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4民终21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一路5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7994597227E。
法定代表人：黄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为民，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昌珊，公司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出口加工区锦绣大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744293926X。
法定代表人：储培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明星，浙江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超群，浙江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得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九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庐山人民法院（2017）赣0491民初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为民、余昌珊、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明星、沈超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科得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庐山人民法院（2017）赣0491民初16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巨石九江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其货款的事实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在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等人系上诉人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或者盖章接受货物，至2014年11月，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供应玻纤产品69批次”是错误的。对被上诉人举证的69批次送货单中，上诉人仅对其中有工作人员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签字和公司盖章确认收货的部分送货单进行确认，对上诉人未予认可的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等非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的送货单，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接受货物的依据。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开出和提交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栏均写明上诉人单位名称为由，将不是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的送货单作为认定上诉人收货的证据，继而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写明的货物数量与对应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相同”、“本院认定原告送货单上列明的货物的交货义务已经完成”。原审法院如此证据运用与事实认定，公然违背了一般纳税人单位都必须执行的“四流（合同流、物流、资金流和票据流）一致的基本财会准则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错误的。若按此推理逻辑，那如上诉人自编一份抬头上写明A公司名称、并在签收栏写上非A公司工作人员的名字、只有货物名称、数量、却没有单价等的送货单，再去税务机关开张有单价和总价等发票的话，就可以确认上诉人向A公司交了货物并要求付款？岂不是天大的笑话。2、原审法院无凭无据，仅凭被上诉人一方说辞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如下交易习惯：“被上诉人采用送货方式，送货单上写明收货单位、货物名称、数量”上诉人“收货后，被上诉人将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上诉人”，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写明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和金额。这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交易习惯。上诉人提交的两份书面合同已证明是先付款后发货、或者发货后一月内付清货款。从抗辩原则来说，上诉人只需要提交有书面合同事实存在的证据（而无需逐一举证）即可，就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关于口头合同、交易习惯的主张不能成立。3、被上诉人称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上诉人举出了两份书面合同，就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说谎、其主张事实不可信。而被上诉人作为国企和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6号-合同管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等有关规章制度要求，是必须签订书面合同销售产品，且上诉人称每次购货都签有书面合同并已经付清货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拒不如实提供书面合同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原审法院没有充分的证据、和依法依职权到被上诉人单位进行查档查证有关事实之前，被上诉人的主张和疑证就没有采信的基础。在被上诉人主张口头合同方式且连最基本的数量、价格等基本内容都说不清的情况下，上诉人提交证明双方是约定先付款后发货、或发货后一个月内付清货款的二份书面合同予抗辩，原审法院却以不足以涵盖“全部的交易行为，上诉人认可的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签收的货物总量也走去200吨的范围”为由，错误的认定“既有书面合同，亦有口头合同”，并继而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交付货物价款总金额为10404698.8万元等事实成立。这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是一种“先假定原告主张成立，而如被告不能逐一举证否定的话，则推定原告主张即是事实”的举证责任倒置错误，非法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4、原审法院认定”从本院调查情况来看，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不是代开发票“对此，法庭在调查质证阶段没有出示并质证该法院调查材料。同时，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所谓的发票和上诉人已在税务机关办理了认证抵扣手续为由，来反向推定原告已经交付了没有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或者盖章确认收货的送货单中所列的货物。则完全是一种主张片面、单薄无力的说辞，表现出的只是对前些年发票混乱的复杂经济现象的无知与漠视，更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规定的相悖逻辑与对抗态度。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等民事诉讼证据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八条的规定，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原则地予以采信，错误的认定本案主要事实和适用法律，做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巨石九江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及公司盖章部分的收货单进行确认，对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等人签收的送货单不予认可。根据上诉人自认部分统计得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玻璃纤维等产品货款共计8335957.38元，而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9449303.38元。难道上诉人会无缘无故向被上诉人支付111万余元？显然，上诉人不认可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等人签收的送货单是不符合事实的。二、上诉人提供的两份书面合同没有签订日期，即使两份合同为真，其交易金额不到100万元，不能包括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全部的交易往来。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存在口头合同以及相应的交易习惯。上诉人提供的书面合同显示，双方先付款后发货或者发货后一个月内付清价款。根据双方之间的货物往来清单及上诉人的付款明细对比，显然不符合事实。比如，2009年4月开始到2009年11月28日期间，被上诉人认为的货款金额为2415687.96元（按上诉人自认部分计算货款为2159577.34元），但是2009年上诉人仅付款1899303.38元。再比如，双方之间的货物往来截止到2014年12月25，但上诉人在2015年11月支付15万元货款、2015年12月支付10万元货款。上诉人宣称每次交易均有签订书面合同，应当由上诉人举证。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纠纷中，送货单上有收货单位、货物的规格和数量、签收人签字、司机签字；送货单与增值税发票高度对应，被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均已收到且抵扣，上诉人支付了38笔货款共计944万余元。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发货总额为10404698.8元，扣除了遗失送货单的138670.22元。对此部分认定，被上诉人愿意承担因自己保管不善而导致的举证不能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巨石九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科得文化公司支付原告巨石九江公司货款1094065.64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始，原告巨石九江公司多次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供应玻纤产品，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或盖章接受货物，至2014年11月，原告共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供应玻纤产品69批次。原告分批次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提供7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收到该70份增值税发票后，均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国家税务局办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手续。原告巨石九江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送货单中，2009年7月27日开具的号码为01059860的增值税发票无对应的送货单；2009年11月24日开具的编号为00068384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数量较对应的2009年11月1日0011877号送货单载明货物数量多9951.7公斤，2009年11月28日开具的编号为00072769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数量较对应的2009年11月11日0011902号送货单载明货物数量少9956.1公斤，二批次的货物价格均为3776.07元/吨；2013年9月30日开具的编号为02210378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单价为3435.04元/吨）、EDR24-2400-386无碱直接纱（单价为3776.92元/吨）数量较对应的2013年10月17日至2014年1月2日的0019600、0017054、0019604、0017228、0016408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分别多14.474吨、530公斤，2014年3月31日开具的编号为02221577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DR24-2400-386无碱直接纱数量（单价为3819.66元/吨）较对应的2014年3月7日的0020381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少530公斤，2014年12月25日开具的编号为02477220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单价为3606.84元/吨）数量较对应的2014年11月9日的022067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少14.439吨。其余批次的增值税发票写明的货物数量与对应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相同。原告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供应上述玻纤产品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自2009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分批向原告支付货款9449303.38元，其中最后一次付款是以出票人为江西科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票号为20674621，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业务处理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另查明，2016年4月22日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间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系玻璃纤维产品，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形，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全部的货物买卖合同行为均需采用书面形式。被告提交的2012年3月1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JSJJ/S12031601的《销售合同》（传真文本）复印件、2014年2月1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JSJJ/S201402180的《销售合同》（传真文本）复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同时，该二份合同复印件显示合同标的物数量共计200吨，合同总金额不到100万元，不足以涵盖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全部的交易行为，被告认可的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签收的货物总量也超去200吨的范围，因此，可认定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之间有关玻璃纤维产品的买卖合同既有书面合同，亦有口头合同。从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来看，原告采用送货方式，送货单上写明收货单位、货物名称、数量，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收货后，原告将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写明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和金额。虽然被告科得文化公司对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签字及加盖公司印章以外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但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写明为“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其他的签字人员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等人多次签收货物，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在收到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在南昌县国税局办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手续，说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认可收到了原告提交的货物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写明的货物的单价和金额。从法院调查情况来看，原告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代开发票，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并未向原告提出未收到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物，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法院认定原告送货单上列明的货物的交货义务已经完成，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应当按照送货单及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写明的金额向原告支付货款。虽然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写明的货物数量与对应送货单写明的货物数量存在出入，但原告均对货物数量进行了补齐，且所补货物的单价均等于或高于短缺货物的单价，因此，可以认定原告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供应玻璃纤维产品的总金额为10404698.80元，2009年7月27日开具的号码为01059860的增值税发票无对应的送货单，不予认定。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以出票人为江西科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票号为20674621，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业务处理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到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未超过二年，被告科得文化公司有关诉讼时效已过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告取得该承兑汇票后，无论是背书转让还是到期后提示承兑，均无法保留该承兑汇票的原件。因此，原告提交的该承兑汇票虽然是复印件，但该复印件装订在原告公司的财务账册中，其真实性法院予以认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后，被告应当承担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债务。原告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14年11月30日，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时间是2014年12月29日，无论是被告提交的二份合同复印件显示的付款方式“款到发货”还是“票到次月结清”，被告最迟应于2015年1月底向原告支付全部货款，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55395.42元，并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1至3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支付自2017年6月8日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9647元，原告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承担1700元，被告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承担17947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经审查，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中明确载明收货单位、货物名称、数量，被上诉人开具的对应增值税专用发票亦注明收货单位、规则型号、数量、单价、金额，且送货单中的数量、金额与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一一对应。现上诉人称对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等非其工作人员签字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不能作为认定为上诉人接受货物的依据，本院认为，在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签收的收货单，其中2009年11月9日吴剑波签收的发货单号为0011890货物数量为10.032吨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号00068370，2010年12月26日王晓花签收的发货单号为0001386货物数量为29.421吨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号01284525,2011年7月21日朱国龙签收的发货单号为0000891货物数量为2.176吨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号为01100536，发货单与发票货物数量一致且上述被上诉人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由上诉人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国家税务局办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手续，说明上诉人对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签收的发货单及增值税发票写明的货物金额与数量是认可的。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发货单、增值税发票及上诉人在税务局的发票认证结果查询单来看，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系代开发票，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已签收的送货单及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要求其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科得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47元，由上诉人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凤英
审 判 员 郑敏红
审 判 员 刘 欣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 鑫
书 记 员 余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