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83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惠玲，女，196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卓瑶，女，199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发林，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崇杰，佛山市顺德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山东路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606456085698W。
法定代表人：吴蔚，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培晓，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朝，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全能金属结构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沙头（顺德糖厂内），组织机构代码23193221-9。
法定代表人：冯志强。
上诉人杜惠玲、郑卓瑶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以下简称顺德社保局），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全能金属结构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能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良民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8日，顺德社保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杜惠玲、郑卓瑶与全能公司向其连带返还不当得利21604.19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还之日止）；2.由杜惠玲、郑卓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郑玉星原系全能公司的员工，因病于2014年1月21日入院治疗，后于2014年3月29日出院，之后不久病故。郑玉星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28891.37元，因其生前参保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医疗费用21604.19元（包括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1月31日报销的5074.92元以及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29日报销的16529.27元）。报销款并未支付给郑玉星或其家属，而是直接支付给了医疗机构。
之后顺德社保局经核对后发现，全能公司迟延为郑玉星缴纳2014年2、3月份的社保费，故其认为根据有关规定，郑玉星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29日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不应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待遇，遂要求郑玉星家属退还多领取的基本医疗待遇。杜惠玲知悉后拒绝按顺德社保局要求退还待遇，顺德社保局于2015年1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引发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郑玉星获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2014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29日的医疗费16529.27元的事实没有争议。该款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分析如下：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虽然郑玉星生前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其迟延缴纳了2014年2、3月份的社保费（后分别于2014年3、4月份补缴），依照《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的有关规定，郑玉星不能享受其于2014年2、3月份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的保险待遇。顺德社保局因自身疏忽，误以为郑玉星应享受上述期间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并进行了相应的支付行为，导致郑玉星没有合法根据获得了利益，而社保基金遭受了相应损失，故郑玉星属于不当得利。杜惠玲、郑卓瑶辩称《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相应条文违背上位法，顺德社保局不能依据此办法的相关规定不予支付医疗保险待遇。经审查，未发现《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相应条文存在违背上位法的情形，一审法院对杜惠玲、郑卓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故顺德社保局主张相应期间的保险待遇16529.27元属于不当得利，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该保险待遇从属于郑玉星，而不属于杜惠玲、郑卓瑶，由此产生的不当得利款项不属于杜惠玲、郑卓瑶自身的债务，而属于郑玉星的债务。由于郑玉星已死亡，故杜惠玲、郑卓瑶仅以其二人继承郑玉星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本案债务。
杜惠玲、郑卓瑶又辩称社保费由全能公司代扣代缴，郑玉星对此并无注意义务，迟延缴纳社保费的责任在于全能公司，责任也应由全能公司承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职工迟延缴纳社保费用的情形很多，顺德社保局没有法定的职权和义务逐一查明职工迟延缴纳社保费的原因。全能公司因迟延缴纳社保费导致其应向郑玉星或杜惠玲、郑卓瑶所应承担的责任，与本案审理的不当得利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作审查。如杜惠玲、郑卓瑶承担了相应责任后，认为全能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同理，顺德社保局诉请全能公司连带返还不当得利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顺德社保局诉请超出一审法院确认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杜惠玲、郑卓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自身继承郑玉星的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顺德社保局返还不当得利款16529.27元及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8日计至上述款项清偿之日）；二、驳回顺德社保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0.05元，由顺德社保局负担。
上诉人杜惠玲、郑卓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杜惠玲、郑卓瑶无需返还报销款及支付相应的利息；3.判令顺德社保局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是规范性文件，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只能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作为依据判案，规范性文件在没有违反前述法律、法规、规章的前提下可参照适用，但该规范性文件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上位法、社会法的基本原则，故一审法院不能依据该规范性文件判定郑玉星不能享受逾期缴费期间的社保待遇。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广东省社会保险条例》相比，《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增加了前述两部上位法没有规定的义务，减少了公民的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七条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二项的有关规定。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的规定可知，社保系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同时，社保费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征收，不存在收取不能的问题。因此，社保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福利，以保障社会稳定和公民生存权，享受社保待遇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此可见，《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人无权剥夺公民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显然《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明显无效。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广东省社会保险条例》、《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均明文规定社保基金的来源包括逾期缴纳社保费的滞纳金，也从侧面印证了逾期缴纳社保费是可以救济的，但《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明显剥夺了公民的救济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广东省社会保险条例》及现代立法原则相违背。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社保费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补足或采取划拨银行存款、申请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公司财产用以补足，故顺德社保局在未履行其法定义务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郑玉星无法享受逾期缴纳期间的社保待遇是错误的。郑玉星没有任何过错，过错在于全能公司，若郑玉星因此承担不利后果，则明显违反法律原则和社会法则。三、顺德社保局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一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社会保险征收机构应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人，更有义务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寄送本人，而在本案中，顺德社保局从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郑玉星及杜惠玲、郑卓瑶从未得知逾期缴纳的情况。况且，2014年2、3月份期间，郑玉星因癌症住院，已不省人事，事实上也不能主动查询自己本没有注意义务的社保缴费情况，故不利后果应由顺德社保局承担。四、杜惠玲、郑卓瑶并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本案争议的不当得利是郑玉星于2014年2月至2014年3月期间领取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而且该待遇是直接支付至医疗机构，即使不当得利关系成立，承担返还义务的也应是郑玉星本人或者是受领该笔款项的医疗机构，而不应该是杜惠玲、郑卓瑶。五、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驳回起诉。不当得利是没有法律规定或约定的原因取得他人财产拒不归还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医疗费用依法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顺德社保局有垫付的义务，郑玉星有收取社保待遇的权利，即有法律上规定的原因，故此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顺德社保局的诉请。六、杜惠玲、郑卓瑶没有从郑玉星处继承财产。即使郑玉星有遗产，因其父母仍健在，也需要另案确定杜惠玲、郑卓瑶依法能继承哪些财产，也有可能杜惠玲、郑卓瑶放弃继承财产。故本案若判决杜惠玲、郑卓瑶承担责任，必然导致多案的诉讼，甚至本案判决根本不可能执行，实为浪费司法资源及有损法律权威。
被上诉人顺德社保局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一审法院经调查发现并未遗漏主体，故本案的处理并无不妥。郑玉星的治疗费用应由郑玉星支付，本案只是针对郑玉星遗产的实际范围进行追偿，未涉及杜惠玲、郑卓瑶的财产。三、《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对上位法未作规定部分作具体性规定并无不妥。
原审第三人全能公司未陈述意见。
在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郑玉星2014年2月、3月的社保费未按时缴纳，后由全能公司补缴。
2014年11月11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经核查后，向顺德社保局出具《关于协助提供郑玉星及家属户籍证明的复函》一份，郑玉星的亲属关系核查结果是：妻子杜惠玲，女儿郑卓瑶。
本院认为，顺德社保局以郑玉星2014年2月、3月的社保费未能按期缴纳，因此而不能享受医保待遇，郑玉星于2014年2月、3月住院期间因按医保待遇报销医疗费而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杜惠玲、郑卓瑶返还不当得利。根据顺德社保局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顺德社保局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属于不当得利，故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郑玉星于2014年2月、3月住院治疗期间报销医疗费16529.27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二是杜惠玲、郑卓瑶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以及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前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以下四个要件，一是一方受有利益，二是他方受有损失，三是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四是受有利益方没有合法根据。根据前述构成要件以及本案事实可知，郑玉星2014年2月、3月住院期间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16529.27元，虽由医院直接收取，其并未直接获得，但因此而减轻了其向医院的给付义务，减少了其实际支出，故可认定其因此而受有利益，而顺德社保局也因此而支出了16529.27元，可认定其因此而受有损失，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郑玉星通过医保报销16529.27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之关键在于其报销16529.27元是否有合法根据，亦即其在2014年2月、3月期间可否享受医保待遇。顺德社保局是佛山市顺德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医保的经办机构，负责根据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而支付医保待遇予参保人。对于郑玉星在2016年4月、3月即欠缴社会保险费用（含医保费）期间，其是否可享受医保待遇，应结合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予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对本案情形可否享受医保待遇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规定，佛山市作为社会保险统筹地区，佛山市人民政府可制定本地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方案，佛山市人民政府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或灵活就业人员逾期（含逾缓缴期）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在补足欠缴的保险费后，由职工医保基金依照本办法支付新发生的费用。新发生的费用指办理补缴次月起发生的医疗费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参照《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郑玉星在2016年2月、3月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缓缴社会保险费期间，不影响其职工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根据该规定可知，用人单位在特定情形下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在同意其缓缴期间，不影响其职工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此亦可说明，在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期间，其职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但该条规定的“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系指因第三人侵权导致参保人产生医疗费用的情形，并不包括参保人因自身××疾病治疗产生医疗费的情形，故上诉人杜惠玲、郑卓瑶据此认为顺德社保局对郑玉星有垫付的义务，郑玉星有收取医保报销款的权利，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顺德社保局关于郑玉星在2014年2月、3月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的主张成立，即郑玉星获得2014年2月、3月的医疗报销费16529.27元没有合法的根据。因此，郑玉星受有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其负有向顺德社保局返还之义务。杜惠玲、郑卓瑶上诉主张，《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违反上位法，不能作为认定郑玉星能否享受医保待遇的根据。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事诉讼，非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亦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故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本院对《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的合法性不作审查，对杜惠玲、郑卓瑶关于《佛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十六条违反上位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杜惠玲、郑卓瑶认为逾期缴纳医疗保险费的责任在于全能公司，郑玉星对此并无过错的问题。因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处理的是顺德社保局基于不当得利关系而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问题，而因谁之过错欠缴社会保险费并致使郑玉星无法享受相应医保待遇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审查。如杜惠玲、郑卓瑶认为全能公司的行为导致郑玉星因此不能享受医保待遇进而遭受损失，全能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其可另循途径向全能公司主张有关权利。
关于争议焦点二。如上所述，郑玉星所受利益构成不当得利，负有向顺德社保局返还之义务。因郑玉星已去世，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郑玉星的继承人应在继承其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其生前所负债务。杜惠玲系郑玉星配偶，郑卓瑶系郑玉星女儿，属于郑玉星第一顺位继承人，且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根据前述规定，杜惠玲、郑卓瑶应在实际继承郑玉星遗产价值范围内向顺德社保局承担清偿债务之责任。也由此可见，杜惠玲、郑卓瑶与本案处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系本案适格主体，故杜惠玲、郑卓瑶上诉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杜惠玲、郑卓瑶虽在诉讼中主张郑玉星仍有其他法定继承人，但顺德社保局已发函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核查郑玉星及家属户籍情况，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亦已复函确认，郑玉星于2014年7月24日死亡，其妻子为杜惠玲，女儿为郑卓瑶，而且杜惠玲、郑卓瑶作为郑玉星的近亲属，更为清楚郑玉星的近亲属、继承人情况，理应具有相应的举证能力，但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杜惠玲、郑卓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杜惠玲、郑卓瑶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判令杜惠玲、郑卓瑶在继承郑玉星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顺德社保局返还不当得利16529.27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从2015年1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杜惠玲、郑卓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3.23元（本院已同意杜惠玲、郑卓瑶缓交），由上诉人杜惠玲、郑卓瑶负担，杜惠玲、郑卓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未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林彬
审 判 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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