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赣01刑终30号
原公诉机关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雷战红，男，1983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市，汉族，本科文化，家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2016年2月2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5日被逮捕。
辩护人吴小毛，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雷战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赣0111刑初27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雷战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审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自2012年开始，被告人雷战红同吴龙、朱林、朱洲（后三人均已被判刑）等人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小区等区域设置窝点，编造所谓“1040阳光工程”（又称“连锁经营”）项目，谎称该项目获得国家政策支持，夸大项目盈利前景，并以经营该项目为名，要求他人缴纳费用购买份额以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五级三晋制”体系组成层级，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缴费额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加入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吴龙直接或间接收取传销资金应认定为人民币453.5429万元（不包括收取龚1、田1、余1、王1四人的流入资金共计人民币3.4208万元）。雷战红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有陈1、王德斌、吴某、刘某、万志兵、吴龙及吴龙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53人，共计59余人，直接或间接收取传销资金数额累计人民币453.5429万元。
2016年2月21日，公安机关在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新农派出所将被告人雷战红带至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接受调查而归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书证
（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雷战红作案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且未发现违法犯罪记录的事实。
（2）归案经过，证明2016年2月21日，公安机关在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新农派出所将被告人雷战红带至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接受调查而归案的事实。
（3）五级三晋制发放工资的分配制度以及层级晋升制度图表，证明“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的管理、工资分配及层级晋升的情况。
（4）夏1、王2、俞1了解的传销组织吴龙下线部分人员结构图，证明吴龙的第一层下线是吴杏子、朱林、王奇彪，吴杏子的下线有孟某1，朱林的下线有朱洲、陈某的事实。
（5）王2提供的出局证书及汇款凭证，证明“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五级三晋制的出局制度，以及王2于2013年6月1日以其母亲李3的银行卡账号62×××14向袁3的银行卡（账号为62×××67）转账人民币150000元，该传销组织收取新加入人员资金的事实。
（6）俞1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证明俞1于2014年9月29日向郭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为62×××71）存入人民币62700元的事实。
（7）王2、俞1、夏1提供的传销组织的五级三晋制奖励制度图解说明、管理制度、授课资料，证明该传销组织的管理及授课的相关详细情况，“1040阳光工程”连锁经营组织实施传销活动的事实。其中王2提供的材料通过“对外宣称”和“实际操作”的对比，证明该传销组织活动的欺骗性质。俞1、夏1提供的《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证明该组织内部实行严格的培训和管理制度，并反映该组织禁止内部人员之间借财借物（第十七条），印证了组织成员间只在收取传销活动资金或“发放工资”时才会发生资金转移的事实。
（8）公安机关制作的并分别由吴龙、朱林、朱洲确认的吴龙、朱林、朱洲下线人员名单，证明朱洲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共计35人；朱林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有郭1、王奇彪、朱洲及其下线人员等共计43人；吴龙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共计53人（朱林及其下线人员共计44人、吴杏子及其下线人员共计7人、王奇彪及其下线人员共计2人）的事实。
（9）吴龙自书的人员结构图，证明雷战红的下线有王德斌、刘某，吴龙是王德斌的下线。
（10）孟某2自书的人员结构图，证明孟某2上线为孟祥东，孟祥东上线为孟某1，孟某2发展下线有宋1等10人。
2、证人证言
（1）证人孟某1的证言，证实孟某1在王德斌的介绍下于2011年4月加入了“连锁经营”，按照规定每个人只能有三个直接下线，当时王德斌已经有了三个直接下线，就把孟某1放在了吴杏子名下，孟某1实际发展了两个人，分别是殷连杰、夏雪辉，还有一个是其父亲孟祥东（孟某1以孟祥东的身份自己购买的份额）。孟某1的直接上线是吴杏子（孟某1的妻子），吴杏子的直接上线是吴龙，雷战红的直接上线是杨彬，杨彬的直接上线是肖昌旭。在合肥市的时候雷战红就升任了老总级别，为了分流于是由雷战红牵头，将在合肥市从事“连锁经营”的人带了一部分人到江西省南昌市来继续从事“连锁经营”。雷战红发展了三条线，分别是陈1、吴某、王德斌这三条线。
（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陈某是在2013年年初通过郭锐的介绍加入“连锁经营”传销组织的，陈某的直接下线是刘涛、陈强、吕洲。陈某刚加入进来从事“连锁经营”的时候是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听很多从事“连锁经营”的人说雷战红很早就从事连锁经营，在南宁市、合肥市都做过“连锁经营”。郭锐刚加入“连锁经营”的时候团队有吴龙、吴杏子、孟某1等50多人。
（3）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刘某是在2012年年底通过吴英（吴龙的姐姐）介绍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小区加入了“连锁经营”，刘某的直接上线是吴英，吴英的上线是雷战红，雷战红当时是老总级别。刘某听说雷战红很早在南宁市、合肥市就从事“连锁经营”。
（4）证人吴某（被告人雷战红的妻子）的证言，证实雷战红当时还在广东省珠海市工作，雷战红的大学同学肖昌旭就介绍雷战红加入“连锁经营”，雷战红就去了南宁市考察了这个项目，后来就把珠海市的工作辞了并购买了份额加入了“连锁经营”，后来又去了合肥市从事“连锁经营”，之后又去了江西省南昌市做“连锁经营”。雷战红发展了吴某作为他的下线人员，吴某没有发展下线人员。
（5）证人孟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23日孟某2加入了“连锁经营”组织，介绍人和上线都是孟某1，孟某2介绍丈夫宋1加入了“连锁经营”组织，又发展了之前的同事晁1，宋1后来直接发展了李4、王4，晁1直接发展了晁2和陈2，李4发展了李5，晁2发展了刘4，王4和刘6没有发展下线，李5发展了李7，刘4发展了李6。
3、同案犯的供述
（1）同案犯吴龙的供述，证实吴龙在2013年5月1日就成为了老总级别，这个级别需要的份数是600份。吴龙的直接下线是吴杏子、朱林、王奇彪三人，间接下线有孟某1、朱洲、陈某、孟某2等人。雷战红是肖昌旭的下线，肖昌旭发展的另外一条线有段俊、梅乾勋和刘小兵。雷战红的直接下线是王德斌、刘某、吴某，王德斌是吴龙的上线。肖昌旭是吴龙的介绍人，介绍人可以把介绍进来的人随意安排在他的下线。雷战红相继在南宁市、合肥市、南昌市从事“连锁经营”活动。吴龙在合肥市从事“连锁经营”的时候就认识雷战红，当时雷战红也在合肥市从事“连锁经营”，在合肥市的时候雷战红就已经上到了“老总”级别。后来因为需要分流，吴龙等一些人就在雷战红的组织安排下来到了南昌市，后来在雷战红等上线人员的安排下，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小区居住了下来从事“连锁经营”活动，雷战红管理从合肥市分流到南昌市来从事“连锁经营”的团队人员，包括后来新加入的人员，是在南昌市从事“连锁经营”活动最大的老板，也是层级最大的老总人员。新加入的人员交纳的钱都是由申购总管给一个银行账号，然后将交纳的钱一次性转账或者存进这个银行账号内，这个用于收钱的银行账号是由雷战红自己控制的，交纳进来的钱具体怎么分配，流向哪里都是雷战红自己去操作。吴龙与刘某之间的转账都是雷战红安排的，代替雷战红转的。万志兵是雷战红另外一条分支的下线人员，吴龙与万志兵之间的银行转账是雷战红让吴龙帮忙转的。
（2）同案犯朱林的供述，证实在“1040阳光工程”项目中最高每人可以投21份，每份3300元，加500元礼品钱，合计69800元，达到老总级别需要的份数是600份以上。这条传销活动线上朱林所知道的最大层级的人是肖昌旭，吴龙的上线有肖昌旭、雷战红、王德斌，在吴龙的介绍下朱林于2012年3月份的时候加入了连锁经营，朱林往下发展了郭1、朱洲、王奇彪。
（3）同案犯朱洲的供述，证实2013年年底，朱洲在其姐姐朱林的介绍下加入传销组织，朱洲于2015年3月1日升为了老总，下线大概有30、40人，一共购买了大约800份左右的份额。这条传销活动线上朱洲所知道最大层级的人是肖昌旭，除了肖昌旭之外，这条传销组织线上朱洲见过面的最大层级的老总就是雷战红，雷战红往下发展了王德斌，王德斌往下发展了吴龙，吴龙往下发展了朱林，朱林往下发展了朱洲，朱洲往下发展了三条线。
4、江西中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赣中达司鉴字[2016]0301号司法技术鉴定书，证明自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吴龙与53人发生资金往来，收取资金456.9637万元（其中从吴杏子处收取资金427.9239万元），支付资金359.7567万元；自2007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朱洲与17人发生资金往来，收取资金92.6868万元，支付资金44.4178万元；自2012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雷战红与肖昌旭、吴杏子等22人发生资金往来，雷战红收取资金71.3216万元，支付资金17.5050万元。
5、辨认笔录，证明同案犯吴龙辨认出被告人雷战红是“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成员的事实。
6、被告人雷战红的供述，证实“连锁经营”具体就是每个人投资人民币69800元，可以获得1040万元的报酬，这种经营中没有实质性的产品存在，就是纯资本运作，就是通过不断的拉人头进来，通过不断的发展下线，让加入的下线人员缴纳69800元从而获得报酬，并最终达到1040万元的报酬。2010年9月份，雷战红去了广西省南宁市肖昌旭（雷战红的大学同学）那里，听了一个月关于“连锁经营”经营模式的讲解后回家凑钱加入“连锁经营”这个项目并发展下线了。之后一起前往了合肥市继续从事“连锁经营”。雷战红在合肥市一共往下发展了三条线，第一条线发展了陈1（高中同学），第二条线发展其妻子吴某，吴某往下没有发展人员，第三条线发展了王德斌（雷战红的亲姐夫）、吴英（同学，也是吴龙的姐姐）、吴杏子（吴龙的姐姐）、吴龙、朱林、朱洲、刘某、孟某1。吴英、吴龙、吴杏子、朱林、朱洲、刘某都是老总级别。2012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因为在合肥市从事“连锁经营”的人员太多了，一部分就分流到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小区继续从事“连锁经营”，雷战红到南昌市来之后就一个人租住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长春村的农房内。雷战红的直接上线是杨彬，杨彬的上线是肖昌旭，肖昌旭的上线是王华陈，王华陈的上线是秦德胜。雷战红于2011年在合肥市的时候升任了经理级别，2012年6月份在合肥市升任了老总级别，在南昌市的时候也是老总级别。2015年7月1日问过下面的人员一次，下面人说雷战红线下有80多人。从事“连锁经营”估计一共获利了三、四十万元。万志兵从事的“连锁经营”团队（包括万志兵一共三、四个人）跨了，于是雷战红将万志兵的团队捡过来继续做。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雷战红同他人组织、领导以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人民币453.5429万元，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指控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雷战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上诉人雷战红及其辩护人提出：吴龙不是雷战红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也没有从吴龙组织中获取报酬，不能将吴龙组织直接或间接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计入雷战红收取的传销资金中。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证据，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及二审审理核实，本院予以确认和采信。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及辩护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评判认为：本案在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雷战红直接发展了下线王德斌，王德斌直接发展了下线吴龙，吴龙系雷战红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故认定雷战红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传销人员数量及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应当包括吴龙本人及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数及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雷战红组织、领导以经营活动为名的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和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雷战红直接或间接收取传销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达453.5429万元，属“情节严重”。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兵
代理审判员 张艳
代理审判员 万辉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罗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