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39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立红，男，197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海咪，浙江金道（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宝，男，196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婷婷，宁波市致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钱立红、上诉人周国宝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初3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立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205民初300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周国宝向钱立红支付装修费68010元；3.依法改判周国宝向钱立红支付停产停业损失28776元。事实和理由：一、钱立红应享有装修款补偿。（一）周国宝同意上诉人装修。涉案房屋为店面房，装修事宜可预见，且周国宝住涉案房屋楼上，对此不可能不知情，长达7年半的时间里从未提出要求拆除或恢复原状的请求，经一审法院认定周国宝同意装修。（二）钱立红对已形成符合的装饰装修物享有所有权。周国宝与拆迁办公室于2017年2月8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获得拆迁补偿，因拆迁原因导致双方租赁关系解除，经法院确认租赁合同解除于2017年7月24日。故在2017年7月24日以前，钱立红仍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享有所有权，依法享有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周国宝获得补偿，属于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判决显失公允，应由上诉人享有装修费的补偿。（三）钱立红应享有装修款补偿。双方因涉案房屋被征收而解除合同，且拆迁办公室对装修残值进行评估并进行了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钱立红应享有装修款补偿。二、钱立红应享有停产停业的损失补偿。法院确认双方租赁合同解除于2017年7月24日，但周国宝于2017年5月27日和2017年5月30日分别注销了水电，导致钱立红无法正常经营，属于侵权行为，应赔偿给钱立红停产停业损失。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解答》中，认为“租赁合同和拆迁补偿合同对房屋拆迁补偿事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根据补偿的具体情况，承租人可获得相应的赔偿”。征收事宜发生在双方租赁期内，故钱立红有权要求相应的补偿。
周国宝辩称：1.关于装修费。钱立红擅自装修，未经周国宝同意，装修费不应获得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钱立红为自己经营的特殊需要以及为谋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而装修的费用应由其负担。2.关于停产停业损失。钱立红与周国宝为同一批拆迁户，明知涉案店面将面临国家拆迁征用，无法继续租赁，该拆迁行为系属于不可抗力行为，并非周国宝的违约或侵权行为造成。且在（2017）浙0205民初2360号案件中钱立红陈述其于2017年4月就已经腾退涉案房屋，钱立红主张周国宝在2017年5月27日、2017年5月30日注销水电致之后的高温天钱立红无法经营，属于侵权行为，应赔偿给钱立红停产停业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该项费用不应支持。
周国宝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钱立红关于搬迁费的诉讼请求。二、由钱立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钱立红与周国宝的《店铺出租协议书》到期后钱立红一直租赁该店铺至2017年，双方未重新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可视为不定期租赁，而基于双方签订的《店铺出租协议书》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周国宝支付钱立红搬迁费20010元错误。钱立红认为，适用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前提是租赁到期后出租人未提出异议。而本案中，周国宝自2016年底拆迁部门通知涉案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起即多次向钱立红提出异议，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关系，故一审法院适用此条判决周国宝支付搬迁费错误。其次，双方一致确认钱立红实际租金支付至2017年1月底。依照双方的支付惯例，2017年2月1日周国宝应收取钱立红下一半年度的房屋租金，而周国宝并未收取，且依当时客观情况继续出租已不能实现，由此可印证周国宝对双方的租赁关系已提出异议。再者，《店铺出租协议书》约定了有效期限，故原合同已失效，拆迁中涉及的搬迁费不应适用原合同约定。二、一审法院认定钱立红实际承租房屋面积为66.7平方米的事实错误，应为52.19平方米。一审法院忽略了涉案房屋实际结构有三间房屋的事实（不含楼梯）。《店铺出租协议书》清楚地载明“靠西第3间、第4间属于周国宝的店铺”，可见出租给钱立红的房屋一是靠西的两间，二是店铺。而本案中位于靠西两间店铺其中一间的后半间房屋，即《慈城卫星城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征收分户评估报告》中的房3，面积为14.51平方米，早在2014年就出租给案外人王光山使用。
钱立红辩称，租金确实是半年一交的，钱立红一直在与周国宝协商租金，是暂时拖欠的。根据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周国宝未向钱立红提出异议，合同对于搬迁费的约定应当继续有效。关于房产面积，根据一审提供的证据和合同约定，只有两间房。
钱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国宝向钱立红支付装修费68010元；2.周国宝向钱立红支付搬迁费28776元；3.因周国宝迟延支付以上费用给钱立红造成的损失13800元；4.诉讼费用由周国宝承担。审理中，钱立红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周国宝向钱立红支付搬迁费21582元；增加1项诉讼请求：判令周国宝向钱立红支付停产停业补偿2877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1日，钱立红、周国宝签订《店铺出租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周国宝名下位于慈城镇城南西路228号靠西的第三间和第四间房屋租赁给钱立红，租期为3年，租金为2400元每月，租赁期间遇到房屋拆迁，所产生的搬迁费用按照国家规定赔偿钱立红。租期到期后钱立红一直租赁该店铺至2017年7月24日，并支付租金至2017年1月底，涉案房屋于2017年2月8日被国家征收并由周国宝与拆迁办公室签订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周国宝曾于2017年7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钱立红支付2017年2月2日至实际归还日的房屋占用费，法院判决钱立红支付周国宝2017年2月2日至2017年7月24日房屋租金13760元，诉讼费40元由钱立红承担。该判决已生效。
关于钱立红实际承租的房屋面积，由于《店铺出租协议书》约定的租赁房屋为“慈城城南西路228号西边第3间及第4间属于周国宝的店铺”，与双方提供的图纸上显示为“1-4”、“1-5”两间可相互印证，周国宝提供的四张照片不足以证明“1-4”南边半间不包含在租赁房屋以内，故一审法院认定“1-4”、“1-5”两间为租赁房屋，面积按《慈城卫星城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征收分户评估报告》中列明的房1、房2、房3总面积计算为66.7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钱立红要求周国宝支付装修费、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及周国宝迟延支付上述费用造成的租金损失是否合法合理。
关于装修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时，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补偿附合装饰装修费用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店铺出租协议书》中未约定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故钱立红要求周国宝支付装修费6801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搬迁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店铺出租协议书》中约定：租赁期间遇到房屋拆迁，所产生的搬迁费用按照国家规定赔偿乙方（钱立红）。依据《私有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核算单》中建筑面积271.95平方米，所对应的搬迁费为81585元，计算钱立红租赁的66.7平方米房屋搬迁费为20010元，故钱立红要求周国宝支付搬迁费2001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首先，《私有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核算单》中并未列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项目及金额；其次，《实施宁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若干意见》针对的是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人所享有的权利义务，钱立红并非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其只能依据与周国宝的租赁合同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而《店铺出租协议书》中未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作出约定，故钱立红要求周国宝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28776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周国宝迟延支付相应费用造成的租金损失。首先，该项诉讼请求与生效判决的内容相冲突，实质上否定了生效判决的判决结果；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周国宝应支付相应费用而未支付，钱立红依然可以通过解除合同后协商或起诉的方式以主张权利，然钱立红持续使用房屋，理应承担相应的房屋租金，故钱立红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周国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钱立红搬迁费20010元；二、驳回钱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4元，减半收取1472元，由钱立红负担1250元，周国宝负担222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钱立红向本院提交《私有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一份，拟证明周国宝获得停产停业损失32548元的事实。上诉人周国宝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钱立红的待证事实，一次性经济补贴费是给周国宝在外的租房费。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钱立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上述协议中并未列明停产停业损失这一补偿项目，钱立红亦未能证明该协议中的一次性经济补贴费系停产停业损失，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周国宝实际领取了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上诉人周国宝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租房合同、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暂住清单、证明各一份，拟证明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周国宝将城南西路228号一楼楼梯左边的一间房屋，即《慈城卫生城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征收分户评估报告》中的房3，出租给案外人王光山居住使用，周国宝实际出租给钱立红的店铺面积为52.19平方米。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份，拟证明周国宝的妻子在租赁期间领取了营业执照的事实，即使拆迁办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过补偿，也是补偿给周国宝的，而不是补偿给钱立红的。上诉人钱立红经质证认为：对租房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居委会对房屋租赁合同仅进行形式审查，且合同载明的租赁价格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租赁价格不一，王光山的笔迹上下不一、笔迹深浅有差异，怀疑是伪造的。对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暂住清单、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王光山的户籍信息不在涉案所在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拆迁补偿的经营损失是对实际经营损失的补偿，而不是仅凭营业执照所能获得。本院经审查认为：租房合同载明的房屋面积与其实际面积不一致，钱立红对其真实性亦有异议，且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暂住清单、证明不能直接反映案外人王光山承租讼争房屋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搬迁费，双方在《店铺出租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租赁期间遇房屋拆迁，所产生的搬迁费用按国家规定赔偿乙方。”虽然该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1年2月1日至2014年2月1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故上述合同条款在租赁期间届满后仍然具有拘束力。至于钱立红实际承租的房屋面积，鉴于《店铺出租协议书》与房产证平面图能够相互印证，周国宝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慈城卫生城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征收分户评估报告》中的房3出租给案外人，一审法院认定钱立红承租的面积为66.7平方米，并无不当。故周国宝应向钱立红支付搬迁费20010元。
关于装修费。首先，涉案房屋属于店铺，且周国宝自认居住在涉案房屋楼上，理应知晓钱立红对涉案房屋进行装饰装修的情况。在无证据证明周国宝对此表示过反对的情况下，应理解为周国宝同意钱立红进行装饰装修。其次，承租人如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与其租赁期限相适应的装饰装修造价费用，该费用作为其租赁房屋的投资成本，应当在租赁期间内分摊完毕。待租赁期间届满，出租人无需向承租人补偿附合装饰装修费用。本案中，《店铺出租协议书》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1年2月1日至2014年2月1日，在该协议未约定续租事宜的情况下，钱立红应预见2014年2月1日时装饰装修费用即在租赁期间内分摊完毕。因此，在《店铺出租协议书》未就此另行约定的情况下，钱立红关于要求周国宝支付装修费68010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停产停业损失。首先，钱立红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周国宝实际领取了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其次，在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中，房屋征收部门仅与被征收人周国宝达成补偿协议，而房屋拆迁补偿关系与租赁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该补偿协议并不必然成为承租人因租赁合同解除所受损失的计算依据。在《店铺出租协议书》未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钱立红要求周国宝支付停产停业损失28776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钱立红、上诉人周国宝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上诉人钱立红负担2220元，上诉人周国宝负担300元。
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晖
代理审判员 龚 静
代理审判员 刘建军
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