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04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男，1988年9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尚瑶（闫×之母），1964年4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1，男，1939年9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闫向东（闫×1之子），1959年7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闫娅丽（闫×1之女），1970年8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兴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9号正仁大厦13层。
法定代表人高哲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瑞峰，男，1974年4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春山，男，1961年3月4日出生。
上诉人闫×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08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6月，闫×诉至原审法院称：闫×1与我系祖孙关系。2003年，我及父母居住的北京市东城区59号公有房屋被北京兴隆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兴隆公司）拆迁，该房屋原承租人为闫×1。2005年9月份，危改项目落成回迁，经全家协商一致，由我父亲闫向东代表全家与兴隆公司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结算协议书》（简称“2005年协议”），约定闫向东购买北京市东城区714号房屋（简称714号房屋），购房款为131758元，我为被安置人口之一。“2005年协议”签订后，闫向东与其前妻尚瑶依约一次性交纳了购房款。2009年9月9日，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闫×1与兴隆公司签订了《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及《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结算协议书》（此两份协议简称“2009年协议”），闫×1取得了714号房屋所有权。2011年，闫×1将714号房屋转卖第三人。我认为，闫×1与兴隆公司恶意串通另行签订的“2009年协议”，导致闫×1骗取了714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将714号房屋转卖获取非法利益，最终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居住权利。故我起诉请求确认闫×1与兴隆公司签订的“2009年协议”无效，并由闫×1、兴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闫×1辩称：我是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我确实曾同意由闫向东签订“2005年协议”。后因家庭矛盾，我与闫向东、兴隆公司协商解除了“2005年协议”，我与兴隆公司另签订了“2009年协议”。“2009年协议”合法有效，我不同意闫×的诉讼请求。
兴隆公司辩称：根据拆迁政策，闫×1系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有权签订拆迁协议。应闫×1要求，我公司与闫向东签订了“2005年协议”。后闫向东、闫×1协商一致，要求解除“2005年协议”，我公司与闫×1另行签订“2009年协议”。“2009年协议”合法有效，我公司不同意闫×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兴隆公司与闫向东解除“2005年协议”后，又与闫×1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2009年协议”。在“2005年协议”与“2009年协议”中，闫×均是被安置人口。“2009年协议”并未损害闫×作为被安置人口的合法权益。闫×1系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有权就被拆迁房屋的危改拆迁事宜作为被拆迁人与危改单位签订相关的危旧房改造协议。闫×1与兴隆公司签订的“2009年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因此，闫×请求确认“2009年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判决：驳回闫×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闫×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闫×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协议”解除的事实没有依据，“2005年协议”为有效合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没有足以支持认定“2005年协议”无效或解除的事实基础，不构成解除合同的一般要件；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协议”未损害闫×的合法权益是片面和错误的，“2005年协议”规定了四位被安置人的权利和义务，在没有征得其他三位被安置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解除“2005年协议”必然会损害作为被安置人之一的闫×的合法权益，造成闫×的实际居住价值和生活质量的下降；闫×1虽曾系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但自2002年闫×1递交变更承租人申请后，闫×1便不再是承租人，亦不能就已成既定事实的行为作出反悔和更改；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只是僵硬地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未考虑到补偿安置协议的特殊性和案情整体复杂性，法律适用不当；闫向东依据“2005年协议”取得714号房屋，当时闫向东、尚瑶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714号房屋应有尚瑶的权益等等。闫×1、兴隆公司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闫×1与案外人闫向东系父子，闫向东与案外人尚瑶原系夫妻，闫×系闫向东与尚瑶之子。
北京市东城区59号5号房屋1.5间系闫×1承租的公房。2002年，夕照寺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兴隆公司负责实施夕照寺三期项目的危改工作。2005年9月，闫×1向夕照寺三期危改办提出《变更承租人申请》，内容为：“我住崇文区59号平房1.5间，建筑面积29.81平方米，属于夕照寺地区危改范围，原承租人为闫×1。因经济原因，现申请将回迁购买绿景馨园714号二居室一套变更为闫向东（与闫×1系父子关系），将回迁购买绿景馨园662号二居室变更为闫继东（与闫×1系父子关系），全体家庭成员对此无异议”等，该申请书下方有闫×1、闫向东、闫继东、尚瑶等人的签字。
2005年9月27日，兴隆公司（危改单位、甲方）与闫向东（被安置人、乙方）签订了《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结算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所住用的房屋进行危改拆迁，乙方住址为北京市崇文区59号，在危改区内有自管房1.5间，建筑面积14.81平方米；正式户口4人，安置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尚瑶，之夫闫向东，之子闫×，之婆婆郭秀英；乙方自愿购买施工楼号崇文区绿景馨园714号；根据公安部门管理要求，楼号变更为崇文区绿景馨园东区714号，实测建筑面积69.96平方米；购房总价款131758元，公共维修基金2183元；甲方对乙方进行上述安置后，甲方对乙方的拆迁安置即告结束，今后甲方不再给予乙方任何形式的安置或补偿等等。
2007年10月25日，闫向东与尚瑶经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关于住房问题，双方协议约定：“离婚后，闫向东承租的北京市丰台区二居室楼房一套变更由尚瑶承租并居住，北京市崇文区绿景馨园二居室楼房一套由闫向东居住使用，待该房取得完全所有权后，无论产权归属于何人名下，尚瑶永远不主张对该房的一切权利。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尚瑶将崇文区绿景馨园二居室楼房腾空，交由闫向东居住使用，闫向东将丰台区二居室楼房一套腾空，交由尚瑶居住使用”。后，北京市丰台区602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尚瑶。
2009年9月9日，闫×1、闫向东共同向兴隆公司提出《变更申请》，要求将714号房屋的购房人变更为闫×1。同日，兴隆公司（危改单位、甲方）与闫×1（被安置人、乙方）签订了《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所住用的房屋进行危改拆迁，乙方住址为北京市崇文区59号，在危改区内有自管房屋1.5间，建筑面积14.81平方米，正式户口4人，安置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尚瑶，之前夫闫向东，之子闫×，之前婆婆郭秀英；乙方自愿购买施工楼号崇文区绿景馨园1号楼7门714号；根据公安部门管理要求，楼号变更为崇文区绿景馨园东区6号楼7门714号，实测建筑面积69.96平方米；回迁购房总价款131758元，公共维修基金2183元。同日，兴隆公司（危改单位、甲方）与闫×1（被安置人、乙方）签订了《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结算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与“2005年协议”约定的内容一致。2009年12月15日，闫×1取得714号房屋所有权证。后，闫×1将714号房屋出售。
诉讼中，兴隆公司、闫向东均表示，在闫×1与兴隆公司签订“2009年协议”时，兴隆公司与闫向东同时解除了“2005年协议”。关于714号房屋的购房款问题，闫×称系其父母闫向东、尚瑶共同出资，闫×1则称系其出售其他房屋筹集钱款所支付。
二审中，双方确认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夕照寺东里59号5号房屋1.5间的承租人一直为闫×1，闫×1于2005年提出的《变更承租人申请》系为变更两套回迁房的购买权。
上述事实，有《关于＜崇文区夕照寺三期房改结合危改安置补偿实施细则＞的批复》、2005年《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结算协议书》、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2007）崇民初字第3553号民事调解书、2009年《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及《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结算协议书》、《变更承租人申请》、《变更申请》、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闫×1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有权就被拆迁房屋的危改拆迁事宜与危改单位兴隆公司签订相关协议。闫×1虽曾于2005年提出《变更承租人申请》，但内容系为让渡回迁安置房屋的购买权，并非变更被拆迁房屋的承租权，此后闫×1仍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故在兴隆公司与闫向东签订的“2005年协议”解除后，闫×1与兴隆公司就回迁购房事宜再行签订“2009年协议”，并无不当。闫×1与兴隆公司签订的“2009年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2005年协议”与“2009年协议”中，闫×均为被安置人口，“2009年协议”并未损害闫×作为被安置人口的合法权益。闫×主张闫×1与兴隆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难以采信。闫×另主张714号房屋应有其母尚瑶的权益，因此事宜涉及到尚瑶的诉权，尚瑶并非本案当事人，故闫×无权在本案中代尚瑶主张权利。综上，闫×请求确认闫×1与兴隆公司签订的“2009年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闫×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馨
代理审判员 张 洁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