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刑终64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付乐平，男，56岁（1959年12月4日出生）；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11月21日被羁押，同年12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金和让，北京倡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力，北京市观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洪伟，男，53岁（1962年12月31日出生）；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11月21日被羁押，同年12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田如海，北京市中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爱清，女，50岁（1966年3月8日出生）；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11月21日被羁押，同年12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于耀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犯受贿罪一案，于二О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出（2015）二中刑初字第141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审阅辩护人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
一、2006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付乐平伙同呼×（另案处理）,利用呼×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以下简称信通处）副处长、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共建恒业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共建恒业公司）的请托，为该公司承揽业务提供帮助，二人先后收受该公司总经理王×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00万元。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的证言：2002年底,我进入共建恒业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公司的业务是通信工程施工、通信线路维护、宽带互联网接入业务、管道光纤的租售，客户有联通、电信、移动三大运营商、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广电总局以及一些高校和大的民营企业如百度、电信通、世纪互联等。其中，公司主要是给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政府提供光缆铺设施工和后期维护工作。
2002年,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信通处的付乐平。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承担小汤山医院监控和光缆的施工工程，付乐平找到我,让我们公司承担了小汤山医院的光缆架设工程，后期我们公司还承担了地坛医院、疾控中心等多个光缆架设工程。由于在非典期间我们公司架设的光缆画面质量和通信保障很好，非典过后信通处加大了同我们公司的合作。2004年,信通处将北京市政府的北京市电子政务网和北京市公安局内网的光缆维护工作交给我们公司做。2009年前后，在公安局的光缆维护工程中，还增加了公安部委托北京市公安局维护公安部网络的一块业务，同时由于北京市政务网光缆线路增长，我们的维护工作量也逐年增加。除此之外，从2006年开始，我们公司还先后承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架空光缆入地工程、市局在水立方和国家会议中心的安保施工项目、备用光缆的工程、长安街监控光缆的铺设工程、交管局在雍和宫或小街桥办公地点的光缆工程、市局到昌平陈庄的北京警察学院光缆铺设工程等。
2006年或2007年，我和呼×、付乐平一起吃饭时，呼×跟我说以后有钱就直接给付乐平，让付乐平跟我联系，意思就是呼×需要钱的时候就让付乐平直接找我，呼×就不出面了。除了2012年、2013年，从2006年到2014年，我平均每年大约给付乐平100万元，总共给了700万元左右，上述这些钱是给呼×和付乐平两个人的。每次给钱都是我交给付乐平，之后付乐平和呼×两人再分。我给付乐平钱，有时是付乐平来我的公司，我将钱装在印有“共建恒业”字样的纸袋里给他；大多数时候是我到信通处维护中心的办公地点后，我给付乐平打电话，然后在一层仓库里把钱交给付乐平。我之所以给呼×和付乐平钱，是因为我们公司这些年来一直做市局的工程，呼×是主管通信维护工程的副处长，付乐平是维护中心的主任，一是为了感谢他们协助让我们公司中标，没有他们在中标过程中的协助把公司的优势设置为打分条件以及将工程标底提前告诉我，我们公司也不会中标；二是为了今后继续中标市局的工程，我要给他们钱跟他们搞好关系。
2、证人呼×的证言：1997年至今，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2003年7月，我通过竞聘担任信通处副处长，2008年晋升为正处级，2012年至今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成立的科技信息化部副主任。王×的共建恒业公司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两个项目，一个是公安网光缆维护项目、一个是北京市政务网光缆维护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延续的项目，我分管维护中心的时候，王×的共建恒业公司已经开始在做这两个项目。我对共建恒业公司的工作表示支持主要表现是维护中心在每年续签合同之前都会先跟我汇报，提出今年光缆维护项目的承包公司还是共建恒业公司，我听了之后表示同意。维护中心再起草审批单，后面附上合同。审批单经过各部门审批，最后由我签批同意。
在一次我和付乐平、王×的聚会中，王×提出要感谢我和付乐平支持他们公司在市公安局的工作，意思就是要给我和付乐平感谢费。我听了之后就说这个事情可以让付乐平具体经办，因为我不愿意跟公司有直接的接触，付乐平和王×都同意我的这个想法。之后王×给我们的感谢费，都是先交给付乐平，然后我和付乐平再分。从2007年到2011年，还有2014年，我和付乐平共计收受王×500万元左右，其中2012年、2013年我不分管维护中心，就没有收钱。我和付乐平基本上是按照我占60%，付乐平占40%比例分了这些钱。我一共收了王×300万元，这些钱都是他们在市公安局的项目中给我的感谢费。
3、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北京市公安局京公政字[2012]238号关于成立科技信息化部的通知、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的设立及职能情况。
4、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出具的领导干部综合情况表、中共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信通文字[2006]17号关于规范处领导班子分工的意见、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委员会科信文[2014]5号关于印发部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等书证证明：2006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呼×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副处长、科技信息化部副主任，负责信息通信维护中心等工作。
5、北京市电子政务光缆线路代理维护合同与光缆工程施工合同等书证证明：2005年至2014年，共建恒业公司承接北京市电子政务网和北京市公安局内网的光缆维护工作以及部分光缆工程施工建设项目。
6、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工程项目（买卖、技术合同）审批表证明呼×在有关共建恒业公司承接北京市公安局的光缆施工项目过程中进行审批的情况。
7、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付乐平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伙同呼×收受王×贿赂的情况。
8、被告人付乐平的供述：2007年前后，呼×找到我，跟我说他跟王×已经谈好，从北京市公安局金盾网和北京市政府的电子政务专网维护费用里每年拿出100万元用来打点和跑关系，让我去取钱。第一年是在2007年，我在王×那里取了三四次钱，共100万元，每次取钱都是王×提前打电话告诉我，印象中不是我去王×办公室取钱就是王×到我办公室给我送过来。基本上每次我拿到钱之后就送到呼×的办公室，有时候呼×也到我的办公室去拿。呼×拿到钱之后有时直接分给我，有时过几天到我的办公室分给我，第一年总共分给我30万元。从2008年到2011年，我每年都从王×那里拿100万元，呼×每年分给我15万元或20万元，具体记不清了。2014年5、6月份，呼延×找到我说他跟王×说好了，让我从王×那里拿50万元，之后我从王×那里分两次拿了20万元和30万元，呼×分别给了我5万元和10万元，他自己留下35万元。这些年我一共分了100多万元，但不超过150万元。
呼×让我去跟王×拿钱，一是因为我和王×比较熟，工作有往来，二是因为呼×觉得他和王×谈的事瞒不过我，就让我去办了。我觉得王×给我们钱就是为了跟我们搞好关系，能够延续维护合同。
二、2006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付乐平伙同被告人刘洪伟、张爱清，利用在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工作的职务便利，接受共建恒业公司的请托，为该公司承揽业务提供帮助，三人先后收受该公司总经理王×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10万元。
被告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于2014年11月21日被查获，案发后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的证言：共建恒业公司是1998年6月成立的，主要是做通讯光缆工程施工，最大的客户是北京市公安局。2002年开始跟北京市公安局合作，2003年业务量加大，主要给公安局做光缆施工。我在工作过程中认识了付乐平，他是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下属一个处室的副处长，也是维护中心主任，认识付乐平后才认识了刘洪伟和张爱清，这两个人是付乐平的下属。我平时跟付乐平接触的比较多，因为工程主要是跟付乐平谈，他有决定权，跟他谈好了就直接跟公安局签合同。这几年的光缆维护合同，分别是公安部光缆维护合同、北京市公安局光缆维护合同、补充合同，这三个合同都是付乐平去协调好，我们直接找付乐平签合同。我认为我们公司能承接北京市公安局的工程项目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公司自身的实力强，另一方面是我们给公安局信通处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好处费，否则肯定承接不了这么多项目。
付乐平基本都是主动提出来跟我要好处费，名义都是以民警比较辛苦发补贴的形式，后期就直接要了。我给付乐平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给付乐平，这些钱他用来做什么我不清楚；另一种是给维护中心的民警，我觉得他们是把钱分了，共计有五次。第一次是在2007年春节前，我安排副总经理王玉海给付乐平送去20万元，对方是谁接收的不清楚，这笔钱肯定是他们分了，因为说好了是辛苦费；第二次是2008年春节前，王玉海给付乐平送去40万元；第三次是2009年春节前，王玉海给付乐平送去50万元，王玉海跟我说钱已经给了付乐平他们，至于王玉海给了谁我不清楚；第四次和第五次是2010年春节前和2011年春节前，一次是刘洪伟到我的办公室拿了50万元，另一次是李×给付乐平送去50万元，这两次的前后顺序记不太清了。前三次让王玉海送的钱都是我让出纳给我取的现金，多数情况下是把钱装在印有“共建恒业”字样的纸袋子里，王玉海知道为什么给这些钱，李×也应该清楚这钱是干什么用的。
我给他们钱是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做北京市公安局的工程，为了感谢他们协助让我们公司中标，如果没有他们在中标过程中的协助把公司的优势设置为打分条件以及提前把工程标底告诉我，我们公司也不会中标。为了今后继续中标北京市公安局的工程，我要送钱跟他们搞好关系。
2、证人李×的证言：我是共建恒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公司主营范围是通信工程的建设与维护。2010年，好像是在十一之前，王×给我打电话说公安局那边要钱，让我送过去，然后我就去了王×的办公室，当时他已经把钱准备好了，放在一个用胶带封住的黄色纸箱子里，王×明确跟我说了装的是钱，但没说多少钱，要送给公安局维护中心的付乐平。印象中我把钱给了付乐平，但时间比较长，记不太清了，肯定没有给刘洪伟，也有可能给了张爱清，张爱清给了付乐平，我觉得钱肯定是到了付乐平手上。
3、证人杨×的证言：我是共建恒业公司的会计，王×是公司的总经理，主要负责业务和财务。从2004年开始，王×每年都有提取现金的情况。提取现金后，业务支出产生的发票由王×签字，我来做账。银行规定我们公司每周可以去银行取现金2次，每次最多9万元，除了公司正常报销以外，王×会不定期的让出纳取现金，王×拿到现金以后会给出纳打个类似备用金的纸条。经我对收了的发票账计算，大概每年有300万元左右的现金。
4、证人侯×的证言：我是共建恒业公司的出纳，王×是我们的总经理，直接领导我的工作。这些年王×从我这里取的钱记不清了，每次从我这里取9万元，因为银行规定我们公司每次最多只能提9万元，每周只能提两次，一个月只能提8次。王×从我这里领完现金有时会给我打一个备用金的条，有时什么手续也没有。
5、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北京市公安局京公政字[2012]238号关于成立科技信息化部的通知、情况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书证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科技信息化部的设立及职能，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属于信通处的下级处室，性质为国家事业单位法人。
6、领导干部综合情况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委员会出具的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的职责情况、中共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信通文字[2007]11号关于王忠书等9名同志任党内职务的通知、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信通任字[2009]2号关于李学军等11名同志任期届满续任的通知等书证证明：付乐平于2006年至2012年先后任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副处长、主任，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金盾网光缆规划、建设、运维管理工作，北京市电子政务网城区光缆建设、运维管理等工作。刘洪伟于2006年至2012年间在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工作，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金盾网光缆建设对外联络、协调办理管道租用和施工手续等工作。张爱清于2006年至2012年间在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工作，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金盾网光缆配纤资源管理工作、光缆维护管理及内勤工作。
7、北京市有线政务专网市区光缆维护服务合同、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光缆线路代理维护合同、新增光缆线路代理维护合同、公安部北京地区城域网络光缆代维合同及租用合同等书证证明：2006年至2012年间，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与共建恒业公司签订的光缆铺设及维护合同的情况。
8、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工程项目（买卖、技术合同）审批表证明：付乐平参与审批的共建恒业公司与北京市公安局之间的部分光缆维护合同、建设工程合同。
9、共建恒业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支出凭单、发票、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共建恒业公司于2007年至2014年提取现金的情况。
10、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移送曹明等人案件线索的函、案件移送函、举报材料、侦查人员出具的侦破经过、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等书证证明：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4年9月26日、10月7日分别将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从科技信息化部带走调查。2014年11月17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涉嫌犯受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并于11月21日将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带至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进行讯问，后依法对该三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11、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被告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12、扣押财物、文件清单、案款收据等书证证明：案发后涉案全部赃款已全部退缴。
1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二处出具的工作记录证明：有关葛亨涛涉嫌敲诈勒索的线索未能查实。
14、户籍信息证明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的身份情况。
15、被告人付乐平的供述：2002年至2011年12月，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担任副处长，从2006年开始，兼任服务中心的主任，全面负责各项事务。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我担任无线通信处副处长。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是事业单位编制，服务中心的上级领导也即法人代表是呼×。服务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建设北京电子政务专网和金盾信息专网，主要负责设计、规划、组织施工以及验收，具体施工承包给施工单位，对施工单位进行管理和监督。服务中心下属人员刘洪伟主要负责对外协调工作，张爱清担任内勤，负责日常行政、光纤的配备、维护抢修等工作，还有其他人，但服务中心的主要人员就是我、刘洪伟和张爱清。从2006年至今，服务中心与共建恒业公司的业务合作有两类，一类是运营维护，一类是施工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他们公司经常找我们服务中心协调工作，必要时还需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场指挥，服务中心确实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也非常辛苦，我和共建恒业公司的总经理王×谈过给中心好处费的事情，我也和刘洪伟、张爱清提起过，他们没有反对，赞成这事。
从2007年起，共建恒业公司共给过中心5次好处费。第一次是在2007年春节前，我向王×提出好处费40万、50万元都行，他同意了，但没确定具体多少钱。后来我让刘洪伟和共建恒业公司的副总经理王玉海联系，刘洪伟找王玉海拿的钱，取回了45万元，刘洪伟还告诉我王玉海自己扣了5万元，我让刘洪伟先保管这笔钱，到2007年春节前，我和刘洪伟、张爱清在中心会议室把这笔钱平分了，每人拿了10万左右，其余的留给中心日常开销。除了第一次之外，还收过四次，具体我记不清楚了，印象中有一次王×春节前直接把钱拿到中心，但我肯定没经手过钱，也是让他把钱给刘洪伟；还有一次是王×安排他公司的副总李×送来的，金额应该也是40万或50万，前后五年收取的好处费共计200多万，大部分是被我们三人平均分了。印象中我分得70万左右，刘洪伟、张爱清也差不多分了这些钱。
因为服务中心隶属于信通处，直接决定市局各项光缆建设的工程和后期维护，这些公司必须和我们搞好关系，而且中心还帮他们处理手续，监督工程质量，确实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共建恒业等公司为了和我们搞好关系，更好地完成各项工程，就以感谢费或辛苦费的名义给我们送钱。我现在认识到我们的行为是受贿，是违法的。
16、被告人刘洪伟的供述：2002年至2012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工作，2012年10月至今任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副调研员。服务中心隶属于信通处，主要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光缆工程项目施工建设与维护，重点是北京市政务网和公安局金盾网的建设和维护。我在服务中心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光纤施工维护的协调、配合等对外沟通业务。付乐平是中心的主任，全面负责中心的工作，张爱清是内勤，负责线路图的设计以及光纤的配备等。共建恒业公司主要工作是北京市政务专网和公安金盾网的建设和维护，服务中心对共建恒业公司的施工质量、进程进行监督管理、办理施工手续等。
从2006年到2011年，中心每年都会收取共建恒业公司的好处费，收好处费的事情应该是付乐平前期与共建恒业公司的负责人沟通好的，每年的好处费都是现金，大部分都是由付乐平、张爱清和我三个人分的，还有一小部分可能留作中心的日常费用支出和花销了。2006年、2007年付乐平各分给我5万元，印象中是单独给我的，分钱地点是付乐平的办公室或者二楼会议室，那两年我不知道钱的来源，后来付乐平告诉我钱是共建恒业公司给的。我第一次收钱是2008年年前，付乐平让我去找共建恒业公司副总经理王玉海取点东西，我问是什么东西，付乐平告诉我是钱。我开车到共建恒业公司取了45万元回来。取钱之后，付乐平告诉我5万元给了王玉海。我拿回钱后，付乐平让我先拿着，印象中我就直接把钱放在写字楼一层的杂物间了。之后应该是在付乐平办公室或者二楼会议室，每人分了15万元。第二次是在2009年我从王×那里拿到的50万元，是付乐平安排我去王×那里拿的还是王×给我送过来的，我记不清楚了。印象中是从王×办公室拿的，他事先把50万元现金准备好，装在一个纸袋子里。我拿到钱之后就通知了付乐平，之后每人分了15万元。2010年春节前，印象中我们三个人分了15万元，但这次我没有去收钱。2011年时付乐平要调离中心，印象中在下半年付乐平单独给了我20万，这几年我分的钱总共是75万元左右，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受贿。
17、被告人张爱清的供述：2002年至2012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任民警，2012年信通处改制为科技信息化部，我调回市局科技信息化部工作。我在服务中心工作期间一直担任内勤，主要工作是对连接各个单位的光缆进行设计、施工，还负责光纤配备等。付乐平是中心的主任，全面负责中心的工作，刘洪伟主要负责对外沟通协调工作。共建恒业公司主要工作是北京市政务专网和公安金盾网的建设和维护，服务中心对共建恒业进行监督、管理和协调。
从2006年开始到2011年，我从付乐平手里先后6次共拿了74万元。这些钱都是付乐平给我的，他跟我说工作辛苦了之类的话，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确实比较辛苦，我就拿着了。第一次是在2006年春节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付乐平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当时只有我和付乐平，他给了我9万元，但付乐平没有告诉我这些钱的来源。第二笔钱是2007年春节前，付乐平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了我10万元，具体细节记不清了。第三笔钱是2008年年底，付乐平让我去他办公室给了我10万元，这次刘洪伟没在场。第四笔钱是2009年春节前，付乐平给了我两笔钱分别是20万、12万让我保管，钱的真实来源我不清楚，2009年春节的时候付乐平分给我和刘洪伟每人10万元。第五笔钱是2010年春节前，付乐平给我打电话说共建恒业公司的李×来送东西，让我替他收下。过了会儿李×来了，我直接把印有共建恒业公司名字的装钱的纸袋锁在柜子里了，后来知道是50万，付乐平给了我和刘洪伟各自15万，他自己留了20万。第六笔钱是2011年10月份左右，付乐平要调走了，他说这些年我挺辛苦的，就单独给了我20万，至于钱的来源我不清楚。
除了2008年和2010年的两笔钱之外，我不清楚付乐平分给我的其他钱的具体来源，这些钱应该是社会上的公司给的好处费，具体是哪一家公司给的，我不清楚。我觉得服务中心是工程的管理、监督方，共建恒业公司是施工方，他们给服务中心钱就是希望和服务中心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好处费的具体事情我没有参与谈判，应该是付乐平谈的。我现在觉得我错了，我收的钱不可能是单位发的辛苦费，因为数额太大了，我当时有侥幸心理，认为是付乐平分给我的，就把好处费想成了辛苦费。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他人或自己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付乐平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鉴于其到案后基本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且赃款已全部退缴，可对其从轻处罚；刘洪伟、张爱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能主动退缴全部赃款，依法可对刘洪伟、张爱清减轻处罚。故依法判决：一、被告人付乐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二、被告人刘洪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三、被告人张爱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四、在案扣押的钱款人民币三百六十万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五、在案冻结的银行账户（账号×××、×××）内的钱款折抵被告人付乐平的罚金。
付乐平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其的受贿数额有误，应以实际收取的钱款作为认定依据；其与呼×共同受贿时，是呼×决定收受贿赂又主持分赃，其只起到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其与刘洪伟、张爱清共同受贿是三人协商决定，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不应只认定其为主犯；2002年其已退还贿赂款200万元，应作为案发前退赃予以扣减，并将家属多退的部分钱款返还；其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已向单位纪检部门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
付乐平的辩护人金和让的辩护意见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证据不足，导致对付乐平量刑过重；其与呼×共同受贿中应认定为从犯，而在与刘洪伟、张爱清共同受贿中不应被认定为主犯，并在分得的赃款数额中扣减案发前已退还的部分，同时认定具有案发前退赃情节从轻处罚；其在纪检部门审查期间主动交代所有受贿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同案人呼×和行贿人王×未在一审法院庭审时到庭对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同案犯间的量刑不平衡。
付乐平的辩护人张力的辩护意见为：付乐平是按单位领导呼×指示收受贿赂，在与呼×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同案人呼×和行贿人王×均另案处理，在二人未经本案庭审质询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就认定付乐平与呼×同为主犯，违反法定程序；在纪检部门仅掌握其与呼×共同受贿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其主动交代了与刘洪伟、张爱清共同受贿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其在案发前已向行贿人退还了部分赃款，家属在一审审理期间针对该起犯罪又退赃150万元，导致实际退赃数额超出得赃数额，且其受贿行为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危害性较小，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对付乐平减轻处罚。
付乐平的辩护人申请调取付乐平2014年9月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纪委关禁闭期间交代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用以证明付乐平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向有关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付乐平及其辩护人申请同案人呼×、行贿人王×、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信息通信维护服务中心员工葛亨涛出庭对质，用以证明付乐平是与呼×共同受贿犯罪的从犯和其在案发前主动退还部分受贿款的事实。
刘洪伟上诉提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其在共同受贿犯罪中未起主要作用，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希望二审法院对其再予减轻处罚。
刘洪伟的辩护人田如海的辩护意见为：刘洪伟是从犯，向单位纪检部门坦白了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并积极退赃，还检举他人涉嫌犯罪的线索，具有悔罪态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属于受贿数额巨大，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考虑对其适用缓刑。
张爱清上诉提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其仅听从部门领导付乐平安排分得受贿款，处于从属地位，应以其分得的钱款数额认定犯罪数额；鉴于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退赃、检举他人涉嫌犯罪的线索，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对其再予减轻处罚。
张爱清的辩护人于耀武的辩护意见为：一审判决认定张爱清为个人犯罪有误，本案属于单位犯罪，且应以其知情收受的50万元认定为受贿数额；张爱清在单位纪检部门找其谈话期间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还交代了付乐平受贿犯罪的线索，应认定为自首和立功；其系从犯，未给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社会危害性小，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请求二审法院对张爱清再予减轻处罚。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的以上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属实并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及各辩护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核属实，亦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付乐平的辩护人所提调取证据的申请，经查，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不能否定在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而付乐平及其辩护人所提证人出庭对质的申请，经查，侦查机关依法调取的证明本案事实的各项证据，已经一审法庭质证属实并确认，能够证明本案事实，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对付乐平及其辩护人所提各项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
对于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所提上诉理由及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经查，侦查机关依法取得的行贿人王×和另案处理的同案人呼×的证言，在一审法院庭审中经宣读质证，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王×、呼×本人虽未到庭与付乐平对质，以及二人均另案处理等因素，不足以导致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且不影响本案对付乐平作出判决的结果。付乐平、张爱清均系共同受贿犯罪的同案人，依法应对其各自参与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一审判决认定的受贿数额正确。付乐平伙同呼×等人共同预谋，并利用呼×的职务便利积极实施受贿犯罪行为的事实，有行贿人和另案处理的同案人的证言在案证实，足以认定；而付乐平伙同刘洪伟、张爱清共同实施的受贿犯罪，是付乐平与行贿人共同商定收取贿赂款的数额并决定分配。一审法院根据付乐平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认定其为主犯，同时鉴于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赃款已全部退缴等情节，所处量刑并无不当，辩护人请求对付乐平减轻处罚于法无据。付乐平及其辩护人所提付乐平于案发前退还部分贿赂款一节，与在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符。付乐平将王×给予的贿赂款与刘洪伟、张爱清私分的行为，应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张爱清的辩护人所提本案属于单位犯罪无法律依据。付乐平、张爱清分别在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其受贿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不能够认定为自首。张爱清的辩护人所提张爱清向单位纪检部门交代自己犯罪事实时交代出付乐平受贿犯罪线索，应认定为立功，与法律规定不符。综上，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他人或自己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其中付乐平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刘洪伟、张爱清受贿数额巨大，依法应予惩处。付乐平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且到案后基本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赃款已全部退缴，可对其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付乐平、刘洪伟、张爱清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对付乐平的量刑适当，应予维持。鉴于在本院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对受贿数额认定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和量刑规范化的有关规定，刘洪伟、张爱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能主动退缴全部赃款，可对其大幅度从轻处罚，故对刘洪伟、张爱清的量刑予以改判。刘洪伟、张爱清及其辩护人所提有关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刑初字第1418号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即：一、被告人付乐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25年11月2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四、在案扣押的钱款人民币三百六十万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五、在案冻结的银行账户（账号×××、×××）内的钱款折抵被告人付乐平的罚金。
二、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刑初字第1418号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第三项，即：二、被告人刘洪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20年11月2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三、被告人张爱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20年11月2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三、上诉人刘洪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四、上诉人张爱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军
审判员 许秀
审判员 邓钢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