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02民终7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5，男，1938年12月2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彬彬，男，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6，女，1984年6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帅，北京殿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某7，男，1956年7月24日出生。
上诉人李某5因与上诉人李某6、原审第三人李某7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3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谭彬彬，上诉人李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帅，原审第三人李某7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5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某6负担。事实与理由：1.其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其名下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属于其应享有的利益，李某6在其不知情且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将其所有的拆迁款897583元占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2.其并未参与涉诉《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李某6针对李某5的上诉答辩称，1.李某5已经获得了在北京市大兴区×××63号院（以下简称63号院）的拆迁利益，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此已经作出认定；2.《人民调解协议书》是经过李某5同意后签订的，且协议签订后李某5与其一同到银行办理了拆迁款转账手续，李某5声称不了解该协议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李某6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某5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某5负担。事实与理由：1.李某5曾就63号院拆迁利益提起分家析产诉讼，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京0115民初6873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63号院拆迁之前，在基层调解组织的调解下，相关权利人对该院落此后可获取的拆迁利益进行了分配，此后义务人通过转账等形式履行了约定的义务，李某5实际已获得协议中约定的分户款，且拆迁时以其自己名义选购了一套54.53平方米的回迁房，且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至此，李某5享有的63号院拆迁利益均已获取”，并据此判决驳回了李某5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2.其已于2015年9月23日将调解协议中约定的10万元分户款存入了李某5的银行卡中，应视为其已按调解协议履行了支付义务，一审法院却以李某5实际拿到银行卡的时间视为取得该笔补偿款的时间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李某5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李某7已提供住所，自己轮班生活，一审法院认定李某7没有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赡养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4.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李某5认为依据拆迁协议应当获得拆迁款，而一审法院既认定涉诉调解协议有效，其通过协议取得涉诉拆迁款合理有效，又在李某5没有提起请求解除或变成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擅自认定该协议已解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
李某5针对李某6的上诉答辩称，本案与其于2016年提起的分家析产纠纷案件依据的事实、诉讼请求及适用的法律关系均不同，属于两个不同的案件，故不同意李某6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李某7述称，同意李某6的上诉意见，不同意一审判决及李某5的上诉意见。
李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李某6返还其不当利益897583元；2.诉讼费由李某6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5与梁某1（于2008年去世）系夫妻，二人共育有四个子女，即长子李某7、次子李某1、长女李某2、次女李某3，李某6系李某7之女。李某5家在北京市大兴区×××村原有两处宅院，分别为63号院和位于北京市大兴区×××31号的院落（以下简称31号院）。1989年1月5日，由李某5负责联络中间人等，在当时大家庭的家长即李某5之父李某4的主持下，家庭内部进行了分家，通过此次分家，李某7分得了63号院（此时63号院内有北正房3间、东厢房3间），李某1分得了31号院。同时对家庭其他财产包括车辆、骡子、全套农车的折价及归属等进行了明确，对于家庭中的老人将来的赡养问题进行了约定。除此之外，对李某1的婚事及女儿的出嫁等费用均有涉及，并写下了“立分单底”，该分家单抬头部分即写明：立分单人李某4因子李某5及全家老少商讨，近因家中人口过多，生活一切实属难维持，但据大家意见，目前正好各立门户生活，当时约请中人决定将家分为两份各立门户。在分家单的底部写有：家长李某4，中正人李某9、杜某、李某10，代字人葛某。此后，李某7夫妇及子女在63号院居住生活，李某5夫妇开始在两个儿子处轮班生活。1997年1月1日，李某7取得了63号院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院落的四至分别为东至道路、西至刘某2、北至高某3、南至道路。在此后生活期间，63号院加盖了1间北正房，老的东厢房予以拆除并新建了3间东厢房及3间西厢房，之后新盖了南正房4间及东西厢房南侧耳房各2间。
另查，63号院房屋被拆迁之前，李某7与李某1两处院落曾因拆迁事宜发生纠纷。2015年7月，大兴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李某12、王某2（任×××一队书记）、于某、李某13、齐某给双方当事人进行过调解，当事方李某7、李某1、李某2于当月的26日签署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各方就拆迁事宜达成一致：李某5参与63号院的拆迁分院，李某7自愿补给李某1拆迁补偿款10万元整；李某7补给李某1（李某5）租房款26250元（计42个月的租房款），拆迁款到账后一次付清；分户款由李某5享受，拆迁款到账后由李某7一次付清；由李某7提供给李某560平方米楼房居住，登记在李某5名下养老居住，百年后楼房产权归李某7一人所有；李某5由李某7、李某1兄弟二人共同赡养（其中包括衣食住行、看病就医、养老等）。当事人及调解员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2015年7月，根据拆迁政策，63号院被分为三个院落进行拆迁，被拆迁人分别为李某7、李某5、李某6，北京宣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亦针对三个院落分别进行了评估，并于2015年7月26日分别出具了三份《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及《估价结果通知单》：李某7户下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72925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为91256元、房屋装修及其它地上物补偿为114162元；李某5户下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72925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为76997元、房屋装修及其它地上物补偿为114162元；李某6户下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72925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为77810元、房屋装修及其它地上物补偿为114152元。除此之外，拆迁利益还包括拆迁补助和奖励，具体情况为：李某7户下的拆迁补助和奖励为386202元（其中包括工程配合奖100000元），该户下的安置房指标为179.03平方米；李某5户下的拆迁补助和奖励为328003元（其中包括工程配合奖100000元），该户下的安置房指标为179.03平方米；李某6户下的拆迁补助和奖励为681342元（其中包括工程配合奖100000元），该户下的安置房指标为179.04平方米。在拆迁的过程中，上述三被拆迁人承诺合并选购安置房，各自户下的安置房指标相互进行了调整，其中李某7户下的指标中的87.49平方米调整到李某6户下，且李某7户下的扣除购房款之后剩余的全部拆迁补偿款支付到了李某6户下，而李某5户下的指标中的124.5平方米调整到李某6户下。2015年7月26日，上述三被拆迁人分别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63号院房屋被拆除。2015年9月8日，三被拆迁人又分别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李某7选购了安置房期房1套，房号为榆×××101（房屋建筑面积为87.12平方米，购房款为381585.6元）；李某5选购了安置房期房1套，房号为榆×××1402（房屋建筑面积为54.53平方米，购房款为250838元）；李某6选购了安置房期房4套，房号分别为榆×××1403（房屋建筑面积为122.47平方米，购房款为563362元）、榆×××1401（房屋建筑面积为90.04平方米，购房款为414184元）、榆×××1003（房屋建筑面积为89.26平方米，购房款为403455.2元）、榆×××403（房屋建筑面积为89.26平方米，购房款为392744元）。上述购房款全部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在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扣除，后经统一结算，李某5领取了剩余拆迁补偿款中的997583元，李某6领取了剩余拆迁补偿款中的768111元。2015年9月20日，拆迁补偿款全部发放到位。2015年9月23日，李某5账户下剩余拆迁补偿款中的897583元支付到了李某6账户内，其账户的拆迁款100000元亦于同日转出。2015年9月27日，李某6账户下剩余拆迁补偿款中的126250元支付到了李某1账户内。
经查，李某5曾于2016年4月21日以分家析产为由将李某7、李某6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决以其名义选购的榆×××1402及以李某6名义选购的房号为榆×××1403两套房屋归其所有，并由李某7、李某6支付剩余拆迁补偿款58万元。经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2016）京0115民初6873号（以下简称6873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李某5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现上述判决书已经生效。庭审中，李某5陈述10万元的分户款是在6873号案件审理中才给付的，李某6、李某7称10万元分户款是存入了其为李某5办理的银行卡中，并在李某3处保管；经询问，李某7称在10万元存入银行卡后并未明确告知李某5该笔款具体所在以及如何支取。
另，李某5现已近耄耋之年，患有老年性耳聋。
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某5诉称其并未参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该协议内容未经过其本人事后追认，也未经其签字确认，故调解协议并未生效；李某6辩称该调解协议是经过李某5同意的，事后其将本案诉争款项转出亦是履行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但双方就调解协议是否经过李某5本人事后追认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另李某5诉称争议款项897583元转出至李某6账户之事，其并不知晓，该款项的存折曾被李某6以办理医保卡名义拿走，转出钱款未经过其本人同意；对此，李某6辩称其和李某5一同办理转款事宜，也经过了李某5同意才办理的；双方对李某5是否同意将款项转出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经法院到×××村委会（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十里铺的临时办公地点）核实，李某5本人并未参与调解协议的签订，但听说调解前由其女李某2做其工作后才来进行的调解；调解协议签订后，李某5开始是认可协议内容的，后因为李某7不履行调解协议中约定的给付分户款10万元的义务，双方才产生纠纷，在687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某7才将10万元的分户款交付李某5，但李某7未尽到应尽的赡养义务，李某5现只在其次子李某1处居住生活；村委会在调解协议签订后又就赡养事宜给双方做过调解工作，但双方均不能妥善解决问题。经核实，按照拆迁政策，若李某5未在63号院参与拆迁，李某7家只能按照两户进行分院，且不能获得现有的3户的拆迁利益。另对于诉争款项转移之事，李某5称其不知情，李某6开庭时称转账凭证上的李某5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后经追问，其表示记不清楚了；法院到平安银行大兴新航城支行核实，该存款系凭证件支取，只有本人认可才能支取或转账。
上述事实，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村村委会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个人转账汇款凭证、拆迁档案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5名下的897583元是否应由李某6合法取得。首先，应明确李某5名下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的性质问题。李某5一家在拆迁时，为了获得整个家庭（包括李某7和李某1两家）利益最大化，由李某5在李某7居住的63号院参与拆迁。根据拆迁政策，李某5系×××村村民，作为李某7的父亲，其有权在63号院参与分院，属于被安置人口，基于此，其作为被拆迁人与首都机场集团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故其名下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本属于其应享有的安置利益。其次，至于调解协议，在拆迁之前，家庭成员李某7、李某1及李某2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就拆迁后补偿款、租房费及李某5的赡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李某5本人未参与调解，亦未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仅对李某7、李某1和李某2具有约束力。该调解协议是在拆迁之前、实际拆迁利益具体数额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所处分的拆迁补偿款并未指明是哪一部分拆迁补偿款，存在约定内容不明确之处，若是处分李某5基于拆迁所获得的拆迁利益的话，因李某5并未参与调解，且其对其应享有的所有拆迁利益及按协议其可获得的拆迁利益缺乏足够的了解，在此情形下，仅由其子女来加以约定并进行处分，即使如村委会人员所述李某5开始是认可协议内容的，该协议内容也难以作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正是因为协议内容约定不明，李某5才主张其名下的所有拆迁利益应归其所有，而李某6、李某7则认为李某5只享有10万元分户款，且双方对此未能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退一步讲，即便李某5在协议签订后就其可享有的拆迁利益与李某6、李某7达成一致，即对李某6、李某7所称其仅享有协议中所说的10万元分户款的意见予以追认；按照李某6、李某7的主张，该协议对双方均有效的条件下，李某7、李某1等家庭成员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给付钱款及赡养等义务，而李某7在拆迁款下发后未按约定将分户款10万元及时给付李某5，且在赡养问题上未尽到应尽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了对其所称的协议内容的违反，因此李某5于2016年4月提起分家析产诉讼，进而提起本案之诉，且李某7与李某5至今仍在拆迁款分配和赡养问题上存有争议。上述情形足以表明李某7、李某5即使形成过一致意见，之后也以各自的行为推翻了之前的约定。再次，如果按照李某6、李某7所称李某5仅可以享有10万元分户款，在二人未能证明李某5对所有拆迁可得利益及其仅享有10万元补偿款的情况充分了解且予以认可的情况下，按照二人的主张，此种约定也存在显失公平之处。最后，天下之情莫过于父子之情，父慈子孝历来是万千家庭所追求的标准，敬老养老亦是子女最基本的道德礼仪，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丢掉孝心和亲情。李某7、李某6在家庭重大利益面前，应更加注重亲情、以孝为先，而非为了利益与至亲对簿公堂；在对钱款转移问题上，李某6开始称李某5本人签字转款，后在法院追问之下称记不清楚，存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此外，李某5在拆迁款的分配问题上，得知子女签订调解协议后，应及时明确自己的权利及主张，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妥善解决家庭矛盾，避免出现父子相残的局面；经核实，李某5开始是认可调解协议内容的，即使协议中未具体明确其基于拆迁所获得的利益子女是否有权取得，但其也应知晓其名下的所有利益并非全部归其所有，法院向村委会的调查情况便可以印证。
综上所述，在双方未能明确就李某5基于拆迁可获得的利益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院考虑到李某5年近八十，日后尚需子女赡养，且钱款分配及赡养问题经过了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实际情况，从维护和睦家庭关系、适当照顾老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原在李某5名下的897583元予以调整，由李某5取得50万元，余款由李某7、李某6取得，现上述款项均在李某6处，对于李某5应取得的50万元款项来说，李某6占有上述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某6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八十九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元拆迁补偿款中的五十万元返还李某5；二、驳回李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六元，由李某5负担五千元（已交纳），由李某6负担七千七百七十六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审理查明，李某5于2016年将李某6、李某7诉至一审法院，就63号院拆迁利益提起分家析产纠纷之诉，该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京0115民初6873号民事判决，认定：李某5据以要求两套回迁安置房及剩余拆迁补偿款的依据为其家庭尚未进行分家，63号院原有的北正房3间、东厢房3间应归其所有，对于1989年分家单的情况，其自诉当时仅是说63号院房屋由李某7居住，当时并没有处分所有权，法院认为，关于李某5提交的落款日期为1989年1月5日的分家单，考虑到当时李某5的父亲即李某4尚在世，以家中最年长的人作为分家主持人符合当时的家庭行事规则及风俗习惯，李某5本人亦认可该分家单的真实性，只不过其认为当事人只是处理的房屋的使用权，但该分家单开篇即明确了分家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庭各立门户单过，且内容涉及到了其他各类家庭财产并约定了老人赡养问题及未婚子女的婚事问题，内容具体全面，并有中间人见证，且此后李某5夫妇在两个儿子处轮流居住，鉴于以上各项因素，法院认定李某5家庭分家的事实，通过此次分家，李某7分得了63号院的房屋并在此一直居住生活，该院落此后新建、翻建了房屋，李某5亦认可其对此后新建、翻建的房屋不享有财产份额；63号院拆迁之前，在基层调解组织的调解下，相关权利人对该院落此后可获取的拆迁利益进行了分配，此后义务人通过转账等形式履行了约定的义务，李某5实际已获取协议中约定的分户款10万元，且拆迁时其以自己名义选购了一套54.53平方米的回迁房，且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至此，李某5享有的63号院拆迁利益均已获取，并据此判决驳回了李某5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63号院拆迁后，李某7、李某6依据涉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向李某5及案外人李某1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现李某5以其未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为由主张李某6占有应归其所有的拆迁款属于不当得利，并要求李某6予以返还，但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涉诉款项系63号院房屋因拆迁所得的拆迁款，李某5曾于2016年将李某6、李某7诉至一审法院，就63号院拆迁利益提起分家析产纠纷之诉，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的（2016）京0115民初6873号民事判决中认定“63号院拆迁之前，在基层调解组织的调解下，相关权利人对该院落此后可获取的拆迁利益进行了分配，此后义务人通过转账等形式履行了约定的义务，李某5实际已获取协议中约定的分户款10万元，且拆迁时其以自己名义选购了一套54.53平方米的回迁房，且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至此，李某5享有的63号院拆迁利益均已获取”，并据此驳回了李某5的全部诉讼请求。故，基于上述事实及司法解释之规定，现李某5再次提起本次诉讼要求李某6返还涉诉拆迁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之诉讼原则，应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不予受理。一审判决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367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某5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2776元，退还李某5；上诉人李某5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776元予以退还，上诉人李某6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776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马兴芳
审判员 刘保河
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