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2）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66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陈国保。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曾立。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张玉美。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马军。以上四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廖颂扬，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陈肖娥。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何华英。以上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中亮，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以下简称贸仲华南分会）（2012）中国贸仲深裁字第D47号裁决（以下简称D47号裁决）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完毕。申请人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提出申请称：D47号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承让方代表是否得到授权问题，“仲裁庭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第一申请人当然的代表了第二申请人，王某当然的代表了四被申请人，因此无论是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的主体还是时间，都不能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这是枉法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七条第1、4款明确约定双方的签字代表都已得到股权转、承让各方的书面充分授权。从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提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两份“收条”以及移交“证件清单”（共12份）可以证明股权转让过程包括签订补充协议、付款、移交证照等都是在陈肖娥和王某之间进行的，她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彼此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而且双方也从未行使过撤销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所以陈肖娥和王某都是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适格主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某自始至终清楚涉案股权交易公司是家族企业，清楚何华英与陈肖娥是婆媳关系，陈肖娥和何华英代理人在仲裁庭审中也是认可婆媳关系这一事实的。陈肖娥与何华英也清楚王某经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另外依据两份“收条”也可以进一步证明陈肖娥清楚王某才是本次股权转让实际受让人和控制人，因为股权转让款10万元都是她从王某处收取。依据“证件清单”也可以反证，不然陈肖娥怎么可能向王某移交相关证照的原件。所以王某代表了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陈肖娥代表了何华英是确定的。按照裁决书认定事实、证据的逻辑，是否可以理解为陈肖娥与王某于2009年10月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收取股权转让款现金人民币共10万元整和移交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的原件后又出尔反尔和何华英一起与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于2009年10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见证手续，岂不是先后有两次股权转让交易两被申请人岂不是对王某和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构成欺诈而为何王某和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甚至在庭审时从来没有提起过王某岂不是白送给陈肖娥现金10万元和相互抵扣款5万元而自认倒霉并且不予追究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跟王某没有任何关系又没有公司所有证照原件（因为陈肖娥已移交王某）而骗过相关政府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这些根本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裁决书认定“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非常错误。裁决书第2页第一段“第一至第四被申请人工作单位地址的邮件均以‘原址查无此人’为由被邮局退回”。如果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才是实际受让人，在涉案股权转让公司工作，那么华南分会寄送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工作单位的法律文书不可能无法送达。要知道陈国保可是陈肖娥、何华英仲裁时提交证据“变更事项”中记载的“总经理”，是“老板”。寄送到工作单位即使本人不在，其他工作人员会代为签收。这正好反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实际受让人和控制人就是王某。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根本没有参与具体的交易和工作，是王某安排的挂名股东。所以陈肖娥当然的代表了何华英，王某当然的代表了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她们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足以约束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和何华英、陈肖娥，是股权转让适格主体的一致意思表示，是成立生效的。仲裁庭歪曲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2、关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效力问题。由于本案中股权转、承让双方都有意尽快促成本次交易，于是双方代表在2009年10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争议解决和协议生效等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第三章“合同的效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36条有关股东转让其出资的规定，股权转让见证仅是深圳市工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非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股东符合条件可以自由转让其出资而不需相关部门批准。《见证书》并不能否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成立和生效。签订补充协议同日王某支付股权转让定金3万元，陈肖娥出具“收条”并移交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原件等事实也证明该补充协议是成立生效的。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所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股权转让适格主体的一致意思表示，双方已就本次股权转让实际履行了主要义务，合同是成立而且生效的。3、关于股权实际转让价格问题。《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实际总额为人民币15万元。2009年10月1日至8日是国庆假期办理不了见证手续，于是双方约定假期结束后即10月9日再补办见证手续。股权转、承让双方见证的目的并不是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否定或变更，而是为了办理后续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协议书》是见证部门提供的格式条款，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争议解决和协议生效等事宜的约定并不是股权转让适格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如前所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才是股权转让适格主体的一致意思表示，是成立生效的，所以实际的股权转让价格应认定为人民币15万元。4、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问题。首先，2009年10月6日“收条”清楚表明陈肖娥与其丈夫张某杰签名确认收到了“王某同志交来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费定金30000元（叁万元整）”。同年11月4日“收条”也清楚表明陈肖娥收到了“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部分款70000元（柒万元整）”。陈肖娥前后共收到王某代表的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股权转让款现金人民币共10万元整。仲裁庭审中代理人也认可这两份“收条”是陈肖娥本人亲笔签名并收取了王某交来的现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其次，关于股权转让款余款5万元问题，股权转、承让双方约定2009年11月1日正式就管理小区项目交接，依据《债权债务交接确认清单》，股权转让方应当在股权转让和项目交接后向“新公司”（即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移交不属于债权债务范围的各项押金等现金56278.71元。此款项经股权转、承让方代表在《债权债务交接确认清单》签名确认后，用于抵扣股权转让余款5万元，至此，王某代表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已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与何华英、陈肖娥不再有任何经济关系。仲裁庭对王某代表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向股权转让方代表陈肖娥支付股权转让款现金10万元和各项押金抵扣股权转让余款5万元的事实故意不予提及，何华英、陈肖娥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和事实，是典型的枉法裁决。5、仲裁庭对证据和事实的审核没有保持中立、理性、客观，明显偏袒对方。按照裁决书认定事实、证据的逻辑，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至今未支付陈肖娥、何华英一分钱股权转让款，为何何华英、陈肖娥能顺利配合在2009年10月21日前办理完结工商、税务等事宜的变更登记为何王某安排的工作人员能顺利进驻股权交易时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管辖小区而至今没有任何冲突、阻挠或报警记录（事实上陈肖娥夫妇一直住在该小区）何华英、陈肖娥就任由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充当“老赖”而不主动“索债”为何两年来一直不报警或提起诉讼仲裁庭对不符常理的事实视而不见。结合本案股权转、承让双方的交易初衷、交易实质、交易事实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中实质的交易内容包括股权转让款的金额，《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才是股权转让适格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各方已经依约实际履行了所有义务，是合法有效的，不再有任何的经济关系，更谈不上承担违约责任。仲裁庭对证据和事实的审核没有保持中立、理性、客观和法律良知，没有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明显偏袒对方，枉法裁判。综上所述，贸仲华南分会D47号裁决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第（四）、（五）项可以申请不予执行的情形，恳请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被申请人陈肖娥、何华英口头答辩称：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予执行必须举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相应的法律问题，但是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并不是在仲裁裁决之后新形成的证据，所以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仲裁裁决的程序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双方之间有明确的仲裁约定，贸仲华南分会受理该案完全合法，所以请求法院驳回申请人的申请。本院经审查查明：2009年10月6日陈肖娥与案外人王某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转让方代表）（陈肖娥—本院注），乙方（承让方代表）（王某—本院注）。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19日在深圳市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佳盛园地下停车场于2007年8月10日在深圳市设立，隶属于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甲、乙双方经一致协商，就转让股权事宜，现双方同意于2009年10月6日签订本补充协议，并约定如下：股权转让价格：甲、乙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经甲方予以折让后，股权转让总价格定为人民币15万元；股权变更：协议双方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办妥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包括地下停车场负责人变更）等手续；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3万元，在甲方将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分别过户到乙方名下股东的7日内，乙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余款人民币12万元。甲方保证并承诺：甲方已获得转让各方书面充分授权。乙方保证并承诺：乙方已获得受让各方书面充分授权。本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与本补充协议的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的争议，协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本条第一款所述争议，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本补充协议条款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条款有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条款未涉的内容，仍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为准。陈肖娥、王某分别在补充协议上签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当日，王某向陈肖娥、张某杰（何华英之子、陈肖娥之夫）支付了人民币3万元，陈肖娥向王某移交了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章等。2009年10月9日，陈肖娥、何华英与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肖娥将其在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的40％的股权以人民币12．5万元的价格转让25％的股权给陈国保、以人民币5万元的价格转让10％的股权给曾立、以人民币2.5万元的价格转让5％的股权给张美玉；何华英将其在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的60％的股权以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马军。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六方均同意，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一方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同日，各方在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了见证。2009年11月4日，陈肖娥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部分款￥70000元（柒万元整）”。2009年11月1日，张某杰确认欠56，278.71元。陈肖娥、何华英依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于2011年9月6日向贸仲华南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一、陈国保三日内支付陈肖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2.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1.25万元、曾立三日内支付陈肖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万元及逾期利息人民币0.5万元、张玉美三日内支付陈肖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5万元及逾期利息人民币0．25万元；二、马军三日内支付何华英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3万元；三、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承担仲裁申请费用、律师费。贸仲华南分会受理了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该案编号为SHENDT2011142，并适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了审理。仲裁庭审理认为：（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各方签字盖章属实，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仲裁庭认定其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二）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关系问题。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的代理人提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里约定了法院管辖，因此华南分会不应受理。仲裁庭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陈肖娥当然的代表了何华英、王某当然的代表了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因此无论是从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的主体还是时间，都不能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华南分会有权受理本案。（三）关于何华英、陈肖娥的第一项仲裁请求。仲裁庭认为，陈肖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履行了相关义务，因此，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理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四）关于何华英、陈肖娥的第二项仲裁请求。仲裁庭认为，何华英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履行了相关义务，因此，马军理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五）关于本案律师费和仲裁费。何华英、陈肖娥在仲裁请求中主张律师费，但仲裁庭并未收到相关支付律师费的票据，因此，不予支持；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仲裁费用应由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承担。仲裁庭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2012）中国贸仲深裁字第D47号裁决书，裁决：（一）陈国保支付陈肖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2.5万元，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陈肖娥支付，从2011年1月21日起算至还清日为止；曾立支付陈肖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万元，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陈肖娥支付，从2011年1月21日起算至还清日为止；张玉美支付陈肖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5万元，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陈肖娥支付，从2011年1月21日起算至还清日为止。（二）马军支付何华英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何华英支付，从2011年1月21日起算至还清日为止。（三）驳回何华英、陈肖娥的其他仲裁请求。（四）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5，800元，由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连带承担。何华英、陈肖娥预缴的仲裁费人民币25，800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还，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应将上述费用迳付何华英、陈肖娥。本院认为：D47号裁决为国内仲裁裁决，本案为申请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案件，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陈肖娥是作为转让方代表签名，王某作为承让方代表签名。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均确认王某是实际上的股权受让人，对王某签名的效力予以认可，因此王某有权代为签署该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七条约定：“甲方（陈肖娥—本院注）保证并承诺：甲方已获得转让各方书面充分授权”，因此陈肖娥已在协议中确认其已获得何华英的充分授权，有权代何华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陈肖娥在仲裁程序中却声称其未获得何华英的授权。陈肖娥与张某杰为夫妻关系，张某杰与何华英为母子关系，何华英与陈肖娥之间系婆媳关系，且何华英的儿子张某杰收取了股权转让款的定金，王某所代表的股权承让方有理由相信陈肖娥有权代为签署该补充协议。双方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当日，陈肖娥即收取了股权转让定金人民币3万元，陈肖娥也移交了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章等。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十一、3条约定：“本协议是对《深圳市坤恒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本补充协议条款与《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条款有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条款未涉及的内容，仍以《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补充协议中的“《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即是指《股权转让协议书》，陈肖娥、何华英并未举证证明除了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外，还存在另外一份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因此两份协议涉及的是同一法律关系。一般情况下，签署在后的合同应视为对签署在先的合同的变更，应以签署在后的合同内容为准。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时间虽然是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署之后，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条款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关系已有明确约定，另外，如前所述，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因此补充协议的约定是有效的。陈肖娥先是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确认其有权代表何华英签署该协议，并收取了定金，移交了公司的证照，履行了转让深圳市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后又在仲裁程序中否认其有权代表何华英签署该协议，即使仲裁庭否认补充协议对何华英的约束力，也不能否认补充协议对陈肖娥的约束力；仲裁庭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实际上从两份协议约定转让的标的和签约方来看，这应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仲裁庭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仅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裁决，而未对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全面认定，对于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提交的陈肖娥、张某杰收款的收条、移交证件清单、双方对账单未进行审查，进而对于王某所代表的股权承让方是否违约及违约程度的裁决缺乏证据支持。因此，仲裁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有误。综上所述，陈国保、曾立、张玉美、马军申请不予执行D47号裁决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其申请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第（四）、（五）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不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2012）中国贸仲深裁字第D47号裁决。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由被申请人陈肖娥、何华英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温  达  人代理审判员 李    原代理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赵雪琳（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三条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