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平乐村民委员会第32、33生产队不服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山林土地行政确权一案
二 审 判 决 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3）南市行一终字第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平乐村民委员会第32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黄XX。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平乐村民委员会第33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黄XX。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XX。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谷明佳，区长。
委托代理人莫XX。
委托代理人黎XX。
原审第三人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平乐村民委员会第31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黄XX。
委托代理人韦XX。
上诉人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平乐村民委员会第32、33生产队（以下统称上诉人）因山林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不服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13）良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黄XX、黄XX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黄XX、李XX，被上诉人良庆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莫XX，原审第三人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平乐村民委员会第31生产队（以下简称原审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黄XX及其委托代理人韦XX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原告和第三人争议山称为“那母山”，原告又称“那墓岭（山）”，面积58.7亩，位于良庆区玉洞街道平乐村的“南北二级公路”西边约两公里处，其中的18.6623亩被国家征用，用于修建南宁外环高速环道。其四至范围与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处理决定附图所示一致。原告与第三人自土改至今均属同一村级基层组织管辖，现玉洞街道平乐村委会管辖。“三包四固定”时期，现平乐村第30、31、32、33队同属新坛大队管辖，对应称为新坛大队第3、4、5、6队。1965年，新坛大队第3、4队合并成为平乐大队第19队，新坛大队第5、6队合并成为平乐大队第20队。1979年，第19队分为现平乐村第30、31队，第20队分为平乐村第32、33队。各队名自此沿袭使用至今。黄瑞梧户原为单干户，上世纪60年代末加入平乐大队第20队，1979年第20队分队时，黄瑞梧户属于第32队。据现存于平乐村委会的黄瑞梧户《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以下简称《分户清册》）记载：该户有畲地、田地和山林等，山林包括“雷二”、“百殿”、“公开”，但未见标有“那墓”或“那母”的山林。其中，“雷二”、“百殿”和“公开”山林均标注有四至情况，“雷二”只标注有山林面积3市亩。另据平乐村委会保存的1953年黄殿萍户《分户清册》记载：黄殿萍户自管地包括“那墓”山林，标明四至界限，面积共计1市亩。
第三人持有1981年9月24日邕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000831号山界林权证正本（包括存根），记载第31队有“来二至胡电、200亩”，附图上标有机房、拜台和电玉等地名。现良庆区良庆镇林业站存有№000832号《山界林权证》存根记载第32生产队有“暗台、墓减、果园、美特、公开也埋山（岭）”等山林165亩；№000833号《山界林权证》存根记载第33队有“陆告、来二、美削也埋、独也埋、公开、马狂山（岭）”等山林370亩。在权属纠纷调处期间，第三人平乐31队向被告提供了四份自留山证，均盖有邕宁县人民政府公章，但日期处空白，各自留山证上都有“那母”山林的记载；原告平乐第32、33队向被告提供了三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仅有一份由平乐村第31队发包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有“那母”地名。诉讼期间，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三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但均未载有“那母”、“那墓”或者“百殿”之地名。原告及第三人均称争议地内的松树为自然生长林并由已方持续经营管理，但均未能提供对争议地的林木进行经营管理的直接证据。
2010年3月，争议双方因国家修建南宁快速环道时征用“那母山”部分土地而发生权属纠纷。2010年6月4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确认争议地“那母山”山林归己所有。2010年6月23日，被告作出良政不受字（2010）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认为原告的申请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依法不予受理。2010年9月8日，原告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该《不受理决定》，并判令被告予以立案调处。2011年1月18日，被告作出良政决字（2011）2号撤销该不予受理决定。原告随即向法院申请撤诉。2011年3月9日，被告通知原告，告知其受理其调处申请。2011年8月21日，被告作出被诉的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3年3月18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3）1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的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原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山林土地权属进行处理属被告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其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处理争议山林的权属纠纷。本案中，原告对被告认定1953年黄瑞梧户《分户清册》与争议地无关联不予认可；其主张争议“那母山”在解放前到土改称“百殿山”，后来才叫“那母山”；但其又主张1953年黄殿萍户《分户清册》内的“那墓”与黄瑞梧户的《分户清册》内的“百殿”为同一山林，两种说法相互存在矛盾。另，原告认可的1953年黄殿萍户《分户清册》已记载有“那墓”，与原告称争议山后来才叫“那母山”的说法相互矛盾，也与证人称争议地一直被称为“那母山”的证言不相一致。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百殿山”具体方位、面积，并证明“百殿山”即是“那母山”的情况下，被告认定“百殿山”与“那母山”没有关联并无不妥。对于被告认定的第三人取得山界林权证后即将该林权范围内（包括争议地）的部分土地林木作为自留山分到农户，原告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及自留山证来源不明，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依据，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否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虽然第三人持有的№0000831《山界林权证》记载“来二至胡电”山林土地权属共200亩，但并没有标明“那母山”具体属第三人所有，直接依该《山界林权证》将争议的“那母山”权属确认给第三人依据不足，但被告结合第三人提交的自留山证和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以及众多证人所作的证言，可以认定第三人对争议地“那母山”进行经营管理。而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对“那母山”曾享有权属或曾进行过经营管理。综上，被告根据争议地历史事实、权属来源及使用现状，依据《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的规定，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作出的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处理决定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参照《条例》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于2011年8月21日作出的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第32、33生产队共同负担。
上诉人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争议山林在解放前属于村民黄瑞梧、黄少玲夫妇私有，土改时亦归其所有，合作化时，黄瑞梧夫妇没有入社，为单干户，该山为其家庭所有及经营管理，直到1968年，该户才入社到原平乐20队（现为32、33队），入社时，其所有的耕地、水牛及山林“雷二山”（“来二山”）、“百殿山”、（“那墓［母］山”）、“公开山”等一并带入原平乐20队即上诉人集体所有。以上事实，不仅有黄瑞梧户的《分户清册》及黄少玲的证明材料等证实，也有相邻的其他农户的土地清册记录佐证。具体是：第一，在户主黄瑞梧（其父黄殿金）的分户清册中，记载其有山林三座即“雷二山”、“百殿山”、“公开山”。其中“百殿山”四至：东面——殿萍、南面——仁宅、西面——殿萍、北面——丙祥，地类为“林”，与黄殿萍分户册中记载的“那墓山”相符。第二，在户主黄殿萍《分户清册》中记载有山林七幅，计有“力淤（力依）”、“那墓”等。其中“那墓山”的四至是：东面：芝通；南西：山顶；西面：殿金（即黄瑞梧之父亲）；北面：畲地，面积1亩。“那墓山”四至十分明确，其两块地靠殿金，因黄殿萍与黄殿金是堂兄弟，两家的山地靠一起，相互可印证了现争议的“那母山”原名为“百殿山”。第三，证人黄少玲证实，其嫁到黄家时，所种的田地和山林是家公亚产（黄殿金）留下的，年轻时她还在山上开了几块荒地，现在山上还葬有其三弟媳等坟墓；解放后其为单干户，直到1968年加入社时，才把自家的田地、山林和耕牛带入平乐村第20队，其山林有“雷二山”、“百殿山”、“公开山”。证人黄瑞松证明：土改时，其家在“那母山”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一块山地，东边的这块山林靠“雷二”、南面靠山顶、西面靠黄殿金。西边那块地靠“力依（於）”合作化已带入社。他所指的“那墓山”即现争议的“那母山”，与黄殿萍的《分户清册》记载的“那墓山”、黄瑞梧的分户清册记载的“百殿山”相吻合。2010年3月，南宁快速环道征用“那母山”部分土地时，上诉人曾组织全队各户主到现场确认界限，为了准确起见，还将年老体弱黄少玲老人背上山，由她指认“百殿山”四周的界限，确认“百殿山”就是现争议的“那母山”。第四，第三人提供的№0000831号《山界林权证》及三份《山界林权证》存根是取自于平乐村委会的一些作废和没有经过政府审查核发的证书。上述《山界林权证》记载的“来二至胡电”不仅与黄瑞梧、黄殿萍两户人家的分户清册没有标明有争议的“那母山”，所记载的“百殿山”、“那墓山”也有重叠；另提供的所谓上诉人名下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则纯属编造，因上诉人从来没有取得《山界林权证》，何来之存根？上诉人为此到良庆镇林业站了解核实，据该站工作人员韦某介绍，镇林业站约成立于2007年，上述证书存根是在建站之后到新村、平乐村委收集上来的，至于当时发放与否有效其也不清楚。对此，良庆镇法律事务所张所长也表示，他曾经到新村了解过这些《山界林权证》发放的有关问题，发现这些证书连发证日期都填错，如一九八一年十月只有三十日，但证上填写的是三十一日，故是否合法有效也搞不清楚。上诉人还向邕宁区林业局和档案馆查询№0000831号《山界林权证》，但没有查到其存根。这说明这份山权证是没有经过政府核发的。综上所述，说明原新村、平乐生产大队保存这些《山界林权证》尽管盖有邕宁县政府的公章，但未经政府核实发放，故是无效的。
二、原判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首先，处理决定适用《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与本案无关。其次，适用《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权属纠纷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这只是规定权属争议的处理原则，并未针对争议地应确权给予争议双方的那一方，故不能成为确定权属的法律依据。而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以其作为法律依据显然对不上号，故处理决定属于不法的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判决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客观、公平、合法的行政处理决定，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其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述称，争议地自土改以来一直是其经营管理。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邕宁县人民政府给其核发了№000831号《山界林权证》，所记载的土地范围包括现争议的“那母山”。之后，其即将该证书范围的山林分到各农户作为自留山进行经营管理。几十年来，其农户对“那母山”精心管理，使该山地内的林木长得很茂盛，为各农户提供了各种建筑用材。在其对那母山长期经营期间，从来没有任何人对该山提出权属主张，直到2010年3月，因上诉人抢夺第三人农户的林木，由其是因南宁市快速环道的修建而征用了争议地，上诉人才提出权属争议。根据上述事实，被上诉人将争议地“那母山“山林权属确定给其集体所有，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称其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与上诉人的山地虽然相连，但两队之间的界线分明。在争议地范围内，其栽种管理的松树与上诉人所经营的山地形成一条明显的界线。其各农户不仅有政府颁发的《自留山证》，现场还可见有各户用乱石堆作为自留山界线标志。这足以证明其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上诉人称争议的“那母山”系黄瑞梧、黄少玲夫妇土改时分得的山地没有事实依据。首先，黄瑞梧户的《土改清册》所记载地名与争议地地名不一致，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山地原属该户经营，因此，该《土改清册》与本案无关联性。其次，从良庆镇林业站复印提取的的№000832、000833号《山界林权证》（存根）证实，其所记载的属于上诉人的山地既没有“那母山”，也没有与该山有重叠之处。综上所述，上诉人的权属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良行处字（2012）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以下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相互印证，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应予确认，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一）书证：⑴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户主黄瑞梧的《邕宁县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所记载的林地包括“雷二”、“百殿”、“公开”，其中“百殿”林地的东面和西面至均为“殿萍”，南、北面界至分别为仁宅、丙萍；⑵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户主黄殿萍的《邕宁县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其所记载的“那墓”山林的西边与“殿金”相邻（注：“殿金”即是黄殿金，是黄瑞梧之父亲，其与黄殿金乃堂兄弟）；
（二）证人证言：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2011年10月5日由雷锡智代笔、黄少玲（时年97岁）口述的《证明》，证实“雷二山”、“百殿山”山林解放前及解放后土改时系属其家庭私有；其在年轻时在“百殿山”开有两块荒地，其三弟媳安葬于此山；“百殿山”土改后被称为“那墓山”；1968年，其家庭由单干户加入平乐第20队，上述山林及耕牛等全部带入该队；2010年她曾被本队人背上山上确认“百殿（那墓山）”与其他山的界线。
（三）被上诉人在行政调处时依职权制作并提供的《调查笔录》：
①对黄瑞育（30队）的调查笔录，其证实“那母山”有“贵产”祖坟和两块畲地、当地习惯祖坟只能葬在自家地、山上林木属于自然生长；
②对龚方卿（龚屋10队）的调查笔录，其证实黄瑞梧是单干户；
③对黄光洪（31队）的调查笔录，其证实黄瑞梧原属单干户，争议的“那母（墓）山”上有黄瑞梧家族的祖坟和坟前有两块畲地，落实责任制后其到该山地种竹子；
④对黄兆江（21队）的调查笔录，其证实单干户入社时土地山林归该所入的生产队所有；
⑤对黄品朝（23队）的调查笔录，其证实：单干户黄瑞梧是在1968年被强制入社，当时入旧平乐20队；其带入的山林有“那墓山”，该山葬有其家族祖坟；
⑥对黄贤华的调查笔录，其证实：其父亲在1967年前是单干户，“文革”中，经其动员父亲入社，加入旧平乐17队；类似其父亲的情况还有黄瑞梧（贵产）等，黄瑞梧入社后土地、山林归其所属的生产队管理；
⑦对黄之春、黄昔勇（31队）的调查笔录，其承认“那母（墓）山”上有黄少玲家族的祖坟；
⑧对黄锡仁、黄昔芬（31队）的调查笔录，其证实争议的“那母（墓）山”的松林属于自然生长；
⑨对黄少玲（单干户，68年后入32队）的调查笔录，其证实：大王滩水库工程建设时，其家庭还是单干户，大王滩水库工程建设结尾时，其家庭被强制入社；单干时，其家庭有“公开”、“花孟”、“那墓”等山地，在“那墓”上有其两块开荒地及其三弟媳的坟墓；从山脚通往山上的有一条小路通到其家族坟山；属于其所有的“那墓山”靠近坛棍方向与黄瑞松户相邻，向平乐村方向的山地与31队相连，该山两头属于现31队的山地，属于其山地夹在中间；
⑩对黄电玲、黄粹杰、黄粹庄、黄立标、黄立潮、黄粹作、黄立修、黄粹芳、黄翠坚（32、33队），上述人员证实，争议地是单干户瑞梧夫妇68年入社后带入旧20队、林木是然生长、山上有黄少玲家族的祖坟，征地时，黄少玲被背到“那墓山”上指认山地范围。
（四）现场勘查笔录：⑴2010年6月18日、2011年5月26日、2011年7月18日由良庆区政府在行政调处时组织争议双方代表现场勘查时确定的争议地范围图；⑵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组织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地“那母山”进行的《现场勘界笔录》；⑶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对争议地“那母山”进行的现场勘察记录。
（五）调解笔录：被上诉人良庆区人民政府依职权在行政调处时于2011年6月23日组织争议双方进行的权属纠纷调解会笔录。证实经政府调解，争议双方未能达成权属纠纷调解协议。
下列证据材料因以下原因，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⑴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原邕宁县人民政府1981年9月24日颁发给良庆公社平乐大队第31生产队的№000831《山界林权证》及其部分村民持有的《自留山证》，因其内容涉及现争议的“那母（墓）山”山林，权属来源合法性均不能确定，上述证书的颁发与当时的“林业三定”政策、法规不符；⑵原邕宁县人民政府1981年9月24日分别颁发给良庆公社平乐大队第32、33生产队的№000832、№000833《山界林权证》存根，因不能证实争议地“那母（墓）山”的权属情况，故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⑶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与平乐村的31队达成的《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及《外环高速平乐31队地类面积明细表》，因不能证实争议地“那母（墓）山”的权属情况，故与本案无关；⑷上诉人部分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证》，因其内容与争议地无关；⑸被上诉人2011年6月21日对黄光许的调查笔录，因其内容不涉及本案争议地“那母（墓）山”的权属情况，其关联性不能认定。
根据以上合法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争议山为“那母（墓）山”，亦称“那墓岭”、“百殿山”，位于平乐村的“南北二级公路”西边约两公里处，其四至范围如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处理决定附图所示，面积58.7亩，其中的18.6623亩已被国家征用，用于修建南宁外环高速环道。
争议双方自解放后至今均属同一村级基层组织管辖，现同属于玉洞街道平乐村委会。“四固定”时期，现平乐村第30、31、32、33队分别属原新坛大队第3、4、5、6队。1965年，原新坛大队第3、4队合为平乐大队第19队，原新坛大队第5、6队合为平乐大队第20队。从1979年起，原第19队分为现平乐村第30、31队，原第20队分为平乐村第32、33队。
现争议的“那母（墓）山”部分山林在土改时期系属黄瑞梧家庭所有。合作化时期，黄瑞梧户未入社，为单干户。1968年末，经动员，该户人家加入原平乐大队第20队（俗称平乐旧20队），其家庭原所有的土地、山林、耕牛等因此带入该队，归队集体所有。争议山现有的主要树木为自然生长的松树林。1979年，旧第20队分为第32、33队时，黄瑞梧户属于第32队。2010年3月，因国家建设南宁外环高速公路征用现争议地的部分山地，上诉人认为争议地是单干户黄瑞梧、黄少玲夫妇在68年加入其队集体时带入，故应当归其集体所有；原审第三人则以其持有争议地的在“林业三定”时期原邕宁县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为据主张权属，双方遂发生权属纠纷。上诉人于同年6月4日申请被上诉人确权归其所有。同年6月23日，被上诉人作出良政不受字（2010）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认为上诉人的申请不符合《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而不予受理。上诉人遂于同年9月8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不予受理决定，并判令被上诉人予以立案调处。2011年1月18日，被上诉人作出良政决字（2011）2号《关于撤销良政不受字（2010）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的决定》。原告因此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准许。2011年3月9日，被上诉人决定立案调处。被上诉人经调查及调解无效后，遂于2011年8月21日作出被诉的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关于大沙田街道平乐村第32、33生产队与第31队为“那母山”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其认定：黄瑞梧户的《分户清册》记载的内容与争议地没有关联，上诉人以争议地系单干户黄瑞梧、黄少玲夫妇于1968年带入旧20队为由主张权属既理由不足，证据不充分，亦缺乏相关的证据及管理事实，故不予支持；原审第三人取得的№000831《山界林权证》与上诉人名下的《山界林权证》存根的内容并无重叠，且已将争议地作为自留山分到各农户经营管理，故对其权属主张应予支持；为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综合各历史时期的证据，本案应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处理。遂依据《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八地一款第（二），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的规定，将争议的“那母（墓）山”58.7亩山林权属确认归原审第三人集体所有（其中18.6623亩已征收为国有）。上诉人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3月18日作出南府复议（2013）1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该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以及根据《调解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良庆区人民政府具有对本案争议地权属纠纷进行调处并作出权属处理决定的职权。
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对自然资源权属纠纷作出的权属处理决定，应当遵循对调查取得的与权属纠纷有关的证据材料（包括争议双方提供及行政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的客观分析，而求得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并在此前提下依法作出处理。本案中，从争议双方的诉辩理由及主张得知，有关争议的“那母（墓）山”山林权属，是否系单干户黄瑞梧户在1968年入社时作为其私有的部分山林带入旧平乐第20队归上诉人集体所有的问题，是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此，如何认定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的权属情况，是解决本案的关键。而要弄清这一案件的关键问题，应当通过对本案的证据材料进行由表及里地综合分析与认定。
首先，关于争议地的名称问题。根据现健在的年近百岁的老人、“百殿山”山林在土改时的原所有人家黄少玲口述的《证明》材料，以及根据被上诉人对其进行的《调查笔录》内容证实：“百殿”即是“那母（墓）山”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土改时的称谓，“那母（墓）山”是现今后生人对“百殿山“的称呼；“百殿山”的东边靠“雷二山”，西边靠“拜台山”；其三弟媳安葬于在“百殿山”，从山脚有一条小路通往该处坟墓；其年轻时曾在“百殿山”开有两块荒地，轮廓现仍可辩。而实际情况是，现争议的“那母（墓）山”的东面和西面，正是“雷二山”和“拜台山”；属于其家族的两口坟墓现仍安葬在现争议的“那母（墓）山”中。这就印证了黄少玲关于“百殿山”与争议的“那母（墓）山”的称谓即是同一处山岭乃符合客观实际。
其次，根据本案的书证材料即黄殿萍户的《分户清册》中记载，该户在“那墓”有山林1市亩，其“西面”是与“殿金”（注：即是黄瑞梧的父亲黄殿金）相邻。由此可见，解放后土改时黄殿萍户在现争议的“那母（墓）山”所有山林的西面系属黄瑞梧户的山林。而根据黄瑞梧户的《分户清册》中记载，其在“百殿”是有“林（在该栏目的“备注”中注明“此山林四亩，占0.5”），该处山林的东面是与“殿萍”相邻。这就表明：属于黄瑞梧户所有的该“百殿”的山林与黄殿萍在该“那墓”的山林系互为东西相邻的。故上诉人主张的关于争议地原是黄瑞梧户土改时期的私有山林的理由是成立的。
第三，根据黄少玲口述的《证明》材料以及被上诉人对其进行的《调查笔录》证实，上述的“雷二山”和“百殿山”在1968年其家庭入社时入归平乐大队旧20队即现上诉人集体所有。而根据由被上诉人对包括周边村屯及社队的知情者、争议双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时所所作的《调查笔录》，以及由被上诉人和本院组织的现场勘查记录等有关内容亦证实，现争议的“那母（墓）山”中确有黄瑞梧家族安葬其亲人的坟墓，两块开荒地的轮廓尚依稀可辩。这也就佐证了争议地中有黄瑞梧家族的坟墓和原有的开荒地，争议地原属黄瑞梧户土改时私有和1968年由其带入平乐旧20队归该队集体所有的事实。
第三，关于原审第三人持有的№000831《山界林权证》及上诉人名下的№000832、和№000833《山界林权证》的法律效力问题。根据1981年落实“林业三定”时的政策法规有关规定，山界林权证书是县级人民政府对在“四固定”时期的山权、林权己经明确，且在颁证前经公社、大队队领导组织权属相邻人踏山走界并对其四至范围无异议后，由所在的大队登记造册和填写山界林权证书，并上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核后颁发的。只有权属清楚无争议的山权、林权，才可以发证，这是“林业三定”发证的原则。这就是说，“林业三定”时期所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只是对“四固定”时期已确定的山林权属的确认，而非重新划分权属。而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所表明的事实证实，“百殿山”与争议的“那母（墓）山”系属同一处山林，其在1962年落实“四固定”时至1968年之前还是属于单干户的黄瑞梧家庭土改时私有的一部分山林，至1968年该户入社后才归属原平乐大队第20队集体所有。因此，在落实“林业三定”时，除非其黄瑞梧户入归的第20队，其他集体组织或个人将该山林纳入其山权林权范围并填报及获取任何形式的权属证书，均属违背“林业三定”的政策、法规。综上，将在合作化时期尚未入社、“四固定”时仍权属于黄瑞梧家庭私有的争议地纳入原审第三人所有的山界林权范围并登记在其名下的该《山界林权证》，依法不能作为本案争议地的权属凭证。原审第三人嗣后依该证书将现争议地作为自留山进行划分，亦属于法无据，亦不能作为其对争议地经营管理的凭证。至于原审第三人调取并提供的关于上诉人名下的№000832和№000833《山界林权证》，其藉此作为证实上诉人名下的在落实“林业三定”时期也取得山界林权证书，但未将争议地纳入其山林范围内而进行的抗辩证据或理由。基于上述，即便该两证书客观存在，非但不能否定争议地的权属因黄瑞梧家庭在1968年加入后其权属归原平乐大队第20队集体所有的事实，也不能成为原审第三人抗辩上诉人拥有争议地权属及其因持有№000831《山界林权证》而拥有争议地权属的证据。而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虽未明确或直接认定该№000831《山界林权证》（包括原审第三人提供的部分《自留山证》）为争议地的权属凭证，但仍认定为原审第三人经营管理争议地的参考凭证，亦属认定事实错误；而被上诉人以“三个有利”原则为由进行行政处理，因与客观事实不符，故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由其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原审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判决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证据确凿、充分，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第（二）项第1目和第2目及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13）良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良政行处字（2011）13号《关于大沙田街道平乐村第32、33生产队与第31队为“那母山”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
本案一、二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美云
审 判 员 韦瑞生
代理审判员 樊 华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谢其珈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法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