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再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ＸＸ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心村。
法定代表人：帅新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家骏，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怡，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康市花街镇大屋村。
法定代表人：孙建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中，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宇，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浙ＸＸ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2016）浙民申11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受理再审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章恒筑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晓磊、代理审判员伍华红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7年3月20日进行了庭前调查，并于2017年3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华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帅新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家骏，被申请人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野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是华野公司直接向绿地公司供应苗木，而是一种配送业务。由绿地公司找好的苗木供应商直接送货给绿地公司，华野公司只是替绿地公司向苗木供应商付款，绿地公司将事先约定好的回报加上本金支付给华野公司。不能以华野公司未直接交付绿地公司苗木，认定华野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二、绿地公司找的苗木供应商是挂靠在余姚市××花木合作社（以下××花木合作社）××下××和杭州××街镇振林园艺场（以下简称振林园艺场）。根据华野公司提交的卢建芬在公安的笔录，再结合与樱枫花木合作社签订的合同，华野公司向樱枫花木合作社汇款等事实，可以认定本案是配送业务，非直接供货业务。三、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的合同，绿地公司都是盖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虽然绿地公司也有编号尾号为5913的公章，但不能因此排除绿地公司在备案前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也不能证明绿地公司没有刻制并使用过该公章。四、原审法院以合同金额、送货金额与实际支付金额不能一一对应为由，对华野公司提交的证据18、19、20、24、25、26、27未予认定错误。绿地公司否认往来款是案涉两份采购合同项下的款项，但其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亦不能举证证明系其他合同项下的款项，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应推定是案涉两份采购合同项下的款项。华野公司举证两份采购合同是要证明，绿地公司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而原审判决却用绿地公司否认该公章是其刻制，来证明两份合同没有签订和履行，颠倒了因果关系。五、绿地公司举证证明其从2011年11月22日至2013年2月6日已付款959.584万元，其否认与华野公司签过苗木销售合同，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是另外业务的往来款，可推定是本案的货款，从而证明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是绿地公司使用的备案外的另外一枚公章。六、绿地公司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合同后，华野公司的经办人李建平为催讨苗木款与孙建明进行了短信联系，华野公司找到了从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9月28日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可以证明孙建明承认欠华野公司苗木款。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华野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绿地公司辩称，一、华野公司在一、二审庭审过程中，陈述颠三倒四，每次陈述均不同，现申请再审又出现新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华野公司提交的新的短信证据，经孙建明核对，孙建明陈述该短信证据系华野公司伪造，根本不存在这些短信，从照片复印件上看伪造痕迹明显。首先，短信的时间一张是21:13，六张是21:14，三张是21:15，短信内容都是剪贴上去的。不能证明系孙建明与李建平之间的短信往来。退一步说该证据不是华野公司一审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的范畴，应不予采信。
华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5459840元，并支付华野公司自2012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滞纳金2736471.80元（按货款545984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二、绿地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曾发生业务往来，华野公司向绿地公司供应货物，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2014年2月14日，华野公司以双方于2010年12月份签订的《销售合同》、于2012年2月15日形成的《对账单》及2011年期间七份出库单等证据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绿地公司支付货款5459840元并支付相应滞纳金。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载明：合同总金额为18936130元；送货地点为绿地公司永康工地；本合同数量计算以绿地公司收货人签收的送货单为准；货款支付为2011年1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6月30日结清，2011年2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7月30日结清，2011年3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8月30日结清，2011年4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9月30日结清，2011年5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10月30日结清，2011年6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11月30日结清，2011年7月份送的苗木款在2011年12月15日结清，绿地公司对逾期支付的货款按每日1‰的滞纳金支付给华野公司；绿地公司指定收货人为叶寄远、颜正德，收货人在确定苗木规格和数量价格后在送货单上进行签字；本合同的供货期限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7月30日，逾期仍需供货另签合同确定。合同落款购货方处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载明华野公司于2011年1月8日、1月10日、3月2日、3月6日、3月31日、4月3日、5月8日、6月2日向绿地公司送货的金额。《对账单》落款购货单位处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并由“孙建明”签名。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七份出库单，六份由“叶寄远”签名，一份由“颜正德”签名。诉讼中，绿地公司陈述《销售合同》、《对账单》落款加盖的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并非其持有及使用的真实公章，并向一审法院提供永康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出具的印章详情信息材料，该材料显示：绿地公司印章编号为3307220005913。绿地公司陈述《对账单》落款处“孙建明”签名并非孙建明本人所签。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其于2014年11月24日出具杭州明皓[2014]文鉴字第25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2012年2月15日《对账单》中“孙建明”签名字迹与样本1-3中孙建明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绿地公司陈述其未收到华野公司提供的七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经叶寄远、颜正德本人辨认，该七份出库单上的“叶寄远”、“颜正德”签名并非叶寄远、颜正德本人所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是否签订并履行了案涉《销售合同》。第一、华野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及《对账单》未经绿地公司加盖公章或法定代表人孙建明签名。华野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及《对账单》落款处“绿地公司”公章的编号尾号均为5513，而绿地公司已举证证实其公司公章的编号为3307220005913，尾号不相符。虽华野公司还提供了盖有“绿地公司”公章的两份合同及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但合同与付款凭证的时间、金额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发票与合同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出库单未经绿地公司确认，且绿地公司否认该两份合同上“绿地公司”公章为其所加盖。同时华野公司陈述该两份合同落款处颜笑丹签名为孙建明所签，但经释明后，华野公司不愿对该两份合同中“颜笑丹”签名是否为孙建明所签及“颜笑丹”签名与“绿地公司”公章形成先后进行鉴定，故该些证据并不足以证实绿地公司持有并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就《对账单》上“孙建明”签名的真实性，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该签名亦非孙建明本人书写，因此华野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未经过绿地公司一方确认。第二、华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5459840元苗木。华野公司提交了出库单七份，绿地公司对该些出库单不予认可，叶寄远、颜正德辨认后否认该些出库单上签名系其所签，华野公司就绿地公司对出库单的意见无异议，该些出库单不能作为华野公司交付案涉《销售合同》项下苗木的依据。华野公司认为系绿地公司故意安排他人假冒叶寄远、颜正德在该些出库单上签字，该主张无充分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庭审中华野公司陈述案涉《销售合同》项下的苗木系由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指定的第三方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交付绿地公司。就华野公司提交的樱枫花木合作社交付货物证据材料，《苗木采购协议》系其与樱枫花木合作社签订，并未明确载明系根据绿地公司指示及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苗木采购协议》中载明的罗汉松数量与编号为0429、0431出库单数量不符；樱枫花木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付款凭证仅对交付货物方式及付款情况作出说明，未明示已将苗木交付绿地公司；卢建芬在永康市公安局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真实性无法认定，且其对送货地点无法明确；验收单系华野公司单方制作，未经绿地公司确认。就华野公司提交的振林园艺场交付货物证据材料，验收单均系华野公司单方制作，且制作日期均早于华野公司所主张的交货日期一个月以上；打款凭证及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华野公司所主张的由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金额较大，交易中未形成送货单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华野公司对其已履行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义务未能提供绿地公司签收的送货凭证。综上，华野公司对其主张与绿地公司签订案涉金额为18936130元《销售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5459840元的苗木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17日作出（2014）杭余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驳回华野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7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华野公司负担。
华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5459840元以及滞纳金2736471.80元（按货款545984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起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并由绿地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销售合同》中并无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签名，虽然该份合同落款处购货方加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印章，但该印章与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并不相符。此外，虽然华野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二份盖有“绿地公司”尾号为5513公章的合同及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但合同与付款凭证的时间、金额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发票与合同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出库单未经绿地公司确认，且绿地公司否认该两份合同上“绿地公司”公章为其所加盖。对于案涉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争议焦点，华野公司一审中提供了七份出库单，绿地公司对该些出库单不予认可，叶寄远、颜正德辨认后否认该些出库单上签名系其所签，华野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华野公司称绿地公司故意安排他人假冒叶寄远、颜正德在该些出库单上签字，但却未提交证据证明。华野公司称案涉《销售合同》项下的苗木系由其向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指定的第三方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购买，并由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直接送到绿地公司的工地，但华野公司对此亦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且出库单亦非收货单，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七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已经绿地公司一方员工签收。此外，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的并非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孙建明”签名字迹亦经司法鉴定并非孙建明本人书写，而绿地公司提交的《发出商品询证函》上记载华野公司员工董国新、李建平于2012年2月15日书写的“此函不作为赔款依据，仅用以应付审计用”，其提交的《对账单》与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的苗木明细与欠款数额均一致，并有董国新、李建平2012年2月15日的签名，故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亦不足以证明案涉欠款事实。综上，华野公司上诉称其已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5459840元的苗木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对华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9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74元，由华野公司负担。
2014年2月14日，华野公司以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2014）杭余商初字第300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诉讼请求：1.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3632000元，并支付华野公司自2012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滞纳金1820358.40元（按货款363200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另计）；2.孙建明、颜笑丹对绿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承担本案诉讼费。该案以双方2011年1月签订的《销售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依据，以与本案同一的《对账单》为主要证据。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理由与本案针对绿地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理由类似。2015年2月17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华野公司的诉讼请求。华野公司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2832000元以及滞纳金141398.4元（按货款283200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起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孙建明、颜笑丹对绿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二审法院以（2015）浙杭商终字第934号立案，经审理，于2015年9月2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87元，由华野公司负担。华野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2月21日以（2016）浙民申1105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提审案号为（2017）浙民再76号。鉴于两案的关联性，本院决定两案由同一合议庭审理。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华野公司提交了华野公司的经办人李建平与孙建明之间从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9月28日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证明华野公司员工李建平一直向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建明催讨欠款，孙建明承认欠款。
对华野公司提供的证据，绿地公司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不是华野公司一审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的范畴，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
绿地公司提交了3组证据，第1组证据：2012年6月12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委托书、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各1份，拟证明2012年6月12日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汇给杭州萧山宁围镇绿苑园艺场660万元的银行明细及杭州萧山宁围镇绿苑园艺场随即将660万元汇入绿地公司的事实。第2组证据：2012年6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1份、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借方凭条2份，拟证明绿地公司分16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三笔将660万元重新汇入华野公司，以此形成伪造的假的资金流，假的公司业绩用作华野公司上市的事实。第3组证据：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工商公示材料4份，拟证明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当年的股东与法定代表人等人均系华野公司股东，该公司为华野公司关联公司的事实。
对绿地公司提供的证据，华野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第1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足以证明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与华野公司属于关联公司，并且与本案无关。华野公司针对绿地公司的举证，提供一组反驳证据：招商银行借款借据、招商银行客户回单联、结算业务委托书、华野公司汇款凭证、中信银行汇划来账回单、汇款凭单、业务回单各1份、电子汇划收款回单3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共同证明660万元是银行转贷往来款，虽然绿地公司配合走账，但的确是真实的资金流，与本案无关。绿地公司对该组反驳证据质证后认为，绿地公司提供的证据恰恰证明了是因华野公司的要求配合其上市作假的资金流，实际上就是为华野公司上市制造假的资金流，华野公司提供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绿地公司的主张。
对华野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鉴于该短信证据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亦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华野公司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且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难以认定，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华野公司提交的反驳证据，绿地公司对该组反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并不能否认华野公司和绿地公司之间存在并无真实交易情形下“苗木款”往来的事实。
对绿地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鉴于华野公司对第1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故对第1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华野公司和绿地公司之间存在并无真实交易情形下的660万元“苗木款”的往来。华野公司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与华野公司属于关联公司。
本院再审补充查明或确认以下事实：1.再审庭审时当事人确认，本案纠纷发生前后，华野公司曾筹措上市，后因故未能上市。孙建明庭审时称，其和华野公司法定代表人帅新武是私人朋友，为华野公司筹措上市提供了支持。华野公司明确其与绿地公司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交付苗木行为，是供货单位根据绿地公司指令交货。绿地公司则一直强调其与华野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苗木买卖，是为配合华野公司上市需要。2.根据再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2016年6月15日，绿地公司分三笔共计将660万元“苗木款”汇入华野公司账户，但该660万元并非双方真实交易项下的苗木款，仅是走账需要。3.华野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回答法庭提问时陈述称，绿地公司已经支付案涉《销售合同》项下货款900多万元，即绿地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再审庭审中又陈述称，华野公司实际交付案涉《销售合同》项下价值800余万元的苗木，其余279万元苗木是绿地公司自提，与本案配送无关。4.华野公司一审提交了6份浙ＸＸ凯实业有限公司“出库单”和1份华野公司“入库单“，出库单上部门负责人处均由“叶寄远”签名，入库单上验收处由“颜正德”签名，一审法院认定华野公司提供7份出库单的事实有误。5.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是否签订了案涉《销售合同》以及华野公司是否已实际履行了案涉《销售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关于案涉《销售合同》签订与否问题，本案《销售合同》以及《对账单》落款购货单位处均加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印章，虽然不能以该印章与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并不相符为由直接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但考虑到《对账单》上“孙建明”签名经司法鉴定所鉴定非其本人书写的事实，以及本案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华野公司是否实际履行了案涉合同供货义务，原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认定华野公司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义务的情况下，认为不足以证实绿地公司持有并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亦有相应依据。关于华野公司是否实际履行案涉合同供货义务的问题，华野公司主张其已履行案涉《销售合同》项下金额为5459840元的苗木交付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华野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履行苗木交付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经审查，首先，华野公司再审主张案涉交易是一种配送业务，不是华野公司直接向绿地公司供应苗木，而是由绿地公司找好的苗木供应商直接送货给绿地公司，其只是替绿地公司向苗木供应商付款。对此，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数量计算以绿地公司收货人签收的送货单为准，且合同金额较大，如果华野公司前述陈述属实，则华野公司应对绿地公司指定的供货商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的货物实际交付情况更加谨慎注意。但根据华野公司提交的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交付货物证据材料，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樱枫花木合作社、振林园艺场已将相应货物交付至绿地公司，且华野公司未要求供货商向其提交绿地公司签收的送货凭证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从华野公司提交的6份出库单及1份入库单载明的内容看，6份出库单属浙ＸＸ凯实业有限公司，并非华野公司，入库单本身亦不能证明相应货物已出库，“叶寄远”在出库单部门负责人处、“颜正德”在入库单验收处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且绿地公司对该些出库单、入库单不予认可，叶寄远、颜正德辨认后亦否认该些出库单、入库单上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而华野公司称绿地公司故意安排他人假冒叶寄远、颜正德在该些出库单上签字，并无证据佐证。故仅凭该6份出库单及1份入库单不足以认定单证项下的苗木已经绿地公司员工签收。再次，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孙建明”签名字迹经司法鉴定并非孙建明本人书写，且绿地公司提交的《发出商品询证函》上记载华野公司员工董国新、李建平于2012年2月15日书写的“此函不作为赔款依据，仅用以应付审计用”，绿地公司主张该函项下的苗木清单与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一致，华野公司虽辩称不一致，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苗木清单予以反驳，故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不足以证明案涉欠款事实。最后，华野公司二审中主张绿地公司已经支付案涉《销售合同》项下货款900多万元，再审又主张绿地公司支付的其中660万元并非系支付案涉《销售合同》项下货款，前后陈述明显矛盾。既然双方存在非真实交易项下的“苗木款”往来，则华野公司主张绿地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履行案涉《销售合同》依据不足。本院还注意到，绿地公司再审时强调款项往来均系配合华野公司上市，经审查，本案和相关案件出现款项往来和实际的苗木交易不对应情形，不排除与华野公司筹措上市的背景事实存在关联。当事人为华野公司筹措上市的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嫌疑，应由相关职能机关判断。在确定本案和相关案件生效判决既判力前提下，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以及与其他案外人之间基于款项往来等所产生的争议，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
综上，华野公司主张的再审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94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章恒筑
代理审判员 张晓磊
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