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92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院4号楼1107。
法定代表人：杨志，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志，男，1984年2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邵飞，男，1984年1月5日出生。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长华，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勇，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董凤岭，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领，北京市立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爱霞，北京市立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市安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通黄路北侧2号院内（安洋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长华，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勇，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得公司）、上诉人杨志、上诉人邵飞因与被上诉人董凤岭、原审被告北京市安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洋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9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志得公司、上诉人杨志、上诉人邵飞、原审被告安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长华、张先勇，被上诉人董凤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领、高爱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志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五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董凤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凤岭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是双方为变更工商登记而签订的，并非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应当依据《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来确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志得公司与董凤岭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书》第九条第2款明确约定需签订“实质性的股权转让合同”，所以该《股权收购意向书》仅仅是预约合同。在双方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该《股权收购意向书》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的股权转让受让方是杨志及邵飞。杨志及邵飞与董凤岭及王景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在《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约定了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482万元。志得公司支付的款项均是代杨志及邵飞支付的，志得公司不应当对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承担任何责任，志得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驳回对志得公司的起诉。
二、一审法院认定“志得公司与董凤岭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股权转让费》，确定了志得公司的付款义务，其应当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4200万元，实际欠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只是预约合同。杨志及邵飞与董凤岭及王景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约定了股权转让总价为2482万元。志得公司支付的款项均是代杨志及邵飞支付的，《股权转让费》中虽有志得公司盖章，董凤岭在庭审中也认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杨志及邵飞，董凤岭明知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杨志及邵飞，所以该盖章行为仅仅是证明作用，况且《股权转让费》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在2015年10月15日后志得公司代杨志及邵飞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费》的落款时间认定为2016年1月15日，亦无任何依据。
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股权转让费》判令志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不应当支持董凤岭的诉讼请求。
杨志、邵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五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董凤岭的诉讼请求，支持杨志及邵飞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凤岭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是双方为变更工商登记而签订的，并非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应当依据《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来确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首先，志得公司与董凤岭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书》第九条第2款明确约定需签订“实质性的股权转让合同”，所以该《股权收购意向书》仅仅是预约合同。在双方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该《股权收购意向书》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
其次，实际的股权转让受让方是杨志及邵飞。杨志及邵飞与董凤岭及王景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在《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约定了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482万元。虽然《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没有董凤岭签字，但是董凤岭在法庭上认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股权变更相关事宜，并且对《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记载的股权转让金额是知晓的。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是双方为变更工商登记而签订的，系董凤岭、杨志、邵飞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2015年11月23日，而在该合同签订之前，志得公司，杨志即向董凤岭支付了1900万元，在没有任何合同保证的情况下，杨志和志得公司即向董凤岭另支付如此巨款项，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思维”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股权收购意向书》第四条第2款付款方式约定，意向书约定的3600万元共分三次在2015年12月31日前付清，而意向书约定的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最后期限为2016年1月8日，可以看出，虽然双方在意向书当中约定了明确的付款步骤和期限，但也只能理解为仅仅是双方的意向性安排，在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双方均有放弃交易的权利。志得公司的付款行为，均是意向性协议约定的应当支付的款项，不能据此认定双方达成了实质性的股权转让协议。
三、一审法院认定“对剩余未给付股权转让款，杨志应当在80％的范围、邵飞应当在2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杨志、邵飞与董凤岭、王景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约定了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482万元。志得公司代为向董凤岭支付了3645万元股权转让款，杨志及邵飞并不欠付董凤岭股权转让款。
四、一审法院认定“杨志、邵飞所称的向董凤岭多支付的1163万元，实际系履行《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而向董凤岭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杨志、邵飞要求董凤岭返还其多支付的1163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并不是杨志、邵飞与董凤岭签订，而且并没有实际履行。杨志、邵飞与董凤岭实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约定了总价款为2482万元。志得公司代为向董凤岭支付了3645万元股权转让款。杨志、邵飞要求董凤岭返还其多支付的1163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不应当支持董凤岭的请求，驳回杨志、邵飞的反诉请求。
董凤岭辩称：
一、董凤岭出售安洋公司100％股权的价格为4200万元。
1.董凤岭欲出售安洋公司的股权，与杨志、邵飞进行商谈，最后由杨志、邵飞为股东的志得公司与董凤岭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及《补充协议》，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4200万元。
2.志得公司、杨志、邵飞提出的股权转让价格为2482万元不能成立，也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对此价格也不存在重大误解的地方。假设双方约定的价格是2482万元，在支付到2482万元时，志得公司、杨志、邵飞不会再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更不可能超额支付1198万元超出将近一半。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交易价格为4200万元的事实清楚。
3.营业执照上2480万元为安洋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注册资金，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需要按照注册资金的价格进行转让，至于税务所报税时多出的2万元，因为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需要税务所的完税证明，该价格也是在工商登记之前，所以注册资金2480万元与税务所报税的2482万元不是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格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一审法院认定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是准确的。
董凤岭、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均承认打印的2015年1月15日的日期是笔误，董凤岭认可的日期为2016年1月15日，志得公司、杨志、邵飞认可的日期为2015年10月15日，明显志得公司、杨志、邵飞主张的2015年10月15日不具有可行性，具体事实理由如下：1.2015年10月15日恰好是董凤岭与上一家谈终止合同腾退房屋的时候，董凤岭没有时间也不可能这个时候让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出具欠条；2.2015年10月15日合同项下的股权及房屋均没有交接给志得公司、杨志、邵飞，依据常理志得公司、杨志、邵飞此时也不可能为董凤岭出具欠条；3.2015年10月15日无论按照股权收购价格4200万元还是2480万元计算，所欠的转让款都不是1200万元，而2016年1月15日志得公司、杨志、邵飞支付了3000万元，欠付股权转让款为1200万元；且2016年1月15日已经在工商管理部门将股权变更登记到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名下，双方已无其他争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该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正确。
三、杨志及邵飞应按股权比例对债务承担责任。
2015年11月23日安洋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时，杨志、邵飞持有安洋公司100％股权，杨志持有安洋公司80％的股权，邵飞持有安洋公司20％股权，所以作为实际受益人的杨志应当对520万元中的80％承担还款义务，邵飞作为实际购买人持有安洋公司20％的股权应当对520万元中的20％承担还款义务。
杨志、邵飞不认可股权价格为4200万元的理由不能够成立，杨志、邵飞不管是作为志得公司股东还是实际购买人，均直接参与了整个过程，且杨志作为合同的签字人对合同价格4200万元说不知情，不能得到支持。所以一审法院判决杨志、邵飞按照股权比例承担债务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四、本案采取了诉前保全措施，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应当承担本案的保全费。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志得公司、杨志、邵飞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支持，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董凤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志得公司支付收购款520万元；2.判令志得公司支付迟延利息（利息以5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6％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暂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是49.88万元）；3.判令安洋公司对上述一、二项诉求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杨志、邵飞按照持股比例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即杨志在4200万元的80％范围内、邵飞在4200万元的2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5.案件受理费由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负担。
杨志、邵飞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董凤岭返还杨志、邵飞1163万元；2.诉讼费用由董凤岭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8日，志得公司（甲方）与董凤岭（乙方）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书》，约定：双方经协商就安洋公司100％股权（即目标股权）收购事宜，达成收购意向，甲方拟受让该目标股权并成为安洋公司新的股东。甲方的收购标的为乙方与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共同拥有的安洋公司100％的股权以及安洋公司。甲、乙双方初步商定收购价格为3600万元；本协议签署之日的第二个工作日，甲方向乙方支付意向金100万元，剩余收购款分3次付清：第一次为甲方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给乙方1600万元，第二次为甲方于2015年10月31日前付给乙方1000万元，第三次为甲方于2015年12月31日前付给乙方900万元。甲、乙双方均同意甲方在给乙方支付意向金之日，乙方将安洋公司所有土地证、房产证及其公司相关证件交由甲方保管，甲方有权查阅目标公司相关文件及档案。甲方支付乙方第一次收购款1600万元之日，甲、乙双方及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当日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关股权变更协议。甲方承诺甲方拥有订立和履行本意向书所需的权利，并保证本意向书能够对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签订和履行该意向书已经获得一切必需的授权，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代表已经获得授权签署本协议，并具有法律约束力。乙方承诺在本意向书生效后至双方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日的整个期间，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与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有的安洋公司的股权出让或者资产出让问题再行协商或者谈判；乙方承诺当甲方通过安洋公司现有资产进行市场融资后或甲方自有资金，甲方支付乙方1600万元收购资金时，乙方将与甲方在3个工作日内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在签署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开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乙方拥有订立和履行该意向书所需的权利，并保证本意向书能够对乙方及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乙方可为甲方提供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乙方作为本次股权收购事宜的书面授权书，并保证其具有的法律效力。如股权转让成功，则安洋公司股东由乙方及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2人变更为甲方独有控股，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由甲方独自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7日内，乙方应将安洋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财务账册、凭证、合同等全部资料交由甲方保管；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第二个工作日起开始办理，并在一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本意向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经三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意向书内容予以变更；若甲、乙双方未能在4个月期间内就股权收购事项达成实质性股权转让合同，则本意向书自动终止。落款处有董凤岭及杨志签字，并盖有安洋公司及志得公司的公章。
2015年9月9日，志得公司（甲方）与董凤岭（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协商，在原“股权转让合同”的基础上，双方同意补充以下条款：甲方应对乙方额外支付股权收购金600万元；乙方额外的股权收购金并不作为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收购金内；甲方需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最后一次付清股权收购金的同时支付乙方额外股权收购金；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与原“股权转让合同”同等生效。落款处有董凤岭签字，并盖有志得公司公章及杨志的人名章。
2015年9月9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100万元，并备注“收购安阳公司”。2015年9月18日，安洋公司给志得公司出具《关于履行收购协议的函》，载明安洋公司收到志得公司交来的定金100万元，安洋公司亦将土地证交给志得公司，由律师做尽职调查，安洋公司也按约暂停了对第三方出售股权的谈判；《股权收购意向书》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第一次股权收购款即人民币1600万元”请志得公司做好该款项筹集工作，并按时支付，如不能按时支付，请提前十个工作日书面告知；如未能按时支付，将视为志得公司放弃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收购意向书》效力于2015年9月30日终止。落款处有案外人简卫文签字，并盖有志得公司及安洋公司的公章。
2015年9月25日，志得公司及简卫文出具了《借据》，载明收到安洋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兴区国用籍字第107号）、房屋所有权证原件X京XX**号）、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15007248841）安洋公司、税务登记证（京证110115102900149）、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1090014-9），五证暂借给志得公司，《意向书》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于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第一次股权收购款即1600万元；如志得公司未能按时付款，将视为志得公司放弃收购目标公司；《意向书》权利于2015年9月30日终止，志得公司于当日将暂借的五证退还给安洋公司。
2015年9月25日，杨志向董凤岭转账200万元；2015年9月30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700万元，并备注“收购股权”；2015年10月14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300万元，并备注“收购安阳公司”；2015年10月21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300万元，并备注“收购安阳部分款项”；2015年11月16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300万元，并备注“股权投资”；2015年11月27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100万元，并备注“安阳公司收购部分款”；2015年12月11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1000万元，并备注“安阳公司股权收购”。至此，董凤岭共计收到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
安洋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以下内容：2015年11月23日，安洋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王景深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的496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20％）转让给邵飞；同意股东王景深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的644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26％）转让给杨志；同意股东董凤岭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的1340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54％）转让给杨志；同意免去王景深执行董事职务，同意解聘王景深经理职务，同意免去董凤岭监事职务。落款处有全体股东王景深及董凤岭签字。同日，王景深与杨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景深同意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的644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26％）转让给杨志，杨志同意接受。董凤岭与杨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董凤岭同意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的1340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54％）转让给杨志，杨志同意接受。王景深与邵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景深同意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的496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20％）转让给邵飞，邵飞同意接受。同日，安洋公司作出另一股东会决议，同意选举杨志为执行董事，并聘任杨志为经理；同意选举简卫文为监事；同意修改后的章程；落款处有全体股东即杨志、邵飞的签字。2015年11月30日的《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载明，王景深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邵飞，转让合同总金额为496.5万元，每股净资产为0.97元，股权原值为496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本次已实现的收入额为496.5万元，本次申报应纳税额为0.1万元；王景深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26％的股权转让给杨志，转让合同总金额为644.5万元，每股净资产为0.97元，股权原值为644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本次已实现的收入额为644.5万元，本次申报应纳税额为0.1万元；董凤岭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54％的股权转让给杨志，转让合同总金额为1341万元，每股净资产为0.97元，股权原值为134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本次已实现的收入额为1341万元，本次申报应纳税额为0.2万元。《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的“转让合同总金额”合计为2482万元，“本次已实现收入额”共计为2482万元，据此，杨志、邵飞主张股权转让的价格实际为2482万元。
2016年1月14日，董凤岭与杨志等签署了《交接单》，载明：2015年12月11日董凤岭（代表王景深）将安洋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杨志、邵飞，并已在北京市工商局大兴分局登记备案，董凤岭将安洋公司的相关证照交付给新的管理人简卫文，交接清单包括：公章1枚、合同章1枚、财务章1枚、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机构代码证正本和副本、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落款处有递交人董凤岭签字，有收到人杨志签字，并盖有安洋公司公章及志得公司财务专用章等。
落款日期为“2015年01月15日”的《股权转让费》载明，志得公司收购安洋公司股权，现差安洋公司原股东董凤岭收购款1200万元，将于1个月后付清。落款处有志得公司的名称及公章，并加盖了安洋公司的公章。一审庭审中，各方均认可该落款时间有笔误，董凤岭认为应为2016年1月15日，因截止到2016年1月15日，志得公司等实际向董凤岭支付了3000万元转让款，尚欠1200万元未支付；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认为应为2015年10月15日。
2016年1月28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200万元，并备注“安阳股权”；2016年3月7日，杨志向董凤岭转账200万元；2016年4月1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100万元，并备注“收购安洋商贸股权”；2016年5月6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10万元，并备注“安洋股权”；2016年5月18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50万元，并备注“收购安洋”；2016年7月18日，简卫文代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50万元，并备注“收购北京市安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款”；2016年8月2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10万元，并备注“安洋股权”。至此，董凤岭共计收到安洋公司的股权转让款3620万元。一审庭审中，董凤岭称，董凤岭代志得公司收取了安洋公司的租金60万元，抵扣志得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志得公司尚欠52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即为董凤岭本诉诉求中的金额。
另有两笔转账董凤岭不认可是股权转让款。一是2016年6月13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5万元，并备注“活动经费”。董凤岭称该笔款项是办理税款的费用，并非股权收购款；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称是办理土地证需要的费用。二是2016年9月23日，志得公司向董凤岭转账20万元，并备注“安洋”。董凤岭称该笔款项是给案外人李正保、王玲杰等看现场的劳务费；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称该笔款项也是办理土地证的费用。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8月25日，案外人王景深出具《承诺书》，载明：“承诺人：王景深，北京市安洋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占公司46％的股权。承诺人承诺将公司46％的股权有偿转让给公司股东董凤岭。董凤岭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后，承诺当日配合乙方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将承诺人的股权变更转让给董凤岭，承诺人拒绝转让股份46％赔偿董凤岭人民币1000万元。”经一审法院与王景深本人核实，王景深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未予否认，认可工商登记中《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其签字的真实性；并称，其与董凤岭签订了协议，约定王景深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46％的股权转让给董凤岭，转让价格是1000万元，该1000万元董凤岭已实际支付给王景深，当时双方说好由董凤岭负责安洋公司股权的下一受让方，安洋公司后续的股权转让与王景深再无关系，安洋公司与王景深也再无关系；其另称，为方便办理工商登记，其根据董凤岭的指示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在了杨志、邵飞名下。王景深明确不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称本案处理结果与其无关。
一审法院再查明，1997年，原大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载明“北京市新建置业有限公司”于1997年4月25日于该局重新登记，并变更名称为“北京市安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安洋公司的工商档案中一份落款日期为2000年3月7日的书面材料载明，安洋公司于1994年4月6日在大兴工商局注册成立，当时注册名称为“北京市新建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企业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于1996年10月7日变更为“北京市安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从50万元增至2480万元。
原大兴县土地管理局于1995年7月颁发的证号为大兴县国用（籍）字第107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北京市新建置业有限公司，面积为15.6亩，使用期限为50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应当明确董凤岭是否有权代替王景深转让安洋公司的股权。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王景深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并认可王景深本人也实际办理了安洋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经该院与王景深核实，其称已将其持有的安洋公司46％的股权转让给董凤岭，董凤岭也已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给付王景深，则董凤岭实际取得了王景深持有的安洋公司46％股权的处分权，也即拥有安洋公司100％股权的处分权，其有权对外签订合同转让安洋公司100％的股权。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是否生效；二、应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主体；三、实际欠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一、关于《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效力。
安洋公司认为，一是《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实际的股权受让方是杨志、邵飞；二是《股权收购意向书》约定“甲、乙双方未能在4个月期间内就股权收购事项达成实质性股权转让合同，则本意向书自动终止”，双方并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故《股权收购意向书》已终止；三是《关于履行收购协议的函》约定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1600万元，“如未能按时支付，将视为志得公司放弃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收购意向书》效力于2015年9月30日终止”，志得公司并未在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1600万元，故《股权收购意向书》已终止。杨志、邵飞认为，杨志、邵飞分别与董凤岭、王景深签订了工商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写明了股权转让合同的总金额为2482万元，故实际股权转让的价格应当为2482万元。
该院认为，首先，《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没有董凤岭、王景深及杨志、邵飞、志得公司签字或盖章，故不能以该表中载明的股权转让金额来确定本案股权转让的价格。其次，《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于2015年11月23日，而在该合同签订之前，志得公司、杨志即向董凤岭支付了1900万元，在没有任何合同保证的情况下，杨志或志得公司即向董凤岭支付如此巨额款项，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思维，故可推定工商登记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志得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杨志为志得公司的唯一股东，志得公司对外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费》，杨志作为志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明知。另外，志得公司称之前给付的款项均为代杨志、邵飞支付，《股权转让费》也系代杨志、邵飞签订，但经该院询问杨志、邵飞是否认可欠付董凤岭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时，志得公司并未否认。最后，虽然《股权收购意向书》约定双方需后续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实际双方未再签订，但在实际履行中，董凤岭、王景深已按志得公司的指示协助将安洋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杨志、邵飞名下，并按《股权收购意向书》的约定向志得公司交付了安洋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等，即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股权收购意向书》约定的主要义务，且志得公司予以接收。因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系按《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履行的各自义务，该两份协议已实际产生效力。
综合来看，《股权转让协议》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是双方为变更工商登记而签订的，并非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应当依据《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来确定。
二、关于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主体。
本案中，志得公司与董凤岭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费》，确定了志得公司的付款义务，其应当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即共计4200万元。
安洋公司虽在《股权转让费》中加盖了公章，但并没有向董凤岭承担保证等担保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故董凤岭仅以安洋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即要求安洋公司对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另，杨志、邵飞作为安洋公司股权的受让方，应当承担给付相应对价的责任。庭审中，志得公司称其代杨志、邵飞出具了《股权转让费》，经该院询问志得公司代为出具即是杨志、邵飞也认可欠董凤岭股权转让款1200万元时，杨志、邵飞并未否认，故应当认定杨志、邵飞对股权转让价格应当也是明知并认可的。因而，杨志实际受让安洋公司80％的股权、邵飞实际受让安洋公司20％的股权，故对于剩余未给付股权转让款，杨志应当在80％的范围、邵飞应当在2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三、关于实际欠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双方对三笔款项存在争议。一是志得公司于2016年6月13日向董凤岭转账5万元，备注了“活动经费”。从该备注的字面表述看，不能体现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辩称是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的费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双方存在关于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的约定。故该院对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亦无法认定该笔5万元转账系支付的涉案股权转让费。
二是志得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向董凤岭转账20万元，备注了“安洋”。董凤岭称该笔款项是给案外人李正保、王玲杰等看现场的劳务费，但未向该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认定该20万元为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向董凤岭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三是董凤岭称其代安洋公司收取了租金60万元，主张从志得公司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并减少了相应诉求的金额，该院不持异议。
综上，董凤岭诉求中的股权转让款，该院仅支持500万元，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故，志得公司应当给付董凤岭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杨志应在500万元的80％、邵飞应在500万元的2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关于董凤岭诉求中的利息部分。该院经上述论证认定双方实际按《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履行义务。截至2016年1月15日，志得公司、杨志共计向董凤岭支付3000万元，尚欠1200万元未支付，与《股权转让费》中欠付的金额一致，故该院认定《股权转让费》的实际落款日期应为2016年1月15日。志得公司在《股权转让费》中承诺1个月后付清，即应于2016年2月14日前支付，故董凤岭主张的利息部分应当自2016年2月15日起计算，计算标准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志得公司、杨志、邵飞、安洋公司称该日期应为2015年10月15日，但在此日期之后，志得公司、杨志陆续向董凤岭付款高达2500多万元，不符合常理，故对其关于该日期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杨志、邵飞的反诉请求。工商登记显示安洋公司的原名称为“北京市新建置业有限公司”，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事实。在双方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时，志得公司也将涉案大兴县国用（籍）字第10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取走进行尽职调查工作，其对该证的登记状况应当是明知并认可的。杨志、邵飞称，董凤岭承诺办理该土地使用权证的名称变更手续，即将该证的名称变更为安洋公司，但并未向该院提交证据证明。其所称向董凤岭多支付的1163万元，实际系为履行《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而向董凤岭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称因董凤岭承诺办理该证的名称变更手续，故陆续向董凤岭支付1163万元手续费的意见，明显不符合常理，该院不予采信。故，杨志、邵飞要求董凤岭返还其多支付的1163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北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董凤岭股权转让款五百万元；二、杨志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四百万元的范围内向董凤岭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邵飞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一百万元的范围内向董凤岭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北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董凤岭利息损失（以五百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五日起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董凤岭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杨志、邵飞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志得公司与董凤岭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
志得公司、杨志、邵飞上诉称，《股权收购意向书》中约定应签订实质性的股权转让合同，因双方并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故《股权收购意向书》不能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董凤岭与杨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王景深与杨志、邵飞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是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价款为2482万元。
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股权收购意向书》约定志得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前向董凤岭支付第一次收购款1600万元，志得公司支付董凤岭第一次收购款1600万元之日，志得公司、董凤岭及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在三日内办理相关股权变更协议。志得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向董凤岭付清了第一次股权收购款1600万元，之后双方并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即志得公司、杨志、邵飞所称的实质性股权转让合同；第二，安洋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2015年11月23日王景深与杨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王景深持有的安洋公司的644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26％）转让给杨志，王景深与邵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王景深持有的安洋公司的496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20％）转让给邵飞，董凤岭与杨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董凤岭持有的安洋公司的1340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54％）转让给杨志，前述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董凤岭、王景深持有的安洋公司的全部2480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100％）分别转让给杨志、邵飞，该2480万元是安洋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付款时间、付款方式、股权变更登记时间等基本内容；第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志得公司继续向董凤岭支付股权转让款，截至2016年8月2日董凤岭共计收到志得公司、杨志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620万元，已经远远超出志得公司、杨志、邵飞主张的双方2015年11月23日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2482万元，且在董凤岭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志得公司、杨志、邵飞从未要求董凤岭返还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第四，《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的2480万元系股权原值，股权转让价格不必然等于股权原值，且没有董凤岭、王景深、志得公司、杨志、邵飞的签字、盖章确认；第五，志得公司、杨志、邵飞称多向董凤岭支付的1163万元系董凤岭承诺办理大兴县国用（籍）字第10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名称变更手续的费用，对此董凤岭予以否认，志得公司、杨志、邵飞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第六，董凤岭、王景深已按志得公司的指示协助将安洋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杨志、邵飞名下，并按《股权收购意向书》的约定向志得公司交付了安洋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等。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安洋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中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具备基本的履行内容和条件，双方在履行《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过程中，虽然存在逾期付款、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等瑕疵，但双方并未终止履行《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也未曾解除《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是双方为变更工商登记而签订的，并非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应当依据《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来确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按照志得公司与董凤岭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4200万元，根据志得公司、杨志、邵飞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3700万元，尚欠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志得公司作为《股权收购意向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签约方，合同中约定了志得公司负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杨志、邵飞系安洋公司股权的实际受让人，一审法院判决由志得公司向董凤岭支付所欠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由杨志、邵飞按照受让股权份额对志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志得公司、杨志、邵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380元，由北京志得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6800元（已交纳），由杨志负担73264元（已交纳），由邵飞负担18316（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红建
审 判 员 李 丽
审 判 员 罗 珊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石 婕
书 记 员 牛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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