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323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海丰路1号。
法定代表人：朱海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姜斌，均为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180号。
法定代表人：黄爱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山，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简称江南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美好乡村）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2015）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江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6）鄂民终545号民事裁定，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5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后，江南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江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姜斌，美好乡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李青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南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美好乡村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美好乡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合作协议》虽成立并生效，但仅为框架协议；《商务政策》虽已成立，但未生效；因缺少《经销协议》与《商务政策》的支撑，《合作协议》事实上无法有效落实。2.美好乡村明知其不具有销售9座以下乘用车的资质，仍签订《合作协议》，属于严重欺诈，即使认定《合作协议》和《商务政策》均已生效，也属于可撤销合同，且撤销权仅限于江南公司享有。因美好乡村根本不具有履行《合作协议》所必需的资质，《合作协议》事实上也无法实际履行。3.江南公司先行向美好乡村交付了6台汽车（后开回1台），美好乡村仅支付1台车款，尚欠4台车款至今未付，因此相关合格证依约由江南公司保管，根本不是一审认定的“甚至不能提交已供货的合格证”。美好乡村在未支付分文履约保证金、未支付分文车款的情况下，不享有要求江南公司先行发货的权利。4.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实质为买卖合同，系双务合同，并不是只要签了《合作协议》《商务政策》，江南公司就必须无条件交货；美好乡村同样负有依约缴纳履行保证金义务，如美好乡村发出订单，当然也负有支付订车款的义务。双方之间不存在江南公司必须无条件垫资生产、先行发货的约定。一审认定江南公司经美好乡村多次催告，仍拒不履行交付订单所载明汽车的义务即属根本违约，显失公正。5.一审以美好乡村2014年5月28日函件中载明“为履行合同而成立彦鹏公司”、江南公司的负责人参加彦鹏公司开业庆典仪式、江南公司就已收货款开具的发票载明来款为彦鹏公司，足以表明江南公司明知彦鹏公司系美好乡村为履行合作协议而成立的事实，不符合事实，且逻辑不通。（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1.美好乡村故意隐瞒其不具有履行《合作协议》的必需资质，仍签订《合作协议》，属于严重欺诈，依法不享有解除权。2.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美好乡村未按约履行约定义务，且经江南公司书面郑重告知要求美好乡村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美好乡村仍未履行任何约定的义务，并以起诉形式要求解除合同，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3.美好乡村在诉讼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造假行为，江南公司已向一审郑重提出，依法应当追究其证据造假的责任，但一审以种种理由不予审查，有协助美好乡村隐瞒证据造假行为之嫌。4.在发现美好乡村存在明显证据造假行为的情况下，应从严审查其他证据，但一审不仅没有从严审查，反而将根本不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所谓损失的证据草率地作为定案的根据，显失公正。
美好乡村庭审口头答辩如下：一是从整个案件主要时间点可以看出本案违约点。1.2014年1月23日双方签订了《春洲汽车2014年度合作协议》，我方成为江南公司的湖北总代理。同年4月1日签署年度商务政策，作为附件，这两份文件的标的、数量等均已构成合同生效的要件，且上诉人已实际发货4台，其中完成结算1台。合同从订立到履行说明合同已经生效。2.从2014年2月起我方为了开展签署合同项下的业务，开始了选址、装修、聘请员工、购买办公用品等工作，4月8日成立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4月13日彦鹏公司开业庆典时上诉人的销售副总经理陆中华亲自到场。3.2014年4月30日我方向江南公司支付第一辆车的货款9.8万元。4.2014年5月初，因为4台车没有合格证、1台车有质量问题，我方发出了要求提供车辆合格证及发货通知，到5月中旬，都有催促。5.2014年7月我方两次派员专门赴张家港就此事进行协调。协调的过程有电话录音证据，参加人员7月3日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朱海华及另外一位副总经理王总，在此次谈话中，上诉人的两位核心负责人均认为在合作中出现问题是己方没有与总部协调好，未提被上诉人没有付款的问题。7月30日被上诉人再次派人协调，此次上诉人的参与人员为陆中华，地点为上诉人的办公场所。陆中华在整个谈话中与7月3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等人谈话内容一致，整个证据链完整。整个证据链是吻合的。陆中华在谈话中的核心点也是说上诉人自己的原因和总部没有协调好，在武汉另外成立了一家湖北总经销公司。陆中华在这一次的谈话中亲自承认已经收到了美好公司的37份订单。6.2014年8月30日我方再次发函，要求上诉人以优惠的方式来弥补之前违约造成的损失。7.2014年9月15日江南公司回函，认为只是存在合作上的分歧，并未违约，主张我方付款。直到此时上诉人一方才第一次提到要付款的问题，才主张被上诉人违约。2014年9月19日我方再次回函提出上诉人根本性违约，9月24日江南公司再次回函要求我方支付货款、给付行车证。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及上诉状中始终在纠结被上诉人没有支付货款，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从相关证据材料看，本案违约方实际是上诉人。二是上诉人只有4个核心问题：1.合同是否生效；2.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合同欺诈行为；3.哪方违约在先；4.合同是否造假的问题。关于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前述已经表述，从合同构成要件及实际履行看，合同有效。关于江南公司称我方没有9座以下乘用车销售资质构成欺诈的问题，我方不同意该观点，理由：其一，上诉人作为一家专业汽车制造及销售公司，在全国寻找总代理不可能不知道该公司没有相关汽车销售资质；美好乡村公司营业执照已提供给上诉人，其中对不能销售9座以下乘用车有明确表述；彦鹏公司开业时上诉人派员到场；被上诉人将第一辆车的9.8万元打给上诉人，上诉人是知道被上诉人与彦鹏公司的关系的，因此在相关地方作出了相应表述。上诉人现在提出被上诉人隐瞒了没有汽车销售资质属于欺诈的理由不成立。销售9座以下乘用车是否需要具备乘用车资质，是商务部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层面的问题。其二，乘用汽车的销售已经放开，即便没有相应资质，也不应该是欺诈的构成要件，不能说明被上诉人不能销售汽车。三是本案到底是谁违约的问题。前述梳理时间节点中，上诉人的主要负责人、一系列证据表明上诉人违约在先。
美好乡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大客户政策；2.江南公司赔偿美好乡村已投入资金造成的直接损失1，817，320.75元，因已与客户签订37份销售合同而可得利益损失（按合同约定的进货价与销售价价差计算）1，975，104元，合计3，792，424.75元。
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23日，美好乡村与江南公司（主营江南汽车制造公司所生产的春洲牌汽车销售，与春洲牌汽车制造商江南汽车制造公司同属江苏卡威集团子公司）签订《春洲汽车2014年度合作协议》，约定美好乡村为江南公司负责经销的春洲牌汽车湖北总代理，并应在该年度销售汽车3000台，同时载明《春洲汽车2014年度商务政策》、经销协议（该协议事实上双方并未签署）为合同附件。在2014年4月1日签署的商务政策中载明了销售价（即零售价）及经销价（即进货价），并约定由江南公司提供“送车服务”。前述协议签订后，美好乡村于同年2月即为履行合同而进行门店选址与装饰事宜，于同年4月成立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同月13日举行了开业庆典并开始对外进行汽车销售工作，期间共向江南公司发出了80台春洲牌汽车订单。江南公司负责汽车销售的副总经理陆中华参加了庆典仪式，还提供了春洲牌汽车6台（其中1台有合格证被销售，且货款已由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汇给江南公司，4台因无合格证未能销售，1台因质量问题被退回）。由于美好乡村未收到江南公司发货，遂于2014年5月起发函催促江南公司发货，并分别于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30日派员至该公司协调，江苏卡威集团及江南公司负责人予以接待，并以“江苏卡威集团与江南公司之间就湖北地区汽车销售代理商的选任事宜出现疏忽，致江苏卡威集团与江南公司各自选任了湖北总代理”为由，表示“在江苏卡威集团就此事进行答复前，暂不能履行与美好乡村间的合作协议”；前述两公司还提出“同意美好乡村作广东或新疆地区总代理的解决方案”，被美好乡村拒绝。2014年8月30日，美好乡村再次向江苏卡威集团及江南公司发函，以“因江南公司敦促履约未果”为由，提出“重新拟订代理合同相关条款（增加优惠）”的处理方法。江南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回函称“因初次合作，出现一些问题难免；美好乡村已接收的江南公司的4台车辆未付款”，并拒绝美好乡村重新拟订代理合同相关条款的意见。美好乡村于2014年9月19日回函称，目前并非只是出现一些分歧的问题，而是江南公司因湖北地区已另外出现春洲牌汽车总代理商而构成根本违约问题；江南公司交付的4台车辆因无合格证而不符合货物交付条件，且美好乡村基于相对方已实际上不能履行合同而暂不付款也符合不安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美好乡村还在函中提出了赔偿方案。2014年9月24日，江南公司回函称，若美好乡村支付4台车辆的货款，其即刻给付4台车辆的合格证；同时其在函件中对自己存在违约行为予以否认，并对美好乡村的赔偿要求予以拒绝。由于双方协商未果，遂起纷争。
美好乡村为证明其履行合同而支出的费用，共提供了如下证据（涉及费用合计1，817，320.75元）：分别与他人于2014年2月7日签订经营场地（年租金29万元）、职工住宿房屋租赁合同（年租金6万元），于2014年2月8日签订《装饰工程承包合同》（经营场地装饰工程合同金额285，000元），于2014年2月10日签订《办公家具采购合同》（办公桌椅、文件柜等办公设备采购金额82，590元）、于2014年3月5日签订《电器采购合同》（电脑、复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采购金额70，327元），于2014年3月3日签订《工作服采购合同》（工作服60套共9万元），为筹备开业庆典于2014年2月20日签订《礼品采购合同》（烫金字专用雨伞及保温杯等16万元），于2014年3月10日签订《开业庆典合同》（他人组织、策划、运作开业庆典支出65，811元），经营期间支出2014年1-6月人员工资651，500元及办公经费（管理、招待、差旅等）62，092.75元。经审查，由于公办经费中3张支出票据（涉及金额518元）载明的消费主体并非美好乡村或主体不明，故该部分费用不予认定（即确认办公经费支出费用为61，574.75元）；职工住宿房屋租赁费6万元及2014年1-6月人员工资651，500元，因未提交其他证据（如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起始点）证明该部分人员系其为履行与江南公司的合同而与之建立的劳动关系，故一审对美好乡村主张的该部分损失不予支持。
江南公司认为“美好乡村就其相关房屋租赁及装修损失等而提交的相关证据因支付凭证均系收据而不是正规的税务发票，故该证据不应采信”，但一审认为，由于前述证据与美好乡村已“开始营业且对外销售，江南公司负责人还参加了开业庆典仪式”之事实相符，而前述投入事项与支出也与其经营模式（设立展示厅）及规模（预计全年毛收入844万元）相符，故一审予以采信；至于支出凭证是否为税务发票，仅涉及是否违反税务管理规定问题，不能作为民事证据审查的主要依据。另外，关于江南公司认为“装修场所系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办公支出亦然），而美好乡村不能证明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即为履行涉案合同而设立，故有关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一审认为，美好乡村于2014年5月28日的发函（载明“美好乡村为履行代理合同而成立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江南公司负责人所参加的开业庆典仪式（为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业庆典）、江南公司向美好乡村就已收货款开具的发票（载明来款为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足以表明江南公司明知“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系美好乡村为履行合作协议而成立的公司”之事实。江南公司还认为“部分开支（如服装、礼品、日常办公支出等）存在单价明显不合理，故相关数额不应认定”，一审认为，前述开支所载明的单价并未明显过高且江南公司也未提交该单价过高或不真实的证据，故一审结合美好乡村同时提交的相关支付凭证对前述证据予以认定。江南公司还认为“人员工资支出项中没有劳动合同及社保等证据佐证领薪人员身份，故对工资支出凭证不应认定”，一审认为，前述职工人数及工资支付数额与拟履行合同规模、本地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支薪期间也与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存续期间一致，一审予以采信；至于劳动合同及社保等补强性证据缺失，不影响法院结合本案案性予以综合认定。
美好乡村还提交了于2014年3月至4月与他人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37份，拟证明由于江南公司未供货致其未能履行前述销售合同而产生的预期差价收益损失1，975，104元之事实，但一审认为：（1）从法理上讲，就违约而致损失的计算方法而言，美好乡村所主张的前述销售差价的取得建立于其前期投入的基础之上（前期投入相当于经营成本，即前期投入将消耗于经营过程中并以将取得的销售差价为回报），故直接投入成本与对应的销售差价收益不能同时主张。由于美好乡村在本院释明后仍坚持“直接投入损失”与“已对外签订销售合同而对应的差价收入损失”同时主张，故一审仅能择一进行审理并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不予审理；（2）相比较而言，由于江南公司对该37份销售合同中的部分合同之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且即便该37份销售合同是真实的，其形成的差价收益也并非美好乡村的预期收益，更非其预期收益的全部，而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也没有主张其全部预期收益，故一审基于美好乡村已提交了其为履行合同而支出直接费用之事实，仅审理其直接损失数额，即，一审对前述37份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及可取得的销售差价数额不予审理，同时对江南公司请求对销售合同中部分“签字可能系同一人所签署的合同”进行笔迹鉴定之申请不予准许。
江南公司提交了其原销售副经理陆中华的辞职报告、社会保险机构证明、陆中华向公司出具的承诺等证据，拟证明“陆中华已于2014年11月辞职，故其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言不具可信性”，但一审认为，陆中华作为江南公司负责人于履职期间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江南公司承担，至于其事后是否在职，不影响事实查明与处理，故一审对前述证据不予审理；江南公司还以美好乡村所提交的录音证据因系“偷录”且录音载体（U盘）上显示的文件编制时间系2009年为由，认为前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一审认为，由于该录音证据形成于江南公司办公场所，记录内容为双方就合同履行进行的协商过程且能反映本案诉争发生的原因，故不存在侵犯隐私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属本案关键证据，故一审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采信。同时，由于录音显示的内容与其他证据（如美好乡村提交的“江苏卡威集团与他人另行签约并成立的湖北卡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名片、宣传单页及照片”、函件载明的“美好乡村于2014年4月开业并向江南公司发出了订单”等）能相互印证，录音资料内容显示谈话时间（如录音资料中表述“到现在已经7月份了”）与美好乡村陈述录制时间一致，故一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该录音转录至U盘并在U盘上编制存盘文件名时未更新时间所致瑕疵，不影响对该录音资料内容真实性的审查，且江南公司也并未申请对该录音证据真实性进行鉴定，故一审对江南公司就美好乡村所提交录音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所提异议不予采信。
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双方合作协议是否生效？二、美好乡村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三、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合作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一审认为，美好乡村与江南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合作协议附件（商务政策）载明：“本政策适用与江南公司签订《春洲汽车2014年度经销协议》并按协议交纳履约保证金的经销单位”，而美好乡村还未与江南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但因江南公司负责人参与了该合作协议履行平台（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开业庆典，并提供6台春洲牌汽车供美好乡村销售，同时收取了已供货（按商务政策规定价格）的货款并催促余款，美好乡村也向江南公司发出了订单并敦促对方供货，故应视为双方实际上开始履行合作协议，且“双方以纠纷处理过程中均从未主张过合作协议未生效”之事实，也证明双方均已将前述履行行为视为对整个合作协议的履行行为，现江南公司于诉讼中主张合同未生效，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诚信原则，故一审对江南公司主张“合作协议未生效”之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美好乡村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问题。在本案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由于江南公司的上级关联公司（江苏卡威集团）就同型汽车在湖北区域销售另行确定了总代理商并已开始经营，致江南公司与美好乡村的合作协议已事实上不能继续履行而造成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责任应由江南公司承担。现美好乡村基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事实，主张解除合同并由违约方赔偿损失，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1、虽然江南公司以“湖北总代理不意味着排他性，即湖北地区就春洲牌汽车销售可有两个总代理商”为由，辩称前述合作协议仍可继续履行，但一审认为，依行业惯例，一种品牌在一个地区的“总代理”，即意味着该代理商在该地区就该品牌享有独占且排他性的经营权，江南公司在江苏卡威集团另行确定代理商后即不能向美好乡村再行供货（甚至不能提交已供货的合格证）之事实也表明涉案合作双方遵循了该行业惯例，故江南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江南公司辩称“由于江苏卡威集团与江南公司系各自独立的法人企业，故江苏卡威集团确定春洲汽车湖北总代理商的行为，不能视为江南公司的违约行为，更不能视为江南公司不能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但一审认为，无论从江南公司与江苏卡威集团关联关系（系母公司与子公司关系）、还是美好乡村与江南公司于纠纷发生后的协商过程来看（江南公司在本院已采信的录音证据中陈述“总部又与武汉另一家销售商签署了湖北地区总代理合同，现总部还没有就此事进行答复，所以江南公司在得到答复之前无法履行合作协议”），江苏卡威集团对江南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较强干预与指导性，即江苏卡威集团不撤销其与他人签订的汽车销售协议将无法履行本案合作协议。因此，江南公司辩称涉案合同仍能继续履行，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不予采信。
退而言之，即便依据法人责任理论，“江苏卡威集团另行确定代理商”之事实本身不能视为江南公司的行为违约，也不论该原因行为是否导致涉案合作协议不能履行，单就“自美好乡村为履行合同而成立的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开业起，至美好乡村提起诉讼之日（即2014年12月）止，虽然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已近届满，且经美好乡村多次催告，江南公司仍拒不履行交付订单所载明春洲牌汽车的义务”而言，属于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根本违约行为。此时，美好乡村以“江南公司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而行使合同解除权，也于法有据，一审对该请求也应予以支持。江南公司虽辩称“其拒绝再向美好乡村供货，系因美好乡村多次未支付已交付的4台车辆货款而行使的先履行抗辩权，故涉案合作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系因美好乡村的违约行为所致”，但一审认为，该抗辩意见不仅与本院已查明的不能供货原因系“因江苏卡威集团另行确定了湖北总代理商”之事实不符，而且与“江南公司在双方就合作协议履行进行协商未果、且美好乡村已提出赔偿要求时，才于2014年9月催收该4台车的货款”之事实（江南公司在美好乡村此前敦促其发货时，其从未通知美好乡村“其基于先履行抗辩权而拒绝发货”）不符，故一审不予支持。
关于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审认为，由于江南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致合同解除，其应据美好乡村诉请对该公司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现查明，美好乡村为证明其履行合同而支出的直接费用包括：经营场地（年租金29万元）、经营场地装饰装修（金额285，000元）、办公设备采购（金额82，590元）、办公自动化设备（金额70，327元）、工作服订购合同（金额9万元）、开业庆典礼品（金额16万元）、开业庆典支出（金额65，811元）、办公经费（金额61，574.75元）等，由于其中办公设备及办公自动化设备（合计采购金额152，917元）因具有通用性而具有残值，对该部分损失一审酌情按50%计算为76，458.50元，其他部分因具有专属性或已实际消耗而视为损失。据此，前述直接损失为1，028，844.25元，应由江南公司赔偿。
综上所述，美好乡村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江南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美好乡村直接经济损失1，028，844.25元；二、驳回美好乡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139元，由江南公司负担10，093元，由美好乡村负担27，046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结合江南公司的上诉理由及美好乡村的答辩意见，并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将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案涉《合作协议》、《商务政策》是否有效？美好乡村请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解除合同的条件？二、美好乡村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诉请江南公司赔偿其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实际损失有哪些？依据是什么？可得利益损失有哪些？依据是什么？具体结合到一审的审理及江南公司的上诉请求，即美好乡村为履行合同进行的前期准备，包括设立彦鹏公司的相关支出有哪些，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得到法律支持。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关于案涉《合作协议》、《商务政策》是否有效以及美好乡村请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解除合同的条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作了规定，其中，第（三）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014年1月23日，江南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美好乡村签订《春洲汽车2014年度合作协议》，约定美好乡村作为江南公司春洲牌皮卡SUV汽车湖北总代理，同时对合作其他事宜包括美好乡村严格按照江南公司所定《春洲汽车2014年度商务政策》做好品牌推广、实施促销等内容均做了原则约定；2014年4月1日双方就合作经销签订了《卡威集团专用车2014年度大客户商务政策》，从价格政策、驻点车政策、运输政策、区域保护政策等方面做了约定。以上的《合作协议》、《商务政策》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相关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一经签订，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美好乡村在签订合作协议后，便开始履行自己的义务，利用现有员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开展工作，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重新选择适宜场址、装修经销场所、成立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简称彦鹏公司），筹备开业庆典并确保江南公司的销售副总经理陆中华亲自到场庆贺庆典，适时向江南公司支付1台车的货款，在合作事宜发生争议后及时派人赴江南公司协商；江南公司虽然向美好乡村发了6台汽车（其中4台车没有随车发放合格证）作为展品，并安排公司负责人陆中华参加彦鹏公司的开业庆典，但结合其在湖北另外还设立一个代理经销商等情况，以及美好乡村多次派人赴江南公司协商、往来函件等情况，江南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迟延或者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实际，所以，在这种状况延续至2014年9月中下旬，双方已经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纠纷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后，美好乡村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合同，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充分。所以，一审法院关于江南公司在本案中存在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经美好乡村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根本违约行为，认为美好乡村以“江南公司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于法有据的处理意见，是恰当的，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江南公司认为美好乡村没有支付另外5台汽车的购车款、没有支付履约保证金，成立的彦鹏公司并不具有销售9座以下车辆的资质，应该是美好乡村构成根本违约的抗辩主张。本院认为，江南公司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负有注意义务，包括美好乡村是否具有销售9座以下车辆的资质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其与美好乡村继续签订合作协议并决定将美好乡村作为湖北总代理，表明江南公司已经认可其具备相应的销售资质；且美好乡村提出未及时支付另5台汽车的购车款系因江南公司没有随车发放合格证件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对江南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美好乡村请求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诉请判令江南公司赔偿其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是否能够得到支持的问题。结合一审的审理及江南公司的上诉请求，其主要争议在于，美好乡村为履行合同进行的前期准备，包括设立彦鹏公司的相关支出有哪些，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得到法律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鉴于江南公司存在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经美好乡村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根本违约行为，美好乡村请求江南公司赔偿其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主张，于法有据。美好乡村提出可得利益损失的诉求经一审法院不予审理未获支持后，美好乡村对此没有提出上诉，系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故，本院审理的范围仅仅限于美好乡村提出的实际损失的赔偿，即一审法院判决由江南公司向美好乡村赔偿直接损失1，028，844.25元的处理意见是否恰当的问题。本院认为，美好乡村提出的实际损失赔偿范围，主要包括场地租赁费及装修费，开业庆典费用、办公家具购置费等项目支出，但对其提交的相关费用支付凭据全部为《收款收据》或《收条》一节，美好乡村在庭审中明确承认财务管理不规范，请求法院合情合理处理。二审查明，虽然美好乡村成立了彦鹏公司，但二者之间的工作人员、财务开支、办公等均混同在一起，采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方式开展经营，所以，对于美好乡村提交的相关开支情况，本院将结合双方合作开展汽车销售业务的必要性、专用性、合理性以及关联性等情况综合考虑。对于美好乡村于2014年2月20日依据《礼品采购合同》支付的礼品款16万元以及于2014年3月10日依据《开业庆典合同》支出的庆典活动费65，811元，符合日常经营活动中开业庆典之所需，具有专用性，属于合理开支，应予支持；对于美好乡村于2014年2月7日签订经营场地支付年租金29万元，以及于2014年3月3日依据《工作服采购合同》支付60套工作用服装费9万元，虽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江南公司不认可经营场所的规模面积，也对购买“鄂尔多斯”名牌工作用服装持异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部分损失酌情按30%计算为114，000元；对于2014年2月8日依据《装饰工程承包合同》支付经营场地装饰工程合同金额285，000元，2月10日依据《办公家具采购合同》支付办公桌椅、文件柜等办公设备款82，590元，3月5日依据《电器采购合同》支付电脑、复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款70，327元，还有办公经费615，74.75元一节，因按照合作协议，双方是一年一签合同，那么，美好乡村在对租赁场地装修装饰时，应当预见存在的合作风险而适当控制成本投入，且美好乡村与彦鹏公司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美好乡村作为上述装修和购置办公用品及设备的直接受益人和实际使用人，故本院对该部分损失酌情按20%计算为99，898.4元。一审对美好乡村的实际损失计算比例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据此，美好乡村所主张的直接损失中的439，709.4元，应由江南公司赔偿。
综上所述，江南公司的上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关于美好乡村直接损失的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初49号民事判决；
二、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直接经济损失439，709.4元；
三、驳回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7，139元，由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7，439元，由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9，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59.6元，由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2，859.6元，由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1，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晓辉
审 判 员 李治国
审 判 员 梅启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万冬冬
书 记 员 刘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