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3民初1876号
原告上海浦东德潇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张德初，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龚里。委托代理人曹文慧，上海喜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迪杉塔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姚平，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冯赟，上海市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浦东德潇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迪杉塔印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毛晓青独任审判，于2016年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德初、委托代理人龚里、曹文慧及被告委托代理人冯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浦东德潇工贸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于2013年12月3日至2013年12月23日期间向原告采购各种规格的围巾挂钩，货款金额共计人民币(以下币�均相同)64,950元，原告按时交货并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嗣后被告仅仅支付了20,000元，剩余货款原告追讨未果遂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4,950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以44,950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审理中，原告将诉请2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变更为本案立案之日2016年1月18日。被告上海迪杉塔印务有限公司辩称：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系争送货单所涉货物被告均未收到。原告上海浦东德潇工贸有限公司就其诉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自行制作的金额为45,750元的出货清单一份、被告签收的送货单十份、发票四张，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供应的45,750元围巾挂钩，清单所列的送货单明细与被告签收的送货单及数量一一对应，单价均为0.15元。2、原告自行制作的金额为19,200元的出货清单一份、被告签收的送货单两份、发票两张，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供应的19,200元围巾挂钩，清单所列的送货单明细与被告签收的送货单及数量一一对应，单价均为0.15元。3，三张送货单(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25日、2013年12月29日、2014年1月2日)，证明本案系争业务发生后，原告仍向被告供应围巾挂钩，其中2014年1月2日的送货单由被告顾建平签收，该三张送货单所涉的款项被告已经支付给原告，单价按照0.15元计算。4，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18日送货单，证明双方在本案系争业务发生之前原告的两次送货情况，该两次送货也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收货人员为被告戴雨，该两份送货单所涉款项被告也已全额支付原告。5、原、被告分别于2010年1月9日、2012年2月2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两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素有业务往来。6、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两张、银行进�单一张，结合证据4的两份送货单证明被告收货后已付清该笔货款，这两张送货单的收货人戴雨与本案所涉业务的收货人之一是同一人。7、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三张、银行进账单一张，结合证据3三张送货单证明被告收货后已付清该笔货款，这三张送货单之一的收货人顾建平与本案所涉业务的收货人之一是同一人。8、电子银行交易回单2份，证明2015年2月5日、2015年3月25日被告分别支付原告涉案业务的货款各5,000元，合计10,000元。9、被告实际管理人叶迎于2015年7月2日书写的欠款确认书，证明被告确认结欠原告货款，并且在该确认书中拟定了还款计划，每月付4,000元。10、原告开具给被告的11张增值税发票(即证据1、2、6、7中的发票)的认证抵扣记录，是原告持本院签发的调查令到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调取的，证明该11张发票的进项税已经认证抵扣。被告上海迪杉塔印务有限公司就其辩称未提交证据，对原告上海浦东德潇工贸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全是由原告单方面自行制作，并无被告任何承诺或签章，也无法证明原告诉请中所涉货款的事实，被告也从未收到原告的相关货物；对证据3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系争业务并无关联，顾建平不是被告员工。在长江西路XXX弄XXX号内有两家印刷品公司，一家是被告，另一家是上海兴叶印刷品有限公司，无法从原告的证据中看出原告提供的货物是给被告，即便是顾建平签收，也有可能是送货给上海兴叶印刷品有限公司或其他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定，戴雨不是被告员工；对证据5，认为不是本案所涉货物的合同，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戴雨不是被告的职员，与被告没有劳�合同关系。对于发票、银行进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同证据6质证意见，认为没有关联性；对证据8没有异议；对证据9，叶迎是上海兴叶印刷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海兴叶印刷品有限公司和被告长期有业务往来，故叶迎只是被告的合作方，无权代表被告作出承诺。该证据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2日，而被告公司实际在2015年6月30日就已经停止营业，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能看出上述11份发票认证相符，不能看出被告已经抵扣了相关增值税税款。经审理查明：1、原告于2013年12月3日至2013年12月16日期间共出具载明产品名称及规格均为围巾挂钩的送货单10份(编号分别为002433、002434、002435、002436、002437、002438、002439、002440、002441、002443)，该10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数量累计为305,000只，收货单位签收处有戴雨、顾建平等人签名。2013年12月16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四张上海增值税专业发票(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四张发票记载数量总计为305,000只，四张发票记载价税合计的总金额为45,750元。2016年4月6日本院向原告签发调查令查询前述四张发票认证抵扣情况，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出具的材料显示该四张发票已经认证相符。2、原告于2013年12月18日、2013年12月23日分别出具载明产品名称及规格均为围巾挂钩的送货单共2份(编号分别为002444、002445)，该两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数量累计为128,000只，收货单位签收处有戴雨签名。2013年12月23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两张上海增值税专业发票(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两张发票记载数量总计为128,000只，两张发票记载价税合计的总金额为19,200元。2016年4月6日本院向原告签发调查令查询前述两张发票认证抵扣情况，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出具的材料显示该两张发票已经认证相符。3、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18日原告分别出具载明产品名称及规格均为0#小衣钩的送货单共2份(编号分别为002431、002432)，该两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数量累计为988,800只，收货单位签收处有戴雨签名。2013年11月18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两张上海增值税专业发票(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两张发票记载数量总计为988,800只，两张发票记载价税合计的总金额为21,753.6元。2016年4月6日本院向原告签发调查令查询前述两张发票认证抵扣情况，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出具的材料显示该两张发票已经认证相符。2014年7月9日被告向原告付款31,753.6元。审理中，原告表示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18日送货单的业务并非本案系争业务，并表示被告2014年7月9日原告付款的31,753.6元中包括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18日送货单所涉货款21,753.6元及本案双方系争业务所涉的货款10,000元。4、2013年12月25日、2013年12月29日及2014年1月2日原告分别出具载明产品名称及规格均为围巾挂钩的送货单共3份(编号分别为002446、002447、002448)，该三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数量累计为169,000只，收货单位签收处有顾建平等人签名。2014年1月3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三张上海增值税专业发票(编号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三张发票记载数量总计为167,000只，三张发票记载价税合计的总金额为25,050元。2016年4月6日本院向原告签发调查令查询前述三张发票认证抵扣情况，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出具的材料显示该三张发票已经认证相符。2014年3月3日被告向原告付款25,050元。审理中，原告表示2013年12月25日、2013年12月29日及2014年1月2日送货单的业务并非本案系争业务，并表示送货数量169,000只中的2,000只为产品损耗不作计价。5、2015�2月5日、2015年3月25日被告分别支付原告货款各5000元，合计1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系争十二份送货单所涉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其提供的被告人员签收的送货单能够证明原告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买卖合同义务，被告则认为双方不存在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关系，且没有收到原告系争十二份送货单所载明的货物，签收人员均非被告员工。本院认为，根据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合理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系争买卖合同关系及原告已经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事实，且双方的业务操作模式符合以往业务模式的交易惯例。被告虽否认其与原告公司之间存在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且否认收到货物，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对原告的主张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原告与被告存在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及原告已经履行的事实予以认定。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结合本案所涉业务及其前后三个月内发生的其他类似业务看，其他类似业务所涉送货单中的签收人员戴雨、顾建平也均为本案所涉业务中的签收人员，且其他类似业务原、被告均已经结清货款，被告却辩称在本案所涉业务中没有收到原告货物且否认签收人员为被告人员，但未对该辩称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其次，针对被告付款情况看，被告在已经付清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25日、2013年12月29日及2014年1月2日的送货单业务货款的情况下仍然累计超额支付原告货款共计20,000元，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超额支付款项的原因，也未给予任何合理解释，与正常的商业惯例和常识不符，而原告称被告所付的20,000元是针对本案十二份送货单所涉业务�部分货款的陈述可信度更高；最后，原告已经向被告开具了本案所涉业务的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记载了货物的数量及对应单价及价税合计，被告对上述发票已经全部认证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结合送货单、发票等证据能够确认本案所涉业务价款，本院对被告辩称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法律应予以保护，现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但被告久拖货款未付，显属违约，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均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迪杉塔印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浦东德潇工贸有限公司货款44,950元。二、被告上海迪杉塔印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浦东德潇工贸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44,950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1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1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缴付办法同上)，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毛晓青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胡鹤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