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陕民二终字第00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头市中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文化路30号。
法定代表人：马世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元康，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秦雷，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府谷县漠源镁业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大昌汗乡石岩塔村。
法定代表人：白丕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郝傲阳，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包头市中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府谷县漠源镁业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漠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榆中民三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肖元康、秦雷，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郝傲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0年10月，马世伟（马世宏之弟）认识了案外人张贵，并通过张贵的联系与漠源公司建立买卖煤炭关系。张贵给中泰公司提供了2010年10月25日的一份《煤炭供销合同》，合同加盖中泰公司、漠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中泰公司由马世伟签字，漠源公司由屈明军签字。该合同经鉴定漠源公司的印章模糊，无法鉴定，漠源公司代表屈明军的签字系激光扫描复印形成的，与样本屈明军签名的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同年11月1日、2日原告两次分别给被告汇款295万元，3日汇款135万元。11月8日、9日，马世伟、屈明军分别代表中泰公司、漠源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供销合同》，8日的合同约定每月煤炭买卖数量10万吨，9日的合同约定每月煤炭买卖数量2万吨，单价均为每吨295元。11月9日中泰公司再次汇款295万元。当月底，中泰公司开始拉煤。拉煤五六天后，漠源公司停止供煤，原因是中泰公司预付的煤款已经用完。12月3日中泰公司向漠源公司汇款400万元。当天晚上漠源公司再次停止供煤，并将拉煤车扣留。漠源公司认为张贵超拉了360多万元的煤。
中泰公司拉煤的方式为张贵出具提煤单，漠源公司见到张贵出具的提煤单给付煤炭，张贵出具的提煤单中提煤单位均为张贵。12月2日起，张贵出具的提煤单中提煤单位还是张贵，但有部分加盖了中泰公司的提煤专用章。
2010年12月14日，中泰公司提起诉讼。次日，漠源公司以诈骗向府谷县公安局报案，该案现在侦查中。
一审审理中，法院根据漠源公司的申请，委托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对中泰公司提交的叁份合同中的印章、屈明军签名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1年8月16日出具陕中金司鉴中心（2011）文鉴字第34号鉴定书，鉴定结论为：1、检材1（2010年11月8日合同中壹拾万吨上加盖的漠源公司印章）、检材2（2010年11月9日合同上漠源公司公章印文及屈明军签名笔迹）上盖印“府谷县漠源镁业煤化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与样本同名印文是同一印章所盖印。检材3（2010年10月25日合同上漠源公司印文及屈明军签名笔迹）印文模糊，无法检验。2、检材2中屈明军签名笔迹与样本屈明军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检材3中屈明军签名笔迹为激光打印机打印复印形成，与样本屈明军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上述事实有煤炭供销合同、汇款单、双方当事人分别提供的提煤单、过磅单、双方当事人陈述、鉴定书、庭审笔录，张贵涉嫌诈骗案中相关材料：漠源公司的报案材料、马世伟、屈明军、苏有红、张贵、王超、王伟冬等人的讯（询）问笔录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泰公司与漠源公司之间的煤炭供销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和漠源公司是否履行了自己的给付义务。关于合同问题，漠源公司认为合同内容不是真实的，是张贵谎称办公司需要签订的虚假合同。本案中涉及的三份合同，10月25日的合同经鉴定签名是虚假的，该合同不能认定为真实有效的合同，自然无效。11月8日、9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从形式上审查没有缺陷，确系原被告所签订。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合同签订目的、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双方签订合同是通过张贵完成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直接进行要约、承诺以完成合同的订立。马世伟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与漠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苏有红谈话时张贵不让其谈煤炭的价格问题，当时的市场煤炭价格为每吨340元。买卖合同中商品的价格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合同价与市场价出现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一名正常的经营者，马世伟应当从张贵的话语中感受到合同价的不正常情况，其在没有参与合同签订的情况下，在与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谈话中其应当亲自核实煤炭价格及相关内容而其没有核实，在如此大额的买卖中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结合10月25日的虚假合同综合分析，本案涉及的三份合同的合同目的性不能认定。
漠源公司是否履行了自己的给付义务是本案审理的关键问题。漠源公司收到中泰公司1420万元没有争议，争议的是漠源公司给付了中泰公司多少价款的煤炭。一、中泰公司从2010年11月底开始拉煤，期间已预付款820万元，然而到月底漠源公司以预付款供货完毕为由停止给中泰公司供煤，按照中泰公司所述其全部只收到了7351吨煤价值200多万元，这个数字还是12月2日后在提煤单上加盖了其公司印章后收到的数量，按照中泰公司所述其在没有收到预付款所对应的货物时漠源公司停止供货，中泰公司没有找漠源公司核实付款、供货情况，反而在12月3日再次付款40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二、中泰公司从11月底开始拉煤，12月2日前的提煤单上均不加盖其公司印章，而其在诉讼中称其只认可加盖其公司印章的提煤单中反映出的煤是其收到的，实际情况是中泰公司只有12月2日、3日两天的提煤单加盖有其公司印章，故中泰公司的该理由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三、王伟冬在公安机关陈述称李龙生从其手中直接领走的提煤单是七八十本，每本20份，这至少有1400多份提煤单，而每份提煤单代表拉了一车煤，一车煤平均40吨，1400份提煤单可以拉走56000吨煤。张贵称听李龙生说仅11月拉走了22000吨煤，12月1日至3日的煤都是中泰公司拉走了，共拉走了3万吨。经张贵与中泰公司发生的买卖款项、数量高于本案涉及的款项、数量，要查明中泰公司实际收到了多少煤只能由双方对账，而中泰公司在法庭的要求下拒不对账，亦说明中泰公司实际拉走的煤绝对不是其认可的7351吨。四、张贵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审查某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标准是看是否符合以下要件：1、无权代理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明确授权；2、客观上存在着使善意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正当理由；3、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的。本案中，从双方买卖的联系、合同的签订都是张贵完成的，漠源公司给中泰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也是张贵领取的，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提煤单上记载的提货单位都是张贵，包括中泰公司认可的加盖有其公司印章的提煤单，张贵自始至终以中泰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来完成，漠源公司有理由相信张贵就是中泰公司的代理人，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漠源公司在此过程中存在恶意，漠源公司一直以正常的交易活动完成了交易。因此，张贵构成了表见代理，漠源公司认为张贵属于表见代理的理由成立。
综上，中泰公司认为漠源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至于中泰公司与张贵之间的利害关系，其可以另行主张，不属本案审查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包头市中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0元，由原告包头市中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中泰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作为买方，已就合同缔结、合同内容、合同的有效性和本方付款义务的适当履行等，进行了有效举证。关于标的物实际有无交付、交付的数量和价值，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卖方）进行举证。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已适当履行供煤义务的任何有效证据，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证据，即没有上诉人签章确认的提煤单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煤的定案依据，严重违法。一审法院故意混淆“张贵提煤”与“中泰提煤”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一审法院因为上诉人盖章确认的提煤单上有“张贵”签字，即将被上诉人处凡是有“张贵”签字的提煤单均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煤之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三、该判决认定双方三份合同“自然无效”，无任何法律依据。1、三份购销合同均有双方当事人的签章，合同内容合法，合同条款对双方均产生法律约束力；2、被上诉人没有在合同签订后一年的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3、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购煤款，并部分履行了供煤义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已全部履行了供煤义务）；4、合同法对合同无效的情形有明确规定，法院不能在法律规定以外创设新的无效情形。四、一审判决认定张贵在上诉人提煤单上的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要求上诉人对张贵的全部提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1、双方系自行签订合同，双方直接对公付款，提煤时须上诉人盖章确认，与“张贵”无任何关系；2、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任何上诉人委托张贵签订、履行合同的证明文件；3、在此次交易之前，张贵从未代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过业务往来，被上诉人没有认为张贵代理上诉人收取煤炭的任何理由、依据；4、一审判决已认定张贵持有被上诉人的空白合同，并交由上诉人签署，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张贵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而构成表见代理。五、一审程序违法，一审严重超过民诉法规定的第一审民事诉讼审限。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2011)榆中民三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解除双方之间的煤炭供销合同，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货款1203万元，并赔偿上诉人损失230.976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漠源公司答辩称：一、关于三份合同来源：上诉人所持的三份合同经鉴定2010年10月25日合同上的签字是假的，印章模糊不清。而11月8日和11月9日两份合同上的章虽然是真的，但双方目的却并非为建立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是张贵拿来已打印好的合同，声称自己要成立一家叫中泰的煤炭运营公司，但要取得运营资格证需要几份已签订的合同，所以要求被上诉人帮忙盖章。而且合同中约定的单价295元/吨，远远低于当时340元-450元的市场价格，合同内容明显不合情理，原因就是双方并非为建立真实的煤炭买卖关系。二、关于打款主体：上诉人所处偏僻山沟，以前只能有银行的短信提醒账户里收到了多少钱，但并不能知道打款人是谁。上诉人每次打来的款，都是张贵通知被上诉人，而且张贵都说是自己打的。上诉人直到本案诉讼提起前，从没有派任何人到被上诉人处主张过钱是中泰公司打的。三、关于钱货的关系：上诉人打来的款1420万元对应的货都被张贵拉走，包括上诉人称自己收到的7351吨也是张贵拉走的，而且被上诉人只认提煤单位写张贵的提煤单，除张贵外，被上诉人没有接触过上诉人其他人，而且上诉人提供的提煤单上提煤单位的确也都写着张贵，上面盖的业务员王伟冬和王超两个人名章，这两个人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也证明他们是张贵的雇员，负责给张贵的客户开提煤单，其中一个客户叫李龙生，而张贵谈话笔录证明这个李龙生是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世伟的妻哥。所以，这一连串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其实是张贵的客户，张贵让客户直接打款给被上诉人，然后张贵出面通知被上诉人款是他打的，张贵出面再从被上诉人处拉煤，即使李龙生去漠源拉货，但他拿着的也是张贵开具的提煤单，他也是代表张贵去拉煤。漠源公司从没有给中泰公司直接发过煤，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他们从漠源公司直接拉煤，上诉人打来的1420万元相应的货物都已经被张贵拉走，被上诉人既不欠煤或也不欠钱。
综上所述，除张贵一人外，上诉人从未直接出面或派任何其他人与被上诉人接触过，签订合同、通知打款、索取收款收据、交接货物都是通过张贵完成，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张贵是上诉人的表见代理人，上诉人打来的货款相应的货物都已被张贵拉走，双方钱货两清，所以，上诉人诉请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中泰公司申请证人李龙生出庭作证，李龙生证言：马世伟是其妹夫。2010年中泰公司委托其派车运煤，并将提煤专用章给了他，提煤单上均盖有该提煤专用章。其开具给司机的提煤单是中泰公司提供的，数量记不清，一式三联都给谁不记得了，提煤单他不保存，也不和中泰公司结算，提煤专用章是否还在其手中也不清楚。开了多少提煤单不清楚，中泰公司通过他拉了多少煤也不清楚。提煤单位为何是张贵也不清楚。
中泰公司提供该证人证言证实盖有本单位提煤专用章的提煤单才是自己拉的煤。漠源公司质证认为，证人与中泰公司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证言恰恰可以证实李龙生是中泰公司委托的运煤人。合议庭分析评议认为，李龙生证言仅仅证实其是中泰公司委托的运煤人，但是因其不同委托人中泰公司结算，故不清楚给中泰公司运送了多少煤。由于中泰公司自己提供的提煤单中也有未加盖提煤专用章的，所以对中泰公司提供该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中本院从府谷县公安局调取了张贵涉嫌诈骗案件的相关材料，其中马世伟、张贵等人的询（讯）问笔录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世宏及其弟弟马世伟陈述的2010年联系买煤、付款拉煤经过。
2011年1月10日马世伟的询问笔录反映：
1、2010年10月份，通过朋友认识张贵后，张贵说他与漠源公司的董事长苏有红从小长大，而且苏有红起家时他还帮助过，可以在漠源公司买到295元/吨（含税票和出境票）、发热量在5500大卡以上的煤，我当时就让他去办理。2、2010年11月1、2、3日中泰公司通过对公账户向漠源公司打款295万元、295万元、135万元，当时张贵要求我公司打5万吨的款，我们只给了3万吨的款。3、2010年11月8日下午和11月9号，我与张贵相跟去的漠源公司，我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后，在业务大厅等着，张贵拿合同去屈明军办公室盖的章。4、我与张贵去的苏有红的办公室，张贵对我说，不要对苏有红说价格的事，只说什么时间厂里有煤管票、什么时间可以拉煤。见到苏有红时我就没提价格的事。5、2010年11月底，我公司委托信息部开始在漠源公司拉煤，提煤单上盖有我公司的提煤公章，拉了五六天，漠源公司给我公司停煤了，说煤款没有了，2010年12月3号，我公司又给漠源公司打了400万，当天晚上停发的煤，原因是煤款没了，张贵还多拉漠源公司360多万元的煤。6、漠源公司给我公司停止发煤后，我给张贵打过电话，张贵说漠源公司没煤管票了，又给苏有红打电话，苏有红说已经超拉煤了，中途一直联系不上张贵。7、漠源公司只给出过一次收款收据，还是张贵给我公司拿回来的。8、2010年10月份，当时市场煤价应该是340多元的样子，295元/吨明显低于市场价。
2012年1月9日马世宏的询问笔录反映：
2010年，他和弟弟马世伟通过战友认识了张贵，张贵称他认识府谷县郭家湾煤矿的业务员，能让中泰公司在郭家湾煤矿买到单价290元/吨（不含税）的原煤，2010年12月3日下午、12月5日中午分别给张贵个人卡上转了30万、70万元，2010年12月5日，张贵给马世伟打了一张100万元的收条，并注明单价为290元。（张贵笔录中对此单价的说法是笔误，当时郭家湾煤矿的煤不可能是这个价）
第二：张贵关于2010年后半年在漠源公司买煤情况的陈述。其先后8次的讯问笔录反映:
1、大约2010年9月份至2010年12月份，其与漠源公司有过煤炭业务往来。从一开始到十二月三日拉煤漠源公司一直都只认他张贵。
2010年后半年，通过李波，姓杜的女人、张爱勇认识了马世宏、马世伟兄弟二人，这二人给他张贵以公司（中泰公司）的名义出了个委托书（丢了），让他全权调煤。
2、（中泰、永达公司经张贵手买煤、拉煤情况）该两家公司一直在漠源公司拉煤，由于没有煤款了，所以他让该两家公司给漠源公司打煤款。因为他与漠源公司比较熟，所以煤的价格、质量、在漠源装车以及给漠源公司打款都由他操作。一开始他领他们去漠源公司财务处，给他们拿出来的（账户）。以前这两家公司（中泰和永达公司）打款后，让他到漠源公司开收据，所有的打款都是他在漠源公司开上收据后，交给中泰公司和永达公司。中泰公司向漠源公司买煤的买煤款没有经他手流转。他负责给开收款收据。
客户打款后没有与他联系，一直都不和他说，只是他到漠源公司财务处开完收据之后，就知道是谁打的，然后将收据交给磅房。并将此信息告诉黄河、李波，他俩派驻站的在漠源公司负责分配给各公司拉煤。中泰公司到漠源公司拉煤，都是一个叫李龙生的派车，李龙生是中泰公司的人。
3、（中泰公司最后一次打款400万情况）2010年12月3日，张贵让他的两客户内蒙古包头市马世伟的中泰公司和包头市崔大伟的永达公司往漠源公司打煤款。最后实际只有中泰公司一家打了400万元，另一家没有打款。（多次笔录都提到，且内容一致）
4、（中泰公司拉煤量及煤的去向）2010年11月二十几号，具体日子记不清了，他和李龙生对过账，李龙生对他说中泰公司已在漠源公司拉走煤二万二千来吨。12月1日至12月3日的煤都是中泰公司拉走了。（中泰公司从漠源公司拉的煤）一部分运到包头公积（鸡）板站台，还有一部分运到河北张家口孔家庄煤场。后来他再没有和李龙生及马世宏对过账，但中泰公司从漠源公司共拉煤有三万多吨。
5、（好处费问题）张贵两次提到好处费时都称：中泰公司在漠源公司买煤是他联系的，中泰公司答应给他每吨提20元的好处费。
6、（总体调煤情况）2010年9月至12月初，他在府谷县漠源公司共调煤八九万吨。他所指的漠源公司调煤八九万吨包括在漠源公司焦化厂的煤、老秦和苏保宏、白丕云的二煤厂的煤。煤都是中泰、永达、西北物资公司和姓崔的拉走，他个人一点也没有卖。另外黄河还挂靠浙江一个公司从漠源拉走一万七八千吨原煤。记得大约在老秦煤厂拉煤四万多吨，白丕云煤厂拉了几千吨，在漠源公司拉了四万来吨。
7、在漠源公司和老秦煤厂、白丕云煤厂发煤期间，只雇佣过一个驻站的叫王磊，其他驻站的都是李波雇的。在漠源公司驻站的房子是他和漠源公司的余埃兵联系的，漠源公司、老秦煤厂和白丕云煤厂的煤都是他与黄河及李波三人发的，一共发了十万多吨。老秦煤厂、白丕云煤厂发了6万多吨，漠源公司发了4万多吨，老秦煤厂和白丕云煤厂的煤基本都是崔大伟、黄河还有一个姓崔的三人拉了。
8、（收马世伟100万）2010年12月3日、5日通过银行转账收过马世伟的100万元。当时给马世伟打了一张100万的收条。……他记得给马世伟在郭家湾煤矿发了三车煤，以后再没有管。
第三、开提煤单的情况：
2012年3月22日张贵的讯问笔录中反映：提煤单都是派车单位的人开的。张贵的名字也不是他自己写的。
2011年4月13日王磊的询问笔录反映：2010年9-11月份张贵在漠源公司、秦怀华的煤厂、芦家梁煤矿、白培云（实为白丕云）的煤厂发煤时，他给张贵组织车运煤，每车向司机挣30元信息费。派车期间张贵给租房居住，当时和一个叫赵广（光）的一块住，赵广是与黄河一块相跟的一个叫李波的男子派的。当时住下没事，张贵让他和赵广开提煤单。当时驻站的只有他和赵广，在他离开时又来了一位叫王洋洋的男子。他最初去芦家梁煤矿，该矿给张贵买煤单价370元/吨，带出境票，过了段时间煤价涨到420元/吨、440元/吨，张贵又在漠源公司、秦怀华煤厂、白培云煤厂发的煤。最初听漠源公司磅房的人说煤335元/吨，秦怀华煤厂和白培（丕）云煤厂煤价不清楚。
2012年3月23日王伟冬的询问笔录和2012年3月26日王超（又名王洋洋）的询问笔录反映：二人先后受雇（王超是李波介绍的，王伟冬交代是张贵雇佣）去漠源公司及其下属的老秦煤厂开提煤单，提煤单是张贵提供的。最初提煤单上边也没有他二人的私人章，但为方便以及分开买煤客户，张贵给他俩每人分了两个客户，并且给刻了个人的私章，要求盖在提煤单上。提煤单上提煤单位都写张贵（这是张贵要求的）。王超负责中企与武川两客户，王伟冬负责李龙生和黄河的提煤单，李龙生领了王伟冬提供的提煤单，自己派人开。李龙生基本每天派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来领盖有王伟冬私章的提煤单，每次领五本，每本20份，大约共计领了七八十本。干到中途，李波又派一个名叫姚磊的去老秦煤厂开提煤单。
本院认为，2010年11月至12月3日，上诉人中泰公司经张贵联系从漠源公司（包括其下属的老秦煤厂和白丕云煤厂）处以先付款后派人自提形式买煤，拉煤的方式是中泰公司委托李龙生派车拉煤，李龙生从张贵指派的驻站人员王伟冬手中领取加盖有王伟冬私章的提煤单后，自己安排人再填写（购货单位均为“张贵”，部分还加盖中泰公司提煤专用章）后，交给司机去漠源公司拉煤。李龙生向司机收取一定信息费，煤运到目的地后中泰公司过磅称重后与司机结算运费。现中泰公司主张依据其与漠源公司签订的3份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先后5次共向漠源公司付款1420万元，已如约履行了付款义务，可是仅收到7351吨煤，漠源公司严重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货款。漠源公司则辩称涉案三份合同中一份是虚假的，另两份是张贵为了办煤炭营运资格证而要求帮忙签订的，并非为了履行，实际交易中，中泰公司所汇款项均是张贵告知款到账并领取相应款项的收据，尔后派人提煤，中泰公司从未直接以自己名义从漠源公司提过煤。其与张贵的煤炭交易中煤价随行就市，根本不存在中泰公司所说的煤价，煤已经张贵手全部拉走，钱货两清。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关于三份购销合同效力问题
首先是合同形式的真实性问题，上诉人提交的三份煤炭购销合同，一审中经鉴定，其中2010年11月8日的合同和2010年11月9日的合同上漠源公司合同专用章真实，屈明军签名笔迹真实，双方对此也均无异议，故本院认定该两份合同的形式真实。2010年10月25日合同上漠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模糊无法鉴定，屈明军签名笔迹非本人书写，加之漠源公司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份合同形式真实性不予认定。
其次是合同目的问题，中泰公司主张三份合同均合法有效，是双方买卖煤炭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漠源公司认为上述合同内容不真实，2010年11月8日、9日的合同系张贵称办理煤炭营运资格证需要而其出于帮忙的目的签订，并非是为进行煤炭买卖交易而签订的合同。中泰公司负责买煤事宜的马世伟对于中泰公司从漠源公司买煤经过的陈述证明其委托张贵办理买煤事宜，并未直接参与合同煤价协商。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经营者，明知合同约定的煤价明显低于当时的市场煤价，在同出卖人漠源公司时任董事长苏有红谈话中不仅未亲自向苏有红核实合同煤价，反而应张贵要求有意向苏有红隐瞒合同价格，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买卖交易习惯。由此可见，漠源公司主张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张贵办理煤炭营运资格证需要而帮忙的理由，同合同煤价低于市场煤价较多，作为出卖方负责人不关心煤炭价格和合同中真实的购买人是谁及是否付款的实际状况更相吻合。所以，本案所涉三份购销合同的订立是为了进行煤炭买卖这一目的不能认定，中泰公司主张双方是依据该三份合同进行煤炭交易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漠源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煤炭给付义务问题：中泰公司向漠源公司付款，并委托李龙生经张贵手在漠源公司拉煤的事实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在的争议首先是张贵与中泰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中泰公司负责买煤事宜的马世伟自认张贵联系之初告知与漠源公司的董事长苏有红关系很熟，可以买到低价煤后，其就委托他去办理买煤事宜，两份形式真实的合同也是他和张贵一起去漠源公司签订的，打款也是在张贵的督促下进行，收款收据也是张贵去漠源公司开好后交给中泰公司；第二，张贵对于其与中泰公司关系的陈述是他受中泰公司委托办理买煤运煤的事情，中泰公司是他的客户，打款是他向中泰公司通知，收据也是他自己从漠源公司收到后交付给中泰公司，尤其是最后一次付款是他打电话通知的马世伟，从漠源公司拉煤时漠源公司只认他张贵。第三，中泰公司自认拉走的7351吨煤，所提供的提煤单上购货单位均写着张贵的名字。其主张提煤单是自己委托的拉煤人李龙生开的，李龙生也认可，可是对于自己开的提煤单中购货单位为何写“张贵”及为何加盖为张贵开提煤单的王伟冬的私章问题，中泰公司的解释是张贵为了和漠源公司结算佣金，但缺乏证据证实。张贵本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谈到的也是中泰公司委托他全权调煤，并承诺给付其好处费，从未提及漠源公司给其好处费，漠源公司也从未承认许诺给张贵好处费，只认为是张贵从其公司拉煤。由此可见，中泰公司对己方开具的提煤单上购货单位为何写张贵并加盖王伟冬私章无法合理解释，反而是漠源公司辩称中泰公司是经张贵手从其处提煤的理由比较合理；第四，王伟冬、王超关于受张贵安排给客户（包括李龙生）开提煤单、购货单位全部写张贵、李龙生从王伟冬手领取盖其私章的提煤单自己开与所有提煤单上购货单位全是张贵、中泰公司自认委托李龙生开提煤单派车拉煤的事实相互印证。综上，张贵与马世伟、马世宏兄弟联系之初从未说明自己是漠源公司的员工或代表漠源公司，中泰公司也无其他充分证据证实自己有理由相信张贵代表漠源公司，就连其自认收到的7351吨煤也被证实是张贵从漠源公司拉走的，整个交易过程中漠源公司始终秉持先付款后提煤的交易习惯善意进行交易，故原审认定张贵作为中泰公司的表见代理人与漠源公司发生煤炭买卖交易并无不当。其次是漠源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全部的煤炭给付义务问题。第一、受张贵安排开提煤单的王伟冬证实李龙生先后从其手中直接领走的提煤单有七八十本，每本20份。这至少有1400多份提煤单，而每份提煤单代表拉了一车煤，一车煤平均约40吨，1400份提煤单可以拉走约56000吨煤；张贵在公安机关陈述称听李龙生说仅11月中泰公司就拉走了22000吨煤，12月1日至3日的煤都是中泰公司拉走了，共拉走了3万多吨煤；结合漠源公司提供的以张贵为购货单位的提煤单、过磅单和双方认可的当时先付款后拉煤的交易习惯、漠源公司两次以预付煤款用完为由停止张贵拉煤的事实，足以认定2010年11月3日至12月3日期间，漠源公司通过张贵与中泰公司发生的煤炭买卖数量、价款远高于中泰公司认可收到的7351吨数量、价值；第二，中泰公司主张只收到7351吨煤与其提供的证据和实际履行中的行为自相矛盾，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1）中泰公司自认包括12月2日、3日拉的煤在内仅收到7351吨煤，且从煤厂到目的地仅需要1天的运送时间，按照这个量，无论根据其主张的295元/吨的单价，还是漠源公司当时实际出售价，预付的1020万元尚余八百余万元时漠源公司以预付煤款用完为由停止供货，中泰公司未经核实就再次付款400万元明显不合常理。至于中泰公司对此解释是预购14万吨煤，继续打款正常和当时无法统计清楚已拉煤量的理由并不合理充分，原因是中泰公司委托李龙生给其派车拉煤，在途时间仅1天，正常情况下委托人和受托人应该清楚掌握拉运煤炭的数量情况，可是李龙生出庭作证称与中泰公司之间不需要清结手续，掌控中泰公司提煤专用章的期间共计开具多少提煤单、组织给中泰公司运送了多少煤根本说不清楚，如果属实，这种不结算造成中泰公司无法掌握李龙生作为负责给其拉煤的人实际究竟从漠源公司拉了多少煤的后果也应该由中泰公司自己承担。（2）如中泰公司所说，其经张贵联系在漠源公司预定14万吨低价煤并付款1420万元只拉走7351吨就被叫停的情况属实的话，紧接着又付款100万元委托张贵在郭家湾煤矿购买仍然是低于市场价100多元的煤，也不合常理；（3）中泰公司提供的收煤证据不足7351吨，且有未加盖其提煤专用章的提煤单存在，进一步证实中泰公司收到的煤远不止7351吨。但由于中泰公司与其委托的拉煤人之间手续不清，同时期以张贵名义从漠源公司提煤的又不止中泰公司一家，中泰公司又拒绝对账，导致事实不清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因此，原判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中泰公司的诉请并无不当。
至于李龙生派车持购货单位为张贵的提煤单从漠源公司拉走多少煤，拉走的煤是否全部安全运到中泰公司指定地点，这属于中泰公司和李龙生、张贵之间的纠纷，与供货方漠源公司无关。
综上所述，中泰公司主张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839元，由上诉人包头市中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西京
代理审判员 成 芳
代理审判员 路亚红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宋瑞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