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民终2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开发区辽河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广，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经济开发区西昌路*号。
法定代表人：阿齐兰.阿.阿齐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彬、王珏，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由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之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3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由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广,被上诉人海之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由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合同双方对合同的解除有明确约定，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约定，原审对此未进行认定，属认定事实有误。《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一项约定，协议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此条款系明确约定，双方均有解除合同的权利。《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上诉人研发织机的期限为2015年3月份至2015年9月份(六个月)，截止诉讼，上诉人已经用了超出原研制期限的近三倍的时间(15个月)，投入了超出原研发费用的近三倍的资金，但被上诉人依然不认可上诉人的技术成果，双方的行为已经符合《合同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即在技术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致使研究开发失败，也符合合同第二条第二项的约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在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发出协商解决变更内容，但被上诉人始终不予以回应的情形下，上诉人才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期间又以律师函的形式明确告知了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系合法的意思表示。2、合同双方对合同解除后，另一方的异议期为一个月，有明确约定，原审对此未进行认定，属认定事实有误。《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项约定，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此条款系对异议期的明确约定。原审法院认为此条并非对收到对方解除合同通知后异议期的明确约定，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委托律师于2016年6月12日发出的律师函，对被上诉人提出收到解除通知30日后视为自动解除合同协异议期，是和《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一项约定一个月异议期一致的，是完全符合约定和法律规定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没能认定合同相对方对解除合同的异议期为一个月的事实，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的基础。但退一步讲，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为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解除通知未满三个月，被上诉人依然有请求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权利，从而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属对法律条款理解错误。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后，被上诉人已经提出了异议，且在庭审中，提出了上诉人无权解除合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答辩意见。据此，原审法院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己经提出了解除合同的异议，应当对上诉人原诉求予以支持。原审法院意欲为被上诉人再留出自接到解除通知三个月的异议期间，属对法律理解有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指在异议期约定不明的情形下，被上诉人最长享有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后三个月的异议期，而并非赋予被上诉人必须用满三个月异议期的权利。且被上诉人己经对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异议，再按三个月为其留出异议期，系对异议期的扩大化解释。既然被上诉人在本案答辩中对上诉人解除合同行为的效力提出了具体意见，原审法院就应对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效力做出判决，而并非再次为被上诉人留出三个月的异议期间。所以，原审法院对此条款的理解是片面的、是有误的，因而导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上一级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解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的行为有效。
被上诉人海之杰公司辩称:在本案中上诉人是没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的，根据双方合同中的约定，有三处合同解除的地方，一是合同第四页1.3条，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二是3.1条，但是上诉人断章取义，原合同表述“并由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三是3.2条，若合同不能履行或一方不能履行，对方有权变更或解除协议。所以在本案中无论是上诉人所说的他认为自己无法履行合同或者他没有交付样机也好，合同解除权都在被上诉人手上，但被上诉人并未行使这项权利。所以，本案上诉人没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约定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但并未约定另一方对该解除的提议同意或者反对的异议期是多久。上诉人并不能把事先一个月通知的期限扩大理解为异议期的期限，故我们认为原审对双方异议期的认定没有错误，应适用三个月的约定。一审中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的合同，提起诉讼的时期是2016年6月8日，而其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通知是2016年6月12日，被上诉人鉴于上诉人的诉请出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不想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变更了诉讼请求，发生这一突发情况后，在原审法院开庭完毕后，被上诉人立即行使了自己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抗辩权，在2016年8月19日向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根据原审的证据，以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多次沟通联系，上诉人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只是其意欲提高合同售价的借口，按照被上诉人的了解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告知，其设备已经研发完毕并投产，只是因为其想以远超合同的售价卖给被上诉人，从而没有把样机交付给被上诉人试机。双方合同约定的每台价格为32万元，根据上诉人自行提供的证据看出，上诉人现在要求的价格是48万元，显然是被上诉人无法接受。被上诉人认为本合同中自始至终违约的都是上诉人，其无权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也不应该享有这一权利，他提出要求坐地起价单方解除合同要挟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契约精神，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由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被告两公司于2015年3月份签订《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2015年3月份至2015年9月份，由甲公司应研制出“百特TJ190”型号的头巾织机，其性能应达到“德国多尼尔公司生产的多尼尔型号头巾剑杆织机”;并应于10月份向海之杰公司开始交货。截止2015年9月底乃至现在，由甲公司未能依计划研制出符合《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相关标准的织机。截止现在由甲公司已经多次告知海之杰公司，因合作项目的织机成本增加，如需继续合作，期望海之杰公司尽快和由甲公司进一步协商合作事宜，以解决成本增加的问题，进而共同努力完成合作项目。因海之杰公司一直认为由甲公司研制的现行头巾织机，其性能应达不到“德国多尼尔公司生产的多尼尔型号头巾剑杆织机”的性能，对由甲公司向发出的函件未能有任何的回复，即海之杰公司对双方的合作协议不能达到合同目的已经默认和默许。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法庭主张了新的事实，称该方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了“解除《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律师函”明确表达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被告方工作人员予以签收，并在此基础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行为的效力。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3月，原告由甲公司与被告海之杰公司签订《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研发织机，以及被告验收后的采购价格，并对原告的未来的织机销售行为约定了限制。
被告于该月25日依照合同约定通过银行向原告汇款20万元作为预付款。原告亦组织技术人员对织机进行研发。
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分别于2016年2月26日、2016年4月20日、2016年5月16日（制作时间为5月7日）向被告发出函件三封，表达了因研发成本超过预期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请求双方协商解决变更合同内容的意思。并于2016年6月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请求法院解除原被告双方2015年3月份签订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
诉讼过程中，原告委托律师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了“解除《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律师函”，向被告提出法律意见：“1、即日起（最迟至贵公司收到本律师函30日起）解除双方2015年3月份签订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条款：《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之内容。2、希望贵公司在收到本律师函之后，三十日内与我们取得联系；进一步协商合同解除后双方如何承担责任的相关事宜，并达成解决方案。”并称如果被告公司在收到该函30日内不能按期与原告协商解除合同方案，则视为被告公司已经完全同意原告关于解除合同的意见。
被告承认于次日收到了该函件。
被告委托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桑刚律师于2016年6月25日向原告发出律师函，函件未正面回应原告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强调原告应该继续履行原《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确定的合同义务。
原告方收到桑刚律师函件后于2016年6月28日复函被告，称桑刚函件未明确对解除合同的意见，并再次表示即日起解除双方2015年3月份签订的《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
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2016年6月12日解除合同行为的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权是合同一方以单方意思表示变更双方合同关系的形成权，它的行使应该符合法律规定。在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后，对方有异议的，可以在约定的期限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确认解除合同行为的效力。
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九页中载明“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此条并非对收到对方解除合同通知后异议期的明确约定。原告在其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发出的明确表明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律师函中，要求对方自收到本律师函30日内，与由甲公司协商解除合同的条款，否则视为被告公司自动解除双方协议。此30日系原告单方要求的被告异议期，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接受该30日为对其解除行为的异议期。合同解除的单方意思性不能扩大到解除异议期的约定问题上面。在双方没有对解除合同约定异议期限的情况下，被告方仍然可以在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本案被告于2016年6月13日收到原告的解除合同通知至今未满三个月，其依然享有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的权利。原告在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其解除行为的效力，于法无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聊城市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确认原告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行为效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2016年8月19日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诉讼费占用票据一份，拟证明其已请求法院确认上诉人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请求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向被上诉人交付研制样机。上诉人经质证认为，没有收到关于本次诉讼的任何材料，不知道被上诉人提起了相关诉讼，对其诉请不清楚。
二审查明：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19日向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请求法院确认上诉人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
本院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仅约定了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并非是对方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后异议期的约定，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可以在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已在上述期限内向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故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效力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并认为因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及进行有效配合，导致上诉人未能研制出符合合同约定的样机。但被上诉人称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书面提出过要求其提供技术资料。从双方提交的往来函件内容看，上诉人并未要求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双方是就上诉人研制的头巾织机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及增加成本的问题进行的协商。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上诉人单方向被上诉人发出的《解除〈百特头巾织机定向研发项目合作协议〉的律师函》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综上所述，由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聊城由甲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董 慧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田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