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96民终18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汉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寺南里**号天华公馆***室。法定代表人:苏晓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懿柞，北京市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昌义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云逸路8号。法定代表人:符文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符策高，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雄，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汉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汉博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文昌义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方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7）琼9005民初151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汉博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懿柞、被上诉人义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汉博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义方公司给付所欠律师费110万元及利息103145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但一审判决又另认定合同中约定的160万元律师费过高，显然相互矛盾，同时也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违反了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规定。二、上诉人收取律师费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理由正当。上诉人是在考虑案件处于申请民事再审的实际情况和阶段，依据《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收费标准》）第五条的规定和《声明》3的授权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后，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确定收取律师费160万元的。《收费标准》第五条规定：”下列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协商不成的，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一）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二）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三）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上诉人受托代理的案件不仅有原告、被告，还有第三人，可谓法律关系复杂。代理律师从北京到文昌、从文昌到北京、从北京到深圳、从深圳到文昌、从文昌到深圳多次往返，路上用掉的时间就远远多出同类案件的许多倍。况且，自代理律师介入该案件后，阅读、分析、研究、筛选委托人提供的三档案袋案件资料、委托人发给最高法院的相关附件、委托人原委托律师寄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及附件、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复印的全部卷宗材料委托人提供的向省人大和有关公安机关对詹仁声的举报材料；另从委托人处收集了很多资料，为组织证据材料和形成再审申请书做准备。案件涉及的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原告提供的证据《声明》足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前面四位律师均没能做到该案件让最高法院受理，才轮到我第五位律师出场。如果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的话，那么显然轮不到我第五位律师出场了。因委托人是香港自然人独资企业，按照港、澳、台归类于涉外案件的划分，该案属于涉外案件，且该案一审为中级法院受理，所以构成了重大涉外案件或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具备按北京市司法局上述规定标准收取律师费，计算方法是依据该指导标准的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以涉案标的额29158431.51元为基数，算出一般标准（规定收费标准）的数额后再乘以5倍，等于403.584315万元，所以，在403.584315万元范围内收取律师费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理由正当，而且160万元不到最高值403.584315万元的一半。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收取律师代理费160万元过高明显错误，也违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三、一审以《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代理费并无支付利息的约定”，以此不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主张被上诉人应支付103145元利息的请求，违背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先付费后代理是一般代理的规矩和特点，《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被上诉人）向乙方(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用160万元；付款方式为乙方在确认收到甲方付款后开始服务。自该合同订立时起，被上诉人就负有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160万元的合同义务，不予支付就是违约，应当承担未付律师费的利息损失。因此，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主张由被上诉人承担逾期支付律师费期间的利息损失，应当予以支持。四、代理人已履行了全部义务。（一）《声明》是被上诉人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该声明十分明确的确认”继续全权委托汉博律所律师王懿柞代理申请民事再审案件全部事项”。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授权只是申请民事再审阶段或部分。申请民事再审，顾名思义是指再审审理之前的诉讼活动或法律行为。故而，申请永远是主旨，代理只在申请中。那么，代理人申请义务履行完后，申请民事再审案件代理权自然失效、代理义务法定终结。至于能否撤销原判、能否进入实体审理阶段、能否改判等，概与代理人无关。换而言之，代理人申请义务履行完毕后，进入再审和不进入再审皆与代理人无关。（二）《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约定：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包括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撤诉及调查结案等）止。这一约定清楚的证明了代理义务终结的事由和节点。二〇-五年六月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920号的送达是代理人履行了全部义务的终结标志，因此，本案代理终结。五、一审判決存在下列诸多与合同事实和法律法规不符的错误。裁定送达之时即是申请民事再审案件代理终结之日，不管结果是裁定再审，还是裁定驳回申请，都应当照付约定的对价160万元支付代理费，如果是进入实体审理，代理费显然远不止160万元。综上，一审判决做出”对于汉博律所诉讼请求中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的结论，明显缺乏证据；望二审法院查实后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义方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160万元律师代理费超过政府指导价范围，超过部分的律师代理费不应得到支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上诉人代理的答辩人再审案件涉案标的额为29158431.51元，根据2010年5月5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印发的京发改[2010]651号《收费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和《收费标准》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计算标准，上诉人代理该案件实行政府指导价，收取的律师代理费总额不应超过807168.63元。本案，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为160万元，明显超过政府指导价范围，超过部分属于非法收费，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二）上诉人辩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是按照《收费标准》第五条的规定计取的。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收费标准》第五条规定”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的三种情形均不适用于本案。具体分析如下：1.上诉人代理的案件不符合”案件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情形。首先，上诉人代理的答辩人再审案件是一起普通的合作合同纠纷，上诉人受委托之前，答辩人已经委托其他律师代理过该案，上诉人指派的代理律师是在前期律师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整理、补充材料，律师办案时间不仅没有明显高于同类案件，事实上正是由于前期律师代理，上诉人指派律师办案时间反而少于同类案件；其次，上诉人律师参与的再审立案审查活动实行书面审理，工作量明显少于开庭审理的诉讼程序。因此，上诉人主张其代理该案件属于”案件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高于同类案件”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代理的案件不符合”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情形。上诉人代理的案件是一件普通的民事纠纷，不涉及疑难专业问题。答辩人于2013年4月10日以邮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时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设立巡回法庭，递交材料颇费周折。2015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深圳市挂牌成立，受理包括海南省在内的四省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2015年4月7日，上诉人指派律师代理答辩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申请再审。因此，上诉人代理的答辩人再审案件之所以长期未能立案审查是法院内部原因造成，与代理律师水平无关，更不涉及疑难专业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代理该案件属于”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上诉人代理的案件不符合”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包括”（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上诉人代理的答辩人再审案件中没有涉外因素，不属于涉外案件，也没有重大社会影响。因此，上诉人主张其代理该案件属于”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未完成答辩人的委托事项，没有实现答辩人合同目的，上诉人要求支付尚欠律师费110万元及利息103145元没有依据。1.答辩人之所以委托上诉人代理再审案件，目的是希望经过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以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该案的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决，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经上诉人代理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9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不予再审，驳回了答辩人的再审请求，最终没有实现答辩人合同目的。因此，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既然上诉人的代理工作没有实现撤销原判决的合同目的，答辩人就不应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2.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的约定，上诉人代理答辩人与詹仁声、郑莹合资合作房地产开发合同再审纠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民事再审分为立案审查和再审审理两个阶段，人民法院立案审查认为原判决存在错误的，就会依法裁定再审并另行组成合议庭按照二审程序审理案件；相反则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终止再审程序。由此可见，《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上诉人代理工作包含两部分即立案审查和再审审理。但是，经上诉人代理后，该案件在立案审查阶段就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没有进入再审审理阶段，上诉人只完成了一部分代理工作，工作时间也明显少于其他的诉讼程序。如前所述，按照北京市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上诉人最多收取律师代理费807168.63元，答辩人己支付上诉人律师代理费50万元，上诉人要求支付尚欠110万元律师费没有依据。3.《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约定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具体时间，也没有约定如何计算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自上诉人起诉要求付款之日起计算未付款利息是合理的，上诉人要求支付103145元利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汉博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义方公司给付所欠的律师费110万元及给付相应利息1031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义方公司与詹仁声、郑莹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4日作出（2011）琼民一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三项为：”文昌义方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詹仁声偿付项目合作利润款29158431.51元。”义方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委托汉博律所王懿柞律师于2015年4月7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予以立案。2015年4月17日，义方公司（甲方）与汉博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特指派王懿柞律师作为甲方与詹仁声、郑莹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再审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第五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律师的代理权限为：代为起诉、出庭、进行和解，提起上诉、承认或变更诉讼请求、领取法律文书等。”该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用160万元；乙方在确认收到甲方付款后开始为甲方服务......”。2015年6月8日，义方公司向汉博律所王懿柞律师在光大银行账号×××转账支付律师代理费50万元。2015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9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义方公司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义方公司与汉博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是否过高，义方公司是否应该支付相应的律师费及利息。义方公司与汉博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从《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看，汉博律所获得全额代理费的对价是其全程代理义方公司与詹仁声、郑莹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的再审诉讼。但在再审审查中，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裁定驳回义方公司再审申请，委托合同因驳回再审申请而自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鉴于该案件并未进入再审的实体审理阶段，考虑汉博律所为案件付出一定劳动的事实，并结合当地律师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收费的一般标准，酌定汉博律所在申请再审案件中收取的代理费以再审案件涉案标的额29158431.51元的比例进行收费为宜，即：10万元以下的部分（含10万元）比例为10%，10万元×10%=1万元；1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比例为6%，（100-10）万元×6%=5.4万元；1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比例为4%，（1000-100）万元×4%=36万元；1000万元以上比例为2%，（2915.843151-1000）万元×2%=38.31686302万元；合计1万元+5.4万元+36万元+38.31686302万元=80.71686302万元，扣除义方公司已经支付的50万元，义方公司尚应向汉博律所支付307168.63元，对汉博律所诉讼请求中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关于汉博律所要求义方公司支付103145万元利息的问题。鉴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代理费用未约定利息的事实，案涉307168.63元代理费应自汉博律所主张给付时起计算逾期利息，即义方公司应自汉博律所起诉时即2017年6月5日计算至债务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义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汉博律所支付拖欠的律师代理费用307168.63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7年6月5日计算至债务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汉博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14.15元，由原告汉博律所负担5819.16元，被告义方公司负担1994.99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也均无新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义方公司与汉博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包括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撤诉及调查结案）止。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合法属有效合同正确，二审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双方二审提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需要解决的争议问题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是否过高、汉博律所请求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额律师代理费能否予以支持？经审查，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双方在诉讼中陈述的事实来看，义方公司作为委托方与汉博律所作为受托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是汉博律所律师作为代理人代理义方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就义方公司与他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二审生效案件存在的问题提供再审律师专业代理意见。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明确约定，合同的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至案件终结，且特别说明案件终结包括判决、调解、案外和解等；据此可见，义方公司委托汉博律所律师代理申请再审的本意和目的是进入再审程序并得到实体处理上的一个判决结果，但最高人民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就裁定驳回了义方公司的再审申请，并未进入实质的实体再审审理，仅是进行了程序审理。因此，委托代理申请再审得到的最终结果并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本意和目的，履行代理合同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因此，汉博律所请求得到合同约定的全额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汉博律所所在注册地区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汉博律所律师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并未完全达到合同目的的事实，确认汉博律所应得律师代理费为807168.63元，与汉博律所律师代理义方公司申请再审的实际付出相适应，也符合公平原则。故一审判决在义方公司先前已支付了50万元代理费的基础上，判决义方公司再向汉博律所支付307168.63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汉博律所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59.76元，由上诉人北京市汉博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东史审 判 员 吴罗南审 判 员 林芝静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婷婷书 记 员 陈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