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天商初字第1905号原告：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青吉工业园友谊东路以南、兴盛路西、恒丰以北。法定代表人：沈启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亮，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晔，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育培。委托代理人：陈志清，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波，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祁红杰。原告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泰公司）诉被告周育培、祁红杰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明泰公司委托代理人黄晔，被告周育培的委托代理人陈志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祁红杰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明泰公司诉称，2013年12月2日，两被告对常州吉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源公司）向原告借用475万元紧急周转资金做出担保，并在担保人项签字。2013年12月3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475万元汇入吉源公司账户，吉源公司仅偿还390万元，尚有85万元本金未还，按约余款最迟应于2013年12月10日前归还，若逾期应承担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逾期利息。周育培、祁红杰也未按约履行保证责任。明泰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周育培、祁红杰偿还借款本金85万元及相应期间的利息（自2013年12月10日至2015年12月10日止欠利息380497.8元，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尚未偿付部分所生之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周育培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欠款金额问题，原告就本案的欠款曾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侦查办理，公安机关也为原告追回部分损失。在此前提下，原告应当提供公安机关追赃和发还赃款的有关证据，来证明本案起诉金额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原告目前未能举证这方面的证据。2、先刑后民的问题，公安机关就欠款已经立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只有当刑事程序终结后，才可以进入民事程序，本案中原告未提供刑事案件程序终结的相关依据。3、保证期间超过的问题。根据借条显示，双方当事人并未明确书面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连带责任保证在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期间的情况下，债权人应当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借条约定的最后还款时间2013年12月10日，那么保证期间最晚在2014年6月10日前到期。在保证期间内，原告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权利，由此答辩人依法免除保证责任。4、借款合同效力问题。本案借款经公安机关侦查定性为刑事诈骗，故所谓借贷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合法形式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合法有效？第二是答辩人作为保证人所作的担保是否有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答辩人在双方的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时，原告还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答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刑事案件涉及的诈骗贷款作担保。因此，本案所涉借贷关系无效，答辩人作为保证人，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祁红杰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日，吉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兰芳欲将其持有的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21114984，出票日期2013年11月25日，到期日2014年5月25日，付款行广发银行深圳宝安支行）贴现，周兰芳询问祁红杰后，祁红杰找到周育培告知贴现事项，周育培联系了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启明的儿子沈琦，沈琦同意办理贴现，并在2013年12月3日中午将475万元贴现款从明泰公司账户汇入吉源公司账户，并由明泰公司与吉源公司办理相关汇票转让的手续。当日下午沈琦发现汇票存在问题，故主张退票并要求周兰芳将475万元返还。双方协商后，在2013年12月3日以借款协议的形式确定了债权债务关系：以吉源公司名义向明泰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吉源公司向明泰公司借款人民币475万元，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兰芳承诺今晚归还50万元，于2013年12月4日上午归还325万元，余款100万元于2013年12月10日前还清，若任何一期未归还，明泰公司可就余款追索并要求吉源公司承担逾期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4倍违约金。借条上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借条加盖吉源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以及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兰芳的印章。周育培、祁红杰在借条上左下方担保人处签字，借条上未约定保证责任方式及保证期间。另查明，2014年2月25日，以明泰公司为申请人，周兰芳为被申请人，明泰公司向常州市公安局申请就周兰芳以金融票据诈骗其财产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查处。本案起诉前475万元的本金原告明泰公司自认已经追回390万元，尚有85万元本金尚未归还。明泰公司就剩余金额以保证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本院，要求连带责任保证人周育培、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明泰公司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公安询问笔录，周育培提供的立案申请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作为明泰公司主张其诉请的主要依据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其形成的原因乃明泰公司支付475万元给吉源公司，作为吉源公司交付明泰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款，但后因银行承兑汇票存在问题无法兑付，明泰公司遂要求吉源公司出具借条，明确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民事法律行为于法无悖，应当认定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建立了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并受到法律保护。周育培、祁红杰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借条未约定保证方式，故周育培、祁红杰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债权人明泰公司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周育培、祁红杰主张了权利？保证人周育培、祁红杰能否免除保证责任？明泰公司为此提供的证据，是2014年4月3日周育培、祁红杰在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分别所做的询问笔录，明泰公司认为笔录中证明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内容有：1、祁红杰的询问笔录第6页，原告于2013年12月5日、6日、7日多次要求祁红杰还款；且有一反证，即迫于原告不断催款压力下，祁红杰在原告尚未报案前即自主前往公安机关报案。正反两方面足以证明原告在2013年12月3日、10日之后到2014年3月、4月报案这段期间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2、周育培在其询问笔录中提到其归还6万元，表明其在履行保证责任。3、2014年2月25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表明其在私下催款无望的情况，欲通过上述方式来追究上述责任人的责任。4、周育培、祁红杰的询问笔录内容表明了担保人地位，且祁红杰有认诺履行担保的行为（如先还50万再还35万等的内容），该行为将导致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周育培对此发表意见，对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无法证明保证期间没有超过，该两份笔录只是公安机关了解当时借款的形成过程，并非是要求周育培承担保证责任，在笔录中既没有公安机关要求周育培承担保证责任，也看不出原告要求周育培承担保证责任，不能作为原告向周育培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关于祁红杰的询问笔录，周育培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只是讲该询问笔录确实系祁红杰在公安机关询问下所做的笔录，但对其中的内容与周育培询问笔录中不重叠的部分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周育培只是确认祁红杰询问笔录中与周育培询问笔录中所提及的内容相一致的部分。祁红杰的询问笔录中第六页提到的12月5、6、7日还款的事情，首先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12月5、6、7日的内容是真实的，也没有明确显示原告在主张保证责任，只是在协商还款，这一段内容不应该成为向祁红杰主张保证责任的依据。作为担保人周育培来说，周育培归还的6万元也并不是一个基于本案所涉借条保证责任的还款，因为6万元介绍费是在475万元之外，故周育培返还6万元介绍费的行为不应当作为原告向周育培主张保证责任的依据。根据借条最后一笔还款是2013年12月10日，祁红杰的询问笔录所称的还款也好筹资也好都在2013年12月10日之前，而关于保证责任期间的法律规定是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后，2013年12月10日之后满六个月才是保证期间，原告应当在2013年12月10日之后的六个月之内向担保人主张权利才视为保证期间未超过，而无论是祁红杰还是周育培都没有在2013年12月10日之后收到原告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或是请求，所以保证责任期间当然超过。被告周育培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了调取自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立案申请书，证明原告在2014年2月25日向公安机关申请立案时列明的被申请人为周兰芳，并没有将周育培列为被申请人，故原告即便向公安机关申请立案时也没有提出要求周育培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公安机关的调查不足以证明原告向周育培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原告明泰公司对上述立案申请书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刑事立案的确是没有列明周育培、祁红杰为被申请人，但是并非表明原告没有向两被告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为全面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常州市公安局经济侦查犯罪支队侦办的明泰公司控告周兰芳票据诈骗一案的卷宗中的部分材料，包括天宁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情况登记表、2014年6月21日常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出具给常州市看守所的释放通知书、2014年6月21日常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出具给周兰芳的取保候审决定书、2015年6月12日常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出具给周兰芳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2014年3月7日经侦支队对沈琦的询问笔录、沈琦的常住人口信息表、2014年2月26日经侦支队对明泰公司业务经理谢志明的询问笔录、2014年6月4日经侦支队对祁红杰的询问笔录。原告明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沈琦的询问笔录的第6页第10行“我发现承兑汇票是假的之后，天天到金高布业去找周兰芳要钱，谢志明也陪着去，有时候祁红杰也去的，因为那笔175万和祁红杰关联的。”可以推断出原告要求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在主债务届满后六个月内有多次要求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依据。而在原告调取的2014年4月3日的祁红杰的询问笔录中第6页提到沈琦以要求祁红杰把金高布业盘下来的方式承担保证责任，现在沈琦的询问笔录中的第6页第16行“当时祁红杰提出来他想办法以金高布业的地皮做抵押贷款，想办法还钱。当日下午，祁红杰通过周育培贴现了一张50万的承兑汇票，贴到现金48万还给我的”也印证了这个事实。被告周育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天宁区人民检察院介入侦查情况登记表、释放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所涉案件进入刑事程序且未结束，因为缺乏无罪释放证明，请求法庭考虑被告提出的先刑后民的意见，如果周兰芳的诈骗罪名成立，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就是诈骗行为，基础法律关系为诈骗，担保的法律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对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明泰公司提供的两份公安询问笔录，与本案有关的要点可以归纳为：1、明泰公司主张周育培退还了6万元，周育培询问笔录中显示“我和沈琦讲好以481万贴现，不过只要汇475万，另外6万元给现金给我。因为之前祁行长（祁红杰）和我说好的，如果做成的话，给票面金额的1.2%也就是6万元给祁行长作为介绍费”。2、祁红杰询问笔录中第6页，关于明泰公司认为50万、35万还款问题，祁红杰在笔录中的陈述为“12月5日，沈琦叫我把金高布厂资产拿下来，先付给沈琦50万元，厂的手续由沈琦一手办好给我，我考虑到我在银行工作，闯了祸会影响工作，就答应沈琦，让我亲戚凑钱把金高布业买下来，我就先借了朋友的50万元银行承兑给沈琦，12月6、7号左右我喊家里的亲友去金高看场地，发现该厂已经被法院查封二次，资不抵债，不能过户了。沈琦还要我还35万元，还掉后，担保周兰芳的事就与我无关。35万元我也没给沈琦。”。上述要点可以进一步归纳为：1、周育培认为退还给沈琦的6万元为汇票贴现介绍费，与案涉借款无关；2、2015年12月5日沈琦要求祁红杰支付50万元以获取周兰芳的金高布厂的资产，后祁红杰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12月6日、7日，沈琦还要求祁红杰偿还35万元，但祁红杰未支付。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有关的要点可归纳为：1、沈琦为本案原告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启明的儿子；2、沈琦的询问笔录中第2页第11行“我和周育培讲好以481万贴现，不过只要汇475万，因为对方还欠他6万元货款的”，第3页第17行“之后周育培叫我把余下的6万元汇到周育培指定的他自己个人银行卡上”，第6页第16行“当时祁红杰提出来他想办法以金高布业的地皮做抵押贷款，想办法还钱。当日下午，祁红杰通过周育培贴现了一张50万的承兑汇票，贴现到48万还给我的”，第7页第3行“后来周育培的6万退了”；3、原告明泰公司的业务经理谢志明的询问笔录中第4页第8行“关于汇票贴息点数3.8%是沈琦和周育培两个人谈的500万元贴息19万元，总共要支付481万元”，第4页倒数第2行“沈琦收到汇票之后安排付款，周育培安排要求打475万元到吉源公司账上，打6万元到周育培的农行卡上，沈琦当时就知道这6万元是作为好处给中间人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则明确规定了“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主债务经双方约定为分期履行，分别于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10日偿还对应金额。则分期履行的保证期间分别从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5日、2013年12月11日起开始计算6个月，也即债权人明泰公司事实上应当在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6月10日这一期间内要求保证人周育培、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2014年4月3日祁红杰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第6页，关于明泰公司认为50万、35万还款问题，祁红杰在笔录中的陈述为“12月5日，沈琦叫我把金高布厂资产拿下来，先付给沈琦50万元，厂的手续由沈琦一手办好给我，我考虑到我在银行工作，闯了祸会影响工作，就答应沈琦，让我亲戚凑钱把金高布业买下来，我就先借了朋友的50万元银行承兑给沈琦，12月6、7号左右我喊家里的亲友去金高看场地，发现该厂已经被法院查封二次，资不抵债，不能过户了。沈琦还要我还35万元，还掉后，担保周兰芳的事就与我无关。35万元我也没给沈琦。”结合沈琦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第6页第16行“当时祁红杰提出来他想办法以金高布业的地皮做抵押贷款，想办法还钱。当日下午，祁红杰通过周育培贴现了一张50万的承兑汇票，贴现到48万还给我的”，可以相互印证，证明祁红杰在保证期间内经明泰公司催收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因此，明泰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祁红杰主张担保责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祁红杰应当对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债务尚余85万元本金，且借条实质约定的逾期还款利息计算标准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于法无悖，祁红杰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关于明泰公司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周育培主张过保证责任，现有的证据仅能证实周育培退还过6万元，但是该6万元性质上无论是周兰芳欠付周育培的货款还是沈琦给予周育培的介绍费，均不影响其独立于475万元主债务之外的性质，且周育培已经将6万元退还给明泰公司，故明泰公司主张该6万元的退还代表周育培的在履行保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明泰公司亦未能进一步举证其在前述保证期间内向周育培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尽管明泰公司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明泰公司据此认为若祁红杰的保证责任成立，即使其未向周育培主张保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周育培也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联系在于，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况。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期间不再发生作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明泰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祁红杰主张权利，引起的法律后果是要求祁红杰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而并非该诉讼时效已经中断，因此当然不能援引上述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连带共同保证人之间因追偿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与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保证合同法律关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批复，解决的是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能否向保证期间内未被主张保证责任的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的问题，并非解决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是否免责的问题，因此原告明泰公司以此司法解释做出扩大适用及反向推断于法无据。故因明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周育培主动催收或提示债权，或者周育培在保证期间内向明泰公司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周育培对85万元的欠款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对明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被告祁红杰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祁红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本金85万元以及自2013年12月11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驳回湖北明泰锻造有限责任公司对周育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75元，由祁红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吴赟代理审判员  王俊代理审判员  刘跃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马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