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2民终13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思达，男，汉族，�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晓芳(系任思达母亲),女，汉族，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振春，山西漠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万明，男，汉族，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云龙，男，汉族，大同市化纤集团退休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城区魏都大道83号。
负责人：王俊斌，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男，汉族，该公司理赔部员工。
上诉人任思达与上诉人刘万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任思达、刘万明均不服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思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晓芳、武振春、上诉人刘万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云龙、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思达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赔偿损失刘万明承担全部责任；3、以任献作为市民户居住，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516560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不成立。本案是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任献系给刘万明打工，其在打工中造成人身损害，作为雇主未尽安全义务造成事故发生，应由雇主刘万明负全部责任。任献长期从事非农业生产，应该以城镇居民确定死亡赔偿金。任献从十四岁离开农村一直在城市居住，长期从事运输活动。作为大型货车驾驶员任献的准驾证反应出任献�这项工作20多年，不能因为没有开到城市居住证明就认定任献非城镇居民。
刘万明辩称，上诉人主张按雇佣关系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之诉，而上诉人所述雇佣关系属于劳动合同关系，是合同之诉，二者法律关系不同。上诉人主张任献在城镇居住缺乏有效证据。任献与妻子离婚后，一直在大同县瓜园乡从事司机工作，劳动报酬来源于农村，并非城镇。上诉人提供的居住证明没有租房合同及产权证明，没有交纳各种费用的相关证据。居住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原审按照2016年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
保险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只在保险限额内进行理赔。
刘万明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2、�判赔偿损失责任划分比例为上诉人刘万明为40%，被上诉人父亲任献为60%；3、改判上诉人垫付的各项费用40460元从上诉人承担责任比例后的赔偿款中予以扣减；4、改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赔付款15万元从上诉人承担责任比例后的赔偿款中予以扣减；5、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垫付费用存在错误。上诉人在办理被上诉人父亲任献丧事过程中，垫付任献及乘车人刘万光二人殡仪馆丧葬费用24920元，（其中有为被上诉人父亲任献垫付殡仪馆费用12460元）。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殡仪馆出具的收款收据，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认可办理殡仪馆丧葬费用24920元均由上诉人刘万明出资，并收到刘万明支付的赔偿款28000元。这两项合计垫付费用为40460元，其中12460元垫付款应当在赔偿款中�减而一审法院并未扣减，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中，责任比例划分错误，被上诉人父亲任献应当承担60%的主要责任。本案上诉人刘万明作为车辆所有人，在本案事故中无任何责任，无任何过错，而且交付被上诉人父亲驾驶的车辆各项检验指标均合格，被上诉人父亲拥有驾驶该车辆的资格证书，导致事故发生原因是由于被上诉人父亲任献将车辆驶入道路侧面沟内，造成任献本人和乘车人刘万光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交警队认定任献负事故全部责任。在本案中由于任献的行为导致上诉人的汽车主车与拖车全部报废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导致上诉人亲哥哥死亡严重恶果，造成上诉人因此垫付了哥哥的死亡赔偿费用高达30万元，任献作为严重侵权人和重大过错人在本案中应当至少承担60%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承担50%的责任，明显存在责任比例划分不公平。3、上诉人刘万明是投保受益人，保险赔付款应当由上诉人享有。上诉人为自己的车辆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15万元，作为投保受益人刘万明，在事故发生后完全应当独自享有保险公司的赔付款，这15万元赔付款理所应当在投保人承担的赔偿费用中予以扣减，一审法院将赔偿款410115.59元，提前扣减了保险公司车上人员责任险15万元，然后才按责任比例予以分担赔偿费用，显然与保险法规定相悖，车上人员责任险是投保人为了保证事故发生后优先得到保险公司的专属险种赔付而专门设立，并非交强险不论责任先予扣减，一审法院将车上人员责任险按交强险对待了，将赔偿款总额先予扣减了专属保险赔付费用，这种做法明显侵害了上诉人作为投保人应当独享保险理赔款的专属权利。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款共计410115.59元×40%（上诉人承担责任比例）=164046.24元，应当首先扣减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父亲垫付费用28000元+12460元=40460由于，即123586.24元，然后再扣减上诉人应当独享的车上人员责任险赔付款15万元，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支付上诉人垫付费用26413.76元。
任思达辩称，刘万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殡仪馆的费用上诉人用一张白条不能证明，12460元不能从赔偿款中扣减。上诉人主张死者任献承担60%的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事故责任认定仅仅是根据结果推定，不能排除与死者无关的其他可能性，而且事故责任比例不能当然转化为雇佣关系的责任比例。在交通事故中人的生命大于财产的价值，而且上诉人各项财产损失费用均可以通过所投保的车损险获得赔偿，上诉人不能因车辆财产损失和对另一雇员的赔偿，要求死者承担60%的责任。上诉人主张投�受益人并要求享有死者的保险赔偿金，不合常理，无法律依据。上诉人的损失计算，答辩人不予认可。
保险公司辩称，该车辆在我公司只承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15万元，我公司只在保险限额内进行理赔。
任思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万明赔偿原告父亲任献因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79793元。2、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原告提供的保险单、事故认定书、院前急诊出诊记录、交通事故尸体处理通知书、鉴定报告、驾驶证、准驾证，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卡明细清单，证明车主与任献的�佣关系，通过该银行卡给任献发放部分工资。二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无法证明款项的来源以及用途。该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但被告刘万明对与任献存在雇佣关系无异议，该院确认原告待证事实；2、原告提供物业证明及村委会证明，证明任献生前居住在城镇，任献与原告母亲一起生活多年。二被告认为出证单位不具有对居民居住情况了解的权利，且没有经办人签字，居委会虽加盖印章也没有经办人签字并未对是否真实居住进行核实，村委会远离市区，对其共同生活情况应该不清楚，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该院认为，该证据形式不规范，且无所住房屋的产权证书或租房合同予以佐证，村委会亦无权对其村民在城镇居住的情况作出确认，故对证据效力及待证事实，该院不予确认；3、被告刘万明当庭提供收据，证明刘万明垫付两个受害人的殡仪馆费24920元。原告认可办理殡仪馆费用均由被告刘万明出资，并收到刘万明支付的丧葬费28000元，其余费用不清楚。被告保险公司认可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该院认为，该证据非正规发票，不能证明费用支出的必要合理性，故对证据的效力，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刘万明垫付费用是否属实；2、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合理，二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和保险理赔责任。根据上述证据的认证，原告认可被告刘万明支付丧葬费28000元，应予确认。被告刘万明称向原告支付29000元及支付殡仪馆费用依据不足，不予确认。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该院作如下认定：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51656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任献事发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任献为农村居民，依法应按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为357080元；2、误工费，原告主张9233元。被告认为没有误工证明以及事实依据。该院认为，因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误工，该院酌情按居民服务业标准支持两人误工15天，应计算为36933元÷365天×15天×2人=3035.59元；3、交通费及住宿费，原告分别主张2000元，但未提供证据，不予支持；4、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以上各项损失共计410115.59元。对于二被告应如何承担责任，该院认为，事故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限额为15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保险理赔责任。被告刘万明雇佣任献为其车辆司机，理应对其管理并进行安全教育，任献作为司机，也应依法安全驾驶，本起事故是因任献夜间驾驶机动车在危险路段未确认安全造成事故，因此对事故造成的损失，任献与被告刘万明均有过错，应各承担50%的责任。综上所述，任献因本起事故造成死亡，原告作为任献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410115.59元，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150000元限额内进行理赔，剩余260115.59元由被告刘万明承担130057.8元。被告刘万明已支付的28000元应当予以扣除。诉讼费依法应由败诉方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任思达在晋B478**号车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赔付150000元。二、被告刘万明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任思达赔偿各项损失102057.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98元，由原告负担5426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负担2483元，被告刘万明负担1689元（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并直接给付原告）。
经审理查明，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发生及责任认定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任思达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任献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上诉人任思达二审中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购房协议、产权证明、居委会证明及证人贺晓莉证言等证据，证明任献生前在大同市城区建馨园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刘万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证明不了待证事实。保险公司认为居委会的证明应结合公安部门的证明才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上诉人所举上述证据客观、真实，可相互印证，且结合任献长期从事货物运输业的事实，故对上诉人所举证据予以采信。刘万明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对其该项反驳意见不予采纳。因此，上诉人任思达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任思达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2、关于刘万明主张的扣减垫付费用的问题。刘万明一审提供了收据一张，欲证明垫付任献殡仪馆费用12460元应予扣减。任思达对收据不予认可，只认可对方支出丧葬费28000元。本院认为，该票据非正规发票，不能证实该项费用支出的客观性及合理性，不予采信。对刘万明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3、关于责任比例如何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任献在事故发生时系为刘万明从事雇佣活动，�方之间的雇佣关系成立，任献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造成死亡，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任献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重大过失，由交警部门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经酌定为30%，其余70%由刘万明承担。4、关于刘万明主张的赔偿计算方法问题。本院认为，刘万明为其所有的车辆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目的是为了发生事故时享有保险利益，减轻赔偿责任。该保险理赔款应从刘万明承担的赔偿费用中予以扣减，原审法院先扣减该项理赔款再由双方按责任比例承担费用，计算方法有误，应予纠正。综上，本院确认任献因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569595.59元，按照70%的比例计算刘万明承担398716.9元，扣减保险公司承担的15万元后，刘万明实际承担的赔偿金额为248716.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任思达在晋B478**号车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赔付150000元”。
二、撤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6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刘万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任思达赔偿各项损失102057.8元“。
三、上诉人刘万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上诉人任思达赔偿各项损失248716.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维持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9085元，由上诉人任思达负担3435元，上诉人刘万明负担5650元（上诉人刘万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并直接给付上诉人任思达27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齐立波
审判员 王艳宏
审判员 郑 翔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