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9民初5532号原告：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翠华园1号门面（松青路旁大渡口区公园综合楼），组织机构代码75929297-7。法定代表人：邓光荣，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联明、李雪莲，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城办事处钟楼街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70941223XU。法定代表人：刘绍玺，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与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肖雯雯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由于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骆云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肖雯雯，人民陪审员刘容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联明，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诉称，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和2006年11月26日分别与重庆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双方约定分两期共同开发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水口村1社[南川市国用（2002）字第961号土地]和仙龙塘市场地块，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至2007年10月，双方协商由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承继立信公司在开发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继续按原约定履行，并按三方商定的意思签订了书面协议。按照约定要求，原告与被告合作的第一期开发已经结束，原告打算进入第二期的开发时，却发现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在开发，有工程队进场施工。但被告未通知原告第二期的开发情况，其行为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被告提出质疑，并要求协商解决，但被告拒绝协商。原告认为，双方的合同约定应当履行，在未与原告协商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另行开发，构成严重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并继续履行合同。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00万元；2、被告与原告继续履行合同；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明确表示被告擅自开发是擅自解除合同的行为，原告申请撤回要求被告与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辩称，一、原告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可知，原告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其盈利法人的主体资格已经不存在。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不具有主体资格。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与被告的合同签署时间为2007年10月12日，被告完成取得合同备案证义务的时间是2007年6月30日和2009年7月24日。被告将备案证交给原告后，原告并未实际付款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同时，该备案证的许可时间为两年，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规定，其起诉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效，其诉讼请求应该被驳回。被告与重庆立信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2007年10月10日解除了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协议约定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与立信公司之间并未实际履行合作开发仙龙塘地块的合同义务。未经立信公司授权或者追认，原告无权继续承继立信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2007年10月12日，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该合同签订期间，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被拘留，原告谎称被告法定代表人同意，骗取被告办公室人员的信任，加盖了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李兴国的印章，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同也存在效力瑕疵。四、被告依法进行了分立，分立后的被告通过招拍挂，并按照区政府会议纪要的要求，重新获得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原告完全无关，被告既不构成违约，也不能成立与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和可能。五、原告在获得被告提交的相关资料后进行了相关的论证，在南川的各部门进行了询问和走访，询问走访后，原告明确将资料退回，并声称不再参与该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也同时拒绝向被告支付后期获取了相关手续后应当支付的40万元费用。六、被告公司在2014年4月1日进行了分立，分立后的本公司不再与原由李兴国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城乡开发公司发生关系。对于公司的分立，原告是明确知晓的。原告通过到公司盖取支票章，领取款项，使用公司拥有的北城俊秀预售房网签钥匙等方式明确知道本公司是与分立前的原公司无关的公司。原告并没有向分立后的，已经在进行开发的城乡建设公司主张要参与该项目的开发，因此，原告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6年11月24日，重庆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邓光荣担任与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事宜的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包括代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并执行合同相关约定）。2006年11月25日，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立信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南川市北环路电信公司片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北城俊秀小区）。该合同第六条约定：“6.1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第一章地块开发的规划、国土、立项等必需的手续。6.2在第一章地块开发所需的规划、国土、立项等手续办理完成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60万元给甲方，该款作为乙方的首次投入资金，甲方在第一章土地的实际投入费用则为140万元。”该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中约定：“7.2无合同的约定或未经甲乙双方同意擅自解除合同的，应当给付另一方违约金100万元和承担守约方的实际投入损失。”李兴国作为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作为立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前述合同上进行了签字。2006年11月26日，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立信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又签订一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双方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该合同第一条甲乙双方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中载明：“1.1仙龙塘市场地块：初设规划用地面积5017㎡，拟建筑面积20406㎡，建筑占地面积2115㎡，其中……1.1.1其中甲方已出让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该土地使用权计作甲方已出资250万元。1.1.2修理厂和幼儿园2块国有划拨地：具体位置……该土地已经纳入1.1.1地块整体规划，甲方负责以出让方式一并取得使用权。1.2该条地块拆迁费由乙方出资300万元，超过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出资责任（该费用作为甲方的出资）。”前述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应当在2007年6月30日前办理完毕第一条土地开发前的合法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国土、立项、规划、拆迁、建设等必要手续。且甲方不得将此土地与第三人合作开发或转让，此项目的出资、利润分配方式和比例按前期合作合同执行。如甲方违反本条约定，应支付乙方违约金20万元。”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本项目合作开发的其他有关权利义务均按照前期合作合同的约定执行。”该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地块开发所需的规划、国土、立项等手续办理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40万元给甲方，该款作为乙方的投入资金，则甲方在本合同的实际投入费用为210万元。”李兴国作为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作为立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该份合同上进行了签字。2007年3月，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川城乡开发公司）。2007年7月10日下午，邓光荣作为立信公司代表，与刘发伟以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总经理李兴国委托的陈华建、肖光娅、曾祥芳、张勇（即本案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等人一起就北城俊秀项目的工作事宜召开了会议。该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中载明：“一、按照双方合作合同原则精神，‘北城俊秀’项目部由立信公司三人，开发公司二人及刘发伟组成。立信公司邓光荣任经理，开发公司陈华建代表李兴国任副经理，项目部暂设综合管理部、财务部、销售部，综合管理部由立信公司邓光忠负责，财务部由开发公司肖光娅负责……协调与政府及各部门的相关工作由副经理陈华建和肖光娅同志负责，并协助项目部经理做好项目部的经营管理工作。”在该次会议中，与会人员对“北城俊秀”项目需要抓紧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确定由邓光荣、陈华建负责开发公司与南川区建委签订项目开发合同工作；由邓光荣、陈华建、肖光娅负责争取在二十天内完成初设审查，按照目前情况争取规划、建委同时报审；由邓光荣、陈华建负责与区建委协调争取提前进场施工；对土地证书与项目规划意见书中土地面积不一致，影响初设施工图审查，预售许可证办理等由陈华建、肖光娅负责与相关部门协调；由邓光荣、肖光娅负责售房部的布置、装修及广告、宣传等工作按已经确定的方案和费用执行。2007年10月10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签订《解除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协议》，约定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双方于2006年11月25日和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任何一方不存在违约责任。邓光荣代表立信公司在该份合同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庭审中，原告陈述签订该份《解除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协议》的原因在于当时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兴国被拘留，邓光荣是借用立信公司的名义与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前述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立信公司知道李兴国被拘留后害怕出现其他情况，所以要求邓光荣另外找公司履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邓光荣是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7年10月12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作为甲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将原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和26日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的立信公司的权利义务等全部转移给乙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即原合作单位立信公司变更为现合同中的乙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其它条款按原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执行。”2016年12月15日，李兴国作为甲方，邓光荣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对北城俊秀项目财务及相关事宜进行了最终清算和安排。刘发伟、肖光娅、曾祥芳等人作为见证人，在该份《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上进行了签字确认。2017年5月19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委托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以及阳联明律师向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送了一份《律师函》，以双方原约定的第一期开发已经结束，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准备进入第二期的开发时却发现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已经在开发，有工程队进场施工，其从未通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第二期开发情况的行为构成违约为由，要求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立即停止违约行为，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并继续履行双方的开发合同或赔偿损失后解除合同。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收悉后，于2017年6月2日向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作了回函，声称具体事实是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将《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等必要手续交给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光荣，按照合同约定，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未将40万元在7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其行为构成违约，嗣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多次展期，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于2009年10月13日将上述手续交回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并表示不再履行双方的合同。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已终止，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要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2017年8月4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4年1月17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花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南川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签订《渝南服务社房屋拆迁遗留问题补偿安置协议书》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由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对仙龙塘片区原渝南服务社的房屋以及集体土地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其中对渝南服务社土地以货币安置方式一次性支付土地补偿安置费125.6512万元。在该份《渝南服务社房屋拆迁遗留问题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载明：“为了切实解决原花果四社（现花山居委四组）渝南服务社房屋及集体土地的信访问题，加快仙龙塘片区二期项目的实施，根据区信访联席会的工作安排，区国土房屋局会同东城办事处、信访办、建委、法制办等单位研究，形成一致意见：由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尽快继续实施该项目，并由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承担渝南服务社房屋拆迁遗留问题的解决”。前述涉及的仙龙塘片区原渝南服务社房屋及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的地块就是2006年11月26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约定的要与立信公司合作开发的仙龙塘市场地块。2017年6月14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取得坐落于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居委2组（隆化组团L10分区2/03地块），面积为373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2017年7月11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取得坐落于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居委2组[隆化组团L10-1/03（A）地块]，面积为2013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将仙龙塘片区涉及渝南服务社的地块，连同其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前述两宗国有建设用地用于开发建设南川区仙龙塘福苑房地产开发项目，并没有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于2017年7月18日取得南川区仙龙塘福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17年8月22日取得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17年8月25日取得该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于2017年9月29日，取得该项目的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2017年9月21日，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南川城乡开发公司颁发不动产权证，确认其享有8545.5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6年8月5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因“两年未年报且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从事经营活动”而被工商登记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表示，其尚没有为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投入任何资金。还查明，2014年4月1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股东李兴国和李陶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存续方式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进行分立，分立后的原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存续，新设立重庆市腾瀍商贸有限公司。2014年4月9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布公司分立公告，公告该公司分立为“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市腾瀍商贸有限公司”。2014年7月29日，重庆市腾瀍商贸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李兴国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4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李兴国将其持有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84.55%的股权转让给李永忠，李陶将其持有的该公司15.45%的股权转让给陈馀泉。2015年8月10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提出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申请，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兴国变更登记为李永忠，将公司登记的股东李兴国、李陶变更登记为李永忠、陈馀泉。2015年8月11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兴国变更登记为李永忠，2017年9月1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变更登记为刘绍玺。审理中，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举示了一份《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复印件，该份备案证载明系由重庆市南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7月24日颁发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备案项目名称为南川区仙龙塘片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工期为2年，并注明该登记备案证有效期为2年。在该份备案证的背面注明有：“原件由邓总于2009年7月拿走后，于同年10月13日下午转交给陈华建还回公司（包括与此件的相关资料等）。”被告申请了李兴国、陈华建、刘发伟、肖光娅、曾祥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兴国证实：在2007年，其将仙龙塘市场地块的项目备案证办好后交付给了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但原告没有实施，该备案证的有效期限为2年。2009年，在其与邓光荣、陈华建、刘发伟四人在场的情况下，其又将办好的项目备案证和图纸交付给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当时该四人还针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涉及幼儿园和修理厂拆迁需要多少资金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光荣在2009年10月将备案证交给陈华建，让陈华建转交给李兴国，并表示因矛盾太大，需要资金较多，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合作开发。后其找邓光荣本人询问，刘发伟也在场，邓光荣也明确告知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开发。邓光荣拿到备案证后并未按合同约定将40万元投入资金支付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当时其公司需要资金，其就向邓光荣提出借款，邓光荣未同意，其就向刘发伟借了20万元。刘发伟与邓光荣的关系很好，是刘发伟介绍邓光荣与其认识的。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举示的前述《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复印件即是2009年其交付给邓光荣的那份备案证原件的复印件，该份备案证背面注明的“原件由邓总于2009年7月拿走后，于同年10月13日下午转交给陈华建还回公司（包括与此件的相关资料等）”内容由其本人当时在备案证原件上书写备注。证人陈华建证实：其与李兴国一起将仙龙塘市场地块的项目备案证交付给了邓光荣，该证过期后，在2009年，其与李兴国、刘发伟、邓光荣4人在一起在开发公司三楼，李兴国第二次将仙龙塘市场地块的项目备案证交付给了邓光荣，当时四人还针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涉及幼儿园和修理厂拆迁需要多少资金以及项目需要多少启动资金问题进行了讨论。过了一两个月后，邓光荣在北城俊秀项目部办公室将该备案登记证以及其他资料亲自交给了他，并称其不参与仙龙塘地块项目了。之后，其将邓光荣交回的备案登记证等交给了李兴国。陈华建还证实其与邓光荣、邓光忠以及肖光娅一起到国土、规划、建委等部门了解过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就是邓光荣称其不做该项目了。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进行了分立的事实是知晓的。证人刘发伟证实：在2009年，其与邓光荣、李兴国、陈华建四人在场，在李兴国的办公室，李兴国将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施工证还是开发证交给了邓光荣，当时该四人还针对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需要多少资金，该地块涉及的幼儿园和修理厂拆迁需要赔偿多少钱进行了谈论。后来李兴国找邓光荣借款，双方未谈妥，其就借了20万元给李兴国。其先认识邓光荣，与邓光荣是朋友，后认识李兴国，是其介绍邓光荣与李兴国认识，与李兴国合作项目的。证人肖光娅证实：项目备案证是由李兴国安排其于2009年7月办理的，其是将一个过期的旧证上交后，办理了新的备案证。备案证交给邓光荣之后，按合同中的约定，邓光荣应当支付40万元，但后来一直未支付，几个月后，邓光荣将备案手续和一些资料交给了陈华建带回来。邓光荣在2015年多次到重庆腾瀍商贸公司办公室向李兴国催要北城俊秀项目的尾款，邓光荣到分离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盖章，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分立以及李兴国在2015年转让股权的事实都清楚知晓。证人曾祥芳证实：邓光荣对2014年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分立为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和重庆腾瀍商贸有限公司的事实是知晓的。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辩称其未收到过被告举示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原告认为证人李兴国、陈华建、肖光娅、曾祥芳与被告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证人刘发伟的证言真实性存在矛盾，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邓光荣进行了询问，邓光荣陈述其一直在催促李兴国办理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开发的合法手续，李兴国答复手续还在办理中，其最后一次催促是在2016年4、5月时。由于李兴国说在办手续，其也就只有等着。其一直与李兴国联系，李兴国从未说过不再与其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事宜。其在2014年、2015年都有去看过仙龙塘市场地块，当时都还没有动工。其是在2017年春节后发现该地块在开始挖地基，才知晓被告已经在开始开发了。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和辩解，原告举示的企业（字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授权委托书、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会议纪要》、《解除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协议》、《合同》、《协议书》、《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律师函》、回函，被告举示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解除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协议》、《渝南服务社房屋拆迁遗留问题补偿安置协议书》、《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重庆市南川区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不动产权证、《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复印件、证人李兴国、陈华建、刘发伟、肖光娅、曾祥芳的证言、股东会决议、变更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分立公告、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分立公告说明，以及本院调取的公司基本情况、邓光荣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核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虽然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被工商登记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但尚未注销工商登记，故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并未丧失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邓光荣借用立信公司名义，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2006年11月26日签订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南川市北环路电信公司片区房地产项目（北城俊秀小区）和仙龙塘市场地块房地产项目。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在2007年10月10日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前述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于2007年10月12日签订《合同》，约定将2006年11月25日和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的原合作单位立信公司变更为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由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作为合作主体，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按照双方于2007年10月12日签订的《合同》中的约定以及立信公司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约定继续合作开发北城俊秀项目和仙龙塘市场片区地块房地产项目。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于2007年10月12日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主张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未与其合作情况下，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行为属于擅自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辩称双方在2009年10月已解除双方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房产项目的约定。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证人李兴国、陈华建、刘发伟三人的证词可知，三人均证实在2009年，李兴国、陈华建、刘发伟和邓光荣四人在场情况下，李兴国将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项目的备案证交付给了邓光荣，当时双方还针对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开发需要多少启动资金，该地块开发涉及幼儿园和修理厂进行拆迁赔偿需要多少资金的问题进行了商谈。该三名证人的证词相吻合，且与证人肖光娅的证词相吻合。同时，该三名证人的证词也与2006年11月26日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第1.1.2条中载明的“修理厂和幼儿园2块国有划拨地：具体位置……该土地已经纳入1.1.1地块整体规划，甲方负责以出让方式一并取得使用权”以及第1.2条中约定的“该条地块拆迁费由乙方出资300万元”的约定内容相吻合。其次，证人李兴国、陈华建均证实邓光荣将收到的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项目备案证等资料交给了陈华建，让其转交给李兴国，并明确说明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开发。李兴国和陈华建的证词相吻合，且与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提交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背面注明的：“原件由邓总于2009年7月拿走后，于同年10月13日下午转交给陈华建还回公司（包括与此件的相关资料等）”内容相互印证。此外，该备注内容中所涉及的时间与该备案证记载的发证时间相吻合，与证人肖光娅的证词相吻合。第三，根据原告举示的2007年7月10日的《会议纪要》记载内容可知，陈华建是北城俊秀项目部副经理，肖光娅是北城俊秀项目部财务人员，刘发伟既不是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人员，也不是立信公司或者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人员，刘发伟是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加入北城俊秀项目部。此外，刘发伟、肖光娅、曾祥芳均是作为见证人，在李兴国与邓光荣于2016年12月15日签订的《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上进行的签字。李兴国和刘发伟均证实刘发伟与邓光荣是朋友关系，是刘发伟介绍邓光荣与李兴国认识合作开发项目。因此，刘发伟作为与本案原、被告双方均无特殊关系的人员，其证词的客观真实性可以采信。陈华建、肖光娅、曾祥芳虽然是分立前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人员，但该三人均实际参与了北城俊秀项目合作开发事宜，作为项目参与人员，对经历的事实予以证实，且证人之间的证词相互印证，因此，该三名证人的证词具有可信度，并非不能采信。第四，根据查明的事实，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2014年1月就开始对仙龙塘市场片区地块所涉及的渝南服务社房屋和集体土地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即就已经开始对原约定要与立信公司一起合作开发的仙龙塘市场片区地块进行开发了。2014年1月，原、被告双方尚在一起合作开发北城俊秀项目，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陈述其在2014年、2015年都有看过仙龙塘市场地块的情况，当时都没有动工，其是在2017年春节后才发现该地块在挖地基，邓光荣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其陈述也不符合常理，也说明原告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事宜并不十分关心。第五，邓光荣陈述其一直在催促李兴国办理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合法手续，从未放弃要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的事宜，但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在2016年8月5日就因“两年未年报且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从事经营活动”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其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北城俊秀项目合作事宜即将完成，若真如邓光荣所述原告非常希望与被告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那么原告应当是会为合作开发事宜做准备，应当不会允许或者应当会主动避免公司发生被吊销营业执照这种极其影响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形，也会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利情况，以便能够顺利与被告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但原告至今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一年多，状态无任何改观。同时，原告也认可至今其没有为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投入任何资金。由此可见，原告对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事宜并不十分在意和关心。第六、邓光荣陈述多年来其一直在催促李兴国办理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的合法手续，在2016年4、5月时，其都在催促李兴国办理手续，李兴国答复在办理。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2014年就发生了分立，并发布了公司进行分立的公告，李兴国在2015年8月转让公司股权后不再是分立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11日，分立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李永忠。而2014年至2016年12月期间，邓光荣经营的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一直都还在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合作北城俊秀项目，证人李兴国、肖光娅、曾祥芳均证实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生分立，李兴国不再是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股东的事实明确知晓。此外，2016年12月15日，李兴国和邓光荣均是以个人名义，双方签订了《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而并没有加盖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印章，也没有让当时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忠签字确认。由此，本院能够确定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生分立，李兴国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明确知晓。邓光荣在明知李兴国不是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陈述自己一直催促李兴国办理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合法手续，而并不是催促分立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办理合法手续，邓光荣的前述陈述违背常理，让人无法理解。综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证人李兴国、陈华建、刘发伟、肖光娅、曾祥芳的证词，以及前述分析的原告表现出的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事宜并不十分关心的举动且原告陈述的事实违背常理，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辩称的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在2009年10月将该项目备案证交还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并明确表示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项目的事实，本院应当予以采信。原告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在2009年10月明确表示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项目的行为，是代表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解除其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之间有关合作开发该项目的合同约定的行为。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约定后，予以认可。由此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0月解除了双方关于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自2014年1月起，在未与原告合作的情况下，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的行为并不对原告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费13800元。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骆云伟审 判 员  肖雯雯人民陪审员  刘 容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章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