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3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60年11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李某1之女），1995年2月10日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丽娟，女，1975年7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5年4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女，1962年7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女，1937年1月16日出生。
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永芳，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练兵，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53年11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希，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58年9月11日出生。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李某3、王某1、王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16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戴丽娟，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李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永芳，被上诉人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希，被上诉人王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的一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被拆迁房屋是我牵头找人、出资修建完成的；2、我知道房屋拆迁，但不知道五被上诉人签署了诉争两个协议，我对王某2擅自处分房屋的情况并不知情，协议侵害了我的合法利益，应属无效；3、五被上诉人明知诉争房屋是我与王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未经我同意擅自处分，损害我的利益，符合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
张某1、张某2、李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拆迁房屋均为李某3所有，后期部分翻建也是李某3和张某1出资建设，上诉人说其出资建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所陈述的协议书没有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属于合法有效，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主张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拆迁的房产的产权都登记在李某3名下，其中自建房有部分张某1的出资，拆迁和签署协议的事实上诉人也知情，不存在其所陈述张某1、张某2、李某3恶意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协议合法有效。
王某1辩称，我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上诉人在翻建房屋中有出资出力。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月21日的字据是对2011年12月19日协议的补充，可是2011年的协议并没有约定王某2对张某1有任何义务，同时上诉人也并未在该协议中签字，所以属于王某2、张某1恶意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我们认为上诉人主张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王某2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某3、张某1、张某2、王某1、王某2于2015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由李某3、张某1、张某2、王某1、王某2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3与王某3原系夫妻，育有王某1、王某2二子女，王某3于1960年1月31日死亡。后李某3与张某3再婚，婚后育有张某1、张某2二子女。李某1与王某2系夫妻。张某3于1986年4月25日死亡。
1958年，王某3以其名义购买北京市门头沟区4号院（以下简称4号院）西灰房三间。1988年3月，李某3、王某1、王某2办理了公证。公证内容：“查王某3于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死亡，死亡后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留有西灰房三间。死者生前无遗嘱。其子女王某1、王某2自愿放弃继承权。死者王某3的遗产应由其妻李某3继承。”
1988年3月19日，李某3作为产权人以其名义申请办理城镇个人建房审批手续。但实际建房时间为1987年，翻建后的房屋形成征收时房屋平面示意图中的5号房屋。该审批表同时显示该院在拟建设房屋的东侧有“本人厨房”一处。李某3分别于1992年、1998年，两次以其名义办理了个人建房许可证，对原有上述厨房进行两次审批翻建。被翻建后形成征收时房屋平面示意图中的2号房屋。李某3于2002年就上述2号、5号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4号院内另有自建房，无建房审批手续，征收时房屋平面图标号为1号、3号、4号、6号。
2011年10月9日，李某3、王某1、王某2分别就4号院内房屋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签订三份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征收方式均为房屋产权调换。李某3就2号、5号、6号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获得三居室安置房一套、一居室一套，扣减应缴房款后获得安置补偿款79784元；协议约定在册人口3人。王某1就4号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获得二居室安置房一套，扣减应缴房款后获得安置补偿款50156元；协议约定在册人口0人。王某2就1号、3号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获得二居室安置房一套，扣减应缴房款后获得安置补偿款61825元，协议约定在册人口0人。王某1、王某2均认可征收补偿协议是委托张某1签订。
2011年10月19日，李某3、张某1、张某2、王某1、王某2签订协议。协议约定：因拆迁所得房产，三居室一套、二居室两套（王某1、王某2各一套），经全家协商，三居室归李某3、张某1居住。两居室其中一套出售、所得房款除去费用其余部分大家平分，另一套两居室过户到李某3名下。李某3随其愿居住，其子女不许干涉。房屋产权由李某3安排。
2015年1月21日，王某2作为立约人签署字据，其中载明：王某2安置房一套，二居室本人愿意留下，然后将建房总款的百分之五十减去后按拆迁公司收购价将房屋总资产的一半支付给张某1以资补贴感情。支付办法应该房屋拿到钥匙时为准，支付该房产价的三分之一给张某1，余款在两年以内必须付清，否则将房屋出售后所得全款平分，并一次性支付建房款百分之五十（拿到钥匙时）以两月为限。立约人、欠款人：王某2，证明人：张某2、王某1、张某4、王某4、马某1。同日，王某1作为立约人签署字据，其中载明：王某1安置房一套，二居室本人愿意留下，然后将建房总款的百分之五十减去后按拆迁公司收购价将房屋总资产的一半支付给张某2以资补贴感情。支付办法应该以拿到房屋钥匙时为准，支付该房产价的三分之一给张某2，余款在两年以内必须付清，否则将房屋出售后所得全款平分，并一次性支付建房款百分之五十（拿到钥匙时以两月为限）。立约人、欠款人：王某1，证明人：张某1、王某2、张某4、王某4、李某4。
另查明，2015年12月4日，王某1、王某2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4号院内房屋系王某1、王某2与李某3共有，与张某1、张某2无关。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请求确认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在法院庭审中，王某1、王某2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以合同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法院撤销上述协议。经询问，王某1、王某2认为2011年10月19日的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但存在可撤销情形。2016年7月11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9民初331号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认定，4号院内5号房、2号房系李某3所有。关于1号、3号、4号、6号房屋也无证据证实系王某1、王某2与李某3共有。该判决驳回王某1、王某2的诉讼请求。
经询问，李某1认可：第一，知道拆迁事情；第二，平日由王某2照顾其生活。另虽李某1主张不同意2011年10月19日的协议，但无证据证实其对该协议提出过异议。
诉讼中，李某1申请武某1、刘某1、张某5出庭作证，以上证人不能证实李某1对门头沟区4号院内的房屋有出资、出力的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王某2作为立约人于2015年1月21日写下的字据，实际是对2011年10月19日《协议》的补充。故要评判2015年1月21日协议效力的问题，应首先审查李某3、张某1、张某2、王某1、王某2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经查，第一，虽无证据证实王某2、王某1对4号院内的房屋有所有权，但王某2以4号院中的1号、3号房屋，王某1以4号院中的4号房屋，李某3以4号院中2号、5号、6号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故可以认定王某1、王某2、李某3对4号院的拆迁利益做了第一次约定。第二，2011年10月19日，王某1、王某2、张某1、张某2、李某3签署了家庭《协议》，五人约定王某1、王某2拆迁各分的一套两居室，其中一套出售，另一套过户给李某3。故五人对拆迁利益进行了第二次约定。第三，李某1明知4号院拆迁一事，但在2011年10月19日家庭《协议》签署后，李某1从未对此协议提出异议。第四，李某1未提供证据证实王某2与王某1、张某1、张某2、李某3签订《协议》时有恶意串通故意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故法院可以认定，王某2与王某1、张某1、张某2、李某3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而2015年1月21日，王某2立下字据是其与王某1、张某1、张某2、李某3就4号院拆迁利益的分配情况的补充。该字据证实，王某2所分配的利益较2011年10月9日有进一步扩充，故该字据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无效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李某1提交如下新证据：1、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3）石民初字第662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某1与王某2感情破裂，王某2与其他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2、病历本，证明李某1得了脑血栓，思维意识达不到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人，签定协议的脑子糊涂了，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张某1、张某2、李某3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王某1、王某2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关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3）石民初字第6625号民事判决书，因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李某1与王某2曾经存在离婚诉讼并不能直接证明王某2与其他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病历本，李某1仅提交其中两页，并非完整病历，且无法看出病历系针对何人作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5年的协议是否有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李某1主张五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协议，损害其利益，应为无效，李某1应当对五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存在恶意串通以及其本人利益受损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现李某1提供的离婚判决书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五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其主张恶意串通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某2作为立约人于2015年1月21日写下的字据，实际是就各方基于2011年10月19日《协议》获得的利益进行的一次再分配。依据2011年10月19日的《协议》约定，王某2只可就出卖一套二居室的房款参与平分，而根据2015年的约定，王某2可在将建房总款百分之五十减去后以拆迁公司收购价的50%为对价获得一套两居室房屋，由此可见，与2011年10月19日的《协议》相比，王某2可获得的利益不仅没有减损，反而有所增加。故李某1主张利益受损与事实不符，亦不能成立。综上，李某1以五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2015年的协议无效，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李某1另主张，王某2签订协议属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故协议应属无效。但该事由并非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事由，其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某1一审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芳
审 判 员 刘 磊
代理审判员 朱文君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王湘羽
书 记 员 明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