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06民初254号原告：陈训雄（系患者陈莎之父），男，193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现住址同前。原告：杨瑞娥（系患者陈莎之母），女，193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告：武昱旻（系患者陈莎之女），女，199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上海蓝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现住址同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昌国，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志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号。法定代表人：王行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有利，医院员工。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徐永健，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单位员工。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祝宏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袁佳丽、人民陪审员王文兴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6日公开进行了开庭审理。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昌国、阮志兵及原告武昱旻，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谢有利，被告同济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到庭参加诉讼。2016年10月24日、11月21日，本院由审判员祝宏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袁佳丽、人民陪审员王文兴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昌国、阮志兵，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谢有利，被告同济医院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刘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共同诉称：患者陈莎，2014年5月29日因腹痛前往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处治疗，诊断为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肠梗阻。患者于入院当日行阑尾切除术，时至同年6月6日仍未通气，腹痛腹胀未得缓解，且日渐严重。患者转入被告同济医院处治疗。同济医院未及时进行手术，经该院诊断为阑尾炎术后，腹痛待查，肠梗阻。经剖腹探查见：陈莎腹腔可见大量含有小肠内容物份性浑浊积液，约3000毫升，距离回盲部约30cm处之回肠经右侧股疝内嵌入股疝囊内，近端回肠破裂穿孔，给予回纳见嵌入股疝囊内，近端回肠破裂穿孔，给予回纳见嵌入肠管约10cm变黑坏死。拟行右侧股疝内口修补术+小肠部分切除+远端回肠双腔造瘘术。同年6月9日抢救无效死亡。经武汉市武昌区人民人民法院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鄂明医鉴字[2015]第1506号鉴定意见为：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同济医院对陈莎的诊疗行为均存在过错，该过错与陈莎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为主要责任，同济医院为轻微责任。原告均系陈莎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对被告提起诉讼。原告认为，二被告在诊疗陈莎过程中，存在明显医疗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83,669元、死亡赔偿金497,040元、丧葬费21,609元、误工费1,373元、护理费94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5,6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营养费1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6,000元，合计728,602元，庭审中，原告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医疗费83,669元、死亡赔偿金541,020元、丧葬费23,660元、误工费1,463元、护理费1,02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营养费1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0,6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6,000元，各项损失共计779,836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辩称：我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我院在对患者陈莎的诊疗过程中，急性阑尾炎的诊断明确，手术方式选择正确，术后出现肠梗阻是阑尾炎术后发生的常见手术并发症。二、患者术后出现肠梗阻后，我院通过拍片明确诊断，（1）病人体温正常，无发热；（2）腹部检查，腹部无腹膜炎体征，以6月5日病程记录为证，检查腹部，腹软，未触及肿块，无压痛，无反跳痛，肠鸣音活跃；（3）腹部拍片示：仅有肠梗阻，没有膈下游离气体，无肠穿孔表现，予以上胃管胃肠减压、灌肠、抗感染、补液保守治疗，并及时与患者沟通病情，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三、患者6月4日的腹部X光片示：腹部多个液平面，请结合临床。根据该片，诊断肠梗阻明确，但并非如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可以判断空腔脏器穿孔。另从同济医院6月9日病检“送检材料部分小肠，肠管一段，长8.0cm，直径1.0cm，一端见3.0x2.0坏死区，浆膜面见坏死充血，肠管剪开未见异常，诊断符合小肠出血梗死之病理改变，病检无肠穿孔。因此，我院在此情形下采取保守治疗符合诊疗规范，并无不妥。四、司法鉴定意见书里提到：手术记录及出院记录上未见记载右侧腹股沟疝情况。实际上入院检查时患者腹股沟管内环正常，同济医院入院时病历上也未记载右侧腹股沟疝发生，入院体检也没有记录右侧腹股沟股疝，只是剖腹探查手术当中发现部分小肠嵌顿股管内口。由此可见该情形并非由于我院观察不够，出现漏诊。我方认为鉴定结果是错误的，因根据鉴定结果的意见，邀请外院专家阅片后，认为患者当时有肠梗阻及肠穿孔现场，但我院在本院及外院专家阅片后，认为患者当时没有肠穿孔，只有肠梗阻现象，包括同济医院最后的病理诊断也证实了无肠穿孔，我院采取保守治疗是合乎诊疗规范的。五、经过保守治疗、密切观察病情，6月6日早上查房准备给病人行急诊腹部CT检查及其他相关检查，准备行剖腹探查手术时，病人及家属拒绝在我院进一步检查及手术治疗，要求转外院治疗，当时经告知转院治疗风险，可能导致病情加重，可能丧失最佳治疗时机，有可能导致患者死亡，病人及家属仍坚决要求转院，愿意承担拒绝在我院治疗的风险和不良后果，签字出院。因此，患者最终的结果与患者转院治疗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有很大的关系。综上所述，我院在患者陈莎的诊治过程中，诊断及手术适应症明确，手术方式选择合理，术后出现肠梗阻在没有发现肠穿孔的情形下采取保守治疗也符合医疗规范。患者的死亡结果与术后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及患者转院耽误治疗有一定关系。恳请法院查清事实，作出公正裁决。被告同济医院辩称：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不予认可。第一，我方对陈莎的治疗符合医疗规范，患者入住本院后，及时进行诊断，诊断为阑尾炎肠梗阻待查，并对患者进行了抗感染等相关措施。即使手术，也应待相关检验结果，患者入院时并未出现动脉出血的情况，在检查结果出具后，医方也及时行破腹探查术，不存在延误手术的情形，术后及时转入ICU，但因患者病情危重，休克及器官功能障碍难以逆转，于6月9日抢救无效死亡。所以医方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术前检查到位，诊断正确，手术及时，与患者死亡这一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于法院委托的明鉴鉴定所的鉴定结果，涉及到我院的过错点，我方不认可，没有事实依据及客观依据。第二，原告索赔的项目没有法律依据，具体见质证意见。综上，请求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支持我方答辩意见，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明两份，离婚证、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依据。证据二、中南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出院记录、同济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手术科室入院记录、手术记录、死亡及记录。证明患者在医院的诊疗过程。证据三、司法鉴定意见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诊断书。证明被告医疗过错行为及责任承担情况。证据四、住院医疗费票据两份、交通费票据25张、鉴定费票据两张。证明原告费用支出情况。证据五、户口簿一份。证明陈莎系广东省珠海市家庭户及身份情况。证据六、工作证明及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陈莎在深圳市文业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材料采购工作，在武汉市及深圳两头工作，证明陈莎的误工损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患者陈莎在我院治疗的病历资料，证明我院对患者的诊治符合医学规范，6月6日我院已向患方告知应当进行腹部CT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考虑剖腹探查术，但患方拒绝。证据二、针对6月4日腹部DR片，我院报告单以及外院两次会诊报告单，证明6月4日患者当时仅存在肠梗阻，并无肠穿孔的事实。被告同济医院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同济医院住院病历一套，证明患者在同济医院的诊治过程符合医疗规范，不存在延误手术治疗的情形。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明两份及离婚证复印件无异议，认可陈莎系非农业户口。对三原告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我方不持异议，但是对于死者本人以及三原告户口情况，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不能体现死者及三原告的户别情况。对证据二中南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出院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对同济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手术科室入院记录、手术记录、死亡及记录以同济医院的质证意见为准。对证据三司法鉴定家意见书的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鉴定中针对中南医院的过错及责任程度的判定不认可。该鉴定结论明显缺乏鉴定依据，我院已经向法院提交申请鉴定人出庭，待鉴定人出庭时再发表详细质证意见。对居民死亡殡葬证、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诊断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四在中南医院发生的医疗费无异议，但我方认为这是治疗原发疾病发生的费用，同济医院的票据以同济医院意见为准；交通费其中的6张是加油票，本身不属于交通费的范畴，且时间均发生在2015年1月份，和患者就医的事实无关联性，其余的交通费均是出租车票据，根据时间的区间，患者就医是2014年5月29日到6月9日，原告提交的出租车票据均不在此期间，所以我方认为该票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鉴定费票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方认为该鉴定结论明显缺乏依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所以该鉴定费我院不应承担；对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六，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及完税证明，不认可工作方面的证明内容。被告同济医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质证意见同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及患者经常居住地为武汉；对证据二的同济医院相关病例资料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司法鉴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鉴定书没有任何依据证明同济医院故意拖延手术的情形，以及该鉴定机构未结合病历资料中检验报告及医嘱的时间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不应采信；对居民死亡殡葬证、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诊断书无异议；对证据四，对同济医院的住院医疗费票据无异议，此费用是治疗患者原发疾病的费用，不应计算为损失的范围；交通费票据和鉴定费票据质证意见同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六，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及完税证明，不认可工作方面的证明内容，原告工作证明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形式要件，不予认可。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可以反证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过错明显。证据二的中南医院的报告单真实性有异议，报告内容不全，对中南医院的报告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外院的报告单三性均有异议，是中南医院自行委托的。被告同济医院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请法院认定。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对被告同济医院提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反证其延误了抢救时间7小时41分。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被告同济医院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病例病历恰恰证明三点：第一，中南医院不存在对患者漏诊的情形，同济医院的入院诊断和中南医院的出院诊断是一致的，第二，由于患方要求转诊，实际上耽误了对患者的诊疗，中南医院是在6月6日早上7点半建议患方行CT检查，由于患方的拒绝和转诊，同济医院是在上午11点左右才做的腹部CT检查，同时证明中南医院建议CT检查是必要的，第三，根据同济医院的病理检查结果，直到手术当时，患者仍不存在肠穿孔的情形，所以鉴定结论认为早在中南医院期间就已发生肠穿孔的认定是错误的，鉴定结论也是建立在这个错误认定的事实基础上得出的错误鉴定。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认可，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查明：患者陈莎，2014年5月29日因转移性右下腹疼痛8小时入院，深情，麦氏点压痛，反腹股沟内环正常，无移动性浊音，肠鸣音正常，双肾区无叩痛。2014年5月30日，白细胞12.54×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0.4%，总胆红素25.7umol/L，葡萄糖8.83mmol/L。2014年6月5日，白细胞10.80×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73.2%，葡萄糖3.18mmol/L。入院后急诊在CEA麻醉下行阑尾切除术，术中见阑尾充血，肿胀细长，术后抗炎补液支持治疗，患者未通气，诉腹胀，给予胃肠减压、灌肠治疗，未缓解，术后病检报告为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患者于2016年6月6日转院，出院诊断为1、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2、肠梗阻。同日10:51分转至同济医院，入院诊断：（1）阑尾炎术后；（2）腹痛待查：肠梗阻。入院后在全麻下急诊行剖腹探查+右侧股疝嵌顿还纳+内口修补术+小肠部分切除+远端回肠双腔造瘘术。术中顺利，术后送ICU病房，给予抗感染、抗休克等对症支持治疗，持续CRRT治疗。2014年6月9日23:45分，患者出现心率下降，心率由103次/分逐渐下降至75次/分，给予肾上腺素1mg静脉推注，患者心率逐渐回升至120次/分。患者双肺底大量湿性啰音，给予西地兰及吗啡静脉推注。2014年6月10日00:00分，患者心率再次下降至50次/分，血压50/40mmHg，血氧饱和度维持在100%。立即给予肾上腺素静脉推注，持续胸外按压。00:03分，心电监护提示室性心律，给予200焦耳直流电电除颤。血氧饱和度测不出，血压下降至45/20mmHg，持续去甲肾多巴胺、多巴酚丁胺、垂体后叶素等，持续胸外按压，反复肾上腺素静脉推注。00:34分，患者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心音未闻及，血压测不出，大动脉搏动消失，行心电图提示心电静止，宣告临床死亡。死因：脓毒症引起MOF致死。2015年5月26日，经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申请，本院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对本案中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被告同济医院对患者陈莎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则其过错与陈莎死亡后果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鉴定。2015年9月21日，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鄂明医鉴字[2015]第15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为：（一）关于陈莎死亡原因。患者死亡后未行尸检，其死亡原因不能准确确定。但其病历资料较完整，可供鉴定之用。同济医院死亡讨论及结论认为：患者因肠梗阻导致腹腔内感染，进而行成脓毒症，导致多器官功能不全，呼吸循环衰竭而亡。该诊断意见较为符合陈莎死亡原因。（二）关于中南医院诊断及手术。中南医院根据体检及实验室检查，诊断陈莎患急性阑尾炎，并行切除手术，术后病检证实为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其诊断和手术正确。（三）关于肠梗阻、右侧股疝嵌顿。陈莎阑尾术后出现腹胀，不通气，给予胃肠减压、灌肠，未缓解；6月6日转同济医院，急诊行剖腹探查，发现“腹腔可见大量含有小肠内容物伤性浑浊液体，约3000毫升，距离回盲部约30cm处之回肠经右侧股疝内口嵌入疝囊内，近端回肠破裂穿孔，给予回纳见嵌入肠管约10cm变黑坏死”。病历记载：中南医院在陈莎入院时检查“按压其腹股沟内环正常”，手术记录及出院记录上也未见记载右侧股疝之情况，在6月4日X光片上已显示有肠梗阻，腹腔内有大量液体、气体，反映出中南医院对此注意不够，忽视了对疝的考虑，导致漏诊，进而出现疝顿、坏死。（四）关于回肠近端破裂口。同济医院剖腹探查手术发现：“距离回盲部约30cm处之回肠经右侧股疝内口嵌入囊内，近端回肠破裂穿孔”，多数专家认为，穿孔应在嵌顿之后发生，鉴定人同意此种分析意见。（五）关于弥漫性腹膜炎和脓毒症及中南医院诊疗措施。陈莎于5月30日手术后，一直未通气、排便，出现腹胀，给予胃肠减压、灌肠等措施后无缓解；6月4日腹部拍片显示：肠梗阻，右膈可见游气体，示有空腔脏器穿孔与术后腹腔积气，并见超过3000ml液体。此时，应及时采取剖腹探查手术，查明情况，果断处置，而不应仍是胃肠减压、灌肠（给予肥皂水、甘油灌肠剂），经6月4日一晚及6月5日一整天，直至6月6日上午，情况不见缓解。听证会上患方反映：患者及亲属在病痛难忍情形下，要求转院寻求更好治疗实属无奈之举，不能就此视为拒绝治疗。也不能因此而减轻中南医院漏诊、延误治疗之过错责任。中南医院若在6月4日行腹部拍片后及时采取手术治疗，及时清除腹腔内、肠内容物浑浊液体，则陈莎弥漫性腹膜炎、脓毒症的发展可能及早遏制。（六）关于同济医院治疗措施。同济医院入院记录：入院时间为2014年6月6日10时51分，行腹部增强CT考虑小肠嵌顿坏死可能，拟行剖腹探查术，麻醉记录单显示：同日18时32分入手术室，22时37分出手术室，如前病历显示：同济医院对陈莎术前检查到位，诊断正确，有手术指征，行剖腹探查并在术中诊断，切除坏死小肠，破口修补，右侧股疝嵌顿还纳，远端回肠双腔造瘘术，手术方式正确。术后进行抗感染，连续性血液净化等治疗，其措施正确。但从10时51分收入院到18时32分进入手术室，中间间隔7小时41分钟，虽手术准备需一定时间，但其间隔时间过长，对陈莎病情发展有一定不利影响及过错，与陈莎终因脓毒症致多器官衰竭死亡后果有一定因果关系。综上，中南医院存在对陈莎术后检查、观察不细，处置不及时，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同济医院在陈莎转入院后，未能及时进行手术，对陈莎的病情发展有一定不利影响，同样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两家医院均为武汉地区一流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均具备处理上述情况之医疗水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之规定，故均有过错，其中中南医院为主要责任，同济医院为轻微责任。鉴定意见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对陈莎的诊疗行为均存在过错，该过错与陈莎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南医院为主要责任，同济医院为轻微责任。此次鉴定费用16,000元，由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支付。2015年11月17日，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明确具体责任程度。经本院去函，2016年3月7日，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回函，载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对陈莎的诊疗行为均有过错，责任程度评定为主要责任，总过错参与度60%—70%，中南医院占其中40%—50%，同济医院占其中20%”。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对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回函有异议，认为回函不能推翻鉴定意见书，不能和鉴定书冲突，从鉴定书中认定的陈莎死亡的原因是在中南医院就医时没有右侧股疝嵌顿，这种状况是术后产生，进而导致腹腔内感染，形成脓毒症，最后导致死亡，且同济医院的抢救时间不及时，患者自身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回函意见与对鉴定书质证意见一致，不认可中南医院的过错及责任。被告同济医院对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回函不认可，认为缺乏事实及医学依据，其次，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对责任比例下结论，其不是审判机关，回函超过了鉴定范围，不应采信。2016年6月12日，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如下异议进行书面质询：1、请说明，2014年6月4日依据诊疗规范能否诊断“肠穿孔”？并说明客观医学依据。2、请鉴定人说明患者在中南医院期间，根据诊疗能够诊断“右股疝”？并说明客观医学依据。3、请鉴定人回答患方没有遵从中南医院，而要求转院，导致中间延误了治疗的时机，是否会对患者的病情造成不利影响？2016年7月24日,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回函如下：一、关于肠穿孔。2014年6月6日同济医院手术记录：“近端回肠破裂穿孔，给予回纳见嵌入肠管约10cm变黑坏死”，6月4日X光片专家会诊意见：腹腔内存大量液体，气体，提示有空腔脏器穿孔与术后腹腔积气，同济医院手术后诊断：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死亡原因系脓毒症引起MOF，均说明肠穿孔在6月4日转院前即已形成，医院没有诊断，不能否认事实的存在，只能说明系漏诊；二、本鉴定认为中南医院对6月4日X光片已显示有肠梗阻，腹腔内存大量液体、气体，“注意不够，忽视了对疝的考虑”，而不是如医院所说，没有发现患者术后出现右侧腹股沟疝情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医院应该考虑多种可能性，采取相应检查，治疗措施；三、患者5月30日手术后，一直未通气、排便，出现腹胀，中南医院给予相应治疗无效，6月4日至6月6日上午，患者在病痛难忍的情况下，也对中南医院几天的无效治疗失去信心，才提出转院，延误检查和治疗的主要责任在医方，病人提出的转院是无奈之举。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该回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科学性不认可，1.我院认为其结论缺乏明确说明过程及依据，针对复函第一点，关于肠穿孔的意见，复函是以倒推的方式说明，实际上患者在同济手术后，有明确结论，所以明鉴司法鉴定所想当然认为患者在中南医院就有肠穿孔，枉顾了病理检查结果；2.关于腹股沟疝，医生检查并未发现腹股沟疝，有病历为证，即便患者在同济医院住院，入院病历上也没有记录腹股沟疝，有同济医院病历为证。鉴定结论仍然用倒推方式认为在此之前，中南医院应当发现患者腹股沟疝，同样属于枉顾医学科学原则；3.关于患者拒绝在我院治疗的问题，患者家属要求转院，拒绝我院对患者的检查和手术，这一事实在病历中有明确告知内容，并且家属已签字表示拒绝检查和手术，相关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转院过程客观上延误了对患者疾病的处理，其后果应由患方自行承担，二不能将其后果、责任推卸给中南医院。被告同济医院认为该异议系中南医院申请提出，虽不涉及我院意见，但我院对该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不予认可。原告对该回函无异议。审理过程中，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不服，申请鉴定人出庭。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撤回鉴定人出庭申请。被告同济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不服，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后庭审中表明撤回重新鉴定的申请。另查明，原告陈训雄系陈莎之父，原告杨瑞娥系陈莎之母，原告武昱旻系陈莎之女。陈莎与其丈夫武邦发于2014年2月18日登记离婚。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因争议过大，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本院认为：患者陈莎因“转移性右下腹疼痛8小时”入住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治疗，后又因“阑尾炎术后腹痛腹胀5天，加重1天”转入被告同济医院继续治疗，各方医患关系形成。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起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同济医院在对陈莎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并导致其死亡，要求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被告同济医院是否应就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过错；二、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被告同济医院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范围。一、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被告同济医院是否应就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过错。对于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鄂明医鉴字(2015)第15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经原、被告双方共同协商一致，由本院依法委托，通过医患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的分析及合议形成的一致意见，鉴定程序合法，不存在明显不公、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伪造鉴定资料的情况。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同济医院虽提出异议，但其异议的理由未对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造成影响，故对该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鄂明医鉴字(2015)第15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两次书面回函，患者陈莎因肠梗阻导致腹腔内感染，进而形成脓毒症，导致多器官功能不全，呼吸循环衰竭而亡。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6月4日腹部拍片示：肠梗阻，有空腔脏器穿孔与术后腹腔积气，并见超过3000ml液体。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未注意肠梗阻的出现及腹腔内存在大量液体、气体，对疝存在漏诊。未及时行剖腹探查手术，仅予胃肠减压、灌肠治疗，致使患者回肠发生嵌顿嵌入疝囊、嵌入肠管约10cm坏死，嵌顿之后发生近段回肠破裂穿孔，导致弥漫性腹膜炎、形成脓毒症。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此存在医疗过错。被告同济医院于2014年6月6日10：51分收治陈莎入院，于同日18：32分行剖腹探查术，手术正确，但间隔时间过长，对陈莎病情发展及死亡后果有一定不利影响，被告同济医院对此存在医疗过错。本院综合考虑患者陈莎自身病情、二被告医疗过错行为，结合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等综合因素，酌定二被告在本案中按照过错参与度应承担65%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中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承担55%，被告同济医院应承担10%。二、关于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问题。本院对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的损失分析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依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本院对其诉请83,668.79元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照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诉请541,020元，未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3、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诉请23,660元，未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4、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患者陈莎的收入情况，但其尚有劳动能力，故本院酌情按照2016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认定误工费为938.4元（31138元÷365天×11天）。5、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原告虽未提供证据证明患者护理情况，但考虑到患者住院治疗中有护理的需要，本院参照2015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认定为938.4元（31138元÷365天×11天）。6、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被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20年。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三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患者陈莎父母陈训雄、杨瑞娥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对于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7、住院伙食补助费：患者共计住院治疗11天，其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酌情认定为165元（15元/天×11天）。8、营养费：患者共计住院治疗11天，其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酌情认定为165元（15元/天×11天）。9、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进行认定。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同济医院的医疗过错与患者陈莎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考虑到陈莎死亡给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的精神造成创伤，本院对其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为35,000元。10、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院对原告的交通费酌情认定为200元。11、鉴定费：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主张因本次医疗损害行医疗过错鉴定所支出的鉴定费16,000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确认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的损失为：医疗费83,668.79元、死亡赔偿金541,020元、丧葬费23,660元、误工费938.4元、护理费93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5元、营养费165元、交通费200元、鉴定费16,000元，以上共计666,755.6元。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55%责任，计算为366,715.58元（666,755.6元×55%）；被告同济医院承担10%责任，计算为66,675.56元（666,755.6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30,000元，被告同济医院承担5,000元。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66,715.58元；二、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30,000元；三、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6,675.56元；四、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000元；五、驳回原告陈训雄、杨瑞娥、武昱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524元，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1,409.6元，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承担704.8元，（此两款原告已垫付，由二被告随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是二年。审 判 长  祝 宏审 判 员  袁佳丽人民陪审员  王文兴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刘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