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45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婷，女，198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良，浙江英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优佳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魏青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晓玲，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杨婷因与被上诉人深圳优佳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佳会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7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优佳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事实与理由是：一、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程序错误。原审法院并没有对双方提供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出任何评价。尤其是原审法院在优佳会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实的情况下，没有认定哪份证据可以采信或不予采信，所查明的事实没有建立在对双方当事人证据的客观认定基础上，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二、原审法院对杨婷提交的证据未予采信，也未进行合理、合法的认定。1、原审法院认定“赵某某回复称：原件要邮寄我；原告回复称：原件已由学校寄出”，但优佳会公司并没有在一审期间提供相关证据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原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缺乏事实基础。相反是杨婷提供了相应的原件，足可以证明其在申请学校过程中的相关行为。2、有关本案《协议》的主体问题。签订协议的一方是“xx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也是“xx公司”，所以《协议》的签订一方（义务承受方）应当是“xx公司”。杨婷仅是该《协议》的权利承受方，而不是义务承受方。杨婷是否需要承受相应的义务，应当是“xx公司”与杨婷之间的关系。原审法院将杨婷作为《协议》的“权利义务承受人”，是错误的。《协议》的签字、盖章一方是“xx公司”，表明“xx公司”是《协议》的义务承受方。合同权利在不损害相对方即优佳会公司或经优佳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转移。“xx公司”将应当享有的权利转移到了受益人杨婷，但是义务并没有转移。原审法院将权利、义务混为一团，是导致本案主体认定错误的原因。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公安部《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不适用于本案。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以下简称中介活动）系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条所称中国公民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及相关服务的活动”、“本办法不适用于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境外就业的中介活动，以及组织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劳务活动。”原审法院适用该《办法》第三十八条是错误的。另外，原审法院适用《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是错误的。该《决定》由国务院于2017年1月12日下发并实施，而本案发生于该《决定》之前，不具有溯及力。原审法院也未在一审期间对该《决定》向双方进行释明，优佳会公司也未提及该《决定》，显然原审法院并未站在中立的裁判立场审理该案，剥夺了杨婷对该《决定》是否适用于本案的陈述、辩论的权利。基于优佳会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属于需要经许可的限制性经营范围，即需要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才可以经营。即使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的规定，优佳会公司的经营性质仍应当被确认为无效。四、原审判决认定金额错误。即使《协议》有效，那么根据优佳会公司提供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期间，其也仅在前期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而后期的全部事项并未实际参与其中，原审法院将服务费全额进行确认，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
被上诉人优佳会公司辩称：一、开庭当日，优佳会公司提供的与香港公开大学邮件往来证明文件、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出具的给杨婷办理的2份申请入读报名费各200元汇票等，该证据当时只有复印件，法官要求优佳会公司补充原件核实。优佳会公司在庭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了下列文件：深圳公证处出具的邮件往来公证证明文件、中国移动出具的公司邮箱证明文件及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出具的有盖银行公章的2份200元汇票报名费证明文件等。且在原审法院审理的（2016）粤0304民8807号名誉权纠纷案件中，优佳会公司在庭审现场展示了所有原件，杨婷的代理律师亦在现场。二、杨婷主张其提供了相应的原件，可以证明其在申请学校过程中的相关行为。我公司是不认可的。这是因为：1、杨婷提交的原件与申请入读根本无关，也没提供任何能够证明杨婷从支付申请入读报名费——递交学校申请资料——与学校沟通确定申请资料——收到学校面试通知——回复确定面试时间——学校确定邮件告之面试成功等申请入读香港学校的前期必需申请流程。相反，这些资料都在我方提供的原件、公正文件与复印件中。杨婷提交的都是其从收到学校寄到的纸质录取信(offer)后的相关资料。杨婷之所以能收到学校录取信件，是因为我公司在为杨婷递交到学校的申请表中填写的是其杭州的地址。2、有关本案主体问题，（2015）杭下民初字第02147号与（2016）淅01民终4243号案件的裁判结果已经说明，不再赘述。三、杨婷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我公司并不认可，是因为：1、我公司从事的服务只是单方面接受杨婷的委托为其提供进修信息咨询，并没有同时受到香港有关院校的委托而形成中介服务，也不存在收取杨婷与香港相关院校双方的服务费用。我公司为杨婷提供的进修信息咨询服务不属于留学中介，也不需要具备留学中介资质；2、2012年11月2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通知，规定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境外就业、留学除外）停止实施行政审批。3、杨婷提供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监管办法》并不适合本服务协议。杨婷是去香港读书，并不是出国。且该《办法》也明文规定香港、澳门除外。四、原审判决认定金额准确无误。双方签署的协议中，在第三条付款方式中约定第四次支付最后15000元余款。当时杨婷要求以开立共同账号形式存入，并且在工作签证第5年申请成功后才支付。此种付款方式实属苛刻，且杨婷第二次费用都没有支付，其也没有以共同账户方式存入15000元，该15000元是需要拿到香港身份7年后才支付，显属未知。所以我公司就直接扣掉该款项，即68840-15000=53840元，此为原审法院判决的准确金额。
优佳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婷支付服务费53840元；2、杨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杨婷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的《优佳香港进修移民服务协议》；2、优佳会公司返还首期费用3万元及利息2800元；3、优佳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公证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婷系案外人xx公司的员工，自2013年11月在xx公司就职。优佳会公司与xx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签订了一份《优佳会香港进修移民服务协议》，约定优佳会公司为杨婷提供香港进修移民咨询服务，协助杨婷取得香港院校进修资格，而后取得香港学生签证与香港临时身份证（协助7年后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提供联络及咨询服务。付款方式为：签约时杨婷向优佳会公司支付首期服务费3万元；杨婷获得学校录取通知书，申请办理学校签证时缴纳学费及第二期服务费8.5万元；杨婷成功入学，申请一家三口成功办理并获得香港临时身份证，录取学校专业是文学类，后3日内支付2.5万元；最后1.5万元余款在杨婷一家三口成功办理并获得香港临时身份证后5日内以开立共同账号的形式存入，工作签证第五年申请成功后3日内支付最后余款1.5万元。如因优佳会公司原因未能协助杨婷被学校录取、学校客观原因（如面试未通过）使杨婷未被录取，未能成功取得香港学生签证及香港临时身份证，首期服务费扣除1万元，其他款项退回给杨婷；如因杨婷自身原因未能顺利取得香港院校的硕士学位，从而不能延续香港身份，杨婷缴纳服务费不予退还，优佳会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优佳会公司在向香港院校提出申请及向香港入境事务处提出学生签证及香港临时身份证后，杨婷以任何原因退出申请，杨婷缴纳的服务费优佳会公司不予退还。优佳会公司只协助杨婷按照香港院校进修加移民法规合法取得真实、有效香港移民身份及文件。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优佳会公司、杨婷分别在落款处加盖公章及签名，案外人xx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案外人xx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向优佳会公司支付了款项3万元，于2014年4月29日为杨婷开具推荐信。
2014年4月29日，优佳会公司协助杨婷填写了香港浸会大学的中国文学硕士、香港公开大学的中国文学硕士及文化与保育旅游硕士申请表，以杨婷名义注册联系邮箱ｙｔｈ×××＠126.ｃｏｍ，并代为缴纳香港公开大学的报名费港币200元一课，共计港币400元。2014年5月6日，优佳会公司将面试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发送给杨婷丈夫赵某某。2014年5月13日，香港公开大学向上述优佳会公司代为注册的杨婷邮箱发送面试通知，通知杨婷于2014年6月12日在深圳进行文化及保育旅游文学硕士面试。杨婷回复称其已收到该校中国文学硕士课程的面试通知是在2014年5月21日在香港举行，希望能将两门课程的面试时间改成同一天。2014年5月22日，香港公开大学向上述优佳会公司代为注册的杨婷邮箱发送通知，告知杨婷报读的文化及保育旅游文学硕士课程于5月21日面试合格，正式录取通知书随后发送。2014年6月26日，香港公开大学向杨婷发送录取通知书，告知杨婷被该学校文化与保育专业录取。优佳会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将该录取通知书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杨婷丈夫赵某某，赵某某回复称“原件要邮寄我”，优佳会公司回复称“原件已由学校寄出”。2014年6月30日，优佳会公司再次将学校录取相关资料（包括缴交学费、填写须知等）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赵某某。2014年7月3日，杨婷签收该录取通知书。2014年7月9日，香港公开大学向杨婷发送通知书，告知杨婷没有符合学校规定的要求，其关于该学校中国文学硕士项目的申请被驳回。后杨婷前往香港公开大学攻读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于2015年11月获得该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并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由于杨婷未向优佳会公司足额支付合同约定款项，优佳会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向杨婷发送律师函，称双方合同约定服务费共计15.5万元，优佳会公司已为杨婷取得香港公开大学文化及保育旅游文学硕士进修资格，杨婷已成功入学，杨婷应当支付剩余款项12.5万元中扣除学费部分（港币70200元，折合人民币56160元），要求杨婷支付拖欠的服务费6884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优佳香港进修移民服务协议》的主体问题、效力问题及违约情形。
关于《优佳香港进修移民服务协议》的主体问题。虽然合同中乙方均有杨婷签名及加盖xx公司公章，但从该协议具体内容看，优佳会公司系为杨婷而非xx公司提供香港进修移民咨询服务，杨婷才是涉案合同权利义务承受人，合同并未涉及xx公司，亦未提及xx公司委派其员工杨婷进行进修移民，xx公司代为支付合同项下服务费用的行为不能改变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方，因此，涉案合同主体分别为本案的双方当事人。
关于《优佳香港进修移民服务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约定由优佳会公司为杨婷提供香港进修移民咨询服务，协助杨婷取得香港进修资格，包括申请学校与取得香港身份等。杨婷认为优佳会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不含香港留学与移民的中介服务，优佳会公司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由其香港公司为杨婷实施该部分业务，故优佳会公司没有相应资质，该合同应为无效。对此，《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已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公安部发布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该办法不适用于中国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故即使优佳会公司为杨婷提供留学中介服务超越其经营范围，其与杨婷签订的涉案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涉案协议合法有效。
关于《优佳香港进修移民服务协议》的履约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涉案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优佳会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为杨婷申请香港公开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和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硕士学位课程，并为杨婷联系面试，最终使得杨婷被该学校的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录取，杨婷入学就读并最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杨婷认为中国文学专业和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优佳会公司并未如约为杨婷申请到文学类专业，导致杨婷自行申请成功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优佳会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存在违约。对此，杨婷要求优佳会公司代为申请的是文学类专业，文学类是一个学科门类而非具体专业科目，该门类包括众多专业科目，杨婷提交的学历学位认证书显示其最终获得的即是文学硕士学位，故优佳会公司为杨婷申请的专业即属于文学类别，优佳会公司并未违反合同约定。
杨婷称其于2014年6月底得知自己未能被中国文学专业录取后自行申请了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但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相反，根据优佳会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杨婷于2014年5月21日即通过了香港公开大学的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面试，6月26日获得了该校该专业的录取通知书，7月3日签收了该录取通知书，7月8日缴交部分学费，7月9日该校通知杨婷未能通过中国文学专业面试。故优佳会公司的主张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予以采信。杨婷已经获得香港公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并最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根据双方约定，其应当向优佳会公司支付第二期、第三期服务费即11万元（85000元+25000元），双方均确认杨婷自行支付学费港币70200元，折合人民币56160元，则杨婷仍应向优佳会公司支付服务费53840元（110000元-56160元），杨婷未依约按时足额交纳费用，已经构成违约，优佳会公司请求杨婷支付拖欠的服务费用53840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杨婷作为违约方，反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优佳会公司退还首期服务费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杨婷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优佳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剩余服务费53840元；二、驳回杨婷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146元、反诉受理费620元，均由杨婷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杨婷二审时提交了深圳市教育局《关于赵某某反映深圳优佳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相关问题的复函》（深教函[2017]397号），显示深圳市教育局基于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审批权及处罚权均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原因，已将赵某某反映优佳会公司问题的相关材料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处理。优佳会公司二审时提交了广东省教育厅网上信访大厅的回复信息，显示优佳会公司股东雷小玲因本案纠纷向广东省教育厅进行情况说明的信件已由广东省教育厅收取，目前尚未有处理结果。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优佳香港进修移民服务协议》，优佳会公司的主要义务是为乙方提供香港进修移民的咨询服务，协助乙方取得香港院校进修资格，取得香港学生签证和临时身份证等。从协议的内容和性质可以看出，该服务仅能针对自然人而并非法人。xx公司和杨婷虽然均在该协议的乙方处盖章并签名，首期款项也是xx公司支付，但并不能据此改变优佳会公司是为自然人提供院校进修资格咨询服务的协议性质，且杨婷也实际完成了香港院校的进修学业，原审据此认定杨婷是该协议的当事人，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xx公司为其员工杨婷支付首期服务费用的行为，属双方之间的另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杨婷主张xx公司是协议当事人，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据此，优佳会公司的经营范围中虽然没有包括提供香港留学和移民的中介服务，但现有法律法规并未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涉案协议的效力进行禁止性规制，涉案协议亦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协议有效，是正确的。根据该协议约定，优佳会公司获取杨婷支付的第二期服务费的对价是杨婷获得学校录取通知书；获取第三期服务费的对价是成功入学、获得香港临时身份证、录取学校专业是文学类。双方在协议中并未将“专业是文学类”特定化为杨婷主张的“中国文学专业”。在此情况下，对该协议内容的理解，应优先适用文意解释原则，即只要杨婷就读的专业是“文学类”专业，即符合协议约定。而判断杨婷是否就读了“文学类”专业的依据，应是其毕业时所获学位证书。杨婷毕业时恰恰获得的就是文学硕士学位，故优佳会公司并不违反上述协议的约定。杨婷应按协议约定向优佳会公司支付第二、三期的服务费用。杨婷主张其在未能被中国文学专业录取后自行申请了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相反，根据香港公开大学与杨婷的邮件往来内容，杨婷主动申请将两个专业的面试改为同一天进行，而面试次日其就被校方告知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的面试合格，一个月后校方即向其发送录取通知书。在此之后约半个月，校方才告知杨婷未被中国文学专业录取。也就是说，杨婷是在被文化及保育旅游专业录取后方得知其未被中国文学专业录取，该事实与其上述说法明显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杨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上诉人杨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瑞香
代理审判员 陈俊松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