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002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男，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XX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碧青，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白燕，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女，1977年7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建峰，北京市高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雪梅，北京江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因与被上诉人张×离婚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5214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梁志雄担任审判长，法官王永柱、法官吴永杰参加的合议庭。2014年1月16日，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更为由法官梁志雄担任审判长，法官娄玉玲、法官张洪占参加的合议庭。2014年1月6日，本院召集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询问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诉人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碧青、白燕，被上诉人张×及其委托代理人杜建峰到庭参加了诉讼。2014年1月16日，本院再次召集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询问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诉人李×之委托代理人王碧青、白燕，被上诉人张×及其委托代理人杜建峰、汪雪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管辖权纠纷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张×在一审中起诉称：2006年8月16日，张×与李×结婚，未育子女。2007年8月，张×患多发性子宫肌瘤，李×及其父母担心张×不能生育，开始发生矛盾。2009年起，李×变相赶走张×，导致张×至今居无定所。2009年8月及2013年4月，李×两次提起离婚诉讼，又无端撤诉。张×认为，双方感情基础一般，婚后又因观念不一导致无法相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一、解除婚姻关系。二、分割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向原审被告李×送达起诉状后，李×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其为北京XX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XX成都分公司）的正式员工，自2011年7月1日至今一直在XX成都分公司工作，并一直居住在公司员工宿舍成都市青羊区XX街X号，故其经常居住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本案应当移送成都市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本案中，李×提交XX成都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工作证明、居住证明、房屋出租合同等，证明其工作单位为XX成都分公司，因为工作原因，自2011年7月1日至今长期居住在成都市青羊区。张×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表示上述证据均为李×的工作单位出具，由于XX成都分公司与李×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不应当予以采信。张×同时提交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作出的”（2013）丰民初字第0795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李×在之前离婚诉讼的庭审中，陈述其经常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XX号楼X门X号（以下简称”海淀区X号房”），故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据此裁定案件移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此外，张×还提交了李×2008年和2013年起诉离婚时的起诉状，证明李×在其之前提起的离婚诉讼中均书写其居住地址是”海淀区X号房”。再查，本案受理后，李×于2013年10月10日到庭领取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按该院要求填写了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该地址确认书中送达地址一栏李×书写内容为”北京市海淀区XX路XX号XX区X楼X号。”综上，由于李×未能就其在成都市青羊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提交充分证据，故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李×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一、李×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成都市金牛区。一审中，李×不仅提交了工作单位XX成都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该公司为其出具的《工作证明》、《居住证明》，而且提交了李×及其所在单位与李×在成都市金牛区的经常居住地的房东所签订的三份租房合同，租期分别为2011年6月26日至2012年6月25日、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和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13日。李×还将向二审法院补充提交证据，进一步证明李×的经常居住地在成都市金牛区。二、一审法院不采信李×提交的证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07959号”《民事裁定书》中根本没有李×的经常居住地在”海淀区X号房”的认定。李×曾于2013年4月起诉离婚，张×提出管辖异议，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鉴于李×和张×均认可结婚后曾共同居住在”海淀区X号房”，且张×搬离该房距今已超过两年并自称居无定所，李×亦不能提供张×有固定住所的相应证据，故该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的规定，认定由原告李×的住所地法院管辖该案。该民事裁定并未认定李×的经常居住地在”海淀区X号房”，该法院之所以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是基于”海淀区X号房”是李×的户籍所在地，而不是基于该地点是李×的经常居住地。（二）李×在该案中从未承认”海淀区X号房”是其经常居住地。李×在该案起诉书中书写的地址虽然是其户籍所在地，但其在该案中从未认可其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一致。况且，李×是该案原告，其经常居住地与该案的管辖权没有关系，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也未查证过李×的经常居住地。（三）李×在本案《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将”海淀区X号房”作为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但不能据此就说明该地点是李×的经常居住地。送达地址仅是李×可以收到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的地址，该地址可以是任何地址，并不必然是李×的经常居住地。总之，送达地址与自然人的经常居住地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实际情况是，李×之所以将其户籍所在地作为送达地址，是因为”海淀区X号房”由其亲友代管，送达到该处的法律文书之内容其可以知晓，其毫无将户籍所在地也作为其经常居住地的意思表示。（四）张×以XX成都分公司与李×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由，认为不应当采信XX成都分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XX成都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充其量只是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而已。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审理。
张×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其针对李×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一审期间，李×要求将案件移送至成都市青羊区法院，二审期间却要求移送至成都市金牛区法院，这相当于在二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故二审法院不能支持。二、李×将本可以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改在二审程序中提交，故这些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三、李×2013年4月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起诉离婚的起诉书中表明其住所地在”海淀区X号房”，该院基于张×的管辖异议作出的”（2013）丰民初字第07959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经认定李×在起诉书中所写地址就是其住所地。四、李×在此次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填写的地址也是其户籍所在地。综上，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管辖裁定，驳回李×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一、李×的户籍所在地位于”海淀区X号房”。
二、张×起诉时间为2013年9月24日。
三、李×在一审期间以其经常居住地位于成都市XX街X号丽晶花园2栋8单元3楼2号为由，要求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青羊区法院审理，后发现该地点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成都市金牛区，故在二审期间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审理。
四、李×在一审程序中提交如下证据：
（一）XX成都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证明李×的工作单位实际存在。张×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既然李×称在XX成都分公司工作，并据此间接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成都市，那么，李×理应证明该单位的存在。据此，该诉讼材料与本案争议存在关联性，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二）XX成都分公司2013年10月16日为李×出具的《工作证明》。内容：”兹证明李×系我单位正式员工，身份证号码：×××。该员工于2011年7月1日起在北京XX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工作至今”。证明李×在成都市工作，并据此间接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成都市。张×表示对此情况不知晓。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三）XX成都分公司2013年10月16日为李×出具的《居住证明》。内容：”兹证明李×，身份证号码：×××，于2011年7月1日居住公司员工宿舍成都市青羊区XX街X号至今”。证明成都市XX街X号系其经常居住地（注：二审中，李×陈述该地址属于成都市金牛区）。张×认为XX成都分公司与李×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该证据的证明力较低。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四）李×作为承租方，宋辉作为出租方，成都市金牛区发顺房屋中介服务部作为居间方，三方于2011年6月26日签订的《房屋出租协议》。与管辖权争议相关之内容：1、房屋坐落于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2、租期自2011年6月26日至2012年6月25日。证明该地址构成李×的经常居住地。张×认为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认为，鉴于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无关联性，故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五）XX成都分公司作为承租方，宋辉作为出租方签订的两份《房屋出租合同》。与管辖权争议相关之内容：1、两份合同的租期分别为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和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2、房屋坐落于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X栋X单元X楼X号。该证据与证据（三）相结合，证明李×居住于XX成都分公司在该地的员工宿舍，该地点构成其经常居住地。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李×已在二审期间提交原件，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另，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六）证据（四）、证据（五）中的房屋出租人宋辉的《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据用于佐证证据（四）和证据（五）的真实性。张×对该书证之证明目的未持异议。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七）证据（四）和证据（五）所涉房屋之产权证。该证据与证据（六）共同用于佐证证据（四）和证据（五）的真实性。张×对该书证之证明目的未持异议。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五、李×就管辖权争议在二审程序中提交如下证据：
（一）新世界丽晶花园物管处和成都市金牛区XX街道XX社区居民委员会共同为李×出具的《居住证明》。内容：”兹证明李×，身份证号码：×××，于2011年7月1日居住在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X栋X单元X楼X号至今”。新世界丽晶花园物管处在该《居住证明》上加盖公章的日期为2013年11月15日，成都市金牛区XX街道XX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该《居住证明》上加盖公章的日期为2013年12月16日。证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李×居住于该地，系李×的经常居住地。张×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对其所述事实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至于其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裁定书之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二）李×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于2011年6月21日签订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业务服务协议》、《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业务登记单》和《中国电信蓉易宽带业务服务附加协议》。与管辖权争议相关之内容：安装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XX街XX号X栋X单元X楼X号。用于间接证明李×的经常居住地在该地点。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因该合同签订于2011年，在李×未能证明其在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仍然在履行上述合同的情况下，该诉讼材料无法佐证其是否于上述期间居住于该地点，故该诉讼材料与争议焦点无关联性，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三）李×一审提交的证据（四）和证据（五）中所涉房屋出租人宋辉收到承租人XX成都分公司支付的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的租金后，于2013年6月24日给XX成都分公司开具的《收条》。用于佐证其一审所提证据（五）之真实性。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焦点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因该诉讼材料对证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在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居住具有证明作用，故作为证据收入本案。至于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裁定书之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四）李×的同事刘X2013年11月21日出具的”证言”。证明李×与刘X、刘XX自2011年6月26日起至今共同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张×认为刘X未出庭，该证言不应作为证据。本院认为，该证言因刘X未出庭而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五）中国民生银行成都骡马市支行为李×出具的其于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11月16日期间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该账户系XX成都分公司为李×设立的工资账户，该对账单记录了XX成都分公司在上述期间为李×发放工资的情况，从而证明李×在XX成都分公司工作。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李×的经常居住地在成都市金牛区。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六）北京XX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20日发布的《成都研发中心成立通知及人事任命安排》。证明依据该文件，李×被任命为成都研发中心测试技术总监。就本案而言，用以证明李×在成都市工作。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李×的经常居住地在成都市。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七）2011年11月15日、2011年11月19日的《圆通速递·物流（详情单）》。证明李×的收件地址是XX成都分公司的住所地，进而证明李×在成都市工作。张×认为与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因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无关联性，故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八）2013年4月11日的”顺丰速运详情单”和2013年9月6日的”宅急送详情单”。证明李×的寄件地址和收件地址是XX成都分公司的住所地，进而证明李×在成都市工作。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存在关联性，故作为证据收入本案。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九）2013年9月25日和2013年11月20日的”EMS详情单”。证明李×的收件地址是XX成都分公司的住所地，进而证明李×在成都市工作。张×认为与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因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无关联性，故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十）李×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在XX成都分公司的《员工出勤情况统计表》。证明李×在成都市工作。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从李×的考勤看，其经常长时间出差，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李×的经常居住地在成都市。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十一）李×与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AWT0042272ZY”的《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编号”AFG0167706”的《房屋交割清单（出租／租赁代理专用）》。证明李×已将其户籍所在地的房屋，即”海淀区X号房”于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委托上述公司进行了出租，进而证明李×在该期间已经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张×认为与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因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不存在关联性，故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十二）李×与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AFWT0021428ZY”《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及双方于2012年5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AFWT0021428ZY”的《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之补充协议》。证明李×已于2012年6月2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将其户籍所在地的房屋委托上述公司进行了出租，进而证明李×在该期间已经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对关联性和真实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虽然李×未提交该证据的原件，但依据证据（十三），可以证明李×与上述公司之间履行了该合同，故该诉讼材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另，因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存在关联性，故作为证据收入本案。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十三）交通银行成都蜀汉支行2013年11月27日为李×出具的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的《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李×与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即证据（十一）、证据（十二）已经履行。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存在关联性，故作为证据收入本案。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十四）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就本案给李×邮寄开庭传票的”EMS详情单”。证明邮寄至李×户籍所在地的传票是由他人代为签收，进而证明李×已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张×认为与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无关联性，故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十五）证人杨×的”证言”。证明自2011年起李×即到成都市工作，因其与李×的户籍所在地相距较近，故作为李×的朋友，凡是邮寄至李×户籍所在地的邮件均由杨×或杨×委托的人代收。张×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存在关联性，故作为证据收入本案。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本院在判理部分作出认定。
六、张×就管辖权争议在一审程序中提交如下证据：
（一）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013年5月21日作出的”（2013）丰民初字第0795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李×的户籍所在地在北京市海淀区。李×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其户籍所在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但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也在北京市海淀区。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二）李×于2013年4月以张×为被告，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起诉离婚的《起诉书》。案号：”（2013）丰民初字第07959号”。证明李×自认其当时住在户籍所在地。李×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其户籍所在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但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也在北京市海淀区。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三）李×在一审程序中填写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李×居住于其户籍所在地。李×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该地址是其接收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也在此。本院认为，该法律文件系在张×起诉后填写，与李×是否于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居住于成都市金牛区不存在关联性，故不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四）李×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李×的户籍所在地位于”海淀区X号房”。李×认为仅能证明其户籍所在地位于此地，但不能证明是其经常居住地。本院认为，该诉讼材料符合证据特征，作为证据收入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X栋X单元X楼X号房屋是否构成李×经常居住地的问题。该问题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5条的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张×起诉的时间是2013年9月24日，所以，证明李×经常居住地的法律标准是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4日期间，李×居住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X栋X单元X楼X号。第二、证明责任在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也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户籍所在地作为公民的住所地是原则，经常居住地作为公民的住所地是例外。既然李×主张其经常居住地为其住所地，那么，对于此例外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李×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第三、李×提交的证据能否足以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从李×在一、二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看，其提交的证据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间接证据，主要包括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二）以及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五）、证据（六）、证据（八）、证据（十）、证据（十二）和证据（十三），上述证据主要用于证明李×在成都市工作，其户籍所在地的房屋，即”海淀区X号房”已经出租，据此直接证明李×已不在其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事实，间接证明其居住于四川省成都市。第二类证据是直接证据，主要包括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三）、证据（五）、证据（六）和证据（七）及其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和证据（十五）。上述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之间、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使本院足以确信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XX街X号X栋X单元X楼X号房屋已构成李×的经常居住地。
二、关于李×在一、二审程序中主张移送的管辖法院不一致的问题。鉴于该问题不能当然地导致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取得管辖权，所以，张×以此观点要求维持一审裁定的答辩意见，本院不能采信。
三、关于李×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07959号”案的《起诉书》中注明其住址位于”海淀区X号房”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在起诉状中写明其户籍所在地，并不等于李×就认可该地点也是其经常居住所地。李×的上述行为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自认行为。如前所述，在李×已经提交证据充分证明其存在经常居住地的情况下，张×有关此问题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北京市丰台区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07959号”管辖裁定书认定李×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不再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张×有关此问题的答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
五、关于李×在二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的问题。鉴于如果不审理李×在二审期间提交并已被本院认定的证据，将导致裁判结果明显不公，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将上述证据视为新证据予以审理。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处理结果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4条、第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5214号民事裁定；
二、将本案移送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处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梁志雄
代理审判员 娄玉玲
代理审判员 张洪占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