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21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滨，男，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燕（系高滨姐姐），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腾，男，197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羊羊，女，198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腾（系温羊羊丈夫），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高滨因与被上诉人刘腾、温羊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7民初20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高滨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高滨及案外人岳秋凌向刘腾转款500万元的事实属实。《信诚私募1号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无履行的可能，不能成为认定前述500万元款项性质的依据。《借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成立并生效，结合款项支付记录，应当认定高滨与刘腾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刘腾辩称，高滨与刘腾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高滨与刘腾并不相识，转账时间与《借据》出具时间相隔1年多，不符合日常生活中的借贷习惯和融资情形，《借据》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转账凭证上反映的汇款用途也并非出借资金。一审中，高滨的陈述前后矛盾，表述不一。刘腾与高滨、高燕及岳秋凌之间的实际交往情况，可以佐证刘腾与高滨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借据》系刘腾受到欺骗诱导和胁迫后签署，不是刘腾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据》应属无效，且无事实依据，不能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刘腾与岳秋凌之间是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温羊羊辩称，近期，刘腾与温羊羊的家庭生活没有如此巨大数额的费用支出，刘腾的对外负债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借据》显示的借款用途是认购基金份额收益权，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本案所涉资金及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温羊羊对《借据》并不知情。刘腾和温羊羊结婚之初，约定婚姻存续期间，非用于家庭生活的对外举债，由举债人自行承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腾向高滨返还借款500万元；2.判令温羊羊与刘腾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刘腾、温羊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滨、案外人岳秋凌均通过案外人高燕与刘腾相识。刘腾系北京信诚达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达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腾与温羊羊系夫妻关系。2017年9月6日，岳秋凌、高滨分别与刘腾、信诚达融公司签订《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刘腾转让基金份额受益权给岳秋凌300万份、高滨200万份。同日，岳秋凌通过招商银行向刘腾名下账户转款300万元，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回单备注栏注明“基金编号SL4071项下300万元基金初始份额受益权转让款”。2017年9月7日，高燕通过中信银行向刘腾名下账户转款200万元，转账凭证摘要栏注明“还款”。后因刘腾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信诚达融公司涉及诉讼，高滨（出借人）与刘腾（借款人）于2017年10月13日签订（落款日期误写为2016年8月30日）《借据》，约定借款人拟认购信诚达融公司管理的信诚达融私募投资1号基金（以下简称1号基金）的基金份额，因借款人资金紧张，向出借人借款500万元，出借人同意向出借人出借500万元用于认购基金份额的资金周转。约定借款人于收到借款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出借人偿还借款。《借据》中另有抵押担保事项的内容。《借据》签订后，高滨与刘腾之间并未实际发生针对该借据的高滨出借款项500万元给刘腾的事实。2017年10月17日，高滨以刘腾未归还借款500万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高滨于2017年11月6日向岳秋凌名下转账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滨主张其与刘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主张刘腾向其借款500万元并要求刘腾、温羊羊归还，但高滨所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与刘腾之间存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借贷合意，又不能证明高滨基于借款的合意实际向刘腾提供款项500万元的事实。因此，该院无法认定高滨与刘腾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并有借款事实实际发生。故对高滨要求刘腾、温羊羊偿还借款5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高滨及相关权利人可依据真实的法律关系，另案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滨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高滨提交了以下证据：1.信诚达融公司银行账户情况，证明高滨的资金并未进入基金账户；2.徐文俊诉刘腾案的起诉状和证据目录，证明基金账户中的资金均来源于徐文俊；3.刘腾与张某案件的民事调解书、借据及执行立案申请，证明就相同争议事项及一同形成的《借据》，刘腾认可了借款事实；4.刘腾向法院出具的《关于同意执行本人实际控制的信诚达融公司名下财产的函》，证明刘腾操控了基金，骗取当事人资金；5.2017年9月6日，刘腾、高滨及信诚达融公司签订的《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的签字版本；6.2017年9月6日，刘腾、岳秋凌及信诚达融公司签订的《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的签字版本；经审查本院认为，高滨提交的证据1-4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高滨提交的证据5、6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具有关联性，且刘腾、温羊羊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9月6日，刘腾、高滨及信诚达融公司签订了《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约定高滨愿意受让刘腾转让的1号基金已认购的200万元基金初始份额收益权。协议还约定了价款支付、投资保障、流动性回购、收益实现等条款。合同签署页甲方（转让方）处，除刘腾签字外，温羊羊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签署了姓名。同日，刘腾、岳秋凌及信诚达融公司也签订了《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岳秋凌愿意受让刘腾转让的1号基金已认购的300万元基金初始份额收益权，协议的其他内容与高滨与刘腾的《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一致，温羊羊亦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签署了姓名。一审中，高滨提交了岳秋凌签字的情况说明及收条，情况说明中，岳秋凌表示其与高滨于2017年10月13日，签订了1号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协议，将其从刘腾处受让的300万元基金份额的相应权益转让给高滨，且其已于2017年11月6日，收到了高滨支付的300万元转让款全款。收条中，岳秋凌再次确认收到高滨300万元转让款。一审庭审中，高滨首先主张《借据》签订后，一年多才按照刘腾的要求支付借款，并主张系刘腾为了参与融资计划向高滨借款，高燕和岳秋凌是按照高滨的委托支付的款项，后又变更《借据》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10月13日，并主张为“笔误”。二审中，高滨述称，最初向刘腾支付的500万元系高滨和岳秋凌履行《基金份额转让协议》而支付的款项，后1号基金出现问题，双方以2017年10月13日签订《借据》的形式，将500万元确定为高滨与刘腾之间的借款。二审中，刘腾认可岳秋凌支付的300万元系用于履行《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但主张高燕向其支付的200万元不是用于履行高滨的《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在二审询问中，刘腾首先主张高燕的200万元是对其个人的还款，并陈述在2017年8月在板井路的一个饭店里，其向高燕交付了200万元的现金，后又称200万元是高燕要为其解决5000万元资金收取的财务顾问费。就其两种陈述，刘腾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二审中，刘腾主张其不清楚《借据》中500万元的指向，其没有看《借据》内容就签字了，但认可《借据》是在就高滨与岳秋凌的500万元基金份额收益权问题进行协商时，为了给对方一个安慰而签订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高燕向刘腾所支付2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2017年9月6日，高滨与刘腾签署《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并约定高滨需向刘腾支付200万元，次日，高燕向刘腾转账200万元，摘要注明“还款”，高滨主张高燕的200万元系代替其支付《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的转让款，刘腾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该笔款项是高燕的还款，刘腾对其与高燕之间存在2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结合《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借据》的内容及款项转账的时间，本院认为，高燕向刘腾支付的200万元系用于履行高滨与刘腾签订的《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第二，关于2017年10月13日的《借据》与《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关联性及《借据》的效力问题。首先，刘腾否认《借据》记载的500万元款项与两份《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之间的关联性，但认可《借据》出具于上述事项洽谈之时，综合双方陈述，应认定《借据》中载明的借款500万元即指向为履行两份《基金份额转让协议》而支付的转让款。其次，刘腾主张《借据》系其受到欺骗、诱导和胁迫后签署，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刘腾就欺骗、诱导和胁迫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借据》系刘腾本人签署，应认定为刘腾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借据》中记载的内容虽然为高滨向刘腾出借500万元资金，但根据之前存在两份《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及刘腾签署《借据》为了给“对方一个安慰”的事实，应认定该份《借据》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由刘腾负责返还500万元基金份额转让款。最后，涉及案外人岳秋凌的300万元部分，高滨提交了岳秋凌出具的情况说明、收条及向岳秋凌转账300万元的账户明细，可证明就岳秋凌的300万元1号基金份额收益权，高滨享有直接向刘腾主张的权利。综合以上分析，因刘腾以签署《借据》的方式承诺向高滨返还500万元转让款，且承诺还款期限已经届满，故对高滨要求刘腾返还5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三，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高滨、案外人岳秋凌与刘腾签订《基金份额转让协议》，欲受让1号基金的份额受益权，后高滨、岳秋凌按照《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刘腾支付了转让款500万元。因1号基金项目出现问题，高滨与刘腾在2017年10月13日签署《借据》，刘腾承诺向高滨返还5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本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第四,关于本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高滨主张本案的500万元系刘腾与温羊羊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温羊羊虽未在《借据》上签字，但温羊羊在两份《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后以刘腾的连带责任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应认定温羊羊对案涉500万元基金份额收益权转让的情况是明知的，且对于刘腾在两份协议下的义务，温羊羊已经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借据》属于刘腾和高滨针对两份《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的后续性协议，故可认定本案的债务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对高滨要求温羊羊与刘腾共同还款的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第五，高滨在二审中提交了证人出庭申请书，申请证人张某出庭，说明本案纠纷产生的过程。高滨亦在二审中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法院调取刘腾名下账户2017年9月1日至今的交易记录，以证明本案款项可能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高滨的两项申请，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不予准许。应当指出，高滨在500万元款项的最初用途及借据形成的具体原因等问题上，刘腾在高燕向其支付的2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上，均存在不实陈述，对双方有违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行为，本院予以批评，并据此考量本案案件受理费的分担问题。综上所述，高滨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7民初20116号民事判决；二、刘腾、温洋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高滨返还投资款5000000元。如果刘腾、温羊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0元，由刘腾、温羊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高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翟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