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2民终49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孟儒，男，197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树德，天津德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广发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明珠路63裕泰公司大楼503。
法定代表人：张海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涛，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天津好运通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徐庄村振东巨邦物流中心A区1号楼18号。
法定代表人：孟晓郁，总经理。
上诉人李孟儒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广发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运输公司）及原审被告天津好运通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通达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孟儒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广发运输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广发运输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定李孟儒与广发运输公司的员工ＸＸＸ进行联系，ＸＸＸ系职务行为，之前李孟儒也不知晓广发运输公司的存在，李孟儒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的证明李孟儒系接收上海索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索傲公司）的委托，代理其与广发运输公司确定涉案运输合同的内容，因此，涉案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为广发运输公司与上海索傲公司，况且广发运输公司提交与李孟儒的微信记录显示在就涉案运输合同交流时，李孟儒已对上海索傲公司向ＸＸＸ进行披露，因此，广发运输公司已知悉李孟儒系上海索傲公司的代理人。广发运输公司将李孟儒作为诉讼主体，是因为广发运输公司在承运过程中，由于其过失造成所承运的货物损坏、延期运达的情况，上海索傲公司拒付运费，广发运输公司显然属于规避法律责任与风险，李孟儒不应成为涉案运输合同的义务主体向广发运输公司承担责任。
广发运输公司辩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2民终1175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上海索傲公司系与广发运输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适格主体。李孟儒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及其与上海索傲公司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声称委托帮忙，一审期间也没有提交任何关于授权或者委托代理的相关证据。运输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即一方邀约后另一方发出承诺该合同即成立。李孟儒主张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在该合同成立前以及成立时李孟儒并未向广发运输公司披露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根据广发运输公司提供的公证微信记录及邮件的相关证据，李孟儒从始至终都没有明确披露过是为上海索傲公司代理或者帮忙。据此不同意李孟儒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
好运通达公司未答辩。
广发运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好运通达公司、李孟儒给付运费39000元；2、判令好运通达公司、李孟儒给付广发运输公司自2015年6月7日至2016年8月15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296元，及自2016年8月16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诉讼费由好运通达公司、李孟儒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广发运输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仅要求李孟儒给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ＸＸＸ系广发运输公司厦门分公司的员工，李孟儒系好运通达公司员工。2015年5月，李孟儒经与ＸＸＸ联系，约定由广发运输公司提供车辆从福州运输两笔货物到重庆机场，提货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27日、2015年5月31日，每笔运费19000元，运费在货到一周内支付。后广发运输公司派出车辆进行了运输，收货人分别于2015年5月30日、6月3日收取了货物。但广发运输公司未能按约定时间取得货款。一审庭审中，好运通达公司、李孟儒提供了一份加盖有“上海索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印章、日期为2015年8月10日的《业务证明》，主要内容为：2015年5月27日我公司福州到重庆运输业务，承运车辆：奥BW6102、2015年6月1日我公司福州到重庆运输业务，承运车辆：闽Ｄ×××××，经我司委托，特请李孟儒先生帮忙，介绍厦门ＸＸＸ先生安排上述承运车辆。提货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三角埕城山路1号，卸货地址：重庆江北机场，提货时间：2015年5月27日提6085箱货、2015年5月31日提4166箱货。一审审理中，广发运输公司表示，因李孟儒委托广发运输公司运输货物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故仅要求李孟儒承担给付运费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广发运输公司与李孟儒虽未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且李孟儒还提供了加盖有“上海索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印章、日期为2015年8月10日的《业务证明》，以证明其非诉争运输业务的相对方，但因李孟儒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在与广发运输公司协商诉争运输业务时即告知其系代表上海索傲公司与广发运输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同时，李孟儒提供的《业务证明》的真实性也未能得到确认，上海索傲公司既未表示欠付广发运输公司运费，也未在广发运输公司起诉前向广发运输公司支付该运费，故一审法院确认广发运输公司系与李孟儒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在广发运输公司依约将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后，李孟儒应按约向广发运输公司支付运费。李孟儒未按约支付运费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给付运费38000元的义务。因李孟儒未按约定的时间支付运费，广发运输公司要求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给付逾期付款利息属合理，但应分别自货到一周后的次日起算，且应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运费之日止。关于广发运输公司主张的1000元司机待班费，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规定，判决：一、李孟儒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广发运输公司运费38000元；二、李孟儒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广发运输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9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7日计算至2015年6月10日；以38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1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运费之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广发运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6元，由李孟儒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运输合同的托运方是李孟儒还是上海索傲公司，李孟儒是否应该向广发运输公司承担给付相应运费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责任。本案中，李孟儒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与广发运输公司就涉案运输合同沟通协商时，告知广发运输公司其是受上海索傲公司的委托，代理上海索傲公司与广发运输公司成立涉案运输合同，且被广发运输公司所接受。故其主张其是受上海索傲公司的委托与广发运输公司建立的涉案运输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李孟儒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李孟儒与广发运输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广发运输公司依约履行了涉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义务后，李孟儒理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运费。
综上所述，李孟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上诉人李孟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立新
审 判 员 梁 辉
代理审判员 夏维娜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丁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