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25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1，男，1969年6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薄守省，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男，1947年7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顺，北京周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某3，男，1971年2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
上诉人何某1因与被上诉人何某2、原审被告何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9民初5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某1、何某2对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和新苑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分别享有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份额;按照何某1三分之二、何某2三分之一的份额分割征收补偿款;何某1给付何某2二十万元从何某2应得份额中扣减。事实与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何某2有没有参与建设涉案房屋，二是2007年9月10日何某1、何某2、田某三人签订的《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三是何某1给付何某2的二十万元的性质。一审判决在这三个焦点问题上都发生明显错误，应予纠正。1、涉案房屋全部是何某1所建而非共建。2、本案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为遗嘱是定性错误，《协议》应为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照合同法规定应为合法有效。3、一审法院关于何某1给付何某2的2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错误。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公正，应予纠正。
何某2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何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事实与理由：按照本案双方出示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房屋是何某2夫妇的。在之后的改扩建中，父母也认可有何某1出资出力。双方均认可在第一次建房之后是归何某2夫妇的，因此，可以认定为涉案院落是何某2夫妇的。如果何某1有出力的话，那也只是在重置成新价中给付何某1。老人考虑到这是家庭内部问题，所以接受了一审判决的结果。涉案房屋权属问题，有建设工程许可证，有协议书对房屋归属有明确的表述。从证据优势上可以认定是何某2夫妇所共有的财产。何某1认为其所谓的房屋建设过程中出资出力，从证据上没有办法证明和本案涉案房屋有关联性，退一步讲，即便有出资出力也改变不了权利的归属问题。协议的内容是对何某2夫妇两处房产的处分，这种处分是以二位老人去世为前提，因此这是对其生前财产的处分，这属于遗嘱。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这不符合相关的形式要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为遗嘱及遗嘱不具有相应的效力是正确的。关于20万元的问题，首先在庭审过程中，本案的何某1和何某3均认可，在拆迁之后老人跟两个子女要了20万元，并且已经给付老人。何某1如果要把20万元是基于本案涉案房屋给予老人的补偿是不能成立的。何某3在本案的诉争院落中并没有获得相关利益，但也同样给付了老人20万元。因此不能证明20万元是与本案拆迁利益有关的款项。
何某3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何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理由与何某2的意见一致。
何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何各庄村北后街某号院某号（以下简称某院某号）房屋拆迁所得征收补偿款及安置房屋；2、案件受理费由何某1负担。事实与理由：何某2与田某系夫妻关系，何某1是双方的儿子。某院某号的宅基地是何某2分家取得的，院内原有房屋因时间太久需要重建。2006年何某2申请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于2007年建设了北房、过道、南房和西房，这些都是何某2与田某的共同财产。2007年9月房屋建成后，何某1一家搬至某院某号居住，后来又由何某1出资建设了其他房屋。2012年，某院某号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何某1以其名义办理了某院某号的征收安置手续，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定镇政府）订立了《北京市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补协议），并实际占有了征收补偿利益，因为何某2与田某是认定人口，同时何某2是残疾人，根据征收补偿政策，每人享有4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何某1因此可以选择一套110平方米的三居室作为安置房屋。何某1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中包括何某2与田某的应得利益。征收补偿利益中的周转费何某2不主张，何某1建设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归何某1，其他补偿利益何某2要求分割。因何某1至今未将属于何某2的利益交付何某2，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何某2的诉讼请求。
何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认可何某2关于家庭成员身份关系的陈述，但不同意何某2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某院某号是父母分得的宅基地，父母一直在此处院落居住，因原有房屋年久失修，就以父亲何某2的名义申请翻建房屋。房屋建设前，父母口头承诺房屋由何某1建设后归何某1，于是何某1就在2007年拆除了原有房屋并出资建设了北房2间及过道、西房3间、南房1间。房屋建设期间，父母搬到了何某1居住的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何各庄西街某1号（以下简称某1号）院居住，房屋建设完毕，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父亲何某2书写了协议书，确定某院某号内的房屋归何某1。因为父母不愿意搬家，何某1和家人就搬到了某院某号居住，父母留在何某1的某1号院内继续居住。2010年，何某1出资在某院某号院内建设了东房1间，北房后建设了过道，还棚建了整个院落。房屋后被列入征收范围，经父母同意，何某1就某院某号房屋与征收单位订立了相关协议并取得了对应的利益，某1号院也由何某1订立了相关协议。何某1取得了征收补偿利益后将残疾补助8000元给父母，还给了父母20万元。何某1认为，某院某号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归何某1所有，不应当分割。
何某3向一审法院述称，同意何某2的意见，某院某号院的北房、北房前的过道、南房、西房是何某2夫妇建设的，因上述房屋征收取得的利益应归何某2夫妇所有，某院某号的宅基地使用权归何某2夫妇享有，其他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也应归何某2夫妇享有。现田某已经去世，愿意将何某3可以继承的份额赠与何某2。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某2与田某系夫妻，生有何某1、何某3、何某4三个子女。田某于2014年10月18日死亡，田某的父母先于其死亡。
某院某号院内原有房屋为何某2分家取得的财产，原有房屋包括北房与东房。因房屋年久失修，何某2申请重新建设房屋，2006年11月22日，何某2取得（2006）规（门）建字某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附件中载明，何某2可以在某院某号院内建设建筑面积为40.5平方米的砖混住宅（平房）。2007年，院内原有房屋被拆除，并建成北房2间及北房前的过道、西房3间、南房1间。房屋建设期间，何某2与田某搬至何某1居住的某1号院居住，2009年9月房屋建设完毕后，何某1一家搬至某院某号居住。2010年，何某1出资在某院某号建设了北房后的过道、1间东房，并棚建了院落。
2012年，某院某号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同年6月29日，何某1以被征收人名义就某院某号房屋与征收人永定镇政府签订征补协议，协议载明：被认定宅基地面积为163.37平方米，被认定补偿房屋建筑面积均为163.37平方米，未被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16.17平方米，认定人口2人，分别是何某2、田某；在被认定补偿房屋建筑面积中，以认定人口人均45平方米作为选房面积，以应选房屋面积90平方米选择定向房屋安置,何某1选择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何各庄地区（A地块）房屋征收项目指定的定向安置房项目，按户型进行最小面积调整后的“实际选房面积”110平方米，购买三居室1套，剩余面积为53.37平方米；永定镇政府应支付何某1征收补偿款共计2004692元，其中包括实际购房面积定向房屋安置补偿费619014元，剩余面积补偿款844877元，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27715元；各种拆迁奖励及补助费382486元（其中包括工程配合奖114359元，未超占奖励费245055元，一次搬家补助费3267元，二次搬家补助费2200元，空调移机费800元，电话移机费300元，有线电视移机费350元，热水器改移费300元，危电改造费200元，残疾补助费8000元，未被认定房屋重置成新价补偿7655元）；定向安置房周转费24000元，冬季补助费1600元；一次性付清房款补助105000元。根据征收房屋、土地测绘示意图，1-1号、1-2号为北房，4号为西房，3号为南房，2号为东房，7号为北房后的过道，5号、6号、8号为棚建的院落。根据《北京市住宅房屋征收评估结果报告》及其附表，被作为定向安置面积的1-1号房屋面积为53.37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3915元，2号房屋面积为17.31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10016元，3号房屋面积为20.91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12070元，4号房屋面积为37.25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19489元，5号房屋面积为6.05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2702元，6号房屋面积为16.68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6501元，8号房屋面积为5.76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2001元；被作为剩余房屋面积的1-2号房屋面积为53.37平方米，补偿货币844877元；未被认定面积的7号房屋面积为16.17平方米，重置成新价为7655元；区位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5112元。根据《门头沟区永定镇城市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被征收人购买定向安置房安置的标准按被认定人口每人45平方米安置购买，所购安置房总面积可按户型进行最小面积调整。
同日，何某1与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订立了《北京市定向安置房购房协议》，暂按项目回购均价即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何某1需要就安置房屋交纳购房款495000元。根据协议约定，安置房购房款由何某1委托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指定银行从何某1的征收补偿款中扣除。何某1后选定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和新苑某号楼某单元某号（以下简称某号）房屋作为安置房，房屋现已具备交付条件，因何某2与何某1就征收补偿利益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房屋未能正常交付，办理安置房屋交付应交纳的差额面积房款亦未交纳。
某院某号房屋交付拆除后，何某1实际取得了征收补偿款。拆迁后，田某要求两个儿子何某3、何某1分别给付何某2夫妇20万元，何某1、何某3均已按照田某的要求给付了20万元。何某1在诉讼中陈述，自房屋征收，其负担了何某2夫妇在外租房的费用直至田某死亡，将何某2的残疾补助8000元给付田某，因当时何某2夫妇住在表姐家的房屋中，田某将其中5000元交纳了房租，何某2对此不予认可。
另查，某1号院及何某3居住的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何各庄北后街某2号（以下简称某2号）院原系何某2夫妇的院落，院内均有何某2夫妇建设的房屋。自上世纪90年代，何某3与家人长期居住在某2号院，何某1与家人长期居住在某1号院。本次诉讼中，何某3、何某1均表示二人长期居住院落因征收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均归各自所有，何某2、何某4均表示同意，何某4同时表示不参与某院某号房屋的利益分割。对于田某遗产的继承问题，当事人均主ＸＸ均分割。对于上述无争议事实，法院予以确认。
各方当事人对某院某号房屋2007年的建房情况、何某2夫妇是否已通过“协议”明确某院某号房屋权利归属及何某1给付何某2夫妇的20万元的性质存在争议，并分别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1、关于某院某号房屋2007年的建房情况
何某2提出，2007年建房前，其申请建设房屋并取得规划许可证，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手脚不便，都是由妻子田某出面处理建房事宜，自己有经济收入，而且建房前后存款中也有取款记录，因为田某已经去世了，所以具体建房情况不太清楚，但是2007年建设的北房、过道、西房和南房都是其与田某的财产。何某2提交（2006）规（门）建字某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何某2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明细予以证明。根据何某2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何某2在2007年每月有1000余元的收入，在2007年5月9日有1笔4400元的取款，在2007年8月20日有1笔4000元的取款；何某2在2005年8月19日有一笔1万元的定期存款，于2008年9月8日办理了支取手续。
何某1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何某2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明细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明何某2夫妇在2007年建房前后有经济来源，但无法证明何某2夫妇有出资建房的行为。2007年建房前，父母询问过自己与何某3，说是谁盖房，房屋就归谁，何某3说他不建房，自己才出资建了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代表房屋的归属，需要考虑实际出资情况，自己购买了建筑材料，给工人2万元建成房屋，何某2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某院某号房屋的建设过程，而且何某2当时是脑血栓后遗症，身体不好，没有到现场，建房和二位老人无关；2007年建房和2010年建房都是找的工头吴某，2007年建房一共给了吴某2万元，先给了8000元，期间工人回家收麦子，继续建房后，又给了吴某1.2万元；自己建房时还曾向彭某借钱，没有借到钱，实际上是从彭某家拿了坨和檩条，这些不够，后来又自己买了一部分，施工时，彭某还帮着在现场盯过，她知道房子是何某3不盖后由何某1建造的，2010年棚某院某号院子的时候何某1也是找的吴某。何某1提交建房手账、2007年8月19日的2张送货单、收据6张、彭某与吴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建房手账为何某1书写的各项建筑材料的名称及费用，金额合计2万余元，送货单载明送货地点为何各庄，配送物品为建筑材料，金额合计1685元，收据中2张收据未写明日期的“门”价格共计800元，6张2007年5月的建筑材料收据金额共计3383元，1张2007年8月24日的材料款收据金额2345元。彭某当庭陈述：我和何某2夫妇家是邻居，我家就在他们家后面，2007年某院某号建了房，田某4月份去我家串门的时候我问过田某建房情况，田某跟我说是何某1在盖房，何某3不盖，当时还没有开始盖房；房子是6月份打的地基，工人回家割完麦子后又接着建房，我有时候下班没事就过去转一圈，房子在上梁的时候我也去看过，凑凑份子、帮帮忙，我去转的时候看见过田某，实际施工的是另一位证人，我叫他小吴，他主要在我们村给人建房，他全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建房前，何某1找我借过钱，我说我只有2000块钱，就没借给他钱，但是我有坨和檩条，我让他白拿走用，不用买去了，其他缺的材料再去买。吴某当庭陈述：我以前给人盖房，永定镇拆迁前我主要在何各庄村给人盖房，村里的人基本都面熟，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2007年5月的时候，何某1找到我给他在某院某号盖房，说要盖3间北房、3间西房、1大间南房，我去看了一下，当时院子里没有人住，有1间石头垒的北房和南边1间房，需要全部拆除，何某1跟我谈好价格2万元之后我就带人开始施工了，没有签合同；盖房分成两个时间段盖完的，因为我的工人都是我老家的人，盖房的时候我们先把地基打好了，6月份回家收麦子，十多天之后回来继续盖房，7月份就建完了；我只负责出人工，建筑材料需要何某1提供，盖北房和南房的时候用了一部分旧坨和檩条，是从何某1婶子那儿那搬来的，建房过程中还用了点旧砖，北房的石头拆完后就垫了地基，其他材料都是新的，就是有人把料拉过来我们就用，具体谁出钱买的，我不知道；我的工人里没有电工，电是何某1自己找人安装的；何某1分两次给我结清的工钱，先给了8000元，后来又给了1.2万元，都是现金，没有打收条，2010年何某1又找我建过一次房子，那次给他棚的院子和过道；2007年建房期间，何某1的母亲帮着在院子里烧水什么的，何某1的父亲没有到过现场。
何某2对何某1提交的建房手账、送货单、收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某1出资建设了某院某号的北房、过道、南房与西房，而且建房手账是可以随时形成的；2007年4月时房屋还没有开始建设，如果当时田某说房子是何某3不盖后由何某1盖的，那么无法排除后续实际建房人发生变化的情况；按照彭某的说法，她将坨和檩条赠与何某1，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影响证言的证明效力，证言不应得到采信；何某1提交的送货单中有拉电路用的PVC管，但吴某却没有管电路问题，这和何某1提交的材料清单是冲突的；吴某在陈述建房建材时先说没有用到旧料，后来又表示用到了旧坨和檩条，陈述是有矛盾的；建筑材料是何某1拉来的还是别人送来的吴某说不清楚，这也是不合理的，两份证人证言都不是真实的；何某2在建房时确实因为身体不好，腿脚不便，没有到现场，但不影响房屋权利归属，不代表房屋不是何某2夫妇出资建设的。
何某3提出，2007年建设房屋确实是吴某给建设的，但是家里并没有说过谁在某院某号建房就归谁，母亲田某建房时一直在现场帮忙，父母也有钱建房，而且一直到拆迁的时候，何某1跟父母说的都是有父母的房屋，其对何某1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对何某2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
2、关于何某2夫妇是否已通过“协议”明确某院某号房屋权利归属的问题
何某1提出，2007年9月10日，何某2夫妇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某院某号房屋的权利归何某1，“协议”是自己委托一个哥们给拟的底稿，由何某2亲自抄写，何某2夫妇和见证人都签名、捺了手印；房屋被征收时，征收单位与田某、何某2夫妇确认后才由何某1就某院某号房屋订立征补协议，取得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何某1提交“协议”予以证明。“协议”载明：“甲方何某2、田某与乙方何某1系父子、母子关系，甲方现有住房两处，一处位于何各庄村西街某1号，有4间平房106平方米，另一住房位于何各庄北后街某1-1号，住房7间共120平方米。甲方现居住于何各庄村西街某2号的住房内。甲方承诺，二老过世后，两处住房全部房产由乙方何某1继承。”“协议”下方甲方签字处有田某、何某2的签名并捺有手印，乙方签字处有何某1的签名并捺有手印，见证人处有庞某、赵某的签名，庞某名字上捺有手印。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何各庄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何各庄村委会）于2009年5月21日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何某1补充称，庞某与赵某系夫妻，庞某已经死亡，何各庄村委会的公章由工作人员何某5加盖，并向法院提供了赵某、何某5的联系方式。
针对该“协议”，法院向赵某及何某5进行了核实，赵某表示：其与庞某系夫妻，庞某已经去世，自己没有参与过何某2夫妇与何某1订立“协议”的过程，对“协议”情况不清楚。何某5表示，其为何各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其在2007年时管理何各庄村委会的公章，“协议”上的公章是于2007年5月21日加盖的，当时田某与何某1一起到村委会要求加盖公章，此前，田某曾向书记与主任说过这件事情，书记和主任知道后告诉其，如果田某来要求加盖公章，可以给她加盖；盖章当天，田某和何某1一起到了村委会，何某1拿着“协议”找其盖章，田某在其他房间和别人说话，其就喊了一声，问田某是不是他们家都同意了，她说是，其就给盖了章。
何某2对该“协议”提出异议，称自己当时是脑血栓后遗症，手脚都不方便，“协议”上的字迹太过工整，自己不可能写得出来，自己对这份“协议”没有印象，上面的签名应该不是自己签的，自己确实给何某1签过名、捺过手印，但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文件了；这份“协议”本质上应为一份遗嘱，但是见证人没有在场见证，何各庄村委会的公章是在“协议”形成两年之后才加盖的，这份“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的形式要件，是无效的。如果法院认定该“协议”并非遗嘱，也应认定为赠与协议，某院某号房屋属于何某2夫妇，根据“协议”内容，何某2夫妇将房屋给何某1，但何某1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是赠与性质的协议，但这种处分仍然不能产生何某1主张的法律后果；按照法律规定，交付赠与标的时才产生权利转移的法律效力，但直到现在，安置房屋也未交付何某1，因此赠与行为没有完成，相关权利仍归何某2夫妇。若法院认为“协议”不具有赠与性质，其认为也应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二位老人过世后由何某1继承某院某号房屋，但只有田某已经去世，条件尚未成就，房屋仍应为何某2夫妇的财产；此外，“协议”中处分的某院某号房屋在拆迁过程中已经灭失，转化为征收补偿利益，何某2夫妇并没有对转化的征收补偿利益作出处分，“协议”自然失去法律效力。综上，何某2认为“协议”无论被认定为什么性质，均不产生某院某号房屋所对应的征收补偿利益由何某1享有的法律后果。
何某1提出，协议人的法律知识并不丰富，虽然“协议”中有去世、继承的字眼，但实际上只是为了避免家庭纠纷，由何某2夫妇与何某1对房屋权属所作的明确，何某2夫妇已经对某院某号房屋进行了处分，而且某院某号的全部房产全都是何某1建造的，不是何某2和田某夫妇的财产，这可以通过何某1提交的证据得到证实，谈不到遗嘱和继承的问题；何某2自己也承认指印是他自己的，就证明其认可“协议”的真实性，因此见证人是否在场不会影响“协议”效力；何各庄村委会盖章是为了让基层组织了解某院某号房屋的分配现状，村委会盖章前已经向田某进行了核实，因此房屋的分配已经得到了基层组织的认可，土地使用权也发生了变更，某院某号房产的权利人已经是何某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原件由何某1持有，在何某1就房屋订立征补协议前，征收单位已经向何某2夫妇进行了核实，因此何某1才能顺利订立协议并取得对应利益；在安置房屋交付前，何某2还曾于2016年3月30日出具书面材料，同意由何某1领取某号安置房屋钥匙，说明何某2对安置房屋也进行了处分，只不过因为何某2曾到相关部门表示家中对安置房屋有争议，才导致房屋至今未交付；何某3居住的某2号院和何某1原来居住的某1号院最初是何某2夫妇的院落，某院某号和某1号院的面积加起来也没有何某3居住的某2号院子大，征收补偿利益也没有某2号院多，老人为了平衡两个儿子的利益，才将某院某号也给了何某1，订立“协议”，对房产进行了实质分配。
何某2提出，其虽认可曾给何某1签过字、捺过手印，但不代表所签文件就是何某1提到的“协议”，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根据“协议”内容，某院某号房屋是何某2夫妇的，何某1在“协议”上签字，说明其认可上述记载，但何某1又主张全部房屋都是其建造的，这两个观点之间是矛盾的，如果房子真的是何某1建设的，那么“协议”就是画蛇添足，反而限制了何某1的权利，这是解释不通的；按照何某1的说法，安置房屋交付时，何某2还给其写了同意其领取安置房的材料，如果说何某2早已对安置房做了处分，给了何某1，领取安置房钥匙就无需何某2同意了。
何某3提出，2007年9月，父亲何某2身体状况不好，是脑血栓后遗症，无能力书写协议，何某1说协议是何某2本人书写的，但是协议上中的“何某2”字迹都不一样，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书写的。
3、关于何某1给付何某2夫妇20万元的性质问题
何某1主张，因为某院某号房屋中的认定人口是两位老人，每人有45平米的购房指标，因此其给付何某2夫妇20万元，是对该购房指标的补偿，该款项实际为征收补偿利益，即使本案中需要分割征收补偿利益，该款项也应当予以折抵；从何某2夫妇的收入情况来看，二人是有能力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因此这20万元不是赡养费。
何某2主张，其与田某的收入是否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与子女尽赡养义务并不矛盾，至于何某1说20万元是补偿何某2夫妇每人45平米购房指标的问题是说不通的，因为征收之后，何某3也给了老人20万，但是何某3的安置房并没有占用何某2夫妇的购房指标，所以何某1给何某2夫妇的20万元是拆迁后，子女给老人尽的孝心，与征收补偿利益无关。
何某3主张，房屋被征收后，因为都有钱了，母亲田某向其与何某1分别要了20万元，其与何某1都给了，这就是给老人的孝心，与征收补偿利益无关。
何某1主张，何某3的某2号院中有很大一部分房产都是何某2夫妇建造的，房屋被征收时，这些房屋都签到了何某3名下，何某3是因为占用了何某2夫妇的利益才给了何某2夫妇20万元。
对于上述争议事实，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对于2007年的房屋建设情况，结合何某1、何某3的陈述及证人彭某、吴某的证言可以确定，某院某号的北房、北房前的过道、南房、西房由吴某实际施工建设。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记载，何某2经审批可在某院某号院内建设40.5平方米的房屋，而2007年实际建成房屋面积为117.57平方米，远超出审批建设面积。根据房屋建设面积以及上述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可初步计算出需要投入的资金与建筑材料总价值，再结合吴某关于其收到工钱2万元的陈述可知，2万元不能涵盖建设上述房屋的成本。何某2虽主张其出资建成上述房屋，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房屋建成的费用均由其负担；何某1虽主张自己出资建成上述房屋并向法院提交了建房手账、送货单、收据、证人证言等证据，但根据吴某的证言可知，房屋建设过程中使用了原房屋的石材，存在使用旧有建筑材料的情况，而且田某有在施工现场帮忙的情况，因此无法否认何某2夫妇对于房屋建设的贡献。综上，法院认定某院某号的北房、北房前的过道、南房及西房由何某2夫妇与何某1共同建成。
关于何某2夫妇是否已通过“协议”明确某院某号房屋权利归属的问题。何某1虽主张“协议”是关于某院某号房屋归属的约定，但综观“协议”内容可知，其中载有“去世后”及“继承”等关键性字眼，该“协议”实质上应为遗嘱，因此“协议”的效力应依照法律规定的遗嘱有效要件予以判定。根据何某1所述，该“协议”由何某2亲手抄写，但何某2本人对此予以否认，且从“协议”字迹来看，协议内容字迹比较工整，但末尾处何某2的签名则较为潦草，与“协议”中的“何某2”字迹差别较大，“协议”中的见证人赵某亦向法院表明对协议并不知情。综合上述情况，“协议”中的见证人否认其在场见证何某2书写“协议”，何某1应对“协议”系何某2亲手书写承担举证责任，现何某1未能向法院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申请进行鉴定，故法院认定该“协议”不符合遗嘱的有效要件，何某1无法根据“协议”取得对某院某号院内房屋的权利。
关于何某1给付何某2夫妇20万元的性质问题。在何各庄村被征收后，田某向何某1、何某3分别索要了20万元，何某1虽提出何某3给付何某2夫妇20万元是因为何某3被征收的院落中有父母所建房屋，但亦认可其原居住的某1号院落中亦有父母建设的房屋，因此无法认定该20万元与某院某号房屋征收有直接关系。法院认定，何某1给付何某2夫妇的20万元与某院某号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某院某号系何某2基于分家取得的宅基地，其对宅基地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在北房、北房前的过道、南房和西房建设前，何某2已经审批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有与何某1共同建房的行为，法院认定上述房屋的权利应归何某2夫妇与何某1共同享有，双方在上述房屋中所占利益，法院将根据双方的贡献大小酌情予以确定。2007年房屋建设完毕后，该院落一直由何某1一家居住，何某1在房屋被征收前棚建了院落。何某1虽主张何某2夫妇已明确将某院某号房屋及宅院给何某1，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无法认定何某1对于棚建的房屋享有完全的权利。根据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2007年与2010年所建房屋面积、何某2夫妇与何某1在建房时的贡献、房屋实际居住情况，法院酌情确定何某2夫妇对某院某号被征收房屋享有50%的权利份额，何某1享有50%的权利份额。
何某1基于某院某号房屋的征补协议取得的征收补偿款及某号安置房屋均系何某2夫妇与何某1的共同财产。根据征补协议及附属评估结果通知单，未被认定房屋重置成新价补偿是针对何某1所建7号房屋给付的补偿，因此该部分补偿款应归何某1所有；何某2放弃主张周转费，法院不持异议；某院某号原有房屋于2007年9月建设完毕后，该院落实际由何某1一家居住，故该院的空调、电话、有线电视、热水器、等相关设备的移机费、危电改造费及搬家费均应归何某1所有；房屋及附属物分布在某院某号的各个房屋，无法准确判断各项附属设施的方位，结合房屋建设情况及实际居住情况，该部分补偿由法院酌情进行分割；“实际选房面积”定向安置补偿、剩余面积补偿款、工程配合奖、未超占奖励费、期房补助费等补偿项目均与被征收房屋及安置房屋面积相关，根据被征收房屋的权属可以认定其中包括属于何某2夫妇及何某1的财产，依据各补偿项目的核算标准，何某2夫妇可取得其中的771322元；冬季补助费系根据认定人口给付的补助，因此应归属于何某2夫妇所有；残疾补偿费系针对何某2残疾发放的补偿，何某1虽提出已将8000元补偿款给付何某2夫妇，由田某交纳了房租，但该主张与其所述自房屋被征收后，何某2夫妇租房的费用均由其负担的陈述矛盾，故对其主张已经将残疾补偿费给付何某2夫妇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因残疾补偿费系针对残疾人本人发放，所以该补偿款应归何某2个人所有。
根据《门头沟区永定镇城市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安置房屋的取得既与被征收房屋有关，也与认定人口有关，因此需要考虑何某2夫妇作为认定人口对于确定安置房屋的影响，法院将综合考虑被征收房屋及安置人口因素等实际情况确定何某2夫妇与何某1对某号房屋享有的权利份额。某号房屋系何某2夫妇与何某1的共同财产，为取得该房屋需要交纳的安置房购房款495000元亦需由安置房屋的权利人共同承担，现何某1已交纳了该房款，其他权利人应按照各自享有的安置房屋份额给付何某1相应款项；因某号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与核定面积存在差额，需要补交的差额面积房款亦由权利人按照各自房产份额予以负担。
公民的财产权利和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田某死亡后，其在征收补偿利益中享有的征收补偿款及安置房屋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何某2、何某1、何某3、何某4依法继承。现何某4放弃继承权，何某3将自己应继承的份额赠与何某2，对此法院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和新苑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的相关利益归何某2与何某1共同享有，其中何某2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份额，何某1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办理上述房屋交付手续需要交纳的差额面积房款由何某2负担百分之五十，由何某1负担百分之五十；二、何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何某2征收补偿款659000元；三、何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何某1安置房屋购房款247500元；四、驳回何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某院某号是由何某2先前分家取得的宅基地，何某2在2007年建房前经审批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某院某号在2007年及2010年两次进行了建房，何某1称建房全部由其出资并据此主张全部房屋归其所有，何某2、何某3对此予以否认，何某1并未就其全部出资提供充分证据，且建房出资亦无法作为确定房屋权属的唯一依据。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该院落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何某2夫妇与何某1在建房时的贡献、房屋实际居住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何某2夫妇与何某1对某院某号被征收房屋各享有50%的权利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何某1提交的2007年9月10日订立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中的内容，主要是对老人去世后相关财产如何处分进行明确，因此该“协议”实质上应为遗嘱。一审法院对其性质认定正确。何某1称该“协议”由何某2亲手抄写，何某2本人予以否认，且从“协议”内容的字迹来看，与何某2签名的字迹差别较大，“协议”中的见证人赵某亦向一审法院表明对“协议”并不知情。二审中，何某1申请对“协议”中的内容及何某2签名手印进行鉴定，但一审中其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对其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考虑上述情形，结合目前何某2尚健在的事实，本院对于何某1依据“协议”取得对某院某号院内房屋全部权利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何某1给付20万元的性质问题，何某1主张是对何某2夫妇的征收补偿，何某2不予认可，何某1并未就此进一步提供证据，何某1请求将该20万元从本案何某2应得份额中扣减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所占院落房屋份额，并结合本次拆迁安置的规定，在何某4放弃继承且何某3将自己应继承的份额赠与何某2的情况下对相关拆迁利益进行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何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八元，由何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磊
审 判 员 刘福春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