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4民终字13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柳枝，男，1981年9月12日生。汉族，住耒阳市西湖路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珍月（彭柳枝之妻），女，1989年3月4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新英，女，1959年9月8日生，汉族，住耒阳市哲桥镇。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妙正，湖南慧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耒阳市石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耒阳市哲桥镇。
法定代表人：蒋珍月，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耒阳市金阳西路。
法定代表人：张乃刚，该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资运冬，湖南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彭传若，男，1957年3月9日生，汉族，住耒阳市哲桥镇石仙村彭家组。
上诉人彭柳枝、蒋珍月、曾新英、耒阳市石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仙公司）与被上诉人耒阳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兴银行）、原审被告彭传若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不服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2015）耒民二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柳枝、蒋珍月、曾新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妙正、耒阳市石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珍月、被上诉人融兴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资运冬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彭传若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柳枝、蒋珍月、曾新英、石仙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虽《授信协议》约定贷款350万元，但2014年11月28日的两份业务委托书未有彭传若签名，同年12月1日的两份业务委托书非彭传若本人签名，故原审判决认定已向彭传若发放贷款350万元错误。2、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以350万元为基数支付利息至2015年9月，后因被上诉人起诉才中止付息，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2015年6月未按约付息错误。3、2015-0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第一页保证人一栏中没有彭柳枝的名字，被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彭柳枝是保证人，故原审判决认定彭柳枝是本案最高额共同保证人错误。4、本案的实际受信人是石仙公司而不是彭传若，融兴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公司因新增果树种植及增加休闲观光设备缺少流动资金”而贷款，故彭传若个人没有使用该贷款，原审判决认定彭传若、曾新英贷款错误。二、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1、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2015年4月10日之前彭传若所欠贷款利息已经结清，故即使没有及时支付2015年2、3月份的利息，但双方于2015年4月签署相关合同时，已将此事处理完毕，不能再据此认定上诉人违约；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偿付利息至2015年9月份，不存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未及时支付2015年6月份利息的行为。三、石仙公司、蒋珍月于2015年4月10日与融兴银行签订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1、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是将来发生的债权，但本案所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之前的贷款，因此，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违反法律规定。2、《授信协议》没有约定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此，在没有与受信人协商的情况下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违反主合同约定。3、石仙公司是实际受信人，不能做自己债务的保证人。四、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10日与蒋珍月及石仙公司达成协议，在蒋珍月、石仙公司未违约情形下，于同年6月26日起诉，表明其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因此上诉人亦无需再履行合同，可以依法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而无需承担责任。五、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案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而本案主债务履行期限至2016年11月26日才届满，上诉方又无违约行为，本案不存在提前到期情形，故本案的保证期间尚未开始计算，被上诉人起诉蒋珍月、彭柳枝、石仙公司缺乏依据。
融兴银行辩称，一、原判认定彭传若与曾新英向融兴银行借款35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授信协议》、借款凭证以及石仙公司2015年3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足以证实本案的受信人为彭传若、曾新英。2、虽2014年11月28日的业务委托书上未有彭传若签名，但根据与之相对应的提款申请书及支付委托书等证据可知，该两笔业务系彭传若委托石仙公司财务人员具体经办，故原审判决认定融兴银行已实际发放贷款350万元事实清楚。二、彭传若不仅未按时支付2015年2、3月利息，6月利息亦未足额支付，而且彭传若对外尚有大量负债，故融兴银行依约提前解除协议并无不当。三、虽2015-0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页保证人栏未有彭柳枝名字，但彭柳枝在该《最高保证合同》最后一页保证人处有两个签名，表明其自愿承担保证责任，其是本案适格被告。四、涉案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1、上诉人所主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能对合同签订前存在的债权提供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2、保证人提供保证无需主合同有相关约定，亦无需征得债务人同意。五、根据本案事实，因彭传若、曾新英违约导致融兴银行提前解除主合同，故本案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已届满，融兴银行有权起诉要求连带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融兴银行要求一审法院判令：1、彭传若偿还贷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由曾新英、彭柳枝、蒋珍月和石仙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彭传若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传若原为耒阳石仙公司法人代表，该公司原股东为彭传若、曾新英。2014年11月3日，石仙公司因新增果树种植及增加休闲观光设备缺少流动资金，向融兴银行申请个人经营性循环贷款350万元整，并以石仙公司承包的土地流转经营权（分别位于哲桥镇石仙村彭家组150亩水田、哲桥镇石仙村彭家组50亩荒地、哲桥镇石仙村贺家组509亩水田荒地、哲桥镇石仙村大一组203亩水田荒地）作为贷款的抵押物。2014年11月26日，融兴银行与彭传若、曾新英签订《授信协议》，合同约定最高借款本金350万元，借款额度使用期限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2016年11月26日止。在该期限内，彭传若、曾新英可循环使用上述借款额度。借款利率为年率8.4%，逾期利率为12.6%。合同签订后，融兴银行于2014年11月28日向彭传若发放贷款350万元。贷款发放后，彭传若自2015年2月至2015年3月连续拖欠2期利息未还。2015年1月28日，彭传若将持有的股份828万股权转让给儿子彭柳枝，曾新英将持有的672万股权转让给蒋珍月。2015年2月13日，石仙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彭传若变更为蒋珍月。2015年4月10日，蒋珍月代表石仙公司与融兴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石仙公司愿意为融兴银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务为融兴银行与债务人彭传若、曾新英之间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其中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万元。同日，蒋珍月、彭柳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6月，彭传若、曾新英未按照约定支付利息，期间，融兴银行联系彭传若未果。2015年6月26日融兴银行诉至该院，要求提前解除融兴银行与彭传若、曾新英签订的《授信协议》并由上述彭传若等连带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
另查明，根据蒋珍月的报案记录，彭传若于2015年2月4日外出出差，至今未归。至2016年5月5日，彭传若、曾新英共欠融兴银行贷款本金3500000元，利息237538.61元。2015年7月21日，经融兴银行申请诉讼保全，该院依法查封曾新英、彭传若开办的湖南柳枝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冻结该宗土地在处置后清偿湖南省农业银行耒阳市支行的贷款450万后的剩余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融兴银行与彭传若、曾新英签订的《授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中，融兴银行按约向彭传若、曾新英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但彭传若在借款后，无故拖欠融兴银行2个月利息，按照双方约定借款方逾期未付本金或利息超过7日，融兴银行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虽彭传若在融兴银行诉讼后，支付了部分利息，但仍未全面履行，彭传若现已经构成了违约，继续履行《授信协议》会给融兴银行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融兴银行要求提前解除与彭传若签订的《授信协议》、要求彭传若偿还本金350万元及利息237538.61元（利息算至2016年5月4日，之后利息以350万为基数，按照约定逾期年利率12.6%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于法有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融兴银行要求彭传若支付违约金，但没有具体的金额，该院认为，违约责任即逾期利息，融兴银行再要求支付违约金，属重复计算，故对融兴银行要求彭传若支付违约金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蒋珍月、彭柳枝在受让彭传若、曾新英股份并变更法人代表后，与融兴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约定蒋珍月、彭柳枝继续按之前约定的石仙公司的财产提供抵押担保，并以自然人的身份对该笔贷款担保，因此，融兴银行要求本案的担保人彭柳枝、蒋珍月及石仙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融兴银行将担保人彭柳枝作为被告，并无不妥，彭柳枝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对彭柳枝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融兴银行与彭传若、曾新英签订的《授信协议》；二、彭传若、曾新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融兴银行贷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237538.61元（利息算至2016年5月4日止，从2016年5月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约定逾期年利率12.6%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三、石仙公司在财产抵押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彭柳枝、蒋珍月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曾新英签名不属实及反驳融兴银行已发放贷款350万元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借款凭证、四份业务委托书；证据二、2014年11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证据三、《授信协议》，但上述三份证据融兴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并经上诉人质证，上诉人以证明目的有别将上述三份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判断标准，又不满足逾期提供证据应当质证条件，本院不予重复认证。上诉人为证明石仙公司与融兴银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提交了石仙公司章程，该章程虽规定执行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石仙公司提供担保系由石仙公司股东会表决同意，非彭传若个人决定，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禁止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故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为证明受托支付的合法性提交了彭传若的居民身份证网上核查记录，该证据中彭传若的身份信息无误，其他内容符合银行受托支付审查流程表征，且该证据与一审中业务委托书、提款申请书、《授信协议》等证据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石仙公司2015年3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亦不予重复认证。被上诉人为证明彭传若、曾新英、彭柳枝、蒋珍月之间关系提交了石仙公司2015年1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对于彭传若、曾新英等人之间的关系，原审判决作出了认定，上诉人对此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曾新英签名是否属实的问题。除曾新英本人否认外，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融兴银行亦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对曾新英关于其在《授信协议》以及2014年11月5日石仙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不属实的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融兴银行是否实际发放贷款350万元的问题。融兴银行在一审提交的借款凭证，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卡折对账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融兴银行向彭传若发放了350万元贷款，且融兴银行在一审中提交的业务委托书、提款申请书、支付委托书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彭传若或本人或委托石仙公司财务人员按照受托支付的方式将350万元提走。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2014年12月1日业务委托书非彭传若本人签名，如前所述，除上诉人陈述外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另2014年11月28日的业务委托书并非没有彭传若签名，而仅是未书写在“委托人签字”处，彭传若的签名及其身份证号码、手机信息填写在“委托人签字”上方空白处。综上，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反驳融兴银行在一审中提交的借口凭证、业务委托书等证据，原审判决认定融兴银行向彭传若实际发放贷款350万元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彭传若是否存在逾期七日付息的违约行为；2、彭传若、曾新英是否是《授信协议》的受信人；3、彭柳枝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4、涉案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关于彭传若是否存在逾期七日付息的违约行为。一方面，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卡折对账单，彭传若未按期偿还2015年2、3、8月份的利息，且自同年9月后未再支付利息。上诉方对此认为，双方于2015年4月10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表明融兴银行放弃了对彭传若逾期七日偿还2、3月份利息行为的追究，融兴银行不得再以此为依据主张《授信协议》提前到期，但上诉方并未提供融兴银行明确表示放弃救济权利的证据，融兴银行为加强债权保障与石仙公司、彭柳枝夫妇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亦与融兴公司放弃救济权利无必然联系，故上诉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既然上诉人对于融兴银行主张协议提前到期有异议，那么在法院判决解除协议前，该协议仍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应按协议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然上诉人并未按期支付2015年8月份的利息，且自2015年9月至今，上诉人未再支付利息，故即使融兴银行对彭传若2015年2、3月逾期付息行为不予追究，在本案诉讼阶段彭传若逾期不付息的行为亦属违约行为。综上，上诉人关于彭传若不存在逾期七日付息的违约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彭传若、曾新英是否是《授信协议》的受信人问题。首先，彭传若、曾新英在《授信协议》受信人处签字，而且涉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都表明受信人系彭传若、曾新英，而非石仙公司。彭传若将涉案贷款用于石仙公司生产经营，系其对贷款的支配，在其与石仙公司之间形成另一种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受信人的认定。其次，如前所述，曾新英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但其并未提供反驳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其是共同受信人并无不当。
关于彭柳枝是否本案适格当事人的问题。虽2015-0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页保证人一栏无彭柳枝名字，但在该合同最后一页甲方（保证人）处有彭柳枝两个签名，且均是彭柳枝亲笔所写，而且从石仙公司2015年3月23日股东会决议来看，彭柳枝对于为彭传若在融兴银行的350万元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是知情的。故彭柳枝关于其不是本案最高额保证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涉案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首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款“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规定，融兴公司与彭柳枝、蒋珍月及石仙公司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双方协商一致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前融兴公司已经产生的债权纳入最高额保证的债权范围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的规定，保证合同的当事人是保证人和主债权人，是否订立保证合同，不需与债务人协商，亦无需取得债务人同意。综上，涉案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三条“若发生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提前到期或解除的情况，债务人又不及时还款的，甲方立即开始履行保证义务”的约定，融兴银行有权起诉彭柳枝、蒋珍月、石仙公司要求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柳枝、蒋珍月、曾新英、石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彭柳枝、蒋珍月、曾新英、耒阳市石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宏
审判员 吴 敏
审判员 胡 英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
书记员 陈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