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04行终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福仙,女,土家族,1955年2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戴明昌，男，土家族�1953年3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系杨福仙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新华西路。
法定代表人云高举，该局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郭细妹，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云霁，重庆云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行署街。
法定代表人徐江，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科军，该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彭先斌，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福仙因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黔江区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的（2017）渝0114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了本案。上诉人杨福仙的委托代理人戴明昌，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黔江区社保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郭细妹及委托代理人张云霁，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彭先斌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福仙原系黔江城厢供销社职工，其于1977年9月参加工作，于2001年9月与供销社解除了劳动关系，于2004年8月退休。1992年9月，原劳动部颁发了《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劳险字〔1992〕25号）。1994年3月，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发了《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黔府发〔1994〕26号）。杨福仙在工作期间，单位从1994开始为其参加了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并缴纳了7年零5个月的大病医疗统筹费�（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明确了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从1999年初开始启动。2001年1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了《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渝府发〔2001〕120号）。重庆市黔江区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09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了《重庆市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渝府发〔2009〕29号)，该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为男年满30年、女年满25年，其中本人按规定实际缴费年限必须满10年。参保人员2003年12月31日前的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视同医疗缴费年限。”2009年5月，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重庆市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险实际统筹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四项规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是指参保人员2003年12月31日前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与本人按规定实际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年限之和，即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之和。”杨福仙退休后于2009年10月23日以个人身份申请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重庆市黔江区医疗保险局（以下简称黔江区医保局）审核认为杨福仙参保前缴费年限为24年，其中视同缴费年限24年，无实际缴费年限。杨福仙办理了参保手续。因杨福仙未在2013年1月足额缴纳保险费，黔江区医保局于2013年2月停止了杨福仙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后杨福仙补缴了2013年的保险费。2013年5月7日，杨福仙向黔江区医保局提出了落实医保权益的申请，杨福仙认为其参加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缴费年限7年零5个月，与之后由其个人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的3年（2010年至2013年），应当合并认定为本人的实际缴费年限，共计10年零5个月，故请求：1.确认杨福仙缴纳医疗保险费的缴费年限为27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为10年零5个月；2.确认杨福仙从2013年1月起，不再向黔江区社保局缴纳医疗保险费，并终身享受医疗保险待遇；3.黔江区医保局报销杨福仙2013年2月的特病门诊医疗费111.95元；4.黔江区医保局返还杨福仙多缴纳的2013年度医疗保险费2222.88元。黔江区医保局于2013年6月18日对杨福仙的申请作出黔江医保函〔2013〕5号《重庆市黔江区医保局关于杨福仙请求落实医保权益的回复》，该回复认为，杨福仙申请的目的是要求将其参加原黔江县国有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年限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此请求违背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杨福仙对该回复不服，于2013年10月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该回复。2013年11月29日，黔江区医保局作出了《重庆市黔江区医疗保险局关于撤销黔江医保函〔2013〕5号的通知》，杨福仙撤回了对该案的起诉。因杨福仙未在2014年1月足额缴纳保险费，黔江区医保局于2014年2月停止了杨福仙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后杨福仙补缴了2014年的医疗保险费。杨福仙对黔江区医保局要求其继续缴纳医疗保险费和再次停保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黔江区医保局恢复杨福仙享有保险医疗费用的权利，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对杨福仙的诉求均未予支持。2015年，黔江区医保局被撤销，其职能职权并入新设立的黔江区社保局。2016年6月6日，杨福仙向黔江区社保局提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以其于工作期间即1993年1月至2001年9月共8年零9个月原单位为其缴纳了城镇职工社会统筹保险（既参加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后又于2009年10月以个人身份参加医疗保险，根据《�疗保险退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262号）第一条第（三）项关于“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重复缴费，以及退休后多缴费的退费，要确保缴费年限续接，不重不漏的处理”以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办〔2009〕19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43号）第二条第（二）项第2目之规定，以及《医疗保险退费事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3〕262号）第一条第（三）项第2目关于“个人参保人员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仍继续缴费，经审核期满足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对退休后超过医疗保险规定缴费年限多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可申请退还”之规定，请求：1、确认杨福仙已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如实缴纳了8年零9个月医疗保险费，并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给杨福仙；2、请求返还2013年至2016年重复多缴4年的医疗保险费共10879.44元。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对杨福仙的申请作出《关于杨福仙申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以下简称《2016年回复》），回复如下：一、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办〔2009〕19号）文件中“凡在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各统筹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医疗保险关系在本市各统筹地间转移时，转出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确认的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在接收地继续有效（中断缴费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你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二、你在2009年填写《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2009年10月23日经原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其从2010年1月1日起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经系统核实，杨福仙以个人身份参加医疗保险至今已缴纳医疗保险费7年（从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无重复缴费记录。杨福仙对此回复不服，于2016年10月18日向黔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江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8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在听取申请人杨福仙和被申请人黔江区社保局的意见，并结合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后，维持了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6年回复》，并告知了杨福仙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的权利救济途径和期限。杨福仙对此复议决定不服，诉如前请。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1年10月16日，黔江区财政局在中国农业银行有一笔进账，出票人为ＸＸ亮（开户银行：农行城东处），持票人为区财政局（账号：XXXXXXXXX），开户银行：农行解放路分理处），票据金额为331621.80元，票据总类为交三费，该费用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单清单》中显示缴款单位为城厢区供销社(ＸＸ亮)，缴款时间为2001年10月16日，备注为补缴三费。诉讼中，杨福仙与黔江区社保局、黔江区政府就该笔费用是否包含了原城厢供销社给杨福仙缴纳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产生分歧，杨福仙认为该笔费用包含了原城厢供销社给杨福仙缴纳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而黔江区社保局和黔江区政府认为根据政策该笔费用未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黔江区社保局作为该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有受理�会保险转移手续、退还多缴社会保险费等社会保险服务的职权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黔江区政府具有对本案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具体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复议的申请、受理并作出复议决定的行政权责。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杨福仙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是否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二、关于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6年回复》、黔江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8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应当被撤销的问题。一、关于杨福仙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是否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首先，重庆市黔江区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杨福仙诉称其原单位黔江区供销社从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是为其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无政策依据。其次，关于杨福仙原单位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为其缴纳了7年零5个月的大病统筹费用，是否作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已经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生效文书予以确认，杨福仙再次主张无法律依据；其三，杨福仙诉称2001年10月16日以城厢区供销社(ＸＸ亮)名义缴纳的金额为331621.80元，票据总类为交三费，包含了杨福仙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但未提供相应的政策依据，黔江区社保局根据相关政策认定该费用并不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并无不当。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及现行政策，杨福仙诉称其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已经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6年回复》、黔江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8日作出黔江府行复〔2016〕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应当被撤销的问题。首先，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办〔2009〕9号文件第一条“凡在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各统筹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或者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的法定劳动年龄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在本市各统筹地区间转移时，转出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确认的医疗保险缴纳年限，在接收地继续有效（中断缴费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杨福仙的情形，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的条件，黔江区社保局对杨福仙该项请求的回复，并无不当。其次，因现有证据、政策无法认定杨福仙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杨福仙于2009年10月23日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黔江区社保局在核查其缴费年限发现并�重复缴费记录后，依法对其申请确认已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如实缴纳了8年零9个月医疗保险费，请求返还医疗保险费的回复并无不当。再次，黔江区政府作为适格的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受理杨福仙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依法听取杨福仙及黔江区社保局的意见后，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相关政策作出维持黔江区社保局回复的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杨福仙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福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福仙负担。
上诉人杨福仙上诉称，1.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依法征收的大病统筹费应当依法认定为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原审认定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了基本医疗保险费无政策依据的认定错误。一是根据劳动部《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的通知》中指出，为了保证职工的基本医疗，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据此立法目的，原黔江县下发的大病统筹办法，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企业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而实施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该办法其本质就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而非黔江区社保局辩称的补充医疗保险。二是根据社会保险法释义第二条以及黔江区下发的大病统筹文件的规定看，原黔江县下发的大病统筹办法的内容完全符合法律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定义，该办法依法应当认定为是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据此，黔江区社保局依据该办法征收的大病统筹费应当依法认定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2.原审法院以生效裁判载明的观点对制度的法律性质做出事实认定是适用依据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法院判决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以及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判决书不是法律法规，判决观点也不是法律解释，人民法院以生效判决观点对法律制度的性质做出事实认定是适用依据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足。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以及《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城厢供销社在补缴“三费”之前，是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报送《缴费申报表》、《代扣代缴明细表》，该表是解决“三费”待证事实的唯一有效证据，更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履行缴费登记职责而必须应有的证据。杨福仙为了证明城厢供销社为其缴纳了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事实，其在起诉时就上述证据已向黔江区社保局提出�明确的举证要求，但黔江区社保局将上述证据隐藏至今未举示。因黔江区社保局故意隐藏该证据，未完成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了7年零5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事实。4.黔江区社保局做出的本诉回复系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的与原答复相同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黔江区社保局在做出本诉回复时辩称“大病统筹不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范畴，单位为其缴纳的大病统筹费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事实上本诉回复和黔江区社保局在2013年6月18日作出的黔江医保函〔2013〕5号《重庆市黔江区医疗保险局关于杨福仙请求落实医保权益的回复》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完全相同，2013年6月18日的回复在诉讼中已经被黔江区社保局依职权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依法应当撤销，黔江区政府作出的维持复议决定也应当一并撤销。5.黔江区是从1994年5月1日起试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黔江区为了贯彻劳险字〔1992〕25号和劳部发〔1993〕263号通知，原黔江县劳动局根据国务院103号令和四川省政府第35号令的规定，提出了在黔江县开展《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黔江县政府于1994年3月15日将该试行办法批转相关单位执行，该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从1994年5月1日起执行，故黔江区是从1994年5月1日起试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综上，黔江区社保局做出的本诉回复和黔江区政府作出的本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错误，依法�应撤销，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杨福仙原审时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辩称，1.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根本的区别。一是目的不同，根据劳动部《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第一条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第一条的规定，建立大病统筹制度的目的是保证职工的大病医疗，互助救济，集中使用；而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公民在疾病的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二是范围不同，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范围是国有企业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一次大病医疗费用开支超过300元以上的部分在大病医疗统筹基金中按贡献大小根据一定比例报销；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并且要求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均参加。三是资金来源不同，大病医疗费用由单位全部缴纳，个人不缴费；而基本医疗保险费依法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四是制度实施的时间不同，二者不存在衔接和替代关系。五是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大病医疗费用统筹不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杨福仙认为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办法就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2.黔江区社保局做出的本诉回复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渝人社办〔2009〕19号文件规定，杨福仙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的条件。经核查，杨福仙参保前缴费年限为24年，其中视同缴费年限24年，无实际缴费年限，其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至今无重复缴费的记录，故对杨福仙提出的返还2013年至2016年所谓重复多缴4年医疗保险费的请求应不予支持。杨福仙在行政复议和诉讼中多次改变其申请的事实和理由且提出新的证据，黔江区社保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和相关的财务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城厢供销社历年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及该单位改制时对社会保险征缴和医疗保险费的清算和缴纳的材料、法院判决书等证据，均能证明原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的7年零5个月的大病医疗统筹费用不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黔江区社保局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无故意隐藏和伪造证据的事实，也不存在超期举证的问题，杨福仙主张适用推定的事实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与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不属于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一是两次回复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同，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是针对杨福仙�出的要求将其参加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年限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以及是否不再缴纳医疗保险终身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等请求，原黔江区医保局按照该案的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政策作出的回复；而本诉回复是针对杨福仙申请履行出具接续卡的行政职责以及要求返还所谓多缴4年的医疗保险费的请求，黔江区社保局按照本案的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政策作出的回复。二是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是原医保局自行撤销的，本案回复是根据杨福仙重新提出的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并非依法院的生效判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4.原审法院证据采信客观公正，引用本案相关联的生效判决以查清本案事实并无不当。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辩称，1.杨福仙认为大病统筹试行办法就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据此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一是大病统筹试行办法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二者的法律地位、征收手段、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劳动部《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规定的国有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属于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第六项规定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二是杨福仙在行复议和多次诉讼中，均没有提供国有、集体企业缴纳的大病统筹费可以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任何政策和法律依据，黔江区政府也没有查阅到该类依据，根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原审判决认定杨福仙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依据完全正确。2.杨福仙认为原审法院以生效裁判载明的观点对制度的法律性质做出事实认定是适用依据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只是在对原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的7年零五个月的大病统筹费用是否应当作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认定问题，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采纳了原生效判决书的观点并无不当，且原审法院未将之前生效的判决作为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其唯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3.杨福仙主张黔江区社保局故意隐藏证据、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是黔江区社保局不存在故意隐藏《缴费申报表》和《代扣代缴明细表》的情况，本案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不是按正常程序的缴纳，而是企业改制时一次性清缴之前的欠费，黔江区社保局举示的《1999年度企业职工缴纳费工资花名册�实际就是《缴费申报表》；且大病统筹费用不涉及职工个人缴费的问题，故不存在提交职工个人应缴部分的《代扣代缴明细表》。二是黔江区社保局不存在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因杨福仙在复议和诉讼中多次改变其主张，黔江区社保局按原审法院要求补充了相关证据，清楚的证明了城厢供销社2001年补缴的331621.80元的具体组成，黔江区社保局不存在未完成举证责任的问题。4.杨福仙主张黔江区社保局做出的本诉回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不是基于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的，也非基于自行撤销原行政行为之后作出的。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与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是基于杨福仙两次不同的申请作出的答复，且其两次申请的请求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均不相同，两次答复所依据的�实和理由也不相同，故上述规定依法不适用于本案。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时，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提交了如下证据及依据：
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2.关于杨福仙申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3.行政复议申请书；4.关于对杨福仙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5.行政复议决定书；6.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7.1999年度企业职工缴费工资送审表；8.重庆市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缴款凭证；9.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10.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11.记账凭证2页；12.城厢供销社历年应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13.黔江区城厢供销社改制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缴纳支付协议；14.黔江区城厢�销社医疗保险保险费一次性清偿情况表；15.黔江区参统企业2001年1月12月社会保险费征缴情况表；16.黔江区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金征集测算表9份；17.（2014）黔法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18.（2014）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61号行政判决书；19.（2015）渝四中法行申字第0000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渝府发〔2009〕19号文件、渝府发〔2009〕29号文件、渝人社〔2009〕58号文件、黔委发〔1998〕3号文件、黔府发〔1994〕26号文件、黔江府发〔2001〕154号文件、黔江编委发〔2015〕230号文件。
原审时，上诉人杨福仙对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6、9、12、13、15、16属于伪造证据，是提起诉讼之后收集的证据，不能达证明目的；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表中没有实际缴费年限部分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认可；证据7内容客观真实，证明城厢供销社与社会保险局存在法定的社会保险关系；证据8不是银行进账单也无具体缴费单位，显示的单一险种与其他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不符；证据9是原始证据复印件，证据10是社保局财会部门自制凭证，自制凭证中注明城厢供销社“补缴三费”与证据9上载明的“补缴三费”事实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认可，但其待证的“三费”险种事实，依法应当由黔江区社保局提供其《缴费申报表》予以证明；证据11不符合会计法第十四条关于必须附有原始凭证的要求，该证据形式不合法，属于无效证据；证据12无具体缴费险种，无法证明双方争议的待证险种，且在缴费基数上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该证据显示征收数额下降，其下降与常理不符合，该证据是在提起诉讼后才造的，属于伪造证据；证据13、14不是原始证据复印件，且其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协议亦无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也无签订协议的具体时间，属于伪造证据；证据15、16显示为四费，而银行进账单显示为三费，据此说明，该证据不是城厢供销社当时履行义务的原始依据，在该表“测算应征”和“实际保险费”一栏显示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事实，其反映的事实是客观事实，杨福仙对此两项收费事实不持异议，但表中反映征收的“生育、工伤保险费”事实，因其缺乏相应事实根据佐证和当期收费政策依据证明而使该实证事实存疑；证据17-19判决书不是行政规章，不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依据。对法律依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产权制度改革与结构改革文件与本案无关，其他文件因是双方共同主张适用的依据，杨福仙对此不持异议，实际缴费年限认定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了实际缴费年限认定范围，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都属于参保职工的实际缴费年限。黔府发〔1994〕26号文件与黔江府发〔2001〕154号文件，是新旧制度替代关系，医疗保险局与原养老保险部门承办的业务属于继承关系，故黔江区社保局适用后者文件认为“黔江区在2002年1月1日前没有开展医疗保险公司”是适用文件依据错误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从新旧制度的具体内容看，两者均属于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原审时，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对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11、17-19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2-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否采信由法院核实。
原审时，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提交了如下证据及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2.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关于杨福仙申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和退还重复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回复；3.申请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4.申请人授权委托书；5.行政复议受理审批表；6.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7.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8.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9.被申请人授权委托书；10.送达回证；1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12.1999年度企业职工缴费投资送审花名册；13.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14.重庆市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缴款凭证；15.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进账清单；16.进账凭证；17.参保单位（个）医疗保险退费申请表；18.调查笔录；19.黔江编委发〔2015〕230号文件；20.落实医保权益申请书；21.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22.（2014）黔法行初字第0008号行政判决书；23.（2014）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61号行政判决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渝府发〔2009〕29号文件第六条、第十五条，渝人社〔2009〕58号文件第四项，渝人社发〔2013〕262号文件第一条第三项，渝府发〔2001〕154号文件，黔府发〔1994〕26号文件。
原审时，上诉人杨福仙对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黔江区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是合法的，对黔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杨福仙认为其证据不足，对其合法性由法院审查。
原审时，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对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原审时，上诉人杨福仙提交了如下证据及依据：
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2.黔江区社保局对原告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回复；3.行政复议申请书；4.黔江府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6.参保单位档案目录及个人账户花名册；7.黔江医保函〔2016〕5号回复；8.医保局作出撤销医保函〔2016〕5号回复的通知；9.（2014）黔法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
依据：《社会保险法》第七十四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渝人社办〔2009〕19号《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府发〔2009〕29号文件、黔江府发〔2012〕36号文件，渝人社发〔2013〕262号《市人社局财政局关于医疗保险退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社会保险法释义》第二条关于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定义，《社会保险法释义》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劳动部《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的通知》（劳险〔1992〕25号），劳动部《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3〕263号）、劳社部《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三）（劳社部发〔1999〕25号）、黔江县政府批转县劳动局《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的报告的通知》（黔府发〔1994〕26号）、《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渝人社发〔2013〕262号退费通知。
原审时，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对上诉人杨福仙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接续卡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没有异议；证据3所诉称的事实不属实；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观点不能成立；证据8在原诉讼中已被撤销，没有法律效力，不能证明行政行为错误；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杨福仙提交的法律依据是真实的，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分法律依据与本案无关，同时劳险字〔1992〕25号文件第四条中统筹基金的来源提到“个人适当缴纳一部分”的内容，在黔江范围内没有适用，大病统筹费用全部由企业缴纳，职工（含杨福仙在内）没有缴纳，劳部发〔1993〕263号文件中关于试点地区的选择，重庆市不在试点地区之列，黔江地区是在2002年初实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原审时，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对上诉人杨福仙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其内容和请求不具有合法性；证据2的三项没有异议；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其内容不完全真实，其请求也不具有合法性；证据4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5-7、9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与杨福仙主张的事实和黔江区社保局、黔江区政府的�辩没有关联。杨福仙提供的法律依据由法院进行确认，但这些法律依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中劳险字〔1992〕25号文件、劳部发〔1993〕263号文件与本案无关，杨福仙在复议阶段并未主张“大病统筹”，且该文件并未规定“大病统筹”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杨福仙的退费请求与渝人社发〔2013〕262号文件的规定不符。
对以上证据，原审法院作如下认证：
1.杨福仙提交的证据：因黔江区社保局、黔江区政府对杨福仙提供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证据1-6、8与黔江区社保局和黔江区政府提供的部分证据一致，对此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7因已被撤销，故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2.黔江区社保局提交的证据：证据1-16均系社保部门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可以作为认定黔江区社保局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依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17-19系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3.黔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黔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因杨福仙与黔江区社保局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这些证据均系黔江区人社局和黔江区政府在行政程序中形成或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依法予以采信。
4.杨福仙、黔江区社保局和黔江区政府提交的法律依据，各方当事人对法律依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只是对法律依据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其将依法在本院认为部分对法律依据的理解和适用予以分析。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杨福仙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撤回行政起诉申请书；
2.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
3.医疗保险征收通知单。
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对上诉人杨福仙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2、3均不是新证据，和本案无关联，均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对上诉人杨福仙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和黔江区社保局的质证意见一致。
以上罗列的上诉人杨福仙，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黔江区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已随案移送至本院。经查，原审法院对黔江区社保局、黔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评判理由充分，符合证据规则，认证正确，予以支持。其对杨福仙提交的证据1-6、8-9的评判理充分，符合证据规则，认证正确，予以支持，但对证据7的评判理由不充分，予以纠正，该份证据记载的行政行为虽被撤销，但能反映本案事实，予以采信。关于杨福仙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经查，该些证据不属新证据，依法不予接�。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上诉人杨福仙不服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履行医疗保险行政处理职责，不服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行政复议的二审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黔江区社保局有处理其辖区内医疗保险服务事宜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黔江区政府具有对不服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的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黔江区政府作出的本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问题。
一、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问题。
本案中，上诉人杨福仙要求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履行确认杨福仙已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实际缴纳了8年9�月医疗保险费，并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给杨福仙。黔江区社保局认为杨福仙不符合出具《重庆市城镇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接续卡》的条件。经查，杨福仙于1977年9月至2001年9月系城厢供销社的职工，城厢供销社根据当时的政策为杨福仙缴纳了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的大病医疗统筹费用。2002年1月1日，黔江区施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杨福仙不可能在2002年1月1日前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故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的大病医疗统筹费用的缴费年限是否应视为杨福仙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实际缴费年限，系双方争执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个问题，杨福仙已启动过诉讼程序，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是指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后实际缴费的年限，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缴费年限作为基本医疗保险费实际缴费年限无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规定，故而一审、二审生效法律文书均未支持杨福仙的诉求。黔江区社保局不支持杨福仙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本案中，杨福仙要求黔江区社保局返还杨福仙2013年至2016年重复多缴4年的医疗保险费共计10879.44元。黔江区社保局认为杨福仙没有重复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经查，本案证据证明，杨福仙从2010年1月1日起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计缴纳了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其间无重复缴费记录。因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的大病医疗统筹费用的缴费年限无相应依据可作为杨福仙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实际缴费年限，故杨福仙主张其重复多缴了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理由不成立。本案中，杨福仙提交的2001年10月16日城厢供销社以ＸＸ亮名义补缴“三费”的《中国农业银行进帐单》等证据，其认为能证明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费。黔江区社保局提交证据证明城厢供销社以ＸＸ亮名义补缴的“三费”不包括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费。黔江区政府复议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进帐单》等证据记载的以ＸＸ亮名义补缴的“三费”不能直接证明包括了职工医疗保险费。经查，杨福仙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城厢供销社补缴的上述“三费”包含了杨福仙的医疗保险费，且在城厢供销社补缴上述“三费”时，黔江区还没有施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故杨福仙提出的上述意见不成立。本案中，杨福仙于2016年6月6日向黔江区社保局提交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才作出本诉行政行为，其程序存在瑕疵，但该瑕疵较轻，不足以导致本诉行政行为被撤销。
二、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作出的本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上诉人杨福仙不服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行政行为，向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黔江区政府立案后，向杨福仙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向黔江区社保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并对本诉行政复议案进行了审理，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黔江区政府在行政复议中履行的上述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程序合法。
关于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是否存在故意隐藏证据问题。上诉人杨福仙认为城厢供销社在补缴“三费”之前，已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报送《缴费申报表》、《代扣代缴明细表》，该表是解决“三费”待证事实的唯一有效证据，其已向黔江区社保局要求举示，但黔江区社保局至今未举示，属故意隐藏证据。经查，城厢供销社于2001年10月16日补缴的“三费”在黔江区施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前，即使有杨福仙所述的上述两份证据，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补缴的“三费”包括杨福仙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故杨福仙提出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行政行为与其2013年作出的黔江医保函〔2013〕5号行政行为是否为同一行政行为问题。杨福仙认为两行政行为系相同行政行为。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本案中，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上述两个行政行为是基于杨福仙的两个申请而作出，且杨福仙两个申请的理由和请求在形式上均不相同。黔江区社保局依据杨福仙两个不同申请作出的两个行政行为在事实和理由上也不相同，故杨福仙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被上诉人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行政行为合法，被上诉人黔江区政府作出的本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杨福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福仙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蒲开明
审 判 员 黄 瑶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津坤
书 记 员 向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