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2057号
原告钱宝生，男。
委托代理人徐军，上海汇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辉，男。
委托代理人季娴，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宝生诉被告梁辉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吴艳独任审判，于2013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宝生及委托代理人徐军和被告梁辉及委托代理人季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宝生诉称：2013年2月24日，原告将其名下的沪MJ车辆交于被告所在的修理厂喷漆维修。因被告处不能维修车辆门把手，故由雇工丁某于当晚8时左右开至其它修理店维修。丁某驾车行驶途中，因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左前轮撞到路边的石墩上，车头左前部严重变形，右前轮轮胎、钢圈亦遭撞毁。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处理，被告同意一切处理结果由该修理单位承担，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8，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此后，原告将车辆委托给案外人上海某汽车服务公司进行修理，修理费用为28，343元。嗣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维修费用，但均被拒绝，原告催讨无着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车辆修理费28，343元、施救费160元、评估费1，050元、经济损失8，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梁辉辩称：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从事油漆调色的业务，并未经营汽车修理厂，其从未承揽过原告的汽车修理业务，丁某也并非被告的雇工；被告对原告的车辆损失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故意，故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原告钱宝生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的行驶证及驾驶证的正副页复印件，证明涉案车辆属原告所有。
2、被告及案外人丁某于2013年2月25日出具的《赔偿协议书》，证明原告将车辆交给被告修理，修理期间发生损坏，被告同意赔偿，进而证明原告将车辆交予被告修理，说明双方存在修理关系，赔偿协议书上的“一星期之内….钱宝生”的手写字体为丁某所写。
3、照片，证明被告开设修理厂的地点。
4、物损评估意见书及事故车辆勘估表，证明原告将车辆交给被告修理后发生碰撞，原告去其它修理厂修理产生的费用28，343元及评估费用1，050元。
5、修理发票，证明原告向修理厂支付了修理费28，343元。
6、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及上海某汽车牵引有限公司作业清单，证明原告为修理涉案车辆已支付的费用，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说明发生了评估费1，050元，上海某汽车牵引有限公司作业清单说明发生了施救费160元。
7、询问笔录，其中第三页第九行的丁某的陈述证明丁某并非修理厂的老板，其是受人所雇，进而说明被告是修理店的老板。
8、保险公司的评估单，证明原告将车辆交给被告进行修理的项目，当时亦是被告与保险公司联系要求保险公司来评估的。
被告梁辉对原告钱宝生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其上签名确是其本人所签，但是作为见证人签字的，因修理业务系丁某个人对外承担，原告担心丁某跑了，所以要求被告也签字。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张照片无法反映出该处是汽车修理站。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车辆在修理之前应先进行评估，而被告仅提供了定额发票而未提交相应的评估费发票，所以被告认为评估事项不透明，对修理费的金额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修理费的金额虚高。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而被告仅提供了定额发票而未提交相应的评估费发票，故对评估费的金额不认可；对施救费无异议，但丁某认为其也支付过部分施救费。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丁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如其撞车后即刻通知车主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丁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其也不能以看不懂为由推翻赔偿协议内容。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是丁某联系保险公司的。
被告梁辉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拟定打印的《协议》，证明赔偿责任的主体为丁某，被告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
2、情况说明，证明涉案修车事宜与被告无关，系丁某自行承接了修理业务并发生了事故。
3、原告在派出所作接受询问的笔录，证明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表明原告在签订赔偿协议书时明知系丁某个人的责任。
4、丁某在交警支队接受询问的笔录、公安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照片，证明涉案撞车事故发生后，丁某接受了交警部门的处罚。
5、被告与丁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丁某承揽了涉案车辆的喷漆修理业务并造成了车辆损坏及最终承担责任的过程。
6、证人丁某的证言，证明整个事故的来龙去脉及赔偿协议的签订过程。审理中，证人丁某到庭陈述：其是个体户，从2012年11月开始以个人名义在上海市宝山区A路17号修理车辆，因该处空地较宽，适合停车，所以其在该处修车；其没有修车的资质，租赁了烤房、喷箱等设备供修车使用；其修理车辆的业务均是朋友介绍的，其接到业务后也可以过去修理，所以没有固定的修理场地；其与被告是朋友关系，被告有时会为其介绍业务；其做业务很少开发票，如果开具也是是通过朋友的修理厂开具，其再向朋友支付开票款；2013年2月24日，原告及其朋友邱某前来修理涉案车辆，因原告与被告熟悉，与其不熟悉，故由被告将该业务介绍给其承接；修车价格是由原告与其谈的，当时原告的朋友邱某及被告均在场，原告称其车辆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可理赔2，000元，故其与原告约定全部修理费用为2，000元；其当日承接原告的修车业务后，于下午6、7点开车出去换车把手，途中撞上了水泥墩，其就将车辆拖至A路路边，次日中午其通知了原告的朋友邱某，原告过来后其车辆撞坏的事情告知了原告，其与原告协商让原告先去修车，并承诺车辆的修理费用由其支付，且其个人赔偿原告8，000元，为此双方签订了赔偿协议书（即原告证据2），因该业务是被告介绍给其的，事故发生后，原告不放心，故要求被告也在上面签字；此后，原告将车辆拖去4S店修理，4S店称车辆是被撞坏的不予理赔，故原告将车辆拖回并要求换新车，其一时糊涂就答应了并与原告达成了新的赔偿协议（即被告证据1）；此后其回老家拿钱，但未能拿到钱，回上海后又碰到原告，原告拨打110报警，其被带到公安局时已经很晚了，且之前刚与原告一帮人打架，比较糊涂，所以在公安局的询问中称自己与被告系雇佣关系；此后其被派出所拘留了15天，至今分文未付原告，也未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修理；其认为车辆是其撞坏的，应当由其来承担赔偿义务，与被告无关。
原告钱宝生对被告梁辉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确是原告拟定的打印的，涉案车辆的损坏系丁某造成，原告向丁某追偿损失并无问题，但不能以此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因为车辆是交给被告的，且丁某是被告的雇员，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说明与丁某在公安部门的陈述不一致，且事故发生后，丁某从未表明其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丁某因无证驾驶受到行政处罚；此外，照片反映出涉案车辆受损严重，故修理费28，343元是真实的，不存在虚高的情况。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上签名是否为丁某本人所签不得而知，因该笔录的内容与丁某此前的陈述不一致，原告认为丁某在公安部门的陈述更为真实，故对该证据的内容不认可。对证据6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丁某的陈述与此前在公安部门的陈述相矛盾，在公安部门的陈述时间在前可信度更高；另外，丁某自称是个人承接业务，但是其既没有个体营业执照、场地、员工也无修理资质，这与常理不符，故不能仅凭丁某陈述的车辆交付过程来认定涉案车辆修理业务由丁某个人承接；车辆被撞后，丁某并未告知原告其撞坏了车辆，直至2013年3月丁某被送进派出所后才承认其无证驾驶导致车辆碰撞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
1、2013年2月25日，原告因其名下的车辆（车牌号为沪MJ）在修理时发生损坏而形成《赔偿协议书》，内容如下：“车主钱宝生，车牌号沪MJ，于2013年2月24日委托做车辆油漆，当夜停放在门口处。今天早上发现车辆左侧莫名被严重撞坏，现已报警。处理结果一切由该修理单位承担，另外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捌仟圆（￥8，000元）整”；赔偿协议书主文后的责任人处由丁某及被告签名；赔偿协议书的尾部的“一个星期之内钱给钱宝生”由丁某书写。
2、上述《赔偿协议书》签订后，因车损无法由进保，原告于同日另拟定了《协议》，称因甲方（丁某）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将车主乙方（钱宝生）的大众朗逸（车牌号：沪MJ）严重撞损，现经双方协商赔偿协议如下：（1）乙方提供大众朗逸沪MJ车辆保险单，车辆的进保、维修费用由甲方全权负责；（2）因甲方在此次责任事故中负全责，经双方协商，甲方赔偿乙方朗逸原同等配置新车一辆，甲方于2013年2月27日前预支付人民币伍万元整，车辆余款于2013年3月30日前按当天朗逸4S店（按原车的配置）的价格及车辆购置税的总额补差，购置税各半；（3）双方协商于2013年4月1日办理大众朗逸沪MJ的车辆过户手续，车牌沪MJ仍属乙方，原事故车辆大众朗逸归甲方所有；（4）本协议一经签字，立即生效，违约方将负全责。《协议》主文下方的甲方处由丁某签名，乙方处由原告签名。《协议》尾部见证人处由邱某及被告签名。
3、2013年3月13日，丁某在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某派出所（以下简称某派出所）接受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以下简称笔录一），其中丁某称“我驾驶轿车发生事故后，我们修理店的老板和我就去和车主商议进保处理的事情，我们提议，就说是车子停在路边然后被撞的，因为这样进保险公司可以赔70%，车主当时同意我们进保的提议，并且还提出要我们修理店赔偿他8，000元人民币撞车的损失。但是后来车主去4S店回来和我们说，他的车到大众4S店进行进保处理，但是大众4S店的员工对车主说这车是人为撞到的，不是停在路边被撞，不肯修理。然后车主就说，这车他不要了，让我们修车店给他换一辆新车，但是我们没同意他。后来车主就自己写了一个协议，欠条内容是让我和我们修车店2天之内给他5万元人民币买新车的钱，剩余买新车的钱到2013年4月买车新车再结算。然后我、我们修车店的老板和车主都在协议上签字了”。
4、2013年3月14日，原告在某派出所接受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以下简称笔录二），其中原告陈述“2013年2月24日，我将牌号为沪MJ朗逸轿车放到A路13号B修车店去做油漆。2月25日上午，修理厂通知我过去看车子的事情，我到了A路13号后发现自己的车辆驾驶室一侧车身损坏，我就问修理厂的人怎么回事，修理厂的丁某说是车子停在这里的时候被撞的。然后我就与对方协商，后来我们双方签订协议，由我进保险，然后修理厂丁某赔偿给我8，000元人民币。接下来4S店的工作人员说我的车是行驶时被撞的，不是停放着的时候被撞的，所以不予进保险。我听后就去找丁某交涉，我说8，000元我也不要了，让丁某赔偿我买一辆同类型新车的钱，我先把车卖掉，卖车款与新车款之间的差额由丁某补。我让丁某先付给我五万元钱，丁某同意了，然后以此为内容，我们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丁某说过两天给我钱，但两天后我就找不到丁某了”。
本院认为：原告诉称其与被告存在口头修理合同关系且将其车辆撞坏的丁某系被告雇工，有丁某于笔录一中的陈述及被告在《赔偿协议书》上的签名为证，因此被告应承担原告车辆损失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丁某在笔录一中称“车子被撞后，我就将我自己驾驶轿车并且发生事故的情况告诉了车主”，但原告庭审中称事故发生后丁某并未告知其撞坏了车辆，直至2013年3月丁某被送进派出所后才承认其无证驾驶导致车辆碰撞的事实，故丁某在笔录中一中的该节陈述与原告的观点并不相符；丁某在笔录一中还称“后来车主就自己写了一个协议，欠条内容是让我和我们修车店2天之内给他5万元人民币买新车的钱，……”，而原告与丁某签订的《协议》中承担购买新车义务的责任方仅为丁某，并未提及修车店的责任，故丁某在笔录一中的该节陈述与事实亦不相符；结合上述两点分析，丁某在笔录一中的陈述可信度较低，故本院难以将笔录一中的内容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其次，原告在某派出所所作的笔录二中明确表示“由我进保险，然后修理厂丁某赔偿给我8，000元人民币”，在得知不能进保险后，原告“就去找丁某交涉，我说8，000元我也不要了，让丁某赔偿我买一辆同类型新车的钱……”，根据原告在笔录二中的陈述可看出，事故发生后原告一直在与丁某进行交涉协商，并未提及由丁某以外的其他人承担责任，责任主体直指丁某。最后，从《赔偿协议书》及《协议》签订的时间看，《赔偿协议书》签订在前、《协议》签订在后；从《赔偿协议书》及《协议》的文义看，两份协议的内容均围绕车损维修费用的承担及经济损失的赔偿方式，但《赔偿协议书》的内容较简略，而《协议》的内容详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仅涵盖了《赔偿协议书》的赔偿要求且提出了比《赔偿协议书》更高的赔偿损失的方式，再结合原告当日逐步得知车辆损坏真相的过程，可视为原告已自行对车损的责任承担主体及赔偿方式进行了修正，故以之后形成的《协议》来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更符合常理，而被告在《协议》中的身份仅为见证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实与理相悖，但原告可依《协议》内容另向丁某主张赔偿。综上，原告对其主张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本院对原告的诉称难予认可，故对原告的诉请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钱宝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受理费738元减半收取为369元由原告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缴至上海市宝山区代理法院收费专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友谊支行，帐号：033319－050301011842326），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吴艳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江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行权、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