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48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俣汐，女，1981年10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邢珂铭，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铁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和畅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沛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冬，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静，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俣汐因与被上诉人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绫致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41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王黎担任审判长，法官张岚岚、法官陈静、法官宫淼、法官陈敏光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俣汐在一审诉称：刘俣汐于2006年2月14日入职绫致公司工作，任培训师职务。工作期间刘俣汐勤奋工作每日加班，休息日节假日公司也未允许休息。绫致公司未依法为刘俣汐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诸多违法行为给刘俣汐造成了损失。因繁重的工作压力加上绫致公司的诸多不合法情形，刘俣汐于2010年6月1日离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经刘俣汐积极争取，2014年5月30日刘俣汐与绫致公司达成书面协议。按照协议约定，绫致公司同意支付包括法定补偿和赔偿金额共计60万元，于2014年8月30日之前汇入刘俣汐的银行卡。刘俣汐同意在绫致公司支付该款项后，与绫致公司无社会保险等任何劳动争议和离职补偿方面的要求，并不再要求绫致公司缴纳在职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及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损失赔偿，并确认对在绫致公司工作期间享有的待遇不存在任何异议。但协议签订后，绫致公司反悔，至今拒绝履行。现刘俣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绫致公司履行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协议，支付刘俣汐补偿金60万元。
绫致公司在一审辩称：绫致公司对刘俣汐所提交的补偿协议并不知情，此系绫致公司的员工关系经理赵××擅自与员工签署的，不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大背景看，赵××与公司200多名员工签订了补偿金总额高达1.2亿元的协议，她是公司的员工关系经理，而非人力资源部经理，其权限不包括与员工签订离职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上加盖的是人力资源部的章，该章是内部印章，不具有对外效力。该协议是在刘俣汐离职数年之后才签订的，明显不符合常理，刘俣汐是自行离职，根据法律规定，其不应获得任何补偿。离职补偿如针对的是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则应予向有关部门补缴，不应以现金形式发放补偿，该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补偿协议是有效的，协议中约定的离职补偿金额与员工的工作年限、工作岗位、工资水平及欠缴社保的金额也相去甚远，明显过高显失公平，刘俣汐不应获得补偿。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俣汐主张其于2006年2月14日入职绫致公司，2010年6月1日离职，工作期间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绫致公司称2008年1月1日前与刘俣汐存在劳动关系，之后与刘俣汐为劳务派遣的用工关系。
刘俣汐提交了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的协议一份，甲方为绫致公司，乙方为刘俣汐，协议内容为：乙方于2010年6月1日因个人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给予乙方60万元；以上补偿金已涵盖所有法定补偿及赔偿，乙方同意在甲方支付了上述款项后，与甲方再无社会保险等任何劳动争议和离职补偿方面的要求，并不再要求甲方为其缴纳在职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及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其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损失赔偿，并确认对其在甲方工作期间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不存在任何异议；甲方在收到乙方对本协议的签字确认回复后，将以上款项于2014年8月30日之前汇入乙方所提供的银行卡中；此协议为最终协议，乙方不得在签订本协议之后另行提出关于社会保险及其他等相关要求。该协议下部甲方签章处盖有绫致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印章。
刘俣汐称其离职后一直与绫致公司联系，在2014年5月双方签订了协议，绫致公司的人事经理赵××在协议上加盖的印章，并且2014年6月5日绫致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同意支付补偿款项。刘俣汐主张60万元的补偿款包括社保补偿、离职补偿、公积金和加班费等。
绫致公司主张于2014年6月发现该公司员工关系经理赵××与包括刘俣汐在内的二百余名已离职员工签订了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高额补偿协议，该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赵××的工作职责不包括对外签署补偿协议，无权代表公司签署如此不合理的补偿协议，人力资源部印章不具备对外效力，且补偿金额显失公平；2014年6月4日后该公司遭到了签订补偿协议人员的围堵，公司员工受到跟踪和恐吓，该公司未授权员工认可支付补偿款项。
2015年8月3日，刘俣汐持与本案相同请求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同日，仲裁委书面通知刘俣汐不予受理。刘俣汐不服，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刘俣汐认可其提交的补偿协议系绫致公司的人事部门经理赵××与其商定签署，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赵××具有与离职员工签订补偿协议的权限。在刘俣汐因个人原因与绫致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数年后，用人单位与其签订此具有高额补偿内容的协议，明显对绫致公司不利，也不符合常理，并结合赵××于协议上加盖的系人力资源部的印章而非绫致公司的公章或合同章的事实，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赵××具有代表绫致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权限，故对绫致公司主张该补偿协议非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对绫致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刘俣汐要求绫致公司履行协议、支付6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俣汐的诉讼请求。
刘俣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适用程序不合法，违反先刑后民原则。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刘俣汐提供了加盖绫致公司人力资源部公章的协议及绫致公司承认该协议的视频资料，绫致公司要否认上述协议的效力，应由绫致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由刘俣汐举证证明公章的对外效力。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认的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绫致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刘俣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签订补偿协议不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赵××单独与刘俣汐签订了该协议，没有向绫致公司告知，现在绫致公司已经开除了赵××。补偿协议的金额特别巨大，且与工作岗位工作收入并不匹配，这些金额不合常理，签订过程也不合常理，不可能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补偿金主要涉及的是社保问题，社保问题应该由社保部门处理，而不是由绫致公司向刘俣汐支付巨额赔偿。赵××无权代理签署协议，协议上的公章是人力资源部门的章，不是绫致公司的公章。
二审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绫致公司主张赵××并非人力资源总监，其不具有签署上述离职补偿协议的权限，并向法院提交了《励志时尚》杂志中有关赵××人物专访《绫致时装金牌De“调管”》为证。刘俣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专访内容显示，赵××系人力资源员工关系经理，其带领的HR员工关系组主要负责员工关系和员工福利。
绫致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赵××在签署协议后不久即失去联系，公司以赵××涉嫌利用协议签署侵占公司财产向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报案。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已经受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协议及仲裁委京朝劳人仲不字（2015）第0173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励志时尚》杂志中有关赵××人物专访《绫致时装金牌De“调管”》等相应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补偿协议是否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补偿协议系绫致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赵××与刘俣汐商定签署，双方对于赵××的职位及工作内容各执一词，绫致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励志时尚》杂志中有关赵××人物专访《绫致时装金牌De“调管”》以证明赵××并非人力资源总监，其不具有签订离职补偿协议的权限，该专访内容显示赵××系人力资源员工关系经理，其带领的HR员工关系组主要负责员工关系和员工福利，刘俣汐虽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其次，在刘俣汐离职一段时间后，用人单位与其签订此具有高额补偿内容的协议，其时间与内容不符合常理；再次，刘俣汐主张补偿款中包含加班工资、未缴足社保补偿等，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依法应享有上述补偿；最后，协议上加盖的系人力资源部的印章而非绫致公司的公章或合同章。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本案中绫致公司已就赵××涉嫌利用协议签署侵占公司财产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陈述，本院认为刘俣汐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案补偿协议系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本院对刘俣汐根据涉案协议要求绫致公司给付60万元款项的上诉请求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刘俣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刘俣汐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俣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张岚岚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宫 淼
代理审判员 陈敏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震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