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5159、5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福仕德（苏州）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南丰村。
法定代表人：李洪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鸥，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任江南，男，196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诉人福仕德（苏州）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仕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任江南劳动争议纠纷二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9956、11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两案。两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仕德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任江南于2015年8月26日通过微信的方式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华提出辞职，理由是体谅公司财务困难，实际上是因为公司没有钱不想干了，后公司老总劝阻无效就同意了，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31日解除，之后双方转为合作关系，实际上任江南一直在追讨工资，并未上班。这与任江南《投诉书》自认的“2015年1月1日起，本人正式入职于福仕德，工作至当年8月31日”、“讨薪路漫，时长近九月”等相吻合。而任江南于2015年8月31日将其制作的结算表（附件二）、（附件三）交给财务，要求财务人员韦明川签字确认，并于次日向公司提交了《财务结算事项约定书》，因公司对该约定书上记载的金额有异议，故未同意该方案，任江南的上述行为可说明其已在办理离职手续。因此，任江南自认的工作时间具有最强证明力，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31日终止。2、补充协议是对任江南的工作内容、相关费用、薪酬进行约定，但并不是约定了就一定实施，主要看是否具备实施专利权人的，事实上运营中心的成立不具备条件，项目没有上马，无法推出。任江南一直说已租房使用，但提供的证据都是其自己公司的发票，且租房合同明显是假的，是后补的。一审法院居然认可任江南在仲裁阶段之后补开的发票和转账证明，不可思议。故上海运营中心根本就没有成立，不存在房租及相关费用。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任江南书面答辩称：1、任江南在福仕德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和、追讨无果的情况下被迫提出辞职，但福仕德公司并未同意，而是予以拘留并给予承诺，任江南出于道义和希望继续留任工作至2016年3月8日。任江南考虑到2015年9月之后，仅有工作事实和福仕德公司待遇不变的口头承诺，合理主张恐难以被支持，故在2016年4月25日向劳动监察大队的投诉书中主要主张了2015年8月31日前的权益。任江南向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及公司欠款明细，但公司没有批准离职，也没有付清欠款。2015年8月31日，任江南确实在以口头以及微信方式追讨欠款，但并没有停止工作。双方并没有合作模式一事。2、补充协议已明确了上海运营中心的地址、租赁期限、费用等所有要件。即使产品没有出来，但前期市场调研、推广、人员招聘等已经根据公司决议开展了相关工作。励知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知公司）将办公室转租给福仕德公司，是经过产权人、福仕德公司同意的，励知公司在此期间已停止运营，不存在占用该办公室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福仕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福仕德公司无需按仲裁裁决书第一、二、三项向任江南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79740.88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及通讯费9000元、差旅费1051元。
任江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福仕德公司不仅应按劳动仲裁裁决书第一、二、三项支付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79740.88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通讯费9000元、差旅费1051元，还应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支付任江南于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支出的上海营运中心的租金、办公室宽带费计43080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发生的社会保险费计8243.4元、2015年8月病假工资5806元（25000元÷31天×12天×0.6）及因福仕德公司拖欠任江南工资导致任江南离职的经济补偿金34423.12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任江南系福仕德公司员工，职务为高级经理人。福仕德公司（甲方）与任江南（乙方）曾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聘用任江南为甲方的高级经理人，负责市场运营工作。二、甲方同意按月支付乙方税后工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每月为2万元，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每月为25000元。三、乙方的社保费约1500元，甲方凭乙方的社保收据按实报销。四、乙方的市内交通费、通讯费补贴暂定每月1500元，视业务发展情况另行调整。上述补贴随工资一同发放。五、乙方的业务性差旅费、招待费实报实销。六、乙方的经济性激励及年终奖金，由甲方另行确定支付。七、乙方为筹备福仕德上海运营中心，在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342号汇成民聚商务楼3号楼101室租用40平方米办公室一间，月租金3000元及水、电、通讯费、办公性费用在发生月份的次月10日按实向甲方报销。……九、本补充协议是劳动合同中经济性条款补充与合同主体具有同等同等效力。十、本合同一式两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日起生效，有效期：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该协议下方甲方签字栏内加盖了福仕德公司公章，乙方签字栏内任江南签名确认，甲乙双方签字栏下方的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1月1日。
2015年8月31日，任江南制作了一份《补充协议项下结算项目（附件二）2015年1月-8月》，主要内容为：2015年1月至9月的上海办公室租金及2015年1月至12月上海办公室宽带费合计28980元，2015年1月至8月的社会保险费合计10572.8元，2015年1月至8月的通讯费1000元，总计40552.8元。同日，福仕德公司的财务韦明川在该清单下方注明“财务收到票据40552.8（元）实际结算与李总商定”。
2015年8月31日，任江南还制作了一份《截止2015年8月31日费用（附件三）》，载明：自2015年1月起至8月31日止相关差旅费、餐费、慰问费、资料打印费、资料快递费、上海至张家港的费用、出租车费、汽油费、其他费用等各项支出合计22917.8（元），扣除福仕德公司2月份的汇款1万元及6月份差旅费备用金6000元，尚结欠费用6917.8元（元）。同日，福仕德公司的财务韦明川在该清单下方注明“财务收到票据22917.8（元）实际结算与李总商定”。
2016年4月24日，任江南向张家港市劳动监察大队邮寄了《投诉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入职于福仕德，工作至当年8月31日，由于当时福仕德仍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已拖欠包括其在内的大部分员工长达七个月的工资，截止2015年8月底该公司拖欠其工资及社保费计155957.8元、其他费用36917.8元，合计192875.6元。鉴于该公司财务困难的状况，其于2015年8月下旬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华提出辞呈，但李洪华一再承诺将及时付款。2015年11月底、12月中下旬，福仕德公司分两次支付其合计13万元，仍结欠62875.6元未付。之后李洪华承诺欠款于2016年春节前结清，但嗣后分文未付其又改口称3月15日支付。2015年9月，李洪华一再邀请其继续为福仕德公司工作，2016年1月其还陪同李洪华赴东北考察，其服务的前提是因为李洪华承诺其与福仕德公司的劳动关系、待遇及其他条款继续按原协议延续。2016年3月上旬李洪华又邀其去张家港谈公务。嗣后福仕德公司分文未付。
一审法院另查明，任江南于2015年8月10日至8月22日休病假12天。
双方一致确认福仕德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14日、6月26日、12月14日分别向任江南银行转账3万元、6000元、3万元，用途均备注为其他；同年11月28日，福仕德公司又向任江南银行转账10万元，用途备注为工资。
一审法院再查明，福仕德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洪华，李洪华与张家港市玉龙科技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公司）均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李洪华还系玉龙公司的股东之一。任江南同时系励知公司的股东之一，励知公司的住所地为上海市零陵路342号1幢101室。
一审法院又查明，2016年6月24日，任江南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工资45285元（2015年7月至8月）、社保费10572.8元（2015年1月至8月）、费用6897.8元（2015年1月至8月）；差旅费1066元（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应福仕德公司邀请往返上海与张家港及受托出差南京）、因拖欠工资及费用的长期资金占用经济补偿1元。后任江南变更仲裁申请，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工资215385元（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社保费用18816.2元（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结欠的费用6897.8元（2015年1月至同年8月）、差旅费1051元（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任江南往返上海与张家港及出差南京）、上海办公室租金（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及交通费通讯费补贴31500元、因福仕德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导致其离职的经济补偿金34423.12元及赔偿金215385元，合计622958.12元。同年8月16日，仲裁委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16］第6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福仕德公司应支付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间的工资差额79740.08元、差旅费1051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及通讯费9000元，合计189791.08元，驳回任江南的其他仲裁请求。福仕德公司及任江南对该裁决均不服，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补充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结算项目（附件二）2015年1月-8月》、《截止2015年8月31日费用（附件三）》、《投诉书》、张劳人仲案字［2016］第694号《仲裁裁决书》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
一、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福仕德公司认为任江南于2015年8月26日通过微信的方式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华提出辞职，理由是体谅公司财务困难，实际上是因为公司没有钱不想干了，后公司老总劝阻无效就同意了，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31日解除，之后双方转为合作关系，实际上任江南一直在追讨工资，并未上班。这与任江南《投诉书》自认的“2015年1月1日起，本人正式入职于福仕德，工作至当年8月31日”、“讨薪路漫，时长近九月”等相吻合。而任江南于2015年8月31日将其制作的结算表（附件二）、（附件三）交给财务，要求财务人员韦明川签字确认，并于次日向公司提交了《财务结算事项约定书》，因公司对该约定书上记载的金额有异议，故未同意该方案，任江南的上述行为可说明其已在办理离职手续。仲裁阶段，福仕德公司提交了上述《财务结算事项约定书》（主要内容为：任江南对2015年8月31日前与福仕德公司的往来款项进行了结算）。
任江南则认为其虽于2015年8月下旬向福仕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洪华提出辞职，但在李洪华的极力挽留下，其仍继续向福仕德公司提供劳动，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且李洪华承诺按之前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延续劳动关系。而福仕德公司未认可《财务结算事项约定书》，更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
仲裁阶段，双方确认的任江南与李洪华之间的微信聊天（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8日），任江南于2015年8月26日将其签名的辞职书拍照后传给了李洪华，李洪华对此未置可否，之后双方于2015年9月6日至2016年3月8日期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大部分与福仕德公司的产品销售有关，其中《常熟雅致与玉龙企业合作备忘录》显示“张家港玉龙”出席人员有董事长李洪华、总经理任江南等人；任江南于2016年1月7日通过微信发给李洪华的《福仕德（苏州）板材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中关于管理团队、员工结构、组织架构中写明李洪华现任职务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江南现任职务为副总经理（兼市场总监），而微信聊天内容也未涉及福仕德公司主张的“合作”、“代理商”事宜。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聊天记录，可见在2015年8月之后直至2016年3月8日，任江南仍在履行其市场运营的职责，即仍向福仕德公司提供劳动。因此，一审法院采信任江南的主张，认定任江南与福仕德公司在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仍为劳动关系。而福仕德公司认为双方自2015年9月起转为合作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支持。
二、福仕德公司是否需要支付任江南办公室租金及宽带费？
任江南认为其为福仕德公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负责上海运营中心的筹备、设立及运营，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该协议第七条明确了福仕德公司承租位于上海市零陵路的办公室，该办公室虽系励知公司向案外人所承租，但福仕德公司从未要求要与励知公司签订租房协议，也未要求其需要提供抬头为福仕德公司的发票，其认为提供抬头为福仕德公司的发票并非系报销的必要条件，其向福仕德公司出示抬头为励知公司的发票只是证明该房当期租金已缴纳，而励知公司实际上并未实际经营，仅为一空壳公司，不存在将励知公司的房租转嫁给福仕德公司的情况，福仕德公司上海运营中心在运营期间，公司多名高管也在该办公室进行了办公，当事人开展业务的名片所留的地址就是该办公室。上海运营中心已实际设立并使用，福仕德公司应向其支付上述租金及宽带费。仲裁阶段，任江南提交了其与励知公司签订的《租房协议》（载明，甲方励知公司，乙方任江南，甲方将位于上海市零陵路342号3号楼101室的40平方米办公室出租给乙方作办公使用，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月租金3000元，按季结算，每季季末支付下季度租金，租赁期间，水电费、电话费、物业费等由乙方负担，该合同下方乙方签字栏注明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日）、房屋租金发票（载明，付款单位为励知公司，收款单位为上海民聚置业有限公司）。一审审理阶段，任江南又提交了《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2016年7月22日，购买方福仕德公司，销售方上海市徐汇区国家税务局（代开机关），代开企业名称励知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15年1-12月、16年1-2月租金，价税合计43650元]、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具的《上海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载明，开票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付款单位为任江南，项目为互联网使用费，金额为1080元，设备地址为零陵路342号3号楼101室，续1年：2015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3日）、银行业务回单（载明2016年9月7日，任江南陆续向励知公司转账合计43650元）。
福仕德公司则认为，因发票系任江南在仲裁阶段之后补开的，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福仕德公司与任江南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七条的约定“乙方为筹备福仕德上海运营中心，在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342号汇成民聚商务楼3号楼101室租用40平方米办公室一间，月租金3000元及水、电、通讯费、办公性费用在发生月份的次月10日按实向甲方报销”，福仕德公司应按约向任江南支付房屋租金及相关费用，现任江南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房租及宽带费合计43080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双方约定，且任江南也提供了其交纳房租及该房屋宽带费的凭证，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工资及相关费用是否已足额支付？
对于任江南2016年1月至2月间的工资，因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新的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仍按之前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任江南2016年1月至2月期间的相关待遇。
对于任江南的主张的病假工资，福仕德公司认为应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计算，任江南则认为应按25000元/月的60%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对病假工资未有约定，现福仕德公司主张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综上，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金额应为311249.48元（2万元／月×6个月+2.5万元／月×7个月+2.5万元／月÷31天×19天+病假工资1680元／月÷21.75天×12天）。
本案中，任江南提供的有福仕德公司财务人员签名已收到票据的《补充协议项下结算项目（附件二）》、《截止2015年8月31日费用（附件三）》共涉及的金额合计63470.6元，费用名目符合补充协议的约定，其中上海办公室的相关费用已单独计算，故扣除该部分费用28980元，而任江南于2015年1月至8月所交纳的社保费用10572.8元，虽然社保费用不属劳动争议案件理涉范围，但该费用未超过双方的约定1500元／月，故与附件二所记载的2015年1月至8月期间的通讯费1000元、以及附件三所记载的费用22917.8元一并在福仕德公司已付款中予以抵扣。福仕德公司已向任江南支付了4笔款项合计166000元，其中10万元备注为工资，66000元备注为其他，其他费用66000元扣除社保费用10572.8元、通讯费1000元、费用22917.8元后的余款31509.4元并入已付工资10万元中，与福仕德公司应支付的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总额311249.48元相抵扣。经计算，福仕德公司仍应支付任江南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为179740.08元。
对于任江南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发生的社会保险费计8243.4元，该请求不属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理涉。
对于任江南主张的差旅费1051元，仲裁阶段任江南提供了18张火车票，金额合计1051元，期间为2015年9月23日至2016年3月7日，地点为无锡东站、上海虹桥站，与任江南提供的其与福仕德公司老板李洪华微信聊天记录中所称的“我去虹桥火车站购无锡东高铁，车次定后即告”相印证，故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任江南主张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费、通讯费补贴，参照之前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市内交通费、通讯费补贴的约定为1500元/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金额为9000元（1500元/月×6个月）。
四、福仕德公司是否应支付任江南经济补偿金？
一审审理中，任江南陈述:2016年3月8日，李洪华与其谈到欠薪及费用问题，李洪华表示最近有钱要于3月15日到账，2016年8月31日前所欠的款项可于3月15日支付，之后的费用等海城投资项目成功后，有钱了，之前承诺的待遇和补充协议上的各项费用会全部兑现。因李洪华之前一直借口拖欠的失信行为，其十分愤怒，当即口头辞职，并要求欠费于3月15日前结清，李洪华表示同意。福仕德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以《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条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当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说明理由，劳动者未履行告知程序，事后又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本案中，任江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上述通知义务，因此，其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一、福仕德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79740.08元、差旅费1051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通讯费9000元、办公室租金及宽带费43080元，合计232871.08元；二、驳回福仕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任江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主要争议焦点集中于：
一、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任江南与福仕德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任江南、福仕德公司确认的任江南与李洪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任江南于2015年8月26日将其签名的辞职书拍照后传给李洪华，李洪华对此未置可否。此后，双方2015年9月6日至2016年3月8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大部分与福仕德公司的产品销售有关，且《常熟雅致与玉龙企业合作备忘录》及《福仕德（苏州）板材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均显示任江南仍为福仕德公司工作。而微信聊天记录中未涉及福仕德公司主张的双方合作关系的相关内容。故根据上述聊天记录，可以认定2015年8月直至2016年3月8日，任江南仍在履行其市场运营的职责，即仍向福仕德公司提供劳动。福仕德公司主张双方自2015年9月起已由劳动关系转为合作关系，但未能提供合作协议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采信任江南的主张，认定双方在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仍存在劳动关系。
二、福仕德公司是否应支付任江南办公室租金及宽带费用。
福仕德公司与任江南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任江南为筹备福仕德公司上海运营中心，在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342号汇成民聚商务楼3号楼101室租用40平方米办公室，月租金为3000元，租金、水、电、通讯费、办公性费用在发生月份的次月10日按实向福仕德公司报销。现任江南提供了房屋租金发票、增值税发票、国税局通用机打发票等证据，足以证明任江南已为福仕德公司支付了上述办公地点的房屋租金及宽带费用，故任江南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房租及宽带费合计43080元，符合《补充协议》之约定，亦有相应付款凭证予以证实，本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福仕德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福仕德（苏州）板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燕芳
审判员 祝春雄
审判员 林李金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韩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