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丰民初字第17136号
原告亓×，女，1992年5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蒋秀敏（原告亓×之母），1957年8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炳炎，男，1951年2月9日出生。
被告齐×1，女，1951年12月23日出生。
被告齐×2，女，1956年9月18日出生。
被告齐×1、齐×2的委托代理人畅英，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齐×1、齐×2的委托代理人苏然，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齐×3，女，1980年12月25日出生。
原告亓×与被告齐×1、齐×2、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亓×及其委托代理人蒋秀敏、刘炳炎，被告齐×1、齐×2及其委托代理人畅英、苏然，被告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亓×诉称：齐×4与于×共生育三个子女，分别是齐×1、齐×5、齐×2。齐×4于1992年2月2日去世，齐×5于1993年12月12日去世。齐×3系齐×5与前妻所生之女，我系齐×5与蒋秀敏所生之女。2008年前后，齐×1未经于×同意搬进于×家中，于×对此十分不满，多次催促齐×1搬出，并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告知齐×1、齐×2，她要与儿媳蒋秀敏、孙女亓×共同生活。当时由于我还在西城区上学，加之身体不好，经常患病，一时难以与于×共同生活。此后，齐×1、齐×2便采取各种方式阻挠蒋秀敏和我与于×联系。2009年8月的一天，蒋秀敏和我去看望于×，她将我们送至自家楼下，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自书遗嘱慎重地交给了蒋秀敏和我，并反复叮嘱此事千万不要声张。2014年7月18日，于×在家中去世。2014年7月24日，齐×1电话告知蒋秀敏这一消息。2014年7月26日，齐×1、齐×2与我和蒋秀敏见面，确认于×生前没有任何债权债务，也没有给齐×1、齐×2立有任何形式的遗嘱。蒋秀敏告知齐×1、齐×2，于×早在2009年8月17日以自书形式立下遗嘱，将其坐落在丰台区×701号房产和其他财产全部由孙女亓×继承。齐×1不承认该遗嘱是于×所写，齐×2则提出于×患有中度老年痴呆。故诉请判决北京市丰台区×701号房屋归我所有，齐×1、齐×2、齐×3协助我办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齐×1、齐×2、齐×3负担。
被告齐×1、齐×2、齐×3辩称：一、于×的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成立要件。遗嘱中的笔迹与于×之前工作生活中的笔迹存在很大区别，于×生前练习过硬笔书法，字体清秀整齐，与遗嘱中杂乱无章的字体相差甚远。遗嘱中存在错别字和多处涂改，这与于×生前的文采水平也相差甚远，故该遗嘱上的笔迹不能完全确定是于×亲自书写的。另外，2007年于×已经陆续出现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2009年7月14日，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就诊，经检查医生记录：“记忆力下降明显，性格变化，言语时错乱。”且诊断出有轻度脑萎缩。此后，于×在记忆力、智力、生活能力等方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退，不能正确分辨和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更无法神志清醒地处分自己的财产。该遗嘱并非出于于×的真实意思表示，极有可能是在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他人诱导。根据自书遗嘱的相关规定，自书遗嘱书写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意思表达清楚、真实，而本案的遗嘱是于×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成立要件，不应当作为分配遗产的依据。二、亓×及其母亲多年来未尽赡养义务，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于×生前表示希望与儿媳蒋秀敏、孙女亓×共同生活，但蒋秀敏和亓×始终以各种借口推脱，不愿与于×共同生活。自齐×5病逝后，一直由齐×1、齐×2照顾、赡养于×，蒋秀敏和亓×从未照顾和赡养过于×。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本案蒋秀敏和亓×未尽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三、本案诉争房屋系于×与齐×4的共同财产，于×无权对房屋全部份额进行处分。本案诉争房屋购买于1999年，是于×以自己和齐×4共计88年的工龄，通过工龄抵扣房款的方式购买。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齐×4生前的工龄应当属于其婚后所得财产权益的范围，本案诉争房屋应当认定为于×与齐×4的夫妻共同财产。于×无权单方处置该房屋，于×对该房屋的全权处置应属部分无效。综上，我们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齐×4（曾用名亓秀俊）与于×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子二女，即长女齐×1、长子齐×5（曾用名亓书利）、二女齐×2。1980年12月25日，齐×5与王爱弟生育一女齐×3。后齐×5与王爱弟离婚。1991年4月24日，齐×5与蒋秀敏结婚。1992年5月4日，齐×5与蒋秀敏生育一女亓×，亓×患有×。1992年2月2日，齐×4死亡。1993年12月12日，齐×5死亡。于×主要由齐×1、齐×2赡养，齐×3、亓×未赡养过于×。2014年7月18日，于×死亡。于×的父母均先于于×死亡。
北京市丰台区×号房屋（以下简称701号房屋）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欲分配给齐×4的公有住宅，但齐×4未待居住701号房屋即死亡，于×成为701号房屋的承租人。后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将701号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于×，房价款23444元整。1999年12月16日，于×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交纳房款26040元（其中含维修基金2071元）。2003年10月10日，701号房屋登记在于×名下，产别为私产，建筑面积81.5平方米。亓×与齐×1、齐×2、齐×3均认可701号房屋购买时折合了齐×4和于×两个人的工龄。
2009年8月17日，于×立《遗嘱》一份，载明：“我所有的丰台区×701号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全部由我孙女亓×继承，特立此遗嘱。”依齐×1、齐×2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该《遗嘱》进行笔迹鉴定。2015年6月5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15）物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字迹与样本中的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本案审理过程中，齐×1、齐×2申请对于×2009年8月17日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亓×不同意与齐×1、齐×2协商确定鉴定人，本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于×2009年8月17日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5年7月8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15）函字第427号《关于于×鉴定的退案函》，内容为：经我所鉴定人员审查有关材料后认为，现有材料不足以明确于×2009年8月17日书写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该鉴定所需技术要求超过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予以退案。
齐×1、齐×2提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出具的磁共振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病历记录、急诊记录、住院病案、出院记录、病重通知单，北京天坛医院出具的急诊病历，北京丰台体坛中医医院出具的住院病案、出院小结，欲证明于×立遗嘱时已出现记忆力下降、言语错乱、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齐×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亓×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2014年7月29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中除该诊断证明书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证明、证明信、死亡医学证明书、结婚证、出生证明、火葬证、房屋买卖契约、收据、房屋所有权证、磁共振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退卷函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和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701号房屋系于×的个人财产还是其与齐×4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于×所立遗嘱是否有效；三、亓×未对于×尽赡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是否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701号房屋应为于×的个人财产
701号房屋虽系齐×4原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分配，于×购买该房屋时亦享受了齐×4的工龄优惠，但结合701号房屋的性质及购房款来源，基于公平性考虑，本院认为，701号房屋应为于×的个人财产，理由如下：
1.701号房屋属于房改房性质。701号房屋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欲分配给齐×4的公有住宅，但齐×4未待居住即于1992年2月2日死亡，701号房屋自始记载的承租人即为于×。后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将701号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于×。由此可见，701号房屋在性质上属于通常所称的房改房。于×在购买701号房屋时虽享受了已故配偶齐×4的工龄优惠，但工龄优惠应属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据此，本院认为，以于×购买701号房屋时享受了齐×4的工龄优惠为由认定701号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有失公平。
2.701号房屋购房款来源于于×的个人财产。齐×41992年2月2日死亡，其死亡后虽未对遗产进行分配，但701号房屋系在齐×4死亡约八年后购得。而根据于×的收入情况，于×在购买701号房屋前后收入较高，负担较小，故701号房屋购房款应当认定来源于于×的个人财产。齐×1、齐×2称701号房屋购买时二人各出资13000元，但对此齐×1、齐×2未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齐×1、齐×2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二、于×所立遗嘱有效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属于遗嘱的一种，于×所立的遗嘱属于自书遗嘱，符合我国继承法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应为有效。
1.于×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首先，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本案齐×5先于于×死亡，齐×3、亓×作为齐×5的子女，系代位继承人，属于于×的法定继承人。其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于×亲笔书写遗嘱一份，明确表示701号房屋由亓×继承，并签名，注明年、月、日，于×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2.于×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实质要件。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另外，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齐×1、齐×2虽提供于×2009年7月14日至2013年7月4日的病历资料，但据此不足以认定于×2009年8月17日立遗嘱时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另外，齐×1、齐×2、齐×3称于×立遗嘱时可能被人诱导或强迫，但对此未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予以佐证，而根据法大（2015）物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字迹与样本中的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故对齐×1、齐×2、齐×3认为遗嘱并非于×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应当认定于×立遗嘱时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于×所立遗嘱反映了于×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自书遗嘱的实质要件。
三、在分配遗产时，亓×不应不分或者少分
根据我国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并非法定继承纠纷，且亓×不具备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故不应不分或者少分。
1.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而非法定继承纠纷。首先，亓×根据遗嘱主张自己的财产权益，而非根据法定继承主张自己的财产权益，故亓×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其次，蒋秀敏在齐×5死亡后，虽未赡养、照顾于×，但蒋秀敏作为于×的儿媳，并非于×的法定继承人，蒋秀敏对于×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赡养义务。
2.亓×不具备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齐×51993年12月12日死亡，当时亓×不足两岁。2009年，于×身体状态不佳时，亓×约17岁，尚未成年，且患有听力残疾。本案中，亓×作为继承人，不具备相应的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故在分配遗产时，亓×不应不分或者少分。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因其客观公正有时略显冰冷严肃，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温暖有爱。一份遗嘱承载着一位老人对身后事的诸多担忧和对儿孙的牵挂，无论如何分配遗产，让儿孙相敬相爱，共同襄扶弱者平安度过一生，才是老人立遗嘱时的初衷。作为儿孙，在老人有生之年能够孝敬左右，是对老人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同时，在老人百年之后，能够不违其志，遵从老人的意愿，则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亦是对自己内心最好的交代。另外，亲人之间，虽能力、条件有别，但若能常怀感恩、敬重之心，并付诸行动，以自己的微弱之光照亮彼此前行的路，相互之间定能感知、铭记，由此在实现家庭和谐的同时促进社会的稳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701号房屋归原告亓×所有，被告齐×1、齐×2、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原告亓×办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案件受理费一万九千二百元，由原告亓×负担（已交纳）。
鉴定费六千二百九十元，由被告齐×1、齐×2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莉莉
人民陪审员 李煜昌
人民陪审员 卢桂萍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舒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