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97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熟市尚湖镇安特佳商业设备厂,住所地常熟市尚湖镇冶塘新巷村。
经营者：胡掌宝，男，196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耀华，该厂企业管理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凤凰第四塑料厂，住所地张家港市凤凰镇夏市村。
主要负责人：沈卫丰，该厂投资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铭保，常熟市尚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常熟市尚湖镇安特佳商业设备厂（以下简称安特佳设备厂）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凤凰第四塑料厂（以下简称凤凰塑料厂）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1民初6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特佳设备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所涉货款不应向凤凰塑料厂支付；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凤凰塑料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混淆了商贸活动与工厂直接销售的两种商业模式。安特佳设备厂在一审时的答辩及举证均证明了此起商业买卖行为系胡伟（实际供货人）的以此商贸模式的商业行为。具体包括：1、胡伟接受一审法官询问时所做的笔录明确说明这笔业务是他的“生意”；2、胡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我与胡掌宝（安特佳商业设备厂）防撞条业务的情况说明》，再次强调了实际供货人是胡伟本人；3、胡伟在知晓该笔货款被薛锦良起诉讨要时，即书面委托其母亲向安特佳设备厂结算，安特佳设备厂考虑到已启动司法程序不合适此时结清；4、凤凰塑料厂与本地一个叫“巨人”的企业有过同样的商业行为，结算款项是与胡伟结算的，与凤凰塑料厂无关；5、一审判决认定薛锦良对凤凰塑料厂的主张予以了证实，但薛锦良是本起诉讼的直接挑起者，这就相当于其自证被采信了。二、本案中安特佳设备厂与凤凰塑料厂原来素不相识，双方之间无论是签订书面合同还是口头约定都是不可能的，而安特佳设备厂与胡伟之间有多年的业务和经济往来，故可以确定本案的防撞条业务发生在他们之间。三、关于凤凰塑料厂提交的送货单回单：在双方各执一份的单据上价格一栏是空白，事实上价格与金额是事后各自添加的，这说明凤凰塑料厂在这笔业务中没有定价权；凤凰塑料厂将该单据作为与胡伟结算的凭证更合适；安特佳设备厂收货后即在单据上注明是“胡伟送的货”，以免与其他同类附件的送货单位混淆。四、凤凰塑料厂在一审诉状中称经人即胡伟介绍与安特佳设备厂建立买卖关系，这不是事实。
凤凰塑料厂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凤凰塑料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特佳设备厂给付凤凰塑料厂货款32662.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8日至2016年1月20日，凤凰塑料厂让薛锦良将货款共计32662.50元的防撞条陆续送至安特佳设备厂，并由安特佳设备厂胡掌宝、周美娟分别在载明上述货款金额的送货单上签收。2017年6月12日，凤凰塑料厂持上述送货单以安特佳设备厂未付上述货款为由诉讼至一审法院，要求安特佳设备厂给付货款。
一审审理中，凤凰塑料厂表示：薛锦良系其员工，胡伟通过薛锦良将本案业务介绍给了其，本案业务发生在其与安特佳设备厂之间，安特佳设备厂应当向其支付货款。安特佳设备厂则表示：2015年11月，胡伟对其称他在做防撞条业务，其就让胡伟供货。其每次要货时，就打电话通知胡伟，胡伟再通知薛锦良送货。薛锦良送货时，并未说货物是凤凰塑料厂的。业务期间，凤凰塑料厂曾向其催讨过货款。本案所涉货款目前还未结算，其根据送货单与对方结算。薛锦良与其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本案业务系其与胡伟发生。安特佳设备厂提交的通话录音整理文字中甲为安特佳设备厂，乙为薛锦良，录音内容为“……乙：年底快我来过向结账，你也在。甲：是个，我当时对你说，这货款要与胡伟结账个。乙：告诉你听，这种又不是你一家，旁边还有巨人呢。甲：几家人家都是胡伟牵的吗？乙：是个，还有巨人。甲：我哩要货时打电话胡伟，是不是胡伟再打电话你叫送货？乙：是个，胡伟打电话我再送货，也有几次时你们直接打电话我个……”。
为核实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对薛锦良、胡伟进行了调查，薛锦良表示：其是凤凰塑料厂的业务员，其通过胡伟与安特佳设备厂相识。起初是胡伟打电话给其告知安特佳设备厂要货其再送货的，之后是安特佳设备厂经营者胡掌宝妻子周美娟打电话给其要货其再送货的，胡掌宝知道本案业务是凤凰塑料厂与他发生的。业务结束后，其与凤凰塑料厂负责人去找安特佳设备厂讨要货款时，周美娟说货款已经付给胡伟了。通话录音中其所说“告诉你听，这种又不是你一家，旁边还有巨人呢”意思是除了经胡伟介绍，其代表凤凰塑料厂给安特佳设备厂送过货外，其还经胡伟介绍，其代表凤凰塑料厂给“巨人”送过货。胡伟表示：薛锦良是凤凰塑料厂的负责人，本案所涉防撞条系其通过薛锦良向凤凰塑料厂购买的，其和凤凰塑料厂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其购买的防撞条货款也未支付。其购买防撞条后，再向安特佳设备厂供应，其与安特佳设备厂也未签订买卖合同，送货时其让薛锦良直接送给安特佳设备厂，送货单留在薛锦良处，将来结算时，其再向薛锦良拿送货单与安特佳设备厂结算。
对上述调查内容，凤凰塑料厂对薛锦良陈述没有异议，认为胡伟陈述内容并不属实。安特佳设备厂认为胡伟通知薛锦良送货证明凤凰塑料厂与其没有合同关系，周美娟几次打电话给薛锦良让他送货属实。对胡伟陈述没有异议，凤凰塑料厂应当要求胡伟支付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凤凰塑料厂提交的送货单，并结合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及一审法院调查材料，可以认定安特佳设备厂向凤凰塑料厂购买防撞条及安特佳设备厂结欠凤凰塑料厂货款32662.50元事实的存在。货款应当及时支付，凤凰塑料厂要求安特佳设备厂支付货款32662.5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安特佳设备厂关于本案所涉业务发生在其与胡伟之间，其不应当向凤凰塑料厂支付货款的抗辩意见，凤凰塑料厂认为本案业务发生在其与安特佳设备厂之间，胡伟仅是其与安特佳设备厂业务的介绍人，薛锦良对凤凰塑料厂主张予以了证实，本案所涉货物系凤凰塑料厂向安特佳设备厂供应，凤凰塑料厂亦持有本案所涉业务的结算凭证即送货单，安特佳设备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案外人胡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业务发生在其与安特佳设备厂之间，故对安特佳设备厂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常熟市尚湖镇安特佳商业设备厂给付张家港市凤凰第四塑料厂货款人民币32662.5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8元，由常熟市尚湖镇安特佳商业设备厂负担。
二审中，安特佳设备厂申请本院向常熟市巨人商业设备厂调查相应的供货方式；凤凰塑料厂对此质证认为该调查取证申请没有法律依据，与本案没有实际的利害关系，故不予认可。
二审经审理查明，在2017年7月10日的一审庭审中，凤凰塑料厂提交送货单原件七份，证明其向安特佳设备厂提供了防撞装饰条，由其企业管理人员和亲属签字，送货人是薛锦良，签收人分别是胡掌宝和胡掌宝妻子周美娟，送货内容是防撞条，总计价款是32662.50元。安特佳设备厂当庭质证认为：送货单上的价款与我方第二联的送货单价款不一致，上面的价款凤凰塑料厂随意改动过，真实性不认可。送货单上没有凤凰塑料厂的名称，不能证明其就是权利人。货物收到的，签收人是胡掌宝和周美娟，凤凰塑料厂主张的价款总额与我方保留的底单上的总额是一致的。
在该次庭审中，就法庭询问的“本案的业务被告方如何与对方结算”的问题，安特佳设备厂明确目前还没有结算过，是根据送货单。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安特佳设备厂主张就案涉买卖防撞条的交易，其不应向凤凰塑料厂支付价款的依据是否充分？
本院认为，首先，安特佳设备厂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就案涉防撞条的买卖交易，其与相对方的结算依据为送货单。而从胡伟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来看，其亦明确结算时系依据送货单，故在本案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形下，交易相对方之间系以送货单作为结算的依据。
其次，虽然安特佳设备厂在一审质证时主张凤凰塑料厂持有的送货单在价格、金额部分存在添加的情形，但是其亦确认对方主张的价款总额与其保留的底单上的总额是一致的。安特佳设备厂上诉提出其在送货单上注明“胡伟送的货”的问题，但该标注仅为安特佳设备厂单方在其持有的底单上进行的标注，而其持有的底单及安特佳设备厂提交的送货单上“送货人”处均载明为“薛锦良”或“薛”。因此，薛锦良确认其系代表凤凰塑料厂进行的送货，且凤凰塑料厂持有结算凭证送货单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和事实，认定安特佳设备厂应向凤凰塑料厂支付案涉防撞条买卖交易的货款，并无不当。
关于安特佳设备厂二审提出向常熟市巨人商业设备厂进行调查取证的申请，因其申请调查的事实涉及的是与案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本案所涉防撞条买卖交易的相关事实，故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安特佳设备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7元，由常熟市尚湖镇安特佳商业设备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水娟
审判员 蒋毅颖
审判员 李晓琼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郭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