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4民初17977号
原告：杜顺好，女，汉族，1956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告：欧辉，男，汉族，1952年1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景志，男，汉族，1989年4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两原告的儿子。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闯，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63号国信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丘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之新，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顺好、欧辉与被告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州国投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顺好、欧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景志、武闯，被告广州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陈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顺好、欧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向原告杜顺好、欧辉归还教育储备211200元及利息（以211200元为本金，从2001年11月29日起计至实际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广州国投公司承担；3、被告广州国投公司按每月1.67%向原告杜顺好、欧辉支付违约金。事实和理由：1996年8月22日，两原告与广东顺德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下称亚加达学校）签订《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与学生家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将其儿子送入该校读小学一年级至小学毕业，并交纳240000元教育储备金给亚加达学校。原告依照协议书约定交纳了240000元。但是，亚加达学校于2000年7月解散，违反上述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亚加达学校依法应退回教育储备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鉴于被告广州国投公司为亚加达学校退回教育储备金给各学生家长作出经济担保，所以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应负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杜顺好、欧辉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交了1、亚加达学校出具的金额共240000元的收据2张；2、《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与学生家长协议书》；3、函头显示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名称、落款显示有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公章、落款时间1997年11月28日的《担保书》复印件；4、被告广州国投公司与亚加达学校签订的《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复印件，与亚加达学校两投资人签订的《质押合同》复印件；5、函头显示亚加达学校名称、落款为亚加达学校董事长、落款时间1998年1月20日的函件复印件；6、原广东省顺德市人民法院（2001）顺法经初字第2322号《民事判决书》、（2002）顺法执字第6201-671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顺德市人民法院《公告》、《顺德亚加达中英文学校返还教育储备金纠纷系列案件分配方案》、（2002）顺法执字第6450号《受理申请执行通知书》；7、广州仲裁委员会[2001]穗仲案字第020号《裁决书》；8、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穗中法民二重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9、亚加达学校企业档案登记资料等证据材料。
被告广州国投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双方并无书面形式的保证合同。1、原告主张保证关系的《担保书》内容相当简单，不具有担保合同应有的内容，没有作为《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与学生家长协议书》的附件，未显示与主债权有关。原告出具的《担保书》没有原件，没有证据表明是由被告向其出具。被告根本不认识原告。故双方之间没有建立保证合同关系。2、原告提供的《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复印件、《质押合同》复印件均是被告与亚加达学校及其股东之间的合同，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股权质押手续没有办理，亚加达学校所收教育储备金没有存入被告指定账户，担保没有生效。3、上述《担保书》、《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质押合同》是几乎同时签订，是被告应亚加达学校董事局要求，向亚加达学校作出的愿意为该校吸收的教育储备金退还提供担保的承诺。根据《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第三条，如质押协议和担保书与该协议有不符时，以《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为准。因此，《担保书》中所谓被告愿意对亚加达学校所收的学生教育储备金作出经济担保，绝不是指只要是教育储备金就担保，而是指符合协议要求、亚加达学校有相应的教育储备金存款以及股权质押为前提的，被告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不会随便向某一不认识的学生家长出具对所有储备金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书》。4、由于亚加达学校资不抵债被众多学生家长起诉以及管理方面的原因，被告与亚加达学校的上述《担保书》、《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质押合同》等内部文件的复印件在社会上扩散，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学生家长持这些完全相同的复印件起诉被告，而不能提供一份担保书原件。原告完全是以虚假的证据，虚构双方之间存在担保关系。5、原告与亚加达学校于1997年8月26日签订的《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与学生家长协议书》，时间在上述《担保书》、《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质押合同》之前，该债权根本不是担保的对象，《担保书》也没有作为《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与学生家长协议书》附件。原告也没有提供亚加达学校将其教育储备金存入被告指定帐内的证据，特别是未能提供《担保书》原件，无法证明被告与其建立了保证合同关系。二、假设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被告依法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未在规定的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原告提供的（2001）顺法经初字第2322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顺德法院判决亚加达学校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在2002年届满。原告迟至2017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未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内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免除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三、原告主张教育储备金利息及被告支付违约金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即使保证合同关系成立，《担保书》中被告只负责退还储备金，没有包括其他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交了1、亚加达学校企业档案登记资料；2、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01年12月7日作出吊销亚加达学校营业执照的《外商投资企业吊销核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1996年8月22日，原告杜顺好、欧辉和亚加达学校签订《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与学生家长协议书》，约定亚加达学校接受原告的儿子（时年7.5岁）为小学一年级学生，原告同意在当日前交付教育储备金240000元至小学阶段结束；如原告的儿子在小学阶段结束不再升读学校高一个阶段，则亚加达学校则负责将所收的教育储备金全部发还给原告，但不付利息。原告分别于1996年7月26日和同年8月22日向亚加达学校缴纳教育储备金合共240000元。2001年8月2日，原广东省顺德市人民法院（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下称顺德法院）对原告杜顺好、欧辉诉亚加达学校教育储备金协议纠纷一案作出（2001）顺法经初字第232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杜顺好、欧辉提供上述协议、亚加达学校出具的收据，起诉要求亚加达学校清还教育储备金240000元；亚加达学校对原告杜顺好、欧辉所述事实和诉讼请求无异议；该院认为上述协议依法成立，原告杜顺好、欧辉已支付上述款项，因亚加达学校停办，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判决亚加达学校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教育储备金240000元给原告杜顺好、欧辉。2001年12月7日，亚加达学校被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2002年6月20日，顺德法院发出《顺德亚加达中英文学校返还教育储备金纠纷系列案件分配方案》，载明该院在执行亚加达学校返还教育储备金纠纷系列案件中，依法公开拍卖了该学校的房产及教学设备，追收了学校的部分债权，所得款项扣除必要的费用和优先受偿的债权、学校教师员工劳动合同赔偿金、政府垫支款项后，第一次分配金额按欠款本金的12%计算。2002年6月29日，顺德法院向原告杜顺好、欧辉发出（2002）顺法执字第6450号《受理申请执行通知书》，载明杜顺好、欧辉于2002年6月29日向该院申请执行上述民事判决书，该案已转入执行程序。2017年6月8日，原告杜顺好、欧辉向顺德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请要求判令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归还教育储备金240000元及利息、违约金。顺德法院认为原告杜顺好、欧辉就担保合同提起诉讼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依职权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本院审理。
另查，1997年11月12日，广州国投公司与亚加达学校签订《教育储备金担保协议》，约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意为亚加达学校吸收学生教育储备金的退还提供担保，并出具担保承诺书；亚加达学校需将学生教育储备金全部存入广州国投公司指定的账号内；广州国投公司的担保生效日期为双方签订协议并签订质押程序后正式生效；如质押协议和担保书与本协议有不符时，以本协议书为准；广州国投公司担保责任范围仅指返还学生的储备金，当发生学校不能退还学生的教育储备金时，全权由广州国投公司负责退还，广州国投公司则有权扣减学校的存款。同日，广州国投公司还与亚加达学校的两投资方签订《质押合同》，约定两投资方将学校股权质押予广州国投公司，质押期与广州国投的担保合同同期。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向亚加达学校发出一份落款时间为1997年11月28日的《担保书》，载明“为支持亚加达中英文学校今后发展，应亚加达中英文学校董事局的要求，我司愿意对学校所收的学生储备金作出经济担保，并负责该学校退还储备金的责任”。
在本案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杜顺好、欧辉确认已领取顺德法院按亚加达学校240000元欠款本金的12%分配的执行款，扣除该部分款项后，要求被告广州国投公司返还剩余款项211200元，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且认为被告广州国投公司承担责任的性质为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杜顺好、欧辉提交了上述《担保书》复印件，落款时间1998年1月20日的亚加达学校函件复印件，亚加达学校函中称广州国投公司作全面经济担保令储备金的退还更万无一失。原告表示在孩子入学时将该《担保书》复印件交予家长，并向亚加达学校出具；对亚加达学校提起追讨教育储备金的诉讼时，是想一并起诉广州国投公司，因法院不受理以国投公司为被告的案件，故未能将广州国投公司列入为被告。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如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向原告杜顺好、欧辉出具上述1997年11月28日《担保书》的，依法对亚加达学校需退还教育储备金债务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向原告杜顺好、欧辉承担保证责任。但原告杜顺好、欧辉承认仅从亚加达学校取得该《担保书》复印件，被告广州国投公司没有向原告杜顺好、欧辉出具该《担保书》原件，不能认定双方已成立保证合同关系。
即使按照原告杜顺好、欧辉认为的保证合同成立、被告广州国投公司需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广州国投公司的保证责任亦已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原告杜顺好、欧辉的儿子1996年入学，按原告杜顺好、欧辉与亚加达学校的协议约定各阶段毕业后升读亚加达学校以外的学校时，亚加达学校负责将所收的教育储备金全部发还给原告，无明确约定发还期限。亚加达学校停办后，原告杜顺好、欧辉向亚加达学校追讨教育储备金的诉讼由顺德法院在2001年8月2日作出判决，原告杜顺好、欧辉于2002年6月29日向该院申请执行判决，原告杜顺好、欧辉要求亚加达学校履行义务的宽限期至迟在2002年6月29日已届满。原告杜顺好、欧辉未举证证明在该日起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内存在阻碍其对被告广州国投公司提起诉讼的事由，又未在上述保证期间通过其他方式要求被告广州国投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广州国投公司依法免除保证责任。因此，原告杜顺好、欧辉要求被告广州国投公司应当返还教育储备金211200元、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顺好、欧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68元，由原告杜顺好、欧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丽娟
人民陪审员 劳淑芬
人民陪审员 林 静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乃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