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嘉盐民初字第1132号
原告：姜芳琴。
委托代理人：王海伟，浙江海威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建华。
被告：戴福良。
委托代理人：韩海涛，海盐县海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芳琴与被告戴福良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原告于2015年5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甘琴飞独任审判，于2015年6月23日、同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故经报批延长审限三个月），原告姜芳琴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海伟、姜建华，被告戴福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海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芳琴起诉称：姜建明与姚某原系夫妻。1983年11月4日生育了原告。1987年姜建明病故，姚某在1988年改嫁出走至今。1984年12月4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姜建明户共分得承包水田3.24亩等。由于原告家庭变故等原因，原告无力对承包田地实施有效管理。原告户中的承包水田0.79亩由组队长交付给被告使用。起诉前查明：该水田于2012年被征用，被告擅自领取征地补偿费14790元。另，原告持有的《承包土地使用证》至今没有更换，内容也没有作出变更，且事实上通元村4组（原新石村4组）的土地在1984年至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也并没有调整。原告认为，原告的承包地被征用后依法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被告领取、持有土地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1479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戴福良答辩称：一、由于原告的父亲1988年因病亡故，其后原告母亲改嫁，时值原告当时只有5岁，当时政策不能抛荒，退还给承包组，通过队长分别给农户陈姚良0.61亩使用，0.79亩由戴福良使用，0.77亩由戴某使用，亦有相关证明予以证明，充分说明了原告主张其所属土地使用权于1988年就已被退还给承包组，使用权就已经不复存在。二、198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1987年1月22日中央发布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也具体表述了要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制。对已经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只要承包办法基本合理，群众基本满意，就不要变动。地块过于零散不便耕作的，可以按照等量等质的原则适当调整。根据上述通知发文，也充分证明了对于原告所放弃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小调整也是合情合理合法。三、1999年戴福良与发包方签订了海盐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填写了承包权证审批表，且办理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至此戴福良的土地使用权完全符合了我国法律的规定，合法取得了国家赋予的土地使用权。四、原告于1989年就出让了土地使用权，期间从未提及所谓的归还土地使用权的主张，现在要求返还其所谓的土地补偿款的请求于理无据。五、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非物权所有权，1989年放弃承包权，至今提起诉讼，已经过了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举证如下：
1、户口簿一本（复印件）、由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和通元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的家庭情况及原告现在是该户户主的事实；
2、承包土地使用证一本，用以证明原告家庭户依法享有的承包土地的座落地点及面积的事实
3、由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家庭承包的土地被依法征用，且被告实际收取了土地补偿款14790元的事实；
4、由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12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新石村4组（现为通元村4组）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对土地并没有做任何调整的事实；
5、2000年春荒赈灾粮发放明细表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2000年4月19日系该村的户，依法享有国家补助的事实。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2、5没有异议。对证据3、4有异议，该二组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出入，也有矛盾。另，本案讼争的0.79亩土地已经被征用是事实，但被告只拿到六、七千元，因为该0.79亩土地到现在还是登记在戴洪奎的承包权证上，被告拿到的六、七千元是青苗费，不是土地款。
本院认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证据2中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系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时的承包经营权证。对证据3、4，因与被告提供的二份证明在关键内容上有出入，而该二份证明均出自于同一村民委员会，故对该二份证明的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
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举证如下：
1、由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所涉土地退还承包组，通过队长分配给农户的事实；
2、由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5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新石村4组（现为通元村4组）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涉及没有能力管理土地承包的农户做了必要的调整的事实；
3、海盐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与承包权证审批表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通过合法手续已经拥有所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4、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一本，用以证明被告已经拥有了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5、通元乡新石村4组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一份，用以证明由原告母亲将所争议的土地让出的事实。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该份证明没有注明时间，有瑕疵，对该份证明中“将一部分承包土地退还给承包组”的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原告将要提供的证据有矛盾，故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2，该份证明与原告提供的证明相矛盾，且不能证明与本案存有关联，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3、4，无法证明该审批表与本案有关联性，即讼争土地属于被告承包地的事实，故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对证据5，对表中土地转入和转出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转包户名处的签字并不是姚某本人所写，该内容缺乏客观性，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
本院认证意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因与原告提供的二份证明在关键内容上有出入，而该二份证明均出自于同一村民委员会，故对该二份证明的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对证据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
原告针对被告的举证，提供由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1系无效，应当以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明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被告质证意见：该份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均由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盖章，故应该以被告提供的出具在前的证据为准。
本院认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实际为村民委员会对其自己之前出具证明的否定，系仅为村民委员会的自述，故对其证据资格不予确认。
原告为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姚某”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申请了姚某（女，195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岳庙中路张家弄16号）出庭作证。
证人姚某陈述：其在原告父亲去世之后改嫁到了其他村，现在并成了一个村；当时村里说田不能抛荒，其就对队长其进（音同）说其女儿还小，这个田让村里先管管，等女儿大了之后再还给她；其当时没有在相关的材料上签字；其后来改嫁到其他村后，分到了田地0.992亩；当时在原告父亲去世前，在其改嫁前，公公婆婆和他们是分开的，其家庭是三个人一份，当时其家庭户其夫妻二人是大口粮，女儿是小口粮，分到3.24亩，如果当时小孩不生的话，应该分不到该亩数；当时原告父亲去世后，因为属于困难户，田地上的税没有上缴，免了，村里面照顾还送化肥。
被告质证意见：该证人系原告的母亲，有利害关系，能否作证由法院确定。
本院认证意见：对证人姚某的证言，虽然其系原告的母亲，存在利害关系，但其系本案所涉纠纷的当事者之一，故对其作证资格予以确认，对其陈述的内容，本院结合另二位证人证言综合予以考量。
被告为证明讼争土地在1989年已经转让出去的事实，申请了证人戴某（男，195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浦漾廊22号）、陈某（女，195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石桥头72号）出庭作证。
证人戴某陈述：其和原告的父亲姜建明、被告在同一个村民小组的，姜建明在1989年之前死亡，原告母亲姚某后来改嫁到了其他村；当时因为姚某是走出的，故这个田其他村民要的话就抽签，等于是开了一个家长会，家长会是组长陈其进（音同）组织的，是在1989年的时候，组里的大部分人都参加的，当时涉及的土地不只姜建明一家；当时姜建明家的土地也不是全部“回”给组里，姚某说还有8分；姜建明家“回”给组里的亩数有0.77亩、0.79亩和0.61亩，还有三块桑树地；0.79亩是戴洪奎抽签抽到的，0.61亩是陈姚良抽到的；其当时和杨关顺二人一起抽到了0.77亩，二人各一半，后来杨关顺不要管了，就全部归其管了；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的戴市法是其父亲；当时抽好之后在村里面办了手续的，就是姜建明的帐上退出，抽到的人的帐上加上去；陈姚良和戴洪奎都是一个人抽到的，陈姚良的后来没有转给别人，戴洪奎的因为他身体不好后来就全部转给了被告，在二轮承包之后转的，有没有办手续不清楚。
证人陈某陈述：其和被告是一个小队的，当时原告的父亲姜建明死亡，母亲改嫁，姜建明家的田地没有人管，田地还给了组里，组里在1989年由队长召集开会，要田地的人进行抽签；当时其他人家的田地也有的；陈姚良是其丈夫；当时是其去抽签的，其一个人抽到0.61亩；这个0.61亩从抽到后一直由其管理到被征用；当时如果一块田是二个人抽到的，就二个人分配；戴某是和杨关顺拼的，他们抽到了0.8亩多点，戴洪奎抽到0.75亩；当时抽到之后村里面有手续的；戴洪奎抽到的田后来转给了被告，被告已经管了有十几年了，具体是戴洪奎还给组里，组里让被告管的。
原告质证意见：该二位证人证言缺乏客观性，对其陈述的原告母亲放弃土地的行为、其取得土地的整个过程及其认为取得的土地系作为其承包地的说法均有异议，原告认为二位证人应当是一种代管行为；根据证人的陈述内容，如果当时村民小组采取了这种行为，也违反了民主议定原则，属于无效行为；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姚某的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签；因此，二位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母亲放弃土地以及被告取得土地的合法性，更不能证明被告取得的土地已合法地记载在其承包权证下的事实，该土地依法仍应属于原告户所有。
本院认证意见：结合本院调取出示的证据材料，该二位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能与留存在村民委员会中的相关台帐资料相印证，故对该二位证人证言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向原、被告出示了本院向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调取的新石村4组田亩册中涉及与本案有关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六页，土地承包、经营台帐四页，海盐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与承包权证审批表四份。
原告质证意见：田亩册中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姚某”的签字不是其所签，故田地退还的事实不存在，即使有土地审批登记，但该登记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因为该土地是集体土地，组里没有该权力对该土地进行处置，被告管理的话也只是代为管理，因此，该组证据与村里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也有矛盾，故应以村里向原告出具的证明所认定的事实为准。
被告质证意见：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对本院出示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
据此，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4组（原新石村4组）姜建明与姚某二人在1982年底登记结婚。1983年11月4日生下一女名为姜芳琴（即本案原告），姜建明在1987年病故，姚某在1988年改嫁他村。1984年12月4日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以姜建明为承包户主，家庭人口3人（即姜建明、姚某、姜芳琴）承包分得水田共计3.24亩、专桑0.313亩。后姜建明家庭户项下的承包土地，因姜建明病故，姚某改嫁他村，原告年幼的原因而出现无力耕种的情况。
后在1989年时，根据新石村4组田亩册中姜建明户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土地转出记录的记载：姜建明户项下的承包水田在1989年时其中有0.77亩转出，接包户为杨关顺、戴某；有0.61亩转出，接包户为陈姚良；有0.79亩转出，接包户为戴洪奎。在杨关顺户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土地转入记录记载：在1989年时有0.387亩水田转入，转包户为姚某。在戴市法户（证人戴某陈述戴市法系其父亲）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土地转入记录记载：在1989年时有0.387亩水田转入，转包户为姚某。在陈姚良户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土地转入记录记载：在1989年时有0.61亩水田转入，转包户为姚某。在戴洪奎户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土地转入记录记载：在1989年时有0.79亩水田转入，转包户为姚某。
后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之后，根据通元村4组土地承包、经营台帐显示：承包户戴某名下承包总面积5.423亩（其中水田4.743亩、桑地0.68亩）；承包户陈姚良名下承包总面积4.357亩（其中水田3.907亩、桑地0.45亩）；承包户戴福良名下承包总面积4.831亩（其中水田4.341亩、桑地0.49亩）；承包户姜芳琴名下承包总面积0.768亩（其中水田0.668亩、桑地0.10亩）。
另查明，证人陈某在作证时陈述，当时其抽到的水田0.61亩从抽到后一直由其管理到被征用。戴福良在庭审中陈述，戴洪奎在1989年取得的水田0.79亩后来由戴洪奎退给了生产队，生产队再让其管理使用，其已经管了十几年。证人戴某在作证时陈述，其当时和杨关顺二人一起抽到水田0.77亩，二人各一半，后来因杨关顺不要管了，就全部归其管。2012年，上述所涉及的水田0.61亩、0.79亩被征用，0.77亩未被征用。原告认为上述水田0.79亩的承包经营权应归属其所有，现因被征用，故而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该土地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系基于其认为讼争的0.79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其所有，故在该水田被征用后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侵占的土地补偿款。因此，根据原告之诉请，实质系要求被告承担民事侵权的法律责任，故本案案由应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但是，原告之诉请成立的前提应是原告对讼争的0.79亩水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故本案纠纷的解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确认为前提。原告主张其享有讼争0.79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但其提供的证据仅为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时的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无法证明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时其仍享有对讼争的0.79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而根据本院向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民委员会调取的通元村4组的土地承包、经营台帐显示，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时，原告作为承包户名下的承包总面积仅为0.768亩（其中水田0.668亩、桑地0.10亩），且根据本院调取的原新石村4组田亩册中涉及与本案有关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登记表上记载的有关土地转出、转入记录，本案讼争的0.79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与原告目前持有的0.668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并非指向同一块田地，二者亦不存在部分重合的情况，故原告无法证明本案讼争的0.79亩水田属于其承包范围，况且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时该0.79亩的水田也未登记在原告名下。因此，原告基于其认为讼争的0.79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其所有，并进而在该水田被征用后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侵占的土地补偿款，即要求被告承担相关民事侵权法律责任的诉请，事实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至于原告实际未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故原告就其未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向行政部门申请解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芳琴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5元，由原告姜芳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甘琴飞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顾姝珺
（附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