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8民终1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衍洲，男，196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邹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橹，山东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玉庆，男，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邹城市。
上诉人孙衍洲因与上诉人谢玉庆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3民初2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衍洲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33000元；诉讼费由谢玉庆负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没有销售农药产品的资质，虽其销售的农药产品包装标签三证齐全，符合国家规定，但其对在上诉人销售农产品时对上诉人进行误导，且超登记范围推广使用农药，导致上诉人减产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其存在过错，应赔偿上诉人损失。经邹城市农业局执法大队调查上诉人使用谢玉庆销售农药的小麦田地，其中30亩使用效果很差，杂草并未清除，由谢玉庆及上诉人和种植户自行拔除，另外80亩使用效果也不尽人意。邹城市农业局执法大队认定被上诉人属于超登记适用范围推广使用，依法应赔偿损失。上诉人使用面积达110亩，减产及人工远远不止4000元。
谢玉庆辩称，我有经营资质。小麦赔偿理由不成立，孙衍洲未按我的说明使用农药。邹城市执法部门认为超范围推广错误，经上网查询，属于合法的。产品没有问题不存在赔偿。
谢玉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孙衍洲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孙衍洲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销售的农药产品包装标签三证齐全，标注符合国家规定。农药产品说明书中对施药对象、范围、用药剂量也有充分说明，并且上诉人在销售农药时也进行了必要的说明，建议孙衍洲购买专除野燕麦的产品，但其不听取建议，造成了其田地里野燕麦没有根治。上诉人在销售产品时已进行了必要的说明、提示义务，被上诉人是否减产与上诉人无关，且一审也认为小麦产量与多种因素有关。因此，上诉人不存在侵权事实。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孙衍洲不能提供受损失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不能参战双方最终的调解意见为依据作出判决，上诉人是考虑孙衍洲吵闹影响上诉人经营，才被迫作出同意补偿1000元的决定。
孙衍洲辩称，并没有否认对方的农药符合标准，只是对方的农药超范围推广，因此无法达到应有的除草效果。很多大厂家生产的农药并不是能够全面的在麦田上使用，因此农业执法大队认定其超范围推广导致除草效果不好产生减产，对小麦有严重的影响，××患，因此对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并非单纯的参考调解意见，而是依照小麦减产之后以及上诉人方除草的人工费用作出的判决，该判决数额明显较低。
孙衍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谢玉庆赔偿其33000元；诉讼费由谢玉庆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衍洲经营家庭农场，从事小麦种植，被告系农资经销户。2016年正月份原告从被告处购买除草剂两种，翰生1+1小麦田除草剂50袋、麦仙2甲4氯钠100袋，用于110亩小麦喷施除草。2016年4月原告以被告出售的除草剂效果很差为由向邹城市农业局执法大队投诉，邹城市农业局执法大队接报后，通知谢玉庆协助调查，经对被告出售的除草剂包装标签进行检查，包装标签三证齐全，标注内容符合国家规定。但其中10%乙羧氟草醚乳油除草剂登记作物不包括小麦，属超登记使用范围推广使用，根据《家药管理条例》规定，超范围推广农药造成农业生产损失应该赔偿，但无处罚决定。谢玉庆当场表示愿意积极挽回损失，为受害地块拔除杂草，免收农药款，执法大队责令谢玉庆与孙衍洲积极协商，妥善处理。4月18日孙衍洲再次电话投诉，表示不接受调解事项。5月6日执法大队到太平镇南城村实地查看了110亩小麦田，其中30亩使用效果差的除草剂（瀚生1+1），80亩使用麦仙2甲4氯钠除草剂，前者30亩杂草基本拔除完毕，后者80亩麦田杂草较多，主要为野燕麦。所使用的两种除草剂品种明确表示防治对象为一年生阔叶杂草，不包括野燕麦，孙衍洲反映，前30亩麦田杂草谢玉庆派人拔除了3-5亩，其余为种植户自行拔除。执法大队根据调查，按照《行政处罚法》和《农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该案不具备立案条件，遂对双方当事人纠纷再次进行了调解。孙衍洲最终提出不低于10000元的补偿，谢玉庆最终同意给付补偿款1000元。由于双方分歧较大，双方没有达成调解意见，执法大队终止调解，原告诉至本院。另查明，使用被告除草剂的麦田110亩中，有原告自行种植80亩，其余20亩为其他农户种植，麦收后，原告自认每亩小麦产量约950斤，减产100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出售的农药产品包装标签三证齐全，标注符合国家规定。原告经营农场，在农药产品本身具有说明书的情况下，使用何种农药比较适合其种植农作物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对产品标注应该能够理解，故原告选择农药时，具有明显过错。被告作为农药经营户应当对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对原告做详细的说明，并有义务对原告施药进行指导，被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销售过程中对原告进行过相应的指导，而缺乏相应的指导可能导致农户在施药过程中产生错误的行为进而导致损失的产生，且被告在经营中超登记范围推广使用农药，势必在使用中不能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给原告小麦产量带来一定影响。因此，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部分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小麦损失33000元，自认每亩小麦减产100斤，并未提交其受损失的具体证据，无法确认其减产数量，且小麦产量与土质、旱涝、病虫害、农药使用方法等多种因素有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损失产生的具体数额及损失全部是由被告出售的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因产品缺陷所导致，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参照双方最终的调解意见，为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000元。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谢玉庆赔偿原告孙衍洲各项经济损失4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3元，由原告孙衍洲承担263元，被告承担50元。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谢玉庆是否应向被上诉人孙衍洲赔偿相关损失及赔偿数额。孙衍洲购买谢玉庆销售的除草剂使用于小麦田中，除草效果不理想。一方面，孙衍洲自身从事农场经营，在除草剂本身具有说明书的情况下，使用何种除草剂较为适合其种植的农作物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对产品标注应该可以理解，故孙衍洲选择除草剂时，未选择合适的除草剂产品，具有一定过错；另一方面，谢玉庆作为除草剂经营户应当对除草剂的用途、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对孙衍洲作详细说明，并有义务对孙衍洲施药进行指导，但谢玉庆并未尽到相应义务，且其在经营中超登记范围推广使用农药，可能会导致在使用中不能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并可能给农作物产量带来一定影响。综合分析上述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程度，一审认定谢玉庆应对孙衍洲的相关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孙衍洲的损失数额，其主张使用除草剂效果不好造成其小麦减产，并且拔草也花费了人工费，但是，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小麦减产的损失数额及与使用涉案除草剂的关联程度，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为拔草支出的人工费花费情况。但是，鉴于孙衍洲的损失确实存在，考虑上述双方各自的过错，一审酌情判令谢玉庆赔偿孙衍洲各项经济损失4000元，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孙衍洲、谢玉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孙衍洲负担625元，谢玉庆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扈 琳
审判员 史宝磊
审判员 张 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姜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