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7民终3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锦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华通路11号四层B270室。
法定代表人：范仕平，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延军，河北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大春，男，196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峰，河北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范仕平，男，197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昌平区。
上诉人北京锦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孟大春、原审被告范仕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2017）冀0730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锦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仕平，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延军，被上诉人孟大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达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7）冀0730民初183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证据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对于其与孟大春构成劳务分包关系以及双方结算确定工程款数额没有异议。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就是到底2016年8月8日由孟大春亲笔书写的40万元的收条，孟大春是否收到了上述款项，与2016年9月10日锦达公司转给孟大春的是否系同一笔款项。基于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综合认定锦达公司出具的孟大春亲笔签名收条的证据效力弱于孟大春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依据证人证言对案件所谓的综合分析，原审法院的认定严重违反法律对于证据效力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本案中，锦达公司提交的40万元的收条系经孟大春确认的书证、也属于法律上的原始证据，而孟大春就该现金收条与后续转账支付款项系同一笔款项仅提供了属于传来证据的两位证人证言以及自行的分析说明。原审法院基于何种理由就认定孟大春的陈述更具有真实性呢。同样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刀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也就是说在双方就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都不足以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才需要结合案件情况就证据的或然性作出认定，而不是赋予法院可以随意地在不同种类证据，且证明力明显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心证的。因此，原审法院在本案证据的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导致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应当予以纠正。
孟大春答辩称，我这个钱是工人的劳务费，9月10日范仕平给我转了40万元，有银行的凭条打了收条，我们每一笔都要打收条的，收条都给范仕平打的，8月8日说是给了这笔钱根本不存在。9月10日的是范仕平写的我签的字，8月8日是他自己补上去的。锦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范仕平答辩称，同意锦达公司的上诉意见。
孟大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1、判令锦达公司、范仕平支付孟大春工程款200000元；2、诉讼费用由锦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仕平系锦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张家口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作为劳务分包方负责怀来县荣庆小区C区1#-3#楼的施工。孟大春系劳务队的班组负责人、负责荣庆C区I#楼、2#楼的砌墙、抹灰等工程。2016年12月11日，孟大春与范仕平对荣庆C区1-2#楼的二次结构工程进行了结算，工程总收入为2800861元，已借支现金1615040元。2017年1月10日，双方再次进行结算，范仕平在支付明细上签字确认，工人总工资为2800861元，已支付1945040元，尚欠工资855821元。2017年8月25日，8月30日，范仕平又分别支付孟大春450000元、200000元，还欠205821元未支付，经双方协议，其中的5821元抵顶了孟大春欠的饭钱。孟大春向范仕平索要剩余的200000元劳务费，范仕平提出其2016年8月8日曾向孟大春支付过现金400000元，但两次结算均未计算进去，孟大春认为范仕平所述不是事实，遂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劳务费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可归纳为：第一、范仕平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第二、2016年8月8日范仕平支付孟大春现金400000元是否真实存在。第一，关于范仕平是否应认定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锦达公司作为劳务分包方，负责怀来县荣庆小区C区1#-3#楼的施工，范仕平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工程结算文件上签字确认，未超出公司授权的范围，应认定为公司的行为，故范仕平在本案中不是适格主体。孟大春对其的诉讼应予驳回。第二，关于2016年8月8日范仕平支付孟大春现金400000元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范仕平庭审中辩称给付孟大春400000元现金发生在2016年8月8日，对于该笔现金支付因一直未找到收条故在两次结算时均未列入，直到2017年夏天才找到。首先，从时间上看，双方进行了两次结算，分别为2016年12月11日和2017年1月10日，对这两次结算范仕平均签字确认，2017年1月10日的结算中，双方还详细列出了每次的支付情况，标明了支付时间、方式、金额、类型、地点等情况，说明双方对结算的款项考虑得很细致，范仕平以未找到收条，故在两次结算时均未提出的理由不足；其次，从范仕平提供的证据收条看，该收条孟大春认可收款人处的签名是其所签，其提出该收条实际为2016年9月10日范仕平到银行给自己转账400000元的收条，庭审中范仕平认可收条日期系范仕平所写。对范仕平提交的该收条，所用纸张系银行电汇凭证，收条写于其背面，证人赵某证实2016年9月10日当天，其在银行看到孟大春给范仕平写了收条，用的银行的取款凭证背面写的，该证言与收条所用纸张基本吻合。该收条上载明孟大春收到款项为400000元，与双方2017年1月10日支付明细中“2016年9月10日转账支付400000元”一项吻合。在收条上，除收条内容外，旁边还写有“9月14日又支付11万元”、“总计1615040元”等内容，分别与支付明细中2016年9月14日转账11万元情况与范仕平陈述结算时未找到收条相矛盾。另该收条正面虽字迹模糊，但仍能够辨认出在全称栏填写有“孟大春”、金额为400000元，委托日期“2016年9月10日”的字样，该情况与孟大春陈述及证人赵某证言相印证，与范仕平所述2016年8月8日形成收条的事实相悖，且不符合常理。最后，从范仕平的资金情况看，范仕平为证实其有能力支付2016年8月8日的现金400000元，向法庭提供了范仕平的银行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2016年7月27日至2016年8月8日期间，现金支出共计约29.9万元，而2017年1月10日支付明细中显示2016年7月28日，范仕平向孟大春现金支付过20万元，转账30万元，该情况不能达到范仕平拟证实其有能力支付2016年8月8日的现金400000元的目的。综上，对范仕平提交的2016年8月8日孟大春收到400000元的收条不予认定，故对锦达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应由锦达公司向孟大春支付剩余的劳务费2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锦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孟大春支付剩余的劳务费2000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锦达公司上诉主张落款于2016年8月8日的收条载明的400000元与同年9月10日转账的400000元系两笔款项，孟大春对此不予认可。首先，锦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仕平在一审庭审时认可收条中关于时间“2016年8月8日”是其所写，整张收条的内容均为孟大春自书，只有落款时间是范仕平所写，那么该收条是否系2016年8月8日当天书写无法证明。其次，收条中的“9月14日又支付11万元”与双方后期的对账单内容完全吻合，但对账单对同年8月8日的款项确只字未提，范仕平陈述因当时没有找到收条，故一直没有在对账单中注明，该陈述不符合常理，即使收条一时无法找到，双方对如此巨大数额也应进行协商，不能因为一时找不到收条，就放弃了权利。第三，如果收条载明的款项与同年9月10日的转账不是同一笔款项，也就是共支付了两笔400000元的劳务费，那么锦达公司已经超额支付了200000元劳务费，根据当地的交易习惯，很少会出现劳务费超额支付的情况，即使超额支付，数额也不会高达200000元之多。综合以上疑点，锦达公司不能作出合理说明，那么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不能认定落款于2016年8月8日的收条是该日所写，不能排除该收条是在2016年9月10日范仕平向孟大春转账400000元之后所写。不能仅凭范仕平本人在收条中书写的时间，就认定其支付了两笔款项。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锦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北京锦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建龙
审 判 员 成 进
审 判 员 姜 兵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向东
书 记 员 李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