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101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负责人：张松，副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越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大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开蒙，男，198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珍，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与被上诉人王开蒙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1民初5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如其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原判事实错误，首先，就王开蒙的工作职责而言，需其长期关注相关项目公司的各项经营状况和涉诉情况，并由此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本案涉及的上海市振戎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戎公司”)于2014年8月由王开蒙经手向其发放贷款，后，2014年10月和2015年6月的企业报告中可以看到至少有5家银行对该企业进行了抽贷。王开蒙是有权限可以查到人民银行的相关信息的，然其未尽调查责任，导致贷款发放损失。其次，王开蒙放贷后管理流于形式，王开蒙应对贷款发放之后企业的贷款使用情况、企业经营状况等均需要跟进了解，然经核查发现王开蒙在该公司的信用报告上具名没有不良信用情况，但是在该报告前后均存在关注类的贷款，此说明企业存在不良贷款的情况，王开蒙并未就此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进行报告，其以简单黏贴复制的形式制作相关贷后管理报告，显然未尽到应有之责。另，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从未收到过《风险预警报告》，其上亦没有任何人的签名，也无任何证据表明该报告已提交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相关预警报告书是在被贷款被抽走之后才作出的，这也说明王开蒙没有贷后尽职。鉴于王开蒙隐瞒了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导致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仍在继续放贷，并引发了之后的巨额损失，这些与王开蒙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开蒙理应被问责，并接受经济处罚。再次，《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是根据天津银行总行的相关规定并经职代会讨论决定的，王开蒙知悉并参加考试。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依此对王开蒙进行处罚问责，依据确凿充分，理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判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如其诉请。
王开蒙辩称，首先，其系操作岗位，协助完成相关手续，在整个放贷的过程中并非仅仅依靠王开蒙的报告进行决策的，是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批准程序的。振戎公司前后放贷3次，2014年8月发放首次贷款，2014年9月提交了预警报告，而2015年、2016年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仍然发放贷款，可见，与王开蒙的履职并无关联。其次，振戎公司最后贷款期限是到2017年2月，王开蒙离职时贷款尚未到期，相关离职材料中也对贷款的情况作出了评价，并注明无不良贷款。再次，在所谓《问责决定通知书》中，只是说明依据的是实施细则，并未具体援引明确条款，至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所指贷前调查不尽责、贷后管理流于形式的具体情形以及管理考核的标准是何亦不明确，员工无所适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此举显然是恶意刁难离职员工。综上，不同意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王开蒙支付经济处罚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14,650.7元。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1年7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约定王开蒙的工作岗位为操作岗，具体工作包括协助风险管理部开展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等工作。振戎公司贷款系王开蒙负责的项目，在该公司被多家银行抽贷且经营无任何好转的情况下，王开蒙仍对其续作第二轮、第三轮授信，且贷后管理流于形式，未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未发现经营状况不佳无力还款的情况，造成该公司3,250万元的贷款逾期。天津银行上海分行遂根据《实施细则》对王开蒙作出经济处罚。
王开蒙辩称，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开蒙的岗位职责，所作的问责决定亦未对王开蒙的过错(不尽职或违规行为)作出认定，该行作出处罚所依据的《实施细则》未经民主程序或职工代表协商制定，不能作为对劳动者处罚的依据，且依据该细则第五条，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在作出处罚时应当进行事实调查，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未进行调查即作出问责决定，程序上不具有正当性。现不同意该行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王开蒙于2011年7月1日签订三年期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王开蒙的岗位为操作岗，具体工作内容为从事本行工作及银行业务相关工作。合同期满后，双方又续签合同至2017年6月30日。
2016年9月14日，王开蒙申请辞职，离职审批表上风险管理部主要负责人意见一栏为“同意辞职，授信业务详见风险评估报告”，分行风险总监审批意见一栏为“振戎石油为商业贷款，目前未欠息”。
2016年11月25日，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向王开蒙发出问责决定通知书，上载：王开蒙在振戎公司3,250万元流贷业务中，作为业务主办客户经理，1、贷前调查不尽职，企业被多家银行抽贷24亿余元，未在报告中反映事实，在企业无任何好转前提下，续作了第二、第三轮授信；2、贷后管理流于形式，未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且未发现借款人经营状况不佳无力还款的情况，负直接责任，根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经上海分行全面负责管理委员会审议，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五级问责，记大过，扣除12个月绩效收入，扣除金额不足60,000元的，按60,000元扣除。王开蒙在通知书回执上签字，并申请复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复议决定通知书，驳回复议申请。
另查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对振戎公司共有三轮放贷，其中第一轮放贷日期为2014年8月，第二轮贷款性质为收回再贷，第三轮贷款(金额为3,250万元)性质为借新还旧。王开蒙对振戎公司的贷款进行贷前调查及贷后管理，第三轮贷款贷前调查人员除王开蒙外，另有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处另一名员工李倍青。
2014年9月22日，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曾发出风险预警通知书，主题为“关于对振戎公司授信风险的提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情况”一栏载明：……振戎公司的上级单位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被银行大量抽贷，其在9月17日发生美元表内欠息……；“措施要求”载明：……密切关注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在他行授信情况变化……立即对振戎公司进行实地贷后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他行融资情况等。
2016年12月，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将振戎公司3,250万元贷款的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上海华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3,250万元。
再查明：2014年6月，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员工行为管理年”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全面问责专题培训及考试”。《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五级问责：记大过、降职、经济处罚六个月绩效收入，处罚金额不足30,000元的，按30,000元扣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五级不良后果或损失”第4点：“形成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含)以下不良资产的”。
审理中，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称：王开蒙贷前调查不尽职系指振戎公司在第一轮贷款后无法按期还款，同时其他银行也已经提前收回了振戎公司的贷款，王开蒙未就该情况进行调查及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反映，仍建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进行第二轮、第三轮放贷，另振戎公司存在欠息。王开蒙对此不予认可，称：振戎公司第一轮放贷是2014年8月底，而抽贷(被其他银行要求提前还贷)情况是在2014年9月，该情况王开蒙是无法知晓的，后王开蒙通过其他银行朋友了解该情况后即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了反映，并形成了贷后报告，发出了贷后预警通知；另不存在第一轮贷款没有还款的情况，且问责通知并未将欠息作为不尽职的事实认定。王开蒙为此提供了振戎项目贷后调查报告底稿、风险预警报告底稿、风险预警通知书，用以证明王开蒙及时将情况反映给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知晓抽贷情况。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人)于2017年2月13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王开蒙(被申请人)：支付经济处罚金67,492.08元。该委于2017年2月16日以双方争议不属该会受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不服，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的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作出的问责决定通知书，其认定王开蒙在振戎公司贷款项目中存在以下行为：1、贷前调查不尽职，企业被多家银行抽贷24亿余元，未在报告中反映事实，在企业无任何好转前提下，续作了第二、第三轮授信；2、贷后管理流于形式，未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且未发现借款人经营状况不佳无力还款的情况，故依据《实施细则》对王开蒙作出经济处罚。天津银行上海分行需就上述问责事由成立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振戎公司在第一轮放贷之前即存在“被多家银行抽贷24亿余元”的事实，即使确存在前述情况，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仍需举证证明王开蒙在贷前调查中可以知晓该情况却未能知晓，故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王开蒙贷前调查不尽职，依据不足。至于贷后管理流于形式，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并未举证证明贷后管理的具体工作要求和内容，亦未举证证明王开蒙可以做到“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而未做到、王开蒙可以发现借款人经营状况不佳而未发现，故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王开蒙贷后管理流于形式，同样依据不足。相反，根据王开蒙提交的风险预警通知书，系振戎公司的上级公司而非振戎公司发生抽贷情况，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基于此就振戎公司项目发出风险预警，且在此后又对振戎公司进行了两轮放贷，由此可见抽贷情况并不影响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决定后续放贷。同时，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所作的五级问责处理决定亦与其所提供的《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并不相符，高于该规定，结合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在仲裁申请及诉讼中所主张的金额不一致，亦反映出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处罚的随意性。综上，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中，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提供材料一份，其上载明，登录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年11月1日、2014年12月8日振戎公司分别有两案执行信息，并陈述这是一审后该行在网上查询到的，拟证明王开蒙在贷前未尽职审查。经质证，王开蒙表示，该材料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对于该材料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开蒙于2017年12月6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均未检索到该文件所载的执行信息，退而言之，即使该材料所载为真，该信息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即使王开蒙未曾披露前述两条执行信息，其也不存在过错；该材料与本案亦无关联，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作出问责的原因是振戎公司被多家银行抽贷24亿元未在报告中反映，而非企业存在被执行信息未在报告中反映。
本院另查，振戎公司第二、三轮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封面首页，业务性质分别标注为：收回再贷、借新还旧。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然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及查明之事实可见，王开蒙针对借款人振戎公司制作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并承诺相关调查，真实、准确、可靠，无虚报、瞒报情况，支行负责人则声明对授信企业及担保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核，支行负责人并于上亲笔签字。现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于《问责决定通知书》中，认定王开蒙贷前调查不尽职，然，振戎公司第一轮贷款发生于2014年8月，而抽贷情况发生于2014年9月，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亦未举证证明王开蒙在调查阶段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振戎公司可能会出现前述情况而故意或过失为之。在知悉该情况后，王开蒙于同月制作《风险预警通知书》，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认为从未收到或无从知晓一节，不符常理。二审期间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又提供2013、2014年振戎公司存有执行信息一节，首先2014年12月的执行信息系产生于首轮放贷之后，王开蒙在贷前调查中显然无法也不可能知晓，至于2013年的执行信息，王开蒙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无法通过公开的渠道查询，因该材料系打印件且缺少相应的裁判文书予以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故对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所主张之待证事实亦难以采信。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另主张王开蒙贷后管理流于形式一节，对此，本院认为，诚然，王开蒙作为振戎公司的调查人员应当防范信贷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责任对贷款人贷前贷后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进行尽责的核查，经比对报告，可见振戎公司确存有关注类贷款，企业业绩未见明显好转，王开蒙应作有效提示以防范风险，但正如原审法院所指出的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并未举证证明贷后管理的具体工作要求和内容，故其认为王开蒙贷后管理流于形式一节缺少有效制度予以支撑，本院对其观点亦难以采信。
另，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按照《实施细则》启动问责程序中，涉及巨额处罚，应有事实调查之过程，给予员工申辩之权利，然本案中除问责决定及复议决定通知书外，未见任何作出问责决定的相关程序记载在案，亦未显示听取过王开蒙本人的意见抑或申辩。故，原审对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是否审慎地作出对王开蒙的经济处罚存疑，加之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于诉讼中对于金额前后不一，原审认定其处罚过于随意性，进而对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请求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樱
审判员 姜 婷
审判员 易苏苏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莫敏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