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民终39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吉安，男，195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张店区卫生局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山东联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山东博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永太，男，195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周村区疾控中心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周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秀春，女，195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周村区医院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周村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莉，女，198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山东省荣军总医院职工，现住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号，系两被上诉人之女。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丁，男，198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平川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职工，现住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系两被上诉人之婿。
上诉人邓吉安因与被上诉人姜永太、安秀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6）鲁0303民初4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吉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ＸＸ，被上诉人姜永太、安秀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莉、张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吉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仅以借据的持有为依据进行裁判有失公允，应综合分析证据进行认定，不应仅以借据持有为依据。（二）1、被上诉人姜永太向上诉人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直接收到上诉人款项三笔，证实上诉人与姜永太之间的借贷关系，姜永太收款后转账至淄博泰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账户，与安新善出具借条对应，证明姜永太与泰赐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上诉人提交的手机短信两条可以证实，姜永太通过短信方式向上诉人提供孙丽的账户，上诉人按照姜永太指示分八次将321.9万元汇入泰赐公司员工账户。2、从被上诉人姜永太收付利息的过程看，借款关系分别存在于上诉人与姜永太之间，以及姜永太与泰赐公司之间。从利息支付时间来看，有时候，曹坤先支付给姜永太利息，姜永太再向上诉人支付利息；有时候，姜永太先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后，曹坤再将利息存入姜永太的账户。可见，姜永太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并不以泰赐公司向其支付利息为前提，两个借款关系的利息支付时间不一致、支付频率也不同，符合两个借贷分别存在的特点。从利率来看，泰赐公司按照月息4%向姜永太支付利息，而姜永太是按照月息3%向上诉人支付利息，也说明两个借贷关系分别存在。（三）被上诉人姜永太与泰赐公司之间借贷关系清楚。通过刑事卷宗材料能够充分证明，姜永太以受害人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刑事卷宗中姜永太与安新善均对他们之间的借贷一致认可，本案所涉及借款是姜永太向安新善所设立的泰赐公司出借款项的一部分。以上事实，已由刑事判决进行认定，姜永太是安新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人，他可以对安新善行使追偿权，而上诉人并非受害人，对安新善无任何追偿权，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结果，本案涉案款项的受害人是上诉人，这与刑事判决书相悖，而根据刑事判决�诉人无法向安新善主张权利，姜永太追回以上款项成为受益人，上诉人无任何途径主张权利。（四）被上诉人姜永太应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100万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与姜永太之间短信及银行转账明细，证实姜永太向上诉人支付利息的事实。自2012年2月起，姜永太未向上诉人支付过利息，按照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姜永太应向上诉人按照24%的利率支付借款利息486万元，上诉人只主张其中的100万元。（五）两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应当对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六）一审判决对“中间人”、“大户”的认定无任何依据。
姜永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根据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邓吉安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一家是多年同学加朋友关系，邓吉安听说姜永太的老乡安新善处存款能获取高额利息，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10日，先后八次直接将款打入安新善公司财务人员账户，三次通过姜永太转入安新善公司，然后安新善均为邓吉安出具借据，并按期支付利息。其次，答辩人没有向邓吉安借款的需求，邓吉安也不可能在答辩人不为其出具借条的情况下，将400多万元打入不认识的人的账户。邓吉安主张是答辩人向其借款，但邓吉安不能提供答辩人向其出具的借条。事实是，在本案中不管出借款项前，还是出借借款过程中，邓吉安对款借给安新善公司都是明知的。三、邓吉安仅依据利息通过答辩人处转付，和答辩人代替其去公�局报案这一情节，要求答辩人承担安新善向其借款400万元的民事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安秀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邓吉安上诉理由不属实，答辩人没有向邓吉安借款，也没有介绍和参与邓吉安与安新善公司出借款项的活动，答辩人的丈夫姜永太虽然介绍邓吉安认识了安新善，并考察了安新善的公司，但邓吉安把钱出借给了安新善而不是出借给了姜永太，即便出借给了姜永太，姜永太也没有把钱用在夫妻共同生活中，作为妻子的答辩人也不应承担责任。
邓吉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50万元，利息100万元并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至本案判决所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的经济损失；2.诉讼费由�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安秀春户籍证明，两被告提交的相册、礼簿，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2010年10月11日至2011年6月10日，原告邓吉安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或通过邓丛丛账户，或委托蒋某转账，向泰赐公司的孙丽、曹坤以及被告姜永太账户汇款，其中孙丽账户分别于2011年11月11日收款29.1万元、2010年11月20日收款19.4万元、2010年12月3日收款60万元，曹坤账户分别于2011年1月17日收款67.9万元、2011年2月11日收款29.1万元、2011年3月16日收款9.7万元、2011年5月27日收款48.5万元、2011年6月10日收款58.25万元，姜永太账户分别于2011年10月9日收款40万元、2011年10月25日收款50万元。2011年10月26日，被告姜永太收取原告转账支票金额为30万元。原告以被告借款未还为由诉至原审法院。
原告提交建设银行活期账户明细表1件，邓丛丛银行卡及活期账户明细表各1件，电汇凭证、记账凭证、蒋某身份证复印件各1件，转账凭条3张，以证实原告向孙丽、曹坤和被告姜永太转账的事实。两被告质证认为，被告没有向原告借款。第9笔40万元和第11笔转账支票30万元被告姜永太确已收到，第10笔款项50万元是否是蒋某转款不清楚，这三笔款项收到后，立即全额转入泰赐公司；其他8笔款项两被告不知道，都是原告直接将款项转入泰赐公司财务人员账户，借据都是原告自己持有，与两被告无关。原告提交借据9张，以证实被告姜永太从原告处借到450万元后，又将其出借给安新善；提交安新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卷宗材料，以证实被告姜永太与安新善之间的借贷关系。两被告质证认为，对9张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所�签字均不是被告姜永太书写，手印也不是姜永太所捺，只能证实借款人是安新善，与被告无关；刑事案件中，安新善被立案调查后，因为姜永太是安新善与原告邓吉安的介绍人，经姜永太介绍的客户，都在泰赐公司挂在大户姜永太名下，所以原告将借条交给姜永太一起报案，报案后姜永太即将借条交还给原告邓吉安，借款单据一直由原告邓吉安自己持有。原告提交手机短信2条，以证实被告在借款时要求指定原告将款项汇入的账号；提交被告姜永太银行流水1组、短信11条，以证实被告姜永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利息的情况。两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向孙丽账户付款时间是2010年11月11日，原告收到被告姜永太短信的时间是2010年11月18日，姜永太向原告邓吉安发送孙丽的账号，只是作为介绍人告知原告，帮助原告核实账户情况，实际孙丽和曹坤的账号都是原告从泰赐公司自行获取的；原告收到的利息不是被告支付，而是泰赐公司支付，被告姜永太只收取1分钱的好处费。
被告姜永太对大户作出解释，被告姜永太在泰赐公司既有自己的借款，又有介绍来的借款，介绍多的就叫大户。只是挂在大户名下，并不真正开立账户。当时泰赐公司风头正劲，散户不收，只有通过大户才收。大户的好处是利息高，泰赐公司也让大户代为转交利息。
原告申请证人蒋某出庭作证，以证实2011年10月25日以蒋某名义汇入姜永太账户的50万元是受原告邓吉安委托。两被告质证认为，两被告并不认识证人，收到该款后立即转给了泰赐公司，并且安新善及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据，之前原告也曾有过朋友要求被告姜永太帮忙代转的情况。
被告姜永太对9张借据中姜永太本人的签字和手印不予认可，2016年12月13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2017年1月18日，因原告认可庭审时9张借据均为安新善所写，借据中姜永太的签字及手印均为安新善所留，姜永太本人并未签字，也未捺手印，被告姜永太撤回了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审法院对证据应依法采纳。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邓吉安与被告姜永太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及被告安秀春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民间借贷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原告提交的9张借据均记载了借款人为安新善，未载明债权人，借据由原告持有，两被告亦不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应当认定原告系合理的债权人。泰赐公司财会人员孙丽收款3次，曹坤收款5次，均是原告邓吉安直接汇入孙丽和曹坤账户，安新善出具了借款人为自己的借据，不能认定原告邓吉安与被告姜永太之间具有民间借贷关系。姜永太账户于2011年10月9日收款40万元，但原告提交的被告姜永太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该款于次日分两笔全额汇入泰赐公司曹坤账户，经核对原告所举借条，该笔款项由安新善于2011年10月10日出具的40万元的借条证实。姜永太账户2011年10月25日收款50万元，即证人蒋某受原告邓吉安委托汇入的50万元，以及2011年10月26日被告姜永太收取原告转账支票30万元，被告姜永太辩称收到后�即转到泰赐公司账户，经核对原告所举借条，上述两笔借款均有显示。综上所述，原告所诉的9张借条对应的11笔借款中，8笔与被告姜永太没有关联性，另3笔借款经被告姜永太转到泰赐公司，泰赐公司的负责人安新善为以上11笔借款出具了9张借据，注明借款人为安新善，借据由原告持有，无法得出被告姜永太系借款人的结论。被告姜永太持上述9张借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在泰赐公司集资1000余万元，在周村公安分局的讯问笔录中安新善亦承认姜永太在泰赐公司存款约1000万元，但就本案9张借据涉及的450万元来看，如果姜永太向安新善或泰赐公司出借款项，安新善出具的借据应当在姜永太手中，而非由原告邓吉安持有。被告姜永太对所谓大户和报案的过程作出了解释，被告姜永太除自己向泰赐公司出借款项以外，其他人通过被告姜永太的大户身份，也向泰赐公司汇入了款项，泰赐公司在管理时，挂在被告姜永太名下。在周村公安分局几次讯问笔录中，安新善、曹坤也对所谓大户、股东做了陈述,曹坤的笔录中有小客户通过大客户才能存款的记载。因此原告向泰赐公司出借款项，挂在姜永太大户名下，与安新善承认姜永太在泰赐公司存款约1000万元的记录并无矛盾，但被告姜永太只是邓吉安与安新善或泰赐公司的中间人。被告安秀春系被告姜永太的配偶，涉案款项既非被告姜永太所借，也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对原告所诉的借款及利息被告安秀春不应承担偿还义务。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邓吉安与被告姜永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吉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邓吉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两被上诉人提交信封一个，证明邓吉安的九张借据由邓吉安本人放在一个署名张店区防疫站的信封内，并由本人在信封表面书写邓吉安共九张单据合计450万元的字样，这个信封是报案时由邓吉安连同九张借据一起交给姜永太报案时所用。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需核实，这个证据实际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内容。针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因该证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对该证据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自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均是由被上诉人姜永太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上�人支付借款利息，被上诉人姜永太向上诉人支付的借款利率为月息三分，安新善向姜永太按照月息四分付息。公安机关对安新善的询问笔录中，安新善对吸收大额资金的陈述为：姜永太自2010年4月到2011年11月陆续存了1000万多，利息为月息4分，公司支付利息到2011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对姜永太的询问笔录中，姜永太对其参与集资的情况陈述为：我先后向安新善处投资51次，共计投资1023.75万元，每次都是把钱交到公司财务上。
二审认定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偿还义务的，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邓吉安与被上诉人姜永太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被上诉人安秀春在本案中应否�担责任。
关于上诉人邓吉安与被上诉人姜永太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被上诉人姜永太不认可其与上诉人邓吉安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姜永太主张其仅为上诉人与安新善投资行为的中间人，邓吉安将款项直接出借给了安新善，而非出借给了被上诉人姜永太。但涉案款项交付即款项转入泰赐公司财务人员账户或姜永太收款后，被上诉人姜永太便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自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按月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且姜永太向邓吉安支付利息的时间并不以其是否先收到安新善利息为准，而是存在有时其先向邓吉安支付利息后再收到安新善支付利息的情形。此外，被上诉人姜永太向上诉人支付的借款利率为月息三分，而安新善向姜永太按照月息四分付息。姜永太主张其为涉案款项的介绍人，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存�居间合同，姜永太有依据收取差额利息。关于利息支付的事实双方均没有异议，故以上行为可以证实，与涉案借款相关的利息往来均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永太之间，姜永太是涉案借款利息的支付人。以上利息支付情况，结合邓吉安提供的安新善出具的借条，每张左下方批准人处均写明为姜永太，安新善将借条出具给姜永太，即安新善与姜永太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后，姜永太再将以上借条交给邓吉安并向邓吉安按每笔借款数额支付利息，应认定为姜永太与邓吉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被上诉人姜永太虽主张其仅是涉案款项介绍人，但作为安新善经济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受上诉人邓吉安委托顶名投资的事实并未涉及，而陈述为其共向安新善处投资51次，共计1000多万（其中包括上诉人起诉的涉案11笔共计4419500元借款），这与公安机关对安新善的询问笔录中安新善认可姜永太向其陆续存款1000多万可以相互印证。且根据安新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可以认定安新善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是姜永太，即姜永太可以以受害人身份通过刑事判决向安新善主张权利；而在安新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处理中并未涉及邓吉安，邓吉安不是该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人，也无法向安新善主张权利。
综上，结合被上诉人姜永太向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以及安新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认定的相关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姜永太向上诉人借款并承诺相应高息后又将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的款项以个人名义出借给安新善并获取高利及相应回报。而被上诉人姜永太将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的款项以其个人名义再出借给安新善并获取高利及回报属于另一债权�务关系。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永太之间形成了事实借贷关系，原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姜永太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作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应当依法向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即上诉人支付涉案借款及利息。
关于被上诉人姜永太应当偿还的款项数额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本案借款数额以实际交付数额为准，借款本金为4419500元。因当事人对借款利率月息3%的约定超出了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故对于涉案借款的利息应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进行计算，上诉人邓吉安仅主张其中100万元利息，不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的自起诉之日至本案判决所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的经济损失应属于利息范畴，上诉人只主张100万元的利息损失，应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故其再行主张起诉之日至本案判决所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的经济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安秀春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涉案借款的用途为出借给安新善用于投资，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涉案借款系被上诉人姜永太的个人债务，被上诉人安秀春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6）鲁0303民初415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姜永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邓吉安借款本金4419500元。
三、被上诉人姜永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邓吉安借款利息100万元。
四、驳回上诉人邓吉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邓吉安负担1650元，被上诉人姜永太负担53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由上诉人邓吉安负担1500元，被上诉人姜永太负担4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光龙
审判员 徐连宏
审判员 刘 宁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