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包民一初字第00174号
原告：谢长运,男,196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代理人：薛海忠，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茆蓉，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杨道厂，男，196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代理人:姜东,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长运与被告杨道厂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丁雷于2014年1月15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长运及其委托代理人薛海忠，被告杨道厂及其委托代理人姜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长运诉称：原告与被告系亲属关系，被告长期从事放贷业务。2011年8月10日，被告告知原告要放货给徐静，要原告提供本金共同放贷，于是原告于当日交付20万元现金给被告。同月12日及27日，被告又告知要放贷给王爱军、邢向旻,要求提供资金共同放货,原告于当日分别向被告提供20万元及22万元现金。嗣后，原告另经了解，被告与债务人先前就早有借贷关系，且债务人一直未能还款，于是要求被告就该3笔资金出具借据。被告却不予提供，说这三笔业务亏了。2013年6月11日，被告向原告仅出具三份情况说明。原告认为，被告故意诱导原告提供资金却未用于合伙事宜，事后虚构放贷事实，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不仅应当返还财产，而且应赔偿因此而导致的原告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62万元人民币，并承担贷款利息损失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利息为325376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道厂在庭审中辩称：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一、被告未收到原告给付的62万元。关于三笔款是否是由被告直接领取，原告没有证据支持。给邢向旻的钱是原告的儿子谢霄直接汇给邢向旻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另外两笔钱是原告在铂金汉宫以现金方式直接给付王爱军、徐静的；二、在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原告认可了双方合伙对外放贷,资金风险由各自承担的事实。双方从2011年8月至11月进行了向徐静、邢向旻、王爱军等放贷业务，三份情况说明表达的意思可为三个：1、合作放贷；2、在借条中有部分的金额是原告的；3、原告的资金风险应由自己承担；三、从我方提供的明细表中可以看出，对原告投资放款的金额已经进行明确的确定，说明这笔款项去处、用处、收益，作为原告是知情的并且予以认可。另外，原告的儿子谢霄自2011年8月12日陆续领取了相应的利息及邢向旻归还的8万元的本金的事实。除本案涉及的邢向旻、王爱军、徐静由双方合伙放贷的事实以外，双方还合作进行了向张鸣、万泾为、贾全辉、高福祥、高仲良等人的放贷业务，也是由谢霄领取利息结算本金。该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对放款的对象、金额、利息的计算都是知晓的，并认可的，而且是二人长期合作的。另外，对于徐静于2012年4月8日出具的借款说明，原告认为徐静的借款行为只发生到2011年7月20日，未包含2011年8月10日涉案的款项，故被告未将涉案的款项交付给徐静而据为己有。我方认为鉴于徐静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所作出的减少自己债务的行为的情况说明不能得到法庭的认定。另外，在诉讼期间，我方也提供了徐静在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借条。通过该份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足以认定双方是合作关系，根据情况说明的自述和法律关系，投资的风险由各投资人自行承担。
针对被告杨道厂的辩解，原告谢长运解释称：一、双方是合伙关系；二、被告确实收到原告62万元。根据证据规则，被告已书写了情况说明等于认可了相关事实，如否认未收到款项62万元，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收到三笔款项后，并无充足的证据证明放贷给徐静、邢向旻、王爱军三人，只有一份徐静的借条，借条与徐静出具的借款说明相矛盾。被告未提交邢向旻、王爱军或向二人的转账凭证，不能说明放款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直接向债务人放款，在被告提交的明细单中可以看出原告的儿子谢霄是从被告处领取利息，但借条的原件为被告持有，如原告放款给债务人，怎么可能导致原告从被告处领取利息。另外，谢霄确实从被告处取走了25000元的利息，并非向王爱军本人直接领取。对三个债务人邢向旻、王爱军、徐静，原告只是听被告说放贷给他们，且谢霄也未参与。我方并未认可；三、我方认为被告应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双方是在合作过程中，被告虚构事实，在收款后并没有将62万元放贷给徐静、邢向旻、王爱军，领取合伙人的资金，未用于合伙，构成不当得利。即使是有放款的事实，既然是合伙，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被告系亲戚关系，被告杨道厂长期从事放贷业务，2011年8月10日，被告告知原告要放货给徐静，要原告提供本金共同放贷。同月12日及27日，被告又告知要放贷给王爱军、邢向旻,要求提供资金共同放货。
2013年6月11日，被告杨道厂向原告谢长运出具体情况说明三份，分别为：“因本人和谢长运合作做小贷，所以2011年8月27日邢向旻借杨道厂的叁拾万元中，其中有谢长运贰拾万元整，如此款收不回或其他情况时，资金风险由谢长运自己承担。”“因本人和谢长运合作做小贷，所以王爱军在打给杨道厂的借条中，其中有贰拾万元整是谢长运的（打款日期是2011、8、12），如此款收不回或其他情况时，资金风险由谢长运自己承担。”“因本人和谢长运合作做小贷，所以徐静在打给杨道厂的借条中，其中有贰拾万元整是谢长运的（打款日期是2011、8、10），如此款收不回或其他情况时，资金风险由谢长运自己承担。”
2012年4月8日徐静出具给杨道厂的借款说明显示2011年5月31日至2011年7月20日共借款466万元，利息是45.6万元。
2011年8月10日徐静出具给杨道厂的借条中显示其借到杨道厂35万元。
被告杨道厂向法庭出示的8月份明细表显示谢长运的儿子谢霄书在该明细表中书写了王爱军及邢向旻借款数额，借款起止日期即领取相应利息的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杨道厂出具的情况说明三张、徐静出具的借款说明及收条各一张、被告杨道厂出具的8月份明细表及庭审笔录等。
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通过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原被告合伙放贷及原告将涉案款项放贷给王爱军、邢向旻、徐静的事实。一、通过明细表可以显示出原告对放贷给王爱军及邢向旻的事实是清楚的。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儿子谢霄书写内容的真实性，但认为明细表上谢霄书写的内容是被告杨道厂安排其写的，实际上自己不清楚的，显然违背常理。该明细表能够说明提供给王爱军的20万元及邢向旻的22万元的去处、用处、收益。二、对于提供给徐静的20万元，原被告各持己见，原告认为该20万元未用于合伙放贷，但被告提供的徐静收条可以反映徐静确已收到杨道厂借款35万元，结合被告杨道厂出具的说明足以反映原告放贷给徐静20万元的事实。庭审中原告认为2012年4月8日徐静出具的向杨道厂借款说明中未包含2011年8月10日的借款，故徐静未收到该22万元，但该份证据无法否定徐静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收条的法律效力，在无其他相关证据反驳该收条的情况下，该意见不能成立。
对于原被告针对被告杨道厂是否收到涉案的款项和原告谢长运是否直接将款项交付给各债务人，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证实原告已经将涉案的款项放贷给各债务人，只是各债务人把该款项统一包含在打给杨道厂的借条中。杨道厂是否收到涉案款项及原告是否直接将涉案款项交付各债务人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
对于原告认为被告基于合伙关系而存在对涉案款项的不当得利，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其本质是一种利益，且该利益的取得基于当事人意思欠缺或意思错误。法律确立不当得利制度，目的是为了调整意思欠缺或意思错误情况下，没有法律原因的财产利益的变动。因此，判断取得利益一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当看双方之间这种财产利益的变动是否欠缺意思表示或者意思表示错误。本案中原被告合伙放贷，因原被告对放贷的风险未进行约定，依据被告杨道厂出具的三份情况说明及商业常识，放贷的风险应由放贷人自行承担。即使被告杨道厂收取涉案款项，但其已经将该款项放贷给王爱军、邢向旻和徐静，放贷的风险应由放贷人即本案的原告谢长运自行承担，故原告谢长运诉请杨道厂返还涉案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长运对被告杨道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254元，减半收取6627元，其他诉讼费100元，合计6727元，由原告谢长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丁 雷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元元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