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6民终6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滨州市黄河五路渤海十九路民政大厦。
负责人：李长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邵兆井，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高春明，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爱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喜。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邢猛，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安琪，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超，现在山东省任城监狱服刑。
委托代理人：张德烨，山东梁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训波。
委托代理人：张帅，山东梁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邹平县人民法院（2015）邹民初字第2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6月17日21时48分左右，被告韩超驾驶鲁M×××××号轿车载冯宝超、赵芳沿黄山三路由西向东行驶至邹平县黄山三路宏诚集团宿舍区处越线超车时，与向西行驶的马军骑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后又与刘继江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随后与宏诚集团宿舍门口铁门及门柱发生碰撞刮擦，致三车损坏，马军、冯宝超受伤，刘继江死亡，宏诚集团宿舍门口铁门、门柱损坏。事故发生后，被告韩超弃车离开现场。该事故经邹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韩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马军、刘继江、冯宝超、赵芳无事故责任。受害人刘继江受伤后在邹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6天后于2015年6月23日经抢救无效死亡，花费医疗费58775.01元，该医疗费已进行商业险理赔。受害人刘继江住院期间由其妻子李玉、儿子刘明明2人护理，李玉、刘明明均住邹平县黄山三路7号15栋-207，系非农业家庭户。因本次事故，四原告主张交通费800元。
受害人刘继江于1956年2月4日出生，生前住邹平县黄山三路7号15栋-207，系非农业家庭户。原告刘德喜系刘继江之父，于1935年12月3日生，左爱英系刘继江之母，于1935年12月23日生，两人现居住于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派出所居民委远大二路1289号4栋3门406房，系非农业家庭户，共生育2个子女。原告李玉系刘继江之妻、原告刘明明系刘继江之子。
另查明，被告袁训波与韩超系父子关系。事故发生时，被告韩超具有合法驾驶资格。事故车辆鲁M×××××号轿车登记车主系被告袁训波，该事故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一份及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一份，并附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再查明，本次事故另一受伤人员马军已就其损失已起诉，邹平县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审理完毕，已确认马军的合理合法损失有：医疗费132469.5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误工费9607.23元、护理费7604.68元、残疾赔偿金175332元、交通费8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鉴定费5303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各被告责任如何承担；二、原告所诉各项损失是否合理合法。对争议焦点一，各被告责任如何承担。因事故车辆鲁M×××××号轿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一份及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一份，并附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故对四原告损失，被告保险公司应先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本次事故中，驾驶员即被告韩超系弃车逃逸，根据其商业三者险的约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不予赔偿；（2015）邹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已审理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韩超系弃车离开现场，并非逃逸，因该判决系对本次事故综合调查后得到的结论，查明的事实确切，故对邹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的被告韩超弃车逃逸的结论，不予采信；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本次事故中存在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情形，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原告损失予以赔偿；事故车辆鲁M×××××号轿车由被告韩超驾驶，登记车主系被告袁训波，因被告袁训波与韩超系父子关系，故对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及超出保险限额的原告损失部分，由被告韩超及袁训波共同予以赔偿。被告袁训波辩称，事故车辆实际车主系被告韩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且其与被告韩超系父子关系，事故车辆亦登记在其名下，该事故车辆为家庭共有财产更加符合常理，故对四原告损失，应由被告韩超及袁训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对争议焦点二，四原告所诉各项损失是否合理合法。结合认证的证据及原被告陈述，确认四原告的合理合法损失有：1、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6天×30元／天）。按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2、刘继江护理费960.72元（29222元／年÷365天×6天×2人）。原告主张受害人刘继江住院期间由其妻子李玉、儿子刘明明2人护理，结合刘继江伤情及治疗情况，对原告主张的刘继江的护理期限及人数，予以支持；因护理人员李玉、刘明明均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其护理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3、丧葬费26230元；4、死亡赔偿金676055元［死亡赔偿金584440元（29222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91615元（18323元／年×5年÷2人＋18323元／年×5年÷2人）］。因死者刘继江系非农业家庭户，其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继江被扶养人其父母均系非农业家庭户，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5、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结合死者刘继江死亡的结果及其应承担的事故责任，予以支持；6、交通费800元。原告主张交通费800元，结合刘继江住院时间、地点、次数及死亡的情形，予以支持。综上，四原告各项损失共计714225.72元。本次事故导致马军受伤及刘继江死亡，在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内马军及刘继江近亲属均享有受偿的权利；马军已就损失赔偿事宜诉至本院，故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责任限额内赔偿四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13元（10000元×180元÷（132469.55元＋840元＋180元）］，在死亡伤残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四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共计86273元（110000元×（960.72元＋26230元＋676055元＋10000元＋800元）÷（9607.23元＋7604.68元＋175332元＋832元＋3000元＋960.72元＋26230元＋676055元＋10000元＋800元）］，以上二项共计86286元。四原告剩余损失共计627939.72元（714225.72元-86286元），属于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应由被告保险公司按被告韩超所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比例即100%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计款339826.89元（500000元×627939.72元÷（295971.46元＋627939.72元）］。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损失，共计288112.83元（627939.72元-339826.89元），应由被告韩超、袁训波按被告韩超所负事故全部责任比例即100%共同予以赔偿，计款288112.83元。四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交纳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在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故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故对保险公司提出的不承担诉讼费用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李玉、刘明明、左爱英、刘德喜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共计86286元（交由本院过付）；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李玉、刘明明、左爱英、刘德喜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共计339826.89元（交由本院过付）；三、被告韩超、袁训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李玉、刘明明、左爱英、刘德喜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共计288112.83元（交由本院过付）；四、驳回原告李玉、刘明明、左爱英、刘德喜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11元，由原告李玉、刘明明、左爱英、刘德喜负担849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中心支公司负担6361元，被告韩超、袁训波负担4301元。
上诉人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上诉人系鲁M×××××号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承保公司，2015年6月17日，韩超驾驶袁训波所有的鲁M×××××号轿车与马军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后，又与刘继江骑行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马军受伤，刘继江死亡，三车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韩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上诉人对事故基本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明确记载事故后韩超弃车逃逸，一审判决推翻该逃逸认定，认为韩超不存在逃逸行为错误。结合韩超及鲁M×××××号车乘车人冯宝超事故后翻墙逃离的事实，其主张弃车逃离现场系××病人，明显站不住脚。其次，一审判决及本案被上诉人均对上诉人提交的商业第三者保险条款及投保单、被保险人签字真实性认可，却均忽略了上诉人提交该条款的内容及上诉人提交该条款的欲证明问题，上诉人提交条款涉及本案内容为第五条第六款，其具体内容为：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被上诉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中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韩超系弃车离开现场，而非逃逸，均在纠结于韩超是否逃逸，却忽略了上诉人提交该条款的目的在于证明韩超行为已经符合遗弃被保险车辆逃离现场，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举证目的。判决被上诉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错误。综上，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5）邹民初字第2281号判决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玉、刘明明、左爱英、刘德喜共同答辩称，一、上诉人依据其提供的商业三者险第五条第六款的规定，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故意扩大商业险免赔条款适用条件，混淆法律适用。上诉人依据的该规定的后半部分适用于本案案件事实，却忽略了该条款中有“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作为条款适用的限定条件。我方认为该条款规制的应为主观上追求逃避法律责任，客观上致使案件难以或无法查清事实的行为。本案中韩超没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该次事故没有导致难以或无法查清事实的情形，韩超在事发后主动投案自首，受害人于事发后及时入院治疗，在现场多人聚集围观的情形下，韩超有理由相信事故会被依法处理，其为照顾生病的同车人员及内心惧怕自己及同车人员遭受不理智的报复行为，放弃车辆离开现场的行为属于正常行为人可以预期的一般行为，不应属于上述条款规制的情形。另外，上诉人提供的商业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且其提供的商业免赔条款与投保单不属于同一份文件，在上诉人提供的商业免赔条款上并没有投保人的签字，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对投保人尽到审慎的、明确的说明义务，其也未对“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的限定条件明确适用范围，该免责条款不应适用于本案。其次，商业三者险的赔偿对象是投保车辆致害的第三人，是因交通事故遭受财产损失、生命健康损害及精神损害的第三方，对其条款应作出限制性解释，以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得以赔偿。二、韩超的行为不属于应认定为交通事故逃逸情形。所谓交通事故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需有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的恶意，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惩治恶意行为人的恶意行为。结合本案事实及韩超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韩超于交通肇事后，主动投案，并未故意逃避法律追究，刑事案件判决书中已经对韩超的自首行为加以认定。韩超于事故发生后，并未驾车逃离现场，其主观上没有使本次事故难以或无法查清事实的故意。在现场多人聚集围观的情形下，为照顾生病的同车人员及内心惧怕自己及同车人员遭受不理智的报复行为，放弃车辆离开现场的行为属于正常行为人可以预期的一般行为，不属于应认定交通事故逃逸加以追究的恶意行为。三、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弃车逃逸”的认定并不等同于交通事故逃逸。《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仅是一种证据，其是否能得到法院的采信，须应由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审查判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次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上的“弃车逃逸”不能机械的理解为交通事故逃逸，而应结合本案各项事实加以综合评判。（2015）邹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韩超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该判决系对该次交通事故综合调查后得到的结论，效力高于事故认定书，应予采信。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五、此次交通事故至今已近1年，造成我方巨额损失，至今未获得分文赔偿，我方因本次交通事故生活困苦，家庭支离破碎，受害人刘继江妻子李玉至今精神恍惚，无法正常工作及生活，受害人父母因本次交通事故伤心欲绝，无法面对现实，左爱英多次中风入院治疗，受害人儿媳因本次事故心神不宁造成右前臂骨折至今仍在治疗。上诉人作为承保公司未承担起社会责任，无视我方上述困境，一直未赔偿分文，至今仍纠结保险合同细枝末节，试图逃避应承担的保险责任。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尽早了结本案，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韩超答辩称，一、涉案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韩超作为事故车辆驾驶人员具有合法驾驶资格，并已经为该车投保了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并附加不计免赔，即已完成了投保义务，且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因此，对被上诉人马军所诉的合法损失，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应在保险限额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二、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韩超行为符合遗弃被保险车辆逃离现场，按商业第三者保险条款及投保单内容，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诉称韩超在事故后弃车逃离现场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韩超只是离开现场并非逃逸，不应适用商业第三者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马军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邹平县人民法院（2015）邹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书审理查明，事故发生后，韩超只是离开现场，并非逃逸。韩超离开现场的原因是，该车乘车人冯宝超受伤，韩超将乘车人送医需要离开现场。并且现场人员较多，不会因自己离开现场而耽搁抢救受害人。结合韩超事后投案自首的情节，其离开现场并非为逃避法律责任，不应认定为逃逸。上诉人在无其他证据来推翻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主张韩超存在逃逸行为明显不能成立。因此，本案不应适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2.保险公司没有尽到告知免责条款的义务。本案中，保险单实际与保险合同分离，投保人韩超未收到保险合同，也未在商业第三者保险条款上签字，对该保险条款内容不知情。退一步讲，保险公司即使让投保人韩超阅看商业第三者险条款，其作为保险人应通过合理而又明确的方式让投保人注意到该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上诉人的免责条款夹杂在冗长的文字中，使投保人很难注意到该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且保险单和保险合同均使用过小的字体，超出了正常人的视力阅读能力，使一般人无法了解保险合同内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也没有采取放大字体等特别提示，不能认定保险人已经采用了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并且其未对该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无效。3.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即应履行赔偿义务。不管是弃车逃离还是肇事逃逸，该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投保人只应对逃逸、逃离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以韩超弃车逃离为由免除自己的全部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规定，属于霸王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无效。此外，本案中韩超离开现场的行为并没有扩大损失，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本案有因韩超离开现场而造成扩大损失的事实发生，故上诉人不应以此为由免除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据以上诉的商业第三者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款免责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且其未尽到告知义务，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本次事故存在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情形，故其应在保险限额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袁训波答辩意见同韩超答辩意见。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韩超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上诉人应否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因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韩超行为系弃车逃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此上诉人不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虽然交警部门认定韩超系弃车逃逸，但是依据已经生效的（2015）邹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认定韩超的行为只是弃车离开现场，而非逃逸。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在案件中起到证明作用，而涉案刑事判决书是在法院综合相关事实后作出的认定，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因此，在没有推翻（2015）邹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所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韩超的行为并非弃车逃逸，而是弃车离开。故本案在韩超的行为不构成弃车逃逸的情况下，依照约定，上诉人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11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跃江
代理审判员 唐顺江
代理审判员 刘 伟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