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民一终字第4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第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柳凤武，组长。
委托代理人：那伟，通化市东昌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作才，通化市东昌区环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福义，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敬华，男，1961年6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叶潇潇，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左安村一组）因与被上诉人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左安村委会）、黄敬华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4）东江东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左安村一组一审时诉称：2013年秋，左安村一组发现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于2002年签订了合同，左安村委会在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情况下擅自将左安村一组所有的全部山林和树木分两个合同（1566.5亩、1503亩）以承包的方式一次性以1万元、1.2万元的价格出卖给黄敬华。故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无效，黄敬华将承包的林地交还给左安村一组。
原审被告左安村委会一审时辩称：左安村一组所诉属实，同意左安村一组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黄敬华一审时述称：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左安村一组的诉讼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本集体林地或者土地必须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签订合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未颁布实施，左安村一组不能依据此法主张合同无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6月13日，左安村一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将部分林地及树木承包并出售给黄敬华，于2002年8月9日、8月11日，左安村一组、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书，将部分林地及树木承包并出售给黄敬华。8月9日签订的合同约定，东边到桦树岭山顶和左安村与桦树村分界线为界，西边以和左安村一组玻璃窖后山为界。承包期限100年，从2002年8月9日至2102年8月9日。区域内的一切树木已卖给黄敬华，价格一万元含承包费。8月1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东边自通化鹿场东边围墙以外向东150米为界（通往桦树岭方向），南边自公路到山顶岗梁分水为界，北边以公路为界，西边以鹿场东边围墙以外和鹿场后围墙以外至山顶为界。承包期限70年，从2002年8月11日至2072年8月11日，承包费七千元，该区域内的树木归黄敬华，作价五千元共计一万二千元。左安村一组主张2002年8月9日签订的合同林地面积为1566.5亩，2002年8月11日签订的合同林地面积为1503亩。黄敬华于2004年9月25日办理了140公顷（2100亩）林地的林权执照，其余部分未办理，面积约700-800亩，与左安村一组主张的面积基本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本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的规定，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于2002年8月签订了两份林地承包合同，黄敬华提供的证据虽然能证明左安村委会发包给黄敬华林地经过了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但不能证明已经村民会议通过，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已十三年，黄敬华已实际进行了大量投入，故左安村一组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不予支持。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经该院2015年第33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遂判决：驳回原告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一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左安村一组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早已在2008年12月24日废止，一审法院引用已废止的条文，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且该份合同的发包主体是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主体错误，应当确定无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左安村一组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左安村委会辩称：尊重左安村一组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黄敬华辩称：鉴于左安村一组本次上诉的重点是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一审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和诉讼程序均未提及，为此，只就一审判决中的适用法律问题提出答辩。1、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款不仅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同时还引用了《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并依此作出判决，而且两部法律的效力大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只是个补充，所以从法律位阶的角度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同时，左安村一组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是“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故案件焦点应指向一审判决引用的《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否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是司法解释，不是法律；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本案，左安村一组提出的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说明其对于事实认定没有异议，那么原审法院在正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在适用《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即使所引用司法解释方面出现一点瑕疵，根据该规定，二审法院只需要纠正瑕疵后维持原判。况且，黄敬华在一审当中向法庭提交的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而是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该规定通过的时间是2010年，在2008年12月24日之后颁布，依据的上位法是《物权法》、《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均起到指向作用，根据该规定，左安村一组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时间仍然是从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是专门处理林权民事案件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对于具体的权责关系规定的极为明确，除此之外，全国其他省级法院都有相同内容的规定，也就是说，关于“一年”的除斥期间，是审理类似本案案件的前置条件。3、黄敬华承包林地购买林木以后，在十多年期间里对于合同范围内的林地进行管护、造林、经营，做了大量的投入，现在左安村一组与左安村委会，一方起诉一方配合，企图通过恶意诉讼的方式损害黄敬华的权利，其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根据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中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审理明查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相同。
各方当事人对承包合同的主体是否适格，承包合同的效力如何，黄敬华应否向左安村一组返还承包林地存有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上诉人左安村一组主张：1、林业承包合同是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与黄敬华于2002年8月11日签订的。农业合作社是左安村委会成立的，主营范围是蔬菜生产、药材种植、牧业养殖，不具有发包林地的主体资格。另外，农业合作社是2003年5月27日申请开业登记，2003年6月4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在2002年8月11日农业合作社还没有成立，故2002年8月11日的林业承包合同是假的。以上有一审提交的2002年8月11日的林业承包合同、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及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可以证明；2、关于合同效力，不论是谁发包，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本案承包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黄敬华应予返还承包林地。
被上诉人左安村委会主张：同意左安村一组意见。农业合作社是左安村一组自己成立的，签订合同是一组合作社，合作社就是种植、养殖，没有发包权利。
被上诉人黄敬华主张：1、关于合同主体。两份承包合同均有村委会公章，还有李彦春的签字和盖章（李彦春为原左安村村支书、副村长兼一组组长）。在农村，村小组一般都以组长的签字或确认产生法律效力，就像现在左安村一组向法庭提交的起诉状和上诉状一样，只有柳凤武的签字就可以启动诉讼程序，况且合同上还有左安村委会的公章，所以合同主体没有问题。同时，两份承包合同都是左安村一组起草，是左安村一组拿着起草的合同让黄敬华签字，黄敬华并没有改动和发言权。开完左安村一组代表会议后，当时村里的领导尹天生、许迎春、姜永凤做黄敬华的工作，承包的土地，他们也都是一组代表，所以合同主体符合法律规定；2、关于合同效力。按照合同法解释一的规定，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条款会导致合同无效，非效力性强制性条款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如果左安村一组能向法庭出示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合同就无效的规定，黄敬华就认可。或者左安村一组能向法庭出示村民承包本组土地必须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不召开会议合同就无效的类似条款黄敬华也认可。我国建国以后的几部土地承包法、土改法都没有类似规定，左安村一组只想以一条外延范围极广极不具体的非效力性强制性条款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在原审中，黄敬华向法庭提交了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2010颁布），其中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签订的合同如果确认无效，需要从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内主张。黄敬华的合同是2002年8月签订，至今有14年，左安村一组并没有采取任何诉讼措施；2008年吉林省林权制度改革，左安村因人多地少所以分股不分山，前提是要把已经发包出去的林地扣除后，剩余的集体林地才能分配股权，故可以推定村民知情。综上，合同签订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已经生效，并履行完毕，左安村一组要求返还本案诉争林地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2002年8月11日的承包合同，合同上方的甲方体现为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合同下方甲方签署处除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公章外，还有左安村委会公章以及原左安村村支书、兼一组组长李彦春的印章。根据左安村一组二审中的主张及所附证据，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是于2003年5月27日申请开业登记，2003年6月4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在2002年8月11日签订合同时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还没有成立。因在签订合同时左安村第一农业合作社未依法定程序设立，故其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合同主体，结合合同书签名处的其它签章以及承包标的物的权利义务主体，本案诉争的合同主体适格；就合同效力，在黄敬华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发包方已向黄敬华提交了同意将部分林地及树木承包并出售给黄敬华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黄敬华亦是基于此会议记录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了本案争议林地，发包方提交的村民会议记录是否符合规定，并非黄敬华在缔约时应承担的义务。黄敬华签订合同后，至今已经营13年，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又经行政机关颁发林权执照对大部分的承包林木进行了林权的确认。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性。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效力时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虽然该规定已于2008年12月24日被废止，但根据合同法遵循诚实信用、保护和鼓励交易的原则以及吉林省关于林权纠纷案件的裁决标准，对签订合同时不存在恶意，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一年以上，且承包人进行了大量投入的，一般不予强制认定合同无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康君
审 判 员 邹秀芳
代理审判员 盖晓晨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