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402民初57号
原告农金兰，女，1963年11月11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原告何华丽，女，1985年3月7日出生，壮族，无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原告何传景，男，1986年5月11日出生，壮族，无业，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原告黄廷青，女，1937年9月14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吕东权，男，1953年8月28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委托代理人何琦强，男，1964年10月16日出生，壮族，干部，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
被告周廷华，男，1956年6月12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何克民，男，1961年10月14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何祖太，男，1961年7月21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何祖堂，男，1970年3月18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何源金，男，1971年2月5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何克青，男，1971年8月6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何元权，男，1964年4月4日出生，壮族，务农，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与被告吕东权、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受理后,于2016年2月25日依法追加何元权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振京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唐尚荣、巫祖荣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刘佳妮担任法庭记录。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的委托代理人何华丽、被告吕东权及其委托代理人何琦强、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黄廷青经本院传票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诉称，原告农金兰系本案被害人何某1的妻子，原告何华丽、何传景系本案受害人何某1的子女，原告黄廷青系本案受害人何某1的母亲。受害人何某1参加的建筑工程队共8人，其中领工人是被告周廷华和何克民。2015年10月17日安排受害人何某1和被告何祖堂，何源金等四人去雇主吕东权家建房子。被告吕东权早上叫亲戚将自家的小型吊机安装在四楼楼顶，被告何源金和其中一人在楼梯拆木板，受害人何某1和被告何祖堂在四楼施工。四楼楼面大概50平米，何祖康负责拉平楼面水泥，受害人何某1负责操控小型吊机开关和拉斗车。上午十点钟左右，负责帮忙拉沙泥的余荣宁在一楼帮忙扣住吊斗车，受害人何某1将斗车升到四楼要拉斗车进来时，在楼下的余荣宁发现小型吊机有问题，便告知受害人何某1松开拉斗车的手，但由于楼层太高，受害人何某1来不及松手，身后小型吊机主杆机脱锡突然断裂坠落，导致何某1被斗车重力拉下坠楼身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吕东权将受害人何某1送往那隆卫生院救治，但受害人何某1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被告吕东权事发后赔偿了20000元给原告处理后事。2015年10月18日上午，原告何华丽与被告吕东权商讨赔偿事宜，被告吕东权要求签订《意外事故死亡补偿协议书》并经公证后才同意给原告支付10000元补偿金。原告当时急于给受害人何某1安葬便同意签字。事后经亲友和有关法律工作人员提醒，方知协议显失公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及赡养费等经济损失163399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2、村委证明，证明原告与受害人之间的亲属关系；3、死亡证明，证明受害人死亡的原因；4、补偿协议书，证明事故发生后达成的协议显失公平，也证明了受害人参与建房意外死亡的事实；5、证明，黄廷青育有五个子女的事实。
被告吕东权辩称，被告吕东权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被告只是定作人，受害人与施工队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赔偿责任应该由施工队承担；受害人何某1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受害人何某1在本案事故中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故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原告的经济损失计算有误，精神损害赔偿金应该已经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里面；被告已按照人道主义补偿给原告，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吕东权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没有证据提供。
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共同辩称，本案事故是由何某1自身行为引发，与其他人无关，不应该承担责任。
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
经开庭质证，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吕东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有异议，认为被告吕东权并没有赔偿义务，赔偿协议并不是死亡赔偿协议，只是人道主义的赔偿协议，并没有显失公平。本院认为，证据1、2、3、5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之间有关联性，对于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1、2、3、5，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证据4，该赔偿协议书乙方仅有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签名，原告黄廷青作为受害人何某1的母亲，其亦是赔偿权利的主体,但原告黄廷青并未参与该协议的签订，故该协议只约束被告吕东权与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的权利义务，并不能约束原告黄廷青。故仅凭该协议并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已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案件法律事实如下：2015年，被告周廷华与被告吕东权以每平米80元，包工不包料的价格达成了修建房屋的口头工作承揽协议。后被告周廷华将该承揽工作信息告知受害人何某1、被告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之后众人一起参与了修建被告吕东权房屋的工程。2015年10月17日，被告吕东权的房屋已经修建到4楼即将封顶，当天受害人何某1在楼顶负责控制小型吊机吊送水泥砂浆，受害人何某1在吊送水泥砂浆过程中因吊机歪倒跟着坠楼身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吕东权与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签订了《意外事故死亡补偿协议书》，并支付了30000元。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将领取的工程款20000元支付给受害人何某1家属。
另查明，受害人何某1、原告黄廷青系农业户口居民，原告黄廷青婚后育有五个子女，分别是被害人何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小型吊机系被告吕东权所有，事故发生当日，小型吊机由被告吕东权安装在四楼楼层边，由被告吕东权或其家人在楼下将装有水泥浆的斗车扣到吊钩上，由受害人何某1在四楼楼层边控制吊机，并将升上来的斗车拉进楼层里。受害人何某1在施工当中没有做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建房所得的工程款由周廷华代领之后，由参与修建房屋的人按工作的天数平均分配。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放弃对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请求赔偿的权利。
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经济损失如何确定？二、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如何确认？被告吕东权等人是否本案的适格被告？三、原告与被告吕东权所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如何分担？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的经济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及参照2015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本院对本案事故造成原告农金兰的经济损失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7565元×20年=151300元；2、丧葬费3904元/月×6个月=23424元，3、原告黄廷青赡养费6675元×5年×1/5=6675元，由于原告黄廷青育有五个子女，已经年满79岁，按五年计算；4、误工费27071元/365天×1天×4人=296.67元，原告主张4个人1日误工费，本院予以支持；5、交通费1000元，虽然原告没有提交相关交通票据，但根据原告及其亲属从外地赶回处理受害人何某1丧葬相关事宜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1000元；以上损失合计为182695.67元。
二、关于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如何确认，被告吕东权等人是否本案的适格被告问题。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给定作人，定作人接受该工作成果并按照约定向承揽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目的，定作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承揽人完成的一定工作成果，承揽合同的标的具有特定性，其标的是定作人所要求的，由承揽人所完成工作成果，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应以自己的风险独立完成工作，对工作成果的完成负全部责任。本案中，被告周廷华与被告吕东权口头达成修建房屋工作协议，修建完成后由被告吕东权支付参与修建房屋的工人每平米80元作为报酬。被告吕东权与被告周廷华协商好修建房屋的工程后，由被告周廷华自行找齐施工人员按约定开展施工作业，被告吕东权并不予干涉。此约定说明施工人员的义务是向被告吕东权交付工作成果，而不是提供劳务本身，施工人员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至于修建房屋的难易程度等因素给施工人员带来的亏损风险由施工人自行承担。被告吕东权的义务仅是按施工人员交付的工作成果以每平米80元的价格支付报酬，并未承担施工作业带来的亏损风险。之后被告周廷华将该承揽工作信息告知受害人何某1、被告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所得报酬由何某1等八个参与施工的人按每平米80元平均分配。可见，作为屋主吕东权和周廷华等八人之间符合承揽关系的构成要件，他们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受害人何某1及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等施工人员与屋主吕东权之间属于雇佣关系的辩解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受害人何某1、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作为一个工作小组，按每平米80元的价格由参与修建房屋的人按工作的天数来平均领取酬劳，上述八人之间形成了多个自然人组合起来的共同合伙施工的民事法律关系。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也仅仅是领取工程后召集众人一起施工，所得酬劳也由八人平均分配。因此，对于被告吕东权提出受害人何某1受雇佣于被告周廷华、何克民的辩解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吕东权与受害人参加的施工队之间存在承揽关系，受害人何某1与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八人之间形成了多个自然人组合起来的共同合伙关系。因此被告吕东权等人均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三、原告与被告吕东权所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如何分担问题。本院认为，该赔偿协议书乙方仅有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签名，原告黄廷青作为受害人母亲其亦是赔偿权利的主体，但并未参与该协议的签订，故该协议只约束被告吕东权与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的权利义务，并不能约束原告黄廷青。该协议系签订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这是一个效力待定的协议。如果该协议得到原告黄廷青的追认，该协议即生效。由于原告黄廷青并没有签名认可该协议，故该协议并未实际生效。对于被告吕东权认为原、被告已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屋主吕东权作为定作人，其与受害人何某1、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系承揽关系，受害人何某1作为共同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吕东权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承揽关系情形之下承揽人必须有相应资质，但是，定作人选任承揽人时亦应尽量选任有资质的单位或者其他能够确保安全和质量的专业施工人员，否则就要承担相应风险。本案的定作人吕东权选任的施工人员都没有相应资质，故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此外，小型吊机系被告吕东权所有，事故发生当日，小型吊机由被告吕东权安装，被告吕东权在安装小型吊机的时候并未认真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将小型吊机交给受害人操作，致使吊机在操作中歪倒，其行为属于疏忽大意的过错。结合本案事实，本院根据被告吕东权的过错程度，确定由其承担原告经济损失30%的赔偿责任。综上，被告吕东权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182695.67×40%=73078.27元。对于受害人何某1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高层修建房屋属于危险作业，施工人员应当在施工过程中充分注意人身安全，全程做好安全措施。受害人何某1当时处于高处作业，应该知道高处作业需要尽到的安全注意事项，在没有护栏的的楼层边拉斗车时未充分注意吊机的运行状态，在吊机歪倒及工友提醒时没有及时放手，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应该减轻责任人的赔偿责任。本院根据受害人何某1的过错程度，确定原告自行承担30%的经济损失。另外，受害人何某1及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形成了松散的共同合伙承揽修建房屋工作民事法律关系，所得报酬八人平均分配，应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因此，原告的经济损失应该在扣除受害人何某1过错责任、定作人补偿责任后，剩余的30%经济损失由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平均分担。由于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放弃对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请求赔偿的权利，系原告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问题，受害人在事故中死亡致使原告的精神受到了一定伤害，但原告主张的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由于本案事故中受害人对损害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结合造成事故的小型吊机系被告吕东权自行安装并交付受害人使用这一行为，本院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具体情况，依法酌定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被告周廷华、何克民、何祖太、何祖堂、何源金、何克青、何元权不是本案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不应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吕东权赔偿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经济损失73078.27元，扣除已支付的30000元，尚应赔偿43078.27元；
二、被告吕东权赔偿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三、驳回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68元，由原告农金兰、何华丽、何传景、黄廷青承担2868元；由被告吕东权承担700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逾期不予立案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3568元（收款单位：崇左市财政局，账号：20×××1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营业室）。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振京
人民陪审员 唐尚荣
人民陪审员 巫祖荣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佳妮
附法律条文及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