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6行终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法庆，男，195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主新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农林局。住所地新昌县南明街道横街*号。
法定代表人石炜瑶，局长。
委托代理人柯宇峰，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衍，浙江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新昌县沙溪镇沙溪村。
法定代表人陈科锋，镇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先、吕凯利，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法庆因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行初1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因林权行政登记纠纷，2013年1月30日，原、被告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如下：经行政协调，唐法庆、新昌县人民政府（新昌县林业局）、沙溪镇人民政府就（2012）绍新行初字第31、32号林业行政登记案件达成以下协议：一、新昌县林业局、沙溪镇人民政府协助唐法庆办理好80亩承包山（中元湾）、20.8亩责任山（大乌珠等三块山）的林权登记。二、如果唐法庆能提供其母亲自愿将家庭内责任山、自留山的份额赠与唐法庆及母亲、二个妹妹放弃继承其父亲唐家仁的责任山、自留山份额的承诺，该部分林权也登记至唐法庆名下。三、由沙溪镇人民政府以合适的方式给予唐法庆林业补助款人民币10920元，以后每年按照唐法庆办理的林权证的实际面积按当年公益林标准给予唐法庆补偿。四、本协议签订后，唐法庆向法院撤回起诉，同时承诺：不再就林权证办理和林补问题再行诉讼或信访（附书面承诺书）。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向新昌县人民法院对（2012）绍新行初字第31号、32号林权行政登记两案提出撤诉申请并予以准许，同日领取了由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交入新昌县人民法院的10920元补助款。2016年3月2日，原告向新昌县信访局反映新昌县林业局、沙溪镇人民政府未按照协议约定办理林权登记事项。同年3月10日，被告新昌县林业局对原告作出新林信答字（2016）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告知原告：“自2015年12月起，办理林权证的行政许可事项已划转到县不动产登记局，我局不再受理。”2016年7月26日，原告再次向县信访局反映要求办理林权证的问题。同年8月3日，新昌县国土资源局对原告作出新土信答〔2016〕052号《答复意见书》，告知原告：“我县不动产登记局对于办理林权证的相关业务项目现正在整合中，目前尚不能办理，待此项业务开通后，随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料到县不动产登记局进行办理。”后原告认为两被告未履行和解协议，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5年12月17日，根据《新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及机构编制有关事宜的通知》（新编委〔2015〕70号），新昌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新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5年12月17日发布的《新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及机构编制有关事宜的通知》（新编委〔2015〕70号），新昌县国土资源局负责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现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林权登记职责，依据不足。
根据2013年1月30日原、被告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三条“由沙溪镇人民政府以合适的方式给予唐法庆林业补助款人民币10920元，以后每年按照唐法庆办理的林权证的实际面积按当年公益林标准给予唐法庆补偿”的约定，被告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要履行该条约定的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原告需已经办理了林权证，并按林权证的实际面积按当年公益林标准给予原告补偿，而原告尚未办理林权证，且被告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又不具有办理林权证的职责，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差旅费、稿纸费的经济损失，然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差旅费、稿纸费的实际损失，故该项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法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唐法庆负担。
上诉人唐法庆上诉称：两被上诉人于2005年、2006年在行使行政职权期间会同追加被告王家年村集体经济组织，借“新昌县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和“公益林损失性补偿金”发放为由，违法、越权将上诉人120.1亩的不动产产权擅自登记造册为《新昌县统管山》，并将上诉人的120.1亩“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林木所有权权利人”登记、颁证给王家年村集体经济组织。2013年1月30日至今，两被上诉人未履行和解协议。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新昌县林业局、沙溪镇人民政府涉诉行政行为违法；判决追加被告新昌县国土资源局履行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1.依法给予上诉人120.1亩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林木所有权权利人的林权证登记”；2.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新昌县林业局偿还上诉人120.1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2005年至2016年）共计人民币50442元，以后按浙江省财政厅、林业厅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标准给予补偿；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各50元以及上诉人包括误工、交通、邮寄、打印等在内的费用55000元，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新昌县农林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口头答辩称：1.上诉人以新昌县林业局为被告起诉，主体错误。在2017年6月份本案一审过程中，已经告知上诉人主体变更事实。2015年12月，新昌县关于林权登记的职责已经归并到新昌县国土资源局，之后被上诉人已经没有颁证职权。2.公益林有登记名册，发放村委后由村委确认，不属于公益林范畴的，不予补偿。上诉人的山林不属于公益林范畴，其要求公益林补助的事实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能成立。1.第一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从协议内容看，两被上诉人只是协助上诉人办理林权登记，并无为上诉人登记林权的义务；从法定职权看，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并没有登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职权。2.第二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上诉人要求给付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没有依据。且按照上诉人办理的林权证实际面积补偿是该条适用前提，上诉人至今未办理林权证，致使本条无法适用；适用公益林标准的前提是上诉人的林木是公益林，该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但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此外，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没有给付“公益林补偿款”的权力和义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唐法庆于二审期间补充提交如下证据作为新证据：1.申请书，证明上诉人向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要求修正完善山林承包合同；2.沙溪镇各村统管山清册，结合证据1证明上诉人拥有相关承包山的产权；3.新昌县重点公益林补偿金发放清册，证明一部分补偿经费已经由村获得；4.新昌县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调查表，证明不是只有公益林才能获得补偿。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中补充提交证据，且未能说明正当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对前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8月11日，新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新编委〔2017〕29号《关于组建新昌县农林局等相关事宜的通知》，撤销新昌县农业局、新昌县林业局。组建新昌县农林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故本案中，由新昌县农林局作为被上诉人之一，继续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和解协议，且上诉人依约撤回（2012）绍新行初字第31、32号林业行政登记案件的起诉，则两被上诉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协议约定内容。其中，协议第三项关于10920元林业补助款的约定已由被上诉人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实际履行。协议第三项同时约定此后每年按公益林标准所作补偿需根据上诉人办理的林权证的实际面积确定，而协议第一项、第二项中关于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林权证等的约定，因根据新编委〔2015〕70号《新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及机构编制有关事宜的通知》，2015年12月起，林地登记统一由新昌县国土资源局负责，该局在2016年8月3日对上诉人所作新土信答［2016］052号答复意见书中亦明确告知“对于办理林权证的相关业务项目正在整合中，目前尚不能办理，待此项业务开通后，随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料到县不动产登记局进行办理”，故上诉人唐法庆一审起诉时，两被上诉人因职能变更，客观上确实无法继续履行协议，且新昌县国土资源局已就林权登记事项明确作出回复，上诉人可通过要求新昌县国土资源局履行登记职责主张权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唐法庆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在上诉人依法获得相应林权登记后，被上诉人新昌县沙溪镇人民政府仍应依照和解协议第三项约定，对符合约定内容部分履行相关补偿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唐法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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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范卓娅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