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9民初4406号
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XXX号XXX室。
法定代表人：徐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李炎亭，总经理。
第三人：中亚宝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XXX号XXX楼。
负责人：李家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建鸿，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通知中亚宝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律师、被告法定代表人李炎亭、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建鸿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某原告代理报酬71,995.5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26,741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1日，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运输一票上海至洛杉矶的空运货物，约定货运代理费按照39元/公斤、五五分泡计算，共计394,660.50元，该费用包括原告再委托第三人代理出运货物应支某的代理费317,571元、出口报关费70元、地面操作费5,024元及代理报酬71,995.50元。嗣后，原告履行受托义务，向第三人预订了2016年10月29日航班号为5Y536的上海至洛杉机航班，并向被告出具了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运单确认件，载明货物件数248件，毛重6,280公斤。但在航班起飞前一日即28日23时左右，原告收到了被告的邮件，被告以实际发货人与收货人间产生贸易纠纷为由，要求取消该票货物的出运。为此，原告告知被告因取消运输的时间紧急，该票货物已经报关并与其他货物共同打板处于待飞状态，若取消运输则应支某全额的代理费即空舱费，且涉案货物与其他货物混装在22块集装器上，需要工人凌晨加班翻板卸下，再装载平衡其他货物后打板，将产生翻板费。同时，原告及时通知了第三人取消出运该票货物,并向第三人支某了全额代理费即空舱费317,571元及翻板费8,800元；另产生出口报关费70元、退关费300元，上述款项共计326,741元。虽被告支某其5,024元地面操作费及22,400元仓储费后将涉案货物取回，但由于被告在航班起飞前几小时临时取消货物运输，实为解除合同，原告无法在短时间内配载其他货物，遂产生了空舱损失并由原告向第三人支某了全额空舱费，故被告应当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26,741元。同时，原告已完成包括订舱、接收被告货物、制作运单、委托报关、短驳至机场、安检、打板装集装器、与承运人交接货物等全部代理义务，涉案货物已处于待飞状态，故被告还应支某原告全额代理报酬71,995.50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确实委托原告代理运输涉案货物，双方约定的货运代理费为394,660.50元。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曾于2016年10月27日与原告沟通取消出运事宜，但被告知将按全额代理费的80%收取空舱费，考虑到损失较大，实际发货人未取消出运，但在28日晚，实际发货人正式通知被告因贸易纠纷取消涉案货物出运，故被告于28日23时左右通知原告取消出运。原告告知被告需收取空仓费，但双方对收取的金额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且合同中并未约定空舱费，货物也未实际出运，故被告不同意支某原告代理费或空舱费。此外，即便依据空舱标准判断是否支某空舱费，而在本案中，经被告多方查实，第三人提供的配载单为虚假证据，与实际配载不符，该航班并未在预定时间即2016年10月29日5时左右起飞，而是延误至当日18时以后，延误期间，该航班又配载了一票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货物重量为6,216kg，虽然第三人称其收取该票货物的代理费为12,484元，但此价格明显低于给予原告的价格，不合常理。再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包机协议》显示，该航班的可利用吨位为110吨，而航班实际载重为109,875公斤已达最大值，故该配载的货物已弥补了被告取消货物出运而造成的损失，空舱情况是不存在的。对于原告主张的代理报酬，因被告取消该委托后，原告仅完成了部分代理义务，且主要为代收代付费用，故不同意支某原告代理报酬。对于报关费70元及退关费300元，均应是报关费用，原告已在邮件中给予减免，故不同意支某。对于翻板费8,800元，原告并未告知，故不同意支某。且被告已支某原告地面操作费5,024元及仓储费22,400元后将货物取回。
第三人述称，其受原告委托代理运输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航空货物，约定货运代理费为317,571元，但在预定航班起飞前几小时，第三人收到原告取消出运货物的通知且无其他货物补充，而第三人为该航次航班的包机方，已向案外人支某包机费300余万元，故第三人与原告达成补充约定，原告取消委托仍需支某第三人全额代理费即空舱费317,571元及翻板费8,800元，该空舱费为违约金性质，非损失赔偿，因此，第三人与原告间的法律关系不应与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混淆。此外，第三人向原告提供的配载单为计划出运配载单，该航班确延误至29日晚起飞，期间由第三人再配载了一票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但该货物与原告取消的货物无关，由于5Y航空公司的地面代理PolarAirCargo.已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涉案航班的最大载重为120吨，并非《包机协议》中记载的可利用吨位110吨，因此，第三人在航班延误且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临时配载了该票货物，并因临近起飞时间而给予该票货物一定的费用折扣为12,484元,该货物系因在航班舱位剩余且航班延误的情况下第三人临时增加的货物，与原告取消出运的货物并无因果关系，并非为弥补因原告取消货物所造成的空舱损失。现原告已支某第三人全额空舱费及翻板费，符合双方补充的合同约定，故无论是否产生空仓损失原告均无权要求返还。原告及第三人均从避免被告产生巨大退运费损失的角度考虑为其加急办理退运手续，被告理应支某全额空舱费，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及正当的交易秩序，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针对被告的辩称及第三人的述称，原告称，原告支某第三人空舱费基于第三人确实产生空舱损失，该空舱费为赔偿损失性质并非违约金性质。而第三人向原告提交虚假的配载清单使原告误以为因涉案货物取消运输产生了空舱故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并支某了空舱费。若该航班并未产生空舱，则应由第三人返还原告已支某的全部或者部分空舱费，若原告仍存在损失，该损失应由被告赔偿。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空运出口委托书》，委托原告代理出运上海至洛杉机的一票空运货物，双方约定货运代理费为394,660.50元。2016年10月27日，原告完成涉案货物的报关事宜,报关单载明货物件数248件,毛重6,280公斤。2016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单号为369-XXXXXXXX的分运单确认件，载明航班号5Y536，航班日期2016年10月29日，件数248件，毛重6,280公斤，该运单因被告取消货物运输而未实际签发。2016年10月28日23时28分，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运输的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因收、发货人贸易纠纷取消出运，要求原告保证货物不要上飞机。2016年10月3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收取空仓费通知》，载明被告委托原告代理的涉案货物于2016年10月21日接受订仓委托、10月24日货物进仓、10月27日完成报关工作并送进机场仓库、10月28日23时28分被告通知取消出运货物，导致原告向航空公司申请将货物从航空装板上卸下，产生巨额空舱费，预计金额394,660.50元，尚不包含间接的运费损失和额外的拉货操作等其他费用，要求被告在确认并支某此项费用后至原告仓库提货；当日，被告员工章海翔在该通知上签字“确认收到”。2016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退关费500元/票(减免)，运单作废100元/票(减免)，代收代付货站地面操作费0.80元/公斤，退关时可能会查验货物的仓储费8元/箱/天。2016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关于涉案货物退关之后产生的费用包括：空仓费；货站地面操作费0.80元/公斤，共计5,024元；仓储费可免费一周至2016年11月16日，之后按0.10元/公斤/周计算收取，每周1,400元。2017年3月1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金额分别为5,024元、22,400元；2017年3月10日，被告支某原告上述费用后将涉案货物取回。
另查明，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再委托第三人代理出运该货物。2016年11月3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原告于2016年10月29日委托第三人代理运输的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因原告在10月28日晚23时临时通知第三人取消出运，需要将货物从已完成打板作业的集装器上卸下，导致第三人不得不临时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翻板作业；而航班的起飞时间为10月29日早8点，原告的临时取消也造成第三人无法补救的空舱损失，因此第三人要求原告支某全额运费及因翻板造成的额外工人费总计326,371元；当日，原告复函该《情况说明》，称对上述内容无异议。2016年11月10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费用确认单》，确认向原告收取翻板费8,800元，代理费317,571元。2016年11月21日，第三人向原告开具号码为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503,196元，备注栏注明内容含提单号“369XXXXXXXX”。2017年1月25日，原告向第三人支某运费503,196元。
审理中，被告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案外人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10月29日5Y536航班的计划起飞时间为5时20分，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交接时间为2016年10月29日14时40分，该票货物配上航班的时间为该日14时53分，舱门关闭时间为该日18时56分；再根据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配载清单》，5Y536航班最终装载货物的重量为109,875公斤，其中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重量为6,216公斤，而第三人提交的《配载单》中无该票货物的配载记录，其他货物配载记录与《配载清单》一致。另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包机协议》及落款为PolarAirCargo.盖章的《情况说明》载明，涉案航班飞机可利用吨位为110吨、最大载货容量为120吨。
审理中，经原告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依法作出裁定，冻结被告名下银行存款399,684.5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支某原告空舱费、代理报酬及应支某的金额。原、被告双方因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出口空运货物而形成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通知原告取消货物运输的行为应为解除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但从合同约定来看，双方未对取消货物运输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事后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故本案应当判断被告解除委托的行为是否产生了空舱损失；再结合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分析，原、被告均表明“空舱费”为被告取消货物运输后所造成的空舱损失，该性质为损失赔偿，而非违约金性质，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被告解除委托合同是否产生了空舱损失，本院认为应当从合同的履行情况及该航班的配载情况进行判断，由于涉案5Y536航班的计划起飞时间为2016年10月29日5时20分，被告于2016年10月28日23时28分通知原告取消货物运输，此时距离航班起飞时间不足6小时，且该时段非正常工作时间，无论原告或承运人在一般情况下均无可能完成报关及配载其他货物以弥补被告取消货物运输后所造成的空舱损失。所幸涉案5Y536航班并未按计划起飞，第三人及案外人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均确认该航班的实际起飞时间为2016年10月29日18时以后，在此期间，第三人另行配载了一票货物并在当日完成报关，该货物的重量为6,216公斤，与原告取消委托的货物重量6,280公斤相差不多，虽然第三人认为其配载的该货物与被告取消委托的货物无关，系因航班延误及有剩余舱位而另行配载，但该陈述与第三人提供的《包机协议》中载明的可利用吨位仅为110吨存在矛盾，且第三人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由于《包机协议》及《情况说明》均为第三人提供，故本院从不利于提供证明材料的第三人角度判断，确定以可利用吨位110吨为考量标准，而该航班最终装载货物的重量为109,875公斤，已接近最大可利用吨位，故本院认为第三人另行配载的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系因被告取消委托后产生的空余舱位而装载，即因配载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已全部或者部分弥补了因被告取消委托所造成的空舱损失。
对于已弥补的空舱损失，虽然第三人主张其收取369-XXXXXXXX货物的代理费为12,484元，但该价格明显低于其给予原告的代理费价格，在被告取消委托的货物重量与第三人另行配载的该票货物重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第三人收取的该票货物的代理费明显偏低，与常理不符。但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案件实际情况，本院认为，被告在航班计划起飞前几小时取消出运货物，原告已明确告知其需收取空舱费及相关费用，双方虽未对空舱金额予以确定，但被告应当知晓将收取空舱费的事实并应当对产生的空舱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虽然第三人在航班延误期间另行配载了一票货物弥补了部分空舱损失，该票货物的配载确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进行，以低于正常的收费标准收取代理费具有合理性，且第三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实际减少了损失并避免了损失的扩大，应当值得肯定。从被告的行为来看，虽然其具有解除委托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考虑被委托方及他人的利益，并给予合理的处置时间，否则其仍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为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本院酌定以第三人给予原告的代理费的50%确定该空舱损失，即该空舱损失为158,785.50元。此外，因被告取消货物出运而另行产生翻板费8,800元具有合理性，被告应当予以支某；被告亦应支某出口报关费70元及退关费300元，该费用原告给予减免的前提为被告支某全额空舱费，现条件未成就，故被告仍应当支某。上述费用共计167,955.50元，已由原告向第三人及案外人支某，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对于原告主张的代理报酬，因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运输的航程为上海至洛杉机，现被告取消委托，货物实际未出运亦未到达目的地，原告未完成全部受托义务，故本院酌定被告支某原告代理报酬3.50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损失167,955.50元；
二、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某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代理报酬3.50万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某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295.2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518.42元，共计9,813.69元，由原告负担4,818.56元，被告负担4,995.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XXX号XXX室。
法定代表人：徐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李炎亭，总经理。
第三人：中亚宝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XXX号XXX楼。
负责人：李家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建鸿，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通知中亚宝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律师、被告法定代表人李炎亭、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建鸿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某原告代理报酬71,995.5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26,741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1日，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运输一票上海至洛杉矶的空运货物，约定货运代理费按照39元/公斤、五五分泡计算，共计394,660.50元，该费用包括原告再委托第三人代理出运货物应支某的代理费317,571元、出口报关费70元、地面操作费5,024元及代理报酬71,995.50元。嗣后，原告履行受托义务，向第三人预订了2016年10月29日航班号为5Y536的上海至洛杉机航班，并向被告出具了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运单确认件，载明货物件数248件，毛重6,280公斤。但在航班起飞前一日即28日23时左右，原告收到了被告的邮件，被告以实际发货人与收货人间产生贸易纠纷为由，要求取消该票货物的出运。为此，原告告知被告因取消运输的时间紧急，该票货物已经报关并与其他货物共同打板处于待飞状态，若取消运输则应支某全额的代理费即空舱费，且涉案货物与其他货物混装在22块集装器上，需要工人凌晨加班翻板卸下，再装载平衡其他货物后打板，将产生翻板费。同时，原告及时通知了第三人取消出运该票货物,并向第三人支某了全额代理费即空舱费317,571元及翻板费8,800元；另产生出口报关费70元、退关费300元，上述款项共计326,741元。虽被告支某其5,024元地面操作费及22,400元仓储费后将涉案货物取回，但由于被告在航班起飞前几小时临时取消货物运输，实为解除合同，原告无法在短时间内配载其他货物，遂产生了空舱损失并由原告向第三人支某了全额空舱费，故被告应当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26,741元。同时，原告已完成包括订舱、接收被告货物、制作运单、委托报关、短驳至机场、安检、打板装集装器、与承运人交接货物等全部代理义务，涉案货物已处于待飞状态，故被告还应支某原告全额代理报酬71,995.50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确实委托原告代理运输涉案货物，双方约定的货运代理费为394,660.50元。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曾于2016年10月27日与原告沟通取消出运事宜，但被告知将按全额代理费的80%收取空舱费，考虑到损失较大，实际发货人未取消出运，但在28日晚，实际发货人正式通知被告因贸易纠纷取消涉案货物出运，故被告于28日23时左右通知原告取消出运。原告告知被告需收取空仓费，但双方对收取的金额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且合同中并未约定空舱费，货物也未实际出运，故被告不同意支某原告代理费或空舱费。此外，即便依据空舱标准判断是否支某空舱费，而在本案中，经被告多方查实，第三人提供的配载单为虚假证据，与实际配载不符，该航班并未在预定时间即2016年10月29日5时左右起飞，而是延误至当日18时以后，延误期间，该航班又配载了一票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货物重量为6,216kg，虽然第三人称其收取该票货物的代理费为12,484元，但此价格明显低于给予原告的价格，不合常理。再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包机协议》显示，该航班的可利用吨位为110吨，而航班实际载重为109,875公斤已达最大值，故该配载的货物已弥补了被告取消货物出运而造成的损失，空舱情况是不存在的。对于原告主张的代理报酬，因被告取消该委托后，原告仅完成了部分代理义务，且主要为代收代付费用，故不同意支某原告代理报酬。对于报关费70元及退关费300元，均应是报关费用，原告已在邮件中给予减免，故不同意支某。对于翻板费8,800元，原告并未告知，故不同意支某。且被告已支某原告地面操作费5,024元及仓储费22,400元后将货物取回。
第三人述称，其受原告委托代理运输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航空货物，约定货运代理费为317,571元，但在预定航班起飞前几小时，第三人收到原告取消出运货物的通知且无其他货物补充，而第三人为该航次航班的包机方，已向案外人支某包机费300余万元，故第三人与原告达成补充约定，原告取消委托仍需支某第三人全额代理费即空舱费317,571元及翻板费8,800元，该空舱费为违约金性质，非损失赔偿，因此，第三人与原告间的法律关系不应与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混淆。此外，第三人向原告提供的配载单为计划出运配载单，该航班确延误至29日晚起飞，期间由第三人再配载了一票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但该货物与原告取消的货物无关，由于5Y航空公司的地面代理PolarAirCargo.已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涉案航班的最大载重为120吨，并非《包机协议》中记载的可利用吨位110吨，因此，第三人在航班延误且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临时配载了该票货物，并因临近起飞时间而给予该票货物一定的费用折扣为12,484元,该货物系因在航班舱位剩余且航班延误的情况下第三人临时增加的货物，与原告取消出运的货物并无因果关系，并非为弥补因原告取消货物所造成的空舱损失。现原告已支某第三人全额空舱费及翻板费，符合双方补充的合同约定，故无论是否产生空仓损失原告均无权要求返还。原告及第三人均从避免被告产生巨大退运费损失的角度考虑为其加急办理退运手续，被告理应支某全额空舱费，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及正当的交易秩序，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针对被告的辩称及第三人的述称，原告称，原告支某第三人空舱费基于第三人确实产生空舱损失，该空舱费为赔偿损失性质并非违约金性质。而第三人向原告提交虚假的配载清单使原告误以为因涉案货物取消运输产生了空舱故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并支某了空舱费。若该航班并未产生空舱，则应由第三人返还原告已支某的全部或者部分空舱费，若原告仍存在损失，该损失应由被告赔偿。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空运出口委托书》，委托原告代理出运上海至洛杉机的一票空运货物，双方约定货运代理费为394,660.50元。2016年10月27日，原告完成涉案货物的报关事宜,报关单载明货物件数248件,毛重6,280公斤。2016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单号为369-XXXXXXXX的分运单确认件，载明航班号5Y536，航班日期2016年10月29日，件数248件，毛重6,280公斤，该运单因被告取消货物运输而未实际签发。2016年10月28日23时28分，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运输的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因收、发货人贸易纠纷取消出运，要求原告保证货物不要上飞机。2016年10月3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收取空仓费通知》，载明被告委托原告代理的涉案货物于2016年10月21日接受订仓委托、10月24日货物进仓、10月27日完成报关工作并送进机场仓库、10月28日23时28分被告通知取消出运货物，导致原告向航空公司申请将货物从航空装板上卸下，产生巨额空舱费，预计金额394,660.50元，尚不包含间接的运费损失和额外的拉货操作等其他费用，要求被告在确认并支某此项费用后至原告仓库提货；当日，被告员工章海翔在该通知上签字“确认收到”。2016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退关费500元/票(减免)，运单作废100元/票(减免)，代收代付货站地面操作费0.80元/公斤，退关时可能会查验货物的仓储费8元/箱/天。2016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关于涉案货物退关之后产生的费用包括：空仓费；货站地面操作费0.80元/公斤，共计5,024元；仓储费可免费一周至2016年11月16日，之后按0.10元/公斤/周计算收取，每周1,400元。2017年3月1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金额分别为5,024元、22,400元；2017年3月10日，被告支某原告上述费用后将涉案货物取回。
另查明，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再委托第三人代理出运该货物。2016年11月3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原告于2016年10月29日委托第三人代理运输的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因原告在10月28日晚23时临时通知第三人取消出运，需要将货物从已完成打板作业的集装器上卸下，导致第三人不得不临时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翻板作业；而航班的起飞时间为10月29日早8点，原告的临时取消也造成第三人无法补救的空舱损失，因此第三人要求原告支某全额运费及因翻板造成的额外工人费总计326,371元；当日，原告复函该《情况说明》，称对上述内容无异议。2016年11月10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费用确认单》，确认向原告收取翻板费8,800元，代理费317,571元。2016年11月21日，第三人向原告开具号码为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503,196元，备注栏注明内容含提单号“369XXXXXXXX”。2017年1月25日，原告向第三人支某运费503,196元。
审理中，被告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案外人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10月29日5Y536航班的计划起飞时间为5时20分，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交接时间为2016年10月29日14时40分，该票货物配上航班的时间为该日14时53分，舱门关闭时间为该日18时56分；再根据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配载清单》，5Y536航班最终装载货物的重量为109,875公斤，其中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重量为6,216公斤，而第三人提交的《配载单》中无该票货物的配载记录，其他货物配载记录与《配载清单》一致。另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包机协议》及落款为PolarAirCargo.盖章的《情况说明》载明，涉案航班飞机可利用吨位为110吨、最大载货容量为120吨。
审理中，经原告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依法作出裁定，冻结被告名下银行存款399,684.5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支某原告空舱费、代理报酬及应支某的金额。原、被告双方因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出口空运货物而形成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通知原告取消货物运输的行为应为解除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但从合同约定来看，双方未对取消货物运输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事后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故本案应当判断被告解除委托的行为是否产生了空舱损失；再结合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分析，原、被告均表明“空舱费”为被告取消货物运输后所造成的空舱损失，该性质为损失赔偿，而非违约金性质，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被告解除委托合同是否产生了空舱损失，本院认为应当从合同的履行情况及该航班的配载情况进行判断，由于涉案5Y536航班的计划起飞时间为2016年10月29日5时20分，被告于2016年10月28日23时28分通知原告取消货物运输，此时距离航班起飞时间不足6小时，且该时段非正常工作时间，无论原告或承运人在一般情况下均无可能完成报关及配载其他货物以弥补被告取消货物运输后所造成的空舱损失。所幸涉案5Y536航班并未按计划起飞，第三人及案外人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均确认该航班的实际起飞时间为2016年10月29日18时以后，在此期间，第三人另行配载了一票货物并在当日完成报关，该货物的重量为6,216公斤，与原告取消委托的货物重量6,280公斤相差不多，虽然第三人认为其配载的该货物与被告取消委托的货物无关，系因航班延误及有剩余舱位而另行配载，但该陈述与第三人提供的《包机协议》中载明的可利用吨位仅为110吨存在矛盾，且第三人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由于《包机协议》及《情况说明》均为第三人提供，故本院从不利于提供证明材料的第三人角度判断，确定以可利用吨位110吨为考量标准，而该航班最终装载货物的重量为109,875公斤，已接近最大可利用吨位，故本院认为第三人另行配载的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系因被告取消委托后产生的空余舱位而装载，即因配载运单号为369-XXXXXXXX的货物已全部或者部分弥补了因被告取消委托所造成的空舱损失。
对于已弥补的空舱损失，虽然第三人主张其收取369-XXXXXXXX货物的代理费为12,484元，但该价格明显低于其给予原告的代理费价格，在被告取消委托的货物重量与第三人另行配载的该票货物重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第三人收取的该票货物的代理费明显偏低，与常理不符。但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案件实际情况，本院认为，被告在航班计划起飞前几小时取消出运货物，原告已明确告知其需收取空舱费及相关费用，双方虽未对空舱金额予以确定，但被告应当知晓将收取空舱费的事实并应当对产生的空舱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虽然第三人在航班延误期间另行配载了一票货物弥补了部分空舱损失，该票货物的配载确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进行，以低于正常的收费标准收取代理费具有合理性，且第三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实际减少了损失并避免了损失的扩大，应当值得肯定。从被告的行为来看，虽然其具有解除委托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考虑被委托方及他人的利益，并给予合理的处置时间，否则其仍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为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本院酌定以第三人给予原告的代理费的50%确定该空舱损失，即该空舱损失为158,785.50元。此外，因被告取消货物出运而另行产生翻板费8,800元具有合理性，被告应当予以支某；被告亦应支某出口报关费70元及退关费300元，该费用原告给予减免的前提为被告支某全额空舱费，现条件未成就，故被告仍应当支某。上述费用共计167,955.50元，已由原告向第三人及案外人支某，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对于原告主张的代理报酬，因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运输的航程为上海至洛杉机，现被告取消委托，货物实际未出运亦未到达目的地，原告未完成全部受托义务，故本院酌定被告支某原告代理报酬3.50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损失167,955.50元；
二、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某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代理报酬3.50万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某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295.2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518.42元，共计9,813.69元，由原告上海传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负担4,818.56元，被告上海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负担4,995.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士锋
代理审判员 宋爱琴
人民陪审员 张素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文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