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伟锋，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李剑锋，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宋力青，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上关山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宋伟雄，社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下关山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宋何新，社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井头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宋满习，社长。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伟钊，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陈健东，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海铭，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朱政财。原审第三人：罗力行，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温志威，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罗镜机，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赖锦秀，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伟锋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迳村委）、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上关山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上关山社）、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下关山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下关山社）、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小迳村井头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井头社），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罗力行、罗镜机、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上诉意见，询问双方当事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伟锋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确认宋伟锋与四被上诉人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承包山地合同》有效；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有效，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确认。宋伟锋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四被上诉人均同意将涉案林地发包给宋伟锋，宋伟锋取得涉案林地的承包权后进行了有效的经营管理。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是涉案林地的所有人，仅是为方便管理才登记在小迳村委名下。虽然涉案《承包山地合同》上仅有21个家长签名，但该合同的签订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人数要求。原审法院仅以四被上诉人提交的户主名单即认定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有农户95户，属认定事实错误。罗力行在原审中确认其将涉案林地剩余两年（2012年11月7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承包权转让给宋伟锋，而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承包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起的原因正是原杉山要在2014年12月30日才期满。原审法院对此事实不予重视，既未责令罗力行提供承包合同，亦未依职权向有关部门调取，损害了宋伟锋的合法权益。2.原审判决遗漏多处案件事实。原审查明小迳村委将位于小迳村“禾塘坑”的林地使用权以公开协商方式发包给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现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载明四被上诉人、增城市林业和园林局（现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增城市派潭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现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表示涉案“禾塘坑”林地共计10.5公顷，林权证登记为5.3公顷为笔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载明四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显示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共有95户，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小迳村委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在涉案《承包山地合同》上盖章并持有一份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小迳村委在合同落款处签名盖章，身份及地位与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相同，是合同当事人而非见证人。罗力行与罗镜机是父子关系，在四被上诉人及宋伟锋提供的材料中多处提及罗镜机，均显示罗镜机承包了“禾塘坑“林地，但罗力行在原审中又确认其将剩余两年的林地承包权转让给宋伟锋，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涉案林地承包权原属罗力行还是罗镜机。宋伟锋在原审中反复强调涉案林地的所有人为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仅是为方便管理才登记在小迳村委名下，经相关部门协调，小迳村委亦同意将涉案林地退还给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管理，原审法院未依法调查核实，仅按照林权证即错误认定涉案林地权属人为小迳村委。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宋伟锋已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承包山地合同》合法有效，而四被上诉人仅提供了没有户籍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户名名单，该名单无证据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应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辩称，宋伟锋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承包山地合同》具有合法性，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宋伟锋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罗力行述称，其已在原审中陈述有关当时转包涉案林地的事实，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是否有效由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述称，本案与我方无关，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罗镜机无陈述意见。上诉人宋伟锋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宋伟锋与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承包山地合同》合法有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负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20日，上关某、下关某、井某社（甲方、发包方）与宋伟锋（乙方、承包方）签订《承包山地合同》一份，上述三个合作社将位于小迳村的“亚根地”（土名：下辣冚，原小迳村委杉山）面积约90亩发包给宋伟锋；由宋伟锋承包以种植优质林为主，在承包期间可根据市场需要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但不得污染和开发地下资源；承包期限共三十年（因原杉山要在2014年12月30日才期满），即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45年1月1日止。合同对承包价款、付款方法、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其他方面作了约定。合同注明一式五份，甲方执三份，宋伟锋执一份，小迳村委存档一份。小迳村委、上关山社、下关山社及井头社在甲方处加盖各自公章并由负责人签名，宋伟锋在乙方处签名。另该合同附页中写明“2012年11月家长会议，同意下辣冚山地出租的家长签名”，有包括宋伟存在内的21人的名字。宋伟锋称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是涉案林地的所有人，只是为了方便管理登记在小迳村委名下。涉案林地的原承包人为罗力行，后来罗力行将涉案林地的林木及余下两年（2012年11月7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林地使用权转让给了宋伟锋，转让款为2500元。宋伟锋取得涉案林地的承包权后进行了有效的经营管理。2014年宋伟锋发现涉案林地被小迳村委发包给了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现广州市增城区林业和园林技术推广中心）。原审另查明：涉案的“下辣冚”（土名）林地，又名“禾塘坑”，该林地登记在小迳村委名下[林权证号：增林证字（2007）第8301363号）]，面积为5.3公顷（79.5亩）。签订日期为2012年5月10日、编号为2012年第009号的《林地承包合同》是小迳村委与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所签订。在该合同中，小迳村委将位于小迳村“禾塘坑”的林地（136.5亩）使用权以公开协商的方式发包给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期限为三十年，即从2012年5月10日起至2042年5月10日止。对于宋伟锋的起诉，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井某社、增城市林业和园林局、增城市派潭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表示涉案“禾塘坑”林地共计10.5公顷，林权证中登记为5.3公顷为笔误所致。涉案的《承包山地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理由如下：1.涉案林地的所有人是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无权将涉案林地发包给宋伟锋，小迳村委在《承包山地合同》中只是见证人，并非发包人；2.涉案《承包山地合同》的签订时间晚于小迳村委与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时间；3.涉案《承包山地合同》的签订未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为证明其主张，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还提供了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户名名单，证明三个合作社共计95户。宋伟锋认为涉案《承包山地合同》中有21名家长签名，每个签名代表了几户人家，该21名家长代表了70户左右人家，已经达到村民成员或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要求，合同是有效的。但对于21人签名代表70户人家，宋伟锋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对此也不予认可。另原审庭审后，宋伟锋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有35户的户口已迁出小迳村。原审再查明：小迳村委共有12个合作社（含上关某、下关某、井某社），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提供证据显示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共有95户，宋伟锋是井某社村民。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小迳村委是涉案“禾塘坑”林地登记的权属人，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并不是权属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上述三个合作社无权将涉案林地发包给宋伟锋，但因在三个合作社将涉案林地发包给宋伟锋的《承包山地合同》中，作为涉案林地权属人的小迳村委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该合同上盖章并持有一份合同，表明其已清楚了解该合同内容，其在该合同上盖章的行为视为其同意将涉案林地发包给宋伟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土地，必须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小迳村委共有12个合作社，小迳村委、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提供的证据显示，仅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就有农户95户，而在涉案《承包山地合同》中只有21人签名，无论现在上关某、下关某及井某社是否有35户农户的户口已迁出小迳村，迁出的农户是否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21人的签名人数无法达到小迳村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人数，宋伟锋主张21人的签名代表了70户，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涉案《承包山地合同》的签订在程序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宋伟锋主张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有效，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罗镜机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答辩的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宋伟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20元，由宋伟锋负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根据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1.广东省林业厅于2012年5月24日核发增城市（2012）采字第007号《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采伐单位或个人为罗镜机，林权证号为8301363，地籍小班号01230123102500，采伐地点在派潭镇小迳村禾塘坑。在办理上述许可证过程中主要形成过以下文件：（1）《森林和林木采伐申请表》，载明采伐地点在派潭镇小迳村禾塘坑，镇政府意见为“同意流转为生态公益林，列入‘一退出三改造’计划。2012年4月18日。”（2）《增城市林木采伐审批表》，载明采伐地点在派潭镇小迳村禾塘坑，地籍小班号01230123102500，审批小组意见为“同意按采伐设计书要求皆伐9.1公顷，采伐后调整为生态公益林”，公示结果为“2012年4月27日至5月3日依程序进行公示，无争议。”（3）罗镜机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本人与派潭镇小迳村委承包的山地禾塘坑（土名），面积约100亩。由于树大成某，现需砍伐，为了更好的发展生态，本人承诺砍伐后划入生态公益林。承诺人：罗镜机2012年3月15日”等内容。2.小迳村委与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于2012年5月10日签订《林地承包合同》，载明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的义务包括：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给该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不得改变林地用途，不得用于非林业建设，依法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必须做好造林培育，其采伐迹地应在当年或次年内完成造林更新，不得闲置丢荒，并保护好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等。该合同附有小迳村委会议记录，主要载明以下内容：会议时间2012年3月18日，会议内容讨论位于小迳村禾塘坑下辣冚的山地共100亩的林木采伐及流转，调整为生态公益林问题，本村代表共有10人，到会代表10人，同意的代表10人，同意的代表占全社总户数的100%，表决有效，会议结果为经本村村民大会决定将位于小迳村委禾塘坑下辣冚的山地100亩，同意林木采伐及流转调整为生态公益林，会议记录上有同意代表签名，并加盖有小迳村委公章。3.小迳村委（甲方）与罗镜机（乙方）于2012年5月10日签订《协议书》，载明：一、乙方在完成本次采伐后，原承包合同（协议）自动解除，甲方即时收回该林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甲方的经营或处置；二、对于乙方已支付承包款而因本次林地调整未能继续经营的期限内，作为投资补偿，该林地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费由乙方收取，收取期限从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为生态公益林林地次年起至2014年5月止等内容。4.2012年5月10日，罗镜机、小迳村委向增城市林业和园林局提交《商品林调整为生态公益林的申请》，载明：为保护和建设好我市的生态环境，申请位于派潭镇小迳村和塘坑（地名）面积136.5亩（林地所有权证号8301363，地籍小班号01230123102500）的商品林（丰产林）在完成现有林木采伐更新后，调整为生态公益林，该申请上加盖有小迳村委及增城市派潭镇人民政府公章。5.增城市人民政府（现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4月7日作出《广东省生态公益林现场界定书》，载明：根据《广东省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为规范生态公益林管理，经与小迳村委及林地、林木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现场认定，将总面积10.5公顷（157.5亩）林地林木区划界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地籍小班号01230123102500等内容。6.增城市林业和园林局提交的财政支付凭证及资金拨付明细表等证据证明：增城市财政局已将2012年度增加省级部分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个人账户部分）发放给相关单位，其中包括就涉案林地157.5亩向罗镜机发放损失性补偿7875元；小迳村委已收到涉案林地2013年及2014年的流转地租各4095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是否有效，本院对此评析如下：首先，涉案林地的《广东省生态公益林现场界定书》虽然是在2013年4月7日作出的，但以下事实均发生在涉案《承包山地合同》签订前：1.罗镜机承诺涉案林地砍伐后归入生态公益林；2.小迳村村民大会决定同意涉案林地采伐及流转调整为生态公益林；3.罗镜机与小迳村委提交《商品林调整为生态公益林的申请》；4.小迳村委与罗镜机签订《协议书》解除原承包合同，由小迳村委收回涉案林地使用权和经营权；5.小迳村委与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将涉案林地发包给该推广站做生态公益林。可见，涉案林地归入生态公益林的事实早在涉案《承包山地合同》签订前已经确定，且广东省林业厅向罗镜机核发《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也考虑了以上事实。其次，增城市财政局已将2012年度增加省级部分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个人账户部分）发放给相关单位，其中包括就涉案林地157.5亩向罗镜机发放损失性补偿7875元；小迳村委已收到涉案林地2013年及2014年的流转地租各4095元。该事实反映出涉案林地属于2012年度增加省级部分生态公益林，原承包人罗镜机已收到相应的损失性补偿资金，小迳村委已按照其与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收到2013年及2014年流转地租。最后，小迳村委与增城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方的义务包括：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不得给该林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不得改变林地用途，不得用于非林业建设，依法做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必须做好造林培育，其采伐迹地应在当年或次年内完成造林更新，不得闲置丢荒，并保护好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等，而涉案《承包山地合同》则约定宋伟锋在承包期内可根据市场的需要改种其它经济作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公益林是以提供森林生态和社会服务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重点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生态林建设关涉社会公共利益，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涉案林地的原承包人罗镜机在原承包期内申请采伐林木，并承诺采伐后涉案林地归入生态公益林，在此前提下，广东省林业厅向其核发《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相关部门亦已将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发放给罗镜机，并向小迳村委支付2013年及2014年涉案林地流转地租，故涉案林地归入生态公益林属既定事实。涉案《承包山地合同》约定宋伟锋在承包期内可根据市场的需要改种其它经济作物，违背生态公益林建设的目的，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审法院评析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无效的理由欠妥当，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认定涉案《承包山地合同》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宋伟锋认为涉案合同有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宋伟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瑕疵，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判决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伟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曲卫东审判员  丘 杰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林煜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