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3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国梁等24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刘国梁，男，汉族，1955年9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诉讼代表人：邹朝华，男，汉族，1965年3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诉讼代表人：李国宏，男，仡佬族，1980年2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建光，贵州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关办贵黄公路188号。
破产管理人组长：唐薇，安顺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贵州省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满超，贵州省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友正，男，汉族，1962年2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再审申请人刘国梁等24人因与被申请人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城公司）、李友正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15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国梁等24人再审申请称，原审裁判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且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安市民一初字第12-13号《民事调解书》系李友正逼迫鼎城公司达成的虚假调解协议，人民法院没有依法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制作了虚假调解书。虚假调解书严重违法：（一）实体上的错误。1、违法确认无效借款合同。李友正与鼎城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书》和简涵云、李友正与鼎城公司签订的一份《借款合同书》，以及鼎城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明书写的《现金借条》等证据，只能证明借款合同签订，不能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关键证据阙失的情况下，以无效借款合同为依据认可双方的调解协议并制作了调解书，严重违法，应予撤销。2、违法支持高利贷。李友正与鼎城公司约定借款的月利率为3%，明显超过法律许可的额度，且存在利滚利违法行为，人民法院没有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直接确认其利率计算方法，支持高利贷，严重违法。3、确认“流押条款”合法有效。虚假调解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确认流押条款合法有效，致使鼎城公司核心资产被掏空，大大降低了其偿债能力，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望，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程序上的错误。在李友正诉鼎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外人简涵云及李友正夫妻二人与鼎城公司另一笔涉及7000万元本金和900万元违约金的借贷关系并入调解，严重违法。1、简涵云及李友正夫妻二人与鼎城公司的借贷关系与本案的借贷关系相互独立，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加之简涵云及李友正夫妻二人没有经过起诉等法定诉讼程序主张诉权，不应该成为本案的原告。2、简涵云及李友正夫妻二人也不是本案第三人，无权申请或由法院通知参加本案诉讼。简涵云及李友正夫妻二人与鼎城公司的借贷关系和李友正诉鼎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不具备合并审理的法定条件。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此为由将案外人简涵云及李友正夫妻二人与鼎城公司的借贷关系并入调解，严重混淆了国家法律对“主体、内容、客体”的明确界定，剥夺了鼎城公司的反驳、抗辩权，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恶意曲解。（三）调解书涉嫌虚假诉讼。李友正及简涵云仅向法院提交了借款合同和现金借条，如此大额的资金往来而没有任何转账凭证，显然不合常理。案件证据不足，但双方仍然在短时间内主动迅速达成调解协议，并请求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同时，又通过步步操作用以物抵债的方式将债权放大数倍，甚至以鼎城公司的核心资产清偿，明显具有虚假诉讼的典型特征。（四）二审法院严重失职。二审中，上诉人请求对虚假调解书进行实体审理，并强烈呼吁二审法院对虚假调解书依职权决定再审，但二审法院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定职责，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问题的批复》等规定，放纵、任由虚假调解书肆意践踏司法权威及公信力，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是非常严重的失职行为，应予纠正。综上，刘国梁等24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国梁等34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请撤销的法律文书有二：1、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安市民一初字第12-13号《民事调解书》；2、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安市执字第7号附2号《执行裁定书》。一审裁定驳回原告刘国梁等34人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刘国梁等34人中的24人作为再审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再审。由于刘国梁等24人系对驳回起诉的裁定不服，故本案应当审查刘国梁等34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首先，刘国梁等34人诉请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安市执字第7号附2号《执行裁定书》，但执行裁定书只是对生效裁判进行执行的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对执行裁定不服可以提出执行异议，裁定驳回之后可以申请复议，案外人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还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故刘国梁等34人对执行裁定不服应在执行程序中解决，诉请撤销执行裁定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其次，刘国梁等34人诉请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安市民一初字第12-13号《民事调解书》，但调解书本身是否违法与刘国梁等34人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实则并无关联。刘国梁等24人在再审申请理由中阐述了调解书的诸多违法之处，并认为该调解协议涉嫌虚假诉讼。由于本案并未对调解协议进行实质审查，刘国梁等24人亦非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是否违法本院无从评判，刘国梁等24人如确有证据可依法定程序检举控告。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是须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故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刘国梁等24人申请再审并未主张其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未主张其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审认定调解书解决的是李友正和鼎城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本案提起诉讼的刘国梁等34人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该认定并无不当。不能因为刘国梁等34人目前是鼎城公司的普通债权人，就认为其对鼎城公司在此之前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调解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刘国梁等24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在本案中不具有第三人的主体资格，原审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所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国梁等24人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晓云
审 判 员 李玉林
审 判 员 张 纯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肖玉坤
书 记 员 刘洪燕
附：二十四名再审申请人名单：
刘国梁、周璞、邹朝华、张林海、李国宏、蒙宁、周海春、梁英、石宇翔、翟明兰、吴光才、肖天成、刘云艇、邹翔、李忠明、李秀安、潘珑珑、杜琼、王世国、姜兴文、张荣收、田维良、白光忠、吴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