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南民终字第2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远富。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泽山。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兴明。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国民。
上诉人罗远富与上诉人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采矿权转让纠纷一案，平塘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3日作出（2011）平民初字第357号民事判决，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以原判决程序错误、事实不清，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为由，于2012年5月9日作出（2012）黔南民终字第23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平塘县人民法院重审。平塘县人民法院经重审后，于2012年10月24日作出（2012）平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罗远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为由，于2013年7月19日作出（2013）黔南民终字第115号民事裁定，再次将本案发回平塘县人民法院重审。平塘县人民法院经重审后，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平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罗远富与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谷硐煤矿原名谷硐乡鑫隆煤矿，是大沟山煤矿、石灰窑煤矿与鑫隆煤矿合并而成，原告罗远富于2008年1月23日依法取得平塘县谷硐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后，原、被告于2008年5月30日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原告以1948万元的价格将平塘县谷硐煤矿转让给被告方。途中因原告罗远富未能按约定在被告第一次付款之后45个工作日内变更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及采矿权人。双方于2008年12月19日申请设立合伙企业，12月20日作了合伙的补充协议。2008年12月27日原告罗远富将谷硐煤矿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公章一枚交给被告方，从此谷硐煤矿由被告方接管开采。其间，被告方向黔南州国土资源局缴纳煤矿矿山治理恢复保证金108万元，向黔南州国土资源局缴纳资源费398.4万元。因原告罗远富一直未能将平塘县谷硐煤矿《采矿许可证》变更至被告方名下，矿山投入也未产生任何效益，2009年3月27日，被告方将谷硐煤矿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公章一枚等手续资料返还交给原告罗远富（有原告罗远富收条）。2010年6月1日黔南州国土资源局通知平塘县谷硐煤矿：2009年度采矿权年检未通过，原因是：一、未缴存2010年度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二、未提交经审查的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土地复垦方案；三、有关基础报表填写不全。请你单位于2010年6月30日前，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及手续后，向我局申请补检。逾期未按要求进行整改或经整改仍不合格的，将提请颁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原告罗远富接到通知后未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及手续，也未与被告方进行协商。2010年6月原告罗远富将平塘县谷硐煤矿采矿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交给黔南州国土资源局，黔南州国土资源局交给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10年10月28日被告方经邮寄方式从北京寄出书面通知给原告罗远富提出要求解除《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原告罗远富返还转让费及各项支付费用，原告罗远富收到被告方的通知后未退款。被告方于2011年01月06日向本院起诉，要求：1、由被告返还原告已付平塘县谷硐煤矿采矿权转让费741万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为其垫付的平塘县谷硐煤矿矿山治理恢复保证金108万元及采矿权垫付资源费398.4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1年04月15日，本院以（2011）平民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一、原、被告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由罗运富返还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煤矿转让费741万元，并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个月内兑现清楚；三、驳回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判决送达原、被告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本院（2011）平民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方申请本院强制执行。2011年6月22日，原告委托新疆志诚矿业评估咨询事务所对谷硐煤矿采矿权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其评估结论为：“贵州省平塘县谷硐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08年5月31日的公平市场价值“评估计算年限18.39年，矿山服务年限16.31年，可采储量220.17万吨”为人民币5404.85万元。原告罗远富以此评估为据提出诉讼。诉讼期间，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于2011年12月6日核准了谷硐煤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C5200002012011120122532），但未将许可证颁发给原告罗远富。
原审原告罗远富一审诉称：原告于2008年01月23日依法取得平塘县谷硐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后，于2008年5月30日与被告方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协议书》，以1948万元的价格将平塘县谷硐煤矿转让给被告方。为完成转让登记事宜，原告与被告方于2008年12月19日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办理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并于2008年12月27日将谷硐煤矿的证照及相关手续移交给了被告方，因被告方怠于履行义务，致使该煤矿未完成年检，成为废弃矿。被告方因自身原因造成该矿无法正常开采后于2011年01月06日向平塘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原告与被告方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且双方均存在过错。原告认为，被告方人为的不去办理年检手续，导致采矿权许可证被吊销，变相导致损失的扩大。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经平塘县人民法院审理后已被确定为无效，因此根据合同无效后的法律规定，双方应依法互相返还财产，即原告返还被告煤矿转让费741万元，被告返还原告平塘县谷硐煤矿的采矿权（含该煤矿的设施、设备）。但谷硐煤矿的原设施、设备已全部被被告拆除和变卖，现仅剩一座空煤井。因此，被告应将该煤矿恢复到转让时可进行生产的原状，如不能恢复，则应赔偿该损失。该煤矿在转让时已投入固定资产、机械设备等共计7313138.64元，被告应如实赔偿。其次，由于被告拆除了该煤矿的所有设施、设备，则有可能造成该煤矿的采矿权证被吊销，被告应按原、被告双方确定的采矿权转让价赔偿原告。如该煤矿的采矿权可以补办，则需补交三年来的综合治理保证金等费用近300万元，重新建设造成的工期延误生产的损失被告也应该予以赔偿。故请求：1、如不能按原样返还，按投资700余万进行赔偿；2、赔偿办理证照的损失300余万；3、赔偿重建矿山期间，按年9万吨煤计的收益损失900余万。
原审被告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一审辩称：第一、答辩人早已全部返还因无效《采矿权转让合同》取得的原告全部财物，不存在任何剩余返还义务。答辩人仅短暂占用过平塘县谷硐煤矿，并短暂保管过原告的《采矿许可证》，除此以外没有拿过原告任何财物。合同无效后，答辩人的返还义务仅限于上述财物，而且相关的返还义务早已完成。答辩人在2009年5月即撤出谷硐煤矿，将矿山全部移交给原告，相关证照更是早在2009年3月27日就退给了原告。其次，答辩人撤出矿山至今已经三年多了，原告从未就此向答辩人提出任何异议和主张，现在主张既不符合事实，也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其次、答辩人没有给原告矿山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原告反而因此获得不当得利。原告于2008年01月拿到《采矿许可证》后，没有对矿山进行任何投资，没有建设矿山，而是四处违规转让，倒卖矿山。原告没有所谓的设施设备，三答辩人没有使用接手之前的矿山设施，完全是自行重新投资建设，2008年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后，因我国举办奥运会，禁止在奥运会结束前进行相关矿山施工。三答辩人于2008年8月底才进驻矿山，至2009年5月，在投资1000多万元、掘进600多米发现根本没有原告提交的储量报告中所提的煤炭资源，且原告迟迟无法将采矿权转让给三答辩人后，三答辩人通知原告，撤出了矿山。原告不存在矿山建设损失、不存在恢复开采的问题。相反被告投入的矿山建设，原告因此获得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被告将煤矿移交到原告后的三年多，其建设与否与被告无关，现原告的《采矿许可证》已续期，因此，三答辩人不同意原告任何请求，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后，又签订了合伙协议及合同补充协议，原、被告之间的煤矿转让协议被本院认定为无效后，本院对双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存在对双方进行了询问，询问中，双方虽然对合伙合同失效时间有争议，但双方均认为合伙协议是转让协议的补充，转让协议无效，合伙合同亦应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因双方当事人对合伙协议效力的表态，不违背法律规定，本院采纳双方当事人关于合伙协议是转让协议的补充，合伙协议随转让协议无效而无效的意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已生效的（2011）平民初字第57号判决书，本院认定，双方的转让合同与合伙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后，双方权利义务的承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已生效的（2011）平民初字第57号判决书中明确的归责原则来进行确定。本院（2011）平民初字第57号判决书已确定了本案原告罗远富向本案被告方返还转让款741万元，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八条及（2011）平民初字第57号判决书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归责，对原告罗远富提出的：一、如不能按原样返还，按投资700余万进行赔偿；二、赔偿办理证照的损失300余万；三、赔偿重建矿山期间，按年9万吨煤计的收益损失900余万元，共三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审理。
关于第一个诉讼请求。矿山价值一般包括采矿权许可、矿藏储量、相关设备几方面。原、被告在交接煤矿过程中，没有进行过评估，故本院确定相关损失时，应以实际情况作为依据。原告罗远富提供的新疆志诚矿业评估咨询事务所关于谷硐煤矿的评估报告证明自己的主张，因该评估报告的结论是按采矿权有效期内，煤矿按设计方案正常生产所作出的评估，并非按实际投资评估，且该评估的有效期截止于2012年7月3日，故该报告的评估结论不宜在本案中作为计算原告罗远富实际损失的参照依据，但该报告中对谷硐煤矿评估时的实际状况所作的描述“经对收集的以往资料分析及本次实际调查，矿区内煤矿层未进行过大规模开采，只有零星小窑开采过浅部煤层”及“据评估人员现场勘察了解，谷硐煤矿由于规模上仍然不能适应目前行业管理的需要，以及内部问题，一直基本上没有投入产出，目前处于关停状态（2011年6月24日），洞口被封闭，生活区、办公区未建成，地面未见设备，其实际尚达不到9万吨／年的生产条件；2008年5月31日时，实际产能也达不到3万吨／年”，与事实情况基本相符，可以在审理中作为确定相关赔偿时的参考依据。首先是谷硐煤矿的采矿权问题，本院已查明谷硐煤矿的采矿权没有被吊销，原告罗远富没有失去谷硐煤矿的采矿权，故被告方不对原告罗远富采矿权被吊销承担责任。其次是谷硐煤矿的煤炭储量的投资问题，本案被告方主张没有开采出煤炭，原告罗远富提供的评估亦表明该煤矿未进行过大规模开采，原告罗远富在谷硐煤矿煤炭储量上的投资没有受损，故被告方不需要对煤炭储量的减少承担责任。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本院（2012）平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书中列明的总投资无异议，该判决书中明确：“账目体现支出731万余元，原告2005年以来建矿的兼并费、转让费250万余元、咨询费15.7万、设计费38万元、土地补助4.8万元、罚款6万元、保险5.9万元、车辆使用费4.06万元、土地租用费3.8万元、2009年4月后的新投入275万余元（包括评审、评估91万元、购买设备100万元）以及伤残补偿、人工费用、电费、招待费、生活费、电话费、易耗材料费用等，记账凭证150号至164号中的2005年-2006年度购买的绞车8台（价格13.6万元）、空压机、发电机各1台（价格7.2万）、水泵7台（价格1.78万元）、矿车15台（价格6.75万）、电机2台（价格4.8万元）、钻机3套（价格0.97万元）物资相对不容易损耗。故认定可转让、可移交物质购买价格约37余万元”，在投资分类上，原告罗远富认为总数无误，但分类中没有将建筑材料和人工费列出（经计算，未列明开支的金额实际为90.47万）。根据双方认可的分类项中相关开支的属性及原告罗远富采矿权没有失去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罗远富在将矿山移交给被告方前在获得许可、兼并企业、处理工伤等方面的开支，应由原告罗远富自行承担。对于投资损失，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机械设备及物资损失；2、被告方交回矿山时，先前移交给被告方的矿洞不能开采的损失；3、厂房投资的损失。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对原告方的主张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根据已查明的实际情况表明，原告罗远富在谷硐煤矿的设备购买及矿洞的掘进过程中，确已投入了资金。本院（2012）平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原告罗远富投资了37万元用于购买大型设备得到了双方的确认，在本案审理时，原告远富提供的120余万元的设备清单上双方有争议的只是25万余元的低值设备，对于罗远富在2009年之前投资的这62万余元的设备是否移交，因双方没有交接清单，根据现有证据已不能查明事实；对于原告方主张的旧矿洞内的物质损失，虽原告方提供了园成煤矿等第三人收购矿山物资的证明，但证明中并没有说明相关设备是否从旧矿洞中购买，因此只能起到证明有买卖的事实的作用，不能起到证明设备的归属人的作用，不能作为认定被告方转卖原告罗远富设备的证据，故本院不能依据原告罗远富提供的证据确认被告方需承担转卖原告罗远富物资的责任。《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七十三条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院依此规定，按双方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作出裁判。对于事实上存在的设备和物质，原告方有责任证明已作移交，相关设备和物资的损失应由被告方承担，被告方有责任证明没有接收到物资，且在管理矿山期间尽到管理责任未造成原告方的损失，在举证责任上，原、被告双方均有同等的举证责任。在双方都不能尽到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主张的情况下，本院根据设备和物资折旧的属性，酌定被告方向原告罗远富支付30万元机械设备和物资损失补偿款，以解决双方在机械设备和物资损失上的纠纷；煤炭开采过程中，矿洞的掘进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并非所有投资掘进的矿洞均能产生效益，掘进的矿洞如不能采掘到可正常生产的煤炭层，掘进矿洞时的人工费、材料费等投资，在煤矿采掘行业中通常会出现“有投资但没有交易价值”的风险。被告方另行开掘矿洞的事实和志诚矿业评估中“谷硐煤矿未进行过大规模开采”的描述表明，原告罗远富投资开掘的矿洞没有产生实际生产的效益，对于没有产生效益的矿洞，原告罗远富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对旧矿洞继续掘进可产生生产效益，故被告方对于原告罗远富补偿矿洞掘进的人工费、材料费等投资的请求，不承担责任。对于未产生效益的旧矿洞投资的审理，重点是其原有物资是否缺失。本案审理时，因原告方没有提出有效证据证明旧矿洞内的物资损失的具体数额及损失是被告行为造成，本院已酌定被告方已向原告罗远富支付了相应的补偿款以解决双方在设备和物资上的争议，故被告方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厂房的投资，被告方已向原告罗远富移交了被告方修建的，超出原告罗远富主张面积的厂房（原告主张厂房400平方，价值80万元），在原告罗远富没有证据证明该厂房的价值低于原告罗远富请求的价值的情况下，被告方不对原告罗远富此项请求承担责任。
关于第二个诉讼请求。从被告方2009年3月27日将谷硐煤矿手续交还给原告罗远富起，至2011年原、被告双方相关合同被本院确认无效止，谷硐煤矿尚未缴纳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共计270万元。被告方在2009年3月向原告罗远富移交了矿山手续退出矿山，但直至2010年10月28日，被告方才向原告罗远富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被告方法律上解除合同退出经营的日期至少应为原告罗远富收到2010年10月28日被告方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之日。双方无异议的，被告方向原告罗远富转交煤矿手续后，又于2009年8月、2010年10月对矿山物资进行处理的事实表明，被告方向原告罗远富移交煤矿手续后，仍在对矿山行使经营管理权，双方合同上的经营状态未因移交手续而终止，综合被告方经营管理的实际及合同法的规定，本院认定被告方退出谷硐煤矿经营的时间为原告罗远富收到被告方寄出的解除通知之日。因双方未提供证据证明罗远富收到解除通知的实际日期，根据特快专递按常规7日内可送达的惯例，本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九条的规定，推定罗远富于2010年11月3日收到解除通知，本院以该时间点确认双方经营期间各自应承担的权利义务。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平民初字第57号判决书确定的，“在开采期间向有关部门交纳的矿山治理恢复保证金108万元，资源费398.4万元，被告（罗远富）未得享受，故不应由被告（罗远富）赔偿，所造成的该部分损失应由原告（李泽山等）自行承担”的意见和本院确认的双方经营状态截止时间，本院认为欠缴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中，被告方除已支付的2008年“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外，还应承担支付2009年度及2010年10月止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165万元的责任（2009年度90万，2010年度每月7.5万，共10月）。由于原告罗远富需要支付欠费才能拿到采矿权证，故本院确定，165万元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由被告方向原告罗远富支付。
关于第三个诉讼请求。目前谷硐煤矿正处于政策性整合阶段，且原告罗远富提供的证据表明，原告罗远富移交给被告方的矿洞中并没有出产煤炭，故谷硐煤矿如需要重新掘进矿洞，该投资不应作为需要返还的内容，原告罗远富的此项诉请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远富支付平塘县谷硐煤矿设备、物资补偿款三十万元；二、被告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远富支付2009年度及2010年1—10月“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一百六十五万元；三驳回原告罗远富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7994.00元，减免127994.00元，收取130000.00元，由原告罗远富负担100000.00元、被告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负担30000.00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罗远富与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罗远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一、三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矿山损失526万元；二、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09年度至2011年4月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210万元；三、三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重建矿山损失900万元。主要上诉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上诉人的损失。本案是因转让合同无效而引起的诉讼，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应相互返还。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采矿权转让协议》时，虽未对煤矿上的设施设备进行清点移交，但双方的上述协议有设施设备同时转让的约定，按照商业惯例，采矿权转让是含设施设备的。根据合同约定，采矿权转让价1948万元＝采矿证价值＋矿山设备＋矿上建设设施＋建矿文件相关费用。现被上诉人移交给上诉人的除上诉人自己缴费保住的采矿证外，其他物件均被损毁和变卖，一审仅认为煤矿的建设只需要30万元左右的大件设备就可以实现，显然与事实不符；二、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关系的时间错误。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应视为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是错误的，上诉人收到该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并没有认可该解约行为，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办理煤矿移交手续，并擅自处理了煤矿的财产，导致无法按原状移交。双方合同终止时间应该以被上诉人提出诉讼后，平塘县人民法院据该诉求作出（2011）平民初字第57号判决生效的时间，即2011年4月15日，按此时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上述费用应为210万元；三、一审驳回上诉人关于重建矿山的费用也是错误的。由于被上诉人撤离矿山时，已将原矿山的设施损坏和变卖，现该矿山已荒废，要进行再生产，势必重新投资建设，包括重建材料、人工费、建设工期损失等，远超过上诉人主张的900万元，一审未支持该项诉讼请求是错误的。
上诉人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上诉理由：一、无效合同赔偿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范畴，是处理本案赔偿责任的根本前提。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不存在违约赔偿责任的问题，仅存在的是缔约过失赔偿的责任，该损失包括缔约费用、履行费用及合理的间接损失。首先是本案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该费用不属上列三项因缔约过失而造成的相关费用，不属赔偿范畴，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后由上诉人赔偿该费用是错误的；二、认定缔约过失责任为过错责任，从而承担赔偿责任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损害事实的存在；二是赔偿义务人有过错；三是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保证金不属损失，仅是因矿山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而承担治理和恢复环境的保证金，如履行上述恢复义务，国家将依法返还。由于上诉人在2009年5月初就撤出了讼争矿山，在此撤出到2010年10月的期间，上诉人没有对矿山进行开采等活动，亦不应承担相应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责任，无论应否交纳该保证金，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由于上诉人没有开采行为，一审认定该费用由上诉人承担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不仅未实际损失过该笔保证金，反而侵吞了上诉人垫付的108万元保证金及398.4万元的资源费。一是该保证金被上诉人至今没有交纳；二是被上诉人参加了贵州省煤矿整合，将讼争煤矿转让给贵州泰佳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合同明确约定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由泰佳和公司缴纳，且约定包括上诉人垫付的保证金不得清退，因此被上诉人不存在损失，反而还应退还上诉人垫付的保证金及资源费。同时，上诉人从2008年5月30日订立合同到2009年5月初撤场，扣除订立合同到北京奥运会后的三个月时间，实际管理矿山仅8个月，但交纳了2008年全年和2009年18万元的保证金，仅从期限和数额上分析，一审认定的期限和金额也是错误的。
经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经生效的平塘县人民法院（2011）平民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罗远富与上诉人李泽山等订立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效力性规定而无效，由于双方当事人对采矿权转让协议后另订立的合伙协议及合同补充协议均无效无争议，一审基于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而认定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伙协议及合同补充协议均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争议的是双方订立的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由于涉案合同无效，双方当事人应承担因合同取得财产的相互返还及因过错承担相应赔偿的相关责任，根据已生效的（2011）平民初字第57号判决，上诉人罗远富应向上诉人李泽山等返还741万元的转让款，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李泽山等是否应返还上诉人罗远富的相关财产和应否承担相关赔偿责任上。
关于上诉人罗远富的相关财产的返还问题。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上诉人罗远富的相关财产主要体现有二，一是订立合同后移交的机械设备及物资；二是依法设立的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因此，对该财产，因合同无效，上诉人李泽山应予返还。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诉人罗远富投入并可转让、移交的物质购买37万元的大型设备，一审根据设备和物资折旧的因有属性，酌定上诉人李泽山等返还30万元机械设备补偿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由于上诉人罗远富未能举证证实其投资购买的其他设备已移交上诉人李泽山等，也未能举证因上诉人李泽山等因订立相关合同而导致其所有的其他财产因移交而受损，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诉人罗远富关于上诉人李泽山等应赔偿其经济损失526万元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上诉人罗远富所持有的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并未办理到他人名下，且在双方争议发生后，上诉人李泽山等已将相关证照予以返还，故该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证照的返还已不存争议。
关于上诉人罗远富的相关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主要体现在上诉人李泽山等在经营矿山期间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承担上。2009年3月27日，上诉人李泽山即将谷硐煤矿手续交还上诉人罗远富，但至2010年10月28日，上诉人李泽山等才提出解除合同，同时，一审根据2009年8月、2010年10月上诉人李泽山等对矿山物资进行处理的事实，认定至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时的期间，上诉人李泽山等仍对矿山行使经营管理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认定当事人行使合同的解除权的前提是合同应为有效合同，由于双方订立的合同属无效合同，该合同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故不存在合同的解除问题。一审将上诉人李泽山等向上诉人罗远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拟定收件时间认定为合同“解除”，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由于在此期间上诉人李泽山等实际经营讼争的矿山，故该期间的风险、缴纳的规费应由实际经营的上诉人李泽山等承担。因此，一审对此期间产生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认定由上诉人李泽山等承担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故对上诉人罗远富关于该费用应计至人民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的时间计210万元及上诉人李泽山等关于该费用不应由其负担的上诉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罗远富关于认定上诉人李泽山等赔偿其重建矿山损失费的上诉主张，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对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罗远富预交的108260元，由上诉人罗远富负担；上诉人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预交的19650元，由上诉人李泽山、张兴明、夏国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一铭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李家荣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胡 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