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1民终6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月娥，女，194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鹰，女，1972年6月6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声环，男，1975年2月1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霞，女，197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富川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声法，男，194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端，男，193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声生，男，1952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冬妹，女，194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蒋月娥、杨海鹰、杨声环、杨海霞（以下简称四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杨声法、杨忠端、杨声生、宋冬妹（以下简称四被上诉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123民初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月娥、杨海鹰、杨海霞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被上诉人杨声法、杨声生、宋冬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蒋月娥、杨海鹰、杨声环、杨海霞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Il23民初523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支持上诉人要求确认土地流转《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判决被上诉人依协议返还上诉人承包的责任田2．8亩、地0．44亩；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既认定l982年原告取得了论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又认定了原被告之间的流转《协议书》存在，但在此前提下却认定1994年另发包给本案四被告的《延长承包证》合法显然自相矛盾。第一、1994年四被告拥有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证》上的田地的前提是本案四被告在1982年第一轮承包有涉案《土地承包证》，而本案原告第一轮承包的土地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讲收回过，本案之前的数次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当事人均没有任何证据，这证明第一轮承包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没有被剥夺的；原告依法享有第一轮承包经营权的所有权利。第二，一审认定“原告所承包的土地被收回，'小调整'的事实”纯属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涂改、有“作废”字样的《延长承包表》不能作为原告承包的土地被收回的证据。第三、1994年另发包给本案四被告的《延长承包证》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对于《延长承包证》的法律效力问题原告也通过了数次的行政诉讼，二级法院经审理均不作处理，均认为本案为土地承包权纠纷，由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那么，根据当时二次延包的政策，既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被告所在的第10组收回土地另行发包。而原告又持有流转《协议书》的情况下，就应当认定给本案四被告的《延长承包证》是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了原被告之间的流转《协议书》存在，但却不确认该《协议书》有效是错误的。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l982年原告对讼争土地有承包权(15年)，承包合同到期为l997年，l985年原告跟随丈夫全家四口迁入莲山粮所，1989年5月1日与四被告及小组签订了流转《协议书》，那么本案原被告是否签订了流转《协议书》是案件的关键，在数次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四被告大多数人对该份协议的存在予以否认，为什么要否认?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可以证明该协议是同组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且得到了小组和村委(原村公所)的盖章认可，协议书中的杨声安私章也与土地延包合同表的印章一致，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据均证明：第一，该流转《协议书》签订时本案原告己迁入小城镇4年了，原告第一轮承包讼争土地未被收回；第二，原告承包经营期为15年，l994年第二轮延长承包时还有3年才到期，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和剥夺原告的承包经营权。第三、该流转《协议书》属于村小组成员之间的土地流转，上诉人将“自有承包地交还四被告耕种”并不等同于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该行为并没有违法当时国家的法律，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是存在，对其是否合法未作结论显然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土地已收回，村小组己重新发包给四被告，延长承包证合法”无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土地已收回，村小组已重新发包给四被告，延长承包证合法”，就以富川县人民政府富政发(1990)55号文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来认定来判定当时的事实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富川县人民政府富政发(1990)55号文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来判定原告败诉无理。第一，富川县人民政府富政发(1990)55号文件不是法律法规，更不是规范性文件，其无权约束同村小组的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对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流转行为无约束力；第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是己于2001年9月1日废止的地方性法规，更不能作为今天判决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声法辩称，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土地1994年已经承包给我们了。
被上诉人杨忠端、杨声生、宋冬妹未发表辩解意见。
蒋月娥、杨海鹰、杨声环、杨海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于1989年5月1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四被告依协议返还原告承包的责任田2.8亩、地0.44亩；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声环系原告蒋月娥之子，原告杨海鹰、杨海霞系原告蒋月娥之女。1985年之前，原、被告为古城镇杨村第十村民小组村民，同时为同一作业小组。1982年原告蒋月娥、杨海鹰、杨声环、杨海霞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始取得承包责任田2.8亩、地0.44亩。1985年四原告的户口迁入古城乡粮所落户为非农业户口。1989年5月原告将其承包田地交还给四被告耕种，1994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四被告领取了土地延期承包证。原告未领取土地延期承包证。2009年12月，原告要求被告杨声法、杨声生、杨忠端、杨声安（已故）的妻子宋冬妹按照1989年5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退还原告的责任田地，被告宋冬妹、杨声生以及杨忠端的儿子杨家发、杨家良同意退还，但被告杨声法、杨忠端以“户口迁出就退田”为由，拒绝退还。2011年4月18日原告蒋月娥将自己一个人的户口迁回杨村并要求四被告归还田地，部分被告同意，村委及部分小组成员也同意，但经村委、镇政府各级部门调解无效后诉至法院，2011年6月原告向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杨声法、杨忠端（其儿子杨家发、杨家良土地延期承包证）、宋冬梅提供了二轮土地延期承包证，故法院动员原告撤诉，交镇政府调解处理，2011年、2012年古城镇政府作出了两次处理决定书后，政府又自行撤销，2014年9月4日古城镇政府作出《调解终结书》，原告不服并起诉被告不作为，后经该院和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土地承包权争议而不是土地使用权争议，告知原告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方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原告方虽然迁入了莲山镇落户，但该行为只是迁入城镇而不是迁入设区的市，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只要原告这一代还乡时，则给回原告原有全部田地”，上述土地流转协议的内容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杨声法、杨忠端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遵守协议是违法的。为此，根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上认定的事实有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在卷佐证。对于上述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原告与被告杨声法、杨声生、杨忠端、杨声安是否于1989年5月1日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书》？本案中，原告于1982年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始取得承包责任田2.8亩、地0.44亩。因1985年四原告的户口迁出。1989年5月原告将其承包田地交还给四被告耕种，四被告也接受耕种了原告的田，并按规定缴纳了公粮任务的事实，说明第一轮承包期内，双方转让是出于自愿，且也符合当时的政策，但是否签有《协议书》的问题，该《协议书》的签名为由一人代签，然后在由当事人盖章，现四被告均否认是其盖的章，被告杨声法还提供了一个自己的印章加以证明不是其盖得章，现也无法查证该章是否四被告所盖，但从《协议书》上杨声安的章与原告提供的《土地延包合同表》中杨声安的盖章是相同的，结合证人杨某的证词：“原、被告在1989年5月1日是否签了一份土地流转《协议书》，当时杨忠端拿出来说是原告退出的田地是给四被告种的，如果原告迁回户口，就退回给原告。并看到协议书上有公章、私章但印章真假不清楚。”可认定该《协议书》存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案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是指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存在的前提条件下，在不改变所有权和主体种类与土地农业用途的基础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受让人的行为。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富川瑶族自治县于1982年开始分田到户落实生产责任制，即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为15年。富川瑶族自治县在第一轮承包期快结束时，于1994年根据中国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并向农户颁发了土地延期承包证，承包期为30年。本案中，原告于1982年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始取得责任田2.8亩、地0.44亩。1985年四原告全家户口迁入原古城乡粮所落户为非农业户口。于1989年5月1日，原告蒋月娥、杨声环与同小组的同一作业组的被告杨声法、杨声生、杨忠端、杨声安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将自有承包田地交还四被告耕种”，四被告也接受耕种了原告的田，并按规定缴纳了公粮任务，说明第一轮承包期内，双方转让是出于自愿，且也符合当时的政策，《协议书》理应有效。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土地延包合同书》及《土地延包合同表》和四被告提供的土地延期承包证来看，在第二轮土地延期承包时，是进行了调整重新发包了的。关于杨村第10村民小组未经原告将其第一轮时的土地调整发包给了同原告作业小组的四被告，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杨村第10村民小组作为土地所有权人，是具备发包的主体资格的，其根据原告当时一家的户口均迁出以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富政发【1990】55号文件精神第二轮发包时对第一轮作出一些小的调整，也符合“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应为有效发包。此外，原告提供的《土地延包合同书》中，总发包水田为60.20亩、旱地为8.80亩，而附表《土地延包合同表》中的序号1至22号之和水田为59.51亩、旱地为8.80亩，原告蒋月娥的序号为23号，其承包水田为1.4亩、地0.22亩，且该序号登记的笔迹与该表中的序号1至22号笔迹明显不同，此表上还添加有“作废另造表”的记载，原告也认可在此表承包人盖章一栏中未盖章、签名或捺指印，说明原告在第二轮延期承包合同时，是未签第二轮延期承包合同的，同时原告也认可未取得土地延期承包证，因此原告提供的土地延包合同书、土地延包合同表不能充分证实原告取得第二轮土地延期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而四被告在第二轮土地延期承包时，取得了该讼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领取了第二轮土地延期承包经营权证。综上理由，原、被告双方于1989年5月1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在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前提条件下是无效的。判决：驳回原告蒋月娥、杨海鹰、杨声环、杨海霞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四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四被上诉人没有异议；四上诉人有异议，认为一审没有对《协议书》的真实性进行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已经确认《协议书》的存在，对真实性已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协议书》签订的时间1989年5月1日，认定该协议是否有效，应当适用当时的相关法律、法规。本案中，四上诉人全家户口已于1985年迁入原古城乡粮所落户为非农业户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使用集体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集体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使用权，另行安排使用：一、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后，其承包的责任田（地）、水面和自留地、自留山以及拆迁住宅后腾出的宅基地。因此，四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在当时情况下，可由集体土地所有者即杨村第10村民小组收回。由于上诉人身份的转变，在土地被收回后就已不再具有承包该村土地的资格。《协议书》中约定“原告将自有承包田地交还四被告耕种”、“只要原告这一代还乡时，则给回原告原有全部田地”，该内容与当时、当地的政策不相符，应为无效协议。
杨村第10村民小组在当时虽未主动收回涉案土地，但上诉人签订协议的行为可视为主动退还耕种的土地，放弃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其他人暂行耕种。该土地的处方权属于杨村第10村民小组，不在属于上诉人。1994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四被上诉人领取了土地延期承包证，视为土地所有第10村民小组对上诉人原承包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重新进行了分配，被上诉人已真正取得了涉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在1989年主动退出耕种的土地，1994年该土地已被重新发包，且各方的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请求四被上诉人返还责任田2.8亩、地0.44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对本案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蒋月娥、杨海鹰、杨声环、杨海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蒋月娥、杨海鹰、杨声环、杨海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少勋
审判员 凌丽琪
审判员 张依传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