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81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英，女，195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法栋，男，195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系王国英的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天明，男，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玲，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国英为与被上诉人俞天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浙0191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2009年11月20日，案外人王飞达与王国英签订《共同持股协议书》，协议载明俞天明拟整体转让其在整个废塑料炼油产业中各分公司所持的部分股权；俞天明以150万元转让给王飞达4%股权；王飞达是投资事项具体实施人，王飞达出资65万元购买2%股权，王国英出资85万元购买2%股权；名义上以王飞达出资150万元购买4%股权，但各自享有2%股权，分红以出资比例计收红利。（二）2009年11月29日，俞天明与王飞达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前述150万元占整个项目中4%的股份，如果成立总公司则股份自动转为总公司股份，俞天明承诺每年分不低于18万元。协议签订后，俞天明未支付分红。（三）2012年8月15日，俞天明与王飞达签订《隐名协议》，协议约定前述150万元中，包含王国英于2009年11月21日转账给俞天明的85万元；王飞达与王国英各占有杭州宜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的股份，均隐名登记在俞天明名下，签订本协议后原协议自动失效。
原审法院认为,王国英与王飞达签订《共同持股协议书》约定王飞达为案涉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人，应视为王国英同意由王飞达对外实施具体投资事项。基于王飞达系其与王国英约定的具体实施人，故其为投资项目与俞天明签订《隐名协议》的行为并无不妥，并且其已将相关协议内容告知王国英，若王国英对《隐名协议》有异议，其应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但王国英一直未行使，应视为无异议。现王国英以《隐名协议》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协议对其无约束力，该院不予采纳。此外，《投资合作协议》系俞天明与王飞达签订，即使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王国英亦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并且《投资合作协议》已被《隐名协议》所取代，俞天明也认可王国英为隐在其名下的隐名股东。综上所述，该院认为王国英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国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01元，由王国英负担9300.50元。
王国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1.王国英独有的《共同持股协议书》，王国英没有举证。俞天明在1328号案件中辩称《共同持股协议书》是王国英和王飞达的私下协议，与俞天明无关联。2.依《共同持股协议书》约定，王飞达有权代理王国英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共同持股协议书》的内容是：王飞达是项目具体实施人，王飞达出资65万元，占2%；王国英出资85万元，占2%，各自依比例收取保底分红，名义上王飞达出资150万元在保证年收益不低于12％的前提下购买4%的股权。《投资合作协议》的内容是：2009年11月30日前王飞达投资150万元，购买4％没有公司名称的股权，总公司成立时自动转成总公司股份，年分红不低于18万元，三年内600万元回购。假设《隐名协议》载明王飞达投资150万元占股4％，法院可以依王飞达有权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也可有权将《投资合作协议》变更为《隐名协议》。但2012年8月15日的《隐名协议》的内容是：《投资合作协议》中王飞达投资150万元中，王国英出资85万元，王飞达出资65万元；没有公司名称的4％股权中，王飞达2％，王国英2％，确定为（2010年3月10日成立的）杭州宜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景公司）；王国英持有没有公司名称的2％股权隐名再隐名；俞天明近三年不履行的《投资合作协议》作废。依《隐名协议》的约定，没有王国英的代理委托，王飞达无权代理王国英签订《隐名协议》。3.《隐名协议》签订背景。2009年11月29日《投资合作协议》签订时，王国英和王飞达已经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2010年3月10日宜景公司成立时不转股权，2010年4月8日浙江宜景环保公司成立时也不转股权，每年底都不付利息，王国英频频向俞天明主张权利。2012年8月15日，俞天明避开王国英与王飞达签订《隐名协议》。王国英在庭审中多次重申其收到《隐名协议》时，杭州宜景投资公司已经关门歇业。4.王国英是《投资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俞天明辩称对王国英的投资不知情，但俞天明签订的《隐名协议》载明《投资合作协议》中王飞达投资的150万元中王国英出资85万元，王国英不但是《隐名协议》的当事人，也是《投资合作协议》的当事人。5.《投资合作协议》变更为《隐名协议》必须经王国英同意。《隐名协议》签订时己经载明王国英是《投资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所以，《投资合作协议》变更为《隐名协议》依法必须经王国英同意。6.《隐名协议》对王国英没有约束力。在没有王国英委托的情况下，王飞达以65万元代表150万元，2％代表4％与俞天明签订了《隐名协议》。原审法院以被代理人法定期间未能行使撤销权，视为对《隐名协议》无异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的张冠李戴。王国英作为被代理人，未作表示依法应视为拒绝追认，《隐名协议》依法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7.俞天明事实上也承认《隐名协议》对王国英没有约束力。王国英收到《隐名协议》时宜景公司已经倒闭，合同具有相对性没有参与不能被约束，俞天明自知理亏。2014年4月22日，俞天明与王国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依《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2％股权无条件向王国英转让2％杭州昶永投资管理公司股权但又不履行。二、原审判决认定“即使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王国英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该认定与法律规定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不参加经营管理，不承担投资风险，按期收取固定收益的投资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2009年11月30日前王飞达投资150万元，年分红不低于18万元，还享有没有公司名称的炼油企业分公司各4％股权，该协议是典型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投资合作协议》中，王国英既不是甲方也不是乙方，但王国英于2009年11月2l日经其代理人的银行账户向俞天明汇款85万元。2012年8月15日的《隐名协议》中，俞天明明确《投资合作协议》中王飞达投资的150万元中王国英出资85万元，《隐名协议》直接证明了王国英是《投资合作协议》中名正言顺的当事人。85万元本金投资，年收益不低于12％，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清楚、情节简单、证据充分。三、原审法院对王国英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定，但在认定事实时未予采纳王国英的理由。本案系借贷诉讼，《共同持股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年收益、利息和起算日，且协议约定75万元出现时王国英与王飞达就独立了；《隐名协议》第三段说明王国英投资85万元独立占有2%作为《共同持股协议书》的补充，且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王飞达两份”，说明王飞达订立协议时既代表了自己又代理了王国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国英的原审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俞天明承担。
被上诉人俞天明辩称，1.根据案涉协议内容和关联起诉状可知，85万元是案外人王飞达的投资款，而非王国英主张的借款。2.王国英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签订时间为2009年11月29日的《投资合作协议》的相对方系俞天明与案外人王飞达，与王国英无涉。在审理过程中，王国英亦确认俞天明拒绝王飞达以外的其他人投资其持股的废塑料炼油项目。因此，仅凭王国英于2009年11月21日转账给俞天明85万元的行为，不能证明俞天明知道王国英与王飞达之间于2009年11月20日签订《共同持股协议书》的事实，亦不能证明王飞达同时代表王国英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事实。俞天明与王飞达之间于2012年8月15日签订的《隐名协议》中虽然载明《共同持股协议书》作为《投资合作协议》的衍生协议，但该节事实尚不足以证明俞天明认可王国英系《投资合作协议》的相对方。故王国英关于其系《投资合作协议》的一方当事人的意见，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现俞天明与王飞达已就《投资合作协议》的内容进行变更并签订《隐名协议》，王国英如认为王飞达作为投资事项具体实施人在履行《共同持股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王国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601元，由上诉人王国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雪原
审 判 员 陈 剑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章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