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03民初18984号
原告：杜英，女，汉族，1981年4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代理人：杨利，重庆乐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甄逢柏，重庆乐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如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二路51-57号3楼54号开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691245532G。
法定代表人：龙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发其，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英与被告重庆市如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高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英的委托代理人甄逢柏，被告如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发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7020.37元（5183.67元/月×11月）。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10月进入被告单位工作，在被告位于石桥铺人人乐商场的营业卖场进行手机销售工作，每月工资为销售额提成，不保底，没有基本工资，当月25日左右支付上个月工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未发放原告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23日工资。原告于2016年1月23日以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为由，口头向被告公司财务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在电脑上与被告公司财务做了工作交接。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
被告如高公司辩称，被告位于石桥铺人人乐的营业卖场是由何国峰承包经营，根据企业承包协议，何国峰有人事聘用权，原告系何国峰妻子，应当知道承包事实，原告由何国峰安排上班，但被告并不清楚何国峰安排原告在哪里上班，也不清楚原告上班到什么时候。原告的工资是由何国峰发放，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过工资，原、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9月26日，杜英以如高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7020.37元。2016年10月10日，该委向杜英出具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编号为2016-1281号《证明》。杜英乃以本案的诉求诉至本院。
杜英与何国峰系夫妻关系，何国峰已于2016年12月1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如高公司支付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杜英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举示了以下证据：
1、销售小票14张，该小票上均加盖有重庆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渝州购物广场的收银专用章，小票上的内容均系手填，载明的柜组一栏“如高公司”，审核一栏“杜英”，时间从2013年3月22日至2015年7月25日。该组证据拟证明杜英在如高公司设立的位于石桥铺人人乐营业卖场从事手机销售工作。如高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如高公司在石桥铺人人乐确实设立了营业卖场，由何国峰承包经营，至于杜英是否在石桥铺人人乐的营业卖场上班，如高公司并不清楚。如高公司认为销售小票上没有加盖如高公司的公章，销售小票的时间从2013年3月22日至2015年7月25日，不能证明杜英从2014年10月至2016年1月23日在石桥铺人人乐营业卖场上班。
2、中国农业银行历史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共计27页），拟证明杜英2014年10月至2016年1月的工资发放情况。当月25日左右支付上月工资，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的工资支付，交易对方不能显示账号和户名。2015年10月26日、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25日支付的是2015年9月至11月的工资，由何国峰支付，因为何国峰系如高公司的员工，负责管理包括石桥铺人人乐在内的几家店面，应如高公司的要求代如高公司向杜英支付工资。2016年1月27日刘家芳支付的1988元是刘家芳代如高公司支付的2015年12月的部分工资，但未足额支付，刘家芳系如高公司法定代表人龙涛的母亲。银行流水除了2016年1月27日刘家芳转账支付的1988元之外，刘家芳与杜英之间还存在多笔转账记录，杜英称系何国峰与如高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双方有货款和费用的往来，由于杜英与何国峰是夫妻关系，所以有时也会将货款和费用支付到杜英的账户上，刘家芳支付其他的款项是货款和费用。如高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如高公司向杜英支付了工资，2015年10月7日之前的交易记录没有显示交易对方的账号和名称，不能证明是如高公司向杜英支付的工资。2015年10月7日以后的交易记录何国峰向杜英支付的款项不能证明是如高公司向杜英支付的工资，这是何国峰与杜英夫妻之间的交易转账。刘家芳是如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母亲，与杜英之间的转账行为属于私人交易行为，与本案无关。
3、告知函（打印件）、判决书4份（打印件），拟证明何国峰是如高公司的员工，如高公司在另案中是通过刘家芳向员工支付工资。如高公司质证认为告知函只是打印件，无法核实真伪，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判决书只是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
如高公司为证明杜英与如高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举示《企业承包协议》和管家婆系统截屏打印件，拟证明何国峰与如高公司之间于2014年6月25日签订了《企业承包协议》，承包的店面包括永川大南门、永川人人乐、合川义乌、赛博店。该协议约定何国峰由人事聘用权，其所聘用的人员的劳动关系与如高公司无关。虽然石桥铺人人乐店在协议上没有书面体现，双方是口头约定，从如高公司管家婆系统截图可以看出，人人乐包括永川和石桥铺店，都是由何国峰承包，从双方在管家婆系统中的进出货情况，可以证明石桥铺人人乐店是由何国峰承包经营。杜英对《企业承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协议里只说明了何国峰承包经营的店面包括永川大南门、永川人人乐、合川义乌、赛博店，并不包括本案的石桥铺人人乐店面。对于管家婆系统截屏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人人乐包括石桥铺人人乐店，应该是协议中约定的永川人人乐店。
本院认为，本案系当事人以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事由提起的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应纳入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适用予以评判。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而关于存在劳动关系事实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举示销售小票拟证明在被告石桥铺人人乐店上班，但该销售小票并未加盖有被告公司的公章，其柜组“如高公司”、审核“杜英”是手填，销售时间2013年和2014年4月，与原告自称其于2014年10月入职的主张相冲突，故本院认为该销售小票不能直接证明原告在被告位于石桥铺人人乐店上班的事实。原告举示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陈述2015年10月26日、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25日的转账记录是何国峰作为被告的员工代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9月至11月的工资。2016年1月27日刘家芳支付的1988元是刘家芳代如高公司支付的2015年12月的部分工资。本院认为，由于何国峰与原告是夫妻关系，在被告否认委托何国峰支付原告工资的情况下，原告与何国峰之间的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系被告支付原告的工资。刘家芳与原告除2016年1月27日的转账之外，还存在多笔转账记录，原告称系何国峰与被告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双方有货款和费用的往来，由于原告与何国峰是夫妻关系，所以有时也会将货款和费用支付到原告的账户。根据原告的该陈述，2016年1月27日原告与刘家芳之间的账户交易也不能证明系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工资。原告在庭审中并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动，接受被告的管理，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综上，经本院结合双方庭审举示的证据，综合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不需要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故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原告杜英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杜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周绍月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