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市民再字第19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宁市唐山路2号建兴园4栋1单元2楼1206号。
法定代表人：黄国雄，该公司总经理。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黄安弟。
上述两申请再审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泓安，广西明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申请再审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坚，广西明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邕武路24-6号。
法定代表人：韦凤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韦良峰，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达利公司）、黄安弟因与被申请人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邦公司）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5）南市民申字第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坚，维邦公司委托代理人韦良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5月29日，一审原告维邦公司向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02年4月22日，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广达利公司负责提供、落实280万元扶贫贷款指标，并负责到银行办妥有关贷款手续；维邦公司负责提供贷款所需抵押担保物。同时，双方约定贷款到账后，双方各用50%，并各承担所用贷款的银行利息。《协议书》签订后，2002年4月25日，广达利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江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江南支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由广达利公司向农行江南支行借款280万元。同日，维邦公司与农行江南支行签订一份《抵押合同》，由维邦公司用自有的位于防城区防城镇河西开发区面积1333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作借款抵押担保。上述贷款到账后，广达利公司依约将其中的140万元转给维邦公司使用（扣除贷款费用63350元）。在上述140万元贷款使用期间，维邦公司分别将部分贷款利息及本金交给黄安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其中：维邦公司于2002年10月1日交给黄安弟6600元，于2003年5月5日交给黄安弟688600元，总计：695200元。黄安弟收到维邦公司返还的借款本息后，没有偿还给贷款银行，广达利公司使用的贷款本息也没有偿还。2005年7月25日，农行江南支行将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宁市中院”）审理后作出（2005）南市民二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因该生效判决未能履行，法院委托拍卖公司将维邦公司作借款抵押担保的防城区防城镇河西开发区面积1333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予以拍卖，其中拍卖所得3818442.73元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南宁市中院据此作出（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因广达利公司未偿还银行贷款而导致维邦公司作借款抵押担保的防城区防城镇河西开发区面积1333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被拍卖而造成经济损失3818442.73元。鉴于维邦公司己归还本金65万元，未归还本金为75万元，而广达利公司未归还本金为140万元，故广达利公司应赔偿维邦公司经济损失2486472.8元［即3818442.73元×（140／215）］。而由于黄安弟收到维邦公司返还的借款本息695200元后，没有偿还给贷款银行，故黄安弟应在该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维邦公司向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广达利公司赔偿维邦公司经济损失2486427.8元；二、黄安弟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广达利公司、黄安弟承担。
一审被告广达利公司、黄安弟未予答辩，亦未提供证据材料。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2年4月22日，维邦公司作为乙方与广达利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甲方负责提供、落实280万元扶贫贷款指标，并负责到银行办妥有关贷款手续；乙方负责提供贷款所需抵押担保物，并负责协同甲方到银行及有关部门办妥抵押担保手续；甲方保证在银行发放贷款到甲方账户后的7天内把贷款额的50%划到乙方账户，作为乙方实施项目之用，使用期计至贷款到期日；甲、乙双方各自承担自已所用的贷款的银行利息，若任何一方不按时支付银行利息，作为违约处理，违约方需承担其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甲方用农场作为担保物向乙方作反担保；若甲方不依本协议之规定划款到乙方账户，由甲方赔偿乙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由甲方承担；若乙方不按时把所用贷款转由甲方偿还银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维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韦凤妙在乙方代表处签名并加盖了维邦公司公章，黄安弟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并加盖了广达利公司公章。但之后，广达利公司并未用农场作为担保物向维邦公司作反担保。2002年4月25日，广达利公司与农行江南支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江南支行农银借字2002第1023号），合同约定：广达利公司向农行江南支行借款28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2年4月25日起至2005年4月25日止共3年；按年利率2.88%计息，中长期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一年一定，第一年按本合同利率执行，每满一年后，由贷款人按当时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确定下一年度利率并通知借款人；借款人不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根据逾期天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收逾期利息；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有权按执行利率计收复利。同日，农行江南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与维邦公司作为抵押人签订一份《抵押合同》（合同编号：江南支行农银抵字2002第1023号），《抵押合同》约定维邦公司以其名下的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河西开发区面积13333.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前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包括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诉讼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提供抵押担保；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抵押权人有权依法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2002年4月24日，各方在防城区国土资源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取得防区他项（2002）字第2002-18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广达利公司在取得280万元贷款后，将140万元贷款转给维邦公司。在上述140万元贷款使用期间，维邦公司曾分别将部分款项交给广达利公司股东黄安弟，用于偿还广达利公司尚欠农行江南支行的该笔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黄安弟向维邦公司出具了两份《收条》对还款情况进行了明确：维邦公司于2002年10月1日交给黄安弟6600元，维邦公司于2003年5月5日交给黄安弟688600元；其中65万元用于偿还广达利公司尚欠农行江南支行该笔贷款的借款本金，45200元用于偿还广达利公司尚欠农行江南支行的该笔贷款的利息。但黄安弟收到维邦公司返还的借款本息后，没有偿还给贷款银行，广达利公司使用的贷款本息也没有向农行江南支行偿还。广达利公司从2004年第三季度开始欠农行江南支行利息，借款到期后亦未归还农行江南支行本金。2005年7月25日，农行江南支行将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诉至南宁市中院，请求判令广达利公司偿还农行江南支行借款本金28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判令维邦公司折价或拍卖、变卖抵押物的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广达利公司所欠农行江南支行的上述借款本息。南宁市中院审理后作出（2005）南市民二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判令：广达利公司偿还农行江南支行借款本金280万元、利息94668元及2005年6月22日以后的逾期利息；农行江南支行在上述债权范围内有权对维邦公司所有的防区他项（2002）字第2002-18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项下的抵押物以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共计26483元由广达利公司负担。因广达利公司未能履行上述生效判决书，农行江南支行申请南宁市中院强制执行。南宁市中院作出（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其已委托拍卖公司将维邦公司作借款抵押担保的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河西开发区面积13333.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予以拍卖，其中拍卖所得的3818442.73元支付给了申请执行人农行江南支行；裁定终结南宁市中院（2005）南市民二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维邦公司有权在已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向广达利公司追偿。之后，维邦公司向广达利公司、黄安弟追偿，但均未向其还款。维邦公司因此诉诸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出以上诉讼请求。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经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维邦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起诉的事实，故对维邦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对维邦公司陈述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广达利公司利用自已能够得到扶贫贷款的条件将自己贷到的款项分一部分给并不符合扶贫贷款条件的维邦公司，系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利益，故《协议书》为无效合同。维邦公司在收到广达利公司交付的140万元后，办妥了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手续，并通过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安弟分别向广达利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利息6600元、银行借款65万元、银行借款利息38600元。但广达利公司及黄安弟却并未将维邦公司的还款及时还给农行江南支行，且因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未及时偿还欠款本息，导致维邦公司作借款抵押担保的土地使用权被农行江南支行申请南宁市中院进行了拍卖，其中拍卖所得的3818442.73元支付给了申请执行人农行江南支行，维邦公司有权向广达利公司追偿，故维邦公司要求按照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违约未向农行江南支行归还的借款本金数的比例分配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应当承担的经济损失，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广达利公司应赔偿维邦公司的经济损失为2486472.8元{3818442.73元（维邦公司因抵押土地被拍卖实际遭受到的经济损失）×1400000元（广达利公司未按《协议书》的约定向农行江南支行归还的欠款本金）÷（750000元（维邦公司未按《协议书》的约定向农行江南支行归还的借款本金）＋1400000元（广达利公司未按《协议书》的约定向农行江南支行归还的欠款本金）］}。
黄安弟作为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取维邦公司委托其交由广达利公司偿还给农行江南支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695200元，但黄安弟并无证据证明其将该款交给了广达利公司，广达利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代维邦公司偿还了该款，故维邦公司要求广达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安弟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一、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2486427.8元；二、黄安弟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6691元，由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黄安弟负担。
广达利公司、黄安弟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黄安弟收取维邦公司委托其交由广达利公司偿还给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695200元”与事实不符。1、黄安弟从未收到过维邦公司交的银行利息6600元。维邦公司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2年10月1日的《收条》不是黄安弟出具的，该《收条》中的签名系他人冒签。2、黄安弟于2003年5月5日收到维邦公司归还借款本息688600元的用途不是代维邦公司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本息，而是偿还维邦公司欠广达利公司的其他债务。归还的借款本息688600元中只有21600元用于代偿农行贷款140万元的利息，余款667000元是用于偿还维邦公司另欠广达利公司的其它债务。其它债务包括2002年5月17日至2002年11月11日间维邦公司向广达利公司的借款94万元，2002年11月14日拖欠的木薯王种苗款10万元，2002年12月至2003年5月的债务利息36000元，代收维邦公司借霍总43万元的利息6万元。3、维邦公司采用以地折价抵偿债务的方式偿还其欠广达利公司的其他债务667000元及农贷利息21600元，黄安弟未实际收到维邦公司现金688600元。维邦公司除欠广达利公司农行贷款140万元外，尚欠农贷利息21600元，其他债务667000元，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维邦公司将合浦县西场镇绕城大道B区4号至6号宅基地作价688600元抵偿其欠广达利公司的其他债务667000元及农贷利息21600元。在办理以地抵债的过程中，黄安弟在维邦公司事先拟好的《收条》中签名，确认维邦公司已还清债务688600元，因维邦公司要求收回《借条》原件，故黄安弟要求维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韦凤妙在《收条》上注明“附：借条原件已归还”，同时维邦公司向广达利公司出具《收据》一张，确认收到广达利公司交来的宅基地价款688600元。二、黄安弟不应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首先，黄安弟系申请人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向维邦公司出具收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广达利公司承担；其次，黄安弟没有实际收到维邦公司的还款688600元，所谓还款688600元因维邦公司以地抵债偿还广达利公司，该购地款是先交付给维邦公司，而后再由维邦公司向广达利公司抵债。三、维邦公司向广达利公司行使追偿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南宁市中院于2010年12月7日作出的（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第二条裁定：维邦公司有权在已承担担保责任范围内向广达利公司追偿。故维邦公司应于2010年12月7日起向广达利公司行使追偿权，该诉讼时效计至2012年12月7日止，但维邦公司直至2013年7月1日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此外，广达利公司向农行江南支行贷款280万元后，给了维邦公司140万元，现由于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均未向农行江南支行还款，故由此造成的损失3818442.73元应由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各自承担一半，即各自承担1909221.37元。综上，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2、驳回维邦公司要求广达利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486427.8元的诉讼请求；3、驳回维邦公司要求黄安弟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
被申请人维邦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黄安弟收取维邦公司委托其交由广达利公司偿还给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利息695200元有事实依据，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称该款项系维邦公司偿还其欠广达利公司的其他债务与事实不符。1、该事实有黄安弟出具的两份《收条》予以证实，其中2002年10月1日的《收条》是黄安弟妻子兼广达利公司出纳刘月明在收款后出具的，2003年5月5日的《收条》是黄安弟本人收款后出具的。2、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所称的维邦公司欠广达利公司的94万元债务与本案的农行江南支行贷款无关，而属于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维邦公司已还清其所欠广达利公司的其他债务。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称维邦公司欠广达利公司木薯王种苗款10万元以及维邦公司以地折价抵偿债务的方式偿还其所欠广达利公司的债务，是纯属乌有。因为维邦公司拖欠的是南宁市广达利扶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达利扶贫公司”）的木薯王种苗款，且该款已还清。同时，维邦公司与广达利扶贫公司存在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的事实，与广达利公司不存在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的事实。黄安弟时任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收取维邦公司转交的用以偿还农行江南支行贷款本息695200元后，未及时偿还给农行江南支行，故原审判令黄安弟在该695200元限额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是正确的。二、维邦公司行使追偿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维邦公司于2011年6月7日收到南宁市中院的（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故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2011年6月7日，而维邦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向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起诉行使追偿权，并未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的再审请求。
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广达利公司应否向维邦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486427.8元；3、黄安弟应否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再审中，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7张维邦公司向广达利公司借款的《借条》（复印件），即2002年5月17日的《借条》、2002年5月22日的《借条》、2002年5月23日的《借条》、2002年5月25日的《借条》、2002年6月3日的《借条》、2002年11月11日的《借条》2张，证明维邦公司于2002年5月17日至2002年11月11日分七次向广达利公司借款共计94万元。第二组证据：2002年11月14的《欠条》（复印件），证明维邦贸公司欠广达利公司木薯王种苗款10万元。同时该第一、二组证据亦证明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有其他经济往来。第三组证据：2002年4月22日的《协议书》、2002年4月25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2002年4月26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2002年4月29日维邦公司出具的《借条》、2002年5月10日维邦公司出具的《借条》，证明广达利公司已按协议将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140万元支付给了维邦公司，维邦公司至今未偿还该贷款；第四组证据：1、2014年9月9日的《委托书》，证明维邦公司委托了蒙平军全权处理本案的执行有关事宜；2、2014年10月22日的《对账单》两张，证明2014年10月22日，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进行了对账，确认至2003年5月5日维邦公司尚欠广达利公司农行江南支行贷款140万元及利息21600元外，还欠其他债务667000元，且《对账单》有广达利公司财务刘月明与维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蒙平军的签字确认。第五组证据：1、2002年10月1日收款人为黄安弟的收到维邦公司交来银行利息6600元的《收条》，证明黄安弟未出具过该《收条》，《收条》上的名字是他人冒签的；2、2003年5月5日黄安弟出具的收到维邦公司归还借款款项65万元及利息38600元的《收条》、2003年5月5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到广达利扶贫公司地价款688600元的《收据》，证明2003年5月5日维邦公司采取以地抵债的方式偿还广达利公司农行江南支行贷款利息21600元，其他债务667000元，共计688600元，但当时没有进行现金支付，也未进行转账，仅是签订该两份《收据》，履行以地抵债的手续而已。第六组证据：2002年5月17日、6月3日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分别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证明维邦公司与广达利公司有其他的经济往来。
维邦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七张《借条》与第二组证据《欠条》没有原件，故对该两组证据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2002年4月22日的《协议书》、2002年4月25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2002年4月26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2002年4月29日维邦公司出具的《借条》、2002年5月10日维邦公司出具的《借条》没有异议，但2002年4月29日《借条》中的65万元借款已于2013年5月5日偿还。第四组证据中2014年9月9日《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委托书》是执行阶段委托蒙平军进行执行事宜，并没有授权蒙平军进行对账，如无明确写明代理事项的应视为一般代理，蒙平军无权与广达利公司进行对账；证据《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蒙平军无权代表维邦公司进行对账，且该对账单没有相关单据印证。第五组证据中1、2002年10月1日的《收条》；2、2003年5月5日黄安弟出具的《收条》；3、2003年5月5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已经证明维邦公司归还了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本息共计695200元。同时2002年10月1日《收条》中黄安弟的签名不是黄安弟本人签的，就是黄安弟爱人签的，但不清楚是谁签的字。第六组证据2002年5月17日、6月3日的两份《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
被申请人维邦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南宁市中院（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送达回证及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维邦公司于2011年6月7日收到（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于2013年5月29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广达利扶贫公司及广达利公司电脑咨询单，证明广达利扶贫公司与广达利公司是两个不同的公司；3、维邦公司与广达利扶贫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证明维邦公司是与广达利扶贫公司进行房地产合作开发经营，合浦县西场镇城北大道B区4号至26号宅基地与广达利公司无关。
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书记载的法院受理此案的时间为2013年7月1日，故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2中广达利扶贫公司的电脑咨询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无异议，对广达利公司的电脑咨询单有异议，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已变更为黄国雄；证据3《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无异议，但该协议书名为合作，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当时广达利公司与广达利扶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黄安弟，维邦公司除欠广达利公司140万元农行江南支行贷款外，还欠广达利公司的其他债务688600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广达利公司及黄安弟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七张《借条》及第二组证据2002年11月14日的《欠条》，因广达利公司及黄安弟未能提供原件，维邦公司不予认可，故对该两组证据不予确认。第三组证据2002年4月22日的《协议书》、2002年4月25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2002年4月26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2002年4月29日维邦公司出具的《借条》、2002年5月10日维邦公司出具的《借条》，维邦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中2014年9月9日的《委托书》系维邦公司委托蒙平军办理执行相关事宜，与本案无关，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对账单》因无相关对账单据核实，维邦公司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第五组证据中2002年10月1日收款人为黄安弟的收到维邦公司交来银行利息6600元的《收条》，维邦公司表示对该《收条》中“黄安弟”的签名是谁所签不清楚，但在《答辩状》中称该《收条》系黄安弟妻子刘月明所出具，而广达利公司认为该《收条》不是黄安弟本人出具，而是公司其他人员向维邦公司出具，故本院对该《收条》内容予以确认，但《收条》非黄安弟出具；对2003年5月5日黄安弟出具的《收条》及2003年5月5日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据》，维邦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六组证据2002年5月17日、6月3日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对维邦公司提供的证据1（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送达回证及（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广达利公司及黄安弟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广达利扶贫公司电脑咨询单，因广达利扶贫公司并不是本案当事人，故该电脑咨询单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而维邦公司提交的广达利公司的电脑咨询单，因该电脑咨询单显示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安弟，而广达利公司提交的公司营业执照证实，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由黄安弟变更为黄国雄，除该部分内容外，对维邦公司提交的广达利公司的电脑咨询单予以确认。对证据3维邦公司与广达利扶贫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申请再审人广达利公司及黄安弟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如下事实有异议：（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书第六页第一行至第十行“在上述1400000元贷款使用期间，维邦公司曾分别将部分款项交给广达利公司股东黄安弟，用于偿还广达利公司尚欠农行江南支行的该笔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黄安弟向维邦公司出具了两份《收条》对还款情况进行了明确：维邦公司于2002年10月1日交给黄安弟6600元，维邦公司于2003年5月5日交给黄安弟688600元；其中650000元用于偿还广达利公司尚欠农行江南支行该笔贷款的借款本金，45200元用于偿还广达利公司尚欠农行江南支行的该笔贷款的利息。但黄安弟收到维邦公司返还的借款本息后，没有偿还给贷款银行，广达利公司使用的贷款本息也没有向农行江南支行偿还”。认为维邦公司使用的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140万元没有偿还，维邦公司主张已归还6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维邦公司已经偿还广达利公司的688600元是用来偿还其欠广达利公司的其他债务，与本案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140万元无关。
对广达利公司及黄安弟提出异议的上述事实，本院认为，首先，维邦公司不能确认载明2002年10月1日黄安弟收到银行利息6600元的《收条》中“黄安弟”的签名是否为黄安弟本人所签，且维邦公司在答辩中称该《收条》系广达利公司财务收款后出具，故该《收条》中的6600元无法认定用于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利息，也无法认定系黄安弟本人收取；其次，2003年5月5日维邦公司支付给黄安弟688600元的《收条》中并未注明借款及利息的种类，同时该《收条》下方载有“借款原件已退还”，但广达利公司将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140万元付给维邦公司的《借条》原件仍在广达利公司手上，且维邦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支付给黄安弟的该688600元系用来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及其部分利息。综上，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的异议成立。对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除上述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有异议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另查明，2003年5月5日，黄安弟向维邦公司出具的《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韦凤妙及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款项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及利息人民币叁万捌仟陆佰元正，合计人民币陆拾捌万捌仟陆佰元整（￥688600.00）。此据！附：借条原件已退还。收款人：黄安弟2003年5月5日。”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已变更为黄国雄。
再查明，维邦公司于2011年6月7日收到（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于2013年5月29日向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达利公司未向农行江南支行偿还过其所使用的贷款本金140万元。
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2006）南市执字第78-5号执行裁定书第二项规定“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在已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内向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追偿”。而维邦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签收该执行裁定书，并于2013年5月29日向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且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在一审中并未提出时效异议，故对广达利公司与黄安弟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广达利公司应否向维邦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486427.8元的问题。本案中，广达利公司向农行江南支行贷款280万元，维邦公司以其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河西开发区面积13333.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广达利公司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维邦公司系广达利公司的贷款担保人。广达利公司在取得农行江南支行280万元贷款后，将其中的140万元转给了维邦公司。后因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均未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导致维邦公司作贷款抵押担保的土地被农行江南支行申请法院进行了拍卖，其中拍卖所得款项3818442.73元用于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为此维邦公司有权向广达利公司进行追偿。现维邦公司以2002年10月1日支付黄安弟银行利息6600元的《收条》与2003年5月5日偿还给黄安弟借款及利息688600元的《收条》为据，主张其于2002年10月1日向黄安弟支付银行利息6600元，于2003年5月5日向黄安弟偿还农行江南支行贷款本息688600元（其中还农行江南支行贷款本金65万元、还银行借款利息38600元），并要求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按各自未还农行江南支行贷款本金的比例承担因拍卖抵押土地而造成的损失。但维邦公司对2002年10月1日支付黄安弟银行利息6600元《收条》中“黄安弟”的签名是否为黄安弟本人签名表示并不清楚，且在答辩中维邦公司称该《收条》系广达利公司财务收款后出具，故该《收条》中6600元无法认定用于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利息，亦无法认定系黄安弟本人收取；同时，2003年5月5日维邦公司偿还给黄安弟688600元的《收条》中注明“借款原件已退还”，但广达利公司将农行江南支行贷款140万元转给维邦公司的《借条》原件仍在广达利公司手中，故该《收条》中的65万元无法认定为用以偿还农行江南支行贷款的款项，相关利息亦无法认定为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利息。综上，对维邦公司关于已向广达利公司支付偿还农行江南支行贷款65万元、贷款利息452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即维邦公司未向广达利公司支付过其所使用的农行江南支行贷款140万元。由于广达利公司亦未将其所使用的140万元贷款偿还给农行江南支行，故广达利公司与维邦公司应对维邦公司因拍卖抵押土地而造成的经济损失3818442.73元各承担一半责任。即广达利公司应赔偿维邦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909221.37元（3818442.73元（维邦公司因抵押土地被拍卖而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2］。
关于黄安弟应否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维邦公司既不能证明2002年10月1日黄安弟收到其支付的6600元，也不能证明其于2003年5月5日支付给黄安弟的688600元系用于偿还农行江南支行的贷款本息，同时黄安弟当时系广达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收款行为应视为广达利公司的职务行为，故黄安弟不应在695200元限额内对广达利公司的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申请再审人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赔偿被申请人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1909221.37元”；
二、撤销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二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被申请人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691元，由申请再审人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345.5元，被申请人南宁市维邦贸工农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345.5元；再审案件受理费26691元，由申请再审人南宁市广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建燕
代理审判员 曾 涛
代理审判员 唐靖斌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梁 兵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三十三条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物。
第五十七条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