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迪士曼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同富裕工业区桥和路第*栋第*层。
法定代表人：易汉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长征，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前程塑胶原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常平镇大京九塑胶原料市场京九大道A3号。
法定代表人：尹魁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万向阳，广东永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迪士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迪士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前程塑胶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前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前程公司向原审法院诉称，前程公司、迪士曼公司之间一直有生意往来，前程公司多次送塑胶原料给迪士曼公司，但迪士曼公司没有按时付款，从2013年5月开始至2013年9月，前程公司共送价值394855元的货物给迪士曼公司，货款到期后，迪士曼公司一直没有付款，经前程公司多次催讨未果，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迪士曼公司立即支付货款394855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迪士曼公司承担。
迪士曼公司向原审法院辩称，前程公司、迪士曼公司之间有发生业务往来，迪士曼公司已支付了每笔货款。双方真实发生的交易金额为358348元，该款项迪士曼公司均已向前程公司支付。前程公司诉求的超出迪士曼公司付款金额的部分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因案涉全部货款迪士曼公司已全部支付，故迪士曼公司无须支付逾期利息及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前程公司于2013年5月7日至2013年9月12日期间与迪士曼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迪士曼公司向前程公司采购塑胶原料，前程公司举证16张送货单（送货单一式五联，前程公司持有黄色联）及一张总对账单，送货单上记载了送货时间、货品名称及规格、包数、数量、单价及金额等信息，注明“品质、数量、价格如有不符，请于二日内提出异议”，收货单位处有统一人员签收，其中一张2013年9月12日的送货单，记载货品为ABS15A1，80包，2000kg，打印的总单价为13.8，金额为27600，有手写更改单价为13.75，金额为25600，更改处有“何仁贵”的签名，送货单显示不同时间交付的同规格货物的单价存在浮动；总对账单根据送货单统计，与送货单记载内容一致。迪士曼公司对送货单及总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提出实际的交易情况应以入库单为准，其中单号1305072（5月7日）、1307113（7月11日）前程公司并没有实质向迪士曼公司送货，并且1306088（6月8日）的实际送货数量为1000，1307029（7月3日）货品ABS15单价13.4元，1308135（8月13日）货品单价13.6元，1309097（9月9日）约定送货数量2000，实送800，单价13.7元，1309121（9月12日）单价13.7元。迪士曼公司对合同相对方为前程公司没有异议。送货单（均以打印的金额计）及对账单所涉全部货款总额为394855元。
案涉交易由前程公司的业务员“何仁贵”负责与迪士曼公司接洽，前程公司与东莞市华益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益公司）为关联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华益公司出具“声明书”，声明没有与迪士曼公司发生交易，案涉交易的货物属于前程公司所有，与华益公司无关。迪士曼公司持有何仁贵的名片，名片上记载有前程公司与华益公司及东莞市坤宏贸易有限公司的名称，有公司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及何仁贵个人的手机号码。迪士曼公司持有何仁贵的尾号为4237的交通银行的银行卡的复印件，下方注明“何仁贵，2013.7.3，东莞市华益华工有限公司”。迪士曼公司主张交易期间从未联系过前程公司，下单、送货、收款都是何仁贵，迪士曼公司确认交易过程中何仁贵有时会带着盖有前程公司印章的收据来收款，迪士曼公司没有收到过前程公司委托何仁贵收款的委托书。前程公司分别于2013年10月31日，2013年12月16日盖章出具收款委托书给刘刚、王剑，通知迪士曼公司向王剑的个人账户支付货款。
迪士曼公司主张与前程公司业务员何仁贵联系，将采购单交给何仁贵，何仁贵送货到迪士曼公司处，货物是一包一包，用纸箱或者蛇皮袋包装，迪士曼公司签收送货单，签收后再点数核对，有问题就在送货单上手写更改，然后入库，结算时以入库单为准，直接与何仁贵结算，何仁贵是华益公司／前程公司与迪士曼公司发生交易的代表人，交易期间从未与何仁贵之外的前程公司人员联系过。迪士曼公司举证的采购单上供应商处均写的“华益化工”，注明了采购的物品规格、数量和单价等信息，除6月25日外，其余包括6月8日、7月1日、7月10日在内的采购单均注明付款方式为现金，落款处供应商回签处没有回签，小部分采购单的单价与送货单不符。迪士曼公司举证的存在争议的送货单上有手写更改的记录，大部分更改的送货单无前程公司人员签名；2013年9月9日单号为1309097的送货单上打印记载交付的ABS15A1货品的数量为2000，单价为13.75，后手写更改为800，13.7，下方加注600kg，13元单价另一种物品，送货单上有何仁贵的签名，对应的入库单上也记载两个型号的货物；2013年9月12日单号为1309121的送货单记载货品为ABS15A1，手写更改为15E1，80包，2000kg，打印的单价为13.8，手写更改单价为13.7，金额为27600，手写更改为27400，更改处有“何仁贵”的签名。入库单为迪士曼公司制作，无前程公司人员签名。迪士曼公司举证一份2013年6月的有前程公司印章的对账单，列明6月3日单号为1306032的交易及6月8日单号为1308089的交易，合计46000元；一份2013年6月至7月的有前程公司印章的对账单，从6月3日统计至7月23日，6月8日仅记载单号为1308089一笔交易，划掉了7月11日单号为1307113，金额为20000元的交易，总额为127000元，没有记载7月3日单号为1307029的交易，该对账单的原件保留在迪士曼公司处，迪士曼公司主张是双方确认一致7月11日未送货，前程公司主张是迪士曼公司单方更改该对账单。
迪士曼公司就其付款情况进行举证情况如下：2013年6月8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华益货款13600元，有何仁贵签名，一份2013年7月1日仅有何仁贵签名的13600元的收据；2013年7月3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华益货款26800元，注明何仁贵尾号为4237的账号，一份仅有何仁贵签名的27000元的收据，2013年7月6日网银显示向尾号为4237的账号转账26800元；2013年7月19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益华货款27200元，注明何仁贵尾号为4237的账号，2013年7月22日的网银显示向尾号为4237的账号转账27200元；2013年7月26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益华货款20500元，注明何仁贵尾号为4237的账号，有何仁贵签名，一份2013年7月31日有前程公司盖章的20500元的收据，前程公司对收取该笔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2013年8月27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益华货款46000元，注明何仁贵尾号为4237的账号，有何仁贵签名，一份有前程公司盖章的46000元的收据，前程公司对收取该笔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2013年9月2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华益货款39955元，注明何仁贵尾号为4237的账号，有何仁贵签名，一份2013年9月3日有前程公司盖章的39955元的收据，前程公司对收取该笔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2013年9月12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华益货款46160元，注明何仁贵尾号为4237的账号，一份有前程公司盖章的46580元的收据，前程公司对收取该笔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2013年9月28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华益货款9185元，有何仁贵签名，一份2013年9月27日有何仁贵签名及盖有“东莞市华天塑胶原料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10185元的收据；2013年9月28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华益货款58000元，一份2013年9月17日有前程公司盖章的58000元的收据，前程公司对收取该笔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2013年12月16日，一份现金支出证明单，写明付华益7月余款、9月货款、所有货款都付清、付银行支票20000元、现金30400元，总额50400元，一份有前程公司盖章的50400元的收据，前程公司对收取该笔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迪士曼公司举证一份2013年9月23日的退货单，抬头为“银迪科技电子厂”，退回ABS15A1、600kg，有何仁贵的签名，退货原因注明不合格，迪士曼公司主张该部分是退回9月9日单号为1309097的送货单上所载货物，退货后，变更送货数量为800。
另，前程公司因催讨上述货款未果，于2014年1月2日诉至原审法院。
以上事实，有送货单、对账单、采购合同、物料入库单、现金支出证明单、收据、转账凭证、对账单、收款委托书2份、支票存根、何仁贵的名片及银行卡片、光盘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迪士曼公司举证的部分单据上出现“华益公司”的名称，但迪士曼公司于原审庭审中确认案涉交易的相对方是前程公司，且前程公司确认与华益公司是关联公司，华益公司也作出声明明确案涉交易与其无关，故双方对于合同的相对方并无争议，相关权利义务应当在前程公司与迪士曼公司之间判定。双方在本案中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两点，一是案涉交易的总货款金额，二是迪士曼公司的付款情况。
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进行交易，送货单是货物交付的基础凭证，前程公司持有的2013年5月7日至2013年9月12日期间的送货单上均有迪士曼公司员工的签名，迪士曼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能够从基础上证实前程公司向迪士曼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迪士曼公司虽然抗辩5月7日等送货单所载的部分货物并没收取，部分送货单数量、单价不符等，但迪士曼公司举证的入库单是迪士曼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前程公司人员的签名，也没有证据证实迪士曼公司将入库单交给前程公司或双方约定以入库单为交付结算的凭据；且如迪士曼公司所述，货物是用纸箱或蛇皮袋一包一包包装，双方在送货单上注明了重量和包数，非常便于清点，用肉眼就能够分辨，而迪士曼公司作为收货方在签收送货单前清点货物是其基本的权利义务，也是人之常情，哪怕只是粗略清点；如送货单所载的货物并未交付，那么前程公司不会前往迪士曼公司处送货，前程公司即便前往到迪士曼公司处，在前程公司并未携带任何货物的情况下，迪士曼公司也不会毫不犹豫地签署送货单，即便迪士曼公司在签署送货单时未仔细清点，但有货物和无货物的事实之间不存在分辨障碍；迪士曼公司举证的采购单为迪士曼公司方制作，并无前程公司签章，即便迪士曼公司是将采购单交予何仁贵，与何仁贵进行协商，但采购单上依旧没有何仁贵的签名确认，故迪士曼公司提交的采购单不能作为认定单价的依据，即便迪士曼公司举证的采购单就是案涉交易的采购单，但送货行为在后，在送货单上注明的单价可以对采购单的约定进行更改，而迪士曼公司方人员也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应认定双方对单价的更改达成一致；迪士曼公司虽举证两张对账单，但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未完善对账，迪士曼公司举证一份，列明6月3日单号为1306032的交易及6月8日单号为1308089的交易，合计46000元；在后的2013年6月至7月的对账单涵盖了2013年6月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上虽然划掉了7月11日单号为1307113、金额为20000元的交易，但迪士曼公司确认该对账单的原件在迪士曼公司处，即该勾画可以是迪士曼公司单方所为，勾画处也并无前程公司方人员签名确认或重新对账，而事实上该笔交易的送货单上有迪士曼公司员工的签名，且该份对账单上虽然写的是6月至7月交易的对账，但没有记载7月3日单号为1307029的交易，而7月3日单号为1307029的交易有送货单，迪士曼公司仅抗辩该笔交易的单价不符，并未抗辩未收取货物，足见7月3日单号为1307029的交易实际发生，但双方并未记载入对账单，也能反映该对账单并未能完整反映双方交易的情况，不应仅以此对账单作为交易事实的认定依据。故在前程公司持有迪士曼公司签署的送货单的前提下，迪士曼公司在未有有力证据反驳前程公司的主张的情况下抗辩未收取货物，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货物的交付情况和货款数额应以送货单为准。
送货单一式几联，迪士曼公司持有的部分送货单联上存在更改的痕迹，但在迪士曼公司签收送货单后，仅对其持有的送货单进行更改，需有前程公司的人员进行确认才能证实双方就该张送货单所载的交易情况进行了重新的确认，故对于迪士曼公司举证的仅有其单方更改、无前程公司方人员签名的送货单，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双方确认何仁贵为前程公司人员，是案涉交易的跟单、送货人员，对于迪士曼公司持有的更改后有何仁贵签名的9月9日单号为1309097及9月12日单号为1309121的送货单，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该两张送货单所载的交易内容应以更改后为准；虽然9月12日的送货单上前程公司持有的存根联也有更改，但从交易过程及惯例上看，迪士曼公司对其持有的送货单的更改应当是在签收货物时更改前程公司持有的送货单之后，且前程公司持有的送货单在总金额的更改上存在错误，该送货单的更改应以迪士曼公司持有的送货单为准；9月9日单号为1309097的送货单更改后实质记载两种货物的数量和单价，该送货单的金额应为800×13.7＋600×13=18760元，9月12日单号为1309121的送货单更改金额应为2000×13.7=27400元。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送货单所载的案涉交易总金额应为385915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迪士曼公司举证的有前程公司盖章的收据所涉6笔款项，前程公司不持异议，对迪士曼公司已经支付261435元货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迪士曼公司举证的其他仅有何仁贵签名出具的收据及向何仁贵的银行卡转账的行为能否视为向前程公司支付货款的问题，虽然案涉交易的跟单、送货是何仁贵在具体跟进，但何仁贵的身份仅是业务员，从迪士曼公司举证的单据和陈述来看，迪士曼公司在交易过程中至少清楚意识到何仁贵仅是一个业务员，是“华益”代表，迪士曼公司知晓自己的交易相对方是一个企业主体，何仁贵与迪士曼公司的交涉并非基于个人的意思或者行为；且迪士曼公司持有何仁贵的名片，名片上抬头有三个公司名称，名片上并无注明何仁贵的具体身份、职位，迪士曼公司更应对何仁贵的身份和行为多加留意和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名片上同时有单位的电话、地址、网址，可供迪士曼公司进行核实；在迪士曼公司明知何仁贵并非基于个人行为与迪士曼公司进行交易的情况下，迪士曼公司向何仁贵个人支付现金或者向何仁贵的个人账户转账，应当取得“华益”委托何仁贵收款的相应材料，何仁贵应当持有“华益”出具的收据，或者至少应当与“华益”／前程公司进行核实是否委托何仁贵收款，但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何仁贵具有收款权限的情况下，迪士曼公司也未与前程公司／华益公司核实，将案涉与前程公司交易的货款直接支付给何仁贵个人，迪士曼公司的支付行为不当，迪士曼公司支付给何仁贵个人的款项并不能视为向前程公司有效支付案涉货款，故尚余案涉货款385915元-261435元=124480元，迪士曼公司尚需向前程公司支付。故前程公司诉求迪士曼公司支付货款124480元及从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限迪士曼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前程公司支付货款124480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1月2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前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一审受理费7222元，由前程公司承担4945元，由迪士曼公司承担2277元；管辖权异议不成立收费100元，由迪士曼公司承担。
上诉人迪士曼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认定“何仁贵”与迪士曼公司现金交易的事实。二、原审法院也未认定“何仁贵”的行为足以构成对前程公司的表见代理。迪士曼公司在支付货款的行为上不存在支付错误，迪士曼公司向“何仁贵”支付货款的行为视为向前程公司支付，迪士曼公司无须重复支付。三、原审法院也未查明迪士曼公司所持有并标注过修改的送货单上的实际金额，与支付给前程公司的货款金额相一致的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迪士曼公司无须再向前程公司支付任何货款。
被上诉人前程公司向本院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迪士曼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迪士曼公司确认原审认定的单价及货款，但对部分收货提出异议，其中，2013年5月7日单号为1305072没有实际送货，2013年6月8日单号为1306088的实际送货为1000，2013年7月11日单号为1307113没有实际送货，2013年9月9日单号为1309098没有实际送货。但是，迪士曼公司确认前程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均有迪士曼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名。以上另查事实，有本院调查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前程公司与迪士曼公司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予以遵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迪士曼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交易的货款总金额是多少；二、何仁贵收取的款项可否认定为迪士曼公司的已付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迪士曼公司确认原审认定的货物单价，但主张部分送货单所载货物并没有实际收取，实际送货数量与送货单所载数量不符等。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前程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均有迪士曼公司员工的签名，可以初步认定前程公司按照送货单所载情况向迪士曼公司送货的事实。其次，迪士曼公司抗辩所提交的入库单只是迪士曼公司单方制作，且从性质上仅为迪士曼公司收到货物后作为内部记录的货物入库凭证，在未经前程公司确认的情况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再次，虽然迪士曼公司提交的2013年6月至7月的对账单的底部有前程公司的签章，但对账单原件是由迪士曼公司持有，其中7月11日单号为1307113、金额为20000元的交易被划掉之处没有前程公司的签章或人员签名确认，且如原审法院所述，该对账单并不能完整反映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故仅凭对账单不能推翻已有迪士曼公司员工签收的送货单所反映的送货事实。综上，迪士曼公司主张未收到部分货物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根据送货单所载明的情况认定案涉交易的货款总金额为385915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前程公司对迪士曼公司主张以现金或转账形式向何仁贵支付的货款金额不予确认，迪士曼公司则认为何仁贵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迪士曼公司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首先，从双方合同履行来看，前程公司收款时一般会出具带有其公章的收款收据或是授权委托书，迪士曼公司对此收款惯例应当知悉。其次，从迪士曼公司提交的名片来看，何仁贵同时是三家公司的员工，但具有的身份及职位在名片上并无显示，而迪士曼公司提交的向何仁贵个人的转账凭证并无特别注明是支付案涉款项，且由何仁贵个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也没有显示是代表前程公司予以收款。再次，根据双方的交易凭证显示何仁贵只是负责跟单送货的业务员，在何仁贵未持有诸如公章、授权委托等具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迪士曼公司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何仁贵具有收款代理权。迪士曼公司主张何仁贵的收款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迪士曼公司尚需向前程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迪士曼公司的上诉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正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79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迪士曼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谢翠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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