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0102行初72号原告余秀英，女，193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代理人胡聪(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华春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号。法定代表人荣先国，系该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华容（一般授权代理），系该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谢鹏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秀英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区统筹办）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区统筹办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夏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黄惠鸣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秀英的委托代理人华春霞，被告区统筹办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副主任杨晓红，委托代理人李华容、谢鹏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秀英诉称，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前九万方三村10号房屋原为其与程方明（2013年11月12日病逝）夫妇出资建造。因花桥村城中村改项目，该房屋于2013年12月被拆除，相关部门就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和相关审批手续等信息并未向其公示。2015年4月17日其携同长女程爱华、长子程爱国向被告区统筹办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告区统筹办于同年5月6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五）》，告知其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该单位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建议其向花桥街拆迁办公室咨询。原告余秀英遂将被告区统筹办诉至法院，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53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五）》，责令被告区统筹办针对原告余秀英申请公开事项重新作出答复。原告余秀英费尽周折拿到的却是武汉市花桥集团与其子程宝国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2016年11月6日，原告余秀英再次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与程宝国签订《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的“双登信息”及相关材料和依据。2016年12月1日，被告区统筹办向原告余秀英送达《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称上述信息与其无关，不予提供。原告余秀英夫妇的户籍地在江岸区前九万方三村10号，涉案房屋系其出资建造，并一直由其与程爱华、程宝国共同居住，原告余秀英应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被告区统筹办不予公开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区统筹办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2、责令被告区统筹办以书面形式向原告余秀英公开与程宝国签订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前九万方三村10号房屋《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的“双登信息”及相关材料和依据；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区统筹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区统筹办辩称：2016年11月11日，其收到原告余秀英提交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与程宝国签订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前九万方三村10号房屋《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的“双登信息”及相关材料和依据（申请日期载明为2016年11月6日）。经审查，被告区统筹办认为原告余秀英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均与其无关，决定不予提供，并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向原告余秀英邮寄送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的规定，相关建房资料均显示该房屋的权利人系程宝国，原告余秀英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均与其无关，被告区统筹办决定不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故被告区统筹办已经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答复义务，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告余秀英的户籍所在地为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前九万方三村10号。2016年11月7日，其向被告区统筹办邮寄1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与程宝国签订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前九万方三寸10号房屋《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的双登信息及相关材料和依据。同年11月11日，被告区统筹办收到上述申请后，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于同年12月1日邮寄送达给原告余秀英，主要内容如下：关于你在申请书提及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前九万方三村10号房屋”，经查，相关建房资料均显示该房屋的权利人系程宝国，而非你和程方明夫妇共同所有。故此，你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均与你无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决定不予提供。同日，原告余秀英收到上述答复，因不服上述答复，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庭审中，被告区统筹办向本院提交了涉案房屋的《村民建房协议书》、《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城中村”个人宅基地、建房情况调查表》。上述事实，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通快递邮寄单及查询记录、《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顺丰速运邮寄单及查询记录、原告余秀英的户籍信息、《村民建房协议书》、《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城中村”个人宅基地、建房情况调查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岸政办[2010]31号）的规定，被告区统筹办为区政府的工作部门，受区政府的委托，负责本地区房屋征收拆迁、城中村改造工作等的档案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归档管理。可见，被告区统筹办作为城中村改造工作等的档案信息收集保管单位是公开此类信息的义务主体。该办于2016年11月11日收到原告余秀英的信息公开申请后，于同年11月30日作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于同年12月1日向原告余秀英送达，其答复期限符合该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各级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本案中，原告余秀英向被告区统筹办申请公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前九万方三村10号房屋的《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的双登信息及相关材料和依据，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意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和旧城改造等工作的通知》以及相关政策规定，“双登基础资料”主要包括人口、户籍、房屋、土地等基础资料，原告余秀英要求公开其户籍所在地房屋的的双登信息及相关材料，可见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与其生产、生活等特殊需要有关，被告区统筹办认为原告余秀英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其无关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区统筹办实际上保存了涉案房屋的《村民建房协议书》、《城中村改造拆迁还建补偿协议书》、《“城中村”个人宅基地、建房情况调查表》，并在庭审中以提交证据的形式公开了上述材料，本院亦将上述材料的复印件提供给了原告余秀英。因此再判决被告区统筹办对余秀英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重新作出答复没有实际意义，且被告区统筹办也对原告余秀英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公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于2016年11月30日对原告余秀英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违法；二、驳回原告余秀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送达费人民币20元，共计人民币70元由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 胜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人民陪审员  黄惠鸣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书 记 员  刘冰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