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闽02民终2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照林，男，197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杰，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土，男，195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何兰，女，195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某，女，1979年11月26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连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200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法定代理人：蓝某，女，系杨某1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201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法定代理人：蓝某，女，系杨某2母亲。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俊强、许佳莉，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集美支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灌口大道541号。主要负责人：卢达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捷，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厦门欣常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1299号（中心调度楼）507室。法定代表人：钮言好。上诉人张照林因与被上诉人杨金土、张何兰、蓝银海、杨某1、杨某2（下称杨金土等五人）、被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集美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及原审被告厦门欣常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常顺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照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张照林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重。事故发生时，杨辉荣属于醉酒驾驶，而张照林在事故中仅仅是违章停车及违反车辆装载要求。从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过错程度上看，杨辉荣在严重醉酒驾驶的情况下，仍然驾驶车辆，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其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过错明显；而张照林违章停车及违反车辆装载要求违法行为轻微，车俩是停放状态，属于被动地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力小，只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因素，张照林的过错程度低。因此，交警部门判定张照林承担同等责任，判罚过重，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径直以交警部门认定的责任判决张照林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不当。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加扣10%的绝对免赔，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10%,所依据的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二款：“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该条款属于其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是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是该条款生效的条件之一，具体到本案中：首先，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并未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本案肇事车辆投保人钮言好在一审庭审时已明确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并未就免责条款向其进行说明和告知，且唯一能够证明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尽到说明和告知义务的《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核保通过）》，经鉴定其中“钮言好”的签名非钮言好本人所签。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的投保单邮寄到欣常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在的地址，由钮言好一方的人员签好字后再邮寄回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最后，即使有邮寄签字等事实的存在，也不能免除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向投保人告知和提示免责条款内容的法定义务，而长安保险提供的投保单中本身也没有免责条款的内容。因此，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不能证明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钮言好本人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即便有邮寄投保单，该行为也不符合《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保险免责条款生效要件。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所依据的免责条款并未产生法律效力。三、张照林申请鉴定投保单的签名，所预缴的鉴定费3700元，因鉴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非钮言好所签，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未就该鉴定费判决由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承担不当。杨金土等五人辩称：事故认定书已经确认张照林是违反装载要求及违法停车，认定事故双方各承担50%责任正确，一审据此判决亦正确。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辩称：即使鉴定意见认为，“钮言好”的字迹并非其本人所签，也不必然成为商业险免责条款不生效的原因。首先，保险单告知投保人应当详细阅读全部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若有不符或遗漏，应当在48小时之内向保险人申请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将保险的材料交给投保人且投保人未提出申请办理补充或变更手续的申请，应认定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已经在投保时将保险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书面说明。其次，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二款“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相较其他条款有明显的加黑加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的认定保险人履行了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条件。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但张照林的货车装载货物宽度超出车厢，高度为从地面起4米，已经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将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其已经通过对条款字体加黑加粗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并不能以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生效。另外，鉴定费是张照林一审的举证费用，应由张照林自行承担。杨金土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欣常顺公司、张照林向杨金土等五人赔偿各项损害赔偿金共计1017945.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中优先受偿）；2.判令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将赔偿直接支付给杨金土等五人。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6日22时50分许，杨辉荣驾驶闽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肇事路段时，碰撞前方停在道路上的案涉车辆车上所载货物，造成车辆损坏及杨辉荣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张照林向杨金土等五人垫付了10000元。2017年1月4日，海沧交警大队作出厦公交沧认字（2016）第W00028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认为事故形成的原因为：1.当事人杨辉荣醉酒驾驶加装遮阳伞的车辆上路行驶，该行为对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2.当事人张照林驾车载物违反装载要求且未按规定停放，该行为对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据此，认定杨辉荣与张照林负本事故的同等责任。案涉车辆为张照林所有，登记并挂靠在欣常顺公司名下。案涉车辆在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包含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其中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被保险人均为欣常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钮言好，事故发生时处于保险期间内。钮言好与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二）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一审审理过程中，张照林申请对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中的“钮言好”的签名是否为钮言好本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7月5日，正泰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正泰司鉴[2017]文鉴字第1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2016年2月19日《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核保通过）》中投保人签名处“钮言好”签名字迹与样本中钮言好的书写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字迹。2016年2月19日欣常顺公司与张照林签订《货运车辆挂靠合同》，合同约定张照林投资购置案涉车辆，挂靠欣常顺公司进行管理，张照林拥有该车辆的所有权；张照林全责风险性自主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张照林自负，所有收入除依约向欣常顺公司支付的挂靠服务费以及其他代办费外，均归张照林所有。挂靠费为每年1000元。《货运车辆挂靠合同》还就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杨金土等五人提交《收款收据》一张，欲证明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杨辉荣摩托车损坏，为此花费的摩托车维修费用共计10600元，但该票据上没有收款人的签名盖章。《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显示自2015年8月18日起杨辉荣连续在厦门居住。2014年11月1日期杨辉荣与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由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为杨辉荣缴纳社会保险。杨金土与张何兰为杨辉荣的父母，蓝某与杨辉荣为夫妻关系，杨某1与杨某2为杨辉荣的子女。杨某1就读于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杨某2从2015年9月至今就读于厦门市海沧区新江幼儿园。福建省连城县新泉镇乐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杨金土与张何兰没有经济收入，自2013年起长期在厦门投靠儿子杨辉荣。福建省连城县新泉镇民政办公室在该《证明》上加盖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杨辉荣驾驶闽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碰撞上停在道路上的案涉车辆所载货物，造成车辆损坏及杨辉荣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该交通事故经海沧交警大队认定，杨辉荣与张照林负事故同等责任，该事故认定事实清楚，应予采信。张照林应对交通事故给杨金土等五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50%的责任。张照林系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将案涉车辆挂靠在欣常顺公司进行经营，欣常顺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依法应对本案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是案涉车辆的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应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金土等五人的相关损失，并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进行商业三者险的理赔。对于交强险和商业险赔偿不足部分损失，应由欣常顺公司与张照林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是否可以加扣10%的绝对免赔率。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主张案涉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违反装载要求的行为，根据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应当加扣10%的绝对免赔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是该条款生效的条件之一。本案相应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中，《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中“钮言好”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但该份投保单邮寄至欣常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在的地址，由钮言好一方的人员签字后再邮寄回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其保险合同所包含的合同权利、义务都已经由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及钮言好实际履行。同时钮言好对保险合同的成立及有效至今未提出异议，证明其接受已向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这一法律事实。故欣常顺公司以“钮言好”三个字并非钮言好所签来证实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未尽到其中免责条款的明确告知义务，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相应的免责条款应得以履行。综上，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可加扣10%的绝对免赔率。关于杨金土等五人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杨金土等五人举证的《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杨辉荣的社保记录、《劳动合同》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杨辉荣在本案事故前已经在厦门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其死亡赔偿金可按2016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254元/年标准计算，杨辉荣的死亡赔偿金为925080元（46254元/年×20年）；2.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768元计算，认定丧葬费为34608元（5768元／月×6个月）；3.被抚养人生活费，杨金土在本案事故发生时尚未满60周岁，且杨金土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杨金土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杨金土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张何兰在本案事故发生时尚已超过女性退休年龄近10年，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得以确认。张何兰有三个子女，其被抚养人生活费经计算为182300元（27345元×20年÷3）。杨某2（生于2012年4月25日）与杨某1（2007年7月19日）为杨辉荣子女，未满18周岁，需要他人抚养，属于被抚养人，杨金土等五人方可主张上述两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杨某2与杨某1在厦门学习生活，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杨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216096元（30867元/年×14年÷2），杨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138901.5元（30867元/年×9年÷2）。依照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张何兰、杨某1、杨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为468149.5元（30867元×9年+30867元/6×5×5年+30867元/3×6年）；4.财产损失，杨金土等五人提交的收款收据缺少收款人与收款单位的签名盖章，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主张的财产损失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杨辉荣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确给杨金土等五人造成精神损害，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考虑到在本案事故中杨辉荣自身的过错程度，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上述损失中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中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925080元、丧葬费3460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6814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共计1467837.5元。杨金土等五人主张交强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内赔付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杨金土等五人的剩余损失1357837.5元，张照林与欣常顺公司应当连带承担50%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即678918.75元。长安财产保险集美支公司是案涉车辆的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应按约定在商业三者险理赔限额内进行理赔。因此，长安财产保险集美支公司应按50%的比例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再行扣除10%的免赔率后进行赔付。经计算，长安财产保险集美支公司应赔付611026.88元（1357837.5元×50%×90%）。据此，长安财产保险集美支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理赔限额内赔偿杨金土等五人共计721026.88元（110000元+611026.88元）。扣除长安财产保险集美支公司应支付的理赔款，其余67898.88元（678918.75元-611026.88元）应由张照林与欣常顺公司连带赔偿。鉴于张照林已支付杨金土等五人10000元，其余57898.88元张照林与欣常顺公司仍应连带赔偿。对于杨金土等五人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集美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金土、张何兰、蓝某、杨某1、杨某2合计721026.88元；二、张照林与厦门欣常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杨金土、张何兰、蓝某、杨某1、杨某257898.88元；三、驳回杨金土、张何兰、蓝某、杨某1、杨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争议在于赔偿责任比例及保险人是否可以免赔10%。本院认为，关于张照林的赔偿责任比例问题。本案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辉荣与张照林负事故同等责任，根据张照林对事故认定没有提出复核申请的情况，可以认定其对事故认定无异议。张照林诉讼中主张其应承担次要责任，依据不足。一审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决张照林对杨辉荣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投保机动车超载在商业三者险内是否免赔10%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对于涉及禁止性规定的免责条款，只要保险人尽到合理提示义务，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则事后保险相对人不得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本案事实表明：张照林是涉案车辆的驾驶人及实际所有人，涉案车辆的装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车挂靠在欣常顺公司名下营运，双方签订的《货运车辆挂靠合同》约定，车险由欣常顺公司代办。欣常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钮言好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订立涉案车辆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合同并交付了保险费。张照林一审提交的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中“重要提示”一栏载明，投保人应当详细阅读全部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若有不符或遗漏，应当在48小时之内向保险人申请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上述事实结合司法解释，可以认定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已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二款“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作出提示。一审支持长安保险集美支公司10%免赔率的主张并无不当。至于投保单上“钮言好”签字是否为钮言好本人字迹，可作为判断车辆是否投保的依据，但本案的争议不在于此。故一审中因笔迹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由申请人张照林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张照林的上诉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元，由张照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承茂审 判 员 许向毅审 判 员 刘国如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庄维旸代书记员 陈荔云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