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5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
委托代理人：严铁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殿梁，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智权。
委托代理人：汤嘉祺，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金得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世濠大厦1-95。
法定代表人：张智权，执行（常务）董事。
委托代理人：黄争，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梓帆。
委托代理人：左萍萍，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伟因与被上诉人张智权、深圳市金得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得利公司）及原审被告第三人王梓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5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金得利公司于2005年4月25日注册成立。根据工商登记信息，金得利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以下货币币种均为人民币）50万元，张智权出资20万元，占出资比例40％，王伟出资30万元，占出资比例60％。2013年9月10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50万元，张智权的出资变更为300万元，占出资比例87.7143％，王伟出资仍为30万元，占出资比例8.5714%，王梓帆出资20万元，占出资比例5.7143％。
2015年2月5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深市监罚字（2015）罗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查明，王伟不清楚金得利公司办理设立登记的情况，并未参与办理公司的设立登记。王伟本人未在下列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材料上签字：《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投资者声明》、《金得利公司章程》、《金得利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监事任职书》。同时，经鉴定，公司设立登记资料中“王伟”签名字迹不是出自王伟的笔迹。因金得利公司提交假冒股东签字的虚假材料取得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侵犯公司股东合法权益，妨害公司登记管理制度，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了撤销金得利公司2013年9月10日的变更登记，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上述行政处罚作出后，金得利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进行了相应的变更，变更后王伟出资30万元，占出资比例60％，张智权出资20万元，占出资比例40％。
张智权认为设立金得利公司时，由于必须两个以上的股东方能注册，其冒用了王伟的身份进行了注册登记。公司的登记注册资料上“王伟”签名均不是王伟本人的签名，王伟的注册资金30万元也系由其为支付。公司注册登记后，王伟未参加公司的股东会，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张智权为证明王伟的注册资金为其代为支付，提交了银行现金交款单，交款单显示以王伟的名义向金得利公司账号汇付了30万元的投资款，并申请了证人柏某出庭作证，证人柏某对该汇款情况予以了确认。
王伟认为无论是本人出资还是他人代为出资，均足以证明其已经出资，至于王伟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债权关系是另外的法律关系。而公司注册登记资料的签名是否王伟本人的签名，王伟是否参与股东会及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不能作为否认王伟股东身份的理由，且王伟已委托他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至于王伟未参加股东会系因其未接到通知。
张智权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张智权冒用了王伟名义出资并将王伟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王伟不是金得利公司股东；2、确认王伟在金得利公司的出资30万元属于张智权所有；3、将王伟在金得利公司名下的8.5714%股权（变更前为60%股权）变更登记到张智权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金得利公司工商显示，其设立登记时，张智权出资20万元，占出资比例40％，王伟出资30万元，占出资比例60％。张智权主张王伟的出资30万元实际为其支付，王伟据此持有公司相应的股份应变更至其名下。对于张智权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从张智权提交的证据看，张智权持有向金得利公司认缴出资的现金交款单，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确认该款项实际为张智权缴付，且证人柏某的证言也印证了该事实。王伟虽辨称他人代为出资是其与他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但王伟对此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明证据其与张智权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足以证明其抗辩理由。
其次，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王伟本人未在金得利公司的设立登记资料上签字，且经鉴定公司设立登记资料中“王伟”签名字迹不是出自王伟的笔迹。王伟虽对上述事实提出了异议，但未能提交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原审法院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虽不能成为判断股东身份的标准，但印证了张智权代为王伟出资并进行公司注册登记的真实性。
再者，股东参加股东会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取得股东身份后享有的权利，虽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标准，但在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判断是否为公司股东的参考因素。王伟虽登记为金得利公司的股东，但事实上未参加公司的股东会及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虽王伟认为其未参加股东会系因公司未通知其参加，但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委托他人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述事实也印证了张智权代为王伟出资并进行公司注册登记的事实。
综上，金得利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虽显示王伟为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30万元，但由于上述出资实际为张智权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王伟虽登记为金得利公司，但由于张智权为实际出资人，张智权有权要求王伟将持有金得利公司60％的股权变更至其名下。张智权认为其是以冒用王伟名义的方式向金得利公司出资及进行股东登记注册，并据此否认王伟的股东身份，但张智权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其是以冒用的方式，还是基于其他因素利用王伟的名义进行出资和登记，且公司法并不否认名义股东的身份。因此，对张智权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王伟向金得利公司出资30万元实际为张智权出资；二、王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金得利公司60％的股权变更至张智权名下；三、驳回张智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张智权承担2900元，由王伟承担2900元。
上诉人王伟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王伟已经足额出资义务，与张智权之间不存在代为缴付的关系。1、原审法院未查明王伟出资情况。根据原审法院判决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股东是否有实际出资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核心标准，但原审法院并未对上出资情况进行查明，反而采用了推定的方法认定王伟没有出资，但该推定是足以被推翻的。第一，根据现金交款单记录，王伟已经履行足额出资；第二，原审法院认定王伟出资款实际为张智权缴付，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第三，证人柏某是张智权前妻，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2、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与张智权代王伟出资两个法律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二、王伟未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委托陈某代为参与，张智权对此是知情且同意的，除了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撤销的股东会决议外，其他股东会决议王伟的签字均由陈某签署。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王伟与张智权之间没有签订代持协议，不是代持关系，原审法院却适用代持法律规定进行判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
被上诉人张智权辩称：一、王伟对金得利公司没有任何实际投资，王伟在金得利公司设立时的投资款全部由张智权支付。张智权不认识王伟，没有组成公司的合意，仅仅是冒用王伟的名义成立了金得利公司。当时成立公司的背景是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才可以成立公司，故张智权才会冒用王伟的名义设立金得利公司。二、从金得利公司设立至今，已经有10年之久，王伟从未参加过经营管理，也没有参加过分红，对公司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也证明了王伟不是金得利公司的股东。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经调查认定金得利公司在设立时冒用了王伟的签名，骗取了工商登记，并以该理由向金得利公司作出了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王伟参加了该行政处罚的听证，并没有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因此，王伟并不是金得利公司的股东，张智权才是金得利公司的实际股东。
被上诉人金得利公司辩称：一、张智权和金得利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王伟在公司设立登记时并没有真实出资，仅仅是名义上的股东。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经过调查后形成的相关材料及处罚决定，印证了张智权的诉讼请求。二、王伟所陈述的陈某与其家人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多个相关诉讼，目的是为了通过诉讼进行诈骗，达到侵占金百利公司股权的目的。王伟在陈某的唆使下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投诉，导致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对金得利公司原设立情况进行调查。王伟称除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撤销的股东会决议外，其他股东会决议签字是陈某签署的，没有事实和证据的支持。
原审第三人王梓帆述称：一、王梓帆对公司设立登记的事不清楚，王梓帆在公司增资后成为股东，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王梓帆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后，从未在公司见到过王伟，也没有见过王伟的代理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2014年3月13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对王伟进行调查时，王伟称：其从金得利公司设立登记起一直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由陈某代为参与公司活动，王伟不清楚公司平时的经营管理情况，没有到公司上班办公，和张智权从来没见过面，也从来没有和张智权商讨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宜；王伟不清楚公司办理设立登记的情况，没有在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材料上签字，具体的设立登记申办手续委托陈某办理，但陈某现已被公司辞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深市监罚字（2015）罗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该案应定性为公司提交虚假材料的违法行为；股东王伟是否代他人持股，所持股份实际为谁所有，属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民事权利关系，不属于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不影响该案的定性。
本院认为：张智权主张其冒用王伟名义出资并将王伟作为金得利公司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所谓冒名登记，是指以不存在的人的名义出资登记，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出资登记，冒名登记者与被冒名者之间不存在类似隐名投资的合意。被冒名者既没有出资设立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其他股东设立公司的合意，且不知道其名义被冒用。本案中，王伟知晓其被登记为金得利公司股东，王伟对此没有异议且主张其一直通过陈某参与金得利公司经营管理，所以，本案并不符合冒名登记的特征。原审判决认为张智权并无证据证明其冒用王伟的名义进行出资和登记，是恰当的。
关于王伟是否仅为名义股东、张智权是否为王伟名下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张智权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伟之间订立书面或口头的隐名出资协议或代持股协议，且张智权以冒名出资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张智权并未主张其与王伟之间订立有书面或口头的隐名出资协议或代持股协议，原审判决认为张智权与王伟之间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是不当的。另，在金得利公司成立时王伟认缴出资30万元，并据此取得金得利公司60%股权。至于王伟的30万元出资款来源于王伟本人财产还是由他人提供，该出资款系由王伟本人办理缴付手续还是由他人代办，并不影响王伟的金得利公司股东身份。王伟向金得利公司缴纳30万元出资款的银行现金交款单由张智权持有，这可以说明王伟已经依法向金得利公司缴纳了30万元出资款，但并不足以说明该笔出资实际是张智权对金得利公司的出资。原审判决以王伟30万元出资款的缴付手续系由张智权办理为由，认定张智权是王伟名下金得利公司6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张智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527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智权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已由被上诉人张智权预交），由张智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已由上诉人王伟预交），由张智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炜
代理审判员 杨 芳
代理审判员 李 兴 旺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东静（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