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渝高法民提字第0008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学田湾正街1号9楼。法定代表人：何晏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文波，重庆瑞月永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东源昭通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太平办事处石渣河社区。法定代表人：徐德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锦峰，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志荣，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日照矿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云南东源昭通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煤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由昭通煤业公司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2014)中区民初字第01009号民事判决,日照矿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5262号民事判决。日照矿业公司仍不服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4月1日作出（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010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和调查，并充分听取了双方辩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申请人昭通煤业公司一审诉称：其与日照矿业公司于2012年4月2日在云南省昭通市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自2012年4月2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昭通煤业公司根据日照矿业公司的要求向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应煤炭，交货地点为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卸煤铁路专用线），同时约定解决纠纷的方式为协商不成向买受人（即日照矿业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履行《煤炭买卖合同》。2012年5月23日，双方进行了结算，确认昭通煤业公司向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应煤炭2574.05吨，日照矿业公司应付昭通煤业公司货款1521885.14元。日照矿业公司先后向昭通煤业公司支付了货款共计1100000元，还欠货款421885.14元未付。昭通煤业公司多次催收，日照矿业公司仍未支付。现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日照矿业公司向昭通煤业公司支付拖欠货款421885.14元。再审申请人日照矿业公司一审辩称：其与昭通煤业公司没有发生煤炭买卖关系，也没有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双方没有业务关系。虽然昭通煤业公司举示的《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了“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但该印章并不是日照矿业公司加盖。日照矿业公司认为《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是伪刻的，是冒用日照矿业公司名义签订合同，这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故申请对该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同时，日照矿业公司也没有收到过昭通煤业公司供应的煤炭，综上，日照矿业公司不存在欠昭通煤业公司货款的事实基础。请求一审法院驳回昭通煤业公司的诉讼请求。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2年4月2日，昭通煤业公司与日照矿业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火车运输）》（合同编号B2012-003）一份，其中约定：合同地点昭通市；收货人名称为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货单位为日照矿业公司，发站为昭通、达州，到站为广安，及煤炭品种规格，质量要求，交（提）货时间、数量；运输及交（提）货方式为散装，敞车火车运输；交货地点为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卸煤铁路专用线）；数量验收以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轨道衡过磅计量为准；质量由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行质量验收，以此化验结果为依据；昭通煤业公司须在该批供煤到厂之日起10日内向日照矿业公司进行该批电煤质量查询，10日到期后，昭通煤业公司不来查询的，也视为知道检验结果；按热值计价，对应收到基低位发热量为Qnet,ar≥18.817兆/千克（4500大卡），每0.148MJ/KG的到厂含税基准价格为15.00元/吨（15.00/100大卡.吨），其中煤款增值税率17%等；昭通煤业公司当月供应的煤炭，按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验收热值加权平均结算，结算时间以出卖人火车运输大标托运时间为准；结算数量为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到厂验收数量，单车矿发量（铁路货票丙联的货物重量）1.2%以内的运输损耗由买受人承担，超出部分由昭通煤业公司承担；两票制结算，结算价格包括含税煤价和铁路运费（到厂火车运费以铁路丙联票实际发生费用为准），发票由昭通煤业公司出具给日照矿业公司，因昭通煤业公司原因导致支付延迟的责任由昭通煤业公司自行承担；结算按川府办发电[2004]93号文执行，特殊情况，双方协商处理；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纠纷，协商不成的，向日照矿业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2012年4月2日到2012年12月31日等。出卖人签章处加盖“云南东源昭通煤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陈志荣”签字；买受人签章处加盖“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汪顺金”签字。审理中，日照矿业公司对该《煤炭买卖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买受人签章处加盖的“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不是该公司真实的合同专用章，并申请对该“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进行真伪鉴定。2012年5月23日，日照矿业公司制作《重庆日照矿业有限公司购煤结算单》一份，其载明：销售单位为昭通煤业公司，购买单位为日照矿业公司；3月购煤15车，矿发数994吨，购煤数量962.73吨，单价为571.26元/吨，发热量4598.00，金额549969.14元；4月购煤25车，矿发数1627吨，购煤数量1611.32吨，单价为603.18元/吨，发热量4792.00，金额971916.00元。以上合计1521885.14元。结算制表童翠苹，审核胡卫华，主管部门处加盖日照矿业公司财务专用章。昭通煤业公司于2012年5月29日在该结算单复印件上加盖了“云南东源昭通煤业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印章。审理中，日照矿业公司对该《重庆日照矿业有限公司购煤结算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结算单不是双方之间的结算，该结算单是案外人彭长清编制的，目的是为了开具增值税发票。该结算单的由来是：2012年5月23日，彭长清到日照矿业公司结算，日照矿业公司要求彭长清以其购煤的对象来开增值税发票，彭长清称是从昭通煤业公司处购煤，日照矿业公司便按照彭长清的要求签署了上述结算单。昭通煤业公司诉称的供应煤炭数量2574.05吨也与结算单中的发煤数量2621吨不一致，彭长清供应给日照矿业公司的煤炭数量是2621吨。该结算单是日照矿业公司与彭长清之间的货物的结算。2012年5月28日，昭通煤业公司（销货单位）向日照矿业公司（购货单位）开具云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编号分别为00747916、00747917），其中，编号为007479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煤炭价税合计549969.14元；编号为007479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煤炭价税合计971916.00元。审理中，日照矿业公司确认其收到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办理税款抵扣，但是昭通煤业公司并没有供应煤炭给日照矿业公司。当时是因彭长清找到昭通煤业公司，由昭通煤业公司开具发票，昭通煤业公司和日照矿业公司之间并没有真实的煤炭买卖关系。2012年6月11日，日照矿业公司向昭通煤业公司转账支付了60万元，摘要中注明“付煤款”。同月15日，日照矿业公司向昭通煤业公司转账支付了50万元，摘要中注明“付煤款”。以上共计110万元。审理中，日照矿业公司称其之所以向昭通煤业公司支付款项是因为按照税务要求发票上的购销双方必须有资金往来，因此，是彭长清将该款项支付到日照矿业公司处，然后日照矿业公司将该款项支付给昭通煤业公司。因此，实质上该货款是彭长清支付给日照矿业公司的。2013年1月14日，昭通煤业公司委托云南元和律师事务所向日照矿业公司出具《律师事务所函》一份，要求日照矿业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前支付所欠货款421885.14元。同月29日，日照矿业公司向昭通煤业公司出具《回复函》一份，载明：日照矿业公司与昭通煤业公司业务往来是由彭长清挂靠办理，现正在要求彭长清前来处理财务问题，所发生的法律责任由彭长清负全部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审理中，昭通煤业公司主张日照矿业公司欠其货款421885.14元未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重庆日照矿业有限公司购煤结算单》所载，销售单位为昭通煤业公司，购买单位为日照矿业公司，实际结算金额为1521885.14元；第二，根据昭通煤业公司举示的云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载明购货单位为日照矿业公司，销货单位为昭通煤业公司，金额共计1521885.14元；第三，日照矿业公司亦实际向昭通煤业公司分别支付了60万元和50万元煤款。审理中，日照矿业公司辩称其与昭通煤业公司没有发生煤炭买卖关系，实际是彭长清与日照矿业公司发生了煤炭买卖业务。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分析日照矿业公司举示的证据，《联营协议》反映了日照矿业公司和彭长清之间的联营合作关系，该关系为双方内部关系；《日照矿业公司与彭总发运和付款的对账明细》与《重庆日照公司与彭总资金往来结算表》亦只反映了双方内部的结算情况；日照矿业公司向昭通煤业公司出具《回复函》也载明日照矿业公司与昭通煤业公司业务往来是由彭长清挂靠办理。同时，上述证据也不足以反驳昭通煤业公司举示的证据。综上，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在现有证据条件下，一审法院认定日照矿业公司与昭通煤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以及日照矿业公司欠昭通煤业公司货款421885.14元未付。故对昭通煤业公司要求日照矿业公司向其支付货款421885.1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日照矿业公司辩称《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的“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不是其加盖，要求对该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在现有证据条件下，《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的“重庆日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的鉴定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因此，对日照矿业公司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日照矿业公司认为要求追加彭长清为本案第三人，不符合追加条件，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日照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昭通煤业公司货款421885.14元。一审案件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3814元，由日照矿业公司负担。日照矿业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昭通煤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日照矿业公司与昭通煤业公司之间并无煤炭交易关系，昭通煤业公司仅凭《煤炭买卖合同》与增值税发票、结算单等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系伪造，结算单也是案外人彭长清为骗取货款伪造的。昭通煤业公司认为其向日照矿业公司发送了煤炭，应当提交相应的发货依据和运输依据，否则不能向日照矿业公司主张煤炭款；2.本案系案外人彭长清为诈骗日照矿业公司货款，其私刻了日照矿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与昭通煤业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涉及刑事诈骗行为，故应当驳回昭通煤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昭通煤业公司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相应的依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昭通煤业公司主张日照矿业公司差欠其煤炭款，举示了《煤炭买卖合同》与增值税发票、结算单等书面依据，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昭通煤业公司主张的事实。日照矿业公司辩称买卖合同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另外结算单也系案外人为骗取其货款而伪造，对该主张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不能否定书面证据的证明力，对其上诉理由该院不予支持。另外日照矿业公司主张案外人彭长清伪造其合同专用章，诈骗其货款等行为，其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也不能证明上述主张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上诉理由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628元，由日照矿业公司负担。日照矿业公司不服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原审判决后，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将《调取证据通知书》发往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调取2012年3月至2012年5月昭通煤业公司向该公司发送煤炭的火车运票等相关材料。该公司回复“经查：我公司在2012年3月-2012年5月期间未收到云南东源昭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供煤”。这新证据足以证明昭通煤业公司并未履行《煤炭买卖合同（火车运输）》，日照矿业公司与昭通煤业公司所形成的结算单为假，能够推翻日照矿业公司欠昭通煤业公司货款421885.14元的事实，日照矿业公司请求对本案提起再审。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再审同时查明：2014年12月4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将《调取证据通知书》发往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调取2012年3月至2012年5月昭通煤业公司向该公司发送煤炭的火车运票等相关材料。该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回复：“经查：我公司在2012年3月-2012年5月期间未收到云南东源昭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供煤”。该证据材料中有涂改之处，本院为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前往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经核实2012年3月-2012年5月期间该公司未收到昭通煤业公司供煤。昭通煤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是非法证据并称其煤炭是发给日照矿业公司的，由日照矿业公司到昭通收货，至于日照矿业公司发到哪里其不清楚。2013年12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作出渝公中刑立字[2013]11479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彭长清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4年6月9日，该局发出渝公中刑拘字[2014]886号拘留证，决定对彭长清执行拘留。现彭长清未到案。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再审评述如下：（一）原一、二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基础上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有三份双方无争议的证据：《重庆日照矿业有限公司购煤结算单》所载，销售单位为昭通煤业公司，购买单位为日照矿业公司，实际结算金额为1521885.14元；云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载明购货单位为日照矿业公司，销货单位为昭通煤业公司，金额共计1521885.14元；日照矿业公司实际向昭通煤业公司分别支付了两次货款，共计110万元。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昭通煤业公司主张的事实。昭通煤业公司举示了双方结算单等证据就已完成其举证责任，不再承担举示其是否履行发货义务的证据。日照矿业公司以其与昭通煤业公司没有发生煤炭买卖关系为由进行反驳，则须举示充分证据支撑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日照矿业公司举示的《联营协议》、《日照矿业公司与彭总发运和付款的对账明细》与《重庆日照公司与彭总资金往来结算表》等皆是反映日照矿业公司和彭长清之间的联营合作的内部关系及内部结算情况，不足以反驳昭通煤业公司举示的证据，对此本院予以认同。（二）日照矿业公司再审中举示的证据是否能推翻原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日照矿业公司再审中举示的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往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调取证据通知书》能证明昭通煤业公司在本案提及的供货期间确未向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货。这与日照矿业公司和昭通煤业公司双方合同中须向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货的约定确实不符，但合同的实际履行行为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并不代表该履行行为不存在或行为违约。《重庆日照矿业有限公司购煤结算单》已说明合同双方结算时对此不存在异议。至于日照矿业公司提及的彭长清一事，从本案证据所载内容看：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经办人是“汪顺金”；《重庆日照矿业有限公司购煤结算单》制表是童翠苹，审核是胡卫华；日照矿业公司曾有的两次付款也是通过公司帐户转款。以上证据没有一份证据表明与彭长清有关。同时，彭长清所涉嫌的合同诈骗案也处于侦查阶段，彭长清还未到案，也就并无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彭长清与本案昭通煤业公司有恶意串通以虚假供货骗取货款的行为。故日照矿业公司再审中举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526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边建国审 判 员  宋汀汀代理审判员  刘战平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