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1民终29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有芳，女，1944年12月10日生，回族，安徽省蚌埠市人，住安徽省蚌埠市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文伟，男，1975年12月14日生，汉族，江苏省宜兴市人，住宜兴市。原审被告：杨赛，男，1969年1月22日生，回族，江苏省镇江市人，住镇江市。系杨有芳之子。上诉人杨有芳因与被上诉人宋文伟及原审被告杨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5）京民初字第2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有芳，被上诉人宋文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宋文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宋文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借条是被上诉人宋文伟采用欺诈胁迫的手段形成，上诉人为了救被劫持的人质杨赛才在借条上签名，但同时在上面打了二个“×”表示否定，该借条应无效。2、被上诉人宋文伟提供的证明，是他的同伙、同谋共同编造的谎言。3、本案债务是被上诉人宋文伟与程道杰串通放高利贷而产生的，不应受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改判。被上诉人宋文伟辩称，借条不是在胁迫下写的，是杨赛自愿出具的。对借条上二个“×”是不是上诉人打的我不知道。我与程道杰没有串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文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赛、杨有芳立即归�借款9万元，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4月30日至归还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杨赛向案外人程道杰借款25万元，陆续偿还部分款项后，宋文伟为杨赛向程道杰提供15万元担保。后杨赛又向程道杰还款5万元。2015年2月15日晚18时许，宋文伟及程道杰与妻子到丹阳市界牌寻找杨赛，找到后于第二天凌晨将杨赛带至宜兴市宋文伟家中。宋文伟和程道杰与杨赛母亲杨有芳协商再偿还给程道杰3.5万元。在宋文伟家中，杨赛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因资金周转（借款原因）向宋文伟（××）借款人民币玖万元整。小写：（￥90000元）。借款期限：2015年2月16日至2015年4月30日”等，该借条下方写：1、借款人承诺按双方约定的日期还款，如有逾期还款的需提前十天向××说明情况并同意付相应的滞纳金，直到还清全部欠款。2、如因此次借款产生的纠纷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借款人及共有人一方承担。如诉讼费、保全、执行及律师费等。3、担保人有连带责任。上方字体上有两个“×”。杨赛在该借条上签字。同日，宋文伟向程道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因资金周转（借款原因）向程道杰（××）借款人民币陆万伍仟元整。小写：（￥65000元）。借款期限：2015年2月16日至2015年5月1日”等，该借条的格式与杨赛出具借条的格式相同。当日晚21时许，宋文伟、程道杰及其姐夫从宜兴将杨赛送至溧阳市高速出口，杨有芳、杨有芳儿子杨研从镇江赶至溧阳市高速公路出口。双方相见后，杨有芳交付给程道杰现金3.5万元，并在杨赛出具的借条上签字。宋文伟称，杨有芳是在杨赛的要求下签字。杨有芳称，是在宋文伟和程道杰的胁迫下签名，因杨赛身上有伤，若不签字杨赛不能回家，其将杨赛救助后送至医院。借条上借期届满后，杨赛、杨有芳未还款。但宋文伟向程道杰出具借条后分数次还款7.5万元。杨赛系宜兴市友州陶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文伟曾在该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及案由问题。本案中，杨赛、杨有芳虽向宋文伟出具借条，但宋文伟并未交付款项，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宋文伟认为借条中载明的“借款9万元”包含其为杨赛担保的6.5万元及杨赛欠其工资款2.5万元，故双方关于6.5万元的争议应认定为追偿权纠纷。2.5万元的争议应属于宋文伟与宜兴市友州陶瓷有限公司之间劳动争议纠纷，与6.5万元的追偿权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争议案件在程序方面要求仲裁前置，本案双方对欠付工资的情况并未申请劳动仲裁，且宋文伟工作的用人单位为宜兴市友州陶瓷有限公司，杨赛虽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但并非用人单位本身。故本案只对案涉6.5万元的追偿权纠纷进行处理，对2.5万元的争议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2、关于杨赛对程道杰是否负有债务，宋文伟向程道杰还款的行为是否系保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杨赛虽辩称其按照月息6%的标准向程道杰支付利息至2014年下半年，数额远超25万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宋文伟提供保证责任后，分数次向程道杰还款7.5万元，应视为替代杨赛履行了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宋文伟有权向杨赛追偿。3、关于出具借条是否受到胁迫及借条的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杨赛、杨有芳均辩称出具借条时受宋文伟和程道杰等人胁迫，出具借条意思表示不真实。但对其受到胁迫的事实未报案，亦未采取其它救济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杨赛、杨有芳的陈述及举证未能达到对存在胁迫的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对存在胁迫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及第五十五条“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受胁迫所为的民事行为属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且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一年。本案当中即使存在胁迫的情形，但两被告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期间届满，撤销权即消灭，相应的民事行为即有效，故案涉借条的效力应为有效。4、关于支付利息及律师费的问题。本案借条约定借款期限至2015年4月30日，届满后未还款，杨赛、杨有芳构成违约。依法应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即2015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宋文伟未委托律师，未有律师费支出，请求支付该费用，不予支持。判决：杨赛、杨有芳向宋文伟支付6.5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驳回宋文伟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围绕借条是否有效及杨有芳是否承担偿还责任进行举证、质证。但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借条是否有效，借条上的数额是否由高利贷形成。本院认为，原审被告杨赛对出具借条的真实性认可，上诉人杨有芳对在借条上签名亦不持异议，但均辩称是在受宋文伟和程道杰胁迫下出具和签字的。而上诉人杨有芳没有提供受胁迫的证据，仅有杨赛用手机发短信的截屏，要杨有芳报警，但杨有芳并未报警。从本案的整个事情经过看，杨赛当时确实被宋文伟带到宜兴家中，但没有证据证明杨赛受到人身自由被宋文伟限制。因为杨赛可以自由出入宋文伟家，可以用手机与家人通话，发信息，甚至可以到宜兴街上的银行取款。对于是否被宋文伟与程道杰胁迫写下借条，杨赛与杨有芳均未提供证据。虽然杨有芳在借条上打二个“×”表示不同意借条内容不得已才签名，或杨赛在与宋文伟及程道杰商谈如何解决债务问题时，宋文伟和程道杰可能说了一些过激的语言，即使存在胁迫下写借条，但在胁迫情形消除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该借条上签名而所负债务。同时，杨赛在被杨有芳用3.5万元“解救”后，也未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该借条产生的债务，而是在诉讼时才称这是受胁迫写下的借条债务。因此，杨有芳与杨赛所称受胁迫写下借条及受胁迫下在借条上签名，理由不充分。不足以使本院认定受胁迫事实存在，故本院认定借条有效。关于高利贷问题。虽然杨赛提供部分打款凭据，但其认可向程道杰存在借贷关系且尚未还清，仅凭打款凭证及程道杰出具的收条，尚不足以证明存在高利贷，而与宋文伟之间的债务是由与程道杰借款转让而来，借条上的9万元并非高利贷。故本院对借条数额有高利贷的抗辩，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有芳提出的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杨有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开亮审判员  戴晓东审判员  李益成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戴葩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