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35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永外大红门西路4号。
法定代表人：焦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月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洁涵，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男，1982年2月17日出生，住河北省霸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赞，安徽黄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木材厂）因与被上诉人Ｘ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6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木材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ＸＸ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ＸＸ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扩大了居间服务范围，将不属于ＸＸ居间范围的其他合同扩大为ＸＸ服务范围并据此裁决，对北京木材厂是不公平的。
1.从合同约定看，北京木材厂与ＸＸ的居间服务范围只针对且仅仅限于《木门购销合同》的合同内容，不包括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1）《合作协议书》第2条“甲方与总包签定的合同总额为1534256.19元”，而北京木材厂与北京佳士蒙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士蒙公司）签订的《木门购销合同》的合同金额正是1534256.19元；2）《合作协议书》的两个附表明确约定了工程量，此附表与《木门购销合同》的附表约定的工程量完全相同，充分证明两者的一一对应关系；3）《合作协议书》第5条约定“此协议为草签协议，合同签定后以与总包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为准”，同时，以括号形式约定了范围“（依据附表一\\\附表二的差额为双方中介额度）”，充分表明在计算居间费时，应以协议附表的工程量为基础计算“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也就是以《木门购销合同》的最终实际结算量为准。《合作协议书》作为居间合同，其约定的居间工程的合同金额、工程量均十分明确，即2012年9月25日签订的《木门购销合同》，该协议并非总括的居间协议，并不能涵盖北京木材厂针对整个山西太原城签订的所有合同。因此，ＸＸ只就《木门购销合同》的“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以及结算金额有权要求北京木材厂按比例支付居间费，对其他合同无权要求支付。一审法院将居间协议的函盖范围扩大至其他《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是毫无依据的。
2．《木门供应追加协议》（20140612）系案外人北京森安天创国际特种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安天创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且北京木材厂已经支付酬金，一审判决将此纳入ＸＸ服务范围，与事实不符。2014年6月12日，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签订《木门供应追加协议》的当日，北京木材厂与森安天创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森安天创公司提供本项目的工程结算及相关的协调工作，甲方与总包签订的合同总额为1548960元，合同签定后以与总包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为准，中介费比例为27%。2013年7月8日的《木门供应追加协议》，北京木材厂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居间合同，但是其后北京木材厂与森安天创公司签订有《维修协议》，同意将一部分维修工程交由森安天创公司完成，并支付一定的费用。事实上，该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也是由森安天创公司促成签约，由于北京木材厂当时由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接管，不允许支付居间费，所以由北京木材厂以维修费的名义向森安天创公司支付了332600元作为利益回报。森安天创公司并未实际作出过任何维修工作。
北京木材厂认为，这可以充分证明北京木材厂与ＸＸ之间的《合作协议书》只针对一份《木门购销合同》，而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的签订，北京木材厂与ＸＸ之间没有任何居间费的约定，ＸＸ是无权收取居间费的。
需要特别指出来的是，ＸＸ系森安天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公司已经收取了相应酬金，对该事实也是明知的，但却故意隐瞒事实意图另行索要双倍酬金，有失诚信。
3.《合作协议书》第5条约定的“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是指对应的工程合同履行完毕后根据实际发生的货物供应数量等计算出的真正的交易量，乃是相对于合同约定数量而言的概念，而非指北京木材厂与总包签订的所有合同总金额。
从《木门购销合同》以及后来的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来看，“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是指在合同货物供应结束后，北京木材厂就特定合同工程与总包确定的真正交易数量。
《木门购销合同》10.约定“产品数量的最终计算方式：产品数量：按最终实际发生数量计算”，15.2“若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应甲方要求经乙方同意而临时增减产品数量和改变规格、型号的附加条约，其条约文书需由指定专人签署（电子邮件、传真、临时手书条约）具有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在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也有相同的约定，即10“产品数量的最终计算方式：产品数量：按最终实际发生数量计算”。据此，可以看出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货物供应的数量或规格型号发生变化，最终交货数量及交易金额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则最后确定的交货数量就是“最终实际发生数量”，据此而最终确定的交易金额就是最终结算金额。
每个合同在履行完毕后，都会有一个“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以及“最终结算金额”，这是相对于合同原本约定的合同数量和“合同总金额”而言，与后来签订的其他合同无关。事实上，正是因为北京木材厂与ＸＸ之间签订《合作协议书》时，其所指向的工程合同《木门购销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因此无法确定该合同项下的“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才会在协议中约定“以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为准”调整协议约定的居间费金额。
然而，一审法院却以《合作协议书》签订时“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尚未确定为由，认定居间范围也未确定，并将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都纳入居间范围，这是毫无依据的主观认定，偏离事实本质。
4．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签订有三份合同，该三份合同无论从签订时间、金额、内容来看，都是三份独立的平行的合同，后两份合同并非第一份木门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相互之间没有从属关系。2012年9月25日，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签订了《木门购销合同》，约定合同金额为1534256.19元，且以附件形式明确约定了货物的数量、尺寸、价格等。此后，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又分别于2013年7月8日以及2014年6月12日签订了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同样以附件形式明确约定了货物的数量、尺寸、价格等。虽然后两份合同名为“追加协议”，但是三份合同是针对工程项目的不同楼栋签订的独立合同，相互之间并无关联。首先，三份木门供应合同的供应对象为山西太原双喜城项目的不同的楼栋，相互之间没有变更或补充的关系。双方在2012年9月25日，只针对其中的一个楼栋签订了供应合同，签订合同后，北京木材厂依约完成供应，合同履行完毕。随着项目建设进度，2013年7月8日，双方又针对另外的三个楼栋，即13#、15#、16#楼签订了木门供应合同。2014年6月12日，双方又针对另一楼栋，即18#楼签订了木门供应合同，各自的权利义务均为独立，互不影响。其次，从三份木门供应合同的签订时间来看，它们也是各自独立的合同。三份木门供应合同签订后，北京木材厂均在两个月时间之内完成木门的供应，而三份合同从其签订时间上来看，均各自相隔近一年的时间，此时，前一份木门供应合同早已履行完毕。如果追加协议是补充或变更协议，应在前一合同开始履行后不久即进行，且应针对同一楼栋同一工程进行货物的增减等等，以免耽误工程进度。但本案工程合同签订均间隔近一年时间，也说明各个合同之间的独立性。最后，从后两份“追加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中均未提到前一《木门购销合同》的工程量及金额等，都是单独约定了供货的明细，以及独立的合同金额，而非对前一合同的补充或变更，各自的履行内容都是独立的，与其他合同无关。
北京木材厂认为，合同之间是否有从属关系，不应只看标题，而应看其合同内容等实质。本案中，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签订的《木门供应追加协议》，虽然名为“追加”，但无论从签订时间、内容以及金额来看，均是独立的合同，与原《木门购销合同》无关。
二、一审判决居间费金额缺乏基本事实支持，《合作协议书》约定以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之间的最终结算金额作为计算居间费的依据，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不清，尤其是后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的结算金额尚不清楚，一审法院裁决居间费缺乏证据支持。
1.根据居间协议约定，以及北京木材厂与ＸＸ的共同主张，居间费计算的基础乃是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之间的最终结算金额。《合作协议书》3.（1）“甲乙双方的付款方法在甲方接到总包每批货款的拨款相同比例在七日内按照暂定中介费的比例33.26%支付给乙方”，第5条又约定，“此协议为草签协议，合同签定后以与总包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为准”，根据上述条款可知，居间费计算的依据并非合同约定的金额，而是以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的最终结算金额且北京木材厂已收到的款项为基础按比例进行计算的。ＸＸ在其诉讼请求中也提出“原告所应取得的酬金数额随被告与总包最终实际发生的结算量为准进行调整”（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四行），说明居间费是随着合同实际结算量发生变化的，而不应以合同约定金额为基础来计算，关于这一点，北京木材厂与ＸＸ的主张和理解完全一致。
2.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之间的最终结算金额，尤其是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的最终结算金额。本案一审中，ＸＸ作为原告，有责任为其居间费请求提供证据。然而，一审中，ＸＸ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之间的最终结算金额，北京木材厂也只提供和认可了《木门购销合同》的结算款，而对于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的最终结算金额，Ｘ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3.本案中，ＸＸ只应就《木门购销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有权要求北京木材厂按比例支付居间费，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也应支付居间费，同时，在三份工程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不确定的情况下，全额支持ＸＸ的居间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随意将居间范围扩大至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的所有合同这个认定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即使依着一审法院的思路，假设居间范围包含所有工程合同，那也应先确定所有工程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总的居间费金额，再减去北京木材厂已支付的居间费，最后得出的这个金额，才应是一审法院支持的居间费金额。
然而，在北京木材厂与ＸＸ都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最终结算金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关键性的基本事实均未查清，也未作出认定，判决没有任何根据。一审判决对“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的含义认定错误，同时，在未调查清楚“结算金额”从而具体居间费金额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全额支持ＸＸ的诉讼请求，判决显失公正。
ＸＸ辩称：不同意北京木材厂的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双方就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防盗木门事宜达成的居间协议，系针对该项目工程所签订的，包括《木门购销合同》及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
1.合同约定看，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日期系在《木门购销合同》签订之后，由此说明系在ＸＸ完成了居间服务后，北京木材厂认可了ＸＸ的居间服务，并追认了其签字、盖章的法律效力后，双方达成居间协议，后续签订的两份《木门追加协议》上亦均明确写明了根据已经签订的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木门供应合同，追加协议，可见两份追加协议系9月25日签订合同的延续及补充。合同协议书第1条即对居间的范围进行说明，明确为针对整个工程项目进行的居间工作。合作协议书第2条系双方约定中介费比例的依据，并非合同的实际结算金额。合作协议书附表约定的工程量与《木门购销合同的附表》虽然一样，但实际结算金额却不尽相同。北京木材厂对合作协议书第5条的解读系对方合同原意的曲解“合同签订后以与总包最终实际结算量为准”，当然包括《木门购销合同》及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所涵盖的结算量，该句后半段的意思是指中介额度的约定，如有变动须要进行协商。因此一审法院将居间协议的涵盖范围适用整个项目系《合作协议书》的应有之意，认定事实清楚无误。
2.关于北京木材厂称《木门供应追加协议》系案外人森安天创公司提供的居间服务，且北京木材厂已经支付酬金的说法，与事实不符。ＸＸ从未向北京木材厂重复主张过中介费用，其所在公司也未收到过北京木材厂就该诉争项目支付的中介费。北京木材厂与森安天创公司之间如有经济纠纷，应另案主张。
3.合作协议书第5条约定的“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是指项目工程合同履行完毕后根据全部实际发生的货物供应数量计算出所有的交易量，交易量是指北京木材厂与总包方签订的所有合同的金额总量。合同中的最终实际发生量与合作协议书的第5条并不矛盾，第5条指代整个项目产品数量，同时也指代全部合同所涉及的最终金额。
4.两份《木材供应追加协议》系主合同的从属合同，追加补充合同依附于主合同而成立。主合同与补充追加合同前后衔接，权利义务相辅相成，均包括在《合作协议书》的框架之内。
二、一审判决认定居间费金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木门购销合同》主合同于2012年9月25日签约，合同总价为1534256.19元（结算金额为1585299.72元）；2013年7月8日在原合同的主体框架协议下，增补《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总价为1956499.9元（结算金额为2169064.06元）；2014年6月12日在原合同主体框架协议下，再次增补《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总价为1548960元（结算金额为791598.4元）。据此，本项目合同结算总金额为4545962.18元。截至2016年6月22日尚欠287072元整，佳士蒙公司分别于2016年6月28日支付100000元，于2016年9月21日支付187072元。至一审开庭时北京木材厂已当庭确认收到该项目工程款。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北京木材厂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Ｘ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木材厂支付ＸＸ合同约定的酬金917035.1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诉讼费由北京木材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ＸＸ与北京木材厂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性质及该协议书是否对后续签订的两份《木门追加协议》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合作协议书》的内容看，ＸＸ作为居间人，促成北京木材厂及佳士蒙公司达成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木门的交易，北京木材厂承诺给付ＸＸ居间费（中介费），合同中已经明确了协议低价和总包签定价，并约定了居间费的比例标准为33.26%，协议书中亦明确写明此协议为草签协议，合同签订后以与总包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为准，由此可以认定，总包的数量和价格尚未完全确定，而ＸＸ作为北京木材厂委托代理人之一与佳士蒙公司签订的《木门购销合同》在2012年9月25日既已签订，金额既已明确，并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由此说明，系在ＸＸ完成居间服务后，北京木材厂认可了他的居间服务，并追认了其签字、盖章的法律效力后，双方达成了居间协议。后续签订的两份《木门追加协议》上亦均明确写明根据已经签订的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木门供应合同，追加协议，可见上述两份协议系9月25日签订合同的延续，广义上说，均为关于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项目的合同，范围并未超出ＸＸ与北京木材厂签订《合同协议书》的框架外，且上述两份合同的签订，均有ＸＸ的参与和签字，北京木材厂对此亦无异议，ＸＸ并非北京木材厂的职工，其行为只能认定为居间服务行为，且北京木材厂已经全部收到山西太原双喜城项目的所有工程款，故ＸＸ要求为其完成居间服务而取得居间费用，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北京木材厂表示支付了现金给ＸＸ，ＸＸ对此不予认可，北京木材厂未提供证据证明，应负举证不利的后果。因北京木材厂未履行合同，支付相应款项，给ＸＸ造成了经济及利息损失，故应支付自收到工程款七日后至全款给付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ＸＸ人民币九十一万七千零三十五元一角一分。二、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九十一万七千零三十五元一角一分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ＸＸ逾期付款利息至所有欠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北京木材厂向我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分别为：一、发票、转账凭证及付款申请单，证明北京木材厂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居间合同，但是其后北京木材厂以维修费的名义向森安天创公司支付了332600元作为森安天创公司促成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签署《木门供应追加协议》（20130708）的利益回报。二、北京木材厂与森安天创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证明《木门供应追加协议》（20140612）的签订和履行，是由森安天创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而非ＸＸ个人，ＸＸ作为森安天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协议的签字人，对该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完全知情。三、ＸＸ的收据，证明北京木材厂就证据二下居间事宜已向森安天创公司支付8万元。四、森安天创公司基本信息，证明ＸＸ为森安天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ＸＸ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表示发票确实是森安天创公司开具的，但是基于《维修协议》而产生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合作协议书》是在原来居间协议之外额外增加的报酬，在33.26%之外再给ＸＸ27%，但是北京木材厂没有给ＸＸ这笔报酬，因此这份合作协议没有履行，与本案无关。ＸＸ认可证据三的真实性，但称其在起诉时已将8万元的给付款项予以扣除。ＸＸ认可证据四的真实性，ＸＸ确实为森安天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ＸＸ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一、北京木材厂结算汇总，证明2013年7月8日签订的《木门供应追加协议》包含13-18号楼木门结算金额，该结算金额是由ＸＸ结算并实施的，ＸＸ是居间人。二、佳士蒙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情况；三、ＸＸ与北京木材厂之间签订的《维修协议》，证明该协议涉及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是另一法律关系。北京木材厂针对ＸＸ提交的二审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结算汇总是案外人出具的，此结算汇总与《木门购销合同》金额不一致，分开结算，证明《木门购销协议》与后两份追加协议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二、ＸＸ作为森安天创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结算是正常的，其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三、认可《维修协议》的真实性，但该协议只是形式上的协议，没有真实履行。
对于ＸＸ提交的证据一结算汇总，因盖有北京木材厂的公章，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ＸＸ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因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北京木材厂提交的证据，因ＸＸ认可真实性，故本院对北京木材厂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一审、二审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28日，北京木材厂（甲方）与ＸＸ（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防盗木门事宜，达成协议。双方协议底价总额为1023919.08元，甲方与总包签定的合同总额为1534256.19元，合同差额为510337.11元，占合同额的33.26%，以此比例作为甲乙双方暂定中介费用比例。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⑴在甲方接到总包每批货款的拨款相同比例在七日内按照暂定中介费的比例33.26%支付给乙方。⑵如乙方能提供正式合法发票，甲方按照总包签定的合同额比例的33.26%返还乙方中介费用。并约定木门平米单价及五金供应单详见明细表。甲方按总包要求组织、供货，乙方配合甲方进行协调，包括工程款催收。协议还约定此协议为草签协议，合同签订后以与总包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为准。
2012年9月25日，需方佳士蒙公司（甲方）与供方北京木材厂（乙方）签订《木门购销合同》，就发包方向北京木材厂订购进户门用于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事宜达成购销协议，合同总金额1534256.19元。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详见明细单。该合同乙方委托代理人处有ＸＸ签字。合同后附有昌盛-
双喜城木门报价单，金额为1534256.19元。下方加盖北京木材厂的合同专用章。
2013年7月8日，需方佳士蒙公司（甲方）与供方北京木材厂（乙方）签订《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根据双方已经签订的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木门供应合同的各项事宜，追加签订此协议。合同总金额为1956499.90元。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详见明细单。该合同乙方委托代理人处有ＸＸ签字。合同后附有太原双喜城合同清单，金额为1956499.90元。下方加盖了北京木材厂的合同专用章以及孙继军、ＸＸ的签字。
2014年6月12日，需方佳士蒙公司（甲方）与供方北京木材厂（乙方）签订《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根据双方已经签订的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木门供应合同的各项事宜，追加签订此协议。合同总金额为1548960元。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详见明细单。该合同乙方委托代理人处有ＸＸ签字。合同后附有太原大唐双喜城18号楼入户门报价单，金额为1548960元。
2016年6月22日，北京木材厂向佳士蒙公司出具《请款报告》，载明：关于北京木材厂订购进户木门用于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11#—12#楼）合同的约定，特请求佳士蒙公司即批付下列款项：一、1.原合同于2012年9月25日签约合同总价为1534256.19元（结算金额为：1585299.72元）；2.截止2016年6月23日已付金额1506035.72元，未付金额为79264元；二、综上，请佳士蒙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逾期北京木材厂将依据合同进行法律诉讼。
同日，北京木材厂向佳士蒙公司出具《请款报告》，载明：根据双方已经签订的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木门（13#—18#楼）供应合同的各项要求事宜，特办理本次追加协议。特请求佳士蒙公司即批付下列款项：一、1.2013年7月8日在原合同的主体框架协议下，增补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956499.9元（结算金额为人民币2169064.06元）；2.2014年6月12日在原合同的主体框架协议下，再次增补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548960元（结算金额为人民币791598.4元）；3.据此，1-2的增补合同结算总金额为人民币2960662.46元。二、依据2013年7月8日和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追加协议约定，截止2016年6月23日已付金额为2752854.46元，尚欠207808元未付。三、综上，请佳士蒙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逾期北京木材厂将依据合同进行法律诉讼。
2016年6月28日，佳士蒙公司通过广发银行转账支票向北京木材厂支付100000元；2016年9月21日，佳士蒙公司通过广发银行转账支票向北京木材厂支付187072元。
2017年2月27日，佳士蒙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佳士蒙公司就山西太原双喜城项目工程事宜与北京木材厂签订《木门购销合同》主合同一份，以及根据该主合同的各项要求事宜签订《木门供应追加协议》两份补充合同。1.原《木门购销合同》主合同于2012年9月25日签约，合同总价为1534256.19元（结算金额为：1585299.72元）；2.2013年7月8日在原合同的主体框架协议下，增补《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总价为1956499.9元（结算金额为2169064.06元）；3.2014年6月12日在原合同主体框架协议下，再次增补《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总价为1548960元（结算金额为791598.4元）；4.据此，本项目合同结算总金额为4545962.18元。截止2016年9月21日佳士蒙公司已经全部结清。上述主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签订，以及实际履行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均系ＸＸ代表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负责接洽、协调及结算。以上情况属实。
2014年5月1日,森安天创公司（乙方）与北京木材厂（甲方）签订《13-16#太原双喜城工程维修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就13-16#太原双喜城工程第一批安装门扇的维修工作，其工作主要内容为：磕碰、划伤的修复，喷漆等项工作，在维修完成后取得工地现场分包方的认可并取得验收单，即告维修工作的结束。修复时间为2013年9月20日至2013年10月15日，乙方必须在此时间内完成维修工作。维修的时间根据现场工作量进行安排。维修费用为：暂定金额650731.9元（最终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2014年6月12日，甲方北京木材厂与乙方森安天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负责本项目的工程结算及相关的协调工作，甲方配合乙方的工作，并负责提供相应资料及签章。甲方与乙方协议底价总额为1127700元。甲方与总包签订的合同总额为1548960元。合同差额部分为421260元（税后379134元）。占合同额的27%，此比例作为甲乙双方的暂定中介费比例。在甲方接到总包货款到帐后，按照每次拨款相同比例在七日内将中介费支付给乙方。甲方严格按照总包的要求组织、供货。乙方须配合甲方进行工程过程中的协调工作，包括工程款的催收。此协议为草签协议，合同签订后以与总包最终实际发生结算量为准，如有变更需双方协商后可签订。
北京木材厂于2013年9月25日向ＸＸ支付153088元、2013年11月7日支付126774元、2014年7月17日支付200000元、2016年2月5日支付80000元、2016年9月2日支付21044元，共计580906元。北京木材厂于2015年1月6日向森安天创公司支付332600元，摘要处载明维修费。
ＸＸ为森安天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是否约束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2012年9月28日，北京木材厂与ＸＸ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ＸＸ负责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防盗木门事宜的工程结算及相关的协调工作、工程款的催收，北京木材厂按实际结算金额的33.26%给付ＸＸ中介费。2012年9月25日北京木材厂与佳士蒙公司签订的《木门购销合同》中北京木材厂的委托代理人处有ＸＸ的签字。2013年7月28日与2014年6月12日的《木门供应追加协议》均载明：根据佳士蒙公司与北京木材厂签订的山西太原双喜城工程木门供应合同的各项要求事宜，特办理本次追加协议。且在乙方北京木材厂委托代理人处均有ＸＸ的签字。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合同订立的合同目的来看，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是在《木门购销合同》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对防盗木门予以追加订购，从而签订的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其次，《木门购销合同》与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除订购防盗木门的型号、数量和合同总金额不一致外，合同的履行方式、结算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三份合同均相同；再次，三份合同中ＸＸ均在北京木财厂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综上，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与《木门购销合同》在合同形式、内容以及合同目的上均具有一致性，故应将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视为《木门购销合同》的延续。在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未另行约定ＸＸ和北京木材厂的权利义务的情形下，《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应视为对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具有约束力。三份合同中ＸＸ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其对佳士蒙公司与北京木材厂之间签订的合同完成了居间义务。故北京木材厂应按《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居间费比例给付ＸＸ居间费。
对于北京木材厂上诉称两份《木门供应追加协议》系森安天创公司提供的居间服务，并且北京木材厂和森安天创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北京木材厂已向森安天创公司支付了酬金。对此，本院认为，北京木材厂与森安天创公司签订了《13-16#双喜城工程维修协议》，合同内容为维修已经安装的防盗木门，维修费用为650731.9元。北京木材厂称因北京木材厂不允许有居间费出现，故和森安天创公司签订了维修协议，用以支付居间费。但北京木材厂未举证证明《13-16#双喜城工程维修协议》存在虚假，亦未证明森安天创公司未进行防盗木门的维修，且北京木材厂未证明向森安天创公司支付的是居间费而不是维修费，故北京木材厂的此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木门购销合同》和两份《木门追加协议》的结算情况，因佳士蒙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总结算金额为4545962.18元，且已经付清。北京木材厂称其并未与佳士蒙公司结算完，对于结算金额无法确认。但北京木材厂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对佳士蒙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确认，北京木材厂应以总结算金额的33.26%给付ＸＸ居间费，共计1511987.02元。扣除北京木材厂已向ＸＸ支付的居间费580906元，北京木材厂尚欠居间费931081.02元，现ＸＸ主张917035.11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北京木材厂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70元，由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婧雪
审 判 员 曹 欣
审 判 员 孙兆晖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 楠
书 记 员 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