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3民终72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分行，住所地阳泉市城区。
负责人：马小并，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伟，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玉萍，女，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万荣，盂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分行（以下简称阳泉中行）因与被上诉人杨玉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302民初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阳泉中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伟、被上诉人杨玉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万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送达后，原告杨玉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在本案开庭前，杨玉萍于2017年6月23日向本院提交撤诉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杨玉萍申请撤诉不违反相关法律，准予撤回上诉。
阳泉中行上诉请求：撤销（2017）晋0302民初459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对员工处罚的行为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法院不应干预；2.一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发还重审。
被上诉人杨玉萍辩称，被上诉人虽违反工作纪律，但并没有达到员工守则中规定的严重违规的程度，不属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一审提出的要求补发工资和社保待遇的诉请包含在恢复劳动合同的诉求中，一审不存在遗漏诉求。
杨玉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阳泉中行对其的辞退并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阳泉中行支付停发的工资、福利、各项社会保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1989年3月20日到被告所辖盂县支行工作。2007年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原告被任命为盂县西关支行行长。2014年4月25日至7月14日期间，中国银行山西分行开展员工参与民间借贷专项活动排查工作，通过排查认定原告有违规代客办理大额资金收付业务、违规利用自己账户或控制客户账户参与民间融资行为。排查结束后，2014年6月17日，被告检查部门针对检查事实与原告进行了谈话，同时原告在检查事实确认材料及会议记录上签字。2014年9月3日，中国银行山西分行针对原告违规事实及处理情况下达了晋中银发（2014）285号文件《关于对杨玉萍等15名员工违反“双十禁”行为及相关责任人处理情况的通报》。该通报于2015年6月9日送达原告杨玉萍。2014年9月3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分行工会委员会召开全辖职工代表临时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杨玉萍、武某两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事项，表决通过《关于杨玉萍、武某两同志解除劳动关系的决议》，当日被告向原告杨玉萍下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被告以邮寄送达的形式向原告杨玉萍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2014年9月9日，被告针对原告违规行为违反了《中国银行营业机构负责人十个严禁》（2013版）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年版）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给予其辞退处分，解除劳动合同，并以阳中银发（2014）49号文件下达了《关于对杨玉萍等6名员工违规行为及相关责任人处理的决定》，当月被告即停止了原告的工作，停发工资，停缴社会保险。2016年3月20日，原告杨玉萍向阳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同年3月22日，阳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下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另查明，原告于2014年6月18日，向被告递交了一份书面辞职报告，被告未对辞职报告在三十日内对原告进行人事处理。庭审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供书面证言证实原告的行为未给客户和被告造成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阳泉中行阳中银发（2014）49号文件，认定原告杨玉萍存在违规代客保管、违规代客办理大额资金收付业务、违规利用自己账户或控制客户账户参与民间融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银行营业机构负责人十个严禁》（2013）版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并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年版）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给予其辞职处分，解除劳动合同。而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年版）上述三条相关规定，给予员工辞退处分必须达到后果特别严重，该办法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是指因违规行为导致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发生内部舞弊案件的；（二）外部侵害案件损失一百万以上的；（三）二人以上死亡或一百万以上损失责任事故的......等事项情形，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行为达到了后果特别严重的事项情形，也没有证据表明原告的行为存在参与民间融资行为，且根据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也证实原告的行为未给客户和被告造成损失，故被告阳泉中行对原告杨玉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据此判决：原、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经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干预上诉人的自主经营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由此可见，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否正确属于人民法院审理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是否得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未侵害上诉人的企业自主经营权。
关于杨玉萍的违纪行为是否构成解除劳动合同情形的问题。上诉人阳泉中行于2014年9月9日下发阳中银发（2014）49号文件认为杨玉萍“违反《中国银行营业机构负责人十个严禁》（2013版）第二条、第五条规定，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年版）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给予其辞退处分，解除劳动合同。”经庭审调查，《中国银行营业机构负责人十个严禁》并无配套处罚规定，阳泉中行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具体依据应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一百零一条、一百零二条、第二百九十条中均规定“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或予以辞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二十条对于“后果特别严重”进行了详细规定，根据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情形，后果特别严重应当是造成严重实质损害后果的行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杨玉萍的行为造成实际损害后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是上诉人向其员工下发的员工守则，在企业内部不仅对员工行为具有约束性，也具有规则的公示性，员工应当严格遵守该准则，企业也应当严格依据该准则管理员工。因此上诉人对员工作出处罚决定时应当谨循违规处理办法的规定，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杨玉萍存在“后果特别严重”情形的情况下，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符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规定，该决定应予撤销，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恢复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一审法院对于杨玉萍补发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的诉求未予支持，杨玉萍未提出上诉，系对一审判决的认同。此部分诉求支持与否不影响上诉人阳泉中行的实体权利，因此对于上诉人要求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阳泉中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丽丽
审判员 李 彦
审判员 王 翔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