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0302民初1611号原告：洛阳嘉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号院*号楼副*楼5005-5009。法定代表人：张彦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怀龙，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孔德斌，河南广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洛阳融增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老城区中州东路**号院第*层*******室。法定代表人：杨钦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郭丽红，该公司法务人员。委托代理人：何守轼，该公司副总经理。被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洛阳新区开元大道与通济街交叉口。法定代表人：王建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峰辉，河南君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鼎支行。住所地：洛阳市老城区金业路百业大市场东侧。负责人：闫哲，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吴峰辉，河南君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洛阳嘉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融增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银行)、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鼎支行（以下简称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怀龙、孔德斌，原告洛阳融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丽红、何守轼，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峰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2、请求依法解除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3、要求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支付违约金和赔偿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的损失共计人民币5122310元，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承担起诉后至付款期间的利息（原告洛阳嘉邦公司诉求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赔偿损失100万元，计算标准为2000万元×年利率6%÷12个月×8个月×1.5=120万元，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主张100万元。原告洛阳融增公司的两项损失，第一项损失是证据目录中所列的6-8项，共计122310元，为直接损失；第二部分是违约金，根据合同第13.1条2000万元×20%=400万元，合计412231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起，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授信合同，由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按照其核定的综合授信额度给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信贷支持，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严格遵守相关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双方未出现任何纠纷。2016年1月，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续贷时必须提供实物抵押，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就找到原告洛阳融增公司，由原告洛阳融增公司提供其所持有的商住土地各一块提供抵押担保，并按照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要求进行了土地使用权评估。2016年3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按照约定还清了信贷的商业承兑款项。2016年4月14日，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重新签订“综合授信合同”，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同意给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人民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可用于贷款、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开立信用证等信贷业务，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期间，在授信额度内可一次或者分次使用该授信。同日，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由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以评估土地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授信合同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之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按照授信合同的约定申请授信业务，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以种种理由不予办理。2016年8月16日，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发出“要求履行合同通知书”，要求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并多次联系催促，但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至今不答复、不履约。由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不履行授信合同，且在原告洛阳嘉邦公司通知后仍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综合授信合同”无法履行。原告洛阳融增公司所持有土地使用权早已抵押给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不放款，也使抵押担保毫无意义，有价资产长期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综合授信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已无履行必要，依法应予解除。由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洛阳嘉邦公司被抽贷后经营困难，只好高息借款维持经营，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土地长期闲置，产生巨大经济损失，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应当依法依约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被告洛阳银行作为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法人公司，应当依法承担其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为维护其的合法权益，持状诉至法院。被告洛阳银行辩称：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体是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依法领取了金融机构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符合民诉法第四十八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关于其他组织的规定，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不应当将洛阳银行列为被告，与分支机构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时，与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纠纷引起民事诉讼的，应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而不应以其总行作为诉讼主体。综上，应当驳回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对洛阳银行的诉讼请求。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辩称：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同意解除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是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给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2016年4月14日至2017年4月13日期间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额度的各种业务的框架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对综合授信有明确的定义：是指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给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授信包括下列一种或多种业务种类，包括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开立信用证、开立担保函或银行认可的其他业务种类，合同中约定的授信额度2000万元是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给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授信余额的最高限额，即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没有下限约定。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时，还应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相应具体业务种类、额度、期限、用途等具体业务合同，包括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综合授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适用范围为仅限于双方办理抵押、质押登记手续使用，并不作为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履行具体业务的合同依据。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不构成违约。根据综合授信合同的约定，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使用授信额度应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载明拟使用的授信类别（即银行借款合同或是票据承兑协议等）、期限、金额等。同时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要对其业务进行审核，然后决定是否签订具体业务合同，并在具体的业务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只按照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才履行放款、出票等相应业务。在本案中，原告洛阳嘉邦并未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出书面申请，也未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没有具体的业务种类，也没有约定具体业务的履行问题，包括放款时间、放款金额、利率、费率等均没有约定，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并没有违约。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的损失计算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洛阳融增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评估报告并非为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设定抵押所用，而是为其他抵押权人办理抵押登记所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并未发生，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并不享有抵押权。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在使用抵押物时并未受到任何限制，其抵押物价值和权利也未减弱。综上，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要求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证据1、2015年9月22日银行承兑汇票协议1份。证据2、2015年4月-2016年7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对公对账单2张。证据3、2016年3月22日转账支票存根及扣款凭证2张。证据1、2、3共同证明原告嘉邦公司与被告银行九龙鼎支行存在2000万元信贷业务，原告嘉邦公司在2015年承兑信贷业务中，没有出现任何违约行为，并且在2016年3月22日将2000万元信贷款项全部还清，符合续贷条件的事实。证据4、2016年4月14日综合授信合同1份及登记申请表1张。证明经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信贷审查，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4月14日续签“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给予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人民币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等一种或者多种金融业务，期限一年，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应当赔偿对方损失等内容的事实。证据5、2016年8月16日要求履行合同通知书及邮单回执1份。证明因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迟迟不向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履行授信业务，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多次催促未果，于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发出催告函，要求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8月31日前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不答复不履约，已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证据6、2016年11月1日九龙鼎支行“通知书”1份。证据7、2016年11月3日回复函及邮政回执各1份。证据8、2016年5月16日豫政办（2016）55号文1份。证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向法院起诉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为推卸责任向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发出“通知书”，虚构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具有发放贷款条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其通知理由不能成立的事实。证据9、九龙鼎支行营业执照1份。证据10、洛阳银行营业执照1份。证明被告洛阳银行系九龙鼎支行的管理行，应当对九龙鼎支行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证据11、短信截屏照片5张（内容是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张某某行长、闫哲行长就本案合同的履行问题，进行沟通的对话）。证明综合授信合同以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原件均在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处，经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多次催要，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才将上述合同退回，可以证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申请调证具有理由，同时也证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交了所有手续，但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未按合同履行放贷或授信的义务，所以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所称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未提出贷款授信的申请与事实不符；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明确表示办理抵押登记的费用可以报销，所以该笔费用应由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进行承担；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已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发送并寄出了要求履行合同的通知，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已收到，但拒不履行合同。经质证，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对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提交的证据1-10真实性、证明方向均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意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证明内容，可以印证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和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在签订授信合同时已经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出具了各项贷款手续，且相关手续均在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处保存由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根据贷款流程来予以办理具体的手续，原件经原告洛阳融增公司要求才予返还。经质证，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对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提交的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和本案所诉争的综合授信合同没有关联性，因为本案诉争的综合授信合同期间是2016年4月14日至2017年4月13日，对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所主张的按期偿还前次信贷业务并不构成续贷的必然条件，续贷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综合授信合同仅适用于双方办理抵质押合同（见合同11.4条款）；综合授信合同是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2016年4月14日起至2017年4月13日期间可以申请使用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的信用额度，用于办理贷款、承兑汇票等业务；综合授信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的业务种类、贷款利率、放款时间、还款时间、票据金额、保证金、收款人等条款；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了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申请使用授信额度时应当提交书面申请，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有权利决定是否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签订具体业务合同；综合授信合同没有约定具体违约责任。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收到通知时间是2016年8月17日，但是该通知不是综合授信合同中约定的书面申请。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该通知是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认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再符合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要求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该回复函并不是对综合授信合同履行的信函，是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起诉后的一个意见。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文件和本案综合授信合同没有关联性，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在做信贷业务时，是依据《合同法》及人民银行相关政策依据自主决定提供信贷业务。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个证据恰恰证明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是领有营业执照和金融机构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其他组织的条件。对证据10真实性、证明方向均无异议。对证据11短信截屏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所申请调取的为前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资料，与本案涉及的业务没有关联性，合议庭不予准许是依法处理；对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发出的要求履行合同通知书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也确已收到，但该履行通知书不符合综合授信合同中关于对具体信贷业务履行的程序，而该履行合同通知书中没有明确信贷业务的种类和金额；办理抵押登记的费用在本案诉争前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确实答应给他报销，但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并未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交登记的票据；短信截屏内容显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仅是对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要求复印，由此只能证明双方签订了该两份合同，并不存在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所说的其他相关材料，如果双方签订有其他合同或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提交有书面申请，应在该短信内容中一并显示，但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并未要求复印其他合同或者书面申请，因此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所说的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保存所有的信贷资料并不属实。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证据1、2016年1月27日土地评估报告2份。证明为了保证原告洛阳嘉邦公司能够在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连续办理2000万元信贷业务，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就本公司名下两块土地使用权价值委托评估，经洛阳豫方不动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评估，两块土地的使用权价值分别为241726409元和45904284元。证据2、2016年4月14日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物清单1份。证据3、2016年4月18日土地他项权证2份。证明2016年4月14日为保证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2000万元信贷债权的实现，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与原告洛阳融增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以抵押物清单所列两块土地的使用权价值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信贷债务设定抵押，合同约定如任何一方不履行约定义务，应当赔偿对方损失并支付抵押担保金额20%作为违约金等内容。4月18日，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就抵押土地已办理了抵押权登记，取得他项权利的事实。证据4、2016年8月16日要求履行合同通知书1份。证据5、2016年11月1日九龙鼎支行“通知书”1份。证明因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迟迟不向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履行授信业务，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发出催告函，要求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履行合同，但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仍不履约，并于2016年11月1日虚构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符合发放贷款条件为由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单方毁约已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证据6、2016年1月28日收据（评估费10万元）1张。证据7、2016年4月6日非税收入票据（土地权属调查费2310元）1张。证据8、2016年4月14日现金缴款单（抵押费2万元）1张。证明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为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办理担保手续，实际支出各项费用为122310元，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应予赔偿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对原告洛阳融增公司提交的证据1-8真实性、证明方向均无异议。经质证，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对原告洛阳融增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该评估报告的时间是2016年1月27日，在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与其他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登记时所使用的，并不是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抵押合同所作的评估，因为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抵押合同时间是2016年4月14日；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该最高额抵押合同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是指履行抵押合同中间的权利义务，并不是对综合授信合同的违约约定；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作为抵押权人实际上是第四顺位抵押权，在双方签订抵押合同时原告洛阳融增公司隐瞒了该抵押物的抵押权顺序，也隐瞒了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的金额，在抵押合同登记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对国土局查询得知该抵押物前三位抵押权人分别是浦发银行洛阳分行、洛阳华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西工农信社抵押金额共计7500万元；对证据4真实在无异议，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一个收据，不是法定票据，同时收据的时间是2016年1月28日，与本案抵押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没有提供抵押登记费的相关票据，因此与本案的抵押登记也没有关联性。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证据1、2016年4月14日综合授信合同一份。证明综合授信合同仅适用双方办理抵、质押登记手续，双方仅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综合授信合同是指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2016年4月14日起至2017年4月13日期间可以申请使用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的信用额度，用于办理贷款、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开立信用证等业务；综合授信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的业务种类、贷款利率、放款时间、还款时间、票据金额、保证金、收款人等条款；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了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申请使用额度时，应书面申请，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有权利依据信贷审批程序决定是否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签订具体业务合同；没有约定具体违约责任。证据2、2016年4月14日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证明抵押权是从权利，应与主债权同时存在，双方没有签订具体业务合同，主债权不存在，不影响物权的使用；抵押是第四顺位，第一、二、三抵押权人分别是浦发银行洛阳分行、洛阳华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西工农信社，抵押金额7500万元。证据3、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空白合同2份。证明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具体业务合同主要是指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合同，而双方并未签订；具体业务合同中约定有具体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证据4、原告洛阳嘉邦公司2016年3月18日、2016年7月4日征信报告2份。证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综合授信合同签订前后，增加贷款1970万元。证据5、洛阳市增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4月7日、2016年7月4日征信报告2份。证明增凯公司在综合授信合同签订前后，有1.6亿贷款列为银行关注类贷款。证据6、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证明工商管理局在2016年4月20日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上述第四、五、六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前后，经营状况、信贷状况发生很大变化，还贷能力下降，贷款风险加大，严重影响了双方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证据7、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和增凯公司的工商信息查询报告2份。证明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和增凯公司是两家高度关联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杨钦武，具有公司法人人格混同。经质证，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对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根据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提供的证据，该份合同应该为一个续签的合同，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应当按照之前的交易习惯和惯例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办理信贷业务；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合同是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办理2016年综合授信合同时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要求为其提供债券抵押担保之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按照其要求为其办理的，而且抵押物的价值完全足够保障债权的实现，但之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未履行综合授信合同，应构成违约；证据3因其是一份空白合同，不具有真实性的基础，证明方向也有异议，是其违约未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同时按照之前的惯例，该责任应由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承担；对证据4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予认可，因其是单方出具，真实性有异议；证据5是单方出具，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6是单方出具，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偿贷能力的下降；证据7是单方出具，无法核实真实性。经质证，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对被告洛阳银行、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对证据3-7真实性、证明方向均有异议。综合授信合同是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发放贷款的基础，只有对贷款户进行了综合信用评价之后银行才会给予下一步的贷款、承兑汇票等业务的开展，因此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所说综合授信合同不具有履行性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授信合同中约定有违约条款，该违约条款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在银行违约时应当适用。同时，由于银行在信贷业务中具有主导地位，给予什么样的信贷业务是由银行来决定，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能决定银行可以给予什么样的信贷业务，因此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所说信用额度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没有申请具体的业务类型，理由也不能成立，由于银行掌握了所有的信贷资料，关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贷款申请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应当由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供相应证据或有法院予以调取；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基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贷款需要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评估，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是明知的，双方所签的抵押合同中抵押清单明确了两块土地以及它的使用价值，与原告洛阳融增公司的评估报告完全一致，且进行了抵押权登记，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对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前面的抵押是明知并认可的，因原告洛阳融增公司的土地评估价值是土地价值将近3亿元，完全能够涵盖了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2000万元债权，因此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才同意进行土地抵押，不存在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所说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存在欺诈、隐瞒的情况，由于抵押合同的违约条款独立存在，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在根本违约时应当按照抵押合同承担违约责任；证据3不具有证明内容，也不能证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没有违约；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第一份报告是2016年3月18日，理由是贷后管理，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所签的综合授信合同是2016年4月14日，如果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具备授信条件，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完全可以不签订授信合同，因此这个信用报告虚假，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第二份报告是2016年7月4日，理由是贷前审查，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提出了履约的通知，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没有告知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存在信用下降，或者存在潜在风险的情况，因此这份报告也不存在真实性，该两份信用报告系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自行制作，未加章，信息来源不清楚，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5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增凯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其授信情况的变化与本案的两份合同无任何关联，且该两份报告系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6不认可，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所说原告洛阳融增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代理人刚查询过，不存在这些情况，是否经营异常因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已提供足额的物的担保，对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债权不会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对证据7不认可，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和增凯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股东不同，注册地不同，经营项目不同，不能因为两者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就主观臆断两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关联。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所说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应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4日，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了一份《综合授信合同》。该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乙方（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给予甲方（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的授信包括下列一种或多种业务种类：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开立信用证、开立担保函或变更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其他业务种类；乙方同意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甲方的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0000000元；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4月日起至2017年4月日止）；甲方在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时，书面申请应载明拟使用授信类别、期限、金额等；乙方经审查认为符合其授信条件及本合同约定的，与甲方签订具体业务合同或经乙方认可的其他法律性文件；抵押人为洛阳融增公司；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及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所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等内容。同日，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贷款以其土地作为抵押，并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原告洛阳融增公司支出土地权属调查费2310元和抵押费20000元。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认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符合发放贷款条件，未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签订具体业务合同。为此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持状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办理信贷业务提供其公司名下二块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报告，该两份土地估价报告系洛阳豫方不动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出具的洛豫方[2016]（估）字第002号、003号。洛豫方[2016]（估）字第002号估价报告是对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位于洛阳市老城区苗北村经六路西侧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洛市国用（2011）第02001347号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价值贰亿肆仟壹佰柒拾贰万陆仟肆佰零玖元整。洛豫方[2016]（估）字第003号估价报告是对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位于洛阳市老城区苗北村经六路西侧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洛市国用（2011）第02001348号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价值肆仟伍佰玖拾万零肆仟贰佰捌拾肆元整。2016年1月28日，原告洛阳融增公司支付评估费100000元。庭审中，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辩称，原告洛阳融增公司虽告知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其上述土地已抵押的事实，但是对土地的抵押次数和已设定的抵押债权金额没有明确告知，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诉至法院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去洛阳市土地管理局查询，得知原告洛阳融增公司该宗土地的抵押登记情况，且上述土地分别在2015年7月31日抵押给浦发银行洛阳分行，2016年1月29日抵押给洛阳华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6年4月6日抵押给西工区农信社，2016年4月18日抵押给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在庭后未就上述土地抵押核实情况予以回复。本院认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分别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现原告洛阳嘉邦公司要求解除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原告洛阳融增公司要求解除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亦表示同意解除，故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要求被告洛阳银行与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六）项“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规定，故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要求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因未如约履行双方已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赔偿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违约金和损失共计5122310元，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承担起诉后至付款期间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其中原告洛阳嘉邦公司要求赔偿损失1000000元，原告洛阳融增公司要求赔偿直接损失122310元、违约金4000000元）。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是银行与客户之间就未来一定期限内客户特定业务开展的融资事宜达成的预约合同，基于该合同，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对将来订立具体的业务合同具有期待权。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认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符合发放贷款条件，未与原告洛阳嘉帮公司订立具体的业务合同，因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不符合发放贷款的条件，且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为原告洛阳嘉邦公司将来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签订具体业务合同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故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损害了原告洛阳嘉邦公司、洛阳融增公司的信赖利益，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原告洛阳嘉邦公司主张损失1000000元（计算标准为20000000元×年利率6%÷12个月×8个月×1.5=1200000元），因没有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主张的土地权属调查费2310元和抵押费20000元，合计22310元，系原告洛阳融增公司实际支出的费用，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主张的土地评估费100000元，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评估系应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的要求所作，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洛阳融增公司主张的违约金4000000元（20000000元×20%=4000000元）,因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违反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故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洛阳嘉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解除原告洛阳融增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鼎支行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三、被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鼎支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洛阳融增置业有限公司土地调查费2310元和抵押费20000元，合计22310元；四、驳回原告洛阳嘉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洛阳融增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656元，由原告洛阳嘉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洛阳融增置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7296元，被告洛阳银行九龙鼎支行负担3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袁玲玲审 判 员  常跃华人民陪审员  刘彩琴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