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2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玉芹，女，1969年4月2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家宗（兼周玉芹之委托代理人），男，1971年6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江畔，男，1982年2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宁振国，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支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6号。
负责人李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海芹，女，1977年10月28日出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
上诉人马家宗、周玉芹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4）房民初字第05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兼周玉芹之委托代理人马家宗、被上诉人孙江畔及其委托代理人宁振国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房山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马家宗、周玉芹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3年12月25日17时45分许，我们的儿子马××步行至北京市房山区京深路民族大学路口，从北侧人行横道内由东向西横过道路时，被某大货车尾部左侧拖带的一条长绳拉倒，马××倒地后，孙江畔驾驶的京××号小型轿车由南向北驶来，撞击马××，将马××往前拖行近四米距离。马××受伤后被送至北京北亚骨科医院治疗，后转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013年12月28日死亡。北京北亚骨科医院出院小结记载，马××头部外伤、脑挫伤、头皮裂伤、头皮血肿、肺挫伤、皮肤擦伤、肋骨骨折、颅内血肿、气胸。事故发生后，房山交通支队对事故责任进行了确定，认定驾驶大货车的司机为主要责任，马××、孙江畔为次要责任。另查明孙江畔在人保房山支公司处投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该事故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1674.03元、护理费450元、营养费1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死亡赔偿金806420元、丧葬费31338.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交通费2613元、住宿费5340元，按照孙江畔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30%的责任。故诉请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我们各项损失合计362717.48元。
人保房山支公司辩称：孙江畔的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10万元，不计免赔），对马家宗、周玉芹的合理损失我公司同意赔偿。但是马家宗、周玉芹的诉讼请求计算错误，并且要求过高，有些还没有证据。我们认为合理的损失应当先减去两辆车的两个交强险以外，剩余部分按照15%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较合理。本次事故孙江畔承担次要责任，还有另外一辆车存在，马家宗、周玉芹并未减去那辆车交强险，如果以后找到那辆车，就可能会发生重复所得的情况。根据受害人的住院情况，马××在ICU，是不需要补充营养和陪护的。受害人是在校学生，没有收入，并且民族大学也不在城镇，并不能证明其在城镇居住，收入、消费来自于城镇，所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合理。精神损害抚慰金，孙江畔和受害人均承担次要责任，所以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应适当减少。
孙江畔辩称：马家宗、周玉芹的计算方式错误，责任分配有误。大货车的绳子将受害人拉倒摔在地上，所以其死亡后果不是我们造成的，该大货车的责任应属于A级事故责任。受害人未按交通法规行走是其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方应承担20%的责任，我方承担10%的责任。护理费和残疾赔偿金，我同意保险公司的看法。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我们认可。精神损害抚慰金，大货车司机和受害人对死亡后果存在严重的过错，本案中应当予以适当的减少。马家宗、周玉芹的损失计算错误，具体意见同保险公司一致，大货车应当承担70%的责任。我方已垫付了30000多元，应当赔偿的部分已经赔偿了。
原审法院认为：此次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大货车驾驶人为主要责任，马××、孙江畔为次要责任的事故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马××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大货车驾驶人和孙江畔均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孙江畔驾驶的事故车辆在人保房山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故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人保房山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人保房山支公司根据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部分由孙江畔根据过错程度按比例赔偿。本案中大货车一方亦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马家宗、周玉芹要求该部分赔偿责任由孙江畔及其保险公司承担，明显不当，法院不予支持。马××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损失数额，法院根据相关证据、相应标准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予以确认，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不合理或过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核算，孙江畔为马××支付的医疗费用数额，在扣除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后，仍超过了其在保险责任限额以外按照比例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故强制保险医疗费用限额应由人保房山支公司向孙江畔支付，马××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可向大货车驾驶人主张。死亡赔偿金，受害人为农户，参考受害人其职业、收入来源及居住生活消费区域，按照农村居民标准予以计算。马××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精神损害，应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案的其它具体情节酌情确定。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马家宗、周玉芹死亡赔偿金十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合计十一万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马家宗、周玉芹护理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合计三万九千零八十一元七角。三、驳回马家宗、周玉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判决后，马家宗、周玉芹不服，上诉至本院称：马××系北京××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其主要生活、消费均发生在城市，应当按照相关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且原审判决孙江畔及人保房山支公司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低；同时，事故中的大货车一方实际上已不能查获，原判认定大货车一方亦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明显不公，不应将此部分在本案中计算孙江畔及人保房山支公司的赔偿责任时直接扣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孙江畔同意原审判决，并答辩称：原审判决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并无不妥，因学校不在城市，是一个民办高校，消费水平也是农村的消费水平，马××的收入来源也是靠农村的父母提供；对于逃逸机动车一方的交强险部分，应当扣除；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不应太高，第一受害人是农村户口，第二受害人是有过错的，虽然我们同情受害人，但受害人的过错是一个客观事实。人保房山支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5日17时45分许，马××步行至北京市房山区京深路××大学路口，从北侧口人行横道内由东向西横过道路，途中在人行横道内站立，某大货车尾部左侧拖带一条长绳由北向南驶来，长绳后部缠绕马××双脚踝部将马××拉倒，马××倒地后孙江畔驾驶小型轿车（车牌号：京×××）由南向北驶来，小型轿车左前轮将倒地的马××推出，马××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3年12月28日死亡。此事故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区交通支队处理，认定大货车驾驶人为主要责任，马××、孙江畔为次要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大货车“违法载物发生交通事故且驶离现场，事发生此事故的主要原因”；“马××步行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未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是发生此事故的次要原因”；“孙江畔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是发生此事故的次要原因”。
事故发生后，马××先后被送往北京北亚骨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进行救治，共住院3天，伤情诊断为：头部外伤、局灶性大脑挫伤伴出血、头皮裂伤、皮肤擦伤、肺挫伤、肋骨骨折、闭合性气胸。孙江畔支付了医疗费38953.67元，马家宗、周玉芹自付医疗费1674.03元。马××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3年12月28日死亡。马××之父马家宗、之母周玉芹要求赔偿损失而诉至法院。经原审法院核实确认，马××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物质损失为：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营养费90元、护理费330元、丧葬费31338.5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2500元、残疾赔偿金366740元、住宿费4500元。
另查，孙江畔在人保房山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1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于保险期内。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簿、医疗费票据、住院病案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交通事故的发生本属意外，马××的死亡是包括本案各方当事人在内的所有人均不愿看到的结果。本院对于不幸的发生亦深感痛惜，对于马家宗、周玉芹夫妇的境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面对本案中的悲剧，本院同马家宗、周玉芹夫妇的心情一样沉重。但依法办案是法院的职责所在，本院不得不在分析本案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现有证据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判。
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依法赔付。其中，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此次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由大货车驾驶人负主要责任，马××、孙江畔负次要责任，故对于此次交通事故导致马××死亡产生的损害后果，大货车驾驶人及孙江畔依法均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审法院对于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责任比例的确定均合法有据，对于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及丧葬费等合理损失的认定及处理亦无不当之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在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确定问题，以及大货车一方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部分应否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的问题。对此，马家宗、周玉芹上诉主张：马××系北京××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其主要生活、消费均发生在城市，应当按照相关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的户口、住所及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本案中，马××是农村户口，其日常学习、生活所在的校区实际并非城市市区，故原审法院综合考虑马××的户口、职业、收入来源及居住生活区域等因素，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确定，因孙江畔在此次事故中只是承担次要责任，马××自身亦存在未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的过错，故原审法院据此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仅适当支持马家宗、周玉芹部分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数额确定亦属合理，本院对此亦予以维持。上诉人马家宗、周玉芹还以事故中的大货车一方实际已不能查获为由，上诉主张：原判认定大货车一方亦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明显不公，不应将此部分在本案中计算孙江畔及人保房山支公司的赔偿责任时直接扣除。但本案中，受害人的合理损失已经超出了两肇事车辆的交强险限额之和，人保房山支公司已经在其交强险限额内满额赔付，且行为人仅应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相应后果负责，故原审法院认定事故中的大货车一方亦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并将此部分在本案中计算孙江畔及人保房山支公司的赔偿责任时直接扣除，均合理合法，上诉人马家宗、周玉芹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再多的金钱都难以抚平马家宗、周玉芹夫妇的丧子之痛，悲剧的发生应当引起各方甚至全社会的深刻反思。本院也希望马家宗、周玉芹夫妇早日走出事件的阴影，坚强地面对生活。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于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马家宗、周玉芹负担1729元（已交纳），由孙江畔负担164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740元，由马家宗、周玉芹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智瑜
代理审判员 张在民
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