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6民终4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建秀，女，196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建强，男，196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建林，男，196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博南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冠尧，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彤，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余建新，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贵阳市乌当区。
上诉人余建秀、余建强与被上诉人余建林,原审被告余建新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因余建秀、余建强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民初2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陆小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王山地、审判员王大梅（主审）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建秀、余建强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民初265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位于贵州省××市环城西路××单元登记为鄢国珍的房屋归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所有；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从涉诉房屋的来源和性质看，1994年国家进行房改时，母亲鄢国珍符合购买单位福利房的条件，因当时母亲资金不足，因此由经济状况较好的被上诉人为母亲垫资3000元，母亲交纳购房款后以自己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因此，从该房屋的取得和母亲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情况看，已经明确了房屋产权归母亲鄢国珍的法律事实，而一审法院却无视这个事实，另行认定被上诉人为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人，形成了法律事实的矛盾与冲突，一审判决认定的该事实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是错误的。2、该房屋是由母亲于2000年11月10日登记并取得房屋产权证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知道房屋产权证是登记母亲的名字，但当时无人提出异议，若被上诉人认为自己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为何不在母亲生前时提出异议并办理变更登记。母亲去世后，被上诉人想一个人独占母亲留下的该房屋，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3、根据法律规定，房产证上登记在谁名下，谁就是房屋所有权人。而从该房屋取得情况看，买房时母亲资金不够，被上诉人为母亲垫资买房，但实际出资人仍然是母亲，房屋所有权人也当然是母亲鄢国珍。4、原审被告余建新作为当事人未出庭应诉，仅出具了一份声明表示完全支持被上诉人意见，而一审判决竟然将该“声明”当作证据，而该证据也并未接受质证，因此上诉人对该“声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5、上诉人母亲去世后，由被上诉人将诉争房屋出租是因为母亲买房时被上诉人垫资了部分购房款，由其从房屋租金中收回垫资，这并不违背常理。当被上诉人提出让上诉人放弃继承权而独享房产时，上诉人就提出异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母亲鄢国珍的房产登记行为已明确该房屋产权归其享有的法律事实，而一审判决却无视这一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另行认定被上诉人为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人，明显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涉诉房屋产权归属明确，被上诉人未依法提出登记异议和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将房屋的实际权属确认给被上诉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样判决既否定了鄢国珍的房屋所有权，也剥夺了上诉人的遗产继承权。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余建林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不存在任何偏袒和事实认定错误，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作陈述不是事实。1、对于所诉争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母亲鄢国珍，十多年来为何没有办理变更过户登记。当时房改时答辩人已经购买了一套房屋，不能再以答辩人的名义购买诉争的房屋，只能以母亲鄢国珍的名义购买。2000年办理房屋产权证后，答辩人与母亲商议准备到房管部门去办理过户变更手续，当时得到市房管局的答复是我们虽然得到房产证，但因为单位没有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金，所以不能上市交易，不能办理过户手续。2、父亲去世后，母亲鄢国珍每月从单位领取的抚恤金仅20元，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四个子女每月给母亲生活费20元，这些钱仅够母亲日常生活开支，根本不可能“在一年后母亲就把钱还给了被上诉人余建林3000元整”。3、原审被告余建新一审开庭时未到庭是因为余建新的妻子身患严重的肾衰竭，需要余建新陪护到医院做透析，一周三次，所以余建新只有通过出具“声明”给法院来表达自己对诉争房屋处理的意见。综上，上诉人所述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余建新二审未答辩。
上诉人余建林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享有贵州省环城西路114号5栋2单元7号房屋所有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鄢国珍生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长子余建新（本案被告）、次子余建强（本案被告）、三子余建林（本案原告）、长女余建秀（本案被告）。鄢国珍生前居住在本案诉争的房屋里，系涉案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所有人。2009年鄢国珍去世后，涉案诉争房屋由原告管理并出租给他人使用。2017年7月12日，原告以享有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因原告不同意调解，本院未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另查明：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余建新向本院提交一份“声明”，该声明记载：“母亲鄢国珍生前居住的坐落在凯里市环城西路××单元××号的房子，原来属于贵州省林业汽车运输公司1980年修建分配的职工福利房，1994年房改时，由于我和二妹余建秀、三弟余建强都声明不出钱购买这套房子，是四弟余建林借钱为母亲购买的，后来也是四弟他们一家三口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子。当时四弟出钱买房子时，母亲就声明过，谁出钱为她买房子，今后她老人家百年后，房子就归谁所有。……因此，母亲身前居住的这套房产证上署名鄢国珍的房子，事实上就应该属于四弟余建林所有！我们其他三个人都无理由对房子进行分割！更不应该属于母亲鄢国珍留下的‘遗产’!本人声明无条件放弃这份‘遗产’的继承权。声明人：余建新；2017年9月10日。”
同时查明：本案讼争的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凯房权证州房字第××号）记载的主要内容为：“房屋所有权人：鄢国珍；房屋坐落：环城西路5幢2单元07号；建筑面积：55.46㎡；该住房经州房改办批准购买；原产权单位：贵州省林业汽车运输公司；个人产权比例：100%；填发日期：2000年11月10日。”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总价款为4931.87元，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记载的购房总价款为4932.24元（其中有3502元是1994年1月21日购房时交付，另外1430.24元系1998年6月29日补交）。被告余建秀、余建强答辩时，称1994年购房时，原告余建林垫资了3500元；庭审中，被告余建秀、余建强认可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上记载的补交购房款1430.24元系原告垫付以及原、被告母亲鄢国珍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
一审法院认为：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应当依赖于对原因行为或基础关系的审查。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虽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但与实际权利状况并不一定完全吻合，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有无和存在与否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本案中，虽然讼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是鄢国珍，但如前所述，不能据此认定讼争房屋系鄢国珍的遗产。原告对出资购买诉争房屋的情形能够作出详细、合理的陈述，并提交收款收据予以佐证。原告在母亲鄢国珍生前就与其在本案诉争房屋里居住，且在2009年鄢国珍去世后，原告就一直以其名义将诉争房屋出租，收取租金多年。被告余建秀、余建强明知而未提出异议和主张权利，有违生活常理。被告余建秀、余建强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原告关于实际出资的事实主张。根据原告所举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原、被告母亲鄢国珍的经济能力，可以认定涉案诉争房屋系原告余建林出资购买。本案讼争房屋系鄢国珍自愿让原告余建林出资并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是鄢国珍对自己权利所作的处分。原告余建林顶名取得讼争房屋既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之规定，本院对原告系讼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予以确认。被告余建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既可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也可视为对原告诉请和提交证据的默认，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原告余建林享有位于贵州省××市环城西路××单元××号房屋的所有权。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被告余建秀、余建强、余建新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余建新二审陈述，当时购买房屋，余建秀、余建强和自己不购买，母亲的意思是谁出钱购买该房屋，谁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其认可该房屋出资人是余建林，应属于余建林所有。本院经审查认为，余建新作为余建秀、余建强和余建林的亲大哥，其陈述能反映当时鄢国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实际情况，符合证据三性，可采纳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结合其一审声明，能证明争议房屋当时四兄妹中只有余建林愿意出资购买，母亲表示谁出资购买房屋，房屋所有权归谁，实际出资人是余建林，房屋是借钱购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了证人证言，经本院组织证人到庭质证，余建秀、余建强申请证人鄢某，证明争议房屋应属于余家四兄妹所有。余建林、余建新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人仅是孤证，其也是当时听鄢国珍讲房屋如何处理，不能依此具有变动可能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符合证据三性，不能采纳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余建林提供顾顺先、邱松珍、李树华证人，三证人证明该房屋是余建林出钱购买，鄢国珍表明谁出钱购买房屋，房屋所有权就归谁。余建秀、余建强不予认可,余建新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三位证人，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了证言但并未出庭，李树华仅是听鄢国珍说，并没有实际参与到购房的过程中。因此，对于李树华的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三性，不能采纳未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顾顺先作为借款人，邱松珍作为当时省林汽的行政人员并实际参与了此事，能证明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且该两位证人证言与余建新的陈述基本一致，符合证据三性，采纳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能证明鄢国珍生前无钱购买争议房屋，购买房屋的钱是跟顾顺先借的，鄢国珍表明谁出钱购买房屋，房屋所有权就归谁，该房屋实际还款人是余建林。本院另查明，1994年省林汽实施房改，职工需要交钱购买之前居住的房屋，鄢国珍当时无力购买，表示谁为其出资购买房屋，房屋所有权归谁，在余建林出面的情况下，顾顺先借钱，购买了争议房屋，借款是余建林归还，交纳购房款也是余建林，余建林实际居住过争议房屋，直到其母亲2009年去世，才将房屋对外出租至今，到2017年该处房屋可能被拆迁引发本案纠纷。鄢国珍主要生活来源是抚恤金和子女的补贴。其它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该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是谁？2.登记在鄢国珍名下的编号为凯房权证州房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属于鄢国珍的遗产还是实际权利人余建林？
房屋实际出资人是谁的问题。从现有证据表明，余建秀、余建强、余建新均没有出资。从余建新的陈述，顾顺先、邱松珍的证言，当时要购买该争议房屋时，鄢国珍是无能力购买，鄢国珍仅有的抚恤金以及子女的补贴也仅能满足其日常生活开支，从交房款以及偿还房屋借款均是余建林，可认定如没有余建林出面的话，顾顺先也不可能将该笔款借给鄢国珍购买争议房屋，应是得到余建林承诺，其才可能将该笔款给鄢国珍购买房屋，当时鄢国珍并没有大笔款项的支出,以及现购房票据均在余建林手上等证据，能证明该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应是余建林。
该争议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实际权利人与登记人不一致的，法院可确认真实权利人为物权人。本案，作为余家老大的余建新，鄢国珍邻居借款人顾顺先、时任省林汽行政工作人员的邱松珍，证明鄢国珍表示谁出钱购买该房屋，房屋所有权就归谁，在表达该意思后，余建林出面，得到借款，并由余建林交纳了房款并偿还借款，购买该房屋两年后，余建林也实际与母亲居住，到2009年其母亲鄢国珍去世后房屋也是其管理使用，一直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余建秀、余建强和余建新均无异议，直到2017年由于房屋可能被拆迁才引发纠纷。从以上证据表明，该房屋虽然是以鄢国珍名义登记，但购买房屋时，鄢国珍已经对该房屋作了处分，由出资人实际享有房屋所有权，余建林实际出资，管理使用该房屋，实际权利人应是余建林，鄢国珍仅是居住。该处分行为并未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因此，作为子女的余建秀、余建强应尊重母亲的处分意愿。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余建强、余建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余建秀、余建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小平
审 判 员 王大梅
审 判 员 王山地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 强
书 记 员 龙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