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8民终7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井山，男，193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承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凤芝，女，1932年1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承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和，男，196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承德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超，女，1996年5月7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艳红，女，1974年11月7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停，男，197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承德市双桥区。
六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芳，河北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第一村民小组，地址：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
负责人：陈才，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汉仕，承德县全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村民委员会，地址：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
负责人：宋志福，该村主任。
上诉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因与被上诉人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车营村一组）、承德县高寺台镇车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车营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1民初2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玉和、刘玉停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芳，被上诉人车营村一组负责人陈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汉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愿交回涉案3.7亩承包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争议的承包地中，其中位于台地的地块0.95亩，在被上诉人车营村××组违法收回占用期间，因被天星矿业使用，获得2000元的不当收益，一审法院认定为正当收益，系认定错误；三、被上诉人车营村××组应当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车营村××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支付原告3.4亩耕地被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48620.00元；2、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恢复因被搁置而无法耕种的1.2亩地并赔偿经济损失；3、判令被告车营村××组返还原告耕地被收回期间的不当得利2000.00元；4、判令二被告将退还的3.4亩地登记于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系同一家庭户成员，刘井山系户主，1999年刘井山以户主名义与车营村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期限为30年，自1999年10月1日起至2029年9月30日止，承包土地合计7.3亩。2001年，因原告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户口迁出，被告车营村××组于2002年12月份，由当时组长刘井玉在其家组织车营村××组全体会议关于讨论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及涉及其他几户因户口迁出，而产生的土地问题，因当时需要缴纳“三提五统’费用，涉及本案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承包地，如果认为种地不划算，经向有关部门询问后，提出因户口迁出本村，不愿意种地，可以把地退回来，提留费就不再收取。2003年在原告户代表刘玉和（因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三人的土地一直由刘玉和耕种）参与下，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的承包的土地3.4亩退回车营村××组。从2003年以后提留费就不再缴纳，被告车营村××组又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退回的承包地在承包期限内又先后承包给村小组刘玉青、赵广全等人。另查明，本庭庭后向承德现高寺台镇政府调取相关情况说明，本案经承德县农经局了解情况答复，依照国家政策，土地收回重新分配，需经村民小组集体会议决定，原则上土地归刘井山、刘玉停本人，但因年份过长，具体原因及经过不明，土地补偿事宜不予支持。后经承德县高寺台镇政府及包村干部多次做工作，对经济补偿不支持，后督促小组将土地退回给刘井山、刘玉停。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由村集体与村民缔结，其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且需出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在原告刘井山与车营村经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签订的7.3亩土地承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及义务，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发包方（本案被告车营村××组）应按约定向承包方（刘井山等六原告）交付土地，承包方（刘井山等六原告）应按照合同的规定依法履行耕种的义务，并按照当时的政策缴纳提留费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和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承包经营户，即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土地承包，而非家庭成员个人，即承包土地是以户为单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发包给每户家庭耕种管理,而不是每一名家庭成员就相对应某块田地,承包土地与家庭是一个整体。结合本案，刘井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人口为6口人（即本案六原告），那么可以认定该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是“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1999年，因原告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三人因户口迁出，涉及土地根据当时政策需要缴纳提留费，结合当时组长刘井武、小组代表郭长学的询问笔录，车营村××组老组长刘井玉经过请示有关部门，经车营村××组集体讨论决定，并在户代表刘玉和（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的参与下，将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等三人的土地退回车营村××组。本庭注意到，在车营村××组召开小组全体会议及退地整个过程，均有本案原告刘玉和的参与，因其作为承包方（刘井山）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有足够理由相信刘玉和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的承包地退回的行为，属该承包户的自愿行为，故本院对于原告非自愿行为退回土地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车营村××组在承包期内将上述退回的土地另行承包给村小组其他成员的行为，应认定合法有效。承包该土地所取得的的收益应归车营村××组所有，故对原告主张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支付原告3.4亩耕地被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48620.00元及判令被告车营村××组恢复因被搁置而无法耕种的1.2亩地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判令被告车营村××组返还原告耕地被收回期间的不当得利2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因该案事发后，经镇包村干部协调，将原告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的土地退回刘井山、刘玉停名下，虽然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是经镇里协调，将3.4亩土地退回是客观事实，又因土地的分户调整应由发包方进行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的该项诉请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故对原告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提交孙井云、王志元证明各一份，用以证车营村××组组收回上诉人的土地并不是上诉人自愿交回的。被上诉车营村××组组对于该两份证明不予认可。因上诉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提交的证明不属二审新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上诉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主张涉案土地不是自愿交回，但通过一审在在卷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刘玉停、刘永超、付艳红户口于2001年迁出，因不想继续缴纳“三提五统”费用，提出退回土地，被上诉车营村××组组针对类似问题开会研究后，同意将涉案3.4亩土地退回，上诉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主张涉案土地非上诉人自愿交回无事实依据，本院对其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因涉案土地系上诉人自愿交回，其主张因为土地产生的收益和损失于法无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4.00元，由上诉人刘井山、徐凤芝、刘玉和、刘永超、付艳红、刘玉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认众
审判员 裴赤博
审判员 高伶丽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包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