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民初字第352号
原告王小平，男，汉族，56岁，小学文化，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启宗，甘肃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桂梅，女，汉族，50岁，中专文化。
上列原告王小平诉被告陈桂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均自行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81年，父亲王某某为户主承包安房社土地7亩多，户内人员有母亲姚某某、叔父王某甲、原告、弟弟王某乙及两个妹妹（王某丙、王某丁）共计七人。1983年分家时，原告与叔父王某甲（残障人）为一户分得承包地2亩多，父母及弟妹为一户分得承包地5亩多。1989年，因王某乙参加工作农转非及妹妹王某丙出嫁，村委会调整土地时要收回父亲户内的承包地587平方米，但因村干部与父亲关系不睦怕生事端便将应从父亲户内收回的土地从原告户内收回。加之，父亲与杜世义兑换120平方米的承包地是从原告户内划出的土地。2002年征地时，杜世义领取征地款的手续上有原告之妻王社娥的签名盖章。两处承包地共计707平方米。父母在世时，原告向父母多次要过承包地。2002年，原告父亲去逝。因原告母亲患有严重心脏病，原告害怕向母亲索要承包地影响母亲身体健康，因此原告不敢向母亲索要承包地。2013年9月，原告母亲病重时，原告将母亲送往县医院救治。随后母亲去世时原告办理了相关丧葬事宜。在母亲去世前四五个月的一天，母亲曾将原告舅舅姚启荣叫到原告大姐王小会家中，让其帮忙劝说被告及其女儿将承包地返还给原告。2003年，王某乙病故，随后被告改嫁。但被告改嫁后仍居住在以原告为使用权人的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内，且被告占用着母亲留下的2亩多承包地。该承包地一直出租给他人做垃圾场使用，先前由母亲收取租金使用，后来由被告收取租金供女儿读书。母亲曾将卖地的所得12万元中的2万元分给被告购买楼房，4万元供被告女儿读书，但未给原告分毫。舅舅曾两次劝说被告将承包地返还原告，但被告让告状去。2014年3月18日，原告申请梁旗村村民委员会及城关镇人民政府处理，被告均拒绝调解。9月9日，城关镇调解委员会告知原告依法诉讼解决。现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及《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承包地700平方米；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1981年，农村土地承包时，梁旗村安房社为被答辩人父亲即答辩人公公王某某作为户主划分承包地约7亩，当时户内人口为王某某、姚某某（答辩人公婆）、王某甲（王某某之弟）、王某乙（答辩人之夫）、被答辩人王小平、被答辩人妹妹王某丙和王某丁共七人。1983年，被答辩人便与其父母王某某、姚某某分家另过，将家中的土地和房屋分为两户，被答辩人和王某甲为一户，分得承包地2亩多，王某某夫妇及王某乙、王某丙、王某丁五人为一户，分得承包地5亩左右，分别为闫成坟3.34亩、河堤边0.66亩、党校背后自留地约0.5亩、水文队背后约0.8亩。原居住瓦房四间分为三份，王某某夫妇各一份，王某甲为一份。分家后王某某与被答辩人关系不好，视为路人。1989年11月，答辩人与王某乙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孩王静，结婚至今答辩人一直与王某某夫妇共同生活。由于王某乙参加工作及王某丙出嫁，村社便将王某乙的自留地、饲料地及王某丙的承包地收回。村社将分到王某某户内的党校背后约0.5亩自留地和水文队后约0.8亩自留地收回（见被答辩人提供抽地底册），并非被答辩人王小平的土地。当时王小平属往进补地户，王某某持有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基本情况登记表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基本情况登记表足以证实上述事实（见答辩人证据二），被答辩人纯属编造事实，村社调处意见更是不尊重事实，按被答辩人一方意愿不做调查、作出的错误结论。既然被答辩人认为王某某户内承包地中有其承包地700平方米，为何梁旗村安房社村民小组于1998年11月25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将700平方米不发包在被答辩人王小平名下，而继续登记在王某某名下，岂不自打嘴巴。村委会的调处意见与发包合同及经营权证书均由土地所有人村级组织作出，作为土地所有者，村委会对其土地的所有权怎能朝令夕改，想给谁就给谁。村委会调处意见中认为答辩人使用的承包地中有被答辩人700平方米土地缺乏事实依据。（二）、我国农村土地采取农村集体组织内部家庭承包方式，以户为单位。答辩人的公公王某某与被答辩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即1998年）时属不同的两户，被答辩人要求返还的700平方米土地属集体组织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发包给王某某一户闫成坟3.34亩中的土地，发包方与答辩人公公王某某签订了承包合同（见证据三）并颁发了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书是土地使用权的确权凭证，依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依法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发包方对农户承包的土地在承包期内不得随意收回或调整，村社的调地底册缺乏真实性，而且调地底册在先，第二轮土地承包在后。既然这700平方米土地应为被答辩人的承包地，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就应发包给被答辩人户内，但被答辩人承包合同内并无此土地，按土地承包法及物权法的规定，被答辩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张权利，只能依据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书行使，不能凭调地底册和处理意见中的认定确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被答辩人依村社的处理意见和证人的胡乱编造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三）、按被答辩人诉状所称，村上八十年代抽地时应从王某某户内抽地而抽了自己的承包地，父子关系恶化到老死不相往来、水火不容的地步，被答辩人能情愿将自己名下的承包地拱手让与他人，并在父母亲去世后要地，其良苦用心昭然可见。退一步，假设被答辩人的这一说法存在，被答辩人对抽取自己的承包地不愿意，就应向发包方反映，要求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从答辩人户内为其补划700平方米承包地，说明被答辩人的这一说法纯属编慌。从抽地至今已近三十年，其请求超过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同样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四）、被答辩人与其父王某某自分房分地之后，答辩人与王某某夫妇一起共同生活，并对王某某夫妇尽到了生养死葬义务，被答辩人仅在母亲死后为免他人笑话，背了门牌而已，现有何理由索要答辩人户内的承包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答辩人母子的合法权益。综上述，被答辩人要求退还700平方米承包地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村社为其发包该土地的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发包合同及经营权证书为确权的有效凭证，村社调处意见的错误认定不能替代权利凭证，答辩人母子作为王某某户内成员，未经法定程序变更承包合同的情况下，答辩人对该承包地具有合法经营权，被答辩人属恶意诉讼，请求依法驳回。
经审理查明：被告系原告弟媳。1981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梁旗村安房社为原告父亲王某某作为户主划分约7亩承包地，当时户内人员有王某某、姚某某（答辩人公婆）、王某甲（王某某之弟）、王某乙（答辩人之夫）、被答辩人王小平、被答辩人妹妹王某丙和王某丁共七人。1983年，原告与父母分家另过。王某某夫妇及王某乙、王某丙、王某丁共五人分得约5亩承包地。原告和叔父王某甲为一户分得的土地包括临时用地1亩和承包地2亩多。1989年，村上调整土地时，因王某乙参加工作及王某丙出嫁，村社便将王某乙的自留地、饲料地及王某丙的承包地收回。同年11月，被告与王某乙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孩王静。1998年11月29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成县人民政府向原告之父王某某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王某某为承包方，户内人口为三人，承包面积为2.4亩，地块名称为闫成坟3.34亩、河堤边0.66亩。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成县人民政府同时向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王小平为承包方，户内人口为五人，承包面积为4亩，地块名称为关地、党校后0.53亩、油菜地2.74亩、药厂前1.18亩。1998年，原告妹妹王某丁出嫁。2002年3月12日（农历）原告父亲王某某去世。2013年9月27日（农历）原告母亲姚某某去世。2014年3月18日，原告以“1981年划地时，在地税局隔壁给他家7口人划分土地2228平方米，该土地应该有他的一份，但其弟媳陈桂梅拒绝分割，因此发生纠纷，王小平要求退还其应有的土地份额700平方米”为由申请梁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城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因被告陈桂梅拒绝调解，成县城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议原告王小平依民事诉讼解决，原告遂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人民调解委员会民事调处意见书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陈述足以证实。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农户依法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原、被告诉争的闫成坟700平方米承包地（地税局隔壁）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发包方将该块土地登记造册，发包给被告公公王某某户内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被告公公户内的承包成员依法取得了闫成坟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在未经发包方对诉争的700平方米承包地依法变更承包合同的情况下不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现原告以抽地时未从其父王某某户内抽取而从自己户内抽取700平方米承包地（含兑换120平方米），要求从王某某户内的闫成坟承包地中返还的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承包地700平方米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30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斌生
代理审判员 张文霞
人民陪审员 李 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马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