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105行初170号
原告朱容，男，195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人，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退休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大柳树甲100号。
法定代表人牟燕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管志文，女，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石峰，北京市凯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徐熙，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成，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郭方超，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原告朱容（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朝阳人社局）退休审批行为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行政复议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朝阳人社局和市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朝阳人社局委托代理人管志文、石峰，被告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李成、郭方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68年9月随父亲被其所在单位遣返至天津市静海县独流镇建设街大队，当时年仅13岁，到达当地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农业劳动。1976年根据当时的天津相关劳动部门下发的文件，所有随迁子女按知青处理，补办知青手续，知青起算日期由参加劳动之日起计算。为此1976年2月天津市静海县为原告补办了知青手续，起始日期为1968年9月。至1978年10月原告考上大学离开静海县时，原告的知青年限已10余年。1985年至1986年间，原告在北京市第21中学教书，1985年单位在核准知青工龄时因原告的档案中只有个人描述但缺少相应的证明，且受当时历史背景等影响，一时无法查找到静海县的原始知青档案记录，故无法按照[85]市劳险字第194号《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以下称194号文）来核准原告的知青身份和参加工作的时间，直至1986年颁布了[86]市劳险字第206号《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补充通知》(以下称206号文)，北京市第21中学才为原告核定了以年满16周岁作为参加工作的起始时间。2012年原告在静海县档案局调取了知青备案底档，并经上海外服北京分公司的办事人员交由朝阳人社局存入个人档案，并回复原告，有关工龄重新核定事宜朝阳人社局答复，待办理退休手续时一并解决。2015年10月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原告向负责办理的北京外服人员又提出此事，但原告得到朝阳人社局答复仅能按随迁办理。为此原告于2015年12月向市人社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2016年2月5日接到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朝阳人社局的做法。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法规的精神，重新核定原告参加工作的起始时间，并据此重新核算养老金给付数额。
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静海县独流镇公社知识青年花名册》；2、《静海县补办知识青年花名册》。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其于1968年插队之时即具有知青身份，朝阳人社局应适用194号文的规定核定原告的工龄。
被告朝阳人社局辩称，原告2015年11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用人单位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为其申请办理了退休审批和养老保险待遇核准。根据原告档案中《插队知青工龄审批表》、《大专院校毕业生转正定级表》等资料，1968年9月，原告于北京东四十二条小学毕业后随父母遣返至天津静海县独流镇建设大队插队务农至1978年10月，未读中学。根据206号文、194号文的规定，原告在1968年9月下乡插队参加劳动，但是其小学毕业未能继续上中学，其1971年11月才满16周岁，故朝阳人社局所做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2015年12月17日原告向市人社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2015年12月22日市人社局予以受理，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分别送达原告和朝阳人社局。2015年12月30日，朝阳人社局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2016年2月1日，市人社局作出京人社复决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分别送达原告和朝阳人社局。综上所述，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朝阳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
一、证据材料：1、原告的档案材料，包括《大专院校毕业生转正定级表》、《证明材料》、《插队知青工龄审批表》等，用以证明原告1955年11月出生，1968年9月毕业于北京东四十二条小学，后随父母遣返到天津静海县独流镇建设大队插队务农至1978年10月，未读中学；2、《个人账户缴费情况表》，用以证明原告的实际缴费情况；3、《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用以证明朝阳人社局作出核准的情况。
二、法律依据：1、194号文；2、206号文。朝阳人社局以上述依据说明其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接待登记表》、《行政复议接收材料清单》；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答复书》及证据目录；5、《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详情单。市人社局以上述证据证明其履行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证：1、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知识青年身份，但不具有证明朝阳人社局所作核定的养老保险待遇违法的证明效力，本院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被告朝阳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对原告的养老保险进行核准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3、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履行行政复议程序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单位通用电气医疗系统贸易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朝阳人社局提出要求为原告办理退休的申请，同时提交了原告的《档案》、《个人账户缴费情况表》等材料。朝阳人社局受理后，对原告的人事档案及上述材料进行了审查，并根据其审核情况作出被诉《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核定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71年11月。
原告不服上述核定内容，于2015年12月17日向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市人社局经审查后于2015年12月22日受理，并向原告出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同日，市人社局向朝阳人社局出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朝阳人社局于2015年12月30日向市人社局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市人社局于2016年2月1日作出京人社复决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朝阳人社局作出的上述核准表。原告不服，即诉至本院。
另查，原告的人事档案中载明，原告出生于1955年11月26日，1963年9月至1968年9月就读于北京东四十二条小学，1968年9月至1978年10月随父母到天津市静海县插队。原告档案中的《插队知青工龄审批表》中载明：原告1968年9月随父母去农村，1971年11月满16周岁，故工龄由1971年11月起计算;《静海县独流镇公社知识青年花名册》“落户形式”一栏载明“随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中规定，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申请人可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朝阳人社局作为朝阳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核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市人社局作为朝阳人社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进行相应审查的法定职权。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其对朝阳人社局核定的参加工作时间有异议，主张朝阳人社局应适用194号文的规定核定原告的工作时间，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朝阳人社局适用206号文的规定核定原告的参加工作时间是否正确。对此，本院认为，参照194号文和206号文的规定，194号文适用的对象为特定期间由北京市统一组织和个人“回乡”，“投靠亲友”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206号文的适用对象为特定期间，由北京随父母去“五七”干校的随行子女。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系随父母下乡插队的事实，朝阳人社局依据206号文的规定，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参照206号文的规定，因原告中学未毕业，随父母下乡插队后又未上学而参加劳动，朝阳人社局以原告年满十六周岁的1971年11月作为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的核定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涉案《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中所载明的其他事项，均系朝阳人社局结合申报材料依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确定，本院经审查后不持异议。
市人社局在接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审查予以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朝阳人社局、作出复议决定并履行了送达程序，市人社局履行复议程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容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容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寇天功
人民陪审员 周学芳
人民陪审员 孙冀鹏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