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苏06行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惠敏。
委托代理人常伯阳，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顾险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住所地南通市青年西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杜松华，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陆志峰，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佳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
法定代表人韩立明，市长。
委托代理人施政杰，南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燕燕，南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焦振豹。系朱晓妹、周吉明、周瑜的委托代理人。
原审第三人朱晓妹。
原审第三人周吉明。
原审第三人周瑜。
原审第三人季月翠。
委托代理人常伯阳，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季锦华。
上诉人沈惠敏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5）港行初字第003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惠敏及其委托代理人顾险峰、常伯阳，被上诉人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以下简称崇川公安分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陆志峰、委托代理人陆佳俊，被上诉人南通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施政杰、吴燕燕，被上诉人暨朱晓妹、周吉明、周瑜的委托代理人焦振豹，原审第三人季月翠及其委托代理人季锦华、常伯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惠敏与朱晓妹户系邻居，分别居住于南通市××区××园××幢×××室和×××室。朱晓妹家在两户门前场地中间安装了不锈钢护栏。2014年10月1日9时许，因沈惠敏扔朱晓妹家堆放在不锈钢护栏下方的砖头，沈惠敏与朱晓妹、周吉明夫妇发生争执，后沈惠敏的婆婆即季月翠以及朱晓妹的女儿女婿即周瑜、焦振豹亦参与争执，双方发生揪扯。期间，朱晓妹打了沈惠敏一巴掌，焦振豹用拳头殴打了沈惠敏一下。当天，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学田派出所作出崇公（学）受案字（2014）9113号《受案登记表》，对本案予以立案受理。当天21时55分，焦振豹主动到派出所交代了用拳头推沈惠敏的事实。
2014年11月25日，崇川公安分局物证鉴定室作出沈惠敏损伤程度不构成轻微伤的鉴定结论。后沈惠敏申请重新鉴定。2015年1月22日，南通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通公物鉴（伤检）字（2015）3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记载沈惠敏伤后照片显示，右下颌角前缘、右耳垂、项部右侧发际缘处皮肤片状皮内出血样改变，对沈惠敏本次外伤致面部软组织挫伤予以确认，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3.5c条之规定，作出沈惠敏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的鉴定结论。
2015年3月3日，崇川公安分局向焦振豹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3月5日，崇川公安分局作出被诉的崇公（学）不罚决字字（2015）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本案起因系沈惠敏扔朱晓妹家院内的砖头，继而双方发生争执。即使朱晓妹家院内堆放的砖头损害了沈惠敏一方的合法权益，沈惠敏也应当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扔砖头的方式导致双方矛盾激化。沈惠敏一方与朱晓妹一方系隔壁邻居，本应和平相处，理性处理矛盾纠纷，双方发生争执后，焦振豹等均不应殴打沈惠敏。焦振豹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焦振豹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应当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本案系民间纠纷引起，伤害后果较为轻微，属违法情节较轻。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焦振豹不予行政处罚。
2015年3月5日，崇川公安分局作出崇公（学）行罚决字（2015）3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朱晓妹打沈惠敏左侧脸部一巴掌为由，决定对朱晓妹行政拘留五日，作出崇公（学）不罚决字（2015）第7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沈惠敏及季月翠、周吉明、周瑜不予行政处罚。
沈惠敏不服崇公（学）不罚决字字（2015）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5年5月3日向市政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提起行政复议。5月5日，市政府作出通政复答（2015）14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崇川公安分局提交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同日，市政府作出通政复参（2015）141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要求焦振豹提交与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有关的书面意见、证据和有关材料。5月12日，崇川公安分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6月29日，市政府作出被诉通政复决（2015）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沈惠敏仍不服，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崇川公安分局认定焦振豹的违法行为是否清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焦振豹打沈惠敏一拳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一致证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焦振豹有其它殴打沈惠敏的行为。季月翠认为焦振豹有殴打季月翠的行为，只有沈惠敏与季月翠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季月翠提供的照片上反映的受伤情况即使是在双方拉扯过程中形成，也不能证明系焦振豹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故崇川公安分局对焦振豹的违法事实认定清楚，季月翠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振豹是否具有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违法行为情节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违反治安管理，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投案自首或者群众扭送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立即进行询问查证，并在询问笔录中记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和离开时间。本案中，从崇川公安分局对焦振豹所作笔录中可以看出，焦振豹主动到派出所供认了殴打沈惠敏的事情经过。尽管焦振豹在笔录中陈述为“当时我用力用拳头推了她一下”，并未用殴打的字样，但这不能改变焦振豹将自己的违法行为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的事实，焦振豹的描述也未影响崇川公安分局对其违法行为的认定和追究。焦振豹在庭审中也未否定之前的供述，故崇川公安分局认定焦振豹具有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违法行为这一情节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沈惠敏认为焦振豹对违法事实不认可也不愿意接受处罚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崇川公安分局对焦振豹决定不予处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决定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对该问题评判如下：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违反治安管理，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本案焦振豹殴打沈惠敏的行为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同时具有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违法行为，应当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的法定情节，故崇川公安分局适用法律正确。
第二，不予处罚决定是否适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规定，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根据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对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具有法定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只有在行政行为结果畸轻畸重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认定为明显不当而运用司法权予以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纵观本案纠纷始终，虽然从参与人员数量及双方受伤程度看，沈惠敏处于劣势，且在本案行政处罚程序中经鉴定构成轻微伤，但对于焦振豹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的认定及相应的处理决定仍应立足于焦振豹本人实施的行为。首先，焦振豹殴打沈惠敏一拳的事实清楚。其次，从沈惠敏所受伤害看，沈惠敏陈述被焦振豹殴打的部位为左脸部，与鉴定构成轻微伤的伤情并不吻合，由此不能因焦振豹参与纠纷而将沈惠敏在纠纷中受伤责任全部由焦振豹承担或者以此衡量焦振豹违法行为的轻重。再次，本案系邻里纠纷引起，起因在于砖块的摆放。沈惠敏认为朱晓妹家摆放的砖块侵占到自家场地而将砖块搬离，朱晓妹、周吉明见此情景上前质问、揪扯，后季月翠、周瑜、焦振豹也参与其中。从两家来看，砖块摆放的位置都属于自家场地的边缘，对两家的生活本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双方均没能本着和睦相处、包容谅解、友好沟通的邻里之道，才最终造成相互扭打的局面，双方的对立、敌视情绪也由此更为激烈。但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根据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而依法作出的追究违法行为人行政责任的一种行政行为。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全面调查案情，客观评判违法行为给他人、社会造成的危害，从而作出合法适当的决定，并不受当事人的主观情绪所左右。焦振豹在家人与邻居发生纠纷时未出面平息调和，反而上前殴打沈惠敏一拳，处事不当，且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但从纠纷的起因、焦振豹在纠纷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具有法定减轻或不予处罚情节来看，崇川公安分局对焦振豹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并无明显不当，法院对崇川公安分局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的该决定无撤销或者变更的法定理由。
综上，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沈惠敏的诉讼请求。
沈惠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的事实是，事发当天，沈惠敏看见×××室的朱晓妹户将砖块堆放在其违章搭建的不锈钢栏杆外×××室一侧，制止未果后便自行清理砖头，引发了朱晓妹户对沈惠敏的殴打；2.焦振豹并不承认殴打沈惠敏的事实，故意避重就轻，掩饰违法行为，且拒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不适用自首的规定；3.一审法院对沈惠敏提交的事发现场砖头摆放位置的照片不予采纳，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崇川公安分局答辩称，焦振豹在违反治安管理后主动投案，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沈惠敏陈述被焦振豹打了左脸部位，与鉴定构成轻微伤的伤情并不吻合，综合全案焦振豹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不予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市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晓妹、周吉明、周瑜、焦振豹述称，本案纠纷发生后，其主动提出补偿对方并到医院看望沈惠敏，但对方要价太高。被诉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季月翠同意沈惠敏的意见。
沈惠敏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
本院经庭审举证、质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纠纷是否是因为沈惠敏扔朱晓妹家院内的砖头导致，即因何事引发纠纷；2.焦振豹殴打他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不予处罚的情形。
关于案涉纠纷起因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本案中，对于×××室将砖头堆放在何处，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朱晓妹、周吉明称砖头堆放在不锈钢围栏下方，季月翠、沈惠敏称砖头堆放在围栏外侧靠×××室一方。证人管某陈述“她可能是看到×××室放在她家违章搭建外侧的一排红砖头不顺眼，”当事人焦振豹陈述“我丈母娘他们家又在栏杆外侧放了一排砖头”。由于案发现场已经破坏，砖头到底放在何处已无法知晓，从常理上讲，若非砖头放在×××室一侧，沈惠敏也不可能采取扔砖头的行为，而且，×××室在搭建围栏时向己方退让了一定距离，其将砖头放在其认为退让的部分的可能性更大。综上，根据证据规则并结合以上推断，可以认定砖头放在不锈钢围栏外侧靠×××室一侧。但是，本案存在堆砖头
--扔砖头--发生纠纷的过程，可以说，发生纠纷的直接原因仍是沈惠敏扔砖头的行为，而砖头堆放的位置对纠纷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但非引发本案的主要因素。
关于焦振豹殴打他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不予处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违反治安管理，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本案中，崇川公安分局已经结合案情认定焦振豹用拳头殴打沈惠敏，构成殴打他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因此，审查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是否合法的关键在于焦振豹的殴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是否存在主动投案的情节，以及是否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
第一，关于焦振豹的殴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本案中，从后果上看，沈惠敏经鉴定构成轻微伤，鉴定意见记载沈惠敏伤后照片显示，右下颌角前缘、右耳垂、项部右侧发际缘处皮肤片状皮内出血样改变，对沈惠敏本次外伤致面部软组织挫伤予以确认，崇川公安分局认定属于“伤害后果较为轻微”，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并无明显不当。
第二，关于焦振豹是否存在主动投案的情节。本案中，公安机关处警后，在未采取强制传唤焦振豹的情况下，焦振豹自动到公安机关做笔录，公安机关据此认定其存在主动投案的情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尊重。
第三，关于焦振豹是否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首先，焦振豹在公安机关仅陈述其用“拳头推”沈惠敏，“推”和“打”无论从法律上讲，还是从一般人的理解上看，存在本质区别，且用“拳头推”这个表述也不符合常理，有避重就轻的情形，可以看出其并未客观描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其次，公安机关在对焦振豹做处罚告知时，焦振豹拒绝签字，其在庭审中称其当时不认可用拳头殴打了沈惠敏，故拒绝签字，证明其主观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违法性；最后，违法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是，“推”可能不构成治安处罚，而“打”则是明显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故焦振豹陈述其“推”沈惠敏，不能认定该陈述是对行为性质的辩解，而是一种否认。综合以上表现可见，认定焦振豹主动“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事实依据不足，崇川公安分局在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
最后，对于民间纠纷，并不意味着采取较轻的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有助于化解矛盾，而是在于作出的处罚是否公正，让纠纷双方皆信服。纵观整个纠纷产生的过程，纠纷最初发生于朱晓妹和沈惠敏之间，如果说朱晓妹殴打沈惠敏是因认为沈惠敏扔自家砖头而实施，而焦振豹则属于事后介入。不可否认，作为一般正常人，在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遭受侵害时，作出过激的举动情有可原，但是，焦振豹介入纠纷时的情况是沈惠敏一人面对朱晓妹、周吉明两人，从证人证言也可以反映沈惠敏一人明显处于劣势，作为男性的焦振豹此时未对两位女性之间的纠纷采取劝阻、制止，而是进一步的扩大了事态，从沈惠敏及焦振豹本人陈述的焦振豹称“我忍你很久了”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公安机关对焦振豹决定不予处罚，实际上也未起到化解民间纠纷的效果。
综上，崇川公安分局所作崇公（学）不罚决字字（2015）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焦振豹存在自首情节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市政府所作通政复决（2015）14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但所作维持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均予以撤销，对焦振豹的违法行为崇川公安分局需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5）港行初字第00314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作出的崇公（学）不罚决字字（2015）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撤销被上诉人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通政复决（2015）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四、责令被上诉人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南通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羽梅
代理审判员 鲍 蕊
代理审判员 张祺炜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凌 媛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