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71民初20085号
原告：陈美凤，女，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建世，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素敏，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市鸿信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11号兴中大厦0603室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665867030。
法定代表人：刘建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丽，该司员工。
被告：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沙口工业开发区；增设一处经营场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德来南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8122616M。
法定代表人：魏高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敏，女，该司员工。
原告陈美凤诉被告中山市鸿信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信公司）、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素敏，被告鸿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丽，被告珠江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的诉讼请求：1.撤销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中劳人仲案字[2017]2556号仲裁裁决；2.被告鸿信公司向原告支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6679.94元，并赔偿因被告鸿信公司逾期付款而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计算办法：以26679.94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鸿信公司付清欠款之日止）；3.被告珠江桥公司对被告鸿信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与被告鸿信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协�书)已于2017年1与13日生效,鸿信公司应当依约履行。1.“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鸿信公司于2017年1月9日在该协议书上盖章并寄给原告,原告在2017年1月13日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关于“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关于“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以及第四十四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协议书”已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故“协议书”应于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即2017年1月13日起生效,鸿信公司应遵照履行。2.“协议书”没有约定原告在签名后必须寄回一份给鸿信公司,故仲裁裁决认为原告“收到协议书后并未将承诺送达要约人”即为“未将签订协议书的意思表示发送给要约人即鸿信公司”进而认定“协议书”无效是毫无事实和法�依据的。二、“协议书”生效之后,双方并没有达成解除或终止的新协议,故“协议书”至今仍然有效。1.鸿信公司向原告寄发培训通知书,只是为了逼迫原告辞职,这不能推翻“协议书”已生效的事实。签订“协议书”之后,原告曾讲过赔偿太低,但并没有说要解除或终止该协议书。之后,鸿信公司向原告发出培训通知书,该培训时间距离春节除夕仅剩几天时间，临近春运，原告根本无法买到由韶关市前往中山市的火车票，更无法在除夕前买到从××韶关市的火车票,而且,该培训也没有写明赔偿的具体内容和计划,更没有提及提供食宿和交通。鸿信公司向原告发出培训通知,摆明就是逼迫原告辞职,这样鸿信公司就不用向原告支付任何赔偿或者补偿,这就是鸿信公司寄发培训通知的目的,这并不能推翻“协议书”已生效的事实。2.仲裁裁决认为原告委托律师寄发“律师函”的方式明确�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进而认定原告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是错误的。由于鸿信公司直拒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是原告就对一个律师朋友反映了此事,该律师出于好意,未经原告委托的情况下发出了“律师函”,但原告并不清楚“律师函”的内容,故广东边际律师事务所向鸿信公司和珠江桥公司发出的“律师函”是未经原告授权,非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律师函”是真实的,也只是表明原告有提出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意向,但鸿信公司并没有同意,也即是说,在“协议书”已生效的情况下,双方没有就解除或终止“协议书”达成新的协议,故“协议书”仍然继续有效。三、原告是被鸿信公司派遣至珠江桥公司工作,珠江桥公司应对鸿信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诉讼中，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并新增一项请求：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2017年2月份未发的工资。
被告鸿信公司辩称，一、原告于2010年1月6日入职我方，并由我方派遣至珠江桥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常驻韶关市公司，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二、我方不确认原告的离职原因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实际是我方以原告连续旷工超过10天，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于2017年2月11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我方不确认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中原告的签名日期。该协议书中原告的签名实际应是在我方于2017年2月11日对原告作出解除处理后，原告为达到非法获得解除补偿的目的而事后补签的，但在其补签名之前，我方已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合同，故该协议不具备合法性、有效性。具体情况如下：我方于2017年1月收到珠江桥公司发出的“关于原告工作业绩情况及待处理的通知”，经珠江桥公司考核统计，截止2016年12月31日，原告2016年的销售业绩较2015年同期降幅73.29%，后经我方核实上述情况无误。珠江桥公司要求我方尽快对原告的工作作出处理决定，方式一：对原告直接退工并另行派遣符合工作要求的人员工作，方式二：尽快安排原告进行再培训，培训过后如符合要求可继续留用工作。我方应珠江桥公司的要求，先与原告进行沟通，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我方于2017年1月9日寄发一式二份的“协议书”(注:寄发的协议书已加盖了我方公章及填写日期2017年1月9日)给原告,并通知陈美风在收到协议书后,若同意协议书的约定协商解除,就签名确认并寄回一份协议书给我方,但当时陈美风不接受协议书的约定,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协商解除,亦没有将“协议书”退回我方。基于原告不同意与我方协商解除合同，我方只能选择另一处理方式,于2017年1月17日向原告寄发“培训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17年1月20日前到公司报到并由公司安排培训,现职工作暂时全部停止。原告收到我方寄发的“培训通知书”后并未按要求来公司报到、接受培训安排。由于我方已通知原告现职工作暂时全部停止,即陈美风自2017年1月20日起一直没有按要求来公司报到、接受培训应属旷工行为,且已连续旷工超过10天,其行为严重影响我方及用工单位的正常运作,故我方于2017年2月11日向原告寄发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其曾委托广东边际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21日向我方寄发“致用人单位的律师函”,该函件反映了原告向其代理人陈述过关于其曾与我方协商解除但最终协商不成,后我方以其旷工为理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该函件中还反映原告认为我方对其作出解除的行为属违法解除,并提出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我方及珠江桥公司对原告发出的律师函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没有理会。上述情况足以证明原告根本不是与我方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实际情况的事发时间也证明了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中其本人的签名也并非是协议书中显示的签名日期时间,而是事后原告为伪造成双方是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从而达到非法获得解除补偿目的所签写。
被告珠江桥公司辩称，原告要求鸿信公司支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与鸿信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由鸿信公司向我司派遣劳务工,其中原告则属鸿信公司向我司派遣的劳务人员,在我司从事产品销售工作,安排工作地点在韶关市。我司于2017年1月3日对劳务派遣工进行业绩考核,经我司财务核算,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其中原告2016年的销售业绩为较2015年同期下降73.29%。由于原告的销售业绩大幅度下降已严重影响我司业务的正常运营,我�要求鸿信公司尽快对原告的工作作出处理决定。鸿信公司在收悉我司的服务要求后向我司说明,考虑到直接退工后其方短期内也难以安排原告其他工作,故提出先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若原告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即釆用我方提出的方案一处理。但最终鸿信公司与原告协商不成,故鸿信公司最终选择采用方案二,并向我司汇报相关情况，我司对此亦积极配合做好对原告的培训准备，但原告并没有按通知如期参加培训，由于鸿信公司在通知原告参加培训的同时已通知原告暂时停止现职全部工作，故原告一直未按通知参加培训的期间应属旷工，后鸿信公司以原告连续旷工依法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再之后，我司收到原告委托广东边际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21日发出的“致用人单位的律师函”，函中也反映原告向其代理人陈述关于其曾与鸿信公司协商解除但未达成解�协议,后以其旷工为由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情况,该情况证明原告在本案中所称其是与鸿信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不属实,实际应是鸿信公司对其作出解除处理因此,原告要求鸿信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26679.94元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二、原告要求我公司对其主张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是法定的,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了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才需承担连带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陈美凤于2010年1月6日入职鸿信公司，由鸿信公司派遣至珠江桥公司处从事“珠江桥”牌调味品的销售工作，与鸿信公司已签�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6年1月6日至2018年1月5日。由于陈美凤2016年度销售业绩下降，珠江桥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就陈美凤派遣用工问题向鸿信公司提出建议：1.其司对陈美凤直接退工由鸿信公司另行派遣符合工作要求的人员工作；2.由鸿信公司尽快安排陈美凤进行再培训，培训过后如符合工作要求可继续留用工作。2017年1月9日，鸿信公司向陈美凤邮寄加盖其司公章的“协议书”，提出与陈美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同意支付陈美凤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6679.94元，该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陈美凤在次日收到该协议书，并于2017年1月11日左右致电鸿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明。2017年1月17日，鸿信公司向陈美凤邮寄“培训通知书”，通知陈美凤于同月20日前回其方参加培训。在遭陈美凤以培训安排不合理为由拒绝后，鸿信公司于同年2月11日向陈美凤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陈美凤于当天与其解除劳动合同。陈美凤于2月12日收到该通知书。2017年7月，陈美凤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鸿信公司、珠江桥公司支付其：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6679.94元。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7]2556号仲裁裁决：驳回陈美凤的仲裁请求。陈美凤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陈美凤称其在收到“协议书”后曾致电鸿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建明，告知虽然协议书约定的经济补偿金过低，但考虑到好聚好散以及收集证据的麻烦性，故同意了该协议书，并主张以其在“协议书”上的落款时间作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陈美凤提交经其签名的“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3日。鸿信公司不确认陈美凤在“协议书�上的落款时间，并称陈美凤曾致电其司称不同意上述协议书，并要求10万元的经济补偿金。鸿信公司主张以其司寄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时间即2017年2月11日作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
另查，2017年2月下旬，鸿信公司、珠江桥公司收到广东边际律师事务所邮寄的“致用人单位的律师函”（以下简称“律师函”）。该函件反映陈美凤委托该律师事务所致函，以及陈美凤曾向其代理人陈述关于其与鸿信公司未能达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珠江桥公司又以陈美凤旷工为理由扣除陈美凤2017年1月工资1090.91元，并通过鸿信公司要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陈美凤要求补缴社保、支付2017年1月扣除的工资，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陈美凤于本案新增的诉讼请求属于独立诉求，未经前置仲裁程序，本院于本案不做审查。
关于陈美凤的诉讼请求。本案为鸿信公司以陈美凤销售业绩下降为由提出与陈美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而引发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签名盖章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
陈美凤称其收到“协议书”时，曾向鸿信公司表示同意“协议书”的条款，并于2017年1月13日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但并未将已签名的“协议书”回寄给鸿信公司。其后，陈美凤在收到“培训通知书”后，又未向鸿信公司明确表示其已同意“协议书”，只是以培训安排不合理为由拒绝参加培训。再后，陈美凤在收到鸿信公司寄发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陈美凤委托律师事务所同时向鸿信公司、珠江桥公司寄发“律师函”，提出补缴社保、支付被扣工资以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即函的内容并未反映陈美凤有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及签订“协议书”的意思表示。至于“律师函”的问题，陈美凤虽主张“律师函”未经其本人授权，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律师函”作为正规的法律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律师事务所发出律师函，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陈美凤关于该函系律师在未经其授权下所发出的事实主张明显有违常理，故本院对陈美凤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律师函”有效，以及该函内容系陈美凤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陈美凤在收到“协议书”后并未将承诺送达要约人即鸿信公司，后又通过寄发“律师函”明确提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即陈美凤并未将签订“协议书”的意思表示发送给鸿信公司，而其寄出的“律师函”反而反映其与鸿信公司未能达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其不同意解除劳动关系，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鉴此，本院认为陈美凤要求鸿信公司继续履行“协议书”，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前提，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美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尹方玫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陶亚端
石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