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4民终11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新顺，男，1951年6月24日生，汉族，住长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子县鲍店镇符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长子县鲍店镇符庄村。
法定代表人：李红宪，村委主任。
上诉人徐新顺因与被上诉人长子县鲍店镇符庄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2018）晋0428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新顺，被上诉人长子县鲍店镇符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符庄村委)的法定代表人李红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新顺上诉请求：撤销长子县人民法院（2018)晋0428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中，上诉人的父母和上诉人在1985年为两个家庭土地承包主体，当时上诉人的父母承包7.4亩，上诉人承包9.64亩，1999年3月延长土地承包期时，根据1994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耕地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今后不允许再因人口变化而采取行政手段频繁调整土地，在规定承包期限内农户承包土地的数量和地块都要加以稳定。”，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已经做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地方，承包期限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和2004年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家庭成员减少、子女升学、服兵役、进城务工、在农村从事各种非农产业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的规定，被上诉人所执行的政策是延包而不是重新发包，上诉人的父母属于一个家庭承包主体，虽上诉人的父亲过世，但上诉人的母亲还健在，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不能因为家庭承包户中人口的变化而调整承包的土地。在1999年3月延包时，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还未到期，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父亲承包的6.74亩土地收回，将上诉人母亲承包的0.66亩土地调整到上诉人户上，该承包土地应由上诉人母亲继续承包，现将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母亲调整一个家庭承包户，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的母亲所承包的土地应当为7.4亩，被上诉人违法收回上诉人父亲承包的土地行为侵犯了家庭承包户的权益，上诉人的母亲虽已经去世，但上诉人作为同一家庭承包主体一员，有权作为诉讼主体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违法收回的6.74亩土地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符庄村委辩称，1998年至1999年分两次对土地进行了全面的延期承包工作，期间，成立了土地延包领导组，领导组由支村两委干部7人，党员代表3人，村民代表3人共13人组成，在反复征求老干部、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后确定的实施方案，1998年先调整小麦水浇地350亩，每个男劳力分得2.5亩水浇地，男劳力控制年龄为18周岁至55周岁，1999年春季全面完善土地延包工作，延包完善后，与村民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做到了地到户，证到户，合同生效后，之前签订的各种土地承包合同一律无效。另，上诉人与其父母分别为两个不同的承包户，1998年上诉人父亲去世，1999年给上诉人调整土地至今并没有提过异议。
徐新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985年1月1日家庭经营的承包地6．74亩并延长至剩余期限。2、被告赔偿原告从2006年至今6．74亩承包地未耕种的损失，按每亩1323元的标准，按总数的一半计算为49043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1月，被告以家庭承包方式向农户发包本集体土地时，原告家庭以原告为户主，原告父母单列一户，以原告父亲徐根好为户主，非同一户。1985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载明原告承包被告集体土地地名为万户道2亩、地名为南腰道7．64亩，合计9．64亩。同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土地使用证。1985年1月1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为原告父亲徐根好颁发土地使用证，载明徐根好承包被告集体土地地名为万户道1．5亩、地名为南腰道5．9亩，合计7．4亩。承包期限均为1985年1月1日起至1999年12月止。1999年3月被告对原告及其父亲户下承包期内的土地进行调整，1999年3月15日原、被告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中载明“口粮田5．3亩，面积5．3亩。承包期限从1999年3月10日起至2029年的3月10日止，承包期30年不变”。1999年3月10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庭审中，被告自认1999年3月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上记载的5．3亩数有误，应为10．3亩，原告实际耕种也是10．3亩。另原告父亲于1998年去世，母亲于2017年去世。1999年3月被告对农户承包期内土地进行重新调整时，收回原告父亲户下的6．74亩承包土地，并将原告母亲连同原告父亲户下剩余的0．66亩承包土地调整到原告户下，原告户下还有其妻子、儿子和女儿，五人共分得承包土地10．3亩。原告以承包期内被告不得调整承包土地为由，认为被告不应当在1999年3月收回其父亲户下6．74亩承包土地，其实际耕种的土地应为1985年其户下承包的9．64亩连同其父亲户下的7．4亩，共计17．04亩，而从1999年3月至今原告耕种的土地只有10．3亩，被告应当返还原告6．74亩承包土地，并赔偿因未耕种造成的损失，酌情主张49043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对被告收回其父亲户下的案涉6．74亩承包土地是否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2．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因未耕种该6．74亩承包土地造成的损失49043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分析，原、被告于1985年1月签订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同时长子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土地使用证，对该耕种的9．64亩土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1999年3月，原、被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原告自认其原户下承包的土地亩数没有变化，但认为虽然其1998年去世，被告也不应当收回其父户下承包期内的6．74亩地，其主张对该承包地享有经营权而要求予以返还。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以户为单位，因当时原告父母与原告家庭并非同一户，案涉的6．74亩承包土地从1985年1月到1999年3月登记在原告父亲户下，原告对该承包土地并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1999年3月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被告将原告父亲户下的案涉6．74亩承包土地收回没有侵犯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不存在继承问题，基此，原告对案涉6．74亩承包土地并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6.74亩承包土地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原告对其主张的案涉6．74亩承包土地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故其要求被告赔偿因未耕种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新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徐新顺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同。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二审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即被上诉人符庄村委是否应返还上诉人父亲生前承包的6.74亩土地。农村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经营，而不属于其中的某个家庭成员。本案案涉的6．74亩地从1985年1月至1999年3月登记在上诉人父亲的户下，1988年上诉人父亲去世后，1999年3月被上诉人符庄村委对全村承包土地进行调整时，将上诉人父亲承包的6.74亩地收回，剩余0.66亩地包括上诉人母亲调整至上诉人户下，在当时调整该土地时，上诉人与其父母并非同一承包户，上诉人对该地并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2017年上诉人母亲去世，2018年1月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上诉人父亲家户已消亡，即户不存在，且土地承包经营权又不发生继承问题，因此，基于上述情况，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其父亲生前承包的6.74亩土地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徐新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徐新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上诉人徐新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郭树青
审判员张鸣森
审判员范进斌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郭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