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京0115行初162号原告北京四海通线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北高各庄村村委会西500米。法定代表人赖革胜，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蔡春玉，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永华南里14号。法定代表人吴山良，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国辉，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镇，男，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第三人曹桂华，女。委托代理人王成岩，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四海通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通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大兴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受理此案。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5月16日向被告大兴人保局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四海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春玉，被告大兴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国辉、王镇，第三人曹桂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成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2月14日，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0457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2014年5月8日，米德祥受单位负责人孙×1指派在单位院内铺水泥路面作业，因工作原因与金健发生矛盾，被金健打伤后送医院救治。2014年7月14日米德祥经治疗无效死亡。米德祥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四海通公司诉称，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一、从工作时间上看，米德祥受伤发生在原告企业放假期间，因此其不属于工作时间受伤害。二、从事件发生场所看，虽米德祥受伤场所是原告厂区，但原告经营用房是从案外人处承租而来，仅享有占有使用权，无权对其进行处置。因此，该厂房的权能是分离的。在原告正常生产经营期间，它属于原告工作场所。而在房主对该房屋进行维护或修缮时，它不属于原告企业的工作场所。三、从米德祥是否为履职过程中受伤害来看，也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必要条件。首先，原告是专业的塑料管生产企业，其不存在铺设水泥路面的工种和工作内容。另外依据原告与企业用房出租方的协议约定，对厂房的维护和修缮是出租方的义务。米德祥受伤害时在铺水泥路面，显然不是在履职过程中。其次，原告并未指派米德祥从事铺地面工作。虽然第三人陈述称是原告负责人孙×1指派米德祥去铺水泥地面，但�有证人证言等传来证据。而各证言并未就孙×1如何指派提供直接证据。另外所涉及的证人或×1、或×2，其证明力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原告向被告陈述了米德祥受雇于房东的事实，并且提交了从房东处调取的被雇佣人员领取报酬的收条，足以证明米德祥与厂房房东之间属于雇佣关系。然而被告在认定事实上故意采信效力等级低的证人证言，而对效力等级高的书证不予理睬，显然与法律、法规和政策相悖。事实上，原告承租的厂房属于周×所有，其委托孙×2负责管理，包括以管理人身份出租。原告企业放假期间，厂房出租方和房东趁此期间对原告承租的厂房院落铺设水泥地面，因所雇佣人力不足才找到孙×1，请求其介绍几个休假的工人来，每人每天80元工资。于是孙×1将此事告诉了孙×3，因为孙×3在大连，孙×3又将此消息告诉了门卫赖×，赖×将房东雇工的消息告诉了胡刚，是胡刚将消息告诉的米德祥等人。米德祥等人闻讯前往房东处铺水泥路面，之后领取了房东发给的报酬。在铺路面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原告方人员仅仅起到了提供信息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介绍而已。工伤确认时认定为“指派”不但依据不足，而且不符合逻辑。试想，原告租用厂房的租金是每年10万元，其可能花近20万元去为房东铺设水泥路面吗？况且保障承租方使用本来就是出租方份内之事。综上，米德祥在原告企业放假期间受雇于他人，期间受到伤害致死，依法不属于工伤范围。被告偏听偏信，违法认定事实，导致错误地确认米德祥所受伤害属于工伤，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工伤保险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0457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负�本案诉讼费用。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四海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锦州市太和区女儿河乡前汤河子村委会证明；2、2013年3月15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第一组证据证明案外人周×拥有厂房院落一座，是本案事故发生地，原告公司用房系从案外人周×处承租。第二组证据：1、委托代理人蔡春玉向周×所作调查笔×；2、委托代理人蔡春玉向孙×2所作调查笔×；3、铺地面工资收条三张（米德祥、杨中昌、胡家印）；第二组证据证明原告公司使用的房屋系周×所有，委派孙×2对外出租，其雇佣第三人之夫从事铺地面劳动，已经发放了工资。同时前往铺地面的还有杨中昌（也叫杨宗昌）和胡家印等。第三组证据：公司工资收条五张（米德祥、杨中昌、胡加（家）印、于洪林、朱海德），证明第三人和其同事已收到包含2014年五一假期期间的正常工资。第四组证据：原告公司监控视频光盘，证明在周×雇人铺地面期间，其在施工现场巡视，证明其是铺设地面人员的雇主。第五组证据：车票照片，证明孙×1在2014年5月1—5号没有在锦州，无法完成被告所认定的“指派”。第六组证据：证人孙×2、周×、孙×3、赖×、孙×1出庭作证。第六组证据证明孙×1受孙×2委托介绍员工帮其铺地面，因孙×1不在锦州，便将此事电话转告孙×3，而孙×3因不在锦州，又将此事转达给赖×，具体介绍的操作由赖×完成。被告大兴人保局辩称，2015年10月23日，曹桂华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自述：2014年5月18日下午14时55分，米德祥在所在单位院内履行工作职务时，因要求金健工作，引起金健不满，遂用手中平头铁锨击打米德祥右侧头面部，致米德祥倒地，同年7月14日，米德祥因抢救无效死亡，经司法鉴定，米德祥系因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曹桂华提交了如下申请材料：1、工伤认定申请表；2、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及其所属材料，包括(1)光盘、身份证复印件(2）厂方基本信息(3)米德祥与曹桂华结婚证复印件（4）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5）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公安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解剖尸体通知书、介绍信（7）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8)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病案（9）刑事侦查卷宗（10）鉴定委托书做为工伤申请依据。2015年10月29日被告受理了曹桂华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赖革胜于2015年11月2日，到被告处接受了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并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2015年11月10日，原告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到我局提交举证材料包括：1、相关事故说明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3、身份证复印件4、营业执照复印件5、署名曹桂华的工资收条6、事故现场视频光盘7、厂房租赁合同。并对单位提交的证人孙×1、孙×2、�×以及孙×3制作了调查笔×。在举证期限外原告分别于2015年11月25日和2015年11月26日向我局提交了举证材料，包括：1、李忠军等4人工资收条；2、杨中(宗)昌、胡家印工资收条。被告分别于2015年11月11日依法对米德祥的家属曹桂华、证人杨宗昌进行了调查，制作了调查笔×。2015年12月1日被告到米德祥出事地点辽宁省锦州市实地调查并拍照取证，走访了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女儿河乡派出所、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以及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5年12月3日，被告再次依法对米德祥的家属曹桂华、证人杨宗昌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2015年12月7日，被告第三次对曹桂华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通过以上调查，被告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2014年5月8日，米德祥受单位负责人孙×1指派在单位院内铺水泥路面作业，因工作原因与金健发生矛盾，被金健打伤后送医院救治。2014年7月14日，米德祥经治疗无效死亡。米德祥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在起诉书中主张：一、“从工作时间看，米德祥受伤发生在原告企业放假期间，因此其不属于工作时间受伤害。”二、“从事件的发生场所看，虽米德祥受伤场所是原告厂区，但原告经营用房是从案外人承租而来，仅享有占有使用权，无权对其进行处置。因此，该厂房的权能是分离的。在原告正常生产经营期间，它属于原告经营场所，而在房主对该房屋进行维护或修缮时，它不属于原告企业的工作场所。”三、“从米德祥是否为履职过程中受伤害来看，也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必要条件�首先，原告是专业的塑料管生产企业，其不存在铺设水泥路面的工种和工作内容。另外依据原告与企业用房出租方的协议约定，对厂房的维护和修缮是出租方的义务。米德祥受伤害时在铺水泥路面，显然不是在履职过程中。其次，原告并未指派米德祥从事铺地面工作”。原告以上的主张既不是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被告到锦州市太和区法院调取的曹桂华诉四海通公司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档案得知：2015年5月8日，米德祥等人受单位负责人孙×1指派从事打水泥地面工作，且打水泥地面的工资由孙×1支付。证据为该案档案第038页（北京四海通线缆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代理人杨菡婷为孙×1做的询问证人笔×）“问：出事当天，平整场地是谁让做的？答：是我让他们干的。”“问：工人的工资都由谁支付。答：都是我个�给他们开支。”第164页“？：你向公安机关讲说在锦州分公司干和谁说过。：没向人说过，也没有向赖忠伏和赖革胜说过…。砸水泥地面是我让去的。”第170页“？孙×1，谁给米德祥开工资。：我开，我自己给他现金结清，没有财务，工人打条，我没有保存。平时也是我自己记工，我记工的凭证也找不到了，抹水泥地面是我提出的。”第173页“？第三人孙×1作辩论发言。：米德祥和金健是我自己雇的员工，出事当天并没有正常生产，而是打地面人手不够自愿去做的，但是钱是我出…。”第183页（胡家印笔×）“？你的工资是怎么结算的。：我们自己要的，我要了两回，五月节要了一回。？向谁要的。：孙经理。？他给付了吗。：给了，给的现金，我出的收条。”第192页“代？你在上次在我律师事务所向你询问的内容与今天陈述的是否一致。：一致。”第194页“？每天多少钱。：车间100元，厂外零活是80元。?谁给你开的工资。：孙工，5月份也是他开的。？你签字了吗。：签了。？在什么上签的。：一个条，一个收据。代？你见过孙经理吗。：见过。代？工资条是孙工提供的吗？：是。”第201页（杨忠昌笔×）“？汤河子厂子修路面你参加了吗。：参加了。？谁让你修的路面。：孙经理。”另被告查明：四海通公司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间向被告提供的所谓“厂房租赁合同”与被告到锦州市太和区法院调取的案卷035页“租房协议”、036页“厂房租赁合同”完全不同，对该证据被告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认定米德祥2015年5月8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以上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被告大兴人保局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及依据：1、工伤认定材料清单及所附材料，证明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被告正式受理；3、申请人送达回执；4、北�市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专递单；证据3、4证明被告已依法送达。5、原告法定代表人赖革胜调查笔×，证明被告已经对事件进行调查；6、举证通知书，证明被告已告知原告权利义务；7、原告提交的答辩意见、证据材料清单；8、对孙×3的调查笔×；9、对孙×1的调查笔×；10、对周×的调查笔×；11、对孙×2的调查笔×；证据6—11证明原告提交举证材料并提交其对几人的调查笔×。12、对第三人家属曹�华的调查笔×；13、对杨宗昌的调查笔×；证据12、13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14、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5、原告再次补交的证据；证据14、15证明原告举证材料。16、被告到辽宁省锦州市社保局劳动争议仲裁院、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调查核实相关证据；17、到死亡职工事发地派出所及事发现场调查核实；18、对第三人家属曹桂华再次制作调查笔×；19、对杨宗昌再次制作调查笔×；证据16—19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20、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的补充情况说明，证明第三人提交补充工伤材料；21、对第三人家属曹桂华的调查笔×，证明对事件进行调查；22、认定工伤决定书，是本案被诉主体，不作为证据；23、对申请人的送达回证；24、对原告的公告送达；证据23、24证明已经依法送达。25、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26、《北京市实施若干规定》。证据25、26是法律依据。第三人曹桂华述称，原告起诉书中所陈述的事实，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其陈述的内容与之前生效的人民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相矛盾，第一，（2015）锦民终字第50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的事实记载在判决书最后一页，对于孙×1的身份在之前法院生效判决中已经明确认定。第二，孙×1在锦州市派出所作的笔×中有记载，其答带工人干活，说自己是管理者，这是其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的自己确认，这与法院判决完全相符。第三，孙×1在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出具的证据，这是孙×1自己提交的，记载是其自己让他们干的，这证据可以证明孙×1作为管理者，以企业代表的名义命令米德祥铺地面。综上，我认为大兴人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原告起诉没有根据。原告在起诉书中说米德祥出事的地点房屋是租赁而来，这是公司的原因，与米德祥没有关系。原告在起诉书中说是周×找人铺的地面，但经大兴人保局给其作的笔×中可以查实，其自己说雇人100元每天，与原告所说80元每天是不同的，这证据涉嫌虚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曹桂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合议庭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进行评议后认证如下：原告四海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大兴人保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在工伤认定中，原告并没有向被告提交，而且村委会出的证明中的工业区，被告也去了，这不能证明这9亩地就是分公司的9亩地，厂房租赁合同在工伤认定中向被告提交了，但与在太和区人民法院时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对第二组证据的调查笔×真实性不认可，对曹桂华签字的收条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内容也不认可，里面的内容并不是曹桂华写的，对另二份收条关联性和真实性均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关联性不认可，而且原告并没有提交，没有看到；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第六组证据认为五位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力度不够，他们说的话与到被告和到太和法院说的都相互矛盾。第三人曹桂华对第一组证据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认为是原告自行制作的，不具有证据的意义，不应当予以采信，不具有证明力；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只能证明地面的权属是谁，其他无法证明；对第四组及第五组证据质证意见同被告质证意见�对第六组证据认为这五位证人与事情毫无关系，不能作为证人证言采信。经审查，原告四海通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大兴人保局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第三人曹桂华对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原告四海通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能证明工伤认定的合法性，不能证明其实质性合法；对证据2、3、4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工伤认定的实质合法性；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意见，结合被告答辩状提到了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所提交的租赁协议的可采性问题，与原告承租的厂房相关的承租合同先后有三份，和企业变化情况相对应，第一份是赖革胜于2014年3月15日与房东代理人孙×2签订的为期五年的合同，一个月后2014年4月15日，企业合伙人赖革胜退出，孙×1又与房东签订了新的承租合同，期限为三年，到本案伤害事故发生后，孙×1决定不再开办厂子，这个时候原告公司才真正的介入，因此有了第三份于2014年6月1日的承租合同，承租方为原告，承租期限为五年，被告没有认定另两份合同；对证据10、11没有异议，但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涉及到两个出租方，孙×2和周×，实际房主是周×，委托孙×2对外招租，孙×2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招租，大家都知道的事，这不妨碍承租关系的实质内容；对证据12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与后面被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先后对第三人作了三次调查，三次调查中先后有矛盾点，证据12、18、21都是对第三人的调查笔×，在三份笔×中第三人认可公司的人只有他们四人，但恰恰证明铺地面的活是公司外的人在干，她承认2号在放假，但米德祥几人已经在打地面，显然这不�履职行为，否则与其对公司的解释就不相符，在对其调查笔×中，有一次是核实打地面的收条，她承认自己签字，也承认是由孙×1的下属员工孙×3与周×交涉后才发给她的，原告之所以能自己掏钱把第三人打地面的钱领走，是房东委托原告为其垫付，这时候原告才将打地面的钱给第三人，房东在地面铺设期间有在现场监控，我们有视频资料；对证据13内容部分真实性有异议，有部分内容说的是不正确的，对杨宗昌先后有两次调查，以及其在太和区法院审判期间进行的调查，说法先后是矛盾的，他怎么到的房东这里从事打地面工作，前后说法不一，所以原告认为其关于这部分的证言是不具有证明力的，不能证明原告的工作人员孙×1对第三人有指派行为，对公司发工资的内容，其说的是不完整的，他应知道发工资的人是别人，不是公司，他所说的由孙经理给其发的钱是�真实的；对证据16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这些不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没有提及是否工伤的任何问题，至于所认定的劳动关系，原告同意，但是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工伤是否构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对证据18上面已经说了，对发工资的过程没有意见，确实是原告经手给第三人打地面的报酬，第三人也知道原告工作人员与周×交涉报酬的过程；对证据19同证据13质证意见；对证据21是第三人领正常工资的收条，打地面工资与平时发工资有不同的发放主体；对其他证据均没有异议。经审查，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以上经过认证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本院查明，2013年6月24日，第三人曹桂华之夫米德祥到原告四海通公司工作。2014年5月8日，米德祥在原告四海通公司院内�水泥路面时，因工作原因与同事金健发生矛盾，被金健打伤，经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14日死亡。第三人曹桂华于2014年8月1日向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提出申请，要求确认米德祥生前2013年6月24日至2014年5月8日与原告锦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于2014年8月6日以被申请人不具备确认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为由作出锦劳仲不字（2014）第8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第三人曹桂华不服诉至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2014）太民一初字第004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2013年6月24日至2014年7月13日期间，米德祥与原告四海通公司之间的用工争议按劳动关系处理。原告四海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5年10月23日，第三人曹桂华向被告大�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5年10月29日受理后，向原告四海通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四海通公司在举证限期内提交了相关事故说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署名曹桂华的工资收条、事故现场视频光盘及孙×2与赖革胜2013年3月15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在举证期限外，原告分别于2015年11月25日和2015年11月26日向被告提交了李忠军等4人工资收条，杨中(宗)昌、胡家印工资收条。被告大兴人保局经调查核实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了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0457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四海通公司对此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大兴人保局作为大兴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有权对辖区内企�或个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并依法进行认定。本案中，经民事生效判决认定曹桂华之夫米德祥与原告四海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经被告调查核实米德祥受单位负责人指派在单位院内铺水泥路面作业时，因工作原因与同事金健发生矛盾，被金健打伤后送医院救治，经治疗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认定米德祥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此外，《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原告四海通公司在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之前，其在举证期限内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米德祥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故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规、规章的规定，其要求撤销被告大兴人保局作出京大人社工伤认（2240T030457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四海通线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北京四海通线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红代理审判员  青 青人民陪审员  罗艳芬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