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13民终15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住址地：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沙河东路国际市长交流中心1602。
法定代表人：梁茵宁，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祖锋，系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艳玲，系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城区演达时代歌舞厅。住所地：惠州市河南岸大石湖演达一路华阳大厦***楼。
负责人：阳吉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国球，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演达时代歌舞厅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5）惠城法民三初字第36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艳玲，被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演达时代歌舞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国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惠城法民三初字第366号民事裁定。二、请求二审法院指令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上诉人依法取得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一审法院简单地将上诉人认定为与音乐词曲作者或MTV制片公司等音乐权利人签订合同获得授权的使用者，属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持有的音乐专辑合法出版物均显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制作人，尽管部分音乐专辑封底有“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的字样，但作为出版发行方的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已出具声明明确表示其不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式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制片者享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著作权人。在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将其拥有的著作权转让给广州四达音像公司和王宪，广州四达音像公司和王宪又将该著作权转让给上诉人后，上诉人通过受让方式已依法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因此，上诉人是权利人，并非普通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并且，上述事实经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2016)粤73民终75号民事判决书等一系列生效判决所确认。上诉人在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也将该生效判决寄送给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一审法院忽略了该事实。二、上诉人作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侵犯其权利的使用者提起本案诉讼，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常行使其权利，该行为合法、合理、合情，上诉人并未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六条所规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一审法院适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相关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演达时代歌舞厅答辩称：一、上诉人不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1、涉案系列专辑包括数十首音乐电视作品(简称“MV”)，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每百MV均是单独的作品，权利相互独立，著作权人也是独立的。《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确定每首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应根据MV在播放时“出品人”或“制片人”的署名，音像制品上的制作署名仅能证明其是音像制品的制作者。2、涉案《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系列专辑是音像制品，音像制品是一种载体，不能称作录像制品，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仅是音像制品的制作者，并不是其中收录的MV的著作权人。这些VCD出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每个专辑均采用合辑(俗称”大拼盘”)的形式，收集了数十首由那个年代的当红歌手演绎的MV，如董文华，李双江，彭丽姨、孙悦等。这些歌手背景不同，身份不同，有的是百名群星演唱，更有多名是来自于部队。这些MV均是中央电视台从1993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历届的获奖曲目，由参赛的各个唱片公司或个人投资制作并报送。也有的是中央电视台自己投资拍摄，如第一届大奖赛金奖歌曲，董文华演唱的《长城长》，就是由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孟欣创作完成的。这些歌曲均是这些歌手的成名作。而中国90年代唱片行业的发展状况是各个唱片公司或歌手本人或中央电视台投资制作了这些MV，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应当是出资制作的唱片公司、歌手本人或中央电视台。3、王宪在与本案同一系列案的另一案中作证确认贵州四达公司的制作只是在涉案音乐电视版本上添加卡拉OK字幕。王宪是上诉人声称著作权转让链条中的关键人物，王宪当年是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工作人员，王宪也是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菜之鸟公司诉广州俊龙娱乐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案号:(2015)穗云法知民初字第601号)，王宪作为证人于2016年3月17日出庭作证。在回答“贵州四达或广州四达为何拍摄l7l首歌曲MTV”问题时，王宪明确陈述“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歌曲，是不能用在卡拉OK上，必须经过编辑制作才能用于卡拉OK上，我方编辑制作。我方是经过许可后制作成供卡拉OK使用的版本，是合法的，属于类似电影的作品。改编之后的版本还是原来的歌手、还是原来的背景、画面”。该证词证明:贵州四达所谓的制作只是在他人已经制作完成，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涉案MV作品版本上添加字幕，使之可以用于卡拉OK，该添加字幕的行为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贵州四达公司不是涉案MV作品的制片人和著作权人。王宪的证言进一步印证了答辩人的观点，贵州四达不是涉案MV作品的制片人和著作权人。《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彩封上出现“四达音像制作”、“平面设计”、“经销”、“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协作”等字样，或者在《中国音乐电视金曲》MV歌曲播放过程出现的“四达音像”字样，只能证明贵州四达公司的制作只是加工承揽性质，从事的是VCD音像制品这一载体的制作、发行，不是著作权法意义的创作者。摄制MV的制作者与MV歌曲音像制品的制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对应享有的是著作权或邻接权(仅享有音像制品的复制发行权)两种不同的权利。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正确，请求贵院维持该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原告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立即停止对《祝你平安》、《走四方》等110首音乐电视作品（详见：附件一《音乐电视作品清单》）实施复制、表演、放映、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88800元；三、被告赔偿原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其中律师费6000元，公证费700元，知识产权公司代理费人民币2300元,取证消费224元，交通/餐饮/住宿费428.3元），合计9892.3元。四、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7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提交涉案《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等证据证明涉案歌曲的制片人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著作权由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享有。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来源是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将著作权转让给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宪，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宪出具《授权书》给原告，原告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宪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变更协议书》，原告认为其取得了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宪的授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除依照本条例规定设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受理。非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成立的经营性公司，不是著作权管理组织，其通过与音乐词曲作者或MTV制片公司等音乐权利人签订合同获得授权，以音乐权利人的名义提起诉讼，法院应当受理。但是，如果经营性公司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法院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作为经营性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得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其以自己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对被告惠州市惠城区演达时代歌舞厅的起诉。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如下：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371号民事裁定书；2、关于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制作发行《中国音乐电视金奖》VCD节目版权纠纷调解的协议书、关于处理广东影人视听传播有限公司制作发行《中国音乐电视金奖》DVD/VCD侵权的调解协议书；3、委托发行协议书；4、中国唱片（广州）有限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官方网页；5、关于同意在广州市越秀区设立国家版权贸易基地的复函；6、版权交易合同备案证书；7、收据、证明；8、收款确认书；9、印鉴式样；10、声明；11、协议书；12、广州日报1996年9月24日刊登的报道；13、正版光盘《钻石金曲》一、二；14、广州四达公司、王宪与被上诉人往来函件。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如下：1、（2015）穗云法知民初字第601号案王宪出庭作证的庭审笔录、菜之鸟撤诉申请书和《民事裁定书》；2、《关于如何理解音像制品出版物上署名“制作”的说明》；3、原版光盘共二十三张；4、（2016）京方正内经民证字第11303-11307号公证书；5、（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12511号、12514号公证书；6、（2016）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8753号、16441号公证书。
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
一、首先，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作融合了电影作品创作的主要元素，凝聚了导演、演员等在内的制作人员互相协作的创作性劳动，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本院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所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和四十二条的规定，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由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根据法律规定，电影或类电影作品，与录音录像制品不同。电影或类电影作品可以产生著作权，权利由制片者享有。录音录像制品可以产生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邻接权），权利由制作者享有。根据影视产业界行业惯例，在侵害电影或类电影作品著作权的案件中，作品上署名为“出品人”、“制片人”、“摄制人”、“联合摄制人”、“联合制片人”或“某某版权所有”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可以视为制片者。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是涉案作品著作权人最为核心证据的是《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封底标注“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本院认为，该VCD属于音像载体。如果VCD由所收录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制片者制作，则该VCD可以视为涉案作品的载体，故其封底标注“某某制作”可以视为制片者的署名。但如果VCD并非涉案作品制片者制作，而是另由录音录像制作者在取得涉案作品制片者授权的情况下制作，则该VCD属于使用他人作品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此时，仅在VCD封底标注“某某制作”，只能视为制片制作者的署名，不能视为被使用作品制片者的署名。因此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就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收录的MV的制片人；而涉案音乐专辑封底标注的“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只能证明该专辑由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但不能据此确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当然就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人，且不能排除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作为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的可能性。
二、除个别歌曲词曲作者向上诉人出具了证明和收据外，上诉人亦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提供的设计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的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取得全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原始证据，如与词曲作者签订的合同、与歌手签订的合同、与表演者签订的合同、与导演或其他拍摄工作人员签订的合同、支付报酬的凭证等等。另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基本都是流行度广、知名度高的经典歌曲，有些还是著名歌手的成名曲。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拍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上诉人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具备摄制这些作品的能力。
三、被上诉人提交了大量正版音像制品，具备合法出版物的特征，本院认定上述音像制品为合法出版物。这些合法出版物至少收录了上诉人主张的部分涉案作品，但其制作署名并非贵州四达音像公司。
因此，上诉人未能证明其实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无权主张被上诉人侵犯涉案作品著作权，其起诉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无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一审预交诉讼费2247元，由一审法院退还给上诉人，二审预交诉讼费2247元，由本院退还给上诉人。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 娟
审 判 员 刘宇慧
审 判 员 丁晓鹏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佳汝
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