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423民初292号
原告：管晓翠，女，1996年5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通海县。
原告：管绍康，男，2005年10月27日生，哈尼族，农民，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朱某（系管绍康母亲），1977年4月14日生，哈尼族，农民，住通海县杨广镇五垴山村民委员会上麦地**号。公民身份号码：5327231977********。
原告：朱某，女，1977年4月14日生，哈尼族，农民，住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现住通海县。
原告：管连祥，男，1948年3月23日，汉族，农民，住通海县。
原告：张桂英，女，1953年6月2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卫宁，云南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管绍金，男，1983年12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通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昌，云南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管绍刚，男，1988年6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通海县。
被告：管绍清，男，1982年4月7日生，汉族，农民，住通海县。
被告：管家毕，男，1973年8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通海县。
被告：管家武，男，1965年11月9日生，汉族，农民，住通海县。
被告：黄家猛，男，1958年9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华宁县。
原告管晓翠、管绍康、朱某、管连祥、张桂英与被告管绍金、管绍清、管绍刚、管家毕、管家武、黄家猛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诉讼中，经原告申请，追加管绍清、管绍刚、管家武、管家毕、黄家猛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祈卫宁，被告管绍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昌，被告管绍清、管绍刚、管家武、管家毕、黄家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管晓翠、管绍康、朱某、管连祥、张桂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77993.97元（即：1、医疗费：3403.47元；2、死亡赔偿金164840元；3、丧葬费32231.5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管绍康：23905元、管连祥：16392元、张桂英：23222元；5、误工费4000元；6、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同村村民，死者管某原告管晓翠、管绍康之父，原告朱某之夫，原告管连祥、张桂英之子。2017年1月27日（大年三十）下午晚饭后，管绍刚打电话给管家元，管家元得知管绍金的母亲摔伤了腰，因管绍金的母亲与死者是同组的党员，所以死者才会到管绍金家探望其母亲，还送了100元的慰问金。遇被告一家众人吃饭，被告邀请管家元喝酒，管家元因多年痛风戒酒拒绝，后在被告强力劝酒下，管家元被迫喝下大量啤酒及一杯不明药酒，之后管家元身体不适，被告即将管家元扶出家外路边丢弃不顾，管家元倒在路边多时，被其弟等人发现才急送县医院，诊断为恶性心律失常，酒精中毒，经抢救无效于当天凌晨2时20分许死亡。综上，被告明知管家元因病拒绝喝酒，被告仍强力劝酒，且让其喝下不明药酒，当其身体明显不适后，又将其丢弃路边不管，最终导致其死亡。另，管家元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过程中，管家元电话是管绍刚拿着，管绍刚还把通话记录删除，所以被告有刻意隐瞒饮酒的事实。由于管某原告家中的支柱，其突然死亡，给原告一家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对此，被告应承担完全的侵权民事责任。
管绍金辩称，2017年1月27日下午，管绍金一家及邀请的客人一起在家中吃饭过春节，管家元打电话给在管绍金家吃饭的管绍刚，叫管绍刚送几瓶啤酒给其，听到管绍刚在管绍金家，便来到管绍金家找管绍刚。一起吃饭的管家毕等人也看到管家元已经喝过酒了，因此，管家元多年戒酒并不属实。管家元来到后，大家处于礼貌，便邀请管家元喝一点酒，在管家元明确说不会喝瓶子酒及能喝药酒的情况下，管绍金倒了一小杯药酒给管家元喝。管家元也有配方一样的一瓶药酒，也经常喝，并没有不良反应。管家元在管绍金家共喝了4小杯啤酒和一杯药酒。大家在一起喝酒吃饭，出于礼貌会相互敬一口酒，从喝酒的总量来说，并不存在强行劝酒的情况。管家元离开时，管绍刚还亲自把4瓶啤酒交给管家元，后管家元骑电动车离开，离开的时间是7点多钟，而管家元在小艳芬家门前打电话给管家武是8点20分左右，管绍金家到小艳芬家的距离只有100米左右，骑车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从时间上看，管家元应该是去了其他地方后又到小艳芬家门口，管家元作为一个成年人，管绍金及他人无法控制管家元的行为，原告说将管家元丢弃不管不符合。综上，请求查清案件事实，判决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管绍刚辩称，其没有打电话给管家元，是管家元打电话给其，有通话记录。管家元打电话管绍刚问有没有啤酒，喊管绍刚送啤酒给其，后来管家元就说自己来拿。原告主张管绍刚拿了管家元的手机不符合事实，管绍刚没有拿管家元的手机。喝酒时，管绍刚已经是吃了饭过去了，管家元也是吃了饭过去，管绍刚去到的时候已经是五点二十左右，管家元就打电话给管绍刚说要来拿啤酒。白酒管绍刚只有喝了泸州醇白酒一杯、两三杯啤酒，就去唱歌了。
管绍清辩称，原告主张管家元是去看其母亲不符合事实，是管家元主动打电话给管绍刚说买啤酒的事情，并且管家元打了两个电话给管绍刚，这个有通话记录的。管家元去到家里的时候管绍清等人还在吃饭，因为是春节，所以就喊管家元来吃饭，当时管绍清等人问管家元是否喝过酒，管家元说喝过一点了，但是还能喝一点的，管家元还说瓶子酒其不会喝，喊管绍清等人找点老白干给其喝，但是管绍清家只有药酒，所以管绍金就倒了一市两左右的药酒给管家元喝。
管家毕辩称，在自己家吃饭以后已经是七点多了，管绍清打电话喊其去，去到以后其跟管绍清互敬了一口酒，敬酒后其就下来厨房，没有喝酒了。管家元开始坐在大房子处，后来来到厨房其还喊管家元去唱歌。其答应着亲家黄家猛去唱歌，其就回去换衣服了。管家元来的时候已经喝过酒了。管家毕回家时管家元还在吃饭的桌子前。其只喝了半杯瓶子酒，在着几分钟就离开了。
管家武辩称，当天是其先去到管绍金家中，因为管绍金家喊其去吃饭所以就去了。管家武去到以后管绍刚就到了，管绍刚一杯酒都还没有喝完管家元就到了，管家元到了以后喝了两杯啤酒，管绍金等人就要倒瓶子就喝，管家元说不会喝瓶子酒，要喝老白干，后就倒了一杯药酒给管家元，倒药酒的时候管家毕和他的亲家刚到。当天管家武也喝酒了，但是只有喝啤酒。管家武吃饭以后天还亮着就离开了，管家武离开以后管家元打电话给管家武来送其，后管家武就去接管家元，管家武去到的时候管家元是在去其家岔路口（管家明家老房子的门前）那里坐着。从管家武家到去接管家元的地方一百米的距离都不到。当时管家武把管家元送到管家毕家附近就遇到管家元的兄弟，管家元家那里离管家武家有五百米左右，管家武把管家元送到大水池的地方，就喊管家元的兄弟开车来送管家元回去，后来管家武把管家元送上车就回家了。
黄家猛辩称，没有什么意见，当天是亲家管家毕喊去其大哥家玩，所以就去，其没有喝酒。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管连祥、张桂英系管家元的父母，朱某系管家元的妻子，管晓翠、管绍康系管家元与朱某的子女。管连祥、张桂英共生育五个子女，即：管家存、管丽梅、管家元、管家荣、管家亮。管绍金、管绍清系同胞弟兄，管家毕系管家发（管绍金的父亲）的堂弟，管绍刚系管绍金、管绍清的堂弟，管家元与管绍金、管绍清、管绍刚、管家毕、管家武系一个本家。黄家猛系管家毕的亲家。
2017年1月27日下午，被告管绍金、管绍清及其家人在家中吃年饭，被告管家武因独居，经张丽萍（管绍金的母亲）邀请后到管绍金家中吃年饭，后管绍刚来到管绍金、管绍清家中，紧接着管家元（已在自己家中吃过饭）与管绍刚通电话后来到，最后是管绍清打电话邀约管家毕及其亲家黄家猛来到。因过年，管绍金、管绍清家人仍在吃年饭聊天，几人到后，便一起坐下来吃饭喝酒聊天。管家元来之前已在自己家中饮过酒，管家毕也在自己家中饮过酒。吃饭过程中，管家元及六被告均或多或少的饮酒，所饮的酒的种类包含啤酒、瓶装泸州醇、自制药酒。管家元喝过啤酒及药酒。在饮酒过程中，均随意饮酒，相互间无强迫性劝酒、戗酒行为。吃喝一段时间以后，管家武先行离席回家，后其余人吃喝后也前后离开。期间，管绍金、管绍清又邀约在场人去唱歌，但是管家元未去。在场人各自饮酒离开后，相互之间均未互送，管绍金、管绍清也未询问在场喝酒人是否需要送回家。管家元离开后未到家前，因感觉身体不适，遂打电话给管家武，叫管家武送其回家，管家武来到后，看到管家元呕吐，便搀扶管家元往家走。期间，遇到管家元的兄弟管家荣，发现管家元的情况严重，就喊管家元的家人送其去医院治疗，管家荣及其家人于当天晚10点25分将管家元送达至通海县人民医院。经医院初步诊断为：1、恶心心律失常（室性心动过速）；2、酒精中毒。后经家属同意放弃抢救。后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管家元的死亡日期是2017年1月28日，死亡地点是通海县人民医院，死亡原因是恶性心律失常等内容。原告方为此支付医疗费用共计人民币3403.47元。公安机关也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另查明，管绍金、管绍清家所泡药酒的配方系管家武提供，管绍金家自行购买配方的药材及酒泡制。管家武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同样也为管家元开了一样的配方泡药酒，且管家元泡药酒后经常喝，并未有不良反应。再查明，管家元的妻子朱某带着子女在过春节的前一天回娘家，管家元独自留在家中过年。管家元平时身体患有痛风疾病，在死亡的一个月前做过割除皮瘤的手术。
庭审中，原告方明确无需管家武、黄家猛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该案系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管家元入院诊断为恶心心律失常、酒精中毒，而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原因之一则系酒精中毒，故管家元的死亡与其之前饮酒过量有直接因果关系。
第一，关于被告的过错及责任。本案中，事发当天是中国特殊的日子，即：过春节，管绍金、管绍清及其家人本是一家团圆过年，在吃年饭过程中，管绍金、管绍清邀约或者亲戚朋友自行到其家中玩乐，本是正常现象。在此过程中，管家元与管绍刚通电话后到达管绍金、管绍清家中，未经过主人家管绍金、管绍清的明确邀请，到达后，因过年，管绍金、管绍清家人及亲戚仍在吃饭、喝酒、聊天，管绍金、管绍清家人邀请管家元坐下来一起吃饭是一种善意行为，包括其他被邀请的人在内，主观上均不存在过错。在过年过节期间饮酒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正常行为，法律并未规定一旦共同饮酒就产生法律上的必然责任与义务，只有因共同饮酒行为使他人发生特定危险，其他共同饮酒人才产生特定义务，否则，相互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当时参与饮酒的几被告均是随性饮酒，不存在相互间强迫性劝酒、戗酒的行为，故被告管绍刚、管家武、管家毕、黄家猛均无过错，均不应承担责任。但被告管绍金、管绍清作为主家，在明知管家元已喝过酒的情况下，仍叫管家元一起喝酒，喝完酒后，二人就在自己家中喝酒且未醉酒的情况下，未认真查看是否有人饮酒过量，询问是否需要安排人员进行护送照管，其二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有一定过错，故本院酌情确定由管绍金、管绍清承担10%的民事责任。
第二、关于死者管家元的过错及责任。管家元作为成年人，在社交性饮酒的过程中，应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酒量大小有所认知，应自我节制，控制饮酒量，当天若其自身加以节制则不会产生本案恶果，但其在自己家中吃饭饮酒后，又到管绍金家中继续饮酒，短时间内饮入了过量酒精，导致最终死亡，其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
第三，关于原告对死者管某喝下不明药酒而导致死亡的主张，庭审中，虽查明死者管家元曾在管绍金、管绍清家中喝过药酒，但依据原告现提交的证据，不能明确证明管家元的死亡原因就是喝药酒所致，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不予认定支持。
对于原告因管家元死亡产生的费用及损失范围，本院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单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予以认定：医疗费3403.47元、丧葬费32231.5元、死亡赔偿金8242元/年×20年=16484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人×3天×22.58元/天=203.2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管绍康：6830元/年÷2人×6年＋6830元/年÷2人÷12个月×9个月=23051.25元、管连祥：6830元/年÷5人×11年＋6830元/年÷5人÷12个月×2个月=15253.67元、张桂英：6830元/年×16年÷5人＋6830元/年÷5人÷12个月×5个月=22425.17元），合计261408.28元。关于精神抚慰金，本院综合双方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由管绍金、管绍清承担1000元。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管绍金、管绍清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管连祥、张桂英、朱某、管晓翠、管绍康有关管家元的医疗费340.35元；有关管家元死亡的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死亡赔偿金共25800.48元（包含管绍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305.12元、管连祥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525.37元、张桂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242.52元）；以上费用共计人民币26140.83元。
二、被告管绍金、管绍清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管连祥、张桂英、朱某、管晓翠、管绍康精神抚慰金1000元。
三、驳回原告管连祥、张桂英、朱某、管晓翠、管绍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60元，由五原告负担4914元，被告管绍金、管绍清负担5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 判 长 史丽娟
审 判 员 范丽娟
人民陪审员 张广德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文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