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33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宁波高新区江南路***号*层。
法定代表人：ＸＸ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力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央，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卫亚，女，195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峰，男，198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执业律师，住宁波市海曙区，系被上诉人之子。
上诉人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卫亚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的（2017）浙0212民初5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公交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上诉人首先要说明的是，与被上诉人存在城市公交客运合同关系的是宁波市镇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而非上诉人，故被上诉人不能将上诉人作为涉案城市公交客运合同关系的运营主体起诉列为被告，更不能让上诉人承担客运合同责任。一、被上诉人是在下车后行走时发生的交通事故，而非双脚刚落地即被电动三轮车撞倒，不是原审法院认为的下车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次事故是在被上诉人下车后行走时发生的，也就是属于被上诉人下了公交车门后发生的事故，此事，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审法院却错误的以未将被上诉人运输到站台为由认为被上诉人系在客运合同尚在履行中被撞。三、上诉人未紧靠公交站停靠，是基于当时现场的复杂情况作出的合理判断，原审法院以不具有强制效力的规程内容认定为这是违规停车，缺乏法律依据，认定错误。四、驾驶员是基于认为这是被上诉人下车后发生的事故，不属于客伤事故而是交通事故，是肇事方的责任，才只下车查看情况，看到有人电话报警后就离开现场而没有积极地去救助，但就算行为不当，也不构成违约责任。五、被上诉人自认接受事故肇事方即杜德进支付28700元医疗费的事实，也说明被上诉人知晓本案属交通事故，应向真正的事故责任方即杜德进索赔，现在以客运合同起诉无非是想利用似是而非的争议来试图让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六、即便本案系客运合同纠纷，也不能让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而应有相应减免，毕竟，在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自身存在种种过失，而这些过失显然已构成重担过失，原审法院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
被上诉人方卫亚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合理，应当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关于主体，提供运输车辆、收取运费、提供合同暨收款凭证的均是上诉人，可见与被上诉人订立城市公交客运合同并履行合同的相对方就是上诉人，无论相关部门的规定如何进行运营区域规划，这是上诉人与其关联单位的内部合作模式，对第三人不具备任何效力。且上诉人在一审时明知并认可其是客运合同的相对方，对主体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关于违约行为及损害结果发生时间。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及被上诉人的受伤结果发生时间系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认定完全正确。3.《公交驾驶员操作规程》是上诉人作为宁波市公共交通协会领头会员在其官方网站“政策法规”一栏上对外公布的文件，该标准对乘客没有强制力，但对上诉人而言当然具备强制力。4.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无任何故意或重大过错。5.关于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杜德进支付的28700元，其支付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或用途，被上诉人认为只是一笔补偿，不认可该笔费用的具体指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方卫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审被告赔偿原审原告暂计算至2017年5月14日8时的各项损失共计516566.52元，具体包括：医药费450884.22元、护理费30600元、三次转院费3500元、交通费、住宿费5736.60元、辅助治疗器械及物品费用5745.7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5100元（按30元/日计）、营养费15000元（按照2016年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之60%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5日，原告乘坐被告经营的388路公交车（车牌号为浙Ｂ×××××，自镇海客运中心站驶往骆驼联勤中心站），行至站时，公交站北面路口停放有东西向的一辆黑色轿车，南面沿路缘停放有一辆小面包车，驾驶员茅立江在距离站台横间距约四、五米远的位置停车（车身一半尚在机动车道），提示骆驼中心公交站已到，并开启车门。车门开启时，有乘客（以下简称问路乘客）向驾驶员茅立江问路去镇海，茅立江回复对面坐车；闻言原告询问“镇海反了？”，茅立江回答去镇海对面坐车。于是原告立即起身在问路乘客之前下车，双脚刚落地，即被杜德进驾驶的从公交车与站台之间逆向行驶而来的电动三轮摩托车撞倒并碾压，躺倒在车后方。事故发生时驾驶座位置可清晰听到碰撞声，从车头监控录像位置也可拍摄到事故发生。驾驶员茅立江边说“那打110啊”边启动车辆准备离开，又马上刹车停下，离开驾驶座下车，在前后门间车身附近与问路乘客交谈几句，约一分钟后，上车驾驶公交车离开。
原告伤后即被送往宁波市第七医院进行治疗，被诊断为脑疝、弥漫性脑肿胀、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额顶颞枕部硬膜下血肿、右枕骨骨折、左枕部头皮裂伤、多处挫伤。至2017年2月22日原告出院，期间住院89天，支出医药费251108.67元。该住院期间，因医院无货，在医生建议下原告外配安宫牛黄丸17盒、注射用替加环素32盒、人血白蛋白36瓶，为此支出医药费48534元。该次第七医院出院记录建议原告出院后择期行颅骨修补手术，并继续肌肉、语言、吞咽、咀嚼、高压氧等康复治疗。原告从第七医院出院当日，即转院至浙江省人民医院进行营养神经、抑酸、抗癫痫、营养支出等对症治疗，至2017年3月13日经患者家属要求出院，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原告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19天，期间支出医药费59794.15元。2017元3月13日，原告自浙江省人民医院转院回宁波市第七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5月14日再次转院至宁波市第一医院康复中心，共住院治疗62天。期间宁波市第七医院对原告进行了左侧额颞顶部颅骨缺损人工钛网钛钉修补术及术后护脑、营养神经及其他对症支持治疗，共支出医药费91014元。原告三次住院支出护理费30600元，三次转院支出转院交通费3500元，因购买轮椅、吞咽神经肌肉电刺激仪、理疗电极片等辅助医疗用具支出费用6314.50元。审理中，原告自认事故责任方即杜德进方已为原告支付医疗费28700元。
另查明：2017年1月26日，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经勘查和调查取证后对涉案事故作出甬（公）镇交认字[2016]第3302112016B0015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杜德进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未依法登记且制动系效能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应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茅立江驾驶机动车路边停车时未紧靠道路右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应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方卫亚无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方卫亚乘坐被告运营的公交车，与被告形成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作为承运人负有将原告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的义务。本案中，驾驶员茅立江驾驶公交车临近骆驼镇公交站时，将公交车停在距离公交站台横距约四五米远的位置，即开启车门让乘客下车，原告下车刚站定即被杜德进驾驶的自公交车与站台之间逆向行驶而来的电动三轮摩托车撞倒致伤。依据合同法关于客运合同的有关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伤亡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除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承运人才能免除责任。被告抗辩称，原告因坐错车而匆忙下车，未及时停步观察周围情况就前行导致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该院认为，从事故视频可以看出，逆向行驶的肇事三轮车距离公交车车身距离很近，原告刚双脚着地准备向前迈步即被撞倒，基本没有观察反应之机会；原告虽下车匆忙，但这并不构成重大过失。被告驾驶员未紧靠站台停车，违反《公交驾驶员操作规程》关于“车辆停站时在无障碍情况下，车必须紧靠人行道或候车站踏板（横距不准大于1M）保持平行”的规定；在发现原告被撞伤倒地时，被告驾驶员曾下车远观伤者，并与在原告之后下车的问路乘客交谈，但其既未上前查看伤者情形也未报警报急救，而是很快开车离开了现场，违反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公交驾驶员操作规程》“发生行车事故，须立即停车抢救伤者，保护现场（抢救伤者须移动现场时应设标志），及时报告交通管理机关和单位安全部门”的规定，故被告作为承运人，其未将原告安全送达公交站台，也未履行救助义务，应承担客运合同违约责任，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辩称事发时公交站台前后均停有车辆，且来往车辆行人较多，客观上驾驶员无法进站停靠。该院认为，从视频看公交站台前后停放的车辆距离公交站有一定的距离，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也未认定该两辆停放车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来往车辆、行人多并不能构成公交车驾驶员可违规停车的抗辩理由，相反，公交车驾驶员应该预料到来往车辆行人对下车乘客存在安全危险，更应尽量靠站停车以保障下车乘客安全到站，故该院对被告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另抗辩称原告下车后运输合同关系已经终止，即涉案事故并非发生在运输合同履行中，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对此，该院认为，在客运合同中承运人有义务将旅客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具体到公交运输中公交车应当将乘客运输到约定公交站，本案中被告驾驶员在未靠近公交站台时即开启车门让乘客下客，原告是在下车过程中被撞，故应认定为是在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发生事故，对被告该抗辩该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主张的本案应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在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伤亡的，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受害人有权在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赔偿请求权中择一行使。本案中，原告选择根据其与被告间形成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要求后者承担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抗辩要求追加杜德进及其雇主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本案，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之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人身伤亡承担无过错责任，仅在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情况下，承运人方可免责，第三人行为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不能免责。因此，虽交警部门认定杜德进对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但被告作为承运人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违约，仍应就原告受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偿。
关于原告主张的截止2017年5月14日的各项损失费用。医疗费，被告对转院至浙江省人民医院治疗的必要性及其中外配药48750.40元有异议。该院认为，根据三份出院记录记载的诊断情况、诊治经过，三次住院治疗具有延续性，原告解释基本与出院记录相符，而被告并未就转院治疗的必要性提供相应证据，故该院对三次住院期间支出的医疗费401916.82元予以认定；宁波市第七医院已就安宫牛黄丸、注射用替加环素的用药外配出具医疗证明书，说明外配药原因及用药明细和数量，与原告提供的票据相符，应予以认定；利咽灵片无医疗证明书佐证，该院不予确认。因此，扣除利咽灵片配药费用194.40元、原告重复计算的挂号费22元，该院确认医疗费为450450.82元。审理中，原告自认事故主责任即杜德进方已支付医药费28700元，该院予以确认，扣除后，原告医疗费损失为421750.82元。护理费30600元、伙食补助费5100元，被告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原告三次转院运费3500元，被告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至于原告主张的家属及亲戚照顾、探望所产生的交通费，结合原告三次住院、转院治疗及已另行雇佣专业陪护的实际情况和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该院酌情认定原告丈夫潘一胜和儿子潘峰作为必要陪护人员支出交通费1500元；亲戚因探望支出的交通费与本案无关，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住宿费，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有权主张的住宿费是指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本案中，原告转院至浙江省人民医院后是住院治疗，并不符合上述住宿费请求条件，故对原告主张的住宿费该院不予支持。其他医疗辅助费，原告提供的欧尚超市发票项下的物品与原告就医缺乏必要性，号码为21195461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未明确载明医疗用品明细，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该院均不予认定；至于其他凭据记载的轮椅、吞咽电刺激治疗仪、翻身器、拍背器、接尿器、护理垫等物品，结合三份出院记录记载的治疗诊断情况，原告确存在肢体肌力差、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长期卧床等情形，故应认定该些器械物品购置存在必要性。原告计算金额错误，但其主张的5745.70元未超过应认定之票据金额，该院予以确认。营养费，原告主张金额过高，该院酌定按50元/天认定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5月14日期间的营养费为8550元。
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赔偿原告方卫亚医疗费421750.82元、护理费30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00元、交通费5000元、营养费8550元、其他医疗辅助费5745.70元，合计476746.52元（医药费暂计算至2017年5月14日原告方卫亚从宁波市第七医院出院，其他费用均暂计算至2017年5月14日），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方卫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8966元，减半收取4483元，由原告方卫亚负担257.50元，被告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担4225.5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宁波市人民政府文件[甬政发（2007）133号]，2.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文件[甬公交总（2008）23号]，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证明镇海区域内的公交线路由宁波市镇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与被上诉人建立客运合同关系的是镇海公交而非上诉人的事实。4.浙江省公路客运营运线路（旅游出租）审批表，证明389路公交车系镇海区域内的公交，由镇海公交运营的事实。5.经技术处理关键部分缓慢播放的事故视频光盘，证明被上诉人是在下车后行走时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6.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证明本次事故发生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已履行完毕，被上诉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3，被上诉人没有看到原件，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予以核实，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以上文件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上诉人将该车辆交给什么单位运营，如何运营、运营包含具体哪些内容，仅仅是提供人员还是代收款项等，在该证据中并未予以明确，无论交由任何人运营，都不能掩盖本案中证据表征中所看到的被上诉人就是与上诉人订立合同的事实，因为车辆是上诉人的，票据也是上诉人的。证据4有两页组成，第一页是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五分公司与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两枚章，只是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内部划分协议，只是对线路进行划分，签订合同的权利并没有在这张纸上予以体现。第二页有运管部门的盖章，只是同意将389路替代原来的中巴线，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诉人没有说明缓慢播放的技术由什么人进行操作，是否有证明人在场进行操作，所以被上诉人认为这是在原视频基础上被修改过的视频，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公交车没有到达站台。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车票，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本案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2.视频，证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取得车票的过程。
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放置在车辆上的车票没有异议，上诉人在所有公交上都放了这种车票，但是不能以此证明实际运营的主体是上诉人公司。对证据2，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提供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认为涉案的公交车为389路公交车以外，其余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应否作为本案诉讼主体的问题，二审中，上诉人认为其并非本案的诉讼主体，本案的诉讼主体应是宁波市镇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的车牌号为浙Ｂ×××××的389路公交车车辆所有权人为上诉人公司，该公交车上向乘客收取车费以及提供的车票显示的主体是上诉人公司，一审中上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上诉人并没有提交有关其与宁波市镇海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就389路公交线路存在运营协议等证据，故上诉人公司提出其并非本案的诉讼主体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中，被上诉人方卫亚乘坐上诉人公司运营的389路公交车，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承运人负有将被上诉人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的义务。首先，本案中车牌号为浙Ｂ×××××的389路公交车驾驶员茅立江驾驶公交车临近骆驼镇公交站时，将公交车停在距离公交站台横距约四五米远的位置，即开启车门让乘客下车，被上诉人下车刚站定即被杜德进驾驶的自公交车与站台之间逆向行驶而来的电动三轮摩托车撞倒致伤。在客运合同中承运人有义务将旅客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具体到公交运输中公交车应当将乘客运输到约定公交站，本案中上诉人公司驾驶员在未靠近公交站台时即开启车门让乘客下客，被上诉人系在下车过程中被撞，故应认定被上诉人系在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发生事故。其次，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伤亡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除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承运人才能免除责任。从涉案事故视频可以看出，逆向行驶的肇事三轮车距离公交车车身距离很近，被上诉人刚双脚着地准备向前迈步即被撞倒，基本没有观察反应之机会，且被上诉人虽下车匆忙，但这并不构成重大过失。而上诉人公司驾驶员未紧靠站台停车，违反《公交驾驶员操作规程》关于“车辆停站时在无障碍情况下，车必须紧靠人行道或候车站踏板（横距不准大于1M）保持平行”的规定。即便在发现被上诉人被撞伤倒地后，上诉人公司驾驶员也仅仅是下车远观伤者，并与在被上诉人之后下车的问路乘客交谈，但其既未上前查看伤者情形也未报警报急救，而是很快开车离开了现场，违反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公交驾驶员操作规程》“发生行车事故，须立即停车抢救伤者，保护现场（抢救伤者须移动现场时应设标志），及时报告交通管理机关和单位安全部门”等规定，故上诉人作为承运人，其未将被上诉人安全送达公交站台，也未履行救助义务，应承担客运合同违约责任，向被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后，从视频看公交站台前后停放的车辆距离公交站有一定的距离，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也未认定该两辆停放车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况且，来往车辆、行人多并不能构成公交车驾驶员可违规停车的抗辩理由，相反，公交车驾驶员应该预料到来往车辆行人对下车乘客存在安全危险，更应尽量靠站停车以保障下车乘客安全到站。因此上诉人公司未按约定将被上诉人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对被上诉人在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造成受伤的损害后果，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应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上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受害人有权在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赔偿请求权中择一行使，被上诉人有权选择根据其与上诉人间形成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截至2017年5月14日的各项损失费用，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相关证据及被上诉人的具体情况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公交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66元，由上诉人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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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马金平
审 判 员 孙长虎
代理审判员 郑 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陆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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