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9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禹继舜，男，1965年6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磊，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文，女，1967年1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刘东明，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禹继舜与被上诉人崔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6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禹继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崔文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崔文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令禹继舜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6月29日，燕波公司曾经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探讨，各方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2013年6月29日开始起算，而非2015年7月。崔文曾经就同一事项向禹继舜主张权利，后因其撤诉仅向他人主张权利，应当理解为其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而2015年7月协商的股权转让事宜的过程中，崔文并未向禹继舜主张权利，因此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2.一审法院认为禹继舜仍是燕波公司股东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禹继舜已经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工商登记的事项主要为公司对外部第三人的证明效力，而对于公司内部而言，应当以公司股东内部决议为准。股东工商变更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流程，在一审开庭时，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并未完成，一审法院未考虑合理的变更时间，仅以开庭时是否具有股东身份来认定相关事实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对股权价款的计算方式认定错误。股东知晓公司实际资产的情况，不应当以审计报告确定股权转让对价的计算基数。一审法院以另案当中的股权转让价款来认定本案的价款没有依据。
崔文服从一审法院判决，针对禹继舜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其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第一，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无新的受让人时，应当由包括禹继舜在内的17名股东等比例购买崔文的股权，至此双方才有产生争议的前提，而崔文与禹继舜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是在2015年7月。当时，燕波公司曾经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函告知双方可以进行对转让事项协商，并将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附随告知，由此可知燕波公司是知晓并同意股权转让事项。但此次协商并未达成一致结果，并产生本案所涉争议，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8月1日起算，故本案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第二，禹继舜仍是工商登记的股东，而崔文已经不是燕波公司的员工，未被通知参加禹继舜所主张的股权转让董事会或股东会，故对其转让股权的事情根本不知情。第三，股权转让价款的计算方式是正确的。该计算的方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亦被生效的法院判决所确认，已经生效判决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崔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禹继舜向崔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58866元，崔文将所持燕波公司0.17647%的股权转让给禹继舜。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20日，燕波公司形成一份公司章程。根据章程记载，燕波公司由樊志泉、陈玉春、崔文、吕永强、金晖、贺拥军、崔文、禹继舜等20个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南镇清河桥北岸东300米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720万元。股东的姓名、出资额、出资方式情况分别为：股东樊志泉以货币方式出资201.6万元；……股东崔文以货币方式出资43.2万元；……股东禹继舜以货币方式出资21.6万元。股东可以转让其部分或全部股权，但必须符合以下股权转让条件之一：……（二）股东中途调离公司或因违法违纪等其它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三）股东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中途自愿转让的；……。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公司董事会同意，由公司董事会推荐受让人选，但必须经股东表决权半数以上同意。股东股权转让价格：按公司上一年度末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数额进行转让。股东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因各种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由公司董事会指定受让人进行接收，转让价格为公司上一年度末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数额等额转让。如无新的受让人，其股权由其他股东按公司上一年度末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数额进行等比例平均购买。依照上述条款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公司的营业期限20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2012年12月31日，中天呈（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一份编号为中天呈审字[2013]第7012号的燕波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根据报告记载，审计机构审计了燕波公司本部财务报表，包括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经审计，燕波公司在2012年度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33357469.31元。
2013年6月29日，燕波公司形成一份第七届第六次股东大会决议，该决议内容包括：“……会议同意新增8名股东候选人，名单如下：曹建华、王宏坤、詹力、黄敏、张恒杰、杜娟、沈树恒、李宝方”。上述决议落款处，分别有樊志泉、吕永强、郭普明、刘海军等股东签名字样，股东郑立新、崔文、贺拥军签名处为空白。
2015年7月27日，燕波公司委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向郑立新、崔文、贺拥军发出一份律师函，其内容包括：“……于2013年6月29日第七届第六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了曹建华、王宏坤、詹力、黄敏、张恒杰、杜娟、沈树恒、李宝方8名新增股东候选人，郑立新、崔文、贺拥军可将其股权转让给上述股东候选人，具体股权转让事宜与上述股东候选人自行协商确定。鉴于郑立新、崔文、贺拥军向燕波公司提出需要与股东候选人协商股权转让事宜，现燕波公司将上述股东候选人的联系方式予以告知。郑立新、崔文、贺拥军可与上述股东候选人联系协商转让事宜，并将协商结果书面告知燕波公司。”同时，上述律师函后附有曹建华、王宏坤、詹力、黄敏等8人的手机联系号码。
2015年7月29日至7月30日，郑立新、崔文、贺拥军共同委托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东明，分别向曹建华、詹力、黄敏、张恒杰、王宏坤、杜娟、沈树恒、李宝方的手机发送短信，请其于7月31日上午九点到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五号，与郑立新等三人协商股权转让事宜，届时是否参会请予以回复。其中六人回复均要求对方提供委托关系证明及身份证明，然后才能答复协商事宜。
崔文曾作为原告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樊志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崔文要求法院判令樊志泉向崔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18412元，并受让崔文所持燕波公司0.9545%股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崔文有权按照燕波公司相应年度的所有者权益数额为计算依据，要求包括樊志泉在内的燕波公司相应17名股东按照等比例平均购买方式，受让相应燕波公司股权，并判令樊志泉向崔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58866元，樊志泉履行给付义务后，有权取得崔文所持燕波公司0.17647%股权，驳回崔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樊志泉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诉讼中，禹继舜主张其已不是燕波公司股东，并提交一份燕波公司2017年9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予以证明。该决议记载参加会议人员为：陈玉春、张悦政、王金山、郭普明、金晖、齐国华、刘海军、徐海、王立群、彭玉柱、禹继舜、张启元、樊志泉（委托张悦政代为表决）、闫保良（委托王金山代为表决），公司股东20人，实到14人，符合召开股东会规定人数。股东会讨论2017年9月6日推荐詹力为齐国华转让股权的受让人的董事会决议、2017年9月8日推荐曹建华为禹继舜转让股权的受让人的董事会决议，参会股东一致同意上述两项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如下：1、同意齐国华股权转让申请，詹力为齐国华的全部股权（三股股份）的受让人，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2、同意禹继舜股权转让申请，曹建华为禹继舜的全部股权（三股股份）的受让人，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崔文对该决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主张崔文并未接到召开该次股东会会议的通知，禹继舜仍是工商部门登记的燕波公司股东。
2017年7月27日，崔文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燕波公司章程的规定，崔文作为燕波公司股东，有权按照章程规定向第三方转让其所持该公司股权。同时，根据上述章程规定，有关股权受让方的确定方式有二：一是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推荐人选，并由股东过半数同意；二是如无人同意受让股权，则其股权由其他股东等比例平均受让。此外，根据上述章程规定，无论股权由何种主体作为受让方，转让对价均按燕波公司上一年度末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数额确定。由此看来，燕波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股权转让模式中，相应股权之受让方与受让对价两者共同构成了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崔文有权按照燕波公司相应年度的所有者权益数额为计算依据，要求包括樊志泉在内的燕波公司相应17名股东按照等比例平均购买方式，受让相应燕波公司股权。现崔文要求禹继舜按照上述方式受让崔文所持燕波公司部分股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禹继舜主张的计算股权转让价款的方式，与人民法院认定的方式不符，该院不予采信。
崔文与燕波公司在2015年7月仍在协商转让股权的事宜，故崔文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崔文提起本案诉讼时，禹继舜是燕波公司股东，虽然在崔文起诉后，禹继舜参加燕波公司股东会会议，同意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股权转让给他人，但并无证据证明禹继舜已与他人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已履行，禹继舜现仍是燕波公司登记的股东。禹继舜关于其已不是燕波公司股东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判决：一、禹继舜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崔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58866元；二、禹继舜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以后，有权取得崔文所持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0.17647%股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一审、二审的笔录及相关证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崔文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禹继舜是否应当按照一审核定的价款受让涉诉股权。
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2013年6月崔文开始就转让事宜提出相关意向，但同时根据2015年7月27日燕波公司委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所发的律师函内容来看，截至2017年7月30日，双方仍在协商股权转让事宜，且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崔文于2017年7月27日提出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第一，在二审期间，禹继舜认可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东名册上其仍是燕波公司的股东，工商登记并未进行变更。同时，禹继舜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他人已经就其名下的股份进行了实际的转让和交易，故其上诉称已经不再具有燕波公司股东身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根据燕波公司章程规定，崔文作为燕波公司股东，有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向第三方转让其所持公司股权。该章程约定确认股权受让方的方式有二：一是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推荐人选，并由股东过半数同意；二是如无人同意受让股权，则其股权由其他股东等比例平均受让。因燕波公司无董事会推荐人选同意并实际受让涉诉股权，故崔文有权要求其他股东平均受让涉诉股权；第三，根据公司章程约定，转让对价按照燕波公司上一年度末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数额确定。另根据生效判决认定，崔文有权按照燕波公司相应年度所有者权益数额计算依据，并按照上述方式受让崔文所持燕波公司部分股权。综上所述，禹继舜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计算方式受让崔文所持有的燕波公司部分股权。因禹继舜对于一审法院核算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和股份比例并无异议，故本院亦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禹继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禹继舜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青菁
审 判 员 李 淼
代理审判员 付 哲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法官 助理 郭 莹
书 记 员 张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