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民初18443号
原告：姚坤文，女，197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开贤，上海富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掌泉，男，196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乐，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朱华，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乐，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陆子田，男，194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姚坤文与被告朱掌泉、朱华、陆子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2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国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坤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开贤、被告朱华及被告朱掌泉、朱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陆子田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坤文起诉称：2016年6月12日，原告作为承租人同被告朱掌泉、陆子田（以下合称出租人）签订了《土地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出租人将其合法土地租给承租人做废纸箱等回收打包场地。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原告先后交给了被告朱掌泉之子朱华90000元和21100元。
合同签订后原告进行了场地搬迁，并投入20000多元用于场地建设，2016年8月场地建好投入使用。2016年12月下旬政府主管部门通知原告必须限期搬迁，因为被告朱掌泉与陆子田并没有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无效，其出租土地行为不受法律保护。2017年1月7日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了强制拆迁和土地平整。此前，为配合政府要求，原告进行了非固定资产的搬迁，造成了1万多元的损失。被告方虚构事实，造成了原告4万余元的直接损失。因被告方并无涉案场地的土地使用权，也无权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故租赁合同无效。被告方依法不能因违法、无效行为获利，故原告要求收回111100元。
2017年3月27日，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华立即归还111100元并支付利息，同时保留要求赔偿其他损失的权利。但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案由不当为由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浙01民终5041号判决，驳回了上诉。现原告诉来本院，请求判令：一、2016年6月12日原告同被告朱掌泉、陆子田签订的《土地租赁经营合同》无效；二、被告朱掌泉归还原告1111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1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被告陆子田对上述朱掌泉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朱华对上述朱掌泉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姚坤文为支持其诉请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土地租赁经营合同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朱掌泉、陆子田就土地租赁约定权利义务的事实；
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作虚假陈述，其并无土地出租权，租赁合同无效的事实；
3．（2017）浙01民终5041号民事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生效判决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包括被告方收取原告11.11万元）和责任划分的事实；
4．收据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2016年10月19日，被告收取了原告21100元的事实。
被告朱掌泉、朱华共同答辩称：1.关于此纠纷原告上次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两被告认为，本案没有原告阐述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朱掌泉是户主，其具有农村承包经营权证，有土地使用权，有权将土地转租。2.案涉两笔款项90000元和21100元，其中90000元未标明性质。案涉土地原是鱼塘，90000元是用于填埋鱼塘。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是政府行为，不是原、被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过错。但合同解除，产生的租金还是要支付的。3.原告要求被告朱华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认为合同的双方是朱掌泉和姚坤文及陆子田，故其该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被告朱华不是合同对应的一方，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作为家庭成员，也不是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掌泉、朱华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陆子田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对原告姚坤文提供的证据，被告陆子田在收到本院的应诉材料后未提出异议，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被告朱掌泉、朱华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被告朱掌泉、朱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被告有权将案涉土地转承包给原告；本院审查后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被告朱掌泉、朱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该判决系生效的法律文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朱掌泉、朱华对收取21100元租金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2016年6月12日，原告姚坤文与被告朱掌泉、陆子田签订《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朱掌泉、陆子田将其合法土地出租给原告用于废纸箱等回收打包场地；其中被告朱掌泉所占面积为920平方米、陆子田所占面积为230平方米；租赁期限：2016年6月12日至2020年6月12日；租金每年27000元。但实际原告与被告朱掌泉约定的租金为前二年为45000元/年，之后为40000元/年，但被告陆子田对此并不知情。支付方式为土地出租之日起，2018年6月13日起每年5月20日一次性付清。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最后一页的反面被告朱华书写“2016、2017二年共9万，剩下三年是4万一年朱华”，原告在前述文字的上方空白处书写“现交给朱华9万元姚坤文”。被告于2016年10月19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2016、10、19一共收到21100元整。从第三年房租扣”。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6月、10月19日分别支付给被告朱华90000元、21100元，并为被告联系人员对场地进行平整、浇筑，相关费用由被告朱掌泉支付。
另认定：在庭审中，原告与被告朱掌泉、朱华均认可，原告于2016年6月使用租赁场地。2017年1月7日，案涉场地被政府管理部门强制拆除，原告搬出，土地被恢复原状。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朱掌泉、陆子田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是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朱掌泉、陆子田签订的《土地租赁经营合同》的效力；2.原告支付给被告朱掌泉111100元的性质；3.三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已支付的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均认可案涉土地系农用地，而原告租赁的用途系用于废纸箱等回收打包场地，原告还为被告联系人员对场地进行了平整、浇筑，其行为导致案涉土地作为农用地性质的改变，且已被相关部门处理，故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经营合同》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被告朱掌泉所收的111100元中的21100元系租金被告朱掌泉、朱华没有异议，其余的90000元，被告朱华在合同中书写“2016、2017二年共9万，剩下三年是4万一年朱华”，结合前二年每年租金为45000元，且之后支付的21100元系第三年的租金的事实，应认定为租金。被告朱掌泉、朱华抗辩系场地建设费，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且即使该90000元用于场地建设，但双方并未约定场地建设费用由原告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三，虽然案涉场地原告现未再使用，但原告也实际占有使用了案涉场地，故对其占用使用期间的相应费用应予支付，关于返还的金额，故本院酌情确定为8521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原告在签订租赁合同的过程中也存在过错，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朱华并非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故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陆子田虽然作为合同的出租方在合同上签字，但合同上约定的租金为每年27000元，现原告与被告朱掌泉实际约定的租金为前二年45000元/年，之后40000元/年，对此被告陆子田并不知情，且被告陆子田也并未收到上述款项，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陆子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陆子田经本院传票合法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姚坤文与被告朱掌泉、陆子田于2016年6月1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经营合同》无效；
二、被告朱掌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姚坤文85210元；
三、驳回原告姚坤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61元，由原告姚坤文负担296元，由被告朱掌泉负担965元。
原告姚坤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朱掌泉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国仕
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无
书记员 沈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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