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97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22号。
负责人：杨威，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刘文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岛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巫峡路21号。
法定代表人：孙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琪，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一审被告：光明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明村镇前楼村。
诉讼代表人：单亦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主任。
一审被告：青岛光明轮胎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度市明村镇前楼工业园。
诉讼代表人：单亦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主任。
一审被告：郑本福，男，汉族，1967年10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平度市。
一审被告：王桂香，女，汉族，1969年11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平度市。
再审申请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青岛分行）因与被申请人青岛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物流公司），一审被告光明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公司）、青岛光明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轮胎公司）、郑本福、王桂香金融借款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信青岛分行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质物缺失部分的数量和价值认定错误，与事实和证据明显不符。质物缺失总价值由丢失的全钢胎、原材料半成品和橡胶组成，丢失价值应分别为15,025,754.25元、10,713,460.46元、2,446,467.38元，总价值应为28,185,682.09元。（二）本案《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应为保管合同，保管人未尽到保证质物最低价值的义务构成违约，应在质物损失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为中远物流公司作为受托方，尽到了通知和阻止义务，判决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适用错误。1、从合同内容分析，协议第5.5条约定了中远物流公司保证质物最低价值的义务，第九条约定了“仓储保管”费用，第十条约定的“留置权”是仓储保管合同所特有的，第13.1条约定了除不可抗力导致质物短少的赔偿责任，《质物清单》表明质物在监管人“占有、保管、监管”之下等，具有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从合同履行分析，质物存放于中远物流公司租赁光明集团公司的仓库之中，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及监管协议》表明，中远物流公司具有独立的保管人资格，符合保管合同的法律特性。监管协议虽然也包含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在本案中委托看管义务被保管义务所吸收，保管义务所对应的违约条款是13.1（1）（2）（3）项，委托合同的通知义务对应的第（4）项仅是中远物流公司应承担义务的一小部分，不能因为履行了通知义务而免除其应承担的前三项义务，和保证质物最低价值这一核心义务。2、中远物流公司作为保管人，未履行保管合同应尽的保证质物最低价值的义务，构成违约，应在质物实际损失金额范围内向中信青岛分行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保管合同中保管人负有保证质物完整性，即本案中“保证质物最低价值”的义务，在质物严重缺失的情况下，除非中远物流公司证明属不可抗力因素，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均将类似的监管协议认定为保管合同，监管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三）光明集团公司强制出货行为并不影响中远物流公司向中信青岛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中远物流公司作为专业的监管机构，应具备有效的控制和应急能力，即使对光明集团的强制出货无力阻止，也应根据双方的租赁协议主张违约赔偿，对此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也有明确规定。所以即使质物缺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依法可以追偿，但不影响中远物流公司向中信青岛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二审判决在法律外加重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减轻监管公司的保管职责，影响正常金融秩序及监管惯例。中信青岛分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第一，案涉四份《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总量控制模式)》以下简称（《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开宗载明，为保障案涉主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和《动产质押合同》的履行，“乙方（光明集团公司）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作为质物质押给甲方（中信青岛分行），甲方和乙方均同意将质物交由丙方（中远物流公司）存储监管，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按照甲方的指示监管质物”；第一条“法律关系”载明，“在监管期间，甲方为质权人，乙方为出质人，�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占有、监管质物”。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已对各方法律关系作出明确约定、载明中远物流公司为中信青岛分行代理人的情况下，中信青岛分行主张其与中远物流公司间的关系为保管关系而非委托监管关系，主张中远物流公司具有独立的保管人资格而非委托合同的代理人，缺乏事实依据。
第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5.5条所属的第五条“移交和监管”载明，“自《首次出质通知书》到达丙方并经丙方签发《质物清单》之日起，质物移交至甲方，由丙方代理甲方占有质物，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5.5条的完整内容为“丙方应当建立质物登记统计制度，审核质物的品名、规格、数量、外包装状况，保证提货后的质物最低价值符合本协议第2.6款的规定”；2.6条的完整内容为“在全部偿清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前，不论乙方是否置换、提货，质物的价值不得低于质物最低价值，质物最低价值由甲方向丙方出具的《库存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附件2-7)确定，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中质物最低价值不得为零。质物的品种和单价由甲方向丙方出具的《质物价格确定/调整通知书》(附件2-6)确定。质物的价值由甲方确定的单价乘以质物的库存数量确定”。结合本院关于中信青岛分行主张其与中远物流公司间的关系为保管关系而非委托监管关系不能成立的认定，中信青岛分行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5.5、2.6条的约定，主张中远物流公司有保管合同中保管人保证质物最低价值的义务，继而据此主张中远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
《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九条约定“因质物仓储保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十条约定的留置权也并非仓储保管合同所特有，中信青岛分行援引该两条约定不足以否定协议明确约定的中远物流公司与其间的代理关系。
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负有合同义务而未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将中远物流公司的违约责任规定于第13.1条，该条明确列举了中远物流公司需向中信青岛分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形。该五种情形究竟属于中信青岛分行所主张的保管义务抑或委托合同义务，是否存在中信青岛分行所主张的吸收关系，在合同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明确的情形下，并不影响人民法院直接依�约定本身判断中远物流公司是否构成某种情形的违约，继而认定其是否需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在本院询问过程中，中信青岛分行明确其合同依据是《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5.5条（包括该条中指向的2.6条）和第13.1条列举的第一种情形。中远物流公司则援引《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五条，证明其已依约履行了通知、采取适当应急措施的约定义务，根据第五条项下第5.8条的约定，无需对中信青岛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中信青岛分行主张其承担违约责任无合同依据。二审法院据其查明的事实，认定中远物流公司在履行监管质物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而无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非免除中远物流公司的约定义务，中信青岛分行援引上述约定不足以否定本案二审判决结果。
《质物清单》为《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附件，《质物清单》约定，监管人将严格按照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占有、监管责任”，即各方当事人在《质物清单》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受《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相关内容的约束。
由此，中信青岛分行据上述《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条款、《质物清单》及中远物流公司与光明集团公司双方间的协议，主张其与中远物流公司间的关系为保管关系而非委托监管关系，主张中远物流公司应履行保管人的保证质物最低价值的核心义务，主张本案的情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依据并不充分。
第三，本案二审法院基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认定受托方中远物流公司在光明集团公司强制出货之前，即已向中信青岛分行发出风险警示函，提示监管风险加大，建议将质物移库、增加锁具，其后亦依约多次提示风险并采取应急措施向110报案，当求助公权力尚且无法避免光明集团公司强行出货，中远物流公司不可能以暴力手段阻止不法行为，在代中信青岛分行履行监管质物过程中尽到了通知和阻止义务，受托方中远物流公司不存在过错，故无需在人民币12，784，926.05元范围内对一审被告郑本福不能清偿部分的欠款本息向中信青岛分行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不当加重金融机构监管责任的情形。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且中信青岛分行向本院提供的案例并非指导性案例，与本案的事实亦有不同，故不能作为�案的裁判依据。
第四，二审法院认定中远物流公司无需就质物缺失对中信青岛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计算质物缺失部分的价值是否有误并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故对中信青岛分行主张的“二审判决对质物缺失部分的数量和价值认定错误”的申请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中信青岛分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志刚
代理审判员 郑 勇
代理审判员 苏 蓓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