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6民终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平章，男，195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富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河畔茗郡小区丽苑*号。
法定代表人：高畴宁，系该社主任。
上诉人王平章因与被上诉人富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富宁供销社）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云2628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王平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云26民终620号民事裁定书，全案发回富宁县人民法院重审，富宁县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云2628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书，王平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平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云2628民初131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平章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富宁供销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就事实作出实质纠正，与原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不清相悖。本案系由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审理的案件，在二审裁定中，明确提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但在本次判决中，一审判决仅就增加王平章身份问题、是否属于政府征地行为、供销社三次明确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认定，未就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做出实质性查实，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认定相悖。一审判决对本案的重新审理仍是草率断案，有失公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其判决错误。第一，一审判决对是否属于政府征地行为认定错误。在本案中，原一、二审过程时，王平章虽然没有对政府征地这一事实提出实质性异议，但在本次一审过程中，王平章已经充分举证并且富宁供销社也明确承认本案涉及的土地并非属于政府征地行为，而是富宁供销社私自将土地转让给富宁安乐生态园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众所周知，政府的征地行为并非是任何人口头陈述或者认可就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而是需要经过政府部门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启动征地程序，报批征地批文，发出征地公告才属于政府行为。但一审判决在本案事实已经明确并非属于政府征地的情况下，仍然颠倒黑白地将本案认定存在政府征地行为，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第二，一审判决认为王平章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根本未提到王平章是否愿意签订合同的情况，反而在本院认为中作出陈述，违反裁判文书的写作流程。况且，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已经认为，富宁供销社在王平章作出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书面表示之前，富宁供销社是三次（两次通知，一次诉讼）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意愿，在此前提上，王平章还有什么理由作出愿意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况且本案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政府征地行为，一审判决以此作出认定完全错误。第三，一审判决认为房屋所有权（包括道路）不明错误。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已经明确了该房屋属于王平章在征得富宁供销社同意的情况下翻修，王平章也在诉讼中向法庭提交了当时供销社、王平章共同参与的林木清点《明细单》。试问，如果房屋、林木、道路与王平章毫无关系，那么双方共同参与清点的意义何在？很明显，王平章的行为属于法律中的添附，该部分的所有权归于王平章。况且，本案的诉求已经是解除承包合同，双方进行清算，如果在本案中不予处理，那么在什么案件中才能处理，届时，如果涉及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这个责任由何人承担？第四，一审判决对林木归属的认定相互矛盾，存在严重错误。承包合同中对林木的归属属于附条件生效的条款，根据我国《森林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个人承包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人所有，承包合同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执行。”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双方在承包合同中已经进行了约定，虽然约定存在瑕疵，但可以按照法律逻辑对此进行分析后得出承包合同对林木权属的具体约定。我国《合同法》对合同的解释规则，对本案的林木归属存在两种可能的约定：1.只要合同解除或终结，林木的归属都属于固定的一方；2.一方不愿意继续签订，林木归属于另外一方。如果本案合同的目的是第一种约定，那么合同的条款将直接明确为：“承包期满后，王平章（乙方）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甲方（或乙方）”，但本案却设置了附带条件：“承包期满王平章（乙方）不愿意继续签订，经济林木归供销社（甲方）”，实际上已经排除了第一种可能的约定，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本案的合同条款的目的解释是：“一方不愿意继续签订，林木归属于另外一方”。因此，本案的承包合同对林木的归属实际上是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其生效条件是一方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时，归属于另外一方。在本案中，富宁供销社既然在合同期满后将土地转让、拒收承包费，属于以明示的方式表示拒签合同的违约行为，承包合同所附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那么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经济林木认定归属为王平章。但一审判决却在明确了系富宁供销社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情形下，仍然将林木归属权确定为富宁供销社，明显存在错误。三、一审判决与原一审判决均存在偏袒富宁供销社之嫌。在本案的原一审判决后，富宁供销社就王平章的上诉请求向上级法院也提交了答辩状，其中第一项第3点的观点的结尾，还特地就归属问题进行了论述：“王平章以书面形式表示不愿意续签合同，应当按照《生产基地承包合同》第九条的约定，王平章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属于供销社”。此外，原一审判决是在涉案林地林木被政府征收的前提下，认为王平章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才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而现在本案已经查清，是富宁供销社已经将林地林木擅自转卖他人，才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为何一审判决仍然作出以原判结果相一致的认定？这无疑让王平章看到一个现象，即不管本案是不是政府征收，就只能做出这样判决，明显存在偏袒之嫌。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一，一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来判决认定1985年8月9日双方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失效是错误的，因为客观事实是双方从来没有协商过将1985年合同的承包期限变短，更没有协商一致将1985年的合同作废。其二，一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来判决认定双方“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也是极为错误的，因为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限尚有18年时间，根本就没有履行完毕。其三，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来判决认定王平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更是故意为之的错误，因为在一审立案时，王平章就将所有的证据材料依法提交，并在庭审中依法举证，这些证据也足以说明王平章的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审法院在依法采信的同时却作出相反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五、王平章的其他意见。从调查结果来看，当地类似王平章情况的仍有10家人，所遇到的情况也基本一致，可以说，本案是否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将直接决定了包括王平章在内1l家人的命运。我们都是在土地上奉献了自己半生心血的老百姓，都已经将承包的土地视为养老送终的命根子。本案诉讼的产生，完全是因为富宁供销社想独占林木林地利益而引发，而在此之前，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都是为了履行50年的承包合同。富宁供销社在看到修建陵园产生的巨大利益后，就向王平章等各方发出《通知》要求解除合同，以实际行为表示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明显违背了双方之前的意思表示。这样为了利益出尔反尔的行为，不仅是在道德上不耻，在法律上同样不得到支持。法律载判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让每个公民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以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但如果仅如本案一审判决这样草率，那么埋下的是将是严重的社会隐患，望二审法院对此予以重视。王平章期待着二审法院能够从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出发，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作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其判决结果错误，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明辨是非，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王平章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王平章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正。
富宁供销社未作答辩。
王平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于1985年8月9日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2.判令供销社赔偿王平章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992167.8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供销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平章原系富宁县里达镇小木匠村委会平家地小组村民，1984年10月，供销社为了在富宁至里达公路右侧六至七公里处发展种植，向社会招聘承包人员，王平章应聘成功。1985年8月9日，王平章与供销社签订了《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主要内容为：“（一）承包项目：富宁县供销社1981年种植在富宁至里达公路右侧六至七公里的油桐良种园贰佰柒拾肆亩的薅锄管理、采取、运输、加工。（二）承包产量每年上缴甲方晒干扬净的黑桐籽贰仟市斤，除完成每年上缴任务外，全属乙方所有。但必须按当年国家牌价出售给供销社，不得私自处理。（三）承包年限伍拾年，即从1984年12月7日起至2035年12月7日止。期满后双方可继续签订。（四）种植的八角有收入时，按当年收由乙方加工后按三、七分成，即甲方三成、乙方七成，……。（五）甲方制定的规划和安排，乙方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办理。1.每年薅锄两次……。2.砍除林内杂树，……。3.林内空地方，乙方应补种油桐，种籽甲方供给。4.甲方计划油桐八角间种，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栽种，已种八角不得损坏，……。5.甲方林区规划的道路和台地，乙方必须严格执行挖好。6.……。7.种植林区交界处防护林、苦练树、椿树和牛网刺，防牛马进入林内踩踏油桐八角树以及坏人偷盗油桐及八角等。（六）甲方允许乙方在不影响和损坏油桐八角树的前提下，乙方可间种粮食等作物，收入属于乙方所有，……。（七）甲方为乙方提供住宿地点，乙方自带行李、粮食、炊具、劳动工具等，乙方来到后必须服从甲方领导、听甲方的指挥安排，参加开会、学习技术等。……。”1988年2月8日，双方经协商再次签订一份《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该合同对承包地块及面积、分成、林地的管理要求等约定与1985年8月9日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约定一致，但对造林及林地的管理要求做了更进一步细化，并将王平章在林地内空地种植的稻谷、地谷、包谷、黄豆、豌豆、花生等农产品连同油桐树、八角树等林木的种植管理一并列入承包管理和分成范围，承包期限由五十年变更为十五年，自1988年3月1日起至2004年3月1日止。2004年3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的承包地块与《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的承包地块一致，面积书写为“75.68亩”，但双方实际按274亩履行。该合同另外约定：“承包期限十年，从2004年3月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合同将原来的“三七分成”变更为“乙方每年交纳承包费1200元给甲方”，同时约定：“承包期满乙方若不和甲方继续签订新的合同，则乙方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甲方所有；遇有国家政策性调整或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时，本合同自行终止。”2010年3月23日，王平章全家户口迁入供销社集体户口册。2011年8月，王平章在林地内将供销社提供的老旧房屋推倒后重建了砖混结构房屋一幢，并接通水、电，修通了进林地的砂路等基础设施。2014年富宁县人民政府拟征用王平章承包经营的林地作为富宁县的公墓用地（目前并未实际征用）。2015年3月2日，供销社向王平章发出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通知。2016年9月26日，供销社向富宁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平章其无条件搬离承包地。2016年12月16日，供销社再次向王平章发出不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通知。为此，因无法进行签订合同，王平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并赔偿经济损失1,992,167.81元。
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的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供销社（甲方）与王平章（乙方）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均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理应按照约定全面、适当的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王平章与供销社分别签订了1985年8月9日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1988年2月8日的《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和2004年3月1日的《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其中1988年2月8日签订的《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对承包地块及面积、分成、林地的管理要求等约定与1985年8月9日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约定一致，只是对造林及林地的管理要求做了更进一步细化，而承包期限由五十年变更为十五年，即自1988年3月1日起至2004年3月1日止。2004年3月1日签订的《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与《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的承包地块一致，面积书写为“75.68亩”，但双方实际按274亩履行，承包期限变更为十年，即从2004年3月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同时约定：“承包期满乙方若不和甲方继续签订新的合同，则乙方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甲方所有；遇有国家政策性调整或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时，本合同自行终止。”其余约定与上述两份合同基本一致。综合上述三份合同条款的约定，王平章与供销社就同一标的即富宁至里达公路右侧六至七公里处的林地林木的承包经营管理先后签订了合同，前后三份合同约定的内容在文字表述方面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均是围绕富宁至里达公路右侧六至七公里处的林地林木的承包经营管理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签订在后的合同既具有承接前合同的内容，也有根据情势的变更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一步细化或补充的内容，在后合同签订后，双方均自觉按后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直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双方均未发生过纠纷。由此可见，双方主观上是认可后合同是对前合同的变更。另外从三份承包合同书签订的历史时间来看，1988年2月8日的《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是双方在1985年8月9日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签订后第四年签订的，双方是在所承包林地内原有桐果树老化枯死的情势变更下，为发展种植新的林木品种八角树而协商一致后签订，该合同对1985年8月9日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做了细化约定，对合同期限由50年重新约定为15年，对此，王平章一直未提出异议，且双方已经实际按照1988年2月8日的《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履行至2004年2月合同期满，2004年3月1日，《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到期后双方再次签订《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并也实际履行至2014年3月1日合同期限届满。在后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不再按前合同的约定履行，而是按后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完毕，双方已经以实际行为认可了合同的变更，综上所述，1985年8月9日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已经为双方1988年2月8日、2004年3月1日两次签订合同所变更，且变更后的两份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因此，现王平章起诉要求解除双方1985年8月9日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所涉及林地内的林木及房屋归属于谁的问题，本案经庭审查明现承包林地内有林木树种主要是八角树、松树、椿树、杉树以及李子、桃子、蕉桃等果树。2004年3月1日的《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第九条只约定承包期满乙方若不和甲方继续签订新的承包合同，则乙方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甲方所有。因双方无法继续签订合同，而王平章栽种的八角树以及对松木的经营管理属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其不应享有林地内林木的所有权；李子、桃子、蕉桃等果树王平章系经供销社允许栽种的经济林木，且合同约定孳息归其自有，故王平章对李子、桃子、蕉桃等果树享有收益权。2014年富宁县人民政府拟对该林地进行征用作为富宁县殡仪馆建设，致使双方合同不能续签，符合《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第十一条“遇有国家政策性调整或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时，本合同自行终止。”约定的情形，截止2017年12月，富宁县人民政府对富宁县殡仪馆建设已另外选址，不再征用王平章所承包的林地作为富宁县殡仪馆建设，双方不能续签合同的情形已经消失，但经协商，双方仍无法达成协议，王平章于2017年3月17日以书面方式表示不再与富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续签合同，根据《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第九条“承包期满乙方若不和甲方继续签订新的合同，则乙方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甲方所有”的约定，王平章在林地内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属于供销社。关于王平章在林地内建盖的房屋的所有权，其所建盖的房屋虽系供销社同意建盖，但该房屋是王平章为更好的履行合同所建盖的附属设施，其该房屋是临时建筑，建盖于集体林地内，无任何的权属证书，故该房屋所有权不明，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所述，王平章起诉要求解除双方于1985年8月9日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因该合同书已被双方1988年2月8日签订的《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2004年3月1日的《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所变更而失效，且《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及《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双方已经履行完毕，现王平章要求解除已经失效的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林地内的八角、松树、椿木等林木王平章不享有所有权，故其要求赔偿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李子、桃子、蕉桃等果树王平章虽有收益权，但该收益权是基于双方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而产生的，现王平章不同意与富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续签合同，已经丧失了对林地内的果树的收益权，而该果树的所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归属于供销社，而房屋所有权不明，故对于王平章要求供销社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平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30.00元，由王平章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除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外，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涉及三份合同，分别是：1985年8月9日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第一份合同）、1988年2月8日签订的《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第二份合同）、2004年3月1日签订的《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第三份合同）。第一份合同乙方除了王平章外还有刘文宏、吴应良两人的签名，第二份合同除了王平章外还有王忠章的签名。经二审查明：1.第一份合同是王平章和刘文宏、吴应良三人一起签订合同，该合同主要标的是为了栽种油桐，后来因为油桐树老化没有效益，刘文宏、吴应良二人就自动退出。第二份合同里面虽然有王忠章的名字，但他的承包范围是富宁至里达公路三公里的公路左侧，与王平章的承包范围“富宁至里达公路右侧六至七公里处”并不是同一区域。2.第一份合同载明的274亩并没有经过实际测量，只是双方当事人的估算；第二份合同载明的274、101亩，其中的101亩是属于王忠章的合同面积；第三份合同载明的75.68亩是因为2004年以后王平章每年交的承包费只是按照每亩7元钱缴纳，其每年缴纳530元承包费，故测算下来的承包面积就只有75.68亩。但实际上，王平章经营管理的土地承包面积、承包范围自1985年以来均从未变更过。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王平章请求解除1985年8月9日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2.富宁供销社是否应当赔偿王平章的经济损失1992167.81元。
关于王平章请求解除1985年8月9日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1985年8月9日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1988年2月8日签订的《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2004年3月1日签订的《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均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中，虽然1985年8月9日双方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的承包期限是50年，但到了1988年2月8日，双方重新签订《经济林木承包合同书》，将承包期限变更为16年，2004年3月1日，双方又重新签订《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将承包期限变更为10年，对于后两次合同中承包期限的变更，王平章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虽然双方没有在后两份合同中约定1985年8月9日双方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作废，但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三份承包合同中，王平章的承包标的物的范围均为“富宁至里达公路右侧六至七公里处”的山林，且双方当事均已按三份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故王平章要求解除1985年8月9日双方签订的《油桐良种园承包合同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富宁供销社是否应当赔偿王平章的经济损失1992167.81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王平章主张的经济损失主要包括承包林区的经济林木损失以及其建盖的房屋损失，而其计算经济损失的依据是“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头塘等片区征地补偿标准[富政发（2014）22号]、关于国道G323线富宁归朝至广南百乐公路改建工程占用征用林地林木补偿标准[富政发（2015）7号]、关于国道323线平半村至归朝公路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批复”三份文件确定的补偿标准，但王平章所承包的林木范围并不包括在这三份文件确定的补偿范围之内，故其以此作为损失计算依据错误，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根据2004年3月1日签订的《生产基地承包合同书》第九条“承包期满乙方（王平章）若不和甲方（富宁供销社）继续签定新的承包合同，则乙方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归甲方所有。”约定，即双方约定林木在承包期限届满后归属于富宁供销社的前提条件是王平章不和富宁供销社签订新的承包合同，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第三份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于2014年3月1日届满后，并不是王平章不愿继续与富宁供销社签订新的承包合同，而是富宁供销社不愿继续发包。王平章在第三份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仍然继续经营管理着林区的林木，富宁供销社也未向王平章明确表示终止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新的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以王平章没有继续与富宁供销社签订新的承包合同，王平章在林地内所栽种的经济林木全部归属于供销社的评述观点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房屋损失问题，虽然该房屋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证，但该房屋在建盖时是经过富宁供销社于2011年8月31日开会讨论后，同意王平章在原房屋基础上建盖起来的，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富宁供销社应赔偿房屋损失。
在新的承包合同关系形成后，富宁供销社直至2015后3月2日和2016年12月16日才向王平章发出书面通知，要求终止合同，但因为经济损失补偿问题，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发生纠纷。本院认为，基于王平章自第三份承包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一直经营管理林区林木至今的事实以及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承包合同关系事实，王平章有权就林木、房屋的经济损失问题另行向富宁供销社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王平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部分清楚，评判有错误，但实体处理结果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730.00元，由王平章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琴
审判员 秦永兴
审判员 张 祺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阳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