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哈民四商终字第2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龙才，男，196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延寿县。
委托代理人梁红玉，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寿县延寿镇西公安街171号。
法定代表人韩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蓉，黑龙江杰瑞天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秋，男，196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志强，男，195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监事，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春宝，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副经理，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学金，男，1954年7月7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副经理，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葛全，男，197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韩秋、刘志强、李春宝、张学金、葛全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谭伯峰，黑龙江杰瑞天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雪梅，女，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亚男，男，198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建国，男，196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邱海军，男，197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延，女，196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丽华，女，197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慧一，女，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丽梅，女，1964年1月2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红梅，女，196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辽宁省大连经济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建荣，女，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策，男，1955年7月6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铁楠，男，197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海峰，男，197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海峰，男，197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晓龙，男，197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巧花，女，196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立民，男，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员工，住延寿县。
被上诉人沈雪梅等十七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姜英林，黑龙江杰瑞天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杨龙才与原审被告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丰种子公司）、第三人韩秋、刘志强、李春宝、张学金、葛全（以下简称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延寿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0日作出（2010）延民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杨龙才的诉讼请求。杨龙才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2012）哈民四商终字第334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且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延寿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追加沈雪梅、孙亚男、王建国、邱海军、韩延、陈丽华、李慧一、韩丽梅、沈红梅、于建荣、郑策、孙铁楠、高海峰、黄海峰、李晓种子公司股东为第三人，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2013）延民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下称原审判决），杨龙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龙才及其委托代理人梁红玉，被上诉人延丰种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蓉，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谭伯峰，十七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姜英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原延寿县种子公司是隶属于延寿县农业委员会的事业单位，于2007年1月份启动改制，2007年5月7日延寿县农业委员会制定《延寿县种子公司改制工作实施方案》，拟定改制模式为两种：一是职工全员入股买断国有资产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按政策对解除劳动关系人员予以相应补偿；二是采取公开竞价出售国有资产，安置职工。若原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同意采取第一种改制模式，政府对种子公司职工回购原种子公司资产按国家最高限额给予优惠。2007年6月15日延寿县人民政府对此改制方案予以批复。原延寿县种子公司全部在册职工53人，以韩秋为代表的二十二名职工自愿选择了职工回购资产改制方式。由于限期内职工拟回购资产所需资金300万元无法到位，2007年9月4日，韩秋、刘志强、李春宝、张学金、葛全五人与非公司职工杨龙才协商后，向其收取投资款现金120万元，并以“职工代表证明人”身份出具“收杨龙才股金”字样的证明书。两天后，即2007年9月6日韩秋个人与延寿县农业委员会签署了322.5437万元协议价格的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回购资产协议书，并实际享受了回购价格上的相应政策优惠。
2007年9月24日，二十二名职工指定韩秋为代表组建新公司。回购的实物资产经哈泰评报字（2007）第065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确定为350万元，作为资产股股金全部验资记载在二十二名职工名下，韩秋另以现金150万元作为货币出资。2007年l1月28日延寿光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给予资产验资后，筹建中的延丰种子公司二十二名原始股东于2008年1月10日召开股东大会。2008年1月25日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的延丰种子公司正式成立，韩秋、姚巧花、刘志强、葛全、李春宝、李立民、张学金、韩丽梅、于建荣、陈丽华、沈红梅、王建国、高海峰、韩延、黄海峰、李慧一、李晓龙、邱海军、沈雪梅、孙铁楠、孙亚男、郑策名下分别持有33%、11%、9%、6%、6%、6%、6%、4%、3%、2%、2%、2%、1%、1%、1%、1%、1%、1%、1%、1%、1%、1%股权，韩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强、李春宝、张学金分列监事、副经理等职位，杨龙才的身份未在公司任何文件中体现。延丰种子公司成立后，杨龙才按月从公司领取了部分工资。杨龙才事后得知其未被登记为股东，屡次要求韩秋及其他负责人确认其股东身份、股份比例，但韩秋等人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其办理股权登记。
原审另查明，延丰种子公司设立时，韩秋的现金出资于验资后一个月即转出110万元用于偿还韩秋个人借款。2011年5月13日，延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哈延工商处字（2011）第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延丰种子公司5日内将虚报的110万元注册资本存入公司银行账户，并罚款8.8万元上缴国库。延丰种子公司已按处罚决定履行补缴公司注册资本义务，公司实缴资本为500万元。杨龙才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为延丰种子公司的股东；确认杨龙才持有延丰种子公司28%的股权；延丰种子公司为杨龙才办理公司股权登记手续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杨龙才是否能成为延丰种子公司股东。杨龙才与韩秋等二十二人共同出资322.5437万元，回购了原延寿县种子公司房屋、设备、库存种子等相关资产，其中杨龙才实际出资120万元。延丰种子公司登记、设立时，杨龙才参与购买的原延寿县种子公司房屋、设备作为韩秋等二十二人实物出资，变更至延丰种子公司名下。杨龙才应属延丰种子公司实际投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沈雪梅等十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杨龙才成为延丰种子公司股东。故杨龙才属实际投资人，但不能成为该公司股东。杨龙才出资回购的资产，作为韩秋等二十二人实物出资，变更至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名下，第三人韩秋等二十二人享有相应股份。第三人韩秋等二十二人以实物资产出资部分，多数是以实际购买资产的真实出资，部分是占有杨龙才购买资产部分进行了出资登记。杨龙才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由其购买的资产被记载在哪些股东名下这一事实，也导致无法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据此判决：驳回杨龙才的诉讼请求。
原告杨龙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在原审的诉讼请求。理由：l、原审判决对杨龙才提交的视听资料未予采信违法，导致延丰种子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多次明确承认杨龙才系其股东，持有公司40%股份的事实未予认定。延丰种子公司设立后至杨龙才起诉前，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秋代表公司明确承认杨龙才系其股东、持有40%股份，杨龙才已实际享有公司其他股东每月发放工资1000元的同等待遇，且韩秋许诺杨龙才可以与其享有同等待遇，杨龙才出资已转化为公司实物资产，若无该出资公司不能设立，对于杨龙才为其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的要求，公司以其股东均未持有出资证明书为由拒绝出具，但同时承认2007年9月4日证明书具有证实杨龙才系延丰种子公司股东及股份份额之法定效力，故而无须重复出具。
2、原审判决对杨龙才出资系购买拟设立延丰种子公司实物资产、占公司实物注册资本40%的事实未予查明认定。回购资产组成为：（1）房屋设备评估值310.6338万元、下浮l0%出售给职工价格为279.5704万元；（2）房屋、土地、设备评估费52万元；（3）玉米种子9万斤，价值27.7733万元，（4）预留金10万元，共计322.5437万元；公司工商档案证实，公司注册实物资产并无玉米种子出资记载，据此，杨龙才120万元股金系购买注册公司实物资产、占公司实物注册资本40%份额。
3、原审判决对于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具备延丰种子公司（筹）职工股东代表身份之事实未予认定，继而推定杨龙才出资入股未取得其他十七位第三人同意是错误的。改制方案规定职工在2007年8月28日前不能交齐改制资金（主要为回购固定资产资金）即采取竞价出售改制模式，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系以“职工代表证明人”名义联名出具收取杨龙才股金的证明书，体现拟设立公司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意思。2007年9月4日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取得股金120万元，2007年9月6日韩秋以职工代表身份与延寿县农业委员会签订资产回购协议书，公司设立中韩秋系股东委托代理人，公司设立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及高管全部由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担任，工商登记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持有公司60%股份，延寿县农业局证明书载明韩秋、刘志强、张学金代表原延寿县种子公司拟设立股份制公司职工与政府协商设立股份公司等事宜，公司设立后给予杨龙才与其他股东同等待遇，工商局行政处罚卷宗中公司部分股东询问笔录均证实韩秋等五位第三人具有延丰种子公司（筹）职工代表身份。
4、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即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关于股东资格确定之规定，显属错误，杨龙才并非是有意与公司任何名义股东达成隐名出资协议的隐名股东，本案事实表明，应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以杨龙才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的资产被记载在哪些股东名下为由，作为不予支持其诉求的依据，错误分配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延丰种子公司辩称：1、杨龙才未向延丰种子公司出资。其持有的“证明书”不是公司法规定的“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是公司成立后由公司签发的，本案证明书日期是2007年9月4日，公司成立日期为2008年1月，且该证明书不具备出资证明书的形式要件。2、“证明书”的内容因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杨龙才与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由非职工杨龙才出资以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名义，以优惠价格购买改制企业资产，违背了政府文件中只有改制企业职工才能享受回购优惠的规定，致使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也损害了另一部分职工因筹措资金不足在回购资产中公平竞争的权利。3、本案的录音材料、工商局的询问笔录及延寿县农业局的证明不能证明杨龙才是延丰种子公司股东。录音嘈杂有删减，不能完全与整理的文字版对应，是杨龙才在引诱提问，韩秋在录音中的表述证明其本人认为与杨龙才是借贷关系。于建荣、张学金和韩秋在工商局的笔录中表述杨龙才是“出资帮助”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购买原延寿县种子公司资产，并无投资可言。延寿县农业局的证明表明韩秋、孙绍阳等曾代表原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与政府相关部门就资产回购等事宜进行协商，但当时有多少职工参与回购都是不明确的，并不能证明韩秋等当然有权代表原延寿县种子公司同意杨龙才享受优惠政策回购资产，也不能证明韩秋等当然有权代表延丰种子公司的其他十七位股东同意杨龙才成为公司股东。
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辩称：原审判决驳回杨龙才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认定“杨龙才应属延寿县延丰种子有限公司实际投资人”及适用的法条是错误的。2007年9月4日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给杨龙才出具的证明书中双方意思表示不明确，出现三种不同的解释：（1）双方是借贷关系；（2）杨龙才在所购资产中占有相应股份，即类似于原审判决认定的实际投资人；（3）杨龙才是拟设立公司的股东。杨龙才既不是实际投资人，也不是拟设立公司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实际投资人即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应当订有出资协议（代持股协议），约定股权归属、投资收益的分配和风险承担等内容，《证明书》显然不具有上述性质。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向杨龙才借款的真实目的是用于购买原种子公司资产，该五人不是拟设立公司的职工代表，更不是股东代表。因为借款时拟设立公司的股东人数和入股金额尚不确定，韩秋等五人不可能也无权利代表职工或股东。其他股东事先不知情、事后未追认，因为股金的来源与其他股东无关，直到杨龙才起诉后，其他股东才知道此事。原审开庭时杨龙才当庭承认延丰种子公司成立后其从未参与经营，股东也未分红，本案应按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确认为是韩秋等五人与杨龙才之间的借贷关系，五人承认向杨龙才借款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五人股金的来源与延丰种子公司及其他十七位股东无关。
十七位被上诉人辩称：1、杨龙才不能成为延丰种子公司的股东。延丰种子公司是由国有企业延寿县种子公司在改制过程中职工自愿组合、共同出资回购企业资产设立的，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允许非原延寿县种子公司下岗职工成为公司的股东。2、杨龙才持有的“证明书”不是公司法规定的“出资证明书”，杨龙才不能据此享有延丰种子公司股东资格。3、杨龙才在延丰种子公司从未享受过股东权利。4、杨龙才如果成为延丰种子公司股东将侵犯十七位被上诉人知情同意权，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资合和人合的属性，且人合性高于资合性，十七位被上诉人对杨龙才与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的约定明确表示不知晓也不同意杨龙才成为延丰种子公司的股东。
杨龙才在原审举示的下列证据各方当事人存在分歧：
一是黑政办发（2007）2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意见的实施意见》，拟证明原延寿县种子公司改制方案是依据该意见精神制定的，按文件规定如果设立资本不够鼓励使用外部资本，杨龙才符合改制时吸引外资的政策。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延寿县种子公司改制是为了更大程度保护下岗职工和国有资产，如职工购买享有10%优惠，非职工不能以优惠价格购买，杨龙才与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是恶意串通侵害国有资产，约定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只能说明该意见鼓励外部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而不是必须参与。原延寿县种子公司的改制方案中第二种改制模式是符合这一精神的，原企业职工选择第一种改制模式也与该精神并不相悖，而第一种模式恰恰排除了外部资本参与改制的可能，故因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二是2012年8月30日延寿县农业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韩秋、刘志强、张学金有权代表拟成立公司做出与设立公司有关的包括吸收杨龙才作为出资人参股公司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对公司及参股公司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韩秋等有权代表原延寿县种子公司全体职工，客观上杨龙才不能以优惠政策购买原延寿县种子公司资产。本院认为该证据中的授权是特定的，只能是与政府协商改制事宜，不能做出扩大解释，不能依此证明韩秋等五人得到授权向杨龙才出具证明书，同时其中的人员也与上述五位出具证明书的人员不具有同一性，故不予采信。
三是杨龙才与韩秋、刘志强2009年8月及2010年1月间的谈话录音及节选的录音笔录。拟证明杨龙才在延丰种子公司筹建阶段出资120万元股金已购买固定资产注册公司，其系公司股东，公司也承认其系股东。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不能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因当庭播放录音嘈杂听不清楚，不能与杨龙才整理的文字版对应，单就该文字版的内容来看也不能支撑杨龙才的证明目的，这是韩秋的口头认可、许诺、推诿、敷衍，韩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股东或公司职工的法定代表，是否是公司股东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故韩秋的认可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质证理由成立，该证据不能证明全体股东认可杨龙才的出资行为。
四是延寿县工商局询问延丰种子公司股东于建荣、张学金、韩丽梅、韩秋笔录。拟证明杨龙才出资120万元用于购买延丰种子公司实物资产，职工选举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为购买原延寿县种子公司资产的职工代表，150万元货币出资验资不久后即转出归还出借人。本院认为该几份笔录陈述的内容只能证明韩秋等人代表原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购买资产事宜，不能证明其代表公司职工对外筹措资金并确认杨龙才为出资人，故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2007年9月4日韩秋等五位被上诉人以职工代表证明人的身份为杨龙才出具《证明书》：“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回购资产股金总价值为300万元，其中收杨龙才股金120万元”。2007年9月6日，韩秋作为原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代表与延寿县农业委员会签订《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回购资产协议书》。约定回购总资额是322.0437万元，其中房屋设备评估值320.6338万元，按有关政策下浮10%后，出售给职工价格是279.5704万元，其他部分为房屋、设备评估费和库存种子费用等。2008年1月10日，延丰种子公司二十二位股东共同签署了公司章程，章程第三章第七条规定“参加公司入股的股东资格限定为在原延寿县种子公司买断工龄下岗的职工”。公司成立后韩秋一直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2年10月30日的开庭笔录中，杨龙才陈述“当时22名股东并没有形成，因为地方小大家都知道，公司内部就有两伙人想买这个公司。当时这22人是不确定的，但这5人是拟设立公司的坚定分子”。
二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杨龙才请求确认其为延丰种子公司股东，继而确认其股权比例，属公司纠纷案件，应主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范调整。
本案中杨龙才请求确认其为股东的证据不充分。杨龙才起诉的核心证据是韩秋、刘志强、李春宝、张学金、葛全五人以职工代表证明人的名义于2007年9月4日为其出具的证明书一份，上载“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回购资产股金总价值为300万元，其中收杨龙才股金120万元”。首先这份证据从其形成时间上看不是在公司成立之后形成，也不是公司为股东出具的一般意义上的出资证明书，而是公司尚未成立时个别股东的个人行为；其次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韩秋等五人可以作为职工代表向公司外部人员募集资金并承认其出资人身份。一是延寿县农业局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种子公司改制期间，由孙旭阳、韩秋、刘志强、张学金代表企业职工与政府协商改制事宜”，该授权是特定的，即与政府协商改制事宜，不能做出扩大解释，同时其中的孙旭阳也不是出具证明书的人；二是延丰种子公司二十二位投资人于2007年10月10日出具的《指定韩秋为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是为工商局出具的办理公司成立相关文件时的授权，授权的内容也是特定的，不能扩大到韩秋等人此前的行为。三是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在韩秋等人为杨龙才出具证明书时股东人数尚未确定，在股东尚未确定的情况下韩秋等人是不能代表不确定人的利益的。因此上述证据都不能证明韩秋等能够代表二十二人向杨龙才出具证明并确定其为股东。四是关于杨龙才提交的录音资料。录音资料的节选内容只能说明韩秋个人对杨龙才出资的认可，不能证明其他股东也同意，因此该录音资料不应予以采信。
国企改制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而杨龙才不具有成为延丰种子公司股东的资质。延寿县农委于2007年5月7日制定了延寿县种子公司的改制方案，确定了两种改制模式。该方案经延寿县政府批准同意后，同年9月6日韩秋代表22人与农委签署了延寿县种子公司职工回购资产协议书，自愿选择了原企业职工参与回购的改制模式，并实际享受了价格上的优惠政策。而杨龙才是没有企业职工身份的，如杨龙才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回购，改制模式就不是第一种模式，而且不应在回购价格上享受优惠；即使为第一种模式，也应当取得当地政府国资部门及农委批准，否则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决定了杨龙才不能成为延丰种子公司的股东。延丰种子公司章程规定只有原延寿县种子公司下岗职工才可能成为公司股东。而杨龙才既没有在公司成立前与其他股东达成设立公司的合意，也没有在公司成立后将其名字记载在章程和股东名册中，现其他股东也明确表示不同意杨龙才成为公司股东，这种情况下杨龙才不能成为延丰种子公司的股东。综上，杨龙才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清楚，判决理由部分错误，本院予以补充和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龙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芳芳
代理审判员 张 宇
代理审判员 李秀艳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