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16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
法定代表人：付度关，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游（系该医院医务科科员），男，198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涛，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广啓,男，195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兵,男，198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雪林,女，198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冬梅，女，198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随州市人，随州市曾都区。
上列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永保，湖北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兰秀，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李广啟、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6民初4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市一医院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重新鉴定，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2、一审法院一并审理确认之诉和侵权之诉错误；3、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判决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雪林所签订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双方当事人已依此协议书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判决上述协议无效错误，即便此协议无效，也应由李雪林负担。（三）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按照最初一审时（2014年）的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四）一审法院有关受理费及鉴定费分配不公。
李广啟、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广啟、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11月23日李雪林与市一医院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2、市一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162306元(27051元/年×20年×30%)、丧葬费7098元（47320元/年÷12×6×30%）、被抚养人生活费6139.8元（18192元/年×2年零3个月÷2×30%）、交通费60元、鉴定费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213603.8元；3、诉讼费用由市一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支英系李广啟之妻，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之母。2013年11月4日，刘支英因“上腹部胀痛2月，伴纳差，乏力，尿黄1月”，由李雪林送至市一医院住院治疗。辅助检查：心电图正常；上腹部B超示，肝脏形态饱满，肝内光点密集，稍增粗，胆囊壁毛糙粗厚，胆总管扩张，腹腔积液；肝功能异常；××表面抗原阳性。入院诊断：病毒性××：乙型、黄疸型、重型；××后肝硬化待排。住院行护肝降酶、抗酸护胃及利胆退黄等对症支持治疗，病情逐渐好转。同年11月23日上午6时，刘支英生命体征平稳，7时25分被发现俯卧在床，意识丧失，立即给予平卧位，体检见呼吸、心跳停止，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四肢湿冷，床边可见咖啡渣样呕吐物，立即予抢救。经抢救无效，于8时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考虑心源性猝死可能。刘支英死亡后市一医院即通知李雪林赶到医院，当日12时左右，刘支英的丈夫李广啟，儿子李红兵，小女儿李冬梅先后赶到医院处理刘支英后事。李红兵、李雪林等因要求查看监控录像及病历以明确刘支英死亡原因，与市一医院发生纠纷，在纠纷过程中，市一医院报警，由警察参与维持医疗秩序。15时许，襄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医调委）介入组织双方调解。经协商，李雪林与市一医院于当日23时许达成调解协议，李雪林在市医调委草拟的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签订调解协议书的同时，李雪林又在市医调委草拟的承诺书上签字，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李雪林受李广啟、李红兵、李冬梅委托，全权处理与市一医院的医疗纠纷，并承诺事后发生任何后果，由其本人负责，与市一医院无关。协议书中载明，患方当事人基本情况：患者刘支英，法定代理人李雪林。医疗纠纷事由：刘支英在市一医院死亡。争议焦点为：补偿数额。协议内容为：医方一次性补偿患者刘支英在市一医院住院期间住院费用的自费部分；双方表示就此不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双方不得通过电台、网络、电视台等各种媒体宣扬此事；患方及其家属明确表示不选择进行医学鉴定和司法鉴定；本次纠纷一次性解决，双方再无其他争议。当日24时左右，刘支英的尸体由李广啟、李红兵等近亲属运送回家安葬。刘支英的尸体被安葬后，李雪林收到市一医院补偿款7659.13元，但未向其他近亲属分配该补偿款。后李广啟、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认为刘支英已死亡，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能作为协议的当事人；在李雪林无其他近亲属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李雪林与市一医院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李广啟、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撤回了向法院提交的撤销调解协议申请书。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广啟、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申请对刘支英的死亡是否与市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存有因果关系、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法医学鉴定。2014年12月5日，经原审法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认为：市一医院在对刘支英的医疗行为中存在一定的过失，该过失与刘支英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市一医院的过失在刘支英的死亡后果中只能起次要作用，其过失参与度系数值可为30%。李广啟、李红兵、李雪林、李冬梅支出鉴定费8000元。2015年3月18日，市一医院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未予准许。
原审另查明，刘支英1955年1月4日出生，系农村居民户籍，2011年9月至2013年11月随长女李雪林居住在襄阳市××街静雅苑小区。其母彭延英，1924年10月19日出生，居住于襄阳市××城区铁佛寺路××号，彭延英育有三子女，刘支凤、刘支英、刘支琴，其中刘支凤已去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彭延英于2016年2月27日去世。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主要是：程序是否合法；双方签订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有效；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否得当；诉讼费、鉴定费负担是否合理。现分述如下：
关于审判程序问题。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未准许重新鉴定，剥夺了其诉讼权利。经查，该鉴定是双方共同选择的鉴定机构，鉴定过程双方到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资质，鉴材双方认可，鉴定方法科学有据，因此鉴定意见应当是有效可信的。对于重新鉴定的条件，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规定，经审查上诉人一审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均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重新鉴定的条件，因此，原审法院未予准许重新鉴定申请并无不当。上诉人又提出一审不应将确认之诉和侵权之诉合并审理，本院认为，本案协议效力确认是审理侵权诉讼是否成立，能否支持的前提条件，二者密不可分，上诉人此主张既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还提出一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即患者刘支英母亲彭延英，程序错误。一审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在发回重审之前即2016年2月27日彭延英去世，故此次一审已不可能将其列为当事人。但是，彭延英去世前依法享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能剥夺，其继承人依法有权主张，故原审支持其去世前2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上诉人对程序问题所持异议均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雪林签订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书》的效力问题。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李雪林以法定代理人身份签字不当，属于越权代理，该协议属于效力待定，因其他权利人不予认可，故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至于李雪林所领取的款项，上诉人可以主张返还。但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依法承担。故上诉人主张协议有效，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刘支英生前长期随李雪林共同生活，居住于襄城区××街静雅苑小区，此事实有当地基层组织证明，足以认定，故原审按照城镇标准认定其死亡赔偿金正确。至于赔偿年度，由于上诉人一直拒绝赔偿加之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导致案件迟延终审，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原审法院按照重审时的年度标准赔偿亦无不妥。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关于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负担问题。本案鉴定费的负担，不是参照过错参与度比例进行确定，而是根据被上诉人诉讼主张得到支持的比例，综合全案考虑确定的，案件受理费也是参照这一原则。根据本案诉讼结果，被上诉人的大部分诉讼请求都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因此上诉人在总额9400元的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中负担5000元的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并无不妥。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市一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2元，由上诉人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勇
审判员 柳莉
审判员 江涛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