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8民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泽民，男，197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阴威武，山西法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同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经济开发区邑东路以西军屯街以南。
法定代表人：卫东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运临路***号。
法定代表人：石继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治玉，山西上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东，山西上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乔泽民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同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誉公司）、被上诉人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毅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6）晋0802民初6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乔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阴威武，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被上诉人诚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玉、杨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乔泽民上诉请求：1.撤销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6）晋0802民初631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原审中，上诉人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书三方并未提出异议，且得到原审法院的认定。为证明三方所签协议已生效，向法庭提供了“付款证明”即：2014年7月24日，被上诉人诚毅公司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中国建设银行运城分行北城分理处转款960万元。该证据也是三方无异议的证据。并提供了被上诉人诚毅公司2016年11月7日出具的2014年7月24日960万元的转账情况说明。最后上诉人提供了出借资金的来源。据此，作为原告已就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充足的、完善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而原审法院在证据认定上却抛开“借款协议书”约定，认定上诉人未履行付款义务。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之间借款协议的履行，完全是按照协议执行的。因为借款协议第三条约定：月利率4%，利息按日计算，利息支付实行预付办法。上诉人在2014年7月24日当天付款时，就是预先扣除40万元的利息，只付960万元。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自甲方（乔泽民）或者甲方指定的账户款项汇入对方（同誉公司）账户起生效。2014年7月24日当天，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账户只进账960万元，且诚毅公司声明该960万元就是上诉人指定打入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账户，这样，上诉人是完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借款合同已生效。二、原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上，明显存在片面认定的情形。1、关于960万元的所有权到底是谁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认定，原审判决认为①上诉人未直接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付款；②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出具委托书；③诚毅公司向同誉公司出具的对账说明中将1000万元作为其公司向同誉公司履行融资协议的借款；④同誉公司与诚毅公司进行结算并收取同誉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所以认定该款的实际债权人为被上诉人诚毅公司。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向同誉公司直接付款是借款协议所约定的一种情形。上诉人未向诚毅公司出具委托书，本案中这种委托行为已经实施了，不能因没有委托书这种形式而否定双方已实施的民事行为，况且诚毅公司明确打款的行为是受上诉人的指令。另外，诚毅公司向同誉公司出具的对账说明，这本身与上诉人就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诚毅公司明确表明这笔钱是上诉人的，再者，从证据的效力上看，同样是诚毅公司的陈述和出示证据，诉前将涉案款列入与同誉公司的往来，诉中明确表明该款实际所有人为上诉人，那么这一前一后的矛盾表述，如何去认定？更重要的是，诚毅公司与同誉公司的还本付息往来中，没有任何一笔款能体现出还的是2014年7月24日该笔款的本金及利息。庭审查明，在诚毅公司为同誉公司融资过程中，唯独只有本案的这笔借款是同誉公司直接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协议，其他的融资均是诚毅公司直接给债权人出具借据。这足以说明本案的借款与诚毅公司、同誉公司的战略协议无关。2、关于上诉人资金来源的认定。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诚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铁中的证人证言，侯某、白某、白艳红、黄勇强的证人证言，其中刘铁中、侯某、白某出庭作证。上诉人资金来源的陈述及证据是清楚的、合法的。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所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与本案事实并不符。本案并不存在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的情形，而是借贷已实际发生，只是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辩驳是发生在其与被上诉人诚毅公司之间。因此适用本条法律规定，显然是对法律条文的错误理解。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且认定法律关系混乱，剥夺其他债权人的诉讼地位。
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乔泽民与答辩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是在综合全案证据情况下作出的客观认定，符合法律规定。1、上诉人和答辩人在签订《借款协议书》时不认识，也没有进行过协商，没有会面，到现在也不认识。协议是刘铁中拿来的空白日期的借款协议让答辩人签署，称是为公司融资使用。2、诚毅公司和答辩人之间有《战略合作协议》，诚毅公司负责给答辩人融资，答辩人向诚毅公司支付利息。这笔960万元是诚毅公司账户支付到答辩人账户，付款时诚毅公司没有说明这笔款是受乔泽民委托支付，乔泽民也没有向答辩人声明这960万元是他委托诚毅公司代付的借款。根据借款协议书约定，“本协议自甲方或甲方指定的账户汇入乙方账户起生效”，既然不是甲方自己的账户支付，而是从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作为甲方即上诉人是不是应该声明这960万元巨额借款是其委托诚毅公司支付？但有特殊意义的是，这笔借款出借前后乔泽民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要求出具借条，此后两年多时间也没有催要过还款。3、诚毅公司在诉讼期间向法院出具的付款说明意在证明960万元是受乔泽民委托支付。这份付款说明在证据效力上是无效的。主要理由：其一，乔泽民是诚毅公司的股东，该二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其二，诚毅公司在与答辩人之间经济往来中一直把这960万元当作是其向答辩人的借款，答辩人也将该借款全部归还清。诚毅公司向法院作证与其之前的行为相矛盾；其三，诚毅公司作证是将自己利益最大化，将答辩人损失最大化的行为，因为答辩人已经将960万元和利息全部还清，如果按诚毅公司作证目的，那么答辩人需要再归还乔泽民960万元，诚毅公司多收取答辩人的款项则可能面临如支付能力无法退还，答辩人无疑将面临巨大损失。所以，诚毅公司因与本案有巨大的利害关系，不具备适格的证明主体身份。二、原审在证据认定上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依照证据规则审慎判断。1、关于960万元的资金到底是谁的问题。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记录，这笔款的来源和乔泽民本人无关，和乔泽民自称资金来源于向黄勇强、侯某、白某、白艳红四人借款也没有关系。2014年7月23日，诚毅公司的账户余额是13531.87元；7月24日诚毅公司收到3500万元，该3500万元是一次收到，诚毅公司用这3500万元中的一部分向答辩人支付了960万元。上诉人既然声称这笔款是其所有，那无疑需要证明2014年7月24日诚毅公司账户一次性收到的3500万元是其所有，或者至少证明这笔款有其960万元在内。一审法院综合认定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是完全正确的。2、关于上诉人资金来源的认定。上诉人称960万元是向侯某、白某、白艳红、黄勇强四人所借。这和法院调取的2014年7月24日诚毅公司账户付款资金来源明显是矛盾的。也就是意味着上诉人关于资金来源故意向法庭说假话。再进一步讲，侯某、白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明显不真实。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上诉人乔泽民称和答辩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己将款项交付给答辩人。答辩人认为和上诉人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所收到的款是诚毅公司的借款且已归还。结合全案事实，乔泽民自称借款960万元，但其自己没有举证证明自己有此经济实力，答辩人收到的960万元是诚毅公司账户支付，且账户的资金来源与乔泽民、与乔泽民自称的借款来自四个人的来源也明显矛盾，一审法院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6条第二款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诚毅公司辩称，上诉人乔泽民的上诉理由合法合理，答辩人无异议。答辩人就本案的基本事实作以下补充：一、同誉公司与上诉人乔泽民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在答辩人的参与下依法签订、生效的。2014年5月，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负责人卫东虎开始向答辩人诚毅公司临时借用资金进行周转。2014年6月23日，答辩人诚毅公司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为了解决同誉公司生产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由答辩人诚毅公司利用其在企业融资、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资源和经验，全面参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融资、资本运作等。同时约定，答辩人诚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铁中担任被上诉人同誉公司总经理，负责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融资和资本运作。双方约定了融资和资本运作的具体方式，包括答辩人诚毅公司直接借给同誉公司、他人经答辩人诚毅公司介绍或担保后借给被上诉人同誉公司、银行信贷资金等等。2014年7月份，上诉人乔泽民分别和黄勇强、侯某、白某、白艳红等人，找到答辩人诚毅公司负责人刘铁中，要求把黄勇强、侯某、白某、白艳红之前借给答辩人诚毅公司的借款抽回去一千万，统一交给上诉人乔泽民再借出去，答辩人诚毅公司同意。刘铁中当时考虑到被上诉人同誉公司正好急需筹借资金，就和乔泽民商量，乔泽民收回去的一千万是否愿意借给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乔泽民表示愿意以自己名义把钱借给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但要求必须签订一千万元书面借款协议，月息四分，暂借一个月，放款时先扣除40万元利息，乔泽民有权选择指定答辩人诚毅公司直接把借款汇到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账户里，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用全部资产作抵押，答辩人诚毅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刘铁中随后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负责人卫东虎沟通后，卫东虎同意按乔泽民的条件借款。于是，20l4年7月24日，刘铁中根据双方意愿起草了借款协议，交给卫东虎、乔泽民审核修改后，先由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签字盖章，再由答辩人诚毅公司签字盖章，最后乔泽民签字。借款协议签订后的当天，答辩人诚毅公司按照乔泽民的指令，把乔泽民的960万元汇入了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在中国银行运城人民路支行的账户。至此，上诉人乔泽民已按照三方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该借款协议已经生效。二、答辩人诚毅公司并非该笔借款的债权人，而是保证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在拖欠乔泽民借款的同时，实际上还另外拖欠着答辩人诚毅公司的大量借款未归还。因为卫东虎交代刘铁中把乔泽民的借款往后拖，所以，刘铁中就只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索要了答辩人诚毅公司的借款本息，同时一直告诉乔泽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经营状况好了就会还他借款。2016年2月份春节期间，因为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这960万元借款本息长期不能归还，原告乔泽民与刘铁中大吵一架，并威胁要用取法律手段强行解决。随后，答辩人诚毅公司原股东张涛认为，因为刘铁中担任答辩人诚毅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重大失误，致使答辩人诚毅公司借给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借款不能及时收回而给答辩人诚毅公司造成的损失高达2000万元以上，同时还为乔泽民借给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1000万元提供了连带保证，又给答辩人诚毅公司造成要承担1700万元左右的潜在担保责任的风险，所以张涛要求退股并免去刘铁中的法定代表人身份。2016年6月份，石继红受让了张涛股权后，刘铁中辞去答辩人诚毅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由石继红继任答辩人诚毅公司法定代表人。石继红责成刘铁中配合答辩人诚毅公司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积极协商，解决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从答辩人诚毅公司以及乔泽民处的借款问题。此后，答辩人诚毅公司抱着尽量减少总的损失，并降低将来可能要对乔泽民承担的保证责任损失，能要多少算多少的态度，积极争取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还款。因此，在答辩人诚毅公司经过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多次交涉的过程中，这才擅自决定，把乔泽民的借款债权、答辩人诚毅公司的借款债权、答辩人诚毅公司货款债权放在一块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催要，并根据这次的擅自决定，出具了所谓的财务说明和往来明细。答辩诚毅公司和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的争议解决、算账活动，乔泽民没有参与。因此，一审法院不能据此认定该笔借款的债权人为答辩人诚毅公司。综上，请求依法判决。
上诉人乔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同誉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960万元、利息540万元（月息2分，计算至2016年11月23日），共计1500万元；2.判令被告同誉公司支付原告自2016年11月24日至借款清偿之日的利息（月息2分）；3.判令被告诚毅公司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判令二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3日，被告同誉公司与被告诚毅公司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由被告诚毅公司为被告同誉公司融资借款，该协议约定：1、由被告诚毅公司向被告同誉公司派出管理团队，全面参与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刘铁中、侯某分别担任被告同誉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刘铁中除日常工作外，主要负责融资、资本运作，侯某负责财务工作；2、被告诚毅公司承诺在三年内为被告同誉公司融资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同时尽力拓展其他类型的融资渠道；3、在融资贷款未到之前，运城诚意公司借给同誉公司的款项应按约定支付利息。该协议由被告同誉公司、诚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卫东虎、刘铁中分别盖章、签字确认。被告诚毅公司与被告同誉公司达成战略协议后，共转账给被告同誉公司4900万，其中2014年7月24日转账两笔，一笔是960万元，一笔是40万元，而960万元即本案争议的借款本金。2016年8月，被告诚毅公司给被告同誉公司出具的财务说明中，称截止2016年7月底，被告同誉公司共计欠被告诚毅公司本金9349719.96元，其计算结果已将本案讼争的借款作为被告诚毅公司出借给被告同誉公司的借款进行结算。2016年11月16日，被告同誉公司给被告诚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截止2016年8月末，尚欠诚毅公司借款本息共计244万余元，其中也将本案讼争的借款作为其向被告诚毅公司的借款进行结算。同时查明，2014年7月24日，被告同誉公司在被告诚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铁中的撮合下，与原告乔泽民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书》，约定被告同誉公司由被告诚毅公司作担保，从原告乔泽民处借款10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4%，该协议第二条约定借款期限是从甲方（即本案原告乔泽民）款项汇出之日起到2014年8月23日（即一个月）；第三条约定，月利率4%，利息按日计算，利息支付实行预付办法；第五条约定，本协议自甲方（即原告乔泽民）或者甲方指定的账户款项汇入乙方（即被告同誉公司）账户起生效。合同签订后，原告乔泽民并未直接向被告同誉公司汇入出借款项，也未从被告同誉公司或者被告诚毅公司取得借期内的利息40万元。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乔泽民也未获取逾期利息。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乔泽民与被告同誉公司、诚毅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否生效？原告是否已经履行了向被告同誉公司支付了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被告诚毅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转账给被告同誉公司的960万元是接受原告乔泽民的委托向被告诚毅公司支付的借款，还是被告诚毅公司作为债权人向被告同誉公司履行融资合同而支付融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原告乔泽民虽然与被告同誉公司及被告诚毅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书，但并未直接向被告同誉公司交付借款。原告称自己委托被告诚毅公司向被告同誉公司交付了借款，并提供了被告诚毅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被告诚毅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向被告同誉公司转账的960万元是自己委托该公司出借给被告同誉公司的借款，但原告乔泽民与被告诚毅公司并未提供付款委托书，而被告诚毅公司在此后向被告同誉公司出具的对账说明中并未将该款作为原告乔泽民的款项与被告同誉公司结算，而是将该款作为其公司向被告同誉公司履行融资协议的借款，与被告同誉公司进行结算并收取被告同誉公司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故被告同誉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该款的债权人系被告诚毅公司。原告乔泽民虽然提供了证人白某、侯某的证言意欲证明自己的资金来源，但二证人对出借巨额借款是否由原告乔泽民出具借据的陈述，证人白某的回答结果前后相反，其当庭反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证人侯某关于无任何借据的证言又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同时二证人也未向原告乔泽民交付出借款项，其证言不足以采信。因此，原告乔泽民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有高度盖然性，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实自己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给被告同誉公司的合同义务，其主张自己是960万元债权人的事实不能成立，所提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乔泽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16800元，由原告乔泽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7日，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上诉人乔泽民出具说明一份，载明：“2014年7月24日通过我公司中国银行运城人民路支行，账号为14×××07，转给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运城分行北城分理处为14001725308050502877的账号，转账金额为玖佰陆拾万元整，（1000万元扣除当月应记利息40万元），是乔泽民借给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借款壹仟万元，当时三方协商所确定。特此说明！”另查明，2015年12月29日，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西同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和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上诉人乔泽民是否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提供案涉960万元借款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乔泽民称其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提供借款960万元，并提供《借款协议书》、诚毅公司出具的说明等证据。对此，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予以否认，并称案涉款项系其与被上诉人诚毅公司之间的融资借款，同时提供《战略协议书》、诚毅公司出具的财务说明等证据。经查，2014年6月23日，被上诉人诚毅公司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签订《战略协议书》，由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融资借款。其中，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出具的财务说明及其附件载明，2014年7月24日，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分两笔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转账960万元、40万元，共计1000万元，该笔款包含在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融资借款中，本息亦是由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与被上诉人诚毅公司进行结算支付。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虽提及其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出借的款项中部分系来自社会他人，但未明确表明其出借款项的法律关系发生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与第三人之间。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上诉人乔泽民出具的说明，与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出具的财务说明、情况说明不仅内容相互矛盾，且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此外，案涉款项结算一直都发生在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与被上诉人诚毅公司之间，故，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上诉人乔泽民出具的说明的证明力明显偏低，不应予以采信。再者，从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出具的财务说明以及被上诉人同誉公司向被上诉人诚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二被上诉人分别均就其二者之间发生的融资借款进行本息结算，且存在着利息计算等争议。如将其中960万元另作本案借款处理，亦不利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解决。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系发生在被上诉人诚毅公司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之间并无不当。上诉人乔泽民关于其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提供案涉借款960万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诉人乔泽民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之间订立的《借款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本协议自上诉人乔泽民或上诉人乔泽民指定的账户款项汇入被上诉人同誉公司账户起生效。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本案认定的基本事实，由于上诉人乔泽民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同誉公司提供案涉借款960万元，故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乔泽民与被上诉人同誉公司之间订立的《借款协议书》未生效。上诉人乔泽民的其他各项上诉理由，因均无充分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乔泽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上诉人乔泽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溥
审判员 林学武
审判员 梅智勇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杨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