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24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祥英，女，1932年3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成林，海安县海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海安县工业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
法定代表人：狄紊安，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清友，海安县隆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兴华，男，1966年3月3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兴根，男，1969年6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
上诉人张祥英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海安县工业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朱兴华、朱兴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1民初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祥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案涉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张祥英、朱兴华、朱兴根是独立的三户人家，各自享有独立的住房和宅基地。上诉人住宅经批准的合法建筑面积为110平方米，不存在其中79.38平方米给了朱兴根，50平方米给了朱兴华。上诉人住宅建于1988年12月，随着朱兴华、朱兴根分别结婚成家而自然分户，朱兴华于1994年5月在二里村七组建造两层小楼，朱兴根于2006年10月在海南村31组建造两层小楼，该房屋已于2013年被拆迁，上诉人和朱兴华的房子至今未动。朱兴根建造楼房前有三间平瓦房79.38平方米，政府颁发了产权证。不存在三户分宅基地的事实。案涉协议中补偿的合法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少计算60平方米，少计补偿款二十余万元。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园区公司征收上诉人的房屋，应当与上诉人协商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未经授权他人无权处分，案涉拆迁安置协议是非法和无效的。园区公司未与上诉人协商，而与朱兴华、朱兴根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认定案涉协议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园区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兴华辩称，上诉人陈述的是事实，同意其上诉主张。
朱兴根辩称，我有自己的宅基地，当时没有跟上诉人签订协议，而是以我的名义签是错误的。
张祥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园区公司、朱兴华、朱兴根于2013年签订的第1200141号《海安县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诉讼费由园区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兴华、朱兴根分别系朱永富与张祥英次子、三子。朱兴华、朱兴根于本世纪初即与张祥英分开居住。1988年10月，朱永富以原有三间房屋存在倒塌危险需拆除翻建为由向有关部门申请建房3间60平方米，翻建后家庭住房面积合计110平方米。其时，朱永富建房申请表中登记的家庭人口4人，包括朱永富夫妇、朱兴华、朱兴根。2012年下半年，因张祥英所在区域需要拆除，相关部门公示拆迁。园区公司委托海安县顺达房屋拆迁服务所（以下简称拆迁服务所）负责实施。同时，对于张祥英名下的房屋面积、补偿价值等亦进行了评估并公示。张祥英名下房屋实际公示为朱兴华名下，公示合法拆迁面积为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为87.5平方米）；超过核定合法面积的房屋为307.57平方米；补偿款为308835.60元（含按期签约及按期搬迁4155元）。2013年10月（或11月，园区公司称为2013年10月28日），朱兴根持朱兴华的书面委托书以朱兴华的名义与拆迁服务所（以园区公司名义）就张祥英名下的50平方米及宅基地87.5平方米、超过合法建筑面积的房屋等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园区公司补偿朱兴华340570.60元。协议由朱兴根代朱兴华及张祥英签名，朱兴根本人亦签名。2013年11月30日，朱兴根、朱兴华办理了空房移交手续，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涉的房屋移交园区公司拆迁。案涉房屋未全部拆除，补偿款亦未领取。
2014年12月13日，朱兴华、朱兴根在王道均（其大姐夫）、陆松元（其三姐夫）、张鉴生（村干部）、戴文来、李智来等人在场的情况下签订协议1份。协议内容为：“朱兴华正常在二里村居住，现其户籍所在地已经拆迁，涉及弟兄俩的共同财产和母亲张祥英的赡养等问题，现签订协议如下：1.拆迁补偿款中2万元归朱兴华所有；2.从2014年下半年起1.1亩土地租金归朱兴华所有；3.母亲张祥英正常和朱兴根一起生活，朱兴华在二里村的住宅必须为张祥英准备一间房间；4.母亲张祥英的生病住院医疗费用在拆迁补偿款中支付；5.朱兴华放弃在海南村的拆迁安置；6.朱兴华在二里村的财产与朱兴根无关。”2016年4月，张祥英先以许国平（拆迁服务所负责人）、朱兴华为被告，后以园区公司、朱兴华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两案中，张祥英起诉状均陈述，“2013年拆迁前，朱兴华与兄弟朱兴根、母亲张祥英协商”，帮助朱兴华想办法拿一套安置房。后两案均撤诉。审理中，朱兴华承认委托书不是其本人签名，朱兴根承认委托书上朱兴华的签名系其所为，但朱兴华认可委托朱兴根拆迁。张祥英及朱兴根均主张拆迁房屋未经公示，但并未提供证据。
按照朱永富1992年3月临时建筑批准的手续，其时朱永富家庭在案涉房屋东有蚕室1间（长5.6米、宽不详，面积28平方米）及其他房屋3间。后该部分房屋被朱兴根拆除兴建成楼房。但该房屋并未办理批准建筑的手续。1999年11月8日，朱兴根领取的房屋产权证书中，注明其3间房屋面积为79.38平方米，且注明该3间房屋建筑于1988年（朱兴根自认为1988年10月）。但1988年10月无论是朱永富，还是朱兴根，抑或是朱兴华，三人在案涉房屋所在村组只批准过一次建房手续，并无第二次的批准手续。案涉房屋拆迁时，朱兴根名下的被拆迁房屋总面积达420多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79.38平方米（实际拆迁时朱兴根居住的是未经批准建筑的楼房及一些未经批准的附属用房）。案涉房屋所在拆迁区域，连同张祥英在内共15户，已经成功拆迁13户。
一审法院认为，现有法律规定，除非处分能力欠缺，合同不因无权处分而无效。本案中，张祥英主张朱兴根、朱兴华未经其授权与拆迁服务所签订的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信。既往的两次诉讼中，张祥英均在诉状中陈述，拆迁前朱兴华、朱兴根与其协商，帮朱兴华拿一套安置房。结合几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印证了几方达成了朱兴华取得安置利益、朱兴根享受补偿利益并赡养张祥英的协议。客观上，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满足了上述几方当事人的事先约定要求。张祥英与朱兴华、朱兴根达成的口头协议，同样具有法定的拘束力，各方均应当遵守，不能随意反悔。故朱兴根代表包括张祥英在内的当事人与拆迁服务所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未违反此前各方当事人的约定，现张祥英意欲反悔其与朱兴华、朱兴根之间成立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1988年10月，朱永富家庭获得批准建筑之后，客观上朱兴华、朱兴根作为成年的家庭成员，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朱兴华、朱兴根对案涉110平方米的房屋之共有人身份。连同此后朱永富名下28平方米的蚕室，均应当作为家庭共有财产，由其时的共有人共同享有权利。虽然后来朱兴华、朱兴根与张祥英夫妇实际分家另居且已有十多年，几方长期各自无障碍地占有分配至其名下的财产，但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其内部的实际权属关系未经物权登记并不产生对外的物权公示效力，故实际权属人亦不能依据内部的物权关系宣示对外的公示效力，不能以此否定向案外人（园区公司）处分该物权的合同效果。
在案涉房屋建筑后的一段时间内，朱兴根未经批准建房但其申领房屋产权证书时，实际上占用了朱永富家庭共有的建筑面积79.38平方米。直到朱兴根拆迁时，其兴建、翻建的房屋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拆迁时除了79.38平方米以外的住房，均作为非法建筑而拆除并获得补偿。而且，即使79.38平方米的合法建筑，其所具体指向的房屋不明确，朱兴根以朱兴华、张祥英的名义订立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不违反其内部的约定。更何况，既往的诉讼中，朱兴华认可朱兴根借其名义的拆迁补偿安置缔约行为，张祥英认可拆迁前与朱兴华、朱兴根协商确定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归属。同时，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园区公司对包括张祥英、朱兴根在内的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及补偿项目及补偿数额均进行了公示，以张祥英及朱兴根的心智，在实际被拆迁房屋面积与实际房屋面积相差巨大的情况下，仍然接受较为苛刻的拆迁补偿安置条件，不符合情理。此外，按照1988年10月批准建房后的朱永富家庭的住房状况，是翻建（3间）连同未拆保留的（3间）房屋总计面积为110平方米，而非案涉一处房屋的面积即为110平方米；1988年10月朱永富家庭翻建房屋后，客观上还存在分家析产的事实，朱永富夫妇与其子分家后各自占有的房屋面积，与1988年10月的建房批复并不对应。综上，朱兴根有关园区公司没有按照110平方米进行补偿安置、实际只补偿了其中50平方米之抗辩，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朱兴根、朱兴华与园区公司的委托拆迁人拆迁服务所订立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既不构成无权处分，亦不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张祥英利益，张祥英主张宣告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无效之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各方均应当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张祥英有关案涉房屋尚未完全拆除问题，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各方此前成立的案涉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祥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9元，由张祥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祥英申请证人俞某、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朱兴华宅基地在二里村且建有楼房一栋，在海南村31组空挂户口，没有宅基地，没有房屋；张祥英住四级沟西，有瓦房四间；朱兴根住四级沟东，有楼房一栋（已被征收拆迁），张祥英、朱兴华、朱兴根是相互独立的三户、三处宅基地、三处住宅。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三户是相互独立的，有各自的宅基地，相互之间不存在调剂宅基地问题。园区公司认为，证人证言只能从表面看出三人分别住三个地方，但是不能证明他们的合法面积是各自分开的，1988年的110平方米实际就是当时一家四口的，案涉50平方米就是朱兴华和张祥英共有的。朱兴根、朱兴华均认为，证人证言陈述的是事实。本院认证认为，张祥英、朱兴华、朱兴根是否系独立的三户、三处宅基地、三处住宅，应当依据户口登记、房屋产权证书等证据作出认定，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故证人证言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利益，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上诉人认为朱兴华、朱兴根和园区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属无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事实存在。本案中，上诉人认为根据1988年建房报告记载，批准建筑面积应为110平方米，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合法建筑仅为50平方米，严重损害其利益。本院认为，房屋作为不动产，其合法产权面积应当依据产权证书或其他不动产登记中载明的内容作为依据，现上诉人仅提供1988年建房报告仅能证明1988年四人享有的合法面积，但不能证明在朱兴华、朱兴根分户以后其尚能享有110平方米的合法面积。鉴于朱兴华、朱兴根与张祥英之间系母子关系，且上诉人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三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对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要求确认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祥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49元，由上诉人张祥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红晏
审判员 杨 谦
审判员 卢 丽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邱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