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牡民终字第3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本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景世春。
上诉人孙本伟因与被上诉人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景世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2014）爱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0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本伟、被上诉人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景世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本伟在原审中诉称：原告有一处位于牡丹江市爱民区北山办事处1委2组的平房。2013年11月6日，房屋拆迁时，原告才知道，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景世春与被告吉源公司就原告房屋签订了“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二被告签订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孙本伟与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原审中辩称：被告是经过法律程序与被告景世春调解后达成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景世春在原审中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景世春是孙本伟的女婿，当时法院让景世春来法院调解孙本伟房屋的事。孙本伟身体不好，卧床不起，所以孙本伟就让被告景世春到法院调解孙本伟房屋的事，于是景世春就到法院处理动迁房屋的事，景世春当时喝多了，没有征得房主孙本伟的同意，就与被告吉源公司签订了动迁协议。签订协议时，法院工作人员将动迁协议的内容给我宣读了，景世春共签订了三份动迁协议，有孙强的、有景世春媳妇孙梅玲的、还有孙本伟的。签完协议，景世春就回家了，也没跟孙本伟说，直到2013年11月6日房屋拆迁的时候，孙本伟才知道签订动迁协议的事。
原判认定：被告景世春系原告孙本伟的女婿、案外人孙强的姐夫。原告孙本伟有一处位于牡丹江市爱民区的平房（牡房权证爱民区字第3066**号、建筑面积27.86平方米），2010年该房屋被列为棚户区改造建设工程拆迁范围，但孙本伟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牡丹江建设局于2011年4月1日作出牡建房拆管行裁字（2011）第058号行政裁决书，裁决内容第二项：“被申请人孙本伟选择货币补偿，由被申请人吉源公司依照牡丹江宝昌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所做的牡宝昌房估（2010）拆字第00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结果。建筑面积27.86平方米，评估总价52823元。应上靠到标准户型建筑面积政府补贴每平方米200元，一次性发给三个月临迁补助费每月250元，超过50平方米的按每月每平方米5元计算发给。对被申请人进行货币补偿”。2011年4月3日，景世春代孙本伟签收该裁决书。2011年4月8日，孙本伟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因本人身体不好，现委托我姑爷景世春全权代表我处理房屋一切事务。”落款为孙本伟、孙强签名及捺印，原告称孙本伟在签署该授权委托书时神智不清，经本院释明，其对孙本伟的精神状态不申请鉴定。2012年3月25日，牡丹江建设局向本院提出司法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事项为依法对被申请人孙强、孙本伟的强制搬迁。2012年4月15日，本院组织行政诉前立案审查听证会，景世春以孙本伟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该听证会并签字。2012年4月29日景世春以孙本伟的名义与吉源公司签订“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内容为：“孙本伟需在2012年4月29日前，将现住房范围内的被拆迁房屋腾空，交给吉源公司验收。吉源公司支付给孙本伟货币补偿款和相关补助费用总额128967元。现诉争房屋已经拆迁，被告孙本伟没有领取补偿款。
原判认为：关于景世春以孙本伟名义与被告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被告景世春与原告孙本伟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即景世春系孙本伟的女婿。景世春称房屋开动迁会时，孙本伟有病来不了，故原告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因本人身体不好，现委托我姑爷景世春全权代表我处理房屋一切事务。”原告认可该委托书是其本人签名。因此，景世春代原告处理房屋征收事宜，符合一般的生活常理和情理。而且景世春代原告签订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补偿金额128967元，远高于牡建房拆管行裁字（2011）第058号行政裁决书确定的补偿金额，景世春没有损害被代理人孙本伟的合法权益。原告称其出具委托书就是让景世春去听听信，而没有授权代签拆迁协议。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晓其出具委托书内容的含义，原告所作出的解释不符合常理，且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另，景世春与妻子孙梅玲的无照房屋与孙强、孙本伟的有照房屋在同一院落内，且该房屋均被列为棚户区改造拆迁范围。2012年4月29日，景世春以孙梅玲、孙强、孙本伟名义与吉源公司分别签订了“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上事实可以印证景世春具有代理原告签订拆迁协议的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景世春以孙本伟名义与被告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孙本伟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原告要求确认该拆迁协议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事实及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孙本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孙本伟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孙本伟不服，提起上诉。上诉人孙本伟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在上诉人不知道原审被告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2013年11月6日被上诉人强拆了上诉人的房屋，此时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不是上诉人本人签的，上诉人也没有委托原审被告签订该协议。3.上诉人委托原审被告的委托书没有表示同意货币动迁，没有明确授权让景世春签订协议。4.“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原件至今没有到上诉人手中，只是在被上诉人强拆上诉人的房屋时，报案后通过公安局才拿到一份复印件。5.从所谓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签订至今，被上诉人没有给付上诉人货币，可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根本没有达成合议，被上诉人也不想按此协议履行，只是以此为借口拆上诉人的房屋。6.上诉人没有收到（2011）第058号行政裁决书，也不知道裁决的内容。二、原审判决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供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证据证明原审被告有明确的授权，上诉人没有委托景世春代签“补偿协议”，原审认定补偿协议有效的证据不足。三、原审程序不合法。上诉人签字的委托书日期是2012年4月8日，而一审法院认定的景世春代上诉人签收的（2011）第058号行政裁决书的日期为2011年4月3日，此时上诉人没有授权，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此方面的授权书，景世春没有权利也没有代签该行政裁决书。请求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与一审意见一致，拆迁时一直都是景世春处理，包括开听证会，送达的材料都是他接收的，我们就认定景世春就是孙本伟的代理人，我们不存在过错，希望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景世春答辩称：动迁时间是2010年5月30日，动迁时就委托我去处理二次，我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通过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景世春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是否有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法定要件；2.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法庭调查、辩论及查阅原审卷宗材料，本院二审采纳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并认定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民事代理行为分为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特别代理须有特别授权，如无特别授权，即为一般代理。按照法律规定某些事项必须有特别授权的，须经被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人才有代理权。本案中原审被告景世春持有的委托书，上诉人孙本伟认可是其本人签名并向景世春出具的，内容为：“因本人身体不好，现委托我姑爷景世春全权代表我处理房屋一切事务。”该委托书中载明的代理事项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有特别授权的事项，且上诉人孙本伟亦未对处理房屋事务中的特别事项进行特别授权，则景世春的代理应为一般代理，故代理人景世春有权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景世春以上诉人孙本伟名义与被上诉人牡丹江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危房棚户区改造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该协议对上诉人孙本伟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孙本伟认为该协议无效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孙本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 波
代理审判员 李冬梅
代理审判员 高玉林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