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1行终2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第一村民小组,所在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
诉讼代表人刘镇林，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蒙克，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耐光,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兴武大道245号。
法定代表人黄伟光，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光阳，南宁市武鸣区林业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廷海，南宁市武鸣区林业局法律顾问。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民委员会，所在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
诉讼代表人刘善荣，该村村委主任。
委托代理人曾志峰，广西法严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葛阳一组）因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5）西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就本案争议事项进行了调查和辩论，上诉人葛阳一组的委托代理人蒙克、梁耐光，被上诉人武鸣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光阳、陆廷海，第三人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葛阳村委）的诉讼代表人刘善荣及委托代理人曾志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对位于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的“清灵山”存在争议，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争议地属于己方。林业三定时期，林业部门制作了《葛阳大队山界林权图》，争议地在图中标注为“1／68长造片”。1986年9月10日，武鸣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核发证号为200429号《山界林权证》，“清灵山”被划入该证范围内。1986年12月15日，原武鸣县太平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葛阳村林场山林争议的处理决定》，将第三人与原告的争议地权属确认归第三人所有。2010年11月10日，原告向武鸣县人民政府所属的武鸣县林业局提出确权申请，要求对“清灵山”的权属争议做出确权决定。原武鸣县林业局随即开展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原告向武鸣县人民政府提交了黄某等人的证人证言、《关于葛阳村林场山林争议的处理决定》、《葛阳大队山界林权图》等证据，证明争议地归己方所有。第三人向武鸣县人民政府提交了1992年至1995年收据、1997年与个人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刘士美等人的证人证言、200429号《山界林权证》、《关于葛阳村林场山林纠纷的调解意见》、《关于葛阳村林场山林争议的处理决定》等证据，证明争议地归已方所有。2011年3月8日，武鸣县林业局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现场勘查，确认了争议地四至范围。2011年3月至11月，武鸣县林业局多次组织原告与第三人座谈、调解并询问相关人员。2014年6月4日，原武鸣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裁定书》（武政行裁字［2014］3号）（下称3号裁定），裁定驳回原告葛阳一组的确权申请。葛阳一组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南府议［2014］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3号裁定。原告仍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判决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下称《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本案原告葛阳一组提供了《葛阳大队山界林权图》，但该图未登记造册，未据此核发《山界林权证》。相反，第三人提交了200429号《山界林权证》、及其实际经营争议地的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地拥有权属。因此，前述《葛阳大队山界林权图》不属于能够证明葛阳一组权属主张的材料。此外，1986年12月15日，原武鸣县太平乡人民政府已经作出《关于葛阳村林场山林争议的处理决定》，对争议地权属进行了确权。原告葛阳一组对已经被确权了的土地再申请确权，其申请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武鸣县人民政府认定葛阳一组的申请不符合条件，并根据《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驳回原告葛阳一组的申请，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该院判决驳回葛阳一组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葛阳一组诉称,被上诉人作出的3号裁定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理由:一、根据《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申请确权处理,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及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联系方式,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争议地点、区域的四至范围、面积;（三）对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当事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受理机关记入笔录”、“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的规定,行政机关受理“三大”纠纷实行的是形式审查,不是实体审查。只要当事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形式上符合《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就必须依法受理。上诉人于2010年11月10日向被上诉人提交了符合《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调处申请书，同时，上诉人提供了能证明争议地权属归属上诉人、争议地具体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的“葛阳大队林业总图”（该图同时属于确定争议地权属的界线图）、相关证人证言,上诉人已完全按照《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提交了符合“三大”纠纷受理条件的形式要求,行政机关就应依法受理上诉人的调处申请。同时,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被上诉人亦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取证等最终确定争议地权属归属的行为以及作出的3号裁定都说明被上诉人早就已经立案受理了上诉人合法的调处申请。根据《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二十三条“受理确权处理申请后,经审查，发现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其申请。申请人的确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有新的证据主张其权属的，可以重新提出确权申请”的规定,该条的审查同样属于形式审查而不应该属于实体审查。被上诉人在已经依法受理上诉人的合法调处申请后却依据该条驳回上诉人的申请违反了《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的规定,属于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二、如上所述，既然被上诉人已经依法受理了上诉人的合法调处申请,在受理后被上诉人即应进入实体调处阶段，被上诉人在依法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可以依法确权，所做出的行政行为应该是将争议地的权属确权给某一方当事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应是“处理决定”。行政裁定书适用的是解决行政行为中的程序问题,涉及“三大”纠纷的权属归属等实体问题应当用处理决定的形式作出。三、关于本案争议地的权属问题，第一,关于葛阳林场的办场土地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一九六O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发［61］432号）的规定,集体林场办场所需土地不发生权属变动（除非集体对原土地所有者进行了相应补偿、赔偿）。对于“一平二调”,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彻底清算、坚决退赔。在依法进行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后所有的村办林场基本也都没有继续办下去,原属村办集体林场的所谓“土地”也都物归原主。本案中,葛阳林场属于村办集体林场，第三人并没有对林场用地进行过补偿、赔偿，葛阳林场办场所涉土地依法还是属于原来土地所有者所有。第二,关于林业“三定”时颁发的山界林权证问题。作为权属凭证的权证只有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权属凭证方可作为确权的凭证;林业“三定”时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一般只作为当事人曾经经营管理过争议地的依据,不是确权的凭证。因此,被上诉人依据200429号山界林权证将争议地确权为第三人所有是错误的。第三,关于飞播问题。当时飞播的真实情况确实如上诉人在诉状、庭审中所称，飞播并不涉及林地的权属问题。因此,被上诉人以飞播事实即确认争议地为第三人所有与历史事实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3号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武鸣区政府辩称，上诉人称因与第三人在地名为“清灵”、面积约为345亩的山林权属存在争议,原武鸣县太平镇人民政府于1986年12月15日作出了处理决定，将争议地划归第三人葛阳村委所有,上诉人不服,向被上诉人提出确权申请。被上诉人经审查查明,上诉人历来隶属葛阳村委管辖,上诉人称自1952年土改至1962年四固定时期，“清灵”权属归该组所有并对“清灵”进行经营管理,但没有提供相关有效书面证据,提供证人均已故,无法查证。第三人葛阳村委称“清灵”土改时没有划分到任何生产队，1956年高级社时开始办葛阳村林场,当年办场的老场员可证实“清灵”也是划归村办林场的范围内，但没有书面证据和附图记载。1962年四固定时,现葛阳村划分为葛雷社、那曾社、福志社、光学社、长造社,被答辩人在长造社参加四固定，四固定时期双方未能提供相关有效书面证据。经查1981年林业三定时的资料及走山踏界的证人证言证实,“清灵山”走山定界时，被答辩人与长造社均要求主张“清灵山”权属，林业三定的工作人员在葛阳大队山界林权图绘入“1／68长造片”，但没有造册登记,没有核发《山界林权证》。葛阳村其他生产队山林界线于1981年已明确划定，1986年第三人申领葛阳大队林场《山界林权证》，经组织葛阳村民委干部踏查葛阳大队林场山林界线后，被上诉人核发第200429号《山界林权证》，绘制葛阳大队林场山界林权图。关于经营管理，上诉人没有提供自土改以来经营“清灵”的有效证据。第三人从1979年飞播至今经营管理现争议地“清灵”属实。上诉人认为双方各自主张的“清灵”山林土地权属，土改、合作化、四固定、1956年办葛阳村林场这几个时期均没有提供有效书证证实权属归其所有。第三人持有的第200429号《山界林权证》属有效的权属凭证。根据以上事实，上诉人葛阳一组提出权属主张申请确权不成立，应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作出的3号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作出（2015）西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依法维持3号裁定，应予支持，被上诉人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2016年4月15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整南宁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5〕36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南宁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桂政发〔2015〕10号）的精神，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武鸣县设立南宁市武鸣区的通知》（南府发〔2016〕8号），武鸣县人民政府正式变更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武鸣区政府作出的涉案3号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三大”纠纷调处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在本案中，上诉人葛阳一组申请确权时提交了确权申请书、主张争议地范围的示意图、证人黄某出具的证言及证明书、《关于葛阳村林场山林争议的处理决定》、《葛阳大队山界林权图》等证据材料，显然已符合上述条例的规定，被上诉人武鸣县人民政府应予以受理并依法对争议土地作出确权处理。被上诉人武鸣县人民政府以上诉人葛阳一组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涉案争议地属本组所有即提出确权申请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确权申请，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武鸣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武政行裁字［2014］3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判决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有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及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5）西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武鸣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4日作出的武政行裁字［2014］3号《行政裁定书》；
三、由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受理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葛阳村第一村民小组提出的“清灵山”（地名）土地确权申请，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计100元，全部由被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晓霞
审 判 员 戴声长
代理审判员 孔庆龙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何丽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二十条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