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6民终16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7号。
负责人：姜晓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波，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云金，男，生于1969年9月14日，住重庆市潼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四川天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世玉，女，生于1971年6月18日，住重庆市潼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四川天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艳，女，生于1986年8月19日，住重庆市潼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四川天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甲，女，生于2015年12月4日，住重庆市潼南县。
法定代理人：何某，女，生于1986年8月19日，住重庆市潼南县，系被上诉人黄某甲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四川天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乙，男，生于2013年9月11日，住重庆市潼南县。
法定代理人：何某，女，生于1986年8月19日，住重庆市潼南县，系被上诉人黄某乙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四川天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平，男，生于1990年5月17日，住四川省大英县。
原审被告：刘洋，男，生于1988年10月24日，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燕，四川朗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四川朗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97号久远商厦二楼。
负责人：薛刚，经理。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人保成都分公司”）与被上诉人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代平、原审被告刘洋、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财保绵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罗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0626民初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成都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波与被上诉人黄云金、邓世玉及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伟、原审被告刘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平安财保绵阳支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
人保成都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罗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0626民初6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予以改判，即上诉人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142319.82元。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代平系饮酒驾车，发生事故后未设置警示标志，刘洋驾驶的车从后方驶来，发生二次交通事故，两次事故发生时间间隔很短，代平饮酒后使用机动车的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第二次事故是因为第一次事故导致的，且饮酒影响代平的判断力，使他不能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未按要求放置警示标志，所以代平的饮酒行为与第二次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第二，一审要求代平承担事故的20%没有依据，代平与死者共同承担次要责任，应当各自承担15%。
被上诉人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代平饮酒行为与第二次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代平未按规定设置警示牌，明显过错更大，一审判决代平承担20%责任符合事实情况，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刘洋、平安财保绵阳支公司认可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代平未发表意见。
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821059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18日3时，被告代平驾驶川A×××××轿车在京昆高速公路（成绵段）绵阳往成都方向1697公里加100米处，所驾车辆失控撞上护栏后停于车道内。原告亲属黄伟当时乘坐该车，当时并没有受伤，在救护受伤人员蔡兴旺。几分钟后，被告刘洋驾驶川B×××××车由后方驶来，与川A×××××轿车相撞，后车又与黄伟相撞致其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洋承担该次事故主要责任，代平与黄伟共同承担次要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审查立案、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主张按照2016年度四川新标准计算各项损失，将赔偿总金额变更为882920.1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9日03时08分许，被告代平驾驶川A×××××小型轿车，行驶在京昆高速公路（成绵段）绵阳往成都方向1697公里加100米处时，所驾车辆失控与护栏相撞，最后横向停驶于小客车道内，乘车人蒋友奇和蔡兴旺被摔出车外，造成蒋友奇当场死亡、蔡兴旺受伤，该车和公路设施、监控设施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另案处理）。几分钟后，被告刘洋驾驶川B×××××号小型轿车从右后方驶来，其车头与停于小客车道内的川A×××××号小型轿车右侧尾部相撞，致使川A×××××号小型轿车与站于小客车道内的黄伟相撞，造成黄伟当场死亡、该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绵广高速公路一大队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成绵广一大队公交认字【2016】第001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洋承担该次事故主要责任，被告代平与黄伟共同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刘洋垫付相关费用28000元，被告代平垫付费用4000元。
被告代平驾驶的川A×××××小型轿车在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购买有交强险及不计免赔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在保险期限内。被告刘洋所有的川B×××××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财险绵阳公司购买有交强险亦在保险期内。
另查明，死者黄伟与原告何艳共生育两个子女，大儿子黄某乙生于2013年9月11日，小女儿黄某甲生于2015年12月4日。
还查明，2016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35元；2016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4425元；2016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660元；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2180元。
一审法院认为，1.被告刘洋与被告代平在本次事故中的交通违法行为过错程度，该次事故中本案死者黄伟与被告代平的责任该如何划分，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还是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及被告平安财险绵阳公司与被告刘洋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
原告提供了公安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该事故认定书能够证实被告刘洋驾车因观察失误，操作不当，被告代平在第一次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未及时报警，本案死者黄伟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未及时转移至安全地，被告刘洋的违法过错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被告代平与本案死者黄伟的违法过错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绵广高速公路一大队认定被告刘洋承担主要责任，被告代平与本案死者黄伟共同承担次要责任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刘洋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无异议，对被告代平与死者黄伟的责任划分提出异议，但被告代平对事故认定无异议，故对被告刘洋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辩称被告代平系酒驾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被告代平另案因犯交通肇事罪的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7）川0603刑初188号刑事判决书及免责条款的保险合同，用于证明被告代平系酒驾，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认为被告代平因酒驾车辆已撞护栏而停于高速公路，此时被告代平并未驾驶车辆，其应承担责任的理由系其未在事故车辆后放置警示标志，导致被告刘洋的车辆撞击被告代平的车辆而致本案死者黄伟死亡，被告代平酒驾行为与本案伤害后果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的该项辩解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根据交警查明的事实及本案实际情况，对三方的责任作如下划分：被告刘洋承担本次事故的70%责任；被告代平承担本次事故的20%责任；本案死者黄伟承担本次事故的10%责任，本案全部损失的10%由本案死者黄伟的亲属即原告承担。被告刘洋在庭审中辩称自己最多承担60%的责任，被告代平应承担30%的责任，死者承担10%责任的理由及其申请对事故认定进行复核未获答复对事故认定有异议的理由，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且未提供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被告刘洋驾驶的车辆将被告代平的车辆撞击，致使本案死者黄伟被被告代平车辆撞伤后死亡，相对于被告刘洋驾驶的车辆，本案死者黄伟系“第三者”，依法应当适用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告刘洋驾驶的车辆在被告平安财险绵阳公司仅购买有交强险，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由被告刘洋承担。被告代平的车辆被被告刘洋车辆撞击后将本案死者黄伟撞伤死亡，死者黄伟相对于被告代平的车辆亦属于“第三者”，依法应当适用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保险，原告主张本案死者黄伟系交通事故中的“第三者”的理由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代平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购买有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被告代平应承担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代平承担。
2.原告的各项损失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还是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原告的各项损失金额是多少的问题？
本案死者黄伟系农村户口，原告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各项损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求职人员履历表，证实本案死者于2010年7月26日填报该表；2、劳动合同二份及薪资统计，证实本案死者与重庆市江北区纯歌派对歌城签订2012年12月至2015年12月及2015年12月2日至2018年12月1日的劳动合同，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领取工资的事实；3、证明二份，证实原告黄某乙在重庆市潼南县旭日幼儿园就读的情况；4、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介绍申报表两份，证实重庆市江北区纯歌派对歌城申请减少缴纳本案死者的社会保险的情况；5、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证实原告何艳于2016年3月20日至2018年3月20日租住于重庆市潼南县一小区的情况；6、社会保障卡一份，证实本案死者于2014年取得重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社会保障卡有效期10年的情况；7、重庆市居住证两份，证实本案死者与原告何艳于2015年3月16日居住于重庆市渝北区兴盛大道33号1幢20-7号的情况；8、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一份，证实本案死者用工单位重庆市江北区纯歌派对歌城对死者黄伟死亡是否属于工伤申请工伤认定，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本案死者黄伟死亡的性质不属于因工受伤（死亡）的情况；9、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缴费明细表，证实本案死者黄伟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在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障局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上述证据，被告对证据“三性”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实本案死者黄伟在事发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其收入来源于城镇，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之规定，本案死者黄伟的各项损失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告代平、刘洋、人保财险成都公司及平安财险绵阳公司辩称本案死者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各项损失的理由，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支持，且与本案实际不相符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当庭陈述本案死者黄伟的各项损失按四川省统计数据计算的意思表示真实，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死者黄伟的死亡伤残限额相关费用为：死亡赔偿金为：28335元*20年=566700元、丧葬费为：27212.50元、家属处理事故误工费为3人*3次*142.96元/天（52185元/365天）=1286.64元、交通费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500元、被告刘洋辩称其承担了刑事责任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辩解理由与相关规定不相符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女儿黄某甲生于2015年12月4日，扶养年限为17年，扶养费为：20660元/年*17年/2=175610元；死者儿子黄某乙生于2013年9月11日，原告只主张扶养年限为13年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扶养费为：20660元/年*13年/2=134290元。以上各项费用合计为：931599.14元，先由被告平安财险绵阳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110000元的范围内先行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2500元，交强险死亡伤残余额97500元先行赔付，再由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110000元的范围内先行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2500元，交强险死亡伤残余额97500元先行赔付后；剩余金额711599.14元，由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20%即142319.82元；余额711599.14元的10%即71159.91元由原告自行承担；余额711599.14元的70%由被告刘洋赔偿即498119.39元。
综上所述，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总计应当赔偿费用为：12500元+97500元+142319.82元=252319.82元；被告平安财险绵阳公司总计当赔偿费用为：12500元+97500元=110000元；被告刘洋赔偿498119.39元，品迭被告刘洋垫付的28000元外再赔偿470119.39元。被告代平应赔偿的金额被告人保财险成都公司已全部赔偿，被告代平垫付费用4000元，依法应由被告代平领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因亲属黄伟死亡的各项损失252319.82元（其中，原告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在该金额中领取248319.82元，被告代平在该金额中领取4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因亲属黄伟死亡的各项损失110000元；三、被告刘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扣除已经给付的28000元外再赔偿原告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因亲属黄伟死亡的各项损失470119.39元；四、驳回原告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6005元，由黄云金、邓世玉、何艳、黄某甲、黄某乙负担600元；刘洋负担4204元，代平负担1201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
第一，上诉人是否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本院认为，发生该次事故时，投保车辆停于高速公路上，代平并未驾驶、使用车辆，并不符合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规定的：“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根据案涉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该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系驾驶人刘洋操作不当，次要原因是代平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未及时报警，黄伟未在发生事故后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故该次事故的发生与代平饮酒驾驶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主张饮酒影响代平判断力，导致其未能正确处理第一次事故，本院认为上诉人该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故上诉人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
第二，一审认定责任分担是否正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故代平在发生第一次交通事故后，未能设置警告标志、及时报警，再加上刘洋操作不当，发生严重后果，与死者黄伟相比过错较大，一审认定代平承担20%责任，死者承担10%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1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邵 敏
审判员 罗德东
审判员 杨 轩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