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泸民终字第4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永生，男，197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合江县人，农民，住合江县。
委托代理人黄云飞，四川万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兵，男，197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合江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合江县，常住地合江县。
委托代理人贺先明，合江县佛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潘永生因与被上诉人刘光兵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2014）合江民初字第1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潘永生的委托代理人黄云飞，被上诉人刘光兵及其委托代理人贺先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潘永生与父亲潘明忠、母亲张朝英、妻子代开兰系合江县佛荫镇将军湖村一社村民，以潘明忠为户主，同一农村家庭户。2002年，原告家庭承包了该社相应土地，登记表载明地块名称为“南丘河田”3挑、“出口田”5.5挑等共计1.52亩，承包期自2002年10月日至2030年12月30日，家庭一致约定该承包地由原告潘永生一人管理收益。被告刘光兵为养殖户，其妻子戴英容系合江县人。2010年2月，被告刘光兵承包潘永生、潘永祥、谢学成、王道秋、许志彬、王明江等二十多户村民的承包田用作养鱼，由各户指划自己所有的承包地，实际丈量面积，按当年黄谷市价100斤／挑（当年黄谷市价100斤=90元）确定承包价，并口头约定以后每年承包费，随当年黄谷市价予以相应增减。
2010年2月3日，原告父亲潘明忠作为户主，代表原告潘永生（甲方）与被告刘光兵（乙方）签订了《承包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承包甲方将军湖村一社和二社“河田”养鱼，合同期从2010年至2040年，承包期为30年，当年承包费1200元，由甲方在当年春季到乙方领取；如有一年，甲方收回土地养鱼，必须把堤坝做出下养鱼塘的水面，上、下都没有影响即可。在收回后乙方不付甲方承包费，没有收回时按合同履行。
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2010年，潘明忠代原告在被告处领取承包费1200元。2011年，随当年黄谷市价变动，潘明忠领取承包费3080元（含原告胞弟潘永祥的承包费），2012年领取4340元（31挑，含原告胞弟潘永祥的承包费），2013年领取承包费4200元（31挑，含原告胞弟潘永祥的承包费）。2014年年初，原告以自己种植水稻为由，拒绝收取被告2014年的承包费，并损坏鱼塘堤坝，单方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因双方未能达成解除协议，原告于2014年7月17日以与被告签定的《承包协议》内容为承包“河田”，即原告承包证上载明的“南丘河田”要求收回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原告发包的“南丘河田”、“出口田”处在被告承包的“河田”内，因现为整体水淹，无法堪验界址。同时，被告承包的用于养鱼的“河田”从2010年起至今面积并未有任何扩张。2014年黄谷市价105元／百斤。
原判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经自愿协商一致，签订的《承包协议》，将原告所承包的“河田”转包给被告，承包期30年。该田地，原告自2002年承包，至2030年12月31日止，而在2010年转包给被告时，约定转包期30年，至2040年止，其转包期已经超出原告所承包的期间，则超出期间属于效力待定，其余期间的转包，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虽然约定有“如有一年，甲方收回土地养鱼，必须把堤坝做出下养鱼塘的水面，上、下都没有影响即可”，意思是合同期内原告可以附条件的解除合同，即“必须把堤坝做出下养鱼塘的水面，上、下都没有影响”，而据现场反映被告所承租原告的“南丘河田”在所有“河田”之中，在被告水产养殖的水域内，与其他村民的田地均为被告养殖区整体，要在被告的养殖水域中间将原告的“南丘河田”独立出来，修筑堤坝，并对双方的养殖都无影响，显然不具现实性，且原告也无法开展正常的使用活动，不能实现解除的目的。尤其是双方在订立协议时，对原告田地的位置和被告承包作水产养殖，将会把所承包的田地淹成一片的后果是明知的，也会考虑到单独在水域中修筑堤坝，构造“岛体”不能实现，则双方所订的解除条件，并无实在意义或并非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同时，被告在承包期间，按时支付承包费，按照协议用途使用承包田地，并无违约的情形。不解除合同，也并不损害原告的承包利益。故原审法院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依法对原告解除双方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的2014年承包费请求，应按双方协议约定执行。双方约定是以面积计算承包费，按照当年每挑100斤，每100斤稻谷90元，原告领取承包费为1200元得知其计算承包费的面积为13.挑，按照2014年每百斤105元的市价，2014年被告的承包费为1400元。据此，原审法院为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光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潘永生2014年承包费1400元。二、驳回原告潘永生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由原告潘永生负担50元，被告刘光兵负担25元。
宣判后，上诉人潘永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判认为“被告承租原告的南丘河田在所有河田之中，在被告的养殖水域中间将原告的南丘河田独立出来修筑堤坝，并对双方养殖都无影响不具有现实性，且原告也无法开展正常的使用活动，不能实现解除的目的。”错误，导致上诉人潘永生的“南丘河田”陷于被上诉人刘光兵养鱼田的中部的原因是被上诉人不顾与原告的协议约定，与其他社员签订了承包协议从而扩大了养鱼田面积。二、一审法院偏离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的核心问题，在判决书第2页“经审理查明……”至第4页“……同时，被告承包的用于养鱼的“河田”从2010年起至今面积并未有任何扩张”作了大篇幅的描述，且大篇幅内容与合江县人民法院（2014）合江民初字第197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基本一致，有违法官独立办案原则。三、根据实际情况，被上诉人养鱼，每年在年初或年底时都要放水清塘，在这个时候，明显能区分各户社员各自的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包协议中第六条约定也能够得到顺利履行。
被上诉人刘光兵答辩称，上诉人主张的筑坝的位置与承包协议中约定的筑坝位置不一致，根据上诉人主张的位置修建堤坝无法实现协议约定的“上下都没有影响”。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承包协议”指向的具体承包位置和“河田”的理解存在重大争议。上诉人潘永生认为“承包协议”所指向的“河田”是“南丘河田”，而不是指“出口田”；而被上诉人刘光兵则认为“承包协议”中所指的河田是指一个大地名，包括“出口田”、“南丘河田”等在内的河田，并认为承包协议所指的河田应是最上面的“出口田”，而非位于中间部分的上诉人所述的“南丘河田”，且在整个河田中其他农户还有同样命名为“南丘河田”的承包地。对此，本院认为，由于上诉人潘永生所提供的证据不能清楚地反映《承包协议》所指的河田是“出口田”，还是上诉人所述的“南丘河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主张的《承包协议》所指的河田就是“南丘河田”，并根据协议第六条行使解除承包协议的证据不充分。相反，根据《承包协议》中“如有一年，潘永生收回土地养鱼，必须把堤坝做出下养鱼塘的水面，上下都没有影响即可”之约定，更符合被上诉人刘光兵关于《承包协议》上所指的“河田”是指最上面的“出口田”的主张。即使上诉人潘永生主张《承包协议》上所指的河田是位于鱼塘中部的“南丘河田”，由于“南丘河田”位于被上诉人刘光兵承包的整个鱼塘的中部，即便潘永生将堤坝做出下养鱼塘的水面，也不能做到“上、下都没有影响”的约定，且上诉人筑堤坝的行为必然会对被上诉人刘光兵的整个养殖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上诉人依据该条款主张解除承包协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潘永生认为合江县人民法院（2014）合江民初字第1974号判决书部分内容与（2014）合江民初字第1975号判决书基本一致，与法官独立办案原则相悖的问题。经查，该两案虽然诉讼请求不同，一案是排除妨碍，一案是解除承包协议。但两案均是基于土地承包而发生的纠纷，上诉人主张自己只将位于中部的“南丘河田”承包给了被上诉人，最上面的“出口地”未承包给被上诉人养鱼，进而分别主张解除承包协议和请求排除妨碍；而被上诉人则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需排除妨碍的“出口田”是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中的河田，不存在未承包的问题，而“南丘河田”才是中部的河田，是与案外人潘永祥所签订的《承包协议》所指向的河田。因此，虽然两案主张的诉求不一致，但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是重叠交叉密不可分的，故原审法院基于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得出相同或相似的事实描述并无不当，属于合理范畴，故对上诉人该上诉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潘永生的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潘永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洪苹
审判员 王志红
审判员 何 燕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张熠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