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4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燕东，男，汉族，1974年4月20日，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代理人：宋冬健、柳冬梅，北京京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长运西北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7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7966701219。
法定代表人：袁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堂战，浙江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基良，男，196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系被上诉人员工。
上诉人宋燕东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长运西北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客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7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7年1月，案外人彭某为营运杭州至启东线路的旅客运输业务，打款54万元给杭州长运旅游有限公司，购买了浙Ａ×××××号车辆，并挂靠在杭州长运旅游有限公司名下运营。2008年4月27日，彭某与宋燕东签订了《承包车聘用驾驶人协议书》，内约定，因营运车辆经营需要，由彭某聘用宋燕东（驾驶档案编号为320600122532、准驾车型大客、身份证号）为牌号浙Ａ×××××的营运驾驶员，聘用期为2008年4月30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止；工资等其他待遇由双方事先协商确定；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聘用期内宋燕东应自觉遵守有关安全规章制度，服从安全监督、检查和管理，安全行车、文明服务；聘用期内，如发生行车事故或其他安全责任事故，其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除向保险公司索赔外）由双方共同承担；聘用期内，宋燕东不得擅自离开或为他人开车，彭某也不得无故辞退宋燕东。2012年5月15日，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签订了《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内约定，西北客运公司将浙Ａ×××××号宇通型49座的营运车辆承包给彭某经营杭州至吕四班车的旅客运输，每日1班，该车车容整洁，牌证装备齐全，技术性能良好，符合营运标准；承包期限自2012年5月15日起；承包合同期满或本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本合同即行终止。终止后与车辆有关的营运权证及牌证由西北客运公司收回，车辆由彭某处置，车辆产权归彭某，西北客运公司协助彭某办理车辆过户或报废手续，费用由彭某自理。2014年11月20日、2015年1月6日，因车辆更新需要，彭某打款10万元、60万元给西北客运公司，打款凭证中摘要一栏备注为吕四车辆风险金。2015年2月1日，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再次签订《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内约定西北客运公司将牌号为浙Ａ×××××号，自编号为1-7037，宇通型53座的营运车辆承包给彭某经营杭州至吕四班车的旅客运输，每日1班；承包期限自2015年2月4日起至2018年2月3日止；承包合同期满或本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本合同即行终止。终止后与车辆有关的营运权证及牌证由西北客运公司收回，在西北客运公司确认彭某无拖欠各类费用后，车辆由彭某处置，西北客运公司协助彭某办理车辆过户或报废手续，费用由彭某自理。浙Ａ×××××号车辆系由浙Ａ×××××号更新而来。
另查明，自2008年开始，宋燕东的工资全由彭某发放，西北客运公司从未给宋燕东发放过工资。但是因经营杭州至吕四班线车辆需要，宋燕东受西北客运公司培训、纪律管理。2015年8月，宋燕东以西北客运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向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后因和解事宜于2015年10月21日申请撤回仲裁申请，在此期间，宋燕东与彭某于2015年10月21日达成《协议》一份，内约定：彭某自愿补偿宋燕东30000元（雇佣期间），双方今后无任何争议，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无任何争议；宋燕东签字后彭某支付，以宋燕东收条为准。同日，宋燕东收到了彭某按上述《协议》约定所支付的30000元，宋燕东出具收条予以确认。2016年7月8日，宋燕东以要求判令解除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判令西北客运公司为其补缴2004年10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金及判令西北客运公司赔偿宋燕东经济补偿金61600元为由，向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宋燕东的全部仲裁申请请求。宋燕东不服该仲裁裁决书，遂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宋燕东与长运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西北客运公司为宋燕东补缴2004年10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金；3.西北客运公司赔偿宋燕东经济补偿金（5600元*11年）61600元；4.全部诉讼费用由西北客运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一、从西北客运公司提供的打款凭证及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签订的《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可反映出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系车辆的挂靠与被挂靠关系，虽然浙Ａ×××××号及更新之后的浙Ａ×××××号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西北客运公司，但是根据行业惯例及《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彭某系实际车主,西北客运公司是名义车主。
二、宋燕东于2008年4月27日与彭某签订了《承包车聘用驾驶人协议书》，其工资报酬由彭某支付，宋燕东应当明知其雇佣方为彭某而非西北客运公司；另外，宋燕东在起诉状中自述：“2004年10月，宋燕东经介绍进入西北客运公司单位工作，成为了杭州至吕四专线营运客车的驾驶员，并了解到该专线车辆系彭某从西北客运公司处承包经营……”，“在彭某挂靠在西北客运公司公司以西北客运公司单位名义对外经营的情况下……”，由此可见，宋燕东对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是清楚知晓，那么宋燕东应当知晓实际车主为彭某的事实。
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劳动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主体合法性、管理从属性、工资支付性、劳动包容性等，且该些条件整体统一、缺一不可。本案中，宋燕东系彭某招用，工资由彭某发放；宋燕东未成为西北客运公司单位的成员，未从西北客运公司处领取工资报酬，未与西北客运公司形成经济上的隶属性；宋燕东主张彭某所发工资系代西北客运公司所发，但是宋燕东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的成立，故宋燕东所主张的其与西北客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
四、宋燕东认为其受西北客运公司管理，遵守西北客运公司的规章制度，西北客运公司多次安排宋燕东参加驾驶人员专项训练，承包车辆驾驶员报备证、出入证等显示招工单位系西北客运公司，但该些管理措施系因为挂靠与被挂靠关系产生的营运方面的管理，并非属于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关系的管理，无法成为认定双方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依据。
五、在仲裁期间，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印证了宋燕东的雇佣方为彭某，非西北客运公司，且通过该30000元补偿费用的一致意见达成和履行，宋燕东已经明确承诺其与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其他争议。宋燕东现又认为双方存在劳动争议，要求西北客运公司补缴社会保险金、赔偿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宋燕东的诉讼请求。该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宋燕东负担。
宣判后，宋燕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宋燕东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认定浙Ａ×××××号客运车辆由彭某购买，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浙Ａ×××××号客运车辆登记所有人为西北客运公司，并非登记在彭某名下。其次，浙Ａ×××××号客车系西北客运公司向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购车发票及车辆购置税缴税凭证抬头均为西北客运公司，而并非彭某。最后，西北客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浙Ａ×××××号客运车辆系彭某购买的。（2）一审法院认定宋燕东明知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之间系挂靠关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依据宋燕东工资由彭某发放，以及宋燕东在起诉状中所述“在彭某挂靠在西北客运公司公司以西北客运公司单位名义对外经营的情况下”，便认定宋燕东明知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系挂靠关系，显然是错误的。宋燕东在起诉时才知道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之间系挂靠关系，不代表宋燕东在被雇佣时就明知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之间的挂靠关系，这二者无法等同，至于宋燕东的工资由彭某发放，更不能证明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之间的挂靠关系是宋燕东明知的，西北客运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宋燕东是明知的。鉴于宋燕东并不明知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双方之间的挂靠关系只能约束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宋燕东，也与宋燕东无关。同理，假使浙Ａ×××××号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该车登记在西北客运公司名下，处理交通事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必然是西北客运公司，而不是彭某，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的内部协议并不能约束第三人，西北客运公司也不可能只交给彭某处理而自己袖手旁观，法律也不允许西北客运公司如此。回到本案，同理，浙Ａ×××××登记在西北客运公司名下，也是以西北客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宋燕东的劳动成果属于西北客运公司的重要业务组成部分，西北客运公司也从宋燕东的劳动中获益，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之间的挂靠关系不能约束宋燕东，也不能对抗宋燕东，更不能因双方的挂靠关系而掩盖了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3）一审法院认定“宋燕东主张彭某所发工资系代西北客运公司所发，但是宋燕东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成立”，显然与事实不符，宋燕东在一审中己举证证明该事实。根据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签订的《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第六条第7款，“乙方按本合同第五条取得的结算收入中己包含乙方本人及其聘用的司乘人员的薪酬和社会保险统筹金，并向甲方提供相应的薪酬等发放凭据”，显然，西北客运公司已经支付了宋燕东的工资，形式上系彭某代西北客运公司发放给宋燕东，实际上，西北客运公司己支付了该笔费用（宋燕东的工资）。且，彭某需要向西北客运公司提供相应的薪酬发放凭证，如果真的是彭某个人雇佣宋燕东，而非西北客运公司雇佣宋燕东，西北客运公司有何依据要求彭某提供相应的薪酬发放凭证。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如果真的是彭某个人雇佣宋燕东，西北客运公司根本可以理都不理，还约定这条款做什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缺乏经济上的隶属性，因而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是错误的。二、宋燕东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7号），成劳动关系。（1）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构成了严密的人身隶属性，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缺乏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性，因而无法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宋燕东受西北客运公司管理，遵守西北客运公司的规章制度，西北客运公司多次安排宋燕东参加驾驶人员培训，但一审法院认为这些管理措施系营运方面的管理，并非属于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关系，因而无法认定双方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究竟何为营运方面的管理，为何不属于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关系，一审法院并未作出说明。一审法院一直强调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系挂靠关系，推理得出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直接缺乏人身隶属关系。但是，对于宋燕东受西北客运公司管理的事实，一审法院是予以认可的。既然宋燕东受西北客运公司的规章制度约束，必须按照西北客运公司的安排工作，西北客运公司随时可以干预宋燕东的工作，双方之间显然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与普通货运进行挂靠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普通的货物运输挂靠在有资质的单位，是不需要挂靠单位进行严密管理的，货物运输的安排具有随意性，而宋燕东涉及的是客运，涉及到公共运输及公共安全，必然受挂靠单位（即西北客运公司）的严密管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西北客运公司与彭某系挂靠关系，推理出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缺乏人身隶属关系，显然是错误的。（2）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构成了严密的经济从属性，一审法院认定宋燕东泵丛西北客运公司处领取工资，因而无法认定劳动关系，是错误的。首先，浙Ａ×××××号客运车辆登记所有人为西北客运公司，道路运输证亦登记在西北客运公司名下，并且是以西北客运公司的名义对外运输经营，因此，宋燕东付出劳动的对象为西北客运公司，西北客运公司有从宋燕东的劳动中获益。其次，正如上文所述，西北客运公司已经支付了宋燕东的工资，形式上系彭某代西北客运公司发放给宋燕东，实际上，西北客运公司结算给彭某的费用中已包含了宋燕东的工资。最后，既然西北客运公司同意彭某挂靠在其名下对外进行经营，就应当对外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宋燕东为从西北客运公司处领取工资，因而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是仅看到表面现象，并未看到实质情况，是错误的。（3）彭某以西北客运公司的名义进行挂靠经营，已经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且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国家实行道路客运企业等级评定制度和质量信誉考核制度，鼓励道路客运经营者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禁止挂靠经营。”因此，彭某以西北客运公司的名义进行挂靠经营，已经违反了上述规定。其次，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正如前文分析，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问完全符合上述三条．应当认定双方构成劳动关系；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显然，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直接应当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综上，宋燕东认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726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宋燕东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宋燕东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西北客运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西北客运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在一审中，西北客运公司提交了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的协议书，宋燕东明知其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彭某雇佣的。宋燕东引用的最高院答复，已被（2013）民一他字第16号所取代，所以宋燕东引用的答复，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宋燕东要求解除其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西北客运公司补缴社保、支付经济补偿金，前提要确认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系予以考量，用人单位要对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进行管理、安排工作。本案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彭某与西北客运公司签订了两份《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仅将其所有的浙Ａ×××××号客车（后变更为浙Ａ×××××号）挂靠于该公司从事运输经营，由彭某聘用司乘人员。2008年4月27日宋燕东与彭某签订《承包车聘用驾驶人协议》，约定由彭某聘用宋燕东驾驶牌号为浙Ａ×××××的客车，且一、二审中宋燕东均承认其工资由彭某支付。由此可见，西北客运公司仅为车辆的名义车主和挂靠单位，并非宋燕东的直接用人单位。至于宋燕东主张西北客运公司要求其遵守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并要求其参加驾驶人员专项训练等。本院认为，宋燕东所驾驶的车辆系挂靠在西北客运公司的营运车辆，西北客运公司对驾驶人员的相应管理及培训是为了保障车辆的正常营运及安全，并非劳动法上的人身隶属关系的培训及管理，不能以此认定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此外，根据2015年10月21日宋燕东与彭某在拱劳人仲案字【2015】第552号仲裁裁决后所签订的《协议》，双方明确约定“彭某自愿补偿宋燕东三万元，双方今后无任何争议。宋燕东与西北客运公司无任何争议”，同日宋燕东签署了一份收到三万元补偿款的收条。可见，宋燕东明知其系受彭某雇佣，并且承诺在收到三万元补偿款后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无任何争议。现宋燕东又主张要求确认解除与西北客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西北客运公司补缴社会保险金、赔偿经济补偿金，既无事实依据，也与前述的协议相违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宋燕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盛 峰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