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1民终3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礼，男，1976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明光市，现住安徽省明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敬海，安徽洪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合玉，男，196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剑，男，199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系唐合玉儿子。
上诉人杨春礼因与被上诉人唐合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7）皖1182民初3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春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敬海，被上诉人唐合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春礼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唐合玉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其承担7万元的还款义务的依据之一是案外人唐剑发给其的短信，证据不足。唐剑是案外人，不是合同相对人，其有权不予理睬，其不予回复短信符合常理。唐剑的短信系单方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唐合玉辩称，2013年至2017年，唐合玉与杨春礼一直存在板材生意往来，且因为当地的交易习惯与多年的生意朋友关系，双方认可一直存在板材买卖的口头协议。2016年2月6日双方就之前的交易做出结算，杨春礼共欠其货款362000元整并立欠条一张。欠条签订之后其共收款494920元，2016年2月至2017年8月杨春礼共计偿还欠条欠款140000元。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又产生新的板皮交易349789元，杨春礼还欠216869元。其多次要求杨春礼还款，杨春礼均以各种理由拖延。唐剑系唐合玉之子，且共同居住，短信内容在一审中已经经过一审法院与对方当事人确认，没有任何异议，短信内容显示唐剑与杨春礼从2016年9月2017年8月，有长达一年左右的短信往来，且就偿还2016年2月结算的欠款进行催要与沟通，而杨春礼一直未否认唐剑在短信中提出欠款的金额与事实，并在2017年8月，仍回复要偿还欠款。故短信内容前后连贯，短信内容完全可以采纳。
唐合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唐合玉请求判令杨春礼偿还货款23万元及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用由杨春礼承担。
一审查明事实：唐合玉与杨春礼之间系板材等货物交易伙伴关系。2016年之前双方之间存在板材交易，杨春礼从唐合玉处购买板材。经双方结算，截止2016年2月6日，杨春礼共欠唐合玉货款36.2万元，杨春礼于2016年2月6日向唐合玉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唐合玉货款叁拾陆万贰仟元整（362000），此据，杨春礼，2016.2.6”。2016年2月6日后，双方当事人之间又多次进行板材交易，2016年2月6日之后，杨春礼先后分32次向唐合玉汇款494920元。另查明，2016年2月6日后，唐合玉之子唐剑通过短信多次向杨春礼催要欠款。双方手机通信往来中文字记录中，唐剑多次向杨春礼要求其及时清偿所欠款项，杨春礼自始至终未对唐剑催要欠款提出异议。2017年4月15日，唐剑发给杨春礼的短信陈述“那张欠条是2016年2月签的，欠条的诉讼时效是两年，欠条还有9个月作废，欠条的内容不用多说，4月、5月、6月、7月、8月约定还款，每月5万！当月不能兑现，我和你的口头协议立即取消，如果在接着的5个月不能按每月5万，准时准点还清，那我也就不顾交情和面子了，你有资产，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可以拉黑名单！”，2017年8月2日，唐剑在短信中陈述“今天等你打钱给我，不能少于7万，不能再拖延了，再拖延就显得没有诚意了，我苦苦等你几个月了！谢谢你！”。
一审法院认为，唐合玉主张杨春礼尚欠其货款22.2万元，而杨春礼辩称其仅欠唐合玉货款2000元。为此，双方均向法庭提供了相关证据。唐合玉主张杨春礼欠其货款22.2万元的证据有杨春礼于2016年2月6日出具欠条及唐合玉的记账本、杨春礼通过银行还款记录共计32笔，并当庭陈述32笔汇款中共有9笔汇款系清偿之前的36.2万元欠款（2016年11月10日还2万元、11月22日还2万元、12月1日还1万元、2017年1月4日还3万元、2017年1月18日还2万元、2017年1月27日还1.5万元、2017年4月24日还1万元、2017年5月11日还1万元、2017年6月15日还5000元），共计还款14万元。杨春礼2016年2月6日出具的欠条载明欠款数额为36.2万元，故杨春礼尚欠22.2万元，其余23笔汇款均为支付2016年2月6日之后新发生板材交易货款。对此，杨春礼认为2016年2月6日出具欠条后其先后有21笔汇款系清偿之前所欠货款（2016年2月27日汇3万元、4月8日汇2万元、4月25日汇3万元、4月30日汇1万元、5月4日汇1万元、5月14日汇3万元、6月16日汇1万元、6月24日汇1万元、7月16日汇3万元、8月12日汇2万元、8月29日汇2万元、10月20日汇2万元、10月26日汇1万元、11月10日汇2万元、11月22日汇2万元、12月1日汇1万元、2017年1月18日汇2万元、1月27日汇1.5万元、4月24日汇1万元、5月11日汇1万元、6月15日汇5000元），其余11笔汇款系支付新发生板材交易货款。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2月6日之后多次发生新的货物交易，杨春礼也先后多次向唐合玉汇款，现双方当事人对每笔汇款是用于清偿2016年2月6日之前的欠款还是用于支付新发生货物交易货款，各执一词，且均未能举证证明，故对双方的主张均不予认定。根据唐合玉提供的2016年2月6日杨春礼出具的362000元欠条能够证明截止2016年2月6日杨春礼欠唐合玉货款362000元。另唐合玉提供的记账本载明2016年2月6日后，双方当事人又产生货物交易25次，货款总价为349789元。根据唐合玉提供杨春礼汇款明细，2016年2月6日后，杨春礼先后32次向唐合玉汇款共计494920元。因杨春礼对2016年2月6日欠36.2万元及2016年2月6日后向唐合玉汇款49492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唐合玉主张2016年2月6日后新发生交易额349789元的事实不予认可，假设唐合玉主张2016年2月6日后双方新发生的交易额349789元的事实存在，那么杨春礼实际欠款额应为216869（362000元+349789元=711789元-494920元=216869元）。故本案需要查明的关键事实是2016年2月6日之后双方当事人发生的货物交易金额。唐合玉主张2016年2月6日之后双方之间发生货物交易额为349789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2016年2月6日之后双方之间发生货物交易金额的举证责任在唐合玉。双方当事人当庭对双方的交易方式均陈述为口头交易，唐合玉在向杨春礼供货时无送货单，更无杨春礼或其拉货司机签名等书面材料。因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口头买卖合同关系，既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在交易过程中也无送货单等送货凭证，只是双方当事人各自记账。现当事人对2016年2月6日之后，杨春礼向唐合玉的32笔汇款中，哪些部分汇款属于清偿之前的欠款，哪些汇款属于为支付新发生交易的货款，双方各执一词，且均不能举证予以证实。唐合玉举证其单方记账记录用以证明其在2016年2月6日后向杨春礼提供板材等货物的数量及相应的价款，对此杨春礼不予认可，唐合玉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唐合玉主张杨春礼尚欠其货款数额22.2万元，证据不足。由于双方均陈述双方之间系口头交易，交易过程中无经对方签字确认的书面交易记录，导致唐合玉无法举证其在2016年2月6日之后向杨春礼供货的数量及价款，此属于举证客观不能。从现有证据分析，双方所举证据既不能证明各自的主张，也不能反驳对方的主张，双方所举证据均不充分。但从唐合玉之子唐剑在向杨春礼催要货款过程中短信记录分析，唐剑在持续向杨春礼催要货款中先后对催要货款的数额作出了表述。2017年4月15日，唐剑发给杨春礼的短信陈述“那张欠条是2016年2月签的，欠条的诉讼时效是两年，欠条还有9个月作废，欠条的内容不用多说，4月、5月、6月、7月、8月约定还款，每月5万”。上述信息内容表明2017年4月15日唐剑向杨春礼催要欠款数额应当在25万元以上。而根据杨春礼提供的银行汇款及其陈述计算，至2017年4月15日杨春礼已经清偿欠款33.5万元，假设杨春礼陈述属实，此时，杨春礼应只欠唐合玉货款22500元。双方之间的陈述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情况下，按常理杨春礼应当对唐剑的催款数额提出异议，但杨春礼在收到唐剑的催款信息后既未提出异议，也未作出相反的表述。在此之后，唐剑持续向杨春礼催要货款，杨春礼均未予以反驳。2017年8月2日，唐剑再次向杨春礼发出催款信息，该信息载明“今天等你打钱给我，不能少于7万，不能再拖延了，再拖延就显得没有诚意了，我苦苦等你几个月了！谢谢你！”该信息内容表明，至2017年8月2日，杨春礼欠款金额应当在7万元以上，杨春礼最后一次向唐合玉汇款的时间是2017年6月15日，2017年8月7日唐合玉提起诉讼。根据优势证据及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杨春礼欠唐合玉货款在7万元以上，因唐合玉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春礼欠款具体数额，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部分的责任。根据在案证据仅能认定杨春礼欠款数额为7万元。杨春礼拖欠唐合玉货款经唐合玉多次催要未能及时清偿，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唐合玉主张由杨春礼按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的理由成立，对其该项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杨春礼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唐合玉货款7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7年8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二、驳回唐合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唐合玉承担3200元，杨春礼承担15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唐合玉欠杨春礼货款的数额是多少。
本案中，唐合玉与杨春礼存在多年的板材交易往来，双方于2016年2月6日对此前的账目进行了结算，杨春礼向唐合玉出具了欠条，下欠36.2万元。2016年2月6日之后，双方又产生了多次板材交易，杨春礼亦多次向唐合玉支付了相应货款。
唐合玉与杨春礼之间虽然多年保持着板材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货物往来手续不全，均系口头交易，杨春礼对收货的货物数量也未进行确认，仅仅系唐合玉自记账目，双方常年以此为交易习惯，对货物数量及价值完全凭借双方各自账目对账。而2016年2月6日之后双方多次交易，唐合玉提供了其账目，杨春礼却不提供其自记账目予以核对，导致双方对货物数量及价值无法确认，在此情况下，导致货物数量及价值无法确认的责任应在唐合玉、杨春礼双方。一审中，杨春礼虽然出具了其付款凭证，证明其支付了494920元，但因其中掺杂了2016年2月6日之后的货款，故杨春礼应当举证其中哪些是支付欠款，哪些是支付2016年2月6日之后的货款，而杨春礼无法区分，故2016年2月6日欠条中已付款数额亦无法确定。
在2016年2月6日之后的货物总价、已付货款及已付欠款均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唐合玉出具其向杨春礼催要欠款的短信内容，可以从侧面反映杨春礼尚欠欠款的数额，且杨春礼对短信内容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故该短信内容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杨春礼出具欠条之后，唐合玉委托其子唐剑多次以短信的方式向杨春礼催要涉案欠款，从短信内容中可以看出，杨春礼对唐剑的身份知情且并未提出异议，并一直允诺还款。2017年4月15日，唐剑发给杨春礼的短信中陈述“那张欠条是2016年2月签的，欠条的诉讼时效是两年，欠条还有9个月作废，欠条的内容不用多说，4月、5月、6月、7月、8月约定还款，每月5万！当月不能兑现，我和你的口头协议立即取消，如果在接着的5个月不能按每月5万，准时准点还清，那我也就不顾交情和面子了，你有资产，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可以拉黑名单！”而唐剑发出短信后，杨春礼并未提出异议，且在2017年6月12日发短信给唐剑时仍允诺“我会尽快给你的”。由此反映至2017年4月15日，杨春礼至少应当欠唐合玉25万元。而杨春礼称其已经付给唐合玉涉案欠款共计36万元，若按其所述，则至2017年4月24日，杨春礼已经支付给唐合玉335000元，尚欠25000元，若杨春礼所述为实，则其不可能在唐剑向其发出“4月、5月、6月、7月、8月约定还款，每月5万”的主张后仍向其承诺“我会尽快给你”，故杨春礼所提供的付款凭证并不能证明其已经向唐合玉返还了360000元的欠款。
双方以口头交易作为双方的交易习惯，本就是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买卖，任何一方均不应违背客观事实作违心之论，而债务人出具欠条之后，债权人在催要欠款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往来基本上能够反映欠款的客观事实。杨春礼作为债务人在债权人明示债务数额时，并未明确反驳，亦表示尽快偿还，本身就是对该债务的一种认可。在唐剑向杨春礼以短信催要欠款的一年中，杨春礼多次对唐剑的催要允诺还款，且对其提出的付款数额并未提出异议，即使在唐剑于2017年8月2日最后讨要欠款时，杨春礼选择的是不予回应而非明示其基本上已经偿清欠款，故综合杨春礼在债权人催要欠款的过程中作出的回应，一审根据证据优势及证据盖然性原则，依据唐剑发给杨春礼最后的短信中主张的7万元来确定本案欠款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杨春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杨春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达
审 判 员 葛敬荣
审 判 员 田 祥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
法官助理 张 倩
书 记 员 姚 远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