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终1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孝功，女，汉族，1940年4月13日出生，系尹伯明三女，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演，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孝根，男，汉族，1943年11月1日出生，系尹伯明四子，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孝松，男，汉族，1937年12月11日出生，系尹伯明三子，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岚渊，女，汉族，1926年8月17日出生，系尹伯明长女，住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孝原，男，汉族，1933年10月10日出生，系尹伯明二子，住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尹钢，男，汉族，1958年11月4日出生，系尹伯明之子尹孝其（已故）之子，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还共同委托尹孝功为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号。法定代表人：刘中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号。法定代表人：唐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生，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号。法定代表人：刘中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艳，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因与被上诉人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股份公司）、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集团公司）、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酒厂）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高院）作出的（2015）川民初字第7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四川高院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系民事侵权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且有充分证据证明侵权事实成立。1.一审裁定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认定错误。为了落实“文革”期间错误处理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鼓楼街的尹家有关房产和鼓楼街26、28号16口“尹长发升”明代酿酒窖池（以下简称案涉酒窖）问题，宜宾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3月1日发出《关于复查私改房屋结论的通知》（市府房发[1984]字第454号）（以下简称“市府房发454号文”）和市府房发(198)字第号(无编号)（以下简称“市府房发无编号文”）两份确权文件，前者明确“l8.17平方米房屋属于错改房屋现予纠正，从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还产权”“酒窖属于房主(尹伯明)所有，由五粮液酒厂作价收买”，后者明确“非住宅面积1035.81平方米符合私房改造政策，产权属国家所有”“自主留房l77.50平方米产权属你(尹伯明)所有”。因此，尹家有关房产和案涉酒窖的所有权问题已经于1984年落实政策解决完毕，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2.上诉人并未诉请法院确认案涉酒窖及l8.17平方米房屋的权属，本案不是物权确认之诉，而是排除妨碍、返还原物及赔偿损失的纠纷。3.上诉人对案涉酒窖物权一直合法持有，出租收益，权属明确。从八十年代政府落实政策酒窖归属上诉人后，至2009年被上诉人侵权行为发生时，上诉双方就案涉酒窖租赁合约关系一直存在和履行，并无权属争议；案涉酒窖没有进行政府赎买、征收以及公司与个人之间的转让，被上诉人无权占有案涉酒窖。4.被上诉人对案涉酒窖的侵权事实成立。被上诉人于2009年12月29日向上诉人发出《关于不再签订鼓楼街32号酿酒窖池租赁协议的通知》，拒付租金，非法占有案涉酒窖进行生产使用、收益，该侵权行为延续至今。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原宜宾市人民政府升格为地市级)于2010年5月12日作出的《撤销(关于复查私改房屋结论的通知)有关内容的通知》（区府发[2010]15号）文（以下简称“区府发[2010]15号文”），发生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生效后，侵犯了尹家酒窖物权，属于侵权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非法侵权行为客观存在。如宜宾市信访局2014年11月11日发给尹孝功《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尹孝功等向中纪委反映的问题属涉法涉诉并移交法院办理的问题；原中共宜宾市市委书记、中共宜宾地委统战部部长舒厚钟证言，证明酒窖权属不存在争议，不属于经租房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广发证券公司在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关于“窖池不同于一般实物资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设备……窖龄越长其优质酒的出酒率越高，创造的效益越大”的载明内容，证明酒窖作为生产设备，不是房屋的附属物，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属于经租对象；被上诉人对外宣传中认可酒窖是有价值的。一审裁定采信作为定案依据的《土地房屋所有证》上加盖的“批准国家经租”方章，只有“房屋1149.85平方公尺”的内容，而未明确包含酒窖；一审裁定故意不采信“市府房发无编号文”，回避了符合私房改造政策的只有1035.81平方米房屋的事实；《申请书》、《申请经租房屋的租赁情况》及《宜宾市人民委员会批复》、《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等文件除了不能得出酒窖属于经租范围的结论外，该些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复印件左边有手写记载1984年复查时上诉人的签字内容，可以证实当年纠正酒窖归尹家所有的事实。（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的唯一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38号《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38号通知”）第三条的答复意见，该答复内容针对的是没有确权，有争议的房地产。而案涉酒窖和房屋权属在1984年已经确认权属，且案涉酒窖不是房地产。（三）一审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被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的裁定均严重超期。一审法院在原告起诉到法院五年后才立案，并经庭前证据交换，表明本案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违法收取案件受理费4150元。被上诉人五粮液股份公司、五粮液集团公司、五粮液酒厂共同答辩称：（一）案涉酒窖于1958年经尹伯明申请，随其所在房屋明确纳入国家经租范围，并于1966年9月经租期满后收归国家所有。1995年12月，被上诉人从政府手中购买了酒窖所在的房屋，并取得相应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政府部门对案涉酒窖也作出最终权属确认。而18.17平方米房屋属于经租错改房屋，经1984年原县级宜宾市人民政府审查后“带户退还”，被答辩人于1996年4月依据“市府房发454号文”中对18.17平方米房屋权属的复查结论，办理了18.17平方米房屋的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2010年5月12日，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对落实经租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再次复查，作出“区府发[2010]15号文”，该文确认“案涉酒窖不在申请发还和纠正的18.17平方米房屋内”“案涉酒窖在国家统一经租政策结束时，所有权已属国有”，该文是政府部门对案涉酒窖权属作出的最终复查结论，是案涉酒窖权属认定的确权依据。（二）本案属于落实国家经租政策性质的历史遗留问题。被答辩人作为国家经租申请人的继承人，其关于返还酒窖和支付酒窖使用费的主张，应以享有案涉酒窖所有权为前提。关于案涉酒窖权属争议，应当由政府依据国家经租政策进行审查处理，而案涉酒窖权属争议属于落实政策性质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国家经租为主要形式的私房改造，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举措，具有特殊的历史性和政策性，不适用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制度，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且关于案涉酒窖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定性，四川高院生效裁定已经明确认定。就案涉酒窖的争议问题，被答辩人曾于2010年6月18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区府发[2010]15号文”。四川高院作出（2010）川行终第52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尹家从明代延续而来的酒窖的归属问题，无论在何时、怎样处理，都不能改变酒窖权属系历史遗留问题的定性。”并据此裁定确认案涉酒窖权属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本案中，被答辩人以“市府房发454号文”本身已经对案涉酒窖权属确权为由，主张本案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成立。因为“市府房发454号文”本身即属于对落实经租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意见，且该文件中手写签注的“酒窖归房主所有”违反国家经租政策，已经被政府部门的“区府发[2010]15号文”予以撤销。本案中，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1993年至2009年期间签订的五份租赁协议，明确载明根据的是“市府房发454号文”中手写签注内容而订立，并非答辩人主观意愿，不是对于案涉酒窖所有权的认可。被答辩人以此反推其享有案涉酒窖所有权，并认为答辩人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38号通知”精神。案涉酒窖在客观上不可能脱离其所在的房屋及土地而单独存在，属于其所在房屋与土地的组成部分。根据“物权法定”“一物一权”“房地一体”的基本法律原则，案涉酒窖不可能成立单独的所有权，应当与所在的房屋和土地权属保持一致性和同一性。依据《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建设部公告第127号）对“不动产”的定义，酒窖与房屋同属于因自然或者人力添附于土地并且不能分离的不动产范畴。（四）一审裁定采信证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答辩人提供政府部门保存的有关尹伯明签字认可确认的《申请书（申请经租）》、《申请经租房屋的租赁情况》、宜宾市人民委员会盖章确认的《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等经租材料，足以证明案涉酒窖已随房屋纳入国家经租范围。“区府发[2010]15号文”足以证明案涉酒窖在经租期满后收归国家所有，有关部门已就该国家经租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最终处理。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否认上述事实，也不能否认案涉酒窖的权属认定属于落实国家经租政策性质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定性。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起诉称：案涉酒窖系尹氏家族建造，历代相传至第18代孙尹伯明。1952年6月，当时的川南地区宜宾市人民政府向尹伯明颁发了登记号为746号，地号为3791号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明确记载鼓楼街30、32号的房产及座落土地为尹伯明所有。1952年11月12日，尹伯明与宜宾专区国营二十四酒厂（五粮液酒厂前身）签订了第一份租赁协议，由该厂租用尹家鼓楼街32号的“作房”和16口酒窖、水缸等一批酿酒工具，租期2年，月租金35元。除“文革”期间有中断经复查补付租金外，三被告都作为承租主体，陆续与原告签订过合同，一直租赁该酒窖至2009年12月31日。尹伯明于1971年去世后，原告系尹伯明合法继承人，依法拥有该16口酒窖的所有权。1984年，宜宾市人民政府对“房主尹伯明”发出“市府房发454号文”，明确“一九五八年九月改造你在鼓楼街××、××房产18.17平方米，属错改房屋现予纠正，从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还产权。产权退还后，有住、用户的，应保持现有的租佃关系，换约续租、不得逼迫住、用户搬家”。手写加注“酒窖属于房主所有，由五粮液酒厂作价收买”。随后，宜宾市人民政府对发还原告的18.17平方米房产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1993年6月9日，“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同尹家代表人尹孝功签订了五年租期协议，并从1985年补付了使用租金。随后，一直续租到2009年，租金上涨到每年231064元。2009年底，原告多次提示三被告租约到期，催请续约，但三被告拒绝续签，并继续强占原告所有的酒窖和18.17平方米房屋至今。案涉酒窖给三被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请求法院判令：1.三被告停止侵权，排除妨碍，并返还侵占财产，即停止使用其非法占有原告所有的案涉酒窖和18.17平方米房屋，将案涉酒窖和房屋返还给原告（暂定标的估值2.5亿元，诉讼中将申请法院委托评估后再追加）；2.三被告支付已经实际侵权使用期间的案涉酒窖及房屋使用费，按实际使用天数，每天3万元，计算至停止侵权交还案涉酒窖及房屋为止（自2010年1月1日起暂算至起诉日2015年5月4日共计1949天，5847万元）；3.三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和原告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六组证据：第一组：1.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宜宾市地方志协会主办《戎城史志》（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目录及第57、58页。2.1952年6月川南地区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746号）。3.1952年至2009年，尹伯明、原告与宜宾专区国营二十四酒厂、三被告陆续签订的8份租赁协议。第二组：1.宜宾市人民政府“市府房发454号文”。2.1996年4月17日宜宾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办公室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宜市权字第15026号）及1996年4月23日宜宾市国土局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宜市国用96字第005433号）。3.1993年被告的内部请示及批复。4.五粮液酒厂支付原告2009年租金的票据。第三组：2009年12月20日，五粮液股份公司向原告发出的《关于不再签订鼓楼街32号酿酒窖池租赁协议的通知》。第四组：1995年12月4日，“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与宜宾市房产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第五组：1.原告到三被告生产车间拍摄的照片。2.三被告宣传资料。3.2010年原告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起诉状的特快专递详情单及签收查询表。第六组：1.2014年11月11日宜宾市翠屏区信访局发出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2.原告整理的原中共宜宾市委书记、中共宜宾地委统战部长舒厚钟于1998年接受五粮液酒史档案馆馆长杨红专、顾问朱碇欧采访的录音。3.网络下载的2001年4月20日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五粮液股份公司资产置换及重大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书。4.2007年2月5日的《宜宾日报》及被告官方网站关于案涉酒窖的宣传。被上诉人五粮液股份公司、五粮液集团公司、五粮液酒厂向一审法院共同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1.申请人为尹伯明的《申请书》及《申请经租房屋的租赁情况》。2.1958年9月11日宜宾市（乡、镇）人民委员会批复及《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3.1952年6月川南地区宜宾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746号）。第二组：1.1984年3月1日宜宾市人民政府发出的“市府房发无编号文”。2.2010年5月12日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发出“区府发[2010]15号文”。第三组：1.《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转发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建委的通知》（[82]城发房字××号）。2.宜宾市人民政府“市府房发454号文”。3.四川高院（2010）川行终字第52号行政裁定书。4四川高院（2012）川行监字第3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5.网上下载的相关案例及法律规定。针对一审法院受理的原告诉请被告停止使用并返还18.17平方米房屋及支付房屋使用费的诉讼（以下简称房屋诉讼案），一审法院以该诉讼必须以针对原告诉请被告停止使用案涉酒窖及支付酒窖使用费诉讼（即本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作出（2015）川民初字第76－1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房屋诉讼案的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向该院提交了川南地区宜宾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6月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746号）、“市府房发454号文”2份证据，因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采信。三被告向该院提交的申请人为尹伯明的《申请书》、《申请经租房屋的租赁情况》及1958年9月11日宜宾市（乡、镇）人民委员会批复及《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加盖了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房产档案专用章，三被告向该院提交的2010年5月12日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发出的“区府发[2010]15号文”加盖了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章，予以采信。根据以上证据显示，案涉酒窖于1958年经尹伯明申请，纳入经租范围，因此，案涉酒窖的权属审查及认定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宜宾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作出的《关于复查私改房屋结论的通知》及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区府发[2010]15号文”均是对酒窖权属历史遗留问题的再处理。而原告关于返还争议酒窖及支付占用期间的酒窖使用费的诉请，必然涉及对案涉酒窖的权属进行审查及认定，虽然诉争酒窖并非房地产，但酒窖与房地产均属不动产性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38号通知第三条关于“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精神，原告对案涉酒窖的诉请，因涉及对酒窖权属历史遗留问题的审查认定，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诉请停止使用并返还案涉酒窖及支付案涉酒窖使用费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584150元，该院退还1580000元。本院认为，综合上诉双方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院确定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的诉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主管范围；2.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一、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主管范围（一）关于对案涉酒窖权属的审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本案中，上诉人诉请认为，其依法拥有案涉酒窖的所有权，而被上诉人非法占有并使用了案涉酒窖获得收益，侵害了其对案涉酒窖的合法所有权及使用权，故请求被上诉人停止使用并返还案涉酒窖及支付案涉酒窖使用费。因此，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权利基础是，上诉人认为其享有案涉酒窖的物权，而被上诉人侵害了该物权的所有权和用益权，并为此提出排除妨害、返还原物、财产损害赔偿等三项具体诉讼请求。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11〕41号）第一次修正）的第三部分有关“物权纠纷（五）”的规定，“物权的保护”规定了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即“物权保护纠纷”。但对于因物权设立、权属、效力、使用、收益等物权关系产生的纠纷，应适用物权纠纷部分的案由。为避免案由冗长繁杂，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物权法律关系是正确的，将本案案由定为“物权保护纠纷”基本恰当。尽管本案不是单纯的物权确认之诉，但是，法院对于案涉酒窖权属的审查与认定，是判定被上诉人是否存在物权侵权行为和承担物权侵权责任的法律事实前提。判定物权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物权是否应受法律保护，首先应当确定物权的权利归属。即使上诉人未诉请法院判决确认酒窖权属，也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案涉酒窖权属问题进行审查。上诉人认为其“并未诉请法院判决确认酒窖权属，本案不是物权确认之诉，而是排除妨碍、返还原物及赔偿损失的纠纷”的上诉主张，与本案关于“物权保护纠纷”的定性是一致的。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原告关于返还争议酒窖及支付占用期间的酒窖使用费的诉请，必然涉及对案涉酒窖的权属进行审查及认定”的论述是正确的。（二）关于案涉酒窖权属争议的性质问题。一审中，针对案涉酒窖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分别向法院提交了有关证据材料。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戎城史志》、有关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和租赁协议、宜宾市人民政府“市府房发454号文”等证据，以此证明其享有案涉酒窖的物权。被上诉人为证明上诉人对案涉酒窖不享有物权，也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经查，一审裁定书中所认定的由被上诉人提交的《申请书》，实名为《申请书（申请经租）》。该《申请书（申请经租）》上有尹伯明签字及盖章，载明了有关“我自愿将下列房屋申请国家经租，并将其租赁情况列表附后报查，今后有关该房屋的管理及本人的权益悉依政府规定，请予批准，此上，宜宾市（乡、镇）人民委员会。申请人：尹伯明”“申请经租房屋门牌号××、36），面积（1149.85平方尺），附属设备（大曲酒窖15口），佃户（2），月租总额（63元），缴验证件（土地房屋所有证），登记字号（746），地号（3791）”等内容。《申请经租房屋的租赁情况》中载明了有关“佃户（宜宾酒厂），街道名称门牌号××），面积1085.38平方公尺，附属设备（大曲酒窖15口），租金55元；佃户（饮食第三合作商店），街道名称门牌号××），面积64.47平方公尺，租金8元”等内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宜宾市人民委员会批复》、《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表明，宜宾市人民委员会于1958年9月11日审查批准了尹伯明的上述经租申请。《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也同样载明有“其他定附着物（酒窖15口）”的内容。本案二审中，经本庭询问，尹孝功称《申请书（申请经租）》中所载明的位于鼓楼街××、××房产的“15口酒窖”，因酒窖间距小，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变化，但对应本案诉请的位于“鼓楼街26、28号”房产的16口案涉酒窖。被上诉人提供的“区府发（2010）15号文”中载明：“经查，酒窖不在申请发还和纠正的18.17平方米房屋内，与18.17平方米房屋没有关系，且在1958年经所有人书面申请已纳入私房改造。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私房改造有关政策的规定，其改造的房屋及其附属物酒窖，在国家统一经租政策结束时，所有权已属国有。签注内容既违反了国家对私改造政策，也不属于该文件应予涉及事项，属于错误签注。经研究决定，对签注内容予以撤销。”本案上诉人不服上述“区府发（2010）15号文”决定内容，于2010年6月18日向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决定，确认“市府房发454号文”合法有效。四川高院作出（2010）川行终字第5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尹家从明代延续而来的酒窖的归属问题，无论在何时、怎样处理，都不能改变酒窖权属系历史遗留问题的定性。因此，原县级宜宾市人民政府1984年作出的《复查私改房通知》及宜宾市翠屏区政府2010年5月12日作出的《撤销复查私改房有关内容的通知》，均是对酒窖权属历史遗留问题的再处理”，裁定“上述行政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不予受理”。根据1956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精神，“对城市房屋私人占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应当按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的原则进行。对城市私人房屋通过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经租房”是国家比照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发给定租的形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凡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政策规定的，其产权性质按国家政策规定已明确属于国家所有，不得变动。凡是不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而错改了的房屋应按政策实事求是给予纠正。本院认为，本案中，据《申请书（申请经租）》、《申请经租房屋的租赁情况》和《宜宾市国家经租房屋清点登记册》证据材料中所载明的内容表明：1958年，经尹伯明自愿申请，案涉酒窖作为纳入社会主义改造房屋即尹伯明位于宜宾市××、××房产的“附属设备”，已于同年被政府批准纳入国家经租范围。根据四川高院（2010）川行终字第52号生效裁定书认定，“案涉酒窖的归属问题系历史遗留问题”。该裁判内容也认定“案涉酒窖早在1958年被纳入到国家经租范围”。由于案涉酒窖被国家经租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生并客观存在的，故本案案涉酒窖权属争议实质上涉及国家经租问题。尽管在“市府房发454号文”中加注有“酒窖属于房主所有，由五粮液酒厂作价收买”内容，但该加注内容事关案涉酒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被纳入国家经租范围，并收归国有的历史事实，且该加注内容已被翠屏区人民政府“区府发（2010）15号文”所撤销，已经不具有行政确权效力，不能简单作为案涉酒窖的最终权属的事实依据。同时，上述“区府发（2010）15号文”有关“酒窖不在申请发还和纠正的18.17平方米房屋内，与18.17平方米房屋没有关系，且在1958年经所有人书面申请已纳入私房改造……附属物酒窖，在国家统一经租政策结束时，所有权已属国有”的内容，是对案涉酒窖被纳入国家经租事实的再确认，同样涉及国家经租问题。因此，案涉酒窖的物权归属问题应当回归到“案涉酒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被纳入国家经租”的历史事实状态中加以审视。国家经租政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经租对象的产权收归国家所有的国家政策和国家利益。因此，关于案涉酒窖权属争议本身的性质属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经租性质问题。至于上诉人提交的《戎城史志》，有关土地、房产所有权、租赁协议等证据材料，尽管也是有关权属的证明，但均不能据此推翻案涉酒窖已经被国家经租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宜宾市人民政府1984年作出的《关于复查私改房屋结论的通知》及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2010年作出的《撤销有关内容的通知》均是对酒窖权属历史遗留问题的再处理”，该裁判理由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从白酒生产角度看，酒窖作为一种酿酒时所需的生产工具是客观事实。因此说，酒窖也可以认定为酿酒的生产资料。酒窖按其建造的物理形态结构，是通过人工挖掘或自然形成后，固定附着于土地上的一个构筑物。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二）项关于“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可以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的规定，酒窖同时也具有不动产的物理属性，可以归属于不动产范畴。酒窖不管是视为生产工具还是作为构筑物的不动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属性，两者之间并不冲突。我国包括以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的国家政策，具有特殊的历史性，其目的是对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案涉酒窖作为生产资料也纳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范围。同时，案涉房屋在1958年被国家经租时，案涉酒窖是被作为房屋的“附属设备”一并予以载明，因此，案涉酒窖客观上与案涉房产一道已被纳入国家经租范围。上诉人认为“酒窖作为生产设备，不是房屋的附属物，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属于经租对象”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综上，本案案涉酒窖作为酿酒的生产资料，经以国家经租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权利归属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密切相关，对其权利归属问题的处理有着历史沿革。又因其属于构筑物，具有不动产的物理属性，可以归类为与房屋等建筑物同类的不动产范畴。因此，一审法院参照本院1992年11月25日法发（1992）38号文精神，认定上诉人所提本案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主管范围，并无不当。二、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对尹孝功等人的起诉材料进行审查后，正式收案时间是2015年5月4日，同日批准立案。该受理立案程序不违反程序法规定。之后，三被上诉人以本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为由，认为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而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进行法律释明，告知其不按照管辖权异议处理。以裁定方式驳回原告起诉是人民法院对全案作出的裁判结论，并非对审理中的一般程序性事项的裁定。一审法院不作出管辖异议裁定，而采取经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判方式，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预收尹孝功等人的受理费为1584150元，是基于其提出有关18.17平方米房产和案涉酒窖两方面的诉讼请求一并收取的。针对房产诉讼案件，一审法院已经依法裁定中止审理，本案一审裁定退还的1580000元是针对本案的受理费作出的，但保留了依法收取房产诉讼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违反受理费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岚渊、尹孝原、尹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何 波审 判 员 宁 晟代理审判员 宋 冰二０一八年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席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