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行终字第6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信飞，男，系黄某某的父亲。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莫亚芳，女，系黄某某的母亲。
委托代理人：张精洛，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贵斌，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法律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池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湖路*号，营业执照注册号：441900001163400。
法定代表人：孙玉伟，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和庆，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娟侠，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法律辅助人员。
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社保大楼，机构代码：45723264-5。
法定代表人：梁冰，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新军，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信飞、莫亚芳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池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池龙公司”）、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3）东三法行初字第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黄某某是池龙公司的员工。2012年10月13日晚19时33分，黄某某在公司打卡下班后，骑自行车从公司返回位于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三队菜场住处，20时40分途经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湖工业区路口路段横过道路时，不慎与从平山往沙湖方向行驶的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导致黄某某受伤，后被送至医院治疗。2012年11月21日转送东莞康华医院治疗，经东莞康华医院诊断为：“1.颅脑损伤；2.颅内损伤伴长时间昏迷；3.右侧颅骨缺损；4.脑积水”。交警部门认定黄某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事故的次要责任。2013年4月28日，黄信飞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其他证据资料，要求认定黄某某的受伤为工伤。东莞社保局受理后，依法要求池龙公司提交证据材料，并依法对池龙公司员工进行了调查。经调查，东莞社保局认定黄某某在本事故中受到的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据此，东莞社保局于2013年5月30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145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黄某某受到的上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池龙公司对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不服，向东莞市人民政府提起复议，复议机关经复议后作出东府行复（2013）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东莞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池龙公司仍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黄某某于2013年7月3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工伤认定申请表》、黄某某身份证及常住人口登记卡、黄信飞、莫亚芳身份证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员工《证明》、2012年9、10月份工资条、《提交证据材料清单》、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塘厦大队作出的东公交认字（2012）第Ｂ01106Ｆ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职工伤亡事故认定现场示意图》、《塘厦镇蛟乙塘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黄某某2012年10月份打卡记录、门诊号为1199655《东莞市塘厦医院急诊病历》、编号为121121200201《东莞市塘厦医院诊断证明书》、编号为0183576《东莞康华医院诊断证明书》及《东莞康华医院初诊病历记录》、《关于黄某某受伤害情况回复》、东莞社保局对张某某、王帅辉、崔某某、李传文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其工作证、《工伤认定提交材料通知书》、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145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东府行复（2013）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原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认定工伤的行政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发时黄某某的受伤是否属于在上下班途中。首先，黄某某于2012年10月13日晚19时33分下班骑自行车离开公司，20时40分在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湖工业区路口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及交警部门作出认定黄某某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的事实，池龙公司、东莞社保局均无异议。其次，出事地点为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湖工业区路口，与池龙公司公司约200米的距离，从池龙公司出发无论骑自行车或是推自行车行走正常所需时间不超过5分钟，黄某某于案发当日晚19时33分下班骑自行车离开公司到出事地点时间为20时40分，两者相间1个多小时，超出合理的范围，不能视为下班途中，且池龙公司提供了证人张某某、崔某某、邱某某证言等证据，证明黄某某当晚19时30分左右已打卡下班出厂，尽了其举证责任。东莞社保局主张黄某某的受伤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145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黄某某发生的交通事故为工伤，属于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池龙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145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限令东莞社保局局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黄某某案涉的受伤是否认定（或视同）工伤重新作出认定。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50元，由东莞社保局负担。
一审宣判后，黄信飞、莫亚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维持东莞社保局于2013年5月30日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145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3.本案的上诉费由池龙公司承担。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9日，但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22日才通知黄信飞、莫亚芳领取判决书，前后时间间隔太长，不符合法院的正常工作流程，很难理解，令人产生疑问。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在池龙公司未提供黄某某生前所在工作组全部员工于事故发生时的当月及上月的打卡记录与考勤记录前提下，仅凭池龙公司提供的黄某某个人打卡记录就认定黄某某的下班时间与事故的时间不一致，实属草率。对于池龙公司提供的打卡记录真实性，黄信飞、莫亚芳一直不予认可，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池龙公司是为了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而故意伪造，原审判决没有依法进行合法排除。池龙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此证据的真实性。三、假设池龙公司提供的黄某某打卡记录是真实的，也不能直接证明黄某某打完卡后就立即出了公司大门，完全存在以下三种可能性：一是黄某某在打完下班卡后继续在公司逗留了一个小时，直至当晚8点30分后才出公司大门并在回家途中发生了车祸；二是事故发生的地点距离池龙公司处约150米左右，骑自行车或推自行车行走正常时间所需5分钟，在距公司大门如此之近的地点发生事故本身就可以证明黄某某的事故时间属于下班途中，除非巧合黄某某当晚下班后真的去办了私事；三是出公司大门向右转是工业区，那里没有任何商场及娱乐设施，唯有几家工厂紧紧相连，由此说明黄某某下班后出公司大门向左转80至100米（中间仅隔一家公司）便是事故发生地，再结合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黄某某是骑自行车过马路时被车撞的，更能说明黄某某出公司后直接向左转回家的。上述三种可能性都不能证明池龙公司提供的黄某某打卡记录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黄某某打完卡后去办自己的私事。相反，黄信飞、莫亚芳更肯定地认为池龙公司提供的黄某某个人打卡记录显系伪造的。四、本案的焦点是案发时黄某某的受伤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在上述假设得出的三种结论下，池龙公司要想证明自己提供的黄某某打卡记录是真实的，池龙公司既要提供黄某某生前所在工作组全部员工事故发生时的当月即上月的打卡记录与考勤记录，同时，还要提供黄某某事故发生当晚打下班卡和出公司大门的监控资料，而前述两项证据只有池龙公司持有，无论是根据举证责任或是案情需要，池龙公司都应当向原审法院提供。否则，不能证明池龙公司已尽了举证责任和认定提供的黄某某打卡记录为真实的。五、原审判决对池龙公司提供的其三名员工的证言予以认可是错误的。因该三名证人是池龙公司的员工，与池龙公司有利益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证据法》等相关规定，前述证言根本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予以使用，更不能作为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此可见，原审判决采纳池龙公司的证据明显有违法情形。综上所述，足以证明池龙公司没有尽到自己的举证责任，提供的证据显系伪造，亦不合法。同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未严格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池龙公司答辩称：一、黄某某确系于2012年10月13日晚19时33分打下班卡后骑自行车出公司大门。池龙公司提交的黄某某打卡记录与东莞社保局提交的几份《询问笔录》均显示，黄某某是在2012年10月13日晚19时30分左右打下班卡后骑自行车离开池龙公司的，并非像黄信飞、莫亚芳所说的只有池龙公司提交的黄某某打卡记录一份证据证明黄某某的离厂时间。池龙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是真实有效的，能够与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不存在黄信飞、莫亚芳所说的作伪证的情况。二、黄某某此次交通事故并不属于工伤。黄某某于案发当晚19时33分后便骑自行车外出，20时40分发生交通事故，而事故发生地点离池龙公司不到200米，走路都不用5分钟，更何况是骑自行车，时间间隔近一个多小时，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池龙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也显示事发之前，有其他人看到黄某某在亨达百货购物，由此可知，黄某某是因办理其他个人事务时发生事故，不能算作“下班途中”，不能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黄信飞与莫亚芳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东莞社保局述称：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二审期间，黄信飞、莫亚芳提出如下申请：一、池龙公司员工李传文、张某某、王帅辉、崔某某及邱某某出庭接受询问，以便查实其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二、池龙公司提交前述五位员工的身份证复印件；三、池龙公司提交黄某某发生事故当晚走出公司大门监控视频，以及池龙公司主张黄某某打完下班卡后至事故发生前去办私事的相关视频及证人。2014年4月29日，本院到池龙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部门口及办公楼门口各安装有一个摄像头，但池龙公司表示事发时门口没有安装摄像头，生产部门口的摄像头大概安装了一年多时间，而办公楼门口的摄像头则是2014年初才加装的，且只有前者正对公司大门，后者则只能看到保安室和仓库，并不能看到大门；此外，本院还向池龙公司调取了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时所调查与黄某某同部门员工崔某某、张某某、王帅辉的2012年10月份打卡记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打卡记录显示上述员工在黄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当晚的下班时间集中在19时25分至19时44分时段。池龙公司与东莞社保局对本院制作的调查笔录及调取的打卡记录、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均予确认；黄信飞、莫亚芳认为打卡记录为电子版，极易修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称池龙公司在调查笔录中已承认生产部门口有一个摄像头，且该摄像头正对着公司大门，其拒不提供自己持有且对己不利的视频资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再查，池龙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为：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145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认定黄某某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
上述补充查明的事实，有本院调取的崔某某、张某某、王帅辉的2012年10月份打卡记录与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调查笔录、法庭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该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
各方当事人对黄某某于2012年10月13日晚20时40分在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湖工业区路口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事发地点距池龙公司约200米以及交警部门认定黄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黄某某在事发时是否处于上下班途中。根据东莞社保局向张某某、王帅辉、崔辉、李传文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黄某某在事发当天的打卡记录显示，黄某某在事发当晚19时33分打完下班卡后即骑自行车离开公司，此与本院于二审期间向池龙公司调取的与黄某某同部门员工张某某、王帅辉、崔某某在事发当天的打卡记录显示下班时间为19时33分至19时44分时段能够相吻合，故原审法院认为池龙公司至事发地点约200米的距离，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步行都不超过5分钟，但黄某某于事发当晚19时33分下班骑自行车离开公司到事发地点时已为20时40分，前后用时超过1个小时，明显超出合理范围，进而认定黄某某在事发时不是处于下班途中，并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并无不当。黄信飞、莫亚芳对张某某、王帅辉、崔某某在事发当天打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没有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黄信飞、莫亚芳申请李传文、张某某、王帅辉、崔某某及邱某某出庭接受询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黄信飞、莫亚芳还申请池龙公司提交事发当晚黄某某走出公司大门的监控视频，但池龙公司明确表示事发时公司尚未安装摄像头，现存于生产部门口与办公楼门口的摄像头亦系事发后才安装的，而黄信飞、莫亚芳也无证据证明前述摄像头于事发时已存在，且该项申请明显超出了举证期限，故对其该项申请亦不予采纳。至于黄某某下班离开公司至事发时为何相隔1个多小时，黄信飞、莫亚芳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在黄信飞、莫亚芳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并加以举证的情况下，该项举证责任不因池龙公司主张黄某某打完下班卡后到事发前去办私事而发生转移，故其要求池龙公司提供相关视频及证人同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信飞、莫亚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信飞、莫亚芳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艳芹
审 判 员 张志强
代理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