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初15362号
原告（反诉被告）：郭同贞，男，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现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告（反诉被告）：郭珂，女，199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现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学铭，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甘连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鹏，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利霞，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郭同贞、郭珂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熙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郭同贞及二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学铭、被告（反诉原告）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同贞、郭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已于2016年12月1日解除；2、依法判令龙熙公司向郭珂、郭同贞返还购房款3795000元；3、依法判令龙熙公司赔偿郭珂、郭同贞经济损失43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龙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本诉原告与龙熙公司系商品房预售合同关系。本诉原告于2015年9月份，通过售楼广告得知，龙熙公司正在预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镇区改造6号地。2015年1月1日，本诉原告到现场了解该项目情况，龙熙公司的销售人员介绍该楼盘情况后，本诉原告有意向购买。当天在龙熙公司销售人员的要求下，本诉原告向龙熙公司支付了1000元购房意向金，方有资格选房资格。后经销售人员推荐，本诉原告决定认购项目X房屋。2015年10月23日支付购房优惠服务费5万元（龙熙公司称可以抵8万元）。2015年11月8日本诉原告向龙熙公司支付购房定金8．5万元。2015年12月4日向龙熙公司支付75万元房款。由于当时龙熙公司没有取得该楼盘的预售许可证，因此龙熙公司没有与本诉原告签订正式的预售合同。2016年6月14日，龙熙公司通知本诉原告去签预售合同，本诉原告签字后，龙熙公司在没有盖章及签字的情况下，就将几份合同原件全部收回。由于龙熙公司没有将车库事宜在合同中写明，导致合同履行搁置。2017年2月份，龙熙公司要求本诉原告支付房款。本诉原告于2017年3月22日，向龙熙公司支付2804000元房款及90000元车位款。龙熙公司在收到前述款项后，没有及时将预售合同进行备案。2017年3月26日，北京市房管部门针对商业、办公房屋出台新政策。根据该政策规定，本诉原告已不具备该新政策要求的购房资格，进而导致本诉原告无法购买涉案房屋。另，2016年6月15日本诉原告虽然在预售合同上签了字，但龙熙公司并未盖章签字；合同内容存在重大缺陷，房屋总价款在预售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的是7384000元整，与该合同附件五（合同第23页）当中所签金额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三个金额相加并非7384000元。综上所述，由于龙熙公司上述诸多违法、欺诈行为导致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本诉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
龙熙公司辩称，不同意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只同意返还本诉原告已经支付的购房款365．4万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本诉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联机备案登记解除并不必然导致预售合同解除。2016年6月14日，本诉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以下简称“预售合同”），并办理了联机备案登记。2012年12月1日，联机备案登记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修正）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出卖人需要“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由此可见，商品房预售合同联机备案仅仅是一种备案登记，并非合同生效条件，联机备案登记的解除也不必然导致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解除，本诉原告主张商品房预售合同已经于联机备案登记解除之日即2016年12月1日解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二、本诉被告只收到购房款365．4万元，其他款项与预售合同无关，应当另案主张。《预售合同》第25页附件五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买受人应当在2016年6月15日前付清所购商品房总价款的11%，金额为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850000元，含定金壹拾万元整）。”第二款约定：“买受人应于2016年7月25日前付清所购商品房总价款的39%，金额为2804000元。”《预售合同》签订后，本诉原告向本诉被告支付购房款人民币85万元，本诉被告于2016年6月30日向本诉原告开具金额为85万元的《收据》予以确认。由于本诉原告逾期支付首付款超过60日，本诉被告于2016年11月18日向本诉原告邮寄《解除〈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的律师函》。此后，本诉原告于2017年3月22日向本诉被告支付购房款2804000元。本诉被告只收到本诉原告按照《预售合同》约定支付的购房款人民币3654000元。本诉原告主张的向案外人北京臣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的50000元与《预售合同》无关，案外人北京臣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并非本诉被告指定的收款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诉原告只能向案外人北京臣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主张，本诉被告没有返还该50000元款项的义务。根据本诉原告提供的编号0082954号、0082955号、0082956号《收据》显示，该款项均为车位款，根据该项目的销售情况，车位均单独销售，并单独签订《预售合同》，本诉原告不能在本案一并主张车位款90000元，只能另案主张。三、本诉被告并不违约，不应赔偿损失，且损失没有证据证明。（一）本诉被告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预售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买受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付款的，逾期超过6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60日内按总房款的20%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预售合同》第25页附件五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买受人应于2016年7月25日前付清所购商品房总价款的39%，金额为人民币2804000元。”但是，本诉原告并未按照《预售合同》约定于2016年7月25日前付清该39%的购房款，逾期超过60日，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本诉被告有权解除《预售合同》，本诉被告于2016年11月18日向本诉原告邮寄《解除〈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的律师函》，因此，解除《预售合同》的过错在于本诉原告，本诉被告并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本诉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相反，本诉原告应向本诉被告承担总房款的20%的违约金。（二）本诉原告要求的赔偿损失并无证据证明。本诉原告要求赔偿其损失43万元，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诉原告虽然提交了《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构成的说明》，但是，《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构成的说明》也只是说明了主张赔偿损失的法律依据，并未明确说明该损失43万元的具体构成，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诉原告主张的损失43万元缺乏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本诉被告只同意在法院判决确认《预售合同》已经解除或者判决解除《预售合同》的前提下，返还依据《预售合同》所收取的购房款3654000元，不同意本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
龙熙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及附件、补充协议已经于2016年11月19日解除；2、判决反诉被告立即支付反诉原告解除合同违约金1476800元、印花税3692元，合计1480492元；3、判决反诉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4日，反诉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以下简称“预售合同”），并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联机备案登记手续，约定：第三条，该商品房坐落于大兴区庞各庄镇镇区改造6号地；第五条，商品房总价款738．4万元；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买受人付款逾期6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按照总房款的20%支付违约金；附件五第三条，于2016年6月15日前支付85万元，于2016年7月25日前支付280．4万元，剩余房款364万元由买受人以银行贷款的方式支付；附件五第三条第三款第二项第二目约定：“买受人应当在签署本合同当日向按贷款机构提交申请贷款所需的全部资料、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缴纳相关费用，完成办理贷款的全部法律手续，并获得贷款机构出具的客户贷款资格书面确认；并向出卖人提供办理合同预售备案所需的资料和费用；买受人应保证向出卖人、贷款机构提交的一切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若非因甲方、宏观政策调整或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原因（不包括贷款机构贷款条件方面的原因，例如贷款机构要求买受人提高首付或未通过贷款机构资信证明审查、买受人未提交齐全贷款资料等）导致该付款方式不可行或未按时足额到达出卖人指定账户，出卖人有权按照《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十一条‘逾期付款责任’及补充协议约定向买受人主张权利。”第六目约定：“尽管有其他约定，但若自本项目具备银行要求的放贷条件之日起30日内买受人申请的贷款未进入出卖人银行账户的，则视为买受人不能获得贷款审查，买受人自愿将其付款方式变更为一次性付款，买受人应自上述30日的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剩余房价款，否则，视为买受人逾期付款，买受人应当按照《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十一条‘逾期付款责任’及补充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另外，买受人应自上述30日的期限届满之日起3日内向申请贷款的机构沟通、咨询、了解贷款审批情况，未获得贷款的，应按上述约定期限一次性付清房款”。合同签订后，二反诉被告仅支付了首期房款85万元，经多次催告要求支付剩余房款无效后，反诉原告委托律师于2016年11月18日向反诉被告邮寄发出《解除〈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的律师函》，根据预售合同约定，应当视为第二日送达反诉被告。2016年12月9日，反诉原告向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反诉被告，经法院组织谈话，反诉被告同意支付违约金，并提供两种方案供反诉原告选择。2017年3月27日，反诉原告向大兴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为维护反诉原告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反诉。
郭珂、郭同贞针对反诉辩称：第一项，我方同意确认预售合同解除，但是解除时间是在2016年12月1日；第二项，违约金、印花税，我方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合同的解除并不是我方原因导致的，因此不同意支付违约金及印花税；第三项，诉讼费用应当由反诉人自行承担。具体理由：2016年6月14日，我方是曾经与龙熙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我方签过字，但该合同我方至今没有拿到合同原件。通过本次及上一次的诉讼，我们取得了预售合同复印件，均没有反诉人的盖章签字。根据双方签订预售合同的第27条，该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合同没有反诉人的签章，效力是待定的。这一份预售合同当中，购房款总金额及支付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合同在我方签字后没有顺利履行。龙熙公司称在2016年11月19日向我方发出解除预售合同律师函，而在此之前，2016年8月11日，龙熙公司在我方不知晓的情况下，单方向住建委申请解除该商品房预售合同。在2016年12月1日，住建委正式将预售合同解除，因此我们认为合同在签订之后，没有履行的原因在于龙熙公司，合同本身内容存在缺陷，效力待定，我方没有合同原件，没办法来履行合同。龙熙公司称多次向我方催收房款无效的情况下才发送的律师函，但我方除律师函外并没有收到其他催款通知。到了2016年12月9日，龙熙公司向大兴法院提起诉讼，期间经过法院组织谈话、问话、调解之后，在2017年3月22日我方向龙熙公司支付了280．4万元房款及9万元的车位款。在2017年3月27日，在另案中龙熙公司向大兴法院申请撤诉，撤诉理由是双方已自行达成和解。据此，我方对于购买涉案房屋的主观意向一直没有改变，并且也支付了相应的购房款，在此过程当中正是由于龙熙公司的原因，没有及时进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备案及登记，同时在新政出台之后，导致双方就涉案房屋买卖预售一事无法继续进行，因此责任不在我方，请求法院驳回其反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0月1日，周芹、郭同贞（甲方）与北京臣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臣信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编号：0016886），约定：甲方欲购买商品房，特委托乙方提供发展商信息，为甲方与发展商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提供购房优惠服务；欲购买房屋的性质为新建商品房，最终以甲方看中的房屋为准；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在第三方平台支付平台开立的甲方预存账户预付1000元，用以享受预存购房优惠；甲方与乙方介绍的发展商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或签署《结算确认书》后，甲方同意，按实际成交套数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乙方向甲方开具服务费发票，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该笔预存服务费支付给乙方。该协议另对甲乙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尾部有周芹、郭同贞签字及臣信公司印章。协议签署后，郭同贞通过银联商务刷卡方式支付了该1000元预存服务费。
2015年10月23日，郭同贞再次与臣信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编号：0005405），并支付50000元预存服务费，用以享受协议约定的“五万抵八万”购房优惠。
2015年11月8日，郭同贞、郭珂签署《客户认购、签约信息流转单》，载：房号为X号，买受人郭同贞、郭珂，定金15000元。同日，郭同贞、郭珂向龙熙公司支付购房定金15000元，龙熙公司开具收据。
2015年11月10日，郭同贞、郭珂向龙熙公司支付购房定金85000元。
2015年12月4日，郭同贞、郭珂向龙熙公司支付购房款750000元。
2016年5月18日，龙熙公司取得涉案房屋所在项目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016年6月14日，郭同贞、郭珂（买受人）与龙熙公司（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以下简称：预售合同），约定：郭同贞、郭珂购买龙熙公司坐落于大兴区庞各庄镇镇区改造6号地X房屋，建筑面积共172．06平方米，单价47064．82元/平方米，总价款7384000元；买受人以附件五约定的方式及期限进行付款；买受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付款的，按照预期时间分别处理、不作累加：（1）逾期在60日之内，自约定的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计算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并于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起60日内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2）逾期超过6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60日内按照总房款20%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并由出卖人退还买受人全部已付款；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出卖人同意后，合同继续履行，自约定的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计算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六的违约金，并于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起60日内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预售合同另对买卖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预售合同附件五“付款方式及期限”约定，买受人选择采取贷款方式向出卖人支付合同约定的总价款：1、买受人应于2016年6月15日前付清所购商品房总价款的11%即850000元（含定金100000元）；2、买受人应于2016年7月25日前付清所购商品房总价款的39%即2804000元；3、剩余购房款3640000元，买受人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附件五第4条“贷款、权属抵押登记的相关约定及说明”对贷款机构手续办理约定如下：买受人已于合同签订前了解贷款机构发放贷款的相关政策，并同意在卖方认可的贷款机构办理相关贷款；买受人应在合同签署当日向贷款机构提交申请贷款所需的全部资料、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缴纳相关费用……若非因甲方、宏观政策调整或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原因（不包括贷款机构贷款条件方面的原因，例如贷款机构要求买受人提高首付或未通过贷款机构资信证明审查、买受人未提交齐全贷款资料等）导致该付款方式不可行或未按时足额到达出卖人指定账户，出卖人有权按照预售合同第十一条“逾期付款责任”及补充协议约定向买受人主张权利……买受人申请贷款的具体数额和具体年限以贷款机构最后审批为准，如贷款机构批准的贷款金额低于买受人申请贷款数额的，买受人必须在接到贷款机构或出卖人通知之日起7日内以现金形式向出卖人支付差额部分，买受人不得以此要求解除或终止本合同。
2016年6月30日，龙熙公司向郭同贞、郭珂出具了房款收据，金额为850000元。
2016年11月17日，龙熙公司向郭同贞、郭珂发出解除涉案预售合同的律师函，载：郭同贞、郭珂仅支付购房款85万元，首付款尚欠280．4万元，未能按照预售合同及附件的约定向龙熙公司支付购房款，虽经龙熙公司多次催告，仍未能足额履行付款义务；自本通知书邮寄的第二日起，解除龙熙公司与郭同贞、郭珂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预售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郭同贞、郭珂立即支付龙熙公司解除合同违约金1476800元并支付印花税3692元，合计1480492元。庭审过程中，郭同贞、郭珂认可收到了上述律师函件。
2016年12月1日，郭同贞、郭珂与龙熙公司办理了涉案房屋的网上签约备案解除手续。
2017年1月17日，本院依法立案受理了（2017）京0115民初1880号龙熙公司诉郭同贞、郭珂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龙熙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预售合同，并要求郭同贞、郭珂支付违约金。
2017年3月22日，郭同贞、郭珂向龙熙公司支付了购房款2804000元及车位款90000元。同日，龙熙公司向郭同贞、郭珂出具了购房款2804000元的收据1张以及3038车位款30000元、3039车位款30000元、3104车位款30000元的收据3张。
2017年3月27日，龙熙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以上事实，有预售合同、转账记录、收据、预售许可证、律师函、（2017）京0115民初1880号庭审笔录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郭同贞、郭珂与龙熙公司签订预售合同及附件，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经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预售合同是否解除以及解除方式。
本诉中，郭同贞、郭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双方所签订的预售合同已于2016年12月1日解除，理由为该日双方办理了预售合同的网上签约备案解除手续。反诉中，龙熙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确认双方所签订的预售合同已于2016年11月19日解除，理由为该日为郭同贞、郭珂按照合同约定收悉解除预售合同律师函的日期。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预售合同的网上签约，系房地产主管部门为保障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所实施的备案制度，而备案的设立或解除并不等同于买卖双方合同关系的成立与解除；其次，龙熙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解除预售合同后，郭同贞、郭珂于2017年3月22日向龙熙公司缴纳了购房款2804000元及车位款90000元，龙熙公司亦接受了该笔购房款并向郭同贞、郭珂开具了收据，此应视为双方就继续履行本案预售合同达成合意且已有履行行为。故，郭同贞、郭珂关于预售合同已于2016年12月1日解除的本诉请求以及龙熙公司关于预售合同已于2016年11月19日解除的反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然，郭同贞、郭珂与龙熙公司在本案中均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视为双方均已确定不再履行预售合同；且2017年3月26日，北京市房屋主管部门颁布限购政策，依据该政策，郭同贞、郭珂失去购买涉案房屋的资格，预售合同已实际无法履行。综上，本院依法解除双方于2016年6月14日所签订的预售合同。
二、合同总价款及已付购房款数额。
庭审过程中，郭同贞、郭珂于龙熙公司就合同总价款及已付购房款的数额存在争议。郭同贞、郭珂认为：合同总价款为7384000元（含车位费90000元），已付购房款金额为3795000元（其中购房意向金51000元、首付款850000元、首付款2804000元、车位费90000元）。龙熙公司认为：车位独立出售，不应包含在合同总价款内；郭同贞、郭珂所缴纳的购房意向金，与预售合同无关，龙熙公司没有返还义务；郭同贞、郭珂缴纳的90000元车位费，不能在本案中一并主张；龙熙公司实际收到的购房款数额为3654000元。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1、合同总价款。预售合同第五条“计价方式与价款”明确约定，涉案房屋总价款为7384000元；虽附件五“付款方式与期限的约定”第五条中所载几项购房款的数额之和为7294000元，但龙熙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供独立的车位销售合同，故本院认定预售合同总价款为7384000元。
2、已付购房款。郭同贞、郭珂与臣信公司签署的服务协议中，已明确将2笔购房意向金的性质定义为“预存服务费”，且龙熙公司实际也未收到该2笔款项，因此该51000元并不属于预售合同范围内的购房款，郭同贞、郭珂无权要求龙熙公司返还。关于车位款，因预售合同总价款中已包含该笔款项，且龙熙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供独立的车位销售合同，考虑到本案预售合同解除的实际情况，郭同贞、郭珂所支付的90000元应属其已支付的购房款。综上，本院认定郭同贞、郭珂已支付购房款的数额为3744000元。预售合同解除后，龙熙公司应向郭同贞、郭珂返还上述购房款。
三、郭同贞、郭珂所主张的损失。
郭同贞、郭珂在本诉中要求龙熙公司赔偿经济损失430000元，并向本院说明其理由与构成：1、因龙熙公司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信赖利益损失；2、龙熙公司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便出售涉案房屋，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赔偿信赖利益损失的前提为合同不成立、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而本案预售合同已成立、生效且未被撤销；其次，郭同贞、郭珂与龙熙公司签订预售合同前，龙熙公司已取得了涉案房屋所载项目的预售许可证书。综上，本院对郭同贞、郭珂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龙熙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与印花税。
龙熙公司在反诉中要求郭同贞、郭珂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1476800元及印花税3692元，理由为：郭同贞、郭珂在仅支付了850000元首付款后，未按照预售合同约定的2016年7月25日支付另一笔购房款2804000元，逾期已超过60日，构成根本违约，龙熙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其发送了解除预售合同律师函，按照合同约定应由郭同贞、郭珂承担相当于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2017年1月17日本院依法立案受理（2017）京0115民初1880号龙熙公司诉郭同贞、郭珂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后，郭同贞、郭珂于2017年3月22日向龙熙公司支付了上述2804000元购房款，龙熙公司亦接受并向其出具了购房款收据，应视为龙熙公司已放弃行使约定解除权并同意继续履行预售合同。2017年3月26日，北京市房屋主管部门颁布限购政策，郭同贞、郭珂丧失购房资格，导致预售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此系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因素导致合同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故龙熙公司要求郭同贞、郭珂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龙熙公司要求郭同贞、郭珂返还印花税的请求，无相关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郭同贞、郭珂与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
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返还郭同贞、郭珂已付购房款3744000元；
三、驳回郭同贞、郭珂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33249元，由郭同贞、郭珂负担16699元（已缴纳），由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65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1744元，由郭同贞、郭珂负担1639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由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5347元（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燕滨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