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0723民申3号再审申请人（案外人）：胡艳丽，女，汉族，1954年5月26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淑兰，女，197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武汉禾协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胜利村49号。法定代表人：ＸＸ晨，董事长。王淑兰与武汉禾协种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浙0723民初3914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强制执行。胡艳丽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7）浙0723执异4号执行裁定，驳回其异议。胡艳丽对裁定不服，认为原调解书错误，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胡艳丽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是被申请人武汉禾协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协公司）股东，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一直实际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于股东长期冲突，无法通过股东大会解决，为此，包括再审申请人在内的四名股东于2016年9月8日在公司住所地的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司解散之诉。至此，公司股东之间明朗两派化，其中以王闻凯（禾协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晨之父）为首的一派有ＸＸ晨、王淑兰、王蓓、应意林、楼丽武、程菊英、王淑兰、巫群杰。王闻凯已于2016年9月底去世。为阻止公司清算纠纷的进程，ＸＸ晨以公司名义提出管辖异议，同时，鼓动程菊英、王淑兰、王蓓、应意林、王淑兰到武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巫群杰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均为禾协公司。作为公司股东，实际经营管理者，再审申请人十分清楚各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和融资情况。再审申请人在禾协公司住所地收到武义法院开庭传票后，2016年12月18日赶到武义法院就被申请人作为原告的案件，与承办法官沟通。因案件的处理涉及到再审申请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故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便于法庭查清事实，但承办法官不同意再审申请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但称会依法审查证据。但承办法官却在第二天，即2016年12月19日开庭审理了该案，且以原被告双方保证不会虚假诉讼，调解审结该案。2017年1月15日，再审申请人在公司住所地收到武义法院邮寄来的执行通知书，才知道武义法院通过调解程序，已经审结王淑兰与禾协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并作出了（2016）浙0723民初3914号民事调解书。为此，再审申请人又紧急赶往武义法院，与执行法官沟通，通过查阅案卷，向武义法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被武义法院以异议内容不属执行程序审查范围，应当通过再审、撤销或者其他执行依据执行力的程序予以解决，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全部异议请求。但是，武义法院作出的（2016）浙0723民初3914号民事调解书存在明显错误。一、王淑兰与禾协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调解书所依据的借贷关系、借款支付证据漏洞百出，不具备证据的三性。1、王淑兰证明其与禾协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既没有提供借据，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明借贷关系的凭证。仅仅只有ＸＸ晨的当庭陈述，基于ＸＸ晨系其胞兄等特殊性，只有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借贷关系存在。2、王淑兰证明付款行为时，提供了2011年3月6日、2011年4月28日、由其62×××12账户，2011年3月31日、2011年4月16日、2011年4月17日、2011年4月18日由其62×××16共六笔打到胡艳丽的62×××73账户的1张银行转账明细清单、2011年5月6日由其62×××12账户打到胡艳丽的62×××19的银行转账流水单和2016年9月22日的《指定收款证明》等3份证据。但王淑兰举证的其名下账户62×××12和62×××16，均是《指定收款证明》中所谓股东投资款的归集账户，胡艳丽名下账户62×××73和62×××19也在其中。也就是说付款账户、收款账户均为公司的归集账户。王淑兰将公司归集账户的款项打到另外以胡艳丽名义开设的公司归集账户，均是很正常的公司内部资金调配行为，是公司内部的支付行为，不是发生在公司与第三方即王淑兰之间。如果王淑兰能举证此前将私款等额打过上述其名下的归集账户，也能完成举证责任，但王淑兰并没有提供此类证据，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且仅仅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款项的用途，法庭应要求王淑兰提供前述每笔款项的查询详单，查明款项的用途。承办法官对于证据如此审查、认定，特别是再审申请人在本案审理前，特地就虚假诉讼与之沟通过，值得探究。可见，王淑兰所举证据不具备真实性，也不具有关联性。3、向公司出借借款之前必须先期等额交纳投资额。根据公司设立时，王闻凯在公司股东群内公布的参股条件是股东投资1股，必须出借给公司等额借款。王淑兰欲证明出借给公司34.5万元，应当出具向公司支付69万元的付款证据。而无论是投资款还是出借款，均应有证据证明打到公司账户，否则应视为举证不能。而2015年12月26日《关于股东股权确定的决议》第一条已明确的股东投资款中没有王淑兰；第二条截止日期为2012年4月25日，而投资款和出借款均应发生在2011年5月之前。很显然王淑兰没有举证证明其向公司交纳过投资款，即便支付了出借款，根据股东出资约定，也应当视为是向禾协公司交纳的投资款，而不是出借款。关于投资款的交纳和出借款的支付，武义法院同日同承办法官审理的应意林与禾协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得到印证。应意林2011年2月22日打给公司财务人员王淑兰15万元，交纳出资款；2011年5月1日分3笔打给应斌6228480382282666512账户12万元，打给王淑兰3万元，合计15万元，支付并出借给公司。同一承办法官，对于同类关联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的举证采取不同标准，令人玩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项的规定，本案当再审。二、审判人员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当庭承诺，规避虚假诉讼的审查是违法的。再审申请人作为禾协公司股东，且是总经理，将王淑兰与ＸＸ晨所代表的禾协公司之间民间借贷涉及虚假诉讼，已于审前与承办法官沟通，希望引起其注意。再审申请人的提议不但未引起重视，相反承办法官以王淑兰代理人和ＸＸ晨当庭的保证承诺，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不认真审查当事人所提供证据三性，直接以调解结案，值得推敲。承办法官的作法与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六）、（七）、（九）项的规定相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本案应当再审。三、公司住所地一直存在，且再审申请人一直在办公，法院将裁判文书送达给跟公司无关联的第三方地址，无法律根据。综上所述，武义法院对原审事实认定错误，采信的证据明显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与相关法律规定相悖，所制作调解书错误，再审申请人作为禾协公司股东，武义法院依据错误调解书执行禾协公司财产，势必损害其合法权益。再审申请人请求撤销（2016）浙0723民初3914号民事调解书，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王淑兰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2015年12月26日被申请人武汉禾协种业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的《关于股东股权确定的决议》，明确王闻凯、ＸＸ晨、王淑兰、王蓓、王淑兰、程菊英六人以公司与武义之间的往来款项和实物计价余额作为其投入额，按股份额和集资额各50%计算各股东的股份额和集资额，而ＸＸ晨作为武汉禾协种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其代表公司与被申请人王淑兰达成调解协议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可以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现再审申请人胡艳丽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审调解书内容错误，也无证据证明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胡艳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郑超明审判员  李美琴审判员  陆伟民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邵 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