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初字第20711号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猛，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磊，女，该公司处长，联系地址同单位。
被告刘勇诚，男，195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邵青，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勇诚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张猛、徐磊，被告刘勇诚及其委托代理人邵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称：被告原系中国投资银行员工。1994年7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投资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批复》（银复[1994]243号），中国投资银行改制并入建设银行，作为建设银行全资附属商业银行，保留独立法人地位。1994年，中国投资银行调整机构设置，与全体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重新安排岗位。中国投资银行针对包括被告在内的部分员工的具体情况及机构调整情况，与之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但被告拒绝签署。随后，1994、1995年左右，被告自行离开中国投资银行，再未到中国投资银行工作，也没有与中国投资银行进行任何沟通交流，也没有到中国投资银行领取个人档案，不再与中国投资银行存在劳动关系。中国投资银行基于社会责任考虑，也出于无奈，被迫为被告代管个人档案。后原告根据业务需要招收了中国投资银行总行1999年名册中的现有人员。根据原告与中国光大银行签订的《会谈备忘录》，中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全部归由中国光大银行承继，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诉讼均由中国光大银行负责，与原告无关。被告从未与原告签署劳动合同，也没有向原告提供任何劳动，原告也从未向被告支付过工资或使用被告劳动，被告也从未向原告反映过相关情况，更不存在与另案被告张俊峰一同向原告反映相关情况的情形。被告自离开中国投资银行后，自己做生意且经营红火。2013年，被告突然要求确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原告补发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原告认为被告要求于法无据，且如果同意其主张显然将严重损害单位合法权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此拒绝。2013年7月，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自1998年12月11日起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1998年12月起至今拖欠的工资280万元，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原告为被告安排工作岗位，要求原告为被告补偿1998年至今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013年8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1998年12月起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且双方应继续履行劳动关系，原告支付被告2000年1月至2013年7月的生活费82406.8元。原告认为：一、被告与中国投资银行的劳动关系自1995年已解除并终止。1995年中国投资银行改制并依法实施全员劳动合同制，被告拒不签订劳动合同并离开中国投资银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且其行为系自动离职，构成拒绝与中国投资银行继续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相关规定自动离职属于解除劳动合同，即被告不签订劳动合同又自动离开的行为属于与中国投资银行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自1995年终止，且其自动离职后自己做生意，客观上不可能继续与中国投资银行保持劳动关系。二、被告从未与原告建立任何劳动关系且客观上也不可能建立劳动关系。首先，被告已经在1995年就离开了中国投资银行，和中国投资银行没有了劳动关系。原告招收了中国投资银行总行1999年名册中的现有人员，逐一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该行为是原告根据业务需要的自主用工行为，不是对中国投资银行与其员工劳动关系的承继。其次，被告在1995年自动离职解除了其与中国投资银行的劳动关系，一直自己经营生意，客观上不可能与包括原告在内的任何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何况中国投资银行1998年12月并入原告时被告已经与中国投资银行解除及终止劳动关系长达四年之久，被告客观上不可能自动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第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只有在被告为原告提供了劳动、原告用工的前提下，双方才能建立劳动关系。原、被告从未订立任何劳动合同，被告从未为原告劳动，原告从未用工、未支付被告工资，显然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第四，1998年中国投资银行合并至原告后，其全部档案整体转移原告，其基于社会责任代管的被告档案一并移交给原告，原告基于社会责任考虑也没有丢弃被告档案并继续代管。档案与劳动关系没有必然联系，劳动关系和档案分属两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三、被告的仲裁已超过时效二十年。本案中，被告与中国投资银行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为1995年，至今已二十年，早已超过仲裁时效。被告提交的所谓其与另案被告张俊峰一起向原告反映相关情况的几封信均系伪造且也不能接续仲裁时效，被告仲裁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即便被告与中国投资银行之间曾有劳动争议，被告也应当在当时向尚未注销的中国投资银行主张权利，或者在中国投资银行注销、不再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后，向相关方主张劳动关系终止后的经济补偿责任。因此被告所述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是错误的。综上，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确认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00年1月至2013年7月的生活费82406.8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刘勇诚辩称：被告1970年从辽宁大学附中毕业，分配到沈阳钢化玻璃厂工作，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辽宁省建设银行工作，1986年调入建设银行总行，分配到中国投资银行工作，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中小项目，1988年在项目二处担任副处长，后调到信贷管理部担任处长。1995年中国投资银行实行岗位聘任制改革，从此没有分配被告具体职务，被告继续在信贷管理部待着，但没有安排具体工作，被告找行长刘大为也没有解决，就一直拖着。1998年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原告，被告到原告人事局询问，被告知档案一直没有转过来，等档案到了再安排，后一直没有安排。2013年3月原告人事局综合处工作人员通过发短信和打电话的方式告知被告档案找到了，被告要求安排工作，原告没有同意并让被告起诉，故被告申请了仲裁。1999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没有办法去原告处工作，也没有在其他单位工作，一直在家没有收入，同时去原告单位要求安排工作。在职期间工资现金发放，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1999年之后也没有缴纳过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被告一直在原告处工作，只是没有分配具体职务，被告档案在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原告之前一直在中国投资银行存放，中国投资银行并没有将被告的档案移交给劳动部门或人才交流中心。被告没有义务自行调取人事档案。即使原告将被告辞退，原告应将被告档案移交所属街道并享受相关待遇。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原告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应该出具证明并办理档案和社保手续。1995年中国投资银行实行聘任改革时，不适合上岗的员工分为试岗、待岗和辞退三种方式处理，按照辞退处理的档案移交人才交流中心，自谋职业，相关补偿按照国家规定执行，至今没有通知被告按照何方式处理，被告不属于上述三类任何一种。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
经审理查明：1982年8月11日，中国投资银行设立。被告原系中国投资银行员工。
1994年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投资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批复》（银复[1994]243号），内容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你行《关于中国投资银行体制改革的报告》（建总发字[1994]第73号）收悉。现批复如下：一、原则同意中国投资银行并入你行，作为你行全资附属的商业银行，其独立法人地位不变，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投资银行的信贷计划纳入国家信贷计划。二、中国投资银行注册资本金人民币40亿元，由你行核拨。中国投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你行以出资额为限对中国投资银行负有限责任……”
1994年9月28日，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布《建设银行关于转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中国投资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批复〉的通知》（建总函字[1994]第349号），内容为：“……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4]243号文件精神，中国投资银行并入我行，作为我行全资附属的商业银行，其独立法人地位不变，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投资银行总行对分支机构在业务、人事、财务等方面实行垂直统一领导……。”
1995年1月9日，中国投资银行发布《关于认真执行〈关于总行机关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员工上岗资格认定工作的安排意见〉（以下简称〈安排意见〉）的通知》，《安排意见》为附件。《安排意见》的内容为：“经行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自1995年1月1日起，在总行机关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并对总行机关员工上岗资格进行一次认定，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一、目的和意义……二、几项基本原则……三、员工上岗资格认定的对象和基本条件。此次上岗资格认定的对象，为总行机关在编全体员工。此次认定工作结束后，凡调入总行机关的，均按照劳动合同制的有关办法执行……四、员工上岗资格认定的方法和步骤。（一）进行动员，讨论《安排意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各处室在组织讨论中，进一步明确此项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做好充分准备。（二）每个员工填写《总行机关员工上岗申请表》，简述本人情况，表明本人态度。（三）成立党、政、工、团、妇和民主党派组成的33人员工上岗资格评议委员会，对申请上岗人员的上岗资格进行民主评议。（四）分别召开行务会、行长办公会，对评议结果进行审议。（五）公布上岗人员名单和下岗人员名单。（六）签订劳动合同书。凡被认定有上岗资格的人员，一般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凡被认定没有上岗资格的人员，分别按‘试岗’、‘待岗’处理，一般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五、人员安排及有关待遇。（一）……（二）取得上岗资格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书》后，享受投资银行赋予的推选（或申请）部门经理的权力，享有上岗员工应有的劳动工资及各种福利待遇。（三）凡对本人没有书面正式申请上岗的人员，经被批准调出的，将区别情况，采取停发工资或只发给基本工资的70%，限期在三个月内调离；到期不办理有关手续，视作自动离职，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对重要岗位人员、有问题尚在处理的人员等，须经行务会或行长办公会研究后再作处理。（四）凡本人正式书面申请上岗而未被认定上岗资格的人员分别按‘试岗’、‘待岗’和‘辞退’处理……（五）离行人员必须按照建设银行有关规定办理退房手续；凡参加本行培训的人员，应按本行有关规定交纳培训费。（六）对辞职及被辞退的人员一般不再录用与聘用。（七）今后，新调入人员的试用期及相关问题另行制定……”
1995年2月8日，中国投资银行发布《关于调整总行内部机构设置和当前人员安排的通知》（中投[1995]人教字028号），主要内容为通知调整后的总行内部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其中无被告姓名。
1995年10月11日，中国投资银行发布《关于在全行系统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通知》（中投函[1995]57号），通知总行决定全行系统全面实现劳动合同制，1995年开始试行，取得经验，1996年全面铺开。
1998年12月11日，原国家开发银行与原中国建设银行联合发布《关于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国家开发银行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开行办[1998]453号），内容为：“中国投资银行：为深化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经中国人民银行报国务院批准，中国投资银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整体移交国家开发银行，其全部债权债务由国家开发银行承担。为确保你行资产安全和移交工作的顺利进行，特作如下通知：一、你行各项工作仍按现有体系和制度运转，总行负有领导和监督全行工作的责任。二、全行各级领导干部要负起领导责任……全行员工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守工作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三、维持各项业务正常进行，稳定存款，抓紧资金回收……四、做好流动性安排和资金调度……五、采取积极措施……严防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六、责成中国投资银行总行就现阶段加强财务和人事管理、严肃工作纪律等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求……”
1999年3月18日，原国家开发银行与原中国光大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原中国投资银行债权债务和同城营业网点转让（接收）工作的紧急通知》（开行办[1999]102号），内容为：“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原中国投资银行北京分行、直属支行、异地支行、山西和内蒙古资产管理分部，中国光大银行各分行、直属支行、各接收小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国家开发银行于1999年3月18日起将原中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整体转让给中国光大银行，并将原中国投资银行设在北京、天津、沈阳……等29分（支）行所属的137个同城营业网点和山西、内蒙资产管理部，全部转让给中国光大银行……。请国家开发银行分行等有关机构接到此通知后……，立即成立转让工作小组，并尽快开展工作，与中国光大银行各接收小组互相配合，平稳交接，共同做好债权债务和同城营业网点的转让接收工作。”当日，原中国光大银行在《金融时报》刊发公告，内容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光大银行于1999年3月18日起承接原中国投资银行的债权、债务，并接收原中国投资银行设立在北京、天津、沈阳……等29分（支）行所属的137家同城营业网点。所接收网点照常营业。对公账户照常办理资金结算业务。原中国投资银行签发的各种存单、存折、国债收款凭证及其它有价证券继续有效。原中国投资银行签订的贷款、拆借、回购等资金往来合同继续有效。特此公告”；原国家开发银行、原中国光大银行在《金融时报》刊发公告，内容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原中国投资银行已于1998年12月11日并入国家开发银行，其债权债务和从事一般商业银行业务的137家同城营业网点，自1999年3月18日起整体转让给中国光大银行。特此公告。”
2001年4月4日，原国家开发银行与原中国光大银行签署《会谈备忘录》，内容为：“……一、双方承认并遵守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日两行签署的‘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光大银行关于转让（接收）原中国投资银行债权债务及同城营业网点的协议’（以下简称《3.18协议》）……三、关于部分档案尚未移交问题。双方议定，原中国投资银行总行的档案除涉及人事、监察等部分档案外，全部移交中国光大银行……四、关于国家开发银行留用的原中国投资银行部分固定资产问题。经双方议定，原则上，原中国投资银行所有固定资产实物移交中国光大银行，包括权属证明及相关业务资料，并由各自分支机构对口交接。由于国家开发银行自身需要或其他原因不能移交实物的，经双方协商，由国家开发银行按1999年3月18日帐面净值向中国光大银行付款购买……六、对于涉及原中国投资银行的诉讼案件，国家开发银行及其所属机构应在核查相关案件中给予积极配合；七、双方确认，原中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等全部债权债务整体转让中国光大银行。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法律纠纷及法律诉讼等，由中国光大银行承继处置，均与国家开发银行无关……”。
2001年11月8日，中国投资银行注销。
诉讼中，原告提交1995年2月8日会议备忘录，1995年7月7日谈话笔录，1995年7月9日谈话笔录，1995年7月19日《关于邢瑞昌同志越权违规发放贷款问题的调查报告》，1995年7月21日《关于对沈阳国恒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打包放款催收情况的报告》，中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1995年7月25日《关于邢瑞昌同志顶风违规贷款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证明被告在1995年已经离职，被告关于与另案被告张俊峰一同等消息等陈述不属实。其中，1995年2月8日会议备忘录记载，会议就被告、张元明在职期间所发放贷款造成投资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在调查过程中严格掌握工作失误与有意损害银行利益、为个人牟利的界限，根据调查情况决定应采取的下一步方案。1995年7月7日谈话笔录显示谈话对象刘薇，投行辽宁省分行筹资部副主任，刘薇称4月初邢瑞昌让其、刘冰、郭西西与山源国利公司李军阳谈这笔业务，听听情况，对方还有香港山源国利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参加，与王阳有接触，她是被告亲戚，后来才知道刘在北京国利公司，以前不清楚，被告就此事来过一次，催支付资金，找谁不清楚；1995年7月9日谈话笔录显示谈话对象邢瑞昌，投行辽宁省分行原行长，邢瑞昌称4月10日前恰逢被告回沈探亲，其找被告谈业务，被告说北京国利公司每年国际结算量3、4亿美元，其提出要办需在沈阳成立一公司，4月初与国利公司谈，对方有李军阳、被告、陈总、夏总、姓王的会计、王阳及两个保卫参加；1995年7月19日《关于邢瑞昌同志越权违规发放贷款问题的调查报告》记载：邢瑞昌同志主持经办给国恒公司贷款的基本事实，经查，四月上旬，北京山源国际公司刘勇诚（沈阳人，原投行辽宁省分行和投行总行信贷处工作人员）回沈阳探亲，刘向邢瑞昌谎称该国利公司每年有3至4亿美元的国际结算业务，可做打包放款。1995年7月21日《关于对沈阳国恒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打包放款催收情况的报告》记载：经请示，邢瑞昌等一行3人赴北京山源国利公司催收3000万元人民币的打包贷款，7月18日晚在该公司总部与公司领导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国利公司总经理李军阳、副总经理刘勇诚、夏鼎方、财会部经理王丽萍、李冬菊以及投资银行邢瑞昌、郭西西、郑定文等共8人，下部签署“邢瑞昌”、“郭西西”、“郑定文”。
原告另提交1996年10月22日原中国投资银行总行机关花名册、1998年12月原中国投资银行总行人员名册、1999年3月原中国投资银行总行人员名册，其中均无被告姓名。
原告在原审一审过程中，申请证人苏某、郭某到庭作证。苏某到庭作证称，其为原告离退休干部局干部，是被告原来在中国投资银行的同事，对1995年改制后被告离开的情况不清楚，不清楚被告1995年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郭某到庭作证称，其为原告苏州分行副行长，1992年4月至1998年12月在中国投资银行人事教育处和人力资源部工作，负责调配任免职称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被告原系中国投资银行职工，1995年全员劳动合同制没有与中国投资银行签订合同，具体原因不清楚，被告工作到签订劳动合同前，工资发放到1995年，档案一致滞留在中国投资银行，被告此后未找过原告。原告在原审二审过程中，申请证人林某、邓京卫到庭作证。林某到庭作证称，被告调入的时候其为副处长，1995年经过竞聘任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全员合同制的时候听说被告辞职了，1995年至1998年没有在其处、后来叫管理部的部门上过班。邓京卫到庭作证称，其当时在中国投资银行人事教育处，1994年8月至10月之间中国投资银行改制由干部编制改为全员合同制，在此过程中由群众评议再加组织任命才能重新上岗，之后竞聘各类职务，其印象中有二十多人离开投资银行，包括被告和张俊峰。
庭审中，被告提交1999年9月17日、2004年5月9日、2009年12月2日、2013年3月28日的信件，称将信件投递至原告门口的信访箱，信件的主要内容是请求原告安排工作或办理提前退休。原告对信件的真实性不认可，否认收到。
被告在原审一审过程中，申请证人陆某、赵某到庭作证。陆某到庭作证称，其1984年到中国投资银行工作，1993年6月去了中农信公司，与被告原系同事关系，被告在1999年、2004年、2009年都写过申诉材料并让其看过，让其帮助找领导解决安排工作的问题，1995至1996年中国投资银行没有安排被告工作，被告天天去中国投资银行找，不清楚被告是如何生活的，与被告一同去信访箱投递过信件。赵某到庭作证称，其1984年到中国投资银行工作，1996年离开，去北京金建公司工作，中国投资银行行长刘大为上任后被告提出要调工作但刘大为不同意，因此在全员合同制的时候没有签合同，当时大约十余人没有签，被告经常到行里找，1998年、1999年左右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原告，没有安排被告工作，后被告找其商量，其建议找领导解决问题，但总是找不到，被告就给领导写信，前后写了三封信，其中两封其帮忙修改过。被告在本次庭审中，申请证人陆某到庭作证，陆某到庭陈述与原审到庭陈述一致，否认自行经商，称在公司担任董事为挂名，认可刘勇诚在公司担任董事，称不清楚其是否担任董事长。
另查，1994年6月1日北京山源国利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军阳，2006年10月16日该公司被吊销。1999年6月3日北京天地恒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被告为股东、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陆某为股东、董事。2002年5月31日北京嵘壮科技传媒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被告为股东、监事。2004年2月4日北京瑞吉恩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被告为股东、监事，2006年12月14日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0年5月13日泰华广告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被告为股东。被告在我市无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原国家开发银行变更名称为原告。
再查，被告曾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与原告于1998年12月1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支付1998年12月至今拖欠的工资280万元；3、原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被告安排工作岗位；4、原告为被告补缴1998年12月至今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013年8月26日，该委作出京西劳仲字[2013]第2341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1998年12月起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且双方应继续履行劳动关系；2、原告支付被告2000年1月至2013年7月的生活费82406.8元；3、驳回被告的其他申请请求。后原告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我院。2014年12月18日，我院作出（2013）西民初字第207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确认原告与被告自1998年12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支付被告2000年1月至2013年7月的生活费82406.8元；3、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5月28日，该院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31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20771号民事判决书；2、发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述事实，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投资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批复》（银复[1994]243号）、《建设银行关于转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中国投资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批复〉的通知》（建总函字[1994]第349号）、《关于调整总行内部机构设置和当前人员安排的通知》（中投[1995]人教字028号）、《关于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国家开发银行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开行办[1998]453号）、《关于在全行系统实现全员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关于做好原中国投资银行债权债务和同城营业网点转让（接收）工作的紧急通知》、《会谈备忘录》、京西劳仲字[2013]第2341号裁决书、（2013）西民初字第20771号民事判决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03108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被告是否建立劳动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查明事实，中国投资银行1994年7月2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并入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作为该行全资附属商业银行，保持独立法人地位，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5年1月开始中国投资银行陆续在总行机关、全行系统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1998年12月11日中国投资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报国务院批准，整体移交原国家开发银行，各项工作按现有体系和制度运转；1999年3月18日原国家开发银行将中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整体转让给原中国光大银行，将中国投资银行设在各地所属同城营业网点和资产管理部转让给原中国光大银行；2001年4月4日，原国家开发银行与原中国光大银行签署《会谈备忘录》，约定档案、固定资产实物移交和诉讼处理事宜；2001年11月8日，中国投资银行注销。在上述过程直至注销，中国投资银行的主体地位一直存续，故原告不当然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其次，原告提交的1996年10月22日、1998年12月、1999年3月中国投资银行总行机关花名册中均无被告姓名。再次，1994年6月1日北京山源国利公司注册成立，1995年中国投资银行案件查办资料中显示相关人员陈述被告的身份为该公司工作人员；1995年2月8日中国投资银行发布通知调整后的总行内部机构设置及人员中无被告姓名；自1999年开始，被告担任数家公司股东，担任一家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担任二家公司监事；被告1995年即以其他公司工作人员行事，其关于1995年中国投资银行实行劳动合同制时未安排其职务和工作但其继续到岗的主张与以上事实相矛盾。被告未就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充分举证证明，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支付2000年1月至2013年7月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勇诚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原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刘勇诚二〇〇〇年一月至二〇一三年七月的生活费八万二千四百零六元八角。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被告刘勇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审 判 长 王 蒙
人民陪审员 肖 青
人民陪审员 任玉良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周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