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苏民申15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从清，男，1966年4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华丰城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美饰街63号。负责人：李小东，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传芳，男，该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煜，该行职员。一审被告：谈凤泉，男，1959年9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一审被告：倪万寿，男，1959年6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一审被告：刘玉军，男，1960年4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一审被告：孙东英，女，1960年2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再审申请人杨从清因与被申请人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金桥支行）、一审被告谈凤泉、倪万寿、刘玉军、孙东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民终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从清申请再审称：1.根据合同约定,以各方完成签章为生效条件,合同签章处载明“签名加指模”，即：保证人完成签名、按指纹两个动作，才算签章完成。申请人的签章未完成,生效条件未成就,合同未生效。2.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主合同应认定无效。案涉借款的借款人贷款人在订立合同前已合议将取得借款用于谈凤泉经营。该约定用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相抵触，主合同应属无效。（2）案涉合同为借贷双方相互串通，隐瞒借款用途，应认定主合同无效。3.案涉合同中农商行金桥支行承诺，由其与借款人谈凤泉在借款借据中约定还款方式，再以此依据合同第9条确定保证期间。而农商行金桥支行未在借款借据上与借款人谈凤泉约定还款方式，致保证期间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农商行金桥支行未在法定保证期内向申请人主张权利，申请人不负保证责任。4.根据合同，借款用途在借款借据中约定，农商行金桥支行未向申请人送达借款借据，借款借据中贷款用途的“其他”不能识别具体贷款用途，因此农商行金桥支行向担保人隐瞒借款用途，担保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5.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一审法院未调查收集，致使申请人在一审时，所主张的事实缺少证据支持。6.审判长缺席，未主导庭审。二审法院内部资料表明，二审法院未组成合议庭，二审审判方式不合法。本院审查期间，杨从清向本院提交2015年9月9日，韩某与农商行金桥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一份和韩某与农商行金桥支行2015年9月11日借款借据一份以及江苏省农村信用联合社网页图片关于圆鼎易贷通卡业务介绍一份。杨从清据此主张：1.案涉借款借据中的合同号一栏所填写数字与案涉担保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不一致，而其提供的韩某与农商行金桥支行的借款借据中合同号一栏中填写的就是韩某与农商行金桥支行担保借款合同的合同号，由此证明，农商行金桥支行与谈凤泉借款借据所放款项与其所担保的借款不具有关联性。2.案涉借款借据中，谈凤泉的收款账户卡号系圆鼎易贷通卡，该卡的功能是一次授信、随用随贷、循环使用，因此不能排除案涉借款50万元存在其他授信、担保的可能，不能证明就是依据案涉杨从清所签的担保借款合同发放的贷款。针对杨从清的上述主张，农商行金桥支行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2013年9月12日王某某与农商行金桥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各一份；2.2013年9月16日倪某某与农商行金桥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各一份。以与案涉借款同时期的借款借据中的合同号一栏也未填写担保借款合同号为由，证明案涉借款同时期该银行系统并未规范填写合同号。3.农商行金桥支行信息系统截屏四份，证明谈凤泉案涉借款是依据杨从清等人担保行为发放的；4.谈凤泉案涉贷款账户开户手续和该账户查询回执单，证明谈凤泉收到农商行金桥支行发放的案涉贷款50万元及该笔贷款尚未归还的情况。杨从清对农商行金桥支行提供的证据1、2、4部分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农商行金桥支行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认为农商行金桥支行信息系统打印的材料是农商行金桥支行自己制作的，不能证明指向的贷款就是杨从清提供担保的贷款。本院认为：案涉《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杨从清主张双方约定以各方完成签章为生效条件，其并未在签章处加盖指模，签章未完成，故合同未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杨从清在案涉《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担保人栏内签字盖章，虽合同签章栏中有指模要求，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缺少指模，则合同不成立或不生效，故一、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案借款人谈凤泉具有公务员的身份，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虽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但并无法律禁止公务员向银行申请经营性贷款，且即使公务员存在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亦仅是承担行政责任，与公务员借款合同效力无关。因此，杨从清以此主张借款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杨从清根据借款借据上贷款用途为“其他”而认为农商行金桥支行与谈凤泉构成恶意串通，应认定案涉主合同无效。根据二审期间泰州银监分局出具给杨从清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2、关于借据贷款用途为其他的问题。借据中的贷款用途为其他系信贷风险管理系统与核心会计系统的差异造成的。杨从清虽主张因借款借据未向其担保人送达，借款借据中约定借款用途为“其他”，不能识别具体贷款用途，构成向担保人隐瞒借款用途。但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借贷双方刻意隐瞒贷款用途的事实，且杨从清主张借款借据应向其送达，既没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故杨从清主张农商行金桥支行未向其送达借款借据，向担保人隐瞒借款用途，担保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和本院再审申请审查期间，农商行金桥支行提交的证据证明案涉《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案涉借款已经发放至谈凤泉的账户，借款到期谈凤泉仅归还至2014年7月20日的利息，其余本息未清偿。杨从清主张其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农商行金桥支行并非依据其提供的担保向谈凤泉发放的案涉50万借款，但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杨从清这一主张不予采信。本案《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中，各方当事人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13日至2014年9月11日止。一次性还款的，保证期间为每期还款日起二年，分期偿还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借款到期日起二年。其保证期间约定明确，农商行金桥支行于2015年8月6日提起诉讼，借款人无论选择采用上述哪种还款方式，保证期限均未超过。杨从清认为案涉借款借据上没约定还款方式，主张本案合同保证期间没约定，或约定不明，农商行金桥支行于2015年8月6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保证期间，其不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二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一审期间杨从清为证明其在案涉合同所签日期不可能在合同上签字，向法院申请调取农商行金桥支行营业场所出入地及办公区的监控视频，一审法院认为既然杨从清已经申请对其签字进行鉴定，就无需再调取监控视频，如果鉴定笔迹确认不是杨从清所签，则无需承担责任，故未采纳杨从清的申请，并不构成程序违法。另根据卷宗材料反映，二审法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询问，未影响双方当事人的诉权，程序合法。综上，杨从清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从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继军审判员  罗有才审判员  周晓璐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张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