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6民终14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5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男，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第三人：陈某3，男，1953年11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第三人：陈某4，女，196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第三人：陈某5，女，1963年9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第三人：陈某6，男，196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第三人：陈某7，女，197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2、第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627民初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陈某2向陈某1支付二层房屋拆迁补偿款34137元；2、依法判决陈某2向陈某1支付应分得堂屋宅基地补偿款。事实和理由：1、一审错误认定陈某1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陈某2虽然在2007年领取了陈某1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但是在2017年，双方关系发生了变化，陈某1才提出要将自己的补偿款从陈某2账户中分出来并支付给陈某1，在遭到陈某2拒绝后，陈某1才提起了本案诉讼。其权利遭到侵害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一审法院不支持陈某1要求分割宅基地也不作其他任何处理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涉诉堂屋所占土地陈某1依法应予分割，包括一审法院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只是认为将陈某1应分得土地从整块宅基地中割出来，对陈某1意义不大而不便于陈某2对应分得宅基地使用而不予支持。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的这种不当主张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让当事人选择是变更还是坚持。在当事人坚持的情况下才能驳回该请求，但应告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权利保障。而不是一驳了之。然而一审法院既不释明，也不告知或采取其他形式保障陈某1合法利益，而是直接驳回的做法属于影响了陈某1实体权利的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形。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
陈某2二审辩称，1、《分官》协议性质上系分家协议，并非遗嘱，陈某1实际上并未分得任何财产，因陈某1已顶替父亲的工作，为平衡子女间的利益，陈某1对所分得的二楼中间一套房屋仅享有居住权，不享有所有权，自然无权主张二楼中间一套房屋的拆迁补偿款。2、陈某1在二审中变更部分诉讼请求，应依法不予审理。3、陈某1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均未作二审陈述。
陈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陈某2分割属于陈某1所有的遗嘱继承的房屋财产份额34137.28元（移民搬迁补偿款）及分割建房地基面积份额43.23平方米；2、由陈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1与陈某2系亲兄弟，其家中共七兄妹，长幼排序分别为：陈某3、陈某1、陈某4（女）、陈某5（女）、陈某2、陈某6、陈某7（女）。大约在1990年，由陈某1、陈某2等人的父母陈正伦、龙信娥出资，在原所在地修建了一栋两层三间的砖混结构楼房。陈某1当时因顶替其父陈正伦工作，在沿河县城定居工作。1999年1月25日，陈某1、陈某2的父亲陈正伦召集膝下子女，就家庭房产分配事宜进行商定，并邀请亲戚梁芝亮执笔，对商定好的房产、地基及其他财产分配事项拟定了一份《分官》协议，当时在场的子女有：陈某3、陈某1、陈某4、陈某2、陈某6、田茂英（陈某6之妻）、陈某7。《分官》协议内容如下：“陈正伦膝下有四子：长子陈仕（世）福、二子陈某1、三子陈某2、次子陈某6。现建有房屋与地基分给四个儿子受用。长子：陈仕（世）福分得塘坝老房屋并受用。二子：陈某1分得新房堂屋上面二楼中间一套房屋并受用。三子：陈某2分得新房右边第一间并受用。次子：陈某6分得新房左边第一间并受用。今后红白喜事要在堂屋办事，从次子房屋内经过次子不得干扰。长子分得右边地基第一间，但砖瓦窖未撤（拆）以前装煤要放在第一间地基上，长子不得干扰，但可加楼，第一层板所用资金由长子支付。三子分得左边第一间地基并受用，但要建房须等砖瓦窖不使用后方可建房。次子陈某6分得中间地基一间并受用，但要建房须等砖瓦窖不使用后方可建房。现有砖瓦窖供长子、三子、次子共同轮流使用，所分得的窑子地基在烧砖瓦期间不得向其他弟兄索要地租费，以上三间地基只能用于建房用，但不得出卖给他人使用，今后任何人建房都要给房屋后面留走道壹米宽。剩下砖机一套留作妻子隆（龙）氏受用，现三子与父母共同生活要用制砖机，今后必须承担母亲百年归天事务。剩下加工设备一套留作次女陈某7受用，现三子与父母及幺妹生活，使用加工设备，今后承担幺妹高升陪架（嫁）费壹万元”。《分官》协议写好后，分得房产的陈某3、陈某1、陈某2、陈某6四子及其父亲陈正伦、执笔人梁芝亮在协议上签字确认，陈某3、陈某2、陈某6按照协议分配的房屋入住使用，陈正伦夫妇与陈某2一同生活，陈某1一家在沿河县城居住。
2003年，因乌江下游修建彭水电站，原所在地成为淹没区，洪渡集镇需整体搬迁。2003年8月14日，洪渡镇政府到该住户调查核实房屋面积，户主姓名为陈某2，核定人数为6人，即陈某2、妻子田洪碧及其4个女儿陈燕、陈亚、陈霞、陈单，核定的淹没房屋有砖混结构的正房建筑面积134.1平方米（包含前述新房的堂屋和堂屋上面中间一套房屋的面积）、砖木结构的正房建筑面积52.8平方米、砖木结构的偏房建筑面积19.8平方米、附属房屋建筑面积35平方米和其他淹没附属物等。2004年，陈某1、陈某2的父亲陈正伦去世。2007年9月27日洪渡镇政府对陈某2家被淹没的房屋和其他附属物按照规定的统一标准发放淹没房屋补偿费和其他费用，其中砖混结构的正房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44元的标准补偿59540.4元、砖木结构的正房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52元的标准补偿18585.6元、砖木结构的偏房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64元的标准补偿5227.2元、附属房屋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13元的标准补偿3955元。之后，洪渡镇政府对搬迁户进行了第二次房屋价差补偿，陈某2砖混结构的正房以每平方米152元的标准第二次补偿20383.2元、砖木结构的正房以每平方米135元的标准第二次补偿7128元、砖木结构的偏房以每平方米79元的标准第二次补偿1564.2元。
陈某2领取了洪渡镇政府发放的各项补偿款后，于2007年底在铜仁购房全家迁到铜仁居住。2008年7月29日，沿河县人民政府以沿府函[2008]103号文件批复通过了《洪渡集镇新址移民宅基地分配方案》，该方案规定的宅基地分配对象如下：“1、2003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登记，经县人民政府审查认可，已列为移民搬迁人口且原集镇有正房占地的居住户。2、户籍在洪渡村居委会，原集镇内无正房占地，但有成型宅基地，已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的居住户。3、原集镇内有正房占地，也有成型宅基地的移民户，其成型宅基地面积按有关移民政策给予货币化补偿；正房占地列入分配范围。4、集镇涉淹需复建的公建单位和新址需增设的公建单位。5、新址占地回迁的居住户。6、大坝田组移民安置在沙田坝至新址连接公路沿公路两侧，待此项工程完工后，另行制定宅基地分配方案。”宅基地面积划分方法如下：“1、因集镇新址安置容量有限，原集镇移民户院坝、街檐不纳入新址宅基地面积划分；未成型宅基地按照有关移民政策一次性货币化处理。2、移民户新址宅基地面积划分。根据新址规划要求，按照占一补一原则，与原集镇占地面积结合新址台地现状划定。……”经洪渡镇政府核定，陈某2户的原集镇房屋占地面积为216.8平方米。2010年10月6日，洪渡镇政府按照《洪渡集镇新址移民宅基地分配方案》的规定，在洪渡镇新址C-1区域位置划分了198.1平方米的宅基地给陈某2，并作了公证（尚未办理宅基地产权手续）。2015年，陈某1、陈某2的母亲龙信娥去世。陈某1认为陈某2代领搬迁补偿款后未按照分官协议进行分割，于2017年4月27日将陈某2诉至法院，要求分割补偿款和划分的宅基地。法院依法追加陈某1、陈某2的其他兄妹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为本案第三人。
另查明，陈正伦、龙信娥的生养死葬是由陈某2负责，《分官》协议签订后，陈某2在新房上加盖了第三层房屋，还另修建了其他房屋。在《分官》协议中分得房屋和地基的陈某3、陈某2、陈某6兄弟三人，已经从洪渡镇政府领取了相应份额的搬迁补偿款和新的宅基地。洪渡镇政府在对原洪渡镇移民搬迁对象发放搬迁补偿款和分配新宅基地之前，将实物测量数据、搬迁补偿款金额和新宅基地分配面积都予以7天的张榜公示，从2003年对搬迁户进行实物调查到政府对搬迁补偿款和新宅基地分配的公示，直至2010年划分宅基地交付给分配对象，都没有人对陈某2一户分得的补偿款和新宅基地提出异议。
庭审中，陈某1主张自己分得的二楼房屋面积为44.6平方米，一楼堂屋面积为25.9平方米，三兄弟平均分割陈某1应分得8.63平方米，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房屋已灭失，无法核查，陈某2自认分给陈某1的二楼房屋面积为36平方米，一楼堂屋的面积为24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1、陈某2的父亲陈正伦于1999年1月25日召集家人签订《分官》协议，陈某1、陈某2的母亲龙信娥当时虽未在场，但应当知晓分官事宜，在其有生之年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对其夫妻共有财产按照《分官》协议处理。陈某1诉称《分官》协议是遗嘱，但遗嘱属于单方行为，本案中《分官》协议是在大家协商一致后由分官人和受分人签字认可。协议签订后，陈某1、陈某2等人和陈正伦夫妇即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并未等被继承人死亡才发生继承，故《分官》协议实质上是陈正伦夫妇自愿将夫妻财产分给子女，并对今后生活作出安排的分家协议，符合赠予合同的构成要件，不属于遗嘱。《分官》协议签订后，陈某1取得新房堂屋上面二楼中间一套房屋的所有权，另协议中未明确分配的新房堂屋涉及法定继承，该新房搬迁的补偿款，陈某1应占有一定的份额，现陈某1起诉要求陈某2分割补偿款和新划分的宅基地，陈某1的该项请求属于物权请求权中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陈某2辩称陈某1的主张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陈某1主张自己曾经向陈某2提出要求分割搬迁补偿款和洪渡新址宅基地，诉讼时效中断应重新计算，但陈某1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陈某1在2007年就已经知道陈某2以自己名义领取了包含二楼房屋和一楼堂屋在内的搬迁补偿款的事实，但陈某1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将近10年的时间，未向陈某2主张过权利，期间亦未发生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陈某1于2017年4月27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对陈某2辩称陈某1主张分割搬迁补偿款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之辩解理由，予以采纳。
关于陈某1要求陈某2补偿建房地基面积43.23平方米的诉求，按照《洪渡集镇新址宅基地分配方案》的规定，陈某1虽然在原有房屋，但该房屋是在楼房的第二层，并不是单独占地而建，《洪渡集镇新址宅基地分配方案》中对新宅基地的面积划分是按照房屋的占地面积占一补一的原则结合新址台地现状划分，并不是按照房屋的建筑面积划分。新房一楼的堂屋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陈某2对父母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应当多分，酌定陈某2分得七分之二份额，按照陈某2自认的堂屋面积24平方米，陈某2可分得6.84平方米的份额，堂屋中17.16平方米的部分由其他6兄妹平均分割，每人可分得2.86平方米的份额。陈某2原洪渡房屋占地面积为216.8平方米（含堂屋占地面积），但政府划分给陈某2的新址宅基地只有198.1平方米，若将陈某1依法定继承可分得的堂屋面积份额2.86平方米，从陈某2分得的198.1平方米新宅基地中进行分割，对陈某2明显不公，亦会损害陈某2的合法权益。故对陈某1主张要求按照自己分得的房屋面积补偿43.23平方米的宅基地，不予支持。第三人陈某6、陈某7在庭审中未明确表示自己的主张，可持相关证据另案起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4元，减半收取327元，由陈某1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分官》协议不是遗嘱，是陈正伦、龙信娥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分割，赠与各子女的协议。根据该协议陈某1分得二楼中间房屋一套，2003年因乌江下游修建彭水电站，该房屋属于淹没区需要搬迁，2007年，洪渡镇政府对本案中争议的房屋按标准分两次发放了补偿款，该款已于当年被陈某2领取，则在2007年时该房屋的物权已转化为债权，陈某1得知其所分房屋被拆迁获得补偿款后，一直未向陈某2主张权利，时隔10年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2支付其相应的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陈某1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分官》协议中未分割的堂屋，在陈某1等人的父亲陈正伦去世时，陈某1等人未进行继承，在2007年洪渡镇政府对房屋进行补偿时，该部分补偿款由陈某2一并领取，其时该部分亦转化为债权，陈某1现要求分割亦超诉讼时效。故上诉人陈某1提出其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某1提出要求分割新分得的宅基地的诉讼请求，因其在《分官》协议中并未分得宅基地，且洪渡镇政府对新宅基地的分配对象为：“经县人民政府审查认可，已列为移民搬迁人口且原集镇有正房占地的居住户”，陈某1并未被列为移民搬迁人口，不属于移民搬迁对象，其亦未在原房屋内居住，故其不能分得搬迁后补偿的宅基地。综上，陈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4元，由上诉人陈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永琴
审判员 代静云
审判员 李 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谭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