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104民初2489号原告：孔祥梅，女，1945年8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曲阜市。原告：周萍（系原告孔祥梅之长女），197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山东省曲阜市。原告：周志恒（系原告孔祥梅之长子），197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待岗职工，住山东省曲阜市。上列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远，即本案原告周志远。原告：周志远（系原告孔祥梅之次子），197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待岗职工，住址同原告孔祥梅。上列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住所地本市。法定代表人：秦成勇，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鹏，男，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山东省立医院主治医师，住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文杰，北京金诚通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因与被告山东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4年8月6日向本院起诉，2015年11月5日本院作出（2014）槐民初字第183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作出后，原告不服，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2016）鲁01民终1083号民事裁定书：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4）槐民初字第1837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6年7月4日、2016年7月15日、2017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周志远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被告山东省立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钦建、代文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周志远、被告山东省立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文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开庭原告周志远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被告山东省立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鹏、代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510180元、残疾赔偿金46126元、医疗费2912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850元、交通费21956.6元、住宿费52420元、护理费222823.67元、鉴定费32465.7元、丧葬费2909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以上共计1159048.77元。原审时患者周长金作为原告于2014年8月6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24日，原告亲属周长金因头晕、头胀等症状进入曲阜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颈椎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心肌梗塞、冠状支架术后、高血压（3级，极高危），2013年12月29日好转出院，医院建议至上级医院检查确定发病原因。2013年12月30日患者周长金到被告山东省立医院门诊治疗，诊断为多发性脑梗死、脑血栓狭窄，接诊医生建议住院DSA，后转入被告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2014年1月6日上午行“侧椎动脉开口+左侧椎动脉V5段支架置入术”，手术后，患者周长金出现神志差、精神欠佳、胸位以下高位截瘫，生活极度痛苦，一切不能自理的综合症状。患者周长金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如下过错：（一）手术准备阶段：1、被告医生未尽到告知、说明的义务，故意夸大手术的效果，不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手术的风险，诱导患者周长金进行手术，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2、患者及其家属在得知手术需要全麻时，患者不同意全麻向被告医生孙钦建提出异议，说明患者不愿做头部支架手术，孙医生依然坚持患者需要做该项手术，并表示手术的风险微乎其微，完全没有尊重患者及其家属的意愿；3、术前准备工作不充分：患者患有3级高血压，属极高危，且患有多发性心肌梗死等基础病，众所周知，极高危的高血压症状是颈动脉、椎动脉支架术的禁忌，但被告医生没有组织专家会诊，自行决定行椎动脉支架植入术。（二）手术过程中：1、手术实施过程中，未对患者实施颈托保护，致使患者头部在没有放好的情况下，自始至终口中插着管子头部大倾角后仰，因患者颈椎存在增生，造成了颈椎挤压受到损伤；2、手术中自行增加支架数量，并诱导患者家属同意；3、患者在手术台上有意识后明确表示其颈部疼痛难忍，要求医生给予处理，但被告医生未重视也没有采取处理措施；（三）手术后：1、患者在被推出手术室时，颈部疼痛难忍，表情很是痛苦，且其意识不清、精神极度不好，被告医生均未实施相应的治疗措施；2、患者所做的磁共振检查显示其颈椎水肿并有突出压迫脊髓，根据患者当时的情况，能够及时进行减压手术的话，病情应能改善，但是被告医生决定实施保守治疗，致使患者丧失了最佳的康复机会。综上，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给患者及其家属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在本院原审审理过程中，周长金于2015年5月25日去世，由周长金的合法继承人即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继续参与本案审理作为原告主张权利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当时原告起诉时认为，被告医院发生医疗过错的时间段为2014年1月16日至2015年5月25日。山东省立医院辩称，一、医院为周长金实施的诊疗情况：患者周长金，因“发作性头晕、意识不清7天”入院治疗，其自述曾在曲阜市人民医院诊治，效果不佳，药物治疗期间仍然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遂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住院后，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显示：右侧椎动脉开口90%以上的重度狭窄、左侧椎动脉开口约70%的中—重度狭窄、左侧椎动脉颅内段95%以上的重度狭窄（发出小脑后下动脉以远闭塞，不能给基底动脉供血）、左侧颈内动脉闭塞。经医院神经内科讨论，遵循目前国内外脑血管支架植入术指南规范，认为患者有脑血管支架植入术适应症，无脑血管支架植入术的禁忌症，同意行脑血管支架植入术。同时积极完善术前检查、术前准备，征求患者家属意见，向家属讲明行脑血管支架植入术的必要性、可行性、高风险性，患者家属同意手术、愿意承担风险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手术结束后约两小时，患者突然出现截瘫，经检查显示：颅脑、脊椎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下颈髓、上胸髓明显水肿。经过医院神经内科、外科ICU、内科ICU、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呼吸内科、康复理疗科等多科联合全力抢救、积极治疗8个多月，患者仍处于截瘫状态。对于原告出现该并发症，医院表示遗憾。二、对于患者提出的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医院做如下陈述：（一）手术准备阶段：1、关于术前告知问题：医院对患者周长金家属履行了告知义务，实事求是并讲明了手术的风险性，其家属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表示其明白医院告知的内容、同意手术并愿意承担手术风险，医院不存在侵犯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2、关于左侧椎动脉颅内段支架植入手术方式的选择问题：术前医院向患者家属讲明利弊，讲明其风险大于颅外支架，是否同意手术最后由患者家属决定，医院无权强制进行治疗，该手术方式的选择医院完全尊重了患者家属的意见。3、关于术前准备工作的问题：极高危高血压是高血压的一个临床分级，患者如果有高血压且合并脑血管意外即可达到此分级，但这并不代表原告高危，而且患者术前血压控制稳定；原告既往约10年前有急性心肌梗死病史，经过当地医院抢救病情得到控制，此次住院前后患者无心脏不适症状，而且术前心电图、心脏彩超显示无脑血管支架植入术禁忌症，因此，患者无椎动脉支架植入术的禁忌症；医院亦不存在自行决定支架情况。（二）手术过程中：1、手术过程中的体位摆放，由介入室护士、麻醉师完成，都是常规体位，术后请脊柱外科会诊，不考虑存在颈椎受压损伤的问题。2、手术过程中，左侧椎动脉颅内段支架结束后，导管在左侧锁骨下动脉造影时发现左侧椎动脉开口约80%狭窄、血流异常缓慢，经神经内科两位手术主任讨论，考虑可能由于导管经过椎动脉开口时导致不稳定斑块脱落所致，为防止栓子继续脱落，征得家属同意后行左侧椎动脉开口支架植入术。3、患者手术的时间较长，麻醉苏醒后仅表示颈部不适，但是未诉明显疼痛不适，经查体未发现意识障碍、肢体活动障碍、肢体麻木等神经系统症状，因此未作特殊处理。颈部疼痛出现在脑血管支架植入后两小时左右。（三）手术后：1、患者麻醉醒后未诉明显颈部疼痛，其刚苏醒麻醉，精神状态是会差一些。2、患者做核磁共振显示脊髓水肿后，积极请相关科室会诊，神经外科医生最初会诊意见为：脱水、抗炎对症治疗，随诊。患者病情无改善，再次请神经外科会诊，意见为：可以行椎管减压术对椎管进行减压，但手术风险高，风险已告知家属，家属需进行协商。家属协商后决定暂不行椎管减压术，继续保守治疗。医院把会诊意见告知家属，无权决定原告家属采取何种方式治疗。尤其是再次请神经外科会诊时，神经外科主任直接与患者家属谈话，最后采取的治疗方式也是由患者家属决定的。医院认为医院的医疗行为符合诊疗操作常规和规范，不存在过错或失误。希望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发回重审后，被告补充答辩：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依据法律规定，应在原审范围内进行审理，并且现原告并没有证据证实我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其要求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我方不予认可，所以对原告方主张的赔偿请求，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审过程中，根据当时作为原告的周长金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12月30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4]司鉴字第38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简称第3862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为：山东省立医院对周长金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1）对第二个支架的置入失败为直接因果关系（90-100%）。（2）对第三个支架的置入效果欠佳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均为共同因素（40-60%）。（3）对截瘫为次要因素（约20%左右）。以上（1）（2）两点不涉及残疾，仅（3）是残疾因素。2015年4月13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5]鉴字第07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简称第0768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载明：1、被鉴定人周长金目前遗留高位截瘫，双下肢肌力0级，属于I（1）级残。2、被鉴定人周长金属于终身完全护理依赖范畴（护理时限为长期，护理人数一般为二人）。3、关于后续医疗费用、营养费用鉴定，目前无法作出明确的鉴定意见。在此提供咨询意见供参考：（1）在该院继续治疗，待该院认为已达到出院指征，再做相关处理。（2）转他院治疗，按每月叁万陆仟伍佰圆计，两年后再按当时情况处理。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告方再次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事项为：对自2013年12月24日患者周长金到被告入院时起至2015年5月25日周长金在被告死亡时至，被告山东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与周长金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后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本案相关问题进行鉴定，2016年12月15日该鉴定中心作出（京）法源司鉴[2016]医鉴字第566号鉴定意见（以下简称第566号鉴定意见）：1、山东省立医院对被鉴定人周长金患短暂性缺血发作、多发脑血管狭窄、高血压（3级、极高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心肌梗塞、冠状支架植入后、颈椎病、肺部感染等疾病诊断明确；2、山东省立医院对被鉴定人实施脑动脉狭窄血管支架介入有手术适应征，但对左侧椎动脉开口支架介入后出现的不良后果不能排除医院操作存在的不当，加之该手术具体实施的告知不明确，表明医院的诊疗工作存在过错，该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从法医学立场评价因果关系为次要—同等程度范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件发回重审后，依据原告方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本案进行鉴定，后该鉴定中心作出第566号鉴定意见，但原告对第566号鉴定意见载明的因果关系程度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应当承担100%赔偿责任。但是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过错参与度为100%，且该鉴定是在双方共同同意的基础上，由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本案进行鉴定，程序合法，故对第566号鉴定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经审理查明，患者周长金于2013年12月30日因发作性头晕，意识不清7天入住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入院诊断为“1、短暂性脑缺血发作，2、脑血管狭窄，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4、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5、陈旧性心肌梗死，6、冠状支架植入术后，7、颈椎病。2014年1月6日医院为患者周长金在全麻下实施了脑血管支架置入术，术后不久出现脊髓受损的表现，并截瘫，后周长金于2014年8月6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在本院原审过程中，周长金于2015年5月25日去世，由周长金的合法继承人即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继续参与本案审理，2015年11月5日本院作出（2014）槐民初字第183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作出后，原告不服，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25日该院作出（2016）鲁01民终1083号民事裁定书：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4）槐民初字第1837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重审。理由是周长金系提起诉讼后，在诉讼过程中死亡，原审法院未根据这一情况变化，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一次性解决本案纠纷，而是仅对周长金伤残部分进行处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患者周长金父亲周传珍1989年2月5日去世，母亲孔广英1985年8月2日去世。周长金与孔祥梅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生有一女二子，即本案原告周萍、周志恒、周志远。患者周长金的合法继承人为本案四原告。本院认为，患者周长金与被告之间医疗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周长金已去世，作为其合法继承人的原告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原审中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第3862号和第07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案件发回重审后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第566号鉴定意见书，均认定被告在周长金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首先对鉴定结论进行分析，根据第3862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被告的医疗过错对周长金的截瘫为次要因素（约20%左右），并为残疾因素；根据第566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与周长金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次要—同等因素。但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只能一个即最终导致周长金死亡，虽然周长金去世前起诉且对被告的过错进行了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第3862号鉴定意见书，诉讼中周长金死亡，又对被告的过错与周长金死亡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了第566号鉴定意见书，第566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内容已经将被告的过错责任自侵权时至损害后果全面进行了分析，该鉴定结论应予采信，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第3862号鉴定意见书对周长金的侵权责任及损害后果不全面，鉴定结论仅属于阶段性的不属于最终的结论，因此该鉴定结论不能采用。另外残疾评定应当在治疗终结后作出，虽然第07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周长金进行了评残，但评残时周长金一直在被告处治疗，评残后不久周长金去世也说明当时周长金的状况不符合评定残疾等级的条件，因此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第07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评残的内容不能采用。但鉴于周长金一直住院，期间确需人员护理，第07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护理内容的鉴定合理应当采信。其次，关于被告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本案已经采信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了第566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即被告的过错责任与周长金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次要—同等因素，故认定被告过错对周长金的死亡应承担40%的责任，原告的赔偿请求中合理的部分，被告应按40%的比例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具体请求的赔偿项目，分析如下：关于医疗费问题，原告主张29127.8元。原告提交了医疗费单据10张计3058.8元，提交了押金收据5张（包括门诊充值押金3张1069元，住院押金2张25000元）计26069元。其中正式医疗费单据3058.8元，属于合理的费用支出应当列入赔偿范围，至于预交押金的收据，非正式结算单据，无法确定实际支出的金额不能列入赔偿范围。医疗费3058.8元按40%的责任比例，被告应赔偿原告1223.52元。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510180元。首先，关于计算时间，患者周长金出生于1949年8月28日，去世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去世时年龄为65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故本案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时间应当为15年。其次，关于计算标准，原告方要求根据2016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12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死亡赔偿金共计510180元，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为204072元。关于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46126元。本案中，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周长金的死亡，周长金诉讼中不具备评残条件，残疾等级不予认定。被告对周长金的死亡已经承担了承担40%的责任，对于原告残疾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14850元。周长金自2013年12月30日到被告处治疗至2015年5月25日去世，共住院51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原告要求按每天30元计算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因此，住院伙食补助费15300元按40%比例被告应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6120元。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21956.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强调的是受害人就医支出的实际费用。周长金自住院至去世本人并未发生就医及转院的费用，但考虑陪护人员确需必要的交通费，故酌情被告给予原告必要的交通费赔偿以3000元为宜。关于住宿费，原告主张524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周长金自住院至去世一直在被告处治疗本人未产生住宿费，原告主张的陪护人员的住宿费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原告主张32465.7元。鉴定费即鉴定部门依规收取的费用，原审中，原告因鉴定支付的鉴定费用合计10400元，发回重审后，原告因鉴定支付的鉴定费用为16500元，合计26900元，按40%被告应赔偿原告鉴定费10760元。原告所主张的其他因鉴定产生的食宿、交通费用不在鉴定费范围内，不属于直接的过错损失，请求列入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护理费，原告主张222823.67元。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第07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被鉴定人周长金属于终身完全护理依赖范畴（护理时限为长期，护理人数一般为二人）周长金自手术后至去世期间（2014年1月6日-2015年5月25日）需要护理。原告提供四人分阶段护理，符合护理要求，应予准许。具体分析，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周志恒请假护理扣发工资时间为2014年1月9日至2014年8月10日共计214天，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4月20日的证明及劳动合同、工资结算表和完税证明佐证，周志恒月工资奖金8000元，年终奖金3万元左右计算，日平均工资应为345.21元，护理214天，合计73874.94元。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6月5日出具的证明，律朋朋请假护理扣发工资的时间为2014年8月5日至2015年5月25日共计294天，（虽然该证明期限至2015年6月1日，但周长金2015年5月25已经去世，之后的期限不再需要护理，应当扣除）同时该护理期与周志恒、周志远的护理期限存在6天交叉，6天超过二人护理的标准，应当扣除。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6月5日证明及劳动合同、工资结算表和完税证明佐证，律朋朋月平均工资6500-7000元，按每月6750计算，每日收入应为221.92元，护理288天，合计63912.96元。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周志远请假护理扣发工资的时间为2014年1月8日至2014年9月20日，共计256天，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4月20日证明及劳动合同、工资结算表和完税证明佐证，周志远月工资7500元，年终奖金2万元，每日平均收入301.37元，护理256天，合计77150.72元。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6月5日出具的证明，贾传奇请假护理扣发工资的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共计258天，但该护理期与周志远、律朋朋的护理期限存在10天交叉，10天超过二人护理的标准，应当扣除。根据迪尔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6月5日证明及劳动合同、工资结算表和完税证明佐证，贾传奇月平均工资6000-6500元，按6250元计算，每日平均收入水平205.48元，护理248天，合计50959.04元。以上四人合计因护理减少收入265897.66元，应当作为合理损失列入赔偿范围。护理费265897.66元按40%比例分担责任后，被告应赔偿原告护理费106359.06元。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29099元。原告要求按照2016年度山东省城镇职工平均工资58197元计算，六个月即29098.5元，请求合理，被告按40%责任比例承担，应赔偿原告丧葬费11639.4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200000元。根据被告的过错及给患者及其亲属造成的损害，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医疗费1223.52元。二、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死亡赔偿金204072元。三、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住院伙食补助费6120元。四、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交通费3000元。五、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鉴定费10760元。六、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护理费106359.06元。七、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丧葬费11639.4元。八、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内赔偿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九、驳回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32元，原告孔祥梅、周萍、周志恒、周志远负担8000元，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负担723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梅人民陪审员  黄莲芝人民陪审员  朱育勤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贺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