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4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骏达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新城体育路26号盈锋商务中心西区****室。组织机构代码为：××。
法定代表人：戴中泽，该单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ＸＸ，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贤达，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海珠区溢顺贸易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东路***号***房。
投资人：刘平。
委托代理人：胡胜岳，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红卫，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凤阳路3-1号办公楼，组织机构代码为：××。
法定代表人：王作林，该单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喜钧。
上诉人东莞市骏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达公司）诉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溢顺贸易商行（以下简称溢顺贸易商行）、原审被告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庆建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溢顺贸易商行一审诉称：2011年，大庆建安公司作为东莞市博览大道快速路项目改造工程的中标单位，其项目负责人陈文好、曾昭诺等人与溢顺贸易商行联系，要求溢顺贸易商行提供项目所需钢材。经协商，溢顺贸易商行要求签订购销合同，但大庆建安公司基于每次发货时间不固定、钢材种类、型号及数量不一等因素，主张通过送货单的方式确定购销关系，溢顺贸易商行同意。溢顺贸易商行按照要求提供了相应的钢材，在双方的送货单上已列明了钢材详细信息，大庆建安公司的项目部负责人在送货单上签收，加盖了大庆建安公司东莞市环莞快速路（西段）市政工程二期第二标段项目经理部公章。双方约定大庆建安公司应于2014年5月30日前支付完毕全部货款，并在收货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5%支付资金占用费。溢顺贸易商行陆续发货后，期间大庆建安公司通过其指定方支付过部分货款，但余款经过溢顺贸易商行多次催讨，大庆建安公司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其项目经理的手机号码也停止使用，请求法院判令：1.大庆建安公司、骏达公司立即支付货款3310451元及利息（以货款331045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5%的标准计付，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11月6日起计算至大庆建安公司、骏达公司清偿全部货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大庆建安公司、骏达公司承担。
大庆建安公司一审辩称：1.大庆建安公司从来没有承包过溢顺贸易商行称的博览大道快速路改造工程，没有参与该项民事法律关系；2.大庆建安公司没有向溢顺贸易商行购买过钢材，溢顺贸易商行对大庆建安公司的起诉请求不能成立；3.大庆建安公司没有任何下属的工作人员与溢顺贸易商行签订过货物接收单，更没有约定在2014年5月30前付款完毕。溢顺贸易商行的起诉与大庆建安公司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溢顺贸易商行的诉求。根据案情，与溢顺贸易商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骏达公司，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有合同的相对性，即使溢顺贸易商行的权利存在，也不应向大庆建安公司主张。
骏达公司一审辩称：2011年3月8日，骏达公司与大庆建安公司签订《工程分包施工合同》，约定大庆建安公司将东莞市快速路（西段）市政工程二期第二标段工程项目分包给骏达公司施工。骏达公司以大庆建安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过程中，先后向溢顺贸易商行购买了所需的钢材，并支付全部货款，最后支付时间是2012年9月11日。溢顺贸易商行主张大庆建安公司向其购买的钢材实际上是骏达公司以大庆建安公司的名义购买的，且购买钢材的货款也一直是骏达公司支付的。骏达公司先后还支付过利息款50000元及货款延期支付120000元，所有的付款都由溢顺贸易商行出具了收款凭证，因此溢顺贸易商行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东莞市环莞快速路（西段）市政工程二期第二标段工程是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为建设单位的工程，中标单位为大庆建安公司，中标时间为2010年12月13日，上述信息已于互联网上公示。双方于2011年1月27日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方处盖有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的公章，承包方处盖有大庆建安公司的公章（编号为2306030003261）。
2011年3月8日，大庆建安公司与骏达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程分包施工合同》，约定：大庆建安公司将案涉工程的施工分包给骏达公司，大庆建安公司负责全面监督和管理，包括工程进度、质量和申报工程进度款等事宜。《工程分包施工合同》的发包方处盖有大庆建安公司的公章，并有“杨凤栖”字样的签名，承包方处则盖有骏达公司的公章，并有“陈演辉”字样的签名。据工商登记资料反映，杨凤栖是大庆建安公司的股东，大庆建安公司确认杨凤栖是其副总经理，但主张杨凤栖前几年已经退休，并否认合同中“杨凤栖”签名的真实性，认为即使杨凤栖参与了案涉合同的签订也属于个人行为。原审法院依法向大庆建安公司释明是否针对合同中“杨凤栖”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但大庆建安公司在指定的期间内未提交鉴定书面申请。
现大庆建安公司否认参与案涉工程的招投标，不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分包施工合同》中所加盖的公章系其持有并使用的公章，并提交了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该证明称大庆建安公司编号为2306030004050的公章于2012年5月29日在该局刻制备案，原编号为2306030003900和2306030003735的两枚公章，分别于2011年7月2日、2009年7月24日在该局刻制备案，且现已作废收回。
溢顺贸易商行主张与大庆建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大庆建安公司中标的案涉工程供应钢材。交易过程中，除使用自身的名义外，溢顺贸易商行还使用“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商行”的名义送货，使用“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商行”、“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帆英室内装饰部”、“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丰立明室内装饰部”等名义收取货款。溢顺贸易商行提交了2011年7月14日至2012年10月18日期间的14张送货单予以佐证，送货单上有“陈文好”、“曾昭诺”、“方富强”等人签收，且部分送货单加盖了“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市环莞快速路（西段）市政工程二期第二标段项目经理部”的印章，送货金额合计12762603.6元。送货单的具体日期、单号、送货金额、签收人和盖章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日期
送货单号
送货金额
签收人
是否盖章
2011／7／24
0725461
912000元
曾昭诺、陈文好
否
2011／9／9
0725462
396240元
曾昭诺、陈文好
否
2011／10／21
0725464
704434元
曾昭诺、陈文好
否
2011／11／17
0109681
1244279.8元
陈文好
否
2011／12／23
0725465
376946.9元
曾昭诺
否
2012／2／17
0725466
1146969元
曾昭诺、陈文好
否
2012／4／28
2735241
1950539元
曾昭诺、陈文好
是
2012／5／19
2735242
2233735.4元
陈文好
是
2012／7／7
2735245
1690627元
曾昭诺、陈文好
是
2012／7／16
2735247
67114元
方富强、陈文好
是
2012／7／21
2735249
178828元
曾昭诺、陈文好
是
2012／8／8
2735250
689419元
曾昭诺、陈文好
否
2012／10／7
107962
1007112元
陈文好
是
2012／10／18
107985
164359.5元
曾昭诺
是
溢顺贸易商行称大庆建安公司尚欠其货款3310451元。大庆建安公司否认与溢顺贸易商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称上述交易的实际买方是骏达公司，骏达公司确认是上述交易的实际买方。骏达公司在庭审中称尚欠的货款和利息补偿合计1807100元，后又改称为1357100元。
为证明已付货款的数额，骏达公司提交了2011年8月4日至2012年10月8日期间的17张收据和1张收条，载明收到的货款、补偿金和利息数额合计12867005.4元，其中2012年6月26日的收条载明收到大庆建安公司厚街博览立交项目利息补偿50000元，2012年9月11日尾号为504的收据载明收到大庆建安公司项目部货款延期补偿款120000元。溢顺贸易商行确认所有的收据、收条均系由其出具的，但表示虽然出具了共计12867005.4元的收款凭证，部分收据、收条系在收到付款方交付的电汇单、支票的情况下出具的，但多张电汇单最终无法兑付，仅收到其中10张收据上载明的3418035元。具体情况如下表如示：
序号
日期
单号尾号
金额
有无备注付款方式
是否确认已支付
2011／8／4
456000元
无
√
2011／9／9
456000元
无
√
2011／9／21
190000元
无
√
2011／10／28
206240元
无
√
2011／10／28
704434元
无
√
2011／12／15
350000元
无
√
2011／12／25
350000元
无
2012／3／20
350000元
1月21日电汇单
2012／3／20
1146969.4元
4月12日电汇单600000；4月16日电汇单546969.4
2012／5／19
1950539元
2012年6月29日电汇单1000000；2012年7月5日电汇单950539
2012／6／6
2233735元
833735中信银行支票
2012／6／26
收条
720000元
2012年7月26日电汇单
2012／7／10
1690627元
2012年9月10日电汇单800000；2012年9月18日电汇单890627
2012／9／11
67114元
无
√
2012／9／11
178828元
无
√
2012／9／11
689419元
无
√
2012／9／11
120000元
无
√
2012／10／8
1007100元
无
骏达公司确认部分收据系溢顺贸易商行收到电汇单即出具的，且电汇单无法兑付，最终于2012年10月底对所有货款进行结算。结算后，溢顺贸易商行收到出票人为天津第二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二路公司东莞分公司”）的6张支票，收款人分别为溢顺贸易商行、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商行，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帆英室内装饰部和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丰立明室内装饰部，支票上落款的出票日期为2013年1月15日至25日期间。上述6张支票的数额合计2657100元，骏达公司庭审后提交书面补充意见称上述款项包括货款2107309.6元和收条、收款载明的50000元和120000元补偿款，以及双方结算时口头协议的379790.4元补偿款。溢顺贸易商行确认因部分电汇单无法兑付于2012年10月底收到上述6张支票，但认为均是货款。
骏达公司还提交了2011年8月4日至2014年5月6日期间的27份银行付款凭证，付款人除骏达公司外，还有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彩连，以及天津二路公司东莞分公司、陈忠敏、戴中泽、东莞市硕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黑龙江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东莞分公司等，而收款人则除溢顺贸易商行外，还有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行、刘红英、广州顺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顺平物有限公司和曹建雄。戴彩连、陈忠敏、戴中泽、东莞市硕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出具了书面说明，称其付款行为系受骏达公司委托，向溢顺贸易商行指定的账户支付货款。关于付款给刘红英的理由，骏达公司提交了溢顺贸易商行的投资人刘平发送的催款手机短信拟证明系溢顺贸易商行指定的收款账户，溢顺贸易商行确认手机短信的真实性，但认为不是案涉货款。
溢顺贸易商行确认收到其中的25笔款项共计10714182元，不确认收到2011年9月21日天津二路公司东莞分公司转账给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行的190000元和2013年2月8日戴彩连转账给曹建雄的50000元。溢顺贸易商行还称已收到的10714182元中，部分款项为迟延付款的利息补偿。骏达公司否认支付的是利息，并称曹建雄为溢顺贸易商行的合伙人之一。
另，骏达公司称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期间所付的款项，系其得知前述6张支票的出票人天津二路公司东莞分公司的账户余额不足，支票将无法兑付后支付的，用于支付支票上的款项。
还查，溢顺贸易商行确认案涉交易过程中主要与送货单上签名的陈文好、曾昭诺联系，包括电话下订单、收货和收取支票、电汇单等。骏达公司、大庆建安公司均主张陈文好、曾昭诺是骏达公司的员工，溢顺贸易商行则主张陈文好、曾昭诺是大庆建安公司的员工。
原审法院根据溢顺贸易商行的申请，调取了原审法院审理的案外人白秋生、燕俊秀起诉大庆建安公司的（2013）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278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278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和质证及问话笔录。大庆建安公司委托了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陆强参与了278号案件的审理。该案亦与东莞市环莞快速路（西段）市政工程二期第二标段工程有关，大庆建安公司因案涉工程向白秋生、燕俊秀租用钢管等建筑施工物资，并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也加盖了大庆建安公司的项目用章，并由“陈文好”签名。大庆建安公司在该案中承认陈文好、曾昭诺系其员工，但不确认是否签订278号案件涉及的结算单据。原审法院在审理278号案件过程中，要求大庆建安公司通知其员工陈文好、曾昭诺到庭对相关结算单据中的签名进行辨认，陈文好到庭经两次询问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结算单据中的签名真实性，最终原审法院认定结算单据中的签名系由陈文好签署的。
大庆建安公司认为278号案件查明的事实不能用于本案，理由是其并未委托律师陆强作为代理人参与278号案件的审理，对278号案件的审理情况毫不知情。
以上事实，有溢顺贸易商行提交的东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招标工程中标公示、送货单、银行支票、退票理由书、大庆建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电汇单，大庆建安公司提交的大庆公安局龙凤分局的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骏达公司提交的《工程分包施工合同》、收据、收条、送货单、个人业务凭证、转账凭条、手机短信、银行付款凭证、证明、身份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机读档案资料，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2013）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278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质证及问话笔录，当事人陈述以及本案一审庭审笔录、质证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均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是谁；二、买卖双方有无约定延期付款的补偿款或利息等，数额是多少；三、买方拖欠的货款数额是多少。
焦点一，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是谁。
首先，虽然大庆建安公司否认中标案涉市政工程，但本院认定案涉市政工程系由大庆建安公司中标并分包给骏达公司，理由如下：
案涉市政工程已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并于互联网上公示中标单位。若大庆建安公司的主张属实，其名义可能被冒用并参与市政工程招投标，涉及刑事犯罪，但大庆建安公司作为受害人并未就此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有违一般生活常理。现没有证据证明相关招投标程序是违法的，故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在互联网上公示的信息可作为事实采纳。
骏达公司也主张是大庆建安公司将案涉市政工程分包给骏达公司，并提交了《工程分包施工合同》予以佐证。该合同上盖有大庆建安公司的公章，并有股东“杨凤栖”字样的签名。经原审法院释明，大庆建安公司不申请对合同中“杨凤栖”的签名进行鉴定，故原审法院依法确认“杨凤栖”签名的真实性。即使《工程分包施工合同》所盖的大庆建安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且杨凤栖没有真实的授权，但杨凤栖是大庆建安公司的股东，其持有公章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已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有效。大庆建安公司可将工程分包也反过来证明了其已中标案涉工程。
至于《工程分包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大庆建安公司的公章，虽然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出具的证明称大庆建安公司正在或曾经使用并备案的三枚公章的编号分别为2306030004050、2306030003900和2306030003735，与前述两份合同的大庆建安公司的公章不一致。但公安机关的证明只是针对已备案的公章的情况进行说明，无法证明大庆建安公司对外仅使用已经过备案的公章，而没有使用案涉合同中的公章。
其次，骏达公司在申请参加诉讼时，书面承认是以大庆建安公司的名义进行案涉市政工程的施工，并向溢顺贸易商行购买钢材。案涉送货单上也盖有“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市环莞快速路（西段）市政工程二期第二标段项目经理部”的印章，因此，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的溢顺贸易商行，在案涉市政工程是属于大庆建安公司的工程，且实际施工人也以大庆建安公司的名义向其购买钢材的情况下，相信实际买方为大庆建安公司，不存在过错。
大庆建安公司作为案涉市政工程的中标单位，即使将工程分包给骏达公司，仍对案涉市政工程的施工负有全面的监督、管理义务，且这一义务以书面形式约定在《工程分包施工合同》中，故大庆建安公司对骏达公司以其名义对外购买钢材的行为理应知情，现大庆建安公司未对骏达公司的行为予以纠正，放任骏达公司以其名义对外买卖，视为默认其行为。
最后，根据溢顺贸易商行、骏达公司的陈述和送货单基本由陈文好、曾昭诺签收的事实，可知案涉交易主要是陈文好、曾昭诺与溢顺贸易商行联系和协商。原审法院审理的278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案中大庆建安公司委托了律师参加诉讼，虽然大庆建安公司现对委托律师参加278号案件的审理予以否认，但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大庆建安公司在278号案件中承认陈文好、曾昭诺为其员工，确认陈文好代表大庆建安公司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且本院传唤陈文好到庭接受询问时，陈文好对此未予以否认。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陈文好、曾昭诺是大庆建安公司的员工。
虽然大庆建安公司和骏达公司在庭审中均表示陈文好、曾昭诺是骏达公司的员工，但大庆建安公司和骏达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仅以其陈述作为认定陈文好、曾昭诺身份的依据。大庆建安公司和骏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掌握其员工的资料，现没有提交社保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等直接可以证明的证据，故原审法院认为现没有证据可以推翻278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的认定。
退一步讲，即使陈文好、曾昭诺并非大庆建安公司的员工，但如前所述，大庆建安公司放任骏达公司以其名义对外进行买卖，现陈文好、曾昭诺持有大庆建安公司的项目部章为大庆建安公司的工程对外购买钢材，已具有享有大庆建安公司授权的表象，在溢顺贸易商行无过错的信任陈文好、曾昭诺的情况下，陈文好、曾昭诺代表大庆建安公司购买钢材已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无论陈文好、曾昭诺事实上是否大庆建安公司的员工，案涉买卖的买方均应为大庆建安公司。
焦点二，买卖双方有无约定延期付款的补偿款或利息等，数额是多少。
溢顺贸易商行主张双方已口头约定延期付款的补偿款或利息，但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故补偿款或利息应当以书面约定为准。虽然部分送货单上有付款期限的书面约定，但不能视为延期付款的补偿款或利息的约定。现仅有收条和单号尾号为504的收据中，双方就补偿款和利息的数额进行了约定，分别为50000元利息和120000元补偿款，合计170000元。上述两笔利息和补偿款仅针对其中的两笔货款，不能当然推定所有货款均约定了支付延期付款的补偿款或利息。
因此，溢顺贸易商行主张骏达公司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中的部分款项是用于支付逾期付款的补偿款或利息，缺少明确的约定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而且，溢顺贸易商行亦无法指出具体是针对哪一笔货款的利息补偿，对自身的主张亦不明确，故原审法院只认定收条和504号收据约定的170000元。
焦点三，买方拖欠的货款数额是多少。
首先，溢顺贸易商行提交的14张送货单均有陈文好或曾昭诺的签名，部分还加盖了大庆建安公司的项目部章，故应以上述14张送货单计算货款，合计12762603.6元。
其次，关于骏达公司提交的17张收据和1张收条，虽然均载明收到若干款项，但溢顺贸易商行和骏达公司均承认部分收据是收到电汇单或支票等出具的，且部分电汇单最终无法兑付，故不能仅以收款凭证认定相应的货款已实际支付。又根据骏达公司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可知，超过10000000元的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时间跨度为2011年8月4日至2014年5月6日，覆盖整个钢材交易期间，且案涉收款凭证均没有载明收到“现金”，原审法院认定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款项，故应以银行付款凭证认定已支付的款项数额。
溢顺贸易商行确认收到25笔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共计10714182元，原审法院亦予以确认。至于溢顺贸易商行不确认的两笔银行转账，2011年9月21日天津二路公司东莞分公司转账给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行的190000元和2013年2月8日戴彩连转账给曹建雄的50000元。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行的190000元，由于溢顺贸易商行不仅曾以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行的名义送货，也曾指定广州市海珠区紫弘建材贸易行的账户收取货款，且溢顺贸易商行于转账同一天出具了金额相同的尾号为246的收据，故原审法院认定该190000元是支付给溢顺贸易商行的。而曹建雄的50000元，没有证据证明曹建雄是溢顺贸易商行的合伙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溢顺贸易商行曾指定曹建雄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故不能认定该50000元是支付给溢顺贸易商行的。因此，已支付的款项应为10904182元。
再次，骏达公司主张双方于2012年10月底对所有的货款进行结算，计得尚欠货款2107309.6元，加上收款凭证上的50000元利息和120000元补偿款，再口头协议379790.4元作为补偿款，合计2657100元，出具了6张支票给溢顺贸易商行，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支票落款的出票日期为2013年1月15日至25日，但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骏达公司还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数笔款项，故支票上的数额并非对所有的货款、利息、补偿款等进行结算。至于骏达公司主张是提前得知支票账户内余额不足提前支付支票的金额，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最后，结合送货单的货款、收款凭证上约定的利息和补偿款，货款、利息和补偿款的总额应为12932603.6元，减去已支付的款项10904182元，尚欠的款项应为2028421.6元。现溢顺贸易商行自认已收到504号收据中的补偿款120000元，原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收条中的利息50000元亦已完成支付，故尚欠的款项均为货款，数额为2028421.6元。
综上，案涉货款的付款期限早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溢顺贸易商行起诉要求大庆建安公司支付货款，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数额应为2028421.6元。至于利息，实际是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因大庆建安公司至今未付','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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