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苏03行终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鼓楼区民政局，住所地徐州市中山北路253号。法定代表人王冬，该局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王世新，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朱先会，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段超，江苏彭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女，1971年4月27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法定代理人李某（系李伟之父），男，1943年6月5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代理人王健，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董德银，男，1973年5月5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上诉人徐州市鼓楼区民政局（以下简称鼓楼区民政局）因与被上诉人李伟、原审第三人董德银婚姻登记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1行初2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李伟与董德银原系夫妻关系，双方曾于1996年4月17日登记结婚。2014年4月8日，李伟本人与董德银一同到鼓楼区民政局处申请离婚并提交了双方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以及双方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鼓楼区民政局审查后认为李伟与董德银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离婚登记，并于当日向二人颁发了L320302-2014-000263号离婚证。另查明：2015年9月2日，李伟以董德银为被告向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连云港正达司法鉴定中心对李伟与董德银离婚时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11月15日，连云港正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连正达司鉴中心[2016]精鉴字第2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李伟患有精神分裂症，签订离婚协议期间为发病期，无民事行为能力。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鼓楼区民政局作为鼓楼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具有办理本辖区内居民婚姻登记的法定职权和职责。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本人的结婚证、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本案中，李伟与董德银在申请离婚登记时，依据上述规定向鼓楼区民政局提交了相关材料，鼓楼区民政局经审查后认为符合离婚条件，即作出了离婚登记。但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根据连云港正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连正达司鉴中心[2016]精鉴字第2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李伟患有精神分裂症，签订离婚协议时处发病期，无民事行为能力，基于此，鼓楼区民政局对李伟与董德银作出离婚登记时所依据的离婚协议书不符合法定要求，因此，鼓楼区民政局作出的离婚登记主要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人民法院确认违法。本案中，鼓楼区民政局作出的离婚登记主要证据不足，但董德银已与案外人再婚，离婚登记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予确认违法。关于鼓楼区民政局主张的李伟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已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鼓楼区民政局认为李伟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鼓楼区民政局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鼓楼区民政局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伟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鼓楼区民政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鼓楼区民政局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徐州市民政局于2014年4月8日对李伟与董德银作出的离婚登记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州市民政局负担。上诉人鼓楼区民政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依据李伟与董德银在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该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李伟患有精神分裂症，签订离婚协议期间为发病期，无民事行为能力”，直接在本案中认定李伟离婚时无民事行为，离婚登记行为违法，上诉人认为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连云港正达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6】精鉴字第286号司法鉴定书并未被任何生效的法律文书对其效力进行认定，即该鉴定报告的鉴定程序是否合法和鉴定报告认定的结论是否合法均处于未定状态。由于上诉人并非是李伟与董德银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未能参与上述民事案件中对鉴定机构的选择和对鉴定报告所依据的送检材料包括病历、证人证言等进行充分质证，在意见作出后也不能行使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和专家辅助人出庭辅助上诉人进行质询等一系列诉讼权利。鉴于上述情形，一审判决直接引用未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且上诉人未能充分行使诉讼质证权利的鉴定意见对上诉人是不公平亦不公正的。2.如前所述，上诉人未能对鉴定意见所依据的众多材料进行审阅和质证，未能对鉴定人员进行质询，上诉人认为该意见结论是错误的。李伟与董德银于2014年4月8日到上诉人处要求办理离婚登记，在办理过程中相关材料均是李伟本人亲自书写签字确认，离婚登记员在和其面谈时，其对答正常，未发现任何的异常情况。在鉴定意见中第3页第（二）项鉴定检查中第2小项精神检查记载为“意识清楚，自行步行检查室，被动接触合作，言语清晰，回答切题”，“当时光想离婚，对财产没有介意，现在我认为离了，对我什么都不管了，心理不平衡了”。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李伟在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精神检查时的状态，无论身体状态还是心理状态都是和常人无异，在回答鉴定人员对离婚问题的提问时，所述的情况也都是一般正常人对离婚状况的认知，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常。而其鉴定意见的结论却与事实情况大相径庭。由于精神疾病鉴定与诸如人体损伤鉴定所依据的材料和标准不尽相同，在精神疾病的鉴定中所依据的主观材料相对较多，比如被鉴定人的思维波动、语言的组织、鉴定时问答、周围熟悉人员的感受和主观判断等情况，而这些主观因素却又主导着此种鉴定过程，不能客观真实反映出被鉴定人的真实精神状态。李伟在2014年4月8日办理的离婚登记，该司法鉴定是在2016年11月1日即在事发后2年零7个月之后进行的，上诉人不知，该鉴定机构是通过何种方法、采取何种标准、依据何种材料能鉴定一个人31个月以前的精神状态，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等一系列权利，且未向上诉人释明，如果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该采取何种救济手段。二、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答辩称被上诉人李伟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起诉期限应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被上诉人李伟是在2014年4月8日在上诉人处办理的离婚登记，在此时其已经知道了上诉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故其起诉期限应从2014年4月9日起算2年，而其在2017年3月1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即使李伟权利受限，其父（法定代理人）李某在庭审中也认可了其在2014年李伟离婚后，就知道李伟离婚的事实情况，而董德银的陈述亦可证实上述情况，故足以认定其法定代理人亦早已经知悉了上诉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在法定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三、上诉人作出的离婚登记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办理离婚登记，在办理过程中，向李伟和董德银告知了不予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形，并让其在《告知单》上签字确认，上诉人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且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在充分审核以后办理离婚登记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无法要求每一对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都要持有一份证明自已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明或鉴定意见才能为其办理离婚登记。假设被上诉人李伟患有精神疾病，也系其与董德银合谋骗取上诉人办理，该责任也应由李伟和董德银承担，而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新审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李伟辩称，一、徐州铁路运输法院以连正达司鉴中心（2016）精鉴字第286号《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作为裁判依据，不仅查明基本案情，且适用法律正确。1.连云港正达司法鉴定中心，是在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主持下，经答辩人与董德银双方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2.作为鉴定的基础资料，如答辩人在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在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病案资料等送检材料，在送检前，鼓楼区人民法院已组织答辩人及董德银进行质证；3.《鉴定意见》先后经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组织董德银进行质证（2017年6月5日）、徐州铁路运输法院组织被答辩人及董德银进行质证，并且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4.鉴定过程及鉴定依据均符合相关法律规范。二、本案的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是：1.被答辩人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的规定，履行告知答辩人对其作出离婚登记具体行政行为享有诉权或诉讼时效。2.被答辩人受理李伟离婚申请并给予办理的时间是2014年4月8日，李伟在取得离婚证后，并没有及时告诉其监护人，且李伟监护人在得知其已离异的情况下，及时向被答辩人、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和相关人员反映要求撤销该离婚事实的要求。3.自被答辩人给予李伟办理离婚手续时间2014年4月8日至今天庭审，并未超过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被答辩人的行政行为违法，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据此确认被答辩人行政行为违法，应予维持。理由是：1.《婚姻登记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登记。该条款中涉及的婚姻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是关于被答辩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实质性要件。本案被答辩人错误地理解为程序告知，即将《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中的情形，以书面形式告知替代其对相关人员行为能力的审查义务。2.从被答辩人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中，尤其是《离婚登记声明书》所载明的信息，也体现不出，被答辩人在办理李伟的离婚登记过程中，尽到了审查李伟的行为能力的义务，仅仅是核实了李伟及董德银的自然信息、住所及离婚的原因。3.本案不能因为李伟在当时能自己书写姓名、自然信息、地址就认定被答辩人尽到了审查李伟行为能力的状况，进而认定被答辩人行政行为合法。4.婚姻当事人在离婚时，对财产如何处理是当事人的权利，但对财产分配显失公平时，被答辩人有义务进行提醒，因此被答辩人未完全依据《江苏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履行善意提醒的义务。5.李伟因财产重新分配将董德银诉至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委托，对李伟在办理离婚时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综上，鉴于被答辩人的行政行为存在明显违法的情况，应予依法撤销。原审第三人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李伟签订离婚协议的时间为离婚登记当天，即2014年4月8日；2。董德银与李伟离婚后，与案外人汪银梅办理了结婚登记。本院认为：一、关于李伟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2014年4月8日，鼓楼区民政局准予李伟与董德银离婚登记并向二人颁发了离婚证，现有证据表明李伟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无民事行为能力，鼓楼区民政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李伟的法定代理人离婚登记行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故鼓楼区民政局主张本案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鼓楼区民政局作出的涉案离婚登记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本案中，鼓楼区民政局是鼓楼区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具有办理本辖区内居民婚姻登记的法定职权。其次，《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一）未达成离婚协议的；（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本案一审时，鼓楼区民政局未否定连云港正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连正达司鉴中心【2016】精鉴字第2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亦未要求重新鉴定，二审中虽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质疑，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对上诉人提出的不应认可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李伟患有精神分裂症，签订离婚协议时处于发病期，无民事行为能力，故鼓楼区民政局对其办理离婚登记不符合法定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该行政行为作出时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但本案中，董德银已与案外人结婚，涉案离婚登记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应确认涉案离婚登记行为违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州市鼓楼区民政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祁贵明审 判 员  赵 涛代理审判员  房 涛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张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