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斌。
委托代理人秦华毅，上海市中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娟。
委托代理人周进华，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诸斌、黄丽娟因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2346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诸斌的委托代理人秦华毅、上诉人黄丽娟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进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7年10月19日，双方当事人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于第1年开办的KTV连锁店，诸斌均占20％技术股份，不以现金方式入股（协议签订日为第1年的开始日），从第2年开始，每开办一家连锁店，诸斌均需入股10％现金，但不得高于总投资的30％，从第2年开始每家连锁店诸斌均占10％技术股，到合作第5年结束，从第6年开始诸斌无技术股，以现金方式入股，投资比例以双方协商为主。
2010年3月5日，双方当事人签订《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合作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内容为：A公司总投资480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从2008年1月开始营业，截止2010年2月总共回收约420万元，2008年终已预分配50万元，其中诸斌分得现金10万元，黄丽娟分得现金40万元；2010年2月底前所回收的投资款，黄丽娟同意诸斌提前按15％比例分配并转至B公司，视作现金投入，截止2010年2月底，诸斌分配金额为420×15％－10＝53万元，黄丽娟分配金额为420×85％－40＝317万元；A公司继续由诸斌直接经营，合作期间无工资收入（已参加每月A公司的技术股分配，同时享有B公司技术股），由于诸斌未按原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15个月内收回总投资480万元，按照原协议扣5％，由于开业至今已达24个月，投资仍未收回，投资回收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诸斌在A公司的股份从2010年3月份调整到10％，如36个月（2011年3月1日前）仍未收回投资，诸斌则不再享有A公司的技术股，不得参加分配；从2010年3月起开始按A公司当月净利润分配（当月收入减去当月已付和应付及应承担的各项成本、税收、房租等费用），诸斌按10％预分配，黄丽娟按90％分配，等到黄丽娟收回全部投资后再作结算，第一次分配日为2010年4月12日，以后每月的12日为分配到帐日，分配额由黄丽娟确认后转入诸斌帐户；在合作期内诸斌离开A公司或B公司，视为终止双方合作关系，届时，诸斌不再拥有A公司的技术股，不再享受技术股的利润分配；诸斌在合作期间如转让现金股，不再享有技术股的分配，如B公司出售、转让，双方股东分别按出售、转让时的现金股持股比例分配转让、出售所得。
2010年7月22日，双方当事人签订《海上传歌公司、A公司股东解除合作协议书》，该解除合作协议内容为：在黄丽娟投资A公司时，双方签订5年合作协议，预计投资500万元，黄丽娟出全资，诸斌不领取工资，以其工资折股，黄丽娟同意按20％作为诸斌技术股，诸斌承诺在15个月内回收投资成本，逾期收回扣技术股比例，由于回收期已延长为30个月，则诸斌的技术股从20％降至10％，并且不领取任何薪资，但诸斌在合作期间的个人生活费用由公司承担；A公司总投资为480万元，至2010年6月份已回收476万元，为保证黄丽娟在诸斌分得10％的同时回收全额投资，故总投资回收设定为534万元，目前离总投资回收还差58万元，这样在诸斌收到10％（53.40万元）的技术股同时黄丽娟也能回收之前的480万元全部投资；诸斌在解除合作时实际还应得部分＝53.40万元－之前所分配的10万元－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的分配5.60万元－将产生58万元的10％（5.80万元）技术股分配＝32万元；在还剩余未回收的58万元时间内，诸斌预计从2010年7月份至2010年10月份可以全部回收，在此期内诸斌保证不拖欠任何款项，并且维护全场营运设备、设施，保证在结束合作时所有设备、设施的正常使用。
2010年10月2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A公司由黄丽娟出全资设立，黄丽娟同意诸斌以其技术入股，占20％，A公司从2008年2月开始营业至2010年2月止，共回收投资款约420万元，由于诸斌未按原协议约定的15个月收回投资，故截至2010年2月止，诸斌由原20％股份降为15％，黄丽娟占85％，截至2010年2月止，黄丽娟分得357万元，诸斌分得63万元，上述分配所得没有扣除折旧费用；由于A公司预计2010年12月才能收回投资，回收期已达近3年，故诸斌从2010年3月起股份已变更为10％，并已按10％每月分配所得，黄丽娟占90％，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于2010年10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中股权转让协议实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之用，黄丽娟不需要支付诸斌出让资金10万元；A公司房屋租赁期为8年，则黄丽娟与诸斌在A公司的合作期限为8年，即于2015年10月止（除A公司提前转让出售或注销外），在合作期未满之前，如诸斌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不再负责经营A公司，可视为单方面违约，则诸斌在B公司5%股份将作为诸斌全部自动放弃，届时诸斌只享有B公司2.50%股权，黄丽娟同意按3%分配所得；诸斌必须配合黄丽娟进行相关变更手续；A公司和B公司如转让、出售，黄丽娟和诸斌可分别按各自所持股权享有转让出售所得。
2011年8月11日至2011年10月16日期间，双方当事人多次互发电子邮件。从上述电子邮件的内容来看，因诸斌准备于2011年8月15日离开慈溪去深圳，黄丽娟要求诸斌待黄丽娟于2011年8月19日到慈溪进行商谈后再请假外出，但诸斌未按黄丽娟要求的时间回到慈溪，此外，双方还因经济问题产生分歧，黄丽娟遂于2011年8月23日告知诸斌，已派他人接管A公司，要求诸斌尽快回慈溪办理交接手续。在2011年8月23日以及2011年8月25日的电子邮件中，黄丽娟称，如有合适的买家，黄丽娟会卖掉A公司，如果卖掉，黄丽娟会按照诸斌在A公司的持股比例分给诸斌，如果诸斌要退股，可以自己找买家，有人愿意接受，持股比例不变，黄丽娟没意见，在卖掉前，黄丽娟和诸斌同样是A公司的股东，只是所占的股份比例不同，有盈利按比例分，亏损按比例承担。
2014年1月10日，黄丽娟及黄C作为甲方，郝D、迟E、孙F作为乙方，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黄丽娟持有B公司70%股权、黄C持有B公司30%股权，黄丽娟将其持有的公司40%股权转让给郝D，将剩余30%转让给迟E，黄C将其持有的公司30%股权转让给孙F；至协议签订时，B公司尚未清偿完黄丽娟及黄C为支持公司发展而提供的股东借款债权，基于前述股权转让，甲方决定在股权转让时将公司差欠的全部无息借款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各成员同意受让该借款债权；甲方各成员一致同意由黄丽娟接受乙方各成员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乙方受让甲方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和股东借款债权的转让价款为400万元，该400万元由股权转让总价款和股东借款债权转让价款所组成，其中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00万元，股东借款债权转让总价款为300万元等。同时，双方并确认《合同清单》、《存货及应付款清单》、《所有债权债务清单》等附件；《所有债权债务清单》债务项中备注，前期股东款为18，802，764.22元，涉上海海上传歌债务为655，563元。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黄丽娟及黄C依约转让了相应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将B公司股权登记至郝D、迟E、孙F名下。现诸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黄丽娟给付诸斌转让B公司所得分配金额32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0月20日签订的《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一致确认诸斌持有B公司8%股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B公司股权对外发生转让时，诸斌是否有权按8%的股权比例取得股权转让所得，如果诸斌有权取得转让所得，其应得的转让款金额是多少。
首先，关于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的约定。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0月20日所签《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A公司和B公司如转让、出售，双方当事人可分别按各自所持股权享有转让出售所得。故B公司股权在对外转让时，诸斌有权取得股权转让所得。
其次，关于诸斌是否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是否可视作其放弃在A公司股权。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0月20日所签《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如诸斌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不再负责经营A公司，可视为单方面违约，则诸斌在B公司的5％股份将作为诸斌全部自动放弃。本案中，黄丽娟即以诸斌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已放弃B公司5％股权为由提出抗辩。从双方当事人往来的电子邮件看，双方当事人因多种因素引发矛盾，诸斌虽于2011年8月15日离开慈溪前往深圳，但其已将此安排告知黄丽娟，且未表示不再回到A公司工作，在此情况下，黄丽娟即发邮件告知诸斌不再由诸斌负责A公司的经营并要求诸斌与他人办理交接手续。由此可见，诸斌离开慈溪系引发双方当事人矛盾扩大的诱因，但不能据此认定诸斌已单方面离开A公司，其不再负责A公司的经营系双方当事人长期的矛盾积累所致，因此，不应视作诸斌的行为已满足上述《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条件，不应视作诸斌放弃了B公司5％股权。综上，黄丽娟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诸斌有权按8%的股权比例取得股权转让所得。
再次，关于诸斌应取得多少股权转让款。第一，黄丽娟抗辩称诸斌等股东对B公司的投入已远大于所取得股权转让款、债权转让款，故无可供分配的转让款支付诸斌。对此，该院认为，黄丽娟对B公司另行进行投资，仅构成黄丽娟与A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诸斌从未承诺以出让其股权的转让款冲抵黄丽娟对B公司的投资。且黄丽娟转让股权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将其主张的上述投资款作为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即黄丽娟已自行处理其主张的投资款，并获得相应对价。综上，黄丽娟上述抗辩不构成拒绝向诸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法定事由。第二，诸斌主张应按转让所得400万元为标准，计算其应得款项。对此，该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0月20日所签《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如B公司转让、出售，诸斌可按所持股权享有转让、出售所得。可见，其中的转让所得系以B公司股权转让这一事实为基础，按照股权比例分得的款项，交易标的物为B公司股权，款项性质应为股权转让款。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400万元中1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另300万元为债权转让款，故诸斌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应以100万元为计算基数。且从现有证据看，300万元所对应的被转让债权中并无诸斌的债权份额，故诸斌无权从该300万元分配所得。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丽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诸斌支付股权转让款8万元；二、驳回诸斌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0元，减半收取计3，050元，由诸斌负担2，287.50元，黄丽娟负担762.50元。
诸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仅认定B公司转让所得为100万元显属错误，因为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300万元股东借款债权转让款实质上亦为B公司公司转让出售所得，应予以分配；黄丽娟所主张的300万元债权转让款并非真实的债务转让，该部分款项实质上系股权转让款应予分配。鉴于此，诸斌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诸斌的原审诉讼请求。
黄丽娟不同意诸斌的上诉请求并答辩称：原审法院对B公司股权转让款的价格认定准确，B公司是由黄丽娟个人投资近1，200万元，转让时B公司对外所欠债务大于股权转让款，相关债务金额已超过了300万元，B公司也提交了相应的财务报表及银行汇款凭证作为证据。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认定是正确的，综上，请求本院驳回诸斌的上诉请求。
黄丽娟不服原审判决，也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诸斌单方面离开A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显属错误，因为依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外来邮件及手机短信，黄丽娟曾多次要求诸斌重回慈溪继续经营A公司，但根据诸斌于2011年8月23日发给黄丽娟的邮件可以分析出诸斌通过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其将不再回到慈溪继续经营A公司。根据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0月20日签订的《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如果诸斌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不再负责经营A公司，可视为单方面违约，则诸斌自动放弃其在B公司2.5%的股权，黄丽娟同意按3%分配B公司转让出售所得，故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黄丽娟向诸斌支付股权转让款3万元。
诸斌不同意黄丽娟的上诉请求并答辩称：原审判决对于诸斌的行为是否属于单方面行为已作了详尽阐述，诸斌完全认同原审判决所作的认定。
诸斌及黄丽娟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诸斌主张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股东借款债权转让款实质系B公司的转让出售款应予分配；黄丽娟则主张基于前述《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诸斌在合作期未满之前，便擅自单方面自动离开了A公司，其应按3%比例分配B公司转让出售所得；鉴于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B公司转让出售所得应如何予以确定？二、诸斌是否在合作期未届满前单方面离开了A公司？其应按何比例获得B公司的转让出售所得？
针对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对于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的100万元部分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中所约定的股东借款债权转让总价款300万元是否系B公司转让出售所得部分存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黄丽娟在原审时为证明B公司存在大量的对外债务，提交了B公司在向案外人转让之前所发生的银行电子汇划回单及黄丽娟向案外人G公司垫付房租的汇款证明及相关完税证明，且上述款项的账面金额高于300万元，基于上述证据，本院有理由相信黄丽娟在B公司的实际经营过程中确实存在相应垫资行为，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股东借款债权转让款应作为对黄丽娟个人在B公司经营过程中垫资的补偿，该部分款项不应被视作B公司转让出售所得。而诸斌对其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诸斌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鉴于此，本院认定B公司可供分配的转让出售款为100万元。
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往来邮件，诸斌2011年8月11日发邮件提出离开慈溪去深圳，黄丽娟次日回复未表示同意，而是要求诸斌待其19号到慈溪后再请假外出。诸斌在2011年8月19日邮件中表示，按黄丽娟的要求回来可能办不到了。黄丽娟2011年8月23日邮件中表示其迫于无奈，派其他人接管A公司，请诸斌尽快回来交接，并表示如果公司卖掉，会按持股比例分给诸斌，同时一再要求诸斌继续履行股东职责。但诸斌2011年8月29、30日邮件中未表示会回慈溪A公司上班，只是劝说黄丽娟卖店。此后，黄丽娟多次要求诸斌在2011年10月8日前回A公司上班，明确其具体分管公司营运现场的管理和营销策划，并声明诸斌在2011年8月15日不辞而别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2010年10月20日的合同约定。诸斌审理中表示其曾在8月24日回过慈溪，但没有证据表明其在此之后回到A公司继续工作。相反，其在2011年10月25日与他人合作在上海成立了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上述事实表明，诸斌离开A公司未得到黄丽娟的同意，属于双方2010年10月20日《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单方违约行为，按该协议的约定，诸斌应自动放弃在B公司5%股权，黄丽娟则按3%比例向诸斌分配B公司转让出售所得。基于前述本院所认定的B公司出售所得款，诸斌应获得的款项为3万元。故原审所作相应判决显属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234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黄丽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诸斌支付B公司转让出售款人民币30，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诸斌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050元，由上诉人诸斌负担人民币2，587.50元，由上诉人黄丽娟负担人民币46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00元，由上诉人诸斌全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克强
代理审判员 王 敬
代理审判员 孙 歆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