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16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辉。
委托代理人李海波，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章叶思，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菉溪路20号。
法定代表人宋郑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兵，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褚耀东，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李建辉因与被上诉人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孩子公司）企业承包经营纠纷一案，不服昆山市人民法院（2015）昆商初字第00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好孩子公司一审诉称：李建辉原系好孩子公司聘用的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上海第二分公司（以下简称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负责上海地区好孩子公司童车（好孩子、好孩子汽车座、小龙哈彼、代理品牌）、哺育用品（好孩子哺育用品、纸尿裤系列）、运动品牌（NIKE、斯凯奇、彪马、阿迪达斯等代理品牌）、婴儿服饰（好孩子童装、棉纺品）的营销管理工作。好孩子公司、李建辉双方签订了《承包协议书》，约定李建辉按照“销售费用承包”的形式经营分公司，并享受好孩子公司规定的销售毛利率、业务提成以及各项补贴，独立核算，并按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多盈多得、少盈少得、不盈不得、亏损自负。同时根据协议书规定，如分公司出现亏损，亏损金额由李建辉承担。截止2014年8月31日，李建辉在经营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期间累计亏损达8779282.86元，李建辉已于2014年10月1日起自动离职，好孩子公司多次向李建辉催讨亏损金未果，故起诉要求：1、判令李建辉支付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经营亏损8779282.86元；2、李建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好孩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1、营业执照一份，证明李建辉为好孩子上海分公司负责人；
2、人事任免通知一份，证明李建辉自2013年5月6日起任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好孩子上海分公司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工作，并对经营结果和损益负责，同时证明李建辉进入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目标是扭亏为盈；
3、2014年1月23日承包协议书一份，证明李建辉按销售费用承包的形式经营好孩子上海分公司，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经营亏损由李建辉承担；
4、好孩子上海分公司净审计汇总表四份（童车、运动品牌、童装）、好孩子公司、李建辉往来账汇总一组，证明李建辉确认截止2014年8月31日累计营业亏损8779282.86元；
5、好孩子公司与原天津分公司总经理诉讼判决书一份，证明好孩子公司与分公司总经理签订的承包协议经法院认定合法有效；
6、2013年4月13日承包协议一份，证明李建辉到好孩子公司处是为了应聘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并且在2013年4月13日与好孩子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书，同时也证明李建辉应当对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经营亏损承担责任；
7、通知书一份，证明好孩子公司向李建辉多次催讨亏损。
李建辉一审口头答辩称：不同意好孩子公司诉请，李建辉系好孩子公司员工，好孩子公司要求李建辉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为好孩子公司特定的格式合同，该合同中好孩子公司、李建辉法律地位不平等，该协议书增加李建辉风险，好孩子公司通过形式上的承包协议书将企业风险转移至李建辉，应认定该承包协议书无效。
李建辉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1、劳动合同、聘用书、裁决书各一份，证明好孩子公司、李建辉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聘用书中提成工资另见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承包协议，该承包协议是劳动合同的附属，是对提成工资的奖励，不应当有惩罚性质，好孩子公司还违法解除了与李建辉的劳动关系；
2、盈亏分析、2013年8月份第一周市场周例会、2013年9月份分公司各项补贴情况、2014年分公司人员架构及年收入分析、2014年分公司营业费用预算、好孩子上海分公司2013年第四季度上市公司必保计划分析、2014年分公司营业预算各月分解表一组，证明好孩子上海分公司实际由好孩子公司进行经营，包括销售方案、员工架构、财务审批等事宜均由好孩子公司决定，李建辉并无经营权。
李建辉对好孩子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系好孩子公司下面的一个分公司；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好孩子上海分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第十四条第二款是一个不公平的条款；证据4签字是李建辉所签，但系好孩子公司单方面做出的，真实性及内容无法核实，亏损为公司的亏损，应该由公司自行承担，且部分净资产审计汇总表有涂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5是部分判决书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6的真实性需要核实，根据该份协议，承包协议的有效期是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但与李建辉的劳动合同起始时间是2013年4月18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承包经营协议是建立在劳动合同上的，不是单独的承包经营协议；证据7收到，但与本案无关。
好孩子公司对李建辉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纯属劳动争议，且裁决书还未生效；证据2真实性不能确定，作为总公司向分支机构下达某些经营政策，进行统筹管理是有必要的，好孩子上海分公司实际上在销售人员、人事、财务、仓储都是独立的，由总经理进行管理，实际上是总经理进行全面管理。
原审法院认证意见：原审法院对于上述证据中，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部分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好孩子公司提供的证据4中，李建辉对有涂改的净资产审计汇总表提出异议，原审法院认为涂改部分并未涉及净资产汇总表中的内容及李建辉签字部分，故对于该份净资产汇总表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好孩子公司提供的证据6，李建辉虽然未予确认，但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其他证据否定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故原审法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对于李建辉提供的证据2，因并无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好孩子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8日，好孩子公司、李建辉签订劳动合同，李建辉进入好孩子公司工作。2013年4月13日，好孩子公司（甲方）于李建辉（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明确好孩子公司聘用李建辉为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负责上海地区好孩子公司童车（好孩子、小龙哈彼、代理品牌）、哺育用品（好孩子哺育用品、棉纺品、纸尿裤系列）、儿童服饰（好孩子婴儿系列）、运动品牌（NIKE、斯凯奇）等产品的营销管理工作，协议第一条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第1项约定甲方根据经营的需要，对乙方分公司经营制定销售计划和销售策略，并按本协议规定对乙方的销售业绩进行考核，第3项约定甲方有权对乙方承包的分公司的经营活动以及各项资产进行监管，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乙方负责的分公司进行审计和稽查；第二条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中，第1项约定：乙方按照“销售费用承包”的形式经营分公司，并全额享受甲方规定的销售毛利率和业务费提成以及各项补贴，独立核算，并按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多盈多得、少盈少得、不盈不得、亏损自负；协议同时明确有效期为2013年5月1日起至2013年11月30日。
2013年5月6日，好孩子公司出具的人事任免通知明确李建辉作为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市场营销和管理工作，并对经营结果和损益负责。
2014年1月23日，好孩子公司、李建辉再次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再次明确好孩子公司聘用李建辉为其上海第二分公司总经理，由其负责分公司所辖区各品项产品市场营销及管理工作，协议第一条乙方经营范围明确乙方系甲方正式员工，负责上海地区以下品项营销管理工作：童车（好孩子、好孩子汽车座、小龙哈彼、代理品牌）、哺育用品（好孩子哺育用品、纸尿裤系列）、运动品牌（NIKE、斯凯奇、彪马、阿迪达斯等代理品牌）、婴儿服饰（好孩子童装、棉纺品）；协议第三条乙方的利益中约定：乙方的利益包括工资、销售提成、分公司利润，其中分公司利润是指乙方在经营中产生的账目利润，经甲方审计确认后的净利润，归属乙方所有，但如分公司出现亏损，亏损金额由乙方承担；合同另外也约定了其他有关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
2014年9月30日，好孩子公司、李建辉双方出具好孩子上海分公司净资产汇总表及好孩子上海分公司与李建辉个人往来账汇总表，李建辉确认截止到双方交接截止日期2014年8月31日，尚结欠公司款项为8779282.86元（包含分公司资产审计、个人资产交接、总经理个人往来账），同时在往来汇总表下端注明负数系表示李建辉个人欠公司，正数表示公司欠个人，双方实际已终止承包经营关系。
2014年12月10日，李建辉双方之间因劳动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称2013年4月18日进入好孩子公司处，被派往好孩子上海分公司任总经理，月工资50000元，2014年11月28日好孩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审理过程中，好孩子公司、李建辉均确认上述劳动合同纠纷未涉及本案经营亏损款。
原审法院另查明：好孩子（中国）商贸公司上海第二分公司系好孩子公司所设立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
原审法院认为：好孩子公司、李建辉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李建辉辩称其与好孩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案涉承包协议系在劳动合同的基础上订立，系格式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的意见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根据双方订立的2013年及2014年的承包协议书内容，明确规定李建辉负责好孩子公司相关产品在上海地区的营销管理工作，且约定李建辉的利益包括工资、销售提成、分公司利润，并且明确如分公司出现亏损，亏损金额由李建辉承担，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也在协议中进行了明确，协议条款并不存在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另李建辉虽系好孩子公司员工，但并不妨碍其承包经营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故原审法院对于李建辉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好孩子公司主张李建辉偿付的款项，系依据双方往来账汇总表得出，该汇总表注明该表中正数表示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结欠李建辉，而负数表示李建辉个人结欠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最终李建辉确认其个人结欠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款项为8779282.86元，该款项包含了承包经营亏损款以及个人资产交接、总经理个人往来账欠款，对于承包经营亏损款，双方承包协议已经对此明确予以约定，原审法院对于好孩子公司该部分主张予以支持；对于李建辉个人资产交接及往来账涉及的欠款，虽然在承包协议中并未约定，但本案中好孩子公司、李建辉双方实际已经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同时也由此终止了好孩子公司、李建辉之间关于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进行了往来账结算并办理了交接手续，上述因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产生的欠款李建辉理应向好孩子公司偿付，故原审法院对于好孩子公司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李建辉偿付好孩子（中国）商贸有限公司款项8779282.8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73255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255元，由李建辉负担。
上诉人李建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为隶属关系，不是平等主体。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于2013年4月18日签订《劳动合同》及聘用书，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于2015年6月29日调解形式确认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好孩子公司处于主导地位，李建辉是劳动者，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好孩子公司实质是将经营风险转嫁李建辉，严重侵害李建辉合法权益。2、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实为劳动合同的附属文件。根据该承包协议书，实际是明确李建辉任职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具体工作内容，并约定了对李建辉工作的具体要求及奖励机制。并且，协议约定，自李建辉劳动关系解除承包协议自动解除，故该协议不具有独立性。因此，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之间不存在独立的承包协议。3、李建辉任职期间，从未享有自主经营权，其仅是好孩子公司经营方案的执行者。李建辉没有定价权、人事任免权、财务支配权等，其工作内容是根据好孩子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和销售政策拓展市场，负责规划、落实各项营销管理工作，同时用于分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所有资产均属于好孩子公司所有。因此，李建辉不应承担亏损。4、好孩子公司提供的个人与公司往来汇总表系好孩子公司自行制作，不能认定为上海分公司亏损。首先，李建辉缺乏独立经营权，造成亏损的原因是好孩子公司经营策略，李建辉多次提出建议，但好孩子公司未采纳，故不应将其经营风险转嫁李建辉。其次，该汇总表系好孩子公司单方出具，虽李建辉在该表签字，但李建辉仅为对公司资产及个人资产进行结算交接，不意味着李建辉同意对该表的公司经营亏损负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好孩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好孩子公司二审辩称：1、本案中，李建辉既是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承包经营者也是好孩子公司员工，这种双重身份在现代企业运行中屡见不鲜，我国法律也没有禁止这种行为。因此，李建辉依据劳动合同领取工资，按承包经营协议结算利润提成并承担亏损，足以说明两类合同适用的不同法律规定，并不冲突矛盾。2、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的承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承包协议是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的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李建辉在承包期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经营模式并未破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是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处于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3、李建辉在经营期间，分公司的人事、财务、行政和业务等部门均由李建辉直接领导，并都在上海分公司统一办公。好孩子公司作为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总公司，对分公司的运营有权进行必要的管控，包括制定相关的分公司管理制度，但李建辉是分公司实际经营者。4、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进行审计交接时，双方对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并经双方签字确认，李建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高管，对自己的任何行为具有完全辨别、识别的能力，其自身确认应承担的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亏损，应当予以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分别于2013年、2014年签订的《协议书》及《承包协议书》，都明确约定李建辉按照“销售费用承包”的形式经营好孩子公司分公司，李建辉负责经营期间对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对于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产生的账面利润，经好孩子公司审计确认后归属李建辉所有，但如果好孩子上海分公司出现账面亏损，亏损应由李建辉承担。从协议基本权利义务内容来看，协议体现了好孩子上海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李建辉承包好孩子上海分公司经营权，双方关于自负盈亏的约定，属于调整财产关系的合同，与劳动者、用人单位间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存在明显区别。关于李建辉认为该合同系劳动合同的附件，双方并非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李建辉虽受聘于好孩子公司，但其劳动合同项下的劳动者权利并非在《协议书》及《承包协议书》中实现，双方另行签订有劳动合同，李建辉依据劳动合同享有劳动者报酬，且李建辉离职时与好孩子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已通过另案诉讼解决，故双方的承包经营协议与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相互分离，属于相互独立的合同。李建辉虽在身份上存在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竞合，但法律未禁止企业分支机构的内部承包经营，且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间的经营协议对盈利分配及亏损负担的约定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李建辉签订协议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协议的权利、风险进行综合判断，亦不属于非自愿签订合同的情形，故李建辉上诉称双方非平等主体，缺乏依据。关于李建辉认为其不享有自主经营权，《协议书》及《承包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其经营权的范围，李建辉在签订合同时对此是明知的，其签订合同应经过理性判断和风险预测。因此，李建辉与好孩子公司间的承包经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
根据双方承包合同的约定，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审计后的亏损应由李建辉承担。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其净资产审计，形成的《净资产审计汇总》及《李建辉个人与公司往来账汇总》载明了好孩子公司上海分公司亏损金额及李建辉个人对好孩子公司的欠款金额，两者均经李建辉签字确认，故应由李建辉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255元，由上诉人李建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柏宏忠
审 判 员 蒋毅颖
代理审判员 韩小安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 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