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黑11行终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清，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长坤，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任海，该镇司法所所长。上诉人丁某清与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逊克县人民法院（2016）黑1123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丁某清、被上诉人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刘长坤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3年1月1日原告丁某清与案外人仲维良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原告丁某清将承包村集体的600亩（40公顷）土地流转给案外人仲维良，合同约定在承包期内与土地有关的优惠政策由甲方丁某清享受。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后，案外人仲维良2013年耕种一年，2014年仲维良将所承包的40公顷土地又转包给案外人何亮，201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了黑龙江省大豆目标价格改革方案。规定从2014年开始国家对种植大豆的农户给予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每亩60.50元，补贴对象为大豆实际种植者。被告克林镇人民政府找到原告丁某清和大豆实际种植者何亮，针对补贴款发给谁进行调解，未达成协议。被告克林镇人民政府将2014年40公顷的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款36,300.00元发给大豆实际种植户何亮。原告丁某清认为克林镇人民政府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未按合同约定，错误的将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给了案外人何亮，于2016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克林镇人民政府将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差价补贴款36，300.00元发给原告丁某清，并承担3484.80元的利息。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克林镇人民政府将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给了大豆实际种植户何亮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2、原告丁某清与案外人仲维良签订的土地承包期间和土地有关的优惠政策全部由原告丁某清享受的约定在本案中是否有效。本院经审理认为，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土地优惠政策”，什么是“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所谓“土地优惠政策”是指，依法取得国家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对所取得的土地在承包、租赁、流转、抵押、农业税减免、土地补贴等方面国家及各省市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而“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是国家为保障农民利益，鼓励大豆种植者的种植热情，稳定大豆生产，对大豆种植者的价格补贴。要求是谁种植大豆补贴款就发给谁，并不是土地优惠政策。因此，原告丁某清与案外人仲维良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与被告克林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并无关联性，这是其一。其二是被告克林镇人民政府部分农民虽然有土地承包方取得了“大豆目标价格补贴”，但都是经过双方协商达成的协议而取得的。本案原告丁某清与大豆实际种植者何亮多次调解协商达不成协议，被告克林镇人民政府将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按照国家、省政府、县政府规定发给实际种植者何亮无不当之处。如果原告认为违背合同，可与合同签订人仲维良协商解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丁某清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承担。判决宣判后，丁某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丁某清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2013年1月1日，丁某清与仲维良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第七条约定：“在承包期间和土地相关的优惠政策全部由甲方（丁某清）享受，与乙方（仲维良）无关。”丁某清找镇政府领取补贴款，镇政府说按照文件办，补贴款给实际种植者，不同意给丁某清。一审法院认为大豆价格补贴款不是土地优惠政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丁某清在签合同前能够想到国家会有优惠政策补贴给农民，但不可能知晓优惠政策的名称，所以在签合同之时只能写“和土地相关的优惠政策”。丁某清认为“和土地相关的优惠政策”涵盖了大豆价格补贴款。仲维良与何亮签订的合同属无效合同，仲维良未经丁某清同意擅自将土地承包给何亮属无效合同。大豆补贴款已经发放给了何亮，一审判决让丁某清与合同签订人仲维良协商解决，仲维良并没有领取大豆价格补贴款，再让其给丁某清大豆价格补贴款不公平。本案中何亮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一审法院应追加其为第三人，一审法院没有通知何亮参加诉讼应属遗漏当事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答辩称，虽丁某清与仲维良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七条规定，在承包期间和土地有关的优惠政策全部由丁某清享受与仲维良无关，但《逊克县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补贴对象为本县范围内大豆实际种植者。克林镇党委、政府派克林镇副镇长与司法所所长多次就大豆补贴款发放问题对双方进行调解，双方都未达成协议，故而克林镇政府决定按照《黑河市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逊克县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补贴对象为大豆实际种植者。因此将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放给了大豆的实际种植者何亮。仲维良将土地转包给何亮的合同是否有效问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没有明确说明合同是否有效，也就是效力待定。如果丁某清认为合同无效，可以与仲维良协商解除合同，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合同是否有效。至今丁某清没有与仲维良或者何亮提出解除合同或者反对何亮耕种相关土地的问题，而且2015年该地仍由何亮耕种。由此可见，丁某清所称的仲维良与何亮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与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发放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款的行政行为无关。综上，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把40公顷土地的大豆目标补贴款发放给何亮是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镇政府无义务向丁某清发放此款，镇政府并没有不履行法定职责，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丁某清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黑政发[2015]34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及2014年农业部长韩长斌答记者问（实录）。证明上述两文件规定，有合同按合同办，补贴应该归丁某清。被上诉人逊克县克林乡人民政府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财建[2014]695号《关于大豆目标价格补贴的指导意见》。证明该补贴款的补贴对象是大豆的实际种植者；2、黑政发[2015]34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明该文件明确规定发放对象为本省行政区域内大豆实际种植者；3、黑市政办发[2015]10号《黑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证明补贴对象为全市范围内大豆实际种植者。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上诉人丁某清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用。被上诉人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全部3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时丁某清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法院判令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依法履行给付其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款的职责，并非要求撤销对何亮发放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款的行政行为。因此，本案应审查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是否有向丁某清发放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款的职责，与何亮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上诉人丁某清认为一审判决遗漏第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逊克县克林镇人民政府按照《黑河市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逊克县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将补贴对象确定为大豆实际种植者并发放了该补贴款的行为并无不当。丁某清的上诉理由中称其与仲维良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已经约定与土地有关的全部优惠政策由丁某清享受及仲维良与何亮签订的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丁某清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丁某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伟华审 判 员  满国石代理审判员  何龙航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张庆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