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苏01行终1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义贵，男，1952年8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溧水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冬梅，女，1951年12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溧水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许瑞云，江苏方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南京市溧水区中山路1号。法定代表人徐日喜，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人民政府镇长。委托代理人周敦福、杨志兰，江苏同心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季兰英，女，1958年7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溧水区。委托代理人张裕斌，江苏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刚（系季兰英之子），男，1982年7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上诉人肖义贵、李冬梅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湫镇政府）、原审第三人季兰英房屋拆迁管理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初111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肖义贵、李冬梅系夫妻，肖义贵与季兰英丈夫肖义强系兄弟。2009年7月16日，溧水县人民政府向肖义贵颁发宁溧集用（2009）第41703号土地使用权证，确认李在凤村72号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肖义贵，且肖义贵、李冬梅户籍所在地均为上述地址。而季兰英户籍所在地为李××××号。李××××号房屋，从1993年到2016年拆迁一直由季兰英家庭居住使用。因溧水区美丽乡村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的需求，石湫镇政府于2016年11月23日与季兰英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坐落于石湫镇九塘李在凤村（××在××号房屋，以下简称70号房屋），涉案建筑面积为125.54㎡的房屋实施拆迁安置补偿。肖义贵、李冬梅认为案涉李××××号房屋系其所有，石湫镇政府与季兰英就该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原审法院。另肖义贵、李冬梅当庭出具1988年10月31日颁发的编号190903的宅基地使用证，以证明其系涉案房屋所有人。石湫镇政府及季兰英对其效力均不认可，认为其后肖义贵、李冬梅与季兰英两户家庭房屋进行了买卖置换，签订协议时70号房屋为季兰英家庭所有，肖义贵09年李在凤村72号房屋（下称72号房屋）新宅基地证颁发时，旧的70号房屋宅基地证已失效。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具备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经查，坐落于溧水县石湫镇九塘村李在凤村72号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人为肖义贵，肖义贵、李冬梅户籍地也为该地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肖义贵、李冬梅主张相邻的涉案70号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为其所有，与上述法律规定相冲突；另，虽肖义贵、李冬梅出具1988年老宅基地证以证明自己是诉争**号房屋的所有人，但石湫镇政府及季兰英均认为其后因两家进行了涉案房屋的买卖置换，故肖义贵、李冬梅拥有的2009年的新证代替了老证，老证已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观点与石湫镇政府作出行政行为时调查的证据及季兰英提供的亲属证言相一致。肖义贵、李冬梅对于190903号老证与72号新证之间的关系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结合石湫镇政府到发证的溧水区土管所调查核实情况，肖义贵、李冬梅认为诉争的70号房屋系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肖义贵、李冬梅并非被诉70号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对人，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诉拆迁协议具有利害关系，肖义贵、李冬梅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不予受理，已立案的，应予裁定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肖义贵、李冬梅的起诉。肖义贵、李冬梅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石湫镇政府与季兰英签订拆迁协议依据的仅仅是季兰英的陈述。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两组证据均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季兰英所有。2、原审法院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要求被上诉人重新调查，并在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相关证据后组织第二次开庭，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其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且其后补的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二、1988年10月31日溧水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颁发的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是有效的。以旧证换新证是土管所的要求，上诉人交旧土地使用权证是为了换发新土地使用权证，因土管所登记错误，才将旧土地使用权证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使用权证未被有权部门撤销或者收回，故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合法有效。被上诉人虽称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无效，并曾经向上诉人颁发过41703号土地使用权证，但客观事实是上诉人仍合法持有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而41703号土地使用权证则留存在被上诉人的土管部门。三、季兰英认为上诉人曾经与其进行了房屋买卖和互换，但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该事实。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供了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证明上诉人是70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与70号房屋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被上诉人与季兰英签订拆迁协议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裁定，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石湫镇政府答辩称，原审裁定查明事实清楚，上诉人并不具备争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结果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第三人季兰英述称，被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经过查阅相关档案、向当地居委会及部分村民调查了解情况、丈量房屋等一系列工作之后，与季兰英签订拆迁协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未滥用权利，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与70号房屋无利害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拟作为新证据使用：1、许林旺于2017年9月26日出具的证明，此证据系季兰英在一审中提交给法院的，上诉人以此证明涉案70号房屋的辅房并没有通过买卖或者置换给季兰英家庭；2、肖义凤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肖义强和肖义贵置换或者买卖70号房屋主房时，肖义凤的丈夫李有顺参加了会议，当时并没有对70号房屋的辅房进行置换或买卖。该证明上面的字是肖义凤侄女书写的，证明上“肖义凤”的签名也不是肖义凤本人签的，但手印是肖义凤本人的；3、肖义梅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70号房屋的辅房不在置换之内，且置换后上诉人一直占有使用用于养蚕。该证明上的内容是肖义贵写的，签名和手印均是肖义梅本人的；4、2018年3月22日郭华民与肖义凤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70号房屋的主房置换或买卖后，70号房屋的辅房仍由上诉人占有使用，并不存在将70号房屋的辅房买卖或置换给季兰英之说。该证明的内容是郭华民写的，证明人处肖义凤的签名也是郭华民签的，当时肖义凤在场，郭华民和肖义凤是夫妻关系；5、肖义保2018年3月18日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70号房屋的主房置换后，70号房屋的辅房怎么处理的他不知道，但是70号房屋的主房置换后，上诉人在70号房屋的辅房继续占有使用养蚕。证明的内容是郭华民写的，肖义保本人签字。6、2018年1月15日村民邻居证明，用以证明70号房屋的辅房一直由上诉人占有使用，虽然之后上诉人因养蚕规模扩大搬到另一处自有的房屋内继续经营，但70号房屋的辅房的所有权仍是上诉人所有。7、上诉人绘制的70号房屋至72号房屋变迁草图一份，用以证明：1、肖义强家71号主房仅有80平米左右，而肖义贵家的70号房屋的主房是三上三下楼房，有160平米左右，该两房进行买卖与置换，即使合同是生效的，也是上诉人比较吃亏，而两主房对应辅房的面积也可以看出上诉人所拥有的辅房屋面积要比季兰英家辅房面积要大，上诉人不可能把辅房一起送给季兰英；2、毛春林虽然与政府签订了72号房屋的拆迁协议，但是对应的辅房屋不包含在内。8、2018年3月28日石湫镇土地所工作人员与上诉人、上诉人儿子肖建对话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各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手中所持有的70号房屋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仍在上诉人手中，且合法有效，而72号房屋的41703号新证已被土管所收走，是土管所发错后的更正行为，72号房屋的41703号新证已经作废了。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明并没有明确70号房屋的辅房的归属问题。证据2－8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证据2、3、4、5、6均是证人出具的证言，按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人中有的也曾为季兰英出具过证明，其内容亦与拆迁时向被上诉人所描述的情况不符，真实性不应当得到认可，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所陈述70号房屋的辅房应当归上诉人所有。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被录音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第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也与其在石湫镇政府调查时的陈述不一致。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实是肖义梅签名并由肖义梅按手印。对证据4、5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称证据4、5均由郭华民所书写，但两份证据的字迹明显不一致。对证据6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7部分与事实不符，应当以季兰英一审时提交的变迁图为准。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季兰英在一审中已作为证据提交，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只是不认同季兰英的证据目的，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6均系证人证言，上述证据形式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且被上诉人与季兰英对上述的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证据7系上诉人对涉案相关房屋情况说明所做的图表，并不符合证据的要求，而证据8因无法确认与上诉人对话人的身份，且被上诉人及季兰英均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李××××号、71号、72号房屋系由上诉人肖义贵的父母为上诉人三兄弟加盖的。在1994年之前，上诉人一家居住在70号房屋内，肖义强（季兰英的丈夫）一家居住在71号房屋内，肖义保一家居住在72号房屋内。拆迁时，肖义强已去世，70号房屋由季兰英及其子肖刚实际居住使用，71号房屋由肖义保居住使用，72号房屋由上诉人一家居住使用。70号房屋的主房由肖刚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70号房屋的辅房由季兰英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71号房屋由肖义保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72号房屋由上诉人的前儿媳毛春林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季兰英与上诉人均确认，1994年左右，上诉人与肖义强在家人的主持下将各自居住使用的70号房屋的主房与71号房屋的主房进行了互换。2000年，上诉人将其居住使用的71号房屋与肖义保居住使用的72号房屋进行了互换。上诉人称，其与肖义强互换房屋时70号房屋的辅房并未交换，而是由其一直养蚕到2005年左右，其后，70号房屋的辅房由肖义强一家使用，且肖义强在原来辅房周围又加盖了部分房屋。季兰英则称双方在将主房互换后一年左右，双方又将辅房进行了互换，之后70号房屋的辅房一直由季兰英家使用。还查明，1998年10月31日，上诉人肖义贵取得了编号为190903号土地使用权证。2009年2月15日，肖义贵将该证上交后，于2009年7月16日取得了编号为宁溧集用（2009）第41703号土地权证，该证载明的房屋座落于李在凤村72号。上诉人称，后来因为拆迁出现矛盾，土管所让其把41703号土地使用权证交回去作废，把190903号土地使用证取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五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要求撤销季兰英与被上诉人就70号房屋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诉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来看，上诉人虽然原系70号房屋的权属人，并曾取得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但其在1995年时已将该房屋与季兰英家的71号房屋进行了置换，此后，又在2000年左右将71号房屋与肖义保的72号房屋进行了置换，而72号房屋在拆迁时亦经上诉人同意由其前儿媳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虽然上诉人现仍持有70号房屋的原土地所有权证，但其亦确认在2009年时曾将该证上交，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取得了72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上诉人虽称当地土管部门认为其2009年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证已作废，其原取得的70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仍然有效，但其未就此提供充分的证据。原审法院基于上述情况确认上诉人并非7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结果亦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郝莉坤审判员  黄 飞审判员  周 磊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书记员  陈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