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昆民一终字第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女，1987年3月4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琴，女，1992年6月5日生，汉族。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应祥、顾仕俊，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玉国，男，1956年8月30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戴蕾，云南承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张丽、张琴因与被上诉人卢玉国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禄民初字第1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张丽、张琴系张进康、冷玉兰之女。1999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张进康、冷玉兰向则黑乡则黑村委会海子头村承包了地名为烧基地、海子地的基本农田各一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10月30日至2029年10月30日止，承包经营权人为张进康、冷玉兰。原告的母亲早年病逝，2010年原告的父亲张进康患病，家中经济困难，在10月份左右，原告的父亲张进康为了治病以3000元的价格把土地出让给被告卢玉国，并与被告签订了《买卖山林土地协议》，协议签订后，被告卢玉国分两次向张进康及其家人支付了3000元，被告也取得了张进康承包的土地、山林使用权。2014年10月21日，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原告的父亲张进康与被告卢玉国签订的《买卖山林土地协议》无效，并由被告向原告返还土地及山林。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以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是农户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合同方式、无偿取得的一种财产权。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严格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享有，这种财产权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不具有可继承性。若承包人死亡，作为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情况下，因为耕地不属于该户的私有财产，其承包经营权不允许继承，该承包经营合同因“户”这一主体消亡而终止，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或另行发包。本案中，原告的父母张进康、冷玉兰作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在其死亡后，其与海子头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承包合同因“户”的主体消亡而终止，原告若要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需要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另外签订承包合同，而不是想当然的通过继承取得。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丽、张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张丽、张琴负担。
一审宣判后，张丽、张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张进康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山林土地协议》无效；3、被上诉人将以张进康为代表承包的土地、山林使用权返还两上诉人；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与客观实际不符。第一，张进康在世时告诉两上诉人，其收到1000元款项且该款是租金性质，故张进康只是出租土地而并未将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第二，尽管买卖山林土地协议上载明系承包地、山林的买卖，但张进康系文盲，仅凭此不能认定该内容是张进康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未移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未索要或向村上提出土地流转申请。第三，农村土地以家庭为承包单位，承包地和山林的转让未经两上诉人签字，且承包地及山林的价值远远超过3000元，故该3000元只可能是租金而非转让金。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999年农村土地进行第二轮承包时，两上诉人均已出生而尚未出嫁，尽管两上诉人未被登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但这并不影响两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所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利。三、《买卖山林土地协议》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应认定为无效。张进康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该协议涉及山林及土地的买卖，但张进康并不是土地所有权人，其无权进行买卖，一审判决超出协议本身的内容主观认定为土地出让，进而将买卖土地及山林的行为合法化处理不当。另外，张进康与被上诉人买卖的土地、山林与承包经营权及林权本身的价值严重不符，该片土地、山林的价值在协议签订时价值远在3000元之上，明显违背公平对价原则。综上，张进康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山林土地协议》并非张进康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得到两上诉人的同意或追认，严重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理应认定为无效，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卢玉国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张进康所签订的《买卖土地山林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性质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包土地山林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现已经合法取得转包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集体也是认可的，两上诉人现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是适格原告，无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及土地返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张丽、张琴以及被上诉人卢玉国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确认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张丽、张琴对于一审判决确认的以下事实提出异议：即一审判决第6页第2行至第6行“在10月份左右，……被告也取得了张进康承包的土地、山林使用权”，认为涉案的《买卖山林土地协议》是否确为张进康所签订其不清楚，张进康系将其承包的地名为“烧基地”的土地出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了1000元租金，地名为“烧基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并未变更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卢玉国对于一审判决确认事实明确表示没有异议。
对于经一审法院审理确认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此不赘述。关于两上诉人提出的上述事实异议，本院认为，首先，涉案的《买卖山林土地协议》有原件核对，被上诉人明确陈述该协议中“甲方”处“张进康”的签名系他人代签，但在“张进康”签名处的手印系张进康本人加盖，对此虽然两上诉人表示对于该协议中张进康签名处的手印是否系张进康本人加盖不清楚，但两上诉人当庭陈述该协议原件系在张进康去世后在其家中发现，且两上诉人在本案中系将该协议作为其诉讼证据提交，故对于张进康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签订的《买卖土地山林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其次，针对该《买卖土地山林协议》的标的，在协议中并未予以明确，两上诉人认为系张进康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地名为“烧基地”的土地；而被上诉人则认为系地名为“冷家凹子”的土地，该土地并未登记在张进康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证上登记的两块土地被上诉人并未使用。对此，本院认为，在两上诉人并未对其前述主张提交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加盖有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则黑乡则黑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证明》和证人证言，以及被上诉人关于其受让的是未登记在张进康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地名为“冷家凹子”的土地的自认，本院确认张进康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签订的《买卖土地山林协议》的标的系地名为“冷家凹子”的土地，该土地并未登记在张进康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第三，关于该《买卖土地山林协议》所涉的3000元价款的支付情况，一审中两上诉人当庭认可被上诉人在家给了1000元，有2000元是给老人，虽然两上诉人在二审中对此不予认可，但在其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依据禁止反言的原则，本院对两上诉人前述一审自认予以确认，即被上诉人已按约支付了3000元对价。
另外，二审中，两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与张进康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所涉的张进康与卢玉国签订的《买卖土地山林协议》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在两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张进康在签订涉案的《买卖土地山林协议》时张进康的民事行为能力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该《买卖土地山林协议》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现已实际履行，而合同双方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期以来土地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未对此提出异议，故该《买卖土地山林协议》应为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于两上诉人主张其系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权人，张进康签订该协议未经其二人同意，故该协议应为无效的理由，如前文所述，两上诉人一审当庭自认被上诉人在家给了1000元，故两上诉人对于张进康与被上诉人签订该协议的事实应为明知，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就两上诉人主张该协议的对价过低、显失公平，且当时张进康病重，被上诉人系乘人之危签订协议，故协议应为无效的理由，因其并未对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两上诉人认为涉案《买卖山林土地协议》无效并据此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土地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张丽、张琴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起 俊
审 判 员 汪 佳
代理审判员 黄金成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马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