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4民终6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军伟，男，197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辽宁中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振银河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临江路东段**号装饰城**号楼。
法定代表人：郑亚兴，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昭日，女，1973年6月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轲宇，辽宁煤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涛，男，197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轲宇，辽宁煤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军伟因与被上诉人中振银河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振公司）、柳昭日、王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7）辽0411民初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军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被上诉人中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波，被上诉人柳昭日、王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轲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军伟上诉请求：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为胡军伟对第一项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反担保保证合同》依法尚未签订完毕，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该合同是由中振公司出具的格式合同，在合同首页当事人栏和尾页签字栏均预先注明乙方为胡军伟、于晓丹，二人属于夫妻关系，这表明中振公司设定乙方是两个人共同构成，缺一不可。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合同只有胡军伟签字，于晓丹没有签字，属于乙方未完成签字，合同效力待定。二、《反担保保证合同》名为“反担保合同”，内容不是反担保内容。最高法院明确要求，合同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以内容确定合同性质。该合同从内容上看，保证方式、范围、期间主要条款均不是法律规定的反担保内容。三、主债务人提供的抵押物价值2900余万元，本案标的仅100万元，中振公司放弃了担保物权，胡军伟依法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合同中贷款人就是银行，一审法院认定贷款人是中振公司违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四、《反担保保证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属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没有约定的情形，原审判决对该条的理解是错误的。主体约定不明确，保证人向贷款人（银行）承担保证责任而不是向借款合同的保证人承担反担保责任。该约定不是对担保债权实现顺序的约定，无法推导出中振公司对此债权担保实现顺序享有选择权。
中振公司二审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一、中振公司与胡军伟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是合法有效合同。于晓丹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中振公司也未向于晓丹主张权利，胡军伟在该合同上签字即应依合同约定履行保证义务，胡军伟认为该合同效力待定于法有悖。二、《反担保保证合同》首部的论述已阐明“为确保中振公司为借款人（柳昭日）提供信用担保权益得到保障，胡军伟愿意向中振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为自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9日，在等值人民币400万元的额度内，主合同项下中振公司为借款人提供的信用担保贷款”，因此合同的主体债权人为中振公司，保证人为胡军伟，内容为胡军伟在400万元的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反担保保证合同第二条“无论贷款人是否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保证人均同意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五款的约定，中振公司虽然有柳昭日、王涛用房产抵押的情形，但胡军伟也不减轻或免除连带保证责任。中振公司代偿后按约定可以直接向胡军伟追要。四、合同第四条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借款全部到期后二年，符合连带保证责任的规定期间。
柳昭日、王涛二审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同意还款但是没有还款能力。
中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柳昭日、王涛、胡军伟立即偿还中振公司代偿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11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9日，中振公司及柳昭日、王涛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以下简称东洲支行）签订一份《个人保证借款合同》，柳昭日向东洲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160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9日，月利率7.0001‰，借款用途为偿还借款。中振公司及案外人辽宁巨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王涛作为借款人柳昭日配偶在该合同上签字。同日，中振公司及案外人辽宁巨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柳昭日、王涛签订一份《反担保抵押合同》，主要约定：柳昭日、王涛向中振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抵押担保范围：依据主合同中振公司代偿的全部债务（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代偿资金占用费，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后次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浮动50%计算。柳昭日用其名下坐落在顺城区银河湾小区E#楼2400平方米房产做抵押担保、王涛用其名下坐落在顺城区将军北街344.93平方米房产（抚房售证第XK2011269-1号）做抵押担保，但上述房产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
2014年12月9日，中振公司与胡军伟签订一份《反担保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为确保中振公司为借款人（柳昭日）提供信用担保权益得到保障，胡军伟愿意向中振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为自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9日，在等值人民币400万元的额度内，主合同项下中振公司为借款人提供的信用担保贷款；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借款全部到期之日后两年。中振公司及胡军伟在该合同上签字、盖章确认。另，该《反担保保证合同》注明的“乙方”处为打印字“胡军伟、于晓丹”，于晓丹未在该合同上签字。
柳昭日没有按期向贷款银行（东洲支行）交纳借款本息，2015年12月28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抚中民初字第000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振公司对柳昭日、王涛应偿还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的借款本金1600万元及利息按照四分之一担保份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11月1日，中振公司为柳昭日向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代偿本金100万元。庭审中，柳昭日、王涛、胡军伟对中振公司的代偿事实没有异议，柳昭日、王涛同意中振公司诉求，胡军伟不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中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个人保证借款合同》、《联合担保协议》、（2015）抚中民初字第00044号《民事判决书》、《反担保抵押合同》、《抵押物清单》、《反担保抵押承诺书》、《反担保保证合同》、《抚顺银行客户回单》、《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核实，一审法院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中振公司与柳昭日、王涛、胡军伟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及《反担保保证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柳昭日作为借款人未按期及时向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偿还借款本息，导致由中振公司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由中振公司为其向银行代偿了本金100万元，中振公司依法获得了对柳昭日的追偿权利，柳昭日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因中振公司与柳昭日、王涛在《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约定“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后次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浮动50%计算”，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王涛在柳昭日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的《个人保证借款合同》中以柳昭日配偶身份签字确认，在庭审中亦认可中振公司的诉求，故王涛基于与柳昭日的夫妻关系，应与柳昭日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为：胡军伟是否承担反担保的连带保证责任。1、2014年12月9日中振公司与胡军伟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中尽管“乙方”处为打印字“胡军伟、于晓丹”，但于晓丹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中振公司也未向于晓丹主张权利，故胡军伟在该合同上的签字行为应视为中振公司与胡军伟之间订立的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中振公司及胡军伟具有合同效力，双方应依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胡军伟认为该合同效力待定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该份《反担保保证合同》中首部的论述中已阐明“为确保中振公司为借款人（柳昭日）提供信用担保权益得到保障，胡军伟愿意向中振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为自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9日，在等值人民币400万元的额度内，主合同项下中振公司为借款人提供的信用担保贷款”，基于该《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签订主体是中振公司与胡军伟，依据合同条款的通常理解，能够确认胡军伟提供反担保保证的事实，对胡军伟认为该合同“名为反担保合同、实为借款合同的担保合同”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胡军伟辩称“中振公司没有主张债务人抵押物的抵押权、胡军伟不应当承担本案的反担保责任”一节，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柳昭日、王涛以各自名下的坐落在顺城区银河湾小区E#楼2400平方米房产、坐落在顺城区将军北街344.93平方米房产（抚房售证第XK2011269-1号）做抵押担保，虽上述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但不影响中振公司与柳昭日、王涛之间抵押合同的效力，因中振公司与胡军伟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第二条保证方式一节中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借款人未能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时，无论贷款人是否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保证人均同意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中振公司主张该《反担保保证合同》系其使用银行与其签订《担保保证合同》文本样式，故《反担保保证合同》中第二条：无论“贷款人”是否对“主合同项下……”的表述虽不妥，但按合同内容，该合同制约的是合同相对人而非案外人，从合同内容能够看出“贷款人”指的就是本案中振公司，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合同条款已明确约定了还款责任，故胡军伟“不应当承担本案的反担保责任”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该《反担保保证合同》系中振公司与被告胡军伟自愿签订，对其双方具有拘束力，通过对该条款的通常理解，能够得出“无论中振公司对柳昭日、王涛是否拥有其他担保，胡军伟均同意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结论，故中振公司与胡军伟应按约定实现担保物权，即胡军伟对柳昭日、王涛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柳昭日、王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振公司银行代偿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二、胡军伟对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中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缓交），由柳昭日负担。
二审期间，胡军伟提交政府批件，用以证明第一个抵押物是政府同意建的。中振公司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用于抵押的建筑物是违法建筑。柳昭日、王涛的质证意见：抵押物应具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证的情况下才能够抵押，仅有政府批件不能设立抵押。中振公司提交《融资担保委托合同》，用以证明胡军伟与中振公司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中所述的主合同是这份合同，胡军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军伟质证意见：该合同与胡军伟没有关系，胡军伟不是合同当事人。柳昭日、王涛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具体内容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胡军伟提交的政府批件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中振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柳昭日、王涛对其真实性也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胡军伟是否应承担反担保的连带保证责任。《反担保保证合同》中有中振公司与胡军伟的签字，则合同已经成立，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双方应依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案外人于晓丹未在该合同上签字，则其不受该合同约束，中振公司也未向于晓丹主张权利，胡军伟上诉主张因于晓丹未签字而导致合同效力待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反担保保证合同》首部明确记载，为确保中振公司为借款人（柳昭日）提供信用担保权益得到保障，胡军伟愿意向中振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且胡军伟二审庭审时陈述双方签订合同时是反担保意图，胡军伟当时签这个合同是为了给中振公司提供反担保。根据合同内容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确认胡军伟提供反担保保证的事实存在并无不当。结合合同的内容、签订的主体，对《反担保保证合同》中第二条：无论“贷款人”是否对“主合同项下……”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能够得出“贷款人”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中振公司，且中振公司对合同第二条的表述也作出了合理解释，该《反担保保证合同》系其使用银行与其签订《担保保证合同》文本样式，故本院对胡军伟关于合同内容不是反担保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胡军伟主张中振公司放弃担保物权、其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中振公司与柳昭日、王涛虽然签订了《反担保抵押合同》，但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根据法律规定抵押权并未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是关于人保和物保并存情形下担保权实现规则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且根据《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约定，无论中振公司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胡军伟均同意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故胡军伟的该项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振公司为柳昭日向银行代偿本金100万元而取得追偿权，柳昭日、王涛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因中振公司与柳昭日、王涛在《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约定“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后次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浮动50%计算”，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判令柳昭日、王涛给付中振公司银行代偿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并无不妥，且柳昭日、王涛对一审判决也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一项判项予以维持。胡军伟未在《反担保抵押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约定的代偿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式对胡军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中振公司提交的合同对胡军伟应承担的代偿款利息利率数额没有明确约定，鉴于中振公司代偿后的损失主要是利息部分，故胡军伟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范围为代偿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胡军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7）辽0411民初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7）辽0411民初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胡军伟在代偿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范围内对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中振银河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胡军伟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缓交），由柳昭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胡军伟已预交），由胡军伟负担13000元，由中振银河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树魁
审判员 梁馨月
审判员 郭 爽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杨 茜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