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1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权，男，1966年3月3日生，汉族，无业。
委托代理人罗瑄，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振，男，1966年11月28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允治，江苏李允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正权因与被上诉人范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民初字第1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正权及其委托代理人罗瑄、被上诉人范振的委托代理人李允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范振曾于2014年12月30日诉至法院，要求王正权偿还借款本金112万元及利息。王正权于2015年5月14日诉至法院，要求范振偿还货款及逾期利息合计30万元。
一审期间，王正权诉称，2012年9月，经案外人宋某介绍，其向范振供酒，范振承诺酒到即付一半款，余款一个月内付清。王正权于同年9月27日向范振供应高档酒20箱、普档酒100箱，范振和案外人李杰共同向王正权出具收条一张。2013年，范振叫王正权拉回高档酒20箱、普档酒20箱。2014年，范振又向王正权要高档酒9箱。故范振尚欠王正权高档酒酒款（9箱，每箱12瓶，每瓶1400元）151200元、普档酒酒款（80箱，每箱6瓶，每瓶200元）96000元，合计247200元。
范振辩称，其与王正权之间没有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如按王正权所述，王正权和范振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范振向王正权支付酒款的截止期限2012年10月26日，现王正权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故王正权向范振主张货款，在实体上、程序上均无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王正权的诉讼请求。
一审审理中，王正权提供落款日期为2012年9月27日的《收条》复印件1份，并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收条》复印件上内容：“今收到王正权壹佰箱（6瓶装）、贰拾箱（12瓶装）”，署名为“李杰、范振”。王正权陈述，2013年其从范振处拉回部分酒时，将《收条》的原件给了范振。
证人宋某陈述：“我与王正权系亲戚关系，与范振是朋友关系。范振当时拿王正权120箱酒，总价格是456000元，王正权从范振那拿了30万，王正权给范振写了一张借条，我提供担保，当时范振说待还酒钱给王正权后，王正权再把借条收回，范振后来没有还过酒款”。
范振对上述《收条》和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并认为按照常理，《收条》原件应当在王正权处，对《收条》复印件的真实性不认可。王正权则坚持认为，范振应当提交《收条》原件，如果范振不提供原件就证明王正权提交的证据是有效的。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正权主张其与范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范振欠其酒款及逾期利息共计30万元，王正权仅提供了《收条》复印件及证人证言。书证应当提交原件，而王正权提供的《收条》复印件，范振不予认可，法院不予采信。王正权提供的证人宋某在另案中作为王正权借款的担保人，且与王正权有亲戚关系，故属于与王正权有利害关系，仅以其出具的证言不足以证实王正权的主张。故王正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正权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王正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程序违法。本案争议较大，案情复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应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原审违反证据认定规则。范振和李杰开具了120箱酒的收条，后因范振退回王正权40箱酒，由李杰出具80箱酒的收条，范振收回原120箱酒的收条。虽然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的书证应提交原件，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也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现上诉人提交李杰出具的80箱酒的收条，可以证明原120箱酒的收条在范振处。范振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应依法推定王正权的主张成立，即范振欠酒款和违约赔偿金事实存在；3、原审认定宋某是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错误。宋某不是与王正权有利害关系的亲戚，而是范振指定的担保人。原审认定证人宋某与王正权是亲戚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并对证人证言不采信的做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宋某第一任丈夫刘忠义的母亲李义梅和王正权父亲王朝林是同母异父关系，宋某在1997年经盱眙县人民法院判决解除了与刘忠义的非法同居关系。且宋某是范振指定的担保人，范振也借钱给宋某；4、范振既然承认其借30万元给王正权，而30万元的用途是王正权用来还上家的酒钱，范振对30万元借款的陈述视为其对欠王正权酒款和违约金的自认，法院应当对范振的自认予以采信。范振也没有提交反驳王正权的相反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范振答辩称，1、本案事实清楚，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正确，并就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征求了上诉人的意见，上诉人也认可适用简易程序。在以被上诉人为原告，上诉人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一审法院同样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人宋某亦当庭陈述其与上诉人系亲戚关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王正权提交如下证据，1、提交带有范振笔迹的银行取款凭条、借条、民事起诉状等复印件四份，以证明本案所涉120箱酒收条是范振所写；2、提交李杰2013年10月18日出具的收条原件，内容为“今收到80箱酒”，以证明在李杰在出具80箱酒收条时，上诉人将120箱酒收条原件退给了被上诉人；3、提交盱眙县龙王山村委会的证明、盱眙县人民法院（1997）盱民初字第353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宋某和上诉人不是亲戚关系；4、申请证人胡某、梁某、张某出庭作证，胡某陈述“我和王正权是朋友，是通过张某和姓裴的认识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喝酒，交流交流。大概是在2012年，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我到江北一个靠近沪江商贸城的地方，陪张某、王正权、梁某搬了两种白酒，送到迈皋桥附近、教堂后面的院子里，是一个姓范的法官收的酒。”梁某陈述“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一个姓裴的朋友让我开车送酒到迈皋桥。那个地方是个工程队，送完酒后在马路对面吃了饭。酒是王正权卖给法院的一个人，我看到法院的人写收条，但没有看到收条内容，收条是一个人写的。”张某陈述“具体时间大概是2014年9月份，裴立元让我们把酒送到迈皋桥和晓庄中间一个教堂旁边工程队，酒是送给裴立元的一个姓范的朋友。不清楚送酒是买卖还是赠送。”以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酒水买卖关系；5、田永林和王某出具的证明，以证明上诉人卖酒给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存在酒水买卖；6、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陈述“王正权送到南京市迈皋桥边一个工棚的酒是通过我在田永林手中拿的雨花酒，好一点的1972有20箱，差一点的雨花酒100箱，我当时借了20万现金给王正权。我参与送酒，酒是范振收的。差一点的是100元/瓶，好一点的是700元/瓶。差一点的一箱6瓶，好一点的一箱12瓶。”以证明上诉人卖酒给被上诉人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范振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证据2系上诉人与李杰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被上诉人无关，无法发表质证意见；3、宋某在一审中明确自认与上诉人之间是亲戚关系，证据3不能证明一审查明的事实错误；4、对证据4不予认可。证人胡某与上诉人是朋友关系，证人张某、梁某是通过裴立元认识的，裴立元、宋某和上诉人之间是有关联性，所以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某。证人在陈述中针对送酒的细节、场地包括教堂和工程队，以及收酒人的身份记得很清楚，但涉及其他的问题，证人就很含糊，不排除证人在作证之前串通过；5、对证据5不予认可，该证据体现的是上诉人与南京千年龙池酒业有限公司以及上诉人与王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6、对证据6不予认可，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关系亲密，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
二审期间，李杰到庭陈述，其是南京吉鼎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仓库保管员，本案所涉的80箱收条上的“李杰”像其所写，但内容“今收到80箱酒”不是其所写，其所在的仓库2012年9月收到过酒。后李杰向法院出具说明，其所在仓库现有酒79箱。
以上事实，有(2015)玄民初字第89号案件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收条》、证人证言、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适当；2、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白酒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1，即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适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本案不存在应排除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且上诉人王正权亦未就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2，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白酒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王正权主张其与被上诉人范振之间存在80箱普档酒（每箱6瓶，每瓶200元）、9箱高档酒（每箱12瓶，每瓶1400元）的买卖合同关系，为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法院支持，上诉人有义务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只能证明拉酒的过程中，范振可能在现场。上诉人提交的120箱酒收条仅是复印件，被上诉人范振不认可该收条是系其书写。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签名为“李杰”的80箱酒的收条，并主张将原120箱酒收条交给被上诉人，并由被上诉人指示李杰出具80箱酒收条，被上诉人对该陈述不予认可，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杰出具的80箱酒收条系受被上诉人指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是本案白酒的买受人，将有其主张的买受人范振出具的收条退回，转而接收非交易相对方李杰出具的收条，必将会对其纠纷产生后主张权利产生不利影响，故上诉人该陈述明显与常理相悖。2012年8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开始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债权人，如果同年9月27日发生白酒买卖关系，应当优先使用被上诉人的债权来抵冲本案酒款，才更具有合理性。通常情况下，如果双方之间发生非即时结清的买卖关系，出卖人应当要求买受人在凭证上注明货物的种类、价格、数量、价款及给付期限等内容，而本案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均未注明上述内容，特别是双方之间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但本案上诉人提交的两张收条书写形式均不符合通常交易惯例。上诉人主张其销售给被上诉人的酒水价格是其进价的一倍，即高档酒由700元/瓶变为1400元/瓶，低档酒由100元/瓶变为200元/瓶，亦不符合酒水销售的正常利润。上诉人主张其另外向被上诉人出卖9箱高档酒，除其单方陈述外，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被上诉人亦不予以认可。综上，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了80箱普档酒、9箱高档酒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王正权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王正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飞
代理审判员 王长春
代理审判员 左自才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