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6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鸿，原湖北省经贸厅退休人员。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黎（系ＸＸ鸿、唐燕之女），原武汉华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员工，现无职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燕（系朱黎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汉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大道607号。
法定代表人赵书堂，局长。
委托代理人闫红，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家浩，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259号。
法定代表人高丹彦，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鹏，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45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高，局长。
委托代理人吕学胜，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ＸＸ鸿、朱黎、唐燕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汉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工商局）企业名称核准行政许可一案，不服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4）鄂汉阳行初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3年10月30日，原告朱黎代表三原告向被告区工商局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根据申请表，三原告计划由ＸＸ鸿出资40.4万元、唐燕出资30.3万元、朱黎出资30.3万元共计110万元，注册一家从事“国际留学咨询”的有限公司，住所地填写为“武汉市汉阳区汉桥路兆麟锦桦豪庭4栋2103室”，申请的名称为“湖北卓越留学服务有限公司”，备选名称为“湖北卓越教育有限公司”，及“湖北美加留学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未当场答复，但工作人员口头告知原告朱黎其申请的名称可能重名。2013年11月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盖有“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行政审批专用章”的被诉驳回通知。该通知以“企业名称重名、近似”为由，决定不予核准三原告的“湖北卓越留学服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2013年11月，原告ＸＸ鸿认为该通知的理由违背法律规定，向第三人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月，复议机关经复议决定维持被告的驳回通知。
原审另查明，被诉驳回通知作出后，被告名称由“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变更为“武汉市汉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原审认为，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具有核准冠用湖北省级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的法定职权。参照《省工商局关于委托办理内资企业冠省级行政区划名称核准工作的通知》和2012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冠用湖北省级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结合本案被告及第三人省、市工商局的当庭陈述，被告将原告的申请转交市工商局进行审核后、将通知书送达原告的行为应当属实、且未超出其受省工商局委托办理本机关登记管辖企业冠省名称的受理、审查、网上呈报、文书送达等工作范围；但被告在被诉驳回通知上加盖“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行政审批专用章”的行为超越了其法定和受委托的职权范围，被诉驳回通知可视为被告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三原告称被告及第三人对审核经过的陈述不实，但未能有效举证，故不予支持。因被告没有冠用省级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的核准权，本案对三原告申请的企业名称是否应当获得核准不做认定。行政赔偿方面，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房屋租金37400元，但其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案外人熊炜与“兆麟锦桦豪庭4-1-2205室”所有人彭小芳签订、合同未注明使用目的、房屋产权证注明规划用途为住宅、租金由案外人熊炜支付，故被诉驳回通知与该项支出缺乏直接因果关系；除前述租金外，原告主张的赔偿范围还有处理部分用品后装修、办公家具、电器、办公用品支出、两雇佣人员工资及三原告18个月薪酬等实际损失，但未能对其损失是否客观存在、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联性有效举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撤销被告武汉市汉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阳）名驳回字（2013）第1号《企业名称驳回通知书》；二、驳回原告ＸＸ鸿、唐燕、朱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汉市汉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
上诉人ＸＸ鸿、朱黎、唐燕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原告房屋租金的认定是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明显违法。l、认定中的“直接因果关系”概念似是而非，混乱、模糊，不能表达明确、正当的含义，法官没有释明，但法律有明确规定，法官对判决应当“辩法析理、胜败皆明”，起码不能用让人搞不懂的词来判案，使原告败不明白，违背了依法、公开和诚实信用的原则。2、“直接因果关系”是法律规定吗？而法律规定：“引用法律条文应当准确完整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序号，需要引用具体条文的，应当整条引用。”否则违法。如果不是法律规定，也就是一审法院竟用非法理由，剥夺宪法赋予原告的基本权利，明显枉法侵权。3、从文理上看，我找遍了哲学词典、法学词典、汉语词典、以及法学、逻辑学的教课书和其他的相关的法学论著都没有找到这个词和解释，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规定意义、可以信口开河、无法界定的词，一审法院用这样的词旨为糊搞，还是胡判呢？明显违法。4、“直接因果关系”可能取之06年过时的《最高检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三条第四项，但该规定是刑法中特别针对渎职犯罪的司法解释，本案则是行政赔偿案，怎么扯得上边呢？而且2006年最高检此语一出学界、实务界争议声不绝，如炸开了锅，我曾评论，此语以诡辩为犯罪庇护。在实践中，给实务造成了混乱，使渎职犯罪得不到与其罪行相应的惩治，有的重大案件对犯罪的轻纵让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中“直接因果关系”与“直接经济损失”都消失，取而代之只有“经济损失”和“因果关系”一说，该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债务人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为人的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等，致使债权已经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的债权部分应当认定为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该解释第十条并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故“直接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因此一审法院作认定的论题是假的，荒诞不经明显违法。（二）一审法院对原告房屋租金认定的理由有三个但全部为假，且有的与认定根本无关。1、理由一：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案外人熊炜”与“兆麟锦桦豪庭4-1-2205室所有人彭小芳签订”是谎言。（1）、一审法院隐瞒、篡改、伪造庭审质证和辩论的真实情况。庭审质证中原告出示房屋租赁合同，及熊炜银行账号上支付房租的账单和出租人房租的收条，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方由原告朱黎和熊炜二人签名、质证中被告对熊炜身份提出询问，原告当庭说明了熊炜是朱黎的丈夫，其行为皆为受托代理。之后被告没有问题，法官也没有问题，这就是该房屋租赁合同质证的客观过程。然而，法官在判决书上对此则隐瞒了二个事实，①合同书是由熊炜和朱黎二人签名的，但法院没有提及朱黎签名，也没有提及为什么不提朱黎签名的事由；②三原告当庭证明熊炜是原告朱黎的丈夫，并指出熊炜为受托代理行为，法官对此没有提及，也没有对不提及此事阐明理由。然后，却在判决书中用案外人的说法迷惑误导公众，引人误解熊炜与原告是没有关系的局外人，此实际上是伪造事实证据的严重违法行为，因此这样的理由能成立吗？（2）在庭审中认定的证据，却在判决中予以否定，明显枉法裁判。原告在庭审中公开证明和承认熊炜是朱黎的丈夫，并有三原告共同证明，即三份证据，在法庭上三原告证明熊炜与原告之间的亲属关系，夫妻关系，而且对此真实性是很容易查证的，法官当时是确信的。如果不确信，既然是法庭调查，法官应当查明事实，如有问题有权提问，或者要求补充证据，而当庭被告和法官对此都没有问题和要求，依照庭审和证据规则，对没有争议的证据，应当当庭认定；庭后发现问题，应当重新质证、辩论、查明事实，否则明显剥夺了原告的质证和辩论权；对有争议的证据，不能当庭认定，在判决中应当详细、准确地叙述双方的观点，详尽阐明采信与不采信的理由。本案判决中没有归纳证据的争议焦点，没有叙明原告对证据的质辩意见（或隐瞒），没有阐明针对争议阐明采信与否的理由，而与此对应的问题是：等于没有质证、剥夺原告辩论权利、无理由采信或否定证据，均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因此，依法其认定的理由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熊炜有权代理妻子或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原告朱黎与熊炜是夫妻关系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原告与熊炜之间有没有民事活动的委托与代理的权利呢？委托代理关系由谁设立、确定？更何况夫妻之间、亲属之间互为代理是法律和社会普遍认可的，尤其是家属性质的企业创业，亲属间帮忙、代理办事，是很平常的事情。依法合同是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签的，那么与案外人或者案内人有什么关系呢？除非熊炜没有代理权，但是代理权依法是由委托人承认的，而且法律规定合同是可以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的，这些都属于当事人的法定权利，那么一审法院到底是在责难什么呢？如果没有法律依据，这不是歪理邪说、强人所难故意违法吗？2、理由二：本案原告朱黎和熊炜是夫妻关系，夫妻之间商定用妻子的名义投资创办公司，出资自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丈夫管理夫妻财产经手支付出资，为什么不能认同为妻子出资，因丈夫经手夫妻共同财产，夫妻财产便为个人财产，就不属于妻子的了，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二）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荒谬的，明显故意枉法裁判。3、理由三：“合同未注明使用目的、房屋产权证注明规划用途为住宅”这是无理找茬、荒唐至极的理由。首先，此理由与本案无关，被告驳回通知中没有此理由，所以此理由依法不成立；其二，此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违法；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司住所证明是指能够证明公司对其住所享有使用权的文件。”因此，理由三明显违法。（三）关于房屋租赁事实的问题：l、公司的住所由公司股东会决定。三股东有权决定公司住所为兆麟锦桦豪庭4-1-2205室，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官查明三个原告创办公司申请登记是事实，该事实的“申请表”证明公司的住所为汉阳区“兆麟锦桦豪庭”，因此，一审法院否定原告的租赁房屋合同，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2、根据公司登记规定可以推定原告租房合同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三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二）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四）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五）有公司住所。”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因此，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原告既向被告申请公司登记，可以推定其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事实。而且创办公司，人不可能没有办公场所，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和可能原告没有公司住所。3、原告于2013年10月30日向被告申请企业名称核准，提交了被告提供的格式申请表，按照被告提供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填写说明》第3条规定：“申请人应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所提供信息应真实、合法、有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应当载明企业的名称（可以载明备选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投资人名称或者姓名、投资额和投资比例、授权委托意见（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姓名、权限和期限），并由全体投资人签名盖章。”的规定，原告如实填写了申请表，此事实证明：①申请核准企业名称登记属于公司登记范围，其同样必须有公司住所的要求，而且必须是真实的；②原告在申请表E填写了公司的各项真实的信息，包括公司住所，证明原告租赁“兆麟锦桦豪庭”房屋的真实性以及与申请登记事实的关联性；③被告所持有的原告依法定程序提交的“核准企业名称申请表”，应为国家机关所保存的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按照证据规则应为有效证据。4、被告“企业名称驳回通知书”，从侧面证明，被告没有对原告填写的公司住所提出异议，即：认可填写的公司住所，因此，印证原告租赁“兆麟锦桦豪庭”房屋作为公司住所的事实。5、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其支付的房屋租金包括银行支付租金的转账记录和业主的房屋租金的收条，是明细真实的、与合同是吻合的；房屋租赁价格结合房屋租赁市场的行情价格是合理的，因而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无隙可乘的。而且原告提供该房屋合同和支付租金的相关证据法庭是当庭认定的。（四）关于房屋租金、人工工资以及其他损失的事实。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与原告租赁房屋及其他损失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本案是原告申请设立公司登记许可的登记，无疑已经投资具备了所有以上的作为公司人人都知道应当必备条件，更不谈是法定的要求条件。然而，被告违法驳回我们申请，而且坚持错误持续侵害被告合法权益近二年时间不撤销，使原告该合法权益无法得以恢复，必然给原告造成十分惨重的经济损失。房屋是为开公司而租赁，公司被违法不予核准登记，公司就无法经营，无法经营必没有收入。但是房租照样支付是不能少的，违法不予核准登记必然直接导致房屋租金的白白损失。租赁合同是不能违约的，而且前期原告为公司经营项目的选择、市场调研、市场预测、可行性规划、与国外合作方的联络、为产品品牌与同行的竞争，以及与国外必须合作关系的协议谈判，而对外方合作的约定是不容轻易改变的，现代市场往往项目品牌的效应决定整个项目即公司的盈亏胜负，所以，只能维持日常开支，先等待行政复议公正决定，后等待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而被告却如坐在风凉亭里，坚持错误行政行为不自行纠正撤销错误决定，原告也就不可能重新申请与协作约定的名称开始重新登记程序。同时，原告为筹备公司的软硬条件，如签订股东协议、制定公司章程、选择公司住所，装修，购买办公设备设施，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办公用品，招兵买马，日常的人工工资又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也同样是因为违法不予核准公司登记而直接导致的法定性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的损失。工人工资中三个股东要有收入生活，既开公司是不可去从事其他工作的，所以这么长时间损失严重。因此，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第八项赔偿规定的同类情形和同类性质的经济损失，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不能正常经营而造成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二、一审法院严重超过审限时间违法。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2014）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149行政裁定书时间是2014年9月25日，而一审法院本案的宣判时间是2015年6月26日严重侵害了当事人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一审判决审限时间应当适用修改前的法律规定，因此，严重违反审限时间的规定。
被上诉人区工商局答辩称，上诉人主要系针对赔偿事宜提出上诉，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本案系因企业名称核准行政许可引起的争议，上诉人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与被上诉人的许可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关联性。上诉人在原审时提出了房租损失、装修、办公家具、电器、办公用品支出、雇佣人员工资及三上诉人18个月薪酬等赔偿项目，对于其提出的房租损失，房屋产权证规划用途为住宅，不应作为经营用房，且其在企业名称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自行租房与本案无关，没有关联性。另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上诉人提出的全部赔偿主张与行政许可行为无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原告提出的赔偿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失存在，同时其主张的损失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缺乏关联性，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区工商局虽具有受省工商局委托办理本机关登记管辖企业冠省名称的受理、审查、网上呈报、文书送达等工作范围，但没有冠用省级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的核准权，导致其在被诉驳回通知上加盖“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行政审批专用章”的行为超越了其法定和受委托的职权范围，被诉驳回通知可视为区工商局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审依法判决撤销的处理并无不当。构成行政侵权赔偿的法定条件一是存在行政违法；二是违法行为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了实际的损害；三是违法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实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律规定行政主体若本来就不具有某种行政职责且无任何承诺，那么行政主体就不能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三上诉人为筹办公司确会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而产生相应的费用，该费用属于公司的筹办费用，然而该筹办费用发生与公司最终能否通过相关行政许可而注册成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由于对三上诉人申请的企业名称是否应当获得核准未作出认定，且工商管理部门不予核准企业名称的行政行为，是否必然导致了筹办公司期间相关费用的发生而造成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所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故对三上诉人附带提出要求区工商局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不符合行政赔偿的法定条件，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三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忠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朱金梅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