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三终字第1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吉岭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负责人陈广生。
委托代理人夏杏媚，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炳南，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委托代理人李文锋，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系李炳南的儿子。
原审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沙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负责人陈庚球。
上诉人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吉岭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吉岭经济社）因与被上诉人李炳南、原审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沙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沙水村委会）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5）佛明法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11月10日，原吉岭村委与吉岭管区签订《承包土地合同》，将位于原管区办公室对面属于李炳南的0.5亩责任田承包给吉岭管区，双方约定承包期至2013年12月30日止，期满后，土地归还吉岭村委。该0.5亩土地现由吉岭经济社占有。
李炳南认为其自1981年至1994年一直耕作位于沙水村委会吉岭旧管区办公室对面的0.5亩责任田（原为0.57亩），并一直缴纳相关的农业税费。1994年10月，原吉岭管理区书记杨某（病故）与李炳南商量借用该0.5亩地发展企业，兴建酒楼，当时口头协议是18年后即2013年12月30日期满后，立即将所有地上建筑物及其它配套设施归还李炳南，但事后原管理区领导夏宣、杨某私底下与区迪、李某签订了承包合同，将该地块承包给了吉岭村。李炳南遂于2015年4月17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吉岭经济社、沙水村委会向李炳南返还0.5亩责任田；2.诉讼费由吉岭经济社、沙水村委会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结合证据及吉岭经济社、沙水村委会陈述，本案所涉0.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系李炳南所有，李炳南对该0.5亩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吉岭经济社占用该地块，侵害了李炳南的合法权益，应向李炳南返还。李炳南要求吉岭经济社向其返还该0.5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沙水村委会并未实际占有该土地，故无须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吉岭经济社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炳南返还位于原吉岭管区办公室对面的0.5亩土地；二、驳回李炳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0元，由吉岭经济社负担。
上诉人吉岭经济社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989年政府为发展吉岭村的经济，征用吉岭村的土地［含原吉岭管区办公室对面的0.5亩土地］用作兴建酒楼、农贸市场等，当时是政府出资统一兴建的重点扶贫工程，吉岭村只需要提供土地。当时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涉及到农业税和公粮上交的费用，很多人不愿意拿田地，扶贫工程所需土地包括吉岭村的李炳南、陈计荣、陈秀三个户主的责任田和其他村的户主责任田，上述人员均自愿以无需负责征购任务为条件将分到的土地交付给吉岭管区，并承诺永远属村委会使用。1990年吉岭管区以负责涉案土地的征购任务（农业税和公粮征购）为条件取得含涉案土地扶贫工程所需土地的长期承包经营权。1994年吉岭经济社希望吉岭管区将部分土地划归吉岭村用作日后村中收益，吉岭经济社当时的村长区迪和村委李某于1994年11月10日与吉岭管区签订《承包土地合同》，约定吉岭管区对涉案土地的承包期限为1995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止，承包期满后土地归还吉岭经济社，地上一切建筑物及其它配套设施归属吉岭管区。该承包土地合同实质是吉岭管区承诺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于2014年1月1日交付给吉岭经济社。后于2014年年初因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问题吉岭经济社多次与吉岭经济联合社协商，最终于2014年12月11日签订《协议书》，2015年1月1日将涉案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权属归回吉岭经济社。如今种田不仅无任何征购任务还有相应的补助，李炳南要求返还涉案0.5亩土地意图明显，刻意隐瞒自愿以无需负责征购任务为条件将土地交付给吉岭管区并承诺永远属村委会使用的事实，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有违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吉岭经济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吉岭经济社无需向李炳南返还位于原吉岭管区办公室对面的0.5亩土地；3.诉讼费由李炳南承担。
被上诉人李炳南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从1981年分责任田到现在没有调整过土地，原吉岭村委与吉岭管区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没有经过李炳南同意。李炳南1995年将涉案0.5亩土地借出后，交公粮的农业税入户登记表直到2006年都有记录，2006年之后才取消公粮。
原审被告沙水村委会答辩称：2004年杨梅镇将下属的12个村委会并为4个村委会，深坑、大布、吉岭组成沙水村委会，吉岭村委会就是现在的吉岭经济社，吉岭村委会与吉岭管区（就是现在的吉岭经济联合社）签订《承包土地合同》约定承包期是18年，2013年12月30日承包期满吉岭村与李炳南均要求拿回涉案土地的承包权，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最终调解不成，建议双方走法律途径解决。涉案土地承包是吉岭村与吉岭管区发生的纠纷，利益也是吉岭村收取，沙水村委会没有享有相关利益。吉岭村与吉岭管理区的经济社社长和党小组长开会，决定把《承包土地合同》所涉的0.5亩土地返还给吉岭经济社，2014年12月11日吉岭经济合作社与吉岭经济联合社签订《协议书》，把涉案土地返还给了吉岭经济社。
二审期间，上诉人吉岭经济社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夏某、李某、区迪的证人证言，2014年12月11日《协议书》，该组证据与《承包土地合同》相互印证，共同证明吉岭管区以负责涉案土地的征购任务（农业税和公粮征购）为条件取得涉案土地的长期承包经营权，后将该土地划归吉岭经济社。
2、八七年公粮征收底册，农业税查询证明，该组证据与李炳南一审提交的《农业税入库登记表》相互印证，以证明陈计荣、陈秀、李炳南三户土地缴纳的农业税于1988年转交给吉岭管区缴交，吉岭管区以负责涉案土地的征购任务（农业税和公粮征购）为条件取得的长期承包经营权。
3、申请证人夏某出庭作证，夏某当庭陈述“《承包土地合同》是我本人签名，《证明》（2015年7月13日）也是我本人签名；1994年吉岭管理区与吉岭村谈土地承包是有期限的18年，到期之后土地就要归吉岭村；我在管理区与李炳南协商，李炳南取得补偿，由管理区交纳公粮，土地归管理区，李炳南当时取得一百几十元，当时书记杨某在场，有签订书面协议，是杨某和李炳南签订的协议，具体不清楚如何支付一百几十元了；我是管理区副主任，负责管理经济；不清楚该协议是否有移交给下一任书记，当时签了一式两份，不清楚李炳南手上是否有该协议，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征购是口头的；我与李炳南协商时没有约定期限，已经缴纳征购，给李炳南钱，土地就永远给管理区了”。
4、申请证人区迪出庭作证，区迪当庭陈述“《承包土地合同》在吉岭管理区签订的，当时签订合同时李炳南没有在场，只有书记杨某、李某在场，杨某书记说征购划归乡府，一切都搞定了，叫我同李某签订合同，18年之后土地给吉岭村；从分田到户后，杨梅吉岭到目前为止没有土地调整；《证明》（2015年7月13日）是我本人签名”。
5、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当庭陈述“我任吉岭村村委，出纳，1994年《承包土地合同》上面甲方签名是我本人签的，当时是杨某书记、夏某主任、村长区迪和我本人在村委会签的，杨某书记、夏某主任已经和李炳南协商好才签合同的，征购问题巳经谈好了，吉岭村要求乡政府返还吉祥饭店的土地给吉岭村作为经济收入，我问过杨某书记、夏某主任具体和李炳南怎么谈的，杨某书记、夏某主任就说已经搞定了，我不清楚具体协商了什么，征购问题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吉岭村大概在1979或1980年分开3个队，李炳南在3队；分田到户后土地一直没有调整；《证明》（2015年7月12日）是我本人签名”。
被上诉人李炳南质证认为：对证据1、3、4、5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确认，证人夏某说签订《承包土地合同》前支付了李炳南一百多元不是事实，李炳南没有收过这笔钱；证人说李炳南私下与杨某签订协议，李炳南没有写过这类协议；李炳南与杨某的确有过口头协议，当时杨某说为了发展经济，土地18年之后完璧归赵，一砖一瓦都还回来；李炳南把土地借给管理区，肯定由《承包土地合同》上的乙方缴纳公粮；分田到户目前还没有调整过土地；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从1987年开始0.57亩土地的公粮37公斤已经由吉岭管理区缴纳；有老书记杨某的前一任书记汤建新出具的证明，汤建新清楚这件事，杨某上任后也清楚这件事，还经办了这件事，向李炳南借土地使用18年，18年以后把土地和地上建筑物还给李炳南，李炳南作为老革命的后代和共产党员也想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就同意无偿借用18年，并没有把土地给管理区。
原审被告沙水村委会质证认为：对证据1、3、4、5不清楚，由法院查明，土地受益也不是沙水村委会；证据2之前没见过，不是沙水村委会盖章。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李炳南向本院提交汤建新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杨某的前一任书记是汤建新，汤建新与李炳南协商将土地借给管理区发展经济18年，18年后归还李炳南。
上诉人吉岭经济社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签名人的身份信息不能确认，与本案无关；就涉案土地与李炳南协商的是杨某、夏某。
原审被告沙水村委会质证认为：不认识杨某，认识汤建新，2004年杨梅镇将下属的12个村委会并为4个村委会时汤建新做沙水的书记，2004年之前什么时候做吉岭的书记就不清楚了。
二审期间，原审被告沙水村委会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上诉人吉岭经济社提交的证据1、3、4、5，虽然证人夏某、区迪、李某出庭作证且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询，但其陈述的“吉岭管区以负责涉案土地的征购任务（农业税和公粮征购）为条件取得涉案土地的长期承包经营权”欠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吉岭经济社提交的证据1中2014年12月11日《协议书》，由吉岭经济联合社、吉岭经济社盖章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诉人吉岭经济社提交的证据2由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财政局加盖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李炳南提交由汤建新出具的证明一份，因其未提供汤建新的身份证明，且汤建新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财政局于2015年10月14日出具证明，确认“李炳南户的农业税从1987年开始将该户缴纳农业税34公斤转给吉岭管理区，由吉岭管理区缴纳”。2014年12月11日，吉岭经济联合社与吉岭经济社签订《协议书》，约定“因吉岭经济联合社承包吉岭村的0.5亩地（原吉祥饭店）已合同期满，现于2015年1月1日将承包的0.5亩地土地所有权（原吉祥饭店）和地上建筑物权属归回吉岭村”。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吉岭经济社应否向李炳南返还位于原吉岭管区办公室对面的0.5亩土地。
吉岭经济社上诉主张李炳南自愿以无需负责征购任务为条件将分到的涉案0.5亩土地交付给吉岭管区，并承诺永远属村委会使用，1990年吉岭管区以负责涉案土地的征购任务（农业税和公粮征购）为条件取得涉案0.5亩土地的长期承包经营权，并提交《农业税查询证明》、申请证人夏某、区迪、李某出庭作证等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李炳南答辩称杨某书记与李炳南有过口头协议，约定管理区向李炳南借涉案0.5亩土地使用18年，18年以后把土地和地上建筑物还给李炳南。经审查，本院对吉岭经济社的该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对李炳南的答辩予以采纳，理由如下：第一，吉岭经济社提交《农业税查询证明》等证据不能证实李炳南自愿以无需负责征购任务为条件将分到的涉案0.5亩土地交付给吉岭管区的事实。第二，吉岭经济社申请证人夏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与李炳南协商“由李炳南取得补偿，由管理区交纳公粮，土地归管理区，李炳南当时取得一百几十元，当时书记杨某在场，有签订书面协议，是杨某和李炳南签订的协议”，表明双方签订了土地征购补偿的书面协议，证人又陈述“征购是口头的”，表明双方通过口头协商确定土地征购补偿内容，证人作为当年的经办人，对土地征购补偿协议的形式所作的陈述前后矛盾。证人陈述“不清楚如何支付一百几十元了”，即证人亦缺乏证据证实吉岭管理区实际上已经向李炳南支付了补偿款。第三，吉岭经济社申请证人区迪、李某出庭作证，两位证人所作的陈述均表明其不清楚李炳南与书记杨某就涉案土地如何协商、协商的内容。综上，吉岭经济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李炳南自愿以无需负责征购任务为条件将分到的涉案0.5亩土地交付给吉岭管区永远使用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因吉岭管理区使用涉案0.5亩土地至2013年12月30日止，期限满后，吉岭管理区应将上述土地返还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李炳南。吉岭经济社以1994年11月10日《承包土地合同》主张涉案土地于2014年1月1日不应返还给李炳南，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且损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李炳南对涉案0.5亩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故吉岭经济社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炳南要求吉岭经济社向其返还涉案0.5亩土地，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原审判决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吉岭经济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安建须
审 判 员 张雪洁
代理审判员 黄玉凤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黄结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