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正行初字第00053号原告安守会，女，生于1953年11月6日，土家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凤冈县人。原告安守群，女，生于1963年9月6日，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凤冈县人。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原行政机关）。住所地：凤冈县龙泉镇政通路。法定代表人王继松，系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刘仲元，系凤冈县人民政府法治办公室主任。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复议机关）。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号。法定代表人魏树旺，系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范德会，系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安守权，男，197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凤冈县人。第三人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刘家沟组（以下简称“刘家沟组”）。诉讼代表人刘清科，系该组组长。第三人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猴石台组（以下简称“猴石台组”）。诉讼代表人朱勇平，系该组组长。第三人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官寨组（以下简称“官寨组”）。诉讼代表人卢天明，系该组组长。原告安守会、安守群不服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31号颁发给第三人安守权的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的遵府行复（2015）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遵市法行初字第290号《行政裁定书》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立案后，于2015年9月29日、9月30日向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第三人安守权、官寨组、猴石台组、刘家沟组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安守权、官寨组、猴石台组、刘家沟组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安守会、安守群，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仲元，遵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范德会，第三人安守权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官寨组、刘家沟组、猴石台组经传票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的规定，于2008年12月31日作出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将本案诉争的林地“大坡顶”、“屋后头”确权登记给第三人。原告安守会、安守群不服，向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遵府行复（2015）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原告安守会、安守群诉称，1964年社教时期，二原告与其胞姐安守孝、姑姑陈文英、父母刘玉坤、谢仁珍以及祖父母刘中普、赵永珍8人为一户，以父亲刘玉坤为户主，在原凤冈县西山公社新华大队第四生产队划分得地名为“大坡顶”、“屋后头”的自留山两幅，二原告分别于1975年、1984年出嫁至本公社的另一生产队。后二原告的祖父母、父亲相继去世。1992年第三人安旭、安守权签订分家协议，将“大坡顶”、“屋后头”自留山分割，剥夺了二原告的份额。2008年林改时，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在未严格按照林权登记程序，不认真审查林木林地权属来源的情况下，将该两幅自留山分别登记给第三人安旭、安守权、谢仁珍。2014年，二原告获知西山水库建设征收了“大坡顶”自留山，要求分割征收补偿费时才知道该林权登记事实，二原告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亦被维持。原告安守会、安守群在庭前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权属来源清楚，因2008年林改时，是以自然户为单位申报登记，第三人户当时就是官寨组（现合并至刘家沟组）的一个自然户。第三人申报的林地主要以大集体时以其父亲刘玉坤为户主分得并管理的自留山为主，属刘家沟组集体所有，同时林改在摸底调查及上山指界及公示期间，均无人提出异议，二原告所在的西山村公园组和桶井组也同时在开展林改工作，二原告明知以其父母为单位分得的自留山将登记在他人名下未提出异议。安守会、安守群虽与第三人系同胞姐弟，但结婚后迁出居住在西山村公园组和桶井组且参与了当地的土地承包，不再是刘家沟组村民，对刘家沟组原以其父母刘玉坤、谢仁珍为户分得的自留山不再享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该林权证颁证程序合法，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的规定，县、乡镇、村均成立林改工作小组，召开群众会制定林改实施方案，对林权进行调查摸底、勘界，并将林权登记情况进行张榜公示，在公示期满无人提出异议后才颁发的林权证，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对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予以维持的行政复议结论正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安守会、安守群的诉讼请求。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号证据—龙泉镇西山村刘家沟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表决结果及参会人员花名册（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1号证据）。拟证明西山村刘家沟组在林改时按国家相关规定制定实施方案，召开了群众大会，林改工作符合法律的规定，颁证符合规定。2、3号证据—《林权登记表及申请表、内表》；《刘家沟组林权现状登记表（第一榜）》、《西山村官寨组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第二、三榜）》；《关于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关寨组（原刘家沟小组）一榜公示的情况说明》（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2号证据，另遵义市人民政府的该份证据还包括《关于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关寨组（原刘家沟小组）一榜公示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林改履行了法定程序，被告颁发的林权证认定事实清楚，颁证程序合法。4号证据—《证明》。拟证明刘家沟组与官寨组属同一村民组。5号证据—《贵州省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拟证明本案争议的林地已经确权颁证给第三人，颁证的程序合法。6号证据—安守权身份证复印件及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身份信息以自然户为单位颁发林权证，及第三人的林权申报情况。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在庭审中陈述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另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还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3号证据-《集体社员自留山登记表》。拟证明凤冈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权属来源清楚。4号证据-（2014）凤民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争议林地权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属第三人。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5号证据-遵府行复（2015）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凤冈县人民政府颁证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是清楚的，我们告知了原告的诉权，我们的复议程序也是合法的。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人述称，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林地权属来源清楚，第三人所持的林权证中登记的主要是自留山林，其所有权属于第三人所在官寨组（后合并为西山村刘家沟组），第三人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自留山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但二原告却不是该组成员，理应没有使用官寨组自留山的成员资格。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颁证程序严格依法，其效力应予以确认。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为反驳原告的主张，提交并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1号证据-分家协议。拟证明安旭、安守权对家庭所有的土地山林进行分割，明确了争议地的权属。2号证据-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拟证明林权证是依法所得，第三人享有争议林地的使用权。3号证据-（2014）凤民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和我们不是一个小组，不能享有我组林地的权利。4号证据-情况说明。拟证明颁发林权证是按自然户颁发的，第三人享有争议林地的权属。5号证据-（2015）凤民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不具有我组集体成员的资格。6号证据-遵府行复（2015）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村民委会主任陈守顺的一份《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刘家沟组、官寨组、猴石台组在2009年后合并为刘家沟大组，但该组无村民组长，合并后的各个小组均单独存在，有村民小组长，刘家沟组和官寨组的组名同时在使用。各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对该事实予以认可。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出示的1号（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的1号证据）证据无异议，但原告与第三人是一个村的，开会时原告并没有接到通知。认为2、3号（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的2号证据）证据认定事实不清楚、登记程序不合法，第三人是后来才申请登记的。对4、5、6号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3号证据无异议。对4号证据有异议，原告本身就对该判决不服。对5号证据有异议，争议的自留山是以原告父亲的名义取得的，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享有相应的份额。二原告对二被告陈述的法律依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二被告提交并出示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认为安守权、安旭签订分家协议时没有通知原告，原告并不知道实际情况。对2、3号证据有异议，争议的自留山是以父亲的名义取得的，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享有相应的份额。对4、5、6号证据有异议，我们应该享有争议林地的权属，不应该全部给安旭、安守权、谢仁珍三人。二被告对第三人提交并出示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4、5、6号证据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3号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1、2、3号（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1、2号证据）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颁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本院予以采纳。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4号（同第三人提交并出示的3号证据）证据能证明原告与安守权之间就被征收的部分争议地的征地补偿费发生过纠纷，二原告在其现户籍所在地已经取得承包地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5号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提交的1号证据可以证明安旭、安守权兄弟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2号证据可以证明2008年林改时的政策是以自然户为单位对林权进行登记，本院予以采纳。3号证据本身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号证据可以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6号证据不能用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争议地“大坡顶”、“屋后头”现位于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刘家沟组，系二原告与第三人安守权之父亲刘玉坤以家庭户为单位于1964年取得的自留山。原告安守会、安守群分别于1975年、1984年外嫁至该村另一村民组，并在该组取得了承包地。1992年第三人安守权与其兄安旭签订分家协议，对其父母刘玉坤、谢仁珍的赡养、家庭共有财产房屋、山林土地等进行了分割。2006年刘玉坤去世。2008年凤冈县开始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原告与第三人所在的凤冈县龙泉镇西山村成立了村林改领导小组，在调查摸底、现场勘界的基础上，于2008年2月底、2009年1月、2009年2月，进行了林地使用权现状公示（第一、二、三榜），在公示无异议后，经第三人申请，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将本案诉争的林地“大坡顶”、“屋后头”登记给第三人，将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颁发给第三人安守权。2014年，原告获知诉争的林地被部分征收，征收补偿费用已被第三人领取，遂向凤冈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征收补偿款，但诉请被法院驳回。二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得知凤冈县人民政府已将本案诉争林地登记给第三人，遂向遵义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遵府行复（2015）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二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撤销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5）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遵市法行初字第290号《行政裁定书》移交我院审理。本院认为，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依法具有颁发林权证的法定职权。原告安守会、安守群分别在1975年、1984年外嫁至龙泉镇西山村公园组和桶井组后，均在当地取得了承包地，此事实有凤冈县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4）凤民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根据《西山村刘家沟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的原则，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规定的程序，在摸底调查、查明林地权属来源、依法公示无异议后，根据第三人的申请，对第三人申请的林地予以登记造册、颁发权利证书予以确定林地权属，其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的法律法规亦正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并出示的证据材料中，均无证据可以证明其是否依法受理了二原告的复议申请，是否依法向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发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后，其是否依法将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故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5）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的遵府行复（2015）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二、驳回原告安守会、安守群要求撤销被告凤冈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31日颁发的凤府林证字（2008）第5203270102044-1／1号《林权证》并重新颁发林权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安守会、安守群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光勤人民陪审员  马学伦人民陪审员  薛贵英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胡德生附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款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判决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