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2民初376号
原告：吴增刚，男，1960年10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告：北京实验工厂，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号。
法定代表人：朱成林，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赫，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媛，女，1982年4月15日出生，北京实验工厂人力资源处副处长，联系地址同单位。
原告吴增刚与被告北京实验工厂（以下简称实验工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吴增刚、被告实验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赫、齐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增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确认与原告自1979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被告按在岗员工标准向原告支付自1996年6月至2016年4月的工资差额1128427.79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经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6]第2030号裁决书后，原告认为该裁决书未全部支持原告的请求，有失公正，理由如下：原告于1979年8月1日入职被告（被告对内称为国营八一一厂），一直工作至1994年3月2日。被告在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将原告安排至“厂劳务市场办公室”待岗，并于1994年7月15日单方对原告作出《自动离职处理》决定，单方面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经原告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被告于1995年12月15日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被告又以无岗位为由，承诺原告于三年后上岗。三年后，经原告多次交涉，被告以诸多理由搪塞，直至2000年才安排原告上岗从事打杂工作。2006年被告单位迁址。原告的工作出入证失效，无法进入被告的新址工作，原告再次下岗。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应从1979年8月1日起算。因原告待岗、离职都是被告的安排，造成原告未能按照在岗员工标准获得在岗工资，因此，被告须按照在岗职工标准向原告支付1996年6月至2016年4月的工资差额1128427.79元。综上，因仲裁委未能全面查清事实，导致原告合理申请未能得到全部支持，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实验工厂辩称：原告于1979年8月1日入职国营八一一厂工作。1994年3月2日，八一一厂作出《八一一厂职工待岗通知单》，通知原告自1994年3月2日起待岗。1994年7月15日，八一一厂出具证明，证明原告于1994年7月15日起按自动离职处理。1995年12月15日，八一一厂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八一一厂与原告签订病休协议书，期限为1995年12月15日至1997年6月15日。病休协议书到期后，原告未向八一一厂提供劳动，八一一厂也未给原告安排工作。1994年3月至今，八一一厂、实验工厂以病休工资，待岗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015年，原告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提出信访请求。2015年11月，十八所作出处理意见，对原告自1994年11月至2015年7月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补足标准部分43013.14元，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部分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10753.29元，共计支付原告工资补足及补偿53766.43元。原告不服信访处理意见，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现原告要求补发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为劳动法颁布实施之前的待岗人员。依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我单位将原告列为待岗人员。根据该规定，我单位自主确定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对于1994年11月至1996年5月期间的工资，我单位在信访处理意见中也明确同意予以补发。1995年12月，我单位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及专项协议《病休协议书》，两份协议均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1995年12月至1997年6月原告病休期间，我单位按照病休待遇向原告支付工资。1997年6月病休协议到期后，我单位未安排原告工作，原告也未提供任何劳动，我单位继续按照病休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并在2015年信访处理意见中，明确将原告的工资补足至北京市相应年度的最低工资标准。原告在未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况下，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的状态。我单位按最低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并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合理有效。我单位通过互联网搜索可知，原告在待岗期间曾开办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有其他收入来源。劳动仲裁和法院审理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劳动关系的相关历史背景情况。我单位安排原告待岗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规定国有企业可以安排富余人员待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规定：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对象，主要是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因企业生产经营等原因而下岗，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员。对于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且合同期满的人员，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终止劳动关系；合同期未满而下岗的，也要安排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3年期满仍未再就业的，应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享受失业救济或社会救济，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原则上可按略高于失业救济的标准安排并按适当比例逐年递减，但最低不得低于失业救济水平，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按照上述规定精神，对于待岗、下岗职工，单位应当安排其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发放基本生活费，在再就业服务中心3年期满未就业的，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在本案中，我单位在安排原告待岗后支付其待岗工资，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原告未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单位一直按照病休待遇向其支付工资待遇，后又拟将工资待遇补足到最低工资水平。以上安排在当时背景下，完全合理合法，未侵害原告的任何权益。劳动仲裁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属于单位规章制度的待岗职工范围，而认定原告不属于待岗。相关待岗事宜距今已逾二十年，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也只要求保留二年备查，对上述事项劳动仲裁应当尊重历史背景和客观事实，不应当仅以未举证为由认为原告不属于待岗。劳动仲裁在认定原告不属于待岗的基础上，以单位未给原告安排工作为由，在原告未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况下，就酌定按照历年北京市社平工资标准补发差额工资。我单位在1994年至1999年期间，经营困难，在岗职工的收入尚不能达到北京市社平工资水平，原告未提供劳动且有自己经营公司、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仲裁委作出这一裁决，显失公平。原告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也并未提出所谓上岗的要求。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我单位的合法权益。
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实验工厂为国营八一一厂的第一厂名，并以第一厂名进行工商注册。国营八一一厂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的下属单位。实验工厂于1983年3月15日注册成立。
吴增刚于1979年8月1日入职国营八一一厂工作。在实验工厂注册成立时，吴增刚与实验工厂即建立劳动关系，吴增刚在钳工岗位工作。
1994年3月2日，国营八一一厂作出《八一一厂职工待岗通知单》，决定吴增刚自1994年3月2日起待岗，于1994年3月5日前办理完离岗手续，到厂劳务市场办公室报到。1994年7月15日，国营八一一厂给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吴增刚同志，原系我单位职工，因于1994年3月5日被我单位待岗，根据本单位有关规定，从即日起按自动离职处理。1995年12月15日，国营八一一厂（甲方）与吴增刚（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合同生效日期1995年12月15日；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安排的工作岗位，具体岗位由本合同附件《上岗协议书》确定等内容。实验工厂在本案审理中并未提交双方签订《上岗协议书》的证据，但提交了签订劳动合同同日，即1995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的《病休协议书》，约定：经指定医疗机构确诊，甲方同意乙方由于患病或非因工伤负伤离岗，期限为18个月。本协议生效日期1995年12月15日，终止日期1997年6月15日；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自行终止：1、乙方享受的医疗期届满时；2、医疗期内乙方恢复健康，凭指定医疗机构证明向甲方报到时；乙方连续脱离生产（工作）岗位五个月以上（含三个月医疗期满）返回生产（工作）岗位，应按规定试岗等内容。签订病休协议书后，吴增刚未再工作。吴增刚表示在病休协议书期满后，曾回实验工厂二线部门工作至2000年，并提交印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字样的出入证予以证明，但实验工厂表示出入证仅能说明用于出入，不能证明工作情况，凡是有劳动关系的人都要发出入证，并且强调吴增刚自1994年被安排待岗之日起，一直未工作。
在实验工厂与吴增刚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将八一一厂职工待岗管理办法列为合同附件，实验工厂在本案审理中提交《811厂职工厂内待岗暂行办法》，其中规定：职工待岗对象包括：违反劳动纪律，经常迟到、早退；违反操作规程，损坏设备、工具；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对工作不负责任；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调动或借口拒不接受生产、工作任务；劳动态度不好，责任心不强；无理取闹，打架斗殴；利用病、事假从事谋取经济收入的活动；享受劳保人员或病假超过三个月的人员；用公家的生产条件，干私活或私自承揽加工任务；连续旷工三天，月累计旷工六天，年累计旷工十五天；在机构调整中或岗位合并、岗位撤销以后的多余人员；本人坚持要求下岗而没有单位接受的；待岗职工由其所在单位党、政领导集体研究并征求工会分会领导意见，然后填写八一一厂《职工待岗审批表》，连同其它有关材料一并报人教处，经审定同意，并报厂长批准后，由人教处发书面通知等内容。
2015年，吴增刚两次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提出信访诉求，两次诉求均集中在六个方面：1、公开或书面赔礼道歉，恢复本人做公民的政治权利、归还我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利及归还我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等一切有关活动的政治权利；2、依法补偿二十一年间的正常工会福利；3、必须书面答复，依法归还本人的工作证、出入证、工作等级证；4、薪酬待遇，依法赔偿因此所带来二十一年间，不让上班的经济损失；依法双倍、三倍补偿1994年至1997年间的正常工资；依法百分之百补偿1996年以后至2015年现在的单位月正常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依法足额补齐1994年至1996年的“五险一金”；依法足额补齐1994年至2015年，这二十一年期间所欠的“五险一金”之全额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等一系列问题，安排本人正常工作；5、依法补偿单位的分房待遇、过节费、休假费、书报费、工作服；6、剥夺了二十一年的医疗权利，包括不允许职工参加正常每年身体健康的体检，依法补偿二十一年间的正常年检费。依法保障今后正常每年身体健康的体检问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在2015年9月9日和2015年11月15日两次《信访处理意见》中，对于吴增刚提出的第1、2、3、5、6项信访诉求的处理意见一致，内容为：对第1项诉求，没有妨碍吴增刚的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行为，也没有剥夺吴增刚的政治权利，待岗期间吴增刚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在其选区内行使选举权，吴增刚21年间没有被选举为职工代表，按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不能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不影响政治权利的行使；对第2项诉求，工会经费使用中未设工会福利这项开支，十八所也未实际发放过工会福利；对第3项诉求，待岗开始后，十八所没有收回吴增刚的工作证、出入证、工作等级证，也不存在归还的问题；对第5项诉求，工作服不是福利待遇，国家和北京市没有关于待岗人员是否享受工作服待遇的规定，吴增刚住房已达标，故2007年度未进行住房调整；对第6项诉求，关于职工待岗期间是否应享受健康体检及是否应予补偿年检费，经查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两次《信访处理意见》中对于吴增刚第4项诉求的处理意见有所不同。在2015年9月9日的《信访处理意见》中记载为：薪酬待遇，可考虑补发1994年3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工资总计11469.94元；社会保险，在吴增刚认可上述工资补发数额的情况下，将以上述补发工资的数额为基础，对吴增刚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补缴；工作岗位，经多方访谈和查阅档案，尚无吴增刚提出的书面上岗申请，只是在1999年，曾任八一一厂人事处领导的周雅芬对吴增刚上岗一事进行过安排，但当时没有部门接收，此后也没有人再提及；福利待遇，截至目前尚未查阅到国家关于待岗人员福利待遇的有关政策，依据八一一厂规定，待岗人员不享受单位福利待遇。在2015年11月15日的《信访处理意见》中记载为：薪酬待遇，对吴增刚1994年11月至2015年7月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补足标准部分43013.14元，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部分25%的经济补偿金10753.29元，合计支付吴增刚工资补足及补偿53766.43元；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在吴增刚认可1994年12月至今的工资补发额度的情况下，需要以补发工资为依据，为吴增刚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工作岗位，没有找到吴增刚本人提出的书面上岗申请；福利待遇，目前18所没有找到国家对待岗人员享有福利政策的办事依据。按照单位制度条款，待岗人员不享受福利待遇。吴增刚收到上述两份《信访处理意见》，并在2015年11月15日的处理意见中注明“不同意”。
因发生工资差额等劳动争议，吴增刚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实验工厂自1979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29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验工厂补发1994年11月至1996年5月间的基本工资4320元；实验工厂按在岗员工标准支付1996年6月至2016年4月的工资差额1128427.79元。该案经审理，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6]第2030号裁决书，裁决：一、吴增刚与实验工厂于1983年3月15日至2016年4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实验工厂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吴增刚1994年11月至1996年5月期间的基本工资4320元；三、实验工厂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吴增刚1997年6月16日至2016年4月工资差额628524.1元；四、驳回吴增刚的其他请求。现吴增刚对裁决不服诉至法院主张权利；实验工厂持辩称理由予以抗辩。吴增刚未对仲裁裁决第二项起诉，表示认可该项裁决并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吴增刚于1979年8月1日进入国营八一一厂工作，实验工厂对此认可。但国营八一一厂于1983年3月15日以其第一厂名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成立实验工厂，现吴增刚主张自1979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29日期间与实验工厂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仅确认自实验工厂注册成立之日起与吴增刚存在劳动关系，即双方自1983年3月15日至2016年4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在此之前，实验工厂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劳动关系中用工主体资格，本院不宜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鉴于实验工厂认可吴增刚进入国营八一一厂工作的时间，因此吴增刚的工龄可以自1979年8月1日起连续计算。
1994年3月2日，国营八一一厂作出《八一一厂职工待岗通知单》，决定吴增刚自1994年3月2日起待岗。虽然在1994年7月15日国营八一一厂作出按吴增刚离职处理的决定，但双方自1995年12月15日起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表明双方依然存在劳动关系，且说明实验工厂以实际行为撤销了先前对吴增刚按离职处理的决定。但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日，实验工厂与吴增刚签订《病休协议书》，协议期为18个月，吴增刚与实验工厂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吴增刚是否患病的事实，因此，可以认定实验工厂以签订病休协议书的形式未安排吴增刚工作，其实质目的是继续履行1994年3月2日作出对吴增刚的待岗决定。在《病休协议书》期满后，吴增刚无证据证明曾提出继续工作的请求，而其提交的出入证，可以作为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但不足以作为证明实际工作的证据，吴增刚在两次信访中均提出实验工厂21年间未安排其工作，亦可以对此佐证，实验工厂未安排吴增刚继续工作，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双方对于继续执行对于吴增刚的待岗决定、吴增刚不再上班的事实均系明知。故吴增刚主张按照在岗职工的标准，要求实验工厂补足自1996年6月至2016年4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验工厂虽然在答辩意见中表示不同意仲裁裁决，但未就仲裁裁决起诉，故本院只能视为其认可仲裁裁决，并按仲裁裁决的数额，补足吴增刚自1997年6月16日至2016年4月的工资差额628524.1元。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吴增刚坚持要求按照仲裁裁决，由实验工厂支付1994年11月至1996年5月期间基本工资4320元，实验工厂同意补发，故本院将该项裁决直接列入判决主文。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吴增刚与被告北京实验工厂自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实验工厂支付原告吴增刚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六年五月期间的基本工资四千三百二十元；
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实验工厂支付原告吴增刚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二〇一六年四月工资差额六十二万八千五百二十四元一角；
四、驳回原告吴增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实验工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吴增刚负担四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实验工厂负担六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晗
审 判 员 宁泽兰
代理审判员 王兵莹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贾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