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栾霞，。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红良，浙江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马康华，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甲。
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乙。
上诉人栾某甲、栾某乙共同法定代理人：张方方。系栾某甲、栾某乙母亲。
上诉人栾某甲、栾某乙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红良，浙江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栾某甲、栾某乙共同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马康华，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金钢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凤根。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董俊彬，浙江君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建工混凝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来连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马超。
上诉人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为与被上诉人杭州金钢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钢公司）、杭州建工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混凝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金钢公司系石料供应商。2009年4月26日至2009年5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52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收料员一栏均由王某签名，供应了规格为15-25的石料计12817吨、5-15的石料604吨，运输该石料的船舶号尾数为2119、552、2736等。2009年10月1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138的发票一张，金额为344718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栾某丙签收。根据金钢公司陈述，该款项栾某丙已支付。2009年9月26日至2010年10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39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其中1份调运料单收料员一栏由杜兆江签名，其余均由王某签名，供应了规格为15-25的石料计11155吨，总计价款为323222元，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38的发票一张，金额为323495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2009年12月26日至2010年1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54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收料员一栏由王某或杜兆江、杜兆平、杜兆海签名。供应了共计价款为422451.5元的石料。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39的发票一张，金额为422451.5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2010年1月26日至2010年2月26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21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收料员一栏由王某签名。供应了规格为5-25的石料1604吨，规格为15-25的石料1784吨、1763吨（型号不同），规格为5-15的石料134吨，规格为25-40的石料519吨，总计价款为164187元，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40的发票一张，金额为164187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2010年2月26日至2010年3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22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收料员一栏由王某签名，供应了共计价款为169275.5元的石料。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38的发票一张，金额为169275.5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2010年3月26日至2010年4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35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收料员一栏由王某签名，供应了共计价款为328609元的石料。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42的发票一张，金额为328609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2010年4月26日至2010年5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24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收料员一栏由王某签名，供应了共计价款为255955.5元的石料。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43的发票一张，金额为255955.5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2010年5月26日至2010年6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24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收料员一栏由王某或周春洪签名，供应了共计价款为249757.5元的石料。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44的发票一张，金额为249757.5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2010年6月26日至2010年7月25日，金钢公司在本案中共开具了5张调运料单，收料单位为构件，有1份由周春洪签名，其余均为由王某签名。供应了规格为15-25的石料1455吨，规格为5-25的石料130吨，总计价款为50590元，2010年7月26日，金钢公司开具尾数为345的发票一张，金额为50590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该发票由王某签收。运输上述石料的船舶号尾数为2119、856、526、552、2736、1509等。另查明，浙杭州货00552、浙余杭货02736的船舶均登记为栾某丙所有。再查明，栾某丙系石料中间商，曾向建工混凝土公司供应石料。2010年5月10日，栾某丙与建工混凝土公司进行对账确认，栾某丙与建工混凝土公司石料款对账（截止2010年4月25日）合计欠款11464022.84元，减去4月份付款1890000元（含30000元为2010年5月3日支付），等于9574022.84元，再减去混凝土款49780元，等于9524242.84元，再减2009.01月至2010.04.25日柴油款708998.22元，合计欠栾某丙8815244.62元，以上数据经双方核实无异议。2010年5月28日，栾某丙向建工混凝土公司领取款项400000元，物品名称为“杭州金钢建材有限公司石料款”。2010年8月6日，栾某丙向建工混凝土公司领取款项500000元，物品名称为“杭州金钢建材有限公司碎石款”。后栾某丙向建工混凝土公司多次领取款项。2012年2月16日栾某丙去世。2013年9月3日，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为与建工混凝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建工混凝土公司支付货款420万元、利息89.6万元。后经原审法院调解，建工混凝土公司支付栾霞1850000元，支付栾某甲、栾某乙1850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焦点系栾某丙与金钢公司是否存案涉货物的买卖关系？庭审中金钢公司及建工混凝土公司认为系栾某丙与金钢公司存在案涉货物的买卖关系，而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在案涉货物买卖期间，王某应系栾某丙雇佣的员工。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栾某丙不是建工混凝土公司的工作人员，其系石料中间商，故栾某丙是独立买卖主体。根据金钢公司提交的大量的2008年、2009年调运料单来看，除少数几张外，收料员一栏均为王某签名，而栾某丙签收了相应金额的发票，故栾某丙认可王某为其签收货物的行为。且王某、郭某和邵某对王某身份陈述一致。故原审法院确认在案涉货物的交付期间，王某应为栾某丙雇员。与此同时，有零星的调运料单系周春洪、杜兆江、杜兆平、杜兆海签收，对此，证人王某的解释是因其临时有事，故由其他员工代签收，王某的解释亦符合常理。栾霞、栾某甲、栾某乙抗辩认为王某与金钢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王某非栾某丙雇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三位证人对王某的身份陈述一致，且该陈述与本案证据能够相印证，故对栾霞、栾某甲、栾某乙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第二，金钢公司供应的案涉货物的买受方系栾某丙。王某等人收取货物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调运料单的收料单位为“构件”（建工混凝土公司前身），但没有证据表明“构件”是根据建工混凝土公司的意愿来填写。事实上，根据证人证言，王某根据栾某丙的指示向金钢公司申请开具调运料单，此系金钢公司将石料出售给栾某丙，后由栾某丙安排的船舶进行装货，并运送至建工混凝土公司的码头上，此为栾某丙将石料出售给建工混凝土公司。从建工混凝土公司提交的领付款凭证来看，建工混凝土公司亦直接支付给栾某丙石料款。从案涉货物的运送船舶来看，栾某丙作为石料中间商，其用自己的船舶来运输自己货物的可能性远大于将自己船舶借或租给他人使用；且从栾某丙与建工混凝土公司的对账单来看，亦没有提到有租船的费用。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不能根据发票中购货方名称及调运料单的收料单位来认定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应当根据货物的实际收受方来认定。原审法院确认案涉调运料单（金钢公司提交的证据1）载明的货物均由栾某丙收取。第三，关于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金钢公司与栾某丙对于石料款没有约定付款期限，双方的交易惯例并不是即时付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履行期限不能确定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金钢公司的诉讼主张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据此，原审法院认为，栾某丙尚欠金钢公司货款1964048元。栾霞、栾某甲、栾某乙认为应当扣除2010年5月14日栾某丙支付给金钢公司的20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金钢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表明金钢公司交付给栾某丙的货物价值远大于2164048元（1964048元+200000元），在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不能证明其已足额支付之前的货款时，不能认为该200000元系用于支付本案中金钢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钢公司主张自2010年7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无约定付款期限，故原审法院调整为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栾霞、栾某甲、栾某乙系栾某丙的法定继承人，依法应在继承栾某丙遗产范围内对栾某丙对外所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金钢公司要求建工混凝土公司与栾霞、栾某甲、栾某乙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栾某丙的遗产范围内共同支付杭州金钢建材有限公司货款1964048元，并支付从自2015年3月26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杭州金钢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974元，保全费5000元，由杭州金钢建材有限公司负担8474元，由栾霞、栾某甲、栾某乙负担25500元。
上诉人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王某系受栾某丙雇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证人王某长期受聘于金钢公司，系金钢公司职工，直至2007年才退休。更何况，金钢公司起诉所依据之增值税发票及调运料单大多系证人王某所签字，本案审理结果与王某之间存在重大利益关系。故证人王某与金钢公司存在着法律上及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其所作称述不具有可信性。2、证人王某在庭审证言中明确表示，其所签字的调运料单中瓜子片之外的“村子”其基本不知晓，栾某丙也未通知王某开票。既然栾某丙没有让王某开票，王某所开的调运料单中的“村子”不能代表栾某丙。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了王某，又选择性地认定其中对金钢公司有利部分的陈述，对不利部分的陈述视而不见，认定事实错误。3、证人邵某在证人证言中陈述王某是通过栾某丙认识，但在见到王某时，栾某丙并未告知王某的身份及与栾某丙的关系。证人郭某在庭审中所述王某是否属于栾某丙雇佣事实的表述是听其他人（船上的人）所讲。故该二位证人所陈述的王某是否属于栾某丙雇佣事实的表述只属于个人判断，所谓的王某是否属于栾某丙雇佣事实不符合证人作证的基本要求。4、证人邵某、郭某目前一直在建工混凝土公司码头工作，与建工混凝土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金钢公司的所有发票均开向建工混凝土公司，建工混凝土公司自然希望不承担法律责任，而该二位证人证言的表述显然完全有利于建工混凝土公司，符合其将责任全部推卸给栾霞、栾某甲、栾某乙的诉讼目的。故该二位证人的表述不具有可信性。由此可见，本案三位证人关于王某是否属于栾某丙雇佣事实的证明，因三位证人与本案均存在利害关系，且不符合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三位证人证言，进而将王某所签署的全部增值税发票、调运料单作为认定栾某丙收取货物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金钢公司与栾某丙之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据以认定欠款的主要证据增值税发票及调运料单上明确载明购货单位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而非栾某丙。金钢公司在发货时，开具了调运料单，该调运料单中明确收料单位为建工混凝土公司。显然，在金钢公司发货时明确买方即为建工混凝土公司，而非栾某丙。发货之后，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也是以建工混凝土公司为买方开具的发票，建工混凝土公司在收到发票之后进行了抵扣。故从发货、开票及抵扣这一系列买卖行为的基本事实可以断定，与金钢公司进行石料买卖的买方主体是建工混凝土公司。一审法院仅凭栾某丙也向建工混凝土公司供应石料这一事实，就判定栾某丙所供建工混凝土公司的石料即来源于金钢公司，进而认定与金钢公司产生买卖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栾某丙，与本案主要证据不符。2、一审中，栾霞、栾某甲、栾某乙提交了大量送货单，用以证明栾某丙向其他石料厂商采购石材，并将该些石材供应给建工混凝土公司的事实。上述所供石材均非来源于金钢公司，且案件也已经前案审结并认定欠款。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无视上述证据，仅以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为由，均不予认定。显然一审对证据的认定有违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前案生效法律文书的事实相背离。三、金钢公司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时效未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及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金钢公司最后一张调运料单时间在于2009年5月19日，最后收到的款项时间在于2010年5月14日。尽管本案没有书面合同，所有单据中均没有付款时间约定，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及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即使存在买卖关系，货款依法应当于最后一次交货同时（即2009年5月19日）支付，因后于2010年5月14日支付部分款项，故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次付款（即2010年5月14日）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2年，至2012年5月14日届满。然金钢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提起诉讼，显然已过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因未约定付款期，属于不即时付款，而时效从起诉时起计算，违背《合同法》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与金钢公司之间买卖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是栾某丙，栾某丙未向金钢公司采购涉案石材，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定期间，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对栾霞、栾某甲、栾某乙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用由金钢公司、建工混凝土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金钢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原审判决认定王某受雇于栾某丙是正确的。在原审庭审中，证人王某向法庭陈述，王某原为金钢公司工作人员，退休后自2007年5月开始受雇于栾某丙，根据栾某丙指令要求金钢公司发货，并在金钢公司的调运单上签收和领取金钢公司开具的部分发票。金钢公司认为，王某陈述受雇于栾某丙具有真实性。1、刑法上的约束，证明王某的陈述具有真实性。如王某的陈述为虚假，因证人证言也是证据的一种，根据刑法第307条第二款规定，王某将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如果王某的陈述为虚假，表明金钢公司起诉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为虚假诉讼，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及刑法第266条规定，金钢公司涉嫌诈骗罪，而王某为虚假诉讼的共犯，也构成诈骗罪。由于金额巨大，王某和金钢公司将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在此重罪的约束下，王某作为一个正常理性的人，在本案跟其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下，真实陈述的可能性远大于虚假陈述的可能性。2、金钢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也能证明王某的陈述具有真实性。1）金钢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2和证据7证明，在交易过程中由栾某丙签字的发票的数量和王某签字的调运单中表明的数量一致；由王某签字的发票的数量和王某签字的调运单中表明的数量一致。以上证据可证明王某受雇于栾某丙，王某的签字栾某丙均予以认可。2）证人邵某和郭某也证明王某受雇于栾某丙。3）金钢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证据7中的调运单中，船号为552和2736的船舶为栾某丙所有，也印证了栾某丙雇佣王某的事实。4）栾某丙系砂石的中间商，交易量巨大，需要聘用人员进行运作。但庭审中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栾某丙雇佣他人帮助其调运砂石料。（二）原审判决认定金钢公司与栾某丙之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认定事实正确。现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栾某丙与金钢公司存在买卖关系。1、栾某丙系中间商，有证据证明。建工混凝土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3对账单、证据5调解书、证据6庭审笔录和调解笔录、证据7付款凭证、支票、承兑汇票等证据均证明，建工混凝土公司与栾某丙长期进行交易，因栾某丙没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通过栾某丙的指令，由栾某丙的供应商包括金钢公司直接开具给建工混凝土公司。栾某丙与建工混凝土公司结算并收取款项后，再由栾某丙付款给其供应商。2、栾某丙作为中间商与金钢公司发生买卖关系，有证据证明。1）证人王某、邵某、郭某证明金钢公司与栾某丙。2）金钢公司提供证据6船舶证书，证明本案讼争标的的调运单当中的部分船只为栾某丙所有。3）最关键的是，建工混凝土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7付款凭证、支票、承兑汇票等证据证明，因栾某丙向建工混凝土公司提供的部分发票是由金钢公司开具，建工混凝土公司在做账时虽然名义上是付给金钢公司，但款项实际由栾某丙领取，栾某丙领取款项后并没有把款项付给金钢公司。由此可见，栾某丙作为中间商与金钢公司发生了买卖关系，金钢公司交货后应栾某丙要求发票直接开具给建工混凝土公司，栾某丙与建工混凝土公司进行结算并收取货款。4）栾某丙曾委托张方方即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代理人收取款项。3、栾霞、栾某甲、栾某乙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也证明栾某丙与金钢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栾霞、栾某甲、栾某乙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3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栾某丙在2010年5月14日付款给金钢公司，以反驳金钢公司在原审中所主张的建工混凝土公司提供的证据7中付给栾某丙的款项，栾某丙没有付给金钢公司。栾霞、栾某甲、栾某乙提供的该份证据以及证明对象，恰恰证明了金钢公司与栾某丙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结合本案证据，完全可以认定王某受雇于栾某丙，金钢公司与栾某丙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二、本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从履行期限及是否违约上来看，本案债权未超诉讼时效。1、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61条和62条的规定，不适用第161条的规定。如果合同对履行期限不明，可以通过合同法61条的顺序进行解决，即双方先协商，协商不成根据合同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61条不能解决，则才能适用62条第（四）项的补充性规范。而合同法第161条的规定其性质属于倡导性规定，其目的是赋予出卖人同时履行抗辩权，以避免履行顺序的争议，但就是否违约而言，不能以此得出交付标的物的同时未付款的即构成违约。因此，本案履行期限及是否违约的确定，应当适用合同法61条和62条，而不是161条的规定。2、根据合同法61条和62条的规定，金钢公司的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从合同法61条规定的交易习惯看，本案金钢公司与栾某丙之间的买卖关系，通过交易惯例观察，栾某丙收到货物后并没有当即支付货款，双方对付款期限没有明确的限制，栾某丙有钱时向金钢公司支付部分货款，金钢公司也没有向栾某丙提出异议和催讨货款。因此，从交易习惯看，本案栾某丙并非是收到货物即应当支付货款，当时未付就构成违约，进而计算诉讼时效。2）退一步讲，如果交易习惯不能反应双方付款的情况，则适用62条第（四）项的规定，债权人可随时要求对方履行，但需要给对方足够的准备时间。在准备时间内不能履行的才构成违约，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中金钢公司起诉才是要求债务人履行之日，才能在此后计算诉讼时效。（二）从时效中止的角度看，本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即便按照栾霞、栾某甲、栾某乙角度考察，本案诉讼时效也没有超过2年的期限。金钢公司最后一笔交易发生的时间为2010年7月1日，栾某丙于2012年2月16日死亡。此时诉讼时效中止。2015年3月，金钢公司发现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以栾某丙继承人名义继承对建工混凝土公司的债权后，即起诉金钢公司。因此，从诉讼时效中止的角度看，本案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建工混凝土公司答辩称：本案事实清楚、与金钢公司建立买卖关系的是栾某丙，而非建工混凝土公司，应该由栾霞、栾某甲、栾某乙承担相应的债务。栾霞、栾某甲、栾某乙在原审法院（2013）杭拱商初字第1624号民事调解笔录中明确栾某丙的身份是中间商，即建工混凝土公司与栾某丙的交易模式是栾某丙向第三方包括金钢公司采购材料后供应给建工混凝土公司，货款是建工混凝土公司支付给栾某丙后由栾某丙支付给第三方，差价由栾某丙负责。邵某受雇于栾某丙，而非建工混凝土公司。邵某也证实了王某受雇于栾某丙。建工混凝土公司与栾某丙的纠纷已经处理完毕，无需再支付货款。栾某丙的子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栾某丙与他人之间的货款纠纷与建工混凝土公司无关。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金钢公司与栾某丙之间是否就案涉石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金钢公司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现有证据表明，金钢公司因货款开具给建工混凝土公司的部分发票曾由栾某丙签收（该部分发票对应的调运料单上收料员一栏基本由王某签字），栾某丙向金钢公司支付了该部分货款。案涉货物的收料员、发票签收人王某及证人郭某、邵某均出庭作证，证明王某受雇于栾某丙、受栾某丙的指示向金钢公司申请开具调运料单及签收货物。该证人证言与本案证据相印证，具有可信性。现有证据还表明，栾某丙系石料中间商，曾向建工混凝土公司供应石料，栾某丙直接向建工混凝土公司领取款项，双方也曾就石料款进行对账，栾某丙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栾霞、栾某甲、栾某乙以栾某丙与建工混凝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据此获得了栾某丙对建工混凝土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院认为，栾某丙作为出卖方与建工混凝土公司之间存在长期、大量的石料交易关系是客观事实，而同期栾某丙又指示他人签收了大量金钢公司供应的石料，栾某丙是案涉货物的实际收受方。综观本案事实，再结合案涉货物的运输船舶登记为栾某丙所有，本院认为，金钢公司关于栾某丙向其购买石料，再作为卖方将石料供应给建工混凝土公司以及金钢公司是应栾某丙的要求向建工混凝土公司开具发票的陈述更符合本案实际。原审法院据此得出栾某丙系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结论，并无不当。鉴于栾某丙未能清偿货款，故其法定继承人栾霞、栾某甲、栾某乙应在栾某丙遗产范围内对栾某丙对外所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金钢公司与栾某丙之间并未就付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及诉讼时效制度在于保护权利人的立法目的，本院认为，金钢公司向栾某丙的法定继承人主张权利，于法有据，且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栾霞、栾某甲、栾某乙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476元，由上诉人栾霞、栾某甲、栾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