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刑初109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汪某华，男，1958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汉族，党校研究生，原系××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6年5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周守梅，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童高波，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君，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专文化，系××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6年5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龙旭英、李明，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武检公刑诉（2017）12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犯受贿罪，于2017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本院审查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柴斌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汪某华及其辩护人周守梅、童高波,被告人王某君及其辩护人龙旭英、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4月至2015年9月期间，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分别利用担任××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武汉蓝某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某（另案处理）的请托，为程某承租××机场T2航站楼相关商铺等事宜提供帮助，并先后多次共同向程某索要钱款，共计人民币844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向程某索要钱款人民币60万元
2007年5月，××商贸有限公司欲将自营商铺对外招商。程某得知上述消息后，找到负责组织招商的汪某华、王某君，提出准备承租相关商铺，希望二人在招商过程中给予帮助，二人均同意。随后，汪某华、王某君违反招商文件规定的招商形式和程序，直接将××机场T2航站楼B2R15-4等13间商铺交由武汉蓝某工贸有限公司承租经营，并于2008年4月20日分别与程某经营的武汉蓝某工贸有限公司、武汉市黄陂区××机场蓝翔商社等公司签订了上述商铺的特许经营合同。此后，汪某华、王某君要求程某按每季度人民币20万元的标准向二人支付“佣金”。2008年4月至12月，程某先后三次于每季度末送给汪某华、王某君人民币20万元，共计人民币60万元。
（二）向程某索要钱款人民币100万元
2009年初，××机场客流量增加，航站楼商铺营业收入随之提高，汪某华、王某君要求程某将“佣金”的标准提高至每季度人民币25万元。2009年1月至12月，程某先后四次于每季度末送给汪某华、王某君人民币25万元，共计人民币100万元。
（三）向程某索要钱款人民币660万元
2010年初，汪某华、王某君再次利用职务便利为程某承租××机场T2航站楼新增商铺等事宜提供帮助，并要求程某将“佣金”的标准提高至每季度人民币30万元。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程某先后二十二次于每季度末送给汪某华、王某君人民币30万元，共计人民币660万元。
（四）向程某索要钱款人民币24万元
2015年9月，因武汉蓝某工贸有限公司在××机场航站楼商铺收入减少等原因，程某送给汪某华、王某君人民币24万元。
上述钱款被汪某华、王某君二人均分。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1.抓获及破案经过；2.武汉蓝某工贸有限公司商业零售特许经营合同等书证；3.证人程某、彭某等人的证言；4.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的供述及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对起诉书指控的主要事实及定性无异议，均辩解：没有索贿，是程某主动给的好处。
被告人汪某华的辩护人提出：1.汪某华索贿证据不足，是程某主动行贿；2.各被告人应按个人所得数额量刑；3.汪某华系坦白，且全部退赃，参加“对越”作战立过功，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君的辩护人提出：1.王某君不具有索贿的情节；2.王某君真诚认罪，坦白，全部退赃，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分别利用担任××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于2008年4月至2015年9月期间，接受武汉蓝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某公司）总经理程某（另案处理）的请托，为程某承租××机场T2航站楼相关商铺等事宜提供帮助，并先后多次共同收受和索要“好处费”共计人民币844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7年5月，××商贸公司欲将自营商铺对外招商。程某得知后，找到负责组织招商的汪某华、王某君，希望二人在招商过程中给予帮助。2008年4月20日，××商贸公司与程某经营的蓝某公司签订了××机场T2航站楼B2R15-4等13间商铺的特许经营合同。期间，程某按每季度人民币20万元的标准向汪某华、王某君支付“好处费”。2008年4月至12月，程某先后三次送给汪某华、王某君共计人民币60万元，二被告人予以均分。
（二）2009年初，随着××机场客流量增加，航站楼商铺营业收入提高，汪某华、王某君要求程某将“好处费”的标准提高至每季度人民币25万元。2009年1月至12月，程某先后四次送给汪某华、王某君共计人民币100万元，二被告人予以均分。
（三）2010年初，汪某华、王某君再次利用职务便利为程某承租××机场T2航站楼新增商铺等事宜提供帮助，并要求程某将“好处费”的标准提高至每季度人民币30万元。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程某先后二十二次送给汪某华、王某君共计人民币660万元，二被告人予以均分。
（四）2015年第三季度，因蓝某公司在××机场航站楼商铺收入减少等原因，程某送给汪某华、王某君人民币24万元，二被告人予以均分。
案发后，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均被抓获归案；分别退出全部赃款。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
1.抓获及破案经过证实：2016年5月11日，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抓获归案。
2.营业执照及产权登记证证实：××集团公司为合法成立及经营的国有企业，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经营管理下属公司。
3.××商贸公司营业执照、××商贸公司章程证实：××商贸公司2005年成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汪某华，经营范围包含零售业务和商业设施出租。
4.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变更通知书、××商贸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三十五）证实：2006年12月，××商贸公司法人股东变更，××商贸有限公司由原来的持股51%，变更为100%，××商贸公司为××商贸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商贸公司股东决议（一）、××商贸有限公司商贸人发[2006]15号、[2007]24号文件证实：2006年8月，汪某华被委派为××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6年9月8日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经理。王某君于2007年12月14日被聘任为该公司副总经理。
6.武汉××机场T2商业资源招商工作方案证实：武汉××机场T2商业资源招商均为公开招商，可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和竞争性谈判三个形式，招商工作领导小组确定最终中标人；汪某华为领导小组成员，××商贸公司成立商贸零售招商组负责T2商业资源规划方案中商业零售店铺的对外招商工作。
7.关于T2商业资源二期店面招商情况的报告、商业零售特许经营合同（一）证实：武汉蓝某工贸公司为××等店铺的意向商家获得了上述店铺的特许经营权。
8.工商银行提供的××土特产商社银行对账单、奚某账号62×××90银行对账单、屈某账号62×××12银行对账单，建设银行提供的××土特产商社银行对账单，屈某分别为4340××31、622××28、6227××88、6214××00的银行对账单证实：程某系从××土特产商社、奚某及屈某账户上取款向汪某华、王某君行贿。
9.证人程某证言证实：2008年××机场T2航站楼修好后，我在T2的柜台店面承租需要和商贸公司通过谈判签合同，需要汪某华、王某君的帮助。因为一直和汪某华、王某君他们关系好，有一天，王某君和我说：“你能不能每年给我和老汪15万？”我觉得可以就答应了。过了两天，王某君打电话说老汪叫我去他办公室。好像是王某君说：“我算了一下，你肯定不止挣这么多钱，你干脆每年给我和老汪80万。客流量涨了你都能挣回来。”我说：“那怎么给你们？”王某君说：“按季度给我们，要现金。”这样，我每个季度都来武汉，从常熟老家准备好20万现金，有时候交给老王，有时交给老汪，他们自己分。2008年我一共给他俩80万元。每次给钱都是屈××开车和我一起去。2009年年初，王某君要求以后每年给他和汪某华加到25万，我想这肯定是他们商量好的，2009年我给他们100万,也是按季度给的。2010年初，王某君说：“今年你给我们120万吧，一个季度30万。”我答应了。此后，2011、2012、2013、2014、2015年，我按季度给他们30万。有时候从老家拿现金，有一次（哪一年记不清），我在老家有事，汪某华给我个叫陈某账号，要我直接把钱汇过去，我就要我的会计奚××从我在常熟的农村商业银行的银行卡上汇去30万元。我有时间去武汉，都叫屈某把钱准备好，和他一起去交钱，没时间去就转账。2015年只给了他们三个季度，我生意越来越难做，第三个季度只给了26万元。2008年80万，2009年100万，2010到2015每年120万，他们主动向我要钱，每季度末我没及时给，汪某华、王某君还打电话催。不给钱我连生意都没得做。我不认识陈某，是汪某华、王某君决定要我往陈某账户上转钱的，其实这个账户内的资金就是汪某华在使用，他们是为了规避一些风险。每一次商业柜台到期之后，再次签合同确认由谁来具体承租、具体经营，我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做商贸业务在航站楼大部分都是零售，商品的定价都要由机场商贸公司审核，他们如果不审核价格并通过，我就不能对外卖商品。而机场的租金很高，我需要把商品的价格定的高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在日常管理上，我先后经营的十几个店面都由××商贸公司管理。基于这些原因，汪某华、王某君向我按季度“敲竹杠”之后，我才答应他们。我送给他们一共844万元，是他们主动要的。
10.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6刑初610号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证实：2008年至2015年间，程某应××商贸公司总经理汪某华、副总经理王某君的要求，先后送给汪某华、王某君共计人民币844万元。程某因犯单位行贿罪，于2016年12月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1.证人彭某证言证实：2007年，汪某华是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王某君任总经理助理，分管我们综合管理部。2007年下半年，王某君被任命为公司副总，还是分管我们综合管理部。我是2008上半年由原来综合管理部的助理提为综合管理部主管。一期大招商后过了几个月，我们拿出准备自营的部分店面，通过自主招商进行洽谈确定部分商户，其中蓝某公司承租了九个店面和四个资源。“自主招商”就是由我们商贸自己确定洽谈商户，和承租商户。是汪某华和王某君决定以“自主招商”的形式与蓝某公司进行洽谈的。
12.证人屈某证言证实：程某总是要我提现金给他，最少20到30万元。过年前金额会大点，有一次提过80万元。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般有几十万元的大额现金。我都是直接从保险柜里拿给他现金。有时我直接从我建行银行卡里提现金给他。程某不经常在武汉，但每次来都要找我拿钱。有时只要一两万元，另外隔一个季度他还会要我准备20到30万元的样子，有时他会给我打个白条子，上面有时间和金额，我和他对账后白条子也不保留。另外，我自己对他拿的钱也用本子做了记录，但后来这个本子也搞丢了。程某除了找我拿现金外还叫我往他个人建行银行卡里转过钱。另外我按他指示，向其他人银行卡里也转过十几万、二十几万及三十几万元钱，金额不等。那些人叫陈某、王某、李某1，这些以银行账户流水账为准。
13.证人叶某证言证实：我们公司的现金账和银行账不是很正规，目前只有最近两个月的账。其中有些费用打了“白条”，“白条”上面有时只写了“费用”两个字，有时只写了“报销”二字，上面有程某签字，应该是他从屈某那里拿了现金后打的白条，屈某把白条交给我做账。“白条”上最大金额100万元左右，也有80万、20万或30万的，平时5万元的数额比较多一点。公司的现金由出纳屈某负责，银行存款也是他经手进出。
14.证人王某证言证实：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开办了一张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72）供汪某华使用，我对卡内资金流向不清楚。
15.证人段某1证言证实：我有王某君的民生银行工资卡，钱都被我取出来用于生活和理财了。另外王某君交给我一张王××的工商银行卡，一张朱××的工商银行卡，账上有235万元，其中有80万元是我婆婆朱××的，她让我帮她理财。王某君交给我两张李某1的银行卡，其中一张是建行的，一张是工行的银行卡。他说他以李某1的名义在炒股，上面的钱都是他炒股赚得钱。他要我将李某1建行卡上的90万元转到李某1工行卡上，后来，我将建行卡交给李某1了，目前工行卡上没有什么钱，都转到证券公司在炒股，股票市值也只有60多万元。从2008年至2015年间，王某君经常给我大几万元的现金，有时半年给我一次，有时按季度给，金额为6万、8万、10万元、12万元不等。另外，王某君还交给我一张工商银行卡和一个叫陈某的身份证，并告诉我密码，要我将这张卡里的钱转到朱××工行卡上，办过一、二次，记得有一笔是转的24万元，另外还提现了一笔10万元，其中5万元借给二姐王××，还有5万元我买了镯子、车子的保险了。以银行记录为准。王某君说这些钱都是他股票分红的钱。
16.证人李某1证言证实：我舅妈段某1曾找我借银行卡，我就把自己的一张建行银行卡（卡号：62×××07）交给她了。这张卡上进了多少钱，出了多少钱我都不清楚。今年元月份，段某1要我再开一张建行卡。2016年1月17日，我到建行常青花园支行重新开了一张新的建行卡6217××55交给她了。她叫我将原来建行卡上的90余万元转到新的建行卡里，然后两张建行卡都给她了。今年2月份，王某君跟我讲他想炒股，想借我的银行卡用一下。我说自己在天风证券公司（菱角湖万达附近）有一个股票账户可以借给他用，后来我又在工行常青花园支行开了一个银行卡，与股票账户关联后，就交给王某君使用。5月14日时，我就到银行把这张卡重新办了，新卡号为62×××05。当时我还查了股票账户上市值有80余万元，到目前市值只有60余万元。目前上面的钱和股票都是王某君的，至于这些钱的来源我不清楚。
17.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检技鉴字[2016]31号检验鉴定文书证实：检材：程某手机短信内容。检验意见：在检材中检出案情相关短信收发时间分布于2015年6月8日、11月15日、11月16日，短信共计30条。如：2015年6月8日，收到短信：工行武汉民航新村支行，户名陈某，汇30万；2015年11月16日，发送短信：汪总钱收到了吧，工厂今年大气候这个行情，生意很差，不好意思了。
18.湖北省扣押款物票据、本院案款预收通知单证实：（1）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扣押被告人汪某华受贿款人民币280万元、王某君受贿款人民币241万元。（2）汪某华的家属向本院退赃款人民币142万元，王某君的家属向本院退赃款人民币181万元。
19.被告人汪某华的供述：我担任××商贸公司总经理期间，对××商贸公司进行管理，在招商谈判中，我担任“机场招商领导小组”的成员，负责商贸业务方面的管理。招商方面的业务往来单位最大的是武汉蓝某商贸公司，负责人是程某。2007年底、2008年初，程某顺利承接了三个店铺，对我心存感激。有一天我公司的副总王某君找我说：程某会每个季度给我和王某君20万元好处费，我当时是认可了这件事情。2008年，程某按照约定，每季度给我和王某君20万元，一共是60万元，都是现金，是直接给我还是给王某君的，我不记得了，我和王某君每人得了30万元。2009年年初，王某君和我说：“老程又增加了店铺，我们每年可以涨到100万元，每个季度就是25万。”他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程某提出来增加钱的，还是王某君主动提出来的，我答应了。当年，一共收了100万元，我和王某君每个人50万元。钱是打到一个由我保管和使用的叫“陈某”名字的工商银行卡上，这个卡是我的一个小战友周××帮我办的，他当时说这个名字是他的姨妈还是什么亲戚。2010年年初，王某君找到我说：“老程那边再加一点（指按季度收的钱），他也是个蛮大方的人，你看行不？”，我当时说：“合适不？这个事要做好，别让人家反感。具体的你去找老程谈。”王某君说：“老程有这个利润空间”，我就答应了。2010年全年四个季度程某送给我和王某君一共120万元。老程有的时候是现金交给我和王某君，有的时候是转到“陈某”账上。我和王某君各自拿了60万元。2010年至2015年的第三季度，每个季度程某都是送给我和王某君30万元，有的时候是给现金，给现金有的时候是交给我，有的时候交给王某君，我和王某君再平分；有的时候就是转到“陈某”的账户中。2015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8、9月的时候，有一次王某君和我说：“老程说最近经济形势不好，能不能少一点。”我当时说：“这都无所谓的，经济形势确实不好。”这样，老程又找我要了账号，这一次我通过短信发给程某一个叫“王某”的账号，也是工行的，是我实际使用的，程某就给我转了24万元。2008年是60万元，2009年是100万，2010年至2014年每年都是120万元，2015年只给了我们三个季度，前两个季度每次都是30万元，第三个季度是24万，一共是844万元，我和王某君每人得了422万。这个钱肯定是准确的。我是没有主动提出来，至于是王某君和程某他们谁提出来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不过是认可而已。
20.被告人王某君供述：2005年我任××商贸总公司武汉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008年任副总经理，分管办公室和采购部，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后勤保障、经营策划、人事管理、自营店面的商品采购。除自营店面外，其余都外包给其他公司经营，比较大的有蓝某公司，老板叫程某。我们一般直接和商户洽谈续约外包，没有招投标。外包的工作由汪某华负责，我也协助汪某华管理这一块。我是在1998年左右认识程某的，他在××机场T1航站楼租有铺面做贸易，2003年我调到××机场商贸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后，2008年4月份，T2航站楼第一批招商结束后，我们当时准备自营的面积达到1200多平方米，超出了我们公司的能力范围，为了不影响T2航站楼的正常开业，我们决定将其中400多平方米拿出来招商。一天汪某华把我、办公室主任彭某召集到他办公室开会，汪某华说现在距离T2航站楼开张没有多少时间了，时间比较紧张，程某在T1航站楼经营土特产状况不错，也只有他有资质和实力在短时间内开业，汪某华问我们的想法，我说可以，随后我通知了程某，让他具体来谈。我们用这种方式给了程某一个直接进入T2航站楼经营的机会。签协议前后的一天，我路过汪某华的办公室，看到程某坐在里面，汪叫我进去，对我说：程总想表示个心意。程某提出来每年给我们80万的费用，还说一次性拿不是蛮合适，按季度分着给，我和汪某华都同意了。程某走后，汪某华跟我说，这80万元好处费的事情，让我与程某具体衔接，钱我们一人一半，每人40万元。2008年，程某给了三个季度的钱，共计60万元钱，每个季度都是20万元钱，我和汪某华平分。这以后是按四个季度给的80万元钱。2009年，程某合同到期，我们与程某续签了合同。合同续签后，一天汪某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说：“合同已经和程某续签了，他的经营状况还可以，能不能把佣金提高点，提高到每个季度每人12万还是15万我忘记了。”我把汪某华的意思告诉程某，程某说那行吧。期间给过几笔现金，其余的钱是通过转账的方式付的，程某把钱转到汪某华提供的账号，汪某华收到后再转给我。往我自己的工行卡中转过，往我姐姐王××的银行卡中转过（工行或建行），大部分是往我妈妈朱××的工行卡中转的，还有几次是汪某华有事，他把他的银行卡交给我，我把卡交给老婆段某1，让她去办的，告诉她这是我在股票投资赚的钱。我记得有一个工行的账户名叫陈某。程某送钱给我和汪某华，无非一是要感谢我给他的这个机会，另一个是需要和我搞好关系，我们公司对其是有一定的管理职能的。我先后分了420多万。
2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的户籍身份情况。
关于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及其辩护人提出：没有索贿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1）行贿人程某证实是汪某华、王某君二人找其索要好处费，中途还要求提高好处费的数额。但具体是谁先找的，怎么找的等细节不能证实清楚。（2）程某于2016年12月5日被黄陂区人民法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该判决书在事实中认定“应汪某华、王某君的要求”。（3）被告人汪某华供述:“2010年初一天，王某君找到我又和我说：老程那边再加一点（指按季度收的钱），他也是个蛮大方的人，你看行不？我当时说：合适不？这个事要做好，别让人家反感。具体的你去找老程谈。王某君说：老程有这个利润空间，我就答应了”。（4）被告人王某君供述：“2009年合同续签后，一天汪某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说：合同已经和程某续签了，他的经营状况还可以，能不能把佣金提高点，提高到每个季度每人12万还是15万我忘记了。我把汪某华的意思告诉程某，程某说那行吧。”由此可见：第一、二被告人都有要程某加钱的意思，只是在由谁先提出的情节上，相互推诿。第二、2009年年初，王某君把要加钱的意思告诉程某，而汪某华事先知道并认可。现有证据认定除2008年第一笔受贿人民币60万外，2009年至2015年二被告人对收受的贿赂款有共同索贿情节。因此，上述辩解辩护意见显系规避罪责，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汪某华的辩护人提出：（1）各被告人应按个人实际收受贿赂款量刑；（2）汪某华参加“对越”作战，立过功，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1.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二人在共同的意思联络下，共同收受和索取贿赂款人民币844万元并均分，因此，二被告人系受贿罪共犯。根据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二被告人均应对共同犯罪支配下的实行行为所导致的全部结果承担责任，即二被告人均应对受贿总额人民币844万元承担责任。2.被告人参加“对越”作战并立功经查属实，但不属于法定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上述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的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真诚认罪，坦白，全部退赃，请求法庭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汪某华、王某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844万元并予以均分，个人实得人民币422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罪名准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汪某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5月12日起至2027年5月1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王某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5月12日起至2027年5月1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三、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暂扣的被告人汪某华涉案赃款人民币二百八十万元、王某君涉案赃款人民币二百四十一万元、本院收缴的被告人汪某华赃款人民币一百四十二万元、被告人王某君赃款人民币一百八十一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建敏
审 判 员 刘俊波
人民陪审员 曾红胜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韩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