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终字第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智达。
委托代理人：蒋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冬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培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鑫润塑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溢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科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贤文。
委托代理人：徐天柱。
委托代理人：谭江淮。
上诉人孟智达为与被上诉人朱冬青、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丰公司）、诸暨市鑫润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润公司）、安徽科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3）绍诸草商初字第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董伟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春霞、代理审判员杨华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蒋宇，被上诉人科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天柱、谭江淮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24日，被告朱冬青、锦丰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约定月息3%，借期至2013年10月。逾期则每天承担0.5%滞纳金，并约定若逾期归还导致诉讼的，需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诉讼代理费等经济损失10万元，为此出具借条一份。被告科润公司、鑫润公司则在借条证明人一栏处加盖公章。其中科润公司所加盖的印鉴与其在安徽省濉溪县工商部门留存的印鉴并非一致。同日，原告孟智达通过银行汇付被告朱冬青人民币94万元。后被告朱冬青、锦丰公司除已付清2013年6月13日前的利息，其余本金及相应利息至今未付。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科润公司是否就本案所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虽鉴定结果表明，原告孟智达持有借条上科润公司的公章与被告科润公司提供的样本印文不一致，但因被告科润公司的公章并未在当地备案登记，同时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其关于借条上的公章系非法使用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该公章应属有效；但因科润公司在该案中是证明人，故其对本案担保并不成立，其不必为该案所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同时锦丰公司系该案共同借款人，鑫润公司系证明人，故原告孟智达关于锦丰公司、科润公司、鑫润公司系该案保证人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于本案借款金额，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借款应以实际出借金额予以认定。原告虽主张被告朱冬青向其借款人民币100万元，但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借款为94万元，其余6万元因未有证据证实，该院不予认定。综上，被告朱冬青、锦丰公司尚欠原告孟智达借款本金人民币94万元事实清楚，故原告要求被告朱冬青承担清偿债务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其余请求，应予驳回。被告朱冬青已自愿支付利息至2013年6月13日，原告将利息主张调整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未加重对方当事人的责任，故该院对于原告利息部分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本案的诉讼代理费，因在借条上明确约定，若逾期履行则由借款人承担，故原告关于诉讼代理费部分的主张，该院亦予以支持。被告朱冬青、锦丰公司、鑫润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冬青应返还原告孟智达借款本金人民币94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6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朱冬青应支付原告孟智达律师代理费5000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孟智达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0195元，由被告朱冬青负担。
上诉人孟智达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朱冬青与被上诉人锦丰公司及科润公司在转让之前的法定代表人陈培金系夫妻关系，与被上诉人鑫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溢峰系母子关系，鉴于朱冬天青与三个公司的特殊关系，鑫润公司与科润公司不可能是证明人，而是担保人。二、从借条上来看，仅约定了担保责任及担保期限，对证明人只字未提，故从借条整体解释或从对格式合同提供者不利的解释出发，应将鑫润公司及科润公司认定为担保人。三、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将被上诉人锦丰公司列为担保人，一审法院在未释明的前提下，径直将锦丰公司判为共同借款人，侵犯了上诉人的选择权。四、法人是拟制的法律主体，不能对某一法律行为作出证明，结合本案更不能出现几个公司法人作为借款行为的在场证明人的情形。五、本案的借款时间发生在科润公司转让之前，故科润公司的法律地位须看转让之前的意思表示，转让之前的全部股东朱冬青、陈培金、陈溢峰都未对科润公司系担保人的事实作出否定。六、诸暨当地民间借贷活动频繁，出借人要求有担保人已成为一种交易习惯，尤其是上诉人孟智达这样大额出借，不可能没有担保人。且被上诉人朱冬青提出借款时，其在诸暨法院已有数个案件，个人信用出现疑问，正是因为有三个担保人进行担保，加之了解到科润公司在安徽有一处国有土地使用权，才使得本次借款合同得以践行。七、借款后支付利息是按本金100万元为基数的3%支付的，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关于其余6万元现金的来源、交付方式、交付地点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却草率判定借款数额，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朱冬青、锦丰公司、鑫润公司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科润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询中辩称：一、科润公司服从一审判决结果。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科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科润公司并非担保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担保合同不成立。担保合同作为双务合同，需双方主体真实合法，意思表示一致，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条上科润公司的公章经一审委托鉴定，与科润公司现有的公章及留存在工商机构的印鉴均不具同一性，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故该行为主体是虚假的。即使公章效力按一审判决处理，科润公司也不是担保人，故上诉人主张科润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基于推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孟智达向本院提供：科润公司企业三证、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科润公司系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盖章，如果是证明人就无需提供该材料。
被上诉人朱冬青、锦丰公司、鑫润公司未作质证。
被上诉人科润公司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证明科润公司系担保人。该证据来源不清，不能证明是科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供给上诉人的，且上面有一些文字、数字，怀疑是上诉人为到达不良的诉讼目的而提供的虚假证据。
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且被上诉人科润公司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效力不予认定。
二审中，被上诉人朱冬青、锦丰公司、鑫润公司、科润公司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科润公司是以什么身份在借条上盖章。二、借条上科润公司的印章是否系合法使用。三、本案借款的实际金额是多少。现逐一分析如下：首先，从本案的主要证据借条所载内容看，借条上对借款人（单位或个人）、担保单位或个人、证明人三者的位置明确列明，被上诉人朱冬青、锦丰公司在借款人（单位或个人）一栏上签字捺印或盖章，被上诉人科润公司、鑫润公司在证明人一栏盖章。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锦丰公司、科润公司、鑫润公司系本案借款的担保人，如果没有相应担保其不会出借本案借款，但该主张与借条所反映的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对被上诉人锦丰公司、科润公司、鑫润公司的身份认定应以其在借条中盖章的意思表示为准，锦丰公司在借条中的意思表示应为借款人，科润公司、鑫润公司的意思表示应为证明人。此外，担保合同的成立必须有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的明确意思表示，以本案借条的形式尚不能反映被上诉人锦丰公司、科润公司、鑫润公司具有为本案所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锦丰公司、科润公司、鑫润公司在借条中的身份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锦丰公司系担保人而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但该主张与可认定的事实不一致，原审判决由此驳回其要求锦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其次，关于借条上科润公司的印章是否系合法使用问题。被上诉人科润公司在一审中对于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其提供了工商登记材料予以证明并申请司法鉴定。根据鉴定结论，本案借条上科润公司的印章与其留存于工商机构的两枚印章均不具同一性，故尚不能认定借条中名为科润公司的印章是其日常使用的印章。应由上诉人对借条上盖具的印章系科润公司实际使用印章承担举证责任，鉴于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对该事实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上诉人以借条上盖具的名为科润公司的印章要求被上诉人科润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再次，因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应以实际交付的金额认定出借金额。被上诉人科润公司对借款金额提出异议，上诉人仅提交了94万元的转账凭证，对其余6万元的交付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借款的实际金额为94万元也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95元，由上诉人孟智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伟
审 判 员 胡春霞
代理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