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4民终7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瑷璇，男，1985年5月24日生，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良松，男，1968年4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贵阳市南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南路1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754090663。
法定代表人：刘昭义，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吉学荣，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胡凯，男，1964年5月6日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胡瑷璇因与被上诉人孙良松、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冶公司”）、第三人胡凯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403民初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瑷璇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请，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1、结算单是孙良松单方制作，上诉人未签字认可，上诉人提交该证据是证明孙良松应该支付上诉人总工程款，对于上诉人认可的已经收到孙良松的款不需要说明如何给付、何时给付。2、一审认定“对于结算单中记载的应扣除部分，除误工罚款20000元、破碎机15000元、水电费2500元、郑宇挖机8000元外，孙良松提交证据证明其确实已将款项支付他人”。上诉人认为理由不充分，孙良松提供的证据不能某证明其已经支付他人，即使确实支付，正好证明款项应由孙良松支付。3、孙良松没有证据证明其应当扣减上诉人的工程款，对于扣减的工程款应由谁承担，应由孙良松承担举证责任，实际也不应有上诉人负担；4、一审认定“孙良松向原告转款的金额加上支付给袁诗林等人的费用已超过591047.85元。”，这不符合常识，超付工程款在自然人之间是极少存在的。
二审中，被上诉人孙良松、七冶公司、第三人胡凯未提交答辩状。
一审原告胡瑷璇诉称：被告七冶公司承揽了贵安新区泰豪e时代一期土石方施工任务，为此设立了贵安国际数字文化产业园工程项目部，该项目部又将该任务通过层层转包给被告孙良松，孙良松又转给原告组织的班组之一进行施工，原告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班组之一，孙良松对此是认可的，同时还有多个证人能某证明。2015年1月13日，原告为承接土石方施工，向孙良松缴纳项目保证金100万元，有收条为据。原告缴纳保证金后，进行了土石方施工，组织了机械设备进行了土石方的内转等工作。至2016年2月1日，孙良松签字认可应付原告工程款为1940080.85元，扣除已付的1250000元，尚欠原告班组707221.85元。原告作为实际施工班组之一，进行了施工，孙良松应向原告支付应得费用。七冶公司作为承包人应当对实际施工应得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孙良松向原告支付劳务费等费用共计707221.85元；2、被告七冶公司对孙良松应支付原告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孙良松辩称：孙良松在与原告的结算单中签字，孙良松对结算单予以认可，原告也是认可该结算单的。现双方对结算单中的金额予以认可，孙良松已经把结算单中所欠的款项给付完毕。
被告七冶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理由如下：七冶公司承担了贵安新区泰豪e时代1期施工任务，根据相关规定七冶公司同贵州淇铃建筑公司签订了土石方工程的转包协议，而不是原告说的层层转包，淇铃建筑公司委托杨良贵作为代表与七冶公司签订了合同，淇铃建筑公司向七冶公司提供了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合同签订后工程开始施工，施工完成以七冶公司与杨良贵进行结算，根据结算已经支付了全部工程款，现已不欠淇铃建筑公司任何款项。至于淇铃建筑公司与何人签订分包合同，是该公司行为，与七冶公司无关。
一审经审理查明：被告七冶公司作为贵安国际数字文化产业园建设工程一期A区（又称贵安新区泰豪e时代一期）工程的承包人，与贵州淇铃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一份，将贵安国际数字文化产业园建设工程一期A区的土石方工程分包给贵州淇铃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后该工程经过多次转包、分包，由被告孙良松以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后再以该公司名义转包给熊运军，并与熊运军签订《土石方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熊运军按照施工范围内及甲方安排的土石方工程现场挖填区域的清表、挖、装、运、回填、推平、临时道路的修建及场内运输、临时设施的搭建及拆除等。工程款按照立方综合包干价计算，每立方11.5元。后熊运军以委托的方式将其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接的工程转包给原告胡瑷璇。原告作为实际施工方之一组织人员对上述工程进行了施工，熊运军并未实际参与施工管理，原告的施工工作直接接受孙良松指导，向孙良松负责。原告还于2015年1月13日向孙良松缴纳上述工程保证金100万元。2016年2月1日，孙良松向原告出具结算单一份，该结算单载明，原告完成工作的工程款总金额为1940080.85元（含缴纳的保证金100万元），减去已支付的750000元及应扣除的598433元，尚欠原告591047.85元。同时还在该结算单中注明差春节前油款，外运费17141元待袁车队算账后确定。现原告认可工程款总金额为1940080.85元，但只应扣除孙良松已付的1250000元，对于结算单中载明的应扣除的598433元原告不予认可，原告认为被告孙良松尚欠其707221.85元，故原告诉至法院并提出以上诉求。
另查明，结算单中载明应扣除的598433元包括误工罚款20000元、破碎机15000元、水电费2500元、推土机20000元、岳磊油款416000元、郑宇挖机8000元、余挖机116933元。另孙良松于2016年2月2日分两次向原告转款共计510000元。孙良松还于2016年2月4日向岳磊支付油款416000元，2016年2月7日向袁诗林等人支付土石方运费81600元，2016年7月16日向罗蓉支付推土机款20000元，2016年2月5日向余凤川支付挖机款116933元。
再查明，原告参与修建的上述贵安国际数字文化产业园建设工程一期A区土石方工程已于2016年11月8日验收合格。
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孙良松出具给原告的结算单是否有效，原告与孙良松是否应按照该结算单载明的内容收取及给付工程款。2、孙良松目前是否尚欠原告工程款未给付，应给付工程款金额是多少。3、七冶公司是否应对尚欠原告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一审认为：本案原告以委托为名义实为转包的方式从熊运军处取得本案涉案工程并实际施工。而熊运军也是在工程经过多次分包、转包后才取得本案涉案工程，且熊运军、原告均为自然人，无相应建筑施工资质。因此原告与熊运军间的转包合同、熊运军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的《土石方工程施工合作协议》均应为无效合同。但由于原告实际施工的工程已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原告可参照合同约定要求支付工程价款。
对于应由何人向原告支付工程价款的问题。首先，熊运军并未参与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管理，而是在取得工程后立即将工程全部转包给原告，且原告在本案中也未要求熊运军给付工程款。其次，熊运军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取得涉案工程。但被告孙良松称其与该公司系挂靠关系，孙良松用该公司的资质及名义向外承接工程，工程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均由孙良松承担。且在本案中原告也未要求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工程款。再次，原告向孙良松缴纳了工程保证金，施工完毕后与孙良松进行了结算，孙良松通过结算的方式认可原告的施工量及工程款金额，且原告在本案中要求孙良松支付相应工程款。因此对于原告完成工程的工程款应由孙良松承担付款义务。
对于孙良松应当按照何种标准向原告给付工程款。首先，原告与孙良松均认可原告完成工程的总金额为1940080.85元（含缴纳的保证金100万元），该金额是由孙良松出具给原告的结算单中计算所得。在该结算单中除上述总金额外还记载有应扣除及已支付金额，现原告仅认可总金额部分，对应扣除及已支付金额不予认可。但一审认为结算单应当是原告与孙良松在就原告工程量等情况作出认定后共同得出的结果，如原告对结算单中记载的应扣除及已支付金额存在异议，应当在孙良松出具结算单时即提出并要求更改。现原告以该结算单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但仅认可结算单其中一部分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其次，原告诉称被告已支付1250000元，但在庭审中并不能说明该款是如何给付，何时给付。再次，对于结算单中记载的应扣除部分，除误工罚款20000元、破碎机15000元、水电费2500元、郑宇挖机8000元外，孙良松提交证据证明其确实已将款项支付他人。而原告提供第三人胡凯出具的收条，欲证明结算单中要求扣除的40万元原告已支付给胡凯，不应予以扣除。但该收条只写明收到现金40万元，未写明款项性质。且在结算单中并无40万元的扣款，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胡凯、孙良松与原告间存在何种关系。最后，原告是以熊运军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签订的《土石方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中的约定向孙良松履行施工义务，该协议中已明确是采取包干的方式计算工程款，故油费、设备费等均应由原告承担，但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承担了油费、设备费。因此，一审认为原告与孙良松间应当按照结算单的记载结算并给付工程款。对于孙良松目前是否尚欠原告工程款的问题。根据结算单中的记载截止2016年2月1日孙良松尚欠原告工程款591047.85元，且部分油款、外运费需待袁车队结算后确定。后孙良松于2016年2月2日分两次向原告转款510000元，2016年2月7日向袁诗林等人支付土石方运费81600元。孙良松向原告转款的金额加上支付给袁诗林等人的费用已超过591047.85元。另原告诉称孙良松欠其工程款707221.85元，但目前仅能证明孙良松应付总工程款金额，对于其诉称的孙良松已支付的1250000元无法陈述如何给付。故一审认为孙良松已全额向原告支付了本案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综上，一审认为原告诉求证据不足，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瑷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72元，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减半收取5436元，由原告胡瑷璇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能否以“结算单”作为结算依据，孙良松是否已向胡瑷璇足额支付了工程款。
第一，2016年2月1日的结算单虽然仅有孙良松的签字，没有上诉人胡瑷璇的签字，但是对于结算单中记载的总金额1940080.85元和孙良松已经支付的750000元双方是认可的，孙良松提供的收条证明其已经将油款、推土机费、余凤川的挖机费付清。胡瑷璇主张向胡凯支付了400000元的油费和挖机费，但是该400000元注明的是管理费，并非油费和挖机费，且涉案工程是2015年1月13日开始施工，2015年8月16日完工，这400000是2015年1月20日支付的，2015年1月20日工程才开工一个星期，工程尚未完工结算，就支付400000元油费和挖机费与常理不符，胡凯也不是与孙良松直接结算的人。因此，不能认定胡瑷璇支付给胡凯的400000元是涉案工程的油费和挖机费。胡瑷璇若认为结算单记载的应扣除事项与事实不符，其应该在孙良松向其出具结算单的时候提出异议，说明油款和挖机费已经支付了400000元，破碎机费用和罚款等不应由其支付，但是胡瑷璇并未提出异议，反而是事后以结算单为依据向法院起诉。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结算单记载的内容应是真实可信的，结算单可以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
第二，依据2016年2月1日结算单，孙良松尚欠胡瑷璇工程款591047.85元，2016年2月2日孙良松分两次向胡瑷璇转款510000元，2016年2月7日向袁诗林等人支付了81600元的内转土石方运费，支出的费用共计591600元，已经超过了结算单记载的欠款额。因此，应认定孙良松已经足额支付了胡瑷璇的工程款。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2元，由上诉人胡瑷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卜 吉 康
审判员 刘 熹
审判员 黄 光 美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郭秋彤（代）
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
（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被强制进行审计。
（三）被限制出境。
（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
（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
（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