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35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55年8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47年12月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女，1944年7月2日出生。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8年4月3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某5，男，1963年1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康，北京名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因与被上诉人王某4、原审第三人王某5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9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王某2、王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们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王某6在生前与王某4签订赠与协议涉及的房屋是王某6从北京某大学购买的房改房，根据《关于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北京某大学的文件，已购公房是不能买卖、赠与的，而且北京某大学在二审期间又出了新的证明，说明房屋不能赠与；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认定该房屋过户无法执行，终结执行程序，故该房屋无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3.根据合同法第187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诉争房屋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客观上无法办理，赠与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4.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限购政策的会议纪要规定，房屋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是由于限购政策导致的，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所涉及的通知也是对房屋上市限制的政策，所以可以参照适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限购政策的意见，赠与合同不能履行，也应属于解除的情形；5.赠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属于合同法第94条第五项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当事人有权解除；6.赠与合同不解除的情况下，王某1无法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严重侵害王某1的合法权益；7.法院应当适用现有法律规定审理案件，国家政策无法预测，一审法院认为可以在今后政策允许时继续履行是错误的。
王某4、王某5共同辩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1658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变动物权的法律效力，双方的物权已经受法律保护，不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同意一审判决。
王某1、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解除王某6与王某4在2009年签署的关于北京市海淀区502号房屋（以下简称502房屋）的《赠与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6与孙某系夫妻，双方婚后育有五名子女，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4。孙某于2001年6月19日去世，王某6于2011年8月10日去世。502房屋为北京某大学分配给王某6夫妇居住的房改房，王某6购买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产权登记在王某6名下。
2001年5月8日，王某6与孙某分别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在二人去世后将502房屋各自所属份额遗留给王某1。2009年2月1日，在见证人赵某和刘某见证下，王某6和王某4签订了《赠与合同》，合同载明，王某6（甲方）将在502房屋中属于自己的所有份额无偿给予王某4（乙方）所有，乙方自愿接受甲方上述赠与，该合同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时生效。赠与合同上有王某6、王某4及见证人的签字盖章。
2012年，王某1、王某2、王某3因继承纠纷将王某4、王某5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2）海民初字第165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王某6与王某4于2009年2月1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法有效。王某6赠与王某4的房屋是否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王某6生前并未做出撤销赠与的表示，故应视为王某6在生前已将502号房屋属于自己所有的份额赠与给了王某4。502号房屋中属于王某6所有的份额其已在生前赠与给了王某4，不属于其遗产，归受赠人王某4所有。502号房屋中属于孙某所有的份额为孙某的遗产，依照公证遗嘱由王某1继承”，并判决502房屋归王某1、王某4共同所有，每人占有50%的份额。王某1、王某2、王某3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王某1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办理502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执行过程中，502房屋原产权单位北京某大学资产管理处向法院出具公函称，根据《关于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国机房改【2012】29号）文件精神，“北京某大学不允许我单位不宜上市交易的已购公房办理出售、赠与等二项转移登记手续”。据此，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5）海执字第852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因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庭审中，王某1、王某2、王某3认为不符合政策规定无法变更502房屋所有权人，赠与合同客观上无法履行，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可以解除的情形之一，要求解除王某6与王某4在2009年签署的关于502房屋的《赠与合同》。一审法院向502房屋原产权单位北京某大学调查，北京某大学表示502房屋系校产房，属于央产房性质，根据《关于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北京某大学校产房只有符合继承、离婚析产、夫妻更名、遗赠、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这五种情况才能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王某6将房屋份额赠与给儿子王某4，不属于此五种情况之一，现阶段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以后能否办理无法确定。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王某6与王某4签订的《赠与合同》效力问题，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该合同为王某6与王某4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502房屋系不宜上市交易的已购公房，《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关于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虽规定不允许原产权单位将不宜上市交易的已购公房办理出售、赠与等二项转移登记手续，但上述通知、办法的性质为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强制性规定，因此并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其次，王某6作为502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处分502房屋所属份额，将上述份额赠与给儿子王某4。《关于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亦未限制房屋所有权人生前按自由意志对其享有的所有权进行处分。虽按有关政策规定，现阶段不能以赠与的方式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但该限制并不直接导致王某6与王某4签订的赠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可待今后政策允许时继续履行原生效判决。现王某1、王某2、王某3作为继承人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赠与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任一情形，故法院对此项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于王某1、王某2、王某3要求解除王某6与王某4在2009年签署的关于502房屋《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期间，王某1、王某2、王某3提交《北京某大学一九九五年度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实施方案》，用以证明诉争房屋分配时即规定不能赠与，进一步证明在赠与合同签署时王某6及王某4均知道房屋不能赠与；王某1、王某2、王某3另提供北京某大学资产管理处于2018年4月12日出具的两份说明，用以证明北京某大学不允许办理买卖和赠与两项转移登记手续。王某4、王某5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依据政策房屋不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并未禁止出售或赠与。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海民初字第165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赠与合同》是王某6与王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并且判决502房屋归王某1、王某4共同所有，每人占有50%的份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该生效判决产生变动物权的法律效果。尽管依据目前政策，诉争房屋客观上不能办理产权登记变更手续，但该事实不影响王某4依据生效判决取得的权利。在王某4已对诉争房屋享有50%所有权份额的情况下，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赠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王某1、王某2、王某3上诉主张《赠与合同》导致王某1无法办理产权证，故侵害了王某1的利益，但该理由并非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赠与合同》生效后，王某6生前并未作出要求解除《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王某1、王某2、王某3并非《赠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要求解除《赠与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冰
审 判 员 刘国俊
审 判 员 刘新泉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 超
书 记 员 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