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昆花商初字第00105号
原告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兆丰路8号。
法定代表人宋郑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兵，该公司员工。
被告王涛。
委托代理人褚敏，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涛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兵，被告王涛及其委托代理人褚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诉称：被告原系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分公司”）总经理，负责江西地区甲方童车（好孩子、好孩子汽车座、小龙哈彼、代理品牌）、哺育用品（好孩子哺育用品、纸尿裤系列）、婴儿服饰（好孩子童装、棉纺品）的营销管理工作。为了开拓市场、进一步加强营销管理，促使各项工作纳入良性循环轨道，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利益，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承包协议书》，根据《承包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约定：被告按照“销售费用承包”的形式经营分公司，并享受原告规定的销售毛利率、业务提成以及各项补贴，独立核算，并按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多盈多得、少盈少得、不盈不得、亏损自负。同时，根据《承包协议书》第三条第三小条约定，如分公司出现亏损，亏损金额由被告承担。被告在2013年、2014年经营亏损累计为1683795.70元，其中2013年止12月31日经营亏损902208.28元（即经营亏损1025786.59元减去被告业务费及奖罚息123578.31元）；2014年止9月30日经营亏损累计781587.42元（即经营亏损938798.70元减去被告业务费及奖罚息157211.28元）。被告已于2014年10月1日起离职，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亏损金额未果，为此，原告现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江西分公司经营亏损1683795.7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1673441.21元，理由是2013年度被告实际经营分公司亏损金额为1015432.10元，而当时原告在年底挂账时取了整数102万元，所以原告同意按实际亏损金额1015432.10元减去被告2013年业务费及罚息123578.31元，所以原告变更诉讼标的如前。
被告王涛辩称：1.本案中承包协议书从其条款设置所针对的主体对象是江西分公司而非王涛个人，该份协议书其实质是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管理制度的规定，而在承包协议书，在法律意义中所指的自主性以及双方基于承包所产生的实质的权利义务在该合同中并没有体现。2.承包协议书为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其合同条款存在诸多霸王条款，合同中仅给予王涛义务并未赋予王涛权利，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王涛并非承包经营者，其实质为劳动者，在劳动合同项下享受工资收益。原告的该份承包协议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且有悖公序良俗，应当认为该份合同无效。3.承包协议书约定的合同期限截至2014年11月30日止，原告提前单方解除合同，属于原告违约，其作为违约方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无权向王涛主张任何权利；4.原告主张诉请金额，其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在承包协议书项下约定的亏损；同时，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相关证据与承包协议书内容无关联。因此，我方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主张，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1日起，原告任命被告为原告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江西分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2014年1月2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被告按照“销售费用承包”的形式经营江西分公司，由被告负责江西地区童车（好孩子、好孩子汽车座、小龙哈彼、代理品牌）、哺育用品（好孩子哺育用品、纸尿裤系列）、婴儿服饰（好孩子童装、棉纺品）的营销管理工作，有效期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30日止。承包协议第二条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二条第1项载明：“乙方按照‘销售费用承包’的形式经营分公司，并享受甲方规定的销售毛利率、业务提成以及各项补贴，独立核算，并按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多盈多得、少盈少得、不盈不得、亏损自负。”承包协议第三条对被告的利益进行了约定，包括工资、销售提成、分公司利润。其中，销售提成是指被告在完成销售计划、主要经营指标后，可享受的月度兑现、年终兑现等；分公司利润约定为：被告在经营中产生的账面利润，经原告审计确认后的净利润，归属被告所有，但如分公司出现亏损，亏损金额应由被告承担。承包协议第四条对分公司的销售政策进行了详细约定，明确了销售计划、经营指标、考核政策等。承包协议第六条对分公司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约定，其中，组织、人事管理制度部分约定有：被告应按照原告2014年预算的各类人员，配备组织架构，被告的主要业务人员考核政策由被告制定；费用管理部分约定有：被告日常经营的所有费用支出，必须经甲方预算审批后，通过“费用账户”来支付；原告给被告分公司开票价与被告分公司给客户开票价之间的差价和原告给被告的业务费以及各项补贴，作为被告的销售费用承包总额，用于被告分公司的经营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该条款的其他内容对合同、价格、溢价、专柜、窜货、退货、货款、盘点、对账、存活、交接、货物运输等各方面制度进行了详细约定。另外，双方还签订有2013年度的承包协议，承包方式与上述承包协议一致。
另查明：原、被告另行订立有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自2009年9月1日起至2014年8月31日止，约定被告进入原告处从事管理工作。该份劳动合同对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福利待遇和劳动保险、劳动报酬以及合同变更、解除等均进行了约定。关于被告的离职时间，原告称被告自2014年9月30日起不再担任江西分公司总经理一职；被告则称原告违约提前解除了承包协议。为此，原告提交由被告书写的申请书一份，内容为：“尊敬的公司领导：本人对截止2014年9月30日亏损挂账，申请如下处理：1.2014年奖罚息挂账金额申请公司减免；2.2014年未完成计划罚款金额申请公司予以减免；3.针对减免后的亏损挂账，本人申请用如下方案处理：（1）用本人9、10月份未发工资及11月份待岗期间工资及未交社保冲抵；（2）如公司不再录用我，用我的解除劳动合同及经济补偿金冲抵；（3）如公司继续录用我，我愿拿我每月部分工资进行偿还；（4）本院愿意用公司给我的商贸公司期权冲抵。望公司批准为感。申请人：王涛。2014年11月12日。”对于该申请，被告认可真实性但认为是为了与原告妥善解决双方劳动关系所涉事宜以及原告单方所称合同项下事宜，仅为被告就事情处理表明的态度，申请书内容不能作为本案中最终问题处理的依据使用。另外，原告于2014年9月30日发出人事任命通知，内容为被告不再担任江西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时任命陈宗仿为江西分公司总经理。
再查明：原告称被告在2013年、2014年经营亏损累计为1673441.21元，其中2013年截至12月31日经营亏损891853.79元（即经营亏损1015432.10元减去被告2013年业务费及罚息123578.31元）；2014年截至9月30日经营亏损累计781587.42元（即经营亏损938798.70元减去被告业务费及奖罚息157211.28元）。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2014年1月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会计报表、2013年12月江西分公司财务记账凭证、2014年9月30日江西分公司净资产审计汇总表。其中，2013年7月-12月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会计报表中的利润表显示江西分公司每月均有额度不等的亏损，截至2013年11月30日，江西分公司全年累计亏损额为661825.22元。报表封面企业负责人签字为“王涛”并加盖有江西分公司公章，内页也有“王涛”签字并有财务负责人签字；2013年12月江西分公司财务记账凭证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江西分公司年终决算利润挂个人账的金额为1015432元，但最终挂账按102万元进行登记。2014年9月30日江西分公司净资产审计汇总表显示截至2014年9月30日，江西分公司净资产亏损938798.7元，该表下部落款处移交人签字为“王涛”并有接收人、财务总监、审计签字；对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认可2014年9月30日江西分公司净资产审计汇总表，但认为该表系对2014年9月30日止的公司财务情况的反映，与本案所涉的承包合同并无关联；被告否认2013年11月、2014年1月的报表中签字为其本人所签，并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后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宁金司（2015）文鉴字第305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认定2013年11月、2014年1月的报表中签字并非王涛本人所签。本次鉴定所支出的鉴定费为22980元。另外，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因鉴定而支出的交通费票据（包括火车票、打车票等），金额共计1508元。
被告向本院提交从南昌市国税局调取的2012年、2013年、2014年财务报表各一份，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江西分公司全年盈利4567.9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江西分公司全年亏损3858.91元。被告以此主张不存在原告所称经营亏损。对此，原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解释称：根据承包协议约定，分公司经营亏损（即负利润）由分公司总经理个人（即承包人）承担，所以，在每年12月底，如分公司经营有亏损，原告会统一挂承包人个人账处理，并将挂账后的财务报表报税务局备案，所以税务局调取财务报表会出现盈利或很少的亏损额。本案中，根据原告2013年12月底财务挂账凭证来看，江西分公司利润应为-1015432.1元，公司挂被告王涛个人账金额为102万元，所以分公司财务报表上显示利润为4567.9元，否则销售费用不可能为-496380.51元。根据2013年江西分公司的财务报表来看，前11个月每月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止11月累计亏损已达66万多元，不可能在12月一个月内实现盈利666293.12元，因此，2013年12月份报南昌市国税局的财务报表中的营业利润66293.12元是将分公司当年经营亏损根据承包协议转给王涛个人承担以后出现的盈利数据，并非分公司实际经营盈利数据，分公司实际经营当月仍亏损353706.88元。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交2013年12月江西分公司财务记账凭证中的销售费用明细账，该明细表列明了支付电话费、差旅费、物业费等销售费用的具体名目及相应金额，显示：在扣除亏损挂账102万元后，销售费用为-496380.51元，若将102万元不从中扣除，销售费用应当为523619.49元。在明细表后附有前述各项费用支出的详细票据或凭证，均能与明细表的内容相互印证。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至南昌市国家税务局征收局调取了江西分公司2012年-2014年期间的利润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一组。其中，2013年11月的损益表中显示的截至2013年11月30日的亏损金额为661825.22元，这与原告提交的2013年11月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会计报表中的利润表显示的亏损金额相一致，其他各项数据也相对应；2013年12月的损益表中显示的营业费用为-496380.51元，净利润为盈利4567.9元。结合前述原告对于挂账金额的解释，若将销售费用按其明细账中的销售费用金额523619.49元来计算，根据损益表中载明的净利润的计算方式：2013年12月当月的净利润应当为-353606.88元。另外，从2013年1月-11月的损益表显示的净利润金额来看，除4月外每月均出现数万至十余万不同幅度的亏损；从2014年的相关报表看，每月也有不同幅度的亏损。对于该组报表，被告仅认可2012年、2013年、2014年各年度12月底的财务报表，对于其他月份的报表中反映的数据均不予认可，并称销售费用出现负数的情形是原告与江西分公司在每年的年底进行最后的结算。对此，原告予以否认，并称导致12月销售费用为负数的原因就是将分公司当年亏损转由被告承担。被告自认双方从未就奖励补贴销售费用进行结算，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年底对销售费用进行结算的交易惯例。
再查明：被告向本院提交江西分公司财务总监陈轶在江西省南昌市洪城公证处进行的保全公证书一份，内容为陈轶对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5月19日晚19时再该所办公室内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进行确认。被告以此证明本案所涉的承包协议并未赋予其权利，仅有义务的履行，合同项下的利润也是分公司的利润，并非王涛个人的利润，毫无承包的独立自主性可言。对此，原告认为该笔录系由本案被告代理律师所作，地点也是该所办公室，陈轶本人与其公司也有劳动争议纠纷，故对该份公证书的内容不予认可。
又查明：原告自认被告2013年的业务费及奖罚息为123578.31元，2014年截至9月30日的业务费及奖罚息为157211.28元，共计280789.59元。原告同意从被告应当承担的经营亏损中将前述款项抵扣。现因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经营江西分公司期间的亏损款项，被告拒绝支付，引起纠纷。
上述事实有人事任免通知、承包协议、会计报表、净资产审计汇总表、业务费奖罚息明细账、申请书、劳动合同、交通费票据、2013年12月江西分公司财务记账凭证及附件、公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从南昌市国税局调取的财务报表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协议的性质是原告主张的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还是被告主张的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管理制度；二、被告经营江西分公司的2013年全年及2014年截至9月30日是否存在亏损。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涉案承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原告与被告，并非原告和江西分公司。承包协议约定了被告经营原告江西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利润的分配原则是自负盈亏，被告的利益除了工资和销售提成外还有分公司的利润。其次，协议中对经营管理制度如组织人事、合同管理、价格管理、货款管理、费用管理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前述这些约定体现了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明显有别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虽然协议中部分条款提及了工资、销售提成等有关劳动报酬方面的内容，但约定得并不具体，且双方另外订立有劳动合同，该份劳动合同详细对双方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另外，被告自2009年9月起即担任江西分公司总经理一职，并先后与原告签订了两份承包协议，直至本案诉讼时才对承包协议的性质提出异议。因此，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本院能够确认该份承包协议属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于被告辩称的承包协议为格式合同，仅给予被告义务未赋予权利，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主张，本院认为，承包协议的条款是针对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特点制定的，除了对被告应当承担义务进行了约定外，对被告应当享有的权利也进行了约定，如被告可获得江西分公司的净利润，原告亦自认被告在2013年、2014年均有业务费及奖罚息，承包协议中也有原告应当承担义务的条款，体现了公平原则，并未有明显加重被告义务的情形，因此，不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被告虽向本院提交其委托代理人对江西分公司财务总监陈轶所作的询问笔录及相应的保全公证书，但该证据形式为证人证言，陈轶本人未到庭作证，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其确有无法出庭的正当理由，故该证据证明效力较低，不及双方订立的承包协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对此，原告主张被告在2013年经营亏损891853.79元（即经营亏损1015432.10元减去被告2013年业务费及罚息123578.31元），2014年截至9月30日经营亏损781587.42元（即经营亏损938798.70元减去被告业务费及奖罚息157211.28元）；被告则认为根据江西分公司在南昌市国税局报账的2013年和2014年12月的报表显示：2013年全年盈利4567.9元，2014年全年亏损3858.91元。原告对此解释称之所以在2013年12月的损益表中显示盈利4567元是因为将分公司当年亏损102万元转由被告承担后再向税务部门报账。首先，关于2013年是否存在亏损，本院认为，根据南昌市国家税务局征收局的江西分公司2012年-2014年期间的利润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2013年11月的损益表中显示的截至2013年11月30日的亏损金额为661825.22元，这与原告提交的2013年11月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会计报表中的利润表显示的亏损金额相一致。从2013年1月-11月的损益表显示的净利润金额来看，除4月外每月均出现数万至十余万不同幅度的亏损，2014年也存在不同幅度的亏损，故2013年12月的损益表中显示当月盈利666393.12元，与江西分公司的总体财务状况不符，且出入较大。另外，2013年12月的损益表中显示的营业费用为-496380.51元，而营业费用属于企业经营中应当支出的费用并非收入，应当为正数，现营业费用为负数，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不应仅以2013年12月的损益表显示的全年净利润4567.9元就认定该年度为盈利。关于2013年12月的损益表显示当月盈利666393.12元、全年盈利4567.9元的原因，本院认为，原告主张2013年12月的销售费用523619.49元，有相应的记账凭证以及每月各类费用支出的相应票据印证，本院对此予以认定。结合前述原告对于挂账金额的解释，将销售费用按523619.49元来计算，按照损益表中载明的净利润的计算方式：2013年12月当月的净利润应当为-353606.88元，因此，原告实际挂账的亏损102万元-2013年12月当月亏损353606.88元=666393.12元（即2013年12月的损益表显示的当月盈利666393.12元），666393.12元-2013年11月30日前的亏损661825.22元=4567.9元。据此，本院能够认定，2013年12月的损益表显示当月及全年均盈利确因原告将亏损102万元转由被告承担后所致。江西分公司2013年全年实际亏损金额应当为截至2013年11月30日的亏损661825.22元＋2013年12月当月亏损353606.88元=1015432.1元，这与原告提交的记账凭证中的挂账金额相一致。被告虽仅认可2012年、2013年、2014年各年度12月底的财务报表，对于其他月份的报表中反映的数据均不予认可，并称销售费用出现负数的情形是原告与江西分公司在每年的年底进行最后的结算，但其未能举证证明与原告有年底对销售费用进行结算的交易惯例，也未能举证证明本院从南昌市国税局调取的分月的报表数据确实存在错误，故本院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关于2014年截至9月30日江西分公司亏损金额，原告提交了经被告签字确认的净资产审计汇总表。该表显示的净资产亏损金额为938798.7元，结合被告本人书写的申请书中亦有申请原告对挂账金额予以减免的事实，本院对2014年截至9月30日的亏损金额938798.7元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应当根据承包协议中分公司亏损由其承担的约定支付原告相应价款。原告自认被告2013年及2014年截至9月30日的业务费及奖罚息为280789.59元，并同意从被告应当承担的经营亏损中将前述款项作相应抵扣，系原告对其民事权利的自愿处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亏损价款（2013年经营亏损1015432.1元＋2014年截至9月30日经营亏损累计938798.7元-业务费及奖罚息为280789.59元=1673441.21元。
关于本案审理中因笔迹鉴定而支出的鉴定费22980元，本院认为，笔迹鉴定系因被告否认原告提交的会计报表上签字为其本案所签而提起，后鉴定结论正式了被告的主张，故鉴定费应当由原告承担。关于被告主张的因笔迹鉴定而支出的交通费等1508元，该费用属于当事人为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诉讼当事人自行承担。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涛支付原告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价款1673441.2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号，或汇入昆山市人民法院财务结算中心，开户行：昆山建行营业部，账号：32×××60）。
案件受理费1995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4954元，由被告王涛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鉴定费22980元由原告承担，该款被告已预交给鉴定机构。上述两项费用相互折抵，被告还应支付原告1974元，由被告在履行判决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
审 判 长 孙学谦
人民陪审员 郭静芳
人民陪审员 陆 芳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颜晓龙
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