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35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大芬文化交流中心，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新芬街26号，组织机构代码：05066139-2。法定代表人：叶衡远。委托代理人：王胜智，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南飞。委托代理人：齐岩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省南粤公益基金会，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新芬街26号202，组织机构代码：06148587-3。法定代表人：宗蓉。委托代理人：王胜智，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省大芬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大芬文化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叶南飞、原审第三人广东省南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南粤基金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南飞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二、大芬文化中心返还叶南飞已支付的活动经费人民币6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三、大芬文化中心支付上述应返还款项的逾期利息26247.5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四、大芬文化中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0日，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签订《“爱心永远”电视节目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爱心永远协议书》），约定：大芬文化中心就“爱心永远”大型公益活动（以下简称“爱心永远”项目），代表南粤基金会与广东电视台进行谈判，并签订“爱心永远”专题电视节目的运营和广告代理权合同。具体内容包括：“爱心永远”专题节目的冠名权、节目4分钟固定广告时间、节目制作赞助权以及节目播出时间段；叶南飞向大芬文化中心提供活动经费60万元；电视节目在广东电视台成功创办后，南粤基金会和大芬文化中心将通过节目冠名和广告招商等形式取得相应的赞助费用，赞助费用在扣除电视节目的各项运营开支、税费和成本后，盈余部分的8%由大芬文化中心支付给叶南飞；叶南飞应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5日内给付首期经费60万元；《爱心永远协议书》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即叶南飞）有权解除合同：1、本协议签订之日起90日内，甲方（即大芬文化中心）或南粤基金会仍未就“爱心永远”公益活动在广东电视台设立专题栏目的；2、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90日内，甲方或南粤基金会仍未成功取得“爱心永远”专题电视节目的广告代理权；因上述原因解除合同的，甲方应退还已收取叶南飞的费用，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爱心永远协议书》签署页上方有手写字体：以上60万元投资款叶南飞和莫某旎各50%收益，是扣除本金60万元后。2013年4月12日、15日、16日，中国工商银行户名为“莫某旎”的账户（账号为：6222XXXXXXXXXXX3923）先后12次，每次5万元，合计转账60万元到大芬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叶衡远的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4340627201132868）。一审庭审中，叶南飞申请案外人叶某、莫某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叶某到庭后陈述以下内容：“爱心永远”项目事实上是叶某与叶南飞共同投资赞助的，因投资该项目需要投资人在大芬文化中心或南粤基金会处具备高管身份，而叶南飞时任大芬文化中心副主任，且在南粤基金会处任监事，因此才以叶南飞的名义与大芬文化中心签订上述协议书，但该投资款项60万元系由叶某通过其女儿的帐户向大芬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的帐户转账支付的，并且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签订的《爱心永远协议书》，叶某本身也持有一份（因为该项目系叶南飞与叶某共同投资，因此叶某也手持一份协议书）。叶南飞还出示证据《合作确认书》，载明叶南飞与叶某就涉案电视节目合作协议的有关合作及付款事项进行安排，明确约定由叶某代叶南飞支付“爱心永远”项目的投资款项，并共同承担本次投资的收益及风险。证人莫某旎出庭陈述如下：2013年2月至2013年7月份其本人在意大利学习，上述中国工商银行户名为“莫某旎”的账户（账号为：6222XXXXXXXXXXX3923）一直由其母亲叶某保管，其本身没有实际使用过。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签署上述《爱心永远协议书》后，大芬文化中心一直未向叶南飞反馈“爱心永远”栏目的开办与运营情况，在《爱心永远协议书》约定的90日过后，叶南飞多次与大芬文化中心交涉，大芬文化中心仍未提供任何相关信息。随后，叶某意识到上述《爱心永远协议书》约定的投资项目可能不能顺利开展，遂向广东电视台以及广东省广电集团进行核实，发现上述两单位从未同大芬文化中心以及南粤基金会就《爱心永远协议书》约定的“爱心永远”电视节目有过洽谈，也从未有过开办该节目的意向或者规划。叶某遂认为大芬文化中心违反《爱心永远协议书》的约定，多次到大芬文化中心处要求退还上述《爱心永远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60万元，但大芬文化中心均未予理会。大芬文化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合作协议》，该协议显示，2013年4月11日，莫某旎与大芬文化中心就碧岭慈善文化基地的建设工作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名称及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坪山新区碧岭村大芬文化交流中心基地南边共2000平方的土地使用权；合作经营项目和范围为用于后勤服务、宿舍、饭堂、绿化、周边蔬果的种植、会议室、木屋样板房的建设；建设资金由莫某旎承担。以此证明上述中国工商银行户名为“莫某旎”的账户转账到大芬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叶衡远名下的60万元系《合作协议》项下的投资款，而不是前述《爱心永远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申请对《合作协议》上“莫某旎”的签字笔迹进行司法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2013年4月11日《合作协议》首页乙方姓名处、尾页落款乙方处“莫某旎”的签名笔迹均不是莫某旎本人所写。案外人叶某陈述该《合作协议》系其本人与大芬文化中心的合作项目，在合作过程中，叶某积极履行协议内容，按照协议约定对该项目进行投资，但是所涉投资款项均系由叶某本人向项目的直接施工方联系支付，其并没有向大芬文化中心直接支付过任何款项，因此上述中国工商银行户名为“莫某旎”的账户转账到大芬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叶衡远名下的60万元款项不是《合作协议》项下的投资款。为此叶南飞申请证人韦某明出庭作证，韦某明到庭后陈述，其在“碧岭慈善文化基地”施工过，施工结束后系由叶某直接向其联系支付施工款。叶南飞另提交了装修费用清单、收条、确认书、收款收据对上述事实予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签订的《爱心永远协议书》系双方合意的结果，并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严格遵照履行。《爱心永远协议书》签订之后，叶南飞依约通过案外人莫某旎的账户向大芬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叶衡远转账支付60万元，作为协议约定的投资款项，但是大芬文化中心未能按约定履行相对应的义务：联系举办“爱心永远”专题电视节目，“爱心永远”专题电视节目至今仍未举办，叶南飞诉请解除其与大芬文化中心之间的合同关系，并由大芬文化中心向其退还已支付的活动经费投资款60万元有合同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叶南飞还要求大芬文化中心向其支付逾期利息，该院认为，大芬文化中心法定代表人叶衡远收到款项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12日、15日、16日，为此，利息应自2013年4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大芬文化中心实际偿还之日。大芬文化中心辩称：涉案投资款60万元系案外人叶某为其与大芬文化中心另外的合作项目“碧岭慈善文化基地”的建设而进行的支付，与本案没有关联。为此大芬文化中心提交了与叶某签订的关于“碧岭慈善文化基地”建设项目的个人合作协议、叶某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碧岭村基地支出的明细表以及相关的单据，证明大芬文化中心与叶某确实存在“碧岭慈善文化基地”项目的合作，以及大芬文化中心为此进行的资金投入。该院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涉案投资款60万元系叶某为“碧岭慈善文化基地”项目而进行的支付，相反，叶南飞提交的确认书、装修费用清单、收条等证据，以及证人韦某明出庭陈述其承担“碧岭慈善文化基地”项目的部分建设工作，完工后系由叶某直接联系支付价款，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案外人叶某与大芬文化中心间就“碧岭慈善文化基地”项目上的合作投资款系由叶某直接与施工方、材料供应商联系支付，就该项目叶某与大芬文化中心并未发生直接的款项支付事宜。涉案投资款60万元系由莫某旎的帐户向大芬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叶衡远的银行账户转账，故该院认定该款项系叶南飞为“爱心永远”项目的投资款项基于以下事实：叶南飞与案外人叶某之间的《合作确认书》约定由叶某代叶南飞支付“爱心永远”项目的投资款项，并与叶南飞共同承担该项目的风险与收益；叶某与莫某旎系母女关系、叶某与叶南飞系姐弟关系；投资款项支付的时间为2013年4月12日、15日、16日，该时间内莫某旎一直在意大利学习，未曾回国，并且该银行卡一直由叶某掌管使用；《爱心永远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13年4月10日，约定叶南飞应在签订协议书之日起5日内向大芬文化中心支付投资款60万元，约定的内容与投资款的支付时间、金额均能够一一对应；叶南飞、叶某、莫某旎与大芬文化中心之间除了《爱心永远协议书》以及“碧岭慈善文化基地”建设项目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的往来，双方不可能存在另外的款项支付关系。因此，对大芬文化中心的以上辩称不予采信，依法支持叶南飞的诉讼请求。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之间《爱心永远协议书》的合同关系；二、大芬文化中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叶南飞返还投资款60万元及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自叶南飞起诉之日，即2013年4月16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大芬文化中心实际支付之日）。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62元，由大芬文化中心承担。上诉人大芬文化中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叶南飞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案外人叶某并非本案争议《爱心永远协议书》的当事人。（一）叶南飞未经大芬文化中心同意，擅自篡改合同内容，对大芬文化中心无约束力。双方均提交了涉案的争议合同。这两份合同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叶南飞提交的《爱心永远协议书》尾部，即乙方签字的位置，多出一行手写字体：“以上60万投资款叶南飞和莫某旎各50%收益。是扣除本金60万后”。而大芬文化中心所提交的则没有任何手写字体的添加。作为一个基本常识，如果在打印的文件上添加任何手写字体，必须要在改动处签名确认。特别是涉及到当事人双方切身利益的合同，尤其是涉及到财务款项的处理，更要经过当事人双方在改动的地方签名盖章加以确认，否则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而叶南飞所提交的有明显手写改动痕迹的合同文本，大芬文化中心并没有在改动处盖章确认，一审法院却对改动内容予以确认，明显违背常理，也违背了基本的证据规则。（二）叶某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向法庭提交的《合作确认书》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用。如一审法院认定叶某系合同一方当事人，则本案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大芬文化中心在一审中多次强调，叶某并非爱心永远协议书的当事人。叶南飞提交的《合作确认书》中并没有上诉人大芬文化中心的盖章。既然是《合作确认书》，肯定要让合作事项的各方共同确认，才符合民法的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才能对合作各方产生法律约束力，而这份所谓的《合作确认书》仅有叶南飞与叶某的签名，并没有上诉人大芬文化中心或者第三人的盖章，因此并不能对大芬文化中心或者第三人产生约束力。而且，大芬文化中心也从未收到过此份《合作确认书》，该合作确认书完全系叶南飞事后倒签时间伪造出来的内容。完全不具备民事诉讼证据客观性的基本特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叶某系本案《爱心永远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不仅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更导致了对上诉人基本权益的严重侵害。退一步讲，如果一审法院确认《合作确认书》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通知叶某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否则一审诉讼程序就遗漏了当事人，属于严重违反程序。（三）一审法院在认定叶某系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又认可叶某以所谓证人的身份提供的证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规则，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一审的庭审笔录看，叶某作为案外人，既是本案原告叶南飞的亲姐姐和莫某旎的母亲，又是本案争议焦点的关键证人，而且还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本案诉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需要其证明案件事实的时候，叶某就以证人的身份出现，需要其主张返还支付款项的时候，她又成为了本案的原告。这种身份的随意转换，严重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和法定程序，并导致对本案基本事实的错误认定。（四）本案最关键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叶南飞自始至终未向大芬文化中心支付过一分钱，一审判决要求大芬文化中心向叶南飞返还60万元投资款，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从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争议的60万元款项，系叶某从莫某旎的账户打入大芬文化中心法定代表人叶衡远账户的。叶某和莫某旎与大芬文化中心签订有另外的一份合同，即关于碧岭慈善文化基地建设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明确约定乙方以现金方式承担项目的建设资金，甲方即大芬文化中心负责本次项目的账务管理。且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10日（与莫某旎所签碧岭《合作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4月11日），亦与叶某从莫某旎账户打款给大芬文化中心的时间一一对应。不仅如此，大芬文化中心也提供了证据，包括本案的案外人叶某，也认可了双方所签订《合作协议》的履行。因此，一审法院在明知叶某与大芬文化中心另有合同的情况下，且叶某通过莫某旎打款的时间与《合作协议》的时间也存在对应关系的前提条件下，仅凭所谓的“时间和金额对应”，就认定该60万元款项系叶南飞、叶某、莫某旎共同履行《爱心永远协议书》的款项，显然证据不足，且严重歪曲了客观事实。二、叶某、莫某旎并未向法院提起返还投资款之诉，一审法院的判决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一审判决要求大芬文化中心返还的60万元款项，毫无疑问是叶某、莫某旎履行《合作协议》而向大芬文化中心转账的款项。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在叶某与莫某旎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返还6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大芬文化中心将叶某、莫某旎支付的《合作协议》的履约款，返还给叶南飞，违反了上述“不告不理”诉讼基本原则。三、一审判决要求大芬文化中心支付利息没有依据。根据双方《爱心永远协议书》的约定，即使叶南飞支付了60万元，且本案符合单方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利息也应是从合同解除、大芬文化中心负有返还义务时起算。本案叶南飞直到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才主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却判决大芬文化中心从2013年4月16日起，即刚刚收到款项时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60万元款项的利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叶南飞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当庭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的合作投资关系。一审法院关于法律关系性质以及本案付款事实的认定，均符合法律规定也与事实相符；2、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大芬文化中心所讲的谁是当事人，诉讼地位如何，而是叶南飞委托付款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合同义务的履行。一审法院是充分根据庭审的情况、双方举证、质证的情况、司法鉴定结论，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对于本案的事实做出了依法、合理的、恰当的认定。大芬文化中心对收到合同项下款项并没有提出异议，在其自己提交的律师函中已经清晰的记载。同时，叶南飞在一审也提交了其与大芬文化中心法定代表人叶衡远进行电话沟通的录音，录音中叶衡远对于收到款项一事也不持异议。大芬文化中心无法举证证明其收到的60万元款项的其他合法依据；3、一审判决从来没有把证人叶某与莫某旎作为合同当事人，而恰恰是证明了叶南飞委托付款、依约履行《爱心永远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所以自始至终都是作为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也没必要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一审按照案外人以及证人的诉讼地位是客观、科学和符合法律规定的；4、一审判决从最后一笔款支付后的第二天开始起算利息并无不当。原审第三人南粤基金会当庭述称其不受本案约束。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作合同纠纷，叶南飞与大芬文化中心签订的《爱心永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外人莫某旎的账户向大芬文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叶衡远转账支付60万元，是否是叶南飞为履行《爱心永远协议书》约定所支付的款项。首先，莫某旎与叶南飞存在亲属关系，其本人及其母亲叶某均出庭作证，承认是基于《爱心永远协议书》约定，受叶南飞的委托支付的款项。尽管证据显示，叶南飞与叶某或莫某旎之间基于亲属关系可能存在共同投资该项目的内部约定，且无证据证明该内部约定征得了合同相对方大芬文化中心的同意。但是即使存在内部约定共同投资利益分成，也是其亲属之间的内部关系，对外并没有影响大芬文化中心的权益。叶南飞与叶某或莫某旎之间均确认或者追认是替叶南飞支付的涉案合同项下款项。其次，无论付款时间，还是金额均与合同约定的一致。大芬文化中心及其法定代表人叶衡在本案诉讼之前并没有否认收到了涉案款项。再次，大芬文化中心抗辩称，涉案款项是叶某和莫某旎为履行与大芬文化中心的《合作协议》而支付的“碧岭慈善文化基地”项目建设的相关款项。本院认为，一方面，大芬文化中心提交的与莫某旎为该项目签订的《合作协议》经鉴定，莫某旎签名非其本人签署。另一方面，即使不能排除叶某代签字的可能，而且本案证据也证明大芬文化中心与叶某确实存在“碧岭慈善文化基地”项目的合作，但是，叶南飞提交的确认书、装修费用清单、收条以及证人韦某明证言等证据，足以证明“碧岭慈善文化基地”项目完工后，系由叶某直接与施工方、材料供应商联系支付了相关款项。因此，大芬文化中心的该项抗辩，一审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大芬文化中心的上诉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62元，由上诉人广东省大芬文化交流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    拓审 判 员 王    畅代理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姚晓静（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