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29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献兰，女，1965年5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海东，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1，女，2000年1月3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王献兰，女，1965年5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2，女，2001年6月20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王献兰，女，1965年5月13日出生。
以上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飞飞，男，1985年3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营业场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云西一街16号12层。
主要负责人：刘志远，总经理。
上诉人王献兰、何×1、何×2因与被上诉人吴飞飞、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三上诉人均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3民初4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献兰之委托代理人裴海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吴飞飞参加了2016年11月25日的法庭调查，但经本院传票传唤，其与被上诉人人保北京公司均未参加2016年12月2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献兰、何×1、何×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飞飞、人保北京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确认何××：左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顶骨骨折等，但一审判决针对该病症却未予描述，只表述“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可”，并未对何××出院时身体状况予以认定。根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出具的“出院小结”中陈述：于2014-01-07转入我科，继续给予营养神经、脱水降颅压、抗感染、防止并发症等治疗。出院诊断：1.左侧硬膜下血肿；2.脑挫裂伤；3.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4.右侧顶骨骨折……6.颅外软组织损伤。大脑受损，不同于普通的外伤，硬膜下血肿是指颅内出血，血液积聚在硬脑膜下腔，在颅内血肿中发生率最高。根据伤后血肿发生的时间，分为急性硬膜下血肿（伤后3天以内）、亚急性硬膜下血肿（伤后3天至3周内发生）和慢性硬膜下血肿（伤后3周以上）。急性硬膜下血肿临床表现为：临床症状较重，并迅速恶化，尤其是特急性血肿。中间清醒期较少见，昏迷程度逐渐加深。颅内压增高症状出现较早，脑疝症状出现较快，局灶症状如偏瘫、失语多见。北京市顺义区法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三、检验过程第（二）项：检查所见：伤者喃喃自语，语无伦次，四肢可见不自主活动。何××脑部受伤如此之重，一审法院认为王献兰、何×1、何×2提供的证据不足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2.一审法院认定何××与吴飞飞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已经履行，与事实严重不符，因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刑初字第408号刑事判决明确阐述“被告人吴飞飞案发后能积极救助被害人何××，且已经积极赔偿被害人的部分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3.一审法院在何××重伤二级的情况下，认定吴飞飞给付3万元赔偿数额适当，与社会常识观念不符。4.一审法院认定何××与吴飞飞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有效属明显错误，有失公允。二、一审法院对赔偿事实认定错误，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吴飞飞辩称，何××的死亡与交通事故无关，赔偿款已经给付何××本人，《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关于何××的精神状况，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已经询问过何××，其精神正常，相关笔录均有记载。
人保北京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王献兰、何×1、何×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吴飞飞、人保北京公司赔偿王献兰等三人医疗费1136.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400元，营养费6000元，护理费21600元，误工费40300元，交通费2000元，死亡赔偿金1185427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28247元），丧葬费3877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财产损失2500元，共计1010819.03元，由人保北京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部分由吴飞飞负担；2.诉讼费由吴飞飞、人保北京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4日12时50分，在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路杨镇工商所东侧，吴飞飞驾驶×××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适有何××驾驶摩托车由东向西行驶，两车相接触造成何××受伤，车辆损坏。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认定，吴飞飞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何××为次要责任。北京市顺义区法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何××身体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何××被送往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抢救，被诊断为左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顶骨骨折等，自2014年1月4日至2014年3月9日住院治疗，共计住院64天，住院病案中“出院情况”载，“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可”。2015年2月12日，何××猝死家中。
王献兰与何××于1999年4月7日登记结婚，二人育有二女：何×1，2000年1月3日出生；何×2，2001年6月20日出生。
一审审理中，王献兰向一审法院确认何××曾与郭×共同居住，育有一女郭××，但郭××并非何××的女儿，并申请对其进行父女关系鉴定。后郭×向一审法院提交郭××的申请书，明确表示“不再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放弃本案赔偿款的继承权，何××的任何财产申请人也均不要求继承”。
×××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系杨×，该车在人保北京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20万元含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询问杨×，杨×称其将车辆送至洗车店洗车，不清楚吴飞飞为何驾驶自己的车辆，且吴飞飞偷开其车辆未经允许。
2014年3月9日，吴飞飞（甲方）家属与何××（乙方）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一、乙方在住期间所产生的医疗费15000元左右已由甲方支付，在此基础上甲方再一次性支付乙方住院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补及伤残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三万元整（30000元）。此款于本协议双方签字之日起一次付清。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纠纷。全部了结。二、乙方收到此赔偿款后，自愿放弃追究甲方刑事、民事等一切法律责任，对甲方的行为给予谅解，希有关司法机关对甲方从轻处罚。三、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交顺义区公安局备案，本协议一经双方签字具有法律效力，双方永不反悔。”
2014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询问何××，“问：你现在头脑清醒吗？答：比较清醒。问：你何时出院的？答：2014年3月9日出的院。……问：你与对方签了个协议，协议书你的名字是你签的吗？答：是我签的……”。一审庭审中，王献兰亦确认协议书上的签字系何××本人所签。2014年3月18日，顺义分局预审大队询问何××，“问：你来我预审大队何事？答：我今天来是因为吴飞飞开车将我撞伤一事，我现在和吴飞飞的家属已经自行调解，我来说明一下这个事。赔偿协议和收条我们已经自行交到顺义区人民检察院。问：（出示一份《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及一张收条）你看一下，该协议书及收条是否是你亲笔签字？答：都是我亲笔签名，协议内容也都是我认可的。问：你是否已收到吴飞飞家属赔偿的3万元人民币？答：我已经收到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人保北京公司仅向该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了质证的权利。
本案争议之一是：何××在事故发生一年后于家中猝死与此次交通事故有无因果关系。王献兰等三人称何××在事故发生后一直未能痊愈，吴飞飞对此不予认可，该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献兰等三人未能提交何××猝死原因与此次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充分证据，且不能提交其死亡原因的相关证据，何××遗体已于2015年2月14日火化，故该院依法不予认定何××猝死与此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争议之二是：何××与吴飞飞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否真实有效，其中何××所受的损伤与赔偿协议数额不符，是否显失公平。王献兰等三人主张何××因交通事故导致精神智力受到影响，其所签订的赔偿协议应为无效，且该协议显示公平，该院经审查现有证据后认为，何××在事故发生后自行与吴飞飞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有顺义公安分局预审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对何××的询问笔录为证，且王献兰等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向该院证明何××在事故发生后已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另，王献兰等三人亦未能向该院证明何××在赔偿协议书上的签字并非其自愿，故该院依法认定何××与吴飞飞的赔偿协议真实有效。
本案争议之三是：何××是否已经收到了赔偿款3万元。王献兰等三人称何××没有收到过赔偿款，吴飞飞辩称已经给付，该院审核后认为经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预审部门询问何××，何××确认收到了赔偿款，故该院对此予以认定，吴飞飞已经按照赔偿协议书履行了给付义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1、何×2、王献兰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王献兰等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人窦×出庭作证称，其曾租住过何××与王献兰的房屋，与王献兰是老乡，故认识何××；何××曾与郭×一起住，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何××经常喝酒，其发生交通事故前精神就不正常，从说话表达方面能感觉到，出车祸之前没那么严重，出车祸之后更严重了。吴飞飞与人保北京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人保北京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了质证的权利。吴飞飞针对证人窦×的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无法核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无法核实证人窦×证言的真实性，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吴飞飞与人保北京公司是否应就涉案交通事故向王献兰等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王献兰等三人上诉主张何××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一直未能痊愈、何××于2015年2月12日猝死系涉案交通事故造成，吴飞飞对此不予认可。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何××于2014年1月4日因涉案交通事故受伤，北京市顺义区法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2月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而何××经住院治疗64天，于2014年3月9日出院时的住院病案中“出院情况”载：“患者神志清楚，精神可”，2014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顺义分局预审大队均就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及赔偿款交付事项询问了何××，何××认可其头脑比较清楚、已收到赔偿款。王献兰等三人上诉主张何××出院后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结合何××的出院诊断结论及询问笔录，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何××的死亡时间距其治疗出院已近1年，而王献兰等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猝死原因与涉案交通事故存在关联性，亦未提交证明何××死亡原因的相关证据，鉴于何××遗体已于2015年2月14日火化，一审法院未认定何××猝死与涉案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顺义公安分局预审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对何××的询问笔录，何××在事故发生后自行与吴飞飞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王献兰等三人主张该赔偿协议无效，但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因王献兰等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经本院传票传唤，吴飞飞与人保北京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王献兰、何×1、何×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00元，由王献兰、何×1、何×2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坤
审判员 宋 晖
审判员 龚勇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汤和云
书记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