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11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沈家路319号208室。
法定代表人：王如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彩云，浙江哲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伟，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住所地兰溪市丹溪大道23号。
负责人：姜剑纲，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支行员工。
原审被告：兰溪市旭翔纺织公司有限公司，住所地兰溪市永昌街道永昌赵红店头。
法定代表人：孙玉萍，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张利忠，男，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原审被告：孙玉萍，女，199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原审被告：祝欧诺，男，198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原审被告：胡红英，女，197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上诉人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安信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原审被告兰溪市旭翔纺织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翔纺织公司）、张利忠、孙玉萍、祝欧诺、胡红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长运安信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1.一审中上诉人承认“截止2016年1月18日（起诉前），由长运安信公司监管的质物数量为棉纱32.55吨，坯布为1253585.5米”，原审法院也对此认可。而在《质押监管协议》中被上诉人和旭翔纺织公司确认交付给上诉人监管的质押物为“棉纱31.55吨，坯布1181000米”，截止起诉前长运安信监管的质押物并未比签订《质押监管协议》中明确的质押物短少，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2.原审判决事实部分认定旭翔纺织公司、长运安信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如长运安信公司未尽到监管责任造成质物损失的，长运安信公司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既没有上诉人未尽监管责任的事实认定，也没有质押物损失的事实认定，没有以上两个前提，不能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
二、原审判决论证不充分，结论错误。1.原审判决仅以长运安信公司在履行监管义务，并不当然免除质物减少的赔偿责任为由，就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即认定上诉人在履行监管义务，又要上诉人承担未履行监管义务的赔偿责任，判决缺乏事实依据。2.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406条，该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是原审既没有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上诉人有过错，也没有在说理部分说明上诉人为何过错，判决不合理。3.本案立案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但在判决书说理部分却说双方之间夹杂着担保、委托、保管等多重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认为《质押监管协议》的性质是委托合同，即被上诉人取得存放在旭翔纺织公司的“质押物”后，委托上诉人派人对质押物进行监管。判决书认定该协议夹杂担保、保管关系不符合《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至于判决书说理中认为有保管义务问题，根据《合同法》第365条的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本案质押物只是形式上由旭翔纺织公司交付被上诉人，然后由被上诉委托上诉人监管，而实质上“质押物”仍然由旭翔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和进出库，只是旭翔纺织公司对这些“质押物”出库时要履行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审核手续而已，上诉人既无实际占有这些货物，更无权完全控制这些货物，更不存在到期向委托人返还货物的问题。因此，《质押监管协议》根本不具有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365条、374条所作的判决，系法律适用错误。4.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和认定当出质人强行出库时上诉人的监管职责。本案中，如果被监管物有损失，其原因就是出质人旭翔纺织公司违反《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强行出库，造成“质押物”数量和价值减少。如果由此造成损失需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则上诉人必须存在不履行监管责任的事实。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列举上诉人未尽监管责任的具体表现和具体行为，但被上诉人始终无法陈述，其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不履行监管职责。按照《质押监管协议》第四条（4.3）的约定，“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印象甲方权益的情形，丙方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应急措施”。由此可见，上诉人在旭翔纺织公司强行出库时的监管责任是及时通知被上诉人，并采取适当应急措施。事实上，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旭翔纺织公司违约强行出库时上诉人已经及时报告、通知了被上诉人，也在现场采取了劝阻、制止的应急措施，并在现场劝阻无效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如果本案“质押物”存在数量和价值减少损失的，除了主要原因系出质人违约强行出库外，另一个原因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报告了出质人违约强行出库的情况后，被上诉人消极懈怠，既没有及时申请人民法院诉前财产保全，也没有采取临时移库措施，并且对上诉人的报告不重视、不采纳、不回复。本案中，如果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对监管职责约定不明确的，可以依照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发布的《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规范》执行，该规范对第三方监管职责的要求，仅仅是现场看管和报告责任，即只要尽到了现场看管和报告责任，也就尽到了监管义务。国家规范并无规定，合同也无约定当发生出质人违约强行出库，或发生盗抢、保险事故或类似事件时，监管方必须誓死保卫或拼死抵抗才算是尽到监管责任。5.旭翔纺织公司违反《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非上诉人应承担责任。《质押监管协议》中11.2条对三方责任进行了约定，旭翔纺织公司在未得到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出库属于11.2中的违约行为，旭翔纺织公司违约应由其承担违约责任。且，本案中旭翔纺织公司多次强行出库后，上诉人已经书面提醒被上诉人尽快采取措施督促企业及时补货或者存入保证金，或收回超质比例的贷款，但被上诉人均不予采纳、回复，此种行为视为对质押物价值减少的默认。既然被上诉人默认旭翔纺织公司减少质押物就不能要求上诉人就减少部分的质押物承担责任，且事实上质押物较监管时也并未减少。
三、原审判决存在的其他问题。1.程序问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发生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委托合同与金融借款、担保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也不是同一种类，且合同主体完全不同，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本案既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也不是普通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2.旭翔纺织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后并无实际交付货物，根本不存在转移物的占有，全部货物仍存放在兰溪纺织公司仓库内，仍由旭翔纺织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和进出库。因此，被上诉人与旭翔纺织公司之间的关系实际应为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关系应当为委托监管抵押物关系，上诉人监管的货物实际上为抵押物。3.本案发生在2015年10月16日至2015年12月2日期间，该期间的借款就只有2015年10月28日发生的126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所涉及的500万元债务，所以本案上诉人监管货物对应的抵押债权金额只有500万元及相应利息，而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债务本金808万元及利息范围的赔偿没有依据。4.《质押监管协议》2.1、2.6条明确上诉人需要监管的货物以《质物清单》记载为准。《质物种类、介个、最低要求通知书》和《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中所列的质物数量为“棉纱31.55吨，坯布1181000米”，但是依照交付时的单价计算总价应为1228.9655万元而非1405万元或者高于1405万元。原审判决中“被告长运安信公司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发质物清单，认可质物的种类为棉纱31.35吨，坯布1181000元，合计价值1405万元”属于认定错误。因本协议约定质物单价以被上诉人书面通知为准，也就是上诉人对质物价值并无话语权，仅按照被上诉人指示监管质物。上诉人接收货物时已经提示被上诉人，质物种类和数量价值不足1405万元，被上诉人和旭翔纺织公司也明知质物仅有1228.9655万元，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减少发放借款的金额，也未要求旭翔纺织公司补足质物，或提供其他担保，即被上诉人对质物总价值为1228.9655万元是认可的。既然质押物监管协议是以交付的质押物为监管标的，而非价值为监管标的，只要监管数量未减少，上诉人即履行了监管职责。事实上，截止2016年1月18日（起诉前），上诉人监管的质物数量为棉纱32.55吨，坯布1253585.5米，价值1303.38万元，价值仍高于初始监管时的价值。即使上诉人真的存在监管不力导致货物短少，上诉人也应仅就短少的货物数量或金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原审判决确定的“对质物处置价不足1405万元的部分且不超过第一项给付金额承担赔偿责任”。5.货物市场价值波动造成的损失不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从接收货物到后续工商银行兰溪支行接收质押物，工商银行兰溪支行从来没有通知上诉人货物价格变动，质物的价值应该按照入库时价格计算，由此计算出来的差额和货物损失也应该按照原来的标准计算。
工商银行兰溪支行辩称，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监管责任问题，质押监管协议里约定要求监管的最低价值为1405万元，但截止到目前存货价值严重贬损，其中并不仅是市场价值问题，还有货物规格品质的变化导致的贬损。《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质物毁损变失、质量短缺是上诉人的违约，而且上诉人在监管过程中，也没有按照合同监管协议约定办理换货手续，因为换货导致价值减少也未通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违反《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导致货物贬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维持原判。
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工商银行兰溪支行与旭翔纺织公司签订的尚未到期的2015年兰溪字第0554号、2015年兰溪字第126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提前到期，由旭翔纺织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8175577.15元（其中本金8080000元，利息95577.15元，旭翔纺织公司自2015年9月21日开始欠息，截止2015年12月20日积欠利息95577.15元，其后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对旭翔纺织公司提供抵押的存放于兰溪市永昌赵红店头旭翔纺织公司仓库内的存货-
棉纱、坯布，共计棉纱31.35吨、坯布1181000米在1405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对张利忠提供抵押的位于兰溪市××单元××室的房产，位于兰溪市永××路××盛世××单元××室的房产在155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孙玉萍、祝欧诺、胡红英对旭翔纺织公司上述债务在9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长运安信公司对旭翔纺织公司提供的质押的存货-
棉纱、坯布的处置价款与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金额的差额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旭翔纺织公司、张利忠、孙玉萍、祝欧诺、胡红英、长运安信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工商银行兰溪支行与旭翔纺织公司之间借款的事实。1.2014年12月29日，旭翔纺织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2014年兰溪字第1345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旭翔纺织公司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人民币200万元，用于归还财政资金借款、购原材料，借款期限12个月，利率为一年期基准利率加121个基点（一个基点为0.01%），即年利率为5.73%，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按月付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截止2015年12月20日，旭翔纺织公司尚欠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335093.33元；2.2015年5月18日，旭翔纺织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2015年兰溪字第0554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旭翔纺织公司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人民币108万元，用于归还财政资金借款、购原材料，借款期限12个月，利率为一年期基准利率加165.5个基点（一个基点为0.01%），即年利率为5.865%，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按月付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截止2015年12月20日，旭翔纺织公司尚欠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本金108万元、利息18304.65元；3.2015年10月28日，旭翔纺织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2015年兰溪字第126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旭翔纺织公司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人民币500万元，用于归还财政资金借款，借款期限12个月，利率为一年期基准利率加143个基点（一个基点为0.01%），即年利率为6.72%，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按月付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截止2015年12月20日，旭翔纺织有限公司尚欠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5042179.17元。二、抵押、保证、质押、监管事实。1.2014年10月23日，孙玉萍、祝欧诺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2014年证字第L0947-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孙玉萍、祝欧诺对旭翔纺织公司在2014年10月23日至2019年10月23日期间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在最高额900万元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2014年10月23日，胡红英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2014年证字第L0947-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胡红英对旭翔纺织公司在2014年10月23日至2019年10月23日期间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在最高额900万元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2015年5月6日，余旭英、张利忠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2015年押字第031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张利忠所有的以其位于兰溪市××单元××室的房产［房产证号：兰房权证兰字第××号，土地证号：兰国用（2008）第101-19**号］，和位于兰溪市永××路××盛世××单元××室的房产［房产证号：兰房权证兰字第××号，土地证号：兰国用（2011）第101-5067号］为在2015年5月6日至2018年5月6日期间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发生的债务在最高额1**万元的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上述抵押物已于2015年5月15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4.2015年10月16日，旭翔纺织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2015年质字第0563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旭翔纺织公司以其所有的存放于其公司的棉纱、坯布为其自2015年10月16日至2015年12月2日在最高额1405万元范围内提供质押担保；5.旭翔纺织公司、长运安信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XX20151016《质押监管协议》，约定旭翔纺织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的2015年质字第0423号《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约定的质物由长运安信公司进行监管，约定如长运安信公司未尽到监管责任造成质押物损失的，长运安信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长运安信公司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发了质物清单，确认交接的质物为棉纱31.35吨、坯布1181000米，合计价值1405万元，并承诺在其监管期间，质物的最低价值不得低于1405万元。原审认为，旭翔纺织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的《小企业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受合同法调整。旭翔纺织公司不返还借款本金、拖欠利息，系违约行为，孙玉萍、祝欧诺、胡红英自愿为旭翔纺织公司借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应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为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旭翔纺织公司、张利忠提供抵押、质押的相应财产，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对此在相应的金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长运安信公司抗辩主体不适格、已尽到监管责任、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长运安信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之间夹杂着担保、委托、保管等多重权利义务关系，为保证借贷双方融资合同的履行，又签订了质押监管协议，由此产生的质物监管纠纷与融资合同纠纷，应一并审理，同时，长运安信公司虽然在旭翔纺织公司对质物强行出库时通知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和向公安部门报警，但旭翔纺织公司强行出库行为不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只能说明长运安信公司在履行监管义务，并不当然免除质物减少的赔偿责任，长运安信公司的上述观点不予采纳。据此，原审判决：一、旭翔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借款本金808万元及利息95577.15元（已计算至2015年12月20日，之后利、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对旭翔纺织公司提供质押的棉纱、坯布在最高额1405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长运安信公司对上述第二项给付内容中的质物处置价不足1405万元的部分且不超过上述第一项给付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四、孙玉萍、祝欧诺对上述第一项给付内容在最高额9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胡红英对上述第一项给付内容在最高额9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对张利忠所有的以其位于兰溪市××单元××室的房产［房产证号：兰房权证兰字第××号，土地证号：兰国用（2008）第101-19**号］，和位于兰溪市永××路××盛世××单元××室的房产［房产证号：兰房权证兰字第××号，土地证号：兰国用（2011）第101-5067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155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6902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4029元，由旭翔纺织公司、孙玉萍、祝欧诺、胡红英、长运安信公司负担，其中14035元，由张利忠共同负担。
二审中，长运安信公司、工商银行兰溪支行、旭翔纺织公司、张利忠、孙玉萍、祝欧诺、胡红英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另查明，旭翔纺织公司、长运安信公司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签订的XX20151016《质押监管协议》确定的监管期间为2015年9月3日至2015年12月2日，监管费用为45000元，协议载明：第四条质物监管：第4.1条，监管期间，丙方（即长运安信公司）应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丙方应当根据甲方（即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和乙方（旭翔纺织公司）的要求，结合质物的属性和特点，选择适宜的保管场所，提供适宜的保管条件，妥善、谨慎的保管质物，保证质物的安全，防止质物毁损或灭失。第4.3条，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甲方权益的情形，丙方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第4.6条，监管期间，丙方应当建立质物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对质物进行查验、核对种类、清点数目、检查包装盒标识，对质物的出入库的时间、数量、去向以及质物的现状进行记录。第4.8条，监管期间，丙方应按照甲方的书面指示和本协议的规定办理给予乙方提货或换货。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第11.1条，丙方因以下情形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就其实际损失的赔偿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4.2条告知丙方质物的特殊保管要求的情况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2）丙方办理放货违反本协议约定的；（3）因丙方原因，存放仓储质物的仓库收到司法机关或任何管辖机构的限制或禁止的；（4）因丙方违反本协议第4.3条的规定，未及时通知甲方和乙方或未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的；（5）因丙方违反本协议给甲乙双方造成的损失的其他情况；（6）未对质物进行查核，使得质物不符合约定要求的。2015年9月18日，9月21日、9月25日、10月1日、10月5日、10月7日、10月9日、10月12日、10月14日，长运安信公司针对旭翔纺织强行出货情况进行报警处理。2015年9月18日，针对旭翔公司强行出货的情况，长运安信公司向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发送《风险提示函》。其他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根据二审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长运安信公司是否应对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因质押物减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工商银行兰溪支行认为，长运安信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尽监管义务导致质押物价值减少，应由长运安信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长运安信公司上诉认为，其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首先，XX20151016《质押监管协议》确定的监管期间为2015年9月3日至2015年12月2日，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用以证明质物减少的监管报表系2016年1月18日出具，该时间已不属于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期间，因此，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质物减少发生在《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期间。其次，从《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内容看，长运安信公司履行的是质物监管义务，至于监管的具体权利义务范畴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应结合合同条款、缔约目的及交易习惯等予以认定。根据《质押监管协议》第四条、第十一条的约定看，长运安信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为未尽到监管义务，导致质物质物的短少、毁损、变质、灭失，而非质物的减少即要承担责任。从长运安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见，长运安信公司在监管期间按要求报送货物监管情况，针对旭翔纺织公司强行出货的情况也采取了应急措施并根据合同约定通知了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应认定为其已经尽到监管职责。且工商银行兰溪支行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长运安信公司违反了约定的监管义务或者存在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据此，工商银行兰溪支行以长运安信公司未尽监管责任，要求其对质物减少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合同约定，不应予以支持。原审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实体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长运安信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二、撤销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902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4029元，由兰溪市旭翔纺织有限公司、孙玉萍、祝欧诺、胡红英负担，其中14035元，由张利忠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 强
审 判 员 周巧慧
审 判 员 赵 娟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厉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