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南民终字第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
法定代表人周小滨，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启益，男，汉族，1943年3月11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元珍，女，汉族，1942年5月21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瓮安县。
委托代理人胡奎，男，汉族，1970年9月10日生，系曾启益、唐元珍女婿，住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曾启益、唐元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瓮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2015）瓮民初字第954号民事判决后，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瓮安县珠藏镇人民政府与原告曾启益、唐元珍于2011年11月12日达成《珠藏镇供销社及食品站一带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二原告被征收的房屋建筑面积共108㎡，其中住宅房屋80㎡、营业房28㎡。拆迁补偿在原供销社食品一带按照同等面积与原房同等用途的住房或门面房给乙方，拆迁后住房一套还在住房一楼，A2户型97.96㎡靠张益斌住房方向，门面28㎡还在正面进口第一个门面（3#楼）。”协议签订后，二原告依约履行了搬迁义务。嗣后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公司通过土地拍卖取得珠藏镇供销社及食品站一带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被告于2013年1月19日与二原告签订《元亨新街拆迁户安置房源选定确认书》，协议中约定“二、按《拆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所示，甲方应安置给乙方住宅面积共97.96㎡。”2015年1月6日原、被告双方经重新协商签订协议，协议中约定“1、曾启益方自愿放弃住房（2-1-5-2）产权，由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行买卖，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以货币形式补偿曾启益方，以每平方单价2080元／㎡进行货币补偿，实际应还面积为97.96㎡，合计203757.00。2、2015年2月28日前，如此房屋仍未出售，由元亨公司对曾启益进行相应的货币补偿。”该协议由原告曾启益签名、被告项目经理郑立峰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该履行期限届满后，被告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向二原告履行给付义务，二原告遂向法院起诉。
一审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为4.85%。
原审原告曾启益、唐元珍一审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给付拆迁房屋补偿款人民币203757元；按同期银行利率计算给付逾期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审辩称：1、我公司并非是原告房屋的拆迁人，对原告不具有法定或者约定的赔偿义务；2、协议中有关还房和还房的面积的内容均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在我公司工作人员不知情，受到胁迫违背我公司意志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的，该协议并非是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与珠藏镇人民政府签订《珠藏镇供销社及食品站一带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并履行搬迁义务，珠藏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约定向而原告进行补偿，后被告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拍卖取得珠藏镇供销社及食品站一带土地使用权并进行土地开发，应当对二原告承担拆迁补偿的义务。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元亨新街拆迁户安置房源选定确认书》及2015年1月6日《协议》合法有效，予以确认。二原告与被告重新签订协议，二原告自愿放弃拆迁安置房屋，由被告自行买卖，被告以货币形式补偿二原告，应视为双方自愿变更补偿形式，双方约定的给付补偿款的期限届满，被告未依约向二原告支付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报酬”之规定，被告应当按照2015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向二原告给付支付补偿款203757.00元。因此，二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房屋货币补偿款203757.00元有理，予以支持。被告未在《协议》约定期限2015年2月28日前向二原告支付补偿款，应当从2015年3月1日起承担逾期给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二原告请求被告按照同期银行利息承担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每日逾期利息为203757.00元×4.85%／年÷365天＝27.07元。被告辩称在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签订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故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曾启益、唐元珍给付人民币二十万三千七百五十七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3月1日起，以本金203757.00元为基数计算，每日27.07元计算至清偿完毕时止）。若义务人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另行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78元，由被告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是被上诉人胁迫所签，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该《协议》的效力是错误的。上诉人因不堪被上诉人长期滋扰，为稳定经营秩序和避免扩大损失才与其签订协议。同时协约时，上诉人因疏忽大意，将被上诉人应获货币补偿的面积80㎡误认为97.96㎡，因此其应获得的货币补偿应是166400元，因此双方的《协议》应予撤销；二、一审遗漏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2011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与瓮安县珠藏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征收人和安置人均为珠藏镇人民政府，因此珠藏镇人民政府应作为本案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三、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但一审一直不予立案，请求二审将本案发回重审。在收到本案诉讼状后，上诉人立即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但一审不予立案，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二审将本案发回重审，重新审查《协议》的效力。
被上诉人曾启益、唐元珍二审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合理，应予维持。上诉人主张2015年1月6日所签订的《协议》是在受到胁迫、长期滋扰的情况下签订的，其理由根本不成立。协议是在当地人民政府的引导下，经过多次反复协商，双方自愿达成的共识，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不存在受胁迫的事实，当属有效协议，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其主张的面积和货币补偿也与客观事实不符，2013年1月19日双方签订的房源确认书和2015年1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1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和政府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所示拆迁安置住宅面积均为97.96㎡，上述协议是经政府同意后确定的拆迁安置面积，按约定货币补偿价格计算的补偿款，该补偿价没有明显高于当地市场价，协议真实可信；二、上诉人主张的遗漏诉讼参与人的理由也不成立。珠藏镇人民政府只起到引导作用，与本案无关，与是案件当事人，不应成为货币补偿的承担者。上诉人作为开发者，理应承担拆迁补偿义务。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珠藏镇供销社及食品站一带土地使用权并进行土地开发后，与被上诉人签订《元亨新街拆迁户安置房源选定确认书》及《协议》，上述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协议的效力正确。上诉人主张协议的签订是长期受到被上诉人的滋扰且受胁迫而签订，一是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二是作为专业的房开企业，上诉人主张协议系被迫签订，但并未就此向有关部门报案或主张权利。因此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应当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月19日签订的《元亨新街拆迁户安置房源选定确认书》，上诉人应安置被上诉人住宅建筑面积共97.96㎡，该安置面积来源于此前的拆迁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也与双方于2015年1月6日变更为货币补偿后订立的《协议》载明的房屋面积一致，并无任何冲突。因此上诉人关于2015年1月6日订立的《协议》约定的面积计算错误而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相关协议载明的义务内容，上诉人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货币补偿支付的义务承担者，从合同约定分析，并没有其他对的合同义务承担者，故对上诉人关于一审遗漏当事人而导致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因此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56元，由上诉人瓮安县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国红
代理审判员 王开恒
代理审判员 吴 奕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肖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