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0522民初399号
原告：马某。
原告：王某1。
原告：王某2。
原告：王某3。
原告：王某4。
法定代理人：马某，系原告王某4母亲。
原告：王某5。
法定代理人：马某，系原告王某5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原告马某、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系马某女儿，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大姐）。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系原告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王某6。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
原告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与被告王某6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王某1及马某、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被告王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因交通肇事造成原告父亲死亡赔偿金51386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的父亲王某7与被告属叔侄关系，一直受雇于被告与王某8（被告的哥哥）在青海省范围内发送药品，2014年8月22日10时20分左右，王某6驾驶XXX号“长安”牌小型客车与原告父亲去送药。沿省道303线由东向西行驶至222km+20m处时，由于操作不当，致使该车驶入北侧路基后翻覆，造成原告父亲王某7死亡的交通事故。经格尔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王某6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乘坐人王某7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隐瞒了原告事故真相，只告诉原告马某其丈夫由于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住院在兰州，被告父亲安排由王某9开车，陈某陪同马某前去兰州伺候病人。结果将原告拉到青海格尔木一个宾馆，被告父亲称病人在医院住院，交通事故是侄儿被告王某6开车所致，由于被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还存在其它责任，交警将被告关押，被告父亲承诺先给原告马某30000元，给交警求情将被告不要关押，并在被告写好的纸上按个手印后，再去医院看望丈夫先用30000元治疗疾病。当原告马某按完手印后要求去医院看望丈夫时，被告父亲和其他陪同人一再劝说原告暂时不要去看病人，影响病人休息，大夫也拒绝看望。原告王某1得知后从杭州赶到格尔木，被告父亲劝说让原告王某1在家等等，称王某1父亲正在医院治疗，影响病情，不让原告王某1看望父亲，也不告知王某1父亲在什么医院。原告马某和女儿王某1在宾馆着急等待着，等待的结果是一盒骨灰，顿时原告马某昏厥过去，医生打吊瓶，女儿王某1在撕心裂肺中照看母亲，原告母女在被告父亲及被告的承诺下带着骨灰回家，被告父亲及被告承诺：今后几个孩子的上学费，生活费，全都由王某8承担，家里的耕种及收割均由王某6承担，暂时将所给的三万元作为近期的生活费使用。原告母亲念及亲情及家庭经济有着落和有依靠，孩子上学生活，重劳力耕种也有着落，完全相信了被告承诺的这一切，被告未给原告母亲和原告王某1给任何关于本交通事故的资料，包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双方的协议书，原告父亲的死亡证明等，均由被告保管，且将原告原来所有家庭存款存入被告父亲名下。之后，被告缓刑期内，即2015年被告给原告10000元的上学费及生活费，2016年给了8000元，并且被告王某6协助了耕种。2017年被告缓刑期满，原形现露。由于原告上学，花费越来越来越大，无任何经济收入，家庭处于困境，能够借钱的地方全都借尽，负债累累，原告母亲找到被告要求履行他们所说的协议，均遭到被告家人的辱骂，并且将原告粮食由于其耕种索要走。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父亲去世的一切资料，被告在2017年12月28日网上发来了部分材料的照片，看到材料后，原告才知道协议上并没有被告给母亲所说的原告的上学费，生活费，进行农耕等，30000元了解了原告父亲的养家糊口6口人的生命价值。随即于2017年原告母女起诉于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请求被告履行承诺，给付2017年度10000元承诺的四个孩子上学及生活费，于2018年3月12日开庭过程中，被告否认了所承诺的一切，且出具了相关3万元彻底解决本事故显失公平的协议证据，原告女儿发现该证据后，以该证据产生过程不合法，原告不知情，不是原告母亲所写和签名，该证据剥夺了当时在场王某1等部分原告权利而产生的，并且现在三位女儿年满18周岁，从知道之日起有权维护自己因遭受欺诈形成的及不公平、公正的本协议结果，原告当庭撤诉，重新另行立本案起诉。原告认为，第一，被告给原告母亲陈述协议内容时采用欺诈的方式，使原告母亲产生错误认识而按手印，原告母亲是基于对于亲情的信赖和被告及家人信誓旦旦的诚恳保证，相信被告陈述的承诺内容真实且能履行下才按手印，相信被告及其被告父亲的承诺内容将家庭全部存款给与被告父亲及被告保管，否则，原告母亲不会以30000元来解决6口人靠父亲养家糊口的生命价值。第二，文盲的原告母亲在被告写好《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按手印时，原告王某1在格尔木因王某1认识字而被告隐瞒且排除在外，2017年12月被告发来相信照片才知道有该协议一事，剥夺了原告王某1的基本权利。第三，原告王某2、王某3刚满18周岁，2018年3月12日开庭得知此事，依据《民法总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有权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民法总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诉至贵院，望贵院主持公道，判如所请。
王某6辩称，一、原被告之间的赔偿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协议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应予保护。1.双方达成的《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签订协议的原告马某作为事故的直接受害人之一以及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订协议是在交警部门调解下达成，不存在暴力、胁迫等情形，意思表示真实；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故本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依法应予保护。2.双方达成的《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不存在无效情形。3.双方达成的《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即使存在可撤销情形，原告方也丧失撤销协议的时效。原告方也应在双方达成协议的2014年8月23日之后的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被告自始至终未提出撤销权之诉，故对原告的诉讼应予驳回。二、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原被告间的协议已经如约履行完毕，双方的赔偿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三、原被告之间的交通事故纠纷已经一次性、终局处理，原告方丧失向被告主张赔偿的诉权。原告马某方与被告王某62014年8月23日达成的书面协议即《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该协议明确约定：“1.王某6一次性赔偿王某7家属及亲属因本次事故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处理后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及相关所有损失共计叁万元整，于2014年8月23日一次性付清。2.王某7的亲属得到王某6的赔偿款后，此次交通事故对王某7的所有赔偿问题全部解决，今后王某7的亲属不再以任何理由，向王某6提出任何其它赔偿要求，也不得另行起诉。此次交通事故为一次性协商处理。3.2014年8月23日次日起，王某7家属所有的食宿费用自理，此次交通事故为一次性协商最终处理。4.王某6承担XXX号车全部维修费用，此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交警队、调解室各执一份，本协议一经签字具有法律效力……”从法律上讲，《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明确约定“王某7的亲属得到王某6的赔偿款后，此次交通事故对王某7的所有赔偿问题全部解决，今后王某7的亲属不再以任何理由，向王某6提出任何其他赔偿要求，也不得另行起诉。”可见赔偿协议属于一次性、终局性赔偿协议，原告方得到赔偿款后也就丧失了再次向王某6主张赔偿的诉权，原告方无权向被告王某6主张任何赔偿要求。四、退一步说，即使原告方有诉权、被告方有未尽的赔偿义务，原告的起诉已经丧失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保护。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所以即使原告方有诉权、被告方有未尽的赔偿义务，原告也应在双方达成协议的2014年8月23日之后的一年内主张赔偿责任，但被告时至2018年3月30日才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对原告的诉讼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应予保护；对事故赔偿，双方的协议已经做了一次性、终局处理，且已履行完毕，原被告间赔偿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原告方丧失向被告主张赔偿要求的诉权；原告要求被告也因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庭审中，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和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的事项：
1.2017年12月28日被告与王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3张，证明王某1是在2017年12月28日才知道其父亲出交通事故去世的消息；
2.格尔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公交认字（2014）第XX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复印件），证明本次交通事故的事发经过、原因及责任划分；
3.王铺镇高湾村村委会证明1份，证明原告马某不识字，是文盲的事实；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的事项：
4.格尔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公交认字（2014）第XX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本次交通事故的事发经过、原因及责任划分；
5.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书1份，证明被告王某6与原告马某曾于2014年8月23日自愿达成过赔偿协议；
6.收条1份，证明王某6于2014年8月23日向王某7亲属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三万元；
7.谅解书1份，证明原被告已就该协议履行完毕，被告已经得到原告的谅解；
8.格尔木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王某6因本次事故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经质证，王某6表示：被告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且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因为该协议是在交警队主持下达成的，当时双方都有一份，交警队也有备案，包括事故认定书交警队也给原告方送达了，聊天记录证明的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村委会也不了解马某是否识字的情况。
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均表示：对证据4、8无异议；对证据5不认可，理由是：1.签字并非马某亲笔所写，是别人所签；2.被告被拘留，王某6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3.其他原告在协议上也未签字，到目前为止其他原告对别人签马某的签名不追认也不认可；4.2014年8月23日，被告家人只是告诉马某，王某7在医院住院，也未告知其王某7死亡的消息，本次事故的所有法律文书的时间落款都在23日之后，所以要处理一定是在明确责任之后也就是9月15日之后，再次证实了被告隐瞒事实；对证据6不认可，钱确实拿了30000元，但不是赔偿款，而且签名不是马某所签，当时是说王某7在医院住院说是把钱拿上去看病，故对其不认可；对证据7不认可，因为当时出事故认定书是在8月23日之后的，但是谅解书是在8月23日所签，所以被告是有预谋的隐瞒真相，原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
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证据2、4、8经双方质证无异议，且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故对其予以认定；对于证据1,原告仅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打印件，而未能提供原件（手机）予以核对，聊天记录亦不完整，原告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也不认可，故对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对于证据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其不能证明原告方所主张的马某不识字，系文盲的证明目的,故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证据5，虽然原告马某辩称签字并非自己亲笔所写，但其在庭审中承认其是在交警队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别人代签自己名字，但自己捺了指印,且当时马某的子女均未成年，马某作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代理其未成年子女与王某6签订的赔偿协议，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对其予以认定；对证据6,结合以上对证据5的认定，马某也在庭审中承认王某6已向其支付30000元,该证据与证据5能够相互佐证，且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对其予以确认；对证据7,结合上述对证据5、6的认定，该证据与证据5、6能够相互佐证且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对其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8月22日10时20分许，王某6驾驶XXX号“长安”牌小型客车，沿省道303线由东向西行驶至222km+20m处时，导致车辆失控后驶出道路北侧路基后发生翻覆，造成XXX号“长安”牌小型客车乘车人王某7当场死亡及车辆部分机件损坏的交通事故。经青海省格尔木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某6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7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马某（王某7妻子）与被告王某6于2014年8月23日在格尔木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自愿达成赔偿协议:“1.王某6一次性赔偿给王某7的家属及亲属，王某7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后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处理后事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及相关所有损失费用共计叁万元整（30000.00元）。于2014年08月23日一次性付清。2.王某7的亲属得到王某6的赔偿款后，此次交通事故对王某7的所有赔偿问题全部解决，今后王某7的亲属不再以任何理由，向王某6提出其他任何赔偿要求，也不得另行起诉，此次交通事故为一次性协商处理。3.2014年08月23日次日起，王某7亲属所有的食宿费用自理，此次交通事故为一次性协商最终处理。4.王某6负责承担XXX号车全部的维修费用。此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交警队、调解室各执一份，本协议一经签字具有法律效力”。王某6于2014年8月23日向王某7亲属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30000元并达成谅解,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的刑事判决书，判决王某6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另查明，2014年8月23日,原告马某(王某7妻子)与被告王某6签订赔偿协议时,王某7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均未成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律依据；二、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协议即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表现之一，协议一旦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马某于2014年8月23日与王某6签订赔偿协议并于当日履行完毕。原告马某在庭审中承认其是在交警队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有别人代签自己的名字，自己在名字上捺了指印,虽然其在诉称中认为自己在不知情下签订协议书，存在欺诈情形，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且马某作为未成年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法定代理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故马某与王某6签订的赔偿协议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庭审中,被告以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因马某于2014年8月23日与王某6签订赔偿协议，视为其在当日（2014年8月23日）已经知道其丈夫死亡及其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且王某6以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但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直至2018年4月2日才向法院起诉，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故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应否赔偿原告的损失问题。结合上述内容，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被告提出了抗辩，故依法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69元，由原告马某、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ＸＸＸ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蔡亚慧
书 记 员 张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