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民终1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危国辉，男，196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雄华，江西秉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傅华义，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臣，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晓莲，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泰丰路新东方商务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9573638781B。
法定代表人：乐方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博纬，江西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危国辉、傅华义因与被上诉人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初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危国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雄华，上诉人傅华义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臣，被上诉人义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博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危国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义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义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义成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提出执行异议，认定事实完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以上规定，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涉及两个法定期间。其一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的法定期间；其二为对执行裁定不服的法定起诉期间。而一审判决却仅审查上述第二个期间，不审查第一期间，继而作出认定，认定事实完全错误。2016年1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抚中执字第76-1号执行裁定：裁定拍卖“天亿商业广场”负一楼的房产用于清偿傅华义对危国辉的个人借款；2017年8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抚中执字第76号之三执行裁定：将被执行人傅华义所有的、面积为2013平方米的案涉房地产，以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20万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危国辉以物抵偿部分债务。对照上述法律规定及事实，说明案外人针对本案涉及执行标的的执行异议申请应当自2016年1月18日起至2017年8月15日止的这段期间提出，执行法院才应受理并作出裁定。本案执行异议涉及的执行标的的执行程序于2017年8月15日已经终结，义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的时间是执行程序终结之后，义成公司的执行异议权已经因逾期而丧失。（二）本案执行标的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傅华义。王志勇在（2017）赣民终273号案件的庭审中自认“天亿商业广场”项目是傅华义拍下来的，放在义成公司名下开发，根据挂靠协议是属实的。说明义成公司99%股权持有人王志勇也承认傅华义为“天亿商业广场”项目实际所有人。《挂靠开发协议》的约定说明义成公司在签订该协议时，就已认可包括本案执行标的在内的整个“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的实际所有人为傅华义及傅国潮。且义成公司系《挂靠开发协议》的签订方，只有在协议之外的第三方提出执行异议时，法庭才应审查《挂靠开发协议》的对抗效力，这显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挂靠开发协议》的内容在（2017）赣民终273号终审判决书中已作为判决理由援引，说明该生效判决也认可本案执行标的在内的整个“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的实际所有人为傅华义及傅国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本人权益，恳请二审依法纠正。
傅华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挂靠开发协议》和《债务协议书》真实、合法，却认为其仅是协议签订双方对其权利作出处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能直接证明“天亿商业广场”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傅华义，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挂靠开发协议》中非常明确：“一、乙方挂靠甲方开发其土地***二、甲方没有支配、买卖乙方土地和房地产的权利。”而这里的甲方就是义成公司，明确约定“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傅华义。一审判决完全置这些真实、合法的证据于不顾，而靠推测作出判决，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10月9日，王志勇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16）赣10民初103号，在该案中将义成公司列为第三人，可见，对于本案的执行异议事由，义成公司在该案件中已知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但未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义成公司对一审法院执行行为有异议的，应当在王志勇执行异议案件中一并提出，而不应当在该案经过一审、二审程序后，再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上文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却置程序于不顾，依然作出判决，显然错误。为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重新作出正确裁判。
义成公司辩称，（一）虽然一审法院在2017年8月15日制作了（2015）抚中执字第76号之三执行裁定，但这份执行裁定书的下达并不意味案件的执行程序终结。终结应由法院制作终结书作为终结的依据，而且在这份裁定书中清晰记载了：在执行危国辉与傅华义借款纠纷一案中案外人义成公司提出书面异议，义成公司提出书面异议时，执行的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可见，义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时，本案执行并未终结。义成公司提出异议的时间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在一审法院作出驳回义成公司异议请求裁定同时，赋予了义成公司相应的权利，义成公司基于此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二）本案执行标的不属于傅华义所有，依法不能执行。王志勇执行异议纠纷终审判决确定“天亿商业广场”用地单位、建设单位等均标注为义成公司，“天亿商业广场”债权债务也由义成公司享有承担。义成公司既不是傅华义的委托担保人也与傅华义没有其他法律利害关系，傅华义仅以非法挂靠行为突破物权的基本原则是法律不允许的。根据法律规定和产权性质，“天亿商业广场”负一楼不属于人防工程，也不属于预售许可范围，不能办理产权分割手续。该物业不能正常通过市场流转，人民法院执行拍卖该资产会造成法律上的执行不能。（三）针对傅华义引用最高院执行相关规定，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义成公司认为，这条法律规定，针对的是执行行为并非执行标的。针对执行标的不予受理的情形只有撤回异议或被裁定驳回异议，这一理由明显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危国辉、傅华义的上诉理由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危国辉对傅华义的上诉辩称，同意傅华义的上诉意见。
傅华义对危国辉的上诉辩称，同意危国辉的上诉意见。
义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抚中执字第76--
1号执行裁定和（2017）赣10执异21号执行裁定；2.判令一审法院不得执行东乡县“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危国辉、傅华义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义成公司于2011年5月18日注册成立，股东原为傅华义和傅国潮。2014年1月16日，义成公司股东会议作出决议，将傅华义持有的公司股权71%转让给王志勇，傅国潮持有的公司股权28%转让给王志勇，傅国潮持有的公司股权1%转让给乐方进。该公司现股东为王志勇（持有股份99%）和乐方进（持有股份1%），乐方进为法定代表人。“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由义成公司向相关单位申报建设用地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和商品房预售许可等。2012年7月2日，义成公司取得东土国用（2012）A5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于2012年8月16日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同年11月20日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2月7日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2014年3月6日，义成公司作为甲方与傅国潮、傅华义作为乙方签订《挂靠开发协议》，项目名称为“天亿商业广场”，合同约定乙方挂靠甲方开发其土地，只向甲方缴纳挂靠费及挂靠甲方的开发资质。乙方自立单独账户，财务独立支配核算。甲方没有支配、买卖乙方土地和房地产的权利等内容，双方签字并盖章。2014年10月11日，傅华义、傅国潮作为甲方与王志勇、危国辉等11人作为乙方签订《债务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义成公司名下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约2000m2和傅国潮名下东房字TY
--04，731.46m2房产及车牌号为浙GEj166的奔驰S500小轿车抵债给乙方等内容。
另查明，2014年9月29日，东乡县人民法院依据危国辉的申请作出（2014）东民保字第40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包括“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在内的傅华义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抚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并于2015年10月21日根据危国辉的申请立案执行该民事调解书。2016年1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抚中执字第76
--
1号执行裁定，裁定拍卖东乡县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查封的傅华义所有的东乡县“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以清偿债务。拍卖期间，王志勇对执行标的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赣10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王志勇的异议。王志勇不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2016）赣10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不得执行“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确认该地下室归王志勇所有，驳回王志勇其他诉讼请求。危国辉及傅华义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赣民终273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6）赣10民初103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志勇的诉讼请求。2017年8月15日，一审法院依据危国辉的申请，作出（2015）抚中执字第76号之三执行裁定，解除一审法院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查封，将该地下室以220万元价格抵偿危国辉的部分债务，所有权及其他权利归危国辉所有。义成公司不服，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7）赣10执异21号执行裁定，驳回义成公司的异议请求。2017年9月21日，义成公司收到该裁定书，同年9月28日，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义成公司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之诉？（二）义成公司就涉案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定期限为收到执行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中，义成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收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赣10执异21号执行裁定书，9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没有超过15天，属于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之诉。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本案中，义成公司是包括涉案标的地下室在内的“天亿商业广场”土地使用权人和建设施工单位，虽然傅华义与义成公司签订了《挂靠开发协议》，但因该地下室目前登记在义成公司名下，并未发生产权转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危国辉仅能就傅华义个人财产申请执行，而无权申请处置登记在义成公司名下的资产。义成公司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要求不得执行“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并请求对执行标的停止执行的，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主张的实体权利的，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之规定，本案中傅华义是反对义成公司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主张权利的，故应将傅华义确定为被告而非第三人，义成公司起诉将傅华义列为第三人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义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且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不得执行“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不得执行“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危国辉负担14640元、傅华义负担976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3月6日，义成公司作为甲方与傅国潮、傅华义作为乙方签订《挂靠开发协议》时，在甲方“签字盖章”处有义成公司盖章和王志勇的签名。乙方“签字盖章”处有傅华义、傅国潮的签名。
2017年8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抚中执字第76号之四执行裁定：已执行220万元，其他未执行，终结本次执行。2017年8月27日，申请人危国辉签收了该终本裁定。
义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书》，该申请书记载：提交时间2017年8月31日，乐方进。义成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记载：该公司在2017年9月提起本案执行异议。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义成公司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提出执行异议时，该案执行程序是否终结？（二）在王志勇执行异议之诉终审后，义成公司能否另行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三）义成公司就“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院认为：
（一）关于义成公司提出本案执行异议是否属于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的问题。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但在上述司法解释施行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2017年8月15日，一审法院依据危国辉的申请，作出（2015）抚中执字第76号之三“以物抵债”执行裁定，“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以220万元价格抵偿危国辉的部分债务。就本案而言，执行标的由申请人危国辉受让，则案外人应在该案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执行异议。虽然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6日作出了（2015）抚中执字第76号之四执行终本裁定，但终本裁定并非执行程序终结的裁定，该案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义成公司在2017年9月针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提出执行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认定本案执行异议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危国辉关于义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的时间是执行程序终结之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在王志勇执行异议之诉终审后，义成公司能否另行提出本案执行异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但未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依照上述规定，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应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但义成公司与王志勇分别属于不同的主体，且义成公司与王志勇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也不相同，故义成公司在王志勇执行异议之诉终结后，本案执行程序未终结前另行提出执行异议，未违反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受理该执行异议并无不当。傅华义认为一审法院受理义成公司执行异议违反上述规定，系对上述规定的错误理解，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三）关于义成公司就“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义成公司原股东为傅华义、傅国潮，该公司成立后，取得本案“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开发建设本案项目。2014年1月16日，傅华义、傅国潮将其在义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2014年3月6日，义成公司与傅华义、傅国潮签订《挂靠开发协议》，明确“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由傅华义、傅国潮挂靠义成公司建设，义成公司没有支配、买卖傅华义、傅国潮土地和房地产的权利等内容。由于本案项目在2012年12月7日就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签订该《挂靠开发协议》时本案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毕，所以，该协议名为挂靠协议，实际上是傅华义、傅国潮转让义成公司全部股权后，失去了对义成公司的控制，其与义成公司对本案项目权属进行确权及明确相关费用如何承担的合同。由于“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不能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傅华义与义成公司通过前述合同的形式明确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权属。《挂靠开发协议》对本案项目权属的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王志勇占义成公司99%的股份，义成公司在《挂靠开发协议》中盖章，王志勇分别在《挂靠开发协议》、《债务协议书》签名，可见义成公司、王志勇均认可义成公司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不享有实体权利。虽然本案项目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权利人为义成公司，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也以义成公司名义申报，这些登记行为具有物权的公示效力。但是，本案并非基于不动产登记权利外观的信任而对义成公司享有债权的主体主张权利，而是义成公司在签订《挂靠开发协议》、认可其自身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无处分权后，再次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主张实体权益，有违诚信，也不符合《挂靠开发协议》的约定。因此，应认定义成公司就“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危国辉、傅华义关于义成公司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不享有实体权益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初11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共计48800元，由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俊涛
审判员 徐快华
审判员 吕卫红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何全伟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
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
第十五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但未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外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