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1422民初1385号原告陈某术。被告陈某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梅。原告陈某术诉被告陈某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20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姜宏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后，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2017）辽1422民初2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之后，原告对一审裁定不服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辽14民终6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建昌县人民法院（2017）辽1422民初204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建昌县人民法院审理。之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某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方接到本院开庭通知后，拒绝到庭参加诉讼，因此，本院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依法对被告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系同村组村民，被告于2006年曾将原告院墙东的树砍掉10多棵，后经原告多次找当地派出所及相关部门，被告赔偿原告砍树损失500元。可在2016年阳历4月份和5月份期间，被告分两次非法砍伐原告院墙东的枣树8棵、榆树13棵共计21棵树；另被告又将原告枣园子处枣树1棵、桑树1棵和榆树1棵砍掉3棵。被告合计砍原告树木24棵。原告得知以上情况后，找当地派出所报案，当地派出所受理此案后，对被告作出罚款的处罚决定，但对于砍树的损失被告拒不赔偿。基于以上，原告依据《民法通则》、《物权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陈某祥赔偿砍伐枣树9棵、榆树14棵、桑树1棵的损失共计2200元；2.本案诉讼费、邮寄费由被告负担。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称：被告又新砍一棵梨树，一共砍树25棵，要求被告赔偿树木损失是2500元；另外，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费、车费合计1000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共计3500元。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增加赔偿请求500元，即请求被告赔偿损失共计4000元。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事实及对其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解释如下：“我的宅院在西侧，我的宅院东墙的东侧是一个坡面，坡面朝西，坡面大约3米宽，坡面东侧是一个约1米宽左右的毛道。毛道现在也没啥人走，长得都是荆条等柴草。我被砍的树在坡面内的东侧，毛道的西侧。被砍的树有枣树、榆树、1棵梨树、1颗桑树，即坡面上一共25棵树被砍。我的树陈某祥砍了，他媳妇李某梅也砍了，派出所卷宗他俩都承认砍我树了。我提供的村民建房申请表，能证明我的宅基东至坡棱，也就是说，我宅院东侧的西坡面是我的土地使用权。我提供的三张照片是我报案后派出所张洪浩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能证明被告砍的小树，第二张照片上的榆树墩就是被告砍的。其余三张照片能证明被告砍的小树，都是3、4年生的树。我提供的刘某芳书证，证人刘某芳是我妻子。砍树时，我不在家，我妻子在家看见了，制止不了。刘某芳的书证证明内容是属实的。我提供的乡政府、林业站、司法所出具的证实材料，是2008年8月13日出具的，因为2008年陈某祥也是砍我家坡面上的树，当时是经派出所所长李某超及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认定树是我家的，为此被告赔偿我500元。我提供的盖有陈某田、董某权名章的书证，这是解体班子2008年给我出的书证，证明坡面使用权归我，陈某祥当时砍的是我家树”。另在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对审判员姜洪涛等人勘察现场时拍的照片质证称：“照相当时我也在现场了。照片上的女人是李某梅。变压器附近的石头是被告堆的。第一、三、四这三张照片上，李某梅所指认的砍树位置根本不对。这不是我被砍树的现场。李某梅现场指认的地方根本不是我的地方，这地方我根本不争。被告砍我家树的位置在毛道的西侧”。被告陈某祥书面答辩称，“原告所诉纯属虚构，我没给原告赔过钱。我是收拾我家地边柴草，我家地边柴草不收拾，年年不得粮。他家房子在我家地边坎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此事双方曾找过村里、乡里多次和解，他还是不依不挠”。在第一次庭审时，陈某祥未到庭，其委托代理人李某梅到庭称：“我家的地是分的口粮田，地边有石头墙，长的是树毛子，树毛子不是原告栽的是自己出来的，树长起来影响我地我才割的。这地方没有原告所说的树，桑树、枣树、榆树都没有，我割的就是在我地边的小树毛子，别的我没动弹。我们两家有争议的地方是在我地边，他说是他的，我说是我的，这个地方是集体的，没人给分。这地方原是村民走的小毛道，这几年没人走了，自己长出来的树毛子，不是谁栽的，树毛子遮我地，我才砍的。”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同村组村民，原告陈某术家宅院与被告陈某祥家承包地中间隔有一条毛道（此条毛道因多年无人行走，毛道处已自然生长出许多小榆树及荆条等）。原告家宅院位于上述毛道的西侧，被告家承包地位于上述毛道的东侧。在原告家宅院的东侧，上述毛道的西侧有一个斜坡面，斜坡面朝西，在斜坡面内生长有原告家经营管理的树木。原告庭审述称“其家被砍的25棵树木生长在上述毛道的西侧斜坡面内”。诉讼中，被告方对原告主张的“被告砍伐原告家树木”之事实，予以明确否认（被告的代理人李某梅庭审述称和现场指认称，其所砍伐的是被告家地边、毛道附近的自然生长的小树毛子，这地方没有原告所说的桑树、枣树、榆树)。另查明，关于原告家树木被砍之事，原告曾于2016年7月8日向建昌县巴什罕乡公安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对此进行了立案调查，派出所调查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如下：（一）、2016年7月8日陈某术报案笔录。其述称的主要内容为：“陈某祥把我家东墙外的树砍了两次，第一次是2016年3月27日10点左右，第二次是4月29日3点多钟。（？你为什么才来报案）因家里就我一个人农活太忙，没时间报案，所以才来报案。被砍的树有榆树18棵，直径有6厘米的、8厘米的，枣树3棵，树木都是三、四年生的。我损失大概值1000元。（？你怎么知道是陈某祥砍的）。我下地之前，我看见树还没被砍，陈某祥在我家东墙外干活，我回来后看见树被砍，陈某祥以前就砍过我家的树，他说我家的树长大了歇他家地。我找村委会陈某红、李某昌给调解这事，陈某祥媳妇承认是陈某祥砍的我家树……”（二）、派出所于2016年8月30日询问陈某红笔录，其证称的主要内容为：“我是村支部书记，陈某术、董某权找村里说他们家的树被陈某祥砍了，我和村主任李某昌给调解没调解成。过程是：2016年6月25日、26日的时候，陈某术、董某权来找村里，我在我家打电话陈某祥没来，他媳妇李某梅来了，李某梅说，陈某术家的树是她自己砍的，树遮她家地，都是她砍的。当时陈某术要李某梅给个说法‘为啥自家院墙外的树给砍了’。李某梅说：‘你家的树歇我家地，我就能砍，你想要说法就是没有’。调解不成，他们就都回去了……”。（三）、派出所于2016年9月5日询问陈某祥笔录。其述称的主要内容为：“陈某术家的树不是我砍的，是我媳妇李某梅砍的，但砍的不是树，都是柴草，有榆树毛子、有荆条，最粗的也就镰刀把粗细。今年春天种地时收拾地边时李某梅砍的，砍的地点在我们屯东上坎地的西侧。（？你媳妇砍了多少）从北头割至南头，大概有2米多宽，50左右米长。（？陈某术为什么不让你家割柴草）。陈某术认为李某梅割的柴草是他家的。我认为这地方应该是国家的，挨着我家地边，也挨着他家房子，但离我家近……”（四）、派出所于2016年9月8日询问李某梅笔录。其述称的主要内容为：“今年没种地时，我用镰刀割的在我们屯东上坎地的西侧陈某术家东墙外的树，我割的都是手指粗细的榆树毛子、荆条什么的。（？你割了多少）长七、八米长，一米左右宽。（？陈某术为什么不让你家割榆树毛子等）陈某术认为我割的是他家的地方。我认为这地方不是陈某术的，挨着我家地边，也挨着他家房子，但离我家近，谁家的也不是。”（五）派出所卷宗收集的由原告提交给派出所的书证材料两份。其中书证之一内容为：“证实，关于巴什罕乡榆树底下村水北组陈玉树院墙外东坎棱坡面（西）的树权，经乡司法所与林业站现场堪测认定，权属归陈玉树所有。特此证实。2008年8月13日（此书证上加盖有巴什罕乡人民政府、县司法局巴什罕乡司法所、巴什罕乡林业工作站三个单位的公章印鉴，经庭审核对，原告称是因2008年其与陈某祥发生砍树纠纷时出具）”。书证之二内容为：“事实证据，①水北组解体班子队长陈某田（此处加盖有陈某田名章）、会计董某权（此处加盖有董某权名章）。②陈某祥分地在道东、中间南北组车人通行道一条。③陈某术自留树在道西，在住宅的院墙外。④陈某祥砍掉的树在道西。（此书证上没有标明出证日期，本案第二次庭审核对时，原告称是2008年因其与陈某祥发生砍树纠纷时出具）”。公安派出所对2016年上述砍树纠纷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后，未对此事做出处理结论。之后，原告于2017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本院两次庭审中，原告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刘某芳（系原告之妻）书证一份，书证内容为：“2016年4月13日和5月26日陈某祥砍陈某术家枣树园子房东院墙东的枣树、榆树、桑树等，我亲眼看见了。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人刘某芳。2017年1月17日。”证据（二）、照片三张（原告称此三张照片是其报案后派出所张宏浩所拍摄），原告提供此证意在证明原告家树木被砍情况。证据（三）、《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一份，此表宅基地四至栏记载，东至土坎棱等，原告提供此表意在证明其家被砍树木位置在其宅基地四至范围之内。证据（四）、两份书证材料复印件，内容与上述原告提交给派出所的两份书证内容相同。另查明，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本院以原、被告双方应先行就坝棱周围土地使用权经行政确认后再行民事赔偿诉讼为理由，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2017）辽1422民初2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陈某术的起诉，之后，原告对上述一审裁定不服，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陈某术在一审起诉时，要求陈某祥赔偿其砍伐树木的财产损失，本案并非土地使用权纠纷，且巴什罕乡人民政府、司法所、林业工作站共同出具了讼争树木归陈某术所有的证明，一审法院应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公正判决。因此，二审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辽14民终6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建昌县人民法院（2017）辽1422民初204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建昌县人民法院审理。之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某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方接到本院开庭通知后，明确拒绝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被告缺席审理。本案审理中，因原告对其主张的“被告陈某祥砍伐其25棵树木”之事实，未能提供出确凿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本院对原告诉称所主张的相关事实未能查清认定。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诉辩状及双方庭审陈述材料；原告提供的四份书证及三张照片；本院从公安派出所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复制件；审判人员查看现场时李某梅指认的砍伐现场照片、审判人员办案记事材料、审判人员通知被告开庭的录音资料、本案两次庭审笔录和（2017）辽1422民初204号民事裁定书、（2017）辽14民终613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佐证。上列证据已经过本院审查，庭审质证，本院将上列证据予以归纳综合，以此证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诉称主张的事实是“被告陈某祥砍伐原告家树木25棵”，因原告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对原告诉称主张的该事实依法不能认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原告对其家树木被砍的事实情节所做的陈述先后矛盾。1、原告于2016年7月8日向派出所报案时述称，陈某祥毁树两次，第一次是2016年3月27日10点左右，第二次是4月29日，被告砍原告家枣树8棵、榆树13棵，共计砍树21棵；原告起诉状称，陈某祥砍树时间是2016年4月份和5月份，陈某祥砍伐原告榆树14棵、枣树9棵、桑树1棵，合计24棵。在庭审中，原告又称共计砍树25棵（又增加一棵梨树）。原告在报案时和起诉诉状中称砍树人是陈某祥，在第二次开庭时又称陈某祥和李某梅二人都砍树了。由上述可见，原告对砍树人、砍树时间、被砍树木的树种、棵数的相关陈述，先后矛盾或不一致。第二，诉讼中，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称主张的事实成立。1、关于原告提供的刘某芳书证，因刘某芳所证称的事实情节与原告在派出所述称的内容存在难以排除的重大矛盾等原因，本院对刘某芳的书证所证称的事实可不予采信。原告报案称砍树日期为第一次是2016年3月27日10点左右，第二次是4月29日3点多钟。而刘某芳书证证称砍树日期是2016年4月13日和5月26日。由此可见在原告家树木被砍的日期问题上，两者所述存在着难以排除的重大矛盾。刘某芳书证证称“我亲眼看见陈某祥砍树”。但原告报案时派出所民警问原告“你怎么知道是陈某祥砍树？”，原告称“我下地之前，我看见树还没被砍，陈某祥在我家东墙外干活，我回来后看见树被砍”。在派出所调查期间，原告并未向派出所举证说明“刘某芳看见陈某祥砍树”这一重要情节，派出所也未对刘某芳进行调查询问相关情况。由此，刘某芳是否真正看见陈某祥砍树存在疑点。因刘某芳系原告之妻，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刘某芳证称的砍树时间与原告述称的砍树时间存在重大矛盾且矛盾点难以排除的前提下，在无其它确凿充分的证据印证刘某芳确实看见陈某祥砍树的情况下，本院对刘某芳的书证可不予采信。2、原告所提供的三张照片，只能证明或说明原告家树木被砍情况，但不能证明这些树木是陈某祥所砍。3、原告提供的《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只能说明此表记载的宅基地四至等情况，但不能证明陈某祥砍树情节。4、原告提供的乡政府、司法所、林业工作站联合出具的书证，是2008年8月13日出具，此书证仅能佐证东坎棱坡面（西）的树木权属归原告，但不能证明2016年原告家东坎棱坡面（西）的树木被砍是陈某祥所为。5、原告提供的加盖有陈某田、董某权名章的书证，原告解释称，此书证是为2008年原告与陈某祥之间的砍树纠纷所出具的，由此，该书证证称的事实与2016年砍树纠纷无直接关联性，也不能证明2016年原告家树木被砍是陈某祥所为。上述5点说明，诉讼中原告所提供的四份书证、三张照片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2016年被告砍伐原告25棵树木”之事实成立。第三，在公安派出所调查阶段，公安机关未能查清认定原告家的20余棵树木被砍是陈某祥或刘某芳所砍，公安派出所也未对被告陈某祥作出处罚决定。在派出所调查阶段，被告陈某祥明确否认砍伐原告家的树木，只承认李某梅砍了东上坎地的西侧、挨着被告家地边的柴草，有榆树毛子、有荆条。李某梅在派出所询问时称，“我用镰刀割的是在我们屯东上坎地的西侧陈某术家东墙外的树，我割的都是手指粗细的榆树毛子、荆条什么的。我认为这地方不是陈某术的，挨着我家地边，也挨着他家房子，但离我家近，谁家的也不是。”派出所询问村书记陈某红时，陈某红证称“李某梅说，陈某术家的树是她自己砍的，树遮她家地”。这言语中的“陈某术家的树”，到底是指本案诉讼中原告所指认的被砍树木，还是指李某梅所承认的毛道东侧挨被告家地边的树木，当时未彻底说明。另，在派出所调查阶段，派出所未将陈某术、陈某祥、李某梅找到现场进行辨认或核实确认，李某梅所承认的砍伐现场位置、砍伐的树种与陈某术所主张的砍伐现场位置及树种等是否一致，对原告主张的砍伐树木棵数及树种等，派出所也未进行详细勘查记载。关于原告诉称的“公安派出所对被告作出罚款的处罚决定”问题，经审判人员询问派出所办案人张宏浩，其回复称公安机关对陈某祥未做出处罚决定。上述情况说明，派出所并未查清认定原告诉讼中所主张的被砍树木是陈某祥所砍。原告诉称的“公安派出所对被告作出罚款的处罚决定”之事无证据证明。第四，诉讼阶段被告方明确否认砍伐了原告诉称主张的20余棵树木。李某梅在庭审中明确称：“我就是把我地边的树毛子割了，这个地方是在我地边，地边有石头墙，没有原告所说的桑树、枣树、榆树，我割的就是在我地边的小树毛子，别的我没动弹。这地方是集体的，原是村民走的小毛道，这几年没人走了，生长的树毛子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谁栽的，树毛子遮我地，我才砍的。”在审判人员查看现场时，李某梅指认其砍伐位置在变压器及石头附近处的被告家地边西侧附近。对李某梅指认的该砍伐现场，在第二次庭审核对时，原告称“李某梅现场指认的地方根本不是我的地方，这地方我根本不争。被告砍我家树的位置在毛道的西侧”。这说明李某梅所承认砍伐的树木，并不是原告诉称主张的毛道西侧坡面上的25棵树木。李某梅所承认的砍伐位置、地点及砍伐的树木，与原告诉讼主张的砍伐树木的位置、地点等根本不一致。将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归纳综合足以说明，对原告诉称主张的“被告陈某祥砍伐原告家25棵树木”之事实，公安机关未能查清认定；诉讼中，原告对其诉称主张的事实，未能提供出确凿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诉讼中，被告方对原告诉称主张的事实予以明确否认。根据上述案情，本院应依法按原告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即对原告诉称主张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基于本院对原告诉称主张的事实不能认定，本院对原告要求由被告陈某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也依法不应支持，而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关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某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及诉讼中原告所支出的邮递费，由原告陈某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春德审判员  陈国斌审判员  于树新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张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