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闽民申26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蔡长春，男，193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炜，男，1964年3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庹政享，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蔡香香，女，193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强，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系蔡香香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玲，女，1961年3月3日出生，汉族，系蔡香香之女。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国钧，男，192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再强，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志，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蔡景良，男，1935年12月28日出生，香港居民。再审申请人蔡长春因与被申请人蔡香香、叶国钧、蔡景良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民终字第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蔡长春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蔡长春提供叶文琴的遗嘱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一）从遗嘱的背景看，叶文琴立遗嘱将其遗产由蔡长春继承合情合理。首先，根据蔡香香在二审答辩状中的陈述，其于1952年即离开厦门参加工作；蔡景良于1955年3月8日由江苏无锡迁入户籍，但是半年后即1955年8月28日就迁往厦大，他们与叶文琴共同生活时间都不长。而蔡长春自出生起即与叶文琴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三十多年，晚年亦只有蔡长春一人照顾；叶文琴去世时，只有蔡长春负责丧葬；墓碑上立碑人也只有蔡长春一人留名，故叶文琴将其财产立遗嘱给蔡长春继承合乎情理。其次，蔡佩钦、陈国基、郭某的证言，均证明蔡景林是叶文琴的亲生子，蔡景良最初的证言也承认这一点。1992年8月14日厦门市公证处的《亲属关系证明书》中确认蔡长春是叶文琴的孙子。公安机关和居委会也出具了证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远高于蔡香香的陈述，原审仅凭蔡香香的陈述，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蔡景林系抱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从遗嘱的形式分析，案涉遗嘱立于1971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的规定。首先叶文琴所立遗嘱有两个无利害关系见证人郭某和高某1，其中郭某既是见证人又是代书人，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要求。其次，叶文琴虽然没有在遗嘱上签名或捺印，但是有在遗嘱上盖私章，这足以证明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当时继承法尚未颁布，并未要求代书遗嘱一定要由立遗嘱人签名或捺印；叶文琴是文盲，不识字，无法签名，有鼓浪屿派出所的户主底册上的记载可以证明；叶文琴没有捺指印的习惯，都是使用个人私章。从《户口登记薄》中户主“签盖”处以及《厦门市人民政府建设局修理执照》“申请人”处均仅盖有叶文琴私章，可以证明。（三）原二审仅以蔡长春写给蔡香香的信件中未提及遗嘱为由，而不予认定遗嘱的真实有效是错误的。理由是：1.蔡长春于原审提供的蔡佩钦的调查笔录以及陈国基、蔡景良的证人证言均证明了他们知道叶文琴1971年立有遗嘱一事。蔡景良事后虽然否认证明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否认该份证人证言是其本人出具，且其后来主张证明内容不真实，也没有提供相反依据，只能说明其作证后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才对其原先的证言不予承认。2.蔡长春写给蔡香香的信件只涉及办证、继承问题，而没有提到遗嘱一事，是由于当时的意图就是先把内厝沃房屋的全套房产证书办理下来，并不涉及房产的分割问题，也就没有必要提到遗嘱事宜。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再审本案。蔡香香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一）蔡香香与叶国钧(原名蔡景铭)、蔡景良以及蔡长春同为本案系争房产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系争房产共有产权。理由是：原一审查明蔡长春系蔡景林之子，蔡香香系蔡景墨去世后按当地风俗抱养来作为蔡景墨养女的，故与叶文琴系祖孙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叶文琴的法定继承人为叶国钧、蔡景良、蔡长春、蔡香香，其中蔡长春、蔡香香系代位继承人。原二审中，蔡香香提交了退休前所在工作单位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原福州卫生学校)出具的证明以及调阅的历史档案材料，均证明：叶文琴是蔡香香祖母，叶国钧、蔡景良是蔡香香叔叔，蔡长春是蔡香香弟弟。当时的家庭经济来源除房租外，主要靠蔡景铭和蔡香香的薪水；蔡香香在1960年结婚前，每月除了保留少部分生活费以外，其余工资均寄回厦门赡养祖母蔡香香、补贴家用，即使婚后家庭负担加重，也不定期地往家里寄钱。每逢学校放假，蔡香香均回厦门居住，陪伴祖母，已尽到了赡养义务。（二）叶文琴生前没有立遗嘱，蔡长春出示的所谓“遗嘱”系伪造的。理由是：1.叶文琴去世前后，蔡香香从未听说叶文琴生前立有遗嘱。叶文琴去世之后的四十多年里，蔡长春也从未向任何亲友提起过祖母生前立有遗嘱。从1986年政府退还产权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为办理祖产的产权登记变更手续，蔡长春多次写信给蔡香香协商、通报产权办理情况，并要求蔡香香提供委托书、身份证件给自己，以供办理法定继承手续之用，从未向蔡香香、蔡景良和蔡景铭或者其他叔伯、堂兄弟姐妹出示过案涉遗嘱。2.蔡长春在2012年10月份向厦门市鹭江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时，已确认叶文琴生前无遗嘱、无遗赠抚养协议，他是作为唯一法定继承人申请公证继承叶文琴名下的财产。因蔡香香对蔡长春所作的继承公证提出异议、申请撤销，并阻止其办理产权变更，以至后来鹭江公证处在调查核实后撤销了该法定继承公证。蔡香香依法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对系争房产享有共有权，蔡长春才突然抛出该份遗嘱。3.蔡长春出示的“遗嘱”不是叶文琴本人书写，没有叶文琴本人的签名和本人捺印，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明显系伪造。4.蔡长春虽主张其持有的“遗嘱”形成在继承法实施之前，不应适用继承法对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但却偏偏还要往继承法对形式要件的规定上套：不仅有代书人，还找了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而见证人黄某1就是蔡长春岳母，还谎称自己跟蔡长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亲属关系。蔡长春没有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案涉遗嘱是叶文琴当年的真实意思表示，甚至在蔡香香申请真伪进行鉴定时还百般阻挠、拒绝配合，不敢进行鉴定。所谓遗嘱无论是内容、形式要件还是证明形式都是在生搬硬套继承法对代书遗嘱法定要件的规定，恰恰反证了其非法和无效。两审判决说理清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蔡长春在原二审提交的2004年蔡景良书信不能证明与蔡长春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蔡景良证言意思表示一致。相反，蔡景良在原审中提交的答辩状反复表示，其被蔡长春所欺骗，所谓的证人证言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蔡景良已通过合法程序撤销了对蔡长春及其子蔡炜的授权委托。依蔡长春的逻辑，该书信证明蔡景良自愿放弃自己的财产份额，那么若在1971年叶文琴就立下遗嘱将名下房产全部归蔡长春所有，那蔡景良有何财产权利可放弃？蔡长春在2004年要处置财产也根本无需去信蔡景良征求其意见并要求其做公证。同理，蔡长春2002年也去信给蔡香香，要求她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自己代办继承叶文琴名下的房产继承手续之用。以上事实恰好证明蔡长春并没有叶文琴的所谓遗嘱。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蔡长春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叶国钧提交书面意见认为，1.蔡长春申请再审时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案客观上也没有新的证据。2.蔡长春主张的两位见证人之黄某2系蔡长春的岳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依法不能作为见证人；另一见证人高某1已死亡；证人郭某系蔡长春多年朋友，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且都是客观事实。3.1990年至2009年期间蔡长春多次与蔡香香的书信往来在继承问题上均未提及遗嘱的事情。在公证过程中，蔡长春明确表示没有遗嘱。4.原审法院适用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的规定，认定蔡长春提供的遗嘱不是叶文琴真实意思表示，法律适用是正确的。5.蔡长春提供的遗嘱中既没有立遗嘱人的签名及捺印，也没有见证人的签名，遗嘱是不能以私章代替签名，且案涉遗嘱中的私章蔡长春根本无法证明其来源。两见证人之一高某1治已死亡，另一见证黄某2莹是蔡长春的岳母，代书郭某琪与蔡长春是多年的朋友关系，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蔡长春提供的遗嘱不符合法定标准，不是叶文琴真实意思的表示。6.蔡长春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作(2012)厦鹭证内字第09056号《公证书》时，确认被继承人叶文琴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后蔡香香提出复查申请，证明该公证书遗漏了继承人后，蔡长春又在本案提出遗嘱，试图证明蔡长春为叶文琴遗留房产的唯一继承人。可见，蔡长春行为反复，独占被叶文琴遗产意图明显，该遗嘱不能作为分配遗产的依据。7.从2002年8月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信件可以看出蔡香香就继承叶文琴遗留房产的相关事宜委托蔡长春办理，蔡长春多次写信给蔡香香通报、协商相关事宜，并要求蔡香香提供委托书、身份证件给自己，以供办理房产证之用，蔡长春始终未提及存在遗嘱的事情，进一步印证了案涉遗嘱不存在，否则蔡长春没必要接受蔡香香委托办理继承事宜。8.蔡长春系叶文琴养子蔡景林之子，故其主张自己是叶文琴亲孙子，叶文琴立遗嘱将财产全部由其继承是合乎情理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蔡长春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在本院审查中，蔡长春提交两组新证据：1.《关于鼓浪屿内厝沃路1号、5号和龙头路239号、245号房屋产权登记问题的说明》；《协议书》；《申请书》；《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处理华侨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通知书》，用以证明1982年以来蔡长春一直以讼争房业主全权代表身份与有关部门签订文件，已合法占有、使用该房。2.蔡长春与蔡景洋、蔡景峰之间的往来书信，证明蔡长春除了给蔡香香写信外，还写信给蔡景洋、蔡景峰，目的是为了先把讼争房办到叶文琴等人名下，故在信中同样没有提到遗嘱及析产的问题。叶国钧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两组证据在本案诉讼之前已经形成，蔡长春在原审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这些证据中没有一份可以证明叶文琴1971年有立过遗嘱，且内容只能体现蔡长春是总代理人，不是遗嘱继承人，不足以推翻原判。蔡香香同意叶国钧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蔡长春提供的两组新证据均无法证明叶文琴当时有立遗嘱的事实，且证据内容也只能体现蔡长春代理人身份，无法证实其系讼争房产唯一继承人，故不足以推翻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蔡长春依据叶文琴的遗嘱主张讼争房屋由其继承，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遗嘱系叶文琴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遗嘱郭某琪代书，但无叶文琴的签名或捺印，仅加盖了叶文琴的私章，但该私章是否为叶文琴本人加盖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见证高某2志已死亡，该见证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已无法得到确认，黄某1莹是蔡长春岳母，存在利害关系，依法不能作为见证人，故仅郭某琪一人的见证，不足以证明该遗嘱系叶文琴的真实意思表示。蔡长春对蔡香香2002年8月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1990年至2009年期间蔡长春写给蔡香香的书信真实性没有异议，在《授权委托书》中蔡香香明确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委托蔡长春办理叶文琴遗留房产的相关事宜，可见蔡长春当时是认可蔡香香作为讼争房产的法定继承人身份的。且若叶文琴在1971年确有立下遗嘱，则蔡长春完全可向蔡香香等人直接主张自己根据遗嘱继承讼争房产，无需再由蔡香香等人作为共同继承人委托其办理相关手续。虽然蔡长春在原审提供的蔡佩钦的调查笔录和蔡景良的证人证言，均表示他们知悉叶文琴1971年有立遗嘱，但蔡景良在本案原审答辩中已明确表示其被蔡长春所欺骗，不认可之前的作证，而蔡佩钦在原一、二审均未到庭作证，且二人的证言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审结合讼争房产的历史流转情况，认定蔡长春关于案涉遗嘱系叶文琴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的主张，依据不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蔡长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第（一）、（二）、（六）项的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蔡长春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郑 唯审 判 员  高 晓代理审判员  林峥峥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刘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