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42号
原告：秦世龙，男，汉族，成年，住辽宁省盖州市。
委托代理人：王健，山东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昌山，男，汉族，成年，住辽宁省东港市。
委托代理人：孙竟塰，山东海行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秦世龙诉被告杨昌山船舶碰撞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健，被告委托代理人孙竟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4月22日上午，原告所有的木质“辽营渔55155”渔船在威海附近水域锚泊作业过程中，突然发现被告所有的钢质“辽丹渔运25151”渔船未遵守避碰规则，高速径从原告船左侧值直朝原告船身中部驶来，原告紧急倒车避让，撤退大半船身，但最终未能完全躲过。被告渔船船首右舷撞上了原告船首的大鼻子部位上半段，导致原告船首大鼻子折裂、大鼻子上半段与船尖舱相接的部位扯裂，严重影响船舶的适航性。碰撞后被告船舶高速逃逸，原告在岸上人员的协助下找到被告渔船。随后，双方进行初步协商，原告渔船被送往当地船厂进行修理，由此产生12万余元的修船费，但被告仅支付2万元。因此，原告不得不于2013年5月3日向孙家疃边防派出所报案，并申请海事法院扣船。为避免原告损失扩大，原告与船厂协商支付了9.4万元后于5月7日将船开走。修船期间，原告遭受16天的经营损失，约16万元。原告认为被告违反避碰规则，导致碰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全部责任。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修船费9.4万元及自2013年5月6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利息；赔偿原告营运损失16万元以及自2013年5月8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诉前保全费用及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综合答辩称：一、原告秦世龙对船舶碰撞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当时通过雷达和肉眼观察，原告秦世龙的渔船处于静止状态，被告值班船员调整航向，以保证被告渔船通过时，两船距离应在三海里左右。但到了一海里的时候，却发现因为被告渔船突然运动，且在原告没有采取任何避碰措施的情况下，被告不得不采取左满舵，及为使船舶迅速停下，在油门未松的情况下，将左右两个挂摆器从前进车位置直推到倒车位置，但仍未能完全避免两船发生轻微剎碰。故，在发生渔船碰撞时，原告渔船非锚泊作业船，未采取任何措施避免船舶碰撞，原告秦世龙应承担主要责任。二、原告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故意隐瞒其船员疏于瞭望、操作不当的过错。按照原告所述在一海里距离时双方形成紧迫局面，被告的渔船即使是开足马力全速行驶仅为九节，原告渔船即使是原地不动，被告渔船撞上其也至少需要8-10分钟。再进一步讲，如按原告声称的“全速倒车，避让时间持续了4-5分钟”，原告所有的“辽营渔55155”渔船全速达10节以上，4-5分钟可以后退1000余米，而其渔船主尺度船长才21米，根本不会导致碰撞事故发生。原告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故意说谎。故，原告船员当时要么是晚上疲劳作业严重疏于瞭望，要么是严重违反避碰规则操作不当。更何况值班驾驶员就是原告秦世龙。三、根据农业部颁布的《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九条“发生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后，当事人或其他知晓事故发生的人员应当立即向就近渔港或船籍港的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报告”的规定，因原告秦世龙未向环翠区渔港监督机关及时报告，导致渔船碰撞安全事故责任无法查清，依法应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四、原告秦世龙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因涉案渔船碰撞造成的渔船损失及营运损失，比如修船费是否经过主管渔港监督机构的核准，营运损失的具体由来，应承担举证不能或不充分的责任，依法也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主张，原告秦世龙向本院举证如下：
证据一、海事事故调查表，用以证明被告的在航船舶碰撞了原告的从事作业的捕鱼船舶，应对碰撞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原告修船损失及营运损失。被告认为其关于本次事故发生经过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1、本次事故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4月22日凌晨3点55分左右，而并非原告所称的2013年4月22日的5点10分左右。2、在事故发生以前，原告船舶并非正在从事捕鱼的作业船舶，而是在航船舶。3、原告关于事情经过的描述与其在诉状中的描述自相矛盾，通过其描述可以得出是在航船舶的原告渔船船员严重疏于瞭望，为该事故的发生创造了前提性的条件。4、在事故发生前，直至事故发生过程中，原告没有采取任何的合理避碰措施，相反，被告船舶采取了积极的避碰措施，但因原告传递的消极行为致使碰撞事故无法避免。5、本次事故发生后，被告船舶值班人员透过驾驶台的窗口，观察了原告船舶并喊话，问是否有事，原告船舶甲板上的一位船员，声称没有问题；并且发现两船只是轻微擦碰，原告船舶损伤非常轻微，然后就开往威海靖子港，不存在所谓逃逸行为。通过以上分析，对涉案事故的发生，被告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证据二、“辽营渔55155”渔船渔业船舶证书，用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三、威海誉源船厂的修船预决算书和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原告船舶因本次事故发生了9万元的修船费用，被告没有承担，尚未支付给原告。被告对渔船修造的预算书的真实性、客观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1、在涉案事故中，原告渔船被撞坏的只是船首的大鼻子，该证据与船舶损坏部位实际需要的修理成本相去甚远，证据根本不具有客观性。2、该证据的出具时间是原告渔船进修理厂的当天4月23日，只是船厂的预算书，具体的费用应当在船舶修理结束后，根据实际的用时以及用工以及用料情况来制作决算书来确定，因此该证据并非原告向船厂支付修理费的最终依据。3、该证据记载的船名是“辽营渔”，而非原告渔船“辽营渔55155”，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也有异议：1、该证据记载的船名是“辽营渔”，而非“辽营渔55155”，无法确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根据毫无客观性的预算书，向修理厂支付修理费的行为对被告也没有约束力。2、假设该证据是真实的，显示原告也仅仅支付了9万元，而非原告称的94000元。
证据四、木工蔡某丙的花费说明，用以证明原告为修理受损船舶的部件大鼻子而花费了24080元。被告对该证据表面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的内容及证明的目的有异议：1、对原告从辽宁老家找人修船，以及加工运送修船所需要的木材等事实无异议，但对该证据中具体的明细数额有异议，比如，木材11800元没有证据，木材的加工费与木工费是否与修船厂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该证据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2、该证据与渔船修造预决算书存在重叠问题，为修复大鼻子花了双份的木材加工费、木材费等等。3、从证据角度讲，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作为证人的秦香远应当依法出庭接受质询，否则该证据不应当被认可。
证据五、同类渔船辽盖渔5148在原告渔船事故期间的销货单，用以证明原告船舶在此期间所遭受的营运损失。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1、该证据显示的是要货单位5148，而并非送货单位是5148，没有显示用来对比的渔船是谁。也无法证明用来对比的渔船的实际存在，与原告渔船是否属于同类型的渔船，因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证据系单方面制作的，其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3、假设该材料是真实的，但该证据记载了平均的毛收入，而并非是扣除了燃油、船员工资、伙食等费用后的净收益，不符合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院关于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渔船的鱼讯损失以该渔船前三年的同期的平均净收益计算或者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均净收益计算。4、有关计算营运损失的16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原告渔船是流网作业渔船，流网渔船海上作业分大潮和小潮，大潮的流急产量高，小潮流缓，产量低，原告主张营运损失16天是从4月22日到5月7日，但其在计算营运损失时，却是从4月26日到5月7日，仅12天时间，原告之所以不计算4月22日到25日这四天，因为这四天是小潮，产量很低，而大潮期间12天的营业额得出的平均营业额，比包括小潮在内的16天得出的平均营业额要高出很多，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原告的主张也不合理。6、该证据从证据角度讲也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杨某乙当出庭接受质询，否则该证据不应当被认可。对于原告提供的出庭证言，被告质证认为该证人明确指证所谓辽盖渔5148的实际船东就是原告秦世龙，故，该销货单从法律上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六、原告的保全费、担保费、诉讼费的收据。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担保费不是诉讼的必要支出。
证据七、2013年5月3日威海孙家疃边防派出所对被告渔船船长李某甲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被告渔船船长处于睡觉状态违法驾驶，未采取避让措施，应对碰撞事故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对该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1、该询问笔录的制作单位是威海孙家疃边防派出所，根据农业部颁布的《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的报告，公安无权对该案进行调查，其调查的结果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2、在询问笔录的第二页，被询问人李春阳，在叙述事情经过时，明确阐明“后来，我们因为修船费用问题产生了纠纷，所以一直到现在没有解决这件事”。既然双方之间只是因为修船费用问题产生了纠纷，原告不向法律规定的渔港监督部门报案，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3、该证据的收集程序和提取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是通过公安将被告船长李春阳放在派出所询问室，这种人身有形和无形遭受限制的环境中，进行询问的方式取得的该证据，该证据的提取的环境和方式完全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调取所应当具备的非强制性的特点，该证据不具备合法性。4、假设被告船长李春阳在该证据中的叙述是真实的，李春阳的叙述与以下事实也并不矛盾：（1）在两船相距3海里左右时，原告船舶处于静止状态，但在碰撞发生时，是在航状态，所证明的“操纵性能没有收到任何限制，否则其不可能在锚泊状态下立即紧急倒车避让”的事实是吻合的。锚泊船不可能完成原告声称的避让行动。（2）原告严重疏于瞭望，只是在碰撞发生前极短的时间内发现了被告船舶，并没有采取任何的避碰行动。因此，即使按该证据，原告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证据八、涉案两艘船舶的碰撞痕迹照片，用以证明所属船舶以直线运动状态擦碰了相对静止状态的原告所属船舶，应对碰撞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声称的被告船舶以直线运动状态擦碰了相对静止状态的原告所属的船舶，仅可以证明两船发生了擦碰。
本院对原告证据二、四、六、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判。对证据一、三、五、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判。
为支持其抗辩，被告向本院举证如下：
证据一、渔船所有权证书和船舶国籍证书，用以证明杨昌山是“辽丹渔运25151”渔船的合法船东，有权对因与原告渔船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向秦世龙主张权利。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二、渔业船舶安全证书、渔船检验记录、渔船载重线证书、渔船吨位证书、出海船舶户口簿，用以证明被告船舶事故发生前是适航的，李某甲担任船长职务。原告仅对证据渔业船舶安全证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文件记载的辽丹渔运25151，原件记载的是辽丹渔运55646，被告必须证明辽丹渔运25151与辽丹渔运55646是同一条渔船，否则两者必有一假。对出海渔船户口本等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三、捕捞辅助船许可证，用以证明事故发生时被告渔船是合法运营。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现有捕鱼辅助船许可证原件记载的辽丹渔运55646，不是辽丹渔运25151，如两号不是同一条船，则该许可证不能证明被告船舶有捕捞许可证。
证据四、出海船员证、船舶职务船员证书，用以证明事故发生时，被告船舶配备了适格的船员，李某甲持有船长职务证书。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船长李某甲等人的证件在碰撞航次中并不在船上，因此该两人证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被告船舶合法运营，不适航。因此被告船舶属于证件严重不齐备，严重不适航。
证据五、被告律师调查船长李某甲的笔录，用以证明：涉案船舶碰撞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原告船舶违反避碰规则，明知或应知存在碰撞危险。从静止状态突然运动；明知或应知已形成船舶碰撞的紧迫局面，却没有采取任何避碰措施。及因为船舶碰撞，被告船舶的右尾轴损坏。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李春阳在边防派出所作的陈述不符，不应予以采信。
证据六、公证书，用以证明被告船舶的碰撞部位，以及碰撞造成被告船舶右尾轴损坏。原告对证据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并未提起反诉，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证据七、被告杨昌山与原告秦世龙之间的录音资料，用以证明：第一，原告船舶在修理期间收到船厂讹诈，大部分修理所用的料其实是原告提供的，足以证明原告所提的证据一预决算单内容是虚假的；第二，原告船舶长时间不能下坞道，是因为收到船厂讹诈，原告要求营运损失应当向船厂追究；第三，原告威海代理欠原告钱，最后修船款也是代理丛原告货款中扣除的，原告长时间停留船厂，应当责任自负。第四，修船费用2、3万元就足够了，被告已给付2万元，不欠原告修船费。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并认为当时去威海誉源船厂修船是被告要求去的，原告并无选择权；且原告已经与修船厂据理力争，将修船费从11万元降到了9万元。这9万元被告应该予以赔偿。
证据八、海事事故调查表，用以说明涉案船舶的情况、碰撞经过及原因，以及被告船舶因碰撞造成的损失情况。原告认为这只是被告单方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九、被告船长李某甲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其在孙家疃边防所做的陈述，办案人员在记录中故意有不实之处，应当以其出庭亲自陈述为准：其在开船时并未睡觉，也未有违规行为。原告认为该证据推翻不了李春阳在边防派出所的原始书证，也违反了法律上的“禁止反言原则”。
证据十、“大庄捕4453”渔船实际船东王某丁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该船与原告渔船相比，无论从船长、功率还是净吨上都优于原告渔船，原告即使有损失，也不会超过该船每天收益人民币5000元。原告认为该船无论从功率上还是捕捞区域都不能与原告渔船相对比，不具可比性，不予认可。
本院对被告证据一、二、三、四、六、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判。对证据五、七、九、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2日早五时许，原告秦世龙所有的“辽营渔55155”渔船与从东北往西南方向的被告杨昌山所有的“辽丹渔运25151”渔船在威海北部海域发生相交态势相撞，导致原告渔船前大刀（船首大鼻子）折裂、大鼻子上半段与船尖舱相接的部位扯裂，被告船舶右尾轴损坏，形成渔船碰撞事故。对于碰撞事故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碰撞事故发生前，原、被告初见对方渔船的距离为3海里外。之后，原告渔船从静止变为运动状态，悬挂航行灯，但未施放警示号声及重复发出灯光。被告渔船当时航速约为9节。两船形成紧迫局面的距离为1海里，原、被告对此皆认可无误。事故发生后，原、被告皆未向威海市环翠区渔港监督机关报告，致碰撞事故原始数据材料没有提交及查清。
直至2013年5月3日，原告秦世龙才向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局孙家疃边防派出报案。该边防派出所干警以被告船长李某甲等未随身携带出海证书为由，询问李某甲，形成了相关调查笔录。根据原告秦世龙的申请，被告杨昌山的“辽丹渔运25151”渔船被本院扣押于威海市环翠区靖子渔港。
2013年4月22日，原告秦世龙的“辽营渔55155”渔船到威海市誉源船厂进行修理，船厂于2013年4月23日开出渔船修造预决算书，其中包括：拉坞费6000元，压坞费4000元，架子费1000元，排污费1000元，电费1000元，钢材成品、螺栓、螺帽、平垫8875元，加工福头、羊头5800元，吊车费2500元，捻灰、桐油3670元，成品木材8368元，氧气4760元，顷绳、麻毛、麻包、油漆、元钉4885元，木工、钳工、焊工10800元，捻工18800元，物资运费2800元，管理费16851.6元，以上合计101109.6元。2013年5月6日，原告秦世龙经过与船厂协调，实际支出了9万元的修船费用。原告船舶从2013年4月22日开进船厂至5月7日将船开走，共在船厂滞留16天。另，为修复前大刀，原告秦世龙又从辽宁盖州雇佣蔡某丙等木工，共花材料、人工费24080元。被告杨昌山对此不予认可。期间，被告杨昌山已先行给付原告秦世龙修船费人民币2万元。经本院调查威海市誉源船厂厂长苗某，其明确证实原告秦世龙确实向该船厂支付修船费人民币9万元。该船厂当时由于没有修复前大刀的木材，让原告秦世龙从辽宁购买木材并聘请木工等。
原告秦世龙所有的“辽营渔55155”船舶主尺度船长21米、型宽5.8米、型深2.2米，总吨位77吨，净吨位26吨，主机总功率132千瓦，船龄13年，最大航速10节。
被告杨昌山所有的“辽丹渔运25151”船舶主尺度船长26.95米、型宽6.0米、型深2.6米，总吨位91吨，净吨位32吨，主机总功率220千瓦，船龄14年，最大航速9节。
另查：原告主张按同类渔船辽盖渔5148渔船2013年4月26日-5月7日计12天的收入情况，用以类比证明原告船舶在此期间所遭受的16天的营运损失；但该船船长、型宽、型深，总吨位，净吨位，主机总功率等关键数据，经过四次庭审原告也未向本院提供，导致相关事实无法查清，无法判断其与“辽营渔55155”是否系同类渔船。
再查：农业部《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统称为渔船事故调查机关）负责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的报告。
除特别重大事故外，碰撞、风损、触损、火灾、自沉等水上安全事故，由渔船事故调查机关组织事故调查组按本规定调查处理；机械损伤、触电、急性工业中毒、溺水和其他水上安全事故，经有调查权限的人民政府授权或委托，有关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按本规定调查处理”。
第六条规定“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在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的基础上，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依法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责任”。
第九条规定“发生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后，当事人或其他知晓事故发生的人员应当立即向就近渔港或船籍港的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报告”。
第十三条规定“渔业船舶在渔港水域外发生水上安全事故，应当在进入第一个港口或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向船籍港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提交水上安全事故报告书和必要的文书资料。
船舶、设施在渔港水域内发生水上安全事故，应当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向所在渔港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提交水上安全事故报告书和必要的文书资料”。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碰撞赔偿纠纷，按照民事诉讼中原、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及要求，通过举证、质证，相应的基本法律事实已经查清。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一、双方过错、责任比例；二、原告的损失具体数额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原告的过错主要在于：一、原告船员疏于瞭望。按照原告的陈述及海事事故调查表自认，在碰撞事故发生前4-5分钟的时间突然发现被告船舶，此时原告船舶并非处于静止状态，渔船的操纵性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原告在此情况下做出倒车避让措施，违反了避碰规则的相应要求。二、原告渔船从静止状态改为运动状态，是导致紧迫局面形成、碰撞事故发生的因素之一。三、原告并未施放任何警示号声及改变光灯。原告海事事故调查表中明确声明：其与被告船舶初见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早晨5时，初见距离为3海里外，当时能见度为4海里，天气晴朗无风无浪，通过雷达加目测。到了5时05分，距离约1海里的时候，全速倒车，避让时间持续了4-5分钟。但并未施放警示声号及改变光灯，属于操作不当。
被告方的过错主要在于：一、碰撞发生前被告船员疲劳驾驶以至于打盹睡觉，所以对原告渔船从静止改为运动状态缺少相应的预判和减速措施。二、被告船舶未能采取有效避碰措施。关于被告渔船有两名船员事故发生时未随身携带船员证书，违反了相应安全生产规章的要求，但与涉案碰撞事故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仅此，原告认为涉案碰撞事故应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的要求，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原、被告都没有按照避碰规则进行“最近交会距离”的估算或推算，也未运用避碰声号、灯号及甚高频等手段，适时显示、提醒、协调双方的避让行动，以消除碰撞危险。双方对本船避碰操作的机动能力都没有足够的估计，以便适时增派人员、加强瞭望、“备锚备车”机动航行等，且上述疏忽一直持续到了船舶碰撞的时刻，导致了船舶碰撞事故的发生。故，按照双方疏忽等效的原则，本案原、被告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修船费用及修船期间的营运损失）有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
一、关于修船费用。2013年5月6日，原告秦世龙经过交涉向修船厂交纳了人民币9万元的修船费之后，其船才得以开走，因此，该9万元修船费是真实存在的，修复项目清楚无疑，属于必要支出。原告举证除修船厂以外，为修复大鼻子，从辽宁盖州雇佣蔡某丙等木工，共花材料、人工费24080元，庭审中，对于该24080元费用，被告提出异议，认为属于额外花费，认为上述9万元修船费用中的木工、加工福头、成品木材等，已经涵盖了修复大鼻子的费用。对于为提高标准而擅自、额外的花费，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但经本院落实修船厂法定代表人苗某，其明确证实该24080元费用系原告秦世龙实际花费。故，依法可以予以支持。被告杨昌山已经支付的2万元依法应予从中扣除。上述合理修船费人民币94080元，应当按照原、被告过错责任，由原、被告分别负担。原告秦世龙为申请扣船而向担保公司支出的担保费，依法不属于必要支出，本院无法予以支持。
二、关于营运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渔船渔汛损失，以该渔船前三年的同期渔汛平均净收益计算，或者以本年内同期同类渔船的平均净收益计算。”本案中，首先，由于原告庭审中至始至终不能提供“辽盖渔5148”渔船的相关船舶数据情况，导致相关事实无法查清，也无法作出判断其与“辽营渔55155”是否系同类渔船。其次，原告提供的证人杨某乙当庭明确承认“辽盖渔5148”渔船实际船东为原告秦世龙，该证据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无法予以采信。第三，原告以大潮期间的12天平均收入主张16天损失的平均净收益，不考虑小潮期间的低收入，也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同期”要求。因此，原告秦世龙以此来主张相应渔船渔汛损失，缺少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昌山支付原告秦世龙船舶修理费人民币47040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
二、驳回原告秦世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逾期给付，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10元，保全费1790元，共计人民币6900元，由原告秦世龙负担3900元，被告杨昌山负担3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六份上诉状正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利民
审判员 丁启学
审判员 李俊锋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谭天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