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2民初21738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富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金山区。
法定代表人刘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旭东，上海市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江涛，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富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江涛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被告江涛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将本诉与反诉一并予以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富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旭东，被告(反诉原告)江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江涛向富顺公司支付居间佣金人民币(下同)22万元。
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30日，富顺公司、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共同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佣金确认书》、《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上述协议及合同清晰表明富顺公司成功向江涛提供了买卖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居间服务。江涛应依约于2016年9月30日向富顺公司支付居间佣金22万元。嗣后，被告单方面违约，不再履行上述合同。富顺公司认为富顺公司按约定提供了居间服务，居间合同已经成立，江涛有义务按约定支付富顺公司居间佣金。现经富顺公司催告后，江涛仍未支付佣金，严重损害了富顺公司的权益，请求法院维护富顺公司的合法权益。
江涛辩称，不同意富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016年9月30日富顺公司在明知涉案房屋存在违法搭建的情况下，仍然安排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为促使原告购买涉案房屋，富顺公司还在《房地产买卖协议》第十九条补充条款处填写“搭建部分交易中心无登记可直接交易”。
嗣后，涉案房屋于2016年11月1日被行政机关限制转让。
2016年11月6日，富顺公司不仅未向江涛告知涉案房屋已被限制转让的重大情况，仍然安排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并且在买卖合同中再次向江涛承诺涉案房屋无权利限制，并篡改《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约日期，恶意促成交易。
2016年11月8日，江涛发现涉案房屋被限制转让后，立即与案外人周某某及富顺公司交涉。在周某某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富顺公司却以不交出密钥来威胁，致使周某某拒不向江涛退还定金，只得诉至法院解决。为此，原告支付诉讼费3,650元、保全费2,520元、律师费23,000元、公证费2,030元，共计31,200元。
综上，江涛认为，富顺公司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理应对违法建筑不得买卖明确知晓，但富顺公司为达到收取巨额佣金的目的，隐瞒重要事实，恶意促使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在周某某同意与江涛协商解除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密钥，激化矛盾造成纠纷。
鉴于上述情况，江涛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富顺公司赔偿江涛损失31,200元。
针对江涛的反诉请求，富顺公司辩称，第一，富顺公司不存在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损害江涛利益的行为。富顺公司在买卖居间签约前，对房产进行了产权复核并告知了江涛。在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及《房地产协议》时，富顺公司如实告知了涉案房产上存在违章搭建的事实，不存在任何隐瞒。江涛对涉案房屋上存在违章建筑是认可的，并且从江涛提供的短信记录中可以看出，江涛从一开始是想要违章建筑的。富顺公司在2016年10月8日进行了第二次产权核查，已经尽到了足够的谨慎义务。
第二，富顺公司不存在恶意促成交易，篡改网上合同的签订时间的事实。2016年9月30日，富顺公司、江涛及案外人周某某已经对《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网签版)进行了确认。双方尽早确认是为了怕贷款政策发生变化，希望银行能以网签确认时间为准，并于当天进行了打印。双方在2016年11月6日正式签字的就是该份网签版合同，其内容并无任何修改和删减。
第三，江涛主张的诉讼费等所谓损失，属于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范畴的支出，与富顺公司的居间合同无必然联系，既无事实依据，也不存在合同上明确约定。综上，不同意全部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房屋的产权人为案外人周某某。
2016年9月30日，案外人周某某(出卖方，甲方)与江涛(买受方，乙方)、富顺公司(居间方，丙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约定甲乙双方通过丙方居间介绍，由乙方受让甲方名下的涉案房屋。房地产转让价款共计13,000,000元。同日，案外人周某某(出卖方，甲方)与江涛(买受方，乙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由乙方受让甲方名下的涉案房屋，房地产转让价款共计13,000,000元。上述协议第十九条补充条款处，有手写内容“甲方承诺该房为家庭上海唯一住房，搭建部分交易中心无登记可直接交易，乙方全额付清开始收取租客租金”。合同对其他事项亦作了约定。同日，江涛与富顺公司签订佣金确认书一份，确认江涛应支付富顺公司佣金22万元。江涛向案外人周某某支付定金20万元。
2016年11月1日，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簿中被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添加文件登记信息，申请人为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文件名称为附有违法建筑的房屋通知单。
2016年11月6日，案外人周某某(出卖方，甲方)与江涛(买受方，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由乙方受让甲方名下的涉案房屋，房地产转让价款共计13,000,000元。甲乙双方确认，在2016年11月30日之前，甲乙双方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合同对其他事项亦作了约定。
2017年5月15日，江涛向本院起诉案外人周某某，要求双倍返还定金40万元。经本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本院出具(2017)沪0112民初1349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主文为“一、原告江涛与被告周某某就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和《补偿协议》自2016年11月16日解除；二、被告周某某于2017年7月21日前支付原告江涛人民币22万元；三、双方于本案无其他争议；四、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65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由原告江涛负担。”
嗣后，富顺公司与江涛对佣金费用的承担发生争议，遂成讼。
另查明，2017年7月4日，闵行区公证处向江涛开具公证费2,030元的发票一张。
2017年7月31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江涛开具律师费23,000元的发票一张。
以上事实，由富顺公司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佣金确认书》、《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等，江涛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房地产买卖协议》、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公证书、微信及短信记录、《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代诉费收据、公证费发票、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2017)沪0112民初13490号民事调解书等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所证实。
关于本诉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二)属违法建筑、临时建筑或者附有违法建筑的…。富顺公司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应如实向买卖双方告知存在违章建筑的后果，积极督促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前或拆除违章建筑，或在合同中明确告知双方存在违章建筑的后果，以期减少交易风险。而不是如本案中富顺公司在调查了产权信息后，向交易双方告知“搭建部分交易中心无登记可直接交易”，意图怂恿或鼓励交易双方钻政策空子，打时间差，在政府向交易中心申请添加违法建筑信息前，存着侥幸心理办理过户。最终富顺公司的不当行为导致了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了涉案房屋已被交易中心添加违法建筑信息，双方产生了争议，最后未能履行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请。综上对富顺公司的全部本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江涛在反诉请求中的损失，包括四部分，即诉讼费3,650元、保全费2,520元、律师费23,000元、公证费2,030元。在江涛与案外人周某某的案件民事调解书中，案外人周某某除了向江涛返还20万元定金外，还多支付了2万元，扣除诉讼费3,650元、保全费2,520元属于江涛承担的部分，江涛总计获得1万余元的赔偿。鉴于公证费、律师费并非必须的诉讼成本，且江涛在买卖过程中也确实明知了涉案房屋存在违章建筑，具有一定过错，本院综合上述情况认定，江涛的损失已在上述案件中予以弥补，对江涛的全部反诉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富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诉请；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江涛全部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3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富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江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鸣良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周佳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二十五条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