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湘民再10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虞振江，男，197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东，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六容，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沙通用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化龙池54号。法定代表人：任明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硕，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宁，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寻葵芳，女，194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原审被告：虞晓琼，女，198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旭东、谭六容。再审申请人虞振江因与被申请人长沙通用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公司），原审被告寻葵芳、虞晓琼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民三终字第05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湘民申22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虞振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东、谭六容；被申请人通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明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硕、彭宁；原审被告寻葵芳、虞晓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东、谭六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虞振江申请再审称：1、本案属于明显的重复起诉案件，依法应驳回起诉，对此基本事实，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认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买卖款不是虞振江支付，而是精益厂代通用公司支付，缺乏证据支持，并与事实不符且逻辑不通。且原审判决认定的虞振江无权翻建38号房屋，认定事实完全缺乏证据支持。虽然虞振江和通用公司直至2001年11月20日才在长沙市芙蓉区房地产管理局（简称芙蓉区房地局）补签《房屋让售协议书》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买卖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只要当事人达成口头买卖合意即可，而本案中股东会作为通用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已经在2000年12月8日同意让售38号房屋，精益厂也已经于2000年12月14日向芙蓉区房地局支付首笔购房款175800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同意购买38号房屋，为此通过用公司和精益厂之间的买卖合同至少在2000年12月14日就已经成立并生效，正是基于此，通用公司才在38号房屋过户前就已将房屋交付给虞振江翻建使用。原审判决认定：“将解放路38号房屋出售给虞振江不是通用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虞焕文与虞振江恶意串通而为，严重损害通用公司的股东的利益，为无效合同”，认定事实严重缺乏证据支持。将38号房屋出售给精益厂经过了通用公司74.5%表决权股东签字同意，而精益厂和虞振江具有法律上的混同人格。虞焕文和虞振江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行为，一方面出售房屋经过了通用公司74.5%表决权股东签字同意，另一方面虞焕文根本就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无法与虞振江形成串通，且房屋买卖的所有事宜都由通用公司时任监事许世镁经办。根据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便是《房屋让售协议书》约定的48万元，也不属于不合理低价。3、一、二审判决证据认定错误，严重侵害虞振江合法权益。一审判决不问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来源，就对该询问笔录进行认定，证据认定严重错误。一审判决对2010年通用公司单方委托湖南鹏程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进行认定错误。二审判决对虞振江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及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决定》、《长沙市芙蓉区公证处公告》不予认可错误。该三份证据均为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审理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二审法院无故直接不予认可，严重侵害虞振江举证权利。由此，一、二审判决证据认定错误，依法均应当予以撤销。通用公司辩称：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7条之规定，已经有生效判决而再次起诉的前提不存在。同时具备相同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的前提不存在。首先，前后两次诉讼的当事人不同。2009年通用公司首次起诉的当事人是虞焕文和虞振江。2015年第二次起诉时，虞焕文已经死亡，当事人除虞振江保留外，增加了虞焕文的继承人妻子寻葵芳和女儿虞晓琼。诉讼主体发生了变化。其次，前后的诉讼标的不同。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形成的讯问和询问笔录、起诉意见书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刑事案件证据不可以作为民事案件证据使用。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分析，刑事案件的获取，其程序性和规范性更强，证明效力更高。因虞焕文死亡终结的刑事案件，无论是其被不起诉，或被判决无罪，仅限于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据问题，不影响对源于同一事实民事案件的证明作用和证明效力。另，申请人所称通用公司股东是因十年间房子涨价想分得利益，是对股东们的人身攻击和污蔑。通用公司与虞振江之间所谓的《房屋让售协议书》，仅为虞焕文侵占公司财产、虞振江非善意占有公司财产一系列违法行为的一个环节，并非一个孤立的事实。解放路38号房屋的购房款和重建款均由通用公司支付，产权在办理过程中，其所有权和收益权只能由通用公司享有。虞焕文为非法占有，并从中获得巨额收益。2001年9月24日，解放路38号房屋产权证正式由芙蓉区房地局转移至通用公司名下。虞焕文上述实施所有行为和事实，都是为了让虞振江非法取得该房屋所做的预谋和铺垫。因解放路38号属于通用公司重大资产，按照产权管理部门的规定，其产权转让和过户必须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于是，2001年11月12日，虞焕文用1998年通用公司改制时《关于企业全体职工购买企业产权的请示报告》中全体股东的签名文件，拼接复印伪造了全体股东同意将解放路38号房屋作价48万元“售卖”给虞振江的虚假股东会决议。该伪造文件已在本案一审时，经司法鉴定予以证实。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第59条适当、正确。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中，虞振江称本案通用公司属于重复起诉。经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09）芙民初字第2288号案卷中显示，2009年10月19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了通用公司的起诉后，根据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函，以虞焕文等人涉嫌挪用资金为由将（2009）芙民初字第2288号案件移送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并通过谈话笔录形式告知了通用公司、虞振江、虞焕文移送情况，且在本案二审中，通用公司自述其已收到了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就（2009）芙民初字第2288号案件退还的诉讼费。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将（2009）芙民初字第2288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因虞焕文死亡，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通用公司再诉至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根据通用公司的起诉受理本案并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不属重复诉讼。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主要是房屋让售协议的效力及其后续处理问题。关于本案中通用公司与虞振江签订的《房屋让售协议书》效力的问题。2000年6月8日，通用公司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和解放路街道办事处提交紧急报告，称其因解放西路拓宽改造工程，导致其解放路54号门面必须要拆迁一部分，区政府以优惠价格将涉案房屋让售给通用公司作为补偿，故通用公司获得购买该诉争房屋的资格。同年10月24日，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同意作价让售涉案房屋给通用公司，并由芙蓉区房地局与通用公司签订《房屋产权让售协议》，将涉案房屋作价575800元让售给通用公司并过户至通用公司名下。后虞振江与通用公司于2001年11月20日签订的《房屋让售协议书》，该协议上涉案房屋的出让价格为48万元，而通用公司从芙蓉区房地局处的受让价格为575800元，且该575800元的价格本身带有政策优惠性，虞振江从通用公司处的受让价格明显低于通用公司获得涉案房屋的价格。另从通用公司转让给虞振江的手续来看，在向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提交的《通用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系伪造。通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虞焕文将通用公司因政策性优惠获得购买资格的涉案房屋以明显低于政策性优惠价格售让给其儿子虞振江，并在办理过户手续时伪造《通用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可以认定通用公司将涉案房屋售让给虞振江并不是通用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损害了通用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故原审法院认定虞振江与通用公司于2001年11月20日签订的《房屋让售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房屋让售协议无效，依法应当相互返还。由于房屋已转化为拆迁收益，则争议转变为拆迁收益如何处置。本案中，虞振江得到房屋后，对于房屋购买款及该房屋经过翻修的费用，到底是由通用公司还是虞振江支付，双方存在争议。对于房屋收益如何处置，应以查清上述款项为前提，即房屋拆迁收益的处置，是无效合同、相互返还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争议房屋双方的经济往来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此认定不当。双方基于争议房屋发生的经济往来，是认定无效合同后相互返还必须查明的事实，在没有查明之前，直接认定拆迁收益归还通用公司所有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房屋出让协议无效正确，但在未查明相互应当如何返还的事实下，直接判定拆迁利益归通用公司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4）芙民初字第2232号民事判决书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民三终字第05065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曾英煌审判员  王 琳审判员  刘前进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周 杰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一般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但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