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1民终6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路*******号*楼。
负责人：雷王薇，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邦根，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冰冰，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和县土岩岗头庵叶腊石矿。住所地：云和县元和街道山脚村。
负责人：舒乃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琳，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栋，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泽厚丽水所）为与被上诉人云和县土岩岗头庵叶腊石矿（以下简称叶腊石矿）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1102民初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泽厚丽水所的负责人雷王薇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邦根、谢冰冰，被上诉人叶腊石矿的负责人舒乃春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4年12月29日，被告叶腊石矿与云和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云和县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被告取得位于云和县元和街道山脚村的叶腊石矿采矿权，采矿有效期限为2004年12月29日至2011年12月29日，后经延续，有效期至2022年2月4日。2014年8月，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发包的浙北-
福州1000KV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第5R67号桩及第5R66-5R68号桩之间的电线跨越被告矿区，影响了被告爆破作业开采矿石。
2014年10月10日，被告负责人舒乃春与案外人雷文杰（原告称其为原告行政主任）签订《云和县土岩岗头庵叶腊石矿与国家电网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代理方案意向书》约定：“1、风险代理；2、诉讼请求排除妨碍得到法院判决支持的，委托人支付律师代理费50万元；3、如电网公司不迁移架设在矿区的铁塔、线经而与委托人协商赔偿的，按以下比例收取律师费：（1）2000万元-3000万元的部分，提成10%；（2）3000万元-5000万元的部分，提成20%；（3）5000万元-1亿元的部分，提成25%；（4）1亿元以上的部分，提成30%。此意向书为签订代理合同的依据，具体以代理合同约定为准”。同年10月13日，原、被告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五、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为下列第（2）项：1、一般代理（包括代收法律文书）；2、特别授权：代为参加诉讼，提出回避申请；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签收诉讼文书，向新闻媒体发布案件事实。六、代理费按照以下风险代理方式支付：1、甲方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判决或调解支持，而被告不同意协商赔偿给付金钱的，由甲方支付乙方代理费50万元。2、如经法院判决或调解或与被告和解获得赔偿给付金钱的，按下列比例提成奖励乙方代理报酬：（1）3000万元以内的，提成10%；（2）3001万元-5000万元的部分，提成20%；（3）5001万元-7000万元的部分，提成25%；（4）7001万元-1亿元的部分，提成30%；（5）1亿元以上的部分，提成35%。3、按提成收费的，包含基础代理费50万元。4、乙方律师办案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由乙方负担。5、乙方收取代理费或奖励报酬的，需开具发票的，税负由乙方负担。七、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处理结束止（包括调解，和解，诉讼，执行）……”。同年10月20日，原、被告签订《民事委托代理（补充）》约定：“……在原代理合同第六条第2项的计收代理报酬的基础上，甲方再增加按照获得赔偿或补偿款项总金额的5%奖励支付给乙方代理报酬”。
协议签订后，原告指派本所工作人员并邀请原告总所何向阳律师承办被告案涉案件，着手收集整理案件材料，并参与诉讼代理。2015年4月14日，云和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被告叶腊石矿的诉讼请求。后被告不服上诉，2015年6月18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以后，被告向多个相关部门信访。2015年8月19日，云和县人民政府召集相关单位负责人和被告叶腊石矿业主，就浙北-
福州1000KV特高压压覆矿纠纷协商有关问题议定事项纪要如下：“……根据[（2014）丽云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结果，电力部门和叶腊石矿业主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电力部门给予叶腊石矿业主599万元的补偿，双方按签署的补偿协议书履行协议……”。2015年11月30日，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丽水供电公司（甲方）与被告叶腊石矿（乙方）签订《云和县土岩岗头庵叶腊石矿补偿协议》，由甲方对乙方支付一次性补偿款599万元。现被告叶腊石矿已收到补偿款599万元。
原审法院采信并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供的原、被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合同、授权委托书、案件合办函、民事起诉状、撤诉报告、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请书、涉案一审代理意见书、（2014）丽云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2015）浙丽民终字第189号民事判决书、会议纪要、叶腊石矿补偿协议；被告提供的代理方案意向书、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合同、一、二审授权委托书及庭审笔录、信访事项转办函、申请报告、会议纪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
原审法院认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案涉《云和县土岩岗头庵叶腊石矿与国家电网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代理方案意向书》系案外人雷文杰作为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但代理人雷文杰既不是原告单位负责人又不是代理律师，故作为律师服务收费的协议，该意向书签订主体不适格，协议无效。
原、被告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从代理合同的代理权限看，该合同第五条载明被告授权原告代为参加诉讼，提出回避申请；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签收诉讼文书，向新闻媒体发布案件事实；从代理合同的代理期限看，该合同第七条载明代理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处理结束止（包括调解，和解，诉讼，执行）。结合双方约定的代理权限和代理期限，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约定的仅是诉讼过程的代理和向新闻媒体发布案件事实，调解或和解也是在诉讼结束前的调解或和解，被告并没有授权原告在诉讼结束后的非诉代理。本案原告参与代理的两次诉讼，被告诉请均被判决驳回，被告并未因诉讼而获得赔偿或补偿，故按合同约定不产生代理费，系其一；其二，代理合同第六条载明案涉代理费按风险代理费方式支付，也就表明原告即使参与案件诉讼代理，如被告诉请得不到赔偿或补偿支持，被告就无须支付代理费；其三，会议纪要虽载明根据民事判决结果，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但被告获取的补偿款是在两次诉讼结束后，被告经多部门信访，政府组织多部门协调才达成补偿协议，而后续过程原告均未参与代理服务，故根据代理合同约定，被告也无须支付代理费。综上，原告诉请被告按风险代理合同支付代理费，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85元，减半收取6392.5元，案件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11392.5元，由原告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负担。
宣判后，泽厚丽水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泽厚丽水所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有误。（一）关于委托代理要约意向书主体认定问题，原审对雷文杰的身份认定自相矛盾，原审既然认定雷文杰系上诉人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且也认定其参与涉案代理诉讼活动合法，据此，足以认定雷文杰是代表上诉人单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义务之行为。故原审认定雷文杰为“案外人”同时又认定雷文杰为上诉人单位工作人员，显然违反法律逻辑。（二）关于委托代理要约意向书效力认定问题，1、委托代理意向书属于合同要约，被上诉人先与上诉人单位工作人员雷文杰联系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意向书，然后再经上诉人单位负责人雷王薇签字并加盖公章认可，这完全符合对合同要约作出承诺的法定形式要件。而委托方持有的意向书虽未经受托方负责人雷王薇签字和加盖公章，但并不影响其对外提出委托代理合同要约的法律效力。2、雷文杰系上诉人单位的投资人并担任律所行政主任，况且原审也认定其为上诉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故雷文杰与被上诉人签订代理意向书属于单位职务行为。同时合同要约与承诺并不存在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必须由律所统一对外接受委托，任何个人不得擅自接受委托和收费。故雷文杰签订委托代理意向书属于上诉人单位行为而不是其个人行为，并已促成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故该意向书完全合法有效，本案要约意向书是签订委托合同的依据和前提，原审认定委托合同有效，同时又认定要约意向书无效有悖法理。（三）关于委托代理合同内容认定问题，原审将委托代理限定在“排除妨碍”诉讼阶段显然错误，双方签订的意向书明确约定采用风险代理方式，《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代理费按照风险代理方式支付，由此可见，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委托代理事项包括“排除妨碍”与“损害赔偿”两种诉讼方式在内，支付代理报酬分为“排除妨碍”额定50万元，“损害赔偿”则按照赔偿金额比例支付。据此，原审将本案委托代理事项仅限定在“排除妨碍”这一单个诉讼阶段，而将合同约定后续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或非诉的委托代理关系”割裂开来，并且予以否定合同约定的后续“损害赔偿之诉或非诉”代理事项，这显然属于对合同约定的代理方式与时限认定错误。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处理结束止（包括调解，和解，诉讼，执行）”。由此可见，该条款约定的本案处理结束，是指通过诉讼判决或调解结案，并且实际得到执行时为止，或者通过政府部门调解、双方自行和解结案，并且实际获得赔偿（补偿）款项到位时为止。故原审认定双方委托代理行为与合同期限仅限于“排除妨害”单个诉讼过程，并不包括后续“损害赔偿”诉讼以及之后的非诉讼在内显然错误。（四）关于是否应当支付代理费问题，上诉人按第一代理方案提起的“排除妨碍”之诉，法院判决认定，如果拆除矿区输电线路，必将影响国家和社会重大利益因而不予支持。但对于因此造成的损害可以另行起诉，从而为被上诉人获得损害赔偿的诉求奠定了基础，因此，之后政府及电力部门则完全是根据该判决为依据补偿被上诉人599万元的。由此可见，上诉人的代理诉讼行为与被上诉人获得补偿款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获得补偿款项是其通过信访后经政府协调而达成协议显然错误。上诉人在代理“排除妨碍”诉讼在终审结束后，随后就与被上诉人商定损害赔偿诉讼标的，并于2015年7月2日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第二代理方案及时提起“损害赔偿”是因被上诉人单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向法院提交诉状。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单独与政府及电力部门协调达成损害补偿协议，由此可见，上诉人之所以没能参与后续代理和政府协调，完全属于被上诉人单方原因造成。故原审将上诉人没能参与后续代理诉讼和协调事项归责于上诉人显然属于认定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不当，双方对《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2项理解存在争议，故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义。从合同所使用的词句来看，“如经法院判决或调解或与被告和解获得赔偿给付金钱的，按下列比例提成奖励给乙方代理报酬”，其条款词句表述已经包括诉讼及非诉讼在内，从意向书及委托合同其他条款来看，该意向书第3条约定：“如电网公司不迁移架设在矿区的铁塔、线经而与委托人协商赔偿的，按下列比例收取律师费”。以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处理结束止（包括调解，和解，诉讼，执行）”，可见合同约定均已包括“排除妨碍”和“损害赔偿”之诉在内。再从签订合同的目的来看，委托人要达到的合同目的是“拆除矿区输电线，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若不予拆除则要求获得相应的损害赔偿。而受托方要达到的合同目的是获得相应的委托代理报酬。综上，足以认定本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的内容真实意思表示为：在排除妨碍诉讼结束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则继续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如经法院判决或经法院调解获得赔偿，或者通过非诉程序，电力部门与被上诉人和解获得赔偿款项的，则按照合同约定比例支付委托代理报酬。因此，根据合同解释的有关规定，原审认定“调解或和解也是在诉讼结束前的调解或和解，被告并没有授权委托在诉讼结束后的非诉代理”，显然属于认定错误。同时，《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非单纯的诉讼代理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要约意向书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均已明确约定，按照第二方案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如经法院判决或调解或与被告和解而获得赔偿给付金钱的，按下列比例提成奖励给乙方代理报酬。据此，被上诉人自行与当地政府和电力部门协调获得599万元补偿款，但按照合同约定仍然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相应比例的代理报酬。三、原审实体判决错误，1、本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要约意向书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受法律保护。2、合同要约意向书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明确，即被告风险代理方式，包括诉讼和非诉委托事项，被上诉人现已实际获得599万元补偿，完全符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相应代理报酬的情形。3、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代理事务，在委托合同期间，被上诉人单方擅自与电力部门自行达成和解补偿协议，从而致使上诉人未能继续代理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和参与后续非诉活动。根据法律规定，鉴于不可归责于上诉人的事由，致使上诉人没有参与涉案的后续诉讼代理和非诉活动，而当地政府和电力部门均以上诉人原代理的涉案民事判决为依据，同意给予被上诉人599万元补偿款项，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损害赔偿诉求之目的已经达到，应按风险代理约定，支付代理费898500元，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判决结果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叶腊石矿答辩称：一、上诉人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该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曲解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在引用判决书原文时增加有利自己的内容，并作有利自己解释产生的必然结果。2、原审认定意向书是舒乃春与案外人雷文杰所签正确，上诉人引用原审判决书第7页的认定，看似直接引用，实则做了“微调”。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二行的原文为“协议签订后，原告指派本所工作人员并邀请原告总所何向阳律师承办被告案涉案件”，并无上诉人所谓的“本所工作人员（雷文杰）”。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因为案外人雷文杰的胜诉承诺才与其签订意向书、委托代理合同的，而案外人雷文杰并非代理律师，签约时未代表也无法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约。出庭时，也并非受上诉人指派，而是以被上诉人法律顾问身份参加诉讼。如上诉人认定案外人受上诉人指派参加诉讼代理活动，则该行为显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上诉人持有的《意向书》上单位签章显属事后补签，因此，原审法院对《意向书》签约主体的认定正确。3、《意向书》具备了完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实为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所签“法律服务代理合同”，而非上诉人所谓的合同要约。根据被上诉人的介绍，《意向书》签订的背景和原因是案外人对其作出案件结果的承诺，是基于对案外人承诺的信任所签，并非对上诉人的委托。一审判决从未认定案外人系上诉人工作人员，更未认定案外人的签约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认定《意向书》无效合理合法。4、《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收费以风险代理方式支付，风险代理本质是胜诉收费。但案件代理的结果是，一审败诉，二审维持原判，且败诉的原因一审已查明，经法庭释明仍不变更诉请，显然胜诉收费的条件不成就。《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对于代理权限有明确约定：代为参加诉讼，提出回避申请；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为签收诉讼文书，向新闻媒体发布案件事实，并不包含上诉人所谓的非诉代理。根据《律师法》的规定，代理律师应当在权限范围内提供服务。因此，在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代理权限和服务范围、期限的认定正确。5、一审、二审结果与案外人的胜诉承诺相悖，被上诉人已不再信任案外人。在信访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也不可能再寻求案外人和上诉人的服务。案涉补偿系被上诉人自身努力的结果，并非上诉人代理服务形成的结果。因此，被上诉人无需支付所谓代理费用。二、上诉人认为原审适用法律不当，该观点不能成立。1、任何民事行为都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在合同中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但本案中，因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导致该案一审、二审均败诉，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胜诉收费的付款条件。原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第六条作为判决依据并无不当。2、案涉合同系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上诉人拟定，而被上诉人基本没有法律概念，仅基于对案外人承诺的信任而签署相关文件，因此委托代理合同中，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根据代理权限、胜诉收费原则来判断。被上诉人自行与相关部门协调获得补偿，与上诉人的代理行为无法律和事实上的关系，被上诉人无需支付所谓代理报酬。三、上诉人称原审实体判决错误，该观点不实。1、本案中，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采取两种代理方案的情形。上诉人所谓两种代理方案实为对一审、二审案件败诉的“解释说明”。事实上，案涉特高压工程是已完工的国家重点工程，“排除妨碍”显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不可能得到法院支持，但该工程侵害被上诉人利益也是不争的事实，上诉人起诉时完全可以直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同时，一审开庭时，法庭已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但上诉人和案外人雷文杰拒绝变更，导致一审、二审败诉。在未获胜诉结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显然无需支付所谓代理报酬。2、因案外人未兑现胜诉承诺，且被上诉人已取得二审判决，而案外人对二审判决书已作出毫不知情，所以被上诉人已不再信任上诉人和案外人。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被上诉人单方擅自与电力部门和解”的事实，后续主张权利的过程，上诉人均未参与，依法依约不应享受所谓风险代理报酬。综上所述，二审中上诉人未提出新观点，亦无证据证明其观点，且上诉人观点仍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恳请二审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叶腊石矿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泽厚丽水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申请登记表一份，证据2、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申请表一份，证据3、泽厚丽水所与雷文杰劳动合同一份，证据4、雷文杰持有的浙江省企业法律顾问备案登记证书一份，证据5、雷文杰荣誉证书一份，共同待证泽厚丽水所于2011年8月8日成立，聘用雷文杰为律所行政人员。第二组：证据6、民事起诉状（损害赔偿）电脑文档属性截图一份，证据7、163网易邮箱截图一份，共同待证2015年7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共拟损害赔偿金额36957864元，嗣后撰写“损害赔偿”民事诉状，并发送泽厚总所何向阳律师审阅后修改定稿。然后于次日交付给被上诉人（胡旭科经手），并告知及时签字盖章后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第三组：证据8、监控视频录像光盘一个，证据9、胡旭科股东协议书一份，共同待证2015年6月29日，被上诉人单位的经理舒德春、投资合伙人胡旭科二审败诉后到上诉人律所商讨后续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有关事宜的现场录像情况。叶腊石矿质证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所有证据在2011年已经形成，并非一审庭审之后所形成，不能作为二审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法律上的证明关系，证据1、2仅证明上诉人律所成立的时间，证据3律所行政人员不能以律师的名义对外从事法律诉讼或者非诉讼业务。证据4、5国务院已出台相应文件取消企业法律顾问许可，故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网页证据在法律上不具有效力，不能判断形成时间、来源以及内容，故上诉人所要待证的事实不能成立，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于次日交付给被上诉人。第三组证据，证据8、证据9无法判断其真实性，被上诉人是个人独资企业，所谓的股东胡旭科无权代表被上诉人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虽可以证明雷文杰系上诉人的行政人员，但不能证明雷文杰有权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律师服务收费的协议，不予认定；对于第二组证据，均系上诉人自行操作的电脑截图，真实性不能确认，亦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将损害赔偿的诉状交给被上诉人，不予认定；对于第三组证据，不足以证明舒德春、胡旭科有权代表被上诉人进行本案诉讼委托事宜，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意向书的签订主体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提交了《云和县土岩岗头庵叶腊石矿与国家电网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代理方案意向书》，内容一致，雷文杰与被上诉人的负责人舒乃春均有签字，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意向书中没有上诉人单位公章及负责人雷王薇的签字。上诉人虽称雷文杰系其行政主任，但雷文杰在被上诉人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件中作为被上诉人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诉讼，并非作为上诉人指派的本所工作人员，据此，雷文杰以自己独立的身份与舒乃春签订了意向书，上诉人并非案涉意向书的签订主体，上诉人主张雷文杰签订意向书系职务行为，代表上诉人单位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义务，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应否支付代理报酬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风险代理服务合同，上诉人代理报酬的收取应以委托目标的实现为前提。根据代理合同第六条第1款，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50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判决或调解支持，而被上诉人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件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被判决驳回的，故该委托目标未能实现，被上诉人无需支付该款约定的代理费50万元。根据代理合同第六条第2款的约定：“如经法院判决或调解或与被告和解获得赔偿给付金钱的，按下列比例提成奖励给乙方代理报酬……”。虽然被上诉人最终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丽水供电公司达成补偿协议，并获得599万补偿款，但被上诉人在诉讼结束后的自行和解行为是否属于双方代理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的情形，双方存在争议。结合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的代理权限及第七条约定的合同期限，仍难以得出双方委托关系包括诉讼结束后非诉代理的唯一结论，而上诉人作为专业的法律从业机构，较被上诉人应具有更高的法律专业技能和更强的合同术语表达能力，然而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能够对委托目标、委托权限、合同期限进行精确表述的情况下，却采用了模糊且存在歧义的合同文本，对此应采信对上诉人不利的合同解释，故被上诉人并没有授权上诉人在诉讼结束后的非诉代理行为，被上诉人无需因自己的和解行为向上诉人支付代理报酬。另外，上诉人称根据其代理方案，在排除妨害诉讼结束后，将会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但排除妨害诉讼于2015年6月18日结束，被上诉人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丽水供电公司达成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排除妨害诉讼结束之后的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去实施损害赔偿之诉的方案，也未要求或催告被上诉人实施其所称的诉讼方案。不仅如此，在被上诉人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丽水供电公司和解的过程，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法律服务。再者，虽然在补偿协议中有“根据【（2014）丽云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结果……”的表述，但案涉工程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代理诉讼中并未主张适当的责任方式，致使排除妨害诉讼败诉，且排除妨害诉讼并非损害赔偿之诉的前置诉讼。故上诉人主张其在该案中的代理行为与被上诉人获得补偿款存在因果关系，缺乏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85元，由上诉人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小兰
代理审判员 张 玲
代理审判员 毛向东
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
代书 记员 郑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