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平行初字第78号
原告王海旺，男。
被告北京市平谷区民政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8号。
法定代表人郭金生，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绪宽，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红军，男，北京市平谷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原告王海旺不服被告北京市平谷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平谷民政局）作出的告知书，于2014年8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平谷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海旺、被告平谷民政局法定代表人郭金生、委托代理人王绪宽、李红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8日，被告作出“北京市平谷区民政局对马昌营镇×庄村王海旺信访问题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书），主要内容为：王海旺述称其父王×解放时期（1947年）为平谷县裕民总店（属于冀东军区十四军分区后勤部）委托×庄分店（我方外围组织）采购物资，一次与同事外出采购时被敌伪搜查被捕后在河北三河夏垫被杀头示众。1980年前后，王×家属曾就该问题向县民政局反映申请追烈，当时由于缺乏我方采购物资被派遣直接证明的关键证据，未予研究。王海旺持“马昌营镇政府关于×庄村王海旺要求其父王×评烈一事调查情况”、“有关王×遇难情况的说明”及×庄村委会、原×庄村委会支部书记贾守志、同村村民李秀儒、张礼、郝林等证据材料要求为其父王×追烈。王海旺自2012年以来多次到镇政府、区民政局、区政府、市民政局、市政府信访办、市非紧急救助中心、民政部就其父王×追烈一事上访、信访，2013年下半年经常到区民政局、市民政局上访。虽经过平谷民政局及马昌营镇多次调查核实，由于其没有提供原始证据和关键证明材料，尽管多次疏解仍无效果。我局于2014年7月29日专门邀请北京市民政局优抚处、信访处具体负责人当面审查有关材料解答政策规定，明确告知不符合追烈条件。平谷民政局依据《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和北京市民政局接访意见认定，王海旺所提供的材料缺乏原始证据和有力证明，其父王×不符合追烈条件。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和依据以证明被诉告知书合法：1.1981年9月3日原平谷县民政局“关于追认王×为烈士的意见”，证明原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要求被告为其父评定烈士，被告调查核实后的处理意见为原告之父王×不能被追认为烈士，该意见已经明确告知原告；2.时任平谷县裕民总店经理安性存于1979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裕民总店的性质为国营及隶属关系，王×去夏垫不是受总店指派，不是执行革命任务，王×不是脱产干部，不能确定王×被害情况；3.时任平谷县胜利商店经理唐宝荣于1980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总店与分店是隶属关系，×庄合作社是裕民总店直接组织的，其性质是民办公助，王×是合作社的采购员，到外地采购是受合作社指派，对王×何时何地被害不清楚，仅是听说王×被杀害了；4.当年同时被抓三人后被保出者张守荣于1980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王×的证明是裕民总店白玉开出的，与裕民总店经理安性存的证言截然相反，王×被捕后未做到坚贞不屈；5.1979年10月10日原平谷县民政局给轻工业部政治部商请安性存证明的外调信，证明安性存出具的证明是通过组织渠道获得的，证据来源合法；6.1980年4月7日原平谷县民政局通过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组织部给西城区委组织部商请唐宝荣证明的外调信，证明唐宝荣出具的证明是通过组织渠道获得的，证据来源合法；7.2013年8月2日由被告委托马昌营镇社会事务管理科（民政科）开展调查的“关于×村王海旺要求其父王×评烈一事调查情况”，证明相关证据均不能证明王×系执行革命任务，且不具有客观公正性，李志成证明王×被日本人杀害，张守荣证明王×被地方武装伙会杀害，两者讲述内容不符；岳金秀证明裕民总店设在×庄，与事实不符，×庄仅是合作社，王×被国民党军队杀害，甄宝山证明王×系腊月二十四去买货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在时间上与张守荣所述时间不一致；张守春证明时间是腊月二十四，但与张守荣所述时间是腊月初四相互矛盾；张圣桐只是找安性存，不知道证词内容；张殿臣、张士奎二人所述被害人为三人，不是二人，且不能证明被害人身份，在时间上也不确定；8.2013年9月16日由民政局对原告提供的证人李秀儒、张礼二人的询问笔录，证明李秀荣与张守荣的证词相互矛盾，张守荣出具的证明系白玉所开，而李秀儒称是尚云汉所开，并且是听说的情况。
《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具体若干问题的解释》、《烈士褒扬条例》系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
原告王海旺诉称：1947年，原告之父王×为冀东军区十四军分区后勤部平谷县裕民总店委托×庄分店采购物资，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敌伪搜查被捕，后在河北三河夏垫被杀头示众。由于历史原因，王×未被评为烈士。1980年前后，原告就该问题向被告申请追烈，同时将原冀东军区十四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安性存、与王×一起执行任务的同志张守荣的证言材料、村委会的证明材料原件交付原民政局局长叶之臻。叶之臻局长对此进行了初步调查，后由于民政局人员分工岗位变动将此事搁置，叶之臻局长也将相关材料交给优抚科工作人员。后原告又通过信访、上访等方式要求被告追认王×为烈士，有关部门指令被告受理，但由于原告当时提交的证言材料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被被告丢失，被告以原告提供的材料缺乏原始证据和有力证明为由，不予追烈。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就追认王×为革命烈士一事重新作出认定。
原告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日未提供证据，庭前提供了与被告相同的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用以证明被告认定事实不清，原告之父王×应当被追认为烈士。
被告平谷民政局辩称：第一，原告于1980年前后就本案所诉事项向原平谷县民政局提出申请时已有明确处理意见。在1981年9月3日原平谷县民政局“关于追认王×为烈士的意见”结尾部分明确提出了“王×等三人当时身带的证明信是谁给开的，开的是什么证明，是否为八路军办事及王×被捕后有什么表现均调查不清，故不能追认为烈士”的处理意见。其行为情形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相关规定。该意见是综合当年涉事单位领导、关键证人证言反复多方调查取证后经局务会研究的集体意见。该意见是认真、严肃、高度负责的，且当年已告知原告该结果，原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原告当年对此应该十分清楚，并且是接受认可的。故被告对现有证明材料初审核查后作出被诉告知书并无不妥；第二，王×的工作性质不符合认定为烈士的主体条件。现有材料均不能证明原告之父生前系隶属于冀东军区的在编军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父之行为系军队或党组织指派。时任平谷县裕民总店经理安性存在1979年11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第一页中写到“总店和高庙合作社的所有来往全是业务关系”。时任平谷县胜利商店经理唐宝荣在1980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第3条中写到“×庄合作社是裕民总店直接组织的（是民办的合作社、公助的形式），主要是发展生产，为解决农民生活收入。合作社产出的产品，如棉线、布、油等公家收购，促使农民有利可得，同时农民需要的日用品如食盐、学生用品等公家批发给合作社。合作社资金来源于农民投资入股，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家（总店）无息的借给合作社，主要是民办公助。那时候组织不只是×庄合作社还有其他村合作社”。据此，当时王×的工作性质非革命性质，亦非地下革命性质，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第三，王×的工作任务不符合认定为烈士的主体条件。时任平谷县胜利商店经理唐宝荣在1980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第4条中写到“王×、侯起二人在合作社具体干什么的，我分析我们是合作社的采购员（合作社成员），他们的工作由合作社和村政府安排”；在第5条中写到“王、侯二人到外采购分析也只是合作社派出，采购哪些商品也都是由合作社安排”。据此，当时王×的工作任务不是革命任务或地下革命任务，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第四，王×的工作身份不符合认定为烈士的主体条件。时任平谷县裕民总店经理安性存在1979年11月4日出具的证据材料第二页第3条中写到“王×、侯起出去采购的证明信不是总店开的”。时任平谷县胜利商店经理唐宝荣在1980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第6条中写到“王、侯二人去外地采购，身份证或证明信，分析当时情况在解放区是需要路条的，绝大部分是村内开，到敌占区也是非法的”。据此，二人外出采购的路条或证明信不是党组织或特定组织出具的，其并非执行特定革命任务，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第五，王×被害属村内事务应由村内负责，不符合认定为烈士的条件。时任平谷县裕民总店经理安性存在1979年11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第二页第5条中写到“二人死后×庄合作社对他俩被害问题如何处理我没听说，因为没人找总店也就没处理过。同时，王、侯二人不是脱产干部，也没找总店”。时任平谷县胜利商店经理唐宝荣在1980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第8条中写到“王、侯二人被杀后怎样处理不详细，（因为是民办公助的合作社）应由村内负责，商店可能建议如何照顾照顾”。王×为村合作社成员，为村合作社工作不属于特定革命工作，与革命组织无关，据此，其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第六，证人张守荣的证明材料显示王×被审问时语言表现不符合认定为烈士的条件。当年同时被抓三人后被保出者张守荣在1980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第二页中写到“第二天伙会把我们三人送到保安十三团团部，又进行了轮流审问，当时，王×、侯起因受刑不过就都讲出来了”。受刑不过全讲出来了，怎能称得上坚贞不屈？第三页中写到“腊月初七那天上午，伙会就把王×、侯起二人给拽出去了（拽他们时他们俩谁也没说什么），拽出之后，就给杀了”。据此，即使原告之父是组织派出的，其未能做到坚贞不屈，也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第七，原告再次向被告申请为其父追认烈士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法采信。原告提交的马昌营镇政府出具的“关于×庄村王海旺要求其父王×评烈一事调查情况”、“有关王×遇难情况的说明”及×庄村委会、原×庄村委会支部书记贾守志、同村村民李秀儒、张礼、郝林等证明材料均非直接证据，现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没有新的证据情况下原告申请追认其父为烈士于法无据。据此，经被告初审核查后告知其不符合追烈条件，不能上报审批。被诉告知书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不真实，证明目的不成立。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但证据1不能证明原平谷县民政局已经将处理意见告知原告，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证据证明目的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系被告在证据交换时提供的证据，来源真实，但原告证明目的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1947年左右，原告之父王×在采购物资的过程中在河北三河夏垫地区被杀害。1980年前后，原告曾向原平谷县民政局申请为其父王×追认烈士。2011年底至2012年初，原告提供了“关于×庄村王海旺要求其父王×评烈一事调查情况”、“有关王×遇难情况的说明”、原×庄村委会支部书记贾守志、同村村民李秀儒、张礼、郝林出具的证明材料，要求追认其父为烈士。被告调取了原平谷县民政局相关调查材料，包括1981年9月3日原平谷县民政局“关于追认王×为烈士的意见”、时任平谷县裕民总店经理安性存于1979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时任平谷县胜利商店经理唐宝荣于1980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当年同时被抓三人后被保出者张守荣于1980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材料、1979年10月10日原平谷县民政局给轻工业部政治部商请安性存证明的外调信、1980年4月7日原平谷县民政局通过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组织部给西城区委组织部商请唐宝荣证明的外调信，此外，还调取了2013年8月2日被告委托的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庄村王海旺要求其父王×评烈一事调查情况”，于2013年9月16日对证人李秀儒、张礼进行了询问，在此基础上认定原告之父不符合追认烈士条件，作出被诉告知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四条、《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具体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以及《烈士褒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对申报烈士的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并上报审核的职权。
本案中，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后，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烈士褒扬条例》第九条、《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四条之规定，认定原告之父不符合烈士条件，作出被诉告知书并无不妥。
本案中，原告对被告法定职权、执法程序以及适用法律无异议，主要异议在于原告主张被告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原告之父应当被认定为烈士，被告未充分调查，亦未返还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原件。本院认为，被告收到原告要求为其父王×追认为烈士的申请材料后，进行了充分调查，并从原告之父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工作身份、言行表现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判定，认为王×进行采购物资属于村内事务，其并非在编军人，亦非受军队或党组织指派，其从事的工作任务并非革命任务，亦非地下革命任务，且其被审问时言行表现不符合烈士条件，在此基础上，认定不应为原告之父追认烈士并无不当。被告主张已经于1981年9月3日作出处理意见，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在原告再次申请追认烈士之后，被告在调查的基础上作出被诉告知书并无不当。原告关于被告未返还其申请材料原件的主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异议不成立。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海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王海旺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海成
审 判 员 张丽颖
人民陪审员 杜翠桂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