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8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柏用秀。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中奎。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剑峰。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勇。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苟志钢，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春碧。
委托代理人吴太勇，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被上诉人肖春碧居间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2013）永法民初字第0078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严永鸿、代理审判员吴贵平、唐舒楠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重庆市永川区金山建材厂系从事建筑石料用灰岩的露天开采，矿石、石粉加工和销售的普通合伙企业，金山四分厂系重庆市永川区金山建材厂于2010年12月9日设立的分支机构。2011年4月25日，金山四分厂、柏用秀、黄中奎、邓勇和高选（甲方）与肖春碧（乙方）签订了《内部协议》，约定：1.甲方矸石厂现有现代挖机1台，如乙方在对谈不包括挖机，则此挖机作介绍费给乙方；2.卡特挖机一台，如乙方在对方谈不包括则此挖机由汇龙厂、永利厂、肖春碧各三分之一；3.金山建材厂四分厂共计15000000元整，不包括任何费用、发票、介绍费；4.以上两台挖机按揭由甲方支付，乙方不负担该挖机的债务。柏用秀、邓勇、黄中奎在甲方处签字。肖春碧陈述该协议中的“高选”即本案被告高剑锋。庭审中，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申请对《内部协议》中第4条与前3条是否是同一天申请鉴定。后肖春碧陈述《内部协议》第4条系事后添加，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遂撤回上述鉴定申请。上述内部协议签订后，肖春碧对外联系金山四分厂出售事宜。因肖春碧与余泽雨系表亲关系，经肖春碧介绍，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余泽雨经商讨后决定将金山四分厂以14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罗贵金、余泽雨。
2011年5月9日，重庆市永川区金山建材厂（普通合伙）作出关于金山四分厂负责人任免决定，决定免去高代甫的负责人职务，聘任余泽雨为金山四分厂的负责人。同月13日，金山四分厂经批准登记，将负责人由高代甫变更为余泽雨。同月18日，金山四分厂移交了办公机器设备及办公资料，高代甫、余泽雨分别在移交人、接收人处签字。上述移交清单中未包含本案所涉的两台挖机。
2012年2月1日，高剑锋、柏用秀、黄中奎、邓勇和罗贵金签订了《重庆市永川区金山建材厂四分厂生产经营重组协议》，协议主要载明：1.根据2011年5月2日永川区金山建材厂（普通合伙）四分厂转让合同约定，该厂整体转让含前期办厂一切证照手续、固定资产、机械设备、石灰岩矿山合计转让价为14000000元，协议约定在双方手续完清后10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转让金，由于多方原因，双方均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后经双方反复协商，按照友好合作原则，特重新订立生产经营重组合伙协议；2.合伙自然人仍按原永川区汇龙建材有限公司、原永川区永利建材厂、罗贵金等三个自然人组合而成，股金按14000000元、股份按100股计算，每股出资是140000元；3.各自然人股份按出资额而定，所占比例为永利30%、汇龙20%、罗贵金50%（其中永利黄中奎、柏用秀、邓勇各10%）；4.合伙事务执行人由余泽雨、蒋德万、高剑锋、邓勇四人组成；5.此协议由参与组合的股东签字后生效等。该重组协议签订后，协议各方已按协议履行。
2014年2月21日，本院依职权就本案相关事实向余泽雨进行了询问，余泽雨在询问笔录中主要陈述了以下内容：1.金山四分厂转让属实，转让协议应该存在；2.肖春碧系其表姐，经其介绍购买金山四分厂，在一个茶楼谈了一两次就确定了价格；3.签订转让协议后，陆续支付了约6000000元，其后因四被告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故未再支付剩余款项，重组协议内容属实；4.肖春碧为促成这次转让，说了很多好话，但其后发现购买金山四分厂的价格偏高，如果肖春碧把真实情况说清楚，其和罗贵金就不会购买金山四分厂；5.高选即高剑锋。经质证后，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庭审中，肖春碧向本院举示了以下两份电话录音：1.案外人韦大才与黄中奎的电话录音（形成时间为2012年10月），在该份录音中黄中奎承认卡特挖机和现代挖机分别作价1100000元、800000元；2.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肖春碧及韦大才的电话录音（形成时间为2012年11月），在该份录音中，邓勇承认肖春碧在金山四分厂的转让中牵了线，其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应当支付部分报酬，但此后其未按内部协议的约定支付报酬的原因是作为买受方的罗贵金和余泽雨未按转让协议付清转让款，最终经协商采取了重组的方式，并且将挖机一并作价投入到金山四分厂中。高剑锋在该份录音中承认虽然签订内部协议时其未在场，但其认可内部协议，只是误以为内部协议中的现代挖机是小的那一台。经质证，四被告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均未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其认为：1.韦大才不是本案的当事人，黄中奎所述亦不属实，签订协议时，卡特挖机属于黄中奎所有，现代挖机属于杨卫清所有，韦大才与黄中奎的录音不能证明肖春碧诉称的挖机即其二人在录音中所述的挖机；2.四被告与肖春碧在老兵茶楼座谈是事实，肖春碧在签订内部协议后找人购买金山四分厂亦属实，但按照内部协议约定支付报酬是附条件的，高剑锋并未在内部协议上签字，电话录音仅能证明其接了电话，但听不清楚具体通话内容，邓勇在录音中陈述最多，但其并未同意支付。
肖春碧一审诉称，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系重庆市永川区金山建材厂四分厂（以下简称金山四分厂）的股东。2011年4月25日，肖春碧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签订了《内部协议》，约定由肖春碧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寻找购买金山四分厂的买家，如果交易过程中不包括现代挖机和卡特挖机，则将现代挖机一台、卡特挖机的三分之一作为介绍费给肖春碧。2011年5月5日，经肖春碧居间介绍，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余泽雨、罗贵金签订了《转让协议》。但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至今未能按照《内部协议》的约定将现代挖机和卡特挖机的三分之一作为介绍费给肖春碧，反而将现代挖机作价800000元、卡特挖机作价1100000元重新作为投资投入金山四分厂。肖春碧经多次催收未果，故起诉要求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共同支付肖春碧居间报酬1166667元。
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一审答辩称：1.肖春碧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签订的《内部协议》不属于居间性质的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而应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内部协议》系一个附条件的合同，在金山四分厂的整体转让款达到15000000元且转让款中不包含诉争两台挖机的情况下，肖春碧才有权主张报酬，但肖春碧并未促成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将金山四分厂以15000000元的价格转让与第三方，其无权主张报酬，故请求驳回肖春碧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肖春碧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的诉辩称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内部协议》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肖春碧在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签订《内部协议》后为金山四分厂的出售事宜对外联系、洽谈，最终促成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转让协议，虽然《内部协议》的名称不是居间合同，但结合协议的内容及协议履行的情况看，该协议的约定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是居间合同。该居间合同系肖春碧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是以委托人或自己的名义直接参与处理具体委托事务，如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等。而在本案中，肖春碧并未直接参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金山四分厂转让协议，而仅仅为双方协商金山四分厂转让事宜提供联系、洽谈的中介服务，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辩称所涉《内部协议》系委托代理合同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是否应向肖春碧支付报酬的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作为居间人的肖春碧要求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支付约定报酬的前提是促成作为委托方的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第三人签订金山四分厂转让协议且转让资产中不包含诉争的现代挖机和卡特挖机。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虽然肖春碧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均未举示金山四分厂转让的合同文本，但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举示的《重庆市永川区金山建材厂四分厂生产经营重组协议》及该院依职权调取的询问笔录中余泽雨的陈述看，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余泽雨于2011年5月2日签订了转让合同；办公机器设备移交清单载明金山四分厂在转让时未包含诉争的现代挖机和卡特挖机，故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肖春碧要求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支付协议约定报酬的条件已成就，在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已无法交付挖机的情况下，肖春碧有权要求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折价支付相应款项，但肖春碧以此主张折价款应符合双方约定或具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双方在内部协议中仅约定在肖春碧促成居间成立且转让资产不包含诉称两台挖机的情形下，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应将现代挖机、卡特挖机的三分之一作为介绍费支付给肖春碧，但并未明确约定挖机的具体价额。此时挖机的具体价款应结合双方举示的证据综合进行认定，对此，该院评判如下：在肖春碧举示的黄中奎与韦大才的录音中，黄中奎承认现代挖机和卡特挖机的价格分别为800000元和1100000元，此时肖春碧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有异议就必须举示充分的证据来予以反驳。就现代挖机而言，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举示的重庆桂溪聚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杨卫清签订的《工程机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仅能证明诉争现代挖机属于杨卫清所有，但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在内部协议中自愿将该挖机作为介绍费支付给肖春碧，如因该挖机的权属问题导致该挖机不能交付，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亦不能免除支付责任，且该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现代挖机的单价为800000元，与肖春碧举示的上述录音资料中黄中奎的陈述内容一致，高剑峰、邓勇在电话录音中认为现代挖机应为另一台较小的现代挖机，但并未举示证据予以佐证，故该院确定诉争现代挖机的价款为800000元。就卡特挖机而言，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举示的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终止通知仅能证明该卡特挖机属于黄中奎个人所有，依照上述对现代挖机的论述，该挖机的权属问题并不能成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不应向肖春碧支付该挖机的法定阻却事由，该通知中也未说明诉争卡特挖机的具体单价，且在肖春碧举示的其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韦大才的电话录音中，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并未对卡特挖机的金额提出异议，在本案中亦未提出其他证据反驳，故该院确定卡特挖机的金额为1100000元，其三分之一部分价款应为366667.67元。综上所述，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应向肖春碧支付居间报酬1166667.67元，肖春碧在诉请中仅主张1166667元，系对自身权利的放弃，该院予以确认。故肖春碧要求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共同支付居间报酬1166667元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的辩解理由，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主张肖春碧不应支付居间报酬或减少居间报酬仅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成立：1.肖春碧未促成居间合同成立。如前所述，肖春碧最终促成了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了转让协议，只是转让协议因故未能完全履行，但转让协议未能最终完全履行并以重组的方式完成并非肖春碧的阻却所致，不应归责于肖春碧，且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即应支付居间报酬，至于合同是否履行并不影响居间人取得居间报酬的权利；2.肖春碧未尽到居间人的如实报告义务并损害了作为委托方的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的利益。本案中，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肖春碧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未尽到如实报告义务，隐瞒了影响其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转让协议的重要事实或提供了虚假情况，怠于行使居间人应尽的义务，严重损害了其利益，并以此作为其拒绝支付居间报酬的法定理由，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有新的证据证明肖春碧在提供居间过程中未尽到如实报告义务，并导致其作为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可另案向肖春碧主张损害赔偿；3.转让协议的签订并非肖春碧的居间行为促成或转让协议的签订系肖春碧的居间行为和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因素共同促成。合同虽然成立，但不是居间人的居间行为促成的，居间人不得要求委托人支付居间报酬。如果居间人的居间行为与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因素共同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人仅应要求委托人支付与自己居间行为价值大小相应的报酬，不能要求委托人支付居间合同约定的全部报酬。本案中，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转让协议的签订系肖春碧以外的因素促成或除肖春碧的行为外还有其他因素介入而促成，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内部协议》系附条件的居间合同。《内部协议》中虽约定金山四分厂在不包含任何费用、发票、介绍费的情况下转让金额为15000000元，但该条在协议中为单独条款，该协议并未明确约定金山四分厂转让金额为15000000元作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向肖春碧支付报酬的限制性条件，肖春碧亦不予认可。综上，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的辩解理由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六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共同支付肖春碧居间报酬1166667元。案件受理费15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300元，由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共同负担。
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居间合同不成立，上诉人不支付居间费；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为：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余泽雨与肖春碧有亲属关系，不应采信其证人证言；肖春碧举示的电话录音听不清，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无证据证明肖春碧促成上诉人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金山四分厂转让协议。二、一审适用法律不正确。本案不仅适用《合同法》，还应适用《合伙企业法》。
肖春碧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有书证等其他证据相印证，余泽雨的证人证言应得到采信。二、肖春碧的电话录音既有录音又有录音记录，能够反映对话内容。三、全案证据已能证明上诉人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有金山四分厂的转让协议并已实际履行。
二审审理中，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举示工商档案一套，拟证明金山四分厂系金山建材厂的分支机构，金山四分厂处置相关财产需经金山建材厂全体合伙人（共11人）同意，金山四分厂无权私自处置财产。肖春碧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新证据，不应采信，同时，认为通过金山四分厂变更负责人为余泽雨可以看出金山建材厂对转让协议是同意的。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举示金山建材厂证明一份，拟证明金山建材厂未委托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转让金山四分厂，且转让协议未征得金山建材厂及全体合伙人同意。肖春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金山建材厂是普通合伙企业，2009年3月8日的合伙协议共记载有11名合伙人，2011年5月16日变更后的合伙人也是11人。2014年10月27日，金山建材厂出具《证明》，表述金山建材厂未委托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转让金山四分厂，且转让协议未征得金山建材厂及全体合伙人同意。
另外，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在二审中陈述，关于该四人与罗贵金、余泽雨商讨将金山四分厂以14000000元进行转让的问题，肖春碧只是介绍，没有促成。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肖春碧在与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签订《内部协议》后为金山四分厂的出售事宜对外进行了联系、洽谈，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也因此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了转让协议。且随后，金山四分厂的负责人由高代甫变更为余泽雨，二人也对金山四分厂的办公机器设备进行了移交。故可以认定肖春碧完成了居间义务。尽管最终转让协议没有全部履行，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余泽雨又商定进行重组，但不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余泽雨签订的是什么合同，均不能否定肖春碧为此提供的居间服务。其最终以何种方式履行，均不影响居间合同的成立。
根据《内部协议》的约定，肖春碧要求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支付约定报酬的前提是促成金山四分厂的转让且转让资产中不包含现代挖机和卡特挖机。尽管双方均未举示2011年5月2日的转让合同文本，但根据高代甫与余泽雨的移交清单以及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与罗贵金签订的重组协议，可以认定金山四分厂在转让时其转让物资并未包含现代挖机和卡特挖机。故肖春碧请求支付约定报酬的条件已成就。现因权属问题，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不能交付挖机，故肖春碧可以请求支付挖机折价款。一审通过录音证据认定两台挖机的价格，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虽对录音证据有异议，但并未举示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共同支付居间报酬1166667元，并无不妥。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15300元，由上诉人柏用秀、黄中奎、高剑峰、邓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永鸿
代理审判员 吴贵平
代理审判员 唐舒楠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谢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