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529民初805号
原告：聂顶江，男，1969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原告：周正莲，女，197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彬，四川叙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徐其高，男，197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告：黄某，男，200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告：黄永平，男，197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告：李某，男，200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告：李勇，男，198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告：赵某，男，2007年10月23日，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告：赵华艮（又名赵华银），男，1982年11月2日，汉族，住四川省珙县。
被告：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住所地：四川省屏山县大乘镇和平村。
法定代表人：刘永昌，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家彬，四川博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聂顶江、周正莲与被告徐其高、黄某、黄永平、李某、李勇、赵某、赵华艮、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7年7月28日，二原告申请撤回对黄某、黄永平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被告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申请追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屏山支公司为共同被告，本院裁定予以驳回（均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原告聂顶江、周正莲及其共同诉讼代理人刘长彬，被告徐其高、赵华艮、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的诉讼代理人戴家彬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勇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顶江、周正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方共同赔偿其损失共计251,022.52元（死亡赔偿金566,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丧葬费27,756.30元、处理丧葬误工费2100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627,556.30元，由被告方承担40%）。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聂某系二原告之子，就读于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小学四年级。2017年6月16日下午17时许，聂某在放学后与同学黄某、李某、赵某一起到屏山县大乘镇下坝村下坝组母猪凼（小地名）鱼塘钓鱼玩耍。期间，聂某不慎掉落鱼塘中溺水而亡。徐其高系鱼塘承包人，鱼塘无醒目警示标识，且无管理人员在场提醒、阻止四个小孩进入，徐其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于事发当天将聂某留校补习，打乱了家长接送孩子的时间安排，并且对学生私自下河游泳、捉鱼等没有尽到教育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黄某、李某、赵某作为聂某的同伴，与聂某共同实施危险行为致聂某死亡，该三人的监护人应当对其行为有教育、警示义务，对本案事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二原告认为，其作为聂某的监护人因履行监护不力承担60%的责任，其余40%的责任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李勇未作答辩。
徐其高辩称：鱼塘有安全警示标志，其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赵华艮辩称：自己对小孩的安全教育已到位，且在聂某发生溺水事故时，第一时间采取了救助措施。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辩称：聂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及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溺水事故发生在放学后，地点位于学校外，学校没有过错；学校对聂某在校期间，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不存在安全教育方面的过失；聂某系走读生；学校在无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聂顶江、周正莲举证证据有：1.身份证明、结婚证明、户籍证明，拟证明二原告的主体资格及聂某系二原告之子；2.保险单，拟证明聂某在被告学校就读、投保的事实；3.受理报警记录、死亡户籍注销证明，拟证明聂某因溺水死亡后户籍被注销；4.屏山县大乘镇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租房协议、租住房屋权属证明、房东身份证明，拟证明聂某从2012年开始租住在大乘镇胜利村街道杨光才房屋内，系该社区常住人口；5.事发现场照片，拟证明鱼塘未设置警示标志；没有栏杆；鱼塘水较深；现场无工作人员。
对二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各被告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徐其高认为未真实反映鱼塘情况；赵华艮、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认为该组证据与自己无关。对二原告所举其余证据，各被告均无异议。
徐其高举证证据有：鱼塘现场视频（时长3分零几秒，本人于2017年7月底摄录），拟证明鱼塘是按国家标准建的，有安全警示牌。
对徐其高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二原告和其余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赵华艮举证证据有：班级QQ群，拟证明老师在群里进行了安全教育提示。
对赵华艮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二原告认为不能反映聂某在这个群里；其余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举证证据有：1.致学生的公开信及回执，拟证明学校向学生家长送达了安全教育提示；2.学校安全教育专栏及安全教育总结，拟证明学校已履行安全教育义务；3.班主任彭莲的工作日志，拟证明老师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对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二原告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其余被告对三组证据均无异议。
李勇未提供证据。
根据聂顶江、周正莲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屏山县公安局大乘镇派出所对徐其高等人所作的十三份询问笔录。笔录的主要内容如下：
黄某陈述：昨天下午17时零2分放学后，与聂某到这个鱼塘去钓鱼，18时过几分回家的，没钓到鱼；今天17时20分放学，我先后问聂某、李某去不去钓鱼，他们说要去，赵某知道后，也同我们一起去钓鱼，我们在学校玩了10多分钟，又走了10多分钟的小路便到了鱼塘。到鱼塘后，我和李某一起钓鱼，赵某挖蚯蚓，聂某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用塑料口袋在鱼塘边网鱼。我和李某没亲眼看见聂某落水，是赵某跟我们讲的。聂某落水后，我和李某找了根2米多长的棍子伸向聂某，想把他拉上来，后来又喊赵某去叫大人来救人。看见聂某离岸边越来越远，慢慢沉入鱼塘后，我和李某马上跑出去喊大人。鱼塘边上有一个牌子，背面没看见字。后来我喊了冯怡然的妈妈到鱼塘后，才看见正面写的是“禁止钓鱼”。
李某陈述：2017年6月16日下午放学后，黄某叫我、聂某、赵某一起去钓鱼，我们都同意了。到鱼塘后，黄某拿出两根鱼线，我们就去挖蚯蚓，又找了两根木棒，把鱼线栓在木棒上开始钓鱼。钓了一会儿，我与黄某去鱼塘坎下解手。聂某因为鞋子比较防滑，就踩在鱼塘斜坡下边，赵某就找了一个胶口袋递给他，聂某在那用胶口袋捕鱼，我们解手时通过一条缝隙正好看见聂某的头。解手过程中，我听到赵某喊“快点，快点”，以为有人溺水，赶紧上去看，结果是赵某说发现大鱼了，聂某就想去捕这条大鱼，一下就踩滑了，落到鱼塘里。看到聂某在水里挣扎，我们就叫赵某去喊大人，我们拿木棒给他递过去，但他没抓住。当时我都滑到鱼塘里去了，我赶紧抓住鱼塘缝隙使劲爬了上来，我身上都打湿了。大约20秒钟后，聂某就沉下去了。过了会儿，赵某回来说没找到大人。我们看到聂某已经沉下去了，就说一起去找人来救他。
赵某陈述：今天下午放学后，我在学校玩，黄某他们打了一会儿乒乓，黄某问聂某、李某去不去钓鱼，他们就说去，然后李某又叫我去，我就给他们一路去了。到了鱼塘，黄某、李某就开始钓鱼，聂某用包装袋去撮小鱼儿，我在看黄某他们钓鱼，不晓得聂某怎么就掉入鱼塘了。黄某和李某用竹竿去救他，他却逮不到，离岸边越来越远，渐渐往下沉，我喊有人溺水了，但没人回应。后来黄某、李某就往上面去喊人了。老师讲过，放学后直接回家，不要坐超载车、不能下河里搞水、洗澡这些。我们读书都是自己去自己回家，不接送。
王大清陈述：我在文新德家里耍，儿子王颂杰跑来说，底下有过小孩洗澡死了。我和文新德、邓光银马上跑到鱼塘边，见黄清志在鱼塘对面丢肥料，就叫黄清志用手里的刀砍点竹子，去打捞孩子。打捞了20分钟还是没反应，后来王军跳入鱼塘中，在离岸边3米左右的位置将孩子打捞起来。
王军陈述：其到现场看到有几个大人在用竹竿捞，就脱下衣服跳入鱼塘，在离岸边3米左右地方的水底下摸到男孩，并救上岸。鱼塘水深比自己身高（1.65米）还深。
胡成恩陈述：19时13分，接到护士电话后，其于19时30分许到达现场，检查发现男孩皮肤呈土白色，已无呼吸，颈动脉无脉动，心尖听诊无心脏搏动，双侧瞳孔已散大且固定。判定该男孩已死亡，死亡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死亡原因系溺水死亡。
杜达英陈述：那个鱼塘以前就有小学生钓鱼。鱼塘立有安全警示牌，地上也写了警示的字，具体内容没注意。
文新钊陈述：这个鱼塘有警示标志，我在院坝里都看见了，但具体写的啥内容我不知道，我没有到鱼塘边去看过。
徐其高陈述：鱼塘系我所有，面积约2.5亩，水深1.7米，最深处有2米多；去年鱼塘对外开放钓鱼，今年春节将鱼卖掉后，至今不再对外开放垂钓；设有两处写有“严禁垂钓”的铁质牌子，塘坝上写有四组“严禁戏水”字样。
彭莲陈述：其系聂某、黄某、李某、赵某所在班级的班主任；黄某去年拿别人的鱼竿钓鱼被其批评过；聂某、李某、赵某三人以前无类似行为；其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常给家长讲安全的重要性，夏天一定不要去河沟、鱼塘之类的地方，在QQ群里也说过。
李某1陈述：下午放学的时候，大约是5点30分，我得知黄某、李某、赵某他们去钓鱼，就问他们我可以去不，黄某说可以。我回家放书包时，跟妈妈讲我要和同学去钓鱼，妈妈说钓鱼危险没同意，我就和妈妈去吃酒了。
二原告及各被告对上述十三份询问笔录均无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评析如下：
（1）对二原告所举证据的评析：因各被告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予以采信；对其余证据，各被告均无异议，予以采信。
（2）对徐其高所举证据的评析：二原告及其余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予以采信。
（3）对赵华艮所举证据的评析：因二原告否认聂某加入了班级QQ群，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4）对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所举证据的评析：第三组证据为工作日志，因该日志所记载的老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其余两组证据，因二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信。
（5）屏山县公安局大乘镇派出所对徐其高等人所作的十三份询问笔录，经综合审查判断，对其中能够相互印证的言辞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6月16日下午放学后，黄某与同学聂某、李某、赵某相约一起去屏山县大乘镇下坝村下坝组母猪凼（小地名）一鱼塘钓鱼。在钓鱼过程中，聂某不慎滑落在鱼塘中。聂某落水后，黄某、李某、赵某等采取呼救、拿竹竿施救等方式救援。救援无果后，三人又到附近人家户寻找成年人前来救援。最终，参与救援的王军将溺水的聂某打捞上岸。
当日19时15分，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警求助。19时30分许，医生到达现场，经确诊，聂某已无生命体征，死亡时间为一个小时左右。
事发鱼塘承包人为徐其高。事发时，鱼塘内水深达1.7米以上；塘坝上竖立了两块单面书写“严禁垂钓”的字牌，但字迹较为模糊；坝面上书写“严禁戏水”的字样。
另查明，聂某，2006年11月11日出生，系聂顶江、周正莲之次子，生前就读于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小学四年级；其家距离学校大约10公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在本次溺亡事故中，鱼塘管理人、聂某就读的学校、钓鱼同伴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责任大小如何判定。二、二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针对前述问题，本院评析如下：
对鱼塘管理人的责任评析。对鱼塘管理人应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关于对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正如德国法儒耶林谓：“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的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气一般的浅显明白”。简而言之，有过错担责，无过错无责。民法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二原告在本案中未主张鱼塘管理人对聂某所受损害存在故意，故本院仅对鱼塘管理人是否具有过失予以评析。过失，是指加害人应当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导致损害的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损害的发生，前者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后者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关于过失的判断，应当采用客观标准，即：（1）若法律明确规定了行为标准，则违反该标准致人损害的，行为人具有过失；（2）不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为标准，以“合理人标准”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失。①将行为人的行为状态（实然）与行为人应当达到的一个理性人的行为标准（应然）进行比对，若实然达到应然标准，无过失；若实然未达到应然标准，有过失。②“合理人标准”是一种客观化和类型化标准。即判断行为人行为是否达到了其所属职业阶层中的一个理性人在此情况下应当达到的行为标准。具体到本案，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鱼塘管理人的行为标准，但涉案鱼塘处于公共区域，且蓄水深度具有人身危险性，鱼塘管理人对自己所开启、形成的危险源，负有危险防免义务，从而有效预见、控制危险的发生。以一个“合理人”标准来衡量，至少应当承担以下的作为义务：一是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提示蓄水深度等；二是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防止进入该区域的人发生失足落水等意外事件的发生。结合案情，鱼塘管理人徐其高在警示标识、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上，均存在一定的瑕疵，未尽到合理的作为义务，具有一定的过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对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的责任评析。事发时，聂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遭受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作了规定，条文内容应当作如下理解：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遭受人身损害的，教育机构承担普通过错责任；二是非因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造成的人身损害的，由教育机构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三是因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造成的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教育机构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上述条文涉及两个关键词，即：“人身损害”和“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何谓“学习、生活期间”，应作广义理解。从地域范围看，包括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区域内，亦包括教育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组织的参观游览、观看节目、运动会、夏令营、社会实践等活动的场所及经过的路途；从时间上看，是指上述人员到教育机构起至离开时止。总之，只有上述人员处于教育机构管理之中，教育机构才需要承担教育、管理职责，也才需要对教育机构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作进一步评价；超出此范围，学校无教育、管理义务，不对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责任。结合案情，本案发生在放学后，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学习、生活期间”。至此，本案无需再进一步评价学校是否尽到了管理职责（即是否有过错），已经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聂某所受损害不是发生在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学校无需对此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为了让二原告对学校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有更清晰、更明确的界定，本院再作如下评析：关于其主张的“事发当天，学校安排补习，打乱了家长接送孩子的时间安排”的理由。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判断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成立因果关系，采用“条件+相当性=因果关系”来检验，即在观念中假设，若无加害行为损害是否会发生：（1）若无加害行为，损害仍会发生，行为与损害无条件关系，因果关系不成立：（2）若无加害行为，则损害不会发生，行为与损害有条件关系。判断条件关系成立后，还需进一步认定加害行为具有引起损害的“相当性”。即依照一般社会观念，看这样的行为通常是否会导致这样的损害。本案中，假设学校当天延迟放学的行为与聂某所受损害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但依照一般的社会观念，这样的行为通常不会导致这样的损害。可见，学校延迟放学的行为与聂某所受损害结果之间不成立因果关系。事实上，家长接送孩子的目的，一般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根据习惯，在遇有学校延迟放学的情况下，家长通常会耐心等到孩子放学后将其接走（二原告的家距离学校有近十公里之远，折返回家中等待放学后再来接孩子不符合常理）。故，二原告主张因学校延迟放学，打乱了其接送孩子的时间安排，存在过错为由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聂某所受损害不是发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且学校对聂某所遭受的损害亦无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对李某和赵某及其监护人的责任评析。事发时，聂某、黄某、李某、赵某均系未成年人，其中赵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余三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他们的行为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予以评价。（1）事前行为评价。首先，依照一般社会观念，钓鱼行为本身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单纯的相约结伴钓鱼行为，若无其他故意或者过失之情形，其行为本身亦不具有可责难性；即便成年人也无法预见到钓鱼同伴会实施后续的其他涉水危险行为。其次，监护人监护不力又可否认定为侵权的原因？法律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从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出发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替代责任，是自己责任的例外，立法本意是为了尽可能地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但不是法律适用上的滥用理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被监护人有侵权行为，倘若被监护人没有故意或过失的过错行为，即使有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无法推导出因果关系的存在，钓鱼同伴的监护人不应当就此承担责任。（2）事中行为的评价。聂某落水系自己独立实施其他涉水危险行为所致，非因钓鱼同伴的欺诈、胁迫、诱导等行为所为；单纯的相约钓鱼行为与聂某独立实施的后续危险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3）事后行为的评价。面对身处险境的未成年人，法律没有对未成年的同伴科以法定的救助义务。在聂某落水后，同伴采取与其年龄、智力能力相适应的救助措施，其行为没有过错。综合分析，李某、赵某等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致聂某死亡的行为；且在聂某溺水后，李某、赵某等还在第一时间努力向附近的村民求助，作出了与其年龄、智力相符合的选择，即便最终没有救助成功，但其行为不具有可责难性。本案不具备让李某和赵某及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事由。
此外，本案可否适用公平责任让李某和赵某及其监护人分担损失。与归责原则旨在实现矫正正义不同，公平责任原则旨在实现分配正义，其构成要件为：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过错侵权；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不适用公平责任明显有违公平。另外，在有第三人侵权因素介入时，如果有查找不到第三人的情形，也可以适用公平原则分担损失。受害人聂某与同伴虽均无过错，且本案亦不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但鱼塘管理者作为第三人侵权因素的介入是明确的。因此，本案不能适用公平原则让李某和赵某及其监护人分担损失。
四、对二原告的损失认定。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项目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聂某户籍虽然在农村，但因被告方对聂某生活、居住在城镇的证据均无异议，故对二原告主张按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请求，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据此，二原告的损失认定为：1、丧葬费27,212.50元（54,425元÷12个月×6个月）；2、死亡赔偿金农村566,700元（28,335元×20年）；3、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623,912.50元。
综上所述，对二原告主张鱼塘管理人徐其高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二原告作为聂某的法定监护人，负有监督、管理、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职责。其未尽到监护人职责，具有重大过失，且系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鱼塘管理人对实际进入鱼塘区域的人，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一般过失，系本案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比较二者在本案中的过失及原因力，本院酌定由被告徐其高承担5%即31,195.62元的赔偿责任，其余95%的损失由二原告自行承担；聂某所受损害未发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屏山县大乘镇中心学校无教育、管理义务，不对其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责任；李某、李勇、赵某、赵华艮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对二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其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聂顶江、周正莲赔偿金31,195.62元；
二、驳回原告聂顶江、周正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33元（二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聂顶江、周正莲负担2219元，被告徐其高负担3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夏虹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尹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