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3民终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池权，贵州省仁怀市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县。
委托代理人何晓黎，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体玲，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随金，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世玲，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某，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法定代理人王随金、陶体玲，双方系父（母）子关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凯，贵州省遵义市人汇川区人，现住贵州省遵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应先，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军建，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
上诉人刘池权因与被上诉人陶体玲、王随金、刘世玲、王某、王某某、杨文凯、刘应先、黄军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县人民法院（2015）遵县法民初字第2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陶体玲与王随金系夫妻关系，刘世玲系王随金之母，王某、王某某系陶体玲、王随金之子女。陶体玲因住房后的树木危及其家庭人身及财产安全，便请杨文凯帮忙将危及其房屋安全的树木砍掉，杨文凯应允，但未收取报酬。2014年9月7日，杨文凯按照与陶体玲的约定与王某某携带工具到陶体玲住房后砍树，因缺乏人手，杨文凯与王某某便叫上刘池权一同帮忙，在陶体玲家吃过早饭后即前往砍树，之后在砍树的过程中，刘池权头部被一棵枯死的松树砸伤。刘池权受伤之后从2014年9月7日起在遵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创伤性重型颅脑损伤。2014年9月25日出院，为治疗伤情，刘池权共花去医疗费45，728.38元，其中陶体玲垫付4，000.00元。2014年10月1日，在刘池权家中且刘池权在场的情况下，其子刘小刚在王随宽、鲁帮良、陶体均等7人的见证下，代表刘池权与陶体玲签订协议，协议载明：“一、由陶体玲一次性补偿刘池权人民币柒仟元小写（7000.00元）；二、此款从即日付清，以后刘池权不管发生与此事有关的任何事故都与陶体玲无关；三、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共同遵守执行”，协议经刘小刚、陶体玲及见证人签字，刘池权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在场人已经将协议内容向刘池权进行宣读。协议签订之后，陶体玲随即将7，000.00元现金交付与刘小刚，之后刘小刚将该款交与刘池权。2015年4月12日，刘池权所受之伤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鉴定为：1.刘池权2014年9月7日所受损伤致左侧颞顶部硬膜外血肿、左侧顶叶脑挫裂伤并血肿、左侧顶骨凹陷性骨折遗留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评定为伤残九级（玖级）；2.刘池权2014年9月7日所受损伤致颅底骨折并耳鼻漏评定为伤残十级（拾级）；3.刘池权现去骨瓣需后续治疗费用50，000.00元（伍万元）。2015年5月4日，刘池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医疗、误工等费用合计253，671.48元，扣除陶体玲已支付的11，000.00元，还应连带赔偿242，671.48元。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依法向刘池权及其委托代理人释明，刘池权在本案诉讼中不对刘小刚代表其与陶体玲达成的协议进行撤销或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坚持其未在协议上签字，其子刘小刚无权代理，所签协议无效的意见，对于其因砍树所遭受的人身损失要求被告全部连带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陶体玲家庭因住房后的树木危及其人身及财产安全，雇请杨文凯帮忙砍树，杨文凯未收取陶体玲户报酬，双方属于义务帮工关系。刘池权在杨文凯及王某某的邀请下共同前往帮忙砍树，双方亦未约定报酬，由于王某某系陶体玲户家庭成员，且系在陶体玲家中就餐之后砍的树，诉讼中陶体玲并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已明确拒绝刘池权的义务帮工，故本案应依法认定刘池权与杨文凯均属于义务帮工人，二人与陶体玲户属于义务帮工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的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之规定，对于刘池权的损失，应当由陶体玲户家庭成员进行赔偿。对于刘池权之子刘小刚与陶体玲达成的一次性补偿协议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刘池权认为其未在协议上签字，由此主张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该协议是刘池权之子刘小刚代表其与陶体玲签订。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签订的地点是刘池权家中，除了刘小刚与刘池权在场外，另有王随宽、鲁帮良、陶体均等7人在场见证，刘池权虽然未在协议上签字，但经在场人宣读后，刘池权已清楚协议的内容。结合协议签订时刘池权已经出院，在其已经支付了4万多元的医疗费的情况下，仍然与陶体玲达成7，000.00元一次性补偿协议，说明刘池权对其人身损失的程度有清楚的认识，且协议签订后刘池权收取了陶体玲支付的7，000.00元补偿款。审理中刘池权经法院依法释明之后不对协议主张撤销或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坚持主张协议无效，对此应依法予以尊重。在刘池权不主张对协议撤销或予以变更的情况下，法院应依法对刘池权之子与陶体玲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效作出认定。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协议系刘池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该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情形，应当认为该协议是双方家庭对刘池权受伤后如何处理达成的一致意见，符合我国农村现实生活的实际，对其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已达成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的协议，刘池权再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余全部人身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王随金、刘世玲、王某、王某某、刘应先、黄军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本案缺席审判。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刘池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3.00元，由原告刘池权负担。
宣判后，刘池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陶体玲夫妇明知砍树具有一定危险性而未对雇请的人进行安全告知义务，也没有在现场进行监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杨文凯、王某某砍树时使用的是专业工具，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上诉人是在他们的指挥下进行作业，由于杨文凯、王某某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告知义务，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自己垫付医疗费用4万多元，在陶体玲一次性补偿上诉人7000元，显然违背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仅以已经签订协议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损害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上诉人可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相关损失。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
陶体玲、王随金、刘世玲、王某、王某某、杨文凯、刘应先、黄军建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刘池权因帮陶体玲砍树受伤后，在地邻亲朋的见证下，与陶体玲达成一次性赔偿的协议，其子刘小刚在协议上签字，签订该协议时刘池权在场，且知晓协议内容，因此该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刘池权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之规定，但经过一审法院的释明后，刘池权明确表示对该协议不申请撤销或变更，因双方为解决纠纷已经达成赔偿协议，故对刘池权现再次要求陶体玲等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3元由刘池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 异
审判员 张 睿
审判员 罗小龙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许杨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