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24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海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柠溪路66号宏福大厦5楼506房。
法定代表人：黄磊。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胜，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明珠北路33号客运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吴伟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帆，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聪，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冯志军，男，汉族，1968年12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上诉人珠海海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禾公司”）、原审被告冯志军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02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逸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租车款人民币107900元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清楚本案事实，草率裁判，作出错误判决。
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且该事实已经为各方所确认。
（1）无论在被上诉人的起诉状，还是在一审庭审笔录，被上诉人均未提及其与上诉人有合同关系；尤其在一审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更是承认“要车是被告二（即冯志军）”（见庭审笔录第4页倒数第二行），直接确认其与冯志军的车辆租赁关系。通过法庭的继续询问和被上诉人的回答可知，与被上诉人产生合同关系的，只有冯志军，而不是上诉人。
（2）《欠条》确认欠款的仅有冯志军，不涉及其余第三方。
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欠条》可见，被上诉人与冯志军均未确认上诉人有欠款的事实，或者确认上诉人须对冯志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反而该《欠条》能够直接证明与被上诉人建立合同关系并形成欠款事实的仅有冯志军，而不涉及第三方。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其与上诉人建立租赁关系，肯定会在《欠条》上要求上诉人和冯志军一起确认债务，而非仅有冯志军一人。
2、冯志军单方租赁被上诉人车辆的行为，也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支付任何租车费用。
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租赁过任何车辆，冯志军也并未将被上诉人的车辆转租给上诉人，况且，被上诉人也认可系与冯志军建立合同关系（见《庭审笔录》第4页倒数第二行和《欠条》冯志军一人对债务的确认），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也应充分举证证明上诉人与冯志军一起租车或者冯志军有权代表上诉人租车，但遗憾的是，被上诉人并未能举证，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冯志军单方向被上诉人租车的行为不能视为或等同于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当然不应支付任何租车费用。
3、无论是旅游线路的外包合作，还是被上诉人自行开具以上诉人名称为抬头的发票，均不能构成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合同关系的证据，更不能以此作为判决上诉人承担租车费用的事实依据。
（1）上诉人与冯志军之间的合作并非合伙或共同经营，上诉人从未分享过冯志军经营所产生的任何利润和收益，不承担冯志军经营产生的亏损。如果一审法院因为上诉人选择与冯志军合作而认为上诉人间接使用过该车辆，并最终判决上诉人承担冯志军所欠的租车费用，一审法院的思路和逻辑完全错误。
事实上，上诉人与冯志军之间的合作仅仅是旅游中介的关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一审出庭的表述意思指的是业务来往关系，并非双方共同或者合伙经营。在现今的旅游市场上，尤其是省内的旅游线路，基本上都是由各旅行社搜集游客再统一交给具体线路的实际经营者，具体经营由该实际经营者负责，相关风险、盈亏均由该实际经营者承担，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旅行社收到游客旅游费后仅固定收取少量的中介费。上诉人从未分享冯志军经营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和利润，冯志军单方的对外行为对上诉人不产生任何的拘束力。
（2）至于发票抬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丝毫不知情，也从未收到或使用过被上诉人提供的发票（对此，被上诉人也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曾收到或使用过该发票）。如果仅凭发票就可认定建立合同关系，以后交易双方就无需签订合同，法院也仅需凭发票认定合同关系、事实关系。
一审判决一旦生效，将对正常的交易产生严重影响：债权人为保护自己的债权能顺利得到清偿，日后将参照该判例，与债务人相互串通或者擅自开具与合同无关且与债务人有关的第三方抬头发票，待债务人跑路或无法偿还债务后，就以该开具的发票作为证据向该无辜的第三方追索。交易各方日后彼此必定互相失去信任，不敢轻易展开合作，正常交易势必难以正常开展。
4、冯志军为经营其清远旅游线路，并非仅向被上诉人一家租车公司租车，同时，与冯志军展开清远线路业务往来的，也不仅有上诉人一家旅游公司，珠海市内多家旅行社均有参与。
冯志军系清远旅游线路的实际经营者，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多个珠海旅行社都与冯志军有外包合作，旅行社将报名清远旅游的散客交给冯志军拼成一团，由冯志军具体负责该线路的出游。因旅游业受众多客观原因影响，每月甚至每天的具体线路均有所不同，包括酒店、餐厅、用车等都不尽相同，关于对冯志军负责的旅游线路，旅行社仅了解具体景点内容和基本食宿标准，其余具体包括酒店、餐厅、用车等都由冯志军自行安排，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旅行社对此并不知情。
从上诉人提交的与冯志军结算的对账单可见，上诉人与冯志军在2015年9月仍然有清远的外包合作，但该月冯志军并未向被上诉人租赁车辆，显然，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唯一的车辆租赁合作机构，即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与冯志军外包合作期间所用的车辆也并非只属被上诉人一家租车公司；此外，被上诉人主张的租车费用与上诉人支付给冯志军的每月团费基本相当，扣除导游、司机、加油费、路桥费、旅客的住宿费、景点门票及餐费后，冯志军基本上无任何利润，尤其是2015年7月租车费用已经高达25000元，但上诉人外包给冯志军的团费仅为8286元，根本不足以支付该月的租车费用，又例如，2015年3月，上诉人并未有任何线路外包给冯志军，但冯志军也曾向被上诉人租车（费用4000元，后在预付款中抵消，见《欠条》），显然，与冯志军展开外包清远旅游线路合作的并非只有上诉人一家旅行社，还有大量的旅行社与其合作。
5、退一步说，即便法院认为上诉人须承担冯志军所欠租车费用，基于上述第4点的事实及理由，上诉人也不应全部承担。上诉人也仅在经其支付给冯志军的出团日期产生的团费中进行核算，并按各旅行社外包散客比例扣除其它旅行社外包人数后再行支付。
上诉人发给冯志军经营的清远线路均集中在2015年，合计共出团26个，且均集中在7月至9月。其中，在2月，上诉人并未发送散客给冯志军出团，因此，该月5000元的租车费当然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支付；至于1月、4月、5月和6月，上诉人外包给冯志军均各仅出团一次或2次，数量极少，因此1月、4月和5月三个月的租车费用合计46700元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即便要计算，被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每次租车费用数额；剩下的7、8两月，上诉人发给冯志军的结算团费也仅有合计20277元，根本不足以支付该两月被上诉人主张的租车费，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全部承担，不仅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且还极不符合常理。
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冯志军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还错误适用法律，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没有一条是关于上诉人应承担冯志军债务的依据，而且，如前所述，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与冯志军之间租车关系的合同主体，冯志军也并未将车辆转租给上诉人，上诉人并未使用过该车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不应对冯志军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一审法院的程序违法，并未给予上诉人举证期证明上诉人与冯志军的合作关系和内部结算事宜，反而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错误判决的产生。
上诉人作为被告，需要根据作为原告的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与理由答辩及举证，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并未将冯志军和海逸公司分别列为被告一和被告二，要求冯志军和海逸公司共同支付债务，可见，被上诉人系基于认定上诉人与冯志军共同作为合同主体一方，向上诉人追偿，从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上诉人与冯志军一起租车”也可印证（见《庭审笔录》第5页第8行），因此，对于上诉人来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只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即可，上诉人已经完成其答辩义务；同时，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合同关系，根据逻辑，上诉人无需也不可能对不存在的事实及行为进行举证。
对于上诉人与冯志军之间的内部结算事宜，上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上诉人和法院也并未要求提供，故上诉人于一审时并未提供相关数据。但如果法院认为该内部结算事宜与本案有关，应主动询问上诉人具体结算事宜，或要求上诉人在指定期限内举证，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有过任何询问调查或要求举证，且无任何风险提示或说明，更何况，上诉人一审出庭的并非律师，而是非法律专业出身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更不应以律师的水准和素养来评判当事人对证据的理解和甄别能力，因此，未能提供内部结算证据的责任不在上诉人，上诉人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信禾公司答辩称：1.冯志军与被上诉人一直存在合作关系，冯志军一直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租车，发票均是开给上诉人的，上诉人已于一审时承认与冯志军有合作关系。2.上诉人称已与冯志军停止合作关系，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与冯志军停止合作的时间，也一直未告知被上诉人停止合作的事宜，根据以往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是通过口头或者是电话沟通订车事宜的，在上诉人未告知被上诉人其与冯志军停止合作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冯志军仍然代理上诉人业务，构成表见代理。
信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冯志军和海逸公司向信禾公司支付租车款107900元；2、冯志军和海逸公司向信禾公司赔偿利息损失1199.5元（以租车款1079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暂计算至2017年1月1日，要求计算至全部款项支付之日止）；（以上暂合计：109099.5元）3、冯志军和海逸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冯志军是负责专门做清远旅游的业务，与海逸公司有业务合作关系。冯志军自2015年1月开始向信禾公司租用车辆用于旅游客运，对信禾公司出具发票则是以海逸公司的名义出具。2016年7月8日，冯志军给信禾公司出具一张欠条，欠条内容为：本人冯志军兹欠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车租款共计人民币107900元，此款于2016年9月30日前在珠海以人民币现金还清车租。欠条备注：所欠款项均以海逸公司的名义开出发票。信禾公司共提交了六张税务发票，购买方为海逸公司，均为包车款。上述欠款期限届满后，冯志军并未向信禾公司支付，信禾公司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冯志军和海逸公司共同支付租车款，并承担利息损失。海逸公司辩称认为所欠款项与其无关，是冯志军所欠。但海逸公司认可与冯志军的业务合作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冯志军向信禾公司租车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根据冯志军的欠条内容，可以确认信禾公司与冯志军构成车辆租赁合同关系。冯志军以欠条的形式确定了车辆租赁款，冯志军没有在承诺的期限向信禾公司支付租赁款，已构成违约。信禾公司主张冯志军支付欠款并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海逸公司与冯志军系业务合作关系，且所有欠款均以海逸公司的名义开出发票，信禾公司提供的税务发票也是海逸公司的。且海逸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冯志军之间内部如何结算，故海逸公司对外应与冯志军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信禾公司要求海逸公司支付租车款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海逸公司、冯志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信禾公司支付租车款人民币1079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如果海逸公司、冯志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482元，由冯志军和海逸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海逸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海逸公司和冯志军的结算凭据（包括清远专线结算账单、2015年4月-12月租房对账单、付款凭证），证明内容：1.海逸公司与冯志军的清远专线业务往来仅在2015年1至9月发生；2.双方业务往来金额只有4万多元，与被上诉人主张的10万多元租车费用相距甚远；3.扣除已付款项后只剩下12000多元，而这12000多元中，冯志军还要向上诉人付广告费、住宿费，现在还欠上诉人钱。证据二，部分清远线路的收据和出团名单，作为证据一的补强证据，证明内容：上诉人对于每一个出团的游客仅仅是收取5至13元不等的中介费用或者是介绍费用，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冯志军的经营，双方并没有合伙经营的关系。证据三，房屋租赁合同和广告的页面，作为证据一的补强证据，证明冯志军向上诉人承租房屋的事实和做清远旅游广告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剩余12000多元没有付给冯志军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认为：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其单方制作，并且是二审开庭前当庭提交的，被上诉人无法核实其三性，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与2015年12月前仍存在合作关系，至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业务如何合作如何分成，与本案无关。2.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合同和广告页面，证明了原审被告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进行业务，原审被告作为自然人并没有旅游经营的资质，从上诉人一审和二审以及提交的证据均可以看出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确存在合作关系，并且是以上诉人名义进行的，符合代理的表象。
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冯志军与被上诉人信禾公司之间一直存在车辆租赁合作关系。自2015年1月起，冯志军向被上诉人租赁车辆用于清远线路的旅游客运。双方之间就车辆的租赁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信禾公司称：冯志军在用车前一天，一般通过口头或电话向信禾公司确定用车时间和单价，并通知信禾公司的司机接送旅客的地点，信禾公司则按冯志军的要求派出车辆和司机。双方之间按月结算，在2015年1月至9月，冯志军租车用于清远线路的发票均是以上诉人海逸公司的名义开具。庭审中，信禾公司认可，诉争的全部租车费用都是冯志军联系的，是冯志军要的车。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海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冯志军因租车向信禾公司出具的107900元欠条的共同清偿责任。综合在案的全部证据材料，信禾公司主张海逸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依据有二：一是冯志军出具的欠条，二是信禾公司根据冯志军的要求以海逸公司名义开具的六张发票。信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只能证明租车款是冯志军所欠，且冯志军要求将租车款的发票以上诉人海逸公司的名义开具。信禾公司就诉争的租车款，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海逸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未能举证证明冯志军是受海逸公司的委托租用的车辆。上诉人海逸公司与冯志军之间就清远线路之间的合作是双方之间的内部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冯志军与信禾公司之间成立的车辆租赁关系，不能约束合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海逸公司。上诉人海逸公司不需要因为与冯志军之间的旅游线路合作而承担冯志军与被上诉人信禾公司之间因车辆租赁所形成的欠款的共同清偿责任。上诉人海逸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海逸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以冯志军与海逸公司之间在清远旅游线路上存在合作关系以及冯志军要求信禾公司开具的发票是海逸公司的名称为由，要求上诉人海逸公司承担冯志军欠款的共同清偿责任，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判项主文为：原审被告冯志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租车款人民币1079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二、驳回被上诉人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珠海海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冯志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2482元，二审受理费2482元，共计4964元，由原审被告冯志军负担4500元，由被上诉人珠海公交信禾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义明
审判员 徐烽娟
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