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48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禹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潞，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海，江苏金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新，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朗泰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光荣，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纯，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禹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朗泰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泰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1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禹德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主文中认定货款本金金额1320541.41元本身有误。被上诉人于一审庭审中向一审法院主张的金额为1302541.41元及利息，在被上诉人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金额已大于被上诉人的请求金额，明显有悖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次，被上诉人向法庭举证的2015年4月23日《对账确认函》，也仅上载明了结欠金额为1302541.41元，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1320541.41元明显不符。截止至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之前，上诉人未曾收到任何关于一审判决关于笔误的裁定，尤其是上诉人查阅该一审判决书发现已于2017年5月8日即已作出，故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书中所认定货款本金金额即为1320541.41元。上诉人认为，先不论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所依据的其他事实问题，单就具体诉讼标金额的已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认定事实与当事人双方举证内容存在诸多冲突。(一）关于上诉人已付款情况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在经审理查明的内容中所涉及上诉人已付款的事实认定为“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4月14日期间，禹德公司共支付货款1645000元；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9月12日期间，禹德公司共支付货款1145000元。其中，2015年7月29日，禹德公司向朗泰源公司支付500000元。”上述认定的内容，明显与双方举证及主张的内容均不相符，一审法院对基础的事实认定没有任何根据。1、“2015年5月8至2015年4月14日”的描述，与汉语的基本表达方式存有偏差。上诉人从被上诉人举证的材料与上诉人当庭陈述的内容，根本无法得出上述时间结点的结论。2015年4月14日为双方第二次书面对账所载明的计算付款的截止日期，而“2015年5月8日”却从现有证据无法得出，当事人双方一致确认从2014年8月16日为被上诉人支付的第一笔款项，此日期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日期存在太大的差距。2、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上一共支付货款金额为2790000元，但被上诉人举证为2015年4月14日前已支付1245000元，此后又支付1045000元，当庭被上诉人提出于2015年7月29日所支付的500000元未计算在内，被上诉人对此事实也予确认。即2014年8月16日至2015年4月14日期间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245000元，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9月12日期间支付1545000元，对此当事人双方均无争议。而一审法院对此项认定的内容明显没有事实根据。(二）关于被上诉人供货金额。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部分和判决结果部分，两次表述为被上诉人自认被上诉人已交付货款总金额为3820842.71元。对此事实，上诉人认为应当根据证据及庭审情况予以认定。首先，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自认被上诉人供货款金额为3820842.71元。其次，上诉人专门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供货凭证进行整理，并列表向法庭提交。在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凭证中，2015年5月29日供货复制两次，重复计算，该笔金额为4048.8元，另外，经上诉人核对在2015年4月14日前供货中实际金额为2305457.27元，之后供货金额为1511336.64元，而被上诉人仅对4月4日供货金额有异议。所以，上诉人自认总供货金额为3816793.91元，并非3820842.71元。综上，一审判决书中对于基础事实的认定，明显与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的内容不符，出现诸多不应有的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判决的论证没有事实根据、缺乏逻辑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两件买卖合同，第二份合同约定交易方式为预付款方式，通过上诉人“自认”的交易货款金额得出第二份合同涉案货款金额至少为1273301.30元，而上诉人已支付款项扣除第一份合同所涉货款2547541.41元后仅为242458.59元，不足以支付第二份合同的货款，故认定2015年4月23日书面对账后所支付的款项并非是针对此日期之前的货款，进而对上诉人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判决主文的论证缺乏事实基础，没有逻辑关系，具体如下：(一）双方当事人均未陈述或举证说明，2015年4月14日前被上诉人供货针对第一份合同，此后供货针对第二份合同。首先，前后两份合同约定内容并未载明二者为先后衔接、不能并行，第一份合同于2015年4月14日终止。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于2014年8月16日、2015年3月9日分别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对比两份合同主要区别仅是体现在第五条的供货时间要求及第六条的结算与付款方式。尤其是在第二份合同结算与付款方式，也仅是载明“需方预付北京、上海、廊坊、南京直饮水项目订单货款总额的10%”等，并未说明第二份合同仅是针对2015年4月14日以后的供货，也未说明第二份合同生效直接导致第一份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其次，事实上，前后两份合同是在同时执行。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被上诉全部供货就是在上诉人承接的位于北京（××工地）、××、××、××、××、××等七个工地，被上诉人每次供货的地址均载明于“送货单”中“地址”一栏，由此看出：杭州供货期间为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1月26日，深圳供货期间为2014年10月26日至2015年7月14日，北京供货期间为2015年3月14日至2015年9月6日，南京供货期间为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7月14日，廊坊供货期间为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6月2日，上海供货期间为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5月29日。从各工地的实际供货期间来看，根本不能得出2015年3月9日合同（第二份合同）是针对2015年4月23日以后交易的结论，反而，在2015年4月23日书面对账所载明的货款金额已包括全部七个施工项目的供货，由此反映出，前后两份合同并无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结论。所以，一审判决书中第一份合同与第二份合同所涉合同交易金额是以2015年4月23日书面对账日所确定日期划分的“论据”本身没有依据。一审法院陈述“可知第二份合同所涉货款金额至少为1273301.3元”及“第一份合同所涉货款2547541.41元”的结论，没有事实基础。(二）现有证据并不能反映出上诉人的付款是以2015年4月14日为界区分为针对第一份合同和第二份合同。首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全部付款并没有标明是针对哪笔供货。如前所述，从上诉人2014年8月16日开始支付货款至2015年9月12日，上诉人共支付2790000元，每次付款均为整数金额，没有任何之处能够体现2015年4月23日前后付款有何特殊之处，被上诉人供货又全部存有寸头，并不能将上诉人单笔付款与被上诉人的单笔供货进行对应。其次，当庭上诉人陈述付款从前到后并无具体指向，而是按一贯的交易方式陆续以已发生的货款累积金额为基础进行累积支付。对此，从当事人双方一贯的供货与付款的金额等事实能够反映。尤其，当事人双方从未提出过货款的支付还作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的区分，被上诉人也仅是抗辩双方有约定2015年4月23日书面对账以后的供货需要现结，所以前面的欠款一直未付。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当事人也未指出过货款支付存在针对何份合同的争议点或论点的情况，一审法院直接认定2015年4月14日前已付款1245000元为针对第一份合同，2015年4月14日以后已支付款1545000元为针对第二份合同的结论明显与基本事实不符。(三）关于2015年3月9日购销合同的“预付款”的条款内容认定。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9日的购销合同（即判决书中所指第二份合同），明确约定交易方式为预付款方式，之后认定如果按上诉人抗辩理由，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如扣减对账前结欠的款项，便远不足以预付2015年4月14日以后的货款，所以认为上诉人之后的付款应为第二份合同中的货款。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首先，第二份合同的“预付款”并未载明是需预付全部货款。相反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的约定，预付款条款表述为“需方（指上诉人）预付北京、上海、廊坊、南京直饮水项目订单货款总额的10%”，并无约定需预付全部100%的货款。其次，根据前述供货与付款的事实，即使按一审法院的观点，上诉人于2015年4月14日之后总付款为1545000元，扣除前期欠付的对账单中所载明的1302541.41元（此金额上诉人存有异议）欠付款，还剩余的242458.59元，而2015年4月14日之后发生货款为1511336.64元，其10%也仅为151000余元，上诉人所支付的货款完全能够覆盖合同约定的预付款金额，更加能够反映出上诉人后期支付的款项中包含了前期欠款项金额。所以，一审法院所引用的“预付款”条款本身为存在断章取义问题，相反该条款更加证明了上诉人陈述的合理性。(四）一审法院论证过程缺乏逻辑关系。上诉人认为，除上述已阐明的一审判决书论证所依据的多项“论据”（事实基础）本身存在重大偏差，而且论证过程也缺乏逻辑关系，具体体现如下：1、关于引用数据。一审法院论证过程是以假设上诉人陈述为真实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应当以上诉人陈述的内容为论证基础。但一审法院对于2015年4月23日对账日前发生的货款金额引用的数据为2547541.41元，而该金额上诉人当庭提出存在争议，因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供货单反映此笔金额应当2215457.27元。所以，按一审法院论证逻辑应当引用的数据为2215457.27元，而非2547541.41元。正常的论证依据，要么全部引用上诉人的，要么全部引用被上诉人的，要么全部引用法院所认定的，才符合科学的论证逻辑，不应为了得出已判决结论而逆向推演论证过程。2、因果关系的论证。一审法院论证因果关系的情况，通过前述陈述内容，可以归纳为：前提（1)，当事人双方签订两份时间存在先后顺序的合同，第二份合同约定为预付款方式：前提（2)，上诉人已付款如果归为第一份合同，那么剩余款项不足满足第二份合同的预付款条件；结论：必然上诉人是在履行第二份合同。上诉人认为，暂不考虑前述“论据”存在的问题的情况下，一审此项论证过程并无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此项结论的成立，必需存在一个前提，即当上诉人支付款项为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必然是在优先满足第二份合同。而该前提在本案中并不存在：首先，前后两份合同并无哪份合同收款具有优先性的约定；其次，前后两份合同平等地均约定了付款期限；最后，在两份合同均存在约定的付款期限的情况下，付款又均在付款期内，就认为一份合同优先另一份合同的收款，确无因果联系。退一步讲，虽然第二份合同存在预付款的约定，就认定上诉人会必然守约支付第二份合同的款项，而必然违约未支付第一份合同的款项，产生如此结论没有基本的逻辑关系。3、一审法院逻辑推论的错误产生了诸多实际问题：1、上诉人于2015年4月14日之后所支付款项已大于此后应付货款，多付的款项数于何性质？该部分款项明明是上诉人支付的货款，被上诉人也予认可，且双方均无争议的情况下，因一审法院的判决，便成为了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明显一审判决无法体现案结事了的民事案件审理要求。2、根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内容，2015年4月14日前已支付的涉及北京、上海、廊坊、南京等地的已付款被归于第一份合同的金额，而此后涉及深圳的供货又被归于是针对第二份合同的供货，明显人为地将案件事实相混淆，此判决无法得到验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论理过程没有逻辑关系，故上诉人认为，此判决结论必然不正确，望二审法院能够予以纠正。四、本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上诉人抗辩理由应当成立，理由如下：(一）本案中当事人之间存在交易习惯。本案中，虽然当事人之间先后签订了两份销售合同，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一直是被上诉人陆续供货而上诉人陆续以整额付款的方式支付货款，并未因先后签订两份合同而有所改变，每笔供货与每笔付款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一直是按双方累积总的供货与总的付款进行交易，此应为双方在2014的8月16日第一笔付款开始至2015年9月12日长达一年多期间内所形成交易习惯。(二）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的付款是针对总的货款进行结算。除被上诉人举证的供货单、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之外，还有两份证据即2014年12月30日的《对账确认函》、2015年4月23日《对账确认函》（该份证据于2015年7月29日又签属了付款承诺）。从各证据的内容来看，2014年的函就是针对已发生的全部货款与全部付款，2015年4月23日的函仍然是针对已发生的全部往來的总货款与总付款，2015年7月29日的承诺也是针对于此，这足以证明双方的结算从未针对哪份合同而进行的，而一直是针对总的供货与付款进行结算。(三）当事人双方的交易结算方式也与交易特点相符合。从现有证据来看，虽然双方签订先后两份购销合同，但在履行中被上诉人在同一时间段内会发生针对上诉人不同工地的多笔供货，对于此交易特点，双方对于按总供货量而进行结算方式符合实际商业交易习惯，故双方也从未就履行的是哪份合同进行区分。为此，上诉人认为前述交易习惯符合交易特点、符合常理。(四）被上诉人的诉讼方向是在规避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在长达一年多的供货期间里，被上诉人出现了多次供货包装、品质、种类等瑕疵。为此，上诉人也多次就此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但双方-直未对此类问题达成最终意见，故双方也未能进行最终的结算。此次，被上诉人割裂整个交易的事实，仅以交易中一个时点的对账为依据提出诉请，目的在于以明确的对账金额得以支持，而其供货瑕疵责任因存在于零散、连续供货的特点而难以确定具体发生在哪批供货，使上诉人在本次诉讼中难以抗辩或反诉。所以，被上诉人选择的诉讼方向也仅体现为一个诉讼策略，并非是对公平、正义的民法精神的体现。被上诉人无视双方一惯的交易方式，当庭提出双方就2015年对账以后的交易约定均是款货现结，该理由却未能提供证据支持，从此时间点之后又发生的多笔供货与多笔付款没有反映出存在一一对应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确有多处不当之处，且依据错误的认定事实进行了缺乏逻辑关系的推导，当然得出的判决结果也不当。相反，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充分，具备事实根据，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法院能够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朗泰源公司口头答辩称，朗泰源公司在一审时诉求的货款本金金额为1302541.41元，一审法院判决的内容应当是笔误。双方争议的事项也就是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金额已经经过了双方两次书面对账确认，事实清楚，应当予以支持。禹德公司所推断的内容以及要求适用的法律是不正当的，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朗泰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禹德公司向朗泰源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暂合计1,422,541.41元；2、禹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16日，朗泰源公司作为卖方与作为买方的禹德公司签订了一份《不锈钢水管材及管件购销合同》，约定朗泰源公司向禹德公司提供“福兰特”牌316不锈钢给水管材管件，材料名称为浙江福兰特管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福兰特”牌316焊接（承插式）不锈钢给水管材管件；价格按双方协商的按面价管材和管件均3.5折结算；结算与付款方式为三个月内付至所有供货货款的80％，剩余20％在90天内付清。2015年3月9日，朗泰源公司作为卖方与作为买方的禹德公司签订了一份《不锈钢水管材及管件购销合同》，约定朗泰源公司向禹德公司提供“福兰特”牌316不锈钢给水管材管件，材料名称为浙江福兰特管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福兰特”牌316焊接（承插式）不锈钢给水管材管件；价格按双方协商的价格结算；结算与付款方式为禹德公司预付北京、上海、廊坊、南京直饮水项目订单货款总额的10％，剩余90％货款在第一批货物到达现场之日起90天内付清，朗泰源公司在收到预付货款后两周内将订单的50％至60％的材料送达禹德公司指定现场，剩余材料朗泰源公司禹德公司协商处理。2014年12月30日，朗泰源公司禹德公司签章确认了一份《对账确认函》，双方确认截至2014年12月30日，货款总金额为1,166,429.61元，已付货款380,000元，尚欠货款786,429.61元。2015年4月23日，朗泰源公司、禹德公司签章确认了一份《对账确认函》，双方确认截至2015年4月14日，货款总金额为2,547,541.41元，已付货款1,245,000元，未开发票金额为1,245,000元，尚欠货款1,302,541.41元。2015年7月29日，禹德公司项目经理周德新在上述2015年4月23日《对账确认函》中承诺欠款2015年12月底之前付一半（即650,000元），余款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付清。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4月14日期间，禹德公司共支付货款1,645,000元；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9月12日期间，禹德公司共支付货款1,145,000元。其中，2015年7月29日，禹德公司向朗泰源公司支付500,000元。庭审中，禹德公司称其按照交易的先后顺序付款，2015年4月23日《对账确认函》中的货款已全部付清，之后的货款双方未结算，禹德公司称朗泰源公司已交付的货品总价款为3,820,842.71元；朗泰源公司称禹德公司2015年4月15日之后所支付的款项为之后交易的预付款，禹德公司抗辩称为之前的货款，与事实不符。庭审中，朗泰源公司明确其诉讼请求中的货款金额实际上为双方在2015年7月29日确认的对账确认函中的1,302,541.41元，利息以上述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是从2015年4月14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朗泰源公司与禹德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朗泰源公司诉请禹德公司支付双方于2015年4月23日确认的《对账确认函》中尚欠的1,302,541.41元货款，禹德公司称已按交易先后顺序支付货款，《对账确认函》中的货款已足额支付完毕；但朗泰源公司称禹德公司在对账日期之后所支付的货款为之后交易的预付款，并非《对账确认函》中的尚欠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朗泰源公司与禹德公司共签订了两份买卖合同，其中第二份合同明确约定交易方式为预付款方式，结合禹德公司自认的总交易货款金额为3,820,842.71元的陈述可知第二份合同所涉货款金额至少为1,273,301.30元（3,820,842.71元-2,547,541.41元，实际金额以双方结算为准），而禹德公司已支付的总货款金额为2,790,000元，该款项扣除第一份合同所涉货款2,547,541.41元后仅为242,458.59元，远不足以预付第二份合同所涉交易货款。综上，禹德公司关于其已付清2015年4月23日《对账确认函》中全部货款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禹德公司尚欠朗泰源公司2015年4月14日前交易货款1,302,541.41元。因禹德公司尚未支付上述货款，其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上述货款自2015年4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期间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禹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朗泰源公司2015年4月23日《对账确认函》中的剩余货款本金1,320,541.41元及利息（利息以1,320,541.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5年4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7,603元、保全费5,000元，由禹德公司负担，受理费、保全费朗泰源公司已预缴。	本院审理查明：禹德公司主张原审查明的付款情况有误，认为双方交易付款是2014年8月16日至2015年4月14日进行的对账，在此期间其所支付的货款金额也不是1645000元，而是1245000元，此后支付的货款金额也不是1145000元，而是1545000元，对于已将付的货物的总价款其在原审当庭认可的是3816793.91元，而不是3820842.71元。朗泰源公司亦主张原审查明的付款情况有误，认为2015年4月14日之前禹德公司确实向其支付了1245000元货款，在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9月12日禹德公司向其支付了1545000元，包括禹德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一份500000元的汇票。双方实际交易的总货款应当为4058878.05元。对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禹德公司委托代理人周德新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其在2015年7月29日在对账确认函中签名并作出付款承诺，并确认在2015年4月15日之后朗泰源公司送货的金额为1511336.64元。双方在原审庭审中均确认禹德公司已付款的总金额为2790000元。	又查，二审审理期间，双方确认双方自2014年8月份开始有业务往来，最后一批供货时间是2015年9月，并确认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各自涉及的送货金额是没有具体区分的。禹德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金额为3816793.91元。朗泰源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金额为4058878.05元。	本院认为，朗泰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禹德公司支付两份合同所拖欠的货款1302541.41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禹德公司是否应当向朗泰源公司支付货款及其利息。	禹德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金额为3816793.91元，朗泰源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金额为4058878.05元。根据双方均确认的2015年4月23日《对账确认函》记载，截止2015年4月14日，朗泰源公司向禹德公司供货的货款金额为2547541.41元，加上禹德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确认的2015年4月15日之后朗泰源公司向其送货的金额为1511336.64元，故朗泰源公司向其送货总金额应为4058878.05元（2547541.41元+1511336.64元），禹德公司主张货款总金额应为3816793.91元，并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双方亦确认在2015年4月15日之后禹德公司向朗泰源公司支付了货款1545000元，双方第二份合同即2015年3月9日的合同约定结算与付款方式为禹德公司预付直饮水项目订单货款总额的10％，剩余90％货款在第一批货物到达现场之日起90天内付清。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5年4月15日至7月9日期间，禹德公司陆续向朗泰源公司支付货款890000元，根据送货单显示，在2015年5月6日至7月14日期间朗泰源公司向禹德公司陆续送货的金额为932724.86元；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5年7月29日至9月12日期间，禹德公司陆续向朗泰源公司支付货款655000元，根据送货单显示，在2015年8月12日至9月6日期间朗泰源公司向禹德公司陆续送货的金额578611.78元。上述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可反映出在2015年5月6日以后，仍陆续存在送货行为，仍产生结算货款的情况，禹德公司主张在2015年4月15日之后支付的货款1545000元系用以支付《对账确认函》的欠款1,302,541.41元，但禹德公司项目经理周德新已在2015年7月29日对《对账确认函》的欠款1,302,541.41元承诺在2015年12月底之前付一半（即650,000元），余款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付清。若将2015年4月15日之后支付的货款1545000元认定为支付《对账确认函》的欠款1,302,541.41元，无法解释为何禹德公司仍在2015年7月29日对欠款1,302,541.41元的金额以及付款的时间进行承诺，至少禹德公司在2015年4月15日至7月9日期间陆续向朗泰源公司支付的货款890000元不应属于支付《对账确认函》所涉的欠款。结合第二份合同履行情况以及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本院对禹德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双方均确认两份合同各自涉及的送货金额是没有具体区分的，禹德公司在2015年7月29日承诺在2015年12月底之前付一半（即650,000元），余款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付清，由于双方均未举证证明禹德公司付款系针对哪份合同哪天送货的货款，在2015年7月29日至9月12日期间，禹德公司陆续向朗泰源公司支付货款655000元，由于《对账确认函》的欠款1,302,541.41元系截止至2015年4月14日，故在2015年7月29日以后的付款应当视为优先支付顺序在前的债务，即禹德公司向朗泰源公司支付了《对账确认函》欠款1,302,541.41元中的655000元，至此仍欠647541.41元货款未支付（1,302,541.41元-655000元）。在2015年4月15日之后朗泰源公司送货的金额为1511336.64元，因禹德公司在2015年4月15日至7月9日期间陆续向朗泰源公司支付货款890000元不被认定为支付《对账确认函》所涉欠款1,302,541.41元，故禹德公司仍欠621336.64元货款未支付（1511336.64元-890000元）。上述欠款合计1268878.05元（647541.41元+621336.64元），此款禹德公司应当支付给朗泰源公司。原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禹德公司在2015年7月29日以后已付655000元，仍欠647541.41元货款未付，其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付清，禹德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未及时支付，应当自2016年7月1日起向朗泰源公司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在2015年4月15日之后朗泰源公司送货金额1511336.64元减去已支付货款890000元，禹德公司仍欠621336.64元货款未付，双方供货关系最后履行日期为2015年9月6日，根据合同约定货款至最后一批货物到达现场之日起90天内付清，即在2015年12月6日前，禹德公司亦应当向朗泰源公司支付余下的货款。禹德公司在2015年12月6日之前未及时支付，应当自2015年12月7日起向朗泰源公司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原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禹德公司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导致处理欠妥，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1501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上海禹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深圳市朗泰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欠货款本金1268878.05元及利息（利息以647541.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6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以621336.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5年12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上诉人上海禹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朗泰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6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4.87元，合计34287.87元，由上诉人上海禹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330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朗泰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287.87元。一审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上海禹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45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朗泰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婷	审判员 何  万  阳	审判员 罗    巧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ＸＸ晶（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