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杭下民初字第1370号
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马瑛。
委托代理人：叶进恒、俞科。
被告：周益溜。
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周益溜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旭峰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分别于2009年9月8日、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叶进恒、俞科、被告周益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起诉称：2008年6月7日，被告周益溜因处理和杭州市萧山义盛中心供销合作社（下简称义盛供销社）房屋租赁纠纷案的需要，与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下简称汉鼎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一份，约定：由汉鼎所的叶进恒律师代理被告与义盛供销社房屋租赁纠纷案的诉讼和执行事宜；合同签订后被告先支付律师费5000元，后按义盛供销社支付给被告全部款项的5%支付律师费，被告未能按时支付律师费，按欠付金额的0.2%每天支付滞纳金；在合同生效之日一次性支付1000元的代理直接费用（包括交通、通讯、电信、文印等费用），由汉鼎所的经办人包干使用；在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争议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签订后，被告仅向汉鼎所支付了5000元的律师费，汉鼎所委派叶进恒律师代理了委托事项的一审诉讼。在一审中叶进恒律师转入本案原告事务所执业，后又继续代理被告参与一审的第二次开庭，以及代理被告提起上诉、参加二审开庭和调解，最终调解结案。至2009年4月25日，被告已经从义盛供销社拿回款项456913元，至此，叶进恒律师已经全部履行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中约定的义务，被告付款的条件已经成就，但被告拒绝支付律师费。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律师费22846元、代理直接费用1000元、2009年4月26日至2009年7月28日共计92天的滞纳金4204元（即违约金，按每天0.2%计算），合计28050元，并支付2009年7月29日至律师费全部付清时止的滞纳金（即违约金，按每天0.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1份，证明法律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及相关约定等事实。
2、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调解书各1份，证明叶进恒律师已履行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事项。
3、律师执业证1份，证明代理人叶进恒律师执业变动情况。
4、律师函及特快专递详情单各1份，证明原告通知被告债权转让和向被告催讨律师费的相关情况。
5、情况说明1份，证明本案争议的代理费系由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转让而来的。
被告周益溜答辩称：原告委派叶进恒律师代理被告的案件后，在一审的时候仅判决了320000元多。后被告上诉到杭州中院，在二审开庭后本来也是维持原判的，当时叶律师说没办法。后被告自己和对方当事人、中院法官商议了好几次，并要求按450000元予以调解，在法院安排时间进行调解时，叶律师称没空参加，故系被告自己参加调解并达成了450000元的调解协议。现被告已经拿回45万元案款，但后期工作都是被告自己完成，叶律师没有出面代理，应按一审数额支付律师费16000元多，考虑叶律师在二审仅开了一次庭，被告愿意适当增加至17500元。
被告周益溜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5，经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被告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指派的叶进恒律师在二审第一次开庭后就未进行代理，故律师费不能按合同约定支付。
本院认证如下：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均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08年6月17日，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周益溜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一份，由周益溜聘请该所为其代理和杭州萧山义盛中心供销合作社房屋租赁纠纷案的诉讼和执行事务，该所指派叶进恒律师作为周益溜的代理律师。双方在上述合同中约定：关于第4条“律师费”，周益溜先支付5000元，后按杭州萧山义盛中心供销合作社支付给周益溜全部款项的5%支付；关于第7条“其他费用的支付与结算”，对本合同第5条第（1）项所约定的其他费用中的代理直接费用部分，周益溜在合同生效之当日一次性支付1000元，由乙方（即律师事务所，下同）包干使用；关于第16条“完成受托事务”，属诉讼、执行代理的，本案本审次送达判决书、调解书或撤销诉讼、驳回起诉、执行终止裁定书，即视为本合同乙方完成受托事务；关于第17条“合同的解除、终止履行”，经书面通知，甲方（即周益溜）有权随时以任何理由解除本合同，该解除通知在乙方收到之日起生效。此外，双方还约定了合同违约和赔偿责任。
合同签订后，周益溜按约支付了首期5000元律师费，但未支付1000元代理直接费用。后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叶进恒，参与了周益溜诉杭州萧山义盛中心供销合作社房屋租赁纠纷案的一审诉讼活动。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叶进恒律师转入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执业。2008年11月5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周益溜因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叶进恒律师又作为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律师参与了上述房屋租赁纠纷案的二审诉讼活动。二审法院经过第一次开庭，最终于2009年3月26日调解结案，在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当中，载明二审期间周益溜的委托代理人为原告所律师叶进恒。按照该民事调解书达成的协议条款，至2009年4月25日，杭州萧山义盛中心供销合作社已经支付给周益溜案款450000元、诉讼费6900元，该案已履行完毕，故周益溜未申请法院执行。对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不持异议。
至此，周益溜认为代理人叶进恒在二审中仅参与了第一次开庭的诉讼活动，最终促成调解的全部工作均系自己独立完成，故拒绝按450000元的标的额支付剩余律师费。原告于2009年6月5日致函催讨，限其在收到函件后的三日内，按450000元的标的额需再支付律师费22500元，但周益溜仍旧未予支付，故原告诉讼来院，要求法院判如所请。
本案经审理查明，在叶进恒律师代理期间，周益溜未对其所聘律师事务所的变更提出异议，二审调解过程中也未曾提出解除本案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另，2009年9月8日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确认本案《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所涉的未收取的代理费，由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直接享有。
本院认为，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周益溜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不悖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后在代理过程中，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叶进恒转所执业，并作为新的律师事务所即本案原告指派的代理人，继续为被告代理受托事务，被告对此亦不提出异议，故应视原合同的受聘方主体已发生变更，双方按原合同条款继续实际履行，原合同条款对本案原、被告仍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代理人叶进恒律师是否已完成受托事务，系本案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叶进恒律师参与了周益溜与杭州萧山义盛中心供销合作社房屋租赁纠纷案的一审诉讼活动，在周益溜不服而提起上诉后，叶进恒律师又参与了该案二审期间的诉讼活动，最终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中周益溜的“委托代理人”一栏，也表明叶进恒律师系作为周益溜二审期间整个诉讼活动的代理人身份，故应认定叶进恒律师已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了相关的诉讼代理义务。其次，虽然周益溜辩称最终促成二审调解结案系其独立完成，但鉴于叶进恒律师参与整个诉讼代理活动的前提基础以及所起的作用，周益溜的该辩称意见并不能作为叶进恒律师是否实施诉讼代理、完成受托事务的判断标准，从合同约定来看，双方也未将受托人需完成的工作量作为判断完成受托事务的标准之一；且在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实践履行过程中，委托人按其本人意愿直接参与调解并决定调解结果，当属常见现象，而受托人仅系其代理人身份，故本案中，若以当事人本人达成的调解结果来推定叶进恒律师未完成受托事务，显然有失公允。再者，双方已在合同中约定了“视为完成受托事务”的条件以及合同解除的条款，在二审达成调解协议过程中，周益溜认为叶进恒律师怠于行使代理权的，完全可依约随时解除合同，故在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后即应视为叶进恒律师已完成受托事务。综上，本院认定叶进恒律师已经完成被告周益溜的受托事务，在周益溜收到杭州萧山义盛中心供销合作社支付的案款450000元后，其理应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中约定的5%即22500元支付给原告律师费，并按约支付1000元代理直接费用。至于原告主张的滞纳金部分，考虑被告自身在二审调解中所起的作用、一二审法律文书中确定款项的巨大差异等因素，以及原告在催讨函中亦未涉及该部分利益的实际情况，本院从公平角度出发而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益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22500元、代理直接费用1000元。
二、驳回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1元，减半收取250.50元，由原告浙江文杰律师事务所负担10.50元，被告周益溜负担2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1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旭峰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