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通城民初字第568号
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通城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通城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大成，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黎少云，湖北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雪。
被告李友雄。
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与被告李友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委托代理人黎少云、张雪，被告李友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诉称：被告李友雄1996年5月到通城县邮电局做临时工，工种为机线工作。1998年按中央的改革，全国邮电分家，通城县邮电局分为通城县邮政局和通城县电信局，还是事业单位。2000年移动又从电信中分离。分离后，国家电信产业部对电信行业进行改革，人员分流。2004年10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电信委托代办协议书》，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按被告当时每月工资400元的标准，补偿被告9年3600元，并将上述情况按当时的规定向通城县劳动局备案。随后，被告开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10年10月22日，被告与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被派遣到原告处上班，其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均由派遣单位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在办理。2011年，被告以种种理由旷工，原告多次警告无效，7月20日将其退回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7月21日，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
2013年10月被告向通城县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2014年4月30日通城县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下达了（2013）裁字第6号裁决书，接到裁决书后，原告认为裁决书裁定不当，表现在：
一、从1996年6月到2004年10月，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劳动关系在2004年10月已经解除，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按被告当时每月工资400元的标准，补偿了被告9年3600元，通城县劳动局也批准后备了案。由于当时没有办理养老保险的政策，上边也没有下拨相应的经费，所以邮政局对1996年到1998年的临时工都未办理，只是作了补偿。
二、2004年10月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订立了委托代办合同，按照国家信息产业部下发的《电信业务经营管理证许可办法》、《关于规范代理电信业务行为等规定的通知》及相关文件，代理人（被告）和委托人（原告）是委托代理经营电信业务关系，代理人在约定的片区内自主选点、自聘人员、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所以两者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
三、2010年10月22日，被告与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均由派遣单位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在办理，更是与原告无关。
因此，被告提出的要求毫无道理并且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014年4月30日通城县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下达的（2013）裁字第6号裁决书是错误的，故依法提出诉讼，请人民法院迅速查明事实，判定：1、依法认定从2004年10月起，原告与被告之间已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2、判定原告对被告没有任何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补偿义务；3、判定原告没有义务为被告办理自1995年2月起到现在为止的社会保险义务（含五险一金），同时判令原告没有义务为被告补缴1995年2月至1998年12月、2004年11月至12月、2005年元月至2007年12月、2009年7月至12月、2010年元月至2月、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的养老保险费。
被告李友雄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一直存在劳动关系。1.九十年代，邮电事业大发展，特别是电信行业需招收大量机线员，于是1995年答辩人进入马港邮电局任机线员。有原先的同事书面证明，并在仲裁庭得到认可，而原告依旧我行我素，与事实相违背，依旧认定答辩人为96年进入，是为2004年所谓的“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打下伏笔，因为从1995-2004年刚好十年，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2.答辩人于95年进入邮电时，并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反而交纳了临时工压金2千元。
根据通城县电信局文件隽电局（1999）11号《通城县电信局劳动用工管理办法》第六款“对于通信生产工作岗位确实需要人员，内部无法调剂或遇有突击性任务，需要增加劳动力，聘请临时性用工或劳务工的，由用人单位申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有关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最长不超过一年，期满后终止合同予以清退，个别需延长使用的，续聘不得超过一年。
同时，根据《湖北省电信公司短期用工招聘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短期用工为短期合同制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报当地劳动管理部门鉴证，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续订合同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续订最多不超过四次。
综上所述，不论是邮电时期，还是邮电分营后，被答辩人招用答辩人长期从事电信业务，自相矛盾，与自己的规章制度相违背。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糸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实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事实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及第十四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是答辩人一直以来并未享受到无固定期合同工的待遇，于是长期被原告当着临时工不公平对待。更令人气愤的是2004年原告利用我们对法律的无知，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诱使我们违心签订了所谓的有固定格式的空白“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及“电信委代办协议书”，挂羊头卖狗肉行使非法目的，使事实劳动关系被伪装。
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所谓“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及“电信委代办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1.答辩人于2000年调入潭下，2001年被答辩人为充分调动各生产单位的经营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将潭下承包给答辩人，实则是节约成本，减少开支。俗话说“麻雀虽小，但肝胆俱全”潭下电信所作为被答辩人的下属分支机构，所有人员（电信营业员.话费收费员.机线员.机务员，负责人等）配制一应俱全。承包后，答辩人身兼数职，当然工资奖金有大幅度提高，但与被答辩人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未变。
2004年10月，张玉喜老总将答辩人及同性质的人召到县局开会，告之“企业要上市，临时工都要签委代办走些过场”当时我们考虑其中可能有猫腻，就拒签闹到不欢于散。22日下午，由张玉喜老总带领丁琼等奔赴潭下，利用“你现在是最后一个未签合同的，如果你不签就明天停岗，其实就是应付上面走些过场，你有关系进来，就不会把你怎么样，今后只要有政策，我优先考虑你”等话语轮翻做工作，诱使答辩人被迫签订了所谓的有固定格式的空白“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及“电信委代办协议书”。根据《劳动法》第十八条，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合同。
2.再看被答辩人在当时空白的“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上所添加的内客，它所解除的是2003年3月的合同，年龄是30岁，工作年限是9年，标准工资是400元。可是答辩人2003年只签订了电信资费买断合同，那么也就只能算解除该合同了，即改变收费这一身份，电信营业员、机线员、机务员，负责人等身份依旧存在，（有工作证为证），并且也未领取任何经济补偿，直至劳动仲裁才知道有3600元被交了养老保险。因为答辩人是72年出生的，故年龄也不是30岁，难道自己连年岁都不会算吗？并且当时答辩人身兼数职，再加上六合彩兴起，话费骤增，平均工资约1600元，而2004年通城的社平工资上半年为677元、下半年为765元。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而答辩人正好是10个年头，应按10年算。并且高于社平工资的三倍，应按每年1600元算，共计16000元，而不是3600元。社会保险也应从95年开始，而不是98年；并且电信是堂堂国企，答辩人作为员工参保应按国企来操作，而不是按私企云母厂来实行。而不是被答辩人所坚持的“由于当时没有办理养老保险的政策，上边也没有下拨相应外经费”为由，劳动部《关于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1992年9月12日劳力字（1992）46号）及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3.再看2004年10月22日签订的《电信委代办协议书》（话费买断）和2002年的《通城县电信局电信资费买断合同书》之内容大相进庭，完全是个话费买断合同，未涉及到劳动用工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条规定：“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第九条：“经营基础电信业务，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可是答辩人均没有此资格，更何况经营的是基础电信业务。那么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实行委代办，本身就与《电信条例》相违背，这不是自相矛盾，掩耳盗铃吗？
4.答辩人从来没有申请办理过什么营业执照，由于答辩人作为弱势的一方，被答辩人单位可以以任何一个借囗和理由骗取答辩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可是根据《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也没有哪一条个体户可以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并且答辩人并不是像被答辩人所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平等主体，在约定的片区内自主选点、自聘人员、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而是必须遵守被答辩人的安全生产和各项规章制度，并且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下发任务参与考核，工作地点、工种、工作性质、工具劳保等都没有改变，甚至连休假也要受被答辩人安排，所以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是平等主体，而是被管理与管理的隶属关系。只不过是以所谓“民事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只用工，不担责”的非法目的。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民事行为无效，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5.另外2005年后，只有06年、08年签订了委代办合同，但当时签订是在开会时，被叫到主席台签的，并未允许细看内容，而是翻好了后页，只需签字，同时也未返还答辩人一份，答辩人手上现有的合同均是劳动仲裁时求被答辩人复印出来的。
三、事实劳动关系期间，被答辩人因拒不订立劳动合同，导致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不公对待，应依法进行补偿。
1、未签劳动合同期间，被答辩人应依法对答辩人进行补偿。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那么因1995年被答辩人未与答辩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96年就应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结果未订，那支付二倍的工资应从96年算起。1996年一2000年，按每月400元算；2001一2010年2月份，按每月1600元算；2010年3月－10月份，按每月1000元算；共应补偿208000元。
2.工伤认定及补偿。
2010年元旦，答辩人本应休假，但因电信正开展后付费改为预付费活动，答辩人受被答辩人徐总派遣到潭下值班，在去用户家检查线路故障的途中摔倒，被用户送至医院救治，并当时上报给被答辩人单位，李彬老总及卢雄明立即到医院询问及看望，至今本应认定为工伤未认定，药费5000多未报，应予以报消。
总之，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单位与答辩人建立了劳动关系而拒不订立劳动合同，反而非法签订所谓的“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及“电信委代办协议书”民事合同，就属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宣告其为无效合同，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关系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属性而认定其为事实劳动关系。并判定原告对被告履行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补偿义务，即1995年2月至1998年12月、2004年11月至12月、2005年元月至2007年12月、2009年7月至12月、2010年元月至2月、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的养老保险（具体金额以社保经办机构核定为准）及事实劳动关系期间，被答辩人因拒不订立劳动合同，应依法进行补偿的208000元和工伤药费5000元，以及住房公积金等。被答辩人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民法通则》，对2013年劳动仲裁委裁决不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起诉显系滥用诉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1、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一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3、判定原告对被告履行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补偿义务；4、由原告承担诉讼费。
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1、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一份、2、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代码证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
证据二：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一份。证明：1、被告李友雄在2004年10月22日被解除合同；2、李友雄解除合同时工作年限为9年，即李友雄是1996年参加工作的。3、李友雄解除合同时的工资为400元。
证据三：1、2004、2005年、2006年、2008年原被告签订的电信委托代办协议书、电信委托代理合同。2、2004年解除劳动关系时每年补偿400元的表格一份。3、通城电信代办点代办费2008年、2009年、2010年结算表三张。证明：1、从2004年11月1日原被告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以后双方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2004年解除劳动合同时，补偿了李友雄人币3600元（400元×9年），上述款项抵扣了1999年元月到2004年10月社保中该李友雄个人交纳的部分。
证据四：1、2010年1月1日原告与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一份。2、2010年10月22日李友雄与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改变为劳务派遣关系，原被告之间同样不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五：2011年7月20日原告向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向咸宁市兴业劳务公司退回派遣用工李友雄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将被告退回。
证据六：2013年12月28日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一份。证明前置程序到位，诉讼合法。
证据七：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从2008年开始已经在鄂鸿公司上班，并且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
被告李友雄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李四斌.赵亚平的证明。证明答辩人系1995年进入邮电。
证据二：短期用工保证金。证明被答辩人违法收取保证金。
证据三：通城县电信局文件隽电局（1999）11号《通城县电信局劳动用工管理办法》。证明被答辩人招用答辩人行为与自己文件规章相违背。
证据四：工作证、湖北省电信公司用工考试准考证、咸宁市电信分公司临时工理论考试准考证。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被管理与管理的隶属劳动关系。
证据五：对吴勇兵的调查笔录。证明2004年被答辩人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诱使答辩人违心签订的所谓“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及“电信委代办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证据六：《生产经营承包书》、《通城县电信局电信资费买断合同书》。证明2002-2003年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是民事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
证据七：2004年《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明2004年被答辩人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诱使答辩人违心签订的。
证据八：2004-2005年《电信委代办协议书》（话费买断）、2006年《电信委代办协议书》（农村统包）、2008年《电信业务委托代理合同》。证明与2002年的《通城县电信局电信资费买断合同书》之内容大相进庭，完全是个话费买断合同，未涉及到劳动用工关系，最多属于无效民事合同。
证据九：《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明1995-2012年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证据十：2008年咸宁电信农村分支机构负责人培训名单及合影。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被管理与管理的隶属劳动关系。
证据十一：《补充协议》。证明被答辩人对答辩人补偿不同。
证据十二：住院收据。证明因工伤住院的费用。
证据十三：证人熊某、杨某甲、杨某乙、赵某、张某的证言。证明：1、被告从1995年就在原告单位上班了。2、2004年后，被告除了从事买断话费清收业务外，还从事其他基础电信业务。
证据十四：2005年潭下电信经营分析报告。证明被告2005年后还在从事电信除收取话费外的其他基础电信业务。
证据十五：机务员考核办法。证明被告从事除收取话费业务外，还从事机务员等其他基础电信业务。
证据十六：农话机线员管理考核办法。证明被告从事除收取话费业务外，还从事机线员等其他基础电信业务。
证据十七：会议记录和月报表。证明被告2005年后从事除收取话费业务外，还从事其他基础电信业务，并且受原告管理，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通过庭审质证，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李友雄对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与本案不发生关系。证据二只能证明名字是我签的，但是当时我签的时候里面是空白的。我的工作年限是10年不是9年，而且我当时也不是30岁，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内容不是我写的。当时的工资不止400块钱，高于400块钱。证据三的第1份证据里面是真实的，但是内容都是涉及到话费的，不是涉及的劳动合同的内容，所以我认为是民事合同并不是劳动合同。第2份证据我们没有收到400块钱的补偿。对第3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只能证明我工资的一部分。证据四里面的证据1真实性不清楚，证据2是真实的。证据五是真实的，没有异议。证据六是真实的，没有异议。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我到鄂鸿公司只是被生活所迫打短工，我并没有与鄂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对被告李友雄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里面的证人应该到庭作证。证据二的真实性我们不清楚，认为不是本案争议的范围。证据三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04年是在这个单位上班。证据五我们认为证人应该到庭作证。证据六里面的第二个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七如果跟我们一样的，那就是真的，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八代办协议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变更劳动关系。证据九不同意其证明目的。证据十是真实的。证据十一、十二的真实性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三，原告没有发表质证意见。证据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被告从事的其他业务是话费买断的随附义务，双方之间是平等的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一，是其单位的营业执照和代码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疑义，经核实真实可信，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二是原、被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被告承认上面的签名是其所签，但辩称当时签名时是空白合同，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可证明2004年10月22日，原、被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但被告的工作年限，与证人证言明细不符，对该合同中工作年限不予采信。原告证据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疑义，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中的1、3，是原、被告签订的电信委托代理合同和被告签字的结算表，可以证明被告从2004年后与原告签订了电信委托代理合同并进行了结算。该组证据中的2，被告称其没有收到过该补偿款，因该补偿表没有被告的签字，并且原告在法庭限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不能证明原告对被告进行了补偿。但在庭审中，被告自认该补偿款是按云母厂的职工标准交的，可视为对该证据的认可，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四、五、六，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疑义，经核实真实可信，本院予以采信，可以证明2010年10月22日后被告李友雄与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被告的证据一，是证人证言，原告提出疑义，因证人未到庭作证，无法审查其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二，是短期用工保证金收据复印件，原告称不清楚其真实性且该证据与本案诉争的事实无关联，该证据不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证据三，是原告内部劳动用工管理办法，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提出疑义，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是证人证言，原告提出疑义，因证人未到庭作证，无法审查其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六，原告对《生产经营承包书》没有发表质证意见，对《通城县电信局电信资费买断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合同是2002年原告与被告就内部经营管理签订的，经核实属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七，是《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该合同载明有以下主要事项：1、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经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2、工作年限为9年，工资标准为400元。该证据与原告的证据二相同，部分予以采信。证据八，该三份协议为2004年后，原、被告签订的电信委托代办协议，原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九，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提出疑义，只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是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经审查属实，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裁决书因原告提起诉讼而失去效力，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十，原告对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是2008年咸宁电信农村分支机构负责人培训名单及合影，仅凭该名单和照片不能证明原、被告间的管理和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劳动关系）。证据十一、十二，原告质证称真实性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一是载明电信崇阳分公司的一份空白补充协议复印件，本院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并且其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证据采信；证据十二是载明有“李友雄”字样的职工医疗保险结算单复印件，本院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证据十三，是原告单位的原职工和被告当年从事电信业务的客户的证言，原告没有发表质证意见，该证人与被告无利害关系，其证言真实可信，予以采信，可证明被告1995年就在原告单位上班，2005年后被告除从事收取话费外，还从事其他基础电信业务。证据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从该证据内容看，被告的电信经营分析报告，上面有当时的原告公司经理的签名批示，真实可信。会议记录和月报表，是被告2005年后的工作日志，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证明被告2005年后除从事收取话费外，还从事其他基础电信业务。
根据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和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的陈述，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被告李友雄自1995年2月在通城县邮电局做临时工，从事线路维护工作。邮电局分立后，被告李友雄被分配到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工作，2004年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为规范用工，于同年10月22日与被告李友雄解除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载明：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经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工作年限为9年，工资标准为400元。同时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支付被告李友雄经济补偿金3600元，被告李友雄未签字领取，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代扣抵交了被告李友雄养老保险个人应承担部分金额。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为被告李友雄办理缴纳了1999年1月至2004年9月的基本养老保险。其中，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原、被告签订了生产经营承包书，原告将潭下乡所有电信业务承包给被告经营。2004年1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原、被告又签订了电信委代办协议，原告将潭下乡全部电话费由被告买断，被告按收取的电话费按比例提成计酬，期间被告还从事其它基础电信业务，原告对被告发放工作证、组织业务培训、下达目标任务进行考核、定时上下班及安排值班等，被告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此模式一直经营到2007年12月31日。2008年1月1日，原、被告又签订了电信业务委托代理合同，原告将潭下乡所有电信业务承包给被告经营，并且约定：甲方与乙方（原、被告）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双方之间只存在业务代办合作关系，甲方支付给乙方的酬金中包含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地方的各种税费等，乙方应用委托代办报酬的一部分自行办理相关社会保险。此模式一直经营到2010年10月，被告也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2010年10月22日被告李友雄与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签订派遣协议后，仍然在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客户接入中心从事机线工作，工作期限为一年，2011年7月20日，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将被告李友雄退回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
2012年被告李友雄向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为申请人依法补缴各种社会保险（即“五险一金”）；2、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10年（至2004年）临时工工龄补偿金32000元；3、未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应予以经济补偿。4、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0年因工摔伤药费4373．89元，并应认定该摔伤为工伤；支付2011年被申请人打伤申请人的医药费600元。2013年12月28日，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1995年2月至1998年12月、2004年11月至12月、2005年元月至2007年12月、2009年7月至12月、2010年元月至2月、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的养老保险费，具体金额以社保经办机构核定为准。二、驳回申请人的其它仲裁请求。2014年5月14日，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被告李友雄于2010年曾经向通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了《关于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实行同工同酬消除歧视的报告》，2011年9月，被告李友雄又向该局递交了《关于通城电信侵犯职工权益的报告》，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缴纳社会保险，2012年8月24日，被告李友雄又向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通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0月29日受理其申请。
本院认为，2004年10月22日，被告李友雄在《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原、被告就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按照被告确认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标准对被告李友雄进行了补偿，被告当时并未对此之前原告未替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提出主张，至现在10年后被告才提出该主张，该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不予支持。2004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21日，原、被告签订了委托代办协议，被告李友雄按照协议约定的提成方式记酬，双方属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无法定义务替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和进行经济补偿。2010年10月22日起，被告李友雄与咸宁市兴业劳务有限公司签订派遣协议，其与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也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也无法定义务替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和进行经济补偿。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2004年10月23日起，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与被告李友雄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二、原告电信通城分公司无义务为被告李友雄缴纳社会保险和对其进行经济补偿。
本案依法收取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李友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名称：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市金穗支行；帐号：17×××50。上诉人在上诉期满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金胜
审 判 员 李海明
人民陪审员 金新民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 瑱
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