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浙07行赔初2号
原告黄江英。
原告张顺忠。
委托代理人李鄂陵，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伍柳，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林毅，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用明，义乌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原告黄江英、张顺忠因与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拆除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9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江英、张顺忠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鄂陵、伍柳，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英豪、金用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江英、张顺忠诉称，原告二人系夫妻，在义乌市苏溪镇向东村有义乌市筌翔文具用品厂，有合法的租赁手续，营业执照，主要生产“新棒棒兔”、“咪咪兔”、“奥特太郎”等知名品牌的中高档文化产品及礼品。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4月21日，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义乌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带领下，在未出具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原告经营的义乌市筌翔文具用品厂强制拆除，恰逢雨天，导致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淋雨报废。相关生产设备，生产资料大量被掩埋、损坏、遗失。当时原告张顺忠远在安哥拉，原告黄江英在强拆现场目睹财产被毁时，气血攻心，当场昏厥，住院治疗多日，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由此也导致原告因生产经营所借的欠款无法归还，产生了巨大的利息。原告对被告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提起了行政诉讼，2015年12月1日，被告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浙行终字第32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义乌市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2015年12月25日，原告就被告违法强拆造成的损失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2016年2月24日，收到被告于2016年2月17日作出的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被告的强拆行为，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其强拆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不予赔偿的理由无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1、赔偿强拆原告厂房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造成损失190万元左右；2、赔偿机器设备损失260万元左右；3、赔偿模具损失431.05万元；4、赔偿成品货物损失493.1876万元；5、赔偿半成品货物损失198.6014万元；6、赔偿原料损失67.807万元；7、赔偿停产停业损失600万元；8、赔偿原告黄江英精神损失20万元；9、赔偿律师费用30万元；10、赔偿因强拆导致原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产生的利息支出1533万元左右（到2016年3月7日止）。
原告黄江英、张顺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5）浙行终字第32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是提起行政赔偿的依据。
证据2.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向被告提起赔偿申请，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原告据此提起本案赔偿之诉。
证据3.涉案建筑强拆后的照片5页共10张，拍摄于2013年4月21日，是被告强拆原告厂房后的现场情况。证明被告在强拆时对原告的相关设施设备和产品未进行保护，照片是好多好心人帮助拍的，其中有二个是原告的弟媳妇。
证据4.护照签证页。证明强拆原告厂房时，原告张顺忠不在国内，2013年4月9日出国，9月份回国。
证据5.财产损失清单，即原告张顺忠制作的到2012年底为止的盘库1-71页，以及后来的产品归类。证明被告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财产数量和价值，证明库存情况以及当时的机器设备。
证据6.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生产经营是合法的。
证据7.气象证明。证明在2013年4月22日下雨，由于被告未对被强拆后的物品进行保管，造成被雨淋后果。
证据8.纳税证明。证明原告的营业损失。
证据9.商标注册证及申请、续展、变更文件。证明原告生产的产品申请了注册商标，在本行业内具有相应的知名度。也证明对原告造成不能营业的损失。
证据10.检验检疫文件。证明原告生产的产品通过相关检验，产品达到了出口的标准，也证明给原告造成不能营业的损失。
证据11.形成于强拆前的订货合同8页。证明原告部分销售情况，证明被告强拆造成原告未能交货的部分货款数额。
证据12.原告向他人所借款项的记录及原告征信个人信用报告。证明原告为归还银行的贷款而向他人高息借款，由于经营产品被损，导致原告无法归还上述借款和利息。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辩称，原告在租用原义乌市杨梅岗农垦场的土地上未经审批建造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已被义乌市国土局作出的义土资监（2008）第231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确认违法、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且经义乌市人民法院及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判决确认，并经义乌市人民法院（2009）金义行执字第7号裁定书裁定，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对原告的违法建筑具有强制拆除的法定职责。原告的违法建筑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拆除，虽强制拆除违法建筑行为被人民法院确认程序违法，但不因此而改变违法建筑的性质，违法建筑不属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无权要求赔偿；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实施强制拆除违法建筑行为时不存在损害原告机器、模具、设施设备、成品货物、半成品货物、原材料的事实。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对原告土地违法的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已多年，虽经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催告，但原告一直未完全履行限期拆除、恢复原状的法律义务，现却提出违法建筑被强制拆除后的所谓停产停业损失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产生的利息支付的赔偿请求，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5）浙金行初字第4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已经查明的与本案有关的所有事实；同时证明黄江英在2013年4月21日强制拆除时在场。
证据2.（2015）浙行终字第32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对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该判决书以被告没有进行法定的催告、公告程序而被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但对事实部分二审法院是确认的。
证据3.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针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依法不予赔偿。
证据4.违法建筑的原貌图，该原貌图形成于2013年3月。证明原告违法建筑未拆除之前的状况。
证据5.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晴雨表。证明涉案强制拆除两天的天气预报是晴天，没有下雨。
证据6.拆除违法建筑摄像资料光盘一张，内容是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两次拆除过程的基本事实的摄像资料。证明：1.2013年4月21日第一次拆除时原告黄江英和女儿在现场；2.2013年4月10日也就是强拆之前，原告已自行拆除部分违法建筑；3.第二次强拆工作人员把屋内的所有财产全部搬离腾空，然后设置警戒线，用机械进行拆除，光盘当中可以反映当时腾空屋内财产及堆放的具体情况；4.第一次拆除的是违法建筑的大门右边第一、二间，第二次拆除的是右边的第三间和左边的除三层楼房之外的房屋；5.原告建造的四间三层楼房没有被拆，4月21日拆除时把屋内的物品都搬到三层楼房前空地上堆放；6.从光盘中可以看出，屋内腾空货物的情况，有机器、塑料箱、杂物等；7.当时工业园区的国土分局局长朱琪与原告黄江英及女儿在对话，对其进行劝说，同时也交待她对搬出的物品进行保管。
证据7.摄像截图十页。这些图都是从证据6的光盘当中截下来的，一共10页，其中标注（4-1）至（4-6）六页是2013年4月21日强制拆除情况的摄像截图，标注（6-1）至（6-4）四页是2013年6月21日强制拆除情况的摄像截图。证明4月21日不下雨，同时可以证明当天拆除的是大门进去右边第一、二间，面积是比较大的，不是平常住宅的一间面积；以及6月21日第二次强制拆除的情况。
其中：（4-1）中穿红色衣服的是原告黄江英的女儿，她边上的是原告黄江英，跟两人对话的是工业园区国土分局副局长。在该图中有一辆红顶的货车，是原告雇佣搬货的汽车。
（4-2）是指4月21日被告强拆时承租在原告房屋内的人员不同意拆除，与被告的证据8相对应，这些承租户后来写了保证书，所以当天没有拆，当时原告黄江英是在场的。
（4-3）与摄像资料对照可以证明房屋内物品已经全部腾空；
（4-4）其中两张图片是房屋未拆前屋前堆放着很多蓝色的屋顶盖板，这是原告在4月10日自行拆除以后堆放在那里的。
（4-5）和（4-6）可以证明强拆之前搬出屋内的物品以及搬出物品的堆放状况，（4-5）中的厢式货车是原告雇佣搬货的，被告第二次强拆时除了挖机、叉车之外，没有带任何的运输汽车，（4-6）也可以反映出腾空房屋内的货物及堆放货物的状况。
（6-1）可以证明当时有叉车在搬机器，同时右上角的一层楼房是4月21日右边未拆的部分，其他的进门左边的房屋是在6月21日拆的，其中左边的三层楼房至今未拆。
（6-2）图片与光盘相对应，可以清楚看出屋内没有任何的财物，同时（6-2）边上就是四间三层楼房，至今未拆。左边与右边房屋的中间是很大的空地，间距约20米以上。
（6-3）中是二层楼，右下照片显示叉车把机器叉出来，这些机器都放置在余下未拆房屋内。
（6-4）是当时把屋内的机器移出来的情况。
证据8.保证书二份，一份是2013年4月21日第一次强拆时承租户郑国涛、黄江永请求不要在当日拆，让他们在5月10日前自行拆除，与证据7中（4-2）的照片相对应；另一份保证书的保证人是黄江英，时间是2013年10月16日，保证书的内容是“2014年2月底之前全部搬空，如未搬由政府处理”，这是指原告对第二次强拆时未拆除的三层楼房作出的保证。
证据9.现状图七页。证明涉案违法建筑拆除后的状况。
其中：（现-1）上图是拆后航拍图，形成时间是2013年8-9月，是被拆后的情况；下图显示除了余下未拆的三层楼房，其他建筑都已经拆除，与证据4原貌图相对应。
（现-2）拍摄于2016年2月23日，因为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故被告进行了现状拍摄。其中上图可以看出原告违法建筑坐落的地点，整个范围全部都是有围墙围住，大门仍然在，里面现由原告出租。下图远距离拍摄，整个强制拆除的范围是相对封闭的，与边上农房相距有几百米。
（现-3）拍摄于2016年2月23日，说明涉案强拆的建筑物周围的围墙很高即使破损也不容易进去，现在厂区传达室还在。
（现-4）是现在出租的情况，厂区围有围墙，是处于基本封闭状态。
（现-6）是2013年4月21日拆除时作的说明，蓝色标记部分是2013年4月8日通知原告，原告于4月10日自行拆除的；虚线部分就是大门进去右边第一、二间，是4月21日强制拆除的部分。
（现-7）是指2013年6月21日强拆的部分。
证据10.询问笔录一份。义乌市公安局苏溪派出所在2016年4月15日对承租户郑国涛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1.原告违法建筑出租的状况，也就是进大门的右边除第一、三间外，都是出租的。进大门左边的房屋也是出租的，左边三层楼房里面的二楼和一楼的三分之一是原告自己使用的。其他都由郑国涛承租办厂；2.涉案的违法建筑是分三次拆的，第一次是2013年4月初，房东自行拆除，后来政府拆除了二次；3.两次强拆政府都是把屋内的财产全部搬出来了；4.拆除违法建筑的时候原告黄江英是在场的；5.承租户自己的财产全部搬运走了。
被告还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作为法律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二审判决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同时该判决从程序违法角度作出判决的，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
对证据2无异议。
对证据3照片本身无异议，但对照片上面标注的字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照片中没有反映财物被掩埋的情况。
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原告黄江英第一次强拆时在场。
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交的库存记录来看，每一页的上半段都是对成本的核算，并不是库存的盘点，记载的项目里的电费、其他管理费、工资，都标明是成本，如是库存则不存在对电费、税收、管理费进行盘点。所有的库存全部用铅笔写，其他内容用钢笔写。核算成本用钢笔，涉及到库存就用铅笔写，不符合常理，显然是为了诉讼之用，而且全部记录前后笔迹一样，这与库存商品盘点常态化是不相符的，同时也没有库存盘点计算人员的签名，原告也陈述是自己制作的，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的违法建筑是2008年7月30日由义乌市国土局作出处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一、二审诉讼，二审判决时间是2009年1月21日，而原告营业执照的时间是2010年6月12日，也就是原告应当履行生效判决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的情况下，仍然在违法建筑内进行经营，现在提起所谓的经营损失的诉请显然是不合法。
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8中地税分局2016年4月7日出具的二张纳税证明中，纳税人的名称是义乌市统领文具商行，纳税时间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但该商行的地址不在涉案被强拆地块。而原告所办的荃翔文具用品厂，地税纳税证在2009年6月26日已经注销，国税在2010年5月1日已经注销，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强制拆除所涉的是违法建筑，商标是知识产权，不存在拆除的问题。
证据10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11三性均有异议。
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借款是否合法与本案无关。
被告认为，原告的所有证据均达不到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明目的。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认可，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对证据2的三性认可，但这份判决书恰恰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房屋拆除行为已被确认违法。
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对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理由不认可，违法建筑只是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但其建筑本身以及建材是合法的财产，造成原告厂房的损失是被告违反法定程序造成的，如果被告依法按照法律规定程序来履行催告、公告等程序，原告是可以避免相关的损失。如果自行拆除建筑物建材是可以二次利用的，但被告强拆使用的是挖机，造成建材无法二次利用。被告在强拆房屋时没有对厂房内的机器、设备、设施等进行相关登记和清点和妥善保管，造成财物被雨淋、被偷盗的后果，应当赔偿。本案中涉案的所谓违法建筑虽经生效判决要求恢复原状，原告虽未履行，但不能归责于原告。原告从事相关的经营行为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是被告强拆的行为造成原告停产停业，造成原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应当赔偿。
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
证据5只能证明拆除当天没有下雨，不能证明在接下来的几天没有下雨，也不能证明强拆当时对原告财产进行了妥善保护。
证据6、7内容涉及到强拆，但视频资料不完整，不能证明整个强拆过程，只是片面截图，不能反映整个强拆现状，对真实性有异议，应当对整个过程进行录像。在该摄像资料中只有强拆房屋的资料，从光盘中可以看到被告在强拆原告房屋时未对相关财物进行登记和保管，只是将厂房中的部分财产随意的堆放在一起，不能达到被告不予赔偿的目的。而且被告的解释是不准确的，比如被告说穿红色衣服是黄江英的女儿，事实是原告女儿当天并不在现场，张顺忠在国外，黄江英面对这个事情是无法处理的。对视频和截图中的人员无法核实是否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厢式货车不是原告雇佣的，房屋都是原告自己使用的，存在联营的情况但是没有出租，也不能证明被告对拆除后的物品进行保管的事实。
证据8中2013年4月21日这份保证书恰恰证明被告在强拆时，是在有人作出保证后，仍然在4月21日强行拆除，不能达到被告不予赔偿的目的；2013年10月16日的保证书是黄江英签的，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也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9航拍图反映的是涉案建筑拆完后的状态，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现状图5页照片形成时间是在2016年2月，是在原告提出赔偿后拍的，航拍图和现状图不能证明拆除时与现状一致。
证据10形成于答辩后，对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被询问人所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
经审查，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6、7真实性以及证据3照片本身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予以确认；证据5被告异议成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8被告异议成立，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9、10、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1不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其待证的事实经过。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顺忠因未经审批在义乌市杨梅岗农垦场土地上进行建设，已由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义土资监字（2008）第231号行政处罚决定确认违法，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该行政处罚决定经过一、二审判决确认并由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09）金义行执字第7号裁定书，委托义乌市国土资源局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2013年4月10日，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和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苏溪大队向张顺忠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构）筑物通知书》、《告知书》。2013年4月21日和6月21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根据义乌市委办公室和市府办公室联合下发的市委办（2013）40号文件《义乌市“三改一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规定，两次将张顺忠经营的义乌市杨梅岗农垦场土地的部分违法建筑拆除。张顺忠、黄江英对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该案经本院一审后，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并作出（2015）浙行终字第329号行政判决，撤销本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确认义乌市人民政府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对张顺忠、黄江英经营的厂房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驳回张顺忠、黄江英对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起诉。张顺忠、黄江英据此向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要求赔偿厂房、机器、模具、设施设备、成品货物、半成品货物、原材料、停产停业损失、黄江英的精神损失、律师费用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产生的利息等共计3610.646万元。义乌市人民政府经审查，于2016年2月17日作出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对赔偿申请人张顺忠、黄江英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另查明，原告曾于2013年4月11日对涉案的部分违法建筑进行过自行拆除。
本院认为，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对张顺忠、黄江英经营的厂房实施的拆除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张顺忠、黄江英作为赔偿请求人已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义乌市人民政府提出赔偿申请，义乌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并作出了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现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共提出了十项赔偿请求。其中，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对厂房及附属设施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就本案事实来看，原告被强制拆除的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建筑，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故被告对其进行强制拆除实体上并无不当，原告要求被告对其违法建筑进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告还提出赔偿停产停业损失，原告在已经被确认为违法建筑的厂房内经营，其损失亦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对其机器、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从审查情况来看，原告在涉案强制拆除之前已经将部分建筑自行拆除，将相关物品搬出，原告黄江英在2013年4月21日强制拆除时在现场，同时原告提供的相关物品的损失清单均系其自行制作，并无相关凭据可予佐证，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相关物品的损失，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相关物品的赔偿请求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赔偿律师费用的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赔偿借款利息等费用，与本案所涉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情形不属于法定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围。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顺忠、黄江英的行政赔偿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顺忠、黄江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预交上诉受理费50元；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为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银行为农业银行杭州市西湖支行。汇款时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冯少华
审 判 员 金 莉
审 判 员 钟雪丹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朱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