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104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南路24号。
法定代表人：张宏滨，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男，1974年6月26日生，汉族，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员工，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成福，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强书，男，1964年5月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交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毕强书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4民初3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南交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蔡成福，被上诉人毕强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南交运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不予返还毕强书工资16750元。事实和理由：1.因《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且毕强书知晓该处理办法，故该处理办法可以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依据证人证言，毕强书作为员工，每月均需参加安全会议，该处理办法在召开安全会议时进行了告知，且毕强书亦知晓发生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2.本案与保险公司对两起交通事故的理赔金额无关，即使考虑实际损失，其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该处理办法是为了落实法律对于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要求，也是对于员工安全生产的一种考核，依据员工在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对其绩效工资进行了区别性考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安全事故管理的考核中，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的大小，最为直观的是赔偿金额。至于保险公司是否进行赔付以及赔付金额的多少，与进行安全事故管理的考核无关。即使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了相应的理赔，江南交运公司的投保支出也是实际成本支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毕强书辩称，1.江南交运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程序不合法，无职工参与。2.江南交运公司就发生事故已经在当月对其进行了多种经济处罚，既扣发了工资，也扣发了奖金。在处罚完毕后，江南交运公司在保险理赔后又按照损失的20%要求其赔偿，该行为系江南交运公司将经营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3.保险公司对事故的理赔应当有相应的赔付凭证，现江南交运公司不能提供该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南交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其无需向毕强书返还工资16750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5年9月，毕强书与南京市鼓楼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至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公交总公司）担任公交车驾驶员。2012年7月26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对南京公交总公司实施公司制改制的批复》（宁国资委企（2012）162号）同意将南京公交总公司改制为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7月29日，南京市城建集团《关于实施公交资源整合的决定》（宁城企（2012）305号）决定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下设江南交运公司等公司。2012年7月30日，江南交运公司登记成立，毕强书转与江南交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至今。
2011年7月25日，毕强书驾驶公交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认定毕强书负事故全部责任，南京公交总公司共赔偿他人32253.10元。2011年9月20日，毕强书驾驶公交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认定毕强书负事故全部责任，南京公交总公司共赔偿他人91425元。嗣后，南京公交总公司依据其规章制度即《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第4条赔偿标准4.1.1.1“发生事故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者，应按照认定的所负责任进行经济赔偿，赔偿标准为全部责任赔偿20%”的规定，就上述两起事故分别要求毕强书赔偿6450元和18285元，该赔偿采用每月扣款方式进行，截至2017年5月，已经累计扣款16750元。
2017年6月1日，毕强书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江南交运公司退还其被扣工资。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仲裁裁决后，江南交运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中，双方针对江南交运公司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是否经民主程序制定并进行公示问题。江南交运公司提交下列证据：
1.南京公交总公司第十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议程、决议、大会主席团名单、列席代表名单、代表团成员名单，用以证明《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产生，其制定符合法律程序。经质证，毕强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该制定程序缺少职工代表的选举程序，职工代表大会由职工代表参加，未经职工选举产生的代表不能代表职工意愿，且代表人数未达到法定人数；江南交运公司未提交会议签到表及职工代表讨论记录，手续不全。
2.照片一份及申请证人严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江南交运公司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并且毕强书也参与学习，毕强书对该制度知情。经质证，毕强书认为照片系2015年拍摄，照片中的人确实系其本人，但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及扣款均发生在2011年，故无法达到江南交运公司的证明目的；毕强书参加的学习都是安全学习，不能证明是规章制度学习。因证人未发生过事故，故该证言对江南交运公司有关事故处理的证明无效。
毕强书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江南交运公司从未进行过职工代表的选举，制定的会议纪要、规章制度也未进行公示。证人周某陈述：其未参加过职工代表选举，规章制度均是江南交运公司自己制定的，赔偿比例在安全学习时讲过，虽然未系统学习过《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但对于经常发生的交通事故中驾驶员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职工均知情。经质证，江南交运公司对周某的证言未发表意见。
针对江南交运公司因两次事故产生的实际损失数额问题。江南交运公司提交了2011年7月及2011年9月事故的调解书和收条。证明毕强书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分别损失32253元、91425.3元，均由江南交运公司进行了赔付。经质证，毕强书对两起事故的赔偿数额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费用已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江南交运公司的实际损失应扣除保险公司理赔的费用，江南交运公司应当提供保险公司理赔的相关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江南交运公司扣发毕强书工资16750元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直接涉及劳动者对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的赔偿比例，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江南交运公司提供的职工大会议程、决议、大会主席团名单、列席代表名单、代表团成员名单，上述证据已形成了证据锁链，可以证明《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系经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形成决议制定，经过民主程序，且《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之4.1.1.1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是，江南交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已向劳动者公示。因该规章制度相关条款涉及劳动者劳动报酬等切身利益，江南交运公司不能证明南京公交总公司于2011年涉案两起事故发生前已经将该规章制度予以公示或告知毕强书，故该规章制度不能作为本案裁判依据。
案涉两起交通事故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是指实际损失。江南交运公司承认保险公司对案涉两起事故进行了理赔，但未能提供保险公司理赔的相关证据，使得江南交运公司从保险公司已经获得的赔偿数额无法查明，故江南交运公司是否因案涉两起交通事故产生实际损失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确定。在损失数额不确定的情况下，江南交运公司以全部赔付数额的20%计扣毕强书工资16750元，无事实依据，故应当予以返还。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毕强书工资16750元；二、驳回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江南交运公司提交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毕强书的工资表，以证明自2011年9月开始对毕强书按规章制度及《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考核扣款，毕强书对工资数额未提出异议，知晓具体的考核扣款比例。经质证，毕强书对工资表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工资表只能证明其知道江南交运公司扣发工资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在事故发生之前其知晓相应的规章制度。
另江南交运公司申请证人李某、毛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江南交运公司的员工每月需参加相关的安全会议，《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也在召开安全会议时对员工进行了告知，员工都知晓发生什么样的事故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证人李某陈述，《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在开安全会议时学习过，也知晓承担事故的赔偿比例，于1994年知道。如果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则按50%扣工资，其曾因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按20%扣款。证人毛某陈述，其在学习安全会议时知晓相应的规章制度，也知晓发生事故的相应赔偿比例，全部责任按20%扣款，一半责任按10%，次要责任按5%。亦陈述其是在事故发生后知晓规章制度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未进行公示。经质证，毕强书认为所有的每月安全会议，并不是都对规章制度宣读，开会的时候其在上班，会议精神没有办法全部知道。对于扣款，因为事故很多，其也听说到。
毕强书则提交证人李某于2017年9月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江南交运公司没有公示过规章制度，也没有组织大家进行学习，只是偶尔说了一下。经质证，江南交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内容系打印件，李某签字出于对其他驾驶员的人情考虑。经与李某对质，李某认可该证明系其签字，当时驾驶员古喜平让其在该份证明上签字，其没有细看，就签名了。
另经本院责令江南交运公司提交毕强书2011年两起涉案事故理赔材料。其中2011年7月25日发生的事故载明，事故总费为30353.10元，账面赔付为25087.87元，交强赔付及商业赔付均为0；2011年9月20日发生的事故载明，事故总费为91425.30元，账面赔付为8403.63元，交强赔付及商业赔付均为0。江南交运公司认为，该表经南京公交总公司系统打印，该两起事故理赔与本案无关，也与驾驶员的考核无关，只是应法院要求而提供。毕强书则认为，该两份理赔表既无保险公司的印章，也无财务印章，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2011年7月25日发生的事故的损失费用为32253元，与该表记载的30353.10元不符，且交强险与商业险载明的赔付数额均为零，与事实不符。
二审中，江南交运公司陈述，《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规定发生事故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指直接损失，该处理办法于2010年3月制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宁劳人仲案[2017]668号仲裁决定书、《关于同意对南京公交总公司实施公司制改制的批复》、《关于实施公交资源整合的决定》、《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南京公交总公司第十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议程、决议、大会主席团名单、列席代表名单、代表团成员名单、照片、证明、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虽江南交运公司主张其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经过公示，毕强书已经明知，但其于一审中提交的毕强书参与学习的照片系2015年所拍摄，与涉案的2011年发生的两起事故无关。江南交运公司于一审中申请的证人严某亦陈述其对江南交运公司2010年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否公示过，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江南交运公司于二审中提交的工资表只能证明其于2011年9月（即第二次事故）开始对毕强书进行相应事故扣款，并不能证明毕强书在第一次发生事故（2011年7月）前知晓《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另于二审中申请的证人李某的陈述与其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截然相反，且对发生责任事故承担的罚款比例的陈述亦与处理办法规定承担比例不符。证人毛某关于对其是否知晓相关规章制度的陈述先后矛盾，亦表示《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未进行公示。因江南交运公司于本案一审、二审中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已进行公示，或在事故发生前毕强书已经知晓该内容，江南交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江南交运公司据以作出对毕强书进行相应扣款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即使江南交运公司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程序合法，并已向劳动者公示。但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应以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同时兼顾利于企业管理和行业特点。劳动者直接为用人单位创造利润，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第三人受伤是由运输行业的性质所决定，江南交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管理，并将该风险和管理计入运营成本。不能简单地将因劳动者正常履行职务行为而产生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免除用人单位自身的责任。虽江南交运公司制定的《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规定了发生事故后，驾驶员按照不同的责任承担不同比例的赔偿。但在确定是否需要赔偿及赔偿比例时，应当依法依规，结合行业特点及劳动者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综合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江南交运公司认可涉案的两起事故保险公司已经进行了相应的理赔，其亦陈述《责任事故损失赔偿及行政处理办法》规定的经济损失系直接损失。江南交运公司于二审中提交的两起涉案事故理赔材料，其中2011年7月25日发生的事故损失费用32253元，与该表记载的30353.10元明显不符，两份理赔表交强赔付及商业赔付均为0元，亦与保险公司实际理赔一般均要进行交强险理赔的事实不符，且该理赔表非保险公司出具。故该理赔表不能反映出江南交运公司在涉案事故中直接的经济损失。
江南交运公司作为交通运输企业，其理应承担相应车辆运输的经营风险，为行车上路的机动车缴纳交通强制险系强制性义务，不能因缴纳了交通强制险而认定其存在损失。即使需要劳动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也应当按照财产保险行业赔偿的“填平原则”赔偿，即已经保险理赔的交通事故，应当在扣除该保险理赔的数额后，再由劳动者进行实际赔偿。现江南交运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涉案的两起交通事故中经保险理赔的数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返还毕强书扣款1675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江南交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江南交运公司负担，本院免予收取。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民
审判员 蔡晓文
审判员 王 熠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书记员 莫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