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7民初1735号
原告：唐业安，男，汉族，1971年10月2日出生，地址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卓林，广东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市东下路2号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193547159K。
法定代表人：高耀坤，总经理。
被告：佛山市三水江南新区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河口车仔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7773082976W。
法定代表人：梁津，董事长。
以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策宇，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业安诉被告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工程公司）、佛山市三水江南新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开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7日立案后，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5）佛三法民一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市政工程公司、江南开发公司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6）粤06民终692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佛三法民一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业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卓林、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和被告江南开发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策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业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和江南开发公司共同赔偿原告菊花损失810862元、农药损失2500元、电器维修1800元，合共81516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自2007年1月起，原告与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村委会签订多份水田租赁合同，原告承租该村委会一甲股份合作社的水田30.44亩用于种植菊花。2015年1月17日，被告市政工程公司中标被告江南开发公司发包的三水江南新区滨江大道一期道路工程项目。2015年4月，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始施工，将原告承包水田排灌渠旁边的植被全部破坏，并且在御江南住宅小区的其中一个排水口放置水泥涵管，在涵管上铺设沙包和浮土，以供施工车辆同行。5月5日，天降大雨，因植被已被施工破坏，雨水冲刷松土，在排灌渠上游靠近河堤的位置，泥浆堵塞了通向排灌渠的水泥涵管，雨水无法排入排灌渠，改变方向直接冲入农田。而在御江南小区的排水口，雨水直接将水泥涵管上的沙包和松土冲进排灌渠，将排灌渠最近出水口的一个涵洞堵塞，雨水无法向下游排泄，只能流向上游，将上游的排灌渠冲垮两个缺口，雨水冲向水田，将几百亩农田浸成ＸＸ大海，其中包括原告所承包的30.44亩地，将原告种植的菊花全部浸泡，导致菊花全部死亡，造成原告经济损失810862元。同时，雨水将原告位于菊花地旁边的住所淹浸，造成原告电器维修损失1800元，库存农药损失2500元。事件发生后，原告多次向区农业部门、南岸村委会反映情况，并联系市政工程公司处理，未果。原告认为市政工程公司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规施工，堵塞涵洞和涵管导致雨水冲垮排灌渠而淹浸花田，造成原告损失，市政工程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江南开发公司作为发包单位，明知市政工程公司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不制止其施工，没有进到监督和管理义务，应与市政工程公司一同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和江南开发公司共同赔偿原告菊花损失387925.79元、农药损失2500元、电器维修1800元，合共392225.7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市政工程公司辩称：一、2015年5月4日至5日，三水区持续强降雨，涉案花田周围单位降雨量远远超过排灌渠的最大排水量，雨水无法及时排出，是涉案花田被淹的根本原因。1.2015年5月5日0时至10时，三水区发生特大暴雨袭击。全区多处路段被淹，有些低洼路段水深高达1米，根据三水区气象台各站点降雨情况报告，涉案花田所在的西南南岸小学在此期间的降雨量为176.2毫米，位居全区第二，达二十年一遇量级。2.涉案花田地处低洼，花田四周排水渠堤坝高过花田近半米。且排水渠仅50厘米宽，150厘米至200厘米深，2015年5月5日的特大暴雨量早已超过该排水渠的最大排水量，涉案花田被淹在所难免。据答辩人了解，三水区每年汛期来临，涉案花田会被淹，故2015年5月5日特大暴雨灾害中涉案花田必然被淹。3.涉案花田所在位置是排灌渠的上游，正常情况下，水流通过排灌渠的上游流至下游，从下游的排涝站强排至丹灶辖区。2015年5月4日至5日，因雨量过大，不只排灌渠的上游，包括中游乃至下游全部超负荷排水，丹灶辖区也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排涝站无法将雨水顺利排出。排不出的雨水，因降雨的持续而增加，最后沿着排灌渠回流与倒灌，超过堤坝所能承受的最大强度，发生决堤。从答辩人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2015年5月5日上午，排灌渠的上下游同水位（以答辩人所称的“被堵塞的涵洞”为界），雨水根本没有办法通过下游排出。二、御江南小区将整个小区约4600亩土地的雨水全部集中排放至花田外围的排灌渠，是导致排灌渠超负荷的原因之一。御江南小区在排灌渠的南侧，且地势高于排灌渠，小区内所有的水（包括污水、雨水等）通过排水管全部排放至排灌渠。同时，御江南小区正门左侧的人工湖的雨水也是排向花田外围的排灌渠。在当日的特大暴雨期间，人工湖的雨水过大，漫过施工路面涌入排灌渠，也加重排水渠的排水负荷，并漫过排灌渠涌入花田。三、原告在排灌渠上开启不规则灌溉口，当日的特大暴雨期间，排灌渠排水不及，水就直接从灌溉口进入花田。四、市政工程公司承接工程后，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及周边环境着手考查，发现排灌渠存在风险，结合花田每年被淹的事实，施工方案已预先完善排水设施，增强排灌渠的排水能力，故在御××排水道中放置了两条直径超过70厘米的水泥涵管，用于施工车辆通行，而两条水泥涵管的排水量远远大于御江南排水管的排水量，故当日的大暴雨下，与排灌渠相连的、最为薄弱的位置排灌渠壁自始至终没有决堤。五、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下，本案的损失鉴定报告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确定涉案花田损失的直接唯一证据。1.承包合同没有明确土地的四至范围，故损失鉴定报告所列的受损面积是否与承包土地合同所列的面积一致不能确定；2.委托鉴定时间与花田受损之日相隔了两个多月，期间花田是否被人为变动损失，不得而知；3.鉴定报告中多处采用的《三水区农村集体组织统一收款收据》是原告在花田受损后与被告协商无果之后通过缴纳所谓“租金”的方式获得的，该证据从形成到内容均存在明显的瑕疵；4.鉴定报告中参考的数据是广州市花卉市场的价格，明显高于三水的鲜花价格；5.鉴定机构仅计算了采收期菊花的人工成本，未将采收期菊花成功售出的其他成本计算在内，导致预期利润不止高于正常，甚至高于原告的预期；6.鉴定机构对菊花种植成本的确定很多依据是估计或者根据原告陈述，导致鉴定结论缺乏法律和行业依据，也导致菊花种植成本偏高。综上所述，原告的花田损失不是市政工程公司施工行为所致，与市政工程公司施工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江南开发公司辩称：一、原告所承包的花田被淹属于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在当日情形下出现淹浸是必然的。事发当日我市普降大暴雨，佛山市多个地方积水成泽，而暴雨中心正处于事发地周边地带，根据丹灶仙岗仙湖酒店录得全市最大累计降雨量231.6毫米，三水白坭中心小学录得最大累积降雨量为221.6毫米，属于特大暴雨。特大暴雨袭击下，洪水从山地高处汹涌而下，冲入现有排灌渠，再由下游的排涝站强排到南海丹灶辖区。而当日南海丹灶辖区也出现大面积淹浸，致使经排涝站强排的雨水也无法顺利排出。虽然排涝站已提前一天进行了预排，但在当日的特大暴雨、地质灾害预警4级的情况下，排涝站24小时满负荷工作也根本无法排出四处汹涌聚积的洪水，排灌渠的洪水不但没有丝毫减少，并出现了回顶和漫顶，最终发生漫渠及决口。故原告花田被淹根本原因在于特大暴雨。其次，原告花田地处低洼，四周洪水全部聚集在此，加上下游排水不畅，每遇暴雨就会淹浸，在被告施工前几年也曾被洪水淹浸，这次特大暴雨农田被淹是无法避免的。二、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与原告花田被淹没有任何关联。市政工程公司在承接江南开发公司发包的工程后，已先行完善道路道理旁边的永久排水设施，在御××住宅小区××排水道中铺设了水泥涵管供车辆通行，水泥涵管的排洪能力远高于原有排水道的排洪能力，故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行为并不影响原有排水系统，即便有影响但在本次特大暴雨中其对洪灾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从这个现场图片来看，整个排灌渠的上下游均蓄满了水，而下游排涝站无法满足排水需要，也就是说，本次洪水在排灌渠完好正常的情况下短期也是无法经下游的排涝站排出。三、原告主张的损失计算不合理，明显虚高。首先，花田被淹之时原告所种菊花已过收获季节，田中残剩的没有采摘价值。其次，原告承租农田的合同期限将届满，被淹的农田部分已被征用并告知不得耕种，且部分土地上种的是韭菜。第三，原告的损失计算标准缺乏依据，完全是随意所报。第四，花田被淹后一两天水已退去，原告完全可以通过补种减少损失。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向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村民委员会一甲村承租新村口（土名）集体水田用于蔬菜及花卉种植。该水田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村委会一甲村村口，水田北面为北江堤围，南面为御江南小区的山坡，水田和山坡之间有一条排灌管，排灌渠将水排向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排灌站。水田的南北两边地势相对较高，中间较低，呈“凹”字地形。2015年初，原告将上述土地用于种植菊花。
2015年1月17日，被告江南开发公司将三水江南新区滨江大道一期道路工程项目发包给被告市政工程公司施工。该工程位于原告花田与御江南小区之间，需要将御江南小区至原告花田之间的山岗挖平建设成道路。工程于2015年3、4月份间开始施工，至5月份已完成部分驻地建设、线路铺设测量工作及部分土方开挖工作；期间，市政工程公司在御江南小区正对入村水泥路的排水口处放置了一组水泥涵管，并在上面放置了沙包，供车辆通行运输所挖的土方。同年5月4日傍晚8时至5月5日上午，佛山市三水区中南部地区普降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伴有7级阵风和强雷电。根据三水区自动气象站监测网资料统计，5日0时至10时，全区共有8个站点降雨超过150毫米（特大暴雨），主要集中在西南中心城区、金本、白坭地区，各站点降雨量（单位：毫米）分别是：白坭中心小学197.5，西南南岸小学176.2，行政服务中心166.2，洲边村委会165.4，三水体校160，西南第十小学152.2，西南水利所156.1，五顶岗电排站154.1。全区最大时雨量82.9毫米，达二十年一遇量级。三水白坭中心小学录得最大累积雨量221.6毫米；南海丹灶仙湖仙塘酒店更是录得全市最大累积雨量231.6毫米。三水多个低洼地区及道路出现短时渍水。涉案土地遭到雨水淹没，地上种植的菊花受浸后枯萎。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有争议：1.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行为与涉案花田受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施工行为导致损害后果的责任是多少。2.原告的损失具体是多少。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改变地形地貌，破坏植被导致泥土疏松，在御江南小区排水口放置水泥涵管和铺设沙包，暴雨期间，经雨水冲刷后，松土和沙包冲入排灌渠形成堵塞，且排灌渠最靠近出水口的一个涵洞被堵塞，导致雨水无法向下游排泄，被迫涌向上游，将上游排灌渠冲垮，涌入农田，严重超过农田正常的排水压力，导致农田被淹。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照片12张，光盘一张（含6个视频），证明市政工程公司施工破坏植被导致泥土疏松；并证明市政工程公司在御××小区排水道中铺设了水泥涵管，在水泥涵管上放置了沙包以供车辆进入施工现场。2.媒体报道资料复印件一组，证明2006年、2011年三水区遭遇了比本次暴雨更大的暴雨，涉案花田均没有出现淹浸情况，故说明导致本次淹浸根本原因是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两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雨水涌入花田的缺口是原告为了灌溉而开挖的缺口。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两被告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报道材料只记载了往年暴雨期间涉案花田以外其他不同地方的雨量情况，与涉案花田距离甚远，不具有关联性和代表性。被告市政工程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气象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涉案花田在案发时遇到20年来最大的暴雨，即使没有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花田也会被淹浸。2.平面图三张，证明：新建道路设计1.6公里，图纸右下角的溢水口是原告为灌溉花田私自挖掘的缺口；御江南小区左侧的人工湖在大暴雨之下将多余的水通过地底下的排水管排入排灌渠，排灌渠无法承受，雨水漫致花田。3.照片7张，证明御江南小区的人工湖在雨水较多时会直接排入排灌渠。4.证人证言一份，由南岸村委会的三位村民出具的证言，证明涉案花田每逢暴雨均被淹浸。对被告市政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1、2、3，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降雨量与花田受损没有因果关系；排灌渠的缺口并非原告所挖，而是雨水冲毁排灌渠产生的；对于证据4，由于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江南开发公司对被告市政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江南开发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气象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事发当日涉案花田所在地发生特大暴雨。2.2015年5月5日佛山在线新闻复印件一份，证明三水区因特大暴雨基本形成全区水浸，形成洪涝灾害。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雨水和涉案花田受损的因果关系。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对被告江南开发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照片、视频、气象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故本院只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对证据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被告市政工程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鉴于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也并未证明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规定，本院不予认定。
针对本争议事实，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衡量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量行公估公司）进行了鉴定。衡量行公估公司作出了编号HLHFY2017-005/ZQ《公估报告》(以下简称《衡量行公估报告》)，鉴定意见为：“特大暴雨”是造成此次水浸事故的主要原因，应占责任比例4/5；施工单位的施工点出现堰塞位积水区，在该次事故中是加快了花田水浸时间和加大了水浸量，施工造成花田受损的程度增加，占责任比例1/5。原告质证意见认为：1.根据客观条件，御江南小区排水口到排灌渠不可能形成积水区；2.鉴定报告对水泥涵管上的沙包和积土移位描述不够准确；3.排灌渠上游被冲垮产生缺口而下游并没有缺口，说明是因为沙包和泥土堵塞了排灌渠的涵洞，并非单纯是排灌渠排洪能力不足；4.鉴定报告笼统概括认为排灌渠排洪能力不足，但缺乏对排灌渠排洪能力的分析作为结论的依据；5.花田受淹直接原因是排灌渠洪水通过缺口灌入花田所致，故花田内部排水渠大小与花田受淹没有因果关系；6.鉴定报告作出的责任比例划分缺乏计算依据。故原告认为《衡量行公估报告》未能对涉案花田受损的原因作出准确鉴定，认为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并且认为市政工程公司施工是导致花田受淹的全部原因。两被告对该公估报告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衡量行公估报告》是由本院依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的鉴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鉴定程序合法，结论基本准确合理，也符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视频、照片记载的地形情况、地形特征和施工情况；原告虽然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的理据推翻，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花田受淹浸的全部原因在于被告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行为，故本院对《衡量行公估报告》予以认定。据此，本院认定“特大暴雨”是造成原告涉案花田被水浸的主要原因，该原因占事故责任比例4/5；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点出现堰塞位积水区，在该次特大暴雨加快了花田水浸时间和加大了水浸量，造成花田受损的程度增加，占责任比例1/5。原告为此支出公估费34125元。
对于第二个争议的事实，即原告的损失具体是多少。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水田承租合同1份、三水区农村集体组织统一收款收据5份、三水区西南街道办农村收款统一收据租金3份，证明原告承租水田30.4亩。2.收款收据4份，证明因水浸，原告种花的马达和工棚中的松下洗衣机、马达、电冰箱受损，产生维修费共计1800元。两被告认为水田承租合同和租金收款收据记载的承租面积相差太大，无法认定原告主张的承租面积。
对于本争议事实，本院依原告申请，依法委托佛山市兴禅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禅公估公司）对涉案花田所种植的菊花的损失进行了司法鉴定，兴禅公估公司做出《鉴定报告》（以下简称《兴禅鉴定报告》）一份，鉴定意见为原告涉案花田菊花损失为387925.79元。原告对《兴禅鉴定报告》无异议，两被告认为鉴定报告没有考虑菊花已经经过采摘，且采用了广州地区的单价标准，导致所得出的损失过高。经审查，兴禅公估公司及其鉴定人员具备与鉴定事项及要求相应的资质，经现场勘验、实地量度，采用合理的标准，运用专业计算得出鉴定意见，该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准确，结论合理正确，对被告质疑也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兴禅鉴定报告》予以认定。对于两被告认为承租合同约定的承租面积和租金收款收据记载的承租面积相差甚大的问题，鉴定人员经过实地度量后得出花田实际面积与租金收款收据记载的面积基本一致，故本院采信《兴禅鉴定报告》认定的耕种面积。原告对其主张的电器维修损失已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现场照片中也看到雨水淹浸了工棚中的电器，故本院认定其对电器维修产生费用支出的真实性和必要性。原告对其主张的农药损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涉案花田损失为387925.79元；原告因电器被淹而损坏，支出维修费1800元。原告为此支出公估费15577元。
另查明，江南开发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土地开发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市政工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等。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行为和原告的涉案花田损失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施工行为对涉案花田损失的具体原因力的大小；二、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损失数额；三、被告江南开发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原告的损失与被告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经委托司法鉴定，“特大暴雨”是造成原告涉案花田被水浸的主要原因，该原因占事故责任比例4/5；市政工程公司的施工点出现堰塞位积水区，在该次特大暴雨加快了花田水浸时间和加大了水浸量，造成花田受损的程度增加，占责任比例1/5。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视频、照片证据反映的地形地貌情况来看，涉案花田所处的一甲村外整片花田地势在御江南小区外山坡的坡脚，地势明显较低，排水主要依靠花田外围的排灌渠。2015年5月4日晚至5日，佛山市各地区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三水地区更是遭受二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三水当地多处低洼地块被淹；涉案花田附近的三水白坭中心小学更是录得全三水区最大的雨量221.6毫米，涉案花田外围排灌渠的排泄压力非常大。花田排洪走向是往南海丹灶方向，而南海丹灶片区同样也是处于暴雨状态，南海丹灶仙湖仙塘酒店附近更是录得全市最大积累雨量，故排灌渠无法在短时间内顺利排走大量洪水。而排灌渠高于花田，短时内大量雨水涌入排灌渠，导致排灌渠无法完成排泄，继而漫顶涌入花田。雨水大量进入花田后，花田内的排水渠的排洪能力也远低于当日降水量，无法排走雨水。故特大暴雨是造成涉案花田被淹的主要原因。市政工程公司施工造成山岗植被和泥土松散，且在排水渠中铺设水泥涵管和沙包，泥土和沙包被雨水冲入排灌渠，一定程度地降低了排水能力，造成施工地点出现堰塞，加快了涉案花田水浸的速度和加大了水浸量，是造成涉案花田受淹的次要原因。综上，市政工程公司在实施以上施工措施过程中没有做好对暴雨的充分应对措施，导致遇到特大暴雨时，加速涉案花田被淹速度和加大水浸量，其过错及行为与原告花田被淹具有因果关系，从其造成花田被淹的原因力大小和作用来看，认定施工行为应对造成涉案花田和电器受淹的后果负20%的责任，故市政工程公司应对原告因花田及电器被淹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应承担其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市政工程公司主张辩称原告的损失与其不存在关联性，亦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损失数额的问题。原告因花田和电器被淹造成菊花损失387925.79元、电器维修费为1800元，根据上文确定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故被告市政工程公司应赔偿77945.16元[（387925.79元+1800元）×20%]。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被告江南开发公司应否与市政工程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称被告江南开发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明知市政工程公司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即进行野蛮施工不予制止，应与市政工程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江南开发公司根据其经营范围将涉案道路施工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的市政工程公司，其在选择施工主体上不存在过错。其次，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应从致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去考量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致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就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次特大暴雨前，工程只是进行了初步的开挖工作，山体和地形地势并未有大的改变，故本次涉案花田的损失与发包方提供的施工图纸等均无直接因果关系；而是否取得施工许可证与本案的损害后果也无直接因果关系，故江南开发公司无须对市政工程公司造成原告涉案花田受损时是否具有施工许可证承担责任。综上，被告江南开发公司对原告涉案花田在本次特大暴雨中被淹致损没有过错，原告诉请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唐业安财产损失77945.16元；
二、驳回原告唐业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183元，由原告唐业安负担5746元，被告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37元。本案公估费合共49702元，由原告唐业安负担39761元，被告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99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禤 君
审 判 员 刘伟德
人民陪审员 李美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蔡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