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102行初95号
原告郑庆健，男，198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现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解放路178号。
法定代表人敖大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朝镖，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波，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将军路32号。
负责人韩臻聪，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川，该公司工作人员。
郑庆健不服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通管局）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浙通改〔2014〕15号），于2016年8月30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于同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9月14日向被告省通管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因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6年10月18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庆健、被告省通管局的委托代理人蒋朝镖、石波、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樊川到庭参加诉讼。董艳副局长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省通管局于2014年9月19日对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作出浙通改〔2014〕1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内容如下：“…现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妥善处理好用户投诉。同时，你公司要全面清理和规范相关业务宣传内容，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你公司须在10月10日前将整改处理情况以书面的形式报送我局。对拒不改正的，我局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原告郑庆健诉称，2014年，其向被告写信后，收到被告寄来的《关于答复郑庆健用户信访问题的函》（浙通信访函〔2014〕66号），告知已责成电信公司全面清理并进一步规范相关业务宣传内容等。后原告通过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取了被告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2014〕2号）。该答复称“发给电信公司要求全面清理并进一步规范相关业务宣传内容和要求电信公司与本人协商解决相关费用问题的书面文件为《责令改正通知书》（浙通改〔2014〕15号）”。原告不服该《责令改正通知书》，提出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一、撤销《责令改正通知书》（浙通改〔2014〕15号）；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并予以书面告知；三、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经释明，原告将其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合并为第一项。
原告郑庆健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客户数据业务详单、发票，拟证明原告使用两个号码产生的相关费用。
2、《投诉信》，拟证明原告向被告针对中国电信温州公司的广告内容进行投诉。
3、《关于答复郑庆健用户信访问题的函》（浙通信访函〔2014〕66号），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投诉并要求进行调查。
4、《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2016〕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浙通改〔2014〕15号），拟证明原告通过信息公开方式获得了《通知书》，并对《通知书》不服。
当庭提交：
5、《行政判决书》、《举报处理结果（行政处罚）告知书》，拟证明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原告的投诉立案后对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的情况。
6、《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价格举报精神鼓励通知书》，拟证明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价格举报作出行政处罚的结果。
被告省通管局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驳回起诉。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1月7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并向原告告知了案涉《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内容，但原告迟至2016年8月30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六个月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当驳回起诉。二、对原告的投诉材料，被告予以重视，对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作出案涉《责令改正通知书》合法有据，处理得当。原告的起诉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收到原告对电信公司在产品活动推广过程中存在容易引起误解的宣传内容的投诉举报后，进行了调查，认为原告所述情况属实。被告认为电信公司违反了《电信条例》第四十一条及《关于规范电信业务推广和服务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责令电信公司立即改正，妥善处理好投诉，同时要求其全面清理和规范相关业务宣传内容，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并要求电信公司将整改情况书面报送被告。被告认为《责令改正通知书》合法有据，处理得当。原告的起诉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根据法律规定和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因投诉而采取的《责令改正通知书》的直接行政相对人是电信公司，而非投诉人，故原告与《责令改正通知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具有原告资格，请予驳回起诉。
被告省通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
1、《投诉信》，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投诉的事实。
2-1、《关于用户信访调查的函》。
2-2、《关于180××××8809用户向省通信管理局举报易信问题的回复》。
证据2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投诉进行了调查，电信公司就调查事项作出了回复。
3、《责令改正通知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投诉作出了处理。
4、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关于反馈“浙通改〔2014〕15号”整改情况的报告，拟证明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对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整改。
5、《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1月7日向原告告知了案涉《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内容，但原告迟至2016年8月30日起诉，已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
被告省通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务院令（第291号），以下简称《电信条例》）。
第三人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当庭述称，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1、被告省通管局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的浙通改〔2014〕1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否合法？2、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3、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
对被告省通管局提供的证据1-5，原告郑庆健质证如下：对证据1、2、5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省通管局调查的内容有误，处理过轻，没有解决消费者的投诉，且认为电信调查解决的投诉业务并非原告投诉的业务；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没有实际出面解决问题。第三人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对证据1-5均无异议。
对原告郑庆健提供的证据1-6，被告省通管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认为要结合全案认定；证据2-4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说明市场监督部门已经对电信公司同样行为依据《广告法》作出了处理；对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说明电信公司已经因其违法行为得到了处理和处罚，省通管局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是恰当的。第三人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对证据1-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另案的行政处罚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省通管局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郑庆健以其两个电信手机号码于2014年2月使用“易信”后产生了费用为由向被告省通管局进行投诉，要求省通管局对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进行查处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能够证明省通管局于2014年8月13日向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发函要求对用户反映的“易信”收费问题进行核查并以书面形式反馈该局，同年8月28日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向省通管局作出书面回复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系被诉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予以认定；证据4能够证明第三人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根据《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后向省通管局反馈整改措施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郑庆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取案涉《责令改正通知书》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原告所涉两个电信手机号码因使用“易信”后所产生的流量费用，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2、4同被告提交的证据1、5、3，质证意见同上；证据3能够证明省通管局针对原告郑庆健的投诉作出反馈，告知调查处理情况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5、6能够证明相关行政机关因原告的同一投诉对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进行处理或者处罚的情况，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采信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7月14日，原告郑庆健向被告省通管局邮寄了《投诉信》，称其于2014年2月10日在永嘉县两个电信营业厅看到“用易信，短信流量全免费”的广告，就安装了“易信”，180××××8809、189××××1162在2014年3月使用易信后产生了费用，要求被告省通管局对电信的欺诈行为进行严惩，并书面形式加盖公章回复投诉人相关处理结果。被告省通管局于2014年9月19日对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作出浙通改〔2014〕1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内容如下：“…现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妥善处理好用户投诉。同时，你公司要全面清理和规范相关业务宣传内容，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你公司须在10月10日前将整改处理情况以书面的形式报送我局。对拒不改正的，我局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向被告省通管局出具书面报告，对用户反映情况予以了核实并提出了整改措施如下：“1、我公司将根据《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内容，全面自查各类电信宣传内容。…2、严格按照新消法的要求，对现有广告宣传内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关注客户感知，不断提升用户满意度”。2014年9月19日，被告省通管局向原告郑庆健出具了《关于答复郑庆健用户信访问题的函》（浙通信访〔2014〕66号），告知原告其安装“易信”后两个电信手机号码优惠后实收费用情况，并称“已责成电信公司全面清理并进一步规范相关业务宣传内容，同时与您协商解决相关费用问题”。
另查明，2014年8月13日，被告省通管局向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出具了《关于用户信访调查的函》，要求该公司对用户反映情况认真核查，并将查证处理情况书面形式予以报告。同年8月28日，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向省通管局提交了中电信温州〔2014〕162号文件，称该“易信”广告并不存在“消费欺诈”或者“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还查明，2016年7月29日，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温鹿市监处字〔2016〕11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于2014年1月在鹿城区××路沿线公交站台发布“天翼年欢惠”为主题的灯箱广告中“用易信，短信流量全免费”内容为虚假宣传，决定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
再查明，2016年1月7日，原告郑庆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从被告省通管局处获取了案涉的《责令改正通知书》。
本院认为，《电信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据此，被告省通管局作为省级电信管理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具有监管职责。
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电信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向电信用户赔礼道歉，赔偿电信用户损失；拒不改正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处以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本案中，被告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第三人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该条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故原告作为提起投诉的电信用户，与被诉《责令改正通知书》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关于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案涉《责令改正通知书》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且当时未向原告送达，也未告知原告诉权，故原告于2016年8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被告关于原告起诉超过期限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诉《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合法性问题。根据《电信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在电信服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五）对电信用户不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或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七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向电信用户赔礼道歉，赔偿电信用户损失；拒不改正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处以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本案中，被告省通管局经调查后认为第三人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使用的“用易信、短信流量全免费”内容系容易误解的宣传内容，违反了该条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故而责令第三人立即改正，且被告自认该《责令改正通知书》是其针对原告的投诉作出的结论性行政处理行为。然而，该处理结果仅有责令改正，没有向用户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内容。结合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在向被告反馈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两点整改措施亦未提及关于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内容，以及原告在庭审中否认第三人曾向其赔偿道歉及赔偿损失的意见，加之被告、第三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已经作出责令第三人向用户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事实。综上可认定被告作出该《责令改正通知书》时未依据《电信条例》规定同时责令第三人向原告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并责令重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浙通改〔2014〕15号）。
二、责令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负担。
原告郑庆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小丹
人民陪审员 朱建荣
人民陪审员 郑芳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晓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