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1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兰，女，汉族，1968年7月24日生，贵州省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代理人：王朝贵，系贵州省瓮安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龙涛，系贵州省瓮安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喻友珍，女，汉族，1951年5月28日生，贵州省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代理人：王仲，系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覃礼良，系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上诉人王兰因与被上诉人喻友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6）黔2725民初4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兰上诉请求，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法院（2016）黔2725民初4800号民事判决。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原所在地的村主任、副主任以及村民组长的证词，和当庭作证，王兰所经营管理的土地是经过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直接发包给其耕种的，并没有与喻友珍发生承包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追加下司村委会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只认定证书属于原告的名字，根本没有考虑原告已经丧失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消灭的其中一种形式是用益物权人经营的标的物被相关部门收回。本案争议物已经被收回。虽然，该土地在2006年登记的《土地使用证》、《林权证》、《土地承包合同》记载的是喻友珍的名字，这只是档案登记没有变更为现在的实际承包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为第二轮延长承包耕地是第一轮承包耕地的延续，普遍的操作方式是将原来的证变更延长时间。无论原来的承包人是否在场都是关门造册。从1993年起该地的公粮一直是上诉人在向国家交纳，且已经连续耕种了二十三年之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喻友珍属于当时的非农业户口举家迁出当地长达23年之久，已经丧失了本组集体经济成员的资格，王兰才是实际意义上的承包人。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下司村委会收回喻友珍的耕地发包给上诉人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本争议地发生在1993年，不应该适用200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来牵强的维护喻友珍已经丧失的承包权。综上，一审法院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存在严重的问题。
被上诉人喻友珍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喻友珍参与第二轮承包，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且已依法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喻友珍是将土地依法租给上诉人王兰耕种，租金为王兰支付一定的粮食和负责缴纳公粮。本案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喻友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前述被征收的土地及林地的补偿款295231.71元和林木补偿款14289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喻友珍系瓮安县草塘镇下司村（现猴场镇下司社区）唐家冲组的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在该村承包了名为杨村田、土改田、山边土改田的土地，并承包了名为窝凼山、云盘坡的山林，1987年左右，喻友珍将其承包的土地租给杨大辉耕种，后又出租给同村的王兰耕种，由王兰每年向喻友珍给付一定的粮食作为租金并负责交纳公粮。1993年，喻友珍全家搬至瓮安县城居住，喻友珍的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但村委会未将其承包的土地收回。同年，王兰向喻友珍表示不愿再继续承租前述土地，喻友珍遂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帮忙找人耕种，并称只需承租人负责交纳公粮，不需给付粮食或租金，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兰让其继续耕种，王兰遂继续耕种直至土地被征收。喻友珍于1998年12月30日，与下司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继续延包前述土地，并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于2007年11月10日，取得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瓮府林证字（2007）第5227250302855-1/1号的《林权证》，载明喻友珍承包的林地为：窝凼山3.06亩，云盘坡0.65亩，其中，云盘坡林地的东、南、北三面均抵王兰母亲郑万碧的林地。2016年，因瓮安县草塘“十二塘”项目建设需要，前述土地及林地部分被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为65.85元/㎡，林地的补偿标准为32.92元/㎡，被征收的土地及林地具体情况为：后岩观（实为杨村田、土改田）的田3073㎡，月亮田（实为山边土改田）的田608㎡，山林边的土126㎡，被征收的田土面积合计为3807㎡，耕地补偿款应为3807㎡×65.85元/㎡=250690.95元；被征收的林地为云盘坡1353㎡，林地补偿款应为1353㎡×32.92元/㎡=44540.76元，林木补偿款为14289元。因前述土地一直由王兰耕种，故耕地补偿款250690.95元及林地补偿款44540.76元均被登记在王兰名下并发放至其银行账户内。
另查明，王兰于1989年在同村结婚，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丈夫蔡世和及母亲郑万碧均在下司村承包了土地，郑万碧在7年前过世后，其承包的土地及林地均由王兰耕种和管理，郑万碧的编号为瓮府林证字（2007）第5227250302857-1/1号的《林权证》中载明，其承包的云盘坡的林地面积为1.19亩，南抵喻友珍的林地。因喻友珍位于云盘坡的林地与郑万碧位于云盘坡的林地相邻，故征收时，经王兰现场指认，喻友珍及郑万碧位于云盘坡的林地被一并丈量登记在王兰名下，即前述被征收的林地中包含喻友珍和郑万碧位于云盘坡的全部林地及林木。
庭审中，因王兰认可本案争议的耕地补偿款250690.95元及林地补偿款44540.76元均已发放至其账户内，故瓮安县人民法院向喻友珍释明，询问其是否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王兰向其给付前述款项，喻友珍当庭表示不变更，只要求确认本案争议的耕地、林地及林木补偿款归其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喻友珍系瓮安县草塘镇下司村唐家冲组的村民，第一轮的土地承包，其在该村承包了耕地及林地后，将其承包的土地依法出租给王兰耕种至该土地被征收。第二轮的土地承包，喻友珍与下司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继续延包了前述土地，瓮安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和2007年向其分别颁发了《土地承包证》及《林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喻友珍对前述土地及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第二、第三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之规定，虽然喻友珍全家在1993年搬入瓮安县城居住，并将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但瓮安县并非设区的市，下司村委会未将其承包的土地收回，相反，还在1998年与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现王兰辩称下司村委会已在1993年将前述土地发包给其耕种，但未提交《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王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客观上，王兰的丈夫及母亲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均与下司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林权证承包了土地，王兰在庭审中称其不知道承包土地需签订合同并领取证书，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故对其的辩称意见，瓮安县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之规定，现喻友珍的承包地被征收，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故前述耕地被征收的补偿款3807㎡×65.85元/㎡=250690.95元应归喻友珍所有。对于林地及林木补偿款，因被征收的1353㎡林地中，包含喻友珍及郑万碧在云盘坡的全部林地，应由喻友珍与郑万碧进行分割，现林权证中登记的面积与征收时实际丈量的面积不一致，一审法院根据登记面积与实际丈量面积进行折算，喻友珍在云盘坡的林地登记面积为0.65亩（即433㎡），郑万碧在云盘坡的林地登记面积为1.19亩（即1273㎡），二人的登记面积合计为433㎡＋1273㎡=1706㎡，应获得的补偿款比例分别折算为：433㎡÷1706㎡=25%，1273㎡÷1706㎡=75%，喻友珍应获得的林地及林木补偿款分别为：44540.76元×25%=11135.19元，14289元×25%=3572.25元；郑万碧应获得的林地及林木补偿款分别为：44540.76元×75%=33405.57元，14289元×75%=10716.75元。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第二、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瓮安县××镇下××社区唐家××组被征收的后岩观的田3073㎡、月亮田的田608㎡、山林边的土126㎡的耕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二十五万零六百九十元九角五分归原告喻友珍所有；二、位于瓮安县××镇下××社区唐家××组被征收的云盘坡1353㎡林地中的林地补偿款人民币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元一角九分、林木补偿款人民币三千五百七十二元二角五分归原告喻友珍所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97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喻友珍负担446元，被告王兰负担2525元，被告应负担的部分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
二审中，上诉人王兰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9名证人证言，用以证明争议的土地二十三年都是王兰承包耕种，同时上缴的公粮等都是王兰承担，该土地是村委会发包给其耕种。被上诉人喻友珍对该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土地是其租给王兰耕种的。证据2种粮补贴的存折。用以证明1993年至2015年期间，王兰一直在领取种粮补贴，在耕种争议的土地。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草塘十二塘建设指挥部情况说明。用来证明草塘十二塘建设指挥部将土地补偿款发放给王兰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是合法的。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南民终字第736号民事判决书。用来证明与本案相同案情、相同案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支持村委会发包事实的判决。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不是一份生效判决。经审查，证据1和证据2只能证实争议的土地23年来一直是王兰在耕种，无法证实争议土地的权属。故本院对上述2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只能证明草塘十二塘建设指挥部将争议的土地补偿款发给了王兰。但该说明无法证实王兰是争议土地的承包人，且《土地承包证》和《林权证》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该证据本院仍然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针对王兰的上诉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争议的耕地、林地及林木补偿款归谁所有；是否追加下司村委会作为本案当事人。1993年，喻友珍举家从农村搬迁到瓮安县城居住，1998年，喻友珍与下司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分别于1998年、2007年取得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证》和《林权证》，该《土地承包证》和《林权证》至今未被依法撤销，一审法院认定喻友珍对争议的土地及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下司村委会是否已在1993年将争议的土地发包给王兰耕种，喻友珍是否已丧失对争议土地的承包权的问题。王兰对此仅提供证人证言，未提供其承包该土地的《土地承包证》以及下司村委会将争议土地发包给其的相关书证，也未提供有关单位收回喻友珍承包争议土地权的证据加以印证，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追加下司村委会作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经查，下司村委会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的规定，其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王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42元，由王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颖敏
审判员 田一铭
审判员 王 军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