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闻达，男，197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泮慧斐，女，197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立人，浙江中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朝晖中学,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朝晖新村三区*号。
法定代表人吴林富，校长。
委托代理人韦正强，浙江航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闻达、泮慧斐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朝晖中学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2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袁逸于2001年6月29日出生，是袁闻达、泮慧斐之女，生前系杭州市朝晖中学学生。2015年5月12日下午最后一节课，袁逸在教室自习时，被老师发现手拿一个罐子准备敲击某位同学，老师当即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袁逸回家写2000字检讨书，家长签字并写2000字教育反思。下午5点零6分，袁逸正常放学离校。袁逸先回到其祖母家里吃晚饭，约晚上7点23分左右，袁逸随母亲泮慧斐回到自己家里。约半个小时后，袁逸从家中12楼跳楼自杀。另查明：袁逸在2015年3月因参与一次校外学生打架纠纷而做过书面检讨，袁逸的父亲并因此向校方写过书面的家长反思材料。在一审庭审中，杭州市朝晖中学表示虽然其不构成侵权，但是作为袁逸的学校自愿给予慰问金5万元，可由法院判决给付。
袁闻达、泮慧斐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1、杭州市朝晖中学携处罚袁逸的老师在袁逸所在班同学范围内当面向袁闻达、泮慧斐及受害人袁逸道歉；并在《都市快报》或《钱江晚报》上声明道歉；2、杭州市朝晖中学向袁闻达、泮慧斐支付损害赔偿金907860元（包括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赔偿金）；3、杭州市朝晖中学向袁闻达、泮慧斐支付丧葬费24186元；4、杭州市朝晖中学向袁闻达、泮慧斐支付其他损失费合计86871元；5、杭州市朝晖中学向袁闻达、泮慧斐返还袁逸从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12日在校期间，为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所交的全部作文原稿；6、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杭州市朝晖中学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袁闻达、泮慧斐和杭州市朝晖中学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杭州市朝晖中学的教师对袁逸进行的批评教育活动是否构成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故判断涉案批评教育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理应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予以分析。首先，关于行为的违法性。袁闻达、泮慧斐主张涉案批评教育行为的违法性体现在错误认为袁逸违纪，责令袁逸写2000字检讨书违背常理，要求袁逸保证其父母写2000字反思违背常理。杭州市朝晖中学则主张写检讨书和反思是教学手段，并非违法行为。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在学校教学教育活动中，会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对学生进行管理，其中写检讨书或教育反思亦是普遍采取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以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且在当前社会生活中，也是能被广大公众普遍接受的，至于检讨书字数是500字还是2000字并不影响此教育方法的本质，故袁闻达、泮慧斐主张涉案批评教育行为违法并无依据。袁闻达、泮慧斐还认为袁逸并未违纪，老师错误批评亦是违法。就此袁闻达、泮慧斐并无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袁逸是否确实违反课堂纪律而受老师批评，与本案的最终法律适用并无关联。批评教育学生是教师的职责，老师批评学生的理由是否成立或者充分，并不能反推老师批评教育是否正当或违法。只要老师没有采取侮辱学生、体罚学生等侵害学生人格权的行为存在，即使老师批评有失偏颇，亦属于批评的合理范畴。这一常识已为公众普遍接受，亦不能因接受批评的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心理承受力的差异而否定批评的正当性，故袁闻达、泮慧斐的该项主张并不能认定老师批评违法。综上，涉案批评教育行为并不违法。其次，关于涉案批评教育行为与袁逸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别于公民内心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自我评价。由于每个人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其具有不同的性格，因而表现出对他人行为的不同反应，这种反应就该个体而言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所谓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要限定于合理界限条件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有这一行为，通常即足以产生该种损害后果。之所以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界定于通常情况下足以产生之合理界限条件，而未将受害人的心理状态、主观臆测等作为因果关系，则是因为每个人性格之差异，难以形成客观判断标准，如以受害人的感知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则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相处、交流和交往。因此，受害人自己因为某一行为而做出的反应并不一定形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老师的批评教育行为作为教学中已经普遍采用的方法，通常情况下并不足以导致学生自杀的损害后果，故涉案批评教育行为与袁逸死亡之间在法律上不具有因果关系。最后，关于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侵权法上的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袁闻达、泮慧斐主张老师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过错应指的是过失。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某种不利后果的发生，而由于疏忽没有预见或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如何判断行为人能够预见，应当基于行为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本案中，老师对学生批评教育，责令写检讨书，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人身伤害事故，而且就袁逸个体而言之前亦有过此种教育方法，故老师没有违反与其职业相关的注意义务，袁逸之死不在可预见范围之内，因此，老师主观上没有过错。综上，杭州市朝晖中学的教师对袁逸进行的批评教育行为不构成侵权，袁闻达、泮慧斐要求杭州市朝晖中学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生命的逝去，尤其是年轻生命的逝去，是家庭、社会难以承受之痛，杭州市朝晖中学作为学校，自愿为此给予5万元慰问金，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袁闻达、泮慧斐诉请要求杭州市朝晖中学返还袁逸在校期间的作文作业，该项请求不属于生命权的请求范围，且学校对于作业既没有民法上的保管义务，也不负有返还之责，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朝晖中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闻达、泮慧斐款项50000元；二、驳回袁闻达、泮慧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95元，由袁闻达、泮慧斐负担。
宣判后，袁闻达、泮慧斐不服，上诉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未查清学校是否履行相应的职责，是否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建立教育、保护制度，及时发现学生可能产生危险性的行为，并与家长沟通。2、作为袁逸的班主任，老师在实施批评教育后，没有注意到袁逸的极度情绪低落，可能发生危险行为的情形。老师在发现袁逸可能有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简单粗暴的对袁逸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其与家长写检讨书的行为，上诉人认为，并不在合理的教育管理活动的范畴内。故学校应对最后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3、袁逸在放学后，在家中写检查，应视为学校教育活动的延续，故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过程中提出，袁逸并非在学校死亡，学校不应当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基础。4、袁逸的死亡结果与学校的教育行为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袁逸在书写检讨书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学校、老师对其无端的指责累及父母，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故选择以悲剧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老师能够在批评教育时，查实相关事实，或更注意教育方式，本案的悲剧就不会产生。老师及学校的不恰当的教育手段，是引起本案发生直接的导火索。综上，因被上诉人未建立合理的教育制度，老师未适用合理的教育方式，导致上诉人之女袁逸死亡，其行为构成侵权，被上诉人应负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807860元，丧葬费241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其他合理费用86871元；合计1018917元。二、判令被告携邵建女（袁逸班主任）向二上诉人赔礼道歉。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杭州市朝晖中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杭州市朝晖中学主观上没有过错。侵权责任法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某种不利后果的发生而由于疏忽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已经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状态。即我们通常所讲的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法律只要求主观上有过错的加害人承担责任，一方面体现了法律对于民事主体善意、慎重行事的心理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法律对于已经对自己的行为尽到了必要注意者的宽容。结合本案，班主任教师对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说明班主任教师是尽职尽责的。“教不严、师之惰”出自中国古代经典《三字经》，他告诉我们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为师之道要严格执教。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有义务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班主任教师在发现袁逸手拿一个罐子准备敲击某位同学时，如果视而不见不予批评和抵制反而是不称职的。教师对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写检讨书之前也有过此种教育方法，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故教师没有违反与其职业相关的注意义务，袁逸的死亡根本不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教师主观上并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应从行为时的状态来认定，而不能从结果反推过错。答辩人教师主观上并不存在侵权的过错。二、杭州市朝晖中学批评教育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本案中，袁逸有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作为班主任教师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这是教师的职责，至于批评教育学生的理由是否成立或者充分，并不能得出批评教育行为的违法性。让袁逸放学回家后写检讨的教育手段，以及让其家长写教育反思的这种共同教育的育人方法并无不当。写检讨、家长写教育反思的这种教育方法在袁逸身上并不是第一次，从2015年3月4日袁逸写的检讨书以及其父袁闻达写的家长的反思可以看出这种教育方式不但没有使学生产生过激行为，反而收到了很好的育人效果。杭州市朝晖中学系杭州市范围内的知名中学，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会采取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其中写检讨书和教育反思亦是其中之一，这种方法不违反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且在当前社会中，也是能被广大公众普遍接受的，至于检讨书字数并不影响教育方法的本质。答辩人教师并没有歧视学生、更没有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采取侮辱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答辩人教师也并未对未完成检讨书设置处罚措施，批评教育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三、袁逸的死亡同杭州市朝晖中学的教育行为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首先，批评教育行为及责令学生写检讨的行为并不属于侵权行为，其次，只有当答辩人教师的批评教育及责令写检讨的行为与袁逸的死亡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有批评教育及责令写检讨书的这一行为，通常即足以产生使袁逸跳楼自杀这种损害后果。显然袁逸的死亡同杭州市朝晖中学的教育行为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本案袁逸的死亡既不在学校的学习期间也不在学校的生活期间，学校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杭州市朝晖中学的教师主观上没有侵权的过错，在履行对袁逸的教育管理职责过程中行为并没有违法性，袁逸的死亡与杭州市朝晖中学的教育管理行为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杭州市朝晖中学的教师对袁逸进行的批评教育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审中，本院依上诉人袁闻达、泮慧斐的申请，依法向西湖区公安分局三墩派出所调取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对班主任邵建女所做笔录。上诉人袁闻达、泮慧斐认为，该笔录能反映杭州市朝晖中学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或有无尽到管理义务的事实。本院向三墩派出所调取笔录后，经质证，袁闻达、泮慧斐对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能够证明班主任批评完学生后，没有关注袁逸的情况，就直接宣布放学，这与杭州市朝晖中学在原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的说法不一致。被上诉人杭州市朝晖中学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教育行为构成侵权，被上诉人已尽到了教育管理的义务。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案发当日公安机关相关当事人的所作笔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笔录能部分反映事发当日情况，但仅以此不足以证明学校存在教学上过错，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争议焦点仍为学校老师邵建女对袁逸的批评教育活动是否构成侵权法所规定的侵权行为，是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班主任老师邵建女在发现袁逸及另一学生在自习课期间，违反课堂纪律，影响他人自习，采取当众批评，责令两同学写检讨书，并要求家长予以配合的教育方式，其初衷和教育方式符合学校教育的要求，也不存在有失师德的行为，同时上述教育行为不存在有违《义务教育法》、《侵权责任法》等法所规定的侵权行为。故上诉人主张杭州市朝晖中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5495元，由上诉人袁闻达、泮慧雯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 建 明
审判员 余江中代理审判员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