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17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复江，男，汉族，1976年3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沂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丽，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松涛，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禅城区勇达磨具厂，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青柯山圹口仓库148号后座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604L2407252XH。
经营者：李世军，男，汉族，1985年2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静，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广东科德（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复江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勇达磨具厂（以下简称勇达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勇达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复江向勇达厂支付货款1484488元及滞纳金（自2016年3月17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刘复江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8日，勇达厂与刘复江签订《磨块购销合同》，约定刘复江向勇达厂购买磨块，刘复江保证在连续60天内未从勇达厂处进货时，全额结清所欠勇达厂货款。2016年3月16日，双方经对账，截止当天，刘复江应付货款金额为999784元，刘复江在落款买方处签名确认。据法院认证查明，对账后，根据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9月23日的对账单明细表三份、对应的送货单和物流单各十二份，勇达厂继续向刘复江供货1284704元，刘复江还款三次共计80万元，叠加前述货款999784元，截至2016年9月23日最后一期发货，刘复江应向勇达厂支付货款的金额为1484488元。现勇达厂主张向刘复江催收未果，遂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勇达厂主张刘复江支付货款而产生的买卖合同纠纷。勇达厂与刘复江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经法院查明，刘复江尚欠勇达厂货款的金额为1484488元，至起诉之日，刘复江未向勇达厂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故勇达厂主张刘复江支付货款1484488元，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滞纳金，《磨块购销合同》已约定刘复江连续60天内未从勇达厂处进货时应全额结清所欠勇达厂货款，双方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6年9月23日，刘复江应在2016年11月22日前结清货款，现刘复江未按期支付，应向勇达厂支付自2016年11月23日起的滞纳金。又因双方未约定滞纳金的计算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其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故勇达厂主张的滞纳金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故刘复江应向勇达厂支付自2016年1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勇达厂主张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复江主张勇达厂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一方面，刘复江无证据证明勇达厂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损失；另一方面，刘复江未就货物的质量问题主张扣减货款的金额，亦未就所造成的损失提起反诉。故刘复江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刘复江可另行主张。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刘复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勇达厂支付货款1484488元及滞纳金（自2016年1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勇达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298元，由勇达厂负担298元，刘复江负担9000元。
刘复江上诉请求：1.撤销或改判一审判决；2.判令勇达厂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刘复江与勇达厂的欠款数额和交易方式均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作出了错误判决。
（一）一审法院对于刘复江、勇达厂签订的《磨块购销合同》选择性地认定合同条款，不认定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即交易模式，但认定对勇达厂有利的滞纳金条款，有失公正。
勇达厂、刘复江于2015年3月28日签订的《磨块购销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刘复江)收到货物后签名确认，并在3天以内以传真方式回传给乙方(勇达厂)，如甲方上一批未回传确认则乙方停止发出下一批货物，每月25—30号对账一次，双方签名确认回传，传真件视同原件有效”，表明勇达厂、刘复江双方的交易方式为：勇达厂发货，刘复江收货签名确认，若不确认，勇达厂停止发货，每月对账。刘复江收到货物后均向勇达厂确认收货。2016年3月l6日，刘复江前往勇达厂处，商谈货物的质量问题，依据刘复江签收的收货单，经勇达厂、刘复江结算，截止至2016年3月l6日的货款数额为999784元。随后刘复江于2016年4月7日向李永达转账20万元，于2016年5月3日转账40万元，于2016年9月14日转账20万元，共计支付货款80万元。一审法院也确认了刘复江向李永达支付80万元货款的事实，所以双方当事人的欠款数额实为l99784元。
而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交易模式在“本院事实认定”部分只字未提，却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未考虑勇达厂所供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事实上，在勇达厂提供的证据中勇达厂也自认了产品质量问题，刘复江具有合法的不支付剩余货款的抗辩理由，因此一审法院按照违约判决刘复江承担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
（二）一审判决中认证“现被告未能就对账单的货物明细提供相应的送货单据反驳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和物流单，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该认证违背逻辑。
2016年3月l6日之后，刘复江与勇达厂未发生新的交易，没有收到送货单据，故刘复江无法提供送货单据。若真的存在送货单据，刘复江确已收到货物，刘复江不会否认，但一审法院让刘复江证实没有收到货物，违背了逻辑悖论，也违背举证责任的承担，反而勇达厂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已将货物交付刘复江，而非仅提供勇达厂自制的没有刘复江签字的送货单和没有回执的物流单。根据双方的交易模式，刘复江收到货物后会签字确认。若真的产生新的交易，勇达厂处应有刘复江签字的收货单或对账单，但对账单明细表上却没有刘复江的签字。勇达厂也无法提供刘复江签字的送货单。勇达厂辩解称刘复江没有签字确认，根据双方的交易模式，如果刘复江不签字确认，勇达厂可停止发货，而事实上却产生了连续l3次的交易。上述事实均能证实刘复江并未收到勇达厂所谓的货物。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根据勇达厂提供的李永达9月22日的微信记录显示“我想你试用的应该不急，忙完这几天再发行吗”。勇达厂称9月23日的货物并非试用的货物，有两箱的试用货物没有包括在本次起诉之内，但其所谓的试用货物也是在9月23日一起发货，却在物流单上没有显示。说明刘复江所提供的物流单是由其所控制的。然而一审法院却根据勇达厂单方制作的对账单、送货单、物流单作为定案依据，认定了刘复江欠勇达厂货款金额为l484488元，认定错误。
（三）一审法院对于认证的数额与判决结果自相矛盾，认定错误。
一审法院在本院认证部分称：“其中2016年8月3日的微信中，原告要求被告解决所欠l67万元货款一事相吻合，虽被告未明确承认相应货款数额，但被告亦未否认，结合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定被告认可原告所陈述的被告欠其货款l67万元的事实”，也就是说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在8月3日双方的货款数额为167万元，之后发生的交易为9月23日，根据勇达厂提供的送货单显示为6630元，该数额减去支付的20万元，最终数额应为1476630元，该一审法院认证的数额与其判决的l484488元的结果自相矛盾。更不可理解的是，虽刘复江与李永达存在微信往来，但勇达厂提供的微信时间为8月3日，而刘复江与其再次进行沟通的时间是8月16日，中间相差l3天，而非在8月3日的当天或当时再次有沟通，但一审法院却简单粗暴地通过刘复江未否认来推导出刘复江认可l67万元的结论，未考虑刘复江未来得及不认可的情况。因为刘复江认为，对于双方的结算是双方共同对账得出，而非仅通过一个微信且置之不理就可以认定。且在一审法院认证部分，一审法院对于勇达厂录音中提到的“欠款数额为l69万元”，也与上述l67万元自相矛盾，但一审法院依然却视而不见。
二、勇达厂所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构成根本违约，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足以抵扣剩余货款，刘复江无需再向勇达厂支付货款。
勇达厂提供的2016年5月5日的微信记录因系复印件，刘复江不予认可。虽刘复江不予认可，但勇达厂作为提供证据的一方，肯定认可其真实性，根据该微信记录，勇达厂称“在7月底前清到差不多时一次性补偿处理”，应视为勇达厂对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自认，若不存在质量问题，勇达厂不会对刘复江进行补偿处理。在一审庭审中，刘复江提供的临沂奥德丽建陶有限公司出具的质量罚款单，也已列明造成罚款的原因是因为存在陶瓷抛痕、划痕超标、划痕磨光等现象，而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勇达厂提供的磨块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给刘复江造成810426元的损失。
虽勇达厂在一审中称一次性结清让利30万元，但根据生活常识和商业规则，结合其提供的上述微信，能认定勇达厂同意就质量问题给刘复江至少30万元补偿的事实，也与刘复江提供的质量罚款相印证。
勇达厂剩余的货款金额为l99784元，而勇达厂基于质量问题给刘复江造成的损失为81042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勇达厂选择抵扣货款，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即使一审法院不认定刘复江的损失为810426元，但根据一审庭审中勇达厂认可扣减30万元货款的事实，刘复江也无需向勇达厂支付货款。
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简易程序只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性分歧”。本案中，双方争议意见完全相反，争议较大，可谓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争议存在原则性分歧，因此，本案一审依法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法律规定，属程序违法。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不足，严重损害了刘复江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上诉至二审法院，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纠正错误裁判，支持刘复江的上诉请求。
勇达厂辩称：买卖货物的最终结算款为1484488元。刘复江提出的在999784元基础上偿还了80万元，只剩余未结算的款项199784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刘复江偿还的80万元货款只是其支付的总计货款4081016元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针对减除所有付款行为后的偿付行为。刘复江至今尚欠勇达厂货款1484488元。刘复江是合同履行的违约方，应当支付勇达厂磨具货款1484488元。刘复江提及的质量问题不存在，其向客户的赔偿款与本案事实无关。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审查，一审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程序违法行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刘复江尚欠勇达厂的具体货款金额应如何认定。双方对于截至2016年3月16日，刘复江尚欠勇达厂货款金额为999784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勇达厂以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9月23日的对账单明细表三份、对应的送货单和物流单各十二份作为依据，主张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9月23日继续向刘复江供货1284704元，扣减刘复江已支付货款800000元，叠加前述货款999784元，尚欠货款额为1484488元。对此，刘复江抗辩主张双方在2016年3月16日后没有发生新的交易，截至2016年3月16日发生的货款总额为999784元，扣减已支付的货款800000元，欠款数额实为199784元。由此可见，查实双方在2016年3月16日后是否有发生新的交易系本案审理之关键。首先，刘复江上诉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磨块购销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双方的交易模式为勇达厂发货，刘复江收货签名确认，若不确认，勇达厂停止发货，每月对账，并据此主张刘复江未签名确认的对账单项下的货物并非由其收取。但据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形成的对账单、送货单载明的内容来看，案涉《磨块购销合同》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并没有得以严格执行，案涉《磨块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交易方式、货物数量、价格、物流费用均被双方用实际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惯例取代。可见，双方用实际行动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刘复江上诉认为双方系按照案涉《磨块购销合同》约定的交易方式履行合同，并以此为由主张刘复江未收取2016年3月16日以后对账单上载明的货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其次，2016年9月21日，刘复江通过微信向勇达厂员工李永达订货，勇达厂于2016年9月23日发货，货物的规格、数量与对账单、送货单及物流单载明的内容一一对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表明2016年3月16日后双方有发生新的交易往来。再次，勇达厂提交的2016年3月17日至2016年9月23日的对账单明细表、对应的送货单和物流单与2016年3月16日之前形成的单据格式、形式相同，物流单均有第三方物流公司盖章确认，因此，勇达厂凭借该部分单据主张欠款较为可信。最后，根据勇达厂的员工李永达与刘复江就案涉买卖合同通过微信进行沟通的记录显示，刘复江对于2016年4月份前的货款1290628元不持异议，该数额与勇达厂提交的对账单明细表载明的应收款相吻合，足见2016年3月16日后勇达厂有向刘复江继续供货。甚至在2016年8月3日的微信中，刘复江对于勇达厂要求刘复江解决所欠167万元货款的事实亦未明确否认，该数额与截至2016年5月17日的对账单载明的货款金额1677858元基本吻合。刘复江抗辩主张其是未来得及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刘复江作为涉案交易的相对方，其本人亲身参与了涉案交易活动，对所欠货款的总体情况应有大致的了解。在本案中，刘复江确认的欠款数额与勇达厂主张的欠款数额存在一百多万的差距，在此情况下，刘复江主张其未来得及不认可，显然与一般交易常理相悖，故本院对刘复江的上述辩解主张不予采信。而勇达厂提交的2016年3月16日以后形成对账单明细表上载明的部分应收款数额与相关微信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证实2016年3月16日以后形成对账单明细表上载明的送货事实、欠款事实基本属实。综上几点，刘复江主张2016年3月16日之后没有与勇达厂发生新的交易，没有收到送货单项下的货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刘复江无理拖欠上述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有效证据采信勇达厂的主张，确认刘复江尚欠勇达厂货款金额为1484488元，并结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判令刘复江向勇达厂支付该费用及自2016年1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滞纳金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至于刘复江上诉主张勇达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对于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待证事实，应由刘复江举证证明。然而，刘复江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确实存在其所主张的质量问题，应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刘复江抗辩认为勇达厂在微信中称“在7月底前清到差不多时一次性补偿处理”应视为勇达厂对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自认。对此本院认为，在刘复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质量问题向勇达厂提出异议并要求扣减货款的情况下，该表述从字面上并不能得出勇达厂自认其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结论。另，刘复江提供的案外人出具的质量罚款单亦不能证实系因勇达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导致的损失。故刘复江抗辩认为勇达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据此主张应对货款进行相应扣减，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复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60元，由上诉人刘复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霍 娟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甘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