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丽民终字第3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治忠。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英。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建昌，浙江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治忠为与被上诉人李秀兰、李红英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5）丽缙民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治忠，被上诉人李秀兰、李红英的委托代理人胡建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俩被告系母女。李振庆（1988年去世）、樊彩菊（1999年去世）生育一子两女，儿子为李兄南，其中一个女儿李俊秀嫁到五云街道下洋村，系刘治忠生母。刘治忠3岁到周村生活，8岁回下洋村读书。李兄南与郑桂文合伙开办缙云县城东物资商店。1993年，因金温铁路建设需要，缙云县城东物资商店需拆迁，在五云镇下双龙村馒头山脚征用了0.5422亩用于建设仓库，先后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房屋占地218平方米，共建四层，建筑面积870平方米。后郑桂文退出合伙。所征得的土地由李兄南、郑桂文平分，各自建房，郑桂文建在东首，李兄南建在西首。1993年9月19日，原告李秀兰丈夫李汝坚去世，同年10月起，李秀兰跟随李兄南共同生活。李兄南于1994年至1995年，1998年至1999年分两次建成四层房屋，期间刘治忠多次投入资金。1999年，李兄南搬进下双龙馒头山脚房屋居住，李秀兰以及刘治忠一家同时入住。2004年，刘治忠搬出下双龙村馒头山房屋。2006年8月12日，李兄南书写《赠与书》将坐落于五云街道下双龙村馒头山脚坐北朝南三间四层房屋的第四层、阁楼以及屋前空基赠与被告李红英。见证人陶某、郑某在《赠与书》上签字。2011年4月19日，李兄南去世。2011年9月，刘治忠搬回下双龙村馒头山脚房屋居住，原、被告发生矛盾。李秀兰起诉法院要求确认下双龙村馒头山脚房屋第一、二、三层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刘治忠停止侵害。原审法院作出（2011）丽缙民初字第1109号民事判决，确认坐落缙云县五云街道下双龙村馒头山脚、郑桂文房屋西边坐南朝北四层房屋中第三层归李秀兰所有，第一层、第二层归刘治忠所有，上下通道共有。刘治忠不服提起上诉。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丽民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认定刘治忠与李兄南之间形成养父子关系，根据李兄南与李秀兰长期同居及刘治忠对案涉房屋建造有所投入等时机情况，确定李兄南享有下双龙村馒头山房屋两层份额，其生前尚未处分的房屋产权份额由刘治忠继承，而对李兄南生前赠与李红英的第四层因不属审理范围不作处理，并维持原判。现刘治忠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李兄南将下双龙馒头山脚房屋第四层、阁楼及屋前过坑空基赠与第二被告的合同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李兄南通过自书形式将自有的下双龙村馒头山脚房屋第四层房屋赠与被告李红英，受赠人李红英接受赠与并入住该房屋，合同自赠与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赠与书中涉及的空基以及阁楼，不属于合法建造范围，故不予处理。原告认为赠与人李兄南受到胁迫、诱逼才书写赠与书，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原告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治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刘治忠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治忠不服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与涉案房屋有密切关系的2、3、5、6号证据不予认定，却片面地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赠与书》，原审法院证据采信不公正，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即《分书》，待证李兄南于1990年将城东物资商店旧房子分给上诉人，《分书》是李兄南的真实意愿，被上诉人也承认《分书》系李兄南亲笔自书，原审法院却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为由而不予认定。但是，被上诉人李红英提交的《赠与书》漏洞百出，多处与事实不符，根本不能代表李兄南的真实意愿，一审法院却采信了。其次，上诉人提供证据3，即照片两张，照片中的房子就是《分书》中提到的城东物资商店的房子，1993年被拆迁安置到下双龙，就是现在的涉案房屋。对该证据，原审法院却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为由而不予认定。第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即《关于治忠下双龙建房投资情况》，和证据6，即《旺相工资清单》，该两份证据证明上诉人亲生父母刘旺相、李俊秀帮助建造涉案房屋，案涉房屋是上诉人家庭用心血和资金铸造的家庭共同财产。但原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同样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为由而不予认定。第四，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7、8、11都是真实的，但原审法院未作调查就不予认定。而且，原审法院未采纳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承认李秀兰以李兄南妻子名义落款的《赠与书》，却否定了李兄南写给上诉人的《分书》。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以致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首先，《分书》代表了李兄南本人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李兄南生前是有意将城东物资商店两间老房子给上诉人。结合《分书》和《关于治忠下双龙建房投资情况》，涉案房屋中的两间四层包含着城东物资商店老房子拆迁所得的赔偿款和被安置的两间房，加上后期上诉人投资的8万元，上诉人应享有案涉房屋三分之二的份额。其次，《赠与书》内容漏洞百出，足以证明《赠与书》并非李兄南自愿所写，而是李秀兰捏造12万元虚假债务诱逼、胁迫的结果。因为上诉人和李兄南建造涉案房屋期间，李秀兰也在周村大建房屋，李兄南还于1996年提供了一大笔资金和水泥板等实物给李秀兰，帮助家境贫困的李秀兰在周村建房。而且李兄南去世后，上诉人在银行查到李兄南2006年12月在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还有人民币存款20082.97元。除此之外，《赠与书》的内容还有许多不实之处：1、李兄南没有因为建房负债，且上诉人自2000年起每年都给生活费，另外在2004年至2006年期间还有房屋出租收入。2、《赠与书》里面提到，李红英出嫁十年因无房居住一家四口一直跟李兄南居住，下面的落款日期是2006年8月12日。正相反，在2014年2月24日李红英和李秀兰的答辩状中却说，李红英在2006年8月后才入住下双龙涉案房屋。3、《赠与书》中“妻李秀兰”是她本人后来镶嵌上去的，李秀兰和李兄南只是简单的同居，对外并未宣称夫妻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李兄南将下双龙馒头山脚房屋第四层及阁楼和屋前过坑18平方米的空地赠与李红英的合同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李秀兰、李红英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并无不当。1、关于分书。分书见中人柯仕湘并非其本人签字，且上诉人陈述分书系李兄南所写，但分书上却载明代笔人为陈法亮，故分书的真实性存疑，另外分书最后落款日尚未完成书写，客观上存在着李兄南意志上尚未作最终决定的情况。另外，分书落款时间节点之后，案涉房屋实际仍由李兄南自身使用，拆迁安置后亦由李兄南主导进行安置房屋建造。故无论分书真伪，李兄南分书落款时间节点之后的事实行为，均已经对分书构成否定。再者，对拆迁前的老房屋，上诉人原始本身不存在份额。所谓分书，本质上属于赠与。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交付前赠与人可行使任意撤销权之规定，无论分书真伪，李兄南分书落款时间节点之后继续使用房屋和主导安置房屋建造的事实行为，已经构成对分书的撤销。致使分书效力丧失。而且，李兄南主导建造房屋期间，答辩人亦与李兄南共同生活，与李兄南共同参与房屋建造。案涉房屋系多种因素介入的结果，与拆迁前的老房屋不具有直接对等性。上诉人所谓分书，与评析本案赠与合同效力本身不存在关联性。一审对分书的认定并无不当。2、关于照片。老房屋照片与拆迁后房屋赠与的效力问题，本身就是风牛马不相及，扯不上关联性，一审以不具有关联性予以排除，并无任何不当。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也向法院提供过此证据，得到法院认定”，并无事实依据，相反在（2011）丽缙民初字第1109号案件中，上诉人亦在该案中提交两张照片，法院亦以缺乏关联性为由不予采信，可见一审对照片的认证并无不当。3、关于治忠下双龙建房投资情况除证明上诉人有投入资金建造案涉房屋的事实外，不能证明其他事实，而旺相工资清单，则能反映案涉房屋建造以李兄南为主进行，若以上诉人为主进行，父亲替儿子建房还需要支付工资明显不合理，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与评析案涉赠与书效力有任何关联，故一审法院以不具有关联性为由不予采信，并无不当。4、对于吕崇德、李志强的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依法出庭作证，接受询问，仅有书面证言，证据形式不合法。对于分户明细对账单，未经银行盖章确认，真实性不能确定，且李兄南账户有无存款，与评判赠与合同效力本身亦无直接关联。故一审法院对该三份证据以真实性未能确定为由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二、上诉人关于享有案涉房屋三分之二份额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享有三分之二份额的理由有二，一是根据分书拆迁前的老房屋两间已经分归其所有，故拆迁后建造的三间四层中的两间四层应归其所有；二是除拆迁老房屋已经分归其所有外，其还投入过资金建造房屋。关于第二个理由，（2013）浙丽民终字第52号生效判决已经予以支持。至于分书，真实性存疑，且即便真实，李兄南在分书落款时间节点之后继续实际使用老房屋和主导安置房屋建造的事实行为，本身已经构成对书分的否定，故所谓的分书对房屋原始份额划分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三、上诉人关于《赠与书》系诱逼、胁迫，非李兄南自愿所写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赠与书》内容全部由李兄南亲笔书写，且书写字迹运笔稳定，书写行距排列有序，说明是李兄南在心情平静时书写。假如《赠与书》果真是在诱逼、胁迫情况下形成，从2006年书写《赠与书》到2011年李兄南去世，期间有五年时间。如当初赠与并非出于本意，李兄南完全有条件在此期间对赠与房屋另作处置。其次，赠与原因证明与否，与赠与合同效力没有实质关联。法律未要求赠与必定要有偿，故是否对资助李兄南进行证明，与评判赠与书效力本身无关。再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诱逼、胁迫所产生的是合同可撤销的后果，并非合同无效的结果。上诉人以诱逼、胁迫为由主张赠与无效，实际上就是个伪命题。四、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主张不能成立。养父子关系，是基于生养死葬扶养事实，才在法律上拟制为养父子关系。在2006年时上诉人刘治忠与李兄南之间不具备养子成就的条件，刘治忠与李兄南还不是家庭关系。事实上，根据根据（2013）浙丽民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刘治忠也是基于投资才享有的权利份额，不是基于家庭关系享有共有权利。《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本案中，李秀兰是基于同居才享有权利份额，刘治忠是基于投资才享有权利份额，案涉房屋整体不属于因家庭关系组成的共有，依法应属于按份共有。五、本案房屋共有份额，已经由（2013）浙丽民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确定，其中李兄南享有二层份额、李秀兰享有一层份额、刘治忠享有一层份额，同时李秀兰、刘治忠原始享有的共有份额均已经依法进行剥离。故此对案涉房屋第四层，在（2013）浙丽民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作出后，上诉人已经不可能再享有原始权利份额。作为原始权利所有人李兄南在生前已经依法处分的财产，上诉人依法不享有实体请求权利。六、上诉人二审还提出了确认空地赠与无效的新诉讼请求，不属于二审审查范围，应通过另行起诉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诉请确认赠与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刘治忠提交了两份证据：一、账单一份，待证被上诉人以12万元的账务来逼迫、诱惑李兄南书写《赠与书》；二、周村建房开支账单一份，待证1996年时候这个钱是用在周村李秀兰建房的。被上诉人李秀兰、李红英质证认为，对账单的真实存在没有异议，账单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赠与存在胁迫、诱惑的事实，恰恰证明在赠与书中所写的原因是帮忙偿还债务的事实是真实的。对账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账单无法评判赠与合同的效力；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建房是修缮，这个钱的来源不是李兄南，当初李秀兰的四个子女已经二十多岁，我们这方将李兄南作为父亲看待，而李兄南也是喜欢管的，所以我们将钱放在李兄南处，由他一并管理，安排修房。
被上诉人李秀兰、李红英提交了账单二张、借条三份、借据一份、存根一份，待证赠与原因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反映赠与是真实的。上诉人刘治忠质证认为，案涉房屋没有办理过房产证，这是不真实的。对12万元的账单中的债主是谁，要求他说清楚。三份借条的账目虚假，还有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拿出来的，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的真实性可以到银行部门查清楚，他拿到3万元钱的用途我们是疑问的，我们建好房子后是没有欠债的。
对于双方当事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不予采信。
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关于坐落于缙云县五云街道下双龙村馒头山脚、郑桂文房屋西边坐北朝南四层房屋权利份额的主张，与生效判决有悖，故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上诉人主张赠与书系李兄南受李秀兰诱逼、胁迫所作出，但其提交的证据并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治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洋
审 判 员 苏伟清
代理审判员 王晓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代书 记员 何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