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5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梅举权，男，1974年9月14日出生，住址：台山市，现住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洪强，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杏莲，女，汉族，1963年9月25日出生，住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清，广东律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梅举权因与被上诉人朱杏莲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1民初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梅举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洪强、被上诉人朱杏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梅举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朱杏莲支付伤残赔偿金132360.2元、医药费48071.82元、抚养费24105.6元、误工费26210.7元、护理费5520元、住院伙食费补助费6900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2000元，合共人民币268168.3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朱杏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相关事实。1、2015年5月27日早上9时许，梅举权驾驶电动车在台山市××××路紧靠路边自东向西方向行驶，朱杏莲驾驶摩托车搭载一小孩在台山××××中路自东向西方向行驶（庭审时得知当时朱杏莲是送小孩去七彩幼儿园上学）。当朱杏莲行驶至中影时代影城对面时突然右转弯进入七彩幼儿园的路口，梅举权紧急刹车，但双方车辆仍轻微相碰，最终导致梅举权倒地受伤。2、事故发生后，有许多群众围观。后朱杏莲的丈夫谭景羡到来，扶梅举权到路边。经双方协商，梅举权当时觉得受伤不是很严重，只让对方支付500元，双方均没有报警。3、黄仕武送梅举权到广海路口跌打医生李伯处治疗。李伯听说梅举权因交通事故受伤，建议去医院治疗。黄仕武帮梅举权联系其妻子伍杏美，后梅举权在伍杏美和朋友的陪同下，到台山市中医院治疗。经检查，梅举权是右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4、2015年5月27日19时许，伍杏美报警。台山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分别向双方作了调查笔录，并向梅举权出具《接处警证明》，交警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和及时报警，导致证据灭失，所以无法对该项事故作出认定结论”，建议“双方可向台山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5、梅举权于2015年5月27日在台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X光片显示，梅举权右胫上段及平台粉碎性骨折。经手术治疗后，梅举权于8月4日出院，医生建议休息三个月，下次住院手术拆除内固定。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案件事实，无法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决。二、一审认为“梅举权应当就朱杏莲实施了碰撞行为、朱杏莲的行为存在过错、梅举权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以及朱杏莲的碰撞行为与梅举权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梅举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杏莲对梅举权实施了侵权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件。”从上述条文规定可以看出构成交通事故的必要条件一是实施侵权行为，即交通事故的参与者在通行过程中实施了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二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也包括意外;三是出现了损害后果，即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四是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律上并没有要求交通事故中一定出现碰撞，而事实上，许多的交通事故也不是因为直接碰撞而引起的。因此，碰撞并非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要求梅举权承担“朱杏莲实施了碰撞行为”的举证责任，将碰撞视为交通事故存在的前提，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不管当事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发生碰撞，只要能证明交通事故确实发生、朱杏莲在交通事故中实施了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梅举权受伤、朱杏莲的不当行为与梅举权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朱杏莲是否实施了碰撞行为，不影响其法律责任的承担。1、本案的交通事故确实发生。台山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于2015年6月2日出具《接处警证明》，该证明是交警在对双方进行询问调查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交警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和及时报警，导致证据灭失，所以无法对该项事故作出认定结论”，这段文字表明交警调查后确认双方之间确实发生交通事故，只因现场破坏后无法认定双方责任而己。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仅证明梅举权在涉案地点受伤以及梅举权与朱杏莲发生争执的事实，未能证明双方发生交通事故”是错误的，该证据充分证明了双方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2、朱杏莲突然右转弯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庭审中，朱杏莲承认事故发生当日，其是送孙子到七彩幼儿园上学，确实在路口右转弯；在2015年5月31日的《询问笔录》中朱杏莲承认“9时10分，行驶至七彩幼儿园路口时，我听到我后面有响声，于是靠路边停，看见一名男子倒在地上，一台电动自行车也倒在他身边”、“我右转弯时发现电动车距离我车大约6、7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第（三）项“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规定，梅举权驾驶的电动车在朱杏莲右边向前直行，朱杏莲向右转弯时，没有停车瞭望，也没有让直行的梅举权先行，而是在转弯之后听到响声才停车，其行为己构成违法。朱杏莲的主观上存在过错，其实施了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理应承担法律责任。3、朱杏莲的行为与梅举权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朱杏莲突然右转弯行为，梅举权急刹车躲避不及，最终发生电动车倒地、上梅举权受伤的后果。2015年11月18日，经广东天地方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所出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第3页第5行写到“根据病历记录及检验所见，被鉴定人梅举权在2015年5月27日事故中所致的损伤主要为右胫平台粉碎性骨折，右侧内副籾带、交叉韧带损伤。结合其入院查体所见及各项相关检查分析，上述诊断成立，损伤为钝性外力作用所致，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特点，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可见，梅举权受伤是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的，排除了梅举权因其他原因受伤的可能。三、有关事故发生后报警责任承担问题。朱杏莲在事故发生后报警是法定的义务，不会因梅举权的行为可以免责。朱杏莲没有及时报警，理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分析如下：1、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有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报警是车辆驾驶人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梅举权受伤倒地，手机也被摔坏，客观上无法报警；朱杏莲没有受伤，虽然朱杏莲称其没有带手机，但其丈夫到来后，朱杏莲一方就具备了报警的条件，应该报警。2、据台山市车辆管理所出具的《关于协查车辆情况的复函》，粤Ｊ×××××摩托车初次登记日期是2002年12月9日，检验有效期至2014年12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四）项“摩托车4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4年的，每年检验1次”的规定，粤Ｊ×××××摩托车在2015年应参与年检，没有年检，无法证明其安全技术指标合格。可见，朱杏莲不报警的真实原因在于其驾驶的粤Ｊ×××××摩托车没有年审，是违规上路行驶的。如果报警的话，其将面临着承担事故责任和强行被扣车的后果，这对其是不利的。3、梅举权受伤当初抱着“脚可能移位了没有大事，也不麻烦人家了。这是小事自己解决就可以”的心态，所以没有报警；在台山市中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伤势严重，其妻子就报警处理了。梅举权的妻子在安顿好梅举权的住院事宜后于19时报警，符合人之常情，不能苛求其到医院后立即报警，因为治病救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医院的事情没有安顿好就报警，会导致其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不利于梅举权在医院的治疗。四、本案梅举权的伤残赔偿金和梅炎茵的抚养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理由如下：1、梅举权于2002年己到委内瑞拉国工作，持有委内瑞拉国的长期居留证（号码是：E83570032)，其持有的中国护照是位于加拉加斯的中国领事馆签发的。由于其长期在外国，没有参加全国人口普查，所以公安机关己将其户口冻结。2016年7月，梅举权申请非冻户，江门市公安局认为其出国出境多年，建议其到侨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这个事实表明，事故发生时，梅举权己离开农村多年，其收入来源外国工作。即使梅举权回到中国，其居住在台山市台城美嘉华庭7幢703房，没有居住在农村。因此，梅举权的伤残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2、梅炎茵是梅举权的亲生女儿，其于2007年1月17日在委内瑞拉国出生。梅炎茵持有的委内瑞拉国的护照可以证明其出生的事实，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其是梅举权的亲生女儿。梅举权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受伤，朱杏莲应依法承担梅炎茵的抚养费用。五、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诉讼费计费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梅举权起诉要求赔偿的总标的额为人民币268168.32元，案件的受理费应为5323元，而一审判决要求梅举权承担受理费6844元，计算错误，没有依据。综上，本案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5月27日发生交通事故，朱杏莲的违法行为与梅举权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朱杏莲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朱杏莲辩称：一、梅举权所称的本案相关事实，只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并未经任何证据证实。本案中的证据材料，均不能证实梅举权与朱杏莲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1、《接处警证明》只是交警部门因有当事人报案而作出的以证实交警己经接案并己出警处理的证明，而不产生证明梅举权所报称的交通事故确己发生的证据证明力，更不等同于交通事故证明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明力。因此，该《接处警证明》不能直接证实梅举权所报称的交通事故确己在梅举权与朱杏莲之间发生的事实。据《接处警证明》，台山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接公安110中心指令而依法出警处理，并客观陈述该所谓交通事故是电动车驾驶人梅举权报称的交通事故。同时，交警部门出警调查的结果是“无法对该事故作出认定结论”。该结论既包括了无法对梅举权与朱杏莲之间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作出肯定性结论，也包括无法对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区分作出初步认定结论。人民法院在受理本案后，应当围绕梅举权所报称的交通事故是否发生于双方事人，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进行审理和裁判。2、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交警部门出警制作的《询问笔录》，除了梅举权自称与朱杏莲发生交通事故外，其余的均不能证实梅举权与朱杏莲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特别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人黄仕武的笔录，只是证明其开摩托车路过台山市环市中路段时，见到双方当事人在路边调解或争执的事实，而不是目击交通事故的发生，故不能产生证明梅举权与朱杏莲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首先是侵权责任纠纷，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梅举权报称的双方当事人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以及无法进一步认定双方责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按侵权责任纠纷适用双方的举证责任。按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责任原则，梅举权应当就其与朱杏莲之间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就其所受伤害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如前所述，《接处警证明》不产生证实梅举权与朱杏莲发生交通事故的证明力，而梅举权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与朱杏莲发生交通事故，而基于自称的交通事故事由诉请赔偿，本身就不符合法律逻辑和证据规则。梅举权当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裁判，符合法律规定。2、在一审期间，朱杏莲申请对梅举权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司法鉴定，但梅举权以该车辆己灭失为由拒不交出车辆进行司法鉴定。按江门市公安局对电动自行车管理的规定，梅举权无牌无证的电动自行车，应当视为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并参照摩托车的有关规定管理，违反规定或发生交通事故的，按机动车进行处罚或处理。即使是真的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梅举权也应承担全部责任。三、如双方真的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均有报警处理的法律责任。而梅举权因与朱杏莲交通事故与发生争执并在朱杏莲的丈夫到达现场后，明确拒绝朱杏莲的丈夫要求报案处理，并主动要求朱杏莲丈夫给付500元了事。朱杏莲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且梅举权讹诈的金额也不大，遂不再坚持报案。另外，机动车是否年检只是是否违反机动车管理规定的问题，不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实质要件。四、梅举权诉请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标准，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梅举权户籍和居住地均在台山市××镇××村，期间虽有出国劳务，即使因出国劳务而被冻结户口，但均不改变其户籍地和居住地在台山市××镇××村的事实。同时，据其护照的出入境记录，梅举权于2015年1月份己入境回国，即如真的发生交通事故，其在事故前一年内并非连续居住于国外，其诉请的赔偿标准也应当按其居住地的农村标准计算。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驳回梅举权的上诉请求。梅举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杏莲赔偿伤残赔偿金132360.2元、医药费48071.82元、抚养费24105.6元、误工费26210.7元、护理费5520元、住院伙食费补助费6900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2000元，合共268168.32元。2、本案受理费由朱杏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7日19时许，梅举权向110报案称，当天早上9时许，在台山市××××路路段发生一宗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相碰的交通事故，导致梅举权受伤在台山市中医院治疗。接到110指令后，台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赶赴台山市中医院了解情况。根据梅举权自称，其在上述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后朱杏莲现场赔付500元，后经台山市中医院检查，发现脚部骨折，于是报警要求交警处理。同年5月31日，梅举权向台山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陈述，“2015年5月27日，我骑电动自行车由新宁市场往广海路口方向行驶，9时10分许，行至环市中路路段时，我左侧有一辆摩托车超越我后右转弯，我立即刹车，车头与对方车辆车头发生碰撞。碰撞后，很多群众围着观看，对方驾驶员停车后不理睬我，我叫周围的群众报警，但没有理睬，过一会后，摩托车驾驶员的亲属过来后，询问我的伤情。我叫他先扶我到路边，他扶我到路边后，我以为自己没有大碍，就叫对方送我到医院检查一下就可以了，他说反正小问题私了就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是自己身上只有几百元，可能不够，对方就给了500元。我自己招手想叫辆摩托车去检查，但没有摩托车搭我，刚好旁边也有辆摩托车在等候，对方就叫那辆摩托车搭我去广海路口的私人诊所检查，那间私人诊所不敢帮我检查，我就叫家人送我到中医院，19时许，家人就帮我报警了。”同年5月31日，朱杏莲在台山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陈述，“2015年5月27日，我驾驶粤Ｊ×××××号摩托车搭载我孙子由新宁市场往碧桂园方向行驶，9时10分，行驶至七彩幼儿园路口时，我听到后面有响声，于是靠路边停车，看见有一名男子倒在地上，一台电动自行车也倒在他身边。那男子见我停车后，就说我的车碰撞他的车，要我赔钱，我很害怕。因为我没有电话，我就叫路人帮我打电话通知我老公过来，我老公过来后，问电动车驾驶员要不要打110通知交警过来处理，对方说没有什么大碍，不用通知交警，只要求我老公给500元就行了，我老公见他也没有什么大碍，就给了他500元。刚好旁边有一辆搭客的摩托车经过，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叫搭客的摩托车驾驶员帮他把车辆推到路边，然后驾车送他去检查，我就和我老公离开了”。同日，黄仕武在台山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陈述，“一辆女装摩托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2015年5月27日9时15分许，当我驾驶摩托车至台城镇××路中环广场路段。我看到了一宗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在路边上调解，我就过去了解一下情况。当时伤者说自己的右脚移位没有大事，要求去就近的医院进行检查。后来那个女装摩托车驾驶员的老公还给了这个伤者一些钱。最后，这个伤者要求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这个伤者有听到了一些行人反映广海路口有一个叫李伯的铁打医生治疗这方面的比较好。他就叫我把他的自行车推进路边锁好，我就搭载者他过去广海路口李医生那个地方就诊……”。同年6月1日，谭景羡在台山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陈述，“2015年5月27日9时15分许，我接到我老婆朱杏莲的来电，称她在台城环市中路中环广场路段与人发生交通事故争执，她要求我过去处理。当我来到现场后，我见到她与一名男子在争执，那男子说他的电动自行车与我老婆的摩托车发生碰撞。我跟那男子说，我们打110报警处理好吗？那男子说没有什么事，要我给他500元自己处理好了，后来我就给了他500元。正好有一辆摩托车驾驶员说，他认识在广海路口有一名医生治疗‘铁打’比较好，这名男子就跟他说，叫摩托车驾驶员将车推到路边，摩托车驾驶员将电动车推到路边后搭载该男子去治疗，我们才就离开了”。同年6月2日，伍杏美在台山市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陈述，“2015年5月27日10时许，我接我丈夫梅举权打电话给我，称其发生交通事故，可能脚步脱臼了，现在广海路口礼边卫生站对面的李伯那里检查，叫我过去接他。我过去后，就和我丈夫朋友余肖雄扶我丈夫到台山市中医院检查。经中医院检查，我丈夫脚部骨折。12时30分许，我丈夫就将电动自行车钥匙给他朋友余肖雄取车回家里。19时许，我就和我丈夫报警要求交警处理。”同年6月2日，台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出具《接处警证明》载明，“现因双方当事人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和及时报警，导致证据灭失，所以无法对该事故作出认定结论，因此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双方可向台山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梅举权主张其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与朱杏莲驾驶的粤Ｊ×××××号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梅举权受伤的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梅举权应当就朱杏莲实施了碰撞行为、朱杏莲的行为存在过错、梅举权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以及朱杏莲的碰撞行为与梅举权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台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接处警证明》以及朱杏莲、谭景羡、黄仕武、伍杏美及梅举权的询问笔录，上述证据仅证明梅举权在涉案地点受伤以及梅举权与朱杏莲发生争执的事实，未能证明双方发生交通事故。而梅举权主张其受到朱杏莲碰撞受伤，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在意外发生时，不排除梅举权因其他原因导致其倒地受伤的可能性。另外，根据黄仕武的询问笔录，其陈述“一辆女装摩托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的事实，是在其“驾驶摩托车至台城镇××路中环广场路段”时发现梅举权与朱杏莲在涉案地点调解而作出主观上的判断，并非其目睹“碰撞”发生的过程，因此，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黄仕武的陈述不足以认定梅举权主张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关于朱杏莲向梅举权支付500元的性质，该行为是朱杏莲与梅举权对上述意外发生后，双方相互妥协达成和解结果，不能认定朱杏莲支付500元的行为属于其承认事故发生并向梅举权赔偿损失的行为。因此，梅举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杏莲对梅举权实施了侵权行为。综上所述，梅举权请求朱杏莲赔偿损失268168.32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梅举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844元，由梅举权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梅举权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其性质为一般侵权法律关系，有别于特殊侵权法律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以及由举证不能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一般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本案中，梅举权主张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与朱杏莲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其受伤产生损害后果，朱杏莲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梅举权理应对双方的车辆发生了碰撞、朱杏莲对碰撞行为存在过错、梅举权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以及朱杏莲的碰撞行为与梅举权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在本案诉讼中，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和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所调查收集的证据，至今仍不能证明梅举权主张的双方车辆发生了碰撞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以梅举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根据梅举权二审上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的内容，其先主张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双方车辆发生了碰撞，其后又主张即使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但只要证明本案的交通事故真实发生，朱杏莲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不直接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但梅举权在本案二审期间提出即使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朱杏莲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与其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所作的陈述和其在一审中的陈述和主张存在矛盾，且并无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主张和上诉请求亦不予采纳和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梅举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3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23元，均由上诉人梅举权承担。梅举权已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6844元，一审法院应当退还梅举权152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利审 判 员  吴拥军代理审判员  赵 沂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