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1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赖惠仪，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刘春晓，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钱洪亮，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文辉，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黄晓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吉晓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伟民，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杜伟民，该工程队经理。
上诉人赖惠仪因与被上诉人杜文辉、杜伟民、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以下简称前进工程队）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显示，前进工程队成立于1991年1月10日，注册资本为33.4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为室内装修、水电安装及清洁服务，其股东分别是杜伟民、赖惠仪以及案外人杜某甲，持股比例分别为50%、17.3653%和32.6347%。前进工程队是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玉直街宝应里3号201等八处房产的产权人。杜伟民与赖惠仪于1981年6月5日登记结婚，又于2014年5月24日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准予离婚，杜某甲为其二人的婚生女儿。
前进工程队实际成立于1981年5月29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3.4万元，全部由杜文辉个人实际出资。因历史原因，在企业成立时名义上由集体资金完成出资，并挂靠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劳务服务公司，实际完全由杜文辉个人缴付出资。2003年8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发出编号为海公资办[2003]73号《关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转制问题的批复》，批复如下：原则同意前进工程队办理转制；该企业没有占有国有资产和区属集体资产；该企业注册资本属于个人出资，按照有关规定其企业资产属于出资者个人所有；该企业的债权债务又转制后的企业承担，与他人无关。
2007年7月5日，杜文辉与杜伟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杜文辉将原出资167000元（占前进工程队注册资本的50%）的全部167000元股权转让给杜伟民，转让金为167000元；2007年7月3日前，杜伟民须将转让金额全部支付给杜文辉；杜文辉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企业股东，不得以企业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同日签署的文件包括《企业变更登记事项申请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董事（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及任免证明》。上述工商变更事项及事宜均由庞某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代为办理。
杜文辉、杜伟民以及赖惠仪、前进工程队对上述事实均予以确认，但对如下事实产生较大争议：
一、落款日期为2003年11月16日的《广州市海珠区前进工程队股金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金转让协议》）受让方处“赖惠仪”签名是否为其本人签署。
杜文辉诉称该《股金转让协议》实际上由所挂靠集体企业的工作人员“庞某”代理办理，受让方“赖惠仪”与“杜某甲”的签名均由“庞某”代签而成，并非赖惠仪与杜某甲本人签署，故《股金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仅是为配合前进工程队办理企业登记手续而由他人代签的文件而已。杜伟民对杜文辉所述的上述事实不持异议，但赖惠仪表示《股金转让协议》受让方的署名是其本人亲自签署，并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经鉴定确认《股金转让协议》落款处“受让方”处的“赖惠仪”签名是其本人签署。鉴此，杜文辉申请撤回要求确认赖惠仪持有前进工程队17.3653%股份归杜文辉所有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准予杜文辉的上述撤诉请求，并依法追加赖惠仪为第三人继续参与本案诉讼。
二、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杜文辉与杜伟民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签署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背景及真实意图是：工商代办人员“庞某”表示杜文辉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宜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且当时的政策是非股东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才考虑将杜文辉原本持有的50%股份登记在杜伟民名下，并由杜伟民代持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一职。赖惠仪对杜文辉与杜伟民所确认之事实提出质疑：杜文辉与杜伟民从未签署过类似股权代持的书面协议，其二人所称的股权代持关系并无证据加以证实；杜文辉以“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宜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为由将股份交由杜伟民代持的事由也不成立，因为按照杜文辉自身的说法其本人直到如今一直在参与经营管理，显然与其当初的理由自相矛盾；杜文辉与杜伟民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上各自签名的真实性，且双方也已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上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时隔多年之后再确认股权归属的合理事由。
三、杜伟民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款。
杜文辉与杜伟民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67000元从未支付。赖惠仪表示不清楚杜伟民是否支付过该股权转让款，同时认为是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不足以影响案涉股权已变更的事实，即便杜伟民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杜文辉也只能向杜伟民行使付款请求权，而不是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
四、杜伟民有无参与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活动。
杜文辉诉称前进工程队长期以来的业务主要是所属八处房产的出租以及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其中杜文辉直至如今依然负责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的工作以及相关人员的工资支付等事宜，无论是杜伟民还是赖惠仪均未实质参与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活动，杜某甲更是从未参与与前进工程队相关的任何活动。杜伟民确认杜文辉的陈述内容，并表示前进工程队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印章依然由杜文辉负责保管，只是在需要本人的场合才配合签名或者出面解决。赖惠仪确认杜文辉负责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的工作以及其本人从未保管过前进工程队印章的事实，但表示当初双方曾经口头约定由赖惠仪出租管理房产，由杜文辉负责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的工作，并以杜文辉从中获得的收益冲抵赖惠仪应当支付杜文辉的股权转让对价款。杜文辉对赖惠仪的陈述不予确认，并表示其未委托赖惠仪出租管理涉案房产，只是曾经口头要求杜伟民将涉案房屋予以出租以供家庭开支，但即便如此，也是基于家庭成员关系相互照顾和扶持的考虑。
杜文辉原审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杜伟民持有的前进工程队50%股份的权属归杜文辉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杜伟民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杜文辉、杜伟民与第三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杜文辉与杜伟民真实的意思表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以及证明力大小，并依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杜文辉与杜伟民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首先，前进工程队在企业性质上为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股份制和合作制相结合并依法设立的，资本全部或主要由职工股份构成，职工股东共同劳动，所有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组织，其最大特点是实现了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结合。就本案而言，前进工程队虽登记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从其成立之初的实际情况来看，其股东分别为杜文辉、赖惠仪和杜某甲，但赖惠仪和杜某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工，除股东身份以外，赖惠仪和杜某甲与前进工程队之间并未构成劳动关系。鉴于杜文辉在本案中不要求确认赖惠仪和杜某甲所持股权的归属，原审法院对此不作审查，但结合两次股权转让所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的其他文件内容来看，杜文辉所称为配合企业登记的需要而签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次，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理论，任何股权转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受让目标公司的股份从而获得包括盈利分配在内的股东权益，尤其是在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远大于其注册资本的情形下，出让方仅仅出让原始出资显然不能体现出让方的利益最大化。一般而言，出让方与受让方对拟出让股份所包含净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价格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就算在登记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以原始出资作为股权转让对价，也会以签订足以反映真实价值的股权转让协议等类似方式以便保护出让方的最大化利益。本案中，前进工程队拥有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玉直街宝应里3号201等八处房产，其股权所包含的净资产在2003年即已远超其注册资本334000元，何况在2007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已普遍上涨。而杜文辉在《股权转让协议》仅以其原始出资167000元出让其持有前进工程队50%的股权，明显与真实的市场价值背离。即便考虑到杜文辉与杜伟民之间的父子关系，但杜文辉、杜伟民均已排除赠与的可能性，同时赖惠仪也没有举证证明双方曾签署过其他的类似协议，故《股权转让协议》本身并不能直接并全面地反映杜文辉与杜伟民的真实意图。再次，从合同履行的角度分析，杜文辉与杜伟民均确认从未支付过《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赖惠仪也无相反的证据推翻前述事实，故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7年7月5日，但约定股权转让款须在同年7月3日前支付完毕。换言之，在双方形成股权转让合意之前即应当支付全部的股权转让对价款，此做法有悖于常理。作为受让方的杜伟民确认从未支付过股权对价款且从不参与经营管理，而作为出让方的杜文辉既不追讨过股权对价款却仍以“非股东”的身份在负责经营管理活动，本案与一般意义上的股权转让纠纷存在显著不同，不能以是否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简单地判断双方的真实意图。最后，赖惠仪主张本案是其与杜伟民之间的离婚诉讼派生出来的恶意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与离婚诉讼尽管存在一定牵连，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已追加赖惠仪以第三人的身份继续参与本案诉讼的目的在于查明案件事实、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性，并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第三人也依法应对其主张之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然而，除股权已发生实质变更之外，第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杜伟民是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有无参与经营活动、是否享受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以及原、杜伟民是否构成赠与关系等事实予以证实。
基于上述分析事由，杜文辉与杜伟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自真实的意思表示，尽管涉案股权已经完成变更登记手续，且杜文辉并无转让股权的真实意图，但因股权登记行为具有公示效力，原审法院认定杜文辉与杜伟民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代持股关系，即杜伟民是前进工程队的名义股东，而杜文辉是实际出资人并享有投资收益。杜文辉要求确认杜伟民持有前进工程队50%的股份归杜文辉所有，其诉讼主张实际上包括股东资格与投资权益归属两方面内容的确认，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诉讼主体各不相同，应由杜文辉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故原审法院仅对投资收益归属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杜文辉是杜伟民持有前进工程队5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并享有投资收益。
本案受理费3640元，由杜伟民负担。
上诉人赖惠仪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1.原审程序违法。杜文辉原审期间称其与赖惠仪签订的股权协议是他人代签赖惠仪的签名，杜伟民也在开庭时证明不是赖惠仪的签名，后经过鉴定确认系赖惠仪本人签名。原审法院在杜文辉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裁定准许杜文辉撤回对赖惠仪的起诉违反了法定程序，客观促成杜文辉、杜伟民串通损害赖惠仪的合法权益。且原审判决中杜文辉是要求确认股权归属，原审判决却判非所诉。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在确定鉴定申请人主体、赖惠仪是否参与公司管理以及杜文辉、杜伟民之间股权转让是否为真实意图等方面错误认定，并错误认定双方为代持关系。3.原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错误适用举证规则。原审法院以所谓个人经验判断涉案股权价值并强行增加赖惠仪的举证责任，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另原审法院仅凭杜文辉、杜伟民口头陈述即认定双方存在代持股的关系，忽略了对其陈述的真实性审核。4.本案为虚假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杜文辉、杜伟民作为原、被告相互配合，却与赖惠仪形成对立，与常理相悖。如果是代持关系可以直接进行工商变更，杜文辉、杜伟民的诉讼目的就是将本属于杜伟民、赖惠仪的夫妻共同财产转移到杜伟民的父亲杜文辉名下。6.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关于杜文辉、杜伟民之间是否支付过股权对价、杜伟民是否享受了股权权益、承担股权义务、两者间是否构成赠与，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全部分配予赖惠仪显然违背了基本举证规则。本案必须结合当事人的诚信和案件前因后果认定相关事实。具体而言，杜文辉在起诉和庭审中主张赖惠仪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签名不真实，后经司法鉴定证实其为虚假陈述，结合杜伟民在离婚案件中具有重大过错、婚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并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事实，清晰反映了杜文辉、杜伟民不具诚信，对其陈述不应采信。综上，赖惠仪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杜文辉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杜文辉答辩认为：原审程序合法。
被上诉人杜伟民答辩表示不同意赖惠仪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前进工程队亦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原审期间，杜文辉为证实前进工程队一直由其实际经营的事实，提交了2003年至2012年期间其作为前进工程队代表与羊城晚报社印刷厂签订的《用工协议》、《搬运服务协议》。赖惠仪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其关联性。二审期间，赖惠仪主张前进工程队的劳务派遣业务系由杜伟民负责，杜文辉仅予以协助，杜文辉代签合同只是对历来合作方式的延续，但劳务费的支取、发放均实际由杜伟民负责。同时，赖惠仪表示因相关单据均由杜伟民持有，故其无法提交。
再查明，赖惠仪于2013年提起对杜伟民的离婚诉讼，本院于2014年5月24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965号民事判决，其中确认杜伟民在婚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给第三者购买宝马汽车，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赖惠仪据此主张杜伟民缺乏诚信，对其在本案中陈述的股份代持事实不应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杜文辉与杜伟民之间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法律关系。杜文辉与杜伟民于2007年7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杜文辉将其持有的前进工程队50%股权转让予杜伟民，并已办理相应工商变更手续。现杜文辉与杜伟民均表示双方实为股份代持关系，该《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完成代持股事宜办理工商变更手续而签署的必备法律文件，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赖惠仪与杜伟民原为夫妻关系，对杜伟民名下前进工程队50%股权归属的认定直接影响赖惠仪的财产权益，故应当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对该争议事实作出认定。首先，正如原审法院认定，前进工程队于1981年成立时是由杜文辉全额出资334000元设立，截至杜文辉与杜伟民于2007年签订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时，前进工程队名下八处房产的资产价值显然已远超其注册登记资本金334000元，而该《股权转让协议》仍约定以原始出资额为标准作价转让该50%的股权，显然不符合一般股权交易行为的商事特性，且该《股权转让协议》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格式文本，其中所约定的付款期早于签约时间，也无证据显示杜伟民已实际向杜文辉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故杜文辉、杜伟民所述该《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而签署，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其次，根据杜文辉所提供的2003年至2012年期间前进工程队与羊城晚报社印刷厂签订的《用工协议》、《搬运服务协议》等系列证据，已表明在2007年后虽杜文辉名义上不再持有前进工程队的股权，但实质仍负责前进工程队的具体经营事务。且从杜文辉仍负责保管前进工程队公章、财务专用章等事实，也反映杜文辉对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具有实际控制权。而上述事实均与杜文辉、杜伟民所主张的代持股关系的法律特征相吻合。反之，赖惠仪对其所称杜伟民实质参与并负责前进工程队的部分经营业务，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而赖惠仪本人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与本案讼争法律事实并无关联。再次，关于杜伟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转移财产的过错行为，以及杜文辉、杜伟民对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赖惠仪签名真伪表述不实的情况，均不足推翻杜文辉、杜伟民提交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更不足以免除赖惠仪就其主张的虚假诉讼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综上，前进工程队的工商登记事项仅有外部公示的效力，并仅作为股东对外承责的法律依据，而涉及公司内部的真实股权结构仍应以相关当事人达成的合意作为认定标准，现杜文辉、杜伟民对双方之间的代持股法律关系已予以充分举证证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另，杜文辉于原审期间撤回对赖惠仪的诉讼请求，属于其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的行为，且并未损害赖惠仪的利益，故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亦无不妥。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赖惠仪上诉主张杜文辉、杜伟民系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40元，由上诉人赖惠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廖嘉娴
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