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32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HAIRONGAHERNE（原中文名李海蓉），女，1968年3月5日出生，爱尔兰共和国国籍。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汪日，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玲，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殚，男，汉族，1967年3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元俊华，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武汉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HAIRONGAHERNE因与上诉人何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初5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HAIRONGAHERNE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汪日、鲁玲，上诉人何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元俊华、苏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HAIRONGAHERNE上诉请求：确认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央文化旅游区一期K9-1地块项目（万达御湖世家）第2幢3单元45层2号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HAIRONGAHERNE所有，土地使用权归HAIRONGAHERNE享有，判令何殚配合办理登记手续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涉案房屋由HAIRONGAHERNE购买，应当据此确认HAIRONGAHERNE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要求何殚配合办理房屋登记手续。HAIRONGAHERNE具备购房资格，不存在履行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障碍，应当支持HAIRONGAHERNE主张何殚配合办理登记手续的请求。
何殚辩称，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中，HAIRONGAHERNE并非当事人，不能主张确认自己系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双方对于涉案房屋出卖后的售房款归谁所有并无约定，HAIRONGAHERNE以售房款为对价购买股权，但因双方签订的《代持股权的约定》被撤销，所以代为处理房屋的协议也不再成立。
何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四项，撤销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中关于代持房产返还的约定内容，判令HAIRONGAHERNE将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原件、涉案房屋及其全套钥匙及相关交房资料交还给何殚，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HAIRONGAHERNE承担。事实和理由：（一）HAIRONGAHERNE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起诉时，HAIRONGAHERNE以公民身份证载明的身份信息主张权利，但其已于2009年10月9日加入爱尔兰共和国籍。HAIRONGAHERNE已丧失中国国籍，即便仍然持有中国国籍的身份证件，但已不再是中国公民，不具有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资格。没有证据证明HAIRONGAHERNE与“李海蓉”是同一个人，原审法院在未经查证的前提下，认定HAIRONGAHERNE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二）涉案房屋是何殚购买的。涉案购房合同载明的买受人、发票载明的付款人均为何殚，不能根据HAIRONGAHERNE代付购房款的事实认定涉案房屋是HAIRONGAHERNE购买的。一审判决的判项并非HAIRONGAHERNE的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HAIRONGAHERNE向何殚赠与涉案房款而非房屋，HAIRONGAHERNE亦认可其支付的购房款是赠与给何殚的。HAIRONGAHERNE支付购房款，以及何殚签订涉案购房合同的事实，证明双方的赠与关系成立，何殚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和实际拥有者。何殚离职前，HAIRONGAHERNE从未以任何形式撤销赠与，或主张其实借名购房。HAIRONGAHERNE拟定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虚构相关事实，以远期股权交换卖房的变现收益为诱饵，以欺诈的方式取得何殚的签字，该委托书的内容不足为信。既然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了涉案《代持股权的约定》，就应当一并撤销涉案《房屋全权处置委托书》。（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不仅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进行了不动产登记，其登记的所有人就是何殚，应当依据登记薄登记的内容确认涉案房屋归何殚所有。何殚从未主张HAIRONGAHERNE向其赠送房屋，无需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相关事实已经足以证明HAIRONGAHERNE向何殚赠与的是购房款，HAIRONGAHERNE对此是间接认可的，无须另外举证。
HAIRONGAHERNE辩称，１、HAIRONGAHERNE具备诉讼主体资格。HAIRONGAHERNE原为中国国籍，后来取得爱尔兰国籍，有相关文件予以证据。何殚一审出庭并确认“李海蓉”和HAIRONGAHERNE是同一人。２、HAIRONGAHERNE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是涉案房屋的买受人，一审判决没有确认HAIRONGAHERNE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是适用法律错误。３、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不应被撤销。涉案房屋的所有资料都由HAIRONGAHERNE持有，双方亦签订了房屋代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４、HAIRONGAHERNE从未以任何行为表示对何殚的赠与。５、涉案《股权代持协议》在房屋代持协议之后签订，因不满足约定的条件而自动解除。
李海蓉起诉请求：1、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由李海蓉所有、土地使用权由李海蓉享有；2、判令何殚配合李海蓉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手续。
何殚反诉请求：1、撤销双方于2016年5月5日于武汉签署的有关双方相互代持房产和股权的《代持股权的约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海蓉承担。庭审前，何殚变更第1项请求为：撤销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与《代持股权的约定》，并判令李海蓉将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原件、涉案房屋及其全套钥匙及相关交房资料交还给何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5年10月20日，何殚与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万达”）签订了一份编号为【武房开】预售[2014]148号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屋，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共258.81平方米，总金额为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5564415元整。
2015年4月29日，李海蓉就涉案房屋向武汉万达支付了100000元；同年5月、6月，李忠炳代李海蓉就涉案房屋向武汉万达支付了共计5440765元。2015年12月25日，武汉万达就上述K9-2-3-4502号房出具了一份付款方为何殚、售房款为5564415元整的《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2016年1月4日，武汉万达就涉案房屋出具了一份交款人为何殚的收据，载明维修基金是18893元，2016年1月4日，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就涉案房屋出具了一份付款方为何殚的发票，载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物管费13975.74元。2016年3月7日，李海蓉应何殚要求，就涉案房屋向何殚支付了56518.74元。同日，李海蓉与何殚还约定一起去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务。涉案房屋的3把入住钥匙、《业主手册》、《房屋质量保证书》等收楼物品在李海蓉处保管。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尚未办理。
2016年，何殚与李海蓉签订的《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约定：由于双方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安排，何殚为李海蓉代持万达御湖世家K9-2-3-4502号房，现由于双方的个人情况发生了变化，双方特此约定，何殚将该物业的所有权返还给李海蓉。由于李海蓉需要通过转让或出售的形式处理该物业但是该处物业刚办理完相关验收手续，因开发商大产权证尚未办理完毕的原因，该物业尚暂时不能办理房产证，故暂时不具备出售或转让的条件，由于开发商承诺该物业的房产证将于2017年12月份前办理，故何殚给予李海蓉为期2年全权处置该处物业的权利，包括不限于和该处物业相关的所有房产证办理、物业管理、房产转让、房产租售、租售收款、房产业主变更等一切相关手续。何殚承诺，在李海蓉办理该物业相关事项的过程中，如需何殚配合的情形下，何殚将无条件配合。还约定该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何殚与李海蓉分别在协议上签字，但没有签署具体时间。
2016年，何殚与李海蓉签订的《代持股权的约定》约定：一、何殚由于个人原因从威信广厦公司离职时，由李海蓉代持的股权为0.00222%，在以下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该代持股权的权益仍然归何殚所有。1、何殚为相关工作完整交接后将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并且能够完成离职后后续的工作配合；2、何殚在离职后，能够信守公司的商业机密和李海蓉的个人隐私，没有危害公司和李海蓉权益的行为；3、李海蓉为法人的威信广厦公司持续正常经营，不存在清算破产的情形；4、李海蓉在何殚的公证委托下，顺利转让或者出售何殚名下代持的涉案房屋，并顺利收回房屋出售的款项。二、假设以上4项中的任何一项条件不具备，则本协议的代持协议自动解除。如由于何殚原因，造成对所持股权公司的不利影响，李海蓉有权随时解除该协议，并责成何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在本代持协议生效的情形下，何殚的股权具有公司债权债务和公司估值、股票价值对应的一切有效权益。四、在威信广厦公司股权变更的过程中，该股权比例将随其它股东的股权变更沿革一同调整。该股权的转让、出售等变更将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执行。任何股权调整的情况，李海蓉有义务告知何殚。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李海蓉提交的《代持股权的约定》下仅有何殚和李海蓉的签名，何殚提交的《代持股权的约定》除何殚和李海蓉的签名外，在何殚的签名下还有“2016.5.15于武汉”。
2016年7月27日，何殚书面告知李海蓉：2016年3月16日，本人在李海蓉打印好的文件签名而向李海蓉出具了一份《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因该委托书中受托人李海蓉只是原来的中文名，自李海蓉2009年10月加入爱尔兰国籍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之规定，原有的中国国籍身份已自动丧失。因此，该委托书自始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为此，何殚特告知李海蓉，李海蓉持有的何殚签名的该《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作废。HAIRONGAHERNE不得持该委托书擅自处理何殚所有的房产，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李海蓉承担法律责任。
2017年4月14日，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的回函》对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来函提到的HAIRONGAHERNE（原中文名李海蓉）于2015年10月20日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认为“不在我市限购时点内，具备商品房购房资格，可根据建房[2015]122号文规定在我市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房”。
关于涉案房屋，李海蓉认为是其借用何殚的名义购买，相关手续办理后，何殚将购房发票等票据原件、购房合同原件、钥匙、《业主手册》、《房屋质量保证书》等收楼物品交给李海蓉。何殚则提交了李海蓉写给其的邮件、新城控股1亿元收购中爱集团100%股权、离职证明、协议、董事会成员签名、威信广厦公司资料、镇经开管审发[2014]19号、2013年12月15日董事会决议、股东协议、香港交易所易披露查询资料、证明书及附件、镇经开管审发[2015]30号、2015年3月21日董事会决议、威信广厦公司章程、董事任命书及监理委派书、镇经开管审发[2015]117号、2015年11月26日董事会决议、2015年11月26日投资方决议上述证据，证明其帮李海蓉引入大额投资资金，并在威信广厦公司工作期间，给李海蓉创造大量财富，故而李海蓉自愿分三期出资全额付清购房款，将涉案房屋作为对何殚的回报，赠予何殚。
一审庭审中，何殚认为其与李海蓉签订的《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存在欺诈，证据体现在2013年9月8日，李海蓉给何殚的邮件内容中，故请求撤销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何殚还认为其与李海蓉签订的《代持股权的约定》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故也请求撤销涉案《代持股权的约定》。李海蓉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其与何殚签订的《代持股权的约定》。
一审法院另查明，何殚于2013年5月9日进入威信广厦公司，2016年2月14日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同日，威信广厦公司同意何殚离职并办理相关离职手续。何殚和李海蓉当日还签订了一份《关于离职工资补差和补偿的协议》，李海蓉同意支付何殚2015年工资年终补差40万元和离职补偿金20万元，还约定以上60万元款项支付的前提为何殚妥善完成离职交接，并且在离职后将继续执行对威信广厦公司商业秘密的保密约定，对威信广厦公司的融资工作做必要的后续配合；何殚及其家人不再以任何形式影响李海蓉的公司经营，并且承诺保护李海蓉的个人隐私。在以上前提满足的情况下，李海蓉为法定代表人的威信广厦公司承诺在6-12月内支付何殚上述款项。
2013年9月8日，李海蓉向何殚发了一封邮件，阐述其个人的情感想法，其中谈到“因为我当时代表公司承诺过你50万年薪，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的税后工资和你预期的有很大差距”。
还查明，李海蓉原户籍所在地是广东省××区××大道××新村25-802，2009年10月9日，加入爱尔兰共和国国籍，英文名为HAIRONGAHERNE，自威信广厦公司（前称镇江威信广厦模块建筑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李海蓉主张其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能否成就；2、何殚主张撤销《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代持股权协议》能否成就；3、何殚主张李海蓉返还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涉案房屋及其全套钥匙及相关交房资料的请求能否成就。
一审法院院认为：
因李海蓉是爱尔兰共和国国籍,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一审法院作为何殚户籍所在地对涉外民事纠纷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双方讼争涉案房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一审法院决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何殚在其反诉状中认可涉案房屋是由“李海蓉分三期出资全额付清购房款”，双方的分歧在于：李海蓉主张涉案房屋是其借用何殚的名义购买，该房屋应属其所有；何殚则认为作为对何殚的回报，涉案房屋是由李海蓉赠予何殚。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是何殚与武汉万达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李海蓉就涉案房屋分别向武汉万达支付了100000元和5440765元；之后，李海蓉应何殚要求，又向何殚支付了56518.74元，上述款项总额5597283.74元与武汉万达就涉案房屋向何殚出具的金额为5564415元整的《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维修基金为人民币18893元的收据及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就涉案房屋向何殚出具的物管费13975.74元的发票的总金额5597283.74元一致，故李海蓉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付款人。虽然何殚认为涉案房屋是李海蓉将其作为对何殚的回报，赠予何殚，但即使何殚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帮李海蓉引入大额投资资金，并在威信广厦公司工作期间，给李海蓉创造大量财富，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李海蓉有赠予的意思表示，且何殚亦无其它证据能证明李海蓉将涉案房屋赠予何殚，故对何殚提出涉案房屋是李海蓉赠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海蓉借何殚之名买房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李海蓉是涉案房屋的买受人，享有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因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尚未办理，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房屋是李海蓉购买；对李海蓉主张直接确认李海蓉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并要求何殚配合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手续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何殚与李海蓉签订的《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该委托书明确约定何殚为李海蓉代持涉案房屋，何殚同意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返还给李海蓉，并承诺在李海蓉办理该物业相关事项的过程中，无条件配合等内容。该委托书内容表述全面、意思表示明确，且有李海蓉和何殚签字确认，能够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对该委托书签订的时间不能统一，李海蓉不能证明该协议签订的具体时间，对其提出何殚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殚主张撤销该委托书的法律依据是李海蓉存在欺诈，体现的证据是李海蓉写给何殚的邮件。从该邮件的内容看，并未涉及涉案房屋，即便当时李海蓉代表公司向何殚承诺50万年薪存在欺诈，但与涉案房屋的相关处置无关，并不能推导出李海蓉与何殚签订《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时存在欺诈，使何殚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撤销的情形，故对何殚请求撤销与李海蓉签订的《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何殚请求撤销其与李海蓉签订的《代持股权的约定》的主张，庭审中李海蓉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代持股权的约定》，因双方均表示撤销《代持股权的约定》，一审法院对此照准。
如前所述，涉案房屋是李海蓉购买，对何殚请求判决李海蓉将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涉案房屋及其全套钥匙及相关交房资料返还给何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一、确认涉案房屋为李海蓉购买；二、撤销何殚与李海蓉签订的《代持股权的约定》；三、驳回李海蓉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何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75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何殚负担。上述款项款李海蓉已经预缴，由何殚支付给李海蓉。反诉案件受理费25375.5元，由何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HAIRONGAHERNE未提交任何证据，何殚提交了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案号为（2017）苏1191民初135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威信广厦模块公司和威信广厦模块工业公司不是同一家公司，HAIRONGAHERNE存在欺诈行为。
HAIRONGAHERNE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书并未生效，且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该一审判决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何殚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判决书已经生效，其上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审庭审中，何殚请求法院向武汉万达调查相关付款凭证，拟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何殚名下得到了HAIRONGAHERNE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何殚申请调查的证据不属于上述情形之一，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经查阅原审卷宗，查明：2016年6月6日，HAIRONGAHERNE凭姓名为“李海蓉”的公民身份证（女，汉族，1968年3月5日生，住广东省××区××大道××新村××），作为原告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6年7月27日，何殚书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6年9月22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就本案管辖问题向一审法院请示。2017年3月21日，一审法院复函确认本案应由其管辖，要求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交。2017年5月8日，何殚提起反诉，将HAIRONGAHERNE列为被告，注明“国籍：爱尔兰；出生地：中国；1968年3月5日生，护照号PC2625145，中国境内住址：广东省××区××大道××新村25-802，现住：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大港镇巷岗800号。”2017年6月12日，何殚本人到庭，确认HAIRONGAHERNE就是与其有合作往来、提起本案诉讼、曾用名为“李海蓉”的当事人本人。
本院认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HAIRONGAHERNE系爱尔兰公民，本案属涉外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涉案房屋所在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一审法院及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第一，HAIRONGAHERNE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的资格；第二，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是否应当撤销；三，涉案房屋归谁所有。
第一，HAIRONGAHERNE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的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HAIRONGAHERNE于2009年10月9日取得爱尔兰共和国国籍后，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不应再凭公民身份证提起本案诉讼。何殚将HAIRONGAHERNE作为被告提起反诉，确认HAIRONGAHERNE与曾用名为“李海蓉”的当事人为同一人，反诉状载明的身份信息与HAIRONGAHERNE的公民身份证所载信息一致。结合HAIRONGAHERNE的护照信息、爱尔兰共和国大使馆的相关证明，一审法院确认HAIRONGAHERNE与曾用名为“李海蓉”的当事人为同一人并无不当。HAIRONGAHERNE现为爱尔兰共和国公民，“李海蓉”为其曾用名，一审判决按“李海蓉（HAIRONGAHERNE）”的方式列明并予以表述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何殚上诉称HAIRONGAHERNE不再是中国公民，不具有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主体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是否应当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何殚上诉称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系其受到欺诈而签订，依法应当撤销，则有责任证明HAIRONGAHERNE存在欺诈行为。何殚主张HAIRONGAHERNE拟定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虚构相关事实，以远期股权交换卖房变现收益为诱饵，以欺诈的方式取得何殚的签字。然而，无论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的内容由谁拟定，何殚在其上签名的行为，即代表了对委托书内容的认可。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清楚载明何殚为HAIRONGAHERNE代持涉案房屋，何殚同意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返还给HAIRONGAHERNE，没有设定任何前提，也没有约定以远期股权交换卖房变现收益等条款。虽然涉案《代持股权的约定》经由双方一致同意撤销，其中亦没有约定以远期股权交换卖房变现收益等内容，相反还以HAIRONGAHERNE在何殚的公证委托下，顺利转让或者出售涉案房屋并顺利收回房屋出售的款项作为代持股权的前提。由此可见，涉案《代持股权的约定》并非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成立或有效的前提，一审法院撤销涉案《代持股权的约定》之判决不影响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的效力。何殚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第三，涉案房屋归谁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何殚上诉称HAIRONGAHERNE向其赠与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HAIRONGAHERNE否认其对何殚进行了赠与，并依据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主张涉案房屋系何殚为其代持，则何殚应当对产生该赠与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然而，何殚仅基于HAIRONGAHERNE支付购房款以及何殚签订涉案购房合同的事实，主张赠与关系成立，不能证明HAIRONGAHERNE有将涉案购房款赠与何殚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赠与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015年10月20日，何殚与武汉万达签订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约定总金额为5564415元。2015年12月25日，武汉万达就涉案房屋出具同等金额的《销售不动产统一网络发票》。2016年1月4日，武汉万达又出具了18893元维修基金的收据。2016年1月4日，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出具13975.74元的物管费发票。上述费用总计5597283.74元，与HAIRONGAHERNE2015年4月29日向武汉万达支付的100000元、2016年3月7日向何殚支付的56518.74元、李忠炳代HAIRONGAHERNE向武汉万达支付的5440765元的总额5597283.74元一致。上述事实证明，HAIRONGAHERNE不仅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还支付了相关的维修基金和物管费。此外，涉案房屋的3把入住钥匙、《业主手册》、《房屋质量保证书》等收楼物品均在HAIRONGAHERNE处保管，与何殚主张涉案房屋由其所有的主张明显不符。
2016年3月7日，李海蓉与何殚约定一起去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务，涉案《房产全权处置委托书》亦明确约定何殚为HAIRONGAHERNE代持涉案房屋，双方约定何殚将该物业的所有权返还给HAIRONGAHERNE。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为HAIRONGAHERNE购买并无不当。
此外，何殚还上诉称涉案房屋进行了不动产登记，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登记内容，相关主张不能得到支持。HAIRONGAHERNE上诉主张涉案房屋由其购买，应当据此确认HAIRONGAHERNE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要求何殚配合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现查明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尚未办理，虽然HAIRONGAHERNE享有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尚未登记在何殚名下，要求何殚配合办理登记手续或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属缺乏依据。一审判决基于已查明事实，认定涉案房屋为HAIRONGAHERNE购买并无不当，HAIRONGAHERNE的相关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何殚和HAIRONGAHERNE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751元，由HAIRONGAHERNE负担10150.2元，由何殚负担4060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建新
审判员 戴启芬
审判员 曾 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