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10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隆凯润鑫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西二旗南大街1号平房。
法定代表人：仉绍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凤喜，南京市江宁区秦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龙，南京市江宁区秦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星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高伏社区办公室-4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江苏墨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隆凯润鑫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凯润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星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5民初2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隆凯润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仉绍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凤喜，被上诉人星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隆凯润鑫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星和公司给付隆凯润鑫公司建材款370971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星和公司采购人员周某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由星和公司安排我们做烨辉这个项目”、“我是星和公司的采购，发票肯定是开给星和公司的，我个人不需要发票做账”，故周某当庭明确其系星和公司承建烨辉工程的采购人员，也是该工程的承建人，所购建材发票开给星和公司，直接证明与隆凯润鑫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星和公司，与隆凯润鑫公司所举证据相互印证，且推翻了形成于开庭一年前的电话录音中的说法，证明效力大于电话录音。隆凯润鑫公司提交的19张销货清单中有11张加盖了星和公司烨辉项目的管制章，剩余8张虽未盖章，但有王汝太等人签字，周某当庭表示认可。但一审法院仅根据距离一审开庭一年多以前即2015年7月1日的电话录音推翻周某证言，属于片面、主观认定。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第3点已认定欠付的建材款为370971元。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星和公司未按一审法院设定的举证期限在2016年4月8日前提交证据，在一审2016年5月13日第二次开庭中才提交电话录音，隆凯润鑫公司当庭予以驳斥，并不予认可，但一审法院在闭庭后要求隆凯润鑫公司确认电话录音真实性，以达到支持星和公司的目的，违反法律程序。综上，本案口头买卖合同的履行行为、结果表明，隆凯润鑫公司交给星和公司的货物清单上加盖了其承建的烨辉项目管制章，隆凯润鑫公司向星和公司开具了1215851.6元发票，且星和公司直接向隆凯润鑫公司支付了60万元建材款，周某亦当庭认可其系星和公司采购人员，上述证据充分证明双方当事人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庭审中，隆凯润鑫公司补充如下上诉理由：陈惠萍在一审法院开庭中坐在星和公司席上，并有发言，但一审判决未载明其身份，故一审程序违法。
星和公司辩称，1.陈惠萍一审坐在旁听席，并非星和公司席，且由于其系星和公司工作人员，故一审法院向其询问了相关事实。2.双方之间从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买卖合同发生在隆凯润鑫公司及周某之间，一审法院未突破合同相对性，驳回隆凯润鑫公司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隆凯润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星和公司立即给付建材款615851.6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述建材款构成为总货款1215851.6元减去星和公司已付款60万元。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隆凯润鑫公司将诉请金额变更为建材款870971元（总货款1470971元-星和公司已付款60万元），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经对账，隆凯润鑫公司明确未付建材款为370971元（总货款1470971元-星和公司已付款60万元-
周某已付款5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证据及事实：1.隆凯润鑫公司提交的四张农行大额支付通知书，系星和公司分四次通过农行向隆凯润鑫公司支付货款60万元，对该证据星和公司予以认可，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2.隆凯润鑫公司提交的两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星和公司认可已经收取，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3.隆凯润鑫公司提交并陈述为“星和公司采购员”周某及下属签字的2张建材、管材定价单及19张销货清单，因证人周某到庭承认均系其本人及下属人员签署，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4.星和公司提交的2015年7月1日隆凯润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仉绍军与星和公司陈惠萍经理的一段电话录音，隆凯润鑫公司承认该电话录音真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5.证人周某的证言，周某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因其到庭作证，对其证言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综合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没有书面买卖合同，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需通过双方举证的其他证据综合予以判定。
隆凯润鑫公司主张周某是星和公司的采购员，且周某代表星和公司与其口头订立了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法则，隆凯润鑫公司陈述的周某订立买卖合同的行为，必须在订立合同时即以星和公司的名义进行。星和公司提交的隆凯润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仉绍军与星和公司陈惠萍经理的电话录音中，仉绍军明确表示在洽谈案涉买卖合同时，是经一“哥们”介绍与周某私人之间达成的管材供应合同。隆凯润鑫公司虽提交了星和公司向其汇款60万元的凭证及开具给星和公司的两张增值税普通发票，但付款及开具发票行为并非必然是履行双方合同义务的行为，代付款及代开发票等不规范行为在实践中也屡屡发生。综合证人周某当庭陈述“购管材合同是我个人和隆凯润鑫公司签的”等证言，可以认定隆凯润鑫公司与星和公司之间没有管材买卖合同关系。综上，隆凯润鑫公司诉请星和公司立即给付其建材款370971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北京隆凯润鑫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38元，由隆凯润鑫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4年3月19日，周某在隆凯润鑫公司出具的两张报价单上签字，并分别注明“同意价格如上”、“同意定价”字样。
隆凯润鑫公司一审提交的19份销货清单显示，该公司于2014年3月9日至2014年11月24日向客户或收货单位“周某（烨辉项目）”、“烨辉项目（周某）”、“周某（常熟烨辉）”、“南京星和”、“南京星和公司”送镀锌钢管、角钢等建材，有周某、高自强、包冬营、王汝太等人签字，部分销货清单中加盖“烨辉四阶大门管制章C保安签名”圆形印章。
2014年4月15日，隆凯润鑫公司向星和公司开具两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金额共1215851.6元。
2014年5月12日、5月28日、6月30日、11月3日，星和公司分别向隆凯润鑫公司转账支付20万元、20万元、10万元、10万元，共计60万元。
2014年7月15日、8月13日、8月25日、9月6日、9月24日，周某通过向隆凯润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仉绍军或其妻子刘淑霞银行账户存款或汇款的方式分别支付货款10万元、15万元、10万元、5万元、10万元，共计50万元。
一审中，应星和公司申请，周某出庭作证，其陈述：隆凯润鑫公司向烨辉项目供应管材的合同系其个人与隆凯润鑫公司签订；星和公司安排其做烨辉项目；之所以要求隆凯润鑫公司将发票开给星和公司，系因“我是被告的采购，发票肯定是开给被告的，我个人不需发票做账”。周某一审还陈述，2014年3月19日的两张报价单系其所签，在销货清单中签字的高自强、王汝太、包冬营是其手下负责项目工程的工作人员。
2015年7月1日，隆凯润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仉绍军致电星和公司陈惠萍，仉绍军问：“老周他那边那个账从你们那边是不是都结完了？”陈惠萍答：“应该是结完了……老周讲跟你们现场业务员已把账对过结过了，剩下数额大概可能剩下几万块钱”，仉绍军：“他还欠我二十几万呢现在……他跟你们都结完了……我上哪儿找他去，他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要没从你们那儿结完账，有可能我还好找他……不行我去南京看看，不行我起诉他个人……他跟我哥们十好几年的关系了，他说我有一哥们有点活，你给他做不做，我说一般私人的我不做，因为咱也知道，私人的钱不好要，他说没关系，我这是多少年的兄弟了，我说行，你要乐意做就做吧，我就给发过去了，等我发完货结账了，他就挑说这不行那不行，我说老周啊，我们三头对面说的，这到结账了……”，陈惠萍：“这件事情我听他跟我说过，说当时钢板质量挑出来有毛病……他说大概还剩下来6万多块钱没付”，仉绍军：“他现在应该还欠我21万多……他现在是工程完了，他就想赖账了……”，陈惠萍：“我来问问他，喊他把这事给落实一下”，仉绍军：“陈经理，你就说你们去年是不是找一个姓曹的调解人给你调的，人家让你5万块钱，最后你再答应给人家16万块钱这个事，你是不是同意这事的……最后达成协议，我让他5万块钱，再给我16万块钱……这十几万块钱咱说白了，我不能无缘无故的都扔给他呀”。
就上述电话录音，隆凯润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仉绍军二审庭审中认可真实性，但陈述，其在该电话录音中之所以说是周某的个人行为，系因在之前与陈惠萍的通话中，陈惠萍告知其系周某个人行为，但周某一审当庭称系星和公司采购人员，推翻了陈惠萍的说法，故陈惠萍隐瞒了事实。
就如何洽谈本案业务，隆凯润鑫公司二审陈述：周某从事建筑安装工程，仉绍军的“哥们”仉殿峰与周某是十几年的朋友，称周某有生意要与仉绍军做，故介绍周某与仉绍军认识；周某当时称烨辉项目需要材料，并未告知仉绍军合同相对人是谁以及谁要用材料，也未告知其是代表星和公司做烨辉项目；后又称周某当时说其系替星和公司采购，其在做星和公司的烨辉项目；周某当时没有说其是星和公司什么人；后又称周某当时说其是星和公司的人；隆凯润鑫公司当时将正式买卖合同盖章后邮寄给星和公司陈惠萍要求盖章，寄出去后仉绍军让仉殿峰到星和公司盖章，但去了几次，星和公司的人一直不在；后又陈述没有拿书面合同去星和公司要求盖章；在星和公司支付60万元后，隆凯润鑫公司曾向星和公司邮寄过催款函。
以上事实有报价单、销货清单、发票、付款凭证、电话录音光盘及一、二审笔录为证。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管材买卖的合同相对方如何认定，即星和公司是否应承担付款义务；2.如星和公司应支付货款，货款金额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隆凯润鑫公司据以主张星和公司系案涉合同关系相对方的证据是报价单、销货清单、增值税发票、星和公司付款凭证及周某的部分证言，综合全案证据，隆凯润鑫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
1.在报价单上签字的为周某个人，并未注明星和公司名称或加盖星和公司印章；虽然部分销货清单的收货单位处注明为星和公司，但其他销货清单的客户一栏手写为“周某（烨辉项目）”等，且上述内容均系隆凯润鑫公司自行手写加注，周某亦陈述在销货清单中签字签收的人员系其手下负责项目工程的工作人员，部分销货清单中加盖的印章系烨辉项目门卫管制章，与星和公司缺乏关联性。因此，报价单及销货清单本身不能证明星和公司具有与隆凯润鑫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
2.虽然增值税发票的开具通常均以真实的买卖交易为基础，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增值税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即增值税发票与实际交易并非必然、绝对的对应关系，故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理，虽然星和公司曾向隆凯润鑫公司支付60万元货款，但周某个人亦曾向隆凯润鑫公司支付50万元货款，故付款行为与买卖合同的订立亦非必然对应关系。
3.星和公司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提交录音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双方交换证据、质证，符合法律规定，且隆凯润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仉绍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隆凯润鑫公司主张周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力大于录音证据，于法无据。根据该录音证据，仉绍军明确表示案涉交易系其一“哥们”介绍与周某个人所做，其亦与周某进行了结算并由第三人进行过居中调解，上述意思表示明确，应认定隆凯润鑫公司在交易之初及合同履行、结算阶段均以周某为合同相对方。虽然周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作出“我是被告的采购”的陈述，但其亦陈述其以个人名义与隆凯润鑫公司订立买卖合同，故仅凭周某的部分陈述不足以认定其系星和公司的采购人员，隆凯润鑫公司据此主张周某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星和公司系合同相对方，依据不充分。
4.隆凯润鑫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交易洽谈、协商过程时，先称周某当时并未告知合同相对人是谁以及谁要用材料，也未告知其是代表星和公司做烨辉项目，后又称周某当时说其在做星和公司的烨辉项目；先称周某当时没有说其是星和公司什么人，后又称周某当时说其是星和公司的人。上述陈述存在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另外，隆凯润鑫公司二审陈述其曾要求星和公司在买卖合同上盖章、曾向星和公司邮寄过催款函，均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隆凯润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8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65元，均由隆凯润鑫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雷
代理审判员 陈宏军
代理审判员 徐岩岩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