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72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锦秀，女，198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苹，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
法定代表人：宋进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雷，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楠，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原名：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杨浦区。
负责人：宋进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雷，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楠，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杭州易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徐斌，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
上诉人沈锦秀因与被上诉人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科公司”)、被上诉人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倍科上海公司”)、原审第三人杭州易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易才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8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锦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六项，依法改判1、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支付沈锦秀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06,181.50元；2、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支付沈锦秀福利报销费用92,068元；3、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为沈锦秀补缴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事实和理由：1、倍科上海公司自2016年1月起无故拖欠沈锦秀工资，2月起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报销费用很久不给报，其被迫于2016年5月13日打电话给人事部经理提出辞职，明确说了上述原因，并于当天申请劳动仲裁，故倍科上海公司应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2015年1月至6月因公司的报销系统进行切换，沈锦秀无法申请报销。2015年7月系统正常后，其每月都通过公司报销系统申请报销，有系统反馈的报销单据为证，每笔待报销费用在系统中都有对应的Colloa系统单号，但是由于2015年3月公司更换了总经理及销售总监，其报销费用一直被拖延，未予报销。在公司有报销额度的情况下，其不可能不去报销，无法报销的原因在于公司。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待报销费用为92,068元，其中绝大部分款项都是其替公司垫付的款项，隔月不能报销的规定不适用于其。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判决对其报销费用的请求不予支持显属不当；3、一审判决对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予处理，但未阐明补缴社会保险费为何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及沈锦秀应通过何途径进行救济。
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辩称：1、沈锦秀自2016年春节过后便不到岗上班，因倍科公司发现其经手的业务有约200万元货款无法对账，便多次发函要求其来总部配合调查并言明调查期间停发工资，但其未来总部。公司不存在无故不发放工资，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系沈锦秀自行离职。2016年5月13日沈锦秀在收到公司第三份《通知函》后，未以任何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公司表态和回复，便径行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解除劳动关系，之前其从未告知过离职意向和离职原因，也未与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故其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2、报销额度并非实际应该报销的费用，报销款也不属于工资。公司规定自2012年5月开始当月报销，不得隔月报销，沈锦秀作为老员工是清楚的。对沈锦秀提供的报销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报销单在任何时候登陆公司财务系统都可以填报，但要顺利通过公司审批则需要满足提前有申报、发票合法合规、报销单有明确描述、不隔月报销、相关负责人确认和财务审核等条件，完成整个审批流程的报销单状态会显示结束(EndProcess),此类报销单才是公司认可的报销依据，本案中沈锦秀提供的报销单系其单方制作，不符合公司的报销流程，公司不认可。现沈锦秀主张的2014年2月至2016年3月待报销费用92,068元，系其不按公司规定报销造成的，新旧财务系统的交接并未影响公司正常报销，不存在报销空档期，公司在2015年1月便正式启用新财务系统Colloa审批报销，已经通知员工不要在老系统里报销，但沈锦秀仍然如此操作，过错在其，从其提供的报销单来看未通过公司审核。退一步讲，假设如沈锦秀所称公司财务系统2015年6月才恢复，那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的费用其完全可以按时报销，但其直至仲裁时才提出，显然不符合财务制度；3、社会保险缴费争议应由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沈锦秀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应在本案处理。综上，请求驳回沈锦秀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杭州易才公司述称，该公司受倍科公司委托为沈锦秀代缴社保，与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沈锦秀间的劳动争议无关。
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一审共同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倍科上海公司与沈锦秀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2月20日解除；2.无需向沈锦秀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5日工资50,296.50元；3.无需向沈锦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6,181.50元；4.无需向沈锦秀支付2014年度至2016年5月1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4,267.93元；5.无需为沈锦秀补缴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6.无需向沈锦秀支付垫付会务费和福利报销费用204,268元。
一审审理中当事人就各自的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员工手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有关年休假的规定；2.通知函三份，证明倍科公司多次联系沈锦秀要求其到公司办理交接手续，但沈锦秀未配合；3.对账单五份及表格一份，证明沈锦秀任职期间造成公司损失；4.沈锦秀于2016年3月25日的邮件回复、交接清单，证明沈锦秀在3月25日已开始办理交接不再上班了，而公司向沈锦秀提出的16个问题尚未解决；5.电子邮件一组，证明会务费未得到销售总监签字确认；6.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劳人仲案字[2016]第0282号仲裁裁决书，证明仲裁前置。沈锦秀提供了以下证据：1.社保参保证明、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倍科上海公司、沈锦秀存在劳动关系，且2016年1月1日起未发放工资；2.昆山社保参保证明，证明沈锦秀自2005年8月起开始工作的事实；3.倍科上海公司销售管理人员发送的电子邮件共6页，证明沈锦秀可休年休假为12天，且未休年休假的事实；4.电子邮件一组，证明经倍科公司审核同意，沈锦秀2015年5月前每月报销额度为9,950元；5.倍科公司的营运经理发送给沈锦秀的邮件一组，证明沈锦秀2015年5月起的报销额度为6,950元；6.报销明细、报销凭据，证明沈锦秀待报销的金额为92,068元的事实；7.电子邮件、汇款清单、费用清单、支出凭证，证明沈锦秀因工作需要为桐庐浙江经销商会议垫付112,200元未获报销的事实。杭州易才公司提供以下证据：委托服务合同及关联证明，证明倍科公司委托上海智联易才人才咨询有限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办理招退工手续等事宜，上海智联易才人才咨询有限公司与杭州易才公司系关联企业，杭州易才公司受其委托为沈锦秀在杭州缴纳社保。沈锦秀对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员工手册中3.2.3.1关于年休假的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且已收到，但内容不认可，并认为5月13日的通知函可证明沈锦秀当时还在倍科公司上班；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损失与沈锦秀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当时在工作交接；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其中总监丁耿于2015年1月16日发送给沈锦秀的邮件可证明其同意报销经销商会议的费用；对证据6无异议。杭州易才公司对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无异议，对其余证据均称与其无关。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对沈锦秀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确认1月份工资未发；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称公司规定年休假是10天；对证据4、5的真实性认可，对报销额度无异议，称公司规定隔月不报销；对证据6、7的真实性不认可，已超过了公司规定的报销时限。杭州易才公司对沈锦秀提供的参保证明无异议，对其余证据均称与其无关。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沈锦秀对杭州易才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锦秀于2007年4月起与倍科上海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于2013年11月29日订立了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沈锦秀担任区域销售经理。沈锦秀自2015年1月起月薪调整为11,177元，倍科上海公司向沈锦秀发放工资至2015年12月。
倍科公司的销售总监郭元龙于2012年4月1日向沈锦秀发送电子邮件明确：自报销四月份的费用开始，所有个人费用一个月只限报销一次，不隔月报销；沈锦秀的报销总额为9,950元，其中包括手机费450元、个人车辆费用2,500元、国内差旅费3,000元、业务招待费2,000元、其他费用2,000元。倍科公司的营运经理曹旭泓于2015年5月12日向沈锦秀发送电子邮件明确：自当年5月起沈锦秀的月度费用报销总额为6,950元，其中包括手机费450元、个人车辆费用2,000元、国内差旅费2,500元、业务招待费2,000元。
2015年1月12日，沈锦秀经申请获准举行浙江经销商会议，并为此支付了住宿费、餐费、会务费、礼品费、广告费共计112,200元。
倍科公司制定的《员工手册》3.2.3.1规定：“带薪年休假由公司统一或员工自主安排执行，当年度内没有休完，按自动放弃处理。如拒绝公司安排的年休假期安排，作为自动放弃处理。”
2016年2月19日，倍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向沈锦秀发出《配合公司调查通知函》写明：“沈锦秀：经管理层决定，由于在你的任期内发生了以下事项，该些事项急需要你配合公司进行清理，在没有清理完成之前，公司决定先停发你的薪资并保留法律追溯的权利：……在以上事项与责任浙江区域经理整理清楚后，并在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将予以补发你的薪资。”2016年5月6日，倍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向沈锦秀发出《通知函》写明：“沈锦秀：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通过EMS向你发出《配合公司调查通知函》，经查你已收悉，鉴于该事项目前仍未解决，现公司再次通知你，请于一周内至公司配合调查。……”2016年5月13日，倍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又向沈锦秀发出《通知函》写明：“沈锦秀：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19日和2016年5月6日通过EMS向你发函，要求你到公司就在杭州办事处工作期间的工作情况以及相应财务数据作出说明，但你收悉后至今未来公司。鉴于你的工作表现与态度，现经公司研究决定，正式通知你即日起岗位调至公司总部销售部工作，望你在2016年5月20日前至倍科电器有限公司销售部报到，逾期未报到，公司将依据规章制度处理。……”
沈锦秀在收到倍科公司发出的第三份《通知函》后，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8月3日作出下劳人仲案字[2016]第0282号裁决：1、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沈锦秀的劳动合同关系在2016年5月15日解除；2、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沈锦秀2016年1月1日到2016年5月15日的工资计50,296.50元；3、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沈锦秀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6,181.50元；4、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沈锦秀2014年度至2016年5月1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计24,267.93元；5、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沈锦秀补缴2016年2月份到2016年5月份的(养老、医疗)保险，个人应负担的部分沈锦秀承担；6、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沈锦秀垫付会务费和福利报销费用计204,268元；7、倍科电器有限公司对上述结果承担连带责任；8、驳回沈锦秀的其它请求事项。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共同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仲裁委确认倍科上海公司与沈锦秀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6年5月15日解除，沈锦秀对此未表异议。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要求确认倍科上海公司与沈锦秀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2月20日解除，但未举证证明解除的事实和原因，且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在审理中称沈锦秀曾于2016年3月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未获同意，而直至2016年5月13日，倍科公司还向沈锦秀发函要调动其工作岗位，上述事实均与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的诉请相矛盾，故一审法院对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确认倍科上海公司与沈锦秀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6年5月15日解除。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称沈锦秀自2016年春节后未再上班，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在倍科公司自2016年2月19日至5月13日向沈锦秀发出的三份通知函中亦未提及沈锦秀缺勤之事，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主张的沈锦秀未上班的事实。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要求无需向沈锦秀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5日工资50,296.5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沈锦秀称其于2016年5月13日接到《通知函》后向倍科公司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解除理由为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沈锦秀未能就此举证。鉴于沈锦秀主张由其向倍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未能证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要求无需向沈锦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6,181.5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可予支持。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未能证明沈锦秀存在该情形，且其制定的《员工手册》中“当年度内没有休完，按自动放弃处理”的内容，与上述规定相悖，故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要求无需向沈锦秀支付2014年度至2016年5月1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4,267.93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主张无需为沈锦秀补缴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不属法院受理范围，本案中不予处理。
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规定福利报销每月报销一次，且不得隔月报销，沈锦秀也知晓该项规定。现沈锦秀仅提供了一组票据要求报销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各类费用共计92,068元，均未经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的审核，沈锦秀也未能说明其未及时报销的原因。一审审理中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对沈锦秀提供的票据的真实性未予确认，并以沈锦秀超过报销时间为由要求不予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的该部分诉请尚属合理，可予支持。沈锦秀在仲裁时主张报销其垫付的会务费用112,200元，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以销售未达到目标为由，不予核销。一审法院认为，沈锦秀提供的电子邮件一组能证明该次会议经过倍科上海公司的审批，所支付的费用均用于会务，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也未能证明其与沈锦秀约定过销售未达目标将由沈锦秀承担全部会务费，且该款项不属于福利报销，不应受限于当月报销的规定，故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不同意沈锦秀报销垫付款112,2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
我国《公司法》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保证责任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倍科上海公司作为倍科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对于本案所涉金额应当自行承担，如无偿付能力，由倍科公司承担。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和《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沈锦秀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5月15日解除；二、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沈锦秀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5日工资50,296.50元；三、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无需向沈锦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6,181.50元；四、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沈锦秀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8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4,267.93元；五、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沈锦秀垫付会务费112,200元；六、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无需支付沈锦秀福利报销费用92,068元；七、倍科电器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八、倍科电器有限公司、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除不予处理部分外)均不予支持。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庭审中沈锦秀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倍科公司的销售管理赵亚南于2015年1月12日、4月15日、6月2日发给公司销售的邮件三份，证明2015年1月至6月倍科公司报销系统一直未能正常报销，1月12日的邮件明确停止老系统的报销，4月15日的邮件载明系统有大的变化且较为复杂，说明报销时有很多问题，不能正常运行，所以6月2日又补发邮件，系统进行了修改，最终是7月才正常运行的；2、仲裁申请书及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收件回执，证明沈锦秀因倍科上海公司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保费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经质证，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称，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从证据本身来看，真实性认可，反而可证实公司的观点，不要用旧系统报销，有新系统了，没有说公司不可报销，还举例如何正常报销。公司这么多员工，不可能因为系统切换而全部不可报销。有系统切换的事实，但公司并没有因此停止报销，公司还是正常受理的。2015年4月15日公司已经发文可正常报销了，沈锦秀主张的是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的报销费用，应该2015年5月份就可报销了，但沈锦秀并没有提交，而是仲裁时才提出；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体现沈锦秀是以拖欠工资和不缴纳社保问题提出辞职，只能证明提出仲裁。杭州易才公司称，证据1与该公司没关系，不发表意见；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
二审庭审中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及杭州易才公司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7年1月23日，常州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更名为倍科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沈锦秀称2016年5月13日其以公司拖欠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向倍科公司口头提出辞职后即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解除与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的劳动关系，对此倍科公司提供了《通知函》三份，证明了2016年2月因倍科公司需要对沈锦秀经手的业务进行清理，故发函给沈锦秀要求其至总部配合清理，并言明在没有清理完成之前先停发工资，待清理清楚后，并在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将予以补发薪资，但沈锦秀未至总部，嗣后倍科公司在2016年5月再次发函给其仍未果，上述事实说明倍科公司并非无故拖欠沈锦秀工资，现其要求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倍科公司对福利报销费用规定，所有个人费用一个月只限报销一次，不隔月报销；报销单须经相关负责人确认和财务审核后方可报销。沈锦秀提供了一组发票要求报销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各类费用92,068元，其中对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发生的费用还提供了报销单数份，经查该报销单系沈锦秀在公司报销系统中填报后生成打印的，但上面并无销售总监及财务的系统签名，说明该部分费用最终公司未审核通过，现沈锦秀要求倍科公司、倍科上海公司报销支付，本院难以支持；对于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发生的费用，本院认为，虽然本院审理中沈锦秀、倍科公司对新旧报销系统切换是否影响公司正常报销存有争议，但沈锦秀确认报销系统至2015年7月已正常运行，其对该月至2016年3月发生的费用未及时申报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该部分费用本院亦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补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对沈锦秀要求倍科上海公司、倍科公司为其补缴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社会保险费的请求，本院不作处理。综上所述，沈锦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沈锦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翁 俊
审 判 员 谢亚琳
代理审判员 茅维筠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何 冰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