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民终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七路192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世扬，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菊明，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住所地：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199号。
负责人：林骅，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林林，北京市京师（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陈伟，北京市京师（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沿江南路265-267号。
法定代表人：傅有根。
原审被告：江西金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二七北路5号新楼附3号。
法定代表人：余红。
原审被告：蔡国珍，女，汉族，1961年7月24日生，住南昌市东湖区，
原审被告：傅有根，男，汉族，1959年5月11日生，住南昌市东湖区，
原审被告：余红，女，汉族，1958年4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原审被告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江西金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公司）、蔡国珍、傅有根、余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洪民二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贝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世扬、刘菊明，交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林林、陈伟到庭参加诉讼。南方公司、金利公司、蔡国珍、傅有根、余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贝谷公司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800万元的还款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主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1、《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的订立是作为骗取金融票据的作案方法与手段，这一事实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五）项之规定，应认定无效。尽管《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是交通银行与南方公司之间签订，但傅有根作为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控股股东，对南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通过采用伪造《购销合同》，以南方公司名义与交通银行签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是傅有根实施骗取票据承兑罪的手段，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傅有根采取伪造购销合同及财务报表等欺骗手段，骗取交通银行承兑汇票3500万元的事实成立，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作为傅有根实施犯罪行为手段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在整个行为及合同目的都被认定为违法的情形下，单独被认定为有效，没有意义，且损害从属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并不以合同当事人通谋为必要，单方虚假行为也可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判例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来认定涉及刑事诈骗犯罪的合同无效。所以，一审法院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该是合同双方共同的目的，贝谷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交通银行与南方公司之间存在共谋，因此不认定主合同无效，属法律适用错误。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无效。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了“保证合同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仍然有效的”独立保证条款，但因独立保证不能适用于国内贸易，本案保证合同仍然因为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二、贝谷公司与交通银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成立。贝谷公司仅签署了一份要约邀请性质的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收到交通银行盖章后的反馈合同，也没有收到保证对象的主合同，在交通银行不将主合同交由保证人的情形下，保证人无法获知主合同的内容如何，更谈不上为主合同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贝谷公司与交通银行之间并未就担保内容、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最高额保证合同》注明就一式三份，各当事人各持一份，而本案的担保人就5-6个之多，不可能每人一份，这也印证了交通银行没有将《最高额保证合同》交由贝谷公司的事实。三、在判决上诉人承担800万元连带责任的同时，一审法院还判决上诉人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实际超过了800万元人民币的限额。而且，按照一审判决结果，贝谷公司承担800万元保证责任，却需共同负担一审1800多万元标的对应的诉讼费、保全费，不符合规定。四、交通银行银行承兑汇票贷款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交通银行在订立合同时，未对财务资料进行任何审核，在开具承兑汇票时也未对《购销合同》进行形式、实质审查。在明知主债务人财务状况恶化，仍然违规放贷，还诱导毫不知情的贝谷公司作出空白担保，放任骗贷的发生，损害第三人贝谷公司的利益。贷款发生不良后，明知债务人转移资产、恶意欠款等行为，交通银行却拒不报案，放任损失的扩大。交通银行在骗取银行承兑汇票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其涉及的犯罪后果应通过刑事案件追赃程序予以解决，而非在知晓南方公司丧失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将损失转嫁给被诱导签订空白担保合同的贝谷公司。五、本案一审被告之一的余红死亡，一审法院未中止诉讼等待余红的继承人确定后再恢复诉讼，程序错误。而且一审判决未认定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享有向主债务人的追偿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交通银行答辩称：一、本案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导致答辩人银行被骗，不属于法律规定之合同无效的情形。1、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签订并履行合同是一种双方行为，前述法律规定中的非法目的，是指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是双方共谋或共同明知或应当明知的，而并非单独一方的目的。本案中，答辩人银行系傅有根犯罪的受害人。答辩人银行及其职员没有参与傅有根的骗取贷款行为，不存在答辩人银行与傅有根之间具有恶意串通或共谋的事实，也不存在答辩人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傅有根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的情形。刑事判决书关于“傅有根……使得银行陷入错误认识而出具承兑汇票”的认定也清晰印证此点。而且，傅有根并非本案借款人，不能把傅有根的行为和南方公司行为混淆。本案签订借款合同的双方为答辩人银行和借款人南方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借款人南方公司的企业经营；合同双方均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2、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案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3、本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系答辩人银行与出票人南方公司之间签订的具有信贷性质的合同，是银行基于对出票人资信状况的认可，而给予出票人信用额度的授信行为，与出票人和收款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并不影响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的效力。上诉人主张购销合同、财务资料是伪造或虚假，影响《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的效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傅有根以欺骗手段骗取答辩人银行的贷款，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银行的利益。傅有根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并不能因此免除南方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双方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且应得到遵循。本案保证合同系上诉人与答辩人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属合法有效。二、本案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1、保证合同加盖了保证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根据合同法第32条规定，合同已成立。2、贝谷公司在签订本案合同前，完全知晓、经过商谈并决定同意为南方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款人逾期后，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2月26日和2014年2月27日向答辩人银行出具两份材料，确认其最高担保金额为800万元，并承诺将根据合同和法律裁决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三、上诉人主张答辩人银行存在重大过错而应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1、在签订合同前，答辩人银行已经就南方公司与朗誉公司、青岛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履行了依法履行了审查和合理的注意义务。该审查只限于形式上的审查，至于该合同是否得到履行，不在审查范围之内，银行也无从审查，法律法规也没有强人所难地要求银行进行实质审查。答辩人银行没有过错。2、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等法律之规定，如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债务人采用欺诈手段，使担保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担保的，则担保人应免除担保责任。但本案并无证据表明答辩人银行存在恶意串通骗取担保或欺诈、诱导担保人的情形。上诉人主张被骗担保、不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南方公司、金利公司、蔡国珍、傅有根、余红未提出答辩意见。
交通银行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1.被告南方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补交保证金共计人民币18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其中，合同期内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逾期之日起按双方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合同期内未付利息，合同期内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复利，合同期满之日按逾期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南方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发生的费用；3、拍卖、变卖被告蔡国珍提供的抵押财产，由原告对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4、被告金利公司、余红对主债权1400万元及保证范围内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被告贝谷公司对主债权800万元及保证范围内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被告蔡国珍、傅有根对被告南方公司的前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六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2月4日，原告交通银行与被告南方公司签订编号为01（2013）04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交通银行向南方公司提供金额为人民币400万元的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首次放款日起计，到期日为2014年2月2日。利率按贷款实际发放日一年期基准利率上浮40%执行，合同期内不调整利率。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该合同第十条第10.1及10.2款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或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贷款人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或挪用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2013年2月17日，交通银行向南方公司发放贷款400万元。
2013年2月4日，交通银行与南方公司签订编号为01（2013）053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交通银行向南方公司提供循环额度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的汇票，授信期限自2013年2月4日至2014年2月4日。该合同第二条载明被告南方公司已按申请开立的汇票票面金额的60%交存保证金或提供了同等金额的交行存单设定质押。该合同第十条第10.2条及10.3条约定：自承兑人垫付票款之日起，被告南方公司应立即向承兑人偿还垫款并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利息。被告南方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垫款、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承兑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2013年8月27日，南方公司向交通银行提交《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使用申请书》，申请开立收款人为南昌市朗誉实业有限公司，金额为9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3年8月27日，交通银行开立了出票人为南方公司、收款人为南昌市朗誉实业有限公司，金额为9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3年10月8日，南方公司向交通银行提交两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使用申请书》，申请开立收款人为青岛赛轮子午线轮胎销售有限公司，金额分别为1100万元、1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3年10月8日，交通银行开立了票号分别为出票人为南方公司，收款人为青岛赛轮子午线轮胎销售有限公司，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50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2013年2月4日，交通银行与被告蔡国珍签订编号为01（2013）052《抵押合同》，鉴于南方公司与债权人签订了01（2013）04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蔡国珍以其位于南昌××技术开发区江西国际汽车城汽配贸易中心A幢A号（第1-3层）、A幢2号（第1-2层）、A幢4号（第1-2层）、A幢C号（第1-3层）、A幢D号（第1-3层）、A幢1号（第1-2层）、A幢A3号（第1-2层）、A幢B号（第1-3层）的房屋设定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本金人民币40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抵押物的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2013年2月16日，原被告对上述房产办理了他项权证号分别为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6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7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8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9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0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1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2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3号的抵押登记。
2013年2月17日，交通银行分别与被告傅有根、蔡国珍签订编号分别为01（2013）050、01（2013）051的《保证合同》，鉴于南方公司与债权人签订了01（2013）04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被告傅有根、蔡国珍愿意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权均为主合同项下本金人民币400万元，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均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保证期间均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在上述两份合同共有人声明条款处，被告蔡国珍、傅有根作为共有人签字，同意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
2013年2月18日，交通银行分别与被告贝谷公司、金利公司、余红、傅有根、蔡国珍签订编号分别为01（2013）054、01（2013）055、01（2013）056、01（2013）057、01（2013）058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鉴于南方公司和债权人签订了编号为01（2013）053《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为保障主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被告贝谷公司、金利公司、余红、傅有根、蔡国珍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被告贝谷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800万元，被告金利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400万元，被告余红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400万元，被告傅有根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400万元，被告蔡国珍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400万元。上述合同均约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保证期间均为自该《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2014年2月26日，被告贝谷公司出具《关于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贷款逾期事宜》材料，载明贝谷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为800万元。2014年2月27日，贝谷公司出具《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承诺书》，承诺将根据担保合同和法律裁决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另查明：至2014年10月10日，南方公司尚欠贷款本金400万元，贷款利息360465.77元，复利14466.38元，交通银行为南方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3797195.83元，垫款利息1270260.37元，垫款复利49368.29元。
一审法院认为，交通银行与南方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交通银行与蔡国珍签订的《抵押合同》、《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交通银行与傅有根签订的《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交通银行与贝谷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交通银行与金利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告交通银行与被告余红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合同签订后，依约向南方公司发放了贷款400万元并开立金额为3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南方公司未按约偿还本息，已构成违约，至2014年10月10日，南方公司尚欠贷款本金400万元，贷款利息360465.77元，复利14466.38元，交通银行为南方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3797195.83元，垫款利息1270260.37元，垫款复利49368.29元，对上述欠款金额，南方公司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交通银行请求判令南方公司立即向交通银行偿还借款本金并补交保证金共计1800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17797195.83元，并确认至2014年10月10日，利息、复利共计1694560.81元，对2014年10月10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应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对担保责任，蔡国珍对《抵押合同》及承担担保责任未提出异议，且抵押财产已办理了抵押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因此，对交通银行要求对借款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中该抵押财产的担保范围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范围为限。傅有根、蔡国珍对《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未提出异议，对其担保责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贝谷公司对其担保责任辩称银行审查不严，存在过错，认为双方就担保事宜未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但贝谷公司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贝谷公司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贝谷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交通银行在款项发放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在贝谷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贷款逾期事宜》及《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贷款担保的承诺书》中，贝谷公司亦认可担保的事实。对贝谷公司的上述辩解，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贝谷公司同时提出南方公司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伪造《购销合同》等手法骗取承兑汇票，从事掩盖骗取银行资金的非法目的行为，已经被认定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合同作为一种双方行为，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单独一方的目的，这一目的是双方同谋或者双方共同明知或理应知道的，但在本案中，贝谷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交通银行与南方公司间存在共谋，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交通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南方公司采取欺诈手段并骗取贝谷公司提供担保，而已经生效的（2015）东刑初字第529号刑事判决中亦认定骗取票据承兑罪的主体系傅有根，而本案的借款主体为南方公司，因此，对贝谷公司的该项辩解，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金利公司、余红虽答辩称其只在借款人承担的还款责任之外承担担保责任，但在交通银行分别与金利公司、余红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里明确约定金利公司、余红承担的系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交通银行要求贝谷公司对主债权800万元及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要求余红、金利公司对主债权1400万元及保证范围内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蔡国珍、傅有根对被告南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归还所欠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400万元及利息（至2014年10月10日，利息为360465.77元，复利为14466.38元，其后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二、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归还所欠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人民币13797195.83元及利息（至2014年10月10日，利息为1270260.37元，复利为49368.29元，其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三、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如不按期偿还上述第一项所列范围内款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则可将蔡国珍名下的位于南昌××技术开发区江西国际汽车城汽配贸易中心A幢A号（第1-3层）、A幢2号（第1-2层）、A幢4号（第1-2层）、A幢C号（第1-3层）、A幢D号（第1-3层）、A幢1号（第1-2层）、A幢A3号（第1-2层）、A幢B号（第1-3层），他项权证号分别为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6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7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8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19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0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1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2号、洪房他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100011323号的房屋进行折价、拍卖、变卖并优先受偿。四、江西金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余红对上述第二项所列款项在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4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所列款项在最高债权额人民币8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蔡国珍、傅有根对上述第一项所列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对上述第二项所列款项在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4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江西金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余红、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国珍、傅有根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追偿。八、驳回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34800元，由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江西金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余红、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国珍、傅有根共同承担。
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庭审时双方当事人表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另查明，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5）东刑初字第52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傅有根系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傅有根在并无真实贸易背景情况下，以南方公司名义，采取向交通银行提交虚假购销合同及财务报表等材料的手段，二次骗取银行承兑汇票3500万元，造成银行13797195.83元垫款逾期。判决书认定傅有根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借款人南方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正确，且南方公司未提出上诉，应予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贝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贝谷公司上诉提出，本案主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的订立是作为骗取金融票据的作案方法与手段，主合同应认定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5）东刑初字第52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傅有根犯骗取票据承兑罪。而傅有根以南方公司的名义与交通银行签订本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则形成了借款民事法律关系。本案借款民事法律关系与傅有根犯罪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傅有根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本案主合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贝谷公司上诉提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是双方行为，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因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应当是合同双方的共同目的，而非单独哪一方的目的。这一共同目的是双方通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双方共同明知或理应知道的。结合本案案情，没有证据证明交通银行与南方公司存在共谋，或者交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参与了骗贷，也不存在交通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傅有根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主合同有效正确，本院予以支持。退一步讲，即使交通银行因傅有根的骗贷而受欺诈发放贷款，根据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权利人既可以选择合同有效并且继续履行，也可以选择变更或撤销。本案交通银行没有选择变更撤销主合同，而是起诉要求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贝谷公司上诉主张主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贝谷公司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保证合同已经成立。贷款逾期后，保证人贝谷公司还出具函件，承诺根据合同规定承担还款责任。因此，贝谷公司关于保证合同未成立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贝谷公司上诉还提出当事人之一余红死亡，但在本案一二审期间，贝谷公司均未提交余红死亡的证明材料。根据一审判决主文第七项，法院依法判决了保证人向主债务人的追偿权，因此贝谷公司关于一审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颖
审判员 吴爱民
审判员 王 冬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俊杰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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