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民终3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廖宗麟，男，1948年6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宗骐，广西东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吴世林，男，1968年2月27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男，1963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桂春路6号。法定代表人：温六零，社长。上诉人廖宗麟、吴世林与被上诉人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人民出版社）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的（2017）桂07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骆金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少迪、宿薇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黄海航担任记录。上诉人廖宗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宗骐、上诉人吴世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广西人民出版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廖宗麟所著于1997年9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英雄刘永福》一书中，有8页约6000多字的《刘永福年谱》，该《年谱》还发表在由廖宗麟辑注，于1997年10月由广西钦州市政协文史委印行的《民族英雄刘永福》上。廖宗麟对其创作的约6000多字的《刘永福年谱》有着完全的版权。2015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吴世林主编的《刘永福的故事》一书中的《刘永福年谱》，除了将与廖宗麟原文表示年龄的方块字（如八十岁）改为阿拉伯数字（80岁），并增加了刘永福修三宣堂的少量内容外，基本抄袭廖宗麟作品的文字表达。该书的版权页上印有“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字样，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前，没有联系和告知廖宗麟，也没有在相关地方标明引自廖宗麟的作品，事后也没有给廖宗麟寄送作品和报酬。廖宗麟以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侵害其著作权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9月在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刘永福的故事》一书中的《刘永福年谱》，是剽窃廖宗麟作品的，违反著作权法的侵权行为。2、吴世林因侵权行为对廖宗麟进行经济赔偿两万元，广西人民出版社因侵权行为对廖宗麟进行经济赔偿一万元。3、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支付廖宗麟的差旅费1000元、律师费2000元。4、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对已发售和未发售的侵权作品采取措施减轻和消除侵权行为的不良影响。5、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在广西区级以上的传媒、钦州日报刊登致歉声明、对廖宗麟公开赔礼道歉。6、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廖宗麟为维权所支出的费用。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根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英雄刘永福》一书署名，可以认定廖宗麟是《刘永福年谱》的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主张廖宗麟不是本案诉讼主体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年谱是用编年体记载个人生平事迹的著作，大多是后人就其著述及史籍所载事实编次而成。年谱的编写形式和内容比较固定，即以谱主为核心，以年月为经纬，将一切有关活动均以介绍，并加之少量评论和描写；这种形式及内容相对固定的特点决定了其只能享有较弱的著作权保护。谱主生平事迹及著述均属于客观事实，系公有领域的素材，任何人都可以在公有领域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只要对该素材的表达形式具有独创性，依据该公有素材创作完成的作品都各自享有著作权。著作权法旨在通过保护独创性表达，鼓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最终促进文化的创新与繁荣。鉴于此，著作权法不仅要确保作者对其独创性表达享有排他性的权利，也对著作权人的权利予以适当的限制，允许他人自由地使用作品中的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出身年月、生平事迹、思想和事实，使他人能够在此基础上创作新的作品。如果允许作者禁止他人使用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出身年月、生平事迹、思想和事实，就意味着作者对作品形成了一种绝对性质的垄断，使其不可能成为其他人进行新创作的资料来源，这将严重阻碍信息的传播和文艺创作，与著作权法之立法宗旨相悖。本案中，廖宗麟创作的约6000多字的《刘永福年谱》享有著作权，并不意味着对谱主生平事迹及相关著述这些客观事实的垄断，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些客观事实，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创作刘永福年谱。本案中，吴世林于2015年9月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吴世林主编的《刘永福的故事》一书中的《刘永福年谱》，除了将与廖宗麟原文表示年龄的方块字（如八十岁）改为阿拉伯数字（80岁），并增加了刘永福修三宣堂的少量内容外，经比对，吴世林主编作品段落中大多数文字表述与廖宗麟编写的《刘永福年谱》中相关表述基本相同，近似的表述诸如生卒年份及谱主生平事迹文字表达形式基本相同，吴世林构成对廖宗麟作品的抄袭。廖宗麟在本案诉请中请求保护的是其创作的《刘永福年谱》作品著作权和获得报酬权，其合法权利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未经廖宗麟许可，出版和发行廖宗麟创作的《刘永福年谱》作品，侵犯了廖宗麟对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廖宗麟主张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赔偿经济损失及因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各项合理费用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规定，鉴于原告因侵权所受损失和被告因侵权所得利益的数额均难以确定，依法适用法定赔偿。考虑到涉案作品的类型、参考相关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被告的侵权行为的方式、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出版发行规模、主观过错等因素，酌定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000元。关于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开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二十六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廖宗麟主张差旅费1000元、律师费是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为维权发生的正常开支，属于合理费用，被告应予赔偿；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赔偿差旅费1000元、律师费2000元，被告对于上述部分赔偿项目的合理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律师代理费2000元，符合《广西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广西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的相关规定，差旅费1000元其收费标准亦在法定范围内，综合考虑原告本次维权的实际情况，收费金额未违反相关规定，予以支持。上述各项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计为3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修正）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七）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权，并停止出版和发行廖宗麟在本案诉请中请求保护其创作的涉案约6000多字的《刘永福年谱》作品；二、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赔偿廖宗麟经济损失7000元；三、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赔偿廖宗麟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3000元；四、驳回廖宗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廖宗麟已预交），由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廖宗麟、吴世林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廖宗麟提出上诉称：1、廖宗麟一审起诉时指出吴世林剽窃了其《刘永福年谱》内容，但一审判决却判定吴世林抄袭《刘永福年谱》内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剽窃属于谋财图利，其主观恶性和罪错程度比抄袭要高；2、一审判决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共同赔偿廖宗麟经济损失7000元及合理费用3000元不合理，赔偿数额与其盈利数额不符，且应根据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的过错程度将赔偿数额分开处理，吴世林责任最重，应承担比广西人民出版社更高的责任；3、一审判决不支持廖宗麟要求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在有关媒体上发表道歉声明的起诉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应由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共同负担一、二审诉讼费及廖宗麟维权费用。故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对吴世林抄袭《刘永福年谱》的认定，改判认定吴世林剽窃了《刘永福年谱》的内容；2、撤销一审判决关于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共同赔偿廖宗麟经济损失7000元及合理费用3000元的内容，改判吴世林赔偿20000元、广西人民出版社赔偿10000元；3、撤销一审判决不支持赔礼道歉的认定，改判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在有关媒体上发表声明向廖宗麟赔礼道歉；4、一、二审诉讼费及廖宗麟为维权开支的费用全部由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承担。吴世林针对廖宗麟的上诉意见提出答辩称：1、《刘永福的故事》版权依法属于投资单位，吴世林担任主编是职务行为，不是该书著作权人，廖宗麟以该书附录的《刘永福年谱》无署名就认为是吴世林抄袭其作品，侵犯其著作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廖宗麟没有吴世林在《刘永福年谱》上署名的证据，无法证明吴世林就是本案适格被告；3、《刘永福的故事》一书版权为投资单位所有，一审判决以吴世林作为主编为由，就判决让吴世林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上诉人吴世林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以吴世林为被告，认定吴世林对廖宗麟的《刘永福年谱》构成侵权无依据，吴世林只是涉案《刘永福的故事》一书的职务主编，该书的著作权及版权均为钦州市刘永福研究会及钦州市作家协会等单位所有，故廖宗麟以吴世林作为被告起诉，不符合诉讼主体，一审未查明谁是适格被告，谁授权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就判决吴世林构成侵权也是错误的；2、既然吴世林非本案适格被告，就不构成对廖宗麟的著作权侵权，一审判决吴世林赔偿廖宗麟共10000元侵权经济损失无依据。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改判驳回廖宗麟以吴世林作为被告的起诉。廖宗麟针对吴世林的上诉意见提出答辩称：吴世林以《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为依据认定《刘永福的故事》一书著作权为钦州市刘永福研究会、钦州市作家协会等单位所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著作权纠纷中著作权归属的主体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主体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3、吴世林在本案中的侵权行为是性质恶劣的剽窃而不仅仅是抄袭，望二审予以改正。被上诉人广西人民出版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也未提出书面答辩，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二审庭审时廖宗麟在庭上新提交一组票据作为二审新发生费用的证据，吴世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仅认为不应由吴世林作为适格被告进行赔偿。由于该组证据系本案一审后新发生的，双方当事人也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故应予以确认。庭后本院依法向广西人民出版社提取了《刘永福的故事》的《图书出版合同书》,并组织廖宗麟、吴世林双方进行质证，廖宗麟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属于后补签的合同，但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关联性不大；吴世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经本院与原件核对无误，对于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以确认；该合同与吴世林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问题有关联性,故应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1.根据廖宗麟提交的新证据，其二审新发生的维权费用包括2000元律师费+378元住宿费+315元车票费+伙食补助、交通费600元，共3293元。《刘永福的故事》一书是2015年9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吴世林主编，农向东为责任编辑；该书中的《刘永福年谱》与廖宗麟创作的《刘永福年谱》经比对，除了一审确认的文字表达基本一致之外，格式表达也相同，但廖宗麟创作《刘永福年谱》所使用的格式为年谱作品相对固定的一般性格式，故不宜认定该格式为其独创。2.《刘永福的故事》出版合同第一页载明“甲方（著作权人）”的签字人是吴世林，乙方为广西人民出版社。作者署名也约定为“吴世林主编”，合同中未出现吴世林所称出资单位钦州市刘永福研究会及钦州市作家协会的相关记载，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吴世林）将《刘永福的故事》作品的图书出版发行权的专有使用权、翻译权、广播权等17项权利授予乙方（广西人民出版社），合同第二十六条明确双方不存在其他条件、承诺和协议。合同最后“甲方”为“吴世林”签名。3.《刘永福的故事》内容包括五十章独立的小故事及附录“刘永福年谱”，在该书“后记”中载明了每一章小故事的作者，但未注明“刘永福年谱”的作者或出处。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吴世林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2、廖宗麟主张吴世林不是抄袭，而是剽窃其创作的《刘永福年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吴世林是否构成对廖宗麟涉案著作权的侵权？4.一审判决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赔偿廖宗麟经济损失7000元及合理费用3000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上述争议焦点无异议。本院认为，1.关于吴世林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品或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根据《刘永福的故事》的“后记”记载，该书由钦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钦州市作家协会、钦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钦州市刘永福研究会、广西汉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且由数位作者分别完成一定数量的章节，应属于汇编作品。吴世林作为《刘永福的故事》一书主编，负责完成该书第14、18、20、47篇内容编写且负责全书统稿，并提供相关图片，同时也是在作品封面署名的自然人；此外，根据二审新证据《刘永福的故事》出版合同记载，吴世林是作为著作权人（甲方）在合同上签字的，合同中并未约定有吴世林所称的上述单位或组织的相关内容，因此，吴世林虽主张自己是职务行为，并非该书著作权人，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吴世林以著作权人个人名义与广西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并将该作品的17项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授予出版社专有使用的行为，已充分证明吴世林是《刘永福的故事》符合法律规定的著作权人。至于吴世林关于《刘永福的故事》一书是由相关单位出资并组织编写的辩解，不影响吴世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出版合同对该作品承担著作权人的义务。故一审认为其应是整部作品的著作权人，是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2、关于廖宗麟主张吴世林不是抄袭，而是剽窃其创作的《刘永福年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抄袭”和“剽窃”在汉语中词义基本相同，均指将他人的作品、成果当做自己的作品或成果，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抄袭”和“剽窃”未作出明确的区分，国家版权局在《关于如何认定抄袭行为给青岛市版权局的回复》（1999年）中称：“一、著作权法所称抄袭、剽窃，是同一概念……”可见，抄袭与剽窃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侵权程度和责任大小上的差别。一审判决中把吴世林主编的《刘永福的故事》中《刘永福年谱》内容认定为“抄袭”廖宗麟创作的《刘永福年谱》并无不当，廖宗麟上诉主张应认定为“剽窃”而非“抄袭”，是廖宗麟对“抄袭”和“剽窃”两个词语在汉语词义差别的个人理解，其据此非要二审将一审认定的“抄袭”改为“剽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3、吴世林是否构成对廖宗麟涉案著作权的侵权问题。吴世林是《刘永福的故事》一书的著作权人，其主编的《刘永福的故事》中的《刘永福年谱》与廖宗麟创作的《刘永福年谱》基本相同，构成对廖宗麟作品的抄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未经廖宗麟许可，在其出版和发行的《刘永福的故事》一书中使用了抄袭廖宗麟创作的《刘永福年谱》作品的内容，且未注明出处，侵犯了廖宗麟对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4.关于一审判决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赔偿廖宗麟经济损失7000元及合理费用3000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的规定，本案中，廖宗麟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因侵权所受的明确损失和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因侵权所得利益的数额，故应依法适用法定赔偿。一审判决酌定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共同赔偿经济损失为7000元、合理费用3000元，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廖宗麟提交的票据证明其二审新发生的维权费用3293元，属于二审时原告新增的独立诉讼请求，因吴世林一方明确表示不愿意调解也不愿意在二审一并审理该笔费用，故廖宗麟应就二审新发生的该笔维权费用另行起诉，本案不再进行处理。关于廖宗麟请求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在有关媒体上发表声明向廖宗麟赔礼道歉的问题。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吴世林主编的《刘永福的故事》一书中的《刘永福年谱》与廖宗麟创作的《刘永福年谱》存在高度近似，但并未存在对廖宗麟创作的《刘永福年谱》进行歪曲或贬损原作者的行为，且该书并未对《刘永福年谱》另署他人名字，只是未标注该年谱内容的出处，吴世林、广西人民出版社的侵权行为对廖宗麟造成的精神损害显著轻微，通过经济赔偿足以弥补，故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廖宗麟提出的公开赔礼道歉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廖宗麟、吴世林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二审受理费共550元（廖宗麟已预交550元、吴世林已预交550元），由廖宗麟负担500元，吴世林负担50元。廖宗麟多预交的50元及吴世林多预交的500元二审受理费，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骆金盛审判员  黄少迪审判员  宿 薇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