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辖终27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胡国良，男，195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叶子民，浙江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胜根，浙江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谢亚芬，女，196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俭，女，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盛云妹，女，195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单雷恩，女，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任翠萍，女，196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潘国平，男，197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郑世芬，女，197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凤维刚，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翠娥，女，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金浩，男，197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幼凤，女，196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文运胜，男，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龙山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陆云，男，198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余飞，女，198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时明，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蒲慧英，女，195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娅，女，195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育剡，男，196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尧凡，男，195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慧忠，男，196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唐波英，女，197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秦小芬，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舒雯，女，197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琼，女，197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钱乐珍，女，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明波，女，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盛波，男，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陶剑忠，男，197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史洁，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国良为与被上诉人谢亚芬、陈俭、盛云妹、单雷恩、任翠萍、潘国平、郑世芬、凤维刚、李翠娥、金浩、王幼凤、文运胜、陆云、余飞、吴时明、蒲慧英、林娅、张育剡、王尧凡、周慧忠、唐波英、陈舒雯、陈琼、钱乐珍、陈明波、袁盛波、陶剑忠（以下简称谢亚芬等27人）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民初45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亚芬等27人诉称：谢亚芬等27人系志达纺织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志达公司）的实际股东。胡国良曾任香港志达公司的董事长，胡国良利用其董事长身份，在办理香港志达公司股权登记手续时，未经谢亚芬等27人的许可，擅自将香港志达公司90%的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2016年8月21日，胡国良向谢亚芬等27人出具《关于“8月10日股东会”后续事宜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该声明中确认了谢亚芬等27人的股权比例及股权对应金额，并承诺在（2016）浙0206民初5236号案件司法程序结束后办理变更登记，但在该案司法程序结束后，经谢亚芬等27人一再催告，胡国良拒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谢亚芬等27人无法获得股权分红款，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胡国良立即停止侵害并为谢亚芬等27人办理其在香港志达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向谢亚芬等27人赔偿股权逾期分红利息损失。
胡国良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胡国良与谢亚芬等27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法院不应以合同纠纷立案受理本案。本案中，胡国良并未与谢亚芬等27人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即使《声明》真实存在，也并不能据此认定胡国良与谢亚芬等27人建立了合同关系。根据《声明》记载，为明确股权，“提供表一、表二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各位股东选择表一或表二，并签字，尽快将回执统一交公司办公室”，“选择表二的，请同时附责任自负保证书”。该《声明》中的表示至多可以理解为胡国良向谢亚芬等27人发出了要约邀请，希望谢亚芬等27人选择表一或表二方案后向胡国良发出要约，胡国良再根据谢亚芬等27人的要约作出承诺，进而缔结合同。但谢亚芬等27人并未向胡国良发出过要约，故胡国良与谢亚芬等27人之间并未订立合同。二、即使本案谢亚芬等27人所主张的事实及请求属实，其在本案中要解决的也是香港志达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利润分配问题，香港志达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公司，故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是否要适用香港法律的问题，而香港地区的相关法律对此类案件的管辖如何规定现不得而知。而依据内地法律，谢亚芬等27人也应以香港志达公司作为被告起诉，胡国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因股东资格、利润分配等纠纷提起的诉讼应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即本案也应由香港志达公司所在地法院即香港地区法院管辖。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法律事实虽有涉港因素，但原告、被告住所地均在内地，胡国良住所地原属宁波市江东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而民事案件的案由系根据谢亚芬等27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结合法律规定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所确定。一审法院经形式审查后，以合同纠纷立案受理本案并无不当，至于双方是否实际建立了合同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最终如何确定、或者法院审理当中应当如何适用法律，应通过实体审查予以确定，且前述因素也均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0日裁定：驳回胡国良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胡国良负担。
胡国良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中双方是否实际建立了合同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如何确定等系确定本案案件管辖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未对上述因素予以审查及确定本案的管辖不当。2.胡国良与谢亚芬等27人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立案受理本案，存在错误。3.谢亚芬等27人在本案中要解决的是其在香港志达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利润分配问题，故本案的适格被告是香港志达公司，应由该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4.即使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也有违“不方便法院原则”。综上，请求支持胡国良的管辖权异议或依法裁定驳回谢亚芬等27人的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胡国良的住所地位于宁波市江东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一审法院经初步形式审查后，以合同纠纷立案受理本案并无不当。至于合同双方是否实际构成合同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最终如何确定，或者法院在审理中应当如何适用法律，应通过实体审查予以确定，且上述因素也均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从上述规定可知，本案不符合可以不方便管辖为由而不行使管辖权的规定。
综上，胡国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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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苗 青
审判员 黄 青
审判员 吴云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游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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