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513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曹玉玲，女，1972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有明，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李继瑾，女，1973年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振亚，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喜林，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玉玲为与被上诉人李继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6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玉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有明律师、王蕾律师，被上诉人李继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振亚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曹玉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支持其提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驳回李继瑾的全部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将代理和代理商的概念混为一谈，不能因为经营模式是从事了两次买卖赚取差价盈利就认为不是“代理商”。2、一审法院未查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股权转让之前，买受人李继瑾已经参加了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经营，对于公司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已经充分了解。事实上双方在移交并签署了转让合同附件二中的防护舱独家代理协议后，对于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从未出现争议。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曹玉玲完全有能力协调法国公司在短时间内将《经销商协议》的合同名称和协议内容调整到李继瑾满意的程度，完全有能力使XX公司拿到李继瑾需要的“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但一审法院的判决破坏了这笔交易的进行。一审法院应在让曹玉玲知晓自己该履行何种义务，而且在知晓后明确表示不愿履行的情况下，才能判决解除合同。案涉合同并无任何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李继瑾没有合同解除权，相反地诉讼前是李继瑾要求继续履行转让合同。4、法国公司明确XX公司是中国代理商，李继瑾知晓代理商合同内容，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中也明确记载XX公司是中国独家经销商，李继瑾自始至终也是知晓的。5、XX公司的代理商资格需要维护的经营行为，不是曹玉玲的义务，法国L公司并未解除XX公司的代理商资质。6、曹玉玲和法国L公司签署咨询协议并未影响到XX公司和法国L公司的经销协议的履行。
被上诉人李继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的股权转让是有前提的，即XX公司必须具有法国L公司独家代理商资格，至少到2020年5月9日。现XX公司不具备这样的资质。上诉人曹玉玲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应予驳回。
一审中，曹玉玲诉讼请求为：判令李继瑾向曹玉玲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30万元。曹玉玲诉称：曹玉玲、李继瑾于2016年3月30日订立了《公司转让合同》。后双方交接工作已按约在2016年4月10日全部完成，且已于2016年4月13日完成在工商的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但李继瑾并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仅于2016年4月13日支付了50万元，后以各种借口拒绝支付，经多次协商未果，致讼。
李继瑾辩称，不同意曹玉玲的诉请，涉案公司转让合同签订的前提为曹玉玲向李继瑾承诺XX公司获得了法国L公司在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且曹玉玲保证合同的签署及履行，不会受到其自身条件的限制，违反其所作的保证及承诺，李继瑾可以选择合同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并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10%向曹玉玲收取违约金。在2016年5月，李继瑾意外发现并经法国L公司确认曹玉玲早在2014年1月1日就与法国L公司签订了为期8年的《咨询顾问协议》，根据该协议，曹玉玲才是法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香港、台湾区域内的唯一代理商，XX公司的地位仅为一个经销商且无法改变。同时，李继瑾获悉XX公司所存的一次性无菌罩产品尚未在中国获得合法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根本无法销售，上述情况在公司转让合同签署前曹玉玲均未向居间人和李继瑾披露，使得李继瑾的公司转让收购目的完全落空。2016年7月至今，李继瑾多次要求曹玉玲将XX公司的股权变更恢复原样，并返还已支付的款项，取消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未果，故李继瑾提起反诉，要求：一、解除曹玉玲与李继瑾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二、曹玉玲向李继瑾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
曹玉玲对李继瑾的反诉辩称，不同意李继瑾的反诉请求。曹玉玲的身份并非总代理商或总经销商，曹玉玲只是咨询顾问，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之间的顾问协议和XX公司与法国L公司之间的经销协议并无任何冲突，法国L公司也认可XX公司在中国地区的独家代理地位。至于无菌防护套，并不属于涉案产品的范围，且根本无需注册。综上，要求驳回李继瑾的反诉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曹玉玲原系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
2016年3月30日，曹玉玲和李继瑾共同签订《公司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曹玉玲将其持有的XX公司（含法国L公司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至少到2020年5月10日）100%股份转让至李继瑾名下；李继瑾同意支付税后价180万元和每销售1台防护舱向曹玉玲指定公司支付2万元咨询服务费的价格受让曹玉玲的全部股权；合同签订后10日内，李继瑾向曹玉玲支付首付款100万元；曹玉玲收到此款10个工作日内，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股权全部转让给李继瑾并办理完毕股权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所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工作，并按合同约定与李继瑾完成所有交接工作；余款80万元将在交接手续完结后3个月内支付；曹玉玲保证本合同的签署及履行，不会受到其自身条件的限制，也不会导致对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判决、裁定、政府命令、法律、法规、契约的违反；违约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变更义务，或者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或其所作的保证和承诺，守约方可以选择本合同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合同，并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10%向违约方收取违约金；双方因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的，首先应由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所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由败诉方承担。
同年4月13日，李继瑾向曹玉玲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当日，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曹玉玲变更为李继瑾，股东由曹某、曹玉玲变更为李继瑾、李某。
此后，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等问题以邮件的形式进行了沟通。
同年5月21日，李继瑾向曹玉玲发送邮件，提出关于防护舱的主要配件一次性无菌套，尚未在中国取得合法注册手续。
同年5月30日，李继瑾向曹玉玲发送邮件，提出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之间的协议可能会影响XX公司与法国L公司之间的代理合同关系，要求调整付款方式，并再次提出一次性无菌套的注册问题。
同年6月2日，李继瑾再次向曹玉玲发送邮件，表示：1、防护套做产品分类界定，根据界定结果处理下一步方案，如果界定为二类，则相关国家行政及检测费用由曹玉玲承担，在交易款项的应付款项中扣除，在界定结果出来之前，除已经支付的50万元款项之外，暂缓支付原定交易款；2、鉴于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之间存在的合同，提出如下解决方案:a)改变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具体方式李继瑾已在上次的邮件附件中发给曹玉玲，这样，曹玉玲可以继续保有原来的合同；b）相关款项按照原合同约定支付，但前提是XX公司直接与法国L公司签订一份新的代理合同，并且曹玉玲原有的合同中对中国代理部分无效。
同年6月3日，曹玉玲回复李继瑾，表示：1、对于解决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之间协议的问题，可以采用XX公司与法国L公司签订一份新的代理合同，且曹玉玲原有合同中对中国代理部分无效的方式解决；2、对于无菌套的注册问题，相关款项按原合同约定支付，第一笔余款尽快完成付款，如果在第二笔款项（80万元）应付日期（6月31日，应为6月30日）之前还没有得到分类界定的结果，在6月31日（应为6月30日）之前李继瑾只付50万元到曹玉玲指定的账户，李继瑾预留30万元作为备款。如果界定为二类，用这笔款支付约定的相关注册费用（注册费和检测费），以政府部门出具的发票为准，剩余款项返还到合同上指定的账户。
另，2013年12月15日，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签订《咨询顾问协议书》一份，约定：曹玉玲将代表法国L公司在特定区域内寻找国际经销商，评估市场潜力，为当地注册事务和政府审批提供相关建议，服务期限为8年；曹玉玲将尽力开展尽职调查，就放射防护舱及其配件在大中华地区、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销活动进行介绍和建议，包括寻找、聘请及与潜在经销商和组织就新产品进行协商；曹玉玲也同意提供有关国内市场营销评估和本地法规监管审批的建议。在合同期内，曹玉玲将在每个季度协助供应商从经销商处获取市场报告；各方同意且承诺不会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根据本协议从另一方获得的任何保密信息；在不限制上文规定一般适用性的前提下，主经销商将对客户的保密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并且不会直接或间接泄露、传播、公布、发布或者按照与供应商竞争的方式或不符合供应商利益的方式使用或授权使用客户的任何保密信息。经销商进一步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及其后一年，经销商不会直接或间接独立或以任何实体之顾问、合伙人、高管、董事、雇员、合营人、成员、贷方或股东的身份持有、管理或投资任何直接或间接销售、供应、许可或提供与供应商正在制作、开发、许可、生产或经营的任何服务、产品或技术的全部或部分类似、存在竞争或作为其替代品的产品、服务或技术业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从事与供应商产品或业务有竞争关系的事务等。
同年11月10日，XX公司与法国L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一份，约定：在法国L公司与XX公司合作期内，曹玉玲应作为联络人，帮助法国L公司每个季度从XX公司处获取本合同所述的市场报告，法国L公司委任XX公司作为协议区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产品独家经销商；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获得所述区域的中国药监局市场批准，拿到注册证后，XX公司享有独家经销权，但最低采购要求为每年20台防护舱（不包括第一年的5个演示性放射防护舱。本产品在中国药监局完成注册的日期既是本合同的起始日条款条件延长的日期），也是经销商可以开始销售产品的日期；每年，在获得中国药监局市场批准即获得产品注册证的周年日，必须对上文所述的独家经销条款进行探讨；法国L公司应向XX公司提供产品和标签帖附标准；XX公司在其产品上应使用自有品牌标志，同时应保持L和C的标志和徽标同样清晰可见等。
2016年5月9日，法国L公司邀请李继瑾前往法国参加该公司举行的销售会议，在邀请函中，法国L公司提到“XX公司是法国L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销售代表。”
同年5月29日，李继瑾发送邮件给法国L公司的B，询问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之间的关系，次日，B在邮件中回复，曹玉玲是法国L公司的总经销商（邮件原文为MasterDistributor，李继瑾提供的翻译件中将其翻译为总代理商，但此处翻译显然有误）。
同年6月13日，李继瑾发送邮件给法国L公司的S,邮件中提到，再次要求明确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之间的关系。同年6月15日，Sylvain回复到，对于中国，法国L公司首先与曹玉玲-
大中国地区首席代表联系，她负责管理这个区域里法国L公司所有的经销商和专家。
曹玉玲为本案诉讼聘请了（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0月9日向曹玉玲开具金额为3万元的律师费发票。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曹玉玲与李继瑾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确认。李继瑾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基于以下两点：一、一次性无菌套未获得国内注册；二、XX公司并未获得法国L公司的独家代理商资格。
对于一次性无菌套未获得国内注册的问题，从曹玉玲与李继瑾的邮件沟通情况来看，双方已经就此问题达成合意，即使一次性无菌套必须获得国家注册，也是由曹玉玲来承担相关的注册费用，李继瑾不能仅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公司转让合同》。
关于XX公司的代理商资格问题，根据该合同的约定，李继瑾购买XX公司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XX公司获得了法国L公司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至少到2020年5月10日。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XX公司是否获得了法国L公司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本案中，XX公司与法国L公司之间除了上述《经销协议》外，并未另行签订独家代理协议，且从李继瑾与法国L公司的工作人员的邮件往来记录看，XX公司所获得的权限绝非代理权，而是经销权。曹玉玲提出代理和经销系同一概念。所谓经销系双方当事人以出卖人和买受人的身份，约定在一定的区域和期间就特定商品持续进行交易的协议。无论一般经销协议或独家经销协议，均属于买卖合同。经销商系以自己的名义，并为自己的利益，买进商品然后再转卖给第三人。而民法意义上的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故经销与代理具有本质的区别，绝非同一概念。本案中，XX公司与法国L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即使不考虑其名称已经被定义为“经销协议”，从其内容看，1、XX公司并不能单独以法国L公司之名义对外销售，而是需要在产品上使用自有的品牌标示，同时保持法国L公司的标志，若XX公司系代理商，其当然可以直接以法国L公司之名义对外销售；2、XX公司系直接向法国L公司购买防护舱，然后再对外销售给用户，其间存在法国L公司与XX公司之间、XX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两个买卖合同关系，而如XX公司系代理商，一台防护舱销售至用户，就只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即法国L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除上述外，根据经销协议，XX公司的独家代理商资格还附有条件，即最低采购要求为每年20台防护舱，且每年在获得药监局市场批准即获得产品注册证的周年日，法国L公司和XX公司都必须对独家经销条款进行探讨。一审庭审中，曹玉玲和李继瑾都确认至少在2015年度，XX公司并未达到协议约定的最低采购要求，故《公司转让合同》约定的“含法国L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至少到2020年5月10日”这一条件，即使在不考虑“代理商”这一词义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即无法保证这一唯一授权资格可以至少到2020年5月10日。鉴于双方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明确的交易的前提条件并不能实现，故李继瑾要求解除合同和返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的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基于同样的理由，曹玉玲要求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30万元等本诉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曹玉玲与李继瑾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二、曹玉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继瑾股权转让款50万元；三、驳回曹玉玲的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6,500元，减半收取计8,250元，由曹玉玲自行负担；反诉受理费4,400元，由曹玉玲负担
一审判决后，曹玉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曹玉玲与法国L公司签订《咨询顾问协议》，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12月；曹玉玲与李继瑾签订的案涉《公司转让合同》中约定法国L公司唯一授权（XX公司）代理商资格至少到2020年5月9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同年5月10日。除此以外，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曹玉玲补充陈述：1、2015年曹玉玲发送电子邮件给李继瑾，向其披露股权转让合同的附件中明确记载了XX公司是法国L公司在中国的独家经销商。证明李继瑾对于XX公司的独家经销商资格是明确知晓的，仍然进行了后续的股权交易，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曹玉玲对此没有隐瞒，李继瑾对此系明知。2、XX公司的代理商资质是需要维系条件的，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草稿中就此发生了分歧，李继瑾提出根据代理商资质维系条件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曹玉玲不同意，之后双方达成一致确定了股权转让价款为180万元，不附加任何条件。3、截止二审庭审，尽管XX公司在2015年、2016年均未达到销售指标，但法国L公司并未解除XX公司的代理商资质。4、药监局网站备案信息显示XX公司是案涉产品的代理人。5、XX公司从法国公司进货，XX公司先下订单并付款，法国公司再发货。XX公司在国内开展业务时以自己的名义签署协议，并自行定价。客户将货款直接打入XX公司的账户，如出现质量等问题由XX公司出面与客户联系，需要更换配件则从法国公司购买。
二审审理中，曹玉玲提供公证书一册，李继瑾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质证称：不认可曹玉玲主张的全部待证事项。药监局备案的“代理人”并不是指代理商资质，一审期间曹玉玲唯一提到证明XX公司的代理商资质的是一份经销商协议。双方权利义务应以最终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准。李继瑾为此提供当事人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曹玉玲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公证书和微信证据，当事人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对前述证据进行了审查，鉴于待证事项涉及双方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对此予以针对性的阐述。
本案争议焦点为：曹玉玲向李继瑾转让的XX公司是否具备法国L公司的唯一授权代理商资质？李继瑾如明确知晓XX公司仅具备法国L公司的经销商资质是否仍有意愿继续履行系争股权转让合同？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系商事民事法律行为，双方为此经历合同磋商阶段并最终达成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均应予以尊重并恪守。首先，在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了转让标的为XX公司含法国L公司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且合同附件一中也再次出现法国L公司中国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的文字。商事主体在书面合同中对交易标的等合同重要事项理应谨慎起草和慎重处理，将“代理商”和“经销商”误解为同一概念并做出模糊处理和理解，显然是不慎重的。若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在欠缺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理应优先依据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予以处理。其次，XX公司与法国L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表明XX公司系法国L公司的经销商身份。并且，唯一授权代理商资格应由法国L公司与XX公司之间进行特别书面约定。关于此，无论曹玉玲（系以个人名义）与法国L公司2014年11月10日签署的《经销协议》，还是药监局的代理人备案信息，还是经销商会议邀请函，均无法替代和改变。最后，李继瑾在《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期内，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于同年5、6月间即提出了针对性的异议，并在一审中以XX公司不具备唯一代理商资质为由，提出解除该协议、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XX公司确实不具备代理商资质且交易标的不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情况下，理应得到支持。据此，曹玉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900元，由上诉人曹玉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理庸
审判员 黄 英
审判员 杨 苏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陈 月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