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20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高得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工业区XX路XX号XX室。法定代表人陈英，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莉佳，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兴德，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峰，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XX镇XX村XX庄XX号。委托代理人张艳丽，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高得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得公司)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5）松民一（民）初字第8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莉佳，被上诉人刘金峰的委托代理人张艳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高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英于2014年7月21日向刘金峰转账3,640元；于2014年8月20日向刘金峰转账2,940元；于2014年9月19日向刘金峰转账3,220元；于2014年10月20日向刘金峰转账3,675元；于2014年11月20向刘金峰转账2,520元；于2014年12月22日向刘金峰转账2,555元；于2015年1月20日向刘金峰转账3,675元；于2015年2月13日向刘金峰转账3,768.75元；于2015年4月20日向刘金峰转账3,796.88元；于2015年5月20日向刘金峰转账3,956.25元；于2015年6月18日向刘金峰转账3,600元。原审法院另认定：刘金峰持有高得公司的长期出入证，载明单位为上海高得。原审法院又认定：高得公司和案外人陈某某于2014年3月28日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高得公司将位于XX区XX路XX号的A（上海）有限公司零星工程项目分包于陈某某，由陈某某负责人员的聘用、管理及安全责任。双方零星合约价的85%为本合同单价，本合同为包施工、调试、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劳力包干总价。付款方式为按月施工进度并采用背对背方式付款（即收到业主费，5个工作日内高得公司需支付给陈某某），年底付清90%，余款10%在12个月内付清。原审法院还认定：2015年6月26日，刘金峰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刘金峰、高得公司自2014年5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7月16日，该仲裁委员会以松劳人仲（2015）办字第3212号裁决书作出裁决：刘金峰的请求，不予支持。裁决后，刘金峰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坚持其仲裁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金峰、高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关键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人身隶属性，即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劳动并获得劳动报酬。本案中，刘金峰在高得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地点工作并持有高得公司的长期出入证，既能反映刘金峰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属于高得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也可以体现出刘金峰须遵守高得公司的一定管理；同时，高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月支付刘金峰相对固定的报酬，也符合劳动关系的一般特征。虽然高得公司辩称该项目的零星工程已经发包于案外人陈某某，刘金峰系由陈某某聘至工地工作，并提供《劳务分包合同》予以证明，但对于该合同的履行和结算高得公司均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同时，对于刘金峰的报酬系由高得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支付的事实高得公司亦难以作出合理解释，更和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故原审法院对于高得公司的辩称意见难以采信。现刘金峰所提供的证据已经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刘金峰、高得公司之间具有较强的人身隶属性，工作形态也符合一般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而高得公司未能提出充分的抗辩依据，故原审法院确认刘金峰、高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根据刘金峰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高得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7月21日开始向刘金峰进行转账，结合一般的工资支付周期、时间和刘金峰的陈述，同时鉴于双方均无其他相反证据，故原审法院采信刘金峰的主张，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起始于2014年5月15日。另，刘金峰、高得公司均未主张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故原审法院亦采信刘金峰的主张，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今。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于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判决：刘金峰与上海高得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自2014年5月15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上海高得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原审法院判决后，高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高得公司承包了位于XX区XX路XX号的A（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零星工程项目后，将该项目分包给了陈某某，由陈某某负责人员的聘用、管理及安全责任。根据类似项目的通常做法和行业惯例，分包人在办理项目现场具体工作人员出入证时都是以总包方的名义办理的。故刘金峰持有载明高得公司的出入证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陈某某作为高得公司多年的合作伙伴，一直陆续承接高得公司的分包项目。鉴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经常会有先行垫付、受托支付的情况存在。本案中，高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受陈某某的委托暂时代其垫付刘金峰的劳务费用。综上所述，刘金峰系陈某某招聘的人员，采取的是按天计算劳务费用的报酬计算方式，其与陈某某之间构成劳务关系，与高得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金峰原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金峰辩称：其不同意高得公司的上诉主张，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高得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法院判决。高得公司对原审法院认定“刘金峰持有高得公司的长期出入证”一节事实有异议，称该出入证并非高得公司的，而是业主方A公司的。刘金峰不认可高得公司的陈述，称该出入证就是高得公司所发的。经查，该出入证印有“AUO”（系A的英文简写）的字样,其中姓名为“刘金峰”，单位为“上海高得”。鉴于上述情况，对该节事实的准确描述应为“刘金峰持有印有单位为“上海高得”的用于进出A公司的出入证”,但原审法院认定为“持有高得公司的长期出入证”亦无明显不妥，且该认定对本案的定性亦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故对高得公司的该项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高得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供：1、陈某某所写的情况说明，旨在证明陈某某与高得公司签订过项目分包合同，涉案项目系陈某某分包的，刘金峰由其招用，陈某某委托高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垫付了其所招用的工人的劳务费；2、医疗费发票，旨在证明刘金峰发生人身伤害后，陈某某为其支付了全部医药费；3、工程结算单与银行转账凭证，旨在证明陈某某在与高得公司结算时涉及高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垫付劳务费部分。刘金峰对上述证据认为不属于新的证据；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医药费发票无法证明是陈某某付的，刘金峰认为是高得公司付的；对陈某某与高得公司的结算单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首先，上述证据高得公司并未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且无正当理由，故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其次，关于陈某某的情况说明及陈某某与高得公司的结算单，因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高得公司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最后、医药费单据本身并不能反映何人为刘金峰支付了医药费，且该事实亦不构成对本案认定刘金峰劳动关系归属的实质性要件。综上，对高得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高得公司在二审期间还向本院申请陈某某出庭作证，陈某某作证的内容基本与其所写的情况说明相同。经本院询问陈某某在招用刘金峰时是否曾向刘金峰明示其与高得公司是分包关系。陈某某称并未明示，只是跟下属员工称他是老板，只要活干好，一定会支付工资。高得公司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刘金峰对陈某某关于其并未向刘金峰明示与高得公司的分包关系之陈述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金峰与高得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刘金峰在高得公司承包的A公司项目工作，持有的出入证上印有“上海高得”字样，工资由高得公司法定代表人按月发放。在陈某某并未向刘金峰明示其与高得公司之间的分包关系的情况下，上述外在表征已足以使刘金峰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是在为高得公司工作及陈某某代表了高得公司。故原审法院认定刘金峰与高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高得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高得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平
代理审判员 周 寅
审 判 员 郑东和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亚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