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44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卓然，男，1978年8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启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1701-1703室（华腾北搪集中办公区173005号）。
法定代表人：符卓然，执行董事。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海，北京安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文逸，男，1967年4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桂平（陆文逸之妻），1971年1月18日出生。
上诉人符卓然、北京启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泰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文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8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改判驳回陆文逸诉讼请求或改判我方不承担赔偿陆文逸3284000元的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陆文逸承担。事实和理由：1、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均系无资质从事房屋中介业务，所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2、符卓然是启泰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当然的职务行为，无需证明，一审法院判令承担连带责任将责任交叉扩大，于法无据；3、一审法院判令由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所依据的承诺书是我方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因陆文逸夫妇在派出所大闹并要追究我方的刑事责任，我方被逼无奈签订，应当是可撤销；4、我方已经给陆文逸打款243万元，但实际上陆文逸仅交纳了6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我方再赔偿显失公平；5、陆文逸的损失是他自己造成的，与我方无关。
陆文逸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我主张赔偿依据的是赔偿协议并不是买卖合同，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有无资质对赔偿协议的效力并无影响；2、符卓然虽然是启泰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以自然人的名义签署承诺，亦应承担责任；3、双方调解在派出所进行，在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协议，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主张受胁迫，没有证据；4、在启泰物业公司违约期间房价暴涨，因其违约行为导致我失去了购买同地段房屋的机会，且为了订购这套房屋我还出售了名下的两套房屋，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低于对方再次出卖的价差，并无不公；5、我的损失是因为对方的过错造成的，且对方自愿签订赔偿协议，应当履行。
陆文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共同连带支付赔偿款3284000元及利息（以3284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计算）；2、判令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6日，符卓然与启泰物业公司做出承诺书，承诺内容如下：陆文逸定购北京市昌平区102号H户型跃（下跃）地上一层四室一厅的眼镜房、加地下三室一厅共计七居室两厅的商品房一套，面积：地下130.71平米，地上167.98平米（总面积298.69平米），总房价款为330万元整。然而从2016年1月20日起拖至今日一年零近四个月的时间，也未按约履行给付陆文逸房屋。现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细则如下：一、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自愿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因陆文逸定购102门总房价款330万元整。因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的过错从2016年初拖至今日未履行给付房子导致29号楼1单元102的总房价款由原定的330万元涨幅到950万元。按差价赔偿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应赔偿陆文逸600多万元。二、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自愿共同按涨幅的差价赔偿600万元。签订本协议之前符卓然所有转账记录全部计算为29号楼的赔偿款，截止到今日现已经累计转账给陆文逸201.6万元，现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自愿共同再继续赔偿剩余未履行的398.4万元给陆文逸，截止到今日还欠陆文逸102门的差价赔偿款398.4万元。三、如发生争议同意向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
2017年4月8日，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出具保证书，内容如下：本人还欠陆文逸29号楼赔偿款398.4万元，一个月内履行完毕。
2017年5月26日，陆文逸（甲方）、符卓然（乙方）和启泰物业公司（丙方）共同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甲乙丙三方于2017年5月26日就北京市昌平区102门H户型（下跃）一层加地下四居室眼镜房的商品房预售，因乙方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交房，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一、经三方协商同意，就口头达成的购买北京市昌平区102门H户型（下跃）一层加地下四居室眼镜房的商品房于乙方和丙方向甲方支付完第二条约定的全部经济损失时予以解除，购房合同解除后房屋买卖再无任何争议。二、乙方和丙方向甲方赔偿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交房导致房价上涨的经济损失250万元。乙方和丙方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4日止向甲方支付125万元，剩余125万元于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全部支付完毕。三、乙方和丙方未按照第二条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支付经济损失，乙方和丙方将按照甲方和乙方事前所达成的《保证书》和《承诺书》的赔偿金额600万元，扣除协议书签订前已支付的2716000元后，剩余的3284000元的部分向甲方支付赔偿金。四、乙方和丙方按照第二条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支付了经济损失，甲方将不得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责任。
2017年7月25日，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出具承诺，内容如下：本人承诺于2017年7月28日按经过派出所调解，律师出具文书的协议继续履行250万元差价款，7月26日汇齐，7月28日签约29号楼。如不能履行以上条款，自愿赔偿29号楼赔偿款328万元。
2017年10月15日，符卓然承诺102的赔偿款分别于2017年10月18日前支付60万元、2017年10月22日前支付100万元、2017年11月16日前支付168.4万元。
另查，符卓然主张上述证据系受陆文逸胁迫所签，但就此未举证证明。符卓然及启泰物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符卓然自2016年7月3日至2017年4月28日共向陆文逸及其妻姬桂平转账共计243万元。庭审中，陆文逸确认符卓然已支付赔偿款共计271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陆文逸、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主张《协议书》无效，其所陈述的理由系启泰物业公司无从事房地产经营资质，所涉协议为超范围经营。首先，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协议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其次，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关于房地产中介的具体内容，而是基于购房事宜未果而产生的后续赔偿事宜。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启泰物业公司介绍陆文逸购买房屋的行为也不属于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故启泰物业公司、符卓然、陆文逸口头达成的购买房屋协议亦不能认定无效。综上，协议书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所持该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信。
二、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是否应当给付剩余赔偿款。
本案中，符卓然抗辩其系履行启泰物业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不应当承担给付赔偿款的义务。首先，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协议的主体系陆文逸、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三方，符卓然虽然是启泰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不仅在启泰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同时也作为独立的主体在协议书中签字。其次，在2017年4月6日的承诺书中，落款处明确载明承诺人分别为启泰物业公司、符卓然。再次，符卓然并未提交其系履行职务行为的相应证据。综上，对符卓然提出的其系履行职务行为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基于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认定，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未能依据协议书的约定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给付陆文逸赔偿款250万元，故应按照协议书约定共同向陆文逸支付赔偿款3284000元，但陆文逸要求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陆文逸主张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符卓然及启泰物业公司共同签署或出具的承诺书、保证书、协议书及书面承诺中均未明确约定支付赔偿款3284000元的具体时间，故陆文逸要求符卓然及启泰物业公司支付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符卓然及北京启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向陆文逸支付赔偿款3284000元；二、驳回陆文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启泰物业公司提交姬桂平与启泰物业公司签订的《购房意向协议》，以证明购房协议系启泰物业公司签订，符卓然只是履行职务行为。陆文逸主张该协议未生效，且与本案无关。就此本院认为，即使该《购房意向协议》真实，符卓然亦在后续的多份《承诺书》、《保证书》及协议中以其个人名义签字，仅凭该《购房意向协议》，不足以证明符卓然在后续文件中签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就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启泰物业公司、符卓然与陆文逸先后签订了承诺书、保证书、协议书等多份文件，均约定若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未能于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给付陆文逸赔偿款250万元，则应共同向陆文逸支付赔偿款3284000元。现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未按期支付赔偿款250万元，一审法院依据陆文逸的请求，判决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共同向陆文逸支付赔偿款3284000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上诉主张其均不具备房屋交易中介资质，故三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无效，但陆文逸起诉依据的是三方就赔偿签订的相关文件，其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对协议效力并无影响，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该项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上诉主张符卓然的签字系其作为启泰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但在2017年4月6日的承诺书及2017年5月26日的协议书中，均将符卓然个人列为承诺人或乙方，符卓然亦在承诺人及乙方处签字，且三方签订的多份文件中，多次明确由符卓然和启泰物业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故符卓然在上述文件中签字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表示其同意以其个人身份与启泰物业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上诉主张符卓然的签字系职务行为，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上诉主张其与陆文逸签订关于赔偿的相关文件系受到陆文逸夫妇的胁迫，相关协议应予撤销。但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主张的陆文逸夫妇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为要挟，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胁迫的情形。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陆文逸有其他胁迫行为，故其该项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符卓然申请法院调取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5月31日陆文逸之妻姬桂平在海淀区甘家口派出所和昌平区天通苑派出所的报警记录，以证明其受胁迫的事实。但依据上文论述，即使陆文逸、姬桂平报警，亦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胁迫情形，符卓然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符卓然、启泰物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72元，由符卓然、北京启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芳
审 判 员 刘秋燕
审 判 员 朱文君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湘羽
书 记 员 杨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