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6民初字949号原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阳市吴宁西路107号。法定代表人：何向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城、张晓燕，系该公司员工。被告：蒋荣富，男，195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告:蒋理斌，男，198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胡边，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仁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原浙江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号。法定代表人：蒋荣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梅珍，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浙江中明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阳市歌山路*号。法定代表人：蒋帅。原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山公司)诉被告蒋荣富、蒋理斌、浙江仁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原浙江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2016年3月7日，被告蒋荣富、蒋理斌申请追加浙江中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明公司)未案件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于2016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歌山公司的代理人张进城、张晓燕，被告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及其各自委托代理人胡边、阮梅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歌山公司起诉称：蒋荣富与蒋理斌系父子关系。2011年11月12日，作为乙方的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与作为甲方的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在合作期间，乙方收到甲方关联企业中明公司预付款7000万元，与中明公司借款相抵后，乙方欠甲方预付款6500万元，乙方同意该款在2012年11月30日前归还，甲方确认该款直接支付给中明公司，并自2011年12月1日起按1%月利率计算利息。但乙方未按约履行。2014年2月19日，原告与中明公司因债务原因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中明公司确认应归还原告借款、代偿款本金合计7550万元及利息，中明公司将对三名被告享有的到期债权本金6500万元及利息全部转让给原告，用以清偿中明公司尚欠原告的债务。协议签订后，中明公司于2014年3月8日，将上述债权转让事项以信函邮寄方式通知了三被告。2014年3月12日，原告亦以信函邮寄的方式将所涉债权受让事项通知了三被告，并告知三被告直接向原告履行支付义务，未经原告同意不得向他人履行。后经原、被告数十次协商，但三被告仍未有切实可行的履行方案。原告认为，依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所涉预付款是由中明公司支付给乙方的，故《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权利人甲方同意将退还的预付款由乙方直接支付给中明公司，中明公司及乙方也予以确认。故该协议中所涉债权属中明公司享有，中明公司对三被告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经中明公司和原告通知后未能向原告清偿。诉请判令：1.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人民币6500万元以及利息（自2012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6年1月31日的利息为2470万元，2016年2月1日起的利息仍按月利率1%付至实际履行之日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均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被告蒋荣富、蒋理斌答辩称：1.本案是合同解除后预付款返还的债权，债权人是解除协议上面的甲方，即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在该协议前，被告和该三人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当时这三人提出将被告投资建设的水岸莲花项目与他们进行健康项目合作，他们提供莲花项目的建设资金，并把莲花项目计价为10亿元。双方签订了合作合同。该三人明确合作资金肯定可以到位，故被告没有另外筹集资金。2011年10月份，该三人正式确认钱无法按照合同要求付过来，提出要解除协议。被告蒋荣富提出该三人违约，如果一定要解除合同，在有销售尾款的情况下，同意返还预付款项。在该三人同意销售尾款来归还该部分款项的情况下，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债权人是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2.在解除合同签订后，被告及被告投资的项目由于缺乏资金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建设，没有能够销售，主要是该三人违约。我们将资产折价给了蒋正伟，并过户给第三人。折价的资产是嘉绿景苑的10套房子共21026007.22元。2013年8月，在被告资金非常紧张情况下，我们向蒋正伟支付了100万元现金。3.关于原告主张的债权转让问题，我们确实收到了原告和第三人寄过来的债权受让、转让通知书，但该通知书中两个问题：债权转让人是第三人，不是解除合同协议项下的债权人，无权转让；通知书所涉金额也不是2013年我们已经抵偿和现金支付后的额度。该两点我们有异议，并向原告和第三人寄出了异议书，明确告诉原告其所受让的债权额度不准确，同时让与给他的人不享有该笔债权，无权转让。4.关于该笔债权后来的变化：在原告发出转让通知书后半年左右，我们收到了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三人签署的同一个债权的转让通知书，这个转让通知书将解除协议书下的债权转让给了案外人朱友菊，我们也收到了案外发过来的受让通知书。综上，我们认为本案所涉的受让债权并非从本案合同项下的债权人处受让，不能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返还款项承担利息的诉请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且债权数额与事实不符，请求法庭驳回。被告荣邦公司答辩称同意被告蒋荣富、蒋理斌的答辩意见，并补充：荣邦公司不是原来的框架协议和解除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适格被告，原告对荣邦公司的起诉应当驳回。虽然被告蒋荣富、蒋理斌用于偿还债务的房屋是属于荣邦公司所有，但这只是因为被告蒋荣富、蒋理斌与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合作项下的资金是用于该房产项目的，所以用房产项下资金来返还，并非答辩人就有还款义务。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荣邦公司的起诉。第三人中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称：1.截止2016年7月17日，扣除房产抵债部分，三被告欠款本金为6156.6万元、利息为4063.356万元；2.第三人与原告于2014年2月1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已经归还部分款项，实际尚欠原告本金21884746.3元及相应利息；3.三被告所欠款项远远大于第三人所欠原告债务，故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又于2014年4月12日将其对三被告持有的债权转让给了其他债权人（朱友菊）。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解除合同协议书，证明三被告应于2012年11月30日前归还中明公司预付款6500万元，逾期归还的，应从2012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还证明所有款项从中明公司处出来，款项要返还给中明公司，原告有理由相信中明公司可以作为债权人行使债权；2.债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原告与中明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中明公司将对三被告享有的到期债权本金6500万元及利息等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所有；3.情况说明，证明《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甲方再一次确认中明公司对三被告享有到期债权本金6500万元及利息等债权，三被告应共同把上述债权支付给中明公司，《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甲方（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清楚上述债权已经转让给原告；4.债权转让通知书、5.顺丰快递单号、6.顺丰快递单号查询信息，证据4-6共同证明中明公司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三被告：中明公司对三被告所拥有的债权本金65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依法转让给原告，中明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7、债权受让通知书、8.顺丰快递单号、9.顺丰快递单号查询信息，证据7-9共同证明原告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债权受让通知书邮寄给三被告，通知三被告中明公司对三被告所拥有的债权本金65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依法转让给原告，原告履行了通知义务；10.中明公司股东情况说明，证明蒋正伟是中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作为整个债权转让看，在确认方处蒋正伟作为中明公司进行确认签字，中明公司对蒋正伟的行为也是认可的。对于原告的上述举证，被告蒋荣富、蒋理斌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待证事实有异议，关于本案最初债权人是谁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该协议书中确认，协议明确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是甲方，蒋荣富、蒋理斌是乙方，债务人是乙方，债权人是甲方，中明公司仅仅是接受履行的债权人指定的第三方，不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故根据该协议可以确认中明公司无权转让案涉债权。关于蒋正伟身份的问题，在签署页有一个确认方蒋正伟，要说明的是蒋正伟是合同项目资金主要提供方，资金是归于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三方的，该三人当时来找合作的时候，之前有一个广州的项目合作，是以那个项目为模板要到杭州来弄一个合作，故蒋正伟并非独立的一方，是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来确认，而非中明公司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合同里面说该款项由乙方支付给中明公司，而非支付给甲方，蒋正伟也是对此进行确认，故中明公司是合同项下的接受履行的第三方。证据2真实性无法判断，但该协议中讲到的截止2014年2月19日，所谓的债权人中明公司享有的债权不成立，因为在2014年2月19日被告已经尽最大努力用房子现金等方式归还2200多万资金，不管中明公司是什么角色，房产名字都办给中明公司，这时候他还出具有6500万元本金及利息是不诚信的表述。按照原告和中明公司的约定，原告应拿到欠款和发出通知的依据，根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甲方该协议至少拥有2份，不知道原告到底有几份协议书，有无拿到款项支付的凭证。证据3，我方从未看到收到过该原件，从未收到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发出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的通知书，对该情况说明，三性均有异议，如果当初就知道有三个人签字，那么当初债权转让通知书就三个人签字就好了，且时间是同一天，所以对此证据怀疑，本案项下解除合同协议书、2014年2月19日的说明人签字、被告要向法庭提交的该三人在2014年3月10日进行债权转让时候案外第三人发来的该三人的签字，我们初步看是不一致的签字，请求法庭对该三分证据上面是否均是该三人签字的一致性进行鉴定。证据4-9，该转让通知书已经收到，受让通知书也收到，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债权转让和让与人没有权利转让，原告不因此享有债权，且额度和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归还了很大一部分款项，原告依据转让和受让通知书和凭证来主张享有案涉债权没有合同、事实、法律依据，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证据10超出举证期限，且真实性有异议，按照原告的陈述，证据签署时间是2014年2月19日，是原告主张的债权转让发生的时间，对为何出具该说明有疑惑，或者该说明不真实，原告的证据中还有一份情况说明，时间也是2014年2月19日，故我们认为这些文件在落款时间上有异议，不真实。单位出具证明，应当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法律关于公司作证的形式要求。实际控制人这样的证明，无法得出原告的证明目的。由于资金主要来自蒋正伟，所以他做确认，但不能说明就赋予中明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对于原告的上述举证，被告荣邦公司质证认为：同意被告蒋荣富、蒋理斌质证意见；且证据1可以确认荣邦公司不是协议当事人，也没有协议下的返还义务，所以不是适格被告。为支持自己的答辩意见，被告蒋荣富、蒋理斌提出以下证据：1.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10份、2.契税完税凭证10份，共同证明《解除合同协议书》签署后，蒋荣富、蒋理斌已根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定，通过房屋抵偿、垫付契税等方式向中明公司付款，总支付超过2000万元，房屋合同总价款是20362844元；3.《债权受让通知书》异议函及邮寄凭证，证明蒋荣富、蒋理斌以邮寄方式于2014年3月14日向原告发出异议函；4.业务委托书、5.税收通用完税证，共同证明蒋荣富、蒋理斌以垫付税款的方式还款123017.16元；6.业务委托书、7.税收通用完税证三张，共同证明蒋荣富、蒋理斌以垫付税款的方式还款191286.20元。8.中国签购单、9.杭州市房屋登记费收费专用票据、10.转移登记手续费发票、11.印花税销售凭证、12.税收完税凭证、13.印花税销售凭证、14.交易手续费、15.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共同证明蒋荣富、蒋理斌以垫付税费的方式还款348461.86元；16.电汇凭证，证明蒋荣富、蒋理斌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中明公司汇付100万元；17.债权转让通知书、18.债权转让协议书，共同证明被告于2014年10月27日收到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以及朱友菊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债权转让协议书，证明文件称蒋正传、顾星阳、郑文岭于2014年4月12日将对被告享有的6500万元债权转让给朱友菊，要求向朱友菊清偿债务；19.合作框架协议，补充证明双方的合作情况并进一步说明协议中的两家公司加括号，在主体中列明，未签署，是因为两家公司是合同下五个投资人的共同投资目标项目，这两家公司现有项目在合同约定中最终要成为合作公司的内部公司，基于此，故两家公司做了列明，并非作为合同主体参与合同。对于被告蒋荣富、蒋理斌的举证，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房产是用于清偿债务的事实无异议，对于被告方已经用房屋来偿付债务的部分无异议，可以抵扣。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有部分开具的是荣邦公司抬头，如果本身开具的是荣邦公司，该费用应当由荣邦公司承担，房屋买卖合同不是真正的房屋买卖，而是清偿债务的，故税务不应当由债权人承担，税费等虽然根据房产部门规定应当开具中明公司，但其实应当由对方承担，故不能在已经偿还部分抵扣。关于100万元的问题，真实性无异议，也认可可以予以抵扣。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中明公司可以转让债权，该证明不能代表我们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失效。法律对于合同无效是有固定情形规定的，对该证据，我们收到后一直和被告联系，说他们收到的通知书和相关依据提供给我们，但对方一直不提供，如果对方说的该事实确认，我方申请变更部分诉请。证据4-16同对于证据2的意见。证据17、18，对三性无法核实，朱友菊受让的债权是晚于我们的，且今天朱友菊也到场，如果其有异议，她之前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如果按照被告的说法，还要追加朱友菊，首先，我们权利优先于朱友菊，如果你方部分债权已经偿还给中明公司，我方和中明公司的合同明确，如果我们从被告处拿到的钱多了，我们多余的部分是要返还给中明公司。证据19超过举证期限，且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真实性有异议，因为不管当时合作协议怎么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已经明确原来的合作协议的双方权利义务已经一次性结算，不能影响解除协议本身的效力，协议也明确蒋荣富、蒋理斌代表的荣邦公司，所有的合作项目的实际操作和款项、合同权利义务都是以荣邦公司名义进行，故该合作协议也印证了解除合同协议书中蒋荣富、蒋理斌代表的荣邦公司而非他们个人行为，所以合作框架协议方面印证了荣邦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事实。对于原告的举证，本院认为：证据1、2,4-9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证明效力下文分析；证据3形式上是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三人向歌山公司出具的关于《解除合同协议书》项下债权的情况说明，因该三人并未出庭作证，内容真实性难以确认，且《解除合同协议书》项下债权归属还涉及债务人利益，应以该协议书文本为准，故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证据10与本案争议缺乏直接关联，不予认定。对于被告的举证，本院认为：证据1-16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证明效力下文分析；证据17-19与本案争议缺乏直接关联，不予认定。根据上述本院采信的证据记载的内容，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就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1年11月12日，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1年6月10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现因故无法履行，双方自愿解除该《合作框架协议》，确认甲方支付给乙方预付款共计6500万元，该款项由乙方于2012年11月30日前归还甲方，由乙方支付给中明公司，等等。2014年2月19日，歌山公司作为甲方与中明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应归还甲方借款、代偿款合计本金7550万元，乙方对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本金6500万元，乙方将该债权及该债权产生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给甲方。2014年3月8日，中明公司向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上述其与歌山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事宜，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于2014年3月9日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2014年3月12日，歌山公司分别向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寄送了《债权受让通知书》，告知上述其与歌山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事宜，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于2014年3月13日收到该《债权受让通知书》。前述《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后，蒋荣富、荣邦公司分别以房屋转让、汇款等方式向中明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部分义务。2014年3月15日，荣邦公司向歌山公司寄送了《异议函》，指出中明公司并非《解除合同协议书》的任何一方当事人，该公司无权转让《解除合同协议书》项下债权，且债权金额不符。另查明，荣邦公司于2016年3月2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仁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为原告对被告主张债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举证认为，根据前述《解除合同协议书》，中明公司对被告享有债权，而中明公司已将该债权转让给原告，且中明公司及原告均向被告发出了有关债权转让通知，故被告应对其履行债务；被告则认为案涉6500万元债务的债权人系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中明公司不是《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当事人，其无权转让《解除合同协议书》项下债权。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解除合同协议书》签约双方分别为甲方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乙方蒋荣富、蒋理斌（荣邦公司），中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且该协议书明确甲方支付给乙方预付款6500万元，乙方应按约定期限归还甲方，只是同时规定乙方向中明公司履行而已。故《解除合同协议书》所涉6500万元债务的债权人为甲方蒋正伟、顾星阳、郑文岭（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明公司仅系甲方接受该6500万元给付的履行辅助人，中明公司自身不享有该笔债权，当然亦无权以自身名义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他人，歌山公司以所谓债权受让人身份向被告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解除合同协议书》所涉6500万元债权的权利人并未向本案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本案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抗辩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30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原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款汇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易  斌人民陪审员 陈 建 华人民陪审员 王  皓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申屠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