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17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1，男，1967年11月2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2（邓某1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超，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练兵，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宇，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某1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征收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5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驳回对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仅凭证人证言就认定征收中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邓某1主张返还97109元，该认定是错误的。一方面，征收中心未提供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主张权利的文书、信件等。另一方面，提供证言的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实际上，征收中心从未口头或书面向邓某1主张返还97109元。2.搬离门头沟区7号房屋（以下简称7号房屋）时，电话移机费、宽带费等邓某1已实际损失。原审法院的笼统判决一并返还，该做法与拆迁政策及事实不符，亦违反公平原则。3.原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处理本案，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征收中心辩称，同意原审法院的判决，不同意邓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征收中心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某1返还征收中心拆迁补偿款97109元；2.邓某1支付拆迁补偿款利息500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
1.2015年12月，于某、邓某3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系2012年6月16日，邓某1与征收中心就7号房屋签订）及《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协议系2013年4月6日，邓某1与征收中心签订）不成立。法院经审理查明：于某与邓某4系夫妻，二人育有邓某3、邓某5、邓某1三子女，邓某4于2009年死亡。邓某1持有一份记载委托人为“邓某4”的授权委托书以邓某4名义和征收中心于2012年6月16日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于2013年4月6日签订《补充协议》。办理该委托手续时，邓某4已死亡，授权委托书上“邓某4”的签字及手印系邓某1代签及捺印。经审理认定，邓某4于2009年死亡，而邓某1于2012年以邓某4的名义签订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该合同行为并非邓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协议因合同主体不存在而不成立。最终判决：邓某4和征收中心于2012年6月16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不成立；邓某4和征收中心于2013年4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不成立。
2.《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载明，经双方确认并签署《交房验收单》20个工作日后，将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或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53430元，及周转补助费、二次搬家补助费43679元，共计97109元，存入以被征收人名义开立的账户。征收中心将拆迁补偿款97109元打入邓某4的银行账户中，邓某1认可该补偿款由其领取。
在审理中，征收中心主张收回发放给邓某1的97109元，在征收中心保存，待邓某4一家协商一致后，再将房屋拆迁所得全部利益交付。
3.邓某1以2015年1月法院判决协议不成立，直至2017年9月征收中心才向邓某1主张权利为由，主张征收中心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征收中心认为在判决生效后，征收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联系邓某1，并组织邓某1一家人进行协商，明确若不能达成协议，邓某1收到的款项需退回。为此征收中心提供本单位职员杨某及邓某1的母亲于某、姐弟邓某3、邓某5出庭作证。杨某证明，自己系征收中心工作人员，在（2015）门民初字第46号判决书生效后，邓某4的妻子于某多次到征收中心要求重新签订合同。在2015年10月26日，我组织邓某1、于某、邓某3、邓某5协商重新订立协议事宜，明确协商不成，邓某1收到的款项应退回，但因为他们之间分歧较大，没有达成调解协议；邓某5证明在杨某组织协商时，杨某说如果调解不成，让邓某1把拆迁款退回去；邓某3证明，2015年10月26日，征收中心将我们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调解，杨某说给我母亲和邓某1一人一套房子，我母亲同意，邓某1不同意，杨某说如果调解不成，邓某1退还收到的补偿款；于某陈述，2015年10月26日，征收中心把我一家叫到征收中心调解，说我们能调解好就解决，调解不好就让邓某1把钱退回去。
上述证言经邓某1质证，其认可征收中心曾经组织调解，但是对四名证人陈述的时间有异议，并否认曾经说过退款之事。同时认为证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原审法院认为：征收中心提供四位证人，均证实2015年10月26日由征收中心组织邓某1及其家人进行协商。此时至征收中心提起本次诉讼之日，期间不足两年，未超过诉讼时效。邓某1未提供证据否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故主张本案诉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合同不成立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征收中心、邓某1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经生效判决确认不成立，邓某1依据上述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没有依据，故征收中心要求邓某1返还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不成立系双方的过错所致，对于邓某1所得补偿款，征收中心没有利息损失，故征收中心要求邓某1承担补偿款利息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7号房屋并非邓某1的个人财产，且征收部门给付邓某4补偿款后，邓某1从邓某4的存款账户中提取了该补偿款，基于协议不成立的法律依据，邓某1应当返还征收中心补偿款97109元，不存在7号房屋返还给邓某1的问题，邓某1提出单方返还而显失公平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邓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拆迁补偿款9710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另查明，于某、邓某3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不成立之案件的案号为（2015）门民初字第46号。该案民事判决的作出时间是2015年1月19日。征收中心在2017年8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出了本案诉讼。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拘束力的依据。无效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对当事人自始不具有约束力。合同自始不具有约束力时，当事人基于合同所进行的支付或获得的财物丧失了依据。故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合同被认定不成立时，合同对当事人亦自始不存在约束力，当事人基于合同所进行的支付或获得的财物亦相应的丧失了依据。因不成立合同取得之财产，亦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征收中心、邓某1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经生效判决确认不成立，邓某1依据上述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没有依据。征收中心有权利要求邓某1返还拆迁补偿款。邓某1主张的原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公平等理由法律依据不足，应不予认可。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征收中心有权利要求邓某1返还拆迁补偿款，该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时，征收中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基于如下理由，本院认定征收中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1.征收中心提供的四位证人均言及2015年10月26日由征收中心组织邓某1及其家人进行了协商，亦言及在协商过程中征收中心表述调解不成时，邓某1应退还补偿款。征收中心提供的证人既有本单位员工，亦有邓某1之亲属。四位证人的证言较为一致，本院认定四位证人证言所指向的事实有高度盖然性，可以证明征收中心向邓某1主张过退还补偿款。2015年10月26日距离（2015）门民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的作出时间不足两年，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后，征收中心在2017年8月31日的起诉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的规定应当理解为对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中“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不完全列举。邓某1的相关上诉理由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我国立法法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虽然颁布并适用，但该法对发生在该法之前的行为并不普遍适用。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之规定处理本案，属法律适用错误。需要指出，原审判决虽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8元，由邓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冰
审 判 员 刘国俊
审 判 员 范 磊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张 超
书 记 员 马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