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赣08刑终159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泰元，曾用名“徐大元”，男，1972年11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汉族，初中文化，案发前系泰和县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住泰和县。2016年8月29日因涉嫌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被逮捕。2017年4月28日经泰和县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松青，男，1971年1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汉族，中专文化，案发前系泰和县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制股副股长，住泰和县。2016年8月29日因涉嫌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被逮捕。2017年4月28日经泰和县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罗正旺，江西共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审理泰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徐泰元、刘松青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一案，于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出（2016）赣0826刑初15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徐泰元、刘松青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徐泰元、刘松青，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4年12月4日，泰和县碧溪林业工作站接到举报碧溪村有山场被砍伐，该站站长彭某带人上山查看，发现有两块山场被砍伐，凭经验目测采伐出材量为20立方米。彭某经询问后，当日即电话向泰和县林业局副局长赵某1汇报系王某1等人砍伐，并形成《关于碧溪镇碧溪村滥伐林木情况核查的汇报》，以一个案件线索报送县林业局。赵某1以同一案件线索批示由泰和县林政执法稽查大队核处，该队大队长匡某转批由徐泰元携员查处。2014年12月9月，徐泰元收到该书面汇报材料时即知被滥伐山场是王某1等人所为，并将该汇报材料交与大队法制股副股长刘松青查看。当日，徐泰元与刘松青、刘某1前往碧溪村山场勘查，确定被伐两处山场立木蓄积量共为20.5立方米，一处为15.5立方米，一处为5立方米。之后，在处理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案过程中，被告人徐泰元、刘松青为完成罚款任务指标以不影响个人经济利益及照顾人情，将涉案山场分为两个案件立案处理，面积大的一块山场放在并非实际滥伐人的曾某1名下处罚并处以罚款13950元，另一块面积小的山场放在王某1名下处罚并处以罚款6050元，致使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实际滥伐人王某1、熊某1逃脱刑事处罚。王某1、熊某1接受罚款处罚后，继续安排副业工无证砍伐至2015年3月底，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量为821.50立方米，并于2016年3月10日被定罪判刑。上述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
原审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泰元、刘松青身为行政执法人员，明知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仍为完成罚款的任务指标以不影响个人经济利益以及照顾人情，分案处理，以罚代刑，不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致使王某1等人继续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逾800立方米，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徐泰元经侦查机关通知，主动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鉴于滥伐行为人王某1等为造林而清山，临近承包合同规定的造林期限而采伐许可证尚未办下来，后亦完成了山场的造林，降低了滥伐林木造成的损害后果，应认定被告人徐泰元、刘松青放纵犯罪嫌疑人未造成严重后果，综合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表现以及案件实际情况，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徐泰元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二、被告人刘松青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原审被告人徐泰元上诉提出，其对涉案山场分案处理属认识错误，未牟取个人私利，客观上系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案发后具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免予刑事处罚。
原审被告人刘松青上诉提出，其在处理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案时错误的认为刑事立案标准是20立方米，不知道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已构成犯罪；处理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案时不知曾某1并非实际滥伐人，不存在对涉案山场分案处理的主观故意；其在处理案件时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只处罚共2万元的意思，后来的处理系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自己亦未牟取私利；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时的蓄积量是否达到20.5立方米，缺乏鉴定意见证实；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系被侦查人员欺骗和引诱的结果，请求对其证据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不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改判无罪。
刘松青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松青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缺乏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犯罪故意，认定涉案山场滥伐林木蓄积量20.5立方米无证据证实，不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审审理查明：泰和县林政执法稽查大队于2014年3月更名为泰和县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系泰和县林业局下属副科级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法人，受泰和县林业局的委托，对全县盗伐、滥伐林木、违法运输木材等违法行为实施林业行政处罚。上诉人徐泰元自2010年6月起任泰和县林业执法稽查大队副大队长，并于2012年1月取得林政行政执法证及2013年参加全市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培训班培训，其职责为协助大队长开展各项工作，带领队员并参与对林政案件查处和执法稽查等工作。上诉人刘松青19**年在原赣州林校林学专业毕业后安排在泰和县林业局工作，2010年起任泰和县林业执法稽查大队法制股副股长，主持法制股全面工作，并于2012年1月取得林政行政执法证及2013年参加全市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培训班培训，其职责为负责案件审核报批、涉刑事案件移送初核、参与并协助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做好林政案件查处和执法稽查等工作。2014年林业执法大队与泰和县森林公安局对罚没物品和罚没收入分配原则是：执法大队移交至泰和县森林公安局的涉嫌林业刑事案件，以刑事处罚结案的，移交单位不参与罚没收入分配。2014年林业执法大队自行组织收入任务指标为罚没款8万元，育林基金（B票）10万元，共计18万元，自行组织收入的罚没收入按照其实际征收额的80%返还。
2014年12月4日，泰和县碧溪林业工作站接到举报碧溪镇碧溪村有山场被砍伐，该站站长彭某带人上山查看，发现共有两处山场被砍伐并已制成规格材，其中一块被零星砍伐，其根据规格材的长度和直径，凭经验目测采伐出材量为5立方米；一块被成片砍伐，目测采伐出材量为15立方米。被采伐山场为2013年设计采伐但未采伐的山场，采伐树种为杉木。彭某经询问后，当日即电话向泰和县林业局副局长赵某1汇报系王某1等人砍伐，并同日形成《关于碧溪镇碧溪村滥伐林木情况核查的汇报》，以一个案件线索报送县林业局。赵某1同样以同一案件线索批示由执法大队核处。执法大队大队长匡某转批由徐泰元携员查处。同年12月9月，徐泰元收到该书面汇报材料时即知被滥伐山场系王某1等人所为，并将该汇报材料交与刘松青查看。当日，徐泰元与刘松青、刘某1前往碧溪村山场勘查。到现场后，刘某1在山脚等候，徐泰元、刘松青进山查看后发现有两块山场被滥伐并拍照取证，在稿纸上大概记录了砍伐的树种、数量和木材的胸径或地径，并在地图上勾画了滥伐的范围。下山后，徐泰元、刘松青根据勘查的情况计算出面积小的一块的滥伐蓄积量为5立方米，面积大的一块山场被滥伐的蓄积量为15.5立方米。刘松青制作了碧溪村二组“马面岭”山场被滥伐的立案登记表和勘验笔录，被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15.5立方米，建议立为行政案件处理，但未填写当事人信息，也无当事人签名。徐泰元制作了碧溪村一组“栽竹仚”等山场被滥伐的立案登记表和勘验笔录，被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为5立方米，建议立为行政案件处理，也未填写当事人信息，无当事人签名。后二人向匡某汇报，徐泰元提出有两块山场被滥伐，系两个案件，滥伐数量与林业站汇报的数量相符，刘松青也附和说是两个案件。
2014年12月10日，曾某1来执法大队找到徐泰元，告知系王某1安排其来接受处罚，要求将滥伐面积大的那块山场放在其名下处罚，滥伐面积小的这块放在王某1名下处罚。徐泰元让曾某1在已经制作好的勘验笔录上签名，并让其在空白的询问笔录上签名。徐泰元告知曾某1滥伐面积大的山场的滥伐蓄积量为15.5立方米，要罚款2万元。曾某1认为滥伐数量太大，便未接受处罚回去了，徐泰元后来将曾某1已签名的空白询问笔录补填完整。次日，王某1和曾某1一起来执法大队找徐泰元，刘松青也在场，王某1提出自己有工作，希望将滥伐数量小的山场放在自己名下处罚，将滥伐数量大的山场放在曾某1名下处罚，徐泰元、刘松青均未表示反对，徐泰元即让刘松青为王某1做滥伐蓄积量为5立方米的询问笔录，徐泰元随后也来到刘松青办公室一起为王某1制作了询问笔录。王某1提出希望给予关照，两块山场一起只罚款2万元结案。徐泰元、刘松青表示只罚款2万元不符合罚款金额的规定。过了几天，王某1电话联系徐泰元，再次提出希望给予关照，两块山场一起罚款2万元结案。徐泰元表示会向领导转达王某1的意思，并叫王某1也要去找领导说情。后来徐泰元、刘松青一起至匡某办公室商量可否对两块山场只罚款2万元结案，刘松青表示只罚款2万元太少。过了些天，匡某在办公室对徐泰元讲就罚款2万元结案，徐泰元向刘松青转达了该意思，刘松青再次表示罚款数额太少。徐泰元即通知王某1说领导同意只处罚2万元，让其来交2万元罚款。后王某1、熊某1来到执法大队并当徐泰元、刘松青的面交了2万元罚款。徐泰元叫刘松青根据所交的2万元，再根据已经确定对曾某1处罚15.5立方米、对王某1处罚5立方米，倒推各自的处罚金额。刘松青不愿意推算，徐泰元推算出了结果，即对曾某1处罚13950元、对王某1处罚6050元，就与刘松青一起完成了曾某1处罚案、王某1处罚案，刘松青还冒用“刘某1”的姓名在案卷的勘验笔录上签名，并由刘松青审核后报领导决定。
在2014年12月9日执法大队上山调查前，王某1、熊某1卖了逾20.5立方米杉木给曾某2。王某1、熊某1接受罚款处罚后，继续安排副业工无证砍伐至2015年3月底，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821.50立方米。泰和县森林公安局对王某1、熊某1刑事立案后，调取了徐泰元、刘松青制作的曾某1、王某1滥伐林木行政处罚案卷。徐泰元后将案卷取回后，即和刘松青在执法大队一楼办公室认真查看案卷，发现有曾某1签了字的空白资料，便将曾某1签名的空白案件纸拿出扔掉，并重新编号装订成卷，致使泰林罚字〔稽2015〕第（001）号行政处罚案卷存在编号涂改，一种用水笔写，一种用铅笔写，且两种笔写的编号错乱。泰和县人民检察院首次找徐泰元与刘松青询问后，徐泰元与刘松青、匡某商量，为应对检察院调查，对于刑事立案标准，统一说“在查办王某1滥伐林木案件时，只知道江西省刑事立案的标准为10-20立方米，不清楚具体的刑事立案标准。”对于为何分案处理，统一说“该山场是两块山，权属也不一样，并且森林公安以前也这样处理过。”并于2016年3月10日被定罪判刑。
2016年4月12日，经泰和县人民检察院通知，被告人徐泰元主动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2016年4月13日，经泰和县人民检察院通知，被告人刘松青主动接受调查，但是未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徐泰元、刘松青的常住人口信息表，证实二上诉人的身份信息事实。
2.上诉人徐泰元和刘松青的职务任免通知、行政执法证、个人履历相关资料、泰和县林政执法稽查大队关于调整大队领导和队员工作分工的通知，证实上诉人徐泰元从2010年6月起任泰和县林业执法稽查大队副大队长，并于2012年1月取得林政行政执法证（2012年1月至2015年12月31日）及2013年参加全市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培训班培训，其职责为协助大队长开展各项工作，带领队员并参与对林政案件查处和执法稽查等工作。上诉人刘松青19**年在原赣州林校林学专业毕业后安排在泰和县林业局工作，2010年起任泰和县林业执法稽查大队法制股副股长，主持法制股全面工作，并于2012年1月取得林政行政执法证（2012年1月至2015年12月31日）及2013年参加全市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培训班培训，其职责为负责案件审核报批、涉刑事案件移送初核、参与并协助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做好林政案件查处和执法稽查等工作。
3.吉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泰和县林政执法稽查大队、林业技术推广站升格为副科级单位的批复》、泰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泰和县林政执法稽查大队等机构更名增编的批复》、泰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和县林政执法稽查大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泰和县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泰和县林业局林业行政处罚委托书和出具的情况说明、泰和县林业局关于印发《泰和县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实施方案》的通知、江西省林业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江西省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的通知、泰和县林业局《关于下达2014年本级部门综合预算指标的通知》及2014年林政执法大队收入预算表、自行组织收入预算明细表，证实泰和县林政执法稽查大队于2014年3月更名为泰和县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系泰和县林业局下属副科级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法人，受泰和县林业局的委托，对全县盗伐、滥伐林木、违法运输木材等违法行为实施林业行政处罚。2014年，林业执法大队与泰和县森林公安局对罚没物品和罚没收入分配原则是：执法大队移交至泰和县森林公安局的涉嫌林业刑事案件，以刑事处罚结案的，移交单位不参与罚没收入分配。2014年泰和县林业局本级部门综合预算采取“核定收入、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短收不补”的原则，其中林业执法大队自行组织收入的罚没收入按照其实际征收额的80%返还；2014年泰和县林业局所属事业拨款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各占绩效工资的比例为6:4。基础性绩效工资按月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根据自身财力依照考核结果发放。2014年林业执法大队自行组织收入任务指标为罚没款8万元，育林基金（B票）10万元，共计18万元。2014年江西省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为：滥伐林木立木材积6立方米以上的，处滥伐林木价值四倍至五倍的罚款。
4.泰和县林政执法行政处罚流程图、执法责任制和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工作规程，证实执法大队不得以罚代放、以罚代刑，对需要移送作刑事案件侦查的，办案人员将案卷材料送交大队法制股负责人审查，法制股负责人审查后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及时报请县局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批准，并移送森林公安局侦查。
5.泰和县碧溪林工作站《关于碧溪镇碧溪村滥伐林木情况核查的汇报》，证实碧溪林业工作站于2014年12月4日上山查看，发现有两块山场被滥伐，一块零星砍伐并经目测采伐出材量为5立方米，一块成片砍伐并经目测采伐材料量为15立方米，采伐山场为2013年设计采伐但未采伐的山场，采伐树种为杉木。
6.泰林罚字〔稽2015〕第（001）号、第（002）号行政处罚案卷各1宗，证实曾某1、王某1滥伐林木案件的承办人为徐泰元、刘松青，2014年12月9日立案登记，建议以林业行政案件查处，并于同日完成勘验、检查笔录，分别为曾某1滥伐杉木立木蓄积15.5立方米，王某1滥伐杉木立木蓄积5立方米。2014年12月16日徐泰元、刘松青提出以行政处罚结案，对曾某1以滥伐林木15.5立方米并处滥伐杉木价值2倍的罚款即13950元结案，对王某1以滥伐林木5立方米并处滥伐杉木价值2倍的罚款即6050元结案。泰林罚字〔稽2015〕第（001）号行政处罚案卷编号存在涂改，一种用水笔编号、一种用铅笔编号，且两种笔所写的编号错乱。
7.泰和县人民法院（2015）泰刑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书，证实王某1、熊某1接受行政处罚后，继续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821.50立方米，因二人具有自首法定情节以及主动退赃等酌定情节，熊某1另有立功情节，对熊某1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对王某1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8.泰和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上诉人徐泰元、刘松青的归案情况说明，证实二上诉人归案经过。
9.证人彭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初，接到举报有人在碧溪镇碧溪村滥伐林木，当日下午其与副站长陈某上山查看。发现有副业工在两块山场砍伐树木，经询问村民，得知是王某1安排人滥伐的。两块山场上砍伐的林木已经制成规格材，其根据规格材的长度和直径，凭经验目测，两块山场被滥伐的停放在现场的林木出材量至少超过20立方米。因超出其查处范围，第二天（2014年12月4日）书面将两块山场作为同一个滥伐线索书面报送县林业局。几天后，徐泰元、刘松青、刘某1去了滥伐现场，回来后在林业工作站吃中饭，期间未向其提起滥伐现场勘查的情况。
10.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实其知道王某1、熊某1在碧溪村一、二组承包了山场，之前二人还找过其批砍伐指标，因不符合条件就没批，还特意交代碧溪林业工作站要留意碧溪村一、二组山场的情况。2014年年底，碧溪林业工作站发现王某1等人在碧溪村一、二组滥伐林木，站长彭某先电话向其汇报说情况比较严重，现场砍伐了近20立方米，其交代彭某提交书面材料上报。彭某书面上报的是一起案件的一条线索，其也是一个案子一个批示。因为只是林业站的线索汇报，具体滥伐数额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所以批示给执法大队去核实情况，再做下一步处理。按理是一个案子，不清楚办案人员为何分作两个案件处理，处罚金额也是徐泰元、刘松青提出的。其认为执法人员不移交刑事处理，主要是为了完成罚款任务，如案件不在执法大队办，他们也罚不到款。
11.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年底，其与徐泰元、刘松青到碧溪林业工作站，经站长彭某介绍后，徐泰元、刘松青上山查看，其未进山。过了半小时左右，二人就下山了，在林业站吃完中饭就回执法大队，之后其就没有参与办理王某1滥伐林木的案件。王某1滥伐林木行政处罚案的案卷中勘验笔录“刘某1”的签名不是其写的，看字迹是刘松青写的。泰和县林业局下发了上面关于现行江西省滥伐林木的刑事立案标准为15立方米的文件，林业工作站的墙上都会张贴这个规定。林业局每年都会召开一两次强调林业执法要求的会议，要求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案件，应移送森林公安查处。刘松青作为法制股的副股长，主持法制股的工作，参加培训的次数较多。
12.证人匡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份，执法大队接到县林业局转来的碧溪村滥伐林木的报告，其安排徐泰元带人查处。徐泰元、刘松青从山场调查回来后，向其汇报说滥伐林木行为人是王某1、曾某1，是两个案件，没有提出移交刑事处罚的意见。2014年12月的一天，王某1与一个好像叫熊某1的人各拿了1万元来其办公室交罚款，徐泰元、刘松青好像也在场，其让单位内勤梅某先预收。后徐泰元、刘松青对王某1罚款6050元、对曾某1罚款13950元，将两个行政处罚案交其审核，徐、刘某2未提出移交司法机关的意见。泰和县检察院找徐泰元、刘松青谈话后，二人对其说检察院提问主要集中于滥伐林木案件的刑事立案标准以及为何要分案处理，不移交刑事处罚这两个问题。其质问二人怎么会这样处理，徐泰元、刘松青坚持说没事。刘松青说两个行政处罚案件其中一个案件是15.5立方米，按照江西的标准，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其便问刘松青，那当时为何还提出行政处罚的意见，刘松青没有回答。后刘松青提议能否这样解释“根据法律规定是10-20立方米，有一个区间，林区是20立方米的标准，非林区是10立方米标准，泰和碧溪是林区，就以林区标准来定。”后三个人商定，“以后只要检察机关找谈话，就说只晓得滥伐林木案是10到20立方米的刑事立案标准，看能不能这样解释过去。”针对分案处理的问题，徐泰元向其提出，之前见过森林公安也分案处理了，分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13.证人梅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林业执法大队领导，记不清是徐泰元还是匡某，让其先收王某1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交来的2万元，匡某、徐泰元、刘松青都知道先收2万元的事。因为是暂收，所以当天没有开票。过了些天，徐泰元叫其把这2万元交上去开票，并告诉其分成两个人，分别开具发票的金额。开好票据后将票据交给刘松青了。
14.证人曾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份，王某1电话告知其说在碧溪村山场滥伐林木十多二十立方米，被泰和县林业执法大队发现，要进行处罚。王某1讲自己有单位，不便接受处罚，让其代为去泰和县林业执法大队接受行政处罚。其答应并去执法大队找到了徐泰元，表示王某1在碧溪滥伐了林木，自己是来代替王某1接受处罚。徐泰元说那就不关你的事，其说王某1滥伐的是其家的林木，徐没再说什么，拿了些材料纸要其签字，其表示如果滥伐数量超过20立方米就不会签字。徐泰元对其说，既然不签字，就回去叫王某1过来。其离开执法大队，电话告知王某1说滥伐数量超过20立方米，后果很严重，不会替他接受处罚。过了几天，王某1又电话联系其，说已经搞定了执法大队，叫其一起去执法大队签字就行。其与王某1来到执法大队徐泰元办公室，徐泰元没有对其制作询问笔录，也没有说要对其进行处罚，只是让其在材料纸上签字，签字的材料纸有些是空白的，有些是事先写好了内容，签完字后就什么也没有管了，罚款也是王某1他们去交的。林业执法大队的人与王某1很熟悉，知道是王某1滥伐的林木，也清楚其是顶替王某1接受处罚。
15.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与熊某1在碧溪村滥伐林木被泰和县林业执法大队发现后，其安排曾某1去接受处罚，但实际上曾某1不是滥伐行为人。曾某1去执法大队后，电话告诉其滥伐数额比较大，要罚款4万元，其又与曾某1一起到执法大队接受处理，安排曾某1承担那块面积更大的行政处罚，其承担面积小的行政处罚。其与熊某1到执法大队找徐泰元、刘松青，希望得到关照，只罚款2万元。徐泰元表示要请示林业局的领导。后徐泰元告知其说领导同意只罚款2万元处理，其便与熊某1一起交2万元罚款结案，这2万元是卖给“曾猛子”（曾某2）木材的钱。其本人是林业部门职工，与林业系统的人员关系比较熟，执法大队人员上山后的第二天，其便主动到执法大队要求给予关照。交完罚款后，其与熊某1安排副业工继续滥伐林木至2015年3月30日被森林公安到现场制止。当时因承包合同规定的造林期即将届满，但又办不到采伐许可证才滥伐林木的，后来山场完成了造林。
16.证人熊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12月泰和县林业执法大队发现其与王某1无证滥伐的事情，一开始说要罚款4万元，经过找执法大队的人沟通，得到照顾，只罚款2万元。曾某1没有参与滥伐林木。2014年12月份的一天，其与王某1带着2万元一起到执法大队交给了出纳，这2万元是王某1向碧溪镇“曾猛子”（曾某2）预借的。王某1是林业部门的职工，与林业部门的人比较熟。山场上砍伐的所有杉木都卖给了“曾猛子”，第一批卖了28立方米左右，单价为700元左右，卖了一万九千余元，卖第一批杉木时，执法大队还没有对其立案。交完罚款后，其与王某1安排副业工继续滥伐林木至2015年3月底。当时因承包合同规定的造林期即将届满，但采伐许可证又办不下列才滥伐林木的，后来山场完成了造林。
17.证人魏某1、张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农历九月底，老吴电话联系其找几个副业工到碧溪镇采伐林木。2014年11月24日，按照王老板的安排在碧溪村山场砍伐林木，砍到12月9日，有半个月的时间，每天能砍一方多点，估计砍了有五六十方的样子。后来还接着砍了有几百立方米，一直采伐至2015年清明节前后。
18.证人曾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下半年，其分三四次收购了王某1等人砍伐碧溪镇碧溪村“赵某2”山场的杉木，按750元/方，共收购了190余方，支付了14万余元购杉木款。其中第一次收购了王某1、熊某1装运的六车杉木，每车4余方，共20余方，付了2万元左右货款。王某1还向其预借了2万元，说要2万元去办理砍伐指标，以后这2万元冲抵杉木款。
19.上诉人徐泰元的供述，证实其与刘松青知道2014年江西省滥伐林木罪刑事立案标准为活立木蓄积15立方米，都知道执法大队的处罚权限，刘松青作为法制股的负责人，要对案件进行审核。2014年12月9日其与刘松青接到县林业局转来的碧溪林业工作站书面报案材料时即知道所举报被滥伐山场的滥伐行为人系王某1。2014年12月9日上午其与刘松青上山查看，发现有两块山场被滥伐，进行了拍照取证，目测估算一块山场被滥伐数量为5立方米，另一块山场被滥伐数量为15.5立方米，滥伐数量与报案材料的数量差不多。根据勘查情况，刘松青制作了碧溪村二组“马面岭”山场被滥伐的勘验笔录，被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15.5立方米，但没有填写当事人信息，也没有当事人签名。其制作了碧溪村一组“栽竹仚”等山场被滥伐的勘验笔录，被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为5立方米，也没有填写当事人信息，没有当事人签名。当日下午回到执法大队后，其与刘松青向匡大队长汇报说被滥伐的有两块山场，滥伐的数量与报案材料相符，是两个案件，刘松青也附和同意是两个案件。
2014年12月10日曾某1来执法大队找到匡某，并电话告诉其说已经在执法大队，其将曾某1带到自己办公室。曾某1讲滥伐面积更大的那块山场是他请人砍的，滥伐面积小的这块是王某1找人砍的，其让曾某1在已制作好的勘验笔录上签名，并让他在空白的询问笔录上签名。其告知曾某1滥伐面积更大的山场的滥伐数量为15.5立方米，要罚款2万元。曾某1认为滥伐数量太大、罚款数额多，要去找领导给予关照，就没有接受处罚回去了。其后来将曾某1已经签名的空白询问笔录补填完整。第二日，王某1和曾某1一起来执法大队找其，刘松青也在场，王某1提出自己有工作，希望将滥伐数量更小的山场放在自己名下处罚，将滥伐数量更大的山场放在曾某1名下处罚，其与刘松青同意后，即让刘松青去为王某1做滥伐数量为5立方米的询问笔录，其随后也来到刘松青办公室一起为王某1制作了询问笔录。王某1提出希望给予关照，两块山场一起只罚款2万元结案。其与刘松青表示自己做不了主。过了几天王某1电话联系其，再次提出希望给予关照，两块山场一起罚款2万元结案。其表示会向领导转达这个意思，并叫他也要去找领导说情。后来其与刘松青一起到匡某办公室商量可否对两块山场只罚款2万元结案，刘松青表示只罚款2万元太少。匡某表示请示领导后再考虑。过了半个月左右，匡某在办公室对其讲就罚款2万元结案，其向刘松青转达了说两块山场罚款2万元结案，刘松青再次表示罚款数额太少。其通知王某1说领导同意只处罚2万元，让其来交钱。后王某1、熊某1来执法队，当着其与刘松青的面交了2万元罚款。
刘松青参与了分案处理的整个过程，其只是对罚款数额提出了异议，认为罚款数额太少，其他未提出任何异议。其与刘松青的这组2014年要完成9万元罚款任务，任务的完成与津补贴挂钩，如未完成，就会扣发其与刘松青的津补贴，一旦移送刑事立案，就没有了罚没收入。不移送刑事处罚，主要是为了完成罚款创收任务，同时知道王某1是林业系统的老职员，很早就认识王某1，和他有些交情，也知道他与林业系统的人员都很熟，知道他找了领导，也是为了照顾同事人情。其叫刘松青根据所交的2万元，再根据已经确定曾某1处罚15.5立方米、王某1处罚5立方米，反推各自的处罚数额时，刘松青不愿意推算，其推算出了结果，即对曾某1处罚13950元、对王某1处罚6050元，就与刘松青一起完成了曾某1处罚案、王某1处罚案。在形成案卷材料时，为了和工作站的报案数额有差异，特意加了0.5立方米，所以在曾某1处罚案卷中滥伐数额就为15.5立方米。其让内勤将2万元分成两张罚款金额分别为13950元、6050元的票据。2008年有一个案件，也是同一滥伐行为人的两块山场，执法大队移送到森林公安进行刑事立案后，森林公安将其作为两个行政案件处理，其表示从这个案件受到了启发。其与刘松青20**年在处理肖仁晶滥伐林木案件时，也是两块山场，一块是10.85立方米，另一块是12.92立方米，其与刘松青最后也是分案进行了行政处罚，没有移送刑事立案。
森林公安对王某1刑事立案后，调取了其与刘松青制作的曾某1、王某1滥伐林木行政处罚案的案卷。一段时间后，其将案件取回，当天即和刘松青在执法大队一楼办公室认真查看两份案卷，发现有曾某1签了字的空白材料纸，便将曾某1签名的空白案件纸拿出扔掉，并重新编号装订成卷。泰和县人民检察院找其与刘松青第一次询问回来后，其与刘松青、匡某便商量，为应对检察院机关调查，对于刑事立案标准，统一说“在查办王某1滥伐林木案件时，只知道江西省刑事立案的标准为10-20立方米，不是很清楚具体的刑事立案标准。”对于为何分案处理，统一说“该山场是两块山，权属也不一样，并且森林公安以前也这样处理过。”
20.上诉人刘松青的供述及辩解：执法大队有罚款数额任务，所以绝大部分案件都会做罚款处理。之前只知道滥伐林木的刑事立案标准为10-20立方米，最近听说检察院在对执法大队进行调查，才清楚江西省滥伐林木的刑事立案标准是15立方米。2014年12月匡某大队长安排其与徐泰元、刘某1前往碧溪镇碧溪村查处滥伐林木的行为，到现场后拍照取证，确定了滥伐范围，下山时还问了村民是谁砍伐的树木。当天下午回到执法大队，根据两块山场的勘查情况制作了两份勘验笔录，徐泰元制作的是碧溪村二组马面岭山场的勘验笔录，确定采伐数量为15.5立方米，其制作了碧溪村一组载竹、柏树、黄泥坡山场的勘验笔录，确定采伐数量为5立方米，当时没有确定当事人，故两份勘验笔录没有填写当事人信息，也没有当事人签名。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曾某1来到执法大队，找了徐泰元、匡某，具体说了什么不清楚，曾某1发了脾气后就走了。在曾某1来之后的一两天，王某1也来了执法大队，找了徐泰元、匡某，王某1从二人办公室出来后，刘松青在楼下综合股办公室给王某1做了笔录，之后徐泰元也来了，一起对王某1进行询问。王某1走后，其与徐泰元根据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的树种、数量、单价，计算出了应对他们进行处罚的金额，当时计算的具体数额记不清了，但一定比最终罚款的2万元要多。后徐泰元告诉其王某1等人的案子领导已经决定罚款2万元结案。其经过计算，得出罚款2万元虽然比正常罚款的标准低，但也不会低很多，就同意按照罚款2万元结案了，是根据二人滥伐的数量，倒推计算出对王某1处罚6050元，对曾某1处罚1950元，其与徐泰元知道王某1与曾某1是合伙关系。
之所以对王某1等滥伐林木案以罚款结案，“一是我们的罚款任务比较重，挽损经济压力比较大，作行政处罚也是为了罚点款，完成任务。二是王某1是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办案人员和领导碍于情面，也就做了从轻处理。”即使是按照罚款处理，罚款2万元也远低于法定的处罚标准。泰林罚字〔稽2015〕第（001）号行政处罚案、泰林罚字〔稽2015〕第（002）号行政处罚案是其与徐泰元一起制作的，一起提出行政处罚意见。不清楚王某1和曾某1交纳罚款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为何是王某1和熊某1来交的钱。依据领导对王某1等人罚款2万元结案的意思，对王某1处罚2万元结案是服从领导的安排，但没有哪个领导直接和其说要对王某1等人罚款2万元结案，是其与徐泰元向匡某汇报案情后，在匡某的办公室就定下对王某1罚款2万元结案。对王某1、曾某1进行罚款后，告诉了二人不要再继续滥伐了，但没有进行监督，也不知道王某1又继续滥伐了林木。
涉案山场勘验笔录中“刘某1”名字是其冒签的，刘某1没有进山里，去勘验时没有见证人和当事人在场，在处理时是听信了王某1、曾某1的说法，没有太在意王某1与曾某1是合伙关系，认为是两伙人分别砍伐的，才认为两块山场有两个违法行为人，按照两个案件处理。曾某1的询问笔录虽然签字人是刘松青，但其是在徐泰元写完笔录事后补签的。2014年、2015年执法大队行政处罚的任务都是20万元左右，其与徐泰元这组要完成一半，任务完成情况与津补贴挂钩，他们这组未完成，就会扣发其与徐泰元的津补贴。不清楚移交司法机关后，有无行政处罚收入。不清楚两个案卷是否重新装订过，但页面有修改。检察院介入后，其和徐泰元、匡某说好，“以后检察院找问话，就实事求是说只知道刑事立案是10-20立方米的标准，不知道具体数量”。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经审核，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徐泰元上诉提出其对涉案山场分案处理属认识错误，未牟取个人私利，案发后具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徐泰元多年任职林业执法部门负责人并经专业培训，其应当知道我省滥伐林木罪刑事立案标准，其本人亦供述知道该刑事立案标准，但为完成单位罚款指标而获取经济利益及照顾他人私情，明知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仍伙同上诉人刘松青对涉案山场分案处理，致使他人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而继续滥伐林木数额巨大，其辩解因认识错误而分案处理及处理过程未循私与查明事实不符，原判根据徐泰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结合其案发后自首情节，已对其从轻处罚，所处刑罚不存在过重，故对徐泰元上诉要求改判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刘松青上诉提出的相关意见，与查明事实、证据不符，不予采纳。（1）其处理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案时不知刑事立案标准，属法律认识错误的意见。经查，我省滥伐林木罪立案新标准系从2010年12月28日开始执行，刘松青自2010年担任泰和县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制股副股长，2013年参加了全市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培训，多年负责查处林业行政案件和负责执法大队查处案件的审核工作，其在2014年底处理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案时应当知道我省刑事立案标准，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2）其处理滥伐林木案时不知曾某1并非实际滥伐人，不存在对涉案山场分案处理的主观故意的意见，经查，王某1、熊某1滥伐林木后，碧溪林业工作站的书面汇报材料系将两处被滥伐山场作为同一违法线索汇报，县林业局也是以一个案件线索批示由执法大队核处，刘松青到达山场前已看过汇报材料，应知道被滥伐的两块山场系同一违法行为；徐泰元的供述亦可印证其与刘松青接到县林业局转来的碧溪林业站书面报案材料时即知道滥伐行为人系王某1，曾某1、王某1到执法大队接受处罚时，王某1提出因自己有工作而希望将滥伐数量大的山场以曾为民名义接受处罚，当时刘松青在场；王某1的证言亦证实其到林业执法大队找徐泰元、刘松青时表明希望将两块山场的罚款由4万元减至2万元，故刘松青辩解不存在对涉案山场分案处理的主观故意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3）其在处理案件时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只处罚2万元的意思，后来的处理系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自己未从中牟取私利的意见，经查，刘松青作为王某1等滥伐林木案承办人员，虽对罚款数额本身提出异议，但为完成与本人经济利益直接关联的单位罚款指标及照顾关系，其作为案件查处人，从未对分案处理、以罚代刑及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提出任何异议，其对罚款数额的多少有异议不影响其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犯罪故意的成立，该辩解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4）认定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时的立木蓄积量20.5立方米缺乏鉴定意见证实。经查，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案发后，碧溪林业工作站人员12月4日上山查看并根据规格材的长度和直径而目测确定了出材量已超过20立方米；12月9日上诉人徐泰元、刘松青上山查看并经过拍照取证、制作勘验和检查笔录后，确定两处山场被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量为20.5立方米；采伐工魏某1、张某的证言证实从2014年11月24日开始4人砍伐杉木超过十天，每人每天能砍超过一个立方米，采伐至12月9日时，立木蓄积量也应远超过20.5立方米；王某1、熊某1的证言均证实其在碧溪村滥伐的杉木都卖给了曾某2，熊某1的证言证实第一次卖的数量就达28立方米左右，曾某2的证言也证实其第一次收购王某1、熊某1卖的杉木超过20立方米；徐泰元、刘松青在作出行政处罚及本案侦查、审查起诉、开庭审理时，均未对滥伐林木涉案数量20.5立方米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认定滥伐林木涉案数量20.5立方米并无不当，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5）侦查机关2016年4月13-14日对其两次讯问采用了引诱和欺骗性手段，其所作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经查，侦查机关于2016年4月13-14日对上诉人刘松青进行讯问，依法保障了上诉人相关权益，上诉人在阅过讯问笔录后签字认可，所作供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所提讯问过程采用了引诱、欺骗手段而排除供述的意见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上诉人刘松青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松青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缺乏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犯罪故意，认定涉案山场滥伐林木蓄积量20.5立方米无证据证实，不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刘松青主持泰和县林业执法稽查大队法制股全面工作，其职责包括案件审核报批、涉刑案件移送初核、参与并协助做好林政案件查处和执法稽查等工作，其执法资格并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行政执法证确认，上诉人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刘松青作为王某1等滥伐林木案承办人员，明知该案涉及刑事犯罪，但为完成单位罚款指标而获取经济利益及照顾关系，仍伙同徐泰元对案件进行分案处理、以罚代刑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其虽对罚款数额多少提出异议，不影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故意的成立；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蓄积量20.5立方米有徐泰元、刘松青的供述及本人所作勘验、检查笔录证实，并有采伐副业工魏某1、张某，木材销售者王某1、熊某1，木材收购者曾某2的证言证实，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王某1等人滥伐林木蓄积量20.5立方米的事实足以确认。故辩护人辩解意见与查明事实、证据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泰元、刘松青在执行公务中，明知他人滥伐林木涉嫌刑事犯罪，为完成罚款任务指标以不影响个人经济利益及照顾人情，将涉案山场分案处理并混淆滥伐主体，以罚代刑，不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滥伐林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上诉人徐泰元案发后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予从轻处罚。上诉人徐泰元、刘松青上诉及刘松青辩护人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判长 伍春辉
审判员 邹慧章
审判员 刘凯升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晨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