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0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解某1，男，1988年6月1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莲，新疆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卿，北京市元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女，1939年5月8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洁，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解某2，男，1961年11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洁，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解某1因与被上诉人严某、解某2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解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莲、程世卿，被上诉人严某、解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解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解某2、严某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解某2、严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审理时涉案房产顺义区×1室的实际所有人是谁。解某1认为，根据本案的相关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可以确定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为解某1，而一审法院以涉案房产证书在严某处保管而否认赠与事实的成立显然不妥，并认为解某2为实际所有人显然有悖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一、自严某要求江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即已解除对于解某2与江某结婚用房的赠与行为，解某2已不再具有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主体身份，一审法院认为解某2为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显然错误。涉案房屋登记在江某（解某2前女友）名下是附条件的，即江某与解某2结婚。2003年9月27日的《家庭确认信守文书》明确约定，涉案房屋登记在江某名下是以江某与解某2结婚为前提条件的，但解某2在签订该文书时并没有结婚，即江某与解某2取得涉案房屋作为结婚用房的前提条件没有成立。解某4、严某将涉案房屋作为结婚用房预赠与江某、解某2两人，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解某2个人。二、解某1取得涉案房屋合法有效，系赠与涉案房屋的实际履行。1.江某和解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二人办理的房屋过户手续合法有效。2.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自登记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2008年7月江某与解某1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后即发生法律效力。3.本案中不存在无处分权之行为。涉案房屋登记在江某名下，并非解某2所有也非解某2出资，因此无须征得解某2同意。涉案房屋由江某办理至解某1名下，严某显然明知且明示。从江某出示的其与解某2的录音证据及严某当庭陈述，可以确定江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是严某明示、明知且确定。显然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处分权之行为。4.解某1取得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为赠与行为的实际履行。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严某作为解某1的奶奶针对涉案房屋的赠与行为，已经进行过户登记并实际履行，故解某1取得涉案房屋合法有效，系赠与涉案房屋的实际履行。5.2003年9月27日《家庭确认信守文书》进一步确定涉案房屋办理至解某1名下属于赠与行为。该文书系针对购买×2室经济适用房而制定，前提是严某与其丈夫不具有北京户口，故办到解某2名下，因而×2室显然是严某与其丈夫借解某2名义买房，故×2室作为严某与其丈夫的财产并依法分割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而该文书中称涉案房屋预作为解某2结婚用房的前提条件显然没有成立，涉案房屋自决定过户至解某1名下，就已否定了给解某2作为结婚用房的预设条件，故在2008年7月家庭决定赠与解某1并过户至解某1名下。×2室房屋是严某夫妇不能以自己名义买房，故而借用解某2名义买房，且《家庭确认信守文书》明确约定是借名买房；而本案所涉房屋办理至解某1名下是赠与并己履行，同时在办理过户时，并不存在×2室必须办理至北京户口名下的条件限制，且在办理前由严某确定，办理后产权证书即交由严某保存，系由严某明示、明知并确认的有效的赠与行为，故严某在10年后提出没有经过其同意且其不知情而办理至解某1名下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三、严某、解某2要求解某1返还财产或财产损害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解某1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处分房屋并取得收益，严某、解某2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没有出示有效证据证明江某、解某1无处分权及解某1为借名登记的事实，故应依法驳回严某、解某2要求解某1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四、×2室已由严某确定为解某2所有，从家庭析产角度上看，也可以确定2008年7月将涉案房屋赠与解某1。解某1父母解某3、郑某与严某、解某2就×2室进行诉讼时，严某认为涉案房屋已赠与解某1，故确定×2室赠与解某2。五、解某2对涉案房屋没有所有权，无权提出所谓“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法院应驳回其起诉。解某2在一审中主张其获得该房屋是基于严某及其丈夫解某4的赠与。但根据实际情况，解某2、江某并未领取结婚登记证，解某2并未履行受赠人义务，因此该赠与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江某并不是替受赠人解某2的代持，而是替赠与人解某4、严某夫妇的代持，因此可以判断出该房屋并未实际交付受赠人解某2。因此该赠与合同虽成立，但因赠与物并未实际交付而从未生效，该赠与物的所有权仍为解某4、严某夫妇二人所有，江某仅为该房屋的代持人。另外，结合另案中解某2的陈述可以看出其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5907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中记载“解某2上诉请求……该房屋（北京市昌平区×2号）是解某2的唯一房产，不能认定属于遗产继承的范围”，该案中解某2自始至终认定其只有回龙观的经济适用房，并无其他房产。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可以准确判断出涉案房屋确实与解某2无任何关联，其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从一审江某的陈述及解某1提交的证据来看，严某授意江某将房屋过户给解某1并委托长儿媳协助办理相关事宜的行为，可以推断为严某作为赠与人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2条第（三）项“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中赠与人的撤销权。由于赠与人对赠与合同的撤销，解某2从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而是基于新的赠与合同将该房屋赠与解某1，并按照法律规定完成标的物的产权变更手续，完成赠与物的交付。综上，本案中解某2自始至终从未获得过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不是该房屋物权的所有人，更没有所谓的“财产损害”事实的存在。六、通过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所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江某，江某将该房屋过户给解某1的行为是在其完全物权的基础上行使处分权利。本案中，解某2因与江某交往8年无果而终，严某、解某2将涉案房屋赠与江某，上述事实有2012年4月4日严某与解某3的谈话录音、2017年3月6日解某2和江某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江某将该房屋过户给解某1属于有权处分，且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解某1获得该房屋程序合法。在解某1获得该房屋产权的若干年后，严某一直保管该房屋的房产证，解某2也知晓相关情况，在此期间严某、解某2均未对该房屋的产权人提出任何异议。此事实从另一角度证实该房屋归属解某1符合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认可该事实。因此，在本案中解某1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过程合法，并完成登记获得权属证明，合法取得该房屋的物权。七、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情节，二审法院应依法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解某2向一审法院提起两件诉讼，分别为（2017）京0113民初1245号和（2017）京0113民初1249号，两起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一致。在（2017）京0113民初1245号判决第5页第二自然段“本院认为……但综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过户至解某1名下时，严某、解某2、解某3的妻子郑某、江某、解某1均明确知道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即过户至解某1名下是上述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2017）京0113民初1249号判决书第6页第一自然段“本院认为……解某1补办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进而将房屋出卖给他人，也印证了解某1不是受赠人、不是真实所有权人。现解某2作为实际所有人主张权利，并无不妥。”同样的事实却得出两种相反的事实认定，因此解某1有充分理由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对解某1未支付对价的表述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解某1基于本案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取得涉案房屋，是该房屋的合法所有人，对该房屋的处分属于解某1合法行使物权，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未对任何人产生损害，不应承担所谓的损害赔偿责任，请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改判。需要说明的是，解某1向法院先后提交过两份上诉状，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另一份提交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两份上诉状上诉请求相同。其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自被上诉人严某要求江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上诉人解某1名下，即已确定对于上诉人解某1的赠与行为的实际履行，被上诉人解某2已具有涉案房屋任何实际所有人主体身份，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解某2为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显然错误。”2017年9月18日解某1提交的上诉状中对于上述内容进行了修改，修改为“自被上诉人严某要求江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上诉人解某1名下，即已解除对于作为被上诉人解某2与江某结婚用房的赠与行为，被上诉人解某2已不再具有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主体身份，一审法院认为解某2为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显然错误。”
解某2、严某针对解某1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解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具体意见如下：一、涉案房屋无论是登记在江某名下，还是登记在解某1名下，其实际所有人始终都是解某2。解某1第一个上诉理由是对《家庭确认信守文书》的歪曲、对事实的罔顾。《家庭确认信守文书》明确约定：“给儿子作结婚用房（房产证名字为儿媳江某）”。解某1却解释为是附条件的、赠与两人的等，解某2、严某认为这是对《家庭确认信守文书》的曲解、断章取义，并且这两个解释本身就自相矛盾。2008年7月，解某1母亲郑某代为办理房屋过户，乘解某2不在北京、私自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对此解某2并不知情，他当时不在北京，所以才会让郑某来北京办理过户。郑某、解某1在房屋过户之后，把涉案房屋的房本、过户单据、文件，全部交于严某。如果解某1认为涉案房屋是自己的，他怎么可能把此房产权证书、过户文件这么重要的文件交给严某呢？解某1卖出涉案房屋时，为什么不理直气壮找奶奶严某要回产权证书，而采取更为复杂的挂失、补办产权证书的方式卖出呢？2008年涉案房屋已经过户至解某1名下，并且是他亲自去办理的过户手续，但在(2012)昌民初字第992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解某1、郑某就明确提出，涉案房屋是严某、解某4买给解某2的：必须强调的是，此时距离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已经4年多了。解某1在上诉状也明确承认“解某2已具有涉案房屋任何实际所有人主体身份”。虽然上诉状中自相矛盾，但解某2、严某认为解某1也同意解某2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二、解某1取得涉案房屋，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更没有事实依据。2008年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是由于解某2与江某分手、解某2不在北京，解某1趁母亲代为办理产权过户之机，私自过户至解某1名下的。对此，解某1没有支付任何合理对价，却采用虚假买卖方式办理过户。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只是借名登记，涉案房屋事实上一直是由解某2占有、使用、收益、处分。2012年法院公开审理时，解某1明确承认：涉案房屋是爷爷奶奶给解某2的，所以他才理直气壮的要求在回龙观房屋居住。这些都白纸黑字明确记载，解某1及其父母签字确认的。三、严某、解某2要求财产损害赔偿，于法有据，于情有理，应该得到支持。四、解某1的第四个上诉理由，根本与本案无关，不能成为本案的上诉理由。严某确定回龙观房屋归解某2所有，并不当然意味着涉案房屋就归解某1。五、2017年9月18日解某1代理人提交的上诉状，真实的递交日期是2017年9月18日，而不是该上诉状注明的7月27日，提请法院予以注明，填写真实、客观、实际的递交时间，以确定此份上诉状的法律效力，此份上诉状为无效的上诉状。在法定期限内解某1提交的合法有效的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中，解某1明确表示：“自被上诉人严某要求江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上诉人解某1名下……被上诉人解某2已具有涉案房屋任何实际所有权人主体身份”，同样的意思表示，在合法有效的上诉状中先后出现过两次，也就是说，解某1在合法有效的上诉状中先后两次明确表示：即使在2008年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解某2仍然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对此意思表示，解某2、严某予以认可，由此更证明一审判决正确，解某1同意一审判决。
解某2、严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某1立即返还全部卖房款175万元；2.诉讼费由解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某与解某4系夫妻关系，夫妇二人育有两名子女，即长子解某3、次子解某2。江某原为解某2女友，解某1为解某3之子。2000年，严某、解某4夫妇出资，以江某的名义购买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1房屋（建筑面积101.62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上述房屋登记在江某名下。2003年9月27日，解某4、严某、解某2、江某四人签订《家庭确认信守文书》，内容为：签署家庭成员：父、母/儿、媳。事由：住房产权问题。2000年父母出全资（包括房价和装修）购得×1室商品房一套，给儿子作结婚用房（房产证名字为儿媳江某）。在前，儿子已登记了回龙观经济适用住房预约放号。2003年父母再出全资（包括房价和装修）购得×2室经济适用住房（以下简称经济适用房）一套。因为父母户口不在北京，这套房子仍依放号预约登记，产权证名字为儿子解某2。父母已为儿子准备了住房，回龙观这套房子产权证名字为儿子，实为父母所有。入住后一切物件用具由父母购置。居住、使用和处置，由父母做主。解某4、严某、解某2、江某均签字。
江某与解某2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08年5月解某4去世。因江某与解某2分手，江某同意将涉案房屋的登记所有人变更为解某2。2008年7月，严某委托解某3的妻子郑某来北京，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在解某2没有在北京的情况下，江某在严某、解某2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办理房屋过户过程中，江某与解某1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合同注明成交价33万元，现有证据不能表明解某1将房屋对价支付给了江某。涉案房屋过户后，郑某即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交给严某保管至今。
2012年，因解某2与解某1对经济适用房产生纠纷，解某2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平法院）起诉解某1返还原物，解某1在辩称中曾表示：在建此房屋（指经济适用房）之前，爷爷奶奶为原告（指解某2）在北京某小区全额购置了一套房屋，并为其置办了全套居家用品。昌平法院判决解某1从经济适用房搬出，并将该房屋交还解某2。解某1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在昌平法院诉讼期间，即2012年8月，解某1以遗失为由补办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并在2013年12月将房屋以175万元的价格出卖给他人。
2013年，严某、解某2起诉解某3要求继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两套房屋和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一套房屋，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处理。解某3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15年，解某3以法定继承为由，起诉严某、解某2，要求继承经济适用房中六分之一的份额，严某、解某2给付该房屋市场价值的六分之一。昌平法院判决解某2支付解某3502800元。解某2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严某与解某2另案起诉江某、解某1，要求确认二人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严某、解某2主张返还原物，其诉讼请求的内容是返还涉案房屋卖房款，该院认为该案案由应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该案争议的焦点是谁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涉案房屋先后登记在江某和解某1（后解某1又出卖给他人）名下，但通过解某4、严某、解某2、江某四人于2003年9月27日签订《家庭确认信守文书》可以看出，涉案房屋出资人为解某4、严某，登记在江某名下是解某4、严某作为父母一方为儿子解某2准备的结婚用房，该内容为赠与关系，赠与人为解某4、严某，受赠人为解某2，并且已经实际履行，虽江某为登记所有人，但实际所有人应为解某2。因为解某2与江某没有缔结婚姻关系，江某同意将房屋所有权证进行变更，只是在履行过程中将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对此，严某、解某2、解某3的妻子郑某、江某、解某1均明确知道，但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解某1也是登记所有人，其应当说明所有权的依据，即基于继承、受赠、买卖等获得，解某1没有证据表明支付了对价，解某1主张为赠与，鉴于房屋是价值较大财产，仅凭登记不能推定赠与成立，而且在房屋过户后，所有权证书一直在严某处保存，在解某2与解某1诉讼期间，解某1补办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进而将房屋出卖给他人，也印证了解某1不是受赠人、不是真实所有权人。现解某2作为实际所有人主张权利，并无不妥，因解某1基于登记所有人的身份将涉案房屋卖给他人，解某1应将所得款返还给解某2。严某虽曾作为出资人之一，但在将房屋所有权处分后，不能再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解某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解某2出卖北京市顺义区×1房屋所得款175万元；二、驳回严某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解某1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1245号判决书，证明江某与解某1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涉案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是严某、解某2、江某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2.家庭照片11张（打印件），证明解某1自上高中时就开始跟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在北京，关系亲密。证据3.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证明解某1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的事实，自房屋过户后，所有人和实际使用人是解某1。证据4.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证明买卖合同的合法性，成交价格为167万元，但是一审判决返还的数额是175万元。证据5.涉案房屋网上照片和网页打印件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出售的原因为不适宜居住。证据6.通话录音整理材料，是(2017)京0113民初1245号案件中江某提交的证据，证明解某2不是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针对解某1提交的证据，解某2、严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买卖合同不真实，涉案房屋在房地产交易中心申报和成交价都是175万元；证据5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6不认可。本院认为，关于解某1提交的证据1(2017)京0113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书，因解某2、严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解某1提交的证据2家庭照片，解某2、严某能够核实其真实性却未予核实，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解某1提交的证据3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的签署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此时解某1已补办房产证，该证据如果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解某1在此之后将房屋出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自过户后所有人和实际使用人是解某1，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解某1提交的证据4房屋买卖合同，根据涉案房屋在房管部门备案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成交价格为175万元，对此解某1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解某1提交的证据5涉案房屋网上照片和网页打印件一份，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解某1提交的证据6通话录音整理材料，不足以证明解某2不是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故本院对解某1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严某与解某2另案起诉江某、解某1，要求确认二人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的（2017）京0113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严某与解某2的诉讼请求。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的认定问题。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根据解某4、严某、解某2、江某于2003年9月27日签订的《家庭确认信守文书》及各方陈述，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的出资人为解某4、严某，登记在江某名下是解某4、严某作为父母一方为儿子解某2准备的结婚用房，该内容为赠与关系，赠与人为解某4、严某，受赠人为解某2，且已实际履行。解某1上诉主张受赠人为江某和解某2两人、涉案房屋归江某所有，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因江某与解某2未缔结婚姻关系，其同意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进行变更，因解某2当时不在北京，在履行过程中将房屋过户至解某1名下，但过户后房屋所有权证即交由严某保管。2012年8月，在（2012）昌民初字第9922号案件（解某2起诉解某1要求其腾退北京市昌平区×2号房屋）审理期间，解某1在未告知严某、解某2的情况下，擅自补办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后自行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他人。据此，亦可证实解某1并非受赠人，亦非真实所有权人。解某1主张过户至其名下即已解除对于解某2的赠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根据解某2提交的昌平法院（2012）昌民初字第9922号、（2012）一中民终字第12883号案件笔录及送达材料，可以证明严某当时确认涉案房屋归解某2所有，解某1明知严某夫妇在北京为解某2购买涉案房屋，解某2当时实际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故解某1主张涉案房屋过户后即归其所有、使用，亦缺乏事实依据。另，解某1既主张涉案房屋归江某所有，江某有权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解某1，又主张解某1基于严某的赠与而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上述理由相互矛盾。综上，解某1主张其是涉案房屋的受赠人、实际所有权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因解某1已将涉案房屋卖给他人，现解某2作为实际所有人主张解某1将售房所得款175万元予以返还，并无不当。解某1主张售房款为168万元，此与房管部门备案的成交价格175万元不符，且其对此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解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解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审 判 员 李 淼
代理审判员 徐 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 助理 田子阳
法官 助理 石艳明
书 记 员 胡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