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藏民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云，男，1973年8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重庆市江县古南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7783518411T。
法定代表人：肖永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明，男，1982年3月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金乙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区拉萨市北京西。
法定代表人：杨国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怡，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芳，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西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怡，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上诉人贺云因与被上诉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公司）、被上诉人西藏金乙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乙公司）、杨国芳第三人撤销之诉，不服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藏01民撤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贺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金乙公司、杨国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怡到庭�加诉讼。巨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云上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部分的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依法予以维持。二、一审法院避重就轻，无意或有意地回避本案《协议书》核心内容，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认定错误。1．贺云在本案中请求撤销的是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即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诉西藏金乙工贸有限公司及杨国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中，金乙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协议书》及附属投入汇总表，并据此提起反诉，本案一审中，贺云也以此为依据提起撤销之诉，可见该《协议书》在这个案件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但法庭对此《�议书》却以“巨龙公司全面不予认可，金乙公司虽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但却认可其真实性”为由不予采信，偏离了本案的正确方向，是极不负责任的。2．就《协议书》的主体看，有巨龙公司(起草)，有金乙公司，还有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且有派出所作为见证方，三方主体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主体清楚、明确。3．就《协议书》的内容看，解决的是贺云投资形成的碎(片)石厂财产收购、投资人退场、投资款、设备款、成品半成品石材款支付、不支付款项的违约责任、垫付款的返还等投入资产的核实事项以及金乙公司的遗留问题。确认了巨龙公司与贺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约定不违反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且约定各方对《协议书》内容均正确理解，意思表示真实。4．就巨龙公司表述在《协议书》上法定代表人未签字，公司未盖章，不具法律效力的意见看�是对《协议书》的歪曲和无视。吴洪系该《协议书》中列明的巨龙公司协调部部长，其在《协议书》及附属的汇总表上的签字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其签字行为对贺云等投资人亦构成表见代理。另巨龙公司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承认该《协议书》系他草拟，那么又怎么会不知道《协议书》签约的背景和来龙去脉，签署协议是件严肃的事情，更何况该《协议书》已得到上诉人等切实履行。因此，该三方所签《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应予确认。这不仅是解决本案争议的事实基础，也是解决本案的核心问题，不可回避。
三、贺云享有《协议书》中部分资产的财产权，《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内容侵犯了贺云的财产权利。1．金乙公司在《反诉状》中明确，因其与巨龙公司具有渊源，得到了碎(片)石厂的开采、加工权利。但是由于金乙公司无资金运作，遂找到贺云等投资人合作开采，由贺云等投资人投资成立了五个碎(片)石厂，共同分享利益，即金乙公司与六个投资人分别成立了片石厂或碎石厂。每个厂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由投资人投资并组织生产，产品由金乙公司对外销售。这些片石厂或碎石厂与金乙公司之间既无财产隶属关系，也无行政隶属关系，是由金乙公司与投资人合作下的独立核算的实体，此点事实必须加以明确，不能混淆，也不能把金乙公司与投资人和金乙公司共同合作形成的片石厂或碎石厂等同起来，它们相互之间分属不同的主体，也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2．在《协议书》签订之前，巨龙公司与投资人之间不具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在《协议书》签订之后，双方形成了直接的法律关系，巨龙公司收购了贺云的财产，贺云撤离矿区，巨龙公司根据书面评估结果�付贺云石材款、投资款、设备款等。如不支付，则须向贺云支付违约金。而不是将上述财产款项支付给金乙公司，也不向金乙公司支付违约金。这就明确了贺云是涉案资产的所有者，对此享有财产权利，也就是说巨龙公司对贺云投资的事实是知晓的。3．无论是一审还是一审，在贺云及金乙公司均提供《协议书》的情况下，都不将《协议书》当作一回事，视而不见，认为巨龙公司不知晓上诉人具有投资的事实，否定上诉人的财产权利，作出侵犯上诉人财产权利的《民事调解书》及一审判决，离开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4．既然贺云已列为《协议书》的一方主体，并亲自签字确认，进一步证明在签订《协议书》及调解时，上诉人并未授予金乙公司任何代为处置涉案资产、达成调解协议和代收投资款项的权利，相反，《协议书》约定了巨龙公司逾期解决问题应向本案上诉人等六位投资人承担的每日3‰违约责任，证明《调解书》内容有违法律规定并侵犯第三人合法权利，应予撤销。因此，上诉人系《协议书》的当事方，与金乙公司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同时，巨龙公司实际知晓贺云等六人参与投资并对涉案资产享有所有权的事实。贺云享有《协议书》中部分资产的财产权利，该财产权利非经上诉人委托确认，任何人无权对此进行处分。
四、一审过程中金乙公司提出了反诉，并提交了《协议书》，那么在明知涉案资产权属为案外人所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理应依职权追加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的审理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严重的违反了法定程序。
五、一审判决对低价处理、恶意串通等焦点问题的认定，也不妥当。因其均属�非核心问题，在此不一一说明理由。随着本案核心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综上，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无权处分贺云的资产，巨龙公司在明知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无权处分的情形下与其达成《民事调解书》，实属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权益。这一错误的《民事调解书》，理应被依法撤销。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金乙公司与杨国芳答辩意见一致。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贺云主张撤销调解书，是否有撤销的主体资格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杨国芳及金乙公司在原审案件涉诉后，贺云并未参加诉讼。关于贺云二审的上诉请求其提交的证据也证明不了该主张，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予以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巨龙公司未出庭应诉，向法庭提交了答辩意见。辩称，一、巨龙公司与贺云并未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巨龙公司因矿区建设需要大量石材，为降低建设成本，2013年初巨龙公司将自有矿区内(驱龙矿区)生产石材加工项目交于金乙公司而在此后的合作过程中，巨龙公司都是和金乙公司进行对话，并未与贺云有过经济往来，贺云也无任何证据证实曾以合伙人或合作人的身份与巨龙公司产生经济往来。贺云提到的金乙公司与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共同出资建立五个碎石场，场内所有资产，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均系贺云等六位投资人自行购置。对此，巨龙公司并不了解详细情况，也不对此发表任何言论。而贺云由于与金乙公司的经济纠纷问题将巨龙公司作为被告是毫无法律依据的。二、贺云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协议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贺云在上诉状中提到巨龙公司、金乙公司、杨国芳及原告等六位投资人在见证方(金珠西路派出所)的见证下于2014年12月22日达成《协议书》，对此，巨龙公司表示否认。在此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巨龙公司并未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文件，亦未盖章或由法人签字。此协议是由金乙公司与贺云签订，并不能对巨龙公司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由此得来贺云的主体身份巨龙公司也表示否认。三、《调解书》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协商然后裁定作出，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调解书》由原审当事人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杨国芳经过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从形式上看，该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是对其诉讼权利义务的处置；从内容上看，其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贺云一直称原审中法院未征求贺云的意见便同意了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达成的协议，所以此协议无效。而事实是贺云并非原审当事人，亦未在原审中申请参加诉讼，且并非原审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所以在调解时无需征求贺云的意见。《调解书》中将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所属碎石厂全部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成品石料、零散配件物资折价为21，000，000.00元整是由专业的人员进行资产评估后得出的结果，并非像贺云所说“远低于其实际价值”。而且贺云在上诉书中提到的“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杨国芳恶意串通”，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
综上所述，巨龙公司认为贺云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贺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调解书内容损害了贺云的合法利益，将其名下资产纳入调解书内容随意处置，违反了法律程序。一审当事人在调解主文中达成以下内容：“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结算，将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所属碎（片）石厂全部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成品石料（含半成品）零散配件物资、施工单位所欠货款等（含全部设备及工程款、施工单位欠货款等）折价为21，000，000.00元整”。该调解内容严重侵害了贺云的合法权益，理由为：1、上述碎（片）石厂（两个片石厂、三个碎石厂）系贺云及李俊等六位投资人实际修建，并非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所有。因巨龙公司矿区建设需要大量石材，为降低建设成本，巨龙公司决定在自有矿区内（驱龙矿区）生产石材加工项目。2013年初，巨龙公司将案涉的石材加工项目交予金乙公司实施，后金乙公司与本案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合作，由本案贺云等六位投资人投资建设五个碎（片）石厂，并约定在建成后将石材交给金乙公司对外销售。随后本案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共同出资建立了上述五个碎（片）石厂，厂内所有资产、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等均系贺云等六位投资人自行购置，厂内成品及半成品都是由贺云手下工人自行生产的。调解书中，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及杨国芳约定将上述贺云等六位投资人所有的资产折价为21，000，000.00元整，该价格明显低于其实际价值，一审法院在未确认资产权属及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就确认了上述折价，明显违反了法律程序，严重损害了贺云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无视重要证据，未通知涉案标的物的合法所有者参加庭审便随意确认调解内容，明显损害了第三人合法权利。⑴2014年10月，巨龙公司强行终止了与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及金乙公司的上述合作，此时，贺云等六位投资人生产的石材大部分尚未销售并囤积在石材厂，且工人工资、运费等都未支付，造成了工人上访等事件。为了便于处理终止合作后的相关事宜，巨龙公司、金乙公司、杨国芳及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在见证方（金珠西路派出所）的见证下，于2014年12月22日达成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已明确了贺云等六位投资人的主体身份，约定了巨龙公司应在2015年1月20日前完成工地的接收事项及投资人投资款等遗留问题，并约定了现场清算应以巨龙公司、金乙公司及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三方共同书面认可的清算文件为准，如有逾期，违约方需按投资方投资金额日息3‰支付利息。⑵贺云、金乙公司及巨龙公司三方法律关系的认定。《协议书》签订前，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以自有资金、设备、人员等，出资建成碎（片）石厂，金乙公司负责销售，双方从出卖的产品中分成，从法律关系上看，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与金乙公司之间系合作或合伙关系，与金乙公司并非隶属关系，由于金乙公司负责销售，所以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并未与巨龙公司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但是，签订《协议书》后，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与巨龙公司已形成了直接的法律关系，即通过《协议书》的约定，已明确了贺云作为投资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巨龙公司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在投资人及其所属工人搬离矿区后按照约定的方式向投资人直接支付各项投资款项，而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则按照《协议书》约定处理部分涉及工地接收、现场清算及处理矿山遗留问题，金乙公司与杨国芳无权直接处置资产和代收投资款。至于金乙公司在投资款收回后是否�与分成、分成多少，那是金乙公司与六位投资人之间约定的事，与巨龙公司无关。⑶该《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是认定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合法权利的重要证据，但一审法院却在完全知悉该《协议书》的情况下同意了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恶意串通达成的调解内容（金乙公司反诉时已向法院提供了该《协议书》），严重损害了贺云等六位投资人的合法利益。通过《协议书》可以确认，《协议书》由三方达成，并非只有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一审法院有何权利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组织调解？况且，既然原告已列为《协议书》的一方主体，并亲自签字确认进一步证明在签订《协议书》及调解时，贺云并未授予金乙公司任何代为处置案涉资产、达成调解协议和代收投资款项的权利。相反，《协议书》约定了巨龙公司逾�解决问题影响本案贺云等六位投资人承担的日息3‰的违约责任，证明《调解书》内容有违法律规定并侵犯第三人合法权利，应予撤销。3、《调解书》中其他内容也严重侵犯了贺云的合法权利。⑴《调解书》主文第一页中，金乙公司向巨龙公司借支款项的用途和金额均只有金乙公司的“自认”，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那么法院在贺云等六位投资人未参加、未同意、未委托、未追认的情况下就予以确认的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⑵《调解书》主文第三项中，杨国芳本人从王平处借支的1，241，149元实属杨国芳的个人借款，如何能在本案中抵扣？无论该借款是个人借款还是公司借款，欲在《调解书》中予以确认，按照法律程序是不是该让王平本人出面确认一下？出借人本人都没有被列为《调解书》的主体，其债权又怎么能直接列入调解内容中予以约束呢？另外，贺云等六位实际投资人都没确认过的借款，如何判断该借款是用在了石材厂？⑶《调解书》主文第五项，既然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为碎（片）石厂的投资人、建设方和所有者，那么金乙公司和杨国芳有何权利将厂内全部相关设备、设施工具及成品石料（含半成品）再次向巨龙公司交付呢？法院又有何证据确认上述物品属金乙公司和杨国芳所有？二、《调解书》内容严重超出一审诉讼请求内容，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调解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1、一审中，巨龙公司诉讼请求主要内容为判令金乙公司及杨国芳返还向巨龙公司借支的款项并清理场地，但最终调解内容却涉及了碎（片）石厂所有权的归属、清算价值的确认、借支款项的确认及碎（片）石厂所有物品整体折价出让等诉讼请求之外的内容。虽然人民法院可以允许双方当事人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调解，但调解的内容绝不能侵害案外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更不能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本案中，法院明知巨龙公司、金乙公司及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关于碎（片）石厂相关事宜的处理已达成了《协议书》，且碎（片）石厂系贺云等六人实际投资建成，那么就不应该允许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及杨国芳超出原诉讼请求就贺云等六人实际所有的资产肆意折价、处置。2、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依法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在2015年1月20日前一直合法占有着碎（片）石厂内的所有资产，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等均系贺云等六位投资人自行购置，厂内成品及半成品都是由贺云手下工人自行生产的，怎么会经过调解书�确认至他人名下了？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及相关法律程序的几点意见。1、金乙公司在一审反诉巨龙公司时，反诉状中已指明碎（片）石厂系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共建，并向法院提交了与巨龙公司和贺云六位投资人签署的《协议书》，那么在明知涉案资产权属涉及案外人的情况下，理应追加贺云等六位投资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二）侵害案外人利益的。一审《调解书》明显有违上述法律规定，理应撤销。
巨龙公司辩称，一、贺云提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做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于2015年9月11日下达并已生效，且贺云对上述事实亦早已知悉，但直至2016年8月19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巨龙公司与贺云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巨龙公司因矿区建设需要大量石材，为降低建设成本，将自有矿区内生产石材加工项目交予金乙公司施工。而在此后的合作过程中，巨龙公司都是和金乙公司进行合作，并未与贺云有过任何往来。贺云提到的金乙公司与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共同出资建立五个碎石厂，厂内所有资产、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均系贺云等六位投资人自行购置，对此，巨龙公司并不了解详情，也不对此发表任何言论。贺云因与金乙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纷问题而将巨龙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无任何法律依据。三、贺云在起诉状中提到的《协议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在起诉状中提到“巨龙公司、金乙公司、杨国芳及贺云等六位投资人在见证方（金珠西路派出所）的见证下于2014年12月22日达成《协议书》”，对此，巨龙公司予以否认。在此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巨龙公司并未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文件、亦未盖章或者由法人签字，此协议并不能对巨龙公司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四、调解书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双方协商后作出，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调解书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是双方当事�的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书中将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所属碎石厂全部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成品石料、零散配件物资以及施工单位所欠货款折价为21，000，000元是由专业的人员进行资产评估后得出的结果，并非贺云所说“远低于其实际价值”，贺云在起诉书中提到的“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杨国芳恶意串通”系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
金乙公司辩称，贺云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请。
杨国芳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法庭提交答辩意见及任何证据。
第三人起诉撤销的裁判文书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和裁判结果：巨龙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金乙公司、杨国芳在7日内搬离巨龙公司驱龙矿区，并自行清理相关设备及财产等；2、判令金乙公司、杨国芳返还巨龙公司借支的工程款、基础设施费用、材料设备款、机械款、机械租赁运输款及民工工资款等共计14，362，765元整及因此产生的相关利息。由金乙公司、杨国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判令金乙公司、杨国芳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5年5月13日，巨龙公司撤回了请求判令金乙公司、杨国芳在7日内搬离巨龙公司驱龙矿区，并自行清理相关设备及财产的诉讼请求。2015年6月10日，金乙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反诉状，请求：1、判令巨龙公司将其代付的民工工资8，662，765元，设备款等4，200，000元，共计12，862，765元，从巨龙公司驱龙矿区石材工程项目转让款、设备款等款项中扣除；2、判令巨龙公司扣除借支款1，500，000元后，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200，000元；3、判令巨龙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做出（2015）拉民一初字第19-1号民事裁�书，裁定不予受理金乙公司对巨龙公司的反诉。金乙公司不服该裁定，于2015年7月23日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7日做出（2015）藏法民二终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金乙公司撤回上诉。之后，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结算，确认金乙公司及杨国芳从巨龙公司借支用于工程款、基础建设费用、材料设备款、机械款、机械租赁运输款及民工工资等共计11，862，765.00元；二、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结算，将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所属碎（片）石厂全部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成品石料（含半成品），零散配件物资，施工单位所欠货款等（含全部设备及工程款、施工单位欠货款）折价为21，000，000.00元整；三、由巨龙公司向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支付21，000，000.00元整作为上�第二条中碎（片）石厂全部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成品石料（含半成品），零散配件物资，施工单位所欠货款等的收购款；四、经抵扣金乙公司及杨国芳从巨龙公司借支的11，862，765.00元和杨国芳从王平（巨龙公司工作人员）处借支的1，241，149元后，巨龙公司应向金乙公司和杨国芳支付7，896，086.00元，其中1，500，000.00元于2015年9月16日之前支付，余款6，396，086.00元于2015年10月30日之前付清。如巨龙公司逾期支付，则需向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五、金乙公司及杨国芳应当于2015年9月15日之前将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所属碎（片）石厂的全部相关设备、设施工具、生活设施，成品石料（含半成品），零散配件物资等向巨龙公司交接完毕；六、金乙公司、杨国芳与巨龙公司就金乙公司及杨国芳所属碎（片）石厂所有结算事宜已�理完毕，所有权利义务已做最终处分，不再有其他争议。案件受理费107，976.59元，减半收取53，988.29元，由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贺云向一审法院提交《协议书》原件一份、《金乙工贸有限公司甲玛项目投入汇总表》复印件一份、《西藏金乙工贸有限公司下属片石一厂建设及投入费用》复印件一份，《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文件》（藏巨龙[2014]11号）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在《协议书》中签字的“吴洪”系巨龙公司员工，（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中涉及的部分财产属于贺云，贺云与金乙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并不是金乙公司的下属单位，且贺云也并没有委托金乙公司代为收取款项。金乙公司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效力不予认可，对《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文件》、《金乙工贸有限公司甲玛项目投入汇总表》、《西藏金乙工贸有限公司下属片石一厂建设及投入费用》不予认可；巨龙公司对贺云提交的这几组证据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贺云提交的这几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投入资产的事实，也无法证实其投入的资产数额，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金乙公司、巨龙公司、杨国芳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另，贺云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向拉萨市信访局调查了解其连同张力方、胡金生等人于2016年5月5日一起到拉萨市信访局提起信访的相关情况。经一审法院向拉萨市信访局核实，张力方上访反映：上访人与胡金生分别于2013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及2014年8月12日至11月4日在巨龙公司（金乙工贸公司）片石厂做工，现拖欠上访人等2人机械款236，000.00余元，请求协调解决。胡金生上访反映：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1月18日在拉萨市柳梧新区加央采石场厂房建项目，供应片石及爆破工程，涉及南北环项目，拖欠民工工资，涉及民工4人。信访局答复称“因金乙公司与巨龙公司撤场补偿款项中一部分属涉法涉诉案件，现需核实涉法涉诉款项中是否涉及到你的工程款后，协调解决”。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实贺云在信访局上访的事实，且信访局对上访人答复称有关案件涉法涉诉，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云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及其申请撤销的调解书是�违反法定程序并损害到贺云的利益、应否撤销。分析如下:关于贺云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贺云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欲证实其于2016年5月向拉萨市信访局信访时才得知（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的存在，并得知该调解书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为2016年5月，其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六个月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贺云并未参加一审案件的审理，不知晓（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调解书的主张符合情理，一审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贺云知晓该调解书的具体时间。现主张其于2016年5月5日向拉萨市信访局提起信访，根据信访部门的答复方才知晓一审案件已调解的事实，并于2016年8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已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贺云的起诉未超过六个月的诉讼时效，故对一审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贺云申请撤销的（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并损害到其利益，应否撤销的问题。（1）贺云主张一审中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贺云自称其投资修建的片石一厂，位于巨龙公司驱龙矿区内，但金乙公司对其所称的投资的事实不予认可，贺云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与金乙公司之间系合伙或合作关系；贺云提供的证据名称之一为《西藏金乙工贸有限公司下属片石一厂建设及投入费用》，在《协议书》中虽列明了贺云是投�人，但其身份却是金乙公司的下属，贺云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巨龙公司知晓其有投资的事实；巨龙公司一直是与金乙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与贺云之间并未产生直接的关系，贺云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曾以合伙人或合作人的身份与巨龙公司产生过经济往来。因此，贺云称一审中被告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调解协议，是恶意串通的行为，无事实依据；（2）贺云主张一审中金乙公司与巨龙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中将资产折价明显低于实际价值，且调解内容超出了一审诉讼请求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一审中的当事人是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杨国芳，调解协议是当事人经过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调解协议的内容超出了一审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从形式上看，该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是对其诉讼权利义务的处置；从调解内容上看，其内容并未违反相关�律法规的规定。调解协议的内容及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双方确定的财产折价是否低于其实际价值，并不在法院审查的范围之内。（3）贺云主张一审中法院未征求贺云的意见便同意了金乙公司与巨龙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违反了法定程序，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贺云并非一审中的当事人，亦未在一审中申请参加诉讼，从一审中原被告双方的起诉与答辩内容上看，本案贺云并非一审中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无法定义务通知贺云参加一审庭审，一审在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时，无需征求案外人的意见。故一审法院对贺云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贺云申请撤销（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民事调解书的理由不充分，证据不充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贺云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调解书是否侵犯了贺云的利益。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贺云关于2014年12月22日在金珠西路派出所的见证下所签订的《协议书》，由甲方巨龙公司、乙方金乙公司、投资方贺云等六名代表签字确认，《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的主张，本院对该《协议书》签订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协议书》中关于投资方的表述为金乙公司下属六位投资人，其六人均在《协议书》上�字确认，可以认为金乙公司代表六位投资人作为对外签订合同的主体（协议书上为乙方）。在（2015）拉民一初字第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金乙公司参加了诉讼，贺云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意见和主张，
可以通过金乙公司的名义向法院陈述，并不存在无法参加诉讼，无法表达诉求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贺云并非原审（2015）拉民一初字第19号案件中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而未通知其出庭参与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再次，《协议书》虽然约定了巨龙铜业驱龙矿区四个石场撤离后对人员工资、工程量、工程机械租赁款、设备款、投资款等事项，但后期并未按照该协议履行。仅就《协议书》签订的内容，并不能得出贺云已经发生实际投资及具体投资数额的结论，且该协议是基于解决涉诉信访问题而产生，并非就各方合作事�达成的协议。贺云主张受侵犯的具体价值在一、二审中并未提交具体损失及其与金乙公司合作或合伙的任何证据。
根据上述焦点分析，结合巨龙公司与金乙公司在一审争议的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调解的内容亦基于民间借贷纠纷，与贺云主张的其与金乙公司存在合伙或合作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贺云并非一审借贷关系的相对方。因此，贺云主张撤销（2015）拉民一初字第19-2号调解书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贺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贺云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贺云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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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罗色江措
审 判 员 索朗次仁
代理审判员 张 瑞 月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崔 莹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