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巨洪，男，196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婉姗，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系广州市番禺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万文，男，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南部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敬小春，女，197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南部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穆娟，广东厚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林地大街4号。
法定代表人：方锦标，职务：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展豪，广东容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常彬，男，196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桂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树芝，女，196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柘城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林，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广西贵港市金港大道大西南农产品批发市场2栋2号。
负责人：曾勇，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耀强，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朱巨洪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4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杨万文、敬小春11万元；二、朱巨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杨万文、敬小春195410.55元；三、驳回杨万文、敬小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80元，减半收取3190元（杨万文、敬小春已预交），由杨万文、敬小春负担313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负担1036元，朱巨洪负担1841元。
判后，朱巨洪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多处错误。1、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上诉人雇佣了黎常彬，与事实严重不符。（1）上诉人只聘请了袁树芝一人负责清扫工作，为了便于统计，上诉人将道路分为若干段，按路段长短确定工资。其中袁树芝负责佳宝路段至威乐路段的清洁工作，每个路段的工资为1500元/月。该两路段相邻，实际上是同一条道路，并非原审法院理解的“两份工作”。虽然袁树芝已经50多岁，但是一直以来都是独立完成该路段的清扫工作，年龄不能作为判断劳动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工资表》中可以看出，除了袁树芝以外，还有案外人顾春英、郭志和等人同样承担了同一道路上相邻两个路段的清洁工作。袁树芝不识字，无法在工资表上签名签收工资，平时都是由丈夫黎常彬或者老乡代为签收。原审法院只看到《工资表》中袁树芝“多次由黎常彬签收工资”，却对顾春英、李国民的代签事实视而不见，这种有选择地偏向性认定，无法让人信服。另外，上诉人在《工资表》中罗列两次名字，仅仅代表该些工人承担两个路段的清洁工作，便于上诉人统计工资。2、上诉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雇佣患有骨头疾病多年的黎常彬。第一，上诉人聘请的全部清洁人员，都在《工资表》“姓名”一栏列出名字，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工资表》中“姓名”一栏并没有黎常彬的名字，这是黎常彬和袁树芝都确认的事实，可见上诉人从来没有聘用过黎常彬，也没有向其支付过工资。第二，黎常彬无法胜任清洁工作，因其患有非常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疾病以及腰骨疾病，己经持续多年，不能负重、长时间站立或行走，甚至在庭审时久坐也十分痛苦。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当天，交警对黎常彬的尿液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黎常彬体内吗啡呈阳性，黎常彬自称服用了止痛药，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遗漏了这一重要事实。可见黎常彬在事发前的股骨坏死情况已经十分严重，需要服用药物止痛，其不可能负担两三年之久的环卫清洁工作的强度，上诉人根本不可能雇佣他。第三、黎常彬患有多年骨病，连生活自理都有问题，经常要住院治疗，不可能打长工，只能靠身体恢复得好的时候收购纸皮废品。黎常彬偶尔会在威乐工厂门口收购纸皮废品，案涉的三轮摩托车正是用于运载纸皮废品，其妻子袁树芝在完成自己的清洁工作后会帮助黎常彬收废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黎常彬帮助袁树芝共同完成保洁工作是错误的，应该是袁树芝反过来帮助黎常彬收购纸皮废品。第四，原审法院忽略了肇事三轮摩托车是黎常彬自行购买，并非上诉人分配的工具这一事实。上诉人在包括袁树芝在内的每个扫地工上班时都分配了一台脚踏三轮车用于运载垃圾，其他人都一直使用脚踏三轮车运载垃圾，但不清楚为何袁树芝没有使用。上诉人聘请袁树芝清洁一段路的工资才1500元/月，如果说黎常彬为了这份1500元/月的工作，自行购买一辆价值4000-5000元的三轮摩托车投入工作，并自行承担保险费和汽油费，明显不合情理。第五，原审法院从案发后袁树芝的清洁工作由儿子黎某代为完成而推定上诉人“对于其雇佣的保洁人员并未尽到严格的选任义务……黎常彬的保洁工作亦可能得到了被告朱巨洪的默认或者允许”，该推定毫无逻辑可言。上诉人之所以同意袁树芝的儿子黎某代为完成清扫工作，是由于案发后黎常彬多种病痛缠身住院，袁树芝需要照顾丈夫而无法继续完成清洁工作，便提出由儿子黎某代替，上诉人考虑到袁树芝的实际情况，对其颇为同情，而且黎某也勤奋踏实，便同意由其代替母亲完成清扫工作。原审法院居然将上诉人的同情心和变通做法认定为“未尽到严格的选任义务”，甚至据此臆测黎常彬的保洁工作亦可能得到上诉人的默认或者允许，简直是颠倒是非黑白。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和黎常彬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2、原审法院采纳了所谓的证人证言，违反了相关的证据规则。由始至终，原审法院用以断定上诉人与黎常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只有黎常彬、袁树芝的陈述以及所谓的证人证言。三名证人中，一个是黎常彬、袁树芝的儿子、一个是他们十几年的邻居、一个是他们认识多年的同行和朋友，全部都与其二人存在利害关系。三名证人陈述黎常彬和袁树芝均受雇于上诉人，极有可能是出于帮助父母、邻居、朋友的目的，将事故赔偿责任推卸给上诉人；也有可能是他们曾经看到黎常彬运载废品，便想当然以为他们两夫妇均受雇于上诉人负责清洁工作，而其实根本不清楚黎常彬并非实际受雇于上诉人，只是从事收购废品这项与清洁有一点关联的工作。原审法院采纳上述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导致判决明显不公。三、退一步说，原审被告黎常彬对本次事故具有重大过失，且福涌村委会存在违法发包的过错，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一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不当。黎常彬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存在“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违反禁令指示、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或者乘坐人员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等多处过错，明显对于受害人杨君儿的死亡具有重大过失，根据《人损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退一步说，假定法院认为黎常彬和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那么黎常彬也应当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上诉人并非真正的雇主，福涌村委会是为了照顾失业又残疾的上诉人，才将村的保洁工作交给本村村民即上诉人管理，每个月在扣除工人工资、工具购买和维修费用后剩余的几千元作为上诉人的报酬。福涌村委会没有把保洁工作发包给具有《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服务许可证》资质的企业，违反了《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因此福涌村委会对此也有一定过错。上诉人本身是残疾人，很难找到工作，上有老下有小，自身经济十分困难，根本没有能力雇佣几十个清洁工人。四、原审法院分担过错责任违反公平原则，根据受害人杨君儿对事故的过错程度，其应当承担90%的过错责任。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本案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杨君儿存在无证驾驶、驾驶报废车辆、逆向行驶、严重超速驾驶、醉酒驾驶、未戴安全头盔等多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其丧命，其过错行为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绝大部分责任。根据《人损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请二审法院考虑受害人杨君儿的过错严重程和恶劣情节，改判受害人杨君儿承担本次事故责任中的90%的责任。五、原审法院计算赔偿费用不正确。1、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受害人杨君儿是农村户口，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即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9日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因此应当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2、交通费3000元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杨万文、敬小春并未就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提供任何票据凭证，且受害人在事故中当场死亡，根本不存在就医或转院治疗的情况。3、住宿费、生活费5000元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杨万文、敬小春居住在广州市番禺区，处理受害人杨君儿的丧葬事宜不会产生额外的住宿费，同时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实际产生的住宿费。4、误工费1895元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杨万文、敬小春未能提供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证据，无法证明二人为了办理丧葬事宜而实际产生了误工损失。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对朱巨洪的上诉，被上诉人杨万文、敬小春认为，请求维持原判。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民委员会（下简称村委会）认为，上诉人要求村委会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黎常彬认为，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记载，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明确认可黎常彬为其雇佣的员工，双方系雇佣关系。黎常彬并向法院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均能证明黎常彬系朱巨洪雇佣的员工，每天从事朱巨洪指定路段的道路清扫工作，按月领取劳务报酬。此外，黎常彬劳动工程中使用的工具均是朱巨洪提供或者经朱巨洪同意的，黎常彬使用的扫帚、铲子等工具均是朱巨洪按雇佣人员数量发放的，黎常彬在打扫过程中为便于垃圾倾倒，且经过朱巨洪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自家三轮车倾倒垃圾。同时，朱巨洪雇佣的员工均是使用自己购买或者改装的电动三轮车进行工作的。另外，黎常彬身体良好，完全能胜任该工作，事实也证明其能够胜任。事发前黎常彬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一向健康硬朗，具有一些老年疾病也很正常，但并不影响黎常彬从事保洁工作。黎常彬是事发后受到惊吓摔跤导致膝盖骨头疾病，上诉人称黎常彬患有骨头疾病多年纯属臆测。综上，上诉人为黎常彬提供劳动工具、发放工资、且在交通事故笔录中认可的事实等均可以证明双方是雇佣关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袁树芝称其同意黎常彬的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庭后向本院寄交答辩状称，本案黎常彬无证驾驶涉案车辆，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责任，该公司仅是垫付义务并有权追偿，该公司已经支付了赔偿款11万元和一审诉讼费1036元，其他当事人如何承担责任以及具体费用的认定，由法院依法判决，因该公司不是二审案件上诉人，故不承担本案上诉费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交警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事发当天交警要求黎常彬陈述其个人情况时，黎常彬称“现在我负责帮福涌村清垃圾”，并确认事发时其车上装了大半车的垃圾；事发当天袁树芝陈述“4月9日3时许，我和老公黎常彬在番禺区××福龙路珠宝××路段打扫马路…”；2017年5月2日交警部门对福涌村书记方锦标所作的笔录中，方锦标称具体事情不清楚，就知道负责其村清洁工作的工人在福龙路福涌小学对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村清洁工作由村民朱巨洪承包，朱巨洪请人安排工作，其不认识黎常彬；同日对朱巨洪的询问笔录中，朱巨洪称其认识黎常彬，其与黎常彬的老婆袁树芝口头协议说袁树芝负责福龙路一段路的卫生工作，不清楚为什么事发当天黎常彬也过去清理垃圾。
再查明，一审庭审过程中，朱巨洪称其没有与黎常彬、袁树芝签订任何合同，忘记是否为两人购买了保险，并称其仅雇佣袁树芝，对于黎常彬帮忙运垃圾不知情，其有分配车辆给袁树芝但没有签收手续；袁树芝称未向其分配车辆；黎常彬则陈述袁树芝的老乡介绍一个清洁工作的空缺，该工作上两个工作员也是夫妻两人一起干，雇佣时朱巨洪要求提供两人身份证，但由于黎常彬当时回了一趟老家无法提供身份证原件，所以仅登记了袁树芝的身份证，黎常彬驾驶肇事车辆是装运垃圾，朱巨洪知道黎常彬驾驶自己的车辆，2014年开始从事清洁工作就使用该车辆，朱巨洪没有对车辆的资质和驾驶资质进行过审查。
一审期间，黎常彬和袁树芝申请证人王某、黎某和曹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其与黎常彬和袁树芝是邻居，黎常彬和袁树芝两人都为朱老板打工，负责扫地，估计大概有三年时间，黎常彬有骨头疾病但在事发前可以从事清洁工作；黎某称其是黎常彬的儿子，黎常彬和袁树芝从2014年11月左右开始均为朱巨洪打工，黎常彬右股骨头坏死，事发前可以承担扫地工作，事发后身体状况才变差；曹某称其从事收垃圾工作，黎常彬和袁树芝都是从事扫垃圾工作的，其知道的有三年时间，黎常彬和袁树芝是为福涌村打工，有人承包，但不清楚具体是谁，黎常彬只能来回开车运垃圾，都是袁树芝负责清扫。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首先，关于朱巨洪应否对案涉事故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黎常彬、袁树芝、朱巨洪在交警部门所做的询问笔录内容可以认定，涉案事故发生之时，黎常彬驾驶自己所购买的车辆正在从事垃圾清运工作。朱巨洪称其对黎常彬运送垃圾一事毫不知情，并提供了其向雇佣人员发放工资的《工资表》为证，黎常彬对该《工资表》上有袁树芝两个名字而没有黎常彬的名字作了相应的解释，同时，黎常彬在一审期间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三位证人中，除了黎常彬的儿子与黎常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外，其余两位证人与黎常彬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两位证人的证言与黎常彬、袁树芝在事发当天在交警部门所做的陈述能够互相印证，与事发时的情况相吻合，与福涌村书记在交警部门陈述的负责村里清洁工作的工人发生交通事故的说法也能够对应，因此，一审法院采纳上述证据认定黎常彬在事发时是作为朱巨洪的雇员从事雇佣活动有理，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黎常彬在案涉交通事故中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并因此与朱巨洪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交警部门认定的黎常彬的过错行为是未戴头盔无证驾驶机动车越过中心双实线左转，但其未戴头盔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确定均无因果关系，而朱巨洪作为雇主对黎常彬三年来无证驾驶机动车从事雇佣活动未尽合理审查义务，越过中心双实线左转的过错行为相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及杨君儿的过错行为，尚不足以构成黎常彬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朱巨洪据此提出黎常彬负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福涌村委会的责任问题，福涌村委会并非黎常彬的雇主，其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亦无过错，朱巨洪主张村委会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事故责任比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可见，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事故责任，但民事赔偿责任须以该认定书确定的过错程度和责任大小为基础。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交警部门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杨君儿和黎常彬各自对造成事故所负有的过错程度，认定负次要责任的黎常彬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朱巨洪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君儿除了对事故发生所负有的过错和责任之外，对于其损失后果尚负有其他过错和责任，其上诉主张杨君儿应自负90%的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再次，关于具体费用方面。杨万文、敬小春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广州市艺辉首饰工具有限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杨君儿2015年5月到2016年8月期间在该公司任职，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推翻上述证据内容，一审法院根据该证据和杨君儿的居住证、广州雅兰宝石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杨君儿的银行流水情况，认定杨君儿生前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其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等费用，杨君儿系四川人，即使其父母在广州务工，杨君儿因交通事故身亡，杨万文、敬小春主张家乡近亲属奔丧产生了一定的住宿费和交通费符合实际情况，杨万文、敬小春为此有误工并产生误工损失亦属正常，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朱巨洪提出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4208元由上诉人朱巨洪负担，因朱巨洪申请免交，经本院同意，准予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明艳
审判员 陈晓红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蕴妍
梁锐基
周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