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朝行初字第565号
原告栾国敏，女，1959年8月5日出生，内蒙古巴林左吉人。
委托代理人刘芳，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3号楼。
法定代表人徐贱云，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莹，女。
委托代理人郭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栾国良，男，1947年10月18日出生。
第三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
法定代表人杨文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岩，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栾国敏（以下称姓名）不服被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称市住建委）房屋行政登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市住建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栾国良、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被诉房屋行政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栾国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芳，市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张莹、郭杨，第三人栾国良（以下称姓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岩到庭接受谈话。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月10日，市住建委向栾国良核发了X京房权证朝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将座落于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北里×号楼×层×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栾国良，登记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登记建筑面积为55.26平方米。
在法定期限内，市住建委向本院提供如下作出上述房屋行政登记的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
（一）房屋行政登记的证据材料：1、《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证明城开公司与栾国良于2011年1月共同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2、《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证明城开公司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栾国良；3、《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证明涉案房屋的测绘情况；4、常住人口登记卡、栾国良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栾国良的身份情况；5、《批量受理单》、登记簿信息，证明市住建委于2011年1月10日审核发证，栾国良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二）房屋行政登记的规范性文件依据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8号公布、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用以说明市住建委具有对涉案房屋进行转移登记的行政职权，其进行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符合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栾国敏诉称，栾国敏于1988年承租了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赵家坟村×号院内（以下简称×号院）的平房两间，承租房屋于1995年被拆迁，按照政策，栾国敏分得了涉案房屋。在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时，为了确保栾国敏在单位的分房资格，栾国敏就在合同中签署了栾国良的名字，并以栾国良的名义办理了房屋入住相关手续，一直住在涉案房屋至今。涉案房屋的所有手续都是栾国敏自行办理，栾国良从不知晓，也没有参与。后栾国良无意中发现涉案房屋是其自己的名字，在栾国敏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租赁证丢失为名，向房屋管理单位提交了补办租赁合同申请。2008年11月20日，栾国良又以其名义和城开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将涉案房屋登记在栾国良名下。栾国良向城开公司提交的虚假手续，在签署《协议书》时，城开公司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进而将虚假手续又提交给市住建委，市住建委也未尽到审查义务，将涉案房屋错误登记到了栾国良名下，并向其发放了《房屋所有权证》，致使栾国敏失去了对涉案房屋的权益。市住建委和城开公司均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当时获得租赁房产登记的身份证并不是栾国良本人的身份证，当时是编的一个身份证号，在补办手续时，城开公司存档的身份证号与栾国良的身份证号不同，因此城开公司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城开公司向市住建委提供的拆迁分户调查表中，没有审核人、调查人、被拆迁人的相应签字。租赁合同中填写的工作单位和栾国良的工作单位不一致，均是栾国敏自行填写。在栾国良起诉栾国敏腾房纠纷一案中，根据栾国良陈述，其不清楚房屋来源。为维护栾国敏的合法权益，现诉请法院判决市住建委将涉案房屋于2011年1月10日登记为栾国良名下的X京房权证朝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予以撤销。
栾国敏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一）关于起诉期限的证据材料：1、2013年5月20日的开庭笔录，证明栾国敏于庭审时才知晓被诉行政行为；2、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证明栾国敏于2013年6月26日提起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民事诉讼；3、（2015）三中民终字第0607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关于《协议书》无效的民事诉讼于2015年5月13日二审审理终结。
（二）关于证明被诉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的证据材料：1、《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自1995年1月7日起栾国敏以栾国良之名租赁涉案房屋，栾国良在此期间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主张过任何权利；2、《房屋进住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明涉案房屋办理入住时，全部手续均是由栾国敏办理，栾国良对涉案房屋的取得及入住等事宜均不知晓，也从未主张过权利；3、供暖协议，证明入住时栾国敏以栾国良的名义签订了供暖协议并实际使用房屋，之后供暖费用也一直是由栾国敏缴纳；4、收据，证明涉案房屋自租赁之初的所有相关费用均是由栾国敏自行承担，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为栾国敏，栾国良从未对涉案房屋承担过任何义务；5、栾国良出具的声明，证明栾国良在栾国敏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事实向房屋管理部门提出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丢失的声明，栾国良不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6、《协议书》，证明栾国良利用欺骗手段与城开公司签订协议，以达到其非法占有涉案房屋的目的，当时作为房屋实际使用人的栾国敏并不知晓；7、《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栾国良利用非法手段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严重侵犯了栾国敏的合法权益；8、2013年5月20日的开庭笔录，证明涉案房屋只是以栾国良的名义进行承租，实际承租人是栾国敏，栾国良没有权利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房屋所有权；9、张文利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涉案房屋是栾国敏通过拆迁的方式获得，拆迁过程中栾国良从未参与也不知晓；10、《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两份租赁合同经对比无法证实承租人系栾国良，市住建委对此没有尽到审慎义务；11、租房协议和收据，证明之前租赁房屋取得的来源；12、证明信两份，证明拆迁时栾国良及其配偶没有在此居住；13、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证明栾国良不是被拆迁人。
市住建委辩称，市住建委为栾国良颁发X京房权证朝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本案中，原告虽对《协议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并未提供证明《协议书》效力被有权机关否定的相关证据。本案登记行为于2011年1月10日作出，栾国敏没有提供其知道该行政行为存在的时间，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栾国良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市住建委在进行房屋登记时是依据栾国良与城开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该登记行为是一个批量受理的业务，由城开公司批量申请房屋登记，其中有一份是栾国良的房屋登记。市住建委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只做形式审查，不做实质审查，栾国敏主张此栾国良非彼栾国良，超出了市住建委审查范围。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栾国敏的起诉。
栾国良述称，我同意市住建委的答辩意见。我是涉案房屋的法定产权人，栾国敏利用家庭矛盾非法抢占了我这套唯一住房。我于2013年4月7日提起诉讼要求栾国敏腾房，栾国敏为对抗和拖延腾房，于2013年6月提起《协议书》无效的诉讼，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区法院）判决驳回栾国敏的诉讼请求，在二审过程中，栾国敏撤回上诉。朝阳区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重新开庭审理原物返还案，并于2015年9月15日判决栾国敏从涉案房屋内腾退并将涉案房屋交还给我。根据上述法律文书，此前有关我的《协议书》和发放的产权证完全是合法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栾国敏提起行政诉讼需以民事诉讼的《协议书》是否依法有效的裁判为依据，对此已有生效民事判决为基础。对涉案房屋作出行政行为的第一份法律文件始于1995年1月7日与栾国良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和《房屋进住证明》，后续行政行为的作出皆源于此，栾国敏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年限，早已丧失了提起行政诉讼的基本条件。
栾国良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2013）朝民初字第2064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物返还纠纷案件的裁判情况；2、（2013）朝民初字第3191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三中民终字第0607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关于《协议书》无效案件的裁判情况；3、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材料，包括：（1）《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房屋进住证明》、《住户管理手册》、《租金变动通知单》、房租和供暖费用凭证、《聘任证书》、《关于成立瑞宝实业开发公司的批复》、《对外贸易企业审定证书》、栾国增发给栾国良的短信、开庭笔录、《证明信》两份等，证明栾国良因忙于外驻和出差，委托栾国增办理分房安置等事务，全部手续是栾国良委托弟弟栾国增代签字办理，与栾国敏无关，栾国敏作为拆迁安置人员已进行了一次性安置；（2）《证明信》、《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六份《暂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现住房共居人口认定表》、《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职工工龄调查表》、《协议书》、栾国良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款票据、常住人口登记卡、物业收费专用小票等，以证明栾国良全家迁至5号院成为当地户籍居民，栾国良一家在行使住房权利，栾国敏对栾国良的住房产权无异议；（3）（2012）海民初字第1154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经法院认定栾国良的住房产权；4、《证明信》、照片，证明栾国敏所提租赁合同中的身份证号也是栾国良的身份证号。
城开公司述称，栾国敏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13年，栾国敏和栾国良已因涉案房屋的权属纠纷产生过民事诉讼，栾国敏最迟于当时就应当知道本案《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栾国敏在2015年提起本次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栾国敏请求撤销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的基础是城开公司和栾国良签订的《协议书》，对此民事判决书已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协议书》属真实合法有效，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既然民事基础行为本身是合法有效，栾国敏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栾国敏在本案中所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其主张，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对此有相关的描述。城开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与相关文件上载明的权利人签订《协议书》，作为房屋的拆迁方和公有住房的出售方，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过错，故请求法院驳回栾国敏的诉讼请求。
城开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1、市住建委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取得方式和程序合法，符合法定形式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市住建委以上述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申请和审查的情况，本院对此予以采信。2、栾国敏提交的关于起诉期限的证据材料能反映相关民事诉讼案件的立案、审理和裁判情况，本院予以采纳；栾国敏提交的用以证明被诉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的证据材料中，《协议书》和《房屋所有权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分别系被诉转移登记行为作出的依据材料和书面载体，本院对此予以采纳，但不具有证明被诉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的证明力，栾国敏提交的其他用以证明被诉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的证据材料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亦不具有证明被诉转移登记行为违法的证据效力，本院对此均不予采信；3、栾国良提交的《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符合法定形式，本院予以采纳，能够证明相应民事诉讼的裁判情况，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栾国良提交的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材料、证明信和照片等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栾国敏、栾国良、栾国增之间系亲属关系。
2008年11月20日，栾国良与城开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城开公司将涉案房屋以2001年成本价出售给栾国良。2011年1月，城开公司提出申请，为栾国良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同时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协议书》、《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卡、栾国良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市住建委于2011年1月10日核发了X京房权证朝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栾国良。栾国敏于庭审中对《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中“栾国良”签字提出质疑，市住建委和栾国良均称签字系代签，栾国良表示对申请事项予以认可。
栾国敏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栾国良和城开公司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栾国良与城开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栾国良与城开公司协助将涉案房屋恢复至以栾国良名义承租的状态，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月20日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3191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协议书》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显示的被安置人和承租人均是栾国良，因此无论其实际签署人及房屋权利人是谁，都不影响栾国良作为《协议书》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这一事实，在此前提下，城开公司与栾国良签订的《协议书》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栾国敏主张的无效理由并非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况，且栾国敏也未能举证证明栾国良与城开公司就签订《协议书》一事存在恶意串通，故对于栾国敏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判决驳回栾国敏的全部诉讼请求。栾国敏不服提出上诉，后于二审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60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栾国敏撤回上诉，双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
栾国良曾以原物返还为由将栾国增、栾国敏诉至本院，要求栾国增和栾国敏从涉案房屋内腾退、将房屋交还栾国良、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等。本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206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栾国敏从涉案房屋内腾退，并将该房屋交还栾国良；栾国敏向栾国良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按照每月2000元标准，自2013年5月20日支付至栾国敏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驳回栾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栾国敏庭审中称尚未收到上述《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公民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本案中，市住建委于2011年1月10向栾国良核发了被诉的《房屋所有权证》，栾国敏称其于2013年5月方知晓被诉房屋登记行为的内容并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市住建委、栾国良和城开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后栾国敏于2013年6月针对《协议书》的效力事宜提起民事诉讼，相应民事诉讼的二审生效裁定系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故栾国敏于2015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尚在起诉期限内，市住建委、栾国良和城开公司关于栾国敏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诉讼主张均缺乏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并参照《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是房屋的登记机构。本案中，市住建委作为涉案房屋所在地的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辖区内房屋行政登记申请依法具有受理、审查并作出登记等行政职权。
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根据《物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参照《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四）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五）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城开公司在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所有权转移登记时提交了相应的申请材料，虽然《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中“栾国良”签字系代签，但栾国良对此予以认可，不影响当事人办理转移登记申请的真实意思表示，市住建委以此作出的行政登记并无不当。
关于登记机构在行政登记中的职责，《物权法》第十二条中规定了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等内容。《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对房屋登记机构的审查内容和登记申请应符合的条件进行规定。本案中，市住建委在收到完备的申请材料基础上，对相关材料进行了查验，继而认为申请符合登记条件，最终向栾国良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市住建委上述履行行政登记的职责符合相关法律、规章的规定，本院不持异议。
栾国敏虽主张市住建委未尽到审查义务，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中已确定城开公司与栾国良签订的《协议书》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驳回了栾国敏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现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之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合法性缺失之处，故本院对栾国敏要求撤销栾国良名下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栾国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栾国敏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瑞涛
人民陪审员 李 勤
人民陪审员 朱文良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骆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