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1民终15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支行。住所：长春市南关区新立城镇。代表人：曲长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刁震宇，该支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庆范，男，1953年2月23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志凌，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净月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郭庆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吉0194民初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商行净月支行的代表人曲长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刁震宇，被上诉人郭庆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志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净月支行在原审诉称：2005年12月，郭庆范与长春市南关区新立城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新立城信用社）签订了《联保借款合同》，约定新立城信用社向郭庆范发放贷款人民币37000元。合同签订后，新立城信用社于2005年12月18日向郭庆范发放了贷款37000元。2005年12月14日，郭庆范在新立城信用社借用其子郭某1的名义取得贷款5万元。2005年12月19日，郭庆范在新立城信用社借用其女儿郭某2的名义取得贷款4万元。2006年3月15日，新立城信用社与郭庆范签订了《债务转移协议》，郭庆范对其本人名下37000元借款予以确认，对其借用郭某1、郭某2名义取得的借款予以确认，新立城信用社同意由郭庆范承担郭某1名下5万元、郭某2名下4万元的债务，双方约定自签约之日按月收息，超期付息计收复利，按期还本。郭庆范仅偿还了2005年12月30日之前的利息，此后再未按照原借款合同以及《债权转移协议》的约定偿还贷款本息。2007年1月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新立城信用社作为长春市环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下属分支机构，更名为“长春市环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立城信用社”，2014年又更名为“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支行”。现郭庆范仍未还款，故农商行净月支行起诉请求：1.郭庆范偿还贷款本金127000元以及自2005年12月31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诉讼费用由郭庆范承担。郭庆范在原审辩称：与农商行净月支行之间不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农商行净月支行所诉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我和我儿子郭某1、女儿郭某2从未在农商行净月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及贷款凭证，也未领取过贷款，农商行净月支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并且其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庆范与郭某1系父子关系，与郭某2系父女关系。农商行净月支行在原审庭审陈述,2005年12月，新立城信用社与郭庆范、郭某1、郭某2分别签订了《联保借款合同》，新立城信用社依据合同和贷款凭证向郭庆范发放贷款37000元、向郭某1发放贷款5万元、向郭某2发放贷款4万元。三笔贷款到期日均为2007年5月30日，落款处均有三人签字、盖章确认。经查，以上三份《联保借款合同》及贷款凭证均非本人签字。2006年2月，新立城信用社内部稽核查证时发现上述三笔贷款存在违规现象，遂于2006年3月15日找到郭庆范，新立城信用社与郭庆范签订了《债务转移协议》，约定上述三笔贷款金额合计127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由郭庆范履行偿还义务。2011年5月22日，农商行净月支行向郭庆范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书。2014年6月30日，农商行净月支行再次向郭庆范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由郭庆范之妻孟某签收。另查明：郭庆范与孟某2011年1月7日结婚。再查明：2007年1月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新立城信用社作为长春市环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下属分支机构，更名为“长春市环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立城信用社”。2014年又更名为“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支行”。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农商行净月支行与郭庆范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郭庆范在原审当庭陈述系其本人签字捺印，则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依法成立、生效，则郭庆范应按其在协议中的承诺，承担还款义务。但郭庆范亦抗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经查，农商行净月支行与郭庆范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07年5月30日，农商行净月支行两次向郭庆范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第一次送达时间为2011年5月22日，本次送达由郭庆范签收。第二次送达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距上一次签收时间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签署人为孟某。农商行净月支行主张孟某是经过郭庆范同意签署的催收通知书，郭庆范、孟某在原审当庭予以否认，且郭庆范与孟某2011年1月7日结婚，本案所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孟某并非本案债务人，孟某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不能视为对郭庆范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在农商行净月支行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对郭庆范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即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对农商行净月支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保全费3620元、鉴定费16000元，由农商行净月支行承担。宣判后，农商行净月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农商行净月支行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鉴定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郭庆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驳回诉请，认定事实依据不充分，认定事实错误。农商行净月支行有新证据可以证明诉讼时效重新起算。一、本案一审双方提供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住院病历、孟某证言充分证明：农商行净月支行催收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郭庆范，郭庆范授意或者默认其妻子签署该通知书。（一）2014年6月30日发出的《贷款催收通知书》证明农商行净月支行向郭庆范作出了催收的意思表示。（二）农商行净月支行催收的意思表示已到达郭庆范，郭庆范作出授意其妻签署催收通知书的的意思表示，其妻子孟某亦已签字确认。1.贷款催收通知书、住院病历证明了签收催收通知书时农商行净月支行工作人员陈某、郭庆范、案外人孟某均在医院病房，郭庆范与孟某在空间上不存在沟通障碍。孟某签署的《贷款催收通知书》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住院病历等能够证实2014年6月30日郭庆范正处于住院期间。书面证据结合孟某证人证言，证明了：该催收通知书系在郭庆范住院期间，农商行净月支行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郭庆范时签署。首先，夫妻是利益共同体，一方作出重大意思表示在常理上应当告知并征求对方意见。其次，农商行净月支行工作人员在发出催收通知书时并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形。在夫妻一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另一方作出重大意思表示时，在当前的通信技术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夫妻二人的沟通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碍，且在无法取得联络时，或者无法决定是否作出意思表示时，一方可以暂缓作出意思表示。况且在前述特定的医院住院的场合下，三人均在医院，不存在时空距离上的沟通障碍，能够完全还原孟某签署催收通知书时郭庆范在场并授意（或者并不反对签收）这一事实。2.结合书面证据、全部证人证言，综合特定场所、特定关系，依法应认定孟某签署催收通知书系郭庆范授意签署，该签收催收通知书依法发生法律效力。证人孟某陈述：“农商行净月支行的工作人员陈某在郭庆范住院期间探望郭庆范，管郭庆范叫叔，并且给了郭庆范二百元钱，所以农商行净月支行工作人员陈某让签字，孟某就给签了，且孟某签署字时是在郭庆范不在当场的情况下（医院走廊内）签署的。”前述陈述说明孟某并不认识农商行净月支行的工作人员，且明确看到农商行净月支行管郭庆范叫叔这一事实经过，完全能够证明三人曾经同时在场。证人孟某所陈述的其在医院走廊上背着郭庆范签署的催收通知书，与前述“叫郭庆范叔”、“给了二百块钱”的陈述相悖，该陈述背离常理，无法自圆其说，应当结合在医院、探望病人、病人行动不便等特定情形，认定催收通知书系经郭庆范授意签署。二、农商行净月支行工作人员亲历了签发催收通知书的经过，能够证明孟某签署催收通知书系郭庆范授意签署，且农商行净月支行工作人员经郭庆范介绍才得知孟某系郭庆范妻子。本案一审审理结束后，农商行净月支行询问了催收通知书签发时的经办人陈某，陈某陈述：其在发出催收通知书时，郭庆范在场，由于郭庆范正在打针，无法书写，因此郭庆范告知陈某，孟某系郭庆范的妻子，但并未告知陈某其二人何时结婚，事实上陈某也不知道二人何时结婚，在郭庆范授意下，孟某签署了催收通知书，该催收通知书的签署系郭庆范本人的意思表示。三、农商行净月支行发出催收通知书、郭庆范授意孟某签署催收通知书这一事实，符合司法解释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签收催收通知书后，债权债务关系应依法受法律保护”之逻辑结构，农商行净月支行的债权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事实逻辑上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方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益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催收意思的表达到达对方，且对方做出确认的意思表示，农商行净月支行的债权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催收通知书的接收人可以是同住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同住亲属被司法解释认定为法定的接收人，且无须被授权。因此，郭庆范的妻子签收《贷款催收通知书》具有法定的效力。另外，上述司法解释所援引法律为《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可见，法律以及该司法解释的发布的目的更加倾向于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民事活动应当诚实信用的原则，负有还款义务的债务人依法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在本案签署贷款催收通知书处于特定的场合下，农商行净月支行发出的催收通知书合法有效。四、法律的适用应当以查明事实为前提，籍此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促进民事主体重诺守信，以此价值取向为基础，农商行净月支行的债权依法应当得到保护。按照最高法公布的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公告2016年第01期-2015民一终字第78号判决的裁判摘要）：“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的场合，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的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籍此传达和梳理重诺守信的价值导向”，证据的来信应当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的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而事实情况是：郭庆范提供的证人陈述其在特定的场合作出的签字行为并不具有合理性，相反，农商行净月支行的诉求具有完全的合理性。因此，更应当按照常理以及现实可能性来认定孟某签署催收通知书的事实经过为：农商行净月支行发出催收通知书时，郭庆范、孟某、陈某均在场，孟某签署催收通知书系郭庆范默认、或者授意的情况下签署的。综上，农商行净月支行发出的、孟某签署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完全具备司法解释的规定的效力，农商行净月支行的债权应当依法受到法律保护。郭庆范辩称：一、郭庆范与农商行净月支行之间不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农商行净月支行主张的贷款事实不存在。（一）事实依据：关于郭庆范在一审质证过程中所提供的《联保借款合同》和贷款凭证经吉林正达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已经证实，该合同材料上的签字均非郭庆范、郭某1和郭某2三人本人书写，系伪造。《贷款确认书》也是农商行净月支行单位内部制作，郭庆范从未在该确认书上签字。以上证据均存在欺诈。1.关于郭庆范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在一审质证时，农商行净月支行也承认在2006年进行了“贷款普查”期间，多户都签订了该转让协议，不止郭庆范一家存在这种情况，而郭庆范作为小学没毕业的农民，对什么是贷款普查根本不懂，以为只是调查，而且农商行净月支行并没有出示前两页内容给郭庆范看，仅出示第三页让郭庆范签字，很多人都在签字，郭庆范也就跟着签了。因此，该签字虽然是郭庆范本人签署，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和欺诈情节。2.关于两份《贷款催收通知书》：2011年5月22日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并非郭庆范所签署。2014年6月20日的《贷款催收通知书》虽然是由郭庆范妻子孟某所签署的，但依郭庆范提供的病例能够证明，签订时间为郭庆范住院期间，属于乘人之危，而且农商行净月支行以探望病人为由，在避开郭庆范的情况下，送给孟某200元，以解除孟某戒心，在郭庆范不知情的情况下代为签署，并非郭庆范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郭庆范与孟某于2011年1月7日结婚，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孟某并非债务人，其在通知书上签字也不能视为郭庆范对该通知的重新确认，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3.关于郭庆范提供的《稽核查证核实事项记录》《联保借款申请审批表》中核实事项所记载的：“贷款在郭庆范家里办理，由郭庆范一人拿郭某2、郭某1名章、身份证，亲自办理贷款手续、联保人的名章、身份证均由郭庆范一人办理”一事根本不存在，郭庆范作为小学没毕业的农民，根本就没有名章，签字也非本人所签署，更没有能力用多种笔体为郭某2、郭某1签名办理贷款手续。该事实纯属造假捏造。且《联保借款申请审批表》关于借款申请理由（借款人填写）一栏，应由借款人本人填写，在郭庆范、郭某2和郭某1三人该栏，明显为一个人的笔迹，且郭庆范、郭某2、郭某1三人在不同材料中的签名都不同，明显看出不是一个人的笔体。因此，该借款事存在造假捏造情形。5.关于郭庆范提供的联保借款申请、审批、放款上，也明显存在造假行为。按郭庆范提供的证据，郭某1在2005年12月14日放款编号为1681047，郭庆范是在2005年12月8日放款编号为1681041，郭某2是在2005年12月19日放款编号1681033，按照放款时间，三人的顺序应为郭某1、郭庆范、郭某2，其编号顺序也应为郭某1、郭庆范、郭某2，但该提供的编号却为郭某2、郭某1、郭庆范。同时，2005年12月17日是周六、12月18日是周日，不可能办理放款业务，很明显是造假做的帐目。（二）法律依据：1.《联保借款合同》和贷款凭证等因并非郭庆范本人签署，贷款也并非郭庆范本人领取，其贷款过程存在种种造假情形，因此郭庆范与该金融借款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该借款事实并不存在。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查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违法行为的暂行规定》第4条规定，郭庆范因管理疏漏，导致工作人员盗用、假冒郭庆范名义伪造合同进行贷款的行为，应自行承担所受到的损失，同时郭庆范将保留追索的权利。2.依据合同法第52条、56条和民法通则第59条，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二、农商行净月支行主张的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事实依据：农商行净月支行所主张的贷款于2007年5月30日到期，但自农商行净月支行主张的贷款发放之日起至2014年6月20日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如前述该通知书是由郭庆范妻子盂庆兰在郭庆范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署，也不能视为郭庆范对该通知的重新确认，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该贷款已过诉讼时效。（二）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三、关于重新鉴定的合法性。（一）事实依据：本案两次申请鉴定都是经过向法院依法申请，并摇号确定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并且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1.吉公正【2016】文鉴字第215-1号文书鉴定意见书不符合SF/ZJD0201001-2010《文书鉴定通用规则》中对鉴定意见书的要求，缺少“分析说明”部分、鉴定的步骤方法描述含糊不清。2.鉴定意见书中的“检验过程”里缺少鉴定结论的说明和依据，没有描述送检和样本材料中字体形态特征、书写水平、技能、控制能力等的书写风格等特征方面及排列组合的搭配关系特征方面的反映情况。缺少空间布局、间架机构、搭配笔记等结构特征和习惯写法特征及个人书写的笔画脉冲特征、运笔节奏特征反映的情况。缺少单字起笔特点、行笔走向、连笔方向、运笔趋势、收笔动向等运笔特征和笔顺特征等反映情况。3.意见书中的“特征对比表”中没有描述和标识特征。对鉴定结论的依据及差异性、本质性的特征等，建议书中均没有给出检验过程和判断依据。（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另补充：关于郭庆范提供的2006年3月15日签署的《债务转移协议》为无效协议。1.该合同存在严重造假欺诈情节：按照该合同第一页首部，债权人为长春市净月经济旅游开发区新立城农村信用合作社，但其最后一页公章为长春市南关区新立城农村信用合作社，债权人与盖章不是同一个主体。2.关于该合同法人章，依据该企业信息，档案可以查到，该企业在2006年4月10日法人变更由郑某变更为苗某，而该债务转移协议签署日期为2006年3月15日，而协议第三页法定代表人处加盖的是苗某的个人名章，因此，该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存在伪造。二审中，郭庆范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一：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支行负责人变更信息。证明：农商行净月支行负责人于2006年4月10日由郑某变更为苗某，而《债务转移协议》是在2006年3月15日签署，该协议负责人即为苗某，按照该时间段，农商行净月支行负责人应为郑某，因此该协议为伪造。农商行净月支行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打印件并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但我行更换负责人属实。郑某因违规发放审批贷款被上级联社免职，任命苗某为新立城信用社主任，任命新主任至工商核准变更登记存在时间差的问题。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农商行净月支行在原审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农商行净月支行的债权请求权在孟某于“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时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孟某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的行为能否作为郭庆范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诉讼时效抗辩权是债务人重要的抗辩权，因此，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需放弃权利的主体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本案中，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的系孟某，而非郭庆范本人。虽然孟某与郭庆范系夫妻关系，但放弃十余万元债务的诉讼时效利益超过家事代理权的范畴。现孟某与郭庆范均主张孟某签字时未能取得郭庆范的授权，其不知情，且农商行净月支行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孟某在签字时取得了郭庆范的授权。因此，不能认定郭庆范在案涉债权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况下同意履行债务。故农商行净月支行在原审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另外，农商行净月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无法清楚陈述并举证案涉贷款的实际发放情况亦与常理不合。因此，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农商行净月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白业春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书 记 员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