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2民终1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莫凯，男，1991年3月26日出生，壮族，住河池市金城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煜，广西助力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汉生，男，1952年8月10日出生，壮族，住河池市金城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美玉，女，1953年8月19日出生，壮族，住河池市金城江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勇，广西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莫希稀，男，1971年9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上诉人莫凯因与被上诉人莫汉生莫美玉、原审被告莫希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7）桂1202民初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莫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煜、被上诉人莫汉生、莫美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勇、原审被告莫希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莫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将第1项上诉请求具体明确为：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重新划分责任比例，上诉人只应承担10%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判决内容违反程序法。一审时上诉人共向法院提交了10份证据，同时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3份证据。庭审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各自的举证和对对方的质证均充分的发表了意见。但一审判决没有对这些证据是如何认定进行论述，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没有对双方证据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和审核，没有公开判断证据的理由和结果，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死者莫某3究竟应按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来计算受赔偿数额，这是本案中最关键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为了证明莫某3在浙江嘉兴打工己满一年，主要的证据有：证据第8项卢景新、韦思源的证明，和莫某3在嘉兴接种狂犬疫苗的医院证明。这三项证据中只有卢景新的证明提到了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莫某3在浙江嘉兴农场打工，其他两项证明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也没能间接证明这一点。而仅凭卢景新的证明不能证明这是事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资表、没有暂住证、没有社保缴费证明、没有所得税代扣代缴证明，没有任何一项关联证据能证明卢景新之说，卢景新之说与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明即河池市五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吉公司）的证据表明，死者莫某32016年6月己在五吉公司体检上班这一客观事实相互矛盾，时间上冲突，显然是假证，且卢景新还是莫某3的亲表兄，人民法院对此证据更应谨慎采纳。上诉人为了驳斥被上诉人的观点分别提交了由金城江区扶贫办提供的贫困户建档立卡登记表和由拔贡镇政府提供的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以及当地村民的证人证言、电话录音等，这些证据都有较强的证明力，这些证据都证明莫某3并未在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期间在外地打工。其中贫困户建档立卡登记表和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更是因为有政府部门的信用背书，其证据效力明显优于其他证据。贫困户精准识别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一项政治工作，扶贫工作。其内容必须保证高度真实、精准，否则相关责任人会被追究责任。在方法上贫困户识别采取的是“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的方法；在程序上要求（一）宣传动员（二）入户调查评分（三）两评议一公示（四）核实汇总分数（五）审核确定贫困户（六）贫困户建档立卡。2015年年底，我镇经过多方审核公示后被上诉人被确定为贫困户，在这过程中作为拉电村的村支书韦思源一直都参与其中的工作，有些材料或者表格还必须经过其手或是经其签名，其精准扶贫相关资料中已明确该贫困户没有人员外出打工，韦思源在案发后为莫某3作出一份内容截然相反的证明，韦思源利用职务之便随意出证，也并非拉电村村委班子的会议讨论决定。一审时上诉人也曾提出鉴于对方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请人民法院依法调查，如发现有作伪证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请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显然一审法院并没有重视上诉人提出的这一请求。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其证明力应更强于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力。足以推翻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请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诉讼请求。庭审中补充：莫某3自身患有疾病，且在驾车时未戴头盔，这两种因素是导致其在事故中死亡的直接原因，上诉人只应承担10%的责任。被上诉人莫汉生、莫美玉答辩，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要求发回重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对一审的责任认定不服，应该由莫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为了尽快了结本案纠纷，故被上诉人才没有上诉，同时死者莫某3一直在城镇务工，故本案赔偿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莫希稀陈述，上诉人的上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莫汉生、莫美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莫凯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550159元，被告莫希稀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莫汉生、莫美玉系死者莫某3之父母，2016年9月11日，被告莫凯驾驶被告莫希稀所有的桂Ｍ×××××号微型轿车由金城江区拔贡镇往金城江方向行驶，14时00分行至河池市M处时，与对向驶来的莫某3驾驶的桂Ｍ×××××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莫某3倒地头部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莫凯驾驶桂Ｍ×××××号微型轿车将莫某3送往河池镇卫生院救治。当日莫某3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0月19日，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对该交通事故作出[2016]（死亡）第03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莫某3负事故主要责任，莫凯负该事故次要责任。后原告对该认定书有异议，向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16年11月10日，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复核结论，维持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的责任认定。原告对此不服，向广西公安厅提出申诉，广西公安厅责令对本事故责任重新进行认定。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对此进行重新认定，认定莫某3负事故主要责任，莫凯负该事故次要责任。原告莫汉生、莫美玉共同生育两女一子，分别为莫美外、莫金银及死者莫某3。原告莫汉生、莫美玉分别于1952年8月10日、1953年8月19日出生。莫美外、莫金银分别于1974年5月4日、1978年3月20日出生。死者莫某3生前没有配偶亦没有子女。另查明：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已经赔偿原告112000元，被告已付给原告2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交通事故中，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的问题。死者莫某3安全意识淡薄，驾车左转时未让直行车先行，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同时死者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明显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关于“……，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之规定，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莫凯驾车未认真观察路面情况，在遇险时未能及时采取有限措施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经调查后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责任划分正确，该院予以采信。综上，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该院确定死者莫某3自行承担70%的民事责任，被告莫凯应承担30%的民事责任。二、被告莫希稀是否承担本案连带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莫凯驾驶莫某3所有的桂Ｍ×××××号微型轿车发生事故时，莫凯持有“C1D”类机动车驾驶证，符合驾驶该车辆的相关规定。关于原告认为被告莫希稀对该车辆进行了非法加装副制动踏板，导致该车行驶系、制动系不满足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被告莫希稀明知自己的车辆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还将车辆借给被告莫凯驾驶，对于本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应对本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陈述，该院认为，根据交警部门作出的认定，莫凯驾驶非法加装副制动踏板、前后轴轮胎不一致的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据此，原告认为被告莫希稀对该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院不予以认定。三、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项目和数额应该如何确定。（1）死亡赔偿金。虽然死者莫某3属于农村居民户口，但综合原告提交的死者莫某3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在嘉兴市秀州区王江泾嘉桂生态农场的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河池市金城江区拔贡镇拉电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证明复印件及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到河池市五吉公司调取的河池市五吉有限公司五圩矿入职体检表、2016年7、8月份的工资单可认定死者莫某3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应按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416元/年的标准进行计算，该院予以确认，即死亡赔偿金为：26416元/年×20年＝528320元；（2）丧葬费。原告请求参照2016年广西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4582元/月）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故丧葬费为：4582元/月×6个月＝27492元；（3）交通费。原告请求交通费2000元，虽未提供相应的票据加以佐证，但处理该交通事故已实际产生相应的费用，故该院酌情支持原告交通费500元；（4）被抚养费生活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此时被抚养人莫汉生、莫美玉年龄分别为64岁1个月、63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被扶养人莫汉生、莫美玉分别需要抚养15年11个月、17年，结合他们供养人的人数，本案中原告莫汉生的生活费赔偿额为：7582×15.92÷3=40235元；原告莫美玉的生活费为：7582×17÷3=42964元。原告请求的被抚养人的生活费78347元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该院予以确认。（5）精神抚慰金：因死者莫某3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故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不予支持。上述损失，共计634,659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已经赔偿112000元，余款522,659元，被告莫凯应承担此费用的30%，即156,797.7元，扣除被告已支给原告24000元外，被告实际还应支付给原告各项物质性损失132,797.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莫凯赔偿原告莫汉生、莫美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32,797.7元，限被告莫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莫汉生、莫美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为：1、证人莫某1出庭作证，其陈述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久不久见莫某3在家，有时候一个月不见，有时一个见两三次，比较频繁看见莫某3的时间大概是2016年4月至6月，同时听说一审结束后被上诉人到一审证人家中闹事，但没有到其家中闹；2、证人莫某2出庭作证，其陈述发生本案事故后，被上诉人曾找上诉人等人进行协商调解过，当时被上诉人提出两种调解方案，其中第一种是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另外再加3万元，共计10万元左右，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则威胁说如果不按照第一种方案赔偿，则去法院起诉，并找证据证明莫某3是在城镇务工满一年以上，让上诉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上诉人申请证人莫某1出庭作证，拟用于证明死者莫某3在事发前没有在城镇务工满一年以上；上诉人申请证人莫某2出庭作证，拟用于证明被上诉人曾承认莫某3是农村户口，并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为：钱军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嘉兴市圣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庄家襁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韦卢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郑铝航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以上证据均拟用于证明死者莫某3于2015年至2016年7月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嘉桂生态农场工作及月收入情况。原审被告莫希稀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认为：证人莫某1系上诉人的亲戚，其证言不具客观性，而且其陈述的内容大多数均是听说，不可信，不认可证明目的，不可采信；证人莫某2系上诉人的亲属，陈述内容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另外当时被上诉人提出两种调解方案，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妥协，并不能代表实际情况，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采信。原审被告认为：均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认为：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且证明内容大致一样，有造假的可能，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采信。原审被告认为：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的认定如下：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人莫某1的证言，其陈述久不久见到莫某3在家，有时一个月不见，有时一个月见两三次，其中见得较多的月份是2016年4月至6月，但在外务工每逢假日或有事返家探望父母仍人之常情，2016年4月至5月有法定节假日，2016年6月莫某3在五吉公司做入职前体检，故不排除莫某3在节假日或者体检之后回家探望父母的可能性，因此莫某3偶尔性的回乡行为并不影响其在外务工的连续性，故该证人证言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人莫某2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当事人在协商解决纠纷过程中所提出的第一个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的方案，是为了尽快解决纠纷而做出的让步，是其在调解过程中自由处分自己权益的行为，但并不能推定其认可本案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损失，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陈述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2、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应如何认定？一、关于本案的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问题。本案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莫某3驾车左转弯未让直行车先行，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负事故主要责任，莫凯驾车未认真观察路面情况，在遇险时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驾驶，负事故次要责任。交警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确定事故发生事实、原因并认定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一审判决参照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死者莫某3自行承担70%的民事责任，上诉人莫凯承担30%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莫某3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再加未佩戴头盔导致的，其应只承担10%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交警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证实莫某3系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而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莫某3的死因是其自身疾病引起，另外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时已考虑莫某3未佩戴头盔这一情形，故在依据该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民事赔偿责任比例进行划分时不能重复认定，因此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应如何认定问题。上诉人主张在本案事故发生前莫某3并未外出务工，即使外出务工时间上仍未连续满一年以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莫某3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显示，莫某3于2016年6月已经在五吉公司上班，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显示莫某3于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在浙江省嘉兴市务工，该两份证据显示莫某3的上班时间存在冲突，相互矛盾，不能采信，且其提供证人证言和贫困户建档立卡登记表及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等证据，可以证实莫某3并未外出务工，因此主张在本案事故发生前死者莫某3并没有连续在城镇务工满一年以上，故本案的各项损失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此，本院认为，《河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健康体检报告》显示，莫某3的体检日期为2016年6月12日，类别为“上岗前”，该证据并不能说明莫某3于2016年6月份已经在五吉公司上班，故被上诉人主张的莫某3分别在浙江省嘉兴市与五吉公司上班的时间不存在冲突情形。另外，关于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问题，本院已在证据认定部分进行充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莫汉生户的贫困户建档立卡登记表填表时间为2016年1月8日，显示莫某3务工状况为“乡镇外县内务工”，年内务工时间（月数）为“10”，莫汉生户的精准识别入户评估表评估时间为2015年10月26日，显示莫汉生户“务工人员占家庭成员20%（含）-50%”，务工人员的年平均务工时间为“半年以下”，以上两份证据并不能证实上诉人关于莫某3没有外出务工的主张，相反证实了莫某3外出务工的事实。综上，被上诉人提供了嘉兴市秀州区王江泾嘉桂生态农场的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河池市金城江区拔贡镇拉电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证明复印件等证据，并与人民法院依法调取的体检报告、莫某3在五吉公司的工资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故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莫某3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务工满一年以上，并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莫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5元，由上诉人上诉人莫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亚玲审判员  祝 贺审判员  黄美秀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玉荣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