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中法民终字第8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充鑫润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法定代表人冯敏，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金，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洋，男，汉族，生于1984年11月26日，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滕林，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曹杨，男，汉族，生于1979年5月20日，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代理人苟渊，四川天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充鑫润纺织有限公司（下称鑫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洋、原审被告曹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4）顺庆民初字第1664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李卫东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欧春芳、代理审判员董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金、被上诉人何洋及委托代理人滕林、原审被告曹杨的委托代理人苟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7月9日，何洋经曹杨介绍到鑫润公司购买棉纱，鑫润公司由员工张丽丽出面接洽，双方洽谈后，何洋于2013年7月12日通过银行转款9万元给张丽丽。2013年7月13日何洋再次转款117,325元给张丽丽。张丽丽将两笔款交予公司。嗣后，何洋多次催鑫润公司发货，但鑫润公司称货已发给何洋的委托人曹杨，双方引发纠纷，何洋遂起诉来院，要求返还购货款207,325元，并支付利息1万元。
原审另查明，2013年11月22日，何洋的代理律师滕琳向鑫润公司发出律师函，载明“南充鑫润纺织有限公司：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接受何洋的委托，现南充鑫润纺织有限公司与何洋买卖相关事宜致函如下：据何洋称，2013年7月9日他经曹杨介绍在贵司办公场所与贵司财务出纳张丽丽认识，后何洋全权委托曹杨代为向贵司购买棉纱10吨。曹杨通过电话协商的方式与贵司冯敏总经理达成了买卖棉纱10吨的口头协议，约定单价为24,500元/吨，共计货款245,000元。为避免将款转入单位后发生税费，贵司冯敏总经理、曹杨、贵司财务张丽丽三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买方何洋直接将上述货款分三次打入贵司财务张丽丽名下，2013年7月12日，何洋按约定向张丽丽转款9万元，2013年7月13日何洋再次向贵司出纳张丽丽转款117,325元。按照约定，贵司在收到上述两笔款项后应在一个星期之内履行向何洋发棉纱10吨的合同义务，已错过交易时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何洋多次找贵司协商返还已支付给贵司的货款207,325元，贵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贵司理应向何洋返还已经收到的货款，逾期何洋将通过律师诉讼维权。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将由贵司承担。敬请充分考虑！2013年11月22日”。
原判认为，何洋向鑫润公司购买棉纱，分两次支付货款共计207,325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鑫润公司抗辩已将何洋所购买棉纱发给其委托代理人曹杨，其理由为何洋代理人所发律师函称曹杨为其委托代理人，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要求驳回何洋的诉讼请求。该律师函所称曹杨为其代理人，一审中曹杨予以否认，双方均未举证委托相关证据，故不能确定其代理行为成立。即使代理行为成立，鑫润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发给曹杨货物的依据。鑫润公司在一审中举证证明在何洋付款前的2013年6月14日向曹杨发棉纱10吨，即为何洋向鑫润公司所订的10吨棉纱，这不符合交易习惯，不予认可。因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曹杨系何洋的代理人，鑫润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鑫润公司应当退还何洋支付的货款207,32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由于何洋主张的利息为1万元，207,325元资金产生的利息从2013年7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现在已超过1万元，故超过1万元诉请的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鑫润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向何洋返还购货款207,325元及利息10,000元；二、驳回要求曹杨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10元，由鑫润公司负担。
鑫润公司上诉称，（一）何洋与曹杨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委托合同为非要式合同，不能因为没有书面委托就否定委托关系的存在。曹杨虽在庭审中单方否定与何洋系委托关系，但实际交易时系曹杨与上诉方法定代表人冯敏就合同价格等进行洽谈，曹杨在买卖合同中的具体行为说明其系受托人，且何洋委托律师向公司所发律师函中亦自认“何洋全权委托曹杨买纱”，（二）上诉人已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曹杨系受何洋的委托购买棉纱，并向曹杨发出对价的货物，交易方式为“他人打款，发货给曹杨”。上诉人应收帐款明细分类帐显示，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6月9日、6月14日、6月25日、6月27日、7月31日、9月19日共向曹杨销售了棉纱51吨，应收帐款为126.65万元，上诉人于2013年6月13日、6月24日、6月25日、6月26日、7月4日、7月9日、7月11日、7月12日、7月30日、9月16日收款1,222,725元。在2013年7月31日之前，上诉人共向曹杨发货41吨，应收货款102.34万元，而曹杨仅向上诉人支付了货款827,825元。何洋作为委托人介入后，上诉人有权向其主张对曹杨享有的未完全支付货款的抗辩。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何洋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鑫润公司委托代理人认为，案涉10吨棉纱买卖合同是由曹杨与鑫润公司之间达成，且当时鑫润公司根本不知道何洋与曹杨的委托关系是否存在。鑫润公司只认可曹杨作为棉纱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认可曹杨的受托人身份，鑫润公司与何洋之间没有任何口头协议。鑫润公司向曹杨支付的货物对价已经高于收到的货款，对曹杨也不再负有交付货物的义务，对何洋更不负有任何义务。
被上诉人何洋答辩称，上诉人称“2013年7月13日之前，共向曹杨交货41吨，应收货款102.34万元，曹杨仅支付货款827,825元”，而何洋于2013年7月12日、13日才向鑫润公司付款207,325元，上诉方没有任何发货记录，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履行了交货义务，上诉人与曹杨之间本身存在交易，上诉人的真正目的是想以收取何洋的货款来充抵曹杨的债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曹杨答辩称，何洋需要购买棉纱，通过曹杨的介绍到鑫润公司购买，货款交付与鑫润公司的财会人员，鑫润公司没有履行交货义务。
二审中，上诉人鑫润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
1.明细分类帐。拟证实鑫润公司与曹杨之间存在长期棉纱买卖关系，及双方采用的记帐方式。
2.银行卡对帐单、交易明细。拟证实明细分类帐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
3.销售出库单。拟证实鑫润公司已将货物交付给曹杨，且交付的货物价值金额超出应收帐款金额。
何洋质证认为，何洋与鑫润公司约定付款后一个星期内交货，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在该时间段内履行交货义务，且发货单无曹杨的签字认可，书证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曹杨质证认为，明细分类帐是鑫润公司单方制作，出库单不是原件，且没有曹杨的签字，不能证实向曹杨发货。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
二审经审理，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何洋向鑫润公司先行支付货款207,325元，双方对交款、收款主体及交付金额不持异议，鑫润公司收到货款后应当履行相应交货义务。鑫润公司关于“已将货物交付曹杨，履行了交货义务”的上诉意见，经查，因曹杨与鑫润公司存在长期交易行为，何洋称由曹杨介绍其向鑫润公司购买棉纱，曹杨对此予以认可。交易方式为先付款后发货，事实上何洋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鑫润公司财会人员个人帐户转款，鑫润公司认可收到货款，鑫润公司对付款人为何洋是明知的。何洋于2013年7月12日至13日完成付款，鑫润公司应当按时发货，而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证明鑫润公司在何洋付款后交付了对价货物。鑫润公司虽提交相关明细帐及出库单，拟证实交货与曹杨，但明细帐系鑫润公司单方制作，出库单系复印件，无收货人签字，何洋、曹杨又不予认可，且出库单未直接反映出与何洋已付货款对价的货物数量。同时，由于曹杨与鑫润公司存在长期交易行为，即便鑫润公司于何洋付款后发货给曹杨，也不能证实所交货物即为向何洋履行了交货义务。所以，鑫润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交付货物。此外，鑫润公司在提交的上诉状中称何洋委托曹杨购买棉纱，向曹杨交货即视为履行了义务。其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又称购买相对方是曹杨，不知道且不认可何洋与曹杨之间的委托关系，鑫润公司对于合同相对主体身份作出了不同的说明，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不能确认。综上，原审认定何洋作为买受人支付货款后，鑫润公司因未履行交付货物义务应当退还货款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10元，由上诉人南充鑫润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卫东
审 判 员 欧春芳
代理审判员 董 行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肖 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