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 � 判 决 书（2016）闽民终6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迪恩，男，汉族，1977年11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聪，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1196号111。法定代表人郑全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谢燕，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厦门亨事达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开禾路西侧BRT站第一码头枢纽站商场H区。法定代表�丁潜波，总经理。上诉人龙迪恩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下称“快速公交公司”），原审第三人厦门亨事达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下称“亨事达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民初字第1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龙迪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聪，被上诉人快速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谢燕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亨事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迪恩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龙迪恩一审诉讼请求，即中止对BRT第一码头枢纽站2号区位（约34平方米）的执行措施，确认上诉人龙迪恩于2019年11月30日前对BRT第一码头枢纽站2号区位（约34平方米）享有合法经营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上诉人龙迪恩与亨事达公司签订的《专柜合同》合法有效，龙迪恩对讼争商铺享有合法使用、占有权利。1.根据《租赁合同》第十五条第九项的约定“乙方（亨事达公司）租赁甲方（快速公交公司）营业场所，自营面积占租赁标的的面积比例不得少于60%，次承租面积不得高于40%……”，龙迪恩所承租的面积在租赁标的面积40%以内，亨事达公司有权与龙迪恩直接签订租赁合同。2.龙迪恩与亨事达公司签订《专柜合同》时，亨事达公司向其出具了《关于第一码头枢纽站经营权的函》，龙迪恩据此相信亨事达公司可以转租标的物。龙迪恩对快速公交公司与亨事达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等并不知悉。《专柜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4月25日，快速公交公司与亨事达公司产生纠纷仲裁的时间是2013年5月20日，经仲裁确认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是2013年10月8日，即龙迪恩与亨事达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要早于快速公交公司与亨事达公司因《租赁合同》发生纠纷、提起仲裁及解除合同的时间。基于以上三点，龙迪恩与亨事达公司签订《专柜合同》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3.上诉人龙迪恩承租商铺之后即对外经营，经营时间至今已3年有余，但被上诉人快速公交公司从未向龙迪恩及亨事达公司提出不允许转租的异议，由此可见，快速公交公司对亨事达公司转租的行为是认可的。4.上诉人龙迪恩自租赁商铺至今依约向亨事达公司支付租金，�金的支付方式为向亨事达公司支付现金，亨事达公司收取现金后开具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二、上诉人龙迪恩就讼争商铺所享有的合法占有、使用权益，足以排除快速公交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权益。快速公交公司无权通过申请强制执行的方式要求上诉人龙迪恩向其腾退讼争商铺，仅能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向亨事达公司要求腾退商铺。在上诉人龙迪恩商铺未腾退的情况下，快速公交公司仍可向亨事达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并未受到损害。被上诉人快速公交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一、上诉人龙迪恩对讼争商铺不亨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1.龙迪恩对讼争商铺所主张的权利来源于其与亨事达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专柜合同》，即来源于亨事达公司的承租权。而亨事达的承租权来源于其与快速公交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但二者的租赁关系已于2013年10月8日起被生效仲裁裁决解除。亨事达公司应立即将讼争商铺在内的所有承租场地恢复原状并返还给快速公交公司。即自2013年10月8日起，亨事达公司的承租权即已消灭。龙迪恩对于讼争商铺的承租权也随之消灭，龙迪恩无权占有商铺。二、龙迪恩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过错，导致《专柜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亨事达公司与快速公交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亨事达公司对外转租应取得后者的同意。若龙迪恩在签订合同时能够履行注意义务，充分审核亨事达公司的转租权限，则不会产生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三、龙迪恩在上诉状所列的其他事由均不能成立。1.《关于第一码头枢纽站经营权的函》中无任何字眼体现亨事达公司有对外转租的权利。2.一审�，快速公交公司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2013年6月20日起，快速公交公司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告知快速公交公司与亨事达公司的合同已解除，明确要求亨事达公司及包括龙迪恩在内的所有次承租人尽快腾退、搬离。3.在龙迪恩主张其向亨事达公司交付租金，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在龙迪恩明知亨事达公司与快速公交公司的租赁关系早已解除的情况下，其是否向亨事达公司缴交租金与快速公交公司无关，其无权以向亨事达公司缴交所谓的“租金”为由，来要求占有、使用讼争商铺。综上，龙迪恩未能证明其就讼争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快速公交公司作为物权人，收回讼争的商铺是物权法赋予的权利。原审被三人亨事达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供书面意见。上诉人龙迪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对BRT第一码头枢纽站2号区位（约34平方米）的执行措施；2.确认龙迪恩于2019年11月30日前对BRT第一码头枢纽站2号区位（约34平方米）享有合法经营使用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9年10月22日，原审第三人亨事达公司与快速公交公司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快速公交公司将位于厦门市西侧，BRT一、二、三号线起点站的第一码头枢纽站地一层和地下一层商场部分建筑物出租给亨事达公司；租赁期限十年，自2009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止；亨事达公司在向次承租人进行租赁标的物转租时，必须书面告知快速公交公司，不得要求次承租人预付三个月以上的租金……；租赁�同第十五条快速公交公司解除权（的情形）之8：亨事达公司未经快速公交公司书面同意擅自转租、出借承租租赁标的物或以租赁标的物使用权与他人联营、合作的。此后双方于2011年4月27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租赁合同的其他条款作出约定。2012年7月份，因亨事达公司拖欠租金，快速公交公司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厦门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5月20日裁决解除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2013年10月8日厦门仲裁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决再次确认快速公交公司与亨事达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自裁决作出之日起解除；前述仲裁文书已于2013年10月8日生效，且已于2013年11月7日送达亨事达公司。2012年5月20日，龙迪恩与亨事达公司签订《专柜合同》，约定龙迪恩承租BRT第一码头枢纽站2号区位（约34平方米），租期从2012年5月20日至2019年11月30日，租赁面积约34平方米。一审审理中，龙迪恩提交收款收据，拟证明向亨事达公司缴交合同保证金18000元及租金13800元。现龙迪恩仍在正常经营店面。2014年7月1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前述生效的仲裁裁决书中，发布执行公告，责令被执行人亨事达公司及其他占用人限期迁出第一码头枢纽站商场。为此，龙迪恩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5年5月24日，龙迪恩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厦执行字第835号—2《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驳回龙迪恩的执行异议。龙迪恩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院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快速公交公司明知并同意转租事实。且在龙迪恩承租时，快速公交公司已向仲裁委员会申请解除与亨事达公司的《租赁合同》，故快速公交公司客观上也不可能同意亨事达公司进行转租。况且转租协议是否得到快速公交公司的追认均不能阻却快速公交公司与亨事达公司订立的《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已经生效裁决予以解除的事实。亨事达公司已丧失对租赁标的享有的承租权，龙迪恩与亨事达公司订立的《协议书》因此而失去继续履行的基础，处于履行不能的状态。快速公交公司系讼争房产物权人，在其与亨事达公司租赁合同解除后，有权要求次承租人腾退房屋。故龙迪恩要求确认其对承租的BRT第一码头枢纽站2号区位（约34平方米）享有合法经营权并停止对该商铺的执行措施，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龙迪恩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足以排除执行异�的情形。第三人亨事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龙迪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龙迪恩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龙迪恩与被上诉人快速公交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证质。上诉人龙迪恩提交了下列证据：《场地租赁合同》、《关于亨事达公司及其承租商户的整改函》（下称整改函）、《关于对第一码头各商户用电进行增设分表的通知》（下称通知），拟证明早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快速公交公司知道各商户的存在，并未提出异议，且于2016年4月7日以管理者的名义要求各商户用电增设电表，说明其对各商户承租权的认可。被上诉人快速公交公司质�认为：《场地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形成于一审之前，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合同双方均非快速公交公司。合同是否有效与本案审查排除强制执行权利无关。《整改函》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出具是主体与本案没有关系，内容是要求承租人消除整改，不能证明认可承租权。《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申请强制执行3年之多，小商户没有履行，增设电表为了明确执行过程中费用的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场地租赁合同》只能证明龙迪恩与亨事达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合同不能约束快速公交公司。《整改函》不是快速公交公司发出的，《通知》是在龙迪恩等商户拒绝履行法院判决后，为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行为，不能作为快速公交公�认可龙迪恩的租赁行为的依据。被上诉人快速公交公司提交了（2015）闽民申字第78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快速公交公司与朱燕秋、亨事达物权保护一案，本案由本院提审。上诉人龙迪恩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是新证据，能证明该案已经由本院提审，不能证明相关判决书是错误的。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双方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明一审法院（2014）厦民终字第1802号民事判决已被撤销。当事人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龙迪恩是否具有排除对讼争商铺强制执行的权利。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本院认为，上诉人龙迪恩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其与亨事达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这是以合同为基础形成的对讼争商铺的使用权，是一种相对权，只能针对合同的相对方亨事达公司主张。而快速公交公司系讼争商铺的所有权人，对于讼争商铺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一种绝对权。且上诉人龙迪恩对案涉商铺的承租权来源于其与原审第三人亨事达公司签订的场地使用合同（《专柜合同》）。而亨事达公司的转租权来自其与被上诉人快速公交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2013年10月8日经厦门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亨事达公司与快速公交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由于合同解除，亨事达公司不再享有将租赁标的物转租他人的权利。因此，上诉人龙迪恩在明知亨事达公司与快速公交公司合同已解除的情况下，其与亨事达�司所签订的合同已经履行不能，其承租权的来源缺乏合法性，不能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快速公交公司系讼争商铺的产权人，原审法院认定快速公交公司有权要求次承租人腾退房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龙迪恩所提的执行异议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龙迪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龙迪恩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原�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莲玉代理审判员  黄 挺代理审判员  冯 娟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郑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