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6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银英，女，197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容忠伟，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国成，男，1973年6月5日出生，澳门居民，住澳门，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彦，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法定代表人：张锦超。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嫒玲，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明达，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银英因与被上诉人李国成、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涛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3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银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驳回李国成的诉讼请求；3、判令由李国成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李国成主张其是《旭涛华庭认购书》的合同主体的事实成立，该认购书对李国成有约束力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旭涛华庭认购书》是李银英与旭涛公司签订的，购房款全部也是由李银英支付的，这是本案的客观事实。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旭涛华庭认购书》只对李银英与旭涛公司有约束力。并且整个购房过程，李国成是没有参与的。
二、一审法院认定李国成与李银英之间构成委托关系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以日常推理“鉴于《旭涛华庭认购书》‘乙方（买受人）’一栏已填写了‘李银英、李国成’，而涉案房屋属于较大价值的财产，一般情况下公众处理该类财产都较为慎重，若进行合作投资，通常都会签订相关协议，以明确出资份额和房屋归属等，在李银英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投资购房的协议，且如李银英所言双方只是邻居、朋友的关系，则其信任和密切关系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签订房屋认购书和支付部分购房款后才单方面决定李国成是否继续参与合作投资”，最终推定李国成与李银英之间形成口头委托关系的推理模式是理据不足的。第一，李国成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口头委托李银英协助购房。李银英从未承认代理李国成购房一事。一般情况下公众委托他人去办理购房等该类数额较大的财产是较为慎重，若进行委托购房通常都会签订相关协议，以明确委托授权的范围，并且通过公证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退一步讲，李国成属于澳门居民，其办理公证需在澳门办理公证须经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转递，或在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直接办理公证。李国成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委托购房事宜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日常推理推定是理据不足的。第二，李银英与李国成只是邻居、朋友关系，并不是李银英单方阐述的。李国成本人也参与一审庭审过程，根据庭审笔录，“李银英与李国成只是邻居、朋友关系”是由李国成亲口承认的，也是双方印证的。鉴于李银英与李国成之间只是邻居、朋友关系，并且李银英与李国成均有自己的家庭，其妻子也是本地人，李国成完全可以委托其妻子办理购房一事，但李国成并没有委托其妻子处理，并且李银英与李国成之间在没有任何协议，李国成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委托李银英购房是明显不合理的，李银英更是不可能答应代理其购房的。而且退一步来说，委托人委托他人购房，购房款应当由委托人支付，但根据现有的证据，李国成在整过购房过程中，并未支付过任何购房款，全部购房款是由李银英支付的。因此，委托人在不出资的情况下，所有购房款由代理人支付是明显不合理的,第三，本案的事实是李银英与李国成有共同合作投资购房的意向，但李银英并不知道李国成是否具有足够的资金，因此，李银英才先行将其名字在《旭涛华庭认购书》上方第二行写上，待观察其是否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才考虑是否同意在上方签名处加上其姓名。这完全是李银英处分自身权利的体现。其次，旭涛公司所出具的《收据》是不能够证明李国成是买受人的事实。旭涛公司出具的三份《收据》均注明收到“李银英、李国成”两人交来的定金的情况，只是旭涛公司要求根据《旭涛华庭认购书》上方第二行的内容写上，其并不清楚李银英与李国成之间合作投资购房的事宜。众所周知，资金由谁支付是根据实际支付为准。收据上写有“李银英、李国成”，并不影响购房款支付的实质，因此，李银英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这完全是李银英处分自身权利的体现。另外，旭涛公司出具的《告知书》，李银英是完全不知情的，因此在该《告知书》上也没有李银英签名确认的。这是旭涛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李国成作出的。
三、李银英于2015年9月7日在《销售变更申请单》上“原业主签名/申请人”处由其一人写上“李银英”、“李国成”的签订和捺指模，又在“现业主签名”处签上“李银英”的签名和捺指模的情况，是基于李国成在整过购房过程中，并未支付过任何购房款，李银英才确认涉案房屋由李银英独自购买。退一步说，李国成完全不是购房的主体，其根本没有权利在《销售变更申请单》上签名，由此可见，《销售变更申请单》的内容，李银英与旭涛公司在购房事宜上权利的确认，与李国成无关。
综上所述，《旭涛华庭认购书》是由李银英与旭涛公司签订的，购房款也是由李银英全部支付的，李国成从未参与过购房过程，也未曾有任何授权委托李银英购房一事。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李银英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作出公正判决。
李国成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国成是《旭涛华庭认购书》的合同主体，是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说理透彻。1、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及李银英陈述，《旭涛华庭认购书》中“乙方（买受人)”一栏填写了“李银英、李国成”，是李银英自己要求写上“李国成”的名字，对此，李银英在庭审中也明确承认。旭涛公司对李国成为合同主体也是认可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李银英填写《销售变更申请单》前所开具的收据均写上“李国成、李银英”两人的名字；二是旭涛公司要求李银英填写《销售变更申请单》才能明确是李银英一人购房，即表示旭涛公司认可《旭涛华庭认购书》是李国成与李银英两人共同购房；三是旭涛公司其后出具《告知书》明确注明收到李银英、李国成两人交来的定金、购房款，明确表述为”原购房人李银英、李国成二人”。一审判决查明、认定李银英与李国成进行微信聊天的内容涉及到房屋如何登记到李国成名下的问题。旭涛公司出具的《收据》共4张，其中前3张均有李国成的名字，李银英从未提出过异议，这足以证明李银英是认可李国成为购房人。李银英一方面认为其与李国成只是朋友、邻居关系，一方面在庭审中又表示其多次为李国成偿还卡数，显然其说法自相矛盾，不合情理。事实上，李银英与李国成关系亲密，李银英没有工作，其生活来源全是由李国成为其提供。而且双方电话、微信等均来往密切，李国成委托李银英代为办理购房事宜完全合符情理。再者，正如一审判决所分析，购房为较大事项，李银英不可能随便在认购书上写上李国成的名字。
二、李银英未经李国成认可在《销售变更申请单》上进行变更的事项对李国成不产生约束力，不能产生李国成不再是涉案房屋买受人的法律后果，李银英和旭涛公司有义务协助将房屋预告登记在李国成名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说理透彻，李银英的上诉主张和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银英的上诉请求。
旭涛公司答辩称：一、从签订《旭涛华庭认购书》的主体来看，与旭涛公司发生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李银英，并非李国成。《旭涛华庭认购书》的签订主体可以证实，旭涛公司与李银英是涉案房产的当事人。1、从《旭涛华庭认购书》的内容及右下角乙方买受人签字栏的签字可确认，李银英认购位于江门市××区××房，并对外以本人名义与旭涛公司签订《旭涛华庭认购书》，即李银英是与旭涛公司发生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2、虽然李国成反映《旭涛华庭认购书》左上方的“买受人”有李国成的名字，据而得出李国成是“旭涛华庭认购书”买受人之一的结论。但据旭涛公司了解及核实，签订认购书时，必须本人亲自到场并提供身份证件加以核对。但旭涛公司与李银英签订该认购书当天，李国成本人根本不在现场。认购书左上方签字并非李国成本人所签，而且订购书上亦没有李国成的身份证登记信息，再且认购书右下方买受人签字栏没有李国成本人签字确认。由此可以证实，李国成不是涉案房产的买受人。
二、从履行合同的主体来看，向旭涛公司支付涉案房屋定金、购房款的主体为李银英，并非李国成。从李银英为购买涉案房产而支付的定金，以及后期分三次支付的购房款，均是直接由李银英前来旭涛公司销售中心通过李银英本人账户划出上述款项。即支付涉案购房款的主体为李银英，并非李国成。当李银英与李国成对涉案房产均主张权利时，应以根据《旭涛华庭认购书》及付款转账凭记载的信息为准。至于李银英与李国成之间是否存在其它法律关系，则与本案无关。或李国成认为李银英用于购买涉案房产的款项可能属于其出资所有的，应遵循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权利。但不能由此得出，李国成是涉案房产买受人的结论。
三、旭涛公司己于2015年9月10日与李银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交由江门市新会区房地产交易登记所登记备案。在该合同未被解除或被认定无效或撤销的情况下，旭涛公司、李银英应按该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合法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同时，《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被法院解除或认定无效或撤销的情况下，李国成提出要求确认其为涉案房产的所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因李银英、李国成涉案房产纠纷事宜，已经严重影响旭涛公司房产销售交易进度，致使旭涛公司销售涉案房产后，至今仍有大部分购房款未收回。其行为己经严重损害旭涛公司的合法权益，旭涛公司保留追讨权利。
李国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国成享有座落于江门市××区会城城××103房屋的所有权，李国成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之一；2、李银英、旭涛公司赔偿李国成为挽回经济损失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和误工费共计20000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李银英、旭涛公司承担。诉讼中，李国成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李银英、旭涛公司继续履行李国成、李银英、旭涛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旭涛华庭认购书》，李银英、旭涛公司协助李国成办理房地产预告登记，将座落于江门市××区会城城××103房屋预告登记到李国成、李银英名下。
李银英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李国成支付李银英律师费9000元；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李国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座落于江门市××区会城房屋是旭涛公司开发的房产。2014年12月31日，该房屋所在的项目“新会旭涛华庭A地块11#楼”取得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2014152）。
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旭涛华庭认购书》（编号：A0000569），订明“一、乙方同意购买甲方开发的位于江门市××区××房屋，并已对该商品房做了充分了解，该商品房建筑面积76.02m2，套内面积64.22m2，原总房价：524538元，优惠构成：优惠价单价6600元/m2，成交价款人民币（大写）：伍拾万零壹仟柒佰叁拾贰元（501732元）。”、“二、选择付款方式为：（2）银行按揭定金：叁万元整，须于签署本认购合同书时付清。首期房款：（约30%）151732元须于2015年6月5日前付清（含定金）。银行按揭：35万元整。”另外，第六条订明“乙方签定《商品房认购合同书》后，不得办理该商品房买受人的变更（包括加名、减名、更名）。”在认购书第二条付款方式右边有手写的“逾期付款取消优惠”字样。《旭涛华庭认购书》的首行“甲方（出卖人）”一栏填写了“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行“乙方（买受人）”一栏填写了“李银英、李国成”。落款处，旭涛公司在甲方处盖上“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房合同专用章”，李银英在买受人处签名并捺指模。
签订《旭涛华庭认购书》当日，李银英通过刷卡方式支付30000元给旭涛公司，旭涛公司出具《收据》（编号为：6024889），注明“今收到李银英、李国成交来下定金（定金不退回）”；2015年6月5日，李银英又通过刷卡方式支付101732元给旭涛公司，旭涛公司出具《收据》（编号为：6020813），注明“今收到李银英、李国成交来房款”；次日，李银英到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门支行通过现金缴款方式向旭涛公司名下银行帐户支付20000元，旭涛公司出具《收据》（编号为：6020815），注明“今收到李银英、李国成交来房款”；同年9月7日，李银英在旭涛公司提供的《销售变更申请单》上“原业主签名/申请人”落款处签上“李银英”、“李国成”的签名和捺指模，又在“现业主签名”落款处签上“李银英”的签名和捺指模。《销售变更申请单》上勾选了“减名”，并对房款支付方式进行变更。表格底部，有旭涛公司的工作人员写上“同日办理按揭款，过期加房价”字样。当日李银英又通过刷卡方式支付50000元给旭涛公司，旭涛公司出具《收据》（编号为：2028579），注明“今收到李银英交来房款”。
2015年9月10，李银英和旭涛公司就涉案预售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房价为501732元，并约定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内由出卖人向新会区房地产交易登记所申请登记备案。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涉案预售房屋作出粤房地预登会预字第20××68号《房地产预告登记证明》，预告登记权利人为李银英，登记时间2015年10月13日。
2015年11月15日，旭涛公司出具《告知书》，内容为“原购房人李银英、李国成二人购买单元，后改名为李银英个人购买，但李国成对改名事宜存有异议，提出并非其本人同意，于2015年11月13日到公司投诉，现公司已对该单元的一切手续停止办理……”，《告知书》盖上“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房合同专用章”并在落款处有“购房人签名：”一栏，李国成在该栏签名。
李国成向江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新会分中心提出涉案房屋产权异议登记，该分中心于2016年8月31日受理了李国成的申请。
另查明：2015年9月3日，李国成与李银英进行微信聊天，李国成发出内容为“间屋那里不需要我证件登记吗？到时怎搞房产证咖？没我资料到时你房屋发票怎写到我名与登记？”李银英回复内容为“需要你同我证件和证明才可以的，等你休息回来才同你商量。”、“知道你这几日心里烦着，所以等你休息回来，下星期才办理间屋的事，这俩日我只是在问签合同需要什么证件。”
李国成就涉案纠纷于2015年11月23日委托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书》，约定律师费13000元、杂费2000元，合共15000元。2015年11月25日，李国成支付律师费15000元。
李银英就涉案纠纷于2015年12月29日委托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6000元。2016年1月6日，李银英支付律师费6000元；李银英又于2016年9月26日委托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3000元。2016年9月26日，李银英支付律师费3000元。
又查明：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7日受理了李国成诉旭涛公司、李银英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后李国成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5）江新法民一初字第295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成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涉案《旭涛华庭认购书》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旭涛公司已按照约定收取了部分购房款，一审法院认定该认购书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李国成是澳门居民，本案为涉澳民事案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调整。
本案的主要问题：一、李国成是否《旭涛华庭认购书》的合同主体？二、《销售变更申请单》能否对李国成产生约束力？三、李国成主张李银英、旭涛公司协助李国成办理房地产预告登记，将座落于江门市××区会城城××103房屋预告登记到李国成、李银英名下是否有理？四、李国成主张的律师费15000元应否支持？五、李银英主张的律师费9000元应否支持？
一、关于第一个问题
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李国成主张其是《旭涛华庭认购书》的合同主体的事实成立，该认购书对李国成有约束力。理由如下：
首先，李国成与李银英之间构成委托关系。诉讼中，虽然李银英抗辩其与李国成仅有合作投资购房意向，并没有达成共同购房的实质协议，也不存在委托关系；但鉴于《旭涛华庭认购书》“乙方（买受人）”一栏已填写了“李银英、李国成”，而涉案房屋属于较大价值的财产，一般情况下公众处理该类财产都较为慎重，若进行合作投资通常都会签订相关协议，以明确出资份额和房屋归属等，在李银英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投资购房的协议，且如李银英所言双方只是邻居、朋友的关系，则其信任和密切关系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签订房屋认购书和支付部分购房款后才单方面决定李国成是否继续参与合作投资。故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李国成与李银英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李银英在认购书中已加入李国成的名字，嗣后又得到李国成的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的规定，李国成与李银英之间构成委托关系。
其次，李银英接受旭涛公司出具《收据》、《告知书》的行为，进一步印证其认可李国成为买受人的事实。案中，旭涛公司出具的三份《收据》均注明收到“李银英、李国成”两人交来的定金、购房款，《告知书》的内容也表述为“原购房人李银英、李国成二人”。而《收据》作为确认付款行为的重要凭证，一般情况下若付款人认为记载不当，均会及时提出修正，但李银英至始对此没有提出异议，甚至在后来收到《告知书》后仍没有提出认为存在记载不当的意见，由此可推定李银英实际上认可李国成与其作为履行购房人支付房款义务的事实。
二、关于第二个问题
李银英于2015年9月7日在《销售变更申请单》上“原业主签名/申请人”处由其一人签上“李银英”、“李国成”的签名和捺指模，又在“现业主签名”处签上“李银英”的签名和捺指模。对此，李国成认为李银英的该行为没有取得李国成授权同意，而且李国成是在几个月之后才得知此事；李银英亦确认没有取得李国成同意，并认为没必要告知李国成。一审法院认为，代理人应履行职责，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权益，案中，李银英未经李国成同意将涉案房产的买受人从李银英、李国成两人改成李银英一人，明显是损害李国成权益的行为，事后亦没有取得李国成的追认同意。对此，虽然旭涛公司抗辩李银英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销售变更涉及对李国成权利的处分，在旭涛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有充分理由相信李银英有权处分李国成权利的情况下，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而且《销售变更申请单》是旭涛公司提供的格式样本，李银英签下“李国成”的签名和捺指模时旭涛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场，不同于正常情况下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代理行为时签署代理人本人名字的情况，故李银英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属无权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依法不对被代理人即李国成产生效力。故一审法院认为李银英出具《销售变更申请单》对李国成没有约束力，不能产生李国成不再是涉案房屋买受人的法律后果。
三、关于第三个问题
李银英与旭涛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旭涛公司为李银英申请办理了粤房地预登会预字第20××68号《房地产预告登记证明》。虽然《旭涛华庭认购书》签订后，李国成没有与旭涛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已认定该认购书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故此，旭涛公司在李国成是《旭涛华庭认购书》的合同主体之一的情况下，应协助李国成办理房地产预告登记；而因涉案房屋已预告登记权利人为李银英，李银英亦应协助李国成办理房地产预告登记。故此，一审法院对李国成请求李银英、旭涛公司协助将座落于江门市××区会城城××103房屋预告登记到李国成、李银英名下的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旭涛公司辩称李国成的上述诉讼请求应以李银英、旭涛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为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李国成主张李银英、旭涛公司协助办理涉案房屋预告登记至李国成和李银英名下是基于签订了《旭涛华庭认购书》和旭涛公司已经收取了房屋首期款，李银英、旭涛公司须继续履行《旭涛华庭认购书》而产生的义务。至于李银英、旭涛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整。一审法院认为，李银英、旭涛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均不影响李银英、旭涛公司应履行协助李国成将涉案房屋预告登记到李国成、李银英名下的义务。因为：第一、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则李银英、旭涛公司应继续履行《旭涛华庭认购书》，协助将涉案房屋预告登记到李国成、李银英名下；第二、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因李银英、旭涛公司既是《旭涛华庭认购书》的主体，也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体，在《旭涛华庭认购书》签订在先的情况下李银英、旭涛公司仍签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明显损害李国成合法权益的行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旭涛华庭认购书》合法有效、签订在先、旭涛公司收取了首期购房款、涉案房屋没有交付使用、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情况下，李银英、旭涛公司则应协助李国成将涉案房屋预告登记到李国成、李银英名下。对旭涛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四、关于第四个问题
李国成认为因李银英、旭涛公司的行为造成其存在律师费15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4000元的损失，遂在本案中主张李银英、旭涛公司予以赔偿。李国成主张李银英、旭涛公司赔偿其支出的律师费15000元，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李国成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4000元，因李国成没有举证证明上述费用的支出，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
五、关于第五个问题
李银英主张李国成支付律师费9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国成提起诉讼、变更诉讼请求是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故此，李银英该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银英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20日内协助李国成将座落于江门市××区会城城××103房屋预告登记到李国成、李银英名下。二、驳回李国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李银英的诉讼请求。如果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银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本案本诉受理费200元（已减半计算），由李国成负担150元，江门市新会区旭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银英共同负担50元；反诉受理费25元（已减半计算），由李银英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李银英的上诉主张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李国成是否属于购房合同的权利主体之一。
李银英上诉称《旭涛华庭认购书》是李银英与旭涛公司签订的，购房款也是由李银英全部支付的，李国成从未参与过购房过程，也未曾有任何授权委托李银英购房一事，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国成是认购书的合同主体之一，该认购书对李国成有约束力是错误的。首先，本案中，《旭涛华庭认购书》中记载“乙方（买受人）”一栏为“李银英、李国成”，旭涛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6月5日、6月6日出具的三份《收据》均注明收到“李银英、李国成”两人交来的定金、购房款，由此可见，旭涛公司对涉案房屋的购买人为李银英、李国成两人是认可的，而李银英对旭涛公司在《收据》中记载两人为购买人时并没有及时提出异议，可推定李国成实际上参与了购房，李银英认可李国成与其共同履行购房义务的事实。其次，因房屋的价值较大，如属个人投资购房，则没有必要在购房合同加上他人的姓名；如合作投资购房，则双方应有合作的协议或口头约定，双方也应有看房、商议价格、购房等整个合意的过程。而李银英在本案中既主张李国成在整个购房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又主张双方有合作投资购房的意向，其待观察李国成是否有足够资金再考虑加上其姓名，其主张前后矛盾。如果李银英主张自己投资购房，李国成在整个购房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则《旭涛华庭认购书》、《收据》中不可能出现李国成的名字；如果李银英主张双方有合作投资购房的意向，其待观察李国成是否有足够资金再考虑加上其姓名，则证明如李国成所述，双方共同购买涉案房屋，李国成是购房合同的主体之一；而不可能在签订房屋认购书和支付部分购房款后，李银英单方面决定李国成是否继续参与合作投资。第三，双方均陈述两人为朋友关系，李银英主张两人只是邻居、朋友关系，李国成不可能委托其购买房屋，李国成则主张两人为亲密的朋友关系，其出资委托李银英购买房屋。如果李银英主张两人仅为邻居、朋友关系，合作购房属于投入较大的决定，其理应非常谨慎，其不清楚李国成是否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就在《旭涛华庭认购书》上写上李国成的名字，并不符合常理。而李银英在认购书写上李国成的名字，表明双方确有共同购房的意思表示，李国成事后也予以认可，李国成也一直主张双方共同购房，因此，两人构成共同购房的法律关系。综上，李国成、李银英共同购房，李国成应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之一。李银英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银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李银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敏忠
审 判 员 李雁羽
代理审判员 伦卿兰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钟宏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