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旭日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永安路52号。法定代表人：冯征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大鹏，北京市鑫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秀兰，女，1963年3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雪，北京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旭日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制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秀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8民初9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旭日制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大鹏、被上诉人高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旭日制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秀兰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秀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高秀兰自年满50周岁之日起，与旭日制衣公司劳动关系终止，故高秀兰与旭日制衣公司之间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如高秀兰与旭日制衣公司存在加班费等劳动争议，应在劳动关系终止后1年内提起劳动仲裁，否则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此应不予支持。2.社会保险损失应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受理，并非法院受案范围。旭日制衣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有高秀兰的自身原因，不能由旭日制衣公司承担全部责任。3.高秀兰已经享受了农村保险，无需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故旭日制衣公司无需替高秀兰缴纳养老保险。高秀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旭日制衣公司的上诉请求。高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旭日制衣公司支付：1.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延时加班工资5175元；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休息日加班工资38915元；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带薪年休假工资9517元；2.代通知金2300元；1998年2月4日至2017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6000元；1998年3月至2011年6月养老保险待遇；3.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20000元；4.2016年3月、2017年4月、5月、7月最低工资差额1205元；5.诉讼费由旭日制衣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高秀兰入职时间：2000年10月16日。高秀兰主张及证据：1998年2月4日入职北京旭日制衣厂，该厂法定代表人系旭日制衣公司股东，旭日制衣公司由该厂改制而来，故高秀兰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提交北京旭日制衣厂及旭日制衣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加以证明。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及证据：2002年10月25日，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我公司于2000年10月16日成立，从太师屯企业总公司处租赁厂房，该厂房之前由北京旭日制衣厂租赁，我公司与该厂没有任何关系；提交2000年10月18日的资产租赁协议加以证明。法院认定及理由：2000年10月16日。用人单位应就劳动者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旭日制衣公司未举证证明高秀兰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不利后果；高秀兰主张的入职时间旭日制衣公司尚未成立，故法院认定高秀兰入职时间为旭日制衣公司成立时间；高秀兰所主张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问题与认定高秀兰入职旭日制衣公司时间并非同一事实，故对其主张，法院不予采纳。二、高秀兰工作岗位：缝制工。三、高秀兰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旭日制衣公司未为高秀兰办理社会保险。高秀兰主张及证据：我为农业户口，旭日制衣公司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导致我无法办理退休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我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补缴社会保险，故旭日制衣公司应支付我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及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提交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认可未为高秀兰缴纳社会保险，但社会保险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法院认定及理由：旭日制衣公司未为高秀兰办理社会保险。法院就高秀兰所主张的事实向北京市密云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进行咨询，社保部门答复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其养老保险无法补缴，如果劳动者从未缴纳过基本养老保险，其在社保账户系统中没有相关信息，退休后无法享受养老待遇，具体损失数额也无法核算。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四、计薪周期及工资发放时间：自然月，次月月底发放上月工资。五、工资构成：无法认定高秀兰工资构成为北京市最低工资加社保补贴。高秀兰主张及证据：不清楚工资构成。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及证据：北京市最低工资加社保补贴，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法院认定及理由：因旭日制衣公司未就其主张提交证据，故法院无法认定高秀兰工资构成为北京市最低工资加社保补贴。六、最低工资差额：不存在最低工资差额。高秀兰主张及证据：2016年3月、2017年4月、5月、7月发放工资均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为1205元；提交2015年7月30日至2017年10月10日个人储蓄对账单加以证明。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及证据：高秀兰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系劳务关系，按照出勤天数支付工资，不存在最低工资差额；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法院认定及理由：高秀兰已于2013年3月1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高秀兰主张上述期间最低工资差额无法律依据，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七、高秀兰加班时间：无加班。高秀兰主张及证据：每天延时0.5小时，每月只休息1天，如果当月有法定休假日，就法定休假日休息1天；如果当月无法定休假日，就休息日休息1天；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共延时加班261小时，休息日加班184天；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及证据：无加班，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法院认定及理由：高秀兰已于2013年3月1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高秀兰主张上述期间加班工资无法律依据，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八、高秀兰应休带薪年休假天数：无应休带薪年休假。高秀兰主张及证据：每年应休带薪年休假15天，共计应休30天，旭日制衣公司虽然春节期间安排休假，但并未支付工资；提交2015年7月30日至2017年10月10日个人储蓄对账单加以证明。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及证据：劳动关系期间，每年春节均安排高秀兰休带薪年休假半个月；劳务关系期间，带薪年休假无法律依据，但也安排春节期间休假；未提交证据证明春节休假期间支付工资。法院认定及理由：高秀兰已于2013年3月1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高秀兰主张上述期间带薪年休假工资无法律依据，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九、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原因：高秀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高秀兰主张及证据：旭日制衣公司经营困难并停业，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高秀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关系终止。法院认定及理由：高秀兰于2013年3月1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十、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2013年3月15日。高秀兰主张及证据：2017年9月2日，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旭日制衣公司抗辩意见：2013年3月15日，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此后系劳务关系，认可高秀兰主张的时间为解除劳务关系时间。法院认定及理由：2013年3月15日，高秀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十一、高秀兰申请仲裁时间：2017年9月8日。十二、仲裁结果：不予受理。以上事项中，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旭日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高秀兰二○○○年十月至二○一一年六月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三元六角四分；二、北京旭日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高秀兰二○一一年七月至二○一三年三月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六千九百二十一元四角四分；三、驳回高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有以下二点：一、高秀兰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旭日制衣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及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一、关于高秀兰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旭日制衣公司以高秀兰达到退休年龄劳动关系自动终止为由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对此，高秀兰不予认可。2017年9月2日，高秀兰离职。2017年8月29日，高秀兰向密云仲裁委申请仲裁。故，高秀兰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旭日制衣公司的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旭日制衣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及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首先，旭日制衣公司以养老保险损失应由劳动行政部门受理非法院受案范围为由主张不应当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对此，高秀兰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旭日制衣公司以养老保险损失非法院受案范围为由主张不应当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旭日制衣公司以高秀兰享受农村保险为由主张无需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对此，高秀兰不予认可，旭日制衣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于旭日制衣公司该项理由，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损失的具体数额，2000年10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按照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标准予以核算，2011年7月1日之后根据工作年限等因素综合确定，尚属合理，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旭日制衣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尚属合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旭日制衣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金妍熙代理审判员  王世洋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法官 助理  俞 洁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