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再终字第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仁贤，男，194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委托代理人于旭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敏，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五一中路169号大利嘉城25层。
法定代表人陈代琛，该公司总裁。
委托代理人陈敏，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茶亭群众路北侧汇福大厦*层**号房。
法定代表人郑仲松，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敏，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典本，男，1956年6月12日出生，住台湾省台北市大安区。B）、台湾地区身份证码A126035577。
上诉人陈仁贤因与被上诉人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简称利嘉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简称拆迁工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2）台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仁贤的委托代理人于旭明，被上诉人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黄典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8月18日，陈仁贤诉至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其诉讼请求：一、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利嘉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以下简称拆迁工程处）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立即向陈仁贤交付位于台江区中亭小区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并协助将其产权过户至原告名下；二、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支付自1999年8月21日起至履行第一项判决之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截止至2009年7月20日，暂计人民币148320元，之后每个月按人民币1440元计算临时安置补助费）；三、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承担本案诉讼费。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台民初字第1833号民事判决：一、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在福州市台江区中亭小区向陈仁贤提供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的安置房。陈仁贤与利嘉公司就安置房的价款应当依法进行结算。二、驳回陈仁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70元，由陈仁贤负担人民币1270元，由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各负担人民币3500元。利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09）台民初字第183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利嘉公司仍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8日作出（2010）闽民申字第177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作出（2011）榕民再终字第78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0）榕民终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及福州市台江区人民（2009）台民初字第183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重审。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重审中，追加了黄典本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重审查明，1999年8月11日，以拆迁工程处为甲方、黄天麟（1979年死亡）及黄萌龙为乙方、原审被告利嘉公司为丙方，三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拆迁乙方坐落于台江区，所有权人属黄天麟的房屋；乙方被拆除房屋总建筑面积80平方米；甲方同意在台江区中亭小区就地安置乙方住宅3间户型，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1单元。2004年6月乙方协议签订人黄萌龙死亡。
2008年3月，黄典本凭其与姚富金等人于1991年3月25日签订的《合约书》向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申请领取由黄萌龙与拆迁工程处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和相应的安置房材料。拆迁工程处、利嘉公司逐将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台江区嘉和苑1#104单元房和《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等材料交付给了黄典本，双方结清了相关的费用。该《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上载明被拆迁人黄天麟实行产权调换，安置于嘉和苑1#104单元，《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付款方为黄天麟。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重审另查明，被拆迁福州市台江区158号（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房屋产权为黄天麟所有。黄天麟（1979年死亡）于解放前先后娶妻方后街（早年已故）、姚富金（1993年死亡）、郑秀英。其中黄天麟与方后街结婚无生育子女。黄天麟与姚富金生育陈仁立（1995年死亡）、陈仁贤。陈仁立与黄兰英结婚后生育陈萌玲、陈萌松、陈萌杉；陈仁贤与黄丽丽（1991年死亡）婚后生育陈明珠、陈明玉、黄萌龙（2004年6月死亡）。黄天麟与郑秀英生育黄品文、黄品言、黄季、黄美德、陈美容、黄美红、郑政；陈凤莺为养女无证据确认。黄典本娶陈仁立长女陈萌玲为妻，陈仁贤娶黄典本姐姐黄丽丽为妻。1995年2月20日，莆田县公安局江口派出所和莆田县江口镇石西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兹证明澳门同胞黄典本和黄萌龙确系父子关系，黄萌龙出生于1978年4月9日。同时，莆田县公证处作出（95）莆证民字第034号《亲属关系公证书》，兹证明申请人黄萌龙是关系人黄典本的儿子。黄萌龙原名陈明龙、陈萌龙。黄典本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请求确认其于1991年3月25日与姚富金、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等签订的《合约书》有效一案中，黄典本在起诉书上称，黄萌龙系黄典本养子。
1991年3月24日，黄典本、陈萌玲与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签订了《合约书》，该合约书主要内容：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自愿将继承其夫（父）黄天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继承的全部份额全部归黄典本所有，并协助办理产权转移手续；黄典本应给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补偿款22万元，其中人民币100000元在签订合约书当晚给付，其余人民币120000元于收回出租房产后2个月内给付，付清全部款项后本合约发生全部法律效力等内容。1991年3月25日，黄典本、陈萌玲又与姚富金、黄兰英（陈萌松代）、陈凤莺签订了《合约书》，合约书约定：1、姚富金及子女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共四人自愿决定将各自继承其夫（父）黄天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继承的全部份额全部归黄典本所有。2、黄典本应付给上述四人人民币100000元作为补偿费。其他一切费用由黄典本负担。3、补偿费应在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一次性付清人民币1000000元。4、本合约在付清全部款项后全部发生法律效力。《合约书》签订后黄典本支付给陈凤莺人民币10000元。陈仁贤在该《合约书》上方签注“合约为事实，本人于2001年12月27日收到见到”。
1999年，讼争的817南路158号房产被拆迁，可安置12套单元房，计1100平方米、三间店面计85平方米。郑秀英等八人与陈仁贤、黄兰英、陈萌松、陈明玉签订《关于中亭街祖传房产拆迁分配的协议》约定：1、中亭街祖传房产面积经福州道路拆迁办核实为1185平方米，由产权人黄天麟去世时的合法第一顺序继承人姚富金、郑秀英、陈仁立、陈仁贤、黄美德、陈美容、黄品文、黄品言、郑政、黄美红、黄季等十一人平均分配；2、姚富金、陈仁立、陈仁贤等三人分到的住房总面积320平方米，由陈仁贤和陈仁立的家属、子女负责具体协商分割；3、郑秀英等八人分到的住房780平方米和店面85平方米由郑秀英及其子女具体协商分割。根据上述分配协议，陈仁贤、陈仁立的家属及郑秀英等八人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了15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郑秀英等八人签订了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共安置住宅800平方米和店面85平方米。姚富金项下320平方米由陈萌杉、陈萌松、陈明玉、黄萌龙分别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了4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4套单元房。
2002年1月，黄典本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以及第三人陈仁贤、陈明珠、陈明玉、陈凤莺、黄兰英、陈萌松、陈萌杉，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黄典本请求确认其与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的《合约书》有效；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与郑秀英等八人签订了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应安置给黄典本。2005年8月17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榕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郑秀英及其子女八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25日作出（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终审民事判决：一、确认黄典本与郑秀英等八人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的《合约书》有效；二、黄典本应在实际接收上述遗产份额后十日内一次性向郑秀英等八人支付余款人民币120000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郑秀英、黄品言、黄季、郑政、黄美德、黄品文、黄美红、黄美容八人因福州市台江区158号房产被拆迁一事于1999年8月11日与利嘉公司及拆迁工程签订的11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黄典本享有和承担。
2010年12月，黄典本亦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第三人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请求确认其于1991年3月25日与姚富金、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等签订的《合约书》有效；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及黄萌龙以黄天麟名义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4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黄本典享有和承担。被告黄兰英、陈仁贤提出反诉，请求确认1991年3月25日与黄典本签订的《合约书》无效。因黄典本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0日作出（2011）榕民初字第41号民事裁定，该案本诉部分按原告黄典本自动撤诉处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被告黄兰英、陈仁贤反诉部分审理后认为，双方于1991年3月25日签订的《合约书》是真实的，同时认为《合约书》转让标的是继承遗产的份额，其法律性质是遗产份额转让合同。因签订《合约书》时黄天麟的遗产尚无继承分割，尚属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故继承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无法确定。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黄兰英、陈仁贤、陈萌松等，以及黄典本的妻子陈萌玲均是黄天麟遗产合法继承人，黄兰英、陈仁贤有权处分各自继承的遗产份额，《合约书》内容不侵害其他继承人的合法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诉请《合约书》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于2012年8月13日作出（2011）榕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驳回（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的诉讼请求。黄兰英、陈仁贤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2013）闽民终字第68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榕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二、发回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期间，（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撤回起诉。2013年11月29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榕民初字第1147号民事裁定：准许（反诉）原告黄兰英、陈仁贤撤回对被告黄典本的起诉。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重审后认为，本案实质是黄天麟遗产安置纠纷。郑秀英及其子女继承黄天麟遗产业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25日作出（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终审民事判决予以确认，黄典本与郑秀英及其子女于1991年3月24日签订的《合约书》为真实有效合同，该《合约书》性质为遗产份额转让协议，不是房屋买卖合同。1991年3月25日，黄典本与姚富金、陈萌松等人签订了和上述相同性质的《合约书》。诉讼中，《合约书》的真实性已被陈仁贤、陈萌松等人所确认没有异议，但法律效力待定，陈仁贤不能回避《合约书》效力，而直接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主张权利。姚富金及其子女继承黄天麟遗产分割之前尚属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无法确定各自具体份额。黄典本是继承人陈萌玲的配偶，黄典本法律行为与陈萌玲法律行为所产生法律后果是相同的。鉴于上述情况，黄典本凭其与姚富金、陈萌松等人的《合约书》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申请领取安置房和相应材料。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有理由相信黄典本行为与黄萌龙相比更具有代理权，将原先与黄萌龙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安置房在产权人为黄天麟不变情况下，把安置房和《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等交付给了黄典本，履行了对黄天麟所遗房产拆迁安置义务，同时双方结清了相关费用，黄典本仅是代继承人办理了安置手续，该代理行为是有效的。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上述行为未给原审原告权利造成损害。对于黄萌龙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性质亦是对黄天麟遗产进行安置，安置房的所有权仍是黄天麟，不是黄萌龙的，黄萌龙只是代为办理有关手续。现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黄天麟遗产已做了安置，陈仁贤再向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主张安置房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黄萌龙是否被黄典本收养，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不予认定。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2）台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驳回陈仁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70元，由陈仁贤负担。
陈仁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陈仁贤诉称，（一）一审再审判决未准确把握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本案名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但再审判决最终却认定本案实质是黄天麟遗产安置纠纷，再审重点放在陈仁贤与案外人的继承纠纷、遗产分割纠纷等问题，将几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杂在一起，回避了对双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法律效力的认定，置双方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经撤销、也未解除的事实于不顾，判决驳回陈仁贤的诉讼请求，不能令人信服。（二）有意回避案件重要事实，对陈仁贤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视而不见。1、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早在2008年2月份就已经知道陈仁贤与第三人黄典本之间对《合约书》效力问题存在争议并诉诸法律。2008年2月21日，第三人黄典本以原告身份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08)榕民初字第78号]，要求确认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有效。该案中，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擅自涂改变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恶意将作为合同当事人暨权利人的黄萌龙变更为黄典本。根据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在原一审诉讼中所提交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以确认其提供给房地产管理部门的协议书中的乙方当事人黄萌龙已经被涂改变更为黄典本，并加盖了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的校对章。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与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之间恶意串通后，擅自涂改变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权利主体并提交给房地产管理部门，导致安置房屋被置给了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三）一审再审事实不清，法官主观臆断下结论。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陈仁贤为被拆迁人，也是补偿安置权利人。黄天麟1979年去世，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早已终止，在1999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黄天麟不可能成为被代理人，也无法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一审再审判决将陈仁贤认定为代理人，没有根据。1、关于黄典本的代理权。一审再审判决认定黄典本是代继承人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办理安置手续，没有法律依据。2、我国现行法律的代理制度不存在代理权的比较。一审再审对事实的认定不是基于程序法上的证明手段，而是基于代理权的比较。3、一审再审认定黄典本是陈萌玲的配偶，黄典本的法律行为与陈萌玲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结论。在继承黄天麟遗产方面，两个人的身份不同，能否享有继承权也不同，两人的行为后果当然也就不可能相同。（四）陈仁贤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权利人，而非代理人。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黄萌龙为被拆迁人，也是补偿安置权利人。黄天麟1979年去世，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早己终止，在1999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黄天麟不可能成为被代理人，也无法承担代理后果。一审再审判决将陈仁贤认定为代理人，显然没有任何根据。鉴于黄萌龙己去世，且陈仁贤是其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故陈仁贤有权承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补偿安置权益。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陈仁贤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利嘉公司和被上诉人拆迁工程处共同辩称，（一）陈仁贤在《上诉状》第一段中称“各继承人对遗产进行了分割”没有事实依据。黄天麟遗产尚未分割，讼争房不是陈仁贤所有的房产，也不是黄萌龙所有的房产，黄萌龙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代理行为，由于陈仁贤既不是该协议的签订人，也不是该协议签订人黄萌龙的法定继承人，黄萌龙的法定继承人是黄典本，因此，陈仁贤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1、根据答辩人一审证据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榕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书》，讼争房即福州市台江区158号房产中320平方米房产的共有人为黄兰英、陈萌玲、陈萌松、陈萌杉、陈仁贤、陈明珠、陈明玉、黄萌龙、陈凤莺，但未协商分割。因此，讼争房不是黄萌龙所有的房产，也不是陈仁贤所有的房产。2、陈仁贤没有证据证明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黄萌龙继承黄天麟的遗产份额而签订的，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记载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是黄天麟，因此，该协议的“乙方”只能是黄天麟，黄萌龙只能作为“乙方委托代理人”在该协议上签字，证明黄萌龙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代理行为。3、陈仁贤没有任何户籍底册的记载能证明黄萌龙是其儿子，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讼争房中320平方米最终由陈萌杉、陈萌松、黄萌龙、陈明玉分得四套安置房，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萌龙是以陈仁贤的儿子的身份分得一套安置房。莆田县江口镇石西村民委员会和莆田县公安局江口派出所《证明》、原莆田县公证处（95）莆证民字第034号《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黄典本是黄萌龙的父亲。故陈仁贤既不是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人，也不是该协议签订人黄萌龙的法定继承人，黄典本才是黄萌龙的法定继承人。为此，陈仁贤上诉称“各继承人对遗产进行了分割”没有事实依据，而且陈仁贤不能承继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黄萌龙的权利义务，也就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二）由于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性质是对黄天麟遗产进行安置，安置房的所有权人仍然是黄天麟，而不是黄萌龙，故再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实质是黄天麟遗产安置纠纷，定性完全正确，且定性与案由并不矛盾。因此，陈仁贤上诉称“一审再审判决未准确把握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没有依据。（三）陈仁贤上诉称黄萌龙为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和权利人没有法律依据。根据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前已述及，黄天麟遗产尚未分割，故黄萌龙不是讼争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而讼争房即福州市台江区158号房产于1999年被拆迁时无人居住、使用，黄萌龙不仅户口不在讼争房内，亦未常住在讼争房，更未在讼争房里从事个体工商业，故黄萌龙也不是讼争被拆除房屋的使用人。因此，黄萌龙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仅为代理行为，其不是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被拆迁人和权利人。（四）黄萌龙与第三人黄典本的代理行为均属于表见代理，被代理人是黄天麟遗产的继承人，而不是黄天麟，因此，陈仁贤以“黄天麟1979年去世，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早已终止，在1999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黄天麟不可能成为被代理人，也无法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为由否定黄萌龙与黄典本的代理行为，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也毫无意义。（五）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与陈仁贤等人签订的《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真实性已被陈萌松、陈仁贤等人所确认没有异议，该合约书合法有效。该合约书所转让的黄天麟中亭街320平方米房屋遗产份额的安置房已全部被黄典本依该合约书取得并办理了黄典本名下的房屋权属证书，因此，该合约书已实际履行。退一万步来说，即便《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效力待定，答辩人向黄典本交房并交付办证资料亦没有过错，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黄典本比黄萌龙更具有代理权。理由：1、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作为黄天麟遗产继承人之一，与郑秀英及子女签订《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与姚富金及子女签订《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两份合约书均为黄天全书写，均为黄天全、张春辉两人共同作为见证人，两份合约书条款类似，且（2005）闽民终字第453号民事判决书第4-5页全文引述《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的内容，其中该合约书第7条约定：“有关姚富金及子女从黄天麟上述房产中应得继承的份额由黄典本负责。”上述判决书终审判决确认《1991年3月24日〈合约书〉》为真实有效合同，该《合约书》性质为遗产份额转让协议，不是房屋买卖合同。1991年3月25日，黄典本与姚富金、陈萌松等人签订了和上述相同性质的《合约书》。而且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4日向答辩人发出（2006）榕执行字第26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答辩人协助执行上述判决书，故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黄典本对“有关姚富金及子女从黄天麟上述房产中应得继承的份额”有权代为办理相关手续。2、姚富金及其子女继承黄天麟遗产分割之前尚属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无法确定各自具体份额。姚富金去世后黄天麟遗产的全体继承人为黄兰英、陈萌玲、陈萌松、陈萌杉、陈仁贤、陈明珠、陈明玉、黄萌龙、陈凤莺，但未协商分割。陈仁贤上诉称“各继承人对遗产进行了分割”没有事实依据。3、根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原审第三人黄典本是黄天麟遗产继承人陈萌玲的配偶，黄典本的法律行为与陈萌玲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4、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早在1999年8月11日就已签订，协议约定的过渡期限为24个月，搬迁期限为1999年8月20日，即答辩人应于2001年8月20日前交付安置房及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但陈仁贤自讼争协议签订后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交付安置房及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直至讼争安置房的产权已办至原审第三人黄典本名下的10年后2009年8月18日才提起诉讼。5、原审第三人黄典本与郑秀英等人的遗产份额纠纷诉讼始于2002年，黄兰英、陈仁贤、陈萌松、陈萌、陈明玉早已于2002年知道《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存在，但此后一直未提出异议及诉讼，更没有提起确认《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效力的诉讼。黄兰英、陈仁贤时隔10年后才于2011年5月10日以黄典本为被告、以陈凤莺、陈萌松为第三人诉请福州中院判决确认《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无效，但又于2013年11月28日向福州中院申请撤回起诉，进一步证明黄兰英、陈仁贤、陈萌松、陈萌杉、陈明玉对《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的效力及黄典本作为讼争安置房的所有权人是认可的，现在因为讼争遗产升值而翻悔没有法律依据。为此，当2008年3月10日黄典本手持《1991年3月25日〈合约书〉》，以该合约书约定姚富金及子女黄兰英、陈仁贤、陈凤莺共四人自愿决定将各自继承夫（父）黄天麟817南路149号属28段437、441地号中的房产继承的全部份额全部归给黄天麟孙女婿黄典本所有为由，要求答辩人交房并交付办证资料时，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黄典本比黄萌龙更具有代理权，答辩人向黄典本交房并交付办证资料没有过错。（六）原审第三人黄典本据以办理权属登记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非新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而就是陈仁贤据以起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注明的“所有权人”仍然是黄天麟，而不是黄典本，因此，答辩人并未变更合同主体，并未损害黄萌龙的权益。答辩人交付黄典本的《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证明书》上载明的被拆迁人是黄天麟，《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付款方为黄天麟，《安置房购房清单》上载明姓名为黄天麟。因此，行政机关将讼争安置房产权登记在黄典本名下，与答辩人无关。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已被收进福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中亭街改造嘉和苑1#楼604单元产权登记档案中，福州市房地产行政主管机关确认黄典本为讼争安置房的所有权人，并向其颁发了房屋权属证书，证明黄典本才是讼争安置房的唯一产权人。在黄典本名下的讼争安置房《房屋所有权证》未被撤销前，该房的合法所有权人应为黄典本。现陈仁贤仍要求安置补偿，实质上是就同一被拆迁房屋重复补偿安置。由于被拆迁房屋的原产权证也已注销，陈仁贤就同一被拆迁房屋重复补偿安置没有法律依据，且今后也无法对该安置房办理产权登记，因此也不具有可履行性。陈仁贤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撤销错误登记并赔偿损失。综上所述，再审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原一审、二审、再审、重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二审、再审、重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本院庭审中，陈仁贤对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中除了认为1991年3月25日《合议书》中姚富金、黄兰英、陈凤莺3人的名字都是陈萌松代签的，以及黄典本手上并没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之外，双方对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黄萌龙与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于1999年8月11日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对因房屋拆迁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至今未经合法程序撤销、解除、或确认无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协议签订后，黄萌龙已依约将房屋交付拆除，但利嘉公司、拆迁工程处至今未依约向陈明玉交付拆迁安置房，已构成违约。因黄萌龙于2004年病故时未婚，且其母亲黄丽丽已于1991年去世，而陈仁贤系黄萌龙父亲，故陈仁贤作为黄萌龙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交付位于台江区中亭小区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予以支持。交房时，双方应就安置房的价款依法进行结算。关于陈仁贤诉请要求协助将拆迁安置房产权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因陈仁贤未提供证据证实被拆迁房屋在拆迁时已依法进行继承分割，陈仁贤并非拆迁安置房的所有权人，对此不予支持。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支付问题，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人对应当安置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安置。安置用房不能一次解决的，应当在协议中明确过渡期限。被拆除房屋使用人是指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户口的公民和在拆迁范围内具有营业执照或者作为正式办公地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1991年9月15日起施行)第三十三条规定“被拆迁人自行过渡，在议定过渡期内，拆迁人应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未给予安置的，从逾期之月起，每月增发200％--400％临时安置补助费。……”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和安置房计价标准》(1992年6月8日起施行)表四“拆迁补助费标准”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户口簿正式户口、常住人口计数；自行过渡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属就地就近安置的标准为每人每月人民币15元，逾期半年以内每人每月人民币45元，逾期半年以上一年以内每人每月人民币60元。因黄萌龙目前并非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且陈仁贤自认其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福州市台江区158号房产)内，且又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常住被拆迁房屋，据此，可以确认陈仁贤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不符合获取上述有关补偿项目的规定条件，在合同中亦未作出约定，对此，陈仁贤不享有协议书约定的过渡期限24个月内即1999年8月21日起至2001年8月20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偿费。终上，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2）台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
二、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在福州市台江区中亭小区向陈仁贤提供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的安置房。陈仁贤与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就安置房的价款应当依法进行结算。
三、驳回陈仁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8270元，由陈仁贤各负担人民币1270元，由利嘉实业（福建）集团公司、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工程处各负担人民币3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 平
代理审判员 张 伟
代理审判员 林星星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婧婧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