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青02行初17号原告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住所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周有珍，该厂厂长。委托代理人罗文存、贾银民，青海普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法定代表人鸟成云，海东市人民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许正金，青海知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应丰渊，海东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被告互助土族自治县工业和商务局（原经济和商务局）。法定代表人杨占川，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白守忠，青海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包金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建，青海河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以下简称彩虹屠宰厂）因不服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被告互助土族自治县工业和商务局（以下简称互助经商局）给第三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隆屠宰公司）畜禽屠宰行政许可及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立案后，经审理认为，原告彩虹屠宰厂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于2016年3月22日作出（2016）青02行初2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彩虹屠宰厂的起诉。原告彩虹屠宰厂不服，提起上诉。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6日作出（2016）青行终字24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6）青02行初2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彩虹屠宰厂法定代表人周有珍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文存、贾银民，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许正金、应丰渊，被告互助经商局委托代理人白守忠，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法定代表人包金花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2日给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颁发了定点屠宰代码为B25020401的青东屠字第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原告彩虹屠宰厂诉称：2009年1月15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周有珍在互助县塘川镇周家村开办“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依法办理了东屠准字第015号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定点屠宰证的代码为B25020401，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领取了《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及方式为生猪屠宰、销售。2011年3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周有珍与包金花商议合伙创办屠宰公司，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并以原告彩虹屠宰厂的名义向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提交了《关于申请重建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项目的备案报告》，同年3月14日，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主管副局长刘克玉批示“请李增忠按项目要求阅办”，后李增忠安排工作人员办理了迁建项目备案初审函，由原告分别呈报给互助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国土资源局。2011年7月9日，周有珍与包金花等四人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由包金花、杨乾福、杨乾林、董明仓共同作为乙方，投入现金250万元，周有珍作为甲方以“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的行政许可作为投资，合伙投建屠宰公司。同年11月16日，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下发了《关于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迁建项目的立项批复》，同意迁建。在项目建设期间，商务局主任李增忠先后四次口头告知周有珍：“以五万元的转让费将原屠宰手续转让给包金花”，周有珍均未同意。2013年8月2日，第二被告在未征得周有珍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主管副局长刘克玉在《关于变更企业名称的函》发文稿上签发了“请李增忠同志阅办”的意见，同时，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分别向互助县国土局、住建局、环保局、水利局、消防大队送达《关于变更企业名称的函》（互经商[2013]123号），将原企业名称“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企业法人由“周有珍”变更为“包金花”。同年周有珍通过网上查询得知厂名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已被变更，原有厂名已被注销，周有珍随即向互助土族自治县相关部门反映，未能得到答复。2013年8月2日第一被告依据第二被告上报的材料向第三人颁发了批准号为青东屠准字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但定点屠宰代码依然延用的是原告的屠宰代码（B25020401）。2014年8月4日周有珍向海东市纪委反映情况，海东市纪委将材料转至互助县纪委。在事实调查清楚后，互助土族自治县监察局于2015年10月8日分别以互监字（2015）28号、互监字（2015）29号文件对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商务局办公室主任李增忠、副局长刘克玉以在“……企业事项变更过程中，对项目把关不严，审查不细，擅自将‘将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名称变更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周有珍’变更为‘包金花’，造成原法人代表不知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形成了失职错误”为由作出行政记过处分和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一、二被告存在以下行政违法行为，应依法确认违法。1、程序违法。行政许可是依申请、连续性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许可中行政机关是被动的，只能依照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才能启动，且贯穿于许可事项的全过程。但在本案中二被告擅自变更了原告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及畜禽屠宰许可证。2、被告未尽到详细审查义务，且滥用职权违法行政。首先，《行政许可法》第35条规定：“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上级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在企业事项变更过程中，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和商务局副局长刘克玉、主任李增忠因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已被互助土族自治县监察局于2015年10月8日以《互监字（2015）28号》、《互监字（2015）29号》文件给予李增忠行政记过处分、刘克玉行政警告处分。本案第二被告在变更畜禽屠宰许可证时不仅未履行详细审查义务，反而是滥用职权、违法变更后直接报上级行政机关，且未履行告知利害关系人的义务。3、二被告剥夺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权。《行政许可法》第36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案二被告在变更畜禽屠宰许可证时明知存在利害关系人即原告，但并未将事情告知原告及其享有的相应权利。第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青东屠准字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畜禽屠宰的行为严重违法，理应判决撤销。4、青东屠准字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的行政许可严重违反了国务院公布的《生猪屠宰条例》、商务部公布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及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青海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许可程序。5、二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在长达数年内屠宰场无法营业，直接损失达68万元，此经济损失理应由二被告赔偿。综上所述，二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依据《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依法判令：1、依法判决确认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决撤销第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青东屠准字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并恢复原告的东屠准字015号畜禽屠宰标志牌；3、依法判决二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68万元。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辩称：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其主要理由有：原告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成立从原因上看，2009年1月15日周有珍在互助县塘川镇周家村开办了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并办理了生猪定点屠宰证和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这说明原告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来源是周有珍自己创办的企业。而以本案第三人以包金花为法定代表人的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是由青海省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变更过来的。有互经商[2012]64号文关于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企业名称的请示，海东经商局2012年7月9日以东经商[2012]178号文向省商务厅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请示为证，最终经省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审核同意将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为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法定代表人由陈宗章变为包金花，企业地址由原互助县双树乡新元村（酒厂加工厂院内）变更为互助县塘川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告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是2009年原告自己创建的，第三人的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是2012年经法定行政程序由青海省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将“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为“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成立的时间完全不同。2、法定代表人不同。原告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是一直周有珍，未发生过变更，而以包金花为法定代表人的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是由青海省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法定代表人陈宗章变更为包金花的。3、地址不同。原告企业在宁互公路周家村公路西侧，而且原告的企业（屠宰场）仍然在此处存在，作为包金花的屠宰公司没有占用原告的屠宰场，也没有在原告的屠宰场原址上进行重新建设或扩建，而是在宁互公路东侧，离宁互公路相距几百米处重新修建的互助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现为源隆屠宰有限公司）。而且第三人的场址由原来的互助县双树乡变更到互助县塘川周家村的。由此可以得知，原告认为被侵犯和影响的合法权益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作为原告的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的屠宰资格许可证于2012年在省畜禽定点屠宰企业资格审核清理工作中予以清理取缔。但原告的企业并未注销，企业仍然存在。原告达到生猪定点屠宰的行业标准和条件后，完全可以申请生猪定点屠宰证，没有任何人剥夺原告申请颁证的权利，具体行政行为也没有剥夺原告申请颁证的权利，给第三人颁发许可证不侵犯原告的任何权利。原告只要能达到行业标准要求和条件，按照行政程序即向互助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完全可以获得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和标志牌的。原告所谓损失与具体行政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根本不可能发生。故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的规定，周有珍及其彩虹屠宰厂不能作为原告的主体身份，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被告互助经商局辩称：1、答辩人互助经商局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只是根据上级行政机关的授权履行职责，无权颁发屠宰证书，不能成为法律上的适格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二被告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的诉讼请求。2、互助县监察局互监字（2015）28号、29号文件不属于司法机关严格经过司法程序后所做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法律规定来看，互助县监察局互监字（2015）28号、29号文件所述内容未经其他相应事实的印证，不能作为答辩人存在相关行政违法行为的定案依据。3、其余答辩意见与第一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证据也与第一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的证据一致，不再重复、4、被告因无任何行政违法行为，故其关于给其赔偿68万元经济损失的诉求于法无据。请求当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述称：1、撤销原告的屠宰资格证是省商务厅取缔的，并不是原告诉状中说的撤销后给第三人颁发，原告现在的条件不可能取得屠宰证。原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没任何关系，原告方不具有主体资格；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由于不懂取得屠宰证的途径，先后与原告彩虹屠宰厂及陈宗章的屠宰场达成合作意向。行不通后，第三人靠自己的条件和实力提出申请，经验收合格后取得了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完全不存在行政机关擅自改变已生效屠宰证书的情形。原告所例举的行政机关的违法之处，属于偷换概念，似是而非，无中生有。2、原告系虚假称述，厂子还在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有珍的名下，转让的仅是法定代表人的资格，是双方协商后，解除合伙后转让的。由周有珍担任拟建新屠宰公司的前提是周有珍要以彩虹名义申办屠宰证，由于其实际上已经被取缔了，所以一直办不下来。包金花按约出资建成公司，但周有珍负责的公司手续却迟迟办不来。由于包金花又已经投入数百万元，没有回头路，只好甩开周有珍，接过办了一半的手续自己去申办屠宰公司。周有珍不能履行协议，双方自然散伙。退出后周有珍要求包金花、杨乾福等人向其支付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跑腿补偿及费4万元。2012年8月20日，周有珍向出资方出具了“收到老周法定代表人转让金40000元”，正式退出公司，其所谓不知情与自己签字的收据相互矛盾。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合法行政行为。就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而言，行政机关的职责在于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务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商务部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而不是“行政许可法”。接到申请人包金花申报材料后，相关部门按《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对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按进行审核，通过审查，申请人包金花申报的屠宰公司符合规定的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的法定条件，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互经商（2012）64号文。证明互助彩虹屠宰场是由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过来的。2、《关于变更屠宰许可证的申请》、包金花的身份证明、12号屠宰证。证明第一组证据作出的依据是第二被告提供了这些文件后，被告才写的请示报告。3、《海东经商局向省商务厅变更事项的请示报告》。证明根据省上的批复，海东市政府向第三人颁发了006号生猪屠宰证，证实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从一系列上报的材料来看，原告与本案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二组证据：1、102号文件、2、申请3、名称核准通知书、4、176号文，海东经商委核实后请示报告核准名称报告及核发屠宰许可证、5、006号屠宰许可证，名称变更后颁发的生猪定点屠宰证、6、《变更事项的批复》。证明被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审查，颁证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明原告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组证据：法律依据为《生猪屠宰条例》，生猪屠宰条例实施办法第2、8条，青海省畜禽管理办法第10、11条。证明颁证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2年的屠宰证是从青稞物业公司变更过来的，第一次变更时颁发的。2013年第二次企业名称变更时屠宰证要重新颁发，两次的行政行为都是依法颁发的。原告质证称，1、有些证据是扫描件，签发人已经被处分，是滥用职权后伪造的证据，对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2、《生猪屠宰条例》第三条与本案无关系，应严格依照《生猪屠宰条例》、《青海省畜禽管理办法》法律规定程序进行；3、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2011年已经被关闭了，纯粹是子虚乌有。4、012号屠宰证，2011年已经被取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真实性持异议。5、海东经商委文件，物业两个字没有掉了，名称是严谨的，错一个字有很大差别，不严谨不认可真实性。6、生猪定点屠宰证，代码与原告代码一样。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及第二被告互助经商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第二被告互助经商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收条，证明合伙不成后，周有珍将其法定代表人身份以4万元人民币的价款转让给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并在2012年8月28日收到转让金的事实。第二组证据共五份：1、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关于申请变更企业名称的报告，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3、互助彩虹生猪屠宰场关于申请变更企业名称的报告，4、海东地区经济和商务局关于变更企业名称的请示，5、青海省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关于同意变更企业名称的批复，本组证据证明：1、根据2013年7月10日互助县彩虹生猪屠宰场递交的申请，向海东地区经济和商务委员会提交互经商（102）号《关于申请企业名称变更的报告》，后由海东地区经济和商务委员会向青海省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请示后，由青海省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下发青屠宰字（2013）17号《关于同意变更企业名称的批复》。至此，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其企业发生经营管理人变更，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企业由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原先定点屠宰代码、批准文号相关行业行政许可经主管行政部门备案后，依法由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承继。完全符合《青海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2、第三人企业在宁互路东侧，原告的企业在宁互路西侧，原告的硬件、人员等条件不具备屠宰资质，原告即使现在去审核，也无法通过，2012年原告的资质已经被吊销了。3、互助经商局作为本案的被告，不属于适格被告，所有的行政许可颁发最终决定不属于被告权限职责范围内，不具备级别和职责。4、2012年本案的原告屠宰资格已经被取缔，跟第三人合法的屠宰许可证不存在关联关系，原告缺乏适格主体资格。原告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原告质证称，1、收条是周有珍签字的，但是杨乾福拿的空白的，只让周有珍签名字，该份证据内容不真实，违背了周有珍的真实意思表示；2、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假设转让的话，依据第二被告说法，周有珍企业不存在，谈不上转让，申请新的企业即可，不需要转让。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私营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2、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3、东屠准字015号生猪定点屠宰场标志牌。（原告的屠宰许可证为“东屠准字015号”但因发证机关原因颁发了“东屠准字014号”）；4、原告办理的企业营业执照等材料。证明原告的行政许可自设立之日起一直存续；第二组证据第一类：1、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和商务局文件；2、青海省服务业发票；3、互助土族自治县互经商（2011）44号经济和商务局文件；4、建设项目规划审批；5、互环字（2011）69号县环境保护局文；6、互助土族自治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互建字（2011）76号文件；7、互环字（2011）264号互助土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文件；8、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文件；9、互助县建设工程规划项目选址要求通知单；10、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和商务局互经商（2011）172号文件；11、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和商务局文件；12、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和商务局互经商（2012）32号文件。本组12份证据证明：1、原告办理了屠宰场迁建事宜；2、原告的屠宰厂迁建项目选址具体地址与第三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的厂址一致；3.办理屠宰厂迁建事宜时都是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名义办理的；4.原告的行政许可一直存续。第二组证据第二类：1、合作协议书；2、土地转让协议；3、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原告与包金花等人就共同经营屠宰厂达成协议；周有珍、包金花等人与周生安等人达成土地转让协议；周有珍支付了采伐费用。第二组证据第三类：与晟元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2012年5月24日原告与晟元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协议，法定代表人为“周有珍”。第二组证据第四类：互助土族自治县经济和商务局互经商（2013）123号文件。证明没有任何文件显示原告的企业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第二组证据第五类：青海省经济和商务厅网站生猪屠宰企业名单；2、互助土族自治县商务预报（网页）。证明原告的定点屠宰代码为“B25020401”；.该文件显示公告时间为“2013年3月7日”，此时原告依然存在。第二组证据第六类：关于反映包金花变更屠宰场名称及法人情况反映的答复函。证明原告在不能确定自己企业名称被变更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经过。第二组证据第七类：1、互助土族自治县监察局互监字（2015）28号文件；2、互助土族自治县监察局互监字（2015）29号文件。证明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办公室主任李增忠、副局长刘克玉因擅自变更原告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已被互助县监察局给予行政处分，且该文件已生效，当然的证明了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第二组证据第八类：1、互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证明1、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3年9月4日；2、海东市经济和商务局变更屠宰企业名称程序违法；3、第三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的定点屠宰代码与原告的一致，均为“B25020401”。第二组证据第九类：互助县威远镇小庄村村委会证明。证明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与之前的“土地转让协议”矛盾，该协议所涉土地为个人承包地，属周家村委员会越权签订的协议，且周家村委员会印章模糊不清。第二组第十类：青海日报网页：青海省执法部门依法关闭十家生猪屠宰厂。证明2011年“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已被关闭，不具有生猪屠宰资格。第三组证据：1、甘肃省古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2、甘肃省古浪县十八里堡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证明：1.原告在正常经营期间每天平均屠宰40头生猪；2.主张行政赔偿的依据（40头×30元×30天×12月）×2年=864000元。被告一质证称：原告的证据与本案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前期的合作、土地租赁等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的证据显示的是与第三人之间的民商事纠纷，不是行政案件。原告要求赔偿损失68万元的相关证据没有证明力，2012年原告企业的屠宰资质已经被取缔，不能经营，原告的企业工商局没有注销登记，但不得经营活动，所以这个损失站不住脚，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二质证称：1、工商登记资格是商事主体的营业执照，不能说具备商事主体，就具备屠宰资格，屠宰资格跟营业执照是两回事。2、企业办理资料，第三人在办证过程中有与彩虹屠宰厂与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均有过合作关系，但两家屠宰证均被取缔，最终合作不成。3、土地租赁与相委会证明等与本案无关，其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4、纪委的文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文件是党委内部处罚文件，与司法机构认同的证据不同，处罚的因素是多重性的。5、主张的68万元赔偿没法证明，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没法显示出来。第三人质证称：1、原告混淆了概念，混淆了营业执照和屠宰证的概念，到目前为止，企业被注销还是继续存在说的是营业执照，诉求中说的是屠宰证，屠宰证被取消了，营业执照存续，存续到什么时候，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与本案无关。2、原告的证据证明以前取得屠宰证，但后来省上取消了屠宰证。原告投资7.8万元，第三人的投资人包金花投资二百多万，双方合作，原告知道自己的屠宰证被取缔，对第三人进行了欺骗，还承诺办手续，剩下的证据能证实第三人投资不能付诸东流，通过别的方式取得资质证书。第三人只是变更了企业名称和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变更屠宰证资质，这说明屠宰证从没有变更过，原告的屠宰证是被省上取缔了，第三人的屠宰证是合法取得的。原告和第三人资质的编号一样，如同手机号被注销后又重新给新用户启用，系省商务厅是取缔后再启用统一编号的行为，与原告无关。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2）469号文件；2、告知函。撤销原告屠宰证的是青海省商务厅取缔的，并不是原告诉状中说的撤销后给第三人颁发，根据现在原告规模不可能取得屠宰证，原告方不具有主体资格，原告与被行政行为有没任何关系。告知函也能印证第三人述：原告已被取缔的屠宰资格证欺骗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投资三百万元。3、周有珍出具的收条。证明原告虚假称述，双方合作不成后，转让的仅是拟合作创建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资格，是双方协解除合伙的方式，合伙期间是用“彩虹屠宰厂”的名义立项的，变更之前只能继续使用该名义。4、转让协议。证明与原告合作不成后，才跟别人签的协议，将青海青稞酒物业公司分公司屠宰场变更为第三人。但是青海青稞酒物业公司分公司的屠宰证也被取缔了，第三人没办法，就只好继续投资，加强硬件建设，以自己的实力申请屠宰证。5、第三人的相关照片和资料。证明第三人最后凭借自己的实力得到的许可证，跟原告被撤销的许可证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要求撤销第三人的许可证没有依据。6、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证明即使第三人设施配备还需整改，有些地方做的不够，第三人和原告的企业相差太大了。7、照片一组，原告与第三人的两个厂的现状证明双方是完全独立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厂，第三人获得生猪定点屠宰证是因为所属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颁证要件，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质证称，对上述所有证据的真实性都持有异议。省商务厅文件的真实性没法确定。告知函（原件）是商务局出的文件，真实性持有异议，这份证据是刘克玉伪造的证据，不予认可。原件上是后面盖上的公章，没有页码。三性持有异议，2016年的文件与本案没有关系，转让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对三性持有异议。两个企业的地址处于两个不同的位置。原告没有收到取缔的通知，注销也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报告证据与被告的证据相互矛盾的。照片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被告互助经商局对第三人的证据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交有关行政部门的文件，对外公布的通报、信息具有客观性，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有关屠宰厂的修建、林木采伐许可证、协议书、土地转让协议等证据属于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发生的民事纠纷。此类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对其证明方向不予认可；有关互助土族自治县监察局作出的互监字（2015）28号、29号对互助县经济和商务局办公室主任李增忠、副局长刘克玉给予行政处分的文件，两份文件的内容显示，党委的纪律监察机关对两位党员干部作出处分的具体事由是因挪用公款及对合伙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未进行全面审查而作出的党内纪律处分，该内容与第一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行为是否违法没有直接关联性，对其证明方向不予认可；关于甘肃省古浪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证据，不能证明所主张的具体损失，且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其损失是由于第一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行为造成的，对其证明方向不予认可。3、关于第三人为证明原告的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取缔是因为自身不符合颁证条件、连同另外七家企业被青海省商务厅以公告形式依法取而提供的（2012）469号文件，此文件是青海省商务厅以对外公告形式作出，对其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该文件显示原告的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取缔单位是青海省商务厅而非本案被诉行政机关；4、关于周有珍签名的收据及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包金花与青海青稞酒物业公司分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宗章的转让协议，该类证据属于公司内部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民事公司法的调整范围，与公司自身是否具有获得生猪定点屠宰证的条件是两个法律关系，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无关；5、关于第三人提供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检验人员考核合格证、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及生猪屠宰设备照片、有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等，证明第三人符合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的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的法定条件，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此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方向应当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2006年9月5日，海东地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给林川益民屠宰场等三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办理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复函》，同意给互助县周家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办理牲畜定点屠宰许可证，法人代表周有珍，标志牌号东屠准字015号。2009年1月15日，周有珍据此文件注册成立了个人独资的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注册资金为7.8万元、地址在互助县塘川镇周家村宁互公路西侧。互助县政府向其颁发了东屠准字014号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标志牌。2011年7月9日，互助彩虹屠宰厂与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包金花等签订《合作协议书》，商议合伙创建屠宰公司。2011年3月起，互助县经商局就彩虹屠宰厂迁建项目，先后行函互助县环境保护局、互助县住房与城乡建设管理局、互助县国土资源局（文号分别为互经商【2011】43号、互经商【2011】44号、互经商【2011】62号）要求对该项目预审。随后相关单位均提出书面初审意见（互环字【2011】69号、互建字【2011】76号、互国土资【2011】264号）。同年11月16日，彩虹屠宰厂取得互助县经商局互经商【2011】172号立项批复，17日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同时包金花等合伙人也按约出资建厂。合伙不成后，合伙人支付给周有珍4万元。2012年8月20日周有珍出具了“收到老周法定代表人转让金40000元”的收条，退出合伙公司。2012年5月9日包金花与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法定代表人陈宗章签订转让协议，商定陈宗章将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转让给包金花，同意将企业的名称变更为：“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将法定代表人陈宗昌变更为包金花。签订转让协议后，原法定代表人陈宗昌将原企业《生猪定点屠宰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交给包金花持有、并办理变更手续。2012年5月10日，包金花向互助县经商局提出《关于变更屠宰许可证申请》，要求将原青海青稞酒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为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同年7月2日，互助县经商局向海东地区经济和商务委员会提交《关于青海青稞酒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事项的请示》（互经商【2012】64号）。同年7月9日，海东地区经济和商务委员会就此向省商务厅提交《关于青海青稞酒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事项的请示》（东经商【2012】178号）。同年7月25日，青海省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下发《关于同意青海青稞酒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事项的批复》（青屠宰字【2013】10号），变更原青海青稞酒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将企业名称由“青海青稞酒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为“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法人代表由“陈宗章”变更为“包金花”，地址由“互助县双树乡新元村”变更为“互助县塘川镇周家村宁互路周家村东侧”。2012年12月5日，海东地区行政公署为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批准号为青东屠准字006号，定点屠宰代码为B25020401，法定代表人为包金花。2013年7月10日互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预先核准投资人为包金花与盛斌、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住所地为互助县塘川镇周家村、企业名称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取得企业名称后，包金花以“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名称向第二被告申请将企业名称变更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其它事项不变。海东地区经济和商务委员会于2013年7月12日以东经商[2013]176号文件向青海省商务厅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呈报了变更企业名称的请示，同年7月20日青海省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办公室作出青屠宰字［2013］17号批复，同意将“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变更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2013年8月2日第一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颁发了批准号为青东屠准字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2013年12月11日，原告彩虹屠宰厂的法定代表人周有珍向互助县纪委书面情况反映称，互助县经商局局长刘克玉、主任李增忠违背政策、法律，在未经企业法定代表人周有珍的同意下，擅自办理了彩虹生猪厂的转让行政手续，……将原投资人周有珍变更为包金花，原企业名称变更为互助源隆屠宰有限公司。2015年10月8日，互助土族自治县监察局作出《关于给予李增忠同志行政记过处分的决定》（互监字【2015】28号）和《关于给予刘克玉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互监字【2015】29号）。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要求：1、依法判决确认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决撤销第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青东屠准字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并恢复原告的东屠准字015号畜禽屠宰标志牌；3、依法判决二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68万元。又查，2009年下半年在屠宰证许可审批权从地区划到省上时，青海省商务厅对全省的禽畜定点屠宰企业资格审核进行了清理，将部分不达标的禽畜定点屠宰场的屠宰资格予以取缔、注销。互助县原有11家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经青海省商务厅审核清理，保留了4家，取缔、注销了7家。涉案的“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青海青稞酒物业有限公司畜产品分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屠宰资格许可证均在被注销、取缔的名单之内。2012年11月26青海省商务厅作出青商秩［2012］469号《关于青海省畜禽定点屠宰企业资格审核清理工作通报的通知》，明确互助县只保留青海杨光良种猪养殖有限公司、互助县南门峡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两家企业。至此，加之清理后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原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场）于2012年12月5日新取得的批准号为青东屠准字006号的屠宰证，互助县具备生猪定点屠宰资格的企业共三家。互助县经商局于2013年4月22日发布的商务预报《互助县生猪定点屠宰场创卫工作情况》印证了互助县具备生猪定点屠宰资格的企业共三家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1、原告是否能对被告给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颁发青东屠字第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第二被告互助经商局是否具有被告主体资格；3、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4、原告要求被告恢复原告的东屠准字015号畜禽屠宰标志牌、判决二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68万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1、关于原告是否能对被告给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颁发屠宰证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该公司尽管在立项审批之时，因投资人包金花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有珍曾有过合伙行为，使用过“彩虹屠宰厂”的企业名称，但合伙不成后，该公司并没有占用原告的屠宰场地，也没有在原告的屠宰场原址上进行重新建设或扩建。原告彩虹屠宰厂与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企业，二者住所地不同，一个在宁互公路周家村公路西侧，另一个在宁互公路东侧；注册资金不同，原告7.8万元，第三人1000万元；投资人不同，原告是周有珍的个人独资的企业、第三人是保金花与盛斌的股东合伙投资企业。且原告所诉行政行为系行政审批许可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而为,无申请即无许可。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与原告彩虹屠宰厂取得的屠宰证均系依自已申请而为的行为，与其它企业并无关联性。申请人即使获得了从事特定活动的权利或者资格，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仍要接受商务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随时有被取缔资格的可能。原告彩虹屠宰厂在青海省商务厅的监督检查中因不再具备规定条件而被取缔屠宰证，对此取缔决定，原告若接受，应该进行整改，条件具备时,亦可再行申请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若不接受，应当以作出取缔的行政机关为被告、以被取缔的屠宰证（东屠准字第015号）为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原告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资格的取缔与获得均与被告给第三人颁证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及第三人关于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答辩理由成立，应当予以支持。2、关于被告互助经商局是否具有被告主体资格。本院认为，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有权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行政机关是市级人民政府，互助县经商局的行为系接受上级部门委托代为调查的行为，其所作出的审查结果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直接影响，被诉行政行为的决定机关是市级人民政府，互助经商局不是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不具备被告主体资格。3、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院认为，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关于原告彩虹屠宰厂在青海省商务厅的监督检查中因不再具备规定条件而被取缔屠宰证，原告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资格的取缔与获得均与被告给第三人颁证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无权对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屠宰证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答辩理由成立。因原告无权对本案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不予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4、关于原告要求恢复原告的东屠准字015号畜禽屠宰标志牌、判决二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68万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只有获得生猪定点屠宰证书，才可同时获得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原告彩虹屠宰厂的东屠准字第015号生猪定点屠证已经被青海省商务厅取缔，其要求恢复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诉讼请求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且原告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资格的取缔与获得均与给第三人颁证的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不存在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法律和事实根据，原告的行政赔偿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告彩虹屠宰厂诉称其与第三人源隆屠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包金花等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不成后，有关法定代表人及企业名称变更等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海东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2日给第三人颁发青东屠字第006号《生猪定点屠宰证》的行为，该行政行为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明显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被告及第三人关于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答辩理由成立，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互助县彩虹生猪定点屠宰厂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祝玉芝审判员  薛红玲审判员  辛青云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ＸＸ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