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56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亚琴，女，1966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方永锋、姚鉴，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幸芳，女，195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邱雪良，浙江钱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沈剑，浙江仁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齐放，男，195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原审被告：临安市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镇杨岭工业园区（杨桥村）。
法定代表人：罗春媖，该中心理事长。
上诉人施亚琴、马幸芳因与被上诉人陈齐放、原审被告临安市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三农中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5）杭临商初字第1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三农中心系浙江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登记组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于2013年5月16日经临安市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核准，临安市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为三农中心的业务主管部门。三农中心理事长罗春媖为法定代表人。三农中心章程规定三农中心的性质是由浙江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自愿举办，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从事三农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业务范围包括，在临安市范围内，对三农实行产业化模式运作，对三农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扶持，并提供融资协调服务。
2014年4月30日，三农中心聘任马幸芳为三农中心副总经理，聘任期限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止。2014年5月1日，三农中心内部分工决定由马幸芳全权负责三农中心对农户转贷业务的服务（期限和任命期限一致）。
2014年7月至2014年9月期间，施亚琴根据马幸芳的指示多次将款项分别转账交付至需要借款的各农户银行账户。2014年11月，马幸芳向施亚琴出具借条两份，其中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借款金额为1900000元，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施亚琴农务转贷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正（1900000），借款人：马幸芳、临安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2014.8.18”，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施亚琴农务转贷人民币贰佰万元正（2000000），借款人：马幸芳、临安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2014.8.25”，两份借条的借款人栏中“临安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名称上均盖有印章“三农中心合同专用章”。2014年11月24日，罗春媖作为担保人在该两份借条下方分别签字，签字内容均为“担保人：已汇行，罗春媖，2014.11.24”。
2014年8月18日至2014年9月2日期间，施亚琴根据马幸芳的指示向需要借款的农户转账交付款项时间及金额如下：1.2014年8月18日，转入户名王伟，金额190万元；转入户名娄朝岩，金额190万元；转入户名马幸芳，金额60万元；2.2014年8月19日，转入户名王全根，金额90万元；转入户名徐卫红，金额200万元；3.2014年8月21日，转入户名马幸芳，金额30万元；4.2014年8月25日，转入户名叶苗德，金额200万元；转入户名滕冲，金额90万元；5.2014年8月26日，转入户名施雪萍190万元；6.2014年9月2日，转入户名马幸芳，金额1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1250万元。
2014年8月19日至9月24日期间，三农中心财务洪珊红通过兴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施亚琴人民币970万元，2014年9月17日、2014年9月18日马幸芳通过泰隆银行转账支付施亚琴人民币26万元，上述款项合计金额996万元。
2015年2月12日，施亚琴、陈齐放、马幸芳在临安市公证处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施亚琴为出借方（甲方），陈齐放、马幸芳为借款方（乙方），约定乙方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现乙方自愿以自己所有的位于临安市锦城街道临安人家12-13之间1幢营20号房产和锦城街道畔湖路44号5幢501室房产作抵押。同日，马幸芳、陈齐放共同向施亚琴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施亚琴人民币叁拾万元正（300000）以此借条为凭据。（以现金借款）。借款人：马幸芳、陈齐放，2015.2.12”。
2015年2月13日，施亚琴与马幸芳签订《双方协议》一份，载明“为办他项权证需要，于2015年2月12日在临安市公证处，双方所写叁拾万抵掉（两本房产证为做之前欠款的他项权证）。于2015年6月31日还清借款后归还他项权证”。
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2月10日，马幸芳以两次信用卡刷卡透支支付施亚琴共计人民币10万元；2015年6月29日，马幸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施亚琴人民币30万元，2015年7月28日，马幸芳支付施亚琴银行本票计人民币19万元。马幸芳归还施亚琴借款以上合计人民币59万元。
2015年8月7日，罗春媖向施亚琴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载明“兹2014年8月25日和2014年8月18日分别马幸芳、临安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向施亚琴借人民币共叁佰玖拾万￥：390万元，本人提供担保。承诺在未还清金额之前，担保期至2017年8月8日。之前已汇款项给施亚琴、翁羽等为欠款利息（最后结算为准）。担保人：罗春媖，2015年8月7日”。
另查明，2014年8月15日，施亚琴向马幸芳借款人民币105万元。马幸芳、陈齐放于1983年3月24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两份借条所涉借款是否为马幸芳与三农中心的共同借款，马幸芳是否应与三农中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案涉两份借条所涉借款是否属于马幸芳、陈齐放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1.马幸芳系三农中心负责农户转贷业务的副总经理，施亚琴根据马幸芳的指示向需要借款的各农户转账交付借款，在借款转贷过程中，三农中心财务向施亚琴转账支付款项偿还部分借款本息，后经2014年11月结算，马幸芳向施亚琴出具案涉借条两份，事实清楚，双方均予认可。上述借款的指示交付、借款转贷过程中偿还部分本息以及最后结算，系马幸芳履行三农中心负责农户转贷业务副总经理的职务行为。2.案涉两份借条均有马幸芳的签名及三农中心名称和印章，马幸芳作为三农中心聘任全权负责农户转贷业务的负责人（副总经理），具有较高于一般民众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知识水平，清楚知晓出具借条及签名未注明经办人身份的法律后果。案涉两份借条借款人栏中马幸芳以个人名义签名，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合同一方，其对债权人的责任不能免除，应与同为合同一方的三农中心对施亚琴借款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马幸芳指示施亚琴向农户转账过程中施亚琴有部分借款直接转账至马幸芳个人账户，马幸芳个人账户也有部分款项转账至施亚琴账户，马幸芳在履行三农中心职务行为过程中，其与三农中心在财务上的外观表象存在高度混同，并不能完全区分马幸芳个人借款债务还是三农中心债务，故马幸芳在案涉两借条中签名理解为其与三农中心共同借款或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符合案涉借款交易经过的客观事实。4.案涉借条出具后，马幸芳以其房产提供抵押，并归还借款59万元，印证马幸芳对案涉借条所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事实。综上，马幸芳在案涉两份借条中签名，应认定为马幸芳对案涉两份借条所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案涉借款应由马幸芳、三农中心共同偿还。案涉借款扣除马幸芳已归还的59万元，并抵扣施亚琴向马幸芳借款105万元后，尚欠借款金额为226万元。案涉借条未约定还款时间，也未约定借款利息，出借人有权随时主张还款，并要求借款人支付自主张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施亚琴要求马幸芳、三农中心共同归还借款226万元，并共同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1.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主要是基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2.案涉借款的发生系马幸芳作为三农中心负责农户转贷业务副总经理的职务行为，马幸芳在案涉两份借条中签名，明显具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应与三农中心共同偿还案涉借款本息。但案涉借款并非马幸芳、陈齐放合意以及马幸芳、陈齐放夫妻日常生活所需，也并未用于马幸芳、陈齐放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且没有证据证明马幸芳、陈齐放对案涉借款享受利益，故案涉借款不能认定为马幸芳、陈齐放夫妻共同债务。3.2015年2月12日，马幸芳、陈齐放虚拟向施亚琴借款30万元，以其共有的房产向施亚琴提供抵押，次日，施亚琴与马幸芳签订《双方协议》一份，载明“为办他项权证需要，于2015年2月12日在临安市公证处，双方所写叁拾万抵掉（两本房产证为做之前欠款的他项权证）。于2015年6月31日还清借款后归还他项权证”，该双方协议系马幸芳与施亚琴签订，仅证明马幸芳以其与陈齐放的共有房产对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但不能证明陈齐放对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综上，施亚琴要求陈齐放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案涉两份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11月份，落款时间提前至8月份，马幸芳确认该两份借条所涉借款存在，系三农中心与施亚琴对所有借款进行结算的结果。三农中心法定代表人罗春媖于2015年8月7日向施亚琴出具担保书，对案涉两份借条所涉借款提供担保，确认借款事实。三农中心提出借款未交付，施亚琴所有借款已清偿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马幸芳、三农中心共同归还施亚琴借款人民币2260000元，并共同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5.35%从2015年8月4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施亚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248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9880元，由马幸芳、三农中心共同负担。
上诉人施亚琴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符合公平正义，遵循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本案借款应为陈齐放与马幸芳的夫妻共同债务，理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他人出具借条或以个人名义对外所举债务，债权人主张权益的，原则上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例外的情况只有两种：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且债务人或债务人的配偶对此能够证明的，应当由债务人本人承担清偿责任；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如果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并与夫妻中的一方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用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这是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举债务的对外处理规定，其立法宗旨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产流通，同时也符合婚姻家庭关系的特征，即夫妻之间就日常家事原则上可以相互代理。本案借款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陈齐放应当与马幸芳向施亚琴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二、本案债务属于夫妻一方从事经营活动所负债务，陈齐放分享了借款所带来的利益，理应与马幸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马幸芳和三农中心是合作从事资金生意的，款项是借给马幸芳和三农中心的，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作为共同借款人，地位是平等的。至于马幸芳是否是三农中心的副总，以及马幸芳在一审中所提供的所谓职务行为的相关证据，施亚琴均是不知情的，对施亚琴不产生效力。故一审判决认定“借款的交付，借款转贷过程中偿还部分本息及最后的结算，系马幸芳履行三农中心负责农户转贷业务的副总经理的职务行为”是错误的，因为对于施亚琴而言，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之间是合作借款关系，是共同借款人，而不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同时，本案债务系马幸芳利用借款从事资金生意的经营活动中所负的债务。马幸芳从事农户转贷资金生意多年，陈齐放对此应当是明知和认可的，而多年来从资金生意中所获得的收益，陈齐放在双方夫妻共同生活肯定是享受到的，即使陈齐放与马幸芳没有举债的合意，只要陈齐放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就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三、陈齐放以夫妻共同财产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应视为其愿意与马幸芳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同时也印证了其分享借款收益的事实。2015年2月12日，陈齐放、马幸芳与施亚琴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合同中所涉的该笔借款是马幸芳和陈齐放虚拟的，以其共有房产向施亚琴提供抵押，一审判决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关于“但不能证明陈齐放对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的认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虚拟30万元债务肯定是有原因的，虚拟债务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办理房屋抵押担保，而办理房屋抵押目的是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故陈齐放对马幸芳从事资金生意以及虚拟债务来为之前马幸芳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是明知和认可的，也表明其具有愿意与马幸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同时，从陈齐放同意虚拟债务并协助马幸芳将夫妻共同财产为马幸芳之前的债务办理抵押担保以及后续还款等一系列行为也可以看出，陈齐放与马幸芳的夫妻感情是良好的，且陈齐放在夫妻共同生活中也必定享受了马幸芳从事资金生意所获得的收益。
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的举证责任在于夫妻一方，而非债权人。施亚琴作为债权人，已经提供了证明马幸芳对施亚琴的借款债务发生于他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陈齐放享受借款收益、为债务提供担保的基本证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如陈齐放认为该债务系马幸芳的个人债务，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而在一审庭审中，陈齐放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辩解，并没有提供任何认定该债务系马幸芳个人债务的证据，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为马幸芳与陈齐放的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债权能够顺利实现，避免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过程中可能遭遇的不必要障碍，本案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陈齐放对马幸芳、三农中心应支付的款项向施亚琴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由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马幸芳在审理中答辩称：该笔借贷在发生之时，施亚琴知道该款项系马幸芳代表三农中心所借且用于农户的，有很多款项是施亚琴按照马幸芳的短信指令打给三农中心的农户转贷用的。因此，施亚琴知道给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是用于三农中心的职务行为，不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原审判决就该部分的判断是正确的。
被上诉人陈齐放答辩称：陈齐放同本案无关。当时房产抵押是帮忙的，施亚琴说无法过年了。当时公证处说如果是公司行为是办不了，又看打工的太可怜，没有钱过年了，当时说要写30万元的借条，施亚琴是黑帮的团体，专门搞这个事情的，该借款绝对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原审被告三农中心陈述称：没有意见发表。
上诉人马幸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错误，具体表现如下：一、在马幸芳已经提供相关证据及代理意见的情况下，仍然认定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为共同借款人。
1、施亚琴提供的证据二两份借条就是形成于2014年8月18日和2014年8月25日，施亚琴为了混淆事实，称实际形成于2014年11月。首先，马幸芳从未表示该借条实际形成时间是2014年11月，而一审法院却认定马幸芳“也确认该两张借条实际形成时间是2014年11月”。这一错误的认定，导致三农中心在2014年8月25日到2014年11月24日之间的还款未作为还款抵扣。马幸芳反复强调该借条实际形成时间就是落款时间2014年8月18日和8月25日，一审法院在马幸芳未确认的情况下，故意歪曲事实，为支持其错误判决捏造事实依据。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按照一审法院单方认定的，上述两张借条实际形成时间是2014年11月，那么马幸芳落款于2014年8月，意味着这两张借条也是马幸芳于2014年11月代表三农中心对2014年8月之前对施亚琴负债的结算。即便如此，那么2014年8月以后三农中心的付款，也应当是对这两张结算款的归还。这两张借条不是新的借贷关系的产生，而是对三农中心与施亚琴之间之前往来的结算，施亚琴在一审中也是承认的。既然是结算，那么就是对于2016年8月之前双方债权债务的确认，而对于2016年8月以后，三农中心归还的390万元（马幸芳提交的证据九），施亚琴的意见是，“上诉款项系归还以前发生的借款，并非归还本案借款”，施亚琴言外之意是，落款为2014年8月的两张结算单，并不包含之前形成的390万，那么，这两张结算单的结算即无任何意义。一审判决将2014年8月18日后三农中心支付的390万元全部未认定未还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还需要强调的是，既然两张借条都是结算，那么一张形成于2015年8月18日（金额为190万），另一张形成于2015年8月25日（金额是200万），也只能认为是2014年8月25日是对2014年8月18日借款本息的再结算。因为任何一次结算都是对之前债权债务的汇总，并不形成新的借贷。一审法院将时间不同的两次结算作为两次不同的债务是错误的。
2、原审判决遗漏了马幸芳提交的重要证据《确认书》，该《确认书》明确说明马幸芳仅仅是三农中心负责融资的副总经理，是公司的职务代理人，其与施亚琴发生的往来均与马幸芳无关。马幸芳一审已经提交了该份证据，但一审判决没有反应该证据，却使用了一份三农中心法定代表人罗春媖2015年8月7日提供的一份所谓《担保承诺书》，该承诺书主要内容是罗春媖为马幸芳向施亚琴借款390万提供担保，意味着由罗春媖来证明该款项系马幸芳与施亚琴之间的借贷。对于两份证据，一个是三农中心加盖公章的确认书，一个是三农中心法定代表人在第二次开庭才提供的个人签字文书，法院态度却截然不同。事实上该份证据是2015年9月10日第一次开庭结束以后，施亚琴组织了一帮社会人员，挟持罗春媖并逼迫其书写的。该证据形成于2015年8月7日，然而2015年9月10日第一次开庭并未提供，于2015年9月25日第二次开庭才提供，明显反常。
3、对于马幸芳提供的证据7即马幸芳于2014年8月15日出借给施亚琴的105万借条，一审法院有意回避其证明效力。按照施亚琴的陈述，其做资金生意每月3分、5分利息不等，如果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作为共同借款人向施亚琴借款，利息是月3％或5％，那么意味着其无息将105万出借给施亚琴，又于2015年8月18日以超高利息再向施亚琴借入，完全不符生活常理。施亚琴的质证意见更是匪夷所思：马幸芳为了博取施亚琴的信任，故意借钱给施亚琴，其目的就是为了向施亚琴借钱。另外，如果真的是马幸芳向施亚琴借款，可以直接要求施亚琴归还105万，而不是再写一张390万的借条。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马幸芳出借给施亚琴的借款和施亚琴与三农公司的借款是两个法律关系，各自归各自。一审法院对有利于马幸芳的证据均不予确认，相反对施亚琴的证据均无例外的予以确认。需要强调的是，按照施雅琴的说法，长期以来都是马幸芳向施雅琴借款，之后于2014年8月才进行结算（施亚琴说是11月份结算，但是不影响本段意见），那么该份于2014年8月15日马幸芳出借给施雅琴的105万元，则与整个事实显得格格不入。既然施雅琴是马幸芳的债权人，那么施雅琴需要钱的时候，直接要求马幸芳归还就是，其不需要在拿到105万后，写一张借条给马幸芳。
4、对马幸芳提供的证据8即施亚琴于2014年8月30日转账支付给马幸芳的收款收据以及转账凭证，一审法院对其效力不予确认是极其错误的。假如马幸芳与三农中心是共同借款人，那么应该是马幸芳归还施亚琴才符合生活法则，施亚琴不可能在出借给马幸芳390万元之后，再支付10万给马幸芳。如果是再次发生借款，在起诉中应涉及该款项。真实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施亚琴借到马幸芳105万后，又将该笔款项放高利贷给三农中心，为了长期占用马幸芳的105万元，给予马幸芳好处费。这个证据能有效的从生活法则推出马幸芳并不是施亚琴的债务人。
5、对于施亚琴提供的证据3，法院错误确定其效力。该证据显示的公证书（含借款合同），施亚琴用于证明马幸芳为本案的借款做抵押，欲证明马幸芳是共同借款人。真实过程是，施亚琴为了设计打赢本案的官司，找到马幸芳，编造需要马幸芳帮忙抵押房子，为其找他人借款增加资信，马幸芳信以为真，出于好心愿意帮助其做抵押。双方在公证处草拟了一个30万元的借款合同，办理了抵押登记。当天，施亚琴也出具了一份借条，金额也是30万元，用于抵销公证处的30万元假借贷。马幸芳当庭提供了施亚琴出具的借条，用于说明该公证书的形成过程，事实非常清楚，马幸芳向施亚琴借款30万元，施亚琴当天又向马幸芳借款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该公证书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即使公证书认定的30万元借贷真实，那么也仅仅涉及该笔30万元，和本案借款无关。一审法院将30万借款抵押视为本案抵押没有依据。
6、一审法院全额支持施亚琴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施亚琴出示的两份借条实际形成于2014年11月24日，那么马幸芳和三农中心提供了三农中心2014年11月24日以后支付给施亚琴的721420元的汇款凭证，一审法院无视该证据，不予以抵扣，是错误的。
本案案情复杂，一审判决无论是证据认定，还是法理分析，均明显偏袒施亚琴一方。第一，本案中马幸芳系职务行为，证明该事实的证据如下：1、施亚琴提供的证据二（两份借条），三农中心在该借条盖章，而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春媖作为担保人签字。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该笔款项是公司使用。如果马幸芳作为共同借款人，其不合常理的逻辑是：公司员工与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却仅仅是担保人。符合常理的解释应该是，公司借款，法定代表人担保。因此，应该将马幸芳的签字理解为经办人更为合理。2、其他证据及相关表述见前描述。第二，即使认为马幸芳在借条上以借款人名义签字，也不能必然得出实际借款人就是马幸芳。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可见，法律允许隐名代理的行为。马幸芳系三农中心有限公司负责融资的副总经理，其向施亚琴借钱，完全是代表三农中心，施亚琴对此完全知晓。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或发回重审，并由施亚琴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上诉人施亚琴在审理中答辩称：一、针对马幸芳在上诉事实与理由逐一答辩如下：1、关于两份借条的形成时间的问题。马幸芳在一审庭审的质证过程中已经明确认可了这两份借条的形成时间确实是被人为提前，二审法院可以查阅一审庭审笔录以及相关笔录材料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并没有歪曲、捏造事实。2、一审判决并没有遗漏马幸芳在一审庭审中所提交的《确认书》，一审判决书第8页中已列明了该份证据，系证据三，且在第14页中对该份证据作了相关认证。3、马幸芳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七，即2014年8月15日施亚琴向马幸芳借款105万的借条。事实上。该借款是在马幸芳为拉拢施亚琴出借借款的初期发生的，之所以产生该借款，是因为施亚琴对三农中心的财务及经营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对借款风险的担忧，而马幸芳为了取得施亚琴的信任，能持续拉拢施亚琴出借借款，通过提供较大金额的资金出借给施亚琴的方式，来显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还款能力。因此作为施亚琴而言，出借款项最主要是基于对于马幸芳自身经济实力和还款能力的信任，从主观上讲，施亚琴所认定的最重要的借款人就是马幸芳，三农中心自愿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条上予以确认，对施亚琴来说，债务承担主体的增加，从债权实现方面考虑当然也不会表示拒绝。而作为马幸芳而言，当初其基于对自身经济实力和农户转贷生意的信心，以及为了急于拉拢施亚琴出借款项从事资金生意获取利益的目的，其在拉拢借款的过程中以及最终借款结算的过程中，均是以马幸芳个人与三农中心共同借款人身份向施亚琴借款的，而现在马幸芳对共同借款事实的否认，完全基于是资金生意失败以及三农中心可能丧失还款能力的现状而做出的抵赖行为。即使抛开该借款的目的不说，也不能以此来否定马幸芳和三农中心合作资金生意共同向施亚琴的借款的事实。两者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是施亚琴向马幸芳借款的法律关系，一个是马幸芳和三农中心合作经营资金生意共同向施亚琴的借款的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庭对于该证据的认定并无不当。4、关于马幸芳提供的证据8，即2014年8月30日的收款收据。该份凭证中所涉的款项，系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之间的款项往来，并未注明款项的来源及性质，对此施亚琴并不清楚，与施亚琴也是无关的，当然更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来源于施亚琴给予马幸芳的好处费，以及马幸芳系借款的经办人而非借款人的证明目的。5、关于施亚琴提供的证据3（双方协议、公证书含抵押借款合同、借条、房屋查询记录），马幸芳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借条中所谓添加的部分不予认可外，对于其他的内容及证据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而双方协议中已经明确载明“为办他想权证需要，于2015年2月12日在临安市公证处，双方所写叁拾万抵掉（两本房产证为做之前欠款的他项权证）”，而这里的“之前欠款”就是指本案所涉借款。故一审法院认定马幸芳以其与陈齐放的共有房产对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无不当。6、对于三农中心所提供的在2014年11月24之后支付给施亚琴的汇款凭证问题，因为这些证据均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施亚琴不予认可，且马幸芳、陈齐放、三农中心在一审庭审中均已经明确，这些款项都是归还案涉借款之前的借款，与这些汇款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任何不当之处。7、对于两份合计390万元借条的结算时间，如前所述，马幸芳已认可出具及结算的时间在2014年11月份，无须再论。综上，马幸芳的相关上诉理由均是其主观臆想，并无证据予以证实。
二、针对马幸芳在上诉中发表的两点代理意见予以简要反驳：1、即使马幸芳是三农公司员工，也不代表其不能作为共同借款人，法律并未禁止。本案中，从马幸芳在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字确认，马幸芳通过个人账户向施亚琴还款、提供个人房产为借款提供担保等客观事实，认定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为共同借款人才是符合客观常理。2、马幸芳所谓的委托行为、隐名代理行为，均是无稽之谈。即使是事实，那也是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之间的内部关系，作为债权人的施亚琴并不清楚，且与施亚琴无关。事实情况是，施亚琴不信任三农公司的资产及经营情况，马幸芳为了拉拢施亚琴处的借款，向施亚琴展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马幸芳允诺款项是出借给马幸芳个人的，至于款项出借后马幸芳与三农中心如何进行资金合作，与施亚琴无关。即使不去考量当时借款的真实意思，即使施亚琴知道马幸芳系三农中心的员工，根据借款人处签名确认，均可作出本案中借款人的认定。从商事审判的理念及本案的证据来看，马幸芳就是一方借款人，其与三农中心的财务在外观表现上也存在高度混同，应当认定为马幸芳与三农中心系共同借款人。
三、马幸芳与三农中心系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明确规定，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即在一般情况下，借条是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基础凭据，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应推定为债务人。马幸芳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长期从事资金生意，理应对与三农中心共同向施亚琴出具借条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其所谓的与三农中心之间的关系，并不影响其与施亚琴之间借贷关系的认定。2、据施亚琴了解，马幸芳与三农中心是合作从事农户转贷资金生意的，后来马幸芳找到施亚琴，想从施亚琴处拉拢借款从事资金生意，因为施亚琴对三农中心的财务及经营情况不放心，所以直接将款项出借给马幸芳，至于马幸芳借得款项后如何与三农中心合作的，施亚琴不得而知，同时也与施亚琴无关。3、从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以及2014年8月25日的两张借条的形式上看，马幸芳和三农中心均在借款人处签字，是并列的借款人。马幸芳长期从事农户借贷业务，具有高于一般民众的业务水平及风险评判，如果马幸芳是经办人，应当在借条上予以披露或注明，且应当在三农中心的下方签字，而不应当在三农中心的上方签字，马幸芳在该两张借条上的签字位置更加不符合经办人在相关单据上签字的常规作法，故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人。4、罗春媖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上，同样明确了马幸芳和三农中心为共同借款人。罗春媖是三农中心法定代表人，对于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从事农户转贷的经营行为及具体操办事宜均是明知的。况且任何一个完全民事行为人对他人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必然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这必然伴随着责任与风险，所以说任何一个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必然会考察借款人是谁、借款金额多少、有无清偿等重要事项，担保人对这些事项肯定是明确的。5、2015年2月12日，马幸芳及其丈夫陈齐放以其个人名下房产为拖欠施亚琴之前的借款（即本案所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进一步证实了马幸芳是共同借款人之一，如果马幸芳仅仅是经办人，根本无须以个人财产替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这是明显违反常理的。6、马幸芳分别于2015年6月29日和2015年7月28日个人通过银行转账向施亚琴归还了借款本金30万元、14万元、5万元，合计49万元的事实，同样证实了马幸芳系共同借款人之一。马幸芳辩称其名下的银行卡一直是三农中心在使用，汇款是职务行为，但施亚琴对此是不知情的，施亚琴一直认为马幸芳与三农中心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银行卡混用的行为至少在外观上存在两者之间的资产是高度混同的，更加体现了两者系共同借款人的身份。7、退一步讲，即使认定马幸芳与三农中心之间系委托借款关系，但是从借条形式上看，马幸芳在出具借条时，其是同意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条上的借款人处签字确认的，可见双方之间的借贷意思是真实、明确的。所以，马幸芳与三农中心共同向施亚琴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马幸芳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齐放答辩称：同意马幸芳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三农中心陈述称：同意马幸芳的上诉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马幸芳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对其与施亚琴之间资金往来及债务清偿数额进行审计，并请求三农中心法定代表人罗春媖出庭作证；原审被告三农中心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对其与施亚琴之间的借款往来进行审计。本院认为，马幸芳和三农中心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且罗春媖本人在二审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争议可以通过现有证据作出裁判，故对其申请均依法不予准许。
二审期间，上诉人施亚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马幸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手机短信公证书，欲证明：本案当事人在同马幸芳发生经济往来过程中，知道马幸芳是代表三农中心的，马幸芳签字的借条按照合同法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其后果应约束施亚琴和三农中心，同马幸芳无关。
证据2，确认书，欲证明：三农中心母公司浙江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证明，马幸芳在同施亚琴交往过程中，发生借贷的借款方是三农中心，同马幸芳无关。原审法院故意遗漏了该证据，以一份通过挟制手段获得的个人担保说明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
证据3，农村信用社的汇款凭证，欲证明：2014年8月30日，施亚琴的姐姐施雅云的丈夫，给予了马幸芳的十万元好处费。根据施亚琴的陈述，当初其和姐姐施雅云是一起做资金生意的，是后来为便于结算才分开写借条的，如果按照施亚琴的说明，马幸芳一直在和施亚琴借款，那么应该是马幸芳还款才对，为什么施雅云的姐妹还要向马幸芳支付10万元，而该10万元的支付，并未出现在施雅云和施亚琴的任何一个案件中，说明这是一笔不能上台面的费用。
证据4，借条，欲证明：针对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3，一份以马幸芳为30万元借款人的抵押公证合同，我们提供一份由施亚琴办理抵押公证合同当天写给马幸芳的一张同样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证明该份以马幸芳为借款人、施亚琴为出借人的借条是虚假的，原审法院以该证据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
证据5，众多农户的证明，该证据作为参考证据提交，欲证明：马幸芳进入三农中心后，就代表公司向农户融资借贷。为了工作方便，公司允许其个人开设专门的资金账户，该行为已经被当时相关人群熟知。
证据6，（1）2014年9月1日的借条，欲证明：670万元借款是三农中心借款的，马幸芳为经手人。（2）2014年8月18日、25日、26日三份借条，欲证明：该三份借条是从670万元借款中拆分来的，不是新的借款事实的发生，也不是新的借条。（3）房产证明，欲证明：房产证的抵押债务就是30万元；（4）还款证明，欲证明：施亚琴写给房管局的还款证明，意思是当时施亚琴是知道抵押就是30万元，是帮忙的，而不是为之前390万元作抵押；（5）清单，欲证明：三农中心归还施亚琴的1090万元的事实。8月19日以后，并不是只有施亚琴借给三农中心1190万元，反过来三农中心归还了施亚琴1090万元。
经质证，施亚琴认为：这6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短信内容恰恰证明了施亚琴认为马幸芳和三农中心之间是合作做农户转贷生意的；其次，该组证据的相关内容很明确，施亚琴说“说实在这钱我是肯定找你要的，但我现在所做的都是在帮你”，在短信内容中，施亚琴认定重要的借款人是马幸芳，之所以短信中涉及到向三农中心催款，也是为了款项可以尽快归还，且马幸芳的短信回复也很清楚，其并未推托自己是借款人的身份，这是在催讨过程中为了尽快还款双方进行的商量，而短信中所谓的委托书并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三农中心委托马幸芳进行借款的委托书。
证据2，该确认书同马幸芳在一审中提供的确认书是不一样的，该确认书并不是新证据，所谓的内容施亚琴也是不清楚的，对施亚琴不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且落款的浙江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同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对此所谓的确认书施亚琴不予认可，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证据3，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这份证据也并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证据4，这份借条也并不是新证据，一审中也已经作为证据提交，这份证据应当和双方协议、公证书结合起来来审查相关事实。双方已经很明确两份借条是虚拟的，双方办理公证抵押的目的是为之前的欠款即本案欠款办理的，不能将其中一份借条单独拿出来证明相关事实，因此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
证据5，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证据6.1、6.2，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排除伪造借条的可能。首先，关于该证据，施亚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复印件并不是这样的，上面没有经手字样，当时施亚琴向原审法院提交复印件时，马幸芳对复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当时原件作废了，施亚琴复印后将原件交给马幸芳了，而今天的借条上有经手两个字，施亚琴怀疑存在伪造的可能性。其次，假如这两份借条不是伪造，而是当时就出具的，上面有经手人签字，但是最后施亚琴所持有的借条上并没有经手人，说明当初出具书写有经手人的借条施亚琴是不认可的，应该以最后出具的没有经手人的借条为准。再次，假如这两份借条当时也确实出具，说明马幸芳对于注明经手人和没有注明经手人明知是有区别的，而不是不懂法或者忘记出具了。最后落款时没有署名经手人，也表明马幸芳对借款共同归还的事实是确认的。施亚琴不认可马幸芳是经手人，因此马幸芳出具了没有注明经手人的借条，应当以最后出具的借条为准。
证据6.3、6.4，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正因为对之前的大额借款提供担保所以抵押了两套房产，归还了30万元，注销了一套房产，而不是两本。
证据6.5，是马幸芳单方制作的清单，不予质证。
在举证质证过程中，马幸芳将撤回证据6.2中的一份220万借条，收回的该份借条没有“此条已作废”字样。对此施亚琴认为：首先，对于证据能否撤回保留意见，但是至少可以看出马幸芳是持有该份撤回的借条的，上面也有经手人。没有撤回的220万元借条，同原审中施亚琴向法庭提交的相比较，有明显的涂改和添加，说明了当时在出具借条时，如果注明“经手”施亚琴是不予认可的，施亚琴始终认为款项是出借给马幸芳的，应当以最后出具的没有注明“经手”的借条为准。马幸芳涉嫌伪造证据，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
经质证，被上诉人陈齐放、原审被告三农中心对马幸芳提交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其内容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2和证据5，不足以推翻借据的效力；证据3，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证据4、证据6.3、6.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6.1，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6.2、6.5，不能推翻本案借贷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马幸芳是否为本案借款的共同债务人。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应推定为债务人。本案二份借据是证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直接证据，马幸芳和三农中心在借据落款借款人处纵向并列签字、盖章，可以认定证明马幸芳和三农中心有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且施亚琴有部分借款直接交付至马幸芳个人账户，马幸芳个人账户也有部分款项交付至施亚琴账户，故应认定马幸芳为共同借款人。至于借款是否为马幸芳实际使用，不影响其责任认定。本案借款施亚琴已经实际交付，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马幸芳和三农中心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马幸芳称其在借款人处签名系作为三农中心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行为，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推翻借据载明的内容，其主张对借款不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本案借款是否还清。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390万元借据形成于2014年11月份，系当事人对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而由债务人重新出具的，二份借条落款日期分别被提前签至2014年8月18日和2014年8月25日。马幸芳和三农中心称其于2014年8月18日后支付给施亚琴的款项已经超过了390万元，故本案借款已经还清。但是，如果马幸芳和三农中心在结算日之前支付的款项均为清偿本案借款，则结算时本案借款已经还清，马幸芳和三农中心无需再向施亚琴出具借条，否则明显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另外，三农中心法定代表人罗春媖在借条上签字提供担保的日期为2014年11月24日，其于2015年8月7日再次向施亚琴出具担保承诺书，且马幸芳在2015年2月13日的协议中确认以房屋他项权证为“之前欠款”提供担保，上述事实亦可以佐证本案借款没有还清，本院认定借据是对截止至结算日双方债权债务的结算，马幸芳和三农中心在结算之前向施亚琴支付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清偿本案债务。马幸芳主张借款已经还清，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本案债务是否应认定为陈齐放和马幸芳的夫妻共同债务。虽然马幸芳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不能当然据此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借贷关系发生时马幸芳在三农中心工作，大部分借款汇入农户账户，用于农户的融资，施亚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马幸芳与三农中心合作利用借款从事融资业务获取利益，在尚无优势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用于马幸芳和陈齐放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的情形下，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债务并非马幸芳和陈齐放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
综上，施亚琴和马幸芳的上诉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施亚琴负担12440元，马幸芳负担124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