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终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小军，男，196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应占义，男，195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士杰，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尚月，河北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克俏，男，1958年12月19日出生，荷兰王国公民，住荷兰王国（BURG.VANVOELDERENLAANN68,4381CA,VLISSINGEN,HOLLAND）。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奕荣，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中飞，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兆祥，男，195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奎，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章明，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承德市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娄兆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蒋华，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小军、应占义因与被上诉人胡克俏、娄兆祥、承德市奥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峰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撤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小军、应占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士杰、潘尚月、被上诉人胡克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奕荣、被上诉人娄兆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章明、被上诉人奥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郭小军、应占义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立案受理后，一审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除一名陪审员外，均被非法定程序所更换，诉讼程序违法，丧失程序公正性，非法无效；（二）一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主张一概不予认定有失公正。1、一审对承德中院、河北高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予认定，偏袒一方，刻意掩盖原诉讼程序的违法性。（1）承德中院判决查明的事实证明了温州中院原案判决程序的违法性及被上诉人之间隐瞒事实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真相。上诉人在承德中院对奥峰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持股权益。诉讼期间，胡克俏曾以证人身份在该案中出具证明，证明其名下华峰房地产公司13.47%部分已经依法转让给了娄兆祥，该案一审判决确认了胡克俏向华峰公司投资200万元和100万元的事实，该委托投资先后由胡克俏变更到娄兆祥、奥峰公司名下并判决奥峰公司对该投资享有偿付义务，胡克俏并未在该程序中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活动。胡克俏提起的原案诉讼是对河北高院正在审理中的同一诉讼标的进行的重复诉讼，是为了对抗河北高院的管辖权。承德中院判决书证明：胡克俏完全知晓上诉人在该诉讼中对奥峰公司持有的华峰公司股权主张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司法解释第81条、第82条规定，胡克俏对上诉人所主张的奥峰公司名下华峰公司的股份如享有独立请求权只能向承德中院依法主张，而不能另行诉讼；原审中，胡克俏、娄兆祥隐瞒了诉讼标的在承德中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隐瞒了其作证事实以及两人之间的表兄弟关系，编造了“娄兆祥未经其同意擅自将委托持股转让给承德奥峰贸易公司”的谎言；温州中院受理案件程序错误并作出与承德中院、河北高院判决相冲突的判决；（2）承德中院判决认定的胡克俏本人的证人证言，胡克俏在检察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内容与原案判决胡克俏的诉讼事由相互矛盾，胡克俏的诉讼事由是虚假编造的，原案判决系虚假诉讼所致。（3）河北高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4、55号判决确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奥峰公司委托持有华峰公司2%、4%的委托持股关系，奥峰公司要支付已分红利，该判决的履行完全需要原案诉讼标的来兑现履行，该委托持股关系决定了上诉人对原案判决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4）河北高院撤销之诉判决是未生效判决，其并没有改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委托持股关系，支付已分红利义务。2、原案判决实际上否认最高法院裁定书的效力。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6号、2327号裁定确认，温州中院判决于2013年6月9日生效、本案二审判决于2013年5月9日生效，奥峰公司、胡克俏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河北高院认定应占义、郭小军与奥峰公司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并无不当，该股份在原案诉讼标的内，一审判决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显然违法；（三）一审对上诉人所提交证据一概不予认定错误。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诸多书证均符合证据要求，原件及加盖工商查档、法院查档印鉴的书证并经法庭质证。一审判决所谓没有原件与案件无关的认定均属颠倒黑白。综上，上诉人与奥峰公司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应占义是奥峰公司40%股权持有人，原案判决侵害二上诉人的民事权益，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温州中院继续审理本案。庭审中，其撤回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
被上诉人胡克俏庭审辩称，本案发生的背景是应占义滥用职权帮助胡克俏赚钱并投资到承德皇家旅游公司，后相应款项又投入到华峰公司。胡克俏被应占义、郭小军胁迫在有关材料上签字。而且，胡克俏最初在华峰公司出资1250万元占25%，后整个项目开发投入2.2425亿元，胡克俏实际投入3023万元。华峰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按照实际投资对股份进行调整，胡克俏的股份稀释到13.47%，郭小军、应占义的股份应按照同比稀释。实体上法院应按照真实股份比例判决；程序上，原案法院管辖没有问题，也不是虚假诉讼，娄兆祥代胡克俏持股却擅自转让股权，胡克俏有权提起诉讼；上诉人提起撤销之诉已经超过六个月期限。上诉人主张的股权多少是另案解决的问题，原案并没有涉及到上诉人在华峰公司持股或者代持股比例问题，隐名的是娄兆祥还是奥峰公司都对上诉人没有利益损害，即原案法律关系与上诉人主张华峰公司的股权无关。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娄兆祥答辩称，同意胡克俏的意见。一审裁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正确，尊重原审裁定结果。华峰公司的分红是根据所有股东的投资额确认分红比例的；娄兆祥在原案陈述均真实，应占义并未在奥峰公司有实际出资，郭小军不是奥峰公司股东，上诉人与原案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实际权益，无论奥峰公司的股份是否包含上诉人份额，实际收益不会减少。
奥峰公司答辩称，同意胡克俏的意见。代持是上诉人和娄兆祥之间的关系，娄兆祥无权处置股权给奥峰公司不影响代持关系的相对性，无效后，上诉人的股权仍由娄兆祥代持，原案也不是虚假诉讼，奥峰公司没有实际运转，受让娄兆祥名下的股权并未支付对价，导致胡克俏的利益被侵害，其提起诉讼完全可能。
郭小军、应占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系胡克俏、娄兆祥、奥峰公司为规避执行行为恶意串通取得的虚假诉讼，并依法予以撤销。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7月24日，胡克俏与娄兆祥签订协议书，约定为华峰公司工商注册需要，胡克俏委托娄兆祥代持胡克俏享有的华峰公司股权，胡克俏将其出资1250万元划到娄兆祥名下，由娄兆祥代表胡克俏出资及代持股份。华峰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该公司于2003年3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该公司为设立登记申请先后递交两套材料。首次设立登记申请后，承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发起人中的胡克俏系荷兰王国华人为由，责令限期改正，华峰公司遂将胡克俏的发起人名称及出资额变更为娄兆祥名下，重新递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娄兆祥系奥峰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2007年11月22日，娄兆祥与奥峰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娄兆祥将其名下的华峰公司13.47%（出资额为673.5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奥峰公司，奥峰公司于合同订立后十五日内向娄兆祥支付转让款673.5万元。华峰公司于同日决议同意娄兆祥将其名下所持该公司13.47%的股权转让给奥峰公司。同年11月25日，华峰公司提出变更股东登记申请。2012年12月17日，胡克俏因与娄兆祥、奥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原案），向一审法院起诉。奥峰公司在原案审理中确认其知道娄兆祥不是所转让的华峰公司股权的真实权利人，且其未就受让的股权支付任何对价。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确认娄兆祥将其代持的胡克俏在华峰公司13.47%的股权转让给奥峰公司的行为无效。该判决生效后，郭小军、应占义于2015年6月23日就原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另查明，郭小军、应占义与奥峰公司委托持股合同纠纷二案，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2011）承民初字第8号、第9号民事判决，分别判决奥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郭小军投资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的投资借款收益、一次性给付应占义投资借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的投资借款收益。因郭小军、应占义和奥峰公司均不服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3年5月22日、2013年5月9日作出（2013）冀民二终字第54号、第55号民事判决（以下分别简称54号判决、55号判决），分别撤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承民初字第8号、第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改判奥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郭小军、应占义分别支付6847520元、3315000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还确认应占义委托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2%股权的委托持股关系。后奥峰公司、胡克俏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分别作出（2013）民申字第2326号、第2327号民事裁定，驳回奥峰公司、胡克俏的再审申请。
后华峰公司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54号判决第三项、55号判决第三项和第四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冀民二初字第9号、第10号民事判决，分别变更54号判决第三项为：奥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郭小军支付1247756元、变更55号判决第三项为：确认应占义与奥峰公司之间具有委托持股关系，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13.47%的股权当中含有应占义的0.44%，变更第四项为：奥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应占义支付545118元。郭小军、应占义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对原案涉及的诉讼标的具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才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郭小军、应占义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委托胡克俏向华峰公司投资300万元，且即使其诉称事实成立，也与原案无关。因原案仅涉及胡克俏委托娄兆祥代持的华峰公司股份向奥峰公司转让的行为是否有效的股权转让纠纷，并未涉及郭小军、应占义所主张的“享有华峰公司的股权利益之比例”的认定，涉诉股权无论是登记在娄兆祥抑或奥峰公司名下，都没有损害郭小军、应占义的利益。因此，郭小军、应占义与原判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判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而郭小军、应占义所主张的投资利益，也已经通过另案解决。综上所述，郭小军、应占义并不具备对原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应予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郭小军、应占义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依法免收。
二审中，郭小军、应占义提交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被上诉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密切相关，应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同时，因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已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9号、第10号民事判决，并裁定驳回华峰公司的起诉。54号判决、55号判决恢复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胡克俏、娄兆祥、奥峰公司亦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四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应予认定。
另外，本案双方当事人一审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均未采信，但经审查，下列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性可以确认，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作为定案证据。郭小军、应占义一审提供的证据：华峰公司两份股份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胡克俏出具的证明、华峰公司（2010）01号、（2011）01号董事会决议、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6、2327号民事裁定书、承德市工商局企业科《说明》、华峰公司银行对账单、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账页、收款收据、银行进账单、胡克俏出具的收据、娄兆祥出具的证明；胡克俏一审提供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1）东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郭小军、应占义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也未提出未生效的质证意见，而胡克俏2011年2月23日询问笔录是该刑事判决书的证人证言，也是54号、55号判决的综合判断证据之一，故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1）东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以及胡克俏2011年2月23日询问笔录应作为证据采纳，但其待证事实能否成立应综合全案综合判断。
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二审另查明：2003年3月10日，华峰公司各发起人股东签署《关于发起设立华峰公司的协议书》，主要载明：决定成立华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股本构成栏目中，胡克俏出资1250万元，占公司的股份比例为25%。其中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因本建设项目涉及投资规模较大，注册资金难以满足工程建设开发需要，经董事会决定需要增加资金投入时，各股东应按时按各自股权比例注入资金，如无法到位的，即根据实际到位资金重新计算股权比例，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胡克俏作为发起人股东之一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华峰公司《公司章程》第七章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额中载明：胡克俏出资12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之后，又修改为娄兆祥出资12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华峰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28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自2003年3月3日至2004年12月13日，胡克俏分14笔向华峰公司投资3023万元，华峰公司提供了胡克俏投资的银行进账单、交款单，及华峰公司为其出具的相应收款收据。这些进账单、交款单及收款收据上分别记载资本金、集资款、借款（集资款）、投资款等字样。
华峰公司成立后，2005年3月11日，各股东签订《协议书》，约定：“华峰公司已依法注册成立，各股东出资额与股权比例已在注册文件中注明，现因公司经营尚需增加资金投入，而股东荣光集团有限公司、娄兆祥、林志健表示不再投资，为此，各股东形成如下协议：一、公司总投资以人民币3亿元为准，除注册资本外，其他投资以股东借入公司方式投入。各股东按股权比例同时投资。二、鉴于各股东原有以投资额确定股权比例的约定，因此公司股权比例相应变更，变更后的比例为：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占41%；宏瑞集团有限公司占25%；荣光集团有限公司占5.7%；林光荣占10.5%；娄兆祥占12.5%；林志健占5.3%。股权变更以股东内部转让出资（股权）形式进行，以此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各股东之间有关股权转让变更之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款），均已在本协议签署前结算支付清楚无争议。三、此后公司经营盈亏依本协议第二条股权比例分享分担。四、有关本次股权变更之所有事宜，依本协议约定为准，其他文件与本协议相抵触的无约束力。”各股东在协议上签字确认，其中有娄兆祥的签名。
2005年6月6日，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形成《股东会决议》，其内容为：“一、项目总投资确定为人民币3亿元，该资金全部由股东筹投解决。各股东按自身筹资条件，已各自表明投入公司的资金总额。然后公司按投资3亿元的总额，对照各股东表明的投资数额调整确定了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该新确定的股权比例以总投资额投足3亿元为前提。二、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宏瑞集团有限公司、林光荣依项目实际资金需要，陆续按股比投入资金，直到公司项目运作的总投资达到3亿元为限。如项目最终不需要3亿元总投资，则以各股东实际投入到位的资金比例，作为各股东享受公司利润和承担公司亏损的唯一有效的份额依据。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只有在总投资额达到3亿元时才作为股东享受利润和承担亏损的依据。三、股东娄兆祥、荣光集团有限公司、林志健的投资额，以原出资数额为限，不增不减。四、股东投入的资金，自到位之日起计息。股东投资利息以相关规定结算。利息计入股东内部结算利润的成本。五、项目结算或公司清算时，首先退回各股东注册资本外的投资本息，注册资本的退回和结算，依公司法办理。六、本决议同时作为股东协议组成部分，对各股东均有合同约定的法律效力。本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分发各股东，每份具有同等效力。”同意决议的股东签字一栏中，各股东签名确认，其中有娄兆祥的签名。
2007年9月22日，娄兆祥与奥峰公司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合同》，娄兆祥同意将所持华峰公司13.47%（673.5万元）的股份以1：1的价格转让给奥峰公司。2007年11月22日，娄兆祥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合同》，娄兆祥同意将所持华峰公司11.53%（576.5万元）的股份以1：1的价格转让给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2007年11月22日，华峰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奥峰公司认缴出资额为637.5万元，持股比例为13.47%。
2008年8月22日，华峰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修正前后奥峰公司出资数额及股权比例均为673.5万元、13.47%，未发生变化。
2010年8月16日，胡克俏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今收到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资金：300万元（叁佰万元整）。其中：应占义100万元整，郭小军200万元整，此资金已于2003年投入。”2010年9月8日，娄兆祥补写证明一份，载明“应占义、郭小军向华峰公司投资300万元，应占义100万元，郭小军200万元，在奥峰公司名下。股份另行核准。”2010年9月8日，奥峰公司出具一份盖章的“委托持股证明”，载明：“郭小军、应占义于2003年3月在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为设立公司募集资金时通过胡克俏出资300万元人民币认购华峰公司股份（郭小军出资200万元，应占义出资100万元）并委托胡克俏持股，由郭小军、应占义承担投资风险。后胡克俏将其股权及委托持股转移给娄兆祥，娄兆祥又将股权及委托持股转移给承德市奥峰贸易公司。现我公司依旧代郭小军、应占义持有承德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00万元人民币持股，其投资风险和权利义务由贰人承担。”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冀民二初字第9号、第10号民事判决后，郭小军、应占义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9号、第10号民事判决，驳回华峰公司的起诉。
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小军、应占义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由于客观原因导致第三人未参加诉讼；二、有证据证明生效裁判的主文内容错误；三、错误裁判损害了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四、六个月内向原裁判文书作出的法院起诉。为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案外人的民事权益未受到生效裁判主文部分的影响或者其民事权益可以通过另诉解决的，不应允许案外人提起撤销诉讼。
本案中，胡克俏是华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娄兆祥是胡克俏在华峰公司的股权的名义持股人的事实不仅得到娄兆祥的认可，也与郭小军、应占义提供的下列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华峰公司首次设立登记申请的工商资料证实胡克俏曾作为华峰公司发起人办理工商登记；承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科出具的《说明》证实胡克俏在华峰公司的股权转由娄兆祥代持的必要性；华峰公司（2010）01号、（2011）01号董事会决议证实胡克俏在娄兆祥“转让”股份而由奥峰公司持有华峰公司13.47%股权后仍作为华峰公司董事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奥峰公司出具给郭小军、应占义的《委托持股证明》证实郭小军、应占义“最初委托胡克俏持股，后胡克俏将其股权及委托持股转移给娄兆祥，娄兆祥又将股权及委托持股转移给奥峰公司”；胡克俏2011年2月23日询问笔录也陈述娄兆祥代其持有华峰公司股份。同时，结合胡克俏2011年2月23日询问笔录陈述的其最初是奥峰公司实际控制人、娄兆祥是名义股东以及奥峰公司并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娄兆祥与奥峰公司之间并无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娄兆祥与奥峰公司的股权转让目的仅是变更华峰公司股权的名义持股人。因此，郭小军、应占义最初委托胡克俏代持华峰公司股权，胡克俏因故将股权转由娄兆祥代持，再转由奥峰公司代持的事实清楚，胡克俏在华峰公司股权的名义持股人发生变化后，郭小军、应占义曾要求奥峰公司对其实际出资情况书面予以确认，但奥峰公司的书面确认并不改变郭小军、应占义与胡克俏、娄兆祥之间原先的双重代持关系。正如54号、55号判决所认可的，郭小军、应占义享有的是对名义持股人的股权收益（返还）请求权，并非要求将自己变更为华峰公司的股东。原案判决仅涉及胡克俏作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持股人娄兆祥、奥峰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无论胡克俏在华峰公司的股权名义上由谁持有，均不损害郭小军、应占义的民事权益，郭小军、应占义可以直接向娄兆祥主张股权收益支付请求，在娄兆祥拒绝的情况下，也可以代位行使胡克俏对娄兆祥的股权收益支付请求权，其民事权益并未受到原案生效判决主文内容的损害。事实上，郭小军、应占义庭后提供的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承中执异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以及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8执异19、23号执行裁定书均表明，原案判决后，执行法院裁定驳回了胡克俏根据原案判决提起的针对其在华峰公司的股权以及股权收益之查封和强制执行措施的执行异议，而且裁定驳回华峰公司、奥峰公司根据原案判决提起的执行异议，54号、55号判决项下的股权收益执行并未受到原案判决的影响。就未列入54号、55号判决项下的股权收益，根据前述分析，郭小军、应占义可以向名义持股人提起新的诉讼获得救济。因此，郭小军、应占义的民事权益未受到生效判决主文部分的损害，原审据此裁定驳回郭小军、应占义的起诉并无不当。
至于郭小军、应占义主张的原案诉讼为虚假诉讼一节，因虚假诉讼一般以原案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并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为基本要素。根据前述分析，原案诉讼结果并未实际上损害案外人的民事权益，缺乏虚假诉讼的基本要素。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57号、（2015）民二终字第358号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自2003年3月3日至2004年12月13日，胡克俏分14笔向华峰公司投资3023万元（含股权投资款1250万元），而郭小军、应占义除最初投入的300万元外并未追加投资，再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1）东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以及胡克俏2011年2月23日询问笔录，本案所涉的300万元股权投资款与应占义滥用职权行为相关联，本案尚不能排除胡克俏提起原案诉讼另有原因。
此外，郭小军、应占义也无证据证明其已在六个月内向原裁判文书作出的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时间条件。
综上，郭小军、应占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国华
代理审判员 肖建光
代理审判员 赵恩勰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