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丹民三终字第000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新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海明，男，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英娥，女，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关金凤，女，196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宽甸支公司。
负责人：李本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海明，男，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职员。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公司”）与被上诉人毕英娥及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宽甸支公司（以下简称“宽甸支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宽民二初字第0284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平安人寿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人寿公司及原审被告宽甸支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海明，被上诉人毕英娥的委托代理人关金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英娥在一审诉称：2003年3月12日，原告与被告平安人寿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单尾号为4658、4659号），被告平安人寿公司保险代理人刘艳以原告的名义利用原告4658号、4659号保险单，通过移动方式分别贷款5300元和2700元，共计贷款8000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刘艳以原告保单贷款的行为对原告无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人寿公司在一审辩称：一、刘艳代原告向我公司贷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二、原告在委托刘艳贷款的过程中存在过错；三、贷款已实际给付至原告银行卡内。
原审被告宽甸支公司在一审辩称：一、刘艳代原告向我公司贷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二、原告在委托刘艳贷款的过程中存在过错；三、贷款已实际给付至原告银行卡内；四、原告起诉我方主体错误，我方只有对人员进行管理和培训的权利，没有签订合同的权限。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12日，原告毕英娥与被告平安人寿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投保险种为平安鸿利，保单号码为P06XXXXXXXXX4659，投保人为原告毕英娥，被保险人为高迩鹤，保险主险保险期间为终身。同日，原告毕英娥与被告平安人寿公司又签订一份保险合同，保单号码为P06XXXXXXXXX4658，投保人为原告毕英娥，受益人为高迩鹤。在以上保险合同签订后，原告毕英娥均按期履行缴费义务。
保险代理人刘艳采取向原告谎称办理保险业务和办理“急难救急卡”的方式，骗取原告身份证件，并让原告在委托书上签名。刘艳利用骗取的原告身份证件，以原告的名义在中国邮政储蓄宽甸满族自治县支行的营业网点办理个人结算账户并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以原告的名义将上述材料交给被告平安人寿公司。2010年12月7日，刘艳利用骗取的委托书及身份证，以原告毕英娥的保险单（尾号为4658和4659）在被告平安人寿公司通过移动方式分别贷款5300元和2700元。上述款项合计8000元转账至刘艳持有的原告个人结算账户后，被刘艳全部支取并占用。
另查：刘艳系被告平安人寿公司保险代理人，在双方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书》中约定：“甲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乙方刘艳在授权范围内代理人身保险业务，承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乙方从事约定的代理行为，获得甲方支付的代理费。”
2012年2月6日，刘艳因诈骗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刘艳骗得原告毕英娥的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以原告毕英娥名义贷款，并将贷款支取并占用的事实经刑事判决确认。
再查：保单贷款是指投保人将所持有的保单抵押给保险公司，按照保单现金价值的一定比例获得资金的一种借贷方式。购买了具有储蓄性质的人寿保险、分红险以及养老险、年金险等保单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根据自己所购保险的现金价值以保单质押的方式进行相应额度贷款。平安人寿公司以保单办理贷款的方式有三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可以通过移动和网络的方式办理贷款。移动方式，是通过平安人寿公司Ｅ行销系统申请，该种方式只能在保险公司进行。网络方式，指通过网络平台在一帐通界面下进行操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的，可以自己到柜台办理，也可以通过委托他人代办的方式办理。
平安人寿公司下设宽甸支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一审法院确认上述事实使用的证据有：人寿保险单、（2012）宽刑一初字第00030号判决书、保险代理合同书及当事人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平安人寿公司签订的两份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但根据保险合同所签订的“4658号保单贷款合同”、“4659号保单贷款合同”系因保险代理人刘艳在骗取原告毕英娥的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签订的，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该合同的保险代理人刘艳已触犯刑法，被判有期徒刑。因此，该“4658号保单贷款合同”、“4659号保单贷款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刘艳以保单贷款的行为均对原告毕英娥无效。关于被告辩称原告在委托刘艳贷款过程中存在过错一节。刘艳作为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原告的保险业务一直以来都是刘艳来办理，基于此种信赖，刘艳以办理“急难救急卡”的理由骗取原告的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原告主观上并无过错。同时，刘艳的犯罪行为本身是有预谋的，而原告作为普通投保人，对于刘艳的犯罪行为无法预见。被告平安人寿公司作为办理贷款业务的专业机构，相对原告而言，应具备更严密的放贷审查机制，而被告平安人寿公司对保险代理人所提供的资料，未尽认真审核及监督义务，导致刘艳贷款行为得以完成。故对被告平安人寿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宽甸支公司辩称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意见。因原告所订立的合同相对方均为被告平安人寿公司，故对其意见，予以采纳。对被告辩称贷款已实际给付原告银行卡内的意见，因该笔款项已由刘艳实际领取并使用，故对该辩解，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判决：以原告毕英娥名义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4658号保单贷款合同”、“4659号保单贷款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宣判后，上诉人平安人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其上诉理由是：一、被上诉人已收到上诉人发放的贷款，应当向上诉人偿还贷款。对于刘艳的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失，被上诉人可以向其主张赔偿。二、上诉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贷款合同应当有效。三、被上诉人在刘艳犯罪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导致刘艳犯罪行为的发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向上诉人偿还贷款。
被上诉人毕英娥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宽甸支公司辩称：原审判决对于我单位认定事实清楚，其他的赔偿及合同责任不应由我单位承担。
本院认定的事实及使用的证据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宽甸满族自治县（2012）宽刑一初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2010年12月7日，案外人刘艳利用骗取的被上诉人的委托书及身份证，以被上诉人的保险单在上诉人处贷款。上诉人将贷款转账至案外人刘艳持有的被上诉人个人结算账户后，被案外人刘艳全部支取并占用。该刑事判决已生效，案外人刘艳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现正在服刑中。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虽在办理贷款手续时，案外人刘艳向上诉人提供了形式上符合规定的相关材料，但其真正的目的是用涉案贷款合同行诈骗之事，获取非法利益。签订涉案贷款合同并非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并未得到上诉人发放的贷款，涉案贷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故对上诉人主张贷款合同有效一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节。案外人刘艳作为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一直为被上诉人办理保险业务。基于此种信赖，当刘艳称为上诉人办理“急难救急卡”时，被上诉人即将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交付给刘艳。被上诉人是普通保户，是基于办理保险业务的需要将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交付刘艳，不可能预见到刘艳会利用其身份证件实施犯罪行为。因此，被上诉人主观上并无过错。此外，刘艳是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刘艳利用其掌握的保险及贷款业务知识欺骗保户，骗取贷款。因上诉人的保险业务与其贷款业务存在交叉，上诉人作为办理保险及贷款业务的专业机构，应对其保险代理人利用业务之便进行诈骗有所防范，应向其保户提供更为严密的放贷审查机制。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军
代理审判员 李 欣
代理审判员 孙雪松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