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03民初3593号原告：陈春亚，男，196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被告：蒋旭东，男，197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被告：顾志伟，男，1969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被告：楼志权，男，195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原告陈春亚为与被告蒋旭东、顾志伟、楼志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5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政担任审判。本院于2017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春亚、被告蒋旭东、顾志伟、楼志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春亚起诉称：2016年11月6日在百丈井57号三被告以帮别的单位到深圳融资但缺少保证金为由要求向原告借款伍万元，并约定给原告0.3个百分点好处费。如果事情办不好半个月后按实际消费全部归还原告，于是原告分两次于2016年11月6日和7日共汇款25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给被告蒋旭东，其余留作去深圳开支，并邀请原告一起前往深圳负责支付生活消费等开支，到深圳后由于被告蒋旭东不能提供任何资料致使事情无法成功，被告蒋旭东于2016年11月14日独自返回杭州并约定三天后准备资料齐全再次返回深圳，要求陈春亚和被告顾志伟在深圳等他，但被告返回杭州后玩失踪，由于一起联系不上被告蒋旭东，原告被迫于2016年11月29日也返回杭州，期间共计开支10190.7元，约定时间到后所欠款多次催讨不还，故诉请法院判令：1.三被告返回借款25000元及深圳花费10190.7元及利息2000元，总计37190.7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告陈春亚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支付宝打款消费凭证、住宿发票、住宿登记表各一份，证明原告打款了25000元及支出了酒店、机票费用的事实。2.楼志权和顾志伟的证明二份，证明这笔钱是蒋旭东向陈春亚直接借去的事实。3.蒋旭东在（2016）浙0103民初9018号法庭提供的谈话笔录及《换汇业务合伙协议书》各一份，证明案涉费用是三被告使用的，原告没有参与，各被告承诺给陈春亚百分之一的好处费。被告蒋旭东答辩称：情况不是如原告陈述是民间借贷案件，事情经过是我们四个人合伙做生意，去深圳操作换汇业务，换汇业务深圳方是由顾志伟联系，北京方面是由蒋旭东通过宁波老板王星平联系，我们四个人即蒋旭东、楼志权、顾志伟、王星平曾经签过换汇合伙协议，签了合伙协议之后北京方提出去深圳，他们需要5万元的差旅费，当时是三被告及原告商量之后将5万元筹集起来，25000元是由王星平出的，还有25000元是由原告出的但是当时承诺给原告一些好处费，所以原告才会出这笔钱。原告的钱到蒋旭东账户之后蒋旭东就直接给了王星平，王星平又通过他自己的公司一起打给北京，这些都是有手机转账凭证，被告不是借原告的钱，纯粹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最后到深圳之后是蒋旭东、顾志伟、原告、王星平去了，当时因为生意没有谈成，北京的客户就说50000元不退了，因为之前就已经商量好这些类似于差旅费或者保证金，当时王星平也没有向北京客户要，我们当时在深圳也没有向北京客户要求退还，一直到回到杭州很久之后，原告说要让我退25000元，当时我说是大家合伙做生意，就算如果要起诉，要把三被告和王星平一起告进去，我也不会独自承担这责任，而且我也不接受赔偿及归还这25000元，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损失，不光是钱财上的损失。原告的25000元也是作为风险投入的，也是为了之前的千分之三好处费来的。从头到尾原告也没有提起过是借钱，既没有写借款合同也没有让我出借据收条，而且在打款的时候也没有说是作为借款，如果是作为借款原告应该有这些措施，这些钱完全是作为风险投入做生意的投资，所以被告认为民间借贷的诉讼请求被告方不认可。被告顾志伟答辩称：事情是我通过楼志权在2016年11月6日百丈井东路57号衢州饭店吃饭的时候认识原告跟蒋旭东，当时他是蒋行长，当时蒋旭东说朋友投资，通过楼志权认识可以做这笔换汇业务，当时蒋旭东提出跟他的这一方公司联系，蒋旭东联系的公司这一方要5万元的保证金，并不是如蒋旭东说是路费，路费我们根本没有承诺过，蒋旭东说他的朋友可以出一半，并表示这笔钱打到之后马上就提供换汇公司的资料和资金证明，当天晚上我是在旁边打麻将，蒋旭东一再催促原告打钱，先打了1万元，后面再打了15000元，蒋旭东又印了一张换汇的奖金分流表，让我跟楼志权签字，打款之后蒋旭东的朋友一直没有提供换汇公司的资料跟资金证明，直到在深圳蒋旭东的朋友也没有提供换汇公司的资料跟资金证明。本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异议：蒋旭东承诺的借款提供换汇公司的资料和资金证明根本没有履行；蒋旭东说给他朋友的路费我们根本没有承诺过，也是不可能的；本人始终没有让原告、蒋旭东、楼志权打这笔钱；蒋旭东一直在欺骗我们，说打款后马上有换汇公司的资料跟资金证明，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见到，而且如蒋旭东陈述我们没有提起，我们在杭州就提起了，我一直在催促蒋旭东，但是他一直在推托，直到北京的两个所谓的公司人员来了之后也一直没有提起过，也没有给我们看过，这所谓的保证金就有异议；整件打款事情清楚明了，而且在打款事情上我一直保持怀疑态度；原告经历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在进行正常分析之下一直追着蒋旭东还钱，蒋旭东一直关机玩失踪，还骗我们让我们在深圳等，他回杭州继续提供资料跟资金证明，然后就没下文了。后来据我们所知蒋旭东好像被拘留了。我认为打款所谓的保证金是个套。被告楼志权答辩称：大致情况如陈春亚、顾志伟、蒋旭东说的差不多，当初是我介绍的换汇业务，我说如果有上家有下家原告愿意出钱，所以我给他们介绍介绍，介绍认识之后后来蒋旭东说要5万元的保证金，我说5万元有点多，我说手续到底有没有还不知道，蒋旭东说肯定会有的，跟宁波的王星平当时也见了一次面，王星平说出一半，我们出一半，我们这一半指明原告、蒋旭东、顾志伟、楼志权出一半，我说原告你有没有钱，有钱又不是很多的钱，可以做一下，如果做得好20、30万元还可以做得回来的。给他们介绍之后蒋旭东一直催原告给他打钱。前面我都在场的，后面我就不在场的，原告当天晚上给蒋旭东打了15000元，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原告来接我，说蒋旭东又在催了，我说15000元都打了，10000元也打好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也谈了这个事情，原告说做好的话我也要分点钱的，我们说可以，大家平摊，你也是出了钱的，有股份的。订机票的时候，我说我的事情比较多，你们如果要去你们三个去，反正上家下家原告都愿意出钱，已经配套了，他们去了之后我跟原告说你们要给我订机票，我愿意去的，原告没给我定，我自己没钱，我也就没去了，后来这个事情我就没参与了，反正上下家都在，钱也不是打给我的。后来说蒋旭东回来了，现在电话也打不通，我打了也打不通。后来打通之后我说事情怎么办，我说行的话继续做下去，如果不行这25000元要退的，开销的费用大家分摊一下，大家也都是为挣钱去了，亏钱了让谁亏都不好，大家分摊每人3000元左右，后面我也没有参与了，上一次案件我也谈明这些事情，后面的事情我也不了解了，也不是我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钱不是从我手头上出去的，他们后来自己直接对接上了，我也就不管了。原告要打官司我也支持的，原告要干什么我也支持，因为他也是损失的，我也没有拿到钱，我还请了他们吃饭的。经庭审质证，被告蒋旭东对原告陈春亚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钱是转给我的，但是我当天就转出了。原告主张的花费是我、顾志伟及原告三个人一起用的，我是提早回来的，11月13日后面的花费是顾志伟跟原告的。对证据2，对顾志伟的证明我认为有问题，根本就没有楼志权推荐原告借钱给我的，根本不存在我借不借的事情，在整个事情当中本来就说好5万元共同分摊，我和王星平已经分摊了25000元，借的时候也没有要求我写借款合同、借据，打款的时候也没有说这笔钱是借款。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我在承诺，做事情之前我只认识楼志权，从常理推断我当时承诺给原告多少好处费是不符合逻辑的。不是双方都同意了这件事情，而是当场在座的所有人都同意这件事情，没有大家的同意不会打这25000元，因为顾志伟是很重要的上家来源，如果不同意根本不会产生这25000元的费用。最后到深圳的时候是大家谈好打出25000元之后由原告负责深圳的食宿，所以原告才会为这千分之三的好处费来掏钱的，所以顾志伟的证明是有问题的。对于楼志权的证明，里面说我推荐原告可以借钱给他，我不差这25000元，我就算要借这25000元我不需要通过楼志权向原告借，我要借可以向我自己的朋友借。我们承诺给原告千分之三的好处费我是承诺不了的，把控权在顾志伟和王星平手里，我只是作为中间的串联作用。“由原告陪蒋旭东一起去深圳开销等”这是大家一起去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楼志权说的，而且原告是陪着我和顾志伟一起去的。一直来他们都觉得我是骗子，认为我到了深圳没有提供资料，北京公司的人都到了深圳，他们觉得深圳不是可以合作的一方，所以不提供资料，这不是我造成的，我没有计较生意不成是谁对或者谁不对，只是因为生意谈不拢，我觉得生意不成是有不成的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去深圳之前北京方也就说了如果做不成生意这5万元是不退的，我有打款的回单的，王星平也会配合的。当时我们也谈过，但是原告认为责任应该全部由我们来承担，我觉得不能接受。对证据3，对谈话笔录无异议。对换汇业务合作书，当时是我们在杭州签的，当时王星平在宁波他没有签字，顾志伟、楼志权和我都签字的，在分成比例上也有体现的，在上面可以体现谁占了大头，谁可以领到更多的钱。被告顾志伟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打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对住宿发票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对楼志权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我的这一份也是我本人出具的。对证据3，对谈话笔录有异议，一开始有这个业务是我跟楼志权联系的，根本不认识蒋旭东，我听楼志权说我这边有换汇业务蒋旭东要做，这样才把我们拉拢在一起的。打25000元是为了让蒋旭东提供公司资料及资金证明的时候才提出对方要保证金的，包括打钱第一笔打多少我都不太清楚，我以为第一笔打了1万元，第二笔是15000元。我跟王星平也没关系的，是蒋旭东在联系的。到了深圳之后蒋旭东所谓的不信任香港方这些都是在找借口，既然不信任为什么要去，所以对谈话笔录有异议。对换汇业务合作协议书没有异议，字是我签的。被告楼志权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转账具体多少我不清楚的，转账的事情我是清楚的，转账凭证我不清楚。具体在深圳的花费我也不清楚，我没有去。对证据2，我的证明是我出具的，对顾志伟的证明我也没有异议，是事实。对证据3，对谈话笔录无异议。对换汇业务合作协议书，这叫未吃早餐谈夜宵，签是签过的，我们想把事情做成的。经审核，本院对原告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证据2欲证明的案涉款项性质后文予以详述。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6年11月，陈春亚通过支付宝向蒋旭东转账25000元。为办理换汇业务，蒋旭东、陈春亚、顾志伟三人并赴深圳，共计花费机票、住宿费、交通费、餐费共计10190.7元。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陈春亚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陈春亚应对双方借贷合意的达成及借贷关系的实际发生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纵观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未体现双方借贷合意的达成，因原告陈春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蒋旭东、顾志伟、楼志权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告陈春亚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被告蒋旭东、顾志伟、楼志权归还借款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之间的或有纠纷可另案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春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元，减半收取365元，由原告陈春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审 判 员  杨 政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代书记员  施丽莎?*ArabicDash?-10-??*ArabicDas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