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65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广州国骅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潭西路2号第二层第2001-21A。
法定代表人：金新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广州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219号15楼自编1526房。
法定代表人：敖建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贝嘉，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国骅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灿阳公司的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赔偿保险损失1.143万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赔偿司机工资等费用0.675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认定灿阳公司交付的车辆不符合质量要求，构成违约，也就是说未能按时上牌的原因在于灿阳公司而非国骅公司，灿阳公司就应当承担未能按时上牌的全部风险。其次，一审法院以灿阳公司、国骅公司所述“按现状已不符合财建【2016】958《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的规定，不能再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上牌”而解除合同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涉案车辆当然不能按照现状上牌，如果可以按照现状上牌，就不会出现现在的纠纷了，国骅公司一直强调该批车辆只需将车管所指出的打磨等问题进行整改，即可以在车管所正常上牌，而且经过整改后，2017年3月2日，同批车次广州兴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已有5台车正常上牌，2017年10月，同批车次中广州多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35台车经过整改后，转卖给了江西修水县龙宁公交公司，并成功上牌，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涉案车辆通过整改后，是完全可以正常上牌的。一审法院适用【2016】958《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认定不能上牌是完全错误的，涉案车辆是2015年底签订合同的，当时适用2015年的新能源汽车政策，而纠纷提交到法院时，已经是2017年，且2017年涉案车辆中已有40台车经过整改后，已经按照2017年的新能源汽车的标准上牌了，2016年的政策既不是合同签订时的政策依据，也不是纠纷发生时的政策依据，所以一审法院适用2016年的政策而认定涉案车辆不能上牌，从而判决解除合同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即使如多才公司陈述经灿阳公司继续整改后可继续上牌，但因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的调整,灿阳公司整改（含更换电池）成本过高，继续履行合同对灿阳公司显失公平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一审法院仅凭灿阳公司陈述整改成本高，换电池需要二十万，但灿阳公司却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成本到底有多高，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换电池需要多大的成本，就片面认定整改成本高、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显然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三、一审法院根据阳光保险公司网站截图认定该保险可以办理退保，国骅公司未及时退保产生的损失属于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招致的损失扩大与事实不符。2016年7月15日，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认为灿阳公司提供的车辆涉嫌骗补，暂停上牌，在广公交（传）字【2016】234号文件最后明确说明：“由生产企业出具说明书及担责声明后在办理注册登记”。该文件并没有说涉案车辆不能上牌，而事实上，在排除灿阳公司二次打磨骗补的嫌疑，进行整改后仍是可以继续上牌的。灿阳公司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多次强调该文件只是说灿阳公司的车辆涉嫌骗补，需要调查核实，而且经过核实后，文件中的其他车辆都被进行了各种处罚，而涉案车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由此可见，2016年6月车管所拒绝上牌只是暂停上牌，而不是不可能上牌。事实上，灿阳公司想抢在2016年底前上完牌，这样就可以享受2016年的补贴政策，所以灿阳公司的经办人许少宝才会于2016年12月21日通过微信通知国骅公司准备12月24、25日上牌，灿阳公司对该微信的真实性是认可的，而车辆上牌前是一定要购买交强险、出具车辆合格检测报告的。所以灿阳公司一直要求国骅公司不要退保，并进行车辆检测。所以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完全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认定国骅公司虽提交了检测报告证明涉案车辆曾经检测机构检测，但国骅公司提供的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是后来补的，且无签名人员的身份信息，国骅公司也无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费用实际发生，故国骅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国骅公司反诉主张的司机工资、餐费损失不予支持是错误的。灿阳公司也认可车辆上牌之前需要进行检测，而涉案车辆分别于2015年12月、2016年6月、2016年12月三次上牌，必然要进行三次检测，灿阳公司和一审法院对三次检测的检测报告都是认可的，而车辆是需要司机开过去的，国骅公司当然需要向司机支付工资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无签名人员的身份信息可以要求国骅公司提供，国骅公司完全可以提供。综上所述，国骅公司认为本案中灿阳公司违约的事实清楚，双方在合同中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风险也是明知的，在合同中对灿阳公司承担政策变化的风险也有明确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返还车辆及国骅公司第三次扩大损失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
灿阳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一审查明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解除合同返还案涉车辆于法有据。2.一审以合理的期限要求国骅公司履行退保的义务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实际。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保险公司明确案涉车辆不能上牌是可以退回保费的，只是国骅公司未积极履行退保义务，导致自身损失扩大，其后果应由国骅公司承担。3.司机费用的证据是国骅公司单方制作的，证据上的签名人员身份无法证实。员工工资属于劳动关系，国骅公司本身就需要请司机作为员工并支付工资，故国骅公司主张的司机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灿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灿阳公司、国骅公司双方于2015年11月18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2.国骅公司立即向灿阳公司返还《汽车销售合同》项下9台“广通”牌纯电动客车；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国骅公司承担。
国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灿阳公司将符合质量标准的车辆交付国骅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或者更换）；2.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赔偿因质量不合格导致车辆无法上牌，给国骅公司造成的租金损失130.32万元（暂计至2017年10月30日，实际损失计算至上牌之日）；3.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赔偿停车费损失6.48万元（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实际损失计算至上牌之日止）；4.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赔偿司机工资等费用0.675万元；5.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赔偿保险损失1.143万元；6.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赔偿因车辆未上牌导致国骅公司支付的违约金36万元；7.灿阳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灿阳公司（供方）与国骅公司（需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供货产品为纯电动客车，商标为广通，规格型号为GTQ6858BEVB2，生产厂家广通汽车有限公司，供货数量为20台，单价为79.6万元，总金额1592万元（含运费）。上述整车单价已包含[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对本合同项下纯电动公交车的补贴计人民币[40万]元，需方不需支付该部分价款，该补贴由供方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需方无条件配合。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质量标准和要求。付款方式：付定金2万元，余款（含地方补贴）在6个月内付清。交货时间：2015年11月30日前。供方负责申请中央财政补贴及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财政补贴，需方无条件配合，但需方不承担申领补贴的政策风险。若因需方不配合造成的补贴损失由需方承担。需方在2015年12月30日前将车辆全部上牌（广州牌照）并拿到车辆行驶证。车辆座位安装25+1，合格证与铭牌打印26座。后灿阳公司（甲方）与国骅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购车定金0.1万元/辆，主合同及本补充协议正式生效，除定金之外的车款由甲方通过申请政府补贴来支付，乙方不承担。甲方须按质、按量、按时向乙方交付订购车辆，否则，乙方有权终止合同，甲方需按定金的双倍赔偿给乙方。
合同签订后，灿阳公司向国骅公司交付了合同项下的20台车辆，国骅公司支付了20台车辆的定金合共2万元给灿阳公司。国骅公司称该批20台车辆未能在2015年12月30日前上牌，对于未能上牌的原因国骅公司提供了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2015年12月28日出具给广州源泉汽车公司的《业务退办凭证》，凭证载明：“因下列原因暂不能办理，请补充资料后，再来办理；根据GB/T12428-2005.3.5该车型（GTQ6858BEVB2）69/26客车在行驶状态下站立位有效面积不足，该车固定座位数为26人。”国骅公司称本案车型跟上述凭证所述车型是一致的，都是同样原因不能上牌。
2016年6月，国骅公司将整改后的车辆向车管部门重新办理上牌，但涉案9台车辆仍未能办理上牌，对于未能上牌的原因国骅公司提供了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2016年6月16日出具给广州多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业务退办凭证》，凭证载明：“因下列原因暂不能办理，请补充资料后，再来办理。该车车架部件有打磨痕迹，不符GB7258-2012-4.1.3规定。”国骅公司称本案车型跟上述凭证所述车型是一致的，都是同样原因不能上牌。本案合同中另外的11台车则在2016年6月整改后上牌。国骅公司提交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广公交（传）字〔2016〕234号文件，载明：各地级以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顺德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近日，我省广州、河源等地车管部门在办理奇瑞万达贵州客车有限公司、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金龙客车有限公司、珠海广通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注册登记时，发现“万达牌”、“扬子江牌”、“开沃牌”、“广通牌”等多个品牌汽车存在不按规定打刻车架号和电机号，甚至将原已注册登记车辆重新打刻两号后，按新车再次出厂销售等问题。国骅公司在2017年1月20日向灿阳公司发出《告知函》，函称：广州多才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在2015年9月份从贵公司购买200台8.5米纯电动公交车，在车辆上牌过程中，广州车管所因该批车容积率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而不给上牌，并在2015年12月28日正式办理了退办单。2016年贵司把该车型重新扩展公告，使容积率达到要求，2016年6月16日在上牌38台后，车管所发现该批车批量存在VIN码被打磨的问题，车管所认为该批车辆涉嫌二次打码，再次拒绝上牌。我们已经以上情况多次通知贵司，现再次通知贵司，请贵司尽快协调处理，将该批车辆早日上牌，最大限度地降低我公司的损失。该函件由灿阳公司工作人员签收。
一审诉讼中，灿阳公司、国骅公司共同确认上述9台车按现状已不符合财建【2016】958《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的规定，不能再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上牌。
国骅公司称其在2016年1月20日与江门市明亮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亮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协议》，约定国骅公司将自有广通牌GTQ6858BEVB2车辆5台出租给明亮公司，租赁期限从2016年2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每天车辆租赁费700元/台，等等。国骅公司称因其无法按时向明亮公司交付涉案5台车辆，双方在2016年3月16日签订《终止部分合同协议书》，因国骅公司无法提供约定车辆，自2016年3月16日起双方终止租赁协议，国骅公司须向明亮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另，国骅公司称其在2016年6月30日与开平市水口镇金大洋办公设备商行（以下简称金大洋商行）签订《汽车租赁协议》，约定将自有广通牌GTQ6858BEVB2车辆4台出租给金大洋商行，租赁期限从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每天车辆租赁费700元/台，等等。国骅公司称因其无法按时向金大洋商行交付涉案4台车辆，双方在2016年3月16日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因国骅公司无法提供约定车辆，自2016年8月13日起双方终止租赁协议，国骅公司须向金大洋商行支付违约金16万元。国骅公司为证明其已支付上述两笔违约金，提交了明亮公司以及金大洋商行出具的违约金收据，金额与上述两份终止协议吻合。经质证，灿阳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认为明亮公司、金大洋商行与国骅公司是关联公司，两份租赁协议以及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外国骅公司首次向车管所申请上牌的时间是2015年12月28日，涉案车辆是客车，必须取得营运证的情况下才能载客，国骅公司明知车辆未申请上牌的情况下签订租赁协议，明显具有主观过错，该违约金损失应当由国骅公司自行承担。庭审中，国骅公司陈述没有收到明亮公司或金大洋商行的交付履约押金。
国骅公司称，其将车辆停放在广州市花都区邝村的邝村停车场，提供了其与北村停车场签订的《车辆停放协议书》，协议载明停车费按300元每月每台收取，停放时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国骅公司提供了北村停车场的关于停车费的收据，显示收到了国骅公司2016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及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的停放车辆13台，每季度11700元；2017年第四季度停放车辆9台，收取停车费8100元。诉讼中，国骅公司未能提交该停车场的营业执照。
国骅公司称因办理车辆上牌分别在2015年12月15日、2016年6月2日、17日以及2016年12月25日将涉案车辆开到机动车检测公司进行上牌前安全技术检验，需要聘用司机，产生了司机工资和餐费，其中共为每人每天200元，餐费为每天50元，共计6750元。为证明其主张，灿阳公司出示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以及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其中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显示时间为2015年11月、2016年4月、2016年11月。国骅公司称该签收表是司机后来补签的，当时去检测的时候并没有当场签名确认。经质证，灿阳公司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真实性确认，对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三性不予确认，认为是国骅公司单方制作，上面司机有重复，且没有提供签名人员身份信息以及驾驶证执照，不能充分证实该人员开到检测公司。
国骅公司提供涉案9台车辆于2016年6月6日投保的交强险保单，保险公司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交强险保单显示每辆车保险费为1270元，保险期限自2016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7日。国骅公司据此主张11430元的保险费损失。灿阳公司则认为交强险在未上牌之前是可以申请退的，国骅公司未申请扩大了自己的损失，该损失不应由灿阳公司承担。
另查明，根据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截图显示，新车因相关技术参数不符合国家规定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可以提交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证明，可以办理交强险退保。国骅公司认为该截图是保险公司用于宣传，不一定真实，过了一段时间不能退保。
一审法院认为：灿阳公司与国骅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根据合同约定，灿阳公司应按质、按量、按时向国骅公司交付订购车辆，现灿阳公司所交付的车辆被车辆管理部门认为“该车车架部件有打磨痕迹，不符GB7258-2012-4.1.3规定”而不能上牌，应认定灿阳公司所交付的9台车辆不符合质量要求，构成违约。对于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首先，本案所涉的9台车辆如灿阳公司、国骅公司所述“按现状已不符合财建【2016】958《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的规定，不能再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上牌”，即使国骅公司继续占有该9台车辆也不可能办理上牌，原合同约定的目的也不可能实现。其次，根据双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国骅公司获得涉案车辆不仅不支付车辆的对价，还能从灿阳公司处获得每辆车4000元的补贴款，因此即使如国骅公司陈述经灿阳公司继续整改后可继续上牌，但因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的调整，灿阳公司整改（包含更换电池）的成本过高，继续履行合同对灿阳公司显失公平。故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灿阳公司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国骅公司反诉要求灿阳公司将符合质量标准的车辆交付国骅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或者更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灿阳公司起诉要求国骅公司返还本案所涉的9台车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合同中的其他已经交付和上牌的11台车辆，双方均无异议，在本案中不作调处。
如前所述，灿阳公司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向国骅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国骅公司反诉要求的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停车费损失64800元，国骅公司称其将车辆停放在广州市花都区的邝村停车场，并提交了支付证明，诉讼中，虽国骅公司未能提交该停车场的营业执照，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停放车辆是会产生停车费，现国骅公司主张按300元/辆/月，亦符合现实情况，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灿阳公司应赔偿停车费损失64800元给国骅公司。至于国骅公司要求之后的停车费损失，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国骅公司仅提交了支付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停车费证明，之后的停车费没有证据证明已产生，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以后其可根据实际支出依据法律规定另行主张。
对于国骅公司反诉要求的保险费损失11430元。根据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截图显示，新车因相关技术参数不符合国家规定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可以提交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证明，可以办理交强险退保。国骅公司在2016年6月办理上牌时已知道车辆不可能再上牌，应当及时申请办理退保。因国骅公司未及时退保产生的损失属于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考虑到不能上牌的原因归责于灿阳公司，一审法院酌定国骅公司办理退保的合理期限为一个月，灿阳公司应按照交强险缴费比例支付国骅公司一个月的损失即952.5元（1270元÷12个月×9台），国骅公司反诉请求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国骅公司反诉要求的司机工资、餐饮费用6750元。国骅公司虽提交了检测报告证明涉案车辆曾经检测机构检测，但国骅公司提供的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是后来补签的，且无签名人员的身份信息，国骅公司也无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费用实际发生，故国骅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国骅公司反诉主张的司机工资、餐饮费用不予支持。
对于国骅公司反诉要求的租金和违约金损失。国骅公司提供了其与明亮公司、金大洋商行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以及收据，拟证明其需向明亮公司、金大洋商行支付违约金36万元。国骅公司在与明亮公司、金大洋商行签订合同时，车辆尚未办理上牌，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车辆必须办理注册登记上牌后才能进行营运，国骅公司在车辆没有办理上牌的情形下就贸然与他人签订合同将车辆租赁给他人营运，由此所带来的风险应由国骅公司自行承担，而且国骅公司也没有告知灿阳公司所购买的车辆是用来租赁给他人营运的，国骅公司的此损失要求灿阳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8年2月8日作出判决：一、解除灿阳公司与国骅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所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二、国骅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汽车销售合同》项下9台“广通”牌纯电动客车给灿阳公司；三、灿阳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停车费损失64800元给国骅公司；四、灿阳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保险费损失952.5元给国骅公司；五、驳回国骅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531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灿阳公司负担；反诉费10221元，由灿阳公司负担387元，由国骅公司负担9834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国骅公司与灿阳公司对于签订涉案的《汽车销售合同》并由此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一审对合同解除问题的处理是否正确？2.一审对保险费的处理是否恰当？3.一审对工资问题的处理是否合理？
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首先，涉案9台车已经不能办理上牌手续的事实双方均予以确认。则国骅公司继续占用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次，由于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发生调整，灿阳公司整改成本高，形同发生了情势变更，则继续履行对灿阳公司显示公平。因此一审据此判令支持了灿阳公司有关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关于保险费的问题。首先，车辆不能上牌，则保险公司可予以退交强险的事实，国骅公司没有提交证据予以推翻，则本院予以确认。其次，二审中，国骅公司称第二次上牌不成功时间是2016年6月，第三次是2016年年底。本院认为，2016年6月已是第二次上牌不成功。则是否进行第三次上牌以及第三次上牌的时间国骅公司都应当谨慎对待，以防止损失扩大。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由于灿阳公司的阻碍导致没有及时退保，也没有证据证明国骅公司恰当地履行了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而一审也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酌定了灿阳公司承担一个月的保险费用仍在合理范围，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工资问题，国骅公司陈述的需要派司机将车辆开至检测地点合理。但是国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为了开车去检测而专门发生了费用。因此，一审未予支持该笔费用恰当，本院亦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国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5元，由上诉人广州国骅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潘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