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终293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山新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号之二利和商业中心**层4卡。
法定代表人：吴成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圣安，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显圳，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汕尾市五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埔边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施国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忠，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蓉，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现代商船（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西藏中路**号港陆广场*****楼。
法定代表人：李东勳（LEEDONGHUN），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园，上海格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国，上海格联（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山新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锐公司）与被上诉人汕尾市五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丰公司）、现代商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船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新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圣安、陈显圳、五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蓉及商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圆到庭参加了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五丰公司对新锐公司的诉讼请求；2.五丰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新锐公司一审提交的多份证据是一组环环相扣、有内在实质联系的证据链。该证据链充分证明新锐公司在向承运人为本案货物订舱之前，以及订舱之后、放货之前，曾再三向承运人强调必须收到新锐公司放货通知后才能放货，没有任何代理过错。一审法院无视该组证据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及新锐公司与承运人之间业已形成的交易习惯和默示合同义务，并由此认定新锐公司没有通知承运人需等通知放货，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五丰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的真实性和损失金额的合理性，一审判决新锐公司赔偿五丰公司的损失金额，缺乏证据支持和事�依据。五丰公司提交的提单确认件、延期收款报告信息不足以证明其未收到本案货物的货款。五丰公司与收货人之间存在长期贸易合作关系，截至一审开庭时双方仍有贸易往来，五丰公司也多次与收货人协商，要求收货人支付货款。因此，五丰公司完全有能力举证证明其未收到货款。五丰公司提交的商业发票与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的货物价值不一致。商业发票是五丰公司单方制作，出口货物报关单是其单方申报，没有任何双方文件或第三方文件等进行印证。故五丰公司有能力举证而未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货物价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五丰公司以“明天开始放假了”为由已经于2016年2月1日将涉案货物的电放保函通过QQ传送给新锐公司，该行为表明五丰公司已经授权新锐公司和商船公司可以随时交货给收货人。（四）新锐公司与五丰公司之间没有等通知放货、电放提单的法定义务或合同义务。新锐公司作为货代，仅仅是出于更好地服务于客户的需要，配合五丰公司和商船公司，将五丰公司和商船公司各自的信息和要求进行转达。新锐公司和五丰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出口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合同》(以下简称《运输代理合同》)，该合同没有约定新锐公司有等五丰公司通知放货、电放提单的义务。五丰公司提交的提单补料的最后一行“请等通知做电放，谢！”该指令未明确是做还是不做电放，还是等五丰公司书面通知再做。双方没有就涉案货物运输专门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或者托运单，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提单复印件为准。商船公司在收到五丰公司的提单补料后，签发了涉案提单复印件，但没有注明电放等字样。五丰公司收到后，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五）就涉案货物运输而言，五丰公司选择无正本提单交货，�收款方式上没有选择信用证，而是选择电汇。在没有收到货款的情况下，提前装船运输。因而收不到货款也是五丰公司正常的贸易风险，五丰公司不能通过本案诉讼转嫁该风险。（六）在无正本提单运输情况下，只要货物交付承运人，托运人就丧失货物的物权和控制权。即使做电放，电放保函并不是承运人交货的必要条件和前提，而仅仅是托运人提供的一种担保，设定的是托运人的义务而非权利。在电放模式下，承运人不等保函通知，直接在目的港将货物交付提单复印件上所记载的收货人，符合海上货物运输的惯例和规则，不构成违约。（七）即使如五丰公司未收回涉案货物货款，但五丰公司拒绝新锐公司的合理建议，拒绝采取适当的措施，挽回损失，五丰公司也无权向新锐公司要求赔偿。（八）五丰公司主张的货款损失明显超过新锐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可能预见�的损失，对新锐公司不公平、不合理。
五丰公司辩称，（一）新锐公司未将电放通知放货告知承运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新锐公司违反了约定，未将涉案货物等通知做电放的指令告知承运人，并擅自将放货方式变更为海运单，故承运人没有出具正本提单给五丰公司，造成涉案货物被错放，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新锐公司承担。（二）五丰公司自愿选择货值较少的商业发票并说明了商业发票和报关单的区别。报关单和商业发票上记载的货物信息基本一致，足以证明是涉案货物。五丰公司也曾多次尝试与收货人联系，希望收回货款，但收货人一直拒绝与五丰公司接触，更不可能为五丰公司开具其未付货款的证明。五丰公司在收不回货款的情况下，按国家外汇管理局汕尾中心分局要求，提交了延期收款申请。新锐公司认为五丰公司可以通过扣押另外�票货物的方式追回货款，此主张没有合理依据。（三）新锐公司和五丰公司存在做电放的约定，新锐公司一审中已经认可。五丰公司将保函通过QQ传给新锐公司，已经明确说明需等五丰公司电放通知，而非授权新锐公司放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商船公司辩称，（一）本案案由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商船公司不是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方，一审判决驳回五丰公司对商船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二）商船公司不是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也非承运人的代理人，与本案没有关联。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五丰公司对商船公司的诉请。
五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新锐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73780美元及利息（以73780美元按2016年12月30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的金额为本金，自2016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24%计算）；2.商船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新锐公司、商船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五丰公司向美国的纽波特港公司（NewportHarborInc.）出售一批冻罗非鱼片。五丰公司委托新锐公司办理该批货物从深圳盐田港到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出口运输事宜，委托事项为办理货物出口订舱、将运输信息交由五丰公司确认后通知承运人运输、货物到目的港后将五丰公司的放货通知告知承运人以完成交付货物。双方未就涉案货物的上述代办事宜签订书面合同。
2016年1月8日，新锐公司根据五丰公司的前述委托，就本案货物向商船公司深圳分公司订舱，商船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编号为ZCA0006543的订舱单。
2016年1月11日，五丰公司就本案货物向美国纽波特�公司开出商业发票、装箱单及保函。商业发票记载：发票号为15043，付款方式为电汇（T/T），订单号码为NPR33245，到岸价美国洛杉矶、单价为每磅1.67美元的散包装罗非鱼43000磅，到岸价美国洛杉矶、单价为每磅1.97美元的真空包装罗非鱼1000磅，货物总价为73780美元。装箱单除记载上述商业发票的相关内容之外，还记载：目的地为美国洛杉矶，数量为4400箱，集装箱号为SZLU9655125，封条号为HMM1727032，提单号为HDMUZSWB1088410，船名及航次为APLLATVIAV#022E。保函记载的发票号、集装箱号、提单号与上述装箱单记载的相一致。
1月13日，本案货物获得汕尾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检验证书和健康证书。1月13日，五丰公司通过QQ聊天向新锐公司提供本案货物的提单补料。该提单补料记载：订舱号为ZCA0006543，托运人为五丰公司，收货人为纽波特港公司，装运港中国盐田，目的港美国洛杉矶，集装箱号为SZLU9655125，封条号为HMM1727032，货物冻罗非鱼片，件数4400件，落款为五丰公司，落款下方记载“请等通知做电放，谢！”。
1月14日新锐公司通过ＱＱ聊天将本案货物的提单复印件发给五丰公司，该提单复印件抬头及落款均为现代商船有限公司（ＨＹＵＮＤＡＩ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ＬＴＤ），记载的订舱号为ＺＣＡ0006543，提单号为ＨＤＭＵＺＳＷＢ1088410，托运人为五丰公司，收货人与通知方均为纽波特港公司，起运港为中国深圳盐田港，目的港为美国加州洛杉矶，船名及航次为ＡＰＬＬＡＴＶＩＡＶ＃022Ｅ，运输货物为4400箱冻罗非鱼片，交接方式为堆场到堆场（ＣＹ／ＣＹ），还显示有集装箱号ＳＺＬＵ9655125与封条号ＨＭＭ1727032等相关信息。
1月14日，五丰公司委托深圳市伟彭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理本案货物的出口报关手续，深圳大鹏海关出具了海关编号为531620160165100756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该报关单记载：经营单位以及发货单位均为五丰公司，运输方式为水路运输，运输工具名称为UN9532800/022E，提运单号为C1601141326，结汇方式为电汇，运抵国美国，指运港洛杉矶，境内货源地为汕尾，成交方式C&F;，合同协议号15403，件数4400，包装种类为纸箱，集装箱号为SZLU9655125，商品为冻罗非鱼片，总价74360美元。
1月22日，新锐公司收到五丰公司支付的涉案货物代理运费人民币10876.78元并开具了票号为12987409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另查明，根据五丰公司提供的装载涉案货物的集装箱流转记录，一审法院登录现代商船有限公司的公开网站查询，装载本案货物的集装箱于2016年1月17日装船离开深圳盐田港，2月1日运抵美国加州洛杉矶圣佩德罗港（SANPEDRO,CA），2月2日开始卸货，2月3日被收货人提取。
经查询，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16年2月3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5521元，2016年12月30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9370元。
2017年2月21日，一审法院根据五丰公司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7）粤72民初41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被告新锐公司价值539045元的财产，并据此冻结了新锐公司的银行存款539045元。五丰公司为此向一审法院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3215.22元。
对本案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在本案货物在目的港被提走前新锐公司是否通知承运人等五丰公司通知才能放货的事实
五丰公司主张被告新锐公司未及时将五丰公司的“等通知做电放”指令告知承运人，导致其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货物被提走，新锐公司没�履行其作为货运代理人的义务。
新锐公司则主张其在订舱前已告知承运人须等五丰公司通知才能放货，并在本案货物被提走前一再告知承运人须等五丰公司通知才能放货，但承运人因操作疏忽而擅自放货，并提交了其于2016年1月8日10时07分、2月5日16时55分向现代商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的电子邮件和2月5日18时04分现代商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复的电子邮件及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1月8日10时07分的电邮内容虽有“如电话沟通，烦请等我司通知之后再放货”内容，但从其记载主题“ZCA0006519等放货通知”看，该主题所显示的订舱单号与涉案的订舱单号ZCA0006543并不一致，不能证明新锐公司已在订舱前就涉案货物放货事宜告知承运人须等通知才能放货。2月5日的电邮往来及QQ聊天记录系涉案货物被提走之后新锐公司与现代商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涉，也不能证明新锐公司在放货前已告知承运人须等通知才能放货。故新锐公司主张其在涉案货物被提走前已通知承运人“等通知放货”的事实，缺乏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不能成立。
二、关于新锐公司与商船公司是否串通更改放货方式的事实
五丰公司认为新锐公司、商船公司串通更改放货方式，导致在其没收到货款的情况下本案货物就被收货人提走，并以新锐公司提交的与现代商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2月5日的电邮往来及QQ聊天记录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新锐公司、商船公司则否认有串通更改放货方式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新锐公司与现代商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电邮往来以及QQ聊天内容只是双方在涉案货物被提走后所进行的交涉，并无涉及双方串通更改放货方式的意思表示。故五丰公司主张新锐公司与商船公司串通更改放货方式的事实，缺乏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不能成立。
三、关于五丰公司是否收到涉案货款的事实
五丰公司主张，由于新锐公司未履行其货运代理义务，导致在其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本案货物被提走，造成其损失。新锐公司、商船公司认为五丰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收到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新锐公司提供的其于2月5日16时55分向现代商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的电子邮件和2月5日18时04分现代商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复的电子邮件以及QQ聊天记录的内容可看出，在本案货物被提走后，新锐公司以及现代商船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知晓五丰公司仍未收到本案货款的情况。而且五丰公司也提交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汕尾市中心支局申请延期收款的报告信息佐证了这一事实。新锐公司、商船公司在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院对五丰公司主张其仍未收到货款的这一事实予以采信。
四、关于涉案货物的货损金额
五丰公司主张货损金额以其向收货人开具的发票金额73780美元为准。新锐公司、现代商船中国公司则认为五丰公司主张的货损金额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新锐公司以该报关单记载的运输工具、提运单号与提单号不一致为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但该报关单记载的集装箱号与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补料记载的集装箱号一致，且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本案货物的报关单记载本案货物价值为74360美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货物价值为74360美元。五丰公司主张以商业发票记载的涉案货物的总价值73780美元为其货物损失金额，该金额低于该出口报关单申报价值的数额，视为五丰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无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新锐公司以其有证据尚在公证无法向法院提交为由延长举证期限，故各方的举证期限均延至开庭前即2017年5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事实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五丰公司于2017年4月4日将诉因变更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并于开庭时辩论之前变更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故本案是一宗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五丰公司委托新锐公司为其办理本案货物的订舱、将运输信息交由五丰公司确认后通知承运人运输、货物到目的港后将五丰公司的放货通知告知承运人以完成交付货物等事务。新锐公司接受委托后，联系了承运人并代五丰公司办理本案货物出运等事宜。五丰公司也向新锐公司支付了本案货物的代理运费。综合上述事实，五丰公司与新锐公司事实上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五丰公司是委托人，新锐公司是受托人。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货运代理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中没有规定的无名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该法总则，并参照该法分则中与货运代理合同最相类似的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
关于五丰公司请求新锐公司向其赔偿损失73780美元及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前述已查明，五丰公司向新锐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运费，新锐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在提货前将五丰公司“等通知做电放”的指令告知承运人，而导致本案货物未得五丰公司放货指令的情况下被提走，五丰公司没有收回货款73780美元，造成五丰公司货款损失。在新锐公司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依约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五丰公司作为委托人向作为受托人�新锐公司请求赔偿损失73780美元及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利息计算。五丰公司请求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损失，由于五丰公司与新锐公司没有约定相关违约责任及利息，五丰公司的损失应为货款本金及自然孳息，故酌定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五丰公司主张按照起诉之日的汇率将73780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的金额为本金计算利息，因本案货物于2016年2月3日被提走，故五丰公司的货款损失于此日产生。鉴于五丰公司主张起诉之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高于货款损失之日即2016年2月3日的汇率中间价，故五丰公司主张以按照起诉之日的汇率将73780美元折算为人民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汇率应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16年2月3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准。至于起算时间，五丰公司主张�起诉之日即2016年12月30日计算利息，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因此，五丰公司主张的利息应以将73780美元按照2016年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的金额为本金，从2016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关于五丰公司请求商船公司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其未举证证明商船公司与其货款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五丰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五丰公司请求商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新锐公司向五丰公司赔偿货款损失73780美元及利息（本金为以73780美元按照2016年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的金额，从2016年12月30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五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新锐公司提交了证据：1.QQ聊天记录（2016年2月1日）、电放保函；2.QQ聊天记录（2016年2月5日至4月25日）；3.提单、集装箱流转记录查询单；4．常熟万泰进出口有限公司诉青岛银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纠纷一案的判决。五丰公司对新锐公司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商�公司则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及有争议的事实应结合本案审理情况加以综合认定，对一审判决查明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8月18日，五丰公司与新锐公司签订《运输代理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五丰公司委托新锐公司将货物自福州口岸出口运往世界各地港口，业务范围包括：出口舱位洽订、代办仓储报关、代办陆路集装箱运输、签发提单及其他相关业务，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三年内有效。该合同第二条服务要求约定：“新锐公司接受委托后，依照五丰公司具体要求（以五丰公司书面/电子托运单为准）及时快捷、稳妥将货物运抵五丰公司指定的目的港。”第四条违约责任约定：“新锐公司必须按五丰公司的委托要求代理货物出口业务，在办理委托运输过程中产生任何意外情况需及时通知五丰公司，五丰公司必须按约定的�款方式与期限支付费用，否则新锐公司有权扣押货物及提单直至收妥费用为止。”新锐公司与五丰公司二审庭审中均确认，包括涉案货物在内五票货物运输均属于上述《运输代理合同》的范围。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新锐公司与五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的约定；二、新锐公司是否违反约定未将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的要求告知承运人；三、五丰公司是否因新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义务遭受损失及其具体金额。
关于焦点一，新锐公司与五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的约定的问题。新锐公司和五丰公司自愿签订《运输代理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均应按该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涉案货物运输中，新锐公司接受了五丰公司的委托，五丰公司将记载“请等通知做电放，谢！”的提单补料发送给新锐公司，即五丰公司依照《运输代理合同》第二条的约定以书面的形式告知新锐公司涉案货物运输需等其通知再电放货物。据此，新锐公司应依该条约定将五丰公司此要求告知承运人，并按此要求办理涉案货物的放货。由此可见，新锐公司与五丰公司之间存在等五丰公司通知再交付货物的约定。新锐公司提交的其与商船公司往来的电子邮件亦进一步证明了该事实。且新锐公司一审中对于双方存在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的约定亦无异议。新锐公司上诉主张双方不存在此约定，但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新锐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二，新锐公司是否违反约定未将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的要求告知承运人的问题。新锐公司与五丰公司约定涉案货物应等五丰公司通知才放货，但涉案货物在没有五丰公司通知放货的情况下被交付给收货人，五丰公司因此主张新锐公司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新锐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与五丰公司之间约定，将需等五丰公司通知才放货告知承运人，对涉案货物未等五丰公司通知被交付不存在过错。新锐公司为此提交了其与商船公司的往来电子邮件，但该些邮件仅是反映涉案货物被提取后新�公司与商船公司之间交涉的情况，且没有直接显示新锐公司曾告知商船公司涉案货物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因此，新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告知商船公司涉案货物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对涉案货物未等五丰公司通知被交付不存在过错。新锐公司关于其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其已告知商船公司涉案货物需等五丰公司通知再放货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新锐公司上诉还主张五丰公司将电放保函通过QQ传送给新锐公司，即表明五丰公司授权其可以随时交货。但新锐公司所依据的QQ聊天记录未明确表明五丰公司存在授权新锐公司放货的意思表示，新锐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故新锐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既然新锐公司与五丰公司之间存在涉案货物需等五丰公司通知才放货的约定，新锐公司就应依约履行该义务。新锐公司关于五�公司转嫁贸易风险、电放模式下承运人可以直接交货的其他上诉主张，也不构成其可免除此义务的理由，新锐公司上述主张也不成立。因新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与五丰公司之间的约定，将需等五丰公司通知才放货告知承运人，对涉案货物未等五丰公司通知被交付不存在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有关举证不能的规定，新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新锐公司未履行上述与五丰公司之间约定的义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三，五丰公司是否因新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义务遭受损失及其具体金额的问题。新锐公司提交的其于2月5日16时55分向商船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及商船公司于18时04分回复的电子邮件、QQ聊天记录可显示，新锐公司知晓五丰公�未能收回涉案货物的货款。因涉案货物为出口货物，五丰公司提交的申请延期收款报告信息可进一步证明其未能收回涉案货物的货款。新锐公司上诉主张五丰公司已收到货款，但缺乏相应证据予以支持，不能成立。故一审判决认定五丰公司未能收回涉案货物的货款，并无不当。
因新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应向五丰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五丰公司为证明涉案货物的货款即货损金额，提交了商业发票、报关单等证据，并主张以报关单的记载作为货损金额的依据。报关单记载的货物信息与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补料基本一致，可相互印证。新锐公司否认上述证据的效力，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判决采信报关单作为认定五丰公司货物损失金额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新锐公司对此提出上诉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五丰公司因新锐公司违约未能收回涉案货物的货款，一审判决新锐公司应向五丰公司赔偿货物损失73780美元。新锐公司上诉认为，该损失金额超出其合理预期。但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五丰公司委托新锐公司运输时已告知了涉案货物的品名等，并无隐瞒，新锐公司作为长期从事货运代理业务的企业应对此有所预期。因此，一审判决新锐公司向五丰公司赔偿的金额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违约赔偿损失范围。新锐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新锐公司上诉还主张，五丰公司本可通过扣押与收货人之间的其他货物来追回涉案货物的货款，五丰公司未采取该措施因而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但新锐公司的该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减损规则，不属于五丰公司应采取的适当措施。故新锐公司的该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新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190.45元，由中山新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向磊
审 判 员 张怡音
审 判 员 李民韬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周 瑾
书 记 员 周 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