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1民终3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东兴大道25号（出海通道西侧7号楼）1单元3层302号房。法定代表人：阮祖爱，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秀婷，女，汉族，1972年2月20日出生，住南宁市青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浩，男，汉族，1971年7月4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中、黄珊珊，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东路228号。代表人：杨红英，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睿、黄云英，该分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恒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茶花园路8号碧湖大厦14楼。法定代表人：梁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庞永，男，1972年8月9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原审被告：庞家喜，男，1967年11月3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原审被告：罗小红，女，1974年8月13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上诉人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惠富公司）、黄秀婷、阮浩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广西分行”）、广西恒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担保公司”）、原审被告庞永、罗小红、庞家喜票据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2初字第1291号民事判决，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利惠富公司、黄秀婷、阮浩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珊珊，被上诉人交行广西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英、恒大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利惠富公司、黄秀婷、阮浩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利惠富公司向交行广西分行支付利息308494元（以垫款本金6562383.3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至2016年12月11日）；二、恒大担保公司先行向交行广西分行履行清偿责任（以担保金额3000万元为限），恒大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利惠富公司追偿。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并未明确各被告之间的清偿顺序及还款份额，加重了上诉人的还款责任。利惠富公司与恒大担保之间系有偿担保关系，恒大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担保公司，收取了利惠富公司支付的委托担保费用，对利惠富公司与交行广西分行的债务提供有偿担保。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在债务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应主动地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消灭债务，否则恒大担保公司就违反了其与交行广西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正是因为恒大担保公司未履行保证义务，未能及时进行代偿，造成利惠富公司违约，因此应当在利惠富公司无力还款的情况下，先由恒大承担还款责任，消灭债权，随后债务人利惠富公司再与保证人恒大担保公司另行结算。且恒大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担保公司，在银行开立有专用的担保金账户，具有充足的履行能力，从保障债权、便于执行的角度来讲，也应当由保证人恒大担保公司先履行还款责任，代利惠富公司偿还交通银行所垫票款本息，以消灭利惠富公司与交通银行之间的债务，再由利惠富公司与恒大担保公司之间另行结算。恒大担保公司系有偿担保，相对于阮浩、黄秀婷的无偿担保，应当首先由恒大担保公司依约履行其保证人的义务，并且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也应当首先由恒大担保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二、利惠富公司与交行广西分行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中并未约定罚息及违约金，仅约定了垫款之后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而一审法院并未主动审查，也并未询问三上诉人对违约金性质罚息的意见便直接作出判决，加重了三上诉人的还款责任，损害了三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合同法》第144条明确规定了违约金具有“补偿和惩罚”的双重性质，但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违约金主要表现为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故从维护民法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对数额过高的违约金，理应适当进行调整。一审法院判决违约金性质的罚息过高，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应适当调整。因此三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对于利息部分予以适当调整。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未约定违约金以及罚息的情况下，被交行广西分行主张过高的利息、罚息以及复利就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应当以垫款本金6562343.1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利息。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交行广西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利惠富公司偿还交行广西分行编号S451311M320150388265《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垫款本金6562383.33元、计至2016年12月11日的罚息1001393.58元、复利37497.32元，以后按合同约定另计至本息结清之日止；二、恒大担保公司、阮浩、黄秀婷、庞永、罗小红、庞家喜对利惠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利惠富公司、恒大担保公司、阮浩、黄秀婷、庞永、罗小红、庞家喜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利惠富公司与交行广西分行于2015年9月8日签订了编号为S451311M320150388265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同约定交行广西分行向利惠富公司提供1250万元的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汇票期限不长于六个月且到期日不迟于2016年3月8日，自交行广西分行垫付票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交行广西分行偿还垫款并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利息。同日，交行广西分行依申请向利惠富公司开立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金额合计1250万，收款人均为广西惠春贸易有限公司，票号分别为3010005123154388、3010005123154387，金额分别为750万元、500万元，出票日期均为2015年9月2日，到期日均为2016年3月2日.因利惠富公司账上资金不足，交行广西分行于汇票到期日垫付票款7499983.33元。截至2016年3月30日，利惠富公司尚欠交行广西分行垫款本金7499983.33元，利息85927.17元，本息合计7585910.5元。之后，交行广西分行于2016年9月7日划扣恒大担保公司的保证金937500元用于偿还本金。截至2016年12月11日，利惠富公司尚欠本金6562383.33元、罚息1001393.58元、复利37497.32元。2014年7月22日，恒大担保公司与交行广西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恒大担保公司为交行广西分行与利惠富公司在2014年7月22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000万元，为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7月22日，阮浩、黄秀婷与交行广西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阮浩、黄秀婷为交行广西分行与利惠富公司在2014年7月22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000万元，为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7月22日，庞永、罗小红与交行广西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庞永、罗小红为交行广西分行与利惠富公司在2014年7月22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000万元，为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7月22日，庞家喜与交行广西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庞家喜为交行广西分行与利惠富公司在2014年7月22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3000万元，为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交行广西分行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而利惠富公司违约，其他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另查明，恒大担保公司、阮浩、黄秀婷、庞永、罗小红、庞家喜为本案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保证的范围包括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限从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一审法院认为：一、各方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利惠富公司在交行广西分行垫付票款后，未按约定足额偿还垫付票款本金及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交行广西分行要求利惠富公司偿还垫款本金6562383.33元及相应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担保责任：恒大担保公司、阮浩、黄秀婷、庞永、罗小红、庞家喜为上述债务提供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因在各保证人的共同保证中，各方均未约定各自承担的保证份额，故各保证人的共同保证为连带共同保证，故交行广西分行可以请求其中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据此，利惠富公司、阮浩、黄秀婷认为恒大收取了利惠富公司的担保费，故应在利惠富公司无力还款是应由恒大承担清偿责任，同时相对于其他保证人，应承担更重的保证责任等辩解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恒大公司、阮浩、黄秀婷、庞永、罗小红、庞家喜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利惠富公司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偿还本金6562383.33元。二、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支付利息1038890.9元（罚息1001393.56元、复利37497.32元）（计至2016年12月11日）；三、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本金6562383.33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收）；四、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由广西恒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担保金额3000万元为限）。广西恒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五、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由阮浩、黄秀婷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担保金额3000万元为限）。阮浩、黄秀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六、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由庞永、罗小红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担保金额3000万元为限）。庞永、罗小红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七、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由庞家喜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担保金额3000万元为限)。庞家喜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迫偿。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二、恒大担保公司是否应该先行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一、本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约定垫付票款后被上诉人可以按照日万分之五收取利息，该约定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九十一条“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于汇票到期日未能足额交存票款时，承兑银行除凭票向持票人无条件付款外，对出票人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利息”的规定，上诉人主张上述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中没有约定被上诉人可以收取复利，被上诉人请求计算复利没有约定依据，一审对该问题认定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二、本案各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均为连带保证，且没有对于清偿债务的先后顺序予以约定，上诉人要求恒大担保公司先行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及法定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于复利的认定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2民初12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二、变更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2民初12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支付利息1001393.58元，计至2016年12月11日”。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0元，由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阮浩、黄秀婷共同负担13640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负担51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4910元，由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阮浩、黄秀婷、广西恒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庞永、罗小红、庞家喜负担64589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负担321元；一审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阮浩、黄秀婷、广西恒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庞永、罗小红、庞家喜负担。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在判决作出后的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一审法院或者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超审判员 耿 莉审判员 汪秋红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高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