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高民申字第6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城市建设》杂志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恒昌花园*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ＸＸ剑，社长。
委托代理人：丁国峻，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南口**号。
法定代表人：韦守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永启，北京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城市建设》杂志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杂志社）因与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刷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3）二中民终字第17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刘珊担任审判长，法官杨咏梅、李宝刚参加的合议庭，通过法庭询问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再审申请人杂志社的法定代表人ＸＸ剑及其委托代理人丁国峻、被申请人印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守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吕永启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杂志社申请再审称：其申请再审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其申请再审请求是：1、依法撤销本案二审民事判决，依法再审；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被申请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其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是：
一、原审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且认定事实的证据是伪造的。原审仅凭范建国与被申请人私下合谋而伪造的生产通知单、账单及欠条便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及承担债务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明显证据不足。
1、印刷公司向法院所提供的唯一一份真实材料即杂志社向其出具的印刷委托书，该委托书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制式文本，其性质属于行政许可文件，不是也不能代替承揽合同。它仅是确定印刷单位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内容进行印刷、不得私下篡改印刷内容的文件，该文件仅对印刷内容负责。委托书上已注明印刷工艺、费用及付款方式可由双方另立合同。本案中印刷厂的确为杂志社印了几年的杂志，印刷费用少说也得上百万元。可是，双方却从未签订过涉案的任何印刷合同、更未结算过一分钱的印刷费用。其原因是：杂志社早就与范建国为本社介绍的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国建文功（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媒公司）签订了一份专门为杂志社承担印刷费及房租等事宜的合同。几年来一直是该公司为杂志社支付的印刷费及房租。
2、关于杂志社与范建国、传媒公司、印刷公司之间的关系。2009年杂志社聘范建国为执行社长兼总编，负责杂志编辑、出版并配合社长做杂志发行及广告工作。为解决杂志社经费紧张问题，杂志社采纳范建国推荐的“北京传感广告策划有限公司”做广告发行代理并由该公司负责承担杂志社印刷费、房租及员工工资。因杂志社调查核实该广告公司与范建国并无股权关系。此广告公司与杂志社合作顺利，未出现拖欠印刷费、房租等现象。2010年1月，范建国又找到杂志社社长说：传感广告公司老板人品差，要再推荐一家广告公司“国建文功（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说这家公司保证不会拖欠印刷费和房租，也不会给杂志社添麻烦。因社领导对范建国的太过信任，在没有核实该公司是否与范建国有关联的情况下就与其签订了合作协议。（案件诉讼时才知道范建国当时是该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代表）根据杂志社2010年1月1日与国建文功公司所签订合作协议第五条之规定，由国建文功公司负责杂志社的杂志印刷费用。
杂志社沿袭原先约定由范建国继续督办传媒公司及时支付印刷费等应交费用。2012年2月，因出版总署转给杂志社上级领导几件关于范建国私下伙同传媒公司出卖杂志社刊号、骗取钱财的协查函，杂志社根据上级领导要求免去范建国原职务，重新聘他为副社长（杂志社有文件、杂志版权页有记载），职责是协助安排杂志上、中旬刊编辑出版事宜，同时调整传媒公司只承揽上、中旬刊的广告业务并支付上、中旬刊的印刷费，原约定传媒公司承担的其它费用不变。杂志社下旬刊的印刷费改为由北京京闻广告公司承担。在此之前，传媒公司不欠印刷厂的印刷费。2013年1月，出版总署和上级领导又不断收到举报范建国勾结传媒公司利用杂志社名义搞新闻敲诈等严重经济问题的信函。经上级纪委决定，对范建国停职调查，同时杂志社暂停了与传媒公司的合作。2013年2月，印刷厂老板韦守领找到杂志社社长ＸＸ剑问为什么让范建国停职，并说范建国告诉他若自己停职则所欠印刷费就不给了。ＸＸ剑社长明确给韦守领三条答复：（1）、范建国停职是上级决定。（2）、印刷费是传媒公司所欠。（3）、若你的印刷厂愿意继续为我社印刷杂志可从2013年开始与杂志社签订印刷合同。韦守领告诉ＸＸ剑社长因此前所有印刷费都是找范建国后由范通知传媒公司会计支付的，现在还欠他们印刷费连个欠条也没给写怎么办？ＸＸ剑社长建议韦守领可以继续找范建国协调传媒公司先打个欠条确定债务数量。韦守领肯定了社长的建议并恳请杂志社继续让他印刷上、中旬刊杂志。于是，杂志社于2013年2月28日第一次与印刷公司签订了2013年2、3月的印刷合同。2013年的印刷合同如数印刷并由杂志社如数结账。此期间，印刷厂韦守领、韦守杰二兄弟因印刷2013年2、3月杂志去杂志社见了社长几次但再没提原先传媒公司所欠印刷费一事。直到杂志社接到西城法院通知说印刷厂起诉杂志社偿还43万余元印刷费一案已立案。杂志社领导及财务人员还蒙在鼓里。范建国私下给印刷公司韦氏兄弟如何计算的账目并写了43万余元的欠条杂志社无人知晓。可他们双方做的什么交易已昭然若揭。
3、杂志社举证的2013年2月28日双方签订的《印刷合同》虽与本案争议标的无关但与本案事实有直接关联。否则，如果在此之前双方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双方必然会签署与上述格式相同的承揽合同，而不是如判决书所谓的生产通知单代印刷合同。因为该承揽合同版本是被申请人的正规业务合同版本。
4、杂志社未授权也不可能授权范建国与印刷厂签署生产通知单、账单和欠条，印刷厂提交的生产通知单、账单和欠条均系伪造，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原审却认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让人啼笑皆非。
首先，杂志社从未授权也不可能授权范建国代表杂志社与印刷厂签署生产通知单，因为根据杂志社2010年1月1日与国建文功公司所签订合作协议第五条之规定，是由国建文功公司负责杂志社的杂志印刷费用。退一万步讲，如果双方签订有合同，双方必然是签署与2013年2月28日格式相同的承揽合同，而不是所谓的生产通知单代印刷合同。因为该承揽合同版本是印刷公司的正规业务合同版本。
其次，生产通知单伪造痕迹非常明显，极易作出判断。如：编号为1209107、1209505、1209642、1209895的通知单日期均是由原始书写的2013年改成的2012年。按正常书写习惯，一般不可能屡次出错在2012年年份时签成还未到来的2013年年份，而只有可能是2013年实际伪造制作时按习惯写了当时的年份时间然后按需要改回到2012年。又如：9月7日编号895比之后的9月17日的编号752反而大了143个序号，9月17日的编号752又比两天后的9月19日的编号939小了187个序号。9月19日的编号939又比10月17日的编号849大了90个序号。10月17日的编号849却比11月9日的编号942小了93个序号。11月9日的编号942又比11月16日的编号753大了189个序号，11月16日的编号1209753与9月16日的编号752相邻，又比12月10日的编号1210491小了738个序号，不可思议的是12月10日的编号491又比12月19日的编号大了100个序号。可见，通知单中上的日期与序号编号忽大忽小，混乱不堪，根本不是正常自然排序形成，而是事后伪造时由于疏忽随意填写所致。对于如此漏洞百出的伪造的通知单，原二审却不顾申请再审人的上诉意见，武断地将其作为关键定案证据认定，并认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让人啼笑皆非。
第三、账单显示申请再审人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近三十万元的印刷费，但究竟是如何支付的，被申请人始终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也不能自圆其说。
第四、从欠条时间看，范建国已被免职，更无权代表杂志社出具，并且欠条上标明的时间与写欠条的真实时间不一致。印刷厂韦守领曾在2013年2月至3月间因杂志印刷事多次去过王社长办公室，每次去王社长都问他传媒公司的欠条打了没有，韦守领都是回答还没有。可是，范建国所打的欠条却是2012年12月30号。显然是想回避2013年1月29日停职审查范建国并通报全社的日期，所以欠条上所写的日期和写欠条的真实时间绝对不一致。另外，范建国还忘了2012年12月17日杂志社已发过文暂停其职务（通报杂志社中层以上领导并报上级领导）的通知。所以，欠条上的时间是在范建国停职期间，也无效。
5、范建国的行为并非代表申请再审人的职务行为，如是职务行为，那也是代表国建文功公司。原终审认为印刷公司有理由相信范建国的行为系代表杂志社的职务行为是错误的，对申请再审人关于范建国的行为并非代表杂志社的职务行为的主张，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不予采信毫无道理。
根据杂志社与国建文功公司的协议，杂志印刷费用均由国建文功公司负责，杂志社不可能授权范建国代表杂志社与被申请人签署生产通知单、生产账单及出具欠条。印刷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因为一是申请再审人法人代表曾经明确告知过被申请人，二是之前数百万的印刷费用都是传媒公司支付的事实，三是杂志社与其没有合同，无价款约定，也从未支付过费用的事实。根据查询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范建国此前是国建文功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代表，其后虽股权转让但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对杂志印刷费用的承担问题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说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应当认定其是代表国建文功公司，而不应当因为其曾是杂志社的副社长以及范建国所写相关字条上有杂志社字样就认定为代表杂志社。申请再审人与被申请人没有签订承揽合同，虽然印刷了杂志是事实，但是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也没有向被申请人支付过任何费用。印刷厂在原审材料中也只说是范建国和会计给他支付的印刷费却不能出示杂志社曾向其支付过印刷费的相关证据，更没有说该会计是传媒公司的会计还是杂志社的会计，实际情况是杂志社的会计一点都不知此事，杂志社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印刷费。按照范建国所说，他代表杂志社向印刷公司以现金形式结付过部分款项，印刷公司也出具过收条。那么，杂志社的钱是国家的钱，杂志社帐目上没有显示过支付给印刷厂印刷费，杂志社的财务人员也从未接触过印刷厂的人员，范建国付的钱到底是哪的钱？他到底是代表传媒公司结算了款项还是代表杂志社结算款项。按范建国的说法可理解为印刷费可以由他自己支付，自己不想支付后自己再给印刷厂打欠条，由杂志社支付，如此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怎么能采信呢。
二、杂志社追加当事人的主张予以驳回没有任何道理。
因双方之间的争议事实及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国建文功公司及范建国均有牵连，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再审人申请法院追加国建文功公司和范建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应当追加却未依法追加，审理程序明显违法。原审却认定无直接法律关系，毫无道理。原审审理程序严重错误，二审不予纠正，违反民诉法有关规定。
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
范建国及被申请人明知杂志印刷费用应当由国建文功公司支付，且一直也是由国建文功公司支付的，但范建国为了使实际控制的国建文功公司逃避债务，被申请人为了将债务转嫁再审申请人，双方恶意串通，伪造了生产通知单和生产账单及欠条，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当适用该条款认定被申请人与范建国的串通欺诈行为无效。范建国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范建国因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损害杂志社利益其行为已涉嫌犯罪，目前已被免职，司法机关正在侦查之中。原审承办法官却只单独找范建国做了份调查笔录，居然以范建国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被申请人与范建国串通伪造证据损害申请再审人利益的事实如此明显，原终审却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公平正义何在？
四、二审中再审申请人提交了免除范建国职务的相关新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中范建国的相关行为发生在其免职后，但原终审对此只字未提。现再审申请人又找到两份新证据，其中一份国建文功公司2013年2月1日给再审申请人的告知函，能明确证明2013年2月4日之前包括再审申请人的杂志印刷费在内的相关费用都是由国建文功公司承担的。另一份范建国2013年2月15日发给各上级领导的情况汇报邮件，其也明确承认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之间杂志社的印刷费用都是由他的广告公司代为支付的。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明显错误，有违司法公平正义。与司法改革原则相悖，应当予以纠正。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为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将此案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审。
被申请人印刷公司答辩称，其同意二审判决，再审申请人与传媒公司之间的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其并不知情，请求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查明：关于杂志社提出的申请再审理由问题，正如二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所称，范建国任职杂志社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期间，发生涉案相关杂志的印制及印刷费用的确认，基于所印制的杂志为杂志社所有及杂志社出具的《关于对范建国同志工作任命的决定》，印刷公司有理由相信范建国的行为系代表杂志社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范建国的行为系代表杂志社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杂志社承担。杂志社关于范建国行为并非代表杂志社职务行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杂志社向印刷公司出具了《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范建国签署了《生产通知单（代印刷合同）》，杂志社与印刷公司之间形成的承揽（印刷）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印刷公司完成印刷工作并将杂志如期交付给杂志社，杂志社应当给付相应印刷费用。杂志社上诉主张依据其与传媒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约定，涉案印刷费用应由传媒公司给付，但印刷公司并非该协议签订主体，且印刷公司称其对此协议并不知情，杂志社亦没有证据表明已将此协议内容告知印刷公司，印刷公司愿受该协议内容的约束，故杂志社的该项上诉意见依据不足，二审法院不予支持。杂志社上诉认为应追加传媒公司和范建国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因传媒公司、范建国与本案纠纷均无直接法律关系，故杂志社追加当事人的主张应予驳回。杂志社上诉称范建国与印刷公司恶意串通，伪造证据，损害其利益，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法院对此上诉主张不予采纳。杂志社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了杂志社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本院认为，杂志社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确实有一定理由但依据不足。结合本案审查情况及相关证据材料，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争意见，关于杂志社因本案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依据其与案外第三人国建文功（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即国建文功（北京）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约定，依法可向国建文功（北京）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另行追偿。综上，再审申请人杂志社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城市建设》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珊
审判员 杨咏梅
审判员 李宝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 媛
书记员 侯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