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642号
原告深圳市新和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和居委天福路一号，组织机构代码192473960。
法定代表人张海康
原告黄永才，男，汉族，1971年8月4日出生，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原告徐菁，女，汉族，1964年8月8日出生，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利继梅，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捷一好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油第四工业区3栋5层西侧，组织机构代码715217297。
法定代表人孙幼玲。
委托代理人刘宛红，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弘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和新兴工业园三区（A区）办公综合楼第一层102，组织机构代码58929002-9。
法定代表人易泉洲。
委托代理人刘军，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市新和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新和公司）、黄永才、徐菁诉被告深圳市捷一好电子有限公司、第三人深圳市弘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利继梅，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宛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3月26日，原告新和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厂房、宿舍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新和公司承租其位于福永镇新和新兴工业园的面积为6080平方米的A18幢厂房，以及面积为1380平方米的A19幢第三层宿舍，合计7460平方米的物业，租金按每平方米11元计算，每五年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5%。租赁期限自200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共15年。后被告又陆续增加承租了一部分宿舍和绿化地，增加的宿舍每月租金为7860元，增加的绿化地租金每月为1200元，每五年递增5%。原告新和公司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是基于租赁厂房的实际投资人原告徐菁、其他投资人李刚、易泉洲、曾卓雷、林政山、赵若汝共六人的认可而为，但租金收到后均按上述六股东所持股权比例分配到各个股东个人手中。2013年10月25日原告黄永才和原告徐菁签订了《股权（物业）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徐菁将其与上述其他股东合伙兴建的位于福永新和社区新兴工业园厂房A15、A16、A18共三栋和宿舍A19栋及消防池首层物业中所占的43.375%的股份转让给原告黄永才，转让后由原告黄永才享有该股权项下的所有收益。原告徐菁的转让行为已经得其他所有股东的书面同意。但原告黄永才在获转让后并未能收到被告每月应交付的租金，被告也未向原告新和公司支付租金，基于原告徐菁已垫付部分被告所拖欠的租金给了原告黄永才，故其依照法律规定也有权向被告主张租金权益。原告新和公司曾于2015年2月13日发通知给被告，告知其自2015年1月23日起按租赁合同将租金的43.375%支付给新股东原告黄永才，但被告却回复认为这一要求违法而不予执行。事实上原告新和公司作为《厂房、宿舍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其有权对租金的收取方式作出变更或指定新的收款人，不存在违法情形，被告无权对出租人收租方式或指定帐户的变更不执行，更无权在得到出租人的通知后不交租金或交付给其他未经实际投资人及出租人认可的主体。综上所述，被告自2014年1月1日后未再向三原告中的任何一方支付过租金，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依据《厂房、宿舍租赁合同》的约定，原告要求解除该合同并要求被告支付所拖欠的一定比例的租金及利息。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三原告支付所拖欠的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暂计至此时）止的43.375%的租金合计人民币770309元，其中7460平方米的厂房及宿舍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租金为224239元（86163元/月X6个月X43.375%），自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租金为470902元（90471元/月X12个月X43.375%）。增加的宿舍部分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止租金为46537元（8253/月X13个月X43.375%），自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租金为18794元（8666/月X5个月X43.375%）。增加的绿化部分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租金为9837元（1260元/月X18个月X43.375%）。利息约45000元；以上总计金额为815309元。2、双方解除租赁合同；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原被告签订的《厂房、宿舍租赁合同》无效。
被告答辩称，1、关于本案诉讼主体的问题：原告新和公司与起诉中的原告黄永才、徐菁作为共同原告，提起本案租赁合同纠纷的诉讼，显然是错误的，原告黄永才、徐菁不能作为本案租赁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提起支付租金之诉，被告从未与原告黄永才、徐菁签订租赁合同，双方不存在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2、我方也并非本案适格被告：（1）我方尽管于2004年3月26日与原告新和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但作为被告出资设立的捷飞高公司于2004年7月29日成立后原租赁合同的主体进行了变更，权利义务进行了转让，即被告退出了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由捷飞高与原告新和公司达成了合意，被告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捷飞高公司，并且得到了原告新和公司的认可，因此该租赁合同的这种转让是合法有效的；（2）从2014年开始截止至开庭之日，依照租赁合同向原告新和公司足额缴纳租金的主体是捷飞高公司；因此，原告新和公司与被告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灭失，被告不是原告新和公司诉称的租赁合同的承担者，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3、针对原告具体的诉讼请求，答辩如下：（1）捷飞高公司作为新的合同主体已经足额缴纳了租金，而且这种缴纳租金是按照历来的交易习惯进行缴纳的；（2）关于捷飞高公司缴纳租金的依据为原告新和公司多次向捷飞高公司提供了缴纳租金的收受对象，由最初的天府情，后变更为蓝坤公司，又变更为邦华公司，再到后来的华诺公司，再到弘洋公司，是不同的公司，而这几家公司系实际收受租金的主体，被告自2004年-2015年10月就是依据上述公司相应的通知来缴纳租金的，被告与原告新和形成了该交易习惯，原告新和公司在这十几年缴纳租金的过程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对这种缴纳的方式是认同的；4、关于捷飞高公司与原告新和公司依据租赁房屋登记管理部门的要求，每五年都签订了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并进行了备案登记，更证明捷飞高公司与原告新和公司是新的租赁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效的；5、本案追加的第三人弘洋在证据交换的时候，亦承认捷飞高公司缴纳的全部租金。关于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答辩如下：我方已缴纳了租金，未违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捷飞高公司履行了租赁合同缴纳租金的义务，因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第三人未到庭应诉，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徐菁、李刚、易泉洲、曾卓雷、林政山、赵若如等六位投资人拥有新兴工业园15至19栋物业50年的使用权，原告新和公司不得干涉，且无权收取租金。2003年、徐菁、李刚、易泉洲、曾卓雷、林政山、赵若如等六位投资人与原告新和公司、冯佐良签订了《合作兴建厂房合同》，约定由上述六位投资人出资兴建新和村新兴工业园15至19栋厂房，建成后拥有其50年的使用权。因此，根据合同约定，上述投资人出资兴建了上述物业，拥有其50年的使用权，有权使用、出租，而原告新和公司则不得干涉、也无权收取租金。二、第三人经授权对新兴工业园15至19栋物业管理、收租，且2014年1月1日后的租金被告已经支付给第三人，原告徐菁无权再要求被告支付上述租金。新和村新兴工业园15至19栋厂房建成后，六位投资人同意委托公司来进行管理、收租。自建成后至今，共委托了四家公司进行管理、收租，分别是：2007年9月1日之前为徐菁夫妻控股的深圳市蓝坤投资实业有限公司、2007年9月1日至2008年11月30日为深圳市邦华实业有限公司、2008年12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为深圳市华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2月1日至今为深圳市弘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四家公司收取租金后，将收益按投资比例分配给各投资人，期间各投资人均无异议。因此，第三人有权对涉案物业管理、收租，原告徐菁无权再要求被告支付租金。三、原告徐菁与原告黄永才签订地《股权（物业）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黄永才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租金。四、2014年2月1日后收取的租金收益均保存在第三人账户，没有分配的原因在于：首先，原告徐菁擅自将股份转让给原告黄永才，双方的转让合同并没有提供给其他股东，双方还隐瞒真实交易价格，其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在同等条件下，各位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的原则。而且，原告徐菁与原股东之间的账目长期未进行清算，而受让方黄永才又不愿承担徐菁的债权债务。因此，各股东均不认可其转让行为，导致原告徐菁与其他股东之间产生纠纷，各股东均要求先解决此纠纷后再进行租金分配。其次，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期间，原告徐菁、黄永才等多次纠集数十人闯入新兴工业园一区15栋合法租户的生产经营场所，采用撬锁、拆卸、浇灌混凝土等方法，故意损毁正在生成的供电设备、载货电梯等，造成三家公司损失严重，现该财产损害纠纷已诉至宝安法院（案号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3353号）。作为物业管理方，第三人有义务对肇事股东的租金收益予以扣留，等法院判决后赔付给受害方。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3年，原告新和公司先后与原告徐菁及案外人李刚、易泉洲、曾卓雷、林政山、黄桂凤签订《合作兴建厂房、宿舍合同》，约定各方合作投资兴建位于福永镇新和村新兴一区工业园的A15、A16、A18厂房、A19宿舍，使用期限为50年。
2004年9月27日，原告徐菁与案外人李刚、易泉洲、曾卓雷、林政山、赵若汝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兴建位于福永镇新和村新兴一区工业园的A15、A16、A18厂房、A19宿舍，股东合作年限从2004年9月至2056年5月31日止。该协议书同时约定了各股东投资金额和投资所占比例，原则上各股东的股权转让在内部转让，若转让给其他人，需不影响股东的利益。
2006年1月17日，原告新和公司与深圳市捷飞高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飞高公司)签订了一份《厂房、宿舍租赁合同》，约定深圳市捷飞高电路有限公司向原告新和公司承租其位于福永镇新和新兴工业园的面积为6080平方米的A18幢厂房，以及面积为1380平方米的A19幢第三层宿舍，合计7460平方米的物业，租金按每平方米11元计算，每五年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5%。租赁期限自200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共15年。
2008年12月10日，收取深圳市捷飞高电路有限公司租金的“深圳市邦华实业有限公司”向捷飞高公司发出通知，要求捷飞高公司自2008年12月1日起将租金转入“深圳市华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账户。2012年2月1日，“深圳市华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捷飞高公司发出通知，要求捷飞高公司自2012年2月1日起将租金支付至“深圳市弘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洋公司）”账户。捷飞高公司自2012年2月起，每月将租金支付至第三人弘洋公司账户，庭审中第三人弘洋公司确认收到捷飞高公司自2012年2月起的所有租金。
2013年10月25日，原告徐菁与黄永才在原告新和公司的见证下签订《股东（物业）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徐菁在福永镇新和村新兴一区工业园的A15、A16、A18厂房、A19宿舍项目中所占股份为43.375%，因投资方向调整，徐菁同意将持有的股份及所享有的物业所有权益转让给黄永才。
2013年11月4日，原告徐菁向案外人出具《股权转让申请书》，写明需要把本人所持有的在合作投资中所占有的股权转让给原告黄永才，在同等条件下，各股东有权有限购买，如果各位股东放弃购买，请同意徐菁将股权对外转让。
2013年11月7日，案外人李刚、易泉洲、曾卓雷、林政山、赵若汝在原告新和公司的见证下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同意原告徐菁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原告黄永才。
2015年1月23日，原告黄永才、徐菁与案外人易泉洲、曾卓雷、林政山、赵若汝共同向被告发出《声明书》，写明：经各股东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同意从2015年1月23日起，将涉案厂房及宿舍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暂时交由原告新和公司监管，各栋租户直接将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交给原告新和公司，将视为已经按时履行了交付租金的义务。
2015年2月13日，原告新和公司向捷飞高公司发出《通知》，要求捷飞高公司从2015年1月23日起按租赁合同将租金的43.375%支付给原告黄永才。
另查明，深圳市捷一好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南油第四工业区3栋5层西侧，法定代表人为孙幼玲，现该企业已经吊销。
庭审中，被告称实际使用涉案厂房的主体为捷飞高公司，原告称由于租赁合同签订年限较长，无法确定目前使用涉案厂房的是被告还是捷飞高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合作兴建厂房合同》、《股东协议书》、《股权（物业）转让协议》等证据，被告提供的《通知》、银行流水、《声明书》、《复函》、发票、收据等证据在卷证实，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拖欠租金为由诉至法院，并提供《厂房、宿舍租赁合同》欲证明其主张，但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的承租方为“深圳市捷飞高电路有限公司”而非被告，且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实际使用了涉案厂房，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977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何冰清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谢 燎
书 记 员 张雪娜
附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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