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2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露。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晓方、郑李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汉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翟俊。
上诉人夏露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商初字第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1年5月11日，黄汉林（出让方）与夏露（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拥有杭州酷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迷网络）2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60000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1年5月11日；等等。二、夏露系酷迷公司股东。2011年7月6日酷迷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黄汉林将拥有本公司20%的100000元股权转让给杭州维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库公司）。同日，黄汉林（出让方）与维库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将拥有酷迷公司20%的100000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1︰1，转让价款为100000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1年7月6日；股权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享有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黄汉林的签名均由夏露完成。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城分局于2011年7月6日核准了黄汉林与维库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协议签订后，黄汉林收到60000元股权转让款。2012年夏露书写一份收条，言明：今收到酷迷公司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股权转让。黄汉林在收条右下方签名。三、2013年1月4日，夏露为与黄汉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起诉，以黄汉林违约为由主张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5日作出（2013）杭下商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夏露的诉讼请求。夏露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1月1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商终字第15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夏露和黄汉林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已终止履行，该事实已由另案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现夏露主张涉案收条中载明黄汉林收到的60000元，系履行自己和黄汉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故要求黄汉林返还。对此法院认为，夏露作为酷迷公司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确认涉案股权已经转让给维库公司，并且代办了黄汉林和维库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夏露也不否认维库公司曾交付其60000元用于收购酷迷公司股份，与涉案收条所载明的款项性质亦能互为印证。由此，应当认定涉案收条中的60000元系作为履行维库公司与黄汉林《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夏露对此亦属明知且在当时未提出过异议。综上，夏露要求黄汉林归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夏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夏露负担。
宣判后，夏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认定证据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收条，双方均确认系2012年补签，落款时间倒签为2011年5月11日，意味着双方认可款项收到时间为2011年5月11日。该收条为上诉人书写完毕后，再由被上诉人签字确认。1、一审认定“黄汉林在收条下方签名。夏露在该收条下方补写的日期为2011年5月11日”。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收到酷迷公司6万元错误。上诉人提交收条目的是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6万元，而不是收到酷迷公司6万元。因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只能发生在股东与股东之问，不可能是公司付款，即酷迷公司不可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给被上诉人。当事人书写收条时，由于搞不清楚法律关系而混淆。（二）认定事实错误。1、款项支付时间。收条是倒签形成，但倒签并不能直接否定收条载明的日期收取款项的事实。除非有证据证明款项是其他日期交付，但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明。2、上诉人收到维库公司6万，但这6万元是收购65％股权的对价。二、一审判决推理错误。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6万元是基于双方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上诉人从维库公司取得6万元是基于约定好的给维库公司65％股权。这两次款项交付是针对不同的两次股权转让行为而产生，不能因数额正好一致，就混同了两次交付的性质。一审认为来源于维库公司的转让款是作为7月6日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转让款，由上诉人代为转交，该认定错误。2、从时间节点看，6万元转让款不可能是针对7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收条正文部分内容双方均认可，也就是说早在7月6日的合同签订之前，上诉人就已经将5月11日合同约定的6万元交付给了被上诉人。此时，被上诉人与维库公司的合同尚未签订，如何能认定在先发生的股权转让款交付是针对在后发生的股权转让。3、从金额上看，7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是10万元，5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是6万元。一审认定该6万元系支付7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依据。4、一审认为上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代办了7月6日股权转让手续就意味着上诉人认可了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需要履行，并认可了6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性质变成维库公司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推论是不成立的。代办工商手续，完成股权转让是上诉人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原审推导缺乏逻辑。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黄汉林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具体理由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
二审期间，上诉人夏露提供了下列证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手机短信照片一组，欲证明股权转让确实是夏露以6万元买了酷迷公司股权的事实；2、收款收据一份，欲证明维库公司与酷迷公司其他的资金往来事实。被上诉人黄汉林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1、手机短信真实性无异议，短信中“我只想拿回我的4万”，是之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见面时，夏露说6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维库公司只给了2万，其余4万是他自己垫的，当时被上诉人也没有同意这一说法；上诉人在二审中说是违约金4万元是不存在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谈过违约金的事情。2、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黄汉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根据手机短信内容，并不能直接印证上诉人主张的“股权转让确实是夏露以6万元买了酷迷公司股权的事实”之证明目的；收款收据显示的缴款单位为酷迷公司，可以印证酷迷公司与维库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的往来，但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原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意见正确，本院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1年7月6日，形成了出让方为黄汉林、受让方为维库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及酷迷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汉林将其拥有的酷迷公司20%的10万元股权转让给维库公司，转让价款为10万元；股东会决议同意黄汉林将拥有的酷迷公司20%的10万元股权转让给维库公司。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城分局核准了黄汉林与维库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黄汉林因出让其拥有的酷迷公司股权有权获得相应对价。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黄汉林的签名均由夏露完成，而夏露系酷迷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故能认定夏露对于案涉股权已转让给维库公司的事实是确认的。同时，夏露也不否认维库公司曾交付其6万元用于收购酷迷公司股份，而收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2年，落款时间2011年5月11日为倒签，且收条亦明确“收到酷迷公司6万元股权转让”。对于夏露和黄汉林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已终止履行的事实亦有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综上，涉案收条中的6万元应认定系履行维库公司与黄汉林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夏露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夏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悦琴
审 判 员 袁正茂
代理审判员 崔 姗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倪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