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终5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中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焰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曙夏，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保坤，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靖，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中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李保坤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商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浙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刑二初字第23号刑事案件（以下简称23号刑事案件）涉及的基础事实与本案在争议事实、基础合同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案争议焦点为浙商公司与主债务人济南国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国铁）于2011年4月至10月间签署的15份《煤炭买卖合同》及相应的《合同展期协议》等主合同与相应担保文件的合法有效性，以及作为担保人的被上诉人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在23号刑事案件中，浙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团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基础合同为2012年底由浙商公司与济南国铁、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之间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基础事实是三家公司在开展封闭式循环买卖交易时还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仅以合同缔约人都有浙商公司和济南国铁、标的货物均为煤炭，就认为刑事诉讼程序涉及的相关事实与本案争议事实存在重叠之处。若法院认为本案应以王贵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判决结果作为依据，则应中止审理；若法院认为本案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没有关系，则应将本案作为独立民事案件审理。一审法院在未明确涉嫌犯罪的主体是王贵团还是浙商公司，也未明确涉嫌犯罪罪名的情况下，直接驳回起诉是错误的。二、23号刑事案件本身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严重错误。23号刑事判决书对王贵团为济南国铁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反，李保坤过去和现在均是济南国铁实际控制人。现王贵团已就23号刑事案件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三、23号刑事案件是济南市公安机关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结果。济南市公安局以侦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为名，实为中通公司取证，其所获取的证据实际上也为中通公司在本案中所用。四、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即便本案存在经济犯罪线索，一审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的同时，继续审理本案。中通公司辩称，原审裁定的事实依据是23号刑事案件中认定的相关事实，该判决认定王贵国系济南国铁的实际控制人。如果王贵国实际操控济南国铁事实成立，其所进行的所有活动都有可能是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包括约定管辖无效，浙江高院无权管辖本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维持原裁定。李保坤辩称，23号刑事判决认定济南国铁被王贵团实际控制。从浙商公司起诉依据的三份主要合同形成过程的相关证据显示，王贵团控制济南国铁，欺骗、胁迫李保坤适用伪造中通公司印章签署保证合同，以预付款为幌子套取浙商公司资金，在无法归还资金后，又精心策划转嫁给中通公司，上述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行为。该刑事案件与本案基本事实同一。王贵团还涉嫌挪用公款罪虚假诉讼罪等多项犯罪。因此，本案属于刑事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维持原裁定.浙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通公司和李保坤向浙商公司连带清偿已经支付给济南国铁的预付货款本金人民币203545044.6元。2.中通公司和李保坤向浙商公司连带支付上述预付货款的资金占用费（从中通公司向济南国铁支付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货款之日即2012年4月18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暂计至2014年1月10日，为人民币21976080元）。3.由中通公司、李保坤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商公司系基于2010年12月5日与济南国铁签订的《煤炭供销合作协议》，以及2010年12月10日中通公司、李保坤向浙商公司出具的《担保函》，2012年10月21日浙商公司与中通公司、李保坤签订的《关于〈担保函〉的补充约定》，2012年12月25日浙商公司与济南国铁签订的《合同展期协议》，而要求中通公司、李保坤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根据23号刑事判决认定，“2010年下半年，浙商公司与济南国铁签署《煤炭供销合作协议》后，经被告人王贵团安排，王某、宣某等人进入济南国铁任公司总经理及股东，负责公司所有经营业务，证人王某、宣某、叶某、楼某等人证实，济南国铁煤炭买卖业务及资金使用均需王贵团同意后方可进行，王贵团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贵团不服上述刑事判决，提出上诉。根据该刑事判决书记载，有反映济南国铁由王贵团实际控制相关事实的证人证言。如济南国铁被王贵团控制的事实最终予以认定，则本案浙商公司基于与济南国铁签订的《煤炭供销合作协议》能否作为民事纠纷审理存在不确定性。鉴于已经启动的针对王贵团的刑事诉讼程序涉及的相关事实与本案作为请求权基础的争议事实存在重叠之处，且刑事诉讼已经一审程序，故根据现有事实，本案不宜作为民事纠纷审理，审理本案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事实的相关材料可移送有关职能部门。如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果影响本案作为民事纠纷案件处理的因素消除后，当事人仍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浙商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与23号刑事案件涉及的基础事实不完全相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案涉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为上诉人浙商公司与主债务人济南国铁签署的《煤炭供销合作协议》及15份《煤炭买卖合同》等，请求作为担保人的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担保法律责任。而在23号刑事案件中，浙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贵团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基础合同为2012年底由浙商公司与济南国铁、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之间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基础事实是三家公司在开展封闭式循环买卖交易时还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3号刑事案件判决书确认王贵团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及王贵团为济南国铁的实际控制人的基础事实，与本案作为请求权基础的在浙商公司与中通公司、李保坤之间达成了担保协议这一民事争议事实有牵连，但并非完全一致，且本案为担保合同纠纷，23号刑事案件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即使23号刑事案件能确认王贵团存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以及其是济南国铁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也不当然影响法院对本担保合同纠纷民事案件的实体审理。原审法院认为“已经启动的针对王贵团的刑事诉讼程序涉及的相关事实与本案作为请求权基础的争议事实存在重叠之处，且刑事诉讼已经一审程序，故根据现有事实，本案不宜作为民事纠纷审理”的裁判理由不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原审法院可以将本案涉及的有关王贵团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本案应当继续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商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何 波代理审判员 宁 晟代理审判员 宋 冰二０一六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席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