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29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明，男，196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巧惜，女，198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巧玲，福建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国栋，男，196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妙灵，北京蓝鹏（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天保，男，197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高金，男，198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
上诉人王亚明、黄巧惜因与被上诉人谢国栋、刘天保、吕高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52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亚明、黄巧惜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审理的内容已经超越谢国栋的诉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谢国栋的诉求明确为医疗费160957.39元及38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一审法院将谢国栋诉求中没有主张的急诊门诊医疗费3704.71元进行了审理，并将谢国栋主张的38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扩大到39天。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证据不足。首先，一审法院未查实王亚明仅为代理人的事实，其不应对其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本案涉讼房产并非夫妻共有，系黄巧惜父母赠予给其的个人财产。王亚明受黄巧惜委托代为管理房产的兴建事宜，并非房东。代理过程中对施工的选任由黄巧惜在场确认，代理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本案事故承担任何责任。其次，先行垫付给谢国栋费用的系黄巧惜，而非王亚明。再次，一审法院认定吕高金与谢国栋等人系按工作人数和时间平均发放劳动报酬证据不足。本案明确谢国栋系由吕高金找来施工的，工作内容也是由吕高金安排的，劳动报酬也是由吕高金与刘天保结算。所谓的劳动报酬按工作人数和时间平均发放仅是吕高金及其小舅子即证陈某毅的说法，并没有证据佐证。最后，一审法院未认定谢国栋吃饭前喝酒的事实错误。在本案第一次审理中，王亚明、黄巧惜与刘天保均一再确认谢国栋喝酒的事实，证王某平也出庭证实听到医生问谢国栋吃什么，工友明确回答有喝酒的事实。王亚明、黄巧惜还提供了谢国栋的门诊材料里有其喝酒的记载线索。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王亚明、黄巧惜与刘天保之间构成承揽关系，但法律适用上却适用的是发包、分包条文。一审法院认定刘天保以完成的工作量向王亚明、黄巧惜领取报酬，王亚明、黄巧惜是定作人，刘天保为承揽人。刘天保与谢国栋存在劳务关系，刘天保系谢国栋的雇主。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1、关于王亚明、黄巧惜是否存在选任过失的问题。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款，本条例所称村庄、集镇规划区是指村庄、集镇建成区和因村庄、集镇建设及发展需要施行规划控制的区域。村庄、集镇规划区的具体范围，在村庄、集镇总体规划中划定。本案涉讼房产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属于村庄、集镇规划的具体范围内，更不在村庄、集镇总体规划中划定的区域内，根本不适用该条例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错误。另根据《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住宅建设一定规模以上（四层及四层以上或者集中统建的），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对集中统建的农村住房项目应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一定规模以下的可由建房村民自行选择农村建筑工匠或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一审法院认为超过两层就不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与该规定相悖。参照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申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也明确认为，农村自建四层以下的住宅均应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选用农村建筑工匠并不存在选任错误。3、谢国栋实际从事的是小工、零工等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不稳定，应当按照厦门市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220元/年的标准计算谢国栋的误工损失。
谢国栋辩称，一、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并未超出谢国栋的起诉范围。谢国栋一审起诉时并未将急诊门诊费3704.71元计算入诉讼请求，系一审庭审时，王亚明、黄巧惜主动提出其已支付该笔费用，要进行抵扣，一审法院为查明钱款支付情况，将该笔费用纳入谢国栋的损失里，再进行抵扣，判决结果也并未包含该项费用。谢国栋一审的诉讼请求的时间范围是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12日的相关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的损失，计算头尾天数确实为39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为39天准确。
二、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属于王亚明、黄巧惜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准确。王亚明及黄巧惜系夫妻关系，其夫妻二人共同兴建房屋，本就应属其夫妻共同财产，而且，通过一审庭审过程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证实，在其二人与刘天保商谈房屋建造的相关事宜时，王亚明、黄巧惜二人均有共同参与，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王亚明也是以房东的身份进行监工，所以无论刘天保、还是谢国栋、吕高金等人均认为王亚明也为案涉房屋的房东。三、关于吕高金在本案中的定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吕高金仅仅是帮刘天保联系谢国栋前来施工。吕高金与谢国栋一样均是受刘天保管理，施工工具由刘天保提供，工资均是与谢国栋等施工人员一样的标准进行结算，因此其仅仅是与谢国栋地位平等的实际施工人。四、王亚明、黄巧惜主张谢国栋在施工前喝酒的说法纯属虚构的。首先，王亚明、黄巧惜申请人的证人系王亚明的弟弟，存在利害关系。其次，证人所指的在医院里说谢国栋有喝酒的人并非谢国栋而是刘天保。除此之外，王亚明、黄巧惜也并未对谢国栋有喝酒的主张进行举证。从谢国栋的病例材料里看，没有任何有关谢国栋有饮酒的记录。通过就医经验可以推断，如果伤者向医生陈述说有喝酒，或医生判断伤者有饮酒的情形，均会记入病例的，然而谢国栋的入院记录记录的是“否认烟酒嗜好”。谢国栋在施工前喝酒的事实根本无法成立。五、关于本案中的发包关系及雇佣关系。王亚明、黄巧惜将其共有的在建房屋的模板装钉工程按工程量及单价发包给刘天保，刘天保接受该工程发包后遂雇佣谢国栋等人为其提供劳务，因此，刘天保也就是俗称的“包工头”，与王亚明、黄巧惜即房东形成发包分包关系，与谢国栋形成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天保作为本案的雇主，对其雇员谢国栋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损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王亚明、黄巧惜作为发包人明知道刘天保无建筑模板施工资质也没有安全生产条件，仍将工程的模板装订施工发包给刘天保，存在选任过错，应当与雇主刘天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王亚明、黄巧惜存在选任过错。首先，王亚明、黄巧惜主张“案涉房屋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属于村庄、集镇规划区的具体范围内”，不适用《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规定，一审已经查明了案涉房屋确实建造于海沧区鳌冠村内，当然可以适用该条例。其次，《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住宅施工质量和安全由建房村民和参与建设各方共同负责。农村住宅建设一定规模以上（四层及四层以上或者集中统建的），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对集中统建的农村住房项目应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一定规模以下的可由建房村民自行选择农村建筑工匠或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接施工。农村建房村民或者组织村民建房的单位应与参与建设各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按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对所承建的工程承担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王亚明、黄巧惜主张依据上述规定其不存在选任过错而免责不成立。该规定虽然允许农村自建房在四层以下选择农村工匠承包施工，但并未规定发包人因此对工程造成安全事故免责，更未打破司法解释对该种事故连带责任的分配方式。该办法明确规定建设各方“并按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对所承建的工程承担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该规定充分说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目前来说即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人身损害的司法解释）来承担责任，同时允许发包人与承包人通过协商订立合同的方式进行双方之间的安全责任分配。但王亚明、黄巧惜及刘天保并未对案涉工程的安全责任分配进行约定，即使有也仅对其双方有效，不能对抗谢国栋。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发包人应当对承包人的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两项进行审查，即便可以允许承包人不需要相应的资质，但发包人仍然有义务对承包人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案涉事故发生前，案涉屋已经建至三层，但承包人并未在工地上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设施，也未提供任何安全防护工具，可见，承包人并无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王亚明、黄巧惜仍然存在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的选任不当。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刘天保、王亚明、黄巧惜未尽基本的安全管理义务，对本案事故存在重大过错。王亚明、黄巧惜作为房主、发包人，刘天保作为承包人，对在建工程均具有安全管理责任。事故发生时，案涉房屋已建至三层，未对在建工程采取任何安全防护设施，甚至连建筑工地基本的防护架也未建立。这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刘天保、王亚明、黄巧惜应对其未尽安全管理义务而导致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八、关于被计算误工费适用工资标准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谢国栋从事建筑行业，因此按照建筑行业平均工资的标准进行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刘天保、吕高金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谢国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王亚明、黄巧惜、刘天保共同连带赔偿自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26日期间的医疗费160957.39元（住院治疗费158077.39元、人血白蛋白费用2880元）、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护理费5320元、误工费6322.78元，上述费用共计176400.17元；二、本案诉讼费由王亚明、黄巧惜、刘天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2015年9月4日下午2时左右，谢国栋在位厦门市海沧区庙兜的房屋施工时，从二楼摔落至地基受伤。受伤后，谢过栋即被送往中山医院就医，入院诊断为靶区右侧上颌骨额突及鼻骨骨折、腰2椎体粉碎性压缩性骨折、腰2、3右侧横突骨折，后行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及左踝部伤口VSD引流术、右第5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左踝部清创引流术及左胫骨平台骨折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谢国栋自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26日住院治疗共52天。中山医院出院医嘱：定期复查、继续功能锻炼、注意伤口情况、不适随诊。谢国栋支出住院医疗费158077.39元。谢国栋因治疗需要购买人血白蛋白，于2015年9月20日支出480元、2015年9月22日支出480元、2015年9月26日支出480元、2015年9月30日支出960元、2015年10月1日支出480元，共计2880元。刘天保先行垫付5000元，王亚明先行垫付15000元，且王亚明支付谢国栋2015年9月4日的急诊及门诊医疗费3704.71元。
二、王亚明、黄巧惜系夫妻关系。2015年7月10日，黄巧惜提出申请，称“本人是一名缺乏完全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至今名下没有任何的房产或宅基地……因祖上留有一座危房，位厦门市海沧区号，东至卓开仁厝、西至黄继纺厝、南至杜景辉厝、北至林朝光厝，本人特向贵单位申请兴建房产，以便满足我们一户四口人的基本居住需求，望予以批准”。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鳌冠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该《申请》上批注“情况属实，望予以支持为盼”，并加盖公章。王亚明找到刘天保，将案涉房屋的模板装钉工程交由刘天保施工，由王亚明和刘天保商谈、结算工钱，商谈、结算工钱时黄巧惜在场。后刘天保联系吕高金，要吕高金找工人到案涉房屋钉模板，同时约定工钱为35元/平方米。随后吕高金与谢国栋、证陈某毅等人到案涉工程钉模板，劳动报酬为吕高金与刘天保结算后，按工作的人数和时间平均发放。在施工过程中，施工所需的电锯、电线、铁钉等工具均由刘天保提供，案涉工程未提供防护网、安全栏等安全设施。谢国栋坠楼时，刘天保、王亚明、黄巧惜、吕高金及证陈某毅均未目睹该事故发生过程。谢国栋及刘天保、吕高金均确认本人从事建筑施工未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王亚明在将案涉工程发交由刘天保施工时亦未询问其是否具备建筑施工资质。案涉房屋建成后为三层楼房，但实际上案涉房屋还有一层垫高层，该垫高层高度低于其他三层高度。谢国栋坠楼地点为不包含垫高层在内的二楼。
三、王亚明、黄巧惜、刘天保均称谢国栋在事故发生前吃午饭时曾喝酒，且王亚明、黄巧惜申请证王某平出庭作证。证王某平系王亚明弟弟，其称2015年9月4日下午，因其哥哥王亚明打电话说有工人掉下来，便到了中山医院。在中山医院手术室外面等候时，有医生问谢国栋中午吃了什么，其中一个工友称谢国栋中午有喝酒。吕高金称，证王某平所说的工友就是刘天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谢国栋在提供劳务时受伤，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谢国栋与王亚明、黄巧惜、刘天保、吕高金之间分别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及责任承担问题。首先，王亚明、黄巧惜与刘天保之间构成承揽关系。虽王亚明、黄巧惜均称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为黄巧惜，但仅凭王亚明提供的《申请》无法确认案涉房屋的所有人仅为黄巧惜，王亚明、黄巧惜系夫妻关系，建造案涉房屋亦为满足两人的家庭居住需求，且在王亚明与刘天保商谈、结算工钱时，黄巧惜亦在场，因此从王亚明、黄巧惜的身份关系、行为来看，案涉工程系由王亚明、黄巧惜共同交由刘天保施工，刘天保以完成的工作量向王亚明、黄巧惜领取报酬，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关系，王亚明、黄巧惜为定作人，刘天保为承揽人。其次，刘天保与吕高金、谢国栋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虽谢国栋是由吕高金通知到案涉房屋干活，但谢国栋是给被告刘天保承揽的工程施工，谢国栋使用的劳动工具由刘天保提供，谢国栋的劳动报酬由吕高金与刘天保结算后按工作的人数和时间平均发放，就上述情况而言，谢国栋与刘天保之间存在支配和从属关系，因此，谢国栋与刘天保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刘天保系谢国栋的雇主，谢国栋与吕高金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
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应考虑谢国栋、刘天保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大小。刘天保作为雇主即接受劳务的一方，在案涉房屋钉模板工程施工中，未提供施工作业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谢国栋在二楼作业时坠楼发生损害，其过错程度较大，对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王亚明、黄巧惜、刘天保均称谢国栋在事故发生当天中午吃饭时饮酒从而导致本案事故发生，但除证王某平的证言外未提供其他证据。证王某平并非谢国栋中午吃饭饮酒的目击证人，其证言为传来证言，且证王某平系王亚明的弟弟，两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故对证王某平的证言不予采信，对谢国栋中午吃饭饮酒一事亦不予采信。但是，谢国栋在二楼作业时坠楼，系其在工作中未对自身安全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发生，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只是过错程度较小，对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综上，刘天保对谢国栋的损害承担80%的赔偿责任，谢国栋对自身损失承担20%的责任。虽王亚明、黄巧惜辩称其不存在过失，不应对谢国栋的损害承担责任，但王亚明、黄巧惜自建房屋已超过两层，不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之规定，王亚明、黄巧惜将案涉房屋钉模板工程交由刘天保等人建设，刘天保等人从事该工程建筑理应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但王亚明、黄巧惜均未核对刘天保等人是否具有相应资质，且实际上曾在现场施工的谢国栋及刘天保、吕高金等人均未办理施工资质审批，也未取得从事建筑施工相关的资格证书。王亚明、黄巧惜将案涉工程交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被告刘天保施工，应与雇主刘天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谢国栋与吕高金两人在工作中系地位平等的实际施工人员，两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且谢国栋未向吕高金主张权利，故吕高金在本案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无须对谢国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谢国栋的具体损失。1、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26日期间的医疗费。谢国栋受伤后便被送至中山医院治疗，由此产生医疗费。谢国栋于2015年9月4日在中山医院急诊及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3704.71元，于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26日期间产生住院治疗费158077.39元、购买人血白蛋白费用2880元，上述费用共计164662.1元。2、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的护理费。谢国栋主张按140元/天计算上述期间的护理费，上述期间谢国栋共计39天均在住院治疗，其护理费理应支持，但谢国栋主张按140元/天计算护理费的要求过高，酌定按护理人数一人每天70元计算，护理费为2730元（70元/天×39天）。3、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谢国栋主张按照100元/天计算上述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没有超过法律规定，故对住院伙食补助费3900元（100元/天×39天），予以支持。4、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的误工费。谢国栋因伤住院治疗造成持续误工，因事故发生时，谢国栋正从事农村建房工作，因此，按照2014年厦门市建筑业人均工资43361元/年计算其误工费为4633.1元（43361元/年÷365天×39天）。
综上，谢国栋的经济损失共计175925.2元。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刘天保应对谢国栋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140740.16元，扣除刘天保先行支付的5000元、王亚明及黄巧惜先行支付的18704.71元，还应支付谢国栋117035.45元。王亚明、黄巧惜应对刘天保所负赔偿款117035.45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刘天保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国栋支付赔偿款117035.45元；二、王亚明、黄巧惜应对第一项所确定的赔偿款负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谢国栋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亚明、黄巧惜提出如下异议：1、35元/平方米分包给吕高金的价格；2、吕高金在承包工程后，施工的第二天谢国栋就发生意外。谢国栋、吕高金及一审证陈某毅都承认还没有收到过工钱，所以不可能按工作的人数和时间平均发放报酬，且以35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与其按工作人数和时间平均发放相矛盾；3、案涉工程的安全设施的安保工作，是由总承包方刘天保负责，当时王亚明、黄巧惜一方也提供相关的安全绳等安全设施供施工人员使用，并不是没有提供保护措施；4、刘天保一审第一次庭审到庭陈述在本村庄从事钉模版工程已经有七八年，王亚明找到他时，也明确问他能否承接，其是明确承诺可以承接施工。除此之外，王亚明、黄巧惜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谢国栋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亚明主张黄巧惜系涉案房屋所有人，其受黄巧惜委托代为管理涉案房屋的兴建事宜，并非涉案房屋房东，但没有提供相关房屋权证及委托授权书予以证明。且王亚明提交的《申请》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由黄巧惜个人所有。涉案房屋系为满足王亚明、黄巧惜家庭居住需求而建造，建造时王亚明、黄巧惜系夫妻关系，王亚明将涉案房屋的模板工程交由刘天保施工，并与刘天保商谈、结算工钱事宜，黄巧惜在王亚明与刘天保商谈、结算工钱事宜时也在现场，刘天保联系到吕高金、谢国栋陈某毅到案涉房屋钉模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天保与王亚明、黄巧惜之间系承揽关系及刘天保与吕高金、谢国栋之间系雇佣关系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确认。
案涉房屋位厦门市海沧区号，案涉房屋建成后为三层楼房，但案涉房屋还有一层垫高层，故案涉房屋实际应为四层，根据《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农村建设四层以上的房屋应由具备相应资质企业承接施工，以下的可由建房村民自行选择农村建筑工匠施工”的规定，因此，王亚明、黄巧惜将案涉工程交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刘天保施工，应当与雇主刘天保对谢国栋因讼争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王亚明、黄巧惜主张谢国栋事发当时因饮酒导致讼争事故发生，但其一审提供的证王某平的证言为传来证言，王某平系王亚明的弟弟，存在利害关系王某平的证言不足以证明王亚明、黄巧惜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采纳。
谢国栋因讼争事故受伤于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26日期间住院治疗。谢国栋一审起诉时主张2015年9月4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一审法院按39天计算谢国栋主张的上述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并无不当。谢国栋2015年9月4日受伤因急诊及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3704.71元，该部分费用系由王亚明支付，一审法院已将王亚明支付的该部分费用予以扣减，且一审法院认定的刘天保及王亚明、黄巧惜所应承担的赔偿款并未包含谢国栋因急诊及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3704.71元，故一审判决并未超出谢国栋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
综上所述，王亚明、黄巧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5元，由王亚明、黄巧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陈荔云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