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7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国民，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染、熊潇笑，均系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志坚，男，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伦，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国民因与被上诉人聂志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5）江海法民三初字第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国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江国民与聂志坚之间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驳回聂志坚的全部诉讼请求；3.聂志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聂志坚对事实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有悖于常理，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案件。
1、原审法院认定“奥凌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6日，而聂志坚汇款给江国民的时间是自2011年3月4日起至2014年7月25日，那么奥凌公司成立之日前即2011年3月4日—2013年1月16日期间，聂志坚汇入江国民名下的款项属于何种性质，江国民无法明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聂志坚2016年3月4日提供的补充证据3可知，在2012年5月3日11时04分由聂志坚指定的高美玲向江国民转账450000元（用途为货款）、5月3日11时07分高美玲向江国民转账450000元（用途为货款），合计转账900000元，且均注明用途是货款。由此可见，虽然奥凌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6日，但在此之前，已存在聂志坚支付货款给江国民的书面证据，而聂志坚在2011年3月4日至2013年1月16日期间转账给江国民的款项便属于上述货款的情形，同时聂志坚也无法解释为何会在2012期间汇款800000元给江国民，而该款项又属于什么性质的款项？故原审法院无视聂志坚提供对江国民有利的证据，仅依照其所谓的经验法则推定该款项属于何种性质江国民无法确认，以致作出错误判决。
2、原审法院认定“聂志坚也进一步举证证明已将购买该承兑汇票的款项付清给江国民，江国民虽不予确认，但并无证据证明”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现有的证据显示，聂志坚委托高美玲向案外人吴干明支付购买银行承兑汇票款项，而不是支付给江国民，对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其次，2011年7月份聂志坚向吴干明购买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是1000000元，而聂志坚委托高美玲于2011年7月份共支付给吴干明购买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只有968000元，还差32000元尚未支付，而这差额便是江国民向聂志坚所收取的差价部分费用，原审法院认定已付清银行承兑汇票金额给江国民，明显属认定事实错误。
3、本案中，从2011年3月至2014年7月期间聂志坚及案外人高美玲汇款给江国民多达16次合计135万多元。首先，聂志坚认为该款项属于借款，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但聂志坚仅举证证明有上述款项转给江国民的事实，不能证明该款项是借款。若该款项为借款，江国民和聂志坚之间应当有借款协议，或者最起码有借条、收据等借款凭证，然而本案中却根本没有此类书面证据。其次，聂志坚称最早的一笔“借款”为2011年3月4日，而最后的一笔“借款”的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横跨时间长达3年4个多月，若是该款项性质为借款，那么在江国民一直未还款的情况下，聂志坚怎么可能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仍然陆续借钱给江国民且高达16次之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再次，假设聂志坚三年时间内借款给江国民多达16次，按常理聂志坚应该多次向江国民追款，但事实上聂志坚一次都没有向江国民追款（因为其清楚该款项根本不是借款），聂志坚没有提交任何对江国民催告还款的证据，哪怕是一条关于催告还款的手机短信，或者书面催款函件都没有，直到起诉前的律师函中才提及，故聂志坚所谓的“多次要江国民还款”完全与事实不符，子虚乌有。不仅如此，2011年至2014年期间，江国民在金羚公司任职期间职务为全国销售总监，年薪高达人民币1000000元，而聂志坚在金羚公司任职期间职务为广西大区销售总监，年薪仅为人民币15万多元，江国民根本不需要向聂志坚借款，而且聂志坚诉称在三年多时间里共计借给江国民1355000元，这个数额已经完全超过其工资收入总额的数倍之多。因此，聂志坚对其诉请的借贷关系的事实描述，全部有悖常理。
4、就证据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聂志坚仅提交了转账凭证，既没有借款合同、借条、收据、欠条等最基本的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也没有催告还款等辅助证据。而且，聂志坚唯一提交的16张转账凭证中“用途”一项也备注为汇款或者没有备注（本案聂志坚提供的汇款凭证中，聂志坚及高美玲汇款给案外人的款项均有注明还款等用途），按常理及其交易习惯，在没有借款合同、借条、收据等凭证的情况下聂志坚作为出借人在汇款时“用途”或者“附言”一栏至少会备注为借款。而涉案汇给江国民的款项均未注明任何用途，故聂志坚所述完全违背借贷的常识、其交易习惯和正常逻辑。
5、涉案的款项实际上为聂志坚所有的公司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与中山市奥凌电器有限公司的货款以及聂志坚与江国民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首先，聂志坚及案外人高美玲汇入江国民账户的款项部分是玉林传喜公司与奥凌公司之间的货款，而非所谓的“借款”。（聂志坚及案外人高美玲是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聂志坚持股50%，高美玲持股50%）。聂志坚在庭审中已承认该货款有直接汇入到江国民账户（江国民前岳父封利是中山奥凌公司隐名股东）。其次，聂志坚与江国民之间还有诸多经济上的来往。聂志坚在金羚公司任职期间职务为广西大区销售经理，江国民则是金羚公司全国销售总监，江国民一直为聂志坚从全国各地调货，同时也为聂志坚转调滞销的货物经济往来。此外，江国民数十次为聂志坚联系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差价，对此，聂志坚本人在庭审中也确认确实有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
二、原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没有完全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即做出错误判决。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江国民提供相应证据，而不是全部、完全的证据证明主张后，聂志坚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本案而言，江国民已提供相应证据，足以证明传喜公司与奥凌公司之间一直存在贸易往来的货款，且期间的货款均由传喜公司的股东聂志坚或高美玲直接汇到江国民账户的事实，那么此时聂志坚仍然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遗憾的是，聂志坚并无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本案为虚假民事诉讼，原审法院在没有完全查清案情的情况下，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江国民的抗辩举证责任规定，认定江国民举证不能须承担不利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以此为逻辑依据认定聂志坚的转账款项为借款，缺乏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回归本案：一、聂志坚声称三年多时间内“借款”给江国民高达16次，竟没有签下任何书面借据、欠条以及借款合同，并在江国民从未“还款”的情况下聂志坚竟一直“借钱”给江国民，且聂志坚竟从未对江国民进行过还款催告、主张权利，而直至起诉之际2015年12月25日才向江国民发出一份“催告还款”的《律师函》，聂志坚作为“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严重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本应查清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因此，江国民认为，原审法院在未完全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纯粹以江国民的抗辩举证责任认定本案涉案款项为借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本案引发真正的原因是聂志坚私自在外成立与金羚公司经营同类业务的传喜公司，被金羚公司解雇后报复江国民，虚构借款事实企图侵吞江国民的合法财产。双方之间原属于上下级关系。由于聂志坚私自在外成立与金羚公司经营同类业务的传喜公司，严重地损害了公司利益，金羚公司发现后将其调回总部调查，出于聂志坚在公司任职多年，金羚公司允许聂志坚自行写辞职申请，而不追究其相关责任，聂志坚遂于2014年12月1日向公司递交辞职申请表。后经公司调查，进一步发现聂志坚在任职期间，聂志坚将其胞弟聂惠荣、胞弟媳连旭璇均安排在其辖区广西大区任业务员、促销主管，广西大区分公司基本为聂志坚家族所控制，严重地损害了公司利益，金羚公司即对聂惠荣、连旭璇作出辞退处理。金羚公司发现聂志坚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后，江国民作为聂志坚的上级依职责配合公司调查工作，并根据公司的指示对聂志坚的胞弟、胞弟媳作出辞退决定，也在聂志坚的辞职申请表上签名同意。因此，聂志坚在离职后一直对江国民怀恨在心，为报复江国民，在本案中将货款等经济往来虚构为借款，欲通过虚假民事诉讼的形式侵吞江国民的合法财产。综上所述，江国民认为，原审法院在未完全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以聂志坚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江国民的抗辩举证责任认定江国民与聂志坚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江国民所提出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江国民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江国民与聂志坚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聂志坚提起涉案诉讼的背景。聂志坚于1995年7月开始在江门金羚电器有限公司工作，被安排在江国民手下打工，多年来听从江国民的指令鞍前马后做事，前期表现得忠心耿耿而骗取了江国民的信任，所以，江国民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时时会照顾聂志坚，经常会有好处与聂志坚均分，案涉的资金多数属于聂志坚按照江国民的指令把江国民应得的利益缴付到江国民指定的账户，全部属于江国民的应得利益，根本不存在江国民借款的事实。后期由于聂志坚背叛江国民，损害其声誉，江国民将其开除出团队，导致聂志坚对江国民心怀怨恨，引发本案纠纷。
2、聂志坚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江国民与聂志坚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的应承担不利后果。聂志坚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其负有证明对双方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以及其是否已将借款实际交付给江国民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聂志坚仅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没有其他佐证，不足以证实江国民与聂志坚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存在借贷关系。在本案中，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说明江国民与聂志坚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并不能证明基础债权关系的性质，不能排除双方间基于买卖、交付货款、支付佣金等原因而导致的资金往来。
3、聂志坚向法庭提交的转账凭证属于其向江国民缴付应付款，案涉款项全部属于江国民应得的利益分红，根本不存在江国民借款的基本事实。而且聂志坚实际支付的款项在五六百万元左右，其仅仅抽取转账凭证上没有备注说明的一小部分主张为借款，完全是捏造事实，欺骗法庭的。聂志坚缴付给江国民的资金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1）江国民帮聂志坚联系公司购买过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聂志坚收取银行汇票后向江国民银行账户划款支付承兑费用；（2）第三方向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聂志坚为该公司股东）供应货物，江国民就该公司先行使用货物延后支付货款的行为做担保，而聂志坚向江国民支付的酬劳。（江国民提供的南宁市羚杰商贸有限公司证明以及其向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供货发票可证实）；（3）江国民对聂志坚业务发展提供专业顾问服务并直接指定客户供货给聂志坚公司，聂志坚在赚取利润后向江国民支付的佣金；（4）江国民一直为聂志坚从全国各地调货，同时也为聂志坚转调滞销的货物（聂志坚提供2013年4月16日的网上电子回单用途一栏注明“销售折让”可证实）；（5）江国民受中山奥凌电器有限公司的委托，向聂志坚追缴货款，聂志坚向江国民支付的部分货款，江国民在一审中提交了相应证据证实且聂志坚在一审庭审中就该事实予以认定；（6）聂志坚有时候临时借江国民的钱用于周转，之后再通过转入银行卡把借款还给江国民。另外还有部分小额支付款项属于江国民与聂志坚一起打麻将的时候，江国民赢取的应收款。聂志坚转入江国民银行卡的案涉款项没有一分钱属于江国民向聂志坚的借款。江国民的自身实力也根本不需要向外人，特别是向自己的“马仔”借款。综上，在江国民一审诉讼中已举证证实且聂志坚确认，双方间确实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聂志坚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聂志坚无法继续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二、鉴于聂志坚不能提交证实借贷关系的任何有效证据，一审法庭应严格审查各项借贷原因、出借能力、出借方式等相关要件，综合判断认定涉案借贷关系是否存在。但是一审判决没有做到把上述基础事实查明，仅仅依据简单的证据规则来推定案涉款项属于借贷，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涉案款项只有极少数是从聂志坚账户划出的，大部分款项均由高美玲名下银行账户直接划拨至江国民银行账户中，其交付方式符合聂志坚支付生意款项的交易习惯。高美玲为“玉林公司”的另一股东，其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划拨涉案款项至江国民账户中的行为，与“玉林公司”支付江国民其他经济往来款项的方式、性质一致，符合“玉林公司”生意款项支付的交易习惯。详见聂志坚一审提交证据涉案款项的转账凭证工商银行电子回单（2011年8月12日、8月14日），用途一栏注明“汇款”，而在聂志坚提供其用于证实其向案外人吴干明支付购买银行汇票的款项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1年7月23日、7月25日、7月26日、7月27日）用途中一栏同样注明“汇款”，且均由高美玲的银行账户直接支出。因此，从聂志坚一方的支付方式以及交易习惯可得知，上述涉案的两笔款项性质不为借贷性质。聂志坚虚构事实，其主张不应予以认可。综上诉述，聂志坚与江国民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涉案诉讼系聂志坚利用其他性质的交易凭证捏造为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本质上属于利用诉讼手段实施的诈骗行为。
被上诉人聂志坚辩称：本案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江国民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江国民的上诉请求。
聂志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国民立即向聂志坚偿还借款1355000元及利息（从本案立案之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江国民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聂志坚于2011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江国民转账合共人民币1355000元；
二、2011年7月14日，聂惠荣（聂志坚的胞弟）签收佛山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2011年7月23日、2011年7月25日、2011年7月26日、2011年7月27日玉林市传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喜公司“）股东高美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中山市奥凌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干明合共转账人民币968000元；
三、2012年5月3日，传喜公司股东高美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江国民合共转账货款人民币900000元；2013年11月29日，传喜公司股东高美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江国民转账货款人民币110133元；
四、2013年2月4日、2013年4月16日，传喜公司股东高美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江国民合共转账销售折让款人民币376000元；
五、2015年12月25日，聂志坚委托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的李东伦律师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江国民发出一份《律师函》，2015年12月28日，该封《律师函》由他人签收；
六、奥凌公司于2013年1月16日成立，2016年1月14日，奥凌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江国民代为催收并收取传喜公司所欠奥凌公司的货款为人民币135447元；
七、江国民确认聂志坚转账打入其银行账户的转账时间和每笔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355000元是否属于借款。本案中，聂志坚提交2011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的银行汇款凭证，证明聂志坚借款给江国民1355000元的事实。江国民认可该1355000元汇入其本人账户，但抗辩称这些款项系聂志坚所在的传喜公司与江国民作隐名股东的奥凌公司的往来货款、承兑汇票费用以及销售折让款等费用，并非借款。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奥凌公司出货单》、《奥凌公司对账单》、《承兑汇票》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聂志坚依据银行汇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江国民认可收到1355000元，但抗辩称1355000元系双方贸易往来的货款。至此，本案的举证责任转移至江国民，江国民应当对其抗辩举证证明，江国民虽提交《授权委托书》、《销售单》、《对账单》《承兑汇票》等证据证明其主张，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传喜公司尚欠奥凌公司货款135447元以及江国民本人或奥凌公司为传喜公司联系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事宜，并不能证明聂志坚汇入江国民账户的1355000元为传喜公司与奥凌公司贸易往来的货款或者其他借款。
另，奥凌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6日，而聂志坚汇款给江国民的时间是自2011年3月4日起至2014年7月25日，那么奥凌公司成立之日前即2011年3月4日至2013年1月16日期间，聂志坚汇入江国民名下的款项属于何种性质，江国民无法明确，江国民虽提交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证明在此期间江国民曾为聂志坚联系向佛山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购买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但该承兑汇票是聂惠荣（聂志坚的弟弟）签收，并非聂志坚签收，且聂志坚也进一步举证证明已将购买该承兑汇票的款项付清给江国民，江国民虽不予确认，但并无证据证明。至此，江国民并不能证明《承兑汇票》中的款项是1355000元中的一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江国民仅凭上述几份证据并不能证明聂志坚汇入其账户的1355000元是传喜公司欠奥凌公司的货款。因此，对江国民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聂志坚先后于2011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25日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将合共1355000元交付给江国民，江国民向聂志坚借款1355000元的借贷关系成立且生效。因此，对于聂志坚要求江国民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355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聂志坚、江国民未约定借期内的借款利息，聂志坚要求江国民支付自起诉之日至还清款之日止，以1355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以及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义务，据此本案并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江国民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清偿借款本金1355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以本金1355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给聂志坚聂志坚。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995元，由江国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江国民提交的2012至2014年江国民的银行账户流水凭证，该证据所记载的的款项往来均形成于本案起诉之前并且可由江国民调取，并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不符合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规定情形，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2、对于江国民提交的发票以及《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清单》，该等证据仅能说明传喜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向羚杰公司开具发票，即使传喜公司与羚杰公司存在上述证据中所涉的货物交易业务并且传喜公司应向羚杰公司支付货物，但该等证据本身并不能说明该等货款是否已支付、何时支付以及如何支付，因此，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传喜公司、羚杰公司之间的货款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3月4日起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的款项往来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不予采信；
3、对于江国民提交的由封利、南宁市羚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羚杰公司”）、奥凌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羚杰公司的营业执照，上述三份《证明》均属于证人证言，但封利、南宁市羚杰商贸有限公司、奥凌公司均未出庭作证，并且江国民承认封利为其岳父，封利作为南宁市羚杰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见，封利、南宁市羚杰商贸有限公司与江国民均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南宁市羚杰商贸有限公司或封利与聂志坚存在借款关系，或者因货物交易而需支付货款以外的担保回报等其他费用，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担保报酬的约定，而奥凌公司出具的《证明》系其单方陈述，并且仅能说明奥凌公司与传喜公司的货款结算情况以及奥凌公司委托江国民与传喜公司结算货款的情况，并未说明2014年5月之前奥凌公司与传喜公司之间的交易总额以及货款的支付明细，因此该《证明》亦无法证明聂志坚所主张的涉案款项往来与奥凌公司、传喜公司之间的货款支付相关，因此，仅凭上述三份《证明》并不能证明江国民所主张的事实；羚杰公司营业执照仅说明了羚杰公司的主体信息，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无关，因此，本院对该等证据均不予采纳；
4、对于江国民提交的《欠条》，该证据反映的是聂志坚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5、对于江国民提交的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运货单，上述证据仅能反映出传喜公司与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虽然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委托江国民收取货款，但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该等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故该等证据并不能证明聂志坚向江国民支付的涉案款项为传喜公司与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之间的货款，该等证据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无关，故本院对该等证据均不予认可。
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聂志坚分别于2011年3月4日、11日、14日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帐号为21×××52）向江国民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60）转账支付10000元、100000元（分两笔支付：一笔为40000元，另一笔为60000元）、50000元。
2011年8月12日、14日，案外人高美玲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为62×××83）向江国民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60）转账支付25000元、15000元。
2013年5月12日、5月27日、8月30日、9月3日、11月6日、11月29日、2014年1月24日、1月29日、7月25日，案外人高美玲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为62×××15）向江国民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21）转账支付150000元、50000元、200000元、85000元、70000元、13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30000元。
2014年1月30日，聂志坚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帐号为60×××30）向江国民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21）转账支付40000元。
上述16笔款项合计为1355000元。
另查明：2016年1月26日，案外人高美玲出具《转账情况说明》，表示其从2011年3月起通过其本人银行账户（账号为62×××83、62×××15）转账给江国民的款项均属于聂志坚，其是按照聂志坚的指示转账给江国民。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聂志坚与江国民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聂志坚提交了其通过本人或案外人高美玲的银行账户向江国民支付1355000元的相应证据，江国民主张涉案款项系基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江国民需对此予以举证证明。若江国民提供了相应证据，则需要聂志坚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作进一步举证。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江国民是否就其主张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江国民提交了奥凌公司、羚杰公司、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发票、出货单或运货单、对账单、《委托授权书》、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据以证明涉案1355000元实际为聂志坚应支付给江国民的其他债务，但该等证据均并不能证明涉案1355000元款项属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债务，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江国民所主张的涉案1355000元中的部分款项属于其为传喜公司延后支付货款的行为提供担保或为传喜公司提供专业顾问服务、调货、转调滞销货物等帮助而获得的报酬，以及属于聂志坚支付的还款、赌博款等四种不同性质的款项。聂志坚对于江国民所主张的上述债权债务关系均予否认，江国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传喜公司实际提供了专业顾问服务或调货、转调滞销货物等帮助，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对于江国民所述的为传喜公司提供担保或其他帮助的行为的报酬等作出了约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江国民曾向聂志坚出借款项或双方之间存在赌博之债，江国民对于上述四种不同性质的债务所对应的具体金额、计算标准、支付时间等均无法作出明确说明。因此，对于江国民所主张的涉案款项属于上述四种性质的债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其次，对于江国民所主张的涉案1355000元中的部分款项属于聂志坚为购买银行承兑汇票而支付的费用。虽然江国民提交了一份银行承兑汇票予以证明，但该汇票系由聂惠荣签收，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聂惠荣的签收行为系代聂志坚所为或聂惠荣委托聂志坚代其支付该笔汇票交易款项，即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汇票与聂志坚或涉案1355000元款项具有关联性。本案中，江国民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包含了双方之间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易款，其亦未能清楚说明双方之间因银行承兑汇票交易而发生的交易总额或区分出涉案16笔款项中属于双方之间的汇票交易款项部分。因此，对于江国民的该项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最后，对于江国民所主张的涉案1355000元中的部分款项属于江国民代案外第三方公司收取的货款。第三方公司奥凌公司、羚杰公司、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相应的《证明》、《授权委托书》、出货单、运货单以及发票等证据均由案外第三方公司单方制作或提供，上述证据中所反映的交易相对方均为传喜公司，虽然聂志坚系传喜公司的股东，但二者仍为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聂志坚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代表传喜公司，在上述证据并未得到传喜公司确认的情况下，该等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并且该等证据并未反映出奥凌公司、羚杰公司、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与传喜公司之间的全部交易事实以及货款的实际支付情况，江国民也无法区分出涉案16笔款项中属于货款的部分，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涉案1355000元属于聂志坚代传喜公司支付的货款。传喜公司与案外第三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无关，本院在此不予调整，江国民作为案外第三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其权利。
综上，虽然聂志坚未能提交借款合同作为直接证据，但其提交了实际支付1355000元给江国民的证据，相反，江国民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涉案1355000元款项属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债务。在此情况下，应当认定江国民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聂志坚与江国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江国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995元，由上诉人江国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