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1民终18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ＸＸ,呼和浩特巿xxx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跃光，内蒙古丰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建荣，现羁押于xxx监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强，个体工商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ＸＸ因与被上诉人袁建荣、高国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巿新城区人民法院（2014)新民一初字第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Ｘ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跃光、被上诉人袁建荣、被上诉人高国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Ｘ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2.由袁建荣、高国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一审法院认定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系有效合同，而对该协议未作合同生效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签订该协议当日，马ＸＸ以示诚意将路虎车交给袁建荣，但并未将行车本交于袁建荣，表明马ＸＸ在没有见到车款时是不允许袁建荣动用车辆的，更不允许其处分该车辆，一审法院查明袁建荣自始至终未给付马ＸＸ分文购车款，却并未将这些基本事实在判决中载明，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是一份附条件、附期限生效的、标的物需要进行法定登记表示的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的合同，双务即是买卖双方须全面履行义务的合同，如卖方未收到卖出物品价款，是有权要求返还卖出物品的合同；双方就出卖�在价款达成一致后，合同即依法成立，但是不等于买卖双方就交易完成，即使标的物交付，也并不是说受让方对标的物就有了处分的权，只有受让方完成付款义务，才对出卖物品具有处分权，否则是不具有处分杈的；何况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中对车辆所有权也是有约定的，无论从付款条款和车辆过户的先后顺序，还是马ＸＸ与袁建荣的实际行为均表现出”先付钱后过户”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合同后，虽然马ＸＸ形式上将车辆交给了袁建荣，但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交付，而是附条件的，马ＸＸ不将行车本交给袁建荣就是最好的明确表示和制约，即在袁建荣未付购车款时是不允许动用车辆的。因此，袁建荣未付车款对该车辆是无处分权人，这也是不容质疑和明摆着的客观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马ＸＸ依法有权追回路虎车，其权利依法应当得到保护，法律规定的合同有效并不等于生效，而一审法院认为有效即是生效，严重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马ＸＸ与袁建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是一份附条件、附期限生效的，标的物需要进行法定登记表示的买卖合同，条件未成就是不生效的，该份协议并未生效。(二）一审法院认为袁建荣与高国强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该认定与一审法院当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有意帮助高国强恶意占有马ＸＸ车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1.一审法院当庭查明的事实是：一是高国强在2012年5月22曰就明知袁建荣无偿还其借款的能力，从而证实袁建荥并未给付马ＸＸ80万车款高国强也是明知的；二是高国强看到车辆登记证时就明知×××绿色英国路虎车不属于袁建荣所有，袁建荣无权处分；三是袁建荣与高国强明知该车辆此时袁建荣无处分权仍然协商以高价抵顶债务，存在明显的恶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这些无需马ＸＸ再行举证，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证据应当依法予以采信；2.-审法院在2015年11月13日在鄂尔多斯监狱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的过程中，马ＸＸ当庭出示了×××绿色英国路虎车的原始行车本，而高国强也出示了补办的×××绿色英国路虎车的行车本，双方对此进行了质证，经审理查明高国强出示的行车本是在2013年5月份补办的，这一铁的事实也证实了高国强占有马ＸＸ×××绿色英国路�车存在恶意，以高价抵顶掩盖其恶意也是徒劳的；3.-审法院在2015年11月13曰在鄂尔多斯监狱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的过程中，当庭袁建荣指出其与高国强签订的《车辆抵账协议》具有涂改和添加内容的情况，马ＸＸ也当庭指出依照法律规定，对这一《车辆抵账协议》不能采信，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高国强对《车辆抵账协议》的涂改和添加内容也充分证实其具有明显的恶意；4.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袁建荣、高国强签订的《车辆抵账协议》为无效协议。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这就是说，在买卖合同过程中，在买受人没有支付出卖标的物等价款额时，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基于这点，在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后，袁建荣没有支付出卖标的物相应款额，对出卖的标的物不具有所有权更不具有处分权。在袁建荣、高国强签订《车辆顶账协议》时，袁建荣明知未支付购买车辆款，至今也没有支付分文，这也是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中查明的事实，袁建荣对车辆不具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是明摆着的，高国强对车辆未登记在袁建荣名下，是登记在马ＸＸ名下也是明知的，同时也明知袁建荣”分文未还，已无偿还能力”，马ＸＸ并未将行车本交给袁建荣。在这种情况下，袁建荣、髙国强以不属袁建荣所有或不具有处分杈，法定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车辆签订《车辆顶账协议》，无论出自哪方的恶意，只要该协议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都是无效的。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这样的协议合法有效，认�”马ＸＸ称高国强、袁建荣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是亳无道理的；二、一审法院的判决存在重大的逻辑错误，严重侵害了马ＸＸ的合法权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解除了双方的《车辆买卖协议》，却又判决亳无偿还能力（且已判刑在押）的袁建荣支付出卖标的物的价款，明显前后矛盾，即使判决生效也是无法执行。明显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判决”袁建荣于判决生效之曰起十日内支付马ＸＸ购车款人民币80万元”明显严重违反法律规。将马ＸＸ对高国强、袁建荣的诉求更改为对一人的诉求，使另一被告从中摘出并可以继续非法恶意的占有马ＸＸ的车辆，显示出明显的偏袒。另外对高国强非法恶意占有车辆造成的损失，没有判决，退一万步讲，即使袁建荣有能力支付购车款也不能只判决支付8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驳回马ＸＸ对高国强、袁建荣给马ＸＸ造成的损失的诉求，也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三、一审法院将其院2014年4月23日作出的（2013)新执异字第208-1号执行裁定书作为法律事实再次予以认定不当。（2013)新执异字第208-1号执行裁定书对于两份协议的实体部分并未开庭审理，�序严重违法，直接进行裁定，剥夺了×××绿色英国路虎车的所有权人马ＸＸ的各项诉讼杈利，对两份协议的合法有效与否、是否生效未进行证据质证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对高国强并非善意第三人却认定为善意第三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后却适用废止的旧法，一审法院却以该裁定作为法律事实加以认定，是十分可笑的。一审案件受理费的承担判决也荒诞无稽，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无辜的马ＸＸ承担2633元，由袁建荣承担5267元，而非法恶意占有马ＸＸ车辆的高国强却无需承担分文，却可以依此判决继续非法恶意占有马ＸＸ的车辆。这哪里还有天理？综上所述，请求支持马ＸＸ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公正判决。
袁建荣辩称，我认可马ＸＸ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对
增加解除合同这个诉讼请求我�楚，对我和高国强恶意串通
占有车辆这一事实是不成立的。
高国强辩称，一、关于先后两个合同的”效力”问题，2012年5月22日，袁建荣与马ＸＸ签订一份购车协议，约定以八十万元的价款购买马ＸＸ的路虎车。合同约定三个月内付清车款，但合同并未约定车款付清前所有权不转移。取得该车辆后的同日，袁建荣又与高国强签订一份抵账协议，约定以120万元的价格抵顶高国强的等额借款。可以看出，同一天先后形成的两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并无违法之处；二、关于机动车是属于”动产”还是”不动产”的定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条明确了机动车是动产，其物权变动模�可以总结为”交付生效+登记部分对抗”。由此可见通过交付产生占有公示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必须釆纳的方式，而登记只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必备条件。另外，《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以及《公安部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两个文件均明确提出，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只是准予或者不准机动车上道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使用。其次，《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中也明确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转移。可见，机动车是特殊动产，绝不是不动产。机动车登记行为只是管理备案的需要，并不是确定所有权的依据；三、关于车辆的”交付”的认定问题，2012年5月22日签订合同时，马ＸＸ就将机动车以及车辆的手续，包括”行车本”以及”车辆登记证”原件一并交付袁建荣；之后，袁建荣再与高国强签订合同时，又将以上机动车、行车本以及车辆登记证原件同时给付高国强。这说明，马ＸＸ是认可机动车自交付之曰起转移所有权的，所以才将车辆手续同时给了袁建荣。因此，车辆已经完成交付手续，车辆所有权自交付之日起转移；四、关于本案中实际”所有权人”的认定问题，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以及公安部答复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所确定的机动车”交付生效+登记部分对抗”的物权变动模式，本案中，马ＸＸ将车辆卖给袁建荣并实际交付后，车辆的所有权就�经转移到了袁建荣名下。袁建荣又将该车辆抵顶给了高国强，并实际交付,高国强就成了实际车辆所有人。而以上两宗交易，均有转让合同以及实际交付的物权变动程序，因此，该车辆现在的所有权人就是高国强，而不是马ＸＸ。2.马ＸＸ与袁建荣之间的合同只约定了付款时间，但并未约定未付清车款前车辆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所以，车辆的所有权应当自交付之曰起转移。高国强取得争议机动车的所有权系来源于袁建荣的抵账合同。而袁建荣将争议机动车有权与高国强进行抵账处理，系基于袁建荣与马ＸＸ的机动车买卖关系。所以，袁建荣与马ＸＸ签订买卖合同并由马ＸＸ交付占有后，袁建荣就享有了全部所有权，袁建荣就是合法车主。袁建荣再次将该车抵顶高国强后，车辆的所有权就转移给了高国强。至于马ＸＸ与袁建荣是否存在车款未给付等债务关系，均与�国强无关，应由该二人另案处理。3.高国强与袁建荣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现已查明，袁建荣借高国强借款200万元，至今分文未付，也属事实。所以袁建荣以低价80万元的价格购进，又以120万元的高价抵顶高国强的等额借款，高国强的经济利益本已因此受损，根本没有从中获利之说，更不存在马ＸＸ所谓的”合谋””恶意损害”马ＸＸ利益的情形。4.生效的法院裁定已经认定了高国强为合法所有人。新城法院2014年4月23曰作出的（2013)新执异字第208-1号生效的民事裁定书明确认定机动车的所有权自交付之日起转移，故该机动车应当归高国强所有。另外，新城法院（2014)新民四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书，也在”本院认为”部分明确确认高国强是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现以上裁定以及判决均为生效的裁判文书。5.马ＸＸ认为，其至今仍持有”机动车行车本”，自己仍是该车辆的合法所有权人。但高国强认为，此观点完全错误。理由是：公安部关于机动车登记的有关规定明确说明，机动车行车本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进行的行政许可登记，他只是是否允许该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许可手续，不是所有权的凭据。行车本与机动车所有权无关。另外，该车辆的身份信息（即机动车登记证）原件在高国强手里，是从袁建荣处合法取得。高国强才是合法权利人；五、是否存在高国强与袁建荣”合谋”损害马ＸＸ利益的问题，马ＸＸ主张，高国强与袁建荣合谋损害马ＸＸ的利益，依据就是高国强诉状中的”自认”，此观点错误。首先，高国强借钱给袁建荣是客观事实，二人并非编造事实。其次，袁建荣依法取得马ＸＸ车辆的所有权也是合法取得。再次，袁建荣以合法取得的车辆抵顶债务也完全合法。因此，马ＸＸ所谓合谋损害的主张不成立；六、合同解除的返还问题，马ＸＸ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原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合同解除后，可以返还原物的应当返还原物；无法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本案中袁建荣没有按照约定给付车款，构成违约，马ＸＸ有权解除合同。但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保留所有权，所以车辆的所有权自交付之日起就已转移。现所有权已经不是袁建荣的了，而是高国强的。所以既然袁建荣已经没有了所有权，就无法返还原物，只能由袁建荣折价赔偿了。至于是否能够执行，那是另一法律问题，与本案无关；七、关于高国强刑事报案与本案以车抵债的效力问题，袁建荣主张，高国强已经刑事报案，并且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将高国强确认为受害人，并判决赃款追缴，所以高国强的权力已�有刑事判决所保护，无权再继续占有该机动车，应当将机动车退还马ＸＸ，袁建荣此主张不成立。首先，袁建荣涉嫌的是”非法吸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最高院审理非法集资司法解释之规定，受害人的”本金”应当保护，因此而获得的”利息”不予保护，应当折抵本金。所以，高国强作为非法集资的受害人，其向袁建荣出借的本金200万元，袁建荣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袁建荣向高国强借款200万元后，至今现金分文未付，高国强并未从中获取一分钱的利息，所以根本不存在折抵本金的问题。而袁建荣以80万元的路虎”高额”抵顶本金120万元，已经严重的侵害了高国强的利益，因此，该路虎车抵顶的是本金，而不是利息。加上另一台抵账奥迪车，两辆车一共才是抵顶了160万元，距离2()G万元的本�尚有40万元本金款没有偿还。所以，高国强作为受害人并没有从中获利。其抵账所得的机动车是合法的，不存在返还的说法。其次，袁建荣的刑事判决书中的受害人，多会认定受害人出借了多少、得到偿还多少、尚欠本金额多少等等信息。而该刑事判决书在认定高国强出借2GG万元的事实上，但并没有认定高国强的200万本金已经全部偿还，并额外获息。因此，高国强只要其本金没有得到全部偿还时，其所持有的两辆机动车是应当折抵本金的，只有超过本金时，超出部分才应当追缴退赔其他受害人。因此，如果高国强所获的退赃已经超过本金，那么其超出部分早就会被追缴，根本不需要袁建荣主张。综上所述，机动车为动产，所有权自交付之曰起转移，除非双方有特别约定。本案机动车经两次合法交易，所有权已经转移至高国强名下，因此马ＸＸ主张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判决。
马Ｘ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袁建荣、高国强立即归还马ＸＸ绿色英国路虎车（车号×××)1辆或支付80万元；2.依法判令高国强赔偿马ＸＸ经济损失40万元；3.由袁建荣、高国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各方均认可马ＸＸ于一审庭审中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解除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2日，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车辆买卖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马ＸＸ）自愿将其一辆绿色的英国路虎车（车号：×××)卖给乙方(袁建荣），总价80万元，乙方在三个月内将车款付清。此车在2012年5月22日前引发的一切责任事故由甲方承担，乙方概不负责，从2012年5月22曰引发的一切相关事宜均由乙方全部承担，甲方概不负责，甲方积极主动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马ＸＸ向袁建荣交付了车辆，袁建荣当日与高国强签订车辆抵账协议，该协议约定：”一、甲方（袁建荣）将其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作价为人民币40万元；二、甲方将其一辆绿色的英国路虎车，车牌号为：×××作价为人民币120万元；三、以上两辆车在2012年5月22日前发生的一切责任事故由甲方承担；四、以上两辆车在2012年5月22日后所发生的一切责任事故由乙方承担。五、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办理过户手续。”原、被告在该抵账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后有手写的字迹一行：”备注：路虎车与奥迪车的过户须在10个工作日完成。”袁建荣对该行字迹不予认可，但对以车抵债的事实予以认可。车辆抵账协议签订后，被告向马ＸＸ交付了两辆车及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表。被告称其未向马ＸＸ交付车辆行驶证。另查明，2011年7月，袁建荣向高国强借款200万，双方并约定了借款利息为月息3%，高国强向袁建荣提供借款。袁建荣借款后一直未向高国强偿还该笔借款本息。2012年5月22日，袁建荣、高国强签订车辆抵账协议，该协议约定：”一、甲方（袁建荣）将其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作价为40万元；二、甲方将其一辆绿色的英国路虎车，车牌号为：×××作价为120万元；三、以上两辆车在2012年5月22日前发生的一切责任事故由甲方承担；四、以上两辆车在2012年5月22曰后所发生的一切责任事故由乙方（高国强）承担。五、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办理过户手续。”袁建荣、高国强在该抵账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后有手写的字迹一行：”备注：路虎车与奥迪车的过户须在10个工作曰完成。”袁建荣对该行字迹不予认可，但对以车抵债的事实予以认可。车辆抵账协议签订后，袁建荣向高国强交付了两辆车及车辆的行驶证、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表。2014年1月22曰，一审法院在强制执行（2013)新民二初字第208号高建民诉马Ｘ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中，依法扣押了×××号路虎越野车一辆。高国强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该车车辆所有杈已经转移，其拥有合法的所有杈。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3)新执异字第208-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高国强的执行异议成立，中止对×××号路虎车的查封、扣押。再査明，袁建荣于2011年6月20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乌审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1年6月23日被乌审旗公安局取保候审，2012年6月27日经乌审旗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乌审旗公安局执行逮捕。2014年6月13曰，袁建荣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鄂尔多斯巿乌审旗人民法院以（2013)乌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在该判决书第92�第18项中载明：”2011年7月28曰，被告人袁建荣以月息3%的利率向高国强吸收资金200万元。”袁建荣不服，上诉至鄂尔多斯巿中级人民法院，鄂尔多斯巿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ＸＸ以袁建荣、高国强转让车辆所有权恶意串通，且与袁建荣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后约定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袁建荣、高国强立即归还车牌号为×××一辆或支付购车款80万元，判令高国强赔偿马ＸＸ经济损失4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及袁建荣、高国强签订的《车辆抵账协议》均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系有效合同。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后，马ＸＸ向袁建荣交付了车辆，但袁建荣未按合同约定给付马ＸＸ购车款，对马ＸＸ解除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袁建荣与高国强签订了车辆抵账协议系基于袁建荣�高国强借款一直未偿还的事实，且双方的抵偿债务的价格远远高于马ＸＸ与袁建荣买卖车辆的价格，虽然两份协议系签订于同一天，但也不足以证明袁建荣、高国强签订的车辆抵债协议系出于恶意，马ＸＸ称袁建荣、高国强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马ＸＸ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未约定所有权保留，因此，高国强依据有效的车辆抵债协议取得了涉案车辆所有权，马ＸＸ请求返还车辆，因车辆已转移所有权于高国强，不适用返还，对马ＸＸ请求袁建荣、高国强归还车辆的诉请，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釆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马ＸＸ履行了交付车辆的合同义务，袁建荣未依合同约定给付马ＸＸ购车款，袁建荣客观无法返还车辆，对马ＸＸ要求袁建荣支付其购车款80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同时，马ＸＸ可请求袁建荣赔偿其损失，但高国强依据合法的协议善意取得了车辆所有权，袁建荣、高国强之间也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高国强对马ＸＸ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对马ＸＸ单独请求高国强赔偿其损失人民币40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马ＸＸ与袁建荣间的《车辆买卖协议》；二、袁建荣于判决生效之曰起十曰内支付马ＸＸ购车款80万元；三、驳回马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00元，由马ＸＸ承担2633元，由袁建荣承担526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査明的事实除另查明部分之前关于袁建荣与高国强签订的《车辆抵账协议》的有关表述外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的（2013)新执异字第208-1号执行裁定书中所涉车辆车牌号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将其表述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1曰作出（2014)新民四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关于车牌号为×××，该判决在本院认为中认定：”高国强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顶账协议》及袁建荣与马ＸＸ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均系有效合同。从马ＸＸ交付车辆与袁建荣时，袁建荣即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之后袁建荣又与高国强签订了车辆顶账协议，将车辆交付给高国强，高国强依有效的车辆抵账协议合法地取得了车辆的所有权。”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关于车牌号为×××，在一审法院分别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的（2013)新执异字第208-1号执行裁定和2015年12月21日作出的（2014)新民四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中，均认定本案所涉《车辆买卖协议》及《车辆抵账协议》合法有效，该车的所有权已自马ＸＸ交付给袁建荣时起转移，因该两份法律文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故马ＸＸ提出其对该车现仍享有所有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提出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执行裁定认定事实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马ＸＸ提出其与袁建荣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并
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釆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据该法律规定，自马ＸＸ与袁建荣在该协议上签字时，该协议成立并生效，且双方并未对合同的生效进行约定，故马ＸＸ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马ＸＸ提出一审法院判决逻辑错误的上诉理由，一审法院依据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判决由袁建荣给付马ＸＸ购车款80万元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马Ｘ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0元，由上诉人马Ｘ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金平
审判员 李 娜
审判员 周 纬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子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