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玄民初字第909号原告：拱某，女，1969年8月1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原告：谢某，男，2001年4月2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法定代理人：拱某（系谢某母亲），女，1969年8月1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原告：谢庆余，男，1946年10月6日生，汉族，住住安徽省来安县。原告：周思珍，女，1947年1月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来安县。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源,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花,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号。法定代表人：史兆荣，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广伦，南京军区法律顾问处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梅，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主任医师。被告：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鼓楼路忠佑巷**号。法定代表人：刘俊，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德刚，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脑外科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升，上海市润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拱某、谢某、谢庆余、周思珍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以下简称军区总院）、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滁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6月15日、2016年3月9日和201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拱某、周思珍及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源、被告军区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广伦、被告滁州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拱某、谢某、谢庆余、周思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滁州医院承担医疗损害40%的侵权责任，即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36737.7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亲属谢来宁于2014年12月18日10时许不慎摔倒，致使头、胸、腹部受伤，后送至被告滁州医院急诊处治疗，入院诊断为内开放性颅脑损伤、多发性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颞硬膜外、硬膜下血肿、脑疝、右侧中颅底骨折，胸部损伤、腹部损伤。被告滁州医院在患者谢来宁全麻下为其行右侧额颞开颅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其后患者转入神经外科治疗。2014年12月25日，被告滁州医院为患者行气管切开术。2015年1月13日，患者因胸闷转入ICU治疗。2015年1月14日，患者谢来宁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患者胸腹部及臀部出现散在皮疹，遂于当日转入被告军区总院急诊科观察室治疗，入院诊断为：呼吸衰竭、肺栓塞？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凝血功能障碍、多功能脏器衰竭。2015年1月17日，患者被诊断为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凝血功能障碍、多功能脏器衰竭、重度颅脑外伤术后。2015年1月22日患者出现血压下降，脉氧测不出，心率下降并停止，大动脉搏动小时。患者因濒临死亡，被迫放弃治疗出院。因被告军区总院的诊断和滁州医院的诊断不一致，治疗具有不确定性，延误了患者治疗时机，致使患者病情恶化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1341844元，其中医疗费319927.36元、护理费2100元、交通费400元、丧葬费33600元（暂时江苏省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计算，如有最新标准，按照最新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80304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2165元（按照法院所在地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额26433元／年，计算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两次鉴定费4200元、诉讼费1000元。根据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的意见，原告要求被告滁州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536737.74元。被告军区总院辩称：原告对军区总院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经过南京市医学会和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证明被告军区总院对患者的治疗诊断明确，治疗适当，不存在医疗过错，不应承担任何医疗过错的赔偿责任。被告滁州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主张的赔偿比例。根据南京医学会和江苏省医学会的两份鉴定报告，被告滁州医院为次要责任，应该承担20%左右的赔偿责任。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金额由法院审核，但是患者在来安县医院和滁州医院的医疗费用不应纳入赔偿范围，因为患者本身就有原发性疾病，这些费用是治疗原发性疾病的，对患者在军区总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同意承担20%的比例。住院伙食补助费和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法院依法审核认定。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江苏省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对于第二次在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因为两次医疗损害的鉴定意见相同。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原告拱某系患者谢来宁配偶，原告谢某系谢来宁与拱某之子。原告谢庆余系谢来宁之父，原告周思珍系谢来宁之母。原告谢某生于2001年4月24日，目前就读于滁州市新锐中学高一年级。2014年12月19日，患者谢来宁因醉酒摔伤头、胸、腹部外伤由来安县人民医院转入滁州医院神经外科治疗，初步诊断为：内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颞硬膜外血肿、右颞硬膜下血肿、脑疝、右侧中颅底骨折），胸部损伤、腹部损伤。给予心电监护、吸氧机止血等治疗后，被告滁州医院为患者谢来宁在全麻下行“右侧额颞开颅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2014年12月25日为患者行气管切开术。术后患者意识状态好转，于2014年12月29日转回神经外科继续治疗。2015年1月4日晚间患者出现发热，予对症处理后好转。2015年1月9日，患者胸腹部出现散在性红疹，被告滁州医院予以地塞米松静脉注射治疗。2015年1月13日，患者因胸闷、呼吸困难、病情危重转入ICU监护治疗。2015年1月14日，患者转入被告军区总院抢救室治疗。2015年1月17日患者被收住入院，入院诊断为：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凝血功能障碍，多功能障碍，重度颅脑外伤术后。当日，被告军区总院向患者下达“病重通知书”。2015年1月22日，患者血压下降，同时伴有脉氧测不出，心率下降，经抢救效果不佳，后患者家属签署《自动转院或转院告知书》并办理了出院手续，患者于当日死亡。患者在滁州医院支出医疗费共122800元，在军区总院支出的医疗费共80809.5元。本案审理中，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南京医学会对被告滁州医院和军区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则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南京医学会于2016年1月29日出具医损鉴[2016]001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该鉴定书分析认为：患者谢来宁因醉酒后外伤致全身多发损伤入住滁州医院，经手术及综合治疗，患者病情一度好转。患者于2015年1月4日出现发热，滁州医院对并发感染的可能性认识不足，未根据痰培养结果调整敏感抗菌药物，在未能有效控制感染的情况下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可能促进感染发展，滁州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患者转至军区总院系重度颅脑外伤术后，存在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凝血功能障碍，多功能障碍，病情危重，军区总院针对凝血功能障碍予补充凝血因子等治疗，相关凝血指标有所好转，同时围绕患者综合病情采取了相应治疗措施，患者自动出院时尚未宣布临床死亡，军区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患者最终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与术后并发肺部感染继发DIC、多脏器功能障碍有关，患者系重度颅脑外伤术后，气管切开术后，免疫力低下，易并发肺部感染，患者自身严重伤情演变是其死亡的主要因素，滁州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患者病情发展演变有促进加重作用，与患者死亡亦有一定因果关系，为次要因素。鉴定意见为：军区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滁州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因原告对南京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有异议，认为该鉴定书对被告的过错责任认定较轻，申请由江苏省医学会重新鉴定。本院遂于2016年10月21日委托江苏省医学会对被告滁州医院和军区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则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江苏省医学会于2017年3月16日出具江苏医损鉴[2016]264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该鉴定书分析认为：2014年12月19日患者入住滁州医院治疗时，滁州医院诊断明确，手术处理得当，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但2015年1月2日进行痰培养报告已显示鲍曼不动杆菌，患者于2015年1月4日出现发热，滁州医院对并发感染的可能性认识不足，未能根据痰培养结果及时调整抗生素，在未能有效控制感染期间加用糖皮质激素，存在感染控制不力的过错，虽然患者病情危重，术后出现感染几乎无法避免，但滁州医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尽可能延缓病情进展，其过错也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患者转入军区总院进一步救治时，军区总院的抢救措施符合救治原则，未发现接诊期间诊疗行为存在过错。鉴定意见为：滁州医院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与患者谢来宁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次要因素，依据现有资料分析，未发现军区总院在接诊患者谢来宁期间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关于原告的损失，结合原、被告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本院查明并认定如下：关于医疗费，原告主张319927.36元，被告滁州医院质证认为患者在来安县医院和滁州医院的医疗费用不应纳入赔偿范围，这些是治疗患者原发性疾病产生的费用。经本院核算，患者在来安县人民医院治疗产生的医药费817元和急救费500元系患者受伤产生的费用，且原告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对患者在来安县人民医院产生的费用不予认定。根据南京市医学会和江苏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均认定被告滁州医院在患者谢来宁20**年1月4日出现发热症状时未根据痰培养的结果及时调整抗生素，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此前的诊疗行为并未发现存在违反诊疗常规的过错行为，故患者谢来宁于2015年1月4日之后在滁州医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19124.31元应属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范围。患者谢来宁于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1月3日在滁州医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103675.95元系治疗患者自身疾病产生的费用，故对该期间产生的医疗费本院不予认定。对患者谢来宁在军区总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80809.5元与被告滁州医疗的医疗过错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予以认定。关于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18元/天，计算34天，共计612元。根据患者住院治疗情况，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本院认定伙食补助费为324元。关于护理费，原告主张100元/天，计算21天，共计2100元。结合患者的病情、住院情况及护理人员的劳务报酬市场价格，本院认定原告的护理费为1400元（100元/天×14天）。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400元，被告滁州医院对此无异议，结合原告的转院治疗情况，本院予以认定。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江苏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二十年，共计803040元，原告的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江苏省2016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共计35787元，被告对此没有异议，且原告的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按照江苏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5年，共计132165元。被扶养人谢某于2001年4月24日出生，尚未成年，应计算生活费至其十八周岁，原告的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因谢某的母亲拱某亦为抚养义务人，本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50%，即66082.5元予以认定。因各方意见分歧较大，致本案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医患双方的合法权利均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南京市医学会和江苏省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分析说明和鉴定意见有事实和科学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鉴定意见，本院酌定被告滁州医院对原告损失承担33%的赔偿责任。军区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医疗费99933.81元、护理费1400元、伙食补助费324元、丧葬费35787元、死亡赔偿金8030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6082.5元、交通费4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1006967.31元。根据被告对原告损失承担33%的赔偿比例，被告应赔偿原告332299.21元。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主张50000元，综合考虑被告滁州医院的过错程度及患者自身情况等因素，本院酌情认定为16500元。综上所述，被告滁州医院应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48799.2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拱某、谢某、谢庆余、周思珍各项损失共计348799.2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鉴定费4200元，合计5200元，由原告负担3184元，由被告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201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依人民陪审员  伍世梅人民陪审员  潘秀华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