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403民初189号原告：黄小彬，男�1977年4月15日生，汉族，四川省富顺县人，住四川省富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渊，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胡忠贵，男，1970年8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学，贵州贵安新区高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范行国，男，1981年4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人，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炼，贵州丰语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黄小彬与被告胡忠贵、范行国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小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渊，被告胡忠贵、范行国及其委托诉�代理人陈仲学、蒋文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返还因供货木材中原告给付周康康的人身损害赔偿款200000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未返还人身赔偿款的违约金1200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6月30日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0日）直至两被告返还时止；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4年11月9日原告黄小彬及其工地管理人员颜某与被告胡忠贵签订《建筑材料购销合同》，并由被告胡忠贵向原告黄小彬供货木材。合同约定胡忠贵负责将木材装车运送至原告工地，即平坝××天街工地。平时送货时被告均是将木板送到工地里面，后由原告工地管理人员颜某点货验货后安排工人卸货。而2017年5月21日下午17时许，被告安排运输方即范行国用三轮车送货至指定地点时，只将木板送到工地门外，且�时颜某尚在该车上，还没有清点验货时，范行国私自解开绳索，致木板掉落砸伤路人周康康。后于2015年6月12日，原告与两被告及受害人家属达成协议，暂由原告向受害者支付赔偿款200000元，原告支付后可协商责任比例并且可向两被告索要赔偿款。原告于2015年6月12日、6月30日向受害人共支付20万元赔偿款后，多次与两被告协商责任比例并要求返还相应部分，但两被告均不予理会。原告认为，按照其与胡忠贵签订的购销合同，胡忠贵负责将木材运送至原告指定工地，验货后由原告安排工人卸货，因此，胡忠贵安排范行国送货到工地的过程中，未经原告验货便解开绳索导致木板砸伤路人，两被告对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现原告已对受害人进行了全额赔付，两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垫付的赔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诉至法院。原告提供《建筑材料购销合同》、调解协议各一份，收条两份，颜某、刘某证人证言，用以支持其主张。被告胡忠贵辩称，原告与其签订购销合同是事实，但该合同明确约定将货装车送至原告工地，由原告派人点货验货，并没有约定发生事故的责任由谁承担的相关问题。事发当天，被告已将原告需要的货物请范行国运送至原告指定工地，已履行了送货义务，其在送货过程中既没有违约也没有过错。事故发生后，2016年6月11日，原告对受害人赔偿事宜已与其家属达成调解协议，该份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中已明确责任问题，系甲方（黄小彬）由于卸货不当导致木板摔落将路人周康康砸伤，明确赔偿200000元。但在次日，原告邀约两被告与受害人家属另行签订一份调解协议�与上述协议内容不相符，也没有明确三方责任比例，协议存在瑕疵，原告只要求两被告签字，并没有将协议内容告知被告，6月12日的协议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本案事实是受害人家属实际只获得原告40000元的赔款，原告据此要求两被告承担200000元，实际可从中取得100000元的非法利益。为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胡忠贵提供2015年6月11日《调解协议书》复印件、调查笔录（对受害人家属周吉荣）各一份，用以支持其主张。被告范行国辩称，答辩人并不是侵权人，其与原告之间也没有合同约定，而是按照胡忠贵的要求将所运输的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侵权事实及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其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比例分配，没有返还原告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款的责任。本案侵权责任人应当是原告及原告的卸货员工，由原告承担支付赔偿款与事实相符，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请的违约金，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范行国提供2015年6月11日《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支持其主张。本院根据被告胡忠贵提供的调查笔录，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对周吉荣制作调查笔录一份。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黄小彬与被告胡忠贵于2014年11月9日签订《建筑材料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黄小彬（甲方）向胡忠贵（乙方）购买胶合板膜板及木方；甲方应提前三天，将供货计划告知乙方，乙方得到计划后应在甲方计划的时间内供货；乙方负责货物装车运输到平坝××天街工地甲方指定地点，货到工地由甲方负责卸货，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后，甲�及时派收货人员，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进行验收，并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作为双方结算的最终依据。2015年5月21日，原告方工地管理人员颜某在胡忠贵处购买木板，胡忠贵支付范行国50元运费将原告方所需木板交由其运送，颜某乘坐范行国车辆一同至工地门口。在解开捆绑货物绳索时木板摔落将行人周康康砸伤。2015年6月11日，原告与周康康父亲周吉荣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载明“由于甲方（黄小彬）卸货不当导致木板摔落将过路行人周康康砸伤，经诊断为左脚粉碎性骨折，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一次性补偿伤者周康康医疗费、药费、护理费及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共计200000元人民币……”次日，原告与两被告及受害方周吉荣、李三妹签订《调解协议》一份，约定采购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赔付受害人产生的各项费用人民币200000元；采购方、�货方、运输方之间对责任比例分摊可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周吉荣、李三妹分别于当日、2015年6月30日向黄小彬出具收条各一份，载明收到黄小彬交来赔付周康康受伤产生的费用人民币100000元整。同时查明，受害人周康康家属获得赔偿款共计40000元，其家属称协议约定的其余款项均由原告方组织的社会人员取得。原告称赔偿款系由其承包工程的发包方代为支付给受害人，其向发包方出具借条，后由发包方在应给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社会人员系受害人家属组织的，之前曾因赔偿问题来工地进行过多次阻工行为。周康康受伤后，范行国称为其垫付约20000元医疗费用，医疗票据在受害人处。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法庭陈述、《建筑材料购销合同》、《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收条、《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系因卸货不当致人损害而产生的纠纷，双方对在原告工地门口卸货造成周康康受伤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是该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原告与被告胡忠贵签订《建筑材料购销合同》，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胡忠贵基于该合同约定的送货义务，与范行国达成货运合同关系。根据《建筑材料购销合同》约定，胡忠贵负责货物装车运输至原告指定地点，原告负责货到工地的卸货。经庭审查明原告工地负责人颜某在胡忠贵处购买木板后与运输方范行国共同乘车至原告工地门口，该负责人在证言中也陈述“之前是送到工地，但因为那两天工地进不去车子，都是在工地外面卸货”，因此，可以确定范行国已将货物运送到合同约定的地点，此时，胡忠贵的�货义务已然履行完毕，而之后卸货的义务及责任依约定应由原告方承担，故胡忠贵在本案中对周康康的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理，范行国作为承运方也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完成运输义务。原告与范行国之间的争议为是否系范行国自行解开绳索，导致损害事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称其工地负责人颜某尚未清点货物，范行国便自行解开绳索致周康康损害，范行国对该事实不予认可，原告申请证人颜某、刘某证实其主张，该组证言陈述不相一致，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不足以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合同约定货到工地由原告负责卸货，范行国已将货物运送至原告工地，原告工地负责人也是在胡忠贵处购买货物后并随同范行国车辆一起乘坐至工地，依据合同约定及常理判断，范行国不可能会主动实施卸货的行为去解开绳索。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范行国在本案中对周康康的损害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问题。该协议约定“三、采购方、供货方、运输方之间对责任比例分摊可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条款对原、被告在本次事故中的责任承担没有作出明确约定，确定的是三方自行协商以及协商不成相关事宜，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连带返还其给付的人身损害赔偿款，没有�实依据。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亦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小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050元，由原告黄小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6100元，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晓云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 茜书 记 员 罗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