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7民终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44年4月1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三都县）人，住贵州省三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蒙某1，女，1972年3月5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贵州省三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蒙某2，女，1980年3月16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浙江省安吉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义光，男，1949年1月7日生，水族，住贵州省三都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廷爱，男，1980年3月3日生，水族，住贵州省三都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某3，男，1960年3月7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贵州省三都县。原审第三人：蒙某4，男，1984年7月6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住贵州省三都县。上诉人杨某、蒙某1、蒙某2因与被上诉人蒙某3及原审第三人蒙某4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2732民初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蒙某1、蒙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第四项，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由杨某适当偿还蒙某3安葬蒙国友、扶养杨某等费用，并判决由蒙某3、蒙某4共同返还杨某、蒙某1、蒙某2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42.4927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是，蒙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退休前曾在一审法院担任多年法官，其代理本案违反法官法的规定，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判决；二是，一审法官适用自由裁量超越法律规定。双方签订《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后，至双方发生争议的十八年间，蒙某3并未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其仅花费1万余元安葬蒙国友，并无代蒙国友偿还债务的事实。同时，其也未对协议中约定将蒙某1、蒙某2尽到当作亲生女儿对待的义务，未对杨某尽扶养义务，但却多年来侵吞杨某的低保金及养老保险金等费用，并侵吞杨某名下田地征收补偿款。双方积怨原因诸多，以致引发纠纷。十八年来，蒙某3依协议所得远超过扶养杨某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由杨某偿还蒙某336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按照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抚养费用计算，按2016年的标准，十八年的抚养费加上安葬蒙国友的费用，也才14万余元。因此一审适用此自由裁量作出的判决不公平。二、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1998年安葬蒙国友费用1万余元，至2017年物价的比较，酌情由杨某偿还蒙某336万元，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侵害了蒙某1、蒙某2的诉讼权利。蒙某1及蒙某2均为协议一方当事人，其二人在诉讼中主张解除协议，协议解除后涉及至协议约定的财产返还问题。一审一方面认定杨某名下承包的5亩田地的补偿费另案处理，另一方面认定蒙某1、蒙某2非遗赠扶养协议适格的当事人，该认定均属错误。蒙某3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蒙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蒙某3是族内晚辈，双方长期有来往，蒙某3没有文化，法律知识有限，家族间的事务代理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委托诉讼代理人离开法院多年，并未利用身份影响案件审理。因此，杨某等的此项上诉理由不实。二、蒙某3同意解除双方协议的前提是杨某一方必须赔偿这十八年间扶养及劳作的经济损失58余万元。一是，蒙某3已依协议尽到全部抚养义务，该事实有生效法律文所确认。1998年，因杨某、蒙某2重病而四处求医；因旱灾严重，借粮维持生计。十八年来，为履行协议而管理相关事务耗费无数心血，损失43余万元；为管理协议约定的责任山至少花费3.2万元；不完全统计而承担杨某的人亲客往花费3万元，十八年来，蒙某3耗尽感情承担照顾责任，生怕稍有不好而对不住杨某及两个女儿，也不好向社会交待，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杨某为钱忘情，既然都是浪费感情，该精神损失应由杨某补偿9万元。杨某等上诉主张简单地以扶养费计算相关损失是不合理的，两者的补偿标准不能同等。三、杨某等主张蒙某3侵吞其征地补偿款40余万元不实。总共杨某名下领到的田、地补偿款不到11万元，其余都是蒙某4领取，与蒙某3无关。蒙某4未发表意见。杨某、蒙某1、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某、蒙某1、蒙某2与蒙某3于1998年11月5日签订的《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2、判令蒙某3退还属于杨某、蒙某1、蒙某2享有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200374元；3、判令蒙某3交还杨某享有国家农村低保待遇的农村信用社卡以及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银行卡各一张；4、判令蒙某4退还属于杨某、蒙某1、蒙某2享有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224553元，两项共计424927元；5、诉讼费由蒙某3及蒙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已故的蒙国友是杨某的丈夫，是蒙某1、蒙某2的父亲，是蒙某3的堂哥。蒙某3是蒙某4的父亲。1998年，蒙国友、杨某、蒙某2三人均生病，蒙国友于当年11月5日病故。当时杨某家经济生活困难，为妥善处理蒙国友后事和扶养蒙国友遗孤，经杨某、蒙某1、蒙某2，蒙某3，本组组长蒙国会，家族成员蒙国军、蒙国才、蒙三元、蒙国恩、蒙仁、蒙然、蒙荣、蒙方、蒙春、蒙胜九，寨子旁人张仁忠、杨胜祥共17人协商一致，杨某、蒙某1、蒙某2与蒙某3于1998年11月5日签订《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协议约定：蒙某3负责安葬蒙国友并处理一切后事，生养死葬杨某，按亲生女儿看待蒙某1和安排蒙某2出嫁，蒙国友的家产房子两间半、田土、山林一切由蒙某3所管，杨某在生产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协议签订后，蒙某3按约定购买棺材、衣裤、布匹、垫单、猪、马、米、酒等支出16500元人民币安葬蒙国友；按亲生女儿对待蒙某1、蒙某2；安排蒙某2出嫁并扶养杨某，管理耕种杨某的责任田、土、责任山，对杨某居住的房屋进行维修、交电费、上交公粮、维修田坎、责任田被大水冲垮被山压时请挖机来修复、修整田边地角、杨某不慎骨折与平时生病时买药、护理；同时，政府部门将蒙国友原承包的田、土、山林转包到蒙某3名下；户籍部门亦将杨某户口以嫂子的身份入到蒙某3家户口册上，成为蒙某3的家庭成员之一。为守住其住房，杨某仍然居住在其房屋里，但主要生活来源是由蒙某3提供。杨某家里安有两种自来水水管，一根是单位安装的，这根水管偶尔停水，但能尽快修复供水；为更方便用水，村民又自行安装另一根水管，这根水管供水正常，蒙某3因建房用水量大，接杨某家村民自发安装的那根水管的水到自己家，现杨某家只有单位安装的水管供水使用，庭审中，杨某表示其家里有水用。从双方签订《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至今，18余年，双方没有争议。2016年，三都县政府在双方所在地开发建设，征收了部分土地，补偿村民土地补偿款，双方因对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产生纠纷，协商未果，发生争议，杨某、蒙某1、蒙某2遂于2017年3月10日，诉与蒙某3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到一审法院，该院受理后，杨某、蒙某1、蒙某2撤诉。杨某、蒙某1、蒙某2又于2017年6月5日向该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经审理后，该院以杨某、蒙某1、蒙某2与蒙某3签订的《协议书》是经双方、组长、家族成员和寨子旁人共同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是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和当时特定情况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协议双方应诚信履行协议约定，于2017年8月18日判决驳回杨某、蒙某1、蒙某2的诉讼请求。2017年10月24日，杨某、蒙某1、蒙某2再以蒙某3不尽扶养义务为由提起解除遗赠扶议纠纷到一审法院，在诉讼中，蒙某3同意与杨某、蒙某1、蒙某2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并同意退还低保卡和养老保险待遇卡，但是，要杨某、蒙某1、蒙某2赔偿其18余年的经济损失58余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杨某提出与蒙某3解除遗赠扶养协议，蒙某3表示同意，应予以准许。杨某提出要求蒙某3交还原告低保待遇的银行卡以及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银行卡各一张，蒙某3表示同意，该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扶养人或集体组织与公民订有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或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偿还扶养人或集体组织已支付的供养费用。”本案查明的事实是蒙某3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杨某提出蒙某3不尽扶养义务，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蒙某3不履行扶养义务，因此，依法杨某、蒙某1、蒙某2应当偿还蒙某3已支付的安葬费用和供养费用。1998年11月5日，杨某以蒙国友房子两间半、田、土、山林一切由蒙某3所管为权利条件，来兑换蒙某3安葬蒙国友、以亲生女儿看待蒙国友的女儿、对杨某生养死葬义务。现蒙某3已经完成安葬蒙国友，安排蒙某2出嫁，扶养杨某18余年，可见，蒙某3已履行了该协议的大部分义务。蒙某3提出要杨某赔偿共计58万元人民币，没有提供有资质部门的评估鉴定价格报告，但是，为安葬蒙国友与扶养杨某，蒙某3确实是付出了资金和劳动力的，本着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按照证人证明蒙某3安葬蒙国友支出费用16500元人民币情况，参照双方当事人所在地1998年时1万余元人民币可以购得一栋房屋或一套商品房，现2017年，一般较小的一套商品房都要20至30万元人民币才能买得到的物价情况，结合双方所签定的协议，作为安葬与扶养条件的所有田、部分土、少部分山林已被政府部门征收及其房屋尚未被拆迁的现状，酌情由杨某偿还蒙某336万元人民币，故蒙某3提出要求杨某赔偿58万元人民币的请求，该院不予采纳。关于蒙某3提出精神损失赔偿问题，在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偿还方面，法律没有规定有精神损失赔偿，如蒙某3精神方面确实受到损害，可以与杨某协商解决，亦可另案起诉解决，故蒙某3提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9万元的请求，不予采纳。关于蒙某3提出《协议书》上所写的两间半房屋是蒙某3父亲与蒙国友父亲共有房屋，蒙某3也有份额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关于杨某、蒙某1、蒙某2提出请求蒙某3及蒙某4共同退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共计424927元人民币问题，由于土地征收补偿款是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遗赠扶养协议解除后，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亦可另案起诉解决。关于本案当事人的适格问题，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定义，本案的遗赠扶养协议一方当事人是杨某一人，另一方是蒙某3。蒙国友死亡后，属于蒙国友份额的房屋就变成了遗产，杨某、蒙某1、蒙某2均为第一继承人，蒙某1、蒙某2在《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上签名，仅表示其同意将其继承份额为杨某作为权利条件来兑换蒙某3的义务条件，蒙某1、蒙某2不是本案遗赠扶养协议适格的原告。法律规定土地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土地，一种是农村集体土地，只有国家和农村集体组织才能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公民个人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享有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而不能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协议书》上写的“田土山林由蒙某3所管”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蒙某4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准予杨某与蒙某3解除1998年签订的《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二、杨某于判决生效后90日内偿还蒙某3安葬蒙国友、扶养杨某等费用共计叁拾陆万元（￥360000.00）人民币；三、蒙某3于判决生效后1日内交还杨某享有的国家农村低保待遇的农村信用社卡一张和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银行卡一张给杨某；四、驳回杨某、蒙某1、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72元，已减半收取3836元，由杨某、蒙某1、蒙某2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因对蒙国友过世后，在家门族下的见证下，蒙某3与杨某、蒙某1、蒙某2母女达成协议，由蒙某3负担蒙国友的安葬、杨某的扶养等问题，并由蒙某3管理、耕种原蒙国友户的田地及山林，该协议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特征。对此，双方本应本着相互理解、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各自的义务。但由于相应管理的田土被国家征用后，双方为土地补偿款的问题发生纠纷，现双方均自愿解除该协议，一审法院予以解除并无不妥。针对双方的诉辩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协议解除后，杨某给予蒙某3的经济补偿认定及该征收土地补偿款应否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上。首先是关于解约后的经济补偿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由杨某补偿蒙某336万元得当。理由如下，一是，基于前述目的，双方成立遗赠扶养协议，十八年来，蒙某3根据协议履行其约定的义务，其权利应当得到相应保护。如若在多年的履行义务后，解除双方协议而履行义务的一方未得补偿，将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失衡，对履行主要义务而一无所获的一方也较不公平。当然也不符合民法倡导的诚实守信和公平原则。因此蒙某3应得相应补偿；二是，对于补偿的标准问题，首先不能仅考虑十八年以来的扶养费标准或只考虑蒙国友近二十年前的安葬费用而不考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作及人亲客往等因素，其次也不能仅考虑物价因素而不考虑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因履约而增加的责任导致额外的付出，双方已依协议共户口，成为共同生活的一家人，蒙某3多年来的努力有希望产生的回报，均由于征收土地补偿款产生的矛盾后解除合同而落空。因此，一审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认定由杨某返还蒙某336万元并无不妥。故对杨某二审中主张的仅应依相关扶养费标准予以返还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土地征收补偿款的问题，本案为双方解除协议的纠纷，为合同之诉；杨某主张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被占用的问题，为侵权之诉，二者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在本案中不予审理正确。对该问题，相关权利人可在协议解除后协商解决或另案主张权利。杨某、蒙某1、蒙某2在二审中还提到其他问题，但由于其三人所提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判决，因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某、蒙某1、蒙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7672元，由杨某、蒙某1、蒙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国红审 判 员 倪 安审 判 员 李颖敏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裘文昕书 记 员 黄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