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思民初字第9565号
原告刘某甲，男，192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厦门市湖里区，现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赵某，女，1931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厦门市思明区，现住厦门市思明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云武（系两原告之子），男，195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
共同委托代理人展庐平，福建邦平联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某甲，男，1954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厦门市思明区，现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顾梦，福建金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琳琳，福建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甲、赵某与被告何某甲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郑志勇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杨丽芬、人民陪审员卢桂玲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甲、赵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云武、展庐平，被告何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顾梦、李琳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甲、赵某诉称，两原告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子一女，其女刘东兰与被告何某甲结婚后于××××年××月××日育有一子何某丙。因被告原系现役军人飞行员转业后为厦门航空公司飞行员，刘东兰系现役军人后担任空军后勤部厦门办事处招待所所长，二人平日公务繁忙，无法照料其子何某丙，故何某丙自幼由其外祖父母即两原告悉心照顾至16岁（1998年12月）出国留学，后何某丙于2003年留学归国，仍与两原告共同生活，特别是何某丙回国后患病期间，生活起居主要由两原告照顾。何某丙之母刘东兰与被告何某甲于2008年12月16日登记离婚，刘东兰因抑郁于2011年8月14日去世。2011年8月23日，何某丙提出要求两原告放弃对刘东兰名下财产的继承，两原告在失去女儿的悲痛中，将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全部移转到外孙何某丙身上，加之何某丙承诺对两原告赡养送终，两原告遂按照何某丙的要求于2011年9月2日放弃了对刘东兰的遗产继承。现何某丙于2013年3月15日因病去世，死亡时的住所地为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166号301室。鉴于两原告对何某丙在劳务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现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缺乏劳动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诉请判令由两原告与被告共同继承被继承人何某丙名下的遗产，具体为：址于湖里区双浦西里115号-139号第一层06车位（估值为20万元），湖里区双浦西里130号店面（估值为19万元），湖里区嘉禾路352号302室房产（估值为99.14-109.054万元），湖里区嘉禾路352号401室房产（估值为96.44-106.084万元），湖里区嘉禾路342号401室房产（估值为96.24-105.864万元），思明区洪文八里30号房产（估值为930.8-1116.96万元）及思明区湖滨东路166号301室房产（估值为87.732-97.48万元），上述遗产（总估值为1349.352-1574.442万元）按每人三分之一的比例依法分割。
被告何某甲辩称，一、被告系何某丙唯一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应由被告继承其全部遗产。二、原告不具有酌情分得遗产权，无权依据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遗产。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不是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继承人（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不具有依据该条规定享有酌情分得遗产权的主体资格；2、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是“扶养较多”而不是“抚养较多”，应指不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实际对被继承人进行了扶养，且比继承人的扶养还多，本案原告作为何某丙的外祖父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不可能存在扶养关系；3、事实上，原告对何某丙根本没有扶养，只有在幼年时曾经帮助照顾过，不可能比被告扶养还多，这种三十多年前的协助行为不是“扶养较多”的表现形式，也不是取得遗产分配权的依据；4、原告年纪较大，其自称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在何某丙成年后根本不可能进行扶养；5、被告收入一直较高，抚养何某丙根本不需要依靠他人；6、原告不是依靠何某丙扶养的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不能因此取得酌情分配遗产权；7、被告对原告的赡养及对其子刘云武全家的帮助远大于原告帮助照看何某丙的付出。综上答辩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何某丙（出生于××××年××月××日）系被告何某甲与刘东兰之子，原告刘某甲、赵某系刘东兰的父母，何某丙的外祖父、母；××××年××月××日，何某丙与张菁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无任何共同财产，并于2009年5月7日登记离婚；2008年12月16日，被告何某甲与刘东兰登记离婚。2011年8月14日，刘东兰病故；2013年3月15日，何某丙因病去世。
又查明，2011年8月23日，刘某甲、赵某与何某丙向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被继承人刘东兰遗产的继承权公证；其中：刘某甲、赵某自愿放弃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42号401室房屋（登记于赵某、刘东兰名下）的遗产继承权，刘东兰的房屋遗产份额由何某丙一人继承，经过本次继承，该房产由赵某、何某丙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刘某甲、赵某自愿放弃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洪文八里30号房屋（登记于刘东兰名下）的遗产继承权，刘东兰的房屋遗产由何某丙一人继承，经过本次继承，该房产由何某丙占百分之百；刘某甲、赵某自愿放弃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302室房屋（登记于赵某、刘东兰名下）的遗产继承权，刘东兰的房屋遗产份额由何某丙一人继承，经过本次继承，该房产由赵某、何某丙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刘某甲、赵某自愿放弃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401室房屋（登记于赵某、刘东兰名下）的遗产继承权，刘东兰的房屋遗产份额由何某丙一人继承，经过本次继承，该房产由赵某、何某丙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刘某甲、赵某自愿放弃闽D×××××沃尔沃牌小型轿车的遗产继承权，该遗产由何某丙一人继承。同日，刘某甲、赵某与何某丙还向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申请办理《赠与合同》公证；其中：刘某甲、赵某愿将坐落在厦门市湖里区双浦西里115号-139号第一层06车位、湖里区双浦西里130号店面（登记于赵某、何某丙名下）属于自己的全部份额全部赠与何某丙一人所有，何某丙自愿接受该赠与房产；刘某甲、赵某愿将坐落在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302室、401室房屋（登记于赵某、刘东兰名下，属刘东兰的份额已办理了继承权公证）属于自己的全部份额全部赠与何某丙一人所有，何某丙自愿接受该赠与房产；刘某甲、赵某愿将坐落在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42号401室房屋（登记于赵某、刘东兰名下，属刘东兰的份额已办理了继承权公证）属于自己的全部份额全部赠与何某丙一人所有，何某丙自愿接受该赠与房产。2011年8月23日，刘某甲、赵某同时签具一份《声明书》（主要内容为：刘某甲、赵某自愿放弃被继承人刘东兰遗有位于厦门市嘉禾路342号401室、厦门市嘉禾路352号302室及401室、厦门市思明区洪文八里30号、湖里区双浦西里115号-139号第一层06车位、湖里区双浦西里130号店面及闽D×××××小轿车一部和刘东兰名下一切财产的继承权，决无反悔），并经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公证。2011年9月2日，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就上述公证内容出具了（2011）厦思证内字第3130号-3137号及第3140号《公证书》。
2013年7月30日，两原告以其享有酌情分得遗产权为由诉至本院要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何某丙的遗产。在审理过程中，经原、被告共同确认，本案所涉及的遗产范围为：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双浦西里115号-139号第一层06车位（建筑面积为17.67平方米，2011年11月1日登记于何某丙名下），厦门市湖里区双浦西里130号店面（建筑面积为16.54平方米，2011年11月1日登记于何某丙名下），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302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9.57平方米，2013年4月15日变更登记至何某甲名下），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401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8.22平方米，2013年4月15日变更登记至何某甲名下），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42号401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8.12平方米，2013年4月15日变更登记至何某甲名下），厦门市思明区洪文八里30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86.16平方米，另有一车库面积26.67平方米，2013年4月15日变更登记至何某甲名下）及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166号301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8.74平方米，2003年3月10日登记于何某丙名下）。
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有在案的户籍信息（何某丙的户籍于2013年3月15日死亡注销）、《（何某丙与张菁）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及其《离婚协议书》、（2011）厦思证内字第3130号-3137号及第3140号共九份《公证书》和案涉七处房产的《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等证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某甲、赵某是否享有法定的酌情分得遗产权。
两原告主张，被继承人何某丙1982年1月在兰州出生、长大，主要由刘某甲、赵某抚养，1987年在兰州读小学并生活到1989年底，并未与父母一起生活；何某甲转业到西安后，何某丙也去了西安，赵某第一时间就去西安照顾，刘某甲半年后也去了西安；两年后，何某甲及刘东兰先到了厦门，何某丙还是由刘某甲、赵某照顾；1991年后，刘某甲、赵某及何某丙一起到厦门生活，直到何某丙16岁（1998年12月）出国留学，何某丙于2003年留学归国后仍与二人共同生活，何某丙去上海读书时被打伤，刘某甲、赵某特地去上海照顾了两个月，回厦门后仍由二人照顾；何某丙2005年开始有癫痫病，需要刘某甲、赵某照顾；何某甲与刘东兰于2008年12月离婚后，何某丙及其母亲与刘某甲、赵某生活在一起；何某丙2011年得了精神疾病后也是由二人照顾，每次送何某丙去医院都是其舅舅送的，何某甲只是作为监护人签字而已。因此，两原告对何某丙在劳务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依法享有酌情分得遗产权。原告方同时提供了以下证据：1、刘东兰的军官证及空军后勤部厦门办事处的《证明》；2、厦门市仙岳医院住院病历及出院小结（体现何某丙于2011年12月至××××年××月先后五次入住该院治疗抑郁症，病史反映其长期无节制饮酒，曾因车祸致“脑震荡”后饮酒时会出现癫痫发作）；3、证人邵某的书面证明（邵某系刘东兰的堂妹夫，其称：何某甲原是空军飞行员，后转业到厦门航空公司继续从事飞行工作；刘东兰原是空军军官，后在空军驻厦门办事处退休；何某甲与刘东兰结婚及有了儿子何某丙后一直与刘某甲、赵某一起生活，期间何某丙曾出国学习；2008年12月何某甲与刘东兰离婚，刘东兰带何某丙与父母一起生活；2011年8月刘东兰去世后，何某丙与外祖父母相互照顾，直至何某丙因病去世）；4、证人王某的当庭证言（王某述称：2003年以来，其作为刘云武的司机，经常送刘云武周末去看两原告，其与两原告接触时了解到何某丙自幼随原告生活；近两年何某丙酗酒，事后都是由两原告照顾，其也曾帮忙送到仙岳医院，每次何某丙喝醉，其应刘云武的要求总会从外面接何某丙回家，有时在家中喝醉，其也会送刘云武过去）；5、证人杨某的当庭证言（杨某述称：其于1992年底至1995年间在何某丙＜原名何飞＞家中担任家教辅导外语，经常看到的是何某丙的姥姥、姥爷，很少见到何某丙的父母，其了解到二人工作比较忙，主要由姥姥、姥爷照顾，双方常有来往都成了朋友，何某丙出国回来后仍会互相串门，其母亲去世后，何某丙的姥姥有告诉其何某丙摔过、脑袋受伤，身体不太好，姥姥、姥爷在帮忙照顾）。
被告主张，何某丙出生百天后就被其父母带到西安自己家中居住，期间被告请妹妹何某乙及保姆照看至1984年下半年，原告并未到西安更未与何某丙共同生活；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10月间，何某丙住在兰州原告家中由其帮助照看，期间刘东兰每月必有半个月的时间出差到兰州与何某丙共同生活，所有开支也均由被告支付；1985年10月、1986年7月，被告及刘东兰先后调到兰州工作，与何某丙一起生活，何某丙一半时间住在自己家中，一半时间住在原告家中由其帮助照看，在此期间的所有开支均由被告支付；1988年被告转业至西安，1989年刘东兰也调到西安，何某丙随同刘东兰来到西安，1989年至1992年，何某丙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居住在西安自己家中，并就读于西安机场小学，在此期间，原告并未到西安更未与何某丙共同生活；1992年年底，刘东兰调到厦门，何某丙随同来厦，并就读于厦门民立小学，1993年被告调至厦门工作，此后何某丙一直随父母共同生活直至成年，1993年至2003年两原告寄住在被告家中，由被告和刘东兰赡养；1998年至2003年期间，何某丙出国留学，全部费用均由被告支出；2003年，何某丙回国后一直与其父母共同居住在厦门自己家中，两原告仍寄住在被告家中，由被告和刘东兰赡养；2004年何某丙在上海受伤住院做开颅手术，历时三个月，均由被告和刘东兰共同照顾，2005年到北京做开颅复合手术时也是由被告和刘东兰共同照顾，两原告从未到过上海、北京照顾过何某丙一天；何某丙因手术没做好造成癫痫，2011年还得了精神疾病，但其治病及住院都是被告负责照顾和护理，而不是主要由原告照顾。以上可见，原告仅在何某丙幼年时进行过照料，这属家庭成员间正常的互助，且何某丙的父母均健在，不可能与原告存在扶养关系，更不可能比被告扶养较多，何况酌情分得遗产权的主体仅限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与被继承人形成过某种扶养关系的人；有鉴于此，原告依法不能享有酌情分得遗产权。被告方同时提供了以下证据：1、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体现何某甲2005年6月至2013年6月的缴税情况）；2、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证明（体现何某甲于1993年6月1日起就职于该公司，现为飞行部机长，其2012年度收入总额为1160863元）；3、病历资料（体现2009年6月以来，刘东兰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先后在北京安定医院、厦门市仙岳医院住院治疗）；4、部队证明（体现何某甲1985年10月至1988年6月所服役部队驻地在兰州市榆中县，刘东兰1986年7月至1989年2月在兰州兰空运输团任职）；5、证人何某乙的书面证明（何某乙系何某甲的妹妹，其称因哥嫂工作繁忙，于1982年4月到西安帮助照看侄子何飞＜即何某丙＞，1984年上半年离开一个月后又回西安和一名叫李霞的保姆一同照看何飞，四个月后其返回老家）；5、证人蔡某的当庭证言（蔡某述称：其与何某甲系同事，1993年一起转业到厦门也是邻居，何某甲、刘东兰及其父母整个家庭都一起生活；何某甲及刘东兰的收入较高，有买房、炒股）；6、证人刘某乙的当庭证言（刘某乙述称：其与何某甲是战友，印象中何某甲、刘东兰的孩子是1982年1月出生，直到1984年部队解散前，孩子是由何某甲的父母及其妹妹、保姆照顾，孩子还有上过部队幼儿园）；7、证人江某的当庭证言（江某述称：1985年开始其与何某甲是战友，每个礼拜三、礼拜六何某甲会去兰州孩子的姥姥家看孩子，印象两三年中小孩经常有来营房，每周住一两天，听何某甲说，孩子的抚养费用都是何某甲负担的）。
本院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酌情分得遗产权，是作为继承法中继承权制度、受遗赠制度外的补充性制度设置下的一种特殊性质的独立权利，目的在于保障特殊困难权利人之生活或者褒奖特殊贡献权利人之行为；因此，其权利主体是指实际继承人以外的与被继承人存在一定程度扶养关系（该扶养关系是以扶助为基本内容，并不限指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关系）的人，应当包括未享有继承权的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本案中，原、被告所述及其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在1993年以前，两原告与何某丙共同生活的时间至少在六年以上（何某甲在2013年8月29日的庭审陈述中即自认“因为工作繁忙，何某丙2岁到9岁由原告照顾了六年左右”），而从1993年直至何某丙去世前（除去何某丙于1998年-2003年出国留学）的大部分时间内，两原告也都与何某丙一起生活；且何某甲在部队及地方一直从事飞行工作，刘东兰则一直在部队服役并从2009年6月始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何某丙长期酗酒并患有癫痫、抑郁症；由此可见，两原告与何某丙共同生活的时间超过二十年，在何某丙未成年时即因其父母工作繁忙而由两原告在生活上进行扶养，即便在何某丙成年后，又因其酗酒并患病乃至父母离异和母亲患病等情形，仍需要两原告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足以反映出何某丙从幼年直至成年均由两原告为主扶养的客观现实；有鉴于此，两原告主张其对何某丙扶养较多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依法可予采信。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被告何某甲主张其与刘东兰也在大部分时间内和何某丙共同生活，并且提供了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但该情形属于父母对抚养义务的履行，并不能以此否定两原告在扶养何某丙生活中投入大量劳务和关爱的事实存在，也不影响对两原告与何某丙形成长期、稳定、连续性扶养关系的法律认定。综上意见，两原告对被继承人何某丙的生活给予了主要扶助，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符合“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法定情形，依法享有酌情分得遗产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刘某甲、赵某依法享有酌情分得遗产权，可以参与被继承人何某丙的遗产分配；被告何某甲作为何某丙的合法继承人，依法享有遗产继承权。就案涉遗产范围内的财产，在综合考量两原告的扶养情形和可分配遗产的来源及其实际价值之基础上，酌定两原告分得四处房产，分别是：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302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9.57平方米）、坐落于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166号301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8.74平方米）、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双浦西里115-139号第一层06号车位（建筑面积为17.67平方米）及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双浦西里130号店面（建筑面积为16.54平方米）；被告继承其余三处房产，分别是：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401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8.22平方米）、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42号401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8.12平方米）及厦门市思明区洪文八里30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86.16平方米，另有一车库面积26.67平方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302室房屋、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166号301室房屋、厦门市湖里区双浦西里115-139号第一层06号车位及厦门市湖里区双浦西里130号店面由原告刘某甲、赵某继承取得所有权；
二、坐落于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42号401室房屋、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352号401室房屋及厦门市思明区洪文八里30号房屋由被告何某甲继承取得所有权。
本案案件受理费63000元，由原告刘某甲、赵某负担10500元，被告何某甲负担52500元；上述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志勇
代理审判员 杨丽芬
人民陪审员 卢桂玲
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
代书 记员 夏怡茵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四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