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6民初9757号
原告：蒋某，女，198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
原告：邵某1，男，201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
法定监护人：蒋某，身份情况如上。
原告：邵某2，女，200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
法定监护人：蒋某，身份情况如上。
原告：李孝芝，女，196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清，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期限止于2017年9月6日）。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珍，广东达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旭良，男，198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秀红，广东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某、邵某1、邵某2、李孝芝诉被告蔡旭良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蒋某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清，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秀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蒋某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珍，被告蔡旭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秀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四原告支付欠款人民币300000元，并从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清偿日止；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蒋某是邵元海（已故）的配偶，双方在婚内生育原告邵某1与原告邵某2，原告李孝芝是邵元海的母亲，四原告是邵元海的合法继承人。被告蔡旭良与邵元海是拍档关系，合伙在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村开发区（皇朝家私摩登店后）开办佛山市彼莎罗柚木馆（工商登记尚未注册完成）。双方约定单位的全部收入均转入被告蔡旭良的个人账户，全部的支出均由被告承担。原告蒋某与邵元海均在上述单位工作，理应发放工资及提成，但被告一直拖延不予支付。直至2016年8月5日，被告写下欠条，确认欠付原告蒋某与邵元海自2015年1月起工资加提成300000元。现邵元海己因与被告的合伙账目问题于2016年8月3日去世，邵元海选择极端的行为去表明自己的清白，而被告却一直否认并拖延支付工资款，至今分文未付。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起诉，请依法判决。
被告辩称，首先，为原告失去丈夫，为原告的孩子们失去父亲深感悲哀、难过。其次，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原告的主张不是其合法权益。《欠条》的形成是在被告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所以原告的主张是不合法的：其过程如下：2016年8月5日的早晨7点左右，邵元海的弟弟打电话让被告过去把事情说清楚，被告就开车去到原告的住处（乐从镇一个出租屋），进屋之前，原告的家属把被告的车钥匙（车牌粤Ｘ×××××，银色丰田霸道车，价值50万左右）拿走了。进到屋里就看见20多人，整个房子都挤满了，邵元海的堂弟（邵亚东）上来给被告两耳光，邵元海的弟弟拿出一把菜刀，很激动的样子，被原告家属拦住了。接着原告家属们就问被告是否对原告的丈夫邵元海去世负责任？不由分说，就让被告写个欠条，要写30万。被告非常恐惧，那种情形下，知道如果不写是不可能离开那里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写完条子之后，四五个原告的家属把被告押到被告家里，逼着被告交出银色丰田霸道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接着就把被告押到乐从水藤派出所，被告就在派出所被关了两天。《欠条》的内容是不真实的，所以原告的主张是不合法的。《欠条》中既然列明“今欠邵元海、蒋某的工资加提成30万”，这笔钱是如何构成的呢？邵和蒋的工资各是多少呢？蒋某的工资是按月发放的，事实上根本没有拖欠。提成的比例是多少呢？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提成一说。原告在其诉状中称，邵元海与被告是合伙关系，既然是合伙关系，是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不存在谁欠谁工资，谁欠谁提成的问题。从上述事实可见，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欠条》是被告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下，被告做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并且，被告及时报警，存留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及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原告主张的债权是无效的，是不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恳请法庭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蔡旭良、邵元海于2014年起合伙经营家具，并于2016年起开立彼莎罗柚木馆（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
蒋某在2016年8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邵元海出资25万元、蔡旭良出资75万元，蔡旭良负责购买家具原材料，我丈夫就负责家具加工”。在2017年8月29日法庭调查时陈述“蔡旭良负责购买材料，邵元海负责工厂运营及销售。风险和利润均由邵元海、蔡旭良各承担50%。两人出资比例各占50%，具体出资金额没有具体数额。有约定每月每人收取5000元，但邵元海从来没来过。”在2017年12月11日法庭调查时陈述“邵元海主管展厅业务即销售业务和跟进工厂的生产，被告负责采购原材料。邵元海的投资形式是现金投入70至80万元，对于被告的投资形式和金额，我不清楚，但两投资人的投资比例是5：5。合伙利润的分配是邵元海与被告5：5分成，各人可另根据业务计算业务提成。风险的分担比例5：5。”
蔡旭良在2016年8月5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开厂我共投入了100多万元，邵元海负责给厂找业务……合作时没有说清楚盈利分红和利润的分配方法，也没有给过邵元海特定的工资”。在2017年8月29日法庭调查时陈述“所有的资金和客户都是蔡旭良投入；邵元海没有任何投入。但双方口头协议邵元海占25%干股；蔡旭良占75%股份。邵元海以劳务出资，负责销售、送货。风险、利润的分配比例为邵元海占25%、蔡旭良占75%，但自合伙以来，没有利润产生，所有收入都用于购买原材料、支付加工费用等。没有约定合伙人每月收取工资。”在2017年12月11日法庭调查时陈述“合伙期间所有出资都是我一人出资……大约合计出资100万元，邵元海没有现金出资……当时我与他口头约定，我没有要求邵元海出资，所有业务在纯利润里分40%，我占60%。邵元海以业务能力出资，他主管找客源和客户交接。我就负责生产、采购、安装、销售等。风险分担我占60%，邵元海占40%。到了2016年彼莎罗柚木馆开办时，上述比例变更成邵元海占25%，被告占75%，我当时也向邵元海要求现金投入，但邵元海最后也没有现金投入……邵元海没有工资和提成。”
二、合伙体的工人工资情况。
蒋某、蔡旭良共同确认，蒋某是合伙体的员工，月工资是3000元，另有根据销售额计算提成。蒋某陈述，合伙体未结清其工资和提成，欠其2016年6月、7月工资合计6000元；从2015年开始合伙体的所有销售额我方保留了所有的订单。蔡旭良陈述，蒋某的工资支付到2016年7月，尚欠8月的几天工资；彼莎罗柚木馆未清算，无法计算提成，亦未支付过提成。根据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蔡旭良举证的微信对话内容截图，蒋某收到“3.15-3.31工资”1500元、“4月份工资”3000元、“6月工资3000元及备用金”2000元、“7月份工资”3000元。
三、合伙体的终止。
2016年8月3日，邵元海立下《遗嘱》，记载：亲爱的老婆，儿子女儿，您们好，对不起，走到今天是蔡旭良将我一步步逼上绝路，等待事情结束，会给您们一个公道，以后的事就不多说了，愿走好。杨哥、丁嫂，对不起让您们失望了，我希望您能深查到底，给自己一个公道，也给弟弟一个清白。嫂子转给我的钱我没有用，共转给了蔡旭良几千的费用，也望哥嫂这事后给够关照一下我的家人，谢谢。老婆，我们走过一起的日子，我很开心，谢谢有你，弟弟，海超那里让他好好生活。蔡旭良把我害的死了。
2016年8月4日，邵元海自杀死亡，合伙体因此而终止，合伙体未进行清算。
2016年8月5日早上，蔡旭良应蒋某的要求到其住处，在场的还在邵元海的其他家属，蔡旭良立下《欠条》，记载：今欠邵元海、蒋某自2015年1月起至今工资加提成30万元。其后蔡旭良、蒋某等人一同前往派出所。当日下午，蔡旭良报警。
蔡旭良在2016年8月5日询问笔录陈述其在蒋某住处“……然后给了我两个耳光，说死者邵元海没有拿过一分工资和提成回家，要我补偿他们，还要求写了一份30万的欠条，并把我的华为手机和一辆车牌号为粤Ｘ×××××的丰田霸道GX2700小车给扣押了”。在2016年8月7日询问笔录陈述“进入屋内，蒋某已在，并有十多名男子在场。当时邵元海的堂弟邵亚东骂了我几句说我害死他兄弟，然后就打了我两个耳光。之后邵亚东迫我写欠条，内容大约我欠邵元海、蒋某的工资及提成共30万元，我无奈之下按他们要求写了。”在2017年12月11日法庭调查时陈述“是原告一家人要求我一定要这样写的，我根本无条件去计算。这根本不是我的真实意思。我根本不欠邵元海和蒋某30万元。我也不同意向邵元海和蒋某支付欠条所记载的工资及提成30万元。”
2016年8月7日法庭调查时，蔡旭良代理人询问蒋某“2016年8月5日是谁将蔡旭良叫到原告出租的地方？”其回答“不清楚。蒋某在殡仪馆。”法庭询问蒋某“欠条出具时间、地址、在场人物、形成情况如何？”其回答“不知道。邵元海的弟弟邵海超给我的欠条，也没告诉我欠条的来源。”法庭询问蒋某“对于上述（被告所称是）原告家属将蔡旭良带到派出所，是否属实？”其回答：“不清楚。”
另查，邵元海的父亲已去世，其母亲为李孝芝；其配偶为蒋某，两人生育了邵某1、邵某2。
四、与合伙体或合伙人有关的其他纠纷。
2016年4月30日，丁鑫到彼莎罗柚木馆购买家具并支付定金150000元，因逾期履行交货义务，丁鑫将蒋某、邵某1、邵某2、蔡旭良起诉至法院，案号为(2016)粤0606民初15041号。该案判决：蔡旭良向丁鑫返还定金150000元；蒋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邵某1、邵某2在继承邵元海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6年6月，杨如意、蔡旭良、邵元海商议合作销售家具。筹备期间，杨如意先后于2016年6月24日、同年7月21日，向蔡旭良支付300000元、158000元，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木材及加工产品。2016年8月1日，杨如意再向蔡旭良支付500000元，但蔡旭良又退还给杨如意。2016年8月2日，杨如意向邵元海支付500000元拟用于加工家具，其后邵元海自杀死亡。邵元海的家属先后于2016年8月7日、同年8月8日、同年8月9日从邵元海收取上述500000元的账户中分别取款、消费及转账20000元、20000元及228000元，未用于合作事宜，而用于丧葬事宜及支付灯饰款。杨如意以无法继续合作为由，起诉至法院，案号为（2016）粤0606民初13440号。该案判决：蒋某向杨如意返还500000元；蒋某、邵某1、邵某2在继承邵元海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双方诉辩内容，不涉及对合伙体的全面清算。各原告仅要求被告支付《欠条》所载邵元海与原告蒋某的工资、提成30万元及利息。就该30万元的性质，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邵元海的工资与提成。因本案当事人对邵元海与被告蔡旭良之间的合伙关系无异议，但合伙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作协议，故应结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以认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邵元海作为合伙人之一已不幸离世，然而另一位合伙人即被告蔡旭良的陈述，又与作为邵元海配偶及合伙体员工即原告蒋某的陈述存在多处不一致。首先，被告蔡旭良是合伙人之一，其对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陈述，较之原告蒋某，应更直接、全面、准确。其次，被告蔡旭良的有关陈述，能基本相互印证，而原告蒋某的陈述则出现多次前后矛盾。最后，各原告既然认可邵元海的合伙人身份，但合伙人除获取经营利润分红外，其另外收取合伙体工资与提成的情形并不符合常理。故可认定，合伙人即邵元海与被告蔡旭良之间，并没有关于工资与提成方面的约定。
第二，关于原告蒋某的工资与提成。根据现有证据，原告蒋某所称的尚欠的2016年6、7月的工资已结清。另外，原告蒋某在第一次开庭时称述“从2015年开始合伙体的所有销售额我方保留了所有的订单”，但在本案辩论终结时其亦未提供有关证据。即使存在未结清的工资与提成，本案并非劳动争议或劳务纠纷，况且，原告蒋某应向合伙体主张，而非仅向被告主张。
第三，被告蔡旭良应否支付30万元。款项的支付必须存在一个合法的理由，否则便属于不当得利。未有证据反映邵元海及原告蒋某有权向被告蔡旭良收取“工资加提成”30万元，而根据全案所有情况，被告蔡旭良在书写该《欠条》时并没有赠与邵元海及原告蒋某30万元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故被告蔡旭良以《欠条》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对抗各原告的请求，本院予以接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某、邵某1、邵某2、李孝芝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蒋某、邵某1、邵某2、李孝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惠仪
人民陪审员 邓雪珍
人民陪审员 黄木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欧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