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萍民三初字第74号
原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
法定代表人李松，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严思达，江西天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萍乡太红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
法定代表人曾书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柳九一，萍乡市安源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
负责人邓文超，该办事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奕帆，该办事处员工。
委托代理人宋飚，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煤销售公司”）与被告萍乡太红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红洲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作出（2014）萍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被告太红洲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原告江煤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严思达，被告太红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柳九一，第三人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李奕帆、宋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煤销售公司诉称，2011年被告挂靠在原告处发运煤炭。2012年开始，双方开展煤炭经营合作业务，约定原告提供资金，被告负责原煤采购、销售。至2013年8月，被告尚欠原告资金4000多万元。因煤炭市场发生变化，价格下跌，为保障原告收回资金，防范风险，经双方协商，被告将其煤场中的存煤274692.08吨转移给原告，以120元／吨的价格冲抵欠款32963049.6元，其余欠款则以其他方式逐步还清。2013年8月14日，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煤炭入库清单，办理了该批煤炭的交付手续，出具了《物权转移证明书》，证明书上明确表述“自即日起，我公司自愿将上述物权转移至贵公司”。此后，原告派专人在煤场进行看护和管理。今年以来，被告的其他债权人认为该批煤炭未发生转移，仍属被告所有，不准原告处置。为此，原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煤炭转移合法有效，被告煤场（杞木）存煤274692.08吨系原告所有。
被告太红洲公司辩称，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答辩意见如下：一、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达成“以煤抵债”的协议，也不存在“以煤抵债”的事实。2012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煤炭经营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提供资金、煤款结算以及回笼资金；被告负责煤炭采购，销售；合作期限一年，自2013年1月1月至12月31日。协议到期后，双方继续合作至2014年4月30日。此期间，被告与原告没有签订任何以煤抵债的协议，也不存在“以煤抵债”的事实。二、被告在2013年8月14日及原告提起诉讼时没有拖欠原告的任何资金。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原告为被告提供了项目资金，但从2013年1月1日至8月31日答辩人总计销售原煤计货款101213114.18元，这些煤款原告结算、回笼后，并没有支付给被告。因此，2013年8月被告不存在拖欠原告资金4000万元的事实，原告反而拖欠被告货款。2013年12月31日双方经核对账目，被告欠原告资金9121379.71元，但2014年1月1日至4月30日被告总计销售煤炭计货款21579427.42元，两者相抵，原告尚欠被告煤款1200余万元和500万元押金。三、2013年8月14日物权转移证明书是无效的证明。2013年8月14日被告的经办人曾佳到原告处收取煤款，在支付煤款前，原告要求曾佳在物权转移证明书上盖章。曾佳为了收回煤炭货款，被迫在物权转移证明书上加盖了印章。但曾佳在物权转移证明书上盖章前被告与原告并未就煤炭物权转移达成过任何协议，更不存在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双方经过协商以煤抵债的事实。因此，物权转移证明书中的内容不仅是虚假的，而且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四、被告未转移过任何煤炭物权给原告。2013年8月14日前，被告未拖欠原告任何资金，也没有达成以煤抵债的协议，更没有交付任何煤炭给原告，即不存在转移煤炭物权的事实。2013年8月14日之后，被告与原告之间也没有以煤抵债的物权转移行为，相反双方继续合作经营煤炭业务，原告仍欠被告煤款1200余万元和500万元押金，因此，被告也不可能无偿转移几千万元的煤炭物权给被上诉人。
第三人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述称，江煤销售公司与太红洲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因涉及我办担保物，案件裁判结果与我办有直接利害关系，故我办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请求驳回江煤销售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其陈述的主要事实及理由如下：一、我办收购萍乡湘东黄海村镇银行对太红洲公司5000万元委托贷款债权前的合同签署履行情况。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发行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萍乡湘东黄海村镇银行（以下简称“黄海银行”）向借款人太红洲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东兴证券与黄海银行于2013年12月19日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贷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2年，利率7.5%／年。借款发放日期为2014年1月8日。2013年11月1日，萍乡兰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亭公司”）与太红洲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将下埠镇杞木村太红洲公司货场租赁作煤炭储存场地。2013年12月19日太红洲公司与黄海银行签署《动产质押合同》。2013年12月20日，兰亭公司、太红洲公司、黄海银行签署《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兰亭公司接受委托履行监管人责任义务。同日，黄海银行和太红洲公司向兰亭公司出具2013001号《出质通知书》，兰亭公司向黄海银行出具《出质通知书（回执）》，兰亭公司与太红洲公司向黄海银行出具了《质物进仓单》。上述证据证明659488吨煤炭作为质押物已交付原质权人。质物交付后，兰亭公司履行了监管义务，并放置了提示牌。2013年12月20日，黄海银行、太红洲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了动产抵押登记。之后我办向黄海银行出具《远期收购承诺函》，并与太红洲公司、黄海银行、曾书旺签署《远期金融不良债权收购服务合同》。二、我办收购债权及担保物权情况。由于债务人委贷利息、增信费逾期，按合同约定已触发收购，我办已于2014年11月13日收购黄海银行的该笔债权，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并于11月14日支付了全部收购对价款，成为太红洲公司新的债权人。我办收购债权后，我办人员发现，《动产抵押登记书》的登记时间从2013年12月20日变为2014年1月8日，其他未发生变化。黄海银行出具情况说明，陈述由于当地工商局办理抵押登记时需要提供借据，而第一次办理登记时5000万借款尚未发放，故第一次登记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而借据时间为贷款实际发放日期2014年1月8日，因此工商局要求重新办理登记，变更抵押时间，黄海银行变更该事项时并未告知我办。2014年12月19日我办与企业、银行签订《协议书》，约定债权及从权利转让事宜，我办继续承租太红洲公司的货场及生产场地作为煤炭储存场地，所有质押物交付我办监管，协议签订同日视为黄海银行已向我办交付完毕。三、依据《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我办依法受让了黄海银行对太红洲公司的债权，从而取得担保物权。我办已经实际控制、管理该担保物煤炭664769.45吨，因此我办的担保物权合法有效，拥有优先受偿权。四、江煤销售公司对太红洲公司主张的物权名为物权让渡，实为一种物的担保，且该物权担保因无主债权存在作为基础而未发生和生效。江煤销售公司实际从未占有、管理过其诉讼称的274692.08吨煤炭，尽管江煤销售公司声称派了专人现场监管煤炭，但自兰亭公司树提示牌后，从未向我办的质押（抵押）行为提出过异议，且其物权取得的法律关系不清晰，证据不充分，争议物权堆放何处无法界定，故其诉称无法成立。
原告江煤销售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煤炭经营合作协议书。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煤炭购销经济往来关系。
2、太红洲公司煤炭进出明细表。欲证明被告将其274692.08吨煤炭以120元／吨的价格转让交付给了原告。
3、煤炭物权转移证明书。欲证明被告将274692.08吨煤炭转给了原告，并承诺继续存放于煤场，确保数量无误。
4、关于加强对太红洲公司转移中煤管理工作的通知。欲证明原告已经安排专人对存放的274692.08吨煤炭进行看守和管理。
5、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证明。欲证明被告原来与销售运输分公司的煤炭业务，由原告统一结算。
6、瑞华赣专审字（2015）36010073、36010074号审计报告，欲证明2013年8月14日前被告应付原告（含分公司）42346102.38元，同时证明煤炭物权转让的原因。
7、江西丰城扬长洁净煤有限责任公司、江西赣中煤炭储运有限责任公司证明，欲证明原告对274692.08吨中煤进行处置的事实。
8、证人冷新民、朱建、向时剑证言，欲证明原告安排人员对涉案煤炭进行了监管。
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原告第1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被告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当时是为了与原告结算而出具，该表系由原告自己填写，与实际财务有出入，当时的煤炭销售价格为600元—700元／吨，远高于明细表中的120元／吨；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认为签字是原告签字，明细表中数量、价钱系虚假的，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因被告认可明细表中的公章系其所盖，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被告认可盖章属实，但认为内容不属实，盖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转移物权而是为了收取货款，同时物权转移需要基础交易行为，不能仅凭一份证明书就表明物权已经转移。第三人同意被告意见，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经审查，该物权转移证明书内容具体明确，且被告对物权转移证明书中所盖公章及曾书旺印章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通知系原告内部通知，原告并没有安排人员人看守，不能以此证明物权进行了转移；第三人认为真实性无法判断，关联性上证明力不足，原告没有派人看守，否则与第三人的看管会产生冲突。经审查，该通知系原告内部文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第4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还认为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对该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被告认为销售运输分公司的审计报告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案原告是江煤销售公司；该鉴定系原告委托，被告并不知情，对合法性有异议；对江煤销售公司的审计报告除关联性外，其他质证意见与前述两点一致，审计报告正好证明2014年8月13日是原告欠被告的钱。第三人认为，销售运输分公司的审计报告与本案无关；对江煤销售公司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应付账款正好证明被告不欠原告的钱。经审查，两份审计报告均系原告对外委托鉴定，被告亦明确表示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两份审计报告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公司签字人员未到庭作证，不能证明煤炭属于原告；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提出异议。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物权转让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8组证据，被告认为证人是原告内部业务员，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故对真实性有异议，看守人员的职业是业务员，他们与原告属于合作经营，并不是看守；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证人是做销售业务的，并非行使看守职责；对证人提供的照片，认为照片上的时间可以技术合成，且照片只能反映出一堆煤，无法证明是太红洲公司的煤炭。对该组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被告太红洲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欲证明太红洲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
2、2013年1月1日至8月31日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开票通知单。欲证明2013年8月31日江煤销售公司应付太红洲公司煤款101213114.18元，太红洲公司在2013年8月14日不欠江煤销售公司煤款，2013年7月出库数量19565.42元，证明煤炭进出明细表上的数据是虚假的、煤炭价格也是虚假的，太红洲公司在物权证明书盖章不是为了冲抵欠款。
3、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开票通知单。欲证明此期间江煤销售公司应付太红洲公司煤款21579427.42元，太红洲公司在物权证明书盖章不是为了冲抵欠款，盖章后太红洲公司货场上煤炭入库、出库仍然发生变化，说明物权转移证明书上的煤炭并未交付给江煤销售公司。
4、2013年8月31日22号、23号记账凭证、信用社贴现凭证、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转让协议。欲证明太红洲公司在物权转移证明书上盖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江煤销售公司的货款，而不是冲抵欠款。
5、2013年12月31日对账表。欲证明太红洲公司2013年12月31日止欠江煤销售公司9121379.71元，但至2014年4月30日未再拖欠江煤销售公司任何款项。
6、萍乡市太红洲公司货场储煤量测算技术报告。欲证明当时太红洲货场储煤数量达到65万余吨，物权转移证明书上储煤数量是虚假的，且物权转移证明书上的27万余吨煤炭与65万余吨煤炭未分离，也就是未交付，物权并未实际转移。
7、太红洲债权人座谈会纪要。欲证明江煤销售公司本身不是太红洲公司的债权人，会议过程、会议内容从未涉及太红洲公司的煤炭物权转移给江煤销售公司。
8、物权转移证明书。欲证明2013年8月14日江煤销售公司出具两份数额不一的物权证明书给太红洲公司盖章，说明双方未就物权转移证明用于抵付账款达成一致。
9、2013年10月31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欲证明截止2013年10月31日，江煤销售公司尚欠太红洲公司煤款24020215.58元，也证明2013年8月14日太红洲不欠江煤销售公司资金。
10、证人曾佳证言。欲证明太红洲公司在物权转移证明书上盖章的目的不是冲抵债权债务，而是为了煤款回笼，双方并未发生以煤抵债的行为和事实。
经质证，原告江煤销售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不予质证，认为被告主体资格方面的证据由法院审查；对第2组证据，认为不能证明债务关系的成立，是证商交易的凭据；对第3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对第4组证据，认为仅是支付款项的表现，不能证明债权债务的存在，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5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反而证明2013年12月31日太红洲公司尚欠江煤销售公司9121379.71元；对第6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技术报告无论是质押还是抵押均没有体积、面积，而江煤销售公司的物权转移有计量，煤炭品质为中煤，对方的是原煤，且双方数量也不一致，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质证，认为反而能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有往来，并没有否认转让行为是无效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8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提交法庭的不是这一份，反而能够证明当时煤炭数量错了，被告修改数量后重新出具了一份物权转移证明，因此说明物权转移的事实是真实的；对第9组证据，反而能够证明太红洲公司欠了我方煤款；对第10组证据，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三性均有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对被告提供的10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
经审查，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第2、3、4组证据系其公司的内部记账凭证，其完整性、真实性无法完全确定，且证据反映的内容也与本案所有权确认纠纷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原、被告双方均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且双方对账人员亦分别在上面盖章和签字，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能否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被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因该报告所测算的是货场中煤炭的总量，其与物权转移证明书上所标注的中煤在数量、种类以及形成时间方面均有所不同，故无法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未记载被告的债权债务情况，也非法律意义的债权债务确认凭证，故无法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交的第8组证据，由于被告未交付给原告，故只能说明双方就该证据约定的煤炭数量未达成转让意见，而无法否定被告实际交付给原告的《物权转移证明书》的效力，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第9组证据，协议三方均在上面盖章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协议书形成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而双方在2013年8月14日后仍然存在业务往来且债权债务不断发生变化，故无法证明2013年8月14日太红洲公司不欠江煤销售公司资金；被告提交的第10组证据，因证人曾佳未出庭作证，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第三人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场地租赁协议及2000元支付凭证。
2、委托贷款委托合同。
3、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4、动产质押合同。
5、质押监管协议（含出质通知书及回执、质物进仓单）。
6、远期金融不良债权收购服务合同。
7、动产抵押登记书。
8、远期收购承诺函。
9、借款借据。
10、验收单（出入库）及汇总表。
11、资产库存总表（总台账）。
12、债权转让协议。
13、萍乡黄海村镇银行情况说明。
14、动产抵押变更登记书。
15、协议书。
16、收购款支付凭证。
上述1-11组证据欲证明本案争议的27万吨煤炭是在2013年12月19日抵押给了黄海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质押交付手续，并办理了相关的事由，也证明黄海银行取得了65万吨煤炭的抵押权，拥有优先受偿权；第12-16组证据欲证明第三人在2014年11月份由于前述债权转让及担保债权的转让，拥有了对65万吨煤炭的抵押权，与本案原告主张的所有权发生冲突，第三人对27万吨煤炭拥有优先受偿权。
经质证，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第三人主张的是动产抵押，而动产抵押是不交付的，那么第三人就没有必要租赁场地，明显与事实冲突；对于其他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质证，且认为都与本案无关。原告认为其诉请的是中煤，而对方涉及的是原煤，且数量不同，时间不一，原告方是于2013年8月进行的物权转让，而第三人是在2013年12月确立抵押，故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需要审查第三人的权利，第三人与被告的关系和原告与被告的关系是可以共存的。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经审查，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煤炭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合作项目资金，被告负责煤炭的采购、销售及业务付款、结算等，合作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原告称，截至2013年8月，被告尚欠原告资金4000多万元，因煤炭市场发生变化，价格下跌，为保障原告收回资金，防范风险，经双方协商，被告将其煤场中的274692.08吨中煤转让给原告，并按120元／吨的价格冲抵欠款32963049.6元，其余资金则以其他方式逐步还清。经查，2013年8月14日，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物权转移证明书》和《煤炭进出明细表》。其中，《物权转移证明书》载明“我公司有中煤274692.08吨，价值为32963049.60元，现存放于萍乡太红洲公司煤场库存。自即日起，我公司自愿将上述物权转移至贵公司，如上述物权因涉及第三人权益或数量误差而发生纠纷，我公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被告在《物权转移证明书》加盖了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曾书旺的印章，原告方相关人员则分别在《物权转移证明书》上签名确认。《煤炭进出明细表》则载明自2013年6月30日起至2014年8月14日太红洲公司中煤库存为274692.08吨，单价120元／吨，总价值为32963049.60元。被告在明细表上加盖了公司公章以及仓蓄专用章，原告亦在明细表上加盖公章确认。煤炭转让后，因被告的其他债权人与原告就本案煤炭的权属问题发生争议，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的煤炭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诉争的存煤274692.08吨归原告所有。
审理中，第三人认为本案审理涉及其担保物权，案件裁判结果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遂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3年12月19日东兴证券与黄海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东兴证券委托黄海银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同日，东兴证券、黄海银行以及太红洲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由黄海银行向太红洲公司发放委托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24个月，利率为年利率7.5%。同日，太红洲公司还与黄海银行、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签订《动产质押合同》，约定太红洲公司将其存煤659488吨作为质押物为其5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作为黄海银行的受托方履行质权管理人之职责。2014年11月13日，黄海银行、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与太红洲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由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受让黄海银行对太红洲未获清偿的债权及其全部从权利。2014年12月19日，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黄海银行、太红洲公司签订《协议书》，对东方资产南昌办事处受让黄海银行对太红洲公司的委托贷款债权及其全部从权利事实予以了确认。
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虽然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煤炭经营合作关系，但原告并非就经营合作期间产生的债权主张权利。由于原告的诉请是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煤炭转让行为有效、诉争存煤274692.08吨归其所有，因此，本案应当认定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物权转移证明书》、《江西煤业太红洲项目煤炭进出明细表》等相关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已将涉案的274692.08吨中煤转让给了原告。被告辩称，《物权转移证明书》及《江西煤业太红洲项目煤炭进出明细表》是其为了收取货款而被迫向原告出具，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物权转让行为。本院认为，被告的观点难以成立。被告作为多年从事商业经营、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对在《物权转移证明书》及《江西煤业太红洲项目煤炭进出明细表》上盖章、签字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非常清楚，其在认可盖章、签字真实性的情况下，并无有效证据支持其抗辩主张。因此，其辩称意见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达成的物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涉案煤炭是否完成交付的问题，亦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本案诉争的煤炭属于动产，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由于诉争煤炭数量巨大，其存放、运输均须具备相应条件，因此，本案标的物是否完成交付不能简单以诉争煤炭是否运离被告煤场而判断之。综合《物权转移证明书》中诉争煤炭“现存放于萍乡太红洲公司煤厂库存，自即日起，我公司自愿将上述物权转移至贵公司”之表述，以及被告向原告出具《江西煤业太红洲项目煤炭进出明细表》的事实，本院认为，虽然被告转让给原告的煤炭仍然存放于被告煤场，但该批煤炭实际上已经办理了交接手续，即被告已将煤炭的占有转移给了受让人，因此，诉争煤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交付。据此，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煤炭转移合法有效、被告煤场存煤274692.08吨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人提出本案审理涉及其担保物权、案件裁判结果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相关意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物权转移的事实是发生在2013年8月14日；而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及由此产生的担保物权关系，发生的时间则是在2013年12月19日之后。两者不仅在法律性质上并不相同，而且在形成时间上前者也要早于后者。因此，本案的审理与第三人的主张并不冲突，第三人对被告的债权及担保物权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萍乡太红洲矿业有限公司之间的煤炭转移行为合法有效，被告萍乡太红洲矿业有限公司煤场存煤274692.08吨系原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案件受理费206600元，由被告萍乡太红洲矿业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陶 勇
审 判 员 曾东林
代理审判员 周丽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黄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