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初154号
原告：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号楼。
法定代表人：韩铁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北�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场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万顺温泉花园1号楼商场。
负责人：张大勇，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男，该单位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缨，北京市英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王村金龙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韩振友，总经理。
原告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因与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天津分行）、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被告天津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赵鹏、宋长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被告利达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物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申请撤销（2016）经02执异字48号执行裁定书；请求判令继续执行利达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青支行（以下简称西青支行）开立的账号为：×××账户内的存款24993000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由天津分行、利达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1、本案的保证金不符合法律特定化的要求；2、本案天津分行的质权依法没有成立，天津分行不享有优先权；3、本案没有证据表明天津分行的主债权成立，其依法不享有优先权；4、相关证据证明本案主债权已经消灭，那么天津分行同样不享有相应优先权；5、天津分行帮助利达公司恶意逃债。天津分行是以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配合�达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利达公司对于案件一审以及二审败诉的风险有充分的预判，通过银行开具承兑汇票就是其逃避执行、转移资产的方式之一。银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的性质为向出票人提供贷款的行为。而任何贷款行为的前提是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签订“银行授信协议”，但是，天津分行没有提供任何授信协议支持其主张。一旦银行同意“授信”，借款人则必须在授信银行开立账户并开展资金往来与结算业务，在业务往来过程中，提供有关买卖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方便金融机构时了解借款人经营状况。而利达公司虽然在天津分行开立8个银行账户（有两个账户余额为0），却没有资金的流转与结算业务。也就是说，天津分行在2015年5月11日至9月6日期间为利达公司开具了6张、总金额达2.1666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却与利达公司没有任何资金的往来与结算业务，这显然违背了银行授信最为基本的业务惯例与要求。第二，利达公司与天津分行的《银行承兑协议》约定的收款人（持票人）不符合基本的交易惯例与常识，实际上是合谋逃避执行。上述6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均为利达公司的关联公司天津市利丰源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丰源达公司），出票人、持票人以及相关关联公司的账户均在天津分行开立，“授信资金”完全在天津分行控制范围之内。利丰源达公司作为票据债权人，同时又为出票人即债务人利达公司出票行为的保证人，这显然不符合银行出票的基本交易惯例与常识。这种出票行为的实际效果就是帮助出票人即被执行人利达公司实现了将所谓“保证金”资金成功完成“逃债”，“偿债的所谓保证资金”被“安全”转移至被执行人利达公司的关联公司，这种行为不应受保护。
天津分行答辩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作出的（2016）京0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对于基本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之间签署相应的最高额授信合同与银行承兑协议，是正常业务。物资公司指责天津分行协助转移债务没有证据支持。西青支行是受天津分行的指令处理相应业务，天津分行是实际权利人。×××账户是专门的保证金账户，保证金是利达公司支付的，提高保证金比例是经营的需要。利达公司没有还款，主债权没有消灭。
利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二中院（2016）京0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补充协议》、利达公司的账号情况表、×××承兑汇票、×××承兑汇票、×××承兑汇票、账户为×××开户确认单、《最�额综合授信合同》、《银行承兑协议》、转账支票及进账单、手工备款通用凭证、汇票销记通用凭证、备款明细、贴现凭证、贴现审批表及放款通知书、对公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25张发票、4份盛京银行内部文件等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物资公司提交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EMS邮寄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EMS邮寄单查询单，证明内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于2015年8月28日给利达公司的代理人寄送了（2015）高民（商）终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单号为×××单据。2015年8月31日中午12点10分，利达公司的代理人签收了上述判决书，利达公司当天知晓了判决书内容。天津分行对EMS邮寄及查询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天�分行知道利达公司与物资公司之间的诉讼，更不能证明天津分行配合利达公司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该组证据有明确的邮单号码供查询，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2、物资公司提供的利达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工商档案资料，证明：利丰源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于盛强在1998年至2004年曾经是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两公司的注册地址一致，利丰源达公司与利达公司为关联公司，存在合作转移被执行人财产的行为，存在转移资产的便利条件。天津分行对利达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工商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利达公司与利丰源达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存在合作转移利达公司财产的情况。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于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物资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3、物资公司提交的10家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及2张关系图。证明本案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利丰源达公司与利达公司是关联公司，是受相同主体实际控制，存在相互转移资产的便利条件。天津分行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不认可。该组证据可以通过企业信用网公开查询，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4、物资公司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资料。证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状态是已经结清，并未显示逾期标志，这表明利达公司已经完成还款，主债权消灭，天津分行无优先权。天津分行认为该证据查询只有天津分行授权才可以查，该证据的取得属于非法获得。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只是页面截屏的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5、天津分行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利达公司以其在2015年5月8日和利丰源达公司订立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申请本案商业承兑汇票。物资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虽然该份证据只有复印件，但物资公司对25张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发票和该份合同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双方争议的事实是：天津分行是否履行了×××承兑汇票的付款义务。物资公司认为天津分行没有履行编号为×××《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义务，履行主体是西青支行，涉案账户也开设在西青支行，故天津分行没有履行相应义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根据上述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因此商业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和商业银行总行都是同一个民事主体。本案中，西青支行是天津分行的下属支行，在业务上受天津分行的管理，天津分行和西青支行是同一民事主体，西青支行的行为等同于天津分行的履行。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1月6日，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合同主要约定：天津分行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内向利达公司提供1亿元的授信额度。在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利达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时，不限次数，并可循环使用。授信范围为利达公司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及外币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银行保函及国际贸易融资（如信用证、押汇等）。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1年，自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11月5日，但每笔具体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具体授信业务的起始日不得晚于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间，到期日根据利达公司经营需要和天津分行相关业务管理规定在具体的业务合同中确定，到期日可以晚于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间。
2015年5月8日，利达公司和利丰源达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利达公司向利丰源达公司购买产品，总价值5635万元，利丰源达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发票。2015年5月11日，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编号为×××《银行承兑协议》，�议约定：利达公司申请天津分行承兑其开出的商业汇票1张，金额共计2777万元，汇票号为×××，收款人为天津市利丰源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发日期为2015年5月11日，到期日为2015年11月11日。利达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前在天津分行开立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存入票面金额的10%，即277.7万元作为保证金。利达公司应于承兑汇票到期前10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天津分行，汇票到期由天津分行直接划付收款人或持票人。汇票到期日，天津分行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如汇票到期日利达公司不能足额支付票款，天津分行有权直接从保证金账户或从利达公司在天津分行及其系统内各级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扣款用于冲抵票款。天津分行对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转作利达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按照有关规定计收罚息。双方还对在利达公司资产恶化、涉及诉讼等情形下需增加保证金作了约定。
2015年5月11日，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申请开户，账号×××，账户分类承兑定期保证金，金额277.7万。同日，利达公司开具用途为保证金定期6个月，金额277.7万元转账支票1张，汇入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开立的账户。利丰源达公司收到承兑汇票后，将承兑汇票背书转让予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5月12日，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持票向天津分行贴现2715.170095万元，并将承兑汇票背书转让予该行。
2015年8月31日中午12点10分，利达公司的代理人签收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高民（商）终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8月31日，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编号为×××《银行承兑协议》第一条变更为：利达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开出前，在天津分行开立定期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存入票面金额的10%计277.7万元作为保证金；于2015年8月31日前，在天津分行开立活期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内存入票面金额的90%计2499.3万元作为保证金，补齐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汇票到期前，上述保证金不得支用。利达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在西青支行再开立了×××账户，账户分类为承兑保证金。同日，利达公司开具用途为还敞口、金额2499.3万元转账支票1张，汇入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新开立的×××账户。利达公司没有在承兑汇票到期前10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天津分行。2015年11月11日，西青支行出具承兑汇票手工备款通用凭证，将2777万元予以承兑。
二中院于2015年11月6日依法冻结了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开立的×××账户，内有存款2499.3万元。该账户为单位活期保证金，起息日为2015年8月31日。后天津分行向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二中院作出（2016）京02执异48号�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在盛京银行天津西青支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二千四百九十九万三千元存款的执行。
另查：自2015年8月31日至2016年10月28日，×××账户只有2015年8月31日的一笔存款进账，金额为2499.3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天津分行是否存在协助利达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二是天津分行对×××账户内存款2449.3万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争议焦点作如下评判：
一是天津分行是否存在协助利达公司向关联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利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利达公司的股东为孙权新和韩振友，分别持股40%、60%，韩振友为法定代表人。利丰源达公司的股东为于盛强、天津市必拓制钢有限公司，分别持股60.5%、39.5%，法定代表人黄俊银。根据物资公司提供的利达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04年9月20日以前利达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11月份于盛强被任命为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2004年9月份韩振友被任命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根据物资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天津盛源通广钢铁有限公司，利丰源达公司持有天津盛源通广钢铁有限公司1.96%股份。物资公司认为，于盛强在1998年�2004年曾经是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利达公司和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也与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但从各企业工商登记来看，利达公司与利丰源达公司不存在控股关系，也不存在高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利丰源达公司也不是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未发现高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因此，本院对物资公司认为利达公司和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与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利达公司和利丰源达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利丰源达公司也开具了相应的发票。物资公司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利达公司与利丰源达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业务关系。利丰源达公司取得涉案汇票，背书转让�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申请贴现，也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另，根据查明的事实，天津分行对涉案承兑汇票进行了承兑，履行了票据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物资公司认为天津分行存在协助利达公司向关联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本院不予支持。
二是天津分行对×××账户内存款2449.3万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根据前述规定，天津分行应对×××保证金账户内存款2449.3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天津分行和西青支行是同一民事主体，西青支行的民事行为等同于天津分行的民事行为。根据编号为×××《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在利达公司涉诉情况下，天津分行可要求利达公司增加保证金。根据查明的事实，利达公司和天津分行在2015年8月31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利达公司应于2015年8月31日前，在天津分行开立活期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内存入票面金额的90%计2499.3万元作为保证金，补齐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汇票到期前，上述保证金不得支用。如前所述，天津分行和西青支行是同一民事主体。本案中，利达公司依约在天津分行下属西青支行申请开立了×××账户，并在开户申请时明确约定该�户为保证金账户，并依约存入了约定金额的款项，天津分行已实际控制该账户；同时，该账户没有用于利达公司日常结算账户，截至2016年10月28日，只发生一笔存款进账。故，该账户内的资金已经转移天津分行占有并实现了特定化，符合金钱质押的条件。另，天津分行的下属支行西青支行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利达公司在汇票到期内前10日未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因此，天津分行对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利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三百一十一条、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国才
审 判 员 张 君
代理审判员 杜彦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