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民终13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戚旸，女，199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彬，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晓丹，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圣裕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世昌大道-97号-1005。
法定代表人：史文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龙江，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戚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圣裕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裕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戚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为要求确认上诉人解除《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行为无效的确认之诉，却在一审中变更为要求上诉人赔偿20万元违约金的给付之诉。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不属于同一诉求，更不属于变更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准许，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属于劳动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从形式上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似乎是委托合同或居间合同，但从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的管理规定看，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工作进行严格管理约束，双方之间存在明显的人身依附性，应当属于劳动关系。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有误，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上诉人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的工资为平台收入的70%，但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平台收入以及向上诉人的转账明细来看，上诉人的收入并未达到平台收入的70%。因被上诉人未按照其承诺足额向上诉人发放工资，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扣发工资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涉案合同为演艺经纪合同，根据文化部《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从事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的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当向文化行政部门申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应当明确包括网络表演，但被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网络表演。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不得开通表演频道向公众提供网络表演产品。同时，为被上诉人提供表演平台的芜湖伊恒久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也不包括网络表演，也不具备相应资质。可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提供网络表演服务，并没有取得相关许可，违反了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被上诉人自签订涉案合同时就不具备相应资质，无法为上诉人提供合法平台，也无法合法地推广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且违约在先，上诉人可随时解除合同且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房屋租赁协议、网费缴纳单据、房屋装修收据、购买电子设备收据等证据，用来证明为上诉人等主播提供工作、生活场所及办公设备及宣传的开支损失。上诉人认为上述设施、设备不是为上诉人专门准备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为上诉人无偿提供工作地点、工作设施、设备以及与工作相关的所有有利于开展工作的必要配套设施，而上述设施、设备均为主播开展工作所必备的。即使上诉人解除合同后，上述设施、设备也可以给其他主播继续使用，并不会造成被上诉人在租赁房屋、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损失。在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实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上诉人支付20万元违约金，明显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构成部分违约，也是因被上诉人违约在先，被上诉人对涉案合同的解除存在过错，对其自身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并未考虑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的过错，没有对违约金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合理调整，属判决不当。
圣裕恒公司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同并非劳动合同，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二、上诉人擅自到第三方平台进行演出，属合同约定的根本违约情形，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为50万元或已经履行合约期内上诉人每月的平均收入乘以18的总额，以高者为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为给上诉人宣传包装、提高知名度、提供较好的平台和条件，被上诉人支出了大量的费用。即使碍于客观现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实际损失及预期可得利益，但涉案合同的解除系上诉人根本违约所致，上诉人在履行合约的5个月内创造毛盈利88304元，除去给上诉人实发金额52723元，公司盈利35581元，因其与公司签订了3年的经纪合约，上诉人未能履行合约给公司造成至少20万元的损失。且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年薪满10万元双方自动续约，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计算的违约金还未考虑上诉人自动续约及演艺事业延长、年薪增多等客观因素，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20万元违约金符合客观事实。
圣裕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告解除《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的通知无效，原合同依然有效。后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20万元。事实和理由为：2016年5月24日，原、被告签订了《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合作期为三年，在合同期内未经原告同意，被告不得在其它互联网平台进行任何演艺活动。2016年11月11日被告单方无故向原告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与原告解除《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后擅自到其它互联网平台进行主播活动。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一份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自愿选择甲方作为互联网演艺活动全球唯一经纪代理人，并以“甲方签约艺人”的身份加盟到甲方。有关合约内容如下：一、乙方自愿选择甲方为其互联网演艺活动唯一经纪代理人，在合同期间由甲方全权代理乙方涉及互联网相关的演艺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在线视频演艺、在线交友项目、在线肖像使用和宣传等相关领域商业或非商业活动。二、本合同为期叁年，自签约后立即生效，开始期以签约当天日期为准，在三年合约期内，乙方税后收入达到人民币壹拾万元，则本合约到期后自动顺延叁年，若在三年合约期内，乙方税后收入未达到人民币壹拾万元，则本合同终止，终止后若双方都有意继续合作，则另行签订合约。三、合同期内，甲方应有的权利的应尽的义务：1、甲方应努力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及其他方式宣传乙方，尽可能地提供乙方的知名度，并为乙方提供收益相对最大化的平台进行相关演艺活动；2、甲方在合同期间独家拥有乙方之名称、肖像、声音及视频节目的商业和非商业的公众活动独家代理权，并拥有乙方录制演唱之音乐、视频制品的出版、发行、传播等相关事项的独家代理权。合同期满后，在合同期内乙方产生的相关视频、音频、图像产品等，版权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独立处置，不需经过乙方同意，所产生收益全部归甲方所有；3、甲方有权安排乙方的所有演艺工作并作为乙方的委托代理人与第三方平台签署有关互联网演艺合同；4、甲方有权将乙方的经纪代理合约有偿转让给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但须征得乙方同意。四、合同期内，乙方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1、乙方在合同期内，只能在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平台进行相关演艺活动，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在其他互联网平台进行任何演艺活动；2、乙方保证在签署本合同之前没有与任何人、机构、公司订立任何与本合同相冲突，或影响甲方利益的合同或类似的任何安排或承诺（不论是否以书面记录或口头承诺）；3、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包括电话、手机等，以便甲方可以立即与乙方取得联系；4、乙方应自尊、自重、自爱，在甲方的协助下慎重对待自己的言行，以使自身的公众形象得到尽可能的维护和提高，乙方在向新闻媒体以及任何个人、机构公布自身的隐私、立场、观点时，应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5、在合同期内，乙方不得聘请任何除甲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担任其演艺事业的经纪人；6、乙方将承担保密义务，确保任何与甲方合作的内部事务不以任何形式、渠道对外公布；7、乙方如果因为不可抗力退出互联网演艺事业，复出后应继续聘请甲方担任经纪人，除非甲方拒绝或因个人问题不能继续胜任。五、合同的变更和解除：1、如因甲方原因使得不能继续为乙方提供经纪服务时，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2、如因甲方原因使得乙方的演艺事业受到不应有的负面影响时，乙方有权决定继续或解除本合同；3、甲乙双方可以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变更时应采取书面形式；4、如因乙方原因使得其不再适合从事演艺事业（身体、名誉等遭受损害），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5、合同期内，乙方如因意外使得身体或外型受到伤害并影响其外在形象时，甲方有权决定继续或终止本合同；6、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出有损乙方公众形象的行为，否则，乙方有权决定继续或终止本合同。六、合作期内，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在非甲方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互联网平台进行演出的，构成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赔偿50万元人民币或已履行合约期内甲方每月的平均收入乘以18的总金额，违约金按前两者金额较高的为准。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开始在原告指定的秀色秀场平台进行主播活动，原告不定期的向被告发放报酬，2016年5月23日至2016年10月23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发放了五万元左右的报酬。2016年11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其上载明：我于2016年5月24日与贵公司签订了《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由于贵公司每月扣发我本人的工资，严重违反了本合同及劳动合同法律的规定，现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特通知贵公司，解除我们双方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我本人保留向贵公司追索扣发工资的权利。2016年12月，被告在原告指定的平台之外的第三方进行主播活动。2017年1月16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其诉讼请求，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且变更前的诉讼请求与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均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依法予以准许。庭审中，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被告亦同意解除该合同，本着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原则，对原告要求解除《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的诉讼主张，依法予以准许。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原、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是原、被告是否存在违约；三是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合理。关于原、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的内容上看，该合同对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的约定，涉及知识产权、劳动关系等诸多方面。从合同的性质上看，该合同同时具有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等特征，属于综合性的合同，该合同应属于演艺经纪合同的范畴。劳动合同最显著的特征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身依附性，但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人身依附性，故原、被告之间并非单纯的劳动关系。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双方并非单纯的劳动关系，且合同中亦未约定原告需要给被告缴纳社会保险，且原告不定期的向被告发放了报酬，被告虽然主张原告扣发工资，但并未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违约的抗辩主张，依法不予采信。相反，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被告在合同期内，只能在原告指定的第三方平台进行相关演艺活动，未经原告同意不得在其他互联网平台进行任何演艺活动。而被告未经原告允许擅自在其他互联网平台进行主播活动，其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了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合理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合作期内，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在非原告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互联网平台进行演出的，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有权利要求被告赔偿50万元或已履行合约期内原告每月的平均收入乘以18的总金额，违约金按前两者金额较高的为准。庭审中，原告为证实其损失向法庭提交了收据、水电费单据等证据，证明原告为推广被告所支出的大量费用。原告提供的证据虽然不足以证实其实际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但涉案合同的解除系被告根本违约所致，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若允许直播演艺人员随意违反合同约定，将使其所在的管理公司在此类合同的履行中处于不利地位，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也会鼓励成名的直播演艺人员为了追求高额收入而恶意违反合同约定，不利于该行业的整体运营秩序的建立。综合考虑原告前期对被告直播人气提升的培养投入、宣传力度、被告自身的影响力、知名度、发展前景以及可能给原告公司带来的收益等因素，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依法予以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威海圣裕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戚旸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二、被告戚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威海圣裕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20万元。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被告戚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一，被上诉人与芜湖伊恒久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网络打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和芜湖伊恒久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营业范围均不包括网络表演，均不具备向公众合法推广上诉人的资质；证据二，秀色娱乐社交平台的百度搜索反馈和北京思享时光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网络打印材料各一份，拟证明上诉人表演的平台为秀色，提供平台的公司为北京思享时光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且标明了经营性演出许可证的有效期，被上诉人若从事该领域为上诉人提供平台进行推广，也应当具备上述资质。该资质应当在公司计划从事该领域之前先行向相关文化行政部门进行申请，取得之后才能合法经营该领域的相关业务。若未取得该项资质，按照相关规定不得从事该领域业务；证据三，被上诉人对其名下艺人的管理规定及处罚一份，来源于被上诉人创建的QQ群，该文件是被上诉人发送至QQ群之后，上诉人自行下载并按照该规定进行工作，自行约束，拟证明被上诉人对其单位员工迟到、旷工、请假、工作时间、罚款、休假等行为进行一系列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劳动关系。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均属于一审中上诉人可以提供而未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对证据一和证据二，因为系网络打印件，有人为篡改的可能性，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亦不能证明涉案合同无效。因涉案合同系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文化艺术交流及宣传的合同，上诉人在平台演出也获得了实际的收入，其所演出的平台是否有公众演出的资质与合同是否有效无关，且上诉人所从事的演艺活动是由网络用户进行点播选取，其性质不能等同于面向所有公众进行演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即便属实也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等主播进行必要的管理，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上诉人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设施、设备的损失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确为劳动关系。孙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其2015年底到被上诉人处从事主播工作，2016年底辞职。期间被上诉人通过微信群、QQ群发布管理规定，被上诉人通过考勤对主播进行管理，主播每天工作需满6小时，如有事不能完成工作，需提前请假。主播违反管理规定，被上诉人会予以相应罚款，款项直接从工资中扣除。证人的收入系被上诉人按平台收入的80%支付，只有提成，没有底薪，通过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史文远的个人账号、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戚旸到被上诉人公司后至离职前，被上诉人并未对主播组织过专业培训，也未单独为戚旸购买过工作设备。被上诉人处的直播间由全体主播共同使用，戚旸离职后，其他主播仍继续使用其之前使用过的设备。
经质证，上诉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管理完全符合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管理，按照用人单位规定的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严格约束。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工作之后，被上诉人并未对上诉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培训，不存在任何培训费用。被上诉人未单独给上诉人购买过任何设施设备，也没有单独为上诉人对工作场所进行装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培训材料、租房协议、装修单据等证据均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损失，证人的证言充分证实上述设施设备及房屋在上诉人辞职后一直由其他主播继续使用，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因此，上述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实损失的证据不是被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的损失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
被上诉人认为，首先，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不应被采纳；其次，证人并未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存在演艺合同关系及其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期间，甚至辞职解除合同的证明，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再次，即使证人陈述属实，本案的合同为综合性演艺合同，被上诉人作为公司对上诉人等主播进行管理是必要的，也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第四，因上诉人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合约期内违约擅自到第三方平台演出后，被上诉人处的其他艺人也有效仿。证人即使证明与被上诉人的关系，也属于与上诉人一同违约，称不上辞职。证人及上诉人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该行业的经营秩序，所造成的影响也并非上诉人上诉陈述的所谓设备的实际损失，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0万元违约金损失已是很低的补偿。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被上诉人与芜湖伊恒久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据二秀色娱乐社交平台的百度搜索反馈、北京思享时光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均系网络打印件，且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相应资质的依据是文化部2016年12月2日颁布、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其效力级别为部门规范性文件。且上诉人于2016年11月已从被上诉人处离职，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仅能证实被上诉人对其名下艺人实施了一定的管理行为，但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形成的系劳动合同关系，该证据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证人孙某的证人证言，首先，因证人未提供其原在被上诉人从事主播的证据，被上诉人对证人身份不予认可。其次，证人证言证实戚旸离职后其曾使用的设施、设备仍由其他主播使用，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该方面的损失。但本案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20万违约金的依据包括上诉人前期对上诉人直播人气提升的培养投入、宣传力度，人气、收入增多的前景及可能给被上诉人公司带来收益的诸多因素，以上诉人履行合约期间每月为公司盈利为基数，乘以剩余合约期限所得的被上诉人预期利益的损失，并非仅包括房租及设施设备的损失。证人证言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上述请求缺乏依据。第三，证人证言虽证实主播受被上诉人通过考勤管理，但证人同时证实其收入来源于平台收入，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固定工资约定，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上诉人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证人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二、涉案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三、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四、上诉人以通知的形式解除涉案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五、上诉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以及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数额是否合理。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其诉讼请求并补交了诉讼费用，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当事人均同意解除涉案合同，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从有利于纠纷解决、减少当事人诉累的角度考虑，准许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签订涉案《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为演艺经纪合同，而非演艺合同，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有权与第三方签订有关演艺合同，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备向公众提供网络表演的资质，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即便如上诉人主张的依据部门规范性文件《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也系上诉人离职后颁布施行的，对本案不具有约束力。故对上诉人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劳动关系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所形成的具有经济、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从双方签订的《互联网演艺经纪合同》内容看，系双方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演艺经纪服务，代理上诉人与第三方平台签署演艺合同、代理上诉人互联网演艺活动等合作事项进行约定，不具有劳动合同的主要特征。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无明显的劳动关系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特征。其一，从劳动关系人格从属性角度看，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所谓管理，实质是基于演艺经纪服务行为的管理权，是由演出经济关系衍生出的管理行为，不是劳动关系的管理行为；其二，从经济从属性角度看，上诉人的收入来源于直播平台收入，系利润分成所得。均系来源于上诉人直播后客人的直接“打赏”，并非被上诉人接到任务后分派给上诉人，再由客人把钱支付给被上诉人成交的，而是上诉人与网络客人之间直接成交，上诉人越受欢迎，其收益越大，故上诉人收益的多少完全由其个人掌握，上诉人、被上诉人依据“打赏”收益，根据相关约定予以分成，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民事合作关系，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只有在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或达到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形下，当事人方可通过发出通知形式解除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扣发其工资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但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并不包含此情形，且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故上诉人以通知形式解除涉案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未经被上诉人允许擅自在其他互联网平台进行主播活动，违法了涉案合同约定，构成根本违约。
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合作期内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擅自在非被上诉人提供的互联网平台进行演出的，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违约金。现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数额未超出双方合同约定，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上诉人戚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树远
审判员 宫建军
审判员 王玲丽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陈兆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