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06民初4912号
原告：郑致和，女，193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天津衬衣总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原告之子），1958年7月24日出生，天津市久源汇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业务员，住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红，天津世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洪歧，男，195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管道集团保温管厂职员，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香（兄妹关系），196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物美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宏威，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津市衬衣总厂，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兴安路*号。
法定代表人：霍广胜，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瞳，该厂厂长助理。
原告郑致和与被告赵洪歧、第三人天津市衬衣总厂占有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致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蓝红，被告赵洪歧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香、邬宏威，第三人天津市衬衣总厂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致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将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89号（64号和62号之间）房屋腾空交与原告；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天津市衬衣总厂的退休职工。从1988年起，天津市衬衣总厂就将其所有的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一间58.5平方米房屋承租给原告，原告承租至今，原告一家一直在此居住。2006年，由于原告夫妻身体欠佳，搬到女儿家暂住。2012年原告想对该房屋进行修缮，回到家却发现屋子的南端墙被砸开一个门洞，屋里的东西也不见了。之后，被告以该房屋是被告家祖产为名，强行进入，至今未搬出。该房屋正处于西于庄征收范围内，由于被告拒不搬出，致使征收指挥部无法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得不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赵洪歧辩称，第一、被告没有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第二、原告不具备承租人的主体资格，依据《天津市公有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原告承租涉案房屋必须要获得原主管单位住房分配证件，并且与房管部门签订租赁合同后方可住用，在办理户口签入公房手续时还需要将上述合同上交验收，但是原告没有提供上述证据；依据上述办法第三条之规定，承租人必须按照房管部门规定的租金标准按月交付房租，不得拖欠，连续拖欠房租超过一年的，房管部门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房屋；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承租人租用房屋闲置不住超过六个月的，房管部门有权终止租赁关系，收回房屋，原告没有提供其按照上述规定缴纳房租的证明，无权使用涉案房屋，即便第三人允许其使用，也是非法的、无效的，因为原告在诉状中声称从2006年至2012年已经不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依法应当收回涉案房屋的承租权，但是第三人没有收回，竟然在2016年3月份继续为其办理租赁合同，配合原告领取征地拆迁补偿款，不仅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利，也可能会给国家资产造成损失。根据《天津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承租涉案房屋应当执行市政府批准的租金标准，其没有提供按照规定缴纳租金的相关证据；依据该规定第十二条，租赁期间不得超过20年，而第三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具体的承租日期，承租期限从1988年1月1日开始，没有截止日期，按照上述日期计算，承租期限应当截止到2008年，可见其重新为原告办理租赁合同也是明显违法的；依据该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五项，承租人拖欠租金累计超过六个月以上的，出租人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但是第三人同样没有收回，也是涉嫌侵害集体利益；依据该规定第十三条、三十二条、三十七条规定，第三人没有给原告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应当对其进行三万元以上的罚款，可见，第三人与原告没有提供上述法律规定所要求的证据，涉嫌合伙侵占集体资产，骗取国家补偿安置款，相关人员已经涉嫌刑事犯罪，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本案应当首先解决原告和第三人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然后再恢复案件审理。第三、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89号和坐落于64号与62号之间的房屋是两处不同的房产，64号与62号之间的房屋为天津市红桥区桥口四条胡同1号，该房屋系被告祖父赵福升在解放前购买。原告及第三人在其他案件中声称涉案房屋的编号为××增1号，并且原告在起诉状也是如此描述，但是当地的公安机关和地名管理单位均予以否认，因此被告按照《户籍管理规定》以及《天津市公安局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办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申请公安机关进行查处、撤销，但是公安机关声称经办人员已经退休，不便查处，被告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现被告已经将天津市公安局提起诉讼，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第四、针对第三人以及原告出具涉案房屋产权问题，被告已经向产权管理登记部门申请产权登记，其拒不受理，被告提起行政复议，天津市人民政府予以受理，本案尚未作出产生法律效力的文书，因此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上述事情查明之后再恢复审理。
第三人天津市衬衣总厂述称，原告是其单位退休职工，原告所居住的地点为天津市红桥区，是其单位的企业产。该房屋原是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的企业产，原告也原是该厂的职工，1988年该单位合并与第三人单位合并，所属的房屋也归第三人单位，其单位在接受房屋时，原告就在该平房内居住，系自住自修，1988年其单位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至今。上述房屋原登记地址为天津市红桥区，2016年3月1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新证，将上述房屋坐落地点由天津市红桥区变更为天津市红桥区89号。对于本案，听从法院判决。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以及第三人的意见，当事人存在以下争点：一、原告是否为天津市红桥区89号房屋的合法承租人？二、原告承租的天津市红桥区89号房屋是否为本案争议房屋？三、涉诉房屋现是否由被告赵洪歧现居住使用？
当事人围绕上述争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认定如下：
对于争点一：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原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证明原告系诉争之天津市红桥区89号房屋的承租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租赁合同中主要的条款均为空白，没有写明具体的项目（比如房屋的具体面积、费用），只写明系红桥区，原告也没有签字，不能证明该房屋就是涉案房屋，也无法真实反映系原告承租该房屋。
2.（2017）津0106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2017）津01行终40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在被告父亲赵锦堂就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第三人颁发天津市红桥区89号房屋的《不动产证明书》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已认定赵锦堂对诉争房屋不具有所有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就该案已经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予以受理。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1.地契、产权登记、工商企业登记证、1977年6月份的建筑施工申请，证明被告祖父赵福升购买的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土地的四至范围、1951年经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产权登记确定的地号及房屋的使用状况以及房屋翻建和修缮的情况。原告及第三人认为上述地契、产权登记均是被告祖父的材料，不能证明被告享有所有权，不能对抗第三人的产权证；认为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2.不动产登记申请的邮寄底单和拒收回执、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邮寄底单和签收回执、天津市人民政府复议受理通知书、向天津市南开区申请信息公开和调取天津市衬衣总厂收取郑致和房屋补偿款纳税信息的邮寄底单和查询单、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第三方意见征询书、天津市衬衣总厂回函以及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提供的红桥区影剧公司、红桥区文化局、增强缝纫厂在天津市红桥区地址上的房屋产权原始档案，证明被告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其他房屋进行不动产登记申请，但是不动产登记部门在为涉案房屋违法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后，拒不受理被告申请，被告已经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该案还在复议过程中，本案应当中止；第三人声称通过其他单位合并获得被告祖父所拥有的房屋，但是没有依法纳税，说明其获取的来源违法，涉案房屋依然属于被告祖父所有；被告向涉案房屋所在的税务部门申请公开第三人获得涉案房屋后收取原告缴纳房屋补偿款纳税的信息，但是第三人拒不提供。原告及第三人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在行使权利，但是不能确定权利的归属，亦不能证明被告享有所有权。
第三人提交如下证据：
原告与第三人于1988年签订的天津市公有房屋租赁合同、诉争房屋的天津市房地产登记薄查询证明和更正登记后的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诉争房屋系天津市衬衣总厂承租给原告。被告对上述租赁合同有异议，原告于2012年诉讼中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涉案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时间为1989年9月6日，而上述租赁合同的起书日期为1988年1月1日，可见涉案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就已经出租给原告，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另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租公有房屋，必须要获得房屋承租的分配审批，该合同并没有载明审批的相关证据；涉案合同第二条显示承租方拖欠租金达一年的，出租方有权中止合同，第九条显示如涉案房屋闲置超过六个月的，出租方有权中止合同，解除租赁关系收回房屋，但是第三方在原告没有缴纳租金、将涉案房屋闲置超过六年的情况下没有按合同履行；该合同也没有具体的签署日期，更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字。2012年11月7日打印的不动产登记薄只能证明第三人对天津市红桥区房屋有产权证明，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新下发的不动产权证不是本案诉争房屋的实际产权，而且不能证明天津市红桥区89号是如何变动而来。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原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实第三人系天津市红桥区89号房屋的产权人，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就上述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第三人系出租人，原告系承租人，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关于被告提出的第三人在涉案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就已出租给原告之异议，不能否定第三人作为涉案房屋权利人将房屋出租与原告之事实；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及第三人存在违反合同约定之情形，原告与第三人对此均不存在争议，而被告并非合同相对方，其以上述异议不能达到反驳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之目的；关于被告对上述证据所持关联性异议，本院将在下文结合第二个争点一并阐述。
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祖父赵福升系天津市红桥区89号房屋的权利人，亦不能证明第三人取得天津市红桥区89号房屋来源违法，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出的行政复议问题，本案无须以被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故对于被告以该理由提出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对于争点二：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2012）红民初字第1118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以及现场勘查笔录，证明原告第一次起诉被告的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与诉争房屋有关的情况、天津市××增1号的具体坐落位置以及被告在该次诉讼中曾承认××增1号的地址。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该案的审理查明过程当中，法院对实际的门牌号××增1号，但并没有××增1号的地址。
2.2015年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现场勘查笔录，证明红桥区与××增1号是同一处房屋。被告认为该笔录当中没有确认红桥区就是涉案房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3.居民户口本，证明原告的户籍地址为××增1号，户口迁入时间为1999年4月6日。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增1号房屋系原告曾经所有或者有承租权。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1.2012年红桥公安分局西沽派出所出具的门牌号××年天津市红桥区地名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没有天津市××增1号的门牌。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明是根据1986年版的新旧门牌对照薄，原告的户籍是1999年4月6日迁入，当时涉诉没有门牌号，××和62号之间，所以写了62号增1号，根据公安部的规定，户籍上的信息不需要证明，而地名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也是根据派出所的证明而作出。
2.（2012）红民初字第1118号民事判决书、照片三张，证明第三人将涉案房屋变更为天津市红桥区89号后，与该地名相似或近似的地址有三个：、西于庄大新街15号、大新街89号。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三张照片上的房屋和诉争之房不是同一标的物。
3.被告之妹赵振香的天津市房地产权证、行政答辩状，证明原告提交的涉及2015年8月17日现场勘验笔录所附地形图是赵振香房屋的地形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在该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提供了虚假证据，在本案中继续提供；上述行政答辩状是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证明被告对原告违法进行户籍登记的行为申请公安部门调查，该案还在行政诉讼当中，因此本案应该中止审理。原告提出赵振香房屋的地形图是为了证明本案涉诉房屋的地理位置；行政答辩状只能证明被告在行使权利，不能证明权利归属。
本院调取证据如下：审理中，原告申请法院调取天津市红桥区89号地址的变动材料，以证明天津市红桥区与天津市红桥区89号系同一处房屋。本院至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调取了天津市衬衣总厂向天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出具的《申请书》、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向天津市衬衣总厂出具的《更正登记通知书》以及《更正说明》等材料。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有异议，提出天津市衬衣总厂于2016年1月29日申请将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地址变更为天津市红桥区89号，其声称上述房屋属于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所有，之前由文化局和增强缝纫厂所有，但是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显示被告祖父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上述单位均没有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无法证明天津市衬衣总厂依法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且申请日期与天津市国有资产的房屋管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红桥部出具的更正登记通知书相矛盾，明显属于伪造法律文书，该份底档不客观、不真实。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且被告之父赵锦堂对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上述变更登记行为已提起行政诉讼，并已有本院生效裁定，故对于被告所持异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未持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2012）红民初字第1118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承办人至涉诉房屋的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绘制平面图能够证实原、被告发生争议的涉诉房屋为同一标的，涉诉房屋实际门牌号码为××增1号，位于之间，本案审理中，承办人亦曾于2017年2月21日至涉诉房屋现场勘查，并制作现场勘查笔录；（2015）红行初字第0044号行政诉讼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天津市衬衣总厂确认红桥区与××增1号系同一处房屋；本院调取的证据能够证实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根据天津市衬衣总厂的申请将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红桥区更正为红桥区；在红桥区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与红桥区的不动产权证书以及原告与第三人于1988年和2016年就涉诉房屋地址更正前后两次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其上所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一致，均为58.5平方米；综上，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天津市红桥区89号即为原、被告争议之门牌号码为天津市××增1号之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明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故被告针对天津市××增1号的门牌是否存在以及原告是否存在违法户籍登记行为而所举证据以及对原告所举证据所持相关异议均与本案审理中所需确认的涉诉房屋权利人无关，本院对相关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被告因上述问题提起行政诉讼而提出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对于争点三：
原告主张诉争房屋由被告使用，理由为：自2012年至今，在原告提起的三个诉讼中法院均进行了现场勘查，2012年的民事诉讼中，法院查明是空房，去现场勘查时被告父亲并不在诉争房屋居住，行政诉讼和本次诉讼现场勘查时，被告父亲也不在诉争房屋居住，而诉争房屋的北墙是被告赵洪岐砸开的，砸开的部位直接通向被告兄妹的房屋，原告有理由认为就是被告在诉争房屋居住使用。
被告第一次庭审时表示其现在不在诉争房屋内居住，由其父亲赵锦堂居住；2017年2月21日现场勘查时表示其父亲因天气太冷被其大姐儿子接走；第二次庭审时表示诉争房屋现无人居住，但其父亲以后可能还回来居住，同时表示赵锦堂的儿女们都可以住，谁都有钥匙，现该房屋内的物品也是各家都有。
鉴于双方对各自主张均未提供证据，本院对该争议事实亦无法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结合本院受理的（2012）红民初字第1118号、（2015）红行初字第0044号、（2017）津0106行初14号案件，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郑致和系第三人天津市衬衣总厂的退休职工。涉诉争议房屋原系被告赵洪歧之祖父赵福升所有，赵福升于1951年所有房产共八间，当时坐落于，地号为4682。1956年公私合营后，赵福升将房产上交，其中2.5间由赵福升自住，1983年，赵锦堂将自住的2.5间房屋申请领取新房产证并落到自己名下。因机构调整、合并，涉诉房屋原为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所有，后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合并入天津市衬衣总厂。涉诉房屋原进行不动产登记时的房屋坐落地址为红桥区，地号为智字4705号，建筑面积为58.5平方米，权利人为天津市衬衣总厂。自1988年1月1日起，天津市衬衣总厂作为出租人将涉诉房屋租与郑致和，双方签订的《天津市公有房屋租赁合同》中载明房屋坐落地点为红桥区，建筑面积58.5平方米。
2012年2月，郑致和欲对诉争房屋进行修缮，同年3月赵洪歧将涉诉房屋北墙砸开一个洞。2012年3月29日，郑致和将赵洪歧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赵洪歧停止对天津市红桥区房屋的侵害，并赔偿其诉争房屋内物品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10000元。本院作出（2012）红民初字第1118号民事判决书，以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登记在天津市衬衣总厂名下坐落于红桥区标的物等为由，驳回郑致和的诉讼请求。2015年10月22日，郑致和将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诉至本院，要求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履行涉诉房屋的登记职责，后郑致和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自愿提出撤回起诉，本院作出（2015）红行初字第0044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其撤回起诉。
2016年1月29日，天津市衬衣总厂向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交《申请书》，载明：其单位从红桥区人民法院复印的相关材料得知，红桥区房屋的地号为4682，最初的门牌号××，因此申请将产权证坐落地址更正为原始地址门牌××。2016年2月19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天津市衬衣总厂下发《更正登记通知书》，载明：坐落于红桥区的不动产，经核查，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有误。现依你（单位）申请予以更正。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可以持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或者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到登记机构换领新证。其后，天津市衬衣总厂取得涉诉房屋不动产权证，载明权利人为天津市衬衣总厂，坐落地点为红桥区，权利类型为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建筑面积为58.5平方米，地号为智字4682号。2016年3月10日，天津市衬衣总厂与郑致和就更正登记后的涉诉房屋签订《天津市公有房屋租赁合同》。
2016年8月16日，郑致和以赵洪歧为被告、天津市衬衣总厂为第三人提起本案纠纷，要求赵洪歧腾房。本案审理中，被告之父赵锦堂将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诉至本院，认为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就涉诉房屋做出的变更行为认定事实错误、行政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的《不动产证明书》，本院对此案予以受理，赵洪歧遂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经审查，其申请于法有据，本院对本案予以中止审理。2017年6月9日，本院作出（2017）津0106行初14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赵锦堂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是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共有人或设定他项权登记的权利人，与被诉变更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该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赵锦堂的起诉。赵锦堂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津01行终40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遂恢复审理。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原告郑致和系诉争之公产房屋承租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等权利，其他任何人对诉争房屋的占有使用均侵害了原告享有的承租权。现原告主张被告赵洪歧在此居住使用，要求其腾房，被告赵洪歧辩称其未在诉争房屋居住，但表示涉诉房屋内存放有其物品，故被告负有将其物品从涉诉房屋腾出之义务。被告所持其他抗辩或证据不足，或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系诉争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被告占用涉诉房屋放置物品系无权占有，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腾空诉争房屋之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赵洪歧将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之间）内放置的其个人物品腾空；逾期不腾，可由原告郑致和在本市外环线以内提供房屋一处，作为腾房去处，所需费用由原告郑致和垫付，由被告赵洪歧承担；
案件受理费8320元，由被告赵洪歧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彦海
人民陪审员 韩桂荣
人民陪审员 吕 莉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李雪健
书 记 员 李 红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