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01民终3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民，男，196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徐虹、倪洛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龙池股份经济合作社（原名称：杭州市双浦镇龙池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龙池村86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贤，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钱纯仪、周玲珍，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国民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龙池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龙池经济合作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344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因袁富路东段（五号浦-
袁浦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设需要，龙池经济合作社的集体土地被征收。龙池经济合作社作为被征收人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分局签订杭之征迁（2011）028-3号《征地补偿协议》一份，确定由龙池经济合作社应获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20.596万元。后经浙江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案涉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总金额为12178385元。杭州市城市建设前期办公室（甲方）与龙池经济合作社（乙方）签订《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差协议书》一份，确定袁富路东段（五号浦-
袁浦路）道路工程项目“涉及乙方所有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共计1217.8385万元，扣除甲方已支付乙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20.596万元[杭之征迁（2011）028-3号征地补偿协议]，本次甲方支付乙方补差为9972425元人民币”。该款龙池经济合作社已收讫。2016年2月15日，杭州之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征地动迁二部向龙池经济合作社发出《委托代付通知》一份，载明：“杭州市双浦镇龙池村经济合作社：现将袁富路道路工程征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2164940元转入你账户，请协调村民与承包人之间的相关利益，并根据协议给予支付，后将支付情况汇总后报镇政府备案并接受审计。特此通知”。2016年2月18日，龙池经济合作社开具《无据支出证明单》一份，其上载明付款单位为“龙池村”，领款人为“陈国民”，用途一栏载明：“支付杭州之江度假区泰长水产养殖场（陈国民）袁富路东段道路工程项目地面附着物补偿款总计1588638元，现支付50%计794319元整。地面附着物必须在2016年2月25日清理完毕。”同日，龙池经济合作社通过转账支票的方式向陈国民支付794319元。陈国民于2016年4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龙池经济合作社返还陈国民拆迁补偿款794319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5680元（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自2016年2月1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18日）；2、本案诉讼费由龙池经济合作社承担。
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就案涉土地地上附着物的情况向龙池村村民张某、葛某、张某2、缪某、张某3、周某、郑某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张某3称，其于1996年以转包方式向金某、袁某、陈某、葛某2、郑某和葛某受让了土地承包经营权。2013年，其将受让的上述土地及其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全部转包给陈国民。陈国民向其支付承包费50000元，尚余70000元未支付。张某3、葛某、袁某和金某承包经营的土地均未被征收，但地上附着物均已由陈国民受偿。葛某、张某2和郑某所述情况与张某3所述一致。缪某、张某和周某称，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原系蔬菜和水稻田，其将土地转包给袁某2，不清楚如何流转至陈国民处。上述被调查人均称，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上未搭建违章建筑，要求按照每亩51700元左右的标准给予赔偿。对此，陈国民称，其系向张某3和葛某3转包受让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签订转包合同时，张某3和葛某3均称其二人有权将案涉土地再次转包。陈国民是案涉鱼塘的实际使用人和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投入人，根据地上附着物谁投入谁享有的原则，陈国民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有合法依据。且陈国民系基于龙池经济合作社无权占有案涉款项要求其返还属于陈国民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与陈国民及其他农户之间是否存在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应当在本案中合并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款项性质为被征收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集体土地被征收时，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有权取得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本案中，陈国民提供的《无据支出证明单》仅能证明龙池经济合作社向陈国民支付过794319元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事实，并不构成权利凭证。陈国民称其系通过土地租赁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未举证证明其与承包方之间存在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故其无权径直要求龙池经济合作社支付案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综上，龙池经济合作社对陈国民的权利主体资格抗辩的理由成立，对陈国民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之规定，裁定：驳回陈国民的起诉。
裁定送达后，陈国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无据支出证明单》仅能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过794319元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事实，并不构成权利凭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2016年2月17日《无据支出证明单》明确载明：付款单位为“龙池村”，领款人为“陈国民”，用途为“支付陈国民袁福路东段道路工程项目地面附着物补偿款总计1588638元，现支付50％计794319元整，地面附着物必须在2016年2月25日前清理完毕”。该《无据支出证明单》能充分证明以下几点事实：(1)上诉人系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的领取人；(2)应支付给上诉人的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的总额是1588638元。事实上，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17日向上诉人支付地面附着物补偿款794319元(有“进账单”为证)。由此可见，被上诉人部分履行了《无据支出证明单》中载明的付款义务。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村级组织，“收有凭、付有据”是必要的财务制度。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支付附着物补偿款时，制作了《无据支出证明单》，该《无据支出证明单》载明了收款人、付款人，应付款总金额，当然属于“权利凭证”。一审法院却认为《无据支出证明单》不构成权利凭证，显然与事实不符。二、一审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有权领取地面附着物补偿款，一审法院仍以“上诉人不具备权利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显然存在错判。1、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袁富路东段道路工程地面附着物进度情况一览表》一份，一审法院认定了该证据的真实性。该进度情况一览表明确载明：“户主”为“陈国民”，“签协”为“7.27下”，“丈量、核对”、“评估”等内容。足以反映以下事实：上诉人系地面附着物补偿的“户主”，己完成“丈量、核对”、“评估”的工作，并已于7月27日下午签订了补偿协议。2、无论《无据支出证明单》是否属于权利凭证，至少这份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是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的领款人，并且补偿款的总金额已经明确。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的规定，结合已经由上诉人参与“丈量、核对、评估、签协”的事实，足以证明征迁部门已经确定了上诉人系地上附着物所有人，并且有权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款。4、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录音通话记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持有“各户评估清单”的事实。但该证据未被法院认可，存在认证错误。一审法院依申请向浙江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调取《杭州市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地面附着物赔偿评估报告书》一份，该评估报告书只列明了总赔偿金额，缺少了具体到每户的评估清单。结合“录音通话记录”中浙江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温总的陈述，被上诉人处持有“每户分多少钱的具体清单”。《袁富路东段道路工程地面附着物进度情况一览表》足以证明评估工作是按户进行的。《无据支出证明单》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持有“各户评估清单”，否则被上诉人根据何种依据确定《无据支出证明单》中应支付给上诉人的赔偿款总金额?综上，现有证据已经能够证明上诉人系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的领款人，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l、撤销(2016)浙0106民初3445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龙池经济合作社答辩称：一、原裁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原裁定已查明，本案中存在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1、承租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既不是出租人也不是承租人，与该法律关系无关。2、征收补偿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国家机关与被征收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既不是征收人也不是被征收人，上诉人也不是征收人和被征收人。上诉人未提供与镇政府之间的协议。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与征收法律关系无关。3、代收代付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上诉人没有证明其是利益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也没有取得上诉人的任何利益，同时也不存在支付给上诉人任何款项的义务。故双方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对原裁定断章取义。《无据支出证明单》无论在法律上或在形式上均不能认定为债权凭证，无公章，无负责人签字，仅上诉人一人签字，不能成为上诉人的任何权利凭证。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该《无据支出证明单》中的支付行为确实存在，是由于袁富东路征收工作进度影响到当时G20会议的顺利实施，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省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为保障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考虑到上诉人对鱼塘存在投入是事实，经持有承包证的农户确认，同意先行向上诉人支付部分补偿费。《袁富东路段道路工程地面附着物进度情况一览表》并不是征收补偿的法定依据，而是按照市委办[2006]5号文件关于拆迁征收工作属地管理的文件，由基层组织对征收拆迁进行管理，该表格并非征收人颁布，表格中的名单所列户主也不是合法的被征收人，上诉人更无法出示合法的承包证明也无法提供合法的流转证明，仅凭该一览表即认定上诉人的补偿资格于法无据。综上，原裁定驳回起诉仅在程序上否定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并没有从实体上剥夺上诉人的相关权利，上诉人可就拆迁法律关系向相关权利人主张权利，同时，根据代收代付的通知精神，被上诉人可搭建平台，居间协调，为此，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二审中，上诉人陈国民向本院提交转包合同三份、收条二份，欲证明陈国民向农户承租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龙池经济合作社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合同的签订主体并非被上诉人，上诉人无权据此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其可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仅能直接反映陈国民与张某3、葛某4之间签订有农村鱼塘转包合同，但葛某4与葛某3、葛某5之间签订的农村鱼塘转包合同，因葛某3、葛某5的身份无法确认，无法明确与本案的关联性。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承包地被征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若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中，考虑到上诉人在案涉土地上实际经营并非基于原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承包方之间存在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且拆迁机构向被上诉人发出的《委托代付通知》亦要求被上诉人对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协调村民与承包人之间的相关利益，并根据协议给予支付，故在上诉人与第一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地上附着物的权利界限尚不清晰的情况下，其无权径直以不当得利诉请被上诉人支付案涉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代理审判员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潘 晓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