特殊的利益关系。结合《补充协议》的条款和安徽宝祚公司、袁兵的抗辩，可以推知李春霞和安徽宝祚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很可能并非简单资金融通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第三，《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的交付情况。李春霞主张该借款系彭惠转账给袁兵，而安徽宝祚公司、袁兵认可收到彭惠的转账，但否认该款为借款。此外，袁兵累计支付给李春霞的413000元款项，金额不一，并无符合《借款合同》利息约定的给付特点。故而，李春霞现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和彭惠向袁兵的转账1000000元具有同一性。而民间借贷系实践性法律关系，如不能证明交付情况，则不能认定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结合本案证据和各方陈述，不能作出李春霞和安徽宝祚公司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李春霞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春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907元，由李春霞负担。
二审中，安徽宝祚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提供如下证据：1、王涛与袁兵部分账目往来，证明王涛基本上每月固定从公司借支款项，用于支付王涛的房贷及生活开支，还有部分注明是招待及购买礼品的费用，足以说明王涛系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是吻合的。其中部分往来明细反映了公司向其转出大额资金，说明王涛实际控制安徽宝祚公司。彭惠向公司转账的1000000元实际上是王涛对公司股份的投入，这也解释了为何《补充协议》约定股份分红的内容，�春霞当时没有固定工作，社保由安徽宝祚公司代买，且正如其在一审时陈述，公司应王涛要求给李春霞转款是为了李春霞及孩子支付的生活及抚养费。2、合肥宝祚昊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宝祚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合肥宝祚公司其实是安徽宝祚公司的售后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关系密切，合肥宝祚公司的员工前期部分社保、工资均由安徽宝祚公司代付，由于李春霞与王涛的特殊关系，李春霞实际上是代表王涛成立的合肥宝祚公司，也解释了为何李春霞的社保是由安徽宝祚公司代买的事实。3、合肥宝祚公司员工劳动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合肥宝祚公司员工的社保及工资由安徽宝祚公司代付，李春霞作为合肥宝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绝不是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债权人。4、(2016)皖0104民初501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安徽宝祚公司因合肥宝祚公司涉诉，刘红作为合肥宝祚公司职工签的字。5、授权委托书，证明王涛个人卡用于合肥宝祚公司pos机关联卡使用，王涛系合肥宝祚公司的隐名股东。
李春霞对安徽宝祚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二审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王涛与安徽宝祚公司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均与本案无关，从账目往来可以看出公司向丁颖凡、袁兵转款，足以说明股东利用法人独立地位恶意掏空公司的资产，侵害债权人的权益。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李春霞之所以成为合肥宝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基于其曾与王涛是夫妻关系，恰恰证明李春霞有出借1000000元的能力。对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由于没有看到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真实性�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对安徽宝祚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二审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等主张的证明目的应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认定。安徽宝祚公司、袁兵、丁颖凡、赵莉萍提供的证据5并非原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春霞应就其主张的向安徽宝祚公司出借1000000元借款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虽然在诉讼中，李春霞提供了其与安徽宝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安徽宝祚公司出具的收据等�据，但其就借款已实际履行的事实仅提供了彭惠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向袁兵汇款1000000元的付款凭证。李春霞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供彭惠确认案涉款项为李春霞出借给安徽宝祚公司的借款的相关证据，而根据李春霞的陈述，其在自身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却向彭惠借取大额款项出借给安徽宝祚公司，且不存在赚取息差的情形，确实有悖常理。安徽宝祚公司在诉讼中辩称彭惠于2014年8月26日支付给袁兵1000000元实际上系王涛向安徽宝祚公司支付的出资款，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无论从李春霞与王涛、李春霞与安徽宝祚公司及王涛与袁兵等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李春霞与安徽宝祚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均反映案涉款项性质存疑。本案中，李春霞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安徽宝祚公司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李春霞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李春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907元，由李春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钱 岚
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崔 阳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