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3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涛，男，1964年6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淑芳（刘春涛之妻），1964年5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北京强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河，男，1955年11月23日出生，住北京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红（刘春河之妻），195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茂，男，1958年10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桂华（刘春茂之妻），1956年4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香，女，1962年8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藏德海（刘春香之夫），1964年10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梅，女，1968年4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良（刘春梅之夫），1965年5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刘春涛、刘春河因与被上诉人刘春茂、刘春香、刘春梅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16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春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淑芳、江文，上诉人刘春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红，被上诉人刘春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桂华、被上诉人刘春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藏德海、被上诉人刘春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春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北京市通州区×村282号（以下简称282号院）内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在1999年2月18日前均属于刘凤常、尹美珍的共同财产。事实和理由：282号院内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均为刘凤常、尹美珍生前所建。刘春河没有参与出资建设和翻建，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
刘春河辩称，不同意刘春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刘春香、刘春茂、刘春梅述称，同意刘春涛的上诉主张。
刘春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282号院北房五间归刘春河所有。事实和理由：1.282号院虽登记在刘凤常名下，但已经通过分家分给刘春河。2.另案中刘春涛提交的买卖契约，间接证明282号院内房屋的产权人为刘春河。3.刘春河参与建造282号院内的五间正房以及95号院、96号院的正房（共同出资、共同劳动），三处院落应属刘凤常、尹美珍、刘春河共同所有。
刘春涛、刘春香、刘春茂、刘春梅辩称，不同意刘春河的上诉主张，请求法院驳回刘春河的上诉请求。
刘春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82号院内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刘凤常、尹美珍的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各方关系。刘凤常与尹美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5个子女，即长子刘春河、次子刘春茂、三子刘春涛、长女刘春香、次女刘春梅。1999年4月8日，刘凤常因死亡注销户口。2010年8月30日，尹美珍因死亡注销户口。
2.关于282号院内房屋的建造及翻修情况。审理中，刘春涛称：刘凤常夫妻于1979年出资在282号建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于1991年出资进行翻建，都是父母建的，没有其他人出钱。刘春河称：1979年仅建有正房五间，建房时有刘春河、刘春香参与；三间东厢房系刘春河夫妇于1983年所建。刘春茂与刘春梅认可刘春涛的陈述。刘春香认可刘春河的陈述，但主张后来有买卖文约，刘春河于1991年又把房卖给了父母。但刘春涛称其主张282号院内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父母所有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父母建的房子，我不说买卖的事”。针对上述主张，刘春涛提交证据3予以证明、刘春河提交证据2予以证明，但双方均质证称不认可对方的证据。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刘凤常夫妻于1979年主持建造282号院内五间正房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因建房时刘春河已成年，且婚后居住该房屋内，故刘春河参与建房应属实，法院予以认定；刘春香在建房时尚未成年，即便参与建房，亦可视为帮助父母，故对其份额不予考虑；刘春河主张其出资建造三间东厢房，因刘春河提交了证人证言，刘春香亦明确认可，且刘春河1980年结婚后居住在282号院内，故对刘春河该项事实主张，法院予以认定。刘春涛主张刘凤常于1991年翻建房屋，刘春河虽不认可刘春涛的证据，但因其不认可的理由是“当时房屋是装修，没有翻建”，双方的分歧仅在于翻新的程度，故法院对刘凤常于1991年翻新房屋的事实予以认定。
3.关于刘春河主张的“父亲在世时口头说过，哪个儿子结到哪个房子里，房子就归谁”。对此，刘春河提交了证据3、证据4予以证明，因证据3即刘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中所称刘春河的父亲“是为刘春河结婚盖的房”、“此房就是刘春河的房”等语，系对当事人意图的推断；证据4虽能反映出刘凤常共有三个儿子且盖有三处房，但一人一所亦系推断，故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刘凤常曾明确口头表述“哪个儿子结到哪个房子里，房子就归谁”的情况下，对刘春河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其主张，法院均不予采信。
4．关于当事人的自认问题。刘春涛主张，刘春河于2010年6月18日带尹美珍去公证处做了遗嘱公证，把母亲的份额给他。2010年10月份，刘春河拿着母亲的公证遗嘱起诉要求遗嘱继承，起诉书明确写着282号院是父母生前建房8间。刘春河不服提起申诉时主张，母亲把她的份额卖他了。上述事实表明刘春河认可这个房子是父母的共同财产。刘春河则主张，刘春涛曾向法院提交一份卖房文约（即刘春河提交的证据1），表明刘春涛认可282号院房屋属于刘春河的房产。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双方当事人因282号院内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即刘凤常去世之前的权属发生争议。正确认定282号院内房屋权属，需要根据时间顺序对涉案房屋权属的原始取得及变更情况进行梳理。我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农村房屋所有权系基于建造产生。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82号院内正房五间系刘凤常夫妇主持修建，刘春河参与建房；刘春河于1983年建造东厢房三间；1991年刘凤常夫妇对282号院内正房及厢房进行了翻新。故上述八间房屋建造完成后，刘凤常夫妇与刘春河均因建造行为原始取得了上述八间房屋的共有权。现刘凤常夫妇已去世，共有基础已不存在，法院根据案件情况确认具体份额为：刘凤常夫妇享有正房五间的财产份额；刘春河享有东厢房三间的财产份额。现刘春涛主张八间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即刘凤常去世之前全部属于刘凤常夫妻的共同财产，则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中属于刘春河的财产份额在何时何地变更为刘凤常夫妇所有；刘春河主张八间均归其所有，亦应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存在这一权利归属变更过程。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刘春涛主张，刘春河曾带母亲尹美珍做公正遗嘱，把母亲的份额给他；刘春河在申诉时主张母亲把她的份额卖他了；刘春河曾于2010年10月起诉称父母在×村建房八间。上述事实表明刘春河认可八间房屋是父母的共同财产。对此，法院认为：刘春涛的主张在法律上是指刘春河是否构成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法院认为，自认应当建立在当事人对承认的事实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该案房屋所有权属专业问题，当事人对此未必有正确的认识。具体来看，尹美珍虽然在遗嘱中陈述八间房屋均系夫妻共同财产，且尹美珍是刘春河带着去做的遗嘱，但“带着去”是否意味着承认被带着去的人所作的一切陈述恐怕还欠缺充分依据。关于刘春河与尹美珍的买卖协议，该协议中仅指出“尹美珍自愿将自己对该房产的全部财产份额”卖给刘春河，但并未明确指出282号院内全部房产中没有刘春河的份额。关于刘春河在起诉中诉称父母在×村建房八间，亦不排除刘春河参与建房。且案件已查明，刘春河参与了建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故上述买卖协议及起诉状均不构成刘春河对不享有房产份额的自认。
刘春河有两项主张：一是主张“父亲在世时口头说过，哪个儿子结到哪个房子里，房子就归谁”；二是主张刘春涛曾向法院提交刘春河将282号院卖给刘凤常的卖房文约，表明刘春涛认可282号院房屋属于刘春河的房产。关于第一项主张。如前所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春河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凤常曾明确作出这样的表述。且即便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含义亦不明确：是分家还是遗嘱？如果是分家，刘春河自己亦曾明确主张没有分过家；如果是遗嘱，则口头遗嘱仅在病危时订立方能有效。而且房屋权属转移在农村亦属重大事件，仅凭一句话未免过于草率，故对其第一项主张，法院不予以采信。关于第二项主张。首先，如果卖房文约有效并且履行，则表明无论刘凤常是否曾经对282号院享有所有权，都经由卖房协议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其次，如果卖房文约不成立，则刘春河持一份并不成立的文约作为证明意义何在？如果当事人本人不认可，由一些无关人员书写的文约能证明什么问题呢？再次，如果刘春河试图证明刘春涛构成自认。则一方面，刘凤常并非只有刘春涛一个子女，刘春涛承认刘凤常的房屋属于刘春河所有，显然也会损及其他子女利益，故其自认即便属实，也没有这个权利。另一方面，自认系指对于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但刘春涛认可该卖房文约并非于己不利。最后，如果刘春河提交卖房文约就能证明282号院房屋属于刘春河的房产，那为何刘春河一方面主张尹美珍于2006年将其份额卖给了他，但另一方面又否认刘凤常夫妇在1999年时享有财产份额呢？故对其第二项主张，法院亦不予采信。
但应当指出的是，签订并履行卖房文约确实属于能引起房屋所有权变更的法律行为。如果属实，则刘春河的房屋权属份额是否经由该份卖房文约转移给了刘凤常不无疑义。但这涉及到卖房文约的效力及履行，且刘春涛明确表示其主张282号院内房屋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父母所有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父母建的房子，我不说买卖的事”，故对该卖房文约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法院不予处理。
刘凤常夫妇因建造行为原始取得了282号院内正房五间的所有权，刘春河因建造原始取得了东厢房三间的所有权。故对刘春涛要求确认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村282号院内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在1999年2月18日之前属于刘凤常、尹美珍的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对于北房五间部分，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东厢房三间，因刘春涛明确表示其确权理由“就是因为我父母建的房子，我不说买卖的事”，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凤常夫妇基于建房并不能取得282号院内全部房屋的所有权，能否基于买卖取得则不在本案处理范围内，故对该部分房屋权属，法院暂不予处理。判决：一、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村282号院内北房五间在1999年2月18日前属于刘凤常、尹美珍的共同财产；二、驳回刘春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刘春河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大杜社派出所证明信，证明刘春河的户口登记地址及现住址均在282号院。刘春河并提交王某证人证言，内容为：原给刘春涛出具证明在1991年给刘凤常现有×村282号房屋（正房五间翻建厢房三间重建）的证明与事实不符。实际是正房、厢房没有翻建和重建，只是装修及圈外院院墙。其厢房没有装修。刘春涛、刘春茂、刘春香、刘春梅对证明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王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对于刘春河所提交证明信的真实性，法院不持异议。对于刘春河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该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所作证言与一审诉讼中所作证言内容相悖，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春河坚持认为刘凤常、尹美珍生前已对三处院落作出分家处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于刘春河提出“282号院虽登记在刘凤常名下，但已经通过分家分给刘春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刘春河上诉认为“另案中刘春涛提交的买卖契约，间接证明282号院内房屋的产权人为刘春河”，该主张与282号院土地登记情况相悖，且相关契约内容与常理相悖，对刘春河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刘春河上诉提出其参与建造282号院内的五间正房以及95号院、96号院的正房（共同出资、共同劳动），三处院落应属刘凤常、尹美珍、刘春河共同所有。因本案并不涉及95号院、96号院权属确认问题，一审法院根据282号院内北房五间由刘凤常、尹美珍主持修建，刘春河参与建房以及刘春河建造东厢房三间，刘凤常、尹美珍对院内正房及厢房翻建的事实，确认282号院内北房五间在1999年2月18日前系刘凤常、尹美珍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刘春河上诉主张282号院北房五间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刘春涛上诉主张282号院内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均为刘凤常、尹美珍生前所建，刘春河没有参与出资建设和翻建。刘春涛并未就其该项上诉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刘春涛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春涛、刘春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52元，由上诉人刘春涛负担1426元（已交纳），由上诉人刘春河负担1426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谷绍勇
审 判 员 潘 蓉
审 判 员 沈 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单海涛
书 记 员 李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