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湛中法民三终字第2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挺。
委托代理人：陈月华，广东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彤，广东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敏。
委托代理人：赖春龙，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挺因与被上诉人肖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4）湛霞法民三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建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杜友裕、代理审判员卢珍桥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尤嘉儿担任记录。上诉人彭挺的委托代理人陈月华、陈彤，被上诉人肖敏及其委托代理人赖春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敏诉称：2003年3月2日，肖敏以黄卓艺的名义与陈德强、陈科臻三人共同出资承租位于广州市东山区寺右一马路16号的整幢六层房屋，并成立祥龙阁酒店进行经营。2003年12月，祥龙阁酒店三名股东一致同意将祥龙阁酒店更名为广州市悦城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城酒店）。肖敏及代肖敏持有股份的黄卓艺不便参与经营，于是肖敏委托彭挺代表肖敏参与该酒店的经营，并将肖敏持有的酒店股权登记在彭挺名下。此后，肖敏一直委托彭挺代为持有悦城酒店的26.43%股份，参与悦城酒店的经营、收取相关分红及收益。2013年2月12日，肖敏与彭挺协商，就彭挺代肖敏持有悦城酒店股份及参与经营分红分配问题，达成《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彭挺同意将悦城酒店从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分红金额中支付55万元给肖敏。另因彭挺欠肖敏借款30万元，两项合计人民币85万元，彭挺同意一并偿还给肖敏。双方为此约定了具体的支付计划，但彭挺除支付首期10万元外，其余75万元一直拒绝支付。特请求法院判决：1、判令彭挺支付肖敏款项人民币7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彭挺承担。
彭挺辩称：一、悦城酒店由彭挺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经营，与肖敏无关。彭挺于2003年底至2004年初与陈德强共同出资设立悦城酒店，现悦城酒店由何卫、彭挺和陈科臻三人共同经营。仅彭挺个人在悦城酒店陆续投入了130万元，肖敏与悦城酒店没有投资关系，无权主张悦城酒店的股东权益。二、肖敏与彭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彭挺没有义务向其支付股权分红。悦城酒店由彭挺投资经营，肖敏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委托彭挺代为投资或代为持股，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向悦城酒店出资。三、肖敏多次采取暴力手段向彭挺要钱，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2014年3月9日，肖敏带人闯入彭挺家中，夺走彭挺部分财物，并以暴力手段胁迫彭挺签署欠条、股权转让合同。对肖敏的这次行为，公安机关已以涉嫌抢劫罪对肖敏予以刑事立案。四、彭挺没有向肖敏借款。无论彭挺是否曾向肖敏借款，所涉法律关系均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故请求法院驳回肖敏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3月2日，案外人陈德强、黄卓艺（肖敏前妻）、陈科臻以共同出资的方式承租广州市东山区寺右一马路16号并组建祥龙阁酒店，双方约定出资比例为陈德强53.26%、黄卓艺25.72%、陈科臻21.02%。2003年8月13日，陈德强与彭挺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悦城酒店。2004年2月17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悦城酒店。悦城酒店的公司章程约定，陈德强出资6万元占60%，彭挺出资4万元占40%，并承租广州市东山区寺右一马路16号经营旅业。2005年6月1日，陈德强与案外人何卫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陈德强将其在悦城酒店拥有的60%股份转让给何卫，并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了变更登记。2005年6月7日，何卫、彭挺、陈科臻签订《广州市悦城酒店股东协议》，约定三方股东共同出资经营悦城酒店，何卫占54.14%、彭挺占26.43%、陈科臻占19.43%。自2005年6月1日起，悦城酒店的股东登记为何卫、彭挺。根据肖敏提供的证据《悦城酒店租金收支明细表》显示，从2012年1月起，彭挺每月均领取到悦城酒店的分红款。
肖敏向法院提交日期为2013年2月12日的《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内容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分配方式：彭挺同意在悦城酒店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1日止的分红金额为55万元给肖敏。另外加上私人借款30万元，合计85万元整。1、在2012年12月31日前返还分红款10万元整。2、在2013年6月31日前返还10万元，12月31日前返还10万元，悦城酒店分红款。另私人借款在2013年12月前还10万，总合计30万元整。3、2014年1月开始，悦城酒店分红先分20万元整，另私人借款25万在2014年12月31日前返还。”肖敏承认该分配方案的内容是其书写的，彭挺看过后在上面签字确认。彭挺则认为其对该分配方案没有印象，不能确定签名是否其本人签字，亦不申请对该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肖敏主张彭挺已按约定支付了10万元，尚欠75万元未支付，故起诉至法院，要求处理。
另查明，2014年3月9日，彭挺向增城市公安局永新派出所报案称，肖敏带三名男子入屋抢劫。增城市公安局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增公网立字（2014）03668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彭挺被抢劫案立案侦查。至今增城市公安局尚未有处理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彭挺不确定《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上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签，但不申请笔迹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该签名是彭挺所签。彭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上述《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上签名，应当知道并且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因此，肖敏要求彭挺按照该分配方案履行相应的义务，符合合同的约定，予以支持。彭挺辩称分配方案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证据证实，故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彭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敏支付款项人民币75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保全费4270元，由彭挺负担。
彭挺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脱离了本案的案由，在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巨额款项，违背了民事责任以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前提的基本原理，判决明显错误。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被上诉人肖敏起诉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款项的理由是其委托上诉人代为持有悦城酒店的26.43%股份。对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已充分证明，悦城酒店由上诉人真实投资，肖敏所称的委托代持股权并不存在，一审判决对此亦已查明。既然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分红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法律基础和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在此情况下仍然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巨额“分红款”，违背了民事责任以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前提的基本原理，判决明显错误。二、本案既然是委托合同纠纷，就不应对所谓“私人借款”进行处理并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一审判决对与本案案由无关的法律关系进行草率处理并进行判决显属错误。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75万元的依据之一是《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中“另外加上私人借款30万元”的内容（该“私人借款30万元”在下面的内容中变成35万元）。本案的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所谓“私人借款”，不应在本案审查范围之内。而且，一审判决并没有对该笔“私人借款”的真伪进行任何审查。事实上，被上诉人既没能就该所谓“私人借款”提供任何佐证，也无法就其发生时间、借款原因、借款方式等基本要素进行说明，甚至连金额是“30万元”还是“35万元”也无法确定，作为唯一“依据”的《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连到底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了“私人借款”这一基本问题也无法说明。显然，所谓“私人借款”是子虚乌有，无法认定。一审判决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不但混淆了本案案由，而且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明显错误。三、《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重大瑕疵，不符合一般常理，不可能是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作为处理本案的唯一依据。1、被上诉人提交的《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漏洞百出，不符合一般常理，至少存在以下无法解释的疑点。（1）“方案”书写时间是2013年2月，却提出2013年至2015年的分红。众所周知，“分红”是对投资项目既得利润的分配，分红的前提是项目利润己经产生并已确定。2013年分配2015年利润，完全不合情理。如依“方案”所述，那么，当项目出现亏损，该“方案”是否还应执行？（2）“方案”书写时间是2013年2月，却约定2012年12月前返还10万元的“计划”，明显逻辑混乱。（3）“方案”提出“分红”55万元，另加“私人借款”30万元，但是，在拆分该等款项时，“私人借款”变成35万元，“分红”只有50万元。由此可见，所谓“分红55万元”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2、上诉人向悦城酒店投入巨大资金，十年来对悦城酒店倾注了全部的时间和心血，不可能只领取每月500元的“补助”而无端端将所有收益拱手让人。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于2003年12月悦城酒店设立时出资4万元，2005年6月之后，上诉人向悦城酒店投入资金近130万元。为了经营悦城酒店，上诉人于2003年辞去医生职务，十年如一日将所有的时间和心血都投入到悦城酒店之中。被上诉人竟然以悦城酒店的“现金收支明细表”显示上诉人每月已领取500元“补助费”为理由，称上诉人只是受其委托帮助其经营悦城酒店。被上诉人的说法，不符合一般常理，其据此提供的《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也不符合一般逻辑。上诉人既然不可能只领取每月500元的“补助”而将自己投资经营的酒店收益全部拱手让人，也就不可能认可并签署该份《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四、《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并非协议或合同，不产生协议或合同的法律效果，一审判决仅凭该份存在重大瑕疵的文件就判令上诉人承担委托合同及借贷合同项下义务，依据极不充分。《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并非协议或合同，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符合协议或合同的要件。作为“分配方案”，《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无论真伪，都只属于事务性文件，必须依附于特定的法律关系，并且，必须在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方能作为确定相关人员权利义务的辅助依据，其本身不能直接产生协议或合同的法律效果，不能作为充分的证据使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或借贷关系。一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已足以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一审也没有进行审查，但一审判决最后却仅凭一份存在重大瑕疵的《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要求上诉人承担委托合同及借贷合同项下义务，法理不清晰，依据不充分，判决不合理。
综上，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对并不存在的法律关系承担法律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肖敏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件的案由是为了便利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和司法统计，而非将案件的实体审查限制于案件的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由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由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手段，是为了
方便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有利于确定各民事审判业务庭的管辖分工，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从而更好地为创新和加强民事审判管理、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服务。案由在案件中主要发挥的是程序性作用，而不能将案由等同于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且对案件案由的确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单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立案是以“委托合同纠纷”为案由，在一审判决时是以“合同纠纷”为案由，二审法院立案是以“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为案由，故不能单纯地将案由等同于一个案件所包含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的理由不是本案的案由，而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所能够证明的事实和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判决，该判决是正确的。
二、广州市悦城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城酒店）的前身就是祥龙阁酒店，悦城酒店26.43％的股份是彭挺代肖敏持有的，肖敏有权享受该公司的股份分红。1、悦城酒店的前身就是样龙阁酒店，其最初的出资是由祥龙阁酒店的资产直接注入的。2002年9月30日，肖敏以前妻黄卓艺的名义与陈德强共同出资以湛江市强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承租了威海市东山宾馆向广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管理局营房处租赁的位于直属东山区寺右一马路16号的房屋用以经营酒店。威海市东山宾馆交付房屋后，肖敏负责整幢酒店的重新装修工作，并负责支付装修费15万元左右。由于肖敏与陈德强的资金不足，陈德强与肖敏商量向陈科臻借款30万元，作价出资与肖敏、陈德强一起成立祥龙阁洒店。直至2003年4月20日，陈德强、肖敏（黄卓艺）、陈科臻三人对祥龙阁酒店的出资分别达到828299.00元占酒店股份53.26%，400000.00元．占酒店股份25.72%，327000.00元占酒店股份21.02%。祥龙阁酒店对肖敏（黄卓艺）出具了相应出资的收款收据，并出具了祥龙阁酒店股东出资比例表。后因“非典”的影响，经得房屋出租方广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管理局营房处的同意，肖敏等人于2004年2月把祥龙阁酒店注销，重新成立“广州市悦城酒店有限公司”。原祥龙阁酒店的法人、股东、股份比例、财务人员都不变，原祥龙阁酒店的所有债权债务由悦城酒店承受，包括关于酒店房屋的《转租合同同》。悦城酒店也一直是按照2002年9月30日签订的《转租合同》及后续的补充协议向出租方支付租金的。综上，悦城酒店的前身就是祥龙阁酒店，这两家酒店实质上就是相同股东出资的一家酒店。2、悦城酒店的26.43％的股份系肖敏所有，彭挺仅是代为持有，彭挺不是悦城酒店的实际出资人，不享有悦城酒店的股东身份，肖敏才有权享有悦城酒店的分红。2002年，肖敏以前妻黄卓艺的名义与陈德强、陈科臻共同出资设立祥龙阁酒店。后因“非典”影响将祥龙阁酒店注销后直接成立了悦城酒店。但因当时肖敏及其妻子黄卓艺都没有时间对悦城酒店进行经营管理，遂请其姐夫即彭挺代替肖敏管理酒店，并代肖敏持有其股份。因悦城酒店拖欠广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管理局营房处房租一事，肖敏以彭挺的名义和陈德强对悦城酒店追加出资用以偿还债务，后陈德强又将其股份转让给了何卫。直至2005年6月5日，悦城酒店财务开出《广州市悦城酒店有限公司各股东及比例确认表》确认何卫占酒店股份54.14%、彭挺代肖敏占酒店股份26.43%、陈科臻占酒店股份19.43%。彭挺在代肖敏持有悦城酒店股份期间每月都将悦城酒店的现金收支明细表交给肖敏，以便肖敏核算酒店的收支，且彭挺也是每月直接在肖敏的分红中领取自己的工资和补贴后再将分红转账给肖敏。肖敏也提供了这些现金明细表作为证据。从这些明细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彭挺除每月从悦城酒店领取500元补助外，在2005年6月、7月从登记在彭挺名下的26.43％股权分红中扣除1000元的工资，2005年8月一9月扣1421元工资，从2005年10月至2006年2月则每月扣1500元工资；彭挺代肖敏持有悦城酒店应承担的威海东山宾馆转让费297577.04元及部队房租12万元中的各26.43％出资（分别为78650元及31716元），是以2005年10月、11月及12月份的股权分红加上肖敏从湛江汇款8万元来支付，不足的485元由彭挺补够，彭挺代肖敏支付的485元出资于2006年1月份从悦城酒店股权分红中扣回，同时悦城酒店于2005年12月23日及30日分别出具己按相应股权出资款的收款收据给肖敏收执。3、彭挺主张肖敏不是悦城酒店26.43％股份的权属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在本案中，最初代肖敏持有祥龙阁酒店股份的黄卓艺从未就该股份提出异议，而且彭挺一直确认肖敏是该股份的权属人，向肖敏提交每月的现金收取明细表、并在明细表上相关扣减后向肖敏说明，向肖敏提交相关合同及收据的原件，以转帐方式向肖敏银行卡支付分红及向肖敏出具《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等，均证明肖敏是悦城酒店26.43％股份的权属人。故彭挺再提出黄卓艺是该股份的权利人的抗辩理由，显然毫无依据。综上，肖敏出资与陈德强、陈科臻共同成立祥龙阁酒店，后因故注销成立现今的悦城酒店，原祥龙阁酒店的所有权利义务有悦城酒店承受。肖敏才是悦城酒店26.43％股份的真实出资人和持有人，彭挺不是悦城酒店的实际出资人，而是代肖敏持有悦城酒店的股份，肖敏才有权利享有悦城酒店的盈利分红。
三、《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系债权债务确认书和还款计划，一审判决彭挺应当履行该分配方案确定的债务是正确、合法的。2013年2月12日，肖敏与彭挺就其在悦城酒店的股份分红达成了《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方案确认了彭挺向肖敏支付悦城酒店分红55万元及偿还个人债务30万元并确定了该85万元的具体支付时间。因彭挺在一审期间不就该方案上的签名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份方案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具有证据效力的。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而本案中的方案并未设立、变更或者是终止肖敏与彭挺之间的任何民事关系，其不具备合同的要件，不是一份合同，而是对肖敏与彭挺之间债权债务的确认，是彭挺确认其与肖敏之间债权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判令彭挺应当履行该份方案确认的债务是正确的。1、该方案确定的分红额是有法有据的。首先，悦城酒店现今的经营方式是将其承租的房屋分成三部分再次转租给其他主体经营，且每份转租协议的终止时间都是2015年6月31日，即悦城酒店与广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管理局营房处的承租合同的期满时间。也就是说悦城酒店每个月的盈利都是可预见的，所以彭挺能够根据可预见的收入和肖敏的股份比例向肖敏确认其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1日止的分红额。其次，根据悦城酒店每月的收入和肖敏的股份比例计算，肖敏在此期间可以得到的分红应当是110万元，但因肖敏提前分红，故确认其只拿应分红的一半即55万元，剩余的55万元作为彭挺提前支付分红的补偿以及对还未实际取得的收入的风险承担。最后，彭挺于2013年2月向肖敏出具方案，但在方案中约定2012年12月前返还10万元的计划是合理的，是对已履行部分的事后确认。2、方案中确认的彭挺所欠肖敏的私人借款30万元，彭挺应当支付。方案中确认的30万元借款不是彭挺根据该方案向肖敏借款，而是彭挺在此承认、确认其曾向肖敏借款30万元，故不再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关于方案中借款分两期偿还却总额为35万元的笔误对本案是没有实际影响的。因为彭挺向肖敏确认的分红款和借款总额为85万元整，每期支付的款项加起来的总额也是85万元整。
综上所述，肖敏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彭挺按照方案的约定向肖敏支付75万元整，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3年2月12日，肖敏与彭挺签订《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该方案约定的内容为两部分：一是彭挺向肖敏的借款30万元；二为彭挺应支付给肖敏的酒店分红款55万元。彭挺已偿还了其中10万元，彭挺尚欠肖敏75万元。肖敏与彭挺对《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作了确认，在双方之间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了债的合同关系。肖敏根据《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向彭挺主张权利，故本案系合同纠纷。
关于《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彭挺辩称其不清楚《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是怎样来的，又辩称是2014年3月9日肖敏以暴力手段胁迫其签下的，彭挺为此报了案。但在诉讼中，彭挺不申请笔迹鉴定，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在公安机关未作出结论的情况下，彭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确定了《悦城酒店分红分配方案》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认定肖敏与彭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肖敏要求彭挺按照该方案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彭挺主张的其与肖敏的其他纠纷，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处理，可由当事人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彭挺上诉无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彭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陈建业
审 判 员 杜友裕
代理审判员 卢珍桥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尤嘉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