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10民终2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文革，男，196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湖南锐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炼，湖南锐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四杏，男，196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七花，女，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系被上诉人袁四杏之妻。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湖南大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智强，男，197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尚葵，福建挺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文革因与被上诉人袁四杏、袁七花及原审第三人刘智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16）湘1002民初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文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炼，被上诉人袁四杏、袁七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原审第三人刘智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尚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文革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袁四杏、袁七花连带返还何文革合伙股份转让款3400000元及利息697000元（3400000元×6%×41个月÷12个月，暂计算至2016年1月9日，后期利息计算至款项全部归还之日止）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袁四杏、袁七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判决错误。1、一审追加刘智强为本案第三人程序违法。本案系何文革与袁四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引发的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一审只能对何文革与袁四杏履行该协议进行审理，一审违法将刘智强追加为第三人并将刘智强没有认可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错误。2、一审遗漏当事人汤斌。一审既然认定何文革与袁四杏合伙投资在刘智强、汤斌名下，并将刘智强追加为第三人，那么也应追加汤斌为第三人。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将2009年8月17日郴州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晟公�）通过中国银行向刘智强转账汇付的200万元视为袁四杏交付给何文革的投资款错误。1、袁四杏将200万元转帐给刘智强是袁四杏自己的行为，与何文革无关。何文革在该“用款审批单”和“领款单”签名，是因为何文革是嘉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履行职责。“用款审批单”清楚地写明了“退还袁四杏借款”，并未同意该款为合伙投资款。2、2012年7月9日双方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表明何文革购买的是袁四杏隐名在何文革名下的股份，并不包括袁四杏投资于其他人名下的股份。3、《股份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袁四杏的出资以双方之间转帐单为准。何文革只认可转帐单（785万元），没有转到何文革名下的款项，何文革不予认可。因袁四杏不能足额提交转帐单，双方一直没有结帐。4、何文革与袁四杏合伙投资，对外都以何文革的名义，袁四杏的全部出资均转帐给何文革，之后再由何文革转帐给刘智强、汤斌。袁四杏没有理由直接转帐给刘智强。5、2014年8月1日，双方共同到郴州市××湖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袁四杏陈述是为张厦港垫款200万元，张厦港专门到调解中心说明真相。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后，袁四杏又改口称该200万元转给了刘智强。可见袁四杏的陈述不可信。三、刘智强主张该200万元是何文革投向汇龙公司万宝国际的项目缺乏依据。根据刘志强的答辩意见，刘志强在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前，对该200万系谁转帐并不知情，那么该款是否为投资款就更不能确定。四、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严重损害何文革利益。一审先认定“从刘智强认可的上述事实来看，该200万元刘智强认可属何文革投资款”之后又认定“至于以何文革名义出资的总投资款33000000元，是否包含了该2000000元，何文革可以与刘智强进行对账，不属于本�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以上两个认定明显自相矛盾，偏袒袁四杏、袁七花。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公正判决。
袁四杏、袁七花辩称，一、何文革提出上诉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驳回。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后，在通知何文革前去领取决书未果的情况下，于2016年8月24日根据何文革签署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以法院专递的形式向何文革邮寄送达了判决书，但何文革拒收，拒收退回时间是2016年8月25日。根据法律规定，何文革的上诉期限应自2016年8月25日开始计算，而何文革的上诉状的撰写时间是2016年9月20日，因此何文革的上诉已经超过判决书规定的上诉期限。判决已经生效，依法应当驳回何文革的上诉。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何文革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1、一�法院追加刘智强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合理合法。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2009年8月17日袁四杏委托嘉晟公司向刘智强汇付的200万元是否包括在何文革在万宝国际城项目的3330万元出资之内。首先刘智强如果不参与本案的诉讼则无法查明本案的事实，因为何文革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承认其出资都是向刘智强交付的。其次本案的判决认定结果也与刘智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追加刘智强作为本案第三人无可厚非。2、袁四杏于2009年8月17日委托嘉晟公司向刘智强汇付的200万元应当认定为袁四杏的合伙出资。⑴何文革在万宝国际城项目的3330万元出资均是挂在刘智强、汤斌名下，而袁四杏的合伙出资全部是挂在何文革名下。⑵袁四杏于2009年8月17日通过其女儿直接向何文革汇付1010万元，同日袁四杏又通过嘉晟公司直接向刘智强付款200万元是经过何文革的同意的，同日何文革向�智强付款出资200万元也是通过嘉晟公司转账支付的。⑶嘉晟公司自2009年7月17日起就由何文革承包经营，袁四杏通过嘉晟公司直接向刘智强付款也是与何文革双方商定的结果。⑷刘智强承认与袁四杏及嘉晟公司没有经济往来，并认可其于2009年8月17日收到的袁四杏通过嘉晟公司向其支付的200万元为何文革的出资。⑸何文革于2012年5月21日与刘智强、汤斌就其在万宝国际城项目的投资对过账并且确定其投资总额是3330万元，而何文革与袁四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购买挂在自己名下的袁四杏的股份是2012年7月9日，何文革应当清楚其出资构成以及袁四杏的出资数额。⑹何文革与袁四杏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第一条和第四条确认袁四杏的出资是985万元，并且何文革分别于2012年7月10日和2012年8月14日向袁四杏支付了100万元定金及1574.5万元余款，该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何文革以事实行为确认袁四杏出资是985万元（1010+200－225＝985万元）；3、何文革认为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汤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何文革提起上诉超过法定的上诉期限，依法应予以驳回，即使认定何文革的上诉未超期，何文革的上诉请求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原审第三人刘智强述称，刘智强与嘉晟公司、袁四杏均无经济来往，只与嘉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文革有投资关系，2012年5月21日，刘智强与何文革确认《投资证明书》前，嘉晟公司或者袁四杏转入刘智强的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均属何文革在湖南郴州汇龙公司万宝国际城项目的投资款。
何文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四杏、袁七花连带返还何文革合伙股份转让款3400000元，利息2788000元{3400000元×24%×（41月÷12月）年}，共计6188000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9日，实际利息计算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袁四杏、袁七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文革与袁四杏系嘉晟公司股东。2009年8月，何文革与袁四杏合伙以何文革名义投资郴州汇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龙公司）开发的“万宝国际城”房地产项目，该投资挂名在汇龙公司股东刘智强、汤斌名下，何文革总投资额为33000000元（其中挂在刘智强名下百分之四股份，挂在汤斌名下百分之五股份）。2009年8月17日，袁四杏通过其女儿袁红芳、袁美芳向何文革转款1010万元。同日，嘉晟公司归还袁四杏200万元借款，袁四杏将该200万元借款以嘉晟公司为汇款人通过中国银行直接转账至刘智强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户（62×××39）。2009年8月19日袁四杏收到何文革退回的项目投资款225万元。
2012年7月9日，何文革与袁四杏签订《股�转让协议》约定：“一、原项目投资说明：1、截止2012年5月20日，以何文革同志名义在‘郴州汇龙置业有限公司万宝国际城’的项目共计人民币叁仟叁佰叁拾万元整，其中袁四杏出资玖佰捌拾伍万元整（以转账单为准）。二、股权转让：截止至2012年7月9日，袁四杏同志投资的玖佰捌拾伍万元整全部以壹仟陆佰柒拾肆万伍仟元（985万元×1.7=1674.5万元）转让给何文革。三、付款方式：1、2012年7月10日前何文革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给袁四杏。2、余下壹仟伍佰柒拾肆万伍仟元整由何文革于2012年8月8日前支付给袁四杏。四、违约责任。如何文革于2012年8月8日前未将所有款项支付给袁四杏则由袁四杏没收于2012年7月10日前所支付的壹佰万元，袁四杏继续维持原投资的玖佰捌拾伍万元原始股份。五、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协议签订后，何文革于同年7月10日向袁四杏转款100万元，8月8日向袁四杏转账1574.5万元。2012年8月14日袁四杏向何文革出具《收条》，载明：“兹已收到何文革转来（汇龙万宝国际城项目）本人全部投资款及利润款壹仟陆佰柒拾肆万伍仟元整（￥16745000.00）。原股份转让协议已执行完毕，本人没有任何异议。”之后，何文革经过核对转账凭证，认为袁四杏转入的投资款只有1010万元，扣减退回的投资款225万元，袁四杏实际投资款为785万元。而袁四杏则认为投资款785万元还应加上转账给刘智强投资款200万元，该笔200万元是嘉晟公司归还袁四杏的借款，是按照何文革的要求，由嘉晟公司直接转给刘智强的投资款，用以抵付袁四杏的借款，袁四杏的实际投资款应为985万元。为此，双方发生纠纷。2014年8月1日，何文革、袁四杏共同向郴州市××湖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经该中心多次调解，双方均未达成协议，2014年8月10日，该中心作出调解终结书，建议双方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程序解决。2016年1月27日，何文革为此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中，2009年8月17日何文革收取袁四杏合伙投资款1010万元，2009年8月19日何文革又退还袁四杏合伙投资款225万元，对此事实何文革与袁四杏均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09年8月17日嘉晟公司通过其在中国银行（账号17×××01）账户向刘智强转账汇付的200万元是否应视为袁四杏交付给何文革的合伙投资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刘智强在庭审中认可的事实，可以认定该200万元应视为袁四杏交付给何文革的合伙投资款，其理由如下：一、该200万元通过嘉晟公司银行账户直接汇付给刘智强，有证据证实是嘉晟公司用于抵偿欠付袁四杏借款200万元，并经过了何文革的同意�因此，可以视为该200万元是袁四杏支付的。二、何文革与袁四杏合伙以何文革名义投资到“万宝国际城”房地产项目又是投挂在汇龙公司股东刘智强、汤斌名下，刘智强在庭审中认可其与嘉晟公司、袁四杏均无任何经济往来关系，只与嘉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文革有投资关系，该200万元属何文革投资到“万宝国际城”项目的投资款。三、2012年7月9日，何文革与袁四杏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时，何文革是认可该200万元属于袁四杏的投资款，并已履行完毕《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综上，对于何文革提出的诉讼请求，因袁四杏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何文革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刘智强认可的事实，对何文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以何文革名义出资的总投资款3300万元，是否包含了该200万元，何文革可以与刘智强进行对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文革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51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0116元由原告何文革承担。
二审中，何文革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万宝项目何文革出资一览表》、《转帐凭证》，拟证明2012年5月21日刘智强、汤斌所写的3330万元不含袁四杏指令嘉晟公司转给刘智强的200万元，截止2012年5月，暂不计算何文革和袁四杏各200万元外，何文革投资股权在刘智强和汤斌名下共3432.28万元，截止2012年6月6日，暂不计算何文革和袁四杏各200万元外，何文革投资股权在刘智强和汤斌名下共3703.2337万元，袁四杏于2009年8月17通过嘉晟公司转账到刘智强名下的200万元，既没有得到何文革的认可，也没有经刘智强确认；2、《调解委员会证明》、《收条》，拟证明《收条》最后一句：“12000000其中200万元是现金支付”系袁四杏亲笔书写。因经张厦港对证后，袁四杏自己也发现凑不齐这两百万元的转账缺口，当场书写证明该200万元系现金支付，后拒不配合对账，截止2014年8月，袁四杏仍不记得有2009年8月17日的转账。
袁四杏、袁七花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表系何文革自己撰写的，对其证明方向也有异议，何文革向万宝项目出资应当得到刘智强以及汤斌的确认，该银行查询记录部分没有银行盖章，对其真实性、证明方向、关联性有异议，许多款项与何文革无关，与本案也无关；对证据2矛调中心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明仅是证明收条是复印件，下面的话是谁写的，没有人签名，缺乏关联性，对收条的来源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收条》的文字表述来看，《收条》是何文革写给袁四杏的，按理说该收条应在袁四杏手里，而不是何文革手里，《收条》最后一句话也不是袁四杏所写。
刘智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银行的历史流水只能证明何文革、汤斌的资金来往情况，但不能证明就是投资款，不能达到其证明方向，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不清楚。
袁四杏、袁七花围绕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回证》（附快递存根）、《EMS快递查询单》，拟证明一审法院已于2016年8月25日邮寄送达了判决书，何文革上诉超过了上诉期限。
何文革质证认为：邮寄送达不是何文革签收，但后来何文革亲自到法院领取了一审判决书。现本案已上诉到中院进行审理，法院�程序没有问题。
刘智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由法院依法认定。
针对何文革的举证，本院认证如下：何文革所举证据本身不能证明2009年8月17日嘉晟公司通过中国银行向刘智强转账汇付的200万元不是袁四杏交付给何文革的合伙投资款。
针对袁四杏、袁七花的举证，本院认证如下：何文革经一审法院通知，到一审法院领取了判决书，该证据不能证明何文革超过上诉期限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既向何文革邮寄送达判决书，又通知了何文革到法院领取判决书，何文革于2016年9月6日到一审法院领取了判决书并于2016年9月20日提起上诉。2009年8月17日袁四杏委托嘉晟公司向刘智强转账200万元，经过了何文革签字同意。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何�革上诉是否已超过上诉期；二、刘智强是否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三、袁四杏、袁七花应否返还何文革股份转让款340万元及利息。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先向何文革邮寄送达判决书，但邮件未妥投。在此情况下，一审又通知了何文革到法院领取判决书，何文革于2016年9月6日到一审法院领取了判决书，故何文革于2016年9月20日提起上诉并未超过15天上诉期。
关于争议焦点二。2009年8月17日嘉晟公司通过中国银行向刘智强汇付了200万元，袁四杏认为该200万元系其以何文革名义投资到刘智强名下的股份，何文革对此不予认可。故本案的处理与刘智强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追加刘智强为本案第三人正确。以上200万元只是转到刘智强帐户，与汤斌并无关联，故一审未追加汤斌为当事人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2009年8月17日何文革收取袁四杏合伙投资款1010万元，2009年8月19日何文革退还袁四杏合伙投资款225万元，对此何文革与袁四杏无争议。2009年8月17日嘉晟公司向刘智强转账汇付了200万元，该200万元系嘉晟公司归还袁四杏的借款，经过何文革的同意，嘉晟公司将该200万元直接转到了刘智强的帐户中。袁四杏认为该200万元属其以何文革之名投到刘智强处的股份，刘智强亦认为其与袁四杏无直接经济往来，该200万元属何文革的投资款。故可以认定该200万元系袁四杏通过何文革投资在刘智强名下的股份。且何文革与袁四杏于2012年7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亦认定袁四杏出资为985万元。因此，本院认定袁四杏共出资985万元。虽然《股份转让协议》中还注明了“以转账单为准”，但该约定并不明确，不能确定约定的转账单不包含2009年8月17日嘉晟公司向刘智强转账的转账单。何文革上诉还提出其与袁四杏之间没有进行对帐，但本案所涉金额巨大，在没有对帐的情况下，双方签订协议，何文革又进行了支付，显然与常理不符，何文革亦未能举证证实双方未进行对帐。因此，何文革提出袁四杏实际只投资785万元，袁四杏、袁七花应返还何文革股份转让款340万元及利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576元，由上诉人何文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向京
代理审判员 刘 扬
代理审判员 欧阳懿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唐旭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