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3民初2857号
原告（被告）王金龙，男，汉族，1982年2月2日出生，甘肃省村民。
委托代理人赵连平，北京顺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孙路西尹段北街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X0042847X3。
投资人王英姿，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昊天，男，汉族，1983年11月12日出生，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人事经理，住公司宿舍，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周思源，男，汉族，1982年12月11日出生，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生产经理，住公司宿舍，身份证号×××。
原告（被告）王金龙诉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以下简称时利和酿造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王金龙及其委托代理人赵连平、被告（原告）时利和酿造厂之委托代理人吴昊天、周思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被告）王金龙诉称：
王金龙2002年7月2日至2017年11月7日在时利和酿造厂参加工作,担任销售兼司机,月薪6000元,每月10日发放上自然月工资,现金发放。在职期间时利和酿造厂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未安排带薪年假、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2017年11月7日王金龙以时利和酿造厂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等原因解除劳动关系。现不服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诉至贵院,请求依法裁决：1、请求确认2002年7月2日至2017年11月7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60000元；3、判令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工资61379元；4、判令支付2002年7月2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交社会保险补偿金27000元；5、判令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未休带薪年假工资15448元；6、判令时利和酿造厂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原告）时利和酿造厂辩称：王金龙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申请撤销原仲裁裁决，由王金龙承担诉讼费。
被告（原告）时利和酿造厂诉称：
时利和酿造厂与王金龙因劳动纠纷,经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审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8]第247号裁决书。时利和酿造厂认为,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王金龙于2017年承包时利和酿造厂厂外销售业务,并未与时利和酿造厂建立任何劳动关系。2、王金龙所提供的劳动合同系经其申请,时利和酿造厂为其购房出具的证明,为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民事法律行为中的隐藏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2014年张克峰、张克海兄弟二人在燕郊买房，由时利和酿造厂为其出具证明。王金龙系张克峰好友，想与张家兄弟一起买房，张家兄弟请求时利和酿造厂帮忙出具证明，时利和酿造厂最终同意。但王金龙不知何故最终未予购房，其劳动合同由张家兄弟一同交还，因时利和酿造厂内部管理不善，并未及时销毁劳动合同，未想到其在承包时利和酿造厂销售业务期间偷走劳动合同，并在劳动仲裁中用来指控时利和酿造厂。3、顺义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并未在开庭前组织交换证据,而时利和酿造厂不知其偷走劳动合同,当庭获悉王金龙提交的劳动合同后仲裁庭未能给予时利和酿造厂质证时间,也未经详细调查就支持王金龙的诉求,要求时利和酿造厂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仲裁庭应当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显然仲裁庭并未给予时利和酿造厂合理质证期限。综上所述:时利和酿造厂不服劳动裁决结果。为维护时利和酿造厂的合法权益,还原事实真相,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王金龙自2002年7月2日至2017年11月7日与时利和酿造厂不存在劳动关系;2、时利和酿造厂不支付王金龙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工资61379元；3、时利和酿造厂不支付王金龙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0000元;4、时利和酿造厂不支付王金龙2002年7月2日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1476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9024元；5、时利和酿造厂不支付王金龙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5517元、2016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5517元、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4413元。
原告（被告）王金龙辩称：答辩意见同起诉书意见。
经审理查明：
王金龙为外埠农业户口。王金龙于2017年11月7日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1、确认自2002年7月2日至2017年11月7日与时利和酿造厂存在劳动关系;2、时利和酿造厂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60000元;3、时利和酿造厂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工资61379元;4、时利和酿造厂支付2002年7月2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交社会保险补偿金27000元;5、时利和酿造厂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未休带薪年假工资15448元。该委经审理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8]第247号裁决书：1、王金龙自2002年7月2日至2017年11月7日与时利和酿造厂存在劳动关系;2、时利和酿造厂支付王金龙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工资61379元；3、时利和酿造厂支付王金龙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0000元;4、时利和酿造厂支付王金龙2002年7月2日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1476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9024元；5、时利和酿造厂支付王金龙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5517元、2016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5517元、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4413元；6.驳回王金龙的其他仲裁请求。王金龙与时利和酿造厂不服仲裁裁决，均起诉至法院，其中王金龙起诉至本院的案号为(2018)京0113民初2857号；时利和酿造厂起诉至本院的案号为(2018)京0113民初3969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6〕6号）第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因此，本院依法将(2018)京0113民初3969号合并到(2018)京0113民初2857号进行审理。
王金龙主张其2002年7月2日入职时利和酿造厂，担任销售兼司机。为证明与时利和酿造厂存在劳动关系,王金龙提交了2008年3月25日与时利和酿造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书显示其工作起始时间为2002年7月2日。时利和酿造厂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当时是为了协助王金龙买房出具的，不作为实际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明，当时是通过一个与厂子关系比较好的中间人即张克海（注：张克海与王金龙一并申请仲裁）的干爹办理的，当时也都口头承诺不作为实际主张劳动关系的证据，用完之后归还企业，但是之后王金龙自行拿走了该合同。
为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时利和酿造厂提交了职工花名册、2017年9月和10月的工资组成表、申请表。职工花名册与工资组成表上均未有王金龙的显示。申请表显示申请事项为：“时利和酿造厂为协助本人贷款买房于2008年3月25日签订劳动合同，现买房等相关事宜已经完成，本人申请离职并解除劳动关系”，王英姿2010年7月1日签字同意，申请人处有“王金龙”签字，但无日期。王金龙对此均不予认可，称申请表上不是本人签字，职工花名册与工资组成表均是时利和酿造厂单方制作，工资组成表不完整，与职工花名册也不能相互印证，人数不相符，比如9月份的工资组成表中部分职工均未在职工花名册中找到。
在庭审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了原告时利和酿造厂于2016年6月27日起诉被告刘俊等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京0113民初9374号]的卷宗材料。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时利和酿造厂于2016年8月11日提交了《诉讼事项说明》以及单位职工花名册。在诉讼事项说明中，时利和酿造厂陈述其单位“现有的三十多名职工（大多数在五十岁左右，有六对夫妻，见证据4：单位职工花名册）”。在职工花名册中，载明了王金龙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入厂时间（2003年6月）。双方对该卷宗的真实性均认可。王金龙称职工花名册能证明其是时利和酿造厂职工，但入职时间有出入。
王金龙提交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邮寄详情单、查询函以及2017年11月7日的录像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其于2017年11月7日因时利和酿造厂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未安排带薪年假等行为当面向时利和酿造厂投资人王英姿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利和酿造厂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录像是未经允许的非法拍摄，无法证明其主张，张克海的弟弟张克峰因交通事故赔偿问题不想承担责任，多次提出向厂子索赔或以社保与交通事故责任抵消等方案，但时利和酿造厂均不同意，王金龙才提出的解除。
王金龙主张其月工资为6000元，时利和酿造厂发放工资至2017年4月，从2017年5月没有再领工资，其工资为一天出一趟车100元，一个月给擦车费100元，根据销售额的2%提成，大约从2017年4月开始提成比例变成1%，每月10日现金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时利和酿造厂称王金龙没有工资，由厂子将产品以批发价批给王金龙后由其销售，王金龙赚取的是差价，月底有返利即销售额的2%，没有出车费和擦车费。为此时利和酿造厂提交了部分日期的提货单。提货单记载有日期、品种、数量和价格等。王金龙对提货单真实性认可，但称是办公室接到商家订单后由其根据订货情况填写四联的提货单（办公室会计、装卸工、司机、出库各一联），送货回来之后根据会计持有的提货单算账。经本院释明，时利和酿造厂主张仅能提供2017年9月和10月的工资支付记录。
王金龙主张其提供实际劳动至2017年11月7日。时利和酿造厂称双方并非劳动关系，其公司与王金龙的合作结束是在2017年11月7日。
王金龙主张时利和酿造厂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故主张未缴纳养老保险和未缴纳失业保险的补偿金。时利和酿造厂认为其与王金龙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没有义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关于年休假，时利和酿造厂认为其与王金龙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没有义务为其安排，认为其想休息就可以休息，不用安排。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户口簿、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邮寄详情单、邮件查询单、录像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2016）京0113民初9374号卷宗等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为证明与时利和酿造厂存在劳动关系，王金龙提交了劳动合同书。时利和酿造厂称其是为了协助王金龙在燕郊买房出具、不作为实际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明,但根据本院依法调取的（2016）京0113民初9374号卷宗中，时利和酿造厂所提交的职工花名册明确载明了王金龙为在职职工。时利和酿造厂在本案中的陈述以及其出示的证据均与（2016）京0113民初9374号案件中的证据不一致，时利和酿造厂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确认王金龙与时利和酿造厂存在劳动关系。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时利和酿造厂作为用人单位,应就其与王金龙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承担举证责任。时利和酿造厂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对王金龙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采信。王金龙于2017年11月7日当面向时利和酿造厂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其意思表示已经送达时利和酿造厂，故双方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综上，本院对王金龙主张与时利和酿造厂自2002年7月2日至2017年11月7日存在劳动关系予以支持。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时利和酿造厂未提供工资支付记录，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王金龙主张的月工资6000元，以及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未支付工资的主张予以采信。时利和酿造厂应支付王金龙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工资。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核算。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时利和酿造厂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交证据证明安排王金龙享受过年休假，故其应当支付王金龙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核算。
王金龙为农业户口，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京劳险发(1999)99号）第二条规定“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及其招用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参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另外该办法的第二十二条规定“农民合同制职工因用人单位未参加社会保险或未足额缴纳养老、失业保险费，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待遇的，用人单位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时利和酿造厂没有为王金龙缴纳社会保险，根据上述规定，本院对王金龙主张的2002年7月2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的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及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本院核算。
时利和酿造厂未为王金龙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王金龙以此为由提出与时利和酿造厂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本院依法核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被告）王金龙与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自二〇〇二年七月二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王金龙二〇一七年五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期间工资三万七千三百七十九元；
三、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王金龙二〇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八元；
四、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王金龙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六万元；
五、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王金龙二〇〇二年七月二日至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一万四千八百九十五元三分、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九千零二十四元；
六、驳回原告（被告）王金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十元，由原告（被告）王金龙与被告（原告）北京市时利和酿造厂各负担十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何庆玲
人民陪审员 李秀兰
人民陪审员 孙家法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仝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