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邵民初字第1683号
原告詹祥祯，男，194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邵武市。
原告项美玉，女，194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邵武市。
原告占国强，男，199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邵武市。
上述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建平、曾钧泓，福建齐欣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住所地邵武市解放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洪仁，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晓英，福建欣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詹祥祯、项美玉、占国强诉被告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祥祯及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建平，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洪仁及委托代理人陈晓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詹祥祯、项美玉、占国强诉称，原告詹祥祯、项美玉系詹春贞的父母，原告占国强系詹春贞的儿子。詹春贞因多年患××，多次在被告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住院治疗。2015年4月21日，詹春贞因精神病复发，由民警及原告强制护送至被告处治疗。被告的医生诊断：詹春贞为精神分裂症，收住在精神科病室二区47号单间病房治疗，一级护理。被告提供的《住院协议》上载明：对詹春贞进行强制治疗和救护，院方将尽力做好治疗和护理工作，患者住院期间可能发生自杀、自伤等不测意外事件，医院无法承担法律和经济赔偿责任，××病人或留下陪伴应经医生、护士同意。2015年4月22日15时30分，护士给詹春贞进行护理，记录詹春贞的脉搏为122n／min，血压为180／108mmHg。16时22分，被告的保安到47号病房查看时发现詹春贞在卫生间上吊身亡。2015年4月27日，在邵武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原、被告达成协议：被告预付原告赔偿款50，000元，待法院判决后再多还少补。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住院协议》，被告与患者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2015年4月22日12时后，詹春贞出现反常行为，多次穿脱衣服及解鞋带并在脖子上比试，在房间不安地来回走动，脉搏及血压均出现异常，表现出自杀倾向。但被告没有发现詹春贞的自杀倾向，没有尽到一级护理及救治的义务，造成詹春贞的死亡。被告的过错行为与詹春贞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由于詹春贞系自杀，可相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应支付原告詹春贞死亡赔偿金30，722元／年×20年×70%=430，108元及全部的丧葬费49，328元／年÷2=24，664元。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詹春贞死亡赔偿金430，108元及丧葬费24，66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被告已经履行了无偿人道救助的注意义务，没有违约行为，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1、詹春贞情绪紊乱后被警察及家人强行护送至被告处但未缴纳费用，双方未形成医疗服务合同，被告对詹春贞的救助属于无偿人道救助。2、詹春贞被护送至被告处后，即使其家人未缴费，被告还是依据诊疗规范，将詹春贞收治至单间病房，并将其身上有危害他人及自己的皮带等物件全部拿掉，并安排一级护理。2015年4月22日，被告依然按正常治疗、护理要求进行治疗，当日15时30分，被告的护士对詹春贞进行血压测量后，詹春贞便进入卫生间用鞋带上吊自杀，期间被告的护工均有在过道巡视，因卫生间系隐私场所，被告的监控及护工巡视均无法发现卫生间的情况。被告在半小时内发现异常后立即组织抢救。被告已尽到注意义务。原告认为被告应该通过詹春贞的血压测试异常及其反常行为来判断其有自杀倾向的说法不能成立。血压高是病情与自杀没有因果关系，至于詹春贞的反常行为××病人常有的行为，被告不可能通过监控画面去解读该行为的内在思想。被告加挂的“邵武市精神病防治医院”于2014年4月投入使用，已通过卫生部门的验收，相关设施、设备均达到法律要求，被告为詹春贞提供了坚固防护窗及防护铁门的单间病房，并在室内、走道等处设置监控，安排护士按时检查身体，安排护工走道巡视，被告的设施及服务已达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二、被告与詹春贞家属签订的《住院协议》合法有效。1、××病人自杀××病理的严重表现之一。被告无法预见，精神病意外属于不可抗力性质，是一般性违约的免责事由，所以双方签订的《住院协议》中有“患者在住院期间可能发生自杀、自伤等不测意外事件，医院无法承担法律和经济赔偿责任”的约定，被告已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没有免除医院责任及加重患者一方的责任。2、患者詹春贞入院时，被告要求其监护人陪护，但其监护人不愿意陪护，才导致詹春贞自杀的意外事件的发生。被告作为精神病防治的专门医疗机构，具有公益性质，获利不高，这次又是对詹春贞免费治疗，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诉讼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住院协议》。证明：2015年4月2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住院协议》，接收患者詹春贞住院治疗。被告承诺对詹春贞进行强制性的治疗和救护，院方将尽力做好治疗和护理工作；××病人或留下陪伴应经医生、护士同意。被告与患者之间形成医疗合同关系的事实。
证据2、住院病历、医嘱单、临床记录单。证明：2015年4月21日，詹春贞因精神病复发，由民警和原告强制护送致被告处医治。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收住在精神科病室二区47号单间病房治疗，一级护理。2015年4月22日12时，护士到47号单间病房给詹春贞进行临床护理。15时30分，护士又到47号单间病房给詹春贞进行临床护理，记录詹春贞的脉搏122n／min，血压180／108mmHg。16时22分，被告的保安到47号单间病房查看，发现詹春贞在卫生间上吊身亡的事实。
证据3、调解书。证明：2015年4月27日，在邵武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原告、被告双方就詹春贞赔偿事宜达成协议：被告预付原告赔偿款50，000元，待法院判决后，被告根据判决结果多还少补；原告应在调解生效后一个月内起诉，否则，本调解视为最终调解，被告所付款项作为全部赔偿给原告。原告已收取被告的预付赔偿款50，000元的事实。
证据4、邵武市公安局水北派出所和被告出具的死亡证明。证明：2015年4月22日16时左右，詹春贞在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病房卫生间上吊身亡的事实。
证据5、户口簿、离婚证、出生医学证明共3页。证明：原告詹祥祯系詹春贞的父亲，原告项美玉系詹春贞的母亲，原告占国强系詹春贞的儿子。三人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可以提起本案的诉讼。
证据6、监控录像（光盘）。证明：詹春贞在2015年4月22日12时许，出现反常行为：多次脱穿衣服、多次解鞋带并在脖子上比试、在房间不安地来回走动。即詹春贞有反常现象，表现出自杀倾向。但被告没有发现詹春贞自杀倾向，没有尽到一级护理治疗和救护的义务，造成詹春贞于2015年4月22日16时在病房卫生间上吊身亡的事实。
证据7、出院结算单。证明：原告为詹春贞办理结算，本次医疗费为4，527.95元，并不是被告所说的无偿救治。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3、4、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3中的50，000元并不是赔偿款，而是预付款；证5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证7原告只交了400多元的生活费，医疗费没有交纳。
在诉讼中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分级护理制度。证明：被告已按护理制度对詹春贞进行护理，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
证据2、入院病历。证明：被告按诊疗规范对詹春贞进行无偿人道救治，已履行无偿人道救治的注意义务，不存在违约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事实。
证据3、住院协议一份。证明：被告已履行风险告知义务。
证据4、监控录像（光盘）。证明：1、事发当时，被告的护士对詹春贞进行血压测量后，詹春贞便自行进入卫生间用鞋带上吊自杀；2、被告的护工有在过道巡视，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3、詹春贞自杀时其家人未陪护。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是被告的内部规定，有没有执行只有被告知道；证据2、3、4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致。
本院认为，原告所举证1、2、3、4、6及被告所举证据经双方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原告所举证5来源合法，可以证明三原告与詹春贞的亲属关系。原告所举证7可以证明原告有交纳一定的费用。
经审理查明，原告詹祥祯、项美玉系詹春贞的父母，原告占国强系詹春贞的儿子。詹春贞于1971年9月10日出生，其多年患有××。2015年4月21日，詹春贞因精神病复发，由民警及原告詹祥祯护送至被告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与邵武市水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系两块牌子同一个医疗机构）处治疗。收住在精神科病室二区47号单间病房。詹春贞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按精神科护理常规，一级护理。专科检查：行为紊乱、思维散漫，易激惹，饮食好、睡眠好，治疗期间无躯体不适、无椎外反应，继续观察”。同日，原告詹祥祯作为患者家属与被告签订《住院协议》，协议载明：“院方将尽力做好治疗和护理工作，××病是一种特殊疾病，现代医学技术对该病的症状及后果难以预测和完全控制，患者住院期间可能发生自杀、自伤等不测意外事件等事项，医院无法承担法律和经济赔偿责任…”。被告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同月22日14时许开始，詹春贞出现解鞋带并在脖子上比试的行为；15时24分，被告的护士在给詹春贞测量血压及脉搏时，詹春贞表现配合，并未出现异常；15时26分，护士离开时把詹春贞喝过的易拉罐收走；15时30分，詹春贞解下鞋带并打成死结；15时34分，詹春贞进入卫生间；16时21分，被告的保安在过道内巡视47号病房时，未发现詹春贞在病房内，遂进病房查看，发现詹春贞在卫生间里上吊自杀；16时23分，被告的医生及护士赶到病房抢救，詹春贞经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4月27日，在邵武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原、被告达成协议：被告先预付原告赔偿款50，000元，待法院判决后再多还少补。后因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向本院起诉。
本院认为，被告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作为××患者詹春贞住院治疗，其与詹春贞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对患者詹春贞提供医疗服务时，应尽合理的审慎注意义务，以保障患者人身安全。被告在对詹春贞进行看护时未能充分考虑到患者的特殊性，未能及时将其鞋带解除，导致其用鞋带在卫生间上吊自杀，可以认定被告提供的医疗服务存在疏忽，应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责任大小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做到一级护理的要求，发现詹春贞血压异常时，没有用药，同时患者在自杀前有一系列反常行为，而被告没有采取治疗行为，故被告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1、詹春贞血压异常与其自杀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医学上的因果关系则应由相关鉴定机构进行医学鉴定，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2、詹春贞在自杀前虽有一定的反常行为，但这些行为××病人常见的行为表现，且这些行为并不是持续长时间的出现，而是间断性的出现，且持续时间只有几分钟，故原告认为被告应提前发现詹春贞有自杀倾向，并采取措施的理由不能成立；3、从被告的临床记录单及视频监控上看，被告的工作人员每一小时有进行巡视。当日15时26分护士测量完詹春贞的血压后离开，直至16时21分被告的保安发现詹春贞自杀，该时间段在一小时正常巡视范围内，故被告尽到了精神病常规护理义务。综上，被告的违约情形较轻微，本院酌定被告对詹春贞的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15%的违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原告的诉请，詹春贞死亡的各项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詹春贞系城镇居民，根据2014年度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死亡赔偿金为：30，816.4元／年×20年＝616，328元；2、丧葬费为：49，328元／年÷2=24，664元，合计640，992元。被告应承担上述损失的15%即640，992元×15%=96，148.8元，扣除被告先行垫付的50，000元，被告还应赔偿原告46，148.8元。原告主张的超出本院认定的金额，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应赔偿原告詹祥祯、项美玉、占国强各项损失96，148.8元，扣除被告先行垫付的50，000元，被告还应赔偿原告46，148.8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詹祥祯、项美玉、占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122元，由原告詹祥祯、项美玉、占国强负担5，685元，被告邵武市精神病防治院负担2，43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曦
代理审判员 张 明
人民陪审员 朱荣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 瑞
附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
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