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5民终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红星，男，1968年2月23日生，汉族，居民，原住蒙自市，现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方，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凡雅（曾用名：高梦芸），女，1991年9月4日生，汉族，居民，原住蒙自市，现住加拿大。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钒珅（曾用名：高靖翔、高佳文），男，1996年6月22日生，汉族，居民，原住蒙自市，现住加拿大。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瑛，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彦，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李志伟，男，1964年2月6日生，汉族，居民，住蒙自市红竺园Ｃ区。上诉人高红星因与被上诉人高凡雅、高钒珅，原审第三人李志伟共有纠纷一案，不服蒙自市人民法院(2016)云2503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红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蒙自市人民法院(2016)云2503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发回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高凡雅、高钒珅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位于蒙自市××号的1424.94平方米的土地是登记在上诉人一人名下，上诉人是上述全部土地的使用权所有人，被上诉人无权分割因土地所获得的收益。上诉人赠与被上诉人的仅为建筑面积为530.21平方米的房屋及该房屋占有范围内196.66平方米。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赠与合同》而认定上诉人赠予被上诉人全部房屋、土地的一半，是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与前妻离婚时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赠与合同》时，土地的状况已经不一致了，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与前妻金煜雯的离婚后财产的答辩，认定上诉人赠与被上诉人全部房屋、土地的一半，是为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费用，并未予以扣减，是为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4、本案诉争的土地及房屋一直由上诉人管理。被上诉人享有权利，当然就必须承担义务。因此，无论两被上诉人所共有的部分是多少，均应承担对应的义务，望二审法院在分割租金时予以考虑。被上诉人高凡雅、高钒珅辨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予以维持。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受赠的仅仅是蒙自市××号建筑面积为530.21平方米的房屋及该房屋占有范围内196.66平方米的土地，不包括另外的空地，进而认为二被上诉人并没有对全部土地享有一半的权利，不应获得一半的租金，没有事实依据，且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所涉及的蒙自市××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424.94㎡，房屋和土地为一个整体，二答辩人有权就该房屋及土地出租获得的租金享有一半的权利。理由是：1、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蒙自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记载的“昭忠路34号房屋的使用土地面积为1428㎡，其中房屋占地196.66㎡，空地1231.34㎡”；2、《房屋赠与合同》第一项：高红星自愿将蒙自市××号分别赠与二答辩人各25%产权。在该项下括号注明房产证号为：（2005）房监字第000222**号，土地证号为：蒙国用（2005）第20**号。而蒙国用（2005）第2066号土地证是蒙自市××号对应的唯一的一本土地证，且明确记载该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424.94㎡。3、《房屋赠与合同》第三项明确约定“在办理完成房、地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后，受赠人即取得了该赠与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上诉人将“该房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理解为仅指房屋的实际占地面积196.66㎡，上诉人断章取义、片面强调土地面积仅包括房屋实际占地面积196.66㎡，目的是为了少分租金给二答辩人，这对二答辩人是不公平的，也不是当初赠与的真实意思。如果上诉人当初赠与的仅仅是房屋和房屋实际占地面积196.66㎡，应当在公证书中特别注明或约定清楚。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三人持有的三本房产证均附有昭忠路34号的房地产平面图，房地产平面图标明房屋与所占1424.94㎡土地是一个整体，房屋以外的空地标为“天井”，是附属于房屋的院子，再次证实昭忠路34号房屋所占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是1424.94㎡，而不是196.66㎡。4、2013年4月，二答辩人母亲金煜雯以与上诉人离婚时仅分割了昭忠路34号房屋，未分割剩余土地为由起诉上诉人，要求分割该土地。生效的蒙自市人民法法院（2013）蒙民初字第7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金煜雯的诉讼请求，认定“该房屋的建房用地审批、房屋产权证的核发均已明确该房屋的使用土地面积为1424.94㎡，即蒙自昭忠路北侧C-(2)-216整块土地。现房屋产权证记载的蒙自昭忠路34号房屋的四至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蒙自昭忠路北侧C-(2)-216土地的四至相一致”。该判决书同时记载上诉人高红星在该诉讼中答辩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向蒙自县房产处提交的《蒙自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均已载明房屋用地面积为1424.94㎡，房屋的四至也说明房屋的占地面积为1424.94㎡。且《房地产平面图》也显示本案诉争的土地为天井，房屋四周均是用围墙围起，是一个封闭的院落。房屋的配套设施与房屋系属同一个整体。”所以，上诉人高红星在该诉讼中也明确认可房屋与全部土地是一个整体。5、上诉人以土地证只登记在其一人名下为由，认为上诉人是1424.94㎡土地的唯一产权人，也是错误的，因为我国贯彻的是土地归国家、集体所有，单位及个人只享有使用权以及地随房走的原则，实践中土地登记自始至终只能登记一名使用权人，无法反映共同使用权人的情况，上诉人以登记结果倒推，认为土地证登记的是谁，谁就是唯一产权人，属于逻辑错误，也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的表现。三、上诉人向二答辩人支付的费用，是上诉人作为父亲，给二答辩人的零用钱，不属于租金，不宜在本案扣减。上诉人与二答辩人关系特殊，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上诉人向二答辩人给付的款项是零用钱，并非租金，且给付时并未明确说明是租金，给付的金额据现有证据显示仅两三万元，与本案应付的租金金额相比太小，不宜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四、二答辩人作为共有人，是否对共有的房屋及土地承担义务，并不影响其享有分得租金的法定权利，如果上诉人认为二答辩人享有权利、没有承担义务，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应当与二答辩人协商解决，或者另案起诉。高凡雅、高钒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高红星立即把自己已经向第三人收取的租金的50%支付给二原告，金额暂估459000元，实际金额以法院查明的租金数额为准；二、第三人按照其同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把日后应当支付的租金的50%直接支付给二原告；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红星系原告高凡雅、高钒珅之父。被告与前妻金煜雯于1997年在蒙自市××号建盖了房屋，于1998年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提交了《蒙自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该审批表记载：“建筑面积为530.21㎡；使用土地面积为1428㎡（房屋占地196.66㎡、空地1231.34㎡）；房屋四至：东至本户围墙脚、南至本房墙外壁（临昭忠路）、西至本户围墙脚临街道、北至本户围墙脚”，于2005年9月14日取得蒙国用（2005）第206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被告，使用权面积为1424.94㎡。2002年8月12日，被告与金煜雯协议离婚，双方约定蒙自市昭忠路水泥浇灌房一栋归被告所有。2011年5月19日，二原告（受赠人）与被告（赠与人）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约定：“一、赠与人自愿将个人所有的坐落在蒙自市××号为砖混结构房屋总层数3、所在层数1-3、建筑面积530.21平方米的一幢住宅房屋[房地产权证号：蒙自县房权证（2005）房监字第00022260号、蒙国用（2005）第20**号]分别赠与受赠人高凡雅25%产权、高靖翔25%产权。二、两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人赠与自己个人所有的上述房屋……”当天，二原告与被告对该《房屋赠与合同》在蒙自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13年1月24日，二原告与被告共同办理了蒙自市××号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原告高凡雅取得蒙自市房权证2013房监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高靖翔取得蒙自市房权证2013房监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高红星50%、高靖翔25%、高凡雅25%。2013年4月25日，被告前妻金煜雯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请求分割蒙自市昭忠路北侧1231.34㎡土地一块（地号：C-（2）-216），被告在该案中辩称，“经蒙自县城建局审批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向蒙自县房产处提交的《蒙自县私有房产申请登记审批表》均已载明房屋用地面积为1424.94㎡，房屋的四至也说明房屋的占地面积为1424.94㎡。且《房地产平面图》也显示本案诉争的土地为天井，原、被告在该宗土地上除在东南角建盖了水泥浇灌房一幢外，还在其余土地上修建了水池、亭子、绿化等配套设施，四周均是用围墙围起，是一个封闭的院落。故房屋的配套设施与房屋系属同一个整体”。2013年7月，被告将蒙自市××号房屋出租给第三人李志伟，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每年房屋租金为306000元，租期为十年，租金一年一付，被告现已收取了自2013年7月至2016年7月共三年的租金即918000元。庭审中，被告不同意向二原告支付50%的房屋租金，故协商未果。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高红星自愿将其所有的蒙自市××号房屋的产权赠与原告高凡雅25%、高钒珅25%，双方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了法定的公证程序，合法有效。原、被告已于2013年1月24日办理了赠与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视为实际交付。接受赠与时，原告高凡雅已成年，原告高钒珅系未成年人，二原告接受赠与为纯获收益的赠与，该赠与未附条件，是有效的赠与，且不能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中，已经明确了《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赠与范围应包含房产及土地，虽然仅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该赠与已不可撤销，故被告主张仅赠与房屋及房屋占有的部分土地无充分的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被告出租与二原告共有房产所获收益，二原告作为共有人对此应享有相应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故二原告主张分割房屋租金的50%即4590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第三人李志伟与被告之间尚未履行的部分，二原告要求第三人直接向其交付租金无充分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红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高凡雅支付蒙自市××号房屋的租金人民币229500元。二、被告高红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高钒珅支付蒙自市××号房屋的租金人民币229500元。三、驳回原告高凡雅、高钒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5元，减半收取4092.5元，由被告高红星承担（该款项二原告已垫交，由被告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给付二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2年8月12日，高红星与金映红《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如男方再婚，男方所有以上财产将归两个孩子所有”。本院认为，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上诉人高红星自愿将其所有的蒙自市××号房屋的产权赠与被上诉人高凡雅25%、高钒珅25%，双方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了法定的公证程序，合法有效。高红星赠与的房屋是与金煜雯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取得，《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如男方再婚，男方所有以上财产将归两个孩子所有”，离婚协议中对高红星享有房屋的权利进行了限制，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高凡雅、高钒珅对房屋享有附条件的期待权利。双方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注明“根据赠与人与前妻金映红离婚时的约定”，说明赠与行为与原来的财产分割有关，赠与既解除了对高红星的限制也使高凡雅、高钒珅的期待权利变为现实权利。赠与房屋的建设用地审批表、房屋产权证的核发均已明确房屋的使用土地面积为1424.94㎡，房屋和空地是一个整体，金煜雯起诉要求分割空地的主张已经被驳回，同理，高红星认为赠与仅是房屋所占土地面积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并且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中，已经明确了《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赠与范围应包含房产及土地，虽然仅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该赠与已不可撤销。《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所谓道德义务简称义务，是指个人对他人、集体、社会应尽的道德责任。包括对他人和对社会两大类：前者是对自己的家庭、亲属、朋友、同事等应尽的责任，后者是对国家、民族、集体等应尽的责任，是人们基于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理解，在内心信念的引导下自觉履行的责任。因此，上诉人主张仅赠与房屋及房屋占有的部分土地无充分的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本案中，上诉人处置与二被上诉人共有房产所获收益，二被上诉人作为共有人对此应享有相应收益，一审法院支持二被上诉人分割房屋收益金的50%份额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三人李志伟与上诉人之间尚未履行的部分，二被上诉人要求第三人直接向其交付租金无充分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院予以确认。高红星虽对高凡雅、高钒珅有款项的给付，但未明确是分割房屋租金，高红星要求扣减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红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5元，由上诉人高红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斌审判员  钟 旭审判员  李 涌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蒋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