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03民初3473号
原告：程文林，男，197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营业场所武汉市常青路158号。
负责人：李洪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珩，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程文林诉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文林、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王怡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文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电信公司退还2015年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并赔偿500元；2、判令电信公司退还2015年10月至2017年8月的流量包费用1150元；3、判令电信公司向程文林赔礼道歉。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0日，程文林在电信公司的网上营业厅成功办理自助补卡业务(3G升级4G)以及话费充值业务。2015年6月23日程文林取消了原3G流量套餐(每月50元800M的国内流量包)，订购了4G流量套餐（每月50元1G的国内流量包）。程文林的原3G流量套餐每月50元的费用可在每月100元的可消费通讯费中扣除，但在升级成4G流量套餐后，每月50元的费用却被另外收取了。故程文林于2015年7月13日向电信公司反映此情况，电信公司10000号客服却说自2012年5月份开始流量包费用就不再在可消费通讯费中扣除了。但在此之前电信公司并未用任何形式告知程文林，程文林取消原流量包时也未收到任何的提醒。
后程文林向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提交投诉，该局作出了鄂通信信函〔2015〕142号回复函，告知中国电信湖北公司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1、套餐不还原，退还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并赔偿500元；2、恢复原流量包套餐，退还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不赔偿。但程文林认为，既然原流量包套餐能够还原，电信公司无疑就应该还原，并退还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以及赔偿500元。不存在二选一的情形。因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17年8月程文林停止使用上述4G流量套餐。2018年1月15日程文林请求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敦促电信公司电信公司按前述调解方案一执行，退还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的流量包费用1300元，并赔偿500元。但电信公司却只同意退还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以及赔偿500元，拒绝退还2015年10月至2017年8月的费用。
程文林认为，电信公司以虚假和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而且在整个业务办理过程中，电信公司都未尽到告知义务，属于故意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性能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程文林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电信公司辩称，1、电信公司仅需向程文林返还2015年7月份产生的50元流量包费用。程文林于2015年6月23日取消原3G流量套餐，改订4G流量套餐；于2015年7月13日向电信公司告知本案诉争情况，电信公司也告知变更后的4G流量套餐不可在消费通讯费中扣除。结合上述事实，依据双方签订的电信业务服务协议第4.1条款约定，电信公司认为，其在办理资费套餐变更业务时虽未及时告知程文林，但在一个月之内就回复告知了程文林，故电信公司仅需向程文林返还2015年7月份产生的50元流量包费用。2、程文林就2015年7月份以后产生的4G流量包费用，无权要求电信公司赔偿。程文林在明知上述第一点事实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该流量包并支付费用直至2017年8月。结合上述事实，电信公司认为，程文林行为表明其已接受变更后的资费套餐。即使程文林因电信公司的上述行为受到损失的，也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如恢复原3G流量包套餐以防止流量包费用继续产生即损失扩大，否则，无权就同年7月份以后产生的4G流量包费用要求电信公司赔偿。3、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规定，程文林诉状中第3项诉请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6月1日，程文林在电信公司办理手机入网手续，使用“员工专用50套餐”。套餐月使用费为50元，每月可消费通讯费为100元，可消费通讯费使用范围不包含SP信息费、可选包等其他未说明费用。入网后程文林订购了50元3G流量包（包含800M流量），该50元流量包费用可从套餐100元可消费通讯费中抵扣。
2015年6月20日，程文林因为更换为4G手机，在电信公司办理了3G升级4G补卡业务，套餐内容不变。后又于同年6月23日取消了原3G流量包，订购了4G流量包（50元1G流量）。4G流量包订购网络界面中说明：“可选包内流量按天折算，每月自动续订”。后程文林发现原可在每月100元可消费通信费中抵扣的流量包费用变为另行收取，遂于2015年7月13日致电电信公司询问情况，未获满意答复。
2015年8月11日，程文林就上述问题向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投诉电信公司。湖北省通信管理局调查相关情况后，于2015年10月9日向程文林作出鄂通信信函[2015]142号《回函》，回函称，在程文林变更流量包的业务办理过程中，电信公司湖北分公司确实存在告知的遗漏。因此电信公司提出两种解决方案：1、程文林选择现行的资费套餐，电信公司退还前期所扣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并给予500元一次性补偿金；2、电信公司为程文林恢复原流量包，退还前期所扣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2015年9月29日，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对程文林进行回访，程文林选择方案2后，同时要求电信公司赔偿500元，湖北省通信管理局认为，根据已有材料尚不能判定电信公司存在恶意欺诈行为，建议程文林与电信公司进一步沟通处理。故双方调解未成。
后程文林继续使用变更后的4G流量包并正常缴纳费用至2017年8月。2018年1月16日，程文林再次就前述问题向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投诉电信公司，要求电信公司退还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的流量包费用1200元，并赔偿500元。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鄂通信信函[2018]29号《回函》以程文林重复投诉为由决定不予受理。
另查明，2013年12月4日，工业与信息化部首次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发放4G牌照，正式启动4G商用。
本院认为，本案系电信服务合同纠纷。程文林与电信公司虽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订立了书面的电信服务合同，但双方对程文林办理入网手续至2015年6月之前涉案手机电信套餐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均无异议，可以认定双方电信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电信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2、程文林能否行使撤销权。
关于电信公司是否构成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程文林对4G流量包的质量、数量、价格均未提出异议，仅对流量费能否从可消费通讯费抵扣有异议。而程文林办理的“员工专用50套餐”中明确说明了100元可消费通讯费使用范围不包含可选包和其他未说明费用，且当时电信公司尚未开展4G业务，程文林之后订购的4G流量包的网络页面中说明：“可选包内流量按天折算，每月自动续订”。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电信公司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故对程文林主张电信公司在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要求电信公司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赔偿其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程文林能否行使撤销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程文林如认为电信公司构成欺诈，应当在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其订购流量包的法律行为予以撤销。2015年7月13日，程文林得知了电信公司扣费的情况，双方交涉未果后程文林向湖北省通信管理局投诉，在湖北省通信管理局调解过程中，电信公司提出为程文林恢复原流量包，退还前期所扣7、8、9三个月流量包费用150元的解决方案，程文林未同意，后继续使用4G流量包并正常缴费长达两年。程文林在知道撤销事由后一年内未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其订购流量包的法律行为予以撤销，反而接受电信公司的履行行为并正常缴纳费用长达两年，其撤销权消灭。故对其要求电信公司退还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流量包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程文林要求电信公司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因赔礼道歉不属于合同纠纷中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程文林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程文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程文林承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鹞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姚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