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602民初2078号
原告陕西宝陵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陵公司）。住所地：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付**号。
法定代表人：李银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永军，陕西捷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禹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龙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自强西路。
法定代表人：邓强，该公司经理。
被告邓玉军，男，汉族，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龙华区龙潭乡，系工程实际承包人。
被告黄建刚，男，汉族，初中文化，木工负责人，四川省仁寿县人，现住西安市凤城六路。
委托代理人吴红，陕西普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宝陵公司与被告禹龙公司、邓玉军、黄建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陵公司委托代理人、被告禹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黄建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邓玉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延安市枣园路“荣昌国际”商住楼的承建商，承建后原告将主体工程分包给被告西安禹龙公司。被告黄建刚与禹龙公司签订合同进行木工班组的施工。2015年8月，在工程尚没有主体封顶时，邓玉军领取了部分工程款后离开延安。工地的工人无法找到邓玉军索要工资，开始采取停工、停水、停电等极端方式进行维权。在延安市劳动监察大队、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的主持下，各方达成协议，由原告代替西安禹龙公司给各个工队发放拖欠的工资。要求各工队所报的人工费清单必须真实，不得虚报冒领，且西安禹龙公司的负责人邓玉军签字确认后，由原告进行发放。被告黄建刚的木工班组报的人工费共计895万元，原告给其支付了750万元。其领款时书写了《承诺书》，保证其提供的工资表合法、真实、并且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邓玉军也给原告写了承诺书。
在此后的工程款结算过程中，根据禹龙公司提供的结算资料，原告发现，木工班组的实际工程款为6431981元，还有180794元的工程量未完成，其应当领取6251187元。因此，木工班组多领取了1248813元。
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被告禹龙公司、邓玉军、黄建刚等人互相串通，骗领了原告1248813元，属于不当得利；加之其承诺的约定很明确，三被告应当予以返还，并赔偿原告的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木工班组多余领取的人工费124881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证据如下：
第一组：1、黄建刚所写承诺书；2、收条及转账电子回单；3、邓玉军签字认可的工资表。证明黄建刚从原告处领取工程款的情况。
第二组：4、工程款结算协议；5、模板分项施工劳务分包合同；6、木工班组工程量签证单；7、模板分项工程款结算单；8、木工班组领款统计表。证明：1、根据禹龙公司提供的木工模板分包合同及模板分项工程量签证单，双方决算木工模板分项工程款合计6251187元，黄建刚实际从原告公司领取750万元，多领取了1248813元，应予返还；2、原告作为工程的承建人付款结算均由原告公司进行，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第三组：9、其他施工项目单项木工劳务承包合同2份；证明经原告向周边市场了解2014至2015年木工班组的施工市场价应为30元每平方米，黄建刚提供的单价为70多元，远远高于市场行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工程款的依据。
第四组：10、宝陵公司情况汇报；11、协议书。证明：1、包含黄建刚在内的各大班组施工负责人及材料供应商多次到延安市劳动监察大队信访要求付款，原告向劳动监察大队作了情况汇报，确认了原告代禹龙公司向各大班组支付劳务工资。其中黄建刚领取了750万元，多领取了124万余元。2、原告系该工程承建商，将劳务部分分包给了西安禹龙建设公司，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第五组：12、情况说明。原告系该工程的承建方，工程的付款结算等均由原告公司进行。因此，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第六组，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是本案的付款主体，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西安禹龙公司辩称：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邓强本来是原法定代表人邓玉军的司机。2015年7月在邓强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任命为禹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之前的事情其一概不知，也管不了。
禹龙公司未提供证据。
被告邓玉军未到庭，本院在庭后经电话与其联系，邓玉军认为：1、其目前尚未与原告进行结算；2、原告未经其同意直接向黄建刚付款与其无关，其不可能承担责任；3、其与黄建刚签订的两份合同其认可，并非黄建刚伪造，也非双方串通。4、其保留对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
被告邓玉军未提供证据。
被告黄建刚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不属实。实际情况是陕西大兴荣昌公司将其承建的“荣昌国际”商住楼主体工程承包给被告西安禹龙公司。2014年10月11日，禹龙公司与黄建刚签订合同，将木工班组的施工又分包于黄建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黄建刚班组所有的费用，包括食宿、管理、保险等均由自己承担，原合同所签订的单价已不能保证黄建刚班组的最低费用。经与禹龙公司协商，双方于2015年3月18日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将原工程单价进行了变更，原合同作废。2015年8月，陕西大兴荣昌公司要求被告黄建刚上报木工班组的人工费，并承诺由其公司支付人工费。经禹龙公司负责人邓玉军签字确认，木工班组的人工费共计895万元。大兴荣昌公司目前支付了750万元，尚欠145万元。原告诉状中称被告禹龙公司、邓玉军、黄建刚等人相互串通，骗领了原告1248813元与事实不符。且原告不具有起诉的诉讼主体资格，黄建刚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原告起诉前，黄建刚并不知道有宝陵公司，黄建刚出具160万元的收条，是按照大兴荣昌公司的要求写的，实际付款人是大兴荣昌公司而不是本案的原告。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黄建刚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原告宝陵公司及陕西大兴荣昌置业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原告公司与陕西大兴荣昌公司系两个独立法人，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均不相同。
证据二，1、木工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2、木工班组最终结算工程量，3、承诺书，4、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5、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证明木工工程分包合同系禹龙公司与黄建刚签订的，承诺书系陕西大兴荣昌公司与黄建刚签订的，工程款均系大兴荣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强支付给黄建刚的，所以原告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
被告禹龙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黄建刚：原告提交证据超过期限，且部分证据没有提交原件。
对于原告的第一组证据的承诺书及转账单、工资表的形式要件予以认可，对收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被告黄建刚的木工班组多领了124万余元，不能证明该款为不当得利，故不应当予以返还。承诺人为陕西大兴公司而不是宝陵公司，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资格。对第二组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原告说的工程款结算协议与本案被告黄建刚无关，该工程结算协议晚于第一组证据的承诺书时间，工程款结算书是2015年9月1日签订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被告黄建刚多领了124万余元。模版分项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1日，之后禹龙公司与黄建刚又签订了一份合同时间是2015年3月18日，等于前面签订的合同已经终止了。木工班组工程量签证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黄建刚多领了124万余元，也不能证明原告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该组证据除了工程款结算单有原件外，其他均无原件。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目的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黄建刚多领了124万余元应当予以退还，不能证明是黄建刚与禹龙公司相互串通，恶意套取。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与目的性均不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给黄建刚支付了750万元，也不能证明黄建刚多领了124万余元，不能证明原告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故不具有证明力。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及目的性均不予认可，这是原告自己给自己写的，大兴荣昌和宝陵公司如是同一家公司，实属严重违法行为，违反了招投标法，也不能证明宝陵公司为适格主体。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黄建刚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
原告对被告黄建刚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个公司虽然是独立的法人，但实际经营者都是徐强。对证据二的合同的真实性及目的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供的合同与黄建刚提供的合同单价不一致，根据黄建刚的合同单价计算，工程款都已经1000多万了，和他算出来的895万的工程款不相符，而且这份合同的价格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所以原告认为这份合同是当时为了多领工程款伪造的一份假合同。对最终结算工程量无异议；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承诺书是黄建刚向宝陵公司提供的。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徐强用个人账户给黄建刚转账，但黄建刚收到160万，写收条收的是宝陵公司的钱。
被告禹龙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1日，原告宝陵公司与被告西安禹龙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宝陵公司将其承建的光明中学商住楼（又名荣昌国际商住楼）主体劳务工程承包给禹龙公司。2014年10月11日，禹龙公司与黄建刚签订合同，将木工班组的施工分包于黄建刚。双方约定，根据木工班组的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地上部分每平米单价38元，地下部分每平米单价45元。2015年3月18日，黄建刚班组以双方约定的价格太低将造成亏损为由，双方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将原工程单价进行了变更，地上部分变为每平米单价67元，地下部分每平米单价74元。2015年8月，在工程尚没有主体封顶时，邓玉军领取了部分工程款后离开延安。工地的工人为了索要工资，开始采取停工、停水、停电等极端方式进行维权。在延安市劳动监察大队、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的主持下，各方达成协议，由原告代替西安禹龙公司给各个工队发放拖欠的工资。要求各工队所报的人工费清单必须真实，不得虚报冒领。被告黄建刚的木工班组上报的人工工资共计895万元，禹龙公司负责人邓玉军在工资表上签字确认，并注明同意支付。2015年8月14日，原告向黄建刚支付590万元。黄建刚领款时书写了《承诺书》，保证其提供的工资表合法、真实，在其领取工程款后保证工人们不再主张权利，并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5年10月15日，原告再次向黄建刚付款160万元，黄建刚出具收据一张，写明收到宝陵公司160万元。2015年9月1日，原告与禹龙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程结算协议书，双方约定禹龙公司承包原告工程总价计3500万元，未完成部分不再进行，原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作废。2015年10月12日，黄建刚、西安禹龙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建省、原告施工代表等共同对黄建刚木工班组的工程量进行了签字确认，减去未完成工程量，实际工程量为153869.4平米，其中地上部分70306平米，地下部分83563.4平米。依照2014年10月11日的合同单价结算为6251187元，按照2015年3月18日的合同单价结算为10787479.6元。原告认为，根据禹龙公司提供的2014年10月11日与黄建刚签订的合同，黄建刚班组应领工程款为6251187元，其实际已领取750万元，多领取1248813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禹龙公司、邓玉军与黄建刚相互串通，应承担连带责任。遂起诉。
本院在庭后从延安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公室调取了延安市2014年后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的模板工程造价平均数据，其中框架剪力结构模板工程造价每平米单价为32元至48元之间。另外，本院还调取了2015年11月30日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与黄建刚的谈话笔录，黄建刚认可其向原告提供的木工班组工资总计877万元中，还包括其垫付工资产生的利息90万元，工伤费11万余元，增加了一年的管理费12万元，误工费30万元，工人住宿费11万元，邓玉军实际应付木工班组工资743万元。同时其自述其与邓玉军签订第一份合同后，因要赔钱，故签订了第二份合同，在原单价的基础上每平米增加了6元。根据该单价计算，应结工资款为7355197.4元。
本院认为：原告宝陵公司与被告禹龙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签订合同，原告将其承建的光明中学商住楼（又名荣昌国际商住楼）主体劳务工程承包于被告禹龙公司，禹龙公司又将其中的木工工程分包于被告黄建刚。黄建刚收到原告代付的工程款，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原告具有起诉资格。原告向黄建刚代付工程款是基于原告与禹龙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并且是在工人索要工资未果拒绝施工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代付工资的前提是政府要求的不能无故拖欠工人工资，依据就是禹龙公司签字认可的实际未付工人工资。2015年10月12日，原、被告及施工代表共同对被告黄建刚承包施工的木工工程进行工程量确认，合法有效。但双方提供了两份单价不同的合同。原告提供了2014年的合同，黄建刚提供了2015年的合同。黄建刚提供的第二份合同单价明显高于同期延安其他工程的分包价格。且根据黄建刚本人的陈述，第二份单价只增加了6元。所以，黄建刚主张的第二份合同本院不予认可。根据单价增加6元计算，实际应结工资款为7355197.4元。黄建刚目前已领取工资款750万元。黄建刚通过禹龙公司负责人邓玉军签字确认的工资表，从而从原告处多领取了144802.6元工资款，并对原告造成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黄建刚的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被告禹龙公司作为黄建刚的发包方，邓玉军作为禹龙公司负责人，在黄建刚提供的工资表上签字确认，是造成黄建刚多领取工资款的直接原因，二者应当承担连带返还之责。至于黄建刚认为禹龙公司与邓玉军欠其误工费及利息等未付清，可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建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宝陵公司多领取的工程款144802.6元。
二、被告禹龙公司、被告邓玉军承担清偿上述款项的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040元，原告已预交，实际由被告黄建刚负担8000元，被告禹龙公司负担4020元，被告邓玉军负担4020元，于本判决款项兑现时一并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永刚
代理审判员 冯 元
人民陪审员 陆 箐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