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三终字第6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艳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恒达。
上诉人罗静因与被上诉人肖艳波、庞恒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4）甘民初字第6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静，被上诉人肖艳波、庞恒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委托律师合同》系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主要内容为：委托人庞恒达、肖艳波，受托方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受托方指派罗静律师作为委托人人身赔偿争议的委托代理人。其中第五条内容为手写“风险代理，按回款额的15%支付律师费，委托人收到赔偿款5日内支付，此比例偏低，系对委托人的照顾，办案成本另行支付”。合同上有庞恒达、肖艳波签名，加盖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印章。2012年11月9日，庞恒达、肖艳波得到其女儿庞沁宜交通事故赔偿款230000元。2014年12月24日，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出具证明，证明罗静2009年3月至2012年7月在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执业，2012年7月调离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调入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2013年3月29日大连市律师协会出具投诉案件处理意见书,驳回投诉人庞恒达对罗静律师的投诉。
原审法院认为，庞恒达、肖艳波不认可与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签订过委托合同，从该合同上看，没有具体的签订时间，罗静自述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5月下旬，而从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来看，该时间罗静应在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从事执业。故该《委托律师合同》存有瑕疵，罗静以此合同主张权利，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罗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0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1140元，由罗静承担。
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原告罗静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在原审的诉请，即判决二被上诉人向其支付律师费34500元，并支付违约金17250元；两审诉讼费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其依据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举证的委托合同书上有被上诉人庞恒达、及其代表其妻子的签字和手印，被上诉人对其签字、手印未申请司法鉴定，则应认定该委托合同书对案涉双方均是真实有效的,原审诉讼中被上诉人称与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签订案涉合同不属实；关于该合同签订的时间，上诉人在原审记忆有误，应是上诉人调入伯宁律师事务所之后，即2012年6月1日以后签订的。至于新世纪律师事务所魏平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不符合单位出证的形式要件，证明的内容也不真实。另，二审上诉人提供的律师调转表也可以证明上诉人到伯宁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时间是2012年6月1日。并且合同签订时间并非合同的必备要件，不应导致合同无效；本案诉讼中,被上诉人所称曾经给过上诉人6000元不属实；合同约定的代理事项是上诉人为两被上诉人拿到人身损害赔偿，两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是非诉解决此事，上诉人通过庭外谈判，为两上诉人获得23万元赔偿，且上诉人已经支付了相关法工费用，还将向律师事务所支付管理费，这些均属其办案成本。
被上诉人肖艳波、庞恒达答辩称不同意罗静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其认为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其主要观点为：被上诉人家发生丧女事故后，为解决纠纷，被上诉人在他人介绍下到大连找律师准备打官司，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在2012年5月14日中午11点左右签订了一份受托方为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并非上诉人本案举证的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的合同，当时上诉人称要把合同拿到辽宁新世纪律师所盖钢印后再给被上诉人，但至今也没有给被上诉人该份委托合同，被上诉人从没有与所谓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签订过委托合同,上诉人提供的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的合同上没有被上诉人详细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被上诉人记得在与上诉人签订的受托方为辽宁新世纪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上填有被上诉人详细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而且，签完合同后，上诉人罗静到被上诉人家里被上诉人给了其6000元钱，被上诉人记得很清楚，因当时家里没那么多现金，被上诉人肖艳波现从工友手中借的4900元钱，加上自有的1100元钱一并交给了上诉人罗静，还给了上诉人几箱苹果等农产品，被上诉人并未要求上诉人出具收据，被上诉人想不到上诉人罗静对此竟也否认；况且，上诉人至今没为被上诉人做一点法律事务，无论被上诉人所涉事故发生的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上诉人从没有给被上诉人出过庭、代理过诉讼，而且刑事和解是肇事家属的律师帮助调解的，根本与上诉人无关，所以上诉人诉请案涉律师费没有任何依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除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请所举证的《委托律师合同》，从形式上看系二被上诉人（甲方）与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双方对各自印章、签字真实性无异议。其主要内容除原审判决所作认定外，还包括：甲方欲委托乙方罗静律师为代理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甲乙双方共同友好协商，就委托事项达成如下条款，双方共同遵照执行。此合同系对原合同之承接。权利义务约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合同为准。委托代理事项：人身损害赔偿争议，委托人的诉讼地位为原告。委托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为一个审级。上述内容如需变更，另立协议。在合同期内如遇律师调动，则按行业惯例，此案仍由罗静律师承办，调动后的律师事务所承接本合同。非诉讼（仲裁）途径或庭外解决委托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情况：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委托人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或和解），收费等同于诉讼；当事人撤诉，按非诉解决处理。
又查明，2012年11月9日，在(2012)瓦刑初字第530号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庞恒达、肖艳波与案外人张德君的亲属张娇达成交通肇事赔偿和解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张德君的亲属张娇代张德君一次性赔偿庞恒达、肖艳波因庞沁宜死亡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达23万元（其中包括张德君已经支付的2万元）。赔偿款到位后，庞恒达、肖艳波不再追究张德君的经济责任。收到全部款项后，庞恒达、肖艳波为张德君出具谅解书。被上诉人庞恒达、肖艳波及案外人张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
再查明，2012年11月29日，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委托律师合同及缴纳律师费通知》，其内容为，因两位拒绝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现通知两位：1、解除委托律师合同，我所不再履行未履行部分的合同义务；2、请于接到此函后5日内支付已履行部分的律师费；3、逾期支付，我所将依法起诉，并主张违约金。
还查明，2012年12月6日，被上诉人庞恒达向大连市律师协会发出一封控告信，主要内容涉及庞恒达投诉罗静不按约为其进行法律服务，要求罗静退还已收取的6000元费用,退还沈阳电视台的采访录像光盘,向庞恒达赔礼道歉。该控告信内容中还有：“我通过熟人找到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的罗静律师，委托她代理作为我和我女儿学校侵权纠纷的代理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约定为风险代理，代理费为执行回款额的15%”的表述。
另查明，2012年12月20日，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向罗静出具《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其内容为：我所现将本所与委托人签订的委托律师合同中，由罗静律师所承办的案件中追索律师费的权利转让给罗静律师，由罗静律师代本所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行使对拖欠律师费的委托人的诉权。
上述本院查明的事实，有上诉人举证的《委托律师合同》、《交通肇事赔偿和解协议》、《解除委托律师合同及缴纳律师费通知》、《控告信》、《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已经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对上诉人罗静提起本案诉请依据的二被上诉人与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律师合同》的效力问题的认定，因二被上诉人未否认该合同书上的签字非本人所签，亦未申请司法鉴定，结合案涉被上诉人庞恒达向大连市律师协会发出的控告信所载内容，可以推定二被上诉人知晓该委托律师合同的存在，则可认定该委托合同是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所涉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应为有效。原审法院以该合同书上没有具体的签订时间，上诉人自述合同签订的时间与其在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执业时间不符即对该委托律师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定不妥，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依据该《委托律师合同》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本案关键问题是对上诉人依据该《委托律师合同》向被上诉人诉请本案律师费是否有据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关于案涉委托事务是否完成，首先应认定委托事务是什么，根据案涉《委托律师合同》的内容，关于委托代理事项双方约定为“人身损害赔偿争议，委托人的诉讼地位为原告，委托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为一个审级”。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已完成委托事务予以否认，上诉人依法应对其已完成了委托事务应承担举证责任。在针对涉及被上诉人的案涉人身损害事由所发生的刑事诉讼案件及民事诉讼案件中，上诉人均未以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过诉讼，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其所主张的为涉及被上诉人的案涉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进行了法律服务；至于案涉交通肇事赔偿和解协议，被上诉人称系其与肇事方委托的律师协商后自主达成，上诉人所举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参与了刑事和解的全程，该和解协议是经其努力后促成的事实成立，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请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虽原审判决裁判理由有不妥之处，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元（上诉人罗静已预交），由上诉人罗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巍立
审判员 何 川
审判员 林荣峰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葛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