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8民终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进，男，195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秭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路，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龙，男，197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掇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誉丹，湖北中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金，男，197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漳河新区，
上诉人李进、徐龙因与被上诉人高国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7）鄂0802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9日、7月2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李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路，上诉人徐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誉丹，被上诉人高国金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李进、上诉人徐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誉丹，被上诉人高国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李进申请证人雷某出庭作证、补充提交新证据，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五项，本院依法扣除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1、徐龙返还李进75000元并支付利息；2、徐龙赔偿李进经济损失13000元；3、高国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徐龙、高国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徐龙向李进、雷某承诺，其收到15万元费用后，联系央视节目组七天内来建始做节目，两个月内在央视播出。一审判决认为李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述委托事务，认定错误。二、徐龙收到委托费用后，未办理委托事务，并且提供虚假条据证明其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16万余元。3、据高国金在2011年5月27日的收条上写明的内容、高国金与李进签订的协议，高国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徐龙答辩称，李进与徐龙之间没有委托合同关系，徐龙已经按照其与高国金之间的约定办理了委托事务，徐龙收到的委托费用已为办理委托事务全部支出，本案应驳回李进的上诉请求。
高国金答辩称，一、2011年5月27日的收条上载明的承诺是是徐龙的意思，并非高国金对李进的承诺，75000元不应由高国金返还。二、徐龙清楚案涉委托事务是高国金与李进两人共同委托，李进与徐龙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
徐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李进对徐龙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李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徐龙与高国金是委托合同关系，徐龙收到的办理委托事项的费用由高国金支付。李进向徐龙转款7.5万元是李进代高国金支付的委托费用，一审法院以李进向徐龙转款7.5万元就推定徐龙与李进形成委托合同关系错误。二、徐龙已按照其与高国金的约定处理了委托事务，一审法院认为徐龙仅完成部分委托事务，与事实不符。
李进答辩称，一、李进是经高国金介绍认识徐龙，徐龙称只需15万元的费用，就能在央视播出雷某煤矿维权一事。二、最高院指令省高院再审雷某与建始县人民政府行政管理一案，是雷某自己坚持诉讼的结果，与徐龙无关。三、徐龙并未按照约定邀请万某到建始县制作节目，万某是以个人名义到建始县了解情况的，徐龙未完成委托事务，应当返还委托费用。
高国金答辩称，徐龙知晓其收到的委托费用是高国金与李进共同出资，李进与徐龙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高国金不清楚徐龙是否完成委托事务。
李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国金、徐龙返还李进75000元，支付从2011年5月27日起至付清本金之日止的利息9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13000元；2、诉讼费用由高国金、徐龙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高国金与李进在一次谈话中，李进谈及其在朋友雷某开办的恩施××建始县张家岩煤矿投资，该煤矿在2004年被当地政府封停，雷某通过法律途径和上访途径维权多年效果不好，想找关系维权。高国金称其同学徐龙认识中央电视台记者，也许可以帮忙，通过中央媒体曝光，迫使政府重视，实现赔偿目的。随后，高国金联系徐龙，将情况告诉徐龙，徐龙提出先看看详细资料再说。后徐龙带着相关资料到北京找到中央电视台记者万某要求帮助。徐龙从北京回来后表示可以帮忙，其提出需要约15万元的公关费用。2011年5月20日，高国金、李进与雷某经协商，由雷某与高国金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这次央视栏目组到张家岩煤矿帮助维权，第一次的费用由高国金承担；若采访拍摄阶段引起地方政府重视，同时能达到最低维权要求，即视为维权成功；若未能在央视播出，地方政府未能引起重视，对方未主动前来调解视为维权失败；如调解成功高国金享有雷某煤矿的40%的股权及相应的金额。当日，高国金与李进签订《高国金与李进（内部）股份分红协议》，协议约定，李进、高国金共同出资帮助雷某维权，所得利益（包括股权）除去开支后由二人平均分配；李进负责维权材料真实，若有虚假，承担赔偿责任；高国金对央视栏目组负责，若央视无故不能播出（维权也没有效果），高国金承担赔偿责任；此次维权是李进、高国金共同出资，属高风险、高回报投资行为，维权成功后的利益由二人协商处理；高国金与雷某就此次维权签订的协议，“高国金”实质上是指高国金、李进二人合一的简称，也是高国金、李进的真实意思表示。2011年5月27日，高国金、李进各向徐龙银行账户转款75000元，高国金向李进出具一份75000元收条，注明“如维权不成功由本人负责找徐龙索回返还李进”，徐龙向高国金出具一份150000元收条，注明“用于巴东雷某维权事项”。之后，高国金另行向徐龙支付费用25000元。徐龙在收取费用后多次前往北京，联系央视记者万某等人，并为煤矿维权、案件重审等事宜请客吃饭、来往差旅支出费用。同年8月，徐龙和万某到恩施××建始县雷某的煤矿，万某向雷某了解了一些情况，并联系当地政府反映情况，希望政府重视并解决雷某的煤矿问题。期间万某的食宿差旅费用由徐龙支付。后当地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了解决雷某煤矿问题的方案。201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下达行政裁定书，裁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雷某不服建始县人民政府行政管理一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恩施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案。恩施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雷某的损失赔偿多次主持双方调解，雷某已获得政府补偿款160万元。李进、雷某认为促成煤矿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是雷某的长期上访和坚持诉讼所起的作用，不是徐龙帮忙所致，认为徐龙收钱没有办事，属于诈骗行为，故向公安机关报案。荆门市公安局掇刀分局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2013年12月19日，李进等人向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以诈骗罪追究徐龙的刑事责任，并返还被诈骗的75000元及利息、维权损失。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鄂掇刀刑初字第00098号刑事判决，判决徐龙无罪，并驳回李进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经二审裁定维持，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另查明，徐龙在办理委托事务中，支付交通费、住宿费、招待费等费用共计159051.3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进与徐龙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二、李进是否可就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要求徐龙返还；三、李进向高国金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四、高国金是否有向李进返还办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
徐龙接受高国金的委托，办理帮助雷某维权事务，徐、高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李进与徐龙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高国金、李进在《高国金与李进（内部）股份分红协议》中约定，二人共同出资帮助雷某维权，属高风险、高回报投资行为，所得利益平均分配。从协议内容看，高国金、李进将共同出资帮助雷某维权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共同承担风险、分配利益，符合合伙协议构成要件，高国金、李进之间形成合伙协议关系，高国金就帮助雷某维权事务与徐龙订立委托合同，在风险、利益上代表了合伙人全体；其次，高国金陈述其在与徐龙商谈维权事务时，已向徐龙披露李进为维权经费共同出资人的事实，李进陈述维权资料均由其向徐龙提交，同时，李进所支付75000元系直接向徐龙交付，徐龙亦认可在出具收到维权费用收据时已了解高国金、李进共同出资帮助雷某维权的事实。以上表明，虽然由高国金和徐龙订立委托合同，但双方均清楚李进参与帮助雷某维权事务并承担维权费用，故李进与徐龙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李进是否可就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要求徐龙返还的问题。李进向徐龙支付的75000元，高国金、徐龙均认可为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李进未直接认可为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其陈述为，徐龙承诺钱到位了，央视领导就派记者来做节目并且两个月在央视播出。从李进的陈述表明，其支付的75000元是请央视记者做采访节目的费用，并非受托人的报酬，从费用性质上看，也属办理维权事务的费用，因此，李进向徐龙支付的75000元可认定为徐龙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根据该项法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应当由委托人承担，也即如果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则委托人无权要求受托人返还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但是，受托人应当将委托人支付的费用用于办理委托事务，如果受托人存在以下情形的，则应当返还或部分返还委托人支付的费用：未办理委托事务；未完成委托事务；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有结余。
一、徐龙是否办理了委托事务。
当事人均认可委托徐龙办理的事务是联系央视记者帮助雷某维权的事实，徐龙为此多次前往北京联系央视记者万某，万某到雷某煤矿现场了解情况，并与建始县委纪委书记黄照林见面，该事实有万某、黄照林的证言以及徐龙前往北京的交通费票据予以证明，同时，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掇刀刑初字第00098号刑事判决为生效判决，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也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故可认定徐龙办理了委托事务的事实。
二、徐龙是否完成委托事务。
李进主张徐龙未完成委托事务，理由是，徐龙承诺其在收到费用后，央视栏目组在七日内到建始县做节目，二个月内在央视播出，徐龙未完成该承诺事项。委托徐龙办理雷某维权事务是由高国金与徐龙口头协商，未形成书面协议，对办理维权事务的具体事项和要求已无从准确确定。从高国金、徐龙的陈述来看，二人均认可委托事务为，徐龙联系央视记者，通过记者曝光或由记者联系当地政府，促使当地政府协调处理雷某煤矿问题。对委托事务包括必须由记者曝光、央视栏目组到建始县做节目并在在央视播出，徐龙未予认可。李进主张委托徐龙办理事务包括央视栏目组在七日内到建始县做节目，二个月内在央视播出，提交了三个方面的证据：一是雷某证言；二是徐龙、万某与李进的短信记录；三是李进、高国金、徐龙、万某、徐同等人的通话录音。本案争议问题即为雷某维权的相关问题，雷某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可信程度不高，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短信记录不能反映徐龙明确承诺央视栏目组在七日内到建始县做节目、二个月内在央视播出的事实；关于录音资料，李进在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起诉徐龙诈骗一案中也向法院提交，经法院一审、二审，对录音资料的认定为，证据未载明制作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制作方法，无法证明录音是否完整、全面，是否经过剪辑、删除等情形，故证据合法性存疑，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虽然民事案件采用证据的标准与刑事案件不同，但刑事判决认定该录音资料存在疑点，同样也不符合民事案件证据的使用标准。同时，经审核通话内容，不能清晰辨别徐龙承诺央视栏目组在七日内到建始县做节目、二个月内在央视播出的内容。故李进主张委托徐龙办理事务包括央视栏目组在七日内到建始县做节目，二个月内在央视播出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徐龙受托事务范围以及衡量委托事务是否完成，从徐龙、高国金的陈述以及订立委托合同的目的来看，由徐龙联系央视记者，通过记者采访、曝光等活动，以达到促使当地政府协调处理雷某煤矿问题的目的。高国金与雷某签订的《补充协议》也约定“若采访拍摄阶段引起地方政府重视，同时能达到最低维权要求，即视为维权成功；若未能在央视播出，地方政府未能引起重视，对方未主动前来调解视为维权失败。”该约定也强调了以记者采访拍摄以及维权效果作为衡量维权是否成功的标准。可见，徐龙受托维权事务是请央视记者采访或曝光雷某煤矿问题，衡量完成维权事务的标准是引起地方政府重视，达到最低维权要求。虽然徐龙否认有由央视记者采访或曝光的约定，但双方订立委托合同的目的就是通过媒体监督维权，结合委托人支付的费用数额看，如果没有该项约定，显然不是订立维权委托合同的本意，故对徐龙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判断徐龙是否完成委托事务有两点：一、是否有央视记者联系当地政府进行采访；二、当地政府是否协调处理雷某煤矿问题。徐龙对此主张，央视记者万某联系了当地政府负责人，当地政府就雷某煤矿问题召开了协调会，之后雷某获得政府补偿款160万元，其受托事务已经完成。李进认为，雷某获得政府补偿款160万元是雷某不断申诉、上访的结果，并非万某出面联系政府的原因。针对第一点，徐龙与央视记者万某到雷某煤矿现场查看，并与建始县委纪委书记黄照林见面通报雷某情况，此亦属帮助雷某维权的行为，但万某并未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故徐龙未全面履行该项约定。针对第二点，建始县委纪委书记黄照林证明在万某通报雷某煤矿情况后，当地政府即组织相关部门就雷某煤矿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表明万某通报雷某煤矿情况后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雷某获得政府补偿款160万元是当事人确认的事实，雷某获得补偿，是万某通报情况的原因，还是雷某不断申诉、上访的结果，从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进行判断，徐龙、李进对各自主张均有举证责任，在双方均不能证明的情况下，推定万某通报情况、雷某的申诉、上访均为雷某获得补偿的原因。徐龙在完成委托事务上，虽取得一定的维权效果，但履行合同不全面，故一审确认徐龙属部分履行合同义务，因双方均认可委托事务已经终结，不存在继续履行，徐龙应当部分返还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关于返还的数额，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媒体舆论监督相关部门履行职责或者纠错，本身并无不当，本案当事人订立合同是通过关系请媒体帮助维权，虽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但属不正之风、不当之举，应予抵制。根据徐龙完成的受托事务情况、取得的维权效果以及订立此类不当合同所负责任，酌定徐龙在已开支的委托事务费用中向李进返还20％。
三、徐龙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是否有结余。
高国金向徐龙支付办理委托事务费用100000元，李进向徐龙支付办理委托事务费用75000元，共计175000元，徐龙称在办理委托事务中已将上述费用开支完毕，其还垫付了部分费用。徐龙提交的票据费用共计159051.3元，结余15948.7元，对结余费用，徐龙应当返还。徐龙称将委托事务费用开支完毕，未保留部分票据的意见，因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徐龙应返还的15948.7元，按高国金、李进支付费用比例，应向李进返还6835.16元。
徐龙除向李进返还结余费用6835.16元外，对李进支付费用中已开支的68164.84元（支付费用75000元－结余费用6835.16元），按前述认定，还应返还20％，即13632.97元，徐龙应返还费用合计20468.13元。
关于李进向高国金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高国金主张，其向李进出具收据的时间是2011年5月27日，之前李进一直未向高国金主张权利，李进提起的本次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李进向高国金主张权利，是基于高国金出具收条上的备注“如维权不成功由本人负责找徐龙索回返还李进”，未明确具体返还时间，属当事人未约定履行义务时间，李进可随时主张权利。李进提起本次诉讼向高国金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从起诉状副本送达高国金之日开始计算，故李进提起诉讼向高国金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高国金是否有向李进返还办理委托事务费用义务的问题。首先，在出资帮助雷某维权上，高国金与李进是合伙关系，二人均有出资，基于合伙关系，高国金没有向李进返还出资款的义务；其次，高国金向李进出具的收条载明“如维权不成功由本人负责找徐龙索回返还李进”，从该表述可以看出，高国金承担返还李进出资款义务设置了两个条件：一是维权不成功；二是找徐龙索回后。高国金未能向徐龙索回费用，是当事人认可的事实，高国金、李进委托徐龙办理维权事务取得一定效果，不能确认为维权不成功，同时，前文已确认徐龙向李进返还部分办理委托事务费用，故高国金向李进承担返还出资款义务的条件未成就，对李进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李进主张支付返还费用的利息及赔偿车费、食宿费、证人误工费、诉讼保全费等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李进要求返还委托事务费用存在争议，徐龙、高国金不存在有明确返还义务而拒不返还的情形，徐龙占用委托事务费用也是基于委托合同，并未损害李进的利益，故李进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李进主张的车费、食宿费、证人误工费、诉讼保全费等损失，均为其在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件中支付费用，李进在该案中的请求均被人民法院驳回，支付的费用并非徐龙、高国金的过错所引起，故其该项请求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李进要求徐龙返还其支付的委托事务费用，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即徐龙应返还李进20468.13元。李进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徐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进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20468.13元；二、驳回李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60元，减半收取1930元，由李进负担1700元，徐龙负担230元。
二审中，李进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1年4月，徐龙、高国金在金协茶楼手写的煤矿材料，证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裁定书是雷某依法申诉的必然结果。
证据二、荆门公安局掇刀分局白石坡派出所对高国金、潘秀芳、李进的询问笔录，证明1、在雷某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裁定后，高国金向徐龙询问雷某煤矿维权事宜的进展情况，徐龙仍说该案再审不可能。2、徐龙承诺其收到15万元后，央视会在七日内到建始县做节目，二个月内播出。
证据三、雷某的报案材料，证明徐龙称张云山是其老战友虚假。
证据四、荆门公安局掇刀分局对徐龙的三次询问笔录，证明以下内容不属实：1、徐龙通过万某在央视的新闻节目播出雷某煤矿维权一事；2、徐龙去北京招待了张云山及最高人民法院人员。
证据五、雷某出庭作证的证言。雷某陈述，1、李进对雷某说，徐龙称央视领导对煤矿维权材料很感兴趣，只要15万元费用到账，央视会在七天内到建始县做节目。2、万某曾以个人名义到雷某家中了解情况。3、最高人民法院就雷某诉建始县人民政府行政管理一案指令省高院再审后，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刘院长、田庭长和建始县刘县长组织协调煤矿赔偿问题。在此情况下，建始县政府召开了协调会，刘院长、田庭长、刘县长都参加了，经调解雷某获得补偿款。
证据六、交通费票据及手写收据，证明李进因徐龙未完成委托事务产生经济损失。
经庭审质证，徐龙对证据一有异议，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李进主张证据二的证明目有异议，徐龙解释称，其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其称雷某与建始县政府行政管理一案不可能再审，是个人的主观臆断；对证据三有异议，徐龙称其到北京找的张云山曾担任空军法院院长，但雷某在报案材料中提到的张云山与空军法院院长张云山是否为同一人，徐龙并不清楚；对证据四无异议；证据五，雷某对协调会的细节记得很清楚，但其却说不认识高国金，说明雷某证言虚假，且雷某与李进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得到采信。证据六中部分票据不真实，部分票据是从宜昌至荆门，荆门至襄阳，荆门至京山的交通费票据，徐龙在荆门居住，李进直接到荆门就可以向徐龙主张权利。
高国金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五的质证意见与徐龙的陈述一致，对第六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审核证据后认为，证据一，1、结合李进在该份材料下方注明的内容，徐龙书写该份材料的时间为2011年4月，材料内容是关于雷某煤矿维权的背景事实，2、高国金书写的材料并不完整，不能反映出其要表达的意思，且没有与本案事实有关的内容。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李进主张的证明目的。证据二，掇刀分局白石坡派出所对高国金、李进作出询问笔录，来源合法，二人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性，予以采信。潘秀芳系李进前妻，与李进存在利害关系，且潘秀芳并非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对潘秀芳的询问笔录不予采纳。证据三系雷某于2007年打印的报案材料，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证据四系掇刀公安局掇刀石刑侦中队及白石坡派出所对徐龙作出的询问笔录，徐龙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与本案事实有关，予以采信。证据五，雷某证言的第一点内容是源于李进的陈述，并非雷某的亲身经历，对此不予采纳；第二点内容与万某在2013年2月26日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一致，予以采信；第三点内容说明雷某煤矿维权事宜的最后结果，予以采信。李进补充提交证据六的票据，是为了将其主张的损失数额由13000元增加至15000元，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二审中，李进明确上诉请求的损失数额与一审诉请一致，即13000元，现李进补充提交证据增加损失数额，超出其请求范围，且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对证据六不予采纳。
各方当事人就事实方面的争议为：一、李进有无委托徐龙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二、徐龙接受的委托事务；三、徐龙为完成委托事务从事了哪些活动；四、徐龙为处理委托事务是否支出费用159051.30元。
（一）李进有无委托徐龙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
李进主张，其是在高国金在场的情形下，委托徐龙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其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
高国金称，其与李进共同委托徐龙办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徐龙在收到15万元时知道该款是高国金与李进的共同出资。
徐龙主张，1、李进没有委托徐龙办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李进是接受高国金的委托，其收到15万后是向高国金出具的收条。2、李进提交的证据中有徐龙于2011年8月7日出具收条时的录音，可以证明徐龙明确说明其只认可高国金是委托人，并且李进是同意的。
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开庭时，当庭播放了该段录音。据录音内容，徐龙于2011年8月7日出具收条时，高国金、李进均在场，徐龙知晓15万元是高国金、徐龙共同出资。徐龙提出其只向高国金出具15万元收条，但并未说明其只认可高国金是委托人。
经查阅掇刀公安分局掇刀石刑侦中队于2013年11月11日对徐龙作出的询问笔录，工作人员问：“李进最近是否还与你有联系？”徐龙答：“没有联系了，还是他在公安局报警称我诈骗他钱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问：“你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想法？”答：“我觉得李进、高国金有事情求我帮忙办理，我用他们给我的钱去开展工作……”。在此次询问中，徐龙主动提出“有事情求我办理”的是李进、高国金两人。
掇刀公安分局白石坡派出所于2012年11月6日对徐龙作出的询问笔录记载，工作人员问：“你说的为煤矿的事情，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徐龙答：“……高国金具体怎么跟李进商量的我不知道，开始的时候，我都以为是高国金一个人办这件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和李进一起合伙找我，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想帮那个叫雷某的人，然后办成事情了以后，别人会赔偿很多钱，到时候别人也会感谢高国金的，那么高国金就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好处费。后来高国金给了我15万元开支费，我在北京招待，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找中央电视台的万某……后来雷某说我跑的关系，开支了这些钱，达到这个效果，是雷某自己找的人，不承认我办事的情况，不愿意负担这份开支，后来高国金、李进就认为我没有帮他们，要我退钱。”据该笔录，徐龙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陈述其受托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的进展情况，从其表述可看出，徐龙收到15万元之前，高国金与李进曾一同要求徐龙帮助雷某。
1、据上述笔录，徐龙提出“有事情求我办理”的是李进、高国金两人，并且认可其收到15万元之前，李进与高国金一同要求徐龙帮助雷某；2、李进预付的75000元费用直接转至徐龙的账户；3、高国金称徐龙在收到15万元时知道该款是高国金与李进的共同出资。据此表明，徐龙在收到15万元费用时，已经清楚其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是由高国金、李进共同委托。
（二）徐龙接受的委托事务
徐龙主张，其接受的委托事务为联系央视记者，通过记者曝光或者由记者联系当地政府，促使当地政府协调处理雷某煤矿问题。
高国金认可徐龙主张的委托事务。
李进主张，其与高国金委托徐龙办理的委托事务为，徐龙收到委托费用后联系央视记者在七日内到建始县做节目，两个月内在央视播出。
经查阅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掇刀公安分局掇刀石刑侦中队于2013年11月11日对徐龙作出询问，工作人员问：“你的钱是什么花费的？”徐龙答：“……我当时主要的关系网，就是通过万某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播出李进、雷某煤矿的事情，以达到上访、领导重视的目的”，工作人员问：“你之前和高国金、李进是怎么承诺的？”徐龙答：“我没有给什么承诺，就是帮忙跑，尽量将事情办好，开支由我支配。尽量达到在中央电视台曝光雷某煤矿的事情，让领导们重视。然后在法律途径上达到让地方法院重新审理的目的。”
掇刀公安分局白石坡派出所于2012年10月26日向高国金作出询问，工作人员问：“徐龙怎么骗钱了？”高国金答：“在2011年5月的时候，我认识的李进说，因为他在恩施有个朋友雷某，是做煤矿的，李进在煤矿里面投资了，后来煤矿被关停了，再后来就一直在上访，直到去年，我认识的朋友徐龙说能在中央电视台找到熟人，在中央电视台7套聚焦三农节目中播出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了，并给了17.5万元找到徐龙，后来这事情根本就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工作人员问：“你将当时的详细经过说一下？”高国金回答：“……我就听徐龙说过，他在中央电视台认识一个人，是记者，叫万某，兴许能通过电视节目曝光，达到向上级反映情况的目的……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委托了徐龙去办理这件事情，徐龙说事情办成的话，肯定要一定的公关费，事情办不成的话，会将钱全部还给我们，我们当时就表示同意了，当时我和徐龙关系较好，我也相信他，徐龙后来也说了，估计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别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就会去建始县录制节目，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据上述询问笔录，就雷某煤矿事宜，徐龙、高国金均陈述委托事务为，由徐龙联系央视记者制作节目后在央视播出，以达到领导重视的目的。2、高国金于2011年5月20日与雷某签订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就雷某煤矿维权一事，高国金保证央视栏目组拍摄，并引起地方政府重视。该协议是在高国金得知徐龙认识央视记者，徐龙同意联系央视记者帮助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后，高国金与雷某签订的，结合高国金、徐龙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及一审法院查明的背景事实，上述约定内容是基于徐龙对高国金的承诺。据此，徐龙接受高国金、李进委托的事务为，由徐龙联系央视记者到建始县做节目，并且在央视播出，以达到地方政府重视的目的。
（三）徐龙为完成委托事务从事了哪些活动
徐龙主张，为雷某煤矿维权事宜，1、其曾去北京找过多名央视记者、法律专家、空军法院的领导、最高法院的干部，反映雷某煤矿维权事宜。2、徐龙还陪同央视记者万某到建始县为雷某的煤矿维权。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8刑终19号刑事裁定书记载的黄照林、万某的证言可以证明。
高国金对徐龙的上述主张不持异议。
李进则称，万某是以个人名义到建始县了解情况的，徐龙的陈述均不属实。
1、据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8刑终19号刑事裁定书载明的证人证言，万某陈述，徐龙于2011年为雷某煤矿维权事宜多次到北京，并向万某提供煤矿的相关资料；万某欲将雷某煤矿维权一事写成报告文学，后到雷某的煤矿查看，向雷某了解了煤矿情况，并建议政府重视雷某煤矿一事；万某到建始县的费用是徐龙支付的；万某曾介绍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徐龙认识，并就煤矿行政案件如何发挥重审提供法律咨询；万某还其曾陪同徐龙找过原空军法院院长张云山。黄照林陈述，其于2011年任建始县宣传部长期间，建始县委书记曾安排黄照林接待央视记者万某，万某希望县政府重视雷某煤矿一事。后黄照林就此事组织分管副县长、煤矿局、安监局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大家重视。2、徐龙一审中提交了其因从事上述活动而支付费用的票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徐龙为办理委托事务多次前往北京联系记者万某，就煤矿维权事宜咨询相关人员并支出费用。2011年8月，万某到雷某的煤矿查看，向雷某了解了煤矿情况，并建议建始县政府重视雷某煤矿一事，上述内容属实。
（四）徐龙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
徐龙主张，其为办理委托事务，多次去北京咨询相关人员，支出了交通费、招待费等费用，其一审提交了支出费用的票据。李进认为，徐龙提交的票据均是复印件，对票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徐龙解释称，票据原件已交给掇刀公安分局白石坡派出所，李进控诉徐龙诈骗罪一案在掇刀区人民法院审理时，其已从掇刀公安分局复印后交至法院，本案票据的复印件也来源于李进控诉徐龙诈骗罪一案的卷宗。
1、经审查徐龙一审提交的票据复印件，票据第一页左上角显示荆门市公安局掇刀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掇刀石中队公章，右下方有“此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印章，故徐龙提交的票据复印件来源合法；2、结合上述黄照林及万某的证言，徐龙为完成委托事务支出了费用。一审法院审核徐龙一审提交的票据后，将可辨认票据载明的金额相加后计算出徐龙支出费用159051.30元，并无不当。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补充查明，高国金、李进委托徐龙处理的委托事务为，就雷某煤矿维权事宜，由徐龙联系央视记者到建始县制作节目并在央视播出，达到地方政府重视的目的。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一、徐龙是否完成委托事务；二、徐龙应否向李进返还委托费用75000元并支付利息；三、徐龙应否赔偿李进经济损失；四、高国金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徐龙是否完成委托事务
徐龙主张，雷某领取煤矿160万元的赔偿款，徐龙已完成委托事务。
高国金主张，据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8刑终19号刑事裁定书记载的证人证言，徐龙已完成委托事务。
李进则称，徐龙并未联系央视记者到建始县制作节目并在央视播出，徐龙未完成委托事务。
本院认为，就雷某煤矿维权事宜，李进与高国金向徐龙支付委托费用，共同委托徐龙联系央视记者到建始县制作节目并在央视播出，以达到地方政府重视的目的，李进、高国金与徐龙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1、徐龙接受委托后，其虽联系央视记者万某到建始县，但万某到建始县不是以央视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拍摄，雷某煤矿维权事宜因此未被制作节目在央视播出；2、万某到建始县后向政府反映了雷某煤矿问题，政府就此召开专题会议，雷某煤矿维权一事得到了政府重视，故徐龙完成了部分委托事务。
徐龙称雷某领取煤矿赔偿款160万元，表明其已完成委托事务，对此，本院认为，高国金、李进委托徐龙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一事时，三方并未约定徐龙处理委托事务需达到雷某获得赔偿款的目的，且雷某并未因建始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获得赔偿款。雷某领取煤矿赔偿款160万元，是雷某诉建始县人民政府行政管理一案经法院再审调解后的结果，据此不能说明徐龙完成委托事务。
（二）徐龙应否返还75000元费用并支付利息
李进主张，徐龙未完成委托事务，其应当返还费用并支付利息。徐龙则称，李进支付的费用已用于委托事务，其已按照约定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徐龙不应当返还75000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受托人因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应当由委托人负担，该费用不是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对价。本案中，高国金、李进向徐龙预付的175000元系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徐龙收到该款后，为办理委托事务支出159051.30元，据上述法律规定，该笔费用应由委托人李进与高国金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酌定徐龙返还已出费用的20%，对此，本院认为，就委托费用使用的合理范围及项目、徐龙应从事哪些活动，李进、高国金与徐龙并未作出约定，故徐龙有权自主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完成委托事务，但其决定权并非没有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就本案而言，徐龙在从事具体活动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尽到必要注意，谨慎处理委托事务。其虽联系了央视记者万某，但万某是为了撰写报告文学，以写作者的身份到建始县了解雷某煤矿的相关事宜，并非以制作节目为目的，据此可以推断，徐龙并未就其受托事务与万某达成合意，由此，徐龙未能谨慎处理委托事务，存在过失。徐龙虽未完成委托事务，但万某到建始县后向政府反映了雷某煤矿问题，政府就此事召开了专题会议，雷某煤矿维权一事得到了政府重视。故一审法院酌定徐龙向李进返还已支出委托费用的20%，并无不当。
李进、高国金预付委托费用175000元，徐龙支出159051.30元，结余费用15948.70元（175000元-159051.30元），按照李进预付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徐龙应向李进返还结余费用6835.16元（15948.70元×75000元/175000元）。此外，徐龙还应返还已支出费用的20%，即13632.97元[（75000元-6835.16元）×20%]，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徐龙应返还费用共计20468.13元（6835.16元+13632.97元）正确。
李进主张徐龙应支付委托费用的利息，本院认为，李进与徐龙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李进有义务向徐龙提供为办理委托事务而支付的费用，即徐龙取得该75000元具有合法原因。徐龙支配和使用该75000元是为了完成委托事务，并非为其自身利益，对李进要求徐龙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三）徐龙应否赔偿李进经济损失
李进主张，徐龙为要求徐龙返还75000元，支出了交通费、食宿费、诉讼保全费、证人误工费，共计13000元，上述费用应由徐龙负担。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要求赔偿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1、李进主张的损失系其因控诉徐龙诈骗罪一案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证人误工费及诉讼保全费，并非因徐龙未完成委托事务造成的损失；2、前文已述，徐龙联系央视记者拍摄并播出节目是要达到地方政府重视的目的，徐龙虽未完成委托事务，但建始县政府因万某建议就雷某煤矿维权事宜召开专题会议，已达到政府重视的目的，故一审法院未支持李进该项主张，并无不当。
（四）高国金应否就李进主张的费用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李进主张，高国金应就其主张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国金则称，其与李进是共同出资人，其在2011年5月27日的收条上写明的“如维权不成功由本人负责找徐龙索回返还李进”是徐龙对李进的承诺，并非高国金向李进作出的承诺。
1、李进、高国金与徐龙系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李进是以徐龙未完成委托事务为由向徐龙主张权利，高国金系委托人之一，李进要求高国金返还费用并赔偿损失，没有法律依据。2、高国金在2011年5月27日的收条上写明内容“如维权不成功由本人负责找徐龙索回返还李进”，因高国金尚未向徐龙追索李进支付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高国金向李进返还出资款的条件尚未成就，高国金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此外，二审中，徐龙申请调取（2016）鄂08刑申2号案件的卷宗，其主张，在该案的询问笔录中，徐龙称其不认识张云山，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徐龙陈述其认识张云山，据此说明徐龙的陈述前后矛盾。
对此，徐龙认可在（2016）鄂08刑申2号一案中其陈述不认识张云山，徐龙解释，其是通过其他人员与张云山取得联系的。
本院认为，徐龙称其为处理雷某煤矿维权事宜找过张云山，万某的证言可以证明，至于徐龙是否认识张云山，对本案的处理不构成影响，且徐龙已认可其在上述案件的笔录中陈述不认识张云山，故该案卷宗已无调取必要。
综上，李进、徐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50元，由李进负担3138元，徐龙负担3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小云
审判员 刘 俊
审判员 马晶晶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