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27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赵国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彼特机电建材购销中心，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经营者：李素云。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素云，女，汉族，1961年3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邦南律师所）与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彼特机电建材购销中心（以下简称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4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邦南律师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彼特机电中心支付给邦南律师所律师服务费70万元，并以7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邦南律师所，直到本息清偿之日止；3.改判李素云对上述第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显失公平不妥。合同条款系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体现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双方应当切实遵守和履行。法院往往是因为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形下，为平衡争议双方的权利义务而适用显失公平原则。但双方在已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只要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遵守契约自由的原则。邦南律师所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签订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是法律，也不属于行政法规，且只具有指导性，而不具有强制性。二、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特别约定”的事项是固定收费并不准确。合同条款对邦南律师所而言明显是有风险的，合同是属于设定最高限额不超过70万元的风险收费合同。虽然“特别约定”第1项看似收费“固定”，但细看第2项，特别是第2项的第（2）点，则可以看出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法院判决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败诉，根据双方约定的律师费计算公式，则律师费为零元。从第（2）点也明显可以看出，是邦南律师所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利用邦南律师所的起诉，在与对方私下协商或实现债权的前提下，损害邦南律师所的利益，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迫不得已的保护措施。综上，邦南律师所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签订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双方的约定，并据此作出正确的判决，而不应该以显失公平为由随意加以变更，作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显失公平是合法有据的，并无明显不当。邦南律师所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并未将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交给彼特机电中心，彼特机电中心和李素云是在本案诉讼时才收到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刘海律师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称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是2015年7月6日在彼特机电中心的电脑上形成，由于合同需要盖章，因此邦南律师所不可能现场将合同交给彼特机电中心和李素云。双方口头约定是收回债权1000万元才需要支付70万元的律师费，而合同内容与双方的约定不符。李素云对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不知情。2015年4月3日，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为委托刘海律师解决与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大公司）的诉讼事宜，已经预先支付了3000元律师费。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要求邦南律师所撤诉，但刘海律师未按照要求向法院撤回起诉，其亦没有充分履行代理人的合同义务。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邦南律师所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邦南律师所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事实是邦南律师所利用与李素云之间的朋友关系之便，盗用彼特机电中心公章，加盖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之上，并拒绝提供一份给彼特机电中心和李素云，为防止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发现其书面载明的律师费收费方式与其告知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的内容不一致，刘海律师没有将《委托代理合同》交付给李素云签字确认。刘海律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自认，其认为代理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的案件存在部分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的风险，但是在告知李素云时，是承诺为李素云收回一千多万元的资产后才需要支付70万元律师费。但最终案件撤诉，刘海律师未能兑现承诺，反而要求高额的律师费，且无理主张利息费用。刘海律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还确认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是在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处的电脑打印形成，打印后直接盖章。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在接到一审开庭传票及诉讼材料前，根本没有见过该份合同，只是与刘海律师口头约定由其代理诉讼，胜诉并拿回一千多万元的款项后才需要支付70万元律师费。因此，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与邦南律师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不能以刘海律师单方面制作且未交付李素云签字确认的合同为准，应当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为准。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律师费收费标准过高。本案中，刘海律师自认其为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代理的案件有部分诉讼请求存在得不到法院支持的风险，且其存在夸大虚构诉讼标的、提高收费标准的欺诈行为，刘海律师只是为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起草了一份起诉状并办理立案，并未完整办结案件和出庭参加诉讼，所付出的律师专业服务时间十分有限。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认为不应当按照诉讼标的支付律师费，应当按照刘海律师的实际律师服务时间计收律师费相对合理。一审法院认定应计件收费，判令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支付巨额律师费用，于法无据，于理不符。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加重了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的责任，免除邦南律师所的主要合同义务，部分合同条款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具有该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邦南律师所出具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特别规定部分第一条约定，无论裁判多少金额、何种方式结案，律师服务费均固定为70万元。此项规定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加重对方责任，免除自己责任，邦南律师所显然没有任何风险，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邦南律师所辩称，邦南律师所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关于合同公章的确认问题，李素云在向南海司法局投诉的过程中和一审诉讼中以及二审庭审期间均有不同的说法。其在一审法院认为公章是其行政人员所盖，在上诉状中却陈述称是刘海律师利用朋友关系盗盖公章，因此对于该基本事实，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所主张的其与刘海律师的口头约定与本案书面证据不相符。邦南律师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彼特机电中心向邦南律师所支付律师费70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李素云对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6日，邦南律师所与彼特机电中心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彼特机电中心因与长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邦南律师所进行诉讼；对于律师费的约定，合同第六条以特别约定的形式进行了明确，“1、双方一致同意，该案件无论法院裁判被告需支付多少本金、利息或违约金给甲方（彼特机电中心），或经原、被告调解、和解等方式结案，被告支付多少本金、利息或违约金给甲方，本案律师服务费均固定为人民币700000元。2、该律师服务费的支付时间与甲方收取被告支付的款项挂钩：（1）若甲方一次性收完……；（3）若法院受理后甲方撤诉，则在三天内支付给乙方70万元。”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同日，邦南律师所与彼特机电中心办理了上述案件的授权委托手续，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及民事起诉状等文件。2015年7月8日，邦南律师所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诉讼标的额为11372060.34元。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受理该案，案号为（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769号。2015年9月29日，彼特机电中心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裁定准许彼特机电中心撤回起诉。另查，彼特机电中心为李素云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一审法院认为，邦南律师所主张的律师费70万元是基于《委托代理合同》的明确约定，而彼特机电中心对邦南律师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委托代理合同》关于收取律师费的约定提出异议，认为该约定与实际双方协商内容不一致，且该约定明显权利义务不对等，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提出的关于显失公平的抗辩是否成立？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代理民事诉讼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指导价由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按标的额比例收取律师服务费；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收费合同或收费条款应当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数额、付款和结算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关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按标的额收费标准为，“在收取基础费用1000-8000元的基础上再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取：5万元以下免加收；5万-10万元（含10万元）：8%；10万-50万（含50万元）：5%；50万-100万（含100万元）：4%；100万-500万（含500万元）：3%；500万-1000万（含1000万元）：2%；1000万-5000万（含5000万元）：1%；5000万元以上：0.5%”。同时根据该实施办法的规定，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代理人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不论诉讼结果如何，彼特机电中心均需向邦南律师所支付律师费70万元，故该收费方式可以排除是风险代理收费，况且风险代理收费应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彼特机电中心委托邦南律师所的诉讼属于涉及财产关系案件，故应采用按标的额比例收取律师费的方式。邦南律师所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其应该对上述规定非常清楚，作为法律服务机构，其更应恪守规定，在签订委托合同时应当对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明示收费的项目、标准、方式等。而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只是明确了一个具体的律师费数额70万元，并未明确该数额是通过何种方式计算确定。双方在庭审中确认该律师费数额的确定是双方根据诉讼标的额协商一个比例即7%收取。而根据广东省的律师收费办法计算，律师费应为278720.6元-285720.6元之间，即便最高收费也仅占合同约定律师费的40.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为，邦南律师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未按照规定向彼特机电中心明示收取律师费的项目、标准、方式而向其收取了超出标准一倍有余的费用，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彼特机电中心辩称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70万元显失公平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鉴于邦南律师所已经依据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故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对双方约定的律师费予以变更。综合考虑彼特机电中心委托邦南律师所的诉讼案件标的额较大且最终撤诉处理，一审法院根据广东省律师费收费办法中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方式变更律师费为278720.6元。因此，彼特机电中心应支付律师费278720.6元予邦南律师所。彼特机电中心未按约定支付律师费是因对律师费数额有异议，而该异议正是因为邦南律师所利用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没有经验而出具一份显失公平的合同所致，并且一审法院采纳了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关于合同显失公平的辩解意见，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的异议合理合法，因此，一审法院对邦南律师所主张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辩称对委托诉讼的标的额11372060.34元有异议，认为邦南律师所在办理诉讼过程当中为了取得高额律师费，将四百多万元的债务虚构成一千多万元。但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是经过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签字同意的，且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在协商收取律师费时是将一千万元作为一个基数来确定，说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对该诉讼标的额为一千多万元是清楚并认可的。因此，一审法院对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的辩解不予采纳。彼特机电中心为个体工商户，李素云作为负责人应对其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278720.6元予邦南律师所；二、驳回邦南律师所的其他诉讼请求。若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邦南律师所负担3461元，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负担2114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在二审期间提供一份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其于2015年4月3日向刘海律师转账支付3000元，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主张该款项是其支付给邦南律师所的办案费用，并据此证明双方存在口头约定律师服务费内容及支付方式的事实。邦南律师所质证后认为该3000元是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要求刘海律师去东莞虎门、番禺调查而主动提供的差旅费，该款项确已收到，但转账时间是2015年4月，而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是在2015年7月份签订，故该款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因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亦确认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所涉及的案件之前，确有委托刘海律师代理其他案件，结合款项的转账时间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前近三个月的时间，故上述3000元是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用于支付其他案件费用的可能性较大，不应在本案中扣减，且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只能证明款项流转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所主张的双方存在口头约定律师服务费内容及支付方式的事实。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称是邦南律师所的刘海律师前往彼特机电中心处办理委托手续，但未将《委托代理合同》交付给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查看而是直接要求彼特机电中心的行政人员盖章，行政人员不明情况直接加盖了公章。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是否应向邦南律师所支付律师服务费以及该律师服务费的数额应如何认定。首先，关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上诉认为该合同是由邦南律师所的刘海律师单方面制作且未交付给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签字确认，故据此主张应以双方关于收回相应债权后才需要支付70万元律师费的口头约定为准。但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上述口头约定，而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加盖了彼特机电中心的公章，对于该印章的真实性，彼特机电中心并未否认，但其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称是邦南律师所的刘海律师前往彼特机电中心处办理委托手续，但未将《委托代理合同》交付给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查看而是直接要求彼特机电中心的行政人员盖章，行政人员不明情况直接加盖了公章；其在二审期间又主张合同上的印章是刘海律师利用其与李素云的朋友关系盗用彼特机电中心的公章加盖形成。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对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上印章的形成事实陈述前后不一，故其陈述不足以采信。由于该印章的真实性已经得到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的确认，故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亦足以认定彼特机电中心与邦南律师所签订了该份合同，因合同中已明确是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故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关于邦南律师所未将合同的其中一份交给其的主张不能成立。在没有证据推翻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可以证明双方在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中明确约定不论诉讼结果如何，彼特机电中心均需向邦南律师所支付一定数额的律师服务费，因此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关于双方口头约定只有在收回债权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律师服务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广东省年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和第九条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可以采取计件收费方式，以每一委托法律事务为基本单位，按规定的数额或在规定的范围、幅度、限额内具体商定收取律师服务费。即律师事务所在为委托人办理诉讼案件是可以采取计件收费的固定收费方式，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条款实为双方约定应合同所涉案件的法律事务采取无论胜诉、败诉均固定收费的方式，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所主张的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但由于上述“特别约定”条款所约定的律师服务费数额明显高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所附的《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规定的民事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而邦南律师所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规定应当是清楚的，但其在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时却利用自身的优势以及对方没有经验，未按照规定向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明示告知收取律师费的项目、计算标准和方式而直接约定收取超出政府指导标准一倍有余的费用，属于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对双方约定的律师服务费数额根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规定的标准调整变更为278720.6元，处理并无不当。邦南律师所关于应按合同约定标准计收律师服务费以及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律师服务费偏高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邦南律师所、彼特机电中心、李素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29.99元（上诉人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已预交10800元，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彼特机电建材购销中心、李素云已预交5480.80元），由上诉人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负担8249.19元，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彼特机电建材购销中心、李素云负担5480.80元。上诉人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多预交的2550.81元，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李 炜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林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