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15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法定代表人：杨焕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毅航，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靖琪，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健西，男，198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敏姿，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壁芸，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两利�司）因与被上诉人彭健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沥民一初字第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本案的审理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案尚未审结，本院于2016年5月5日裁定中止诉讼，于2018年1月26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两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彭健西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对新两利公司与彭健西之间的关系认定不清。彭健西与何志华、范镇榕之间是合伙关系。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退伙协议》以及彭健西、何志华、范镇榕的实际经营行为均已反映其三人以合伙方式经营新两利公司和江门市蓬江区两利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公司）。（二）新两利公司与彭健西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本案实为合伙人出资纠纷。彭健西虽为新两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实际是新两利公司的出资人，对新两利公司应承担出资和合伙债务的责任。根据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实为投资人会议记录）和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退伙协议》（实为投资人退伙协议），本案争议的款项是彭健西对新两利公司的增资款。虽然相关记录中用“借款”表述，但是该款项实际上是彭健西在经营合伙体期间的支出，合伙体同样有向何志华、范镇榕“借款”，且“借款”金额更大。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退伙协议》已经明确所有合伙人对合伙体的借款均转为增资款。可见，彭健西所主张的款项性质已经从借款转化为对合伙体的增资款。一审判决认定新两利公司与彭健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会议记录》和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已作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新两利公司变更登记前的股东是范镇榕和两利公司，彭健西不是新两利公司的登记股东。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是由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签字确认，该会议记录实际上是彭健西、何志华、范镇榕的合伙补充协议。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三合伙人共同确认才能变更或解除相关约定。一审法院根据2015年6月26日的《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2015年7月29日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认为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已作废，没有法律依据。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涉及彭健西、范镇榕退出股权以及合伙体债权债务的处理约定，实质是彭健西和范镇榕的退伙协议，且该《股东会决议》是以新两利公司作为标的，一审法院根据两利公司的相关材料认定该《股东会决议》作废，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新两利公司和两利公司都是由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合伙经营，上述《股东会决议》实际上是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的合伙协议，协议自签订时即对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有法律约束力。（二）2015年6月26日的《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人是范镇榕和两利公司，彭健西并不是合同当事人，故该合同只对范镇榕和两利公司产生约束力，并不能因此认定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作废。（三）根据2015年6月26日的《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2015年7月29日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新两利公司仅是变更了股东范镇榕与两利公司的股权比例和法定代表人，并没有约定变更或撤销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在新两利公司经营期间的权利义务，更加不能因此认定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作废。三、关于彭健西与新两利公司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一）从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的内容可知，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为合伙关系，彭健西为新两利公司的合伙人，对新两利公司有出资和承担合伙债务的义务。（二）新两利公司没有向彭健西借款的意思表示，彭健西并没有向新两利公司支付借款，彭健西仅是向第三方支付款项，在财务记账时表述为“借”，故在会议记录时为了方便记录按财务用语表述为“借”。彭健西主张的借款和垫支款都不是以借贷方式支付给新两利公司的，实际为在合伙经营期间向合伙体的出资，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会议记录》和2015年6月11日《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明确说明了相关款�是彭健西对合伙体的出资款。况且，合伙体在经营期间还欠债务515574元，彭健西的出资款还不足以偿还合伙债务。（三）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会议记录》和2015年6月11日《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对彭健西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彭健西退伙应当对合伙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能因为彭健西转让两利公司的股份以及范镇榕、两利公司在新两利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而免除彭健西承担合伙债务的责任。（四）关于21456.19元垫付款的性质。新两利公司和彭健西之间并未就该笔款项达成借款的合意，且彭健西在支付相关款项时是合伙人及法定代表人，其支付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主张该款系垫付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为借款并判令新两利公司予以返还明显错误。二审法庭调查时，新两利公司补充�下上诉意见：案涉款项属于彭健西与何志华、范镇榕之间合伙经营新两利公司期间的往来款项，何志华、范镇榕已经就合伙纠纷向江门市蓬江区法院提起诉讼，案涉款项将在该案中作出处理。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等额投资成立了合伙体即新两利公司及两利公司，合伙经营期间，由于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的垫付额不一样，彭健西、范镇榕、何志华已协商确定将垫付款转为对合伙体的增资款。在垫付款转为增资款后，部分合伙人退伙，何志华承接合伙体，并要求新的投资人加入。为了完善手续，新两利公司与杨焕明补办了工商登记。因此，彭健西主张的款项并非借贷款项，彭健西不能要求新两利公司返还。
彭健西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正确。本案是因彭健西与新两利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产生。彭健西与何志华均是两利公司的股东，两�公司与范镇榕则是新两利公司的股东，故两利公司与新两利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民事主体。彭健西仅对两利公司负有出资义务，而对新两利公司不负有出资义务，故新两利公司与彭健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投资关系，彭健西与范镇榕、何志华之间更不存在所谓的合伙关系。新两利公司偷换概念，套用合伙法律关系，从而要求彭健西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而股东范镇榕依然以股东身份承担有限责任。新两利公司一方面认为彭健西应当对新两利公司承担出资和合伙债务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认为合伙人以债权投资的形式向公司增资，明显自相矛盾。新两利公司认为彭健西与新两利公司之间的借款已经转化为出资款，即新两利公司已承认其与彭健西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新两利公司关于借款关系转化为出资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如前所述，彭健西并非新两利�司的股东，对新两利公司不存在出资义务。其次，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债权转股权必须经过评估以及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新两利公司的注册资本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故新两利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二、新两利公司一审时提交的相关文书并未被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认定相关文书已作废并无不妥。彭健西与何志华按各自50%的投资比例投资设立了两利公司，而两利公司与范镇榕分别按66.67%与33.33%的比例设立了新两利公司。2015年6月期间，范镇榕、何志华及彭健西就两利公司及新两利公司的股权调整事宜前后拟定了三套方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彭健西退出两利公司，从而让彭健西间接退出新两利公司，而最终实施的是第三套方案。对于方案一，2015年3月27日《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股东会决议》《股�退伙协议》均属于方案一的配套文件，股权变动方式是两利公司将其持有新两利公司的60%股权转让给何志华，剩下的6.67%转让给第三方，后方案一被方案二取代，且彭健西并没有退出两利公司。方案二在2015年6月24日产生，股权变动的方式是两利公司把其持有的新两利公司66.67%的股份中的50%转让给何志华，余下16.67%的股权转让给范镇榕，后方案二因为方案三的实施而未实行，彭健西没有退出两利公司。方案三在2015年6月26日产生，股权变动的方式是由彭健西将其持有两利公司的50%股份全部转让给杨焕明，何志华将其持有两利公司的股份中的29%也转让给杨焕明，而范镇榕将其持有的新两利公司15.83%的股权转让给两利公司，方案三在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29日先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从方案三可以看出，彭健西完全退出了两利公司，也间接退出了新两利公司，方案一、方案二因为方案三的实施而没有被实行。各方均认同按照2015年6月26日制定的第三套股权转让方案实行，并实际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故一审法院确认方案一、方案二的有关文书效力作废并无不妥。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6月26日的三套股权转让方案是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方案，在执行第三套股权转让方案后，新两利公司仍然要求彭健西履行方案一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无任何法律依据。三、彭健西对新两利公司的债权合法有效，应予支持。对于50000元的借款，彭健西与新两利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彭健西已实际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对于21456.19元的垫付款，是彭健西担任新两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为维护新两利公司的利益、以新两利公司名义支付的费用，且垫付的事实及数额在事后亦得到新两利公司的确认�故本质上属于彭健西向新两利公司出借的款项。因此，新两利公司应当对上述两笔款项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彭健西与新两利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新两利公司应当向彭健西返还借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彭健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两利公司立即向彭健西支付欠款本金71456.19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新两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两利公司向彭健西出具凭据，大致内容如下：贷彭健西款，到账日期2012年3月20日，金额794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0000元），到账银行范镇榕香港汇丰银行，转账银行转到7446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美元账户。彭健西及范镇榕在凭据上签名确认，新两利公司及两利公司在凭据上盖章确认。2015年6月11日，彭健西及范镇榕、何志华在《2015年6月份应付账款明细表》签名确认彭健西购模具等报销款项为21456.19元。2015年8月14日，彭健西通过EMS因新两利公司一直拒绝支付上述款项，故彭健西诉至法院。
另查明，新两利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其股东为范镇榕及两利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原系彭健西。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中，其中部分记录内容为：“从2015年3月27日开始，这笔借款转为对公司的增资，各股东的垫资也转为公司的增资，其中彭健西垫付现金70000元……”2015年6月11日，新两利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讨论注销两利公司、股东范镇榕等退伙事宜，决议的部分内容记录如下：“报销彭健西款21456.19元”“股东彭健西借款给新两利70000元……冲抵”。后上述两份决议内容均未实行。2015年6月26�，新两利公司的两股东范镇榕、两利公司签订《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范镇榕将部分股权转让给两利公司持有。2015年7月29日，新两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彭健西变更为杨焕明。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款项71456.19元的性质问题。其中的50000元（由7945美元折合人民币所得），彭健西主张系新两利公司向彭健西借款，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提供了借款凭证为据，该借款事实亦有新两利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退伙协议》等予以佐证。虽《股东会决议》等记录彭健西借款给新两利公司的金额为70000元，彭健西称案涉借款50000元包含于上述70000元中，新两利公司对70000元包含案涉50000元的事实亦未否认，故一审法院认定该50000元款项系新两利公司向彭健西所借，属于民间借贷性质。新两利公司认为上述50000元款项系彭健西对新两利�司的增资，彭健西无权要求返还出资款，并提供了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及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等作为证据，但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虽然决议了彭健西的70000元款项为增资性质，然而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却仍将该70000元定性为借款并决定作冲抵处理，可见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已作废，并未实行。另从2015年6月26日的《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2015年7月29日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可知，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决议的内容也已作废，并未实行。故彭健西借给新两利公司的50000元最终并未转为增资或予以冲抵，该款项仍为借款性质。新两利公司辩称50000元款项非民间借贷性质，无合法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新两利公司并未证明其有归还借款50000元的事�，现彭健西请求新两利公司归还借款5000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彭健西诉请的另外21456.19元，该款项系彭健西担任新两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为新两利公司垫付的费用，属欠款性质，新两利公司已在《2015年6月份应付账款明细表》对此费用予以确认，因新两利公司未能证明其已向彭健西支付上述欠款的事实，故彭健西在本案中对该欠款21456.19元与前述50000元借款，合共71456.19元一并向新两利公司主张权利，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新两利公司一直拒绝支付上述款项，现彭健西请求新两利公司以71456.19元为本金自起诉日起（即2015年9月7日）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新两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彭健西支付借款（含欠款）71456.19元；二、新两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彭健西支付以71456.19为本金从2015年9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793.2元（彭健西已预交），由新两利公司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予彭健西，一审法院不另收退。
本院二审期间，新两利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2016）粤0703民初531号受理案件通知书、适用程序通知书、民事诉状、证据目录各1份，彭健西向本院提交2015年6月26日的《股东决议》《股东会决议》、（2016）粤0703民初531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7民终2309号民事判决书、案件生效证明、（2015）中二法古民二初字第822�民事判决书、（2016）粤20民终4764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除“2015年8月14日，彭健西通过EMS因新两利公司一直拒绝支付上述款项，故彭健西诉至法院”以外，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8月14日，彭健西通过EMS快递方式向新两利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催款通知书》显示彭健西与案外人彭杰平向新两利公司催收彭健西借款794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0000元）及彭杰平借款20000元。因新两利公司一直拒绝向彭健西支付上述款项，故彭健西诉至法院。
2015年9月10日，彭健西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杨焕明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及相应利息，案号为（2015）中二法古民二初字第822号，该院经审理查明：“两利公司是2011年12月23日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为彭健西、何志华，两人各出资5万元，各占50%的股份……后两利公司与范镇榕为股东设立新两利公司……2015年6月26日，彭健西与何志华及新增股东作出两利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2.同意彭健西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0%的股权，共5万元的出资以5万元转让给杨焕明，同意何志华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9%的股权，共2.9万元的出资以2.9万元转让给杨焕明……彭健西与杨焕明签订《两利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彭健西将其持有的两利公司50%的股权作价5万元转让给杨焕明。经股东申请，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7月8日对两利公司股东变更情况进行核准登记……”该院审理后认为，杨焕明提交的涉及垫付款转为增资款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等材料�未得到切实履行，而彭健西与杨焕明签订的《两利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按合同要求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故判令杨焕明向彭健西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0元及相应利息。杨焕明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粤20民终476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2月2日，何志华、范镇榕向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彭健西向何志华返还合伙代垫款347733元、向范镇榕返还合伙代垫款109668元，案号为（2016）粤0703民初531号，该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7日，新两利公司作出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决议公司在原有注册资本基础上增资1830996元，股权比例不变，增资垫付款由股东平均承担。各方亦在本次会议记录中确认彭健西为公司垫付了7万元，范镇榕垫付了72万元，何志华垫付了362700元以及借款、借款利息冲抵余款转成垫付款678296元合计为1040996元。2015年6月11日，新两利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1.公司以70万元转让给何志华，股权受让款优先支付公司供应商欠款515574元，彭健西、何志华、范镇榕将剩余款项184426元平分后为每人61475.3元，彭健西报销费用为21456.19元，新两利公司共应向彭健西支付82931元；2.新两利公司在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中决定增资1830996元，增资垫付款由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平均承担，彭健西、何志华、范镇榕每人平分610332元。将三方为新两利公司的垫付款以及三方按股权比例平均承担新两利公司增资款项冲抵后，新两利公司应向何志华返还430664元（垫付款1040996元-增资610332元），新两利公司应向范镇榕返还109668元（垫付款72万元-
增资610332元），彭健西应向新两利公司补交540332元（垫付款7�元-增资610332元）。各方同意再将第一项决议与第二项决议确定的债权债务进行冲抵，经冲抵后，彭健西应向何志华支付347733元（430664元-82931元）以及向范镇榕支付109668元。同日，彭健西、何志华、范镇榕、两利公司根据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签订了《股东退伙协议》，约定：1.新两利公司以70万元转让给何志华，该70万元优先支付公司货款和欠款515574元，每人平分余款61475.3元，其中报销彭健西费用21456.19元，彭健西分得82931元；2.何志华向新两利公司出借1040996元，范镇榕向公司出借72万元，彭健西向公司出借7万元，将出借款、增资款以及股权转让款冲抵后，彭健西应向何志华支付347733元以及向范镇榕支付109668元。另约定协议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新两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另外，彭健西与何志华决定在新两利公司股权转让后注销两利公�。2015年6月24日，新两利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健西变更为何志华，两利公司同意将持有50%股权以7.5万元转让给何志华、16.68%股权以2.5万元转让给范镇榕。同日，两利公司分别与范镇榕、何志华根据2015年6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签订了《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2015年6月26日，新两利公司作出股东决议如下：1.免去彭健西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由杨焕明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经理；2.免去吴淑怡监事职务，由区兰庆担任公司监事；3.范镇榕将其名下15.83%股权以2.375万元转让给两利公司；4.根据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2015年6月26日，两利公司与范镇榕签订了《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范镇榕将其持有新两利公司15.83%的股权以2.375万元转让给两利公司。新两利公司�照2015年6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办理了法定代表人、股权变更、监事等工商变更登记，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7月29日出具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何志华、范镇榕在该案中主张何志华、范镇榕、彭健西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何志华、范镇榕未能提交书面的合伙协议以及三方之间存在事实合伙的依据。”该院审理后认为，何志华、范镇榕未能提交何志华、范镇榕、彭健西之间书面的合伙协议，亦未能提交各方之间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及存在口头协议等证据证明各方之间存在事实合伙关系，故对何志华、范镇榕关于何志华、范镇榕、彭健西存在合伙关系的主张不予认定。该院同时认为涉案系列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均系针对新两利公司股权变更事宜作出的不同方案，应以实际履行的方案为准，若尚未履�则应以最后方案为准，何志华、范镇榕未能提交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退伙协议》得到切实履行的依据，反而在签订《股东退伙协议》之后，新两利公司就其股权变更事宜继续另行决议以及签订相应协议，新两利公司亦依照最后方案即2015年6月26日的《股东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故对何志华、范镇榕依据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退伙协议》要求彭健西返还款项的诉请不予支持，并判决驳回何志华、范镇榕的全部诉讼请求。何志华、范镇榕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粤07民终230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于2017年11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彭健西在本案中诉请新两利公司向其返还借款50000元及垫付款21456.19元，故本案应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围绕新两利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新两利公司应否向彭健西返还借款50000元及垫付款21456.19元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新两利公司应否向彭健西返还借款50000元的问题。经审查，彭健西已提供新两利公司盖章确认的“贷彭健西款”7945美元（彭健西主张折合为人民币50000元）的书面凭证，而新两利公司提供的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亦反映了新两利公司曾向彭健西借款的事实。虽然新两利公司主张其不存在向彭健西借款的意思表示，是为了方便记录才在相关材料上按财务用语表述为“借”的字眼，但新两利公司又提出上述借款已经转化为增资款的上诉意见。由此可见，新两利公司实际上已确认其曾向彭健西借款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新两利公司向彭健西借款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上述50000元借款是否已经转化为增资款的问题。经审查，虽然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显示彭健西确认新两利公司欠其的借款转为增资款以及增资后进行股权转让等，但现并没有证据证明新两利公司存在上述材料反映�增资及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而彭健西最终按照2015年6月26日的方案将其持有的两利公司的股权转让予杨焕明，新两利公司也按照2015年6月26日的方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而且，生效的民事判决已认定彭健西与何志华、范镇榕不存在合伙关系，相关的一系列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合同均系针对新两利公司股权变更事宜作出的不同方案，应以实际履行的方案为准，并驳回了范镇榕、何志华要求彭健西按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的内容支付款项的诉请。因此，上述50000元借款并未实际转化为增资款。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27日的《新两利股东会议纪录》、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等未实行并判令新两利公司向彭健西返还借款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第二，关于新两利公司应否向彭健西返还垫付款21456.19元的问题。彭健西主张该款项系其担任新两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为新两利公司代垫的费用，新两利公司的股东也已在《2015年6月份应付账款明细表》对相关费用予以确认，且2015年6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退伙协议》虽未实行，但关于“报销彭健西款21456.19元”的内容亦印证了彭健西已垫付的情况，现并无证据证明新两利公司已向彭健西支付上述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新两利公司应向彭健西返还上述21456.19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新两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6.4元，由上诉人江门市新两利照明有限�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健南
审 判 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