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2民终53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志梅，女，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岭，天津安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录，男，1969年1月22日出生，朝鲜族，自由职业，住黑龙江省富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沙沙，天津世杰律师事务律师。
原审第三人：天津市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巨福新园8-3-101（-1）室。
法定代表人：陆斌斌，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政，男，该公司法务。
上诉人余志梅因与被上诉人赵录、原审第三人天津市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我家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25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志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赵录逾期支付房款构成根本违约，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解除。根据网签合同第六条约定，双方应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到房屋产权登记部门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而此的前提是必须支付全部房款，但赵录一直到本案起诉立案交也未支付全款，且根据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第四条，当银行贷款未被批准时应一次性补足全部房款，所以赵录构成根本违约应解除合同；2、一审遗漏重要事实，2017年4月1日天津市出房屋限购政策，该政策的出台构成合同履行中的形势变更，被上诉人未在限购政策出台前支付全款导致上诉人无法重新购置房屋，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3、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判决继续履行合同错误，应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及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判决解除合同。
赵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爱我家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余志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9月8日签订的《房产交易合同》和2017年1月20日签订的《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8日，赵录委托其妻子孙亚娟作为买方，余志梅作为卖方，经第三人我爱我家公司介绍签订《房产交易合同》，合同约定：房产坐落在天津市××新区塘沽治国里7-3-202号房屋，建筑面积89.97平方米，成交价格为1040000元。买方于签订之日将购房定金80000元交付于卖方，买方确定在2016年11月30日前还清贷款并注销该抵押权，双方须在2016年12月20日前亲自签署《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递件至房管部门，并将首付款存入资金监管机构，余款办理贷款手续。各方当事人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当日，余志梅收到80000元房屋定金。
2017年1月19日，余志梅与孙亚娟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于孙亚娟个人原因导致2016年12月20日未能准时打协议，今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孙亚娟同意补偿余志梅100000元，同时余志梅承诺孙亚娟2017年12月31日前腾空该房屋，在余志梅使用期间产生的水、电、煤气、物业费、采暖费等各项费用，均有余志梅承担。协议签订后，孙亚娟在1月19日、1月20日分两笔给付余志梅100000元。
2017年1月20日，余志梅与赵录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约定房屋坐落天津市××新区塘沽治国里7-3-202号，建筑面积89.97平方米，房价款960000元，乙方首付款390000元，申请银行贷款570000元，监管房价款合计960000元，不包含公积金。乙方应自订立本协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监管的全部房价款或首付款合计390000元，一次性存入资金监管账户。乙方订立借款合同时，应委托贷款银行将贷款资金全部划入资金监管账户。甲方须于2017年4月30日前，将该房产及相关证明交付乙方。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在30日内，到房地产权属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并缴纳相关税费。双方当事人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7年2月8日，赵录向资金监管账户中存入房款共计390000元。
另查，天津市××新区塘沽治国里7-3-202号房屋产权登记在余志梅名下，余志梅于2016年11月17日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提前偿还贷款，涉诉房屋原有抵押于2017年1月9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房产交易合同》及《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因双方签订的《房产交易合同》及《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照约定全面履行己方义务。余志梅称赵录交付首付款逾期、贷款逾期、过户逾期的问题，因办理贷款手续涉及银行的工作流程，赵录无法控制办结时间，故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赵录存在逾期办理贷款的违约行为。对于首付款问题，亦因涉及银行工作流程，且赵录存入首付款的时间虽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但并不会影响余志梅从资金监管账户中取得房款的时间。因为首付款及贷款均须存入资金监管账户中，只有在贷款发放并办结过户手续后，才能够从资金监管账户中取款。而办理过户手续，亦应当由双方配合至房管局办理。故一审法院认为余志梅以上述理由与赵录解除合同，不能成立。赵录已支付定金80000元，首付款390000元，并以现金形式提供了570000元的担保，应视为其已依约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亦能够实现余志梅取得购房款的售房目的，故对于余志梅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余志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为40元（原告已交纳），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证据1，录音文字整理材料两份，证明限购前，上诉人曾催促被上诉人履行合同是被上诉人违约。证据2，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津政办发（2017）48号，证明本案的情形属于合同履行中的形势变更。被上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审第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证据1的录音材料因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房产交易合同》及《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照约定全面履行己方义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逾期支付房款，拖延办理贷款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被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对办结贷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银行办理贷款审批的时间不是被上诉人所能控制的，另本案中介方原审第三人我爱我家公司也已证实贷款已审批完毕，且在被上诉人已支付定金80000元，首付款390000元，并以现金形式提供了余款570000元的担保的情况下，应视为其已依约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能够实现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合同应继续履行，故上诉人主张未能实现合同目的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基于双方合同约定和合同履约情况分析，在双方履行过程中出台的限购政策，不构成本案中的形势变更情形，上诉人以此主张解除合同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余志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国敏
代理审判员 苏美玉
代理审判员 孟 夏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穆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