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再37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毕东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军生，广东东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启勇，广东东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邹志群。身份证住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代理人：何璇玑，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徐毕东因与被申请人邹志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619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25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徐毕东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军生、廖启勇，邹志群的委托代理人何璇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一、邹志群提供的借款人署名为“徐毕东”的借条显示：“徐毕东”向邹志群借款人民币450万元，利息为月息1.2%，借款期限自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届时本息一并还清；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1日。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该借条借款人处“徐毕东”签名字迹不是徐毕东本人所写。
二、邹志群提供的有“邹志群”、“徐毕东”、“赵某柱”、“韩某”四人签名的合伙协议显示：四人约定在深圳市罗湖区以“DDK”品牌合作，使用“DDK”品牌经营；四方共投入资金人民币1500万元，其中“邹志群”出资人民币525万元，出资比例为35%，“徐毕东”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出资比例为30%，“赵某柱”出资人民币375万元，出资比例为25%，“韩某”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出资比例为10%；按股权比例分取红利和承担经营风险，合伙终止后，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资产；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1日。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该合伙协议乙方签名处“徐毕东”签名字迹不是徐毕东本人所写。
三、证人赵某柱出庭作证称：其与邹志群、徐毕东、韩某合作经营“DDK”品牌，一共投入资金1500万元，全部资金由邹志群垫付，已于2012年4月到位。赵某柱称其已于2013年5月份左右退出合作。赵某柱认可合伙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也认可邹志群代其投入的投资款为其向邹志群借款。赵某柱于2012年4月1日向邹志群出具一份借条，借条载明其向邹志群借款人民币375万元，除借款数额外，借条中所载明的其他内容与邹志群提供的有“徐毕东”签名的借条所载明的内容相同。
四、证人韩某出庭作证称：其与徐毕东、赵某柱向邹志群借款，并与邹志群合伙做珠宝生意，共投入人民币1500万元，全部出资到位，投资款均由邹志群投入。韩某称邹志群、徐毕东及其之间未就合作结算清楚。韩某认可合伙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也认可邹志群代其投入的投资款为其向邹志群借款。韩某于2012年4月1日向邹志群出具一份借条，借条载明其向邹志群借款人民币150万元，除借款数额外，借条中所载明的其他内容与邹志群提供的有“徐毕东”签名的借条所载明的内容相同。
五、证人谭某灵出庭作证称：其于2012年4月至2013年8月在“DDK”担任会计，“深圳市DDK有限公司”2012年度4月份的资金往来明细表系由其制作，表中内容属实。该表显示：4月1日，“收到邹总投资款”5000000元、410000元、1590000元；4月28日，“收到邹总投资款”8000000元。谭某灵确认“邹总”即系邹志群。
六、徐毕东于2014年4月1日出具一份借条，借条载明徐毕东借邹志群人民币3115658元，7月30日前还清。徐毕东委托陈梅兰向邹某娟共计转账支付人民币3115658元。邹志群确认已收到该款项。
七、2014年11月11日，邹志群的委托代理人与徐毕东进行了电话通话，邹志群的委托代理人对通话进行了录音。在录音中，徐毕东认可其与邹志群、赵某柱、韩某合作经营“DDK”品牌，总投资人民币1500万元，均由邹志群投入，其投资比例为30%。徐毕东称其与邹志群已就合作问题结算完毕，上述人民币3115658元即为最终结算款，其已向邹志群支付完毕。
八、徐毕东为本案支付鉴定费人民币32080元，邹志群支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人民币2500元。
邹志群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徐毕东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毕东负担。
一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法律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邹志群与徐毕东双方是否存在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二、徐毕东是否需对邹志群承担还款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认为，虽然相关借条及合伙协议上“徐毕东”的签名经鉴定不是徐毕东所写，但根据赵某柱、韩某、谭某灵的证人证言以及徐毕东认可的事实，邹志群、徐毕东、赵某柱与韩某四人合作经营“DDK”品牌，投资款人民币1500万元均由邹志群先行垫付的事实足以认定。徐毕东投资比例为30%，其应投入人民币450万元，该款项由邹志群代其垫付。对于该代垫款项的性质，在徐毕东未能举反证的情况下，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分析，一审认为系借款的盖然性程度较高。据此，一审认定原、徐毕东之间存在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徐毕东向邹志群借款人民币450万元，徐毕东应予归还。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徐毕东主张其与邹志群已就合作问题结算完毕，其已向邹志群支付结算款人民币3115658元，其不应再向邹志群支付任何款项。为证明其该项主张，徐毕东提供了其出具的一份借条作为证据，根据借条所载明的内容，该借条仅显示徐毕东借邹志群款项，未显示邹志群与徐毕东双方已经结算以及上述人民币3115658元即为最终的结算款，而邹志群否认双方已结算清楚，证人韩某作为合作事宜当事人对此亦予以否认，徐毕东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邹志群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为徐毕东向其支付其他欠款，故一审认定上述人民币3115658元为徐毕东向邹志群偿还涉案借款，扣除该款项后，徐毕东仍需向邹志群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384342元。关于合作结算问题，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徐毕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邹志群借款本金人民币1384342元。二、驳回邹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徐毕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800元，由邹志群负担人民币29633元，由徐毕东负担人民币13167元。鉴定费人民币32080元，证人出庭作证费用人民币2500元，均由邹志群负担。
一审宣判后，徐毕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为驳回邹志群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邹志群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邹志群称合伙协议并非当面签署，而是先由韩某、赵某柱签名、再由徐毕东和邹志群依次签名。证人韩某、赵某柱在一审期间出庭证实合伙协议不是四个人当面签署，而是韩某打印好后先由韩某、赵某柱签名，之后拿给徐毕东签名，最后交给邹志群，关于合伙款项的支付，该两个证人均表示全部由邹志群垫付，其他合伙人分别向邹志群出具借条。
徐毕东确认和邹志群之间确有合伙关系，但主张双方签订的是另外的合伙协议，但表示其没有另一版本的合伙协议。此外，徐毕东主张2014年4月14日的借条就是对合伙进行的结算，并表示另外两个合伙人也均向邹志群出具了借条。
二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徐毕东和邹志群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邹志群主张徐毕东向其借款450万元用于支付合伙出资款项，并提交借条、合伙协议以及证人证言为证，徐毕东主张双方确有合伙关系但签订的是另一版本的合伙协议且已经结算完毕，对此，二审认为，首先，徐毕东确认和邹志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签有另一版本的合伙协议，但其未能提交另一版本的合伙协议且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其次，邹志群提交的合伙协议中的另两位合伙人赵某柱、韩某一审期间均出庭证实与徐毕东和邹志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各方出资金额与合伙协议载明的金额相符，且均确认邹志群代其他三位合伙人垫付合伙款项并分别向邹志群出具借条；再次，邹志群主张前述合伙协议并非当面签署，而是先由韩某、赵某柱签名、再由徐毕东和邹志群依次签名，证人韩某、赵某柱亦证实合伙协议的真实性，确认该协议非四人当面签署，而是分别签署；最后，证人韩某、赵某柱均确认邹志群代其垫付了出资款并分别向邹志群出具借条，证人谭某灵亦证实合伙企业收到邹志群支付的1500万元投资款。综合以上分析，邹志群提交的借条和合伙协议中的“徐毕东”虽然不是徐毕东本人所签，但邹志群向徐毕东提供借款450万元用于支付合伙出资款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二审予以确认。徐毕东主张与邹志群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理由不成立，二审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是否归还的问题，徐毕东主张已经以借条的形式与邹志群进行结算并已履行完毕，对此，二审认为，徐毕东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日的借条无法体现该借条中载明的款项即为合伙结算款，而且，合伙人之间以借条的形式对合伙事宜进行结算并不符合常理，另外，证人韩某亦证实各方并未进行结算，故徐毕东关于和邹志群之间已经结算完毕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二审不予支持。邹志群自认收到徐毕东支付的3115658元，一审据此认定徐毕东尚欠邹志群1384342元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59元，由徐毕东负担。
徐毕东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其再审请求为：1、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邹志群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邹志群负担。事实及理由如下：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银行资金往来的交付证据，但各方均确认合伙资金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缴交的情况下，仅凭三份互有矛盾且与邹志群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以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认定涉及450万元的巨额资金的借贷关系成立，是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在因合伙关系而衍生出借贷行为时，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而不是以合伙为案由来审定本案，是认定基础法律关系错误；对邹志群伪造借条和《合伙协议》的行为不予民事制裁，是对严重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纵容。原审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
一、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一）本案能够确认的主要事实有：1、邹志群主张的《合伙协议》中的徐毕东的签名为伪造。2、邹志群主张的2012年4月1日的金额为450万元的借条中徐毕东的签名为伪造。3、本案中没有任何银行资金往来的交付证据。4、徐毕东与邹志群及案外人赵某柱、韩某合伙经营DDK的事实存在。5、合伙资金均系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交付。（二）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自然人之间借贷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合同的实践性。本案涉总金额高达1500万元，诉请金额为450万元；双方均已经确认钱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或汇款的方式缴交，没有现金交付。因此，本案就款项是否出借或投入，邹志群应当直接承担“已经实际出借资金”的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本无需法官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认定证据。因为，所谓盖然性即是可能性。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本案中，无论是依职权或依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只要原审法院或邹志群向银行调取DDK账户往来明细，就可查清资金流向和实际投入金额等，不可能出现无法查清事实的状态。因此：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不成立。本案中，借条是伪造的，《合伙协议》是伪造的，没有任何银行资金往来的交付证据，也就是说徐毕东没有收到邹志群的任何款项。因此，从实践合同的性质上讲，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未成立。2、在合伙关系中，邹志群投资的资金无法确认。(1)没有任何银行资金往来的交付证据。(2)证词之间多出存在明显矛盾：就实际投入的资金，邹志群开始主张其投入的全部是现金，最后被迫确认其投入的资金是700多万元现金加700多万元的货物，这与其提供的证人赵某柱、韩某的证词矛盾，也与其财务人员的证词及该财务人员单方制作的《资金往来明细表》（没有任何账册单据的附件）中记载的4月份投入现金1500万元相矛盾。署名为“徐毕东”的伪造的借条上和两名证人的借条共三份的金额也无法与邹志群诉称的投资金额一一对应。(3)如果法院认定邹志群的证据《资金往来明细表》具有证明力，那么，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在DDK刚刚开始运营的第一天，即2012年4月1日，其部分账目是：A、凭证号2显示：收到邹总投资款500万元，就当即归还给郑奇林500万元。试想，开业第一天就要偿付欠款500万元，不仅根本不符合生活常理，也证明该500万元根本不是DDK投资款。B、凭证号23显示：收到邹总投资款41万元，就当即付徐总（即徐毕东）248231元。这不但证明该248231不是投资款，而且反证了徐毕东有投资248231元在先的事实。C、凭证号24显示：收到邹总投资款159万元，就当即付徐总（即徐毕东）159万元。这不但证明该159万元不是投资款，而且反证了徐毕东有投资159万元在先的事实。综上，应当认定邹志群在2012年4月1日，根本就没有向DDK实际投资700万元，充其量也就是投入了41万-248231=161769元。按照原审法院的高度盖然性的推断方式，反而是徐毕东在先投资不少于183万元。邹志群提交的假借条、两个证人的借条均显示：“利息为月息1.2%，借款期限自2012年4月1日起计算”、“借款日期均为2012年4月1日”。在整个DDK共计只得到16万多元实际资金的情况下就同意借到几百万并对几百万的资金支付高额利息，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因此，邹志群对DDK根本没有实际投入1500万元。因此，案涉民间借贷关系都不能成立。
二、针对合伙，徐毕东已经结算完毕。徐毕东在退伙时，按借条向邹志群支付的款项精确到元，即3115658元，应当认定为：徐毕东以借条的形式与邹志群进行了结算。邹志群也确认：有该3115658元的借条且依据该借条收回了3115658元，但认为该3115658元款不是结算款，而是其他往来款项，邹志群的该项主张应当认定为对徐毕东有关“3115658元是结算款”的主张的一种抗辩。依据举证规则，当事人就其抗辩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错误将应当由邹志群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徐毕东，否认了3115658元款项与案涉合伙关系的关联性，但却确认了3115658元款项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关联性。但本案中，邹志群并未就该3115658元是何往来款项进行举证，因此，邹志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认定徐毕东关于该款系结算款且付清结算款的主张成立。因此，应当认定徐毕东在DDK退伙时已经进行结算并履行完毕。
三、认定基础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有徐毕东与邹志群及案外人赵某柱、韩某合伙经营DDK品牌，由邹志群先行投资（具体垫付金额不明）的事实。邹志群据此依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债权。徐毕东以民间借贷实质不成立、双方实为合伙关系且退伙时有结算、该结算也已经履行完毕为由抗辩。由此应当认定，本案涉及民间借贷和合伙两个法律关系，且民间借贷关系系因合伙关系衍生，但合伙关系才是真实的或者说基础的法律关系。同时，“借贷资金”是民间借贷行为的实质内涵，以借贷形式确认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债权债务是不具有“借贷资金”实质内涵的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因此产生争议的，应当按基础的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进行审理。原审法院以民间借贷关系为案由审理本案，又以案涉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关系中的某几个“被人为截取”的单向民事法律行为来反证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是对前述裁判指引的曲解，是认定基础法律关系错误，其作出的判决应当被撤销。
四、对邹志群伪造重要证据的行为应当予以制裁。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邹志群提交的本案核心证据《合伙协议》和借条上徐毕东的签名均系伪造。徐毕东认为：该伪造行为属于伪造重要证据，且其涉及的金额高达450万元之巨，如果没有发达的司法鉴定技术，徐毕东将面临无妄之灾。邹志群不但伪造重要证据，还不断搅诉，已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其行为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当对邹志群伪造重要证据的非法行为依法予以制裁。
邹志群答辩称：一、下列事实及相关证据足以说明邹志群与徐毕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数额为人民币450万元：（一）徐毕东代理人在庭审时及徐毕东在《再审申请书》中承认的事实，证人赵某柱、韩某、谭某灵的证言，通话录音等证据证实邹志群与徐毕东、赵某柱、韩某四人合伙经营珠宝生意。（二）证人赵某柱、韩某、谭某灵的证言，通话录音及《合伙协议》等证实徐毕东的股权比例为30%。（三）徐毕东代理人在庭审时承认的事实，证人赵某柱、韩某、谭某灵的证言，徐毕东向邹志群出具的借条，赵某柱、韩某向邹志群出具的借条，《资金往来明细表》，通话录音（徐毕东自认）及徐毕东在《再审申请书》中承认“本案有…由邹志群先行投资的事实”，证实全部投资均由邹志群垫付。（四）徐毕东代理人在庭审时承认的事实，证人赵某柱、韩某、谭某灵的证言，《资金往来明细表》，《收款收据》，通话录音等证据，及庭审中，证人谭某灵就《资金往来明细表》进行说明时说：“老板说资金到位了我就记一笔”、“‘老板’是徐毕东”。上述证据证实邹志群实际投入资金人民币1500万元。（五）通话录音，徐毕东向邹志群出具的借条，及证人赵某柱证实的徐毕东、赵某柱、韩某三人均向邹志群借款用于投资等证据证实徐毕东向邹志群借款人民币450万元用于投资。
二、邹志群与徐毕东等四人合伙经营“DDK”品牌珠宝时，徐毕东任总经理，全面负责采购、销售等各项事务，邹志群基本从不过问。财务人员对徐毕东负责，向徐毕东报告工作，事实上，徐毕东对投资款的来源、去向和具体数目非常清楚。
三、如果徐毕东不投入任何资金，邹志群为什么要与其合伙？徐毕东又凭什么拥有30%的股份？徐毕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用自有资金履行了出资义务，由此只能说明其投入的资金是向邹志群借的。另一方面，徐毕东后来支付3115658元给邹志群也反证了其向邹志群借款的事实。邹志群借给徐毕东用于投资的款项直接投入了“DDK”，只是没有经过徐毕东的手，省略了这一中间环节而已，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实践性。
四、赵某柱、韩某、谭某灵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与客观事实一致，并无矛盾之处。
五、证人韩某在出庭作证时证实，合伙已经终止，但因为存在争议，尚未完成清算。
六、邹志群未收到过徐毕东所称的2014年4月1日出具的借条，徐毕东持有该借条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该借条是真实的，也只能代表徐毕东单方认为结算数额是3115658元，不能证明邹志群认可该数据为最终结算款。
七、邹志群与徐毕东之间存在两个法律关系：民间借贷关系、合伙关系，两个关系是完全并列的，并非如徐毕东所说“合伙关系才是真实的或者说基础的法律关系”。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只需查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具体的借款数额即可。至于合伙是否进行了清算，清算过程中涉及何种争议，双方应另循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八、关于《合伙协议》及借条上“徐毕东”签名的真实性问题。（一）邹志群认为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粤南[2014]文鉴字第86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是错误的（邹志群曾向原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获准许），具体理由如下：1、鉴定意见认为两份检材上“徐毕东”签名“笔画有修描”，但没有具体说明何处有修描，很不严谨。另一方面，按日常生活经验，大家在比较重要的文书上签名时往往非常慎重，可能会对写得不大好的笔画修描一下，不能据此认定为“书写不正常”。2、徐毕东在签署一张金额高达450万元的借条时的心境和慎重程度与签署报销单时肯定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势必体现在签名字迹上，两者的笔画运笔流利程度及笔力分布有所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另外，按日常生活经验，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多次写同一个字，起收笔动作也并非完全一样。鉴定意见认可检材与样本上“徐毕东”签名字迹的“写法，字形，组合关系，笔画搭配比例、运笔的大体形态特征基本相符”，却又仅仅因为两者在“笔画运笔流利程度、起收笔动作、笔力分布等细节特征不相符”而认定两者系不同人书写，结论难以令人信服。鉴定人徐国强在出庭作证时，多次拒绝直接回应邹志群的代理人就相关问题提出的质疑，由此也可以说明上述质疑是有道理的。（二）不像CT扫描、血常规分析等医学检查有着非常强的客观性，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仅由鉴定人通过放大镜、显微镜观察，根据主观判断而形成，不排除鉴定人主观判断出错的可能。（三）证人赵某柱、韩某在出庭作证时均证实：《合伙协议》并非当面签署；四人签名的顺序为：韩某、赵某柱（前两者的顺序也可能反过来，已记不清）、徐毕东、邹志群；徐毕东在《合伙协议》及借条上签名后，由徐毕东本人拿给邹志群。徐毕东并没有当着邹志群的面签署《合伙协议》及借条，完全有可能是徐毕东自己在签名这个环节做了手脚。（四）从常理分析，邹志群绝对不敢伪造《合伙协议》及借条，因为对于徐毕东来说，上述材料所涉及的款项数额特别巨大，如果徐毕东确实没有在上述材料上签名，徐毕东一定会否认签名的真实性并申请司法鉴定。邹志群作为一名在深圳乃至全国的珠宝行业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怎么可能明知肯定会发生的不利后果还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
九、抛开《合伙协议》及借条，本案的其他证据也足以证明徐毕东向邹志群借款人民币450万元的事实。
本院经再审查明，对原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另查明：一、邹志群提供的《合伙协议》中第二条出资条款中，在约定了四方的出资额及比例后，还约定四方均以货币出资，各合伙人应于2012年4月1日前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额。
二、证人赵某柱出庭作证称，在DDK合作期间，邹志群出资1500万元，其中700多万元是货品，将近800万元是现金。邹志群的出资肯定是以汇款的形式打到卡上。
三、证人韩某出庭作证称，其与邹志群、徐毕东、赵某柱四人的合伙是个人合伙，并没有用公司的名义，DDK是品牌，不是实体公司。在作DDK时，由邹志群投资1500万元，其中包括700万元左右的货品，700万元左右的现金。2014年9月份，邹志群给了其一个欠条（还是借条，记不清楚了），让其把这个钱收回来，其就把这个欠条拍下来发给了徐毕东，并向徐毕东发送微信，给了邹某娟、邹某山的账户，这是公司的收款账户，其催徐毕东向上述账户转钱以归还欠邹志群的钱。徐毕东共计转了310多万元。韩某当庭确认这310多万元就是本案中徐毕东提交的证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记载的转账款项；确认徐毕东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日，金额为3115658元的借条就是上述所称邹志群给韩某让其把钱收回来的借条。
四、证人谭某灵出庭作证称，“深圳市DDK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明细表》是由其制作的，这个表中收到的邹志群的投资款不是现金，其没有看到现金，是否是通过银行转账，其不清楚，因为这些都是老板徐毕东说收到款，要其做账。对于法庭提问“做这个表有无依据银行进账单？”谭某灵未予直接回答，仅称老板徐毕东说已经到了，让其写上，然后给徐毕东签字。
五、邹志群提供的《收款收据》中记载为“投资款”、“专用款”，金额为500万元，无落款时间，经收人盖章处签的“徐毕东”名字有修描的痕迹。徐毕东一审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徐毕东”的签名有描模，该收据也无法反映投资款由谁交付，收到的投资款也仅仅是500万元，收据没有具体的收款日期，也没有对应的银行进账单据，因此不能确认该笔投资款是用于合作的DDK公司。
六、徐毕东的一审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曾认可DDK出资1500万元都是邹志群一人出资，主张在徐毕东退出时都已经结算清楚了，徐毕东于2014年4月份与邹志群、赵某柱、韩某进行结算，并确认结算金额，徐毕东以借条形式向邹志群确认承担终止合作损失款3115658元，后韩某给徐毕东发微信，通知徐毕东将终止合作结算款付至邹志群指定的邹某娟、邹某山的账户中，徐毕东与2014年8月26日之前分批转账支付了上述3115658元，至此徐毕东与邹志群、赵某柱、韩某之间的合作事宜已经彻底结清，其与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再审庭审中，徐毕东本人称：四人合伙是以DDK品牌合伙，DDK商标有注册；所谓1500万元不是实际的投资，而是“动态”的流动资金；对于“动态”的含义，徐毕东的解释是：比如今天你有钱，我向你借款三天，我可以几天后就马上还，我也可以从其他地方挪钱还给你，但利息按照每月1.2%计算，这就是一个“临时借款”，无论是谁借款出来，都在合伙利润中拿走了利息；对于合伙经营的方式，徐毕东称，合伙一开始以各自的股权来做，最后以结算为基础；徐毕东是总经理，韩某是董事，徐毕东负责业务和采购，韩某负责行政和财务，赵某柱负责工厂和货品开发，邹志群负责总协调，担任董事长；合伙的钱由邹志群出，但出的钱是动态的，有借也有还，也就是收到货款之后就马上还给邹志群；还有一部分钱是从银行借贷，金额是1800万元。
七、邹志群的委托代理人在再审庭审中确认，四方合伙以DDK品牌经营，邹志群提交的《资金往来明细表》中的“深圳市DDK有限公司”实际根本不存在；各方合伙没有合伙账户，邹志群借款给他人的钱是直接从邹志群的账号中转出去，具体是哪个账号不清楚；1500万元的出资中700多万元是现金，700多万元实物，其中700多万元的现金部分是通过转账，但因为时间太久，且交易频繁，所以无法提供交易记录；合伙中为了避免资金闲置造成利息损失，所以会把一部分资金出借给他人，这笔钱可能直接转给借款人，但具体是从邹志群的哪个账号中转款出去不清楚。
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邹志群主张与徐毕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即徐毕东向其借款450万元的事实是否成立。邹志群主张徐毕东向其借款450万元用于合伙投资，其应对双方达成借贷的合意及其已交付借贷款项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邹志群的上述主张及提供的证据，本院再审分析认定如下：
一、邹志群主张其与徐毕东、赵某柱、韩某四人合伙经营珠宝生意，徐毕东的股权比例为30%，全部投资均由邹志群垫付，邹志群实际投入资金1500万元，其中包含徐毕东向邹志群借款人民币450万元用于投资。其一审中提供了有“邹志群”、“徐毕东”、“赵某柱”、“韩某”四人签名的《合伙协议》及借款人署名为“徐毕东”的借条，经鉴定，上述《合伙协议》及借条上“徐毕东”的签名均非徐毕东本人所签。
二、关于1500万元合伙出资的方式，邹志群一审起诉中主张徐毕东、赵某柱、韩某三人向其借款作珠宝生意，其共投入资金1500万元，邹志群未明确该1500万元出资是否包括货币出资和实物出资；邹志群提交的《合伙协议》中约定四方均以货币出资，完全未提及以实物出资的方式；邹志群提交的三份借条中载明“徐毕东”、赵某柱、韩某向其借款共计975万元，故上述借条反映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出资；邹志群提交的《资金往来明细表》中记载“收到邹总投资款”四笔分别为500万、41万、159万和800万，共计1500万元，但该明细表并未注明上述投资款是货币还是实物，也无相关转账凭证；证人赵某柱一审出庭作证称1500万元的出资中700多万元是货品，近800万元是现金，证人韩某一审出庭作证称1500万元投资款中包括700多万元的货品和700多万元的现金。综合分析邹志群的主张及其提交的证据，邹志群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徐毕东、赵某柱、韩某以向其借款的形式合伙经营，其共投入资金1500万元，但对于该1500万元的出资方式，其提交的各项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如《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以货币出资，而赵某柱及韩某的证言称包括货币出资和实物出资，《资金往来明细表》中对全部出资款项均作同一记载，未区分货币与实物，邹志群对此主张“这就是记账不规范的地方，没有说得特别明确”，但即便将其中记载的四笔款项中的500万、41万、159万相加，也只能得出合计700万元，最后一笔为800万元的计算结果，该两个数额与两名证人所称的700多元的货品与700多万元的现金的出资数额亦并不完全相符。
三、关于1500万元出资是否已经到位的问题，邹志群对此提交的证据主要是证人赵某柱、韩某及谭某灵的证言，《资金往来明细表》，《收款收据》及徐毕东在通话录音中的自认，并主张徐毕东的代理人在庭审时对此予以承认。分析上述证据，存在两处矛盾，第一，证人赵某柱称邹志群的货币出资是以汇款的形式打到卡上；证人谭某灵表示收到邹总的投资款不是现金，其没有看到现金，是否通过银行转账，其也不清楚。本案中因四方合伙经营DDK品牌系个人合伙，并未成立合伙企业，也无专门的合伙账户，邹志群主张其出资的货币是通过转账交付，但既未提出明确的收款账户，也未提交任何转账的银行记录。而《收款收据》上仅记录了一笔“投资款”500万元，没有落款时间，且“徐毕东”的签名有修描的痕迹，徐毕东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因该证据存在书写方面的瑕疵，且并无相关的银行转账记录相佐证，徐毕东对该证据又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人赵某柱所称货币出资系以汇款形式投入，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证人谭某灵称《资金往来明细表》是由其制作的，这些款项都是老板徐毕东说收到款，要其做账，让其写上，然后给徐毕东签字。但该《资金往来明细表》上并无徐毕东的签名，证人谭某灵的证言与《资金往来明细表》相矛盾，削弱了上述证据的证明力。
四、关于徐毕东是否承认1500万元出资已经到位及其是否向邹志群借款的问题。徐毕东的委托代理人在一、二审庭审中曾确认“DDK出资1500万元都是邹志群一人出资”，邹志群提交的通话录音中，徐毕东曾确认总投资是1500万元，都是邹志群出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因邹志群起诉的是民间借贷纠纷，即便徐毕东确认合伙投资1500万元都是邹志群一人出资，但该出资是否系以徐毕东向邹志群借款的方式投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邹志群仍需举证证明；其次，在电话录音中，邹志群的代理人多次询问徐毕东总出资是否为1500万元、邹志群是否帮徐毕东出了450万元的问题，徐毕东既有以“嗯”、“对”的方式回答，也有予以否认的回答，结合该对话上下文及语言环境、背景，根据该电话录音的内容，不能认定徐毕东明确认可了其向邹志群借款用于合伙出资的事实。最后，徐毕东在再审庭审中对邹志群出资1500万元解释为系“动态”的流动资金，合伙的钱由邹志群出，但出的钱是动态的，有借也有还，也就是收到货款之后马上就还钱给邹志群，该解释与邹志群自认的本案中并无固定的合伙专用账户较为吻合，邹志群的代理人在再审庭审中确认“合伙中为了避免资金闲置在利息上的损失，所以会把一部分资金出借给他人，这笔钱可能直接转给借款人”，这一说法也部分印证了徐毕东关于“动态”的流动资金的解释，故徐毕东对邹志群出资1500万元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邹志群以徐毕东的代理人在一、二审庭审中的确认及电话录音来证明其有关借款给徐毕东用于合伙出资的主张，依据不足。
综合上述分析，邹志群主张徐毕东向其借款450万元用于合伙出资，证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采纳。原审认定邹志群向徐毕东提供借款450万元用于支付合伙出资，并判令徐毕东归还尚欠款项，实体处理不当，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619号民事判决及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90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邹志群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800元，鉴定费人民币32080元，证人出庭作证费用人民币2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259元，均由邹志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绿叶
代理审判员 李 力
代理审判员 乐 丹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姜瑞舟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