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7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富瑞森水刺无纺布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工业园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赵雪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仕俐，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明旭日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京口工业集中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张金盾，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盾，男，196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姐岗路**号。公民身份号码：3501021967********。
上诉人浙江富瑞森水刺无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瑞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三明旭日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公司）、张金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5）嘉南新商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富瑞森公司与旭日公司间素有无纺布材料的买卖关系，存在滚动结算的习惯。富瑞森公司（作为甲方）与旭日公司（作为乙方）于2013年8月29日签订了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了双方在2013年8月29至2014年8月29日间的买卖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金额（9170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全额货款于2013年9月30日前付清”。合同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为“乙方如违反（六、结算方式及期限）付款约定的条款，即视为违约，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并可要求乙方付清全部货款（包括前期的未清款），同时乙方须支付甲方违约金（按照�期付款项的0.12%/天利息（月息3.6%）支付）直至付清全部款项时止。另外乙方还需负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双方签字盖章确认，传真互传生效。如有异议24小时内回传。”合同签订后，富瑞森公司与旭日公司于2014年后发生多笔货物往来，但货款远远超出上述合同的金额也未与上述合同约定的规格、型号完全一致。富瑞森公司（作为甲方）与旭日公司（作为乙方）于2014年7月10日再次签订了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了双方在2014年7月10日至2015年7月10日间的买卖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金额（155100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交货当月底银行承兑付清。即例如2014年7月发货须在2014年7月底付清，以此类推”。合同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为“乙方如违反（六、结算方式及期限）付款约定的条款，即视�违约，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并可要求乙方付清全部货款（包括前期的未清款），同时乙方须支付甲方违约金（按照逾期付款项的0.12%/天利息（月息3.6%）支付）直至付清全部款项时止。另外乙方还需负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双方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承诺连带其债权债务责任，双方签字盖章确认，传真互传生效。如有异议24小时内回传。”旭日公司在合同中盖章，张金盾在法定代表人一栏中签字，合同并未另立担保人签字栏。合同签订后，富瑞森公司与旭日公司于2014年9月6日发生一笔货物往来，货款为178140元。2014年11月11日富瑞森公司与旭日公司就2014年双方业务往来进行了对账并列明了相应的明细，旭日公司应支付富瑞森公司货款1083331.75元，已支付718904元，尚结欠富瑞森公司562439.65元，富瑞森�司于2014年12月2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旭日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并诉请张金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号：（2015）嘉南新商初字第4号），但在上述案件2014年1月20日开庭时，富瑞森公司就双方发生于2014年6月24日、9月6日的两笔货款合计353624.40元撤回起诉，不予以主张。后旭日公司、张金盾未支付上述撤回起诉的两笔货款353624.40元，故富瑞森公司重新起诉，遂酿本诉。庭审中，富瑞森公司表示对于上述353624.40元货款逾期违约金，其中2014年6月24日发生的货款175484.40元从2014年7月1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旭日公司实际清偿日止，其中2014年9月6日发生的货款178140元从2014年10月1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旭日公司实际清偿日止。同时庭审中，富瑞森公司亦表示2014年7月10日系张金盾在富瑞森公司处签订合同，因其未携带旭日公司公章，故由其先签字，翌日通过传真的方式由旭日公司补盖公章后回传给富瑞森公司的情形。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焦点，一、旭日公司是否应支付富瑞森公司货款353624.40元及如何计算相应的违约金；二、张金盾是否应对旭日公司支付货款353624.40元及相应支付违约金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焦点一，富瑞森公司提供的双方2014年11月11日对账明细中明确了2014年双方业务往来款项，截止对账，双方对2014年6月24日、9月6日发生的两笔货款合计353624.40元的在对账明细中予以体现，旭日公司结欠款项353624.40元证据确凿、数额明确，富瑞森公司要求旭日公司支付上述353624.40元货款，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上述货款其中175484.40元系双方在2014年6月24日发生的业务来往款项，显然并非系双方2013年8月29日买卖合同约定的范畴，故应视为�方仅存在结算并未关于上述货款相应逾期违约金进行过约定，但富瑞森公司诉请要求以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其实质系逾期付款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应予以支持，但应从双方结算后进行计算，故上述逾期付款损失应从2014年11月12日开始予以计算。对于上述货款其中178140元系双方在2014年9月6日发生的业务来往款项，应受双方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的合同调整，在该合同中对于货款的结算系发生款项的当月月底，故富瑞森公司对上述178140元货款逾期付款损失可以从2014年10月1日予以计算。
关于焦点二、从上述富瑞森公司诉请的货款来往情况分析，其中双方2014年6月24日发生的业务来往款项175484.40元，仅有富瑞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予以证实，无相应相关合同予以调整，富�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中并无张金盾的签名更无其担保的条款，故富瑞森公司要求张金盾对175484.40元的货款及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依据，不予以支持。
至于其中双方2014年9月6日发生的业务来往款项178140元，一、虽然双方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了买卖合同，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双方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承诺连带其债权债务责任”，但张金盾仅系在法定代表人一栏中签名，签订合同时除张金盾外，其余人员均未在场，且该条款未指明张金盾个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张金盾并不当然永久地是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在运行过程中法定代表人变更时有发生，故应认为该条款对连带责任承担人约定不明确。二、张金盾在上述合同需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的行为不具有单独设定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设定保证应当订立书面保证合同，或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且债权人接收未提出异议，或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上述合同并未单独设置保证人签名一栏，且双方在上述签订合同时，张金盾先签字，事后再补盖旭日公司合同公章，更能说明签订合同时，张金盾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进行签字的而非兼有担保人的双重身份。故富瑞森公司称张金盾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的行为既是职务行为，又代表个人设定担保，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即使担保关系成立，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富瑞森公司与旭日公司对账单结算为2014年11月11日，故本案中保证期间最迟应从2014年11月12日开始计算，虽然富瑞森公司第一次起诉时间系2014年12月23日，但从2015年1月20日撤回对上述款项的起诉，后再次起诉张金盾系2015年9月1日，故与本次起诉时已经间隔六个月以上，保证期间显然已经经过。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诉讼中旭日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一审抗辩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7日判决：一、旭日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富瑞森公司货款353624.4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中175484.40元从2014年11月12日起，其中178140�从2014年10月1日起，均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驳回富瑞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2元，由旭日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宣判后，富瑞森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涉案合同明确约定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金盾在合同上签字，足以表明其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本案起诉时，张金盾所担保的债权在保证期间内。一则，2014年合同并非一份单批次货物买卖合同，而是总额为155万元的多批次货物交易总协议，交提货的起止期间为2014年7月10日至2015年7月10日，尽管双方于2014年11月11日进行过对�，但并非最终结算，依合同约定此后还会发生具体的债权债务，双方债权债务额度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原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和认定，即反推2014年11月11日是合同的整个债权债务截止日并基于此认定保证期间的起算点存在错误，本案应从2015年7月10日后方能确定担保责任期间的起算点。二则，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合同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错误，合同系在约定所有债权债务范围后紧接着约定保证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全部款项付清，因此保证期限自然系指全部款项付清止，故合同对保证期间有约定但约定不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退一步讲，即使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主合同为最高额债权合同，主债权债务发生期间为2014年7月10日至2015年7月10日，保证期间也应自2015年7月10日之后起算延伸六个月。三、张金盾应对旭日公司的全部应�款项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同约定了富瑞森公司可要求旭日公司付清全部货款（包括前期的未清款），且2014年11月11日双方将全部欠款共同对账予以确认，故张金盾应就全部涉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张金盾对旭日公司应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针对上诉，旭日公司、张金盾二审中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富瑞森公司对原审判决确认的旭日公司欠其货款及应支付逾期利息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张金盾是否应对旭日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富瑞森公司据以主张张金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为2014年7月10日合同中关于“双方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承诺连带其债权债务责任”的约定，并认为合同对保证期间属于约定不明而非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且保证期间应自2015年7月10日之后起算。对此，本院认为，且不论“双方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承诺连带其债权债务责任”这一内容能否证明张金盾应承担保证责任，即便担保关系成立，富瑞森公司的主张也难以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关于保证期限，富瑞森公司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有约定但约定不明，其所依据的是合同所载“至付清全部款项时止”，结合该约定内容的上下文文义，可知其系对债务人应付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而非保证人的保证期间的约定，故原审判决认定合同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并无不当。第二，关于保证期间起算�的确定，富瑞森公司主张2014年7月10日合同为最高额债权合同，本院认为，尽管该合同约定的交易总标的额为1551000元，但合同第二条同时也载明“涉及具体交货时间、数量、规格以及单价按行情变化而定”，现双方最后一次交易发生于2014年９月6日，此后再无交易，且富瑞森公司在2014年11月11日与旭日公司进行了对账，后因旭日公司未支付货款，富瑞森公司已就全部尚欠货款于2014年12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表明双方均无继续履行合同之意愿，2014年7月10日合同的履行已实际终止。又因富瑞森公司在起诉后于2015年1月20日撤回对涉案款项的起诉，其后于2015年9月1日再次起诉张金盾已间隔六个月以上，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认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予免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至于富瑞森公司上诉称保证期间应自合同约定的履行届满日2015年7月10日之后起算，与涉案交易事实不符合，也与富瑞森公司前案起诉行为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富瑞森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04元，由上诉人浙江富瑞森水刺无纺布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汪先才
代理审判员 陈 蓉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