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5民终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士行，男，1966年3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邢台市临西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士全，男，1959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邢台市临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士武，男，195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临西县，系上诉人闫士全哥哥，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长喜，河北邢广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振生，男，194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邢台市临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胜利，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住所地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法定代表人薛克磊，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闫士行、闫士全因与被上诉人曹振生、原审被告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2016)冀0535民初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闫士行、闫士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还重审。理由如下：1、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涉案3.4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退还闫士行0.78亩、退还闫士全1.81亩,无事实根据。被上诉人举证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其承包的土地为2.68亩,村委会发包给闫士行土地0.76亩，发包给闫士全土地1.7亩。2、原审认定村委会交由上诉人耕种的原被上诉人承包的部分土地系临时耕种的土地流转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高村村委会的流转方式应为转让。3、原审判决在对同一年（2001年）在包产协议书及证明上出现的不同印章未核实的情况下，对证据作出认定错误。4、原审认定7年的包产费错误，应为6年。5、原审适用法律错误。6、本案不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曹振生辩称，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曹振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闫士行、闫士全返还曹振生耕地2.59亩；2、依法判决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支付“包产费”1218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曹振生与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签订186号土地承包合同书，曹振生承包村委会土地2.68亩，承包期30年，至2029年止。其中包括西北土地2.36亩，家南土地0.32亩。按照高村村委会的规定，凡因涉及树影遮荫和水渠占地等问题，发包丈量时，可按相关农户有关地段的宽度多丈量出4米作为补偿和照顾。曹振生在西北即运河路南的承包土地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显示为2.36亩，在该地块实际承包土地为3.48亩。2001年9月，临西县因修建“运河西路”征用土地，同时占用了曹振生、闫士行、闫士全的部分土地。当时高村党支部书记为杨计祥，村委会负责处理修路占地事宜的是村干部许恩平。曹振生与高村村委会达成“临西县运河西路征地包产协议书”，征用了曹振生运河路南地块0.89亩土地，村委会按照每年亩包产500元标准，按年向曹振生支付包产费445元，至村委会调整土地时止。曹振生在该地块剩余土地为2.59亩，经高村村委会及村干部杨计祥、许恩平、闫建海等人做工作，曹振生将剩余2.59亩土地交到村委会，后高村村委会又将该2.59亩土地分别交给曹振生在该地块的南邻闫士全耕种1.81亩，交给曹振生西邻闫士行耕种0.78亩。当时村委会干部杨计祥、许恩平、闫建海向曹振生承诺，对于转包给闫士行、闫士全的土地，本户什么时间想种地，村委会负责协调收回，恢复曹振生对原土地的耕种。并由村委会指派村会计张子瑞为曹振生出具了证明一份。2001年至今曹振生一直领取该涉案土地的国家粮食直补款，土地包产费也由曹振生领取到2009年，后因村委会资金紧张，未予给付。后曹振生多次要求高村村委会、闫士全、闫士行返还耕地。2006年，高村村委会指派村干部张子瑞、闫建海进行了丈量和确认，因闫士行、闫士全不同意，未果。闫士行、闫士全以该土地系经村委会调整而承包，其与村委会形成了新的土地承包关系，与曹振生无利害关系为由，不同意返还曹振生涉案土地。后高村村委会多次协调未果，曹振生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1999年曹振生与临西镇高村村委会签订186号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村委会土地2.68亩，承包期30年，至2029年止。其中西北土地2.36亩，家南土地0.32亩，诉讼双方均予认可，故曹振生与高村村委会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成立，应受法律保护。按高村村委会规定，因涉及树影遮荫和水渠占地等问题影响承包户的耕作和收成，土地发包丈量时，均按其承包户地段的宽度多丈量出4米作为补偿，故曹振生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西北承包地是2.36亩，而实际在该地块承包地为3.48亩。2001年因修建运河西路征用了曹振生该地块0.89亩土地，剩余土地为2.59亩。经高村村委会及村干部许恩平、闫建海做工作，由当时村支书杨计祥、干部许恩平向曹振生承诺，对于转包给闫士行、闫士全的土地，曹振生什么时间想种地，村委会负责协调恢复其对原土地的耕种，并由村会计张子瑞为曹振生出具了证明一份。曹振生将剩余2.59亩土地交到村委会，由村委会将2.59亩土地分别流转给曹振生该地块的南邻闫士全耕种1.81亩，给西邻闫士行耕种0.78亩。以上事实，有高村村委会书面证明、高村村委会四名村干部证言予以证实，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因地块、地段、地力不同，而变更、折抵地亩数额的习惯，故造成承包合同记载地亩数与实际承包数不一致，此类情况亦属当地农村常见现象，曹振生享有该3.4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予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曹振生依法享有涉案3.4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1年将2.59亩土地交由村委会流转耕种时，村委会已经书面承诺曹振生要求种地时，村委会负责协调收回，恢复曹振生对原土地的耕种。村委会交由曹振生的南邻闫士全耕种1.81亩，交由曹振生的西邻闫士行0.78亩，系临时耕种的土地流转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前款第（二）项所称的第三人，请求受益方补偿其在承包地上的合理投入的，应予支持。本案中，高村村委会是在书面承诺允许曹振生随时可以恢复原土地耕种的条件下，将曹振生的涉案土地暂时流转交由闫士行、闫士全耕种，且未与闫士行、被告闫士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据此，曹振生要求闫士行返还涉案耕地0.78亩，要求闫士全返还涉案耕地1.81亩，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支持。闫士行、闫士全辩称，其系经村委会调整而承包的涉案土地，与村委会形成了新的土地承包关系，与曹振生不存在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但未提供相关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曹振生与高村村委会均不予认可。本案曹振生与高村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确立了曹振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系因曹振生承包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根据土地承包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闫士行、闫士全未对其主张提供充分有效的诉讼证据，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曹振生要求村委会双方签订的2001年临西县运河西路征地包产协议书，因修建运河西路占用原告土地0.89亩、经村委会交由闫士行、闫士全耕种2.59亩，计3.48亩，每年包产费为500元，村委会认可已经支付到2009年，曹振生无异议，应予确认。依照协议双方约定，村委会应自2010年起每年支付曹振生包产费1740元，曹振生要求村委会支付从2010年至2016年包产费12180元，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闫士行返还原告曹振生耕地0.78亩；被告闫士全返还原告曹振生耕地1.81亩。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给付原告曹振生2010年至2016年承包土地的包产费用121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闫士行、闫士全负担。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修建运河西路、征用土地而衍生的纠纷。2001年因修建运河西路，同时占用了曹振生、闫士全、闫士行的部分土地。因闫士全、闫士行想要继续耕种土地，高村村委会为使修建运河西路工作顺利进行，便与曹振生约定，由曹振生将除了修路征用的0.89亩土地的剩余土地交与高村村委会，村委会保证曹振生本户想什么时候耕种，高村村委会负责协调恢复原耕地。后高村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分别交与闫士全、闫士行耕种。曹振生便每年以3.48亩的基数按照每亩500元的标准从村委会领取包产费至2009年。现闫士全、闫士行对曹振生与高村村委会的说法不予认可。因曹振生当年系与高村村委会达成协议且自愿将剩余耕地交与村委会，而闫士全、闫士行均是从村委会手中取得的涉案争议耕地。故本案纠纷的实质是曹振生基于村委会的承诺，要求村委会变更货币补偿方式，恢复土地实际耕种。闫士全、闫士行对争议土地的支配权系从村委会取得，并未与曹振生之间成立相关的土地流转协议，原审按土地流转处理欠妥。虽然村委会认可与曹振生之间有“本户想什么时间种地，村委会负责协调恢复原耕地”的约定，但闫士全、闫士行对此予以否认，故高村村委会与曹振生之间的约定在本案纠纷中无法直接约束闫士全、闫士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是村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村委会应当依法保护和保障。曹振生在交回耕种土地时并未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同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现方式作出变更，其依法享有的相应面积的土地承包权并未消灭，村委会应当以土地承包证书载明的面积予以保障权利。关于保障方式，高村村委会自行承诺“保证”曹振生对土地承包权实现方式的选择权，村委会应当在曹振生要求恢复土地实际耕种时予以保障。实现途径可以通过发包人核查收回其他经济组织成员超过土地承包合同多占用的耕地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土地调整来源予以解决，或由双方协商替代补偿方式解决。曹振生自愿将原承包地块交回村委会，村委会已对交回土地另行分配，其对原地块的承包经营权终止，曹振生要求村委会恢复原地块耕种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鉴于2001年高村村委会对案涉土地承包权的履行方式变更源于县域道路修建征用，不存在违法收回、调整问题，且高村村委会调整土地地块是与涉及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后实际履行的。原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支持原审原告要求发包方与第三人（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至于闫士全、闫士行实际占用耕地面积是否超过其二人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因该问题系村委会（发包方）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承包方）之间实际履行家庭承包合同中的问题，现双方并未就此产生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审查范围，应由发包方与承包方具体核实。如果高村村委会经核实闫士全、闫士行等村民确实存在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之外不合理占用耕地的情况，就是否能收回多占用耕地与占用人发生纠纷，可由村委会根据核实情况作为发包人向争议地块所在地人民法院另行起诉解决。关于曹振生实际耕种土地的亩数问题。曹振生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载明的承包土地亩数为2.68亩，在实际分配耕地时根据村委会的规定或惯例对具体地块存在影响耕种的因素进行考虑，适当多分配合理范围的土地面积合情合理。但曹振生依法应当自高村村委会取得的土地承包权的亩数应当按2.68亩认定。其中对于因修路占用的0.89亩耕地，因曹振生与高村村委会之间签订了征地包产协议书，且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应继续按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关于包产费数额的认定，给付义务人高村村委会并未提出异议，上诉人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村委会亦认可包产费已给至2009年，故原审自2010年起至2016年计算7年的包产费共计12180元的数额并无不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2016)冀0535民初89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变更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法院(2016)冀0535民初8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原审被告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向被上诉人曹振生交付1.47亩耕地”；三、驳回原审原告曹振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原审被告临西县临西镇高村村委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运平审判员  王华青审判员  高恒振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