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3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安伟，男，1953年12月6日出生，现住，SANFRANCISCO,CA94121，USA。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松发，男，汉族，1987年5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开平市，系龚安伟儿子。
转委托代理人：李耀华，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转委托代理人：韦秀萍，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岸德，男，汉族，1980年12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路路，女，1992年3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西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媚，女，汉族，1990年5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焕华，男，汉族，1951年8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学明，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龚洪伟（KUNG,HUNGWAI），男，1965年4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绮丹，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龚安伟因与被上诉人周岸德、梁焕华、原审第三人龚洪伟（KUNG,HUNGWAI）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三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安伟请求法院判令：确认龚洪伟以龚安伟名义与周岸德、梁焕华于2010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事实理由如下：龚安伟是广东省广州市林和村积善里30号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人，因该房屋所在地段按政府要求拆迁，龚安伟委托儿子龚松发办理相关回迁事宜。2010年4月1日，龚洪伟在没有得到龚安伟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与周岸德、梁焕华签订《协议书》，该协议损害了龚安伟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龚洪伟签订上述协议书没有得到龚安伟授权，且没有经龚安伟追认，因此该协议应属无效。
周岸德辩称：我方认为龚安伟在拆迁开始时一直在国外，所以其相关拆迁事宜均是委托其弟弟龚洪伟办理，相关法律文件也是龚洪伟代为签订，且现在拆迁的经济补偿款相关费用已经由龚洪伟代为领取。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也是在村委会见证下签订的，所以我方认为根据此事实可以合理相信龚洪伟享有代理权，而且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也并没有损害龚安伟的合法权益，是合法有效的。协议里面约定的内容主要是对周岸德以后回迁事宜中享受的回迁待遇的确认，并没有提高周岸德在回迁之后的待遇，所以我方认为龚洪伟有代理权签订协议书，并且与我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损害龚安伟的合法权益，合法有效。
梁焕华辩称：因本案是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的龚洪伟亲自代表其兄弟即龚安伟处理的，而且在龚洪伟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相关事宜的过程中其持有涉案房屋《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以及龚安伟相关的身份证明，首先与村委进行接洽，同时也与我方进行商讨，在村委会领导的撮合及见证下，由村委在签订协议书的当天委托村委办公的负责拆迁事宜的律师起草的涉案协议书，并且是当着村委领导的面三方共同签订的。在龚洪伟代理的包括与广州市林和润扬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还有与我方签订协议书的整个过程中，龚洪伟一直向村委的相关领导宣称其就是龚安伟的代理人，有权处置相关的拆迁待遇问题，所以我方才与其还有周岸德签订了涉案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的真实背景是：我方是涉案房屋二层的实际所有人，如果龚安伟或其代理人没有与我方就涉案房屋拆迁补偿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涉案房屋则没有办法拆迁，这个情况村委也是了解的，所以才要求双方进行调解解决。这个情况龚安伟是知悉的，而且也从来也没有向我方及村委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至涉案房屋实际回迁时，龚安伟才提出否认其兄弟所代理的相关行为，我方认为龚洪伟与村经济发展公司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及与我方签订的协议书，其行使的是同一个委托权，就是代理龚安伟办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的相关事宜，其委托权是同一个委托权，所以本案诉讼中龚安伟承认龚洪伟代理其与村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否认与我方签订的协议书，这个与其行使的同样代理权的事实相互矛盾。所以我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的规定，龚洪伟以龚安伟代理人的身份到林和村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龚安伟是清楚知悉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作出否认，而且还提供了《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原件、护照等给龚洪伟用以向村委及我方出示，故应视为其同意龚洪伟的委托代理行为。综上所述，我方认为龚安伟现在在我方二层房屋已经被拆除并且可以得到安置补偿的时间才全盘推翻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这不仅造成了我方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而且与本案的事实完全相反，所以龚安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龚洪伟没有陈述。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穗天沙字第00098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记载，龚安伟是沙河镇林和村积善里30号的使用人，建筑面积355平方米，层数3.5。
2009年6月29日，广州市林和润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和润杨公司）（甲方）与龚安伟、龚洪伟（均为乙方）签订《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乙方同意由甲方组织拆迁乙方积善里30号房屋，拆迁后乙方的回迁面积及各项目的补偿标准及总额见附件《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确认表》；如无不可抗力的原因，回迁安置房建设须于政府拆迁公告发布最后拆迁期限之日起三年内完成；甲方安置乙方回迁房的具体楼层、方位待规划部门批准的施工方案批复后确定，乙方回迁单位届时按照抽签方式取得等。附件《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确认》记载，回迁安置面积360.05平方米，货币补偿合计494497.6元等。两份文件均由龚安伟及龚洪伟签署。在本案中，龚安伟确认其与龚洪伟是堂兄弟关系，龚安伟在本案庭审中表示其在2010年4月时人在国外，其并无委托龚洪伟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后来追认龚洪伟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之后龚安伟在2017年1月9日的笔录中明确其是当场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2010年4月1日，龚安伟及龚洪伟（龚安伟的堂弟及代理人）（两人均为甲方）、周岸德（乙方）、梁焕华（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是广州市林和村积善里30号宅基地及附上建筑物的产权人，甲方龚洪伟是龚安伟及其配偶委托根据本协议书的内容处理该楼房因林和村旧村改造产生的所有补偿待遇的合法受托人，即甲方龚洪伟保证其有权根据本协议书的内容处分该楼房产生的所有补偿待遇，以及保证龚安伟及其配偶已经知晓并同意本协议书内的所有内容；乙方、丙方分别是该楼房第一层、第二层的实质所有人；一、甲方、乙方、丙方一致同意将该楼房因林和村旧村改造产生的总回迁房面积中的74.05平方米、94.50平方米分别归乙方、丙方所有，即林和村日后组织回迁的，乙方、丙方可分别独立获得回迁房的面积为74.05平方米、94.50平方米（日后最终的回迁房回迁面积以乙方、丙方向林和村村委会签订的《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计算表》为准），上述应属于乙方、丙方独立所有的回迁面积与其他方无关，但该楼房剩余的回迁房面积均由甲方所有，与乙方、丙方无关……二、除该楼房产生的所有的违章建筑面积经济补偿费归甲方独立所有以及搬家费、水池补偿费归甲方、乙方、丙方平均分配外，甲方、乙方、丙方可分别根据上述经林和村村委会确认的应分别属于甲方、乙方、丙方所有的回迁房面积享受对应的临迁费及租金奖励等货币补偿……三、甲方、乙方、丙方一致同意委托甲方向林和村村委会领取该楼房因旧村改造产生的所有货币补偿，再由本协议各方在领取上述补偿的当天根据本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分配……四、甲方上述赠与该楼房产生所有的补偿待遇给乙方、丙方的行为是单独赠与给乙方、丙方的个人，与乙方、丙方的配偶无关，属于乙方、丙方的个人财产，不属于乙方、丙方的婚姻共同财产……本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0年4月1日星期四，签订的地点为林和村村民委员会等。该协议书甲、乙、丙三方签署，其中，甲方的签名写明“龚安伟（龚洪伟代）”，龚安伟与周岸德、梁焕华均确认该签名系由龚洪伟所签署。在本案中，周岸德表示因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领取补偿款是龚洪伟办理的，且《协议书》的签订地点是在村委会，因此其相信龚洪伟有代理权。梁焕华表示当时龚洪伟以龚安伟代理人的身份与村委会进行沟通和协商，后来由村委会组织三方一起签订协议，村委会也表示龚洪伟是龚安伟的代理人，因此其相信龚洪伟是有代理权的。
同日，林和润扬公司出具《房屋产权证收回收据》，确认收回穗天沙字第00098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在本案中，龚安伟称系由其儿子向林和润杨公司交付《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周岸德、梁焕华则表示是龚洪伟向林和润杨公司交付《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
2010年4月1日，龚洪伟领取了拆迁费用494497.6元。另查明，2013年4月25日至2014年6月18日，龚洪伟从林和润杨公司领取改造临迁费7次共计213869.7元。
另查，1988年9月23日，方宇利（甲方）与周干苍（乙方）、证人梁焕华签订《转让房合约》，记载：天河区林和庄积善里30号三层半楼房壹幢，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属方宇利先生自有房屋，现经协商，原业主同意转让首层房屋给白云区龙归镇永兴村周干苍，双方已定价钱，首层全部面积价格合共64000元，自签订合约付款后产权归周干苍所有，日后办理有关房屋手续由买方提供方便等。该合约上备注原使用证已转为龚安伟，实由龚安伟转让、方宇利经办。2010年3月20日，周干苍向周岸德出具《委托书》，载明周干苍为原林和村南街积善里30号一楼屋主，现委托其长子周岸德全权代理林和房屋拆迁回迁的所有相关手续。
庭后原审法院两次到林和润杨公司进行调查，并向该司询问下列问题：1.龚安伟、龚洪伟、周岸德、梁焕华是否林和村的社区股东或社会股东；2.涉案回迁房的房屋性质如何；3.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是否一直由龚洪伟处理相关事宜；4.2010年4月1日周岸德、梁焕华与龚洪伟签订《协议书》时的情况；5.龚洪伟是否持有龚安伟龚安伟的护照复印件及穗天沙字第00098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与周岸德、梁焕华签订《协议书》；6.在拆迁时，积善里30号二层是由谁腾退。林和润杨公司就上述问题于2017年1月5日及2月8日分别向原审法院出具两份《情况说明》，内容如下：1.梁焕华是林和村社会股东，龚安伟、周岸德、龚洪伟均非林和村村民；2.涉案回迁房的房屋性质是国有房产证房屋；3.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是由龚洪伟办理临迁费手续及领取临迁费，并向原审法院提交龚洪伟所签署的临迁费确认表、支付证明单及进账单复印件；4.2010年初起，林和村启动城中村改造，需要拆除涉案房屋。2010年4月1日，龚洪伟、周岸德、梁焕华签订了《协议书》，就涉案房屋的回迁面积和其他补偿待遇进行了分配。随后龚洪伟代龚安伟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拆迁公司拆除；5.林和润杨公司称由于时间太长，该公司无法查证龚洪伟签订《协议书》时持有资料的情况，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原件已存档在林和润杨公司；6.涉案房屋是由龚洪伟代龚安伟腾退给拆迁公司。
原被拆迁房屋即广州市林和村积善里30号房，共三层半，该楼已被拆除，回迁楼现已建成。
以上事实，有龚安伟提交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协议书》《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确认表》，周岸德提交的《转让房合约》、《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梁焕华提交的《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进账单回单、支付证明单等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由于龚洪伟（KUNG,HUNGWAI）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且合同履行地在我国内地。因此，原审法院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龚安伟称其并未授权龚洪伟签订《协议书》，周岸德、梁焕华也无法提交证据证明龚洪伟取得授权，庭后经原审法院向林和润杨公司调查亦无法明确龚洪伟的授权情况。周岸德、梁焕华称龚安伟授权龚洪伟签订《协议书》证据不足，故原审法院对周岸德、梁焕华上述抗辩不予采信。
至于龚洪伟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对龚安伟的表见代理。首先，龚安伟确认其与龚洪伟系堂兄弟关系，龚安伟明确其追认龚洪伟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龚安伟另在2017年1月9日的笔录中明确其在2009年6月29日现场与林和润杨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龚洪伟并非涉案房产的产权人，按照常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须龚洪伟进行签名，龚安伟追认并认可龚洪伟的签名行为应视为龚安伟认可龚洪伟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且根据林和润杨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在拆迁过程中是由龚洪伟办理临迁费手续、领取临迁费及腾退涉案房屋。根据上述事实可认定龚洪伟实际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其次，龚洪伟于签订《协议书》当天领取拆迁费用，按常理林和润杨公司应为收回《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后发放拆迁费用，周岸德、梁焕华称为龚洪伟持有并上交《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符合常理，原审法院予以合理采信。龚安伟称其儿子上交《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且龚安伟称其儿子上交《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但实际是由龚洪伟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龚安伟上述主张也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周岸德、梁焕华主张其在村委会签订《协议书》，上述陈述与《协议书》的约定相吻合，原审法院对此予以合理采信。由于当时林和村正进行拆迁改造事宜，龚洪伟在林和村村民委员会内与周岸德、梁焕华签署《协议书》可使周岸德、梁焕华有理由相信龚洪伟有权代理龚安伟签署《协议书》。综上，根据本案上述查明的事实，可认定周岸德、梁焕华有理由相信龚洪伟有权代理龚安伟签署《协议书》，龚洪伟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构成对龚安伟的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龚安伟基于龚洪伟无代理权为由主张《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龚洪伟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原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龚安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775元，由龚安伟负担。
判后，龚安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2010年4月1日龚洪伟与周岸德、梁焕发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诉讼费由周岸德、梁焕发承担。事实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龚宏伟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不足。法院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审查要件应同时包括：1.代理人是否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2.合同相对人在主观上是否善意无过失。（一）凭龚安伟的追认行为以及林和润杨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要件。龚安伟在事后追认龚洪伟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不能视为龚安伟认可龚洪伟处理包括签订《协议书》在内的涉案房屋的全部事宜。而且《情况说明》也只能证明龚洪伟主动帮助龚安伟办理临迁费手续的房屋拆迁事宜。本案中，《协议书》的内容擅自处分了产权人龚安伟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涉及到对房屋产权归属的划分，该协议关于拆迁补偿分配的约定是建立在龚洪伟有代理权以及周岸德、梁焕华分别是该楼房第一层第二层的实质所有人这一条款的基础之上。说明该协议远远超出了房屋拆迁事宜的范畴。退一步说，周岸德、梁焕华或许有理由相信龚洪伟在处理拆迁手续等事宜上有代理权，但是在明知房屋合法所有人是龚安伟又没有证据证明周岸德、梁焕华是所谓的实质产权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及周岸德、梁焕华又如何能够确信龚洪伟在处置房屋所有权方面也有代理权限？另外，原审法院采信了周岸德梁焕华主张的《协议书》是在村委会签订的，依据不足。虽然周岸德、梁焕华均主张《协议书》是在村委会签订的,但是村委会以及龚宏伟均未表示《协议书》是在村委会签订的。周岸德与梁焕华属于单方陈述，法院凭借单方陈述而予以采明显不合理。因此，单凭以上条件不足以认定龚洪伟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构成对龚安伟表见代理的外观条件。（二）周岸德和梁焕华没有履行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恶意及过失。本案中，在既看不到龚洪伟有任何授权也不清楚龚洪伟的授权范围的情况下，周岸德和梁焕华均没有试图去查证龚洪伟的代理权限，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龚洪伟代替龚安伟处理拆迁事宜就等同于对房屋的所有权处置也享有代理权，明显存在重大的疏忽和懈怠。再者，周岸德和梁焕华主张自己是涉案房屋第一、二层的产权人，却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周案德和梁焕华在明知该房屋的产权人是龚安伟的情况下，还与龚洪伟签订了实质是划分处分房屋所有权的《协议书》，足以推定周案德和梁焕华主观上存在恶意。在诉讼过程中，周岸德和梁焕华作为合同相对人，也没有履行法定的举证责任，证明自己在签订《协议书》之时善意且无任何过失。因此，周岸德和梁焕华主观上存在恶意，没有理由相信龚洪伟享有代理权。二、龚洪伟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协议书》无效。根据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龚安伟没有授权龚洪伟签订《协议书》的代理权。也没有在事后进行追认。在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协议书依法应当无效。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49条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周岸德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梁焕华答辩称：我方同意原审判决，原审判决正确。第一，涉案的《协议书》主要是针对诉争房屋拆迁、回迁等补偿事宜进行确认，龚洪伟有权代龚安伟与林和润杨公司签订拆迁补偿事宜进行约定，两份协议都是龚洪伟代理龚安伟处理同一楼宇、同一事宜的拆迁补偿事宜。既然龚洪伟有权代龚安伟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和腾退房屋拆迁等事宜，且在拆迁过程中是由龚洪伟办理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领取临迁费手续与村委腾退房屋，并由龚洪伟签订涉案的《协议书》后通过梁焕华、周岸德向林和润杨公司交付诉争房屋进行拆迁，同时也是由龚洪伟交回宅基地原件领取拆迁费。龚安伟认可了龚洪伟代理其处理涉案房屋的拆迁处分事宜，也正是因为基于龚洪伟有权代龚安伟与林和润杨公司签订拆迁补偿事宜，在村委协调下由村委起草协议书，我方在2010年4月1日，三方在林和村委办公室，龚安伟代理龚洪伟签订涉案房屋第二层的拆迁回迁房分配安置等事宜的协议书，签订该协议后，我方才腾空涉案房屋第二层，交给龚洪伟和林和村拆迁，并统一由龚洪伟领取临迁费。既然龚洪伟有权代理龚安伟处理涉案宅基地房屋与林和润杨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领取拆迁费及参与整个房屋的拆迁事宜，我方有理由相信龚洪伟有权代理涉案房屋第二层的拆迁事宜，龚洪伟有权代理的与林和润杨公司签订补偿拆迁协议，涉案的协议书所指向的都是同一标的、同一栋楼的拆迁补偿事宜，加上龚洪伟与龚安伟是兄弟关系，我方有理由相信龚洪伟有权代理龚安伟处理拆迁事宜，龚洪伟签订的协议书是有效的。第二，龚安伟认为其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没有依据。根据房管部门的查册即宅基地使用权情况表及龚安伟不是林和村民的身份，不能认定龚安伟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既然龚安伟不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也就不存在龚安伟所称的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处分问题。涉案房屋所签订的协议书是针对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即回迁方及补偿事宜的相关约定。从房管部门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档案来看，无法确定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就是龚安伟，因为宅基地查册表上房管部门记载清楚房屋使用权不清楚，且龚安伟一直在外国居住，既不是诉争房屋的合建人，也不是林和村村民，不能取得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不应认定龚安伟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虽然产权情况表显示宅基地使用人是龚安伟，但全国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且房管部门登记的档案中是无法查实龚安伟有向林和村委或市政部门报建过，之前宅基地是作为林和村村民以我方的名义报批而出具宅基地证。2014年12月30日，法院向林和润杨公司的书记所作调查笔录上可以证实，书记证实土地是我父亲留给我方，是有地契的，详见原审卷宗第145页，但该证如何从我方的名字被非法涂改成龚安伟的名字，由于早期的人员销毁了档案，造成档案缺失，我方无法查到究竟两个龚安伟是否是同一人。龚安伟主张其拥有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及所有权没有充分依据。龚洪伟作为龚安伟的兄弟，其在2010年4月1日在林和村委办公室与我方签订的涉案《协议书》，该《协议书》是针对双方的房屋居住和使用的客观情况，确认了我方是该房屋第二层的实际所有人的客观情况，该《协议书》是针对涉案房屋拆迁回迁和补偿事宜进行约定，故该《协议书》才会注明，根据林和村旧村改造方案，对楼房总面积及其他补偿待遇进行处理。这是龚安伟认可龚洪伟有权代理其与林和润杨公司处理涉案房屋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是同一栋房屋的拆迁事宜。第三，涉案《协议书》在最后一条也是注明，该《协议书》的签订地点是在林和村委，实际上也是在林和村委的协调下在林和村委的办公室，在林和村委的律师起草协议后签署。龚安伟认为签订地点不是林和村委，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在其他地方签订。我方作为诉争房屋第二层的所有人，是在《协议书》中确认的客观事实，我方在该房屋实际居住多年，龚安伟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如果我方不是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龚洪伟作为龚安伟的兄弟也不会去确认该事实，而代龚安伟签订涉案房屋第二层拆迁事宜的《协议书》。林和村委与龚安伟、龚洪伟知道我方是第二层的实际所有人，龚洪伟代龚安伟在《协议书》中确认了事实，当时该涉案房屋第二层实际上是由我方因其儿子没有房子居住而向合建方回购的，龚安伟也不是合建人。我方从2006年居住至拆迁，林和村委及龚安伟都知道第二层实际所有人是我方的，故才在拆迁时要求各方进行协商，龚洪伟才会在《协议书》上确认该事实。诉争的宅基地与相邻的宅基地是同一块地，林和村是批给我方建房使用，当时因资金困难，我方才将宅基地与合建方合建，我方将该宅基地分成两份宅基地证，村委在我方报建资料上盖章，以我方的名义办理了两个宅基地证，该两个宅基地证是连号的，本案的宅基地证被合建方拿走后没有还给我方，后来未经我方同意作了涂改，涂改成龚安伟的名字，但该龚安伟是谁我方也不知道，房管部门对该宅基地的使用人是查询不到的。根据规定，龚安伟既不是林和村民，其一直在国外居住，其无权取得林和村宅基地使用权，该宅基地证是未经我方同意，故我方认为涉案《协议书》是针对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作出约定的。综上，本案不能认定龚安伟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诉争的《协议书》是处理各房屋使用人的拆迁回迁事宜，龚洪伟有权代理龚安伟与林和润杨公司签订拆迁补偿事宜，我方在村委告知龚洪伟有权签订协议后，在村委协调下，在村委办公室签订本案《协议书》，我方有理由相信龚洪伟有权代理龚安伟签订协议书，龚安伟作为不是林和村民的外籍人士，其本是无权使用宅基地使用权，其否认涉案房屋的协议，严重违反诚信原则，我方认为龚洪伟代理龚安伟签订的《协议书》有效。
龚洪伟述称：龚安伟全家长期定居美国，无法办理林和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的事宜。因我方当时住在香港，来回办事方便，故龚安伟委托我方代为签订《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安置确认表，并办理领取补偿款相关手续。涉案房屋一楼自1992年开始由周岸德家人居住。涉案房屋二楼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龚泽群借住，自90年代初至2008年期间一直空置。2008年起，有人在二楼居住。涉案房屋三楼由龚安伟的丈母娘偶尔居住。涉案房屋为龚安伟出钱承建，土地使用权亦属于龚安伟。签订《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隔了大半年时间，村委打电话叫本人回林和村办理领取拆迁补偿款事宜。并说房屋有问题，一楼和二楼已卖给了其他人回来办理手续。回到村委后，村委梁书记称二楼是龚泽群卖给梁焕华的，并且村里同意拆迁的人已经签了有七八成。如果我方不签协议，阻止拆迁进度，负责不起。因当时美国时间是深夜，而手机无法拨通国际电话，且我方一直认为涉案房屋二楼的产权是龚安伟的，就要求过两天打通龚安伟电话再签协议。但梁书记一直要求我抓紧时间签不能影响拆迁进度。由于当时受梁书记施压，故先代签的《协议书》。签订《协议书》时，周岸德与梁焕华没有出具任何买卖合同、转让合同、付款凭证等资料。他们也知道我方没有获得龚安委的授权，也知道我方手中没有任何授权文件。签订《协议书》前，我方已告知村委梁书记、周岸德和梁焕华本人没有龚安伟的授权去签订协议，也向他们说过要先与龚安伟了解情况后再处理这个事情，但他们一直要求本人在当天签订协议，如不签订协议将无法领取补偿款。故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上面龚安伟的名字是由我方签的。签订《协议书》后，我方向周岸德与梁焕华说分钱的事情本人无权决定，要等龚安伟从美国回来后再与你们算。双方都同意，且一直没有找我方。故我方一直未把签订《协议书》的事情主动告知龚安伟。同意龚安伟的上诉意见，涉案《协议书》应为无效。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龚安伟和龚洪伟均确认《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二人共同当场签订，拆迁补偿款是龚洪伟代为领取。龚安伟和龚洪伟在二审庭询过程中确认二人是亲兄弟关系。
本院认为，由于龚洪伟（KUNG,HUNGWAI）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且合同履行地在我国内地。因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并无不当。
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在于龚洪伟以龚安伟的名义签订涉案《协议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涉案《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
所谓表见代理是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签订了合同，如果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那么相对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该合同的效力，要求本人承担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受合同的约束。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并维护交易的安全，依诚实信用原则使怠于履行其注意义务的本人直接承受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为代理行为而签订的合同的责任。构成表见代理要满足以下条件，即行为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就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大意造成的。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理应知道行为人是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而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那么就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相对人也就不能受到保护。
本案中，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可知，龚安伟、龚洪伟两人当场亲自与林和润杨公司签署了《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后，在2010年4月1日，龚洪伟又领取了涉案房屋的拆迁费494497.6元。龚洪伟并非涉案房产登记的产权人，但其均参与并处理了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领取拆迁费等拆迁过程中的核心事务。基于龚洪伟与龚安伟的兄弟关系以及龚安伟认可龚洪伟有权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领取拆迁费这一事实，周岸德、梁焕华与龚洪伟在村委会签订《协议书》时相信龚洪伟有权代表龚安伟显然合乎情理。
《协议书》明确载明合同签订地点为村委会，龚洪伟现予以否认，却无法对其签名确认上述地点作出合理解释。况且，村委会也确认这一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签约地点为村委会并无不当。龚洪伟自述系村委打电话通知其回村办理手续，其回到林和村后系受胁迫签署了涉案《协议书》。然而，从常理来说，龚洪伟在接到林和村通知后到签协议期间，完全有时间有机会与龚安伟取得联系，征求其对签署协议的意见。即使如龚洪伟所述，其在签订涉案《协议书》前完全无法联系上龚安伟，那么在签订《协议书》后，其理应第一时间与龚安伟取得联络，告之其关于《协议书》的内容。龚洪伟声称其系受胁迫签署的《协议书》，却没有在签订《协议书》后第一时间告诉龚安伟，也没有提起撤销之诉，这显然有违常理，故本院的对龚安伟关于受胁迫签订《协议书》的陈述不予采信。
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关于涉案房屋的情形描述清晰、对于龚洪伟的授权和拆迁之后的安置补偿方案表述明确无歧义，龚洪伟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并未在《协议书》上备注其未获得龚安伟的授权或说明该《协议书》需待龚安伟追认后方生效。并且，龚洪伟亦无证据证明，其曾明确告知村委会、周岸德、梁焕华其未获得龚安伟的授权签署该涉案《协议书》。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周岸德、梁焕华系善意的合同相对人、基于龚安伟与龚洪伟的兄弟关系以及龚洪伟签署《林和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领取拆迁费等情况，有理由相信龚洪伟有权代表龚安伟签订涉案《协议书》、龚洪伟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涉案《协议书》对龚安伟和周岸德、梁焕华产生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依照该《协议书》的约定享有各自权利、履行各自的义务。龚安伟如认为龚洪伟无权代表其签订涉案《协议书》、损害了其合法权利，可另案向龚洪伟主张权利。
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不涉及房屋产权的确认。因此对于各方当事人提出的对涉案房产所有权的异议，本院依法不予调处。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龚安伟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775元，由上诉人龚安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舒舒
审判员 徐玉宝
审判员 王碧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朱志亮
谢佩君
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