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04民初1791号
原告：山东君识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张铁军，主任。
被告：山东普惠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育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本，男，1967年8月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山东省莱芜市。
委托代理人：司珊珊，女，198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济南市。
原告山东君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识律所）与被告山东普惠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君识律所负责人张铁军及被告中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本、司珊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君识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15万元及以15万本金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前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中达公司在2015年5月5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同时被告支付了首期代理费十五万元。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尽职尽责，帮助被告参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山东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诉讼，2016年11月赢得诉讼，后又协助被告于2016年12月14日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申请。2017年1月12日，被告与济南公交国际旅行社达成和解，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此案的执行，执行案件终结。但被告拒不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剩余15万元代理费，称原告帮被告打赢的官司中判决的金额和执行回款不足600万，因此不能支付剩余15万元。原告认为委托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写明了达成和解的，不影响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生效裁判文书判定的金额577.3万元，距600万不足23万差距，但是造成这种损失的责任应该在被告方。同时案件进入执行后案件标的已经接近590万，加上执行立案到执行结案，最终执行款将远远超过600万。因被告与旅行社达成和解，等于阻断了实现合同目的的通道，终止了原告为实现代理目的的手段，被告以此指责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实为混淆视听，偷换概念。鉴于以上事实，被告违反双方签订的合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中达公司辩称：中达公司委托君识律所代理与济南公交国际旅行社的合同纠纷案件。诉前准备过程中，被告计算的诉讼标的额为1100余万元，其中直接损失索赔600余万元，间接损失400余万元。诉讼标的额达到济南中院管辖级别。原告经过充分了解案情后，口头报价律师代理费为10万元（含一二审及执行）。2015年5月1日，济南中院调整级别管辖案件标的额为3000万元。为使案件在中级法院立案，在案情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可得利益损失、或有损失、商誉损失等索赔，使案件标的额从1100万元增加为3019万元，达到中级法院立案受理条件。被告因此支付案件受理费19万余元，比原计划多支出11万余元案件受理费。案情不变仅变更诉讼索赔标的额立案起诉后，原告提出3000万元案件，收取10万元律师代理费低于行业通常的收费标准，影响自身行业内形象。要求增加代理费总计为15万元。并且，如判决及回款金额大于涉案项目投资成本600万元时，超出成本600万元的部分酌情增加代理费。被告同意，并由原告提供合同文本并签订代理合同。被告依合同支付律师代理费15万元。代理案件完结后，原告要求被告再行支付15万元代理费，被告认为无理无据，不应支付。同时，被告表示，结合代理案件的判决结果及原告的工作强度等，从情理方面考虑，可以在合同约定外再行支付5万元作为奖励。原告不同意被告的意见，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对此答辩如下：一、原告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之“其他特别规定”第2条“达成和解的不影响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向被告讨要第二笔15万元，合计30万元代理费，是在逻辑上偷换概念。二、原告诉求支付15万元代理费，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条件，无事实依据。三、原告所述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原告称被告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的情节不存在，资产评估期间因被告保管不善导致缺失一台信息亭，标的物的损失不是被告所能完全控制的，非被告主观意愿。四、原告的理由及依据为主观臆断，无事实依据。案件从执行立案到结案，原告主观计算加上迟延利息等执行款项将超过600万，如按照原告逻辑，案件迟迟不能履行，案件标的可能超过900万，按此计算原告还可以要求被告支付超过900万赔偿金额时所对应的25万元代理费。五、原告所述事实和理由不符合常理。原告诉称，被告为了达到少支付15万元的代理费的目的，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实际判决金额从577.3万元，经和解降为498万元，放弃了近80万元的利益。为少支付15万元放弃80万元的利益，这种判断不符合常理。即使终审判定金额从577.3万元提高到600万元，被告也能获得近23万元的利益。支付合同约定的15万元代理费后，被告至少也比现状多增加近8万元利益。原告推测被告采用这种舍本求末的方式无任何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合同依据，更没有事实依据。被告据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5日，原告君识律所（乙方）与被告中达公司（甲方）签订《民事诉讼及执行程序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中第三条约定：签订本合同五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诉讼代理费15万元，执行完结后，甲方再向乙方支付诉讼代理费15万元，共计30万元。其他特别规定中约定：（2）在得到甲方同意下，达成和解的不影响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3）如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甲方败诉、或判决后实际执行回款未达到600万元时，乙方只收取壹拾伍万元代理费。中达公司委托君识律所代理其与济南公交国际旅行社合同纠纷一案后，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诉讼代理费用15万元。君识律所履行合同职责，作为中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该案一审、二审诉讼程序。2016年7月2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商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2016年11月1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民终204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律文书生效后，中达公司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中双方于2017年1月12日达成执行和解，签订《和解协议书》一份，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2017）鲁01执21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案件的执行。以上事实由君识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民事判决书一份，民事裁定书一份，执行裁定书一份，和解协议书一份，经审核质证，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民事诉讼及执行程序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的法律服务合同，双方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根据合同约定中达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用数额。针对合同中第三条约定：签订本合同五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诉讼代理费15万元，执行完结后，甲方再向乙方支付诉讼代理费15万元，共计30万元。其他特别规定中约定：（2）在得到甲方同意下，达成和解的不影响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3）如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甲方败诉、或判决后实际执行回款未达到600万元时，乙方只收取壹拾伍万元代理费。双方对于该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理解产生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立即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特别规定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应理解为如甲方自愿达成和解时，不影响甲方对乙方代理费用的支付，而非对支付代理费用数额的认定。在执行过程中，中达公司选择以执行和解方式结案，放弃了部分执行请求，君识律所以此主张其行为阻却了执行回款超过600万可能性,阻却合同条件成立应视为成立。在执行回款问题上，双方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被告选择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从而尽快取得执行回款，是为了更大程度保护自身利益，不存在主观恶意以放弃高于15万元执行款项的执行请求来规避合同约定的15万代理费用的支付。同时本案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君识律所做为受托方，应对合同费用约定上尽到审慎义务，对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作出明确的约定。执行完结后，中达公司取得执行回款未超过600万元，依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君识律所要求中达公司支付剩余代理费1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亦无证据和法律支持，故其请求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东君识律师事务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3400元，减半收取1700元，由原告山东君识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善芳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吕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