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4民终80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郭艺红。
委托代理人：陈亮，广西文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马火兰。
委托代理人：李耘，广西富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艺红因与被上诉人马火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6）桂0403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艺红的委托代理人陈亮、被上诉人马火兰的委托代理人李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在梧州市万秀区夏郢镇夏郢街正街转入夏郢派出所方向约20米的位置经营一间服装店，该服装店没有名称，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原告与被告是熟人关系。原告欲转让其服装店，被告表示有意向受让原告的上述服装店。2016年1月15日，原告邀约被告到其铺面商谈转让服装店的事宜。1月16日，被告来到原告的店铺商谈转让事项。原告提出转让整间服装店给被告，包括衣服、衣架、货架、桌椅和店铺，转让费为35000元。但被告提出只同意以清点核算货值的方式受让服装，没有确认转让费35000元。双方没有清点服装店内的拟转让的货物，亦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或转让合同。2016年1月17日，被告在原告的店铺内向原告学习买卖服装技巧，原告将店铺和锁匙交给被告。1月18日，原告带被告到广州进货。1月19日晚，双方回家后，被告要求原告于1月20日清点核算店铺的货物后才愿意接收。1月20日，经被告多次催促，原告没有按照被告的要求清点核算货物。原告表示被告已同意以35000元受让货物，不再清点服装，要被告以35000元接手。被告提出不清点存货就不同意受让。双方协商未果。此后，被告对原告表示要交还服装店铺锁匙，原告不予接收。2016年1月24日15时许，被告来到位于夏郢街东段的原告的丈夫苏海超经营的超仔粉店，对苏海超说明被告不同意受让原告的服装店，要交还服装店铺的锁匙，并在苏海超的面前把上述服装店的锁匙和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服装店营业款440元放在桌上，然后离开该店。苏海超追赶上前，打了被告头部和脸部各一巴掌。被告随即报警。夏郢派出所接警后分别对被告和苏海超询问。2016年2月4日，夏郢派出所作出梧公万行罚决字（2016）001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苏海超处以罚款100元。自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今，讼争的服装店铺没有开门营业。原、被告双方没有对服装店铺内的物品进行清点。2016年1月26日，万秀区夏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夏郢司法所召集原、被告对双方的服装店转让纠纷进行调解。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协议。据原告提供的该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1月26日出具的《证明》记载：“郭艺红一方提出马火兰按双方口头约定的合同履行，支付转让费35000元或赔偿各项损失10000元，并不能再在夏郢街摆地摊买衣服。但马火兰对原口头约定35000元转让费无异议，只是在接手经营后发现货不值35000元，就不同意按双方口头约定的合同履行，只同意补偿郭艺红4000元损失”等等。而据被告提供的该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记载：“夏郢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1月2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郭艺红一方提出要求马火兰按口头约定的合同履行支付转让费35000元或赔偿各项损失10000元，并不能再在夏郢街摆地摊买衣服只同意补偿郭艺红4000元，属郭艺红到夏郢司法所反映租赁合同纠纷问题的陈述，夏郢司法所并就郭艺红反映的问题征求马火兰意见，马火兰同意补偿4000元，由于意见分歧较大，无法就纠纷的问题达成一致协议。特此证明”。由于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被告表示愿意补偿2016年1月17日至20日的经济损失3000元给原告。原告不予接受。该院调解未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讼争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原告转让服装店铺给被告时双方有转让和受让服装店铺的意向，被告接收了店铺锁匙，但在双方存在转让费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被告已通过合理的方式交还店铺锁匙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受让店铺。且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于转让的标的、价款等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未能最终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原告认为被告已经接受了店铺转让费3500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亦一直不予认可，且坚持以清点核算讼争店铺存货的价款作为确定转让费的依据。故原告提出的双方的口头买卖合同已成立的主张缺乏充足依据，该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双方的买卖合同未成立，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该院予以采纳。同时，原告及其丈夫未能通过协商等合法方式解决双方意见的分歧，而是以胁迫、殴打被告的非法行为强行要求被告受让讼争店铺和接受其主张的转让费35000元，明显违背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原告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诉请被告返还转让费35000元缺乏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诉请被告承担店铺租金损失1050元，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不同意，故该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艺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76元，减半收取为338元，由原告郭艺红负担。
上诉人郭艺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于转让的标的、价款等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未能最终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为由，认定合同未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法定形式之一，一审法院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认定合同未成立，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转让服装店，是一种邀约行为，2016年1月16号，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转让其经营的服装店，店铺及服装存货作价35000元的意思表示，是希望与被上诉人订立买卖合同的一种要约行为。对于上诉人的邀约，被上诉人表示承诺。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被上诉人对胜诉人提出的转让标的及价款没有异议，且作出了“我老公话过年比住两万你先，仲有哋迟少少再比你”及何时接手经营、核实结算货款等同意接受要约的承诺。其次，被上诉人以具体的行为表示，其作出了承诺。从上诉人的举证及及答辩人的书面答辩状、证据等可以证实，2016年1月17日-19日期间，被上诉人约上诉人结算货款、开始接手经营店铺，并雇请了店员和产生了收益。根据买卖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上述一系列行为表明，双方已就店铺转让达成了一致合意，及被上诉人以行为向上诉人表示承诺。故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及自己的行为，向上诉人表示承诺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规定，从此时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成立。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已生效，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经过要约、承诺。已依法成立，从合同成立时合同生效。价款等主要条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并不导致合同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里面规定的合同主要条款，是一个任意性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合同不具备法条所列举的主要条款的，合同就不能成立。相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对于价款等主要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或根据交易习惯确定，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以胁迫、殴打被告的非法行为强行要求被告受让讼争店铺和接受其主张的转让费35000元，明显是违背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原告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还店铺钥匙给上诉人丈夫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在双方买卖合同已生效的情况下，在被上诉人已接手经营店铺并产生经营收益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交换店铺钥匙，这明显是一种不愿意履行合同、出尔反尔的严重违约行为，也是冲突事实的起因。本案未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实施了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胁迫、殴打的非法行为，更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强行要求被上诉人受让讼争店铺。被上诉人于上诉人丈夫之间的纠纷，系合同生效以后，被上诉人单方违约并与上诉人丈夫口角之争引起的突发事件，上诉人事前并不知情、更无合谋参与。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上诉人实施了其所认定的非法行为？本案未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的合同无效的任一情形。一审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亦未有明确释明上诉人的行为具体违反了那一条法律规定而无效。况且，一审法院一方面以合同主要条款未达成一致认定合同未成立，另一方面又以上诉人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那到底是合同未成立而驳回，还是因无效民事行为而驳回，其裁判理据本身就不明确和自相矛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马火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维持。
二审期间，上诉人郭艺红向法庭申请证人聂某到庭作证，用以证实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达成转让服装店的口头协议。
经法庭质证，被上诉人马火兰认为证人聂某的陈述不能证实双方就转让服装店事宜达成口头协议。
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向夏郢镇司法所所长严颖了解其对上诉人郭艺红和被上诉人马火兰转让服装店纠纷调解的情况，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严颖在笔录中反映：发生纠纷前，双方对以3.5万元转让费转让服装店的事宜已经达成口头协议，调解时被上诉人马火兰也承认其同意按3.5万元接手服装店，后来接手服装店后发现店内的衣服不值3.5万元，所以才不同意接手，仅同意按0.4万元进行补偿。对于夏郢镇人民委员会所出具的两份《证明》，2016年1月2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与被上诉人马火兰当时陈述相符。
经法庭质证，上诉人郭艺红认为该份《询问笔录》内容符合本案事实。被上诉人马火兰认为《询问笔录》内容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应不予采纳。
对于上诉人郭艺红申请的证人证言以及本院依职权制作的《询问笔录》，本院认为：《询问笔录》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证人聂某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
经本院查明：2016年1月26日前，上诉人郭艺红和被上诉人马火兰就以3.5万元转让服装店之事达成了口头协议。除此之外，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本案中，夏郢镇司法所严颖在本院《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证实其处理双方纠纷时，被上诉人马火兰承认其同意按3.5万元接手服装店，后来接手服装店后发现店内的衣服不值3.5万元，所以才不同意接手，仅同意按0.4万元进行补偿。该陈述与被上诉人马火兰在微信上“过年先支付2万元”的答复，以及聂某的陈述相互印证，充分证实2016年1月26日前，上诉人郭艺红和被上诉人马火兰就以3.5万元转让服装店之事达成了口头协议的事实。被上诉人对此事实虽予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双方达成转让服装店的口头协议后，被上诉人马火兰与上诉人一起去广州进货，并接手服装店的锁匙，参与经营，应视为接受合同相对方履行的主要义务，故该合同依法成立。因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另外，双方的合同成立在前，被上诉人因不愿继续接手服装店而受到上诉人丈夫苏海超殴打在后，故不能视为上诉人用胁迫手段要求被上诉人接受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3.5万元转让金的诉请，虽然本案双方达成的口头合同有效，但双方并未经过清点店内物资，被上诉人支付转让金及铺租的条件并未成就，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况且，事实上服装店从发生纠纷后也一直闲置至今，说明被上诉人以其实际行为明确表示不愿意接手服装店的经营，故现要求被上诉人经营服装店已无实际意义。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其经济损失，可另行起诉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违约损失，本院在此不作处理。
综上，上诉人郭艺红的上诉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76元（上诉人郭艺红已预交），由上诉人郭艺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远
审 判 员 任 军
代理审判员 杨 晶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卉妍
ap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