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129民初1001号
原告：杨朝友，男，汉族，1970年11月22日生,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王洪祥，男，1974年5月10日生，汉族，大学文化，教师，住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李保林，男，汉族，1970年4月9日生，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丁正富，寻甸县功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县支公司。
住所地：寻甸县仁德街道办事处凤梧路中段。
负责人：保德清，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盛学，云南博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杨朝友诉被告李保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中保寻甸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4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朝友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洪祥，被告李保林及其委托代理人丁正富，被告中保寻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盛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朝友起诉称，2017年1月13日，原告杨朝友驾驶车牌为云Ａ×××××号的轻型货车沿渝昆高速由功山驶往蒲草塘方向，行驶至渝昆××（××隧道内）时与被告李保林驾驶的车牌为云Ａ×××××号的轻型货车发生追尾碰撞，致云Ａ×××××号的轻型货车受损，杨朝友受伤的交通事故。2017年2月6日，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李保林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朝友承担次要责任。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均为李保林，该车在中保寻甸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特约险），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原告杨朝友分别到寻甸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星耀医院住院检查治疗31天，诊断的伤情为：1、腹部损伤；2、结肠穿孔。原告的伤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为九级伤残，需后期治疗费80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判令二被告赔偿：1、医疗费50623.05元；2、误工费52219.8元；3、护理费3738.6元；4、交通住宿费2000元；5、营养费1550元；6、伤残赔偿金114444元；7、后期治疗费8000元；8、鉴定费18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10、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11、被扶养人生活费20283.7元，12、车辆维修费及施救费15622.86元，总计299013.87元，并由二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以上为原告庭审中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保林辩称，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客观事实及交警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无异议。我系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该车在中保寻甸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特约险），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有效期内，应由该保险公司在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的损失。另，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中记载我肇事后驶离现场，并不等同于肇事逃逸，其原因为：发生事故后，我下车查看原告的伤情，发现原告身上无明显伤痕，经问询后原告当场表示自己的身体并无不适。当时车停在功山一号隧道内，车流量较大，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原告遂叫我离开现场。后原告伤情恶化，遂向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报案，交警部门在调查事故原因及过程时，未认定我有逃逸行为，对于本次事故的处置，我积极配合原告及交警部门，主客观上不具有逃避法律追究，延误抢救伤者的故意。因此，云Ａ×××××号车投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本案中应予适用，保险公司不能予以拒赔。对于原告主张的费用，我无任何异议。
被告中保寻甸公司辩称，云Ａ×××××号车在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我公司愿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的合理损失。因本案在交警做出的事故认定结论中记载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我公司认为系肇事逃逸。我公司与被告订立了商业保险合同明确约定肇事逃逸属拒赔情形，订立合同时，我公司对其约定的内容进行了重要的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我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不承担赔偿义务。关于费用问题：1、医疗费的确定应结合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费用清单予以认定；2、原告系农村户口，应提交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工作、生活满一年，收入及支出在城镇的证明加以证实，否则不予认可；3、原告所作伤残鉴定评估结论系原告在没有与我公司协商的情况下单方的委托行为，该鉴定意见与原告的病情不符，因此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予认可。4、误工费应以原告实际减少的误工损失为计算依据，认可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的计算方法；5、支持营养费的情况为受害人年幼、年迈或特殊病情需要，否则一般不予赔偿，护理费应参照医疗机构出具的护理证明予以认定；6、不予认可被扶养人生活费。7、交通费由法院根据实际由法院酌情认定；8、对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已有部分费用通过医保进行了报销，在本案中不应重复主张，剩余的部分应作相应的扣减；9、原告主张的车辆损失经我公司定损确定，对该部分费用我公司无异议；10、根据保险条例，鉴定费属于间接损失，我公司不予承担。对原告的其它诉讼主张我公司无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3日，原告杨朝友驾驶车牌为云Ａ×××××号的轻型货车沿渝昆高速由功山驶往蒲草塘方向，行驶至渝昆××（××隧道内）时与被告李保林驾驶的车牌为云Ａ×××××号轻型货车发生追尾碰撞，致云Ａ×××××号的轻型货车受损，杨朝友受伤的交通事故。
2017年2月6日，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李保林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朝友承担次要责任。并同时记载：李保林停车查看后未保护现场等待交警处理及抢救伤者便驾驶机动车驶离现场。
原告受伤后分别到寻甸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星耀医院住院检查治疗31天，诊断的伤情为：1、腹部损伤；2、结肠穿孔。原告的伤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为九级伤残，需后期治疗费8000元。
原告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50623.05元，该费用由原告自行支付。
原告杨朝友的户口所在地为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功山镇云龙村委会余家村1号。事故发生前在寻甸县功××村从事个体经营至今，经营五金及家具零售，系功山镇个体私营经济协会会员。原告的经济来源为城镇。
杨朝友，1970年11月22日生，至事故发生时为47岁，其父亲杨春贵，生于1949年3月6日，至事故发生时年满68岁，其母亲余水英，至事故发生时年满65岁，生育包括杨朝友在内的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早年亡故。
本案中原告以2017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请求赔偿，本院予以支持。2016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11元，批发和零售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21957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331元，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4019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明、户口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意见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社会团体会费收据、销售货物订货单、合伙协议、村委会证明、住院病案、住院医疗费清单、病情诊断证明、门诊费发票、修理费发票、保险报案记录、定损报告单、机动车驾驶证及行驶证予以证实，以及到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第一，寻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结论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交通事故认定书系交警部门依据法定程序所作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有充分的反驳证据外，应当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基本事实及因果关系的重要证据。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认定结论均无异议，应作为确定本案民事责任的基本依据。
第二、本案中李保林在肇事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庭审中查明李保林在事发后确有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但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须主观上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客观上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本案中并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李保林在离开现场时主观上系为逃避法律追究。庭审中，原告杨朝友认可了该法律事实：在事故发生后被告李保林下车查看原告的伤情，因其身上无明显伤痕，经问询后原告当场表示自己的身体并无不适。考虑到事故车辆停放在隧道内，车流量较大，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原告被告协商后离开事故现场。且在交警部门对事故调查后亦未得出李保林逃逸的结论。故在本案中李保林不存在肇事逃逸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国务院交强险条例和条款的规定，均未明确保险人据此可免除交强险的赔偿责任，保险合同亦未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赔，故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应承担赔付责任。对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否赔付的问题，保险合同约定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车或弃车逃离事故现场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制定，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应为机动车驾驶人具备的常识性内容，投保人通过阅读免责条款即可理解，不会产生歧义，对投保人而言，应理解并加以遵守。结合上述分析，本案保险车辆肇事后虽然驶离了现场，但未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之情形，故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第三、被告中保寻甸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应由被告中保寻甸公司在交强险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该公司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部分则由杨朝友、李保林按照责任比例承担。
第四、本案中被告李保林与原告杨朝友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李保林与杨朝友由于共同过错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杨朝友受伤，两人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系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本院认定李保林承担70%的民事责任，杨朝友承担30%的民事责任。
第五、关于原告主张的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庭审中，原告出示了居民身份证、户口册，证实杨朝友户籍登记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功山镇云龙村委会余家村1号。户籍性质为农村居民户，后又出示了事故发生前在寻甸县功××村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社会团体会费收据、销售货物订货单、合伙协议、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系功山镇个体私营经济协会会员，主要经营五金及家具零售，进一步主张其经济收入与支出来源于城镇。针对该主张并结合庭审质证情况，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原告出示的证据，能充分证明其经济收入与支出在城镇的法律事实成立，故对原告要求按城镇人口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第六、对于原告到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及后期治疗费评定的证据效力问题。伤残等级及后期治疗费鉴定意见，系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对民事案件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后所作出的结论性意见。在本案中，原告就其伤情是否达到九级伤残及需后期治疗费的问题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中保寻甸公司未提出相反的有力证据推翻其鉴定意见，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分析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28条对重新鉴定问题作出了明确的限定，该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准许。”可见被告提出重新鉴定的法定条件为提出有力证据足以反驳，而被告在庭审中未提出有力证据反驳原告作出的鉴定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做的关于原告杨朝友的伤残等级及后期治疗费评估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结论客观真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第七、被告中保财险寻甸公司主张应扣除原告报销医保部分费用的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保险公司自行按照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标准对受害人的医疗费进行审核，在受害人及被保险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审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保险公司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原告杨朝友因参加新农合医保而获得的医疗费补偿系其交纳了新农合医保保险费并按照新农合医保的规定而应得的补偿，不应在保险公司赔付的交强险及商业险医疗费中扣除。
第八、原告诉请的赔偿范围及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1）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1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第2款“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伤情结果系寻甸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星耀医院通过科学的诊疗方法确诊得出，本院审查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其产生的有效医疗费为50623.05元，系原告在住院期间合理支出的费用，鉴定机构评定的后期治疗费8000元客观公正，两项共计58623.05元，本院予以认定。
（2）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1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2款“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结合本案原告受伤结果及住院状况，原告在住院期间需专人护理属客观事实，故本院认定护理人数为一人，每天100元，原告住院31天，即31天×100元=3100元，本院予以认定。
（3）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1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标准予以确定”。第2款“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的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每天100元计算，即原告住院31天×100元=3100元，本院予以认定。
（4）伤残赔偿金，庭审中根据原告出示的证据能充分证实原告经济收入及支出来源于城镇的事实，结合上述分析该笔费用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2款“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25条第1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在事故发生时年龄为52岁，赔偿年限为20年，每年28611元，赔偿系数为0.2（一个九级），即28611元×20年×0.2=114444元，本院予以认定。
（5）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20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2017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关于批发和零售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21957元，在庭审中原告请求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4019元计算，故本院按照该项标准计算每天以120.6元计，原告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从2017年1月13日起至2018年3月25日止，计432天，即：120.6元×432天=52099.2元，本院予以认定。
（6）交通住宿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之规定，原告因本次事故为医疗及鉴定支出一定的交通及住宿费属客观事实，本院酌情认定1000元。
（7）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之规定，该费用应由医院出具意见或者在受害人的《出院证明》上予以说明，原告出示了寻甸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星耀医院诊断证明及出院证明，均未建议原告需加强营养，故对于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8）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指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或者因伤残致其劳动能力丧失，造成受害人生前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前，受其抚养的人无生活来源，影响了现实生活，交通事故责任人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予受其扶养的无生活来源的人的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在本案中，原告杨朝友的父亲杨春贵及母亲余水英，至事故发生时分别年满68岁及65岁，生育包括杨朝友在内的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早年亡故。两人系农村居民，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法为：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331元，杨春贵68岁，赔偿12年，即7331元×12年÷2人×20%=8792.2元，余水英65岁，赔偿15年，7331元×15年÷2人×20%=10996.5元，二人为：8792.2元＋10996.5元=19788.7元，本院予以认定。
（9）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1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款确定的参考因素，在本案中，此次交通事故给原告的身体带来重大伤害，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情及后期治疗做出的评定结果，原告的伤残达九级，对其今后的生活自理能力将造成严重影响。另，在此次事故中，原告负次要责任，存在一定过错，故本院酌情认定2000元。
（10）鉴定费1800元。本院予以认定。
（11）车辆维修费及施救费15622.86元，本院予以认定。
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255954.95元，先扣除鉴定费1800元（该项费用保险公司不予承担），剩余254154.95元，应先用交强险120000元（医疗费限额10000元、伤残部分限额110000元）进行赔付，其中伤残部分为192431.9元（包含：残疾赔偿金114444元、护理费31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52099.2元、精神抚慰金2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788.7元）已超出限额110000元，先扣减该限额，剩余：192431.9元－110000元＝82431.9元；医疗费部分为61723.05元，（包含：医疗费50623.05元、后期治疗费8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已超出交强险限额10000元，先扣减该限额，剩余：61723.05元－10000元＝51723.05元。本案李保林承担70%的民事责任，因云Ａ×××××号车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率），故剩余的82431.9元+51723.05元＝134154.95元，应由中保寻甸公司承担70%，即：134154.95元×0.7＝93908.4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鉴定费1800元，由李保林承担70%，即1800元×0.7＝1260元，其余损失自负。云Ａ×××××号车辆维修费及施救费15622.86元，由中保寻甸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2000元，再由该公司赔偿70%，即13622.86元×0.7＝9536元。剩余13622.86元-9536元=4086.86元，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县支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杨朝友医疗项目下的费用10000元，伤残项目下的费用110000元，车辆损失2000元，合计122000元。
二、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寻甸县支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杨朝友各项经济损失为103444.4元。
三、由被告李保林赔偿原告杨朝友鉴定费1260元。
四、驳回原告杨朝友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50元，减半收取2775元，由被告李保林负担1942.5元，由原告杨朝友负担83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内。
审 判 员 范天赋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舒玉鸿
书 记 员 丁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