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川民申6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克君，男，汉族，1973年1O月20日出生，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江虹，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国超，男，汉族，1979年1月17日出生，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江虹，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伍泽林，男，汉族，1969年4月30日出生，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审被告：ＸＸ辉，男，汉族，1973年10月20日出生，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再审申请人周克君、周国超因与被申请人伍泽林、原审被告ＸＸ辉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14民终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克君、周国超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依据被申请人伍泽林的申请就案外人曾海山、廖波进行调查取证，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极其错误的。根据《证据规则》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据此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伍泽林在二审中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显然毫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二审法院本应依法不予支持，但二审法院却于法律不顾，主动帮助被申请人调查不应当由法院调取的证据，严重偏袒被申请人一方，是极其错误的。
（二）既便是二审法院对案件负责，依法须调取证据，既然已调取了本不应该由法院调取的证据，何不再认真一点，亲自到施工现场去问问当地发生纠纷的村民，看看究竟有没有发生过阻止施工的纠纷?看看到底是不是由申请人周克君、周国超出面协调处理的?但二审法院却未如此公正处理，二审法院主观上只为被申请人调查取证，何以体现司法为民?何以体现司法公正?
（三）被申请人伍泽林一审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被申请人伍泽林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四）二审法院认定下列事实错误：
1.二审法院认为2013年2月6日ＸＸ辉出具的“证明”不真实，是因为案涉民生隧洞工程于2013年7月竣工验收，工程尚未竣工验收，因此不存在申请人周克君、周国超找到ＸＸ辉要求退还合伙资金并分配合伙利润的情形，二审法院如此认定是错误的，尽管案涉工程于2013年7月竣工验收，但该工程所涉工程款已按施工合同约定拨付了80％给施工单位，ＸＸ辉的另外两位合伙人王明军、崔永强早已收回了合伙出资，申请人周克君、周国超才找到伍泽林和ＸＸ辉要求退回合伙出资并分配合伙利润，ＸＸ辉在如此情形下通过电话联系被申请人伍泽林，经与伍泽林核实后才出具“证明”给周克君、周国超的(与ＸＸ辉2014年4月21日在仁寿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上所陈述的一致)。
2.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周克君、周国超与被申请人伍泽林、原审被告ＸＸ辉之间不具备合伙承包工程的其他条件，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周国超是伍泽林姐夫陈刚的徒弟，周克君是周国超的叔父，从事建筑施工，案涉工程民生隧洞工程地点在周克君姐姐的村子里，施工过程中引起的纠纷只有周克君、周国超才容易协调处理好。该工程刚施工时就因为放炮与村民发生纠纷被迫停工，施工队伍解散后再由ＸＸ辉重新挂靠公司承包的；ＸＸ辉与被申请人伍泽林正是看中了周克君、周国超与施工当地村民较熟悉能够协调处理好纠纷的优势才与周克君、周国超合伙的。周克君、周国超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是因为ＸＸ辉与王明军、崔永强之间也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而且周克君、周国超与伍泽林之前也在合伙承包仁寿县文林镇水厂管网一标段(仁寿至大化××段管网工程、仁寿到龙正的供水工程等(与伍对林2014年4月16日在仁寿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上所陈述的一致)。同样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而事实上仍然存在合伙关系，因此，二审法院在没有完全查清案件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主观认定申请人周克君、周国超与ＸＸ辉、伍泽林不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显系错误。
3.二审法院在被申请人伍泽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周国超存在委托付款80万元给ＸＸ辉的情况下擅自认定周国超与伍泽林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是错误的，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伍泽林在一审、二审之中均无任何证据证明2011年11月4日周国超通过银行转款80万元给ＸＸ辉是由他自己委托周国超转的，80万元不是小数目，委托周国超转款给ＸＸ辉连任何委托手续都没有，怎么能让人信服，而且也不符合常理不符合逻辑。被申请人伍泽林是在周国超转款80万元给ＸＸ辉之前委托的，还是转款之后再将80万元转回给了周国超，被申请人伍泽林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解释清楚，二审法院也没有查清最根本的事实。事实上周国超2011年11月4日通过银行转款80万元给ＸＸ辉，本身就是周克君、周国超应当出资的合伙资金，不是被申请人伍泽林委托周国超转的。二审法院擅自认定周国超转款给ＸＸ辉的80万元系伍泽林所委托的，究竟依据何在?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调查取证程序不合法，认定事实极其错误，判决结果极不公正，严重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恳请上级法院撤销该错误判决，查清事实，维持一审判决，以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官以及法律尊严。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周克君、周国超与被申请人伍泽林之间是否建立了合伙关系，首先要审查双方是否签订有书面合伙协议，如果仅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就需要证明双方有合伙的合意，或者有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实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本案被申请人伍泽林不认可与申请人之间建立了合伙关系，仅认可与原审被告ＸＸ辉签订了合伙协议且确实有合伙行为。诉讼中申请人虽然举出向ＸＸ辉汇款80万元的证据，欲证明所汇款项是与伍泽林的合伙款项，但该汇款性质除申请人的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以印证，如合伙协议，或伍泽林委托划转的合伙款的委托书或证明，或与伍泽林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款项的证据，因此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该汇款性质为划转的是与伍泽林的合伙款。ＸＸ辉虽然曾书写过“证明”认为伍泽林的30%股份中有15%属于周克君所有,但是，诉讼中ＸＸ辉自始陈述不清楚伍泽林与周克君、周国超是否合伙，既然不清楚，就不能证明伍泽林与周克君、周国超是合伙关系，况且该“证明”没有得到伍泽林的追认。另外，从ＸＸ辉与伍泽林之后签订的补充协议来看，双方均认可周国超转款80万元系伍泽林的出资款，并非周国超与ＸＸ辉之间的借款或者出资款。周国超所述向ＸＸ辉转款80万元系基于其与伍泽林、ＸＸ辉共同协商约定，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周国超对该陈述没有证据予以支持，且该陈述与ＸＸ辉与伍泽林之间补充协议所载明的情况相矛盾。因此，该“证明”不能起到伍泽林与周克君、周国超之间有合伙关系的证明作用。周克君、周国超提出与伍泽林有合伙关系再审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
周克君、周国超还提出他们参与了涉案工程的外围调解工作，其起到了合伙人的作用。因合伙人并不一定要参与合伙项目的工作，申请人是否参与涉案工程的工作，并不能直接证明其是合伙人身份。
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举证期内可以向二审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庭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根据当事人申请，可以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
综上，周克君、周国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克君、周国超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冯 伟
审判员 任 平
审判员 唐小鸿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梁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