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593号
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GILSANHONGKONGCO.，LIMITED）。
法定代表人BAEKJINBONG。
委托代理人陆宇艇，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宁鹤，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寅。
委托代理人朱蓓春，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晨，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1月1日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陆宇艇、葛宁鹤，被告委托代理人朱蓓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委托被告出运一批纺织品前往墨西哥，被告于2012年12月1日签发了编号为GGLCNBXXXXXXXXJ的提单。此后，原告始终持有上述正本提单，但被告在没有得到授权电放货物的情况下，擅自将货物放出，导致原告无法收回货款。鉴于提单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收货凭证，也是运输合同的证明，还是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货物的所有权，故请求判令被告：1、赔偿原告货物损失46，354美元；2、赔偿原告前述款项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4月15日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并无真实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系委托案外人浙江轩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辉公司）出运货物，后轩辉公司更名为宁波龙恒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恒公司）。因上述公司在墨西哥目的港没有代理机构，故借用了被告的提单，被告未实际收到原告的出运货物。货物运抵目的港后，被告的目的港代理根据原告指令放货，并无过错，货款无法收回系原告自己造成的，与被告无关，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被告抬头的GGLCNBXXXXXXXXJ号提单、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海运）抬头的XXXXXXXXXXXX号提单复印件、对应货物的发票、装箱单，用以证明原告将涉案货物交给被告承运，被告接收货物并签发提单，双方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质证认为，GGLCNBXXXXXXXXJ号提单确系被告签发，但实际是轩辉公司或龙恒公司收取货物，货物出运并非被告安排；对长荣海运抬头的XXXXXXXXXXXX号提单不持异议，认为恰恰证明了系长荣海运实际承运了涉案货物；对货物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反映的系贸易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装箱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装箱单并不能反映是被告参与装箱或接受了装箱的委托。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且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与涉案争议均有关联，本院认定其证据效力，至于上述证据对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另作综合分析。
第二组证据，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信息及货主留存联，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的数量、种类和价值。被告质证认为，对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报关行为并非被告所为，与被告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对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报关单上显示的提单号、集装箱号、货物品名、数量、承运船名及航次均与涉案提单相一致，可以确认该报关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报关单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
第三组证据，2013年4月15日原告给被告的函件、2013年5月2日被告给原告的声明书和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在发现货物被放货后，曾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未果。被告质证认为，对函件和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在函件中所称的“未经我司同意电放货物”与事实不符，且被告在声明书中也反复强调了其只是将提单借用给轩辉公司。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认为即使属实，也只能证明被告在邮件中承认借出提单的事实。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对往来函件、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电子邮件虽表示无法确认，但邮件内容与函件、声明书并无矛盾，故本院认定该组证据的效力，至于证明内容本院将根据其记载并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另作综合分析。
第四组证据，被告的营业执照、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用以证明被告英文名称是GLOBALGOODWILLLOGISTICSCORP，与GGLCNBXXXXXXXXJ号提单抬头显示一致，被告具有无船承运人资质。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电放保函复印件，被告称系从实际承运人的代理深圳永航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航公司）处取得，上面盖有“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和上海力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渡公司）的印鉴，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实际由长荣海运承运，原告作为长荣海运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曾出具保函要求长荣海运实施电放货物。原告质证认为，保函中“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与原告使用的公章存在明显差别，非原告所加盖，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经本院向永航公司调查核实，被告提供的此份保函复印件确系从永航公司调取，与永航公司留存的原件一致，据此，本院对该保函复印件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但该保函是否为原告出具以及对涉案纠纷责任判定的影响，本院将另作分析阐述。
第二组证据，倒签提单保函，用以证明被告根据轩辉公司的要求签发提单，以及被告提单的签发日期早于长荣海运提单签发日期的原因。原告质证认为，该保函发生在被告与轩辉公司之间，原告对真实性无从知晓，也与原告无关。本院审查认为，该保函与涉案其他证据所反映的提单签发过程可以相互印证，可予以采信。
第三组证据，被告开具给龙恒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被告向龙恒公司收取的仅是出借提单的代理费，而非海运费，被告不是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承运人。原告质证认为，该发票与其无关，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此后本院向龙恒公司调查的情况可形成印证关系，可以认定被告向龙恒公司收取代理费的待证事实。
鉴于本案原、被告对电放保函的形成及流转存在不同主张，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永航公司、力渡公司、龙恒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一）永航公司营运部课长应勇受该司指派向本院陈述，永航公司系长荣海运在上海的船务代理。涉案货运业务是力渡公司向永航公司订舱，电放保函也是力渡公司提交。永航公司未与原告直接接洽过。对电放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永航公司仅作形式审查，主要核对的是订舱人力渡公司的印鉴。
（二）力渡公司销售部经理朱燕中受该司指派向本院陈述，据该司了解，轩辉公司与龙恒公司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涉案货运业务是龙恒公司向力渡公司委托订舱，电放保函是龙恒公司提交。电放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系何人所盖，力渡公司并不知情。力渡公司还向本院提供了龙恒公司就涉案货物向其订舱的委托材料。
（三）龙恒公司业务负责人张敏向本院陈述，其原系轩辉公司股东，现为龙恒公司股东。轩辉公司已于2013年4月9日注销。涉案业务具体是轩辉公司还是龙恒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办理货物出运事宜，已记不清楚。因轩辉公司和龙恒公司在墨西哥目的港没有代理机构，故借用了被告签发的提单交给原告，向原告收取海运费，并向被告支付代理费。货物实际通过力渡公司向长荣海运订舱，长荣海运签发的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即是被告在目的港的代理，但长荣海运的提单并未交给原告或被告。关于电放保函的来源，因当时经办人员离职，具体情况其并不清楚，但据其了解应该是原告提供，货物电放给了被告的目的港代理。龙恒公司还向本院提供了龙恒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轩辉公司的注销材料和轩辉公司与被告业务往来的部分结算清单。
原、被告对上述本院调查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结合本院调查和庭审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2年10月到11月间，原告委托案外人轩辉公司办理一批纺织品出口至墨西哥的海运事宜。轩辉公司接受委托后，因其在墨西哥港口没有代理机构，遂联系被告，请被告出具涉案货物的契约承运人提单，并要求将提单签发日期显示为2012年12月1日。被告应轩辉公司的要求，签发了编号为GGLCNBXXXXXXXXJ的正本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收货人为被告在目的港的代理IMPORTCARGOMEXICOSADECV（以下简称IMPORTCARGO），启运港上海，目的港墨西哥曼萨尼略港，承运船RIVERWISDOM172E航次，货物为880卷全涤针织染色布。轩辉公司将上述提单交给了原告。被告则于2013年1月17日向龙恒公司开具发票，收取涉案货物的代理费用。
同时，轩辉公司以龙恒公司的名义通过力渡公司向长荣海运授权的订舱代理人永航公司进行订舱。2012年12月8日，上海航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代长荣海运签发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一式三份正本海运提单。提单记载的主要内容与被告出具的契约承运人提单一致。原告和被告均声称，未取得过该套提单。
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永航公司收到力渡公司提交的电放保函，保函载明，发货人原告，收货人IMPORTCARGO，并称“本公司装一批货物经由贵公司（代理）承运，现为争取时效，我公司将此票货物的正本提单（全套）交还贵公司，并请贵公司准予以电放方式处理，货物将由上述收货人提领”。保函落款处“立保函人（货主）”栏中盖有“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立保函人（货代）”栏中盖有力渡公司的印鉴。长荣海运依据该保函电放了货物，XXXXXXXXXXXX号全套正本提单也已由长荣海运收回。
2013年4月15日，原告致函被告就货物未经原告同意而被电放一事进行交涉，称其方始终持有被告签发的全套正本提单，现货物不知所踪，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另查明，涉案货物出口报关FOB价为46，354美元。
本院认为，原告委托轩辉公司出运涉案货物，轩辉公司在以龙恒公司名义向长荣海运实际订舱的同时，另行取得了被告签发的GGLCNBXXXXXXXXJ号提单，并将该套提单交给了原告。原告持有该套提单，有理由基于提单记载来认定是被告接受了订舱，并与自己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至于原告是否是直接向被告订舱、被告是否向原告收取了海运费以及原告所委托的轩辉公司实际向何人订舱，都不能改变被告向原告签发提单的事实，也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之间以提单为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依法成立。被告作为承运人，负有凭单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现原告持有被告签发的全套正本提单，但被告却无法依约交货，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由于违约造成原告损失的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自己只是应轩辉公司请求出借提单，与原告并不具有实际的运输合同关系，也未实际承运涉案货物。本院认为，被告是接受轩辉公司订舱而出具提单，还是基于其他原因出具提单，原告对此并不知情，也无从判断。被告所称的出借提单乃其与轩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涉，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故被告的此项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还辩称原告曾向实际承运人长荣海运出具电放保函，故被告无须向原告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对电放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持有异议，否认曾出具过该份保函。经审查，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与原告在本案起诉状和公证、认证材料上所使用的印章大相径庭，也与香港注册企业常用的印章式样差别明显，虽不能据此绝对排除保函上印鉴也是原告所用的可能性，但毕竟存在较大疑问。为查明此节事实，本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职权向相关的案外人进行调查，也因时过境迁而未取得确切证据。加之，原告持有的是被告签发的提单，而非长荣海运签发的提单，若原告确有电放货物的意思，电放保函应向被告作出，但涉案电放保函却是向长荣海运作出，这是该电放保函的又一疑点。在证据存疑，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被告作为证据的提供方和相关事实的主张者，负有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补强的举证责任。仅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电放保函必是原告出具。其次，假设电放保函确系原告出具，也不能免除被告凭提单向原告交付货物的义务。因为电放保函上明确记载收货人为IMPORTCARGO，并请求长荣海运“货物将由上述收货人提领”。IMPORTCARGO是被告在目的港的代理，将货物电放给IMPORTCARGO，应视为货物从实际承运人长荣海运的控制之下转到了被告的控制之下，故电放保函与货物最终脱离被告控制并无必然因果关系。至于被告称原告、轩辉公司或龙恒公司也曾向IMPORTCARGO发出过放货指示，但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再次，根据查明的事实，长荣海运在电放货物后已经收回由其所签发的全套正本海运提单。因此，即使本案中不存在电放保函，也改变不了长荣海运依据正本提单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结果。反观被告，因被告坚称其从未持有过长荣海运签发的提单，所以即便货物现在仍在长荣海运掌控下，被告也无权阻止长荣海运向正本提单持有人放货，更无权自行向长荣海运主张提货，进而再向原告交货。可见，被告无法交货的风险，自其在未取得长荣海运签发的海运提单、未掌握货物控制权的情况下，就签出自己的提单之时起，已固然存在。电放保函的有无，并不是产生或增加该风险的原因所在。综上，被告的此项辩解也不能成立。
根据出口报关资料显示，涉案货物FOB出口报关价为46，354美元，可据此认定原告因被告无法交付货物遭受的损失金额，被告对此应予赔偿。关于利息损失，有证据表明原告曾于2013年4月15日向被告发函提出过索赔，原告请求从该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该主张合理，可予支持。唯原告未能提供上述货款损失的贷款依据，故利率标准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46，354美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活期存款利率，自2013年4月1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二、对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67元，由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GILSANHONGKONGCO.，LIMITED），住所地香港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73号富运商业中心20楼B室。
法定代表人BAEKJINBONG。
委托代理人陆宇艇，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宁鹤，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寅。
委托代理人朱蓓春，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晨，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1月1日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陆宇艇、葛宁鹤，被告委托代理人朱蓓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委托被告出运一批纺织品前往墨西哥，被告于2012年12月1日签发了编号为GGLCNBXXXXXXXXJ的提单。此后，原告始终持有上述正本提单，但被告在没有得到授权电放货物的情况下，擅自将货物放出，导致原告无法收回货款。鉴于提单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收货凭证，也是运输合同的证明，还是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货物的所有权，故请求判令被告：1、赔偿原告货物损失46，354美元；2、赔偿原告前述款项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4月15日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并无真实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系委托案外人浙江轩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辉公司）出运货物，后轩辉公司更名为宁波龙恒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恒公司）。因上述公司在墨西哥目的港没有代理机构，故借用了被告的提单，被告未实际收到原告的出运货物。货物运抵目的港后，被告的目的港代理根据原告指令放货，并无过错，货款无法收回系原告自己造成的，与被告无关，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被告抬头的GGLCNBXXXXXXXXJ号提单、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海运）抬头的XXXXXXXXXXXX号提单复印件、对应货物的发票、装箱单，用以证明原告将涉案货物交给被告承运，被告接收货物并签发提单，双方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质证认为，GGLCNBXXXXXXXXJ号提单确系被告签发，但实际是轩辉公司或龙恒公司收取货物，货物出运并非被告安排；对长荣海运抬头的XXXXXXXXXXXX号提单不持异议，认为恰恰证明了系长荣海运实际承运了涉案货物；对货物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反映的系贸易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装箱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装箱单并不能反映是被告参与装箱或接受了装箱的委托。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且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与涉案争议均有关联，本院认定其证据效力，至于上述证据对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另作综合分析。
第二组证据，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信息及货主留存联，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的数量、种类和价值。被告质证认为，对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报关行为并非被告所为，与被告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对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报关单上显示的提单号、集装箱号、货物品名、数量、承运船名及航次均与涉案提单相一致，可以确认该报关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报关单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
第三组证据，2013年4月15日原告给被告的函件、2013年5月2日被告给原告的声明书和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告在发现货物被放货后，曾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未果。被告质证认为，对函件和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在函件中所称的“未经我司同意电放货物”与事实不符，且被告在声明书中也反复强调了其只是将提单借用给轩辉公司。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认为即使属实，也只能证明被告在邮件中承认借出提单的事实。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对往来函件、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电子邮件虽表示无法确认，但邮件内容与函件、声明书并无矛盾，故本院认定该组证据的效力，至于证明内容本院将根据其记载并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另作综合分析。
第四组证据，被告的营业执照、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用以证明被告英文名称是GLOBALGOODWILLLOGISTICSCORP，与GGLCNBXXXXXXXXJ号提单抬头显示一致，被告具有无船承运人资质。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电放保函复印件，被告称系从实际承运人的代理深圳永航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航公司）处取得，上面盖有“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和上海力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渡公司）的印鉴，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实际由长荣海运承运，原告作为长荣海运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曾出具保函要求长荣海运实施电放货物。原告质证认为，保函中“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与原告使用的公章存在明显差别，非原告所加盖，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经本院向永航公司调查核实，被告提供的此份保函复印件确系从永航公司调取，与永航公司留存的原件一致，据此，本院对该保函复印件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但该保函是否为原告出具以及对涉案纠纷责任判定的影响，本院将另作分析阐述。
第二组证据，倒签提单保函，用以证明被告根据轩辉公司的要求签发提单，以及被告提单的签发日期早于长荣海运提单签发日期的原因。原告质证认为，该保函发生在被告与轩辉公司之间，原告对真实性无从知晓，也与原告无关。本院审查认为，该保函与涉案其他证据所反映的提单签发过程可以相互印证，可予以采信。
第三组证据，被告开具给龙恒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被告向龙恒公司收取的仅是出借提单的代理费，而非海运费，被告不是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承运人。原告质证认为，该发票与其无关，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此后本院向龙恒公司调查的情况可形成印证关系，可以认定被告向龙恒公司收取代理费的待证事实。
鉴于本案原、被告对电放保函的形成及流转存在不同主张，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永航公司、力渡公司、龙恒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一）永航公司营运部课长应勇受该司指派向本院陈述，永航公司系长荣海运在上海的船务代理。涉案货运业务是力渡公司向永航公司订舱，电放保函也是力渡公司提交。永航公司未与原告直接接洽过。对电放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永航公司仅作形式审查，主要核对的是订舱人力渡公司的印鉴。
（二）力渡公司销售部经理朱燕中受该司指派向本院陈述，据该司了解，轩辉公司与龙恒公司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涉案货运业务是龙恒公司向力渡公司委托订舱，电放保函是龙恒公司提交。电放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系何人所盖，力渡公司并不知情。力渡公司还向本院提供了龙恒公司就涉案货物向其订舱的委托材料。
（三）龙恒公司业务负责人张敏向本院陈述，其原系轩辉公司股东，现为龙恒公司股东。轩辉公司已于2013年4月9日注销。涉案业务具体是轩辉公司还是龙恒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办理货物出运事宜，已记不清楚。因轩辉公司和龙恒公司在墨西哥目的港没有代理机构，故借用了被告签发的提单交给原告，向原告收取海运费，并向被告支付代理费。货物实际通过力渡公司向长荣海运订舱，长荣海运签发的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即是被告在目的港的代理，但长荣海运的提单并未交给原告或被告。关于电放保函的来源，因当时经办人员离职，具体情况其并不清楚，但据其了解应该是原告提供，货物电放给了被告的目的港代理。龙恒公司还向本院提供了龙恒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轩辉公司的注销材料和轩辉公司与被告业务往来的部分结算清单。
原、被告对上述本院调查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结合本院调查和庭审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2年10月到11月间，原告委托案外人轩辉公司办理一批纺织品出口至墨西哥的海运事宜。轩辉公司接受委托后，因其在墨西哥港口没有代理机构，遂联系被告，请被告出具涉案货物的契约承运人提单，并要求将提单签发日期显示为2012年12月1日。被告应轩辉公司的要求，签发了编号为GGLCNBXXXXXXXXJ的正本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收货人为被告在目的港的代理IMPORTCARGOMEXICOSADECV（以下简称IMPORTCARGO），启运港上海，目的港墨西哥曼萨尼略港，承运船RIVERWISDOM172E航次，货物为880卷全涤针织染色布。轩辉公司将上述提单交给了原告。被告则于2013年1月17日向龙恒公司开具发票，收取涉案货物的代理费用。
同时，轩辉公司以龙恒公司的名义通过力渡公司向长荣海运授权的订舱代理人永航公司进行订舱。2012年12月8日，上海航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代长荣海运签发了编号为XXXXXXXXXXXX的一式三份正本海运提单。提单记载的主要内容与被告出具的契约承运人提单一致。原告和被告均声称，未取得过该套提单。
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永航公司收到力渡公司提交的电放保函，保函载明，发货人原告，收货人IMPORTCARGO，并称“本公司装一批货物经由贵公司（代理）承运，现为争取时效，我公司将此票货物的正本提单（全套）交还贵公司，并请贵公司准予以电放方式处理，货物将由上述收货人提领”。保函落款处“立保函人（货主）”栏中盖有“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立保函人（货代）”栏中盖有力渡公司的印鉴。长荣海运依据该保函电放了货物，XXXXXXXXXXXX号全套正本提单也已由长荣海运收回。
2013年4月15日，原告致函被告就货物未经原告同意而被电放一事进行交涉，称其方始终持有被告签发的全套正本提单，现货物不知所踪，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另查明，涉案货物出口报关FOB价为46，354美元。
本院认为，原告委托轩辉公司出运涉案货物，轩辉公司在以龙恒公司名义向长荣海运实际订舱的同时，另行取得了被告签发的GGLCNBXXXXXXXXJ号提单，并将该套提单交给了原告。原告持有该套提单，有理由基于提单记载来认定是被告接受了订舱，并与自己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至于原告是否是直接向被告订舱、被告是否向原告收取了海运费以及原告所委托的轩辉公司实际向何人订舱，都不能改变被告向原告签发提单的事实，也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之间以提单为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依法成立。被告作为承运人，负有凭单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现原告持有被告签发的全套正本提单，但被告却无法依约交货，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由于违约造成原告损失的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自己只是应轩辉公司请求出借提单，与原告并不具有实际的运输合同关系，也未实际承运涉案货物。本院认为，被告是接受轩辉公司订舱而出具提单，还是基于其他原因出具提单，原告对此并不知情，也无从判断。被告所称的出借提单乃其与轩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涉，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故被告的此项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还辩称原告曾向实际承运人长荣海运出具电放保函，故被告无须向原告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对电放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持有异议，否认曾出具过该份保函。经审查，保函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与原告在本案起诉状和公证、认证材料上所使用的印章大相径庭，也与香港注册企业常用的印章式样差别明显，虽不能据此绝对排除保函上印鉴也是原告所用的可能性，但毕竟存在较大疑问。为查明此节事实，本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职权向相关的案外人进行调查，也因时过境迁而未取得确切证据。加之，原告持有的是被告签发的提单，而非长荣海运签发的提单，若原告确有电放货物的意思，电放保函应向被告作出，但涉案电放保函却是向长荣海运作出，这是该电放保函的又一疑点。在证据存疑，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被告作为证据的提供方和相关事实的主张者，负有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补强的举证责任。仅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电放保函必是原告出具。其次，假设电放保函确系原告出具，也不能免除被告凭提单向原告交付货物的义务。因为电放保函上明确记载收货人为IMPORTCARGO，并请求长荣海运“货物将由上述收货人提领”。IMPORTCARGO是被告在目的港的代理，将货物电放给IMPORTCARGO，应视为货物从实际承运人长荣海运的控制之下转到了被告的控制之下，故电放保函与货物最终脱离被告控制并无必然因果关系。至于被告称原告、轩辉公司或龙恒公司也曾向IMPORTCARGO发出过放货指示，但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再次，根据查明的事实，长荣海运在电放货物后已经收回由其所签发的全套正本海运提单。因此，即使本案中不存在电放保函，也改变不了长荣海运依据正本提单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结果。反观被告，因被告坚称其从未持有过长荣海运签发的提单，所以即便货物现在仍在长荣海运掌控下，被告也无权阻止长荣海运向正本提单持有人放货，更无权自行向长荣海运主张提货，进而再向原告交货。可见，被告无法交货的风险，自其在未取得长荣海运签发的海运提单、未掌握货物控制权的情况下，就签出自己的提单之时起，已固然存在。电放保函的有无，并不是产生或增加该风险的原因所在。综上，被告的此项辩解也不能成立。
根据出口报关资料显示，涉案货物FOB出口报关价为46，354美元，可据此认定原告因被告无法交付货物遭受的损失金额，被告对此应予赔偿。关于利息损失，有证据表明原告曾于2013年4月15日向被告发函提出过索赔，原告请求从该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该主张合理，可予支持。唯原告未能提供上述货款损失的贷款依据，故利率标准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46，354美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活期存款利率，自2013年4月1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二、对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67元，由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吉山香港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凯帆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晓峰
审 判 员 孙英伟
人民陪审员 王才兴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岑 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七十一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