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闽民申923号
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范植梁，男，199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泰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木，福建嘉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培金，男，196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泰宁县，系范植梁之父。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法定代表人：陈龙，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廖金妃，女，197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泰宁县。
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杨其武，男，197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泰宁县。
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杨国栋，男，198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泰宁县。
再审申请人范植梁因与被申请人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原公司）及原审被告廖金妃、杨其武、杨国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民终字第4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范植梁申请再审称：一、范植梁与金原公司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金原公司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厦门分行）的担保人身份为银行发放贷款进行担保并收取“担保费”违反法律规定。《担保合同》中第一页填写的“编号为2013352012001100115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明显属于在合同签订之后添加，故该《担保合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假设《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合同条款“鉴于范植梁实际情况，该笔二手房按揭贷款在交通银行申请办理，担保贷款款项由交通银行转入卖方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账户，由杨国栋代廖金妃结清中国银行贷款，因金原公司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范植梁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于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等文字内容最多只能理解为范植梁承诺过“如果廖金妃没有用申请人从交行厦门分行贷来款项归还廖金妃欠中行开元支行按揭贷款时，申请人要筹款去交给中行开元支行”，原审认定范植梁对金原公司提供反担保不当。三、范植梁与金原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金原公司与廖金妃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均约定，范植梁的贷款应转入金原公司指定的账户，由金原公司控制支取归还廖金妃尚欠的按揭贷款。后金原公司指定了杨国栋交行厦门分行的账户，范植梁将贷款按指定的途径转入杨国栋的账户。如金原公司对杨国栋名下账户失控，金原公司应自负责任。原审法院判决范植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四、即使存在所谓反担保，金原公司主张反担保也已经超过保证期间。金原公司最迟于2013年5月5日就明知廖金妃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开元支行）的按揭贷款未还清，但至2014年3月21日才起诉，已经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间。五、金原公司提供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明显存在“文字书写的笔迹、笔墨不同”之瑕疵，原审依据该存在明显瑕疵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认定金原公司代廖金妃还款本息证据不足。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金原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确认原审查明的相关事实如下：
2013年3月1日，廖金妃作为案涉房产卖方、范植梁作为买方，共同向金原公司提交《二手房转按贷款阶段性担保申请书》，申请贷款阶段担保。
2013年3月1日，廖金妃作为甲方与金原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金原公司代为办理案涉房屋交易手续；该合同第12条约定，“鉴于该笔业务的买方（即范植梁）的实际情况，申请贷款的银行确定为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二手房转按揭贷款不允许转入担保公司或担保公司员工的账户，故买方于交通银行的贷款转入甲方的代理人杨国栋在交行开立的账户，甲方的代理人杨国栋确认收到买方贷款转入后应立即代甲方偿还在中国银行的贷款”。
2013年3月26日，为向中行开元支行借出案涉房产的产权证及申请该行出具《同意抵押房产交易放行单》，金原公司向中行开元支行出具保证函承诺：“廖金妃按时足额向贵行还款，并在收到范植梁以贷款支付的购房款后，立即向贵行清偿该房产项下全部贷款债务本金及利息。若廖金妃未按此还款的，由我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我司向贵行领取廖金妃的产权证原件之日始至廖金妃在贵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余额结清之日止。”
2013年3月1日，范植梁作为甲方与金原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金原公司代为办理案涉房屋交易手续；该合同第14条约定，“由于交通银行对于甲方申请的二手房按揭贷款不允许直接转入担保公司或担保公司员工的账户，故甲方同意交通银行的贷款直接转入卖方代理人杨国栋的账户，且由杨国栋及时代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做结清”。
2013年3月1日，范植梁作为委托人、金原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约定由金原公司为范植梁向交行厦门分行借款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担保人同意为委托人提供二手房转按揭阶段担保，币种人民币（大写金额）捌拾万元，担保期限为自受益人（即交行厦门分行）收到担保人出具的放款通知书之日起，至（抵押人范植梁）名下位于海沧区产设定以受益人为唯一抵押权人，并将该房产之权属文件交由受益人执管之日止”。《担保合同》第十六条中约定，“16.4鉴于委托人实际情况，该笔二手房按揭贷款在交通银行申请办理。担保贷款款项由交通银行转入卖方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账户（附委托公证书）由杨国栋代廖金妃结清中国银行贷款。因担保人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委托人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范植梁主张的再审事由，本案再审申请审查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讼争《担保合同》的效力；2.讼争合同条款的意思表示和包含的权利义务内容；3.金原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保证期间。
一、讼争《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
范植梁主张其与金原公司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理由有二，一为金原公司为银行发放贷款进行担保并收取“担保费”违反法律规定；二为《担保合同》中载明的《个人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明显属于在合同签订之后添加。本院认为，《担保合同》系由范植梁作为委托人、金原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主要就范植梁委托金原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事宜而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合同首部载明：“鉴于：委托人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称受益人）签订编号为2013352012001100115的《个人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担保人愿意为实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保证。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担保人和委托人经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上述关于合同目的及合同约定主要事项的表达，内容清晰明确，不致产生歧义；即使约定中的《个人借款合同》之“编号2013352012001100115”在签约时尚未确定，而在合同订立之后添加，亦不影响各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及合同内容的确定性。因此，再审申请人关于《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讼争合同条款的意思表示和包含的权利义务内容问题
范植梁主张，即使《担保合同》有效，讼争合同条款亦只能理解为范植梁承诺“如果廖金妃没有用申请人从交行厦门分行贷来款项归还廖金妃欠中行开元支行按揭贷款时，申请人要筹款去交给中行开元支行”；范植梁的贷款转入金原公司指定的账户，由金原公司控制支取归还廖金妃尚欠的按揭贷款，如金原公司对杨国栋名下账户失控，金原公司应自负责任。
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纠纷源于廖金妃与范植梁之间的二手房买卖和他们共同向金原公司申请二手房转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事宜。为此，廖金妃、范植梁与金原公司之间订立了多份合同，对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安排。根据相关合同约定，金原公司在交易中承担两个担保责任：一是为廖金妃向中行开元支行借出案涉房产的产权证及申请该行出具《同意抵押房产交易放行单》提供担保，承诺在廖金妃收到范植梁以贷款支付的购房款后未按时足额向中行开元支行清偿按揭贷款时，由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是为范植梁向交行厦门分行贷款提供担保。根据合同安排，范植梁向交行厦门分行的贷款应当用于偿还廖金妃尚欠中行开元支行的按揭贷款，清偿完毕后，金原公司向中行开元支行承诺的担保责任得以免除。而同时，在廖金妃、范植梁分别与金原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廖金妃、范植梁均指示，范植梁向交通银行的贷款不允许转入担保公司或担保公司员工的账户，直接转入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的账户，由杨国栋代为结清廖金妃中行开元支行的贷款。此约定将范植梁向交行厦门分行的贷款之控制权交给了杨国栋，使得金原公司对中行开元支行所作之承诺替廖金妃清偿按揭贷款的担保责任风险随之加大。因此，在范植梁委托金原公司为其向交行厦门分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中，出现了讼争合同条款的约定：“鉴于委托人实际情况，该笔二手房按揭贷款在交通银行申请办理。担保贷款款项由交通银行转入卖方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账户（附委托公证书）由杨国栋代廖金妃结清中国银行贷款。因担保人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委托人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院认为，该条款的意思表示和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内容应作如下理解：1.该条款系范植梁和金原公司签订，通常情况下应理解为对彼此权利义务关系所作安排，除非明确约定为合同外第三人设定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范植梁认为该条款系约定其向中行开元支行承担义务，不能成立。2.该条款设定的主要义务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据此，该条款系承诺承担担保责任的条款，范植梁明确作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该条款订立目的在于保证，当未能以范植梁的贷款结清廖金妃尚欠贷款时、金原公司因此代廖金妃清偿贷款后，金原公司追偿之债权的实现。3.该条款的订立原因为“因担保人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据此，范植梁之所以为以其贷款专款专用于结清廖金妃的贷款提供担保，是因为金原公司无法确保该笔专款专用于结清廖金妃的贷款，而在此情形下，金原公司需向中行开元支行清偿廖金妃的贷款，即向中行开元支行承担担保责任。因此，范植梁的该担保承诺，系向金原公司作出；在该设定的担保关系中，担保权人为金原公司。4.关于该条款的性质。金原公司向中行开元支行承诺，对以范植梁的贷款“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因此，范植梁向金原公司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实际上系针对金原公司为廖金妃提供的担保而设立的反担保，其目的即为确保金原公司追偿权的实现。综上，原审认定讼争合同条款的性质、内容及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正确。范植梁对合同条款内容的主张错误，其主张无需按合同约定向金原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保证期间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保证反担保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和原始担保中的担保人约定，当原始担保中的担保人行使追偿权时，由该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反担保方式。关于保证反担保的保证期间确定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据此，保证期间系权利人享有实体权利的期间，自权利人可以行使该权利，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设立反担保的目的在于确保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的追偿权的实现，故在反担保合同签订时，反担保人所担保的债权尚未实际发生，反担保实际上是对未来可能发生之债所提供的一种担保，所担保的债权即追偿权的范围、履行期限、期间等均不确定，需根据日后主债权的实现情况来具体确定。据此，仅当主债权的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向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时，反担保的担保责任才真正发生，反担保的债权范围、履行期限、担保期间等才最终确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据此，保证反担保的保证期间应自担保人实际履行担保责任之日起算。本案中，金原公司至2014年1月6日代廖金妃向中行开元支行清偿全部欠款本息，即全部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金原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向债务人廖金妃追偿并主张范植梁承担担保责任，并未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原审对此的认定并无不当。范植梁主张应自金原公司于2013年5月5日明知廖金妃未还清中行开元支行的欠款时起算保证期间，因其时金原公司尚未承担担保责任，反担保责任的履行条件尚未成就，故不能以此起算保证期间。范植梁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金原公司提供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明显存在文字书写的笔迹、笔墨不同之瑕疵”，但未就该主张陈述具体理由，故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范植梁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范植梁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晓军
审判员 陈锦铨
审判员 卢椰枫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春霞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四条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javascript:SLC(12418,0)?)第三十一条(?javascript:SLC(12418,31)?)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