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大洋铝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四会市南江工业园内，组织机构代码75208511-5。
法定代表人：邝艺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政，贵州氧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云，贵州氧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德俸，男，汉族，1975年9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雄，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嘉志，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认花，女，汉族，1979年7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雄，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嘉志，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大洋铝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德俸、童认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9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汪德俸、童认花向大洋公司支付货款858701.5元及自2014年10月22日起至偿还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判令汪德俸、童认花负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法院认定大洋公司与汪德俸之间为劳动合同关系，而大洋公司主张与汪德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向大洋公司阐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未向大洋公司阐明，剥夺大洋公司的权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表现在：1.认定汪德俸为大洋公司的员工；2.认定汪德俸在七份送货单的收货人处签名是用以计算工资提成；3.认定汪德俸向大洋公司出具的《保证函》的性质错误。本案实际情况是汪德俸并非大洋公司的员工。严格意义上，汪德俸与大洋公司应为买卖合同关系，或汪德俸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中介方。汪德俸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或中介人在七份送货单的收货人处签名应为其收取货物的证据。汪德俸向大洋公司出具的《保证函》应为其愿意支付货款的证明，《保证函》中的“出具《保证函》三天内负责收回揭阳、美视、怡合达、创春、柱昌的货款，否则其担责”的意思为愿意为支付货款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却未适用，导致判决错误。
汪德俸、童认花辩称：
一、讼争货款买方主体的认定应以买卖双方的书面合同作为判断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
汪德俸、童认花提供了大洋公司向广东博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宇公司）出具的《报价书》、大洋公司与东莞市怡合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合达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大洋公司与广东揭阳许耿宣签订的《经销合同》，且大洋公司举证的铝材送货单上的购货单位名称也分别是上述合同买方主体，可互相印证。充分证明案涉货款的买方主体是博宇公司、怡合达公司、许耿宣等，相应买卖合同的款项也是由上述这些买方、购货单位支付予大洋公司，一审法院已查明2016年1月25日由广东博宇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付款265031元予大洋公司。
大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汪德俸、童认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向大洋公司支付货款858701.5元及自2014年10月22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暂计至2016年5月16日是81527.91元）；2.汪德俸、童认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德俸、童认花于2003年6月24日登记结婚。
大洋公司于2003年7月1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邝艺奇，经营范围是生产经营特种大型铝合金型材、铝型材、铝制品、不锈钢、钢彩涂板、铝合金电缆桥架、淋浴门、玻璃幕墙等金属制品。汪德俸持有的大洋公司的工作证和名片上显示汪德俸是该公司业务部的业务经理。
佛山海阁鲁铝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9日成立，由汪德俸担任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包括汪德俸和案外人杜小丽，经营范围是销售铝制品、铝型材、铝合金、铝棒、铝锭、金属材料、不锈钢材料、五金杂件及配件。
2010年9月23日、2012年11月7日、2012年11月17日、2012年11月26日，大洋公司分别向博宇公司出具《报价书》，明确该公司向大洋公司订购铝型材的型号和单价等。2012年4月26日，大洋公司与怡合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大洋公司为该公司提供铝合金铝材。2013年1月19日，大洋公司拟与广东揭阳许耿宣签订《经销合同》，约定大洋公司同意广东揭阳许耿宣在广东揭阳市经销大洋公司生产或销售的铝型材产品。
大洋公司就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提供了2014年10月19日至2014年10月22日期间的铝材送货单（共8份）为证，该8份送货单左上方载明的送货单位包括“广东博宇”（货款金额合共404211.1元）、“东莞怡合达”（货款金额合共76223.96元）、“广东揭阳许耿宣”（货款金额合共643266.44元），上述货款合计1123701.5元；右下方收货人盖章处除了送货单号是0034846、送货单位是广东揭阳、金额是291453.18元的送货单上收货人盖章处签名人是“叶海城”外，其余的均有“汪德俸”的签名。诉讼中，汪德俸确认有其签名的送货单，但主张汪德俸在送货单中的签名不代表其收取送货单上的货物，而是用以计算汪德俸的工资提成款。2016年1月25日，广东博宇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大洋公司支付了货款265031元。
2010年5月10日、2010年8月10日、2010年11月1日、2010年11月15日、2012年4月25日，因大洋公司的客户东莞市迅阳、惠州永鑫、南海恒骏、AMESCORPLTD、珠海领凯、东莞雄骏、罗星权、腾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顺德万怡、怡合达公司与大洋公司发生了铝材交易业务，汪德俸曾向大洋公司申请领取业务提成，其中的2010年5月10日、2010年8月10日、2010年11月15日业务提成申请书右下方签有“同意邝艺奇。”另外的2010年11月1日业务提成申请书右下方签有“邝顺强”，2012年4月25日业务提成申请书右下方加盖“广东大洋铝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营部”章和签有“颜庆山”。
2009年12月31日至2014年7月22日期间，大洋公司向汪德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款项共54次，大洋公司的网银交易流水的摘要处均显示“业务费”。
2014年10月22日，汪德俸向大洋公司出具一份书面材料，载明：“揭阳、美视、怡合达、创春、柱昌共5个客户2014年10月22日发的货的货款我负责收回来，在三天内如收不回我全负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大洋公司为追索于2014年10月19日至2014年10月22日期间已售铝材的货款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与大洋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买受人是汪德俸还是案外人博宇公司、怡合达公司和许耿宣。大洋公司主张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买受人是汪德俸。对此，大洋公司提供了2014年10月19日至2014年10月22日期间的8份送货单予以证明，虽然其中的7份送货单的收货人签章处均有汪德俸的签名，但送货单注明的送货单位又分别是博宇公司、怡合达公司和广东揭阳许耿宣，大洋公司主张上述三家收货单位都是汪德俸的下游客户，汪德俸、童认花不予确认，大洋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大洋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三家收货单位与汪德俸存在关联的情况下，不能仅以送货单的收货人签章处大部分有汪德俸的签名就认定大洋公司的主张成立。另外，大洋公司提供了汪德俸于2014年10月22日出具的一份书面材料进一步佐证，但对该份书面材料内容的理解双方发生争议，一审法院应严格按照通常理解对其予以解释。根据该份书面材料的内容，汪德俸是承诺在出具书面材料的三天内负责收回与大洋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发生交易的揭阳、美视、怡合达、创春、柱昌共5个客户的货款，否则由其承担货款收不回来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汪德俸对大洋公司货款回收的一种保证，但汪德俸既无认可上述5个客户是其下游客户的意思表示，亦无承认在2014年10月22日与大洋公司发生货款交易的买受人是汪德俸的意思表示。汪德俸承诺向大洋公司承担的货款收不回来的责任与大洋公司主张的汪德俸作为买受人承诺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并非同一概念。另外，大洋公司自称汪德俸是涉案货物的买受人，并于2016年1月支付了部分货款265000元，但却不能提供汪德俸支付该货款的相关依据，大洋公司提供的该笔货款265000元的支付凭证的转出方亦为广东博宇集团有限公司。因此，大洋公司主张汪德俸是涉案货款对应货物的买受人，依据尚未充足。
在汪德俸在铝材送货单收货人签章处签名是大洋公司主张的作为买受人收取货物还是汪德俸辩称的用以计算汪德俸在大洋公司处担任业务经理所得的工资提成款尚存疑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汪德俸应对反驳大洋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上述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汪德俸提供了加盖大洋公司公章、载明职务是业务经理、部门是业务部的工作证和名片相互印证汪德俸与大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在大洋公司处担任业务经理一职，对此，大洋公司解释称该证件非工作证而是出入证，大洋公司的陈述显然不足以致信。第二，汪德俸提供了业务提成申请书和银行流水证明其于2009年12月31日至2014年7月22日期间收取了大洋公司支付的业务提成款共54次，虽然大洋公司认为该多笔款项的支付非支付业务提成款，而且是汪德俸与案外人的业务结算，但根据一审法院确认证据效力的报销单和账户变更通知可反映，上述多笔款项的付款方是能够代表大洋公司支付款项的，且银行流水的摘要部分载明款项的性质是“业务费”，因业务提成款非通常理解的工资款，可以根据员工的业务完成情况相应地不定期发放，该54笔款项非逐月发放亦符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汪德俸在大洋公司处从事销售工作，身份是大洋公司的员工，大洋公司对汪德俸的销售劳动提供报酬，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非买卖铝材的关系。结合大洋公司提供的汪德俸于2014年10月22日出具的一份书面材料，大洋公司实际上是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转移给销售人员，这一作法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因为商业经营是有风险的，大洋公司作为销售商，应当承担货款回收的风险。汪德俸作为大洋公司负责销售的员工，他的职责是尽职尽责地促成销售，并协助大洋公司回收货款，其报酬来源于在销售工作中付出的劳动，但不应对大洋公司应自行承担的经营风险负责，大洋公司通过汪德俸提供的这么一个约定，让其员工汪德俸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显失公平，有违诚信，大洋公司用该书面材料作为其起诉的依据显然是不正确的。最后，从汪德俸提供的大洋公司与涉案货物的收货单位博宇公司、怡合达公司和广东揭阳许耿宣分别签订的铝材交易合同或报价单可反映此前上述三家买家已经与大洋公司发生过铝材买卖关系，而且双方提供的涉案货款1123701.5元中的部分货款265000元的支付凭证亦可反映转出方为博宇公司，非汪德俸。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大洋公司主张涉案货款所依据的8份送货单对应货物的购买方分别是博宇公司、怡合达公司和广东揭阳许耿宣，汪德俸提供的证据已能形成证据链反驳大洋公司的主张。综上，一审法院对汪德俸、童认花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对大洋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大洋公司主张汪德俸、童认花支付涉案货款858701.5及相应的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大洋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601.1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1601.15元，由大洋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大洋公司主张案涉货款应由汪德俸、童认花清偿的依据是否充分。大洋公司要求汪德俸、童认花支付其所主张的案涉货款，应举证证明汪德俸、童认花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相对方。但大洋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已经明确注明购货单位是博宇公司、怡合达公司和广东揭阳许耿宣，汪德俸、童认花在一审期间亦已提供大洋公司与博宇公司、怡合达公司、广东揭阳许耿宣签订的《报价书》、《购销合同》、《经销合同》，大洋公司均未提出异议，结合大洋公司自认已经收取的265000元货款亦是由广东博宇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事实，已经可以初步证明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并非汪德俸、童认花。汪德俸称自己是大洋公司的业务经理，代表大洋公司对外洽谈业务并按销售业绩申领业务提成，汪德俸为此提供了工作证、名片、业务提成申请书、银行流水，经审查，上述证据可互相印证，且大洋公司虽否认汪德俸的主张，但未能举证推翻上述证据，因此足以证明汪德俸与大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汪德俸按销售业绩从大洋公司处领取业务提成。因此汪德俸关于其在案涉送货单中收货人签章处签名是用以计算业务提成的说法有充分的依据支持，大洋公司关于汪德俸、童认花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相对方并要求其支付案涉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汪德俸于2014年10月22日出具的书面材料，大洋公司认为该书面材料为汪德俸愿意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但同时又主张该书面材料的内容应认定为汪德俸愿意为支付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大洋公司的上述主张互相矛盾，且上述书面材料的内容结合汪德俸的工作性质，足以认定是汪德俸作为相关业务的经办人向用人单位作出的履行己方职务负责追收货款的意思表示，而并未体现出汪德俸有明确的债务加入或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大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7.02元，由上诉人广东大洋铝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审 判 员 李 炜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