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下民初字第00105号
原告：车国娟。
原告：金水娟。两原告系夫妻关系。
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号同方财富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李德成，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文莉、钟婷，浙江文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车国娟、金水娟与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于同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车国娟、金水娟与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委托代理人李文莉、钟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车国娟、金水娟诉称，2010年8月2日，原告车国娟、金水娟就女儿车英英之死引发的医疗纠纷与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洽谈委托代理事宜。被告安排一名法律工作者汪连福接待原告，汪连福了解了原告的案情后表示能胜诉，表示愿意接原告的案子。并同原告签订了（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指派法律工作者汪连福、茅姗姗为原告的公安、卫生、法院代理人。被告汪连福收下原告提供外孙秦海定的绍兴县工商银行卡（卡号：62×××15，卡内余额31408.97元）后，同时向原告开具收据no0014694载明：代理费（包干），三万元整，公安、卫生、法院程序包干。同年8月4日，汪连福从秦海定的银行卡转账3万元存款（对方账户号：95×××78）。2011年1月25日，原告与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下称市六院）医疗纠纷一案【案号：（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标的额：226443.9元】，汪连福持被告出具的《公函》第一次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代原告出庭参与诉讼。此后，被告原指派的汪连福却突然不为原告代理，而是另行指派茅姗姗来代理。茅姗姗在代理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诸如背着原告，同市六院合谋联手操作，对早已抽签确定好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明皓司法鉴定所，何时被改成迪安医学检验中心鉴定事宜也不告知原告；还背着原告将待鉴定的封存病历原件擅自拆封，来达到市六院对封存病历原件私下篡改的目的。这已直接导致杭州市迪安医学检验中心作出的鉴定结果不真实，市六院终于蒙混过关。2011年10月25日，该案第四次开庭，茅姗姗还故意不告知原告参加开庭，最终导致原告在一审中败诉。原告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被告对原告的案子漠不关心、不管不问，也不派员出庭代理；二审作出（2012）浙杭民终字第505号判决，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城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483号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开始使用无效公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就存在欺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该合同系格式文本，系霸王条款，明显存在显失公平。其指派的汪连福、茅姗姗已构成无权代理。且二人在一审代理过程中又极不负责任，甚至出卖原告，已构成严重违约。其违法代理的行为已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明显地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应承担一切违法责任和违法后果。为保证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在2010年8月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226443.9元及利息（自2010年8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认之日止）；被告返还原告代理费30000元及利息（自2010年8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认之日止）；被告向原告支付误工费及其他合理费用100000元；被告向原告支付11420元（包含迪安医学鉴定费4300元、杭州明皓司法鉴定费4000元、一审案件收费14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车国娟、金水娟、为证明起诉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委托代理合同1份，证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安排汪连福、茅姗姗与车国娟、金水娟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2.收据1张，证明被告收取代理费3万元。
3.秦海定工商银行账单凭证1张及明细2张，证明被告收取的3万元就是原告向秦海定借的卡，被告通过汪连福从卡内取走3万元。
4.公函1份，证明汪连福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
5.迪安医学鉴定费现金缴款单1张，证明原告向迪安鉴定所支付鉴定费4300元。
6.明皓笔迹鉴定函1张，证明原告向明皓鉴定所支付鉴定费4000元。
7.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4份，
8.（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下城法院根据迪安的鉴定报告判决市六院赔偿金水娟、车国娟2万元的事实。
9.（2012）浙杭民终字第505号判决书1份，证明二审驳回金水娟、车国娟上诉，维持原判。
10.（2013）浙民申字第483号裁定书1份，证明省高院驳回金水娟、车国娟的再审申请。
证据7-10，证明被告安排汪连福仅为原告代理（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第一次开庭，第二、三、四次开庭安排茅姗姗代理的事实，且第一次、第四次开庭均无两原告在场，两次开庭原告都不知情，且明皓鉴定所变更为迪安鉴定所也不知情，且存在擅自拆封封存病历的行为。被告没有兑现合同的包干业务。
11.杭州明皓（2011）文检鉴字第58号文书司法鉴定书1份，证明市六院在《患者授权书》、《知情选择书》《住院协议书》、《住院病人安全须知》、《告知书》、《病危通知书》、伪造车英英、金水娟签名的事实。
12.杭州迪安司鉴定（2011）病鉴字第84号法医病理学文证审查意见书1份，证明市六院提供篡改过的封存病历原件，迪安鉴定所据此作出不真实的鉴定结论。
13.明皓《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申请表》1份，
14.迪安《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决定书》1份，证明抽签选定有三家鉴定所（明皓、浙江省医学会），且迪安是临时涂改上去的。其抽签选定鉴定机构的程序不合法的事实。
15.《对外委托鉴定机构选定通知书》1份，证明委托明皓笔迹鉴定，下城法院将抽签选定为明皓司法鉴定所【（2011）下法鉴委字第70号】挂号寄达，正式告知当事人的事实。
证据13-15证明三份文书不一致，原告方未授权茅姗姗委托迪安鉴定所进行鉴定，对此不知情，原告未参与迪安鉴定。
16.住院病历首页1张、病历1份、出院小结1张，证明市六院存在篡改病历内容的行为。
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辩称，一、原、被告从未签订过诉讼代理合同，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代理合同关系。被告对于原告与汪连福之间的委托关系并不知情，也未收到过原告主张的3万元代理费用。在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中能明确看出其所用的公章并非是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公章，原告方支付3万元代理费用的账号也并非被告单位对外使用的账号。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被告并未与原告签订代理合同，也未收到任何费用，一切都是汪连福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二、在2011年6月8日之后，原告已确认变更茅姗姗、王麒为其诉讼代理人，并在法院签署了公民代理的相关材料。原告起诉称被告另行指派茅姗姗代理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茅姗姗、王麒并非是被告处的工作人员，并且是原告自身同意变更代理人的行为，现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毫无依据。三、单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诉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案的实际情况来看，该案代理人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起诉称因被告指派的法律工作者的违法代理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据此要求被告予以赔偿。但如上所述，汪连福的个人行为及原告自愿委托公民代理的行为与被告无关，被告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退一步说，单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及与六院之间的诉讼情况看，代理人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其一，根据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3款，其上载明“乙方根据甲方案情介绍及其提供的证据所作的案情分析、代理思路并不能作为案件胜诉的承诺”。在特别约定中对于风险情况也有说明。诉讼本身就是存在风险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也并未对胜诉做出任何承诺。况且，汪连福作为原告代理人为原告与姚伟鹏之间达成协议，使原告获得赔偿金42万元。在原告诉市六医院的案件中，在原告委托公民代理前也依法参加了庭审。原告之后自行委托的公民代理人，也依法参加了诉讼。其二，针对本案的审理过程：关于鉴定机构的变更。据了解，该案的一审法院曾抽签选定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其后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函复一审法院，表示现有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难以完成鉴定任务，决定不予受理。一审法院因此决定委托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原告当时并未对鉴定机构的选定提出异议，并缴纳了鉴定费用，现原告主张鉴定机构的变更未被告知原告，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至于原告诉称的待鉴定封存病历原件已经六院私下篡改，导致迪安的鉴定结果不真实更是毫无依据。在该案的一审庭审笔录中，原告并未对迪安的鉴定意见书表示异议，也未在本案中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至于关于医院的过错问题。因六院与原告之女车英英的死亡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只是因未尽到告知义务，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酌情其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根据车英英的尸检报告、杭州市医学会出具的杭州医鉴（2010）05号医学鉴定书、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浙医鉴（2012）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1）第84号法医病理学文证审查意见书可知，姚伟鹏非法行医与车英英死亡有因果关系，前进中医门诊部的诊疗行为与车英英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芝林大药房的配药行为与其死亡也有因果关系，市六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其死亡无明显相关性。由此可见，该案的审理结果并非是被告甚至原告认为的被告所中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行为导致的，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有理有据。三、单就原告所提的损失额，也欠缺依据。其一，原告将其起诉六院一案的诉讼请求标的额直接作为本案所提的损失额，显然欠缺依据，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二，据了解，原告已经通过协议方式取得了姚伟鹏支付的赔偿金42万元；通过（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判决书取得赔偿金20000元；通过（2011）杭下民初字第1124号判决书取得赔偿金148078.25元。可见，原告已通过协议和诉讼方式取得了相应赔偿，现又向被告主张赔偿金及误工费用等欠缺依据。综上，被告既与原告间不存在代理合同关系，原告诉市六院案件的审理结果也不存在任何人为因素的影响，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代理费并支付各项赔偿费用欠缺依据。被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为证明答辩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授权委托书2份、受委托人在诉讼代理中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1份，证明2010年12月1日，原告委托汪连福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2011年6月7日，原告变更诉讼代理人，委托茅姗姗、王麒为其进行公民代理的事实。
2.协议书1份，证明2011年5月18日汪连福作为原告代理人与姚伟鹏、滕燕就车英英死亡一事达成协议，原告获得赔偿42万元的事实。
3.（2011）杭下民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原告通过诉讼方式另外获得148078.25元赔偿金的事实。
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双方当庭举证、质证，本院经审核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等均有异议，认为合同章非被告公章，茅姗姗非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因被告陈述案涉合同公章系被告名称更改之前使用，汪连福系被告单位的法律工作者，故对证据的形式真实予以确认。对证据2、3，被告认为没有收到过，因有收据、支付凭证对应，本院对汪连福收取3万元代理费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汪连福套用公函且地址不对，因被告无证据反驳，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5、6、7、8、9、10、11，被告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予以确认。对证据12、13、14、1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予以确认。对证据16，被告对病历首页无异议，但对其他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异议成立，对原告未提交原件的证据不予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原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根据当事人当庭举证及陈述的情况，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05年4月26日，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名称变更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2010年8月2日，车国娟、金水娟就姚伟鹏等人身损害纠纷与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汪连福、茅姗姗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公安、卫生、法院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费30000元；其他事项为死亡原因主要看死检报告，根据死亡原因确定赔偿条件，赔偿标准看受害人身份，市六医院的责任问题有利有害。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30000元代理费，汪连福开具编号no0014694收据，载明：代理费（包干）三万元整，公安、卫生、法院程序包干。
2011年5月18日，车国娟、金水娟与滕燕就姚伟鹏涉嫌非法行医案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协议，车国娟、金水娟及汪连福在协议书上签字，车国娟、金水娟就此收到42万元的赔偿款。
2010年12月1日车国娟、金水娟向本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就车国娟、金水娟诉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委托汪连福参加诉讼，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反诉，代收法律文书。2010年12月23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向本院出具公函，就车国娟、金水娟诉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车国娟、金水娟委托本所汪连福为其诉讼代理人。2010年12月24日，本院受理车国娟、金水娟诉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
2011年1月25日，汪连福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加（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庭审，车国娟、金水娟未参加，汪连福在庭审笔录上签字。2011年6月7日，车国娟、金水娟向本院提交授权委托书，就（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的代理人便更为茅姗姗、王麒，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6月8日，车国娟、金水娟、茅姗姗、王麒向本院出具受委托人在诉讼代理中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茅姗姗、王麒承诺在诉讼代理期间不收取当事人提供的任何报酬。该案的后续审理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及汪连福均未参与，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未办理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该案判决后，车国娟、金水娟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浙杭民终字第505号判决，维持原判。后车国娟、金水娟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483号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现车国娟、金水娟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当事人就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系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名称变更，汪连福系被告单位的法律工作者，虽签订合同盖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公章，但事后被告出具的公函与合同内容无异，确认被告与车国娟、金水娟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故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签订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承担。汪连福收取3万元代理费，未超过相应的收费标准，被告陈述未收到系被告内部管理原因造成，不能对抗车国娟、金水娟已支付的事实。因此被告抗辩双方未订立委托合同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车国娟、金水娟与被告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汪连福接受被告指派接受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参与委托范围的代理活动，车国娟、金水娟也因此受到42万元的赔偿款，但在后续的代理中仅出过一次庭，虽双方未签订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但事实上原告已委托他人参加诉讼，被告也未继续代理，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实际已终止。由于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终止的责任承担，本院按双方的委托范围、权限及原告实际得到的赔偿款，酌情确定被告从已收取的代理费中退还原告15000元。原告主张被告在代理过程中又极不负责任，甚至出卖原告，已构成严重违约，其违法代理的行为已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请求被告赔偿的理由。因原告给被告的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反诉，代收法律文书，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指派的法律工作者在代理活动中超出委托权限，故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车国娟、金水娟支付人民币15000元；
二、驳回原告车国娟、金水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818元，由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负担818元（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原告车国娟、金水娟负担6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818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账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石 敏
人民陪审员 郑 义
人民陪审员 王土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代书 记员 陈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