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民终22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南广场驻京办*号楼*座中色建设大厦。
法定代表人：武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洪明，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号。
代表人：沈洪辉，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傅丹辉，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凌翔，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朱建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被告：宁波港迪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号办公楼*号***室。
法定代表人：鲍君君，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被告：杨邕，男，197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一审被告：王颖，女，198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一审被告：宁波国海电子有限公司（系港商独资企业）。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小路下村。
法定代表人：许彬冰，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被告：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保税区鸿海商贸楼*****室。
法定代表人：危欢，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东港七路**号。
法定代表人：裴春蕾，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炳生，浙江时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金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一审被告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仁宏公司）、宁波港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迪公司）、杨邕、王颖、宁波国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公司）、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公司）、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迪公司）信用证开证、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民初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4月11日进行了质证调查。上诉人有色金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姜洪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傅丹辉与王凌翔、一审被告乐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炳生参加了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一审提出诉讼请求：一、众仁宏公司立即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偿还垫款9991755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众仁宏公司赔偿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损失1100000元；三、港迪公司、杨邕、王颖、中外运公司、国海公司、乐迪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在各自担保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有色金属公司立即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兑付汇票100000000元，并支付自票据到期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庭审中，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变更第一项诉请为：众仁宏公司立即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偿还垫款99837550元，并支付自实际垫款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又减少第一项诉请为：众仁宏公司立即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偿还垫款99806006.75元，并支付自实际垫款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
事实及理由：2015年9月9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港迪公司、乐迪公司、杨邕、王颖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由港迪公司、乐迪公司、杨邕、王颖为众仁宏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在2015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因借款等综合授信业务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债权本金余额均为100000000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6年10月10日、10月11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中外运公司、国海公司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由中外运公司、国海公司分别为众仁宏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在2016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9日、2016年10月11日至2019年10月10日期间因借款等综合授信业务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债权本金余额均为100000000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6年10月13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订立《贸易融资主协议》一份，约定众仁宏公司可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使用贸易融资额度39960000元。同时，众仁宏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以有色金属公司出票并承兑的40000000元商业汇票为前述《贸易融资主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主债权进行担保。同日，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出具《开证申请书》，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开立金额为39960000元的信用证，占用前述《贸易融资主协议》项下贸易融资额度，并承诺如违反约定而导致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垫款的，自垫款之日起，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有权按照逾期贷款年利率18%计收逾期利息，众仁宏公司存入12000000元保证金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开立了信用证，2017年4月13日到期。
2016年10月19日、10月28日，众仁宏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签订《贸易融资主协议》各一份，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买方保理担保业务，额度为34938750元、24998400元。同时，众仁宏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各一份，以有色金属公司出票并承兑的35000000元、25000000元汇票分别为前述《贸易融资主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主债权进行担保。2016年10月21日，众仁宏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签订《贸易融资主协议》一份，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买方保理担保业务，额度为12020400元，担保合同为双方于2016年10月13日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后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提交《买方保理业务申请书》三份，申请办理买方保理业务，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分别向众仁宏公司提供买方保理担保授信额度34938750元、12020400元、24998400元，到期日为2017年4月19日、4月20日、4月27日，若众仁宏公司到期未支付上述款项，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有权就未清偿款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违约金。
后因众仁宏公司明确表示无力清偿到期融资款项，扣除保证金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仍需于到期日为众仁宏公司垫款合计99917550元，各担保人也未能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亦致函要求有色金属公司在收函三日内回复能否兑付上述质押汇票，但其并未回函，视为拒付。
乐迪公司一审辩称：一、主债权是否实际发生无法确认；二、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并未明确各被告应承担的责任份额及具体组成，诉请不明；三、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乐迪公司保证的额度为100000000元，不涉及利息及其他费用等；四、本案涉及的担保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保证，且抵押合同就抵押物权实现顺序作了约定，乐迪公司作为保证人仅在担保物不足清偿部分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有色金属公司一审辩称：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纠纷不具有管辖权。根据民诉法规定，起诉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受诉法院对纠纷具有管辖权，故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对有色金属公司的起诉应予以驳回。二、保理合同项下主债权发生的依据不足。除了贸易主合同之外，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间并无具体业务协议，也无具体的交易凭证。三、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对众仁宏公司的主债权不属于质押担保范围。在保理合同项下，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向港迪公司支付保理资金，从而取得港迪公司对众仁宏公司的应收账款即货款请求权。该债权的原始权利人是港迪公司，而港迪公司的债权不属于质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四、涉案权利质押不成立。作为质押标的的票据权利是众仁宏公司作为持票人对作为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有色金属公司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即众仁宏公司的票据权利，因众仁宏公司未履行票据原因关系中对有色金属公司的交货义务，众仁宏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故以众仁宏公司对有色金属公司的票据权利为标的的权利质押依法不能成立。五、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主张质权发生的依据不足，其并未提供相应的商业汇票。六、最高额质押涉及的额度不包括利息和费用，有色金属公司承担的债务金额不应超过本金金额。综上，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合同，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也未取得票据权利，双方之间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对有色金属公司的诉请缺乏依据，请求驳回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对有色金属公司的起诉或驳回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对有色金属公司的诉讼请求。
众仁宏公司、港迪公司、杨邕、王颖、国海公司、中外运公司均未作答辩。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9月9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分别与港迪公司、乐迪公司、杨邕、王颖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由港迪公司、乐迪公司、杨邕、王颖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在2015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9日期间因借款等综合授信业务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2016年10月10日、10月11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分别与中外运公司、国海公司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约定由中外运公司、国海公司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因借款等综合授信业务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期间分别为2016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9日、2016年10月11日至2019年10月10日。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8.5条“当主合同同时受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时，保证人同意债权人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权利的顺序，债权人有权在不行使担保物权的情况下要求保证人立即支付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担保的最高额债权本金余额均为100000000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016年10月12日、10月18日、10月27日，众仁宏公司与有色金属公司签订编号为NFCP161012007、NFCP161018001、NFCP161027001的《商票预付款采购合同》各一份，约定众仁宏公司向有色金属公司销售电解铝，供货时间分别为2017年4月3日、4月7日、4月17日。上述合同签订当天，有色金属公司分别签发金额为40000000元、35000000元、25000000元，承兑日期均为六个月的商业承兑汇票并背书转让给众仁宏公司，汇票编号为0010006121095978、0010006121095979、0010006121095981。
2016年10月13日、10月19日、10月28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订立《贸易融资主协议》各一份，约定众仁宏公司可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使用的贸易融资额度分别为39960000元、34938750元、24998400元，第一份《贸易融资主协议》约定的贸易融资业务为国内信用证，后两份《贸易融资主协议》约定的贸易融资业务为买方保理担保；上述协议签订同时，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相应订立2016年恒银甬信高质字第005110130011、005110190011、00511028001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众仁宏公司以有色金属公司出票并承兑的编号为0010006121095978、0010006121095979、0010006121095981的商业承兑汇票为上述《贸易融资主协议》项下发生的主债权进行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分别为39960000元、34938750元、24998400元，担保范围均为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016年10月21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又与众仁宏公司订立《贸易融资主协议》一份，约定众仁宏公司可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使用的贸易融资额度为12020400元，贸易融资业务为买方保理担保，2016年恒银甬信高质字第00511013001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系该《贸易融资主协议》的担保合同。
2016年10月13日、10月18日、10月27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向有色金属公司发送记载了出票日期、汇票号码、出票人、收款人、汇票金额及到期日的上述三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查询书，有色金属公司回复“查询汇票记载内容与我单位承兑的汇票记载内容一致”。编号0010006121095978的商业承兑汇票记载：出票日期2016年10月12日，付款人有色金属公司，收款人众仁宏公司，金额40000000元，到期日2017年4月12日，交易合同号码NFCP161012007，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承兑人签章”处盖有有色金属公司财务专用章与王宏前个人印鉴。编号0010006121095979、0010006121095981的商业承兑汇票除“出票日期2016年10月18日、10月27日，到期日2017年4月18日、4月27日及交易合同号码NFCP161018001、NFCP161027001”外，其他内容与编号0010006121095978的商业承兑汇票记载内容一致。后众仁宏公司将相应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背书并交付给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被背书人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众仁宏公司在“背书人”栏加盖财务专用章，该栏内还注明“质押”字样。
上述《最高额质押》第6.3条均约定，主合同同时受其他担保合同担保的，质权人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权利的顺序，质权人有权直接行使质权而无需向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
2016年10月13日，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开证，同年10月20日，众仁宏公司交纳保证金12000000元，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开立了金额为39960000元的国内信用证，到期日为2017年4月13日。保证金存管期限为3个月，按年利率1.43%计收利息，若众仁宏公司未按约足额存入款项，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有权自垫款之日起按年利率18%计收逾期利息。
2016年10月21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港迪公司签订恒保理字第EF574NBGD1610号《保理服务合同》，约定港迪公司愿意将其针对特定债务人之以信用方式销售货物等交易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由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按约为港迪公司办理无追索权保理业务，附件中约定的债务人为众仁宏公司。2016年10月20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港迪公司签订《TAS-
DFC业务合同》一份，约定港迪公司将其基于上述《保理服务合同》产生的对保理商的保理收益权，不可撤销委托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以自身名义代理其转让给券商等第三方投资机构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或其他投资人。同年2016年10月20日、10月21日、10月28日，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提交《买方保理业务申请书》各一份，申请对其作为买方与港迪公司作为卖方签署的买卖合同项下买方应付账款提供买方信用风险担保业务，应付账款金额，即担保金额为34938750元、12020400元、24998400元，并承诺如上述应付款项在2017年4月19日、4月20日、4月27日仍未清偿，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有权按一年期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复利和违约金。港迪公司基于上述买方信用风险担保业务及其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间的《保理服务合同》约定，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转让了上述应收账款并通知众仁宏公司于到期日向恒丰银行支付相应金额，众仁宏公司确认同意。同时，根据港迪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间的《TAS-
DFC业务合同》，港迪公司又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叙做TAS-
DFC（国内保理收益权代理转让）业务，将其持有的上述保理收益权转让予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融资34218526.49元、11775350.79元、24476350.08元。
2017年3月15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向有色金属公司发函要求其于收函三日内回复是否如期兑付上述质押的商业承兑汇票，有色金属公司并未回函。因众仁宏公司未足额存入上述信用证项下资金也未清偿应付账款，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于2017年4月13日对外发生垫款39960000元并于2017年4月19日、4月20日、4月27日分别向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付款34938750元、12020400元、24998400元。
2017年4月17日，众仁宏公司向有色金属公司发送《关于无法交货的函》，表明未能按约履行上述三份《商票预付款采购合同》项下交货义务。
另查明：1.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交存的保证金12000000元至该笔信用证垫款发生之日产生利息82463.33元；2.涉案信用证垫款发生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分别扣划众仁宏公司、中外运公司、港迪公司、乐迪公司账户余额15853.20元、1285.88元、9271.03元、2669.81元。
一审法院认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和众仁宏公司、港迪公司、杨邕、王颖、国海公司、中外运公司、乐迪公司签订的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众仁宏公司未按约支付款项，致使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为其垫款，其中信用证垫款扣除保证金、利息及其他代偿款项后，众仁宏公司尚欠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垫款本金27848456.75元，尚欠的保理垫款本金分别为34938750元、12020400元、24998400元，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系其催收、实现债权的费用，收费标准也未超出《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现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要求其归还上述垫款本金，按双方约定支付相应的罚息并赔偿律师费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减少诉请，系其处分自身权利，也未损害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予以准许。港迪公司、杨邕、王颖、国海公司、中外运公司、乐迪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众仁宏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乐迪公司辩称主债权实际发生的依据不足，但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提供的开证申请书、买方保理业务申请书等合同约定与垫款凭证相互印证，而乐迪公司并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同时，乐迪公司辩称其需承担责任的限额应不超过本金额度，但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乐迪公司担保的“额度”为最高债权本金余额，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额度”从数量上确定主债权本金的金额，“范围”从内容上明确担保范畴，两者共同构成乐迪公司的责任限额，故乐迪公司上述抗辩意见不成立，亦不予采信；乐迪公司关于根据(2016)最高法民终40号案例，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应优先实现抵押物权，各保证人仅在抵押物不足以清偿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结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5条及《最高额质押合同》第6.3条的内容，上述条款对实现担保物权作出了明确约定，与(2016)最高法民终40号的情况不同，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就本案此种情形应遵循约定优先原则，且相关约定不存在无效情形，乐迪公司上述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故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有权要求上述各保证人在其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及相应的罚息、律师费范围内对港迪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众仁宏公司还以有色金属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为涉案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有色金属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中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间的纠纷不具有管辖权，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对众仁宏公司的主债权实为港迪公司的应收账款，并非质押担保范围，且众仁宏公司因未履行供货义务而未取得汇票权利，导致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间的汇票质权不成立，故有色金属公司不应当承担汇票付款义务。本案诉讼中，一审法院已裁定驳回有色金属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裁定维持，故对有色金属公司相关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间的《贸易融资主协议》及相应《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众仁宏公司以汇票质押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买方保理担保，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买方保理担保业务中，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为众仁宏公司作为买方的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相应受让该应收账款，上述授信业务具体内容并不影响其作为主债权的性质，故有色金属公司相关辩称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有色金属公司将涉案汇票背书转让给众仁宏公司，众仁宏公司依法享有汇票权利，虽然有色金属公司可以众仁宏公司未履行汇票原因合同项下供货义务而对其行使票据权利进行抗辩，但却无法据此推出众仁宏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退一步讲，众仁宏公司在对涉案汇票进行质押的当时应具有汇票的处分权，其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间签订了质押合同并将汇票质押背书后交付给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相应的汇票质权依法设立，有色金属公司关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间的汇票质权不成立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有色金属公司能否以众仁宏公司未供货为由对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拒绝履行付款义务，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认为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票据抗辩切断的有关规定，作为持票人的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间并非直接前后手关系，有色金属公司不能对其进行抗辩；有色金属公司则认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并未通过质押取得汇票权利，众仁宏公司无需对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承担票据责任，双方间不构成前后手关系，故不能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认为，涉案汇票质押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获得的是该汇票的质权，汇票权利人仍然是众仁宏公司，相应地，众仁宏公司也未成为汇票债务人，其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间并非前后手关系，即有色金属公司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间的关系不能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调整，有色金属公司与此有关的抗辩意见成立，予以采信。但是，汇票质押具有权利担保的性质，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依据其质权享有的是请求付款以优先受偿的权利，该权利不是众仁宏公司的汇票权利，也不受该汇票权利瑕疵的限制，行使汇票权利仅仅是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实现质权的方式；而且有色金属公司也未证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在质押授信过程中存在恶意，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支付了对价，其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故有色金属公司对众仁宏公司的抗辩不能及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关于有色金属公司与乐迪公司相同的其他抗辩意见，不再重复阐述。涉案汇票的票面记载内容表明有色金属公司已经承兑，但其并未于到期日付款，故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要求有色金属公司在涉案质押汇票金额范围内向其承担清偿责任并赔偿自汇票到期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收。众仁宏公司、港迪公司、杨邕、王颖、国海公司、中外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4日判决：一、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信用证垫款本金27848456.75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收罚息；二、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买方保理担保垫款本金3493875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三、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买方保理担保垫款本金120204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四、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买方保理担保垫款本金249984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五、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律师费损失1100000元；六、宁波港迪贸易有限公司、杨邕、王颖、宁波国海电子有限公司、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对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三、四、五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追偿；七、若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三、五项付款义务，则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有权要求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0010006121095978号商业承兑汇票项下款项400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2日起至实际兑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于上述汇票项下优先受偿的数额应以判决第一、三项确定的数额及相应的律师费439409.84元为限；八、若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二、五项付款义务，则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有权要求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0010006121095979号商业承兑汇票项下款项350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18日起至实际兑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于上述汇票项下优先受偿的数额应以判决第二项确定的数额及相应的律师费385073.27元为限；九、若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四、五项付款义务，则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有权要求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0010006121095981号商业承兑汇票项下款项250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27日起至实际兑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于上述汇票项下优先受偿的数额应以判决第四项确定的数额及相应的律师费275516.88元为限。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5408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45830元，由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宁波港迪贸易有限公司、杨邕、王颖、宁波国海电子有限公司、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连带负担。
有色金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不享有票据权利，无权请求有色金属公司向其支付票据款；有色金属公司享有票据抗辩权，且该抗辩权未切断，有色金属公司无需对任何人承担票据责任；一审判决超越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错误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综上，一审判决在票据对价、善意持票人、请求权与抗辩权、判决质权性质以及主债权等问题认定错误。有色金属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七、八、九项，改判驳回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对有色金属公司的诉讼请求。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二审质证中答辩称：一、根据法律和有关学理解释，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票据质权人享有票据权利。二、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质权人有权对有色金属公司的票据抗辩权提出切断的抗辩。三、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提起诉讼，目的是为了提起质权，路径既可以依据《票据法》也可以依据《担保法》，只是二选一，这两条路径都是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实现质权的方法，原审中已论述清楚，不存在原审判决超越诉讼范围的情况。四、原审法律适用是正确的。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请求维持原判。
乐迪公司二审质证中答辩称：对有色金属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持异议。乐迪公司认为在物保中约定了物保优先清偿，在人保中又约定人保优先清偿的情况下，应当采用物保优先清偿的规则，其只能在抵押物清偿不足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涉及的事实与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40号判决不一致，但是没有说明理由。同时本案涉及的三笔保理业务已经超越了乐迪公司保证范围，保理业务不在主贸易合同项下。
众仁宏公司、港迪公司、杨邕、王颖、国海公司、中外运公司均未提供质证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相应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认定：2017年4月10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为本案诉讼与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签订《聘用律师合同》，并支付本案律师费人民币110万元。
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是否有权依据质押汇票请求有色金属公司付款。二、保理合同所导致的主债权是否在担保责任范围内。对本院归纳的该争议焦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
针对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是否有权依据质押汇票请求有色金属公司付款
（一）、关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是否拥有票据权利。
有色金属公司认为，票据权利是属于持票人的，只有票据权利人才可以主张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关于背书的规定：持票人可以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如果想转让或授予他人，必须进行背书。而背书分为两种，一种是转让背书，其法律后果是票据权利由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一种是非转让背书，包括委托收款背书及质押背书，其法律后果是不转让票据权利，背书人仍然是票据权利人。委托背书和质押背书共同点是都不转让票据权利，不同点在于委托背书仅仅授予被背书人付款请求权，而质押背书不光赋予被背书人付款请求权，还赋予被背书人追索权。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但该规定不能得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享有票据权利的结论，行使票据权利并不表明其一定享有票据权利，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人也可以行使票据权利，实际上是行使出质人享有的权利，但如果出质人享有的权利是有瑕疵的，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将因抗辩而不能实现。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认为，我国学者及审判实务界认为票据质权人享有与票据转让类似的票据权利，相关裁判案例也支持这一主张。
本院认为：1．我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此系法律直接规定。根据文义，更应理解为汇票的质押权人拥有票据权利。2．虽然背书从理论上可以区分为转让背书及非转让背书,转让背书的被背书人及非转让背书的被背书人在权利上略有不同，但是不应当得出有色金属公司所主张的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质押背书的被背书人，其不具有票据权利，但是可以行使票据权利的结论。有色金属公司主张实际在于其认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不具有票据权利，但可以代为行使票据权利，代为行使权利的界限自然受制于原权利人。这一主张完全否认了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质权人的独立地位。这一主张会导致一个根本的悖论，即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质押权利人，持有质押汇票，在债务人众仁宏公司履行相应义务时，其没有必要行使质押权，而在众仁宏公司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由于其权利作为代位权受制于众仁宏公司，在有色金属公司行使抗辩权的情况下，其又无法行使质押权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汇票权利质押制度存在之必要。有色金属公司该主张不具备合理性。3．目前司法实践支持票据质押权利人具有票据权利。故有色金属公司关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不拥有票据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票据抗辩切断。
所谓票据抗辩切断通常是指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有色金属公司认为，本案所涉汇票的权利人是众仁宏公司，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不是票据权利人，只是票据的质权人。而众仁宏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交货义务，根据《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因此有色金属公司对众仁宏公司不承担票据责任。有色金属公司对众仁宏公司所享有的这种抗辩权到目前为止也是存在的，从来没有被切断过，因为只有转让背书才可以切断对人的抗辩。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认为，我国学者及审判实务界认为票据质权人享有与票据转让类似的票据权利，相关裁判案例也支持这一主张。票据质权人享有与票据转让类似的票据权利，可以对有色金属公司的票据抗辩权提出切断。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票据质权人在取得票据质权时善意合法，有色金属公司没有证明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在质押授信的过程中存在恶意，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也支付了相应对价，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行使票据权利仅是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实现质权的一种方式，故既可以依据《票据法》请求有色金属公司付款，也可以依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请求有色金属公司付款以优先受偿。
本院认为：1．赋予票据以无因性，赋予票据行为以独立性，票据抗辩权的切断，目的都在于保护正当、善意持票人。2．本案中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票据质押权人，已经合法、善意地取得了涉案的汇票。3．作为质押权人所拥有的票据权利，虽然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转质押以及再背书转让的权利，但这种限制不能无限放大，对保证其质押权实现的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应当予以保护，由此，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之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应当可以合法切断有色金属公司的票据抗辩权。
（三）、一审判决超越诉讼请求。
有色金属公司上诉认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的诉讼请求是：有色金属公司立即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兑付汇票一亿元及自票据到期之日利息，该项诉请本质上是要求有色金属公司承担票据责任，是给付之诉。该诉讼请求未被一审法院支持但也未被驳回。另一方面，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并未就票据质押的担保物权（优先受偿权）提出确认之诉。一审判决第七、八、九项判决确认其担保物权，超越了其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没有对此节点答辩。
本院认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一审中对有色金属公司提出的确为给付之诉，这一诉请成立的前提自然包含对其权利的确认，如果权利本身不能得到确认，其给付主张将被驳回，但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当事人在诉请给付时必须先行或另行主张确认。一审判决第七、八、九项内容也是在满足法定条件下，有色金属公司需支付款项的关于给付的判决。故有色金属公司关于一审判决第七、八、九项判决确认了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的担保物权，超越了其关于给付的诉讼请求范围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四）、一审判决错误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有色金属公司认为，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之间的前手事由对抗持票人。原审判决引用这个条款错误，因为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对票据上的前后手，《票据法》第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前手必须是票据债务人，众仁宏公司将票据质押、背书交给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后，是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的，因此众仁宏公司就不是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的前手，所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不可以引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来对抗有色金属公司的抗辩权。有色金属公司同时认为，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但该规定不能得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享有票据权利的结论，其理由前文已述，原审判决当中对《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的适用属于对法律理解的错误。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认为：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之间的前手事由对抗持票人。这是关于票据债务人抗辩能否成立的法律规定。同时《票据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前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或者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众仁宏公司将票据质押、背书交给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构成其前手。有色金属公司认为港迪公司将票据质押、背书交给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后，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同时有色金属公司作为本案票据债务人，其认为众仁宏公司在此处不构成“前手”，而意图将众仁宏公司排除于票据关系之外，其法律后果只能是破坏自己的抗辩权，而无法证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有色金属公司关于《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只意味着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不享有票据权利但可以行使票据权利的结论，同样缺乏理由，其依此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同样不能成立。
二、保理合同所导致的主债权是否在担保责任范围内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10月19日、10月28日订立的2016年恒银甬信高质字第005110130011、005110190011、00511028001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众仁宏公司以有色金属公司出票并承兑的0010006121095978、0010006121095979、0010006121095981号商业承兑汇票分别为同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订立的《贸易融资主协议》提供质押，第一份《贸易融资主协议》约定的贸易融资业务为国内信用证，后两份《贸易融资主协议》约定的贸易融资业务为买方保理担保。2016年10月21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又与众仁宏公司订立《贸易融资主协议》一份，约定众仁宏公司可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使用的贸易融资额度为12020400元，贸易融资业务为买方保理担保，2016年恒银甬信高质字第00511013001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系该《贸易融资主协议》的担保合同。其后众仁宏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申请开立金额为39960000元的国内信用证；2016年10月20日、10月21日、10月28日，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提交《买方保理业务申请书》各一份，申请对其作为买方与港迪公司作为卖方签署的买卖合同项下买方应付账款提供买方信用风险担保业务，应付账款金额即担保金额为34938750元、12020400元、24998400元，并承诺如上述应付款项在质押票据到期日未清偿，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有权按一年期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复利和违约金。故上述因保理项下合同所导致的债权完全在相应质押的责任范围内。乐迪公司关于保理业务不在主贸易合同项下的答辩意见也同样不具理由。
本院认为，本案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与众仁宏公司订立《贸易融资主协议》，为保证上述综合授信贷款的偿还，并与港迪公司、杨邕、王颖、国海公司、中外运公司、乐迪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众仁宏公司并以有色金属公司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为涉案债务提供质押担保，上述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最终通过信用证及提供保理项下买方担保发放贷款，众仁宏公司未按约定足额存入本案所涉信用证项下款项及按时归还保理项下买方货款，致使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为其信用证垫款及代为支付买方货款，其中信用证垫款扣除保证金、利息及其他代偿款项后，众仁宏公司尚欠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垫款本金27848456.75元；尚欠的保理垫款本金分别为34938750元、12020400元、24998400元。同时且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为本案支付律师费110万元。现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要求众仁宏公司归还上述垫款本金及利息，双方约定支付的律师费，各担保人依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有据，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有色金属公司上诉主张恒丰银行宁波分行作为汇票质押权人虽可行使票据权利，但受制于众仁宏公司的权利而不享有票据权利；有色金属公司由于众仁宏公司未履行汇票原因合同项下约定交货义务而享有票据抗辩权，且该抗辩权未切断，有色金属公司无需对任何人承担票据责任；一审判决超越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错误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五条第二款错误；以及保理合同所导致的债务不在质押的范围之内，上述主张缺乏依据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1800元，由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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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朱深远
审判员 苗 青
审判员 裘剑锋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