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83民初3893号
原告：刘发祥，男，195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蒙花布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增城市正果镇蒙花布村
法定代表人：高运林，该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煜辉，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增城市正果镇正南街80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庄，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卢运水、廖嘉亮，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告刘发祥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蒙花布村民委员会、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人民政府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发祥、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蒙花布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吴煜辉及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卢运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发祥诉称：原告与被告于1998年2月16日签订一份《土地租约》。被告将其村集体所有的蒙花布（土名）山地，东至冷水坑路边为界，西至砖厂下塘边为界，南至东面内为界，北至增江河边为界，出租给原告自主经营，自由开发使用。租赁期限为50年，租金194350元，在签约时一次性全部付清。合同约定：在租赁期内如遇国家征收土地，征用土地费归被告，其他补偿费归原告。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并在2006年11月18日，在征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将修建好的猪场及大部分鱼塘转让给第三方经营，尚有正麻路河边水田3亩、三个小鱼塘1.5亩、排水沟470米、挡土墙470米，由原告继续经营。然而，2008年9月5日，被告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将原告继续经营的增江河边3亩水田、三个小鱼塘1.5亩、排水沟470米和470米挡土墙给征用了。几年来，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被告将其所有责任推给第三人，并向原告出示了被告与第三人在签订《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之前，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镇政府关于蒙花布酒店征地范围原地址原合同相关事宜的承诺》“原合同蒙花布村的合同责任由正果镇政府承担，具体事项由政府依法依规与承包者协商解决”。而且，《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第六条第一第二款项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即：“乙方（被告）在该土地上已签订的租地合同，其责任由甲方（镇政府）承担，合同解约和补偿等手续和责任均由甲方（镇政府）负全责，相关资料乙方（被告）必须如实提供”。“在征用土地上的青苗及附着物的补偿由甲方（镇政府）根据相关规定负责支付”。然而，原告多次找到第三方协商，得到的答复是“这件事是你同村里的事，与镇政府无关，你可以起诉”。几年来，原告穿梭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本案均未得到协商解决。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合同违约造成原告经济损失437736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蒙花布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虽以违反土地租赁合同为由起诉，但本案之实质系为土地征用预征产生的纠纷，因土地征用预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租赁土地的相关损失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退一步说，被告认为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上、法律上的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原告主张经济损失的“增江河边的三亩水田地”（以下简称“水田”）一直由原告租用，不存在被告违约情形，亦不存在原告的经济损失事实，因此原告主张的水田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009年7月10日，第三人与增城市正果镇蒙花布村经济联合社签订《预征地补偿协议》，第三人预前征用原征地（2008年9月18日，第三人分别与增城市
正果镇蒙花布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征用的土地面积共计76.789亩。）外围的边角地，预征地面积共计25.036亩，并约定“在预征地款划入村经济联合社账户后即自动转移使用权，使用权移交后甲方（第三人）可自主支配土地使用权。上述水田在预征地范围之内，不在原征地范围内，权属人为增城市正果镇蒙花布村经济联合社，自被预征后使用权归属第三人。但截至本案开庭之日，该水田的土地性质并未被改变，依然保持其原先的租赁、使用现状，被告或者第三人并没有加以改变，亦没有妨碍、阻碍、终止原告使用、收益该水田。第三人虽预征了水田，但被告同意原告依照《土地租约》的约定继续承租。至于原告在水田被预征后自动放弃租用是其自身的意愿，与被告及第三人无关，被告不存在违约情形。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在被告没有违约的情形下，亦没有因第三人预前征收水田而遭受经济损失，原告以没有产生的损失来请求经济赔
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根据原告请求水田的经济损失计算情况分别列点具体答辩如下：1、水田虽自2009年被预征，但水田的土地性质并未改变，原告一直租用水田，不存在返回水田剩余租期租金的前提条件。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请求被告返回水田剩余租期租金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用塘泥填高了50公分”并“实际支付填方费用15000.00元”。因此，被告认为该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3、300多棵绿化树为第三人栽种，归第三人所有，由此产生的一切权益与原告无关。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就绿化树请求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4、截至本案开庭之日，水田一直由原告租用，被告或者本案被告并没有改变水田的土地性质、租用现状，亦没有妨碍/阻碍/终止原告使用、收益该水田。至于原告在水田被预征收后自动放弃租用是原告自身的意愿，与被告及第三人无关。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请求赔偿收益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二）、原告主张经济损失的“鱼塘1.5亩”（以下简称“鱼塘”）的一个塘头不在征用及预征收范围之内，该塘头一直由原告租用，不存在被告的违约情形，亦不存在原告的经济损失事实，因此该塘头的经济损失赔偿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原告主张的鱼塘实际为三个塘头，其中两个塘头在原征地范围之内；一个塘头既不在原征地范围内，亦不在预征地范围内。该塘头一直由原告租用，不存在被告的违约情形，不存在经济损失事实。因此，原告主张该塘头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关于在原征地范围之内的两个塘头的经济损失计算情况，被告认为部分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根据原告请求经济损失计算情况分别列点具体答辩如下:（1）如若法院认定被告应当返回原告该两个塘头的剩余租期租金，被告亦不认同原告请求的赔偿金额为￥1500元。原告于1998年签约时支付了50年的租金共￥1500元，即每亩鱼塘每年的租金为￥20元。截至2008年被征用，这两个塘头已经租用10年。恳请法院依据两个塘头的实际面积及剩余租期认定剩余租期的租金。（2）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挖土整塘、增加其容水量”并“支付了挖掘机工费8000.00元人民币”，因此，被告认为该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3）原告所请求的“收益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必然发生，这种可能性超出了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并且该两个塘头被征用前并未出租，不存在既得或期望租金收益的损失，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请求赔偿“收益权”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三）、原告已将其主张经济损失的“排水沟及挡土墙各470米”（以下简称“排水沟及挡土墙”）转让给了第三方（曹祥炽，下同），第三人已在征收排水沟及挡土墙时向第三方作了足额补偿，不存在被告的违约情形，因此原告主张“排水沟及挡土墙”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006年11月18
日，原告与第三方签订《转让合同》，双方商定原告“将已开发建设的猪场（以猪场周围排水沟为界的土地，场内的一切建筑设施不动产及种植物）鱼塘及公路（正果往龙门麻榨公路）南边内侧的建筑、树木（含果树），（不含土地）”转让给第三方。后签订的《转让合同补充说明》再次明确约定原告转让给第三方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以现有猪场周围排水沟为界”。约定签订合同后，“丙方（被告）原对甲方（原告）的权力和义务自行转让到乙方（第三方），甲方（原告）原对丙方（被告）的权力和义务自行转到乙方（第三方）。”还约定“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征收土地，征用土地费归丙方（被告），其他补偿归乙方（第三方）。”《祥发猪场拆迁补偿协议》中，双方协定拆迁补偿总额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已足额补偿完毕）。具体补偿项目包括：建筑物、排水、挡土、道路、机械、办公、住宿、电力、用水、饲养、菜地、果树和林木等。并约定“协议签字生效日起，乙方（第三方）与蒙花布村委签订的《土地租约》和乙方（第三方）与刘发祥签订的《转让合同》同时作废。”根据以上的合同、协议的约定，被告认为原告已将排水沟及挡土墙转让给了第三方，而第三方已就上述补偿项目得到足额补偿，被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排水沟、挡土墙是为祥发养猪场的经营提供的必要设施，同时其地理位置也是直接依附着祥发养猪场，从其用途及位置来看，都不可能分割转让。况且《转让合同》也明确约定原告将排水沟等概括转让给第三方。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征收土地，征用土地费归本案被告，其他补偿归第三方，原告无权就排水沟及挡土墙请求补偿。因此，原告不具备就排水沟及挡土墙请求赔偿经济损失的前提条件。2、《祥发猪场拆迁补偿协议》明确约定第三人向第三方征收包括排水、挡土在内的祥发猪场所在地。《关于增城市正果镇祥发猪场拆迁补偿价值评估结论书》对构筑物的评价范围包含“石砌挡土墙：共1259.7平方米”，“石砌山边排水沟：长470米，有2边。上宽0.6米，高1米”。祥发猪场所在地征收补偿总额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已于2010年10月13日足额支付完毕，第三人与第三方的征收补偿事宜已终结。即使原告认为其继续经营排水沟及挡土墙，但原告与第三方对排水沟及挡土墙的转让约定不明的问题是属于原告与第三方之间的纠纷，与被告及第三人无关，原告请求排水沟及挡土墙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从举证方面来看，原告在《民事起诉状》所述的在“将修建好的猪场及大部分鱼塘转让给第三方经营”后，“尚有……排水沟470米，挡土墙470米”由其继续经营，原告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应当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本案之实质系为土地征用/预征产生的纠纷，因土地征用/预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租赁土地的相关损失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退一步说，原告主张的水田、鱼塘、排水沟及挡土墙的经济损失赔偿缺乏事实上、法律上的依据，请求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主张经济损失的“增江河边的三亩水田地”（以下简称“水田”）一直由原告租用，不存在原告的经济损失事实，因此原告主张的水田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水田不在原征地范围[即本府提供的第1项证据“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红线图（正2008001号）”证明的征地范围]之内。关于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之一（水田是否在原征地范围之内），原告主张该水田在原征地范围之内，但原告除了向法庭陈述该主张外，并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其事实主张。1、原告提供的《见证书》证明水田在原告的租赁范围之内，本府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水田在原征地范围之内。2、原告提供的《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告在核查后对原告的赔偿要求向本府作出的证明及说明情况，本府认为该证明材料是被告在本着维护蒙花布村的社会稳定，使蒙花布酒店顺利开发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的良好氛围的前提，并在对原告要求的具体项目及数额没有确实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出具的。该证明材料的内容并不能客观地反映案件事实，并不产生自认的效力。因此，本府不确认其真实性。为了核实该水田是否在原征地范围之内，自原告向本府提出赔偿要求后，本府就积极组织征地工作人员调查取证，并多次派员到征地范围现场勘验，该水田确实不在围墙之内（即原征地范围之内）。因此，本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该水田不在原征地范围之内的答辩，并为此提供第1项证据予以证实。（二）截至本案开庭之日，该水田一直由原告租用。暂且抛开该水田是否在原征地范围的争议，事实上截至今日，该水田的土地性质并未被改变，依然保持其原先的租赁、使用现状，本府或者被告并没有加以改变，亦没有妨碍/阻碍/终止原告使用、收益该水田。原告在庭审中表示目前没有租用该水田，至于原告自动放弃租用是原告自身的意愿，与本府及被告无关。因此，本府认为，水田不在原征地范围内，并由原告一直租用，不存在原告的经济损失事实，原告以没有产生的损失来请求经济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府根据原告请求水田的经济损失计算情况分别列点发表具体意见如下：1、原告一直租用水田，不存在返回水田剩余租期租金的前提条件。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回水田剩余租期租金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用塘泥填高了50公分”并“实际支付填方费用15000.00元”。因此，该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3、300多棵绿化树为本府栽种，归本府所有，由此产生的一切权益与原告无关。因此，原告就绿化树请求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4、一方面，截至本案开庭之日，水田一直由原告租用，本府或者被告并没有改变水田的土地性质、租用现状，亦没有妨碍/阻碍/终止原告使用、收益该水田。至于原告自动放弃租用是原告自身的意愿，与本府及被告无关。另一方面，原告所请求的“收益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必然发生，这种可能性超出了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原告请求赔偿“收益权”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二、原告主张经济损失的“鱼塘1.5亩”（以下简称“鱼塘”）的一个塘头不在原征地范围之内，该塘头一直由原告租用，不存在原告的经济损失事实，因此该塘头的经济损失赔偿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原告主张的鱼塘实际为三个塘头，其中两个塘头在原征地范围之内；一个塘头不在原征地范围内。原告主张三个塘头均在原征地范围内与事实不符。在庭审中，本府提供了第1项证据和第2项证据“预征地补偿协议（蒙花布村的征地补充协议）”予以证明一个塘头不在原征地范围亦不在预征地范围内的主张。该塘头一直由原告租用，不存在原告的经济损失事实。因此，原告主张该塘头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至于在原征地范围内的两个鱼塘，本府亦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确认。但关于该两个塘头的经济损失计算情况，本府认为部分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府根据原告请求经济损失计算情况分别列点发表具体意见如下:1、如若法院认定被告应当返回原告该两个塘头的剩余租期租金，本府亦不认同原告请求的赔偿金额为￥1500元。原告于1998年签约时支付了50年的租金共￥1500元，即每亩鱼塘每年的租金为￥20元。截至2008年被征用，这两个塘头已经租用10年。恳请法院依据两个塘头的实际面积及剩余租期认定剩余租期的租金。2、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挖土整塘、增加其容水量”并“支付了挖掘机工费8000.00元人民币”，因此，该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3、原告所请求的“收益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必然发生，这种可能性超出了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并且该两个塘头被征用前并未出租，不存在既得或期望租金收益的损失，因此，原告请求赔偿“收益权”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三、原告已将其主张经济损失的“排水沟及挡土墙各470米”
（以下简称“排水沟及挡土墙”）转让给了第三方（曹祥炽，下
同），本府已在征收排水沟及挡土墙时向第三方作了足额补偿，因此原告主张“排水沟及挡土墙”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
律依据，应予驳回。（一）根据本府提供的第3项证据显示，原告已将其请求经济损失赔偿的排水沟及挡土墙转让给了第三方。根据本府提供的第4项证据显示，本府已就排水沟及挡土墙向第三方作了足额补偿。因此，原告主张排水沟及挡土墙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应予驳回。在庭审中，原告主张该排水沟及挡土墙并未转让给第三方，该排水沟及挡土墙并非祥发猪场内部的排水沟及挡土墙，原告除了陈述其事实主张外，还提供了照片两张予以佐证。该两张照片由原告制作，证明力明显不足，本府对该两张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两张照片并不能证实原告的事实主张，原告应当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不利后果。本府认为，排水沟、挡土墙是为祥发养猪场的经营提供的必要设施，同时其地理位置也是直接依附着祥发养猪场，从其用途及位置来看，都不可能分割转让。即使原告认为其继续经营排水沟及挡土墙，但原告与第三方对排水沟及挡土墙的转让约定不明的问题是属于原告与第三方之间的纠纷，与本府及被告无关，原告应当向第三方追偿。（二）如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应赔偿原告请求的排水沟及挡土墙损失，本府亦不认同原告请求的赔偿金额为￥220336.00元。本府认为，原告请求排水沟、挡土墙的补偿标准不当、数额过高。排水沟、挡土墙的补偿应当参照《关于增城市正果镇祥发猪场拆迁补偿价值评估结论书》中的评估单价计算，不应按现行成本造价计算。综上，自原告向本府提出赔偿请求以来，本府多次与原告协商，但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实在与事实严重不符。现本府在认真核查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原告在庭审中的诉求一一作了补偿答辩，请求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8年2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土地租约》，约定由被告将其村集体所有的蒙花布（土名）山地（东至冷水坑路边为界，西至砖厂下塘边为界，南至东面内为界，北至增江河边为界）共计59.997亩出租给原告自主经营，自由开发使用；租赁期限为50年，从1998年2月16日至2048年2月15日；租金为194350.5元，在签约时一次性全部付清；如一方不履行合约或另一方的过错，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由违约方或过错方赔偿受损方的损失费，但不影响合约的有效部分继续履行，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租用的被告的土地分别属于被告的第一、二、三、四经济合作社所有。2006年11月18日，原告与案外人曹祥炽、被告等签订了《转让合同》和《转让合同补充说明》，原告将原租用被告的部分土地转租给曹祥炽开发利用，原告将修建好的猪场（土地使用权面积以猪场周围排水沟为界）、鱼塘及公路（正果往龙门麻榨公路）南边内侧的建筑、树木（含果树）、（不含山地）等转让给曹祥炽经营，尚有部分由原告继续经营，租赁期限为2006年11月17日至2048年2月15日。2008年9月，第三人分别与被告的第一、二、三、四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拟征用被告（土名黄排岭至木厂范围）的土地，该协议第六条第3项载明：在征地红线图外的边角地，第三人采用预征地办法解决，每亩价格统一以3.09万元给四个合作社……。《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的征地范围包括曹祥炽经营的部分。2009年7月10日，第三人与正果镇蒙花布村经济联合社（各合作社已委托授权经济联合社办理）签订了《预征地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2008年9月18日的征地协议第六款中的第三款的协议内容，第三人在征用的红线图外的边角地，在正果镇蒙花布村经济联合社自愿的原则下，第三人以每亩3.09万元（暂定价）统一价格预前征用这些由于征地影响耕作的边角地。合同对征地范围、期限等均作了约定，其中使用权移交方式及时间约定：在预征地款划入村经济联合社账户后即自动转移使用权，使用权移交后第三人可自主支配土地使用权。2010年5月10日，第三人与曹祥炽签订了《祥发猪场拆迁补偿协议》，征收了曹祥炽经营的猪场，补偿曹祥炽400万元，协议补偿范围包含了排水沟。原告认为《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和《预征地补偿协议》的征地范围也包括了其继续经营的部分，土地征收后导致其不能继续经营，被告构成违约，应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437736元，为此提起诉讼。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437736元损失的计算情况如下：
一、增江河边的三亩水田地共计129900元。1、该地在1998年2月16日签约是每亩租金5000元，共支付租金15000元；2、原告租用该地后，为了改良土壤，提高该地生产能力，防止水浸，用塘泥填高了50公分，实际支付填方费用15000元；3、该地上种有绿化树300多棵，每棵按成本60元计算，应得青苗费18000元；4、该地尚有39年的收益权，按现租地每亩700元计算，收益为81900元。二、鱼塘1.5亩（三个塘头）87500元。1、该鱼塘签约是支付租金1500元；2、挖土整塘，增加其水容量支付了挖掘机工费8000元；3、尚有39年收益权，按现时租金每年2000元计算，收益为78000元。三、排水沟及挡土墙各470米（均用石角砌成）按建造成本计，应补220336元。1、挡土墙平均高度为1.6米，厚0.4米，总长470米，总计300.8立方米，按现行建造成本造价320元/立方米计算，应得补偿96256元；2、排水沟深度为0.8米，宽0.6米，厚度为0.4米，总长度为470米，总计石方为413.6立方米。按现行成本价300元/立方米计算，应得补偿124080元。诉讼中，原告变更了部分诉讼请求，主张排水沟按一半计算。
本院经审理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8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性质上属因土地征用补偿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61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提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2016）粤民再2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是合同纠纷，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和受理范围，一、二审裁定认为本案诉讼属于因土地征用补偿而产生的纠纷，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混淆了合同关系和征地关系的界限，缺乏法律依据，裁定撤销一、二审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立案受理。
另查明：原告曾于2012年9月10日向被告递交《关于我承包贵村土地鱼塘被征收的补偿要求》，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321284元。此后，被告向原告出示了《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一份（该材料是被告于2013年3月13日出具给正果司法所和第三人），主要内容为：关于我村1998年2月16日与刘发祥签订的土地租约五十年，在2008年9月18日因政府征收造成了我村违约，当时为了征地工作的开展，镇政府与我村签订了因征地造成我村原合同违约，一切责任由镇政府负责的承诺，现刘发祥向我村提出赔偿321284万元，根据刘发祥所提的意见，我村核查：1、正麻路两边水田2号地3.45亩，3号地1.23亩，4号地0.47亩共计5.15亩，已一次性交租25750元，已过去10年，即还应退回租金20600元。2、增高土地，减少洪涝，改良土质1500元属实。3、河边第绿化树300棵树问题。当时刘发祥要使用该土地，村在2003年创建省生态环保示范村，叫刘发祥不要使用，由镇政府种植绿化树，到时都是属刘发祥的，所以300棵按60元计算所得18000元，村是认可的。4、有三口小鱼塘是没有转包给曹祥炽的（其中冷水坑塘、其潭冚塘、吓迳桥坑口塘）刘发祥整改和租金也足上1500元。5、挖土加深，整治鱼塘，增加容水量，因鱼塘已转让曹祥炽，8000元不符合现实。6、挡土墙长470米，高1.6米，厚0.4米，共为300.8平方米，按180元/立方米计算，应为54144元。7、排水沟深度为0.8米，宽0.6米，厚度0.4米，长470米，总共413.6立方米，按150元/立方米计为62040元。因刘发祥转让猪场协议以排水沟为界，即排水沟是各占一半，故刘发祥应得31020元。8、其它，刘发祥提到5.15亩水田和三口小鱼塘1.5亩，所剩40年使用期的时值147600元，按本村认为该适当60000元，以上合共186764元。该材料还记载了其他内容。
诉讼中，原告确认其主张的增江河边的三亩水田地在《预征地补偿协议》的征地范围内，1.5亩鱼塘、排水沟及挡土墙在《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的征地范围内，至今被告和第三人从未通知其交出土地。
被告和第三人确认原告主张的增江河边的三亩水田地是在《预征地补偿协议》的征地范围内，1.5亩的三个鱼塘的其中一个是在《预征地补偿协议》的征地范围内，另外另个鱼塘和排水沟、挡土墙均在《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的征地范围内，但排水沟是属于曹祥炽的，第三人已补偿给了曹祥炽。第三人与曹祥炽已经实际履行了《祥发猪场拆迁补偿协议》，曹祥炽也将其经营的猪场等土地全部移交给了第三人。原告则表示其与曹祥炽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转让的土地以排水沟为界，并不是将排水沟转让给曹祥炽，其主张的挡土墙与第三人补偿给曹祥炽的挡土墙不是同一个挡土墙。
对于《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被告确认该材料的真实性，但认为所记载的内容并不是事实，该材料是被告原来的工作人员在收到原告要求赔偿的材料后，未经被告村委研究、讨论且未经核实调查的情况下出具的，形式与村委惯常的形式不符。且《证明材料》所确认的补偿标准及金额与事实和相关补偿标准严重不符，其内容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代表被告对原告补偿问题的立场。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了《关于<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的情况说明》、《正果镇蒙花布村“三委”会议记录》。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两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不予认可。
再查明：《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预征地补偿协议》范围内的土地并未实际用于建设，被告、第三人至今未与原告签订终止《土地租约》履行的协议或征地补偿协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申请追加曹祥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清挡土墙和排水沟的权属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原告所主张的三亩水田地、1.5亩鱼塘、排水沟及挡土墙在《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预征地补偿协议》的征地范围内。虽然第三人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预征地补偿协议》，但在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被告和第三人并未就原告所主张的属于被征收范围内的三亩水田地、1.5亩鱼塘及挡土墙与原告签订相关终止《土地租约》履行的协议或征地补偿协议，至今也未通知原告交出三亩水田地、1.5亩鱼塘及挡土墙所占用的土地，原告也并未实际交地，《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和《预征地补偿协议》的签订并未实际影响到原告对其所主张的三亩水田地、1.5亩鱼塘及挡土墙的使用，也并未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其主张因第三人征收了三亩水田地、1.5亩鱼塘及挡土墙的土地，导致其不能履行与被告签订的《土地租约》，被告构成违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排水沟问题，原告确认该排水沟是作为其与曹祥炽经营的猪场界限的排水沟，被告主张该排水沟已在其与曹祥炽签订的《祥发猪场拆迁补偿协议》中被征收，该排水沟属于曹祥炽的，不应再赔偿损失给原告。本院认为，原告与曹祥炽签订的《转让合同》和《转让合同补充说明》只是约定土地使用权面积以现有猪场周围排水沟为界，并未约定排水沟全部属于曹祥炽，且在《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中，被告也认为该排水沟是原告自己经营土地与曹祥炽经营的猪场的界限，应各占一半，原告也同意按一半计算，故属于原告的一半排水沟已被第三人征收，被告应赔偿相应的损失给原告。原告主张排水沟深度为0.8米，宽0.6米，厚度为0.4米，总长度为470米，总计石方为413.6立方米，被告在《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予以确认，故本院确认排水沟的总石方为413.6立方米。对于排水沟的单价，原告主张成本价300元/立方米，因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在《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中同意按150元/立方米，对排水沟的单价本院按150元/立方米计算，总金额为62040元，原告占一半为31020元。被告抗辩《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所反映的内容并不属实，是被告原来的工作人员在收到原告要求赔偿的材料后，未经被告村委研究、讨论且未经核实调查的情况下出具的，并提供《关于<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正果镇蒙花布村“三委”会议记录》予以佐证，但该两份材料不足证明被告的上述主张。
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曹祥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对于原告主张的排水沟的赔偿，被告在《关于解决征收蒙花布酒店用地遗留问题的证明材料》已经予以明确，对于挡土墙，原告已明确其主张的挡土墙并不是曹祥炽经营范围的挡土墙，故追加曹祥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已无必要，对于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蒙花布村民委员会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发祥31020元；
二、驳回原告刘发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70元，由原告刘发祥负担7312元，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蒙花布村民委员会负担55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小松
审 判 员 赵春知
人民陪审员 曾翠玲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书 记 员 宋泳宜
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