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16民初5526号
原告：郑先波，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红安县。
原告：冉锦伟，男，1985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
被告：湖北山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楚天大道**号F天下商业楼**栋***层**号。
法定代表人：刘章鸣，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飞、余静，公司员工。
原告郑先波与被告湖北山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6日立案审理后，作出（2015）鄂黄陂盘民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被告山建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因发现冉锦伟是本案争议合同的当事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冉锦伟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冉锦伟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依职权于2018年1月22日通知冉锦伟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先波，被告山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飞、余静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冉锦伟�在监狱服刑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先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供货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98,700元。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29日，原告在被告公司与被告公司业务员张亮签订了一份《供货合同》，购买了一台二手JCM922C旧挖掘机。合同编号为HBSJ-
ZL-20131129。合同签订时，原告在被告公司处刷卡支付货款40,000元，并根据被告业务员张亮指示，转账支付158,700元至被告公司财务总监牛静处。此后，原告多次找张亮，要求被告公司交付工程机械，但张亮一直拖延。于是原告找至被告公司，得知原告与被告公司业务员张亮签订的《供货合同》系伪造，该公司不知，且该公司已将JCM922C旧挖掘机出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98,700元。
冉锦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解除郑先波、冉锦伟与被告签订的一份总价为59万元的《供货合同》。事实与理由：被告并未征得原告同意，将挖掘机拖走，故应解除郑先波、冉锦伟与被告签订的一份总价为59万元的《供货合同》，同时支持被告返还郑先波货款198,700元。
山建公司辩称：山建公司和郑先波不存在合同关系，郑先波所提交的主要证据，编号为HBSJ-
ZL-20131129的59万元的《供货合同》系伪造，本案只存在唯一的一个合同关系，系被告和冉锦伟签订的编号为HBSJ-
ZL-20131129的49万元的合同，郑先波是依据与冉锦伟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关系向山建公司支付了购机款，且山建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义务，郑先波无权要求山建公司返还相关费用，山建公司只与冉锦伟之间有合同关系，郑先波是依据与冉锦伟的共同合伙经营关系向山建公司支付的货款，并非是依据伪造的合同向山建公司支付的购车款，在第一次的诉讼程序中，山建公司发现郑先波提供的合同印章为伪造，当时已经向盘龙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经以伪造印章罪立案侦查，警方已经向郑先波、冉锦伟、案外人张亮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郑先波、冉锦伟、张亮的询问笔录均认可两原告是合伙经营关系，是依据合伙关系到被告的公司购买挖掘机，并且郑先波于2016年4月26日在警方的询问笔录里，自己承认了是和冉锦伟共同出资购买的挖掘机，是基于共同合伙的关系出资向山建公司够买了挖掘机，山建公司也实际交付了挖掘机，用于两原告共同经营，郑先波无权向山建公司主张返还购车款。郑先波向山建公司支付的购车款，是基于与冉锦伟共同经营的出资，并不是与山建公司的合同关系进行出资，且冉锦伟已经就该挖掘机的使用事项向郑先波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如果郑先波向山建公司追讨款项不成功，就由冉锦伟将支付给山建公司的198,700元支付给郑先波，该承诺书已经明确，该款项是两原告之间的经营纠纷，并就此款项已经达成了合意，足以证明两原告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山建公司已向原告方交付了合同所约定的挖掘机，两原告应该向山建公司支付合理对价，故郑先波无权向山建公司主张返还购车款。
对于冉锦伟主张的59万元的合同，该合同本就系伪造，不存在解除和返还的问题，该合同并未成立。山建公司同冉锦伟之间签订的49万元的供货合同，冉锦伟已经明确告知了郑先波且郑先波和冉锦伟之间一直在共同经营该设备，冉锦伟签订行为应视为表见代理，郑先波向山建公司支付的购车款是基于同冉锦伟之间的共同合伙协议，冉锦伟表见代理同山建公司签订的49万元合同，郑先波也是就该份合同履行的付款义务，山建公司也是就这份合同履行的交付义务�郑先波无权向山建公司要求返还购车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举证与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先波、冉锦伟原系邻居，2013年11月双方协商，拟合伙购买一台挖掘机用于共同经营。2013年11月29日上午，双方到山建公司，该公司销售人员张亮与郑先波、冉锦伟签订了编号为HBSJ-
ZL-20131129的《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约定：山建公司（合同甲方）向郑先波（合同乙方）提供型号为JCM922C液压挖掘机旧机一台，总价款为590,000元；收货人为郑先波，否则需合同签署人书面授权其他收货人进行设备验收；乙方支付合同定金140,000元整，首付合同金额的43%即298,721元，合同余额57%即333,220元，乙方通过办理融资租赁进行支付；乙方按合同约定全�支付相关费用，并办理完甲方要求的所有融资租赁手续，甲方接到融资公司的通知后，向乙方交付设备。在融资公司未予审批放款前，根据乙方要求，甲方同意可以提前交机。提前交机后，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及相关部门办理融资租赁审批一切手续，乙方原因造成融资租赁手续未能通过的，甲方有权收回设备。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甲方落款位置均有张亮签字并加盖“湖北山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乙方落款位置均有郑先波、冉锦伟签字。另一份同样内容的合同则由张亮与冉锦伟签订，只是“合同乙方”、“收货人”由郑先波变更为冉锦伟，合同尾部“乙方”落款位置为冉锦伟单独签字。当日上午，郑先波向山建公司支付购车款40,000元，11月30日，郑先波委托案外人徐卫向山建公司支付了158,700元，郑先波向山建公司共计支付购车款198,700元。合同签订当日下�，张亮以公司名义再次与冉锦伟签订了一份《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该合同编号为HBSJ-
ZL-20131129、货名规格为JCM922C液压挖掘机旧机，合同总价为490,000元；收货人冉锦伟；合同首付为合同金额的32%，即198,721元，余款为合同金额的68%，即333,220元，在山建公司办理18个月分期付款；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甲方落款位置有张亮签字并加盖“湖北山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乙方落款位置有冉锦伟签字。上述合同均为同一格式合同，合同签订后，张亮仅将“公司与冉锦伟签订的总价为490,000元的合同”交予山建公司留存。合同签订后约三、五天，山建公司依与冉锦伟签订的《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将该合同约定的挖掘机旧机交付冉锦伟，冉锦伟将挖掘机拖到武昌火车站附近某工地施工约二个月，对此，郑先波知晓。后转至武昌杨园某工地施工时，因施工过程中与他人发生纠纷，车辆被他人扣留，山建公司知晓挖掘机所在工地后，以冉锦伟违约为由将该挖掘机拖回山建公司。2014年5月份，郑先波因在工地上没看到挖掘机施工，才知晓因冉锦伟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余下购车款导致挖掘机被山建公司收回，因其已支付部分购车款，遂先后找到山建公司及冉锦伟要求处理扣车事宜及返还购车款。此期间，2014年6月19日，在郑先波的要求下，冉锦伟向郑先波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冉锦伟（身份证号：）承诺，如郑先波在2014年9月1日前向湖北山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追偿机械款人民币壹拾玖万捌仟捌佰元整不成功，则由我冉锦伟偿还人民币壹拾玖万捌仟捌佰元整。该款项我付清后，该机械与郑先波无关。
2014年12月4日，本院受理郑先波诉山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7月20日，受本院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亮与郑先波、冉锦伟签订的编号为HBSJ-
ZL-20131129的《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盖有的“湖北山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与山建公司的印章不符。2015年10月29日，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受理山建公司报称的伪造公司公章一案，并以张亮涉嫌伪造公章为由对其依法强制传唤，公安机关亦就该案对郑先波、冉锦伟等相关人员予以询问。该案目前尚处于侦查期间。
冉锦伟因非法经营罪，于2015年5月始在吉林省兴业监狱服刑。
上述事实有59万元《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49万元《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银行流水对账单、冉锦伟承诺书、鉴定书、7份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受案回执、传唤证、侦查情况说明及郑先波、冉锦伟、山建公司陈述所证实并经庭审质证核实。
本院认为：山建公司销售人员张亮在其办公经营场所与郑先波、冉锦伟协商并签订了标的物金额为59万元的合同，郑先波、冉锦伟有理由相信张亮具有山建公司代理权，张亮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属履行职务行为，合同虽未加盖公司的真实印章，但张亮签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均系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郑先波也履行支付首付款义务，故该合同及补充协议已成立并生效。《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张亮与冉锦伟签订的合同标的为49万元的《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应视为对59万元《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变更，即将原约定的价值59万元的挖掘机旧机变更为49万元的挖掘机旧机，该合同合法有效，理由如下：一、郑先波、冉锦伟为合伙人，59万元合同在2013年11月29日上午签订后，郑先波、冉锦伟已离开山建公司，当日下午，冉锦伟找到张亮要求换购价值为49万元的挖掘机，张亮同意并代表公司与冉锦伟签订合同，合同内容除收货人、标的物及付款金额因合同标的物发生改变而调整外，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型号及其他合同权利义务均与59万元合同一致，双方变更合同标的物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明确，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二、因张亮知晓郑先波、冉锦伟为合伙人，且离第一份合同仅隔数小时，张亮有理由相信冉锦伟变更合同标的物的意思表示是基于另一合伙人郑先波的共同意思表示，即便在签订合同前张亮仅是询问冉锦伟是否征得郑先波的同意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不影响冉锦伟表见代理的成立；三、正是基于原合同已产生变更，张亮并未将59万元合同交由公司履行，而是将49万元合同交于公司发货，更符合交�规则，而山建公司正是基于49万元合同的履行向郑先波、冉锦伟交付了挖掘机。2016年4月26日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对郑先波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中郑先波自述“我们从2013年11月30日之后买了挖掘机之后就在外面做事情，因为之前这台挖掘机我只付了198,000元钱，之后每个月还有还19,000元的贷款，所以挖掘机出厂之后我就放在冉锦伟找的工地上做事情，我认为每个月赚的钱冉锦伟会还贷款，但是只到2014年5月份左右挖掘机被湖北山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收回去的时候冉锦伟都没有还一分钱的贷款。”从其自述中可知郑先波已接受该挖掘机，并与冉锦伟共同经营，此亦与冉锦伟已告知郑先波更换挖掘机所作的陈述相符；四、挖掘机被山建公司以购车人违约收回后，冉锦伟书面向郑先波承诺在支付郑先波198,800元后，该挖掘机归冉锦伟所有，亦证明郑先波认可所扣挖掘机为二人共有。综上，原59万元合同已发生变更，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依据变更后的合同，即标的物为49万元的合同履行合同义务。现山建公司依据变更后的合同约定，履行了标的物交付义务；郑先波、冉锦伟未按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下余购车款，显属违约，故郑先波、冉锦伟要求解除标的物为59万元合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郑先波、冉锦伟要求山建公司返还郑先波198,700购车首付款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郑先波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冉锦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75元，由郑先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迎久
人民陪审员 张小辉
人民陪审员 白德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曾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