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72民初491号原告：梁妃贵。原告：吴妃英。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义忠（两原告之子）。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振武，广东国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华玉。被告：黄家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义青。原告梁妃贵、吴妃英与被告杨华玉、黄家菊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8月2日、9月26日、9月29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妃贵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义忠、唐振武，被告杨华玉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义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妃贵、吴妃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连带赔偿两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17379.80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梁义雄系两原告之子，受雇于两被告，在两被告所有的“粤湛渔04107”渔船上工作。2016年1月31日凌晨1时许，何妃平、庄鸿鼎、梁义雄乘坐杨华玉驾驶的“粤湛渔04107”渔船出海，于东经110°41'400”、北纬21°03’500”海域捕捞作业。梁义雄在船甲板收拾好网具后准备往驾驶楼方向行走时，杨华玉突然加速驾驶船舶调头导致船身过度摇晃，致使梁义雄身体失去平衡坠海。何妃平、庄鸿鼎及杨华玉未及时救起梁义雄，梁义雄沉没失踪。7时30分许，杨华玉驾船返航硇洲港并向广东省渔政总队东海大队（以下简称东海渔政大队）报案，经搜救亦未能发现梁义雄。两原告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宣告梁义雄死亡，法院作出（2016）粤72民特10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03号判决书），判决宣告梁义雄死亡，判决书已于12月7日发生法律效力。梁义雄在捕捞作业中坠海后被宣告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两被告作为雇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杨华玉未持有船长证书，不顾恶劣天气驾船出海，并驾驶不当导致船身过度摇晃致使梁义雄坠海，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梁义雄坠海后，杨华玉相隔六个小时才驾船返航向东海渔政大队报案，使梁义雄错失最佳的救助时机，杨华玉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两被告是夫妻关系，同为雇主，应当承担共同赔偿义务。两被告杨华玉、黄家菊辩称，两原告述称其子梁义雄受被告雇请于2016年1月31日凌晨1时许在“粤湛渔04107”渔船出海作业时坠海而失踪，两被告承认雇用梁义雄出海仅仅两天时间，梁义雄在劳动时因不慎坠海失踪是事实，但两原告于2017年6月5日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两被告请求死亡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两原告在梁义雄失踪不满2年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梁义雄的死亡赔偿金，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另两原告起诉所称梁义雄是坠海而失踪，没有提供证明梁义雄死亡的任何证据，两原告违反法律的诉求不成立，应于撤销。梁义雄购买了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互助保险，该保险是为了防止渔船出海捕捞作业时发生意外事故而强制购买的保险，在船员遭受人身损害时，先由保险人进行保底赔偿，超出保底的部分才由船东负责赔偿。两原告已领取了保险金30万元，安慰金2万元，事故发生后，船东也支付了2万元，已达到农村人口人身伤亡赔偿的标准，不存在原告再要求赔偿41万元的不合理诉求。对于事故原因，东海渔政大队作出的调查报告已认定梁义雄在其失踪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按责任比例，原告已领取的金额已超过其应得的赔偿标准。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解封两被告“粤湛渔04107”渔船的财产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两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关于“粤湛渔04107”渔船1.31船员坠海失踪事故的调查报告，拟证明梁义雄于2016年1月31日凌晨在该船捕捞作业时坠海，但该报告对出航船员及坠海事故发生原因的调查与事实不符；3.103号判决书及裁判文书生效证明，拟证明法院判决宣告梁义雄死亡；4.常住人口登记卡、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镇北港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两原告的子女身份信息；5.人口信息全项，拟证明两被告的身份信息；6.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互助保险凭证及保险条款，拟证明梁义雄购买的保险是意外险；7.人民调解协议书，拟证明两原告为领取意外伤害保险金而提交的材料。两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期间申请本院向东海渔政大队调取关于本案事故的调查笔录及相关材料，本院准许了两原告的申请，向东海渔政大队调取了如下证据材料：该单位对杨华玉、杨华宝的询问笔录。两被告没有提交书面证据材料，申请证人何安出庭作证。何安到庭接受了质询。经质证，两被告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2、4、5、7没有异议；对证据材料3有异议，认为梁义雄失踪不满一年即被宣告死亡，103号判决书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材料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保险是为减轻船东负担而强制船主购买。对依两原告申请从东海渔政大队调取的询问笔录，两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杨华宝事发时不在渔船上，东海渔政大队对其所作询问笔录虚假，杨华玉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描述也不符合本案事实，因此东海渔政大队对于本案事故所作的调查报告不符合事实。两被告认为东海渔政大队的询问笔录是真实的，因在船人员均购买了互助保险才可获得赔偿，渔政部门为使原告能及时领取保险金而将原在船的何妃平、庄鸿鼎删除而改为杨华宝、豆明潮在船，笔录所述的事发经过也是事实。对于证人何安的证言，两原告认为证人的证言证明调查报告所述梁义雄在船上随意走动不符合事实，被告的船只能适应五级以下风，而梁义雄出海时风力七八级，说明造成事故的过错在于被告。被告对于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在事故发生后，当时船上的船员也到东海渔政大队做了笔录。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03号判决书为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两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梁义雄于1984年10月1日出生，两原告系梁义雄父母，三人均为农业家庭户口。两原告共生育了一女三子，均已成年。两被告为夫妻关系，庭审中两被告确认共同经营“粤湛渔04107”渔船。东海渔政大队关于“粤湛渔04107”渔船1.31船员坠海失踪事故的调查报告内容如下：“粤湛渔04107”渔船所有人为杨华玉，该船持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及其他相关渔业证件。该船核定船员5人，适应在5级以下风力航行作业，职务船员配备齐全，按相关规定配齐救生、通讯、导航等安全设备，包括5人救生浮1个、救生圈2个，救生衣5件、AIS终端1部。船员信息：本次共随船出航4名船员，均购买了广东省渔业互保协会的人身意外伤害互助保险。梁义雄持有五等轮机长证书，担任“粤湛渔04126”渔船轮机长职务，由于该船不出海生产，而“粤湛渔04107”渔船出海生产缺一名船员，双方达成协议，梁义雄随“粤湛渔04107”渔船出海作业。事故发生经过：2016年1月28日中午13时许，“粤湛渔04107”渔船从硇洲渔港北港避风塘出航，开往硇洲港北部海域从事捕鱼作业。本航次出海共4名船员，分别是船长杨华宝、轮机长杨华玉、船员梁义雄及豆明潮。1月31日凌晨1时左右，“粤湛渔04107”渔船收回撒放在海上的所有网具后，开始起航返回硇洲港。凌晨2时左右，渔船行驶至东经110°41′400″、北纬21°03′500″海域时，梁义雄没有穿着救生衣在船甲板上收拾好网具，沿着船右舷边往驾驶楼方向行走时，由于受风浪影响，船体左右晃动，梁义雄身体失衡，从船上坠进海里。正在驾驶室开船的杨华宝发现后，立即停航，并呼叫豆明潮和杨华玉进行抢救。在船尾部的杨华玉跑到船的右舷边，见到梁义雄正在海里紧张挣扎，急忙随手抓住旁边一捆绳子的一头，将另一头抛向梁义雄，但梁义雄未能抓住绳子。当时，海面上东北风6-7级，浪高1-2米，晚上天黑能见度低。顷刻，梁义雄沉没失踪。随后，“粤湛渔04107”渔船在事故海域极力搜寻，但没有发现梁义雄。5时许，渔船因船上油量不足返航回硇洲港。7时30分，杨华玉通过手机向东海渔政大队报案。经东海渔政大队组织搜救，未能发现失踪人员梁义雄。事故原因分析和责任：1.船员安全意识薄弱。梁义雄在夜晚能见度较差、渔船驾驶摇晃的情况下随意在船上行走，临水作业又没有穿着救生衣，坠海不久而沉没，失去救助的最佳时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船东安全监管不到位。梁义雄在“粤湛渔04107”渔船充当临时性船员，船东与梁义雄没有到渔政部门办理任职登记，也没有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疏于引导教育，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4名船员在渔船航行中均没有穿着救生衣。3.抢救环境条件差。梁义雄受渔船行驶摇摆的惯性跌倒落海，冲击力较大，导致人落海后与渔船距离较大，加上当时天黑能见度较差，遇险和施救人员都特别慌张，短时间内施救十分困难。因此认定梁义雄因安全意识不强，临时作业不穿着救生衣，随意在船上行走，在事故中负有直接责任；船东杨华玉因疏于安全监管在事故中负有管理责任。两原告向本院申请宣告梁义雄死亡，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103号民事判决，判决宣告梁义雄死亡。梁义忠作为会员于2015年3月23日以梁义雄为被保险人之一投保了广东省渔业互保协会的渔民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条款约定，在全省范围内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参加本项互保的人员称为互保人员，从事渔业生产的单位或个人可为其本人、从业人员办理本项互保，成为协会会员。互保人员在互保有效期内，因工作遭受意外伤害造成身亡或伤残的，协会依照约定给予补偿。两原告述称已于2016年4月获得保险赔款30万元。两被告称在事故发生后曾付给两原告2万元赔款，两原告不予认可。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事故发生时的实际在船人员为何平、庄鸿鼎、杨华玉、梁义雄。证人何安出庭作证称：其又名何平，本案事故发生时其在渔船上，当时凌晨1点左右收网后，其在前，梁义雄在中间，庄鸿鼎在后走回船舱，杨华玉在驾驶渔船。当时风力约七八级，渔船虽停泊但因风浪有摇晃，梁义雄因走不好而落水。在作业时杨华玉有叫船员穿救生衣，船上也配备了救生衣，但因做工不方便三名船员都没有穿。事故发生后渔政部门也询问过船上船员，调查报告描述的事故经过是事实，为保险赔偿而将证人的名字删去。两原告对于其主张的损害赔偿费用说明如下：按2016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丧葬费按每年72659元计算6个月为36329.50元；死亡赔偿金按每年13360.40元计算20年为26720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梁妃贵按每年11103元计算5年，由四个子女分摊为13878.80元，吴妃英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18年为49963.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另查明：2016年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规定，一般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年13360.40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1103元，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2659元。诉讼中两原告向本院申请保全杨华玉名下价值约20万元的“粤湛渔04107”渔船，查封期间杨华玉不得转让、抵押及出租该渔船，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7）粤72民初491号民事裁定，准许了两原告的申请，两原告为此交纳了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一宗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如下：一、两原告能否提起本案诉讼；二、梁义雄与两被告之间各自应承担的过错责任；三、两原告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否从两被告应支付的赔偿款中扣减。梁义雄在渔船上作业过程中发生意外失踪，两被告认为两原告在梁义雄失踪不满2年即向法院起诉索赔死亡赔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两原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明梁义雄死亡的证据。因两原告提交了梁义雄被宣告死亡的法院生效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两原告已完成证明梁义雄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举证义务，两被告并未提交足以推翻该生效判决确认事实的相反证据，本院对两被告该主张不予支持。两原告作为梁义雄的父母因其近亲属生命权遭受侵害，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于梁义雄与两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梁义雄在两被告共同经营的“粤湛渔04107”渔船担任船员，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梁义雄在出海作业过程中失踪死亡，属于“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情开，故本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根据劳务双方的各自过错来认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对于梁义雄遭受人身损害的过程和原因，东海渔政大队出具的调查报告对于随船出航船员的信息认定不准确，本院向东海渔政大队调取的调查材料也无对当时在场的两名船员何安、庄鸿鼎的询问笔录，因此该调查报告认定的事故发生经过和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与责任不能完全作为本案责任划分的依据。根据同船船员何安出庭所作陈述，梁义雄是在作业完毕返回船舱过程中因风浪摇晃渔船而掉入海中，杨华玉作为船舶所有人及劳务合同的雇佣方，其实际管理和控制船舶，并且负责驾驶船舶和指挥捕捞作业，对船员负有指挥、监督、管理的职责，同时也负有保障船舶安全和为船员提供充分劳动保护的义务，梁义雄在随船出海作业过程中落水失踪，应认定杨华玉已违反上述义务，存在过错。根据何安的证词，杨华玉有要求船员穿着救生衣，而梁义雄在作业过程中未穿，导致其坠海不久而沉没，失去救助的最佳时机，因此梁义雄对于自身的安全疏于注意，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梁义雄与杨华玉分别按30%和70%承担责任。因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并共同经营“粤湛渔04107”渔船，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关于两原告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否从两被告应支付的赔偿款中扣减的问题。梁义忠为梁义雄购买的保险为渔民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条款约定，互保人员在互保有效期内，因工作遭受意外伤害造成身亡或伤残的，协会依照约定给予补偿，因此该险种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而非雇主赔偿责任，发生保险事故时，直接受益人为发生伤亡意外的包括雇员在内的人员，雇主对保险标的并不享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向雇员赔付后，不能免除雇主的赔偿责任，因此两被告辩称两原告获得的保险赔偿应从两被告应支付的赔款中扣减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两原告损失数额计算如下：丧葬费：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以每年72659元计算六个月为36329.50元。死亡赔偿金：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梁义雄为农业户口，其被宣告死亡时未满60周岁，其死亡赔偿金按每年13360.40元计算20年为267208元。两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两原告系梁义雄的父母，梁义雄作为子女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两原告共生育了四个子女，梁义雄负有四分之一的赡养义务。在梁义雄被宣告死亡时，梁妃贵年满74周岁，吴妃英年满61周岁，鉴于两原告仅请求梁妃贵按5年计算、吴妃英按18年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此为两原告对其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经计算梁妃贵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103元×5年÷4人=13878.75元。吴妃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103元×18年÷4人=49963.50元。上述赔偿金额合计367379.75元，原告自负30%的责任，两被告负70%的赔偿责任即257165.83元。两被告辩称已支付2万元的赔偿款给两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两原告又不予认可，本院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两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酌定为3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华玉、黄家菊赔偿原告梁妃贵、吴妃英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257165.83元；二、被告杨华玉、黄家菊赔偿原告梁妃贵、吴妃英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三、驳回原告梁妃贵、吴妃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560.69元，由两原告负担2268.21元，两被告负担5292.4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由两被告负担。上述费用由两原告预交，两被告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径付两原告，本院不另清退。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文 静人民陪审员  冯文滔人民陪审员  金 灿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柏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