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浙行赔终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昌明，男，194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委托代理人许凌云（系许昌明之女），女，197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委托代理人周玲，浙江人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天台县始丰街道玉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潘军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达伟，天台县赤城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卫平，浙江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昌明诉天台县人民政府城建行政赔偿一案，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7）浙10行赔初8号行政赔偿判决。许昌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许昌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凌云、周玲，被上诉人天台县人民政府的负责人王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达伟、王卫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许昌明系天台县城关镇广济村村民。1985年10月，原告许昌明和案外人厉中江、姜祖松、张建民、金水仙、许四华等人共同向该村农一队购买坐落于溪头下巷4号房屋8间及宅基地、道地，属原告所有的房屋于2001年倒塌。除此以外，原告许昌明还另行向该村农一队购买了空宅基地两间半（契约记载面积102平方米）。2003年7月开始，涉案溪头区块进行旧城改造，但一直未改造完成。2012年，被告天台县人民政府重新启动溪头区块征迁工作。之后，原告因前述购买的房屋、土地补偿安置问题与征迁单位未能达成协议而信访。天台县赤城建设委员会曾进行过答复。2016年12月21日，因人防工程施工，原告购买的两块宅基地被强行占用。原告不服，提起强制占用其宅基地行为违法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要求被告恢复原状。
原审法院认为，在该院（2017）浙10行初91号行政判决中，认定原告许昌明对被告天台县人民政府占地行为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故原告一并提出行政赔偿主体适格。首先，关于原告提出恢复宅基地原状应否予以支持问题。原告1985年购买的空宅基地违反《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关于严禁买卖建房用地的规定，该买卖行为无效，原告无权取得空宅基地的补偿、赔偿等权利，其要求恢复该宅基地原状于法无据。原告1985年购买房屋的行为虽有效，但该房屋已于2001年倒塌。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已建的建筑物，需要重建的，应当依法重新办理规划、用地审批手续。本案中，原告在庭审中自认该户在购买的房屋倒塌前已另外审批两间宅基地建房，原告重建审批须受“一户一宅”政策限制。因此，原告在有权机关审批同意重建前要求恢复该倒塌房屋宅基地原状缺乏法律依据，况且该宅基地现已用于人防工程建设，实际已无法恢复原状。因此，对原告提出恢复宅基地原状的请求，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经济赔偿问题。原告在庭审中提出如果不能恢复原状，则要求经济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从信访答复看，溪头征迁工作组认定原告购买的畜牧场“老宅基”面积为96.78平方米，但原告不认可该认定。原告庭审中认为该“老宅基”不是其购买房屋倒塌后宅基地，而是空宅基地（契约记载102平方米）。同时，原告认为其购买的有畜牧房的宅基地是60多平方米。因此，溪头征迁工作组认定畜牧房宅基地面积与原告陈述相互矛盾，不予采信。从原告提供的契约看，原告许昌明和案外人厉中江、姜某、张某、金水仙、许某等人1985年共同购买8间房屋及道地，但该契约未载明具体面积。原告也未提供其具体分得几间房屋、多少面积等证据。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缺乏事实根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许昌明的赔偿请求。
许昌明上诉称：一、一审赔偿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地基买卖契约》认为不合法不予确认，明显不客观、公正。该契约签订在1985年，出让人系上诉人所在村第一生产队。契约所涉地基是第一生产队安排给本队社员发展经济生产所用，带有福利性，属于《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安排使用”权限范围之内，非一般意义上建房用地买卖协议。因此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依法应予确认为有效。二、一审赔偿判决认为上诉人1985年购买的空宅基地违反《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严禁买卖建房用地的规定，该买卖行为无效，上诉人无权取得空宅基地的补偿、赔偿等权利。该评判理由非但与前一行政侵权确认违法判决结果[(2017)浙10行初91号行政判决]相矛盾，也与国务院行政法规规定的妥善补偿安置征地拆迁中被征地农民宅基地宗旨相背离。本案中，上诉人征地拆迁期间尚未审批建房的宅基地经被上诉人下属征迁六组调查总共有二块，一块96.78㎡，另一块为30.79㎡，最后确定为96.78平方米为畜牧场老宅基。由此可见，未重建是遇溪头区块征迁，历史遗留问题，且上诉人对涉案宅基地依法仍享有一定使用权，被上诉人尚未与上诉人签订补偿安置事宜即强行占用，构成侵权。亦被一审法院（2017）浙10行初91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三、一审赔偿判决认为讼争双方对宅基地具体面积多少存有争议，便判定上诉人要求赔偿缺乏事实依据。该评判理由系推诿审判职责，纵容被上诉人滥用行政强权，有失客观公正。证据材料已反映上诉人未审批建房的宅基地经被上诉人下属征迁六组调查总共有二块，最后确定畜牧场老宅基96.78平方米系他们补偿安置对象。这一切均是被上诉人单方作出，没有经过上诉人签字确认，甚至补偿标准还是按2005年土地地基准价2025元/平方米进行补偿，因此，上诉人坚决不同意。然而，在裁判赔偿金额问题上，一审法院却又认为上诉人要求赔偿缺乏事实依据，这岂不是自食其言。在判决被上诉人侵权行为成立的情况下，无论按被上诉人主张的2025元/平方米还是按上诉人主张的2016年度天台县城区10000元/平方米宅基地基准价标准，总归要对赔偿金额作出裁判。为此，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撤销一审赔偿判决，重新审理此案。
天台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称其所谓购买地基与购买房屋行为是发生在1985年，而1982年国务院制定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建房用地”；第十五条规定“由于买卖房屋而转移宅基地使用权的，应按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申请、审查、批准手续”。“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安排使用”。从上述规定看，当时的法律禁止买卖建房用地，并不禁止房屋的买卖，只是规定了房屋的买卖需要经过有关机关申请、审查、批准。而上诉人却认为《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安排使用”中的“统一安排使用”即可以出卖，殊不知《浙江省城乡建设用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规定“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因此，上诉人显属曲解该规定的意思，地基买卖行为无效，上诉人不是该地基合法的权利人，无权取得空宅基地的补偿、赔偿等权利。二、上诉人购买溪头下巷4号房屋该房于2001年倒塌，在该房倒塌前上诉人已另外审批两间宅基建房，该房倒塌后上诉人一直没有申请审批重建手续，对此上诉人在庭审中亦如此陈述。故至2003年7月该区块进行旧城改造，是上诉人自身未重建的原因，并非被上诉人对该区块的征迁而使其重建搁置。上诉人认为应给予其宅基地补偿，但补偿前提宅基地须是合法之况下方可享受。现该宅基地已用于人防工程，已无法恢复，且其要求恢复也毫无意义。三、上诉人称其1985年购买溪头下巷4号房屋，但仅提供一份契约，没有房屋产权证明，契约载明为上诉人等共同所有，没有载明具体面积及各人的具体份额。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也不能提供彼此间的分割等材料以证明上诉人应有的房屋产权份额，仅口头陈述约60平方米宅基。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四、因溪头区块征迁，原天台县溪头征迁组经丈量，认定宅基面积为96.79平方，而在一审调查时上诉人却认为此地基非畜牧房地基，对原天台县赤城建设委员会信访答复的内容予以否定，而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160平方地基又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赔偿缺乏事实根据，正确合法。五、行政行为违法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虽然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行为违法，但鉴于上诉人的地基买卖行为无效，上诉人不是合法权利人，显然违法侵害的不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买卖畜牧房行为虽有效，但其房屋倒塌前已另外审批建房，且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拥有地基的具体面积份额，即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举证不能，因此，一审判决确认行为违法与驳回赔偿请求并不矛盾。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上诉人许昌明请求被上诉人天台县人民政府予以行政赔偿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赔偿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7）浙10行初91号行政判决，确认天台县人民政府强制占用许昌明所购买房屋倒塌后的集体土地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上诉人许昌明应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被上诉人天台县人民政府的违法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审庭审中已查明因人防工程的需要而使用涉案土地，故在不能恢复原状的情况下，上诉人许昌明变更赔偿请求要求被上诉人天台县人民政府予以经济赔偿，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因该违法行为所致的具体损失，其应承担举证不能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予以经济赔偿，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许昌明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许昌明提出“一审法院作出的确认违法行政判决与赔偿判决存在矛盾，对上诉人的宅基地不予判赔错误”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鉴于原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的（2017）浙10行初91号行政判决已确认被上诉人强制占用许昌明所购买房屋倒塌后的集体土地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对该部分集体土地的使用应予经济补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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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唐维琳
审判员 王玉岳
审判员 黄 寒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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