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72民初398号
原告:�山市休顿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
法定代表人：董建秋，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杰，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彤瑶，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联邦快递国际货运代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主要负责人：李安堂，该分公司董事总经理。
被告：联邦快递国际货运代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麦克尔?爱德文?盖博（MichaelEdwinGabel），该公司董事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承，广东增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山市休顿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联邦快递国际货运代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快递深圳分�司）、联邦快递国际货运代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邦快递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4月19日起诉，经补正诉讼材料，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6月6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于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杰、黄彤瑶，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山市休顿鞋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退还原告价值人民币253,069.90元（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指人民币）的货物或赔偿原告货款损失253,069.90元；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损失253,069.90元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自2015年6月起，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开始业务往�，由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2015年9月14日，因原告需将一批皮鞋运至荷兰，原告委托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进行货物运输，并与其确认本案货物交货形式为电放。9月28日，本案货物从深圳盐田发货。期间，因原告一直与买方沟通付款事宜，原告要求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在没有电放保函的情况下暂不放货。后因买方确认不付款，原告遂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就本案货物退运事宜进行沟通，但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一直没有告诉原告本案货物是否已放货。直至2016年5月25日，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沟通时，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仍承诺帮原告协助处理本案货物的相关事宜。本案货物为皮鞋，价值为55,151.41美元，扣除原告已收到的货款，原告遭受的货款损失为38,605.98美元。按2016年5月25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253,069.90元。因原告至今不清楚�案货物是否在目的港已被提取，故请求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退还与原告未收货款等值的货物或赔偿原告遭受的货款损失。联邦快递公司作为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总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两被告对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与原告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无异议，但辩称：1.在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之前，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与原告在2015年7月还存在一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在履行该次运输合同中，原告将一份《申请电报放货委托书》发给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请求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以电报（无需正本提单）放货给收货人，并载明该委托书长期有效。因此，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认为本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也是可以依据上述《申请电报放货委托书》放货。2.原告提交的商业发票是其单方制作，在没有买卖合同、核销单的情况下，仅凭商业发票无法证明本案货物的价值。且原告在2015年11月时已经知道收货人已提取货物，应由原告提供其与收货人之间款项核对的证据来证明原告尚未收到货款的金额。3.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将本案货物的提单样本发给了原告。提单样本正面载明，无论当地有无任何相反的惯例或特惠，托运人、收货人和货物所有人以及本提单持有人一旦接受本提单，即同意受本提单所述的所有规定、免责事项和条件（无论是书写、印刷、打印或另行纳入本提单的正面或反面）的充分约束，如同所有此等规定、免责事项和条件均经上述托运人、收货人、所有人或持有人签署一般。提单样本背面条款第7.1条约定：“在任何情况下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毁的赔偿责任均不得超过每件或每一惯常运费单位500美元，但货方经承运人同意，已在本提单正面提供的空白处为货物申报较高的价值并已按承运人的�费率表支付额外运费的除外”。原告没有在提单正面提供的空白处为本案货物申报较高的价值，因此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赔偿责任不超过500美元。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讼时效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本案货物已于2015年11月3日被收货人提取，原告于2017年4月19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原告所称于2016年5月25日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往来邮件中双方达成新的合意不是事实，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在邮件中只是告知原告，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还在催收货人,有消息会反馈原告，并没有与原告达成退运协议。因此，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2016年5月25日的往来邮件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的其与BackjoyEuropeBV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另一票货物的商业发票、往来邮件等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庭审情况综合认定。对两被告提交的放货证明、川崎（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给被告的订舱确认书、AKLU6000233号集装箱流转记录、川崎（中国）有限公司网站查询记录、集装箱出闸记录等证据材料，原告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因两被告提交上述证据材料均是为证明本案货物已于2015年11月3日被提取，上述证据材料中关于集装箱号和启运时间均能与提单样本相印证。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对两被告提供的原告与B公司另一票货物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原告不确认其真实性。本院经核对电子邮件属实，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国外买方B公司向原告购买一批皮鞋。据原告提供的抬头为香港休顿实业有限公司、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发票载明，本案货物为1527双皮鞋，不同款式的皮鞋单价不同，每双约为32.15美元至40.22美元不等，总价55,151.41美元，贸易方式为FOB，付款条款为电汇T/T15天。原告称香港休顿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告是关联公司，本案货物买卖合同是口头达成，其已收到本案货物30%的定金16,545.43美元。本案货物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本案货物的发货单位是原告，货物单价为每双皮鞋18美元。原告称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的货物单价不是原告与B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价格，上述商业发票记载的才是本案货物的真实交易价格，且上述商业发票已在委托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运输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该司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确认了本案货物的价值。
2015年9月，原告委托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运输本案货物。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告知原告，承运船舶和航次为“ThalassaAvra”轮第5-008W航次，预计9月28日从盐田离港，10月22日到达荷兰鹿特丹。9月25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将本案货物的提单样本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告，请原告提供装箱单和发票等资料，并确认出单形式。其中，提单样本载明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和通知方均为B公司,装运港为盐田港，卸货港为荷兰鹿特丹港，承运船舶和航次为“ThalassaAvra”轮第5-008W航次，货物为装在一个20英尺编号为AKLU6000233号集装箱内的1527双皮鞋。提单样本正面有一栏备注用小字体载明：除非货方在下栏中申报的货物价值大于500美元并向承运人支付额外运费，或者适用的强制性法律另有要求，否则，本提单反面第7条的规定将承运人的最大责任限制在每件或每常用货运计费单位500美元。提单样本背面条款第7.1条约定：“在任何情况下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毁的赔偿责任均不得超过每件或每一惯常运费单位500美元，但货方经承运人同意，已在本提单正面提供的空白处为货物申报较高的价值并已按承运人的运费率表支付额外运费的除外”。经查，原告并未向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申报本案货物价值。另外，提单样本的正面还用小字体载明：无论当地有无任何相反的惯例或特惠，托运人、收货人和货物所有人以及本提单持有人一旦接受本提单，即同意受本提单所述的所有规定、免责事项和条件（无论是书写、印刷、打印或另行纳入本提单的正面或反面）的充分约束，如同所有此等规定、免责事项和条件均经上述托运人、收货人、所有人或持有人签署一般。同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发电子邮件给原告称提单电放，请提供电放保函格式。9月29日，原告�邮件给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称在原告没有提供电放保函时，货物请不要放行。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回复称收到费用和电放申请才会电放。10月16日及其后几天，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多次发邮件给原告称请及时付款以便放单。10月23日，原告回复称正与收货人协商。同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催促原告尽快处理，其司要收到款项和电放申请才会放货。10月24日，原告回复称与收货人协商还没有结果，并再次声明没有原告的电放保函不要发单放货。10月26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回复会等原告的水单和电放申请。11月10日，原告发邮件给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称，到目前为止，收货人还未付款，所以原告不能让收货人提货，现向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咨询如果届时收货人还是不付款，本案货物退运的流程是怎样以及产生的费用是多少。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称查到结果告知原告。11�12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回复称其司在联系收货人。11月14日，原告告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本案货物请退运。11月24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询问原告本案货物如何处理。原告同日回复称安排退货。12月2日，原告发邮件给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称原告一直要求不能放货，听说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已经放货了，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违反约定，应赔偿货款损失。12月21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回复原告称其司正在和收货人协商。但在2016年1月至5月25日期间，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多次沟通，均无果。2016年5月25日，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回复原告称其仍在联系海外办事处，一有反馈将会立即通知原告。根据集装箱流转记录显示，本案集装箱于2015年10月22日运抵目的港，于2015年11月3日空箱返还。
原告和两被告均确认，在运输本案货物之前，原告在2015年7月时曾委托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运输货物。在该次货物运输中，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询问原告出正本提单还是电放提单，原告称需要电放提单，请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提供电放提单。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将账单和电放申请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告，原告将电放保证函发回给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其中，原告于2015年8月6日向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申请电报放货委托书》载明了该次货物运输的船名、航次、提单号、货物名称和重量、装运港、目的港等。在该委托书书中，原告称：关于上述单号项下货物，原告请求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以电报（无需正本提单）放货给收货人B公司；原告保证确认提单所载条款，并确认向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交还全套已背书的正本提单，请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按此电报委托书指示放货，如因此放货方式引起的一切风险与责任由原告承担；从此票单起，此委托书长期有效，直至另行通知为止（但电子版的每次都要发给原告，写明具体的船期相关信息）。
原告为证明本案货物尚有38,605.98美元货款未收回提供了其与被告于2015年8月27日至8月29日期间的往来邮件。在2015年8月期间，原告委托被告通过空运运输原告与B公司之间的一批货物。据该批货物的商业发票（发票号为FS20150829）载明，该批货物总价为86,867.78美元。据B公司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及邮件中所附的付款水单，上述发票号为FS20150829的货款已付清。原告据此主张，本案货物只收到30%的定金。被告认为上述商业发票是香港休顿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商业发票，是香港休顿实业有限公司与B公司之间约定的货物价格，不能证明原告与B公司达成的买卖合同的货物价格，且B公司确认已支付的货款是支付给香港休顿实业有限公司的价款，不是支付给原告的�也不能证明本案货物的价值；且该批货物是2015年8月出运，B公司9月2日收货，原告上述证据材料证明B公司于9月24日付款，可见原告与B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是先收货再付款。
在诉讼中，原告和两被告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纠纷。
本院认为：
本案是一宗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海上货物运输是从深圳盐田港至荷兰鹿特丹港的运输，具有涉外因素。原告和两被告在诉讼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纠纷依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
原告和两被告均确认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是否根据原告的指示放货；2、本案货物的损失金额；3、两被告是否有权依据提单样本记载的赔偿限额赔偿本案的货物损失；4、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是否根据原告的指示放货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本案货物运输期间，原告一直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保持联系，指示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没有原告的电放保函不要发单放货，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亦表示会等原告的电放申请才放货。现原告并未指示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放货，而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已将货物交付他人，导致原告丧失对货物的控制。联邦快递�圳分公司没有按照原告的指示将本案货物交付收货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的货物损失。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辩称，原告曾向其出具《申请电报放货委托书》，该委托书中原告请求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以电报（无需正本提单）放货给收货人，该委托书长期有效，因此，被告依据该委托书放货无需承担责任。虽然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约定《申请电报放货委托书》长期有效，但从本案货物运输期间原告与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往来邮件看，双方已改变了该委托书的约定，即本案货物需依据原告的电放申请才能交付货物。因此，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该项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联邦快递公司是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总公司，在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赔偿本案货物损失时，联邦快递公司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于货物损失的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从本案现有证据看，原告仅提交了香港休顿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商业发票证明本案货物的价值。而本案货物的出口报关单载明本案货物的单价为每双皮鞋18美元，据此计得货物总价为27,486美元。因出口货物报关单是出口方向海关报告其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的文件，也是海关对出口货物进行监管、征税、统计和调查等的重要文件，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与商业发票相互印证本案货物价值的情况下，本院以出口货物报关单的记载认定本案货物的价值。本案货物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贸易方式为FOB，因此，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的货物价值27,486美元为本案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因原告自认已收到16,545.43美元货款，因此原告尚有10,940.57美元货款未收回。在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支付运费和保险费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本案货物损失数额为10,940.57美元。
关于两被告是否可依据提单样本记载的赔偿限额赔偿本案的货物损失的问题。两被告辩称提单样本正面载明了无论当地有无任何相反的惯例或特惠，托运人、收货人和货物所有人以及本提单持有人一旦接受本提单，即同意受本提单所述的所有规定、免责事项和条件（无论是书写、印刷、打印或另行纳入本提单的正面或反面）的充分约束，提单背面条款规定了在托运人没有申报货物价值的情况下，承运人享有最大责任限制在每件或每常用货运计费单位500美元。因上述条款均为承运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时并未与托运人协商的条款，该条款应属于格式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承运人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但该条款较其他文字字体要小，且亦没有通过加粗字体等方式进行提示，因此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该条款已提请原告注意和对原告作出说明。因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提单样本已载明本案货物的名称和数量，即联邦快递深圳分公司对其所承运的货物是清楚的，但其仍作出上述限制赔偿责任的格式条款，实质是排除了原告的主要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货物于2015年10月22日运抵目的港，于2015年11月3日空箱返还，原告于2017年4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自最后一次与被告沟通无果即2016年5月25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山市休顿鞋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47元，由原告中山市休顿鞋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贵宁
审 判 员 尹忠烈
审 判 员 康思颖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谭学文
书 记 员 彭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