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32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1，女，1945年1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2，女，1947年2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祝秉耀，男，1939年8月16日出生，北京语言大学退休教授。
以上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李松，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3，男，1942年12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4，男，1955年4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亚平，女，1956年8月23日出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退休工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5，女，1952年4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6，男，1983年4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7，男，1949年9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平英，女，1950年4月9日出生，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退休教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8，男，1953年8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国凤，女，1952年11月12日出生，北京电光源研究所退休干部。
上诉人马×1、马×2、马×3、马×4、马×5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7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1、马×2、马×3、马×4、马×5及其各自委托代理人祝秉耀、李松、高亚平与被上诉人马×6委托代理人崔振德、马×7、马×8及各自委托代理人郭平英、张国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1、马×2于2014年7月在原审法院起诉称：被继承人马云峰和谭新华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七个子女，分别是长子马×3、长女马×1、次女马×2、次子马×7，三女马×5、三子马×8和四子马×4。马云峰、谭新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成本价购买了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6号楼3层×××号房屋一套，产权证号为京房权证西私字第483**号。1996年4月1日马云峰去世，当时未对遗产进行分割。2014年1月3日�新华去世。二被继承人均未留下遗嘱。我们认为，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但马×8擅自将遗产房屋交由其子居住，属于侵权行为。因我们与对方就遗产分割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诉请法院依法判决。现请求：1、判决被继承人马云峰、谭新华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6号楼×××号房屋由我们和马×3、马×7、马×5、马×8、马×4各继承七分之一份额；2、判令马×8给付我们房屋使用费13714元（自2014年1月4日至7月4日，按月租金8000元、我们继承房产七分之一份额计算）。
马×6诉称：马×1、马×2所述其父母姓名、父母死亡时间、房屋地址均属实。该房屋是1995年8月以成本价购买的。2000年12月8日取得产权证，房屋登记在马云峰名下，是马云峰、谭新华夫妻共有财产。谭新华有权分割其房屋。根据谭新华2007年6月6日自书遗嘱，2010年2月10日自书声明、2010年9月7日还有一�录音遗嘱，将其房产留给我。马×1、马×2与马×3、马×4、马×7、马×5、马×8系兄弟姐妹关系。2014年谭新华病逝，该房屋由我父母及我和爱人居住。应按谭新华遗嘱办理，谭新华的份额十六分之九由我继承，其余十六分之七份额由其他继承人继承。房屋使用费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同意马×1、马×2的诉讼请求。
马×3辩称：马×1、马×2所述父母姓名、父母死亡时间、生育子女情况、房屋地址均属实。马×6所述房屋的购买时间、取得产权证时间均属实。谭新华去世后，马×8给我看了2010年那份遗嘱。不认可这两份遗嘱，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文，内容不具体。是我母亲书写的，但在什么情况下书写的我不清楚。我认为该房应按法定继承，各占七分之一，马×6不应享有继承的权利。我同意马×1、马×2的诉讼请求，不同意马×6的诉讼请求。
马×7辩称：马×1、马×2�述父母姓名、父母死亡时间、生育子女情况、房屋地址均属实。谭新华留有遗嘱，有权处置自己的遗产。2009年11月28日在诉争房屋开家庭会商量母亲赡养问题，公开出示过谭新华2007年6月6日书写的遗嘱复印件，除了马×6，双方都在场，没有人对该遗嘱签名提出异议，也没人找在隔壁的母亲确认是否其本人签名。谭新华留的遗嘱是真实的，明确的，我同意母亲的遗嘱，同意马×6的诉讼请求。不同意马×1、马×2的诉讼请求。
马×5辩称：马×1、马×2所述父母姓名、父母死亡时间、生育子女情况、房屋地址均属实。谭新华的遗嘱写的不清楚，母亲出于本意不会自己写遗嘱，肯定是别人让母亲写的。签名像是谭新华签的。我认为该房产应按法定继承。同意马×1、马×2的诉讼请求。不同意马×6的诉讼请求。
马×8辩称：马×1、马×2所述父母姓名、父母死亡时间、生育子女情况、房屋地址均属实。2007年6月6日，母亲说要给马×6留个东西，遗嘱是母亲亲自书写的。2009年11月18日，我们去马×2家将母亲的遗嘱给她看，马×2在2007年6月6日遗嘱下方签了字。其他子女是2009年11月28日全家开会时知道此遗嘱的事。谭新华书写遗嘱和录音遗嘱是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遗嘱。不同意马×1、马×2的诉讼请求。同意马×6的诉讼请求。
马×4辩称：马×1、马×2所述父母姓名、父母死亡时间、生育子女情况、房屋地址均属实。2007年的这份遗嘱，马×2看过后，全家开会时说过这份遗嘱，遗嘱像是我母亲签字。我母亲没有文化，很少自己写字。父亲去世后，母亲没有口头说过对诉争房屋如何处置。我同意马×1、马×2的诉讼请求。不同意马×6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马云峰、谭新华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七人：长子马×3、长女马×1、二女马×2�二子马×7、三女马×5、三子马×8、四子马×4。马×6系马×8之子。1995年8月马云峰以成本价购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6号楼×××号房屋一套，2000年12月8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483**号，该房屋登记在马云峰名下。马云峰于1996年4月死亡。谭新华于2014年1月3日死亡。谭新华于2007年6月6日书写内容为“我把房产留给马×6”的字条。2009年11月18日，马×2在该字条上写“我看到了这件东西”并签名。2010年2月10日，谭新华书写“以2007年6月6日的立所立遗嘱为准，其他都无效”的字条，谭新华签名并捺指纹。2011年3月7日，谭新华书写内容为“我把阜外大街6号楼×××号房产赠给孙子马×6”的字条，谭新华签名并捺指纹。该字条有证明人王勤、王琳的签名。2014年2月18日，马×6书写“我接受奶奶（谭新华）赠给我阜外大街6号楼×××号房产。我尊重长辈协商的意见”的字条。2014年2月20日，马×7在该字条上签名。
在原审法院质证时，对马×6出示的谭新华书写的三张字条证据，马×1、马×2、马×3、马×5、马×4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马×2承认在谭新华2007年6月6日书写的字条上签名的事实。马×7、马×8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均未申请对谭新华书写的字条做笔迹鉴定。对马×6出示的2010年9月7日谭新华口头将阜成门房子留给马×6的录音证据，马×1、马×2、马×3、马×5、马×4不认可其真实性；马×7、马×8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对马×1、马×2出示的马×2、马×5与谭新华谈话的录音证据，马×6认可录音中的声音是谭新华的，认为整理的书面资料与录音内容不符。马×3、马×5、马×4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马×7、马×8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马×6出示的受赠声明的真实性，双方均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继承人谭新华先后三次书写的处分房产的字条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否为有效遗嘱。综合全案证据，谭新华先后三次书写的字条，内容前后一致，无矛盾之处。谭新华2011年3月7日书写的字条内容具体，明确表示把阜外大街6号楼×××号房产赠给孙子马×6，应认定为谭新华处分财产的真实意思。该字条不仅有谭新华本人签名，还捺上指纹以示郑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法院对谭新华2011年3月7日自书遗嘱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6号楼×××号房屋是马云峰、谭新华夫妻共同财产，马云峰死亡时未留遗嘱，该房屋中属于马云峰的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谭新华有权利处分属于自己的份额，但其在遗嘱中将该房屋全部赠与马×6，处分了他人的财产份额，故谭新华的自书遗嘱部分无效。谭新华将房屋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受遗赠人马×6知道后在法定期限内做出接受遗赠表示。现马×6要求取得诉争房屋十六分之九份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该房屋其余十六分之七由马云峰、谭新华的子女（即除马×6外的双方当事人）按法定继承分别继承。马×1、马×2、马×3、马×5、马×4不认可谭新华自书遗嘱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对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马×1、马×2要求马×8给付诉争房屋使用费的诉讼请求，因该诉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次诉讼不予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月判决：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六号楼二门三一四—三一九号房屋一套，马×6占有十六分之九份额；马×1、马×2、马×3、马×7、马×5、马×8、马×4各占有十六分之一份额。二、驳回马×1、马×2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马×3、马×5、马×4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马×1、马×2、马×3、马×4、马×5均不服，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其上诉主要意见即认为涉诉三张字条并非其母谭新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性质并非遗嘱，其中部分内容有赠与之意，但无受赠人之意思表示，该字条中所写房屋亦不明确，故本案应依法定继承处理诉争房产。故其五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马×6、马×8、马×7均同意原判。其主要答辩意见即认为谭新华所书遗嘱是真实有效的，其有权处分的部分财产应依遗嘱继承，其他部分应按法定继承，故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经审理查明：在本院审理中，马×1、马×2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公证遗嘱1份，内容为谭新华对位于原崇文区光明西里房屋所有权所作处分。经质证，马×3、马×4、马×5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可，马×6、马×8、马×7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证明信、干部履历表、死亡证明、房屋所有权证、录音、谭新华书写的三张字条、受赠声明、公证遗嘱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的主要焦点即谭新华书写的三张字条是否具有遗嘱的效力。对此，本院作如下考量：
首先，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6号楼×××号房屋系被继承人马云峰与谭新华生前共同取得，依法应属其生前夫妻共同财产。马云峰去世前未留有书面遗嘱，而马×6在本案中提供了署名谭新华的三张字条，其中2007年所书字条明确包含“我把房产留给马×6”的内容，马×2亦在该字条上写“我看到了这件东西”并签名，且根据双�在原审中的陈述，双方在2009年的家庭会议上除马×1外均已知有上述字条存在。后在2010年2月10日，谭新华书写“以2007年6月6日的立所立遗嘱为准，其他都无效”的字条，签名并捺有指纹。2011年3月7日，谭新华又书写了内容为“我把阜外大街6号楼×××号房产赠给孙子马×6”的字条。以上文字意思表示清晰，并使用了“遗嘱”等词汇，前后表述均系对诉争房产所有权的处分，且权利主体指向一致，均系马×6。后马×6亦表示愿意接受该财产权利。上诉人虽坚持认为谭新华书写上述三张字条并非订立遗嘱，亦非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以上字条的形成系马×6、马×7、马×8欺诈胁迫所致，在其知晓字条相应内容后的数年间，既有疑虑，却未就此向健在的谭新华本人进行必要的核实，谭新华本人生前亦未曾起诉请求撤销该意思表示或主张该字条无效，�此情况下，经原审法院询问后马×1、马×2、马×3、马×4、马×5仍明确表示放弃对字条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在原审法院及本院审理中，其亦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谭新华在书写以上三张字条后在去世前立有其他遗嘱，故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该字条所证内容予以认定是正确的。因该遗嘱处分的诉争房屋并非谭新华生前独自所有，故对其无权处分的财产权利部分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经审查，原审法院对双方应得房屋所有权份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马×1、马×2所提供的公证遗嘱并非新的证据，且与本案争议关联性不足，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难以采信。
其次，上诉人马×1、马×2、马×3、马×4、马×5作为马云峰与谭新华之子女，依法对本案诉争房产中遗嘱继承之外的部分具有法定继承权利。经本院审查，原审法院对双方所应分得的继承份额认定正确，应予维�。马×1、马×2、马×3、马×5、马×4上诉虽称马×8、马×6等存在虐待被继承人谭新华之情形，并称谭新华不可能留下诉争房屋由马×6继承，主张马×6不应分得上述遗产，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马×6存在应被限制或剥夺继承权利之法定情形，故本院对其相应上诉主张，亦难以采纳。
再次，关于马×1、马×2、马×3、马×4、马×5所称房屋使用费一节，因该争议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此案中不予处理是正确的。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鉴于马×1、马×2、马×3、马×4、马×5就其上诉主张均未能提供充�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各上诉人之上诉请求，无法支持。
虽然本案双方调解不成，但在此，本院仍要寄语各方当事人，逝者已矣，希望各方仍感念彼此之间尚存的血脉亲缘，在今后需要时各方之间仍能够互相帮携扶助，对相关争议多作协商之努力，互谅互让，以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8910元，由马×1、马×2负担4960元（已交纳），由马×6负担218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马×3、马×7、马×5、马×8、马×4各负担2425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4860元，由马×1、马×2、马×3、马×5、马×4各负担4972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洋
审判员 任淳艺代�
审判员 张 在 民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