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3民终10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朝炳，男，1969年8月5日生，现住禄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云南南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普得辉，男，1975年2月13日生，家住云南省元谋县，现住禄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芬，女，1975年9月17日生，家住云南省元谋县，现住禄丰县（系普得辉之妻）。
普得辉、王桂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珺，云南鑫玉李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彭朝炳因与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16）云2331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朝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朝炳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16）云2331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共同向上诉人彭朝炳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33635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提供的一份无法认定真伪的借条，结合银行交易明细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转账情况书面回执就认定2014年7月上诉人彭朝炳与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所发生的具体借款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2014年的借款已经了结，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还一直保存着借条不符合常理，且时间过长，借款难以认定真伪。二、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借据一直由上诉人持有以及被上诉人没有实际收到借款的原因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借款未实际发生的原因以及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在没有实际收到借款后为何不收回借条。本案只有查明了以上原因才能判断借款是否实际支付。三、一审法院仅以2014年7月发生在双方间的一笔转账行为即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理解错误。交易习惯应是各方当事人在经济往来过程中长期遵照执行的结果，且这种习惯应该是利于双方之间交易的，故对于借款的支付是通过转账还是现金，应综合双方所有的借贷关系进行认定。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普得辉、王桂芬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并无不当。二、2014年7月3日借条无法核实真实性、客观性的问题，请法庭遵照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三、双方是否发生借贷，上诉人在一审的两次开庭笔录中对此做出了不同的陈述，请法庭查清后做出公正判决。
彭朝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普得辉、王桂芬归还彭朝炳借款及利息共336350元；2.由普得辉、王桂芬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朝炳与普得辉、王桂芬夫妇系洗车后认识的朋友关系。2016年3月6日普得辉、王桂芬亲笔书写了一份借条交给彭朝炳收执，具体内容为：“兹有元谋县羊街镇平地村委会下庆乐村8号普得辉、王桂芬向禄丰县金山镇小街村委会新村3号彭朝炳借到人民币326650元，大写（叁拾贰万陆仟陆佰伍拾元整）每月支付利息9700元。大写（玖千柒佰元整）。”后双方为该笔借款发生争议，彭朝炳遂诉至法院。庭审中，普得辉、王桂芬承认向彭朝炳商议借款，但只是写了上述借条，彭朝炳并未将借款326650元支付给普得辉、王桂芬。
另查明。彭朝炳在此之前也多次借款给普得辉、王桂芬，双方既有现金支付，在2014年7月3日普得辉、王桂芬向彭朝炳借款10万元，书写借条给彭朝炳后，彭朝炳于2014年7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95000元（已扣除利息5000元）到王桂芬银行卡上，以上借款均已还清。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民间借贷合同自出借方提供借款时生效，彭朝炳与普得辉、王桂芬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应自彭朝炳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条只是双方订立了借款合同，出借方只有支付了借款，合同才能生效。因此，作为出借方的彭朝炳应对本案其已支付普得辉、王桂芬大额借款326650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彭朝炳对其主张的写借条之后将借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普得辉、王桂芬，但并未提供现金支付的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同时，双方曾在2014年7月3日书写借条10万元的借贷关系，彭朝炳也是在第二天即7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普得辉、王桂芬，而本次借款金额高达326650元，彭朝炳却用现金提到普得辉、王桂芬居住地，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方式和习惯。通常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只可能是整数，而本案彭朝炳却提着326650元的现金借款给普得辉、王桂芬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而且彭朝炳对其款项来源陈述是做工程及家里放着的备用金，随时都有三、四十万的主张，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也不符合常理。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彭朝炳与普得辉、王桂芬之间的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现金来源等案件主要事实，一审法院对彭朝炳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定，对彭朝炳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由彭朝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彭朝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73元，由彭朝炳承担。（已交）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彭朝炳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借条1份，欲证明彭朝炳于2014年6月16日出借50万元给范金贵，范金贵于2016年3月5日将借款本金全部归还给彭朝炳的事实。2.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客户详单1份，欲证明彭朝炳将借款支付给普得辉、王桂芬后，彭朝炳曾多次打电话给普得辉、王桂芬索要利息和本金，彭朝炳和普得辉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6年7月16日，因双方未达成还款协议，上诉人彭朝炳于2016年7月20日随即起诉到法院。3.彭朝炳与普得辉母亲的谈话笔录，欲证明普得辉母亲知道普得辉曾向彭朝炳借过钱，目前是否归还其并不知道，其也不能跟普得辉夫妇取得联系。4.证人范金贵的证言，欲证明2014年6月16日其向彭朝炳以现金方式借款50万元，于2016年3月15日以现金方式归还彭朝炳50万元的事实。5.证人刘翠芳的证言，欲证明2016年3月初。其与另一开出租车驾驶员杨菊芬去普得辉的洗车场洗车，普得辉叫其与杨菊芬去洗车场前台作证，彭朝炳拿了一个装着现金的橘黄色的袋子给普得辉，普得辉的妻子数了钱，大概有32万多元，彭朝炳要求普得辉向其出具借条，普得辉说不识字叫其妻子写了借条给彭朝炳，但借条的具体内容其未看。经质证，被上诉人普得辉、王桂芬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不能反映通话的内容和13577820653号码就是被上诉人的号码；对于证据3认为其并未否认过曾向彭朝炳借过款的事实，故该谈话录音不能证明任何事实；对证据4认为与本案无关，且范金贵在庭审中陈述其还款时间是3月15日；对证据5认为是虚假陈述，刘翠芳陈述借钱时有5个人在场，其中两个是出租车驾驶员，而这与彭朝炳一审的陈述是不一致的。本院认为，彭朝炳提交的证据1、4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2只能证明彭朝炳与普得辉通过电话，但不能证明借款的事实、借款本金和利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谈话笔录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与彭朝炳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有诸多不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因上诉人彭朝炳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其2014年7月3日借了10万元给普得辉，并已归还，故其在二审提出的无法确定借条出具时间并不成立。
归纳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间的借贷是否实际发生。
本院认为，本案彭朝炳依据《借条》向普得辉、王桂芬主张债权，普得辉、王桂芬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并做出了解释。二审中，彭朝炳虽然向本院提交了其出借50万元给案外人范金贵的借条及证人范金贵、刘翠芳的证言。但证人范金贵陈述其还款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在本案2016年3月6日《借条》出具之后9天，故范金贵的证言与彭朝炳主张的借款交付方式并无实际的证明意义；证人刘翠芳陈述的借款交付细节与彭朝炳一审陈述的也存在诸多出入。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曾发生过多次借贷关系，3万元、4万元系现金支付，10万元系银行转账支付。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对本案326650元大额借款全部用现金支付的可能性不大，也不符合生活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并结合本案的现有证据，应当认定双方间的借贷未实际发生，彭朝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彭朝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43元，由上诉人彭朝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斌
审判员 段雨函
审判员 李晓黎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王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