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90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新发，男，汉族，1973年3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祥，广东天伦（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青松，广东天伦（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锦钊，男，汉族，1980年6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佛明，男，汉族，1969年2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雪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婕曼，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先兵，男，汉族，1978年12月24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剑凌，男，汉族，1975年3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进，男，汉族，1974年7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覃煊华，男，汉族，1965年10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龙，男，汉族，1964年4月4日出生，住河南省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江芳，女，汉族，1983年9月20日出生，住江西省丰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星辉，男，汉族，1973年3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原审第三人：陈春利，男，�族，1979年5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雷州市。
原审第三人：毕秀明，女，汉族，1962年8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陈春利。
上诉人杨新发因与被上诉人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以及原审第三人陈春利、毕秀明、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诚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5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新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依法判决黄佛明向杨新发返还投资款18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73158元（以18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1日，泰诚公司登记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第三人毕秀明、陈春利。
同年年底，13名“持股股东”（包括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在内）签订了《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中记载了各股东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并载明：“股东可以向公司借款，但是借款上限为借款股东出资额的80%”。
2014年12月22日、12月24日杨新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130万元、70万元，共计300万元。
2015年2月2日，杨新发向黄佛明借款100万元。
同年2月10日，杨新发及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作为该公司的股东参加了泰诚公司的股东会议，并签订了《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上载明：“杨新发出资300万元，持有公司5%股权”、“三、关于《股东合作协议》的修改……修改为9.5自本决议作出后二年内现有股东不得提出退股，今后新股东入股后亦不得在入股之日二年内提出退股。增加9.6条：两年期限届满，如股东提出退股原则上可以退出。退股时按照公司账面资产（所有者�益及负债）进行核算退出”，杨新发在该决议上签名确认。
同年9月18日，杨新发在《临时股东会签到表》上签名，签到时间为17:00。
同年11月22日，泰诚公司与杨新发签订《股权抵偿确认协议》，载明：“杨新发共计向泰诚公司（以黄佛明名义作为出借人）借款人民币1200000.00元”、“双方一致同意杨新发以上述120万元债务抵偿杨新发投入泰诚公司的股本金120万元”、“杨新发投入泰诚公司的股本金尚余180万元”，该协议有杨新发、黄佛明签名及泰诚公司盖章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隐名股东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及其他出资人均已完成出资，且其出资份额及享有的股权已在《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上列明，毕秀明、陈春利并没有参与股东会议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故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均为泰诚公司的隐名股东。
二、关于杨新发股东身份的问题。杨新发已完成了300万元的出资，且在2015年2月10日《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签名确认，该决议确认了杨新发的出资额及持股份额，同时清晰载明了对《股东合作协议》的修改，因此杨新发已成为了泰诚公司的隐名股东之一。杨新发称其未知悉《股东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亦不知�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为隐名股东，却在该决议上签名确认并已实际完成出资，所述与行为相矛盾，且杨新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重大误解等情况下完成出资，杨新发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有相应的辨别能力，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故杨新发在该决议上签名的行为应为其参与该公司的经营并认可了该决议的内容，杨新发系泰诚公司的隐名股东。
三、关于杨新发主张解除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的问题。杨新发该诉讼请求实际为请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杨新发作为泰诚公司的隐名股东，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决议存在瑕疵，且在该决议作出后六十日内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故法院对杨新发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关于黄佛明是否应退还18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杨新发向黄佛明支付出资款300万元实际为杨新发对泰诚公司的出资行为，且该出资在2015年2月10日《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已确认，后杨新发与泰诚公司签订《股权抵偿确认协议》，确认杨新发投入泰诚公司的股本金尚余180万元。如杨新发提出退股请求，应由泰诚公司向杨新发返还出资款，且应依约依法进行清算、核算，才能退股。泰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任，黄佛明作为隐名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故杨新发该主张于法无据，理由不充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廖先兵、刘文进、梁星辉、陈春利、毕秀明、泰诚公司经法院传票（公告）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杨新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558.42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计27558.42元，由杨新发负担。
杨新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龙、熊江芳、梁星辉于2014年2月10日签订的出资协议；3.改判黄佛明向杨新发返还投资款18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73158元（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6年3月12日，此后资金占用利息计算至被告一清偿日），合计1973158元；4.判令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审法院对杨新发、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及陈春利、毕秀明之间的关系、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性质等相关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具体如下：
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性证据《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的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中举证、认证的基本规则。
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龙、熊江芳、梁星辉提交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既没有载明乙方为陈春利、毕秀明，也没有陈春利、毕秀明的签名，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在庭审中也确认该事实。依据《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该协议没有成立及生效，仅属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单方的书面陈述。在杨新发对该协议真实性提出了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予以采信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中举证、认证的基本规则。
二、一审法院认定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
（一）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与陈春利、毕秀明之间不存在代持股的合意。本案中，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提交的《隐名股东协议书》没有陈春利、毕秀明签名，即便该协议书上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签名属实，也不能证实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与陈春利、毕秀明之间就泰诚公司的出资及投资权益作出了约定。除《隐名股东协议书》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足以证实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与陈春利、毕秀明存在代持股的合意。
（二）没有证据证实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向泰诚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泰诚公�成立于2013年10月11日，注册资本100万元。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的结论，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必然已经实际向泰诚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通过陈春利、毕秀明将100万元投入到泰诚公司，并且计入了泰诚公司的注册资本。
（三）《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不能证实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实际出资人。泰诚公司系2013年10月11日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而《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是包括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在内的13人于2013年年底签订的，协议出资总额5000万元，约定第一笔出资2013年11月5日到账，该协议约定出资的时间及金额与泰诚公司实际出资成立情况明显不符。此外，该协议约定全部出资均进入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黄佛明账户，该13人有无实际将款项支付至黄佛明账户、黄佛明有无将这13人的出资款实际投入到泰诚公司计入泰诚公司注册资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
（四）陈春利、毕秀明没有参与股东会议不能作为一审法院认定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的理据，一审法院认定陈春利、毕秀明没有参与泰诚公司实际经营纯属主观臆断。如�所述，在无法认定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的前提下，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提交的相关股东会会议纪要、决议就不能推定为泰诚公司的股东行为，陈春利、毕秀明没有参与相关股东会议完全符合常理，不能以此推定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在未对泰诚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查实前，一审法院偏信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一面之词，直接认定陈春利、毕秀明没有参与泰诚公司经营更是片面武断。
（五）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第二款规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适用是有特定前置条件的，即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就出资及投资权益已有约定的情况下，为解决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投资权益归属问题而适用法律规则。本案中，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之间不是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关系，杨新发的诉请也不是要求解决名义股东与实际投资人之间投资权益归属问题，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与陈春利、毕秀明之间也没有代持股的合意，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一审法院认定杨新发系泰诚公司隐名股东存在错误。
（一）杨新发没有完成对泰诚公司的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杨新发的300万元款项是杨新发于2014年12月22至2014年12月24日分三笔支付至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黄佛明账户。但至今该300万元款项都没有投入到泰诚公司账户，也没有计入泰诚公司注册资本。该事实可以从泰诚公司注册资本登记情况得到印证。
（二）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不能证实杨新发成为了泰诚公司隐名股东。首先，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签订《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是基于相信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合法登记股东的事实；其次，《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仅约定了各自增资比例及所占份额等事项，对各自增资是否通过陈春利、毕秀明代持没有作出任何约定。相反，《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载明在杨新发增资后须按照杨新发股权比例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使得杨新发有理由相信杨新发投资款能够实际投入泰诚公司计入泰诚公司注册资本、不存在的代持情况。同时，也使得杨新发更有理由相信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是泰诚公司合法登记股东的事实；再次，虽然《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载明了对《股东合作协议》的修改，但该《股东合作协议》也没有约定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的投资需要通过陈春利、毕秀明代持投入到泰诚公司的，更没有约定杨新发的增资需要通过陈春利、毕秀明代持投入到泰诚公司。
（三）即便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与陈春利、毕秀明之间代持股关系成立，也不能当然推定杨新发与陈春利、毕秀明之间达成代持的合意。首先，自始至终，杨新发都没有与陈春利、毕秀明就300万元的投资款出资及权益达成任何形式的约定；其次，《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载明在杨新发增资后按照杨新发股权比例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更进一步证实了杨新发没有通过陈春利、毕秀明代持出资的意愿和要求。
四、杨新发主张解除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一审法院对《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性质认定存在错误。由于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不符合泰诚公司股东隐名资格身份，因此，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之间签订《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不具备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法律特征，且签订方各持一份，因此，虽然其名为《股东会决议》，但实质是双方�各自对第三方投资的份额及比例事项所做的约定，属于一种无名的投资协议。因此，解决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之间签订的《股东会议决议》纷争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二）杨新发要求解除《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签订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既没有按照约定对泰诚公司进行增资，也没有将杨新发投资款投入到泰诚公司，更没有将杨新发出资及所占股权比例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更为重要的是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隐瞒了其不是泰诚公司的股东、不持有该公司股权的事实，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并且导致了杨新发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因此，杨新发要求解除此前签订的《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
五、杨新发要求黄佛明返还投资款，理据充分。
（一）《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解除后，吴锦钊、黄佛�、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依法负有返还杨新发投资款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解除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依法负有返还义务。
（二）一审法院以《股权抵偿确认协议》为由驳回杨新发返还请求不能成立。首先，《股权抵偿确认协议》仅是解决杨新发与黄佛明之间个人债务冲抵而签订的，相关约定不能证实杨新发与陈春利、毕秀明达成代持合意，并完成委托出资的事实，因此，《股权抵偿确认协议》不能证明杨新发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其次，由于杨新发与吴锦钊、黄佛明、廖先兵、刘剑凌、刘文进、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梁星辉均不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杨新发投资的300万元款项也没有作为出资投入到泰诚公司，所以杨新发与泰诚公司出资关系没有成立及生效，杨新发的投资款不应由泰诚公司返还，而应由投资款实际占有人黄佛明返还。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裁判逻辑，杨新发是泰诚公司隐名股东，则《股权抵偿确认协议》签订履行属于杨新发抽逃出资行为，该《股权抵偿确认协议》也应属无效，更不能作为法院驳回杨新发返还请求的依据。
黄佛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杨新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新发的上诉请求。�新发上诉主要以隐名股东协议书、股东合作协议代持股人毕秀明、陈春利没有签名为由，而否定其投资行为。在上述协议有泰诚公司公章，各股东签名的情况下，杨新发没有反驳证据，不能否定陈春利、毕秀明的代持行为。虽然杨新发投资的资金没有进入公司的公帐，实际也不是以公司名义投资，但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均有杨新发的签名，表明其对投资行为是认可的。即使杨新发与各股东之间不能视为成立公司的行为，也应当认定为合伙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伙没有散伙，各合伙人不得擅自要求解除协议。因此，无论适用哪方面的法律，案涉股东会决议是不能解除的。
吴锦钊、刘剑凌、覃煊华、李海龙、熊江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杨新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新发的上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杨新发要求解除《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并要求黄佛明返还投资款180万元是否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杨新发上诉主张黄佛明隐瞒其不是泰诚公司股东，不持有公司股权的事实，亦没有按约定对泰诚公司进行投资，也没有对杨新发的出资及股权进行工商登记，构成根本违约，故据此要求解除其与各股东签订的《广州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并由黄佛明向其返还180万元投资款。首先，关于黄佛明是否为泰诚公司股东并完成实际出资的问题。虽然泰诚公司登记注册的股东为毕秀明、陈春利，但《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合作协议》清晰载明了各股东的名称、出资额及持股比例，表明了黄佛明系泰诚公司股东的身份并实际出资的事实。虽然毕秀明、陈春利没有在隐名股东协议书中签名，但案涉九名股东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各股东包括黄佛明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不办理工商登记，且加盖了泰诚公司公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包含黄佛明在内的各股东均为泰诚公司的隐名股东。杨新发主张黄佛明并非公司股东，亦未完成出资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其次，关于杨新发的股东身份问题。第一，从投资文件的相关约定来看。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明确载明杨新发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证明泰诚公司对其股东身份的认可。同时该决议亦明确记载了对《股东合作协议》的修改，杨新发签名确认的行为表明其对泰诚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相关架构的知悉。与此同时，《股东合作协议》载明所有股东的出资进入大股东黄佛明的个人账户视为完成出资。故杨新发向黄佛明个人账户转账300万元的行为亦证明其已实际出资300万元的事实。杨新发主张其不知道黄佛明等人身份为隐名股东，其出资目的为成为合法登记在册的股东，与其在2015年2月10日的《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签名确认的行为不符。另外，杨新发与泰诚公司签订的《股债抵偿确认协议》亦印证杨新发的投资款300万元为股本金，杨新发享有了股东依照�股东合作协议》才有的向公司借款的权利，折抵杨新发对公司的债务120万元后，剩余股本金为180万元。第二，从客观的投资行为来看。杨新发在泰诚公司的股东微信群中，对于股东投资事项积极参与。同时，多次参加股东会议，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的权利。因此，虽然杨新发未与陈春利、毕秀明签订《隐名股东协议书》，但根据上述证据显示杨新发已具有泰诚公司股东的身份。杨新发作为泰诚公司的隐名股东，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广州市泰诚融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情形，其主张解除实为撤销上述股东会决议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本案中，杨新发与各股东在本案中均确认本案讼争的18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杨新发对泰诚公司的出资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虽然杨新发所支付给黄佛明的300万元未完成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手续，但是依据公司法理，杨新发、黄佛明等人同为泰诚公司股东，其之间基于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存在实质上的合同关系，即杨新发作为泰诚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不仅是属于履行法律义务，也是属于履行对其他股东的合同义务。现泰诚公司对杨新发的股东身份认可，杨新发占公司5%的股权，其他各股东对杨新发出资180万元的事实亦不持异议，在此情况下，杨新发要求黄佛明返还该180万元出资款，从泰诚公司股东内部关系的角度看，杨新发的相关要求实质上仍属于要求抽回出资，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几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新发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杨新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558.42元，由上诉人杨新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代理审判员 霍 娟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