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4民初15510号
原告：谭秀华，女，196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龙，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向阳，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8935304032。
负责人：米晋湘，行长。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桂东支行，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简平路2号怡翠馨园首层073-080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243522047。
负责人：林颖，行长。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细坤，广东豪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简胜君，广东豪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美仙，女，197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国梁，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秀华诉被告建行佛山分行、建行桂东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原告谭秀华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陈美仙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秀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龙、董向阳、被告建行佛山分行、建行桂东支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细坤、简胜君、被告陈美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国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秀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本金50万元以及利息损失98056.25元（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35%从2013年5月15日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暂计至2017年10月23日为98056.25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被告建行桂东支行的员工陈美仙在该支行的营业厅向原告销售华融普银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普银公司）发行的产业项目基金，称是银行代理销售的。基于对银行的信赖，原告出资50万元认购了该产业项目基金。后原告得知华融普银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查处，原告的投资款至今未得到任何清偿。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建行佛山分行、建行桂东支行共同辩称，本案既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必须有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必须有因果关系这几个基本要件，但本案不具备前述要件。分述如下：
一、本案无损害结果。谭秀华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诉称的损失实际发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是多少，谭秀华诉求赔偿损失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
谭秀华提供的证据显示，谭秀华与第三人华融普银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并按照约定交付投资款后，谭秀华享有华融普银公司相应的分红权益，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谭秀华因此产生了损失。另，谭秀华诉称因华融普银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查处而遭受损失，但谭秀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退赃退赔，也未向华融普银公司及担保人提起任何诉讼主张损失。从谭秀华提供的《刑事裁定书》也看不出来谭秀华是受害人、有遭受损失。故，谭秀华所交证据中无法证明其产生了损失，其诉求赔损失无事实依据。
二、即使谭秀华诉求的损失实际存在，但建行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不是侵权行为人，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谭秀华应向实际侵权人主张损失。
（一）《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本案中，建行并未实施任何侵害谭秀华民事权益的行为，不应当作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被告。从谭秀华提供的有关刑事案件的判决来看，第三人华融普银公司及相关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原告财产受损失的原因，对谭秀华财产权实施侵害的主体是华融普银公司及相关犯罪人员，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建行实施，建行相关人员也未参与犯罪行为，因此，建行不是侵权行为人，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谭秀华的起诉。
（二）即使存在陈美仙推荐华融普银公司理财产品的行为，该行为亦非执行建行的工作任务，谭秀华不存在被误导为购买建行理财产品的可能，且陈美仙也不是犯罪人和侵权行为人，建行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也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首先，即使陈美仙私自销售华融普银公司理财产品的可能，也不是执行建行的工作任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而本案中，建行与华融普银公司并不存在理财产品的代理销售关系，谭秀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陈美仙私自推荐销售华融普银公司理财产品，若陈美仙利用非工作时间私自销售该产品，也纯属其个人行为，而非执行工作任务，建行对谭秀华所述的整个交易流程是不知悉的且所有的法律文书均无建行的签章确认，也无建行的职工签名，故陈美仙的推荐行为与建行用工行为无关，陈美仙的该行为与履行工作职责无关，用人单位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谭秀华不存在被误导为购买建行理财产品的可能。本案中，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订的合伙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具体明确的，谭秀华投资资金系谭秀华指令转账至华融普银公司在兴业银行开立的账户，谭秀华收取的任何文书均与建行无关，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谭秀华的投资行为与建行有任何关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陈美仙推荐该理财产品时声称是建行的理财产品，在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的交易过程中，建行均未参与更没有任何签章，谭秀华作为正常的自然人，不可能仅凭陈美仙是建行的员工就被误导为购买的是建行的理财产品；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谭秀华明知不是建行的理财产品，其购买华融普银公司的理财产品是其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最后，即使存在陈美仙推荐华融普银公司理财产品的行为，该行为亦非执行建行的工作任务，且既不构成侵权也不构成犯罪。不能因为存在陈美仙推荐销售华融普银公司的理财产品的可能，就当然得出陈美仙是侵权行为人的结论。本案中，从谭秀华提供的证据来看，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形成合同关系，造成谭秀华财产损失的原因系第三人华融普银公司及相关人员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陈美仙不是犯罪人，将陈美仙的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的依据不足，进而因陈美仙的行为而起诉建行就更加没有依据。
三、从合同关系来说，建行与谭秀华不存在合同关系，建行不承担合同责任。
本案中，建行与谭秀华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建行不应当承担合同责任。而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等当事人形成了合同关系，虽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吸存人与存款人之间在民事上形成真实的合同关系，该合同的效力不因吸存人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当然受到影响（最高院公报中关于吴国军与陈晓富、王可祥、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例，就是这种认定意见）。即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的合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且谭秀华的资金系作为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款、由谭秀华自行通过银行柜台操作直接支付给华融普银公司的，谭秀华应当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向华融普银公司及担保人主张权利，建行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承担任何合同责任。而如果谭秀华选择主张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则应当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单位或个人去主张，建行不构成犯罪或侵权，不应当向建行主张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本案不存损害结果，建行也不存在侵权行为，且建行与谭秀华不存在合同关系，因而建行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应向华融普银公司主张相应违约责任。因此，谭秀华的诉求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谭秀华的起诉，或驳回谭秀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美仙辩称，一、谭秀华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起诉状所述待证事实。
2013年5月份，谭秀华过来办理理财产品业务，在交谈中得知谭秀华最近在做三水一个股权类的房地产投资项目，100万起，收益在11%-13%不等，并且，谭秀华主动向陈美仙询问有什么收益比较高的理财产品，陈美仙就顺带说有个类似的北京项目，收益在8%-11%，收益是比正常的理财项目高点，但还是有很大风险的，要谭秀华自己权衡决定。谭秀华平时对该类产品比较认同也比较熟悉，并且过去有过类似高风险产品投资的经验，谭秀华表示很有兴趣，说想要了解一下基本情况，于是，陈美仙就给了该项目业务经理孙大千的手机号给了谭秀华。谭秀华就自行主动与孙经理联系该产品的一切相关情况，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银行业务，诸如汇款转账签名之类都是客户自行办理的。至于谭秀华在起诉书中说到陈美仙私下兜售代理该产品，是谭秀华基于对银行的信赖，实属谭秀华本人潜意识里的一种误解，谭秀华是成年人，过去有长期进行高风险类产品投资，有自己的投资理财经验，基于以往投资股票、基金、黄金等高风险产品，那么对该类高风险产品是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事后，谭秀华也一直与北京方面、该项目的业务经理孙经理积极联系，了解该项目的处置进程，至于该北京的基金项目，事发三年后，才被公安机关及法院定性为非法集资，陈美仙并不知情。至于谭秀华在证据中提供的本人业务卡片，并不能说明与此事有什么关联，因为该卡片就放在营业大厅供所有客户自行索取。
二、谭秀华是成年人，应承担高收益伴随的高风险责任。
2013年5月，谭秀华为获取高额投资收益，在认真研究了该公司《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书》、《协议履行担保函》及相关资料后，自认为没有什么风险后，自行与华融普银公司签订了《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书》，又与中工联合投资担保（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履行担保函》，有了这双保险后，认购了“华融普银高速公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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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临高速公路项目”，投资项目12个月，年化收益率为9%，并且，谭秀华也实际收到了华融普银公司支付的半年投资收益22500元。而该三份《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书》、《协议履行担保函》在三年后，才被法院认定为是非法集资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进行的筹集资金、并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的行为，其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属于无效合同范畴。根据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签订投资合同的主体是华融普银投资公司和投资人。一旦合同无效，返还财产的责任和义务主体应该是非法集资人华融普银公司，不应是陈美仙。
说到底，参与非法集资行为也是一种投资，投资行为到底有没有收益，收益多少，需要投资人自己擦亮眼睛、审慎对待，而不能赚了钱装入自己腰包，亏了本转身找陈美仙索赔。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人（谭秀华）应自担投资损失，符合意思自治、责任自负的契约精神和立法要旨，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在本案中，谭秀华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与了解，想一想自己要投资的经济主体是否有实力来实现高于承诺收益的高收益；也应该意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谭秀华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然应当明白，自己行为导致的后果与其他人没有关联，如今完全应该由自己与对方当事人按相关规定承担。
法律领域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就是获得多大的利益，就承担多大的义务。本案中陈美仙未取得任何利益、权利，所以，陈美仙没有代偿义务及责任。
三、本案应驳回谭秀华起诉
谭秀华投资款项即使存在，那也是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的投资债权债务纠纷，而不是谭秀华与建行之间的借贷纠纷。鉴于华融普银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已于2017年8月11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2017）京03刑终380号】，该裁定书已表明了：“公、检、法查扣了大量现金、房屋、土地使用权、矿权、林权、股权等资产，在案冻结、扣押之其他款物，依法予以处理，所得用于发还投资人”，谭秀华的损失将来完全可以通过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弥补其实际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4年3月3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11月23日发布《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规定：“对于未经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乱集资活动而引发的纠纷，特别是对其中因非法集资活动而引起的纠纷，一般应由有关部门处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亦无“非法集资合同纠纷或类似的案由”，所以，法院在现阶段一般不受理非法集资清退纠纷案件。
因此，谭秀华的诉讼请求是没有根据的，应依法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5月15日，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编号：第GL3-1[0044B]号），约定：华融普银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200万元，与有限合伙人联合发起设立合伙企业，企业名称为北京华融普银投资管理中心（名称以工商登记机构核定为准），企业存续期为12个月，全体合伙人共出资预期2000万元。谭秀华作为有限合伙人向华融普银的基金募集账户（银行账号：32×××46）认缴50万元作为出资。基金到期收益率按投资额10-49万元8%、50-99万元9%年化收益率进行分配；分配后仍有盈余，按有限合伙人80%，普通合伙人20%比例进行二次分配。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满清算时，合伙人按照实现的收益率获得收益回报；在有限合伙企业与合伙人约定的存续期满时，可以退伙并给予相应的收益回报。资金起息日以合同签订后资金入账日开始起息。半年分红一次。
2013年5月15日，谭秀华与华融普银公司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股权收购方为华融普银公司，股权被收购方为谭秀华。收购方发起成立华融普银高速公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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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临高速公路项目，进行对外股权投资，被收购方自愿加入，入资金额为50万元，并据此签订华融普银基金合伙协议（编号：第GL3-1[0044B]号）。如果被收购方的该项投资（包括本金和收益）在到期之日未能达到最低预期，收购方同意收购被收购方初始入资金额所对应的股权，以兑现被收购方入资所应产生的本金和收益，被收购方同意对应股权转让（被收购）给收购方。
2013年5月15日，中工联合投资担保（北京）有限公司出具《协议履约担保函》，承诺对上述协议约定的总价款加约定收益9%承担有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责任，担保方担保金额为545000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主协议约定的日期结束后1年内。
2013年5月15日，谭秀华在建行桂东支行向华融普银公司尾号为446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同日，华融普银公司向谭秀华出具《投资确认函》，确认谭秀华的投资为50万元，资金起息日为2013年5月15日，投资期限为12个月，年化收益率为9%。
2014年5月5日，华融普银公司向谭秀华出具《延期函》，内容为“鉴于投资项目回款期限不如预期，导致目前回款压力较大，在此本公司决定将项目期限延长不超过90天，延期期间受益按照合同约定收益基础上浮2%作为补偿”。
2015年6月24日，谭秀华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信访投诉建行桂东支行工作人员私售华融普银基金产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于2015年8月24日向谭秀华作出《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答复函》，内容为：“谭秀华同志：你来访反映建行桂东支行人员私售华融普银基金产品。现我局已进行核实，具体情况如下：一、信访反映的“华融普银高速公路基金-
岚临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产品非建行佛山分行发行及代销的产品。二、2002年7月至2014年7月，陈美仙在此期间任职于建行佛山分行。2013年5月15日，谭秀华在建行南海桂东支行向华融普银公司（账号：兴业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32×××46）汇款50万元。陈美仙在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不持有柜员工号，不具备在柜面业务系统为客户办理转账业务的操作权限。2014年11月13日，建行佛山分行因为陈美仙私自向客户推销非建行发行或代销的理财产品，给予陈美仙开除处分。鉴于相关事项已进入司法程序，以司法部门结论为准。三、对于信访反映问题中建行佛山分行所应负的管理责任，我分局将加强与司法部门合作，并根据最终结论，依法采取监管措施，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他有关纠纷，我分局建议你继续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蒋权生、魏薇、董占海、李明、卢志银、白岩、王盛、邱峻峰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5）朝刑初字第1500号刑事判决，认定上述八被告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结合犯罪事实、情节、犯罪后果以及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判处其四年六个月至九年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责令八被告人退赔投资人的经济损失，在案冻结、扣押之其他财物，依法予以处理，所得用于发还投资人。该判决认定了如下事实：2012年2月，蒋权生、董占海共同成立华融银安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银安公司）。2012年9月，两人又伙同魏薇共同成立华融普银公司。两公司自成立后，在朝阳区中青大厦、京广中心等地，通过组建销售团队、自行宣传或第三方推介的方式，借发行理财产品，投资“河祥地产”“京西北物流仓储”“岚临高速”“芽菜基金”等项目之名，以年回报率8%至15%、返本付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2013年7月、9月，李明在先后收购华融普银公司、华融银安公司后，仍延续两公司先前的业务经营模式，并新增“成都阜外医院”“亦庄项目”“宏毅四号”等理财项目，继续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卢志银、白岩、王盛、邱峻峰为华融银安公司、华融普银公司销售团队负责人，积极带领团队参与两公司非法吸收资金活动。2014年5月，华融银安公司、华融普银公司因无法兑付到期钱款案发。经审计，2012年2月至2014年5月间，华融银安公司、华融普银公司共向3000余名投资人非法吸收55亿余元资金，造成投资人经济损失34亿余元。
蒋权生、魏薇、董占海、李明、卢志银、白岩、王盛、邱峻峰不服该案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刑终38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原判。
庭审过程中，谭秀华陈述其购买案涉理财产品的经过如下：在购买前一周，谭秀华在银行办理业务时，陈美仙跟谭秀华说有一款理财产品，起步100万元，陈美仙说投资金额越大，收益越高，想和谭秀华一起买。2013年5月15日，陈美仙打电话跟谭秀华说这款产品最后一天卖了，让谭秀华快过去买。谭秀华当天中午下班后去到建行桂东支行VIP理财室找陈美仙的时候，陈美仙已经帮谭秀华填写好了汇款单、《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书》，谭秀华去到后陈美仙就让谭秀华直接签名。所有的手续都是陈美仙帮谭秀华办理的，谭秀华就是在转账的时候输入了一下密码。购买该款产品之前，陈美仙跟谭秀华介绍这就他们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陈美仙说这款产品很好，是国家计委批准的产品。关于该款产品的所有说明书都是谭秀华买该款产品的时候陈美仙才给谭秀华的。谭秀华去到银行签名付款的时候，陈美仙就将《产业项目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合伙协议书》给了谭秀华。谭秀华当时也没怎么看就买了。
谭秀华在庭审过程中还陈述了如下事实：谭秀华在购买案涉案理财产品之前已有多年的投资经验，在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未作过风险承受能力测评，但其在购买其他理财产品时其曾经做过风险承受能力测评，测评结果显示其为稳健性的投资者。谭秀华于2013年11月曾经收到过案涉理财产品22500元的分红，之后未再收到该款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的返还。谭秀华称其尚未收到上述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退赔款及该案的款项发还。
庭审过程中，谭秀华明确表示其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向三被告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关于三被告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以下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
一、关于谭秀华的损失问题。
1、谭秀华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的损失。依照《合伙协议》及《延期函》的约定，在谭秀华投资后的第15个月即可获得投资款的返还及收益回报。谭秀华称其至今仍未收到华融普银公司返还的投资款，也未获得相关刑事案件的退赃款及退赔款。现投资期限已届满，且三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谭秀华现已收回全部投资款，可以认定谭秀华的损失已经客观存在，是实际发生的损失。
2、谭秀华的损失数额。考虑到投资行为本身即存在一定的风险，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谭秀华在选择投资基金产品的同时即表明其选择放弃以储蓄存款的方式获得固定利息收益的可能，故谭秀华的利息损失是因其自身的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应由其自行承担。扣除在投资期内谭秀华已收回的22500元，谭秀华的损失应为477500元。
二、陈美仙的行为构成侵权，陈美仙应对谭秀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陈美仙为谭秀华推销了案涉基金产品。谭秀华称汇款单、《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书》中除了其签名之外其他内容均由陈美仙填写，陈美仙否认是其为谭秀华办理的上述业务，应举证证实汇款单、《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书》中的内容并非其所填写。陈美仙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谭秀华提供的《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来看，谭秀华是在2015年6月24日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进行信访投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答复函》中显示，因陈美仙私自向客户推销非建行发行或代销的理财产品，建行佛山分行已于2014年11月13日给予陈美仙开除处分。由此分析，陈美仙曾不止向谭秀华一人推销了非建行发行或代销的理财产品。
2、陈美仙存在过错。根据相关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陈美仙向谭秀华推销的是一款非法发行及销售的基金产品。陈美仙在向谭秀华推销一款非建行发行或代销的理财产品时就应对该理财产品是否是合法发行及销售的理财产品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陈美仙作为一名在银行工作多年的具有专业金融知识的人员，其在向谭秀华推销案涉基金产品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基金产品是一款非法发行及销售的理财产品。陈美仙主动向谭秀华推销非法发行及销售的理财产品，其行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3、陈美仙的行为与谭秀华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陈美仙向谭秀华推销的是非法发行及销售的基金产品，极大地增加了谭秀华的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的风险，客观上造成谭秀华的投资本金无法收回后果。陈美仙的行为与谭秀华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关于谭秀华自身对其损失是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谭秀华作为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民事主体，在投资理财产品时，应充分了解该类理财产品的风险并具备相应的承受能力，对其资金安全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谭秀华对其资金安全并未尽到充分的审慎注意义务。但这并不构成减轻或免除陈美仙责任的事由，原因在于，谭秀华所购买的是一款非法发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区别于普通的合法发行销售的理财产品，非法发行销售的理财产品极大地增加了投资者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的风险。而从本案来看，没有证据显示谭秀华在投资当时明知这是一款非法的理财产品并自愿承受这种巨大风险。陈美仙的行为构成侵权，应对谭秀华的477500元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三、建行佛山分行、建行桂东支行应对陈美仙应承担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1、陈美仙向谭秀华推销理财产品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建行。从陈美仙因向客户推销非建行发行或销售的理财产品被建行佛山分行开除的情况来看，陈美仙是在未经建行佛山分行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向客户推销产品。谭秀华签署的《合伙协议》、《股权回购协议书》、《协议履约担保函》、《投资确认函》等相关投资材料中均未出现建行名称或加盖建行的印章，谭秀华支付的投资款也是直接转至华融普银公司的账户，而非建行的账户。谭秀华作为一名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投资者，理应知道其交易对象是华融普银公司，即其购买的基金产品可能是一款与建行毫无关系的理财产品。按谭秀华所述，即使陈美仙在向其推销案涉基金产品时声称该产品是建行代销的理财产品，谭秀华在未进一步核实收款公司的信息与理财产品的合法性的情况下，盲目轻信陈美仙的口头介绍和个人担保，草率支付巨额投资款，谭秀华自身存在过错，故其并不构成善意，陈美仙的行为也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基金产品并非建行发行或代销的理财产品，陈美仙未经建行允许私自向谭秀华推销案涉理财产品，该行为是陈美仙的个人行为，应由陈美仙个人对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
2、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应对谭秀华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谭秀华提供的建行个人汇款凭证可以证明其是在建行桂东支行的工作时间在该行办理了购买案涉基金产品的业务。陈美仙的建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增加了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对其员工利用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内私自向客户推销非法理财产品侵害客户财产权益的行为理应具有一定的预见，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因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内部业务及经营场所监管混乱，客观上放任了其员工利用其场所及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实施了侵犯客户财产权益的行为的发生，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存在监管过失，且该监管过失与谭秀华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谭秀华的财产损失直接是因华融普银及陈美仙的发行销售或代销非法理财产品的行为所造成的，故华融普银及陈美仙才是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对谭秀华应承担的责任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故参照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应对谭秀华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结合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对于谭秀华损失发生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应对谭秀华的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在陈美仙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的情况下，由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在95500元（477500元×20%）的范围内对谭秀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建行佛山分行及建行桂东支行在对谭秀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相关直接责任主体追偿。
四、关于谭秀华是否应在相关刑事案件退赃退赔或向相关刑事责任主体索赔之后方能起诉三被告。（2017）京03刑终380号案刑事判决对财产部分虽作出追赃或退赔处理，但该案刑事责任主体与本案中谭秀华起诉的民事责任主体并不相同。该案刑事案件被告人以及其他相关责任人对谭秀华应承担的责任与本案被告对谭秀华应承担的责任分属基于不同法律关系所引发的不同责任，该案刑事判决并不影响谭秀华基于侵权法律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本案应根据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应当继续审理。陈美仙关于本案应驳回谭秀华的起诉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如在本判决作出之后谭秀华在（2017）京03刑终380号案刑事判决中尚有可获退赔或发还的款项，谭秀华所获退赔及发还的款项应遵循不重复受偿的原则。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美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谭秀华477500元；
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桂东支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义务在9550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谭秀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890元，由被告陈美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袁 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何碧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