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6民初29954号原告：郭泽英，女，1962年5月10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被告：中联华文（北京）社科图书咨询中心。法定代表人：樊景良，总经理。被告：北京中联学林文化发展中心（普通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通州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张金良，负责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泽英与被告中联华文（北京）社科图书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中联华文中心）、北京中联学林文化发展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联学林中心）出版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泽英，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泽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2.二被告支付版权税10万元；3.二被告支付法定赔偿金40万元；4.二被告支付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2595.1元；5.二被告支付精神损失费1万元；6.二被告立即停止出版、销售涉案图书的侵权行为；7.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与二被告于2016年7月25日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我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及时交付终稿、支付22800元出版服务费，可是二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期相应的义务。一是没有根据合同第十一条的规定，支付版税，没有提供确切的销售数量，对网上各网站的大肆销售听之任之，含糊其辞，只承认与亚马逊有合作关系，这种说法有违实际情况；二是违反合同第十四条规定，即便只与亚马逊有合作关系，也就是授权亚马逊行使合同第一条和第十三条的权利所得报酬也没有支付给我，二被告一直没有支付我任何报酬。二被告的不诚信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法、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我的合法权利。二被告未履行合同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约定的义务，致使我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主张解除合同。依据合同第十一条，二被告印刷的数量超出了双方约定的册数，对于具体超出册数，我是根据网站上看到的二被告委托的销售商显示的具体数量大致估算的，我主张二被告超出印刷的数量为46512册，故主张二被告支付版权税10万元。合同第十四条约定，二被告将涉案图书的其他权利授权给他人，但是没向我支付报酬，比照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二被告侵权的实际获利无法确定的，法院按照50万元以下赔偿金额酌定，我认为根据合同第十四条约定，二被告授权他人销售涉案图书，我主张销售量为2.5万册，每本20元，共计50万元，我仅主张40万元，故主张二被告支付40万元赔偿金。我主张的合理开支包括打印费1000元、交通费1595.1元，共计2595.1元。二被告的行为对我造成了较大影响，我为了准备起诉二被告的事情耽误了较多的教学工作，故请求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二被告未支付版税及转委托的报酬，故其不应享有相应的合同权利，二被告应当停止出版、销售行为。我主张二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但我认为二被告的违约行为是在侵犯我权利的基础之上，如不让二被告停止侵权，则无法制止其违约行为。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l.双方就涉案作品签订出版合同，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相关条款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二被告履行了合同义务，包括赠书100册；2.原告主张涉案图书超出印数为46512册，但其证据不能证明实际印刷数量及实际购买到46512册图书，故该印数不成立，版税计算金额不成立；3.二被告提交的合同、销售明细单及原被告微信、短信往来足以证明实际销售涉案图书的数据是真实的；4.本案系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原告主张法定赔偿金的请求不成立，原告主张法定赔偿金源于其认为二被告的印数问题，在原告未能证明涉案图书的实际销售数量的情况下，该损失并未造成，故其主张无事实依据；5.关于原告主张的合理开支，请求法院根据二被告的质证意见酌情处理，二被告认为合理开支应由原告自行承担；6.本案系合同纠纷，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停止出版、销售涉案图书的侵权行为不成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郭泽英提交了两张光盘、光盘内容说明、郭泽英自行整理的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淘宝网、孔夫子旧书网店家库存变动情况表格打印件，一张光盘中内容为录音文件，另一张光盘中不仅包含录音文件，郭泽英自称还包括淘宝网、天猫网、孔夫子旧书网的网页截图。郭泽英欲以此证明二被告印刷销售的涉案图书数量不止2140册，二被告有授权京东商城、当当网销售涉案图书，二被告未向其支付报酬。二被告认可光盘中郭泽英与张金良的对话录音的真实性，对光盘中的其余内容及光盘内容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二被告认为，其余录音资料，无法核实所通话的对象身份，通话对象表述的内容不能确认实际可以获得的图书数量，所有的都仅是库存显示；郭泽英未实际购买图书，故对图书是否由二被告提供无法确认，不排除第三方卖家自行印刷的可能；部分录音对象表示对于图书数量不确定，只能在配货后才能知道能够销售的图书数量；郭泽英与张金良的对话录音是在郭泽英起诉之前形成，录音中明确告知二被告已将图书发行的全部数据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郭泽英，且多次强调若郭泽英认为涉案图书册数不准确，可通过购买来证明，结合二被告提交的销售数据及郭泽英与张金良的短信，郭泽英提交的其与张金良的对话录音与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具有高度一致性，二被告在郭泽英起诉前后的陈述均一致。光盘中的网页截图，无原件可供核实，当前无法核实当时情况，不认可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且该种计算方式不能准确反映二被告实际印刷销售的涉案图书数量。对于郭泽英自行整理的网络店家库存变动情况的表格，系郭泽英自行制作，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认为，张金良为中联学林中心的负责人，郭泽英与张金良的通话录音，二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余录音文件，郭泽英自称系其与网络书商的通话录音，因在录音中未明确具体通话对象身份，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录音真实可靠，根据录音内容，多个书商表示其当时可以销售的库存数量全部加起来，也未超过2140册，而且部分书商明确表示需要配货；除录音文件之外的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网、天猫网、京东商城的网页截图，系网页部分截图，未显示截取时间，而且由于网络信息的易变性，本院无法核实网页截图当时的情况，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孔夫子旧书网上显示的涉案图书信息中，部分图书为二手图书，存在二次销售的情况，京东商城上的截图未显示库存数量，无法得知具体商家可以销售的数量，故无法依据网页截图判断二被告印刷销售涉案图书的数量；对于郭泽英自行整理的网络店家库存变动情况的表格及光盘内容说明，系郭泽英自行制作，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被告亦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2.郭泽英提交了二被告提供给郭泽英的5页涉案图书销售明细表打印件，郭泽英自行统计、整理的京东商城、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网、天猫网、亚马逊商城网站销售涉案图书的店铺中所存涉案图书的库存变化手写材料复印件，欲证明二被告印刷、销售涉案图书为两万册，具体数据是郭泽英根据店铺库存变化的数据自行统计的。二被告认可其提供给郭泽英的涉案图书销售明细表打印件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认为不能以网络销售平台上的库存数量作为计算标准，应以实际购买的数量来证明。对于郭泽英自行统计、整理的网店涉案图书库存变化手写材料复印件，仅为郭泽英自行统计，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郭泽英在此称二被告印刷、销售涉案图书为两万册，在说明其所主张的版税数额的计算方式时，主张二被告超出印刷的数量为46512册，在说明其所主张的法定赔偿金数额的计算方式时，主张二被告授权他人销售涉案图书的销售量为2.5万册，前后矛盾。3.郭泽英提交了自称是百道网、当当网、京东商城、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网、天猫网、亚马逊商城网站的网页截图打印件，部分打印件上加盖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公章，欲证明二被告印刷、销售涉案图书的数量大致有2万册。二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因截图打印件为过去的时间截取，由于网络信息的易变性，本院无法核实确认其真实性，是否加盖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公章，不影响本院对打印件真实性的认定。4.二被告提交了批销单记录浏览打印件、2016年中联华文图书发印发装通知单打印件、特殊业务单记录浏览打印件，欲证明二被告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包括赠样书100册，涉案图书印刷了2140册，销售了1997册，赠送给郭泽英100册，剩余涉案图书因印刷问题无法销售已销毁。二被告表示批销单记录浏览打印件是其使用广智批销系统软件打印的，所有浏览项目均为软件自带。郭泽英认可二被告赠送给其涉案图书100册，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因批销单记录浏览打印件、2016年中联华文图书发印发装通知单打印件、特殊业务单记录浏览打印件均系二被告自行打印，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郭泽英亦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5.二被告提交了加盖中国文联出版社公章的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欲证明涉案图书是合法出版图书及印刷数量。郭泽英不认可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因该委托书加盖了出版单位公章，郭泽英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认可该印刷委托书的真实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25日，郭泽英（甲方）与中联华文中心、中联学林中心（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就郭泽英所译《瓦尔登湖》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以图书、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出版及数字出版物形式出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上述作品的所有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和专有出版权。经商议，甲方的作品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第十条经排版，甲方的作品实际印张为14.5印张，甲方支付给乙方出版服务费为22800元，乙方赠书100册给甲方。如甲方需另购图书，乙方按照图书定价的45%销售给甲方；第十一条乙方不支付给甲方稿酬，但乙方出于商业目的，以图书形式出版、复制、发行上述作品中文字版印数超过4001册（作者赠书除外）部分的图书，乙方按版税=图书定价×5%（版税率）×印数（超过4001册部分的印数）向甲方支付版税；第十三条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授予乙方出版包含上述作品的选集、文集、全集的专有使用权；第十四条除甲方授予乙方本合同第一条和第十三条自行行使的权利外，也有权授权第三方或授权第三方再授权他人行使，由此授权所获得的报酬（乙方扣除直接成本）的30%支付给甲方，该款项在乙方获得报酬后90日内支付；第十六条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八年。郭泽英提交了两本由其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瓦尔登湖》图书（ISBN978-7-5190-2005-7），除版权页的版次、印次不同之外，两本书其余部分均一致，均显示“郭泽英译”、“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张：14.5”、“定价：43.00元”。两本书版次分别为“2016年9月第1版”、“2017年1月第1版”，印次分别为“2016年9月第1次印刷”、“2017年1月第1次印刷”。二被告认可两本图书的真实性，并表示，版次为“2016年9月第1版”的涉案图书是给郭泽英的，是以当时实际印刷时间写的，版次为“2017年1月第1版”的涉案图书是正式发行的图书，是为了把日期写得新一些好销售一些，两个版本图书完全一致。郭泽英提交了打印费发票、火车票、出租车专用发票，欲证明其为本案支出交通费1595.1元、打印费1000元。郭泽英与樊景良的短信截图显示：6月1日，樊：“基于诚信的需要，承诺如下：瓦尔登湖一书我方共印刷2000多册，如作者能够买到2000册图书时，双倍赔偿。此为证。”；6月5日，郭：“樊老师，可能买不到，因为应该都在读者手里了。”；樊：“那就三倍的价格从读者手中买回来，全部费用我公司承担”、“只要能超过2000册我都认”、“诚信事大，诚实更重要”；郭：“跑到全国各地！”、“你就知道我没时间也没精力”；樊：“发个启事”、“或委托第三方”……樊：“请您放心，我太了解事实，我也很想做到您说的那样，但现在书市行情太不好了，请多问问出版行业人士，您会因为这种误解而加深与我们的合作的。让人误解是不舒服的事情，我们非常愿意配合您，直至您了解真相。有关系更好有利于尽早信任我们。”……6月8日11:40，郭：“您还坚持就印了两千本吗，现在？”；樊：“是的”、“这是事实”。郭泽英与樊景良的微信截图显示：2017年6月8日13:19，樊景良称“订购1000册（瓦尔登湖）一书订金，少于500册时，取消订单，将订金500元退回。七天到货或提供现场视频和图片。”并向郭泽英微信转账500元，郭泽英称“看到你的红包了”。郭泽英与张金良的通话录音显示：郭：“你不是提供那个数字，我觉得不对”，张：“怎么不对呀？”，郭：“就是你给我提的那个《瓦尔登湖》的本数我觉得不对，因为你没有算上网上的那些”，张：“不是这样的，郭老师，我们所说的数字是我们的发行软件里面，发行到各个地方的数据，包括那个网络上面的了……”，郭：“我知道，那没包括那个网上的那怎么办呢”，张：“我这个所有只要是我们出货的，我都包括”，郭：“你那个网上的没有包括进去，你网上那么多的那个数跟这个差的太远了”，张：“说了几句话，又说到那个原点上去了，我不是说了吗，您有异议，你有你的证据或者你能拿出来或者怎么样的，你就把那个告诉我们，你叫那个公司哪怕那个网站，他讲说他卖了几千本书，你叫他拿个什么东西来，或者说哪儿买的、哪儿订的，或者说付了几千本书的钱给我们，你要有这个证据拿出来，或者你告诉我们”，郭：“不是，他那个库存呀，或者他已经出售了多少，这个还不算吗？”，张：“……他卖了多少你拿个东西给我们嘛，或者说你告诉我们，哪一家，是从你那儿进的货，进了几千本或者是”，郭：“那你们那儿没有这个数字吗”，张：“我有不是告诉你了嘛，你又不信嘛，对不，所有有的我都告诉你了，你都不相信，你说我”；等等。加盖中国文联出版社公章的《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显示“书名：瓦尔登湖”、“出版单位（委托方）名称：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刷企业（受托方）名称：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委托内容：封面印刷、内文印刷、装订、制版、排版”、“印数：1000”、“著译者：（美）亨利大卫梭罗著郭泽英译”、“印张：14.5”、“定价：43”、“印完日期：2016-12-09”、“交书日期：2017-01-06”、“委托日期：2016-10-09”等信息。二被告表示，涉案图书是郭泽英自费出版的图书，以相对较低的印数报审批，是行业中普遍的做法；涉案图书实际印刷数量为2140册，涉案图书仅委托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一次，中国文联出版社或者二被告均未委托其他印刷公司印刷过该图书。上述事实，有《图书出版合同》、两本版次不同的《瓦尔登湖》图书、打印费发票、火车票、出租车专用发票、短信和微信截图打印件、通话录音光盘、《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图书出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涉案图书已经出版，二被告也依约定向郭泽英赠书100册。郭泽英主张二被告违反涉案合同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的约定，未向其支付版税和报酬。根据涉案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支付版税的前提是二被告出于商业目的，以图书形式出版、复制、发行涉案图书印数超过4001册（作者赠书除外）。郭泽英未提供证据证明除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之外，还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涉案图书，未提供证据证明中国文联出版社还委托其他印刷公司印刷了涉案图书，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中国文联出版社不止一次委托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涉案图书。二被告自认其总共印刷涉案图书2140册，《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载明的印刷数量也未超过2140册，郭泽英提供的网页打印件、通话录音、自行整理的表格等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涉案图书印刷数量超过4001册（作者赠书除外）。故郭泽英关于二被告违反涉案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关于涉案合同第十四条的约定，根据文义理解，郭泽英授权二被告自行行使涉案合同第一条和第十三条约定的权利，且二被告有权授权第三方或者授权第三方再授权他人行使涉案合同第一条和第十三条约定的权利，由此授权获得报酬在二被告扣除直接成本后，将30%支付给郭泽英。涉案合同第一条约定的是合同有效期内，二被告在全世界享有图书、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出版及数字出版物形式出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涉案图书的专有使用权和专有出版权，第十三条约定的是合同有效期内，二被告享有出版包含涉案图书的选集、文集、全集的专有使用权。但在本案中，郭泽英主张的二被告使用其作品的方式均是二被告印刷、销售涉案图书，理由是在淘宝网、天猫网、京东商城、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展示并销售涉案图书。涉案图书流通过程中往往可能会经历多个销售环节才能够最终到达读者手中，而且由于网络的发达和物流的进步，网络销售也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的一个重要渠道，二被告难以控制其下游销售商的销售渠道。郭泽英未实际在网上商城购买图书，未证明网上商城展示的图书是二被告销售出去的涉案图书，而且即使是二被告销售出去的涉案图书，中间存在多个销售环节，导致涉案图书在网上销售也很有可能。涉案图书的网上流通方式并不属于涉案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的对郭泽英译的《瓦尔登湖》作品的使用方式。故郭泽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将涉案合同第一条和第十三条约定的专有使用权和专有出版权授权他人行使且获得了报酬。郭泽英关于二被告违反涉案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涉案图书已经出版，郭泽英也已经获得赠书，郭泽英未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被告违反了涉案合同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的约定，且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对其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郭泽英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被告复制、发行涉案图书超过4001册（作者赠书除外），故其要求二被告支付版权税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郭泽英未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将涉案合同第一条和第十三条约定的专有使用权和专有出版权授权他人行使且获得了报酬，故其要求支付法定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郭泽英明确二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以出版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且郭泽英关于二被告违约的主张并不成立，故郭泽英要求二被告支付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赔偿精神损失费、立即停止出版、销售涉案图书的侵权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泽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26元，由郭泽英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闫 金人民陪审员  马国保人民陪审员  廉润有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钟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