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0411行初21号原告沈慰良，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代理人谢婧、李佩佩（实习），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洪兴路23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4110025524582。法定代表人严加友，主任。委托代理人钱彬彬，被告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孙兆胜，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友谊路1号二楼201-2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1464811346。法定代表人陆福生，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卜一奇、王悦，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慰良诉被告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及第三人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福达公司）确认拆除行为违法，于2017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婧、李佩佩，被告委托代理人钱彬彬、孙兆胜，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王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的田地位于秀洲区××××（南汇：东至志祥田，西至理明田，南至地港，北至夫生田；鱼塘：东至志祥田，西至国根田，南至移案，北至国根鱼塘；旱地：1.818亩），原告对田地及田地周边12亩左右的承包鱼塘及承包地拥有合法权益，因木桥港路（乌桥港-秀园路）工程决定对原告田地、承包田及鱼塘等进行征收。2016年12月19日，被告及第三人张贴告示牌：自本通告之日起2天后将进行工程施工，请自动清理干净，逾期未能及时清理的，则视同无主处理，将予以强制清理。2016年12月22日上午8点左右，在未向原告出示证明拆迁合法性政府文件并未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告授意嘉兴市大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对原告的田地、承包田、珍稀树木、老房子、竹园、鱼塘、牛溪洋港进行强推，给原告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原告当日拨打2次报警电话，警察到了现场，但并未对强拆行为进行处理。被告的上述强拆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强制拆除原告田地、承包田及鱼塘的行为违法；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九里村11组户核对信息表复印件、集体旱地使用证及协议书各一份，证明原告拥有合法产权；二、强拆现场照片14张及光盘一份，证明被告进行了强拆的行为，被告是本案适格主体。被告辩称，一、原告所称的对有关田地、承包田及鱼塘等拥有合法产权的说法并不属实。2015年1月29日，新城街道九里村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征用九里村土地4462.382亩，涉及九里村4、5、6、7、9、10、11、12、13等9个生产组。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征迁所涉及到的白田、旱地、竹园、树木、鱼塘等已进行了补偿。二、原告早在2013年1月31日就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已得到补偿和安置。三、有关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及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请法庭注意和审查。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系复印件盖章）：一、征用土地协议书及九里村征迁作物分类赔青汇总表各一份，证明2015年1月29日，新城街道九里村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征用九里村土地4462.382亩，涉及九里村4、5、6、7、9、10、11、12、13等9个生产组，原告所称对有关田地、承包田及鱼塘等拥有合法产权的说法并不属实；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征迁所涉及到的白田、旱地、竹园、树木、鱼塘等已进行了补偿；二、原告老房子拆迁安置资料一套，包括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评估补偿清单各两份、房屋安置结算清单一份、交旧房钥匙凭据两份、拆迁补偿领款凭证一份、九里花苑交房联系单两份、房屋拆迁安置结算清单及代扣承诺各一份、市退休协议书两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早在2013年1月31日就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得到补偿、安置的事实。第三人述称，原告称由被告及第三人强拆，第三人并未参与该拆除行为，其是承建单位，并非拆除单位。第三人未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这本证是2007年颁发的，而原告方与案外人于2015年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原告不再享有该经营权证项下的土地经营权；九里村11组户核对信息表系复印件，不予质证；对旱地使用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旱地使用明细中的内容包括房子、竹园等已经得到补偿，原告称仍然拥有合法产权没有事实依据；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字面看，是案外人转租过来之后再转租给沈慰良，时间是自2013年到案外人承包结束为止，原告也未举证证明案外人实际承包结束日期，也未提供案外人拥有该协议上承包地合法使用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因此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是否对这块土地有产权有异议；信息表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旱地证使用证上有涂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协议涉及原告及案外人，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该协议看，原告即使在2013年也只是承租方，对土地并不享有权利。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旱地使用证和核对信息表的内容互相印证，可以证明原告对九里村11组部分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予以采纳，该组证据中的协议，因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纳。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告示牌照片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从未出示过或制作过这样的告示牌，从照片上的文字看，落款是嘉兴市秀洲高新区管委会，假设有这个告示牌，是被告方制作，不可能犯如此错误；对落款为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的告示牌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强拆现场照片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照片本身不能反映拍摄地点，也不能反映该地点就是诉称的承包地址及拆除行为系由被告实施；对于光盘中视频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反映原告所称的录制时间、地点及在场人员，原告也未提供该视频的原始载体，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人对告示牌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从未张贴过照片上显示的所谓的告示牌，几张告示牌之间内容上也存在矛盾；对于强拆现场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看出究竟在拆，在哪里拆；对于光盘中视频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承包地上农作物进行强制清理的事实，因此不予采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对原告所诉的土地进行了补偿，被告的说明恰好能证明认定被告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合理性，原告在艰难的环境下取证，不应该作出太高的要求；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两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均为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结合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对于拆迁安置的事实并无异议，因此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九里村11组村民，对该村部分水田及旱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013年1月31日，原告作为户主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至2015年1月20日，原告户三套安置房屋交房手续办理完毕，结算后尚缺5314.80元，因资金紧张，原告承诺该5314.80元在本户分配土地征用款中由村代扣代结。2015年1月29日，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九里村经济合作社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一份，载明九里村全村面积为7470.75亩，除河流、公路用地、名胜等607.8亩外，其余6862.95亩扣除2010年已征用的2400.568亩，本次征用土地面积为4462.382亩。2015年12月3日，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将最后一笔补偿款25599511元支付给九里村经济合作社。经过核算与原告确认，原告所在户应分得补偿款合计48750元。后原告以被告与第三人于2016年12月22日对其承包地及鱼塘进行强推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本案中，原告所拥有的农村住房等财产经评估后，与拆迁人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原告已取得了安置房及补偿款；原告所在的九里村所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主体是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九里村的全体村民，2015年1月29日，原告所在九里村经济合作社代表全体村民与嘉兴市秀洲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人已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至此，原告已不具有对原有住房等财产的所有权，也不具有对被征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原告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沈慰良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审 判 长  林幸宇审 判 员  刘晓序人民陪审员  骆惠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顾奕飞?*MERGEFORMAT?-6-??*MERGEFORMA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