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03民初4244号
原告：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
法定代表人：沈翀。
委托代理人：丘俊平，系广东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廖贯好。
委托代理人：冯华，系广东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先锋，男，196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鱼台县。
原告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公司）诉被告深圳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圭公司）、王先锋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创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甘明达、宁新叶，被告荣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先锋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应诉资料，公告期满没有前来应诉和参加开庭。2017年3月28日，被告荣圭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涉案红酒的价格进行评估，因其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预交鉴定费用，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依法终止鉴定程序。期间，创兴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向本院递交撤销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江门分所甘明达、宁新叶律师的授权，并授权广东卓盛律师事务所丘俊平律师作为本案的诉讼代理人。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创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丘俊平，被告荣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先锋经本院公告开庭传票，公告期满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创兴公司诉称：被告王先锋于2012年底通过欺骗手段从原告创兴公司骗取法国波尔多“琅格红酒”1817箱（每箱12支）、威特干红50箱（每箱12支），货值19360320元，上述红酒由创兴公司按王先锋的指示运到江门市蓬江区交付给王先锋指定的人员。后经创兴公司多番向王先锋追讨货款，王先锋指示荣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贯好于2013年3月18日向创兴公司出具了《领条》，确认收到创兴公司上述红酒，并确认“琅格红酒”的零售价为880元/支、“威特干红”的零售价为288元/支。后因创兴公司在被告诉其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014）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57号】中以该案涉嫌刑事犯罪为由申请将案件移送公安立案审查，荣圭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向创兴公司寄送了《关于不再代为保管红酒的通知》并在江门日报登载该通知，声称上述红酒是荣圭公司代创兴公司保管的，但截止至今，两被告均未向创兴公司返还上述红酒或支付上述红酒款。
两被告骗取创兴公司红酒且拒不支付红酒款，已侵犯创兴公司合法权益，为此，创兴公司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荣圭公司向创兴公司返还法国波尔多“琅格红酒”1817箱（每箱12支）、威特干红50箱（每箱12支）或折价赔偿19360320元（琅格红酒按880元/支计算，威特干红按288元/支计算，合计19360320元）；2.被告王先锋对被告荣圭公司的返还或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创兴公司为其起诉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料。
证据2.领条复印件一份，证明王先锋通过荣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骗取原告红酒的事实。
证据3.顺丰详情单关于不再代为保管红酒的通知、江门日报刊登的《关于不再保管红酒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确认骗取原告红酒事实，并企图以“保管”关系来掩盖其非法骗取原告红酒的事实。
证据4.送货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部分红酒通过委托广州亘和贸易公司送货给被告的事实。
被告荣圭公司辩称：一、创兴公司陈述王先锋“通过欺骗手段从原告处骗取”1936万元红酒，其再按照王先锋的“指示”“交付”给荣圭公司的事实主张，不具有真实性。根据是：1.创兴公司对这一事实的主张翻云覆雨，自相矛盾。第一，2014年9月24日，创兴公司和沈翀在（2014）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75号案中主张的事实是：王先锋以“软禁沈翀”的方式，与荣圭公司共同非法占有沈翀价值1229.832万元的红酒。第二，2014年12月29日，沈翀在【2014】江蓬法民二初字第1806号案中主张的事实是：“王先锋、廖贯好……从沈翀处购买价值约1300万元的红酒”。第三，2015年1月25日，创兴公司在提交给蓬江法院的《申请书》中主张的事实是：王先锋和荣圭公司共同诈骗沈翀该批1936万元的红酒款。第四，创兴公司在上述案件中否定了涉案红酒有1936万元的价值。
2.一同交给荣圭公司的物品，还有创兴公司办公室及沈翀房屋的五套钥匙，缴纳这些房屋水电费、电视费、物业管理的存折四本等物品。双方在交接手续上签名后，创兴公司持有交接手续的凭证。
3.当时沈翀的说法是：我有红酒，房地产开发和拆迁的应酬多，这些红酒你们拿去应酬用。沈翀没有说明使用之后是不是由荣圭公司付款给她，荣圭公司认为创兴公司打印在领条上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很多，没有使用。
4.2015年2月12日，沈翀和原告收到荣圭公司《关于不再代为保管红酒的通知》后，不取回这些红酒，也不与荣圭公司联系。而是到江门市公安局报刑事案件，诬告荣圭公司诈骗其财产，造成荣圭公司不敢回江门向创兴公司催讨债权。
二、创兴公司起诉主张的价格虚高，远远超过涉案红酒的市场价格。
1.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红酒现在的市场价格是880元/支与288元/支。如果不能返还或不能全部返还原物，赔偿应当按照不能返还原物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原告主张的价格没有法律依据。
2.原瓶原装进口“琅格”红酒现在的市场价格只有100元/支左右。
三、应当依法处置涉案的假冒伪劣食品，而不是交给创兴公司再祸害他人。
1.广州市亘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亘和公司）在2012年4月19日曾经向国家商标总局申请酒类“琅格LARGOT”的商标（注册号：10795150），但国家商标局没有批准，该商标无效。亘和公司在涉案红酒中使用他人商标，是假冒他人商标的行为。涉案红酒不是法国波尔多地区生产的酒类。
2.亘和公司没有进口或代理进口酒类和生产红酒的资质，不具有进口红酒的合法资格和生产能力。亘和公司加工（灌瓶）并出售给原告的涉案红酒是假冒伪劣食品。故，应当依法处置涉案的假冒伪劣食品，而不是交给创兴公司再祸害他人。
四、创兴公司应依法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并在荣圭公司赔偿因不能返还红酒的金额中扣减。
被告荣圭公司为其答辩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装修施工管理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据2.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据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证据4.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据5.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据6.一、二审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据1至6共同证明：第一，荣圭公司与沈翀、创兴公司存在房地产开发等合同关系，荣圭公司负责拆迁等房地产开发前期的工作。第二，双方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是荣圭公司管理涉案红酒的前提条件。第三，王先锋是原告的总裁，原告要王先锋负责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工作，要王先锋刻制创兴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荣圭公司的拆迁等工作是王先锋组织实施的。
证据7.创兴公司与沈翀的证据目录7-11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对本案的事实主张自相矛盾：第一，2014年9月24日，创兴公司和沈翀在（2014）江蓬法民一初字第275号案的证据目录中，以本案的主要证据一《领条》为依据，主张王先锋以软禁沈翀的方式，与荣圭公司共同非法占有沈翀价值1229.832万元的红酒。第二，沈翀和原告在该案中否定了涉案红酒有1936万元的价值。
证据8.《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目录》、《领条》、《送货单》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一，2014年12月29日，沈翀在(2014)江蓬法民二初字第1806号案提交的这份证据，也是本案的证据《领条》。沈翀在该证据中认为“王先锋、廖贯好……从沈翀处购买价值约1300万元的红酒”的事实主张证明：原告对本案的事实主张再次自相矛盾；原告在本案中认为王先锋与荣圭公司共同“骗取”涉案红酒的事实主张，不具有真实性。第二，沈翀在该证据中否定了梁伟兆收取的红酒与荣圭公司存在关联性（证据目录排除了梁伟兆收取的红酒）。这一证据否定了原告主张梁伟兆收取的红酒与王先锋、荣圭公司有关联性的事实。第三，沈翀在该案中否定了880元/支的价格。
证据9.创兴公司的《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据10.立案告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据9、10共同证明：第一，沈翀以王先锋和荣圭公司诈骗沈翀1936万元的红酒款等多个虚假事实为名，多次到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报刑事案，意图置荣圭公司员工廖贯好等人于死地，达到拒绝清偿债务的目的。第二，2014年12月20日，在蓬江区公安分局及其多个派出所不予立案的情况下，江门市公安局以“有犯罪事实发生”和大案要案的方式，对廖贯好、王先锋等人违立刑事案；廖贯好因害怕而四处躲藏，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和行使诉讼权利。
证据11.沈翀在别墅销售红酒网上截图复印件一份，证明2012年9月1日晚，沈翀利用在其别墅宴请宾客的方式非法经营和销售红酒。
证据12.2009年-2010年产、2012年灌装红酒包装木箱相片复印件一份、证据13.中文标签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据12、13共同证明：第一，涉案红酒的包装木箱外和酒瓶标签的年份不同，有2009年的、有2010年的。第二，酒瓶标签上的图文说明：涉案的红酒是亘和公司分别在2012年4月11日和7月27日自己加工生产（灌瓶）的，不是原瓶原装进口的琅格红酒。第三，红酒生产年份不同，质量就不同。涉案红酒价格同一的事实说明，标签是亘和公司随意贴上去的。第四，涉案红酒是假冒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假冒伪劣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强制性要求。应依法处置涉案食品，而不是交回原告祸害社会。
证据14.亘和公司网上信息复印件一份、证据15.国家工商总局商标网截图复印件一份，证据14、15共同证明：第一，2012年4月19日，亘和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酒类“琅格LARGOT”的商标（注册号：10795150），但商标局没有批准，该商标无效。第二，亘和公司在其加工生产（灌瓶）的红酒上假冒他人的“琅格”商标。第三，亘和公司没有进口和生产酒类的经营范围，不具有进口或代理进口酒类合法资质和加工红酒的资格。
证据16.发票复印件一份、证据17.红酒相片复印件一份，证据16、17共同证明春节期间，原瓶原装进口2011年“琅格”红酒的市场价格是180元/瓶。
证据18.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据19.红酒相片复印件一份、证据20.艾尚特公司网上信息截图复印件一份，证据18至20共同证明：第一，2016年9月，市场销售原瓶原装进口2011年“琅格”红酒的价格只有100元/瓶。第二，销售红酒的广州市艾尚特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专营波尔多红酒等进口食品及原料的企业。
证据21.网络销售琅格红酒截图复印件一份，证明网络销售原装进口琅格红酒的价格为25-68元/瓶。
证据22.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一，荣圭公司每月要支付9500元管理涉案红酒的房屋租赁费，到2017年1月应付的租金共22.8万元（24月×9500圆/月=22.8万元）。第二，荣圭公司将该批红酒运到广州管理的搬运费1.5万元。第三，荣圭公司支付红酒保持恒温须支付每月3800-4000元的电费，到2017年1月应付的电费共9.36万元（24月×3900元/月=9.36万元）。第四，荣圭公司支付看守人员张明祥、何明树的工资每人每月3000元/月，到2017年1月应付的工资为14.4万元（2人×3000元/人/月×24月=14.4万元）。第五，如果法庭判令荣圭公司赔偿不能返还红酒部分的损失，应在原告应付的管理费用中抵扣。
证据23.《关于取回红酒等物品的通知》一份，证明：第一，荣圭公司在2018年2月5日，再次以登报的方式通知原告、华领公司及沈翀付清保管费用，取回涉案的红酒以及华领公司和沈翀在维多利亚大厦办公室的物品，要求原告、沈翀在3月18日前取回涉案红酒及沈翀与华领公司的物品，付清保管费用；逾期不取，则视为原告和沈翀、华领公司抛弃上述红酒等物品，荣圭公司不再保管上述物品，因此产生的后果由原告、沈翀和华领公司负责。第二，2013年3月18日至今，原告从未有取回红酒、支付保管红酒费用的意思表示（其中：2013年—2014年6月期间，双方在一起办公、拆迁等进行房地产开发前期的工作）。第三，2015年2月10日，原告收到取回红酒、支付保管费用的通知至今，从未与被告联系，从未有取回红酒、支付保管红酒费的意思表示。第四，除了诬告陷害、到公安机关报刑事案，以及提起诉讼、虚构被告和王先锋“骗取”涉案红酒的事实，以虚高的价格要被告赔偿之外，原告从未有向被告取回涉案红酒的意思表示。第五，双方自行联系、沟通和协商，即可终止保管关系，无须通过诉讼方式。在诉讼期间，法庭要求双方协商，原告仍然没有支付保管费用，没有取回红酒的意思表示。
被告王先锋无到庭、无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8日，荣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贯好与创兴公司的员工沈琳琅共同签署《领条》，所载内容为：1.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大门钥匙一套；2.江门灏景园凯旋一街8号别墅大门钥匙一套，工行存折一个；3.江门灏景园芳草苑12幢301和302房钥匙各一套，工行存折各一个；4.江门凤山水岸二楼商铺钥匙一套；5.江门金汇广场5幢608房钥匙一套，工行存折一个。908房存折一个；6.法国波尔多“琅格”红酒1767箱（1×12支），共计21204支，批发价580元/支，零售价880元/支。沈琳琅作为“移交人”、廖贯好作为“领条人”共同在该《领条》上签名确认。2015年2月10日，荣圭公司在《江门日报》刊登《关于不再保管红酒的通知》，并将该通知邮寄送达创兴公司，主要内容为：我公司决定不再代为保管2013年3月18日沈翀、沈琳琅交给我公司保管的红酒，终止支付保管红酒的场地租金及相关费用。请你们于2015年2月28日前付清我公司代为支付与保管红酒有关的费用，收回红酒。创兴公司确认收到该通知，但没有收回涉案红酒。2018年2月11日，荣圭公司在《江门日报》上刊登《关于取回红酒等物品的通知》，主要内容为：沈翀、创兴公司及广州市华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我司再次通知沈翀及两贵公司，请于2018年3月18日前付清保管费用、取回红酒等全部物品。逾期不取，则视为抛弃上述红酒等物品，我司亦终结保管责任，因此产生的损失由沈翀及两贵公司负责。
在庭审中，创兴公司和荣圭公司确认上述《领条》记载的红酒属于创兴公司所有，荣圭公司确认代为保管涉案红酒，并表示与王先锋无关。创兴公司主张其委托亘和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向荣圭公司送货“琅格干红”50箱（600瓶）和“威特干红”50箱（600瓶），并提交《广州市亘和贸易有限公司送货单》予以证实，荣圭公司否认收到上述红酒，并否认《广州市亘和贸易有限公司送货单》上作为收货人签名的“梁伟兆”是荣圭公司员工。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荣圭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对涉案红酒的价格进行评估鉴定，本院予以准许。2017年4月14日，本院组织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陈太路兴达超市附近的存放涉案红酒的现场，清点并确认涉案红酒的品牌、数量与保存情况，荣圭公司陈述涉案红酒减少了47箱，现场尚存放包括生产年份为2009年和2010年的琅格红酒共计1720箱，创兴公司对现场存放的涉案红酒的数量未予确认。经查看，现场存放标注“GrandsvinsdeBordeauxLARGOT12×75cl2009CotesDEBordeaux”及标注“GrandsvinsdeBordeauxLARGOT12×75cl2010CotesDEBordeaux”字样的木质包装箱，每箱内有红酒12瓶，该两种年份红酒的酒瓶正面均粘贴标注“GrandsvinsdeBordeauxLARGOT”、“ProductofFrance”、“75cl”等字样的白色纸质标签，酒瓶背面均粘贴标注“LARGOT琅格干型葡萄酒”、“原产国法国”、“灌瓶日期2012年4月11日”、“代理商：广州市亘和贸易有限公司”等字样的白色纸质标签。本院在现场向双方释明由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共同清点现存红酒数量，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至今没有履行清点涉案红酒数量的义务。
荣圭公司向本院提出对涉案红酒进行价格鉴定的申请后，因其没有在本院规定的时间内预付鉴定费用，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关于终止司法委托鉴定函》，决定终止该次司法委托鉴定。
另查明，创兴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沈翀，成立日期为1993年4月21日，经营范围为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商品房。荣圭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廖贯好，成立日期为2012年9月4日。在2012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王先锋之间因开发江门市蓬江区东风村新村围地段的土地，产生纠纷并引致诉讼，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7民终77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如下事实：1.创兴公司与王先锋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即创兴公司委托王先锋负责处理涉案土地整体项目开发建设等事宜；2.创兴公司和荣圭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即创兴公司委托荣圭公司负责对涉案土地的前期工作及部分具体开发事宜。
本院认为，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综合原告创兴公司的起诉意见与被告荣圭公司的抗辩意见，结合到庭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本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第一，原告创兴公司与被告荣圭公司、王先锋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第二，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一、关于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王先锋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的问题。
在本案，创兴公司将其所有的1767箱（12支/箱），共计21204支“琅格”红酒交给荣圭公司，荣圭公司在接收涉案红酒时签署了《领条》予以确认，双方并未就涉案红酒的使用和所有权转移问题进行约定，故对双方行为的性质应当结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的目的综合认定。创兴公司主张王先锋伙同荣圭公司以买酒试销在先，胁迫在后的方式，要求创兴公司将涉案红酒交付给两被告，属于以欺诈的方式骗取红酒。荣圭公司则抗辩主张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由荣圭公司代为保管涉案红酒。经本院审查，一方面，《领条》的内容没有买卖涉案红酒的意思表示，创兴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荣圭公司、王先锋是购买涉案红酒或者以欺诈的方式骗取涉案红酒，创兴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创兴公司曾委托荣圭公司、王先锋负责对创兴公司开发土地的前期工作及部分具体开发事宜，在委托期间将《领条》涉及的房屋钥匙、红酒等物品交付给荣圭公司，创兴公司有交付保管物的意思表示，荣圭公司亦有代为保管的意思表示，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相关委托事项。况且，创兴公司在本案提出的一项诉讼请求也是要求返还涉案红酒；第三方面，荣圭公司一直确认收取了涉案红酒，并两次在《江门日报》登报要求不再保管红酒，要求创兴公司取回红酒，本院由此认定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创兴公司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荣圭公司的抗辩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
至于创兴公司与王先锋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问题，一方面，《领条》上没有王先锋的签名，创兴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王先锋共同参与了涉案红酒的接收、保管事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荣圭公司当庭确认代为保管涉案红酒，并表示与王先锋无关，故，本院认定创兴公司与王先锋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
对于本案保管合同的履行情况问题，创兴公司提交证据《领条》主张交付“琅格”红酒1767箱（12支/箱），共计21204支，荣圭公司对此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创兴公司主张其委托亘和公司向荣圭公司送货“琅格干红”和“威特干红”各50箱的问题，因荣圭公司否认收到上述红酒，否认创兴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收货人“梁伟兆”是荣圭公司的员工或荣圭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在此情况下，创兴公司应当继续提交证据证明《送货单》中所载红酒确实由荣圭公司收取，并由其保管。因创兴公司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由此认定创兴公司交付了“琅格”红酒1767箱（12支/箱），共计21204支，由荣圭公司负责保管。
二、关于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该法第三百七十六条规定：“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当事人对保管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管人可以随时要求寄存人领取保管物；约定保管期间的，保管人无特别事由，不得要求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荣圭公司代创兴公司保管涉案“琅格”红酒1767箱（12支/箱），共计21204支，双方未对保管期限进行约定，创兴公司请求荣圭公司返还涉案“琅格”红酒1767箱（12瓶/箱），共计21204支，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创兴公司要求荣圭公司返还超出本院确认范围的红酒，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荣圭公司抗辩主张涉案红酒为假冒伪劣食品，应依法处置，不应交还创兴公司的意见，因荣圭公司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涉案红酒为假冒伪劣食品，荣圭公司的上述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荣圭公司主张在2015年2月10日和2018年2月5日两次登报要求创兴公司限期取回涉案红酒，创兴公司均未予理会，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保管合同关系转化为无因管理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无因管理是在既无法律根据也无合同依据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在法律关系发生时事务的本人并不知道他人为自己管理事务，这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行为的性质明显不同。荣圭公司作为保管人以登报的方式催促寄存人取回保管物，是行使其权利的一种方式，在本案，不会导致双方之间行为性质的变化。故，荣圭公司的上述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创兴公司主张对未能返还的红酒予以折价赔偿的问题，荣圭公司在庭审过程中陈述涉案红酒在保管期间数量有减损，创兴公司对荣圭公司主张减少的数量不予确认，要求荣圭公司对未能返还的红酒予以折价赔偿。对此，一方面，本院在庭审过程中以及组织创兴公司、荣圭公司现场提取鉴定样本时均向双方释明清点涉案红酒数量的问题。因双方怠于履行清点义务，致涉案红酒现存数量及减损情况无法确定，有关法律后果由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共同承担；另一方面，《领条》中有涉案红酒“批发价580元/支，零售价880元/支”的内容，因本案是保管合同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在合同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涉案红酒的价格应当参照市场价格确定。荣圭公司在向本院提出对涉案红酒进行价格鉴定的申请后，没有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鉴定费用，本院依法终止了鉴定程序。故，在此情况下，本案宜依据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确认的涉案红酒的数量作出处理。对于荣圭公司确实无法返还的红酒，创兴公司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解决。对于荣圭公司提出返还红酒时创兴公司应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的抗辩意见，因荣圭公司未能明确并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因保管行为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的具体金额，荣圭公司也没有就此提出反诉，故，荣圭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王先锋应否对荣圭公司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创兴公司主张王先锋与荣圭公司合谋骗取涉案红酒，请求王先锋对荣圭公司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荣圭公司明确涉案红酒的保管行为是其公司的行为，否认该行为与王先锋有关，创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王先锋参与接收涉案红酒，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创兴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先锋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
在本案，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在履行保管合同过程中产生纠纷，荣圭公司曾催促创兴公司限期取回保管物涉案红酒，创兴公司未予处理，并最终引致本案诉讼。因此，原告创兴公司主张由本案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王先锋经本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未能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深圳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保管的“琅格”红酒1767箱（12支/箱），共计21204支，返还给原告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驳回原告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深圳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相应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
本案受理费137962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42962元，由原告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73978元，被告深圳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689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如不上诉，义务人拒不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郭俊平
审 判 员 邱启杰
审 判 员 钟国华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 华
书 记 员 茹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