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8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汾江南路金源街8号,营业执照91440600190340689Q。法定代表人：周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豫，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从美，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锦荣，男，195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景伟，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子健，男，195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原审被告：周雄，男，196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杨金在，男，195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被告：陈成乐，男，195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锦荣、原审被告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陈成乐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2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锦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江锦荣在土产公司股权比例为0.36%，并相应减少周雄、杨金在、陈成乐所持股比例；2.土产公司、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陈成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江锦荣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江锦荣股东信息、股权比例0.36%等相关股东信息对外公示，并记载入土产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里；3.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土产公司、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陈成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2月28日，土产公司的主管部门商贸公司作出佛商贸（2000）21号《关于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公司转制方案的批复》，其内容为：同意将土产公司80%的经营性资产转让给企业内部职工；余下20％作为职工集体股，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同年4月1日，国贸公司、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公司制订了一份《国贸公司组建机构细则》，规定：由于受工商注册股东人数限定，所以公司的股东分为注册股东和非注册股东，注册股东代表非注册股东签署文件；注册股东和非注册股东在公司内部没有差异，同股同酬、同股同权，同样享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公司注册股东13名，除一名由原企业法定代表人代管职工集体股外，其余12名按原企业机构设置，由各分公司（部、室）的全体股东选出；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单位享有一个单位的发言权、选举权、表决权、财产占有权和利益分享权；股东离开公司后没有表决权；离开公司包括内退、病退、离退休或调离。江锦荣当时为土产公司的职工，参加了土产公司的转制。2000年5月11日，江锦荣委托陈成乐并签订了相关的《委托书》，该委托书注明：国贸公司（土产公司）的股东自愿委托被委托人作为股东代表，委托权限为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公司的登记注册事宜，股东按其拥有股份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不变。根据《委托书》的记载，江锦荣出资16000元认购1股，委托陈成乐作为股东代表，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公司的登记注册事宜，各股东按其拥有股份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不变。2000年6月1日，商贸公司、张美好、吕凯、彭掌永、陈家仲、谭富华、邓文强、廖汝钊、陈成乐、卜建霖、谢丽萍、杨培强、陈当庆作为股东代表签署了《佛山土产进出口公司章程》。2000年6月29日，广东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土产公司截止至2000年6月19日止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确认土产公司变更后的投入资本为508万元。根据上述验资报告的“其它说明事项”记载：土产公司的内部职工股由十二名股东代表持有，股东名单为张美好、吕凯、彭掌永、陈家仲、谭富华、邓文强、廖汝钊、陈成乐、卜建霖、谢丽萍、杨培强、陈当庆（以下简称张美好等12人）。2000年8月10日，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公司向佛山市工商局出具《关于土产公司股东的说明》，其内容为：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公司经商贸公司批准进行转制，更名为土产公司。商贸公司将该公司80%的经营性净资产产权转让给企业内部职工。由于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而公司职工有95名，全部参加转制，购买股份，超过了工商注册登记股东人数的限定，以公司现行划分的12个部门为单位，每单位选举一人作为股东代表人，代表签署文件，注册股东和非注册股东在公司内部没有差异，同股同酬、同股同权，同样享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之后，土产公司登记成立。2012年9月25日，江锦荣、陈坤林、林伟云、陈庇福、冯国新五人作为原告以土产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与公司有关的诉讼纠纷。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佛城法民二初字第26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江锦荣、林伟云、陈庇福、冯国新、陈坤林为土产公司的股东；驳回江锦荣、林伟云、陈庇福、冯国新、陈坤林关于为其办理股东工商登记手续的请求；……江锦荣、陈坤林、林伟云、陈庇福、冯国新不服该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5日作出（201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3年4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4月14日，土产公司的81名股东签署《股权转让通知》，通知对象为土产公司全体股东，内容为：签署本股权转让通知的股东拟将自身持有的土产公司股权，以每股25万元的价格（该价格为股东净收款，因股权过户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等一切税费均由股权购买方承担），转让给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方。现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通知您，请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就是否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以及是否行使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事宜，进行书面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及放弃优先购买权。2014年4月21日，黄志江、江锦荣、麦耀明、陈庇福向刘子健、谢丽萍等各股东发出《关于对的回复意见》，确认已收悉上述《股权转让通知》，提出：通知中所称的537股由各股东分别持有，并非各股东共同持有，其不清楚各股东具体姓名、持股数量，要求拟转让股权的股东收到回复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其各自持股数量及姓名。2014年5月5日，土产公司向黄志江、江锦荣、麦耀明、陈庇福发出《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说明》，称受拟转让股权的81名股东委托，对其持股情况作说明，持股总数应为539股，并列表记载具体持股明细。2016年12月9日，经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土产公司股东由谢丽萍、陈成乐、何林、刘建华、邓卫红、彭广彤、杨培强、邓文强、刘子健、齐伟宏变更为周雄、陈成乐，法定代表人由刘子健变更为周雄。2016年12月22日，经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土产公司股东由周雄、陈成乐变更为周雄、陈成乐、杨金在。另查明一，2012年6月12日，江锦荣出具《取消委托声明书》，鉴于其在2000年5月11日委托陈成乐作为股东代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土产公司股份登记注册事宜，声明单方取消上述委托，并要求土产公司办理其股东登记注册事宜。另查明二，根据土产公司制作的股东名册，土产公司在2016年10月8日有85名内部股东，合计持股份额549股，其中江锦荣持股2份、出资额32000元，持股比例0.36%；土产公司在2016年12月22日的注册股东为三人，分别为：杨金在、持股份额366、持股比例66.7%；周雄、持股份额156、持股比例28.382%；陈成乐、持股份额27、持股比例4.918%。其中，杨金在、周雄不存在代持股情况，陈成乐代7名股东合计持股27份，具体为：莫岗11股、股比2.0036%，黄志江6股、股比1.0929%，麦耀明2股、股比0.3643%，陈庇福2股、股比0.3643%，冯国新2股、股比0.3643%，江锦荣2股、股比0.3643%，陈坤林2股、股比0.3643%。庭审经询问：1.江锦荣主张刘子健是土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要求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对此，土产公司、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陈成乐不予确认，认为刘子健已不是土产公司的股东。2.土产公司陈述陈成乐在案涉股权转让前已退休离职，陈成乐本人并未持有土产公司股权，仅代江锦荣等7人持股。3.土产公司陈述土产公司现有实际股东为9人，包括杨金在、周雄、莫岗、黄志江、麦耀明、陈庇福、冯国新、江锦荣、陈坤林。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系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生效判决已确认江锦荣系土产公司的股东，土产公司对其主张的持股份额及持股比例亦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江锦荣是否有权要求土产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记载入公司章程。对此，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土产公司是由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公司转制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转制时包括江锦荣在内的95名职工实际对公司出资并购买股份，但由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必须在50人以下的限制，全体职工股东经协商进行委托股东代表登记为股东。基于上述原因，土产公司成立时，江锦荣自愿委托陈成乐作为股东代表办理登记注册事宜，致使其本人未在工商部门进行股东登记。虽然江锦荣曾在2012年声明单方取消上述委托，但届时土产公司的实际股东人数仍高于公司法规定的人数上限，因此并非解除委托关系后，即可直接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进行股东登记。但土产公司在此后的经营过程中，大部分股东依据公司法规定在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后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土产公司现有实际股东人数仅为9人，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由此可见，土产公司因股东人数超过上限而需委托登记的情势已变更。其次，关于土产公司、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陈成乐提出陈成乐代江锦荣持股不影响其股东权利的抗辩。依据《国贸公司组建机构细则》以及土产公司成立时向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说明，区分注册股东和非注册股东只为办理登记注册事宜，两者同股同酬、同股同权，故作为宣示性的工商登记确不影响江锦荣的股东权利。但如上所述，土产公司因股东人数超过上限而需委托登记的情势变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向登记机关登记。如实登记股东信息，有利于第三人了解土产公司经营状况，亦有利于股东依法行使权利及承担相应义务。此外，陈成乐虽系土产公司转制时经协商确定的受托登记股东，但根据土产公司的陈述，陈成乐现已既非土产公司持股股东，又非公司在职员工，显然不适宜继续作为受托登记股东。第三，关于土产公司、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陈成乐提出未经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得登记的抗辩。土产公司改制时，全体职工股东清楚股东人数限制性规定并进行委托登记，即相互间均知悉实际股东的详细情况。案中，周雄、杨金在均系通过受让股权成为土产公司的股东，而出让股权的股东包括注册股东及非注册股东，故周雄、杨金在理应在受让股权时已知悉土产公司因上述历史原因存在非注册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既存在资合性因素，又兼具人合性特色，周雄、杨金在同意受让土产公司股权，即可推定其接纳土产公司包括陈庇福在内的原有股东。综上，土产公司因股东人数超过上限而需委托登记的情势变更，通过受让股权取得股东资格的周雄、杨金在亦知悉并接纳陈庇福等非注册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江锦荣有权要求土产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记载入公司章程。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江锦荣持有的占比0.36%股权系由陈成乐代持，故应将登记在陈成乐名下的土产公司0.36%股权变更登记至江锦荣名下。江锦荣诉请减少周雄、杨金在持股比例，及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配合办理工商登记，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江锦荣在土产公司的持股比例为0.36%；二、土产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日起十日内办理将登记在陈成乐名下的0.36%股权变更登记至江锦荣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陈成乐应予配合；三、驳回江锦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元，财产保全费340元，合计940元，由土产公司负担。土产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土产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一、第三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江锦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委托持股”制度是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及土产公司全部股东一致同意，江锦荣应遵照执行。“委托持股”制度，在转制时由上级主管机关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批复，并报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特别说明。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在《关于同意设立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批复》中明确：“同意佛山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张美好等12人出资设立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获得批准后，商贸公司、张美好等13名股东签订《出资协议书》、验资、办理工商登记等等。土产公司转制才顺利完成。可见，“委托持股”制度是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及土产公司全部股东一致同意，对江锦荣具有约束力，其应遵照执行。根据“委托持股”制度，江锦荣持有的土产公司股权现由陈成乐代持，其现要求登记为土产公司的注册股东无理。一审判决认为，土产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大部分股东已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现有实际股东人数仅为9人，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人数的规定，因此土产公司因股东人数超过上限而需委托登记的情势变更。一审判决以此作为将股权登记在江锦荣名下的理由错误。“委托持股制度”是土产公司全体股东内部意思自治的行为，其不因所谓的“情势变更”而自然改变或废止，如需改变该“委托持股”状态，必须经股东会意思自治再次表决通过方可。一审判决以所谓的“情势变更”，强硬干预土产公司内部意思自治，是不当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未经土产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江锦荣依法不得登记为公司注册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土产公司最新工商备案的《章程》显示：公司股东为周雄、杨金在、陈成乐。如需变更股东工商登记，应先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根据上述规定，将江锦荣登记为土产公司注册股东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经半数以上股东同意；二是就江锦荣登记为注册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但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周雄、杨金在、陈成乐均表示不同意将江锦荣登记为注册股东。因此，江锦荣未经半数以上股东同意，依法不得将其作为土产公司注册股东办理工商登记。而且，江锦荣未能与公司其他股东协商达成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意进而修改公司章程的内容，其亦不应登记为注册股东。三、一审判决将周雄、杨金在受让股权时知晓江锦荣为土产公司的非注册股东等同认定为其同意将江锦荣登记为注册股东，严重错误，违背“公司自治原则”。如上所述，将江锦荣登记为土产公司注册股东需满足的两个条件均未成就。一审判决以周雄、杨金在受让土产公司股权时，知晓其存在注册股东和非注册股东的情况，江锦荣为非注册股东，进而推定周雄、杨金在同意受让股权，即代表其接纳将江锦荣登记为注册股东。一审判决上述推定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周雄、杨金在在受让土产公司股权时，知晓土产公司存在非注册股东的情况，仅代表其同意就此“委托持股”现状受让股权，不代表其同意将上述非注册股东登记为注册股东。一审判决将两者等同，严重错误。另，修改公司章程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公司章程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法律不得干涉。土产公司现有章程合法有效，土产公司注册股东并未就变更注册股东事宜修改公司章程，一审判决现判令将江锦荣登记为注册股东，进而导致土产公司须就此修改章程，违背了公司自治原则，属于司法权力的滥用。四、江锦荣曾起诉要求将其登记为注册股东，生效判决已驳回其诉请。一审判决将其登记为注册股东错误。江锦荣曾于（2012）佛城法民二初字第2642号案中起诉土产公司、刘子健，要求将其登记为注册股东。但禅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委托持股是江锦荣及其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江锦荣未与土产公司其他股东协商并达成协议进而修改公司章程，将其登记为工商注册股东。因此，判决驳回江锦荣该诉请。后，贵院二审【（201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9号】维持一审判决。该判决已于2013年4月1日生效。本案中，江锦荣一审诉请要求土产公司等配合其前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对外公示及记载在其工商备案的土产公司章程里。该诉请与上述案件诉请一致。而上述案件中判决驳回其诉请的理由--“江锦荣未与土产公司其他股东协商并达成协议进而修改公司章程，将其登记为工商注册股东”--在本案中并未发生改变。因此，本案同样应判决驳回其诉请。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土产公司特提出上诉，恳请贵院依法公正审理，依法判决驳回江锦荣无理诉请。针对土产公司的上诉，江锦荣辩称：土产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法院依法全部驳回。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认定公平、公正,逻辑严密,法理充分,应予维持。首先,对土产公司所谓的委托持股制度，仅是针对2000年土产公司转制时有95名职工股东,而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必须在50人以下的限制,江锦荣委托陈成乐的范围仅有作为股东代表办理登记注册事宜,并无其他事宣,且江锦荣在2012年已声明取消上述委托。目前,土产公司注册股东显示为9人,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人数的规定,土产公司因股东人数超过上限的情况不复存在。其次,陈成乐现已既非土产公司持股股东,又非公司在职员工,根本不适合代江锦荣继续持有股份。土产公司在所谓的代持制度下,根本不把江锦荣在内的众多代持职工小股东的利益放在眼内,不断损害他们利益。最后,关于所谓未经股东半数同意不得登记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该规定针对的对象只是实际出资人,而江锦荣是经法院判决确认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同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此规定,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江锦荣的股权工商登记请求,是完全合情合法的。二审期间刘子健、周雄、杨金在、陈成乐无作陈述。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江锦荣在土产公司持有0.36%股份已无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江锦荣是否能要求土产公司、陈成乐将该股份变更登记于其名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文主要调整规范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及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代持股协议仅约束实际出资人及名义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办理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则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已经突破了合同的主体范围。为了保障公司的人合性，维护公司内部关系之稳定，故要求须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方可实施。然而本案所涉代持股协议并非实际出资人江锦荣与名义股东陈成乐之间的协议，而是土产公司转制时出资购买公司股份的全体人员（包括注册股东及非注册股东）的共同协议，并经过了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其中2014年出让股份的原股东亦是协议的当事人，应当知晓并承认《国贸公司组建机构细则》中关于“注册股东和非注册股东在公司内部没有差异，同股同酬、同股同权，同样享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之规定。在明知存在代持股现状的情形下，周雄、杨金在受让上述原股东的股份，以及原本就代其他人持股的陈成乐，也应一并承继或履行原股东的权利义务，即承认江锦荣等非注册股东同样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因此，本案所涉的代持股协议不仅仅约束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也对原没有代持股的股东、原已代持股的陈成乐以及受让公司股份的周雄、杨金在发生法律效力。现土产公司因股东人数超过公司法规定的上限而需委托代持股的情势已经变更，江锦荣主张行使其股东的权利，将股份变更登记到其名下，不违反上述条文的立法本意，故本院予以支持。江锦荣虽曾起诉被驳回，但情势变更发生在该诉讼裁判文书生效后，江锦荣依据新的事实再次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土产公司此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土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广东省佛山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翁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