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6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明花。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沈凤虎，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佳东，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良。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国涛，浙江得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明花为与被上诉人金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金良与案外人杨某系夫妻关系。自2013年开始，案外人杨某委托余明花代办存款以获取利息。2014年2月8日，案外人杨某再次委托余明花代办存款，当日金良根据案外人杨某的指示向余明花打款70万元，余明花即在南京盟信合作社办理了名为“杨某”、金额为70万元的存款单，并于2014年2月9日将存款单及35000元利息交付给了杨某。2014年8月份，金良、余明花和杨某到南京盟信合作社办公场所查看，得知南京盟信合作社并非银行。后，余明花向金良出具《借条》和《收条》各一份，载明余明花向金良借款人民币70万元，并将《借条》签订时间和《收条》落款时间倒签为上述70万元的打款时间即“2014年2月8日”。《借条》出具后，金良与案外人杨某将存款单交给了余明花。因南京盟信合作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由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立案侦查，2014年11月份，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通知案外人杨某、余明花制作询问笔录，案外人杨某陈述了2014年2月8日委托余明花向南京盟信合作社存款70万元的事实，余明花将存款单还给了案外人杨某。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0月28日余明花分别向金良打款10万元。另认定，2014年11月20日，金良为与余明花、鲍吉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判决驳回金良的诉讼请求。再认定，南京盟信合作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已由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移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余明花向金良出具的《借条》和《收条》中明确载明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签订日期等内容，双方均认可该《借条》和《收条》系余明花在得知南京盟信合作社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70万元存单可能无法兑现的情况下出具，且余明花已于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0月28日实际归还20万元，应当认定为余明花以《借条》和《收条》的形式向金良作出的承担70万元损失的承诺。余明花辩称存单已返还案外人杨某，金良要求余明花承担7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存单返还的原因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通知案外人杨某、余明花制作询问笔录时要求存单由被害人本人持有，故余明花将存单返还给杨某，但并不影响余明花承诺承担70万元损失的效力，故该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存单现由案外人杨某持有，故余明花实际履行债务后，从南京盟信合作社所得款项应当归余明花所有；余明花抗辩称本案中金良提交的证据已经在（2014）杭余商初字第2337号案件中耗尽，不能用于证明与前述案件相反的事实，但（2014）杭余商初字第2337号案件金良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本案中金良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系基于不同法律关系进行主张，且前述案件经本院审理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判决驳回金良的诉讼请求，应当认为金良提交的证据并未同时证明双方之间既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又成立本案的合同关系，故余明花该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余明花辩称其在《借条》和《收条》上面的签字是受金良的胁迫，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该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余明花辩称其于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0月28日打款给金良的20万元款项系金良向余明花的借款，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明予以证明，故该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金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该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余明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金良5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70元，由余明花负担。
上诉人余明花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并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4年2月8日案外人杨某委托余明花到南京盟信合作社存款70万元，余明花以杨某的名义在南京盟信合作社存款70万元后，将70万元的存款单交付给案外人杨某，后南京盟信合作社涉嫌经济犯罪，金良于2014年8月让余明花出具《借条》、《收条》，并将落款日期往前推写到“2014年2月8日”及其后余明花于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0月28日分二次汇款给金良20万元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原审法院简单的认为“余明花向金良出具的《借条》和《收条》中明确了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签订日期等内容，双方均认可该《借条》和《收条》系余明花在得知南京盟信合作社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70万元存单可能无法兑现的情况下出具，且余明花已于2014年10月25日、2014年10月28日实际归还20万元，就应当认定为余明花以《借条》和《收条》的形式向金良作出的承担70万元损失的承诺”，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明显是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并错误。因为，本案基本事实的当事人是案外人杨某委托余明花到南京盟信合作社存款的法律关系所形成的三方主体，即使按照债权转让或者债务承担，前提是当事人之间须存在有效的债权债务，本案与南京盟信合作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是案外人杨某，而金良不是适格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如果是债权转让或者债务承担，那么本案的适格主体应当是案外人杨某，而金良与南京盟信合作社根本不存在债权债务的合同关系，况且金良与余明花之间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可能有债务转移的发生，法律不应保护没有债权债务基础关系的债务承担合同。因此，原审法院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明显错误。二、金良让余明花出具《借条》和《收条》的行为是无效行为。首先，余明花从未向金良借款70万元，金良让余明花出具《借条》和《收条》的目的，是金良发现南京盟信合作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后，为了其妻子（案外人）杨某规避风险承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让余明花出具《借条》和《收条》，并以金良要到余杭开店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余明花借款20万元，欺骗余明花支付其20万元款项的恶意行为，其主观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将案外人杨某的风险转移给余明花；其次，根据金良让余明花出具《借条》和《收条》的内容显示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金良为实现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通过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余明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即：（2014）杭余商初字第2337号案件，被余杭区人民法院认定民间借贷不成立并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当其非法目的不能实现后，金良又以本案合同纠纷起诉余明花来实现其非法目的。就本案而言：第一、金良让余明花出具《借条》和《收条》上显示的内容不是合同；第二、金良与南京盟信合作社根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是债权债务转让或者承担的话，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金良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况且出具的《借条》和《收条》不是合同；再次，案外人杨某与南京盟信合作社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向南京公安机关报案，南京司法机关已正式立案，而且案外人杨某至今还持有涉案70万元的存款单并以被害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本案南京司法机关作出判决后退赃受领的主体必然是案外人杨某而不是余明花，按本案原审法院的判决由余明花承担归还金良50万元的话，金良夫妻就必然取得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金良让余明花出具《借条》和《收条》的行为是无效行为。况且，南京市公安局以本案相关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本案当事人与南京市公安机关办理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在资金往来上有重大联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案件涉嫌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故本案应裁定驳回金良的起诉。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是2014年2月8日案外人杨某委托余明花到南京盟信合作社存款70万元，余明花在南京盟信合作社存款70万元后，将70万元的存款单交付给案外人杨某，后南京盟信合作社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导致金良为了其妻子案外人杨某规避风险承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让余明花出具《借条》和《收条》进行诉讼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终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案件涉嫌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故原审法院应当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裁定驳回起诉。而原审法院断章取义地适用《民法通则》108条、《合同法》60条、《合同法》107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余明花支付金良50万元，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并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金良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金良答辩称：本案并非余明花陈述的债权债务转让，本案是双方在确认南京盟信合作社存在诈骗的情况下，余明花作出了承担70万元的承诺，且也承担了部分还款责任。之后余明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再承担还款责任。对于余明花支付的20万元其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欺诈基础不真实，金良在余明花已经出具的借条上，不需再进行借款。双方之间的款项关系明确。余明花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陈述金良答应存单到期之后还款，而当时情况是双方已经知道南京盟信合作社案发，真实的情况是余明花自愿出具借条，承诺归还之后，支付了20万元。在其了解公安机关的调查进展之后，才表示不再支付本案款项。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案外人杨某委托余明花向南京盟信合作社存款70万元，并取得存款单一份，双方在得知南京盟信合作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余明花遂向金良（系案外人杨某丈夫）出具金额为70万元的借条，并于此后分两次支付给金良款项20万元。本院认为，余明花在清楚知晓南京盟信合作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存款存在无法回收风险后果的情况下，仍向金良出具借条、承诺还款，并在此后陆续支付20万元款项的行为，均已表明余明花承担该70万元的损失系其真实意愿。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案外人杨某的该损失已经另行取得救济，故金良持有该债权凭证向余明花主张权利，应予支持。原审法院以存单现由案外人杨某持有，故在余明花实际履行债务后，从南京盟信合作社所得款项应当归余明花所有的处理，亦充分考虑了余明花的权益。余明花抗辩案涉《借条》和《收条》系受胁迫出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余明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余明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