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渭中民三终字第001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底立强，男，197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
委托代理人殷鹏星，陕西行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孝军，男，195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
委托代理人卫彩丹，女，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贾建武，陕西趋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聪芳，女，197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
上诉人底立强因与被上诉人申孝军、康聪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2014）韩民初字第00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底立强及其委托代理人殷鹏星、被上诉人申孝军的委托代理人卫彩丹、贾建武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康聪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孝军在一审时诉称：底立强、康聪芳原系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经营龙门饭店和在西安买房装修等原因，于2012年3月起至2013年9月陆续向我借款人民币共计460000元，并于2013年9月3日给我出具了借款总条据。后多次向康聪芳索要借款，康聪芳总是推拖，至今分文未给，因该借款属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家庭生产生活所需而共同所举之债，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底立强、康聪芳立即偿还借款46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倍数利率从2013年9月4日承担利息至2014年7月30日。
康聪芳在一审时辩称：我没有借申孝军钱，我借了卫彩丹50000元。再是薛雨冬欠卫彩丹200000元，该欠款是我和卫香娥进行担保，后来又因为我欠薛雨冬和卫香娥的钱，所以经协商由我替薛雨冬给卫彩丹还钱，经结算本金200000元，利息50000元，共计250000元，我给卫彩丹打的欠条。卫香娥欠申孝军80000元，我又欠卫香娥80000元，经三方同意我再替卫香娥向申孝军还款。2014年5月10日，我和卫彩丹、申孝军经结算连本带息共计460000元，当时我给卫彩丹打了260000元欠条，给申孝军打了200000元欠条，几天后卫彩丹又找我说这些钱全是申孝军的，让我把条子全部打给申孝军，日子写在了2013年9月3日，我就给申孝军出具了460000元的借条。这些钱我均用于赌博。
底立强在一审时辩称：康聪芳所借的这些钱本人均不知道，只要是为家庭或做生意的钱都是我出面借的。申孝军与康聪芳的债务是利滚利形成的，这笔钱不是我承担的范围，我承担的债务我都给人家打的条子，我不知道这些债务，和康聪芳离婚也是因为她赌博，该债务和我没关系。
原审判决认定：康聪芳与底立强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12日协议离婚。2013年9月3日康聪芳因借款向申孝军出具有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康聪芳借到申孝军现金460000元，该条据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康聪芳认可条据系其所写并愿意偿还。底立强提出该笔借款其并不知情，其本人也与康聪芳于2014年5月12日离婚，故该笔借款与其无关。
原审法院认为：康聪芳借申孝军人民币460000元事实清楚，康聪芳亦不予否认，故其理应予以立即归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借款产生于底立强、康聪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并未进行财产约定，更未就是否有财产约定通知过申孝军，故底立强以其不知道该借款为由认为与其无关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申孝军主张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认定。申孝军主张按银行同期倍数利率从2013年9月4日承担利息至2014年7月30日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康聪芳、底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原告申孝军借款四十六万元。二、驳回原告申孝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8200元，由原告申孝军负担1000元，被告康聪芳、底立强负担7200元。
底立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申孝军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是：1、原审认定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错误。2014年5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康聪芳已经解除婚姻关系，涉案债务发生在2014年5月12日之后，该笔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生活，且该笔债务是被上诉人康聪芳以其个人名义所欠的赌债，系违法之债。2、原审认定借款形成时间为2013年9月3日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申孝军提供的借条出具时间为2013年9月3日，但据上诉人了解，借条的出具时间在2014年5月底，这一时间的认定有证人卫香娥的证言可以证明。原审仅凭被上诉人申孝军出具的借条即认定事实，没有查明本案事实的前因后果，进行整体考量。3、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形成借贷关系，不是涉案借款的欠款人，也不是上诉人与康聪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原审仅凭一纸存在错误的借据孤证判定案件事实，错误严重，请求二审在查明本案全部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申孝军答辩称：1、本案债务发生于底立强和康聪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康聪芳借款时称是为装修房子，未说明此债务系其个人债务，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各自债务由各自偿还的约定，更不是赌债，上诉人称本案债务不是夫妻债务的主张不成立；2、康聪芳和申孝军之间的主要债务形成于2013年，本案借条虽然出具于2014年5月，但不影响债务实际形成的时间段。康聪芳借了申孝军好几次钱，最后打了一个总条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申孝军与卫彩丹系同居关系。康聪芳与底立强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12日两人协议离婚。2014年5月份，康聪芳向申孝军出具借条一份，内容是：“今借到申孝军现金肆拾陆万元整。借款人康聪芳。2013年9月3日。”
关于该借款的形成，申孝军诉称：“2012年3月3日，薛雨冬向申孝军借款200000元，康聪芳、卫香娥担保，因康聪芳欠薛雨冬借款，2013年9月3日，薛雨冬将其债务200000元本金和50000元利息转移给康聪芳，康聪芳给申孝军出具了250000元的借条；卫香娥欠申孝军80000元，康聪芳又欠卫香娥80000元，2014年2月19日，卫香娥将80000元债务转移给了康聪芳，康聪芳给申孝军出具了借条；2012年康聪芳向卫彩丹借款一笔20000元，2013年康聪芳向卫彩丹借款三笔，分别是50000元、20000元、10000元，2014年2月21日康聪芳向卫彩丹借款一笔30000元。以上借款合计460000元，康聪芳于2014年5月份向卫彩丹出具了一份260000元的借条，向申孝军出具了一份200000元的借条，同时收回了之前所打条据。几天后，康聪芳收回了260000元和200000元两份借条，重新出具了一份借申孝军460000元的条据，落款时间写在2013年9月3日。”对此问题，康聪芳诉称：“我没有借申孝军钱，我借了卫彩丹50000元。再是薛雨冬欠卫彩丹200000元，该欠款是我和卫香娥进行担保，后来又因为我欠薛雨冬和卫香娥的钱，所以经协商由我替薛雨冬给卫彩丹还钱，经结算本金200000元，利息50000元，共计250000元，我给卫彩丹打的欠条。卫香娥欠申孝军80000元，我又欠卫香娥80000元，经三方同意我再替卫香娥向申孝军还款。2014年5月10日，我和卫彩丹、申孝军经结算连本带息共计460000元，当时我给卫彩丹打了260000元欠条，给申孝军打了200000元欠条，几天后卫彩丹又找我说这些钱全是申孝军的，让我把条子全部打给申孝军，日子写在了2013年9月3日，我就给申孝军出具了460000元的借条。”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借款形成过程的陈述，以及申孝军持有借条的事实，本院对460000元借款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借条书写时间在康聪芳与底立强协议离婚前后，但是该债务的实际形成时间在康聪芳与底立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根据上述规定，本案所涉债务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康聪芳、底立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如果康聪芳、底立强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了归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该约定的，或者康聪芳与出借人明确约定为其个人债务的，则可以认定该债务为康聪芳的个人债务。在诉讼中，底立强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上诉人底立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耀武
审 判 员 袁秋凤
代理审判员 赵 静
二〇一五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武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