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5民初15469号
原告：刘柏添，男，汉族，1982年7月2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系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伟，系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
被告：何旭林，男，汉族，1969年1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告：何斌，男，汉族，1967年6月29日出生，住址：广州市白云区，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啸，系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柏添诉被告何旭林、何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受理后，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啸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告刘柏添与被告何旭林、何斌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1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被告何旭林将其持有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公司”）60%的股权、被告何斌将其持有的大晟公司31%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2015年6月2日，被告何旭林向原告交付一份表格，其中“期末借方余额”栏合计4642957.58元，“期末贷方余额”栏合计65555851.80元，并备注：所有交接应收应付款以此作交接为准，所有法律责任以此作实，原告和大晟公司原法人何旭林在该表格上签字确认。当日，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受让大晟公司股权后，大晟公司的退税款到账后扣除相关费用后，余款退还两被告。2015年5月21日至6月24日期间，大晟公司先后共收到税务机关退税款2663040.58元，原告将该款项全部交由两被告处理。2015年8月3日，何宗孟起诉大晟公司及何旭林，要求大晟公司及何旭林偿还借款本金279638.91元及利息。该债务并不在双方2015年6月2日确认的表格内。原告遂找两被告交涉。2015年8月18日，被告何旭林和原告签订一份《债权债务协以（议）书》，承诺2015年5月21日前大晟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与新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即原告无关；对振燊公司、飚声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大晟公司承接；大晟公司变更前的权益原告无条件归还原股东；大晟公司对何宗孟的欠款279638.91元，由大晟公司承担133200元，剩余款项由原股东偿还。该协议签订后，被告何旭林、大晟公司与何宗孟达成调解协议；2015年8月20日，何宗孟出具《声明书》，确认大晟公司、何旭林已经履行完毕该案的还款义务。2015年9月，税务机关核查发现原、被告转让股权之前原大晟公司提交的出口退税申报发票中有88张、总金额7425767.08元未完税。后经催促，因两被告均未处理该问题，税务机关决定对大晟公司停止申领发票并将纳税信用等级降到至最低等级。2016年6月12日，因两被告没有及时清偿原、被告转让股权之前大晟公司担保的、振燊公司所欠建行佛山分行的债务，人民法院决定将大晟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6年6月29日，原告以何旭林、何斌为被告，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两被告欺骗原告受让大晟公司股权、作出虚假承诺、隐瞒债务与原告签订转让股权合同等，要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合同、判令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股权的回转登记手续并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等。2017年1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民事判决，判令撤销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两被告提起上诉，2017年6月，佛山市中级法院作出（2017）粤06民终4694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客观存在，但原告主张两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依据不足，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7年9月，原告及大晟公司向两被告邮寄《催促通知函》，要求两被告限期解决大晟公司的税务失控及所担保的建行佛山分行的债务等问题，并将解决上述问题的进度同步告诉原告及大晟公司。被告何旭林签收该邮件后，至今没有履行上述义务，也没有同步告知原告及大晟公司其解决上述问题的进度；相反，仍坚持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请，要求原告协助其办理大晟公司的税务登记证等变更登记手续；被告何斌直接拒收邮寄文件。原告无奈，提起诉讼。原告认为：两被告作为大晟公司的原股东、被告何旭林还曾担任大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税务负责人，经多次催促，没有及时处理股权转让之前的发票认证失控问题，直接导致税务机关决定对大晟公司停止申领发票并将纳税信用等级降到至最低等级；也没有按照承诺及时清偿股权转让之前大晟公司担保的、振燊公司所欠建行佛山分行的债务，直接导致人民法院决定将大晟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两被告的上述行为及事实，从根本上影响了原告通过股权转让及正常经营大晟公司的目的，原告依法有权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现特依法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及时作出公正判决。
两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遵照履行。两被告在合同签订后，已依约将其在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刘柏添，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两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该股权没有任何瑕疵，依法可自由转让。原告刘柏添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无偿受让股权，其并无法律上的权利解除合同。并且，原告刘柏添已就本案事实另案提起过诉讼，败诉后又以相同事实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原告刘柏添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对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原告曾于2016年6月29日向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该案经一审[（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二审[（2017）粤06民终4694号]审理，最后被二审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撤销一审判决。原告以败诉告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上述前案与本案的的当事人相同，两案的诉讼标的相同，两案的诉讼请求表面上虽然不同，但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上述前案裁判结果，因此，原告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其起诉应予裁定驳回。二、原告在起诉状中将大晟公司面临的发票问题和债务问题作为请求解除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依据，缺乏理据。正如上述前案二审判决书[（2017）粤06民终4694号]第二十四页认定：“本院认为，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何旭林、何斌作为股权出让人主要对股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而大晟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债务承担问题以及其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争议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非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刘柏添在本案中将大晟公司的债务问题及退税发票问题等作为要求撤销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依据，缺乏理据。”同理，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中将大晟公司面临的发票问题和债务问题作为请求解除合同的事实依据，同样缺乏理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大晟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债务承担问题以及其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争议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非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原告在本案中根据相同事实重复主张，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意图通过本案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和生效判决内容。此外，原告起诉所称的上述问题，从时间上来看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后，从事情性质来看属于公司对外的经营管理范畴，与本案股权转让行为无关。原告刘柏添无偿受让股权后，成为大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理应自负其责，承担公司高管人员的管理不善责任，而不应责怪他人，迁怒公司的前股东，在市场风险面前采取逃避态度。三、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有律师见证，原告亦聘请了专业律师在场指导，故该合同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依约遵照履行。股权转让过程中，原告聘请了专业律师在场指导[见（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民事判决书第20页倒数第十行之后部分，亦见被告提交的证据之情况说明]，表明原告不但是自愿受让涉案股权，而且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有一定认识，理应对自身的民事行为负责，不可出尔反尔。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无偿受让涉案股权，理应对自身的行为清楚明了。故《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遵照履行。故原告诉请解除合同，属事后反悔，应不予支持。三、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全面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事实基础。两被告在合同签订后，已依约将其股份转让给原告刘柏添，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两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原告本应遵循契约精神，遵守合同约定，但其却在无偿受让股权两年之后又对自身行为反悔，视自已的签字行为如儿戏，随意提起诉讼要求反悔，明显属逃避合同责任，影响交易安定。故原告诉请解除合同，明显属于滥诉，应不予支持。四、本案不存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况，亦不存在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况。根据《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关于合同的变更与解除之约定，各方当事人均具备履约能力，且本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无法履行的情况；两被告在十五天内配合原告办理了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故原告无权请求解除合同。由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关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结，双方应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维持交易的安定性。因此，原告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五、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不是公司治理或公司经营管理纠纷，更不是公司财产转让纠纷，两者分属不同法律关系范畴，不可混为一谈。根据现代公司法的原理，股份所有权和公司经营权是两种独立的法律概念，两者是分开的，不可混为一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该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股东和公司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主体，各自独立，各自的法律意义不同。股东出资后，其出资额就是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该所有权让渡归公司所有，股东换来的是公司的股东身份和对应的股份。依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只能转让公司的股权，而无权转让公司的财产。因此，股权转让，出让和受让的均只是股权，股份转让的法律后果只涉及公司股东的变更或股东所占股份的变更，公司及其财产并不发生任何变更，公司仍然是以自己名义持有和享有财产和财产权利。由于公司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股东不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所以，应由公司对自己所有的经营行为自负其责。本案中，原告依股权转让合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享有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本案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只涉及公司股东的变更或股东所占股份的变更，公司及其财产并不发生任何变更，亦不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债权债务状况。原告在本案提出的涉案公司财务状况和债权债务状况，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其行为主体是公司本身，是公司独立法人人格行为的结果，而非股东转让股权行为的结果，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涉案公司作为独立主体应对其所有的经营行为自负其责。六、股权转让行为的合同标的是股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股权出让人只对所转让的股权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于股份转让的价款，出让人与受让人可以根据各自对股权转让时公司的资产、经营状况、商誉、市场前景等进行综合考察的情况协商确定，出让人对于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资产及经营情况的变化不负有任何义务和责任。如前所述，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只是公司股东的变更，而公司及其财产并未发生变更。因而，股权转让人所转让的和受让人受让的首要法律目的和效果并不是公司财产所有权，而是对公司股权占一定份额的成员权，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或改变原在公司中的股东地位。转让人在转让中仅能承担转让的股份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应保证所转让的股权合法有效性，不至于被宣告无效或被追夺。这种转让没有物的因素，故不可能发生转让人对物的瑕疵担保的问题。同时，因转让人转让的是在公司中的股权，不表明同时转让了公司的财产，也就没有义务为公司财产瑕疵担保。依据股权转让的上述性质，本案股权转让时，股权清晰，权属完整，股权没有任何瑕疵，依法可自由转让。本案原告在诉关中据以起诉股权转让人的事实依据均属公司经营行为，对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标的“股权”无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关联性，对原告不能产生权利，对转让人不能产生义务，原告以公司经营行为的问题来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故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七、原告受让涉案股权后，于2015年6月2日将其受让的部分涉案股权又书面转让给案外人吴旭光、彭德朋，说明原告作为所有权人已经行使对涉案股权的处分权，而原告又提起本案解除权之诉，两者本身存在法律冲突，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原告无权对其已经处分的股权部分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受让涉案股权于2015年5月25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法成为公司股东后，原告又与吴旭光、彭德朋于2015年6月2日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合伙经营该公司，原告又将受让得来的公司股权共91%分别转让吴旭光、彭德朋各30%。原告在本案提起撤销权所涉及的部分股权，原告已经处分给他人，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原告对已经处分给他人的股权部分无权提起诉讼。八、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首先，原告对大晟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清楚，受让股权是其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一是其在前案[（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起诉状中自述2014年底就知晓两被告欲无偿转让股权，经过多次接触、洽谈和协商，才决定于2015年5月受让股权，期间经历五月之久，原告有足够时间调查了解大晟公司的经营状况。二是原告在最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聘请了专业律师在场指导，对自身受让股权行为有清醒的认识，基于其是无偿受让股权的情形，其不可能发生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三是，2015年6月2日，原告已经接手管理公司，并于当天接收公司财务报表，已经知悉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代表公司处理相关事项，表明原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能完全履行公司负责人的职责。四是，2015年8月18日，原告作为大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债权债务协以书》，明确承诺涉及佛山市振燊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振燊公司）和佛山市飚声电子有限公司（简称飚声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承接，与原股东无关。而本案大量的发票却是与该振燊公司与飚声公司有关，依原告上述承诺，与两被告并无关系。五是，原告与案外人吴旭光关系密切，受让涉案股权两人密谋已久。2015年5月18日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时，原告与吴旭光同时在场；2015年5月20日，原告与吴旭光同时和两被告签订协议书，处理公司出口退税事宜。2015年6月2日，原告与吴旭光、彭德朋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合伙经营该公司；2015年6月27日，原告单单通知彭德朋解除该合作协议，并收回转让给彭德朋的公司30%股权，但却没有通知吴旭光。以上种种事实表明，本案实际情况是，原告受让涉案股权时，原计划与吴旭光、彭德朋共同经营大晟公司，为此签订了三人合作协议，但因三人不和，合作难已为继，原告又无力独自经营大晟公司，故原告想方设法转嫁风险给无辜的两被告而重复提起本案诉讼，可见原告涉嫌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综上，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并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上的权利解除合同。原告将大晟公司面临的发票问题和债务问题作为请求解除合同的事实依据，缺乏理据，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及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刘柏添曾以何旭林、何斌为被告、大晟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案号为（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诉讼请求为撤销原告与两被告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等；经本院审理查明：大晟公司是由何旭林、何斌投资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何旭林占60%股权、何斌占40%股权，何旭林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5月1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一份《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旭林将其持有的大晟公司股权、何斌将其持有的大晟公司31%股权无偿转让给原告，被告何斌仍持有第三人9%股权；两被告保证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抵押、质押或担保并不受第三人的追索；两被告在第三人原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受让方即原告享有和承担；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及工商变更手续；合同的变更与解除：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一方或双方均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两被告逾期超过十五日未配合原告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合同签订后，三方于2015年5月25日办理了大晟公司的股东、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大晟公司的银行账户使用的法定代表人印鉴仍是被告何旭林的私章；2015年4月23日，建行佛山分行起诉大晟公司等人担保振燊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后经法院处理，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大晟公司对振燊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与何旭林、何斌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前，三方已就关于原大晟公司担保振燊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未还清事宜进行协商，且一致确认大晟公司将取得税务机关退付的退税款，何旭林、何斌确认大晟公司收到的该退税款可用于偿还债务；2015年6月2日，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受让大晟公司股权后，大晟公司的退税款到账后扣除相关费用后余款退还两被告，并确认在受让股权时已熟知大晟公司已被其他单位起诉并被法院冻结账户的事实。当日，被告何旭林向原告交付《佛山市大晟进出口公司应退未退税款明细表》一份，金额合计2673803.05元（退税款退付名单中没有建行佛山分行），还交付一份表格，其中“应付账款”栏有振燊公司、飚声公司等单位，“期末借方余款”栏合计4642957.58元，“期末贷方余款”栏合计65555851.80元（应付账款名单中没有建行佛山分行）；2015年5月21日至6月24日期间，大晟公司先后共收到税务机关退税款2663040.58元。原告将款项全部交由两被告处理，被告何旭林借去大晟公司的相关证照及印章，在同年5月21日至10月期间将款项全部转走，但没有用于偿还建行佛山分行的担保债务；2015年8月，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何宗孟起诉大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470号]，涉讼标的额279638.91元。原告找何旭林、何斌交涉，经协商，于2015年8月18日，原告与何旭林签订一份《债权债务协以书》约定2015年5月21前大晟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与新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即原告无关，新大晟公司对原股东有追偿权；振燊公司、飚声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大晟公司承接；大晟公司变更前的权益原告无条件归还原股东；大晟公司对何宗孟的欠款279638.91元，由大晟公司承担133200元，其他由何旭林偿还。协议签订后，大晟公司支付了该款给何宗孟；2015年9月，税务机关核查发现原大晟公司提交的出口退税申报发票中有88张（总金额7425767.08元，均由振燊公司开立）未完税；何旭林、何斌及振燊公司均没有处理原大晟公司税款问题。后税务机关对大晟公司停止申领发票并将纳税信用等级降到至最低等。因上述建行佛山分行的债权没有实现，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大晟公司的账户予以冻结，并于2016年6月12日决定将大晟公司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原告受让股权后，为大晟公司的经营支付了租金、水电、物管费、代记账费等费用合共58948元；另查，2015年6月2日，原告与彭德朋、吴旭光签订一份《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将持有大晟公司91%的股权按三人各占30%合作经营；合同的变更与解除：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2015年6月27日，原告以彭德朋违反合同的变更与解除条款中第3项规定为由通知彭德朋解除《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并收回其赠予给彭德朋的大晟公司30%股权；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判决：撤销原告刘柏添与被告何旭林、何斌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等。
何旭林、何斌不服该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7）粤06民终4694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院于（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中查明的事实均予以确认，但认为原告据以要求撤销《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理由即该合同显失公平及何旭林、何斌存在欺诈行为均不成立，故判决：撤销（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柏添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案判决后，原告于2017年8月31日以原告及大晟公司的名义出具《催促、通知函》，内容为：要求何旭林、何斌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及时履行承诺义务，将2015年5月21日之前大晟公司发票认证失控的问题及所有债务解决完毕等。该函由何旭林本人签收。
诉讼中，原告陈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一、三、四款请求解除案涉《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诉讼请求与（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不能仅因两案的原、被告一致及诉讼请求均指向《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而径行认定原告属于重复起诉，案涉《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亦不必然不能被解除，故被告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对此，原告认为本案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一、三、四款的情形故应依法予以解除，本院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其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在原告未能举证证实本案中存在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院对原告该项诉称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何旭林、何斌是否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问题，《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两被告的的主要义务为：分别将其持有的大晟公司股权中约定比例的无偿转让给原告、保证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抵押、质押或担保并不受第三人的追索、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及工商变更手续。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两被告已履行股权变动及工商记得手续，且暂未出现因股权抵押、质押等被案外人追偿的情形，故原告该诉称本院亦不予采信。
最后，原告认为《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为原告正常经营大晟公司，并据此认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结合合同的上下文，遵循文义解释及整体解释的原则，原、被告对公司日后经营方式或何为正常经营等均未作出明确界定，甚至并未提及，可知双方该合同的主要目的仅为股权转让，故原告不能依据该合同要求被告保证大晟公司在股权转让后的正常经营。
综上，原告作为成年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尽到合理谨慎注意义务，对己方将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作充分认识，在契约订立过程中理应清晰了解条款内容，综合均衡各方利益再行签订合同，现原告在双方均已履行合同义务后主张解除该《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柏添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不另收退。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梁晓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