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遵市法民终字第169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蒋尚兰，女，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务工。
上诉人（一审原告）蒋尚素，女，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务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蒋尚福，男，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务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蒲朝玉，女，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无业。系蒋尚福之妻。
第三人蒲朝宇，男，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无业。
上诉人蒋尚兰、蒋尚素与被上诉人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县人民法院（2015）遵县法民初字第1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蒋尚兰、蒋尚素与蒋尚福系蒋仕荣与杨德英所生子女，蒋尚福与蒲朝玉系夫妻关系，蒲朝宇与蒲朝玉系兄妹关系。1989年杨德英去世，同年蒋尚兰因结婚户口迁出落户于遵义县南白镇，蒋尚素的户口也于九十年代因考取学校迁出后落户贵阳。1998年，蒋尚兰、蒋尚素及蒋尚福之父亲蒋仕荣经有关部门批准在遵义县苟江镇义源村胜利二组修建了127.3平方米的住宅。蒋仕荣于2010年农历八月初五（2010年9月12日）去世前，口述并由他人执笔立下遗嘱一份，其中第一条载明“住房：127㎡，含猪牛圈价值30000元，由房产继承人偿还债务之个人欠款，不含贷款和医疗费”，第二条列明了所欠蒋尚兰、蒋尚素、蒋尚福及信用社等处债务，第三条就土地及征地款进行了处理，第四条就其百年后事作出安排。2011年6月12日，因遵义市东南大道建设需要，需征用蒋仕荣所遗留房屋，遵义县苟江镇人民政府作为拆迁人与作为被拆迁人的蒋尚福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第一条载明产权人为蒋尚福拆迁面积为82.91㎡，第二条约定安置补偿方式为房屋产权置换，第四条约定换房时间为2012年12月2日前，安置地点在苟江镇义源村胜利组，还房面积为82.91㎡。此后，蒋尚福、蒲朝玉因在遵义县南白镇白龙社区购买房屋欠缺资金，蒋尚福于2011年7月22日与蒲朝宇之父亲蒲廷珊签订《购房合同》，将拆迁安置房屋转让给蒲朝宇，约定价格以政府的补偿协议为准，面积以修建后的实际面积结算，蒲朝宇于当日预付购房款10万元，蒋尚福收款后将该款付给了案外人蒋绍兴用于购买其南白镇白龙社区的房屋。该安置房修建完毕后，蒋尚福、蒲朝玉将房屋交付与蒲朝宇，2014年农历腊月，蒲朝宇在装修房屋过程中，蒋尚兰、蒋尚素以房屋存在争议为由要求蒲朝宇停止装修。此后蒋尚兰、蒋尚素诉至法院院，请求法院判决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所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
一审认为：合同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鼓励和保护交易，非因特别的法定事由，合同不得随意被认定为无效。一般而言，除非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情形，否则不应轻易认定合同无效。合同具有相对性，就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而言，如果要主张合同无效，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一般不得随意主张，除非合同标的与其有重大利益关涉且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并损害了蒋尚兰、蒋尚素的利益。本案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系同村村民，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后就被告合法取得的安置房达成一致意见，蒲朝宇预付了购房款10万元，蒋尚福、蒲朝玉已向第三人交付房屋，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有效成立。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本案所涉房屋被征用拆迁后，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订立《购房合同》至今已三年有余，蒋尚兰、蒋尚素辩称不知道房屋买卖事宜，于情于理不符，依法不予采信。蒲朝宇基于蒋尚福与遵义县苟江镇人民政府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从而与蒋尚福订立《购房合同》，蒲朝宇主张房屋系善意取得，理由充分，依法予以支持。蒋尚福、蒲朝玉虽提供了集体土地使用证、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遗嘱、村委会证明等证据欲证明其为房屋共有人，但是，这些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蒋尚兰、蒋尚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订立《购房合同》后支付了对价并已交付房屋，合同中约定了房屋单价以政府补偿协议为准，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蒋尚兰、蒋尚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二被告与蒲朝宇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利益，对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据此判决：驳回原告蒋尚兰、蒋尚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蒋尚兰、蒋尚素承担。
一审宣判后，蒋尚兰、蒋尚素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认定蒲朝宇系善意取得，是适用法律和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诉争房屋作为不动产应当进行登记，而至今也未进行登记。2、诉争房屋的交易价格是10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格；3、蒲朝宇与蒲朝玉系兄妹关系，加之蒲朝玉强行要求蒋尚福在城市购房，在其经济条件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串通。二、集体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及遗嘱等证据，均能证明蒋尚兰、蒋尚素与蒋尚福系诉争房屋继承人，且蒋尚福在一审中陈述了当时只是给蒲朝宇借钱用该房屋作抵押而形成的买卖。三、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判决，系适用法律不全面，对法律理解错误。理由：1、诉争房屋作为蒋仕荣的个人财产，在其去世后就成了遗产，该房屋再未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应系蒋尚兰、蒋尚素及蒋尚福的共同财产。而蒋尚福处置该房屋并未经过蒋尚兰、蒋尚素的同意，该处置行为严重违法；2、诉争房屋系蒋尚兰、蒋尚素出资修建，蒋尚福并未进行出资；且蒋尚福在一审中也认可该事实。四、一审认定蒋尚兰、蒋尚素对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之间买卖行为知情，系认定事实错误。蒋仕荣去世后，因蒋尚兰、蒋尚素与蒋尚福、蒲朝玉之间的家庭关系不是很和谐，并未与蒋尚福夫妇经常往来。五、蒋尚福与蒲朝宇之间的交易行为是违法的，其行为严重侵犯了诉争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不应鼓励和保护交易，而应打击上述交易行为。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蒋尚兰、蒋尚素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蒋尚福二审未进行书面答辩。
被上诉人蒲朝玉、蒲朝宇二审书面答辩称：一、蒋尚福与苟江镇政府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合法取得该拆迁安置房屋。蒋仕荣是否留有遗产与本案无关，且蒋仕荣是否留有遗产不能证明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二、蒋尚福、蒲朝玉将拆迁安置房卖给蒲朝宇是合法有效的。虽然该拆迁安置房屋还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证，但该房屋是可以补办房屋产权证而完善交易的。另外，因本案拆迁安置房屋在勾江镇，不是在县城，当时的价值最多10万元。至于蒲朝玉强行蒋尚福在县城购房的上诉理由，由此推断蒋尚福与蒲朝宇之间系恶意串通，纯属臆断，毫无依据。综上，蒋尚福与苟江镇政府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办理了结算手续和房屋交接，说明蒲朝宇已经合法取得该拆迁安置房屋。因此，蒋尚福与蒲朝宇之间的购房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请二审法院驳回蒋尚兰、蒋尚素的上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购房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因蒋仕荣在遗嘱中未对其修建的房屋进行分割，在蒋仕荣去世后，该房屋作为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由其继承人继承，即本案诉争房屋应由蒋尚兰、蒋尚素、蒋尚福及案外人蒋尚江四人共同共有。该房屋在拆迁安置时是以蒋尚福的名义与遵义县苟江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还房面积为82.91㎡，安置面积差价是850元∕㎡。协议签订后，蒲朝宇作为购房人，与蒋尚福、蒲朝玉签订了《购房合同》，并预付了购房款10万元，结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面积差价，本院认为，该交易价格合理。在蒋尚兰、蒋尚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蒲朝宇购买涉案房屋属于恶意的情形下，本院不能认定上述房屋买卖行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据此，蒋尚兰、蒋尚素关于蒋尚福、蒲朝玉与蒲朝宇系恶意串通的上诉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虽然蒋尚福作为部分共同共有人，擅自与他人签订了《购房合同》，但该《购房合同》不因蒋尚福的无权处分行为而无效，即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蒋尚兰、蒋尚素关于蒋尚福未经其同意处置涉案房屋的行为严重违法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蒋尚兰、蒋尚素的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要求蒋尚福予以赔偿。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蒋尚兰、蒋尚素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亚琼
代理审判员 甘德霞
代理审判员 马天彬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