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沁民王曲初字第00026号
原告杭州圣妮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高地村。
法定代表人项均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继周，河南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继源，河南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沁阳市好运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沁阳市紫陵镇王村。
法定代表人李思高，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田玲利，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文臣，男，住沁阳市。
委托代理人马艳萍，河南太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圣妮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妮公司）诉被告沁阳市好运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公司）、董文臣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圣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继周、谢继源，被告好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思高及其委托代理人田玲利，被告董文臣及其委托代理人马艳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圣妮公司诉称，2014年8月10日，原告在中联金箭服饰有限公司加工的一批服装，由被告董文臣驾驶被告沁阳市好运运输有限公司的豫HB55**号车辆运输至杭州，但据被告董文臣讲，途经商丘、毫州105国道时，货物被盗，其中通源棉衣13包，每包60件，计780件，BADGLOK款羽绒西装3包，每包120件，计360件。事后董文臣把余下的衣物拉到郑州，拒不送货，原告只好另找他人运送。经原被告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货物或货物款240102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另庭审中原告补充如能追回货物，要求二被告归还货物，如不能追回，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240102元。
被告好运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好运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288条规定，货物运输合同的主体是承运人和托运人，运输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只存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也就是说运输合同成立与否与车辆的归属无关。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应负举证责任。原告不仅没有提供其与被告好运公司之间订立的运输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在起诉书中所诉多次协商的证据。原告起诉被告好运公司归还货物或货物款24010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豫HB55**号货车不是被告公司所有的车辆，据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因此，将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没有法律依据。豫HB55**号货车的实际所有人是被告董文臣，原告和被告董文臣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好运公司并不知情，被告董文臣也没有以好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因此，原告和好运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根据《合同法》第122条之规定，原告起诉时选择的是违约之诉，因原告和被告好运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好运公司也就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好运公司承担归还货物或货款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仅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因此原告的损失应由原告和被告董文臣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4、连带责任是实体法的规定，而且是明确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时才可以适用。
被告董文臣辩称，1、双方之间运输合同无效，原告将货物交与我运输，我与原告之间合同成立，但是因我个人没有从事道路货物运输主体资格，双方运输合同关系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因无效合同造成原告货损，我虽有责任，原告也应承担相应责任；2、原告主张货物损失与事实不符，我承运原告货物在被盗后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向公安机关陈述了货物丢失的经过和数量，但原告置报案客观事实不顾，在随后的协商过程中采取恐吓胁迫等手段迫使我给其出具货物损失清单，我认为货物丢失数量应以我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为准；3、虽然被告丢失原告的货物，但原告主张丢失货物的型号无证据；4、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陈述，本院归纳本案的庭审争议焦点为：原告与哪个被告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双方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是否有效，丢失货物数量及价值的确定，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返还货物或返还货款的请求应否支持。
原告圣妮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被告好运公司的机动车行驶证和被告董文臣的驾驶证复印件各一份，是被告董文臣交给原告的，拟证明原告和被告好运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2、2014年8月11日董文臣签字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董文臣丢失原告衣物的具体件数；3、2014年8月11日董文臣自己书写的证明材料一份，拟证明2014年8月10日董文臣驾驶车身写有“好运公司”字样的车辆从焦作监狱将货物拉走，董文臣也自愿5天后去原告公司处理，还证明货物被盗的件数、名称；4、原告公司蒋师傅书写的拉货清单一份，共计货物50包及运费，还有原告公司接货的电话，最后由被告董文臣签字认可；5、监区干部王宪利、王学堂对当时进出车辆的登记一份，拟证明在2014年8月10日13点至18点30分，由被告董文臣驾驶豫HB55**车辆进监区拉货及将货拉走的事实；6、出库单两张，拟证明被告董文臣拉货的事实及货物的数量；7、原告公司出具的2张丢失货物的成本价清单，拟证明该两种衣物的成本价；8、河南省中联金箭服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及所丢失衣物的样品照片及实物，拟证明原告在该公司生产的就是这两种衣物，且因为合同关系，该两种衣物的样品在河南省中联金箭服饰有限公司封存；9、原告与杭州市美搭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一份，拟证明双方交易的通源棉衣单价为236元；10、原告与宁波娇尔曼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一份，拟证明双方交易的羽绒西服单价为288元。
被告好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2014年6月16日好运公司和董文臣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一份，拟证明2014年6月16日好运公司将豫HB55**号车辆卖给董文臣，该车辆的所有权归董文臣所有；2、收据一份，拟证明收到董文臣购车款195000元，进一步证明该车系董文臣所有。
被告董文臣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车辆买卖协议及收据各一份，拟证明2014年6月董文臣从好运公司购买豫HB55**号货车并对外以自己名义经营；2、毫州市公安局希夷派出所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董文臣向该所报案称自己所承运的货物12包被盗。
被告好运公司对原告圣妮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不能以董文臣事后向其提交的好运公司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来主张其和好运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证据2有异议，该证据内容不是被告董文臣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内容与董文臣报案时被盗货物数量也不一致，从原告事后找被告董文臣书写证明的情况看，充分说明原告是和被告董文臣个人订立的货物运输关系，被告好运公司不认识原告，原告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好运公司，因此被告好运公司和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对证据3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没有显示原告所说董文臣驾驶车身上写有“好运公司”字样的车辆，退一步讲，即便车身写有“好运公司”字样也不能证明原告和好运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证据4有异议，该证据是由原告公司所写，据董文臣讲，该签字行为是事后补签的；对证据5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该证明内容不能证明王宪利、王学堂系监区干部，书写内容也无法核实；对证据6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说的与二被告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出库单上仅有董文臣签字，并没有好运公司任何人的签字认可；对证据7有异议，该两份清单系原告公司自己拟定，不能证明货物被盗当时的市场价格；对证据8有异议，样品封存被告并没有在场，证明上所写王宪利、王学堂系公司职工与王宪利、王学堂系监区干部相矛盾；对证据9、10有异议，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诉争的衣服就是为这两份合同准备的，从合同的新旧程度来看，明显是第一次开庭后刚刚造出来的，另外合同没有签订日期和双方代表人签字，应是无效合同。
被告董文臣对原告圣妮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车系2014年6月董文臣购买好运公司车辆后自己经营，系董文臣自己的承运行为；对证据2、3、4、6认为证据2、3、4上所写的原告货物丢失的包数、件数与原告提交的证据6及亳州市公安局希夷派出所出具的丢失货物的包数相互矛盾，出库单上显示426件4包，每包106.5件与原告让被告书写的每包120件相互矛盾，说明当时董文臣是在原告威胁、强迫下所写，故该几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对证据5同被告好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7认为系原告公司单方书写，单方确认丢失货物的具体价格，被告不予认可；对证据8有异议，原告提供的出库单显示拉的是焦作四区的货物与原告提供的中联金箭服饰有限公司的证明与照片没有任何关系，从证据6出库单上显示通用棉衣36包而丢失了一部分，说明该棉衣还有一部分没有丢失，原告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丢失货物的包数及包内衣服的成品，而原告提供的证据缺乏关联性；对证据9、10除同被告好运公司的质证意见外，认为该合同没有杭州美搭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来印证该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的通源棉衣不能证明就是本案中董文臣丢失的货物，对证据10认为货物名称仅写羽绒西装没有写西服型号，且交货日期是2014年8月3日，而原告诉状所述被告丢失货物的时间是2014年8月10日，说明该合同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原告圣妮公司对被告好运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货运汽车应当以车辆登记为准。公民公司之间的私下行为，对外无效。本案豫HB55**号货车车主应当是好运公司，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对抗车辆登记。
被告董文臣对被告好运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原告圣妮公司对被告董文臣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如收据是真实的，应附带有交税，所以车辆没有进行真实的买卖；对证据2认为不能证实丢失货物的数量，因为12包是董文臣自己报的，并未经原告认可，而原告主张的16包是原告与董文臣共同认可的。
被告好运公司对被告董文臣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陈述、举证及质证意见，对本案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二被告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据此证明原告和好运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证据2、3、4、6均有被告董文臣的签字，被告董文臣虽称证据2、3、4是其在原告的威胁、强迫下书写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这些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董文臣从焦作监狱拉货，在为原告圣妮公司送货途中董文臣称货物被盗，其中通源棉衣780件，羽绒西装360件，对此予以认定；证据5可以与证据2、3、6相互印证，予以认定；证据7原告提供的成本核算单，原告称20%的利率是原料及成衣来回运输的费用、聘请技工师傅的工资和差旅费用、购买原料时所支出的一部分税费及其它费用，但原告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告主张按成本加上20%的利率计算成本总价不能成立，另外，被告董文臣为原告运输的是在焦作监狱加工的衣服，此时衣服包装每件7元不合常理，故通源棉衣及羽绒西装的单件成本均应扣除20%的利率及包装费7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7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9、10即原告与杭州美搭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宁波娇尔曼服饰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可以证明通源棉衣单件成本为158.773元，羽绒西装单件成本为203.82元。证据8可以与证据6相互印证，予以认定；证据9、10可以与证据3相互印证，且加盖有需方杭州美搭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及宁波娇尔曼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对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好运公司提交的证据1、2及被告董文臣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对被告董文臣提交的证据1和被告好运公司提交的证据1、2，予以认定；被告董文臣提交的证据2可以证明被告董文臣曾向亳州市公安局希夷派出所报警称其驾驶的豫HB55**号货车途径亳州市经济开发区养生大道与魏武大道交叉路口时发现车上的货物被盗，对此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6日，被告好运公司将其所有的车牌号为豫HB55**号解放前四后八车辆作价195000元卖于被告董文臣，同日被告好运公司为被告董文臣出具收据，收据载明收到董文臣车款195000元。2014年8月10日，被告董文臣经信息部介绍去焦作监狱为原告公司运输服装，在此之前，被告董文臣曾为原告拉过一次货物。2014年8月10日下午，董文臣从焦作监狱拉衣服及布料共50包，欲送至杭州圣妮公司。被告董文臣称在货物运输途中其发现货物丢失，遂向亳州市公安局报警，称其驾驶的蓝色货车（豫HB55**）从焦作出发到杭州途径亳州市经济开发区养生大道与魏武大道交叉路口时发现车上运的货物（衣服）被盗12包。2014年8月11日，被告董文臣为原告出具条据，载明：“我10号从焦作监狱拉货，下午6点左右往杭州送货，途经商丘-
亳州105国道，货物被盗切16包（通源棉衣13×60＝780件羽绒西装3×120＝360件）董文臣……5天以后去8.16号以前走杭州圣妮公司处理董文臣8.11号”。后原告与被告董文臣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另通源棉衣的单件成本为158.773元，售给杭州美搭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的价格为每件236元，羽绒西装的单件成本为203.82元，售给宁波娇尔曼服饰有限公司的价格为每件288元。此为本案事实。
本院认为，一、原告与哪个被告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是否有效。本案中二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将原属被告好运公司的车辆卖给被告董文臣，原告与被告董文臣联系，董文臣开车为原告运输货物，因此原告与被告董文臣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好运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董文臣之间的运输合同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被告董文臣辩称其不具备运输主体资格，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董文臣作为承运人，应将货物安全及时送至原告圣妮公司。途中被告董文臣报案称运输的货物丢失，因此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失被告董文臣应承担赔偿责任。因原告与好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好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丢失货物数量及价值的确定。在货物丢失后，被告董文臣写明丢失货物为16包，其中通源棉衣13×60＝780件羽绒西装3×120＝360件，被告董文臣虽称其是在原告胁迫情况下所写，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以其书写的丢失货物的数量为准。关于衣服的价值，原告申请鉴定，经与本院技术室结合，技术室以没有相应的鉴定机构可以鉴定为由将有关材料退还。原告提供的成本核算单，因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20%的利率，且通源棉衣及BADGLOK款羽绒西装的包装费用7元不合常理，因此通源棉衣及BADGLOK款羽绒西装的单件成本均应扣除20%的利率及包装费7元，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与杭州美搭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宁波娇尔曼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可以证明通源棉衣的单件的成本为158.773元，BADGLOK款羽绒西装的单件成本为203.82元。原告的损失应为：通源棉衣158.773元/件×780件＝123842.94元，羽绒西装203.82元/件×360件＝73375.2元。共计197218.14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董文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圣妮服饰有限公司货款197218.14元。
二、驳回原告杭州圣妮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02元，由被告董文臣负担4026元，原告杭州圣妮服饰有限公司负担87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刑军
代理审判员 黄艳萍
人民陪审员 张韵新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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