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湘09刑终216号
抗诉机关湖南省南县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鲁瑜，男，土家族，1971年12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中专文化，个体工商户。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1日被逮捕，同年8月22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8日经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8日经南县人民法院决定被监视居住。
原审被告人黄祖珍，男，汉族，1961年11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高中肄业文化，个体工商户。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同年6月16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8日经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8日经南县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同年6月18日经南县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曹拥军，女，汉族，1968年12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小学文化，无业。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4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8日经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8日经南县人民法院决定被监视居住。
原审被告人余敬清，男，汉族，1967年11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4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8日经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8日经南县人民法院决定被监视居住。
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审理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2016）湘0921刑初106号刑事判决。南县人民检察院不服，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于2016年10月24日通知检察机关阅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周玉莲、伍倩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07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鲁瑜在何某友（在逃）的介绍下，窜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荔浦县加入“连锁经营销售”模式的传销活动，按层级发展人头，获得分红返利。先后发展下线人员何某华、董某（均在逃），然后采取通过下线人员再发展下线人员分层级继续发展下线的模式，发展被告人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及余某凤、余某珍、田某需、郭某林（均另案处理）、肖某萍、丁某军、宋某军（均在逃）、宋建某、刘某群（均已判刑）等人加入。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均发展30名以上人员加入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中鲁瑜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资金150余万元，从中非法获利29万余元；黄祖珍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资金24.59万元，从中非法获利共计27万余元；曹拥军非法获利共计10余万元，除自己收受2万元外，其余的钱都由其丈夫余敬清分得；余敬清共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47.09万元，从中非法获利17万余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宋建某的证言、转帐记录、辨认笔录、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抓获经过、户籍证明、同案人刑事判决书、原审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的供述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以连锁销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三十人以上参与，且层级均在三级以上，骗取财物，实施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曹拥军、余敬清犯罪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考虑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有再犯罪的危险和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均可以宣告缓刑，四被告人因犯罪行为所取得的利益，依法应当予以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鲁瑜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二、被告人黄祖珍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被告人曹拥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四、被告人余敬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五、依法追缴被告人鲁瑜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九万元，依法追缴被告人黄祖珍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七万元，依法追缴被告人余敬清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七万元，依法追缴被告人曹拥军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万元，上缴国库。
南县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下线已超过120人，应认定为犯罪情节严重，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导致量刑畸轻，请求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2007年至2011年期间，原审被告人鲁瑜在何某友（在逃）的介绍下，窜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荔浦县加入“连锁经营销售”模式的传销活动，按层级发展人头，获得分红返利。先后发展下线人员何某华、董某（均在逃），然后采取通过下线人员再发展下线人员分层级继续发展下线的模式，先后发展原审被告人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余某凤、余某珍、田某需（均另案处理）及郭某林（另案处理）、肖某萍、丁某军、宋某军（均在逃）、宋建某、刘某群（均已判刑）等人加入。
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07年至2011年期问，原审被告人鲁瑜在何某友的介绍下，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荔浦县加入“连锁经营销售”模式的传销活动，按层级发展人头，共发展何某华、董某、宋建某、刘某群等30名以上人员加入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共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资金150余万元，从中非法获利29万余元。期间，原审被告人鲁瑜于2008年年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升为“连锁经营销售”的“高级业务员”，为其上线管理该传销网络，组织网络成员开会，管理下线人员，先后在湖南省长沙市、龙山县等地召开连锁销售高管人员会议并授课，传授传销经验，强调管理制度。
（二）原审被告人黄祖珍于2007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加入“连锁经营销售”后，通过采取下线人员再发展下线人员分层级继续发展下线的模式，先后发展了张某贵（网名“罗大佑”）、杨某兰（网名“杨飞”）（均在逃），李某华、覃某富、杨某群、李某群等30名以上人员加入且层级在三级以上，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资金24.59万元。被告人黄祖珍加入该传销组织后，非法获利共计27万余元。
（三）2008年，原审被告人曹拥军在余某凤的介绍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加入了“连锁经营销售”模式的传销活动。2008年至2011年期间，曹拥军发展了下线人员余敬清，余敬清先后又发展了宋建某、余某庆等30名以上人员加入且层级在三级以上。曹拥军从中非法获利共计10余万元，除自己收受2万元外，其余的钱都由其丈夫余敬清分得。
（四）2008年至2011年期间，原审被告人余敬清在曹拥军的介绍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加入“连锁经营销售”模式的传销活动。之后余敬清通过采取下线人员再发展下线人员分层级继续发展下线的模式，先后发展了下线宋建某、余某庆、刘某群、刘某洲、丁某军等30名以上人员加入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共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47.09万元，从中非法获利17万余元。
2014年4月28日，原审被告人曹拥军、余敬清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抓获经过及到案说明，证明2014年7月31日鲁瑜被抓获归案；2014年3月23日黄祖珍被抓获归案；2014年4月28日，曹拥军、余敬清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参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事实。
2、辨认笔录，证明同案人辨认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情况。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2008年8月起至2011年6月，鲁瑜通过银行账户共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的资金数额共计150余万元；2010年3月12日起至2011年5月30日，黄祖珍通过银行账户共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的资金为24.59万元；2009年3月7日起至2009年3月8日，曹拥军通过银行账户共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的资金为1.8万元；2010年5月30日起至2011年2月28日止，余敬清通过银行账户共收取下线人员购买连锁销售产品的资金为47.09万元。
4、身份证明材料，证明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的个人信息。
5、（2014）南法刑初字第13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宋建某、刘某群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刑罚情况。
6、《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公安机关追缴鲁瑜违法所得l3万元；追缴黄祖珍违法所得18万元；追缴曹拥军违法所得2万元；追缴余敬清违法所得8万元。
7、证人余某珍的供述，证明鲁瑜在“连锁经营销售”中是高级管理人员。她的下线有南县的“军军”（即曹拥军），曹拥军之后发展了其老公余敬清（网名“胖哥”），余敬清之后又发展了宋建某。在余某珍任二级、三级“高级业务员”期间曹拥军、余敬清分了1万块钱给她。
8、证人宋建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2、3月他受余敬清之邀在荔浦县加入连锁销售，成为下线。鲁瑜是他们这个传销网络进行管理的幕后人员，是统管，负责下面所有的事情。他们一般是在约定的宾馆交钱给鲁瑜。2012年7、8月，连锁销售的人员在荔浦达到几千人，当地房租上涨，政府要他们离开荔浦。鲁瑜在云南曲靖开了会，对连锁销售的人员进行了分配。当时余敬清、郭某林的下线交给了黄祖珍，要黄带到福建莆田，黄祖珍是在福建莆田的负责人员。
9、原审被告人鲁瑜的供述，证明何某友是他们这个“连锁经营销售”的负责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何某友安排的，包括他去广西荔浦也都是何某友带的。他2008年参加“连锁经营销售”后到了广西荔浦，并叫了他朋友董某参加后直接购买了11份产品。何某友介绍了何某华给他认识，之后他发展何某华成为了他的下线。何某华参加“连锁经营销售”后共发展了两条线，一条是福建人黄祖珍发展的“罗大佑”、“杨飞”、“大雨”（均为网名）等下线；另一条是湖北人肖某萍、陈某美、“芊芊”、“丁老怪”等下线。在2008年年底他升为“高级业务员”以后，何某友就要他管理好自己的下线，并开始要他收取下线人员500元一份的产品费，然后再交给何某友。何某友还要他组织下线的“高级业务员”和另外两条线的“高级业务员”开会。他已经是高级业务员三级出局，在他任高级业务员期间收取下线人员以及发展的下线人员的人头费、入会费、产品费共计150.146万元，共计100余人。购买连锁销售产品520份，按照分红计算他可以获利29.933万元。他还担任连锁销售的网管，在这条线上的网管还有黄祖珍、郭某林、余敬清、宋建某。这些人都是网络中的高级业务员了，负责自己的下线，收取产品费再一级一级上交给他，他再交给何某友。
10、原审被告人黄祖珍的供述，证明他是2006年12月份开始接触连锁经营，在2007年春节后正式加入，在2010年2、3月升级为高级业务员，并在2011年8、9月离开广西荔浦县回到莆田市江口镇成立隆力奇直销代理。2007年春节后，他到广西荔浦县成为何某华的下线，同年下半年，他发展哥哥黄某耀、妹妹黄某华，但是没有发展好。2008年没怎么发展，但他还留在荔浦给新学员讲课。2009年春节后，何某华介绍了张某贵（网名罗大佑）、杨某兰（网名杨飞）成为他的下线，之后陆续发展了张、杨二人的亲友加入，他于2010年2、3月由张某贵这条线升为高级业务员，于2011年在杨某兰这条线升级为高级业务员。2011年8、9月份，何某华带领龙山县籍的所有人包括张某贵、杨某兰去云南发展连锁销售，他就回到莆田参加了隆力奇产品的连锁销售。2011年底，宋建某把在广西做连锁经营下线人员一起带到莆田做隆力奇产品，一直到2013年6月。600份产品以上的为高级业务员。级别由低到高分别为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高级业务员。他还通过建设银行给鲁瑜打过款购买产品，他的下线没发展一名业务员，就要交500元产品费用给鲁瑜，鲁瑜是总负责人。何某华有两条下线：一是他，二是丁某辉（丁老怪）。丁某辉有下线肖金萍和郭某林。肖某萍有下线陈某美，陈的下线是余某凤、余又发展姐姐余某珍，余某珍发展了曹拥军，曹拥军发展了余敬清，余敬清发展了宋建某、宋建某发展了刘某群，这些人在2009年的时候都做到了高级业务员出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上的转账记录都是他在连锁销售中下线打给他的钱，他收取的钱都按照每个人的第一份产品扣除500元的费用付给鲁瑜后，余款按照上线人员占45％、返还下线55％的比例分款。在他参加连锁销售过程中，共获利27.7012万元。
11、原审被告人曹拥军的供述，证明曹拥军发展了下线余敬清，余敬清之后发展了宋建某，宋建某之后发展了余某庆、余某甲、余某乙、余某丙等约五十人。“连锁销售”根本没有东西要销售，就是靠发展人头，收取加入人购买1-21份产品的钱。“产品”实际上没有东西，“连锁销售产品”只是一种模式、一种理念。她是2010年2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的，她的上线余某珍、余某凤、陈某美、肖某萍、鲁瑜都是“高级业务员”。她升“高级业务员”后可以获得3.211万元，但是她实际只获得了2万元的收入。按照算法，在她任“高级业务员”以后应该获得16万元的收入，但是这些钱她都没有拿过，都是她老公余敬清在处理。
12、原审被告人余敬清的供述，证明连锁销售行业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有具体的办公地址，就是叫做“连锁销售”，2011年9月份前他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荔浦县发展。连锁销售的运作方式是每个人只要发展3个人做下线，发展的这3个下线再由他们各自继续发展下线，依此类推。连锁销售的登记制度很明确，规定按照销售量来分级，投资3800元购买一份产品才有加入资格，其中500元为产品费，之后2-2l份投资为每份3300元。要加入这一行至少要买一份，最多只能买21份。他购买了3份，花了10400元。购买产品的份数是根据参与者的需要来买的。只要他和他的下线一共购买1-2份后就可以升级为业务员，购买3-9份就可以升级为组长，购买10-64份就可以升级为主任，购买65-599份可以升级为经理，购买600份及以上为“高级业务员”，总共五级。经理又分为一级经理、二级经理，三级经理等。按照销售数量来算只要是销售量在65份以上的，在一条线上的叫做经理，经理最少都是三、四级。经理下面还有小于65份大于10份的主任，主任又按照销售数量来算只要是销售量在10份以上的，在一条线上的都叫做主任，主任也分为一主任、二主任。他们网络中缴纳的钱除500元购买产品费外其余的钱由“高级业务员”分配，其中55％返还下线，45％由上面“高级业务员”按出局制分配。这500元购买产品的费用是在任一级“高级业务员”时交给一个叫鲁瑜的人。他开始加入这个行业后，于2008年发展了余某庆、2009年发展了宋建某做下线。之后余某庆发展了余某甲、余某乙、余某丙、杨某等人；宋建某发展了丁某军、刘某群、刘某洲、田某友等人。他在担任“高级业务员”期间负责他的下线人员购买产品费用的管理，下线把钱打到他的邮政银行卡上面之后，他按照连锁销售的要求进行分配。他们销售的产品没有牌子，产品也肯定没有500元价值，而且他们只有在第一次购买时才需要购买产品，其实就是经营一种模式，一个理念，没有实际价值的产品销售，当时他们连锁销售的口号就是“产品为辅、模式为主”。他参加连锁销售期间至少共获得26.9万元。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以连锁销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三十人以上参与，且层级均在三级以上，骗取财物，实施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审被告人曹拥军、余敬清犯罪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原审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考虑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有再犯罪的危险和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均可以宣告缓刑。原审被告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因犯罪行为所取得的利益，依法应当予以追缴。
针对抗诉机关提出的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下线已超过120人，应认定为犯罪情节严重的抗诉意见，经查，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鲁瑜等四名原审被告人在宋建某到福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后，继续从宋建某处获取报酬或者返利，故将宋建某在福建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计算为鲁瑜、黄祖珍、曹拥军、余敬清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证据不足。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雷蕾
审 判 员 邹隽
代理审判员 李捷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瞿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