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终字第1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爱娟，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吴连明，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繁华，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璜山镇建新路**号。
法定代表人：何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甘为民，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大栋，浙江卓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号**层。
法定代表人：郑国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锐，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楼孝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爱娟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东南集团公司）、原审第三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宝信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李爱娟的委托代理人吴连明、杨繁华，大东南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甘为民、陈大栋，华宝信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楼孝海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爱娟原审诉称：2011年7月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东南股份公司，系大东南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该事项于2011年8月10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核准。同日，李爱娟、大东南集团公司之间签订协议书一份（下称810协议），就李爱娟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500万股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约定若李爱娟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解禁后六个月内减持，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转让的价格低于原认购价1.15倍的，大东南集团公司以约定金额补偿李爱娟，补偿金额的具体计算方式为（李爱娟实际认购价格×1.15-李爱娟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转让的价格）×李爱娟实际认购股份数，如限售期内存在分红等情况，补偿款作相应调整。此外双方约定，如发生纠纷交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上述协议生效后，李爱娟与案外人华宝信托公司进行了洽谈，商定以华宝信托公司名义认购上述1500万股股票，2011年8月15日李爱娟委托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并办理了相应手续。2011年8月16日李爱娟与大东南集团公司就此事达成确认书，大东南集团公司认可华宝信托公司与李爱娟的合作行为，李爱娟享受原协议中约定的各项权利。华宝信托公司以每股9.35元的价格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1500万股股票，认购金额为14025万元，限售期为12个月。2011年9月20日，上述新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2263）。2012年9月20日，该股票解禁，截止2012年9月24日华宝信托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将1500万股股票全部变现，变现金额为9015.552万元。持有期间股票分红150万元。大东南集团公司应于2012年9月27日前补偿李爱娟14025万元×1.15-9015.552万元-150万元=6963.198万元。此后大东南集团公司一直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李爱娟起诉要求判令：一、大东南集团公司按照协议补偿李爱娟6963.198万元；二、大东南集团公司支付逾期利息81.2691万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自2012年9月28日暂计至2012年12月7日，合计71天，实际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两项合计7044.4671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大东南集团公司负担。
大东南集团公司原审辩称：一、李爱娟确与大东南集团公司在2011年8月10日签订了810协议。根据810协议第一条，李爱娟承诺在810协议签订后按照市场询价确定的价格申购大东南股份公司拟非公开增发股票1500万股；如李爱娟参与该次非公开增发因报价低未认购到股票，则810协议即时失效。事实上，李爱娟并非该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李爱娟也未认购到大东南股份公司股票，810协议已经失效，李爱娟不能据此向大东南集团公司主张权利。二、华宝信托公司确实认购了该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但华宝信托公司认购股票的行为完全是其自主行为，并非为他人代购。华宝信托公司于2011年7月21日就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出具了意向认购函，即华宝信托公司表达参与股票认购的意向早于810协议的签订时间。而李爱娟在诉状中明确陈述，其在810协议签订后与华宝信托公司协商代为认购股票的事宜。其陈述显然与华宝信托公司的行为相矛盾。2011年8月17日，华宝信托公司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其用于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2011年8月30日，华宝信托公司与大东南股份公司签订了认购合同，并在第七条第2款第（3）项中保证其于该合同项下的认购资金的来源均为正常合法。2011年8月31日，华宝信托公司再次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其用于该次申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2011年9月14日，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浙商证券）向证监会出具了合规报告，称经其核查，认为该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有关规定，确认华宝信托公司以自有资金认购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由上可见，华宝信托公司认购股票的行为完全是其自主行为，并非为他人代购。三、李爱娟与案外人沈利祥于2011年8月15日签订的所谓委托书涉嫌事后伪造，华宝信托公司最初并不知晓沈利祥受李爱娟委托的事实。李爱娟关于其委托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订立合同的陈述不真实。四、进一步而言，根据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的一系列收益转让协议和李爱娟、沈利祥、华宝信托公司三方签订的《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收益转让合同之B类收益转让协议》（下称《B类收益转让协议》）等，双方的合作模式是：在华宝信托公司参与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沈利祥通过受让部分风险、收益的方式分享和承担标的股票对应的部分权利义务。这里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华宝信托公司对外认购股票的法律关系，它仅存在于华宝信托公司与发行人之间，其标的是大东南股份公司股票；另一个是部分收益及风险的转让法律关系，仅存在于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其标的为大东南股份公司股票对应的部分收益及风险，而非股票本身。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参与大东南股份公司股票认购的主体是华宝信托公司，而非案外人沈利祥。华宝信托公司并非受案外人沈利祥的委托出面认购，双方之间仅仅是一种收益转让关系，并不存在代购的法律关系。且根据2011年8月31日案外人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订立的收益转让合同第九条第7款，案外人沈利祥陈述并保证其是收益的最终受让方，表明案外人沈利祥只代表他自己，与李爱娟无关。五、大东南集团公司从未向李爱娟出具过所谓的确认书，该确认书涉嫌李爱娟伪造。确认书中大东南集团公司的印章未压住任何文字，这与大东南集团公司盖章习惯不符，且确认书的内容与华宝信托公司的承诺函、浙商证券的合规报告相矛盾，由此可以印证确认书系伪造。综上，李爱娟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恳请法院驳回李爱娟全部诉讼请求。
华宝信托公司原审辩称：对于李爱娟、大东南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和答辩主张不发表意见。华宝信托公司参加本次诉讼是为了配合法庭调查相关事实。华宝信托公司系以自有资金认购案涉股票，沈利祥向华宝信托公司支付的是收益转让对价款，双方的业务合作模式是华宝信托公司以及其他信托公司的常规业务，已接受过多次调研，合规性从未受到置疑。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1年8月10日，李爱娟与大东南集团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李爱娟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500万股，若李爱娟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解禁后六个月内减持，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转让的价格低于认购价1.15倍的，大东南集团公司以约定金额补偿李爱娟，补偿金额的具体计算方式为（李爱娟实际认购价格×1.15-李爱娟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转让的价格）×李爱娟实际认购股份数，如限售期内存在分红等情况，补偿款作相应调整。相应补偿款应当在大宗交易转让后三个交易日内进行货币支付。双方约定，如李爱娟因报价低未认购到大东南股份公司股票，该协议即时失效。2011年8月15日，李爱娟出具委托书一份给沈利祥，内容为：我因今天出差在外，不能前去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收益转让合同。特委托你代表我前去签约。在你名下的权利义务尽由我承担。2011年8月16日，李爱娟（甲方）与大东南集团公司（乙方）签订确认书一份，确认书内容为：一、甲方与华宝信托公司合作，以华宝信托公司名义认购甲乙双方于2011年8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增发（的）1500万股（股票），即由华宝信托公司与大东南股份公司签订相关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增发的1500万股（股票）协议。乙方确认并认可甲方与华宝信托公司合作，以华宝信托公司名义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增发的1500万股（股票），实为甲方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增发的1500万股（股票），该1500万股非公开增发股票完全适用于甲乙双方于2011年8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并享受乙方在该协议书中承担或承诺的各项约定。二、因甲方出差，委派沈利祥先生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和办理相关手续。甲方保证在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增发股票解禁前将收益人改回甲方名下。乙方确认并认可甲方的上述行为。三、本确认书经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后生效。另查明，2011年7月21日，华宝信托公司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发出非公开发行股票意向认购函，表示其有意向参与该次非公开发行。2011年8月15日，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关于华宝信托公司参与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将部分风险收益转让给沈利祥之合作协议》（下称《合作协议》）。2011年8月16日，沈利祥向华宝信托公司汇付了保证金1500万元。2011年8月17日，沈利祥指令华宝信托公司以11元每股的价格申购大东南股份公司的股票1500万股。同日，华宝信托公司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其认购资金系自有资金。2011年8月19日，沈利祥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又向华宝信托公司支付了4934.568万元。2011年8月30日，大东南股份公司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2011年8月31日，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收益转让合同》（下称《收益转让合同》）、《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收益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同日，华宝信托公司汇付浙商证券12525万元认购款，加上之前的保证金1500万元，合计支付认购款14025万元，并再次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此次申购案涉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2012年3月2日，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收益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2》。2012年3月14日，沈利祥汇付华宝信托公司保障金300万元。2012年9月17日，李爱娟与沈利祥、华宝信托公司签订《B类收益转让协议》，将沈利祥名下权利义务转让给李爱娟。2012年9月20日，李爱娟汇付华宝信托公司保障金300万元。同日，案涉1500万股股票解禁。2012年9月24日，华宝信托公司根据李爱娟的指令，将案涉1500万股股票以6.02元/股的价格卖出，成交金额为9030万元。同日，华宝信托公司向李爱娟发出关于《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收益转让合同》的通知函。再查明，2011年8月15日，案外人潘薇、陈婉敏分别汇付给杨建新7**万元、1200万元，合计1904万元。同日，杨建新汇付给沈利祥1500万元。2011年8月18日，案外人华水芳、李德根分别汇付给杨建新10**万元、454万元，合计1459万元。同日，杨建新汇付给沈利祥1766.25万元。2011年8月19日，李爱娟丈夫杨伟敏汇付给赵美娟1700万元，后赵美娟汇给沈利祥1700万元。2011年10月14日、10月21日、10月24日、2012年2月6日李爱娟分别汇给沈利祥的妻子来恩美200万元、200万元、22.97万元、32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李爱娟、大东南集团公司双方签订的810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爱娟是否依据810协议约定认购了大东南股份公司的股票1500万股，即李爱娟是否以通过沈利祥委托华宝信托公司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1500万股股票的方式履行了810协议。对此，具体分析如下：一、认购主体。本案实际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1500万股股票的是华宝信托公司，而非李爱娟。即使是李爱娟与华宝信托公司合作进行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的股票，也应当由李爱娟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李爱娟称其委托沈利祥于2011年8月15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沈利祥在出庭作证时称当日将委托书出示给华宝信托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华宝信托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其是在2012年3月份知道李爱娟的存在，现华宝信托公司参与诉讼亦否认2011年11月15日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沈利祥出具了李爱娟的委托书。可见，李爱娟与沈利祥之间的委托关系并未从华宝信托公司得到印证。如果当日沈利祥持有李爱娟的委托书且出示给华宝信托公司，完全可以以李爱娟之名义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但实际仍由受托人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存在不合理之处。且，沈利祥在出庭作证时陈述李爱娟出差回来就将委托书交还给李爱娟，该委托书作为沈利祥受托人身份的凭证在未交给华宝信托公司的情况下也理应由沈利祥自己持有，沈利祥日后即交还给李爱娟不符合常理。二、认购过程。李爱娟在起诉状中称810协议生效后其与华宝信托公司进行洽谈，拟定就认购事宜进行合作。事实上，华宝信托公司于2011年7月11日已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发出了认购意向函，且华宝信托公司在本次诉讼中陈述当初系根据沈超等客户的需求而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发出认购意向函，如果沈超确系李爱娟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的中间人，则李爱娟与华宝信托公司开始洽谈的时间早于其起诉状中陈述的时间，可见，李爱娟的诉称与实际情况存在矛盾。三、认购资金。从李爱娟自己陈述的认购资金的组成看，其主张由其自筹资金5384.568万元，但从资金往来看，李爱娟汇给沈利祥妻子来恩美的422.97万元系在沈利祥向华宝信托公司支付认购资金近两个月之后，直接由李爱娟支付给华宝信托公司的款项仅为2012年9月20日的300万元，该300万元也是在李爱娟、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收益转让协议》之后支付，只占其主张的自筹资金的极小一部分。大量的资金往来发生在潘薇、陈婉敏、华水芳、李德根、杨建新、沈利祥、来恩美、赵美娟等之间，仅凭杨建新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以及沈利祥的证言，不足以证明上述人员的资金往来与李爱娟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的股票有关。四、合作协议的性质。从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内容看，仅为股票收益转让关系，并非代购关系。虽然李爱娟及沈利祥诉称其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为融资与代购关系，但其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均未表明为代购股票关系，现华宝信托公司也否认其与沈利祥或李爱娟之间为融资与代购关系，而是以自有资金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的股票。五、确认书。即使按李爱娟诉称其与沈利祥之间为委托关系，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为融资与代购关系，连接李爱娟履行810协议与华宝信托公司认购案涉股票两者的确认书亦存在诸多疑点。确认书中大东南集团公司的公章经鉴定虽属真实，但未压住任何文字，且李爱娟称该确认书由杨建新交给她，杨建新对其他事项均作了清晰的陈述，唯独对确认书中印章的加盖过程模糊其词，存在疑点。且杨建新经手了上述大量资金往来，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仅凭其陈述也不足以证明确认书系经过大东南集团公司同意后形成。
综上，鉴于李爱娟提供的证据存在疑点，未形成完整证据链，尚不足以证明华宝信托公司认购大东南股份公司非公开增发1500万股股票与李爱娟和大东南集团公司之间签订810协议的关联性，故李爱娟要求大东南集团公司按810协议给予补偿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爱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02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证人出庭作证费252元，合计399275元由李爱娟负担，鉴定费97000元由大东南集团公司负担。
李爱娟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存在问题，最终导致判决错误。（一）对认购主体认定错误。案涉股票的认购主体是李爱娟而非华宝信托公司，华宝信托公司不是独立的认购，而是基于合作，按照李爱娟的意思去认购。（二）对于认购过程认定错误。华宝信托公司资本市场部经理汪淑涓、经办人赵婷以及中间人沈超均表明，2011年7月11日华宝信托公司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发出认购意向函系根据沈超等客户需求，在客户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华宝信托公司才进行了后续认购。（三）对于认购资金认定错误。李爱娟提供的款项往来凭证、杨建新陈述等可以证明李爱娟自筹资金5384.568万元，其余8640.432万元系向华宝信托公司融资。（四）对于合作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合作协议的性质是融资代购关系，李爱娟向华宝信托公司的融资成本为12%。虽然对外是以华宝信托公司的名义认购股票，但从实质上看，信托公司不是为了取得股票的所有权而是为了控制其融资资金的风险。从逻辑上看，李爱娟是在获得保底承诺以及确认书确认的情况下才进行融资合作、报价认购等一系列行为，否则，因融资成本就要12%，无形中加大了风险；华宝信托公司之所以现在回避合作及融资的事实，是怕受到证监会、银监会等相关部门的处罚。（五）对于816确认书认定错误。816确认书的公章经鉴定是真实的，其内容与其他书证、人证均能够相互印证。（六）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816确认书真实有效，一方面又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否定已认定事实，错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李爱娟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大东南集团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大东南集团公司二审答辩称：（一）根据810协议，如李爱娟未认购到案涉股票，则810协议即时失效。因李爱娟实际并未认购案涉股票，故810协议已经失效。大东南集团公司从未与李爱娟签订过所谓的确认书,该确认书涉嫌李爱娟伪造,为此,大东南集团公司坚持申请重新司法鉴定。（二）案涉股票并非是华宝信托公司受托以其名义认购，而是其自主认购。1．李爱娟诉状中称其是在810协议生效后即2011年8月10日后，才与华宝信托公司进行洽谈。然而，华宝信托公司早于2011年7月21日就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出具了意向认购函,且华宝信托公司从未确认过与李爱娟有任何所谓的合作，其完全是自主认购行为。2．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案涉股票认购款系华宝信托公司汇付。3.所谓确认书约定李爱娟与华宝信托公司合作,以华宝信托公司名义认购案涉股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的禁止性规定,该等行为无效。（三）华宝信托公司与发行人之间是认购股票法律关系，标的是案涉股票；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是收益及风险转让法律关系，其标的为案涉股票对应的收益及风险，而非股票本身。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是不同的。（四）案外人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不可能建立信托关系，更谈不上所谓新型信托融资关系。（五）李爱娟不是《收益转让合同》的隐名委托人，华宝信托公司也没有接受李爱娟的委托，所谓确认书并未实际履行。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李爱娟全部上诉请求。
华宝信托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华宝信托公司不是确认书的当事人，无法对确认书的真实性进行鉴别，该确认书对华宝信托公司亦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便确认书属实，华宝信托公司与沈利祥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法律性质与李爱娟是否履行810协议无关。（二）华宝信托公司不是委托书的一方当事人，无法对委托关系的真实性进行鉴别，但华宝信托公司确认《合作协议》签订时，沈利祥未向华宝信托公司出具李爱娟的委托书。（三）华宝信托公司与沈利祥之间是一种基于协议的合作关系，不能推论为委托关系或融资关系。（四）华宝信托公司是案涉股份的认购主体，沈利祥或李爱娟不是实际认购主体。（五）华宝信托公司系以自有资金认购案涉股票。华宝信托公司2011年8月16日、8月31日分别向浙商证券汇出1500万元和12525万元，共计14025万元。（六）沈利祥依约向华宝信托公司支付的是B类收益转让价款，不是案涉股票认购款。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华宝信托公司资本市场部经理汪淑涓在诸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013年9月26日对其作的询问笔录中称“沈利祥打到我公司53845680元，其余的8640万元由我公司融资”。汪淑涓在原审法院2013年10月28日对其所作的谈话笔录中称其是根据沈超等客户需求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发出认购意向函，并称“如果没有与沈利祥签订合作协议的话，我们不会认购案涉股票”。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于2011年8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条第2项约定“由华宝信托公司根据沈利祥的书面指令统一提出报价”、第3项约定“如华宝信托公司成功获得标的股份的配售确认，华宝信托公司应当立即通知沈利祥”。根据李爱娟提供的2011年8月17日、2012年9月24日的交易指令单，案涉股票系根据沈利祥指令进行报价买入、根据李爱娟的指令进行卖出。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在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所留邮箱分别是沈超和赵婷的，沈超与赵婷2011年8月17日的往来邮件对华宝信托公司就沈利祥购买案涉股票提供的融资数额8640.432万元进行了确认。沈利祥在原审证人笔录中承认其是李爱娟的受托人，并称李爱娟的款项大多数是通过沈利祥账户转到华宝信托公司账户、2012年3月14日其汇给华宝信托公司的300万元保障金系李爱娟给他的。杨建新在原审法院2013年11月14日对其所作的谈话笔录中称“我本人是大东南上市公司的董事，又是二股东的代表，受黄董事长的委托，我找了李爱娟参加增发，因为李爱娟陈述本身财力不够，黄董事长对我说，让我再找几个人与李爱娟合作一起认购，故我之后又找了华水芳、李德根、陈婉敏、潘薇。李爱娟与大东南的整个增发过程是我牵线的，我了解情况”、“此次认购是李爱娟向华宝信托融资，认购的实际对象是李爱娟，大东南是知道的”、“沈利祥仅仅是代表李爱娟与华宝信托签订协议，没有参与增发”、“李爱娟认购1500万股的资金来源由三块组成，李爱娟自己的资金，华宝信托公司的融资，还有我找的四个人（华水芳、李德根、陈婉敏、潘薇）的资金”。李爱娟原审庭审中称，其三次共计汇给沈利祥妻子来恩美的422.97万元，系归还沈利祥为其垫款的本息，垫款本金为418.318万元，利息为4.652万元。根据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的《收益转让合同》等证据，可以认定该合同中的A类收益实际系沈利祥所要归还的融资本金8640.432万元和年化12%的利息；B类收益系案涉股票的处分权、分红权等，表面假象是华宝信托公司将其拥有的该类收益以5384.568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沈利祥，但实际上华宝信托公司并不拥有该类收益，该类收益本身即属沈利祥所有。沈利祥支付的对价款亦非该类收益转让款，而是案涉股票认购款。其他事实结合争议焦点的分析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816确认书是否真实。二、李爱娟是否已经履行810协议约定的认购义务。三、本案当事人责任应如何界定。
一、816确认书是否真实。因816确认书上没有大东南集团公司人员的签字，且大东南集团公司不予认可，故形式上的确有所欠缺。从这个角度上讲，原审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未予认定，有一定道理。但鉴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确认该确认书上的公章为真实，大东南集团公司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公章系李爱娟偷盖形成，再综合全案其他证据，整体上看该确认书形式上的欠缺不足以否定其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相应地，对大东南集团公司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二、李爱娟是否已经履行810协议约定的认购义务。
810协议明确约定，李爱娟如未认购到案涉股票，本协议即时失效。本案中，相关文件载明系华宝信托公司直接认购案涉股票，李爱娟并未直接认购。从这个角度上讲，李爱娟认为自己认购了案涉股票的举证，存有瑕疵。但经过二审审理，结合全案事实，本院认为李爱娟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李爱娟已经履行了810协议约定的认购义务。从各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本案主要存在以下法律关系：第一层法律关系，李爱娟与大东南集团公司之间系保底收益投资关系。在810协议中，双方约定了保底条款，即大东南集团公司承诺李爱娟的保底收益为15%，否则，损失部分由大东南集团公司补偿。因该损失的赔偿主体是大东南股份公司的股东，而非大东南股份公司本身，且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故双方签订的810协议合法有效。第二层法律关系，李爱娟与沈利祥之间系委托关系。首先，李爱娟于2011年8月15日向沈利祥出具了委托书，沈利祥对此无异议；其次，大东南集团公司与李爱娟签订的确认书对“委派沈利祥先生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和办理相关手续”的委托内容进行了确认；再次，沈利祥与李爱娟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也能够印证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本案相关款项往来情况为：李爱娟丈夫杨伟敏通过赵美娟（系杭州萧山交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纳，李爱娟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汇给沈利祥1700万元、李爱娟三次汇给沈利祥妻子来恩美418.318万元、杨建新汇给沈利祥3266.25万元，以上款项共计5384.568万元。鉴于李爱娟与杨伟敏、来恩美与沈利祥均为夫妻关系，李爱娟对汇给沈利祥妻子来恩美的422.97万元款项作出了合理说明，杨建新认可李爱娟是认购主体、李爱娟和沈利祥存在委托关系、杨建新汇给沈利祥的款项实际系华水芳等四人与李爱娟合作认购案涉股票的款项，上述款项最终都汇给了沈利祥或其妻子来恩美，以及沈利祥认可李爱娟的款项大多数是通过其账户转到华宝信托公司账户的，故据此不仅能够印证李爱娟与沈利祥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还可以认定该5384.568万元款项实为李爱娟所筹集。综上，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虽然华宝信托公司否认与沈利祥签订《合作协议》时知晓沈利祥与李爱娟之间的委托关系，但李爱娟与沈利祥之间可以是间接代理关系（隐名代理关系），即沈利祥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故只要大东南集团公司确认李爱娟的此种履行方式，华宝信托公司是否知道及何时知晓李爱娟与沈利祥之间的委托关系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还有，至于沈利祥在李爱娟出差回来之后，是否又将委托书交给李爱娟，与本案的处理亦无关联。第三层法律关系，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系融资与代购关系。首先，根据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条第2项“由华宝信托公司根据沈利祥的书面指令统一提出报价”、第3项“如华宝信托公司成功获得标的股份的配售确认，华宝信托公司应当立即通知沈利祥”及2011年8月17日沈利祥签字的认购交易指令单，可以确认华宝信托公司就认购案涉股票无报价权，其只是根据沈利祥的指令提出报价，且在获得标的股票配售确认后，还要立即通知沈利祥。据此，可以认定沈利祥才是真正的标的股票认购人，否则，其不可能享有报价权；其次，根据华宝信托公司资本市场部经理汪淑涓在诸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和原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沈利祥打到我公司53845680元，其余的8640万元由我公司融资”、“如果没有与沈利祥签订合作协议的话，我们不会认购案涉股票”、“是根据沈超等客户需求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发出认购意向函”以及沈超与赵婷对融资数额8640.432万元予以确认的往来邮件，再结合上述对李爱娟自筹资金的分析，可以认定购买案涉股票的资金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李爱娟自筹资金5384.568万元，一部分是华宝信托公司提供的融资资金8640.432万元。原审法院忽视案涉款项实际来源、华宝信托公司系根据沈超等客户的需求发出认购意向函、沈超与赵婷确认融资数额的往来邮件、汪淑涓的陈述等关键事实，仅仅根据华宝信托公司所作的单方承诺、李爱娟所称其在810协议生效后与华宝信托公司进行洽谈的时间点与华宝信托公司在2011年7月11日已向大东南股份公司发出认购意向函的时间点不一致即认定华宝信托公司为案涉股票认购主体且其系以自有资金认购，依据不足。据此，反而可以认定沈利祥才是案涉股票的实际认购人，华宝信托公司只是代沈利祥认购，并为沈利祥认购案涉股票提供融资资金8640.432万元；再次，因沈利祥未为案涉融资款项提供任何担保，故华宝信托公司以自己名义认购案涉股票，并将案涉股票登记在自己名下，实际系华宝信托公司控制融资风险的一种方式。其具体控制融资风险的方式为：根据《收益转让合同》的约定，如果案涉股票跌至平仓线，沈利祥应主动追加保障金，如其不追加，华宝信托公司可以通过任何可能变现的形式将案涉股票予以变现，以保障其资金安全。事实上，李爱娟于2012年3月14日、2012年9月20日两次共计追加了600万元保障金；最后，根据上述查明的认购案涉股票的资金构成，可以认定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的《收益转让合同》中的A类收益实际系沈利祥所要归还的融资本金8640.432万元和年化12%的利息；B类收益系案涉股票的处分权、分红权等，表面假象是华宝信托公司将其拥有的该类收益以5384.568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沈利祥，但根据上述分析，华宝信托公司实际上并不拥有该类收益，该类收益本身即属沈利祥所有。沈利祥支付的对价款亦非该类收益转让款，而是案涉股票认购款。华宝信托公司之所以将《收益转让合同》设计的如此隐蔽和复杂，并两次向大东南股份公司承诺系以自有资金认购案涉股票，实际是为了控制融资风险及规避证监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三款“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的规定。综上，可以认定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之间系融资与代购关系。第四层法律关系，华宝信托公司与大东南股份公司之间为股票认购关系。但根据以上分析，该认购行为并非华宝信托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的自主认购行为，而是代沈利祥进行认购的行为。连接上述四层法律关系的纽带为816确认书。该确认书确认：1.就案涉股票的认购，李爱娟委托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和办理相关手续；2.大东南集团公司认可李爱娟与华宝信托公司合作，以华宝信托公司名义认购的案涉股票实际为李爱娟认购，该股票完全适用810协议，李爱娟享受大东南集团公司在810协议中的承诺；3.李爱娟保证案涉股票解禁前将收益人改回李爱娟名下。该确认书实际上确认了上述第一、二、三、四层法律关系。事实上，李爱娟委托沈利祥与华宝信托公司签订了相关协议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案涉股票收益人亦在其解禁前的2012年9月17日，通过李爱娟、沈利祥、华宝信托公司签订的《B类收益转让协议》改回李爱娟名下。据此，上述四层法律关系通过大东南集团公司向李爱娟出具的确认书，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李爱娟通过沈利祥委托华宝信托公司认购案涉股票的方式履行了810协议。
三、本案当事人责任应如何界定。
因双方约定的保底条款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承担补偿责任的是大东南股份公司的股东而非大东南股份公司，该补偿并不损害大东南股份公司及其他人利益，故810协议合法有效。李爱娟虽以华宝信托公司名义认购案涉股票，但该履行方式得到了大东南集团公司的认可，且李爱娟在签订及履行相关协议中并无过错，故李爱娟不承担责任，大东南集团公司应对李爱娟的损失承担全额补偿责任。根据810协议的约定，大东南集团公司应当补偿李爱娟的款项数额为：【9.35元/股（实际认购价格）×1.15-6.02元/股（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转让的价格）】×1500万股（实际认购股份数）-150万元（持有期间分红）=6948.75万元。对该款项，根据810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的约定，大东南集团公司应当在2012年9月28日之前予以支付。现大东南集团公司迟延履行该义务，李爱娟要求其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计算的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李爱娟的上诉理由基本成立，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
二、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爱娟补偿款6948.75万元，并支付以6948.7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李爱娟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39402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证人出庭作证费252元、鉴定费97000元，合计496275元，由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95275元，李爱娟负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4023元，由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93023元，李爱娟负担1000元。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负担的上述费用限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光洁
代理审判员 方小欧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一六年五月××日
书 记 员 王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