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19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号国际大厦*座****室。
法定代表人：初学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恒，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市宣武华厦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牛街8号四层。
法定代表人：王建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男，1969年7月11日出生，北京市宣武华厦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双利，北京恒圣（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建华，男，1956年8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振邦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宣武华厦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武华厦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建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6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振邦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宣武华厦公司赔偿振邦律所代理费损失998292元，诉讼费用由宣武华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第一项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没有依据。振邦律所依约全部履行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义务，宣武华厦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以案件已了结并不需要继续进行诉讼为由，向振邦律所发出《关于解除委托合同的函》，提出提前解除代理合同。振邦律所于2015年11月5日回复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宣武华厦公司支付剩余的律师代理费。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只有被通知解除合同一方对解除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本案中，振邦律所早已认可合同解除并未要求确认解除效力，一审判决确认解除效力并无对应的诉讼请求，该项判决结果没有依据。二、双方关于代理费及违约金的约定明确。双方在代理合同中第五条明确约定代理费由固定律师费及提成律师费两部分组成。代理合同生效后支付固定律师费，通过律师工作（包含和解方式）收回欠款后支付提成律师费，提成律师费按照回款金额的30%计算。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部分也明确约定，宣武华厦公司无故终止合同的，需支付剩余律师费。本案中，固定律师费已经支付，因此剩余律师费即提成律师费。三、提成律师费的支付条件及支付金额已经确定。宣武华厦公司在与第三人王建华达成和解之时，对于其能够收回的欠款数额及时间是有明确约定的，即2016年年底前支付全部383万，而宣武华厦公司对于此款能够按期收回也有十足的把握。在信任的基础上，宣武华厦公司在解除委托合同的函中才表示对于和解的结果表示满意，也是由于对收回欠款具有足够的信心才不打算再次起诉王建华。此时宣武华厦公司只需消极等待王建华还款后按照约定比例支付提成律师费即可完成对委托合同的义务履行，然而宣武华厦公司却积极解除合同，其唯一目的即为了阻止提成律师费付款条件的满足。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本案中，宣武华厦公司一方面积极解除委托合同，以剥夺振邦律所在合同付款条件成就后的付款请求权；另一方面既明确表示尚未收回欠款，又怠于向王建华主张权利，目的是故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在此情况下无论其是否真正收回欠款，均应视为全部欠款已经收回，并按照约定比例支付提成律师费。四、合同解除后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均规定对于合同解除后需对守约方进行赔偿，而赔偿范围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先后系列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方违约而造成其后的转售合同出售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本案中，宣武华厦公司解除合同所导致的可得利益损失是明确的，即剩余的提成律师费。而该损失也是宣武华厦公司希望通过解除合同而获利的根本目的，依据不应让任何人因违约而获利的基本民法原则，对于该可得利益损失应当由宣武华厦公司予以赔偿。五、振邦律所工作对于和解协议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宣武华厦公司与王建华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宣武华厦公司的核心证据系王建华出具的欠款证明，而王建华在该案庭审中多次对该欠款是个人欠款予以否认。正是由于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证明该欠款是王建华的个人欠款才导致该案最终撤诉。撤诉后，振邦律所围绕王建华所述的职务行为进行调查，查获其在任职期间存在提供假发票的犯罪证据，并以此向王建华施压，最终促成其与宣武华厦公司达成和解。本案一审中，宣武华厦公司辩称王建华曾多次出具欠款证明，此次出具欠款证明与振邦律所工作无关。然而在振邦律所介入前出具的欠款证明均未表明该欠款是王建华个人欠款，而此次和解过程中出具的欠款证明却有“虽未汇入本人个人账户，但确系本人个人欠款”的表述。这与王建华在欠款案庭审中的表述完全相反，这是王建华迫于振邦律所的压力所致，因此振邦律所对于和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六、振邦律所的代理行为不存在瑕疵。振邦律所代理宣武华厦公司起诉王建华一案，获得了宣武华厦公司的特别授权，且委托合同中亦未约定振邦律所撤诉需要宣武华厦公司的另行授权，而且宣武华厦公司的解除合同函中对于振邦律所的工作也书面表示了认可。因此一审判决所述振邦律所代理工作可能存在瑕疵毫无事实及证据支持，而仅仅是依据宣武华厦公司陈述进行的推断。振邦律所认为，判决书应该对所查明的事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记载，而不应该进行毫无证据的猜测，这样的猜测“可能、或许、大概”会引起人们对判决书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七、一审程序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一审案件于2016年3月2日立案，于2017年10月20日宣判，在不存在鉴定、公告送达等导致审判期限延长的情况下历时一年七个月，严重超出民事诉讼法对于一审案件审判期限的规定，审判程序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综上，振邦律所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审判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宣武华厦公司辩称，双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后，宣武华厦公司向振邦律所支付了15万元，振邦律所指派李元恒律师代理宣武华厦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王建华，要求王建华支付欠款。但是，由于该律师没有搞清案件性质和案由，在未征得宣武华厦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撤诉，给宣武华厦公司催讨欠款带来诸多不便。之后，该律师配合宣武华厦公司员工对王建华进行劝告后，王建华在原来已有的欠款基础上，另行给宣武华厦公司出具了欠条。由于该律师的不专业、不尽职的行为，宣武华厦公司才决定解除与振邦律所的委托关系。《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按照实际追回的欠款提成律师费，现振邦律所没有给宣武华厦公司追回任何款项，其要求支付剩余律师费没有道理。宣武华厦公司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振邦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宣武华厦公司支付代理费998292元；2、宣武华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宣武华厦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委托合同；2、振邦律所返还律师费15万元；3、反诉费由振邦律所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振邦律所与宣武华厦公司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宣武华厦公司因与王建华欠款纠纷一案聘请振邦律所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振邦律所接受委托，委派律师在下列案件中担任宣武华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对方当事人姓名：王建华、案由：欠款纠纷、审级：一审、二审、执行。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上诉。振邦律所委派李元恒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代理人。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宣武华厦公司向振邦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5万元。通过律师执行工作（包括和解等方式）使宣武华厦公司实际收回欠款的，按照实际回款30%比例向振邦律所支付提成律师费，已经支付的15万元律师费应在支付提成律师费时予以抵扣；分期收回欠款的，按照上述比例分期支付律师代理费。宣武华厦公司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无故终止合同，振邦律所有权要求宣武华厦公司支付未付的律师费。
协议签订后，宣武华厦公司支付了15万元律师代理费。李元恒律师代理宣武华厦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王建华要求王建华支付欠款3827640.47元，并参与庭审，庭审中宣武华厦公司提供了王建华曾出具的欠款证明及借款证明。但王建华否认该款项为个人借款，认为系承包产生的欠款，不同意由个人承担。2015年6月16日，李元恒律师代表宣武华厦公司提出撤诉申请。提出撤诉后，李元恒律师提出查询公司账目，由公司工作人员具体核实。通过查询，找到了存在虚假发票的问题。宣武华厦公司在与王建华多次交涉后，王建华于2015年10月9日向宣武华厦公司再次出具欠款证明，表示共计欠宣武华厦公司383万元，包括宣武华厦公司向二分公司的借款100万元及直接代替二分公司清偿的欠款283万元，并承诺2016年内清偿，逾期不能偿还的部分愿意按照8%支付利息。
2015年10月26日，宣武华厦公司向振邦律所发出关于解除委托合同的函。表示，经过宣武华厦公司及振邦律所的工作和协调，王建华已经与公司达成和解，公司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鉴于此，公司不必起诉王建华，因此希望提前解除与振邦律所之间的《民事委托代理协议》。2015年11月5日，振邦律所回函，认为宣武华厦公司与王建华达成和解协议，已经实现了与诉讼方式结案相同的目的。鉴于《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目的已经实现，再次起诉王建华确无必要，振邦律所同意解除合同，但希望宣武华厦公司能够支付提成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为，宣武华厦公司与振邦律所之间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事人应该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宣武华厦公司有权解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但因此给振邦律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责任承担应结合宣武华厦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振邦律所所做工作、振邦律所所做工作与王建华最终认可个人债务之间的关联程度、约定的付费方式、付费标准、双方在订立及履行合同中的过错等因素综合判断。详述如下：一、宣武华厦公司可行使任意解除权。本案所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信赖关系是该类合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双方缺乏信任，委托合同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和必要。因此，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振邦律所认为《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合同不得无故解除，故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不符合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宣武华厦公司可按照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行使任意解除权。双方之间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自2015年10月26日宣武华厦公司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振邦律所时解除。二、双方关于支付代理费的约定及违约责任不够明确，且双方存在争议。1、《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为代理诉讼。合同关于委托代理事项的约定是：振邦律所接受委托，委派律师在下列案件中担任宣武华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对方当事人姓名：王建华。案由：欠款纠纷。审级：一审、二审、执行。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上诉。可见，双方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主要为代理诉讼。2、《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15万元代理费付费标准和条件不明确。其余部分为提成款，在实际回款的情况下，按照比例支付。从付款时间上看，15万元在合同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同时还约定，在支付提成款的情况下，15万元应予以抵扣。对于按实际回款约定比例支付提成款少于15万元时，是否退还，并无明确约定。3、违约责任中约定，宣武华厦公司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无故终止合同，振邦律所有权要求宣武华厦公司支付未付的律师费。对于未付的金额，双方持不同意见，未能达成一致。三、振邦律所所做的工作。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振邦律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振邦律所代理宣武华厦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了王建华，并参加了庭审。此后，振邦律所律师李元恒代表宣武华厦公司撤回起诉。宣武华厦公司认可，提出撤诉后，李元恒律师提出查询公司账目，并由公司工作人员具体核实。通过查询，找到了存在虚假发票的问题。四、振邦律所所做工作对和解协议的贡献。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意见来看，王建华最终出具认可个人欠款的欠款证明，是否完全由于振邦律所律师的贡献，并不明确。从时间上看，王建华最终出具认可个人欠款的证明的时间是在振邦律所律师撤诉及发现虚假发票之后。但王建华此前曾多次向宣武华厦公司出具欠条或借条。振邦律所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代理律师与王建华仅见过两次，并且最终的欠款证明是在律师未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宣武华厦公司与王建华在振邦律所律师出面之前，亦曾协商三个还款方案。上述事实可以说明，振邦律所提出查账的建议，应该对王建华最终认可个人欠款有帮助。但是否是决定因素，从现有证据来看，并不明确。五、振邦律所的代理行为可能存在瑕疵。振邦律所可能存在未完全按照委托人意志处理的情形。宣武华厦公司主张振邦律所律师未经宣武华厦公司领导允许，提出撤诉申请。振邦律所辩称，其口头沟通过，且具有特别授权，能够代表公司处理。但振邦律所未能提供与宣武华厦公司进行沟通的笔录或其他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振邦律所律师其虽然具有放弃诉讼请求的特别授权，但也可能存在未完全按照委托人意志处理案件的情形。因此，也可能对双方的信任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振邦律所选择起诉王建华的诉讼策略，以及振邦律所律师代表宣武华厦公司办理撤诉手续，亦对宣武华厦公司最终不再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的决定有一定影响。六、应付费用数额的确定。1、振邦律所主张应另行支付提成费用，缺乏事实依据。宣武华厦公司虽然有任意解除权，但因解除合同给振邦律所造成的损失，除不可归责于宣武华厦公司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振邦律所有义务举证证明其损失。无论振邦律所律师的撤诉行为是否得到宣武华厦公司的认可。在撤诉后，宣武华厦公司有权选择不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王建华最终出具个人欠款证明是否主要取决于振邦律所的工作，亦不明确。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在诉讼以外支付费用的方式及数额。即使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约定，也应该在实际回款的情况下，按照比例支付。宣武华厦公司及王建华在一审庭审中均确认，王建华在2015年10月9日出具欠款证明后，未向宣武华厦公司偿还任何款项。振邦律所未举证证明王建华已经偿还宣武华厦公司任何欠款，或宣武华厦公司与王建华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振邦律所并未证明其存在任何损失，故其要求宣武华厦公司支付代理费998292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宣武华厦公司在王建华认可系个人债务后，不同意支付任何费用，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振邦律所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授权，进行了民事诉讼的代理工作，并且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存在重大瑕疵。在未收回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合同中对于15万元是否仍然应该支付的约定不够明确。撤诉后，振邦律所律师仍然就案件提出处理意见。虽然上述行为，并非《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范围，但目的仍然是为解决宣武华厦公司与王建华之间的欠款纠纷。并且，从时间上看，振邦律所撤诉后的工作也可能对王建华最终认可个人债务产生一定作用。综合宣武华厦公司提出解除的时间、振邦律所在诉讼阶段及诉讼之后所做的工作、振邦律所所做工作与王建华最终认可个人债务之间的关联程度、双方约定的付费方式、付费标准、双方在订立及履行合同中的过错、对违约责任的预期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宣武华厦公司向振邦律所支付15万元，应属合理。宣武华厦公司关于不应支付振邦律所任何律师费用，并要求返还15万元的反诉请求，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北京市宣武华厦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5年10月26日解除；二、驳回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北京市宣武华厦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振邦律所与宣武华厦公司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依据合同法规定，宣武华厦公司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因解除合同给振邦律所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关于赔偿损失金额，振邦律所主张其律师费损失应以王建华确认的欠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提成费的比例标准计算。因振邦律所代理案件在一审阶段以撤诉方式结案，王建华出具欠款证明发生在该案撤诉之后，虽然振邦律所在代理案件撤诉后对王建华出具欠款证明做了一定工作和贡献，但振邦律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代理案件撤诉后的工作支付费用有明确约定，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给宣武华厦公司实际追回任何款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振邦律所支付其余律师提成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振邦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83元，由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丽红
审 判 员 种仁辉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姜 源
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