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236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致泰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办事处金厂村。
法定代表人：宫贤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莹，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军，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衣泰龙，男，195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再审申请人大连致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衣泰龙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致泰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和第六项的情形。其主要理由为：（一）二审判决采信“信誉卡”和单方检验报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认定侵权的主要证据是衣泰龙提供的其在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庄河销售中心（以下简称庄河销售中心）单方购买所谓“致泰1号”种子的信誉卡和衣泰龙单方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做出的检验报告。二审判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且对单方委托检验结果的合法性予以确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1.该信誉卡本身的真实性存疑。首先，该信誉卡本身自相矛盾，其机打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手写日期为2014年5月19日。根据该信誉卡出具单位庄河销售中心提供的《证明》，其自2014年至今未销售“致泰1号”玉米种子，故上述信誉卡的日期显然并非手写日期2014年5月19日。其次，衣泰龙既未提供购买小票及支付凭证，又未对购买过程进行公证，无法判断其是否真实购买了“致泰1号”种子。二审判决的相关事实认定缺乏证据。2.二审判决采信单方检验报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检验机构系衣泰龙单方选定，程序违法。其次，二审判决认定衣泰龙于2014年5月19日购买种子，于2014年12月20日向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送检样品，中间历经7个月，存在诸多合理怀疑无法解释。二审法院对上述疑点未予审查。再次，检验报告中待测样品是否为“致泰1号”种子，以及对照样品是否为“致泰1号”和“强硕68”样品，均无法确认。购买检材、选定检验机构、送检样品、检验全程均系衣泰龙单方行为，致泰公司未参与，更谈不上对检材和检验机构的共同确认。最后，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衣泰龙将其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所作的检测报告作为证据提交并不违反法定程序。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赋予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而非可以认可单方鉴定结论。（二）二审判决采信由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单方对样品做出的检验报告，该检验报告未经质证。二审判决认定侵权的关键证据是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关于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通知》。该通知的依据是农业部单方于2015年4月29日对“致泰1号”样品和“强硕68”样品的检验报告，然而上述检验报告并未质证。1.上述检验报告由农业部单方送检并由其单方选定的检验机构做出，鉴定程序、鉴定检材、选取鉴定机构的过程均系单方行为，无法知晓其选取的检材是否为“致泰1号”标准样品。致泰公司直至一审开庭时才知晓此检验报告，且该检验报告在一审、二审时均未作为证据提交，更谈不上质证。2.前述通知中提及的检验报告是对保存在农业部种质库中样品进行比对检验。农业部种质库中保存的样品并非致泰公司提交。根据有关规定，已通过辽宁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致泰1号”样品应由品种审定单位或网头单位负责征集和送样，并由品种审定单位交农业部指定机构。农业部保存的样品是否存在问题，属于农业部在样品留存和保管中的问题，不应将风险和责任转嫁给致泰公司。3.二审判决以样品检验相同或近似来认定产品侵权，适用法律有误。人民法院认定侵权，应当将被诉侵权的种子与受保护的品种进行比对，而非两者样品之间的比对。二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三）“致泰1号”已经获得辽宁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具有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致泰公司没有必要实施侵权行为。致泰公司按照经审定的品种权实施生产和销售，完全没有必要生产其他种子，更不存在侵权的故意和必要。（四）本案授权品种“强硕68”因缺乏新颖性和特异性应属无效，不应获得保护。1.“强硕68”在品种权申请日前即已经通过品种审定并推广，属于已知植物品种，不具备特异性。2.“强硕68”在品种权申请日一年前就开始销售，衣泰龙于2008年与他人签订了生产协议，丧失了新颖性。3.即使“致泰1号”与“强硕68”种子的DNA检测一致，也只能证明“致泰1号”属于已知植物品种，不应认定为侵犯“强硕68”品种权。（五）二审判决判令致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侵权不成立，赔偿自然不成立。衣泰龙的获益属非法收益，不应获得法律保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的生产经营应当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本案中衣泰龙并未取得种子生产和销售许可证，任何所得均属于违法获益，不应受到保护。综上，致泰公司请求本院撤销二审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衣泰龙承担。
衣泰龙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致泰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其主要理由为：（一）致泰公司关于其不构成侵犯本案“强硕68”品种权的主张不能成立。致泰公司的多个主张实质上是想证明“致泰1号”与“强硕68”不是同一品种，因此不具有侵权属性。但致泰公司在2016年8月9日向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交的无效宣告请求书中明确陈述两者是同一品种，因此致泰公司已经明确承认上述两个玉米品种为同一品种。（二）致泰公司所称二审判决采信单方检测报告、信誉卡真实性存疑、农业部检验报告未经质证等程序问题均不能成立。1.关于衣泰龙提交的购买凭证“信誉卡”的问题。二审期间，合议庭成员专程赴该信誉卡出具单位庄河销售中心调查核实，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被询问人承认该中心在2013-2015年度经营管理比较混乱，存在出具购买发票凭证填写不规范、公章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但并未否认衣泰龙向其购买涉案玉米种子“致泰1号”的事实。因此，该信誉卡合法有效。2.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是权威鉴定结论。致泰公司如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农业主管部门申诉，合议庭亦向其释明了此问题，但是致泰公司并未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3.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依据法定职权委托相关机构作出鉴定并下发通知，通知相关各方“致泰1号”玉米种子样品与“强硕68”玉米种子样品相同或者相似这一结论，并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如致泰公司对这一决定有异议，可以依法行使权利，但其未向任何部门申辩或者主张权利。4.二审判决并非仅仅依据农业部的检测结论认定本案侵权事实，而是依据衣泰龙购买的被诉侵权种子、检验报告、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相关通知等多份证据认定侵权事实。致泰公司认为样品相同并不意味着其销售的产品也相同，这一观点缺乏依据。种子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种子必须与其向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的样品品种一致，否则构成销售假冒种子。因此，可以认为致泰公司市场销售的玉米种子就是备案样品品种的玉米种子。（三）致泰公司称其拥有“致泰1号”品种故没有必要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致泰公司向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的种子样品并非其真实“致泰1号”种子样品，而是移花接木使用了本案授权品种“强硕68”种子，其销售的也是“强硕68”玉米品种，只是包装上“致泰1号”的外衣而已。致泰公司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没有侵犯衣泰龙的“强硕68”品种权。（四）致泰公司关于损害赔偿属于衣泰龙的非法收益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致泰公司在本案审查过程中先后三次向本院提交证据，其提交的证据如下：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庄河销售中心出具的信誉卡（再审证据1）；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根据衣泰龙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2014年12月2日）（再审证据2）；信誉卡出具单位庄河销售中心出具的证明（再审证据3）；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关于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通知》（再审证据4）；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致泰1号”（辽审玉[2009]434号）（再审证据5）；《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B（新）农种生许字（2012）第0011号）（再审证据6）；《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B（辽）农种经许字（2012）第0008号）（再审证据7）；《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B（辽）农种许字（2016）第0005号）（再审证据8）；玉米新品种“BS318”品种权转让协议书（补充证据1）；沈阳世宾育种研究所出具的证明（补充证据2）；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公证处出具的（2017）普证经字第1号（补充证据3）；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公证处出具的（2017）普证经字第49号（补充证据4）；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根据致泰公司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2017年6月27日）（补充证据5）；衣泰龙在无效案件中的意见陈述（补充证据6）；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强硕68”（辽审玉[2007]351号）（再次补充证据1）；《杂交玉米品种强硕68的特征特性及种植表现》（《现代农业科技》2012年第9期）（再次补充证据2）；《极晚熟玉米杂交种强硕68的选育及技术要点》（《中国种业》2009年第2期）（再次补充证据3）；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再次补充证据4）；“强硕68”申请权公告（再次补充证据5）。
上述证据中，再审证据1-7、补充证据1以及再次补充证据1和4均系当事人在原审程序中已经提交的证据，二审法院对此已经进行了审查与评述，本院对此不再单独评述，仅在分析致泰公司的相关申请再审理由时结合具体情况及必要性再予以评述。对于致泰公司在本案申请再审阶段新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关于再审证据8，该证据为致泰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新取得的《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纳；关于补充证据2-6，致泰公司欲以其证明“致泰1号”品种与“强硕68”品种不同，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为致泰公司生产和销售本案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是否侵犯“强硕68”品种权，至于真正的“致泰1号”品种与“强硕68”品种是否属于同一品种，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采纳；关于再次补充证据2、3和5，致泰公司欲以其证明“强硕68”品种不具备新颖性和特异性，应予无效，该争议问题属于品种权无效行政程序应解决的问题，并非本案民事侵权程序应予审查的重点问题，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理由、被申请人答辩及本案案情，本案在再审审查阶段的主要争议问题为：二审法院对相关证据的审查认定及程序处理是否正确；二审判决认定致泰公司构成侵犯本案品种权是否正确；二审判决判令致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
（一）二审法院对相关证据的审查认定及程序处理是否正确
致泰公司对于二审法院关于庄河销售中心出具的信誉卡、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依据衣泰龙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关于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通知》等证据的审查认定提出异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信誉卡的真实性与证明力问题。首先，该信誉卡上手写购买日期为2014年5月9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在正常市场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开具相关票据时手写的日期一般具有可信性。其次，该信誉卡上的另一日期“2013年7月19日”并非机打日期，而是该信誉卡上加盖的现金收讫章所显示的日期。该现金收讫章的日期具有可调性，二审法院在对该信誉卡出具单位庄河销售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询问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该现金收讫章日期可能存在未及时调整的情况。同时，该工作人员始终未否认该信誉卡及现金收讫章的真实性。因此，该信誉卡上的书写购买日期具有更高可信度，能够证明衣泰龙于2014年5月9日购买本案被诉侵权品种“致泰1号”玉米种子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二审法院对该证据的审查认定并无不当，致泰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依据衣泰龙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的证明力问题。首先，该检验报告虽然由衣泰龙单方委托，但是其仍然属于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并不因其系依据当事人一方委托作出即丧失证据资格。其次，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不应将每个证据割裂开来，而应结合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除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依据衣泰龙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外，还有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关于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通知》等证据，均用于证明致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犯“强硕68”品种权。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的上述通知所援引的检验结果与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依据衣泰龙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最后，对于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依据衣泰龙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致泰公司虽一再质疑其鉴定程序和结果，却始终未提供相应证据。在此基础上，二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对该检验报告予以采信，符合证据裁量规则，致泰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关于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通知》所援引的检验结论的问题。首先，上述通知由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发出，其表述的内容具有高度真实性和可靠性。其次，根据该通知的表述，该局决定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依据是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于2015年4月29日对“致泰1号”标准样品种子与“强硕68”标准样品种子的检验结果。该次检验显然并非依据衣泰龙的委托作出，而是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依职权指令检验的结果。作为具有权威性和中立性的种子主管部门，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指令检验的结果具有高度可信性。因此，该通知内容及其所援引的检验结果具有高度证明力，足以证明相关事实。最后，由于该检验结果并非基于本案当事人委托作出，亦非专门用于本案诉讼目的，在援引该结果的通知已经当事人质证的情况下，无需对该检验结果进行单独质证。二审法院对于上述通知的审查认定正确，致泰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二）二审判决认定致泰公司构成侵犯本案品种权是否正确
致泰公司主张，“致泰1号”标准样品种子并非其提交，其对样品保存问题不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将“致泰1号”标准样品与“强硕68”标准样品进行比较判定侵权，对比对象错误；其已经获得品种权，无侵权必要；本案授权品种“强硕68”的品种权应予无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致泰1号”标准样品的保存问题。首先，根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关于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通知》，“致泰1号”标准样品种子由辽宁省种子管理局于2011年5月11日提交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家种质库。辽宁省种子管理局作为地方性种子主管部门，同样具有权威性和中立性，因该局工作过失导致提交的标准样品种子出错的可能性极小。而且，致泰公司始终未对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其次，如前所述，本案中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指令检验的结果与衣泰龙委托检验的结果高度一致，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致泰1号”标准样品的保存极不可能系辽宁省种子管理局工作过失所致。相反，上述证据表明，致泰公司存在以“致泰1号”名义生产和销售侵害本案“强硕68”品种权种子的行为。致泰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明显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二审法院的侵权比对方法问题。如前所述，二审法院认定致泰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强硕68”品种权系基于对本案证据综合判断的结果。这一侵权比对过程如下：首先，基于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依据衣泰龙委托作出的检验报告，认定致泰公司售出的“致泰1号”品种种子与“强硕68”品种权种子相同或者极近似。其次，基于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关于撤销“致泰1号”玉米审定品种标准样品的通知》，认定“致泰1号”标准样品种子与“强硕68”标准样品种子相同或者极近似。最后，上述两个结果相互印证，足以得出致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的结论。致泰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致泰公司所谓其已经获得品种权因而无侵权必要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认为，该理由明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难以成立。关于致泰公司所谓“强硕68”品种权应予无效的申请再审事由，本院在证据审查认定部分已经指出，该争议问题属于品种权无效行政程序应解决的问题，并非本案民事侵权程序应予审查的重点问题，故致泰公司的上述申请再审事由，不予支持。
（三）二审判决判令致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
致泰公司主张，衣泰龙并未取得种子生产和销售许可证，其所获赔偿属于违法获益，不应获得保护。对此，本院认为，植物新品种权的合法权利人对其授权品种依法享有独占权，并有权针对侵权行为获得损害赔偿。品种权人可以依据有关行政管理的规定，依法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资质并自行生产销售其授权品种，实现其利益回报；也可以通过许可他人或者与他人合作的方式，实现其利益回报。这种利益回报的法律基础系其依法取得的品种权。因此，品种权人获得利益回报包括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与其自身是否取得相关生产经营许可并无联系，其依法获得的损害赔偿更不可能构成非法获益。二审判决判令致泰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正确，致泰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毫无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致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大连致泰种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朱 理
审 判 员 张志弘
代理审判员 佟 姝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包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