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45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彬，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冀维忠，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正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三路以北。法定代表人：吴健，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刘彬因与被申请人冀维忠，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民终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彬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判决认定冀维忠出借给刘彬借款总额为人民币2109.60262万元，该2109.60262万元由汇款1300.5万元、承兑汇票100万元及2012年2月20日借条即交通银行代为支付的709.10262万元组成，709.10262万由交通银行发放后直接被冀维忠截留，不能认定为借款，冀维忠实际出借给刘彬的仅有1400.5万元。因此认定借款总额为人民币2109.60262万元是错误的。（二）刘彬二审提交的转账记录证明前述交通银行700万元贷款下发后全部转账到合肥金恒物资有限公司在徽商银行的账户，又分别转账至四方金丰公司300万、刘××账户300万、合肥金恒公司另一账户100万，冀维忠是四方金丰公司和金恒公司的股东或法人，刘××是金恒公司的股东。冀维忠对此转账记录真实性不持异议。因此，700万贷款并未交付给刘彬，本案诉争的2012年2月20日书写的借条款项700余万元并没有实际发生，冀维忠出借给刘彬的总借款数额应为1400.5万元，本案600万元诉请的债权是不存在的。原判决以刘彬自认为依据，支持冀维忠诉请的600万元债权是错误的。二、刘彬有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刘彬转款给冀维忠的款项为1191.7万元是错误的。刘彬提交的新证据银行转账记录证明2011年12月15日偿还冀维忠外甥女王×39.6万元、2011年12月15日偿还给冀维忠的爱人杨××59.3万元、且刘彬回忆通过女儿刘××的卡在2011年3月份左右还100万元，也就是说刘彬通过自己和女儿刘××的账户向冀维忠的妻子杨××和侄女王×转账支付198.9万元，因此，刘彬向冀维忠的还款总额为1390.6万元。在冀维忠实际出借给刘彬的款项为1400.5万元时，刘彬还款给冀维忠总额为1390.6万元，双方债权债务基本持平，不存在刘彬尚欠冀维忠600万元债务的事实。故二审判决认定“根据冀维忠和刘彬往来账分析，冀维忠支付刘彬款项达1400.5万元、刘彬转账给冀维忠款项仅1191.7万元……，故无论刘彬是否收到该700万元银行贷款，刘彬仍然尚欠冀维忠借款。”的推定基础便不复存在，刘彬已经将所有借款偿还完毕。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不能适用自认规则。刘彬虽在一审自认尚欠冀维忠借款600万元左右，但无论刘彬如何自认，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时仍要审查借款的来源及实际支付情形。如果债权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债权形成的事实基础，即使存在自认行为，仍然不能认定债权成立，特别是针对如此大额的民间借贷行为，更是要对基本证据进行审查，原判决基于刘彬的自认行为，认定债权债务成立错误。（二）刘彬的自认行为，存在着对款项性质的重大误解。刘彬与冀维忠实际控制的数个公司有钢材交易行为，钢材款与冀维忠实际控制的相关公司也并未实际结算，可能存在欠钢材款的事实，但欠付钢材款与本案民间个人借贷无关。刘彬在一审自认欠冀维忠600万元，并非仅仅是借款，还有欠冀维忠控制的合肥金恒公司、安徽四方金丰公司的钢材款。因此，刘彬作为服刑人员，对案件证据及庭审不熟悉的情形下，作出与事实不一致的自认行为有客观原因。（三）二审判决在债务人以及担保人适用法律上采取了不同的评判标准。一方面在审查担保责任是否成立时，认为冀维忠的债权债务结算依据不充分，另一方面又以刘彬存在自认，而认定债权成立，逻辑关系混乱。如果主债权不能有效成立，担保责任也就无从谈起。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彬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一、本案系冀维忠诉请刘彬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中余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而启动的诉讼。冀维忠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借条、《付款委托书》、《付款保证书》等证据，一审判决依据冀维忠提交的证据，查明自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刘彬与冀维忠之间釆取滚动式拆借方式多次发生民间借贷往来，冀维忠通过银行卡分19笔向刘彬银行卡汇款人民币计1300.5万元，2011年11月16日，冀维忠向刘彬交付金额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一张，以上合计款项为1400.5万元。刘彬在再审申请书中亦认可冀维忠实际出借给刘彬的有1400.5万元。一审判决另查明自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期间，刘彬向冀维忠归还借款数额是1191.7万元。2012年6月12日，刘彬向中余公司六安分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付款保证书》，认可其当时尚欠冀维忠600万元欠款。如2012年5月已清偿完毕冀维忠欠款，刘彬不应在2012年6月12日又出具《付款委托书》、《付款保证书》确认欠冀维忠600万元的事实。刘彬在一审答辩时也承认尚欠冀维忠金额600万元。因此，一审判决结合双方往来账以及冀维忠、刘彬均认可借款存在高额利息约定的情形，认定冀维忠与刘彬之间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未清结，冀维忠关于刘彬尚欠其借款600万元的主张成立并无不当。原判决并未认定借款总额为人民币2109.60262万元，刘彬认为原判决认定借款总额为人民币2109.60262万元错误的理由并不成立。刘彬上诉认为，刘彬2012年2月20日出具的700万元借条系不存在的债权，实际上刘彬并不欠冀维忠该700万元借款，一审判决确定冀维忠与刘彬之间的债权总额时将7091026.2元重复计算。二审判决认为“刘彬在二审中并未主张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一审中的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此外，根据冀维忠和刘彬往来账分析，冀维忠支付刘彬款项达1400.5万元，刘彬转账给冀维忠款项仅1191.7万元，且双方均认可借款存在高额利息，故刘彬无论是否收到该700万元银行贷款，刘彬仍然尚欠冀维忠借款。”即二审判决并未认定冀维忠向刘彬借款的总金额为2109.60262万元。原审查明，刘彬于2012年2月20日出具的700万元借条上载明，借到冀维忠人民币700万元，此借款由冀维忠“直接付给”交通银行用于归还刘彬2011年7月15日在交通银行贷款的700万元。刘彬未收到该笔借款与借条内容相符，即该笔借款直接用于偿付刘彬的债务。该借款合同履行方式不影响刘彬该700万元债务已经实际发生。原判决认定冀维忠对刘彬的案涉债权，不仅有刘彬的自认，还有2012年6月12日刘彬向中余公司六安分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付款保证书》等证据支持。原判决综合双方往来账以及借款存在高额利息约定的情形，确认冀维忠诉请的600万元债权并无不当。二、刘彬所称的新证据是2011年12月15日向冀维忠外甥女王×转款39.6万元、2011年12月15日向冀维忠爱人杨××转款59.3万元、刘彬回忆通过女儿刘××的卡在2011年3月份左右还100万元。上述证据是二审庭审前已经存在的证据，刘彬对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未作出合理说明。且这两笔还款发生在刘彬2012年6月12日出具付款委托书承认其尚欠冀维忠600万元前，应属于已经结算的款项。故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三、对于冀维忠认为刘彬尚欠其600万元债务的事实，冀维忠已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债权形成的事实基础，刘彬亦自认尚欠冀维忠借款600万元左右的事实，刘彬既无证据证明其对款项性质的自认存在重大误解，亦无证据推翻其自认的事实。且刘彬的自认的事实有2012年6月12日刘彬向中余公司六安分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付款保证书》等证据支持。因此原判决采信刘彬的自认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担保人中余公司对冀维忠与刘彬之间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是有条件的担保，主债务是否符合担保的条件而成为有担保的债务，与主债务成立与否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本就不同，故刘彬认为原判决对此采用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理由不成立。综上，刘彬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彬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崇理审 判 员 刘慧卓审 判 员 刘京川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鲁金焕书 记 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