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唐荣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国栋，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冼业俊，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广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余伟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硕，广东董文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源斌，广东董文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能元石油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梁长明。
上诉人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广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航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能元石油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28日，广航公司（乙方）与煤建公司（甲方）签订合同编号：油销20121119-28-10《油品购销合同》，其中订明：甲方向乙方供应混合芳烃500吨，总金额4180000元，交货时间2012年11月26日前；质量标准：双方每批货物抽样封存，质量以样品符合乙方指定的混合芳烃质量标准为准；交货地点：乙方指定仓库（码头）交货；数量验收方法：按乙方收货验收的数量为准，双方确认交货。交货数量可有±5%差异，由甲方决定。合理损耗按有关规定及惯例执行；结算方式：一票结算（增值税发票）；付款方式及期限：乙方在甲方供货完毕（或收到提货单）之日起45天内付清全部货款，甲方在收到货款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给乙方结算；甲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期限交货时，超过交货期限，甲方应按每天0.5‰计算向乙方支付逾期未交货部分货款的违约金等。
2012年11月29日，煤建公司出具编号：№0001325《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其中载明：收货单位：广州广航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名称：混合芳烃，送货日期：2012.11.29，合同编号（订单号码）：油销20121119-28-10，实收吨数：503.18吨。另送货地点、车牌（船）号码等均为空白。该送货单由双方盖章确认。
2012年12月7日，煤建公司开具№07878559、07878560、07878561、07878562《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合计金额4206584.80元。2013年1月8日，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划款4206584.80元。
2014年7月22日，广航公司通过委托代理人向煤建公司发出2014董文浩函字第168号《律师函》，称其与煤建公司分别签订的油销20121011-28-9、油销20121119-28-10《油品购销合同》后，至今仍未履行交货义务，且在尚未依据约定交付货物的情况下就先要求并获取了货款。据此，广航公司委托律师宣告解除以上两份《油品购销合同》，同时要求煤建公司将两份合同项下广航公司已支付的货款予以返还。2014年7月23日，煤建公司收到以上《律师函》，并向广航公司发出《关于广州市广航物流有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事宜之回复函》，称前述两份购销合同已经完全履行，且于2013年1月已履行完毕，合同不存在任何约定或法定解除之情形，故煤建公司不同意解除前述两份《油品购销合同》。
2014年8月14日，广航公司以煤建公司未能履行供货义务为由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由煤建公司返还货款、支付违约金和赔偿利息损失等。同年8月19日，原审法院以直接送达方式向煤建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
2014年9月30日，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案件。广航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如下：一、《油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油销20121119-28-10）。以证明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二、《送货单》（编号：NO.0001325）。以证明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出具送货单，明确要求煤建公司发货，约定的发货数量为503.18吨；三、《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07878559、07878560、07878561、07878562）。以证明在广航公司的催促下，煤建公司开具了四张增值税发票给广航公司（合计金额4206584.80元）；四、《银行付款回单》，以证明2013年1月8日，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了前述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款项人民币4206584.80元；五、《律师函》（2014董文浩函字第168号）、EMS邮寄详情单及妥投证明。以证明广航公司委托律师向煤建公司发出律师函，主张解除双方合同，要求煤建公司退还货款；六、《关于广州市广航物流有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事宜之回复函》。以证明煤建公司回函断然拒绝退还油款。
煤建公司对广航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以上六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证据一中，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11月28日而约定的交货时间是11月26日之前，这说明双方由于交易习惯，对交货时间和交接方式实际上是比较随意的；对证据二、三、四、六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二只是一份送货单，无法证明是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出具了送货单；证据三只能证明煤建公司开具了增值税票，但不能证明是在广航公司催促下出具的；证据四只能证明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的款项，但不能证明其对应增值税所指款项；证据六无法体现煤建公司是断然拒绝，只是体现煤建公司主张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是解除合同的依据。
煤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如下：一、《油品购销合同》。以证明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签署合同；二、《送货单》。以证明煤建公司向广航公司履行全部的供货义务，广航公司方签章确认收货；三、《中国建设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书》。以证明广航公司在收到涉案货物后，向煤建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四、《增值税签收回单》。以证明煤建公司已经向某航公司开具涉案货物之增值税票，广航公司签收了相应的增值税票；五、在越4973号案中煤建公司所提交的六组证据。以证明所涉三件案的买卖关系中双方存在着共同的交易习惯。
广航公司对煤建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送货单体现的内容是广航公司希望煤建公司方送货的意愿，而不是收货。合同约定双方要对货物进行验收、抽样封存，没有证据显示已经履行该义务，故而仅凭一张送货单不能证明已经交货；对证据三的三性没有异议，对煤建公司方主张证明内容有异议。广航公司是在煤建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在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下提前付款；对证据四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五，在越4973号案件中，广航公司作为煤建公司也提起了反诉，诉讼中法官要求本案煤建公司方提交油库和港口进出货物量的证明，但本案煤建公司至今没有提交相关证据。
诉讼中，广航公司就其履行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义务述称，根据双方约定是在收到货款后两天煤建公司出具发票，但由于煤建公司没有依据合同约定，提前出具发票，广航公司是在相信煤建公司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下，提前支付了货款。煤建公司则认为广航公司是基于煤建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后所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亦证明了本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煤建公司就其履行合同供货的义务述称，2012年11月26日，煤建公司与能元公司签署了油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条款与本案与广航公司签署的条款一样。同日，煤建公司与广航公司签订本案的《油品购销合同》，将煤建公司自能元公司购得的油品加价转卖给广航公司。由煤建公司向能元公司出具了收货确认书，确认收取了合同项下的货物。其后能元公司与广航公司自行进行货物交接，再由煤建公司向广航公司出具了送货单，广航公司盖章确认收取本案货物，实际交货都是由能元公司与广航公司自行进行。广航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鉴于煤建公司向广航公司交付的货物是基于煤建公司与能元公司产生买卖合同关系所取得，且煤建公司确认其货物的交付义务是由能元公司直接向广航公司交付的事实。故本案的审理与能元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依法通知能元公司作为本案能元公司参加诉讼。由于能元公司下落不明，原审法院以公告方式向能元公司送达能元公司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2015年4月2日，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案件。诉讼中，广航公司补充提交了越4973号案的民事判决书。以证明该案的一审结果，以及双方都已提起上诉的事实。煤建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不应作为本案参考。煤建公司补充提交《油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油购20121119-28-10）一份。以证明煤建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油品购销合同的事实。广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由于签订该合同广航公司并没有参与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签订了合同，但实际履行情况不能证明，也没有证明广航公司方已经取货。
广航公司原审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双方于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油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油销20121119-28-10）；2.煤建公司返还广航公司已支付的油款4206584.80元予广航公司；3.煤建公司向广航公司支付违约金420658.48元（依据《油品购销合同》第9.4条的约定）；4.煤建公司赔偿广航公司自2013年1月8日起至煤建公司全部油款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已支付的油款4206584.80元计算，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15%，暂计至2014年8月5日止为413209.32元）；5.煤建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签订的《油品购销合同》，是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形成的合意，内容于法不悖，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本案纠纷是基于广航公司主张煤建公司未能履行合同货物交付义务所致。据此，煤建公司是否履行合同的交货义务是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
在合同中，双方就交货地点及方式都作了明确约定，货物由广航公司运至乙方指定的地点，并订明数量验收方法，以及结算方式和付款办法及期限等；在举证中，虽然双方均在《送货单》上盖章确认，但双方就此陈述不一。广航公司主张该单据是其要求煤建公司发货，煤建公司则据此认为其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交货义务；在庭审中，煤建公司又称涉案的货物是其向能元公司购买再转手给广航公司，并由能元公司实际向广航公司履行交货义务。据此，按照合同约定，煤建公司在本案的举证及陈述，并无法证明其已经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供货义务；再者，合同法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煤建公司既然是依据与能元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取得涉案货物，且是在其未实际取得货物所有权之时，即与广航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关系。对此，煤建公司既应当证明其与能元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并取得涉案标的物所有权的事实，同时应证明本案货物已由能元公司直接向广航公司交付的事实。由于能元公司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并放弃其在诉讼中的权利，现煤建公司亦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煤建公司未能履行与广航公司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的事实。
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现由于双方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广航公司据此要求解除双方合同以及由煤建公司返还已支付货款4206584.8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而不是请求权，形成权以单方意思表示方式行使，故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据此，原审法院确认双方合同在煤建公司收到广航公司发出主张解除合同的《律师函》之日解除。
本案中，虽然存在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但按照合同约定，在广航公司没有收到煤建公司交付的货物前，广航公司不负有支付货款的义务。据此，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支付合同货款的行为亦有违合同的约定。现在双方解除合同不再履行合同条款的情形下，广航公司要求煤建公司支付违约金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由于煤建公司在收取广航公司货款后既未履行供货义务，亦无将货款退还给广航公司，造成广航公司货款的利息损害，现广航公司主张煤建公司赔偿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于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油销20121119-28-10《油品购销合同》于2014年7月23日解除；
二、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煤建公司向广航公司返还4206584.80元；
三、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煤建公司向广航公司支付4206584.80元的利息（从2013年1月8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四、驳回广航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47083元，由广航公司负担3929元，煤建公司负担43154元。
上诉人煤建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广航公司违背我国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诚实信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在煤建公司为原告诉其给付合同货款的（2013）穗越某民二初字第4973号案件中，先是抵赖拒绝承认收到货物，继而为了抵消煤建公司为证明双方确定的交易模式中送货单即为交付凭证，广航公司均已依约支付事实提交的包含本案合同在内的两份合同及履行资料的证明力，反咬煤建公司该两份合同项下货物均未交付，并起诉煤建公司返还货款等。
1.广航公司称《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送货单》是其出具的要求发货单广航公司诉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合同签订次日向被告出具了《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以明确要求被告发货，约定发货数量为503.18吨，但此后被告并未依约交货物”。如此事实陈述，至少存在如下有悖常理特别不能自圆其说之处：（1）文件性质。送货单是卖方向买方交付合同货物的核心凭证一旦获取即享有向买方主张货款的权利。送货单无一例外的由（卖方）送货人制作和发出，收货人（买方）收到货物后予以确认，此为送货单的天然属性使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甚至限制行为能力的所有人对此都是清楚的，生意人及法律人更自不必说。毫无疑问，广航公司当然也是清楚的。广航公司将其陈述为由其发出的“要求发货单”，为何却为《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送货单》，而非《广州广航物流有限公司要求发货单》。显然，其目的是混淆文件性质，藉以破坏其效力。（2）文件内容。既然是广航公司发出的要求发货通知，为何不按合同约定的期限（2012年11月26日）为交货时限，却“于合同签订次日”（2012年11月29日）发出通知“送货日期”也为“2012.11.29”；而“送货地点”却空置不填；为何数量项下不以合同数量500吨为通知数量，却以“实收数量”作项目名称（正常人都懂得实收数量的概念吧）且较合同约定数量多出3.18吨；为何不以通知人或仅以“买方（客户）”落款却以“客户（特别加注）（收货人）”这一毫无争议的“实际收到货物人”为栏目标题。
2.广航公司称其催促煤建公司开具发票却鉴于已开而提前付款且忘记收货。广航公司诉称：“2012年12月7日，在原告的催促下，被告开出了一份数量为113.18吨、金额为946184.80元以及三份数量各为130吨、金额各为1086800元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予原告，考虑到被告己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原告于2013年1月8日向被告支付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款项合计4206584.80元，但被告收到款项后至今仍未交付货物予原告。2013年在原被告的另一案号为（2013）穗越某民二初字第4973号买卖合同纠纷中，原告发现了被告收到货款但却一直没有依据约定供货的事实，为此……要求被告退还货款，但被告居然断然拒绝。”以上事实陈述，不符合生意人基本行为逻辑和合同有关约定，在现实交易往来中当然也不会真的发生。（1）本是其在先催票，后因且只因发票已出具而支付。付款是取得合同物的对价，只有在付款人支付责任已发生或是已完成支付，才会为财务上安排实际支付及或进行记账处理及税负抵扣之需，要求收款人先行开具发票或是收款后开具发票。本案合同约定广航公司的付款责任是收货后45天内付清货款，广航公司为何在未收到货也就是付款责任没有发生情形下催促煤建公司开具发票，为何因且只因发票已开具就支付，没有基本可信的理由。（2）付款后直到另一案被告索款才发现本案合同钱给了货没到。本案2012年11月28日合同款项420万余元，连同另一2012年10月15日合同项下款项合计700多万元，广航公司分别都是没依约收到货就催促煤建公司开具发票急着付款，尔后就即刻进入“深度冰冻状态”长达一整年以上，没有通常情形下须或需有的如指定交货地点、催促交货等任何举动，直到另案被告才发现没收到本案合同货物事实（2013年12月3日法院受理煤建公司另一案起诉广航公司给付货款），而且再迟至此后6个月以上即2014年7月22日才向煤建公司发函要求解约及返还款项。而且相距一月余就发生相同情况的两单。任何人都可以对广航公司如此事实描述判断为谎话，还须关注的是，广航公司到底需不需要合同项下货物，其订立系列采购合同的目的是什么。本案2012年10月15日合同定货320吨，本案2012年11月28日再次定立合同500吨，而4973案是其分别给付2012年10月15日合同及本案2012年11月28日合同两份合同全部货款后的仅1月余的2013年1月初与煤建公司再定合同购买混合芳烃500吨。按照广航公司的主张，其订合同后提前给完钱，前单还没交货又定力合同再提前给钱，然后再订合同，均未敦促交货，显然不合理。
（二）煤建公司以为，原审判决查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失当。1.送货单是已完成交付的充分凭据。原审中煤建公司已述及，本案争议双方建立业务关系始于广航公司方面的建议。几方确定的业务模式为，建立能元公司向煤建公司销售、煤建公司向某航公司再售的连环交易。每笔交易由能元公司向广航公司办理交货手续，煤建公司收到广航公司传真发来的确认其收妥合同项下货物的《货物收据》后始再向能元公司出具《货物收据》及付款；及，煤建公司随后请广航公司确认载有双方合同的编号、货品名称以及实交数量等交付信息的《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并以此为向某航公司主张货款的凭证，收到货款前后双方交接发票。自2011年11月2日至2013年1月发生争议合同的15个月期间。煤建公司与能元公司和广航公司连环交易共发生12笔，包括本案争议在内的前11笔合同，广航公司均是在确认《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前三笔为《结算确认单》】后即依期付款，累计金额达26391029元。煤建公司不需向广航公司直接实物或其他权利凭证交付，广航公司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其合同目的无疑已经完全实现。而本案所涉与其他合同及送货单等交货凭证等没有任何差异。此种相关方确定的交易模式或习惯下，即当事人的真实一致意思表示是，不需要煤建公司与广航公司直接办理所谓实物或货权凭证移交或交付，广航公司确认出具的煤建公司的《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即为煤建公司已实际完成合同货物交付并由此享有向广航公司主张货款债权的凭证或充分证据。连同本案争议的12笔合同，有6笔送货单所载“实交数量”与合同约定存在差异，表明确实存在有关合同货品实际交易与交付。
2.其他证据共同充分证明合同货物已交付。（1）广航公司实际支付合同货款直接证明煤建公司已完成交付。本案合同约定，煤建公司交付后广航公司始有付款义务，广航公司不可能如其所称没有收到货就付款，其所述原因情形不具丝毫可信性。应该确认，广航公司系依合同约定期限付款的履行行为（送货单记载“送货日期”是“2012.10.16”，付款时间是“同年11月18日”）。（2）相同事实反复重现亦直接证明煤建公司已完成交付。原审法院同一合议庭同期审理的（2014）穗越某民二初字第3660号案中，再次出现广航公司在确认送货单后付款及接收发票（送货单记载“送货日期：2012.10.16，支付日2012年11月28日）。可以确认广航公司是确认送货单后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的事实。从认定案件事实角度，即使仅出现一单，就完全可以认定送货单确为双方真实一致合意下的交付凭证，煤建公司已完成交付。出现两单以致更多相同一致事实更应毅然决然地予以肯定确认；（3）煤建公司还举出其他直接关连交易凭证证明完成本案交付。煤建公司举出其与能元公司问与本案合同对应的采购合同及支付凭证以证明连环交易的确实性和实际履行事实。煤建公司上述证据的证明力级别是顶级的，每份都是事关重大权利义务的，都是不会轻易取得的。对于广航公司的送货单是要求送货单、提前付款是因为发票已开的诡辩，具有压倒性优势。是否需（须）煤建公司向其直接实物或权利凭证移交之后其才签署收货凭证是其签署前须考虑清楚的问题。是否签署完全是其独立自我自主决定的自权利行使，而出具后即表明已经实收货物。没收到货就签送货单、没收到货就给钱，还忘记催货的事情是不会一再发生的，故本案唯一结论就是，煤建公司交付了，广航公司收到货了，其合同目的完全实现了。广航公司是成熟的市场主体，无需怀疑其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即使其保护自身权益能力存在问题，也没有公权力予以救济或者强行介入的空间。综上，煤建公司以为，最高法院有判决中认为，“如无相反证据，买卖合同、收货证明及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买卖关系成立并已经实际交付货物，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形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原审判决没有确认送货单、广航公司支付货款、接收增值税发票、上游采购合同及履行资料等系列证据共同指向的煤建公司已完成供货，应属认定事实错误。支持广航公司返还货款等主张适法不当。
综上，煤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661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广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广航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广航公司答辩称：
（一）原审判决对于全案事实的认定以及对于煤建公司无法证明其已经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供货义务的认定和对于煤建公司未能履行与广航公司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的事实认定，均是正确的。1.原审法院于原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2、3行认定：“被告（即：煤建公司）在本案的举证及陈述，并无法证明其已经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供货义务”，对此广航公司认为完全正确。2.原审法院于原审判决书第9页第一段倒数第1、2行认定：“本院认定被告未能履行与原告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的事实”，对此广航公司同样认为是正确的，符合客观事实的。3.煤建公司于《民事上诉状》中认为：《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就是卖方向买方交付合同货物的核心凭证一旦获取即享有向买方主张货款的权利，对此广航公司认为：（1）收货和送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方向都不一样，《货物收据》是证明收货方收到货物的证明，而《送货单》是证明收货方要求送货方送货或者是双方就送货达成了合意的证明，送货方是否按《送货单》之要求送到了货物，则需要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包括：货运方的货运证明或签注等）。（2）如果送货方即煤建公司已经按照《送货单》之要求送到货物了，那为什么该《送货单》当中的“送货地点”、“车牌（船）号码”、“货物代码”、“封条号码”、“收货人盖章的日期”都是空白的呢？很显然该《送货单》是双方就送货的简单意向。（3）双方于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即煤建公司）按合同质量标准供货，随货应有货物检验报告，双方对每批次货物抽样封存，由乙方（即广航公司）进行验收等”，如果一旦广航公司出具了《送货单》煤建公司就享有向某航公司主张货款的权利的话，那么双方何必在合同中约定随货应有货物检验报告，双方对货物抽样封存呢？难道说广航公司出具了《送货单》，则货物都不需要抽样封存及检验，广航公司更无权就货物的质量以及是否收到了货物提出质疑了吗？很显然煤建公司的主张是错误的。（4）对于《送货单》煤建公司更找出第三人来“圆场”，煤建公司又称涉案的货物是其向第三人购买再转手给广航公司，并由第三人实际向原告履行交货义务，就此原审法院的认定是：“据此，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在本案的举证及陈述，并无法证明其已经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供货义务；再者，合同法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被告既然是依据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取得涉案货物，且是在其未实际取得货物所有权之时，即与原告订立买卖合同关系。对此，被告既应当证明其与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并取得涉案标的物所有权的事实，同时应证明本案货物已由第三人直接向原告交付的事实。由于第三人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并放弃其在诉讼中的权利，现被告亦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定被告未能履行与原告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的事实”。原审法院的前述认定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客观事实的。
（二）广航公司在煤建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付款，并不能免除煤建公司就涉案货物是否交付的证明责任。1.广航公司强调的是：煤建公司是在广航公司向其催交货物的情况下先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按照双方合同的第8条之约定：“甲方（即：煤建公司）在收到货款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给乙方（即：广航公司）结算”，本案中在2012年12月7日广航公司尚未支付任何货款予煤建公司，煤建公司就已经开出增值税发票给广航公司了，正是因为如此广航公司才相信煤建公司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从而于此后的2013年1月8日提前支付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货款予煤建公司（见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2段），故煤建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所称的“催促煤建公司开具发票却鉴于已开而提前付款且忘记收货”是无稽之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所以本案当中煤建公司虽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予广航公司，但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就涉案货物的交付煤建公司应当承担予以证明的举证责任。
（三）煤建公司关于业务模式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更是无法实现的。1.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没有签订年度的总供销合同，双方之间是一批货物签一份合同，而且每份合同的交货方式是不同的，有的是煤建公司送货，有的是广航公司自提货物，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交货模式或交易模式，更不存在所谓的业务模式是广航公司方面的建议，如果该所谓的模式是广航公司方面的建议，那么广航公司直接向能元公司购买货物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让煤建公司参与其中赚取差价呢？显然煤建公司之前述所谓模式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2.煤建公司在《民事上诉状》第4页当中强调的业务模式是：“每笔交易由能元公司向某航公司办理交货手续，煤建公司收到广航公司传真发来的确认其收妥合同项下货物的《货物收据》后始再向能元公司出具《货物收据》及付款；及，煤建公司随后请广航公司确认载有双方合同的编号、货品名称以及实交数量等交付信息的《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并以此为向某航公司主张货款的凭证，收到货款前后双方交接发票”。就此广航公司认为：（1）本案中能元公司从没有向某航公司办理过交货的手续，不仅本案及另外两笔双方争议的涉案货物没有，而且双方没有争议的另外9笔货物更没有，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合计签订的12笔合同当中没有一笔是能元公司向某航公司办理交货手续的，如果有那么势必存在能元公司与广航公司之间的交接单据及进出库纪录、磅码单等等，就此广航公司需要强调的是：本案中没有，另外两笔双方有争议的合同中没有，另外9笔双方没有争议的合同更没有，所以由能元公司向某航公司办理交货手续是不可能的。（2）如果由能元公司向某航公司办理交货手续，那么煤建公司作为中间商势必需要向其上家即：能元公司发出交货的指示，指示能元公司向其下家即：广航公司交付货物，但本案当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交货指示，不仅本案当中没有，其他的11笔交易中也根本没有。（3）煤建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称：“煤建公司收到广航公司传真发来的确认其收妥合同项下货物的《货物收据》后始再向能元公司出具《货物收据》及付款”，换句话说就是广航公司先向煤建公司传真确认收妥合同项下货物的《货物收据》，再由煤建公司向能元公司出具《货物收据》和向能元公司付款，那么本案当中为什么没有广航公司向煤建公司传真确认收妥合同项下货物的《货物收据》呢？本案当中煤建公司没有收到传真的《货物收据》又为什么就出具《货物收据》予能元公司和向能元公司付款了呢？显然煤建公司所称的业务模式没有事实依据。（4）如果按照煤建公司自称的业务模式中《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就是煤建公司主张货款的凭证，那么双方为何还在合同中约定就涉案的货物抽样封存和检验呢？难道说出具了“送货地点”、“车牌（船）号码”、“货物代码”、“封条号码”、“收货人盖章的日期”都是空白的《送货单》，涉案的货品就不再需要抽样封存和检验了吗？难道一旦出具前述《送货单》广航公司作为买方连基本的质量抗辩权利都没有了吗？其实“送货地点”、“车牌（船）号码”、“货物代码”、“封条号码”、“收货人盖章的日期”都是空白的涉案《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恰恰证明了煤建公司没有完成送货的义务，否则前述内容不可能是空白的。6.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否存在模式以及存在什么样的模式，广航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买受方是否实际收到了涉案货物，这才是案件的根本和实质所在，广航公司没有收到涉案货物，那么煤建公司当然的无权主张获取涉案货物之货款，这就是双方交易纠纷的实质所在。煤建公司主张的其由能元公司购买的涉案货物都没有交付给广航公司，煤建公司就向某航公司主张获取货款而不向其上家即：能元公司进行追讨，这当中才是疑点重重。
综上所述，广航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对于全案事实的认定以及对于煤建公司无法证明其已经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供货义务的认定和对于煤建公司未能履行与广航公司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的事实认定，均是正确的、清楚的和符合客观事实的，煤建公司就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故理应予以驳回，请求依法判决以维护广航公司之合法权益。
第三人能元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
经审查，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1年11月2日至2013年1月8日期间，煤建公司与广航公司先后签订了12份《油品购销合同》（本案讼争20121011-28-10号《油品购销合同》系第11份合同），广航公司确认前9份《油品购销合同》项下交易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二审期间，煤建公司主张双方在12份合同履行期间的交易流程和送货模式均为：能元公司与煤建公司签订《油品购销合同》后向某航公司直接交货，广航公司在收货后向煤建公司传真发送确认其已收妥合同货物的《货物收据》，煤建公司收到该收据后向能元公司出具《货物收据》并向能元公司支付货款，随后煤建公司要求广航公司出具收货确认文件，包括《结算确认单》或《送货单》以作为煤建公司完成交付及向某航公司主张货款的凭证，随后广航公司在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内支付货款，煤建公司向某航公司交付发票，由广航公司的经办人肖某平签署《增值税发票签收回单》确认收妥发票，合同履行终结。煤建公司为证实其该项主张向本院提交了2011年11月2日至2012年9月期间双方签订的9份《油品购销合同》及相应送货单、发票等履行单证。
对该部分证据，经本院释明，广航公司坚持以煤建公司的举证超过举证期限、相关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为由不予发表质证意见。但广航公司确认双方在此期间签订9份《油品购销合同》并已履行完毕的事实。另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均确认，在第1-8份《油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方式均为广航公司租船自提，第9份《油品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与本案讼争合同约定一致，均约定为煤建公司运至广航公司指定地点交货。
另查明，该第9份合同为双方于2012年9月签订的油销20120827-28-8号《油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2012年9月6日前，煤建公司填制的《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中载明：“送货日期2012年9月5日”、“实收数量324.33吨”，广航公司员工肖某平于2012年9月17日在该送货单中签字并加盖广航公司印章，该送货单中亦未填写车牌号码、送货地点等内容。煤建公司相应提供了其与能元公司于2012年8月签订的《油品购销合同》、其向能元公司出具的确认收货324.33吨的《货物收据》以及向能元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进账单》。
再查明，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分别于2012年10月15日、2013年1月签订的两份《油品购销合同》均已另案诉讼，该两份《油品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与本案《油品购销合同》约定一致，煤建公司均提供相应送货单以证实货物交付事实，广航公司均否认收货事实。其中，2012年10月15日的《油品购销合同》项下货款2862774元某公司已于2012年11月28日全部付清。
二审期间，广航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12笔交易均不存在由能元公司向某航公司交付货物的情形，并认为货物的交付应当以双方签署的交接单据、进出仓库记录、磅码单、运输单证等作为有效凭据。但经本院要求广航公司提供其已确认收货的9笔交易项下单证，广航公司表示因其业务人员肖某平离职后仅向公司移交了《油品购销合同》，没有移交其他资料也未能说明9笔交易实际如何操作，故无法提供相关证据。
另煤建公司主张其已向能元公司支付了涉案油品的货款，向本院提供了2012年11月28日向能元公司付款4126076元的《银行进账单》。广航公司表示其对煤建公司与能元公司之间的交易事实不清楚。
本院认为，广航公司与煤建公司签订的20121119-28-10《油品购销合同》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煤建公司是否已向某航公司交付合同项下货物。虽涉案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为煤建公司运至广航公司指定的仓库（码头）交货，但煤建公司在诉讼中表示双方实际的交易流程及交货方式为：煤建公司与能元公司先行签订《油品购销合同》，并由能元公司直接向某航公司交货，广航公司确认收货后在煤建公司出具的《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中盖章、签字，随后支付货款、收受发票。煤建公司对其主张的交易流程以及货物交付事实已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由广航公司盖章确认的送货单及其与能元公司签订的《油品购销合同》，并向本院另行提供煤建公司与广航公司此前订立的9份《油品购销合同》及相应履行单证，经综合审查煤建公司提供的各项证据，并结合双方在诉讼中的陈述意见，本院认为：首先，煤建公司所提供的《广州市煤建公司送货单》明确记载有送货日期、实收吨数、合同编号等各项内容，从其记载事项已充分表明该送货单就是实际发生货物交接的交货凭证，而广航公司签署送货单即表明其已确认实际收到货物503.18吨的事实。广航公司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其对于签署送货单的法律后果应当有充分的认知，其在诉讼中抗辩称该送货单仅是其要求煤建公司发货的单据，显然与送货单中记载的“实收吨数”等内容相悖，且该送货单系由煤建公司制作并发出，此与通常交易中的发货通知单理应由需方出具的情况亦相互矛盾。因此，广航公司对于送货单所提出的抗辩事由均有违常理，并不能推翻煤建公司的该项证据效力。其次，煤建公司所提供的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签收回单》、与能元公司签订的《油品购销合同》，均与煤建公司所称的交易流程相互吻合，结合煤建公司二审另行提供的前9份《油品购销合同》，特别是第9份《油品购销合同》的履行凭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进一步证实双方交易期间就是以广航公司签署的送货单作为其确认收货并支付货款的有效凭据，至于该货物是否直接由煤建公司送交，以及送货单中是否记载有车船号牌，均不影响对广航公司收货事实的确认。再次，广航公司虽提出货物交付应当以出仓单、磅码单、运输单等单据为证，但对其确认的前9笔交易的收货方式，广航公司并未能提供任何单证佐证其诉讼主张。且广航公司先后于2012年11月28日、2013年1月8日向煤建公司支付两笔交易货款2862774元、4206584.80元，却在一年后才向煤建公司提出均未收到货物，亦明显违背常理。据此，本案经两相对比双方举证情况，煤建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事实均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广航公司仅一味否认煤建公司的证据及事实，却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反驳证据，故对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于货物交付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不当，应予撤销。煤建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66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广航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47083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广航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廖嘉娴
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