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民终字第0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恒丰盛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正兴。
委托代理人吉庆方，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屠江南，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平，男，汉族，1961年7月4日生，常州市人。
委托代理人倪志峰，江苏鑫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正兴，男，汉族，1958年9月10日生，常州市人。
上诉人常州恒丰盛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恒丰盛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金平、原审被告刘正兴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3）天民初字第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金平诉称，我与刘正兴因经商结识，原系朋友关系。2007年6月，刘正兴向我介绍了一些恒丰盛中心的投资计划并邀请我参与投资，我出于对投资回报的兴趣和对刘正兴的信任，同时为了体现投资的能力和诚意，遂于2007年6月28日向恒丰盛中心账户汇入561.35万元投资款。投资款汇出后，我与恒丰盛中心多次就投资项目、参股和回报比例等进行商谈，但均未取得一致意见。2011年4月，因其他案件，我才得知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我的投资款用于受让刘正兴在恒丰盛中心处的合伙股份，且冒充我签名和印鉴办理了有关工商手续。我认为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的上述行为无效，且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因催款无着，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立即返还我投资款561.35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
恒丰盛中心、刘正兴辩称，1、本案的背景情况，恒丰盛中心是常州国泰东南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的股东。国泰公司原系国企，在国企改制时为了让国泰公司的职工持股，才成立了恒丰盛中心。在金平向恒丰盛中心入股时，其他的股东都是国泰公司的员工。国泰公司改制后是中外合资企业，引进了一家台湾企业和张家港的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集团）进行投资。2005年下半年，因张家港的国泰集团要上市，欲从国泰公司退股，后经政府部门协调让他们退出。国泰集团应退到投资款92万美元，台湾企业不愿意受让国泰集团的股份，恒丰盛中心便将其股份接收下来，而恒丰盛中心本身也没有钱，就与金平协商，由金平进行投资，金平投资的款项实际就是投入到国泰公司的股份。在实际操作中间，因为国泰集团退出后，就剩下台湾企业和恒丰盛中心两个股东，因此由金平将钱投入恒丰盛中心并因此持有恒丰盛中心的股份，恒丰盛中心收到金平的出资款，将款项汇入国泰公司的账户中。2、恒丰盛中心原有35个股东，为了办理手续方便，每人都将印章由公司统一雕刻，统一保管，金平作为股东参与进来后也是如此操作，因此制作了金平的印章放在公司统一保管。3、结合上述两点背景，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一致答辩：对金平出资561.35万元的金额没有异议，金平当时的投资意愿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款项投资到恒丰盛中心后，实际是投资到国泰公司的，现国泰公司已经破产，包括恒丰盛中心的投资款均已损失，分文无归，金平的投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要求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返还投资款的请求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另外，刘正兴认为金平所称恒丰盛中心将获得的金平的投资款用于受让刘正兴在恒丰盛中心的股份之说并非事实。刘正兴并未得利。实际情况是金平指明投资到恒丰盛中心的款项是用于投资国泰公司。
原审经审理查明，国泰公司系由国泰集团、常州恒丰盛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投资中心）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旭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资92万美元、88万美元和60万美元于2002年12月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ＸＸＸ。2005年11月，国泰集团将其持有的股权按原始出资额转让给了投资中心。投资中心系2002年由马小东、马源骏、于平南、毛伟忠、卞全荣、王叙平、王浩文、王惠民、王署华、包洪平、刘正兴、朱丹、江伟忠、阮玉明、许宝忠、何双勇、吴伟荣、吴克勤、张健、张子栋、张苏霞、张国成、邱正和、周济平、赵旭光、袁安之、骆怡、夏玉潜、黄建华、黄祥奇、曹长园、曹龙龙、曹建平、蒋建国、蔡如玉等35人共同出资740万元设立的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刘正兴。合伙协议载明，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工商登记材料反映，2006年12月，投资中心出资额增至1500万元，新增ＸＸＸ、王炜、王慧入伙，原合伙人马小东、王署华、张国成退伙，马小东（100万元）、王署华（6万元）、张国成（45万元）的股资由刘正兴受让；2007年2月，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正兴。2008年5月，投资中心名称变更为“常州恒丰盛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即恒丰盛中心），并经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2008年10月31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对国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2009年2月20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国泰公司破产清算。2010年10月28日，国泰公司向法院起诉，认为在国泰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发现恒丰盛中心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破产管理人有权要求恒丰盛中心返还其抽逃的出资，因恒丰盛中心系普通合伙企业，其合伙人应对恒丰盛中心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请求判令恒丰盛中心返还出资款7175188.12元，并请求包括金平在内的36位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审理中，国泰公司申请撤回了对金平的起诉。2011年12月19日，法院作出（2010）天商初字第1077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恒丰盛中心向国泰公司支付962540.12元；二、ＸＸＸ等35人对恒丰盛中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国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13年3月，金平诉至法院，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中，金平提交：1、2007年6月28日同一天电汇凭证2张，金额分别为536万元、253500元，合计561.35万元，以证明金平向恒丰盛中心转入投资款的事实；2、（2010）天商初字第1077号判决书，以证明通过该案审理才得知自己的投资款被挪作他用，且国泰公司在该案审理中撤回了对金平的起诉亦证明金平并非合伙人之一。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对上述证据并无异议，恒丰盛中心确系收到了金平的出资款，但金平在电汇凭证上明确注明了用途为入股金，说明了金平投资到恒丰盛中心是真实意愿。恒丰盛中心成立的目的就只为持有国泰公司的股份，并不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及其他投资。金平和恒丰盛中心是多年的业务关系，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对于判决书，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的代理人吉庆方陈述，其在当时也是该案原告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之所以撤回对金平的起诉，1、是因为当时有一份所有股东投资的合伙协议，金平认为该合伙协议上非其本人签名，并提出鉴定，而金平当时所提出的鉴定素材确实与合伙协议上金平的签字有差异，为了节约诉讼时间才撤诉的；2、考虑到金平投资后实际并未有抽逃资金的行为，当时就不准备追究金平的责任。3、在其他合伙人投资初期的2005、2006年等时间均曾有过分红，但金平投资后就未分红过，考虑实际情况，金平投资后属于净亏，因此才撤回对金平的起诉。从上述几点原因来看，并非不承认金平是恒丰盛中心的合伙人之一。
原审审理中，经法院询问，金平陈述其与刘正兴通过朋友介绍早就相识，因金平当时所经营的公司与国泰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经常做订单业务，所以与刘正兴也有往来。刘正兴系国泰公司总经理，当时找到金平称有国泰公司的股份，问金平是否愿意收购，金平说可以考虑，后来刘正兴叫金平筹集资金，金平按照刘正兴的意思汇款过去，金平也不知道汇款过去的原因是什么。期间因为金平与国泰公司是业务单位，所以也没好意思催刘正兴办理相关手续。金平并称，双方对投资的去向、返还的报酬等投资内容均未进行过协商。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则称，金平与国泰公司有业务关系，要入股国泰公司，刘正兴告诉他不能以个人名义入股，金平对恒丰盛中心也是知情的，对投资的事情均是清楚的。对于投资内容等项目，因金平是明知用作投资国泰公司的，如果有盈利，只需要根据投资比例分红即可。
原审审理中，经法院调查，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提交恒丰盛中心的合伙协议、会议决议、转让协议等工商登记资料。工商资料中显示2007年6月，以转让刘正兴所有的合伙出资额的方式，金平加入了合伙，由刘正兴出让5673500元出资，其中金平受让561.35万元，占企业总出资额的37.423%，马源骏受让6万元，同时修改合伙协议，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金平认为，工商资料中的转让协议并非金平本人签字，加盖印章亦非金平本人的印章。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提交曹长园作为证人到庭作证，曹长园陈述，其系恒丰盛中心合伙人之一，当时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经手人，因恒丰盛中心的合伙人基本均系国泰公司的职工构成，办理有关工商登记材料均需合伙人本人签字，因手续繁琐，就由恒丰盛中心统一为各合伙人刻制印章保管，有时各合伙人因上班等原因不便签字，曹长园等经办人员就会代替各位合伙人签字，以方便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金平加入合伙后，亦是如此操作，其印章由恒丰盛中心统一雕刻，转让协议上的签名确系恒丰盛中心相关经办人员代签。曹长园又陈述，因金平所经营的公司也在国泰公司大院内，因此与金平也早就相识。金平对此认为，证人系恒丰盛中心的合伙人之一，存在利害关系。由于金平未对证人有过授权，因此对其代金平签字的行为不认可。
原审审理中，金平明确，本案起诉要求恒丰盛中心承担责任的理由系金平与恒丰盛中心有合作投资的意向，从法律关系讲合作投资也属于股权的一种关系，由于恒丰盛中心未征得金平同意，在双方并未进一步签订有关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款项挪作他用，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要求刘正兴承担责任的理由系如恒丰盛中心需对外承担责任的话，由于刘正兴是该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应当对投资中心的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刘正兴取得该转让款基于了合伙转让协议，因该协议中金平的签名系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自行制作的，刘正兴如得到了该投资款则要承担无效退款的责任。之所以未起诉恒丰盛中心的其他合伙人系主要由于刘正兴系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也是金平投资款的受让人，故金平未考虑追究其他合伙人的责任。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汇款凭证、工商资料、（2010）天商初字第1077号民事判决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之间可以合伙，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财物共同进行投资经营。金平称其为了参与合伙经营，向恒丰盛中心转入投资款，对其投资的事实，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亦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即恒丰盛中心确系收到金平转入的561.35万元。由于国泰公司的公司性质，国泰公司的数十位职工合伙投资组成恒丰盛中心后再参与对国泰公司的投资，恒丰盛中心的各合伙人之间具有特定人员进行合伙的人合性质。为进一步增加投资，促进企业发展，刘正兴作为恒丰盛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国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邀请金平参与投资，金平事后亦将投资款转入恒丰盛中心，可视为金平接受投资邀请，并以实际行为表示其投资意向，对此基本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法院亦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法院调查的事实反映，恒丰盛中心在收取投资款后自行刻制了金平的印章，并代金平签字确认了转让协议，并以此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虽恒丰盛中心、刘正兴及其提供的证人称在办理其他合伙人的相关工商登记时也有代刻印章、代写签名的习惯，但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金平亦对恒丰盛中心有此方面的授权，更毋论涉及金平的合伙方式、投资比例等重大决策事项方面的授权。诉讼中，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也明确陈述金平转入投资款后就未分红过，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虽金平与国泰公司、恒丰盛中心及刘正兴本人相熟，但据此认定金平对恒丰盛中心收到其投资款后从事的行为明知且予以默认，显属不宜。且恒丰盛中心作为国泰公司的股东之一，内部有数十位合伙人组成，金平作为新合伙人入伙，采取新增加资本方式入伙亦或采取接手其他合伙人已入伙资产方式入伙，应属金平固有权利，应由金平自行决定并经合伙人会议通过，而本案中，恒丰盛中心却自行制作相关转让协议，将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刘正兴的相关份额直接转让给金平，显属不当。最后，国泰公司在追究恒丰盛中心存在抽逃资金行为的案件中，却放弃对金平的权利，对金平是否具有适格合伙人身份亦有存疑。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金平受邀进行合伙，但在其支付投资款后，却未对具体的合伙方式、投资比例、盈亏负担等合伙重要事项得以协商确认，金平的合伙事宜应视为尚未完成，恒丰盛中心理应将相关款项退还金平。因恒丰盛中心属于个人合伙性质，金平在审理中明确放弃对其他合伙人的权利，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准许。金平关于其利息损失的请求，未提交及时催要的证据，法院据此从其起诉之日起算。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常州恒丰盛投资中心（普通合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金平返还投资款561.35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3月2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刘正兴对常州恒丰盛投资中心（普通合伙）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1095元，由常州恒丰盛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刘正兴负担。
上诉人恒丰盛中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在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一、恒丰盛中心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参股国泰公司。自成立之后，恒丰盛中心所有资金只唯一投入国泰公司，从未向任何其他单位进行过投资。国泰集团从国泰公司撤资时，鉴于当时国泰公司经营形势较好，国泰集团三位主要管理人员ＸＸＸ、王炜、王慧愿意以个人出资形式继续投资。由于国泰公司此时仅剩两个股东，即旭宽股份和恒丰盛中心，因此该三人总计出资198.648万元，是先由三人将出资款汇入恒丰盛中心，从而成为恒丰盛中心的合伙人，再由恒丰盛中心投入国泰公司。由于恒丰盛中心其他合伙人暂无能力继续出资，而为了支付国泰集团的股权转让款，恒丰盛中心此前已从国泰公司临时借款761.484万元，扣除ＸＸＸ、王炜、王慧三人的出资，剩余的出资款缺额仍达560余万元。为补足对国泰公司的出资缺额，恒丰盛中心需要引入新的合伙人。二、金平本人亲自去银行办理汇款手续，并亲笔注明“入股金”，表明其系自愿入股恒丰盛中心，其最终目的在于投资国泰公司，且金平明知其入股资金最终是投入到国泰公司，因此恒丰盛中心将金平的入股款投入到国泰公司，不违背金平的真实意愿，金平的入伙事宜已经完成。由于国泰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金平不能直接以个人名义投资国泰公司，因此当时最简便的方式就是由金平向恒丰盛中心出资，再由恒丰盛中心向国泰公司出资。假如由金平控制的公司直接入股国泰公司，一来需征得外方股东旭宽股份的同意，二来还需经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繁琐的审批，因此由金平自己控制的公司直接入股国泰公司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三、金平入股恒丰盛中心之前，由于恒丰盛中心借用国泰公司的资金受让了国泰集团的股权，受让的股权并未有人实际出资，为便于操作，只能将回收的股份挂在负责人刘正兴名下，留等以后有人出资时再将相应股份从刘正兴名下转至实际出资人名下。金平的入股资金561.35万元，由恒丰盛中心直接汇入国泰公司，刘正兴本人并未拿到这笔钱。四、在金平入股前，由于合伙人数众多，考虑到有部分合伙人在外地，有部分合伙人需要上中、夜班，要集中所有合伙人签名费时费力。为方便办理相关手续，当时恒丰盛中心同意由国泰公司办公室统一负责雕刻了所有出资人的私人印章，并由公司专人保管，在需要办理手续时即统一加盖印章。金平入股时也提出由恒丰盛中心派人统一办理，在金平的多次催促要求下，公司办公室按照惯例一并向工商部门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五、由于金平不是原始合伙人，其身份只是新增合伙人，除非其在新增入伙时就合伙方式、投资比例、盈亏等事项与原合伙人作出特别约定，否则只需加入合伙并按原合伙协议约定的内容执行即可。六、国泰公司自成立之后至金平入股之时，经营情况一直良好，后来之所以破产是由于政策限制及银行信贷政策变化，造成公司现金流短缺，无法继续经营，上诉人及刘正兴并无欺骗金平的故意。七、金平向恒丰盛中心出资的561.35万元，恒丰盛中心已全额投入国泰公司，由于国泰公司已破产，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因此所有恒丰盛中心合伙人的出资均已全部亏损，分文无归。但这属于正常的投资风险，不应归责于恒丰盛中心及刘正兴个人，且事实上其他合伙人包括刘正兴的投资也均未能收回。八、清算组之所以撤回对金平的起诉，是由于金平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未抽逃，因此无需追究其抽逃资本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对金平合伙人身份存在疑问。
被上诉人金平辩称，1、上诉人上诉的关于上诉人公司和国泰公司的成立及背景问题，从一审至今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我们只认可工商登记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不认可上诉人自行解释的事实。2、上诉人无权推定金平的真实意思，无权未经金平同意代签金平的名字代办相关手续。3、即使刘正兴本人并未因转让取得相应款项，但也免除了其本人应尽的缴付出资义务，事实上也等同于他取得了转让款。且在此之前他享受了相应的合伙权益，如果相关义务要由金平来承担的话，那权利义务就不对等。更何况假定金平入伙成立，那金平的份额大于刘正兴，直接影响刘正兴合伙负责人的地位，可见刘正兴隐瞒事实，通过上诉人代办手续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4、所谓统一办理的说法，只是上诉人一方的说辞，不能完全体现金平的意思，不能仅有投资的基本意思，剩余的事就由上诉人包办。5、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协商确认一致的结果，一审由此做出的认定是恰当的。6、上诉人陈述关于国泰公司的事实不仅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在2008年国泰公司就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刘正兴和上诉人即使达不到恶意欺骗的程度，但其隐瞒相关事实，伪造签名是不争的事实。7、充分享有合伙权利的合伙人，虽产生未收回投资的后果，但此后果不能推定仅有意思表示的金平也应承担。8、关于另案对金平撤回起诉的解释，我们认为不成立，在另案中首先追究的是投资中心的责任，合伙人只承担连带责任，且抽逃行为是由具体的经办人尤其是刘正兴的行为，另案也表明其他的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直接的抽逃行为，因此上诉人对金平撤回起诉是因为金平履行了出资义务。如其解释成立意味着需对其他大部分合伙人都要撤回起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刘正兴辩称，我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恒丰盛中心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国泰公司破产清算组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在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0）天商初字第1077号案件中，国泰公司破产清算组撤回对金平起诉是为了避免影响该案的诉讼进程，且金平投资款转入国泰公司后确未抽回出资，破产清算组在该案中撤回对金平起诉的行为不代表清算组对金平系恒丰盛中心合伙人的身份存在疑义；2、恒丰盛中心在2003、2004、2006年度三次分红的情况，证明在金平加入前，刘正兴名下的股权已经很多，但刘正兴一直是按200万出资额进行分红的；3、恒丰盛中心所有合伙人的私章，证明恒丰盛中心所有合伙人的私章都是公司统一雕刻并保管的；4、2007年6月28日恒丰盛中心的进账单，证明金平于2007年6月28日将560余万元款项汇给恒丰盛中心后，恒丰盛中心于当天就将该笔款项汇到了国泰公司的账上。
被上诉人金平对上诉人恒丰盛中心提交的证据1不予认可，因为出具证据1的主体国泰公司清算组早就解散了；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恒丰盛中心汇给国泰公司的款项与金平汇给恒丰盛中心的款项并不完全对应，且恒丰盛中心与国泰公司之间往来很频繁，该证据与本案没有针对性。
原审被告刘正兴对上诉人恒丰盛中心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7年6月28日，上诉人恒丰盛中心向国泰公司汇款56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上诉人恒丰盛中心提交的进账单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两个以上的公民之间可以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首先，恒丰盛中心作为一家普通合伙企业，自述其成立完全是为了让个人能间接持有中外合资企业国泰公司的股份，除此以外不开展其他任何经营活动。金平对于恒丰盛中心该主张表示不清楚，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恒丰盛中心除投资国泰公司之外开展过其他投资经营活动，故对于恒丰盛中心主张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恒丰盛中心同时称，为应对合伙人众多的实际情况，自恒丰盛中心成立之日起，便形成了由恒丰盛中心统一雕刻印章、统一代为签名办理相关手续的管理和运作模式。该模式虽无恒丰盛中心全体合伙人书面共同决定，但恒丰盛中心成立多年来除金平外未有合伙人对该种运作模式提出异议，故对该节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其次，根据金平在诉讼中的陈述，其所经营的公司曾经与国泰公司在同一个院子内，与国泰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其本人也与刘正兴相熟，其向恒丰盛中心汇入561.35万元，目的在于入股国泰公司，在其向恒丰盛中心汇款之后至本案诉讼之前长达近5年的时间内，其都未向恒丰盛中心或国泰公司过问关于其所汇入的561.35万元的后续情况。综合上述情形，可以认定金平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对于恒丰盛中心的运作模式及状况是明知的，其对于向恒丰盛中心汇入561.35万元的目的和意图也是清楚的。虽然金平抗辩对于恒丰盛中心将其作为新合伙人加入恒丰盛中心的事情不知情，但是恒丰盛中心的工商资料显示，金平自2007年6月便加入了恒丰盛中心，而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本身具有向社会公示的效力。因此，金平关于其长期对于汇入恒丰盛中心的巨款不闻不问是不好意思催促恒丰盛中心和刘正兴、直至2012年才就本案起诉是因为至2011年4月因其他案件才了解自己汇入恒丰盛中心的款项被恒丰盛中心擅自挪用的主张，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鉴于金平在向恒丰盛中心汇款时明确注明“入股金”，可以认定自汇款之后，金平作为新合伙人入伙恒丰盛中心的事实即告成立，其余合伙事项，因无特殊约定，则以恒丰盛中心既有的合伙模式和约定内容为准。恒丰盛中心据此雕刻金平的印章以及在办理相关手续时代替金平签名，系按照恒丰盛中心一贯的运作模式而为的行为，并无不当。金平作为恒丰盛中心的合伙人之一，其投入恒丰盛中心的561.35万元，现已全部亏损，但该亏损系企业投资经营过程中的固有风险，金平无权要求恒丰盛中心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正兴予以返还。
综上，上诉人恒丰盛中心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3）天民初字第62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金平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95元，由金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095元，由金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若鹏
代理审判员 吴立春
代理审判员 周韵琪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 艳
附：本案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