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冀0591行初73号
原告郭红丽，女，196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邢台市桥西区。
原告杨某，男，200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邢台市桥西区。
法定代理人郭红丽，系杨某母亲。
原告杨志军，男，195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邢台市桥东区。
原告刘国贞，女，1954年8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邢台市桥东区。
以上四原告委托代理人宋江峰，邢台市桥西区昌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邢台市桥东区中兴东大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田德荣，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牛运生，男，系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邢台市鑫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邢台市桥西区冶金北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袁玉成，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兵林，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红丽、杨某、杨志军、刘国贞不服被告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邢台市人社局）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7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立案后，于2017年3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红丽、原告杨某的法定代理人郭红丽、原告刘国贞、杨志军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江峰，被告邢台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牛运生，第三人邢台市鑫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德房地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兵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邢台市人社局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无证据证明杨某2016年3月2日下午在单位工作期间脸红属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需紧急送医救治的情形。杨某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四原告诉称，其不服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二次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认定结果没有有效证据支持，存在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时间的故意，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016年3月2日15时15分左右，原告的亲属杨某在第三人处因突发疾病离开单位要妻子陪同去医院就医，17时29分在家拨打120急救电话被送往邢台市第三医院救治，3月3日0时43分因脑干出血、脑疝、梗阻性脑积水、脑干功能障碍死亡，期间只有9个小时，杨某死亡的情形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视同工伤。依照法律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原告申请了工伤认定，被告作出冀伤险认决字【2016】050001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依法撤销该决定，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决定书。被告再次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存在以下错误：首先，该决定书仍未列举作出决定的任何依据，只是简单地对杨某发病、求医、死亡的过程进行了表述；其次，杨某在上班时的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离开单位，原告与第三人员工张建丽的通话记录和马某的证言显示其身体不正常的表现，该二人是关键人，该通话录音是真实的、可信的，应予采纳。原一审时专家证人苏某陈述其因头疼、出汗与高血压症状一致，可诱发脑干出血有渐进过程，足以推翻被告和第三人认为“杨某从离开单位到拨打120急救电话不可能出现脑干出血，在单位并未发病，……可能性较低或不存在”的推理。对杨某突发病症的抢救行为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应当包括为此而做的合理准备。再次，该决定书未陈述认定理由和依据，也未依法组织对相关人员和原告的证据材料结合实际进行核实，用人单位也未提供有效证据，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认定其抗辩理由和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第四，被告第二次作出的决定书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1条的规定，故应确认为违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撤销被告第二次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认定杨某的死亡视同工伤；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四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某离开单位的视频光盘以及郭红丽与第三人员工张建丽的通话录音。证明：杨某离开单位的时间是当日下午3点15分，且有发病症状。2、证人马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马某是目击证人，杨某回家是为了让妻子陪同去医院救治，同时证明杨某在单位就开始头痛，有发病和病情发展的症状，回家换衣服是就医的准备，该出庭证言和原告郭红丽的证言吻合，符合实际情况。3、苏某的出庭证言。证明：其出庭证言分析了高血压病例外在症状、表现以及其渐进过程和引发脑干出血死亡的情形，是其从事法医工作多年的专业性意见，有较高的可信性。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杨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病到抢救最后死亡，存在连续性没有间断，从发病到死亡只有9个半小时，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应依法认定为工伤。
被告邢台市人社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杨某非工伤认定事实清楚。（一）无客观证据证明杨某是因突发疾病离开单位紧急送医治疗。依据原告及第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提供的视频及照片等资料，以及被告对张建丽等多名证人的调查笔录，杨某于2016年3月2日13时30分上班后身体无明显不适，其于15时14分许离开单位时，神态及行走姿态正常，没有发现任何疾病症状。且该人在上班期间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身体不适，其离开单位时既没有请假，也未向他人诉说身体不适要去就医。（二）杨某发病地点在家中而非单位。依据原告提供的邢台市第三医院住院病历，可以确认杨某入院时间是2016年3月2日18时54分，主诉突发意识不清1小时；依据原告对杨某妻子郭红丽的调查笔录，郭红丽在调查时称杨某3月2日17时28分在家中给她打电话说他不行了，之后自己拨打的120电话，她到家后杨某已不能说话。结合杨某15时14分左右离开单位的事实及以上证据，足以说明杨某突发疾病地点在家中而非单位。二、原告主张杨某在单位突发脑干出血无客观证据支持。原告提交的郭红丽与张建丽通话记录中提到事发当天下午2点左右，张建丽见到杨某觉得他脸红，并且杨某自己说热，但其未说自己不舒服。被告认为该通话记录只能证明杨某当时状态，通话内容并未涉及杨某离开单位时身体状况，又鉴于张建丽并非专业医务人员，对杨某的身体状况不可能做出准确判断。依据被告对张建丽的调查笔录可知，2016年3月2日下午13时30分左右，张建丽在单位仅与杨某有短暂见面，打了个招呼，未长时间接触，该人于当日14时左右离开单位，期间再未与杨某见面，杨某在当日14时以后情况，该人并不知情。因此，原告提供的与张建丽的通话录音，并不能证明杨某刚上班即已发病，更不能证明杨某是在张建丽离开单位后发病。而依据被告对ＸＸ、王嵘、李永革、李爱红、宁怡、刘焕玲等人的调查笔录，2016年3月2日14时许，杨某与李永革等5名同事曾在一起吃西瓜、切西瓜，均证明杨某当时身体无异常，回办公室后至离开单位，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李永革证明其身体无异常。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交任何能够证明杨某在单位已突发脑出血的客观证据，仅以杨某脸红就推断其在单位时已经脑干出血明显不妥。且从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视频图像以及当天下午与其有过接触的同事证言及调查笔录看，杨某在单位期间身体无异常，其从单位外出时面部颜色正常，所说离开单位脸红出汗的事实亦不存在。三、证人马某、苏某的证言不具客观性，不应采信。依据被告对马某的调查笔录，该人仅在杨某爱人郭红丽理发店与杨某有过短暂接触，其听杨某跟郭红丽说头疼，在单位就头疼，并看到杨某脸红。被告认为，马某证言并不具关键性，其真实性无法证实，仅凭其证言不能确认杨某在单位已突发疾病。至于原告聘请的所谓专家证人苏某在原庭审期间的证言，因苏某是原告有偿聘请的所谓专家证人，其证言含糊其辞，既说自己也不能确认杨某就是在单位期间已经脑出血，同时又表示不排除。证言不具客观性，亦不应采信。事实上在上一个诉讼程序中，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苏某的证言未予采信。四、导致杨某死亡的疾病是脑出血及其并发症，而非高血压病。依据邢台市第三医院对杨某的死亡记录，杨某的死亡原因是脑干出血、脑疝、梗阻性脑积水、脑干功能衰竭导致其死亡可知，杨某致死疾病是脑干出血而非高血压病。原告聘请的所谓的专家苏某并未与杨某生前见过面，也没有观看杨某当日离开单位的视频，仅依靠与杨某能否认定工伤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描述，而作出杨某可能在单位发病的证言，显然不严肃、不专业、不可信。再者，高血压病是一个慢性、基础性疾病，此病本身并不致命，其诱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才会致命，不应将两种疾病相混淆。虽然杨某的脑干出血可能与高血压病密切关联，但高血压病只是诱因，而脑干出血才是杨某致死疾病，杨某的高血压病史已有几年，并非事发当日突然出现的，若将高血压病这一慢性疾病认定为突发疾病明显错误。五、原告称杨某身体不适回家换衣服并要求其妻陪同去医院属抢救前的准备行为与事实不符。依据原告及第三人提供证据材料以及被告对相关证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张建丽事发当日13时30分左右见杨某时，该人并未说身体不适，其15时14分左右离开单位时也未向任何人诉说身体不适。依据视频资料，杨某离开单位时神态自若，并无异常。杨驾车离开单位后，约一个小时即16时左右出现在其妻理发馆，而其所在单位到其妻处开车致多15分钟，据此可以合理推断，杨某离开单位又去他处从事了其他活动。再者，按照郭红丽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计算出杨某在理发馆待了近一个半小时，离开理发馆后10分钟即17时28分在家中给其打电话说他不行了，17时29分杨自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被告认为，既然杨某身体不适回家要求妻子陪他就医，又怎么会在其妻理发馆逗留了近一个半小时而未采取任何就医行动，这只能说明杨某当时并未发病，或不需要马上就医。据此，所谓的杨某回家让妻子陪同就医的事实不存在，事实是杨某从单位外出返回家中后突发的脑干出血。六、被告作出杨某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政策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主要针对的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突发疾病、病情危重、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情况而设定的。其中发病、抢救、死亡之间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本案中，无客观证据证明杨某离开单位时身体不适，视频图像显示其离开单位时神态亦无异常，不存在病情危重，需紧急就医的情形。杨某时隔两个多小时后，在家中突然意识不清，因脑干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不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其死亡的情况显然不符合该规定的立法本意。至于原告诉状称被告再次作出杨某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偏袒第三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明显与事实不符。被告收到（2016）冀05行终395号判决书后，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依据新的调查事实作出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根本不存在偏袒第三人的情形。综上，被告作出杨某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情况，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的认定结论。
被告邢台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程序部分：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7、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8、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9、参保证明及本人社保卡复印件。10、病例及照片。11、更正、举证通知书及快递送达回执。12、单位举证回复。13、调查笔录。14、送达回证。证明：在第一次工伤认定期间认定程序合法。事实部分：15、举证通知书。16、证人证言、身份证复印件。17、调查笔录。2、工伤认定申请表。3、企业登记情况。4、受伤害职工身份证复印件。5、死亡证明。6、通话记录及视频文字说明。18、补证通知书。19、补证材料。证明：被告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第三人鑫德房地产公司述称，其对杨某的死亡深表遗憾，对其家属深表同情，但原告要求认定杨某的死亡为工伤，第三人认为不准确，人社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正确的，请求法院依法维持。
第三人鑫德房地产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中视频录像和电话录音均不能说明杨某是在单位发病后回家的；证据2中的证人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没有作证，故对其证言不予采纳；证据3中苏某是原告聘请的所谓专家，其证言含糊其辞，其自己也不能确认杨某就是在单位期间脑出血，同时又表示不排除该可能，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应不予采信。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录像和电话录音均不能说明杨某是在单位发病后回家的；证据2中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可信度不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没有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和依据，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被告没有新证据和理由第二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对证据2、3、4、5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些是程序性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中杨某离开单位的视频光盘和郭红丽与第三人职工张建丽的通话录音证明杨某离开单位时间为当日下午3点15分，外在症状是脸红出汗。对证据7、8、9、10、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没有关联性。证据13中原告郭红丽的陈述是真实的，恰恰说明杨某是在单位发病，其头痛出汗脸红回家要求妻子陪同他到医院就医，说明杨某的发病时间在工作单位。对证据14、15无异议。证据16中的证人均是第三人单位职工，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这些人均证明当日下午2点左右的情况，从杨某吃西瓜到结束没有发现异常，但不能够证明杨某在回办公室以后没有发病，从时间上看与杨某病情发展无关联性，不能排除杨某在2点以后到3点15分病情发展至头痛脸红，需就医的实际情况和发病的可能性。证据17中张建丽等人的调查笔录恰恰证明了死者高血压发病的外在症状。对证据18、19无异议。对马某的调查笔录无异议。马某是目击证人，其陈述证明杨某回家是为了让妻子陪同一起去医院救治，同时证明杨某自己在现场说在单位开始头痛，现在还是头痛，让妻子陪同一起去医院，回家换衣服是去医院的准备。该证言和原告郭红丽的证言相吻合，应该予以采信。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不能证明杨某离开单位时没有发病，不能排除杨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发病及发展，因而离开单位去就医的可能，也不能证明杨某发病、就医、抢救、死亡整个过程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一款的规定。因此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视频录像及电话录音，被告及第三人仅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对其他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人马某出庭证言，与被告在第二次工伤认定程序中调查笔录的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人苏某的出庭证言，系证人对相关医学问题的专业意见，对该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6，系被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杨某系第三人鑫德房地产公司职工。其于2016年3月2日15时15分左右驾车离开单位，约16时至其妻郭红丽在家附近开的理发店，自述在单位头疼、出汗，要求郭红丽陪他去医院。之后杨某步行回家换衣服，17时29分其在家中拨打120急救电话后被送往邢台市第三医院救治，于2016年3月3日0时43分因脑干出血、脑疝、梗阻性脑积水、脑干功能障碍致死亡。杨某妻子郭红丽于2016年4月29日向被告邢台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6年6月27日出具冀伤险认决字【2016】050001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杨某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认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6）冀0591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一审判决撤销被告邢台市人社局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6】050001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判决被告邢台市人社局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决定书。第三人鑫德房地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5行终39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邢台市人社局在补充调查后，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无证据证明杨某2016年3月2日下午在单位工作期间脸红属突发疾病、不能坚持工作、需紧急送医救治的情形。杨某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杨某在事发当日离开单位的视频录像及其妻子郭红丽与张建丽的通话录音，以证明杨某在事发当日离开单位前已出现发病的症状。但张建丽在第二次工伤认定调查阶段陈述的情况与通话录音的内容不一致，对其证言不予采纳。证人马某在第二次工伤认定调查期间所做的陈述与其在上一次诉讼庭审中的出庭证言陈述内容基本一致，根据其证言内容结合杨某妻子郭红丽的陈述及其他证据所证实的情况，杨某在事发当日早于正常下班时间离开单位，其到妻子开的理发店后，自述头疼出汗，要求妻子陪同去医院，其先行回家换衣服时在家中出现严重症状，给其妻子打电话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后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整个事件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被告邢台市人社局虽在第二次工伤认定过程中通过调查认定杨某在离开单位前未有发病的异常表现，但并不能据此排除杨某在离开单位前确已发病。第三人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供的证据和被告在工伤认定中调查取得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杨某是由于其他原因提前离开单位，故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委会研究，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的冀伤险认决字【2017】0500004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晓洁
代理审判员 李慧志
代理审判员 陈淑宁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