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二中行终字第54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育贝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在灵，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勇旗，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站南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冯晓光，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男，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监察员。
委托代理人黄官水，男，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监察员。
上诉人北京育贝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贝儿公司）因诉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丰台人保局）劳动监察管理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5）丰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育贝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勇旗，被上诉人丰台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杨军、黄官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9月11日，丰台人保局作出京丰人社劳监罚字（2014）第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47号处罚决定），认定育贝儿公司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给予育贝儿公司罚款10000元的处罚，并责令育贝儿公司在处罚决定送达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已送达的调查询问书的要求改正违法行为。
育贝儿公司不服上述第47号处罚决定，向一审法院诉称：丰台人保局于2014年7月29日向育贝儿公司送达了调查询问书，要求育贝儿公司7月30日14时向其报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社会保险登记证、职工名册等书面材料并接受调查询问，又于2014年8月12日向育贝儿公司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育贝儿公司8月13日14时报送上述材料，由于丰台人保局未能正确送达育贝儿公司，导致育贝儿公司在2014年8月19日向丰台人保局提交材料。王丹是育贝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在灵的女儿，不是育贝儿公司的人事主管人员，在未取得育贝儿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其签收文件不对育贝儿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育贝儿公司的注册地在丰台区五里店270号15幢东方傲强招待所F079，公司尚未实际经营，龙昌大厦208室是育贝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在灵和女儿王丹等家人的在京居住地，王丹在此经营一家幼儿培训机构（尚未取得营业执照），不是育贝儿公司的营业场所。所以，丰台人保局的送达不成立。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藏、毁灭证据的”，可以处以罚款，而育贝儿公司并没有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行为，丰台人保局断章取义，对育贝儿公司作出的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丰台人保局作出第47号处罚决定。
丰台人保局一审辩称：第47号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丰台人保局作为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有权依法对辖区内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其在接到投诉后，到投诉人确认的投诉地点进行巡查，是正常履行劳动监察职能的具体行政行为。《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必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书。本案中，丰台人保局结合现场巡查情况向育贝儿公司发出调查询问书，依法有据。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育贝儿公司应当按照丰台人保局的调查询问书要求，携带相关材料，按时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指定地点接受调查。由于育贝儿公司没有按照丰台人保局要求的时间提供材料、接受调查，丰台人保局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向其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改正，符合相关法规规定，虽然育贝儿公司在2014年8月19日向丰台人保局提供了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育贝儿公司职工名单表、职工工资表、考勤表、劳动合同、企业章程制度等材料，但是没有提供调查询问书所要求的社会保险登记证、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等材料，亦未就不提供的原因作出解释和说明，并且所提供的材料均未在丰台人保局要求的期限内提交，已经构成“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行为，丰台人保局依据该条款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作出行政处罚前，丰台人保局依法对育贝儿公司发出陈述、申辩告知书，程序合法，丰台人保局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考虑育贝儿公司提交了部分材料的事实，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确定的2000至20000元的罚款幅度内，确定罚款10000元，并无不当。
根据育贝儿公司与王丹签订的劳动合同，王丹系育贝尔公司的职工，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丰台人保局进行现场巡视检查时其提供了育贝儿公司的营业执照，故而丰台人保局在该地址向育贝儿公司送达调查询问书，并无不妥。责令改正通知书系由育贝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在灵在该地址签收，因而，此后丰台人保局将陈述申辩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至该地址，符合送达地址要求。根据王在灵的陈述，龙昌大厦208室是其本人和王丹等家人的在京居住地，因而，无论作为育贝儿公司员工，还是作为育贝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王丹对送达文件的签收，以及丰台人保局在王丹现场拒绝签收时由第三方见证留置送达，均发生有效送达的法律效果。所以，育贝儿公司关于丰台人保局送达不成立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育贝儿公司关于第47号处罚决定违法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育贝儿公司的诉讼请求。
育贝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第47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送达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等”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育贝儿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
丰台人保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一审中，丰台人保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1、劳动保障监察接待投诉登记表，2、投诉人李红云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1-2证明2014年6月24日李红云到丰台人保局处投诉“育贝儿幼儿园”拖欠工资、扣留押金，丰台人保局立案调查的事实；3、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视检查登记表，证明2014年7月29日丰台人保局监察人员到投诉人指认的经营场所现场检查；4、京丰人社劳监询字（2014）第3-048号《调查询问书》，证明2014年7月29日丰台人保局向育贝儿公司发出调查询问书，要求育贝儿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14时携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社会保险登记证、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职工名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企业规章制度、劳动合同、2014年1月至7月的职工工资单和考勤，到丰台人保局处接受询问；5、京丰人社劳监责字（2014）第3-16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因育贝儿公司未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2014年8月12日丰台人保局向育贝儿公司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育贝儿公司在8月13日14时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6、京丰人社劳监告字（2014）第111号《陈述申辩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4年9月2日丰台人保局向育贝儿公司送达陈述申辩告知书，告知育贝儿公司因其拒不改正，拟对其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其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7、育贝儿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王在灵身份证复印件、职工名单表、职工工资表、员工考勤表、劳动合同4份、企业规章制度，证明育贝儿公司在8月19日提供上述材料，超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求的期限，所提交材料也不齐全；8、第47号处罚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2014年9月11日丰台人保局作出第47号处罚决定并送达育贝儿公司。丰台人保局以《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经庭审质证，对丰台人保局提供的证据作出如下认证意见：丰台人保局的全部证据，来源合法，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故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4日，李红云到丰台人保局投诉，其填写的《劳动保障监察接待投诉登记表》记载：被投诉单位为“育贝儿幼儿园”，经营地址为丰台区刘家窑桥南横七条龙昌大厦二层208室（以下简称龙昌大厦208室），人事负责人王丹，投诉事项为拖欠工资、扣留押金。2014年7月29日，丰台人保局劳动监察人员到龙昌大厦208室进行日常巡视检查，王丹在现场，并向监察人员出示了育贝儿公司的营业执照。监察人员当场送达了京丰人社劳监询字（2014）第3-048号《调查询问书》，要求育贝儿公司2014年7月30日14时派员到丰台人保局劳动监察大队接受询问，并携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社会保险登记证、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职工名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企业规章制度、劳动合同、2014年1月至7月的职工工资单和考勤等材料，王丹予以签收。因育贝儿公司没有按调查询问书要求接受调查，2014年8月12日，丰台人保局作出京丰人社劳监责字（2014）第3-16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育贝儿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14时按京丰人社劳监询字（2014）第3-048号《调查询问书》要求报送书面材料，并告知逾期不按要求报送的，将对其作出罚款处罚。当日，丰台人保局监察人员在龙昌大厦208室将该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给育贝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在灵，王在灵本人签收。2014年8月19日，王在灵向丰台人保局提交了育贝儿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育贝儿公司职工名单表、育贝儿公司职工工资表（2014年7月）、员工考勤表（2014年7月）、育贝儿公司分别与王丹、王研、刘晓庆、程凤梅签订的劳动合同、育贝儿公司企业章程制度。2014年9月2日，丰台人保局作出京丰人社劳监告字（2014）第111号《陈述申辩告知书》，告知育贝儿公司因其在接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拒不改正，拟对其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因王丹拒绝签收，丰台人保局监察人员于当日在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将该告知书留置送达在龙昌大厦208室。2014年9月11日，丰台人保局作出第47号处罚决定，内容如前所述。由于王丹拒绝签收，丰台人保局监察人员于当日在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将该处罚决定书留置送达在龙昌大厦208室。
另查明，2014年5月20日，育贝儿公司与王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5月19日，王丹从事工作为“幼儿教育”。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丰台人保局作为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有权依法对辖区内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其在接到投诉后，到投诉人确认的投诉地点进行巡查，是正常履行劳动监察职能的具体行政行为。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必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书。本案中，丰台人保局2014年7月29日在对育贝儿公司现场检查时，向育贝儿公司发出调查询问书，要求该单位于2014年7月30日14时向该局报送相关材料。育贝儿公司应当按照丰台人保局的调查询问书要求，携带相关材料，按时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指定地点接受调查。由于育贝儿公司没有按照丰台人保局要求的时间提供材料、接受调查，其行为已经构成《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的“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材料”的情形，据此，丰台人保局于2014年8月12日向育贝儿公司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符合相关法规规定。虽然育贝儿公司在2014年8月19日向丰台人保局提供了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育贝儿公司职工名单表、职工工资表、考勤表、劳动合同、企业章程制度等材料，但是没有提供调查询问书所要求的社会保险登记证、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等材料，亦未就不提供的原因向丰台人保局作出解释和说明，并且所提供的材料均未在丰台人保局要求的期限内提交，已经构成“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行为，丰台人保局依据该条款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作出行政处罚前，丰台人保局依法对育贝儿公司发出陈述、申辩告知书，处罚程序合法。丰台人保局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考虑育贝儿公司提交了部分材料的事实，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确定的2000至20000元的罚款幅度内，确定罚款10000元，并无不当。
关于送达程序是否合法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根据育贝儿公司与王丹签订的劳动合同，王丹系育贝尔公司的职工，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丰台人保局进行现场巡视检查时王丹提供了育贝儿公司的营业执照，故而丰台人保局在该地址向育贝儿公司送达调查询问书，并无不妥。责令改正通知书系由育贝儿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在灵在该地址签收，因而，此后丰台人保局将陈述申辩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至该地址，符合送达地址要求。根据王在灵的陈述，龙昌大厦208室是其本人和王丹等家人的在京居住地，因而，无论作为育贝儿公司员工，还是作为育贝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王丹对送达文件的签收，以及丰台人保局在王丹现场拒绝签收时由第三方见证留置送达，均发生有效送达的法律效果”。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上述意见正确，本院不持异议。
综上，丰台人保局所作第47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育贝儿公司要求撤销第47号处罚决定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育贝儿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育贝儿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缺乏亦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北京育贝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丽
代理审判员 陈雷
代理审判员 李丹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