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1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男，1981年12月30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朝米，女，1982年12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2004年10月20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法定代理人：金某，系陈某1父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女，2012年6月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法定代理人：金某，系陈某2父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忠芬，女，1953年11月1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国高，男，1955年6月2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燕，女，1979年12月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上诉人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因与被上诉人金国高、金燕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黔0111民初3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某、唐朝米、陈忠芬、被上诉人金国高、金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查明事实，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的土地与《土地承包合同》上的土地无关联，被上诉人以《房产协议书》为分配本案土地款的依据，但该协议是金国高威胁上诉人签订的，应为无效协议；金燕不应当视为现有人口，不应当参与分配；陈某2是2012年6月3日出生的，而《长昆铁路建设项目片（占）用地土地堪丈兑付清单（第五批）》中的日期为2012年6月29日，一审忽略了陈某2的存在；一审法院在金额的分配中，分配数据不清，金额计算错误。
被上诉人金国高辩称，征收的土地是完全在承包合同上的，当时也有其他人在，花溪法院判决的属于我们名字上的对方都参与分配，可以上诉人的没有分给我们，唐朝米没有迁到我的户头，即使迁过来了，也不在我的户头上，更何况承包户主不是金某，征拨款所涉的土地在我的承包证上，我家只有一个承包证，户主是我，之前官司的土地也在我的承包证上；土地是我女儿在耕种着的，写房产协议书并没有受到胁迫、殴打，写协议书是上诉人提出来的，写协议书的人现在也还在的，我们认可一审的分配金额。
被上诉人金燕辩称，我应该参与分配，我出生在这个地方，我的户口还在这个地方，至于陈某2在征拨之前还没有出生，什么时候打款我们也不清楚，是先征拨后打款的，对方说的承包土地他们根本没有开荒。那块土我都应该参与分配，因为一直都和他们生活，一起种地的。
原告金国高、金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将土地安置商业用房补偿收益金176674.5元、青苗费4390.9元，共计181065.4元付给原告；2、将地名为贵安路建搅拌站的被征收的一块征收补偿款约5万元返还给原告；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金国高与被告陈忠芬原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三人，即原告金燕、被告金某及金加洪（已去世）。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该户以原告金国高为户主向贵阳市花溪××乡汤庄村集体承包土地耕种，承包人口为4人，包括原告金国高、原告金燕、被告陈忠芬以及金加洪。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人口变更为4.3人，承包面积为5.1亩，承包地块的名称为门口、下坝、小山、上坝、背后山、门口。第一、二轮土地承包期间，该户人口发生如下变化：金加洪于1984年去世；2003年2月28日，原告金燕和案外人张玉清结婚，婚后户籍仍登记在汤庄村；被告金某与被告唐朝米于2004年2月9日在花溪××乡人民政府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子女两人即原告陈某1、陈某2。被告唐朝米、陈某1、陈某2的户口登记在汤庄村。2001年3月14日，被告陈忠芬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陈忠芬与金国高达成离婚协议，对土地承包权未予分割。2009年3月9日，被告陈忠芬与原告金国高签订《房产协议书》，对该户房屋及土地等的管理使用问题进行了分配。被告金某代被告陈忠芬在《房产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作为当事人签了字。原告金国高根据《房产协议书》分得的土地一直由被告耕种管理。2013年，该户承包的位于上××正南面××土地被××新区××村临时安置点项目征收并产生征拨款。各方因该笔征拨款的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原告金国高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笔征拨款归其个人所有。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做出（2013）花民初字第19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金国高、原告金燕、被告金某、被告陈忠芬作为汤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金国高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唐朝米、陈某1、陈某2户籍登记在汤庄村，自然取得汤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享有金国高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房产协议书》是对经营管理土地范围的划分，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未发生变更，该户户内成员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平等权利，据此判决认定：金国高名下的土地征拨款490916.95元应由金国高、陈忠芬、金燕、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七人平均分配。2015年11月11日，原告金国高申请对上述案件申请再审。法院于2016年4月14日裁定驳回金国高的再审申请。2013年9月份，贵安新区进行湖潮乡月亮湖扩建工程2号弃土场项目建设过程中，该户另有一块土地被征收，登记在原告金国高名下。2015年被告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起诉被告金国高要求分割金国高领取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法院判决后，金国高不服，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法院重审期间，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申请撤诉。之后，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又另行提起诉讼主张金国高名下的土地是金某的开荒地，要求金国高返还全部征拨款（法院另案处理中）。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金国高、金燕针对金某、唐朝米名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提起了本案诉讼。2011年5月长昆铁路建设工程征用金某户耕地0.416亩，产生征拨款21776.77元。2012年6月29日长昆铁路建设工程再次征用金某户耕地0.12亩，产生征拨款6281.76元。2013年贵安新区湖潮乡汤庄4号安置房项目建设过程中征用金某户0.725旱地，产生青苗费943.23元、土地补偿款37952.3元。2013年贵安路K21+860拌合站工程（汤庄村）项目建设过程中征用金某户0.602亩旱地，产生青苗费783.20元，土地补偿款31513.5元。2013年贵安新区湖潮乡月亮湖扩建工程2号弃土场项目建设过程中征用该户两块土地，其中一块被征收的旱地登记在被告金某名下，产生青苗费300.53元，土地补偿款12092.39元，另一块耕地登记在被告唐朝米名下，产生土地补偿款60864.71元（含树木补偿2280元）。原、被告因上述征拨款的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一审法院认为，承包方农户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被告陈忠芬、原告金国高、金燕以承包方农户的身份向汤庄村集体承包土地耕种，对金国高户的承包土地享有权利。被告金某、陈某1、陈某2作为该户新增人口，户籍登记在汤庄村，故也享有金国高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唐朝米嫁入汤庄村后将户籍迁入本村，且依赖金国高户的土地生存，所以对金国高户的承包土地享有权利。原告金国高、金燕、被告金某、唐朝米、陈忠芬、陈某1、陈某2作为金国高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承包土地被征收后产生的征拨款依法平等享有权利，故该户土地被征收产生的征拨款应由原告金国高、金燕、被告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七人平均分配。原告金国高、金燕主张登记在被告金某、唐朝米名下的被征收土地为金国高户的承包土地，被告金某、唐朝米作为原告金国高户的家庭成员，在汤庄村未另外分得承包土地，所以登记在金某、唐朝米名下的被征收土地应为其所在户的承包土地。被告金某、唐朝米辩称被征收土地是其开荒的土地，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所有的征收清册上显示被征收的土地为农用耕地，并未明确为开荒地，所有的补偿标准也是按照承包土地的赔偿标准执行的，被征收土地面积大的有1亩多，总面积有3亩多，被告主张该3亩多均为开荒地，明显与常理不符，故被告金某、唐朝米的辩称，法院不予采信。原告金国高主张被征收的土地是《房产协议书》中约定归其所有的承包土地，《房产协议书》中仅针对承包土地的管理使用问题进行了分配，未涉及承包经营权的划分，且未征得其他承包经营权人的同意，故不能作为该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分配的依据。2011年5月长昆铁路建设工程征用该户土地时，被告陈某2尚未出生，还不属于金国高户的家庭成员，不享有其出生前产生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所以2011年5月长昆铁路建设工程征用土地产生的征拨款应由原告金国高、金燕、被告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忠芬六人平均分配。原告金国高、金燕应各分得六分之一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即3629.46元。2012年6月长昆铁路建设工程及2013年汤庄村临时安置点、拌合站、2号弃土场项目征收前，被告陈某2出生，作为该户的新增人口，于出生时取得金国高户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此时该户承包人口包括金国高、金燕、被告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七人。上述四个征收项目取得的征收补偿款金额合计146424.66元，应由金国高、金燕、被告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七人平均分配。原告金国高、金燕应各分得七分之一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即20917.81元。青苗补偿是对实际耕种者损失的补偿，应归实际耕种者被告金某、唐朝米所有，两原告无权要求分割。综上，两原告应各自分得取得征收补偿款人民币24547.27元。被告金某辩称不清楚是否取得清册上载明的征拨款，但法院调取的清单为政府相关部门发放征拨款的依据，还包括有兑付清单，且涉及的项目征收时间至今已三年，足以证实被告金某、唐朝米已取得征拨款，所以被告金某的辩称法院不予采信。被告金某、唐朝米系夫妻，作为清册登记的被征收人，应承担返还原告金国高、金燕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责任。被告陈某1、陈某2作为未成年人不可能实际控制征收补偿款，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陈忠芬取得了争议的征拨款，所以原告要求被告陈某1、陈某2、陈忠芬承担返还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判决：一、被告金某、唐朝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金国高、金燕土地征收补偿款各人民币24547.27元；二、驳回原告金国高、金燕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3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金国高、金燕负担1737元，被告金某、唐朝米负担64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五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新证据：青苗补偿清册一份复印件，来源于征收办，拟证明青苗补偿清册上的土地不是承包证上的土地，清单上金某和唐朝米所涉的7块土地是我们开荒所得的土地与征拨款。被上诉人金国高、金燕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上诉人说的土地是有的，但是并不是如他说的是荒地，是我们出来打工以后就丢荒了，这7块土地以前我们家里人都耕种过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1、讼争土地征拨款项是否为五上诉人开荒荒地的征拨款，二被上诉人是否有权享有征拨款分配；2、被上诉人金燕是否该户家庭成员，是否有权分配征拨款，上诉人陈某2是否应当对长昆铁路（第五批）征拨款参加分配；3、二被上诉人应当分配的征拨款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五上诉人主张本案讼争土地均为其开荒土地，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争议土地是上诉人单独开荒形成，且根据征收清册上载明本案所涉被征收的土地为农用耕地，并未记载为荒地，补偿标准也是按照承包土地的赔偿标准执行，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金燕在汤庄村出生，目前户籍也在汤庄村，是金国高户内的成员，故金燕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被征收的土地享有土地征拨款的分配权，上诉人主张金燕不应当分配征拨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陈某2是否应当参与长昆铁路（第五批）征拨款参加分配的问题，根据户口簿载明的信息，上诉人陈某2出生于2012年6月3日，而根据长昆铁路征收清册，金某名下的土地征拨款有第二批和第五批共三块土地，其中第二批的兑付清单时间为2011年5月9日，当时陈某2尚未出生，不应当参与分配该征拨款，而长昆铁路建设项目征（占）用地土地勘丈兑付清单（第五批）的时间为2012年6月29日，当时上诉人陈某2已经出生，故应当参与第五批次的征拨款分配。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所涉的项目、实际领取的征拨款、青苗补偿费分别是：1、贵安新区湖潮乡月亮湖扩建工程2号弃土场项目（金某）、12392.92元、300.53元；2、贵安新区湖潮乡月亮湖扩建工程2号弃土场项目、38895.53元、943.23元；3、贵安新区湖潮乡月亮湖扩建工程2号弃土场项目（唐朝米）、60864.71元、2280元；4、贵安路K21+860拌合站工程（汤庄村）（第一批次）、32296.7元、783.2元；5、长昆铁路建设工程（第二批）、21776.77元（含个人应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1400元）；6、长昆铁路建设工程（第五批）、2250.96元；7、长昆铁路建设工程（第五批）、4030.8元。其中，第1、2、3、4、6、7项目所涉补偿款（实际领取的征拨款合计150731.62元，青苗补偿款合计4306.96元）由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某2、陈忠芬、金国高、金燕七人均分，由于青苗补偿费是对实际耕种者损失的补偿，应当由实际耕种的金某、唐朝米所有，上述款项中扣除青苗补偿费合计4306.96元后每人应分得（150731.62元-4306.96元）÷7=20917.81元；第5项的补偿款21776.77元由金某、唐朝米、陈某1、陈忠芬、金国高、金燕六人平分，即每人分得3629.46元。故二被上诉人金国高、金燕分别应分得的补偿款为24574.27元。一审法院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66元，由金国高、金燕负担3600元，金某、唐朝米负担11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可
审判员 李蓉
审判员 刘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