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9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伟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能利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上诉人胡伟锋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45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胡伟锋原系安能利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能利公司）员工，于2013年2月20日左右离职。2013年1月25日，胡伟锋拿着安能利公司的介绍信和公章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清溪路营业厅办理了三台16**白色iphone5合约机手续，每台合约机月基本费为人民币389元，合约期为24个月，卡号分别为：180＊＊、180＊＊、180＊＊。
2013年12月，安能利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胡伟锋向其返还三台16**白色iphone5合约机，并支付合约机话费4，668元（389元／月／台×6个月×2台）。
原审审理中，胡伟锋称拿到三台合约机的当天就全部交给了安能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道远，但胡伟锋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安能利公司则称，三台合约机手续是胡伟锋私自办理的，安能利公司并不知情，胡伟锋也未将三台合约机交给安能利公司，而是占为己有；直到2013年8月，安能利公司在查询话费账单后才发现产生了相关费用。为证明其主张，安能利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1、号码为180＊＊的手机卡通话记录、入职登记表，证明该号码2013年8月的通话记录中有胡伟锋妻子的手机号码，因此该号码应是胡伟锋或胡伟锋认识的人在使用；2、合约机订单、合约机激活记录，证明电信部门于2013年2月4日下订单，2013年2月6日激活了三台合约机，之后才会交付用户，与胡伟锋所述其在2013年1月25日办理相关手续后一周左右拿到合约机的情况不符；3、安能利公司员工纪治刚关于号码为180＊＊的手机卡的情况说明，证明胡伟锋曾在2013年3月将该手机卡作为上网卡交给了安能利公司员工纪治刚使用，与胡伟锋所述其将三台合约机全部交给了安能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道远的情况不符；4、换卡手续登记表，证明安能利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办理了三个手机卡的换卡手续；5、话费账单，证明三台合约机包括月基本费389元在内的话费均系安能利公司支付。胡伟锋称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将三台合约机占为己有。
原审法院认为，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本案中，胡伟锋辩称其已将三台iphone5合约机交给了安能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道远，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而根据安能利公司提供的合约机订单、合约机激活记录、通话记录、入职登记表，电信部门于2013年2月4日下订单，2013年2月6日激活了三台iphone5合约机，故胡伟锋所述其在2013年1月25日办理相关手续后一周左右拿到合约机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胡伟锋也无法解释为何卡号为180＊＊的手机卡2013年8月的通话记录中有胡伟锋妻子的手机号码，故原审法院认为胡伟锋并未将三台iphone5合约机交给安能利公司。现安能利公司要求胡伟锋返还三台iphone5合约机，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三台iphone5合约机的话费均系安能利公司支付，故安能利公司要求胡伟锋支付安能利公司合约机话费4，668元，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胡伟锋在第二次庭审时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了庭审质证及辩驳的权利，相应后果由其自负。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胡伟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三台16**白色iphone5合约机返还安能利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司；二、胡伟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能利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司4，668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3元，减半收取计156.50元，由胡伟锋负担。
判决后，胡伟锋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安能利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胡伟锋的主要理由为：胡伟锋是在职期间应总经理王道远的要求办理合约机事宜的，移交合约机时胡伟锋尚未离职，未让王道远作书面确认，也符合日常工作之常情。因相隔时间过长，胡伟锋不记得拿到合约机的确切日期，原审法官一定要求胡伟锋确认日期，存在不当。事实上，合约机的激活日期与胡伟锋所述的时间并无不符。原审中，安能利公司员工提供的通话记录恰能证明合约机已经在安能利公司使用中，且已使用了很长时间。对于三部合约机中一个卡号有胡伟锋妻子通话记录的原因，经胡伟锋妻子回忆，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号码拨打过她的手机，她看到有一个未接电话就回拨了，故该通话记录不足以作为证据。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安能利公司不同意上诉人胡伟锋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胡伟锋陈述：2012年7、8月份，被上诉人安能利公司决定搬迁到苏州，并于2012年8、9月份告知员工该决定，员工如果愿意就去苏州工作，如果不愿意就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胡伟锋知晓后，对人事表示不去苏州，但因胡伟锋当时负责公司手机报销、网络方面事宜，人事要求其留到最后再离开，胡伟锋便在2012年11月起开始找工作、投简历；至胡伟锋离职前，除安能利公司租赁车辆的驾驶员外，安能利公司正式员工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仅4、5个人；2013年1月那段时间安能利公司办公室搬迁，胡伟锋都在办理原有电话、网络的注销、移机手续，能注销的注销，不能注销的办理移机手续，安能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道远就在老厂房问胡伟锋还有多少电话需要注销，哪些电话不能注销，并让胡伟锋去办理合约机的申领手续；因胡伟锋进安能利公司时间比较短，安能利公司在胡伟锋进公司前就办理了合约机，所以只有本案系争的三台合约机是由胡伟锋负责办理的；胡伟锋拿到合约机后，就在当天下午到新公司把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拿到的所有东西都交给王道远了，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其离职后，除本案纠纷以及王道远曾打电话说有几个许可证不见了，让胡伟锋找出来外，胡伟锋与安能利公司别无其他纠纷。对于安能利公司提供的通话记录清单中存在180＊＊号码与胡伟锋妻子、胡伟锋本人手机号码通话记录的原因，胡伟锋解释称那是因为其妻子看到有未接来电就回拨的缘故，当时拨打过好几次，其因妻子说最近一直有这个电话拨打她手机，所以也打打看。对于与180＊＊号码的通话内容，胡伟锋先是称电话从未接通过，后又称接通了对方也不说话。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胡伟锋作为系争三台合约机的申领经办人，虽称其已在领取到三台合约机的当日下午就将之交付给安能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却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从胡伟锋自述内容看，安能利公司在已决定将公司搬迁至苏州，并安排胡伟锋办理原有电话、网络的注销、移机手续，公司正式员工最后仅余4、5人的情况下，再要求胡伟锋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领三部月基本费389元、合约期24个月的合约机，显与常理相悖。再加之，对于三台合约机对应的手机卡号中，180＊＊号码存在由安能利公司员工纪治刚使用记录的原由，安能利公司所作解释，可属合理；而胡伟锋对于其本人、其妻子在2013年8月与180＊＊号码高频率通话所作的解释，过于牵强，本院难以采纳。故而，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之综合考量，本院认为，安能利公司关于胡伟锋占有其公司三部合约机未返还之主张的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予以采信。安能利公司以三部系争合约机的话费均由其支付，而胡伟锋仅交付安能利公司其中一张手机卡为由，要求胡伟锋支付合约机话费4，668元，亦有依据。故对胡伟锋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313元，由上诉人胡伟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绍奇
代理审判员 钱文珍
代理审判员 孙少君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 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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