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11民终8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勇，男，197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江西饶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雯，江西饶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才，男，196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辉，江西金纶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刘文勇因与上诉人周国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4民初1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文勇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周国才支付合同约定中的第二笔未支付款项15,000元及第三笔款项310,000元，共计325,000元；二、依法改判周国才支付汽车费用110,000元，工程水泥、速凝剂等材料款10,000元；三、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周国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文勇与周国才签订合同后，周国才支付385,000元，其中有100,000元系案外人黄贵清代付，刘文勇出具收条，载明款项性质为投标费用”错误。1、刘文勇出具的收条与本案无关，并非本案的款项；2、收条载明的款项为“投标费用”，刘文勇在一审时出示的合同附件设备清单中，可清楚看出设备价值己经远远超过合同约定的转让价61万元，也多次诉称黄贵清支付的100,000元款项不含在本案合同价中；3、该款为案外人黄贵清支付，周国才并未提供黄贵清与本案有关联的相关证据，黄贵清本人也并未到庭证明款项为本案的设备转让款。一审法院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直接认定案外人黄贵清支付的款项为本案的设备转让款，该认定有误。二、对于汽车款11万元以及水泥材料1万元。刘文勇已经实际交付了汽车、水泥材料给周国才，周国才也已实际使用。刘文勇在一审过程中已提交证人（伦潭公司副总吴富强）的证言予以证明，周国才使用的运碴车辆为刘文勇从案外人林生发处购置的两辆车辆，周国才未能证明其在承揽工程后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车辆。
周国才辩称，工程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完毕。2010年7月6日双方签订了协议，将未完成的隧道等工程进行转让，2010年7月7日支付了10万元，2010年7月8日通过案外人黄贵清支付了10万元，2011年11月支付了18.5万元，到2011年1月底总共支付了38.5万元。工程转让后刘文勇一直以负责人名义在工地上帮助周国才衔接事务，并代收工程款，余款由刘文勇在代收工程款中直接扣除。
周国才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依法驳回刘文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文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周国才与刘文勇签订的《工程合同转让协议》系无效合同，应当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原审判决并未对合同效力依法作出认定并作相应处理。周国才认为：1、该协议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转包合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禁止建设工程项目违法转包、分包。本案中，周国才与刘文勇均属于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故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2、合同无效应按《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处理，本案工程项目己经全部完工，返还财产已无可能。考虑周国才实际取得了一定数量的设备材料，应合理确定现场设备材料等的转让价款。3、协议约定的61万元价款包括项目转让款和现场设备等折价。但协议中对现场设备等的转让价款未细分，无法准确确定。刘文勇未举证证明现场设备的转让价款金额，应当视为其诉讼主张不能成立。4、刘文勇收取案外人黄贵清10万元的收条注明“投标费用”可证实该协议是工程项目和现场设备等的共同转让。5、原审判决虽认为刘文勇转让给周国才的不仅仅是工程设备，还包含工程承包权，但并未对该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并作出相应处理。二、刘文勇在本案中诉争的标的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在诉讼时效上的认定上前后相互矛盾。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工程款支付期限至少是嗣后己经确定，刘文勇不存在随时主张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因刘文勇未承认其知道权利被侵害，周国才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文勇知晓具体完工时间，也就无法确定刘文勇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时间。周国才认为：首先，刘文勇负有协助周国才签订合同的义务，但是刘文勇没有履行该义务，实际上余款约定的支付条件并未成就，且过错在于刘文勇。其次，刘文勇在与周国才签订转让协议时清楚知道本工程项目的工期为18个月，即使从签订转让协议之日起计算工期，本工程项目完工日期应为2012年1月。自2012年1月起，诉讼时效应当开始计算。再次，周国才受让工程项目实际完工时间是2012年9月，工程完工己经没有与业主方签订合同的必要。即使按照周国才实际完工时间计算，诉讼时效也应当于2012年9月开始计算。从实际支付款项的角度看，启动诉讼时效的事实也已经产生：1、刘文勇主张仅收到第一期款10万元和第二期款中的18.5万元，即刘文勇自认其第二期款中的1.5万元余款未收到。诉讼时效自1.5万元余款未收到之日起即开始计算。2、原审判决认定周国才己支付款项为38.5万元，也就是说周国才己经支付第三期款项（余款31万元）中的8.5万元。说明双方都已认可支付余款的条件己经成就。如刘文勇主张款项未付清，此时即应该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也应当启动计算，故刘文勇不存在不知道具体被侵害的具体时间。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本案诉争标的均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刘文勇丧失了本案的胜诉权。
刘文勇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工程设备转让协议，不是转包协议，总工程造价1,000万元，本案设备转让价格是61万元，若是工程转让，价格不可能相差这么大，故不属于合同无效的范畴，且周国才在一审中未就合同是否有效进行答辩。二、从协议内容看，该协议第三条第三款明确了若周国才需承建工程或得到工程款，需要与业主签订合同，该工程实际承包人和工程价格以业主同意为准。业主已按照周国才作为实际施工人结账，且未提出异议。三、刘文勇在一审中提交了工程设备清单，清单价格已超过61万元，刘文勇以61万元转让设备已有亏损。四、根据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余款待周国才与业主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但周国才何时与业主签订合同，不在刘文勇掌控范围内，只有在周国才告知刘文勇时才能明确付款时间，刘文勇在起诉前知道工程已竣工，权利侵害后立即向法院起诉，故刘文勇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
刘文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剩余设备转让款325,000元，汽车费用110,000元以及工程水泥材料款1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445,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6日，原告刘文勇与被告周国才签订《工程合同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刘文勇）有水利引水隧洞工程项目一个（含已投入设备、机具及余料），需转让给乙方（周国才）…工期要求：按业主要求约18个月…转让价格：陆拾壹万元（￥610,000）（含现场设备、机具、余料及临时设施等，不含已完工程量）…付款方式：签订协议后一次性付款给乙方（甲方？）：壹拾万元整（￥100,000），自进场开工后一周内再付贰拾万元（￥200,000）余款待乙方与业主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方的权利义务：1、协助乙方与业主方签订合同及与业主方的计价…”签订合同后，被告周国才向原告刘文勇支付了385,000元，其中，有100,000元系案外人黄贵清代付，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款项性质为“投标费用”。被告周国才至今未与工程业主方签订书面合同，案涉工程已由被告周国才完成施工。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下：原告合同余款支付请求权诉讼时效问题；未支付合同余款具体数额；购车款110,000元和水泥款10,000元被告是否应当支付给原告。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原告合同余款支付请求权诉讼时效问题。本案被告是否存在诉讼时效抗辩权，应首先明确原告的合同余款请求权是否发生。如果请求权没有发生，则没有诉讼时效问题；如果请求权已经发生，才会有诉讼时效问题。原、被告双方都主张请求权已经发生，只是对发生理由及发生时间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被告与业主是否实际签订合同、何时签订合同都在被告的实际控制当中，因此对于付款的具体时间双方是没有明确约定的，原告随时可以要求被告支付设备转让款，本案尚未”。被告认为“…本工程项目的工期为18个月…自2012年1月起，诉讼时效应当开始计算…（或）受让工程项目实际完工时间是2012年9月…诉讼时效也应当2012年9月于开始计算…”。该院认为，从双方转让协议内容和原告出具给案外人黄贵清100,000元的“投标费用”的性质来看，原告转让给被告的不仅仅是工程设备，还包含工程承包权。根据双方《工程合同转让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余款待乙方（被告）与业主签订合同后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原告）…”。原告“与业主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获得业主方的正式授权以开展工程施工，并向业主方主张工程款，如果被告未获业主方承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将很难向业主方主张工程款。故该条件系为被告利益而设，给予被告在未获得业主承认而原告请求支付剩余款项的抗辩权。既然“与业主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获得业主方的正式授权以施工，工程完工后，签订合同已无意义；合同项下工程在双方合同签订后一直由被告施工直至完工；故该款支付期限至少是嗣后已经确定，所以原告不存在随时主张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关键在于确定原告何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因原告未承认其知道权利被侵害，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知晓具体完工时间，也就无法确定原告“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具体时间，故其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二、对于未支付合同余款具体数额。依该院对双方证据的论述，原告自认被告提供的收条系其出具且2010年7月8日没有其他工程项目，而该收条明确注明为“投标费用”，故该收条所载100,000元应系案涉合同款项之一。原、被告双方约定合同总价610,000元，原告自认被告已支付285,000元，且被告已证明上述100,000元也已支付，故未支付合同余款具体数额应为225,000元。三、关于购车款110,000元和水泥款10,000元被告是否应当支付给原告。根据该院对双方证据的论述，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购买的两辆汽车系为被告所买，也不能证明其向案外人林生发购买的两辆汽车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也无法证明在合同转让款以外还存在10,000元的水泥材料款，故对原告此两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国才支付原告刘文勇转让余款225,000元，该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天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刘文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75元，由原告刘文勇负担3,975元，由被告周国才负担4,000元。
刘文勇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据：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对象：刘文勇从案外人林生发处受让的两辆车一直由周国才使用，至今未退还。
周国才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一审两次开庭刘文勇都提到要申请证人出庭，但两次证人都未出庭，只是庭后提供了一份证人证言；证人叶某不知道刘文勇与周国才转让的事情，不知道车辆的具体情况，是否免费使用还是转让还是包含在协议价款中，不知道车子后来去处，无法证明周国才一直使用且至今未还。
本院认证认为：证人叶某的证言无法证明周国才在工地使用的车辆即为案外人林生发转让给周国才的车辆，且其证言不是一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故本院不予确认。
周国才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刘文勇与周国才签订的《工程合同转让协议》是否属于工程转包合同？是否系无效合同？是否应按无效合同处理？二、刘文勇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周国才未支付的转让款数额？四、周国才是否应向刘文勇支付刘文勇主张的购车款110,000元和水泥款10,000元？
对于焦点一，从刘文勇与周国才于2010年7月6日签订的《工程合同转让协议》内容来看，约定刘文勇将一个水利引水隧道工程项目（含已投入设备、机具及余料）转让给周国才，转让价格为610,000元（含现场设备、机具、余料及临时设施等，不含已完工程量）。可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工程合同转让协议》是包含工程设备、机具、余料及临时设施等工程项目转让合同。该协议中约定的转让工程承包权部分因违反禁止建设工程项目违法转包、分包的法律规定而无效，但该协议中约定的转让工程设备、机具、余料及临时设施等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周国才也未举证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该部分约定有效。那么，该协议属部分无效合同，又由于该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未明确区分转让工程承包权价格与转让工程设备、机具、余料及临时设施等的价格，双方当事人也未举证证明两部分的各自价格，现周国才主张按现场设备材料等的价格确定转让价款，但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完工，已无可能区分现场设备材料等的价格，故根据协议约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周国才承接了工程，获取了工程报酬，该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该协议中的有效约定履行。
对于焦点二，刘文勇与周国才于2010年7月6日签订的《工程合同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余款待周国才与业主签订合同后一次性付给刘文勇。从该约定可知，刘文勇可在周国才与业主签订合同后向周国才主张转让余款，即转让余款支付请求权诉讼时效本应于刘文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周国才与业主签订合同后开始计算。但该协议签订后，周国才对工程施工直至完工也未与业主签订书面合同，况且工程完工后已无签订合同的必要，故转让余款支付期限应为工程完工后，即转让余款支付请求权诉讼时效理应于刘文勇知道或应当知道工程完工后开始计算。现刘文勇称在起诉前才知晓工程已完工，知晓后立即向法院起诉，而周国才未举证证明刘文勇知晓工程的具体完工时间，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其主张刘文勇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三，刘文勇与周国才于2010年7月6日签订的《工程合同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为610,000元，刘文勇自认周国才已支付285,000元，周国才主张在此之外还向刘文勇支付了100,000元，为证明其主张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刘文勇于2010年7月8日出具给案外人黄贵清的收条，刘文勇主张该收条系其与案外人黄贵清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其他工程的招投标费用，与本案转让款无关。对此，本院认为，刘文勇认可该收条系其出具，其在一审中称出具该收条时并无其他工程项目，在二审中又称该收条中的100,000元系其他工程的招投标费用，但其不能解释其所称的其他工程项目名称及地址等情况，故本院对刘文勇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结合该收条由周国才向法院提交，且收条中注明收到黄贵清支付的投标费用，周国才称其与案外人黄贵清系合伙关系，故周国才主张该100000系支付本案转让款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审法院认定该100,000元系支付本案转让款并无不当，故周国才已经支付的转让款项为385,000元，未支付的转让款为225,000元。
对于焦点四，刘文勇与周国才签订《工程合同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0年7月6日，而刘文勇与案外人林生发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0年7月28日，从时间上分析，刘文勇从案外人林生发处受让两辆车辆在刘文勇将工程承包权及工程设备、机具、余料及临时设施等转让给周国才之后，故车辆价款不包含在转让价款中。刘文勇主张已将从案外人林生发处受让的两辆车辆交付给周国才使用且至今未还，但其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若之后刘文勇有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其主张在转让款之外还存在10,000元的水泥材料款，其也未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文勇、周国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75元，由上诉人刘文勇负担4,600元，由上诉人周国才负担4,6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晖华
审 判 员 夏旭莉
审 判 员 周立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程云娟
书 记 员 林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