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3民终5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顺达，男，汉族，1965年10月20日生，富源县人，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糯木村委会小下糯木村**号，现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波，曲靖市麒麟区寥廓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茶芬，女，汉族，1977年1月6日生，曲靖市沾益区人，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施家屯村委会施家屯村***号，现住云南省曲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良，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肖国锋，男，汉族，1980年1月4日生，曲靖市沾益区人，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施家屯村委会施家屯村***号，现住云南省曲靖市。上诉人杨顺达因与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顺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波，被上诉人肖茶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良，被上诉人肖国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顺达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肖茶芬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原判有法不依，在法律未对“合同相对性”具有法定例外的情形下，以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肖茶芬与被上诉人肖国锋于2012年7月26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认定被上诉人肖茶芬是涉案转让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适格违反了以下的法律规定：（一）、《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向公司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判将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2012年7月26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与涉案争议《股权转让协议》混为一体，违反了合同相对性规则。《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肖茶芬不能以其是《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实际持有人为由主张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国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也是相对独立的，不能对抗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国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原审承办法官损害了法院在诉讼中的中立性，主动帮助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调查收集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且为复印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三、原判对被上诉人肖茶芬在一审提交证据的认定自相矛盾。（一）、《股权转让协议》与《代持股协议》是独立的合同关系，不存在关联性。（二）、被上诉人肖茶芬与被上诉人肖国锋于2012年03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4个多月即2017年07月26日又签订《代持股协议》，违背常理。（三）、被上诉人肖茶芬提交的2012年08月26日云南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云公信验报字【2012】第539号《验资报告》与上诉人杨顺达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一致，也证明被上诉人肖茶芬不是涉案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四）、上诉人杨顺达在一审提交证据1的三性原判予以采信，又认定不能证实被上诉人肖茶芬抽逃出资1000000元的事实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肖茶芬和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另一名股东胡丽仙在2012年7月12日前实缴1000000元注册资本金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该款于2012年07月23日由被上诉人肖茶芬通过虚构债务的方式转入曲靖市麒麟区百乐灯具建材批发部，上述行为属于典型的抽逃出资。（五）、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肖茶芬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账目凭证是由上诉人杨顺达强行取得错误。（六）、原判对上诉人杨顺达提交的证据7除新股东资格证明外其余证据的三性进行了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的认定错误。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胡丽仙、被上诉人肖茶芬、被上诉人肖国锋分别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中亲笔书写载明：“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胡丽仙、肖茶芬、肖国锋2016年07月04日”。该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足以证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胡丽仙同意被上诉人肖国锋将其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上诉人杨顺达，胡丽仙放弃购买，《股权转让协议》未违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肖茶芬、肖国锋辩称，上诉人杨顺达提起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根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判结果正确。（一）、《股权转让协议》是答辩人肖国锋与被答辩人杨顺达的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属于无效。1、被答辩人杨顺达受让98%股份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1）在2017年6月28日一审庭审中，被答辩人杨顺达当庭确认受让的股份是35%。（2）2016年7月17日，被答辩人杨顺达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会计、出纳的书面《告知书》中，三次表达其享有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份为35%。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原件，否定第一次开庭“受让35%股份”的陈述，没有合理依据，不能成立。（3）原审法院向曲靖市公安局调取的《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证明被答辩人杨顺达受让股份35%。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供的《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和《授权委托书》记载转让股权份额为98%相互矛盾。被答辩人杨顺达2016年7月4日抢夺答辩人公章，并非法持有至今，伪造证据成为可能，原判不予采信被答辩人杨顺达第二次开庭提交的《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的真实性符合证据规定。2、答辩人肖国锋转让98%股份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1）没有股东会议关于转股的决议，也没有老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关于股东转股的规定。（2）案发当天（2016年7月4日）被答辩人杨顺达带领20余人，参与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常理，答辩人肖国锋遭到威胁，其签名是在恐惧心理状态下而为，可以认定答辩人肖国锋没有签订98%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3）在签订协议的次日，答辩人肖国锋向工商局报案声称转让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工商局未准许杨顺达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二）、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转让、受让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则因名义股东答辩人肖国锋无权处分，被答辩人杨顺达获取股权不属于善意取得，实际出资人肖茶芬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之规定，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1、《代持股协议书》证明答辩人肖国锋与答辩人肖茶芬之间是代持股关系，答辩人肖茶芬与答辩人肖国锋系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占股98%的实际出资股东与名义股东，且答辩人肖国锋对自己的名义股东身份是知道的，未经答辩人肖茶芬同意，其无权转让股份。2、被答辩人杨顺达知道98%股权的权属关系：答辩人肖国锋是名义股东、答辩人肖茶芬是实际出资人，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民法上的善意。（1）工商局登记的工商资料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公司设立时答辩人肖茶芬占股98%。（2）合伙协议中，被答辩人杨顺达认可答辩人肖茶芬有处分公司资产的权利，即认可答辩人肖茶芬以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40300000元作为入伙资金，并认可己经实际投入，表明被答辩人杨顺达认可答辩人肖茶芬为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人。（3）2012年3月20日答辩人肖茶芬退出股东会、辞去曲靖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2012年罗平昌达公司贷款20000000元等重大融资活动中，被答辩人杨顺达认可答辩人肖茶芬为实际控制人，并与其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贷款情况说明》对款项的使用、归还等予以确认。（4）被答辩人杨顺达在第二次开庭时陈述从签订《合伙协议书》后一直都是跟答辩人肖茶芬合作，和答辩人肖国锋没有经济往来。（5）被答辩人杨顺达在2016年7月18日向麒麟区公安分局的函件中认可答辩人肖国锋为名义股东。（6）被答辩人杨顺达在2017年6月28日上午的庭审中承认答辩人肖茶芬一直是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从来不知道答辩人肖茶芬转股份给答辩人肖国锋。3、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被答辩人杨顺达不能善意取得98%的股权。（1）被答辩人杨顺达明知答辩人肖国锋属于名义股东，无权处分股权，答辩人肖茶芬是实际股东，受让行为不属于民法上的善意。（2）被答辩人杨顺达明知拟将受让的股份是35%，却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改为15680000元出资，即98%，有恶意多占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3）转让价格明显过低。（4）被答辩人杨顺达至今没有支付任何股权对价。（5）股权尚未取得登记。4、被答辩人杨顺达与答辩人肖国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包括经营决策权、管理者选择权、分红权等。（三）、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转让、受让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则因转让标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损害实际出资人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违背《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合同法》五十二条（五）项的无效情形。（四）、答辩人肖茶芬在场不能推定其同意答辩人肖国锋转让股权。1、被答辩人杨顺达对答辩人肖国锋殴打威胁，答辩人肖茶芬也无法阻止合同签订，故签订合同不是答辩人肖茶芬的本意。2、不符合默示的法定条件。3、虽然加盖公章，但答辩人肖茶芬并未授权公章有代理自己的权利。二、被答辩人杨顺达的上诉理由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法理根据。（一）被答辩人杨顺达所适用的法条过时。《公司法解释三》于201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条文29条，2014年修正时，条文减少为28条。1、《公司法解释三》、《合同法》、《民法总则》均规定了合同当事人之外权利人的救济制度，被答辩人杨顺达局限于只有合同双方才是当事人的观点错误，原判以答辩人肖茶芬系涉案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关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是正确的。2、被答辩人杨顺达认为一审法官有违中立原则，主动帮助答辩人肖茶芬、肖国锋调查收集证据错误。答辩人肖茶芬、肖国锋基于另案刑事案件无法取证，为此向法庭提供了证据线索，法庭基于“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规定，有权收集证据。且法庭收集的证据是经被答辩人杨顺达核对无异，保存在公安局的复印件。5、被答辩人杨顺达与答辩人肖茶芬有合伙关系是事实，其缴纳的23570000元是因合伙关系而发生的入伙资金。假如算作投资资金，也并未确定所占股份份额，被答辩人杨顺达从未参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没有取得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1）答辩人肖国锋、胡丽仙是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答辩人肖国锋与答辩人肖茶芬是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有工商登记、持股协议等证据为证。被答辩人杨顺达主张自己是股东没有任何依据。（2）答辩人肖国锋、胡丽仙的出资情况己经相关验资机构证明，并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具有公信效力。被答辩人杨顺达认为股东抽逃出资与股权转让案件没有关联性，而且公司资本是充足的、稳定的。（3）被答辩人杨顺达强夺公司财务资料，单方委托他人审计侵害了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答辩人肖茶芬的权利，且与本案无关。（4）被答辩人杨顺达一再强调自己提供的《新股东资格证明》是真实的，由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印章被其强夺，有私自加盖印章伪造证据的机会，原判不采信符合证据规定。（5）胡丽仙、答辩人肖茶芬、肖国锋身份证上的签名，未载明股权转让的份额、转让的对价内容。（6）本案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肖茶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杨顺达与第三人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杨顺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12日，原告与胡丽仙作为股东成立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原告为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未就出资转让召开股东会的，股东应就其出资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2012年3月20日，原告与其弟（第三人肖国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按公司章程规定将其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转让给第三人。公司股东变更为肖国锋和胡丽仙，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肖国锋。2012年7月26日，原告肖茶芬与第三人肖国锋签订《代持股协议》，明确原告将其持有的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股权委托给第三人代为持有，代持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为原告。2016年7月4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肖国锋将其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占股98%），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被告。协议由转让方肖国锋、受让方杨顺达签字。当日，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形成《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载明：兹证明杨顺达系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新股东，出资560万元占公司股权比例35%。《股权转让协议》与《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中560万元出资的占股比例不一致。后第三人肖国锋以签订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自己无权转让股权为由，拒绝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未实际支付560万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是指公司的股东将自己所持有的出资额或股份转让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应依法律规定、按法定程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未就出资转让召开股东会的，股东应就其出资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被告在庭审中抗辩该协议合法有效，但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已按公司章程规定就出资转让召开过股东会并就协议内容讨论通过，亦不能证实胡丽仙对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表示同意或者弃权。综上，该股权转让行为不符合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已违反公司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本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应属无效，被告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被告抗辩肖茶芬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但根据肖茶芬与第三人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其作为所转让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适格。被告该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顺达与第三人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免交。原判对上诉人杨顺达提交的证据部分认定不当，对不当的部分二审予以重新认定。上诉人杨顺达在一审中提交的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杨顺达出具的投资清单一份、收条及转款凭证十一份、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会计报销单及记账凭证二份、商业银行企业登记注册入资证明及中国银行支付结算单二份、《云南公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一份、《关于鹏龙华昌店场地租金一次性支付的请示、建议》及被上诉人肖茶芬四次转款到云南鹏龙华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银行转账单三份（来源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账目凭证），欲证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由被上诉人肖茶芬于2010年7月12日申请设立，股东为被上诉人肖茶芬、胡丽仙，注册资金1000000元，后被上诉人肖茶芬将出资1000000元抽逃，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上诉人杨顺达实际出资的公司，出资款项为23573000元及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与胡丽仙以合伙诈骗上诉人杨顺达的非法手段，将上诉人杨顺达投资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款项转14700000元到被上诉人肖国锋的账户、转300000元到胡丽仙账户，验资后转入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增资持有股份，被上诉人肖茶芬不是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的事实，原判认定上述证据系由上诉人杨顺达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强行取得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及被上诉人肖国锋、肖茶芬、胡丽仙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2016年7月4日被上诉人肖国锋与上诉人杨顺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肖国锋将其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的全部股权以5600000元转让给上诉人杨顺达，上诉人杨顺达依约向被上诉人肖国锋支付了5600000元，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胡丽仙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被上诉人肖国锋转让股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肖茶芬知晓该股权转让事宜，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事宜，经二审审查，《股权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肖国锋签订，被上诉人肖国锋、胡丽仙、被上诉人肖茶芬的身份证复印件系其自行出具，注明“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的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并签字捺印，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应予采信，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使用；授权委托书、杨乔宽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杨乔宽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相关事宜，该组证据与本案诉争焦点无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二审中，杨顺达没有提交新证据。肖茶芬围绕其答辩主张，在庭审中提交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3民初22号裁定书和22-1号裁定书及曲靖市房产测绘中心出具的《面积实测情况说明》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不动产情况：房屋有5栋，土地104.38亩，说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资产充足。在庭审后提交2016年7月4日被上诉人杨顺达出具给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杨顺达受让的股权为35%，而不是98%。杨顺达质证认为，被上诉人肖茶芬提交的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3民初22号裁定书和22-1号裁定书及曲靖市房产测绘中心出具的《面积实测情况说明》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承诺书》复印件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肖国锋对被上诉人肖茶芬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肖国锋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因本案争议的焦点系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而不是股权份额的问题，故被上诉人肖茶芬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肖茶芬申请本院向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调取肖茶芬诉杨顺达返还公章一案的庭审笔录，欲证明上诉人杨顺达未支付5600000元。庭审结束后，经询问上诉人杨顺达，其陈述在股权转让当天未支付5600000元，但先后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款项23573000元，对于已支付金额，双方均予认可，故被上诉人肖茶芬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再调取。二审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肖茶芬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上诉人杨顺达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4日的《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内容为出资560万元占公司股权比例98%）和《授权委托书》（内容为肖国锋名下98%的股权转98%到杨顺达名下）上加盖的编码为“5303000036040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确认其形成时间在2016年7月13日之前或之后。经询问上诉人杨顺达，其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肖茶芬在一审中未提出该鉴定申请，二审提出不属于新证据，且其申请鉴定的事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查明的事实除“被告未实际支付560万元转让款。”不属实，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经双方确认，上诉人杨顺达共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款项23573000元。2016年7月4日，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及案外人胡丽仙向上诉人杨顺达出具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注明“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的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并签字捺印。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肖茶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非基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而提起的股权转让纠纷之诉，而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请求法院确认该协议无效的确认之诉，案由不应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应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的焦点系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股权转让合同，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转让人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人支付价金并取得股权的意思表示。由于股权转让合同的特殊性，股权转让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合同的当事人，同时包括目标公司及其他股东等。根据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提交的《股权代持协议》，被上诉人肖茶芬是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与本案诉争的股权有直接利害关系，系本案适格的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股权转让的特殊性，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做出了规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即转让人必须是公司的股东，否则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因主体不合格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见，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对外公信力，在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的效力优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私下的协议以及他们是否实际缴纳出资的事实。我国法律并未禁止股东隐名投资，但是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协议的效力仅限于约束签约双方当事人，不得对抗公司和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2、转让的股权必须是依法可以转让的。3、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4、股权转让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对某些种类的股权，股东在转让时应当履行一定的程序或者手续的，股权转让时没有履行规定的程序和手续的，股权转让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杨顺达共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款项23573000元。2016年7月4日，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国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签字捺印，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肖国锋将其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0000元（占股98%），按5600000元一次性转让给上诉人杨顺达。在此之前，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茶芬也有股权转让的合意，故可以认定上诉人杨顺达受让股权为善意。根据工商登记的信息显示，被上诉人肖国锋系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98%。同日，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及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胡丽仙向上诉人杨顺达出具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注明“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的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并签字捺印。案外人胡丽仙的上述行为可以视为其对股权转让知情并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同意被上诉人肖国锋与上诉人杨顺达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受胁迫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其负举证责任的要件事实有：有实施压力的胁迫行为，如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伤害为要挟之行为；胁迫行为是非法的；有胁迫的故意；相对人因胁迫而产生恐惧，因恐惧而订立的合同。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也未在事发后向公安机关就胁迫的情形报案处理，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杨顺达对此不负有举证责任。故，上诉人杨顺达与被上诉人肖国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一般合同的生效要件及股权转让合同有效的条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关于上诉人杨顺达受让的股权份额在本案中不作评判，被上诉人肖茶芬、肖国锋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杨顺达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三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肖茶芬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瑾审判员 刁云霞审判员 孙靖然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邓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