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增城市佳景棉纺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杨海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天军，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增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许志忠，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贺从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单伟祺，住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姚佛佑，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增城市佳景棉纺织造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原增城市人民法院）（2015）穗增�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单伟祺是原告的员工，从事司机的工作。2013年7月24日凌晨零时30分许，单伟祺从原告处下班后驾驶摩托车从回家，途径增城市石新公路沙陇村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送增城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博济医院）抢救，增城市人民医院出院小结诊断为：一、急性重型颅脑损伤：1、右侧额颞部挫裂伤并迟发性血肿；2、蛛网膜下腔出血；3、右侧额颞顶部急性硬膜下血肿；4、脑疝形成；5、颅底骨折；6、颅骨骨折；7、头皮血肿；二、双肺挫伤；三、左锁骨骨折；四、多处软组织挫伤；五、左侧第八肋骨骨折；六、鼻窦积液；七、肾功能不全。2013年7月30日，转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继续治疗，2013年9月17日办理出院，并遵照医嘱，在家休养三个月后再做颅脑修复手术。
2013年11月12日，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内容为：“2013年7月24日0时30分，单伟祺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增城市石新公路仙村镇往石滩镇方向行驶，行至石新线沙陇村路段时摩托车倒地，造成单伟祺受伤的交通事故。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证实，因公安机关无法查证单伟祺出事成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之规定，特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事人就损害赔偿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14年8月20日，增城市交通警察大队五中队作出《关于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补充说明》，该份补充说明对单伟祺发生交通事故的经过、调查取证情况以及�故认定情况作出说明。交通警察大队根据单伟祺自述，并经过现场勘查以及相关证人证言反映，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7月24日0时30分许，单伟祺从佳景洗漂厂下班回家，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增城市S379石新公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沙陇村路段时，碰撞一无主野猫后被一辆相对方向行驶的蓝色小货车碰撞身体左手肋，导致摩托车倒地，造成单伟祺受伤。交通事故发生后，蓝色小货车无名氏车主事后逃逸，增城市交通警察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逃逸交通事故尚未侦破，受害一方当事人要求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当事人书面申请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受害一方当事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受害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的责任；无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无责任”之规定推定无名氏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单伟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2014年3月6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在收到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制作调查笔录，收集相关证据。2014年3月6日，被告向单伟祺的委托代理人姚佛佑、邱某发出增人社工伤补（2014）12号《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后单伟祺的委托代理人姚佛佑、邱某向被告提交《关于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补充说明》，该《补充说明》确认涉案交通事故中单伟祺承担次要责任。2014年9月1日，被告向原告发增人社工伤举字（2014）59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其认为不属于工伤的证据材料。2014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关于单伟祺交通事故的情况说明》，认为单伟祺受伤纯属其本人造成的，其所受伤害不属工伤。被告经审查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收集到的相关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4）0094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单伟祺所受伤害为工伤。原告不服向增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4年12月25日，增城市人民政府作出增府行复（2014）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增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4）009430号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是县级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庭审中，原、被告均对第三人在2013年7月24日0时30分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以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补充说明》作为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否合法。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补充说明》经核实确是由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警察大队根据涉案交通事故的调查取�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其次，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文第二条规定：《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在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其《补充说明》被确认无效之前，被告依据该法律文书认定第三人在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中受伤情形属于工伤，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第三人在下班途中发生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经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其承担次要责任，该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被告根据以上事实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增城市佳景棉纺织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增城市佳景棉纺织造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4）0094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所依据的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其《补充说明》是错误的，不能成为（2014）009430号工伤认定的依据，主要理由是：一、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其《补充说明》是一份违法、错误的事故证�。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五十一条规定第三人单伟祺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为：涉案的二轮摩托车没有办理上路登记，属无号牌车辆；第三人持有的驾驶证准驾车型为A2，不具备二轮摩托车的驾驶证，属无证驾驶；第三人驾驶摩托车没有戴安全头盔。从前述二个对比可以看出，第三人单伟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存在明显的过错，属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未戴安全头盔，应当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竟然作出了第三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证明，明显是错误的。二、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补充说明》，是前后矛盾的说明，更进一步说明了穗公交（五）增证字（2013）第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其《补充说明》是一份违法、错误的事故证明。2013年11月12日，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察、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作出了“因公安机关无法查证单伟祺出事成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第五十条规定，特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无法判明责任。但是，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却又在2014年8月20日作出了《补充说明》，认定本次交通事故第三人单伟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为何同一件交通事故，会作出二种截然不同的认定？这本身就是前后矛盾的认定，不能自圆其说。三、从涉事的交通事故现场情况来看，第三人单伟祺是一个人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到达事故路段时，摩托车倒地，造成第三人单伟祺受伤的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单伟祺存在明显过错，理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四、此次的交通事故是第三人一人发生的交通事故，事故现场无任何其它第三方，如果认定第三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事故的主要责任由谁承担呢这份《补充证明》明显也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认定。五、一审法院以《补充证明》未被确认无效前，认为可以依照《补充证明》来进行认定，明显对上诉人不公正，首先上诉人并非此次涉案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没有申请复核或诉讼的权利。其次，作为—级人民法院，有权对其他执法机关作出的相应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请二审法院对《补充证明》的合法性进行实质的审查，以查清案件事实的真相。综上所述，由于第三人单伟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补充说明》是错误的，不能成为此次工伤认定的依据，被上诉人不应当该材料作出工伤认定的结论，因此被上诉人依据该材料作出的（2014）0094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单伟祺属因工受伤是错误的，理应得到纠正。为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2015）穗增法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4）0094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责令被上诉人重新进行工伤认定或依法认定第三人不属于工伤；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单伟祺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交警部门当初根据当时的证据情况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无法查证原审第三人出事成因，并非已认定其在事故中承担的具体责任比例。后交警部门依其进一步调查取证的情况就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作出认定，与原证明内容并无矛盾，被上诉人据此认定原审第三�的情形构成工伤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50元由上诉人增城市佳景棉纺织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 军
代理审判员 钟 涛
代理审判员 金 霞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何红丽
马曼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