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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行申159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利军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兴海南街137-2号。
法定代表人袁国相，市长。
委托代理人吴越，兴城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江，辽宁大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利军因诉被申请人辽宁省兴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兴城市政府）行政强制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的（2015）辽行终字第25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16年7月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在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进行询问，再审申请人王利军、被申请人兴城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越、李江，到庭参加询问活动。案件现已审查终结。
1983年王利军的父亲王文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承包兴城市宁远街道西一村土地3.25亩，王利军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享有其中份额。王利军所在家庭承包份额在之后土地调整过程中始终未变。2008年7月王利军将其户口从兴城市宁远街道西一村迁出。王利军父亲王文去世后，2013年1月，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承包土地由王利军经营使用。兴城市政府因青山水库配套设施�水厂公益建设，于2013年5月开始征收兴城市宁远街道西一村部分土地，其中包括王利军经营使用的1.1亩土地。涉案1.1亩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助费，已提存在兴城市宁远街道。2013年11月26日，王利军发现其1.1亩承包地被损毁。2014年3月，王利军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兴城市政府损毁王利军承包地及种植树秧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各种经济损失1336800元，其中合同违约款90万元、树秧定金款15万元、购置农机具款1300元、打井4000元、种植树苗及管理等费用3200元、家庭内部转包金2000元、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78400元、青苗补助费17900元、树秧的经济收益18万元。2014年6月17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葫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确认兴城市政府征收土地行为违法，驳回王利军的行政赔偿请求。王利军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7日作出（2014）辽行终字第261�行政判决，认为一审判决第一项明显与王利军的诉讼请求不一致，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15年6月29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作出（2015）葫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确认兴城市政府损毁王利军承包地的行为违法，驳回王利军的行政赔偿请求。王利军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辽行终字第259号行政判决。王利军向本院申请再审。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王利军承包的耕地被兴城市政府征用建设公益性事业，其作为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讼，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兴城市政府不认可对涉案土地实施征收，但通过王利军举证及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兴城市政府对涉案土地实施了征收行为。兴城市政府在庭审中没有提交征收涉案土地的证据、法律依据，应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依法应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王利军主张133.68万元赔偿数额，鉴于王利军在涉案土地上栽种过树苗，客观上有所投入，应酌情予以补偿，但王利军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其直接损失情况，且在审理期间法官多次提醒王利军是否提出评估鉴定的申请，但王利军明确表示不评估鉴定。因此无法确认其损失，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判决：一、确认兴城市政府征收王利军承包的涉案土地行为程序违法；二、驳回王利军主张赔偿133.68万元的诉讼请求。王利军、兴城市政府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行终字第261号行政裁定认为，王利军在一审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兴城市政府对其承包地及种植的树秧损毁行为违法并赔偿王利军各种经济损失133.68万元。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也将此作为审查客体和争议焦点问题审查，双方均无异议。此后，一审在调取兴城市自来水公司和兴城市宁远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庭审，主要是质证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在此次庭审中，兴城市政府仍按王利军原诉求答辩，王利军虽提出庭审与诉讼主题有点偏离，但未明确提出改变�讼请求。因此，本案的审查客体没有改变，即兴城市政府对王利军承包地及种植的树秧损毁行为及赔偿请求。而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兴城市政府征收王利军承包的涉案土地程序违法，这明显与王利军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与本案的审查客体不一致，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另外，从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和庭审情况看，净水厂占用诉争土地是经兴城市政府批准，还是该厂无任何批准自行扩地建厂，事实不清，本案被诉行为是否为兴城市政府所为，证据不够充分。王利军作为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王利军在赔偿请求明细中提出9项请求，一审判决应分别予以阐明是否应予赔偿及赔偿数额，不应简单以不同意评估鉴定为由驳回其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裁定：一、撤销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二、发回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的（2015）葫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认为，王利军承包的1.1亩土地系在兴城市政府征收范围内，王利军诉请确认兴城市政府对其承包地及树秧损毁行为违法，兴城市政府作为负责组织征收实施工作的地方人民政府，对被征收土地的前期规划，后期利用等工作，应作出详尽且合理的说明，对此兴城市政府未穷尽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王利军称其在1.1亩承包地上种植从刘某处购买的金叶白蜡、黄金垂柳树秧各3000棵，通过证人田井权雇佣五人栽种1天。王利军申请栽种树秧的人出庭作证，但是证人对栽植树秧的种类、数量、株高、树秧外观等相关细节的陈述不清或者相互矛盾；王利军还陈述该1.1亩土地总计8条垄，每条垄长130-140米，每株间距20-25厘米，而根据王利军提供与张宝富签订的购树合同，其中对树秧冠部要求修剪成蘑菇型，此种种植间距、种植棵树和树冠特征，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利军陈述的客观真实性；王利军又陈述其种植的树秧从本市龙港区刘某处购买，但无法说清购买的具体位置，只能描述刘某培植树秧的暖棚面积30平方米（5米×6米），其购买的树秧是平放在暖棚内的，此种对专业培植树秧暖棚客观情况的描述，在证人刘某没有到庭的情况下，无法说明该事实的真实性。综上，王利军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承包地上种植名贵树秧，及树秧被毁导致损失的事实客观真实存在，而征地相关费用补偿又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王利军申请调取被征土地补偿款来源、用途，征地四至范围和征后利用相关情况，根据王利军诉求，本案审查客体是对王利军承包地的损毁行为而非征收行为，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兴城市政府损毁王利军承包的兴城市宁远街道西一村部分土地行为违法；二、驳回王利军的赔偿请求。王利军不服，提起上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行终字第259号行政判决认为，涉案土地系在兴城市政府征收范围内，作为负责组织征收实施工作的地方人民政府，王利军诉请确认其对涉案土地及树秧损毁行为违法，兴城市政府应负有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损毁行为的责任。现兴城市政府无证据证明其经过合法程序收回涉案土地，应当承担败诉责任。一审判决确认兴城市政府损毁王利军部分承包土地行为违法并无不当。王利军主张在耕地上种植名贵树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有关耕地保护的规定。从现有证据看，王利军主张的从刘某处购买树苗，由张购买其树苗等关键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其他证人证言及证据无法相互印证，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宁远�道西一村村委会主任唐、谭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王利军主张的损失真实存在。在王利军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一审驳回其赔偿请求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王利军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缺少证据支持，不符合法律要求。判定耕地上是否有秧苗存在应取决于王利军的证人证言，而不是与兴城市政府有上下级关系的西一村，且西一村的证据未经质证，存在伪证嫌疑。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利军并没有改变土地性质，培育的是秧苗不是林木，不应适用保护耕地的规定。3、证人白某的证言能够证明，王利军耕地上存在秧�的事实。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第二项，对本案进行再审。
兴城市政府答辩称：王利军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栽种树苗的事实，且根据土地管理法保护耕地的相关规定，王利军栽种树苗也属于非法权益，不应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王利军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中，涉案土地在兴城市政府征收土地的范围内，征收期间涉案土地及地上种植物被强制损毁，可以认定兴城市政府实施了被诉强制损毁行为。一、二审程序中，兴城市政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强制清除王利军涉案土地地上种植物行为的合法性，且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并不享有对被征收土地地上物自行强制清除的法定职权。因此，一、二审判决确认兴城市政府损毁王利军承包的1.1亩土地行为违法，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原告应当对损害事实及其数额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强制行为造成原告举证不能的，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亦不能举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结合案件基本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酌定损害事实和赔偿数额；原告提出了根据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等，法官难以酌定的损失的，原告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王利军提出赔偿其栽种的名贵树苗损失133.68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兴城市政府违法强制损毁土地，造成王利军无法举证，举证责任转移至兴城市政府，但是兴城市政府亦不能举证证明损失的具体情况，此时法官应当酌定损失。考虑到征收时兴城市政府已经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对王利军发放青苗补助费，法官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一般标准酌定损失，符合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王利军主张更高价值的赔偿，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王利军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兴城市政府因土地征收而给付王利军的补偿费用低于被损毁树苗的价值。王利军诉称树苗是从刘某处购买，除向法庭提交一张货款收据外，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树苗的数量和价格。王利军提供的栽种树苗人的证人证言，该证据仅能证明其在涉案土地上栽种过树苗，但关于树苗的价值，以及兴城市政府损毁树苗时，树苗的长势等客观情况，均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王利军主张赔偿133.68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利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利军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郭修江
审判员 苏 戈
审判员 张能宝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陆阳
书记员战成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