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防市行终字第2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佛堂村到来组
诉讼代表人郑锡勇。
委托代理人许家华，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德林，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海鹏。
一审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佛堂村云朗组
诉讼代表人陈树才。
委托代理人何伟忠，广西桂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佛堂村到来组（以下简称到来组）因林业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4年3月17日作出的（2014）防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5日受理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2014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到来组的诉讼代表人郑锡勇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家华、被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海鹏、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佛堂村云朗组（以下简称云朗组）的诉讼代表人陈树才及其委托代理人何伟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到来组与第三人云朗组争议的西面丫岭、大山坳、担土坳岭、东面丫岭。四至界至：东至狮子岭顶往西10米至大山坜口；南至大山坜口顺岭崎直上大山坳至高速公路边道口顺岭崎至西面丫岭；西至西面丫岭顺岭崎至担坳岭至高速公路边（与滩头一队岭分界）；北至东面丫岭顶过卖老婆坳至狮子岭顶往西10米（不包含四至范围内的坡田、塘、公路）。面积46.535亩。争议的标的物为林地权属。原告到来组与第三人云朗组在1960年前同属一个生产队，后分为现在的到来组、云朗组。现争议的西面丫岭、大山坳、担土坳岭、东面丫岭山下的水田由第三人云朗组耕作。原告、第三人双方均主张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政府已将争议山岭确权给自己所有，但均不能提供权属证书支持其主张。1981年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时期，人民政府也未对争议林地进行确权。解放以来，现争议山岭主要是荒山，有零星飞花生长的松木。争议林地主要以水源山存在，原告、第三人双方未在山上种植、经营，1998年原告到来组将现争议的山岭承包给防城港市林业开发公司种植桉树，签订有《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2006年到来组与防城港市林业开发公司签订《采伐分成补充协议书》，领取了林地承包租金。2010年8月18日，原告到来组向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后因调处未果，被告做出了防区政处（2011）30号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确权给原告集体所有。第三人云朗组不服，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防区政处（2011）30号处理决定。第三人云朗组不服，于2012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期间因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无正当理由逾期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且在庭审时亦无正当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以（2012）防行初字第6号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防区政处（2011）30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防市行终第35号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被告重新进行调查、取证，于2013年5月6日作出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大山坳、西面丫岭林地确权给原告到来组集体所有，争议的担土坳岭、东面丫岭确权给第三人云朗组集体所有。原告到来组不服，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原告到来组不服，于2013年12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对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所有权纠纷，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有权进行依法处理，在争议双方均没有权属证书对争议地进行确权的情况下，应根据“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进行确定。1960年前，原告与第三人同属一个生产队，后分为现在的到来组和云朗组。本案中，原告到来组和第三人云朗组都主张对争议林地的权属，但都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进行证明。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在处理本案时进行了现场勘界、调查取证，程序上是合法的。原告到来组对现争议林地进行了经营管理，1998年到来组将现争议的山岭承包给防城港市林业开发公司种植桉树，签订有《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2006年到来组与防城港市林业开发公司签订《采伐分成补充协议书》，领取了林地承包租金。而争议林地为第三人云朗组耕作水田的周围，属第三人云朗组耕作区范围内，且争议林地主要以水源山存在。被告根据争议林地的现有经营管理情况和对周边田地的影响作出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兼顾了原告、第三人双方的生产、经营，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故原告到来组请求撤销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依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6日对原告到来组、第三人云朗组作出的防区政处（2013）8号《关于防城镇佛堂村到来组与云朗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到来组承担。
上诉人到来组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及被上诉人关于争议林地为水源山的认定缺乏依据。争议林地当中仅有少量零星田地，而四周之前一直系荒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营成林，从未有蓄水的用途。上诉人对争议山岭及土地具有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二、争议林地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即由上诉人一直经营管理，期间，上诉人将争议的山岭分配到户给本队群众管理使用，并开展灭荒造林运动。争议林地范围内的征用补偿以及用地承包、采伐等相关事宜，均是上诉人与政府或相关单位协商解决。一审认定了上诉人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却以并无事实依据的所谓的水源山，认定被上诉人处理正确，显然自相矛盾。综上，请人民法院撤销（2014）防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及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防城区人民政府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状一致。
第三人云朗组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予以支持。
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供。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是否合法，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是否正确。上诉人到来组与第三人云朗组均主张争议林地权属，但均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予以证明。1998年到来组和云朗组分别与防城港市林业开发公司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书》，分别将争议林地发包给防城港市林业开发公司经营，但《林业承包合同书》不属于权属凭证，且两份《林业合同承包书》的附件一山林权属证书均为空白，本案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虑予以认定。1960年后，到来组与云朗组由同一个生产队分为现在的到来组和云朗组，并对山界进行划分。根据对知情人的调查情况，争议林地有部分划分给云朗组，云朗组群众也对部分争议林地进行管理。争议林地山下的水田由第三人云朗组耕作，历史上确实存在山下水田依靠争议林地山上的水来灌溉。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将担土坳岭、东面丫岭认定为水源山并无不当。上诉人到来组认为其组对全部争议山岭长期经营管理，争议山岭的权属应当全部归上诉人所有以及没有水源山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在上诉人和第三人均未能提供合法有效权属凭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防城区人民政府通过现场勘界、调查知情人，了解山界划分情况，经调解不成立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修订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规定，遵循“三个有利于”原则，兼顾了上诉人和第三人双方的生产、经营，作出防区政处（201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到来组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佛堂村到来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凌旭芳
审判员 李肖连
审判员 佟日红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黄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