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民终5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发秀，女，194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ＸＸ，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亮，宜昌市夷陵区民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乡灵宝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乡灵宝村，组织机构代码73713736-X。
主要负责人：王康军，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明志，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珍，女，195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华，湖北三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发秀、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乡灵宝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灵宝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曹珍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5）鄂伍家岗民初字第00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发秀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或将本案发还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认定《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是确认了土地权属，同时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是证明行为，前后自相矛盾。二、方发秀在与灵宝村委会签订合同时，其有理由相信灵宝村委会有发包权。一审认定方发秀持续侵权，是对法律关系认定有误。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清楚，曹珍家庭接受了置换土地方案，承包经营了置换后的土地，获得了相应对价。方发秀家庭取得诉争土地后，长期经营并依法缴纳税费，仅因政府在交接过程中的失误未能及时收回《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就无视客观事实，凭失效的权属证书认定方发秀侵权，极度不负责任。四、曹珍既拥有灵宝村委会向其置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又取得了置换出去的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双重获益。方发秀长期苦心经营，负担土地成本，却被一审判决认定侵权，该判决明显不公平。五、方发秀从1985年即在经营诉争土地，灵宝村委会与方发秀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均进行了公示，曹珍生活在同一村组，应当知晓该事实且未提出异议。曹珍利用政府工作疏忽获取不正当利益，明显属于滥用诉权。
灵宝村委会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灵宝村委会与方发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曹珍提供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中的界址未变更事出有因。一审判决认定了土地置换事实。2005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政府仅换发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换发《林权证》，因此没有收回《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导致本案《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中的界址包含了诉争土地。灵宝村委会在取得曹锦太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原承包的林地以置换方式收回后再发包给方发秀，不违背当时的政策、法律，也没有损害曹锦太的合法权益。置换事实已发生并实际履行近三十年，一审法院却以诉争山林界址未变更为由否定了置换效力，不符合农村客观实际，不利于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的稳定性。依据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两方都有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况下，应当确认实际经营者取得了承包经营权。方发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经营诉争土地并缴纳农业税，应由方发秀取得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助长了以不诚信方式获益的行为，违背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对曹珍构成侵权，不能成立。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构成侵权，其前提是曹珍是否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正在审理中，法院不能在经营权最终归谁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以不确定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从而认定侵权。
曹珍针对方发秀提出的上诉理由辩称：方发秀提出的上诉理由无法无据，与事实不符，依法应予驳回。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侵权纠纷，曹珍依法拥有政府合法颁发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该证是其行使权利之基础，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侵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诉争土地属于曹珍的自留地，为生活所用，以山上木材烧火做饭，从解放初期延续至今。在政府或任何组织未经法定程序宣告权证无效的前提下，其合法权利依法受到保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曹珍针对灵宝村委会提出的上诉理由辩称：灵宝村委会提出的上诉理由无法无据，与事实不符，依法应予驳回。一、本案系侵权之诉，灵宝村委会没理清法律关系。二、本案审理之基础系曹珍拥有合法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也是曹珍行使诉权之基础，只要该证未经法定程序宣告无效，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侵犯。三、承包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系另一法律关系。灵宝村委会将曹珍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发包给方发秀系侵权行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灵宝村委会与方发秀之间相互认可其提出的上诉理由。
曹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因侵权而无效；二、方发秀腾退所侵占的山林；三、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共同赔偿曹珍的损失10000元；四、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灵宝村后河林地原属曹珍父亲曹锦太（已故）的自留山，原宜昌县人民政府曾给曹锦太颁发了山林使用证。1976年，因修建知青点需要，灵宝村经与曹锦太协商，用赵家湾的土地置换了包括本案争议河滩地在内的后河处曹锦太自留山的部分林地（山脚下的土地）。1983年原宜昌县人民政府换发《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时，由于灵宝村工作人员疏忽，未按置换后的地界填写界址，原宜昌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按原界址给曹锦太颁发了《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1984年，灵宝村划归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政府管理。1985年，灵宝村聘请方发秀一家管理灵宝村长冲湾杉树基地，方发秀一家将户口迁入灵宝村六组。1985年12月26日，灵宝村委会与方发秀的丈夫吴传铭签订一份《山林使用（自留山）及管理协议书》，灵宝村将包括争议河滩地在内的原灵宝村知青点的土地及果树发包给方发秀家庭长期经营。此后，争议河滩地一直由方发秀家庭经营，该土地上的相关税、费也由方发秀家庭负担。1999年1月1日，灵宝村委会与吴传铭签订了一份《农业生产承包经营合同书》，灵宝村将争议河滩地再次发包给方发秀家庭经营。2005年在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过程中，经过调查摸底，在2005年4月18日《伍家岗区伍家乡灵宝村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台账卡（编号1404022）》中，争议河滩地（大河坝）登记为方发秀的家庭承包地。2005年6月28日，灵宝村委会与吴传铭签订了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编号鄂EJB011404022）》，将争议河滩地再次发包给方发秀家庭经营。经宜昌市伍家岗区伍家乡人民政府申请，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政府按照上述《伍家岗区伍家乡灵宝村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台账卡》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于2005年给方发秀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曹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确认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政府给方发秀一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撤销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4年9月24日，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曹珍的诉讼请求。曹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6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珍遂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另认定：一、2005年6月28日，灵宝村委会与曹珍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鄂EJB011404040）》，在该合同中，灵宝村委会发包给曹珍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不包括争议的大河坝处河滩地。二、方发秀的丈夫吴传铭于2011年去世，以其名义签字承包的土地仍由方发秀一家继续承包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一、曹珍提供并拥有的政府颁发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虽然在庭审中灵宝村委会辩称系工作失误或曹珍父亲曹锦太口头同意置换，但均未通过法定程序进行修正或更换，政府亦未依法进行重新确权。故诉争土地使用权唯一合法持有者拥有《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所载明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二、依据我国土地法、物权法之规定，土地使用权系不动产物权，未经法定程序变更、修改、转移、过户，其物权受法律保护，方发秀辩称根据合同取得经营权并长期占有，并缴纳相关税费，来源依据不合法，其本质系侵权状态的持续；灵宝村委会在明知曹珍持有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未经法定程序变更前，将《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载明范围内的0.46亩发包给方发秀，分别于1999年1月1日、2005年6月28日与方发秀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侵犯了曹珍的合法权利，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侵犯曹珍0.46亩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无效。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村委会与村民自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之日起，村民即依法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是确权行为而是证明行为，该行为本身并未直接处分曹珍或方发秀一家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也不会产生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同时,行政确认行为也不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产生权利主张障碍。四、曹珍主张的损失10000元，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依法不予支持。基于前述理由，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款、第七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方发秀、灵宝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侵权部分无效；二、方发秀于判决生效三十日内腾退侵占曹珍的山林0.46亩；三、驳回曹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方发秀、灵宝村委会各承担4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另对诉争地块界址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制作了现场勘查图交当事人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曹珍主张确认灵宝村委会与方发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提出返还侵占山林的诉讼请求，主要依据其家庭自土地改革时期即取得争议土地权利的事实，以及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中“后河草山5（亩）”的登记内容。故灵宝村委会将“后河草山5（亩）”，即本案双方认可的“大河坝0.46亩”诉争土地发包给方发秀家庭承包经营的法律效力，及该《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能否作为证明曹珍对诉争土地享有权属的依据，是判断曹珍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核心问题，亦是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对此评判如下：
一、关于灵宝村委会将诉争土地发包给方发秀家庭承包经营的法律效力问题。
（一）灵宝村委会与曹锦太进行土地置换的事实清楚。
灵宝村委会将诉争土地发包给方发秀家庭经营，双方发生纠纷的由来经过，有数份书证和证人证言在卷佐证：1、1985年12月26日灵宝村委会与吴传铭（方发秀之夫）签订的《山林使用（自留山）及管理协议书》载明“……甲方（灵宝村委会）交给乙方（吴传铭）知青点的山、田、果树承包，经村支部村委会决定凡知青点原使用的地方，你吴传铭都可以开发使用，包括河滩。其理由村集体用赵家湾6亩多山调换过来的，你必须开发，否则村集体收回……”。参与该协议书签订、时任灵宝村六组组长的徐文发、村支部书记袁树洪在2014年7月10日接受伍家岗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司法所工作人员询问时，对1976年灵宝村为建设知青点，用集体所有的赵家湾六亩多山林（俗称“公山”）与曹锦太的后河自留地进行置换，1985年期间为防止已撤销的知青点长期抛荒，村里引进了从宜昌市鸦鹊岭镇迁来的吴传铭一家管理原知青点范围内土地的事实作了详细陈述。2、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和本院在曹珍起诉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政府、方发秀土地行政确认一案中审理并作出判决认定“灵宝村后河林地原为曹锦太经营。1976年为修建知青点需要，灵宝村与曹锦太协商，用赵家湾土地置换了争议河滩地在内的后河处曹锦太自留山的部分林地（山脚下的土地），1983年换发《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时，因灵宝村工作人员疏忽，未按置换后的地界填写界址，仍按原界址给曹锦太颁发了《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1985年灵宝村聘请方发秀家庭管理杉树基地，将包括诉争河滩地在内的灵宝村知青点土地及果树发包给方发秀家庭长期经营……”。上述判决认定事实和相关证据充分说明，灵宝村委会与曹锦太之间曾就诉争土地利用达成了协议，并履行了土地互换义务，灵宝村委会将曹锦太经营的诉争土地收回用于知青点建设，对曹锦太给予了对等土地补偿。
（二）曹珍称仅将诉争土地的一部分与灵宝村委会置换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审中，曹珍在接受本院询问时对灵宝村将赵家湾山林交给其管理的事实不持异议，但提出后河林地只置换了一部分，对本院制作的现场图中田坎下临河部分的河滩地并不认可置换事实。结合上述证据和双方陈述，本院认为其说法不能成立，其理由：1、登记在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名下的“后河草山5（亩）”与赵家湾六亩多山林面积大致相当，置换条件对等，符合交易常理和公平原则。2、1985年《山林使用（自留山）及管理协议书》明确记载，知青点原使用的河滩地是用赵家湾六亩多山地置换过来的。该协议签署者徐文发、袁树洪亦能证明该事实。3、双方认可方发秀经营的“大河坝0.46亩土地”即为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名下的“后河草山5（亩）”。若登记内容正确，则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上对于部分置换土地应有相应修改或说明，而不会按置换前的原土地界址、面积进行登记。4、本案诸多证据表明，方发秀自1985年起即经营管理0.46亩诉争土地，负担包括该河滩地在内的土地税费提留义务。曹珍长期居住在灵宝村，理应知晓该情况，但自1976年知青点建设使用，到1985年方发秀经营管理该土地，直至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后近三十年期间，曹珍并未举证证明其一直对此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基于以上分析，即便当事人协商置换时对界址范围理解有误，也应尊重历史，根据公平原则，维护对诉争土地长期经营并负担土地税费成本一方的利益。
综上，1976年灵宝村委会与曹锦太之间进行土地置换的事实清楚。在知青点撤销后，灵宝村委会当然能对置换后的0.46亩土地行使权利，为避免撂荒将该土地发包给新增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仅不违反当时的国家政策，也契合之后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故灵宝村委会与方发秀之间订立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二、案涉1983年《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是否能够作为证明曹珍对争议土地享有权属的依据。
（一）现有证据能够证明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中“后河草山5（亩）”系工作疏忽导致的登记错误。
对于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后河草山5（亩）”，在前述行政诉讼中认定“因工作人员疏忽未按置换后的地界填写界址，而按原界址给曹锦太颁发了《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一节，证明该事实的依据之一来源于徐文发、袁树洪接受询问时的陈述，徐文发陈述“1983年换证时，因曹珍已成家，就将该山（指赵家湾六亩山林）根据曹锦太、曹珍的要求，直接确权到曹珍名下……，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没有及时对曹锦太在后河山林权证四至进行变更，将已经置换的山进行扣减”。依此证言推断，灵宝村委会用于置换的赵家湾六亩山林应登记在曹珍名下，且政府相应为曹珍核发有《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曹珍在2014年4月18日《调解笔录》中出示证据“1、1983年2月3日颁发《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户主姓名：曹锦太；2、1983年2月3日颁发《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户主姓名：曹珍”，说明除曹锦太名下的《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外，曹珍还持有一册《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曹珍在本院询问时明确表示无其他权证记载赵家湾六亩山林登记在其名下，该说法与上述笔录中所反映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显然有回避问题之嫌，亦间接印证了徐文发、袁树洪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徐文发、袁树洪作为当时村集体负责人及经办人员，参与了土地置换和重新发包全过程，与双方当事人之间无利害关系，其对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中“后河草山5（亩）”是因工作疏忽而按原界址登记的证词可信，登记错误的事实应予认定。
（二）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不能作为证明曹珍对诉争土地享有权利的依据。
不动产登记行为，是行政机关基于社会管理需要，为维护交易安全，对不动产物权对外进行公示的方式，本身不是权利创设行为。记载权属内容的不动产证书，在对权属起公示作用的同时，虽具有权利推定的效果，但不具有事实推定的意义。对于不动产物权归属的终局性判断，只能依赖于对原因行为或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审查结果。如前所述，灵宝村委会因历史政策原因而与曹锦太之间达成置换土地的协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发包方干涉承包方生产经营自主权、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的行为，其将置换后取得的土地发包给方发秀家庭经营，方发秀基于合法的原因行为，进而取得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在灵宝村委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与方发秀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时，方发秀的土地使用权利界限即已确定，其对诉争土地行使权利并不对曹珍构成侵权。同理，曹珍持有的1983年曹锦太《社员山林土地使用证》中“后河草山5（亩）”已查明系因工作疏忽导致登记错误，其作为权利推定的依据已被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事实否定，故不能作为其对“后河草山5（亩）”诉争土地仍享有权利的依据。
综上所述，曹珍主张方发秀与灵宝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部分无效，并要求方发秀、灵宝村委会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方发秀、灵宝村委会围绕案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及一审法律适用所提出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5）鄂伍家岗民初字第0080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曹珍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均由曹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继雄
审判员 刘 强
审判员 王明兵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