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民终2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注册号330782603134438，经营场所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后宅特色工业小区。
经营者：卢晓华，女，1968年5月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缙云县人，住浙江省缙云县，系该厂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义、江云峰，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国旗，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岑巩县人，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岑巩县。
上诉人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因与被上诉人钱国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岑巩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6民初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上诉请求：撤销岑巩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6民初37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失衡。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与钱国旗之间为劳动关系，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提交劳动合同即完成了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钱国旗主张双方为合伙关系，应提供证据证明。钱国旗未对合伙项目进行任何投入，资金、场地、设备等均为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所投入，钱国旗仅作为义乌市景洋服装厂聘用的管理者，根据正常逻辑与商业操作手段根本不可能存在合伙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43700元加工费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无关是错误的。一审中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提交客户毛志达签字的出库单一份，用于证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为毛志达提供箱包加工业务。出库单、收据、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都能直接证明涉案款项为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所有。若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那么涉案款项即为双方所有，应对合伙项目进行清算后进行分配，驳回诉讼请求是不合理的。三、一审判决认为义乌市景洋服装厂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没有箱包加工类业务即不能进行箱包加工的认定是错误的。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经营范围不应当成为本案定案依据。根据交易惯例与市场经营常态，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不能囊括所有，法律没有禁止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可以从事箱包加工业务。且经营范围不包括箱包加工业务不影响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钱国旗辩称，一、钱国旗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是钱国旗为了办理暂住证，让自己小孩能在义乌当地读书。二、义乌市景洋服装厂诉称委托钱国旗向客户毛志达收取箱包加工费43700元没有事实依据。2015年初，钱国旗与卢晓华之弟卢韦杰商议开箱包加工厂，后经卢韦杰介绍，卢晓华找到钱国旗，双方协商开办箱包加工厂，卢晓华提供厂房和管理财务，钱国旗负责管理加工厂其他事务。钱国旗为加工厂取名“邦德箱包厂”（该工厂未注册）。工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钱国旗所接订单加工费均打入工厂账户，由卢晓华管理，用于工厂日常开支、工人工资发放。钱国旗与客户签订的箱包加工合同，均是以钱国旗的名义签订，合同上没有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签字和盖章。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主要从事服装加工，钱国旗收取的是箱包加工费，不是受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委托，双方并无关联性。钱国旗不是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员工。
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钱国旗立即返还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委托代收的加工费437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至9月期间，钱国旗与卢晓华协商合作开办箱包加工厂，该厂未办理营业执照即以“邦德箱包厂”的名义对外承揽箱包加工业务。卢晓华作为个体工商户，开设有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从事服装加工、销售业务。钱国旗与卢晓华在合作经营“邦德箱包厂”期间，卢晓华负责提供厂房和管理财务，钱国旗负责箱包厂的业务往来及货款催收。2015年4月1日，钱国旗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签订了《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但钱国旗未从事服装加工销售工作，亦未以“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箱包部”的名义开展工作。2015年9月钱国旗收取客户毛志达的箱包加工费43700.00元后，钱国旗与卢晓华结束合作。因钱国旗未将该笔货款汇入卢晓华指定账户，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于2017年3月16日以委托合同纠纷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钱国旗返还该笔货款。2017年5月5日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782民初4348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本案移送至岑巩县人民法院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义乌市景洋服装厂虽然与钱国旗签订有《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但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未提供工资发放凭证、工作证和考勤记录以佐证钱国旗系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员工、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向钱国旗发放工资、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对钱国旗进行管理监督等情况。同时，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提出钱国旗受其委托处理箱包部业务，但义乌市景洋服装厂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为服装加工、销售，并无箱包加工类业务。而钱国旗对外签署的大量箱包加工合同，均为钱国旗一人代表“邦德箱包厂”签署，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均未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并且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钱国旗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因此，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以钱国旗系其员工，受其委托收取客户箱包加工款为由，要求钱国旗返还箱包加工款43700.00元并支付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3.00元，减半收取446.50元，由原告义乌市景洋服装厂负担。
在二审举证期间，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提交的证据材料：钱国旗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证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为钱国旗在义乌市社会保险管理处缴纳2015年6至8月参保费。钱国旗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钱国旗提交的证据材料：1.小学生主要材料清单、2015年义乌市后宅二小非学区生报名基本信息表，用以证明钱国旗的小孩在义乌市后宅二小就读，需要钱国旗提供在浙江省义乌市交纳60个月以上的养老保险的事实；2.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用以证明钱国旗在浙江省义乌市交纳养老保险58个月的事实，为了能让孩子在后宅二小读书，以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名义补缴2个月的养老保险，从而证明钱国旗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上诉人质证认为两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否认证据没有关联性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两份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2015年3月钱国旗与卢晓华经口头协商开办箱包加工厂，该厂取名为“邦德箱包厂”，卢晓华负责财务管理以及提供加工设备和厂房，钱国旗负责箱包加工管理以及向外联系箱包加工承揽业务和加工费催收业务，2015年3月27日钱国旗首次从卢晓华处领用资金5000元，截止2015年8月24日钱国旗先后从卢晓华处领用资金15笔，共计58550元，双方已结算核销金额23512元，未结算金额35038元。在此期间，钱国旗生产加工箱包收取的加工费，除2015年9月向毛志达收取的箱包加工费43700元未交卢晓华外，其余均交给卢晓华，自“邦德箱包厂”成立生产加工箱包以来，卢晓华未向钱国旗支付工资，双方没有明确利润提成比例，并按利润向钱国旗支付提成款，也未进行利润分配。与此同时，钱国旗之妻梁金香被安排在邦德箱包厂做工，梁金香只领到一个月工资，2015年9月中旬，由于双方为生产经营发生矛盾，钱国旗与之妻梁金香离开邦德箱包厂，因而引发诉讼。卢晓华以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名义向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审理认为该案不属委托合同纠纷，而是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并释明要求其变更事由，卢晓华不同意变更。
再查明，2015年4月1日以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为甲方，钱国旗为乙方，双方签订的《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该合同为填空式合同，合同的相关内容：第一条合同期限一年，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第五条甲方聘用乙方从事箱包部管理；第十五条乙方在岗位执行的工资形式为“公司整体利润提成”；第三十六条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增加以下条款即乙方不通过甲方参加社会保险，相关社会费保险费由其自行缴纳，乙方承诺今后不向甲方主张要求补缴社会保险。由于钱国旗之女钱佳怡需要在义乌市后宅二小非学区报名就学读书，钱国旗尚差两月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有达到报名条件，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根据钱国旗的要求代缴纳了2015年6月、7至8月两次养老保险参保费，共计4650元。
本院认为，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起诉请求是判令钱国旗立返还委托代收的加工费437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该案的争议焦点是钱国旗从外收取的箱包加工费是否属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财产。根据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提供双方签订的《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和本院审理期间提供的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两次为钱国旗缴纳的养老保险参保费证据来看，由于钱国旗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只认可签订《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是为了其子女就地报名读书需要所签，钱国旗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是否真实存在劳动关系，义乌市景洋服装厂除提供有《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外，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相反，根据《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第三十六条的约定，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不承担给钱国旗缴纳相关社会费保险费义务，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二审期间提供义乌市景洋服装厂为钱国旗两次缴纳了2015年6月、7至8月的养老保险参保费，不仅不能相互印证，而且存在相互矛盾，况且，在《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中，对利润的提成比例的重要内容，未有作明确约定，也不符合劳动合同的基本要求，钱国旗辩解称双方签订《景洋服装厂劳动合同》是为了子女读书报名需要，在尚差两个月养老保险参保费的情况下，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应钱国旗的要求补交两个月养老保险参保费，在邦德箱包厂生产加工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证据证明钱国旗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处领取劳务工资和箱包加工利润提成款，对钱国旗的辩解陈述的事实，更符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对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钱国旗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与钱国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主张邦德箱包厂的对外债权属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所有，2015年9月钱国旗收取的加工费43700元，属义乌市景洋服装厂委托的代收款，该款应属义乌市景洋服装厂所有，缺乏事实依据，其上诉要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义乌市景洋服装厂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3元，由上诉人义乌市景洋服装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小平
审判员 王山地
审判员 王大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龙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