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2424民初225号原告王春琦，男，汉族，1964年3月15日生，农民，住汪清县。委托代理人王君鸿，男，吉林天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夏照华，男，汉族，1975年1月11日生，农民，住汪清县。委托代理人杨淑凤（夏照华之妻），女，汉族，1982年9月15日生，农民，住汪清县。原告王春琦为与被告夏照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2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春琦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君鸿，被告夏照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淑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春琦提出以下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夏照华赔偿因放牧管理不当给原告丢失一头大母牛的损失1.1万元及鉴定费3000元，合计1.4万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上旬，被告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围栏开始放牧了，每头成年牛的管理费是一年600元（当年下的小牛崽不收费），我接到被告的电话后与本村的养牛户由玉彬一起将我家的六头牛（四头大母牛，两头当年的小牛崽）和他的一头牛赶到被告的围栏，由被告清点牛数后进入他的围栏，由被告管理放牧。此后，我在6月、8月去围栏看过，当时我的六头牛均在围栏内。2016年9月下旬的一天，被告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牛出围栏了，让我去看看，我到围栏一看，我家的牛少了一头大母牛，我与被告一起找了两天没有找到，我又约了本村的由玉彬去找，被告与我们一起，在围栏内、外四周的山坡林地里找了一天没有找到。此后，我要求被告给予赔偿，因多次协商未果，故对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其赔偿我的损失。被告夏照华辩称，我家的围栏是2016年5月8日上山放牧，7号晚通知牛主进山，通知王春琦时，他说他的六头牛（四大两小）已经进我家围栏两天了，我问没通过我怎么先进去呢？他说他的牛在我围栏边就顺便赶进来了，还有一头没有找到，等找到再进来。过了一天他打电话说另一头牛找到了，也放进我的围栏了，其他牛主都是按规定8号上午送到围栏门口，我们清点后放入我的围栏内，自从牛进入围栏后，王春琦也没有把牛归拢到一起让我看看他的牛，也没有告诉我哪几个牛是他家的。在放牧期间每次通知牛主上山清点牛数都说够，到最后一天通知牛主人上山清点牛数都够，王春琦说他家少了一头牛，他描述的丢的那头牛的特征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之后我一直找那头牛，他和我找了一次，他也不着急像没有事似的，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让他来找牛，他和同村的由玉彬一起来的，由玉彬说王春琦的牛群里有他的一头牛，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由玉彬这个人。王春琦说的和由玉彬一同赶牛送到我围栏清点过牛，放牛期间，他和由玉彬与我一同数过牛这些事都是没有的事儿，他在撒谎，他一共上过三次山，之后就说这牛百分之百丢了，是从后河牵走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前沟没有退迹，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放牛的钱不给了，还让我白给他放三年牛，他的一连串行为就是有问题，我看出来后，才放弃找牛，怀疑他没有丢牛这事。其他牛主都遵守规定按时上山清点过牛的头数，都没有问题，只有王春琦没通过我，把牛私自送进围栏，没让我认牛，他的牛就有问题，再说我们后河村的牛进围栏都有合同，上面有牛丢失不赔偿这一条，如牛出围栏，吃到别人家地，就是再多的钱我们都赔，因此，我拒绝赔偿。原告王春琦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人由玉彬出庭作证的证言：我与原告是邻居，2015年我们两家已经委托夏照华放了一年牛。2016年5月上旬，夏照华给王春琦打电话（我正好在场）说他家的围栏牧场开始收牛了，今年每头牛比去年多收100元，是600元，秋后交钱，让王春琦如同意就进围栏放牛，并让他转告我，让我家的牛也进他的围栏。第二天上午，我和王春琦一起把他的六头牛（四头大母牛、两头小牛崽）和我家的一头大母牛赶到了夏照华的围栏里，牛进围栏时夏照华亲自开的围栏门，并清点了各家牛的头数，记了账。6月中旬、7月，我去过围栏，我家和王春琦家的牛都在。9月中旬，王春琦说夏照华来电话，说他在围栏的一头大母牛丢了，叫我帮他一起找，去了之后我们三人在围栏周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经质证，被告夏照华称，只有找一天牛是真实的，其它都是没有的事儿。2、证人刘祥军出庭作证的证言：2016年5月上旬，本村的养牛户王春亮跟我说夏照华的围栏已经开始进牛了，问我家的牛进不进，我说进。第二天，我们村的养牛户王春亮、王春琦、由玉彬、卢炳君、陈焕光都把牛赶到了夏照华的围栏，进围栏时，夏照华打开围栏的门，把每家的牛过完数、计完账后赶进去的，王春琦进围栏的牛是六头（四大、两小）。2016年9月下旬，我听王春琦说他在围栏的一头黄色的七八岁的母牛丢了（这头牛是王春琦买的本村王培江家的），让我帮忙去找，我和本村的王春亮跟着王春琦一起在围栏里外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经质证，被告夏照华称王春琦家的牛不是和别人家的牛一起入围栏的。3、证人王春亮出庭作证的证言：夏照华在前塘村的后山建了围栏，面积约有100多公顷，每年从前塘村、后河村、柳亭村的养牛户招揽100多头牛进他的围栏放牧，每头牛每年的管理费是600元，夏照华负责对牛管护及喂盐。2016年5月份，经与夏照华电话联系后，第二天，往围栏进牛的有王春亮、王春琦、刘祥军、卢炳君、陈焕光、由玉彬，大家把牛赶到夏照华的围栏外，夏照华打开围栏的大门，把各家的牛点完计数后进的围栏。2016年9月下旬，王春琦跟我说，他在夏照华围栏的一头黄色的大母牛丢了，让我帮忙去找一下，我和本村的刘祥军与夏照华一起在围栏以及围栏外的山坡林地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王春琦丢失的这头母牛四五岁，是买本村王培江家的。经质证，被告夏照华称，王春琦、由玉彬没有与其他人一起将牛入栏，王春亮没有与王春琦、夏照华一起去找过牛。4、汪清县移动公司手机通话记录打印单，证明被告夏照华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7点37分许，给原告王春琦打电话，告诉王春琦他的一头大母牛不在围栏牧场内，已经丢失，让原告找人来牧场的周边，帮忙找一找。经质证，被告夏照华称，没有说过原告家的牛丢了，只是让他来清点牛数，还给别人打过电话。5、手机通话录音光盘，证明王春琦与被告夏照华通电话时，夏照华承认王春琦的一头大母牛是在他的围栏里丢失的。经质证，被告夏照华承认光盘里的内容是其与王春琦通话的内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6、证人王培江出庭作证的证言：2014年10月29日，我卖给王春琦两头牛，其中一头是黄色大母牛，牛角向前，左侧的牛角掉了一截，另一头是一岁的小母牛，两头牛共1.6万元，其中大母牛（当时四岁）作价1.1万元，小母牛作价5000元。王春琦给我的是现金。2015年11月3日拍的照片上的牛就是我卖给王春琦的大母牛。经质证，被告夏照华称不清楚。7、原告王春琦起诉的丢失的黄牛的照片，该照片是的大兴沟镇兽医站于2015年11月3日到刘义家拍摄的。经质证，被告夏照华提出没有见过这头牛。8、证人刘义出庭作证的证言：2015年10月份，以1.5万元赊购了王春琦一头大母牛和一头小牛犊，没有区分大牛、小牛的价格，随后到兽医站打号登记、拍照。2016年1月份，因为儿子结婚，需要钱，给不上王春琦钱，所以把两头牛退给了他。2017年1月份，与王春琦一起到兽医站取了母牛的照片。经质证，被告夏照华的委托代理人提出刘义是王春琦的朋友，其证言不可信，王春琦既然把牛卖给刘义了，已经落户到刘义名下了，那就是刘义家的牛了，怎么又可能是原告家的。9、延边吉安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价格评估报告书》、鉴定费收据，证明原告所诉的丢失的牛的价格为1.1万元，鉴定费3000元。经质证，被告夏照华的委托代理人提出对鉴定费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与其无关，对鉴定报告提出，对该评估报告不认可，没有实物、没有检验标的和依据，只是凭借当事人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是无效的，没有可信性、公正性，价格评估报告书中牛的照片与原告当庭提交的牛的照片不是同一张照片，牛都有耳号，像人的户口一样能证明身份，畜牧局都有备案。被告夏照华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一张手机录音光盘，证明王春琦家的牛进夏照华家的围栏时没有经过清点。经质证，被告王春琦认可光盘记载的是其与刘义、由玉彬、卢建斌一起到被告家协商牛的赔偿事宜时，在夏照华家与杨淑凤及其哥哥杨忠士对话的录音，该光盘内容是：王春琦在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淑凤及其哥哥杨忠士对话过程中，承认在5月8日夏照华家开围栏之前就将其家中的牛赶到了围栏边上，后来打电话跟夏照华说少了一头牛，找到后告诉了夏照华，说把牛赶进来了，告诉了夏照华进围栏了几头牛，其家中的牛进围栏时没有经过夏照华查看。故对被告提供的该证据予以采信。根据以上质证情况，对王春琦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由玉彬、刘祥军、王春亮都证实与王春琦一起将各自的牛送进夏照华家的围栏时，经过了夏照华清点，后来听王春琦说丢了一头母牛，都帮王春琦找过牛，而王春琦本人自认（被告提供的光盘）其家中的牛进夏照华家的围栏时并未经夏照华清点，故对以上三个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2、原告提供的汪清县移动公司手机通话记录打印单，只能证明2016年9月20日上午7点37分许，夏照华给王春琦打过电话，并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原告王春琦提交王培江、刘义的证言，牛的照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其主张的丢失的母牛的来源，即本人是照片上的牛的主人，三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提供的照片上的牛是王春琦于2014年10月以1.1万元从王培江处购买的，于2015年10月卖给了刘义，大兴沟镇兽医站于2015年11月3日到刘义家对这头牛拍照后登记在了刘义家，对王培江的证言、照片、刘义的证言中证明的以上事实部分予以采信。刘义的证言还证明，2016年1月，因为儿子结婚需要钱，给不上王春琦牛钱，将牛退给了王春琦，经查，王春琦、刘义均称王春琦将牛赊给了刘义，但关于价格问题，王春琦称当时赊给刘义两头牛，大母牛1.2万元，小牛3000元，而刘义称两头牛不分大小，一共1.5万元，相互矛盾，另外，汪清县大兴沟镇兽医站至今仍将这头母牛登记在刘义家，因此，对刘义证明的将牛退还给王春琦的事实不予采信。4、原告王春琦提交的延边吉安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价格评估报告书》虽然对王春琦主张丢失的牛的价格评估为1.1万元，但是该评估报告显示价格鉴定基准日为2016年9月20日，而评估依据的照片为2015年11月3日拍摄，评估时作为被评估的标的物“牛”已不存在，原告提供的照片、证人证言并不能确定该牛在价格鉴定基准日体型的大小、轻重、肥瘦，而这些条件是确定牛的价值的因素，因此，这份评估报告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予采信。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认可，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5月初，被告夏照华经营的围栏开始对外招揽农户家的牛入围栏放牧，每头大牛每年的的管理费为600元。原告王春琦在未经夏照华清点的情况下，将自己家的牛（自称四头大牛、两头小牛）赶进了夏照华家的围栏。9月份，王春琦称其丢失了一头大母牛,王春琦与夏照华、由玉彬一起寻找过，没有找到。之后，王春琦给夏照华打电话时问夏照华是不是在他的围栏里丢了一头牛，夏照华回答“是”，这次通话王春琦进行了录音。就赔偿问题，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原告起诉到本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春琦向法庭提供了主张权利的牛的照片，照片上的牛是其于2014年10月以1.1万元从王培江处购买，于2015年10月赊给了刘义，经延边吉安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这头牛的价格评估为1.1万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王春琦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权利的那头牛经过夏照华的核对进入了夏照华的围栏，再提供证据证明那头牛在夏照华管理期间丢失，进而提供证据证明那头牛归其所有，最后提出证据证明该牛的价值。但是,王春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权利的那头牛经过夏照华核对进入了夏照华的围栏的事实，从而不能证明那头牛是在夏照华管理期间丢失的事实，也不能证明那头牛赊给刘义后刘义又退还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那头牛的价值，故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春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王春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金山审 判 员  王维铁人民陪审员  李新波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