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永民初字第2524号
原告曹洪英，女，194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陈玉玲，女，193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代玉兰，女，194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韩敬连，女，194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贺瑞侠，女，194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李秀敏，女，193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梁素贞，女，1941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刘怀英，女，195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马淑燕，女，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苏爱莲，女，194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孙秀云，女，194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
原告王兰英，女，193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王月英，女，193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要云英，女，195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翟先云，女，194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诉讼代表人：王月英、曹洪英。
委托代理人陈睿，河南佐达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城市城关镇瓜子厂。
法定代表人贺瑞侠，厂长。
委托代理人苗东锋、丁红翔（实习），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献立，男，198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委托代理人夏磊，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洪英、陈玉玲、代玉兰、韩敬连、贺瑞侠、李秀敏、梁素贞、刘怀英、马淑燕、苏爱莲、孙秀云、王兰英、王月英、要云英、翟先云等人因与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第三人张献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2015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作出受理决定，并向原、被告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告曹洪英等人（除原告要云英外）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睿、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之法定代表人贺瑞侠及其委托代理人苗东锋和丁红翔、第三人张献立及其委托代理人夏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洪英等人诉称，原永城县城镇橡胶厂系职工自筹资金开办的集体企业，永城市解放南路18号面积为1056.51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永城县城镇橡胶厂。1985年9月，永城县城镇橡胶厂变更为永城县城镇解放路瓜子厂，1995年变更为永城县城镇瓜子厂，后又变更为永城市城镇瓜子厂。后来因企业没有参加年审，营业执照被工商局吊销。原告曹洪英等人系永城市城镇瓜子厂的职工，企业在经营期间因效益不好安排职工在家待岗。2014年11月份，企业的原法定代表人要云珍去世，职工需要改选法定代表人，这时才发现瓜子厂的房屋被第三人张献立占有，但在起诉第三人侵权时，发现原法定代表人要云珍竟然瞒着全体职工，以被告的名义擅自将瓜子厂的房屋转让给第三人张献立，严重侵害了企业及职工的利益。据此，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与第三人张献立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
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辩称，原告曹洪英等人所诉属实，同意确认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与第三人张献立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
第三人张献立述称，一是曹洪英等人均已经与永城市城镇瓜子厂解除劳动关系或退休，均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曹洪英、贺瑞侠、翟先云均于2009年12月退休，根据《劳动法》的规定，退休人员自然与用人单位终止了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的财产与退休人员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终止劳动关系的人员自然也无权代企业主张权利；原告王月英、要云英、曹红英、贺瑞侠、孙秀云、张桂花、梁素贞、王兰英、代玉兰、马秀丽等人均于2006年12月份协商与永城市城镇瓜子厂解除劳动关系，已经与用人单位脱离一切关系，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陈玉玲、韩敬连、李秀敏均在2006年以前与永城市城镇瓜子厂解除劳动关系，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二是永城市城镇瓜子厂已不具备主体资格，自2006年底该厂将剩余的全部财产处分完毕，人员均解除劳动关系，事实上已经清算并终止了企业，更没有在进行工商年检，永城市城镇瓜子厂早已不存在，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三是原告曹洪英等人的主张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曹洪英等人请求确认无效的合同分别发生在2003年12月28日和2006年11月26日，距今分别为12年和9年，2003年12月8日，在永城市城镇瓜子厂向主管部门即永××城关镇人民政府申请出售瓜子厂房产时，原告曹洪英等人就已经�字同意，2004年1月11日，在永××城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召开了瓜子厂职工大会并形成了决议，决议同意出售单位房产，2006年12月份，全体职工与单位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全部职工领取了售房款，该事实充分证明原告知道合同成立的时间，而原告曹洪英等人至今才向法院起诉，远远超过法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民法通则》13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曹洪英等人的诉讼请求。四是原告曹洪英等人诉状部分陈述不实，原告曹洪英等人在诉状中陈述：“原告曹洪英等人系永城市城镇瓜子厂的职工，企业在经营期间因效益不好安排职工在家待岗。但是在2014年11月份，企业的原法定代表人要云珍去世，职工需要改选法定代表人，这时才发现瓜子厂的房子被第三人占有，但在起诉第三人侵权时，发现原法定代表人要云珍竟然瞒着全体职工，以被告的名义擅自将瓜子厂的房屋转让给第三人”，该陈述存在如下问题：⑴永城市城镇瓜子厂在2006年12月份，不是经营效益不好安排职工在家待岗，而是早已不再经营，根据国家政策处分剩余资产全员解除劳动关系，解散了企业；⑵自2006年12月份，全员解除劳动关系后，企业已不存在了，要云珍也已经不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了；⑶企业早无任何资产，也无任何工人，更不存在任何经营行为，在2015年1月3日选举法定代表人时，严重违背企业不存在的事实情况，无任何法律意义；⑷要云珍作为法定代表人处置企业财产的行为，当时企业职工全部知情并参与，不存在现在才知情的事实。五是2003年12月28日和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2013年12月8日，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向主管单位即永××城关镇人民政府申请出售固定资产时说明出售原因为：“⑴负债重、利息高、收入有限，瓜子厂目前拥有资产42300元（固定资产造价），包括一座商场和十余间旅社及办公室，负债54.3万元（其中农行35万元，累计经济纠纷支出5.7万元，利息6万元，其余为私人欠款），年应付利息为3.5万元，而年收入商场年租金为5万元，旅社已被职工承包，这样除去各种租赁税费：其中地税税金8750元，房产租赁费为2000元，退休金为3720元，年工资总额为（3人）9240元，管理费1000元，利息为3.5万元，总计支出总额为58710元，处于亏损状态，无能力偿还本金；⑵债权人要求还债紧迫，厂方资金缺乏，近期农行屡次要求拍卖瓜子厂抵押贷款的商场偿还债务，厂领导不愿处于被动状态，而寻求自愿出售，以便找到更高价位，目前要价55万元；⑶瓜子厂上下职工一致同意出售此商场，厂职工才智精力有限，无力使此商场再�造更大的财富，希望通过出售商场还清所有债务，而后无债轻松经营旅社”，该申请书后附同意出售商场的职工签名单，当时职工除高素云、王兰英生病没有参加外，剩余与瓜子厂存在劳动关系的全部职工均签名表示同意，在此情况下，2004年1月11日，主管单位永××城关镇人民政府为慎重起见，组织召开了瓜子厂职工大会并形成了决议，参加人员应到17人，实到17人，大家均签字同意处分商场用于清偿债务。2003年12月28日，第三人张献立与瓜子厂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2004年2月2日，第三人张献立将购房款54万元交付给瓜子厂，2004年7月19日，双方到永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签订了交易契约，2004年8月3日房产转移登记完毕，永城市房地产管理局为第三人张献立颁发了永房字第（2004）11740号房屋所有权证，第三人张献立取得了该商场的房屋所有权。2006年11月26日，第三人张献�与瓜子厂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将瓜子厂一楼和二楼住房及院房地产出卖给第三人张献立，价款31万元，2006年12月1日双方到永城市房地产管理局签订了交易契约，申请房产证的转移登记，第三人张献立于2006年12月7日和2006年12月15日两次交清了购房款31万元，2007年1月5日永城市房地产管理局为第三人张献立颁发了永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第三人张献立取得了该处房产的所有权，该售房款用于瓜子厂全体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安置费及退休工人生活安置费，原告曹洪英等全体人员都领取了安置费，显然原告曹洪英等人是明知和同意处分房产的行为。综上所述，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曹洪英等人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曹洪英等人要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与第三人张献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效，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曹洪英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永城市城镇瓜子厂工商登记三份及企业基本信息一份，证明⑴永城县城镇橡胶厂及永城县城镇豆制品厂于1986年11月18日变更为永城县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永城县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于1989年11月7日变更为永城市城镇瓜子厂；⑵永城市城镇瓜子厂营业执照于2004年6月10日因未参加年检被永城市工商局吊销，本案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的诉讼主体资格仍然存在。2、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房产证二份，证明位于永城市解放路18号面积为967.8平方米的房屋及面积为88.71平方米的房屋属于永城城关镇瓜子厂所有。3、刘树高房产登记档案一份，证明⑴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于1998年将属于集体所有的房屋535.08平方米以644249.35元的价格卖给了刘树高；⑵在房屋买卖协议上有职工代表王月英签名，并且该房屋卖给刘树高经过了职工的同意；（3）刘树高所购买的瓜子厂535.08平方米房屋前身为“五洲鞋业商城”，而第三人现在占用瓜籽厂面积为342.03平方米的房屋前身则为“西苑商场”。4、第三人张献立房产档案二份，证明⑴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原法定代表人分别在2004年7月19日将位于永城市解放路18号属于集体企业所有的面积为342.03平方米的房屋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第三人张献立，并在2006年12月12日将属于集体企业所有的面积625.77平方米的房屋以13.5万元的价格及面积为88.71平方米的房屋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第三人张献立，转让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⑵在买卖契约上并没有职工代表的签字，也没有征得职工的同意。5、永城市城镇瓜子厂诉张献立、金晓敏侵权纠纷一案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起诉张献立、金晓敏一案立案后，原告才发现属于集体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到了第三人名下。6、金晓敏收取瓜子厂房屋租金的证明一份及证人曹某和李某的证言二份，证明：以第三人张献立名义购买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的房屋真正所有权人是金晓敏，金晓敏是已故原法定代表人要云珍的儿子，因而可以证明第三人与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存在恶意欺诈的行为，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原告曹洪英等人是瓜子厂的职工，依据城镇集体企业管理的规定，职工利益受到损害时，职工可以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职工手中持有的退休证也可相互印证。7、2015年1月3日更改永城市城镇瓜子厂法人代表会议纪要一份，证明被告法人代表的选举是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8、原告曹洪英、陈玉玲、代玉兰、韩敬连、贺瑞侠、李秀敏、梁素贞、刘怀英、苏爱莲、孙秀云、翟先云等人的退休证各�份，证明原告曹洪英等人都是瓜子厂的职工，退休手续都是职工自己出钱办理的，瓜子厂未出一分钱，瓜子厂是集体企业，即使职工退休，仍享有诉讼主体资格，还有一些职工没有出钱办理退休证，至今生活困难，没有经济来源。9、申请证人王某出庭所作证言，证明刘树高所购买的瓜子厂535.08平方米的房屋前身为“五洲鞋业商城”，而第三人现在占用瓜子厂面积为342.03平方米的房屋前身则为“西苑商场”。
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人张献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2003年12月8日，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出售固定资产的申请一份（附职工签名单一份）；2、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一份。证据1-2证明因企业负债等原因，全体职工同意出售瓜子厂商场用于清偿债务，原告曹洪英等人不但当时知道瓜子厂处分资产的�为，而且参与了处分行为。3、2003年12月28日，第三人张献立与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4、2004年2月2日，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出具的收据一份；5、2004年7月19日，永城市房地产交易契约鉴证一份；6、永房字第（2004）11740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证据3-6证明第三人张献立与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当时市场价格购买了商场房产，该交易行为进行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买卖合同不但合法有效，而且得到主管机关登记确认，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7、2006年11月26日，第三人张献立与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8、2006年12月7日和2006年12月15日，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出具的收到条二份；9、2006年12月1日永城市房地产交易契约鉴证一份；10、永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11、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永××城关镇瓜子厂下岗职工一次性安置费结算单各十二份；12、退休工人生活安置费明细单一份。证据7-12证明：2006年瓜子厂处分剩余房地产时，职工均知情，全体职工均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曹洪英等人均无诉权，且证明原告曹洪英等人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第三人与瓜子厂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支付合理价格购买了房产，该交易行为进行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买卖合同不但合法有效，而且得到主管机关登记确认。13、原告曹洪英等人的反映材料一份，证明原告曹洪英等人领取一次性解除劳动关系安置费及退休人员生活安置费的真实性，原告曹洪英等人知道房屋买卖行为的时间应是领取安置费的时候，而不是起诉前。
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曹洪英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未提出异议。
庭审中，第三人对原告曹洪英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虽然永城市城镇瓜子厂是被吊销，但自2004年之后无任何经营行为，在2006年底，将企业全部资产处分完毕，全部职工解除了劳动关系，该企业事实上已经进行了清算，已经没有任何财产和员工，根据集体企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应当认定该企业已不存在。对证据2无异议。认为证据3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无异议，第三人与永城市城镇瓜子厂的实际交易价格分别是54万元和31万元，远远高于房产档案上的价格，该房产档案价格低是永城市城镇瓜子厂为了避税，在登记的时候少报了交易价格，本案应当以真实的交易价格认定，另外，在永城市范围内，房管局对房产进行划片管理，每个片区都有交易的最低价，只要高于划定的片区交易价都可以，而且事实上80%以上的房产交易时，登记的价格都低于真实的价格，关于永�市城镇瓜子厂的避税行为，应当由税务主管机关追缴税款或进行处罚，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关于刘树高的购房款与张献立的购房款比较问题，原告将张献立购买的房产都作为商业面积进行比较是不尊重事实的，张献立购买了342平方米的商业面积，其余的是住房面积，仅342平方的商业面积就价值54万元，远远高于刘树高房产的单价；两次购房款，第一次购房款偿还银行贷款35万及利息和其他债务，第二次购房款向全体职工发放了安置费用。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原告曹洪英等人在被告处分房产之前就知道处分房产的事实，不存在起诉后才知道这一事实。认为证据6中金晓敏收取房屋租金的证明并不能证明第三人与瓜子厂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事实上第三人的房产二楼及院落租赁给金晓敏使用，并允许金晓敏转租，故金晓敏才收取的租金�认为证据6中二份证言的证人曹某和李某未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证言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选举人和被选人均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或者退休，与企业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其推选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基础不存在，该行为是无效的。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反而能证明原告曹洪英等人及被告法人代表贺瑞侠均是退休人员，与企业无劳动关系，无权参与本案的诉讼，不具有主体资格。认为证据9中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
庭审中，原告曹洪英等人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有异议，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瓜子厂已经与永××城关镇人民政府脱钩，自负盈亏，无需向永××城关镇人民政府申请出售房产，该证据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而且根据出售原因的内容，显示的是负债亏损，包括负债的诉讼费、农行贷款35万元等费用不真实，通过出售给刘树高的房产64万余元，已经将上述债务全部还清，而且其中诉讼费的产生也是与刘树高房产纠纷诉讼产生的，刘树高的房产诉讼后，刘树高才购买了瓜子厂的房屋，职工签名单出售的是哪一个商场，上面没有显示，职工仅对出售给刘树高的房屋进行了表决同意，对其他的商场出售均不知情，而且同意出售签名单中没有时间，缺乏关联性。对证据2有异议，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在2004年1月11日，职工仅知道永××城关镇人民政府与瓜子厂脱钩，瓜子厂自负盈亏，并没有涉及商场出售的事宜，而且该份证据中显示出售五洲鞋业商城面积535平米与刘树高的房产名称和面积相符，而与第三人所占有的商场名称、面积均不符，且其中金小民不是瓜子厂的职工，后面的签名也不是瓜子厂的职工。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房产档案与契约中的交易价格不符，即使根据房屋买卖合同，订立时间是2003年12月28日，也与第三人提交的2004年1月11日决议相互矛盾，即使职工同意出售商场，也应该先决议后卖房。对证据4有异议，2004年2月2日瓜子厂出具的收据上面显示会计曹，事实上瓜子厂的会计是王月英并不是曹，该收据与房产档案不符。对证据5有异议，缺乏合法性，且从该份证据可以看出职工并不知情，在甲方一栏内只有法定代表人要云珍的签名，没有会计王月英的签名。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缺乏合法性。对证据7有异议，缺乏真实性和合法性，在房产契约中显示房屋的价款为1.5万元和13.5万元，与该房屋买卖协议中31万元的价款相差甚远，另外第三人举证实际交付房产的价格高于档案上的价值是为了避税，其也是损害了国家利�，该合同也是无效合同，即使按照2004年、2006年的评估标准，其价值也远远高于第三人实际购买的价值，第三人契约中的评估报告明显虚假，刘树高的购买契约是分段评估的，但是第三人现在的金店是整体评估，因此从内容上可以看出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对证据8有异议，首先没有转款凭证，假设二份收到条存在的话，并非是小额款项，应当有相应的银行转款凭证印证，并且从二份收据的内容上看，并非是瓜子厂的财务专用章，而是瓜子厂的行政章和原法人代表的私章，明显不符合常理，收款是财务室使用财务专用章收取款项的行为，因而可以证明第三人与瓜子厂捏造事实、恶意串通的行为存在。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在买受人乙方经办人一栏内，竟然是原法人代表儿子金晓敏的签名，乙方签名内的笔迹系同一人所签，并且在出售�甲方一栏内，仅有原法人代表要云珍签名，同样没有会计王月英的签名，因而缺乏合理性。对证据10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具备，首先上面的签字不是职工本人的签字和指纹，瓜子厂职工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解除了劳动合同，也从没有与瓜子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虽然瓜子厂不再生产瓜子，但旅社还在经营，瓜子厂还在收取租金，以用于对职工进行工资发放。对证据12有异议，如果是属于退休职工的安置费，但没有职工的签字，且指纹是假的，安置费太低，最高1500元，最低1000元，缺乏真实性。认为证据13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无诉讼时效的限制。综合质证认为证据7-12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举证目的，刘树高购买房屋的时间为1998年，价格为64万，随着房价的上涨，2004年1000余平方米的房屋价格却为45万元，刘树高的购房面积是张献立的二分之一，但刘树高的购房价款远远高于张献立的购房价款，从1998年到2004年正是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时期，而瓜子厂的房子越卖越低，房屋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不符合常理，从而也能证明要云珍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况。
庭审中，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都是假的。
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委托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退卷函共计五份。
庭审中，原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退卷函质证意见为：1、对退卷函没有异议，2003年12月8日《瓜子厂出售固定资产的申请》中贺瑞侠、代玉兰、曹红英的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曹红英签名字迹不具备鉴定条件，导致不能做鉴定，因而不能由此推定为以上人员认可出售固定资产；2004�1月11日《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中王兰英、曹红英的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两人签名、字迹样本可比性差，缺乏对比条件，代玉兰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因而不能由此推定为以上人员在2004年1月11日认可决议中的内容，同样不能证明决议内容为以上申请人所知情，退卷函中关于其他记载不能鉴定的原因导致退函，同样不能推定为申请人同意或者认可本案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2、认为虽然豫司警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00-1号鉴定意见鉴定四份检材中“贺瑞侠”签名字迹为贺瑞侠所写，但《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的内容与本案第三人需要证明的目的缺乏关联性，且开会的内容仅是瓜子厂与镇政府脱钩，且即使按照决议内容，同意出售给第三人的房屋仅是535平方米的五洲商场，在决议中没有显示同意出售给第三人张献立名下的300余平方米商场的问题，在2006年转移至第三人名下的700余平方米房屋更没有相关决议予以证明；2003年12月8日《瓜子厂出售固定资产的申请》中并没有显示为2003年12月8日的同意时间，职工签名对于出售是哪个商场，是西苑商场还是五洲商场并没有注明，且贺瑞侠仅是该名单中13个人中一人，并不能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意思表示；2006年12月20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仅是房屋租金对职工的发放，并非是解除劳动关系，因为当时仅剩旅社对外经营，不需要那么多职工，所以发放租金让职工回家待岗，并不是解除劳动关系；2006年12月20日《永××城关镇瓜子厂下岗职工一次性安置费结算单》中贺瑞侠仅是领取的待岗期间的房屋租金，并没有领取安置费。3、认为虽然豫司警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00-2号鉴定意见鉴定《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中“贺瑞侠”签名字迹右侧指印是贺瑞侠右手食指所捺，但不能证明第三人的房屋是经过职工大会决议后而同意的，职工大会决议过的内容仅是对刘树高房屋买卖中具体事项的决议及瓜子厂与镇政府脱钩、瓜子厂自行管理的相关内容，并没有决议过将目前对第三人所占有的1000余平方房屋进行出售的相关内容，且在该份所谓的决议中，实际标注人名有17人，但其中仅1人为其本人书写，并不能代表其余16人对该份决议的认可。4、对豫司警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00-3号鉴定意见没有异议，在该鉴定文书中明确显示2004年1月11日《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及2003年12月8日《瓜子厂出售固定资产的申请》中“梁素贞”签名字迹不是梁素贞所写，从而否认了决议具有真实性，第三人提供的决议虚假的成分非常明确，剩余15人是无法鉴定的，并不能由此直接推定是职工本人所同意或者是本人的意思表示。5、认为虽然豫司警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00-4号鉴定意见鉴定2004年1月11日《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及2003年12月8日《瓜子厂出售固定资产的申请》中“孙秀雲”签名字迹是孙秀云所写，但是当时《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的内容是与镇政府脱钩，并非是将瓜子厂的固定资产出售给第三人，即使按照该份决议的内容，也是将五洲鞋业商城535平方米房屋出售，但第三人名下占有原告的房屋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535平方米的面积与第三人的房屋面积不符，五洲鞋业商城实际面积为535平方米，已经在1998年出售给刘树高，因此可证明决议并不是将1000余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对《瓜子厂出售固定资产的申请》质证意见同对第100-1号鉴定意见的质证意见，在这一页没有显示时间点，并不能排除第一页套用第二页的内容；对2006年12月20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2006年12月20日《永××城关镇瓜子厂下�职工一次性安置费结算单》的鉴定意见没有异议，证明孙秀云与被告瓜子厂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且孙秀云保留追究以其名义骗取集体企业财产的相关权益。
庭审中，被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退卷函质证意见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依据鉴定结论可以看出，会议决议所涉及的原告大多数人都没有在决议书上签字和按手印，退卷函所得出的不具备鉴定条件也是推导出大部分职工没有参与职工会议这样一个事实，且根据会议决议所记载出售的房屋面积与刘树高所购买的房屋面积是一致的。当时贺瑞侠是副厂长，王月英是会计，要云珍不识字，如果大会决议是真实的，应当由王月英签订相关文件，因为没有王月英的签名，要云珍的行为是虚假的，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第三人表述瓜子厂依然被镇政府管理，那么对第三人取得的1000余平方米的固定资产不可能没有明确的文件记载，且在本案中要云珍作为瓜子厂的法定代表人，截止其去世前，瓜子厂的行为都是其个人所为，原告作为瓜子厂的职工没有参与职工大会，也没有领取退休待遇金。被告瓜子厂是一个历史法人，不具备自然人属性，在本案中原告多人确为被告瓜子厂的职工，且瓜子厂的属性为集体企业，企业资产都来自职工自筹，这一点决定原告作为瓜子厂的职工，同时又是瓜子厂的投入人，原告的双层属性身份，决定了原告涉及瓜子厂资产处分等重大事宜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为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涉及的处置五洲商场的资料是与瓜子厂出售给刘树高的房产面积相一致，而第三人不能提供其名下取得的财产具有合法的法律基础，因此，原告的诉求有事实依据。
庭审中，第三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退卷函质�意见为：1、对退卷函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申请鉴定的检材均形成于十几年前，而制作以及参与这些决议、申请等文书的人员均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证据上的专业人员，且当时参与人员也很难预料到十余年后该材料还需要做文字及指纹鉴定，故此当时人员不可能按照现在的证据学上的标准去实施签名和指印的按捺，导致文书资料上绝大多数不具备鉴定条件，特别是指纹仅有一人符合鉴定条件，但是只要这些文字材料上有一个人签名和指印是真实的，那么可以推定出这些档案材料不是伪造的，而是客观真实的；本案涉及的上述检材是否伪造的举证责任属于原告，即只有原告举证上述检材是伪造的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因部分检材不符合鉴定条件而予以退卷，不能鉴定的后果以及不能举证的法律责任在于原告，而不在于第三人。2、对豫司警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00-1号及第100-2号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足以证明《瓜子厂职工大会决议》是真实的，且当时是在镇政府主管领导组织下实施的决议行为，该决议明确出售瓜子厂商场用于偿还债务，明确以后工人的退休生活、工资发放及生活费的发放与镇政府无任何关系，但并没有说明后期行为不纳入镇政府管理，瓜子厂无论如何是镇政府开办的集体企业，镇政府作为政府机构对辖区内的企业实施相关管理是法定的职权，故此镇政府一直管理着该单位的相关档案资料，解除或安置职工这些行为均是政府的正当职权；2003年12月8日《瓜子厂出售固定资产的申请》中现有检材可以鉴定三个人，其中两个人的签名即贺瑞侠、孙秀云被鉴定为是真实的，这份申请上列举了瓜子厂的固定资产情况，负债情况、企业经营的困难以及解决当时困难的办法，即出�全部固定资产，将商场全部予以出售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这一意思表达非常明确，且该申请后所附的职工名单有明确的抬头，即同意出售商场的职工，说明该名单并非原告所推测该名单仅是一个职工名单，该名单上还附有如果出售商场后，厂方仍有债务大家不要有任何怨言，说明整个商场出售后也不够清偿债务，因此瓜子厂的整个商场全部出售，完全符合全部职工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原告等人诉称的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事实。3、对豫司警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00-3号鉴定意见有异议，该鉴定意见仅鉴定出梁素贞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但并没有鉴定出梁素贞的指印不是梁素贞所按，仅鉴定签名并不具有排他性，在当时很多职工有别人代签名字是正常现象，时隔十余年，第三人无法证明是谁代签的，关于代签和大部分指印不具有鉴定条件的问题�即使在诸原告的起诉状中竟然也存在代签的事实，且大部分指印均不规范，也不具有鉴定条件，这就足以说明原告在实施自己签名和按指印的时候，委托他人代签是很正常的事情，且指印按捺不规范，另外，在梁素贞的名字上均有指印，从退卷函可以看出，原告并没有申请对梁素贞的指印进行鉴定，当时既然有梁素贞的名字，梁素贞应参加了会议。4、对豫司警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00-3号鉴定意见第1、2项无异议，对第3、4项有异议，对孙秀云的指印因不符合鉴定条件没有鉴定，不排除该指印是孙秀云本人所按，只是当时的按捺不规范，无法鉴定，也不排除领取该款是孙秀云家人代领；原告的陈述自相矛盾，既然1998年就将五洲商场出售给刘树高了，那么2004年在镇政府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个决议，再出售五洲商场给刘树高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只能解释为该决议�目的是将本案合同涉及的商场出售给第三人张献立。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告曹洪英等人提交的证据1、2、4、7、8及第三人张献立提交的证据1-13和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退卷函均客观真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使用。原告曹洪英等人提交的证据3、5及证人王某所作证言与本案无关联，证据6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本院对其证明力均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2003年12月28日，第三人张献立（称作乙方）与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称作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永城市老城解放南路路东的门面房一处出售给乙方，该门面房总建筑面积342.03平方米（砖混结构，共一层），房屋总价款人民币54万元，付款方式为现金，乙方付清购房款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过户手续，甲方保证出售的上述房产无任何纠纷。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张献立于2004年2月2日将购房款54万元付清，并由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出具收据一份。2004年7月19日，第三人张献立与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在永城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签订了永城市房地产交易契约鉴证，2004年8月3日，第三人张献立取得了永房字第（2004）11740号房屋所有权证。2006年11月26日，第三人张献立（称作乙方）与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称作甲方）又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老城××与××交叉口路北解放路东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一楼和二楼住房及院房地产出卖给乙方，并将所出卖该房产的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出卖给乙方；双方议定上述房地产及附属建筑物总价款为人民币31万元；甲方保证该房产合法、权属清楚、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办理房产证及土地证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支付款后，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待房产过户到乙方名下时，乙方应向甲方付清全部房款；甲方应在房款全部付清时将该房产交付乙方，届时该房产应无任何担保、抵押、房产瑕疵，无人租住、使用，无欠账。2006年12月1日，第三人张献立与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在永城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签订了永城市房地产交易契约鉴证。2006年12月7日、12月15日，第三人张献立分别付款17万、14万元，合计付款31万元，并由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出具收到条二份。2015年6月10日，原告曹洪英等人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永城市城镇瓜子厂与第三人张献立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双方为此发生纠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集体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负责，是集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本案中要云珍作为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的法定代表人，于2003年12月28日及2006年11月26日与第三人张献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和房屋买卖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已按合同义务履行完毕，第三人张献立付清了购房款，永××城关镇解放路瓜子厂协助第三人张献立依法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曹洪英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曹洪英、陈玉玲、代玉兰、韩敬连、贺瑞侠、李秀敏、梁素贞、刘怀英、马淑燕、苏爱莲、孙秀云、王兰英、王月英、要云英、翟先云等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曹洪英、陈玉玲、代玉兰、韩敬连、贺瑞侠、李秀敏、梁素贞、刘怀英、马淑燕、苏爱莲、孙秀云、王兰英、王月英、要云英、翟先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 英
陪审员 翟玉华
陪审员 陈 翠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荣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