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1124民初1310号
原告:杨柏萍，男，198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道县人，住道县。
原告:吴跃进，男，1972年8月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道县人，住道县。
原告:何景宏，男，197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道县人，住道县。
原告:唐荣成，男，197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永州市人，住永州市冷水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鼎斌，湖南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省郴州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法定代理人：程鹏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华，湖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平华（特别授权），男，1987年6月19日出生，满族，湖南省宜章县人。该公司员工。
原告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与被告湖南省郴州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郴州路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柏萍、吴跃进及原告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鼎斌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何景宏、唐荣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湖南省郴州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鹏辉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华、谭平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郴州路桥公司给付工程垫资款124600元及垫资和使用期间的利息。事实和理由：S323线中的宁道公路改建工程第五合同标段，由郴州路桥公司中标承包工程施工后，成立了由龙木生任经理的施工项目部。2009年10月1日，龙木生代表项目部与杨柏萍签订了《公路工程施工合作协议》，由杨柏萍对K32+000至K42+500米内的路基土石方等项目工程实际施工。尔后，杨柏萍邀请吴跃进、何景宏、吴荣佳、唐荣成合伙垫资共同施工。由于郴州路桥公司不依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同意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吴荣佳、唐荣成退出施工。龙木生代表郴州路桥公司的项目部与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签订了《关于解除〈公路工程施工合作协议〉的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该协议认可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吴荣佳、唐荣成等人现金垫付工程款为1329101元。在《解除协议》前，杨柏萍现金垫付工程款124600元（分别垫付给黄小军41000元、朱任兴72600元、高龙宝11000元）。在兑现《解除协议》约定的工程时，误认为杨柏萍垫资的124600元已从项目部预支，导致郴州路桥公司实际兑付《解除协议》认可的1329101元工程款时，少支付杨柏萍、何景宏、吴荣佳、唐荣成等工程款24600元。该事实有郴州路桥公司项目部经理龙木生所证实。杨柏萍、何景宏、吴跃进、吴荣佳、唐荣成等多次向郴州路桥公司提出纠正，并要求给付，均遭推诿。
郴州路桥公司辩称，一、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五标施工队与郴州路桥公司的项目经理部龙木生等人进行工程结算时不存在“误认为原告垫资的124600元已从项目部预支”的问题，杨柏萍、吴跃进、吴荣佳、唐荣成、何景宏、杨发吉、熊林树等七人承包施工的工程是由郴州路桥公司的项目经理部一次性买断结算，项目经理部给予补偿，杨柏萍、吴跃进、吴荣佳、唐荣成、何景宏、杨发吉、熊林树等七人退出施工承包。双方在买断结算时并未对杨柏萍、吴跃进、吴荣佳、唐荣成、何景宏、杨发吉、熊林树等人承做的工程量进行实地丈量验收。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原告已完成工程价款为1329101元。”不是事实。这1329101元是五标施工队杨柏萍等七人与项目经理部龙木生等人签订《S323线五标工程队2010年10月15日前应付账款明细》(以下简称《应付账款明细》)所确认五标工程队(又叫五标施工队）的全部施工费用，包括机械费用、材料费用和人工费用等，作为项目经理部对五标施工队结算的工程款收入，作为五标施工队对项目经理部享有的债权收入。二、《预支款》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驳回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诉讼请求。《预支款》中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周代珍等28人(或28项）预支(借款）金额612199元(609199+3000)，是五标施工队杨柏萍等人与项目经理部龙木生等人在签订《解除协议》共同确认的五标施工队在项目经理部预支(借款)金额，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诉请支付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合计124600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应付账款明细》所确认五标施工队结算的工程款收入1329101元和《预支款》所确认的五标施工队预支(借款）612199元，是《解除协议》的计算依据，是《解除协议》的组成部分，既然五标施工队杨柏萍等人签订了《解除协议》，双签订了《应付账款明细》，也就承认了《预支款》全部留支金额，包括其中黄小军41000元、朱任兴72600元，高龙宝11000元，共计124600元。《解除协议》约定，此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决不反悔。《解除协议》第4条还约定：“乙方清算的2009年10月1日至2010年10月21日帐目和716902元帐款全部交给甲方后，如果再出现超出帐目款的情况由乙方自负，”因此，假定出现郴州路桥公司未支付这124600元，而比帐目款716902元超出124600元，甚至超出更多，也由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自己负责。根据《解除协议》这一约定，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预支款》预支金额应冲抵《应付账款明细》结算的工程款收入。由于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的劳务收入包括运费、河沙、涵管、盖板、人工工资等计入《应付账款明细》，作为结算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五标施工队工程款，那么，五标工程队在项目经理部《预支款》中的预支，其中黄小军41000元、朱任兴72600元、高龙宝11000元，共计预支124600元，应当抵扣其《应付账款明细》结算的工程款收入。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这三个人预支款124600元冲抵《应付帐款明细》结算的工程款收入是经过五标施工队代表杨柏萍、何景宏、吴跃进、唐荣成、杨发吉、吴荣佳、熊林树等七人当面算帐认可的，并且与项目经理部签订了《解除协议》。这不是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在其《民事诉讼状》中陈述的所谓“误解”问题，3、黄小军41000元、朱任兴72600元、高龙宝11000元这些在项目经理部的预支款列在《预支款》中的依据是郴州路桥公司第一组证据第4号证据《结算附件》，而《结算附件》是五标施工队代表之一何景宏亲笔制作的，是《应付帐款明细》和《预支款》的结算附件，该《结算附件》是经五标施工队代表杨柏萍、何景宏、吴跃进、唐荣成、杨发吉、吴荣佳、熊林树等七人与项目经理部龙木生等当面算帐确认的。在《结算附件》P3第6行：高龙宝17917元，27#（27指在《应付账款明细》中的序号），支11000元。”这一行数据与《应付账款明细》序号第27号17917元相互印证，高龙宝支11000元列入《预支款》第3行高龙宝11000元。在《结算附件》P3页倒数第4行至倒数第1行：红颜色字“龙江桥队支14000元，李友新265**元，熊林树支23913元，坪塘车队黄小军41000元，朱任兴72600元。”（红色数据在财务上为“红冲”冲减的意思，即冲抵五标施工队的结算工程款收入）。这一列借款数据分别列入《预支款》中第1行黄小军41000元，第2行朱任兴70600+2000元，第4行龙江桥车队14000元，第5行熊林树23913元，第8行李友新265**元，以冲抵《应付账款明细》之结算工程款收入。《结算附件》P3页记载高龙宝支11000元、坪塘车队黄小军41000元、朱任兴72600元，是五标施工队杨柏萍、何景宏、吴跃进、唐荣成、杨发吉、吴荣佳、熊林树等七人与项目经理部龙木生等结算时共同确认的事实，《结算附件》是五标施工队代表之一何景宏亲笔制作的。4、本案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没有提出变更或撤销合同之诉。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作为乙方与郴州路桥公司的项目经理部作为甲方早在2010年11月2日就签订了《解除协议》、《应付账款明细》和《预支款》这三个协议，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在《民事诉讼状》中说其中存在误解，“误认为124600元从项目部预支”，但是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没有提出变更或撤销权之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必须先诉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但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没有提出撤销权之诉，假定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提出撤销权之诉，诉请撤销这些合同，也已过除斥期。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对《解除协议》、《应付账款明细》、《预支款》这三个协议，不能行使撤销权，因为这三个协议是双方平等自愿签订的协议，《解除协议》第4条约定“如果再出现超出帐目款以外的情况由乙方自负”，即乙方放弃了权利，放弃权利的承诺，不得撤销。三、假设《预支款》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属无效证据。那么，根据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五标施工队在郴州路桥公司的项目经理部借款或预支工程款情况，也应当驳回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诉讼请求。在(2013）道法民初字第1317号案件中，杨柏萍的代理人陈述，《预支款》这个证据没有五标施工队杨柏萍等人签名确认，《预支款》证据无效，不认可《预支款》中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等人预支金额。这次起诉，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在《民事诉讼状》陈述：“在《解除协议》前，原告等人现金垫付工程款124600元…….…，”因此就应当审查在2010年11月2日双方签订《解除协议》前，五标施工队杨柏萍等人在郴州路桥公司项目经理部的借据，如果其借据的金额超过《预支款》中预支金额612199元，则也应当驳回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诉讼请求。经查在2010年10月20日五标施工队与项目经理部结算前，五标施工队在项目经理部借支或预支工程款1462500元，而在2010年10月20日五标施工队与项目经理部结算时只结算预支款612199元，少算850301元，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严重不当得利。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多领取的这850301元，是支付给民工张三，还是李四，还是支付给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这三个人，这是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五标施工队内部分配之事。多领取的这850301元足以支付或抵扣其诉请的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124600元。四、假定郴州路桥公司项目经理部欠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五标施工队124600元，但是，在2010年10月20日五标施工队与项目经理部结算后，五标施工队杨柏萍等人在项目经理部领取工程款、押金等款额达1963456元，远远超过《解除协议》中约定甲方应付给乙方1598000元，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严重不当得利365456元。为此郴州路桥公司已于2014年4月1日起诉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返还不当得利。五、本案是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杨柏萍撒诉，重新起诉。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上诉案件的方式，可以借鉴查明本案事实。六、龙木生为杨柏萍等人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支持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诉讼请求的事实根据。理由：1、龙木生2012年12月20日出具《证明》材料时，已经不是项目经理部经理，其出具《证明》材料的行为不是项目经理部的职务行为，龙木生于2012年1月6日被免去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职务。2、由于郴州路桥公司免去龙木生项目部经理职务，龙木生为杨柏萍出具《证明》的行为是对郴州路桥公司泄私愤，图报复。3、《证明》说“当时双方结算已完成工程量价款为1329101元”不是事实，当时双方并未对其完成的工程量实地进行丈量验收，不存在针对工程量按单价来计算工程量价款的问题。4、即使《证明》中所说，杨柏萍已经支付给黄小军41000元、朱任兴72600元、高龙宝11000元，也不能证实这是杨柏萍用自己所有的资金垫付的，如前所述，杨柏萍于2010年2月8日在项目经理部预先借支工程款60万元，就是用于支付五标施工队民工如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等人的砂石材料费、机械费、人工费。又例如：五标施工队吴跃进于2010年7月31日在项目部借款20000元，借款用途写明“付给圆管涵盖板黄小军”证据表明，在签订《解除协议》前，杨柏萍在项目经理部作支工程款83.3万元，吴跃进借支53.3万元，用于支付五标施工队民工施工费用，这进一步证明这些民工的施工费用是五标施工队杨柏萍、吴跃进等人预先借支项目经理部的款转付的。因此，《证明》上所说的“即项目部实际少付124600元给杨柏萍”根本就不是事实。5、在《预支款》28笔计612199元中，只有吴跃进181000元和熊林树23913元二笔是他俩直接向项目经理部预先借支工程款，那么剩余407286元就是杨柏萍垫付的?岂不是项目经理部要再支付407286元给杨柏萍?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是杨柏萍预借项目经理部83.3万元款转付的。6、《证明》中说“误认为”即重大误解。但是，杨柏萍本人没有就《预支款》协议提出撤销权的诉讼请求。7、该《证明》内容与其他在先的原始《结算附件》证据相互矛盾。如前所述，《结算附件》证实：高龙宝借支11000元，黄小军支41000元、朱任兴支72600元，8、《证明》与《解除协议》约定相互矛盾，该协议第4条约定：“如再出现超出帐目款的情况由乙方自负，”第6条第2款约定：“此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决不反悔。七、不存在计算逾期利息问题。一是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不存在“原告垫资124600元而误认为从项目部预支”的误解问题，二是假定如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所陈述重大误解，疏忽大意的过错在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也不存在针对付款人已支付出去的124600元计算利息问题。八、本案假定如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陈述，因误认为预支，实际未预支这124600元，本案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乙方施工方代表杨柏萍、吴荣佳、吴跃进、唐荣成、何景宏、杨发吉、熊树林等人与甲方项目部于2010年11月2日签订《解除协议》，乙方于2011年1月31日领取最后一次款320000元，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在2013年10月12日提起诉讼时，已过2年9个月，已过诉讼时效，请驳回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诉讼请求。九、本案是贵院（2012）道法民初字第244号杨柏萍诉郴州路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三次撤诉后第四次起诉。杨柏萍在之前的两次起诉的理由是“遗漏原告工程量124600元未结算”，庭审时因无事实根据而撤诉，而本案是“误认为原告垫资的124600元已从项目部预支”，纯属捏造事实，无理缠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公路工程施工合作协议》没有约定需要杨柏萍垫资的条款，而且根据兴泰会鉴字（2016）第0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杨柏萍、熊林树、吴跃进、吴荣佳、杨发吉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共向郴州路桥公司预支工程款1450500元，也就是说，该《公路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不能证明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有垫资的事实；2、龙木生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客观性，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一是2010年10月21日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而龙木生2012年12月20日才出具证明；二是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在结算时已经自认预支了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的124600元，龙木生在没有再次清算的情况下，主观臆断两年前的具体开支，可信度不高；三是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向郴州路桥公司预支的款项只注明了用途，没有注明给付谁，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是否用预支款支付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124600元，龙木生不是合伙人，只是郴州路桥公司项目部经理，因此，知晓内情的可能性很低；3、领款凭证是证明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支付给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124600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向郴州路桥公司预支的款项中不包括这笔钱。
本院认为，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代表五标施工队（乙方）与郴州路桥S323线宁道公路改建工程五标项目部（甲方）签订的《解除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解除协议》实际上是一个结算合同。自2009年10月起至2010年10月《解除协议》签订之前，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吴荣佳等人共向郴州路桥公司预支1450500元，而实际结算的应付工程款为1329101元，也就是多预支了121399元。《解除协议》并未对多预支的款项进行扣减，这是郴州路桥公司自愿行使了放弃抵扣多预支的款项的处分权。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杨发吉等在清算应付账款明细上签字，并特别注明：工程队以上账目从2009年10月5日至2010年10月21日，账目已齐全，数目已结清，现金未结，但部分预支款付（附）后。《解除协议》第3条中约定由甲方承担的包括人工工资、材料费、机械费等债务71万元，就是双方把2010年10月15日前应付账款1329101元减去乙方预支款612199元得来的，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的124600元预支款显然包含其中。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杨发吉是否将预支款给付黄小军、朱任兴、高龙宝，还是杨柏萍以自己的钱垫付的，没有证据证实。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杨发吉当时自认以预支款给付了，如果再出现个人垫资的情况，也只能是合伙人内部事务，而不能以此对抗《解除协议》的效力。
综上所述，对原告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792元，由原告杨柏萍、吴跃进、何景宏、唐荣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万理智
人民陪审员 何章保
人民陪审员 程定顺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 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