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8民终3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呼玲，女，1962年6月1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永济市，现住运城市盐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冯保珠（又名冯宝珠），男，1958年3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万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泽，男，197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万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吉安，男，1951年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万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海，山西弘韬（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梅芳，女，1952年2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万荣县，系史吉安之妻。上诉人许呼玲、上诉人冯保珠因与被上诉人史吉安、李梅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2）运盐民东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呼玲、上诉人冯保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泽、被上诉人史吉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梅芳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院按缺席审理，�案现已审理终结。许呼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按年利率6％计算借款利息之内容，依法改判按年利率12％计算借款利息；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自然人之间借款关于利息的约定，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本案中，贷款人是经人介绍与借款人认识，放款前就口头约定月利率为1％，且借款人在贷款人的要求下已支付利息共2万元，借款人已实际履行证明了利息约定的真实存在。故原判决认定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与事实明显不符，请求依法改判。二审期间，许呼玲向本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冯保珠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力。1、上诉人与许呼玲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更无合伙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史吉安1998年一1999年合伙经营木炭、电极生意。合伙投资金额多少不同，利润分配不同。被上诉人史吉安借许呼玲200000元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投资股金。二人之间的借款约定上诉人不参与。2、1999年被上诉人史吉安通过人认识许呼玲，被上诉人史吉安以做木炭生意为由借许呼玲款。上诉人到许呼玲处拿钱，是为被上诉人史吉安跑腿。100000元汇票填写的是上诉人，也说明不了许呼玲本意是借款给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史吉安。3、上诉人给许呼玲出具过200000元收据，最初目的是为给被上诉人史吉安证明，该款用于木炭生意，是被上诉人史吉安的个人投资。且该200000元在合伙期间，一直是作为被上诉人史吉安的个人投资股金来计算。�年来，史吉安上诉请求之一就是要求与冯保珠共同承担许呼玲借款，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不支持，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断章取义、认可许呼玲和被上诉人史吉安的当庭表演，上诉人因在万荣县人民法院立执行案时，法院收了原件，上诉人提供的是判决书复印件，不是原审法官枉法裁判的理由。上诉人有新提供的证据证明。综上，望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史吉安数年来在万荣县人民法院、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卷，以查明事实，公正裁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许呼玲辩称，1、冯宝珠提出我2008年与其出庭做证，证明我的20万应由史吉安一人偿还，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在庭审过程中陈述该证词是受冯宝珠所骗，才出的口头证据，该证词也没有被他俩合伙案的一、二审法官采信。理由是：如果我的20万由�吉安一人偿还，那么就应该把我的20万元计算在史吉安的股本里，事实是他俩的合伙官司中没有将我的20万元作出分割或判决。2、千年文字会说话，汇票、借条证明冯宝珠拿了我10万元的事实，他说他是给史吉安跑腿取款了，也没有证据证明将他拿的10万元给了史吉安，20万元收条是由冯宝珠执笔二人共同签字出据的，庭审中，冯宝珠也承认该收条里包含了他10万元的借条，并且用于二人的合伙生意，根据书面证据的采信应大于口头证据的常理，应认定我的20万元连本带息应由史吉安、冯宝珠二人偿还。被上诉人史吉安辩称，一、与冯保珠、许呼玲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实质是三人合伙经营电机生意。许呼玲出资的20万元是其按三人合伙的投资比例的出资款，而非借款。二、冯宝珠主张20万元是史吉安为了扩大自己的投资，从许�玲处借款，事实错误。许呼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吉安、李梅芳、冯宝珠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1999年5月19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3月至1999年5月，史吉安与冯宝珠口头协议合伙经营木炭、电极购销业务。1999年农历正月，许呼玲经刘水奴（案外人）介绍与史吉安相识。约定同史吉安做木炭生意。1999年3月24日，根据史吉安的要求，许呼玲在永济中国银行办理了一张100000元的汇票，兑付地点为万荣县建行，收款人为冯宝珠，原告将该汇票交给冯宝珠，当日冯宝珠给许呼玲出具了“今借到许呼玲现金壹拾万元正万荣冯宝珠99.24/3”的借条。同日，许呼玲又在中行办理了一张90000元的汇票、兑付地点为甘肃省酒泉市中行，收款人为许呼玲。后许呼玲将该款解付与自带的现金50000元，共计140000元在酒泉交付给史吉安。1999年5月19日，许呼玲、史吉安、冯宝珠共同在场，由冯宝珠执笔书写了“收到许呼玲现金贰拾万元正（原告许呼玲在该收条上执笔书写：“原冯宝珠单人收许呼玲人民币壹拾万元无效”），冯宝珠史吉安（各自签名）99.5.19号”的条据。史吉安给许呼玲出具了40000元的借条。同时许呼玲发现史吉安已与冯宝珠合伙做生意。许呼玲向史吉安提出退款，史吉安称马上归还不了，并愿意支付利息。2000年正月，史吉安向许呼玲支付利息10000元，2008年李梅芳在其家向许呼玲支付利息10000元。同时查明：关于冯宝珠与史吉安合伙纠纷一案，冯宝珠作为原告向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01年5月11日受理�2004年2月23日作出（2001）万经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被告史吉安不服提起上诉，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运中民一终字第41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院2007年10月23日作出（2004）万民三初字第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原、被告均提出上诉，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运中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院于2012年1月30日作出（2008）万民重字第15号民事判决，判决后被告史吉安不服提起上诉，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8日作出（2012）运中立民终字第843号民事判决书。中院判决后被告史吉安不服申请再审，2015年5月7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应追加许呼玲参加本案诉讼为由作出（2014）运中民再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2）运中立民终字第843号民事判决及（2008）万民重字第15号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审。2016年5月24日，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万民重审字第10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二项驳回了第三人许呼玲要求确认合伙身份的请求。判决后，史吉安不服上诉至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月13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8民终159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2011年11月23日，依据许呼玲的保全申请，本院作出（2012）运盐立保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一、查封被申请人史吉安、李梅芳共有的位于运城市盐湖区御泽苑18号楼一单元401室房屋；二、查封了担保人梅香钦、夏先翠共有的位于运城市解放北路517号御庭园B座5层502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2016年5月24日，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万民重审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1月13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晋08民终159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生效的裁判文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判决虽驳回了第三人许呼玲要求确认与史吉安、冯宝珠合伙身份的请求，但史吉安、冯宝珠给原告许呼玲出具的200000元的收条时，确系双方在合伙期间属实。审理中，被告冯宝珠承认1999年3月24日收到许呼玲自带银行汇票100000元；同时承认收到汇票当日给许呼玲出具了借款100000元的条据；又称其将该汇票交给了史吉安的儿子，史吉安否认，冯宝珠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冯宝珠的反驳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史吉安、冯宝珠双方共同给原告出具的200000元收条，庭审中，相互作证，该款由对方所用，相互辩解，史吉安辩解是冯宝珠对其说已收到原告200000元，其才作为见证人在该条据上签名。承认其已支付原告20000元为投资款。�宝珠还辩称：听许呼玲说史吉安收到其200000元作为自己投资款，其才执笔书写了收条并签名。但双方均否认收到款，均未提供未收到款的证据，该条据是许呼玲在场，史吉安、冯宝珠合伙期间共同给原告出具的收条是不争的事实，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史吉安还给许呼玲出具了借款40000元借条，两次向许呼玲支付利息各10000元，合计20000元。应当认定被告史吉安、冯宝珠在合伙期间共同给原告出具的收条款项实为共同债务，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被告史吉安、冯宝珠对原告的200000元债务共同履行还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因利息约定不明，利息应按照年利率6%计算为宜（自借款之日1999年5月19日起付至被告付清之日止，含史吉安向原告已支付的20000元）。李梅芳未在该条据上签名，许呼玲亦未提供该款用于史吉安、李梅芳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故许呼玲要求李梅芳对该笔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许呼玲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因史吉安、冯宝珠给许呼玲出具的200000元条据未约定还款期限，当事人可随时主张，故冯宝珠的反驳理由不成立，同时冯宝珠要求许呼玲支付支出费用3000元，即未反诉，亦未提供证据，故上述反驳理由均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史吉安、冯保珠（又名冯宝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归还原告许呼玲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1999年5月19日起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内含被告史吉安已向原告支付的利息20000元）；二、驳回原告许呼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00元，保全费2020元，共计11620元，由被告史吉安、冯保珠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冯保珠提供了四份证据：一、许呼玲在原审法院立�的起诉状一份，证明冯保珠是跑腿取款人，而不是借款人。二、史吉安向法院提交的上诉状两份，证明法院判给史吉安本人，与冯保珠无关。三、被上诉人史吉安接受法院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史吉安认可20万元为投资本金。四、万荣县人民法院（2015）万民重审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6）晋08民终1596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许呼玲的20万元与冯保珠无关。许呼玲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关于证据一，从1999年3月开始，我以为是史吉安安排冯保珠来取这个钱，但后来知道他们合伙，我就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所以去要钱，他说马上没有，按一分利息算是借款。关于判决书，是冯保珠骗取的口头证据，不是我真实的意思表示。史吉安质证认为，现有证据证明不是我一个人借的，而是合伙的款项。我借款应由我打收条，而不是和冯保珠一起打条，许呼玲分两次给�冯保珠20万元，我没有打欠条，证明不是我借款。关于入股情况，当时说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说明是三股，而不是两股。当时说的只是入股，而不是以我的名义借款。二审查明：冯保珠因家庭困难申请本院免交二审案件受理费，经院领导同意免于交纳。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期间许呼玲申请撤回上诉，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争议焦点为冯保珠和史吉安合伙期间共同向许呼玲出具条据记载的20万元款项是史吉安个人债务还是合伙期间冯保珠和史吉安的共同债务。山西省万荣县人民法院（2015）万民重审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2016）晋08民终159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判决未支�许呼玲要求确认与史吉安、冯宝珠合伙身份的请求，未对许呼玲的20万元借款予以处置。冯宝珠认可1999年3月24日收到许呼玲银行汇票100000元并出具了借款100000元的条据。三方对1999年5月19日冯宝珠执笔书写的收到许呼玲现金贰拾万元正的条据（许呼玲书写原冯宝珠收许呼玲人民币壹拾万元无效）及冯宝珠、史吉安依次各自签名无异议。史吉安、冯宝珠对1999年5月19日史吉安给许呼玲出具40000元借条均无异议。冯宝珠、史吉安出具收到20万元收条的时间在冯宝珠、史吉安合伙期间。史吉安、冯宝珠均否认与许呼玲系借贷关系，但已生效判决未确认许呼玲与冯宝珠、史吉安的合伙人身份，亦未处理许呼玲20万元借款。冯宝珠、史吉安给许呼玲出具收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史吉安同时还给许呼玲出具了借款40000元借条，应当认定史吉安、冯宝珠在合伙期间共同给许呼玲�具的收条款项实为共同债务，史吉安、冯宝珠作为合伙人应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债务处理后的合伙内部纠纷可另行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冯保珠原审辩称永济中国银行100000元汇票交付给了史吉安的儿子，且冯保珠和史吉安共同出具的收条中冯保珠只是见证人，但史吉安均予以否认，冯保珠未提供相应证据，原审未采纳冯保珠的辩解理由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冯保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许呼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585元，减半收取2292.5元，由上诉人许呼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志敏审判员  杨云芳审判员  李满良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张竞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