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02行初83号
原告王雪珍，女，195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浣纱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周琪，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金峰，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孝辉，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雪珍诉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于2017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8日向被告市房管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同年10月2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雪珍，被告市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蒋金峰、胡孝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市房管局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2017）年第168号《政府信息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对原告告知如下：“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政复[2017]264号）的要求，现对你申请获取的‘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350号住房（1987年拆迁）的房权证、拆迁、过渡、安置等的一切信息’重新回复如下：你申请获取的‘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350号住房（1987年拆迁）的房权证、拆迁、过渡、安置等的一切信息’指向不明，请具体准确描述后再重新申请”。
原告王雪珍诉称，杭州市人民政府在2017年7月25日作出杭政复[2017]2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2017）066号《告知书》。市房管局不但不履行政府的指令，而且用对抗情绪回应，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法向法院起诉，要求：1、撤销市房管局作出的（2017）年第168号《告知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王雪珍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
1、杭政复[2017]2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市房管局作出的原066号告知书被撤销。
2、（2017）年第066号《告知书》，拟证明被告原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违法。
3、（2017）年第168号《告知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已经明确诉请。
4、尾号642、397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两份，拟证明原告家住房问题未能通过信访解决。
5、尾号515的信访答复意见书，拟证明原告房改问题未能通过信访解决。
6、公开投诉信，拟证明原告对拆迁违规问题进行投诉。
7、常住人口登记表，拟证明原告家庭人口情况。
8、扩面付款审批表、扩面协议，拟证明拆迁扩面的事实。
9、公房承租人变更证明，拟证明案涉房产更名至原告导致原告房改被通报批评。
10、经济适用房申请表，拟证明原告母亲和儿子申请经济适用房。
11、银行存款凭条，拟证明原告配偶可买进铁路公房。
12、发票，拟证明原告母亲公房承租费用。
13、写给局长的信，拟证明原告反映拆迁问题。
14、信访不受理告知单，拟证明区住建局信访不再受理决定。
15、25号信访答复意见书，拟证明区住建局对要求撤销房改房的回复。
16、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表、低收入家庭证明，拟证明原告母亲儿子房屋及收入情况。
17、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房屋拆迁适用政策。
18、三项承诺，拟证明原告认为其符合承诺。
19、行政起诉书，拟证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未被受理。
20、申诉加投诉，拟证明原告的陈述意见。
21、申诉，拟证明原告的陈述意见。
被告市房管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2017）第168号《告知书》合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2017年4月14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开“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350号住房（1987年拆迁）的房权证、拆迁、过渡、安置等的一切信息”。经核查，被告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年第066号信息不存在告知，当时的拆迁人是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建议其向上城区住建局或者区征收部门申请信息公开。2017年5月8日，原告不服申请复议，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撤销（2017）年第066号告知书的复议决定，责令被告重作。被告于2017年8月24日重新答复，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告知原告申请指向不明，请具体描述后再重新申请，并将该告知书邮寄送达原告。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法院对公民因申请内容不明确行政机关要求其作出更改补充且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告知行为不予受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综上，被告作出的（2017）年第168号《告知书》合法有据，要求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市房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
1、信息公开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2、（2017）年第066号《告知书》。
3、EMS邮寄凭单。
证据1-3拟证明原告向市房管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市房管局作出答复的情况。
4、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经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撤销（2017）年第066号《告知书》并责令被告重作。
5、（2017）年第168号《告知书》。
6、EMS邮寄凭证。
证据5、6拟证明被告重新对原告申请作出答复的情况。
被告市房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被告市房管局是否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
对被告市房管局提供的证据1-6，原告王雪珍质证如下：对证据1至证据4、证据6均无异议，认为66号《告知书》违法；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的申请指向已经明确。
对原告王雪珍提供的证据1-21，被告市房管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至证据3均无异议，其中证据2经行政复议撤销，证据3系被告重作的行政行为；对证据4至证据21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市房管局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至证据4能够证明被告作出原《告知书》，经行政复议被撤销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5、证据6能够证明被告重新作出被诉《告知书》并邮寄送达原告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王雪珍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3分别与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2、证据5一致，认定意见同上；证据4至证据21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4月14日，原告王雪珍向被告市房管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一份，申请公开“原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350号住房（1987年拆迁）的房权证、拆迁、过渡、安置等一切信息”，同时提交其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市房管局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年第066号《告知书》，告知原告申请获取的信息该局不存在，建议其向上城区住建局或区征收部门咨询申请。原告不服申请复议，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杭政复[2017]2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系建国中路350号住房的房产证、拆迁、过渡、安置等的各类信息，市房管局应当区分各类信息分别作出处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房屋拆迁档案材料中虽无建国中路350号房屋房产证、过渡、安置等信息，但存在涉及拆迁申请及批准的政府信息”，市房管局未作区分直接答复所有信息均不存在依法应予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答复。市房管局于2017年8月24日重新对原告作出（2017）年第168号《告知书》，并于次日将文书邮寄送达原告。
庭审中，被告市房管局辩称其作出的（2017）年第168号《告知书》系程序性行政行为。
本院认为，市房管局作为行政机关，具有受理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依法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其中第（四）项为“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本案中，原告王雪珍于2017年4月14日向市房管局申请要求公开“原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350号住房（1987年拆迁）的房权证、拆迁、过渡、安置等一切信息”。被告市房管局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的要求于2017年8月24日重新对原告作出（2017）年第168号《告知书》，认为原告申请指向不明，要求其补正，其在庭审中辩称被诉行政行为系程序性行为，但该《告知书》载明“请（原告）具体准确描述后再重新申请”。本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以原申请指向补正为由，责令原告“重新申请”，是以程序性事由终结原告本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权利。市房管局告知原告重新申请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被告市房管局依据杭州市人民政府2017年7月25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8月24日重新作出被诉《告知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行政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市房管局以补正申请为由责令原告重新申请主要证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的（2017）年第168号《政府信息告知书》。
二、责令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负担。
原告王雪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慧娟
审 判 员 蒋 伟
人民陪审员 王明珠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章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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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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