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5行终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省南安市剑桥鞋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桥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九都工业区，组织机构代码15436506-1。
法定代表人陈绍军，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安市人社局），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江北大道人力资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活泼，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少锋、黄文清，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柳新路1号。
法定代表人林荣忠，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爱梅，南安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朱登琴，女，1964年12月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24211964********，汉族，住湖北省江陵县。
委托代理人刘尚兵，重庆刘尚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剑桥公司因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南安市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4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朱登琴出生于1964年12月7日，为原告剑桥公司的帮面车间定型工人，领取计件工资。2015年1月7日上午10时许，第三人在公司帮面车间上班，从车间内包海绵处端取一筐鞋面欲到定型机处定型，行至定型机前不慎摔倒在地，造成第三人受伤的事故。第三人受伤后被送往泉州市梅山光前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严重骨折疏松症、高血压病2级、类风湿性关节炎。2015年1月23日，第三人朱登琴向被告南安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5年3月28日被告南安市人社局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并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但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的伤害不是工伤，即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南人社工认（2015）131号关于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以第三人确实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的伤害为由，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原告不服于2015年6月16日向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5年6月18日，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审查后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南政行复（201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南安市人社局作出的南人社工认（2015）131号关于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原告仍不服，于2015年8月10日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及泉政文（2014）176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被告南安市人社局系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其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属于其职权范围。原告剑桥公司对第三人朱登琴为原告公司帮面车间定型工人不持异议，被告南安市人社局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劳动关系依法成立，予以确认。被告南安市人社局受理了第三人朱登琴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审查了第三人提供的工伤认定申请书、身份证、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厂牌及银行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原告企业登记情况表等证据，对该事故进行调查核实，印证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并无不当。原告主张，第三人所受伤害是在他人岗位上聊天时因自身身体原因造成的，受伤原因并非工作原因。因原告收到被告南安市人社局举证通知后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伤害不属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其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第三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不应进行工伤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我国《劳动法》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是否可以继续从事劳动并未做禁止性规定，现行《工伤保险条例》也没有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排除在认定工伤调整范围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年3月17日（2010）行他字第10号）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年11月25日（2012）行他字第13号）均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因此，被告南安市人社局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无不当。原告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依法履行对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其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向原告送达受理通知，并通知被告南安市人社局在指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答辩及提交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其以被告南安市人社局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而作出维持该局的工伤认定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妥。综上，被告南安市人社局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南人社工认（2015）131号《关于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认定第三人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南安市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被告南安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福建省南安市剑桥鞋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剑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南安市人社局作出的南人社（2015）131号工伤认定书，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认定。理由：一、原审第三人出生于1964年12月7日，在其发生骨折时年龄已超过50周岁，我国女工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按照《劳动合同法》第21条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劳动生产领域受伤申请工伤认定能否受理的函复》规定：对已达退休年龄在劳动生产领域受伤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据此规定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申请工伤不应当受理，即使受理也应当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二、原审第三人发生骨折不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原审第三人并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而是在他人工作岗位与他人聊天站起时突然发生的骨折。在原审第三人发生骨折时，并没有发生任何工作事故或者与工作有关的暴力伤害。而原审第三人的病历，诊断其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症”，这种病人极易发生非外伤或轻微外伤脆性骨折，原审第三人的骨折正是其自身疾病原因发生的脆性骨折，不是工作原因所致。
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对该事故进行了调查核实，综合所有证据，可以证明朱登琴与剑桥公司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朱登琴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故答辩人受理了朱登琴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认定朱登琴所受伤害为工伤；三、答辩人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程序正当。答辩人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依法立案受理，对事故经过详细调查核实，并依法送达文书和材料。综上所述，答辩人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程序正当。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答辩人作出的南人社工认（2015）131号《关于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
被上诉人南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南政行复（201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上诉人剑桥公司关于朱登琴受伤系自身疾病引发而非工作原因所致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根据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朱登琴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2.我国《劳动法》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是否可以继续从事劳动并未做出禁止性规定，现有的其他法律或规范性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人员排除在《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中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因此，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对朱登琴进行工伤认定并无不当。二、答辩人作出南政行复（201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答辩人对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后予以受理，对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的行为进行审查，认定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遂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三、答辩人作出南政行复（201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依据正确。答辩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维持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作出的《关于朱登琴的工伤认定》，适用依据正确。
原审第三人朱登琴未提交书面答辩，但认为两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均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两被上诉人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朱登琴系上诉人公司帮面车间定型工人、朱登琴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发生骨折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
1.朱登琴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能否进行工伤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均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另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朱登琴出生于1964年12月7日，其受到事故伤害的时间为2015年1月7日，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但根据上诉人在调查笔录中关于朱登琴于2014年2月底到上诉人公司工作的自认，可认定朱登琴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已到上诉人公司工作。虽然在朱登琴发生本案事故伤害时，朱登琴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上诉人并未为朱登琴办理退休手续，且朱登琴也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上述规定，上诉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对朱登琴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工伤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朱登琴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应进行工伤认定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2.朱登琴是否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提供的南安农商银行出具的朱登琴《银行记录》（交易明细）、上诉人公司厂牌，可证明朱登琴系上诉人公司员工，且上诉人对此也无异议，故本院认定朱登琴与上诉人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陈慈英、丁昭友的证言、对朱登琴、罗盛华、陈波、陈美清所做的《调查笔录》、泉州市光前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疾病诊断证明》等证据，可相互印证2015年1月7日上午10时许，朱登琴在上诉人公司帮面车间上班时，从车间内包海绵岗位端取一筐鞋面前往定型机岗位定型时，行至定型机前不慎摔倒在地，造成朱登琴右股骨颈骨折的事故受害。故可认定朱登琴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认定朱登琴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南安市人民政府接到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受理、通知、审查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将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上诉人虽然在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2015年2月1日、7日陈波、陈美清共同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及泉州市光前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疾病诊断证明》等证据，又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供了施连生、姚志庭共同出具的《证明》，欲证明朱登琴受到的伤害是在他人岗位聊天时因自身身体原因造成的，但证人陈波、陈美清共同出具的证明与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于2015年3月18日对陈波、陈美清所做《调查笔录》陈述的内容不一致，且与施连生、姚志庭共同出具的证明在内容及格式上相一致，故对陈波和陈美清、施连生和姚志庭共同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泉州市光前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疾病诊断证明》真实性虽可确认，但其内容却无法证明朱登琴骨折是其自身原因引起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关于朱登琴不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被上诉人南安市人社局认定原审第三人朱登琴所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南安市人民政府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过程中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福建省南安市剑桥鞋服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惠英
审 判 员 杨钊胜
代理审判员 颜智斌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淑婷
速 录 员 赵 芳
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