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商终字第5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市中区党家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孙建勇，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春堂，男，195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张志彦，男，196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柴菲，男，l97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山东方安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王凯，山东润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济南舜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郭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金印，男，197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人员，住济南市。
原审第三人山东凯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忠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修军，山东中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济南市市中区党家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党家一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柴菲、原审第三人济南舜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安公司）、山东凯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2）市商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4年4月7日，舜安公司与案外人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第八项目部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舜安公司向案外人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的济南三中工程供应石膏板。经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共同确认，该份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实际发生于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之间。2004年12月5日，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党家一建公司购买舜安公司的石膏板，工程地点为济南三中的办公楼工程。双方在合同中对相应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2004年11月7日，凯莱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分别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两份，合同主要约定党家一建公司购买凯莱公司的电缆、桥架，工程地点为济南三中的办公楼工程。双方在合同中对相应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均有柴菲及党家一建公司的工作人员杨春堂共同参与。柴菲、党家一建公司及舜安公司、凯莱公司对上述合同书均无异议。涉案工程济南三中为建设单位，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为总承包单位，施工单位为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党家一建公司为工程分包单位。本案上述合同约定的石膏板、电缆、桥架等均为该工程所使用。
2006年9月6日，柴菲与党家一建公司达成“三中供货明细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教办楼（石膏板）供货总额为202615.73元注：收货清单已交于党建杨经理（原件）实验楼（石膏板）供货总额109319.19元注：收货清单已交于党建杨经理（原件）图书楼（石膏板）供货总额11564.61元注：材料款及施工款已结清（11564.61＋15000）实验楼、图书楼桥架供货总额242235.33元注：收货清单已交于党建杨经理（原件）以上合计总款（一＋二＋四）554170.25元”。柴菲、党家一建公司及舜安公司、凯莱公司对上述对账单真实性均无异议。党家一建公司主张其与凯莱公司签订合同时曾口头约定实际付款额按照总额下调13%计算，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柴菲及凯莱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对于款项支付情况，党家一建公司主张已向舜安公司支付款项282553元。为此，其提交舜安公司出具的收据四份、柴菲出具的收条五份，其中包括2004年7月8日的收款收据一份，金额为16000元；2004年8月4日的收款收据一份，金额为20000元；2004年9月26日的收款收据一份，金额为96150元；2004年11月26日的收款收据一份，金额为30403元。上述四份收款收据均加盖有舜安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由柴菲在经手人盖章处签字。五份收条均为柴菲出具，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04年5月22日收款3万元；2005年11月20日收款1万元；2006年1月24日收款2万元；2006年9月29日收款3万元；2007年2月15日收款3万元。
对于上述四份收款收据，柴菲主张2004年7月8日及2004年8月4日的款项已经收取，但2004年9月26日及2004年11月26日的收款收据中的款项并未实际支付，当时开具了收款收据，但并未实际收到款项。对于上述五份收条，柴菲均无异议，主张2005年11月20日收到的1万元给了凯莱公司，其余款项均系代表舜安公司收取的。舜安公司对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仅收到货款217500元。
对于款项支付情况，党家一建公司主张已向凯莱公司支付货款168215.57元，提交收款收据七份，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05年1月7日，金额为8084.37元；2005年3月29日，金额为6180元；2005年1月5日，金额为73419.60元；2005年3月14日，金额为65642.60元；2005年5月3日，金额为3687元；2005年4月13日，金额为9357元；2005年5月3日，金额为1845元。凯莱公司对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仅收到款项136000元，其余款项并未收到，当时虽开具了收据，但党家一建公司并未全部付款。为此，其提交进账单四份，显示2005年11月22日收取款项10000元；2006年1月26日收取款项20000元；2004年12月24日收取款项66000元；2005年3月8日收取款项40000元。党家一建公司对上述进账单无异议。柴菲认可2005年3月14日，金额为65642.60元的收据实际收取的金额为66000元，并主张对应的款项为2004年12月24日进账单上的66000元。
就本案涉及的上述四份买卖合同，柴菲认可自案外人四建公司领取39000元，以收条方式收款12万元，从济南一建公司收取款项66000元，2004年春节前收到支票8万元。
2009年1月16日，党家一建公司向柴菲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内容为，交款单位：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收款方式：转账；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收款事由：直付柴菲材料款。对于该份收据，柴菲主张收据中的20万元既包括舜安公司的材料款，也包括凯莱公司的材料款，收据开具是党家一建公司允许柴菲直接向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索要党家一建公司欠柴菲的材料款20万元，同时证明柴菲与党家一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欠款金额。党家一建公司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柴菲主张的形成过程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该收据的出具是因为柴菲与济南三中的关系好，在柴菲向党家一建公司索要欠款时，党家一建公司讲款项现在要不回来，所以应柴菲的要求且经双方协商出具了一张收据，由柴菲持该收据换取济南一建公司的收据后再向济南三中索要款项，收据中所确定的数额20万元，并非双方对账所确认的欠款数额，是当时双方商定的数额，款项要回后尚需进行分配，该收据不是债权转让。舜安公司、凯莱公司对收据真实性及柴菲的证明内容均无异议。
2009年11月14日，柴菲与舜安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分别于2004年4月7日、2004年12月5日签订的石膏板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均由柴菲与党家一建公司履行，舜安公司将对党家一建公司的债权111841.71元转让给柴菲。2009年11月15日，舜安公司作出债权转让通知，通知内容为将其公司对党家一建公司的合同债权111841.71元转让给柴菲，并要求党家一建程公司直接向柴菲付款。
2009年11月14日，柴菲与凯莱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凯莱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于2004年11月17日签订的电缆桥架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均由柴菲与党家一建公司履行，凯莱公司将对党家一建公司的债权110338.60元转让给柴菲。2009年11月15日，凯莱公司作出债权转让通知，通知内容为将其公司对党家一建公司的合同债权110338.60元转让给柴菲，并要求党家一建公司直接向柴菲付款。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书及通知由柴菲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通知到党家一建公司。
柴菲主张其曾系舜安公司的副经理，其与凯莱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系朋友关系。党家一建公司对此无异议。柴菲、党家一建公司及舜安公司、凯莱公司均认可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履行、付款收款等均是由柴菲作为经手人处理的。
原审法院认为，舜安公司虽在2004年4月7日与案外人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但经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共同确认，该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实际在其双方履行，对此予以确认。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形成并实际履行的上述买卖合同及双方于2004年12月5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凯莱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亦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经柴菲、党家一建公司及舜安公司、凯莱公司共同确认，上述合同的履行及款项往来均系柴菲经手，对此予以确认。两第三人已将债权转让给柴菲，且履行了通知义务，因此柴菲具备主张权利的主体资格。根据双方确认的于2006年9月6日达成的“三中供货明细对账单”，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的实际材料款共计323499.53元（其中的11564.61元在对账单中注明已经结清），凯莱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的实际材料款共计242235.33元。党家一建公司主张其与凯莱公司之间的材料款按照总款下调13%的比例进行结算，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确认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的实际材料款为323499.53元（因11564.61元已结清，双方确认剩余供货金额为311934.92元），凯莱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的实际材料款为242235.33元。关于舜安公司与党家一建公司买卖合同311934.92元款项的付款情况，根据党家一建公司提交的由柴菲出具的五张收条及柴菲、党家一建公司与舜安公司的共同确认，柴菲实际收取的五张收条中的四张收条载明的款项共计11万元是代舜安公司收取的，对此予以确认。柴菲及舜安公司对党家一建公司提交的日期分别为2004年7月8日、2004年8月4日的收款收据无异议，确认上述收据共计付款36000元。以上能够得以确认的付款金额为146000元。柴菲于2005年11月20日代收的1万元经确认是代凯莱公司收取的，且已经支付给凯莱公司，对此予以确认。柴菲主张代凯莱公司还收取款项（支票）66000元，双方对此亦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柴菲自认还自案外人处收取款项39000元及支票8万元，亦为上述四份合同党家一建公司的付款，对此予以确认。由于柴菲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经手人身份，确认其共计代舜安公司、凯莱公司收取款项341000元。上述款项中，可以确定的为：柴菲代收的款项中的146000元交给了舜安公司，其中的76000元交给了凯莱公司。另有119000元的分配柴菲并未作出说明。舜安公司的自认，其共计收取款项（注：针对311934.92元款项）217500元，凯莱公司的自认，其实际收取款项共计136000元。党家一建公司主张还向舜安公司分两次分别支付了材料款30403元及96150元，并提交了日期分别为2004年11月26日、2004年9月26日的收款收据。柴菲主张该两份收款收据当时只是开具了收款收据，并未实际收到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款项。党家一建公司主张共分七次向凯莱公司支付材料款共计168215.57元，提交了收款收据四份及收据存根三份。根据党家一建公司的主张，其已向舜安公司、凯莱公司共计付款489748.57元，但2009年1月16日，其向柴菲却出具了金额为20万元的收据，并让柴菲持该收据进行收款。因此，对于党家一建公司主张的上述付款证据的认定应当从双方存在的款项交付事实，并结合2009年1月16日的收据等加以综合认定。首先，在工业品买卖合同关系中，现开收据或者发票，后付款的行为是存在的，出卖人开具的收据或者发票并不能作为认定付款事实的唯一证据。第二，从本案中得以认定的事实看，2004年春节前柴菲收到了被告交付的8万元支票，但从党家一建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来看，并没有与此数额对应的收据，且党家一建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收据上载明的款项均已经实际支付以及明确的支付方式。第三，从党家一建公司于2009年1月16日开具给柴菲的收据来看，在其明知欠款远远小于20万元的情况下，却向柴菲开具20万元的收据并让其到其他单位索要款项，并且收据上载明的收款事由为“直付柴菲材料款”，收款方式为“转账”，此显然不符合常理。虽然党家一建公司对该收据的开具进行了解释，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其解释的事实。综合上述分析，应当认定党家一建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不能作为其付款的唯一认定依据。根据舜安公司的自认，其实际收取款项217500元，因此认定党家一建公司对舜安公司的债务为94434.92元；根据凯莱公司的自认，其实际收取款项为136000元，因此认定党家一建公司对凯莱公司的债务为106235.33元。故柴菲受让债权的金额应为合计200670.25元。柴菲仅主张20万元，并放弃对差额部分的主张，是对其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因此，柴菲主张党家一建公司支付款项20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柴菲主张的利息，因其系债权受让人，并以债权受让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但其受让债权时原债权人与债务人并未对具体债权债务进行明确的结算和确定，因此其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济南市市中区党家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柴菲款项20万元；二、驳回柴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济南市市中区党家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
上诉人党家一建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于我公司主张的“与凯莱公司之间的材料款按照总款下调13％的比例进行结算”，认为我公司“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并最终确认双方的“实际材料款为242235.33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柴菲三次起诉的陈述均不一致，相互矛盾。第一次起诉时柴菲已经承认双方确有下浮13％的约定；第二次起诉时，则对下浮l3％的约定不予认可；等到本次起诉后的庭审过程中，又声称记不清了。结合全案，应当认定我公司对于“下浮13％”约定的举证已经达到证据优势的证明标准，其主张是成立的。相应的，凯莱公司与我公司的实际材料款应为210744.74元。
二、即使凯莱公司与我公司之间的“实际材料款为242235.33元”，原审法院依据我公司于“2009年1月16日开具给柴菲的收据”和舜安公司、凯莱公司的当庭自认，认定我公司“对舜安公司的债务为94434.92元”、“对凯莱公司的债务为106235.33元”，并简单得出柴菲“受让债权的金额应为合计200670.25元”的结论，是错误的。1、署期为“2009年1月16日”的20万收据不能作为结算凭证，更不能作为债权凭证而认定债权数额。该收据是我公司开具给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该收据及收据上“直付柴菲材料款20万元”的表述，只能体现出我公司同意（第三人）向持有收据人柴菲支付20万元材料款的内容，根本得不出双方己进行了最终结算的意思，也就是说“直付柴菲20万元”不等于“欠柴菲20万元”。结合我公司和柴菲在此前发生过“双方换取收据，由柴菲单独向济南一建收款”事实，应认可我公司对该收据形成背景的陈述为真。2、从法庭调查可以看出，原审法院仅仅依据凯莱公司和舜安公司对“己付款”的自认，来认定我公司的己付款总额，缺乏可靠性和合理性。3、就本案中争议较大的两张收据，即“金额为96150元、30403元的收据”，原审法院对我公司主张的“该款己转账支付”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庭审中，我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我公司存有的号码为2630758和2630748的两张收据存根。该两张收据存根是我公司开给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的，其开具时间与金额为96150元、30403元的收据相同，收款方式记载为“转账”“直转”，备注均写明“此款由柴菲直接跟校方联系”，应该认定我公司“关于金额为96150元、30403元的收据所对应款项，已由柴菲以换取收据方式支付”的主张成立。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我公司向柴菲支付款项32911.08元；或依法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柴菲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舜安公司述称，同意柴菲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凯莱公司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党家一建公司主张其与凯莱公司之间的材料款按照总款下调13％的比例进行结算，其称是双方口头约定，凯莱公司称双方在结算时已经下调，下调后出具的欠款数额。党家一建公司称应在双方对账结算的数额基础上再下调13%的主张，凯莱公司、柴菲均不认可，党家一建公司也没有其他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党家一建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党家一建公司与凯莱公司、舜安公司结算后，党家一建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此后，凯莱公司、舜安公司将剩余的债权转让给了柴菲，党家一建公司对转让事实予以认可。本案中，双方对于货款的支付数额、剩余数额产生争议。党家一建公司仅仅提交其开具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的收据存根，并没有提交款项的过付凭证，不足以证明款项已经支付。
柴菲和党家一建公司之间最后一次书面凭证就是2009年1月16日党家一建公司向柴菲出具的一份收款收据。党家一建公司将出具给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交给柴菲去所要欠款，且该收据上注明“直付柴菲材料款20万元”，该收据首先能够证明党家一建公司尚欠柴菲货款。柴菲持上述收款收据没有取得款项，其债权没有实现，在诉讼中双方对尚欠款项数额产生分歧。由于柴菲和党家一建公司对于已付货款达不成一致，双方之间账目无法核对一致，而党家一建公司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实已付款项的具体数额，故该收款收据足以证明该收款收据上载明的20万元就是尚欠柴菲的货款。党家一建公司称其开具收款收据系让柴菲向济南一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索要款项后再行分配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故原审判决认定党家一建公司尚欠20万元货款正确。
综上，党家一建公司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济南市市中区党家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培森
审 判 员 彭荣生
代理审判员 栾钧霞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马冬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