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民终字第21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金生。
委托代理人周惠新，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丽萍。
委托代理人王小青，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汤金生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5）钟民初字第1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汤金生诉称，刘丽萍原系南京电视台工作人员，2010年，刘丽萍向本人借款70万元，本人同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因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逾期，刘丽萍于同年9月16日向本人出具《借条》，承诺于同月24日归还。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刘丽萍迫于本人催要，于同年10月1日写下《承诺书》，保证在同年11月13日归还借款。但此后刘丽萍便再无音信。经本人多方打听，得知刘丽萍已到现居住地，本人于2015年5月4日赶到现住处，但刘丽萍仍不还款。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刘丽萍立即归还借款7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09399.23元（暂算至2015年8月15日），合计909399.23元；2、本案诉讼费用刘丽萍承担。
刘丽萍辩称，1、汤金生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汤金生提交的《借条》和《承诺书》，最晚的还款期限是2010年11月13日，诉讼时效至2012年11月13日届满。汤金生于2015年7月16日才向法院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汤金生虽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接警证明》，但所载两人纠纷发生于2015年5月4日，并不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限内，不可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2、本人在《借条》签字之前并不认识汤金生，也没有任何往来，因此不可能向汤金生借如此大额的款项，汤金生也不能提供70万元现金的来源；3、汤金生所谓的《借条》及《承诺书》是其利用胁迫方式威逼本人签字形成的。综上所述，汤金生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借款事实也是子虚乌有，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14日，刘丽萍与胡涛向汤金生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汤金生人民币柒拾万元正（700000），定于2010年8月13日归还”。
2010年9月16日，刘丽萍再次向汤金生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汤金生人民币柒拾万元正（700000），现已逾期，延期到2010年9月24日归还”。
2010年10月1日，刘丽萍又向汤金生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刘丽萍）借汤金生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0000），今天最后一次保证在2010年11月13日全部归还，如再不归还，本人承认是伙同胡涛（本人丈夫）合伙预谋骗汤金生人民币柒拾万元整（700000），一切后果自负，将承担法律一切责任”。
2015年5月4日上午，汤金生到刘丽萍位于常州市的住所催要借款，刘丽萍遂向公安机关报警；当天下午，双方在常州市清潭院街咖啡馆再次因债务发生纠纷，刘丽萍再次向公安机关报警。
由于刘丽萍未能归还上述借款，汤金生于2015年7月28日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审审理中，汤金生陈述本案债务没有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的事由，但2015年5月4日在清潭院街咖啡馆里，刘丽萍向其重新确认了本案债务；刘丽萍则否认重新确认债务的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汤金生提交的《借条》、《承诺书》等证据，证明刘丽萍承诺的还款期限至汤金生起诉之日已满二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汤金生主张2015年5月4日刘丽萍重新确认债务，其提交的公安机关《接警证明》，只能证明双方发生纠纷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刘丽萍重新确认了债务，故法院对刘丽萍提出的汤金生诉讼已超过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对汤金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汤金生要求刘丽萍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909399.23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94元，由汤金生负担。
上诉人汤金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能查明如下事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时居住在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翠屏国际城紫檀院21幢1号。借款后，被上诉人多次违反还款承诺，直到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已经迁居到现住址。被上诉人应当本着诚信的原则及时向上诉人告知迁居的地址，但被上诉人并未告知，即将居住地由南京迁到常州，以致上诉人长期找不到被上诉人。2015年5月4日上午，上诉人经多方打听，得知被上诉人搬迁后的具体地址后，即到被上诉人的居住小区，并在该小区门口将被上诉人堵住，从而发生纠纷。被上诉人报警，经公安派出所调解，被上诉人约上诉人下午到被上诉人居住地附近的常州市清潭院街咖啡馆商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永红派出所调解后约上诉人到其居住地附近的咖啡馆商谈的行为是对借款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5月4日起计算二年。如果被上诉人不确认本案借款，怎么会约上诉人到咖啡馆，再见面商谈？上诉人或者一般人都认为不可能。如果被上诉人不认可本案借款，会躲上诉人远远的，怎么可能再约上诉人到咖啡馆呢？咖啡馆是商谈业务和休闲场所，如果双方对债务不能确认，又怎么可能约到咖啡馆去洽谈呢？民事行为的表达方式可以以书面的形式表示，也可以以行为来表示。因此，上诉人2015年7月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任何书面答辩的情况下给上诉人发出举证通知，要求上诉人举证借款交付的事实与时效证据，显然是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有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嫌疑。三、借款后，被上诉人的丈夫胡涛因诈骗罪被南京市司法机关采取措施。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此种情况下法院不予受理民间借贷案件，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胡涛刑事案件判决生效的次日起算。据此，上诉人2015年7月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刘丽萍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两份报警记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债权的重新确认。2015年5月4日下午在咖啡馆发生纠纷直至报警的行为与上诉人所谓的重新确认债权没有任何关系。二、即便胡涛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被上诉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上诉人完全可以在诉讼时效期间向被上诉人主张。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照片两张（上诉人称拍摄时间为2015年5月4日上午），照片内容为苏D×××××汽车的尾部及车辆行驶证，证明2015年5月4日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向其催要借款时，被上诉人将当时所开的号牌为苏D×××××的车辆交给了上诉人，让上诉人将车辆开走，也将车辆的行驶证交给了上诉人，该行为系被上诉人对债务的重新确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时效是原审审理的主要问题，原审法院在开庭之前以书面形式告知上诉人提交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但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交该证据材料，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两张照片没有拍摄时间，与上诉人主张的重新确认债务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两张照片拍摄于2015年5月4日，如果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所谓的70万元债务债权，就不可能出现双方多次激烈冲突以至一天两次报警、接警的发生。如果被上诉人认可或者重新确认上诉人所谓的70万元债权，同意把车抵债，也不至于2015年5月4日经过两次报警仍然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发生。3、即使照片拍摄于2015年5月4日，也很容易解释。因为上诉人一方多人针对被上诉人孤身女子，激烈的冲突过程中采用一些非平和的手段拍摄，并不是被上诉人主动愿意以车抵债。
原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曾于2015年7月30日至原审法院领取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并于当天向原审法院反映：“这个过时效了。另外，这个债是我前夫胡涛欠下的，钱我一分都没见到。到2010年9月16日胡涛这笔债逾期了，汤金生把我丈夫关着，叫我过去写了个借条，到后来又逼着我写了承诺书。我怀疑是否借钱给了胡涛，因为我一分钱没见到。”
2015年8月3日，原审法院向汤金生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汤金生补充提交借款交付及有关诉讼时效的证据。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认为上诉人在2010年11月16日至2010年12月31日间在胡涛集资诈骗案中向南京纪律检查委员会、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等机关反映刘丽萍、胡涛向其借款70万元的事实，并向上述机关提交了借条复印件，但其本人无法调取，故申请法院调取在上述机关上诉人的谈话笔录及借条复印件，以证明上诉人在胡涛集资诈骗案中向相关机关主张过权利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即使如上诉人所称，其向相关机关主张过权利，但时间最迟已是2010年12月31日，调取该证据也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本院无必要调取上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诉讼时效。1、根据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承诺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本案借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11月14日起算，至上诉人2015年7月28日起诉至原审法院之日，已超过二年。2、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5年5月4日向其作出了同意归还本案借款的意思表示。首先，即使如上诉人所述，2015年5月4日下午是被上诉人约其到咖啡馆商谈，但对于双方商谈的结果如何、是否达成一致意见、达成何种一致意见？均不得而知。因此，此行为并不等同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同意归还本案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照片亦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在2015年5月4日曾向其作出过以汽车抵偿本案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该证据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同意归还本案借款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向上诉人归还借款。3、本案借款的另一共同借款人胡涛因刑事案件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并不能导致本案借款诉讼时效的中断，因为此种情形并不具有“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的性质或效果。另外，即使如上诉人所述，胡涛因刑事案件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给其行使权利形成障碍，但此种情形并不足以使得上诉人不能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此种情形亦不能导致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止。基于以上三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本案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本案中，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后，要求上诉人补充提交有关诉讼时效的证据，并无不当。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94元，由上诉人汤金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云云
代理审判员 张 玺
代理审判员 刘岳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许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