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0民终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镇勇。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梅，系上诉人镇勇之妻。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镇高才，湖北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吉荣。
委托代理人：丁赟，湖北丰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镇勇、杨春梅因与被上诉人杨吉荣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5）鄂松滋民初字第01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镇勇及上诉人镇勇、杨春梅的委托代理人镇高才，被上诉人杨吉荣及其委托代理人丁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原告杨吉荣原系松滋市小堰垱碎石厂管理人，被告镇勇、杨春梅夫妻均系松滋市白马山石材有限公司股东。2013年8月起原告杨吉荣与两被告开始合伙经营石材业务，共同出资向江南××标段路面工程供应石料等，截止2014年1月石料供应结束。至2014年3月28日原告杨吉荣与被告杨春梅就“白马山石材有限公司与小堰垱碎石厂资金往来”对账确认，因被告杨春梅向原告杨吉荣借款72万元，冲除松滋市小堰垱碎石厂会计杨运强欠据214200元及原告杨吉荣欠据162217元后，被告杨春梅尚欠原告杨吉荣借款343580元，双方就此办理了书面确认单。2014年4月6日原告杨吉荣与被告杨春梅就“白马山石材有限公司供江南高速路面一标石料汇总”进行确认，确认二被告供应江南××标段路面工程石料为碎石35589.34吨，石粉11606.1吨，双方办理了书面确认单。2014年4月19日原告杨吉荣与被告杨春梅就“白马山石料供江南高速路面一标杨春梅经手付运费”，确认二被告供应江南××标段路面工程付运费588016元，双方办理了书面确认单。
2015年5月29日晚，原告杨吉荣、案外人龚隽、杨庆华等人找到被告镇勇，要求办理双方合伙结算事务，双方协商并未完全达成一致，但被告镇勇在原告杨吉荣等人的催促下给原告杨吉荣立下一份40万元的欠据，在欠据中被告镇勇注明“限期1个月”，案外人杨庆华在欠据上以“担保人”签名。
2015年5月30日，被告杨春梅与原告杨吉荣邀请刘业良（原、被告双方各自石料厂的代理会计）、杨运强（松滋市小堰垱碎石厂会计）作为查账人参加对双方合伙事务进行查账，并由刘业良执笔形成“镇勇与杨吉荣结账明细”，该“结账明细”内容为：1、两方运石料吨位相差297.91吨，其中原告杨吉荣结账17646.74吨，被告杨春梅核算吨位17944.65吨；2、运输费为1022363元，含章庄运输费118559元；3、被告杨春梅借原告杨吉荣72万元，冲杨运强欠据214200元，冲原告杨吉荣欠据162217元，其余额343583元属被告杨春梅欠款，递增被告杨春梅欠原告杨吉荣运输费402804元，被告杨春梅累计下欠原告杨吉荣746387元。该“结账明细”由被告杨春梅、原告杨吉荣、刘业良、杨运强签字确认，并在后附中载明“杨春梅运输费由杨运强查证后欠据仍可冲杨春梅欠杨吉荣欠款”。2015年6月20日，被告杨春梅并在被告镇勇立给原告杨吉荣的40万元欠据中注明：“情况有变，还款日期推迟到2015年7月20日。”。
后二被告未向原告杨吉荣支付合伙分割款，原告杨吉荣遂于2015年8月诉讼来院，要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杨吉荣合伙分割款75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杨吉荣于2015年10月12日申请对原、被告合伙期间往来账目及财务情况进行专项司法审计，2015年12月3日原、被告双方选定的湖北金算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出鄂金算会审字（2015）150号专项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在“审计事项说明”中载明如下事实：“一、镇勇与杨吉荣结账明细反映杨春梅累计下欠杨吉荣746387元；二、增加杨春梅与杨吉荣记载资料反映：1、运输吨位及现金结算一致，增加镇勇多付石料款155476元；2、杨春梅提供杨震石料款401622元。”。原告杨吉荣因此花去司法鉴定费5000元。2015年12月21日二被告对湖北金算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原、被告双方选定湖北五环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进行重新鉴定，2016年1月18日湖北五环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书面说明，该公司在书面说明中以原、被告双方不能提供共同签字确认的收支记录作为审计依据，其审计工作无法进行为由，未接受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事项。
同时查明：原、被告合伙事务中，还包含双方共同向原告杨吉荣之子杨震经营的项目部供应石料，其中二被告向杨震供应碎石5525.74吨，石粉771.8吨，其石料价款合计401622元。另查明：被告镇勇在江南××标段路面工程收货方实际领取石料款280万元。
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8月开始形成的合伙经营石材业务的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合伙期间双方共同向江南××标段路面工程及原告杨吉荣之子杨震经营的项目部供应石料，2014年1月上述合伙事务结束后因合伙结算问题双方产生纠纷，双方依法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及合伙约定处理合伙财产和盈余分配事务。双方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合伙关系终止后协商形成了一系列经双方确认的合伙结算意见，这些意见与湖北金算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的有效部分相互印证，能够作为原、被告合伙结算的依据。按照双方确认的2015年5月30日“镇勇与杨吉荣结账明细”，二被告应偿还原告杨吉荣借款余额343583元及欠原告杨吉荣运输费402804元共合计746387元，此外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证据表明，被告镇勇在江南××标段路面工程收货方多领取的石料款155476元（超过被告镇勇所供石料价款的部分）应属原告杨吉荣供应江南××标段路面工程的石料款，也应由二被告退还给原告杨吉荣，以上应由二被告累计支付原告杨吉荣合伙结算分割款901863元，再结合二被告向杨震项目部供货的货款401622元应从二被告需支付给原告杨吉荣的合伙分割款中冲除的合伙关系事实，二被告总共需支付原告杨吉荣合伙分割款500241元。原告杨吉荣主张二被告欠其合伙分割款75万元，因其证据不足，对其超过原审法院认定二被告应支付的合伙分割款部分，不予支持。二被告辩称双方当事人已确认其只欠原告杨吉荣40万元合伙分割款，与查明的事实相悖，对此抗辩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镇勇、杨春梅支付原告杨吉荣合伙分割款500241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杨吉荣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镇勇、杨春梅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对一审认定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没有异议，但是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合伙分割款500241元的事实错误：（一）2015年5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核算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46387元，双方在结账明细上签字确认，另加上诉人多领的石料款155476元，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结算款为901863元，但该金额不包括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之子杨震供应碎石应冲抵的部分和上诉人垫付的合伙期间的费用。双方在前述结账明细中载明“杨春梅运输费由杨运强查证后欠据仍可冲杨春梅欠杨吉荣欠款”，因此客观上确有部分运输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双方均认可并同意被上诉人之子杨震应付上诉人的货款401622元和上诉人垫付的合伙期间的费用10万元一并冲抵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的款项901863元，即为400241元，因此，2015年5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40万元的欠据。因该欠据为镇勇署名，被上诉人为保险起见又要求杨春梅对该结算金额再次确认，因此2015年6月20日杨春梅在该欠据上注明“情况有变还款日期推迟到2015年7月20日”。这些足以证明双方对结算金额40万元是再三确认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杨吉荣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2015年5月29日，镇勇与杨吉荣第一次对账后确认，冲抵杨吉荣之子杨震应付镇勇的货款28万元后镇勇、杨春梅尚欠杨吉荣75万元，在中间人的协调下，杨吉荣认可镇勇、杨春梅只用向其支付70万元，其中40万元由镇勇出具欠条并于欠条出具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30万元于欠条出具的次日支付，当日镇勇向杨吉荣出具金额为40万元的欠条。2015年5月30日，杨春梅与杨吉荣再次对账后确认，镇勇、杨春梅欠杨吉荣746387元（此款未冲抵杨吉荣之子杨震应付镇勇的货款），并注明若另有运输费经查实后再予冲抵。2015年6月20日杨春梅在镇勇于2015年5月29日出具的40万元欠条上签名，并注明“注：情况有变还款日期推迟到2015年7月20日”。因镇勇、杨春梅一直未支付欠款，杨吉荣于2015年8月7日向松滋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对该判决认定的下列事实无异议：2015年5月30日双方重新核算后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46387元，加上上诉人多领的石料款155476元，合计应支付被上诉人901863元，扣减杨震应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401622元后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500241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40万元欠条是否是双方最后的结算依据。
上诉人称2015年6月20日杨春梅在40万元欠条上签名确认的行为应认定为双方最后的结算行为。按上诉人所述，本案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三次对账结算：第一次是2015年5月29日，对账后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0万元。第二次是2015年5月30日，对账后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46387元。第三次是2015年6月20日，双方在扣减了杨震应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和上诉人为合伙事务垫付的10万元费用后得出最终的结算金额40万元。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一、2015年6月20日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确定最终的结算金额为40万元。
2015年9月22日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40万元系75万元减去杨震应付上诉人的货款28万元计算而来（见一审卷宗材料P135）。2015年10月20日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承认杨震应付上诉人的货款在2015年5月29日口头协商为28万元，后来核实不止该数额，上诉人是按36万元冲抵后才有欠条载明的40万元这个最终的结算金额（见一审卷宗材料P144）。从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的自述可以看出：
其一，上诉人在一审中两次庭审对杨震应付的货款金额陈述不一致，而后对一审判决认定杨震应付的货款金额为401622元予以认可，即直至一审判决作出（即2016年2月6日）后，上诉人方确定杨震应付的货款金额。而杨春梅在40万元欠条上签名确认的时间为2015年6月20日，此时上诉人对杨震应付的货款金额尚未确定，不可能将该款项冲抵后得出最终结算金额为40万元。
其二，即使按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所称，其将杨震应付的货款金额按36万元冲抵，也无法得出最终结算金额为40万元。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才确认上诉人多领了石料款155476元，加上2015年5月30日确定的746387元，合计欠款为901863元。如果双方于2015年6月20日进行了第三次对账，此时并未确定上诉人多领了155476元石料款，故只可能在2015年5月30日确定的746387元的基础上进行扣减。那么在前述746387元基础上冲抵杨震应付上诉人的36万元后，剩余欠款只有386387元，加之上诉人称还有其为合伙事务垫付的费用10万元也应冲抵，那么余款应为286387元，远不足40万元。在金额相差10多万元的情况下，上诉人还认可最终结算金额为40万元显然有悖常理，不能成立。故，无论按上诉人的哪种说法都无法在2015年6月20日得出40万元的最终结算金额。
二、杨春梅2015年6月20日在40万元欠条上签名确认的行为应是对746387元中的40万元的付款时间的确认。
双方于2015年5月29日第一次对账后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0万元，其中40万元出具欠条，30万以现金方式支付。双方于2015年5月30日再次对账后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46387元，但此时上诉人除了2015年5月29日的欠条外未再另行出具条据，也就是说双方对746387元的付款方式仍沿袭2015年5月29日协商的结果，即其中40万元出具欠条，剩余的30多万元现金支付。因此，该签名确认的行为应是对40万元的延期付款时间的确认。
三、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为合伙经营垫付了10万元费用且应冲抵，其称40万元系最终结算金额的说法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5月30日双方重新核算后确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46387元，加上上诉人多领的石料款155476元，合计应支付被上诉人901863元，扣减杨震应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401622元，此时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为500241元。上诉人认为，前述款项应再扣减上诉人为合伙事务垫付的10万元左右费用，舍去零头，双方最终结算金额为40万元。
如前所述，2015年6月20日杨春梅在40万元欠条上签名确认的行为应是对746387元中的40万元的付款时间的确认，而不是双方第三次对账后对最终结算金额的确认，上诉人要证明40万元系最终结算金额，不仅需要举证证明存在其为合伙事务垫付了10万多元这一事实，而且需要举证证明双方达成了将这10万多元费用予以冲抵的合意。但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这10多万元垫付费用存在，且双方在2015年5月30日对账明细中只注明若有未结算的运输费经核实后可以冲减，却未提及为合伙事务垫付的费用可以冲抵，即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双方达成了冲抵该费用的合意。另，一、二审中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尚有运输费需冲减。故，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2015年6月20日杨春梅在40万元欠条上签名确认的行为应是对双方第二次对账确认的欠款746387元中的40万元的付款时间的确认，而不是双方第三次对账后对最终结算金额的确认，该欠条不能作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上诉人既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为合伙事务垫付了10万多元费用这一事实，又未举证证明双方达成了冲抵该费用的合意，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70元，由上诉人镇勇、杨春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肖俊文
审 判 员 曾凡玉
代理审判员 许沁芳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黄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