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303民初2810号原告：王荣，女，197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姚秋兴，男，196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系嘉善县姚庄镇姚庄村调解委员会调解室工作人员。被告：温州超特轧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A402号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754920903P。法定代表人：张崇兴。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慧君，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炳荣，男，196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原告王荣与被告温州超特轧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特公司）、第三人陈炳荣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秋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超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慧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炳荣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钢锭货款人民币2866800元及利息60万元【从2015年3月1日起（第三人将钢锭转让给王荣之日）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7年6月2日（本案起诉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超特公司于2014年9月21日、2014年9月24日、2014年9月26日、2014年10月13日分别以客户名称为陈炳荣开具编号为0004995、0003848、0004688、0004784的《坯料入库单》。其中钢号为G304共计7炉111930kg，其中钢号为TP316L共计6炉101910kg。陈炳荣于2015年3月1日将存放在超特公司的四张钢票转让给了原告王荣处置，同日原告委托姚秋兴将《钢锭转让通知书》发给被告。其内容载明：“就本人陈炳荣委托贵公司存放的G304、TP316C钢锭为111930kg和101910kg。按市场价G304每公斤11.5元、TP316C每公斤15.5元计算全部装让给嘉善县姚庄镇姚庄村北叶湾65号的王荣。合计转让的钢锭为人民币贰佰捌拾陆万陆仟捌佰元整。请贵公司收到通知后将上述钢锭款立即支付给王荣。”根据2014年12月底的市场价计算G304每公斤为11.50元、TP316L每公斤为15.50元，分别结算人民币为1287195元和1579605元，合计人民币为2866800元。原告王荣在庭审中补充陈述称：1.由原告王荣出钱，第三人陈炳荣出技术，承包了正圆的炼钢事业部，原告王荣收到废钢后运到正圆炼钢事业部，炼好后运到超特公司或新美康公司。2.正圆公司之前并未与被告超特公司发生过合作关系，是陈炳荣于2014年8月份起才向被告发送钢锭，由被告代销，其双方约定的合作模式为由陈炳荣或被告去找到买家后，买家向被告支付全部的材料款及加工费，被告再将其中的材料款支付给陈炳荣，陈炳荣再指令被告发货，但实际上一次也没有。2014年12月份前，被告均说钢锭还在，但陈炳荣此后听说钢锭已由被告处置掉，所以原告猜测钢锭可能不在了，故认为向被告要钱比较方便。被告给了陈炳荣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由张德坤出具并盖正圆章的不能任意处置钢锭的函。3.陈炳荣对正圆的一切权利义务已转让给原告，针对涉案钢锭形成的转让及通知仅针对这批钢锭更加明确。被告超特公司辩称：1.不能仅凭钢票认定原告是保管合同相对方，保管合同的相对方是正圆公司。从省高院再审判决书来看原告取得了陈炳荣对正圆公司的权利，原告应以正圆公司为被告。2.从2011年起超特公司与正圆公司合作。将钢锭发给被告，被告按正圆公司所找到的买家需求做成钢管，并直接从买家处收取加工费，材料款由买家直接付给正圆公司，并根据正圆公司指令将货物发给买受人。但被告现对之前的款项往来记录没有证据可提交，对于之前的《坯料入库单》上的客户名称不清楚，但从2014年8月份起客户名称写陈炳荣，这样书写的原因是正圆公司的副总李建光及高管张德坤向原告说明，陈炳荣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副总，但我方从未与陈炳荣有过联系，发出钢锭也都是与李建光及张德坤联系，陈炳荣对其与正圆公司的内部关系一直没有告知被告。在2015年3月3日收到《钢锭转让通知书》之前，即使陈炳荣于2015年1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反诉状，也仍没有向我方提出主张权利。3.编号为0004995的《坯料入库单》里面的“陆”字样，指客户陆一飞，其直接向正圆公司购买了钢锭，当时陆一飞根据李建光、张德坤出具的单子提货，但因原告与正圆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因双方争议故我们没给，后丽水中院判决，且原告在龙湾法院撤诉，我方才将钢锭给陆一飞领走。4.王荣与陈炳荣签订《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落款是2014年12月1日，正圆公司《转租炼钢事业部同意书》落款是2014年12月12日，被告于2015年3月3日收到《钢锭转让通知书》，但被告已于2014年11月24日之前根据正圆公司指定将钢锭发给了收货人。5.关于公章的问题，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已明确正圆公司实际有两个公章，陈炳荣在判决中说明两枚公章对外均有效。6.原告王荣未向第三人陈炳荣支付对价，陈炳荣在诉讼中一直坚持钢锭的归其所有。原告系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转让行为无效。7.若陈炳荣向原告转让的是钢锭，则陈炳荣在转让时明知被告已按正圆公司的指示将钢锭交付给案外人，原告能追究陈炳荣的违约责任，原告对被告不享有请求权。若陈炳荣转让给原告的是侵权之债，因涉案保管合同是无偿的保管合同，保管人基于正圆公司指示及丽水中院判决，对保管物的灭失没有重大过失，根据合同法第374条规定，被告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王荣与被告超特公司在庭审中确认一致的部分有：2015年3月1日，原告的代理人姚秋兴通过EMS快递方式向被告邮寄了《钢锭转让通知书》，并于2015年3月3日送达被告处。涉案法律关系为保管合同关系，被告超特公司负责加工，收取买方的加工费用。原告王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坯料入库单》四份，以证明被告收到第三人向其存放的钢锭；2.《钢锭转让通知书》（落款2015年3月1日），以证明第三人已经将钢锭转让给了王荣；3.《钢锭转让凭证》（落款2015年3月1日），以证明第三人已经把凭证交给了王荣，并收到了原告的款项；4.快递单，以证明原告已经通知被告将钢锭转让给王荣；5.（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确定了王荣诉正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6.《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落款2014年8月1日），以证明正圆公司将炼钢事业部租赁给陈炳荣，期限自2014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租金每年120万元；7.《炼钢事业部租赁补充合同》（落款2014年9月10日），以证明正圆公司炼钢事业部厂区内的炼钢原料和库存及产成品全部归陈炳荣所有等事项；8.《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落款2014年12月1日），以证明陈炳荣于2014年12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共九年八个月将炼钢事业部转租给王荣；9.《转租炼钢事业部同意书》（落款2014年12月12日），以证明正圆公司已同意陈炳荣将炼钢事业部转租给王荣，并承诺绝不违约；10.炼钢事业部财产权属证明，以证明除炼钢事业部房、地产及大型设备已抵押给了银行外，其它约1500多万元的机电等设备的产权均属王荣所有；11.丽水中院执行实施处笔录，以证明丽水市中院没有对炼钢事业部的财产进行查封；12.王荣向遂昌县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以证明当地政府对王荣的投资办厂的支持；13.王荣向遂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请，以证明当地工商部门对王荣投资办厂的支持；14.陈炳荣的借条，以证明陈炳荣于2014年8月1日向王荣借款人民币800万元租赁正圆公司炼钢事业部的事实；15.正圆公司公章样本，以证明正圆公司工商登记的公章备案样本中间带有“0578”字样；被告超特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民事反诉状，以证明陈炳荣向遂昌县人民法院起诉时认为该库存归陈炳荣所有，直到现在并没有变更诉讼请求，当时陈炳荣也认为合同指向的义务相对人是正圆公司，所以才会反诉；2.证明3份，以证明受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指定将该批加工钢管指定收货人，收货人已付正圆公司款项，并且我方交给收货人的时间早于债权转让的时间的事实；3.浙江省丽水市中院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以证明陈炳荣合同所指向的是正圆公司，并非是被告，且丽水中院也已驳回该库存归陈炳荣所有的诉讼请求的事实；4.声明书、情况说明，以证明炉号46012钢锭18支是加工户陆一飞的，当时陆一飞实际已向正圆买走钢锭，正圆将其钢锭运到被告处，陆一飞的钢锭是需直接加工的，其他钢锭是放在被告处的，由于发货时与陈炳荣两炉钢锭一车发货，误写为陈炳荣，现正圆公司2014年10月26日出具证明指定陆一飞收取，2016年1月20日陆一飞向被告领取加工的18支钢管的事实；5.出库单7份，以证明在收到《转让通知书》之前，被告已按原告所主张的13炉钢锭受正圆公司的指定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6.《坯料入库单》及《出库单》，以证明与本案存在同样情况的入库和出库也均由正圆公司指示发货。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如下：被告超特公司对原告王荣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其他异议同答辩意见；对证据2、3、4认为《钢锭转让凭证》没有收到，《钢锭转让通知书》有收到，但时间在2015年3月1日之后，但在2014年11月24日之前已根据正圆公司的指示将钢锭加工后转交给买家；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相对人系正圆公司，该判决不能确定钢锭权属；对证据6、7不知情，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正圆公司、第三人均未将该事实通知被告，故钢锭处置的过错不在被告；对证据8、9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该权利转让于2014年12月1日，晚于被告处置的这批钢锭的时间，王荣取得第三人的权利的时候权利实际上已经缺失；对证据10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内容并非针对涉案钢锭，出具时间为2014年12月12日，也系在被告处置涉案钢锭之后；对证据11、12、1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4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可能涉及个别清偿；对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但备案公章时间为2006年，不能证明其余公章系伪造，被告所持通知书上还有正圆公司的负责的人签字，省高院判决书第12页说明正圆公司在2008年之后就不再使用“0578”的备案公章。原告王荣对被告超特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认为加盖的公章系伪造，正圆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李建光及张德坤、陈新凯等三人目的将钢锭款转入私人账户，被告无权根据这三人指示去处置钢锭，我方的钢票没有给正圆公司的人看过，所以不排除被告与其三人串通的可能。对证据4认为被告本身就对这炉钢锭的处置存有疑问，不能就此对抗原告诉请；对证据5认为系被告自行制作；对证据6认为对客户名为陈炳荣的《坯料入库单》予以确认，并要求就此增加诉讼请求，对出库单均不知情。本院对原告王荣提交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且上述证据均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于被告的质证意见的认定本院于下文一并阐述；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关于本案原、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院于下文一并阐述；证据6、7已由（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认定依法成立并有效，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认定，但对被告处置钢锭是否具有过错本院于下文一并阐述；证据8可结合证据2、3予以认定，证据9、10涉及原告是否概括受让了陈炳荣与正圆公司《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全部权利义务的认定，但与本案原告仅就涉案钢锭的保管问题向被告提出赔偿责任而并没有绝对关联性；对证据11、12、13，经核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三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证据14系第三人陈炳荣向原告王荣出具的借条，第三人本人未作抗辩，且被告对其质证意见未举证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证据15，经核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被告超特公司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4、5的证明对象是否成立于下文一并阐述；对证据6的《坯料入库单》及《出库单》最早也仅形成于2014年8月份，该部分《坯料入库单》上载明的客户与原告举证的《坯料入库单》上载明的客户均为陈炳荣，就被告所辩称的在陈炳荣之前与正圆公司的合作部分，被告仍无法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因此对被告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对象，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其中载明的查明事实部分有：“本院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二审庭审结束后，周会华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4日的《关于公司领导职责分工的通知》和2014年2月23日的股东、董事会决议，其中后一份决议中载明‘张洪庆为总经理，李建光为常务副总（主持全面工作）’。2.针对《租赁补充合同》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关系，陈炳荣在再审庭审中称，系以正圆公司炼钢事业部的库存抵扣正圆公司应支付的300万‘保证金’”。“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0日，陈炳荣与正圆公司签订《承包框架协议》，由陈炳荣承包正圆公司的炼钢车间，约定陈炳荣应当于2014年2月20日前出资520万元，并约定租金为‘以每年保底生产1.2万吨为任务，每吨收取100元作为承包租金，即上交承包租金120万元，支付给正圆管业公司。若超额完成拟定吨位，超出部分按照100元/吨计算承包租金，以此类推’。同年2月10日，双方签订《承包细则》，约定陈炳荣出资的520万元以货币现金的形式投入正圆公司指定的账户，‘承包租金按每年度按季度结算支付，第四季度完成年度的承包总额’。之后，陈炳荣只缴纳了300万元。为此，正圆公司以陈炳荣未按时、足额出资及未按约支付租金，已构成根本违约为由，向陈炳荣提出解除承包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日的《租赁合同》只有张洪庆和陈炳荣的签字，没有正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的签字，也未加盖正圆公司的公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的《租赁补充合同》，只有陈炳荣的签字和正圆公司的公章，并无正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0日，正圆公司与陈炳荣签订《承包框架协议》；同年2月10日，双方又签订《承包细则》。同年8月1日，正圆公司代表张洪庆与陈炳荣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撤销2014年元月20日签订的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承包框架协议’，并于同年9月10日签订《租赁补充合同》，约定‘甲方（正圆公司）退还乙方（陈炳荣）300万元承包炼钢车间的保证金；自2014年8月1日起甲方（正圆公司）炼钢事业部厂区的炼钢原料和库存及产成品全部归乙方（陈炳荣）所有’。”另该民事判决载明：“再审中，陈炳荣称其与王荣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转租合同》，合同约定自签订之日起，陈炳荣放弃与正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王荣履行上述两份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正圆公司亦就此出具《同意书》，对《转租合同》的内容予以认可。根据陈炳荣的上述主张，其在《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已经概括转移至王荣，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之间已不存在租赁关系。现陈炳荣再以《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为依据要求正圆公司承担合同义务，显然与其反诉主张相矛盾。因此，陈炳荣不具备反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并非本案适格的反诉原告。综上所述，《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承包框架协议》、《承包细则》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已经解除……”被告超特公司于2014年9月21日、2014年9月24日、2014年9月26日、2014年10月13日分别以客户名称为陈炳荣开具编号为0004995、0003848、0004688、0004784的《坯料入库单》。其中钢号为G304共计7炉111930kg，其中钢号为TP316L共计6炉101910kg。现该四份《坯料入库单》由原告王荣持有。2014年12月1日，原告王荣作为乙方与陈炳荣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其中部分内容约定：“转租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共九年八个月。甲方将2014年8月1日、2014年9月10日分别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原件交给乙方，乙方持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和租赁补充合同及该转租合同自行征得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自2014年12月1日签订该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之日起，甲方放弃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一切权力和义务。同时，由乙方履行甲方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权力和义务。”2015年3月1日，陈炳荣向原告王荣出具了一份《钢锭转让凭证》，将其存放于被告处的钢锭按市场价G304每公斤11.5元、TP316L每公斤15.5元转让给王荣，合计转让的钢锭价款2866800元表示已收到。同日，本案原告代理人姚秋兴以EMS快递方式向原告邮寄了一份由陈炳荣出具的《钢锭转让通知书》，该份通知书内容载明：“就本人陈炳荣委托贵公司存放的G304、TP316C钢锭为111930kg和101910kg。按市场价G304每公斤11.5元、TP316C每公斤15.5元计算全部装让给嘉善县姚庄镇姚庄村北叶湾65号的王荣。合计转让的钢锭为人民币贰佰捌拾陆万陆仟捌佰元整。请贵公司收到通知后将上述钢锭款立即支付给王荣。”该份通知书被告于2015年3月3日收到。被告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5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TP316Ｌ，炉号分别为ZY49047、49048、49049、49050、49053的五炉不锈钢锭销售给亿泰（陈新凯）。被告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1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G304，炉号分别为ZY49033、49040、49041、49042、41001、41012及材质为TP316L炉号为ZY41013的7炉不锈钢锭销售给陈新凯。被告持有一份盖有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向我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陈新凯）提供了G304炉号分别为49033、49040、49041、49042、410001、40012、TR316L炉号为410013，共计112.978吨，货款已根据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指令支付至邵菊萍、郑琼农行账户；双方经办人为陈新凯、李建光、张德坤”。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转账记录有2014年11月26日陈相清转账72392元给邵菊萍、2014年11月24日陈相清转账700000元给郑琼。本院另查明，郑琼系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股东、陈新凯系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持有一份落款声明人为“陆一飞”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的《声明书》，该声明书的内容载明“陆一飞”声明炉号为46012钢锭为其所有，因与陈炳荣炉锭一并发货故误报入库人为“陈炳荣”，该事实由陈炳荣合伙人正圆公司予以证明。被告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并有“张德坤”、“李建光”、“施卯生”签字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载明炉号为46012钢锭是加工户陆一飞的，由于发货时与陈炳荣的两炉钢锭一车发货，误写为陈炳荣。现把此炉钢锭转为陆一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确认一致，本案的法律关系为保管合同关系，被告系负责加工并收取买方的加工费用的加工企业。现双方争议在于与被告形成保管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原告或正圆公司。关于涉案钢锭的所有权归属问题，（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认为，陈炳荣分别于2014年8月1日、2014年9月10日与正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因此根据《租赁补充合同》第二条约定“自2014年8月1日起甲方公司炼钢事业部厂区内的炼钢原料和库存及产成品全归乙方所有。自2014年8月1日起向新美康公司和温州超特轧钢有限公司销售及存放的钢锭均由乙方处置”。该部分约定符合涉案的《坯料入库单》出具时间，同样符合原告所陈述及被告向本院提供的由被告以客户名称为“陈炳荣”并于2014年8月份之后出具的《坯料入库单》出具时间。因此，本院对陈炳荣在被告出具《坯料入库单》时系涉案钢锭的实际权利人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抗辩原告王荣未向第三人陈炳荣支付对价，原告系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转让行为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王荣与第三人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了《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根据该合同第四条载明“自2014年12月1日签订该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之日起，甲方放弃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一切权力和义务。同时，由乙方履行甲方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权力和义务。”第三人陈炳荣系将其与正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原告王荣，若原告王荣在经相对方同意后，原告将取得的不仅有权利，还负有合同义务。同时，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关于涉案钢锭的转让，被告也没有举证证明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或有其他法律法规确定合同无效之情形。综上，本院对被告的该部分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原告通过从第三人陈炳荣处受让的权利，并于2015年3月3日通过姚秋兴将《钢锭转让通知书》送达给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与第三人对涉案钢锭享有的权利转让行为于2015年3月3日对被告发生法律约束力。现原告认为被告未对涉案钢锭尽妥善保管义务而要求被告负赔偿责任，系其通过诉讼行使其民事权利，故各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均适格。被告作为涉案钢锭的加工企业，其负有对涉案的13炉钢锭进行加工及妥善保管的义务，现被告辩称其已于2014年11月24日前根据正圆公司的指示将12炉钢锭（除炉号为46012钢锭）销售给了陈新凯（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丽商终字第308号民事判决后将炉号为46012钢锭交给陆一飞领走的行为均无过错。本院分析如下：1.现由原告持有的《坯料入库单》上明确载明的客户名称为“陈炳荣”，一般来说，被告应明知陈炳荣为涉案钢锭的权利人，且根据被告向本院提交的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6日的《情况说明》记载的部分内容为“此炉钢锭是加工户陆一飞的，由于发货时与陈炳荣的两炉钢锭一车发货，误写为陈炳荣。”若该份证据属实，则结合原告出具的《坯料入库单》来看，更一步能够确认陈炳荣的权利人身份，被告未经权利人的认可不应擅自处分，但被告在庭审中辩称从未见过陈炳荣以及即使陈炳荣在向遂昌县人民法院就其与正圆公司的纠纷提起反诉的情况下仍不向被告提示其对涉案钢锭享有的权利等抗辩意见，显然不符合一般逻辑，本院认为，被告在清楚正圆公司与陈炳荣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更应知晓其若根据正圆公司的要求去处分涉案钢锭会给陈炳荣造成损失。2.被告辩称的从2011年起就与正圆公司存在固定模式的合作关系，所以就涉案的钢锭其同样根据正圆公司的指示交付买受人，但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坯料入库单》及《出库单》最早也仅形成于2014年8月份，其入库单上载明的客户也为陈炳荣，就被告所辩称的在陈炳荣之前与正圆公司的合作部分，被告仍无法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因此对被告该部分抗辩内容的真实性，本院无法采信。3.被告辩称《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转租炼钢事业部同意书》形成的时间及《钢锭转让通知书》邮寄到达被告的时间均晚于被告转让钢锭之后，本院认为，虽然《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转租炼钢事业部同意书》的内容包括了陈炳荣将涉案钢锭的权利转让给王荣，《钢锭转让通知书》的内容包括了告知被告涉案钢锭的权利已由王荣享有，但是被告对上述内容是否清楚或何时得知，只关乎原告与第三人陈炳荣之间对涉案钢锭权利的转让行为是否对被告或何时对被告产生约束力，与本案中对被告是否具有过错的判断并不具有关联性。4.被告就其辩称的其已于2014年11月24日前根据正圆公司的指示将12炉钢锭（除炉号为46012钢锭）销售给了陈新凯（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本院提交了盖有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其证明的内容有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将其中7炉钢锭的货款已根据正圆公司的指示通过法定代表人陈新凯的父亲陈相清支付至邵菊萍、郑琼农行账户，并提交了陈相清分别于2014年11月24日转账给郑琼7000**元、于2014年11月26日转账给邵菊萍72392元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但被告不能对上述款项计算得出进行说明，且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收款人郑琼亦系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股东，因此综合上述情况，正圆公司与温州市炫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或陈新凯之间的买卖关系的真实性显然存疑。同时，被告称其与正圆公司的合作模式是直接向买受人收取加工费用，被告也未能就涉案钢锭的处置向本院提交其收到钢锭加工费用的相关证据，因此对被告该部分抗辩内容的真实性，本院无法采信。5.被告辩称其在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2015）浙丽商终字第308号民事判决后，才将炉号为46012的钢锭交给陆一飞领走，本院认为，（2015）浙丽商终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中并未明确涉案钢锭的归属及各方终局责任的负担，因此被告在明知涉案钢锭的权属存有争议的情况下，即使其所述处置钢锭的行为属实，但其仍有过错，且仅据编号为0004995的《坯料入库单》上有“陆”的字样也不足以推定该炉钢锭原仅属陆一飞。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保管人，理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妥善保管保管物。但被告未对涉案钢锭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并造成了保管物的灭失，且该损失并非由不可抗力或权利人本身过错造成，则被告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以其系无偿保管要求免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虽没有直接向合同相对方收取保管费用，但被告保管钢锭目的在于赚取加工费用，并非无偿保管，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该部分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损失金额的确定，因2015年3月3日到达被告的《钢锭转让通知书》的内容包括了要求被告将钢锭款2866800元立即支付给原告，故应以该时间节点的钢锭市场价格计算赔偿金额并可计算逾期利息损失，原告认为当时的钢锭市场价格为2866800元，即与《钢锭转让通知书》所载内容一致，被告对2014年9月份的钢锭市场价格认可为原告所述的计算方式，但对2015年3月份的市场价格未予确认，但因其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间提供充分的依据或对价格申请鉴定，故应以被告在庭审中所承诺的以原告所述价格为准。关于逾期利息损失，原告主张从2015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7年6月2日止，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按月利率1%计算没有依据，逾期利息损失应从被告收到《钢锭转让通知书》的次日即2015年3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宜。关于原告于2017年10月13日庭审中据被告提交的证据6当庭要求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当庭要求增加的诉讼请求系原告在超过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且本院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已对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了明确，原告亦针对最后一次明确的诉讼请求补充缴纳了不足部分的诉讼费用，现原告在最后一次庭审后又要求本院就其超出最后一次庭审中确认范围的诉请再次开庭审理，没有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该部分诉讼请求，原告可另行起诉。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温州超特轧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荣28668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从2015年3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7年6月2日止）；二、驳回原告王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534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王荣负担2430元，由被告温州超特轧钢有限公司负担321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 力人民陪审员  陈继秀人民陪审员  杨销销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本件与原件核对一致书 记 员  张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