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4民终2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建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东，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景山路***号。负责人：李灿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愿，系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哲人，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员工。上诉人曾建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10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曾建德上诉请求：一、判决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履行《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文件)有关规定，解除2012年8月单方面做出的强令辞职决定。二、判决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尊重曾建德维护作为国家公民必须享有工作、生存的合法权益，恢复其工作及福利待遇。三、判决曾建德追索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因其错误处理损害曾建德利益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即包括工资及社保补偿金。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是一起误判。因为一审法院只是停留在被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蒙骗误导在正常的辞职处理方式上(一般案情见一审答辩状)，实际上由于案发时存在民事经济案和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争创“双先”相冲突的重叠事件，已经出现非正常的辞职复杂变数，是因为民事经济案严重妨碍和影响了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争创“双先”的既定目标，所以就制造虚假自动辞职从而达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消除隐患，争创“双先”为目的。自愿辞职是民事案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早已精心预谋的“陷阱”。按《中国人民银行行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十五条行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以辞退：有《中国人民银行法》95年版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暂行规定(即为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担保)所列违法违纪行为的，情节尚不构成刑事犯罪或开除处分但又不适合在本系统继续工作的令其辞退。再看《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省分行以下分支行开除行员，须报省分行批准。第七十八条：辞退行员，按管理权限由主管行提出意见，逐级上报省分行审批。说明对行员的人事处置除辞职外所有去职都要报经上级行审批。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十分清楚，要隐瞒事实并确保评选“双先”不被“泡汤”的唯一手段就是逼迫对手接受自愿辞职。从辞职限制性条款和一般处理程序两个法理依据分析：（一）劳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的。辞职决定无效。(二)在本单位服务近三十多年，长期为公积劳成疾，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按照《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不得解除聘用合同：受聘人员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不可以随意辞职。(三)根据《暂行规定》第六条行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原则上不能辞职：a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业务骨干；b重要业务尚未办理完毕，并且须由曾建德继续处理的从事机密工作；c民事案发生后被认为违反规定为私人贷款提供担保。既然被诬陷为具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嫌疑者，属于接受纪检调查和审查范畴。行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况；正在接受审查的。以上限制性条款如果确有辞职的情况出现，必须有工会、纪检提出书面意见通过并须上级行方能办理辞职。二、一般处理程序及要素：（一）“辞职申请”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王某撰写并打印好强令曾建德签名。(二)由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在庭上出示的“行员辞职审批表”并不确定是曾建德填写所为，日期、内容原因均有改动，印章为事后补盖，不排除是拼凑辞职申请表相关内容电脑合成改头换面而成，此表只起作审批通过后下批复通知的作用，未下通知书自然失效。（三）曾建德填制的是由王某提供的“辞职申请报告表”。填完后，调统科张某特别指令曾建德将“辞职原因”栏填为“其他原因”。填表期是2012年7月改写成“2012年5月25日”由张某收走，现此表不见。(四)辞职审批权限不合法。辞职是极慎重的事情，而且涉及认定有违法违纪民事案的嫌疑，还牵扯影响评选“双先”等特殊的情况。作为审批行员任免机关应是上一级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没有按《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先报后批办理程序，而是强制作辞职提出、处理、审批一览包办，实为规避上级的审查、监督和追责。(五)《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行员任免机关审批，并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呈报单位及申请辞职人员。即没有书面形式的通知也没有要求办理辞职的有关手续。(六)离职前未办理任何交接和离任稽核，违反了《暂行规定》第八十条规定。(七)《暂行规定》第五条辞职处理程序应该是申请、批复、填申请表、填审批表、书面形式下通知书。没有最为关键的审批机关批复，申请表及书面形式的辞职通知书。而且也不给曾建德留存辞职相关资料以备后查依据，就连转移个人档案中也未发现上述资料。辞职只留下签名，核心程序均未走完，不足以说明辞职就合法、有效。虚假辞职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认可，主体证据和事由即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的自愿辞职不存在。曾建德认为是被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安排暂时离岗和停止工作。2016年10月仅凭曾建德从人才中心调档发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给曾建德下达了《任免通知》才知是辞职，人事争议期应按2016年7月算起，未过诉讼时效。无论法院裁定结果，人的基本生存权益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经济补偿必须遵守。曾建德在庭审过程中补充，一、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没有说明曾建德离职的原因，其在一审期间主张的曾建德为了躲债而辞职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二、曾建德的辞职是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的胁迫，实际上辞职并不是曾建德真实意愿；三、曾建德就职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导致身体受损，多次就医；四、曾建德辞职并没有经过工会的讨论意见，也没有给出其他的方案给曾建德，如内退等意见，其目的是强行逼迫曾建德提出辞职申请；五、曾建德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处已经就职了近30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辞职；六、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故意隐瞒真相，未让其银行的职员出庭作证证明曾建德辞职的过程；七、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为了创“双先”不受阻碍，强行逼迫曾建德提出辞职申请。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辩称：一、曾建德主动申请辞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一）曾建德为躲避追债，不能正常上班，并于2012年7月30日提出了辞职申请。有关辞职申请书及辞职审批表全部由曾建德本人填写，并亲自签名。曾建德辞职纯属自愿，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二）曾建德辞职时不存在《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不能辞职的情形。在曾建德申请辞职后，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按照人事管理相关规定予以审批并同意辞职，并无不妥。二、曾建德提起仲裁、诉讼均已超过时效。2012年7月30日曾建德提出辞职，8月6日获批，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正式发文通知。此前曾建德已躲债在外无法联系，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通过联系其家属办理私人物品交接。此后曾建德的工资发至2012年8月。自9月起其工资已按辞职全部停发，曾建德也完全应当知道辞职获批。至其2016年提起一审诉讼，已过4年有余，至其2015年提出申诉上访，也达3年之久。因此，本案早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认为曾建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请二审法院驳回曾建德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在庭审过程中补充，曾建德主张受胁迫作出离职申请，但是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曾建德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曾建德作出辞职决定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已经穷尽了所有办法联系曾建德，但是均无法联系曾建德，于是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将相关的物品送达到其家属手中，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相信曾建德是清楚且收到了离职决定。曾建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履行《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文件有关规定，解除2012年8月做出的强令辞职决定；2.恢复曾建德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单位的工作岗位及福利待遇；3.判决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向曾建德赔礼道歉；4.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按原工资标准补发曾建德2012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工资。后曾建德变更诉讼请求，当庭明确诉讼请求为：1.撤销第一项诉讼请求；2.第二项变更为恢复曾建德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处的工作岗位；3.撤销第三项诉讼请求；4.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按原工资标准补发曾建德2012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工资（9700元/月×52个月=5044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员工入职时间：1982年11月份。二、员工工作岗位：离职时为调查统计科副主任科员。三、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2012年8月7日。四、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原因：2012年7月30日，曾建德以另谋发展的理由提出辞职申请，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于2012年8月7日发文《关于曾建德免职的通知》（珠银任[2012]2号），同意曾建德辞职，并为其办理好相关辞职手续。曾建德认为该辞职申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威胁、逼迫其在辞职申请上签字。五、申请仲裁时间：2016年12月6日。六、仲裁请求：1.责成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履行《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文件有关规定，解除2012年7月做出的强令辞职决定；2.责成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尊重曾建德维护作为国家公民必须享有工作、生存的合法权益，恢复其工作及福利待遇；3.责成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和第三相关人向曾建德赔礼道歉。七、仲裁结果：珠海市香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珠香劳人仲案字[2016]149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曾建德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八、曾建德的诉讼请求：1.判决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履行《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文件有关规定，解除2012年8月做出的强令辞职决定；2.恢复曾建德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单位的工作岗位及福利待遇；3.判决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向曾建德赔礼道歉；4.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按原工资标准补发曾建德2012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工资。后曾建德变更诉讼请求，当庭明确诉讼请求为：1.撤销第一项诉讼请求；2.第二项变更为恢复曾建德在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处的工作岗位；3.撤销第三项诉讼请求；4.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按原工资标准补发曾建德2012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工资（9700元/月×52个月=504400元）。九、需要补充说明的其他事项：一审案件开庭审理后，曾建德、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双方当事人表示接受法庭调解，但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曾建德原是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副主任科员，属于干部身份。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首先，关于曾建德称辞职申请系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胁迫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曾建德无证据显示其辞职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曾建德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清楚在辞职申请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曾建德应当对自己签字的内容承担责任。其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曾建德2012年7月份提交辞职申请，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于2012年8月7日作出免职通知。若曾建德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于2012年8月7日后的一年内申请仲裁，但曾建德直至2016年12月6日事隔多年后才提起仲裁，显然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且无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曾建德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况，曾建德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仲裁、诉讼时效，故曾建德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曾建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曾建德负担。本院审理查明，曾建德于2012年离职时为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副主任科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维护本辖区的金融稳定，承办有关业务。”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从机构性质看，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一审提交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上反映机构类型为“机关非法人”，最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上反映其机构性质为“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83号）第五条第五项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调整方案及其人员编制另行核批。”但至今有关机关并未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人员编制及其编制性质。故曾建德离职时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的机构性质并未被明确为事业单位，曾建德作为行员也未被明确为事业编制。从中国人民银行对行员的管理看，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1992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任免工作人员办法》、1996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施行的《关于印发的通知》等规章制度对行员进行管理。从这些规章制度的内容看，中国人民银行对其分支机构行员的管理模式和内容与公务员管理较为相似。从人事争议救济途径看，《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章“申诉控告”规定的行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及对其所在单位或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的救济途径，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五章“申诉控告”的规定高度相似。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行员的管理关系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关系明显不同，曾建德与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形成的并非劳动关系。如前所述，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亦未被明确为事业单位，且并无证据显示曾建德与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有签订聘用合同，因此，一审判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将本案争议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的人事争议处理，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综据前述，如同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曾建德对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作出的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应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此项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法不应受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07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曾建德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退还曾建德；曾建德未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无需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志俊审判员  郭建勇审判员  李 灵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思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