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民终89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南京化学工业园新材料产业园双巷路2号。法定代表人：唐保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峰，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智，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德轩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台南路198号。法定代表人：张春宝，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德轩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轩房地产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5）六商初字第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保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峰、钱智，被上诉人德轩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德轩房地产公司[原名南京星际园温泉休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际园公司），2017年8月28日核准更名为德轩房地产公司]向东亚公司支付500万代偿款及利息（利息以500万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5月9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德轩房地产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讼争的《反担保协议》初始形成时间为2011年4月12日。与《反担保协议》密切相关的主合同《借款协议》已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商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实际签署时间为2011年，结合《反担保协议》的当事人宁某、葛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徐良的谈话笔录，足以证明《反担保协议》的实际签署时间为2011年4月。星际园公司认为《反担保协议》的初始形成时间为2013年4至6月，其主要证据为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以下简称鼓楼区公安分局）提供的宁某与葛某的讯问笔录。在上述证据内容直接冲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东亚公司的举证和质证意见不作评价，对争议事实不作认定，致使未能查明《反担保协议》所涉的主债务人以及协议形成时间等事实。一审庭审期间，星际园公司对《反担保协议》的形成和修正时间等申请司法鉴定，后无故撤回，一审法院在明确告知依职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后，鉴定程序却再次无疾而终。有鉴于此，星际园公司并无其他证据否定《反担保协议》的形成时间和担保内容，其反驳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反担保协议》的真�性并确认东亚公司关于修正事项的说明。2.一审法院认定《反担保协议》正文中手写添加“科技”二字并由南京恒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鹏科技公司）盖章是对《反担保协议》所涉主债务人的变更错误。首先，该更正行为发生在2011年9月宁某实际控制星际园公司期间，宁某对担保事项的知情应及于星际园公司，宁某及《反担保协议》的当事人均确认“科技”二字属于笔误而不是变更。其次，担保债务之变更必须以主债务人南京恒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鹏投资公司）同时期对债权人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特公司）负有1亿元债务事实为基础，而恒鹏投资公司同期对赛特公司并没有1亿元债务。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是对存在表�代表情形时如何确认合同相对人及相应责任的规定，而非认定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星际园公司自2009年10月16日起至2012年2月3日均由宁某实际控制，同时期星际园公司的其他两位股东徐良、高某明确表示受让星际园公司股权后不久就提出要退出星际园公司，并在正式办理退出的变更登记之前已将全部股东权利委托宁某行使。争议的《反担保协议》形成于2011年4月，宁某以星际园公司的财产为其同期控制的恒鹏科技公司的债务提供反担保并加盖星际园公司的公章以及2011年9月对《反担保协议》进行校正的行为本身就是星际园公司的行为，根本不存在表见代表适用的余地。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等作出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规定是对公司内部程序的规制，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本案中，东亚公司为恒鹏科技公司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并实际代偿了部分赔偿责任，签署《反担保协议》并提起本案诉讼，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符合等价有偿的原则。东亚公司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任何条款的规定，一审认定东亚公司未尽到相当的善意义务，进而认定《反担保协议》对星际园公司不产生效力，于法无据。宁某、徐良、高某等三人与星际园公司的前手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对出让股东与受让人权利义务的约定，协议中关于受让股东无权以公司财产对外担保的限制性规定，对东亚公司或其他第三人没有约束力。故东亚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条款知情与否，同样不能成为认定东亚公司未尽到适当善意义务的依据。三、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一审中存在干预因素。鼓楼区公安分局的讯问笔录来源不合法。�上诉人德轩房地产公司答辩称，1.关于《反担保协议》落款时间的问题。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商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基于主合同《借款协议》各方当事人的一致确认认定《借款协议》的落款时间是笔误，应该是2011年4月8日。但是《借款协议》各方主体对落款时间是笔误的一致认可不能证明《反担保协议》的落款时间也一定是笔误。宁某、葛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徐良的谈话笔录内容与他们在鼓楼区公安分局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大相径庭，不能作为证明《反担保协议》签订时间的证据。星际园公司一审中之所以撤回鉴定申请系因为无力支付高额的鉴定费用。东亚公司一审庭审后于2017年1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自认《反担保协议》主文第一行主债务人的变更时间是2012年8月至9月8日间，星际园公司认为，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即使《反�保协议》真实存在，主债务人的变更未经担保人同意，担保人不应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认为没有再行鉴定的必要。2.关于主债务人的变更问题，东亚公司一审中针对《反担保协议》主债务人更改时间已经作了自认的说明，多次强调更改的时间在2012年8月至9月8日间，即在赛特公司向宁某控制的恒鹏科技公司催款未果，决定提起诉讼前，各债务人拿出《反担保协议》进行核对发现有错误时，而其上诉状中又称校正时间发生在宁某实际控制星际园公司期间的2011年9月，东亚公司对更改时间的陈述一次又一次发生变化，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3.关于东亚公司是否善意问题。宁某、徐良三人从星际园公司原股东雨花电信公司、王伟处受让股权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份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6日，东亚公司认为又是笔误，主张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09年10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禁止宁某等受让方以星际园公司的名义对外作担保。东亚公司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提供过担保，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该条禁止性条款，其在签订《反担保协议》时，应该进行最低限度的形式审查，审查签署人是否有权加盖公章、是否为法定代表人等。而东亚公司本案中明确回答“没有审查过任何授权行为、没有审查过任何文件”。所以东亚公司在签署《反担保协议》时主观上是恶意的，依法《反担保协议》应当无效。综上，请求驳回东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东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星际园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支付东亚公司因承担《借款协议》项下的担保赔偿责任代为支付的4257万元及利息（其中500万元自2014年5月9日起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一审庭审中，东亚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星际园公司支付东亚公司500万元，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确认星际园公司在案外人1亿元损失范围内不超过三分之一的金额向东亚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月8日，赛特公司与恒鹏科技公司及东亚纺织、宁某、唐保平（以下简称丙方）签订了《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恒鹏科技公司从赛特公司处借款1亿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赛特公司资金汇出时起算。借款利息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恒鹏科技公司对资金使用的去向必须向赛特公司和丙方书面报告，但并不影响或减轻恒鹏科技公司本协议项下的责任；无论何种原因，恒鹏科技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借款，恒鹏科技公司对未偿还的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承担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时，赛特公司可采取一切法律措施追究恒鹏科技公司和丙方的责任，所造成赛特公司的一切经济损失及由此产生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按诉讼标的3%计收）、差旅费、误工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恒鹏科技公司承担。丙方就恒鹏科技公司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责任向赛特公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丙方愿意放弃一切先诉抗辩权。在恒鹏科技公司未能还清赛特公司借款本金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罚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前，无论赛特公司是否向丙方主张权利，丙方的连带责任保证为一直持续。赛特公司可向丙方中的一方主张权利，并不影响赛特公司以后向丙方中其他方主张权利。该借款协议落款的时间为打印字体“2010年4月8日”。2012年9月7日，赛特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恒鹏科技公司、东亚纺织、宁某、唐保平、宁康明，要求�担责任。2013年5月31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宁商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恒鹏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赛特公司1亿元并赔偿损失（其中1500万元自2011年6月17日起，4000万元自2011年6月22日起，4000万元自2011年6月23日起、500万元自2011年6月2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东亚公司、宁某、唐保平对上述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在三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有权就其实际赔偿部分向恒鹏科技公司追偿。2014年5月9日，东亚公司将500万元代偿款缴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星际园公司设立于2000年8月6日，注册资本200万元。2009年10月16日，宁某、徐良、高某与雨花电信公司、王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雨花电信公司、王伟将其持有的星际园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宁某、徐良、高某。2010年5月13日，星际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小亭变更为徐良，股东由雨花电信公司、王伟变更为宁某、高某、徐良。后星际园公司增资至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宁某、芮和宝，法定代表人由徐良变更为芮和宝。2012年2月3日，星际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芮和宝变更为张春宝，股东变更为张春宝。唐保平与宁某、星际园公司曾因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宁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宁某向唐保平支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星际园公司对宁某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星际园公司不服，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4）苏商终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借款协议有效，但偿还金额与一审认定有别，遂对一审进行改判。一审诉讼中，东亚公司提供《反�保协议》，主张星际园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反担保协议》首部载明“甲方：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乙方：南京恒鹏投资有限公司、南京恒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南京星际园温泉休闲有限责任公司，丙方：宁某、葛某”，正文载明“南京恒鹏投资有限公司向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亿元，甲方作为担保。现因甲方要求，乙方和丙方为上述借款同意向甲方出具反担保。此担保范围为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如有诉讼，由甲方所在地法院判决。”落款甲方处加盖东亚公司公章，乙方处加盖恒鹏科技公司公章、星际园公司公章、恒鹏投资公司公章，丙方处宁某、葛某签字。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12日。该协议有多处涂改，首部“南京恒鹏投资公司”手写添加为“科技”二字并加盖恒鹏科技公司公章，“南京恒鹏科技投资有限�司”划掉“科技”二字并加盖恒鹏投资公司公章，“葛某”被划涂。正文中“南京恒鹏投资有限公司”手书添加“科技”二字并加盖恒鹏科技公司公章。落款处“葛某”被划涂。东亚公司解释称，添加或者涂改是因为笔误。协议所有字迹、签字、盖章的形成时间均为2011年4月12日，恒鹏科技公司、恒鹏投资公司的添加、涂改、盖章的时间为2012年8月至9月8日间，“葛某”的划涂时间大概在2011年9月至11月间。星际园公司的公章系宁某加盖。星际园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反担保协议》是虚假的，认为恒鹏科技公司、恒鹏投资公司的涂改直接影响被担保主体指向，且各项涂改均未通知星际园公司。星际园公司同时申请对协议打印字迹的时间、星际园公司公章的真伪及形成时间、三处恒鹏科技公司公章分别形成时间、两处恒鹏投资公司公章分别形成时间、东亚公�公章形成时间、三处“科技”涂改分别形成时间、两处“葛某”名字划涂的时间、宁某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星际园公司认为《反担保协议》几经涂改又未经申请人书面认可，无需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无需再进行司法鉴定，申请撤回司法鉴定，鉴定机构以未缴费为由作退回处理。一审法院另查明，星际园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宁某、葛某在鼓楼区公安分局处关于另案的讯问笔录，鼓楼区公安分局相关工作人员至一审法院了解情况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讯问笔录，一审法院向鼓楼区公安分局出具手续。2016年3月31日宁某的讯问笔录中，宁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4、5月份，唐保平让葛某等人通知宁某到天海潮大酒店见面。宁某到达后，唐保平的会计杜波拿出两份协议，宁某先签一份担保协议，内容为�际园公司担保2009年的2000万元借款。另一份协议是《反担保协议》。唐保平询问宁某与张春宝之间的经济情况，宁某称差张春宝5100万元本金。当时买星际园公司是6900万元，现在评估值8000余万元，宁某于2012年已经把星际园公司过户给张春宝。唐保平讲张春宝赚大了，说先前担保一个亿的事情，唐保平要承担30%的损失，要求宁某拿恒鹏科技公司、恒鹏投资公司、星际园公司作为反担保，让张春宝吐点钱出来。宁某称星际园公司已经过户给张春宝了，其无法让星际园公司进行担保。唐保平让宁某不要管，只需要签字即可，宁某就签字了。唐保平、葛某在《反担保协议》上也签了字，星际园公司的章找典当行的董事长去盖。宁某讲2010年欠唐保平一个亿，实际是2011年借的钱，宁某提出该问题，唐保平说在2010年就欠这么多钱，让宁某不要再管，唐保平去找张春宝要钱。2016年3月20日左右，葛某打电话给宁某，提起《反担保协议》，同年3月24日，宁某见到葛某，葛某告知宁某唐保平起诉张春宝，宁某想起2013年签过《反担保协议》的事情，但星际园公司的章早在2012年时就交给张春宝了。葛某讲唐保平已经把《反担保协议》上的“葛某”名字划掉了。星际园公司的章并非宁某加盖的，是唐保平自己弄的。宁某已经接到六合法院的应诉通知。签《反担保协议》的目的就是唐保平为宁某向赛德公司借款一个亿的事情，当时东亚公司等担保，东亚公司承担了30%的赔偿责任，搞这份《反担保协议》就是想把星际园公司拉进来，让张春宝吐点钱出来。2016年3月31日同日葛某的讯问笔录中，葛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5、6月份，葛某接到宁某的电话至天海潮酒店，宁某拿了一张《反担保协议》让葛某签字，内容大概为向赛特公司借�一亿元，如果唐保平赔钱的话，宁某、葛某等赔偿唐保平的损失。《反担保协议》日期没在意。星际园公司转让到张春宝手上是2012年初，《反担保协议》是2013年5、6月份签的，而且2011年年底葛某向张春宝介绍星际园公司资产的时候，葛某知道资产是干净没有债务纠纷。如果葛某不在《反担保协议》上签字的话，唐保平就会找公安抓宁某。东亚公司质证称，1.鼓楼区公安分局至一审法院了解民事案件情况并提交线索，一审法院向鼓楼区公安分局出具调查令，证据来源不合法。同时，鼓楼区公安分局未对本案虚假诉讼立案的情形下形成的讯问笔录系插手民事案件。2.讯问笔录内容违法、虚假。宁某在笔录中称唐保平要承担一个亿30%责任，在2013年4、5月份让宁某签订《反担保协议》，事实上，唐保平于2013年6月才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民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可见宁某关于签署《反担保协议》的时间和原因有违常理。张春宝于2012年3月实际取得星际园公司，星际园公司亦辩称张春宝接手公司后于2012年10月将原有印章销毁，唐保平根本无法让张春宝及典当公司董事长盖章。宁某自称在2010年就欠唐保平一个亿，如此巨额的欠款，怎么可能仅有宁某的孤证。宁某非本案当事人，却在笔录中声称收到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星际园公司对两份讯问笔录予以认可。星际园公司一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5）雨商初字第340号判决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2010年10月16日星际园公司原股东南京雨花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花电信公司）、王伟与徐良、宁某、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雨花电信公司、王伟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徐良、宁某、高某，转让价款6900�元。转让方保证出让的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担保，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不作有损受让方利益的行为。受让方保证在协议签订之日后二日内就协议确定之股权转让价款提供保证。证明东亚公司曾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提供担保，协议中明确约定未经星际园公司原股东同意，不得对外担保。故在《反担保协议》签订时，唐保平明知宁某无权以星际园公司名义签订巨额的对外担保合同，主观上恶意，非善意第三人，《反担保协议》应无效；2.《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内容为2010年6月4日星际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小亭变更为徐良，股东由王伟、雨花电信公司变更为宁某、徐良、高某。证明2010年6月4日之前，宁某既不是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又无星际园公司股东会决议或同意其对外签署巨额反担保协议的授权，东亚公司对此明知；3.《担保协议》、《担保协议书�、《反担保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2010年4月17日，唐保平、星际园公司签订《担保协议书》，就唐保平2009年9月28日借给宁某1000万元一事，全体股东同意以星际园公司的全部资产提供担保，宁某、徐良、高某签字。2010年4月17日同日，唐保平、星际园公司签订《担保协议书》，就唐保平2009年9月2日借给宁某2000万元一事，全体股东同意以星际园公司项下的全部资产提供担保，宁某、徐良、高某签字。2010年4月27日，唐保平、星际园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书》，唐保平曾对雨花电信工程处及王伟的相关股份转让给宁某、高某、徐良三人一事，提供了担保事宜，星际园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以星际园公司项下的所有资产进行反担保，宁某、徐良、高某签字。2010年4月27日同日，唐保平、宁某、徐良签订《协议书》，宁某、徐良同意将星际园公司即雨花赛虹桥361号经济大厦�下的股份无条件转让百分之五给唐保平。证明从落款时间看，东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保平与宁某集中在2010年4月签署了一系列担保、反担保协议，甚至无条件转让星际园公司股权给唐保平，不仅使星际园公司毫无收益还资不抵债，而所有债务纠纷又与星际园公司无关。唐保平在明知宁某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合理、必要审查，恶意、无底线地侵害星际园公司利益，协议均应无效；4.（2014）苏商终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书、鼓楼区公安分局《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唐保平曾凭借前述2010年4月27日的2000万元《担保协议书》向星际园公司主张2000万元的本金及四倍利息，获一审法院全部支持，后二审法院认定本金至少已归还1650万元并改判。该案因涉嫌虚假诉讼被刑事立案，案号为鼓公（刑）立字[2015]571号，现二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即二人已有涉嫌虚假诉讼前科，认定本案事实需综合考虑；5.全国法院失信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结果，证明东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唐保平均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一系列不良社会行为表现结合本案中各种不合常理之处，说明不能仅凭其口述而认定主债务人的更改为笔误；6.国家企业信息信用查询结果，证明恒鹏投资公司设立于2003年，恒鹏科技公司设立于2009年，系两家独立存在的民事主体，东亚公司辩称主债务人为笔误根本无说服力。东亚公司质证称，1.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东亚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星际园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限制性约定对东亚公司无法律约束力，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徐良于2010年5月13日即取代王小亭成为法定代表人，宁某、徐良、高某成为股东，而本案《反担保协议》�署于2011年4月12日，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星际园公司的证明目的；2.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本案争议源于1亿元借款，主合同《借款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8日，实际签署时间为2011年4月8日，该事实已经（2012）宁商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审查认定，由此印证《反担保协议》的签订时间也应在2011年4月；3.对第三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来源不明；4.对（2014）苏商终字第00505号民事判决书认可，对《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反担保协议》是否存在笔误的问题;二、东亚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是否于善意。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恒鹏投资公司、恒鹏科技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是不同主体，星际园公司在提供反担保时，是为恒鹏投资公司与赛特公司之间的主债务向东亚公司提供反担保，现有证据已证明“科技”两字是在《反担保协议》签订较长时间后添加的，东亚公司主张系将“南京恒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误写成了“南京恒鹏投资有限公司”，但星际园公司不予认可，且东亚公司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庭审中，东亚公司未提供证明在星际园公司提供担保时审查过其公司股东会决议，又未提供证据证明星际园公司具有该股东会决议，故东亚公司未尽到相当的善意义务，宁某无权代表星际园公司与东亚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且星际园公司原有股东宁某等人将股权转让给现股东张春宝，张春宝对《反担保协议》亦不予认可，该协议对星际园公司不产生效力，故星际园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关于《反担保协议》的鉴定问题，双方当事人均不同意，且由于其形成、涂改、涂抹时间对本案不形成本质性影响，一审法院亦认为无需鉴定。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东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555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东亚公司负担。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东亚公司为证明其上诉请求，二审申请证人宁某、葛某、高某出庭作证。宁某到庭述称，其从赛特公司处借款一个亿，东亚公司提供担保，东亚公司为了后期资产的安全，于2011年6月左右要求用其当时控制的星际园公司所有资产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协议》是在天丰大酒店签的，当时在场的有五方三个人，即唐保平、葛某以及其本人。2012年9月，赛特公司起诉东亚公司，唐保�找到其称《反担保协议》上少了“科技”两个字，其同意并进行修改。葛某的名字是唐保平划掉的，应该是在起诉前划掉的，在对《反担保协议》进行修改时葛某的名字还没有划涂。葛某到庭述称，其和宁某原来是银行的同事，《反担保协议》是2011年5、6月签订的，那天其到宁某原来的公司天丰大酒店13楼去，宁某让其跟他一起到东亚公司去一下，他们在六合的东亚公司签了这份《反担保协议》，当时在场的有其本人、宁某和唐保平三人。《反担保协议》签订后，其感觉风险很大，遂一直向唐保平提出不再提供担保，直到2015年9、10月份，唐保平终于同意免除其担保责任，并将其名字划涂。后来就没再见过《反担保协议》，对“科技”更改的事也不知道。关于《反担保协议》的签订和修改情况，东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保平述称，《反担保协议�是宁某他们签好后送过来的，时间是2011年4月，记不清是徐良、宁某还是葛某送过来的，其拿到《反担保协议》后也没看就扔给财务了。送过来时《反担保协议》上没有修改，直到2012年8、９月份，东亚公司担保的债务被起诉了，其才想起来拿出《反担保协议》，发现主体有错，其就让宁某、葛某到天海潮大酒店，添加上“科技”两个字让宁某拿回去盖章。证人高某到庭述称，其与宁某、徐良三人作为星际园公司股东期间，公司的事基本上都是宁某决定。东亚公司为雨花电信公司、王伟与宁某等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作担保，《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担保协议是一起签的，也记不清楚东亚公司签担保协议时有没有看《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关于唐保平陈述的《反担保协议》签订和修改的过程与宁某、葛某的陈述为何不一致，唐保平称时�太长，记不清了。东亚公司随即申请本院向鼓楼区公安分局调取审讯宁某、葛某的全部笔录和录像，以证明一审中鼓楼区公安分局提供的两份讯问笔录的不合法性。本院认为，两份讯问笔录的形成是否合法非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管辖的范围，因此对东亚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东亚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认可，认为宁某、葛某的证言可以证明两份讯问笔录内容是虚假的，宁某、葛某是被逼迫作出的陈述，该证据应予排除。高某的证言证明高某、徐良接手星际园公司后，将星际园公司的经营权全权委托宁某，宁某有权代表星际园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德轩房地产公司对三位证人陈述的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东亚公司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本院认证意见，宁某和葛某对《反担保协议》的签订和修改过程的陈述相互不一致，与唐保平本人关�《反担保协议》签订和修改的过程、时间地点的陈述也不一致，不足以推翻其在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内容，本院因此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前述星际园公司2010年4月17日、4月27日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书中宁某、徐良、高某三人均签字，与高某的陈述不符，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另查明，宁某、徐良、高某与雨花电信公司、王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签订时间为2010年10月16日，东亚公司主张实际签订时间为2009年10月16日）第八章第3条约定，丙方（徐良）担任星际园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应恪守诚信、勤勉尽责，维护星际园公司的利益。丙方（徐良）及受让方（宁某、徐良、高某）承诺未经转让方（雨花电信公司、王伟）同意，不会以公司的财产对外提供担保，亦不会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东亚公司为宁某、高某、徐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向雨花电信公司、王伟提供担保。再查明，2011年6月3日，星际园公司股东宁某、徐良、高某变更为宁某和芮和宝，宁某持股90%，芮和宝持股10%，法定代表人由徐良变更为芮和宝。2011年7月28日，星际园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宁某认缴720万元，芮和宝认缴180万元。2017年8月28日，经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星际园公司名称变更为德轩房地产公司。以上事实，有本院询问笔录、开庭笔录、《股转让协议书》、星际园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在卷为证。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德轩房地产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具体为：1.《反担保协议》是否为德轩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如果《反担保协议》不是德轩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东亚公司是否为善意相对人。3.《反担保协议》的修改是否构成对主债务人的变更，德轩房地产公司以此主张免予担保责任的理由能否成立。二、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本院认为，一、《反担保协议》不是德轩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反担保协议》是否为德轩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关键在于《反担保协议》签署时间的认定。《反担保协议》的当事人宁某、葛某在鼓楼区公安分局一致陈述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3年，而宁某在2012年2月就将星际园公司转让给张春宝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其时宁某已与星际园公司没有关系，其代表星际园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不是《反担保协议》形成当时星际园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东亚公司主张宁某、葛某在讯问笔录中关于《反担保协议》形成时间的陈述是受逼迫，一方面其未能就此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其二审中申请宁某、葛某�庭作证，其二人对《反担保协议》的签订和修改过程的陈述与东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保平本人的陈述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不足以推翻其二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本院对东亚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反担保协议》涉及担保的金额为1亿元巨额款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各方当事人签署该份文件时应该足够严谨慎重，而客观上，根据东亚公司的主张，该份《反担保协议》关键要素之一落款时间书写错误，且《反担保协议》表面有多处随意的涂划和修改，加之《反担保协议》所涉相关当事人对《反担保协议》的签订及修改的过程、时间地点等陈述存在诸多不一，这些不合理的情形相互结合，足以使人对《反担保协议》是否为星际园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产生怀疑。二、东亚公司非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三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从法定代表人的产生来看，法定代表人可以由法律直接规定，也可以由法人的成员根据章程来确定。从法定代表人权利的行使来看，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法人对外行使职权，同时也有义务正确地组织、领导法人的经营活动，模范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法定代表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进行违法活动，就应当承担责任。如果将“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时，任何人均不得以不知法律规定或宣称对法律有不同理解而免于适用该法律”这一教义性原理作为法律解释的前提，则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当然含义就应当理解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和法人章程的�定，法人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法律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可以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本案中，1.如果《反担保协议》是2013年形成，其时宁某已与星际园公司无关，无权代表星际园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东亚公司对此明知，因此其非善意相对人。2.如果《反担保协议》是在落款的时间2010年4月12日形成，其时宁某非星际园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宁某、徐良、高某三人在与星际园公司原股东雨花电信公司、王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承诺不会以星际园公司的财产对外提供担保，东亚公司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提供担保，其对宁某等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该项承诺应明知，其在宁某代表星际园公司签订争议的《反担保协议》时，未审查是否经原股东雨花电信公司、王伟同意，未审查《反担保协议》的签署是否经星际园公司股东会决议，因此也不属于善意相对人。3.即便《反担保协议》如东亚公司所主张在2011年4月份形成，其时星际园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宁某、徐良和高某，法定代表人是徐良，宁某并没有单独代表星际园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权力，而东亚公司却未审查星际园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是否经股东会决议，亦非善意。诉讼中徐良、高某虽出具书面的《情况说明》，称宁某有权代表星际园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但此时徐良、高某也已不是星际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与星�园公司无关，其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不构成星际园公司股东会对宁某代表星际园公司作出对外担保行为的追认。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的问题。东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主要理由是鼓楼区公安分局提供的两份讯问笔录不合法。本院认为，一审中，德轩房地产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鼓楼区公安分局调取相关讯问笔录，鼓楼区公安分局相关工作人员将讯问笔录提供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向其出具相关手续，其法律性质相当于一审法院应当事人申请向鼓楼区公安分局调取相关证据，该种调取证据的程序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东亚公司关于本案一审过程中存在干预因素亦无证据证明，本院对东亚公司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反担保协议》非星际园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东亚公司亦非善意相对人，《反担保协�》对德轩房地产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德轩房地产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关于《反担保协议》的修改是否构成主债务人变更的问题，本院在本案中不再赘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公正，程序并不违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00元，由上诉人东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德清审判员  毕宣红审判员  罗正华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