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03民初2356号
原告翁军，男，汉族，1995年2月8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古蔺县，
委托代理人周军，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莫文战，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刘海鸥，男，汉族，1979年1月5日出生，住所地湖南省桃江县，
委托代理人周小兵、姚望，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翁军诉被告刘海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翁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军、被告刘海鸥的委托代理人周小兵、姚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翁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双方于2016年10月18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书》；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29日原告进入被告经营的惠州市新圩镇益鸿胶粒厂工作，担任机台操作工一职，2016年9月19日原告在工作中受伤，原告出院后，要求被告给原告申报工伤，但被告不肯，原告自己也去咨询申报工伤的部门，申报工伤需要哪些材料，他们答复说需要劳动关系证明及工商营业执照，而原告进入被告的工厂后，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也没有工牌，因此无法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被告答应赔偿原告55000元，由于当时没有申请工伤认定，也没有工伤鉴定，原告误以为只能赔偿这么多，且当时，原告与妻子住在被告安排的宿舍，被告称，如果不答应，就让原告和妻子马上搬离宿舍，那时，妻子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原告自己从进入被告工厂后都没有收到任何工资，因此没有收入来源，无奈之下，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但协议签订后，被告并没有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前后总共只支付了30000元，还有25000元没有支付。原告无奈，只好向相关部分投诉，但无法调解好，原告即拿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经劳动监察大队调查，发现被告经营的工厂没有工商登记，后劳动鉴定大队通知说，可以去做鉴定了，原告立即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拿相关的资料然后去他们指定的地方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结果为7级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后，我咨询了相关律师，律师称按非法用工赔偿计算大概可以赔偿到20多万，但实际上被告仅赔偿了30000元，这对于原告来说是显失公平的，故向贵院申请撤销双方于2016年10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
被告刘海鸥辩称，一、被告刘海鸥与原告翁军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两者之间为雇佣关系。1.《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第（二）项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同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针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也明确了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被告刘海鸥认为，一次性赔偿金必须以认定工伤为前提，而认定工伤是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然而，被告刘海鸥与原告翁军并无建立劳动关系，原告翁军没有且无法提供各种劳动关系证明，被告刘海鸥也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将自然人用工纳入调整范围。按照原告翁军的逻辑，是否只要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伤害后直接做劳动能力鉴定，就可以直接凭该结论书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要求高额的赔偿？这无疑是对法律的滥用，无法维护法律的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原告翁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在被告刘海鸥并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对方构成工伤的情况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第3款规定，工伤认定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职责，法院一般遵循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原则，不直接进行工伤认定，而是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作为法院审理工伤案件的前提。因此，被告刘海鸥认为原告翁军直接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主张一次性赔偿金没有依据，在实践中对于没有进行工伤认定的案件，应当按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处理。二、被告刘海鸥不存在非法用工的情形。“非法用工”应当由相关行政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有关的处理意见予以认定，不能仅凭原告翁军的一面之词就认定为“非法用工”。三、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1.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虽然标明了是工伤赔偿协议，其本质上仅是针对原告翁军因提供劳务受伤所产生的赔偿数额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的赔偿协议。2.按《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包括：（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同一旦成立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力，行为人非依法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书面协议，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双方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该协议书应当有效，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均应意识到签订之后的法律后果。按照协议的约定，原告翁军不得再就该事故追究被告刘海鸥的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被告刘海鸥与原告翁军之间为雇佣关系，均是平等主体，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刘海鸥根本不存在利用己方优势或者对方劣势的情形。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3条约定“就该次事故双方自愿放弃申请工伤认定和不作劳动能力鉴定”，足以证明被告刘海鸥已告知原告翁军可申请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而原告翁军也是在知悉这些权利后并决定放弃才与被告刘海鸥自愿协商确定了55000元的赔偿金额。然而，原告翁军出尔反尔的行为已严重违背了诚信原则。综上所述，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客观情况不符，该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不符合法律所规定可撤销的情形，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守。在被告刘海鸥完全按照协议及时履行兑现并收取了原告翁军出具的收条后，原告翁军又以显示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该协议，完全是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进行单方推断，且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法院对其陈述应不予采纳。恳请合议庭采纳以上答辩意见，驳回原告翁军的所有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6年8月29日，原告翁军入职到被告刘海鸥经营的未经注册登记的惠州市新圩镇益鸿胶粒厂工作，担任机器操作工。2016年9月19日，原告翁军在工作过程中左手被机器卷入受伤，原告翁军为此在东莞市清溪医院住院55天。经诊断：（1）左示、中指挫裂伤并桡侧指动脉、指神经断裂；（2）左手示、中环指挫裂伤并部分组织缺损；（3）左拇指挫裂伤并末节指骨骨折；（4）左小指挫裂伤。原告翁军于2016年11月13日出院，住院期间的费用由被告刘海鸥支付。出院医嘱：1、全休贰月；2、门诊继续换药；3、功能锻炼；4、随诊；5、住院期间陪护壹人（林美叶，身份证：）。原告翁军出院后，未再回去上班。原被告均未就此申请工伤认定。
2016年10月18日，原告翁军与被告刘海鸥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伤者：翁军，性别：男，户籍地：四川省古蔺县水口镇天富村一组57号，身份证：。用人单位：益鸿塑胶，案由：工伤补偿协议。伤者于2016年9月进入清溪镇中心医院治疗，经治疗已愈合出院，经双方协商一致，就工伤补偿问题达成以下协议：1、伤者在医疗期间的一切医疗费用由厂方支付。2、工厂支付伤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以及住院和护理期间的护理费和生活费共计人民币55000元（伍万伍仟元整），双方同意无异议。3、就此次工伤事故双方自愿放弃工伤认定和不作劳动能力伤残等级鉴定。4、用人单位支付全部的补偿金给伤者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5、本协议一式两份，由用人单位、伤者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后双方不得以同等事实和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法律诉讼。同日，被告刘海鸥现金支付原告翁军5000元，原告翁军为此向被告刘海鸥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刘老板伍仟圆现金（5000元）。
2016年11月24日，被告刘海鸥向原告翁军出具一份《欠条》（加盖有“惠州市新圩镇益鸿胶粒厂”印章），载明：“今欠翁军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2016年11月25日，被告刘海鸥向原告翁军支付25000元（其中10000元系转账至翁军账户，另外15000元系现金存入翁军账户）。当天，原告翁军向原告刘海鸥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刘老板伍万圆整（50000元）。原告翁军对此表示其虽然出具了此50000元的《收条》，但原告实际只收到2016年10月18日现金5000元及银行转账25000元，另外15000元被告则以原告损害货物为由要求扣除，还剩10000元赔偿款未付，因此被告才出具了一份欠条。被告刘海鸥则称上述收据证明被告已按协议约定足额支付55000元的赔偿款。对于“刚才被告陈述涉讼赔偿金额已支付完毕，为何（2017）粤1303民初1652号被告陈述尚欠1万元”一问，被告刘海鸥则答：“由于被告当时陈述有误，签订协议书当天确实尚欠原告1万元，但原告出具收条后，赔偿金额已足额支付完毕。”原告翁军则认为2017年7月27日开庭时被告称欠原告1万元，所以应以（2017）粤1303民初1652号庭审记录为准，该记录能真实反映被告欠款的真实情况。
2017年4月13日，惠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惠市劳鉴（确）字［2017］年C00240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鉴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柒级，生活自理障碍达不到等级。确认停工留薪期为2016年9月19日至2017年1月19日。
2017年5月22日，原告翁军就此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17]2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是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原告翁军遂于2017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粤1303民初1652号，因原告翁军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依法中止审理该案］，要求被告刘海鸥支付一次性赔偿金、护理费等。在该案庭审时，被告刘海鸥自述其已经按照协议向原告支付了4.5万元，确认尚欠原告1万元的事实。庭审结束后，原告翁军于2017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庭审时，原告翁军自述如果按照七级伤残等级、非法用工和惠州市在职员工平均工资4884元计算，原告可获得的赔偿款大概是27万左右。要求撤销协议书的原因和理由是显失公平。因该协议书由被告制作，原告对此不了解法律，在当时原告妻子怀孕急需钱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原告认为该协议书显失公平。被告刘海鸥对此表示如果按照七级伤残等级、非法用工、惠州市在职员工平均工资4884元和（2017）粤1303民初1652号原告诉求计算，若构成非法用工的前提下，原告可获得的赔偿款大概是23万左右即原告第一次主张的诉求金额。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已明确说明权利义务，因此不存在胁迫行为。
2017年7月28日，原告翁军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使一方遭受重大不利。其构成要件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这种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不属于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原因导致的显失公平。本案中，原被告签订涉讼《协议书》时，原告翁军并未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原告翁军无法判断和估算其应当获得的赔偿，且被告刘海鸥亦未充分告知其签订该协议后的不利后果。结合原被告在庭审时所作的有关翁军构成七级伤残等级的情况下应得的赔偿金额的陈述，涉讼协议书中的赔偿金额55000元显著低于原告翁军依法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另，一般的合同关系仅涉及双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纠纷，而本案中，双方就工伤损害达成的赔偿协议虽具有一般合同的属性，但本案的处理并非针对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涉及劳动者的生存权益。故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使原告翁军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构成显示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签订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本院对上述协议书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告翁军与被告刘海鸥于2016年10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海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思友
人民陪审员 曾永辉
人民陪审员 朱健雄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刘宇文
赖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