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57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庞树林，男，1951年11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封国生，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童云洪，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庞树林因与被上诉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北京朝阳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07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庞树林在原审法院诉称：我于1998年7月在北京朝阳医院处做腹膜炎手术，由于输血造成我身患乙肝。我出院后大约一个月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发现身患乙肝，转氨酶高达230，还发现有黄疸。我先后在北京医院治疗四、五年，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东城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东方医院等医院治疗。现在肝功能基本稳定，经常复查，肝功一有波动就吃药稳定。我在开始发现的几年里，基本上租房和家庭隔离，在单位受到同事的注意和领导的远离，经常请假去医院。在我黄金年代里影响了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极大影响。我精神负担过重，吸烟过多，2008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2004年单位为我到劳动局报过病退，没有批准。大部分治疗记录退回后，由于我没有重视，放在办公桌里不慎丢失。现在我时常感到全身无力，没想到终身不能治愈，很可能影响我的寿命，所以我要求判决北京朝阳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我一次性350万元。
北京朝阳医院辩称：庞树林因“腹胀、腹痛3天”，于1998年7月31日于我院急诊就诊，以“急性弥漫性腹膜炎，阑尾穿孔”收入普外科。入院当日“剖腹检查，阑尾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输注血浆400ml，1998年8月10日痊愈出院。治疗中所用血液来源于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血液来源合法，购入途经正规。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有以下3种：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接触传播。血液只是其中一种传播途径。因此与这些人日常生活接触如共同进餐、共用毛巾、牙刷、接吻、过性生活均有可能会传播乙肝病毒。输血后乙型肝炎的潜伏期14—180天，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输血感染的乙肝潜伏期较短，平均约65天左右，发病较急，临床症状较重，黄疸也多见。庞树林起诉状中为明确提供核实发现感染乙肝及相关症状，提供的病历记录中最早为2001年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门诊病历，已经超出了常见的潜伏期。庞树林从1998年出院后从未在我院就诊，是否在外院接受过其他治疗，是否接触过传染乙肝的各种途径，庞树林都没有提供，因此庞树林认定因为在我院输血导致乙肝感染证据不足。鉴于输血存在一定风险，卫生部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颁布了《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以规范临床输血行为。而本案发生在以上法规、条例颁布之前，故我院也无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我院的医疗行为是合法的，庞树林感染乙肝与我院的输血行为无因果关系，不存在过错，不同意庞树林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7月31日，庞树林因“腹胀、腹痛三天”到北京朝阳医院处治疗，当日即行“剖腹检查，阑尾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输注血浆400ml，1998年8月10日痊愈出院。
现庞树林患有乙型肝炎，其主张系在北京朝阳医院处治疗上述疾病时因输血感染。庞树林提供最早的患病记录为2001年10月8日北京军区总医院门诊病历记载“99年体检发现乙肝小三阳，ALT波动”，但庞树林未能提供“99年体检”时的相关材料。根据庞树林申请，法院向北京医院出具了调查函，无果。
诉讼中庞树林申请对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司法鉴定，双方选择了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3年5月，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不予受理决定，认为经审查因缺乏相关重要鉴定材料，以及乙肝病毒感染途径多、感染潜伏期特殊等原因，鉴定材料不完整，不符合受理条件。庞树林随后自行找到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称可以进行司法鉴定。北京朝阳医院对庞树林所选择的鉴定机构没有提出异议。2013年12月，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做出鉴定书，结论为未见1999年体检发现乙肝的报告单，无法确证发现乙肝小三阳具体时间，认为患者在医方输血导致乙肝感染证据不足，待补充“99年体检发现乙肝的报告单”等相关证据材料后，再行补充鉴定。庞树林自行支付了鉴定费用1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庞树林主张的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庞树林对发生了损害结果承担举证责任，北京朝阳医院对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诊疗行为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庞树林的诉讼请求，庞树林须就输血后的合理期限内被确诊患有乙型肝炎一节承担举证责任。但庞树林提供的证据系2001年的病历记载，并无在合理期限内患病的材料，庞树林提供的证据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诉讼中的不利后果。鉴于鉴定机构明确可以在庞树林补充材料后再行鉴定，故庞树林可以待找到新材料后另行诉讼。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庞树林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庞树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予以改判北京朝阳医院赔偿医疗损害350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我正值黄金年龄，影响了工作学习生活至今；二、人的价值不同；三、由于自己没想到今天进行民事诉讼，开始治疗期间的原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单位病退返还后不慎丢失。但是在1996年前后曾经在单位献血。而且北京朝阳医院在病历中没有化验证明，输血化验天经地义。行业有没有规定我不知道，但是50年代治病就有这个习惯程序。而且材料在个人手里容易丢失，在医院病历档案中不容易丢失。我认为医院在我的病历中做了手脚，失去了病历的真正意义。其目的就是损毁真实材料，不承认过错，不负法律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关于医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一节认定：根据送检病历材料，医方于1998-08-01给予输注血浆400ml。医方的输血行为发生在卫生部1999年、2000年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之前，符合当时的医疗行为规范。根据北京市公民义务献血办公室《关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供血范围的通知》医方用血由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提供全血及成分血。输血后乙肝的潜伏期14-180天，潜伏期较短，且发病急症状重。判断是否为输血后感染乙肝的重要条件是，确证发现感染乙肝的时间是否在输血后感染乙肝的潜伏期内。法院送检材料中最早记载患乙肝的时间为2001-10-08北京军区总医院门诊病历：“99年体检发现乙肝小三阳，ALT波动。”但是，送检材料中未见99年体检发现乙肝的报告单，无法确证发现乙肝小三阳的具体时间。因此本次鉴定认为患者在医方输血导致乙肝感染的证据不足。根据送检病历材料，患者在医方输血之前，医方对患者未进行乙肝相关检查，患者输血之前是否感染乙肝病毒，亦缺乏相关依据。但该后果是由于一方未完善相关检查导致的。因此待补充“99年体检发现乙肝的报告单”等相关证据材料后，再行补充鉴定（不需另行缴费）。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未提交新证据。
以上事实，有1998年病历材料、司法鉴定书及发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函件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为：尽管医疗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因果关系上适用举证责任推定原则，但是患者一方仍然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即应当提供相当证据证明因果关系成立之可能性，再由医疗机构对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根据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北京朝阳医院的输血行为发生在卫生部1999年、2000年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之前，符合当时的医疗行为规范，根据北京市公民义务献血办公室《关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供血范围的通知》，医方用血由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提供全血及成分血。依据该鉴定书，现有证据表明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存在不符合当时医疗规范之情形。庞树林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其罹患乙肝之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能够证明该因果关系存在可能性的证据应当是庞树林口述的99年体检发现乙肝的报告单，由于该体检报告单暂时不能提供法庭，庞树林不能证明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其罹患乙肝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本案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不发生倒置，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因此庞树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庞树林可在找到该体检报告单后再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做判决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庞树林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庞树林负担（本院决定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丹
审判员 王 伟
审判员 付 辉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王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