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11909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高旋，住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吕亚楠，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胡天舒，住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吕亚楠，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周易，（曾用名周丛林），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庆，系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旋、胡天舒因与周易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5民初5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璇、胡天舒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2、将原判第一项改判为：以1,4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准，计算被上诉人的赔偿数额，并从2008年7月18日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止；3、撤销判决第三项，即高旋、胡天舒给付被告周易股权转让款利息损失；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被上诉人违约金额为1,415万，并应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止。
1、被上诉人单方违约造成纠纷，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双方于2008年7月17日签订的二份《补充协议》约定：“由于周易支付给高旋、胡天舒资金5,150,000元，高旋、胡天舒向周易保证，如果不能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取回土地证及房产证等法律文件给周易，高旋、胡天舒将不能向周易索取90,000,000元”。原审认定“周易却未将5,150,000元股权转让款给付高旋、胡天舒，周易该行为系属违约行为，对促成纠纷应承担违约责任”，表明本案为典型单方违约，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只赔偿部分损失。
2、被上诉人违约行为导致剩余900万元的付款条件未成就，被上诉人应以1,415万元为基数赔偿上诉人全部损失。
如前所述，解除房产抵押是被上诉人支付900万元所附条件。但是，‘‘解除房产抵押’’的条件没有成就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恶意违约行为造成。第一，“由于周易支付给高旋、胡天舒资金5,150,000元”，表明支付515万元是解除抵押的原因。被上诉人违约没有交付515万元汇票，导致解除抵押的原因关系没有成立。没有‘‘因”，当然没有“果”。所以，解除抵押的结果没有出现。第二，从抗辩权的角度，“由于周易支付给高旋、胡天舒资金5,150,000元”，表明被上诉人给付515万元在前，“解除房产抵押”在后。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上诉人为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履行。
《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被上诉人恶意阻止解除抵押的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成就，对后期的900万元，负有支付义务。故赔偿损失的基数应为1,415万元，而非515万元。
3、赔偿数额的利息计算期间应至合同解除之日止，非2013年4月10日。《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尚未解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一直负有付款义务，上诉人损失为应得未得款项。上诉人损失应当计算至《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解除之日或判决生效之日。
2013年4月11日，虽然发生了工商登记变更，但是，由于(2010)沈中民三初字第7号判决被提起再审，《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效力并未被否定，被上诉人付款义务没有免除，1,415万元仍为上诉人可得利益。
4、应当以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而非贷款基准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未如期支付1,415万元，给上诉人造成损失，该损失应以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二、原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利息不当。
原审法院以“（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最终判决解除高旋、胡天舒与周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由，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赔偿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损失不当。
1、上诉人受领385万元是基于合同约定，在合同解除后方产生返还义务，原审认定2013年4月11日返还没有依据。
上诉人受领385万元是基于《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约定。上诉人作为守约方，在合同未解除前，不存在返还问题，更不应计算利息。如合同解除，上诉人作为守约方仅负有返还385万元的义务，而没有赔偿损失的义务。2015年8月27日作出的（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高旋与周易于2008年7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解除《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上诉人受理款项的依据没有被撤销，没有返还义务。5号判决没有判令上诉人返还385万元内容，原审法院认定在2015年时点返还没有依据。
2、原审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基于法定、约定，上诉人在《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被解除前，都没有付款义务，且本案更不适用法无过错责任。所以，原审对上诉人的归责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
被上诉人高璇辩称：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
1、上诉人引用《合同法》第45条之规定，欲说明被上诉人违约导致剩余900万元付款条件未成就，应以1,415万元为基数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45条，规定的是合同的效力可以附条件，针对的是合同效力问题，而非合同履行中的先后顺序问题，更非赔偿损失的法律依据和条款，上诉人将条规定拆分仅引用第二款，进行扩大解释适用，与事实和法律不符。
2、上诉人认为赔偿数额的利息应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双方因同一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过多份协议，而具有股权转让登记效力的是在工商机关办理转移手续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且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沈中民三初字第7号判决，解除了该《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3年4月11日通过执行程序将涉案公司股权变更回上诉人名下，截至该日，被执行人实际已经重新取回涉案公司股权，后续已经不存在任何实际损失，执行程序已经终结。因此，上诉人已经不存在依据在先的协议继续履行付款的义务。
3、原审认定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385万元，并于2015年8月7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适用法律正确。
2015年8月2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最终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被上诉人将股权返还给上诉人，且已经于2013年4月11日执行完毕。至此，上诉人取回股权的目的已经实现，继续占有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其应将被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予以返还，故被上诉人反诉要求上诉人承担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合理合法。
高璇、胡天舒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一份《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10,000,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事实与理由：
2006年11月20日，原、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被告以14,000,000元购买原告所有的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综合楼（以下简称综合楼）。逾期付款，应按日向原告偿付房产款的5‰违约金。履行中，被告支付3,000,000元后再无音信。
2007年4月11日，综合楼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人为沈阳鑫东园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东园公司）。
2008年2月26日，综合楼取得房产证，所有权人为鑫东园公司。
2008年7月3日，原告委托案外人高影与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替代双方此前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乙方以18,000,000元购买甲方公司100%股权。被告之前依据《房地产买卖合同》支付的购房款3,850,000元转为股权转让价款。该协议项下股权交割时，被告应向原告支付5,150,000元。2008年7月16日，为办理股权变更，原、被告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约定：原告高旋将持有的鑫东园公司70,000股权（占注册资本70%），转让给被告20,000股权（占注册资本20%）。原告胡天舒将持有的鑫东园公司30,000股权（占注册资本30%）转让给被告30,000股权。合同签订后履行中，原告按约定将持有的鑫东园公司50%股权过户给被告，但被告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5,150,000元。2008年7月17日，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被告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两份。约定“甲方（原告）必须取回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综合楼的土地证、房产证、契税证等法律文件，并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由于乙方（被告）支付给甲方的资金5,150,000元整，甲方向乙方保证，如不能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取回土地证及房产证等法律文件给乙方，甲方将不能向乙方索取9,000,000元人民币。”“1、甲方同意将鑫东园公司100%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到工商局办理股权、法人变更手续及批准。2、乙方同意用该公司持有的该房产的公司股权50%质押给甲方。因此在工商股权登记50%股权由高旋持有托管。如果乙方给付甲方9,000,000元人民币，则甲方同意解除质押，并将该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2009年12月30日，原告将被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撤销被告鑫东园公司股东资格，恢复原告股东资格。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高旋与周易于2008年7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二、解除胡天舒与周易于2008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三、周易将所持有的20%鑫东园公司股权返还给高旋，将所持有的30%鑫东园公司股权返还给胡天舒。”该案件现已执行完毕，案涉股权已经返还给二原告。判决业已生效。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一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2008年7月3日）和两份《补充协议》（2008年7月17日）均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纵观该三份协议，其合同目的是股权转让。鉴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将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且股权已经从被告手中返还给原告。显然前述三份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尽管在另案中，原、被告一致认可《房地产买卖合同》被《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替代。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之规定，原、被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乙方如逾期付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偿付违约金房产款的5‰违约金”的约定依然有效。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4,821,250元。考虑被告实际履行能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0,000,000元。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解除一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和两份《补充协议》。
一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份、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变更登记表、鑫东园公司章程、（2013）沈中民二初字第125号案件庭审笔录、（2013）沈中民二初字第125号民事裁定书、保证合同、广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进账单（回单）、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起诉状、（2008）甘民初字第2651号《民事裁定书》2份、（2008）甘民初字第2651号《民事调解书》、辽立评报字（2009）第09060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沈阳嘉城拍卖有限公司的三次流拍报告、中天财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鑫东园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2014）甘审民初再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工商银行银行汇票、沈阳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和营业执照丢失公告、《收条》2份、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2张、《指示付款书》等证据，经证据交换和质对。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11月20日，高旋与周易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周易购买坐落于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综合楼一座，建筑面积6,174.40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2,207.90平方米，交易价为14,000,000元。同时约定，周易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向高旋支付3,000,000元，高旋收到3,000,000元后将综合楼交付周易使用；高旋负责办理综合楼的相关房产手续并取得房产证；周易应在2006年12月31日前再支付周旋2,000,000元；高旋将该综合楼的产权证更名为周易后，10日内周易支付高旋5,000,000元；周易应在一个月内将余款4,000,000元付清。合同还约定，周易如逾期付款，每逾期一天，应向高旋偿付违约部分房产款的千分之五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周易支付3,350,000元。
2008年2月鑫东园公司取得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的综合楼的房屋所有权证。
2008年7月3日，鑫东园公司与周易签订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一份。合同约定，将交易价修订为18,000,000元。鑫东园公司同意将该公司100%的股权装让给周易，该公司持有27号综合楼房产。付款方式为：1、在房地产买卖合同签订当年2006年周易已支付3,350,000元；2、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周易同意支付给鑫东园公司500,000；3、再补充协议交割执行时，周易同意支付该公司5,150,000元；4、在补充协议交割完成三个月内，周易同意2008年10月前支付给鑫东园公司5,000,000元；5、在完成上述交割六个月后周易同意2009年4月前支付给鑫东园公司4,000,000元。该合同上载明，鑫东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高旋，落款处由高影签字。
补充协议签订后，周易支付500,000元。之后再未支付任何款项。
2008年5月20日，高旋、胡天舒向高影出具授权书一份，授权高影办理转让鑫东园公司股份的一切事宜。
2008年7月15日，鑫东园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高旋将持有的鑫东园公司20%股权转让给周易，胡天舒将持有的鑫东园公司30%股权转让给周易。
2008年7月16日，高旋与周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高旋将持有的鑫东园公司20%股权转让给周易;胡天舒与周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胡天舒将持有的鑫东园公司30%股权转让给周易。同日，高旋、胡天舒协助周易到沈阳市工商管理局大东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周易变更为持有鑫东园公司50%股权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
2008年7月17日，高影代表高旋及胡天舒、周易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由于周易购买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的房产综合楼尚欠9,000,000元，周易同意用鑫东园公司50%的股权质押给高旋、胡天舒。因此，在工商股权登记的50%股权有高旋持有托管。如果周易支付了9,000,000元，则高旋、胡天舒同意解除质押，并将公司股权转让给周易。同日，高影代表高旋、胡天舒与周易另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鉴于高旋及胡天舒必须取回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的综合楼的土地证、房产证、契税证等法律文件，并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由于周易支付给高旋、胡天舒资金5,150,000元，高旋、胡天舒向周易保证，如果不能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取回土地证及房产证等法律文件给周易，高旋、胡天舒将不能向周易索取9,000,000元。
另查明，周易的曾用名为周丛林。其与高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胡天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鑫东园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均以周丛林名义签订。
2009年12月30日，高旋、胡天舒将周易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撤销周易的鑫东园公司股东资格，恢复原告高旋、胡天舒的公司股权；周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4,000,000元。2011年3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沈中民三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高旋与周丛林于2008年7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二、解除胡天舒与周丛林于2008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三、周丛林将所持有的20%鑫东园公司股权返还给高旋，将所持有的30%鑫东园公司股权返还给胡天舒，原告高旋、胡天舒将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返还给周丛林，四、被告周丛林给付原告高旋、胡天舒违约金，以14,1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从2008年7月17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周易对该判决不服,提起申诉,2013年7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最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高旋与周易于2008年7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二、解除胡天舒与周易于2008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三、周易将所持有的20%鑫东园公司股权返还给高旋，将所持有的30%鑫东园公司股权返还给胡天舒;驳回高旋、胡天舒其他诉讼请。”该判决已生效。
2013年4月11日，鑫东园公司股东股权工商注册发生变更，周易所持有的50%的股权，分别变更为由高旋持有20%、胡天舒持有30%，2013年4月24日,鑫东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周丛林变更为高旋。
一审法院认为：高旋、胡天舒与周易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2008年7月17日），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高旋、胡天舒在本案中主张对《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2008年7月17日）予以解除，周易在答辩及反诉请求中也表示同意解除，双方对解除《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已达成一致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对原、被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2008年7月17日）予以解除。
关于高旋、胡天舒提出周易应赔偿损失10,000,000元的主张，根据2008年7月17日高影代表高旋及胡天舒与周易签订二份《补充协议》的约定，“鉴于高旋及胡天舒必须取回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的综合楼的土地证、房产证、契税证等法律文件，并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由于周易支付给高旋、胡天舒资金5,150,000元，高旋、胡天舒向周易保证，如果不能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取回土地证及房产证等法律文件给周易，高旋、胡天舒将不能向周易索取9,000,000元”，周易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已明知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27号的综合楼存在抵押的他项权利，并应支付给高旋、胡天舒股权转让款5,150,000元，而高旋、胡天舒在该《补充协议》中亦向周易保证，如果不能解除该房产抵押的他项权利，取回土地证及房产证等法律文件给周易，高旋、胡天舒将不能向周易索取9,000,000元。在高旋、胡天舒配合周易变更股权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周易却未将5,150,000元股权转让款给付高旋、胡天舒，周易该行为系属违约行为，对促成纠纷应承担违约责任。现高旋、胡天舒要求周易赔偿损失,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应予支持。具体数额以周易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150,000元为基数,自2008年7月17日至2013年4月1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关于周易提出高旋、胡天舒应返还周易股权转让款3,910,000元的主张，根据已生效判决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认定周易已向高旋、胡天舒支付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现双方均同意解除《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且在2013年4月11日，周易所持有的鑫东园公司50%股权也分别变更由高旋、胡天舒持有，据此，高旋、胡天舒应将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返还周易。关于周易提出2007年4月17日、5月20日分两笔支付给胡天惠60,000元亦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根据双方达成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两份《补充协议》及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均无法认定胡天惠收到的60,000元属于周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据此，本院对周易该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周易提出高旋、胡天舒应赔偿周易利息损失2,546,420元的主张，经查，在2013年4月11日，周易所持有的鑫东园公司50%股权分别变更由高旋、胡天舒持有；2015年8月2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最终判决解除高旋、胡天舒与周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周易将所持有的鑫东园公司股权返还给高旋、胡天舒，至此，高旋、胡天舒也应在（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将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返还给周易，但高旋、胡天舒至今也未返还该款，故高旋、胡天舒应向周易赔偿未返还股权转让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具体数额为，以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8日至高旋、胡天舒清偿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关于周易提出由高旋、胡天舒承担解除《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的违约责任的主张，因周易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解除《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高旋、胡天舒存在明显违约行为，故此，本院对周易提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周易提出高旋、胡天舒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周易就股权转让纠纷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明显是就股权转让纠纷的违约责任再次进行审理，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和规定的主张，经查，在（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一案中，高旋、胡天舒要求周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4,000,000元，该主张系高旋、胡天舒认为周易违约，要求给付违约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违约金”为由，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存在违约，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本院认为，违约金是一种违约后的补救措施，同时也具有惩罚性，违约金的数额应为预先确定，主张违约金不以实际损失发生为条件，一旦发生合同违约，在合理范围内不必计算损失具体数额，守约方即可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而赔偿损失主要是一种补偿性的责任形式，只有在违约方因违约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前提下，守约方才能主张赔偿损失。据此，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应属实际损失，与在（2015）沈中审民初再字第5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主张周易给付违约金，不属同一事项。故此，原告主张赔偿损失，不属于重复诉讼主张，本院对周易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易（反诉原告）赔偿原告（反诉被告）高旋、胡天舒损失（以5,150,000元为基数,自2008年7月18日至2013年4月1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原告（反诉被告）高旋、胡天舒返还被告周易（反诉原告）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三、原告（反诉被告）高旋、胡天舒给付被告周易（反诉原告）股权转让款利息损失（以3,85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7日至清偿股权转让款3,850,000元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高旋、胡天舒与被告周易（反诉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果逾期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案件受理费81,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反诉被告）高旋、胡天舒承担68,800元，被告（反诉原告）周易承担13,000元；反诉费28,5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高旋、胡天舒承担18,700元，被告（反诉原告）周易承担9,8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核定的证据及查明事实，再予采信和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旋、胡天舒与被上诉人周易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2008年7月17日）的事实客观存在，合法有效。基于合同履行的争议事实及双方当事人共同意愿，一审法院判决上述协议均予以解除，并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作出了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付款义务的处理意见。
因周易未按2008年7月3日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约定，在沈阳鑫东园服装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交割执行时，给付高旋、胡天舒股权转款515万元，双方遂又于2008年7月17日股权交割之日签订补充协议，进行补救，确定周易尚欠高璇、胡天舒股权转让款900万，周易将企业全部股权的50%质押给高璇、胡天舒，并由高璇托管。同日，双方再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高旋、胡天舒办理完企业房产抵押解除前，不得向周易索取余欠的900万股权转让款。周易因未按上述协议向高旋、胡天舒支付5,150,000元股权转让款，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因2008年7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高璇、胡天舒在未办理完企业房产抵押他项权的解除手续前，不得向周易索取其他900万的股份转让款的约定,一审判决周易仅以5,150,000元为违约价款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无不当。
又因于2013年4月11日，通过执行程序，周易所持有的鑫东园公司50%股权被分别变更由高旋、胡天舒持有，股权利益已全部转回高旋、胡天舒，故一审法院判决周易以5,1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08年7月18日起至2013年4月10日止核计数额向高旋、胡天舒赔偿,事实依据充分，高旋、胡天舒主张增加赔偿金核算期日的主张不能支持。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高旋、胡天舒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啟星
审判员 宋 刚
审判员 赵 卫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钟雨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