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上民初字第1808号
原告：夏建红。
委托代理人：朱勇，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中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号。
法定代表人：吕宾，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濑，浙江越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夏建红诉被告浙江省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朱旭东独任审理，于2014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建红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勇、被告浙江省中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赵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建红诉称：1996年前，原告因右腿骨髓炎等问题，持续在被告处就诊。1993年时任被告医院医生的王维佳告知原告所患疾病靠服中药不能完全治愈，只能手术清创，经医生建议原告同意住院手术，且术后恢复尚可，至今未再复发。1996年原告因“左髋融合，活动受限”，又经王维佳医生介绍，住院进行第二次手术，本次手术即造成原告损害之手术“左髋关节置换术”，该手术由被告在职医生潘子毅、进修生吴磊实施。上述手术实施的住院治疗时间为1996年3月12日至1996年5月5日，共计住院55天。根据医生告知，经本次手术后能够解决因髋骨融合引发的活动功能性障碍等问题，且明确告知术后原告即可坐到90度，但直至原告治疗完毕出院，仍无法达到90度的范围，问及主治医生，其医嘱原告特制一张较高的板凳，慢慢坐着锻炼，然后将凳子逐渐降低，直到能够正常坐下去。原告以此方式及配合其他方式康复治疗三年之久，却仍未能达到当初医生承诺的效果。1999年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此事，被告同意给原告实施“左髋关节翻修术”，原告同意入院手术。1999年4月20日原告再次入院手术，在原告及家人苦等手术完毕之后，却被告知本次手术未按照原定治疗方案进行，只是简单的做了“左髋关节松解术”，家属追问究竟，也没得到任何专业的答复。由此原告及家人开始心存疑虑，出院后也曾多处求医，但都被告知暂时无法进行手术。直至2012年8月，原告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入院治疗，被该院的医生明确告知，如今原告的情况已无法实施左髋关节置换术，理由是1996年在被告处所做手术存在问题，原告当年在被告处进行左髋关节置换手术时，未将人造髋关节嵌入原髋臼内，而是偏离了该处，造成原告两个髋关节极不对称。到该时原告才恍然大悟，为何当年无法实施修复术以及其他医院亦无法再次实施髋关节置换手术。原告带着疑问再次找到被告方，被告方态度冷漠。经原告的努力，复印了部分当年住院的病例，但院方却无理拒绝提供当年住院治疗期间的影像资料，其行为违反了我国当年适用的1994年9月1日生效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原告认为，首先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判断，原告于1996年接受被告实施的“左髋关节置换术”存在严重问题，造成原告至今不能术后正常行动，且目前想要重新手术达成治疗目的的难度大幅度提高，因此其他医院告知如要进行手术会产生高于一般患者的费用。造成上述后果，被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被告不愿提供当年原告住院治疗时的全部病例资料，显然有意避责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证据规则之规定，医疗纠纷案件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如被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当年的手术不存在过错，应当推定其存在过错，就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原告现在只是初步确定当年的手术存在问题，如今想进一步住院治疗仍需大量的手术费用，所以现在只得将已发生的费用先行主张，原告仍保留再次向被告主张赔偿的权利。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一直在就诊，也确实做过翻修术，因为被告告知原告经过康复治疗能达到预期，所以原告才一直进行康复治疗，但原告并不知道实际上已经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012年8月原告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治疗时才被告知，当时在被告处的手术存在一定问题，髋关节没有安置在原来的髋臼内，导致现无法手术。且在被告的治疗中，被告医生一直隐瞒实情，并将当时拍摄的光片全部自己留存不给原告，经原告多次提出查看，被告不准许。综上，原告认为因被告的医疗过错造成原告至今无法正常生活、学习，不但给原告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还给原告的家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故原告诉诸法院，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本次医疗损害已经发生的各项赔偿款共计2826.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826.6元、后续治疗费150000元、残疾赔偿金100000元、护理费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402826.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浙江省中医院辩称：首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诉称其于1996年在被告处接受“左髋关节置换术”，因原告认为未能达到当初医生承诺之效果，又于1999年4月20日再次入院手术。原告认为当时院方同意给原告实施的是“左髋关节翻修术”，而术后被告知实施的是“左髋关节松解术”。由此可见，原告所主张的无论是“‘左髋关节置换术’未达到承诺效果”，还是“原本应该实施的‘左髋关节翻修术’却未经同意改成了‘左髋关节松解术’”，这些结果早在1999年4月前后即已发现且原告对此是知晓。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因此，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虽然，原告诉称直至2012年8月，原告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入院治疗期间，被该院医生告知1996年在被告处所做手术存在问题，被告未将人造髋关节嵌入原髋臼内，到该时原告才恍然大悟。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告提交的2012年8月31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放射诊断报告单可以证实，原告的左髋关节见人工股骨头在位，并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被告未将人造髋关节嵌入原髋臼内”之过错。因此，原告以2012年8月才知道权利被侵害之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其诉讼时效仍然应当自1999年4月开始起算。其次，被告予原告的两次手术均符合当时的临床诊疗规范和技术水平，无过错和不当。1996年3月，原告因双下肢活动不利14年，查体：左髋关节活动功能障碍、强直，外展约30度，内收10度，肌萎缩存在，肌力iii级；x线检查：左髋关节僵直，双侧髂骨翼较小。被告予其在技硬麻醉下行左髋人工全髋置换术，手术经过顺利，术后左髋关节活动功能明显改善，出院时查体：左髋关节曲度90度，外展40度，内收15度，无疼痛。1999年4月，原告自述左髋人工全髋置换术后左髋关节活动功能未能完全恢复，活动受限，再次入住被告处。被告经完善相关检查后予其硬麻下行左髋关节置换术后松解术，原告术后恢复良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于2012年9月3日出具的原告出院记录也证实，原告在被告处手术治疗后，术后恢复可，疼痛缓解，活动功能改善，直至近来才有左髋疼痛。基于此，被告认为，被告予原告的两次手术均指征明确，手术方式和手术操作符合当时临床诊疗规范和技术水平，手术效果良好，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自1999年6月1日出院后直至2012年8月30日就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期间未见有关左髋关节置换术后疾患的就诊记录。其三，原告目前左髋活动受限以及其欲实施的左髋人工髋关节翻修术，与人工髋关节的使用年限相关，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原告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时间是1996年3月，至今已17年，已超过人工髋关节的理论寿命，是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晚期并发症以及人工髋关节翻修术的高发阶段，因此，其目前左髋活动受限以及可能实施的翻修术系其自身疾病以及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的结果，非被告的医疗行为所致。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书面证据材料：
1、浙江省中医院住院病历、出院记录、手术记录单，证明原告入院出院就诊的实际情况，原告曾因髋关节融合在被告处实施髋关节置换手术并拍摄光片，被告未如实告诉原告其已将原告的人工髋臼位置上移，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征得原告的同意，实施了与事实不符的手术，导致了原告的损害后果；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病历、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于2012年8月份因髋关节置换需要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被该院告知因1996年在被告处手术时髋臼位置发生明显偏移，造成现在已无法再次更换髋关节，暂时无法实施置换术；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疗发票、用药清单，证明原告于2012年8月在该院就诊时花费的医疗费。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书面证据材料：
4、住院病历（1996年至1999年数次住院），证明原告数次住院的入院病情，以及住院期间的病情和诊治经过。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说手术是将人工髋臼上移不符合事实，手术记录单上有明确的记载，手术方式已经告知，出院记录中显示情况均有所改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医疗过错，也不能证明是被告1996年的手术失败导致原告现在无法进行手术，根据医生的记载并非不能进行髋关节置换术，入院记录中记载被告从1996年术后病情恢复情况尚好，原告的疼痛和不良状况是近来才发生的，而且原告在被告处治疗，直到2012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治疗的这段期间没有任何关于左髋关节置换术后的就诊记录，可以证明被告的医疗行为是无任何过错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术前被告对风险告知不到位，实际上是在原髋臼上方设置了一个假髋臼进行安装，被告未告知原告髋关节置换术没有在原髋臼内实施的风险，术后被告没有明确告知原告手术实施的真实过程及后续产生的损害与手术预期存在较大差异，病历的手术记录中记载人工髋关节关节帽安装在原髋臼中记载错误。
审理中，经被告申请，本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对本病例进行鉴定，该会出具了浙江医鉴（2014）128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原告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被告的过错除了两次手术没有告知外，两次手术还有一定的瑕疵，和目前原告的恢复不是很好有一定的关系。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关于鉴定报告中对被告的告知过错的问题，被告认为因为两次手术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不能以目前的标准来判断几年前的医疗行为。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证据1、证据4具有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结合鉴定意见综合予以确认；证据2、证据3具有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综合全案予以认定。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的认定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
原告夏建红于1996年3月12日因“双下肢活动不利14年”入住被告浙江省中医院，当时病史：14年前（1981年9月21日）原告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左髋疼痛伴高热等，遂就诊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x线示右股骨化脓性骨髓炎，左髋化脓性囊肿，予病灶清除术，后原告再次入住桐乡二院，经消炎对抗治疗后，在该院行硬麻下右股骨中下段骨髓炎病灶清除、取死骨术，后原告症状时好时坏，1993年4月22日-6月19日期间原告在被告处住院再次行清创术。1996年3月12日原告被被告入院诊断为左髋关节病，被告予原告卧床检查显示：右膝关节功能障碍无压痛，直腿抬高约30°，屈髋功能受限，左髋关节活动功能障碍，右膝关节屈曲约70°，无疼痛。被告欲为原告行左髋关节人工髋关节置换术，1996年3月26日被告告知原告家属该手术风险（麻醉意外危及生命可能，术中损伤血管、神经至并发症出现可能，术后切口感染可能、以及术后症状不能改善甚至加重可能），次日行“左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予相应治疗。据1996年4月25日病历记载原告可坐起约80°，1996年5月4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左髋关节病。1999年4月20日原告因“左髋关节置换术后功能障碍3年、左髋关节屈曲、外旋、外展功能受限，行走不利、生位不能，同时右膝关节强直、两下肢活动明显受限，生活不能自理，查体左髋屈曲75°、外展为25°、外旋为15°，右膝活动范围160°-175°”入住被告处，入院诊断：左髋关节置换术后，拟行手术方案为左髋关节翻修术，但因术中见左髋人工关节髋臼及股骨头均较稳固，人工关节周围有较多疤痕组织及软组织挛缩，变更行左髋关节置换术后松解术，切除部分疤痕组织，松解挛缩，被动屈曲左髋关节约至85°，外展、外旋、内旋、后伸功能基本正常，左髋关节内侧基本松解，后外侧松解至臀大肌远端，1999年6月1日出院，出院时能被动屈曲90°，能自行坐位、能扶拐行走，出院医嘱注意休息，门诊随诊。2001年4月12日原告因右膝关节强直入住被告医院，2001年4月18日行右膝关节松解术，2001年5月5日出院。2012年8月原告就诊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原告认为被告于1996年行左髋关节置换术时未将人造髋关节安放在原髋臼内，未告知该手术的风险及术后的注意事项、意外情况及替代方案；1999年被告术中变更手术方案未经原告同意，术后亦未告知；医方没有妥善保管患者x线片，造成原告损害，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本院受诉后，因被告申请，本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对本病例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浙江医鉴（2014）128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为根据患者病史、查体及相关检查，1996年就诊时“左髋关节病”诊断正确，有行“左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手术指征，手术方式合理，术前已告知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和意外情况并经患方签字确认。关于医方在该次手术时将髋臼假体放置在假臼上，鉴定意见认为患者左髋关节化脓性感染多年，关节强直，术中左髋关节炎性疤痕组织粘连，为了髋臼的稳定，临床中将髋臼假体放置在假臼上是允许的，术后患者左髋关节功能改善，但医方术后未将病情告知患者，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目前左髋关节功能障碍无因果关系。1999年4月20日患者再次入住医方，医方诊断“左髋关节置换术后”正确，手术指征存在，拟行“左髋关节翻修术”，术中发现患者左髋关节功能障碍非人工关节之故，主要系术后软组织粘连所致，改行“左髋关节置换术后松解术”，未见术中操作违规。鉴定意见认为，医方术中根据患者具体病情更改手术方案，其诊疗行为未违规，但更改手术方案未经患方同意，术后亦未告知患方，医方存在过错。目前患者左髋关节功能障碍系自身疾病发生发展所致，医方过错与患者目前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2012年8月患者要求借阅医方保管的1996年的x线片，医方无法提供。根据病历资料及2011年5月9日、2012年8月31日x线片，鉴定意见认为缺少1996年的x线片对本次鉴定意见的认定无影响。鉴定意见认为被告在对原告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但该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无医疗损害导致的伤残。
本院认为，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治疗行为是否符合规范不能凭常人的主观判断来看待，必须借助于医学专家结合专业知识做出综合评判。现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下例过错：1、1996年被告为原告行左髋节置换术时未将人造髋关节安放在原髋臼内，未告知该手术的风险及术后的注意事项、意外情况及替代方案；2、1999年被告术中变更手术方案未经原告同意，术后亦未告知；3、医方没有妥善保管患者x线片，造成原告损害。本案中原告以这些理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
本院根据原告提出的被告诊疗行为存在的上述过错，已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原告目前的功能障碍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伤残等级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意见认为被告在对原告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但该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无医疗损害导致的伤残。
从本案分析，原告的病情有行“左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手术指征，手术方式合理，术前已告知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和意外情况并经原告家属签字确认。故原告认为被告未告知手术风险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因原告患病多年、左髋关节化脓性感染多年，关节强直，术中左髋关节炎性疤痕组织粘连，为了髋臼的稳定，临床中将髋臼假体放置在假臼上是允许的，故被告在行手术时将髋臼假体放置在假臼上符合诊疗规范，1999年4月20日原告为改善功能，再次入住医方，被告拟行“左髋关节翻修术”，因术中发现原告左髋关节功能障碍非人工关节之故，主要系术后软组织粘连所致，改行“左髋关节置换术后松解术”，未见术中操作违规。鉴定机构认为，被告术中根据原告具体病情更改手术方案，其诊疗行为未违规，故原告认为被告手术操作存在过错的陈述缺乏科学依据，不予采信；但被告为原告行左髋关节置换术时，未告知人造髋关节安放在假髋臼内，为原告行“左髋关节翻修术”时，未将术中根据原告病情更改为左髋关节置换术后松解术告知原告，虽原告目前左髋关节功能障碍系自身疾病发生发展所致，与被告的术后未告知无因果关系，但确实造成原告精神上的困扰，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予以酌情考虑。本案审理中，被告未能提供1996年的x线片，结合被告提供的病历，鉴定机构认为并不影响对本次鉴定意见事实的认定。故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妥善保管x线片，造成原告损害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省中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夏建红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二、驳回原告夏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应收案件受理费3671元，由原告夏建红负担3471元，被告浙江省中医院医院负担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671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
审判员 朱旭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韩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