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巴州民初字第1537号
原告：何光瑶，女，生于1940年，汉族，初中文化，现住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特别授权）代理人：杨敏（系原告何光瑶之女），女，生于1963年，汉族，大学文化，住巴中市巴州区巴州大道。
委托代理人：黄国华，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亚丽，女，生于1980年，汉族，大学文化，住巴中市巴州区。
被告：张仕刚，男，生于1949年，汉族，小学文化，居民，住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代理人：苟于发（系被告苟玉芳大哥），男，生于1947年，汉族，高中文化，住巴中市巴州区。
被告：苟玉芳，女，生于1951年，汉族，不识字，居民，住巴中市巴州区。
被告赵亚丽、张仕刚、苟玉芳的委托代理人：何官德，巴中市巴州区英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何光瑶诉被告赵亚丽、张仕刚、苟玉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光瑶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敏、黄国华，被告赵亚丽、张仕刚、苟玉芳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官德，被告张仕刚的委托代理人苟于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何成武、喻以兰之女，共有三姐妹，但只有原告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在1952年全国确认房屋产权时将位于巴州区兴文镇街道的房屋确权在原告及何成武、喻以兰、喻杨氏名下。原告父母及祖母相继去世，未留有遗嘱。被告张仕刚（原告大姐何光琼的儿子）一家居住在巴州区曾口镇屈家山，由于生活生产条件非常艰苦，被告张仕刚一家找到原告希望借住在兴文镇的诉争房屋，出于亲情，原告便同意了，这一住就是几十年，期间原告也对房屋进行了维修。在2013年，适值兴文开发拆迁，原告回到兴文后才得知被告张仕刚、赵亚丽、苟玉芳私自与兴文镇人民政府就位于巴州区兴文镇街道房屋的拆迁事宜达成协议，将该房屋拆迁，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1147901元。原告知情后便找几被告协商处理此事，但几被告却置之不理，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至今得不到维护。原告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几被告在明知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仍与兴文镇人民政府就诉争房屋的拆迁达成协议，并拒不返还原告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及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房屋拆迁的相关补偿共计40万人民币，并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三被告辩称：一是，被答辩人列赵亚丽为第一被告并担责纯属诉讼主体错误。答辩人赵亚丽与巴中市巴州区兴文镇人民政府订立拆迁补偿合同之行为是受答辩人张仕刚之委托，这有拆迁档案证实。
二是，被答辩人起诉的案件性质错误。被答辩人诉称“是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那么其与谁一起共有？本案中，既然答辩人不是共有权人，那么原告明显遗漏了当事人。
三是，被答辩人之诉请于法于理于事实均不成立。原告诉请的房屋拆迁相关补偿共计40万元人民币没有阐明是如何组成的。本案涉案财产是由房屋征用补偿款、附属设施补偿款、拆迁奖金等多项组成的，其中，房屋补偿款部分又分为老房子木架瓦房征用补偿款和1987年张仕刚夫妇新修的砖混楼房的征用补偿款，这些不是一个款项。原告诉请的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不具体明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不予支持。答辩人张仕刚夫妇是获得自己所有房屋被政府拆迁的补偿款，被答辩人在兴文街道没有房屋被拆，不存在补偿款返还的事情。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
四是，被答辩人诉称的“原告系何成武、喻以兰夫妇之女，共有三姊妹，但只有原告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不属实。真实情况是答辩人张仕刚夫妇在何成武有生之年一直与其一起生活并负责赡养，喻以兰由被答辩人请进城为其家无偿当保姆，做饭、洗衣、拖地照管其三个小孩至成年等。被答辩人与其丈夫杨昌渠分别在巴中二医院和原巴州镇政府工作，均无时间料理家事，但喻以兰的生养死葬义务亦由答辩人张仕刚夫妇承担，此事周围干部群众无人不知。
五是，被答辩人称“在1952年全国确认房屋产权时……未留有遗嘱”不属实。因为位于兴文街道的房屋是何成武的父母在解放前修建并已分配给何成武的，在解放后土改时何成武未另外分配到房屋，只是依法进行了权属登记，产权证上罗列的名字只代表当时实有家庭人口情况，不是按人平均分配的。被答辩人纯属错误理解当时的土改政策。被答辩人当时未成年，仅靠父母在养育未分有房屋。
六是，被答辩人称“被告张仕刚一家居住在巴州区曾口镇屈家山……被告这一住就是几十年，期间原告对房屋进行了维修”不属实。真实情况是被答辩人的两位胞姐何光群、何光菊土改前已出嫁，被答辩人在土改后出嫁，原本留在家中但由于工作原因出嫁后在巴中城居住生活，其出自私心无暇无力赡养自己的父母何成武、喻以兰，于1966年首先提出由答辩人张仕刚给自己的父母当养孙子，承担二老生养死葬之义务。于是张仕刚在16岁时经其外爷、外婆、父母及姨姨、姨父共同商议确定后正式成了养孙子，祖上留下来的兴文房屋亦全部赠与张仕刚，经乡、村、社组织同意，张仕刚的户口迁移到何成武家一直居住生活至街房拆迁时止，张仕刚是在被收养后在兴文自己的街房里与苟玉芳结的婚，夫妇共同履行了赡养爷爷婆婆的义务。在1987年拆除约20平方米的后房和新购的公厕，夫妇二人共同建造了砖混楼房并进行了装修。由此可见，这并非被答辩人诉称因条件不好答辩人一家人借住房屋几十年。
七是，被答辩人称“在2011年适值兴文开发拆迁，原告回到兴文后才得知被告私自与兴文镇人民政府就房屋拆迁事宜达成协议……之事”不属实。因为该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改前爷爷婆婆何成武、喻以兰的老木架瓦房，另一部分是1987年答辩人张仕刚夫妇共同修建的砖混楼房。1992年老房依法由原巴中县国土局确权归答辩人张仕刚所有，被答辩人对该老房部分改建和确权颁证明知均未提出任何异议，答辩人与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领取款项之行为是完全合法的，无可厚非。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诉称的事实不成立，理由不充分，证据不确凿，法律程序严重错误，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何成武、喻以兰夫妇婚后育有三女，原告何光瑶排行老三。被告张仕刚系何成武、喻以兰夫妇长女的长子，被告苟玉芳系被告张仕刚之妻，被告赵亚丽系被告张仕刚、苟玉芳的儿媳。1952年4月，原巴中县清江区公所兴文乡一村土地房产登记清册上载明户主“何成武”，全户人口四人即妻喻以兰、女何光瑶、岳母喻杨氏，房产五间。该房产五间系何成武的父母分配给何成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告张仕刚将户口迁移至原巴中县兴文乡后与何成武、喻以兰夫妇共同生活在一起。庭审中，被告提供的1991年12月29日的《农村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书》中土地登记申请书：法人代表姓名一栏“张仕刚”；地籍调查表：土地权属性质“集体”，占地时间“1949年”，独自使用面积“86㎡”，土地分类面积住宅“65.0㎡”、圈舍“21.0㎡”。
同时查明：原告何光瑶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未在原巴中县兴文乡居住。并查明：何成武于1986年去世，喻以兰于1992年农历正月去世。2013年5月19日，被告张仕刚委托其儿媳即被告赵亚丽与四川巴中经济开发区兴文镇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书中所含括的《房屋户（室）面积汇总表》中显示混合结构为132.63m2，穿斗结构为81.16㎡。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老房面积为81.16㎡，其中31㎡按6000元／㎡的价格计算，余下面积按2450元／㎡的价格计算。
2015年5月，原告起诉来院，提出上列请求。本院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当庭放弃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后因双方分歧大，致调解未果。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原、被告的身份证明，土地房产登记清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纠纷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原巴中县清江区公所兴文乡一村土地房产登记清册形成于1952年，当时原告年仅12岁，后因工作原因，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未居住在原巴中县兴文乡，而被告张仕刚上世纪60年代末户口迁移至何成武处后一直居住生活在原巴中县兴文乡。同时，本案涉及的房屋在上世纪90年代其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庭审中被告方提供了1991年12月29日的《农村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书》，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依据该份登记书与兴文镇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后取得的相应补偿款属于不当得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告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光瑶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何光瑶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晓芳
人民陪审员 王凤兰
人民陪审员 王儒才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何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