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9民终34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金和。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平，上海坤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浦。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宇，江苏道和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金和因与被上诉人王海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2015）大商初字第00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金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2015）大商初字第0036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大商初字第0036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明确牵强，应予改判。（一）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实际讼争的是股权转让对价的给付，属于买卖合同的范畴，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上诉人是基于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7日在工商登记机关当场签字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在上诉人全面履行了该协议全部义务、被上诉人因受让上诉人股权成为江苏恒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创公司）股东后，未按照协议约定的于2014年6月30日给付股权转让款1023.21954万元的义务，经催要后仍不支付的情况下，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一审法院应当审查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是否为双方当事人所签，协议签订时有无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可变更情形，如没有这些情形，则一审法院应当以此协议的内容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的依据。而一审法院以与本案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实际履行的诸多协议来认定恒创公司的实际投入，又以实际投入小于实收资本为由，得出2014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作为确定双方债权债务的依据的结论是错误的。1、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工商登记机关签订的，对转让股权的份额、价格、给付时间都有明确的约定。协议签订之前，被上诉人对恒创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状况十分清楚，且接受了协议约定的股权。显见，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协议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应当是双方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2、徐往扣、潘祥军、张友宏、仲银存与恒创公司的关系并非股东关系，上述关系人及上诉人签订的所有未经工商登记的协议均不具有确认股东资格和认定股权价值的效力。徐往扣、潘祥军、张友宏、仲银存与恒创公司的关系应是因垫资款形成的普通债权债务关系，这有（2013）大商初字第0216号生效判决书判决内容所认定。3、徐往扣对恒创公司的垫支债权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转让给了被上诉人王海浦，王海浦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说明徐往扣没有同意将对恒创公司的权利转让给他，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在徐往扣债权转让与王海浦……，恒创公司从最初的四个实际投资人演变为叶金和、杨树霞、王海浦、潘祥军、黄鑫”。4、2014年3月22日所谓《董事会记录》不能作为上诉人作为恒创公司股权出让人与受让人股权转让对价确定的依据。首先，股权转让对价应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数额为准；其次，所谓《董事会记录》产生于双方讼争股权转让后，又没有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诉人和杨树霞的签字，故其既没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上诉人作为出让人没有签字），也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上诉人和杨树霞没有签字，且同意股权未有三分之二），纯粹是几名股权受让人在成为恒创公司股东后不讲诚信企图赖账之举。一审法院竟然以这样一份根本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的所谓《董事会记录》来确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数额，实在令人费解。5、一审法院所谓对陈平、徐明选、沈某的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不能采纳为证据，其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价值的多少。首先，该笔录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证人证言，如果是证人证言，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诉讼当事人的质询。其次，该笔录也没有证明到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工商机关登记转让股权之前，对股权价值不按登记的转让协议约定价格结算有过协议。再则，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持有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为由，认定该转让协议仅为登记所用的观点错误，所有当事人在工商登记机关签字后交工商机关入档保存，且依此进行了股权变更，应当具有效力。（二）由于股权转让合同属买卖合同，故公司股权的对价并不须与公司实际投资款的多少对等。出资瑕疵也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双方当事人依据双方确认的、经过股东会同意的、又经过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交易。至于股权瑕疵责任的承担，则应以受让人是否明知出让股权瑕疵的存在而确定如何处理，那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如认为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过高或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应当依法申请撤销，如有无效情形，法院应予确认无效，从而适用返还原则，使恒创公司的股权配置恢复到由叶金和、杨树霞二人持股状态，而不应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海浦辩称，1、2014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应付工商登记而签订的，实际上恒创公司的总投资额只有1750万元，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对恒创公司资产和经营状况十分清楚，所以在公司总投资额上多次与其他股东特别是上诉人进行沟通，以确定一个双方都接受的数额，并以此来进行股权比例的分配。2、徐往扣将公司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虽然没有得到徐往扣批准，但对此上诉人是明知的，而且王海浦签订2014年3月7日的协议是基于徐往扣对恒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如果上诉人认为徐往扣转股给被上诉人无效，那么上诉人转股给被上诉人也应当无效。3、2014年3月22日董事会记录说明各方要求对2014年3月7日协议的虚假进行明确，仍按总投资1750万元计算，这个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都不持有协议原件可以印证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虚假，协议仅仅是一个形式。4、证人证言是真实可信的。
叶金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王海浦立即支付叶金和股权转让款1023.21954万元，并承付此款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诉讼费用由王海浦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26日，张友宏（丁方）与叶金和（甲方）、潘祥军（乙方）、徐往扣（丙方）签订《投资意向协议书》1份。该协议约定，甲、乙、丙、丁四方为合作经济,拟在大丰市白驹工业园区新办建筑材料矿粉项目企业,项目总投资约1600万元,各方投资额为:甲方450万元，乙方350万元，丙方500万元，丁方300万元。办理营业执照按协议比例。该投资款于2011年11月1日汇入投资账户。由丙方具体负责该项目，重大事项由共同投资人讨论通过。启动期间的资金流向，每月须通过会计报表向投资人反映。投资期间，合伙人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各合伙人按各投资金额享受权利及承担义务。公司的所有收、支一律到财务账。四方当中，如有一方退股，按公司章程办等等。
恒创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由香港睿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辉公司）独资设立，注册资本为700万美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徐往扣。睿辉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首次缴纳出资额3499805美元，占注册资本的50%。四名意向投资人均未登记为恒创公司的股东。恒创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后，独立投资人睿辉公司除授权徐往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人代表）外，未另行派员参与恒创公司的经营与管理，该公司实际由四名意向投资人在经营。
2012年6月25日，恒创公司形成“公司章程”一份，该章程载明的股东为叶金和、徐往扣、潘祥军、张友宏，确定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分别为叶金和495万元，33%；徐往扣495万元，33%；潘祥军412.5万元，27.5%；张友宏97.5万元，6.5%；总出资额为1500万元；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但该公司章程未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2012年12月25日，徐往扣、叶金和、潘祥军、张友宏在恒创公司召开股东（董事）会，并形成股东（董事）会决议1份。该决议的主要内容是：股东（董事）会同意将恒创公司对外转让。转让方式为，先对股东（董事）内部进行转让，在规定时间内内部没有人认购的，就对外进行转让，以人民币2400万元对外进行转让。转让公司所得资金减去公司所有欠款后形成的亏损按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摊。且约定了欠款支付程序。并加注：叶金和要买优先购买，叶金和不买徐往扣必须购买。叶金和、徐往扣、潘祥军、张友宏均在该决议上签了名。
2013年1月6日，叶金和（甲方）与徐往扣、潘祥军（乙方）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筹建的恒创公司，由甲方叶金和出资2400万元收购；并就乙方两人投资额的返还事项进行了具体约定，投资款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2013年1月18日，恒创公司形成股东决定1份，内容为：同意公司投资人睿辉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叶金和、杨树霞；公司的企业类型由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变更为内资自然人控股企业；免去徐往扣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免去潘祥军公司监事职务。2013年1月18日，睿辉公司分别与叶金和、杨树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1份，睿辉公司将其在恒创公司中的90%股权（630万美元，其中实缴529.9805万美元）和10%股权（70万美元，实缴70万美元）按股权对价（购买价）630万美元、70万美元分别转让给叶金和、杨树霞。2013年1月29日，工商管理机关准予恒创公司变更登记，变更事项为：原法定代表人姓名徐往扣；原注册资本700万美元；原实收资本599.9805万美元；原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原股东/发起人名称，睿辉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姓名叶金和；现注册资本4428.3067万元人民币；现实收资本3789.7022万元人民币；现企业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现股东/发起人名称叶金和，认缴出资额3985.476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3346.8715万元人民币，杨树霞认缴出资额442.8307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额442.8307万元人民币。即恒创公司由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转为内资自然人控股企业后，恒创公司的股东仅为叶金和、杨树霞两人。2013年5月8日，恒创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由4428.3067万元减少到3789.7022万元，减少金额638.6045万元，系减少股东叶金和认缴但未实际到位的出资；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2013年5月9日，在现代快报上发布了减资公告。公司的股东叶金和出资比例为88.315%，杨树霞为11.685%。
2013年1月31日，投资协议人叶金和、仲银存、徐往扣、潘祥军签订《协议书》1份，内容为：为促进恒创公司的生产经营运作和公司的发展，2013年1月31日，四位股东于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订立如下协议：一、公司总投资确定为1750万元。其中：叶金和577.50万元，占33%；徐往扣490万元，占28%；潘祥军376.50万元，占21.50%；仲银存306万元，占17.50%。二、股东投资的到位时间为：叶金和：2012年4月26日到位495万元，2013年2月1日增股82.50万元；徐往扣：2012年4月16日到位495万元，2013年2月1日调整为490万元；潘祥军：2012年4月16日到位412.50万元，2013年2月1日调整为376.50万元；仲银存：2013年1月6日到位100万元，2013年1月11日到位100万元，2012年2月4日到位106万元。
2013年11月5日，叶金和、杨树霞（甲方）、王海浦（乙方）、潘祥军（丙方）、仲银存（丁方）、黄鑫（戊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内容为：2011年9月19日，恒创公司成立。后恒创公司因经营资金紧张，甲方增加了部分投资资金，又分别向徐往扣、丙方、丁方吸收了大部分投资资金，并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了《协议书》。现因公司股东人员发生变动，特订立如下协议：1、公司总投资为1750万元。其中甲方叶金和投资为402.5万元，占23%；甲方杨树霞投资为175万元，占10%；徐往扣投资为490万元，占28%；丙方潘祥军投资为376.5万元，占21.5%；丁方仲银存投资为306万元，占17.5%。2、甲方杨树霞的股权全部转让与甲方叶金和，徐往扣的股权全部转让与乙方王海浦，丁方仲银存的股权全部转让与戊方黄鑫。3、本协议生效后，公司由此发生的债权、债务等由现有股东共同承担。4、本协议生效后，公司股权即发生转让。甲、乙、丙、丁、戊五方须在本协议生效后30日内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4年3月7日，恒创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1份，内容为：1、同意叶金和将其持有恒创公司的股权1023.21954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7%）以1023.2195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王海浦。2、同意叶金和将其持有恒创公司的股权776.8895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5%）以776.8895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潘祥军。3、同意叶金和将其持有恒创公司的股权625.3008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6.5%）以625.3008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黄鑫。4、同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5、同意吸收王海浦、潘祥军、黄鑫为公司新股东。同日，恒创公司对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修改为，股东叶金和、杨树霞、王海浦、潘祥军、黄鑫出资比例分别为28%、8%、27%、20.5%、16.5%。
2014年3月7日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时，叶金和（出让方）与王海浦（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载明：1、出让方将其持有恒创公司的股权1023.21954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7%）以1023.2195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王海浦。2、受让方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2014年3月10日，恒创公司经工商登记变更，现股东名称为叶金和、杨树霞、王海浦、潘祥军、黄鑫。
2014年3月22日，恒创公司召开董事会，参加人员为叶金和、杨树霞、王海浦、潘祥军、黄鑫，列席人员陈平（陈平系恒创公司的债权人），记录人徐明选（徐明选是恒创公司的材料会计）。董事会记录中的第二条载明，关于登记进入公司章程股金分配约定分配比例，经股东协商决定如下：徐往扣490万元，占总股28%，由王海浦负责偿还给徐往扣。王海浦作为公司股东享受公司28%的股份，在登记进入公司章程时签订的现金转股时立下的协议，王海浦欠叶金和1020万元现金由徐往扣原先的490万元作抵冲，不管恒创公司注册资本多少，王海浦享受恒创公司28%的股份。仲银存借给叶金和300万元转为17.5%的股份由黄鑫接管，黄鑫享受恒创公司17.5%的股份。叶金和欠仲银存300万元由黄鑫负责偿还。潘祥军投资恒创公司376万元转为恒创公司的股份，占公司21.5%的股份，潘祥军享受公司21.5%的股份。叶金和投资公司股金402.5万元，占公司股份23%，杨树霞投资公司股金175万元，占公司股份10%。王海浦、黄鑫、潘祥军各转1%股份给叶金和，杨树霞转2%股份给叶金和，每股17.5万元。叶金和从恒创公司往来中转52.5万元给王海浦、黄鑫、潘祥军三人。调整后，各股东所占公司股份为：叶金和28%、王海浦27%、黄鑫16.5%、潘祥军20.5%、杨树霞8%。王海浦、黄鑫、潘祥军在该董事会记录上签名，陈平作为见证人员在该董事会记录上签名。
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对陈平进行了调查，其陈述的董事会内容与记载的内容基本相符。一审法院也对徐明选进行了调查，其认可董事会记录是其所写，记载的内容是会议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要求叶金和就恒创公司注册资本的交纳及叶金和夫妇受让恒创公司的股权支付对价的事实进行举证，叶金和认为与本案无关联而未举证。同时一审法院就本案相关事实向大丰区白驹镇副镇长沈某调查，其陈述：恒创公司最初是由叶金和、潘祥军、徐往扣、张友宏投资开办，并以睿辉公司名义来运作。后来由于公司运营不正常，经四人协商，决定由叶金和经营，其他人投资款作价2400万元由叶金和负责偿还。但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叶金和的资金没有到位，其他三人重新参与到公司的经营，并最终决定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参与到公司。当时他们三人要求确定公司的总投资为1750万元，但叶金和要求确定公司的总投资为2400万元。后经白驹镇政府协调建议总投资为2250万元。后来我又听说最终他们是按注册资本3000多万元转的，当时我就询问是什么情况，黄鑫他们说是按注册资本转的，这样他们就成为公司的股东，之后再开股东会将注册资本降为1750万元。我当时就告诉他们这样有问题，后来他们也发现这样有问题，所以就向兴化法院起诉。据说后来徐往扣、仲银存起诉叶金和，要求其返还投资款，叶金和就以股权转让协议来起诉他们。
一审法院另查，双方均不持有2014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叶金和诉讼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从工商登记的档案中调取。叶金和与杨树霞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26日，一审法院受理张友宏诉恒创公司公司设立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2013）大商初字第02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恒创公司返还张友宏垫付款98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叶金和仅凭在工商登记部门的2014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王海浦支付股权对价能否成立？综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叶金和的主张不能成立。其理由如下：（一）恒创公司的设立、变更情况看，该公司实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公司，存在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实际情况。恒创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工商登记为台港澳法人独资，独立投资人睿辉公司独资设立，除授权徐往扣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外，未另行派员参与恒创公司的经营与管理，而是四名意向投资人叶金和、潘祥军、徐往扣、张友宏参与经营和管理。2013年1月18日恒创公司股东决定，恒创公司投资人由睿辉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叶金和、杨树霞；企业类型由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变更为内资自然人控股企业；免去徐往扣执行董事、免去潘祥军监事职务。但叶金和无法提供其转让股权支付对价手续，故其作为受让方目前仅有工商登记记载其与杨树霞分别持90%、10%的股份，无法认定其实际出资额。2013年1月29日，恒创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叶金和；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公司。据此，恒创公司最初设立为外资独资企业，后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公司。从恒创公司的演变过程来看，恒创公司名为外资独资企业，实际系由四名自然人投资并运作，尽管自然人有退出的，也有转让的，但在工商登记中并无任何记载。于是便产生了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情形，叶金和通过受让方式成为了显名股东，而潘祥军、徐往扣、张友宏（后为仲银存）几个实际投资人则成为了隐名股东。（二）恒创公司实际投资人的投资情况以及叶金和与其它几名实际投资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从2011年7月26日《投资意向书》来看，叶金和、潘祥军、徐往扣、张友宏四个自然人投资意向，项目总投资约1600万元，分别为450万元、35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2012年6月25日，实际投资人订立“公司章程”，确定了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具体为：叶金和、徐往扣均投资495万元，33%，潘祥军412.5万元，27.5%；张友宏97.5万元，6.5%。为解决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叶金和、徐往扣、潘祥军、张友宏几个实际投资人形成2012年12月25日股东会决议，拟对恒创公司对外转让。后张友宏退出投资，因投资款的问题形成诉讼，法院判决恒创公司返还张友宏投资款98万余元。2013年1月6日，叶金和（甲方）与徐往扣、潘祥军（乙方）订立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筹建的恒创公司，由叶金和出资收购，并就投资额的返还事项进行了约定。说明曾经就有这种设想，其它实际投资人退出，由叶金和出资2400万元收购，并返还其余实际投资人的投资款。此后，仲银存参与投资。2013年1月31日协议，对实际投资人的出资情况及到位时间进行了明确表述，公司总投资确定为1750万元，其中叶金和577.5万元，徐往扣490万元，潘祥军376.5万元，仲银存306万元。2013年11月5日叶金和、杨树霞、王海浦、潘祥军、仲银存、黄鑫订立协议书，载明恒创公司因资金紧张，叶金和、杨树霞分别向徐往扣、潘祥军、仲银存吸收了大部分投资资金。公司总投资为1750万元，叶金和为402.5万元，徐往扣490万元，潘祥军376.5万元，仲银存306万元。从以上一系列协议来看，不变的是恒创公司的实际总投入最多一次记载为1750万元（虽协议中也有过1600万元、1500万元记载）。结合叶金和无法举证与上手转让方支付对价的依据，且其从徐往扣、潘祥军、仲银存处吸收了大部分资金，可以认定工商登记显示的注册资本与实际投资资本不相吻合。叶金和虽为法定代表人，但其实际结欠徐往扣投资款490万元、结欠仲银存投资款300万元，而叶金和又无能力支付。在徐往扣债权转让与王海浦、仲银存转让与其女婿黄鑫后，叶金和分别欠王海浦490万元、黄鑫投资款300万元，恒创公司从最初的四个实际投资人叶金和、潘祥军、徐往扣、张友宏演变为叶金和、杨树霞、王海浦、潘祥军、黄鑫。（三）恒创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与实际投资资本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在处理实际投资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时，只能以投资人之间的投资协议作出判定。2014年3月22日董事会记录虽未有叶金和、杨树霞签名，但有其它几个隐名股东的签名以及无利害关系的列席人员陈平、材料会计徐明选作证，可以作为证据采信。董事会记录第二条载明，关于登记进入公司章程股金分配比例，就是让隐名股东转变为显名股东的真实意思。并表述徐往扣490万元，占股28%，由王海浦负责偿还给徐往扣。王海浦在进入公司章程时签订的现金转股时立下的协议，王海浦欠叶金和1020万元现金由徐往扣原先的490万元抵冲，意味着王海浦只与转让人徐往扣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但其转变为显名股东后无须支付价款。也就是说在叶金和作为显名股东尚欠隐名股东投资款的情况下，通过使徐往扣、仲银存的债权转变成为股权，了结叶金和与徐往扣、仲银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3月7日，按照注册资本不变，按占股比例27%转让给王海浦，使王海浦成为显名股东。即实现投资人之间约定的“登记进入公司章程”，以3789.7022万元的27%计算出转让价为1023.219054万元。证人沈某的陈述，亦证实双方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以注册资本3000多万进行转让。因此2014年3月7日股东会决议既是为了解决隐名股东转变为显名股东的问题，更是为了与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相吻合，双方均不持有原件，完全是为了工商登记备案所用，通过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使隐名股东的身份转变为显名股东。但此协议并非实际投资人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记载，叶金和更不可以将此作为债权凭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叶金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245元，由叶金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3年2月20日，盐城立信如良会计师事务所向恒创公司出具了一份立信专审[2013]第8号《专项审计报告》，内容有：“根据贵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电子账表及相关财务资料，我们对贵公司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财务账目审计结果如下：（一）贵公司投入注册资本总额1500万元，各股东投入明细如下：1.股东徐往扣认购股本495万元，实际投入495万元，其中310万元为承兑汇票，全部资金到位时间为2012年4月16日；2.股东叶金和认购股本495万元，实际投入495万元，其中244.742万元为承兑汇票，全部资金到位时间为2012年4月16日；3.股东潘祥军认购股本412.5万元，实际投入412.5万元，其中83.473979万元为承兑汇票，3万元昌河面包车（尚未办理过户手续），全部资金到位时间为2012年7月11日；4.股东张友宏认购股本97.5万元，实际投入97.5万元，其中20万元为承兑汇票，全部资金到位时间为2012年4月15日。……（三）截止2012年12月31日，各股东累计注入资金情况如下（不含各股东认缴的投入资本）：1.股东徐往扣累计注入资金6380461.80元……；2.股东叶金和累计注入资金2565477.27元……；3.股东潘祥军累计注入资金763956.06元……；4.股东张友宏累计注入资金6259.64元……。”
2013年11月7日，恒创公司制定了一份《股东制度》，内容有：“……4.由王海浦、黄鑫协助叶金和管理厂里全部事务。潘祥军管理生产及后勤。有任何争议问题股东会研究决定。5.等徐往扣回恒创公司。王海浦无条件把徐往扣的股金转回徐往扣本人。除非徐往扣本人不愿意接手股金。……”叶金和、王海浦、黄鑫、潘祥军在该份《股东制度》落款股东处签字。
2014年3月7日，叶金和还分别与黄鑫、潘祥军在工商部门各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叶金和将其持有恒创公司的股权625.3008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6.5%）和776.8895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5%），分别以625.30086万元、776.8895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鑫、潘祥军。
二审中，大丰区白驹镇副镇长沈某到庭作证，其陈述：恒创公司办了之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当时一开始是承包经营，股东之间有纠纷，2013年12月31日镇政府开始介入企业纠纷，沈某受委派参与纠纷协调。沈某了解到一开始是徐往扣、张友宏、潘祥军以及叶金和四人是合伙投资人，王海浦、黄鑫参与经营是徐往扣差王海浦的钱，叶金和差黄鑫的岳父仲银存的钱，后来就想能否以债转股的形式参与经营，转股就对股价有分歧，一方要以1750万元投资，叶金和就不认可，认为买公司就花了2000多万，还还了一些债。沈某以为王海浦、黄鑫是来承包的，所以建议他们不要还用恒创公司名称，换一个名称，后来了解他们内部有债务问题，后来他们内部之间谈，就谈到债转股。过年之后，叶金和告诉沈某说以注册资本转的，是对方要求的。沈某听了就很奇怪，就打电话给黄鑫询问什么状况，黄鑫讲等股份转让后，新进的三股东成为大股东，然后再降低股本到1750万元。沈某就说注册资本与股权转让款是两回事，希望他们商量好，在合同里约定好，这种降低注册资本的方案可能有问题。
二审中，本院对徐往扣作了谈话调查，徐往扣陈述：一开始徐往扣和叶金和是合作的，最早的时候是徐往扣、叶金和、潘祥军、张友宏四个人一起到大丰投资，然后2012年12月底合作有矛盾后，徐往扣和叶金和分开，徐往扣就把股权卖给叶金和，叶金和只给了200万元，其余钱他没钱给，后来张友宏退出，仲银存加进来，在仲银存的厂里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确定徐往扣有495万元的股权。徐往扣当时在山东，就委托王海浦代理打理公司的事情。2013年11月5日，王海浦作为徐往扣的代理人与叶金和等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把徐往扣的股权转让给王海浦，徐往扣当时在看守所，对此不知道，2014年4月份出来后才知道的，对王海浦代理签订的2013年11月5日的协议予以认可。叶金和欺骗了他们，本来去大丰工商局签协议时是为了程序快一点，手续简单一点。公司的实际投资在仲银存厂里谈好的是1750万元，不是两千多万。徐往扣在公司一开始投了400多万元，后来投了600多万元，一共有1150万元左右。除了股权问题，叶金和还差徐往扣钱，徐往扣就到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5）泰中民初字第00046号民事判决，判决叶金和偿还徐往扣借款本金366万余元及利息。叶金和起诉王海浦不合理，实际股权只有1750万元，王海浦的股权是受让自徐往扣的。
二审中，上诉人叶金和申请调取大丰区白驹镇副镇长沈某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领导工作动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叶金和与王海浦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叶金和能否依据工商登记备案的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向王海浦主张股权转让款。
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叶金和主张其向王海浦转让了恒创公司股权，王海浦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叶金和主张权利的基础是其和王海浦之间必须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叶金和必须享有可供转让给王海浦的相应股权。目前被上诉人王海浦在恒创公司的股权为27%，王海浦不是恒创公司的原始股东，对于王海浦的股权的来源，不仅有2014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有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但两份协议对王海浦股权的受让来源相矛盾，在此情况下，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一）关于恒创公司的股东身份问题。虽然恒创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股东为叶金和、杨树霞夫妇二人，但在两天后的2013年1月31日，叶金和随即又与仲银存、徐往扣、潘祥军签订了《协议书》，载明“四位股东于江苏兴化市戴南镇订立如下协议”、“股东投资的到位时间为”、“公司每年初召开一次股东会议”、“未尽事宜，由股东会协商解决，如遇特别情况，可召开临时股东会”等内容，协议中多处使用了“股东”的表述，说明叶金和认可了仲银存、徐往扣、潘祥军三人的恒创公司实际股东身份；2013年11月5日，叶金和、杨树霞与王海浦、潘祥军、仲银存、黄鑫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标题即是关于股权的问题，该协议确认了各人在恒创公司的投资额和比例，并载明“现因公司股东人员发生变动，特订立如下协议”、“徐往扣的股权全部转让与王海浦，仲银存的股权全部转让与黄鑫”等内容，仍然明确认可徐往扣、仲银存等人的恒创公司实际股东身份。这两份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协议，能够证明叶金和与徐往扣、仲银存等人之间存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叶金和在二审中认为这两份协议是以分红抵算借款利息的协议，但叶金和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该主张，且两份协议中并未有以分红抵算借款协议的文字表述，协议上的其他订立人对叶金和的该主张也不认可，故叶金和的该主张缺乏依据。此外，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仅两天的《股东制度》上，王海浦、黄鑫、潘祥军与叶金和一并在股东签字处签名，王海浦等人也一并参与公司管理事务，说明叶金和也认可了2013年11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受让人王海浦成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因此，恒创公司存在着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关系，叶金和为名义出资人，王海浦根据其代表股权出让人徐往扣与叶金和等人的内部协议，成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张友宏已退出恒创公司，未参与2013年1月31日《协议书》和2013年11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与叶金和之间不存在债权转化为股权的问题，故张友宏的身份与徐往扣、仲银存等人的身份性质不同，有关张友宏与恒创公司纠纷的生效判决对本案没有约束力。
（二）关于恒创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问题。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睿辉公司注册成立恒创公司时，睿辉公司仅是用于办理注册手续的空壳，睿辉公司投入到恒创公司的注册资金迅速被抽逃，后叶金和夫妇从睿辉公司处受让恒创公司股权时，叶金和夫妇也并未向睿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可见恒创公司所谓的工商登记的实收资本存在虚假出资情况。2012年6月25日，恒创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叶金和、徐往扣、潘祥军、张友宏以“公司章程”的形式确认总出资额以及各人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因此，恒创公司实质上是由各股东共同进行出资的。在睿辉公司退出后的当月即2013年1月31日，叶金和、仲银存、徐往扣、潘祥军四人就签订了《协议书》，确定恒创公司总投资额为1750万元，四人的股权比例分别为33%、17.50%、28%、21.50%，可见当时恒创公司名为叶金和夫妇投资的公司，实际上是上述四人共同出资，股东之间对各人的出资额约定明确。即使恒创公司此时不是上述四人共同出资，因恒创公司登记的股东叶金和夫妇对其他协议人负有债务未清偿，该《协议书》也具有了债权转为股权的性质，这与证人沈某的陈述相吻合，因此徐往扣等人已实际取得了恒创公司相应的股权。《协议书》中确认的公司总投资额与2013年2月份盐城立信如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2年12月前公司的总投资额相差不大，符合公司当时投资的客观情况。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公司总投资以及叶金和夫妇、仲银存、徐往扣、潘祥军各自的出资额、出资比例上，与2013年1月31日的《协议书》相同，说明各股东对公司总投资及各人出资额、出资比例的意思表达是一致的、连贯的，应当认定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
（三）关于王海浦受让恒创公司股权的问题。1、关于王海浦的股权来源。根据2013年1月31日的《协议书》和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徐往扣享有恒创公司28%的股权，股本金额为490万元，王海浦受让了徐往扣的28%的股权，成为恒创公司的股东。虽然徐往扣未参与2013年11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但经本院谈话调查，徐往扣对王海浦代理其签订该协议予以认可，即对王海浦的代理行为予以了追认，故2013年11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徐往扣具有约束力，即该协议中约定徐往扣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海浦的内容合法有效，王海浦根据该协议取得恒创公司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2013年1月31日的《协议书》、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以及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仅两天，股权转让后的股东就订立《股东制度》确认的王海浦作为股东履行公司管理职能的事实，能够认定叶金和对王海浦的股东身份已经确认无疑。王海浦取得恒创公司股权的依据是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3月22日的董事会记录仅是印证了该协议书的事实，一审法院并不是依据该董事会记录认定王海浦受让了徐往扣在恒创公司的股权，故上诉人叶金和关于该董事会记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2、关于王海浦的股权价值。从2013年1月31日的《协议书》和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来看，王海浦所取得的28%股权的价格为490万元，这是建立在各股东确认的1750万元总投资额基础上的。而2014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27%的股权价格达1023.21954万元，则公司的总股本应达到3789万余元，而这不仅与审计报告出入较大，也与叶金和在二审中陈述其受让恒创公司100%股权一共花了2970万元出入较大。因此，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价格与实际不符。
3、关于叶金和的股权问题。首先，叶金和未能举证证明其夫妇实际出资3789万余元。从恒创公司的创立、变更情况来看，恒创公司是由睿辉公司独资设立，2013年1月18日睿辉公司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叶金和夫妇，2013年1月29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在此过程中，盐城金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多份验资报告，其中2012年4月19日的验资报告载明2012年4月16日前睿辉公司缴纳出资349.9805万美元；2012年8月14日的验资报告载明2012年8月13日前睿辉公司共缴纳出资599.9805万美元；2013年1月21日的验资报告载明睿辉公司股权转让后，截止2013年1月21日，叶金和缴纳出资3346.8715万元人民币，杨树霞缴纳出资442.8307万元人民币。现有的证据表明，上述验资报告存在验资不实的情况，不能根据上述验资报告来认定叶金和的出资。第一，叶金和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睿辉公司仅是用于办手续的空壳，其出资后迅速抽逃。而在睿辉公司介入之前，叶金和、张友宏、潘祥军、徐往扣就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书，可见睿辉公司并非真实的恒创公司投资股东，其出资本来就是虚假的。第二，叶金和在一审中提供的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2013年5月8日恒创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均记载，叶金和夫妇的出资时间为2012年8月10日，与上述验资报告载明的该时间节点的出资人为睿辉公司相矛盾，而此时叶金和夫妇尚未从睿辉公司处受让股权，进一步说明了睿辉公司出资存在虚假情形，上述验资报告验资不实，不足可信。第三，叶金和在二审中也承认2013年1月21日的验资报告中载明叶金和缴纳出资的情况不是真实的，是睿辉公司打的钱；同时陈述其夫妇从睿辉公司受让股权共花了2970万元。叶金和二审中的该陈述与其在一审中陈述向公司出资3789万余元自相矛盾。第四，叶金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睿辉公司支付了受让股权的对价。如果叶金和夫妇确实缴纳出资3789万余元，其在从睿辉公司受让股权后很短的时间内就与其他股东签订协议明确总投资为1750万元，显然就不合常理。
其次，叶金和不具备向王海浦转让股权的条件。2014年3月7日，叶金和与王海浦签订了转让恒创公司27%股权给王海浦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叶金和以同样的形式与黄鑫签订了转让16.5%股权、与潘祥军签订了转让20.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叶金和仍持有恒创公司28%的股权，也即如果当日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的协议，则叶金和在当日转让之前应当享有恒创公司92%的股权。而事实上，在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叶金和夫妇的股权比例仅为33%，不具备向王海浦等人转让股权的条件。
4、关于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第一，这份协议中确定的股权价格缺乏其他有力证据印证，与2013年1月31日的《协议书》和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相比，在证据证明力上处于弱势。第二，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系在工商部门签订的格式文本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不持有合同原件。如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真实合同，合同当事人通常均应持有合同原件，以便合同的履行，否则就有违常理。故上诉人叶金和认为该协议是双方真实合同的陈述可信度较低，被上诉人王海浦认为的该协议是应付工商登记使用的陈述可信度较高。第三，在工商部门备案的恒创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叶金和签字的2014年3月7日《章程修正案》中载明了王海浦等股东出资时间均为2012年8月10日。这说明叶金和认可王海浦的股权实际上并非是在2014年3月7日时形成，从而佐证了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的不真实性。第四，王海浦在2013年1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是以490万元的价格买得28%的股权，但在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却是要以高得多的价格1023万余元受让27%的股权，也是有违常理，无法体现出后者即是王海浦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叶金和主张2014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合同的意见不足为信，该份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不产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
（四）关于上诉人叶金和在二审中的申请问题。上诉人叶金和在二审中申请调取沈某副镇长的《领导工作动态》，因沈某在一审中接受了法院调查，二审中也到庭作证，故没有必要再从沈某处调集证据。且《领导工作动态》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内部信息反映，即使存在与本案相关内容的信息，也仅为政府工作人员单方的、间接的陈述，并非双方当事人参与或确认的意见表达，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也不能对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叶金和与王海浦之间的权利义务仍然取决于双方当事人自身的法律行为。
综上所述，叶金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245元，由上诉人叶金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永军
审 判 员 张晨阳
审 判 员 胥 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代） 窦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