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5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培汉，男，196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炜，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剧院路358-396号宏程国际大厦602室。
法定代表人：倪曙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云飞、周晓，浙江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詹建华，男，198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审被告：詹伟玉，女，1976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审被告：詹天喜，男，194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审被告：詹伟建，男，197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以上四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炜，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培汉为与被上诉人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至鼎公司），原审被告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培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融至鼎公司的起诉，本案诉讼费用由融至鼎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主体不适格。1.借款合同是何培汉和杨方彬个人签订的，资金往来也发生于该两人之间，因此，个人借款合同的主体是何培汉和杨方彬，融至鼎公司并非借贷关系当事人，不具有主张权利的主体资格。2.融至鼎公司主张委托杨方彬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但该合同系杨方彬个人签订，如果其是受托人或代理人身份，应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合同应以融至鼎公司与何培汉为双方。同时，融至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方彬的委托代理关系向何培汉告知过，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即使融至鼎公司和杨方彬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但鉴于何培汉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代理关系，该合同也不能直接约束何培汉和融至鼎公司。3.根据委托书所载内容，融至鼎公司服务平台上借款人与出款人达成的协议，出借人委托融至鼎公司或融至鼎公司转委托的单位与个人办理签订借款合同等事宜，因此，委托书确立的代理关系应当是杨方彬受出借人委托而非融至鼎公司，尽管杨方彬本人是受融至鼎是转委托，但受托的权力来源是出借人而非融至鼎公司，最终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出借人承担。二、保证合同等从合同因主合同未生效而没有生效。《保证及质押担保协议书》是与融至鼎公司签订的，与杨方彬个人出借的款项无关。何培汉与融至鼎公司签订上述协议，是以为融至鼎公司一直允诺配套借款给何培汉，但融至鼎公司至今未依约发放借款，主债权没有成立，从债权也就不成立。融至鼎公司要求行使质押权及主张相关保证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相反，融至鼎公司扣留质押物却未依约发放贷款的行为已经给何培汉等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三、融至鼎公司涉嫌违法行为，应依法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本案融至鼎公司在不具备金融经营许可资格的情况下向不特定公众开展吸储放贷的义务，其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应将相关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
融至鼎公司答辩称：一、关于第一点上诉理由，何培汉在签订贷款申请表及动产质押合同时均已经知道融至鼎公司是实际出借人，否则一般民间借贷不会存在贷款申请表这样机构贷款需要的材料。一审对案外人杨方彬作的笔录已经明确了案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是融至鼎公司，根据《合同法》402条的规定，如果何培汉的观点成立，其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道出借人是融至鼎公司，合同可以约束本案当事人，融至鼎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没有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何培汉当时不知道融至鼎公司的存在，但是根据《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因何培汉到期不履行债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完成受托事项，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也是合法的。二、关于第二点上诉理由，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因此无法成立。三、关于第三点上诉理由，江干区公安机关已经审查认为不存在违法犯罪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的意见和何培汉的意见一致。
融至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培汉偿还融至鼎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利息及罚息人民币233712元，合计人民币1233712元（计算公式附后，利息及罚息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确认融至鼎公司对质押物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28日，融至鼎公司与何培汉签订《保证及质押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何培汉向融至鼎公司借款并以其所有的珍珠作为还款质押担保，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自愿承担还款的连带保证责任，明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当日，何培汉与案外人杨方彬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月利率15‰，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10月27日止，逾期加收50%罚息，后通过杨方彬账户汇付何培汉人民币100万元。另，何培汉将13-17毫米127公斤的有核金色链条珍珠存放于诸暨市华东国际珠宝城1号公寓楼0109-0111处。借款后，何培汉支付三个月利息，此后未付。
原审法院认为：融至鼎公司与何培汉签订借款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借款关系发生在融至鼎公司与何培汉之间，该合同中明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但未对借款利率、期限等予以约定。融至鼎个认为，杨方彬与何培汉签订借款合同且何培汉明知实际出借人为融至鼎公司并同意约定借款利率及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但何培汉认为借款协议是与杨方彬签订的，款项也是从杨方彬账户汇入的，所以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何培汉与杨方彬之间。本案中，融至鼎公司及杨方彬与何培汉均签订借款合同，融至鼎公司有权选择任一方主张权利，现融至鼎公司选择以融至鼎公司向法院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受托人杨方彬披露委托人为融至鼎公司，也即杨方彬出面签订的借款合同同时约束何培汉与融至鼎公司。经查明，融至鼎公司宣称其为P2P网络服务平台，是P2P融资与网络融资相结合的金融服务网站。但经杨方彬在公安笔录中陈述，何培汉通过融至鼎公司的平台向其个人借款共计人民币2200万元，且该款项是向其他投资者融资获得。本案中，融至鼎公司与杨方彬均认可平台公司为对外出借人，杨方彬为公司借款经办人，争议焦点在于本案融至鼎公司出借行为是否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融至鼎公司以提供融资中介为主营业务的平台，其公司本身介入投资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个人投资者的出资款项的通道账户安排到公司的经营者个人账户，容易出现投资者资金无法区分甚至被挪用，会混淆公司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对外也不利于对个人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也即不利于整个P2P融资行业的规范与发展。司法实践中，多数P2P融资平台仅仅是招揽投资者的推广方式，而实际的业务操作流程均不合规且达不到P2P融资平台的资质要求。因此，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与民间借贷的区分问题；二是操作违规的效力认定与归责问题。本案中，融至鼎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法院起诉，与出借资金实际提供者可能存在不一致之情形，但此类情形涉及监管层对P2P平台进行规制与管理之范畴。首先，虽融至鼎公司宣称其为P2P公司，但实际从事融资咨询业务是否符合P2P业务规定，同时是否被认定为P2P公司；其次，以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名，也存在冒用P2P公司之情形，实际业务操作及从业资格均不能认定为P2P公司，实际从事业务为民间借贷。故就商事审判而言，法院在查明事实过程中应要求平台类公司说明其资金来源，但客观上资金来源如何，法院系依据举证责任进行证明责任分配。但因平台公司因管理或其他原因导致资金来源不能充分查明之责任后果，不能一味或全部归责或寄望于商事审判，也即行政监管责任与可能涉嫌的刑事责任应区别于商事责任而发挥作用。在三种责任体系不同功用清晰与责任边界可区分前提下才能更好发挥商事审判作用。商事责任应独立于行政（监管）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监管）责任的归责后果不应由司法审判来替代履行，除非经行政授权。行政监管责任系对一定行为的惩罚或资质剥夺，但并不导致行为无效。而刑事责任被确立后的外延边界不能全部覆盖商事行为，有效的商事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且受害主体的认定还需要商事责任的预先确定。行政监管责任的违反往往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但这两者与商事审判的适用逻辑是需要行政金融监管细则与刑事适用细则预先界定与规制。在没有明确规制前，商事审判需秉承谨慎原则，且不过多去介入行政金融监管与刑事适用问题。融至鼎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是否导致借贷合同无效，如因监管查明公司存在违规经营之情形，公司可依照相关规定承担行政责任后果。当前，在监管层对P2P公司的监管条件细则尚不明确情况下，资金来源问题不影响本案原告对外借款的合同效力；对于是否涉嫌刑事应当确认无效的问题，如前所述，有效的商事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如因融至鼎公司募集资金行为涉嫌刑事，与本案为不同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融至鼎公司出借资金，从合同形式看，符合民间借贷要求，对于融至鼎公司自称为P2P融资平台或是否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涉及行政监管问题。目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虽已出台，但尚未有细则对与民间借贷的区分问题及操作违规的责任后果与归责问题进行明确，故法院仍参照民间借贷规范予以适用。现融至鼎公司向何培汉主张归还借款，理由正当，且保证人在融至鼎公司出面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承诺承担保证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也予以支持。对融至鼎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融至鼎公司自愿按照年息24%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因何培汉已实际支付三个月利息，融至鼎公司可自2014年10月27日起主张，暂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止，法院予以支持。对质押物，双方签订的质押合同有效，融至鼎公司主张质押物的优先受偿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综上，法院对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培汉应归还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人民币233712元，合计人民币1233712元（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此后按照年息2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对上述何培汉应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杭州融至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存放于诸暨市华东国际珠宝城1号公寓楼0109-0111处的有核金色链条珍珠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03元，由何培汉、詹建华、詹伟玉、詹天喜、詹伟建承担，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法院。
二审期间，各方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贷款申请表》、《保证及质押担保协议书》、《动产质押合同》上均有何培汉的签名，且《保证及质押担保协议书》、《动产质押合同》显示的债权人均为融至鼎公司，根据上述书面凭证记载内容，结合《个人借款合同》、杨方彬出具的委托书上载明内容及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无需填写贷款申请表的情况，表明何培汉在订立《个人借款合同》时知道杨方彬和融至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并且，何培汉向杨方彬个人借款却向融至鼎公司提供质押显然不合逻辑。因此，本案借款应认定系融至鼎公司出借给何培汉，融至鼎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适格。故此，何培汉关于保证合同等从合同因融至鼎公司未提供借款导致主债权未成立，从债权也未成立的抗辩亦不能成立；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本案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何培汉通过本案合同的订立取得借款，并支付过部分利息，表明其通过合同获益且认可该合同，何培汉未按约还款，其以及相应担保人应依法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综上，何培汉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3元，由何培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瞿 静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