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2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住所地：珠海市拱北侨光路314号首层3-4号商铺。
负责人：朱涛，行长。
委托代理人：林耀华，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延光，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住所地：珠海市吉大景山路19号工商银行大厦。
负责人：潘强，行长。
委托代理人：林耀华，系该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延光，系该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映红，女，汉族，1965年1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黄晓峰，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赖玮泽，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夏湾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工行珠海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孙映红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1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孙永红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崔拓寰、李苗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林粤锴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孙映红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工作人员。
孙映红在工行夏湾支行申领存折，并同时开立了账号为95×××81的银行卡，该银行卡为磁条卡。
2016年1月21日23点57分至2016年1月22日0点04分，孙映红收到工商银行的短信通知，得知上述银行卡内的资金被取现和转账（含手续费）合计人民币107407元。经银行查询得知，被人取款及转现的银行ATM机具体地址为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南路74号地产综合楼1楼108号。此时孙映红正在单位的机动巡查岗（人工验放岗）值班。孙映红收到短信后，立即于2016年1月22日2点55分持上述银行卡向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报案。
原审法院认为，孙映红在工行夏湾支行处申领银行卡后，双方之间已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依照目前的技术水平，工行夏湾支行的磁条卡不具备完全防伪性和唯一性；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在推出ATM机时，没有给ATM机赋予识别磁条卡真伪的功能，以致ATM机认可伪造卡的取款指令，即存在真正的银行磁条卡没有用于交易的可能。在他人持有伪造的磁条卡进行交易之时，不能视为磁条卡与孙映红之间成就交易。本案涉案银行卡账户短时间内在异地（福建）发生交易，而当时孙映红本人及其借记卡均未离开珠海市，故原审法院确信他人利用伪造的银行卡进行交易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进而认定涉案资金交易属于伪卡交易。
工行夏湾支行作为发卡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以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的规定，工行夏湾支行为孙映红提供借记卡服务，就应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不被非法使用。工行夏湾支行作为银行借记卡的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的提供者，理当承担伪卡的识别义务。伪卡盗刷行为的发生说明工行夏湾支行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存在技术缺陷，故工行夏湾支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孙映红的损失。
工行夏湾支行对孙映红负有全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义务。根据储蓄存款合同的性质，工行夏湾支行负有按照孙映红的指示，将存款按约支付给孙映红或者孙映红指定的代理人，并保证孙映红借记卡内存款安全的义务。因此，孙映红借记卡内的存款被异地伪卡盗刷造成损失，工行夏湾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
孙映红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孙映红诉讼请求工行夏湾支行承担违约责任，理据充分，应予以支持。工行夏湾支行承担违约责任后，可以依法向犯罪分子或相关过错方进行追偿。因此，本案中，对工行夏湾支行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原审法院不作处理，当事人可以另寻途径解决。
工行夏湾支行就持卡人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负有举证责任。工行夏湾支行抗辩称孙映红对泄露交易密码存在过错，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孙映红没有妥善保管银行卡而导致该卡内的数据信息被窃取使用，因此，工行夏湾支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工行夏湾支行该抗辩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工行夏湾支行系工行珠海分行的分支机构，工行夏湾支行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工行珠海分行承担，因此，孙映红要求工行珠海分行承担责任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相应的责任形式应为共同责任。
工行夏湾支行、工行珠海分行主张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但工行夏湾支行、工行珠海分行并未说明本案的基本事实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本案无须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诉讼。
综上所述，孙映红诉请工行夏湾支行、工行珠海分行赔偿人民币107407元，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共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映红赔偿人民币10740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24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负担。
工行夏湾支行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认定事实有误。
ATM交易凭借的是卡片账户数据信息。若孙映红所诉交易为伪卡交易，则必然是孙映红卡片账户数据信息为他人掌握并凭借该信息制造伪卡所致。
对于借记卡账户信息的保密，原审法院认为，工行夏湾支行应遵循“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应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不被非法使用”。作为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工行夏湾支行固然负有保障孙映红卡内数据信息安全的义务，但该义务是相对的。一方面，就目前科技发展程度而言，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绝对安全、不会被破解的技术，作为商业银行，工行夏湾支行已经尽可能地采用了其所能采取的加密技术，保障孙映红卡内数据信息的安全，其发放的借记卡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符合监管部门的质量要求。另一方面，工行夏湾支行的安全保障责任是相对的，保障孙映红卡内信息的安全需要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工行夏湾支行采取了相应的加密技术，二是孙映红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注意用卡安全，防止卡内数据信息被盗取。涉案借记卡发放后，一直由孙映红保管，一切相关数据信息都处于孙映红掌控之下，在目前科技发展无法实现借记卡加密信息百分之百不被破译的情况下，要求工行夏湾支行对借记卡数据信息承担绝对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孙映红是否履行了安全用卡、妥善保管卡片信息的义务在所不论，显然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
二、原审遗漏重要案件事实。
工行夏湾支行与孙映红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各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约定的合同义务。工行夏湾支行与孙映红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中约定，“申请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持卡人使用借记卡办理消费结算、取款、转账汇款等业务须凭密码进行（芯片卡电子现金交易除外）。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作为工行夏湾支行与孙映红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理应由合同双方共同遵守。本案中，孙映红所诉交易，均为需凭密码进行的ATM交易，应视为持卡人本人行为。工行夏湾支行在原审中也就上述事由提出了答辩，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对工行夏湾支行的上述主张进行认定处理。
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
孙映红所诉的交易，为须凭密码进行的ATM交易。密码由孙映红设定及掌握。借记卡密码，同时又具有密码性和难以破译性，其由六位数字组成，理论上讲可以有100万个可能组合。而持借记卡凭密码进行交易时，密码只需输入错误3次就会被锁定而无法继续进行交易。由经验法则可知，一般而言，密码不存在被破译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借记卡密码被他人所掌握并凭之进行交易，应为孙映红有意或无意泄露所致”这一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事实，工行夏湾支行无须举证证明，工行夏湾支行对此不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审法院却认为，“被告夏湾支行就持卡人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负有举证责任”，错误地把举证责任施加到工行夏湾支行身上，显属法律适用错误。
工行夏湾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驳回孙映红对工行夏湾支行的诉讼请求；三、由孙映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工行珠海分行同意工行夏湾支行的上诉。
工行珠海分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诉讼主体有误，工行珠海分行并非本案适格主体。
本案是借记卡纠纷，孙映红提起诉讼的依据是孙映红与工行夏湾支行之间的签订的储蓄存款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工行珠海分行与孙映红之间不存在相应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工行夏湾支行作为已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具有一定的组织和财产，可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作为工行夏湾支行上级机构的工行珠海分行，不应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工行珠海分行并非本案适格主体。
二、原审认定事实有误。
ATM交易凭借的是卡片账户数据信息。若孙映红所诉交易为伪卡交易，则必然是孙映红卡片账户数据信息为他人掌握并凭借该信息制造伪卡所致。
对于借记卡账户信息的保密，原审法院认为，工行夏湾支行应遵循“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应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不被非法使用”。作为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工行夏湾支行固然负有保障孙映红卡内数据信息安全的义务，但该义务是相对的。一方面，就目前科技发展程度而言，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绝对安全、不会被破解的技术，作为商业银行，工行夏湾支行已经尽可能地采用了其所能采取的加密技术，保障孙映红卡内数据信息的安全，其发放的借记卡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符合监管部门的质量要求。另一方面，工行夏湾支行的安全保障责任是相对的，保障孙映红卡内信息的安全需要满足以下要求：一是工行夏湾支行采取了相应的加密技术，二是孙映红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注意用卡安全，防止卡内数据信息被盗取。涉案借记卡发放后，一直由孙映红保管，一切相关数据信息都处于孙映红掌控之下，在目前科技发展无法实现借记卡加密信息百分之百不被破译的情况下，要求工行夏湾支行对借记卡数据信息承担绝对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孙映红是否履行了安全用卡、妥善保管卡片信息的义务在所不论，显然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
三、原审遗漏重要案件事实。
工行夏湾支行与孙映红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各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约定的合同义务。工行夏湾支行与孙映红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中约定，“申请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持卡人使用借记卡办理消费结算、取款、转账汇款等业务须凭密码进行（芯片卡电子现金交易除外）。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作为工行夏湾支行与孙映红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理应由合同双方共同遵守。本案中，孙映红所诉交易，均为需凭密码进行的ATM交易，应视为持卡人本人行为。工行夏湾支行、工行珠海分行在原审中均就上述事由提出了答辩，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对工行珠海分行的上述主张进行认定处理。
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
孙映红所诉交易，为须凭密码进行的ATM交易。借记卡密码，同时又具有密码性和难以破译性。理论上讲，六位数字的密码，可以有100万个可能组合。而持借记卡凭密码进行交易时，密码只需输入错误3次就会被锁定而无法继续进行交易。因此，对于“借记卡密码被他人所掌握并凭之进行交易，应为孙映红有意或无意泄露所致”这一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事实，工行夏湾支行无须举证证明，工行夏湾支行对此不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审法院错误地把举证责任施加到工行夏湾支行身上，显属法律适用错误。
工行珠海分行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孙映红对工行珠海分行的诉讼请求；三、由孙映红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
工行夏湾支行同意工行珠海分行的上诉。
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孙映红答辩称，孙映红和工行夏湾支行建立储蓄存款关系，工行夏湾支行是珠海分行的分支机构，故依法应由工行夏湾支行的上级分行共同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遗漏重要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且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工行夏湾支行和工行珠海分行是否应对孙映红的损失承担责任，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工行夏湾支行应承担的责任及应赔偿的具体金额问题。
孙映红与工行夏湾支行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相应义务。依照目前的技术水平，工行夏湾支行的磁条卡不具备完全防伪性和唯一性；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在推出ATM机时，没有给ATM机赋予识别磁条卡真伪的功能，以致ATM机认可伪造卡的取款指令，即存在真正的银行磁条卡没有用于交易的可能。在他人持有伪造的磁条卡进行交易之时，不能视为磁条卡与孙映红之间成就交易。本案涉案银行卡账户短时间内在异地发生交易，而当时孙映红本人及其借记卡均未离开珠海市，故原审法院确信他人利用伪造的银行卡进行交易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进而认定涉案资金交易属于伪卡交易。工行夏湾支行作为发卡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工行夏湾支行为孙映红提供借记卡服务，就应确保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不被非法使用。工行夏湾支行作为银行借记卡的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的提供者，理当承担伪卡的识别义务。伪卡盗刷行为的发生说明工行夏湾支行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存在技术缺陷，故工行夏湾支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孙映红的损失。工行夏湾支行对孙映红负有全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义务。根据储蓄存款合同的性质，工行夏湾支行负有按照孙映红的指示，将存款按约支付给孙映红或者孙映红指定的代理人，并保证孙映红借记卡内存款安全的义务。因此，孙映红借记卡内的存款被异地伪卡盗刷造成损失，工行夏湾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工行珠海分行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二）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企业；（三）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四）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七）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八）其他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组织。”根据上述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商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由于工行珠海分行和工行夏湾支行均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工行夏湾支行具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可以承担民事责任。工行珠海分行虽然是工行夏湾支行的上级管理机构，也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孙映红与工行珠海分行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孙映红与工行夏湾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因此，一审判决工行珠海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工行珠海分行关于其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判决工行夏湾支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工行珠海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1784号民事判决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映红赔偿人民币107407元；
二、驳回孙映红对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24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负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72.6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负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72.62元，由孙映红负担人民币1236.31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夏湾支行负担人民币1236.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林粤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