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涪民初字第3841号
原告（反诉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67号。
法定代表人：崔乐，该社主任。
委托代理人：左军，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兰亿，男，生于1955年1月16日，汉族，绵阳市人，初中文化，住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代理人：杜荣峰，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汶倩，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供销联合社）诉被告兰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兰亿于2013年7月7日提起反诉，本院对本、反诉依法合并审理。本案由审判员安婕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唐晓红、蒲陶军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崔乐、委托代理人左军，被告兰亿及其委托代理人杜荣峰、杜汶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系原告投资创办于上世纪50年代的社有非法人集体企业。1995年7月通过工商登记合并于“绵阳市金爵士品味娱乐城”（后更名为“绵阳市金爵士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其分支机构，1998年2月由被告兰亿承包经营，每月上交金爵士承包费2万元。1998年8月3日，原告作出绵涪供办（1998）X号《关于对区联社招待所实行资产委托经营的通知》，决定将招待所划出金爵士公司分立，由原告直接管理，实行独立核算和“资产委托经营”。后被告兰亿对该招待所进行“资产委托经营”并按原与金爵士公司的承保经营收益缴交模式按每月2万元向原告直接缴交经营收益。期间，2001年3月1日应被告要求原告同意2001年每月交“承包费”5000元。2001年3月原告为推进企业改革，同时解决丰谷供销社破产安置职工经费不足等问题，经请示涪城区政府同意拟将招待所有偿转让。期间，被告兰亿作为意向购买人之一曾向丰谷供销社破产清算组支付报名费“25万元”，因招待所占有的房地产已经于1999年4月抵押给农业银行涪城区支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不同意解除抵押，被告兰亿也不同意带抵押权受让，故招待所有偿转让未果。应被告兰亿要求，2002年12月5日原告退还其44583元，余款205417元作“暂收款”挂账以抵扣其应向原告缴交的经营收益。被告兰亿自1998年9月对招待所受托经营以来，仅足额向原告缴交了1998年9月至1999年1月的经营收益1０万元，1999年2月至11月仅缴交了18.4万元，此后再未向原告缴交分文。2０11年11月23日，鉴于被告兰亿长期不缴交经营收益，也不向原告报告招待所资产经营状况，致使该资产脱离原告监管，原告遂决定解除与被告兰亿的“资产委托经营”关系，并发文免除了其招待所负责人职务，并另行任命了负责人，要求被告兰亿向新负责人移交全部资产和资料证照，被告兰亿拒不交付。兰亿在没有任何实质交易证据的情况下坚持其已于2００1年3月购买了招待所，并强占经营至今，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起诉来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就“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于2011年11月23日解除与被告的委托经营关系合法有效；2、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上述招待所全部资产、经营证照及相关权利；3、被告向原告补交自1998年9月以来至其返还招待所全部资产、经营证照及相关权利之日止的约定经营收益85.8583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兰亿辩称：1、原告所述不实，其诉讼请求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2、招待所并非如原告所说成立于50年代，而是在1985年征收沿江七队土地后才依法成立，招待所独立核算，是独立的法人集体企业，其资产属于集体企业的成员所有。所以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其并没有权利对招待所进行处置，也没有权利对招待所的经营者进行任免；3、虽然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原告依据政府相关文件的要求已经将招待所出售给了被告，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经营关系，故不存在被告返还招待所及相关设施、证照和权利的问题；4、原告在近10年内未主张任何权利，现在主张要求被告补交经营收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5、在被告购买招待所之前的承包经营期间，双方约定的承包费是每月5000元，而非原告所述每月2万元，根据文件要求承包经营费也只缴至2001年8月30日；6、被告购买招待所时并不知道其已被抵押，2000年原告出售招待所时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也没有显示该地产被抵押；7、为购买招待所被告已经支付的25万元是买卖款，被告受原告指示将该笔款项支付给丰谷供销社票据上写明是“购房款”，其中44583元是原告收取后直接支付给买断职工的而非退还给了被告。
被告兰亿反诉称：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在2001年前是独立经营的集体企业。1995年7月，招待所与原“绵阳市金爵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并设立为“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1998年2月，兰亿以承包方式承包经营招待所。2000年3月6日，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变更为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2001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脱钩改制，招待所为此就企业改制事宜多次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会，形成会议纪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办公会议决定对招待所进行有偿转让，并决定按照供销系统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办法，变现的资金优先用于安置招待所职工。2001年3月27日供销社会议决定：1、招待所的全部资产按评估价1250818.34元出售给兰亿；2、付款及手续办理办法，由兰亿先支付25万元，先办理土地划拨转出让手续，由孙主任和兰亿办理，办好房地产过户手续后，一个月内付清剩余购房款……4、时间定为2001年8月31日止，9月1日归兰亿所有。2001年5月1日，招待所向供销社递交了《绵阳市涪城区供销社招待所关于全员分流及企业重组的改革实施方案》，其中第三条第3项第1款对补偿安置费的计算方法做了详细规定，第2款决定退还职工原交的风险保证金。2001年7月23日供销社认可了《实施方案》。按照《实施方案》，兰亿按供销社的要求向丰谷供销社破产清算组支付了转让款25万元（为解决职工安置退回44583元）；兰亿支付招待所在职职工买断补偿安置费（包括解除关系、一次性补贴、风险金、风险金利息）等367892元以及其他费用37718.33元；支付买断时已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补贴200302.7元和医疗保险107523.59元。兰亿一共支付供销社购买招待所转让金963436.62元，还支付退休职工养老保险补贴40余万元。因招待所所涉土地由供销社抵押给了农业银行涪城区支行，供销社一直没有按时为兰亿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与房地产过户手续。为维护合法权益，现反诉请求判令：1、原告为被告办理户名在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由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使用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房屋书证号为：监证0000930，土地使用权号为：绵城国用（1990）字第0XX3号）；2、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原告供销联合社就反诉辩称：1、双方并没有资产转让买卖合同，也没有招待所买卖的事实发生；2、供销社即使有出售招待所的意思表示，也只是要约邀请，兰亿所做的后续行为只是要约，双方并没有实际达成买卖的合意；3、案涉土地在1999年已经抵押，没有取得抵押权人的同意，转让行为也无效；4、即使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有效，按照双方的约定也应在2001年9月进行资产移交，兰亿现在才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5、兰亿1998年9月就已经承包经营招待所，从其身份上看兰亿一直知道资产抵押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案涉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以下简称招待所）是原告的下属机构，前身为绵阳市中区供销社招待所、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等，从成立以来多次进行工商重新注册及变更。1994年12月15日，原告发文绵涪供政（1994）019号，将涪城区供销社招待所与金爵士品味娱乐城合并，组建绵阳市金爵士品味娱乐城。1995年7月6日，绵阳市金爵士品味娱乐城向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涪城分局申请设立“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在其提交的《企业申请营业登记注册书》中写明：“企业名称：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地址：市临园路通安巷六号，经营场所面积：1600m2，经济性质：集体，资金数额：捌拾万元，隶属单位：金爵士品味娱乐城，主管部门：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绵阳市金爵士品味娱乐城向工商局涪城分局提交的申请中载明“经营场所属于金爵士品味娱乐城，面积1600m2”。后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依法成立并于1995年7月7日领取了营业执照。1998年8月3日，原告发文《关于对区联社招待所实行资产委托经营的通知》（绵涪供办（1998）X号），决定“经联社党委、理事会研究决定：将金爵士实业有限公司与其下属招待所分离，金爵士招待所资产、设施、家用具和在册职工（包括离退休人员）全部造册划交招待所。招待所实行独立核算，由联社直接管理，名称为涪城区供销社招待所。独立核算后的招待所由联社实行资产委托经营，并与经营责任人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未举证书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但均确认是被告兰亿取得委托经营权，全面负责招待所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向原告及绵阳市金爵士品味娱乐城上缴经营收益。
2000年2月29日，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经原告同意后向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涪城分局申请变更企业名称为“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负责人变更为被告兰亿。2000年4月3日，涪城工商分局准予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原告继续按原条件委托被告进行经营管理。
2001年1月10日，被告兰亿向涪城区供销社党委、理事会打报告要求降低承包费，该报告称：“招待所已承包经营近三年，承包的各种任务全面完成。但2000年11-12月，本是全年收入的旺季但收入下降比例较大，月收入降到了2-2.2万元，照2000年全年经营来看，2001年收入还将下滑，预计招待所2001年全年收入23万元，厕所收入0.1万元，门面出租2.64万元，职工食堂0.8万元，全年总计收入26-27万元，全年费用有两个方面增加较大，一是税收，一是电费，二项全年比去年增加1.8万元”该报告中还列支了“全年费用如下：职工工资36000元、退休补贴17000元、职工养老保险22000元、退休职工过节2400元、赵继珍生活费600元、保险费6386元、税金25000元、水电气70000元、维修10000元、牙具等用品15000元、电话8000元、收视费2400元、垃圾费2400元、各种证照4000元，合计支出：221186元”，最后被告兰亿建议“2001年承包费最多50000元”。后原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孙成碧在该报告上批复“经2001年3月1日主任办公会研究每月缴承包费5000元。”
关于招待所资产出售、企业改制和职工分流一事，庭审查明如下事实：
2000年8月24日上午，涪城区常务副区长何茂华在区供销社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供销系统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议事纪要第37期），确认丰谷供销社“安置职工的资金缺口问题。区供销联社有偿转让，专门用于解决丰谷供销社职工安置（待区供销社研究后，制定方案报区政府审定）”。2001年3月19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召开第19次区长办公会议决定：“同意有偿转让区供销联社招待所，按照供销系统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办法，变现资金一部分用于安置招待所职工，另一部分用于弥补丰谷供销社破产清算费用缺口。”原告决定，不管是谁购买招待所，购买意向者先期支付25万元暂用于解决丰谷供销社职工安置资金缺口，买卖具体事宜后期协商。此后被告于2001年4月16日，4月19日，4月20日分三次以丰谷供销社破产清算组名义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10万元、10万元，其中在2001年4月16日5万元的存款凭条上备注“购房款（兰亿交）”，用以购买招待所。
为了给招待所改制提供资产价值参考，招待所委托四川永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招待所占有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2001年3月15日四川永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对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企业改制的资产评估报告》（川永会评报（2001）第XX号），认为按照企业取得土地来源方式为出让的情形下被评估资产评估值为1250818.34元，其中流动资产13460.50元，建筑物378357.84元，土地使用权859000元（评估报告记载位于临园路东段通安巷6号，面积为859m2）。2001年5月25日，招待所向原告报送了《绵阳市涪城区供销社招待所关于全员分流及企业重组的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改革实施方案》），建议招待所“成立‘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兰亿同志任组长，杨建新、刘长茂、胡茂琼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方案、召开会议、组织实施”，全面坚持“职工全员分流……在改革中全部剥离职工与企业的固定依附关系，采取资产变现走人，企业重组的办法，从而解决职工安置，解除职工与企业原有的固定劳动关系。”的原则，具体操作实施步骤细化为“1）本人申请；2）签订协议；3）公证；4）结算安置费，移交社保手续。”针对改制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该《改革实施方案》建议：“职工养老保险由企业按政策缴至2001年8月31日止。自2001年9月1日起，企业将实行‘三停’（即：停工作、停工资、停社保）”。并建议改制的时间安排：“2001年4月23日-5月底制定方案，召开会议、宣传动员，5月1日-6月30日筹措资金兑现安置补偿费，8月31日前全员转变身份及移交社保手续”。最终，该《改革实施方案》建议：“本方案根据资金到位情况由改制领导小组分步实施。”原告于2001年7月19日召开联社主任办公会研究讨论，原则同意了招待所报送的《改革实施方案》，并向招待所回复了《关于招待所﹤全员分流及企业重组的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绵涪供办（2001）字第01号），同意：招待所“加快人员分流进程，在全员解除固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对分流人员的一次性经济补偿，要严格按照《改革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标准和计算办法及具体问题处理意见执行，并由联社财会科予以监督实施。”、“联社决定由单位副书记何光宣牵头，以财会科、政工科、资产科、办公室等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具体协助招待所推进改革工作。”此文件中并未明确将招待所出售给被告。
1998年11月9日，原告作为抵押人将案涉招待所的房产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绵阳市涪城区支行作为绵阳市涪城区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借款72万元（房产评估总价值为103万元）的担保，并于1999年4月4日对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绵房权证市房监字第00000XXX**号，建筑面积为1559.52m2，土地证号为绵城国用（总97）0363／2057的房屋办理了他项权证（他项权证号为绵方市房监他字第00000XXX**号），抵押担保期间至抵押人担保范围内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为止。该债务至今尚未清偿完毕，故案争房产一直处于抵押状态，为此招待所改制及出售问题一直未最终完成。但招待所的职工全员分流工作一直在有序进行，从2001年10月开始，招待所的职工陆续开始领取经济补偿金，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截止2013年6月7日原告起诉之日，招待所共与9名正式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支付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97799元，并支付了一次性补贴、特困补贴、股金、风险金风险金利息、公证费共计72953元。其中，2001年10月16日，招待所与职工申祖琼解除劳动关系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及安置费39583元、风险金5000元，该笔费用从兰亿向丰谷供销合作社中心社破产清算组支付的25万元中支出。后丰谷供销合作社中心社破产清算组于2002年12月5日向兰亿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兰亿（招待所暂收款205417元）”。
被告兰亿多次找原告协商承包经营和资产出售问题：2002年1月10日，招待所向涪城区供销协会党委提交了《关于申请减少上交承包费的报告》，要求区供销协会根据招待所的实际情况减少2001年9至12月的承包费。同日，招待所还向涪城区供销协会党委提交了《关于降低二OO二年度上交承包费的报告》和《关于拆建招待所一楼门面的请示报告》，分别写到“为了使招待所能够正常经营下去（在改制未完成前），特申请去供销协会范围根据招待所的具体情况及市场状况，将二OO二年承包费降为年上缴二万元”、“估计将投资2万余元（资金来源可用二00二年上缴承包费）”。但原告并未同意降低承包费。其中，招待所在《关于降低二OO二年度上交承包费的报告》附上《收、支情况明细表》中详细记载了招待所应支付的开支有：“退休职工企业补贴16579.20元、职工工资32789.60元、付社保21648.24元”。2002年1月21日，被告兰亿又找到李书记（时任供销联合社主任），会议记录显示“解决了以下三件事，A已缴30万按银行贷在加40%付息；B关于承包费，重新写报告，研究后再说；C关于职工风险金利息，可按原来协定支付”。2002年3月11日，再次“找联社李书记A关于招待所事情怎么处理，答照常经营，待土地使用证领回后解决。”2002年3月12日，3月14日，被告兰亿又继续找李书记解决招待所相关问题。2003年7月10日，招待所向涪城区供销协会提交《关于尽快解决招待所遗留问题的报告》，载明“招待所承包经营五余年”，因为诸种原因经营不佳，入不敷出，“故建议供销协会尽快研究解决招待所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建议解决办法：1、退还买招待所预付款6万元，由现承包人高息贷款10万元，用以解决全员职工买断走人，走人后可继续承包经营。2、也可将招待所所有资产对内外出售，一次性解决退休人员及所有遗留问题。”
为了证明出售招待所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且原、被告完全按照政府要求履行了买卖的相关手续，被告在庭审中举出了如下的文件：
1、1998年5月6日，绵阳市人民政府发文《关于进一步深化供销社改革的通知》（绵府发（1998）41号），通知：1999年7月26日，中共绵阳市委办公室、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关于整顿规范供销社股金有关问题的通知》（绵委办发（1999）33号）通知：“三、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支持供销社整顿规范股金和深化改革。供销社整顿规范股金期间，资产变现和人员分流可同时进行，变现的资金主要用于清退股金和安置分流人员。从现在起……退休人员按有关规定从企业带资剥离移交当地社保部门管理。”
2、2001年6月14日，中共绵阳市委办公室、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绵委发（2001）75号）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供销社存在的经营机制不活、股金兑付缺口大、人员负担及债务包袱沉重等问题。该文件提出如下意见：“改革原则是‘一企（社）一策’……按产权制度改革要求实行股份制改造，形成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对分流人员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对重组的企业和基层社，联社不再参与人、财、物的直接管理，不再任免干部。重组的企业和基层社要成为自主经营、支付盈亏、自我约束、自求发展的独立法人。”）
3、2001年7月31日，中共绵阳市委、绵阳市人民政府联合发文《关于公有制企业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决定》（绵委发（2001）22号）决定：“供销、商贸、乡镇等集体所有制企业，都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在2002年底前全部完成改制任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坚持‘一企一策’的原则，不搞‘一刀切’，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整体出售、股份制改造、兼并、破产等方式进行。”“企业改制时应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按照公开、透明的要求制定改制方案”、“解除职工与企业原有的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劳动关系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7、规范国有资产的转让行为……首先经过合法中介结构的评估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确认，并将评估结果告知企业职工，原则上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转让”。
庭审中，被告兰亿还提供了如下招待所会议记录用以证明其已经购买了招待所全部资产：被告兰亿自书的2001年3月29日的会议记录写明：原告召开联社主任办公会商议关于招待所出售一事，参加人员有张成碧、何广宣、申永兴（孙永新）、兰亿、张高银等。会议决定：“①招待所全部资产卖给兰亿，价格1250818.34元，付款方式为：先付25万元，由联社办土地划拨为转让，此款由联社方支付。手续办一月结算。②各方缴纳各方的买卖税费，手续由申永兴办理。……④时间定为2000年8月31日止，9月1日属兰亿所有。⑤招待所牌子继续使用，写一个协议。”被告兰亿自书的2001年8月24日的会议记录写明：下午3点，在招待所办公室召开了有联社、政工、体改、办公室、财务、管理科、党委副书记和全所职工参加的会议，会上被告兰亿说：“企业现在对外出售，从9月1日成为私营企业，假如在座不买，我买后，愿意在招待所上班的，可以在同等条件下，要安置职工，工作时间、劳动报酬，一视同仁”、“当然，联社卖招待所125万，职工退休职工约70万元，过户手续10多万元，土地变更20万元，实际只有买时用的20多万元。”、“作为一届领导，谁都不愿意到现在这样。”同日，招待所又召开了全体在册职工会议会议，参会的人员有招待所全体在册职工和区联社何广宣、宋满隆、孙永新，会议记录为刘长茂。会议主要内容：“1、关于从8月31日起全员解除固定的劳动依附关系问题；2、关于清退原职工住房公积金问题；3、从9月1日起终止社保、工作、工资问题；4、职工领的安置费等遗留问题的解决；5、学习联社批复，政府各有关文件精神；6、企业已卖，进一步向职工解释形式发展的必然。”会上“职工意见：1、职工无住房，谁买谁解决职工住房；2、尽可能搞成股份制；3、职工无住房的情况是谁造成的；4、若要解决住房，提高基数，或给住房补贴。”被告在庭上自述其提供的该本会议记录为原始记录，纸张没有进行任何顺序修改。但庭审核对会议记录本的原件发现2001年3月29日的会议记录登记在2001年5月、7月、8月、9月的多份记录之后。
另查明：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2001年区级机关机构改革中更名为区供销协会，并任命李路军同志任协会会长，2006年根据区委文件又重新组建为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负责全区社有资产债权、债务管理，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
再查明：案涉招待所所在土地在绵成国用（1997）2057号，总0363号，面积为2146.85m2的大宗土地上，是原告根据绵阳计委绵计发（83）字25号文件从沿江大队三生产队征用的，其上建筑物（现招待所占有）建筑面积为1559.52m2（原产权证号为绵权集字第0102-2号，后变更为绵房权证市房监字第00000XXX**号），该建筑物系原告单位自筹资金修建。上述地产均属于国有划拨性质。
还查明：2008年8月19日，市政府副市长邱明君在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绵府纪要（2008）70号），研究市供销社改制企业群众上访有关问题，原则同意市政府解决供销社原改制企业群众上访问题工作组《关于市供销社改制企业群众上访反映的有关政策性问题的回复意见》。该回复意见认为：1、市供销社直属企业在进行产权支付改革时，符合以下程序：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界定、产权转让、改制、改组、公司化改造。2、企业在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劳动用工集资改革时，按制定人员分流方案、职代会讨论通过、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企业组织实施和职工申请、企业同意、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领取经济补偿金等程序进行，符合当时的有关政策。3、市供销社直属企业改制，针对经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的经营性资产，通常按以下顺序进行分割界定：首先是分割界定一部分用于在职职工同企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其次是分割界定一部分作为内退和离退休人员保障金，用于保障内退人员的生活费发放、离退休人员的政策性补贴和剥离移交社保的费用；最后剩余部分都作为联社产权。4、经供销社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将联社产权向当时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了集中转让，对市供销社原回收、花园和运销三个改制企业采取股权回购、签订协议、支付分流安置经济补偿金的方式，将企业股权进一步向法定代表人集中，相关各方签订了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改制后的企业继续承接内退和离退人员生活保障兜底、社员股金和内部集资清退、银行债务的偿还等社会责任。
庭审中，原告明确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全部资产包括招待所的经营的场地、建筑物和附属设施。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工商登记资料、公证书、资产评估报告、存款凭条、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土地登记审批表、他项权证书、中发（1995）5号、国发（1995）5号、绵府纪要（2008）70号等证据证明，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否是本案案涉招待所的所有权人，其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是否已经将招待所资产及其占有的地块和建筑物出售给了被告兰亿？
（一）关于原告是否是案涉招待所的所有权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被告主张招待所的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工商登记显示其集体成员共15人，其资产应属于该15名集体成员所有，原告并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其章程也规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企业民主管理权力。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审议企业的重大决策”，故职工代表大会同意将招待所出售给被告的行为是履行企业主人的权利。
本院认为，根据绵阳市工商局涪城分局注册登记材料显示，本案讼争的招待所（前身为绵阳市金爵士招待所）是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组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800000元，其经营场地位于绵阳市通安巷6号，面积1600m2，所涉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人登记为原告。故招待所是原告以社有集体财产独资成立的，隶属于原告名下的的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其财产所有权属于原告。同时，1992年章程上也明确显示“招待所的人财物所有权属联社”，该招待所并不同于一般城镇集体企业是以职工劳动群众集体出资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也明确表示“供销合作社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本院据此认定工商企业注册登记职工名册中载明的15名职工，其身份为劳动者，而非招待所出资人，原告作为招待所资产的所有人，有权最终决定招待所改制出售、委托经营等重大事项，被告关于资产应属于该15名集体成员所有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中发（1995）5号）明确指出“各级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是本社集体财产（包括所属企事业财产）所有者代表和管理者，拥有对所属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聘任和解聘权，企业重大经营、投资活动的审批权，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督检查权，享有财产受益权，但不干预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国发（1999）5号）又进一步指出各级联社理事会“行使本级社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能，监督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并按出资额依法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0号）再次明确要求要求各级联合社要“强化社有资产监管，切实行使出资人职责，落实资产保值增值这责任”，“各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是本级社集体财产和所属企事业单位财产的所有权代表”。原告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载明业务范围包括“负责全区社有资产债权、债务管理，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故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原告是否已经将招待所资产出售给被告兰亿的问题。
1998年8月3日原告决定对招待所实行资产委托经营是其依法行使社有资产出资人所享有的选择管理者、重大决策和资产受益权的合法行为。虽然没有书面的委托经营合同，但原、被告均认可是被告兰亿实际承包经营该招待所。但原、被告双方就被告受托经营招待所期间是否又购买了该招待所存在争议：
原告主张，2000年8月24日涪城区常务副区长何茂华在区供销社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供销系统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确认区供销联社有偿转让，专门用于解决丰谷供销社职工安置，并要求“有偿转让方案待区供销社研究后，制定方案报区政府审定”。2001年5月25日，招待所报送的《关于全员分流及企业重组的改革实施方案》只涉及了在2001年8与31日前招待所职工全员解除固定劳动关系，并未涉及招待所出售等改制问题。2001年7月23日，原告对《改革实施方案》做出了同意的批复，要求“在全员解除固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但并未确认将招待所出售给被告。至2013年6月7日前招待所的职工都还未完成“全员解除固定劳动关系”，所以后续的企业民营化改造也不能进行，另外被告也并无证据显示有偿转让方案经过了区政府的审定，所以原告并未实际将招待所出售给被告，被告仍然是委托经营招待所，应按约定缴纳承包费。
被告认为，绵阳市和涪城区政府多次发文要求供销社直属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并决定“有偿转让供销社招待所”，原告作为涪城区政府下属机构，对上级部门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被告和招待所根据政府决定制订了《改革实施方案》并获原告同意。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招待所为集体企业，根据招待所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集体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利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之规定，招待所就改制和资产出售事宜多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且职工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将招待所出售给被告。原、被告之间已经就招待所出售形成了合同关系。2001年3月27日的会议记录也进一步证明原、被告双方已就价款、支付方式等形成了一致意见，原告将招待所以12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被告，且后来一直按照会议纪要来履行。被告先期支付了25万元购买款，后又根据政府关于资产出售变现资金用于安置招待所职工的要求以及原告的指示，陆续用购买款支付了按照《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的标准计算的招待所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买断经济补偿金和其他费用（含退休员工的相关补贴及保险）共计697304.87元。被告共计支付了947304.87元，履行了总款项1250818.34元中大部分的付款义务，因为原告未能将案争土地过户到被告名下，故此，被告行使不安抗辩权未继续支付剩余款项。
本院认为，被告自认会议记录按时间顺序形成，没有进行调整，但2001年3月27日会议记录形成于2001年8月24日之后，其不具有证明力。另外虽然被告提供的2001年3月27日的招待所会议记录记载了“①招待所全部资产卖给兰亿，价格1250818.34元，付款方式为：先付25万元，由联社办土地划拨为转让，此款由联社方支付。手续办一月结算。……④时间定为2001年8月31日止，9月1日属兰亿所有……”。但该证据为被告个人手书，并无原告签字确认。同样是被告提供的2001年8月24日招待所会议记录又载明被告兰亿说“企业现在对外出售，从9月1日成为私营企业，假如在座不买，我买后……”，据此应认定截止2001年8月24日止，原、被告双方并未就招待所出售事宜形成合意。
2002年1月10日，招待所在向原告提交的《关于申请减少上交承包费的报告》和《关于降低二OO二年度上交承包费的报告》中自认，被告承包了招待所并要求减免承包费。被告提供的招待所会议记录也显示2002年招待所仍由被告承包经营，而非出售给了被告。2003年7月10日，招待所又向涪城区供销协会提交《关于尽快解决招待所遗留问题的报告》建议“2、也可将招待所所有资产对内外出售，一次性解决退休人员及所有遗留问题。”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在2003年7月10日前原告并未将招待所出售给被告，被告继续以委托经营的方式在管理招待所。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该法第十二条也明确规定合同一般应具备的内容。本案中，被告兰亿主张原告已将招待所出售给自己，双方合同关系成立，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2001年8月24日后双方已就合同价款这一基础要素达成合意。另外，招待所作为原告的社有资产，其出售和转让属于重大经营投资活动，根据国务院（1995）5号《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和国发（1995）号《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应当经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批准，未经批准不得转让。而本案讼争土地是原告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0号）“供销合作社使用的原国有划拨建设用地，经批准可采取出让、租赁方式处置”之规定，案涉土地的出售必须报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的审批同意。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和理事会审批同意出售招待所资产及土地。综上，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没有最终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兰亿要求供销社为兰亿办理户名在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由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使用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房屋书证号为：监证0XXXX30，土地使用权号为绵城国用（1990）字第0363号）的反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在2001年后继续受托经营招待所应向原告上缴承包费（实为委托经营资产收益）。虽然双方并无书面合同对承包费的缴纳时间进行约定，但原告在诉状中陈述“每月上交”承包费的事实与2001年原告法定代表人孙成碧在减少承包费报告上批复“经2001年3月1日主任办公会研究每月缴承包费5000元。”的情况相印证，本院认定为承包费按月缴纳。因原告无证据证明在2013年6月7日起诉之前向被告主张过承包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6月7日之前承包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庭审查明2001年后承包费为5000元／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从2011年6月8日起至其返还招待所全部资产及经营证照之日止按5000元／月计算的承包费。
关于被告主张在2001年8月31日后，一直由被告承担职工买断的费用、退休人员的单位补贴费用和医保费用，原告在此后的10年时间内一直同意被告用支付买招待所的费用来支付职工的相关费用，这些事实证明被告已经实际购买了招待所的意见。本院认为，从2001年1月10日被告要求降低承包费的报告和《关于降低二OO二年度上交承包费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受托经营招待所本就应负责退休职工企业补贴、职工工资、社保等支出，故被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招待所向职工支付身份买断的相关费用，本院认为，招待所作为原告的社有企业，经原告审批同意按照《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的标准与招待所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该笔费用若系被告个人支付，可另案向原告主张权利。
被告受原告委托经营招待所，独立负责招待所的相关经营业务并上缴经营收益，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于2011年11月23日收到的原告于同日发出的绵涪供（2011）字第39号文件“免去兰亿同志区供销联社招待所所长职务，任命孙永新同志为区供销联社招待所所长（兼）”，从文件内容看原告重新任命招待所的管理者具有解除与被告委托经营关系的意思表示。2012年3月31日，原告又向被告发文《关于解除联社招待所资产委托经营关系的再次通知》明确“自2011年11月23日起，解除联社与你之间就联社招待所的资产委托经营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原告就“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解除与被告的委托经营关系合法有效，被告应向原告返还招待所全部资产及经营证照。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二十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解除与被告兰亿关于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的委托经营关系有效；
二、被告兰亿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返还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招待所的全部资产及经营证照；
三、被告兰亿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支付从2011年6月8日起至返还招待所全部资产及经营证照之日止按5000元／月计算的承包费；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反诉原告兰亿的反诉请求。
本案受理费11880元，由原告绵阳市涪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承担9380元，被告兰亿承担2500元；反诉费50元，由反诉原告兰亿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安婕娜
人民陪审员 唐晓红
人民陪审员 蒲陶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许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