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12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候玉兰(曾用名侯玉兰)，女，1943年1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占维（兼上诉人候玉兰之委托代理人），男，1963年1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志春，男，1965年4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秋英，女，1965年1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候玉兰、付占维因与被上诉人梁志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7民初4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兼候玉兰之委托代理人付占维，被上诉人梁志春之委托代理人张秋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候玉兰、付占维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6年8月18日（2016)京0117民初4732号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梁志春主张确认其与候玉兰、付占维于2015年6月1日所签订的《建筑房屋协议书》无效的请求。2.梁志春将付占维列为一审被告，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梁志春承担。事实和理由：虽然付占维和梁志春签订的是《建筑房屋协议书》，但其主要内容只是双方现在和将来各自建筑房屋、院墙时，规定的滴水尺寸和测量方法，从其全部内容看，实质上也是对双方宅基地界线的确认确定，并不属于建筑房屋等建设行为。而一审认定和判决“协议无效”的理由和依据，是候玉兰、付占维未能提供建设许可证，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建设许可证是针对村民建筑房屋建设行为的约束和规范，而协议书内容和双方履行协议行为根本不是建设行为，也就与建设许可证没有关联，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农村村民在原有宅基地内建房须取得建设许可证；不建设房屋的协议当事人不可与其邻居事先约定好滴水尺寸和双方宅基地界线等此类事项；当事人之间协议非建设行为内容的事项时，需一方或双方先具有或一定时间内取得建设许可证。
2012年11月9日实施的现行《平谷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规定，先完成“四邻意见”即本案的《建筑房屋协议书》内容和类似事项，才能够申请建设许可证，不能以没有取得建设许可证理由而废除已签订的“四邻意见（协议）”。政府根本不颁发建设许可证是存在多年且至今未改变的事实。《建筑房屋协议书》内容也完全符合现行《平谷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之规定。梁志春与付占维签订《建筑房屋协议书》时，梁志春十分清楚候玉兰、付占维并没有取得建房手续。而且候玉兰、付占维至今未能提供建设许可证，并不能肯定和证明候玉兰、付占维今后也不能提供，或提供相同效力的文件。
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但并未明确说明依据第五十二条第几款之规定。协议书全部内容加之候玉兰、付占维履行协议的客观事实证明，绝对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发生，一审判决是错误的。
梁志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候玉兰、付占维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对方建房没有书面的手续，对方没有宅基地使用权。梁志春在没有法律解释方案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对方亦没有按照协议履行。
梁志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梁志春与候玉兰、付占维于2015年6月1日所签订的《建筑房屋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候玉兰、付占维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候玉兰、付占维系母子关系，梁志春与候玉兰系东西邻居，梁志春居西，候玉兰居住于梁志春的东北则。候玉兰在与梁志春相邻处建有约1.7米高的西墙，墙上有墙帽，且候玉兰南墙西端、西墙与梁志春家东厢房后墙相接。在梁志春家北正房东房山东北角处与候玉兰相接处原有一墙垛，即梁志春所称北墙。自2010年始，两家因土地使用权多次发生争议，候玉兰曾于2012年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2年8月9日作出（2012）平民初字第333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载明：梁志春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将候玉兰家西墙、北墙恢复原状等内容。后梁志春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7日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1573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载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5月，候玉兰以其子付占维出资在自己房屋的南面，梁志春的东侧建房。梁志春发现后到该村委会、镇政府和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举报。2015年6月1日，梁志春（梁家）与候玉兰（付家）两家经协商达成协议签订《建筑房屋协议书》，该协议载明：一、付家房屋的正房西墙基应距梁家房屋东墙基地下底层外边缘20公分，做为自留滴水；梁家翻盖（除维修房屋漏水灯维修性情况外，对房屋任何形式的扩大缩小、加高等均视为翻盖）建筑正房时，其东面新墙基（或东山墙）应以梁家原房屋东墙基地下最底层外边缘为界收回20公分，两家墙基距离（滴水）共40公分。任何一家翻盖建筑房屋（正房、厢房）时，负责将滴水地面用沙灰抹平，一般地面高度不超过原来地面高度，或低于不翻盖房子一家墙基（或圈梁）至少20公分。二、两家原有的东西院墙（包括梁家未完成的东厢房之东墙），无论新建、继续建筑厢房和改建院墙，地面之上的墙全部拆除，可以不翻拆地下墙基，并以各自原有墙基外边缘为界，各自收回20公分，为各自滴水，两家之间滴水共40公分。三、无论正房、厢房和院墙，任何一家的房檐（墙檐）均不超出10公分。四、任何一家建筑或翻盖正房、厢房和院墙，其滴水的尺寸测定按照如下方法进行：以房基或墙基的南北端外边缘为界，往各自宅院内量足20公分，南北吊线作为建筑房屋和墙的标准。五、此协议签订后，任何一家或两家对协议内容反悔，应承担起协议内容和规定所有的责任，直至法律责任。此协议一式三份，双方签订和揿按手印为凭，各持一份，请经村调解委员会作为鉴证，并交村调解委员会一份备案等内容。此协议有梁志春和付占维签名按手指印，在年月日处盖有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赵家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章。协议签订后，候玉兰将地基建成。后梁志春再次向有关部门举报，2015年7月8日，因候玉兰未能出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人民政府作出京平东镇停字【2015】第11号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2016年2月24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平谷分局作出平国土反馈字【2015】第333号违法事项告知书。2016年3月25日，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人民政府作出拆除违法建设告知书。2016年4月27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向市政府作出关于对京政复字【2016】385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的答复。现梁志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依法确认梁志春与候玉兰、付占维于2015年6月1日所签订的《建筑房屋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候玉兰、付占维负担。候玉兰、付占维持答辩理由不同意梁志春的诉讼请求。
另，候玉兰、付占维至今未能提供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候玉兰、付占维建房未有相应手续，梁志春在此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付占维签订了《建筑房屋协议书》，该协议书虽是双方意思表示，但因候玉兰、付占维至今未能提供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故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此协议应属无效。现梁志春要求确认其与付占维签订的《建筑房屋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确认梁志春与付占维于二○一五年六月一日所签订的《建筑房屋协议书》无效。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的效力是指法律对当事人各方合意的评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本案中梁志春与付占维签订的《建筑房屋协议书》内容来看，主要约定了今后双方翻建、新建房屋、院墙时，各自应留的滴水或散水尺寸和测量方法。一审法院以该合同违反城乡规划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认定该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梁志春自称该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对其陈述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梁志春亦未对该合同存有其他法定无效之情形予以证明。因此，对于候玉兰、付占维请求驳回梁志春确认《建筑房屋协议书》无效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并未确认《建筑房屋协议书》无效，但是在梁志春或付占维建房时，不能以该合同对抗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使行政管理权。
综上，候玉兰、付占维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7民初473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梁志春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梁志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岚岚
代理审判员 赵 纳
代理审判员 申峻屹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琳
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