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5民终2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路72号九州大厦A座21层。负责人：杨川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笛，湖北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裕，男，197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该公司职工。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群，男，196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三峡开发总公司长江电力检修厂职工，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亚玲，女，196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系廖群之妻。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书华，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廖群、高亚玲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16）鄂0502民初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笛、黄金裕，被上诉人廖群、高亚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书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康人寿宜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6）鄂0502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廖群、高亚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廖群、高亚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认定廖群、高亚玲未履行询问、提示以及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属于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1、该鉴定涉及的送检材料系电子签名痕迹，廖群、高亚玲提交的对比样本为纸质书写痕迹，两者不具备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人书写的前提条件；2、该鉴定结论系倾向性认定，而非一审判决所称的肯定性认定；3、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提交的个人寿险投保单、客户权益确认书、理赔询问笔录、电话回访录音属于可以证明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已经履行法定义务的直接证据，即使案涉投保单中的签名非廖群、高亚玲亲笔签名，但其缴纳保险费的行为属于对签字行为的追认，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仅认可保险合同的效力。二、一审法院以案涉保险条款属于免责条款，因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未提示、明确说明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为由，认定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1、一审法院认为泰康人寿宜昌公司需承担不能证明案涉保险合同系微信方式投保的不利后果，属于加重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的举证责任；2、案涉保险条款2.4条的约定，并未减轻保险人的责任；3、保险条款9.7的释义是对案涉险种保险责任的约定，语义清晰并没有歧义，不存在需要作出两种解释的前提，并且其内容既不属于格式条款中的无效条款，也不属于减轻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条款对保险合同双方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三、本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的责任范围仅限于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泰康人寿宜昌公司亦在法定期限内对廖群、高亚玲保险的理赔申请作出了核定，一审判决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支付廖群、高亚玲利息于法无据。廖群、高亚玲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保险合同签订时（或签订前）未对投保人询问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本案中签订保险合同时，投保人高亚玲未在宜昌，保险合同书也没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投保时没有询问，不能据此解除合同。二、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由于高亚玲没有在宜昌，保险合同也不是高亚玲和廖群的签字，签订合同时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作提示和说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廖群、高亚玲不生效。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因保险公司未提示说明，“初次确诊”的定义对廖群、高亚玲不生效，初次确诊可以解释为出生后初次确诊或者签订合同后初次确诊，根据法律规定，初次确认应该理解为合同签订后。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利息损失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应该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廖群、高亚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泰康人寿宜昌公司解除33178841号保险合同无效；2．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向廖群赔偿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10万元，并从2015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年6.5%）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8日，高亚玲在泰康人寿宜昌公司为其夫廖群投保了《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保险单号码为xxxx，保险金额为1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4月9日至2025年4月8止，交费期间10年、每期保险费1000元，高亚玲在2015年4月8日向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支付了首期保险费1000元。保险合同生效后2015年4月17日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对高亚玲进行了关于签名、投保提示等内容的电话回访。《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条款2.3对保险责任约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恶性肿瘤保险金—本合同生效（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180日内（该180日疾病等待期间，续保生效时无疾病等待期，但续保后复效的，疾病等待期重新计算），被保险人经医院初次确诊（见9.7）罹患本合同所定义的恶性肿瘤，我们向恶性肿瘤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恶性肿瘤保险金，其数额等于您在被保险人初次确诊罹患本合同所定义的恶性肿瘤所属保险期间内已交纳的本合同的保险费数额，本合同终止。本合同生效（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180天后，被保险人经医院初次确诊罹患本合同所定义的恶性肿瘤，我们按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向恶性肿瘤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恶性肿瘤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释义条款9.7“初次确诊指自被保险人出生之日起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释义条款9.8：“恶性肿瘤指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疾……下列疾病不在恶性肿瘤的保障范围内：⑴原位癌；⑵相当于Binet分期方案A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⑶相当于AnnArbor分期方案Ι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⑷皮肤癌（不包括恶性黑色素瘤及已经发生转移的皮肤癌）；⑸TNM分期为TiNoMo期或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⑹感染艾滋疾病或患艾滋病期间所患恶性肿瘤。《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条款2.4责任免除：“……（8）被保险人在投保本合同时已患有恶性肿瘤或者原位癌……”另查，高亚玲审理中提供了2015年4月7日从宜昌乘火车到南京，于4月9日乘火车从南京返回宜昌的火车票。期间于2015年4月8日高亚玲用短信向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的业务员杨丹英提供了银行卡号、廖群电话及身高体重信息，业务员杨丹英对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廖群的有关情况进行询问。廖群分别于1988年11月、2009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在宜昌市优抚医院因精神类疾病住院两次。2009年5月因皮肤原位癌在宜昌市葛洲坝中心医院住院，2015年10月8日至10月20日，廖群在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12天，2015年10月15日，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廖群的病例检查报告单病例诊断：（左腘窝）转移性中至高分化鳞状细胞癌，出院诊断为左侧腘窝转移性鳞状细胞癌。2015年11月17日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向廖群、高亚玲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解约保险33178841，不退还保险费。一审审理中，2016年4月1日，廖群、高亚玲申请对《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里第28面上投保人“高玉玲”的签名及被保险人“廖群”的签名是否二人本人签名进行鉴定。2016年7月12日，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33178841号保险合同中2014年4月8日投保人处“高玉玲”签名不是高亚玲本人签名、被保险人处“廖群”签名不是廖群本人签名。廖群、高亚玲支付鉴定费2000元。廖群、高亚玲对鉴定结论无异议，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提出廖群、高亚玲申请事项与本案无关联，鉴定结论系主观判断，结论不能作为否定同一认定的凭据，在鉴定结论的分析说明部分有明确表述，不能认定廖群、高亚玲在投保资料中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的依据。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另说明本案系客户通过业务员获得泰康投保种子在自己的微信里完成，在手机上手写签名确认，没有纸制的签名。但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对本案是否为微信投保未提供相关的证据。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2015年4月8日，高亚玲在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投保了《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并且按保险合同约定缴纳了保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受法律保护。本案焦点：1、高亚玲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廖群、高亚玲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泰康人寿宜昌公司解除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只有在被询问时才承担告知义务。本案保险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4月8日，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是否进行了询问,双方各执一词，本案查明高亚玲于2015年4月7日离开宜昌至2016年4月9日回到宜昌，签订合同时投保人不在宜昌。2015年4月8日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的业务员杨丹英在与高亚玲短信沟通时没有对被保险人廖群的有关情况未进行询问；2016年7月12日，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双方之间的33178841号保险合同中2014年4月8日投保人处“高玉玲”签名不是高亚玲本人签名、被保险人处“廖群”签名不是廖群本人签名。从保险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签名确认等内容难以认定廖群、高亚玲投保时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是否对投保人高亚玲及被保险人廖群进行了询问，故廖群、高亚玲不应承担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相应责任。本案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对鉴定结论持有异议，虽然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电话回访高亚玲时高亚玲认可了签字内容，该内容属于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对双方订立合同情况的概括性询问，系言辞证据，但电话回访的实质内容与保险合同等书面证据及鉴定结论不一致，故应适用书面证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高亚玲缴纳保险费，仅表明其愿意订立保险合同。按照“弃权与禁反言”的保险法原理，由于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放弃了就被保险人相关情况向投保人询问的权利之后，无权再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同时，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抗辩本案保险合同签订是通过“微信”完成的，按照“微信”投保流程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经向投保人进行了询问、对保险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但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对此“微信”投保抗辩未提供证据，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此，泰康人寿宜昌公司以投保人高亚玲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无效，不发生法律效力。2、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廖群在2015年10月15日被医院诊断为（左腘窝）转移性中至高分化鳞状细胞癌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是否可以免责。⑴、《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条款2.3保险责任：“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本合同生效（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180天后，被保险人经医院初次确诊罹患本合同所定义的恶性肿瘤，我们按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向恶性肿瘤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恶性肿瘤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本保险合同于2015年4月9日生效，被保险人廖群在2015年10月15日被医院诊断为（左腘窝）转移性中至高分化鳞状细胞癌，被保险人廖群在保险合同生效后189天诊断为癌症，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⑵、保险条款释义条款9.7“初次确诊指自被保险人出生之日起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条款释义条款9.7虽是保险条款释义，但属于免责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该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向投保人提示和说明，未提示和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条款2.4责任免除：“……被保险人在投保本合同时已患有恶性肿瘤或者原位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是否对保险条款释义条款9.7及保险条款2.4责任免除条款是否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或者明确说明？根据前述，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没有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故以上条款不发生效力。被保险人廖群虽在2009年5月因皮肤原位癌在宜昌市葛洲坝中心医院住院，因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高亚玲投保时未履行向投保人提示和说明义务，故泰康人寿宜昌公司不能据此免责。另外，对于医院初次确诊可以解释为出生后初次确诊或合同签订后初次确诊，依据对争议条款的解释规定，本案初次确诊应理解为合同签订后初次确诊。因此，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对被保险人廖群应承担保险责任。3、关于廖群、高亚玲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在申请理赔后30日内作出核定，由于廖群未提供申请理赔时间，故以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理赔决定书起（2015年11月17日）计算审核期间，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应从2015年12月17日起承担逾期支付保险金的利息。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九条，判决：一、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2015年11月17日解除《33178841号保险合同》无效。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群支付泰康老年恶性肿瘤疾病保险保险金10万元，并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7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238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1190元，鉴定费2000元，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负担，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承担的诉讼费、鉴定费在履行上述判决时转付廖群、高亚玲。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一审判决书中表述的“本案查明高亚玲于2015年4月7日离开宜昌至2016年4月9日回到宜昌”系笔误，应为“本案查明高亚玲于2015年4月7日离开宜昌至2015年4月9日回到宜昌”。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时是否履行了询问、提示以及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1、虽然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确为“倾向认定”结论，且泰康人寿宜昌公司主张，“该鉴定涉及的送检材料不具备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人书写的前提条件”以及“该鉴定结论系倾向性认定，非一审判决所称的肯定性认定”，但根据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及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都未提出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的证据亦未申请重新鉴定，因此本院对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2、泰康人寿宜昌公司虽然主张，“2015年4月17日电话回访高亚玲时其认可了签字内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本案中，该录音内容与保险合同等书面证据及鉴定结论不一致，因此不应确认其证明效力。3、一审中高亚玲提供了其2015年4月7日乘火车从宜昌到南京，2015年4月9日乘火车从南京返回宜昌的火车票，一审法院由此认定高亚玲于2015年4月7日离开宜昌至2015年4月9日回到宜昌，二审庭审中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对这一事实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可以认定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9日投保人高亚玲不在宜昌。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廖群、高亚玲为证明其在投保时业务员杨丹英对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廖群的有关情况未进行询问，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杨丹英之间的短信对话记录，应认定其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既然认为，“投保时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曾就廖群的健康状况“初次确诊指自被保险人出生之日起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也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无论是在一审中还是在二审中，泰康人寿宜昌公司都未提供相应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应承担不利后果。5、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既然提出，“本案系客户在自己的微信里完成投保，投保人即使本人不在宜昌，仍然可以通过微信操作，完成身体健康询问，查看到保险合同的详细条款，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电子签名”的主张，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就应由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承担证明其主张的证明责任，一审判决“应由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承担该项主张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6、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提供的客户权益确认书、理赔询问笔录等证据的产生时间均在双方签订保险合同之后。综上所述，案涉保险合同签订时，投保人高亚玲并不在宜昌，且高亚玲、廖群均未在案涉保险合同上签字，泰康人寿宜昌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高亚玲、廖群在签订案涉保险合同时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得知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因此不能认定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履行了询问、提示以及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二、关于案涉保险合同中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范围问题。1、本案中,案涉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释义条款9.7已明确说明，“初次确诊指自被保险人出生之日起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而不是指本合同生效、复效之后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种疾病。”对此条款在理解上应并无歧义，但虽然该条款并未书写在案涉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类别中，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条款释义条款9.7虽是保险条款释义，但仍属于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2、至于案涉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2.4“……因下列第（6）至第（9）项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定义的恶性肿瘤或者原位癌的，我们不承担给付相应保险金的责任……（8）被保险人在投保本合同时已患有恶性肿瘤或者原位癌……”系已明确写明在“责任免除”条款中，理应属于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未经明确提示和说明，上述条款对廖群、高亚玲不产生效力。三、关于廖群、高亚玲缴纳保险费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高亚玲虽然未在保险合同上签字，但其缴纳了保险费，应认定双方之间保险合同成立。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在双方订立案涉保险合同时未履行明确告知义务亦未就廖群的相关情况向廖群、高亚玲询问，因此无权再依照案涉保险合同中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或者以廖群、高亚玲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支付保险金。四、关于泰康人寿宜昌公司是否应支付廖群、高亚玲主张的利息损失。既然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应向廖群、高亚玲支付案涉保险金，却又未按时支付，因此其给廖群、高亚玲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应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定泰康人寿宜昌公司应承担逾期支付保险金的利息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泰康人寿宜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兆勇审判员  赵春红审判员  肖小月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