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民申54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绿云，女，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萍，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水波，男，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钟伙球，该支行行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伟龙，男，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才，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亦烽，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欧阳博，男，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第三人：单镇帮，男，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
再审申请人潘绿云因与被申请人李水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第三人单镇帮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4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潘绿云申请再审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的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但二审判决无视该证据和事实，维持原判，一、二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所认定的事实不仅缺乏证据，而且与实际不符。如：1、广州市增城区××804房（下称案涉804房）于2008年购入，并非2009年11月24日购入，更非单镇帮个人财产。案涉804房应属于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才会在离婚协议书上协商处理案涉804房的归属问题。但一审判决无视事实，仅凭房产查册单上的“己过户”字眼就错误认定为二手房，系单镇帮与再审申请人离婚后的个人财产。2、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离婚后，案涉804房应归再审申请人个人所有。因为案涉804房购入时是按揭贷款的，在没还完银行贷款前不能过户，所以离婚后再审申请人只能暂时用单镇帮名义支付按揭款（对于具体还款由再审申请人到银行柜台操作的证据已向二审法院申请调查，但二审法院置之不理）。另外，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购买案涉804房时，案涉804房只有预售证，没有房产证；截至2009年11月24日，案涉804房的房产证才拿到（房产证被单镇帮偷领了）。由于再审申请人在申请执行，即要求将案涉804房过户到自己名下时，案涉804房己被查封，导致该执行被终结，案涉804房无法过户到再审申请人名下。但案涉804房暂时不能过户到再审申请人名下并不能否定该房产归再审申请人所有的事实。3、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即“推定”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恶意串通”、单镇帮“将财产转移给潘绿云，债务留给单镇帮自己”。这推理错误，而且认定错误，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离婚时，案涉804房抵押给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支行，所以该房产不能立刻过户给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要抚养女儿，将夫妻共有的房产约定给抚养孩子的一方怎么就“有违常理”了。案涉804房的贷款也没有完全约定由单镇帮还，2019年后的贷款需要再审申请人独自承担（2038年3月4日按揭期满，即按约定再审申请人离婚后需要还贷19年，而且实际上，离婚后的房贷实际由再审申请人归还）。一审法院并不知道双方离婚时处理财产的想法，更没有深究双方约定的特殊情况，单凭其认为的“有违常理”就推定“逃避债务”，没有任何证据即认为是“将财产转移给潘绿云，债务留给单镇帮自己”，不仅过于草率，而且明显错误。对于李水波的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不管案涉804房归谁，再审申请人都得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转移财产”是根本没用的。如果再审申请人和单镇帮真的要“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则在离婚后应立刻转卖案涉804房才对，不会等到1年多后让李水波有机会去查封。更重要的是，再审申请人和单镇帮离婚时根本没有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产生任何债务，为了离婚后2年多才产生的债务而“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才是“有悖常理”。单镇帮在离婚后大肆借款，又将明知不属于自己的案涉804房卖给林伟龙等，是单镇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与再审申请人潘绿云无关。用2009年的离婚协议、2010年的调解书来对抗2011年后才产生的债务和2012年、2013年甚至2014年的生效文书，怎么就成了“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对抗人民法院的查封、拍卖和执行”呢？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恶意串通”、“将财产转移给潘绿云，债务留给单镇帮自己”，不仅推理错误，而且认定错误，与事实严重不符。（二）二审判决及庭后答疑均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无视证据和事实，是完全错误的。1、针对一审判决没有证据即认定案涉804房是二手房、存在“恶意串通”等错误，再审申请人在二审时提交了大量证据并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但二审判决在认可了案涉804房购入时是一手房后，却无视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和法律依据，采纳了一审判决仅仅根据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情况表上显示的“已过户”三字即认定案涉804房为二手房的意见，并认为一审判决的该认定并无不当。二审法院在发现该问题后不仅没有更正，反而无视证据和事实，作出前后矛盾的认定。2、二审判决及庭后答疑均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如：二审判决认为案涉804房的性质应该以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情况表为准，但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情况表只是字面上或系统上的记载了房屋的“现状”，不是“已过户”就等同于从第三人（除开发商外）处购入，不是登记一人名字就绝对是个人单独所有。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情况表不能单独适用《物权法》，在具体法律关系上也要结合不同的法律规定。本案就需要结合《婚姻法》《房屋登记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来判定案涉804房的产权状况。案涉804房从开发商处购入时是以单镇帮名义签署的合同，办理按揭也是以单镇帮名义办理，所以案涉804房的房产证出来时登记在单镇帮一人名下，但不影响再审申请人对该房产享有所有权的事实。只看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情况表就认定案涉804房是二手房，归单镇帮所有明显是错误的。再审申请人多次强调，也通过法律规定（对于一手房初始登记的法律规定）大量证据证明了登记在单镇帮名下案涉804房是一手房，2009年11月24日的“已过户”只是从开发商处过户到单镇帮名下，并非从其他人处“过户”给单镇帮，这不仅是常识，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二审判决确认案涉804房购入时是一手房，却又认为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产权情况表上“已过户”就是证明房屋二次交易了，属于二手房，这不仅仅是与实际相违背的，而且法院的认定明显是矛盾的，也显然是错误的。又如，二审判决在判决及庭后答疑的回复上犯了逻辑上的错误。第一，二审判决在预判了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前提下，仅仅因为再审申请人在2009年7月15日离婚后到2010年7月27日期间没有主张过权利，就认为可以“证明”潘绿云与单镇帮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然后以此来“说明”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再审申请人自始对签订离婚协议中关于案涉804房归自己所有的约定并无异议，单镇帮也未对离婚协议或者案涉804房的归属提出过异议，就是说离婚后再审申请人实际上个人拥有了案涉804房。对于已经由自己掌握的房产，根本没有主张权利的需要。离婚时房产证未能领取，再审申请人在离婚后也不知道开发商何时能出具房产证，而且因为房产证未出，按揭款未还清，就算向法院主张权利也实际上处理不了案涉804房过户问题。但是案涉804房暂时未能过户到再审申请人名下，并不能影响或否认该房产在离婚后属于再审申请人个人所有财产的事实。另外，案涉804房购入时是以单镇帮名义购入，所以在房产证可以领取时，开发商只通知了单镇帮，并没有通知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并不知道房产证在离婚后被单镇帮领走，是后来到银行交按揭款时才无意中得知了案涉804房的房产证被单镇帮领走一事。加之后来单镇帮不肯配合过户，才导致案涉804房一直无法过户到再审申请人名下。在此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于2010年7月27日起诉至增城区人民法院请求确权。没有向法院主张权利的期间，并不代表再审申请人在该期间就认为案涉804房属于单镇帮所有。相反的，正是因为再审申请人在离婚后一直认为案涉804房归自己所有，事实上也已经属于自己所有，单镇帮也未提出异议，所以事实上根本没有争议，也就没有主张权利的需要。二审判决仅凭“2009年7月15日至2010年7月27日潘绿云提出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时，相差一年的时间，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在此期间潘绿云就该约定归其所有的房屋主张过权利”，就认为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缺乏关联性，存在逻辑上的错误。第二，二审判决在预判了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前提下，认为双方婚前存在债务，离婚时将共有财产约定给其中一方就是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然后企图以此来“说明”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以偏概全。夫妻对内处分共同财产，并不必然对对外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或者法律效力。如果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无论双方离婚时怎么约定，就算双方离婚了，最终也还是得对该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上，生效的法律文书也确认了再审申请人需要对李水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二审判决“预判”的“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根本不能实现。因此，二审判决“预判”明显错误。如果说单镇帮与再审申请人在李水波提出诉讼后，甚至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了债权后才离婚、才在离婚协议书上约定案涉804房归潘绿云所有，才能说有“明显有逃避债务”的恶意。但是仅凭债务发生在离婚前，就认为有“明显有逃避债务”的恶意，明显是脱离实际的自顾自说。第三，二审判决在预判了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前提下，认为李水波起诉后，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就案涉804房达成调解，就等于是“逃避对外债务”，以此来“证明”其认为的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况，明显断章取义。再审申请人2010年7月27日提起婚后财产纠纷诉讼时，关于李水波与再审申请人、单镇帮的债务纠纷尚未判决，虽然案涉804房当时被查封，但也只是诉讼保全的查封，并非执行的查封。此时，再审申请人根本就没认为李水波的27万元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单镇帮与李水波的27万元债务实际上并非民间借贷，而是其两人间的合伙纠纷所产生的债务。对于该债务，单镇帮是认可由其自己承担的，所以才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双方各自对外的债权债务，离婚后由各自享有与承担”，即单镇帮与再审申请人之间的离婚约定，是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的约定，并非为了逃避债务而作出此约定。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就其两人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的约定，根本影响不了其对外债务的性质。案涉804房约定归再审申请人所有，是在李水波就27万元债务提起诉讼前就已经约定好的了，并非在李水波提出诉讼后才约定。在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件中，单镇帮只是对双方离婚时就该房产的归属的约定进行再次确认。就算单镇帮在该案件中不同意调解，也影响不了案涉804房归再审申请人所有的事实，法院判决也会支持案涉804房归再审申请人所有。如果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在2009年7月15日离婚时没有对案涉804房的归属进行约定，或者约定案涉804房归单镇帮所有，然后在李水波提起诉讼后才变更约定为归再审申请人所有，认定“企图逃避对外债务”还有可能。还有就是，假若双方真的明知存在共同债务，那么不管案涉804房约定归谁所有，都需对李水波承担清偿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在案涉804房拍卖后的执行款分配中，再审申请人是同意在拍卖款中对李水波27万元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可见再审申请人没有与单镇帮恶意串通，更没有逃避债务。不管是从时间上、目的上还是行为上，都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可能或者事实。再如，二审判决从“潘绿云认为案涉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就得出“印证了其与单镇帮作出的案涉房产归潘绿云所有的约定并非善意”的“判断”错误，不仅脱离了法律依据，更是脱离了实际。再审申请人认为案涉804房在离婚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在离婚时双方约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案涉804房归需要抚养婚生女儿的再审申请人所有，并无不妥。这约定符合现实中一般的处理，而且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假若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真的存在恶意串通，企图通过合法形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在离婚后，单镇帮就会主动积极的配合将案涉804房过户至再审申请人名下才说得通，才符合“恶意串通”的表现形式。可是事实上单镇帮不仅拒绝配合再审申请人办理案涉804房的过户手续，而且还恶意转让理应属于再审申请人所有的案涉804房，严重侵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三）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即案涉804房归再审申请人所有，则(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就算不能对抗李水波的债务，但绝对能对抗后面产生的债务。再审申请人由始至终都是同意李水波的27万元债务在案涉804房的拍卖款中分配的，但不同意单镇帮离婚后的债务，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的债务在案涉804房的拍卖款中分配。首先，单镇帮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的债务是在离婚后产生的，应与再审申请人无关。其次，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于2009年7月15日离婚时就约定了该房归属再审申请人所有；2010年7月29日生效的(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再次确认了案涉804房归再审申请人所有。这次诉讼是对原离婚协议的确认，不是出现一个新的请求。后来只是因为案涉804房被李水波申请查封，导致无法暂时过户。案涉804房是在2010年7月14日被查封的，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于2009年7月15日离婚时就约定了该房的归属，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二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认为(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不能对抗李水波的查封，这个可以接受，而且再审申请人自始至终都同意李水波的27万元债务在案涉804房的拍卖款中分配的。但再审申请人并没有主张用(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来对抗案涉804房的查封和拍卖。单镇帮个人自行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的债务，不管是债务产生的时间，还是相应判决书作出或生效时间，均在(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一审判决却继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二款，认为于2010年7月29日即已生效的(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不能对抗2013年1月16日作出的(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4月19日作出的(2013)穗增法民三初字第663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3月3日作出的(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315号民事判决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二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是说案外人不能以后生效的法律文书对抗此前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并没有规定说另案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对抗比其更往后生效的法律文书或执行。具体到本案，案涉804房是在2010年7月14日被查封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二款规定，2010年7月29日生效的(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不能对抗案涉804房被查封和拍卖。再审申请人也没有主张对抗该查封和拍卖。但(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2013)穗增法民三初字第663号民事判决书、(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315号民事判决书，均在(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生效2年多后才作出，且案涉804房属于再审申请人个人财产。故再审申请人依据案涉804房属于其个人所有的事实以及生效的(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依法有据，合法合理。此时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二款规定，认为2010年7月29日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不能对抗2年多后才作出的法律文书的执行，适用法律错误，侵犯了潘绿云的合法权益。另外，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离婚协议中关于案涉804房的处理违法，认定该约定无效，认为案涉804房不归潘绿云所有，另一方面又确认(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只是不能对抗已查封的事实，前后矛盾。（四）再审申请人为了证明案涉804房是一手房，并非单镇帮离婚后购入的二手房，而且离婚后按揭款由再审申请人支付，在二审时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给二审法院，但是二审法院并没有准许，导致查明事实不清，理应再审。需要指出的是，单镇帮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借款时（2011年7月29日），案涉804房已被查封，而且单镇帮与再审申请人就案涉804房的归属问题已经再次确认【(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早在2010年就生效了】。作为金融机构，在借款前完全可以得知该消息，知道案涉804房并非单镇帮所有，知道单镇帮有“案件在身”，而且财务已经出状况（被查封），但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仍然借款，其理应承担该“风险”。单镇帮在明知案涉804房已经归再审申请人所有的情况下仍然于2011年11月1日“转让”给林伟龙，属于侵吞再审申请人的财产，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案涉804房已经于2010年7月12日被查封，而林伟龙在2011年11月1日购买时就应知道抵押，而且已被查封，其与单镇帮的交易存在巨大风险。但林伟龙还支付30万元首付款（交易总金额为55万），在合同签订后约定的过户期限（2012年12月30日前）届满后近1年后才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和要求违约金，这明显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而且还约定了30%的违金，在案涉804房最终不能交易解除合同时，单镇帮对支付巨额的违约金竟然没有任何异议（虽然合同有约定30%，但是明显过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适当调整），也是不符合正常人的反应的。同日，即2011年11月1日，单镇帮向欧阳博又借款30万元，一般说来，借款人有诉讼在身，房屋又被查封，又准备转让房屋的同时，在没有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出借人还愿意出借30万元，这得是多铁的关系才有如此的“信任”？值得一提的是，单镇帮与林伟龙、欧阳博间的合同均在2011年11月1日签订，林伟龙、欧阳博到法院对单镇帮提起诉讼的时间相近（分别是2013年10月24日、2013年10月23日），委托的代理律师亦相同，如此高度吻合的“巧合”，让人无法排除单镇帮与林伟龙、欧阳博恶意串通，企图制造假债务恶意侵吞再审申请人所有的案涉804房的可能。一、二审判决片面地认为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却不考虑单镇帮在离婚后拒绝配合过户，恶意转让属于再审申请人的案涉804房，并四处举债，企图通过制造债务来侵犯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更未考虑过单镇帮有可能联合林伟龙、欧阳博等人，企图制造假债务恶意侵吞再审申请人个人财产的可能。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焦点问题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对单镇帮的债权能否在案涉804房的拍卖款中得到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查，案涉804房于2010年7月14日已被人民法院查封，并于2013年8月拍卖处置时仍登记在被执行人单镇帮名下。虽然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9日作出的（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对再审申请人与单镇帮共有的案涉804房确认归再审申请人所有，但此时案涉804房已被人民法院查封，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该（2010）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329号民事调解书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对案涉804房的执行措施。因此，再审申请人主张案涉804房归其所有，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薄时发生效力。”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不动产登记薄上记载之后，其方能取得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所有不动产物权。因此，在不动产登记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单镇帮的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依法可从案涉804房的变现价款中得到受偿。一、二审判决认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可参与分配案涉804房的变现价款，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市支行、林伟龙、欧阳博不能从案涉804房的变现价款中受偿，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潘绿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潘绿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良军
审判员 陈可舒
审判员 陈小虎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