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87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男，1968年10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蒲丽，北京赵天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晓红，女，1988年12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男，2000年3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王×1之法定代理人袁×，女，1963年8月12日出生。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王常清，北京市东城区仁合公益与法律研究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女，1941年12月30日出生。
上诉人赵××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5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及其委托代理人蒲丽、刘晓红，被上诉人袁×及其与被上诉人王×1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常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袁×、王×1诉至原审法院称：北京市×××401号本为袁×的丈夫王×2承租的公房。1997年，袁×与王×2结婚后一直居住至今。2000年王×1出生后，也随父母居住在该房屋中。2010年10月，王×2去世。1998年房改，该房屋登记在王×2的父亲王×3名下。2010年9月，王×3去世后，其妻林××通过继承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后赵××通过虚假交易取得了该房屋的产权证。2014年，赵××将我二人诉至法院，要求我二人腾退该房屋。我二人认为，涉诉房屋系我二人的唯一住房，我二人对涉诉房屋拥有居住权。赵××虽持有该房屋产权证，但不能以此对抗我二人的居住权。故我二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我二人对北京市×××401号有权居住使用；本案诉讼费由赵××承担。
赵××辩称：袁×、王×1二人称王×2原系涉诉房屋的承租人，但未提供证据，故我对此不予认可。袁×、王×1二人提供的居住证明也只能证明二人在涉诉房屋居住，但不能证明二人有权居住使用。根据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该房屋的原所有权人为林××，我系通过与林××正常合法交易取得的房屋所有权，不存在虚假交易。我现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而袁×、王×1二人并非所有权人，不应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权利应归属于我。综上，我不同意袁×、王×1二人的诉讼请求。
林××虽未出庭应诉，但提交书面意见称：1993年，王×2被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计量院”）除名。1998年之后房改，单位不会给除名的、不是本单位职工的王×2分配承租房。涉诉房屋系1958年由计量院分配给我爱人王×3的。房改时，计量院出售公有住房给王×3。王×3于2000年9月18日与计量院签订“买卖契约”，并于2001年4月24日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购房款是我与王×3交的，该房屋与王×2没有任何关系。王×2一家是霸占父母的住房居住。王×3曾将王×2告到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和东城区人民法院，多次催要，就是不搬。王×3去世后，经法院判决，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归我。因我身体不好，年龄大，还得支付法院判决要求支付给袁×等三人的20多万元现金，故我将涉诉房屋出售。我与赵××是经中介公司居间介绍达成的交易，程序合法，不存在虚假交易。我认为，袁×、王×1二人对涉诉房屋没有居住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涉诉房屋原为王×3通过房改售房取得，后经遗嘱给林××，林××通过诉讼取得了该房屋所有权。后林××将该房屋售与赵××，现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赵××名下。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3与王×2系父子关系。王×2自出生后就居住在涉诉房屋内。王×3在其遗嘱中称对王×21982年起将涉诉房屋变宿舍为作坊不满，后经计量院协调，王×2居住其中一大间，但王×2后又占据了另外一小间。据此，王×2与其父王×3应存在共居关系。后王×3通过房改将该房屋买下，王×3应保障其共居人的居住权利。后王×2与其前妻薛×离婚。袁×与王×2结婚后，在涉诉房屋的使用上，袁×与王×2形成共居关系。二人结婚后，袁×即居住在涉诉房屋内至今，二人之子王×1出生以后亦居住在涉诉房屋内至今，袁×及王×1属于涉诉房屋的共居人。袁×与王×1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林××在取得涉诉房屋产权后，亦应保障袁×、王×1二人的居住权利。林××在将涉诉房屋出售给赵××时，已将袁×、王×1二人在此居住的情况告知了赵××。赵××对此明知，其仍购买，则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即应继续保障袁×、王×1二人在涉诉房屋内居住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判决：确认袁×、王×1对北京市×××四〇一号房屋有居住使用的权利。
原审法院判决后，赵××不服，持原抗辩理由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袁×、王×1的诉讼请求。袁×、王×1同意原审判决。林××经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
经审理查明：林××与王×3系再婚夫妻，二人于1986年9月10日结婚；王×3与第一任妻子黄××生育一子王×2（曾用名王××）。袁×与王×2系再婚夫妻，二人于1997年6月24日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1。王×3于2010年9月去世。王×2于2010年10月去世。
2000年9月18日，王×3作为乙方与其单位计量院作为甲方签订《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约定计量院将涉诉房屋以成本价售与王×3。合同乙方处记载为“购房人（承租人）王×3”。该合同签订后，王×3交纳了购房款并取得了涉诉房屋的所有权。2005年，王×3立下公证遗嘱，载明：在其去世后，将其名下的涉诉房屋及位于北京市×××055号房屋中属于王×3的份额由其妻子林××一人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2011年，林××将袁×、王×1及案外人王×4（王×2与其前妻薛×之子）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对包括涉诉房屋在内的上述两处房屋以及林××与王×3二人的存款进行继承。原审法院经审理，判决两处房屋均变更归林××所有；对银行存款、抚恤金、丧葬费、困难补助款，扣除相应费用后，依法予以分割，林××应给予袁×、王×1、王×4每人各人民币72707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2年1月17日，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林××。
2012年8月22日，中央国家机关房改办中直机关房改办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住房交易办公室经审核出具《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变更通知单》，同意林××办理涉诉房屋的转移登记手续。
2012年8月24日，林××与赵××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经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服务，林××将涉诉房屋售与赵××，合同载明的价款为1470000元。合同签订后，赵××向林××支付了房价款1280000元。林××亦表示收到了赵××房价款1280000元。税务机关为赵××出具了金额为1470000元的购房款发票。对于其余款项，赵××称其给予了中介公司人员。对此，袁×、王×1称，交易价格不符合常理，赵××与林××存在虚假交易的行为。2012年8月30日，赵××取得了涉诉房屋的所有权证，房屋性质为商品房，建筑面积63.67平方米。
原审诉讼中，就涉诉房屋的承租人情况，原审法院向计量院核实，计量院答复称，因2000年以前，计量院没有纸质房屋档案，故计量院不清楚涉诉房屋的承租人情况。赵××对此予以认可。袁×、王×1对此答复不予认可，认为涉诉房屋的原承租人就是王×2，但对该主张，二人未向法院提供翔实有效的证据。
关于涉诉房屋房改时的出资情况，袁×称其曾出资一万多元，并将房屋产权借名登记在王×3名下，其申请证人白×出庭作证，以证明房改时，王×2曾向白×借款一万多元用于支付购房款。赵××对此不予认可。林××亦不予认可，并提交了购房款收据3张，显示计量院收取了涉诉房屋的房改购房款15306元，交款人为王×3。
关于涉诉房屋的居住情况，袁×称，其与王×2在1997年结婚后，一直居住在涉诉房屋至今，在本市无其他住房；王×1出生以后，亦一直居住在涉诉房屋至今，并提交了北京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显示二人现居住在涉诉房屋内。赵××表示其购房时，袁×、王×1二人居住在涉诉房屋内，但不清楚之前二人的居住情况。林××表示，袁×所述的居住情况属实，但同时称，王×2最开始系强占的涉诉房屋，本就无权居住，故相应的，袁×、王×1二人也不应有权居住。对该主张，林××提供王×3的遗嘱及附件为证，遗嘱附件记载有“1958年以来，我本拥有×××63平方米的二居室一处（指涉诉房屋），1982年起，我的儿子王×2及其妻子薛×未经我同意就在此变宿舍为作坊，逐步雇佣到3个工人做点心出卖，使我无法休息。计量院和电磁处领导不听我的反映，情况持续了几年。……1987年11月，他们夫妻竟然将我的居室强行侵占，我气急发病住院，党委才责成原副院长史××解决，暂将大房间由他们住，双方领导将小房间锁住，并答应院里有了房子一定给我另行分配。后来，王×2私自将小房间的锁撬开，公然将家具搬入，而造成两间全占的事实。我也曾向领导反映此情，但没有人管。此后计量院也没有收回此间空房。……后，我符合条件扩大面积，由童××副院长裁定将×××的二居室产权卖给我，至此才成定局。……”。袁×、王×1对遗嘱附件的真实性不认可。经询问，林××称，王×2自出生后就居住在涉诉房屋内。
审理过程中，赵××称在其与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林××告知过其袁×、王×1与林××之间的婆媳关系以及涉诉房屋由袁×及王×1在此居住的情况，但其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其系根据林××的判决购买了该房屋，在与林××交易之前，并不认识林××，不存在与林××串通进行虚假交易的情况。林××称在与赵××交易时，已将其家中的事情及袁×、王×1在此居住的情况告知过赵××，但赵××坚持要买，且该房屋的成交价比市场价要低。袁×、王×1表示林××卖房时，没有与二人商量，并称林××卖房可以，但不能不让二人居住。
另外，袁×、王×1向法院提交了二人的低保领取证明，以证明二人生活困难，无固定收入，享受政府低保；北京市公安局和平里派出所证明信，以证明1995年开始，王×2为涉诉房屋户主，并说明涉诉房屋的由来。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与本案无关，同时赵××质疑袁×、王×1的低保资格。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购房款收据，《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房屋所有权证，（2011）东民初字第0899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原系王×3承租的单位公房，并经房改取得房屋所有权。后经公证遗嘱，由林××通过诉讼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后，林××将该房屋出售给赵××，现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赵××名下。王×2系王×3之子，虽自小即在诉争房屋内居住，但系基于父母与其之间的抚养关系，其成年后应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不再享有对涉诉房屋的居住权益。据此，袁×与王×1作为王×2之妻儿，对涉诉房屋亦不享有居住权益。现袁×虽主张涉诉房屋系王×2承租，房改时系其与王×2出资购买并登记在王×3名下以及赵××与林××之间系虚假买卖，但均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据此袁×要求确认其与王×1对涉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处理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536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袁×、王×1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袁×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袁×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审 判 员 刘丽杰
代理审判员 王继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