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27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蓉，女，197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宁波柯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强，男，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宁波怡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宁波市江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杰，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桂蓉因与被上诉人何国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3民初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桂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何国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变相剥夺了李桂蓉的辩论权利，存在严重的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八条都对争议焦点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和《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中均载明说理应该围绕争议焦点展开，逐一进行分析论证。一审庭审时，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一是宁波怡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德公司）已经支付的5700000元股权转让款是否需要返还；二是如果该笔股权转让款需要返还，那么应该由李桂蓉向何国强返还还是由李桂蓉、宁波柯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泰公司）分别向怡德公司返还1700000元和4000000元。围绕这两个争议焦点，双方在一审中进行了论述。但在一审判决中载明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对《协议》的变更还是仅为过户需要而签订的，就这一争议焦点，双方从未发表过意见；二、就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陈述的争议焦点存在内容上的不妥之处。一是《股权转让协议》与《协议》相比，主体已经发生变更，所以《股权转让协议》当然是对《协议》作出的变更。基于这一认知，法院应该对变更之后的约定，即《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作进一步判断，在一审庭审中原概括的争议焦点“怡德公司已经支付的5700000元股权转让款是否需要返还”就是很有针对性的焦点问题，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未予提及。二是即便按照一审判决书中载明的争议焦点内容，可以得出《股权转让协议》是仅为过户需要而签订的结论，也无法推论出应由李桂蓉返还何国强款项，而不是由李桂蓉和柯泰公司分别向何国强返还款项的结论；三、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主体变更后的交易价款是否变更，李桂蓉、何国强、怡德公司、柯泰公司的意思表示和相互之间交易法律关系等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将李桂蓉依照《协议》支付给何国强的6554287.47元款项错误地认定为系支付给怡德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可是却连李桂蓉本人究竟有没有作出过代替柯泰公司向怡德公司付款的意思表示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查清过。涉案各主体都具有独立性，不应混为一谈，且如果何国强、李桂蓉约定私下返还股权转让款，这一操作方式也存在严重违法性。
何国强辩称，一、一审法院并未剥夺李桂蓉的辩论权利，理由如下：一是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归纳的两个争议焦点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而作出。李桂蓉在一审中辩称其已经支付6554287.47元（7700000元-1145712.53元）抵偿款，而何国强认为其中5700000元系用于返还股权转让款，并非抵偿款，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履行《协议》中股权变更内容、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的，不是对《协议》中股权转让的重新约定，双方约定，为了会计平账的需要，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支付的资金应当按照《协议》约定返还给实际支付人。所以，从诉、辩的实体内容来看，《协议》与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就是双方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将此作为争议焦点是正确的。二是李桂蓉一审的答辩意见自相矛盾，但一审法院仍然给予其充分辩论的权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桂蓉一方面否认该《协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主张其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多支付了7700000元抵偿款。一审法院没有因为李桂蓉的答辩意见前后矛盾而径行判决，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剥夺李桂蓉辩论权的情况。三是何国强起诉仅要求李桂蓉按照《协议》约定在2015年年底前付清5000000元抵偿款，所以本案无需理清复杂的经济往来，一审法院对争议焦点归纳的是合理的；二、实体方面，李桂蓉刻意歪曲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故意曲解20000000元抵偿款的概念。所谓的抵偿款，是指双方债权债务相抵之后，一方仍应支付另一方的款项。根据《协议》约定及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涉案20000000元抵偿款是指企业分家之后双方分别取得公司财产，两相比较之下，李桂蓉取得的财产价值要比何国强取得的财产价值多20000000元。在得出这一差价之前，双方已经对涉案各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计算，而李桂蓉认为20000000元抵偿款中包含了股权转让款的差价4554287.47元是没有依据的。二是故意混淆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主体关系。李桂蓉认为涉案四份《股权转让协议》牵涉六方主体，故其个人没有履行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何国强认为，涉案纠纷缘于李桂蓉、何国强之间的分家析产协议。在签订《协议》时，李桂蓉、何国强同时身兼多重身份，李桂蓉是柯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宁波蓝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柏公司）的股东；何国强是蓝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怡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何国强彻底退出柯泰公司，李桂蓉彻底退出蓝柏公司。一审中，李桂蓉、何国强均认可《协议》中关于股权变更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即使《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变更情况和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价存在一定的差异，也应当认为是何国强、李桂蓉均同意以这样的方式来履行《协议》中股权变更的内容。事实上，何国强通过怡德公司受让李桂蓉持有的蓝柏公司及柯泰公司持有的蓝柏公司股权，实现了李桂蓉全面退出蓝柏公司、何国强全面退出柯泰公司的事实，因此怡德公司行为即代表何国强这点应无争议；三、何国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桂蓉担心应返还给何国强的4000000元应如何通过柯泰公司的账户转到其个人名下，显然其对该款项应该返还给何国强也无异议。且为了平账需要流转的股权转让款均备注“转股需要”，更说明怡德公司为转股支付的5700000元理应由李桂蓉返还给何国强，李桂蓉向何国强支付的7700000元中的5700000元就是返还这部分股权转让款。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桂蓉立即支付何国强款项18000000元。一审审理中，何国强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李桂蓉立即支付何国强应付款项3000000元、利息4350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4月30日止，此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6日，何国强、李桂蓉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如下，一、何国强同意转让所有柯泰股份；二、柯泰转让蓝柏所有股份；三、李桂蓉购蓝柏土地款人民币叁佰柒拾伍万元归属于何国强；四、何国强转让万特商务中心1号楼的房产以及地下车位给李桂蓉；五、李桂蓉转让蓝柏股份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给）何国强；六、ANJ、GREETMED两个离岸账户转让给李桂蓉；七、何国强离开公司后不带走任何柯泰公司的现有客户；八、柯泰可以继续使用MFLAB商标抬头，但不允许以MFLAB名义开发新客户；基于以上几点，李桂蓉抵偿人民币贰仟万元给何国强分10年还清，2015年底李桂蓉付伍佰万元给何国强，剩下部分在9年内还清。2015年3月10日，柯泰公司（出让方）与怡德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在蓝柏公司的4000000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6.364%股权，以4000000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4000000元支付给出让方，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以新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同日，李桂蓉（出让方）与怡德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在蓝柏公司的1700000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454%股权，以1700000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1700000元支付给出让方，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以新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2015年3月20日，何国强（出让方）与李桂蓉（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经柯泰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双方就转让柯泰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何国强愿意将占柯泰公司48%的股权（出资额计玖拾陆万元）以壹佰壹拾贰万贰仟叁佰叁拾元陆角伍分的价格出让给李桂蓉，李桂蓉愿意受让上述股权；二、股权转让后何国强在柯泰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李桂蓉承继；三、李桂蓉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10天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将壹佰壹拾贰万贰仟叁佰叁拾元陆角伍分交付给何国强。同日，何国强（出让方）与案外人李桂环（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经柯泰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双方就转让柯泰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何国强愿意将占柯泰公司1%的股权（出资额计贰万元）以贰万叁仟叁佰捌拾壹元捌角捌分的价格出让给李桂环，李桂环愿意受让上述股权；二、股权转让后何国强在柯泰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李桂环承继；三、李桂环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10天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将贰万叁仟叁佰捌拾壹元捌角捌分交付给何国强。2015年4月2日，何国强与李桂蓉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柯泰公司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2015年4月20日，何国强与李桂蓉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怡德公司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2015年4月27日，怡德公司向李桂蓉汇款1700000元；2015年4月28日，怡德公司向柯泰公司汇款2100000元；2015年4月29日，怡德公司向柯泰公司汇款1900000元。2015年4月20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300000元；2015年4月27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三笔分别为10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2015年4月28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二笔分别为700000元、700000元；2015年4月28日，柯泰公司向何国强汇款三笔分别为145712.53元、500000元、500000元；2015年7月23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500000元，汇款附言股份；2015年9月3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500000元，汇款附言转股；2015年9月8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500000元，汇款附言转股；2015年9月10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500000元，汇款附言转股；2015年9月11日，李桂蓉向何国强汇款854287.47元，汇款附言转股。2015年4月28日，何国强向李桂蓉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何国强于2015年4月20日收李桂蓉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于2015年4月28日收李桂蓉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两次共计贰佰万元。何国强在收款人处签字确认，李桂蓉在付款人处签字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何国强、李桂蓉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协议》明确约定“李桂蓉抵偿人民币贰仟万元给何国强分10年还清，2015年底李桂蓉付伍佰万元给何国强”，对该款项李桂蓉负有履行义务，现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已届满，李桂蓉仅支付2000000元，尚有3000000元抵偿款未支付，已构成违约，故何国强诉请李桂蓉支付3000000元及逾期利息，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李桂蓉提出的何国强存在严重的违约问题，一是关于房地产转让问题，李桂蓉已就此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该事宜处理应以该案审理意见为准。因双方对于房地产转让未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履行时间，故李桂蓉以此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二是关于客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李桂蓉认为何国强违反《协议》约定，带走柯泰公司的客户，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何国强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李桂蓉支付何国强抵偿款300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上述款项李桂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00元，由李桂蓉负担。
二审中，何国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李桂蓉向本院申请调取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浙0204民初1891号（以下简称1891号）案件庭审录音，拟证明1891号案件庭审中，何国强陈述就涉案《协议》第四条的履行，何国强并未违约，因为何国强将涉案房地产到银行进行抵押是基于何国强、李桂蓉后续对《协议》第四条进行了变更，李桂蓉对何国强将涉案房产进行抵押是知情并同意的；该案证人案外人韩某陈述，因为李桂蓉暂时没有钱给何国强，所以何国强将该案房产拿去银行抵押……由此可见，根据何国强在该案中的陈述，李桂蓉、何国强已就《协议》内容进行了变更，故关于抵偿款的约定可能也已发生变更，李桂蓉不应支付3000000元抵偿款。李桂蓉经质证认为，1891号案件中出示的证据及证言可以显示本案中的微信证据系经何国强断章取义后向法院提交，在何国强违约在先又对涉案房产不予过户的前提下，李桂蓉并未同意双方将股权转让款进行“私下”返还操作。李桂蓉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其拟证明的事实。何国强经质证认为，对1891号案件的庭审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不能证明李桂蓉在2015年之前无需支付抵偿款3000000元。从该录音内容来看，无论是何国强在该案中的答辩内容还是韩某的证言均不能证明何国强、李桂蓉就《协议》中2015年年底前需要支付5000000元抵偿款条款作了变更约定，特别是李桂蓉在微信中自己也陈述2015年年底还需要支付3000000元抵偿款。从逻辑上来看，双方对《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进行变更不必然导致2015年年底之前支付抵偿款的约定作了变更。从《协议》履行上来看，在李桂蓉未依约全额支付抵偿款之前，李桂蓉与何国强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明确房产的所有权人仍然是何国强，也即李桂蓉认可其尚无权享有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因此，李桂蓉根据《协议》第四条尚未履行完成而认为其无需支付3000000元抵偿款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本院依法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调取，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1891号案件主要涉及《协议》第四条的履行问题，《协议》中并未明确将第四条的履行作为2015年年底之前李桂蓉应支付的5000000元抵偿款的前提条件，即便双方对《协议》第四条的履行约定进行变更，亦无法直接推论为《协议》中关于2015年年底，李桂蓉应向何国强履行的5000000元抵偿款支付义务的约定已发生变更。且关于《协议》第四条的履行问题已经在1891号案件中进行处理，该案目前尚未审结，故本院对该问题在本案中不宜进行认定。综上，该证据不能证明李桂蓉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中，李桂蓉仅对一审法院工商变更登记主体问题存在异议，本院经审查认定，2015年4月2日，何国强、李桂蓉、李桂环共同完成柯泰公司股权变更相关手续，何国强将其持有的柯泰公司49%股份分别变更登记给李桂蓉、李桂环，变更后，李桂蓉持有柯泰公司99%股份，李桂环持有柯泰公司1%股份；2015年4月20日，李桂蓉、何国强、柯泰公司、怡德公司共同完成蓝柏公司的股权变更相关手续，李桂蓉、柯泰公司、何国强分别将其持有蓝柏公司15.454%、36.364%、33.818%股权变更登记给怡德公司，变更登记后，怡德公司持有蓝柏公司86.818%股权，其余股权仍由案外人顾叶红等自然人持有。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剥夺李桂蓉辩论权利的程序瑕疵；二、李桂蓉应否支付何国强涉案3000000元抵偿款。
关于焦点一，李桂蓉主张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归纳的争议焦点与在判决书表述的争议焦点不一致，且一审判决书表述的争议焦点显然不当，故一审剥夺其围绕判决书所载争议焦点进行辩论的权利。何国强主张一审庭审中归纳的争议焦点与判决书表述的争议焦点实质相同，且一审法院已经给予李桂蓉充分的辩论权利。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庭审及判决书中表述的争议焦点确有不同。综合全案来看，何国强起诉李桂蓉要求其履行《协议》中载明的部分抵偿款3000000元支付义务，李桂蓉在一审中陈述的答辩意见之一是该笔抵偿款，其已经履行完毕。故法院需要厘清李桂蓉已经向何国强汇付的款项是否系用于支付抵偿款，加上付款人为柯泰公司的1145712.53元款项（双方对柯泰公司代李桂蓉支付上述款项均无异议），李桂蓉共支付何国强7700000元。双方主要就其中5700000元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何国强认为双方为履行《协议》中的股权转让问题，约定各股权转让款实际仅为平账及工商登记而进行流转，双方实际上均无需因股权转让而向对方支付任何款项，由于2015年4月27日、4月28日，怡德公司为股权转让而分三笔分别支付给李桂蓉、柯泰公司1700000元、4000000元，故李桂蓉支付给何国强的争议5700000元均系返还上述股权转让款。李桂蓉一方面认为其与柯泰公司系独立主体，其向何国强支付的7700000元款项中，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只有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李桂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合计1145712.53元款项，其余6554287.47元款项均系支付《协议》项下抵偿款，故其已经超额履行完毕2015年年底需支付的5000000元抵偿款。另一方面认为，即便依据《协议》约定，怡德公司支付李桂蓉及柯泰公司的5700000元股权转让款确应返还，也应由李桂蓉、柯泰公司分别予以返还，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桂蓉支付何国强的款项大多数也应认定为是抵偿款。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的争议焦点在文字表述上确有容易引起歧义之处。但结合一审法院针对该项争议焦点的分析，理清《股权转让协议》与《协议》之间的关系，意在解决李桂蓉支付给何国强的款项中存在主要争议的5700000元性质问题，该争议焦点与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概括的两个争议焦点拟解决的问题实质是一致的，双方也已围绕争议款项性质问题展开充分辩论，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不存在上述程序问题。
关于焦点二，李桂蓉主张，根据一审判决书载明的争议焦点及围绕这一焦点进行的分析，无法得出李桂蓉应支付何国强3000000元抵偿款的结论。一审法院对李桂蓉支付给何国强的6554287.47元款项，部分认定为系返还给怡德公司的股权转让款错误，李桂蓉实际已经履行完毕2015年年底应当支付的抵偿款。且何国强未完整履行《协议》中关于房产转让等义务，故李桂蓉在何国强全面履行义务之前无需支付抵偿款。何国强主张，李桂蓉以个人及柯泰公司名义向其支付的7700000元中只有涉案收条中载明的2000000元系支付抵偿款，其余款项均系支付或返还股权转让款，李桂蓉并未履行《协议》中载明的2015年年底之前需付的5000000元抵偿款中的3000000元。《协议》中并未将转让房产等作为2015年年底之前应支付的抵偿款的前提条件，且关于房产转让的约定已经另案处理，故李桂蓉应当支付相应款项。本院认为，关于李桂蓉是否已经履行完毕5000000元抵偿款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其一，从时间上来看，李桂蓉以其个人名义及柯泰公司名义汇付何国强款项的时间均发生在《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其二，从金额上来看，李桂蓉以其个人名义及柯泰公司名义汇付何国强的7700000元款项中，除收条所示的2000000元之外，剩余5700000元款项在金额上与怡德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7日、28日汇付李桂蓉、柯泰公司的总金额一致；其三，从《协议》的内容、微信内容及实际履行过程来看，柯泰公司、怡德公司、蓝柏公司、何国强、李桂蓉之间确实存在通过公司账户履行《协议》中个人之间约定的操作模式。一是《协议》载明“柯泰转让蓝柏所有股份给何国强、李桂蓉转让蓝柏股份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何国强”，而实际受让蓝柏公司原由柯泰公司、李桂蓉持有的相应股权的主体是怡德公司，怡德公司在一审中也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其系应何国强指示受让相应股权，相应股权转让款系为财务平账需要而支付，李桂蓉已向何国强返还。何国强系怡德公司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属实，其本人认可怡德公司代其受让股权的事实。何国强、李桂蓉均表示，就《协议》中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内容均已履行完毕，故怡德公司代何国强受让股权的事实存在。2015年3月20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主体是何国强与李桂蓉、李桂环，但相应股权转让款系通过柯泰公司予以交付，故柯泰公司代李桂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同样存在。二是何国强微信内容中，李桂蓉明确认可存在“公司的账从私下走”的操作方式。三是2015年7月23日、9月3日、9月8日、9月10日、9月11日以李桂蓉个人名义向何国强汇付的共计2854287.47元款项均备注“股份”或“转股”，李桂蓉主张该批款项性质系抵偿款，但其对备注未作合理解释。至2015年年底，依据《协议》，李桂蓉仅需支付5000000元抵偿款，而依据李桂蓉的主张，其已支付6554287.47元抵偿款，在李桂蓉认为何国强尚未履行《协议》项下义务的前提下，李桂蓉超额支付2015年年底之前应支付的抵偿款不符合常理，李桂蓉亦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认为，综合比较何国强、李桂蓉双方对于7700000元款项性质的解释，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认为，李桂蓉已经履行2015年年底应完成支付的5000000元抵偿款依据不够充分。关于何国强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是否为本案所涉5000000元抵偿款支付的前提条件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协议》内容，何国强、李桂蓉在对柯泰公司、蓝柏公司股权转让、蓝柏公司土地款、涉案房产及地下车位转让、离岸账户使用、何国强就不带离客户的承诺、商标使用多个问题进行约定后，载明“基于以上几点，李桂蓉抵偿人民币贰仟万元给何国强分10年还清。2015年底李桂蓉付伍佰万元给何国强，剩下部分在9年内还清”。从《协议》内容来看，上述几项约定的履行影响抵偿款的支付。但是，由于双方约定了抵偿款为分期支付，总金额为20000000元，而《协议》中明确约定2015年年底李桂蓉应当支付5000000元抵偿款，双方未就这一笔抵偿款明确约定履行的前提条件。而《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约定部分已经确实履行完毕，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5年年底之前的5000000元抵偿款支付条件尚不具备。且李桂蓉在本案中既主张其已超额完成2015年前应履行的抵偿款支付义务，同时又认为该笔抵偿款支付条件尚不具备，两者存在矛盾。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令李桂蓉支付3000000元抵偿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桂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李桂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叶剑萍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