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民终16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某1，女，199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某2，男，197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尚某1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女，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尚某1之母。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闫敏，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某，男，199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上诉人尚某1、尚某2、石某因与被上诉人栾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5民初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尚某1、尚某2、石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鲁1525民初208号民事判决，改判认定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尚某1的彩礼数额为27000元；2、依法改判上诉人尚某2、石某不承担向被上诉人返还彩礼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两次见面共收到彩礼5330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第一次见面收到2000元，该2000元属于被上诉人父母对尚某1的赠与，这不属于婚姻法上规定的彩礼，因为此时双方并未订立婚约。第二次见面收到彩礼27000元，此时双方订立婚约，故上诉人尚某1实际收到被上诉人彩礼27000元。一审中，证人石某2出庭作证，证实了上述两次给付情况。证人呼某1、石某3虽然出庭作证，但二人均认可第一次见面给付被上诉人款项时，二人并未经手，二人对该情况并不了解，此二人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没有证据效力，不应根据二人证言认定第一次见面时上诉人收到款项的数额。呼某1为被上诉人的亲伯母，石某3是呼某1的亲家。所以石某2与上诉人亲属关系同呼某1、石某3与被上诉人亲属关系相当，且呼某1、石某3二人的证言与石某2证言相矛盾。既然一审法院因石某2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而排除其证言，则也不应根据与本案同样有利害关系的呼某1、石某3的证言证实该案事实。一审法院所述的给付彩礼的数额、时间符合客观实际，没有事实依据，法院据此认定本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二、二审法院应当酌情减少上诉人的返还数额。给付彩礼是一种风俗习惯，上诉人为成就婚姻关系依风俗习惯收取被上诉人的财物并非借婚姻索要财物，也没有造成被上诉人生活困难，且案涉婚约是由给付彩礼的被上诉人提出解除的，故应当酌情减少返还数额。另外，上诉人同被上诉人解除婚约后，上诉人曾同被上诉人协商将被上诉人给付的彩礼全部退还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不再到上诉人家中大闹，但被上诉人拒绝接受退还的彩礼，并坚持到女方家中大闹，毁坏上诉人名誉。被上诉人对本案纠纷的促成存在严重过错，且其大闹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因此，在判决时，应当考虑该情节，对返还数额酌定减免甚至不予返还。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尚某2、石某承担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彩礼是基于缔结婚姻关系、男方付给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钱物，上诉人尚某1接收彩礼时是成年人，也是婚约关系当事人、彩礼的接收人，尚某2、石某二人并未接收涉案彩礼，且该彩礼也未用于上诉人家庭共同生活。综上，返还主体应仅为尚某1本人，上诉人尚某2、石某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被上诉人栾某答辩称，正月初十小面交给尚某117000元，返还700元；正月十二大面，媒人呼某1交尚某1母亲石某37000元；上诉人所说的2000元和27000元不属实。呼某1、石某3出庭作证，二人虽未经手钱款，但二人在我家时都经手点过钱，石某3是呼某1的亲家，也是被上诉人的叔伯姨。因结婚的事才给上诉人的钱，解除婚约也不是由我方提出的，钱的数额不少，还有其他花费近七八万，现在我只主张返还支付的现金，这些钱如果不返还将会给我的家庭造成困难。栾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婚约彩礼现金54000元，财物一宗折抵现金3800元（含给尚某1奶奶、姥姥8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尚某1经过媒人订立婚约，按照农村风俗共给付被告彩礼现金54000元和其他物品一宗，现双方婚约已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年底，原告与被告尚某1经媒人呼某1、石某3、石某2介绍订婚，2016年正月初十小见面时，原告经手给被告尚某1彩礼17000元，尚某1退给原告彩礼700元。2016年正月十二大见面时，媒人呼某1经手给被告尚某1母亲彩礼37000元。另原告方给被告方一些订婚礼兜，给被告尚某1奶奶、姥姥礼兜折款各400元。原被告双方因订婚彩礼返还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婚约彩礼的给付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属附条件的赠与。原告与被告尚某1订婚，原告给付被告方订婚彩礼。现原告与被告尚某1婚约已解除，双方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原告擅自解除婚约的行为，给被告尚某1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订婚彩礼应酌情返还，不应全部返还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庭审查明，本院认定原告给付被告彩礼53300元，包括小见面礼17000元（含退给原告700元）、大见面礼37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给被告方的礼兜折款3,000元及给被尚某1杨奶奶、姥姥礼兜折款各400元，因价值较小，有赠送的性质，应视为赠与，不予退还。原告给付被告的彩礼有被尚某1杨收取，有被尚某1杨石某1芝收取。原告与被尚某1杨订婚后，因原告与被尚某1杨未结婚同居生活，该婚约彩礼应视为被尚某1杨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并为被尚某1杨及其家庭共同实际控制。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尚某1杨尚某2石某1芝返还彩礼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现已解除婚约，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诉求，依法予以部分支持。被告应将收受的彩礼53,300元退还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尚某1、尚某2、石某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栾某婚约彩礼53300元。二、驳回原告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原告承担71元，由被告尚某1、尚某2、石某承担579元。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石某4、尚某3出庭作证。证人石某4当庭作证，拟证明订婚回来后，自己去尚某1家玩，问给了多少彩礼钱，尚某1就拿出来点的，说是27000元。栾某经质证认为，证人石某4中间没有参与订婚的过程，也没有帮忙，与上诉人也是亲属关系，所说的点钱时也是上诉人的直系亲属在场，证人对钱具体给谁也不是很清楚，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尚某3出庭作证，拟证明正月初十男方来女方家小见面时，自己在里屋没有出来，男方走了之后，自己出来说了两句话，尚某1就打开了红包，点钱是2000元。栾某经质证认为，证人尚某3与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且证人在给付钱时没有在场，当时小见面时，基本上上诉人所有的亲戚都在外面陪着，并未见到证人尚某3，并且小见面时现金不是2000元，是17000元，回了700元，当着自己的面点清的，尚某3的证言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在案证据，特别是证人呼某1、石某3的证言，以及证人石某2的部分证言内容，认定栾某给付尚某1婚约彩礼533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亦符合当地婚嫁风俗习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主张收受彩礼数额为27000元，并申请了证人石某4、尚某3出庭作证。但其二人均与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且男女双方两次见面给付彩礼时，二证人均未当场见证；被上诉人栾某对二证人的证言亦明确提出异议。据此，对石某4、尚某3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主张的彩礼数额为27000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彩礼返还数额问题。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男女双方既未登记结婚亦未共同生活的，依照《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接受彩礼一方应当退还所接收的彩礼。另根据当事人所在地的风俗习惯，男女双方从媒人介绍到见面、再到举行订婚仪式，男方给付女方的钱物往往并非仅彩礼一项。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彩礼现金部分全额返还，既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充分考虑了当地风俗民情，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返还彩礼数额应酌定减免甚至不予返还，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返还彩礼的主体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婚嫁习俗，彩礼的给付和接受不仅仅涉及男女双方，而且涉及双方的家庭成员。女方家收到彩礼后，是由女方个人支配，还是由女方与父母共同支配，并无约定俗成的模式。本案中，订立婚约之时，尚某1与其父母尚某2、石某共同生活，且石某参与了彩礼的收取，故一审判决三上诉人共同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亦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尚某1、尚某2、石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尚某1、尚某2、石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家红审 判 员 张绍方审 判 员 孔繁奎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朱瑞云书 记 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