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3民再3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3－4层）。
法定代表人：罗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禹涛，男，197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重庆万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公交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禹涛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渝三中法民终01067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渝民申69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涪陵公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江艳、被申请人禹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涪陵公交公司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禹涛的诉讼请求。其理由为：1.双方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禹涛每月向涪陵公交公司缴纳3000元，虽包含了一些子项目，但并没有明确子项目的具体金额，应属包干费，禹涛只要每月付清该费用，涉案车辆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等费用就由涪陵公交公司承担、企业服务费也一并结清。2.《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及《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征收管理办法》均明确规定车籍凭证上载明的车辆所有者是公路养路费的缴费义务人，同时历年的“养客费”减征申报单位均是涪陵公交公司，而不是禹涛，主管部门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亦明确解释“养客费”的优惠是为了扶持当地公交企业。故“养客费”的减征优惠应归涪陵公交公司所有，二审认定禹涛为该优惠对象错误。
禹涛辩称，（一）涪陵公交公司多收“养客费”的行为呈持续状态，涉案的渝G048**号一直履行到2009年1月1日“费改税”前，禹涛于2010年12月就讼争纠纷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双方约定的每月费用3000元并不是包干费，因为各子项目的数额其实双方均清楚，同时涪陵公交公司对“养客费”仅是代收，对于多收取的部分无权占有。综上，涪陵公交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禹涛曾于2010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立案后，于2013年10月18日裁定准许禹涛撤回起诉。禹涛又于2015年1月29日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其2004年1月起至2008年8月止多代收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50327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公交公司）原名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禹涛与涪陵公交公司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禹涛自购渝G048**号25座客车，以涪陵公交公司的名义经营涪陵城公交车的客运，禹涛在经营中应依规定线路进行汽车客运经营，自负盈亏，承担在经营中的一切经济责任，涪陵公交公司对禹涛的行车、客运、安全、学习进行统一管理，经营期限为8年，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禹涛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费等费用共计3000元。合同签订后，禹涛购买渝G048**号25座客车投入涪陵城内公交营运。2004年1月起至2008年8月止，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对禹涛的渝G048**号客运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实行减征，按包缴比例55%的标准收取，即养路费每月收取313.50元（570元/月×55%），客运附加费每月收取657.80元（1196元/月×55%），而涪陵公交公司每月向禹涛多收898.70元，56个月共多收50327.2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曾召佩（案外人）与涪陵公交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日作出（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认定，曾召佩与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系挂靠经营合同，曾召佩系缴费义务人，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是曾召佩所有的登记在涪陵公交公司名下的渝G129**号客车，曾召佩作为该车的实际经营者和所有权人，有权享有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涪陵公交公司超比例收取曾召佩缴纳的规费应予返还，并判决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其在2004年1月至2007年5月期间多收取曾召佩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共计20458.10元。
一审法院判决：涪陵公交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其从2004年1月起到2008年8月止向禹涛多收取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共计50327元。案件受理费1058元，减半收取529元，由涪陵公交公司负担。
涪陵公交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禹涛的诉讼请求，并由禹涛负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本院原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原二审认为，涪陵公交公司与禹涛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是：一、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二、禹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涪陵公交公司是否应退还禹涛超比例缴纳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
针对焦点一，本案中，涪陵公交公司因与禹涛签订本案所涉《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形成了车辆挂靠经营关系，禹涛按照合同约定向其缴纳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现禹涛诉请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本案纠纷实质上是合同履行中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同理解所发生的纠纷，故本案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针对焦点二，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督促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及时行使其诉权，使争议法律关系及时归于确定状态；系对故意怠于行使诉权的一种法律规制。经查，涪陵公交公司与禹涛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的本案所涉《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的经营时间为8年，在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内，禹涛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呈持续状态。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中，禹涛陈述其是在曾召佩诉涪陵公交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日作出（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后才知道其合同权利受到了实质的侵害。故基于以上两种理由，禹涛于2010年1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鉴于该类型案件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大、政策性强等特点，在向有关部门争取协调处理和组织双方和解未果的情况下才于2013年10月18日裁定准许禹涛撤回起诉，即禹涛在此期间一直在主张相关权利，故禹涛于2015年1月29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从涪陵公交公司的举证情况来看，亦未发现禹涛故意怠于行使其诉讼权利或者明确表示放弃其实体权利的事实，故涪陵公交公司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分期计算，禹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针对焦点三，因涪陵公交公司与禹涛之间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禹涛经营的渝G048**号客车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均由挂靠经营者即禹涛实际承担，即禹涛系缴费实际义务人，则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权利主体也应是其经营的渝G048**号客车的实际车主，即禹涛有权享受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且本案所涉《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涪陵公交公司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即是代收代征，则当有关职能部门对这两项费用实行减征时，涪陵公交公司向禹涛代收的这些费用金额理应作出相应的调减。从2004年1月起至2008年8月止，涪陵公交公司超比例向禹涛收取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应当退还。涪陵公交公司提出其系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优惠对象，其不应退还超比例缴纳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本院原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元，由涪陵公交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刘国胜与涪陵公交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提审，并作出（2016）渝民再8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双方合同第五条中约定的由涪陵公交公司收取的2950元应当属于包干费，只要涪陵公交公司收取的数额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就不构成违约，也无须返还。因此，原审判决依据悬挂于涪陵公交公司财务室墙上的收费明细认定涪陵公交公司多收取了养路费及客运附加费，系认定事实错误，市高法院予以纠正；涪陵公交公司作为城市公益性专业客运运输企业，经审批享受减征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优惠政策。原审判决认定减征的“养客费”属于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系认定事实错误，市高法院予以纠正；刘国胜于2010年12月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在2013年10月18日撤诉后又于2015年1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均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起诉同样超过诉讼时效。遂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106号及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民初字第009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国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9元，共计1454元，由刘国胜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有：一、本案讼争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国家减征政策享受主体是谁；二、根据《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禹涛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费等费用共计3000元。上述费用收取的性质及具体组成；涪陵公交公司是否多收取了“养客费”应当返还。
关于焦点一，《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条例》及《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三条均规定：“车辆所有者是公路养路费的缴费义务人”，依照该规定，只有车辆的所有者才承担公路养路费的缴费义务，车辆作为动产的一种，其户籍登记的所有权人具有公示的效力，依据该条例“车辆所有者”仅指的是车辆户籍登记的权利人，并非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公路养路费的征收机关仅向车辆户籍登记上登记的所有人征收养路费。对于存在挂靠行为的车辆，公路养路费的征收机关也仅向车辆户籍登记上登记的所有人征收养路费，不可能针对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征收，《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包干缴纳办法》也明确养路费包干缴纳的主体是车辆所有者，即本案中缴纳养路费的主体是涪陵公交公司，包干缴纳养路费的主体也是车辆登记所有者涪陵公交公司，而不是实际车主。重庆市人民政府在《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和客货运附加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经市交通主管部门核定减征的其他车辆”可以减征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本案中，涪陵公交公司逐年向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提出了养路费包干缴纳申请，其理由为城市公交属于城市公益性专业客运运输企业，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及重庆市涪陵交通征费稽查处均针对涪陵公交公司的申请作了审批，可见，提出减征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主体也是涪陵公交公司，而非实际车主禹涛。虽然双方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由禹涛缴纳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但该约定是双方在存在挂靠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关于车辆相关费用的负担及缴纳方式的协议，仅对涪陵公交公司与禹涛有拘束力，并不能变更涪陵公交公司按国家相关规定经审批取得的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资格。综上，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法定主体应当是涪陵公交公司。
关于焦点二，根据《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的规定，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禹涛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费等费用共计3000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均按该条约定履行合同，但对于该3000元的性质及具体组成却存在争议。禹涛认为，每月缴纳3000元费用中包括养路费570元、客运附加费1300元、运管费122元、税金370元、无形资产租赁金600元、服务费200元，合计3162元，实收3000元，故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因为减征优惠政策而实际减少，那么每月收取的费用也应当相应的调减，涪陵公交公司却按原标准进行代征，应当返还多收取的相关费用；涪陵公交公司却认为3000元的约定并未明确各个单项费用，是一个包干费，没有单项约定。即便是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有减免，但只要其所收费用不超出3000元，就符合合同约定。
如焦点一中所述，双方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由禹涛缴纳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是双方在存在挂靠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关于车辆相关费用的负担及缴纳方式的协议，仅对涪陵公交公司及禹涛有拘束力。即禹涛应当按合同约定向涪陵公交公司缴纳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相关费用；而涪陵公交公司向征稽机构缴纳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现涪陵公交公司按国家相关规定经审批取得了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优惠，但该优惠经审批仅限于作为城市公益性专业客运运输企业的涪陵公交公司享有，对涪陵公交公司与禹涛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并无影响。故禹涛、涪陵公交公司仍应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据此，禹涛主张涪陵公交公司存在多收取相关费用，应予返还的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涪陵公交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予以支持。禹涛主张涪陵公交公司多收取了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诉讼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067号民事判决、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民初字第0099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禹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8元，减半收取5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元，由禹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山中
审判员 张 斌
审判员 庞志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景闻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