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绍商初字第2413号
原告：绍兴县红英纺织刺绣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8046210-9）。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东蜀阜村。
法定代表人：郑水木，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金达洪，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仁满。
被告：宣荣夫。
被告：张小芬。
以上两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蔡炎炯，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县红英纺织刺绣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宣荣夫、张小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1月21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原告申请依法作出（2013）绍商初字第2413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郭栋佳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4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建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郭栋佳、人民陪审员潘金华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3月27日、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绍兴县红英纺织刺绣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达洪、蔡仁满，被告宣荣夫、张小芬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蔡炎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绍兴县红英纺织刺绣有限公司起诉称：因被告经营之需，原告于2009年11月始至2011年5月止陆续为被告绣花加工各档绣花布共计加工款人民币788，047.64元。但时至今日，被告仍分文未付。现虽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皆认欠不付，故起诉要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加工费788，047.64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起诉之日始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宣荣夫、张小芬共同答辩称，第一，两被告从来不认识原告，也从来没有和原告发生过加工承揽关系。第二，两被告即使有相应的收货行为，也只是代蒋华荣进行收货，所以该行为不能证明原告和两被告存在加工关系。第三，被告不是本案承揽合同的相对方，所以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送货码单28份，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加工承揽业务关系，两被告收取原告提供的加工物后，尚欠原告加工费788，047.64元的事实；
2、户籍证明两份，以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的事实；
3、业务受理信息简摘一份，以证明被告在绍兴漓铁矿厂租用的办公场所使用的办公电话（电话号码为8462×××8）系由被告宣荣夫申请安装的事实；
4、增值税发票二份，以证明蒋华荣是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员的事实。
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二被告当庭质证认为，证据1中所有张小芬的名字都是被告宣荣夫所签，但码单上的客户名称是蒋华荣，而非被告宣荣夫，而且发货人是“老康”，不是本案原告，所以原告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被告持有异议。另外证据1中日期为2010年4月6日的码单上有“已付”字样，所以原告对该份码单所记载的款项不能再进行主张；对于日期为2010年4月3日的三份送货单上所记载的单价有事后添加的可能性，不能作为依据。总之，被告宣荣夫与原告没有发生过加工业务往来，所以该码单与被告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即使两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张小芬也无需承担支付加工费的义务。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宣荣夫的确是开通过该电话号码，但是该场所只是打卷店所，而非经营场所。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认为该份证据恰能反映出本案讼争加工业务相对方是原告与蒋华荣，当时蒋华荣是挂靠在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
二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5、申请证人沈阿康（居民身份号码××，男，195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兴越西区13幢101室）出庭作证，以证明案涉业务是沈阿康与蒋华荣联系的，沈阿康除本案诉讼业务外，还与蒋华荣有其他业务往来，而两被告与沈阿康并不认识的事实。证人沈阿康到庭，并当庭陈述称，证人系原告公司员工，是通过蒋华荣认识了两被告，具体什么时候认识的不清楚。认识被告宣荣夫后的第一次交易时间记不清楚了，第一次交易是通过蒋华荣联系的，是蒋华荣拿过单子，一起和被告宣荣夫商量的，当时证人、蒋华荣、被告宣荣夫三个人都在场。交易谈好之后，是由证人送货，送货地址是漓渚铁矿厂斜对面。码单上的绍兴县兴得意热熔定型厂是原告方的加工单位。码单上的复写部分原本就有，圆珠笔部分是后来书写的。码单上客户落款处的“蒋华荣”是被告宣荣夫叫证人书写的。送货都是证人亲自送的，名字是证人亲眼见被告宣荣夫所签，当时被告宣荣夫签他老婆的名字，证人鉴于他们是一家人的原因，并没有提出异议。证人报不出被告宣荣夫的手机号码。货款拖欠这么久，证人到被告家里去过三四次催讨货款，被告宣荣夫电话是关机的。被告没有向证人支付过款项。证人和蒋华荣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告有业务往来，原告方的业务联系人就是证人，关于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联系人是谁的问题，证人认为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三份码单（证据6）上面发蒋华荣的字是证人书写，但该三份码单项下的业务不是和蒋华荣发生的，相对方是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因为蒋华荣是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所以证人在码单上书写了蒋华荣的名字。证人是依据码单上签字人员的不同来认定本案所涉的二十八份送货单项下业务的相对人就是被告宣荣夫。码单有一式两联的、有一式三联的，码单上面会出现字体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加工单位把货物发到证人处，证人没有重新抄写码单，而是直接在码单上进行批注后，把货物送到被告处。2010年3月24日的码单因为是最后一联，所以黑色的背面没有复写出来。码单上的黑色字体是证人加上去的，具体证人书写的内容、加工单位书写的内容以及被告单位书写的内容三次形成内容不一致是什么原因，证人解释不出。案涉业务是和被告宣荣夫做的，是原告公司委派证人和被告联系。具体业务是这样做的，证人先认识蒋华荣，先和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做生意，因为价格太低，所以蒋华荣跟证人说可以和其丈人即被告宣荣夫做交易，货物的价格是三人一起商定的，货物是证人送的，加工款被告宣荣夫没有支付过。
对于证人证言，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沈阿康的证言基本反映了原、被告之间交易的事情全貌。对于证人证言，二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做了虚假陈述。第一，原告认为和蒋华荣之间没有业务往来，但是证人已明确陈述其与蒋华荣之间有业务往来。第二，原告认为和被告宣荣夫之间有加工业务往来，但证人并没有办法具体陈述整个业务往来的详细经过，包括双方的合意过程、货款支付等，而且证人无法陈述证据1中二十八份码单上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记载。本案诉争款项从2009年11月份结欠至今，经办人居然记不清楚交易过程，明显不符合常理，唯一能够作出解释的就是案涉业务不是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而是发生在原告和蒋华荣之间。第三，被告认为不能以签字行为来断定交易相对方，因为交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并不能仅以其中一个环节来认定整个交易过程。
6、码单三份，以证明原告除诉争交易外，还和蒋华荣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的事实。
对于二被告所举证据6，原告质证认为该三份码单和本案无关联，是案涉交易之外的码单，证人也陈述是与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关系。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于2014年5月12日向蒋华荣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据7），蒋华荣陈述，被告宣荣夫、张小芬都是其雇佣，是在仓库做管理的，具体时间说不出来了，码单上应该都有记载。原告所提供的二十八份码单是其和老外合伙做外贸生意时下的订单，货物是销往迪拜的，当时国内的事情都是蒋华荣在操办，包括货运、销售、采购等方面。2011年国内生意不好，老外欠款不付，蒋华荣一直在国外催讨。被告宣荣夫、张小芬都是替蒋华荣打工的，具体工作就是管理仓库，二十八份码单项下的货物都是替蒋华荣签收的。蒋华荣和原告共计发生100多万元的加工业务，其中已支付的款项有四、五十万元，原告方的业务联系人是老康，大部分款项是蒋华荣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给老康的，还有10万元是通过支票的形式以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支付给原告的。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是蒋华荣挂靠的单位。现在蒋华荣还欠原告加工费及货款共计70多万元，但其中还有一部分次品，以及蒋华荣帮原告代卖的款项没有扣除掉。对于码单上所记载的单价以及金额，蒋华荣记不清了，但原告供货有短码的情况，单价和金额是和老康协商的，管理仓库的人是不清楚的。对于被告提供的三份码单也是蒋华荣和原告之间的业务，签字人员杜文华是替蒋华荣看仓库的，杜文华走后就由被告宣荣夫、张小芬来看仓库。被告宣荣夫、张小芬的工资都是蒋华荣通过现金方式发放的，被告宣荣夫每月2，000元，被告张小芬每月1，200元，大概雇佣了一年左右。据蒋华荣了解，被告和原告之间并没有交易往来，两被告不可能有什么交易的，两被告就是替蒋华荣打工的，没有其他经济收入，两被告的签收货物都是通过蒋华荣的指令，确认哪些货物可以收。被告宣荣夫在漓渚铁矿厂租用的办公场所和电话都是蒋华荣在实际使用。
对于该份询问笔录，原告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的制作过程没有异议，但对该笔录能否采信持有异议。第一，法院向蒋华荣所做的笔录在严格意义上讲属于证人证言，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第65条、第69条的规定，蒋华荣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合议庭以及原、被告双方的询问。第二，蒋华荣与两被告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为两被告的女婿，蒋华荣现在将所有的债务顶包给自己。第三，蒋华荣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业务是其经手。故原告认为该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存有疑义，该笔录不能在本案中作为采信的依据。
对于该份询问笔录，二被告质证认为，对该份询问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通过该份笔录可以证明本案讼争的加工承揽关系是发生在原告与蒋华荣之间，笔录印证了两被告是给蒋华荣打工的，在码单上签名是一种代收货物的行为，与码单的记载一致。蒋华荣陈述到当时委托原告加工的部分货物是挂靠在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与原告当庭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一致的。
针对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双方在庭审时的陈述，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宣荣夫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被告宣荣夫认为其在证据1中签具“张小芬”字样的行为并非是以承揽合同相对方的身份所作出，而是为蒋华荣代为收取货物的行为，证据3中的电话也是代蒋华荣申请，经营场所及电话的实际使用人均为蒋华荣，对此，蒋华荣在本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予以认可，且蒋华荣亦认可两被告系其雇佣的仓库管理人员。同时，原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可该三份码单客户落款处的“发蒋华荣”字样系其业务经办人即证人沈阿康书写，可以综合判定原告与蒋华荣之间存有加工业务往来的事实。按照常理，如果案涉加工业务是经蒋华荣介绍，实际加工人为被告宣荣夫，那么原告在发货时，客户落款处应注明为“宣荣夫”而非“蒋华荣”，现自2009年11月份至2010年5月份期间，原告的发货无一例外的均注明为“蒋华荣”，明显与常理不符。结合原告与蒋华荣之间存有其他加工业务以及蒋华荣对案涉加工业务予以认可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认为签字人员即为承揽合同相对方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证据5，因证人系原告工作人员，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证据7，蒋华荣具体陈述了与原告的交易经过、与诸暨市正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挂靠关系、两被告与其之间的雇佣关系等事实，能够合理解释证据1、4、6如何形成，故本院认为该份询问笔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事实的依据。
综上，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09年11月15日至2010年5月8日期间，原告发货给客户“蒋华荣”，均由被告宣荣夫签“张小芬”字样确认收货。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宣荣夫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遂起诉来院，被告宣荣夫、张小芬则主张其系蒋华荣所雇佣的仓库管理人员，是代蒋华荣收取上述货物。
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主要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但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宣荣夫、张小芬承担承揽合同之债，但又无法举证证明两被告即本案承揽合同相对方，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依据承揽合同关系起诉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的请求，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绍兴县红英纺织刺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6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6，68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1，680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朱建军
审 判 员 郭栋佳
人民陪审员 潘金华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