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民申34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爱玲，女，196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昌北路49号。
负责人：张凯军，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吉强，该分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东白，该分行职员。
一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支行,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中华西路49号。
负责人：李伟，该支行行长。
再审申请人于爱玲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以下简称建行连云港分行）及一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支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连民终字第01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于爱玲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二审判决认定建行连云港分行依据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的转授权于2005年7月与于爱玲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合法，该事实认定不清。2.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超过劳动仲裁时效，事实认定不清。（1）建行连云港分行超越权限私自与员工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无效，无效协议自始无效，不受时效限制。（2）建行连云港分行未向于爱玲送达《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且在于爱玲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公证，公证书也未交给于爱玲。（3）建行连云港分行未向于爱玲发出解除劳动关系书面通知，违反法定解除程序，故不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4）建行连云港分行未履行完毕《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合同义务，所以于爱玲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5）《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未生效。该协议书约定“本协议经甲方（建行连云港分行）加盖公章，甲方主要负责人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和乙方（于爱玲）签字后生效”，表明双方对协议书的生效条件作出了特别约定。但建行连云港分行仅加盖公章，其负责人牟纪军行长未签名而加盖个人名章，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由此引发的诉讼也不受时效限制。（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1.二审法院采信的《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关于延长〈中国建设银行2003年转授权书〉有效期的通知》及该文件的电子签发流程表未经于爱玲质证；2.一、二审法院未依法调取于爱玲申请调取的一系列证据，即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错误认定“2005年7月，建行连云港分行依据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的转授权，与于爱玲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3.二审法院超过法定审限，且未向于爱玲出示延期审理的法定手续。综上，于爱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十三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建行连云港分行提交意见称，2005年，于爱玲与建行连云港分行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建行连云港分行支付了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建行连云港分行与于爱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于爱玲提出撤销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于爱玲在2005年与建行连云港分行解除劳动合同，此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建行连云港分行与于爱玲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合法有效。2002年6月，原中国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与于爱玲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双方从2002年6月26日起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005年7月30日，建行连云港分行与于爱玲签订案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于2002年6月26日订立的劳动合同等。该协议已加盖建行连云港分行主要负责人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印章，经授权的盖章与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于爱玲认为协议中仅有建行连云港分行负责人个人印章而无签名，协议未生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建行连云港分行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其可以作为民事主体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据前述行政法规规定，建行连云港分行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具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与解除劳动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且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二审判决认定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而于爱玲其他各项诉求均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无效为前提，故一、二审判决均未支持亦无不当。至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原中国建设银行及其下属分行的各项文件，均属原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规范，不影响案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效力，由此，建行连云港分行是否取得原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转授权与于爱玲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亦属于原中国建设银行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于爱玲就转授权相关证据与事实申请再审，及主张其一、二审中与转授权相关的调查取证申请未获支持违法，因均不影响本案裁判结果，本院不予支持。
（二）于爱玲就本案劳动争议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于爱玲与建行连云港分行系协商一致，于2005年7月30日签订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合同自达成合意之时解除。于爱玲如认为劳动关系解除的事实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应于仲裁时效期间内申请仲裁，然而其直至2014年12月8日才申请劳动仲裁，一、二审判决认定其申请仲裁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并无不当。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双方均应知晓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与事实，通知劳动者并非该情形下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于爱玲作为合同一方，主张其不持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缺乏证据支持，其主张建行连云港分行未向其履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义务，缺乏法律依据。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是否经公证，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公证问题不属于本案基本事实。至于建行连云港分行是否履行完毕案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合同义务，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与本案争议的合同效力无关，且既超出本案诉讼请求，亦不影响本案仲裁时效的认定。
（三）于爱玲提供的所谓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无关联性。再审申请审查期间，于爱玲提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等证据，拟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建行连云港分行经转授权与于爱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缺乏依据。如前所述，建行连云港分行是否取得原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转授权与于爱玲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亦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本院因而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于爱玲还提供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的《关于于爱玲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拟证明建行连云港分行实行经济性裁员违法。但于爱玲系与建行连云港分行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非建行连云港分行实行企业裁员，故于爱玲提供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于爱玲还提供《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实施细则》、中国建设银行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支付审批表、中国建设银行文件建总函〔2005〕838号照片截图等证据，拟证明建行连云港分行未完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合同义务等。如前所述，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则该组证据亦与本案认定无关联，本院亦不予采信。
（四）二审法院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经查，二审中，二审法院依于爱玲申请，调取《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关于延长〈中国建设银行2003年转授权书〉有效期的通知》及该文件的电子签发流程表，并依法传唤双方当事人公开开庭质证。于爱玲书面提出不参加庭审，该行为属于主动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现其以该项证据未经其质证为由申请再审，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五）于爱玲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申请再审缺乏事实依据。其既未具体说明相关事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何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其该项再审申请事由缺乏证据支持。
至于于爱玲主张二审审理超过法定审限等相关问题，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于爱玲据此申请再审，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于爱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于爱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杰
审判员 张贞伟
审判员 蒋 蕾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