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8民终5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桂斌，男，197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杰，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秋琼，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强，男，198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上诉人梁桂斌因与被上诉人赵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802民初6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桂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杰、被上诉人赵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桂斌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802民初6562号民事判决；2、判令赵强向梁桂斌支付16666.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8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赵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赵强以梁桂斌的名义购买郑焕新所持的10%合伙份额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一审判决不予采信，认定事实错误。1、郑焕新以其妻子朱送云的名义在原合伙组织中持有70%合伙份额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有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赵强原持有的合伙份额仅为20%，在《股权协议书》中有清晰的约定，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1802民初1970号生效民事判决也认定赵强原持有的合伙份额为20%。3、赵强在2016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其合伙份额增持至30%，该增持的份额是以梁桂斌的名义向郑焕新购买，对此郑焕新出具了书面证词予以证明。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赵强虽然一味地否认其认购郑焕新所转让的30%份额中的10%的事实，并教唆郑焕新更改证言，但赵强并未举证证明其增持10%份额的合法来源。相反，从本案合伙关系转移接续的基本事实综合分析，郑焕新出具的原始证词合理解释了赵强增持合伙份额的真正原因，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一审判决未充分考虑赵强否认其有偿增持合伙份额背后的诉辨冲动，反而采信赵强提出的无代价增持合伙份额的虚假陈述，没有严格适用优势证据规则，认定事实错误。二、梁桂斌与赵强之间构成显名间接代理关系，梁桂斌代理赵强购买郑焕新所持10%合伙份额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梁桂斌为此代垫的转让价款，依法应由赵强承担。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梁桂斌返还转让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三、梁桂斌是合伙份额的受让方之一，在未代垫转让款前，梁桂斌并不具有催收转让款的迫切动机，一审判决以梁桂斌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没有催收过转让款为由，驳回梁桂斌的请求，该判决理由不能成立。四、梁桂斌在关联案件中所述“受让郑焕新70%份额后，赵强、陈步上只认可其占有50%的份额”，恰恰说明郑焕新转出的20%的份额是由赵强、陈步上增持，一审的判决理由不成立。五、赵强辩称郑焕新许诺给予赵强及陈步上20%的净利润分配权所以在梁桂斌加入合伙后重新协商确定份额一节，明显不合常理。首先，根据郑焕新与梁桂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如果郑焕新曾许诺在自己的合伙份额应得的收益权给予赵强及陈步上20%的净利润分配权，则其无权处置对应的合伙份额。赵强及陈步上也不会同意郑焕新将合伙份额随意转让给梁桂斌。其次，赵强所述郑焕新许诺给予赵强及陈步上20%的净利润分配权一节，在该三人签订的《股权协议书》中无此约定。并且，商事行为以逐利为目的，梁桂斌受让合伙份额的行为也不例外。如果郑焕新许诺给予赵强及陈步上20%的净利润分配权，则梁桂斌不可能购买该等存在没有收益权的20%份额，然后让赵强及陈步上无偿增持合伙份额，令自己蒙受损失。所以，赵强辩称郑焕新许诺给予赵强及陈步上20%的净利润分配权。所以在梁桂斌加入合伙后重新协商确定份额一节，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纯属杜撰。六、梁桂斌从来没有作出过无偿赠与合伙份额给赵强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梁桂斌无故放弃合伙份额，违背商事行为应当遵循的公平及等价有偿原则。基于上述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梁桂斌的上诉请求，维护梁桂斌的合法权益。赵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一、梁桂斌称赵强“以梁桂斌的名义购买郑焕新所持的10%合伙份额”与事实不符。1、赵强与梁桂斌的认识，是源于梁桂斌购买案外人郑焕新股份才认识的，期间并无私交、更无商业合作，更无信任基础，梁桂斌却说“梁桂斌接受了赵强及另一合伙人陈步上的委托，以梁桂斌的名义一并收购郑焕新所持30%的合伙金额”，基本情理不通。2、梁桂斌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更有极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公民，如果赵强及陈步上委托梁桂斌收购案外人郑焕新股份，却没有签订委托书或其他书面字据，从法理上说不通。3、赵强和郑焕新是多年的生意合作伙伴，假如赵强要受让郑焕新的股份，完全可以双方直接交易，而无需委托梁桂斌代为受让股份。二、赵强、梁桂斌、陈步上于2016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约定赵强股份为20%，是基于赵强长期积累的管理经验和人脉而重新分配的占股，并非是梁桂斌所谓“以梁桂斌的名义向郑焕新购买10%”增持而得。赵强自2012年7月购买案外人郑焕新股份而加入与另案人陈步上、案外人郑焕新合伙经营纽恩泰空气能热水器清城区总代理时，案外人郑焕新是华逸装饰的负责人，一直忙于华逸装饰的生意，总代理的日常业务包括管理、营销、人脉、资金、技术、售后等，都是由赵强与另案人陈步上负责。因此，利润分配上实行的制度是，赵强和陈步上在先获得20%当年净利润之后，再按实际持有的股份进行利润分红，郑焕新提供给赵强的《证词》中已经证实，另一证人曹娟的《证词》中也有佐证。梁桂斌购买案外人郑焕新股份后，因实际并未有空气能销售经验、管理经验、技术、售后等优势，为了进一步扩大在清城区的纽恩泰空气能总代理事业，梁桂斌与赵强、另案人陈步上共同商议，重新确定了三方在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所占股份，即赵强30%、梁桂斌50%、另案人陈步上20%，并按股份比例，三方共注资10万元扩大经营，其中，梁桂斌实际出资5万元，陈步上出资2万元，赵强出资3万元。基于上述事实，新的合伙协议在股权分配上，既尊重了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利润分配方式，又对重新注资后新的合伙实体股权进行了清晰明确。三、2016年12月，梁桂斌自愿退出纽恩泰空气能热水器清城区总代理合伙业务，于2016年12月13日和赵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50%的股份以45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赵强，并附录了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清算清单，另案人陈步上作为见证人并签字。该转让协议上明确约定，甲方(梁桂斌)以“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纽恩泰空气能热水器清城区总代理”等名义发生的一切对外债务和合作协议除附件确认部分之外，均与乙方(赵强)无关。当时梁桂斌并未提出10%股权购买款的问题，而且转让协议附录的清算清单也无此项说明。签署该协议时，赵强、梁桂斌、另案人陈步上三方均对该协议以及清算清单并无异议。四、如果陈步上和赵强真欠此笔款项，那么从2015年12月27日梁桂斌与案外人郑焕新先后签署70%股权转让协议后，至在与郑焕新的关联案件败诉后的长达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内，梁桂斌从未以任何形式向赵强催收过所谓“委托梁桂斌购买郑焕新10%的资金”，这不合逻辑。综上所述，梁桂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梁桂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强向梁桂斌支付16666.7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8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由赵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0日，案外人郑焕新的妻子朱送云与赵强、陈步上签订《股权协议书》，载明三人共同出资筹建清远清城区新城京龙水设备销售部，即清远纽恩泰空气能热水器总代理，朱送云占70%股份、赵强占20%股份、陈步上占10%股份。2015年6月1日，郑焕新作为经营者，经工商登记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清远清城区小市京龙水设备销售部。2015年12月27日，郑焕新与梁桂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郑焕新将持有的清远京龙水销售部（清远纽恩泰空气能热水器专卖店）40%的股权，以100000元转让给梁桂斌，梁桂斌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将郑焕新所欠梁桂斌的100000元欠条归还郑焕新，冲抵100000元股权转让金。双方同时签订另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郑焕新将剩余30%的股权以50000元转让给梁桂斌，梁桂斌在办理好一切相关手续后，二个月内一次性将50000元支付给郑焕新。2016年2月5日，郑焕新经工商核准注销了清远清城区小市京龙水设备销售部。2016年4月18日，梁桂斌以其母亲张广英作为经营者，登记成立了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2016年5月15日，梁桂斌与赵强、陈步上签订《合伙协议书》，载明三人共同经营清远纽恩泰空气能热水器清远城区总代理，其中梁桂斌占合伙组织份额50%、赵强占30%、陈步上占20%。2016年12月13日，梁桂斌与赵强、陈步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梁桂斌将持有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50%的股权（包含张广英持有的10%）转让给赵强。2016年12月23日，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在郑焕新与梁桂斌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因梁桂斌未支付30%份额转让款，郑焕新向法院起诉梁桂斌。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2017）粤1802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判令梁桂斌向郑焕新支付转让款50000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梁桂斌于2017年8月8日向郑焕新支付了转让金50000元。梁桂斌主张，其从郑焕新处受让的30%合伙份额，其中赵强、陈步上各认购了10%，故其向郑焕新支付的50000元转让款，赵强、陈步上应按份额各负担16666.70元。为证明赵强、陈步上各认购10%转让份额的事实，梁桂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郑焕新于2017年8月8日出具的证词，内容为：本人郑焕新是原清远京龙水销售部经营者（即清远纽恩泰空气能热水器专卖店），于2015年12月份先后转让40%和30%股权给梁桂斌。后来通过口头沟通，赵强、陈步上答应，各自从本人转让给梁桂斌的30%股权中认购10%的股权，并经得梁桂斌口头同意。之后本人多次打电话给赵强和陈步上催他们各自那10%的股权转让金时，他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拖，无奈于2017年4月25日向法院起诉了梁桂斌。针对梁桂斌案件中主张的事实，赵强、陈步上予以否认，两人表示并未承诺在梁桂斌从郑焕新处受让的30%份额中各自认购10%。一审诉讼中，赵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郑焕新于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另一份证词。证词中，郑焕新称在与梁桂斌的合伙份额转让过程中，梁桂斌告知其赵强、陈步上愿意各接手10%的股份，要郑焕新把价格压低一点，经多次协议，最终以50000元价格将30%股份转让给梁桂斌。后催收转让款时，梁桂斌每次都以赵强、陈步上没有给他钱为由推脱。2017年4月份，其打电话给赵强询问此事，赵强说当时并未答应收购10%的股份。其与梁桂斌的案件胜诉后，梁桂斌以50000元为筹码要求写一份证词才给50000元，于是郑焕新按梁桂斌的意思在2017年8月8日写下证词。另查明，在（2017）粤1802民初1970号民事案件中，梁桂斌表示其受让郑焕新70%份额后，赵强、陈步上只认可其占有50%的份额。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系因梁桂斌、赵强合伙经营引发的纠纷。梁桂斌主张，其从郑焕新处受让的30%转让份额，赵强认购了其中的10%。诉讼中，梁桂斌没有提交赵强认购10%份额的书面依据。虽然2016年5月15日的《合伙协议书》将梁桂斌持有的70%份额确定为50%，但各合伙人重新确认合伙份额可能基于多种原因，并不能据此认定赵强及陈步上各认购了10%的份额。事实上，在双方合伙经营过程中，没有证据表明梁桂斌曾向赵强催收过10%份额的转让款，2016年12月13日梁桂斌将持有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全部份额转让给赵强时，双方也未提出赵强有受让10%的份额并对此进行结算。（2017）粤1802民初1970号民事案件中，关于梁桂斌从郑焕新处受让的70%份额在2016年5月15日《合伙协议书》中确认为50%，梁桂斌表示是因赵强、陈步上只认可其占有50%，并未提到赵强、陈步上各受让了10%份额的事实。基于以上理由，梁桂斌主张赵强受让了10%的份额，并要求赵强支付16666.70元依据不足，对梁桂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梁桂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元，由梁桂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合伙协议引发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梁桂斌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赵强是否委托梁桂斌代为向案外人郑焕新购买了涉案合伙企业10%的投资份额，需否向梁桂斌支付16666.7元及利息。关于赵强是否委托梁桂斌代为向案外人郑焕新购买了涉案合伙企业10%的投资份额问题。对此问题，梁桂斌提出的主要证据有两份。一份是案外人郑焕新的书面证词；另一份是涉案三方于2016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1.关于郑焕新的书面证词。根据一审案卷显示，郑焕新在本案中曾先后提供过两份书面证词。一份是2017年8月8日出具的证词，主要内容为：赵强曾口头答应，从郑焕新转让给梁桂斌的30%股权中认购10%。该书面证词由梁桂斌作为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另一份是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词，主要内容为：2017年8月8日出具的证词是梁桂斌以支付50000元诉讼标的款为筹码要求郑焕新写的；梁桂斌说赵强、陈步上愿意各接手10%的股份，但郑焕新在2017年4月问赵强时，赵强对此予以否认。由于郑焕新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两份书面证词内容完全相反，而郑焕新本人又没有出庭作证，因此，对于郑焕新在本案中的两份证词，均依法不予采信。2.关于涉案三方于2016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虽然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赵强在涉案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在2016年5月15日签订《合伙协议书》之前为20%，在2016年5月15日签订《合伙协议书》之后变成了30%。但是对于发生变动的原因，在《合伙协议书》中并没有予以说明。从本案一、二审各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在案外人郑焕新前后矛盾的两份书面证词均不予采信的情况下，由于既没有委托购买的授权委托书，也没有“代为购买”后约定进行份额内部转让的转让协议书，因此，对于赵强在涉案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由20%转变成30%的原因，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由于纵观本案的有效证据，均不足以直接说明赵强在涉案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由20%转变成30%的原因。因此，对该项财产份额变动的原因，只能通过对涉案各方在处理涉案事项中的系列行为来进行综合判定。为此，一审法院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为其裁判的依据：1.梁桂斌在诉讼中未能提交赵强认购10%份额的书面依据；2.梁桂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曾向赵强提出过支付10%份额转让款的请求；3.梁桂斌在2016年12月13日将其持有的清远清城区小市灏鑫家电经营部的全部份额转让给赵强时，也未提出要求赵强对“受让的10%的份额”进行结算；4.在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审结的（2017）粤1802民初1970号民事案件中，梁桂斌表示，案外人郑焕新以拖欠的债务来兑换40%股权，因而梁桂斌共持70%的股权，但郑焕新的其他两个股东(即赵强、陈步上)不承认梁桂斌70%的股权，只承认梁桂斌50%的股权；后来梁桂斌不想继续参与经营，退股时其他股东也只承认50%的股权。其中也并未提到赵强、陈步上各受让了10%份额。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梁桂斌主张赵强受让了10%的份额及要求赵强支付16666.70元的依据不足，从而一审判决驳回梁桂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并无不当。因为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只能认定涉案三方(即梁桂斌、赵强、陈步上)在2016年5月15日通过签订《合伙协议书》的方式，确定了三方的合伙关系及合伙份额，但不足以证明梁桂斌上诉状所称的“赵强委托梁桂斌代为向案外人郑焕新购买了涉案合伙企业10%的投资份额”的说法。综上所述，梁桂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据不足，对其要求赵强向梁桂斌支付16666.7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元，由梁桂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慧玲审 判 员 邓洪政审 判 员 肖惠文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叶俊言书 记 员 梁肖珩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