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豫04民终9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康县中西三高微肥厂。
法定代表人李付娟，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振贤，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成才，河南阳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亚民，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江立，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锋，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许占宾，郏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会政，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郏县老战友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李自军，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刚领，河南长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太康县中西三高微肥厂（以下简称太康微肥厂）、薛亚民与被上诉人高伟锋、郏县老战友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老战友高粱合作社）产品责任纠纷一案，高伟锋原审请求判令太康微肥厂、薛亚民连带赔偿损失927248元，郏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6日作出（2015）郏民初字第84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太康微肥厂、薛亚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郏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日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0日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太康微肥厂委托代理人刘成才、李贞贤，薛亚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江立，高伟锋委托代理人郭会政、许占宾，老战友高粱合作社委托代理人魏刚领到庭参加了诉讼。
原审查明，2013年5月和同年9月，高伟锋分别在郏县薛店镇谢庄村、郏县薛店镇薛庄村、郏县薛店镇李庄村、郏县渣元乡查庄村共流转土地1300亩用于种植酿酒高粱。2014年4月份，高伟锋与老战友高粱合作社签订酿酒高粱收购合同，老战友高粱合作社提供一个服务平台，化肥、种子均由老战友高粱合作社联系，所产高粱由老战友高粱合作社按照2.8元／公斤统一收购。后老战友高粱合作社联系薛亚民，薛亚民提供了太康微肥厂生产的“农福康”牌化肥并直接送给农户。“农福康”牌化肥的外包装上注明：农福康-
沃土卫士，中国十佳绿色无公害环保肥料，全量平衡肥、改良疏松土壤等。产品介绍上注明“本品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利用高科技设备生物发酵、喷浆造粒精制而成，内含易被植物吸收利用的中、微量元素和溶磷、解钾因子，能使常年固化在土壤中的磷和钾转化成农作物可利用的营养元素被吸收利用，可使肥料利用率提高45%以上。利用本品可将残存在土壤中的砷、铅、汞等重金属有害元素达到生物发酵降解。并显著提高农作物抗病、抗逆、抗旱、保水能力，改良活化土壤彻底解决连年重茬问题……”等言词，并注明厂址为太康县中西三高微肥厂（生产）。到高粱收获季节，高伟锋所种的高粱大面积减产。经平顶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No.（委）201460119号检验报告）、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检验（No.SY2015060061号检验报告），这批农福康化肥总养分、总氮含量、有效磷含量、有效钾含量项目不符合GB15063-2009《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标准，检验为不合格化肥。2014年秋季，高伟锋种植酿酒高粱1300亩大面积减产严重，后高伟锋多次向太康微肥厂、薛亚民协商赔偿事宜无果，高伟锋于2015年5月29日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太康微肥厂、薛亚民连带赔偿高伟锋损失共计927248元；二、诉讼费由太康微肥厂、薛亚民负担。
另查明，①郏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本地谷物平均亩产量为333.8公斤／亩。从高伟锋提供联单收购票据，该票据显示：高伟锋所种高粱实际产量为188840公斤；②2014年12月31日，郏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向太康微肥厂的销售经理李磊调查薛亚民所经营的“河南省太康中西三高微肥厂生产的全量平衡肥，改良疏松土壤肥料产品，含量指标（氮≥25MG／G，磷≥10MG／G，钾≥15MG／G），（黑粒子中：氨基酸、腐殖酸、有机质≥30%），（硫、钙、镁、锌、铁、硼≥%），（N-P2O5-K2O≥14%优于指标，登记证号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肥料是否是太康微肥厂生产的。李磊称：该品牌肥料是2014年春季开始生产，是因为郏县的经销商薛亚民需求该配方肥料，太康微肥厂针对郏县薛亚民生产了170吨，其他地区没有销售。该品牌的化肥用于大豆、玉米、高粱等作物；③2014年12月29日，薛亚民向郏县农业局执法大队述称：李自军于2014年3月份在薛亚民经营销售化肥的门市购买有170吨由太康微肥厂生产的农福康肥料N-P2O5-K2O25-10-15，总养分≥50，登记证号为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肥料，该化肥进货价为每吨1900元。庭审中，薛亚民对其向郏县农业局执法大队陈述卖给李自军化肥不予认可并辩称：不是李自军买的化肥，薛亚民这样说是把另外一个人与李自军混淆了。诉讼中，薛亚民对其辩称无提供相应证据；④诉讼中，太康微肥厂无提供老战友高粱合作社有仿照太康微肥厂的包装制售假肥料，侵犯太康微肥厂知识产权行为的相关证据；⑤诉讼中，高伟锋申请对太康微肥厂所生产的化肥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及该复合肥与本案高粱减产的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后高伟锋又撤回了该司法鉴定；⑥诉讼中，原审法院向太康微肥厂、薛亚民及老战友高粱合作社释明其是否对高伟锋所使用的化肥是否合格进行重新鉴定。太康微肥厂、薛亚民及老战友高粱合作社在规定期限没有对涉案化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重新鉴定。
原审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所引起的纠纷。本案所争执的焦点为：第一、高伟锋所使用的登记证号为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农福康”牌化肥是否是薛亚民销售并由太康微肥厂生产的化肥；第二、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农福康”牌化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第三、薛亚民、太康微肥厂对高伟锋的损害承担什么责任。第一，关于高伟锋所使用的登记证号为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农福康”牌化肥是否是薛亚民销售并由太康微肥厂生产的化肥问题。高伟锋提供的其与老战友高粱合作社负责人李自军签订的“酿酒高粱收购合同”一份，以及2014年12月29日及同年12月31日郏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分别对薛亚民、太康微肥厂销售经理李磊的调查笔录，证明了薛亚民经营销售的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农福康”牌化肥170吨系太康微肥厂生产，该170吨化肥系薛亚民销售给老战友高粱合作社的负责人李自军，由老战友高粱合作社负责人李自军将以上化肥分发给高伟锋以及其它农户的事实。第二，关于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农福康”牌化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高伟锋提供的平顶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No.（委）201460119号检验报告和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的No.SY2015060061号检验报告显示，该批农福康化肥总养分、总氮含量、有效磷含量、有效钾含量项目不符合GB15063-2009《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标准，检验为不合格化肥。诉讼中，虽然太康微肥厂、薛亚民对该检验报告不认可，但其在诉讼期间未对高伟锋所使用的化肥进行重新质量鉴定，且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销售给高伟锋的化肥为合格产品。以上证据可以认定太康微肥厂生产的由薛亚民销售给高伟锋的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农福康”牌化肥为不合格产品。第三，关于薛亚民、太康微肥厂对高伟锋的损害承担什么责任。由于高伟锋使用薛亚民销售的由太康微肥厂生产的不合格产品致其所种植的1300亩酿酒高粱减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太康微肥厂、薛亚民分别作为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厂家和销售者，在诉讼中均没有提供其免责的相关证据，其应对高伟锋的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高伟锋具体损失为：按2014年当地谷物平均产量333.8公斤／亩及2014年郏县高粱收购单价2.8元／公斤计算，高伟锋种植高粱1300亩，应收高粱433940公斤，实际收188840公斤，减产245100公斤，损失686280元。对太康微肥厂称老战友高粱合作社仿照太康微肥厂的包装制售假肥料，侵犯太康微肥厂知识产权等抗辩理由，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薛亚民称高伟锋所使用的化肥非薛亚民所出售，薛亚民经营化肥期间，从未与老战友高粱合作社签订过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的化肥买卖合同，故薛亚民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原审作以下分析：经查明，薛亚民于2014年12月29日向郏县农业局执法大队陈述李自军于2014年3月份在其经营销售化肥的门市购买有170吨由太康微肥厂生产的农福康肥料N-P2O5-K2O25-10-15，总养分≥50，登记证号为豫农肥（2010）准字第1615号肥料。因李自军系老战友高粱合作社的负责人，高伟锋所使用的化肥是老战友高粱合作社提供的，故薛亚民的上述抗辩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太康微肥厂、薛亚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高伟锋损失686280元；二、驳回高伟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72元，由高伟锋负担3398元，薛亚民、太康微肥厂共同负担9674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太康微肥厂与薛亚民不服，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一、太康微肥厂从未生产过高伟锋单方提供的两份质检报告标注的GB15063-2009标准的产品。太康微肥厂生产和供应给薛亚民的农福康肥料是含微有机肥料，高伟锋出示的质检报告是复合肥料。有机肥料执行的标准是NY525-2012，而复合肥料执行的标准是GB15063-2009，农福康含微有机肥标注的氮、磷、钾≥14%，而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质量指标GB15063-2009高含量化肥判定涉案化肥为不合格产品有失公平和正义。高伟锋应当出示GB15063-2009化肥的包装袋和肥料样品方能辨认出假冒伪劣和真品的真面目。二、高伟锋高粱减产的证据不足。高伟锋和老战友高粱合作社在高粱生长和收获期间从未对太康微肥厂的肥料提出过异议，而在代理商薛亚民向高伟锋追偿时，高伟锋才以GB15063-2009的化肥标准来衡量太康微肥厂的绿色环保肥料。庄稼收与不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种子和肥料，增产或减产在于管理。一审中高伟锋撤回对农福康产品是否合格及肥料与高粱减产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申请，一审判决却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太康微肥厂和薛亚民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平和正义。三、一审以涉案有机肥料不合格为由，判决太康微肥厂与薛亚民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规定，产品存在缺陷，且生产者和销售者同为被告时，也只能判决生产者承担责任；仅起诉销售者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生产者追偿。销售者也仅是承担代偿责任，而非共同责任。且此处的“缺陷”仅限定在《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范围，即产品不符合保障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所涉有机肥料不合格但不存在缺陷的，不属于承担赔偿责任的范畴。四、一审程序违法。高伟锋应将老战友高粱合作社李自军列为第一被告，且一审送达程序不合法。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高伟锋的诉讼请求。
高伟锋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4年4月高伟锋与老战友高粱合作社签订酿酒高粱种植合同，后老战友高粱合作社在薛亚民处预订化肥，薛亚民将化肥直接送给农户，结果由于化肥不合格，致使高伟锋种植的高粱大面积减产，损失一百多万元。事发后，其他种植农户联合高伟锋找李自军，李自军与农户一起找到薛亚民。通过薛亚民的引荐找到太康微肥厂老板李振贤。李振贤生怕事情闹大，多次派人解决此事，并答应予以赔偿。2015年春节前李振贤将李自军与农户约到平顶山饭店调解，承诺先拿三十万元安抚农户，但没有履行承诺，不了了之。太康微肥厂为达到不赔偿的目的，先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又上诉、指责高伟锋诈骗、起诉高伟锋侵犯知识产权案、追讨欠款案等。一审中高伟锋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但太康微肥厂多次说化肥不是其生产，其辩解前后矛盾。二、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生产者的责任，产品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生产者有权向产品销售者进行追偿。太康微肥厂在一审中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销售给高伟锋的化肥为合格产品，一审给予了太康微肥厂和薛亚民充分的质证、辩论的权利，程序合法。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老战友高粱合作社答辩称：一、两份质检报告是质检部门作出的，具有权威性。一审询问厂家和经销商是否重新鉴定，其均没有申请重新鉴定。且2015年3月份河南日报农村版登文指出鲁山县工商部门依法查处太康微肥厂生产不合格化肥。二、薛亚民依据欠条起诉货款，欠条已注明是复合肥。三、农户减产属于事实，高粱正常的产量为每亩400-500公斤。四、老战友高粱合作社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合作社联系种子、化肥给农户，并负责收购高粱。种子和化肥均由经销商或厂家直接送到农户，因此老战友高粱合作社不存在与农户合谋的动机。况且老战友高粱合作社因农户高粱大量减产，无法兑现与酒厂的供货合同，合作社也是受害方。
本院认为，涉案农用肥料包装袋上注明系“含微有机肥”，而高伟锋提供的质检报告检测依据是GB15063-2009《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该检验报告是否系对本案争议肥料的质量鉴定，鉴定依据是否适当，应予进一步查明。另外，太康微肥厂委托代理人当庭辨认指出，高伟锋的代理人曾与一审法院承办法官一同向太康县微肥厂送达传票，程序违法，高伟锋的代理人当庭也未否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郏县人民法院（2015）郏民初字第840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郏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张大民
审判员 朱 晓
审判员 李双双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郭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