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民终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佑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路南区文化南北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周正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景生，河北渤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高碑店市团结路。
法定代表人：李清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阎云天，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唐山佑邦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邦公司）诉鹏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9日作出（2013）保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冀民一终字第1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还重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4）保民二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判后，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佑邦公司委托代理人徐景生，鹏达公司委托代理人阎云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0年11月8日，鹏达公司作为发包人，唐山信达建筑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作为承包人，签署了《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包括专用条款、通用条款等，对工程名称、劳务作业内容、合同价款总额等进行了约定，并在合同中约定发包人项目经理为陆香华，承包人驻工地负责人为段玉平，陆香华和段玉平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同日，鹏达公司锦绣华庭项目部作为甲方，信达公司作为乙方又签订了一份《锦绣华庭2#、4#、6#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总则中约定：“除执行正式合同的相应条款外，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以下补充条款达成一致，作为正式合同的补充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与正式执行合同文本相抵触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其他条款”第一项又明确载明：“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只用作办理手续，以本协议为准”。同时，协议对承包方式、承包价格及合同总价、工程价格包含内容及施工范围、临建、临工、洽商及变更调整费用方式、工程工期、工程付款等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其中“工程承包价格及合同总价”项下第1条约定：“按建筑面积双方协议造价：地下结构（445）元／㎡（实际建筑面积），地上三层结构（373）元／㎡（实际建筑面积），标准层主体结构（275）元／㎡（实际建筑面积）。”第5条约定：“工程价格为一次型包死价格。除工程正式洽商、变更、与本合同无关的其他签证及零工、临建外。”“临建、临工、洽商及变更调整费用方式”项下第1条约定：“按临建、临工、洽商及变更项目分项、分子目执行河北省2008建设工程预算定额及费用定额，人工单价调整为60／工日，按最新费率标准取费。”该协议亦由陆香华、段玉平作为甲乙双方代表签署名字。信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施工。从2011年1月16日至2012年4月14日，被告累计向信达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10697800元。信达公司于2011年10月13日变更名称为佑邦公司，即本案原告。原告方项目经理梅德来出庭证实工程于2011年10月已交付，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工程验收时间应当以验收记录为准，并提交有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签字盖章的《锦绣华庭主体工程质量验收单》以证实工程实际最终验收时间为2012年4月1日。2011年12月23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被告方项目技术负责人李井茂予以签收，之后被告未就决算书涉及事项给予原告书面答复。2012年6月16日，原、被告双方就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款、工程量进行确认，梅德来、李井茂分别作为双方代表签署了名字。确认单中共列举了12项工程所涉款额，分别为：1、地下室建筑面积2416.92㎡，单价445元／㎡；2、非标层3817.74㎡，单价373元／㎡；3、标准层30296.82㎡，单价275元／㎡；4、2010年临建、临工款，未商定；5、2011年临建、临工款，132811元（含陆向华春节看护费6000元）；6、商业工程款280000.00元；7、阁楼工程量，确认；8、挂架改挑架工程款，未商定；9、商业报价中主楼大模板款，未商定；10、商业误工款，未商定；11、补充协议款，未商定；12、塔司伙食费22900元。原告称该证据上涉及的12个分项工程与原告提交的结算报告上所涉分项工程一致。其中1、2、3、5、12项与原告主张一致，第6项商业工程款原告主张数额为319344元，其余未商定各项为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应以原告方提交的决算书上所列数额为准，原告在原一审中将第11项主张款额由决算书上的365314.8元变更为364702.8元。被告认为其中未商定的部分，即为被告不应该给付的。原告主张第4项“2010年临建、临工款”数额由决算书中P5《包工不包料临建工程费用标准》得来，表格上显示制表人为梅德来，制表时间为2011年元月1日，在河北鹏达集团锦绣华庭项目总包确认一栏中写有“实付拾玖万整陆向华”。针对第7项，原告主张阁楼工程款74736.84元是由阁楼工程量并依据河北省2008定额计算得来。第8项“挂架改挑架工程款”由决算书中P22《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洽商》得来，该洽商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20日，但总包方与劳务方二栏均没有签字盖章。第9项“商业报价中主楼大模板款”原告主张由决算书中P49《锦绣华庭结构工程扩大劳务报价单》（附件四）得来，报价单上有段玉平与陆香华作为承包人与发包人签字确认。该报价单中标明模板的单价为51元／㎡，但未注明实际使用的面积。第10项“商业误工款”数额由决算书中P39《锦绣华庭商业工程误工计算表》得来，但该表中总包方与劳务方亦没有签字盖章。原告主张第十一项“补充协议款”基于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11月25日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第2条以及决算书中P86《2#、4#、6#楼建筑及支架面积》中载明的总建筑面积计算得来。
2012年11月26日，天津市联东模板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鹏达公司至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模板销售款等共计860251.48元。后在诉讼过程中，追加本案原告佑邦公司作为共同被告。2013年8月21日，当事人各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被告佑邦公司欠原告天津市联东模板有限公司货款55万元，此款由被告鹏达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前代为支付；二、被告鹏达公司如未履行第一条规定的付款义务，则额外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三、案件受理费12402元，减半收取6201元，由原告自愿负担。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出具（2012）辰民初字第4549号民事调解书对以上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鹏达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出扣款申请，称被告代原告向天津市联东模板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5万元，申请将此笔款项在欠付部分扣减。
因工程款结算问题，双方发生争议，佑邦公司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562533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从2011年12月23日起至2012年5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161644元的利息67395.26元。自2012年5月20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564533元的利息。3、由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用。
另，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6月18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落款时间为2011年元月1日的《包工不包料临建工程费用标准》中落款处“陆向华”签名字迹与样本中陆香华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两个焦点问题：一、原告主张根据《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9.1，被告收到决算书后未予答复，能否视为对决算书上各项工程价款认可的问题。原告前身信达公司与被告在2010年11月8日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两份合同。《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9.1约定：“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劳务作业完成后，发包人自收到承包人依照约定提交的结算资料之日起28日内完成审核并书面答复承包人；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提交的结算资料。”而《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总则中约定：“本协议与正式执行合同文本相抵触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同时“其他条款”第一项又载明：“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只用作办理手续，以本协议为准”。协议对工程价款的约定“地下结构（445）元／㎡，地上三层结构（373）元／㎡，标准层主体结构（275）元／㎡”亦与双方于2012年6月16日签署的工程量、工程款确认单记载的价格相一致，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为《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原告于2011年12月23日向被告递交《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被告方项目技术负责人李井茂予以签收，之后未给予书面答复。原告主张根据《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9.1，应视为被告对决算书上各项工程价款的认可。鉴于此劳务分包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原告该项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二、双方于2012年6月16日就锦绣华庭2#、4#、6#楼工程量、工程款签署的确认单中，未商定的第4、7、8、9、10、11项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该确认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共列举十二项分项工程，其中第1、2、3、5、6、12项有明确数额，且双方均予认可，故对该六项工程款额予以认定。原告对第4项“2010年临建、临工款”主张数额为190000元，称有被告方工作人员陆香华签字确认。被告不予认可，并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1年元月1日的《包工不包料临建工程费用标准》上署名“陆向华”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经鉴定，该签字与样本上陆香华的字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原告虽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未提出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第7项“阁楼工程量”显示为确认，且双方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阁楼的工程量无异议，《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中约定“按临建、临工、洽商及变更项目分项、分子目执行河北省2008建设工程预算定额及费用定额”。原告主张的阁楼工程款74736.84元即依据双方认可的工程量和河北省2008建设工程预算定额计算得来，故对该款项予以认定。第8项“挂架改挑架工程款”是原告称因改变了合同约定的施工工艺，增加了费用，按照《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洽商》计算得来，但该工程洽商并无被告的签字或盖章，被告亦不予认可。原告该项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予认定。第9项“商业报价中主楼大模板款”，原告主张施工时仅有主楼使用大模板，但合同价款中双方协议将主楼大模板费用按不同的计算标准分摊到了所有建筑面积，商业楼分摊了11974.71平方米，因商业楼没有交给原告施工，因此，该部分费用应由被告另行支付给原告。被告对此说法予以否认，认为应按照约定的价格和实际施工使用的面积计算大模板的费用。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所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与常理不符，不予支持。第10项“商业误工款”，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实属于合同约定项下或已经被告认可，亦不予认定。第11项“补充协议款”，其计算方法在双方签订的《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中已进行约定，同时总建筑面积亦经双方认定，故原告据此主张的364702.8元补充协议款，应予支持。
综上，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款共应包括：1、地下室1075529.4元；2、非标层1424017.02元；3、标准层8331625.5元；4、2011年临建、临工款132811元；5、商业工程款280000元；6、阁楼工程款74736.84元；7、补充协议款364702.8元；8、塔司伙食费22900元，共计11706322.56元。被告已实际支付10697800元，还应再支付1008522.56元。原告主张工程交付时间为2011年10月，被告认为应以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参与验收的2012年4月1日为最终交付时间，原告未能就其主张进一步提供证据，故交付时间应认定为2012年4月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欠付工程款利息从应付工程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建设工程交付之日为应付款时间。故本案中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2年4月1日。原被告与天津市联东模板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代原告支付55万元货款，该款项应从被告应给付原告的款项中予以扣减，故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458522.5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鹏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佑邦公司尚欠工程款458522.56元及利息（自2012年4月1日起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佑邦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39元，由原告佑邦公司负担20839元，被告鹏达公司负担7000元。
佑邦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鹏达公司给付工程款1963389元及利息（自2012年4月1日起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为《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是错误的。在扩大劳务协议总则中约定“除执行正式合同文本的相应条款外，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以下补充条款达成一致，作为执行合同的补充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与正式执行合同文本相抵触之处，以本协议为准”。扩大劳务协议证明正式合同和扩大劳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扩大劳务协议中“其他条款”第一项载明“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只用作办理手续，以本协议为准”。本案是劳务分包合同纠纷案件，劳务分包根本不存在备案等需要办理手续的情况，只要劳务分包队伍具备劳务作业资质，与总包单位签订合同即可。“以本协议为准”也确认了双方认可合同总则中的约定的。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及扩大劳务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在扩大劳务协议中涉及到的条款与合同中相应条款发生冲突时，是以扩大劳务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为准而已。从另一角度讲，法院对扩大劳务分包合同前后的约定产生歧义，说明扩大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不明，更说明正式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是有拘束力的；2、应当依据被上诉人技术负责人李井茂2011年12月23日签收的《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确认工程款的依据。合同9.1条款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2011年12月23日签收《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后未在约定的28天内予以审核、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应当以《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确认工程款的依据。2011年6月16日签订的工程量确认单，应当定性为合同变更。最终双方的工程总款应为13211189元；3、关于2011年元月1日的《包工不包料临建工程费用标准》没有鉴定的必要。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亲身经历2011年元月1日的《包工不包料临建工程费用标准》形成过程的梅德来已经证实，是陆香华所写。而且，李井茂签署的单项结算单和竣工结算当时或之后，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陆香华作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应当通知陆香华当庭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检材不符合鉴定的要求，没有陆香华到场进行当场笔记的提存，作为比对的样本。鉴定依据明显不足。鉴定意见只是证据，法院应当审核鉴定意见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只是盲目使用该鉴定意见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4、关于“挂架改挑架工程款”。扩大劳务补充协议报价表中记载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的是施工工艺是以标准层外挂架，工程款是按照标准层外挂架施工工艺确定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六证明，被上诉人认可施工过程中，将外挂架改为了挑架。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按照挑架进行确定该部分增加的工程款。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模板出入库单，证明是在施工过程中，将挂架改为挑架。因此，对造成拆除挂架过程中的损失应当予以补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报的该分项结算报告和包括该分项内容的整体结算报告签收并且未提出异议。因此，应当按照结算报告中的8、9项394474.2元确定使该项的工程款，或者通过鉴定确定；5、关于商业楼大模板。报价是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结果，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尊重，法院亦无权改变双方所约定的结算规则。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图纸及一般的施工常识，商业楼不需要大模板。双方当事人在确定合同价款中将大模板款进行分摊是双一致的意思表示。如果商业楼由上诉人进行施工，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即可。但在施工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将商业楼施工交由上诉人施工，如果不将报价单中商业楼分摊的11800×51=601800元补偿给上诉人，必然导致上诉人损失。实际上，是计算方法问题，无需鉴定，亦应当支持上诉人主张；6、关于“商业误工款”。双方约定的工程范围包括商业楼，且被上诉人承认商业楼工程款，说明上诉人已经进行了商业楼的部分施工。根据施工日志的记载，能够证明损失的情况与结算报告中的数额一致。结算报告经被上诉人签收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综上，应当依据《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及工程量确认单确定双方工程款，尚欠上诉人2513389元。扣除55万元模板款，应当给付上诉人1963389元；7、关于交工日期。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能就主张进一步提供证据，故交付时间应认定为2012年4月1日。”是错误的。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的一般常识，施工任务完成后，分包单位才向总包单位提报结算报告，因此，再提交结算报告之前分包队伍就已经完成所约定的施工内容，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署收到结算报告的行为说明2011年12月23日前，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合同所约定的工程内容。根据主体施工的一般常识，剔凿只是主体施工的维修义务而已，对维修义务的转让并不能证明施工内容没有完成。根据施工规范的规定，主体验收是总包单位被上诉人与建设单位、监理、设计单位等来完成的验收；而且上诉人承包的主体结构工程之外，还有砌体工程等工程内容需要其他单位施工；再加上，总包单位、建设单位不及时履行主体认证过程中的义务等原因，被上诉人提交的认证文件上的时间不能客观反映上诉人完成合同约定工程内容的时间。
针对佑邦公司的上诉，鹏达公司答辩认为：除我方上诉内容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佑邦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
鹏达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其中的364702.8元不予支持，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佑邦公司依据2010年11月25日与陆香华签订的《补充协议》主张364702.8元款项。上诉人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其加盖的项目部印章字体与其提交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中的印章字体明显不符，且陆香华的签字与劳务分包协议及扩大劳务协议中陆香华的签字也明显不是同一人所写；2、退一步讲，即使该补充协议存在，也未实际履行。该协议的当事人不是上诉人，该协议的甲方是陆香华个人，因陆香华于2010年年底即退出该项目的管理，由项目经理张生具体负责。被上诉人无法再协助陆香华管理该项目，事实上被上诉人也未按该协议履行协助义务，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履行该协议的证据，所以不存在此项目费用。更何况，依据该协议第4条规定，付款方法与劳务款同步，上诉人提交的《工程申报表》中没有涉及该款项，也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此项不成立；3、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该补充协议已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针对鹏达公司的上诉，佑邦公司答辩认为：一审法院对补充款认定正确，应当支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除与原审一致外，另查明：二审庭审中，针对2012年6月16日的《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款、工程量确认单》，双方共存在五点争议项，具体为：2010年临建、临工款，挂架改挑架工程款，商业报价中主楼大模板款，商业误工款和补充协议款。双方主要观点如下：1、关于2010年临建、临工款。佑邦公司主张的款项金额为19万元，依据为2011年元月1日的《包工不包料临建工程费用标准》。对此，鹏达公司认可2010年开工时存在临建工程，但主张该项费用已包含于单平米固定单价，后又更正称不包含于固定单价，但已支付该费用；2、关于挂架改挑架工程款。佑邦公司主张的款项金额为394474.2元，其中含双方口头协商的挂架改挑架补贴款302968.2元（每平米10元）和拆除挂架损失91506元。对此，鹏达公司认可存在施工中途挂架改挑架的事实，但主张佑邦公司作为施工企业明知国家禁止使用挂架，应自行承担增加的费用；3、关于商业报价中主楼大模板款。佑邦公司主张该项费用的金额为601800元，依据为《锦绣华庭结构工程扩大劳务报价单》。对此，鹏达公司表示商业楼属于协议中待定工程，实际未施工，不认可该费用；4、关于商业误工款。佑邦公司主张该项费用的金额为319780元，依据为停工日志。对此，鹏达公司称商业楼部分双方未签订合同，不存在施工的问题，更不存在误工问题；5、关于补充协议款。佑邦公司主张该项费用的金额为364702.8元。鹏达公司上诉提出的异议主要涉及2010年11月25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和履行情况。对此，佑邦公司认可2011年3月份项目经理由陆香华更换为张生后，该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但称可依照协议约定将该款项下调20%。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主要有四个，分别为：1、案涉工程结算的依据；2、佑邦公司制作的《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的效力；3、2012年6月16日《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款、工程量确认单》中的五个争议项；4、工程欠款的利息起算点。
关于案涉工程结算的依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就案涉工程共签署了两份合同，分别是《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和《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因《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第八条明确约定“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只用作办理手续，以本协议为准”，同时双方最后签署的《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款、工程量确认单》第1点固定单价价格亦与第一份协议相符，故案涉工程结算的依据应为《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上诉人佑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佑邦公司制作的《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的效力。因该决算书系佑邦公司单方制作，虽有证据表明已送达给了鹏达公司，但鹏达公司未表示予以认可，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双方在2012年6月16日又签订了《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款、工程量确认单》，也表明双方就工程款结算问题未协商一致，佑邦公司主张依据2011年12月23日的《锦绣华庭2#、4#、6#楼工程决算书》认定工程价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2012年6月16日《锦绣华庭2#、4#、6#楼工程款、工程量确认单》中的五个争议项。1、关于2010年临建、临工款。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存在2010年临建工程的事实。同时，鹏达公司虽主张已支付了2010年临建工程款，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同时也与确认单将此列为“待商议”的事实不符，故鹏达公司应支付佑邦公司相应工程价款。但根据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结果，佑邦公司提交的《包工不包料临建工程费用标准》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佑邦公司主张该项费用的金额为19万元的依据不足；2、关于挂架改挑架工程款。根据双方签订的《锦绣华庭结构工程扩大劳务报价单》显示，双方商定的单平米固定单价对应的为外挂架，因双方认可施工过程中存在挂架改挑架的事实，故佑邦公司因此增加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客观存在，根据公平原则鹏达公司作为发包方应给予一定的补偿。但因双方就该项费用未能协商一致，佑邦公司主张的394474.2元系单方计算，不宜作为定案依据；3、关于商业报价中主楼大模板款和商业误工款。根据双方签订的《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第八条约定，商业楼属于暂定工程，同时协议最后备注“如总包与开发商未签订商业楼，本协议主楼非标准层单价另议”。事实上，佑邦公司只负责施工了一小部分商业楼工程，双方在确认单第6点中也进行了结算，同时确认单第1点对非标准层价格双方未进行调整，故佑邦公司另行主张商业报价中主楼大模板款和商业误工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关于补充协议款。鹏达公司虽对2010年11月25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对协议上的签字和盖章申请鉴定，亦未提供相应反证，故本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二审庭审中双方陈述，佑邦公司亦认可2011年3月份后该协议未再实际履行，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在此之前随工程款同步主张过该项费用，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佑邦公司实际履行了相应协助义务，该项费用不应计取。综上，鉴于2010年临建工程款和挂架改挑架工程款鹏达公司负有给付义务，但具体数额无法准确确定，同时对于补充协议约定的协助费用应予以核减，鉴于上述应增加的与应核减的费用基本相当，根据公平原则和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该两项费用可相互抵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欠款数额予以维持。
关于工程欠款的利息起算点。根据双方签订的《锦绣华庭2#、4#、6#楼及商业楼结构扩大劳务协议》第七条约定，鹏达公司应予结构封顶后支付总款的85%，主体验收合格后支付总款的97%，剩余3%结构验收合格后半年付清。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鹏达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已超过85%，故一审法院认定工程欠款利息起算点为2012年4月1日即主体验收合格之日并无不当。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维持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6633元由双方各自负担一半。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宣建新
代理审判员 王 芳
代理审判员 李冠霞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