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1民终36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良炳，男，汉族，1963年10月8日生，住江苏省丹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冬青，女，汉族，1964年12月29日生，住址同上。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俊、徐晶，江苏律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司徒镇南岗村。
投资人：张国新，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荣华，江苏君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良炳、唐冬青因与被上诉人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2016）苏1181民初7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4日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良炳、唐冬青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刘良炳与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刘良炳是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的供销员，负责销售该厂的编织袋产品。一审中涉及的金额为251900元欠条，一审法院只认定已付款50000元应予扣减，对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强行拿走的金额为54120元承兑汇票未予认定，该汇票已由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兑付。此外，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结欠刘良炳的业务费86000元也应在上述欠款中予以扣减。一审中涉及的总金额为210800元的收条，该收条只能证明刘良炳收到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开具给江南化工厂的发票三张，该收条中载明的“编织袋124000条、人民币210800元”，是指发票记载的内容，而不能证明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另外又向刘良炳供货124000条，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如何实际交付货物的。一审法院仅依据该收条就认定刘良炳结欠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货款2108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刘良炳与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刘良炳所提出的业务费问题，是其自己添加的，即使属实，也应通过劳动仲裁解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良炳、唐冬青给付货款4627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良炳、唐冬青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与刘良炳素有业务往来，由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供给刘良炳不同规格的编织袋。2015年6月16日，刘良炳××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出具欠条，言明欠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编织袋款251900元。2015年7月4日，刘良炳又向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出具收条，言明“收到智晨包装袋厂开江南化工厂发票三张，供货编织袋124000条，人民币210800元”。上述价款合计462700元。2015年10月24日，刘良炳付款50000元，余款412700元未能支付。另查，刘良炳与唐冬青于2011年4月18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与刘良炳发生编织袋业务往来是事实。刘良炳结欠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价款4127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理应及时给付。关于刘良炳辩称2015年7月4日向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出具的收条仅是收到发票，并非供货产品，该院认为，该收条的内容表述应理解为刘良炳收取编织袋产品。至于刘良炳陈述其还另外支付了价款54120元及其尚有65262元的业务费应从应付款中扣除，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对此不予认可，刘良炳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支持。上述欠款发生在刘良炳与唐冬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唐冬青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良炳、唐冬青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价款412700元。二、驳回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40元，由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负担749元，刘良炳、唐冬青负担749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刘良炳、唐冬青所提交的证据（即送货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的收货清单一份）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在刘良炳××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出具欠条之前，双方已于2015年6月16日对往来账目进行结算，并由刘良炳出具了欠条。因此，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二审期间，上诉人刘良炳、唐冬青申请本院对票号为1060005322682801、金额为54120元的承兑汇票的承兑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因刘良炳、唐冬青所提供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中记载的被背书人为丹阳市开发区乐佳编织袋加工厂，刘良炳、唐冬青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为该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刘良炳、唐冬青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票据被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强行取走的事实，本院认为无调查收集必要，故本院对刘良炳、唐冬青的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价款合计为462700元及未能支付的余款为412700元”以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良炳与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供给刘良炳不同规格的编织袋。关于刘良炳提出2015年7月4日的收条仅能证明收到发票的事实、不能证明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另外又供货编织袋124000条的主张。经查，本案讼争的收条中所载发票三张，系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开具给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9日、2015年6月16日，三张发票中的编织袋数量分别是55000只、24000只、45000只，合计为124000只，价款总额为210800元。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在一审中陈述，其向刘良炳交付货物的时间为2015年7月4日，并按刘良炳的要求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刘良炳直接出具了收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上述规定中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本案讼争的收条中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记载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9日、2015年6月16日。按照日常的交易习惯，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货物，买受人应当在送货单、收货单上签字或者出具收货凭证，出卖人根据买受人的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于2015年7月4日向刘良炳交付货物，刘良炳作为买受人接收货物并出具收条，该收条作为收货凭证也应当是先注明收到出卖人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供货的具体数量及价款。如涉及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应当是供货当日或者是交付货物之后。而本案讼争的收条中首先注明的是收到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开具给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的发票三张。因此，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讼争收条中所注明的“供货编织袋124000条、人民币210800元”应当理解为对收到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记载内容的补充说明。故对上诉人刘良炳提出2015年7月4日的收条仅能证明收到发票的事实、不能证明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另外又供货编织袋124000条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刘良炳提出应扣减被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强行取走并兑付的承兑汇票金额54120元的上诉意见，因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刘良炳提出应在欠款中扣减业务费86000元的上诉意见。因双方已于2015年6月16日对往来账目进行了结算，刘良炳亦已出具了欠条，刘良炳现提出应扣减业务费，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理涉。刘良炳结欠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的价款数额应为201900元。
综上所述，刘良炳、唐冬青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2016）苏1181民初75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2016）苏1181民初75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良炳、唐冬青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价款2019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8240元，由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负担3912元，刘良炳、唐冬青负担43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40元，由丹阳市智晨包装袋厂负担3912元，刘良炳、唐冬青负担432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卫芳
审 判 员 葛荣贵
代理审判员 季 晖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袁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