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常民终字第2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喜庆，男，1969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芳，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纪成，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彩娟，女，198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某。法定代理人：朱彩娟（系蒋某母亲），女，住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谭庄村委华家塘*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杏兴，男，195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浩良，江苏群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小芳，女，195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浩良，江苏群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刚，男，197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法定代表人：居敏俊，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富良，该镇司法所所长。上诉人周喜庆因与被上诉人朱彩娟、蒋某、蒋杏兴、蒋小芳（以下简称朱彩娟等四人）、李伟刚、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前黄镇政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民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喜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周喜庆不承担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本案是刑事案件过失致人死亡附带出来的损害赔偿，尽管没有同时与刑事案件一起处理，但处理本案时，仍应适用刑事附带民事的原则。所以本案一审法院引用道交法的原则，是定性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故是在前黄镇政府组织的拆除广告牌作业现场，因专项作业车在作业过程中停止状态下侧翻造成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本案事故发生后，侦查机关曾以交通肇事罪报请逮捕，但检察院、法院认为这不是交通事故，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最终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了驾驶员李伟刚的刑事责任。相关的经济赔偿问题，应该是由此附带出来的，所以，一审法院应该在行为人过失致人死亡的前提下来处理本案，而不是另辟蹊径，任意肢解法律。本案中李伟刚作为驾驶员已经被依法追究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项目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赔偿丧葬费等，而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内。一审法院对于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给予全部的支持，已经完全背离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二、本案事故的性质和行为人的责任，武进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说清楚了，本案是责任事故，驾驶员过失致人死亡。按照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事故的责任人除了具体操作者驾驶员外，还需要承担安全责任的应该是组织者前黄镇政府、实施者前黄城管中队以及现场指挥者死者本人。1.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前黄镇政府为了加强镇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取缔户外广告牌，由前黄城管中队实施专项整治行动而引起的。从事故发生原因来看，该整治行为的组织者、实施者明显疏于安全评估和现场管理，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领导和管理责任。同时，实施者与指挥者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本案属于现场作业安全事故，按照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有关部门应该立即如实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3.前黄镇政府和城管中队为了拖延时间，破坏现场，安抚死者家属情绪，避免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主动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并共同约定该事故一次性处理结束，再无其他纠葛。现在，前黄镇政府和城管中队，认为时过境迁，刑事案件的风险已过，就煽动死者家属对周喜庆提起诉讼，这既是对法律的践踏，又愚弄了法官。周喜庆只是出事车辆的所有权人，在事故发生时，周喜庆不在现场，更不是车辆驾驶者，无论是按照道交法还是安全生产法，抑或按照侵权法来处理，都不可能由周喜庆来承担责任。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直接导致真正的责任者逃避了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罪责，并为应该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责任者找到了替罪羊。三、即便按照道交法来处理，本案经济赔偿责任也不应由周喜庆来承担，且李伟刚也无需承担全部责任。前黄城管中队以及包括死者在内的现场城管执法员对于事故的发生，有着明显的过错，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1.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由李伟刚承担全部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承担，是基于李伟刚在事故发生后实施了逃逸的行为，因此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可以直接认定为其对于事故承担全部责任。这种责任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其他单位和个人对此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的过错，更不是意味着驾驶员要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2.前黄城管不是拆除违法广告，而是违法拆除广告。本案事故发生的起因是城管拆除广告牌，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城管拆除广告牌的行为不能证明是合法行为。且即便广告是违法的，城管部门也是管理单位，不是实施单位，对于广告牌的拆除不需要城管直接实施。一审法院回避了这些基本事实，而这些基本事实恰恰关系到本案的死者是否可以避免这次灾难，城管中队或者说前黄镇政府在事故中应当承担多少过错责任的问题。3.对于事故的发生，城管中队以及前黄镇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无论城管中队是否具有拆除广告牌的合法手续，本案中城管中队在用车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过错。首先，城管中队并没有通过正常的手段向专门经营专业作业车辆的单位进行租、借，而是临时地非正常途径地找了李伟刚，并且事后才告知了车主即周喜庆；其次，在明知本案所涉作业车辆无号牌的情况下，要求车辆到达指定的拆除地点。虽然车辆的号牌是否齐全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关系，但作为执法的城管部门来讲，明知违法仍然要求使用，也给此次不幸事故的发生创造了条件。第三、城管应当查看作业现场而没有查验确认安全。4.在这次事故中，死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死者是现场城管执法人员，事发时，死者在指挥车辆停至适当位置，以便于开展拆除工作。因此，作为现场停车指挥的执法人员，对于停车位置的选择，以及周边情况负有查看和确认安全的责任义务。这种义务除了驾驶员应当承担外，更多的是现场停车指挥的执法人员应该承担。由此，死者没有尽到自身应尽的责任，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该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于上述情况避而不谈，将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划分，视为了唯一的依据，显然违背了法院应当以事实为基础的责任认定原则。5.李伟刚是持证驾驶。关于驾驶员与车辆所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车辆所有人只是在驾驶员无证驾驶时才承担责任，是法律常识。四、本案中，李伟刚与周喜庆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车辆使用人与所有人也并不是同一人。谈到帮工，无论是李伟刚还是周喜庆，都是为城管中队以及前黄镇政府帮工。1.一审法院为了将赔偿责任强加到周喜庆头上，将朱彩娟等四人诉称的“周喜庆雇佣李伟刚”创设成为新的法律关系——帮工关系。一审法院超出朱彩娟等四人提起诉讼的基础事实认识作出的判决，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基本原则，理应被纠正。2.拆除广告牌，是最终目的。这个目的很明显是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和周喜庆没有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任何的关系，更没有所谓的事先约定。周喜庆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安排任何第三人驾驶登高车去拆除广告牌，更何况周喜庆当时不在前黄。所以在本案中，谈到帮工的法律关系，无论是李伟刚还是周喜庆，都是前黄城管以及前黄镇政府的帮工，城管和前黄镇政府是唯一的权利主体。3.在车辆出借给前黄镇政府后，周喜庆完全丧失了对车辆的直接控制力。本案车辆是否会给他人带来损害，完全由拆除广告牌这一现场作业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挥者掌握。一审法院认为车辆驾驶员系周喜庆所派、车辆仍在周喜庆控制之下、车辆使用人与所有人仍是同一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蒋杏兴、蒋小芳辩称，一、周喜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蒋福生死于周喜庆的车下，该事故是非道路交通事故，交警大队作出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了事故责任。2.认定书认定蒋福生不承担该事故责任，我方的赔偿请求完全合法合理。3.周喜庆刻意曲解事实和法律，是在违反事实真相编造事实过程，把明明是他令李伟刚开车去为城管拆除广告牌说成他不知道，又把李伟刚明明是帮他去干的帮工事实予以否认。把非道路交通事故说成是安全事故。4.周喜庆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一味予以推脱，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因为该事故车是周喜庆的，城管要周喜庆用该车去拆除广告牌还是第一次，城管不知道该登高车是否具有合法作业手续，城管完全有理由相信这车有合法手续，否则车辆依法不准上路和作业。而且，该车是在倒车过程中侧翻的。李伟刚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驾驶员，他必须注意安全驾驶控制好车辆。在场的城管只是提醒他注意上面的电线，为他疏导来往行人和车辆。只是在提醒他，并不是在指挥他。二、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审中各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已经经过举证质证，法官也作了详实的调查核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周喜庆的上诉请求。李伟刚辩称，判决我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依据不充分。前黄镇政府述称，服从一审判决。朱彩娟、蒋某未作答辩。朱彩娟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喜庆、李伟刚赔偿1020040元（放弃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本案诉讼费用由周喜庆、李伟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0日14时28分左右，李伟刚持C1证驾驶无号牌专项工程作业车在武进区前黄镇常武路与运农线交叉路口东南侧路外场地内，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倒车时，左侧车轮将场地西侧水泥楼板压断，专项工程作业车向左倾倒，将站于车旁的蒋福生轧倒，致蒋福生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造成重大路外交通事故。事发后，李伟刚弃车离开现场，后于当日下午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武公交字（2013）第833号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伟刚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蒋福生不承担该事故责任。现当事人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朱彩娟等四人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2013年11月20日，李伟刚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上午是帮周喜庆开车，没有报酬，是朋友叫帮忙的。下午2点钟左右，周喜庆打电话给我说“城管要用登高车，你帮着开趟车”。其不知道C1证是否能开登高车。2013年11月21日，周喜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我的登高车无号牌、无发票合格证、无保险……我就将李伟刚的手机号码是发给那城管后，并电话李伟刚说城管在等他，要求他去帮着干活的。平常有需要时，李伟刚帮帮忙（开车）不付钱。知道李伟刚是有驾证，但不清楚李伟刚是何种驾证。一审又查明，2013年11月28日，前黄镇政府（甲方）与朱彩娟、等四人（乙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蒋福生的全部工亡赔偿金为519182元，其中丧葬补助金为2788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4913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按其生前办理社会保险实际数额给付。二、对于在蒋福生交通事故中死亡的可获损失赔偿款问题，此赔偿款先由甲方垫付给乙方。但乙方必须委托甲方常年法律顾问律师代理乙方进行诉讼或者交涉，并且全力配合。获取的该交通事故的所有赔偿款必须交给甲方，作为归还甲方的垫付款。否则，乙方应当将甲方的垫付款全部退还甲方。若无法获得该赔款，甲方的垫付款乙方无需返还。此交通事故赔偿款和其他损失费用包括工亡赔偿金双方确认合计为1508000元。此款于本协议签订之日由甲方支付乙方500000元，余款1008000元在蒋福生丧事办理结束后十日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诉讼中，朱彩娟等四人称受害人蒋福生原系常州市武进区前黄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且朱彩娟等四人明确表示不要求前黄镇政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负担。一审再查明，受害人蒋福生于1981年11月4日出生；朱彩娟系蒋福生之妻，蒋某系蒋福生之子，蒋杏兴和蒋小芳系蒋福生之父母。一审还查明，李伟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起重机械作业、操作项目：塔机安维）使用期至2009年7月20日。另李伟刚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于2014年3月11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一审法院认为，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李伟刚系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分析，可以认定李伟刚与周喜庆间系帮工关系，前黄镇政府与周喜庆间系车辆借用关系。李伟刚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蒋福生死亡，被帮工人周喜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李伟刚在该事故中存有重大过失，故李伟刚应对周喜庆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虽事故系在前黄镇政府借用车辆过程中发生，但车辆驾驶员系周喜庆所派，车辆仍在周喜庆的控制之下，车辆使用人与所有人仍是同一人，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不应由机动车借用方前黄镇政府承担。对于朱彩娟等四人在本案中主张的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如下：死亡赔偿金5935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76500元，合计970040元。因符合相关规定，法院予以确认。判决：一、周喜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朱彩娟、蒋某、蒋杏兴、蒋小芳因蒋福生死亡的死亡赔偿金等损失计970040元。李伟刚对上述周喜庆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朱彩娟、蒋某、蒋杏兴、蒋小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1元，由周喜庆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周喜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一审查明的“另李伟刚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于2014年3月11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表述过于简单，应载明李伟刚是因驾驶登高车翻车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本案与李伟刚刑事案件之间的关系。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经查阅一审卷宗查明，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2014）武刑初字第29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李伟刚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该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13年11月20日14时许，被告人李伟刚受车主周喜庆之托持C1证驾驶无号牌专项工程作业车在武进区前黄镇常武路与运农线交叉路口东南侧路外场地内……”二审中，李伟刚陈述:“他（周喜庆）说城管上午叫你的，他们在那边等着的，我说我没有答应，我不知道。周喜庆说他们在那边等着的，你过去吧。”本院认为：一、关于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本案李伟刚驾驶机动车倒车时发生事故致蒋福生死亡，属于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其之所以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而非交通肇事罪，系因李伟刚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造成路外交通事故，其本质仍是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包含了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故朱彩娟等四人主张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责任承担。关于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也即逃逸并非一定全责。本案中，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伟刚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2014）武刑初字第291号刑事判决中也认定李伟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周喜庆并无证据证明李伟刚一方外的其他个人、组织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本次事故责任应由李伟刚全部承担。至于城管中队拆除广告牌的行为是否合法,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影响事故责任承担者的认定。关于赔偿责任。本案中侵权人为李伟刚，现朱彩娟等四人还要求周喜庆承担赔偿责任。该问题涉及李伟刚、周喜庆、前黄镇政府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结合李伟刚的陈述及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来看，李伟刚本人没有帮助城管中队驾驶登高车的意愿，李伟刚最终驾驶周喜庆的车辆去作业现场是基于周喜庆的指示。结合双方的陈述，李伟刚与周喜庆之间系无偿帮工。因此，虽然从外观上看，李伟刚驾驶周喜庆的车辆去协助拆除广告牌是向城管中队提供劳务，但该外观并不能直接导致李伟刚与前黄镇政府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或无偿帮工关系，因为李伟刚与前黄镇政府之间均无形成相关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或其他关系的意思或请求，只是存在此种事实状态的外观，该事实状态的外观又不符合无因管理之要件。而形成上述外观是因为周喜庆与前黄镇政府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至于周喜庆与前黄镇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陈述不一：周喜庆陈述其仅向城管中队出借登高车，并未让李伟刚为城管中队驾驶车辆；而前黄镇政府陈述，其是租用周喜庆的登高车，驾驶员由周喜庆安排，城管中队与周喜庆谈好的报酬中包括了车辆和驾驶员的费用。对此，本院认为，周喜庆称仅为借用车辆，但根据前述分析，李伟刚系受其指示去作业现场;前黄镇政府称有偿，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据上，周喜庆与前黄镇政府之间兼具无偿帮工和车辆借用合同关系。关于责任的分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周喜庆系肇事车辆的所有人，该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周喜庆和李伟刚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的损失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李伟刚存在重大过失，故帮工人李伟刚应对被帮工人周喜庆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周喜庆与前黄镇政府之间的责任分担，本院认为，对前黄镇政府而言，李伟刚与周喜庆系为一体，李伟刚只是代周喜庆实施无偿帮工。故综合考虑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帮工人有重大过失等因素，本院认为周喜庆与前黄镇政府对本案损失的分担比例以各半为宜。因朱彩娟等四人明确表示不要求前黄镇政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本案周喜庆与李伟刚只需对损失总额970040元的50%即48502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周喜庆应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民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二、周喜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朱彩娟、蒋某、蒋杏兴、蒋小芳因蒋福生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等损失计485020元，李伟刚对周喜庆前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朱彩娟、蒋某、蒋杏兴、蒋小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1元，由周喜庆负担6750.5元，朱彩娟、蒋某、蒋杏兴、蒋小芳负担675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1元，由周喜庆负担6750.5元，朱彩娟、蒋某、蒋杏兴、蒋小芳负担675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 洋审判员 刘岳庆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浦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