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37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家乐，男，2006年7月24日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胡义丽，女，1976年8月6日生，汉族，无业。
委托代理人嵇伏利，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丹凤街73号105室。
法定代表人袁浩明，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强，男，1970年3月27日生，汉族，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雨花分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雨花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94号1幢1F101室。
负责人李铁峰，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雨花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畅宏兴，男，1974年9月12日生，汉族，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雨花分公司员工。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朝阳，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惠聪听力技术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179号5楼F座。
法定代表人李玉梅，南京惠聪听力技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金龙，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家乐、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聪堂公司）、南京立聪堂听觉康复有限公司雨花分公司（以下简称立聪堂雨花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南京惠聪听力技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聪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2013）雨民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刘家乐、立聪堂公司、立聪堂雨花分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家乐法定代理人胡义丽及其委托代理人嵇伏利，上诉人立聪堂公司委托代理人胡朝阳、陶强，上诉人立聪堂雨花分公司委托代理人胡朝阳、畅宏兴，被上诉人惠聪公司委托代理人蔡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2月4日，刘家乐（当时1岁多）于立聪堂公司进行听力检测并配置型号为RP80-DVI助听器左右耳各1个，助听器编号为0826002454／2464（以下简称2454号、2464号），价格合计11800元。
2008年8月8日，立聪堂公司安德门验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立聪堂服务中心）对2454号助听器、12月1日对2464号助听器分别进行过保修。
2009年7月15日，立聪堂公司收取刘家乐全软耳模管维修更换费用，金额为14元（7×2个）。
7月17日，立聪堂服务中心因刘家乐配戴的2454号助听器“声音弱”进行保修，维修记录为：受话器故障、机芯故障、音量控制钮，耳背机，盒式机，机壳破旧，清洗。
10月28日，立聪堂服务中心对2454号助听器“麦克风故障”进行了保修。对2464号助听器故障确认为：机芯故障、麦克风故障、程序切换钮，其他，音量控制钮，请重新编程。
12月5日，立聪堂服务中心对2464号助听器因“电池使用寿命短”进行保修，故障确认为：检测OK，请重新编程。
12月31日，经南京市聋人学校出具的听力检测报告，刘家乐双耳听力损失为88dB。
2010年1月8日，刘家乐（当时不足4周岁）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检查所见：双侧中耳鼓室见对称性片状稍高密度影，左侧乳突气化欠佳，呈板障型，左侧乳突气房内见斑片状高密度影。
1月12日，刘家乐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就医，病历记载：左耳脓性分泌物。查体：鼓膜处黄色分泌物。
1月13日，刘家乐因两耳已配助听器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就诊，查体：两耳道干燥，耳道深部有少许结痂，鼻内无涕。
3月23日，刘家乐因左耳痛1天再次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门诊就医，初步诊断“中耳炎”，予对症治疗。
9月11日，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就医，病历记载：双耳不适半年余，有助听器配戴。查体：双耳道局部有黄绿色物附着，左耳有黑色耵聍物，诊断为“耳内异物”。
2011年3月7日，刘家乐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就医，病历记载：近5岁，1岁多用助听器。查体：双鼓膜混浊，呈绿色。
10月11日，刘家乐在浙江中医药大学耳聋康复研究所（惠耳听力）进行了耳模定做登记。
11月21日，惠聪公司向刘家乐销售软耳模1只，价格120元。
11月22日，刘家乐在南京市儿童医院行CT检查，检查所见：双侧中耳鼓室内各见一条片状致密影，大小约4×9mm，左侧乳突气房部分密度增高，两侧内听道未见明显异常。
12月2日，刘家乐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再次就医，病史同前，诉听力下降。查体：鼓膜呈绿色改变，完整。CT示双侧中耳鼓室内片状致密影。
12月26日，刘家乐因“双慢性中耳炎”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时主要症状：双耳渐进性听力下降4年；查体体征：耳道鼓膜呈淡绿色，鼓膜完整，未见穿孔。予全麻下行“左鼓室探查、鼓室肿物切除术”，术中见鼓膜完整，整个鼓室腔被绿色块状物充填，该块状物实质性、质韧、约1.5×1.5cm大小，鼓岬表面少量肉芽样组织。术中所取标本病理报告为：左鼓室异物、左鼓室炎性肉芽增生伴纤维化；2012年1月4日出院诊断为“双中耳鼓室异物、双耳重度感聋”。
2012年9月10日，刘家乐再次入院，诊断为“中耳异物（右）、极重度感觉神经性耳聋（双）、左鼓室探查及中耳异物取出术后”，查体：双鼓膜完整，右鼓膜内侧可见绿色异物影；予全麻下行“右鼓室探查术＋异物取出术”，术中取出绿色硅胶状异物一枚，于同年9月19日出院。出院疾病证明单上建议：需要行人工耳蜗植入术。
2012年10月29日，刘家乐法定代理人胡义丽向立聪堂服务中心人员询问得知：立聪堂一般使用绿色硅胶材料做耳模；因检查发现刘家乐耳道内有手术疤痕等情况当天未做耳模。
2013年7月29日，经南京东南司法鉴定所鉴定：据现有鉴定资料，被鉴定人刘家乐“双耳鼓室内异物形成”与耳模取样操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与双耳听力进一步下降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系双耳听力进一步下降的诱发及加重因素；被鉴定人刘家乐在首次耳模取样前双耳听力损失≧71dBHL构成六级伤残，在双耳异物取出术后双耳听力损失≧91dBHL构成四级伤残。
2013年9月23日，南京东南司法鉴定所就鉴定内容做出情况说明：据补充送检2009-12-31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检测报告，被鉴定人双耳听力损失为88dB，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2.5.13之规定，2009年12月31日时被鉴定人刘家乐听力损失属五级伤残。
2014年1月23日，原审法院首次开庭审理中，刘家乐主张通过安装人工耳蜗的方式改善听力损失，并主张人工耳蜗安装费用596000元（双耳），但刘家乐、立聪堂公司就人工耳蜗的配置及费用争议较大，庭后双方亦未能确定人工耳蜗的手术医院或者鉴定机构。
经原审法院与江苏省伤残人士康复协会多次联系，该协会建议考虑刘家乐应安装人工耳蜗，但目前江苏省没有统一安装人工耳蜗的技术与收费价格，无法确定该项残疾器具费的数额。
经刘家乐父母多次咨询北京、上海及江苏省各家医院，亦经原审法院多次释明要求刘家乐明确表态选择手术方式及具体医疗机构或是采取其他方式解决残疾辅助器具问题，刘家乐父母考虑到刘家乐手术风险后于2014年12月19日表示放弃安装人工耳蜗，另行主张市场上能够补偿刘家乐听力损失的新型助听器作为残疾辅助器具。
2015年1月15日，南京惠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说明经选配该公司唯听SUPER400助听器后刘家乐的右耳听力测试表明可以得到有效补偿，建议用户应双耳选配效果更佳。该助听器原价格35800元，考虑到刘家乐家庭经济困难按30430元优惠收取。
2015年1月17日，刘家乐因经济困难向原审法院申请先予执行双耳助听器首次配置费用及已发生的医疗费合计81377.03元。
2015年1月27日，原审法院向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下达先予执行裁定书，要求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三日内先予支付刘家乐右耳助听器配置费用30430元。
2月11日，立聪堂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复议，认为该案极有可能仅仅是刘家乐与复议申请人之间买卖关系纠纷，并非“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认为法院在已预见到穷尽现有司法手段，却对刘家乐所称侵权之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仍面临无法查明的窘境情况下，径直对立聪堂公司作出民事裁定书，难免有屈服于刘家乐的无理缠讼乃至司法屈从民意之嫌。
2月13日，立聪堂公司将30430元汇至原审法院。
4月21日，因刘家乐与立聪堂公司双方对刘家乐提出的新型助听器价格意见不一，原审法院向江苏省伤残人士康复协会就刘家乐目前可以适配的助听器（超级频宽加移频）的价格进行调查，目前适合刘家乐的该类助听器一般应选用高端产品，价格在三万元左右。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家乐的听力下降以致残疾程度加重与立聪堂公司、立聪堂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刘家乐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
焦点一、刘家乐的听力下降以致残疾程度加重与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审理中，刘家乐主张，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在对其进行助听器适配前的耳模取样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致使耳模取样物质贯通其耳模并遗留在内耳形成异物，导致其长期出现耳部症状就医，造成了其听力进一步下降，直至被迫手术取出内耳异物，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的损害行为与刘家乐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则认为，该案现有证据仅说明刘家乐在立聪堂购买了助听器，没有证据证明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对刘家乐进行了耳模取样，也不排除刘家乐在其他地方进行耳模取样导致损害，刘家乐不能证明本案的因果关系，应该驳回刘家乐诉请。
惠聪公司认为，该公司仅在2011年11月21日对刘家乐左耳进行耳模取样，之前刘家乐存在听力障碍，在这以后治疗是其听力障碍形成的治疗，因此与该公司耳模取样没有关联性，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查，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刘家乐自2007年12月4日（当时1岁多）即在立聪堂公司进行听力检测并配置助听器，其后又多次接受立聪堂公司对两个助听器的保修和收费维修；立聪堂公司作为助听器的销售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仅销售助听器、除了“销售”这一狭义概念之外该公司不进行任何耳道检查、耳模取样等合同随附操作；相反，刘家乐提供的录音证据表明，立聪堂公司不仅提供包括耳道检查、耳模取样等合同随附操作，而且在耳模取样的过程中使用绿色硅胶材料，与刘家乐2010年1月8日始江苏省人民医院CT检查示“双侧中耳鼓室见对称性片状稍高密度影”、南京市儿童医院病历记载“查体：鼓膜处黄色分泌物”、南京军区总医院因刘家乐左耳痛就医查体发现“两耳道干燥，耳道深部有少许结痂”、南京市第一医院查体发现“双耳道局部有黄绿色物附着”而怀疑“耳内异物”，到2011年3月7日江苏省人民医院查体发现“双鼓膜混浊，呈绿色”，直至2011年12月26日、2012年9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两次手术均确诊为“双中耳鼓室异物”的就医确诊过程反映出的绿色内耳异物高度吻合。
现有证据显示，2011年10月11日，刘家乐在浙江中医药大学耳聋康复研究所（惠耳听力）进行了耳模定做登记、同年11月21日，惠聪公司向刘家乐销售软耳模1只，为此立聪堂公司认为，刘家乐在其他地点也做过耳模，存在其他主体导致刘家乐内耳遗留绿色异物的可能性。但经过对相关医疗记录的仔细审查，原审法院认为，在惠耳听力和惠聪公司向刘家乐销售软耳模前，医疗记录（CT检查）显示刘家乐双侧中耳鼓室异物已经存在，且在2011年11月22日、12月2日刘家乐分别在南京市儿童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就医期间，除再次确认双侧中耳异物存在外，检查均显示“两侧内听道未见明显异常、鼓膜呈绿色改变，完整”，因此，证据显示惠耳听力和惠聪公司即便给刘家乐做了耳模取样，但未损伤刘家乐耳模，更未导致刘家乐内耳出现新的“中耳鼓室内片状致密影”，故可以排除惠耳听力及惠聪公司是造成刘家乐内耳异物遗留的可能性。
结合鉴定结论，原审法院综合认为，立聪堂公司作为适配助听器的商业机构，提供包括耳道检查、耳模制作、销售以及维修系列配套服务，并非其辩称仅涉及销售助听器环节，在向刘家乐提供配套服务时有保障刘家乐生命健康权的法定义务。相对于刘家乐的年龄、刘家乐父母对助听器知识的匮乏程度以及立聪堂公司的信任度，作为明知耳模取样可能造成鼓膜损害的专业助听器适配机构立聪堂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刘家乐在被查出内耳致密影之前多次且同时在其他助听器生产或者销售商、以及医疗等其他机构制作过耳模并导致异物残留，立聪堂公司亦未能证明其已向刘家乐法定代理人告知做耳模取样操作可能造成的意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相关证据判定规则，原审法院认定刘家乐的内耳异物系立聪堂公司耳模取样操作不当所致，对造成刘家乐内耳异物残留导致听力进一步下降的损害结果存在过错，立聪堂公司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刘家乐要求惠聪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证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因立聪堂雨花分公司非独立法人。因此刘家乐的上述损失应由被告立聪堂雨花分公司在其财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立聪堂对其雨花分公司不能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焦点二、刘家乐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
审理中，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对刘家乐主张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均无关联性而不予认可。经原审法院审核，扣减刘家乐2012年2月22日已在淮南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报销部分2749.18元，合并刘家乐在鉴定之前在医院的检查费用，刘家乐提交的医疗费实际数额应为15568.83元；刘家乐主张按10元／天计算住院19天营养费190元，符合刘家乐手术期间身体补充营养的需要，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刘家乐主张按20元／天计算19天住院伙食补助费380元，原审法院按照当年18元／天标准计算19天即342元。
关于护理费，刘家乐主张按手术当年40505元／年标准计算19天即2108元，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对计算方式均无异议，但认为关联性有异议，原审法院对护理费2108元数额予以认定。
关于刘家乐母亲胡义丽的误工费，因刘家乐已经主张护理费，该护理费就是因刘家乐住院手术产生的护理人员费用，两费用属于重复主张，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交通费1831元，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均对费用数额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关联性有异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交通费数额。
关于残疾赔偿金，刘家乐主张按照34346元／年计算14年，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认为刘家乐不能证明其应当适用城镇居民标准，且刘家乐听力残疾有先天性因素，不同意该计算方式。原审法院认为，刘家乐自2010年开始即长期在南京市各家医院就医治疗，可以认定为在城市居住生活超过一年，因此可以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但根据鉴定结论，刘家乐在首次耳模取样前双耳听力损失为六级伤残，在双耳异物取出术后双耳听力损失构成四级伤残，故应按六级与四级差额等级计算伤残赔偿金即34346元／年×4年=137384元。
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助听器），刘家乐原主张采用人工耳蜗费用596000元，后调整为新型助听器费用，要求按照双耳35800元／个计算至80周岁。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认为新型助听器价格过高，不同意按照刘家乐已经适配的助听器价格计算，且认为惠聪公司第三次庭审缺席行为可能系与刘家乐之间存在串通合谋，不同意按已经适配的价格计算；原审法院经与江苏省伤残人士康复协会就刘家乐目前可以适配的助听器（超级频宽加移频）价格进行调查表明，刘家乐已经适配的助听器可以基本补偿其部分生活和学习需要，对刘家乐这样的儿童而言符合普通适配标准，原审法院依法按照已实际配制的助听器单价30430元予以认定；因该新型助听器使用年限为5-6年，考虑到刘家乐年幼，日后听力可能的变化以及市场上新款助听器的技术及价格的变化，原审法院认为以暂支持10年即两耳共计4个助听器为宜，10年后刘家乐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主张，故原审法院认定残疾辅助器具费为30430元×4=121720元。因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裁定立聪堂公司先予执行30430元，应予扣减，实际残疾辅助器具费为91290元。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刘家乐主张40000元，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和惠聪公司均有异议，原审法院结合内耳异物对刘家乐自幼实际生活、学习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身体遭受巨大伤害酌定30000元。
综上所述，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刘家乐1岁多就在立聪堂公司适配助听器，至被查出双侧内耳致密影前无证据显示刘家乐曾经同时在其他机构做过耳模取样以适配被告立聪堂配置的助听器，立聪堂提出的南京市第一医院的正负压治疗与刘家乐在该治疗前后查体发现的“双耳道局部有黄绿色物附着、双鼓膜混浊呈绿色”无任何医学或者法律上的关联性，因此，立聪堂公司刻意否认自己因销售助听器对刘家乐做过耳模取样等随附操作、辩称存在其他损害主体，不符合助听器“适”配的行业习惯，原审法院对立聪堂公司的抗辩依法不予采信。刘家乐2012年9月19日方第二次手术出院、2013年7月29日方进行司法鉴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依法对立聪堂公司认为刘家乐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被告立聪堂雨花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家乐各项损失278713.83元，被告立聪堂公司对该项赔偿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驳回原告刘家乐对被告惠聪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家乐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刘家乐、立聪堂公司、立聪堂雨花分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刘家乐上诉称，1、刘家乐所使用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应按照原价，而不是打折后的价格进行计算。惠聪公司现在是考虑到刘家乐生活困难，给予其折扣，但是以后是否对其打折并不确定。2、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应一次性计算到其80周岁，不应每10年一次进行计算。3、关于残疾赔偿金数额，刘家乐虽然在遭受此次损伤前鉴定为听力六级伤残，但是其现经鉴定为四级伤残，且其原发病与本案所涉侵权损害后果无关。原审法院按照六级伤残与四级伤残之间的差额来计算残疾赔偿金是错误的，该种损害不能简单以残疾等级差来进行对比，应当按照四级伤残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原审判决中残疾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的部分，判决由立聪堂公司、立聪堂雨花分公司一次性支付残疾辅助器具费1068630元、残疾赔偿金480844元。
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上诉称，1、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立聪堂公司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现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立聪堂公司对刘家乐进行了耳模取样操作，从而导致了刘家乐耳朵有问题。即使是进行了耳模取样操作，也不能证明刘家乐的听力损伤就一定是因为耳模取样造成的。而惠聪公司恰恰存在对刘家乐耳模取样的操作行为，原审法院却对此置若罔闻。2、原审法院把刘家乐听力下降的原因完全归于耳朵异物介入，且把耳朵异物介入的损害后果都归于立聪堂公司是无法律依据的，在原审司法鉴定报告中，已经明确刘家乐耳朵异物介入与其听力下降之间是间接关系，耳朵异物介入仅为听力下降诱发及加重因素。即使立聪堂公司有侵权行为，也不应承担100%的责任。刘家乐当时本身就有先天性耳聋，其损害不完全是立聪堂公司的行为导致的。3、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原审法院确定残疾器具费用标准的依据不合法，其向残联进行调查的笔录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标准过高，应考虑到刘家乐本身有先天残疾，残疾辅助器具费用标准应掌握在伤残六级到四级之间的范围。此外，刘家乐此前配置的助听器均为经济型标准，完全可以满足其需求，原审法院按照高端助听器价格进行计算，不符合相关规定。4、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惠聪公司在刘家乐耳朵听力损伤中的侵权行为，以及由于该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刘家乐因与惠聪公司利益共同，故而放弃了对其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家乐在一审中对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刘家乐针对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存在侵权行为正确，立聪堂公司上诉意见前后矛盾，其实际上认可了鉴定报告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仅对赔偿数额有异议。2、鉴定报告明确了异物的形成是双耳听力下降的诱发和加重因素，刘家乐的原发病本身不可能导致中耳炎或听力进一步下降，故其听力下降由侵权行为引起。3、原审法院调查笔录程序合法，证实了助听器配置费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4、刘家乐与惠聪公司并非利益共同体，一审判决由立聪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故而刘家乐上诉时未将惠聪公司列为被上诉人，并非放弃诉讼请求。
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针对刘家乐的上诉答辩称，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刘家乐原本配置的就是经济型助听器，现其要求按照高标准配置助听器至八十周岁，系谋取不当得利行为。关于残疾赔偿金，刘家乐本身有听力先天残疾，无论是否有异物，其听力均会下降，故残疾赔偿金数额应与其实际受到的损害程度相适应。
惠聪公司针对刘家乐的上诉答辩称，因惠聪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刘家乐相关损失的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判决。
惠聪公司针对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惠聪公司仅对刘家乐左耳进行了耳模取样，而刘家乐耳朵里是双耳残留绿色的异物，故该异物与惠聪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定惠聪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2、根据鉴定结论，刘家乐听力下降是因耳朵内的异物造成，惠聪公司进行的是正常的耳模取样行为，不会加重听力损害。3、惠聪公司与刘家乐之间不存在利益关联，刘家乐配置的助听器系进口产品，因其家庭困难给予了优惠。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提交立聪堂公司出具的刘家乐康复指导定期回访登记表，主张刘家乐2007年12月至2010年期间存在佩戴其他机构销售的助听器的行为，故刘家乐有可能接受了其他助听器销售机构的耳模取样。经质证，刘家乐认可其因为此前在立聪堂配的助听器丢失了一个，故2010年在惠聪公司配了一个型号为“SV38”的助听器，但当时并未制作耳模。惠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立聪堂公司与刘家乐之间的事情，关于“SV38”助听器是否在惠聪公司配置并不清楚。
二审中，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高海海及鉴定人顾某、潘某甲庭。
高海海陈述，其通过查阅刘家乐的相关病历资料，认为构成刘家乐听力损害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先天性耳聋是主导因素，该病症损害程度较重，听力损害会逐渐加重，有全聋的可能。另一个听力损害的因素是中耳炎。刘家乐曾经发生过高热惊厥，会导致大脑缺氧，也可能造成听力损害。关于刘家乐耳腔异物，本案的情况不太可能是因制作耳模操作当时损伤的，如因操作不当损伤鼓膜，一般会出血，家长会发现这一情况。取耳模时有可能会留有碎屑，但认为在耳模制作过程中损伤鼓膜，缺乏依据。
经质证，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对有专门知识的人高海海的意见予以认可，认为炎症或其他器官病变也可能导致鼓膜穿孔，从而外耳道异物进入内耳。刘家乐认为有专门知识的人高海海的意见说明了异物可以导致中耳炎，而中耳炎又导致听力下降，验证了鉴定结论中的因果关系。刘家乐的原发病并不会导致中耳炎，故应系异物所致。惠聪公司对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予以认可。
鉴定人顾某、潘某乙述，耳内异物导致中耳反复发炎，炎症又导致听力下降，故鉴定意见认为“双耳鼓室内异物”与听力下降是间接因果关系。此外，听力下降是多因一果的关系，药物性耳聋、炎症外伤、周围其他器官病变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听力进一步下降，因此认为异物是导致听力损伤的间接性因素。关于因果关系的参与度，鉴定报告中没有表述。参与度是法医学学理上的一种探讨，仅为审判时的学术参考，并不是判决的依据。法医学上对于间接因果关系的参与度一半一般认为是30%左右。
经质证，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对鉴定人的证言予以认可。刘家乐认为鉴定人提到的参与度问题在鉴定意见书中并未体现，故不应当作为法院的判决依据。惠聪公司对鉴定人的证言予以认可。
以上事实有病历、医疗费发票、费用清单、交通费票据、鉴定书、户口本、录音材料、调查笔录、有专门知识的人高海海的陈述、鉴定人顾某、潘某丙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刘家乐听力下降及残疾程度加重与立聪堂公司、立聪堂雨花分公司、惠聪公司的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责任比例的大小；2、原审确定的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是否正确；3、原审法院确定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计算标准及计算年限是否恰当。
关于争议焦点1，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刘家乐自2007年12月4日即在立聪堂公司进行听力检测并配置助听器，其后又多次接受立聪堂公司对两个助听器的保修和收费维修。刘家乐在一审中提供了录音证据，证实立聪堂公司提供耳道检查、耳模取样等操作，且在耳模取样过程中使用绿色硅胶材料，该材料与刘家乐手术取出的绿色内耳异物相吻合。立聪堂公司二审庭审中亦认可，大部分人配置助听器是需要做耳模的，不做耳模的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不需要做，另一种是在其他地方做过。刘家乐根据其听力程度是需要做耳模的，但对于刘家乐是否做过耳模的书面记录现在找不到了。本院认为，刘家乐虽无直接证据证实其耳内异物系立聪堂公司在耳模取样中操作不当形成，但其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可间接证实该事实，且与立聪堂公司在二审中关于配置助听器时是否需要做耳模的陈述相印证。立聪堂公司作为配置助听器的专业机构，在认可刘家乐确属需要制作耳模的情况下，其称仅向刘家乐销售了助听器，而未制作耳模，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立聪堂现以找不到书面记录为由，主张其未向刘家乐进行耳模取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立聪堂公司应对其操作不当造成刘家乐内耳异物残留致听力进一步下降的损害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上诉称，刘家乐曾在惠聪公司做过耳模，故惠聪公司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刘家乐认可惠聪公司仅于2011年11月向其销售软耳模一只，在此之前的医疗记录已经显示刘家乐双侧中耳鼓室异物已经存在，且后续医疗记录亦证实刘家乐“两侧内听道未见明显异常”，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可以排除惠聪公司造成刘家乐内耳异物遗留的可能性，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应由惠聪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责任比例问题，鉴定意见认为刘家乐“双耳鼓室内异物”与双耳听力进一步下降存在间接因果关系，鉴定人亦到庭说明了该间接因果关系具体为“双耳鼓室内异物”导致中耳炎，中耳炎导致了听力进一步下降。刘家乐虽患有先天性耳聋病症，但关于该疾病是否导致了本案中的听力进一步下降，鉴定意见并未予以明确，故原审法院依据该鉴定意见，认为刘家乐听力进一步下降系因耳模取样操作不当引起，确定由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鉴定人在二审庭审中虽陈述“间接因果关系”在法医学理论上一般认为参与度为30%，但其亦表示该参与度仅为学术上的参考，并非判决依据，且原审法院在计算刘家乐的残疾赔偿金时亦已考虑到了其原发疾病导致的残疾程度，并已进行扣减，故上诉人关于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鉴定意见，刘家乐在首次耳模取样前双耳听力损失为六级残疾，在双耳异物取出术后双耳听力损失为四级残疾。可见，刘家乐因患有先天性耳聋，其在首次耳模取样前即存在听力损失的情况，原审法院确认“双耳鼓室内异物”所造成的听力“进一步下降”程度为六级残疾与四级残疾间的等级差，并按照该差额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家乐上诉主张因其现在的实际残疾程度为四级残疾，故应当按照四级残疾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计算标准，刘家乐现使用的助听器为在惠聪公司配置的唯听SUPER400助听器，经测试，其听力可以得到有效补偿。原审法院就刘家乐适配的助听器向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听力技术部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调查表明刘家乐目前使用的助听器可以基本补偿其部分生活和学校需要，该种助听器目前类型较多，一般而言，老年人可以适用低端产品，本案儿童一般适用高端产品。原审法院据此以刘家乐目前使用的助听器为标准计算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并无不当。但考虑到刘家乐先天性耳聋的因素，其在本次伤害发生前即已经佩戴助听器（刘家乐于2007年12月4日在立聪堂公司选配RP80-DVI助听器左右耳各1只，共计11800元），本次侵权行为扩大了其原有损害，故本院酌情予以扣减。综上，本院确认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应以单价24530元（30430元-11800元／2）计算。关于立聪堂公司及其雨花分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向省残联所作调查违反法律规定，且该机构并非该领域的专业部门，本院认为，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系管理残疾人相关事务的事业团体，原审法院就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相关问题向其调查了解情况，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立聪堂及其雨花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家乐上诉称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应当按照优惠前的价格计算，而非实际发生的价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计算年限，原审法院考虑到刘家乐尚且年幼，其日后听力可能的变化情况以及助听器技术及价格的变化，暂支持其10年费用，10年后的费用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刘家乐提出应当按照人均八十周岁的平均寿命计算并一次性支付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为98120元（24530元×4）。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3）雨民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3）雨民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立聪堂雨花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家乐各项损失255113.83元，被告立聪堂公司对该项赔偿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989元，鉴定费2640元，合计8629元，由立聪堂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989元，由立聪堂公司、立聪堂雨花分公司负担3000元，由刘家乐负担298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 钰
代理审判员 徐聪萍
代理审判员 相媛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