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琼民终77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民终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三八,女，195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迎朝，男，1953年2月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亚新，广东德纳（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三八因与被上诉人樊迎朝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1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三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被上诉人樊迎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亚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三八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第二项，改判驳回樊迎朝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樊迎朝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擅自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一审时樊迎朝的诉讼请求为返还不当得利，但一审判决已认定双方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不当得利，应当迳行判决驳回樊迎朝的诉求。但一审法院主动变更当事人诉求，依据认定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判令史三八支付购房款及其他费用，不仅超出审理范围，还剥夺了史三八对房屋买卖事宜的辩论权，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双方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如樊迎朝认为史三八未能支付购房款，诉讼时效理当从双方达成合意并应支付购房款之日，即1993年12月9日办理购房转名手续之日起算。樊迎朝收取售房款的权利在当时已形成并确定，如史三八不付购房款，樊迎朝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本案诉讼时效不应自2015年9月18日涉讼房屋确权判决作出之日起算。另案生效判决确认双方之间属于债权债务关系进而驳回樊迎朝的确权诉请，该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本质上属于不同角度对双方关系的司法确认，并未形成新的权利及相应的诉讼时效，该时效不应重新起算。3.樊迎朝早已收到案外人穆某代史三八转交的购房款，只是没有留下相关付款凭证，多年来房屋一直被樊迎朝以代为看管等各种理由无偿占用。房屋日久升值，樊迎朝与史三八的经办人穆某相互勾结，不承认付款的事实。4.樊迎朝未能证明其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推定史三八已经支付购房款。5.距1993年办理购房转名手续已超过24年，樊迎朝的主张已超过了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不应支持。综上，请求驳回樊迎朝的全部诉讼请求。樊迎朝辩称，1.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是樊迎朝向人民法院主张其是案涉房产真正权利人的诉求被驳回后产生的诉求，其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当从房产确权的生效判决送达之日起计算。挂名手续和房产证分别于1993年12月和1998年办理，樊迎朝自2013年开始主张权利，没有超过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2.史三八在一审中承认案涉房产是樊迎朝向广州远洋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宾馆）购买，最初的购房款是樊迎朝向远洋宾馆及番禺洛溪新城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洛溪公司）支付，但洛溪公司在另案中明确表示没有收到史三八的任何款项。其称款项支付给了李建法，后又称支付给了穆某，前后矛盾且无证据证明。3.一审判决系针对樊迎朝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没有超出审理范围裁判。4.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案涉相关共12套房产分别挂名在樊迎朝的9个亲友名下，史三八从未向樊迎朝支付过任何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史三八的上诉请求。樊迎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购房款155200元及利息302911元（利息从1992年12年18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转名费5000元及利息9188元（利息从1993年12年9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水电安装费2716元、电负荷费1650元、防盗闸门450元、管理基金388元合计共5204元及上述款项利息9698元（利息从1993年9月23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办理房产证费、印花税、见证费、证书费合计614元及利息729元（利息从1998年10月13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5.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物业管理费11283元及利息7000元（利息从1999年起算，分别按年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6.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装修费50000元及利息55050元（利息从2000年1年1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7.判令史三八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12月18日，远洋宾馆与樊迎朝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约定樊迎朝向远洋宾馆转购坐落于广东省番禺县沙窖岛”洛溪新城”12套房产（包括涉案房产602房），总面积为927.06平方米，樊迎朝愿意按每平方米2000元的单价转购，总价款为1854120元。因该房屋是洛溪公司开发建设，远洋宾馆已经向洛溪公司支付了80%的款项，尚余20%未付。因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樊迎朝应一次性支付1633121.22元给远洋宾馆，其余20%购房款220998.78元由樊迎朝直接付给洛溪公司。合同签订后，双方按合同履行完毕。洛溪公司将樊迎朝所购的12套房产全部交付给樊迎朝，并按樊迎朝的要求将其中602房转到史三八名下，樊迎朝向洛溪公司缴纳了转名费5000元。樊迎朝购买包括涉案房产602号在内的房产后，进行了装修，并一直由其管理使用。史三八从来没有使用过涉案房产。史三八于2013年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物权保护之诉，起诉樊迎朝的弟弟樊建朝侵占涉案房产，要求停止侵害，搬离涉案房屋，并支付占用费6万元。该院经审理认为，史三八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樊建朝为实际侵权人，其诉请不能支持，遂于2014年3月20日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与此同时，樊迎朝也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本人系涉案房产602房的真实权利人，要求判决涉案房屋602房归其所有，并将涉案房产602房过户至其名下。经该院审理认为，”樊迎朝主张由其实际购买涉诉房产及支付购房款，其才是涉诉房产的真正权利人，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诉房产的购房款由其支付。退一步来说，即使涉诉房产的购房款确由樊迎朝支付，但在樊迎朝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史三八曾就涉讼房产的物权归属进行过约定的情况下，也只是其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故对樊迎朝要求确认其为涉讼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并要求史三八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主张，不予支持。”该院遂于2014年9月2日作出判决驳回樊迎朝的诉讼请求。樊迎朝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以同样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樊迎朝办理涉案房产的房产证共支付印花税等614元；支付涉案房产水电安装费2716元、电负荷费1650元、防盗闸门450元、管理基金388元。一审法院认为，樊迎朝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本案的被告住所地在海南省海口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二）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由于本案当事人未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本案应适用大陆地区的法律。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史三八向樊迎朝购买涉案房产的问题。樊迎朝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史三八没有合法依据取得涉案房产，应返还其支付的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史三八抗辩是其通过穆某向樊迎朝购买，并且向穆某支付了14万元购房款。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穆某与樊迎朝、史三八都是河南老乡，樊迎朝向远洋宾馆购得12套房产后，将其中602房的产权证办至史三八名下，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樊迎朝将该房产赠与史三八，但樊迎朝与史三八素不相识，樊迎朝没有赠与的意愿，这种可能显然不能成立。第二种是樊迎朝所说的，史三八为了将户口迁入广东省，其通过穆某得知樊迎朝在番禺买房后请求樊迎朝将其中一套房产证办至其名下，让其办理户口迁入，房屋产权仍然属于樊迎朝，应当将房产过户给樊迎朝。但此说已经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驳回。第三种是史三八所说的，史三八通过穆某向樊迎朝购买了涉案房产，并且支付了购房款14万元。只是因其工作繁忙，无暇接管房产。该院认为，现在涉案房产的房产证登记在史三八名下，当排除了赠与和挂名两种可能后，只能推定史三八是通过购买取得涉案房产。而本案相关证据表明，樊迎朝向远洋宾馆购买了包括涉案602号房产在内的12套房产，并全部支付了购房款。史三八当年有购房的意愿，其通过老乡穆某向樊迎朝提出购房要求，后来樊迎朝要求开发商洛溪公司将涉案房产变更登记在史三八名下，应当视为其同意将涉案房产转让给了史三八。至于购房款是否已经支付，应当凭证据进行判断。关于史三八是否已经支付购房款的问题。史三八虽然提出涉案602房是其通过穆某向樊迎朝购买，并已将购房款14万元交给了案外人穆某，但其既未提供购房合同，也未提供付款凭证。其提供的两个证人刘某、杨某虽出庭作证，欲证明看见史三八交现金14万元给了穆某，但两个证人回忆当年付款情况时陈述含糊不清，其证言不足采信。此外，如果史三八将购房款交给了穆某，则穆某应当知道史三八是否交了购房款。但穆某在番禺区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到庭作证时称不清楚史三八是否支付了购房款。显然，史三八称其将购房款交给穆某的说法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另外，按史三八的说法，其是向樊迎朝购买房产，那么应当向樊迎朝支付购房款，而不应当向穆某支付购房款。史三八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购房款支付给了穆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将购房款交给了樊迎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史三八辩称其已经向樊迎朝支付购房款，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关于樊迎朝请求史三八支付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应否支持的问题。樊迎朝在将房产证办至史三八名下的时候是明知的，并非是无意中将涉案房产过户到史三八名下，使史三八不当得利。因此，应当认定樊迎朝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史三八名下，是双方的一种合意。一方提出要约，一方经实际行动作出承诺，双方达成的合意实际上就是一种合同。虽然樊迎朝在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中要求将涉案房产确认其为真实权利人并过户到其名下，被该院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但该院同时认为：”退一步来说，即使涉讼房产的购房款确由樊迎朝支付，但在樊迎朝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史三八曾就涉讼房产的物权归属进行过约定的情况下，也只是其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现樊迎朝据此诉请史三八支付购房款并无不当，史三八应当将购房款及其利息支付给樊迎朝（利息自缴纳转名费之日即1993年12月9日起计算）。此外，因樊迎朝收房后为该房屋安装水电，支付了安装费2716元，电负荷费1650元，支付管理基金388元，为办理房产证支付了转名费5000元，支付印花税及房产证费等614元，共计10368元。上述费用是樊迎朝为房屋产权人向有关单位交纳的税金或费用，属于必须支付的费用，受益人是史三八。樊迎朝要求史三八负担，合法合理，予以支持。至于樊迎朝提出的物业管理费11283元，因物业费是物业公司向房产实际使用人收取的费用，按照谁使用谁负担的原则，应当由实际使用人负担。樊迎朝提出的装修费5万元和安装防盗闸门费450元，因该房产已经装修多年，樊迎朝已经使用收益，到史三八实际收回房产时，该装修已经无利用价值。因此，樊迎朝要求史三八负担物业费、装修费和防盗闸门费，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是因为樊迎朝向人民法院主张其是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的诉求被驳回后产生的诉求，其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当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送达之日起计算。该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樊迎朝于2017年6月8日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樊迎朝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限史三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购房款155200元及其利息支付给樊迎朝（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自1993年12月9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限史三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转名费、水电安装费等款项共计10368元及其利息支付给樊迎朝（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自1993年12月9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樊迎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918.77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共计13438.77元，由樊迎朝负担30%即4031.63元，由史三八负担70%即9407.1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史三八二审向本院提交三份裁判文书作为证据：第一份裁判文书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申2625号樊迎朝、史三八所有权确认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案涉房款并非樊迎朝支付；另两份裁判文书分别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723号穆某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5065号穆某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樊迎朝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共同用于证明穆某与樊迎朝存在利益关系，在诉讼中互相配合，穆某的陈述失实，不应采信。樊迎朝质证称，对三份裁判文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第一份文书明确与本案相关的12套房产是樊迎朝从远洋宾馆处购得，对后两份裁判文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认为，穆某作为史三八与樊迎朝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在案涉房屋交易、付款、办证等情况的事实查明中起重要作用，一审判决也是结合穆某在另案中的证人证言认定史三八没有支付购房款，故查明穆某与樊迎朝、史三八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有关联性，且樊迎朝对以上裁判文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史三八对一审判决关于樊迎朝购买案涉房产、樊迎朝与远洋宾馆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履行完毕的事实认定提出异议，认为并无证据证明樊迎朝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樊迎朝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二审庭审中，本院向各方当事人询问史三八如何获得案涉房产的信息及是否认识樊迎朝等情况，史三八表示其在购买案涉房产前并不认识樊迎朝，在史三八所开美容院工作的穆某告知其有便宜的房子可以购买，史三八便将购房款现金交予穆某，后亦通过穆某拿回房产证，因自身工作繁忙未管理该房产。樊迎朝的代理人在庭审中称不清楚案涉房产挂名前樊迎朝是否认识史三八，登记在史三八名下的这套房产是通过李建法与史三八联系，李建法当时与穆某是夫妻关系。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粤03民终5065号案件系穆某对樊迎朝被中国工商银行申请查封的抵押担保财产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723号案件为穆某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借款合同纠纷，本院询问樊迎朝与该案有何关联时，樊迎朝的代理人（在该案中为穆某的代理人）称樊迎朝曾为穆某在东莞的房产提供过担保。本院认为，樊迎朝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适用法律。本案当事人未协商确定适用的法律，而樊迎朝所诉不当得利系因其在内地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并无不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史三八是应否向樊迎朝支付诉求款项。一、关于本案案由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还是不当得利纠纷的问题。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时双方当事人均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樊迎朝一审时的诉求虽表述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房款155200元及利息302911元......”等，但其起诉的理由和逻辑是另案生效判决将其认为享有所有权的房产确权给史三八，其认为史三八未付购房款取得房产构成不当得利从而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由予以纠正。二、关于樊迎朝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为不当得利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知道”是指权利人主观上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应当知道”是指基于客观情况及根据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应当知悉但因自身过失而未知情。在本案中，如前所述，樊迎朝认为案涉相关12套房产中的9套房产都是其为帮助亲戚朋友取得广东户口而”挂名”办理房产证，在另案生效判决作出前长期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樊迎朝在主观认识上始终认为自己是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客观上因案涉房产的登记权利人和实际占有使用人长期不符，且互相都未及时主张权利，案涉房产的权属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确权生效判决前始终不明。樊迎朝在本案中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因，是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确权判决中败诉，从而主张本案中其所认为的不当得利。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樊迎朝知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送达之日并无不当，史三八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史三八应否向樊迎朝支付诉求款项的问题。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他人而取得的利益。因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主张不当得利的樊迎朝对不当得利要件的成就负有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樊迎朝主张史三八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并导致自己在案涉房产购房款上受有损失，应先对史三八”无法律上的原因”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导致自身受损进行合理说明。首先，樊迎朝与史三八并非亲戚，在二审庭审中本院询问双方之前是否认识时，其代理人称不清楚案涉房产挂名前樊迎朝是否认识史三八，案涉房产挂名事宜是通过李建法找到史三八，李建法当时与穆某是夫妻关系。而史三八称在此之前不认识樊迎朝，是通过穆某联系购买案涉房产。综合双方的陈述，可以看出樊迎朝与史三八在此之前并不认识，双方通过李建法、穆某夫妇沟通案涉房产相关事宜。在双方并不认识也无交情的情况下，樊迎朝主张系其出钱购买案涉房产并支付5000元更名费将案涉房产所有权登记至史三八名下这一行为不符合社会交往常理。其次，樊迎朝称其是为了帮助史三八通过拥有房产取得广东户口，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史三八在购买房产后曾经将户口迁移或申请迁移到广东过，且该说法已被在先生效判决否定，其关于为帮助史三八迁移户口而将房产登记至其名下的说法无事实依据。再次，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三初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662号民事判决书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申2625号民事裁定书中，均认为樊迎朝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由其支付，其在本案中所称损失缺乏相应证据证明。最后，本案中樊迎朝与史三八之间主要通过穆某进行沟通，史三八主张其购房款亦以现金形式付给穆某。穆某虽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三初字第447号案件庭审时陈述不清楚史三八是否支付过购房款，但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认定穆某与樊迎朝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粤03民终5065号案件系穆某对樊迎朝被中国工商银行申请查封的抵押担保财产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723号案件为穆某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借款合同纠纷，本院询问樊迎朝与该案有何关联时，樊迎朝的代理人（在该案中为穆某的代理人）称樊迎朝曾为穆某在东莞的房产提供过担保。穆某在本案中作为史三八所称的收款方，与案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樊迎朝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史三八不当得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史三八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1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樊迎朝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18.77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18元，共计23356.77元，由被上诉人樊迎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好审判员祁永杰审判员秦晴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李倩书记员刘潇潇（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