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32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立全，男，1962年8月1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华，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立芝，女，1958年2月3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徐友其，男，1955年6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广春（徐友其之妹夫）。
上诉人马立全因与被上诉人马立芝及原审第三人徐友其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0102民初25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立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原坐落在车公庄大街×号房屋（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是我父亲马秀升，不是马立芝；我与马立芝在拆迁过程中地位平等，享有同等权利，各自被安置了一套房屋；依据拆迁管理办法，拆迁之时，我与马立芝均为大龄未婚，应每人取得一套安置用房；马立芝对我主张的事实也表示认可，这对本案意义重大，基于马立芝在本单位工作，承租人登记为她比较方便。一审判决论述不符合法律规定，虽然马立芝为被拆迁人，但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并不是她，拆迁权益应归我们共有，现马立芝也认可系代我签订的合同，购买中是否计算了工龄不能成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依据。
马立芝辩称，一审法官对本案理解不清，我也不同意一审判决。被拆迁房屋是我父亲的，我作为家庭代表去签署拆迁协议，我与马立全分别取得了一套房屋，他经常不在家，我就代签了租赁合同，但房屋并不是我的。
徐友其述称，我同意一审判决。马立芝为被拆迁人，取得了涉案的房屋承租权，购买后的所有权人亦为马立芝。马立全所述其不能办理承租手续的理由不成立，马立全不具备购买房屋的资格。马立芝已经起诉和我离婚，马立全起诉本案是为了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
马立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马立芝名下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乙×号房屋归我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立全系马立芝之弟。徐友其与马立芝系夫妻，二人于1996年9月5日登记结婚。1996年1月11日，北京富通基业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马立芝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编号：2-40），约定：甲方拆迁依据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核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文号（95）37号；乙方住址车公庄大街×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间，建筑面积/平方米，使用面积24平方米。有正式户口3人。应安置人口2人，分别是（亲缘关系及年龄）：本人37、弟33；过渡期满后安置到车公庄大街危改3号楼3单元73号、74号。安置房屋交付后，马立芝与北京文华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中央国家机关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西城区北礼士路乙×号房屋1间（建筑面积41.4平方米）。2015年9月24日，中国印刷总公司作为售方（甲方），马立芝作为购方（乙方）签订《中国印刷总公司购房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2003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价格及有关政策的通知》[（2003）京房改办字第020号]及《房改售房中对教师购房增加优惠的规定》，就下列房屋的买卖订立本协议，并共同遵守。一、甲方同意现住西城区北礼士路×号居室，总建筑面积41.4平方米单元式楼房的居民购房。二、甲方按2003年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成本价，每平方米1560元出售给乙方。实付房价款柒万肆仟捌佰捌拾玖元整。（￥74889元）。三、根据有关规定，公共维修基金交纳标准为每平方米31.2元（成本价的2%），壹仟贰佰玖拾贰元整（￥1292元）。四、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一次性付清房价款。购房款74889元系使用马立芝工龄优惠折抵后的价格。2016年6月2日，马立芝取得西城区北礼士路乙×号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权利类型为房屋所有权。
为证明支付了购房款，马立全提交2015年9月24日业务现金解款单（回单）一份，其上显示收款单位为中国印刷总公司，款项来源记载为房款，数额76181元，客户签章处为马立全。马立芝对此予以认可。徐友其对其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此证据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诉争房屋系原车公庄大街×号房屋拆迁安置所得，在拆迁安置协议中马立全虽被记载为被安置人之一，但马立芝被记载为被拆迁人，诉争房屋实际安置后亦由马立芝承租，马立全虽称该房应由其承租，但其因回迁手续丢失及户口原因未能办理，但就此并无证据予以证实，法院无法采信。诉争房屋房改售房时售房单位系依据马立芝的承租关系与马立芝签订的《中国印刷总公司购房合同书》，房屋出售对象为马立芝，并且在计算售房款时计算了马立芝的工龄优惠，购房后所有权亦登记于马立芝名下。马立全提供的业务现金解款单（回单）虽能够显示系马立全通过银行向售房单位办理了支付诉争房屋房款的手续，但其并非房屋承租人，并不具备购房条件，且房款亦计算了马立芝工龄优惠，因此仅凭借此情节无法确认马立全系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现无充分证据显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有权人与实际所有权人不符，故对马立全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就马立全代付款项其可通过债权关系进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马立全的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马立全提供新证据三份：1、中国印刷总公司北京新华彩印厂人事劳资科于2017年2月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马秀升，男，系我单位退休职工，该同志于1953年5月12日参加工作，于1979年4月退休。”；2、北京市公安局展览路派出所于2017年2月8日出具证明信一份，载明”兹有高德荣，户口登记地址车公庄大街×号，经查1979年12月25日户口登记情况为该人之夫马秀升、之女马立芝、之子马立全”，及该派出所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的证明信一份，载明”兹有高德荣，户口登记地址西城区新华印刷厂北厂西排×号，经查1972年12月21日户口登记情况为该人之夫马秀升、长女马立芝、之子马立全”；3、证人马某出庭作证，称马秀升系其姨夫，拆迁时已经去世，当时马立芝和马立全曾找其协商拆迁安置问题，表示房子一人一套，购买也是马立芝代马立全所为。马立全欲以上述证据证明被拆迁房屋系马秀升工作期间分配所得。马立芝对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予以认可。徐友其对证明及证明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和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对被拆迁房屋系马秀升分配承租一节，并无异议，马某在一审中已经作为证人出庭发表证言，其证言与本院审理期间所做证言并无出入，而上述证据均非围绕本案争议焦点提供，对本案争议事实也未起到证明作用。
另，马立全提出调查申请，要求本院至中国印刷总公司调查相关情况，本院认为首先马立全申请调查之事项不属于必须由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其次其申请调查的被拆迁房屋的分配、居住情况各方并无异议，而安置房屋的权利归属问题属被拆迁人与被安置人协议处理之范畴，该公司无权处分和解释，而马立全是否有权承租和有权购买的问题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不构成影响，故本院对其调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被拆迁房屋原系马秀升承租，并由马立芝与马立全居住使用，拆迁时马立芝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同时记载马立全为被安置人，共取得包括本案诉争房屋在内的两套安置用房，以上事实各方没有争议，本院亦不持异议。拆迁取得之安置房屋权利应由马立芝与马立全共同享有，在办理房屋的承租手续时，承租人均登记为马立芝，马立全对此是明知的，现因涉及徐友其的相关权益，故本院不能仅依据马立全与马立芝的合意来确定安置房屋的权利归属。对此本院考虑，首先没有证据证明马立全有不能办理房屋承租手续，而必须由马立芝代为承租的合理理由；其次即使当时可能存在证件丢失或意思表示不真实等造成登记错误等情况，在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可以随时予以更正，但直至购买房屋均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故本院对马立全及马立芝所述马立芝系代马立全承租×号房屋的主张难以确认。关于房屋权属问题，虽徐友其表示没有为购房出资，现有证据亦显示购房款系通过马立全汇转，但尚缺乏马立全购买房屋的合理性及借马立芝名义购房之真实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故在徐友其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马立全及马立芝所述借名买房一节难以认定。马立芝陈述其对购房手续不了解，仅是代表马立全并按照出卖人要求签字的问题，因从提交购房申请，完成工龄优惠确定房屋价格，再到最后签订买卖合同并履行，是一个需要思考决策并逐步完成的过程，一时的疏忽难以形成现在的事实，马立芝的辩称意见显与情理不合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马立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马立全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丽杰
审判员 蒋春燕
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方烁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