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惠中法民二终字第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权。
委托代理人：许世平，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俊彦，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惠州市东恒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杨。
委托代理人：吴燕彬，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婷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柳惠球。
上诉人黄伟权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东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公司）、柳惠球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2）惠城法民二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志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巍、陈金升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2年10月8日，黄伟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东恒公司、柳惠球应向黄伟权支付税后居间费用5000000元；2、东恒公司、柳惠球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东恒公司控制有项目用地(座落于惠州市江北××号小区，占地12645.5平方米)，其因开发需要希望通过黄伟权联系有实力的单位合作，黄伟权知悉后同意为其寻找投资单位，2011年12月1日，黄伟权已联系了三家意向合作单位(勤天公司、兴林有限公司等三家)，东恒公司也表示满意黄伟权的居间工作并出具《承诺书》，承诺若黄伟权撮合已联系三家合作单位或其关联公司与东恒公司合作成功，则向黄伟权支付税后400万元酬谢金。该《承诺书》明确“合作成功”的标准�即东恒公司与三个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签订合作文件，且报酬的支付条件明确为在本公司收到三个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的第一次合作款项后三天内一次性付清全部酬谢金。柳惠球作为股东对承诺书的支付内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两年。同日，东恒公司向黄伟权出具《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至2012年12月31日)。
2012年3月4日，黄伟权撮合东恒公司、东恒公司所有股东(柳惠球、王某)与兴林有限公司签订该项目用地的《合作框架协议书》，该合同签订即表明《承诺书》中“合作成功”的条件已经成就。兴林有限公司支付了122万元前期费用，该事实有《终止合作协议》为证，则《承诺书》所确定的居间报酬支付条件也已经成就。黄伟权完全履行了居间义务，居间报酬条件也已经成就，则东恒公司应当承担支付税后报酬400万元的责任，柳惠球作为连带保证责任人�其应当对400万元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黄伟权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东恒公司、柳惠球支付居间费100万元，黄伟权向被告主张的居间费共计500万元。
东恒公司答辩称：东恒公司并没有向黄伟权出具《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不是东恒公司的公章，与东恒公司留存在公安机关的印鉴模样不相符，是他人私刻或假冒的，黄伟权提交的《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中的日期均被涂改，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由于东恒公司并没有向黄伟权出具《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也不知道存在《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承诺书》中所作的承诺不是东恒公司所为，不存在东恒公司支付居间费的问题。
位于惠州市江北××小区12645.5平方米土地，其性质原是住宅用地，�划局调整转变功能为商住用地，到目前为止该土地还没有补交商业部分地价，尚未达到与第三方合作的条件，东恒公司并没有与兴林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该土地。退一万步讲，假设存在所谓的《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假设黄伟权曾经进行了居间活动，他要求支付500万元的巨款报酬也是显失公平的，因为土地价值只有三千万元，居间费竟然相当于土地价值的六分之一，令人不可思议。对于显失公平的合同，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被告柳惠球辩称：黄伟权与东恒公司的居间关系不成立并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1、东恒公司在答辩状中明确辩称其根本没有委托过黄伟权为居间人也从未与黄伟权签订过任何居间合同。而黄伟权提供的证明其与东恒公司建立了居间关系的两份证据《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经司法鉴定其上的印章并非东恒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也就是说居间关系所涉《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并无东恒公司盖章确认，东恒公司对这两份协议毫不知情，并表示根本没出具过《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黄伟权无权要求其承担支付居间费用。
柳惠球签署《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时两份协议上的日期原本均为2012年12月1日，但黄伟权提供的这两份协议却均涂改了日期，把2012年改为了2011年，且涂改之处无柳惠球的签字和按印，因此柳惠球对涂改后的日期不予认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而柳惠球在签署这两份协议时也就是2012年12月1日已不再是东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签署的这两份协议对柳惠球不发生法律效力，《承诺书》与《授权委托书》既无东恒�司盖章确认也无其法定代表人签字按印，因此黄伟权提供的《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自始不成立且不发生法律效力。
柳惠球对东恒公司的连带担保责任不成立，黄伟权无权要求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黄伟权与东恒公司的居间合同不成立且无效，主合同不成立，担保责任亦不成立。事实上，在黄伟权提供的《承诺书》上，柳惠球也未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确认，柳惠球自始就不是居间合同中的担保人，因此，黄伟权要求柳惠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
本案中黄伟权提供的两份最重要的证据《承诺书》与《授权委托书》中的日期均被涂改且无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按印予以确认，因此，该两份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黄伟权提供的另两份证明其报酬条件成就的证据《合作框架协议书》与《终止合作协议》的日期分�为2012年3月4日与2012年4月17日，而《承诺书》与《授权委托书》的日期是2012年12月1日，这说明《合作框架协议书》与《终止合作协议》的内容完全与黄伟权主张的居间报酬条件的成就无关，黄伟权却据此为证据要求被告支付居间报酬费用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日（由2012年涂改成2011年），东恒公司、柳惠球向黄伟权出具《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东恒公司申请对《承诺书》及《委托书》中“惠州市东恒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与其在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所备案的印章进行鉴定，以查实是否同一枚印章，原审法院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承诺书》及《委托书》加盖的“东恒公司”的印章与东恒公司在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所备案的印章并不是同�枚印章。
在庭审过程中，柳惠球确认《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中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承诺书》约定黄伟权为东恒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促成东恒公司与他人合作开发惠州市江北××号小区（12465.5平方米）用地，东恒公司与他人签订合作文件即视为合作成功，在这样的条件下，东恒公司向黄伟权支付居间费4000000元（税后），东恒公司收取他作方支付的第一笔款项后3天内向黄伟权一次性付清居间费用，柳惠球对东恒公司向黄伟权承诺的居间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
《授权委托书》再一次确认黄伟权促成东恒公司与他人合作开发惠州市江北××号小区提供居间服务，确认黄伟权是唯一的受委托人，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在《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形成期间，东恒公司的股东有两名：一是王某、二是柳惠球。
2012年3月4日，东恒公司、柳惠球与兴林有限公司及王某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协议约定各方共同合作开发惠州市江北××号小区，各方按比例分成。2012年4月17日，除柳惠球外，上述各方签订《终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各方终止合作。
在庭审过程中，东恒公司、柳惠球以黄伟权未能提供《合作框架协议书》及《终止合作协议》原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以确认。庭审结束后，原审法院向兴林有限公司调取《合作框架协议书》及《终止合作协议》的原件，兴林有限公司出示了《终止合作协议》的原件。
《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中签订日期由2012年12月1日涂改为2011年12月1日，在庭审过程中，黄伟权主张协议是在2011年12月1日签订，且系柳惠球在签名时涂改的，并申请作鉴定。柳惠球则抗辩并不是其本人涂改的。在�三次庭审结束后，黄伟权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中的涂改笔迹与“柳惠球”的签名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原审法院未予以准许，理由是：《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中涂改时间对合同的效力及当事人的责任认定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是否合法有效？这一问题的认定决定解决争议的方式。
解决本案争议的问题，应当先审查《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的效力问题，根据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中加盖的“惠州市东恒实业有限公司”与东恒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并不是同一枚印章，这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关于印章刻制管理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因此，《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是无效合同。
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意味着解决本案争议的问题应当追究合同无效的后果给黄伟权造成的损失是多少，由谁承担损失，这与黄伟权基于合同有效而主张合同责任并不一致，原审法院因而行使释明权，通过发通知的形式告知黄伟权原审法院对《承诺书》及《授权委托书》作无效认定，并询问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黄伟权代理人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作回复，原审法院电话询问后黄伟权代理人口头告知不变更诉讼请求。这意味着黄伟权的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伟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黄伟权负担。鉴定费30000元，由第一被告惠州市东恒实业有限公司、第二被告柳惠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宣判后，上诉人黄伟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惠城法民二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东恒公司、柳惠球应向黄伟权黄伟权支付居问费用5000000元；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东恒公司、柳惠球负担。
主�的事实和理由是：原审判决认为本案违反印章管理规定，但是具体违反哪一条强制性规定竟未指明，其错误十分明显。根据印章管理规定导言“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现对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的制发、收缴和管理规定如下”。
首先，该规定主要调整、规范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等单位对印章的刻制、核发行为及明确公安管理机关职责，该规定并无调整经济、民事合同效力的条文。其次，原审法院对于本案违反哪一具体条文指向不清，而且未说明该具体条文属于“强制性”规定。综合以上两点，印章管理规定根本不适用本案，原审判决笼统适用法律的方法显然错误。
《承诺书》、《授权委托书》上的加盖的东恒公司与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该认定直接查明�两份文件中加盖了东恒公司的假印章，即使如此，原审判决仍不定性其为假公章。《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系原任东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柳惠球交付给黄伟权的，而且签署方式系先盖印章再签“柳惠球”姓名，东恒公司在2012年4月25日前只有两名股东，究竟谁伪造并使用东恒公司假公章完全有迹可循。
2012年4月25日前柳惠球系东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东恒公司签署《承诺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均涉及东恒公司控制的项目地块，委托黄伟权进行介绍开发的事项，属于公司事务，签名属于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8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行为时直接代表企业法人，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柳惠球即使上盖东恒公司假公章或者未盖公章，仍然不影响《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的法律效力，东恒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形成于2011年12月1日，而非形成于2012年12月1日。柳惠球系《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的唯一书写人，《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属于单方承诺的文书，其签署人属于东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柳惠球，柳惠球系唯一有权在这两份文件上书写文字的人，即使《承诺书》、《授权委托书》打印版“2012”年被涂改为“2011”年，那也只能认定系柳惠球本人涂改。柳惠球等关于文书形成时间的说法不可能成立2011年12月l日，2012年12月l日两�时间跨度为一年。本案起诉时间为2012年10月8日，黄伟权不可能将2012年12月l日签署的文件作为证据提前出示。且在这一年内柳惠球在2012年4月25日不再担任东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如果系2012年12月1日签署，黄伟权不可能欣然接受一份与东恒公司无关人员签署的承诺文件。
项目合作流程也证实了黄伟权主张2011年12月1日受托居间真实可信。2011年12月l日，黄伟权在接受《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的承诺后，积极促成东恒公司与兴林公司2012年3月4日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且兴林公司也支付了前期费用。期间，东恒公司的工商资料出现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变更、股权质押等与《合作框架协议书》载明的合作方式一致的变化。如果签署时问被确认为2012年12月l日，那么这些合作变化将无法解释。何况，黄伟权在撮合双方合作过程中，耗时三个月，受东恒公司之托与多方展开斡旋，黄伟权在庭审中可以证实该情况。
原审明显对柳惠球签名有意忽略，即使黄伟权对此申请鉴定仍无法使原审合议庭摆脱对文书效力问题偏见。原审法院不同意黄伟权提出针对柳惠球签名及涂改处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进而在判决中直接忽略《承诺书》、《授权委托书》中柳惠球的签名。值得注意的是，原审在三次庭审过程中并未对《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的效力表示过任何疑问。但是，庭审结束后三个月，书面通知黄伟权，告知《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属于无效合同，黄伟权主张《承诺书》、《授权委托书》有效与法院查明的无效合同事实不符，询问黄伟权是否变更诉讼请求。
黄伟权所提诉请合法有据应予支持。黄伟权在接受委托之后，成功撮合东恒公司与兴林公司2012年3月4日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且兴林公司也支付了前期费用，已明显达到支付居间费用500万元的条件。东恒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居间费用，柳惠球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黄伟权所提诉请合法有据，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原审判决对于《承诺书》、《授权委托书》无效的错误认定，依法改判支持黄伟权的合法诉请。
被上诉人东恒公司答辩称，东恒公司没有向黄伟权出具《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经鉴定《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加盖的公章是假冒东恒公司的公章，《承诺书》中所作的承诺不是东恒公司所为，东恒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民事责任，包括支付居间费。
虽然出具《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时，签名的柳惠球是东恒公司股东之一，但其持有东恒公司股份只占30%，不具控股地位，对于柳惠球出具《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表决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因此，柳惠球在《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签名的行为仅代表其个人，不代表东恒公司。更何况《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盖上假冒东恒公司印章，进一步证明出具《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是柳惠球个人行为，而不是公司行为，更不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加盖假公章，其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行为人个人负责。特提上述答辩意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黄伟权对东恒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柳惠球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1年12月1日东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柳惠球。
本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案系居间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的效力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强制性规定，所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并且应当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经过委托鉴定，《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上加盖�“惠州市东恒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东恒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印文并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而《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并未对此种情形作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以违反此规定为由，认定《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进而向黄伟权行使释明权，询问黄伟权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2）惠城法民二字第900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费4680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审判长 郭志文
审判员 沈 巍
审判员 陈金升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林楚乔
附：相关法律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