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行终44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蒋远�，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蒋正谋，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蒋晓林，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13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蒋远林，组长。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文金发，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莫军勇，广西嘉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全州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全州县全州镇桂黄中路132号。
法定代表人廖照德，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宝新，全州县调处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盘绍康，全州县调处办干部。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
法定代表人秦春成，代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炜炜，桂林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基旺，桂林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1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谢灵雄，组长。
委托代理人唐向文，广西千里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9、10、12、13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洲村）因其诉被上诉人全州县人民政府（下称全州县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桂林市政府）林地、林木所有权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3行初1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9、12、13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蒋远亮、蒋晓林、蒋远林及大洲村共同委托代理人文金发、莫军勇，被上诉人全州县政府委托代理人黄宝新、盘绍康，被上诉人桂林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黄炜炜、黄基旺，一审第三人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11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花天地村）诉讼代表人谢灵雄及委�代理人唐向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大洲村与花天地村争执的山场属于蝦子井旁石山岭（原告称“掛子寨石山岭）的部分山场，其四至界限为：东以山脊为界（与翠东、翠英山场交界），南以公路为界，西以山脚地边为界，北与翠东山场（以拆婆岩为界，花天地村称刻有界字）交界，面积约40亩。该范围内部分山场为高速路用地，其余均为石山岭。争执山场及该山场东边的整个山场在解放前属于第三人花天地村谢姓五甲山。1952年10月，由当时的凤凰镇政府组织大洲居民（大洲村、花天地村、仙人桥村、新月塘村）与三翠乡（翠东村委、翠英村委、翠西村委）的代表签订了《划山证据》，该《划山证据》记载：“将花天地谢姓五甲山场巴掌冲石山岭蝦子井以东抛脊为界至钱凿寨南门沿……此山场划给三翠乡”，争执山场没有划分。此后，第三人花天地村与三翠乡的翠东村委、翠英村委、翠西村委根据所划定的界线各管各业。2002年，第三人花天地村将争执山场发包给了仙人塘村村民开采，并签订了《租蝦子井石山岭处矿山开采合同书》（以下简称2002年开采合同），在发包期限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2011年，灌凤高速公路征用部分争执山场，双方发生权属争议，第三人花天地村申请全州县政府确权。全州县政府依法受理后，派员进行调查，并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因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2015年3月28日，全州县政府作出全政处字〔2015〕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的土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确权归第三人花天地村所有，国家依法征收后的争议�围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大洲村不服，向桂林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桂林市政府于2016年3月23日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6〕6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60号复议决定），维持11号处理决定。大洲村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全州县政府11号处理决定和桂林市政府60号复议决定。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的规定，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本案第三人花天地村持有的《划山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争执的山场解放前属于第三人花天地村所在的谢姓五甲山。解放后在原凤凰镇政府的组织下，第三人花天地村将争执山场的东边山场划给了三翠乡，所争执的山场没有划分，该《划山证据》可以证实争议山场属于第三人花天地村所有。且在山场划分后，第三人花天地村将争执山场发包给他人经营，没有任何村组提出异议。全州县政府经调查核实各方当事人依据划山协议实际管业，佐证了划山事实客观存在，《划山证据》依法可以作为确权依据。因此，政府将争执山场确权归第三人花天地村所有（其中国家依法征收部分属于国家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护，桂林市政府60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正确。大洲村无法定证据证实争执山场权属归其所有，其提出撤销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大洲村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大洲村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及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1.《划山证据》是伪造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划山�据》通篇由一人书写，包括有关人员的签名在内，不符合协议的正常书写规范。即使签名由他人代劳，也应当由签名人捺手印，《划山证据》看不清楚有捺手印的印记。《划山证据》上根本看不清印章是哪个单位的印章。根据上诉人提供的1952年政府正规印章样式，《划山证据》上的印章显然不是正规政府印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翠英、翠东、翠西等村委是按《划山证据》所划定的山场进行管业的。2.2002年开采合同不真实或者根本没有履行，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闫列心是2002年开采合同的当事人，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未出庭作证，其所出具的《证明》及对其所作《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翠英、翠东村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闫跃生、闫艳明是翠英、翠东村委《证明》的实际出具人，是该两村委的村民，又�出庭作证，对他们所作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4.上诉人提供的族谱、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可以证明争议地属于上诉人所有。2015年1月16日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与其他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本案争议地被征收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证实争议地不属于一审第三人所有。二、全州县政府作出11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1.全州县政府未通知麻市村委第10村民小组参加现场勘验。2.全州县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将各方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对各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包括全州县政府收集的《证明》《调查笔录》都没有按规定进行质证，严重违反程序规定。3.全州县政府未经鉴定程序直接认定上诉人所提供的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是假的，违反法定程序。三、全州县政府在本案调处过程中，同时向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索要600元，遭上诉人拒绝，在收取一审�三人费用后，其所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公正性让人质疑。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全州县政府答辩称：一、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1.争议山场在解放前属于一审第三人花天地村谢姓五甲山，1952年《划山证据》划定界线管业，有翠东村委、翠英村委分别出具的《证明》及翠东村党支书闫艳明及翠英村委主任闫跃生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2.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能够否定《划山证据》的合法有效的证据。3.一审第三人花天地村对争议山场有明显的管理使用事实，上诉人称争议山场没有划分，并与一审第三人共同管理，无证据证实。4.上诉人在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程序中，一直由蒋洪谋、蒋丛林、蒋远林、蒋远亮代表大洲村，其观点相同，利益相同。二、1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桂林市政府答辩称：一、全州县政府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二、桂林市政府60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第三人花天地村述称：全州县政府1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据此，除“2002年，第三人花天地村将争执山场发包给了仙人塘村村民开采，并签订了2002年开采合同”外，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余事实，本院予�确认。
本院另查明：2002年，一审第三人花天地村将争执山场发包给翠东村委第一村民小组村民闫列心开采石料，并签订了2002年开采合同。2013年12月22日，翠东村委出具《证明》，内容为：“蝦子井石山岭原属麻市村委花天地村山场，后在一九五二年抛嵴为界以东划给三翠乡（即现在的翠东、翠英村）管业，以西仍属花天地村管业至今。在2002年我翠东村民闫立（列）心向花天地村承包了蝦子井石山岭抛嵴以西开采片石属实。”2013年12月23日，翠英村委出具《证明》，内容为：“蝦子井石山岭原属麻市村委花天地村山场。后在一九五二年抛嵴为界以东划给三翠乡（即现在的翠东、翠英村）管业，以西仍属花天地村管业属实。”2013年12月25日，闫列心出具《证明》，内容为：“我是2002年3月30日与花天地自然村村干签的租岭合同，宽度为70米，租期为16年，租金每年600元，地点是蝦子井石山岭。主要开采建筑石料，这是铁的事实。”
全州县政府一审时提供的第5组证据包括了2013年12月27日《调解笔录》，证实蒋远林、蒋洪谋、蒋丛生、蒋远亮、蒋木生代表大洲村参加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对花天地村提供的《划山证据》、2002年开采合同、闫列心《证明》、翠东村委《证明》、翠英村委《证明》，大洲村提供的形成于康熙九年的《承顶门户山场图》、蒋姓谱书等证据进行了质证。2014年4月22日全州县政府调处人员对闫列心进行调查，核实其所出具的《证明》属实。2014年8月28日，全州县政府调处人员分别对翠东村党支书闫艳明、翠英村委主任闫跃生进行调查，核实以村委名义所出具的《证明�属实。
全州县政府调处本案权属纠纷期间，大洲村以被申请人的名义提交给全州县政府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18日的《确权申请书》，内容有：“解放前，上下掛子寨石山岭（又蝦子井）都属于被申（请）人大洲村蒋姓山场，没有划给花天地谢姓。大洲村山场有确实的证据，…特向人民政府报告，请求派员下来调查核实，将争执的山林确权归被申请人所有。”
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其村民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欲证明其有确权证据材料。出于反驳，全州县政府在一审过程中补充提供了一份《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科桂司法鉴中心［2012］文检字第137号），该鉴定意见书是对一份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作文书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右边上、下部分笔迹与左边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不是同一年份书写形成。全州县政府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所提供的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与另案已经经过司法鉴定的上述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基本相同，故不具有合法性。本院在二审庭审时，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进行审核时认为，由于在政府调处程序中上诉人未提供该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全州县政府提出该证不具合法性已提供有司法鉴定结论，故该证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的证明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据此本院征询上诉人是否愿意对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进行司法鉴定，上诉人诉讼代表人表示同意进行司法鉴定。当时合议庭在法庭上要求，上诉人如果同意鉴定，应在2017年12月6日前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截止目前，本院未收到上诉人的�面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各方意见，本案二审诉讼争议焦点为：1.《划山证据》是否是伪造？2.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能否作为确权依据？3.11号处理决定作出程序是否违法？
一、关于《划山证据》是否是伪造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农村会写字的人较少，《划山证据》文字虽然是通篇由一人书写，从现在来看不符合协议规范，但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划山证据》在签名处盖有私章，其形式盖章与捺手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符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实际情况。上诉人以通篇由一人书写为由主张《划山证据》属伪造，属以现时标准作为评价依据，未考虑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故理由不充分。上诉人提供的印章样式是县政府印章样式，而《划山证据》上的印章是乡政府印章，不具有可比性，故上诉人以印章不实为由主张《划山证据》是伪造的，依据亦不足。全州县政府在调处本案期间，收集了闫列心《证明》、翠东村委《证明》、翠英村委《证明》，并询问了闫列心、翠东村党支书闫艳明及翠英村委主任闫跃生，制作有《调查笔录》，闫列心、闫艳明、闫跃生均认可根据《划山证据》实际管业，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没有证据证明翠英、翠东村委是按《划山证据》所划定的山场进行管业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至于上诉人所提闫列心及翠英、翠东村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所作《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以及闫列心、闫跃生、闫艳明未出庭作证，对他们所作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在对证据作分析认定之时，应遵循“其他证人证言优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的证据采信规则，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有利害关系的人所作证明无效的上诉理由与法不符。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政府有实地调查，核实证据的法定职责，因此全州县政府对证人所作调查核实，是依法进行的职权行为，除非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调查程序严重违法，否则应认定其调查具有合法性。上诉人仅以证人未出庭作证为由，主张全州县政府在行政程序中调查收集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二、关于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能否作为确权依据的问题。全州县政府调处本案土地权属争议期间，上诉人未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权属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提供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故上诉人在一审诉讼程序中向法庭提交该证，属于提交新证据。全州县政府对该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提供了另案司法鉴定意见为据，其质疑是有根据的。上诉人应当证明其所提交的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否则不能采信。本院在二审庭审时已经释明，如果上诉人愿意申请鉴定，应在2017年12月6日前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但截止目前，本院未收到上诉人的书面申请。因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外，上诉人提供的族谱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争议地的确权依据。2015年1月16日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与其他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本案争议地被征收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明确的是不能因为土地权属争议而发生阻工阻路行为，补偿款“待调处办调清后款再定分配”，该分配方案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归属的依据。上诉人提出的该分配方案能够证实争议地不属于一审第三人所有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依据上述分析，上诉人提出的《划山证据》属伪造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第三人花天地村根据《划山证据》对本案争议地一直进行管业，在2002年将争议地发包给他人采石，也一直未有争议，因此全州县政府将争议山场的土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确权归第三人花天地村所有，国家依法征收后的争议范围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三、关于11号处理决定作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诉人大洲村向全州县政府提交的《确权申请书》中提到“解放前，上下掛子寨石山岭（又蝦子井）都属于被申（请）人大洲村蒋姓山场，没有划给花天地谢姓。大洲村山场有确实的证据，…特向人民政府报告，请求派员下来调查核实，将争执的山林确权归被申请人所有。”说明第9、10、12、13村民小组以大洲村作为一个整体主张权属，4个村民小组诉求是共同且一致的。全州县政府通知大洲村代表勘验现场，虽然第10村民小组组长未参加，但有大洲村代表到场，大洲村作为一个整体，其程序权利已经得到保障。故上诉人提出全州县政府未通知第10村民小组参加现场勘验程序违法的理由，不符合事实�全州县政府调处本案期间，上诉人未提供蒋玉辉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全州县政府11号处理决定未对该证作出认定，上诉人提出的全州县政府未经鉴定程序直接认定上诉人所提供的1956年《山林产权所有证》是假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2013年12月27日，全州县政府召集争议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调解，有《调解笔录》为证，上诉人大洲村主张全州县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将各方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对各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至于上诉人主张“全州县政府在本案调处过程中，同时向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索要600元，遭上诉人拒绝，在收取一审第三人费用后，其所作出的11号处理决定公正性让人质疑”，因没有证据证明全州县政府有上述行为，且11号处理决定实体处理理据充分，结果正确，故上诉人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认为全州县政府在调处本案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全州县政府受理花天地村的调处申请后，经过了实地调查、收集核实证据、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组织调解并经集体讨论后作出处理决定，基本程序合法。
另外，各方当事人对桂林市政府60号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确认桂林市政府60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大洲村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第9、10、12、13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威助
审判员 王小成
审判员 班 艳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孙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