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浙民申字第288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恒丰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石祥路***号***室。法定代理人：严某，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雷霆路**号长城大厦。法定代表人：毛卫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魏飞舟、沈希，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杭州天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号。法定代表人：严毓文，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浙江恒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与再审申请人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一审原告杭州天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恒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对本案主要争议的银行保理付款模式认定不清直接导致对银行贴息的承担方和承担金额作出错误认定。按照正常的银行保理业务模式，供方取得的应该是现款。这也是双方签订《杭政储（2007）62号地块金融办公房工程钢材供货合同》（以下简称《钢材供货合同》）第二条第3点约定“双方以银行保理业务作为货款支付形式，如届时因需方原因无法通过银行保理业务进行货款支付，需方应以现款形式支付供方钢材货款”的本意。即要么长城公司正常获得融资、银行支付现款给恒丰公司，要么长城公司自筹资金现款支付。而在本案中，一、二审均没有充分理解保理业务的操作模式，直接导致如下几点认定错误：1、混淆了保理业务和开具承兑汇票业务，且错误的将该两种不同融资业务模式变化原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恒丰公司。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已经十分明确，本案诉争的合同履行中，共同办理了三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即天吉公司作为出票人于2011年3月29日开具给江阴市西城钢铁有限公司三张合计票面金额为2400万元的汇票、2011年11月3日开具给江阴市西城钢铁有限公司三张票面金额合计为2400万元的汇票和2012年1月10日开具给江阴市西城钢铁有限公司二张票面金额合计为1600万元的汇票。承兑业务从操作模式上是基于天吉公司的授信和保证金缴纳而给予的融资操作，与保理业务模式完全不同。实际系因为长城公司既无法正常办理保理、也无法自筹现款支付，而改变了《钢材供货合同》项下约定的付款条件。改为占用天吉公司的资金和授信进行融资。从每笔汇票业务项下，长城公司均按期向银行偿付了保证金即可证明，上述模式的变化是因为长城公司的原因，且双方是达成了协商一致的变化。否则，长城公司在可以办理保理的情况下，选择配合恒丰公司改变成资金占用成本更高、产生额外贴息的汇票业务，显然不符常理。一审法院以恒丰公司不能举证上述改变的原因是长城公司所致，认为恒丰公司的诉请缺乏依据，背离客观事实，也是错误的举证分配。2、将《钢材供货合同》第二条第3点承兑汇票支付狭隘的鉴定为“被申请人开具承兑汇票”，直接导致汇票贴息承担责任主体的错误认定。在《钢材供货合同》第二条第3点中约定，如果需方不能保理支付或现款支付，“若需方以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则须给予供方贴息”。这从整个条款解释上，显然是区别于现款支付之外的支付方式费用约定。字面上本就不等同于需方以其开具的承兑汇票支付。在前面一点中恒丰公司已经充分解释，本身保理变更为汇票业务就是基于长城公司无法正常基于自身的授信办妥相应货款的保理支付，同样也就意味无法基于其自身授信办理汇票业务。所以才变更为以天吉公司的名义申请汇票业务，作为无法现款向恒丰公司支付货款的变通。因此，上述情况即属于因为需方原因需要以承兑汇票付款的情形，按照合同约定，相应贴息应由长城公司承担。3、基于长城公司已经确认需要支付贴息的对账单，一、二审部分支持贴息，实际是与贴息承担方认定的自相矛盾。按照一、二审对于贴息承担的认定，均是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承兑汇票支付情形，要求支付贴息没有依据。同时一、二审又都采纳了季改梅出具的结账单的证据效力。按照该份账单，明确注明双方结算的类目中有银行贴息费用。该份证据恰恰印证了前面的1、2两点问题。但一、二审直接按照结账单上支持了贴息费用，作出了既认定合同约定的支付贴息的情形本案没有发生，又认定需要支付贴息的矛盾判决，实际无视双方在履行达成的有效合意。试想长城公司在主张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不需要支付任何贴息的情况下，如何可能自愿支付高达140.4万元的费用？二、原审法院对于到期款项的抵扣顺序，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争议最大的，即是对于到期应付款项包含本金、利息的情况下，所支付的部分优先抵充那部分款项。一、二审法院以“交易习惯”为由认定抵充顺序双方已经达成合意，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与适用。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除非双方有相反约定，否则均应当优先抵充利息后抵充主债务。而本案中显然双方没有达成此类约定。2、即是一、二审认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也应当先采用交易习惯来推定，而不是直接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的第二十一条中的抵充顺序。本案中关于交易习惯的认定也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公司已详细描述了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票据和金额组成，双方对于先支付利息是有合意，在此不作累述。即使一、二审不采纳恒丰公司的观点，纵观本案现有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符合上述标准、可以认定双方已经达成了先抵扣本金的“交易习惯”。且长城公司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对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交易习惯”成立，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341号民事判决和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4）杭江笕商初字170号民事判决。改判长城公司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10145403.68元，暂计至2014年4月30日的经营损失（利息）329725.62元及此后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的经营损失。长城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长城公司承担140余万元的贴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钢材供货合同》明确约定，长城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情况下，长城公司才需要向恒丰公司支付承兑贴息，而本案中未发生恒丰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情形。原审法院亦认定双方已经通过保理业务进行了货款支付，之后恒丰公司在办理保理业务后，又办理了承兑汇票业务，双方未对办理承兑汇票业务的权利义务达成合意，因此一、二审法院均不认可恒丰公司依据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保证金金额参照钢铁厂利率标准计算贴息。但一、二审法院依据季改梅签名的清单认定长城公司需要向恒丰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贴息1404000元，该认定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钢材供货合同》第八条第三款的约定：本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合同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以“保理”作为付款支付之形式，只有在无法实现时，如长城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才给予恒丰公司贴息。当事人间就案涉贴息的支付从未达成任何补充协议，季改梅制作清单的行为并不能代表恒丰公司，也没有得到长城公司或金光炎的委托授权，季改梅在清单中了“3200万保理承兑利息”140余万元由长城公司承担既与合同预定不符，也不符合对合同任何未尽事宜必须签订补充协议的约定，该清单对长城公司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其次，恒丰公司在一、二审中均并未举证证明其贴息损失的实际发生，一、二审法院仅依据季改梅制作的清单即判决本公司需支付140余万元的贴息款明显不当。恒丰公司即使在办理保理业务取得承兑汇票。客观上可能存在贴息损失，亦应由其自行承担。因为，在保理业务中合同双方当事人是恒丰公司和应收账款受让银行，在恒丰公司将其长城公司支付应收账款转让款，是由受让银行与恒丰公司之间进行协商约定的，受让银行向恒丰公司开具承兑汇票作为应收账款支付方式亦是双方达成的合意，恒丰公司在接受受让银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时，对其可能产生的贴息损失亦有预计，理应由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现恒丰公司向保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主张贴息损失是混淆了基本的合同关系。二、原审法院认定杭州市妇女医院项目（以下简称妇女医院项目）货款逾期支付的经营损失依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钢材供货合同》明确约定是针对62号地块项目钢材供货事宜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该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经营损失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仅适用于62号地块项目，在双方未就妇女医院项目逾期付款经营损失计算标准进行约定或约定参照适用62号地块项目的计算标准下，一、二审法院径直认定妇女医院项目逾期付款的经营损失依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无任何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并且，每日万分之五的计算标准明显过高，在双方对妇女医院项目的经营损失计算标准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参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而非直接适用于62号地块项目的约定标准。此外，一、二审法院将季改梅签字的清单作为认定妇女医院项目经营损失万分之五计算标准依据的理由完全不成立。季改梅虽在杭州振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业公司）从事财务公司，但季改梅既非是长城公司的员工或财务人员，其行为不能代表长城公司，而且长城公司或金光炎也从未委托或授权季改梅与恒丰公司就两个项目进行对账。一、二审判决在对该份证据的认定意见中称季改梅向恒丰公司出具该清单系受项目负责人金光炎的委托而进行，系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能证明季改梅接受金光炎委托而进向恒丰公司出具该清单。并且，从证据上来看，该清单仅是一份计算清单，而非是对账单或者结算单，从原庭审情况来看，该清单记载的内容亦未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和确认，不能作为双方对于万分之五适用于妇女医院项目的对账证据。三、案涉逾期付款万分之五的经营损失的计算标准过高，一、二审法院未依据实际损失调整减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4）杭江笕商初字号第170号民事判决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恒丰公司的全部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恒丰公司承担。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案涉《钢材供货合同》中恒丰公司的供货数量和价款及长城公司已支付货款数额以及天吉公司涉案债权由恒丰公司享有等事实均未表异议。同时，原审法院查明，与恒丰公司、天吉公司签订62号地块工程钢材供货合同的长城公司建筑安装分公司的代理人为金光炎，62号地块项目、妇女医院项目的负责人均为金光炎；金光炎同时系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两项目钢材结账清单部分由振业公司员工如会计米锡萍等签字；振业公司在网站公司简介中介绍妇女医院（主体工程）、笕桥62号地块商业用房工程等均由其公司承建施工。振业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季改梅于2014年3月14日就62号项目和妇女医院项目向恒丰公司出具标题为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浙江恒丰钢铁资金收付及逾期利息清单中明确：承兑利息为1404000元，两项目的逾期付款利息均按万分之五每日标准计算。本案的争点在于：一、原审判决长城公司向恒丰公司承担1404000元贴息有无不当；二、原判认定长城公司已付货款按照先货款、后经营损失、贴息顺序抵扣有无不当；三、案涉妇女医院项目逾期支付的经营损失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有无不当。关于原审判决长城公司向恒丰公司承担1404000元贴息有无不当的问题。经查：案涉钢材供货合同约定“以银行保理业务作为双方货款支付之形式，如届时因需方原因无法通过银行保理业务进行货款支付，则需方应以现款形式支付供方钢材货款，若需方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则须给予供方贴息，贴息利率另行商定（参考钢厂贴息为准）”，该合同就长城公司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货款时应承担贴息有约定，而未明确约定办理银行保理业务过程中，恒丰公司、天吉公司从银行取得的承兑汇票所产生贴息如何负担。故原审法院在恒丰公司未能提供双方当事人就此达成明确合意的书面凭证的情形下对恒丰公司要求支付全额贴息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根据恒丰公司、天吉公司因办理保理业务取得承兑汇票，客观上可能存在贴息损失及保证金资金占用损失，长城公司则因保理业务的成功办理而获得延迟支付货款的利益之事实，结合恒丰公司提供的经振业公司的财务人员季改梅签字确认的资金收付及逾期利息单，判令长城公司承担恒丰公司贴息即1404000元（恒丰公司所主张贴息的一半）也为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之举。虽然长城公司再审提出季改梅无权代表其向恒丰公司出具清单，但鉴于季改梅系振业公司员工，而振业公司系案涉工地的承建单位，其法定代表人金光炎代表长城公司与恒丰公司签订案涉《钢材供货合同》，原审法院结合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挂靠、承包模式从而认定季改梅出具清单的效力有其合理性。关于原判认定长城公司已付货款按照先货款、后经营损失、贴息的抵扣顺序有无不当。经查，根据恒丰公司提供的结账清单，其将2011年1月31日收到的长城公司首笔款项人民币1000万元、2011年4月18日收到的第二笔货款573929.25元均抵充货款，并于2011年1月25日向长城公司开具了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未充抵当时已产生的经营损失或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恒丰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出具的收款证明、2013年1月30日出具的收款证明中，载明所收的二笔各为100万元款项性质也为货款，而未充抵当时已产生的经营损失或银行承兑汇票贴息；长城公司在其开具的付款凭证中也均载明已付款的用途为材料款。表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已实际按先充抵货款的交易方式对债务进行清偿，即使在后期恒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已包含有利息款项，也不足以改变已付款项的性质，故原审法院对恒丰公司主张长城公司已支付款项应先充抵经营损失、汇票贴息的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关于案涉妇女医院项目逾期支付的经营损失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有无不当。虽然长城公司再审提出其仅就案涉62号地块与恒丰公司签有书面合同，并未与恒丰公司签订合同就妇女医院项目逾期支付的经营损失约定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因振业公司员工季改梅就62号项目和妇女医院项目向恒丰公司出具标题为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浙江恒丰钢铁资金收付及逾期利息清单对此已予明确，故原审法院依据清单判决妇女医院项目逾期支付的经营损失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并无不当。综上，恒丰公司、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之情形。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恒丰公司、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范启其审 判 员  王 丽代理审判员  楼 颖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雅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