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5302行初27号
原告：陈二妹，女，汉族，1967年11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县。
原告：刘松新，男，汉族，1969年8月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云安县。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伍春风，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云浮市云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地址：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白沙塘行政区。
负责人：邓少红，局长。
委托代理人：赖洁华，云浮市云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邓彩云，广东安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二妹、刘松新诉被告云浮市云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云安卫计局）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二妹、刘松新及共同委托代理人伍春风，被告云安卫计局的委托代理人赖洁华、邓彩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云安卫计局于2016年12月28日分别作出“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为原告陈二妹、刘松新于1994年10月9日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违反计划生育，根据1992《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原告陈二妹、刘松新应分别缴纳社会抚养费6465.9元和10094.7元。
原告陈二妹、刘松新诉称：被告以两原告1994年10月9日违反计划生育为由，于2016年12月28日分别作出“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112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以下统称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前述行政行为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法律规定，理由如下：一、被告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原告违反计划生育一事在1994年已得到了处罚，当时被告富林镇计生办罚款了5000元，被告罔顾事实针对同一违反行为在时隔22年后征收社会抚养费，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二、被告对22年前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明显过了追诉时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况且，原告在1994年怀孕后期被富林镇计生办采取过措施，并交过5000元计生罚款；原告的第三个儿子刘德明的户口也在1998年就办好了。显然，对于原告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被告从一开始就是知情的。三、被告的行政决定违反了法律程序的规定。表现在两方面：两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形成过程是违法的。被告在决定书中认为“被征收人的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云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时效应为六个月，而不是三个月。四、被告在决定书中并没有明确社会抚养费6465.9元和10094.7元是如何得来的；决定书还加盖了“云浮市云安区富林镇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印章，难道富林镇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也是作出行政决定的主体之一，显然缺乏行政决定的严谨性。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112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代理人意见：
被告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根据两原告的陈述、证人刘金兰的证人证言、赖福带和廖月英的证明，完全能证实原告违反计划生育一事在1994年已得到了处罚，当时被富林镇计生办罚款了5000元。而且，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在计划生育超生大家都知情的情况下，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会放过或错过罚款的机会，因为当时计划生育罚款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至于收了罚款不开收据在九十年代初的乡镇是很常见的做法，尽管不合法，但那时的行政执法状况就是这样。被告罔顾事实针对同一违法行为在时隔22年后再次征收社会抚养费，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二、被告对22年前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明显过了追诉时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三、被告做出的两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无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存在明显的违法，表现在：1、从行政处罚的案源来看，被告答辩称“收到群众投诉”，而被告的立案登记表（见证据1)注明的案源是“对象自报其生育情况”，存在自相矛盾。2、两份调查笔录（见证据2)的得出违反了法定程序。表现在:第一，对刘松新的调查笔录中，实际执法人员只有程见益一人，虽有记载出示林开冠的执法证，但林开冠不在执法现场，笔录上没有他的名字。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7条之规定。第二，对陈二妹的调查笔录中，实际执法人员只有林开冠一人，虽有记载出示廖伟达的执法证，但廖伟达不在执法现场，笔录上没有他的名字。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7条之规定。第三，两个执法调查是同时进行的，从两份调查笔录可以看出，林国志同时出现在两个调查活动中。显然，两份调查笔录缺乏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3、富林镇计生办只是被告的派出机构，不是行政执法主体，从本案的行政处罚过程来看，富林镇计生办以行政执法主体身份出现，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立案审批表、征收社会抚养费会审表（见证据6)、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和社会抚养费的计算（见证据9)都盖有富林镇计生办的公章。4、作为计算社会抚养费依据的当地人均纯收入数据应该来源于当地统计部门的官方数据，而本案行政处罚援引的人均纯收入情况表是被告自己制作的，没有证据显示是统计部门提供的，缺乏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从而导致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证据不充分。5、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2、8)可以看出，从调查笔录做完到原告签收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走的流程所用时间短得不可思议，陈二妹的只有两分钟，刘松新的只有十分钟。该处罚金额超过50元，不属能当场作出的情况，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十个以上的工作日应该走不完流程。可见，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被告事先准备好的，调查笔录只是后补的形式而已，本末倒置，违反法定程序。6、被告做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前没有告知原告做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也没有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之规定。7、被告在决定书中认为“被征收人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云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时效应为六个月，而不是三个月。综上所述，被告做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既没有尊重事实，又存在实体和程序违法，恳请合议庭能充分考虑以上代理意见，依法撤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
原告陈二妹、刘松新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两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1996年10月9日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了行政决定，原告因不服该决定而提起诉讼。
证据二、刘金兰的证明及证言，证明1994年9月27日，富林镇计生办因为刘松新的妻子陈二妹怀孕，认为他们超生进行处罚。其听说刘松新的妻子陈二妹被捉了后就带钱到计生办。其将现金交给计生办，至于交给谁其不清楚，也没有单据，当时交了钱计生办便放人了。
证据三、赖福带的证明，证明原告陈二妹1994年9月27日被计生办的抓起来，交了罚款就回家了。
证据四、廖月英的证明，证明原告陈二妹1994年9月27日早上被计生办的带上车。
证据五、户口本，证明原告的三个儿子户口都是与原告在一起，没有隐瞒的情况。
证据六、旧的户口本，证明原告的三个儿子的户口在1998年已与原告登记在一起。
被告云安卫计局答辩称：一、答辩人对两被答辩人作出的“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112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有事实依据的。在2016年12月27日答辩人收到群众投诉，被答辩人有违反计划生育的情况，于是在第二天答辩人即立案开展对两被答辩人的婚育情况进行调查。经过对两被答辩人的调查询问得知，两被答辩人夫妻共生育三个小孩，于1991年8月8日办理结婚登记，1990年8月11日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情况下生育长子刘德辉；1992年10月26日生育次子刘德雄；1994年10月9日生育三子刘德明，且隐瞒了生育第二个小孩的事实，当时两被答辩人只上报了生育长子及三子的事实。由于间隔期未够，在1998年12月27日云安县富林镇人民政府对被答辩人征收了300元的社会抚养费。对于上述调查内容除了被答辩人的询问笔录外，被答辩人还提供了结婚证、户口本、计生服务证等材料予以证实。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决定程序是合法的。答辩人收到群众投诉被答辩人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后，首先，开展立案审批，经过立案审批后，对两被答辩人进行调查取证。其次，答辩人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两被答辩人制作调查笔录时，在场有两名的执法人员，且向被答辩人出示相应的执法证件；制作完调查笔录后向被答辩人收集相应的资料。再次，答辩人调查终结后，由答辩人的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被答辩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最后，答辩人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直接送达给两被答辩人，并告知其不服本决定的救济途径。综上所述，答辩人对两被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有事实依据的、程序合法的，应对被答辩人的诉求予以驳回。
当庭补充以下答辩意见：
一、关于一事不再罚，1、起诉状提到的认为我方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不是事实；2、对于第三个儿子在1994年被富林镇计生办罚款5000元不是事实；二、关于追诉时效，我方是在2016年12月27日收到群众投诉才知道原告存在违法行为，原告提到的其儿子在1998年已经入户口是否事实需要原告举证，另是否入户作为计生管理部门也不必然知道，是由公安部门管理，所以我方知道是在2016年，并没有超追诉时效；三、原告的第四点提到的决定加盖富林镇计生办印章，认为富林镇计生办的处罚主体不是事实，我方作出的征收决定书是以云浮市云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
代理人意见：
一、本案纠纷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社会抚养费行政征收争议。社会抚养费征收是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对社会增加公共事业投入的补偿，是从经济上承担的法律责任。征收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性收费，不属于行政处罚，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征收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征收的范畴，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约束，应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初期，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计划外生育行为进行经济限制措施，当时这种措施的名称规范为“计划外生育费”。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社会抚养费征收时效等相关问题的复函》（法工委复字[1996]2号）明确指出，“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2000年3月，财政部、国家计生委中央8号文件明确规定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制度，把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名称规范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同年，财政部、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下来。二、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016年12月27日，被告收到群众投诉，原告有违法生育的情况，于是对该事件立案调查。根据2016年12月28日对两原告的调查笔录，调查笔录形式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要求，取得合法，可证明原告存在多生子女，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事实；原告的结婚证、户口薄以及党员干部计划生育情况申报表及登记表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生育三个儿子，违反相关规定的事实。三、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依据。1、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实体法依据。根据《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92年）第八条规定，城镇干部，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第九条规定，农村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必须本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按人口计划指标及间隔期统筹安排，并列出名单，报县（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批。第十一条规定，夫妻中一方是国家干部、职工或城镇居民，另一方是农民的，按女方户籍所在地的生育规定执行。根据以上规定，原告夫妇只允许生育二个子女，但原告夫妇实际上生育了三个子女并一直隐瞒，存在违法生育的事实。在征收标准方面，根据《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1992年）第三十二条规定，城镇人口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各按当地县（区)上年职工平均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一次性征收七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农村人口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各按当地乡（镇）上年劳动力平均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一次性征收七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原告刘松新属于城镇人口，陈二妹属于农村人口，按该标准并参照统计部门1993公布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计算，应当对刘松新征收社会抚养费10094.7元，对陈二妹征收社会抚养费6465.9元是正确的。2、被告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职权依据。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决定。据此，被告对原告作出征收抚养费决定是有明确职能依据的。四、对原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程序合法。被告接到群众投诉后，即对该案件事实进行了调查，调查笔录取是由多个执法人员共同进行，向原告出示执法证件的是其中二个，调查笔录的取得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在笔录中签名，并承认了违法生育以及隐瞒小孩生育情况的事实。同时收集了原告结婚证、家庭户口薄、党员干部计划生育情况申报表及登记表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超生的事实。委托镇计生办人员进行立案审批、征收社会抚养费会审、依据法定标准和数据计算征收数额、然后出具征收决定并依法送达给原告。作出征收决定程序合法，征收数额在法定的幅度范围内，并没有违反《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综上，被告作出的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112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云安卫计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富林镇社会抚养费征收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对两原告拟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进行立案、审批。补充说明此审批表是由富林镇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对调查情况进行初步的审查，作为被告派出机构对事实进行具体确认。
证据二、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对两原告的婚姻及生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两原告承认共生育过三个子女，且当时隐瞒了生育第二个儿子刘德雄等内容。
证据三、结婚证及户口本，证明两原告是夫妻关系，并生育了三个子女。
证据四、云浮市计划生育手术证明，证明原告陈二妹于1995年4月24日施行了结扎手术。
证据五、计生服务证、党员干部计划生育情况申报表及登记表，证明陈二妹因生育二孩不够间隔期，于1998年12月被征收300元的社会抚养费。
证据六、征收社会抚养费会审表，证明被告依据对两原告的调查分析，会审决定对两原告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
证据七、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明2016年12月28日被告依法作出对两原告分别进行征收抚养费的决定。
证据八、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6年12月28日依法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直接送达给两原告，由两原告直接签收的事实。
证据九、社会抚养费的计算方法及云安区1996-2015年各镇人均收入情况表，证明被告对两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具体计算方法。
证据十、法律法规（节选），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该审批表的合法性有异议，因在该证据立案建议写情况属实但没有相应的情况说明也没有初步证据，单凭审批表便认为情况属实，此是不严谨的，是违反程序法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没有异议，从两份调查笔录可以明显看出违法的情况，在刘松新的调查笔录的第一页的第一个发问，此说计生局的工作人员是林开冠和程见益，并出示证件，但从询问人、记录人、在场人均没有看到林开冠的名字，也就是说做此笔录是借用林开冠的执法证在办理调查，此是违反程序规定的；陈二妹的调查笔录也存在此情况，调查人员是林开冠和廖伟达，询问人、记录人、调查人均没有廖伟达的名字，也是存在借用他人的执法证在执法，并且该两份笔录是同时进行调查，都是从2016年12月28日16时30分开始，林国志两份笔录都参与的调查，从以上可以看出该两份笔录不但程序违法，且还存在事先已经准备好只等签名的情况。对证据三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四，因被告提供的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五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三性无法确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作为会审表也是被告内部对原告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审批流程，最后的领导意见应该是被告方领导的意见，但从印章可以看出富林镇计生办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领导签名黄伙坤是镇计生办的负责人而不是被告的负责人，所以程序是违法的。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其违反行政处罚法，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其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原告生第三个儿子在1994年已经交过5000元罚款；二、决定书的得出的流程违反了法定程序，表现在以下方面：从决定的形成过程看，尽管最后盖章是以被告名义盖章，但走的流程完全是富林镇计生办单独完成的，富林镇计生办只是一个派出机构，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从被告的证据二所确定的两份调查笔录的时间看，对刘松新的调查笔录询问时间是从2016年12月28日16时30分至17时05分，对陈二妹的调查笔录从2016年12月28日16时30分至17时13分结束，被告的证据八的送达回证送达时间均是2016年12月28日17时15分，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从对原告调查笔录做完到决定书送交原告中间的时间差只有2分钟，按照正常的程序被告需要：对镇计生办调查的证据进行审查分析并计算社会抚养费，报镇计生办领导审批，再报计生局领导审批，接着在作出决定前要告知原告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再下一步原告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被告必须充分听取原告的意见，并且可能进行听证程序，到最后制作决定书盖被告的公章，最后才送达给原告，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其在2分钟做完了所有流程；三、原告超生的行为发生在22年前1994年，再进行征收抚养费明显过了时效，就算被告22年一直没有发现此情况，在22年后再进行征收明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四、该决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决定缺乏严谨性，既然是被告作出的决定为何要加盖富林镇计生办的印章。对证据八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人均纯收入情况表应该是被告单方制作出来的，要反映某地的人均收入，权威数据来源于当地的统计部门，并且从数据可以看出云安县1993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3079元，通过向原告刘松新了解，在1993年其作为代课老师月收入200元左右，通过比较被告的数据明显是夸大。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关联性的角度，此证据不但不能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反而证明此决定是违反相应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本案被告的工作人员找原告作笔录时是违反规定，是借用他人的执法证进行执法。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二至四的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此三份证言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对原告罚款5000元的事实。对证据五、六，不能认为已经入户口就没有隐瞒的事实，原告的第三个儿子是属实超生，被告对原告的第三个小孩入户是不清楚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证据一、五、六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证据二、三、四拟证明的事实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陈二妹、刘松新于1991年8月8日办理结婚登记，1990年8月11日生育长子刘德辉，1992年10月26日生育次子刘德雄，1994年10月9日生育三子刘德明。原告陈二妹、刘松新隐瞒了生育第二个小孩的事实，只上报了生育长子及三子的事实。1998年12月27日，云安县富林镇人民政府以间隔期未够为由对被答辩人征收了300元的社会抚养费。2016年12月28日，被告云安卫计局分别作出“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1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为原告陈二妹、刘松新于1994年10月9日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违反计划生育，根据1992年《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应分别缴纳社会抚养费6465.9元和10094.7元。2017年4月26日，陈二妹、刘松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其诉请。
本院认为，本案是社会抚养费（原称计划外生育费）征收决定案件。《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本案中，被告云安卫计局有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职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云安卫计局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112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
根据1992年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第八条规定：“城镇人口（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第九条规定：“农村人口，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必须本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按人口计划指标及间隔期统筹安排，并列出名单，报县（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批。……”第十条规定：“凡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规定的，间隔期应在四周年以上。”第十一条规定：“夫妻中一方是国家干部、职工或城镇居民，另一方是农民的，按女方户籍所在地的生育规定执行。……”第三十二条规定：“……（一）城镇人口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各按当地县（区）上年职工平均收入30％以上50％以下，一次性征收7年的计划外生育费。……（二）农村人口超计划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各按当地乡（镇）上年劳动力平均收入30％以上50％以下，一次性征收7年的计划外生育费。……”本案中，原告陈二妹、刘松新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两人已经于1994年缴纳了社会抚养费5000元。陈二妹、刘松新的调查笔录、计生服务证、党员干部计划生育情况申报表、户口本复印件相互印证，证实陈二妹、刘松新共生育了三个子女并隐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事实。云安卫计局以超出计划生育一个子女为由于2016年12月28日分别对原告陈二妹、刘松新作出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212002号和云安区卫计局征收字（2016）第050112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驳回原告陈二妹、刘松新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二妹、刘松新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二妹、刘松新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嘉文
人民陪审员 叶金群
人民陪审员 梁子珍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阮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