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济民一终字第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元龙，男，197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籍贯山东省日照市，现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李宝增，男，196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山东联合软件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聂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延栋、杨念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元龙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历下国资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民初字第1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元龙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宝增，被上诉人历下国资公司委托代理人付延栋到庭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认定：宋元龙系山东省日照市某某村村民。2001年8月，宋元龙以3.8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济南市历下区某某村村民侯某甲（又名侯某乙）所属的（历下集建92字第1114217号）院落及房屋一处（该房屋至今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拆迁前该院落共有包括宋元龙在内的7人在此生活。
2009年12月31日，宋元龙与历下国资公司就宋元龙购买的上述房屋（位于济南市历下区某某村，建筑面积117.37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某某宅基地地上物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为实施某某村村民安置房工程，根据《济南市统一征用土地暂行办法（市政府204号令）》（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济南市统一征用土地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济政发（2004）19号文）》（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文件双方达成协议。主要内容为：1、历下国资公司拆除宋元龙所属117.37平方米的住宅及其他附属物。2、历下国资公司向宋元龙支付各项拆迁补偿费共计63772.50元（包括房屋补偿费、过渡费、奖励费、搬家费、附属物补偿费）。3、预扣抵减安置面积（未约定具体数字），待安置时以市政府204号令及济政发（2004）19号文件审核结果计算安置面积，超扣得退还，扣减不足的补足。还约定，补偿费兑现：被拆迁人拆迁完毕经验收合格5日内领取。
2013年9月份历下国资公司建设的拆迁安置房（盛福片区安置房）建成竣工，并陆续交付了有关被拆迁户。2013年9月3日，历下国资公司通知宋元龙按照济南市奥体片区项目部制定的《关于对奥体片区拆迁安置中被拆迁人为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房购买资格确定的实施办法》的拆迁安置文件规定，以21万元价格购买60平方米房屋，并要求签订购房协议。宋元龙不予认可，并多次找历下国资公司要求其履行原协议未果，历下国资公司也未按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向宋元龙支付相应的拆迁补偿费63772.50元。历下国资公司自2013年1月1日起停止向宋元龙发放后续过渡费（每人每月230元，共7人即每月1610元）。宋元龙认为，按照《暂行办法》第五章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每人40平方米为标准，应安置给宋元龙280平方米的房屋，宋元龙原住房面积117.37平方米，两者相减，宋元龙只需按162.63平方米的面积补足房屋款48789元（超出部分按照每平方米300元购买）。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问题：1、宋元龙主张历下国资公司支付拆迁补偿费63772.50元及自2010年1月5日起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的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的滞纳金有无法律依据？2、宋元龙主张2013年1月1日起至安置房交付之日止的过渡费每月1610元（标准每月每人230元按7人计算）及相应的滞纳金有无法律依据？3、宋元龙主张历下国资公司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交付280平米的安置房有无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的问题1，原审法院认为，宋元龙与历下国资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拆迁补偿协议明确约定，具体的补偿事宜是依据当时有效的《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实施意见》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人为非被征地拆迁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不在本村，但在征地拆迁范围内有房屋且房屋具备合法手续的，按照《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给予货币补偿”。宋元龙非某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上述规定，宋元龙应获得房屋的货币补偿。历下国资公司辩称系宋元龙拒绝受领该补偿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辩称不予采信。在拆迁补偿协议中已确定了拆迁补偿费的具体数额为63772.50元，因此，历下国资产公司依约应支付宋元龙拆迁补偿费63772.50元，并支付自2010年1月5日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滞纳金（以欠款63772.5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对宋元龙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的问题2，原审法院认为，按照《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过渡费应支付至被安置人搬入安置房止。现某某村民已于2012年底搬入安置房，过渡费早已停止发放，宋元龙因拒绝购买安置房导致无法入住而产生的费用与历下国资公司无关，历下国资公司无义务支付由此产生的所谓“过渡费”，因此，宋元龙要求历下国资公司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安置房交付之日止的过渡费每月1610元（标准每月每人230元计7人）及相应的滞纳金无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的问题3，原审法院认为，宋元龙主张历下国资公司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交付280平米的安置房，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如同前述，拆迁补偿协议明确约定，具体的补偿事宜是依据当时有效的《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其中《实施意见》第一款规定，“本人为非被征地拆迁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不在本村，但在征地拆迁范围内有房屋且房屋具备合法手续的，按照《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给予货币补偿”，宋元龙非某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上述规定，宋元龙无权获得房屋安置，且也无证据证明历下国资公司承诺对宋元龙按照被征地拆迁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标准进行房屋补偿安置。“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五款及宋元龙的“拆迁补偿分户明细表”相应项目中也均未体现安置房面积，宋元龙称“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对宋元龙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标准进行安置没有任何依据；合同履行过程中，历下国资公司根据《关于对奥体片区拆迁安置中被拆迁人为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房购买资格确定的实施办法》的精神和相应处理方案，宋元龙享有购买安置房的资格，而宋元龙单方拒绝购买相应安置房，不能证明历下国资公司就应按照宋元龙的要求安置相应房屋。同时按照《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相关被拆迁人要落实相应的补偿安置面积，应持合法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到相关部门申请房屋补偿安置，宋元龙既非被拆迁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没有提供其为相应权利人的相应证书，不符合相应规定，因此，历下国资公司辩称的即便按照拆迁协议提及的相应的文件也不应给予宋元龙相应的房屋补偿安置理由成立，对宋元龙主张的由历下国资公司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交付280平米的安置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南市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宋元龙拆迁补偿款人民币63772.50元。二、被告济南市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宋元龙拆迁补偿款逾期付款滞纳金（以欠款63772.5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1月5日起计算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宋元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原告宋元龙负担2000元，由被告济南市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负担300元。
上诉人宋元龙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l、被上诉人究竟属于企业法人还是政府法人以及被上诉人的拆迁行为是市场行为还是行政行为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原审法院未能明确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拆迁行为是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而被上诉人则一直强调是代表政府的行政行为，是由政府安排决定的，是根据政府的指示实施的，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项焦点问题关系着本案审理的基本立足点以及合同的效力、法律的适用等基本问题。但原审判决始终未予以明确认定从而导致本判决多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2、原审法院将本案关于房屋拆迁补偿纠纷错误的当成了农村土地征用纠纷来审理，从济南市政府的角度实施适用《暂行办法》、《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搞错了案件的性质。该《暂行办法》规定的是征用集体土地问题，其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规定：“市政府实施统一征用土地，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征地事宜，不得与其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按此规定，被上诉人根本不具有实施《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的资格，他与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不是《暂行办法》规定的征地补偿行为，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不能全部适用《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的规定。至于拆迁补偿协议前言部分说是根据《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达成该拆迁补偿协议，实质上只是参照《暂行办法》中第五章关于“地上附着物补偿”规定中的有关补偿标准和计算方法，而不能扩展适用《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的其他规定。3、原审法院错误的将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全部拆迁补偿费63772.5元（包括房屋补偿费、过渡费、奖励费、搬家费、附属物补偿费等）认定为是《实施意见》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按《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给予货币补偿”的房屋补偿款了。《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中关于对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拆迁实行货币化补偿，显然是要按市场房价乘以拆迁面积得出的价格，而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拆迁补偿费63772.5元绝非货币化补偿费，因为它含有五项费用，其中的房屋补偿费仅为每平方米300元。况且，该拆迁补偿协议也不是一份“货币化补偿协议”，货币化补偿根本无从谈起。4、原审法院在认定过渡费的支付截止时间时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3500元每平方米重新购买的“安置房”与双方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拆迁“安置房”混淆了。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拆迁“安置房”是无偿安置房，共计280平方米，而要求上诉人重新购买的“安置房”是被上诉人按照《关于对奥体片区拆迁安置中被拆迁人为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房购买资格确定的实施办法》（2010年9月1日起失效）中规定的“安置房”，要按每平方米3500元价格购买，只有60平方米。原审法院将上述两个不同概念的“安置房”混淆了。退一步讲，即使按原审法院的观点，过渡费也应支付到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重新购房之日止，即2013年9月3日，而不是2012年年底。5、分析判断拆迁补偿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将时间推移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当初，而不应该站在协议签订之后的其他时间段。而原审法院在认定拆迁补偿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时却是将时间移到了拆迁补偿协议履行之时，错误地转换了考虑问题的时间段和视角。拆迁补偿协议应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初被上诉人就已经知道上诉人的身份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按照《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的规定，被上诉人不能与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与其签订“货币化补偿协议”（按市场房价计算补偿额）。但被上诉人却与上诉人依据《暂行办法》第五章的有关规定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根据《暂行办法》规定只能与集体经济组织才能签订征地补偿协议，根本不能与个人签订协议，所以不存在区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问题。以此推断，被上诉人当初的意思就是要按《暂行办法》第五章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上诉人进行拆迁补偿和房屋安置。这也是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当初双方当事人的合理期待和真实意思表示。如果离开这一时间段和视角来考虑其他意思表示就违背了拆迁补偿协议的真实意思。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适用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应严格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履行所有义务：一是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五项的真实意思履行房屋安置义务，执行《暂行办法》第五章关于“地上附着物补偿”的有关补偿标准和计算方法，向上诉人交付280平方米的安置房，上诉人按每平方米300元支付补足款共计84000元。再说，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按照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五项应该解释为向上诉人进行房屋安置，即按照《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上诉人安置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安置房，其中162.63平方由上诉人按每平方米300元支付补足款。二是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第四项的约定向上诉人按每月1610元标准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交付上述安置房之日止的过渡费及滞纳金。2、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观点，对拆迁补偿协议扩展适用《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的全部规定，首先得出的结论是：征地拆迁行为不能针对个人，被上诉人不能实施征地拆迁行为，不具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资格，与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必然是无效的。当初，被上诉人是以公司身份与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并承诺按《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房屋安置，之后反过来再充当政府依据《暂行办法》和《实施意见》的其他规定以上诉人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排除和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不免存在欺诈之嫌。因此，本案只能适用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将拆迁补偿协议按平等市场主体签订的合同来对待，不能扩展适用除《暂行办法》第五章“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中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之外的其他规定。否则，就违背了我国合同法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和意思真实等基本原则，会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依法予以改判；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按每月1610元标准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安置房交付之日止的过渡费及其滞纳金（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按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交付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安置房屋（上诉人按每平方300元价格支付补足款84000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历下国资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2006年5月9日下发的历下政办字（2006）12号《关于明确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的通知》，被上诉人历下国资公司系历下区政府授权的盛福片区某某旧村改造项目的法人单位。2006年11月16日，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济南市因历下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盛福片区重占项目拆迁安置工程项目的通知》（济发改投资（2006）545号），对包括某某村在内的盛福片区重点项目拆迁安置工程予以核准。后历下国资公司于2007年1月与某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约定历下国资公司以分批征收的方式对某某的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并给予补偿安置。本案中，历下国资公司为实施对农村集体土地村的征收，与宋元龙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其所涉及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地上物拆迁补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根据上述规定，此类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对于上诉人宋元龙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原审法院将历下国资公司与宋元龙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所引起的农村集体土地宅基地拆迁安置纠纷，以民事判决方式对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予以判处欠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民初字第100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宋元龙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松成
审 判 员 翟 勇
代理审判员 何菊红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