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94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汝民，男，195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中石化金陵分公司炼油厂退休干部，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青，女，195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中石化金陵分公司退休工人，住南京市玄武区。
上诉人岳汝民因与被上诉人华青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2民初3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岳汝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被上诉人华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汝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涉案选矿厂的投资意愿、合作协议的签署以及选矿厂建立后的人事安排、经营管理和后期对选矿厂的挂靠、托管协议的签订，华青都是知情并参与的。选矿厂失败的原因系金融危机所致，并非上诉人的过错造成。上诉人为了证明涉案的300万元出资款，尤其是华青的60万元出资款已实际用于合伙事务（选矿厂的建立、经营），先后向法院提交了大量证据尤其是涉案岳汝民的银行卡和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并在庭审中对照华青60万元的出资款按照银行流水进行了比对和说明，能证明上诉人实际将华青等人的出资款用于选矿厂的建立和经营。二、一审将案由直接改为“委托合同纠纷”，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此前与上诉人历经四次诉讼均以返还原物纠纷作为案由，从未变更过。三、上诉人与华青、吴顺花等人，是执行者和决策者的关系，不能混淆和靠强行推论得出对上诉人不利的法律关系。即使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对外从事委托事项，若双方未明确约定责任内容或受托人有明显重大过错，从事委托事项的不利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四、一审法院不能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先后出具的《保证书》、《承诺书》中选择只言片语推断“工厂善后事宜”系本案所涉纠纷，且不论该纠纷是“返还原物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在无证据支持下，武断认定上诉人愿意就聘用合伙经营事务而形成的债权与被上诉人单独处理。上诉人因在自己执行合伙事务中未能完成职责，对被上诉人表示宽慰时写的《保证书》、《承诺书》是一种道义的补偿，并不表示自己有赔偿义务。
华青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岳汝民返还其投资款60万元，并支付自200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7月6日，华青、吴顺花和吴顺林（由吴喜贵代签）决定投资300万元建设选矿厂，为确保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运行，参照有限公司章程对相关事项作出约定。《投资生产经营铁精粉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华青、吴顺花和吴顺林出资300万元建设选矿厂，从事铁精粉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中吴顺花出资100万元，吴顺林出资140万元，华青出资60万元；为确认三方出资款以及便于资金管理和使用，三方同意设立专用账户，出资人以该账户的进账凭证作为出资额与出资时间证明，并以此为依据，三方各执一份由三方签名确认的出资证明书，确定各自出资额及所占比例；出资人按照出资额度及比例对选矿厂拥有股权并按比例参与利润分配、承担风险；决定聘用岳汝民为经理，对出资人负责。双方还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议，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出资人是合作经营的权利机构。出资人的职权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五章的有关条款执行；经三方研究，决定推举吴顺花为三方负责人；决定聘用岳汝民为经理。经理对出资人负责；合作期间相应的管理机构及人员的安排均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和程序执行；未尽事宜由出资人共同修订，经三方一致同意后签名盖章生效。同日，华青、吴顺花、吴喜贵(代吴顺林)以及岳汝民四人在合作协议下方签名确认。同日，吴顺花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岳汝民订立《聘用协议》，聘请岳汝民为选矿厂经理，力争一年半内收回投资。协议期限为三年。
协议订立后，华青将60万元出资款交付岳汝民。2010年9月16日，岳汝民向华青出具《关于选矿厂处置的意见》一份，《关于选矿厂处置的意见》中记载：由于市场及资金问题，选矿厂无法继续经营下去，拟于2011年7月份变卖处置，变卖处置后的所有资金归华青所有。
2011年4月22日岳汝民向华青出具《保证书》一份，《保证书》中记载，岳汝民保证尊重与华青之间的情谊，处理好工厂的善后事宜，尽自己的努力回报华青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
2011年4月23日岳汝民向华青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中记载，岳汝民从山东回宁后与华青、陈志世确定给陈华在北京买房子的事情，商谈如何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如何补差价的问题。当日岳汝民还向华青书面承诺“陈华北京买房钱不够我来补”。
2013年1月8日岳汝民向华青出具书面承诺一份，该书面承诺中记载：“华青：我岳汝民一定会尊重我们之间的情谊，尽早地挽回和弥补因工厂停工造成你的损失，我会尽早解决好房子的问题（因为当时你是卖了房子的），会给你个好的交待。从时间上来说，本月18号前还你10万，春节前考虑和落实一些事，设法筹到100万元。关于这方面的事我会通过合适的渠道来解决好。我的承诺是承诺。这个事处理完了，我会把该处理好的事都处理好。”
另查明：2013年8月，华青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岳汝民归还借款100万元。经法院查明，华青与岳汝民原为同一单位同事，华青为岳汝民的下属。岳汝民及其前夫陈志世从2003年6月起至2011年4月，累计借给岳汝民44.4万元，岳汝民归还316931元，法院判决岳汝民返还151069元，驳回了华青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审理过程中，岳汝民向法院提交了证人包训平出具的情况说明，法院亦于2016年9月22日通知包训平到法院进行谈话，内容大致为：我是南京振兴炉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霞峰三期是华青、吴姓投资人和岳汝民一起投资的，2009年下半年，在南京振兴炉料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司，霞峰公司法人胡懿贲、包训平、华青与岳汝民四人共同签署了将霞峰三期选矿厂交由南京振兴炉料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经营的协议。华青当时常在霞峰三期吃住，对霞峰三期成立的事实是明知的。华青认为证人与岳汝民系朋友，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本案争议焦点是：
一、华青能否单独起诉岳汝民要求偿还债务。
华青与吴顺花等人签订《合作协议》，拟设立选矿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未约定选矿厂的组织性质，协议签订后也未实际成立生产经营组织，而是以华青、吴顺花等三人的名义共同聘用岳汝民负责生产经营，因此华青与吴顺花、吴顺林之间是合伙投资经营关系。根据《合作协议》“出资人按照出资额度及比例对选矿厂拥有股权，并按比例参与利润分配、承担风险”的约定，华青等三合伙人对合伙投资经营形成的财产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按份共有。合伙投资经营形成的财产包括合伙债权。本案中，华青主张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分割行使不会损害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华青、吴顺花、吴顺林三合伙人可以共同行使该债权，也可在各合伙人无异议的前提下，由部分按份共有人就自己所享有的份额分别行使。且吴顺花等合伙人知悉华青单独提起的本案诉讼，未提出异议，故亦未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岳汝民在向华青出具的《保证书》中说明其保证事项为妥善处理工厂善后事宜，该“工厂善后事宜”岳汝民不能合理说明双方另有争议事务，应当是指本案所涉纠纷。虽然岳汝民出具的《保证书》、《承诺书》等未明确解决纠纷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表明岳汝民愿意就其受吴顺花等三合伙人聘用处理合伙经营事务而形成的债权债务与华青单独处理。
综上，华青单独提起本案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未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亦不有碍财产的效能、特性，故其起诉法院予以支持。
二、岳汝民是否应当向华青返还投资款。
岳汝民作为华青、吴顺花等聘用的执行合伙事务的经理，根据《合作协议》和《聘用协议》的约定，需按照吴顺花等合伙人提出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并完成生产经营目标，岳汝民与三合伙人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岳汝民作为受托人应当将委托人交付的用于委托事务的资金全部用于办理委托事务，双方对此产生争议时，受托人应当举证加以证明。
本案中，岳汝民主张其受托负责的选矿厂生产、经营是以“霞峰三期”的形式挂靠南京霞峰炉料有限公司经营，后又交南京振兴炉料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经营，并且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岳汝民未能举证证明岳汝民或华青等三合伙人与南京霞峰炉料有限公司、南京振兴炉料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挂靠经营或委托经营的协议，以及独立核算的资料。岳汝民提供的采购发票、购销合同等，部分为其本人制作，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余部分发票等无相应的实物或账目相印证，不能证明发票记载的款项支出与华青等合伙人委托事务有关。因此，岳汝民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将华青交付的投资款用于委托生产、经营事务，故华青要求其返还投资款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认为，华青、吴顺花和吴喜林（由吴喜贵代签）决定投资300万元建设选矿厂，并决定聘用岳汝民为经理，对出资人负责。虽然本案华青诉请的案由为返还原物，事实上，华青、吴顺花等三人与岳汝民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由华青、吴顺花等三人委托岳汝民建设选矿厂。岳汝民作为受托人，应该完成委托人所委托的事项，将委托人投资的款项用于选矿厂的建设与经营。现岳汝民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将华青投资的60万元款项用于选矿厂的建设与经营，其未能完成委托人委托的事项，属于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失，委托人即华青有权要求岳汝民赔偿其损失。现华青要求岳汝民返还投资款6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因60万元出资款系由华青分两笔支付给岳汝民，法院酌定从第二笔款项支付的下个月起计算利息。
据此，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一审法院判决：岳汝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华青投资款6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款自2007年9月1日起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765元、保全费3520元，共计15285元，由岳汝民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岳汝民提供了以下证据：1.委托方为南京霞峰炉料有限公司三期、受托方为南京振兴炉料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21日签订的《委托协议》复印件，华青、岳汝民在委托方一栏签名，包训平在受托方一栏签名。以证明一审中包训平的证人证言属实、华青属虚假陈述以及华青实际参与并管理了选矿厂的生产、经营和处置，岳汝民与华青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委托合同关系。2.《南京索达物流装卸有限公司发货结算凭证》复印件若干，证明当时选矿厂成立后，租赁南京索达物流装卸有限公司的场地、码头，并通过南京索达物流装卸有限公司进出货物的结算凭证，可知选矿厂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华青质证称，因上诉人提供的是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不认可。另南京索达物流装卸有限公司的发货结算凭证，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
经查阅一审卷宗，查明：2007年7月24日，华青向岳汝民交付款项20万元，2007年7月25日，岳汝民将该20万元转支。2007年8月23日，华青向岳汝民交付款项40万元，其时账户余额为419996.76元；其后岳汝民以多次现支方式将该款项支取，至2007年10月25日，账户余额为2005.48元。对于该60万元的去向，岳汝民认为该款项系用于企业经营，华青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岳汝民将该笔款项用于为其女儿在上海购买房屋。
二审中，上诉人岳汝民陈述，一开始推举吴顺花管理，最初是由吴顺花的丈夫吴喜贵来管理财务，选矿厂没有独立的账户，只是让他们管理。到了2007年10月吴喜贵不去之后，就只有其来管理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觉得麻烦，上诉人就没有将华青的60万元交给他们使用。2007年10月在华青家里开会，其把前期资金使用的情况一式四份交给他们，当时用了270多万元。
二审中，关于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上诉人陈述双方法律关系复杂，不能说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但不认可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华青认可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确立是否适当；2.一审法院判决岳汝民返还华青60万元的款项及相应的利息是否有事实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华青认可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岳汝民虽否认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但也无法明确双方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华青主张的法律关系和庭审查明的事实，确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中，在华青、吴顺林、吴顺花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各方约定聘用岳汝民为经理。根据《合作协议》和《聘用协议》的约定，岳汝民需按照吴顺花等合伙人提出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并完成生产经营目标。但该两份协议并未约定岳汝民作为经理有代为收取投资款的职权。因此，华青的投资款60万元交付给岳汝民，并不属于岳汝民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因此，华青向岳汝民交付款项的行为已构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岳汝民在接收该笔款项后，应当按照相关约定处理委托事务。上诉人于2007年7月份和8月份分别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款项，随后即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转走该款项。上诉人虽提供了2009年7月21日的委托协议、发货结算凭证等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岳汝民将收到的60万元款项实际用于合伙经营事务。因此，岳汝民既未将该笔款项交给投资人统一管理，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该60万元用于合伙事务经营，据此，应认定其未按照约定履行委托事务。故其因委托收取的款项，应当返还委托人。一审认定岳汝民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将华青交付的投资款用于委托生产、经营事务，应当返还投资款及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岳汝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5元，由岳汝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珺珉
审判员 李明伟
审判员 陈礼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