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828民初153号
原告：刘某1，女，199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岳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时永，岳�县店前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聂某，男，198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岳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斌，岳西县店前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刘某1与被告聂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时永、被告聂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婚约财产合计93934元；2、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6年农历3月15日，原告按农村习俗招本镇银河村李坳组居民聂某入赘，当天打发礼金79760元，前后礼品等花费14174元。订亲后，为建立感情，双方一起在外地打工。期间原告怀孕后，因双方感情不和在岳西人流引产。2017年双方均不在一起。被告居然无视婚约的存在，在外与其他女子谈恋爱，致使原被告无法继续交往，连原告父亲生病做手术都没有探望过。原告认为，被告违背了招书及订婚约定，致使双方未成就婚姻，对于原告因婚约所支付的现金及财产，被告应予返还。同时，被告始乱终弃的行径，给原告身心造成了伤害。
聂某辩称：被告与原告在××××年××月份确实按照农村习俗订有婚约，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被告没有收到原告任何礼金，为了结合，被告花费了一些酒席方面的费用，大概1万多元。被告与原告订完婚约后，同居不到半年时间，原告怀孕包括做人流引产，被告都是不同意的，原告陈述引产的原�是与被告争吵所致不是事实。原、被告订立婚约后，确实有婚约招书，但被告是不同意的，是双方家长在一起签了字。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婚约，不与被告登记、同居；被告没有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没有与他人同居；原被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不是合法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达到赔偿精神损失费的条件。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所提交证据2入赘协议。虽然该协议订立时被告本人不在场，所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原、被告双方父母及家族人均签名，故真实性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
证人刘同发及刘某2书面证明及出庭证言。证人刘同发及刘某2书面证明“刘召明（刘某1的父亲）于2016年农历3月15日，招婿彩礼是由刘同发、刘某2一起操办，红包是二人所装，每人装多少如下：聂某61800元、聂向东2880元、聂卫东5000元、侄儿1200元、吴友平5000元、媒人1000元、聂旭东2880元，共计花费79760元”。刘同发出庭证明“原告家订亲接客请我去喝酒，我负责管账房，原告家按照习俗包了礼金给被告家，是原告父母把钱拿出来，我与刘某2一起包的，用红纸包成红包，被告本人是61800元，被告父母各5000元，被告的叔叔伯伯各2880元，被告的侄子1200元，媒人1000元；原告家将该礼金红包放在每个人的小礼包里，被告家人离开原告家时，刘某2及原告父母一起将小礼包递到被告家每人手中，我也在场”；证人刘某2�庭证明“原被告订亲时我以宗族身份参与了，负责管账。礼金礼包是我用红纸包的，也是我给的，被告本人61800元，被告父母一人各5000元，叔、伯一人各2880元，还来了一个侄子包了1200元，媒人1000元，被告家人出门时，根据原告父亲指认我直接将红包给的被告家来的每人的。”。被告质证认为：对刘同发的书面证明三性不予认可，刘同发出庭证言明确说明其出具的书面证明是刘某2所写，但刘某2对此予以否认，且刘同发陈述不清楚被告家人的姓名，但该证明内容上却写的很清楚，故该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刘同发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对于礼金的支付与刘某2陈述的不一致，陈述的订亲时间也不对，也没有说明钱的来源，故其证言不应采信。对刘某2的书面证明三性均不予认可，虽然证明是其本人所写，但大部分被告的家人其是不清楚的，是由原告父母指认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刘某2的证言也不具有可信度，其陈述的礼金给付与刘同发陈述不一致，且61800元用红包直接给付不符合常理；按照农村习俗，男方入赘也是由男方给女方礼金，故其证言应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本案中，刘同发与刘某2均出庭证明原告与被告订亲招亲时，原告家给了被告及其亲属、媒人共七个红包共计79760元的事实，该事实系其二人亲身经历，虽在细节上“是直接给红包”还是“放在礼包中一同给的”有出入，该出入应系观察或记忆出现差错，不影响二人所证明的内容真实性的确认，刘同发陈述的招亲时间出入不大，结合被告认可的事实，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二人的书面证明与二人庭审陈述基本一致，被告所提出的证言与证明中矛盾之处，证�不知晓被告家人姓名在出具证明时问清写明系正常现象，不存在不合理之处，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确认。综上，本院对二份证言（及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
对原告证据4开亲花费流水账，是由原告单方制作，除其中3月15日的红包明细有证言佐证可以认定外，其他开支明细根据习俗可能系真实发生，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确认。
对原告证据5诊断证明书，被告虽不认可但未有反驳证据，本院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情况，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农历3月15日，刘某1由其父（刘召明）、母操办按农村习俗招聂某入赘，举行订亲仪式。当天聂某及其父母（聂卫东、吴友平）、叔伯（聂�东、聂旭东）、侄儿等到刘某1家，由刘某1家设宴招待。刘某1的族人刘同发及刘某2应邀到场并负责管帐。刘某1家按招亲习俗给入赘的女婿及家人彩礼，刘某1的父亲刘召明拿出现金交给刘同发、刘某2，二人用红纸包成七个红包，聂某本人是61800元，聂某的父（聂卫东）、母（吴友平）各5000元，聂某的叔、伯（聂向东、聂旭东）各2880元，聂某的侄子1200元，媒人1000元。餐后，在聂某等一行人离开刘某1家时，由刘召明指引，由刘某2将红包分发至聂某及其亲属、媒人手中。
刘某1及聂某在订亲后，就一起外出打工并同居。约在2016年6月，由刘某1的父母在家操办，召集刘某1的家族人一起，与聂某的父母商谈后达成了入赘协议，双方父母及家族等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在入赘协议上签名（含刘同发、刘某2等）。刘某1与聂某同居不久后怀孕�并因早孕流产于2016年7月16日至岳西县中医院行无痛清宫术。
刘某1及聂某同居不到半年时间，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7年，双方发生矛盾分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1家是否向聂某及家人支付了彩礼，聂某应否返还及返还数额。
按我国的传统习俗和当地的风俗，彩礼是指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的过程中，其中一方或其家庭成员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女方嫁到男方由男方给女方彩礼是通常做法，本案中系聂某入赘于刘某1家，刘某1家按农村习俗给予聂某家彩礼符合情理，并非违背常理，聂某抗辩入赘也由男方给付女方彩礼的观点，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观点不予采纳。聂某及其父母等亲属到刘某1家进行入赘订亲，�是当地缔结婚姻的通常习俗。对于刘某1家是否支付给聂某家彩礼，聂某对此虽全盘否认，但聂某就自己否认的事实在可以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情况下未提供，本院综合刘某1的证据予以确认。刘某1家中为订亲活动花去的伙食费用，属于正常的交际往来，不属于彩礼范畴，但直接馈赠的红包（人民币）数额较大，可以认定为彩礼；但其中给媒人的1000元应认定为馈赠，不应认定为彩礼。双方在订亲前后及逢年过节给予的烟酒礼品、财物即使存在，因数额与当地普通人情交往相符，属于正常的交际往来，不能认定为彩礼。综上分析，刘某1主张的给聂某及其父母、叔伯、侄儿的相亲红包6个、金额合计78760元为彩礼，其主张的其他彩礼项目及金额，本院不予认定。
在订立婚约过程中，一方给付彩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缔结婚姻，在婚姻未能缔�时，彩礼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予以返还。本案中，刘某1家属于招亲，其欲缔结婚姻的诚意更高，在双方发生矛盾后聂某也未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且双方同居生活时间不到半年，故聂某对其及家人收取的彩礼应予以全额返还。对于刘某1主张的其他彩礼项目，本院不予支持。刘某1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费，虽其因同居怀孕流产，对身体、精神有一定损害，但不符合婚约财产纠纷处理范畴，也不符合缔结婚姻后离婚时赔偿精神损失的条件，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定由聂某返还刘某1彩礼78760元。
综上，案经调解不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聂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刘某1彩礼78760元；
二、驳回原告刘某1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2273元，减半收取1137元由原刘某1芳负担337元，被聂某朗负担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储爱武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吴 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