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802民初2251号原告（执行案外人）：周福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王希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湖北中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鑫，执行董事。第三人（被执行人）：李鑫。原告周福元与被告王希理、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星公司”）、第三人李鑫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周福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被告王希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周福元申请的证人李庆、周春燕出庭作证，被告鑫星公司及第三人李鑫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周福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对王希理的执行申请不予执行；2.请求判令鑫星公司将周福元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事实及理由：2010年10月，李鑫拟成立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周福元交纳50万元作为出资入股该公司，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出具了收据，但李鑫以该名称办理工商登记时发现已被他人注册。于是在2010年11月，李鑫与另一股东李庆决定将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筹集的股金注入鑫星公司，将鑫星公司的注册资本从5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2011年6月28日，周福元又向鑫星公司投入资金20万元，鑫星公司出具了收据。周福元共计向鑫星公司投入股金70万元成为该公司股东，并与李鑫约定由其代持股权。2016年3月22日，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2016）鄂0802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判令李鑫支付王希理300万元。因李鑫未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王希理申请执行李鑫名下的鑫星公司的股权，其中包含李鑫代持的周福元的股权。周福元认为，李鑫代持的周福元70万元的公司股权系周福元的财产，王希理无权申请执行。周福元的7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权虽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由李鑫代为持有，但周福元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享有股东的权利。诚然，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但必须针对的是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王希理不能成为善意第三人。周福元自2010年11月成为公司股东后，多次参加公司股东会议，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王希理自2012年5月9日成为鑫星公司股东前后，也多次参加公司的股东会议，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的股东情况是明知的，也了解李鑫代周福元持有股权的情况。因此，对王希理而言，周福元持有的公司股权是否在工商部门登记并不影响王希理的认知，王希理不具备善意第三人的地位，无权对周福元的股权申请执行。为此，周福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王希理辩称，周福元诉称其在鑫星公司的股权由李鑫代持的事实不能成立，周福元提起本案诉讼是为了帮助李鑫逃避债务，应驳回其诉请。鑫星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权利。李鑫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可周福元诉称的事实和诉请。当事人围绕主张的事实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周福元提交了下列证据：A1、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10月14日的收据一份、鑫星公司2011年6月28日的收据一份、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10月14日的入股协议一份、转账凭证三份，证明：周福元在入股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后因该公司未能成立，李鑫将该笔股金实际入股鑫星公司，其后因为鑫星公司缺乏资金，周福元又向鑫星公司出资20万元入股。王希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2010年10月14日的收据和入股协议记载是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的股金，与本案无关；2011年6月28日的收据不能证明是对鑫星公司出资，因为鑫星公司在2010年12月1日就完成了增资，按照周福元所说是鑫星公司缺少资金入股，这与实际出资人委托他人代持是不同的概念，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发生的行为与公司股东没有关系，即使私下转让股权也是违法的。A2、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公司变更通知书，证明：王希理在2012年5月9日成为鑫星公司股东，入股时间在周福元之后，其在入股鑫星公司时应对股东状况有所了解。王希理对公司变更通知书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鑫星公司的股东是李鑫和王希理，不能证明李鑫代持周福元的股权。A3、会议记录三份，证明：王希理明知周福元是鑫星公司实际出资人，股权由李鑫代持，王希理不是善意第三人。王希理质证认为，2014年2月24日的《工作协调会议纪要》是复印件，在周福元提交的会议本上未找到对应的记录；2013年8月13日的会议记录仅仅讨论王希理退股事宜，不涉及其他问题，并且没有参会人员签名，对该记录真实性提出异议。王希理提交了工商备案登记资料一组，证明：鑫星公司股东是李鑫和王希理，鑫星公司注册资本从50万元增资到1000万元在2010年12月1日完成。周福元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工商登记的股东是李鑫和王希理，并不能否认李鑫代持他人股权。证人李庆陈述，其从2010年开始与李鑫筹备注册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边筹办边筹集股金，收取了周福元70万元，后来办理公司注册时因为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已被他人注册，于是将筹集的资金都入资鑫星公司了；李庆在鑫星公司的股权后来转让给王希理了；2014年2月22日的会议纪要和2017年7月6日的会议记录是其记录的。证人周春燕陈述，其自2010年至2015年9月在鑫星公司办公室工作，2013年8月13日的会议记录是其根据参会人员的发言如实记录的。周福元对两位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王希理对证人的资格有异议。李鑫庭前向本院提交一份声明，内容为：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间，周福元等八人分别入股其筹备的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因公司名称被他人注册在先，入股资金转入鑫星公司（周福元出资70万元），八人出资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股权由李鑫代持；周福元等八人一直在鑫星公司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享受股东利益，多次参加股东会议，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李鑫同意将周福元等八人登记为公司股东；王希理入股时，李鑫已告知名下股权包括代持的周福元等八人股权，八人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王希理明确表示该股权都在李鑫名下代持，暂时只认李鑫。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A1，其中2011年6月28日的20万元收据加盖有鑫星公司公章，有经办人李庆签名，周福元提交了转账凭证，本院对收据真实性予以采信；2010年10月14日的50万元收据及入股协议均表明周福元出资50万元入股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该份收据及入股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至于该款项是否是周福元入股鑫星公司的出资款，涉及本案争点，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认定。对于证据A2，工商部门出具的公司变更通知书是对鑫星公司股东和持股比例登记情况的客观反映，本院对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证据A3，涉及三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问题，周福元以证人李庆和周春燕的证言加以佐证，李庆、周春燕虽然与李鑫存在亲属关系，但其作为会议内容的记录人，具有证明该事实的资格，从证人陈述的事实以及会议记录复印件与会议记录本原件核对情况看，会议记录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对三份会议记录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王希理提交的工商备案登记资料，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李鑫提交的声明，从证据类别看属于当事人陈述，其陈述事实包括两方面：其一，周福元转款70万元为入股出资，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其二，王希理知晓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这两方面事实正是本案争点所在，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鑫星公司于2007年4月27日注册成立，原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其中李鑫出资30万元（占股60%），王金荣出资20万元（占股40%）。2010年12月1日，鑫星公司申请增资到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李鑫、李庆，其中李鑫出资800万元（占股80%），李庆出资200万元（占股20%）。2012年5月9日，工商部门核准鑫星公司变更投资人和股权，变更后李鑫出资600万元（占股60%），任执行董事，王希理出资400万元（占股40%），任总经理。2010年10月，李鑫和李庆筹备成立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10月14日，李鑫（甲方）与周福元（乙方）签订一份入股协议，内容为：“……二、甲方作为乙方代理人，将乙方所出资金入股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获收益全部由乙方所得。三、乙方自愿出资伍拾万元入股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入股金额以公司收据为准（此收据出资人、代理人各执壹份）。四、乙方入股资金不得随意退出，如有特殊情况需退出或转售给第三方，必须征得代理人和公司的同意。……”同日，周福元向李庆账户转款50万元，李庆向周福元出具一张收据，记载“今收到周福元股金湖北鑫星科技股权有限公司金额伍拾万元”。2011年6月28日，周福元向李庆账户转款193000元，李庆作为经手人向周福元出具一张收据，记载“今收到周福元股金贰拾万元整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并加盖鑫星公司公章。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希理与被执行人李鑫合伙纠纷一案时，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了李鑫在鑫星公司60%的股权份额；2016年7月11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六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述股权份额予以拍卖。周福元以其为李鑫名下隐名股东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上述股权的执行。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鄂0802执异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驳回周福元的异议请求。周福元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鑫是否为周福元在鑫星公司代持股权；二、若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王希理对此是否知情；三、周福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权是否有依据；四、周福元请求鑫星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及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本院认为，本案因王希理申请执行诉争股权，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股东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须符合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形式要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的保护。一般情况下，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是统一的，但也存在例外情形，例如登记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此时即涉及隐名股东资格确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判断隐名投资的股权归属应以实际出资为依据，即实际出资具有推翻形式登记的内部效力。从公司股东的外部债权人来看，由于股权登记具有公示效力，隐名股东不得以其实际出资对抗名义股东外部善意的债权人。本案处理的关键即在于周福元是否具有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以及周福元能否以其享有诉争股权的出资人权益对抗名义持股人李鑫的债权人王希理的执行行为。关于李鑫是否为周福元在鑫星公司代持股权的问题。周福元和李鑫均主张双方存在代持股权合同关系。周福元提交了转账凭证、收据、入股协议予以证明。从50万元的收据和入股协议看，李鑫与周福元在2010年10月14日达成了由周福元出资50万元入股拟成立的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的协议，周福元履行了付款义务。鑫星公司原股东李鑫、李庆均陈述，因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未能注册成立，二人将筹集的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的股金全部转入鑫星公司。从之后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未成立以及鑫星公司于2010年12月1日增资的事实看，鑫星公司增资的资金应该部分来源于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筹集的股金。即虽然李鑫与周福元协商由李鑫代理持有周福元在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但实际上李鑫将周福元对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款增资于鑫星公司。从2011年6月28日的20万元收据看，此收款行为发生在鑫星公司增资完成后，股东出资是股东（包括发起人和认股人）在公司设立或者增加资本时，为取得股份或股权，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故周福元的该转款行为不属于对鑫星公司的直接出资。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可见，股东可以转让出资，受让人支付对价受让股东转让的出资后，可以取得对公司的出资人身份。本案中，鑫星公司出具的20万元的收据明确载明系“股金”，原鑫星公司股东李鑫、李庆均认可周福元持有鑫星公司出资额70万元对应的股权，故该20万元的转款应为周福元受让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出资，即属于周福元通过受让方式完成对鑫星公司出资，该转让出资行为获得另一股东李庆认可，转让行为有效。周福元的两次出资未记载于鑫星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系对鑫星公司的隐形出资。同时，结合本院认定的三份会议记录来看，2017年7月6日的会议记录显示，周福元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我在厂已几年……我的要求按2015年的模式经营，不然我们小股东退出”，可以认定周福元以鑫星公司股东身份参加了公司的管理活动，即周福元具有实质上的鑫星公司股东身份。鑫星公司在收取周福元70万元时，周福元具有出资入股鑫星公司的意思表示，鑫星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视为鑫星公司同意周福元入股。综上，本院认定，李鑫与周福元之间存在代持鑫星公司股权的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周福元已依据该合同履行了出资义务，理应享有投资人的相关权利。故本院对于周福元要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对应的出资额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王希理对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的事实是否知晓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周福元以股东身份参加的2017年7月6日会议记录看，王希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显然，王希理明知并认可周福元是鑫星公司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并且周福元一直在参与鑫星公司管理经营。因此，本院认定王希理对周福元的实际出资人身份以及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的事实是明知的。关于周福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属其所有的该部分股权是否有依据的问题。周福元主张，王希理对于李鑫代持其股权，以及周福元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明知，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周福元有权以实际出资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股权的执行行为。本院认为，股权代持协议系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关于出资权利义务的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仅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效力。对外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此处的“外部债权人”应为善意债权人，即债权人对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权行为不知情，只有如此，外部债权人对于股权公示信息的信赖才是合理的。本案而言，对于诉争的70万元出资对应的鑫星公司股权，李鑫是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周福元为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入股协议属于显名股东李鑫与隐名股东周福元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该协议在李鑫和周福元之间发生法律效力。王希理系显名股东李鑫的债权人，其与李鑫同为鑫星公司股东，对于周福元系实际出资人以及李鑫持有的股权中包含代持的周福元部分股权的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即王希理对于登记在李鑫名下的股权的信息是有充分认识的，故王希理不属于善意的债权人，进而，周福元可以以有效的股权代持协议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本案诉争部分股权的强制执行行为。因此，对于周福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周福元请求鑫星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换言之，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该条所规定的“公司其他股东”应指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之外的其他登记股东。本案中，鑫星公司登记股东为李鑫和王希理，因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其不能行使对该事项的表决权，王希理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周福元登记为股东和确定出资额，故周福元的该项请求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周福元与李鑫之间的入股协议有效，周福元请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并不得执行该部分股权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周福元要求鑫星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李鑫持有的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不得执行李鑫代持的周福元享有出资权益的7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驳回周福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周福元负担100元，王希理负担10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明强人民陪审员  王 芳人民陪审员  陈冬梅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张小敏书 记 员  刘宵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