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兵08民终7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河子市天圣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石河子市东一路36小区军垦机电园186-15号。法定代表人：张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福，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永瑞，新疆七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伊犁星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伊犁州伊宁市巴彦岱镇城西市场伊犁中亚汽车博览中心C4号101商铺。法定代表人：谭振兴，该公司经理。上诉人石河子市天圣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伊犁星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7）兵9001民初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圣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福、苏永瑞、被上诉人星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振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圣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基于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而上诉人与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效力不应当适用到本案当事人之间，一审法院以彼合同的约定来确认此合同的价格无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星锐公司辩称，上诉人与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纠纷不涉及第三方。星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购车款80000元；2.被告支付违约金5330元（80000元×5.125‰×13个月，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3.被告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为“长安铃木”品牌汽车的经销商。2015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被告）采取购销的方式授权乙方（原告）作为“长安铃木”品牌系列汽车二级网点经销商，甲方为乙方提供一定数量的“长安铃木”系列品牌购销车辆；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的商务政策执行购销车辆的销售；甲方收到乙方车款后48小时内将购销车辆的合格证等车辆手续提供给乙方，同时向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委托乙方销售的购销车辆，以每次实际发出时委托销售清单上注明的车辆型号、价格等内容为准；甲方将购销车辆发给乙方90天后，无论车辆销售与否，乙方需将车款全部付清或将车辆调回甲方，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约定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协议终止后，双方清算。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11月11日向被告交纳了200000元保证金。2015年11月9日，被告给原告发了两辆长安铃木牌小轿车，分别为锋驭进取型及精英型。同月13日，被告给原告发了五辆长安铃木牌小轿车，其中一辆为锋驭精英型。2015年11月12日，原告卖出了一辆锋驭精英型汽车。2016年12月8日，原告卖出了一辆锋驭进取型汽车。2016年6月3日，原告卖出了一辆锋驭精英型汽车。2015年11月12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车款118300元。同日，被告给实际购买人出具了价税合计118300元的增值税发票；2015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车款81300元；2015年12月8日，被告给实际购买人出具了价税合计94300元的增值税发票。原告称，原告与被告商定第三辆汽车锋驭精英型给原告的销售价为120000元。其后，原告于2016年6月3日将该车辆卖出，被告给原告出具了12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又查明，1.原告将从被告处拉走的剩余四车辆返给了被告。2.被告称委托原告销售的车辆，每辆车都附的销售清单上注明的车辆型号、价格。因公司搬迁、会计更换，导致未能找到销售清单的存根联。3.2014年12月20日，被告与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长安铃木汽车买卖合同》，该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遇出卖人的销售政策调整，按出卖人公布之日起的价格执行。”第十五条规定“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出卖人《2015年度商务政策》公告执行；本合同标的物数量不作为经销商完成率考核奖励的依据。”第十八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从签订时间至2015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委托原告销售的三辆“长安铃木”品牌汽车的定价为多少。根据原、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第五条约定：被告委托原告销售的车辆以每次实际发出时委托销售清单上注明的车辆型号、价格为准。合同履行过程中，该条约定是否履行双方存在争议。即使履行了，如何确定三辆车的实际销售价格双方也存在争议。根据汽车市场行情及营销习惯，结合原、被告各自的说法，本案中三辆车销售的具体价格为多少，举证责任该院分配给被告。理由如下：其一、被告称委托原告销售的三辆车的价格按照其与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长安铃木汽车买卖合同》上的价格确定，该份买卖合同系被告与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在2014年12月20日签订。原、被告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若被告的陈述为真，原、被告签订《销售合同》时可以直接在合同中明确三辆车的价格，而不需要在合同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销售的购销车辆，以每次实际发出时委托销售清单上注明的车辆型号、价格等内容为准”，以增加合同内容的不确定性。其二、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长安铃木”品牌汽车的销售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存在变化。综上，被告以其与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长安铃木汽车买卖合同》上的价格作为给原告的销售价格，未提供证据证实，也与原告在《销售合同》上的约定不一致，该院不予采信。该院结合原告对三辆车价格所做的陈述，被告给原告出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认为以被告给原告销售车辆后出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作为原、被告之间商定的汽车价格较为合理。由此，确定原、被告之间的购车款数额。原、被告在合同中未对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原告主张违约金损失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石河子市天圣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伊犁星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车款67000元（200000元+118300元+81300元-118300元-94300元-120000元）；二、驳回原告伊犁星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4元，其他诉讼费90元，合计2024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约定的汽车价格是多少。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第五条约定：被告委托原告销售的车辆以每次实际发出时委托销售清单上注明的车辆型号、价格为准。但上诉人没有提供委托销售清单，致使本院无法依据双方合同约定确认车辆的价格。现被上诉人同意以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价格为依据，故汽车的价格应按照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为依据。一审法院依据增值税发票价格计算汽车的价格正确。上诉人主张根据行业习惯，以其与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长安铃木汽车买卖合同》的价格为依据确认汽车的价格违反双方合同的约定，其上诉理由与双方的约定相悖。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石河子市天圣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宁之审判员  娄战英审判员  程 春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梓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