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吉02民终2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牛学良，男，汉族，1958年9月10日生，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力，吉林佳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世辉，男，汉族，1955年6月27日生，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序哲（系牛世辉儿子），男，汉族，1980年1月18日生，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笆，女，1980年3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蛟河市天岗镇春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吉林省蛟河市。法定代表人：王中元，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解玉良，男，1966年3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上诉人牛学良因与被上诉人牛世辉、牛序哲、蛟河市天岗镇春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春江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2016）吉0281民初105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牛学良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蛟河市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或者提审本案。事实和理由：原审裁定以双方对争议土地使用权有争议，由第三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没有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1.基本案件事实。上诉人是蛟河市天岗镇春江村二社的村民，尽管在外地打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变。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回村要求延包土地，代表家庭成员行使权利，因上诉人第一轮承包土地已发包给本社其他村民，时任二社队长的赵玉臣经村委会同意将全户迁出收回的曹学福农户承包土地发包给上诉人，赵玉臣将曹学福的《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交给上诉人，由上诉人改写到自己名下。1996年该承包地由上诉人的妹妹赵玉旭耕种一年，1997年上诉人的哥哥牛世辉想耕种该承包地，上诉人就让牛世辉代为耕种，并由其缴纳农业税等费用。2003年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前，村委会未经上诉人同意将上诉人的承包地迁入牛世辉和牛序哲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牛世辉、牛序哲据此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次找牛世辉协商，牛世辉以村委会1998年将曹学福承包地发包给自己，让上诉人找村委会解决，村委会提出从牛世辉承包地中转让部分承包地给上诉人，上诉人坚持要原曹学福的承包土地，协商未果。2.上诉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取得的家庭承包土地依法应当受到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诉争土地权属为春江村二社集体土地，不存在权属争议。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二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有权调整承包土地，特别是经村委会同意，将收回全户迁出的曹学福承包地发包给上诉人是符合第二轮土地承包“大稳定、小调整”政策规定的。牛世辉否认为上诉人代耕承包地的事实，主张村委会将曹学福承包地发包给他，但不能提供书面承包合同证明，且牛世辉农户已经取得一份家庭承包土地，显然不符合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规定。现任春江村委会主任王中元以上诉人取得曹学福承包地未经村委会同意，否认时任二社队长的赵玉臣的证言，也不能提供把曹学福承包地发包给牛世辉的书面证据。无论是从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土地承包司法解释，承包期内，以家庭方式承包土地的，承包期内只要承包人不同意调整，除非发生法定原因，是不允许调整土地的，上诉人实际取得了该5亩土地30年的承包经营权。春江村委会将上诉人的家庭承包地签入牛世辉承包合同中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牛世辉、牛序哲实际占有上诉人依法取得的承包土地应当承担返还义务。3.上诉人的诉权以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影响法院民事庭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以承包合同的成立为前提，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不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件。这种登记是一种行政行为，确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这种登记不是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对于承包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无影响，仅起证明作用，证书仅是证权凭证不是设权凭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5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持有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依法享有合同书中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被上诉人牛世辉仅凭交纳农业税办理了上诉人承包土地的承包合同，并依据合同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牛世辉取得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天岗镇经营管理站将上诉人的承包地记载在牛世辉、牛序哲名下，是管理的需要，也不能证明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承包方。确认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时法院受理的土地承包纠纷中的主要类型之一。这类纠纷往往不是直接提出一个确认之诉，而是以侵权的理由提起一个给付之诉，当法院经过审理，才发现确认原告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是案件解决的关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立是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只要承包合同生效，承包人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论政府事后是否颁证确认，对真正的承包人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具有可诉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牛世辉辩称：1990年左右，春江村村民曹学福全家搬回原籍山东，户口随之迁走。当时农村种地成本高，粮食价格低，农民不愿意种地，曹学福承包田无人耕种，为防止土地荒废，影响农业税及其他统筹款的收缴，春江村指派村民张利耕种该地。1998年春，春江村指派我耕种该地。我经营该地期间，接受发包方春江村管理，按时足额缴纳农业税及其他相关费用。为便于管理，稳定承包关系，2000年，发包方春江村直接把原曹学福承包田发包给我。2003，核发给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诉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于1988年全户迁往吉林市，为防止土地荒废，影响农业税及其他费用的收缴，发包方春江村收回上诉人承包田，另外承包给他人。我获得的承包田原是春江村村民曹学福的承包田，因曹学福迁回原籍我获得对该地的承包权。上诉人原承包田与该地无关。1.上诉人称1996年春江村将该地发包给他不符合事实。如果发包方同意将该地发包给上诉人，就该给上诉人颁发《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但事实是原曹学福的承包权未变，是上诉人自己将曹学福的名字改为他自己名字的。2.该地所有权归春江村集体所有，但承包权有争议，该地承包权仍然归曹学福。上诉人在一审时出庭的证人的证言不应采信，因为该证人是社长，不是村主任，其行为不能代表春江村。3.2000年，春江村将曹学福承包地直接包给我，我交纳了农业税。2001年，春江村与我签订《农村耕地承包合同》，包括了原曹学福的承包地面积，我正式获得该地承包权。2002年，我长子牛序哲结婚独立生活，分给他5.4亩土地。2003年春江村给我父子分别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牛序哲辩称：2002年1月我结婚，与父母分开，独立生活，征得父母同意后，春江村将我家原承包地部分转包给我经营。我作为春江村组织一员，承包经营土地合情合法，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春江村委会辩称：1990年左右，春江村村民曹学福全家搬回山东，户口随之迁走。当时农业成本高，村民不愿种地，为防止土地荒废，春江村委托村民牛世辉耕种该地。牛世辉耕种该地期间，接受村集体管理，能够按时足额缴纳各种税费，承担相应义务。为了便于管理，稳定承包关系，2000年我村直接把该地承包给牛世辉，2001年与牛世辉签订《农村耕地承包合同》，正式确立承包关系。2002年征得牛世辉同意后，将其承包地部分转包给其长子牛序哲，2003年分别给二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定了其父子二人长期稳定的承包关系。1.春江村将全户迁出的曹学福承包地转包给牛世辉的做法，符合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符合“大稳定、小调整”农村土地政策。上诉人的说法没有依据，自己将曹学福的名字改成自己的行为不当，其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其证人当时是社长而非村主任，不是春江村法人，其行为不能代表春江村。2.上诉人诉称“诉争土地权属为春江村二社集体土地，不存在权属争议”的说法不正确。该地所有权归春江村无争议，但该地承包经营权存在争议，上诉人称自己对该地有承包权，事实上曹学福是该地承包人，如果像上诉人所说发包方春江村同意将该地承包给上诉人，该地在1996年统一发证时就会给上诉人发证了，可事实是曹学福承包关系没变。上诉人当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全家搬往吉林市，春江村将其承包地收回并转包给其他村民。上诉人属于户在人不在，户籍在本村，其家庭成员长期在外一直没回，从未在春江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没有履行任何相应义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是否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由人民政府确认而非法院。牛学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牛学良对春江村河西、长条地及桦树林子共计5亩集体土地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求牛世辉和牛序哲返还牛学良5亩家庭承包土地。2.由牛世辉和牛序哲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裁定未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牛学良持有《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牛世辉、牛序哲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双方对争议土地使用权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之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牛学良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裁定：驳回原告牛学良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免收。被上诉人牛世辉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一份，《二〇〇一年农村耕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对于争议的土地，我是有承包合同的。上诉人牛学良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6年，这个合同是因耕地涉及到纳税问题而签订的，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牛世辉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内容上看，不是本案争议的牛学良的地，这个承包合同是原来的承包合同，不是被上诉人牛世辉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合同。被上诉人牛序哲质证称，合同是真实的，这个是争议土地和我父亲原来的承包地合在一起签订的合同。被上诉人春江村委会质证称，合同是真实的，也是有效的。由于合同的格式有限，所以没有进一步说明，按照合同应当是两块地合在一起的总数。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因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审理查明，1996年，经时任二社社长同意，上诉人牛学良将已经从春江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迁出的曹学福的《农村集体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方姓名更改为上诉人牛学良。2001年8月10日，被上诉人春江村委会与牛世辉签订了《二〇〇一年农村耕地承包合同书》，其中包含本案争议的曹学福的土地。2003年12月20日，被上诉人春江村委会分别与被上诉人牛世辉、牛序哲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中包含本案争议的曹学福的土地。后分别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上诉人牛学良与被上诉人牛世辉、牛序哲分别持有同一块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本案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争议，协商不成，应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综上，上诉人牛学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卢亚城审 判 员  付 广代理审判员  陈 卓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代理书记员  彭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