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乐民终字第1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晓松，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刘正权，四川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组织机构代码：66956409-4。法定代表人：张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正本，乐山市川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黄文艺，女，汉族。原审第三人：犍为县通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塘坝乡跃进村11组。法定代表人：李旭东，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胡家贵，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漆红秀，四川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晓松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华公司）、原审原告黄文艺、原审第三人犍为县通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翔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2015）五通民初字第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3日、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晓松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正权，被上诉人福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正本、原审原告黄文艺、原审第三人通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家贵、漆红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8日，一审法院出具（2015）五通民初字第4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通翔公司等共同分期返还张晓松、黄文艺345万元借款等调解协议内容。在调解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16日向吕涌波做的询问笔录中载明：吕涌波陈述通翔公司对福华公司享有债权情况为1425.92万元，一审法院遂出具（2015）五通民保字第3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福华公司在170万元款额内不得向通翔公司支付到期债权（应付账款）；要偿付的，由本院提存价款。另查明，吕涌波于2013年2月21日被四川省乐山市福华农科投资集团任命为集团财务部部长、2015年5月4日调动到被告福华公司并被任命为核算部经理。四川省乐山市福华农科投资集团与本案被告为母子公司关系，均为独立法人。2015年5月11日，一审法院发出（2015）五通执字第131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受理张晓松、黄文艺申请强制执行通翔公司履行前述调解书内容，并于同日向福华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福华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其与通翔公司存在煤炭质量问题，双方未结算，未负到期债务。2015年6月24日，一审法院发放给张晓松、黄文艺执行款51万元。另查明，2014年11月10日，第三人通翔公司将其对被告福华公司的应收账款13795891.24元转让给了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并在《应收账款债务转让通知书》中载明“贵方仅能将应付款项付至上述账户或农业银行另行指定的收款账户”。同日，福华公司向通翔公司出具《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书面确认收到通翔公司转让给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的《应收账款债务转让通知书》并承诺“按时足额付至指定的收款账户或农行指定的收款账户”。《应收账款债务转让通知书》载明应收账款为13795891.24元。2015年4月15日，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向福华公司出函“因通翔公司融资贷款于2015年5月19日到期，同意福华公司用对通翔公司的货款1379.58万元用于归还贷款及利息、费用”，该函还载明“如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须有我行工作人员在场并将该笔银行承兑汇票交与我行工作人员”。庭审中，吕涌波对2015年4月16日询问笔录中的“1425.92万元”金额进行补充说明。吕涌波陈述称：其做该询问笔录时并非被告财务经理，不清楚1425.92万元具体是什么，到2015年5月4日调动到被告任核算部经理时才知道该1425.92万元款项包含了福华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承诺的对通翔公司在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的1379.58万元担保债务、以及原由通翔公司代收代付给犍为县华顺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的运输费115万元。庭审辩论结束前，第三人通翔公司于2015年7月3日与被告福华公司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6月30日，福华公司应付通翔公司账款余款为4865.55元”。张晓松、黄文艺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福华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17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们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本案中，原告张晓松、黄文艺代位主张被告福华公司向原告支付17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对第三人是否享有170万元的债权。根据一审法院出具的（2015）五通民初字第4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通翔公司等共同分期返还张晓松、黄文艺345万元借款等调解协议内容，本案第三人通翔公司负有向原告偿还345万元的义务。调解协议内容还约定“若未按时如数返还任意一笔借款，则视付款期限全部届满并支付10万元损失”。由于本案第三人未按约履行调解协议关于“共同分期偿还”的约定，按约付款期限已全部届满，原告依法有权向第三人通翔公司主张偿还345万元借款及10万元损失。截止庭审辩论结束前，原告张晓松、黄文艺经申请强制执行（2015）五通民初字第468号民事调解书已向包括第三人通翔公司在内的债务人收到执行款51万元，原告张晓松、黄文艺在剩余未执行款范围内对第三人通翔公司还享有债权，故，原告关于原告对第三人通翔公司还享有170万元债权的主张依法成立。第三人对被告是否享有170万元的债权。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经审查，第三人通翔公司与被告福华公司存在长期供应煤炭的买卖关系，结算方式为滚动结算付款。自2014年10月起，双方未继续发生供煤关系。2014年11月10日，第三人通翔公司将对被告福华公司的应收账款13795891.24元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用于第三人在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的保理业务。被告福华公司于同日对《应收账款债务转让通知书》进行了签收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福华公司在上述13795891.24元款项范围内对第三人不再负有履行义务，第三人从被告签收确认债务转让通知书时起不再享有对被告13795891.24元的债权。至于该款是否支付、何时支付、以何种方式支付，属于债务人与新债权人之间的履行问题，原告不能就此主张第三人仍对该债务享有债权。另外，通翔公司在《应收账款债务转让通知书》中确认“在上述基础交易合同项下仅转让权益而不转让义务和责任，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承诺、保证、义务和责任仍由通翔公司履行”。由于第三人对13795891.24元应收账款只转让权利未转让义务，故，被告福华公司有权就前述应收账款对债权让与人即第三人通翔公司进行抗辩。庭审中，被告抗辩其与第三人因煤炭质量问题未结算，第三人对其不享有询问笔录中记载的1425.92万元的债权。关于运输费115万元，由于该运输费为第三人代收代付，且运输发票显示运输关系相对方为被告和案外人华顺公司，原告关于被告所述115万元运输费实际债权人为第三人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未结算，债权债务不明确，而原告起诉时既未向法庭提交关于被告与第三人双方结算的证据，也没有提供被告与第三人其他确切的债权债务证据，依法不能证明第三人对被告享有170万元的债权，原告关于第三人对被告享有170万元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原告对被告是否享有170万元的代位权。第三人通翔公司负有向原告张晓松、黄文艺履行到期债务的义务，原告依法享有向第三人主张债权的权利，同时，第三人长期向被告供煤，自2014年11月10日进行债权转让行为后，未积极与被告进行结算，怠于行使其债权权利，原告依法有权提起代位诉讼。虽然第三人抗辩原告应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而不该在诉讼程序中提出代位权，但因被告福华公司在执行程序中作为执行案件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作出了不予审查的通知书，原告有权另行主张代位权。一审法院认为，该院（2015）五通民保字第35-2号民事裁定书关于“福华公司在170万元款额内不得向通翔公司支付到期债权（应付账款）”的裁定是属于诉讼保全措施，不是对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债权债务的确认。虽然询问笔录中载明第三人对被告享有1425.92万元，但吕涌波在做该笔录时并非被告财务经理，该询问笔录的内容与被告提交的任命文件、证人吕涌波的证词相矛盾，在被告未对吕涌波“财务经理”身份进行追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笔录中关于第三人对被告享有1425.92万元到期债权的陈述不予采信，故该笔录中的1425.92万元不能作为被告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另外，吕涌波在本案中确认该笔录中的金额包含了已被转让的13795891.24元应收账款，且被告与第三人因煤炭质量问题未结算，依法不能确定被告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金额，原告主张被告负有为第三人向原告代位履行170万元债务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同时应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诉讼费用损失。债权人依法享有的代位权，应当以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的到期债权数额明确、具体、无争议为前提。庭审辩论终结前，第三人通翔公司与被告福华公司进行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6月30日，福华公司应付通翔公司账款余款为4865.55元”，故，一审法院确认，截止庭审辩论终结前，第三人通翔公司对被告福华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金额为4865.55元，原告依法有权在本案债务人和次债务人无争议的4865.55元到期债权范围内向被告主张代位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张晓松、黄文艺代位支付4865.55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100.00元，由原告张晓松、黄文艺负担。上诉人张晓松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称：1.认定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不负有1425余万元债务错误；2.认定1379余万元转让于中国农业银行犍为支行错误；3.认定115余万元为华顺运输公司运输款错误；4.认定被上诉人仅对原审第三人负债4865.55元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70万元。被上诉人福华公司口头答辩称：1.通翔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将在福华公司的煤款1370万元用于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办理保理融资，并于2015年3月致函福华公司要求将代收代付煤炭运输费115余万元调整为由承运人华顺公司与福华公司进行结算。上述两笔款项的处置时间均早于张晓松与通翔公司另案达成调解协议的时间，因此，福华公司对通翔公司不负有1425余万元债务。2.农业银行犍为支行于2015年4月15日向福华公司发出的函件和通翔公司于2014年11月19日向福华公司发出的承诺函，证明了通翔公司已将煤款1370余万元用于农业银行犍为支行保理融资。3.通翔公司所供的煤炭系华顺公司承运，运费由通翔公司代收代付。华顺公司出具给福华公司的运输发票及通翔公司2015年3月的致函均清楚明确地证明了115余万元属华顺公司的运输款。4.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因银行保理融资及代收代付运费和煤炭热值争议等因素一直未结算，双方财务部门于2015年7月3日共同确认的对账函证明福华公司对通翔公司负债4865.55元，因此，张晓松代位的只能是该4865.55元债权。5.虽然吕涌波在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通翔公司在福华公司处有货款1425余万元，但吕涌波当时并非福华公司财务人员，对通翔公司用货款作保理融资和对代收代付运费调账为福华公司与煤炭承运人直接结算等情况完全不知情，在代位权诉讼程序中吕涌波已出庭予以说明、澄清，因此，一审法院对询问笔录中吕涌波关于通翔公司对福华公司享有1425.92万元到期债权的陈述不予采信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黄文艺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漏洞百出，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原审第三人通翔公司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没有任何错误。上诉人张晓松要求支付的债权额是170万元，但并没有提交可以代位行使170万元债权的证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张晓松提供了两组新证据：证据一是三张借条和三份担保承诺书，载明李旭东向张晓松、黄文艺夫妻借款380万元，通翔公司等自愿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拟证明（2015）五通民初字第468号民事调解书在事实表述部分有遗漏，通翔公司对该案债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证据二是华顺公司的工商登记记录，华顺公司与通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旭东，拟证明华顺公司与通翔公司是同一人。被上诉人福华公司、原审第三人通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原告黄文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一能够证明通翔公司作为（2015）五通民初字第468号案件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负有对该案所涉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义务，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二，华顺公司与通翔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不能因为其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旭东而认定两个公司系同一人，故该证据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福华公司提供了四组证据：证据一是三份买卖合同（原件），拟证明福华公司委托通翔公司代办运输，费用由通翔公司代收代付，运输费用的债权人是华顺公司；证据二是业务往来账目表，载明福华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根据协议调整了与通翔公司、华顺公司的账务，拟证明截止2015年5月29日福华公司差欠通翔公司4865.55元。证据三是福华公司与华顺公司的两份对账函（原件），拟证明双方于2015年4月7日与2015年7月3日进行了对账，确认福华公司尚差欠华顺公司运输款1167363.2元；证据四是电子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福华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向通翔公司支付了10万元；证据五是（2015）五通民初字第131-2号执行裁定书和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拟证明福华公司支付的1310万元在偿还银行保理融资后剩余的51万元，被一审法院强制扣划给张晓松、黄文艺。上诉人张晓松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买卖合同可能是后补的，即使买卖合同是真实的，但合同主体是通翔公司与福华公司，华顺公司不是该买卖合同关系的债权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对2015年3月31日记载的金额不予认可，认为福华公司的调账行为不符合先有原始凭证再入账的会计计账规则，也与吕涌波在调查笔录上所作的陈述相矛盾；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对账函是虚假或者后补的，福华公司作为债务人主动向债权人提出对账要求以及在没有发生新的交易情况下双方再次对账的行为均不符合常理；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项系一审法院出具保全裁定后支付的，系错误支付；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执行款51万元。原审原告黄文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的质证意见与上诉人张晓松一致。原审第三人通翔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一系原件，上面加盖有福华公司和通翔公司的公章，其中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与本院从农业银行犍为支行调取的买卖合同一致，且上诉人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上述合同是虚假或后补的，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系福华公司内部制作的财务报表，且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三系福华公司与华顺公司确认债权债务的函件，因通翔公司系受福华公司的委托，代为收取并支付运输费用给华顺公司，而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2014年4月7日所形成的对账结果与事实不符，基于煤炭款与运输费用的关联性，故本院对2014年4月7日福华公司与华顺公司的对账函不予采信。2014年7月3日的对账函形成于福华公司向债权受让人农业银行犍为支付相应债务之后，也早于福华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的时间，且张晓松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对账函是后补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各方当事人对于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审第三人通翔公司提交了四组证据：证据一是三份运输合同（原件），拟证明通翔公司与华顺运输公司之间系委托运输货物的关系；证据二是华顺公司承运福华公司煤炭的发票明细表，拟证明自2012年4月26日至2014年10月17日，华顺公司承运通翔公司煤炭到福华公司的发票金额为10980532.78元，通翔公司已经代为支付了9813169元；证据三是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的对账函（原件），拟证明截止2015年3月31日，福华公司差欠通翔公司煤炭款13104865.55元；证据四是客户收付款入账回单，拟证明福华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向通翔公司支付了10万元。上诉人张晓松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旭东，合同可能是后补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发票明细表系通翔公司自行制作的表格，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虚假的或后补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款项系一审法院出具保全裁定后支付的。被上诉人福华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因为之前的运输费都是由通翔公司代收代付，不清楚通翔公司实际支付给华顺公司的运输费金额。原审原告黄文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合同、对账函、清单都是后补的。本院认为，证据一系原件，上面加盖有通翔公司和华顺公司的公章，且张晓松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合同是后补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系通翔公司自行制作，且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三系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确认债权债务的函件，因通翔公司已于2014年11月20日将13795891.24元应收债权转让给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对账函上记载的2015年3月31日前福华公司应付通翔公司的货款金额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各方当事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到农业银行犍为支付调取了下列证据：证据一、通翔公司与农业银行犍为支行于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51062020140000516的《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证据二、编号为01782124000216275759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证据三、通翔公司提供给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的用于备案的《煤炭买卖合同》；证据四、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及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五、通翔公司账号为22371101040007509、22371101040007756账户的2015年收支情况明细。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下列事实外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2012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24日，通翔公司（卖方）与福华公司（买方）分别签订三份《买卖合同》（其中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是《煤炭买卖合同》），约定通翔公司出售原煤给福华公司，交货方式由卖方送货到买方乐山五通桥福华公司现场，价格随行就市（2012年、2013年1月1日的《买卖合同》约定单价为460元／吨），运输方式为买方委托卖方代办运输，费用由卖方代收代付；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以全额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每月月底结算，其中40元／吨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剩余金额17%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2013年1月1日的合同均约定430元／吨的17%增值税发票，30元／吨的运输发票）。自2014年10月底，双方终止了煤炭买卖关系。2.2012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2014年1月1日，通翔公司与华顺公司分别签订三份《委托运输合同》，约定通翔公司委托华顺公司运输货物（其中2013年的合同约定运送物质的地点是通翔公司货场至福华公司货场），运输价格按实际承运货物的里程及重量计算，华顺公司将运输发票开具给购货方，开具运输发票当日乙方全额付款取票，通翔公司将运输发票转交给购货方并代华顺公司收取运输费。3.华顺公司2013年9月12日开具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承运人及纳税人为华顺公司，实际受票人、收货人、发货人及纳税人为福华公司，起运地和到达地为五通-五通，运输货物信息为内转煤炭5206.79×2.5元，价税合计13016.98元；4.华顺公司2014年开具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载明：承运人及纳税人为华顺公司，实际受票方、收货人及纳税人为福华公司，发货人及纳税人为通翔公司，运费为40元／吨。5.2014年8月30日，通翔公司与四川鼎翔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为李旭东于2013年1月30日向黄文艺借款200万元和2013年10月30日向张晓松借款180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本息付清为止。6.2014年11月20日，农业银行犍为支行与通翔公司签订了编号为51062020140000516《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约定通翔公司向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申请国内有追索权保理融资1200万元，期限为6个月，融资利率执行浮动利率，为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5%，融资利息按月收取，付息日为每月的20日，通翔公司应收账款还款账户为22371101040007756，融资款转入账户为22371101040007509；通翔公司将其对福华公司享有的财务应收账款转让给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4张，金额13795891.24元。双方于当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编号为01782124000216275759的动产权属统一登记。7.2014年11月20日，通翔公司向福华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福华公司于当日在《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上加盖印章，确认同意其内容。8.根据通翔公司22371101040007756账户的记载，通翔公司支付融资利息至2015年2月20日。9.2015年3月20日，通翔公司向福华公司发函，载明：“兹有通翔公司代收代付贵公司煤炭运输费1154346.22元（华顺公司），因账务需要，请贵公司将应付通翔公司的款项调1154346.22元到华顺公司。”10.2015年4月15日，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向福华公司发出《关于同意支付犍为县通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货款1379.58万元用于归还我行贷款本息的函》，载明：“因通翔公司经营困难，无法正常支付利息费用，我行要求其提前归还我行贷款。我行同意你公司支付通翔公司货款1379.58万元用于归还我行贷款及利息、费用。如以现金结算，请将款项汇入2237110104000757756账户；如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须有我行工作人员在场并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与我行工作人员。”11.2015年4月29日，福华公司向通翔公司22371101040007509账户转入10万元。同日，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直接从该账户中扣划融资利息74752.29元。12.2015年5月18日，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签发了票号分别为313005223984028、3130005223984029，票面金额分别为800万元、500万元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福华公司，收款人为乐山市福华通达贸易有限公司。同日，通翔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上述银行承兑汇票。13.2015年5月19日，上述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经贴现后的款项共计12677600元均转入通翔公司22371101040007509账户。同日，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直接从该账户中扣划融资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2192410元。14.2015年5月27日，一审法院对通翔公司22371101040007509账户中的51万元融资余额予以强制扣划，并将该款项发放给张晓松、黄文艺。15.2015年6月23日，张晓松向一审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当日予以立案。福华公司收到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时间为2015年7月9日；通翔公司收到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时间为2015年7月13日。16.2015年7月3日，福华公司与华顺公司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6月30日，福华公司应付华顺公司的账款余额为1167363.2元。”17.二审庭审中，原审原告黄文艺表示：自己对一审判决也不服，但因没有交纳上诉费用的能力，所以只能由张晓松作为夫妻关系的一方提起上诉，虽然张晓松仅要求福华公司将170万元支付给他，但如果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他的上诉请求，自己是没有意见的。18.各方当事人对于截止2014年10月底福华公司应当支付通翔公司煤炭款和运输费用共计14259211.77元的事实没有异议。19.2016年5月16日，张晓松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福华公司与华顺公司2015年4月7日对账函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上述事实有《买卖合同》、《委托运输合同》、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借条、担保承诺书、《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通翔公司22371101040007509、22371101040007756账户2015年收支情况明细、2014年7月3日福华公司与华顺公司的《对账函》、2015年3月20日的《函》、《关于同意支付犍为县通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货款1379.58万元用于归还我行贷款本息的函》、银行承兑汇票、《通知书》、（2015）五通民保字第35-2号民事裁定书、支付执行款通知书、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电子银行转账凭证、立案审查表、送达回证、庭审笔录、《鉴定申请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2015）五通民初字第4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内容，通翔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负有与李旭东等共同向张晓松、黄文艺分期返还借款本金345万元和如果不按期支付则承担10万元损失的义务。因通翔公司等未按期履行该调解书约定的还款义务，张晓松、黄文艺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6月24日，一审法院从通翔公司的账户余额内强制扣划51万元并发放给张晓松、黄文艺，即张晓松、黄文艺还有权向通翔公司主张304万元（345万元＋10万元－51万元）的债权。本案中张晓松、黄文艺仅向通翔公司主张170万元债权，系当事人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因通翔公司对福华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且未采用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故张晓松、黄文艺作为通翔公司的债权人有权向次债务人福华公司主张代位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福华公司已经支付的1310万元货款是否系错误支付；二、福华公司基于《煤炭买卖合同》产生且尚未支付的运输费用应当支付给通翔公司还是华顺公司。三、张晓松主张代位行使170万元债权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福华公司已经支付的1310万元货款是否系错误支付。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通翔公司与福华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合同约定为货到付款，但双方均认可实际结算方式为滚动结算付款。2014年11月20日，通翔公司与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签订《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将其对福华公司享有的13795891.24元应收账款以及就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转让给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并向福华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福华公司也于当日在《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上加盖印章，确认同意其内容。故该债权让与对农业银行犍为支行、通翔公司和福华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通翔公司不再享有该13795891.24元的债权，福华公司在该13795891.24元款项范围内对债权受让人农业银行犍为支行负有履行义务。2.2015年4月15日，债权受让人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向福华公司发函，要求债务人福华公司支付货款用于归还通翔公司差欠该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费用。福华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9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10万元、于2015年5月19日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1300万元。虽然债务人福华公司并未将上述1310万元款项直接支付给债权人农业银行犍为支行，而是通过通翔公司完成上述债务履行行为，但根据2015年4月15日的函件内容，福华公司将10万元货款转入通翔公司的账户是按照债权人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的要求履行债务的行为，而对于福华公司将1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先行交付给通翔公司的行为，债权人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并未提出异议，且上述10万元货款及1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金额12677600元在转入通翔公司的账户后，债权人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立即对上述款项进行了相应的扣划。事实上，该1310万元货款均用于归还通翔公司差欠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费用，且剩余款项51万元也由一审法院予以强制扣划并发放给张晓松、黄文艺，通翔公司并未享有该1310万元款项的任何履行利益。虽然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五通民保字第3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福华公司在170万元款额内不得向通翔公司支付到期债权（应付账款），但通翔公司早在2014年11月20日就已经将其中的13795891.24元应收账款转让给农业银行犍为支行，福华公司支付的1310万元账款属于农业银行犍为支行已经受让的13795891.24元债权范围，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故不属于错误支付。二、福华公司基于《煤炭买卖合同》产生且尚未支付的运输费用应当支付给通翔公司还是华顺公司。1.本案中，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煤炭买卖合同》均约定由买方福华公司委托卖方通翔公司代办运输，费用由通翔公司代收代付，运输费用为40元／吨。据此可知，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之间不仅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福华公司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委托代理条款的方式将办理运输并代为收取、支付运输费用的事务委托给通翔公司。虽然通翔公司在接受委托后并未以委托人的名义与华顺公司订立运输合同，但华顺公司基于《委托运输合同》开具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明确载明实际受票方、收货人及纳税人均为福华公司，运输价格均为40元／吨，与《煤炭买卖合同》中福华公司对通翔公司的授权内容相符。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成立。2.2015年7月3日，福华公司在向债权受让人农业银行犍为支行支付1310万元账款后与通翔公司、华顺公司进行了对账，该对账时间早于福华公司、通翔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的时间。虽然福华公司在另案中以其与通翔公司未结算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且未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出示2015年7月3日与华顺公司的对账函，但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系买卖合同和代理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最清楚双方之间的货物交付、货款结算与代理事项完成情况，且债权人和债务人均有权主动提出对账请求。故，福华公司在另案诉讼中隐瞒结算情况、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未主动提交相关证据的行为虽然不当，但在张晓松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否定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华顺公司对账结果的真实性。3.2015年3月20日，通翔公司发函给福华公司，要求将其代为收取并代为支付的1154346.22元运输费调整到华顺公司名下。庭审中，福华公司主张差欠华顺公司的1167363.2元账款中包含其于2013年9月12日口头委托华顺公司转运货物而产生的13016.98元运输费用，并提供了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证明。该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明确载明实际受票方、收货人及发货人均系福华公司，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即基于《煤炭买卖合同》而产生且尚未支付的运输费用为1154346.22元（1167363.2元-13016.98元）。4.华顺公司作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承运人，即使其在与通翔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时不知道合同的实际相对方是福华公司，并一直从通翔公司处收取运输费用，但其在2014年7月3日与福华公司进行对账并确认债权的行为，表明其选择了福华公司作为主张未付运输费用的合同相对人，故该1154346.22元运输费用的债权人为华顺公司，而非通翔公司，福华公司应当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华顺公司。5.张晓松于2016年5月16日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福华公司与华顺公司2015年4月7日对账函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该份对账函不影响对本案案件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此不予准许。三、张晓松主张代位行使170万元债权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2015年7月3日，福华公司与通翔公司进行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6月30日，福华公司应付通翔公司的账款余额为4865.55元。此系买卖合同当事人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所进行的确认，且结算金额与实际情况相符合（14259211.77元（应付账款总额）-13100000元（已付的转让债权金额）-1154346.22元（应当支付给华顺公司的运输费用）＝4865.55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通翔公司对福华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金额为4865.55元，张晓松、黄文艺有权在该4865.55元到期债权范围内向福华公司主张代位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上诉人张晓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梅娜审 判 员  唐海珍代理审判员  程巧玲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雷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