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邢民四终字第7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保良，男，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巨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恩，男，197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巨鹿县。
委托代理人张禹君，河北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保良因与被上诉人赵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巨鹿县人民法院（2014）巨民二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保良、被上诉人赵恩及委托代理人张禹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3月29日，被告与巨鹿县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了一份《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承包樊家堂村沙荒地220亩，承包期自2011年3月29日至2031年3月29日。承包费每亩50元，承包费共计22万元，被告于2011年3月29日一次性将承包费22万元交清。2011年4月1日，巨鹿县公证处对被告与巨鹿县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的《合同书》进行了公证。对上述事实，原、被告无异议。
原告主张，被告承包巨鹿县樊家堂村的220亩沙荒地是原、被告合伙承包的。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被告与巨鹿县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的《合同书》原件，以及巨鹿县公证处对该合同的公证书原件；证据2、2011年3月29日巨鹿县樊家堂村村民委员会收22万元承包费的证明原件一份，内容为，“证明，东北沙荒地按合同合理收费贰拾贰万元整，已收到位”；证据3、2014年6月26日樊家堂村委会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2011年3月29日赵恩与我村村民刘保良合伙承包樊家堂村东北沙荒地220亩，承包期20年，承包费22万元，一次性付清，其中，赵恩向村委会交现金20万元，刘保良交2万元。订立合同时，让刘保良出面同村委会订立合同，因为刘保良是本村村民。特此证明。支部书记樊东方，副书记樊兰芹，巨鹿县闫疃镇樊家堂村民委员会（盖章），2014年6月26日”；证据4、被告亲自书写的双方合伙期间的证明共九页，其中一份题目为《草》的是被告本人书写，内容为“草，1、本人丁场，你付工资，年结余高就给我二老点零花钱，低则不计。合同到期后，现场井、变压器等所赔赏按4.6分，盈亏按4.6分。2、转给第三方经营，分长期和短期。长期，一次租出，把你所投20万按年利率加10万结清，我所投10万加工时费、我二老看场费结清，所余平分。短期租回本金，剩余年现共同经营。3、我没有经营实力，更没有股份经营实力。如果你经营，把我所投资、工时费和二老看场费结清，我撤场。如果你需要用人另谈。4、划分土地，各自管理。”另外八页是被告之妻书写，内容为被告记录的合伙经营期间的收支记录；证据5、原告所写的原告在与被告合伙经营期间的投入情况，总计482641元；证据6、18张原告在合伙期间在承包地上投资的原始的收据。原告主张，以上证据证明了：承包合同是以被告的名义同村委会订立的。实际承包人是原、被告以及原、被告所占的份额。其中1、2号证据系村委会向原告提供，原件在原告手持有。3号证据是村委会向原告出具。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公证书和收费证明是真实的。公证书上的合同是原来订立的合同。还有一份在原告处。对合同无异议，是真实的。收款证明是真实的无异议。合同在原告手拿着，因为那个时候我用原告车，让他帮忙。收支情况账目不是我写的。“草”是我在家里瞎写的，不是写给原告的，不知道原告怎么从我家弄来的。村委会证明，村委会他们不知道我和原告之间的经济往来。八页收支记录不清楚，不知道是否我妻子书写。对原告书写的投资情况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原始单据中，购买拖拉机是真实的，是我托原告购买的。
原审认为，原、被告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虽然是被告与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但是樊家堂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证实原、被告系合伙承包经营。被告亲笔书写的《草》，直接证明了原、被告的合伙关系。同时，被告与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的合同、公证书、收费证明的原件均在原告手持有，在被告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也证明了原告与被告的合伙关系。综上，应当认定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原、被告共有，在原、被告与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承包合同时，由原告缴纳承包费20万元，被告缴纳承包费2万元。因为在承包土地后，原、被告均进行了投资，在没有投资比例约定的情况下，双方的共有份额应当按照原、被告的实际投资确定，故原告要求原、被告按照向樊家堂村民委员会缴纳承包费的数额确定原、被告的投资比例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共有份额问题，原、被告在对双方的投资情况进行清算后，可以另行解决。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保良与巨鹿县闫疃镇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的《合同书》约定的樊家堂村220亩沙荒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赵恩和被告刘保良共有。二、驳回原告赵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刘保良负担。
上诉人刘保良上诉主要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系国家公务员身份，无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系巨鹿财政局副局级国家公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等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人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无权承包农村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项规定不准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7条对违反者作出了专门的处理规定。因此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法相悖。二、上诉人是本案土地的唯一土地承包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规定，上诉人有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公证书，以及村委会向上诉人出具的载明上诉人是土地承包费缴款人的收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是本案土地的唯一的合法承包权人。被上诉人不是订立承包合同的承包方，2014年6月26日村委会的证明与承包合同不符，其内容违反以上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上诉人的承包合同是经过公证的法定证据，根据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的规定，其证据效力大于村委会的证明。一审判决抛开承包合同及公证书的效力，单凭村委会的证明就认定被上诉人享有土地承包权，显然违背了证据效力的认定规则。上诉人的草稿没有形成正式文书，双方均未签字认可，无法律效力，不能作为事实的依据。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不合理。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被上诉人要求确认份额的诉讼请求，让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违背了有关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定。四、双方发生纠纷的真实原因。上诉人承包的是国家鼓励开发的沙荒地，上诉人在与村委会订立承包合同时向被上诉人借款缴纳了承包费。按国家政策，国家免费给上诉人承包的沙荒地安装用于农业生产的水、电设备，每亩补贴沙荒治理费300元，土地平整补贴数十万元。2011年，国家给上诉人承包的沙荒地安装了变压器及配套设施，打机井一眼。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国家免费扶持的2000米防渗管道（每米16元），40个出水口（每50米一个，每个90元）领走变卖，2012年国家免费扶持的5000斤花生种被被上诉人领走变卖。上列款项和国家扶持的9万元沙荒治理补贴和几十万元的土地平整补贴被被上诉人侵吞。当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上述款项时，被上诉人拒不归还，并强行要求入股承包，遭上诉人的拒绝，这才是双方发生纠纷的真实原因。因此本案并非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被上诉人侵吞国家扶持农业开发的款项已涉及刑事责任，请二审法院将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移送纪检检察部门处理。
被上诉人赵恩答辩主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应依法追究上诉人诬告被上诉人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上诉人亲笔书写的《草》的内容上看，应属于上诉人对合伙内容的分割意见。并且上诉人与樊家堂村民委员会订立的合同、公证书、收费证明的原件均在被上诉人手持有，上诉人未能做出合理解释。另外，樊家堂村村委会出具的2014年6月26日证明也证明赵恩与刘保良是合伙关系，承包费由赵恩交现金20万元，刘保良交2万元。综合以上情况看，足以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一审认定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并无不妥。对于赵恩的身份问题，上诉人虽主张赵恩系国家公务员，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而赵恩予以否认，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侵吞国家扶持农业开发的款项已涉及刑事责任，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所称的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问题，因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部分支持部分驳回，一审确定案件受理费完全由上诉人承担不妥，应由双方分担，故本院对一审案件受理费予以调整。上诉人的其他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保良负担2150元，赵恩负担2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保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延铎
代理审判员 王朝辉
代理审判员 王 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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