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4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富荣，住湖南省新邵县。
委托代理人：伍蓉玲，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任杰，住湖南省新邵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
委托代理人：庄璇惠，广东金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富荣，住广州市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姚灿明，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南栋，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富荣因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4）穗萝法民一初字第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5日，尹某在位于广州市开发区沙园路三巷50号的房屋进行拆除工作时，因一堵墙壁突然倒塌而被压伤。尹某在庭审中陈述谢富荣、钟富荣在施工过程中没有为其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工具。
尹某受伤后，即日被送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开放性颅骨骨折、颅骨凹陷性骨折（右侧额部）、硬膜外血肿（右侧额部）、胫骨骨折（右侧）、髌骨骨折（左侧），期间于2014年6月25日行右胫骨髓内钉复位内固定＋左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并于2014年7月28日出院，共计住院43天，花去医疗费56301.11元。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尹某住院期间有一人陪护，出院医嘱为“1.出院后休息为主，3月内忌患肢完全负重；建议继续肢体功能康复锻炼，左下肢术后6周方可行关节屈伸功能锻炼；积极右侧膝、髋关节功能锻炼；2.带药一周，遵嘱服用：莫比可1#bid，仙灵骨葆3#bid；3.术后每月返院复诊，术后1-1.5年返院拆除内固定物，届时住院费用约需1万元，不适时请随诊”。尹某提交的《陪人床收费收据》显示，尹某于2014年7月28日支付2014年6月24日至7月28日的陪床费共计510元，上面加盖了“广州市亮泽商贸有限公司收费专用章”。
2014年8月12日，尹某前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进行门诊复查，花费医疗费271.70元。同日，尹某自行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程度进行鉴定。2014年8月21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4）临鉴字第1865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4.9.9i）、4.10.1a）及《道标有关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与肢体功能丧失程度评残条文的理解与暂行规定（试行）》（粤鉴协指（2012）2号）3.1.1.2）、3.2.5.3）的规定，认定尹某右胫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致右下肢功能部分丧失的伤残程度为九级，颅脑损伤的伤残程度为十级，其余损伤不构成残。尹某为此支出鉴定费840元。
尹某的父亲尹某某于1951年7月15日出生，尹某的母亲黄某于1951年11月12日出生，两人共生育包括尹某在内的2名子女。四川省万源市公安局罗文派出所和四川省万源市曾家乡龙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显示，尹某某和黄某年老体弱，没有经济来源，由子女赡养。尹某的妻子张燕于1984年10月4日出生，与尹某分别于2007年10月12日、2013年11月5日生育女儿尹甲、儿子尹乙。
尹某的户别为农村居民家庭户。为证明受伤前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尹某提供了《证明》两份、《租屋合约》予以证明。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达善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4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尹某“于2013年2月15日至今在我辖区棠下东闸三巷22号居住”。广州九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尹某于2013年2月至2014年5月31日在该司的施工项目上从事杂工工作，月平均工资为7500元，尹某于2014年6月离职。《租屋合约》显示，尹某向潘焕馨租赁位于东闸大街三巷22号房屋的阁楼，租金为350元／月，租期为2013年2月15日至2014年2月15日。
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相互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尹某与钟富荣均主张尹某与谢富荣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钟富荣是涉案房屋的屋主。谢富荣则主张其没有承接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亦未雇佣尹某，其只是介绍案外人李某承接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真实性的《调解情况登记表》上显示，各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6日在广州市萝岗区萝岗街综治维稳中心进行人民调解；“简要情况”栏记载“当事人尹某受雇于谢富荣，谢富荣与当事人钟富荣承包了农村民房拆除工程。2014年6月15日，当事人尹某在拆房工地工作时发意外，一堵墙突然倒塌，导致当事人尹某双腿及头部受伤，后经医院确诊为：左腿膝盖骨折、右小腿筋骨断裂、右眉骨骨折”。尹某的父亲尹某某、钟富荣和谢富荣在该登记表上签名。
钟富荣提交的《收据》载明“收到房东付谢富荣的拆房补款4000元”，上面有尹某父亲尹某某的签名。尹某受伤后，钟富荣向尹某支付了6万元，谢富荣向尹某支付了2万元。另查，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598.70元／年，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4105.60元／年，2013年国有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1217元／年。
上述事实有医疗病历、《出院记录》、医疗收费发票、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4）临鉴字第1865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扶养关系证明、户口本、《证明》、《调解情况登记表》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尹某原审诉称：2014年6月15日4时30分左右，谢富荣叫尹某及几名工友在被告钟富荣处（即广州市开发区沙园路三巷50号）进行房屋拆除工作，工作过程中因一堵墙突然倒塌压倒尹某，导致尹某受伤的事故。事故发生后，谢富荣与钟富荣将尹某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住院治疗，于2014年7月28日办理出院，共住院43天。2014年8月12日，尹某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2014年8月21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编号（2014）临鉴字第18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尹某右胫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致右下肢功能部分丧失的伤残程度为九级，颅脑损伤的伤残程度为十级。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尹某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谢富荣与钟富荣支付尹某医药费60446.79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赔偿金143434.28元（32598.70元／年×20年×22%）；鉴定费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4400.20元（父亲尹某某24105.60元／年×17年×22%÷2=45077.47元；母亲黄某24105.60元／年×17年×22%÷2=45077.47元；女儿尹甲24105.60元／年×11年×22%÷2=29167.78元；儿子尹乙24105.60元／年×17年×22%÷2=45077.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100元／日×43天）；住院期间护理费6450元（150元／日×43天）；误工费33250元（7500元／月÷30天×133天）；营养费2000元；交通费2000元；陪床费5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上述款项共计454631.27元，扣除钟富荣支付60000元和谢富荣支付20000元，即总共374631.27元；2.谢富荣与钟富荣承担连带责任；3.谢富荣与钟富荣承担本案诉讼费。
钟富荣原审辩称：不同意尹某的诉讼请求。第一，我方与谢富荣约定将旧屋拆除的工作交给谢富荣，工作完成后，由我方支付谢富荣8000元。谢富荣与钟富荣之间是承揽关系，我方作为定作人，不存在选任的过错，无须对尹某承担赔偿责任。我方要拆除的旧房屋为两层130平方米，属于农村自建低层住房，法律上对此没有建设资质的要求，可由农村包工头承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该类房屋施工不复杂，亦多交由有经验的包工头承建。谢富荣具有拆房经验及相关设备，我方找其负责拆除房屋没有任何过错。第二，谢富荣作为承揽人，承接我方的工作后，招聘尹某进行房屋拆除，尹某与谢富荣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谢富荣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是直接受益者，在工作中却没有为提供劳务一方的尹某提供安全环境和安全防护措施，没有对尹某进行监督管理，存在过错，应负主要赔偿责任。尹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一直从事建设工作，其在拆除房子的过程中没有确保自身的工作安全，尹某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部分民事责任。第三，退一步说，若法院认定我方存在过错，则也仅仅是选任方面的次要责任，而非连带责任。谢富荣、钟富荣之间应属于承揽关系，而非建设施工合同关系，故应当适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0条的规定，而不应适用第11条的规定。第四，我方在责任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向尹某支付了6万元的经济补偿。若法院认定我方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应在我方需承担的份额中扣除该6万元，而非尹某所称的在总额中扣除。
谢富荣原审辩称：不同意尹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本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人与尹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也未参与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2014年5月期间，本人与几个工友在萝岗区萝峰社区唐山村帮人拆房屋，钟富荣打电话说其家也有房屋要拆，到时联系本人帮忙找人一起去拆。几天后，钟富荣打电话叫本人去看其房屋（位于开发区沙田路三巷50号，两屋半，200平方），又过了几天，双方谈好人工费8000元、淤泥运输费4000元，但未说何时开工。2014年6月7日，钟富荣打电话给本人，让本人叫人开工，因当时本人在唐山村妇女主任家的拆房工作没做完，只好联系介绍也从事拆房工作的李某，让他带领人去承接钟富荣家的拆房工作。之后，李某找了包括尹某在内的几人去拆房。2014年6月15日，房子楼面打完后人工拆墙，因该工地是本人介绍李某的，故本人也到现场去看，但墙突然倒塌，造成尹某受伤。综上，本人与尹某之间没有雇佣关系，之前亦不认识尹某，是李某叫尹某去做工的，至于李某与尹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工友关系，本人也不清楚。二、尹某主张部分赔偿项目及数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尹某提供的证明和收入证明不足以证明真实的误工损失费，故其该项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其二，参考出院记录中“届时住院费用约需1万元”，尹某主张后续治疗费12000元已超出该参考标准，明显过高。其三，尹某户籍为农村户口，××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依据原审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其四，尹某的被扶养人父母、儿子、女儿户籍均为农村户口，应依据原审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且计算出来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亦不应超过法定的标准。其五，营养费未提供医疗诊断等证据予以证明，交通费也没有事实根据，陪床费无法律依据。其六，尹某受伤程度并未达到须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程度，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护理费计算标准过高。三、在被告钟富荣扣押了本人汽车的情况下，本人出于人道主义及被迫无奈，向尹某支付了2万元。若法院认定本人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前提下，要求在本人需支付的份额内扣除该2万元。此外，涉案的房屋是两层半的房屋，无论是何人承建，钟富荣也存在选任过错，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在《调解情况登记表》上明确确认钟富荣是涉案房屋的屋主，谢富荣承包了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而尹某受雇于谢富荣，上述陈述属于各方当事人的自认。谢富荣称涉案房屋的实际承包人应为案外人李某，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谢富荣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因本案涉及的是农村房屋的拆除工作，原审法院认定尹某与谢富荣之间形成雇佣关系，钟富荣与谢富荣之间形成承揽关系。
谢富荣作为雇主，应为其雇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以确保雇员在工作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但在本次事故发生的过程中，谢富荣未尽上述义务，致使尹某在工作期间因墙倒塌被压倒受伤，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施工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应有充分的认识，在谢富荣未为其配备防护设备的前提下，仍冒险作业，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双方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谢富荣赔偿尹某在本次事故中所造成损失的90%，尹某自行负担10%。钟富荣作为定做人，存在选任过失责任，应在30%的范围内对谢富荣所负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尹某要求钟富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尹某的各项损失，原审法院核定如下：
1.医疗费56572.81元。原审法院对尹某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治疗和门诊治疗发生的医疗费予以确认，共计56572.81元（56301.11元＋271.70元）。
2.后续医疗费10000元。尹某的出院医嘱中明确记载需要行拆除内固定物的手术，该手术的费用是必然发生的，原审法院对尹某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但数额以原审法院核定的为准。
3.××赔偿金143434.28元。尹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受伤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原审法院以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赔偿金的标准。尹某的伤残等级为一处九级、一处十级，其要求以0.22作为计算系数合法合理。故尹某的××赔偿金为143434.28元（32598.70元／年×20年×系数0.22）。
4.鉴定费840元。尹某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而产生的鉴定费840元，已实际发生，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5.被扶养人生活费164400.19元。尹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受伤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原审法院以2013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其中，被扶养人尹某某在本次事故发生时为62周岁，尹某要求按17年计算并无不当，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5077.47元（24105.60元／年×17年×系数0.22÷2人）；被扶养人黄某在本次事故发生时为62周岁，尹某要求按17年计算并无不当，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5077.47元（24105.60元／年×17年×系数0.22÷2人）；被扶养人尹甲在本次事故发生时为6周岁8个月，尹某要求按11年计算并无不当，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9167.78元（24105.60元／年×11年×系数0.22÷2人）；被扶养人尹乙在本次事故发生时为7个月，尹某要求按17年计算并无不当，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5077.47元（24105.60元／年×17年×系数0.22÷2人）。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64400.19元（45077.47元＋45077.47元＋29167.78元＋45077.47元）。
6.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尹某住院43天，原审法院支持以100元／天为标准，计算出住院伙食补助费为4300元（100元／天×43天）。
7.护理费3440元。尹某的《出院记录》中显示住院期间有一人陪护，故尹某住院43天，原审法院支持以80元／天为标准，计算出护理费为3440元（80元／天×43天）。
8.误工费7565.86元。尹某因受伤造成××，其误工费应当得到赔偿。至于误工天数问题，应从尹某受伤之日即2014年6月15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2014年8月20日，共计67天。尹某主张其工资收入为7500元／月，为此仅提供了广州九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工资发放记录、纳税证明等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对尹某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结合尹某在受伤前从事的是农村房屋拆除工作，以2013年国有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计算误工费的标准。故尹某的误工损失为7565.86元（41217元／年÷365天×67天）。
9.营养费800元。考虑到本次事故造成了尹某右胫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及颅脑损伤等多处伤害，且尹某已行右胫骨髓内钉复位内固定＋左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确需加强营养，原审法院酌情支持营养费800元。
10.交通费300元。虽然尹某未提供交通费票据，原审法院考虑到尹某受伤必须接受治疗，酌情支持交通费300元。
此外，尹某主张的陪床费，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经审查，原审法院确认尹某的损失为医疗费56572.81元、后续医疗费10000元、××赔偿金143434.28元、鉴定费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4400.1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护理费3440元、误工费7565.86元、营养费800元、交通费300元，共计391653.14元。按照前述责任分担原则，该款的90%为352487.83元。
此外，考虑到尹某有两处受伤构成伤残，并已行右胫骨髓内钉复位内固定＋左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其受伤必然对一定时期内的生活、情绪、交往等产生影响，结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尹某请求过高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谢富荣应向尹某支付的赔偿款共计372487.83元（352487.83元＋20000元）。钟富荣应在上述款项的30%即111746.35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鉴于谢富荣和钟富荣分别向尹某支付了2万元和6万元，故谢富荣仍需向尹某支付292487.83元（372487.83元－20000元-60000元），钟富荣在51746.35元（111746.35元－6000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谢富荣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尹某支付医疗费、后续医疗费、××赔偿金、鉴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92487.83元；二、钟富荣在51746.35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0元，由尹某负担759元，谢富荣负担2701元。
判后，谢富荣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仅凭《调解情况登记表》认定是上诉人雇佣了被上诉人尹某是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只是介绍李某带人去做钟富荣的房屋拆除工作。《调解情况登记表》是上诉人在被扣车的胁迫、被欺骗、误解之下而签订，只是对调解“未果”进行确认，至于其他内容未细看，也不明白具体意思就签字。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尹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错误。1、被上诉人钟富荣请人进行房屋拆除工作本身就是雇佣，而非加工承揽，如果说是雇佣也应当是钟富荣雇佣了尹某。2、如果李某或尹某与钟富荣达成了新的协议，是承揽的话，就应当由李某或尹某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原审法院对事故的过错责任的划分不当，判决显示公平。1、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尹某自负10%的责任不当，其是从事建筑行业多年，有足够的经验，没有注意安全发生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2、原审法院未判决被上诉人钟富荣直接承担责任不当。如上所述，上诉人只是介绍人，作为房东的钟富荣本身就是雇佣大家施工并非承揽，而且其对本次事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应当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四、尹某主张的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过高，缺乏事实法律依据。1、上诉人单方做法医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果与病情不符，按其伤势，最多也只能评十级伤残。请求二审法院组织重新鉴定。2、被上诉人尹某是农村户口，原来的单位出具的工资过高，用工资料不齐全，不应被采纳，法院应去被上诉人尹某的公司调查取证。尹某主张的××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等赔偿项目标准过高，应当按农村户口标准计算。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尹某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钟富荣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调解情况登记表已经清楚表明案件实情，尹某受聘于谢富荣，是谢富荣请尹某，钟富荣与谢富荣是承揽关系，谢富荣现在否认是逃避责任。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尹某明确是谢富荣聘请其，其也收到谢富荣的报酬。
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谢富荣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追加李某为本案被告的申请及三份证人证言、尹某暂住证情况，拟证实尹某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以及谢富荣并没有雇佣尹某。
尹某质证认为，不同意追加李某为本案当事人，上诉人谢富荣在一审的时候也并未提出，也不是李某雇佣尹某。至于其他证据，上诉人谢富荣在一审并未提交，二审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
钟富荣质证认为，对于追加李某为被告的申请我方不同意，上诉人谢富荣原审没有提出任何书面申请，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不符合法定程序。关于证人证言等证据，我方也不同意其证明效力，过了举证期限，证人未出庭，我方不确认其内容。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谢富荣二审中申请对被上诉人尹某的伤残等级重新鉴定的问题，因其未能举证证实伤残鉴定存在法律所规定应当予以重新鉴定的情形，对其该申请，本院不予接纳。
关于上诉人谢富荣二审申请追加李某为被告的问题，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上诉人谢富荣未能举证证实李某雇佣尹某，故对其该申请，本院不予接纳。
关于上诉人申请调查取证事项，本院已经予以答复。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各当事人的关系，二为各方当事人在本事件中应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三为××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等赔偿数额应按何标准计算？
关于焦点一，各方当事人在《调解情况登记表》上明确确认钟富荣是涉案房屋的屋主，谢富荣承包了涉案房屋的拆除工作，而尹某受雇于谢富荣，上述陈述属于各方当事人的自认，因本案涉及的是农村房屋的拆除工作，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尹某与谢富荣之间形成雇佣关系，钟富荣与谢富荣之间形成承揽关系。上诉人谢富荣二审主张该《调解情况登记表》是被胁迫、被欺骗、误解之下而签订，然未对此主张举证，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谢富荣称涉案房屋的实际承包人应为案外人李某，然二审期间经本院释明仍未就此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上诉人谢富荣该主张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关于各方当事人的关系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二，原审判决根据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关系、应负担的义务以及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谢富荣作为雇主未尽应为其雇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对施工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有充分的认识及防范，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上述认定正确。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双方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谢富荣赔偿尹某在本次事故中所造成损失的90%，尹某自行负担10%，钟富荣作为定做人，存在选任过失责任，应在30%的范围内对谢富荣所负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责任分担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等赔偿数额过高，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谢富荣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谢富荣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程序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20元，由上诉人谢富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文建
审 判 员 胡 宾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廖利旋
高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