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宫立强，男，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山东省水利厅职工，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梅兰，女，1928年1月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李洋，山东融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温超，山东融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代表人史振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米钟粟，男，1987年5月22日出生，回族，该公司员工，住该公司宿舍。
上诉人宫立强因与被上诉人李梅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山东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民初字第763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宫立强，被上诉人李梅兰的委托代理人李洋，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山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米钟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9日19时14分左右，宫立强驾驶鲁A3D8**号车沿益寿路由西向东行驶至闵子骞路交叉口左转弯时适遇李梅兰沿闵子骞路由北向南步行发生碰撞，致李梅兰受伤。经济南交警支队历下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宫立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梅兰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当日，李梅兰到济南市中心医院就诊，诊断为右胫腓骨骨折。李梅兰拒绝住院并办理退院手续，此次产生医疗费1923.64元，由宫立强垫付。次日，李梅兰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胫腓骨骨折，住院17天，产生医药费65758.95元。其中10321.27元由李梅兰支付，剩余费用由宫立强垫付。
2015年6月24日，原审法院委托山东三和司法鉴定所对李梅兰伤残等级、护理时间及人数、营养期限、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得出鉴定结论为李梅兰达到十级伤残标准，伤后护理时间为90天，住院期间需要2人护理，出院后1人护理，营养期限为90天，后续治疗费约9000元。2015年5月6日，宫立强申请原审法院指定鉴定机构对李梅兰全部治疗费的相关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鉴定。对手术材料进行鉴定，对李梅兰住院期间的非医保用药是否有医保药物代替进行鉴定，并要求李梅兰提供所有病历、诊断报告及影像原片。2015年6月29日，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经原审法院委托对宫立强的申请进行答复，仅对李梅兰产生的全部治疗费的相关性、合理性进行鉴定。2015年9月14日，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李梅兰的全部治疗具有合理性，其他事项不予评定。2015年9月18日，宫立强对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申请，2015年10月20日，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张均珠出庭接受质询，相关用药为合理用药。
另查明，宫立强为事故车辆鲁A3D8**的车主，在平安保险山东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宫立强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为李梅兰垫付55437.68元，不包括在李梅兰诉求中。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济南交警支队历下大队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宫立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梅兰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宫立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提交证据证明己方处于绿灯正常通行，李梅兰不走人行道具有过错，应由李梅兰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综上，无论交警是否作出事故责任认定，首先推定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于“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的规定，由机动车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且考虑双方在事故发生时安全注意义务的大小，按照驾驶人各自机动车所具有的危险性以及驾驶人在事故发生时的危险回避能力的强弱等划分责任。宫立强提交的证据，证明受害方有过错，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交警部门正是基于此要求受害方承担次要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划分予以确认。宫立强对李梅兰的人身伤害赔偿责任首先应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赔付，不足部分，由宫立强按80%责任比例赔偿。
宫立强不服济南三和司法鉴定所和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其中对李梅兰用药合理性部分经申请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复议并答复，宫立强仍有异议，要求鉴定人员出庭质证。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派鉴定人员张均珠出庭接受了质证，证明李梅兰用药具有合理性，对此结论，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两家鉴定所均系双方委托，对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医疗费应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予以确定。李梅兰要求医疗费10289.14元，并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李梅兰要求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17天，按每天100元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要求营养费8100元，数额过高，结合三和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营养期限90天，原审法院酌情支持2700元。后续治疗费9000元，结合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李梅兰要求伤残赔偿金14611元，结合鉴定结论，李梅兰构成十级伤残，根据2014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梅兰所需护理费应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李梅兰要求护理费22361.02元，根据三和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李梅兰护理期限为90天，住院期间两人护理。根据2014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标准，原审法院支持李梅兰护理费8560元。李梅兰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数额过高，原审法院酌定支持1000元。李梅兰要求交通费1572.6元，数额过高，原审法院酌定支持300元。李梅兰要求鉴定费2200元，有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梅兰要求病历复印费43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宫立强要求不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下大队出具的济公交认字（2015）字第0008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诉讼证据以及赔偿依据，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宫立强要求李梅兰赔付垫付的医疗费用67986.52元。宫立强作为事故责任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其要求原审法院不予全部支持。对其提供的济南市中心医院门诊及济南市急救中心费用共计1923.64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预交费用10000元，无证据证明未计算入住院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梅兰在山东中医药大学住院费发票63137.68元中，扣除7700元李梅兰自付部分，剩余55437.68元有证据证明为宫立强垫付，综上，宫立强共计垫付57361.32元。李梅兰共产生医药费67682.59元，按照责任比例，宫立强应承担80%的责任即54146元，李梅兰应承担20%的责任即13536.5元，还应向宫立强支付3215.3元。宫立强要求赔偿垫付护理费用，合同与发票的出具单据不一致，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宫立强要求平安保险山东分公司扣除垫付医疗费用后，再对李梅兰进行赔付，与事故责任划分及赔偿责任无关联，原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平安保险山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向李梅兰赔偿医疗费10000元。二、平安保险山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李梅兰赔偿伤残赔偿金14611元。三、平安保险山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李梅兰赔偿护理费8560元。四、平安保险山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李梅兰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1000元。五、平安保险山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李梅兰赔偿交通费300元。上述一至五项共计34471元。六、宫立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梅兰赔偿剩余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的80%即10977元。七、宫立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梅兰赔偿鉴定费、病历复印费的80%即1794元。八、李梅兰返还宫立强垫付医疗费3215.3元。以上六至八项，经折抵，宫立强应向李梅兰支付9556元。八、驳回李梅兰的其它诉讼请求。九、驳回宫立强的其它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2元，由宫立强负担575元，李梅兰负担247元。保全费220元，由宫立强负担150元，李梅兰负担70元。反诉费750元，由宫立强负担。
上诉人宫立强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对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及赔偿责任认定不清。l、《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交警部门依据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我存在的两项违法事实，且其据此对我做出的处罚决定书也是无中生有、既荒谬又矛盾，是明显的错误认定。而其对李梅兰仅仅认定了“违反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违法事实，有意回避了李梅兰还违反了“不按交通标线、通过路口不走人行横道”的违法事实，是明显偏袒李梅兰的认定。此外，我有证据证明交警部门在处理该起交通事故认定的过程中，接受了李梅兰家属的宴请，目的是帮助李梅兰逃避违法责任，加重我的责任以便谋取非法利益，这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也是为什么事故认定书认定不公的主要原因。再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交警部门应当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查找当事人、证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即便李梅兰事故当晚无法接受询问，但第二天或第三天都可进行（李梅兰的入院记录可以证明其3月10日的身体状态良好），保险公司就是于事故发生后第三天即3月12日就做了李梅兰的询问笔录，但交警部门却直到李梅兰出院（3月27日）前几日才进行了询问，而事故认定书于3月31日完成，这明显是李梅兰与交警部门的“特殊关系”有意拖延笔录时间所导致的，从而失去了笔录真实性的最佳时间。相关规定表明：“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发生交通事故的经过和所了解的情况，直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陈述和辩解。交通事故当事人是与交通事故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交通事故的发生，对于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应该最清楚。他们不但清楚交通事故发生前自己的主观态度，也清楚当意识到交通事故时自己的反应以及交通事故发生后所作出的处置措施，更清楚发生交通事故前自己的行驶路线、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车辆的状况等。因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陈述对于认定交通事故案件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申请二审法院调阅交警部门针对李梅兰的调查笔录，目的就是调查李梅兰是否观察到信号灯的状态？是否知道自己行走在机动车道？是否如实告知交警自己是严重的白内障患者？这些问题都应当是反映事故原因、了解当事入主观意图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交警部门分析事故原因的重要的环节。如果是的话，那就证明李梅兰的交通违法行为具有主观故意，属于明知故犯的行为；如果否的话，就证明李梅兰没有尽到应商的安全注意义务和有意向执法部门进行虚假陈述以便逃避责任的客观事实，对于交警部门的认定工作进行了有意的误导或者是双方“特殊关系”下的某种默契，其目的就是要推卸自己的违法行为以加重我的责任，证明了李梅兰有明确的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意图。正如一审对于新交通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理解，对于交通行为中的行人，法律已经通过“无论交警是否作出事故责任认定，首先推定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只有证据能证明行人有过错，才适当减轻赔偿责任”的方式进行了充分保护。而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如果一味的、无原则的强调对所谓“弱势一方”的保护，甚至对于其利用非常手段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并利用各种“特殊关系”提供伪证以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不加以制止和惩罚，势必是对李梅兰违法行为的鼓励和纵容，对我的利益有意侵害，也是对世俗民风的一种伤损，更是践踏了法律的尊严。2、对于交通事故原因调查最直接、最客观的方式就是调取监控录像，而对于我一直请求调取路口监控视频（路口东、路口北）的要求，交警部门始终以“监控探头已损坏，无法正常使用”为借口不予取证。无奈，我分别于3月l3日在美瑞食品批发部（超市）、3月14日在农业大厦、3月16日在农业银行找到相关监控视频并告知交警部门现场取证。这些证据本应可以相互佐证李梅兰的违法违章行为，但交警仍然不予认可。直至我投诉到其上级部门，并于3月25日获得了路口高清录像视频（3月24日提取），得以还原事故现场后，交警部门才于3月31曰勉强在事故认定书欲将我承担全责改为承担主要责任。通过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李梅兰家属就是想通过与交警部门的“特殊关系”，力阻我获取有力证据，以便我承担全部责任，为其家属获取高额赔偿打下基础。以上行为和事实，有力的证明了交警部门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处理事故认定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公正”和“应当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的要求，且存在徇私舞弊的违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的证据。3、我在庭审中已明确讲明曾按照法律规定，向交警部门的上级机关递交了复核申请，但因李梅兰提起了民事诉讼，复核程序被迫自动终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事故认定书属于“公文书证”，且“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既然该证据已明显存在矛盾和错误，我希望人民法院能依法重新调查、认定并不复杂的事实，且应当依法不予采信该证据，尊重事实，并依法公平、公正地划分事故责任。但一审并未对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予以充分认定，依然还是采信了该证据，是我无法接受的。（二）对李梅兰不合理医疗费的事实认定不清。李梅兰在住院治疗期间产生的医疗费存在不需要我承担的问题，山东金正法医司法鉴定所给予了部分认定，但还存在大量的争议，因此，我一审曾申请鉴定人员出庭质证。然而当庭并未针对存在的争议问题完全进行质证，经法庭同意后，我补交了一份《关于不承担李梅兰治疗与外伤无关的用药及医疗费用的说明》，希望人民法院能据此查明事实，依法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对于李梅兰提供的证据中存在大量的事实错误，不仅鉴定人员声称超出了其鉴定范围，而且鲁金正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0292号也表明有部分费用无法进行鉴定，那么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法进行查证，并依据事实进行认定。从常理讲，一个常规普通的“胫腓骨骨折”的手术（最多也就3万余元），即便李梅兰已经87岁，但入院检查记录显示其身体各项体征都“非常健康”，近7万元的医疗费用是无法用“正常”来解释的。可一审竟然全部予以认定，对于我提出的异议和证据也未予以合理认定与解释，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作出了解释性规定，明确“人身伤亡是指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65条、66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明确了处理交通事故医疗费用的详细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明确说明了《指南》就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救治和理赔工作准确合理的参考依据。而《指南》第二篇第三、四、五条非常清晰的表明了医疗机构针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处置原则和认定。根据《人身损害赔偿》第19条的规定，医疗费的证据包括：（1）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2）病历和诊断证明（医嘱和收费明细）等相关证据确定；（3）法医鉴定书或鉴定意见等；（4）自购药物的费用清单，应当附治疗医院的处方单或医嘱单。而根据李梅兰提供的证据，我除了对鉴定意见认为的与外伤无关的不合理用药费用认可外，对于其它不需我承担的不合理医疗费的争议主要表现在：（1）不被法律保护的未有医嘱的用药；（2）未经原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同意，擅自舍近求远转院治疗，且未通过正常程序办理住院手续，未通过相关审核以逃避医疗机构监督，其行为实为“非紧急情况下自行找私人医生治疗的”个人行为，不符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第4款的规定，是造成高昂医疗费和医学文书证据公开造假的根本原因，由此产生的争议费用不应认定；（3）李梅兰检查项目过多且费用过高（重复检查、无病症指征检查、高费用无结果文书检查）；（4）有证据表明李梅兰并不存在因事故导致的内伤，佐证了存在治疗其他疾病的费用与交通事故的治疗费用混合的事实。以上事实和理由如下：1、我在事故发生当晚即3月9日19时40分许，即通过120将李梅兰送进济南市中心医院进行了紧急救治，并为其办理了住院手续，但李梅兰执意拒绝住院治疗，坚持回家“保守治疗”。次日即3月10日16时30分许，在没有任何病症指证的情况下，李梅兰执意转院至山东省中医院东院治疗。我认为，李梅兰的骨折并非疑难杂症，两家医院也同为三类甲等医院，都有医治的能力，且中心医院已经为其安排了王源瑞主任为主治医生，应当就近治疗较为合理。即便如此，为使李梅兰早日得以康复，我搁置争议，尽最大努力支付了高昂的医疗费用。然而事后证实，李梅兰既没有通过正常门诊程序看病问珍（李梅兰无法提供住院前的门诊病历和挂号单据，且有证据证明其根本就没有门诊记录，因为住院记录记载是通过门诊途径办理的住院手续），也没有通过住院部门的正常住院审核，致使其住院期间的医疗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地监督和监管。根据《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五条的规定，“门（急）诊病历记录应当由接诊医师在患者就诊时及时完成”，而其主治医师马良，既不是骨科专家，更没有接诊病人的资格，反而是与李梅兰家属是“朋友”关系，其行为已经违反《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66条第四款的规定，李梅兰的转院行为并非是处于“紧急情况”，应当认定李梅兰是“自行找私人医师进行医疗活动”的个人行为，因此造成的与治疗伤情无关医疗费用的纠纷，不应受到保护，理应由李梅兰承担。正是存在这种非正常关系的行为，导致了该医生未能按照《指南》的相关规定进行科学、规范的诊疗行为，不仅使用了大量的非医保用药、昂贵用药，而且还存在诸多如：医学文书上的混乱；检查和诊疗的前后矛盾；费用明细和实际支出混乱无序甚至公开造假；重复检查、无病症指征检查、高费用无结果文书检查等违规检查；治疗其他疾病费用与交通事故治疗费用混合等明显问题，所以该医生根本无法保证其治疗行为的客观性、公平性。因此，我有理由质疑李梅兰的转院动机，并非是以治疗事故创伤为主要目的，而是借此机会进行其它原有疾病的治疗，是对我有主观故意的、严重的利益侵害，也是产生高额医疗费的根本原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我请求法院依据事实，依法认定这些费用（总计33392.28元）为不合理费用。2、住院病历显示，医嘱单是“43床李梅兰”的医嘱单，而其它的医疗行为、医疗文书等都是“22床李梅兰”的，且两个床号都为一个住院号（0000653560），也就说李梅兰在该院治疗期间存在一个住院号治疗两个“同名同姓病人”的事实！这是典型的“搭车看病”！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普通的骨折手术却产生如此高昂医疗费的主要原因。这些事实，有力的证明了李梅兰的转院动机就是恶意利用我的善意，有意扩大治疗范围，增加住院治疗费用，与其“朋友”医生合谋损害我的利益。而这么重大的错误事实，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竟然予以忽视并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审判决也未予以合理解释，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这种“搭车看病”的事实。3、入院、出院记录均记载外院X光片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而李梅兰明明是“右胫腓骨骨折”，因李梅兰和鉴定机构拒绝提供中心医院的X光片和诊断报告（原件和复印件），所以无法证明李梅兰在转院检查时，提供给当事医生的是否是中心医院的X光片。如果是的话，证明中心医院的X光片和诊断报告是错误的，但与中心医院病历载明的“右胫腓骨骨折”结论矛盾。如果否的话，马良医师应当根据《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九条第九款的要求予以最基本的审核确认，排除这个根本性的错误。从病历资料可以看出，李梅兰直到手术后第5天即3月18日才又拍了一次X光片以查验手术效果，可见其住院治疗期间的诊断行为无疑都是据此“外院”X光片为依据的，也就证明了当事医师马良以“他人”X光片在医治“22床李梅兰”的病情。那此片到底属于谁的？结合上述第2点论述，我有理由认定此片应为“43床李梅兰”的，因比，相关的争议医疗费用无法证明都是医治李梅兰“22床李梅兰”的。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九条定义了“医嘱是指医师在医疗活动中下达的医学指令”，《指南》第二篇第五条说明了没有医嘱的医疗费用不应予以认定。因此，我不应承担共计2527.68元的没有医嘱的医疗费用，是合情合法的。这一点，证明了鉴定机构未根据相关规定客观、公正的进行鉴定。5、经鉴定机构确认的与外伤无关的费用共计1547.56元，一审法院虽认定但却未依法判决返还我。6、根据《指南》第一篇第三项第三条、国卫医发（2013）31号《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九条、《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十款、第三十条要求，相关医学文书应清晰无误的记载于住院病历中，因此，无相关医学文书证明的检查费、治疗费共计2846.80元不应由我承担。其中：64层以上螺旋CT扫描是因为住院病历中无报告单，无法认定真实性；ct三维成像检查是因为急救期间已在中心医院做过ct检查，不仅是重复检查，检查结果也证明是与外伤无关的检查；以上两项检查，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应属于“特殊检查”的范围，而根据《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七条规定，病历中应附有“特殊检查同意书”，该“同意书”可清晰表明“经治医师对患者进行特殊检查的目的等相关情况”。缺少这份证据，只能证明这两项的检查是李梅兰“与伤情无关的个人消费行为”；无菌纱布方是因为医嘱证明为患者自用；会诊单是因为病历中没有会诊记录，无法证明会诊行为是否发生，且与外伤有无关系。另外，入院检查记录表明李梅兰除了“右眼部、右小腿部疼痛”外，均没有其它病症指证，而从16：08：57入院，到完成相关检查记录20分钟后，即16：29和16：31就下达了64层以上螺旋ct扫描和ct三维成像检查的医嘱，是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规和逻辑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不仅价值2080元的64层ct扫描是给谁检查的？检查的什么部位？检查的结果是什么都无从而知，而且ct三维成像检查显示李梅兰有“慢支、肺炎、肾病”等非创伤性疾病，明显与入院检查不符。很显然，这些医疗行为根本无法证明到底是为了“22床李梅兰”还是“43床李梅兰”？如果是“22床李梅兰”的，那么就可以证明李梅兰与当值医师马良不仅刻意隐瞒病情，而且有意进行医学文书造假，回避李梅兰的真实病史，从而达到侵占我利益的目的；如果是“43床李梅兰”的，那么就可以证明当值医师马良有意将他人医疗费用利用职务之便偷加于“22床李梅兰”身上，最终由我无条件承担，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的违法行为！而这些问题只要仔细认真的审核病历，不难发现其中之端倪，鉴定机构对于这么明显的错误再次选择忽视，再次证明了其工作是多么的不负责任。7、实际发生的费用与结算费用不一致产生的差额费用共计1216.60元不应由我承担，主要是氨酚双氢可待因片、氟比洛芬酯注射液、注射用七叶皂苷钠的实际用量与结算用量不符，这一点，证明了鉴定机构不够认真仔细，没有尽到尽职尽责的鉴定责任。8、其他与李梅兰伤情无关的医疗费用共计25253.64元不应由我承担，以下药物和理由主要是针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1）洼射用兰索拉唑、注射用泮托拉挫钠，理由是：①当事人不存在“应激状态”的事实。②没有临床病症指证。③没有相关检查予以确诊。④ct检查（报告单11236630）显示“所见肠胃管未见明显异常”，证明当事人没有相关病症。⑤答复函认为“应激状态时胃酸分泌过多”是错误的，公开资料显示恰好相反。⑥两种药物均为“抑制胃酸分泌药”，且均是以治疗“出血”为指征的消化器官药物，与当事人的实际状况不符。⑦“应激状态”并不是一定会导致消化道疾病，在没有相关病症指征和检查确诊的情况下予以“预防”性治疗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⑧既然无法证明有“急症的胃病”，那就证明当事人要么“没有胃病”（入院检查记录可证），要么“有慢性胃病”，所以该药的使用根本就是与外伤无关的治疗。（2）注射用红花黄色素，理由是：①创伤并不会导致当事人的血液处于高凝状态，二者无任何关系，而川肾病综合征”病人才是高凝状态的特定人群。②当事人的“凝血四项检验”显示其血液并未处于高凝状态，不存在“易发生血栓形成”的可能。③即便是为了预防血栓的发生，也已经使用了“低分子量肝素钙注射液”的专用抗血栓药物。④虽然有“活血、化瘀、通脉”之功效，但对“有出血倾向者慎用”，该药从3月10日至3月16日（3月13日手术）共7日的使用，明显与当事人“右胫腓骨骨折”的“主要病情”相矛盾，只能证明其主要医治的是“冠心病、心绞痛”等心血管疾病，且其也并非是抗血栓专用药物。（3）复明片，理由是：①外伤对当事人的视力产生什么影响没有检查依据，曾经有过眼科的专家会诊，但无相关会诊报告加以佐证。②入院检查显示“右侧框内侧壁骨折”，但未有对视力影响的论断。③证据证明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前就已经有了严重的白内障病症。（4）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理由是：①ct检查报告显示，当事人并未有颅脑外伤，且“脑功能障碍”系指“轻度脑萎缩”之症状，与本次事故无因果关系。②血检报告显示“脂蛋白（a）”明显增高，表明当事人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所以该药的使用与外伤无相关性。（5）注射用三磷酸腺苷二钠／氯化镁，理由是：根据公开资料和鉴定报告显示，该药用于急性、慢性活动型肝炎、缺血性脑血管病后遗症、脑损伤、心肌炎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无证据显示与本次事故造成的外伤有关联性。（6）人血白蛋白注射液，理由是：①证据显示当事人的外伤为“闭合性创伤”，未发生出血及严重感染状况，不存在“人血白蛋白使用说明书”第1、2、3、5、6条的适应症。②根据“创伤”、“白蛋白”的公开资料和2012年第2期《医药通讯》的论述，证明答复函的相关说法是错误的。③4次血糖监测值均在正常范围内，证明外伤未对当事人的内分泌系统有实质性的改变和影响。④根据“血红蛋白”和“红细胞”浓度、“总胆固醇”和“载脂蛋白b”指标、“总蛋白”和“白蛋白”指标都处于偏低值，证明当事人患有“低蛋白血症”。⑤ct检查报告证明当事人患有“肾结石”的病症，也就是“肾病综合征”病人。⑥“白蛋白”的公开资料显示，该药物主要就是治疗“低蛋白血症”和“肾病综合征”，符合“人血白蛋白使用说明书”第4条适应症范围。⑦当事人不存在“低血容量休克”的现实和可能，且术前“临床输血申请单”表明输血的目的是“补充血容量”，而非“人血白蛋白”。⑧该药的临床使用主要是针对危重病入的“救命药”，而李梅兰并不属于此类人。且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该药物属于“特殊治疗”的范围，而根据《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七条规定，病历中应附有“特殊治疗同意书”，该“同意书”可清晰表明“经治医师对患者进行特殊治疗的目的等相关情况”。缺少这份证据，只能证明该药的使用是李梅兰“与伤情无关的个人消费行为”。⑨该药在各医院及任何医保系统里均为自费营养药，证明只能是“自己消费”。（7）磷酸钠盐灌肠液，理由是：根据医嘱单显示，该药的使用时间是3月11日9：09，而当事人的手术时间是3月13日，因此该药的使用并非答复函认定的原因，本次事故也不会造成当事人短时间内就产生“便秘”的病症，所以与外伤无关。（8）手术特殊材料费用，理由是：①收费明细中表明手术特殊材料为绞锁型股骨髁上钉，而病历和手术记录中表明使用的是绞锁型胫骨髓内钉和锁钉，中国采招网公布的一期《梁山县人民医院医用耗材采购成交公告》证明这是两种不同的外科手术耗材，价格也不同。②收费数量为7颗，而病历只附有3颗的合格证，分别是髓腔钉（①9×280）1颗、①4锁钉（L=30）1颗、①4锁钉（L=45）1颗。该页有消毒凭条为证。③手术植入耗材通知单中材料的名称、数量是表明术前要领取的相关耗材，并非实际使用的情况，且当事人家属也明确表明“我同意以术中实际使用材料为准”。④手术记录中应当载明而未载明使用耗材的名称及数量，应视为有意疏忽、制造混乱、不符常规的行为。9、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鲁金正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0292号应属于“鉴定意见”，李梅兰提供的住院病历应属于“医疗书证”，都属于证据的一种。该条还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07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三条规定，“委托人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即鉴定申请所需的所有鉴材都应当经过法院及双方当事人质证、认证后，方可送鉴定机构作为鉴定的根据。然而一审法院并未执行应当执行的质证程序，在庭审中我一再申请质证两份中心医院检查报告单和住院前的门诊病历，一审法院也未予以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也未见到相关证据）。根据病历中入院记录的记载，表明李梅兰除了因事故导致的“右眼部、右小腿部疼痛”外，没有任何其它疾病，而相关大型检查的结论和诸多药物的使用，又与此前后矛盾，无法相互印证。我有理由确信，现有证据存有这么多浅显明白的错误和不实，而鉴定机构却对如此混乱和荒谬的依据都予以忽视并认可，且声称鉴定结论都是准确无误的，这严重违背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因此，我认为，鉴定机构在程序违法的前提下，在大量与事实不符且相互矛盾的证据下，坚持做出关于争议医疗费用合理的鉴定意见，应当认定是无效的。我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依法认定这些费用（总计33392.28元）是与李梅兰伤情无关的不合理费用，应返还我。且根据李梅兰在中心医院的承诺，以上事实均应认定为李梅兰及其家属有意为之而产生的“不良后果”，理应“自负”。10、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李梅兰后续治疗费用中存在3次未有拍片报告或相关医嘱的费用，因此该项费用（计450元）不应当认定。（三）、对我垫付护理费的事实认定不清。我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是我为李梅兰住院期间雇佣了全天护工，且李梅兰保险公司也予以了认可。而一审法院以“合同与发票的出具单据不一致”为由不予认定，损害了李梅兰的合法权益。我认为，此现象的原因是家政公司的客观事实造成的，并非是我能预料到的，为此，我再次提交新的证据加以佐证，请求二审法院能据实调查，依法改判相关费用2925.60元应由保险公司支付给我，以保护我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明显适用法律不当。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明确了“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也明确了“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入、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都已非常明确说明了确定当事人责任的方法和依据，而一审却以“安全注意义务的大小和危险回避能力的强弱”作为划分责任的依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即便以此为依据，也无法认定我就应当承担80%的主要责任，因为现有证据完全可证明我进入路口前有持续刹车减速行为，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并且在事故发生前采取了紧急制动行为，避免了损害的扩大。再者，没有证据能证明我有任何影响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因此，我的行为是属于拥有正常通行权的、没有过错的安全行为；但李梅兰未考虑自己患有严重白内障的客观事实，进入路口时，不仅无视信号灯的状况，而且持续行走于机动车道，完全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更没有采取“回避危险的行为”，李梅兰的行为是属于没有正常通行权的、有严重过错的不安全行为，也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最主要原因。据此判断，也应由李梅兰承担80%的主要责任。我认为，事故责任的划分，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科学、客观的认定，而非根据个人的理解和推定进行主观臆断。对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的判断，《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规则》是有明确规定的，其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明确了事故责任认定的法理依据；第六条、第七条和附件《过错行为形态特征分类表》，明确了过错严重程度的具体细则。据此，可清晰表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属于主动型行为第53条、被动型行为第83、85、86条，属于严重过错行为，而我并没有任何一条违法行为。由此认定我应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是非常明确无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决：l、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二个第八项；2、依法改判平安保险山东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向李梅兰赔偿医疗费9631.27元。3、依法改判我负事故的20%赔偿责任，李梅兰负事故的80%赔偿责任。4、依法改判李梅兰返还我垫付的不合理医疗费33392.28元。5、依法改判平安保险山东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我赔付护理费2925.60元。6、依法改判我向李梅兰赔偿住院伙食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共计13400元）的20%即2680元。7、依法改判李梅兰返还我垫付的剩余医疗费23678.64元的80%即18942.91元。8、依法改判平安保险山东公司赔偿我交通费290元。9、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项、第九项。10、一审案件反诉费750元、保全费22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822元由李梅兰承担。11、判决二审费用由李梅兰承担。
被上诉人李梅兰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情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山东公司答辩称：对宫立强的上诉并无异议，请法院酌情裁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除山东金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鲁金正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02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外，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交警部门绘制的现场图及相应的监控视频证实：李梅兰违反信号灯规定通行，宫立强左转弯未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病历载明李梅兰病情为：右胫腓骨骨折，其治疗的病情亦为右胫腓骨骨折。入院记录及出院记录载明：2015年3月9日X-
ray：左胫腓骨骨折（外院）。
山东金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鲁金正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02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梅兰产生的全部治疗费中除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注射用环磷腺苷葡胺、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左卡尼汀注射液、感冒灵冲剂外，其余用药及医疗费用均与外伤存在相关性，均属合理性治疗费。经统计，李梅兰住院期间使用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注射用环磷腺苷葡胺、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左卡尼汀注射液、感冒灵冲剂共计支出1547.56元。宫立强为李梅兰支付住院期间的护理费2925.6元。
本院认为，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本案民事诉讼解决的系平安保险山东公司与宫立强对李梅兰的民事赔偿问题，而非解决交警部门对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正确与否、交警部门处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民事赔偿责任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该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李梅兰系行人，宫立强系机动车一方，两者发生交通事故，应由作为机动车一方的宫立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本案中有证据证实李梅兰存在违反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过错，宫立强存在左转弯未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的过错，因此，应当适当减轻宫立强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减轻宫立强20%的赔偿责任，认定宫立强承担80%的赔偿责任，系原审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无不妥之处。
关于医疗费合理性的问题，李梅兰事发当日在济南市中心医院诊断为右胫腓骨骨折，其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亦诊断为右胫腓骨骨折，治疗的亦为右胫腓骨骨折。虽然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入院记录及出院记录载明：2015年3月9日X-
ray：左胫腓骨骨折（外院），但对李梅兰的治疗并未产生影响。故对宫立强对此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山东金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鲁金正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02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经原审法院委托作出的，因宫立强提出异议，相应的鉴定机构亦作出答复，鉴定人员亦出庭接受质询，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亦无不当之处，应予采信。根据该鉴定结论，李梅兰不合理医疗费用为1547.56元，应予扣除。李梅兰医疗费共计67682.59元（1923.64元＋65758.95元）扣除不合理医疗费用1547.56元，还剩66135.03元。其中，平安保险山东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0000元，剩余56135.03元，由宫立强赔偿80%，即44908.2元，宫立强已经垫付57361.32元，多垫付12453.12元（57361.32元-44908.2元），李梅兰应当予以返还。
关于护理费的问题，二审已经查明，宫立强为李梅兰垫付住院期间的护理费2925.6元，该费用应当由李梅兰护理费8560元中予以扣除，李梅兰的护理费为5634.4元。平安保险山东公司应当赔偿李梅兰护理费5634.4元，赔偿宫立强护理费2925.6元。原审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营养费2700元、后续治疗费9000元，各方均未对该数额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宫立强应当按照80%的比例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1360元、营养费2160元、后续治疗费72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民初字第763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七项。
二、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民初字第763民事判决第三、六、八、九项、判项费用合计部分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
三、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梅兰护理费5634.4元。
四、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宫立强护理费2925.6元。
五、上诉人宫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梅兰住院伙食补助费1360元、营养费2160元、后续治疗费7200元。
六、被上诉人李梅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宫立强医疗费12453.12元。
七、驳回被上诉人李梅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八、驳回上诉人宫立强的其他反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22元，由上诉人宫立强负担500元，被上诉人李梅兰负担322元；保全费220元，由上诉人宫立强负担150元，被上诉人李梅兰负担7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750元，由上诉人宫立强负担600元，由被上诉人李梅兰负担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5元，由上诉人宫立强负担580元，由被上诉人李梅兰负担1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举强
代理审判员 马立营
代理审判员 曹 强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吴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