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611行初279号
原告张宝明，男，1964年4月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杜松华，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佳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工作人员。
原告张宝明不服被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以下简称崇川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于2017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9月20日向被告崇川公安分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宝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的负责人朱明华及委托代理人陆佳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8月16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作出崇公（和）行罚决字[2017]19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张宝明于2007年3月21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十日。2017年8月15日，原告张宝明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张宝明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原告张宝明诉称：1.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张宝明作出行政处罚，明显不尊重事实，打击报复，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对原告张宝明作出拘留十日的处罚错误;2.原告张宝明2017年8月15日下午被押回南通后即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一日，应当折抵行政拘留一日;3.原告张宝明的行为发生在北京，应由北京警方管辖，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此案没有管辖权;4.北京警方向原告张宝明出具训诫书，说明北京警方已对原告张宝明作出行政处罚，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宝明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原则。请求：1.撤销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作出的崇公（和）行罚决字[2017]19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按国家规定给予赔偿；3.诉讼费由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承担。
原告张宝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张宝明的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张宝明的身份信息。
2.崇公（和）行罚决字[2017]19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南拘解字[2017]1413号《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存在被诉行政行为。
3.领导人的照片及教授访谈，证明原告张宝明上访合法。
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辩称：1.2017年8月15日，原告张宝明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执勤民警发现并予以训诫，该事实有原告张宝明的陈述和辩解、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张宝明到该地区信访，其行为客观上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的公共秩序，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当;2.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不存在侵犯原告张宝明合法权益的情形，原告张宝明的行政赔偿请求不能成立。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作出处罚决定等法定程序，程序合法;3.原告张宝明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反映的是在南通市相关的问题，故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作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此案更能够查清案情，更有利于案件的处理，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该案具有管辖权;4.北京警方依据信访条例的规定给予原告张宝明训诫，不是行政处罚，故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根据原告张宝明的违法事实，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不属一事二罚的情形。请求驳回原告张宝明的诉讼请求。
2017年9月30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
一、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
1.原告张宝明的户籍资料，证明原告张宝明的身份情况。
2.崇（和）决字[2007]0046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张宝明曾因非正常上访被公安机关处理。
3.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宝明所作询问笔录、权利义务告知书、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证人李某所作询问笔录、训诫书、南通市驻北京信访工作组出具的《关于张宝明进京非正常上访处置工作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张宝明于2017年8月15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后被政府工作人员劝解回通的经过。
二、证明程序合法的证据
崇公（治）受案字[2017]7572号《受案登记表》、崇公（和）行传字[2017]1298号《传唤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崇公（和）行罚决字[2017]19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拘留人家属通知登记表、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提交人民法院单方审查的集体通案记录表，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三、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张宝明对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张宝明就该处罚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今没有处理；对证据3中的询问笔录，原告张宝明没有签字和作出说明，故没有证明力；关于证人李某的询问笔录，李某不在现场，其证词没有证明力；训诫书来源不合法，真实性也有异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提供的程序方面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宝明所举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张宝明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2、3系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在行政程序中制作或收集，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达到被告崇川公安分局的证明目的。原告张宝明主张其未在询问笔录上签字和作出说明，该询问笔录不具证明力，而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讯问笔录经违法嫌疑人核对无误后，应当由其在讯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或者捺指印的，办案人员应当在讯问笔录上注明。原告张宝明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两名办案民警在笔录上予以注明，该询问笔录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具有证明力。原告张宝明提供的证据3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21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宝明作出崇（和）决字[2007]0046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06年10月16日上午8时许，原告张宝明伙同其父亲张文华、妻子袁美琴窜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采取举牌、挂牌、吵闹等方式滋事，引起群众的围观，扰乱了公共秩序。2007年3月5日，原告张宝明携带自制写有“冤枉”两字的横幅到公安部门口非正常上访，因形迹可疑被带至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分局执勤民警盘查并送至马家楼分流中心，横幅被依法扣押。决定对原告张宝明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收缴自制横幅一幅及纸牌一块。
2017年8月15日，原告张宝明因反映宅基地、拆迁、拘留、工作等问题，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张宝明作出《训诫书》，训诫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以及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张宝明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予以处理等。当日，原告张宝明被政府信访工作人员劝解回通。
2017年8月15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宝明至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一案予以立案调查。8月16日8时，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和平桥派出所依法传唤原告张宝明。同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告知原告张宝明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被告崇川公安分局经集体讨论后于同日作出崇公（治）行罚决字[2017]19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原告张宝明被送入南通市第二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执行期限自2017年8月16日至2017年8月26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于8月16日将原告张宝明被拘留的原因、拘留的期限、羁押的场所通知原告张宝明之妻袁美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2.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3.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构成一事二罚；4.原告张宝明要求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上述规定意味着行政案件以违法行为发生地为一般管辖原则。而对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这一特殊管辖原则的适用，本院认为可以从是否更有利于行政案件的处理和执行、是否更有利于节约办案成本、是否更有利于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等方面来判断。本案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北京，原告张宝明的居住地在南通市××区。原告张宝明的非正常上访事由是宅基地、拆迁、拘留、工作等问题，这些事由显然发生在原告张宝明的居住地，由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有利于公安机关调查事实，更有利于针对原告张宝明非正常上访行为进行教育；且与原告张宝明一同非正常上访人员也都是南通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便于调查取证，节约办案成本。故本案由原告张宝明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即被告崇川公安分局管辖更为适宜，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2017年8月15日原告张宝明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的事实，有原告张宝明的供述、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中央有关国家机关设有专门的信访接待机构，信访人应当按照条例的上述规定，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请求。原告张宝明曾于2007年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并因此受到过行政处罚，应当知道中南海周边地区是中央国家机关办公所在地，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但原告张宝明再次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故原告张宝明的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且情节严重。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据此对原告张宝明处以拘留十日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并无明显不当。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构成一事二罚的问题。所谓一事二罚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中，北京市警方对原告张宝明予以训诫，目的是对原告张宝明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制教育，而训诫非行政处罚的种类，故原告张宝明主张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其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属于一事二罚，是对法律规定的“一事不二罚”误解，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张宝明要求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拆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拆抵行政拘留一日。本案中，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所举的证据来看，该局于2017年8月16日8时传唤原告张宝明到和平桥派出所谈话。原告张宝明主张被告崇川公安分局2017年8月15日对其非法拘禁，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但原告张宝明对该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也无其他侵害原告张宝明人身权利的行为，故本院对原告张宝明提出的行政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无明显不当。原告张宝明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宝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张宝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帐号：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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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徐建云
代理审判员 巴静涛
人民陪审员 张杰基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倪保晖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