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96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甄某1，男，1956年10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翔，北京范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甄某2，女，1953年1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翔，北京范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甄某3，女，1958年11月1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翔，北京范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32年9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甄某4，女，1962年10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甄某5，女，1971年6月27日出生。
原审被告：甄某6，男，1954年8月30日出生。
上诉人甄某1、甄某2、甄某3因赡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2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甄某1、甄某2、甄某3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王某每月有稳定收入，且因放弃安置房获得巨额补偿款，经济宽裕，不存在生活困难情形，不具备向子女主张赡养费的条件。王某的起诉并非其本意，而是甄某4、甄某5背后指使。一审判决对王某赡养费用的认定和处理，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王某、甄某4、甄某5答辩称，甄某1、甄某2、甄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王某诉请的赡养费用均发生在获得补偿款之前，应由子女分担。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甄某6同意原判。
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共同负担王某自2014年1月始至2016年9月15日止的各项生活费共160541.4元，每人承担六分之一；甄某1返还甄某7的骨灰存放证明、笔记本电脑一台、毛主席纪念章、古钱币、邮票等。事实和理由：王某有六名子女,即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甄某4、甄某5,其中只有甄某4、甄某5尽了赡养义务，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对王某不尽赡养义务。故要求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承担上述赡养费用。
甄某6、甄某1、甄某3、甄某2在一审答辩称，承认王某关于家庭成员身份关系及其身体状况的陈述，但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王某于2014年1月设立遗嘱，将其可取得的三居室安置房留给甄某1，条件是甄某1负责王某生活、医疗所需的所有费用。甄某1已经按照遗嘱内容负担了王某自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份的所有费用，其他子女无须承担费用；2、王某在2013年经历拆迁，截至2013年底，尚剩余7万余元拆迁款，且王某每月有2000元抚恤金、100元福利养老券和100元助残券，安置房交付前每月还有1800元周转费，王某有经济能力负担其个人生活、医疗支出；3、王某将其取得的三居室安置房屋出售，取得了130余万元房款，该款项完全可用于王某的各种支出；4.王某设立遗嘱的费用系甄某1支付，并非王某的支出；5、王某已有一台制氧机，不需要再另行购买；6、甄某1作为甄某7的儿子，保管甄某7的骨灰存放证明是合理的，且返还骨灰存放证明与赡养无关，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王某提到的笔记本电脑、纪念章、古钱币、邮票这些物品都不在甄某1手中，而且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7、甄某6已将王某的私人物品送到了王某的住所，已无其他物品。综上，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甄某4、甄某5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甄某7系夫妻，育有甄某6、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4、甄某5六子女，甄某7于2004年8月14日死亡。王某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行动不便，需要人照顾，且需不定时吸氧。王某现每月可取得抚恤金2000元，每月可领取100元养老券、100元助残券，其医疗费用可按照“一老一小”政策予以报销。王某原居住在北京市门头沟某街×-×1号院（以下简称×-×1号院），2013年该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王某于2013年6、7月间就×-×1号院落房屋与北京市某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中心）订立了相关协议，将上述房屋交付拆除，取得征收补偿款132140元。截至2013年11月30日，王某取得的征收补偿款仅余71200元。自2015年7月至安置房屋交付期间，王某每月还可取得周转费1800元。×-×1号院房屋交付拆除后，王某自2013年7月至2015年年末在外租房居住，后与甄某1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2016年2月，王某因病住院，王某出院后在外租房居住至今。王某曾于2014年1月11日立律师见证遗嘱，表明将其回迁安置房中的一套三居室房屋留给甄某1，同时该房屋作价80万元，由甄某1从房屋折价款中支付王某生前的医疗费、生活费以及去世后的丧葬费等费用，支付、了结与甄某5某车执行相关问题。律师见证费10000元，王某、甄某1均主张由自己支付。自遗嘱设立之日至王某于2016年再次在外租房居住期间，甄某1负担了王某的部分生活及医疗支出。王某主张，其自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的医疗、租房及保姆费金额较高，甄某1负担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由王某以拆迁剩余款项、个人抚恤金、周转费进行补贴，现拆迁款已无剩余。为证实其医疗费80406.19元的主张，王某向法院提交了其自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9月的医疗费票据。根据法院向北京市某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核实，王某医疗费用中符合大病报销政策的，可以依法予以报销，王某2016年全年大病报销总额为15540.88元。经质证，甄某6、甄某1、甄某3、甄某2对该部分医疗费金额及大病报销情况予以认可。为证实其租房费14000元的主张，王某向法院提交了其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介绍订立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根据合同记载，王某2016年4月1日起租住其现居住房屋，房租每月2000元，中介费2000元，租期1年，房屋交付时，屋内有双人床一张。租赁期限届满后，王某与房主续签了租赁合同。甄某6、甄某1、甄某3、甄某2认可王某自2016年4月至9月期间在外租房居住，认可《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中月租金2000元的标准，但因王某未提交中介费发票，不认可王某支付了中介费。为证实其购买生活用品11378元的主张，王某向法院提交了购物清单，同时提交了购买制氧机、钥匙包、保温杯、保温壶、气筒的收据，购买洗衣机、双人床、插线板、利仁电饼铛购物清单，4张超市购物小票，3张医院饭费收据，9张购买家居用品的发票，介入诊疗意外保险发票以及甄某4的信用卡交易明细。王某主张因制氧机在甄某1家中，甄某1当时没有将制氧机给自己，因为急需又重新购置了一台，购买物品的票据金额合计13306.94元，其仅主张其中的11378元。甄某6、甄某1、甄某3、甄某2不认可上述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认为不能证明上述物品是王某生活所需，租房时有些物品屋内就有，无须购买；王某原来就有制氧机，是王某的子女一块买的，王某在外租房后，已经送到了王某的住所，根本没有必要再购买。为证实其聘用保姆费20000元的主张，王某向法院提交了其通过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某分部居间介绍订立的《聘用协议》及记账本。根据协议记载，敬某作为保姆照顾王某，每月工资3100元，中介费800元，王某需要为敬某提供与其一般家庭成员基本相同的伙食、适当和安全的居住场所，服务期限自2016年7月14日至2016年8月14日。根据记账本记载，王某曾于2016年4月14日、6月16日至7月16日期间，给保姆苏某车费400元，苏父生病费200元。经质证，甄某6、甄某1、甄某3、甄某2认为《聘用协议》期限只到2016年8月7日，看不出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协议不是王某所签，因此不认可存在中介费和保姆费，不清楚王某自2016年4月在外租房居住后是否聘用了保姆，即使王某给保姆车费和保姆父亲生病的费用，这些也不应该列入赡养费的范畴。经法院询问，甄某6、甄某1、甄某3、甄某2认可自2014年1月11日至2016年3月期间，王某一直在聘用保姆，甄某1自述费用由其负担。王某于2016年3月取得了三居室安置房，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某地块×号楼×单元×号，房屋征收中心于2016年4月起不再向王某支付周转费。2016年8月29日，王某与房屋征收中心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棚改安置房现房弃房协议书》，放弃上述三居室安置房屋，房屋征收中心补偿王某放弃房屋的补偿款1214665元，该款项已于2016年9月13日发放至王某的银行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已过耄耋之年，身患多种疾病，其日常生活、医疗所需费用较高，因此子女应给予王某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照顾王某的特殊需要。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取得三居室安置房屋放弃房屋的补偿款的时间是在2016年9月13日，而王某要求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共负担的为其自2016年在外租房至取得补偿款前的医疗费、生活费、生活用品费、保姆费、租房费用，其子女无理由因王某事后取得大额存款而减免取得大额存款前的赡养义务，故对王某要求子女支付自2016年3月至9月期间赡养费的主张，应予支持。因王某的医疗费符合大病报销政策，王某实际承担的费用为扣除大病报销的部分，因大病报销金额是依照大病报销政策以全年医疗费用总额为基础进行核算，无法明确计算王某主张的期限内的大病报销金额，因此综合考虑王某2016年的全年医疗支出及大病报销金额等因素酌情确定扣除抵扣大病报销后的医疗费金额为70000元。为王某妥善安排住房，照料王某的生活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虽表示不清楚王某自2016年3月中旬至9月中旬是否聘用了保姆，但对王某身体不便、独立行走存在困难、需要不时吸氧，以及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中介公司聘用保姆照料生活的情况均予认可，因此对王某关于自2016年3月中旬至9月中旬聘请保姆照料生活的陈述，应予认可，对王某要求子女负担保姆工资及聘请保姆中介费的主张，应予支持，根据保姆工资收入及中介费标准，王某子女应承担的金额为19400元；王某自2016年4月至9月期间在外租房的费用是王某生活中的必要支出，且房屋征收中心自2016年4月已经不再向王某支付周转费，因此王某租房的费用子女应全额负担，金额为14000元；王某提交的在上述期间因生活所需购买生活用品的票据并非全部为发票，制氧机的购买也是重复购买行为，部分生活用品属于日常支出，应涵盖在生活费中，综合考虑王某的生活所需、物品购买的必要性及生活用品的市场价格等因素酌情确定购买必要生活用品的支出为9000元；日常生活费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费用，为生活中的必然支出，根据王某及照顾其的保姆的生活需求、王某的收入情况、本地平均生活水平酌情确定为1800元；因王某给付保姆的车费及保姆父亲去世的费用均不属于赡养费范畴，对王某要求子女负担上述费用的主张，不予支持。王某提出的设立遗嘱的见证费不属于赡养费范畴，对其要求子女负担见证费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提出在2013年11月末，王某还有7万余元拆迁款，甄某1负担了王某自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的生活、医疗支出，但从查明的情况可以看出，甄某1并未能承担王某的全部医疗、生活费用，部分费用实际由王某自己负担，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王某在2014年3月至4月间仍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其相关费用。故对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上述应由王某的六子女共同负担的医疗费、保姆费、租房费、购买生活用品费及生活费共计114200元，甄某1、甄某2、甄某3、甄某6各负担六分之一，约为19034元。王某要求甄某1返还甄玉强的骨灰存放证明、笔记本电脑、纪念章、古钱币、邮票的诉讼请求与本案赡养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甄某6、甄某1、甄某3、甄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分别给付王某赡养费一万九千零三十四元；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根据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中，王某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没有劳动能力，子女理应对其进行赡养。虽然王某每月有2000余元固定收入，可勉强支付其生活费用，但王某身患多种疾病，医疗开支较大，加上在外租房、雇请保姆等费用，在获得放弃安置房的补偿款之前，仅靠王某本人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因此，一审法院支持王某要求子女支付自2016年3月至9月期间赡养费的请求，并无不当。甄某1、甄某3、甄某2上诉称王某经济宽裕，不存在生活困难情形，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王某提供的发票、收据、租房合同、保姆聘用协议等材料，并综合当地的实际生活消费水平，酌定王某各项支出共计114200元，由甄某1、甄某3、甄某2各负担六分之一，亦无不当。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甄某4、甄某5与甄某6、甄某1之间因赡养老人等家庭矛盾屡次发生肢体冲突，矛盾激化，甄某6还曾因殴打甄某4、甄某5而被行政机关拘留。考虑到以上情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处理总体上并无不妥，本院不再另行调整。综上所述，甄某1、甄某2、甄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甄某1、甄某2、甄某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旭云
审 判 员 刘福春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 助理 葛媛媛
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