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730民初935号
原告：石秀英，女，1937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宁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东，江西翠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袁坤斌，男，1957年12月2日生，汉族，住赣州市章贡区。
被告：袁江勇，男，1967年12月12日生，汉族，现住宁都县。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木森，江西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袁荣（又名袁江龙），男，1973年7月14日生，汉族，住宁都县。
原告石秀英与被告袁坤斌、袁江勇、袁荣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袁坤斌、袁江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袁江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袁坤斌、袁荣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三被告所征收的房屋的位于宁都县××东门外××号的房屋系原告与其丈夫袁凯顺的夫妻共同财产。2、判令三被告将征收原告与丈夫袁凯顺夫妻共同财产所获得的补偿款中的674400.27元支付给原告。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其丈夫袁凯顺于1956年1月16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1987年12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原告夫妻俩在宁都县城东门外49号与陈树堂、黄宁生、吴跃荣等人合资共建一栋房屋，并分得第一层店面两间和第四层房屋一套。因为政策问题，当时除取得准建证外，店面及房屋一直未办理相关产权证书。2000年10月20日，原告丈夫考虑到其夫妻俩去世后，免得办理产权过户，因而房屋产权证直接办理了三被告的名字；2007年8月27日，取得了该房屋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证，证书登记名字为原告丈夫袁凯顺。自2012年9月，原告丈夫去世至今，原告未与三被告对该房屋及店面进行析产，原告始终在该房屋内居住，且店面的经营收入由原告掌控。现该房屋及店面作为棚户区纳入拆迁改造范围，且获得拆迁补偿款1198933.82元。原告认为所征收的房屋和店面应系原告及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具有分享拆迁补偿款的权利。而三被告认为产权证上的是他们的名字，所获得的补偿款应归他们所有。双方虽经多次调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袁坤斌、袁江勇辩称，一、本案的性质不是“共有纠纷”，而是“赠与纠纷”。1、两被告并不否认三兄弟共有的房产原系父母的共同财产，但其父母于1991年8月21日签署的，宁都县饮食服务公司见证的《继承证明书》，可以证实已将房产“赠与”给了三兄弟，且已办理了房产证。亦即不仅发生了实际的交付行为，而且经过合法登记，从而，三兄弟依法律和赠与合同约定，取得了该部分房产的所有权。本案从事实的角度看，只能视为是原告在“赠与行为”发生26年后的今天，想撤销自己原先的“赠与行为”，回到“赠与”之前的状态，即为袁凯顺、石秀英共同财产的状态。2、三被告的父亲袁凯顺已于2012年过世，不会来与任何人争“共有权”；现房产登记在三被告名下，他们之间未发生争执，也没有“共有权”纠纷；原告与袁凯顺于1991年8月21日签署了赠与文书，且已实际交付，并已将房产登记在三被告名下，时隔26年之久，原、被告间也不会存在法律上的“共有权”。二、本案发生的事实历经26年，且赠与人之一的袁凯顺已过世，依法理情都不可能再变更。经过二十年以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可能再变更，提出此请求的人是不能胜诉甚至是不能得到受理的，或者受理后了也应驳回诉讼请求的。三、宁都县政府2007年8月17日发给袁凯顺土地证的行为，是错误发证行为，此行为不可能逆转房产赠与和登记行为。地面上的房子是2000年发的房产证，根据“地随房走”的法律原则，这块分摊土地面积只能发证给三被告，发给袁凯顺就是错误发证行为。综上，原告对被告提出的民事诉讼请求，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合同依据，更没有可操作性，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袁荣辩称，一、本案所涉及到的棚户区改造房屋系原告与袁凯顺所建的，支持原告的一切合法诉求，望法院作出公正判决。二、答辩人虽是所争议房产登记人之一，但是该争议房产并不是目前登记人所建，是原告与答辩人父亲袁凯顺所建的。因此，答辩人自愿将答辩人所应分得的棚户区改造款项全部赠与给原告所有，其他任何第三方都不得占有或占用。三、本案诉争的房屋产权证尽管登记在三被告名下，但土地使用证却仍然登记在答辩人父亲袁凯顺名下，答辩人与其他两被告对该房屋没有出过一分钱，该房屋所得的补偿费理应归答辩人父母所有，现父亲袁凯顺已去世，则应归原告与三被告共同所有（答辩人姐姐此前已放弃继承），请求法院依法分割。综上，答辩人认为诉争房屋系原告与答辩人父亲袁凯顺共同所建，现答辩人父亲袁凯顺已去世，故该房屋征收所得的费用在答辩人姐姐们放弃下，应归原告与三被告共同所有，请求法院依法分割；分归答辩人所有的，答辩人自愿将该所分得的房屋补偿费赠与给原告所有。
原告石秀英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结婚证、准建证、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宁都县改造产权确认表、拆迁测量成果表、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结算汇总表、征收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对被告提供宁房权证[2000]字第01—××号房产证、宁房权证[2000]字第01—××号房产证宁国用（2007）第010122**号土地使用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被告提交的继承证明书的三性提出异议、对宁房权证[2000]字第01—××号房产证、宁房权证[2000]字第01—××号房产证的证明内容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继承证明书是一份格式文本，根据庭审的调查，原告陈述其证明书是袁凯顺办理的，且有袁凯顺和原告的亲笔签名，足以证实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院对该份继承证明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和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石秀英与袁凯顺于1956年1月16日登记结婚，其生育三儿四女，共七个小孩；分别是长子被告袁坤斌、次子被告袁江勇、小儿子被告袁荣、女儿袁ＸＸ、袁江春、袁江梅、袁江琳。袁凯顺于2012年农历8月去世。
袁凯顺原是宁都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1987年12月23日，原告丈夫袁凯顺与吴跃荣等其他五位宁都县饮食服务公司的职工，到宁都县城市建设局办理了准建证。1988年至1990年5月间，原告和袁凯顺与吴跃荣等五名饮食服务公司职工合资共建了坐落于宁都县××东门外××号（原东门外35号院内）的房屋一栋。房屋建成后，原告石秀英和其丈夫袁凯顺分得该栋第四层的房屋一套（四室二厅一厨一卫，建筑面积161.02㎡）及第一层店面的2间（建筑面积36.96㎡），但一直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1991年8月21日，由袁凯顺经手填写了一份继承证明书，其中共有继承人为袁凯顺的三个儿子，即本案三被告；由三被告各继承房屋一间。1991年9月1日，袁凯顺的四个女儿各出具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一份，自愿放弃应得的继承权利。后经袁凯顺申请，申请表上“所有权共有人”一栏是“袁凯顺石秀英”。1991年12月23日，宁都县人民政府为袁凯顺自建的坐落于宁都县东门外的房屋办理了房产所有权证（住宅的房产所有权证证号：NO000804,建筑面积161.02㎡；店面的房产所有权证证号：NO000805,建筑面积36.96㎡），登记所有权人为袁坤斌，所有权共有人为袁江龙、袁江勇，产权来源为继承。2000年10月，袁凯顺经手以袁坤斌为申请人，向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对住宅及店面所有权证申请换证。2000年10月20日，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换发房屋所有权证【其中住宅的所有权证号：宁房权证（2000）字第01—003479；店面的所有权证号：宁房权证（2000）字第01—003478】，房屋所有权人为袁坤斌，共有人为袁江龙等2人，产权来源为继承。后经袁凯顺等六名合伙建房人共同申请，2007年8月17日，宁都县人民政府为袁凯顺办理了坐落于宁都县××东门外××号住宅用地的国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人为袁凯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宁国用（2007）第01012244，分摊面积50.50】。
涉案坐落于宁都县××东门外××（××门牌号为××）的房屋一套及店面2间，该房屋及店面在宁都县改造范围内，被宁都县房地产管理局征收。2017年4月17日，被告袁坤斌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宁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签订了“宁都县（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共可获得的补偿款为1198933.82元（该款由被告袁江勇保管），其中主体房屋补偿款766284.48元【（其中：住宅：591699.03元（含附属建筑补偿54664.35元））；店面：174585.45元（含附属建筑补偿23908.56元）】、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6000元（住宅和店面各3000元）、搬迁补助款6000元（住宅和店面各3000元）、搬迁进度奖励162718.18元（其中：住宅118339.81元；店面44378.37元）、购房补助162718.18元（其中：住宅118339.81元；店面44378.37元）、临街店面商业补偿71214.98元、店面停业补偿22590元、店面地面装饰补偿1408元（其中硬化地1224元、简易棚184元）。
另查明，涉案房屋一直由原告居住；店面的租金收入也一直由原告掌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效力在于登记的公示公信力，不动产登记形成的是法律物权；而物权归属的判断是一个事实判断，形成的是事实物权。不动产的登记生效规则本身并未排斥事实物权和真实权利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登记的权利人是物权的真实权利人。涉案坐落于宁都县××东门外××（××门牌号为××）的房屋一套及店面2间是原告石秀英与其丈夫袁凯顺在其夫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自建的，并各种建房手续也是由他们办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上述房产应属原告及其丈夫袁凯顺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虽该房产一直未登记在他们名下，但他们实际上已取得了事实物权。
1991年8月21日，由原告及其丈夫袁凯顺作为申请人签名的“继承证明书”，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未出现“赠与”字样，且从宁都县房产管理局调取的涉案房屋所有权初期登记申请表中“所有权共有人”是袁凯顺和原告石秀英。为此，足以证明原告丈夫袁凯顺经手办证当初并没有想把其夫妻俩共建的房屋赠与三被告的意愿；该份“继承证明书”并不能证实原告石秀英与其丈夫袁凯顺将房屋赠与给三被告的行为；且原告石秀英及其丈夫袁凯顺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且原告及其丈夫袁凯顺无其他房屋；店面也是由原告管理，房租也是由其收取；并未发生交付行为。另从“继承证明书”的内容可以认定，当初原告及其丈夫把房屋给三被告是附时间条件的，应是在原告与其丈夫袁凯顺去世后，房产由三被告继承的意思表示，同时有其三女儿出具的放弃继承房产权利书予以相互佐证。被告方提出1991年8月21日签署的“继承证明书”时，已将涉案房产赠与三被告，且已办理产权登记，已实际交付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虽1991年12月23日的房产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是袁坤斌，所有权共有人为袁江龙、袁江勇；但其登记的“产权来源”是继承；当时原告石秀英和袁凯顺尚在世，根本未发生继承事实。综上，本案诉争房产的真正所有权状况与不动产登记状况不一致，即本案所涉房产的实际所有人当初应是原告与其丈夫袁凯顺夫妻共同所有。后根据原告与其丈夫于1991年8月21日签署的“继承证明书”，三被告在袁凯顺去世后，已取得了属于袁凯顺一半的房屋所有权部分；另一半的房屋所有权部分仍属于原告所有。因此，本院认为，现本案所涉房产事实上应是原告与三被告共同所有。因上述房产一直未作分割，现涉案房产已被征收，由此而产生的主体房屋补偿款、附属建筑补偿款、附属设施补偿款766284.48元及临街店面商业补偿71214.98元、店面停业补偿22590元、店面地面装饰补偿1408元，共计861497.46元；其中的二分之一的补偿款属于原告丈夫袁凯顺的遗产，由三被告所得，即计币430748.73元；另外二分之一的补偿款，应由原告石秀英所得，即计币430748.73元。临时过渡安置补助款、搬迁补助款、搬迁进度奖励、购房补助是因房屋被征收，由征收部门给予被征收人的各项补助和奖励。因涉案房屋是原告与三被告共同共有，原告与三被告均为被征收人；故住宅临时过渡安置补助款3000元、住宅搬迁补助3000元、店面临时过渡安置补助款3000元、店面搬迁补助款3000元、搬迁进度奖励162718.18元、购房补助162718.18元，共计337436.36元，原告及三被告各分得四分之一，即计币84359.09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九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宁都县梅江镇东门外49号（原门牌号为叶屋巷9号）的房屋一套及店面2间被征收所得的主体房屋补偿款、临街店面商业补偿、店面停业补偿、店面地面装饰补偿，共计861497.46元；由原告石秀英分得430748.73元，由被告袁坤斌、袁江勇、袁荣共分得430748.73元。
二、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款、搬迁进度奖励、购房补助共计337436.36元，由原告石秀英分得84359.09元，由被告袁坤斌、袁江勇、袁荣各分得84359.09元。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44元，由原告石秀英负担5272元，由被告袁坤斌、袁江勇、袁荣负担527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建英
人民陪审员 温 涛
人民陪审员 杨 雯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雪萍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三条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
第一百一十四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