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铜刑初字第75号
公诉机关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林某，铜鼓县高桥乡人民政府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9月29日被铜鼓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胡某，铜鼓县高桥乡人民政府原林办主任。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9月29日被铜鼓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铜鼓县人民检察院以铜检刑诉（2015）7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林某、胡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铜鼓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林某、胡某等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铜鼓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任铜鼓县高桥乡人民政府武装部长的被告人林某在分管林业工作期间与时任高桥乡人民政府林办主任的被告人胡某一起，超越自身职责权限，将高桥乡2012年度的木材生产计划（花山村除外）5787立方米全部承包给木材商人魏某，同时安排铜鼓县林业局高桥林工站按每立方米100元的价格代收所谓的“木材指标费”，收取木材指标费共计578700元。其中高桥乡政府分得115740元，下辖各村共分得405090元，魏某分得28935元，林工站与林办共分得28935元。此外，铜鼓县林业局在当年还给高桥乡追加木材生产计划500立方米，此500方收取的木材指标费共计50000元全部归高桥乡政府所得。后高桥乡政府将所有木材指标费用以“胆白公路捐资款”的名义列入政府公用账目。2015年8月27日、9月2日，被告人胡某、林某主动到铜鼓县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为证明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示了《江西省育林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关于下达铜鼓县木材生产计划的通知》、证明、收据等书证；证人赖某、谢某、陈某、魏某、王某、张某、冯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林某、胡某的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林某、胡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人民利益损失628700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均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林某、胡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林某提出：收取“木材指标费”是村级组织的行为，是多年一贯的做法，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其个人决定的。将木材指标交给魏某经营也是受几个村的委托，其他人仍可以经营木材，不存在全部承包给魏某。收取的“木材指标费”是木材经营商人缴纳的，全部进了乡政府的公用账目，其本人没有截留占用，不能认定为造成人民利益损失。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胡某提出：其没有安排林工站代收“木材指标费”，其本人也没有经手收取“木材指标费”，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
经审理查明：2012年以前，高桥乡下属各村在本村的木材销售过程中会向木材经营者收取所谓的“木材指标费”，收取的款项由村、乡两级按8：2分成，收取的标准基本为每立方米100元，但有时也会出现不能足额收取的情况。2012年高桥乡下属各村（花山村除外）提出将乡政府分配到各村的木材生产计划（即当地俗称的木材指标）交由乡政府统一经营，并由乡政府统一收取“木材指标费”，对此，时任高桥乡人民政府武装部长分管林业工作的被告人林某，以及时任高桥乡人民政府林办主任的被告人胡某未予反对。随后被告林某、胡某等人经商议决定将下属各村（不含花山村）当年的木材生产计划交由高桥乡林场统一经营，并聘请高桥本地的木材商人魏某为高桥乡林场的木材销售员，还与魏某签订了聘请协议，协议中约定魏某交纳10万元作为预交“两金”押金，其每销售1立方米木材，高桥乡林场付给其工资及工作经费5元，同时应允许其他木材经营者到高桥进行合法的木材经营。由于高桥乡的木材销售均须到铜鼓县林业局高桥林工站（以下简称高桥林工站）办理签证手续，为此被告人林某出面找到高桥林工站负责人，委托高桥林工站在为木材经营者办理木材签证时按100元每立方米的标准代为收取“木材指标费”。所收取的“木材指标费”由乡、村各方按比例分成，其中由乡政府分得每立方米20元，由村委会（不含花山村）分得每立方米70元，由魏某分得每立方米5元（即聘请协议中约定的付给魏某的工资及工作经费），由高桥林工站分得每立方米2元作为工作经费，由林办分得每立方米3元作为工作经费。
高桥乡2012年度的木材生产计划（出材量）总共为6785立方米，扣除花山村分得的木材生产计划1184立方米，高桥林工站按100元每立方米的标准代为收取的“木材指标费”共计560100元［（6785-1184）×100元］。高桥林工站代为收取的“木材指标费”，由被告人林某及高桥乡政府出纳陈某到高桥林工站结取，高桥乡政府再以“胆白公路捐资款”的名义列入政府公用账目。
2015年8月27日、9月2日，被告人胡某、林某主动到铜鼓县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王某、张某、冯某的证言均证实：2004年林改后木材指标费是不能收取的，但高桥乡下属各村每年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时都会说到收取木材指标费这个事，收费的标准是以100元每立方收取。2011年是由各村自己收取，会出现因为村上工作人员不在，偶尔让林工站代收的情况。各村会在这100元每立方的指标费中拿出20元给高桥乡政府，这是按以前的惯例给的，另外的80元归村上，实际上村上收取不一定能收到80元。2012年的时候，由于村上经常不能足额收取以及垫付“两金”的资金压力原因，各村和高桥乡政府就商量由乡政府统一管理，乡政府同意了，由高桥林场统一经营，并委托高桥林工站统一代收木材指标费。分配的比例是：高桥乡政府还是按以前的比例分得20元每立方，70元每立方归村上，另外10元每立方按5元每立方分给当年承包高桥林场的魏某作管理费，2元每立方分给高桥林工站作为工作经费，3元每立方分给乡政府林办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经费。2011年、2012年、2013年高桥乡政府都是按照当年下达的木材指标量按20元每立方的标准提取指标费的。
2、证人魏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他承包了高桥林场，当时林某是高桥乡政府分管林政的领导，胡某是林办主任。当时是高桥乡各村的干部来找他商谈承包高桥林场的事情，他记得当时林某叫各村干部在高桥乡政府开了会，这个会他没有参加，会议的内容就是同不同意将高桥林场由他承包经营；找他承包一是由于他的木材销售较好，二是村上垫付不起“两金”的费用。2012年5月份他与高桥林场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的终止时间是木材指标冻结的时间，合同的主要内容：一是高桥乡下辖各村（花山村除外）木材指标约8000方左右统一由他经营；二是除收取按规定应收取的费用之外还要收取100元每立方的木材指标费；三是完成全部木材指标销售后一次返还5元每立方的管理费给他；四是虽然木材全部由他统一经营，但他不能干涉其他人销售木材，其他人销售木材也会按5元每立方的标准给他管理费。代表高桥乡林场签字的是胡某。木材指标费是高桥乡政府委托高桥林工站收取的。是由做木材生意的商人来缴纳，交这个木材指标费是没有票据的。据他了解木材指标费是不能收取的，是乡政府制定的土政策，加重了木材经营者的负担，承包之前因政府收木材指标费的事情他还去告过状。所收取的木材指标费归高桥乡政府和各村所有，乡村两级怎么分配他不清楚，但给他的5元每立方的管理费是从这里支出的。
3、证人赖某的证言证实：2007年7月至2013年6月她在高桥林工站工作，主要负责办理签证和收取办证的相关费用。收取办证费用就是收取“两金”费用，“两金”费用指的是育林金和作业设计费，另外在2011年和2012年她还负责代收了木材指标费，是按每立方100元收取，具体收了多少记不清楚了，但根据当年下达的木材指标数可以推算出她收了多少钱，每年的指标数乘以100元就是她每年收取的木材指标费，但花山村的指标数除外。代收木材指标费一事本来不是林工站的工作，是高桥乡政府委托高桥林工站代为收取的，是当时的林工站站长谢某安排她收取的。她将收取的木材指标费都交给了高桥乡政府的林某部长和出纳陈某，有一部分她做了记录，记录在两个笔记本上，现在只有一个笔记本还在，另一个笔记本找不到了，因为她当时觉得收取木材指标费这个数字是死的，可以根据当年的木材指标数推算出来，开多少指标数就收取多少钱，所以她一开始就没去记，后来担心怕出错她就记录了一些下来。现有的记录本上记载2011年她交了20万元木材指标费给林某，2012年交了39万元给林某，这只是她收取的部分木材指标费的钱。
4、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6月至2012年4他在高桥林工站任站长，当时赖某是站员，负责出纳和签证。2011年的时候高桥林工站帮高桥乡政府代收过木材指标费，是按照每方100元收取的；2011年之前的时候木材指标费是高桥乡各村收取的，村上留80元用于村上开支，另外20元交给高桥乡政府；2011年开始各村（花山村除外）为了加强林政管理，二是怕得罪熟人，三是垫付不起“两金”的费用，就提出由高桥乡政府来收取这笔钱，高桥乡政府留30元，各村留70元。当时是高桥乡政府林某部长过来和他谈的，林某说村上要求乡政府来收这笔钱，乡政府为了加强管理在胆坑、梁塅设了两个检查卡口，政府林办工作人员不够，不可能专门派一个人在林工站来收这笔钱，希望他们林工站帮代收一下，林某还提出从政府的30元每方里拿出2元每方给他们林工站补贴伙食。代收木材指标费是没有依据的，这是高桥乡政府安排的，他们只是听政府安排。且在此之前各村的村干部没有时间或者不在当地的时候叫赖某帮忙收取过，那时还不是高桥乡政府委托的，林某提出来后他也默许了。他们站里安排赖某负责收取这笔钱，这笔钱都是木材商人在办理放行手续的时候缴纳到站里，他们从中将2元每方的钱扣留下来后，赖某将其他部分交给高桥乡政府的林某和陈某。2011年，这个钱是按照当年县林业局下发到高桥乡政府的指标数乘以100来算的，花山村除外；高桥乡的指标每年大概是1万立方左右，花山村每年大概是1500立方左右，除去花山村的其他各村的指标大概是9000立方左右。2012年的木材指标是5月份才下达，他已经调走了，所以他不清楚。
5、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她在高桥乡政府担任出纳、协税员，主要负责乡政府现金收支工作。2012年的时候她到林工站赖某那里收取了“胆白公路捐资款”和2013年收取了“三防经费”总共收取了50多万元，是乡里的领导跟她说去赖某那里收取的。除了从赖某那里收了“胆白公路的捐资款”和“三防经费”外，林某部长也交过给她。她收的这些钱在政府大帐上可以查到，一部分用于支付高桥乡政府应承担的“胆白公路”工程款，其他的用于高桥乡政府的日常支出。
6、被告人林某的供述证实：2009年8月至今他在高桥乡政府任武装部长、党委委员，2010年至2013年分管林业、武装；在他分管林业的时候政府收取过100元每方的木材指标费和竹木企业的税收保证金。收取木材指标费是没有什么依据的，但各村一直在收取，村上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收取的，乡政府按照以前的惯例默许村上收取木材指标费，并按20元每方的标准参与分配。2011年的时候是村上收取这笔钱，偶尔会让高桥林工站代收，他代表高桥乡政府到林工站赖某那里拿走20元每方的费用，总共是17万元，其余的是村上和林工站结算。2012年的时候高桥乡各村因为管理混乱，收取的钱还不够垫付“两金”的费用，各村就提出由高桥乡政府统一代收，乡政府也同意了，决定由高桥林场（除花山村之外）统一经营，魏某承包了高桥林场的木材生意，木材指标费由高桥林工站帮乡政府统一代收，按100元每方收取，是他去跟林工站站长谢某商量的，谢某同意了，安排赖某代收，林工站代收后将全部款项交到他和陈某手里，年底的时候各村到高桥乡政府进行统一结算，乡政府还是分得20元每方的木材指标费，各村分得70元每方，另外10元每方的指标费中由魏某拿走5元每方，2元每方给林工站作为工作经费，3元每方作为林办、村上和相关人员的工作经费。2012年的木材指标费乡政府是以“胆白公路捐资款”的名义收取的，进了政府的账。2012年高桥乡总的出材量（即木材指标）是6785立方，其中花山村的出材量是1184立方，所以当年高桥乡政府收取木材指标费是6785减去1184之后再乘以90（90元每方含村级70元每方在内，给魏某、林工站、乡村办事人员的10元每方的指标费没有入政府财务账），再加上1184乘以20算出的结果才是当年的指标费，共计527770元。另外2012年县里追加了500立方的指标给高桥乡，追加收取了5万元，这5万元全部归乡政府，村上不参与分配。木材指标费由木材经营者在办理放行手续的时候缴纳，乡政府和林工站赖某结算是在当年木材计划冻结的时候，按县林业局下达高桥乡的指标量来结算的，一般是第二年的6月份来结算。由魏某承包高桥林场，是乡政府林办和各村商量决定的，和魏某签订的那份合同政府这边是盖的高桥林场的公章，签字是他签的，参与人员有他、胡某、魏某和一两个村干部。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一、委托魏某经营；二、由魏某垫付10万元的“两金”税收保证金；三、每立方100元的木材指标费提取每方5元的工作经费给魏某；四、销售完之后再进行结算。
7、被告人胡某的供述证实：2003年至2008年他在高桥乡花山村任书记，2009年至今在高桥乡政府林办工作。最早收取木材指标费，也叫木材经营利润，是之前各村没有其他来源用于支付村上的公益基础建设，就和村民开会商量决定通过在木材经营过程中收取一笔费用，村民也是同意了的，标准是100元每立方，后来乡上知道各村收取这个费用，就要求分20元每立方费用给乡政府，因为乡政府资金也很紧张，各村也同意了，后来这个分配比例就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时候各村因为管理太混乱，收取的钱还不够垫付“两金”的费用，各村就提出由高桥乡政府统一收取，起初他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就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高桥乡政府出于保住县林业局每年下达给高桥乡的木材指标量不会减少，政府就决定先管理一年，由高桥林场（除花山村之外）统一经营，魏某承包了高桥林场的木材生意，木材指标费由高桥林工站帮高桥乡政府统一代收；后来林某部长找林工站站长谢某谈的，林工站同意了，安排赖某代收。分配比例是2：7：1，即乡政府收取20元每立方的木材指标费，按照当年高桥乡下达各村的木材指标数来收取，各村收取70元每立方，另外10元每立方的指标费中由魏某拿走5元，2元给高桥林工站作为工作经费，3元作为林办、村上和相关人员的工作经费。决定由高桥林场统一经营是因为高桥乡政府林办作为政府部门没有资格来经营，而高桥林场的组成人员基本上是林办人员，主要工作也是他们做。决定由高桥林场统一经营后，找了一个叫魏某的高桥木材商人承包，在高桥乡政府林办办公室签了一份合同，当时在场的有他、林某、王阳礼，魏某也带了一个人过来，魏某那边是其本人签的字，高桥林场这边不记得是林某还是他签的字，并盖了高桥林场的章，合同的内容他不太记得了，只记得要魏某交10万元押金用于垫付“两金”费用。决定由高桥林工站代收木材指标费是考虑到林办人员不足，也不好管理，在办理放行手续的时候收钱最方便，就决定由林工站代收。2012年高桥乡的出材量（即木材指标）是6785立方，减去花山村的出材量1184立方就是5601立方，用5601立方乘以100元每立方是560100元，再加上花山村1184立方乘以20元每立方就是23680元，总共高桥乡政府收取的是583780元，可能一些零头没收到。
8、书证高府发（2009）16号、高府办发（2009）3号、高府办发（2011）10号文件证实：高桥乡林场是高桥乡人民政府设立的乡办集体林场，其经营范围为负责辖区内人工林管护和未流转的国乡联营人工林的经营管理。从2011年5月30日起胡某兼任高桥乡林场的场长。
9、书证《关于聘请魏某同志为高桥乡林场木材销售员的协议》证实：2012年5月21日，高桥乡林场（合同甲方）与魏某（合同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聘请乙方为木材销售员，时间一年，从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县林业局冻结放行之日止；乙方为甲方每销售1立方米木材，付给乙方工资及工作经费等共计5元（按乙方完成的木材指标计算）；乙方在木材销售过程中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乙方须按市场价收购木材，不得强买强卖，损害林农利益；林农有自己选择买主的权利，乙方应允许其他木材经营老板到高桥进行合法的木材经营；乙方交纳10万元作为预交“两金”押金，待木材销售完后退回押金。该协议由胡某作为甲方代表签字并加盖了高桥乡林场的印章。
10、书证铜府办字（2012）21号《关于下达铜鼓县2012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的通知》、高府发（2012）11号《关于下达高桥乡2012年度木竹生产计划的通知》证实：2012年铜鼓县下达给高桥乡的木材生产计划（出材量）为6785立方米，高桥乡政府将其分配到下辖的各村，其中分配给花山村1184立方米。
11、书证高发（2011）14号、（2012）7号文件证实：2011年和2012年林某任高桥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分管林业工作。
12、书证高发（2012）8号文件证实：2012年胡某任高桥乡政府林办主任。
13、书证《江西省育林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证实：凡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应缴纳育林基金，育林基金在林木产品的销售环节征收，严禁在育林基金外加收任何名目的费用。
14、书证收费许可证证实：经铜鼓县物价局核准的铜鼓县林业部门的收费项目有育林基金、检疫费、森林植被恢复费、林权证工本费、林权勘查费。
15、书证赖某的记录证实：2012年赖某交给林某的木材指标费做了记录的有：8月4日打款16000元（林某签字）、8月7日付20000元（林某签字）、8月14日付90000元（林某签字）、8月22日付李望成20000元（林某签字）、9月11日刘飞龙付40000元（林某签字）、9月17日青生付60000元（林某签字），共计39万元。
16、书证立案决定书证实：铜鼓县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21日决定对林某、胡某涉嫌滥用职权罪一案立案侦查。
17、书证江西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实：由高桥林工站代为收取的2012年度“木材指标费”高桥乡政府是以“胆白公路捐资款”的名义列入了乡政府的公用账目。
18、书证铜鼓县公安局排埠派出所证明、铜鼓县公安局高桥派出所证明证实：林某、胡某均无违法犯罪记录。
19、书证常住人口查询证实：林某、胡某的身份信息情况及其二人均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林某提出的收取“木材指标费”是受下属各村的委托，是村级组织的行为，不是其个人行为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林某作为高桥乡人民政府分管林业工作的领导，明知在林木产品销售环节严禁在育林基金外加收任何名目的费用，但对于下属各村提出由乡政府统一收取所谓的“木材指标费”这一违法请求，不仅未予制止，还出面委托高桥林工站代收，最终造成了木材经营者支付了本不应负担的“木材指标费”这一后果，这显然是被告人林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的个人行为。因此对于被告人林某提出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林某提出的收取“木材指标费”是向木材经营商人收取，全部进了公用账目，不能认定为造成人民利益损失的辩解意见。经查，《江西省育林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凡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应缴纳育林基金，育林基金在林木产品销售环节征收，严禁在育林基金外加收任何名目的费用。可见，在林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不论是向出售林木产品的林农，还是向购买林木产品的经营者收取育林基金以外的任何费用，也不论收取的目的和用途如何，都是不允许的，都必然损害林农或者经营者的合法利益，造成林农或者经营者的经济损失，并且这种损失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违法收取的“木材指标费”应当认定就是造成的人民利益损失。对于被告人林某提出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胡某提出的其没有经手收取、也没有安排他人代为收取“木材指标费”，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胡某作为高桥乡人民政府林办主任，明知在林木产品销售环节严禁在育林基金外加收任何名目的费用，对于下属各村提出由乡政府统一收取所谓的“木材指标费”这一违法请求，未予制止，尽管其本人没有直接收取、也没有指示他人代为收取“木材指标费”，但从其以高桥乡林场的名义与魏某签订的聘请协议中约定的“每销售1立方米木材，付给魏某工资及工作经费5元”之内容，及其本人的供述等证据来看，被告人胡某对于违法收取“木材指标费”一事不仅非常清楚，并参与了商议落实。因此，被告人胡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亦有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的行为。对于被告人胡某提出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林某、胡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明知在林木产品销售环节严禁在育林基金外加收任何费用，超越自身职责权限，违法收取木材指标费，造成人民利益损失5601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某、胡某犯滥用职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被告人造成人民利益损失的数额不准确，应予纠正。被告人林某、胡某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前，向检察机关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均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鉴于二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根据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林某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被告人胡某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何世锋
人民陪审员 刘全成
人民陪审员 卢元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