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6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斯克赛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含光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杨汉诚，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辉林，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珊珊，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冠勇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五联路***号。
法定代表人：卢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翰，浙江港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宁波保税区锦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保税区鸿海商贸楼520-20。
法定代表人：杜阳东，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陕西斯克赛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斯克赛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冠勇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勇公司）、原审被告宁波保税区锦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6民初5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斯克赛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冠勇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斯克赛德公司与冠勇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冠勇公司提供的采购订单表明，其与案外人IDRDESIGNINDUSTRIALLTD.（以下简称IDR公司）存在涉案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二）冠勇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确认书及代理出口协议表明，斯克赛德公司仅为涉案买卖的出口代理商。（三）斯克赛德公司收取相应的发票及进行抵扣，并不能改变基础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臆断涉案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仅以冠勇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斯克赛德公司，斯克赛德公司进行抵扣，而认定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关系”，具有“共同经营特征”。斯克赛德公司作为IDR公司的出口代理商，无论是与冠勇公司接洽，还是在IDR公司的指示下付款给冠勇公司，均符合出口代理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何来“共同利益”和“共同经营”。一审法院未对IDR公司进行任何调查，如何判断两者是“共同经营”。即使斯克赛德公司接受冠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抵扣不符合相关行业规范，或者按照一审判决而言“具有违规性”，也只能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处理，但这与冠勇公司诉请的买卖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三、冠勇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起诉，一审法院否定冠勇公司与斯克赛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却仍然要求斯克赛德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于法无据；四、冠勇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就明知斯克赛德公司是出口代理商，但一审法院对冠勇公司的过错未作认定是错误的；五、冠勇公司向IDR公司宁波代表处出具保证书，说明冠勇公司是直接与IDR公司发生业务，冠勇公司在该保证书中承认他们生产的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已经丧失使用功能，并承诺一切责任由其自行承担。故货款没有收到的责任在于冠勇公司，冠勇公司是出口退税的实际受益者；六、斯克赛德公司作为出口代理商不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一）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13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61号文都明确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对于退税的正当性，其中强调以买方名义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认证抵扣手续的正当性，同时浙江省商务厅2014年第103号文以及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2015年第19号文均明确外贸企业办理认证手续的正当性，一审法院仍然沿用浙江省高级人民院2009年提审案件的判词，完全忽视上述文件的规定。斯克赛德公司是在陕西省注册的，该省商务厅2016年49号文明确将斯克赛德公司作为经过正式认定的陕西省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型）企业，并且适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陕西省出口代理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正当性，故完全不符合一审法院认为的违规性。（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涉案退税的真正享受主体是谁。根据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及根据冠勇公司与IDR公司签订的两份采购订单，冠勇公司实际收款人民币1100000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人民币1447000元，一审法院直接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减去收款金额，认为斯克赛德公司尚欠冠勇公司货款人民币347000元，同时认定斯克赛德公司享受了出口代理企业的出口退税。实际上，冠勇公司与IDR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约定的价格包括退税的金额，IDR公司实际支付斯克赛德公司货款人民币902404.77元（美元143314元，其中一笔美元29960元是2016年1月15日收汇的，当时的汇率是1：6.57，其余的是2015年5月至8月收汇的，按当时的汇率折算）。斯克赛德公司当时收汇的汇率为1：6.1至6.2左右，合同约定应该支付冠勇公司货款按1：7点多的汇率计算（已经包括出口退税的汇率），其中冠勇公司已经享受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5%的退税。一审中，斯克赛德公司曾经提供收款记录，但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并认定斯克赛德公司在出口代理中存在收益是错误的。综上，本案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外贸代理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认证的违规操作及违规收益，恰恰是冠勇公司与IDR公司达成的采购订单中的金额已经包括退税收益，冠勇公司明知斯克赛德公司是出口代理商，同时其出口收款的责任也是由其自己出具的保证书提到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并不是代理商代理过错导致。故请求二审法院根据出口代理的相应规则，支持斯克赛德公司的上诉请求。
冠勇公司辩称，一、斯克赛德公司与冠勇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冠勇公司提供的采购订单，但斯克赛德公司接受冠勇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认证抵扣，且以其名义出口并支付大部分货款的事实，已经清楚表明斯克赛德公司就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斯克赛德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明确对采购订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上诉状中又确认该采购订单中采购方的身份，前后自相矛盾；二、斯克赛德公司认为其仅仅是涉案买卖的出口代理商不是事实。斯克赛德公司事先并没有向冠勇公司披露其仅是出口代理商，在一审中，斯克赛德公司提供的代理出口协议，冠勇公司事先并不知情，且从形式上看，合同上只有条形章，所有证据中的条形章均不一致，真假难以认定。涉案代理出口协议签订日期为2008年，合同最后一条明确写明有效期为一年，故该份合同早已失效。各方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是2014年至2015年期间，与代理出口协议无任何关系。斯克赛德公司与冠勇公司一直都有贸易往来，并不仅是涉案的买卖，且各方一直都通过这种形式交易，冠勇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交易对象就是斯克赛德公司。斯克赛德公司提供的确认书签字背景是2016年1月，在斯克赛德公司迟迟不肯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斯克赛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冠勇公司法定代表人叫到办公室，以支付货款为条件，对斯克赛德公司告知或披露给冠勇公司的事情要求冠勇公司签字确认，还要求冠勇公司把金额为人民币38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齐，才同意支付货款，从确认书的内容看，冠勇公司并没有放弃向斯克赛德公司追索货款的权利。斯克赛德公司一直强调其仅是出口代理商，但这仅是斯克赛德公司的一面之词，斯克赛德公司所谓的IDR公司一直没有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冠勇公司认为，在IDR公司未确认的情况下，认定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存在代理关系并不妥当；三、冠勇公司在事后才知道斯克赛德公司是出口代理商。陕西省商务厅2016年49号文明确斯克赛德公司作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型）企业是在2016年，但涉案贸易发生在2015年，当时并不适用该文，故斯克赛德公司当时的行为存在违规。冠勇公司并不是退税的享受主体，收取货款是根据各方合同的约定，至于斯克赛德公司的款项从何而来，与冠勇公司无关。且斯克赛德公司也确认其收取服务费，该服务费恰恰就是斯克赛德公司的收益。另外，一审变更诉讼请求是因为2016年1月斯克赛德公司要求冠勇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提出扣减货款，冠勇公司也同意，并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锦旋公司述称，锦旋公司与本案无关，锦旋公司也是通过斯克赛德公司代理出口，与斯克赛德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也约定了有效期，但后面又增加“合同到期后各方没有异议协议自动顺延”内容，该约定是否合法，锦旋公司不清楚。
冠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斯克赛德公司、锦旋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9400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冠勇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斯克赛德公司、锦旋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47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2月，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斯克赛德公司）代为乙方（IDR公司）办理制单、商检、报关等全套出口手续，或办理来料加工手册……甲方在收到乙方国外客户的汇款后，根据乙方出具的付款通知（由甲、乙双方事先确认的授权人签字，没有特别约定时合同签字人为授权人），甲方支付给相应的供货工厂（采购工厂为订单项下的直接生产工厂不可以将货款支付给没有生产货物的其他工厂）……冠勇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20日、2016年1月7日向斯克赛德公司开具金额合计人民币144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发票斯克赛德公司已经进行抵扣。斯克赛德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2015年3月23日、4月22日、5月6日、5月29日、2016年1月19日向冠勇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存在出口代理交易中生产商、中间商、代理出口商三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按正常交易程序，交易主体应依各自的合同环节履行相应义务。涉案当事人相关行为，反映出口代理贸易实践的不规范做法，模糊了出口代理商与中间商的民事主体地位，隐含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斯克赛德公司虽与冠勇公司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但以买方名义接受了冠勇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认证抵扣手续，获得相应利益，具有违规性。斯克赛德公司因其违规行为获益，却不愿承受相应的民事后果，其行为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斯克赛德公司须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范畴，应结合冠勇公司请求内容、斯克赛德公司违规行为性质与程度、以及导致涉案纠纷的原因等因素综合考量，斯克赛德公司接受冠勇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认证抵扣手续，涉案货物也以斯克赛德公司名义出口，并已经向冠勇公司支付大部分货款，其与IDR公司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二者行为存在明显关联性，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民事责任亦具有连带性，应共同向冠勇公司支付讼争货款。鉴于IDR公司未作为当事人参加涉案诉讼，斯克赛德公司在向冠勇公司承担相应给付义务后，其与IDR公司之间因涉案相关交易的民事权益争议，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冠勇公司要求锦旋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因冠勇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锦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其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斯克赛德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冠勇公司货款人民币347000元；二、驳回冠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6505元，减半收取3252.50元，由斯克赛德公司负担。
二审中，冠勇公司、锦旋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斯克赛德公司向本院提供冠勇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保证书1份（来源于IDR公司内部代表处的陈峰），拟证明冠勇公司是直接与外商发生业务，并自认产品已经丧失使用功能，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冠勇公司没有收到货款是因为其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冠勇公司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保证书载明的600000个笔袋确实发生过质量争议，但认为该保证书来源于陈峰，冠勇公司一直认为陈峰系斯克赛德公司业务员，该保证书是其事先打印好后叫冠勇公司签字的，前提是会付款给冠勇公司，当时其担心质量问题客户要索赔，就叫冠勇公司签了保证书，但实际出口后，外商并没有对这批笔袋提出质量异议，且该批笔袋的货款人民币1110000元斯克赛德公司已经付清。该保证书涉及的是2014年12月所下600000个笔袋的订单，出货日期为2015年3月，2015年3月所下的200000个笔袋的订单，约定的交货日期是2015年4月26日。保证书的内容与合同内容是一致的，冠勇公司一直认为IDR公司就是锦旋公司，故该保证书不能证明斯克赛德公司欲证明的事实。锦旋公司经质证无异议。本院认为，斯克赛德公司提供的保证书，冠勇公司、锦旋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可以证明冠勇公司与IDR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冠勇公司与IDR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2015年3月18日签订编号为201412080688、201503180766的采购订单各一份，约定：IDR公司分别向冠勇公司采购ZIPPERBINDERPOUCHBTS（笔袋）600000只、200000只，交货日期为2015年3月30日、4月26日，总金额人民币1110000元、384000元等。冠勇公司法定代表人卢勇出具的确认书载明：“经确认，IDRDESIGNINDUSTRIALLTD下订单给义乌冠勇箱包有限公司委托陕西斯克赛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代理出口，义乌冠勇箱包有限公司对以上事实确认。”冠勇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保证书载明：“义乌市冠勇箱包有限公司给IDRDESIGNINDUSTRIALLTD生产的合同号为201412080688客户编号SKU#182372，陆拾万（600000）个三孔笔袋，整批量生产的三孔笔袋中发现有其中二孔之间的距离没有按合同上面规定的为108MM生产，导致没有办法放入三孔文件夹内，丧失其三孔笔袋之使用功能，义乌市冠勇箱包有限公司品检出现问题，并此批货物已经出口。由此而产生的终端客户与IDRDESIGNINDUSTRIALLTD的一切损失赔偿及后果都由义乌市冠勇箱包有限公司全责来承担赔偿。特此保证！”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第三条约定：“结算方式：按照买断结算方式，退税率为17%，买断价8.33/7.20；退税率为13%，买断价8.01/7.20；退税率为11%，买断价7.86/7.20；退税率为5%，买断价7.44/7.20；退税率为0%，买断价7.12/7.20。即每美金的结汇价格为7.20时在退税率为13%时支付工厂8.01元人民币货款，乙方（IDR公司）要提供增值税发票，汇率发生变动时买断价格=8.01/7.20*新的汇率。在出口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收汇美金中扣除，利润结算没有发票时支付95%。”第四条第7项约定：“本协议自签订盖章后生效，按出运日期为准，有效期一年，以前签订的协议同时作废，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异议协议自动顺延。”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斯克赛德公司与冠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斯克赛德公司应否对涉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斯克赛德公司认为，斯克赛德公司与冠勇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斯克赛德公司仅是IDR公司的出口代理商，因冠勇公司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斯克赛德公司并未收到IDR公司支付的货款，故无需对涉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冠勇公司认为，斯克赛德公司与冠勇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斯克赛德公司事先并没有向冠勇公司披露其仅是出口代理商，冠勇公司是在事后才知道斯克赛德公司是出口代理商，在未经IDR公司确认情况下，认定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并不妥当，即使涉案代理出口协议确实存在也早已失效；确认书是斯克赛德公司以付款为条件要求冠勇公司出具，斯克赛德公司是否收到款项，与冠勇公司无关。对此，本院认为，冠勇公司提供的编号为201412080688、201503180766的采购订单以及斯克赛德公司提供的确认书、保证书，可以证明冠勇公司与IDR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斯克赛德公司提供的其与IDR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冠勇公司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其真实性可以认定。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虽约定该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但同时约定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异议协议自动顺延，应认定斯克赛德公司与IDR公司于2008年1月29日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至冠勇公司与IDR公司涉案买卖行为发生时仍然有效。冠勇公司向斯克赛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斯克赛德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手续，符合外贸代理操作惯例，并不能据此认定斯克赛德公司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斯克赛德公司系根据代理出口协议约定向冠勇公司支付款项，冠勇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斯克赛德公司已经收到IDR公司国外客户的汇款，且IDR公司已经通知斯克赛德公司向冠勇公司付款，斯克赛德公司的付款条件也并不成就。因斯克赛德公司与冠勇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斯克赛德公司未收到其委托方的货款，故冠勇公司要求斯克赛德公司向其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斯克赛德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6民初515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义乌市冠勇箱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505元，减半收取325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05元，均由被上诉人义乌市冠勇箱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叶剑萍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