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民四终字第8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辉，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山东英才学院教师，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陶涛，山东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耿昕，山东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骋，女，1991年3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上诉人刘辉因与被上诉人迟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高民初字第893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26日10时30分，刘辉驾驶鲁GM92**号牌轿车沿济南市经十东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舜华路口时不让行已在路口内车辆，车辆左前侧撞在迟骋驾驶的鲁AB30**号牌轿车的右前侧，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当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作出第13007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确定刘辉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迟骋不承担事故责任。在该认定书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注明：刘辉负责两车维修及相关费用。刘辉与迟骋均在该认定书上签名。
2013年9月26日，刘辉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因2013年9月26日上午10：30在高新区经十东路红绿灯路口发生车祸，因我方车辆黑色帕萨特鲁GM91**，对方白色奥迪A1鲁AB30**相撞，经交警人员（于东海老师）处理，我方负全部责任，负责维修对方鲁AB30**车辆，车辆维修好当天（1-2）日内去经十东路银座汽车奥迪4S店把维修费交清，如不交清，负双倍的维修金额，可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如果交清维修费，双方刘辉、迟聘两者没有任何关系，两清。该承诺书上有刘辉、证明人刘秀娜、迟光辉的签名。
2014年1月13日，刘辉申请对鲁AB30**号牌轿车在银座汽车有限公司的部分维修费用与本次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给予鉴定，一审法院通过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进行了委托。2014年9月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作出委托鉴定工作报告，内容为：因更换下来的配件无法提供，鉴定机构决定退卷处理，将该案退回我院。
另查明，迟骋系鲁AB30**号奥迪牌小型轿车的车主。刘辉系鲁GM92**号帕萨特牌小型轿车的车主，该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项存有争议，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定。
一、迟聘的车辆维修费。迟聘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山东银座天尊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维修施工单一份，据此主张车辆维修费数额为52629元。刘辉对于该维修施工单有异议，认为该维修施工单是在其未到场定损拆检情况下，迟聘单方面委托产生的，对其中的绝大部分费用不予认可。认为该维修施工单并非正式发票，无法证明已实际发生的损失。对于异议迟聘解释称车辆已经维修完毕，还未支付维修费。交警部门处理时只对车辆进行了拍照，但并未对车损进行鉴定。迟聘将书面通知书通过邮寄方式快递给刘辉，要求刘辉到场进行定损，该快递也已经刘辉签收，但刘辉并未到场。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迟聘提交山东银座天尊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维修费发票一份，证明车辆维修费为54421元。对此刘辉认为，根据在上次庭审中提交的维修施工单，其主张的结算日期为2013年11月6日，该发票的出具日期为2014年1月21日，且该发票上没有车主姓名，该发票的结算金额与维修施工单的金额不符，对该发票是否系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存有异议。对此迟聘解释称，施工维修单的数额仅为参考数额，迟聘实际支付的维修费金额为发票数额，应当以发票数额为准。关于发票日期为2014年1月21日是因车辆维修后迟聘一直未提取车辆，实际提车日期为2014年1月21日，并于该日取得维修费发票。发票虽然未显示迟聘姓名但发票上明确记载维修车辆的车牌号，与迟聘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的车牌号一致。刘辉提交来源于交警事故案卷中的事故发生时鲁AB30**号车辆的照片以证明迟聘车辆的损失从外观上看仅为右侧车门翼子板，迟聘所修的项目远超事故导致的车辆损害，对其他损失不予认可。迟聘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组照片中除显示车辆号牌的照片外其他三张照片与本案无关联性。该组照片从外观上显示车辆损害状况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实，也不能证明迟聘车辆的其他部位没有损害。刘辉提交2013年10月27日其与山东银座天尊汽车有限公司徐忠强的通话录音以证明事故车辆的修理是迟聘单方指定的，没有进行拆检及定损；提交2013年11月6日双方的通话录音以证明迟聘认可未在刘辉知情的情况下单方对事故车辆进行了修理。迟聘认为该两份录音为复制件，且录音时间不详，不予认可。对2013年10月27日的录音，因通话的双方身份不一样，证据来源不合法，录音内容不清晰，无法达到刘辉证明目的。对2013年11月6日的录音，该份录音内容显示刘辉是知情的，且在通话中迟聘明确通知刘辉核对维修清单，但刘辉一直未去核对。刘辉辩称其于2013年11月6日到4S店拿到了维修清单，核对后发现车已经修完了，配件找不到了。迟聘所述刘辉没有去核对不符合事实。刘辉提交于2013年11月6日去4S店打印的事故车辆维修清单以证明2013年11月6日去了4S店，拿到了维修清单，核对后发现车已经修完了，配件找不到，无法进行核实。迟聘对刘辉上述内容不予认可，刘辉辩称，根据录音内容迟聘于11月6日要求刘辉11月7日去交钱，证明车辆已于11月6日就已维修完毕。迟聘没有提供该车辆维修的现场照片、拆检的配件照片及该配件需修理、更换的证据。对于为何发生如此高额的维修费迟聘自己也没有合理的解释，照片上显示车辆只是外观车门的损坏，但车辆的离合器也更换了。对此迟聘称，1.对刘辉提供的录音证据不予认可。2.迟聘的损失有维修发票进行证明，无需车辆维修现场照片、拆检的配件照片及该配件需修理、更换的证据。3.车辆离合器的损坏从外观上无法体现。法院认为，本次事故中，刘辉驾驶的鲁GM92**号牌轿车车辆左前侧撞在迟骋驾驶的鲁AB30**号牌轿车的右前侧，造成两车受损。双方在交警的主持下达成协议，由迟骋负责两车的维修费用。且事故当日刘辉出具了承诺书，其同意迟聘的车辆维修好（1-2）日内去经十东路银座汽车奥迪4S店交清维修费用。迟聘的车辆于事故当日被送往该4S店进行维修，但是迟聘将车辆维修好后刘辉并未去4S店缴费，对引起本次纠纷应负全部责任。虽然刘辉对车辆维修费提出异议，认为维修项目不合理、维修费数额过高，但其提供的事故车辆照片仅能证实受损车辆的外观情况，且其并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证实其主张，对其异议理由法院不予采信。迟聘提交的维修施工单能够证实车辆的维修项目及相应工时费，提交的维修费发票能够证明迟聘已经实际支付的数额，对此法院应予采信。虽然迟聘车辆维修费的数额为54421元，但车辆维修费的数额系按维修施工单的数额52629元主张的，故法院对迟聘的车辆维修费认定为52629元。
二、迟聘主张的双倍维修费问题。迟聘根据刘辉出具的承诺书主张刘辉需负担双倍的车辆维修费。该承诺书载明“我方负责维修对方鲁AB30**车辆，车辆维修好1-2日内到经十东路银座汽车奥迪4S店把维修费用交清，如不交清付双倍的维修金额，可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如果交清维修费双方没有任何关系”。刘辉对承诺书提出异议，认为：1.该承诺书是在迟聘父亲带人到其家中采取威胁方式逼迫刘辉及其妻刘雪娜签署的承诺书，对其合法性有异议；2.该承诺书内容系违约责任条款，如不及时交清涉案车辆维修费用承担双倍的维修金额属违约责任条款。违约责任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及双方都认同的情况下适用。本案中刘辉对迟骋单方面修车所发生的费用并不认可，该承诺书所附条件并未成立。因此迟骋要求支付双倍维修费请求不能支持；3.鉴于该承诺书系违约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该约定违约金金额明显过高，应当给予调整。综上，刘辉认为承诺书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对维修费用无争议，且刘辉应当履行赔付责任而未履行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案双方对于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争议较大，该承诺书不能适用。迟聘认为：承诺书是双方平等协商，自愿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明显的合同性质，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应依法确定其效力，刘辉应遵守承诺书的内容履行相应的义务，按维修费数额的双倍支付。原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当日下午，刘辉为迟骋之父迟光辉出具了承诺书，承诺“车辆维修好1-2日内去4S店缴清费用，如不交清负双倍的维修金额”。该承诺书并未体现原告车辆应当如何维修及需要维修的项目。鉴于双方在车辆实际维修过程中未共同到4S店确认车辆的维修项目及定损，且刘辉对维修项目及车辆维修费存有较大异议，故迟聘以刘辉出具上述承诺书为由要求刘辉承担双倍的车辆维修费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针对本次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刘辉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迟骋不承担事故责任。该交通事故认定书客观、全面的反映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及原因，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刘辉应对迟骋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的规定，因刘辉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其作为车主应先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承担车辆维修费2000元。在交强险范围之外，刘辉还需赔偿迟骋车辆维修费50629元。对于迟骋主张刘辉承担双倍维修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迟骋车辆维修费2000元。二、被告刘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迟骋车辆维修费50629元。三、驳回原告迟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刘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5元，由原告迟骋负担1202.5元，被告刘辉负担1202.5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刘辉不服上诉称，请求撤销（2013）高民初字第89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基本事实为：2013年9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商定9月27日一起去4S店进行拆检及定损。9月27日，上诉人按被上诉人的要求至4S店定损，但被上诉人却未到场，4S店工作人员与其联系后，其称改日再进行拆捡，日期另行通知上诉人，之后上诉人再未接到过4S店及被上诉人的任何通知。2013年10月27日，上诉人到4S店询问拆检定损一事，发现车辆己经基本修好，且4S店无法提供更换下的零件予以核实，上诉人当场对4S店及被上诉人单方拆检提出质疑，4S店对未通知上诉人一事予以认可。11月6日，上诉人再次来到4S店并打印了维修工单，工单上显示维修金额为52629元。当晚，上诉人接到被上诉人电话，电话中被上诉人对其在双方约定的时间未出现，以及未通知上诉人即单方拆检定损一事予以认可。而原审法院认定的不是事实，原审判决提到的快递，是被上诉人在起诉后邮寄给上诉人的，且该快递中并没有内件。而此时，车辆早已维修完毕，所有零件均己灭失，无法进行核实。即使此时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去4S店，也已无法进行定损。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车辆维修费提出异议，认为维修项目不合理、维修数额过高，但其提供的事故车辆照片仅能证实受损车辆的外观情况，且其并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证实其主张，对其异议理由不予采信。这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本次事故只造成了被上诉人右侧车门外观受损，被上诉人自行更换其他部件的行为与本次事故无关。上诉人提供的事故相片，是经交警部门认定的事故损失情况，本次事故并不存在其他损失，上诉人无法对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车辆其他部位受损，应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被上诉人既不能提供车辆维修的相片，也不能提供更换下来的零件，被上诉人主张其损失数额为5万余元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将证明车辆存在其他损失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显系错误。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侵权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就应该证明上诉人存在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存在、上诉人主观有过错、加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被上诉人不能同时证明上述四个要件，就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于损害事实的存在及损害事实与加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原审法院作为判决依据的维修工单与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进行的勘察差异巨大。本次事故仅仅是两车在低速起步过程中发生的右侧车门的轻微碰撞，被上诉人车辆只是右侧车门发生了轻微的变形，上诉人的车辆也仅仅是保险杠轻微受损。而被上诉人的维修项目甚至包括了变速器、离合器、转向杆、等带速万向节等位于车辆左侧以及车厢内的明显与本次事故无关的项目。事故发生时的出警民警也是根据两车受损情况，认定两车损失在三万元以下，因此适用了简易程序处理该事故。被上诉人主张的维修项目和数额也明显不符合常理，试想，一辆售价仅不到20万元的车辆，如果仅仅因为一次发生在交通高峰期的拥堵路段上的轻微剐蹭事故，就需要对车辆全部重要部件进行大修及更换，并花掉超过全车款四分之一的价钱，那么这款车还会有市场，有存在的必要吗关于损害事实和加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被上诉人既然主张其损失系本次事故所造成，就应该证明其因果关系。而被上诉人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主动申请对事故损失是否系本次事故造成的进行鉴定，但再次由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供维修相片及零件，造成鉴定部门无法对损失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因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没有完成，本案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以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五万余元的依据，显系错误。事故责任认定书只是对事故发生原因的认定，而不是对事故损失情况的认定。事故的损失情况以及该损失是否系本次事故造成的，均系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明显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五万余元损失显系错误。原审法院如此判决，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社会后果。造成本案损失无法确定的原因，是被上诉人故意瞒着上诉人单方面修车，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本次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立刻陪被上诉人到4S店进行拆检，4S店工作人员初步检查后称修车费用大约一万，但因为4S店马上就要下班，双方商定第二天共同拆检，确定最终损失数额。随后，被上诉人及其父亲强行跟随上诉人到其家中，以威胁的方式要求被上诉人写下承诺书，由上诉人负责修车，如未能及时付清维修费用，由上诉人承担双倍修车款。第二天，当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带着修理费来到4S店时，被上诉人却未出现，称定损时间另行通知上诉人。而当上诉人再次来到4S店询问何时定损时，却发现被上诉人已经自行修车，且被上诉人和4S店均未提供车辆维修的相片及更换的零件。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的电话、工作单位以及家庭住址，却故意瞒着上诉人单方面修车，又无法提供其确实进行了该维修的证据，且其最终提供的发票金额也与维修工单不符，被上诉人的主张疑点丛生。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其通知上诉人拆检但上诉人未到场，其只能自行维修车辆，那么被上诉人既然都想到了害怕上诉人不承担责任而让其写下承诺书，又怎么不在修车时拍照或录像取证，或要求4S店保留更换下的零件予以核实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五万余元维修费根本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判决，只能助长这种虚报维修费用，恶意诉讼的碰瓷情况发生。是不是以后只要是对方承担事故责任，我们就可以单方面与修理厂恶意串通，虚开维修费，谋取巨额利益这样的法律，是否成为了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合法外衣如此，法律的尊严何在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何在法院的判决，不仅要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更应当肩负起引导正确的社会道德走向的时代责任。而原审法院的判决，明显为某些灰色交易提供了保护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3年9月26日10时30分，刘辉驾驶鲁GM92**号牌轿车沿济南市经十东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舜华路口时不让行已在路口内车辆，车辆左前侧撞在迟骋驾驶的鲁AB30**号牌轿车的右前侧，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当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作出第13007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确定刘辉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迟骋不承担事故责任。在该认定书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注明：刘辉负责两车维修及相关费用。刘辉与迟骋均在该认定书上签名，且当日双方将受损车辆送到4S店去修理，上述事实清楚，双方对此无争议，法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上诉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商定9月27日一起去4S店进行拆检及定损。9月27日，上诉人按被上诉人的要求至4S店定损，但被上诉人却未到场，4S店工作人员与其联系后，其称改日再进行拆捡，日期另行通知上诉人，之后上诉人再未接到过4S店及被上诉人的任何通知。上诉人对此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是不成立的。对于上诉人主张因修车时未有拍照或录像，4S店没有保留更换下的零件，据此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过错责任，并导致刘辉申请对鲁AB30**号牌轿车在银座汽车有限公司的部分维修费用与本次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进行鉴定无法进行的责任是被上诉人造成的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刘辉是知道2013年9月26日事故发生当天就将车辆送到维修店去修理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已达成修车时进行拍照或录像及4S店保留更换下的零件的合意，且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是2013年11月6日及10月27日的电话录音，此时车辆已放到维修店一个月以上。一审法院依据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作出第13007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该事故认定书中确定刘辉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迟骋不承担事故责任。在该认定书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注明：刘辉负责两车维修及相关费用。刘辉与迟骋均在该认定书上签名。以及2013年9月26日刘辉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中的内容为：因2013年9月26日上午10：30在高新区经十东路红绿灯路口发生车祸，因我方车辆黑色帕萨特鲁GM91**，对方白色奥迪A1鲁AB30**相撞，经交警人员（于东海老师）处理，我方负全部责任，负责维修对方鲁AB30**车辆，车辆维修好当天（1-2）日内去经十东路银座汽车奥迪4S店把维修费交清。据此，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刘辉承担被上诉人的车辆维修费是正确的。上诉人刘辉主张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认定两车损失在三万元以下，因此适用了简易程序处理该事故，及4S店工作人员认定车辆维修费约一万元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其上诉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5元，由上诉人刘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冷卓
审判员 王云春
审判员 孟繁荣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