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9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沿江一号购物中心B区三层3B09。负责人：张中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龙，男，1983年2月28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淑容，女，汉族，1959年10月5日出生，湖北省浠水县绿杨乡绿杨初级中学代课老师，户籍地湖北省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雍，男，1985年7月2日出生，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林，男，汉族，1978年2月3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寿保险）因与被上诉人范淑容（以下简称受害人）、刘春林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5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捷任审判长，审判员晏明主审、审判员万军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张文浩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伍雅玲翔担任记录。2018年2月6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武汉人寿保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龙，被上诉人范淑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雍，被上诉人刘春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人寿保险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保险人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不担责。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认定驾驶人离开现场为逃逸系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情形，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范淑容辩称，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春林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9月18日，范淑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对方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17,517.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7日19:27许，刘春林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鄂Ａ×××××0号车（以下简称重型自卸车）沿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龙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行驶至景湖二路交汇路口，在拐弯方向进入景湖二路的过程中，遇邓家枝驾驶鄂Ａ×××××3号二轮摩托车载乘范淑容沿金龙大街北侧辅道由东向西方向从后方驶来，结果双方发生擦碰，造成二轮摩托车受损及邓家枝和范淑容受伤的交通事故。刘春林在驾车过程中未能发现此次事故的发生，就驶离事故现场，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于当日22时许，驾驶重型自卸车返回事故现场接受调查。经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武公夏认字（2017）第C17007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事故，刘春林负全部责任，邓家枝和范淑容无责任。后范淑容在解放军武汉总医院进行了治疗，诊断伤情为，胸部闭合性损伤、左侧3-6肋骨骨折、左肺挫伤、双侧血胸、左肘部软组织损伤并血肿形成、左侧额面部软组织损伤等，住院22天，医疗费用33,600.50元，其中刘春林垫付了15,000元，医嘱记载有“加强营养”等内容。2017年3月30日，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了武荆楚法鉴字（2017）第1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范淑容所受损伤伤残等级评定为10级，建议给予后续治疗费2,000元，自受伤之日起误工期约需120日，护理期约需30日。另查明，范淑容系城镇户籍。重型自卸车登记在刘春林名下，武汉人寿保险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一百万元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诉讼中，范淑容提供了浠水县绿杨中学出具的证明及工资表，用以证明其为该校代课老师，月收入为2,150元。还提供了陪护协议、护理费发票1张，用以证明其雇请护工30天，每天230元。范淑容表示不主张财产损失，法医鉴定费票据丢失，也不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就本次事故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定责准确,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的规定，本案中，范淑容主张的损失，应先由武汉人寿保险在交强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按邓家枝和范淑容的损失比例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根据过错责任，由刘春林赔偿。因重型自卸车在武汉人寿保险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了不计免赔特约险，刘春林虽然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事故现场，是因未能发现此事故的发生，既然不知道事故发生，就不可能采取措施，并且刘春林也未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因此，武汉人寿保险提供的格式条款的解释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对于武汉人寿保险辩称商业三者险拒赔的意见，法院不予支持；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的不足部分，应由武汉人寿保险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范淑容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有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但赔偿金额需依法计算。对于刘春林垫付的费用，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法院予以一并处理；对于武汉人寿保险辩称医疗费应扣除非医保用药的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具体赔偿数额，1、医疗费，按照医疗费票据金额据实计算；2、后期治疗费，按照鉴定确定的数额计算；3、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各按住院的实际天数及每天15元的标准计算；4、护理费，受害人提交的护理费票据与受害人当庭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法院酌定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按雇请护工一般标准150元/天计算，出院后的护理费按居民服务的行业标准计算；5、误工费，按2,150元/月的标准计算至定残前一天；6、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计算；7、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受害人伤残程度酌定2,000元；8、交通费，考虑到受害人治疗伤情和鉴定的实际状况酌定300元。综上，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由武汉人寿保险赔偿范淑容各项损失104,215.50元（其中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39,545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64,670.50元）；二、由范淑容退还刘春林垫付款15,000元；综合上述一、二项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由武汉人寿保险赔付范淑容89,759.50元后，另代范淑容退还刘春林14,456元，此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范淑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8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44元，由刘春林负担。第二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有，1、重型自卸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刘春林，在武汉人寿保险投有交强险和限额1,000,000元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2、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3、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垫付金额均无异议；4、刘春林主张其事故时离开现场的原因是不知发生道路交通事故；5、刘春林否认投保人声明上“刘春林”的签名；经比对后，武汉人寿保险自认投保单上的该签名与刘春林亲笔签名不一致；6、对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损失金额的计算均无异议。二审另查明，1、邓家枝的准驾车型为E，刘春林的准驾车型为B2；2、重型自卸车登记的所有人刘春林，在武汉人寿保险投有交强险和险额1,000,000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事故，刘春林负全责，邓家枝无责，范淑容无责；4、《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意见为，受害人构成伤残；5、2017年10月23日一审开庭笔录记载有，对受害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刘春林陈述“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现场，不属于逃逸行为。我给原告垫付了费用”；武汉人寿保险陈述“事故时刘春林驾车离开现场我司商业险拒赔”。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刘春林驾驶的重型自卸车与邓家枝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碰撞，致使邓家枝和乘坐在二轮摩托车上范淑容受伤及二轮摩托车受损，经公安交管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此次事故，刘春林负全责。鉴定机构出具的《法医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受害人的损伤构成伤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赔偿义务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是否逃逸的问题。法学理论上，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时，擅自逃离事故现场，使交通事故所引起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无法确定，其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逃逸的主观心态条件为故意而非过失，更非不知情。逃逸的法律特征有三，一是事故发生的前提性，二是离开现场的客观性，三是逃避追究的目的性。其核心是逃避法律追究。理论界对逃逸的动机有二种解释，其一逃避法律追究的司法解释，其二放弃救助的主流解释。本案中，造成交通事故的当日，接到公安交管部门通知后，鉴于刘春林主动驾车前往事故现场配合调查，对于逃逸的法律特征，刘春林虽然具备事故发生的前提性、离开现场的客观性，但是缺乏逃避追究的目的性这一核心特征。故此，刘春林离开现场的行为，并不构成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关于商业三者险的问题。本案中，由于刘春林的行为并不构成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且二审武汉人寿保险自认投保人声明上签名并非刘春林所为，故此，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对投保人未予提示和明确说明。一审判决认定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效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的情形。武汉人寿保险提出一审判决未认定驾驶人离开现场为逃逸系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情形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既缺乏证据证明，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武汉人寿保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8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捷审 判 员 晏  明审 判 员 万  军二〇一八年四月四日法官助理 张 文 浩书 记 员 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