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881民初357号
原告：王水珍，女，196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浙江吴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行，住所地江山市区中山路3号。
诉讼代表人：姚宏强，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琴，女，住衢州市，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瑜，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水珍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江山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立案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因本案所涉事实与邱爱玉等人诈骗一案有牵连，本院于2016年2月1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于2016年6月17日恢复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分别于2016年8月15日、10月11日、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水珍的诉讼代理人吴刚、被告工行江山支行的诉讼代理人连瑜、周玉琴三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王水珍与被告工行江山支行的诉讼代表人姚宏强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水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存款损失500万元及从2014年2月19日至被告赔偿之日止的活期存款利息损失（截止2015年12月19日为32083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经本院释明，王水珍明确基于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储蓄存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2月19日起至存款付清之日止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2月19日，原告经人介绍，在被告处申请开立了账号为62×××97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同时还办理了理财金账户，并与被告签署了“工银商友俱乐部”专属个人汇款套餐业务协议书。当场被告交付原告卡号62×××97的商友卡一张。原告转账存入上述账户500万元整，为此，被告交付原告个人业务凭证一份，对账簿一本。此后，原告在被告下属网点查询获得《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该清单载明原告确已存入上述账户500万元。后原告发觉上述账户内的500万元存款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被告的工作人员毛慧珺在被告的营业场所内帮助陈锦良、王岚等人划入王岚的账户。现陈锦良、王岚等人的诈骗行为已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毛慧珺及被告的违规、违法操作行为也已被该法院判决认定。原告认为，本案储蓄存款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合法有效。原告在开户存款时不知道有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存在，原告也没有配合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原告将存款存入被告，即取得要求被告兑付存款本息的债权。本案系被告工作人员轻信徐丽斯，在办理汇款业务时违反操作流程，导致账户资金被骗走，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为被告，原告的财产并未被犯罪分子侵害。徐丽斯不能代表原告，汇款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更非原告所为，原告对汇款也不知情。原告受高利诱惑、轻信他人介绍到被告处开户、存款，未向被告核实高息存款业务的存在，并非原告的过错，并不必然会导致被告账户资金被骗的结果。银行卡号是被频繁使用的号码，并非保密事项，原告也无从对银行卡号采取保密措施，犯罪分子即使从原告处获得了原告的银行卡号，也非原告的过错。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改变，被告仍须继续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责任。
工行江山支行辩称，根据浙江省高院（2015）浙刑二终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本案的储蓄存款合同是犯罪分子的欺骗手段，储蓄合同在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均是由犯罪分子主导，被害人配合的过程，是以合法的储蓄合同，来掩盖犯罪分子骗取存款的目的，属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本案储蓄存款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合同支付存款及利息不成立。（2015）浙刑二终字第107号刑事判决责令各被告人退赔犯罪所得，原告应当在行使了申请执行等权利之后，确定无法赔偿的数额，才能向被告主张权利，现原告没有取得终结执行的裁定，其现在起诉有可能获得双重赔偿。如果储蓄存款合同有效，原告在本案中具有重大过错：原告为获得高额利息而轻信犯罪分子，未向被告工作人员核实高息存款业务的真实性；听从犯罪分子的指示，办理开户存款业务；放任犯罪分子填写汇款凭证，未妥善保管好银行卡的信息；拿到对账单后没有离开，并配合犯罪分子办理汇款业务；在汇款业务办理过程中，被告的网点负责人曾告知原告可以在自助终端办理汇款业务，原告未按照被告网点负责人的提示办理汇款业务，导致款项被转至王岚账户；在被告网点人员审核汇款业务时，原告一直在旁边。因此，拉对账单和汇款都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知道其存款要被转走。被告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徐丽斯提交汇款填单得到了原告的许可，汇款是原告的真实意思。综上，相关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原告，原告对损失应付全部责任，被告不存在过错，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个人业务申请书、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个人套餐业务协议书、商友卡、对账簿、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到被告处开户并存款50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2015）浙杭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该刑事判决已生效，根据该刑事判决可以确认，原告开户存款及拉对账单期间没有人告诉过原告其账户内的500万元会被转出，被告主张原告明显放任且积极配合犯罪分子的要求与事实不符。3.被告提交的（2015）浙杭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和（2015）浙刑二终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真实性原告无异议，证明力予以认定，余红霞、李光文、ＸＸＸ等人在相关刑事案件中是证人身份，故只能证明原告与介绍人商谈后受欺骗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到被告处办理业务之前与犯罪分子进行了磋商。4.被告提交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根据（2015）浙杭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和（2015）浙刑二终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办理汇款用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并非原告填写，无法证明原告向王岚账户汇款500万元的事实。5.被告提交的联网核查结果证明，原告提交给被告柜员的身份证、银行卡真实有效属实，但根据（2015）浙杭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和（2015）浙刑二终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原告提交银行卡和身份证并非为办理汇款业务，而是为了拉对账单。6.被告提交的2014年2月19日工行江山支行营业部视频资料，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为原告虽经提醒仍未办理余额变动提醒，与本案处理无关。7.被告提交的2014年2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南门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南门支行）视频资料，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视频资料显示，毛慧珺是先拉对账单，再办理汇款，办理汇款业务后未将存根交给原告，这些均是按徐丽斯所说的操作。徐丽斯递交汇款单和纸条给毛慧珺时，原告并未在柜台旁边，也不在监控探头的拍摄范围内，原告是在徐丽斯完全消失在监控探头拍摄范围后才来到柜台，到达柜台后陪同的李光文对柜台说“拉账单”。因此，无法证明原告委托徐丽斯向被告表达拉对账单的意思表示，也无法证明被告有理由相信徐丽斯是代为原告提出拉对账单及办理汇款业务。8.公安机关对王水珍所做的笔录，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无法证明原告对毛慧珺办理汇款知情，也无法证明原告认可徐丽斯向被告提出的各项要求和指令。9.本院根据被告的申请调取的（2015）浙杭刑初字第80号案件与本案相关的案卷材料，包括该案一审、二审的判决书及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所做的笔录，该案一审、二审判决系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应予确认，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所做的笔录，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制作而成，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争议的事实是：原告当时是否知道毛慧珺在办理500万元汇款业务。（2015）浙杭刑初字第80号案件与本案相关的案卷材料中，没有任何人说到过曾告诉原告或原告知道500万元存款要被转出的事情。从徐丽斯递交给毛慧珺的纸条的内容，以及工行南门支行巡查人员朱敏与原告交谈时有人故意支开朱敏的行为可以判断，犯罪分子及介绍人不想让原告知道500万元要被转走一事。原告听闻有人的贴息存款被转走后就去查询存款也表明原告并不知道其存款会被转走。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确认，原告当时不知道毛慧珺在办理500万元汇款业务。被告主张原告当时知道毛慧珺在办理500万元汇款业务，其证据是2014年2月19日工行南门支行原告办理业务时的视频资料，认为在视频资料中，工行南门支行工作人员朱敏在巡查时说过“你要这么多汇款，本来机器上可以汇的”，审核人员审核盖章时原告看了一下汇款单，原告在拿到对账单后未离开柜台并再次输入密码，毛慧珺退还原告银行卡和身份证后原告拿起柜台上的笔欲在业务凭证上签字，毛慧珺手指汇款业务凭证说签过了，可以证明原告当时知道毛慧珺在办理汇款业务。朱敏在巡查时虽然说过“你要这么多汇款，本来机器上可以汇的”，但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在朱敏说这句话之前，原告拿着翻开的62×××97账户对账簿给朱敏看，并与朱敏交谈，谈话内容无法听清，朱敏在与原告交谈过程中有人故意干扰支开朱敏。在此情况下，无法确定朱敏所指的“汇款”是指先前将500万元转入原告新开卡内，还是指毛慧珺正在办理的汇款，即使朱敏所指的是后者，也无法确定原告当时理解朱敏所说的内容。在审核人员审核汇款业务时，审核人员不是与原告并排站立在柜台前，而是侧身对着原告，故在审核人员盖章时，汇款单的内容系反向对着原告，且原告是站立姿态，汇款填单是放置在柜台上，原告虽然朝汇款单看了一下，但实际难以看清汇款单载明的文字内容，审核过程中，审核人员与原告没有任何交谈，与毛慧珺交谈使用的是江山方言。因此，原告朝汇款单看了看不能证明原告知道毛慧珺在办理汇款业务。毛慧珺在提示原告输入密码前，还穿插处理了与汇款无关的事项，原告作为客户难以判断出毛慧珺在为其办理汇款业务，原告根据提示输入密码也不足以证明原告系知道毛慧珺在办理汇款业务而输入密码。至于毛慧珺退还原告银行卡和身份证后原告拿起柜台上的笔欲在业务凭证上签字，毛慧珺手指汇款业务凭证说签过了，也不能证明原告知道或认可毛慧珺办理的汇款业务，因为如果原告知道其已签过字了，就不会认为业务凭证还需要签字。此外，根据毛慧珺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毛慧珺当时没有打开与客户交流用的扩音器，从视频资料中徐丽斯开始站立与毛慧珺交谈，之后为与毛慧珺交流顺畅低头凑近窗口来看，毛慧珺所说的话原告不一定能听明白。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当时并不知道毛慧珺在办理500万元汇款业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2月份，案外人ＸＸＸ告知王水珍的丈夫沈春良，案外人李光文、余红霞可以帮人介绍到外地的银行高息存款，一年之内不能支取，年利息11%，100万元起存。2014年2月19日，案外人余红霞、华祝凤、李光文、ＸＸＸ等人将王水珍和其他两个储户带至工行江山支行，王水珍在余红霞等人指定的窗口开立了卡号为62×××97的个人结算账户及理财金账户。王水珍在申请理财金账户的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中签名确认“本人自愿申请办理中国工商银行以上业务，已阅知以下《特别提示》内容”，《特别提示》第1条载有“在申请办理开户业务、产品购买及协议签订前，请仔细阅读并遵守与您业务相对应的业务章程、管理协议及客户须知，具体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章程》……”内容，第5条载有黑体加粗的“因客户未妥善保管账户凭证及相关信息所造成的损失，银行不承担责任”内容。《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章程》第十三条的内容为“客户应妥善保管理财金账户及其卡片信息、密码、交易凭证和身份证件等，不得将卡片信息、密码等相关信息泄漏给他人，且不得出租或转借理财金账户。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中国工商银行不承担相应责任”。开户后，王水珍从其卡号62×××25账户转账存入500万元至新开的理财金账户，开户及存款办理期间，ＸＸＸ在旁陪同。2016年2月19日14时25分50秒许，王水珍离开柜台。之后李光文、余红霞等人带领王水珍等储户到工行南门支行毛慧珺的窗口办理拉对账单业务。在王水珍到达工行南门支行之前，犯罪分子王岚和案外人徐丽斯根据犯罪分子陈锦良通过短信发送的王水珍及其他储户的卡号、存款金额等信息，先行填写了三张办理汇款用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其中一张汇款填单填写的内容为将王水珍62×××97账户内的500万元汇至王岚62×××61银行卡内，并代为签写了王水珍等储户的名字。2016年2月19日16时5分许，徐丽斯来到工行南门支行毛慧珺所在柜台。16时6分25秒许，徐丽斯将一张纸条递交给了毛慧珺。纸条内容的主要意思是办理汇款业务时不要问太多，汇款单放隐蔽点不要让客户看见，汇款单的存根不要交给客户，到时候她会过来拿。随后徐丽斯将三张汇款单递交给了毛慧珺，徐丽斯在与毛慧珺交谈中再次确认汇款单的存根不给客户，汇款之前先拉明细账单。16时8分59秒许，徐丽斯离开了柜台。16时9分38秒许，王水珍由李光文陪同来到毛慧珺窗口，李光文对柜台说拉账单。随后王水珍将银行卡和身份证递给毛慧珺。在毛慧珺办理拉对账单业务过程中王水珍根据提示输入过密码。16时13分10秒许，王水珍拿到对账单并阅看。拉对账单业务办结后，毛慧珺未向王水珍确认是否办理500万元汇款业务，也未退还王水珍的银行卡和身份证，继续按照徐丽斯递交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办理500万元汇款业务。16时15分42秒许，王水珍在不知道毛慧珺正在办理汇款业务的情况下按照柜台提示再次输入密码。汇款业务办结后毛慧珺没有将汇款单存根交给王水珍。前述事项办理完毕后，王水珍在车上根据李光文的要求在一张承诺不提前支取、不挂失、不转让、不质（抵）押、不开通网银手机短信等电子业务、不查询等事项的承诺书上签字。王岚确认王水珍的500万元到账后将55万元的贴息转账至王水珍卡号62×××25账户。王水珍因听闻有人的贴息存款被人取走，于2014年4月8日查询了62×××97账户，发现500万元资金被转走。王水珍联系李光文、余红霞要求还款无果后于2014年4月22日向江山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
本院另查明，2013年下半年起，邱爱玉、朱益明、陈锦良、王岚等人相互勾结，以高息为诱饵，通过余红霞、华祝凤等人介绍联系，诱骗储户到指定银行开户存款，利用储户拉对账单需要输入密码之机，让储户重复输入密码，将账户内存款转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在（2015）浙杭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与（2015）浙刑二终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中判决邱爱玉、朱益明、陈锦良、王岚等人犯诈骗罪，同时责令邱爱玉、朱益明、陈锦良、王岚等人以各自参与额为限退赔犯罪所得57002077.3元按比例发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荡支行和王水珍及案外人金雅莉。
本院认为，王水珍与工行江山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水珍开户存款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系犯罪分子实施的犯罪行为，况且储蓄存款合同的双方是王水珍与银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非法目的，被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主张涉案储蓄存款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储户将资金存入银行后，资金所有权即归属于银行，储户则取得要求银行兑付存款本息的债权。王岚等犯罪分子的行为并非直接侵害了王水珍的财产所有权，而是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所有权。被告认为其有理由相信徐丽斯提交汇款单得到原告的许可以及汇款系王水珍真实意思，与事实不符。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500万元汇款填单的内容及签名并非王水珍填写，王水珍没有授权他人填写、提交汇款单，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向工行南门支行作出过汇款500万元给王岚的意思表示，对汇款一事也不知情。徐丽斯递交的纸条表明徐丽斯不想被王水珍知道汇款事宜，毛慧珺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也坦言当时觉得奇怪，在办理拉对账单业务及汇款业务时，徐丽斯也未在柜台边，毛慧珺办理汇款前未向王水珍核实汇款业务的真实性，汇款后也没有按银行规定将汇款单存根交给王水珍。上述事实说明，由于银行工作人员轻信案外人，在办理涉案汇款业务时未遵守操作流程，导致账户资金被骗走。因此，王水珍与工行江山支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工行江山支行应继续履行兑付存款本息的义务。
由于储户对账户资金也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对于账户资金的安全应依约履行相关义务并负有相应的附随义务。如果储户在储蓄存款合同的缔结、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银行账户资金短少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储户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可根据储户过错与银行账户资金短少的关联程度适度减轻银行兑付存款的责任。王水珍在储蓄存款合同的缔结、履行过程中则存在以下过错：受高额利息诱惑轻信案外人介绍前往工行江山支行开户、存款，但未向银行核实该项存款业务的真实性；在开户过程中由他人陪同，未尽妥善保管账户相关信息的约定义务，致使犯罪分子获得其银行卡号等信息，虽然银行卡号因为交易需要使用而无法保密，但在本案中，获取王水珍银行卡号是犯罪分子得以填写汇款单实施犯罪行为的前提；原告应该知道拉对账单业务中拿到对账单后客户就无需再输入密码，其拿到对账单后再次输入密码，对于密码的使用不够慎重，输入密码汇款才得以完成，该行为与银行账户资金损失具有直接关联；原告知道自己在办理拉对账单业务中未填写过业务凭单，拿到银行卡和身份证后欲签字时对于毛慧珺手指汇款业务凭证的举动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和回应，导致银行工作人员错失了发现原告没有汇款意思的机会。因此，王水珍在储蓄存款合同的缔结、履行过程中有较大的过错，且其过错与银行账户资金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基于上述情况酌定减轻工行江山支行40%的兑付责任。此外，王水珍收取的55万元贴息，系王岚在成功骗取500万元汇款后所支付，属于因银行的行为取得的利益，应从工行江山支行应兑付的存款本金中扣除。综上，工行江山支行应继续向王水珍兑付245万元存款及相应利息。基于王岚等人的行为并非直接侵害了王水珍的财产所有权，而是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所有权，追赃、退赔所得的资金款项所有权原则上应当归属于银行。本案中因为王水珍存在过错及王水珍获取了贴息减轻了银行的兑付责任，故本案追赃、退赔所得的资金，应由银行在245万元存款本金的兑付责任范围内享有，王水珍在200万元的范围内享有，追赃、退赔实际所得由双方按比例分配。王水珍未领取退赔款的行为并不影响其依据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向银行主张债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水珍存款本金24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450000元存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自2014年2月19日起计算至存款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王水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025元，由王水珍负担20525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行负担26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亿朝
人民陪审员 柴元德
人民陪审员 吴江国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邱霞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