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66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开发区机场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刘庭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华，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章龙，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高路2188号创立医药仓库一楼。
法定代表人：金玉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镇，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婷，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星银公司）与被上诉人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西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商初字第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京星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华、宋章龙，被上诉人云南西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京星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云南西部公司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云南西部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云南西部公司主张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合同，应系其自身对所购货物的品种发生误解，即只有在该公司将葛根汤合剂误解为可待因口服溶液，且造成了较大损失时，才可能认定为重大误解。但事实是，云南西部公司并未构成重大误解，故云南西部公司的一审诉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2.龚晓强的行为合法有效，云南西部公司虚构事实，涉嫌伪造证据。3.既然云南西部公司承认双方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其要求返还货款的主张不成立。4.云南西部公司涉嫌刑事犯罪。龚晓强与南京星银公司工作人员端伯林的电话录音证明，云南西部公司付给南京星银公司的款项并非其所有，而是龚晓强通过其转付，即使云南西部公司确实未收到货物，也无任何损失，但该公司却试图通过诉讼方式非法获取财产。
云南西部公司答辩，1.本案关于买卖可待因口服溶液或葛根汤合剂的行为构成了双方之间的重大误解。南京星银公司误以为云南西部公司订购的是可待因口服溶液，与云南西部公司购买葛根汤合剂的本意相悖，构成了重大误解，将导致云南西部公司不能实现购买葛根汤合剂的目的。2.南京星银公司对李阳、龚晓强的身份及权限未进行必要审查，由于其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确信他们有代理权，实不构成表见代理。3.南京星银公司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关于切实加强部分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销售管理的通知》等相关法规及规章的明文规定，导致国家二类精神药品（复方磷酸可待因）流入非法渠道。综上，请求驳回南京星银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云南西部公司一审诉请：1.撤销双方的购销合同；2.南京星银公司退还货款558000元并赔偿损失；3.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南京星银公司负担。一审中，云南西部公司明确第二项赔偿损失为：要求南京星银公司支付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6月23日，以558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云南西部公司从事药品经营批发，南京星银公司从事药品生产，两公司之前并无业务往来。
自2015年3月下旬，云南西部公司与南京星银公司磋商药品买卖事宜。对于具体负责联系此业务的经办人员，云南西部公司陈述系其公司总经理熊长平与南京星银公司人员联系磋商，南京星银公司称云南西部公司是通过龚晓强与其公司经理端伯林联系，此业务端伯林也仅与龚晓强进行了联系。
后双方互相交换了首营资料（首营资料是指与企业首次发生供需关系的药品生产或者经营企业提供企业首次采购的药品所需的资料。包含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质量保证协议、印章印鉴备案表、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南京星银公司收到云南西部公司的首营资料中有《法人授权采购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中载明：“兹授权我公司业务员王思宸与贵公司进行我公司经营范围内药品的采购、提货业务洽谈及办理相关事宜，委托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首营资料中同时向南京星银公司提供了开票资料，开票资料中上方载明了云南西部公司的名称、税号、地址、电话、开户行、账号信息，下方载明了发票邮寄地址、通讯地址、收货地址、收货人及电话等信息，在开票资料中收货地址为昆明市高新区科高路2188号（创立集团仓库），收货人为全振辉、李彦龙。云南西部公司收到的南京星银公司首营资料中有《授权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中载明：“兹委托端伯林同志负责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葛根汤合剂在云南省西部药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及货款结算等事宜。委托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双方未签订书面的药品买卖合同。现双方对买卖的药品的品种陈述不一，云南西部公司认为其向南京星银公司采购的药品为葛根汤合剂，南京星银公司则认为云南西部公司向其购买的药品为可待因口服溶液。
2015年4月1日，云南西部公司通过其银行账号向南京星银公司转账186000元。云南西部公司提交的一张其自制的日期为2014年1月1日的预付款申请单载明：“品名：葛根汤合剂，规格120ml×1，生产企业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数量12000盒，单价15.5元，付款金额186000元。熊长平6/5”。2015年4月8日，南京星银公司出库12000盒可待因口服溶液，其销售出库单显示购货单位为“云南省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产品名称为“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规格为120ml/瓶、120盒/件，单价为15.5元/盒，金额总计186000元。当日，南京星银公司通过南京铁优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发送100件（120盒为1件）“复方可待因”，到货地址为“云南省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海园路185号”，联系电话为“李阳158××××6283”，4月12日货物到达昆明后，龚晓强提取了货物，并在4月8日南京铁优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提货凭证上加盖了“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公章，后由承运人带回给云南西部公司。2015年4月14日，南京星银公司为云南西部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186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4月15日发送至地址“云南西部药业昆明市海园路185号李阳”，4月16日由“门卫”签收。
2015年4月15日，云南西部公司向南京星银公司转账372000元。云南西部公司提交的一张其自制的日期为2014年4月14日的预付款申请单明细栏中载明：“品名：葛根汤合剂，规格120ml×1，生产企业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数量2400盒，单价15.5元，付款金额372000元。熊长平6/5”。2015年4月18日，南京星银公司出库24000盒可待因口服溶液，其销售出库单显示购货单位为“云南省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产品名称为“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规格为120ml/瓶、120盒/件，单价为15.5元/盒，金额总计372000元。收货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海园路185号”。当日，南京星银公司通过南京铁优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发送200件（120盒为1件）“复方可待因”，到货地址为“云南省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海园路185号”，联系电话为“李阳158××××6283”，此批货物到达昆明后，龚晓强于4月25日带车提货，应承运人要求打收条签字确认“实收200件”，在收条中书写其身份证号为“510303198701151912”。2015年4月21日，南京星银公司为云南西部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372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4月21日发送至地址“云南西部药业昆明市海园路185号李阳”，4月23日由“门卫”签收。
2015年4月21日，云南西部公司向南京星银公司邮寄函件一份，函件中载明：“贵司向我司提供的首营资料不全，且一直未能按要求补齐，因此未通过我公司的审核，由于我公司近期即将进行GSP的现场检查认证工作，经公司研究决定暂时停止该业务。我司于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15日共向贵司汇出人民币558000元，因目前暂不具备开展经营的条件，我方希望贵司予以退回上述款项。”4月25日，南京星银公司收悉该函件。
2015年5月14日，昆明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向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送《关于请求协查“复方磷酸可待因”有关情况的函》，载明：“我支队接群众举报，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2015年4月8日、18日从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购进了300件（36000盒）‘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销售给无证者。在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未发现购进过‘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但该公司曾在2015年4月1、15日二次打款558000元给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准备购进‘葛根汤’（无购进协议、合同），至今未收到此药或退款。为核实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购进‘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真实性的相关情况，根据国家局《案件协助调查管理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特发函给贵局请求协查：一、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是否有业务往来（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与云南省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不是同一单位。二、在2015年4月8、18日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否销售过‘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给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三、若销售过，烦请提供详细的采购人员、收货人、药款支付情况、增值税发票、销售数据（包括销售日期、数量、金额、批号、规格等）以及所有销售单据”。
上述函件同时附云南西部公司于4月29日汇报给昆明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贵单位于2015年4月29日对我公司进行了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专项检查，公司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进行了全面的内部梳理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汇报如下：1.我公司从2013年1月至今没有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的经营行为；2.今年初公司时任总经理熊长平经过市场调研，计划将葛根汤合剂作为公司今年的重点实施项目，并安排业务部采购员王思宸与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接洽，双方交换了相关资质材料；3.基于业务和市场的需要，熊长平总经理在得到对方能快速补齐GSP相关审核资料的前提下，通过双方账户提前支付了葛根汤合剂的预付款；4.因南京星银药业集团一直未能按照要求补齐相关资质材料，未能通过首营企业审核，计算机系统处于锁闭状态。我司与南京星银未产生过任何业务，也未与其签订任何形式的采购合同。5.鉴于上述情况我司于4月21日已向对方发出退款的书面函件，对方也证实收到文件，我方进行了现场拍照；……”
后双方曾对该争议进行协商，未能达成一致，云南西部公司遂诉至法院。
一审另查明，熊长平原系云南西部公司总经理，其于2015年4月30日与云南西部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一审庭审中，云南西部公司对2015年4月8日南京铁优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提货凭证中所加盖的“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并非其公司公章，并申请对公章真伪鉴定。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准许该鉴定申请并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11月18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署期为“2015年4月8日”的南京铁优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提货凭证中“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的印文与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关于双方此次交易的具体过程，云南西部公司陈述：1.云南西部公司公司总经理熊长平与南京星银公司人员联系磋商采购葛根汤合剂事宜，云南西部公司的首营资料是通过熊长平寄出，南京星银公司的首营资料是自熊长平处取得，熊长平以何种方式取得并不清楚；2.两次付款系依据熊长平提供的信息，首次打款是预付款，后需全款打清一并发货，预付款申请单中熊长平签字系于5月6日补签；3.龚晓强、李阳均非云南西部公司员工，亦未授权其洽谈及收货；4.至今未收到南京星银公司发送的任何货物。一审法院令云南西部公司通知熊长平到庭陈述，云南西部公司称无法联系熊长平本人。南京星银公司陈述：1.2015年3月下旬龚晓强（电话158××××6283）代表云南西部公司与南京星银公司经理端伯林电话联系欲购买可待因口服溶液，端伯林要求其提供买方首营资料，2015年3月26日南京星银公司收到来自王文清寄送的云南西部公司的首营资料；2.两次发货的收货地址“海园路185号”及收货人是依据龚晓强提供的地址进行发货；3.2015年4月9日、4月15日，端伯林应龚晓强要求曾两次向海园路185号寄送了葛根汤合剂和可待因口服溶液两套首营资料，授权委托书是一品种一委托。“龚晓强”、“门卫”于4月13日、4月16日签收；4.2015年4月1日、15日，南京星银公司两次收到自云南西部公司账户支付的货款也均是与龚晓强联系后才收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双方的买卖合同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云南西部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撤销；2.龚晓强的代理行为是否合法有效；3.云南西部公司主张南京星银公司退还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是否有法律及事实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均认可与对方发生了买卖关系，但对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存在争议，云南西部公司认为购买的系36000盒葛根汤合剂，而南京星银公司认为云南西部公司向其采购的是36000盒可待因口服溶液。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从双方往来的资料看，南京星银公司首营资料中《授权委托书》委托端伯林负责南京星银公司生产的葛根汤合剂在云南省西部药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及货款结算等事宜，但云南西部公司对其所持有的此份首营资料的来源未能举证证明。关于经办人的身份，云南西部公司陈述系熊长平，但4月29日《情况说明》中又称系王思宸，陈述存在矛盾。南京星银公司提供两份快递单及端伯林与龚晓强的短息记录可证明端伯林曾向龚晓强邮寄了可待因口服溶液和葛根汤合剂两套首营资料，故在云南西部公司持有葛根汤合剂首营资料且无法说明具体来源的前提下，无法排除其亦同时持有可待因口服溶液的首营资料。因此云南西部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南京星银公司发出的意思表示即为购买葛根汤合剂而非可待因口服溶液，而南京星银公司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达成的系可待因口服溶液的买卖合同，故因双方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致使合同标的约定不明。药品采购与普通货物买卖相较应遵循严格的规范。在未订立书面合同且合同标的物不明确的情况下云南西部公司作为买方即向南京星银公司支付货款共计558000元，履行了付款的主要合同义务。南京星银公司收到云南西部公司的货款后两次以可待因口服溶液发货，双方均对合同标的存在重大误解，并各自未尽到药品买卖审慎交易的注意义务，双方对此均有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现云南西部公司请求法院撤销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请求撤销的期限，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龚晓强的代理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南京星银公司称与云南西部公司之间业务始终与龚晓强联系，从其联系购买药品、汇款及收货行为足以证明龚晓强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合同已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南京星银公司收到的云南西部公司的首营资料中，《法人授权采购委托书》明确载明授权王思宸与南京星银公司进行药品的采购、提货业务洽谈，开票资料中又载明了云南西部公司的发票邮寄地址、收货地址及收货人，故在云南西部公司有明确的代理人的情况下，南京星银公司应与云南西部公司授权的代理人洽谈并依据该资料中的收货地址及收货人发货，不应与无代理权的其他人洽谈并依其指示变更原收货地址及收货人。南京星银公司无证据证明龚晓强有权代表云南西部公司商谈药品采购，其以龚晓强联系购买药品、两次汇款及其收货等行为相信龚晓强具有代理权，证据不足，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三，云南西部公司主张南京星银公司退还货款558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是否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云南西部公司要求南京星银公司返还货款558000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关于云南西部公司要求南京星银公司支付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6月23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因云南西部公司未在指定的期限内补缴相应的诉讼费用，故对该诉请不予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与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二、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返还货款55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80元，由南京星银公司负担。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南京星银公司在二审中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判决未能查清双方药品买卖行为的经办人是谁，亦未查明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药品品名。2.南京星银公司施行的是一品种一委托，即向龚晓强寄送了包括葛根汤合剂和可待因口服溶液两套资料，而云南西部公司隐瞒了收到可待因口服溶液资料的事实，仅提交了葛根汤合剂资料。3.云南西部公司出具给昆明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的《情况说明》中，载明时任总经理熊长平安排采购员王思宸与南京星银公司接洽并交换了资料，但云南西部公司在庭审中多次陈述只有熊长平与南京星银公司联系，即云南西部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4.一审查明的熊长平于2015年4月30日离职不属实。云南西部公司提出以下异议：1.2015年4月21日，南京星银公司就收到了函件的传真件，4月25日收到的是原件。2.云南西部公司并未收到南京星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没有抵扣。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南京星银公司为支持其观点，二审提交了如下证据：1.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对熊长平、王文靖、左容禛的询问笔录共四份，拟证明：（1）2015年3月，龚晓强通过王文靖找到云南西部公司时任总经理熊长平，欲以云南西部公司的名义经营可待因口服溶液，王文靖两次将龚晓强提供的货款合计558000元交给云南西部公司的出纳左容禛，左容禛在得到该公司领导郭慧超的批准后，将上述货款支付给南京星银公司，即上述货款非云南西部公司的，而是龚晓强的；（2）云南西部公司一审提交的两份预付款申请单是伪造的；（3）熊长平从未与南京星银公司联系接洽过案涉业务。2.熊长平离职时签订的《保密协议》，拟证明熊长平的离职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而非4月30日，云南西部公司一审出具的证明是伪造的。
云南西部公司对四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保密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另查明：
二审中，云南西部公司明确，其在与南京星银公司的案涉买卖合同中不存在重大误解情形；南京星银公司存在误解情形，即该公司将葛根汤合剂错发成可待因口服溶液，且云南西部公司未收到该笔货物，该公司构成根本违约。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云南西部公司主张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双方的买卖合同是否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合同。一般而言，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包括：1.表意人因为误解作出了意思表示；2.对合同的内容发生重大误解；3.误解是由误解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4.误解应造成误解方较大损失。实务中，误解方有可能是一方，也有可能是双方，但无论是一方还是双方，有权行使撤销权的仅指误解方，未误解方不享有撤销权。本案中，云南西部公司认为订立合同时，其所作的意思表示就是购买葛根汤合剂，而非可待因口服溶液，不存在误解情形。鉴于此，本院认为，云南西部公司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规定的重大误解情形，其以此理由请求撤销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至于云南西部公司所称南京星银公司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系合同履行之范畴，与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并无直接关联。认定重大误解与认定违约，在请求权基础、请求期间、认定事实、承担责任方式以及适用法律等方面均不同，一审判决审理中均围绕云南西部公司主张的因重大误解撤销案涉合同的诉讼请求认定相关事实、适用法律。本案二审期间的审理范围，应围绕南京星银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时应限定于云南西部公司一审诉请的请求权基础范围，云南西部公司二审又提及的违约问题已经超出了其一审请求权基础范围，故本院在二审中应不宜理涉。相应的，对南京星银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评价。云南西部公司可以就南京星银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南京星银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商初字第34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云南西部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480元，均由云南西部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雷
代理审判员 曹 薇
代理审判员 陈宏军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胡 戎
法条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二）显失公平的。
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71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