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40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辉映，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徐建勋，广东中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世良，住址同上，系余辉映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建红，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邓赶生，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明毓，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上诉人余辉映因与被上诉人罗建红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晖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罗建红向余晖映公开赔礼道歉；2.罗建红向余晖映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罗建红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有失公正。1.余晖映作为幼儿园的副园长，同时又是一位高龄产妇，其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罗建红同为人母，没有理由不清楚这种压力的存在，罗建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余晖映工作失职的情况下多次通过微信等平台对其进行语言攻击。在2016年8月30日通过微信发送“你有孩子，皇太后的待遇请留在家里”的信息，10月14日，在余晖映流产的情况在，发送“报应不是我给你，也不是别人给你，而是天给你的”语音信息。罗建红的言论已经不是谈论工作的范围，对于一位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罗建红在明知道自己的言语会给余晖映造成严重心理伤害的情况下仍旧多次对其进行语言攻击，具有侵犯其人格尊严的主观恶性，且情节恶劣。2.双方为同事关系，根据余晖映提供的“罗建红违纪的个人举报”中可以看出，罗建红长期以来就对余晖映心存恶意。罗建红的不当言论或者攻击性言论从2005年一直持续至今。根据微信截图也可以证明，从2016年8月份至本案起诉之日的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内，罗建红工作上时常发送不正当的言论，工作之余还发送一些侮辱性的言语，余晖映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审认为罗建红的不正当行为不具有长期性和一贯性是不正确的。3.罗建红的侵权行为虽然未曾直接公之于众，但是通过微信群发布了具有侵权性质的言论也让本案无关的第三人知悉了其上述言论，余晖映的社会评价同样受到了影响。一审认为罗建红的不正当言论主要散见于一对一或者很小范围内的微信群里面。但是微信群再小，也是一个群体性平台，罗建红是可以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进行沟通，在这种平台上发布的任何信息，都是有可能通过第三人向外公布。且在发生上述事件后，余晖映在幼儿园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也受到了影响，最终无奈辞职。该后果与罗建红的不正当侵权言论有直接的关系。4.罗建红长期存在违反工作纪律、拉帮结派、生活腐化等不良作风，同时还利用园长职位打压与自己不和的下级同事，加上长期的形式主义作风，渐渐导致园内教学水平不断下降，园内秩序长期混乱。受到罗建红侵害的，并不仅仅是余晖映一人。一审判决驳回余晖映的全部诉讼请求，有失公正。
罗建红答辩称：不同意余晖映的上诉请求。1.余晖映无法正确看待工作及生活压力，错误将其发泄在罗建红身上，罗建红从无恶意贬损任何员工人格的主观故意。余晖映所指的侵犯其人格尊严的微信聊天内容，皆是罗建红因工作内容与余晖映产生争议而引发，并非是针余晖映而进行的侮辱。双方在工作中系上下级关系，罗建红因余晖映的工作表现而对其进行指责批评，是罗建红作为上级履行管理职责的体现。工作中由于双方意见分歧，罗建红对余晖映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但双方所有争吵或者冲突皆是因工作而产生，罗建红均是对事不对人，尽管所用言辞较为严厉，但并非是针对余晖映本身而故意进行的指责，更没有对余晖映身为孕妇的事实进行人身攻击。从余晖映提交的证据看来，部分微信聊天内容已经过选择性的删除，无法完整展现当时的语言环境，也无法完整体现双方交流内容与罗建红真实的意思表示。尽管部分聊天记录显示罗建红情绪激动时使用的言辞较为严厉，但并未构成侮辱。余晖映所指出的聊天内容，均是罗建红因工作事宜与余晖映产生的冲突，并非针对余晖映本身而进行的恶意言语谩骂、人身攻击，故罗建红的行为不存在主观恶意。余晖映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在工作和生活中就不可避免的需要承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余晖映作为幼儿园副园长，接受上级管理，并在工作失误时受到批评，是在所难免的。罗建红作为一名管理者，实在难以要求其从不对下级错误的工作内容与态度进行批评。工作中，上下级间不能有效沟通交流而产生的冲突、领导情绪激动时的批评，均是工作压力的一部分。而余晖映仅凭几条微信聊天记录，就错误的认为罗建红对其进行了侮辱，说明余晖映不能正确的分辨工作压力与人格侮辱，无法正确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2.余晖映已生育一个小孩，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这个从罗建红提供的关于余晖映近期微信朋友圈照片可知。后余晖映一直想生二胎，但不幸的是多次遭遇流产，罗建红对于余晖映的遭遇也是十分理解同情，并多次进行慰问，在一审也提供了相关的支付凭证予以佐证。然而，余晖映一直声称自己2016年遭遇的流产是罗建红对其进行的人格侮辱与诋毁所导致，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余晖映流产与罗建红无任何关系（余晖映进行人流是因其患有“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多发性]”），仅是其主观臆想，余晖映这种言论才是对罗建红不负责任的侮辱和诽谤。3.余晖映提供的微信片段恰恰证明，罗建红对余晖映的工作批评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工作事务，不具有长期性和一贯性。从其提供的证据可知，这些事情均是针对每项具体的工作事务发生的，都是因具体工作的开展而发生的争议，并非无中生有。且罗建红在一审答辩中已经针对其诉称的“事实”进行了回应，还原了双方因各个具体工作事务发生冲突的来龙去脉。因此，罗建红与余晖映之间的工作冲突或者说罗建红对余晖映的工作批评都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且均是对事不对人，都是由于余晖映的工作失误引起的，不具有长期性和一贯性，且属于正常的上下级管理范畴。4.罗建红对余晖映的工作批评基本发生在双方之间，未造成余晖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余晖映上诉时明显违背事实。首先，罗建红对余晖映的工作批评主要散见于罗建红与余晖映双方一对一的微信，以及在很小范围的微信群（仅包括罗建红、余晖映和幼儿园另一位副园长，共三人）中。余晖映认为，余晖映对罗建红工作中的指导，只能在一对一的交流中进行沟通，哪怕微信群中只有一位第三人，也不宜对余晖映进行批评。但在实际生活中，微信已经成了一款十分普遍的聊天工具，而微信群的建立，正好便利了使用者不必将同样的内容赘述数次。余晖映与微信群里另一位副园长，有相同的工作内容需由罗建红进行管理。而罗建红在群里对余晖映的工作进行批评，亦是为了避免另一位副园长再犯类似的错误，并无要公开余晖映错误、使其当众出丑的主观故意。其次，余晖映在上诉中明显违背案件事实作虚假陈述。余晖映其自己提供的证据显示，在罗建红告诫余晖映要反思自己的行为时，使用了“因果报应”的概念来进行说明。但这仅发生在双方私密的交流空间，没有任何第三方参与，根本不是发生在微信群中。实际上，余晖映提交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双方之间。至于写好“如何做好副职”的心得体会，之所以发在三个人的微信群中，是因为要布置两位副园长的工作，是很正常的工作安排。另外在三个人的微信群中罗建红要求余晖映端正工作态度，也是正常的工作要求，不能因为余晖映怀孕了就可以不听领导。罗建红在与余晖映进行沟通时也是以幼儿园园长的身份，不管其是否怀孕（实际上这时候余晖映怀孕时间为一个月），余晖映因个人原因影响了幼儿园的工作安排，罗建红对其提出意见并无不妥，更无任何嘲讽的意思。再者，余晖映辞职发生在一审审理期间，完全是其个人自愿行为，并无证据显示其被胁迫。更何况，如果按照余晖映的陈述，其辞职是因为罗建红在三人的微信群中要求其端正工作态度的话被公众知晓并最终导致辞职的话，那么明显与其上诉中关于罗建红的“侵权行为”自2005年一直持续至今，具有长期性和一贯性的大段陈述相互矛盾。而且，如果其辞职因为第三人泄露了微信群的内容造成公众知晓，其应该起诉第三人而不是罗建红。人际关系的恶化属于个人原因，与罗建红的批评也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余晖映真正辞职，是因为其到了年龄限制，晋升无望，转而将其工作压力全部发泄在罗建红身上。而余晖映通过投诉、起诉等多种手段故意抹黑罗建红，已经给罗建红造成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罗建红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辉映现任沙湾中心幼儿园副园长。罗建红现任沙湾中心幼儿园园长。余辉映认为多年来，在与罗建红共事的过程中，罗建红通过微信、短信或者在公开会议中，使用非常恶毒的语言对其进行攻击，使其人格尊严遭受到严重践踏，并提供以下证据证实：1）罗建红以“山竹”的微信名在与其的微信聊天以及微信群聊（3人群）中对其态度恶劣、高压打击，造成其身心极大的伤害。这些微信聊天主要集中在三件事情上：一是2015年7月7日，沙湾中心幼儿园和广州边防支队合作拍摄微电影，罗建红使用微信语音与余辉映沟通，曾说过“我又出甘外你甘焖既是特登搞事嘎。我当你特登搞事嘎。你再系甘搞小动作叻我就全院都开大会来批。平时唔笃穿叻大家留翻个好印象，你特登搞我，我旅游甘我出外甘，你特登搞埋晒啲甘嘅也，甘我翻来就唔会给你有好日子过。”这种恶毒的言语。二是2015年7月11日，罗建红在其已下班的情况下要求其发人员安排表，但罗建红收到后，一直以看不清为由不断要求其重新发送，故意刁难。三是从2016年8月30日其怀孕至流产的近两个月的时间，罗建红因一些小事不问情由的发微信嘲讽，如“你有孩子，皇太后的待遇请留在家里！……”，余辉映流产出院后上班的第一天即10月14日，罗建红无端在领导面前指责其教研不力。当天中午12点至下午4点，罗建红还在微信群发出多达二十一条的微信语音，全是无端的辱骂、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指责，其中有一条竟说“报应不是我给你，也不是别人给你，而是天给你的。”10月17日，余辉映到医院就诊，罗建红居然发来一条微信“如何做好副职”的文章过来，还要余辉映认真阅读完后写读后感。2）余辉映及何玉霞出具的关于边防支队到沙湾镇中心幼儿园拍摄微电影事情经过各1份，证实拍摄微电影的事情经过，认为罗建红以此为由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恶言相对、辱骂余辉映。3）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中心小学、前副园长何艳琴、广州市越秀区东方红幼儿园的3份证明，证实余辉映一直以来勤恳工作，获得幼儿园、同事的一致认可。分析余辉映的上述证据和陈述，该院认定罗建红的上述行为尚不构成对余辉映人格权的侵犯。理由是：1、本案纠纷系双方在工作过程中因工作原因产生争议而引发的，其间罗建红虽然使用了一些不当的言语，但没有恶意贬损余辉映人格的主观恶意。2、余辉映认为罗建红侵犯其人格权的表示形式主要是在2015年至2016年间两人一对一的微信中，或者在很小范围的微信圈内（该微信圈只有3人，包括余晖映、罗建红和该园另一位副园长），罗建红使用了一些不当的言语，但首先上述不当的言语并不具有长期性和一贯性，多是因工作事由引发而散见于聊天记录中；其次，上述不当的言语在表现形式上相对私密并未公之于众，也不存在罗建红在公开场合侮辱、贬损余辉映的情况。3、客观上，罗建红的上述不当的言语也未造成余辉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因此，该院不认定罗建红侵犯了余辉映的人格权。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一般人格权包括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本案中，余辉映认为其人格尊严受到罗建红的侵犯，但从其陈述和举证来看，双方产生纠纷均系在工作过程中因工作原因而引发，而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因工作交往等产生冲突在所难免，余辉映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罗建红存在侵犯其人格尊严的主观故意；虽然罗建红确实使用了一些不当言语，但这些不当言语没有长期性和一贯性，且未公之于众，没有造成余辉映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因此余辉映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均不予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微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微信群虽然是虚拟空间，但作为社交场所，相关参与者在发表言论时仍应恪守起码的礼仪和道德规范，不能图一时之快而口出恶言。在此，该院对罗建红在与余辉映微信聊天过程中使用不恰当的言语提出批评。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余辉映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元，由余辉映负担。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经审查，余辉映主张罗建红对其进行的言语攻击以及侵犯其人格尊严的言词确有不当之处，但两人为上下级关系，上述言语因工作而生，尚不足以达到侮辱、诽谤的程度，本案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余辉映不幸流产是因罗建红上述言语攻击所致。本院认同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分析处理意见，罗建红使用的言语有不当之处，但尚足以不构成侵权。余辉映据此请求罗建红对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须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口不择言图一时之快会给他人造成困扰，对自己也并无好处。诉争双方均为幼儿教师，为人处事理应为人师表，待人以礼，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本案虽未支持余辉映要求罗建红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本院希望余辉映能够调整好心态，继续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本院同时也希望罗建红能够从本案吸取经验教训，改善工作方式方法，避免此类纠纷再次发生。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余辉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年 亚
审判员 乔 营
审判员 张蕾蕾
二〇一七年九月××日
书记员 孙 帅
曾凡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