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仓行初字第156号
原告朱敏，女，198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代理人李健，四川洪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华林，男，196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现住福建省长乐市鹤上镇，系原告朱敏的继父。
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法定代表人林中，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宁华、严灵晶，长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福建省长乐市利德针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鹤上镇。
法定代表人李春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姣霞，该公司员工。
原告朱敏不服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健、袁华林、被告委托代理人严灵晶、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胡姣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榕航人社伤险（不）字（2015）04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李发菊系福建省长乐市利德针织品有限公司的清洁工，其于2015年1月17日23时20分在长乐市鹤上镇路北村利德纺织厂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因李发菊于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期间请假未上班，故李发菊于2015年1月17日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不予认定为工伤。
被告提交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
A1、工伤认定申请表；
A2、李发菊、朱敏、袁华林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A3、调查表，A1-A3证明原告朱敏为死者李发菊向被告�起工伤认定申请；
A4、授权委托材料，证明原告的授权情况；
A5、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第三人的主体资格；
A6、书面证明；
A7、工资发放便条，A6-A7证明李发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
A8、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A9、死亡证明、火化证；
A10、司法鉴定意见书，A8-A10证明李发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A11、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受理李发菊的工伤认定申请；
A12、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出举证通知书；
A13、反馈书及附件，证明第三人否认李发菊的劳动关系；
A14、工伤认定补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要求原告补正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A15、原告第二次提交证据材料清单；
A16、工资发放便条；
A17、利德纺织通讯录；
A18、工资卡明细；
A19、调取证据申请书；
A20、林贤芬《调查笔录》；
A21、祝光英《调查笔录》
A22、袁华林《调查笔录》；
A23、厂服照片；
A24、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A15-A24证明原告补正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A25、林贤芬《询问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进行调查核实；
A26、考勤表；
A27、请假条；
A28、轮班长交接表；
A29、证言证词；
A30、蔡继秀《询问调查笔录》；
A31、陶学梅《询问调查笔录》；
A32、何大艳《询问调查笔录》，A26-A32证明第三人提供证据证明李发菊发生事故当天未上班。
A33、榕航人社伤险（不）字（2015）04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被告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据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
原告诉称，其母李发菊为第三人公司职工，自2011年起就职于该公司从事络筒、挡车、清洁等工作，早、中、晚三班轮流交换。2015年1月17日当值夜班，其在上班途中遇车祸死亡，公安机关认定李发菊不负事故责任。原告申请工伤认定，但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违背客观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偏袒第三人。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榕航人社伤险（不）字（2015）04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举证如下：
B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情况；
B2、鹤上镇莲花村村委会证明；证明该证据系莲花村村委工作人员经充分调查了解后出具，具有可信性；
B3、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证明，证明李发菊出事后第三人公司人事部出具证明并盖章，此章与李发菊、林贤芬工作厂牌章完全一致；
B4、工作牌和发放工资便条，证明可以否定李发菊16日-20未上班的证言；
B5、利德纺织有限公司通讯录，证明何大艳电话自5月后停机（可能公司授意）；
B6、13015752394号手机的通话详单，证明2015年1月17日晚何大艳打电话给袁华林，及袁华林的通话记录；
B7、李发菊身份证复印件及工资卡复印件，证明经第三人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确认后在复印件上盖章证实；
B8、交通事故死者家庭情况调查表，证明证明李发菊家庭人员情况；
B9、企�登记基本情况表，该证据证明第三人原为“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在2013年名称变更为“福建省长乐市利德针织品有限公司”，其否认从未用过“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人事部”印章系撒谎；
B10、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B11、死亡证明、火化证，B10-B11证明李发菊交通事故死亡
B12、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账号（卡号）与公司确认的工资卡一致，证明李发菊工资发放情况；
B13、对证人林贤芬的调查笔录、林贤芬在福建省利德纺织有限公司的工作厂牌；
B14、对证人祝光英、袁华林、李光荣的调查笔录及李发菊在公司上班的�装照片，B13-B14证明证明李发菊在公司上班多年，公司原为“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林贤芬的工作厂牌章与公司盖的印章一致，且均能证明事发时李发菊系在上夜班的路上，并没有请假；
B15-B16、18980320148号手机的通话详单、录音打印件，证明利德纺织有限公司通讯录的真实性；
B17、记工本复印件，证明李发菊1月11日至16日上班情况，也与前面工资便条相印证；
B18、证人李光荣到庭作证，证明事发当天李发菊上夜班。
被告辩称，第三人最终确认了与死者李发菊的劳动关系，认可死者李发菊系第三人利德公司的清洁工，争议的焦点为李发菊2015年1月17日晚上11点20分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为了证明李发菊系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原告提交了长乐市鹤上镇莲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盖有“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人事部”公章的《证明》，及邻居祝光英《调查笔录》、曾经工友林贤芬《调查笔录》、李发菊丈夫袁华林《调查笔录》。因林贤芬已于2014年8月份因为工资问题离开利德公司，其对李发菊2015年1月份的上班情况无法清楚知晓，且林贤芬在答辩人处的《询问调查笔录》表示，系听袁华林说李发菊在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因此被告未采信林贤芬的证言；因被告无法核实第三人利德公司是否使用过“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人事部”的公章，对盖有该公章的《证明》无法予以确认；因袁华林长期在鹤上镇莲花村光荣石材厂上班，而光荣石材厂法定代表人系莲花村村委�成人员，村委会的证明材料系根据袁华林所述作出的，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第三人公司提供的四张《考勤表》、三张《请假条》、两张《络筒车间轮班长交接表》、两份《证言证词》、蔡继秀《询问调查笔录》、陶学梅《询问调查笔录》、何大艳《询问调查笔录》可以确认，死者李发菊于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期间因生病请假未上班，故死者李发菊于2015年1月17日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被告作出的榕航人社伤险（不）字（2015）04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不存在依法应当被撤销的情形，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死者李发菊是第三人公司的员工，关于事实部分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双方无争议的法律事实为：原告之母李发菊系第三人公司的员工，其驾驶两轮自行车于2015年1月17日23时20分在长乐市鹤上镇路北村利德纺织厂路段与案外人陈照林驾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公安机关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肇事车辆驾驶人陈照林负事故全部责任，李发菊不负事故责任。2015年3月6日，原告（死者女儿）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2015年5月11日，被告作出榕航人社伤险（不）字（2015）04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内容前文已述。
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李发菊在其请假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依据是否充分？
双方围绕争议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证据A26真实性、�法性均有异议，考勤表上没有职工的签名，没有按表中的规定做记号，没有审核人的签字，表上没有制表的年份；证据A27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是李发菊自己写的请假条，请假条上写的是利德纺织有限公司，与所盖的公章名称（利德针织品有限公司）不符；证据A28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交接表虽然有体现李发菊请假的表述，但请假那一栏空白，关于李发菊请假的表述是写在生产情况栏中；证据A29证言证词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A30、A3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李发菊事发当天请假了，被调查人并非亲眼所见，其陈述是他人告知；证据A3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异议，被调查人也陈述李发菊没有当面签字。
被告对证据B2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内容有异议，因李发菊丈夫袁华林长期在鹤上镇莲花村光荣石材厂上班，而该厂法定代表人系莲花村村委组成人员，村委会的证明材料系根据袁华林所述作出的，不足为证；证据B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无法确认第三人是否使用过该人事部印章，无法确认该份证明的真实性，第三人之前的名称确实曾经是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证据4财务部的章有异议，何大艳的签字与在调查笔录上的签字不一致，对人事部公章的合法性被告也存在异议，被告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的李发菊的厂牌认可，证据5形式真实性有异议是单方制作，无法确认，证据6通话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是袁华林的通话记录，尾数为182是否为何大艳的电话被告无法确认，即使是何大艳的电话，也只能证明有通话过，无法证明通话内容，证据7中的盖章真实性有异议，其他内容无异议，证据13-14中的调查笔录有异议，属于原告自行制作，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工作厂牌、身份证、厂服照片无异议，证据15-16录音内容经当庭播放与文字打印件大体相符，但内容无法证明通话对方的身份，证据17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人的身份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对象有异议，没有证据证明李发菊当天出车祸是否去上班，全程是证人听袁华林陈述的。
第三人对被告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本院分析认为：首先，各方对证据A6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被告在庭审中既主张因证据A6（《证明》）中“福建省长乐市利德纺织有限公司人事部”印章真实性无法确认，进而不能采信该证明关于“上夜班路上发生事故死亡”的内容陈述，同�被告又将该《证明》作为认定死者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之一，对同一证据的采信标准不一，事实认定不清；其次，被告证据A26、A27经第三人确认是其厂方人员单方点名，没有劳动者签名，请假程序应由请假者本人签字后找班长（何大艳）签字，再逐程报批，而何大艳在被告处做的调查笔录中陈述“李发菊没有当着我的面签字”，上述陈述内容亦说明认定死者李发菊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请假缺乏充分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依法具有工伤认定的职权。第三人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中体现的名称变化、A6《证明》中印章内容与李发菊厂牌上印章内容的一致性等基本事实相互印证，已使证据A6（《证明》）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与此相比较，第三人�张存在非工伤情形的证据证明力存在不足。结合本院分析意见，被诉行政行为认定李发菊在其请假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进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依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榕航人社伤险（不）字（2015）045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志高
人民陪审员 王 坚
人民陪审员 徐苏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