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2民初7226号
原告暨被告：花茵。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原告配偶)，住武汉市江汉区。
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黎黄陂路**号。
法定代表人：郑承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翥，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花茵诉被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以下简称武汉中医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及原告武汉中医院诉被告花茵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分别于2017年8月2日、8月4日立案受理，案号分别为（2017）鄂0102民初7226号、7252号。因二案系不服同一份仲裁裁决书提起的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合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花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武汉中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翥到庭参加诉讼。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暨被告花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武劳人仲裁字[2017]第243号裁决书；2、确认花茵与武汉中医院于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认定2009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连续订立的4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部分无效，武汉中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经释明，花茵仍坚持称该项赔偿数额不确定）；4、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支付2011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期间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的工资差额243,111.80元；5、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支付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恶意克扣的相同岗位工资差额348,000元；6、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故意拖欠的劳动报酬14,848.17元及100%的赔偿金；7、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支付2016年元月至4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的工资差额19,661.52元及因未约定劳动报酬应当实行同工同酬的32,000元；8、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6,021.62元；9、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支付2009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1,588.29元及100%的赔偿；10、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按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2016年4月至双方劳动争议案终结期间的停工待岗期每月基本生活费；11、武汉中医院向花茵社会保险账户补缴2016年4月至双方劳动争议案终结期间的企业缴费部分。事实与理由：武汉中医院于2008年10月用工之日与我签订了第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进入该院药学基地制剂室从事药剂工作。上述合同期限未满，该院又于2009年4月1日与我续订了两年期的第二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又分别于2011年3月31日续订了一年期限的第三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双方于2012年3月31日续订第四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一年）。双方于期满后又续订了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第五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院应当于2011年3月31日续订第3份劳动合同时与我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此该院应承担责任。我具体从事药品包装、口服液灌装、药剂配制、处方登记、成品发放、协助仓库管理等工作，是班组长及技术能手。2015年9月，该院以“加强管理，规范用工形式”的名义解除与几十名“临时工”的劳动关系，变为第三方劳务派遣合同形式继续工作。医院各级领导多次给包括我在内的职工开会，告知如果想继续在中医院工作，就必须跟第三方劳务派遣签订劳动合同。我认为该院在其主要工作岗位上使用劳务派遣工属于违法行为，故不同意该院决定。2016年4月10日该院通知我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我被迫签收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该院未向我支付经济补偿、未结清拖欠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工资、未办理其他手续，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说明书、未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我为此申请劳动仲裁，但不服武劳人仲裁字[2017]第243号裁决书。该裁决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依法纠正。武汉中医院未依法将5份劳动合同文本交付给我、未在劳动合同文本中约定劳动报酬、2011年3月31日续订劳动合同时未依法与我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8年至2016年4月恶意克扣拖欠我的劳动报酬及福利、2016年4月11日武汉中医院违法解除与我签订的劳动合同、2016年4月11日未向我支付所拖欠的劳动报酬、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说明书、未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我的工作能力和经验均优于一些编制内职工（正式工），但该院却未同工同酬，而是歧视性标准发放其工资待遇。且自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该院开始克扣我的劳动报酬：2015年9月武汉市中心城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550元的规定，该院未按该规定上调职工的基本工资，故应按每月250元的差额补发我2015年9月起至2016年2月期间共计1,500元；该院克扣我2016年1月至4月绩效工资11,798.17元（每月3,365.38元计3个月加11天）；该院未支付我2016年4月的基本工资1,550元。2016年1月至4月期间该院未与我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未约定劳动报酬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应支付2016年元月至4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每月二倍的工资差额19,661.52元及32,000元（因未约定同工同酬），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二倍赔偿金76,021.62元。劳动者追索工资报酬不应受时效限制，该院应当支付2009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1,588.29元。由于该院违法不提供劳动条件，我无法继续工作，故应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1,550元的70%支付劳动者自2016年4月至双方劳动争议案终结期间基本生活费。截止目前，武汉中医院未依法为我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导致我社会保险无法接续缴费。该院还应为我补缴2016年4月至双方劳动争议案终结期间的社保。庭审中，花茵表示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
被告暨原告武汉中医院辩称及诉称，1、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2009年4月1日；2、双方在2009年4月1日签订了一份书面的劳动合同，之后并未签订其他书面劳动合同，而是对这份劳动合同分别于2011年4月1日、2012年4月1日、2013年4月1日进行了三次续签。该份劳动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3、自花茵入职至2015年12月31日，双方均有劳动合同，我院不应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花茵认为我院未对其实行同工同酬，但其应对劳动者之间工作条件、工作岗位、工作能力、岗位工资数额的差异性进行举证；5、我院并未拖欠花茵劳动报酬，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期间，双方之间并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且正在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协商，工资数额无法确认，因此暂未支付，并不属于拖欠工资；6、2015年12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的工资待遇并无约定，应当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发。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4月11日，双方确无书面劳动合同存在，但双方始终处于协商订立合同阶段，我院并无恶意拖延签订书面合同的意思表示，也无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7、双方仅存在一份劳动合同，不属于无固定期限，2016年4月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不存在违法解除，不应支付经济赔偿金；8、年休假工资的主张时效为一年，花茵离职前一年之内的可主张，最长也不能超过两年，我院保存资料的期限为两年，两年之前的休假事实，我院无法举证；9、花茵并未提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合同在2016年4月已经终止，因此主张此后的生活补助费没有依据；10、社保补缴是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的审理范围，综上，我院认为双方自2009年4月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我院也愿意作出相关补偿，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同时，我院也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武汉中医院无需向花茵支付经济赔偿金73,464.70元；2、武汉中医院无需向花茵支付2015年12月的工资差额250元、2016年2月工资差额3,365.38元、2016年3月工资差额3,365.38元、2016年4月工资差额1,233.97元；3、武汉中医院无需向花茵支付2016年2月至4月1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671.29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的工资待遇并无约定，也未约定绩效工资的发放办法，应当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发花茵的工资，按照3,365.38元计发绩效工资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导致平均工资计算有误，相关赔偿项目计算过高。其他意见同答辩意见。
原告暨被告花茵辩称，1、2016年4月武汉中医院的通知函称不安排我的岗位，这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该院想将我的合同变更为劳务派遣合同，不给我发放工资奖金等降低我的待遇，双方协商阶段，对方应当支付我的工资差额；3、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4月双方之间无劳动合同，该院应该支付我两倍工资差额；4、该院在2016年3月31日医院会议上承认我属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于2008年10月与该院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填写了入职登记表，故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是2008年10月，但这些证据由武汉中医院掌握，我无法获取，应当由用人单位举证，但是仲裁阶段说由我举证，这是违背法律的，故提出请求要求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双方连续订立五次劳动合同已经对我构成了伤害，该院未依法将劳动合同原件交付我是违法的，该院无故克扣我的劳动报酬，该院趁人之危胁迫我变更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通知我，无故拖欠我工资待遇，没有出具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未办理社保转移手续，未让我享受年休假待遇，未依法缴纳社保及住房公积金。事后，住房公积金我已经通过维权缴纳了。其他内容同诉称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武汉中医院系武汉市市属事业单位，花茵系武汉中医院处编制外职工。2009年4月1日，双方签订了自当日起两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试用期自2009年4月1日起至2009年4月30日止，聘用花茵从事药剂工作，工作地点为药学基地制剂室工作，合同未约定工资具体金额。合同到期后，双方在原合同基础上续签了一年。2011年3月31日，双方在原合同文本基础上继续签订《聘用合同续签书》，内容为：1、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于2012年3月31日续签2011年3月31日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原合同内容不变，续签合同期限从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2013年4月1日，双方再次在原合同基础上续签一年，期限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期满后，双方未再续签。2016年3月31日，武汉中医院下发《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称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经双方多次协商续签事宜未果，为规范用工形式，提高用工效率，现正式通知花茵不再续签劳动合同，自2016年4月1日起不再安排排班上岗。2016年4月11日，花茵签收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之后花茵再未上班。花茵在武汉中医院工作超过7年，不足7年半。
花茵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当月工资下月发放。双方对2016年1月1日之后的工资发放数额有异议，本院依花茵2015年度工资收入总额除以12个月即4,471.86元作为核算诉讼请求的依据，双方对此表示同意。花茵基本工资通过汉口银行卡发放，社保、公积金均从基本工资中代扣，2015年9月起，武汉市中心城区月最低工资从1,300元上调至1,550元。2016年2月份开始，花茵的基本工资从1,300元/月上调至1,550元/月，2016年4月份基本工资未发放。花茵据此认为武汉中医院应补足2015年9月份之后未及时上调基本工资的差额。花茵的绩效工资则通过交通银行发放。花茵的交通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5年9月份绩效未发放，2016年1月之后也未发放绩效工资。
花茵认为武汉中医院未实行同工同酬，对其进行差别对待，故要求武汉中医院支付同工同酬绩效工资差额，具体为2008年至2016年期间与其同岗位的罗耘、夏晨等人比，花茵作为班组长每月比她们少4,000元。花茵为证明花茵与罗耘、夏晨从事一样的工作，未得到同等的劳动报酬，提供了2014年8月至9月关于利咽糖浆的交接单以及2015年11月至12月关于消食利胆丸的交接单，其上载明了在两种药品的生产流程中，花茵与罗耘、夏晨分别存在交接行为。武汉中医院辩称因罗耘、夏晨与花茵身份不同、薪酬考核体系也不同，故花茵提出的同工同酬无法认定。
武汉中医院为花茵缴纳了2009年6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武汉中医院没有为花茵办理失业保险手续，没有举证证实花茵2015年度、2016年度已休年休假。庭审中，花茵向本院申请调取花茵的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备案、工资发放表、考勤表、武汉中医院员工罗耘、夏晨、吴琼、花茵在药学基地的生产记录单、劳动报酬分配方案、福利待遇规章制度、药学基地绩效工资发放表。武汉中医院称经查，该单位并无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的花茵的考勤记录、劳动合同备案、工资发放表；关于薪酬分配方案问题，已向法院进行了说明，无需举证；关于其他职工的生产记录单等与本案并无关联，且涉及隐私，无法提供。
2017年3月21日，花茵提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武汉中医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无效、为其补缴2016年4月后社保、协助办理失业保险手续、武汉中医院向其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以及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被克扣和被拖欠的劳动报酬、经济赔偿金、2016年4月后的停工待岗生活费。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17】第24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武汉中医院向花茵支付2015年12月工资差额250元、2016年2月工资差额3,365.38元、2016年3月工资差额3,365.38元、2016年4月工资差额1,233.97元；2016年2月至4月11日期间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671.29元、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报酬1,975.02元、2016年度未休年休假报酬495.58元、赔偿金73,464.70元、武汉中医院为花茵办理失业保险手续，驳回花茵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对仲裁结果中“武汉中医院为花茵办理失业保险手续”均表示认可。
本院认为，关于花茵的入职时间。花茵诉称其与武汉中医院于2008年10月签订劳动合同入职该医院，但其并未就此举证，而双方提供的证据均可看出双方最早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09年4月1日，对应的试用期为一个月即2009年4月份。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本院依法认定花茵入职武汉中医院时间为2009年4月1日。故对于花茵要求确认双方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双方在该劳动合同的基础上分别于2011年、2012年、2013年续签三次，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花茵主张双方所签劳动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且花茵也并未举证证明在第二次续签时，存在其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武汉中医院不同意的情形，故对于花茵主张武汉中医院因未在2011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向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武汉中医院在2015年12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未与花茵继续签订劳动合同，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向花茵支付2016年2月1日起至2016年4月1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10,583.40元（4,471.86元/月×2个月+4,471.86元/月÷30天×11天）。
关于花茵提出的同工同酬问题。一方面，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为编制内职工及编制外签署劳动合同的员工，前者主要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规定调整，岗位管理和工资依照与之配套的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执行，后者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另一方面，特定时间段的交接单不足以证明花茵与据以比较的职工在资历、能力、经验相同、付出了相同的劳动，取得了大体相同的工作业绩，亦无法证明其与上述职工每月绩效工资相差较大。据此，对花茵以同工同酬为由主张的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者的以下劳动收入不属于工资范围：（1）单位支付给劳动者个人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如丧葬抚恤救济费、生活困难补助费、计划生育补贴等；（2）劳动保护方面的费用，如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作服、解毒剂、清凉饮料费用等；（3）按规定未列入工资总额的各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收入，如根据国家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中华技能大奖等，以及稿费、讲课费、翻译费等。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均属于花茵的工资，花茵2015年9月仅发放了基本工资，10月至12月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之和均超过了1,550元，故武汉中医院需向花茵补足2015年9月的工资差额250元（1,550元-1,300元），花茵仅以基本工资一项与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相比，要求补足2015年10月之后的基本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花茵对2016年度工资发放有异议，武汉中医院以双方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后未续签故不应支付绩效工资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花茵继续上班直至2016年4月11日，花茵有权主张此期间与此前相同的工资待遇，武汉中医院应补足此期间的工资差额10,655.26元（4,471.86元/月×3个月+4,471.86元/月÷30天×11天-1,300元-1,550元-1,550元）。
对于花茵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花茵2016年4月11日离职，2017年3月21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在劳动仲裁过程中主张其从未休年休假，武汉中医院表示花茵2015年之前的年休假已休，不应支付年休假工资，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的劳动合同的员工的资料仅需保存二年，对超过保存年限的部分，武汉中医院无法举证（且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对此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不应支付2015年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对该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但武汉中医院并未举证证明花茵2015年、2016年休年休假的天数，亦未举证证明已向其支付相应的工资差额，故对于花茵有权主张的2015年度5天、2016年1天（按照2016年已上班时间101天进行折算，不足一天的部分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年休假工资差额，数额为2,467.23元[4,471.86元÷21.75天×6天×（300%-100%）]。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花茵继续上班至2016年4月11日，武汉中医院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但未给予合法、合理的理由，系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为此，花茵有权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金额为67,077.90元（4,471.86元/月×7.5个月×200%）。武汉中医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花茵也主张了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4月11日解除，现其要求武汉中医院向其支付此后的基本生活费，并补缴劳动关系解除以后的社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花茵要求武汉中医院向其支付因拖欠劳动报酬及未休年休假工资的100%赔偿金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武汉中医院已为花茵缴纳失业保险费，且双方对裁决结果“协助其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花茵于2016年4月11日之后再未上班，武汉中医院已为花茵缴纳了2016年4月、5月的社会保险费，根据劳动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法律原则，花茵要求武汉中医院支付2016年4月起至双方劳动争议案终结期间的停工待岗每月基本生活费以及向花茵社保账户补缴2016年4月至双方劳动争议案终结期间的社保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暨被告花茵支付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0,583.40元;
二、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暨被告花茵支付2015年9月份的工资差额250元；
三、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暨被告花茵支付2016年1月1日至4月1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0,655.26元；
三、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暨被告花茵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467.23元；
四、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暨被告花茵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67,077.90元；
五、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暨被告花茵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是否符合领取条件由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审核认定；
六、驳回原告暨被告花茵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被告暨原告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10元，由武汉市中医医院负担5元、免交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春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