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9民再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申请人）徐元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请人）徐德安，原应城市三合信用社（现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信贷员。
原审被告（被申请人）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原应城市农村信用联社三合信用社，以下简称农商行三合支行）。住所地：应城市三合镇。
负责人岑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涂梅桥，湖北横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韩应强，湖北省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部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徐元珍与被上诉人徐德安、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应城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2013）鄂应城民初字第00612号民事判决，徐元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2013）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17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元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鄂民申字第0056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4）鄂孝感中民再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3）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170号民事判决和应城市人民法院（2013）鄂应城民初字第0061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应城市人民法院经再审，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鄂应城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徐元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元珍、被上诉人徐德安，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涂梅桥、韩应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徐元珍诉称，1997年7月25日，我由原审被告信贷员经手在三合信用社（现为农商行三合支行）办理存款6850元，存款期限一年，存款年利率7.47‰。1998年3月1日，我因存单丢失到原审被告处办理了该笔存款的挂失业务。后原审被告一直没有通知我办理新的存款单，存款期限届满后原审被告也没有通知我取款。我也一直以为挂失后的存款就不会被别人取走，所以一直没有取这笔存款。2012年10月18日，我在搬家时找到了该笔存款的存单。自找到存款单后，我就及时找原审被告取这笔存款，原审被告答复这笔存款要查当时的存款底单，专为查底单一事我从武汉到三合来回跑了多次。2013年4月4日，原审被告通知我到三合信用社，我去后将我的存款单交给他们的会计，他们告知我存款早已被取走，并将我的存单扣留。后经我催要多次后，才于2013年6月16日把我的原始存单还给我。在多次交涉过程中，原审被告向我提供了“1998年3月1日我签字，徐德安经手的挂失声明”、“1998年8月1日徐德安签字的存款支取说明单”、“1998年8月1日徐德安作为领息人的存款利息结算单”复制件。我为此先后跑了十几次武汉到三合，花路费3000余元，耽误我二个多月的工作时间，误工损失5000余元。原审被告的违法行为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为此，请求判令原审被告三合信用社（现为农商行三合支行）及时支付我的6850元存款及利息，并赔偿我误工损失5000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
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辩称，1.挂失存款已被原审原告于1998年8月1日支取，支取时是根据挂失约定，凭本人身份证支取的。2.挂失存单从挂失之日起已丧失存单效力，不能以挂失存单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3.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签订的一份说明，进一步证实挂失存款早已被原审原告支取，双方再无任何纠纷。4.从挂失之日1998年3月1日至后来搬家找到原存单的2012年10月18日，其间相隔14年之久，原告既没有要求补办存款凭证，也没有转存，这足以证明该挂失存款已被支取。5.原审原告的存款已被其支取，其他请求（如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该存款没有被支取，也不存在有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之说。6.原审原告每次存取款都是委托徐德安办理的，并由徐德安签名（含第一次存取款和最后一次挂失到期后取款都是如此）。7.徐德安在存取款上签名是代表徐元珍办理。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末，银行存取款没有规定非要存款人签名，因当时的操作规程和现在的银行操作规程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另外，徐德安是徐元珍的长辈，又是村干部，因当时徐元珍讲自己写不好字，叫徐德安帮忙签个名，所以徐德安才在挂失后存款到期时在徐元珍办理取款碰见徐元珍时，受徐元珍口头委托，才在取款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综上，原审原告诉称的存单是一个挂失存单，已不具备效力，该存款已被原审原告支取．请求判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徐德安辩称，1、徐元珍于1996年7月5日在徐墩信用站存款5800元，定期一年，于1997年7月25日支取本息6850.38元，续存6850元，定期一年，应于1998年7月25日到期，本人误写为1997年7月25日。2、挂失经过，徐元珍曾经来过两次挂失，因她没有村级证明未办理，第三次要求我到信用社挂失，也没有任何证明，其本人身份证在武汉未带回来，在她的要求下，信用社同意了她的口头挂失，约定凭她本人的身份证取款，任何人不得取款，在1998年3月1日办理了挂失声明，由她本人签了名。3、取款经过，1998年8月1日上午，我到信用社领业务凭证，碰见徐元珍和她丈夫唐志明拿着身份证取挂失的存款，与信用社人员发生争执，当时我作了解释，然后由操会计制作取款凭证，凭证上说明属挂失支取，并注明其身份证号码，详细地址，原存单作废，当时要求徐元珍签名，她说写不好，就叫了我一声“么爹”代她签名，看她是我本湾的姑娘，又是我的储户，就代笔签名，将凭证交给出纳刘海应，发款后复点现金，交给徐元珍，在场人有胡某、操业熠、刘海应。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5）鄂应城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查明，1996年7月5日原审原告徐元珍在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所属的原徐墩信用站存入5800元，约定于1997年7月5日支取，月息9.18‰。后徐墩信用站被撤销并入两河信用社（现撤销合并为农商行三合支行），1997年7月25日原审原告徐元珍经原两河信用社信贷员徐德安经手办理结算转存，结算利息1050.38元，转存款6850元，存单号为001294存款期限一年，约定年利率7.47％。1998年3月1日，原审原告徐元珍因存单丢失找到存款经办人徐德安办理了挂失声明，该声明由徐德安起草，经徐元珍签名，内容为“存款号001294定期存单一份，金额陆仟捌佰伍拾元，存单不慎遗失，特此挂失声明，任何人不得取款，凭她本人身份证方可取款”。1998年8月1日，徐元珍凭其身份证到两河信用社办理了支取该笔存款的本息支取业务，支取本金6850元及利息725.38元，该笔业务由会计操业熠办理，刘海应为出纳，胡某作为复核。操业熠在“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贷方传票”上记载“借徐元珍存款，单号001294，说明：此款属挂失后支取，原单作废，支取时身份证号”，并在该传票背后备注：“徐元珍，湖北省应城市三合镇毛冲村毛冲湾，”，由会计、出纳、复核、记账盖章。2012年10月18日，原审原告徐元珍搬家时发现该笔挂失存单，遂与农商行三合支行多次交涉，并将该存单交给了农商行三合支行。2013年4月4日双方签订了一份说明，内容为“现有我社存款户徐元珍，于1997年7月25日在我社存款6850元，其于1998年3月1日挂失，于1998年8月1日解挂支取，现该储户将遗失存单找回，交于三合信用社，徐元珍与信用社和平解决此问题，双方无纠纷，特此说明。”存款户签名处由徐元珍本人签名，三合信用社加盖公章。后徐元珍将挂失存单要回，并以未支取该存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支付6850元存款及利息，并赔偿因此造成的误工损失5000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
另查明，原审原告徐元珍第一代身份证号为，第二代身份证号为。
2015年6月12日，原“应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合信用社”变更为“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合支行”。
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5）鄂应城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是一起因储蓄存款引起的纠纷，案由应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合同的双方为储户徐元珍与金融机构农商行三合支行，原审原告徐元珍认为农商行三合支行因管理不善，致该存款被其工作人员取走，起诉徐德安为共同被告，为查明本案事实，其将存款经办人徐德安列为本案共同原审被告并无不妥，故徐德安作为本案原审被告主体适格。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凭已挂失的存单是否可以主张权利？徐元珍的存款是否已经被徐元珍本人领取，徐德安签字领取的存款去向及性质如何确定？关于已挂失的存单能否主张权利的问题。因为存单被挂失后，该存单已作废就不能再作为支取存款的凭证，即该存单已经失权，故不能再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关于徐德安签字领取的存款的去向及性质问题。存款单、挂失声明、取款凭证等证据证明了原审原告的存款6850元已被支取的事实，取款凭证上有徐德安的签名，并备注了取款时所凭身份证号码为及详细住址，该身份证号码就是原审原告徐元珍本人的第一代身份证号码，符合该存款单解挂支取条件，且该存款的支取也经原两河信用社的会计、出纳、复核、记账多人盖章认可，履行了完备的手续，当时的会计、复核人员操业熠、胡某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接受了双方的质询，证实了徐元珍当年取款时由于与信用社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徐元珍要求该存款的经办人徐德安代其签名，徐德安签字后领取了存款并将款项交给了在场的徐元珍的事实。因挂失时徐元珍并未携带其身份证，信用社人员不可能知悉其身份证号码及详细住址，徐元珍认为徐德安知晓其身份证号码，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认为信用社人员伙同徐德安一起私分其存款，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尽管徐元珍本人未在取款凭证上签名，确实存在瑕疵，在当时的农村信用社，由于管理上的不规范，导致类似情形时有发生，并不能以没有签字就否定领取存款的可能，而上述挂失声明、取款凭证及证人证言等能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该款已被原审原告徐元珍支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储户的存单、存折如有遗失应当在挂失七天后，储户需与储蓄机构约定时间，办理补领新存单或支取存款手续。如果原审原告徐元珍确未支取该存款，则从挂失之日1998年3月1日到找到遗失存单时2012年10月18日，已近15年之久，其间她一直未找农商行三合支行取款，有悖常理，其一她是自己亲自办理的挂失手续，应该记得有此存款；其二相比其经济条件，作为6850元的一笔存款不是个小数目，徐元珍完全忘记了该笔存款的存在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2013年4月4日原审原告徐元珍与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签订了一个说明，内容为“现有我社存款户徐元珍，于1997年7月25日在我社存款6850元，其于1998年3月1日已挂失，于1998年8月1日解挂支取，现该储户将遗失存单找回，交于三合信用社，徐元珍与信用社和平解决此问题，双方无纠纷”，其上面有徐元珍本人的亲笔签名，徐元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受胁迫的情况存在，故可以认定原审原告的该笔储蓄存款已经被其支取。综上所述，原审原告徐元珍要求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支付6850元存款及全部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足够的证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原告徐元珍要求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赔偿其误工损失、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的要求，因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非侵权责任纠纷，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且该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遂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徐元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0元，由原审原告徐元珍负担。
徐元珍不服再审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理由为：1、上诉人在三合信用社存款的事实清楚。2、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提交的证据表明系他人支取了上诉人的存款本息，而不是上诉人自己支取的。3、2013年4月4日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签署的“说明”不能看出上诉人已经领取了存款本息，也不能视为上诉人自愿放弃了权利。且上诉人在签署了“说明”后，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却拒绝付款，上诉人为此还报警了。4、再审一审时，证人操业熠、胡某系该笔讼争存款的经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不能作为证人。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徐德安有多年存款业务往来，徐德安早就有了上诉人的身份证号。8、挂失声明上已经记载了因存单遗失，上诉人凭本人、身份证方可取款的事宜，但被上诉人徐德安违规操作已经足以说明上诉人侵吞了上诉人的存款本息。综上，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违规让其职员徐德安支取了上诉人的本息的事实是清楚的，该违规操作已经足以说明农商行三合支行的职员徐德安侵吞了上诉人的存款本息，而2013年4月4日双方签订的“说明”语言模糊，不能证明上诉人从徐德安处领取了存款本息，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上诉请求为：1、撤销应城市人民法院（2015）鄂应城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2、判令徐德安支付上诉人存款6850元及利息；3、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误工费5000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元。
被上诉人徐德安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农商行三合支行答辩称，1、本案讼争的存款本息已由上诉人支取。2、关于徐德安签字的问题。当时在取款时，要上诉人徐元珍签名，但徐元珍说她的字写得不好，就让徐德安代签的。3、关于2013年4月4日签订的“说明”的问题。该份“说明”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证实讼争的存款本息已由上诉人本人支取了。综上，再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应城市人民法院（2015）鄂应城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储蓄存款合同兑付引起的纠纷，储蓄合同的相对人是存款人徐元珍和揽储方农商行三合支行。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判决驳回徐元珍要求农商行三合支行兑付讼争的存款本息及赔偿相关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2、徐元珍主张徐德安赔付其存款本息及相关的损失的上诉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判决驳回徐元珍要求农商行三合支行兑付讼争的存款本息及赔偿相关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徐元珍于1997年7月25日在农商行三合支行存款6850元，该存款单已由其本人于1998年3月1日挂失，故该存款单已不再是有效的兑付凭证。该存单虽由徐元珍于2012年10月18日搬家时重新发现，亦不能改变该存款单失权的事实。故其在存款单挂失十五年之后，以该存款单作为兑付凭证，诉至法院，请求揽储方农商行三合支行予以兑付，于法无据。
1998年8月1日，徐元珍凭其本人的身份证到两河信用社办理了支取该笔存款的本息支取业务，支取本金6850元及利息725.38元。该事实有经一审开庭予以质证认证的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因该笔讼争的存款本息已由徐元珍本人支取，故农商行三合支行再无兑付义务。且在一审法院作出驳回徐元珍的诉讼请求后，徐元珍并未针对一审判决的内容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亦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徐元珍主张徐德安赔付其存款本息及相关的损失的上诉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本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兑付纠纷，非侵权责任纠纷。徐德安既非储蓄存款合同的当事人，且在徐元珍原一审期间起诉农商行三合支行时，亦未同时要求徐德安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对徐德安在本案中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不作判决并无不当。
徐元珍现提出的有关判令徐德安承担侵权责任的上诉请求，其实质是在二审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本院对此上诉请求调解未果，故对徐元珍的此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是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5）鄂应城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20元，均由上诉人徐元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新平
审判员 汪育华
审判员 王 华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