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民终5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再瑾，男，196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委托代理人：邓基亮，广东漠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再东，男，195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开万，男，195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秀群，又名袁秀芹，女，194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木养，男，194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利兰，女，193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开蓬，男，196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阮永华，广东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志豪，广东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世南，男，194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现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原审第三人：黄立成，男，195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原审第三人：黄开焕，男，194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西县。
上诉人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因与被上诉人袁秀群、黄木养、卢利兰、黄开蓬（以处简称袁秀群等四人）以及原审第三人陈世南、黄立成、黄开焕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西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5）阳西法民初字第1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阳西县甲镇乙村委会丙村“一”（土名）水田是袁秀群等四人及第三人陈世南、黄立成、黄开焕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土地。1996年11月20日，黄木养及第三人陈世南与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签订一份《水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记载发包方（甲方）为：阳西县甲镇乙管理区黄木养、卢利兰、黄元俭、袁秀芹、陈世南、黄开万、黄开焕、黄立成，公证人一栏有林珍签名并盖有阳西县甲镇乙管理区办事处公章，承包方（乙方）为：阳西县甲镇刘再东、刘再瑾、黄开万。内容如下：“一、甲方现有水田黄木养4.5亩、公粮329公斤、购粮270公斤，卢利兰2.1亩（加补1.5亩公粮250市斤）、公粮149公斤、购粮134公斤，黄元俭2.8亩、公粮106公斤、购粮66公斤，袁秀芹4.3亩、公粮301公斤、购粮263公斤，黄开焕0.5亩、公粮351公斤、购粮30公斤，黄立成0.2亩、公粮14公斤、购粮12公斤，黄开万1.6亩128公斤，陈世南3.8亩304公斤。二、以上承包的水田公购任务从承包之日（即1997年1月1日）起由乙方负责，今后的公购任务如有增减，除人口谷固定外，一切由乙方负责。三、此合同定为永久性合同（即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至永久）承包的水田全部由乙方管理使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甲方无权干涉。……”合同签订时，由黄木养、陈世南代表合同甲方和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共同签署，并由原阳西县甲镇乙管理区办事处在落款处“公证人”一栏盖章确认。合同签订后，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将上述土地开挖成鱼塘经营养殖业，并按合同约定代合同上记载的甲方名单缴交须承担的农业税（包括公粮、购粮）直至2005年度。因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后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没有再缴交任何费用，袁秀群等四人为此要求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支付土地承包金，双方协商无果，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支付袁秀群自2006年至2015年土地承包金12040元，支付黄木养自2006年至2015年土地承包金13160元，支付卢利兰自2006年至2015年土地承包金10960元，支付黄开蓬自2006年至2015年土地承包金4240元；二、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于2015年按原来合同缴交的公粮按每公斤4元确定承包金重新签订承合同，或将土地返还袁秀群等四人耕种。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袁秀群等四人请求变更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合同的承包期限应由“永久性”变更为“30年”。
袁秀群等四人提起本案诉讼时，因《水田承包合同书》的甲方名单中的黄元俭已死亡，由其孙子黄开蓬继承权利作本案原审原告参加诉讼。在一审庭审中，袁秀群等四人方主张签订《水田承包合同书》时除黄木养外，其他三人袁秀群、卢利兰、黄元俭均不知情，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占用其土地也未经该三人许可，但知道自1996年间开始有人代缴公粮，在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承包经营期间甲方人员从未提出异议，默许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承包，袁秀群等四人并明确表示现时同意继续由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经营该土地。
原审另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6年早籼三号稻谷最低收购价为0.7元／斤，2007年为0.7元／斤，2008年为0.77元／斤，2009年为0.9元／斤，2010年为0.93元／斤，2011年为1.02元／斤，2012年为1.2元／斤，2013年为1.32元／斤，2014年为1.35元／斤，2015年为1.35元／斤。
原审法院认为：黄木养、第三人陈世南等人与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于1996年11月20日签订的《水田承包合同书》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甲方为原土地承包人，合同乙方为现土地承包人，合同内容为转包土地，该合同系当事人自愿签订，且经承包地所属基层组织盖章予以确认，符合要式条件，内容合法，但无证据证实黄木养、陈世南取得其他甲方人员授权代表签名，属无权处分，故合同涉及其他人员的承包地处分部分应属效力待定。虽然袁秀群、卢利兰、黄开蓬主张合同签订时部分发包人对所属水田被处分的事实不知情，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土地进行经营，但袁秀群、卢利兰、黄开蓬均自认从1996年开始有人代其缴交公粮，也一直未对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承包水田的行为提出异议，对此予以默许，并庭审中明确表示同意继续由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经营他们的土地，应视为对黄木养、陈世南的签约行为进行了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该《水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焦点问题主要是：一、国家免征农业税后，涉案土地的承包费应按何标准进行计算；二、《水田承包合同书》的承包期限应否予以变更。
关于第一个问题。《水田承包合同书》约定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承包土地的对价为承担所属土地的公粮任务，袁秀群等四人据合同取得的利益应为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所代缴公粮的价值。2006年1月1日国家免征农业税后，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不需再缴纳公粮，考虑到国家政策为减轻农民负担、政府给农民减负增收的本意，其取消利益应归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即袁秀群等四人及第三人等人，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作为本案合同的承包人，依法不应享有该项政策优惠，而是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多年来一直未支付承包费用，已构成违约。因此，袁秀群等四人请求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将合同所定的公粮任务价值定为2006年1月1日后的承包金，要求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给付从2006年起至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合法有理，应予支持。根据遵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兼顾方便履行的原则，袁秀群等四人要求按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支付公粮的数量折算为现金支付，刘再谨也表示同意，原审法院予以准许。鉴于合同没有具体约定所应给付稻谷的种类，双方对此也没有补充协议，故参照本案合同有关条款和交易习惯，可确定为国家收取公粮时期采取的三号稻谷标准，并按应缴交数额参照当年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折算每年承包费。具体计算如下：（一）袁秀群承包金：2006年的承包金为301公斤×2×0.7元／斤=421.4元，如此类推，余下年份（2007年至2015年）的承包金为421.4元、463.54元、541.8元、559.86元、614.04元、722.4元、794.64元、812.7元、812.7元，合共6164.48元；（二）黄木养2006年的承包金为329公斤×2×0.7元／斤=460.6元，如此类推，余下年份（2007年至2015年）的承包金为460.6元、506.66元、592.2元、611.94元、671.16元、789.6元、868.56元、888.3元、888.3元，合共6737.92元；（三）卢利兰承包金：2006年的承包金为（125公斤＋149公斤）×2×0.7元／斤=383.6元，如此类推，余下年份（2007年至2015年）的承包金为383.6元、421.96元、493.2元、509.64元、558.96元、657.6元、723.36元、739.8元、739.8元，合共5611.52元；（四）黄开蓬承包金：2006年的承包金为106公斤×2×0.7元／斤=148.4元，如此类推，余下年份（2007年至2015年）的承包金为148.4元、163.24元、190.8元、197.16元、216.24元、254.4元、279.84元、286.2元、286.2元，合共2170.88元。综上，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应分别支付上述相应的承包金给袁秀群等四人，对袁秀群等四人诉请高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以及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本案涉案土地原是袁秀群等四人及第三人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其最长承包期限为30年，但各方在《水田承包合同书》第三条约定“此合同为永久性合同（即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至永久）承包的水田全部由乙方管理使用”意味着当事人将涉案土地的承包期限定为永久性，此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最长承包期限，应予调整为30年为宜，即承包期限应变更为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故袁秀群等四人请求调整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承包费6164.48元给袁秀群，支付承包费6737.92元给黄木养，支付承包费5611.52元给卢利兰，支付承包费2170.88元给黄开蓬；二、变更袁秀群、黄木养、卢利兰、黄开篷及第三人陈世南、黄立成、黄开焕与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于1996年11月20日签订的《水田承包合同书》第三条中“此合同为永久性合同（即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至永久）”为30年承包期限，即从199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三、驳回袁秀群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810元，由袁秀群等四人共同负担94元，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共同负担716元。
上诉人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只应支付承包费909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与村集体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请求继续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每年约定谷物数作承包费或按签合同时约定谷物价每100市斤45元计承包金为9090元。二、合同签订后，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代缴了10年农业税，合同约定无论价格升高或者降低，农业税都由承包方自行负责。因农业税已取消，承包方仍按原农业税缴标准交合同承包费已无依据，故袁秀群等四人诉请提高承包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不当。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袁秀群等四人共同答辩称：双方签订合同只是约定了由上诉人代缴公购粮的数量，但没有约定固定的对应的价格是多少。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也认可将合同约定支付公粮的数量折算为现金的支付方式。所以，一审判决按照每年度对应的国家收取公粮稻谷的标准作为上诉人支付租金的依据是合法合理的。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陈世南述称：一审判决正确，同意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黄开焕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因物价有变动，应当按照同期的价格来计算租金才合理。
原审第三人黄立成在二审期间没有参加诉讼和提出诉讼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在二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认为：因各方当事人对参照农业税即交纳公粮的标准来确定承包费的方法并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纳。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是应当按照何种标准来将公粮实物折算为现金交承包费的问题。讼争的承包合同签订于1996年11月，至今已将近二十年时间，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承包方按政府规定的公购粮任务代发包方交纳农业税，由于当时的公购粮任务属于交纳粮食实物，故原审判决参照同时期政府公布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来确定每年度的承包费现金折算标准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提出应当按照合同签订时的粮食价，即每100市斤45元的标准折算的上诉主张，因时间跨度较长，与市场物价变动的实际差异较大，确实有违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的上诉证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元，由上诉人刘再瑾、刘再东、黄开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飘
审 判 员 何桂霞
代理审判员 施震宇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林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