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68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2年11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秀云（王某1之妻），1966年10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北京中本律师事务所�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51年11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59年10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7年9月4日出生。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超，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伟，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3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结。
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王某3、王某2在一审已判决的数额之外再给付王某1人民币20万元。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故意隐瞒或遗漏王某1一审提交的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二、一审判决严重侵犯了王某5的生存权利；三、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人民法院审判惯例与日常生活法则；四、一审判决违背了依据事实、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则；五、一审判决违反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人应当适当多分遗产的法律规定；六、一审认定王某5所立遗嘱无效系主观臆断。
王某2、王某3、王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王某1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王某5与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四个子女。宋某于2011年7月3日去世，王某5诉讼期间于2016年11月21日去世。
146号院及148号院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均为王某5。
148号院内原有房屋6间（以下称1996年房屋），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该房屋系王某41996年推倒院内老房后建设，归王某4所有。
146号院内南侧原有房屋8间（以下称1997年房屋），王某1主张该房屋均为王某11997年所建。王某2、王某3、王某4在2015年3月30日庭审中陈述称上述房屋系王某1所建，但兄弟和父母都有出资。对该主张王某2、王某3、王某4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又在2016年7月19日庭审中陈述1997年房屋均为王某1出资所建。王某1就此提交了朝阳区高碑店地区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王某5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均显示，1997年房屋系王某1所建。
146号院中间原有4间房屋，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系1989年建设（以下称1989年房屋）。王某2、王某3、王某4在2015年3月30日庭审中主张该房屋系王某3出资建设，在2016年7月19日庭审中又称系王某3和王某5出资建设。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在当天的庭审中均认可1989年房屋归王某2所有。
146号院内北侧原有6间房屋，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在2000年建设（以下称2000年房屋）。王某1在2016年7月19日谈话中陈述该房屋系王某5夫妇所建，又在2017年9月21日的谈话中表示2000年房屋实际有9间正房和一个棚子，是王某3和王某2两人所建，王某5夫妇是否出资�清楚。同时主张该房屋系翻建了王某5夫妇1990年所建房屋。王某2、王某3、王某4在2015年3月30日庭审中陈述2000年房屋一共6间，是在1989年房屋后面加盖的，系王某3、王某2兄弟出资。此后又在2017年9月21日谈话中主张2000年房屋系翻建，均为王某2、王某3兄弟出资。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翻建前房屋为砖瓦结构，翻建后房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对于王某1主张的父母在2000年房屋中出资一节，王某1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2000年房屋建成后王某5夫妇居住使用了部分房屋，王某3和王某2将其余未居住的房屋出租。
2009年11月、12月间，146号院及148号院拆迁。
2009年11月27日，王某4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就1996年房屋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称王某4协议），约定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6间，建筑面积136.54平方米，王某4取得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2405128.6元。
2009年12月2日，王某1与管委会就1997年房屋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称王某1协议），约定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8间，建筑面积119.9平方米，王某1取得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2098000.07元。
2009年12月1日，王某3作为被拆迁人与管委会就1989年房屋及2000年房屋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称王某3协议），约定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房屋6间，建筑面积225.2平方米，在册人口5人，分别是户1王某5、之妻宋某；户2王某2；户3王某3、之子王飞。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为2500元/建筑平方米，基准房价为800元/建筑平方米；房屋区位补偿款912060元，重置价补偿款214322.49元，拆迁补助费共计2841904元，其中搬家补助费4504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120000元，限期搬家奖1126000元，异地安置配合奖450400元，购房补助款1126000元。上述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合计4000000.31元。
王某3协议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评估报告》两份，被拆迁人王某5的评估报告显示建筑面积150.2平方米，被拆迁人王某2报告显示建筑面积75平方米。王某5、王某2出具《承诺》，内容为：“本人王某5、王某2在大黄庄146住，院内房屋间，建筑面积m,系我个人所有。家中无争议。在本次拆迁中，经协商，王某2、王某5自愿将拆迁补偿款及停产停业损失费打在王某3名下。待领到补偿款后由家中自行分配。今后如因此发生任何纠纷、争议，我们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拆迁人和拆迁办无关。”在该《承诺》中，房屋间数及建筑面积均为空白。
王某3此后取得拆迁款4000000.31元。其中20万元用于偿还封院的债务，余款王某2和王某3平均分割，扣除王某2支付王某3的辛苦费5万元，王某3将185万元支付给王某2。
诉讼中，法院向管委会调取了146号院及148号院的全部拆迁材料，管委会书面回复称“王某2、王某5合并计算在王某3的名下，故没有王某2单独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后法院在2017年11月20日致电管委会，该管委会李姓工作人员回复称，拆迁协议中的提前搬家奖励费按照每户5000元计算，工程配合奖按照每户40000元计算，其余均按照房屋面积计算补偿，不存在按照人头计算的补偿。经询，王�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146号院所涉及的拆迁是针对房屋进行的拆迁，相应补偿只有房钱，没有地钱。
庭审中，王某1主张王某5、王某2、王某3的房子在一起，后面俩院没有分清楚哪间是王某5的，哪间是王某3的，所以王某5一个院子，王某3一个院子，当时评估就是两个院，实际房子是他们三个人，但他们三个人没分清楚，故王某1本人也不确定每人有几间房。同时王某1认为，拆迁利益中有王某3的利益，应当按照人头算，在册人口每人五分之一，王某5和宋某共计占有五分之二的份额，该份额应该是遗产，要分割。
王某2、王某3、王某4对王某1该主张不认可，称王某3协议中的所有被拆迁房屋均为王某3和王某2所建，没有王某5的份额。故不存在遗产问题。同时王某4及王某2均表示，即便有遗产，他们的份额也给王某3。
另查，庭审中，王某2、王某3、王某4提交了2009年11月29日，王某1、王某3、王某2签订了《关于父母赡养安置的家庭协议》，内容为经兄弟四人协商同意由王某1一家独立负全责赡养父母，直至养老送终。王某2和王某4各拿出10万元，王某3拿出5万元，共计25万元作为赡养费给父母买房的专用款；王某1出一间现房归父母居住，原父母住房归王某3所有。父母赡养费其中20万元、拆迁户4.5万元、医保报销本三项均为父母账户所有，暂由大哥负责监管。王某1认可签订过该家庭协议，但因王某2、王某3、王某4提供复印件故不予认可。2010年2月7日，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签订《赡养协议》，约定父亲由王某1赡养给15万元。今后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王某1负担与三位兄弟无关。父亲的退休金及其他福利归王某1支配。母亲由�某3赡养给10万元。今后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王某3负担，与另三位兄弟无关。母亲的退休金及其他福利归王某3支配。老人若住医院四兄弟协商轮流看护。王某3主张根据《关于父母赡养安置的家庭协议》及《赡养协议》，其将4.5万元父母的户口钱包含在5万元中给付了王某1。
宋某生前有住房补贴90271元，在宋某去世后由王某3作为继承人代理人领取。王某5生前有住房补贴105400元，由王某5领取，王某1保管。王某1要求宋某住房补贴应当作为遗产分割，王某3认可住房补贴在其手中，但不同意分割，认为《赡养协议》已经约定了母亲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归王某3支配，同时认为如果宋某的住房补贴需要分割则王某5的住房补贴也应当分割。王某1认可王某5的住房补贴交给他保管了，但在王某5生前已经由他和王某5共同花费了，没有遗产。
再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13021号民事裁定前，该案承办人前往王某5处与王某5谈话，发现王某5年逾87岁，于2009年被确诊为患有脑血栓等疾病，其已无语言表达能力及书写能力，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该案庭审中，应王某3申请，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王某5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鉴定。该所在2015年10月22日对王某5进行了检查，2016年1月18日出具法大【2015】医鉴字第139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王某5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庭审中，王某1提交王某5于2014年12月3日出具的《遗嘱》，内容为“我的全部财产都由王某1继承”。对于该遗嘱，王某2、王某3、王某4不认可，称王某5没有民事行�能力。王某1认为，王某5心里清楚，只是无法表达。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均等。宋某生前未留有遗嘱，王某5虽留有遗嘱，但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王某5在2014年12月3日出具遗嘱时，已经无语言表达能力及书写能力，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随后的民事行为能力鉴定亦认定王某5无民事行为能力，故对于该遗嘱的效力法院不予认可，该案涉及遗产均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继承。宋某的住房补贴系宋某遗产。王某3虽主张赡养协议赋予了其支配母亲福利的权利，但该住房补贴的取得系在宋某去世后，而非赡养协议处分的范围，故该部分应当作为遗产予以分割。同理，王某5的住房补贴取得于王某5生前，根据赡养协议，王某1有权支配王某5福利，且王某3未举证证明�某5留有金钱遗产，故对于王某3要求分割王某5住房补贴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拆迁款，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146、148号院虽然宅基地使用权人都是王某5，但拆迁是针对房屋的拆迁，而非针对宅基地的拆迁，拆迁款的补偿也仅限于对地上房屋的补偿，而不包含对土地的补偿。该案的焦点在于，146、148号院内拆迁时是否有王某5和宋某建设的房屋。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148号院内房屋均为王某4所建；146号院内王某1协议所涉及房屋系王某1所建；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王某3协议中王某2报告显示的75平方米房屋归王某2所有。146号院内争议的2000年房屋，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系2000年所建。虽然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对该房屋建设情况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但在最终的谈话中，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均认可了王某2和王某3出资对2000年房屋进行了彻底的翻建，从翻建前后的材料差异也可以看出，翻建并未使用老房的材料。王某1最后称对于王某5夫妇是否对2000年房屋出资不清楚，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2000年房屋在翻建时有王某5夫妇的出资，故综合王某1及王某2、王某3、王某4庭审陈述和现有证据，法院可以认定，包含2000年房屋在内的146、148号院内房屋中没有王某5、宋某的遗产。但根据拆迁政策，拆迁协议中的提前搬家奖励费按照每户5000元计算，工程配合奖按照每户40000元计算，王某5、宋某作为王某3协议中独立的一户，该补偿款应当归王某5、宋某所有。该部分款项已经由王某3领取，并未支付王某5、宋某。王某3虽主张在赡养协议中已经将45000元户口费计算在内并支付给王某1，但根据王某2、王某3、王某4提交的《关于父母赡养安置的家庭协议》中的表述，王某3负担的5万元赡养费中并不包含王某5夫妇的户口费，该4.5万元户口费和赡养费中的20万元均作为王某5夫妇财产由王某2监管，故法院对王某3该辩解不予认可，该部分款项应当作为王某5、宋某遗产予以分割。又因为王某3已经将拆迁款与王某2分割，该款项应由王某2、王某3共同支付。考虑到王某2、王某4均主张如果有遗产，则将其遗产份额给王某3，故法院在分配时考虑上述情况进行分配折抵。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某3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某1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元；二、王某2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某1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三、王某2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某3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四、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宋某生前未留有遗嘱，王某5虽留有遗嘱，但其在2014年12月3日出具遗嘱时已经无语言表达能力及书写能力，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民事行为能力鉴定亦认定王某5无民事行为能力，故该遗嘱无效。因此，本案涉及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继承。一审法院认定宋某生前住房补贴90271元以及王某3协议中王某5、宋某享有的提前搬家奖励费和工程配合奖共计45000元属于王某5、宋某的遗产范围并依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了分割，双方对该认定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某3协议中是否还有王某5、宋某的遗产。
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王某3协议约定拆迁在册人口包括王某5、宋某，但经向拆迁单位调查，确认拆迁协议中的提前搬家奖励费和工程配合奖按户计算，其余均按照房屋面积计算补偿，不存在按照人头计算的补偿。双方亦认可拆迁是针对房屋进行的拆迁，相应补偿只有房钱，没有地钱。因此，王某3协议中是否还有王某5、宋某的遗产应审查被拆迁房屋即争议的2000年房屋中是否有二人份额。双方均认可王某2和王某3出资对2000年房屋进行了彻底的翻建。王某1虽称2000年房屋有王某5、宋某的份额，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2000年房屋在翻建时有王某5、宋某的出资，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翻建时使用了老房旧料。考虑到2000年房屋翻建时王某5、宋某年事已高，以及王某1、王某2、王某4各自均享有一处房屋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2000年房屋中没有王某5、宋某的份额并无不妥。王某1以2000年房屋中有王某5、宋某的份额并据此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香
审 判 员 贾 旭
审 判 员 张 慧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晓晴
法官助理 贾云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