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23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明林，男，194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件娇，女，194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兰，女，1977年9月9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甲，
法定代理人：杨金兰，自然情况如上，系邓某甲的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乙，
法定代理人：杨金兰，自然情况如上，系邓某乙的母亲。
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辛勤华，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公交集团湖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小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志宁，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公交集团湖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下称湖里公交公司）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民初字第4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上诉称，请求改判湖里公交公司赔偿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各项经济损失499158.51元，并支付鉴定费15200元，由湖里公交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适用《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作出判决不当，导致赔偿金额判决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该条内容可见是运输过程中外力致旅客伤亡，如途中发生紧急制动致旅客伤亡等问题而适用的法律条文。可何况原审查明、认定“被上诉人未尽求助义务与邓福生死亡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就应以被上诉人过错大小和未尽求助义务行为与邓福生死亡后果之间的原因力比例确定赔偿。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与湖里公交公司至今都无法向法庭提交事实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尽救助义务行为与邓福生死亡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而应依法推定上诉人与湖里公交公司各负50%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被上诉人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在实际上，邓福生在车上突发急性脑梗死，因湖里公交公司未尽救助义务长达2小时，导致邓福生未得到及时救治长达2小时而致邓福生脑细胞缺血缺氧2小时最终枯萎坏死，而延误救治最终死亡，此有邓福生死亡原因系大面积脑梗死、脑肿胀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事实为证。因此，邓福生的死亡是因湖里公交公司未及时履行救助义务长达2小时的行为所致，湖里公交公司应当对邓福生的死亡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据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二、上诉人选择湖里公交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选择湖里公交公司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而且原审法院对此在庭审期间没有依法履行义务释明，明显不当。因此原审法院赔偿项目第七项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三、上诉人向广东华民痕迹司法鉴定所申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已完成，结论认为湖里公交公司未尽注意义务的行为对邓福生脑梗死抢救时间的延误存在因果关系，相对于治疗结果是次要原因，建议参与度为21%-40%，而应当按参与度40%赔偿申请人。
被上诉人湖里公交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邓福生在车辆已经到达终点站（厦大站）后未下车且未继续购票乘车的情况下，以邓福生自厦大站起至金尚站期间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为由提出本案上诉，缺乏法律根据。二、上诉人的家属邓福生在与答辩人建立客运合同前3日就已经出现了急性脑梗死的症状，在送医院治疗5日后才身亡，所以，邓福生死亡是系因其自身健康原因而产生的，根据《合同法》第302条的规定，答辩人作为承运人依法不对旅客因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的“延误救治”及“未尽救助义务”是造成邓福生死亡的原因之一，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缺乏依据。四、答辩人已经尽到力所能及的救助义务，上诉人以答辩人存在“延误救治”及“未尽救助义务”为其上诉理由，也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五、上诉人既然已经选择了以运输合同为由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就应当对其诉讼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湖里公交公司赔偿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的各项损失，包括医疗费39329.27元、丧葬费27930元（4655元／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827200元（41360元／年×20年）、护理费700元（2人×70元／天×5天）、被扶养人生活费277747.2元【其中邓某甲、邓某乙的生活费为228344元（17年×26864元／年÷2人），邓明林、刘件娇的生活费为49403.2元（22年×11228元／年÷5人）】、亲属来厦处理丧葬事宜发生的费用（含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等）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
原审判决查明，2014年9月9日13时51分许（车载监控录像显示的时间，下同），邓福生在金尚中学站购票乘坐湖里公交公司牌号为闽D×××××的45路公交车欲往医院就诊，当时该车系从始发站金尚车站往上行方向行驶，金尚中学站系第三站，上行终点站为厦大站。邓福生为赶上该班次公交车还慢跑了一段路程。上车后，邓福生径直走到车厢尾部坐在靠后车门一侧倒数二、三排区域的座位。车辆行进中，陆续有旅客上下车。该车到达厦大站后，驾驶员同时开启前后车门，当时车上旅客基本都下车了，邓福生却仍坐在座位上，没有下车。该车驾驶员没有下车，也没有询问邓福生，停车约30秒等旅客上车后，即驾车从厦大站出发往下行方向行驶，下行终点站为始发站金尚车站。45路公交车上下行路线均途经中山医院。15时44分许，该车到达金尚车站。车载监控录像显示，15时48分许，在邓福生的座位旁站着该车驾驶员、车站工作人员及车上的一名旅客，当时邓福生身体状况明显异常，伴有呕吐等症状，无法行走和言语。该旅客用手机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之后便下车离去。该车驾驶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继续待在车上，车队长陈文褀拨打110报警。在等候120急救车期间，湖里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对邓福生采取急救措施。16时02分许，120急救车到达车站停车场，驾驶员协助医护人员将邓福生抬上急救车。邓福生被送至厦门市中医院抢救，途中采取改善脑细胞代谢等对症治疗，到达急诊时呼之可睁眼，但不能言语，行走、持物不能，休息后无改善，初步诊断为急性脑梗死、高血压病、心律失常、电解质紊乱。家属代诉病史为邓福生3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不适，伴恶心呕吐，就诊当地诊所，予药物治疗，症状无明显缓解，欲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发现血压偏高1年余，未规律监控血压。厦门市中医院将邓福生收住脑病科，经治疗无效，邓福生于2014年9月13日下午16时25分死亡，死亡原因为大面积脑梗死、脑肿胀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其死亡时年满37周岁。邓福生的家属支付了120急救费354元和住院医疗费38975.27元（其中24775.67元系医保基金支付的），合计39329.27元。邓福生的遗体已于2014年9月14日火化。
另查明，邓福生与杨金兰系夫妻关系，邓某甲和邓某乙系二人的婚生子。邓福生从2005年6月7日起来厦务工，2006年4月起在厦门凯惠服饰有限公司工作直至其死亡，其在厦门已连续居住超过一年，其子邓某甲和邓某乙也随其在厦门生活。邓明林与刘件娇系邓福生的父母。除邓福生外，邓明林和刘件娇还育有四子，均已成年。邓明林和刘件娇主要依靠儿子提供生活来源。
还查明，案涉公交车系无人售票公共汽车，车载监控录像上显示的时间较北京时间慢了6分钟左右。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缺失了15时44分许至15时48分许的影像片段。
原审判决认为，旅客邓福生购票乘坐湖里公交公司45路公交车，双方之间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作为承运人，湖里公交公司应当将邓福生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安全运输不但包含了承运人本身应采取措施保证旅客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在运输过程中，对于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承运人还应当尽力救助。正确履行该项义务，要求旅客运输承运人应当知晓急救的基本常识，预备必要的救助工具、物品或药品等，遇突发情况时采取适当的救助措施，并及时有效地帮助旅客就近寻求医疗机构急救。承运人未尽此义务导致旅客人身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交车系供公众乘用的城市公交运输车辆，承运人的职责不仅为安全运送旅客，还包括维护正常的乘车秩序，由此衍生出对旅客的疏导和到站提醒义务。邓福生在案涉45路公交车上行方向第三站金尚中学站上车欲往医院就诊，却一直乘坐至上行终点站厦大站后又随车返乘，不合常理。结合其所患急性脑梗死的病症分析，邓福生当时已处于病发状态的可能性较大。在车辆到达厦大站后，驾驶员对随车返乘的邓福生未进行必要的询问和提醒，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延误救治的风险。在车辆到达终点站后，系同车旅客发现邓福生情况异常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因车载监控录像在车辆进站后中断了4分钟左右，该时间段湖里公交公司对患病的邓福生是否尽力救助，没有相应的证据。在120急救车到达现场前，湖里公交公司没有对邓福生采取急救措施。湖里公交公司辩称，因驾驶员不清楚邓福生的病情，不知道应采取何种急救措施，反映出湖里公交公司对驾驶员缺乏必要的急救知识培训，履行尽力救助义务的准备不充分。因此，湖里公交公司主张已尽力救助患病的旅客邓福生，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确认。湖里公交公司未尽救助义务与邓福生死亡后果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查明，邓福生的死亡系因大面积脑梗死、脑肿胀致呼吸循环衰竭所致，主要系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诉称45路公交车从厦大终点站折返回始发站的路上，曾有旅客向驾驶员反映有旅客患病，驾驶员没有理会，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湖里公交公司未尽救助义务是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考虑本案案情，兼顾公平合理原则，原审法院酌情确定湖里公交公司对邓福生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对城市公交运输合同承运人的损害赔偿项目及标准未作专门规定，原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确定本案赔偿项目及标准。《若干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针对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主张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和认定：
一、死亡赔偿金。参照《若干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邓福生在厦门已连续工作生活一年以上，可以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625元，由此计算死亡赔偿金为792500元。
二、丧葬费。参照《若干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主张的丧葬费27930元，没有超出应付标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三、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若干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邓明林与刘件娇系邓福生的父母，事发时分别年满70周岁和68周岁，因年老缺乏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属于邓福生生前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对象。除邓福生外，邓明林与刘件娇尚有四子，均已成年，故对邓福生应负担的生活费应按五分之一计算。邓某甲和邓某乙系邓福生之子，均未成年，属于被扶养人的范围，对邓福生应负担的生活费应按二分之一计算。厦门市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7402元。由此计算，邓明林的生活费为47850元，刘件娇的生活费为60030元，邓某甲的生活费为58716元，邓某乙的生活费为134841元。
四、医疗费。事发后，邓福生被送医抢救，发生医疗费共计39329.27元。虽然其中部分由医保基金支付的，但这是邓福生缴纳社会保险后依法应当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不应从损失中扣除。故，原审法院确认邓福生因治疗产生的医疗费损失为39329.27元。
五、护理费。参照《若干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虽然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未提供需2人护理的医嘱或鉴定意见，但从邓福生入院时病情来看，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主张2人护理及每日70元护理费标准均未超出合理范围，原审法院予以照准。由此计算，护理费应为700元。
六、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和误工费。邓福生系外来务工人员，来厦处理丧事的亲属按5人计算较为合理。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未举证交通费票据，原审法院酌情按每人400元计算，合计为2000元。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主张亲属来厦处理丧事发生的住宿费和误工费未超出合理的损失范围，应当适当补偿。因其没有提供住宿费票据，原审法院酌情按150元／人／天计算2天合计为1500元。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没有提供误工损失的证据，鉴于受害人的亲属多为农村居民，原审法院参照厦门市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按合理误工时间酌情认定误工费损失2500元。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主张的处理丧事期间伙食补助费，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系侵权责任的赔偿项目。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人选择主张违约责任，其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违约赔偿范围，对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以上各项损失合计为1167896.27元，湖里公交公司应承担其中的10%即11679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2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厦门公交集团湖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赔偿款共计116790元，即（死亡赔偿金792500元＋丧葬费27930元＋邓明林的生活费47850元＋刘件娇的生活费60030元＋邓某甲的生活费58716元＋邓某乙的生活费134841元＋医疗费39329.27元＋护理费7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合计6000元）×10%。二、驳回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广东华民痕迹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湖里公交公司未尽注意义务的行为对邓福生脑梗死抢救时间的延误存在因果关系，相对于治疗结果是次要原因，建议参与度为21%-40%，而应当按参与度40%赔偿的事实；二、广东华民痕迹司法鉴定所发票，拟证明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因鉴定而支付鉴定费15200元的事实。
湖里公交公司质证认为：一、对《鉴定意见书》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在一审中并未申请鉴定，其在一审判决之后自行进行鉴定，程序不合法；而且该鉴定结论是上诉人在未经过被上诉人同意且未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单方委托所作出的，鉴定所需要的检材也未经过被上诉人确认，鉴定依据不合法。关联性上，司法鉴定所作出参与度的依据是参考广东省司法鉴定协会的文件，但本案是发生在福建省，显然不能适用广东省的相关标准，同时，该鉴定书参考的文件中是以“致伤因素导致现存损伤或伤残后果中存在的伤病关系”为依据，而本案并不存在致伤因素，且邓福生是因自身疾病而造成死亡的结果，并不存在致伤因素造成伤残的后果，显然，本案并不能适用该依据，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更何况，该鉴定所作出的结论是“建议公交车的未尽注意义务行为对脑梗死抢救时间延误的参与度21-40%”，即该鉴定结果是建议性的，并不是肯定性的下结论，因此鉴定结论不明确；况且，参与度的因素是“未尽注意义务”而并没有“未尽到救助义务”的因素，显然，“未尽救助义务”与邓福生的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注意义务”在《合同法》中并无此方面的规定，不属于承运人的法定义务，即便“未注意义务”与邓福生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缺乏法律根据。二、《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由于上诉人的鉴定程序并不合法，所以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鉴定费用。同时，从鉴定机构收取如此高额的鉴定费之情况来看，按照福建省的标准此类鉴定应该在2000-4000元左右，不排除存在上诉人以高价的方式获取对其有利的鉴定结论的可能，也不排除鉴定机构为了收取高价的鉴定费用而作出符合委托人要求的鉴定结果之嫌疑，进一步印证了鉴定结论的虚假性。
湖里公交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厦门公共交通乘车规定》，拟证明车辆限坐当次乘坐有效，禁止越站乘坐或随车乘坐。所以自厦大站起至金尚站期间，邓福生与湖里公交公司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二、《百度百科
--急性脑梗死》，恶心呕吐症状是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表现，邓福生在乘坐车辆前已经出现了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表现，该病情并不是邓福生在乘坐公交车的过程中突发的疾病。
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质证认为湖里公交公司举证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的真实性也不予确认。
本院认定如下，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未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其在原审判决后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产生的鉴定意见非经法定的鉴定程序形成，也未得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本院不予采纳。鉴定费发票与本案讼争内容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湖里公交公司未提交证据原件供法庭核对，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事实，邓福生上车后便坐在车厢尾部靠后车门一侧倒数二、三排区域的座位，直至公交车返回金尚车站后，才出现呕吐等症状，无法行走和言语的情形。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在邓福生出现呕吐等症状前，该营运公交车的驾驶员明知邓福生突发疾病，应当给予救助而未及时给予救助的情形存在。邓福生在返回金尚车站后出现异常症状（即15时48分许）后，急救车于16时2分已经到达车站进行救助，亦不存在湖里公交公延误救治的情形存在。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称湖里公交公司未及时履行救助义务长达2小时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营运公交车辆为无人售票公交车，对驾驶员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酌情确认湖里公交公司对邓福生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上诉主张的鉴定费用并非在本案一审的鉴定程序中产生，在二审提出该项请求业已超出了原审案件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原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787元，由上诉人邓明林、刘件娇、杨金兰、邓某甲、邓某乙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仲）
审 判 员 （师光）
代理审判员 （苏鑫）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 员（ 龚 妍 ）
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