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683行初160号
原告诸暨市通讯机房设备厂。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詹家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炳祥，厂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郭炜、孙滨，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市公安局。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红旗路*号。
法定代表人沈平江，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悦梅、周青均，诸暨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原告诸暨市通讯机房设备厂不服被告诸暨市公安局公安行政登记一案，于2015年10月16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管辖。本案于2016年1月21日立案后，本院于2016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6年7月4日作出（2016）浙0683行初1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浙06行终230号行政裁定书，撤销（2016）浙0683行初10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诸暨市通讯机房设备厂的委托代理人孙滨，被告诸暨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余海生及委托代理人张悦梅、周青均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3月27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审限延长至2017年10月8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诸暨市通讯机房设备厂诉称，2012年4月2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炳祥的女儿盗用原告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张炳祥的身份证复印件，至诸暨市××号要求刻制原告的公章。诸暨市××号店主用上述证件到诸暨市办证中心被告的公章刻制管理窗口获取了准刻公章的介绍信后，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女儿刻制了原告的公章一枚。原告认为，根据《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九条之规定，被告工作人员未依法审核相关原告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单位负责人张炳祥身份证原件，亦未审核是否有原告或原告负责人出具的要求刻制公章的证明或出具的委托书。原告系1997年注册成立多年的规模企业，一直使用企业成立时刻制的且经工商部门印鉴样式留底备案的公章，被告的公章刻制管理窗口对此也未作谨慎审查。综上所述，被告在办理公章刻制审核上未严格依法履行审查义务，致使不符合刻制公章规定的案外人得以实现私刻原告公章，并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在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对原告公章进行备案登记的行为；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诸暨市通讯机房设备厂开庭前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
1、张炳祥询问笔录一份及张宇涛询问笔录两份，证明张宇涛去刻章时仅向被告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张炳祥身份证复印件，原告于2014年6月27日才得知该私刻公章的事实；
2、马建斌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张宇涛当时只提交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张炳祥身份证复印件。
3、印章备案证明及金联安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打印件各一份，证明与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不一致，被告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有问题，应以原告提交的为准。
4、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因被告的行政行为错误导致原告涉民事纠纷。
原告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5、私营企业法人营业单位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一份，证明原告拥有《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规定的登记证书，及被告在批准刻印时未依法审核。
被告诸暨市公安局辩称，一、被告对原告所述公章刻制的审查到位，程序合法。2012年4月2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女儿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到刻印店要求刻制原告公章一枚，并委托刻印店店主到公安行政审批窗口代办刻章手续，窗口人员按照绍兴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查看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收集了原告营业执照副本、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经核查原告确无经公安登记备案的公章，遂出具了刻制公章委托单，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印章管理系统。被告对涉案公章刻制审查到位，程序合法。二、原告所述“被告的公章刻制管理部门窗口并未依法审核”缺乏依据。绍兴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原告类单位申请刻制公章应提供的材料为“无上级主管部门的，应当凭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登记证书，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这是被告的上级根据《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出台的简事简办的便民措施，且均未对原告所述的机构代码证、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书提出要求。通知中未把“要求刻制公章的证明”列入需提供材料，是认可了刻章单位到窗口办理印章刻制时的口头刻章申请。因为工商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件系重要物件，非经法人同意、委托，外人不可能拿到，经办人拿着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刻章手续本身即为委托办理的有效证明。所以，被告上级管理部门对无主管单位的个体工商户要求刻制印章的未要求提供“要求刻制公章的证明”是合理合法，并符合实践要求的。马建斌是受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女儿口头委托，才携带相关资料到公安窗口办理刻章手续的。马建斌不是原告单位员工，无原告的书面委托书，并不影响其受合法委托后作为刻章经办人办理刻章事项，法律并未禁止代为办理，也符合民法通则的相关法律精神。对被告窗口工作人员而言，前来办理刻章手续的人即为经办人，将马建斌作为原告印章经办人录入系统备案是准确的。三、印章系统的相关数据系网络系统问题，被告系依法办理。在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后，被告也对原告印章进行了查询，发现相关数据与原告之前的查询数据有出入，经向印章管理系统开发公司查问，系系统故障所致。其中审批日期由于特殊性，由系统锁定，为正确日期。本案中，委刻单上的日期与印章系统里的审批日期都为2012年4月25日。被告不存在不按程序办理的情况。四、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原告已于2012年即知道被告的行政行为。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女儿张宇涛的陈述，其于2012年4月到被告处备案刻制涉案公章系经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原告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也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给她的。原告所述其公章刻制不知情缺乏依据。原告不是一个自然人，它对被告行政行为的“知道或应当知道”，并不限于其法定代表人的“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特定工作人员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也应视为其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系个人独资企业，具有家族企业的特征。张炳祥为法定代表人，印章刻制人张宇涛系张炳祥的女儿，在印章刻制前后长期在原告单位上班，并负责厂里签合同、预决算等一些重要事项。因一系列特殊关系，2012年4月张宇涛拿着原告营业执照副本及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刻制公章的行为，就算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不知情，也构成民法里的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张宇涛对被告行政行为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也应当视为原告的“知道或应当知道”。另外，根据张宇涛的称述，其曾于2012年使用该公章为原告所属员工办理社保手续，故原告至少在2012年已经知晓被告对该公章的备案行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诸暨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
1、刻制公章委托单（存根）一份；
2、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3、张炳祥和马建斌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4、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打印单及印章信息管理系统日期说明各一份；
证据1—4用以证明被告的刻制公章审核程序合法。
5、绍公网传[2007]101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七条、《浙江省刻字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八条，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6、张炳祥的询问笔录三份、张宇涛询问笔录四份、马建斌询问笔录两份、梁栋询问笔录一份、徐宁询问笔录一份、田健询问笔录一份、谢尼亚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刻制公章审核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一、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尤其是张宇涛的询问笔录，其之后的询问笔录已经推翻了该次笔录的供述；对证据3无异议，恰可以证明该印章信息管理系统多次出现错误，与被告的证据4相印证；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涉诉行政行为无关；对证据5不予质证，系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该证据不是《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登记证书。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后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没有骑缝章；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按照相关规定应当审查原件，故并不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证据4中印章信息查询记录上的承接日期、法定代表人电话均是错误的，即使系该系统出现问题，根据绍兴市的文件规定，应在48小时内修复，因此被告在此过程中是有过错的，至于该份证据中的说明，其关联性有异议，出具单位并无资质证明，被告亦未证明其有权作出解释说明的权利；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份证据要求被告在刻制公章审批时审查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法人身份证，但被告并未证明对被告的登记证书进行了审查；对证据6中张炳祥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张宇涛、马建斌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有异议，谢尼亚、田健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证据2，被告质证后无异议，且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与被告提供的证据4存在不一致，在本院认为部分再做论述；证据4、5与本案涉诉的行政行为无关，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3，系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取得的材料，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为被告依法制作的笔录，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做论述。
经审理查明，张宇涛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炳祥的女儿，其于2012年4月25日携带原告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张炳祥的身份证复印件，至诸暨市××号马建斌处要求刻制原告的公章一枚。同日，被告诸暨市公安局在诸暨市办证中心公安印章管理窗口审核上述材料及马建斌的身份后，向马建斌出具了刻制公章委托单，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事后，张宇涛取得名称为“诸暨市通讯机房设备厂”的公章，编号为3306810023283。原告法定代表人张炳祥于2014年6月27日得知该事后不服，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根据《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需要刻制公章的单位或者机构，应当将单位或者机构设立的批准文件、登记证书和要求刻制公章的证明，以及载明公章的名称、形状、规格尺度、材质、使用的文字和字体、排列的方法及其顺序等内容的材料，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经公安部门对上述材料以及是否已刻公章等情况核实并将信息录入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由该单位或者机构委托的公章刻制经营单位刻制。本案被告诸暨市公安局对辖区内的公章刻制申请负有审核及信息录入职责，且实际实施了涉案行政行为，故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提供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打印单存在不一致，但审批日期一致，结合张宇涛、马建斌、徐宁的询问笔录及庭审查明事实可确认，被告于2012年4月25日对要求刻制原告公章的申请进行核实，但被告在核实时并未收集原告要求刻制公章的证明，亦未核实马建斌是否受原告委托办理刻制公章的相关事实，故被告所作的涉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在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中对原告公章进行的备案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诸暨市公安局于2012年4月25日在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中对原告诸暨市通讯机房设备厂公章备案登记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诸暨市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户名：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231000002482144000003。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洪丹
代理审判员 杨柳青
人民陪审员 贝仲林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谢园婷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