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0民终6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忠卓。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秀英，湖北思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易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厚慧，湖北司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忠卓因与被上诉人易梅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监利县人民法院（2015）鄂监利民初字第02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忠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秀英，被上诉人易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厚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忠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双方诉争房屋不再是双方的共同财产，而是被上诉人易梅个人所有的财产系对案件事实的片面、错误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表明，双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和《离婚协议书》的时间间隔仅三个月，但对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造的房屋归属的约定却完全不一致，2006年7月31日的约定是房屋住宅权归易梅，2006年11月1日在离婚登记时又把房屋登记为夫妻共有财产，其中的变化反映了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上诉人并没有将夫妻共有的房屋过户给被上诉人易梅个人所有的主观意思表示。1.双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开舞厅时涉足赌场，欠有高利贷，为给被上诉人易梅一个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也为保全双方辛勤劳动所得，因此约定房屋过户至易梅名下，上诉人并无将房屋所有权赠与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只是为了应付债主，将房屋的名字变更为易梅而已。2.《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内容显失公平，双方2002年结婚，2006年离婚，这四年期间就一套房子和一辆汽车，这两个财产价值差别是很大的。3.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的约定对《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作了重大变更，按照后协议优于先协议的原则，对诉争房屋权属的确定应以《离婚协议书》为准。4.一审判决认为“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按照民政部门提供的格式样本书写的……如果是共同财产，离婚时不作处理是有悖常理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没有证据证实，庭审中并未出现民政部门提供的格式样本。另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协议离婚，离婚不离家，仍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即假离婚，房屋不分割，是防止离婚弄假成真，房屋被一方处分或被再婚子女继承，只是约定为共有就行了，这一做法既不违法也普遍存在，不存在有悖常理之说。5.本案关于诉争房屋的权属问题分三个阶段，最初建造阶段是夫妻共同财产，2006年7月31日至2006年11月1日，房屋属易梅个人财产，2006年11月1日，双方又重新约定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属于被上诉人易梅所有与案件客观事实相矛盾，于法无据。6.监利县人民法院（2014）鄂监利民初字第01689号民事裁定书系生效裁定，该裁定认定双方诉争房屋为原、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建造，属于夫妻共有，至于之后的约定、产权变动是否合法有效，要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综合评判。一审判决未采信生效的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也忽视了双方当事人对房屋权属的先后两次不同约定，径行判决房屋属于被上诉人易梅所有，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为有效协议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争房屋归属的协议是与夫妻身份关系紧密相连的，不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并非上诉人刘忠卓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在三个月后的离婚协议中重新进行了约定，故《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为无效协议。三、原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1.被上诉人易梅于2013年7月15日向监利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易梅本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2.一审庭审前上诉人未缴纳反诉费，庭审时法院未审理反诉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既未念反诉状，也未就反诉提交证据，对方当事人也未就反诉进行答辩，一审法院在未对上诉人的反诉请求进行任何审理的情况下径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违反了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被上诉人易梅辩称：双方于2006年7月31日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得到遵守，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离婚协议书》没有对《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内容作出变更，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仅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中对房屋所有权有过约定，《离婚协议书》并没有作出相反的意思表示，且《离婚协议书》对房屋的面积、地点、价值都没有说明，是因为之前对房屋已经作出处理，因此在《离婚协议书》中不需要明确说明。上诉人刘忠卓的反诉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双方2006年11月1日离婚，如果有房产未处理应当在两年内提起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案件中协议的性质认定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合法有效。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易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搬出侵占使用原告位于容城镇团结村1组的房屋；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刘忠卓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分割土地权证号：监国用（2006）第011002319号，房产证号：监利房权证容字第××号房产，原、被告双方共有房产出售、对等分配；2、分割后，双方支付实际分得款项的20％，用于女儿刘芷含成长和为其购置住房；3、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02年12月17日登记结婚。2003年底双方在容××××了宅基地一宗，2004年在该宅基地上动工建房，办理土地使用证时，登记为刘忠卓的名字。2006年7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1、坐落在监利县××城镇团结村××（××环路地税局正对面）的住宅是甲方（易梅）女子专业美容收入所建，房屋的所有权属于甲方所有，但是土地证办理时误登记为乙方（刘忠卓）姓名，协议签订后，其土地证和房产证均过户登记为甲方姓名。2、建房期间乙方采购建筑材料、监理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甲方愿意将婚前的2000型桑塔纳一辆车牌鄂A×××××送给乙方，报答乙方所投。3、甲、乙双方夫妻存续期间对外的债务谁经手由谁承担。4、乙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享有居住在坐落于××城镇团结村××（××环路地税局正对面的住宅权利）。5、甲、乙双方若夫妻感情破裂，坐落在监利县××城镇团结村××（××环路地税局正对面）的住宅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干涉甲方，主动搬出家门。该协议经监利县公证处公证。之后，原、被告于2006年8月9日在监利县国土资源局办理了土地变更手续，土地使用权人的姓名由刘忠卓变更为易梅。2006年11月1日，原、被告因感情不和，在监利县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上对于除了房屋、汽车以外的财产进行了分割，对于子女抚养、债权债务等都作出了处理。原告易梅按照《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将自己婚前的桑塔纳小车也交给了被告刘忠卓。被告刘忠卓离婚后拒不按照协议的规定搬出该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坐落在监利县容城镇团结村1组（二环路地税局正对面）的房屋系原、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尽管系原告易梅开办女子专业美容店的收入所建，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2006年7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之后，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该房屋就不再是双方的共同财产，而是原告易梅个人所有的财产。被告刘忠卓与原告易梅离婚后，不按照约定搬出属于原告易梅的房屋，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应负纠纷的全部责任，对于原告易梅要求被告刘忠卓搬出房屋的诉请，应予支持。关于被告刘忠卓认为，原、被告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于房屋所有权分割约定不明确，因此，该房屋应该视为共同财产进行重新分割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原、被告双方对于房屋所有权的分割不是“约定不明”，而是约定得非常清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坐落在监利县××城镇团结村××（××环路地税局正对面）的住宅是甲方（易梅）女子专业美容收入所建，房屋的所有权属于甲方所有，但是土地证办理时误登记为乙方（刘忠卓）姓名，协议签订后，其土地证和房产证均过户登记为甲方姓名。”双方签订的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故此，被告刘忠卓请求分割属于原告易梅的个人财产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离婚协议书》上对除了房产、汽车以外的所有财产和其他相关事宜都进行了约定处理，唯独对房产和汽车不约定分割，不属于“约定不明”，而是因为之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对该两项财产已经进行了约定处理，无需再约定分割。3、该《离婚协议书》中并没有提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已经作废，两份协议在房产处理上并不矛盾。离婚时不对最大的财产房屋、汽车进行分割正好说明双方是在遵守《夫妻财产约定协议》，而且汽车也交给了被告刘忠卓。4、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按照民政部门提供的格式样本书写的，而民政部门的格式样本上没有设计“婚前财产”、“个人财产”的项目，只有“共同财产”这一项目，所以当时将房产也只有填在这一项目下，并不能仅仅依此就认定属于原告易梅的房产成了共同财产。如果是共同财产，离婚时不作处理是有悖常理的。5、双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之后，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均已变更登记为易梅的名字，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该房屋属于原告易梅所有。综上，对被告刘忠卓的这一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认为，《房产证》、《土地证》虽然登记的是易梅的名字，但是该两证取得的时间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房屋还是共同财产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无论登记夫妻双方哪一个的名字，该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本案涉案房屋是原、被告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之后变更登记为原告易梅的名字的，因此，尽管登记的时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属于原告易梅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共同财产。故此，对被告的这一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在胁迫下签订的问题，被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其观点，故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的是“住宅权”而不是“所有权”的问题，被告系断章取义，而不是全面的理解该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房屋的所有权属于甲方（易梅），而第五条约定的所谓“住宅权”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对房屋享有“居住权”，离婚后被告享有的“住宅权”收回归易梅所有，并没有说易梅只对该房屋享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故此，对被告刘忠卓的这一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认为，原告之前已经提起诉讼被法院驳回，因此现在不能重复起诉的问题，原告之前起诉的案由是“夫妻财产约定纠纷”，是确权之诉，而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是侵权之诉，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重复起诉，故此，对被告的这一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刘忠卓的反诉问题，其反诉请求是要求分割本案涉案房屋，在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2006年7月31日双方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的情形，法院已确认该协议为有效协议的情况下，房屋的所有权就属于原告易梅，被告无权分割属于原告个人所有的财产。故此，对被告刘忠卓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忠卓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搬出属于原告易梅所有的位于容城镇团结村1组的房屋；二、驳回被告刘忠卓的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刘忠卓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忠卓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拟证明离婚时对财产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易梅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对之前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作出了相反的变更，且该证据一审可以收集到，不属于新证据。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刘忠卓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证明《离婚协议书》对《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作出了变更。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易梅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立即搬出侵占使用原告位于容城镇团结村1组的房屋，一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返还原物纠纷不当，应变更为排除妨害纠纷，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诉争房屋的表述是否变更《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中对房屋所有权的约定；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一、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双方对2006年7月31日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刘忠卓上诉称双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开舞厅时涉足赌场，欠有高利贷，为给被上诉人易梅一个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也为保全双方辛勤劳动所得，因此约定房屋过户至易梅名下，上诉人并无将房屋所有权赠与给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为了应付债主，将房屋的名字变更为易梅而已。这说明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清楚签订该协议会产生权利处分的法律后果，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在没有证据证明另一方有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应认定协议内容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该协议显失公平，合同的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中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本案中《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根据上述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一年，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可以行使撤销权，但上诉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属于形成权，一年期间经过后上诉人即丧失该项权利。综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自订立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离婚协议书》中对诉争房屋的表述是否变更《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中对房屋所有权的约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诉争房屋的表述不应认定为变更《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中对房屋所有权的约定。1.《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明确约定“房屋的所有权属甲方所有”即房屋所有权属于被上诉人易梅所有。《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诉争房屋的表述是“1、财产分割：双方共同财产有：（1）住房一栋，（面积×平房米，××万元，位于××，产权证姓名易梅。）……”该协议将争议房屋列为财产分割项下的共同财产，表明双方有分割该项财产的意思表示，而非约定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2、2002年双方在结婚前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书》，对女方所有的个人财产包括汽车、女子专业美容店、门面、家用电器、存款等价值共计人民币313500元详细列明，并约定男方同意以上财产双方婚姻期间共同使用，若婚姻有变化，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房屋所有权属易梅所有，该协议经监利县公证处公证。从双方对财产处理一贯的注意程度来看，房屋属于重大家庭财产，双方如对其归属约定作出改变，一般以明确的意思表示进行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改变《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中对房屋所有权的约定，上诉人仅以《离婚协议书》的表述来主张《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中对房屋的约定由易梅个人所有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理由不充分，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忠卓上诉称一审判决未采信生效的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判决错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按照上述规定，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与生效的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不一致，应以双方提供的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为准。故对上诉人刘忠卓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1.上诉人刘忠卓上诉称被上诉人易梅先后两次起诉主体相同，诉请基本一致，易梅本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本院认为，本案案由是排除妨害纠纷，2013年易梅起诉的案件案由为婚约财产纠纷，两者法律关系不同，不属于重复诉讼。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2.上诉人刘忠卓上诉称一审庭审前上诉人未缴纳反诉费，庭审时法院未审理反诉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既未念反诉状，也未就反诉提交证据，对方当事人也未就反诉进行答辩，一审法院在未对上诉人的反诉请求进行任何审理的情况下径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违反了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庭审时被告宣读了反诉状，反诉被告未答辩，反诉被告未行使该权利系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双方的举证质证未区分本诉反诉是原审庭审中的程序瑕疵，但没有影响实体处理。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交8000元为2000元，由上诉人刘忠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燕
审判员 杨叶玲
审判员 胡 昱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迎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