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3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超，男，1966年1月2日出生，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兵，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国，男，1958年6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茂名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景贵，北京提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波，北京提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超因与被上诉人刘思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思国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思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刘思国曾出示过一套“一栏表”，时间跨度自2007年至2015年，其明确表示其中记载的就是杨超借款明细。其中，最后一份2015年1月9日的三张“一栏表”的总金额为428万元，能够表明截至2015年1月9日，杨超对刘思国的欠款总额为428万元。刘思国一审起诉杨超借款案件共计20余件，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一审中，杨超多次告知每位主审法官，双方之间的借款时间跨度长、笔数多，且存在利滚利、刘思国要求杨超重复出具借条的情况，因此，所有案件应当一并解决，不应分别作出裁判，应以该“一栏表”为依据确认双方的借款本金总额。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仍旧孤立地看待每个案件，分别裁判，认定事实错误。二、在双方系列借款案件中，杨超提交过一份证据，是杨超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的一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58万元，利息月息百分之一，总计本金308万元，月利息30800元，每月支付。”该收条明确表明截至2014年11月14日，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为308万元。刘思国庭审中表述“该收条不包括收条中的58万元，是杨超单方出具的，不是双方的结算”。那么，如果不是双方的结算，刘思国是无法得知308万元中不包括该笔58万元、总计本金308万元的。结合上述2015年1月9日的“一栏表”，更加能够说明此308万元就是双方经过对账得出的金额。一审法院因该收条上只有杨超单方签名就不予采信，却在同一案件中，对杨超于2012年10月27日单方签字出具的补充借款协议予以采信，裁判标准不统一，有失公正。三、刘思国提交的收条证明其出借的金额是148.6万元，不是150万元，其中就100万元的收条，刘思国仅提交了40万元的汇款凭证，其他收条均没有给付款项的凭证。
刘思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杨超的上诉请求。第一，杨超于2015年1月9日签字确认的“一栏表”与本案无关，本案涉及的债权不包括在该“一栏表”中。第二，2014年11月14日的收条是杨超单方出具的。杨超在该收条中提及的本金308万元并非是双方结算的结果，刘思国对杨超享有的债权远远超过308万元。第三，根据杨超提交的2013年3月29日的收条，其已经确认“至今150万元全部付于完毕”，因此本案的借款金额是150万元。第四，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其他诉讼与本案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故不存在所有案件应当一并解决的问题。
刘思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超偿还刘思国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2.诉讼费用由杨超负担。诉讼过程中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杨超偿还刘思国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0日，刘思国与杨超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杨超向刘思国借款150万元，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自2012年10月10日至2022年10月7日，借款利息年利率12%。因借款申请抵押权设立登记，抵押房屋坐落于海淀区塔院迎春园12号楼11层7，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为150万元。刘思国与杨超在合同落款处签字捺印。
2012年10月17日，杨超就其名下的坐落于海淀区塔院迎春园12号楼11层7在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设立抵押，房屋他项权利人记载为刘思国，他项权利种类为一般抵押，债权数额150万元。
2012年10月27日，杨超出具《补充借款协议》给刘思国，载明经双方友好协商，由刘思国分期借给杨超共150万元人民币，杨超用其所有的房屋（海淀区塔院迎春园12号楼11层7门）作为抵押（已在海淀区房管局做完相关手续）。借款利息年息12%，由杨超每月支付给刘思国（按实际的交付金额计算）。另双方约定，当刘思国分期支付足额150万人民币与杨超时（前期的利息必须按月支付完毕），杨超必须按月支付利息给刘思国（1.5万元），若杨超不能支付利息给刘思国累计5个月时，刘思国可以对该房进行任何处理。另重新约定借款期间，由原协议的10年改为3年，如无意外可顺期至10年。
2012年10月17日，刘思国向杨超转账汇款40万元；2012年11月8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款条，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确认收到；2012年12月18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刘思国现金壹万元整；2012年12月18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3年1月23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刘思国现金壹拾万元整；2013年2月6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013年3月6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刘思国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3年3月29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壹拾万零壹仟元整。至今壹佰伍拾万元全部付于完毕。其中伍万元用于还索新的借款利息，原定协议正式生效。
2013年3月29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协议书，载明杨超同意如不能履行原定协议，将原定的抵押房子由刘思国处理，处理原多拿的款项，优先支付由刘思国协助的所有借款（索新、罗航等人）。
另，2014年11月14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伍拾捌万元整（￥580000），利息1%（月息百分之壹），总计本金叁佰零捌万元，月利息叁万零捌佰元整，每月支付。借款人杨超。
2014年2月19日至2016年3月3日，杨超通过其名下的尾号为1466的招商银行卡向刘思国还款共计47.46万元。其中2014年2月19日转款2.4万元，2014年4月20日转款3万元，2014年4月28日转款2万元，2014年4月29日转款1万元，2014年6月5日转款3万元，2014年7月27日转款600元，2014年8月8日转款10万元，2016年3月3日转款26万元。刘思国与杨超未约定上述款项的性质。
一审庭审过程中，就借款履行的情况，刘思国认为150万元是分多次给付，其中145万元给付杨超，另5万元是替杨超偿还欠案外人索新的利息。在150万元款项中有银行转账、支票付款，亦有现金支付。杨超给刘思国出具的6张收条和1张借条载明的金额共计148.6万元。2013年3月29日刘思国全额支付150万元后杨超签署的收条载明全部借款交付完毕。杨超认可借条及收条系其本人签署，但是应刘思国的要求才出具的。杨超仅认可收到收条中载明的小额现金3.5万元。虽然2012年11月8日收条中载明收到现金100万，但刘思国应提供当日取款凭证。刘思国述称上述100万亦是通过多笔给付杨超，其中包含转账40万元，并提交了支出凭单、记账凭证、取款凭证、业务回单，证明刘思国系北京华旅西坞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旅西坞公司）股东，仅2012年9月，华旅西坞公司就支付刘思国近200万。2012年1月至11月华旅西坞公司入账亦接近200万。刘思国有足够经济能力支付涉案借款的资金。杨超认为刘思国系该公司股东，两者有利害关系，对该公司出具的上述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院认为，杨超主张仅收到小额现金3.5万元，同时亦主张2014年11月14日前共欠付杨超308万元，本借款合同项下收到的借款数额记不清了，杨超抗辩借贷行为中的大部分金额未实际发生但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说明，亦无法推翻收条中载明的收到全部借款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杨超否认收到了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但杨超对出具借条和收条的行为未作出合理解释。现根据刘思国提供的借款抵押合同、收条、房屋他项权利证书等相应证据及刘思国、杨超的陈述，并结合借款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确认刘思国、杨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刘思国以现金、转账等方式提供了借款150万元。杨超辩称办理抵押登记并非针对本案借款的意见，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杨超有关未收到全部借款的答辩意见，杨超未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且与收条记载不符，对该项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杨超有关截至2014年11月14日仅欠付刘思国308万元的答辩意见，刘思国对此的解释为该308万元系此前一段时间双方之间没有签署过借款协议和借条确认的往来款项。该院认为，该收条上没有刘思国的签字确认，且杨超不能对结算的过程、结算包含的债务及数目等细节作出合理解释。刘思国与杨超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结合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其他借款纠纷，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借款数额远高于308万，有证据证明的截止到2014年11月14日杨超偿还的款项仅为21.46万元，故杨超截至2014年11月14日仅欠付刘思国308万元的答辩意见亦与事实不符，对杨超的此项答辩意见，该院亦不予采信。现刘思国提供了150万元借款，杨超在协商变更后的借款期限内未偿还，故刘思国起诉杨超偿还借款150万元并于借款全部给付完毕之后的次日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就款项的偿还问题，双方一致认可就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借款纠纷杨超共计向刘思国转账47.46万元。就款项是否属于还款，刘思国认为其中的26万元的性质并非还款，但对此项意见未能提供有证明力的证据，故对刘思国的此项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上述47.46万元应认定为还款。关于还款的性质，刘思国认为系偿还本案诉争借款的利息，杨超认为系偿还刘思国与杨超之间部分借款案件先到期的借款的本金。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杨超仅偿还部分债务且未与刘思国约定还款性质，故该笔还款应当视为利息。另杨超所述的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部分案件中本案最先到期，故应视为偿还本案借款的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杨超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思国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其中已支付利息47.46万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杨超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其于2015年1月9日签字确认的“一栏表”，证明截至2015年1月9日，杨超对刘思国的欠款总额为428万元。该“一栏表”中列明的借款，最早的一笔发生于2005年7月25日，最晚的一笔发生在2009年7月13日。刘思国认可该“一栏表”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杨超所主张的欠款数额，同时主张该“一栏表”中未包括本案借款。鉴于刘思国对该份“一栏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刘思国与杨超于2012年10月10日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当认定有效。针对该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交付问题，刘思国提交了2012年10月17日的40万元转账凭证，以及杨超出具的确认收到相应现金款项的收条。其中，杨超在2013年3月29日出具的收条中确认“至今150万元全部付于完毕”。现杨超未举证证明出具上述收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应当认定刘思国已经履行了对本案《借款抵押合同》项下150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判令杨超向刘思国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借款利息，其中扣除已支付利息的47.46万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杨超上诉提出，根据杨超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的收条，截至2014年11月14日，杨超仅欠付刘思国308万元。刘思国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杨超虽然在该收条中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58万元，总计本金308万元，但并未明确说明此系截至2014年11月14日双方之间所有欠款的总额。结合杨超与刘思国之间存在多笔借款的实际情况，本院对杨超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杨超上诉还提出，根据杨超于2015年1月9日签字确认的“一栏表”，截至2015年1月9日，杨超对刘思国的欠款总额为428万元。刘思国则主张该“一栏表”中并未包含本案借款。本院认为，该“一栏表”中列明的借款均发生在2005年7月25日至2009年7月13日期间，并未明确说明此系截至2015年1月9日双方之间发生的全部借款。结合刘思国提交的本案《借款抵押合同》以及相应的转账记录，应当认定本案借款并未包含在上述“一栏表”中。
综上所述，杨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杨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欣
审 判 员 孙兆晖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杨 光
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