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琼96行初202号
原告李德齐，男，195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郭振美，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
法定代表人符兰平，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林泽，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时云，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黄聿国，男，1979年4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系原告李德齐的侄子。
原告李德齐不服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保亭县政府）给第三人黄聿国颁发保府林证字（2011）第000485号林权证（以下简称000485号林权证），于2017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7年11月9日向被告保亭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德齐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振美，被告保亭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林泽、陈时云，第三人黄聿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被告保亭县政府于2011年3月29日给第三人黄聿国颁发了000485号林权证。该证确认位于××县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界水村委会）20.12亩林地所有权人为界水村委会，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林木使用权人均为第三人黄聿国。
原告李德齐诉称，原告于1985年3月向当时的广东省××县委会承包了龙奔山200亩荒地，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于1985年4月14日办理了公证。土地的承包期限自1985年至2035年12月30日，用于开荒种植橡胶等农作物。签订合同后，原告就开始在承包地上种植林木并进行管理。原告在2014年9月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以下简称保亭县林业局）领取林权证时，发现原告种植的林木被登记在李维龙、黄聿国、文中山等人名下。李维龙、黄聿国也砍掉了原告之前种植的橡胶，改种了芒果等树木。原告发现后，多次找保亭县林业局要求解决此事，并多次就此事上访。2017年6月30日，保亭县林业局向原告作出保林字[2017]17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进行了书面答复。原告认为，被告的颁证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000485号林权证中登记在黄聿国名下面积20.12亩的林权证。
原告李德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承包合同书及公证书，证明原告李德齐于1985年3月16日与原广东省保亭县加茂区界水乡人民政府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并办理了公证的事实。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被告给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住院发票及病历，证明原告于2007年因车祸受伤在海口住院治疗。4.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南茂社区办事处证明，证明原告于2009年至2011年不在保亭，在海口居住。5.保亭县林业局保林字（2017）17号信访答复意见书及完整的信访资料，证明原告自2014年开始多次到保亭县政府和保亭县林业局上访。6.林权证，证明保亭县政府违规颁发林权证。7.界水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村委会没有李维龙、黄聿国的承包合同。
被告保亭县政府辩称：一、被告颁发000485号林权证符合法律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有效。2008年，保亭县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后，被告严格按照《保亭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流程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第三人的申请、现场勘查、公示及村镇审查等程序，依法确权发证。该林地确权准确，被告给第三人颁发000485号林权证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000485号林权证于2011年颁发，至今已有7年，原告的起诉已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其于2014年9月领取林权证后，就认为自己所持的林权证与实际情况不符，并于2014年11月向保亭县林业部门反映情况。保亭县林业局等部门在接到其反映后，从2014年至2017年原告起诉前，多次对该情况进行解释说明、实地勘测，并数次组织李维龙、黄聿国及文中山进行调解。故原告早已知道有关林权证的颁发，但直至今日才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保亭县政府于2017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德齐向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加茂镇政府）提交的《关于解决林权面积与实际承包土地面积不符的申请》；2.李德齐向保亭县林业局提交的《关于解决林权面积与实际承包土地面积不符的申请》；3.李德齐向保亭县林业局提交的《关于查阅土地确权档案的申请》；4.加茂镇政府向保亭县林业局去函《关于请求协助复核李德齐林权权属的函》及保亭县林业局的复函。证据1-4证明：原告在2014年11月就了解自己的林权登记情况，且认为权益受到侵犯。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5.两份黄聿国与界水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面积分别为20、40亩；6.《宗地（小班）权属勘界登记表》；7.《界水村委会集体林权调查勘测结果公示表》；8.黄聿国于2009年与界水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面积20.12亩；9.《林权登记申请表》；10.000485号林权证。证据5-10证明：根据《承包合同》、权属勘测结果和黄聿国的申请保亭县政府颁发了000485号林权证。
第三人黄聿国未提供书面答辩状，其口头述称，原告李德齐与第三人的父亲是同胞兄弟。原告主张的1985年承包的200亩地，是原告兄弟5人一起承包的，只是以原告的名义签订的承包合同,但都是兄弟5人一起种植橡胶。大概1990年前后橡胶第一次开始割胶时，兄弟5人就把橡胶树分开了，每家割自己的橡胶树，收益也归各家。原告自己说土地发生争议后，原告就不再交土地租金。而第三人重新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缴纳土地租金。现在林地上种植的芒果树都是第三人自己种植的。
第三人黄聿国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06年4月13日黄聿国与界水村委会签订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40亩），证明合同约定的土地2002年黄聿国就开始开发，在2006年正式签订合同缴纳地租，当时约定的是先开发3年再签订合同。2.2006年4月13日李维龙与界水村委会签订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20亩）；3.2004年4月13日李维龙与界水村委会签订的《集体经营承包合同书》（60亩）。证据2-3证明李维龙与界水村委会承包60亩土地。之后，李维龙与其弟弟黄聿国协商，将其中的20亩地分给黄聿国使用。4.《土地承包协议书》和《地租协议》，证明有争议的3块地不属于界水村委会的，是属于信民村民小组。5.2015年9月17日的收据；6.2016年6月15日的收据。证据5-6证明黄聿国都是向信民村小组缴纳租金，黄聿国的土地与原告的无关。7.9张地租收据，证明从签订合同之后，土地一直由黄聿国与李维龙种植并上缴租金。8.2006年4月13日李维龙与界水村委会签订的5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证明李维龙和界水村委会重新签订合同，该5亩土地不在李德齐的200亩范围内。9.黄聿国的2本承包经营权证（面积分别为20亩、40亩）和李维龙的承包经营权证（5亩），证明黄聿国承包的土地也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
经各方当事人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作如下认证：一、对原告提交的6份证据的认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可证明原告于1985年承包200亩土地及被告给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第三人黄聿国称该200亩土地是由其父亲及原告等兄弟5人共同承包的质证意见，因第三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在2007年发生车祸的事实与本案颁证行为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5无异议，且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可证明原告自2014年开始一直在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6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涉案林权证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7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经审查，第三人黄聿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均能提供原件且2009年的承包合同已在林业部门存档，故该证据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二、对被告提交的10份证据的认证。证据1-4在对原告的证据认证里已经进行了认定，不再赘述。原告对证据5和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其提供的证据7矛盾。经审查，该两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原告对证据6不予认可，认为其未到场指界。经与李德齐本人的笔迹比对，该证据中李德齐的签名明显不是其本人所签。第三人黄聿国亦自认，涉案林地现场勘界时，原告李德齐没有到场指界，是他人代为签名。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李德齐授权他人代为签名，故该证据中李德齐的签名无效，对其合法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7原告表示其曾在界水村委会查阅过，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被告在颁证前进行过公告。证据9内容真实，可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提出林权登记申请，被告对其申请进行审核的事实。证据10为被诉林权证，可证明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林权证的事实。三、对第三人提交的9份证据的认证。证据1在被告的证据认证意见里已作出认定，不再赘述。证据2、3、8及证据9中的李维龙的承包经营权证因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7内容真实，可证明黄聿国就涉案林地与信民村小组签订协议并交纳租金。证据9中黄聿国的承包经营权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德齐与原广东省保亭县加茂区界水乡人民政府于1985年3月16日签订《承包开荒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将龙奔山200亩土地承包给原告李德齐开发，承包期限为1985年1月1日至2035年12月30日。之后，被告保亭县政府给原告李德齐颁发了保亭（县）农地承包权（加茂）第055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2002年，第三人黄聿国开始开发涉案林地种植芒果树。2006年4月13日，第三人黄聿国与界水村委会签订2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分别将龙奔山20亩、40亩土地承包给第三人黄聿国开发种植。第三人黄聿国自认，2006年4月13日承包的20亩土地，是从其哥哥李维龙60亩土地中分出来交给其使用的。第三人黄聿国还自认，其经营的部分林地包含原告承包的200亩土地中分给其父亲的林地，并且第三人已经重新与界水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2009年，保亭县政府进行统一林权登记。根据第三人黄聿国的申请，被告保亭县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对林地进行勘界。但原告李德齐未参与涉案林地的现场指界。之后，根据现场勘界测量结果，第三人黄聿国于2009年10月10日与界水村委会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第三人黄聿国承包龙奔山20.12亩林地。被告保亭县政府在未进行登记公告的情况下，给第三人黄聿国颁发了000485号林权证。该证确认位于界水村委会的20.12亩林地所有权人为界水村委会，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林木使用权人均为第三人黄聿国。但被告并未提供确认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界水村委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
2014年，原告李德齐到保亭县林业局领取自己的林权证后，发现其林权登记面积仅为19.97亩，遂向保亭县政府、保亭县林业局、加茂镇政府、保亭县信访局等多个部门反映情况。保亭县林业局与加茂镇政府亦多次派员到现场协调处理，但最终没有处理结果。2017年6月30日，保亭县林业局作出保林字[2017]17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建议原告李德齐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原告李德齐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李德齐认为，000485号林权证项下的20.12亩林地均在其承包的200亩土地范围内，第三人黄聿国在2002年左右开始砍掉原告种植的橡胶树改种芒果树。现涉案20.12亩林地上的芒果树属于第三人黄聿国所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李德齐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被告保亭县政府对第三人黄聿国颁发000485号林权证是否合法。
一、关于原告李德齐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原告李德齐虽然于2014年就知道被告保亭县政府颁发涉案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但其一直在申请相关部门解决纠纷。保亭县林业局、加茂镇政府等部门也一直在协调处理。直到2017年6月30日，保亭县林业局才书面答复原告，要求其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原告李德齐未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符合”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规定。故原告李德齐于2017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保亭县政府主张原告李德齐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保亭县政府颁发000485号林权证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被告保亭县政府未就涉案20.12亩林权证的所有权人为界水村委会，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被告将涉案林地所有权人登记为界水村委会证据不足。关于涉案林地的使用权归属问题，原告李德齐和第三人黄聿国均与界水村委会签订过承包经营合同，且第三人也认可其经营的部分土地包含在原告李德齐承包的200亩土地内，对于该争议双方应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原告李德齐主张涉案林地上还有其种植的橡胶树，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涉案林地上的树木均由第三人黄聿国在经营管理，故涉案林权证中对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正确，不予撤销为宜。其次，被告保亭县政府在颁发涉案林权证之前并未通知原告李德齐到场指界，亦未在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导致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有关林权登记程序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告保亭县政府对000485号林权证的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保府林证字（2010）第000485号林权证中关于20.12亩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行政登记；
二、驳回原告李德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 花
审 判 员 姜国强
审 判 员 何 旭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何醒涛
书 记 员 詹文莉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