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46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美英，女，195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秋喜（系姚美英丈夫），住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昊，男，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洲，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鸳，女，197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文，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美英、吴昊因与被上诉人张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3民初4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美英、吴昊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张鸳和吴昊从未委托姚美英到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处进行投资，也从未给过姚美英委托投资款，姚美英在涉案银行处的投资款均由其本人所有，故相关的股份和红利均与张鸳和吴昊无关。若张鸳的主张要成立，其就应当证明其曾给过姚美英8万元，并与姚美英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但根据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上述事实。首先，张鸳与姚美英之间的录音形成于2015年，当时张鸳与吴昊尚未离婚，姚美英为让吴昊一家生活宽裕，曾口头表示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赠与吴昊一家，鉴于此背景，才有了上述录音内容。但姚美英的上述表示仅是口头说说，并未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后张鸳与吴昊离婚，姚美英就不再打算将相关股权赠与张鸳。其次，张新春、过飞英、张义龙三人出具的证明显属伪证，因为张新春和过飞英的证明内容完全一致，不可能是在两人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形成。且张新春和过飞英在出庭作证时当庭承认他们既未亲眼看见张鸳给了姚美英8万元，也未亲耳听见张鸳与姚美英之间谈了一个股权代持协议，故此二人并不具备证人资格，其证言不具有可信性。至于张义龙，其本身就是张鸳的父亲，与张鸳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明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再次，张鸳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企业章程，申请法院调取的明细对账单等证据均表明涉案股权是由姚美英本人投资，而非张鸳委托姚美英投资的事实。最后，姚美英提供的涉案银行出具的现金收款单，进一步证明了涉案股权是由姚美英自己投资的事实。因为该现金收款单显示姚美英交纳完毕该笔投资款的时间2004年3月25日，而张鸳诉称其最早是在2004年12月才委托姚美英去涉案银行投资了6万元，并于2010年10月又去投资了2万元，故可以证明该现金收款单上记载的投资款绝无可能是张鸳委托姚美英去投资的。再结合涉案银行出具的投资明细单，其显示的姚美英投资时间、金额与张鸳主张的委托投资时间、金额完全不一致，足以证明张鸳所诉虚假。但一审却违反证据规则，肆意采信张鸳提供的证据，致使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因张鸳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而姚美英已提供了具有极强公信力和证明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应驳回张鸳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鸳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客观公正。二、张鸳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待证事实，特别是张鸳与姚美英之间的录音，足以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尤其是在委托投资和投资金额方面，录音中均有明确体现。三、因张鸳与姚美英曾系婆媳关系，故而在实际投资时间和股份记载时间上有时间间隔，但应属合理。四、一审对本案开庭审理了四次，姚美英一直处于回避状态，其代理人已认可了录音的真实性，一审据此判断事实当属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姚美英名下的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持股的91×××00股为张鸳所有；2.判令姚美英支付张鸳自2005年起至2017年止每年的股份红利共计94376元；3.判令姚美英协助张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所有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鸳与吴昊原系夫妻，二人于2003年11月27日结婚，于2016年7月23日由该院调解离婚。姚美英系吴昊之母，即姚美英与张鸳原系婆媳关系。姚美英系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的退休职工。2005年，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设立，并向社会公募入股人，由入股人以货币资金方式认购该行股份。姚美英作为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退休职工也有资格入股。2005年2月24日，姚美英在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开立股金账户，户名为姚美英，账号为10×××28，并认购资格股20000股，为1元／股，花费20000元。2007年12月11日，姚美英在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认购投资股70000股，为1元／股，花费70000元。2011年2月22日，姚美英股金账户又扩股30×××00股，为2元／股，花费60000元。2014年6月10日，姚美英股金账户获得由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以每10股送3股方式配送的配股即12×××00股的30%计36000股。至起诉日止，姚美英股金账户余额为15×××00股。姚美英在缴付资格股和投资股的资金中其中有60000元为张鸳与吴昊所投入，即张鸳与吴昊在资格股和投资股中享有60000股；2011年2月22日增股的资金中有20000元为张鸳与吴昊所投入，该时间段为2元／股，即张鸳与吴昊在该次增股中享有10000股；以上合计张鸳与吴昊在姚美英的股金账户中于2014年6月10日配股前享有的股份为70000股，以该次配股每10股送3股的比例，张鸳与吴昊享有的配股为21000股。姚美英的股金账户2013年-2017年获得的股金红利分别为：2013年4月16日入账18000元、2014年6月10日入账18000元、2015年6月11日入账18720元、2016年4月21日入账15600元、2017年4月6日入账156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鸳、姚美英以及吴昊就以姚美英为户名在浙江嵊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之所有权归属如何确认的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股金红利如何分配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即本案之争议为事关股权的权属确认纠纷。据此，该院认为，在立案时将本案案由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有所不当，应予纠正，根据本案实际，本案案由应定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为妥。有鉴于此，该院对前述争议焦点分述如下：关于争议股金所有权的确认问题。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该院可以确认姚美英为户名的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股金账户，张鸳以及吴昊先后共有80000元的注资，其中认购资格股和投资股时为60000元，计60000股，增股时为20000元，计10000股。即张鸳与吴昊在姚美英股金账户资格股、投资股、扩股各个时期累计享有70000股；另2014年6月10日配股时，张鸳与吴昊按照70000股为基数以10股送3股的方式配送又享有21000股，至此，该院认定姚美英股金账户中张鸳与吴昊享有股金91×××00股。张鸳诉请要求确认的股份数额91×××00股计算正确，该院予以认可。鉴于张鸳对其关于张鸳与吴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实现AA制的诉称，仅有陈述，无法举证证明，对张鸳该项诉称，该院不予采信，且张鸳与吴昊在姚美英股金账户数次增持股份的时间点均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张鸳诉请所及的姚美英股金账户其中91×××00股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为张鸳与吴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共同财产，应以各半分割的原则在张鸳与吴昊之间分配。综上，该院确认姚美英股金账户中有45×××00股为张鸳享有，有45×××00股为吴昊享有。对张鸳第一项诉请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至于张鸳要求姚美英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所有手续的诉请，其实质是张鸳欲以成为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记名股东，此项内容涉及募集股份企业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该企业旗下其他股东的民事权益，严格来说属于公司法的调整范围，与本案所有权确认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张鸳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金红利的分配问题。该院认为，对股金红利的分配原则上应按照姚美英股金账户各阶段股份增加变动的情况以及张鸳与吴昊在股份余额变动的各个时期所享有的份额等因素进行计算。由此，该院对自2013年开始历年所获红利的分配计算如下：2013年4月16日红利为18000元，该时间段姚美英股金账户余额为12×××00股，张鸳与吴昊共享70000股，即张鸳与吴昊享有该批次股金红利为（70000股÷12×××00股）×18000元＝10440元；2014年6月10日红利为18000元，发放红利的时间日恰好为最后一次配股的同日，即该批次张鸳与吴昊享有的股金红利亦为（70000股÷12×××00股）×18000元＝10440元；2015年6月11日红利为18720元，该时间段姚美英股金账户为15×××00股，其中张鸳与吴昊共享91×××00股，即该批次张鸳与吴昊享有股金红利为（91×××00股÷15×××00股）×18720元＝10857.60元；2016年4月21日红利为15600元、2017年4月6日红利为15600元，张鸳与吴昊享有的股金红利均为（91×××00股÷15×××00股）×15600元＝9048元，以上合计张鸳与吴昊在2013年-2017年所获红利中，可共享的股金红利为49833.60元。张鸳与吴昊各占一半份额即24916.80元。由于股金红利已为姚美英收取，故姚美英应返还张鸳股金红利24916.80元，对张鸳要求姚美英返还股金红利过高部分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姚美英名下在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金账户余额中有45×××00股为张鸳所有。二、姚美英返还张鸳股金红利24916.80元，款限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张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8元，减半收取计2004元，由张鸳负担804元，姚美英负担1200元。
二审中，两上诉人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出具给姚美英的查询回复函一份，证明张鸳陈述其委托姚美英去银行投资的理由是虚假的事实。
2.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出具给姚美英的查询回复函及银行账户查询明细一份，证明姚美英于2005年2月24日取得的股权本金实际已在2004年3月25日缴清，本案被上诉人张鸳最早的主张委托投资的时间是2004年12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姚美英的资格股由张鸳委托投资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意见称，该两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委托投资时间与实际投资时间没有关系，姚美英一直欺瞒张鸳说只有职工才能向银行投资，对此张鸳一直在主张权利，才形成了录音资料。
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分析认为，该两组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无法达到两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上诉人姚美英名下股金帐户余额中的45×××00股是否由被上诉人张鸳所有。首先，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从未委托姚美英到原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处进行投资，也从未给过姚美英委托投资款，但该主张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资料中所反映的内容不符。两上诉人对于录音的形成原因及背景所作的辩称不应视为已对录音资料涉及的内容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与录音资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虽主张其于2005年2月24日交纳的资格股认购款20000元实际交纳时间为2004年3月，但结合录音资料中姚美英明确表示“我们只有两万的，我们是2004年”以及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两次增资扩股时间，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仅能证明其于2004年以个人名义投入20000元股权认购款的事实，并不能以此否认被上诉人主张于2004年12月、2010年10月分别交付给上诉人姚美英60000元、20000元并由姚美英此后将该两笔款项作为股金投资款缴入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的事实，亦不足以否定录音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再次，两上诉人关于吴昊与张鸳的离婚纠纷一案中并未涉及本案所涉债权债务的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两上诉人主张涉案权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姚美英名下股金帐户余额中的45×××00股由被上诉人张鸳所有并确认姚美英应当返还给张鸳的股金红利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560元，由上诉人姚美英、吴昊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志
审判员 陈伟明
审判员 季璐璐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