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冀民二终字第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中辉鑫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一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常继东，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勇，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号信和大厦南翼**楼。
法定代表人：熊韶辉，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史明鑫，北京中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口市秦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春光乡庙底村北门外东城壕街。
法定代表人：贾丽云，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容建海，北京市华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中辉鑫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辉公司）、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口市秦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秦民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赵国栋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刘璇、王洋参加评议的合议庭，由杨杰任书记员、郝赛杰担任法庭记录，于2015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勇、振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史明鑫及被上诉人秦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容建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月4日，秦同公司与中辉公司协商，就2010年买卖同忻优煤炭购销事宜达成协议，主要约定：煤炭平仓基本价格800元/每吨,预付5500万元货款;实际价格计算公式为:煤炭的平仓基本价格÷5500大卡/千克×实际化验收到的基低位发热值;数量及验收方式以实际交货量为准,验收秦皇岛港，以装船港港航交接水尺数量为准,如买方配装其他煤炭，则以港务局实量为准,粒度以煤场认证为准;质量验收以装船港具有国家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的检验为准;结算方式为,买方提前按合同平仓基本价格的120%预付全部货款，款到卖方财务账上通知买方安排装船，并以实际装船数量开具全额增值税票，交货方式秦皇岛港或京唐港交货，交货后双方无任何商务纠纷;因矿井产生变化、煤炭市场、铁路运力等因素的影响，卖方不保证本意向书的兑现。保质供货时，买卖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在本意向书的执行期内因政策因素或煤炭企业外部原因造成的提价或降价及煤炭市场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化，煤价相应调整。买方必须在本意向书的执行期内执行约定数量的煤炭，超过执行期没有执行的煤炭数的买方自动放弃执行权，且不再延续到本意向书约定的执行期后执行。意向书所约定的煤炭买方在港口不得委托其他企业进行销售，双方约定一旦出现买方转让本意向书的现象，本意向书予以作废。因买方私自转让本意向书所发生的经济纠纷或造成的经济欺诈行为，卖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买方船舶到达装船港之前必须得到卖方的确认，否则因此造成无法装船卖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买方所供用户不得与卖方供该用户方式计划的执行发生冲突，否则卖方有权终止与买方的协议。买方必须在本意向书约定的时间内直接办理装船手续，双方按实际装船数量进行结算。2010年1月13日、14日，秦同公司分三次将3000万元货款预付给中辉公司。中辉公司分别于同年1月16日向秦同公司交付煤炭17586吨，结算价款14365299.96元，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1月26日，中辉公司向秦同公司交付实际热值为5522大卡/千克的煤炭8282吨，未结算和开具增值税发票。2月10日，向秦同公司交付实际热值为5543大卡/千克的煤炭5125吨，未结算和开具增值税发票。同年2月5日，中辉公司退回秦同公司货款300万元。
秦同公司所提交的张家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中辉公司工作人员禾生文及李沛的讯问笔录，中辉公司提交的装船报告单证实，中辉公司为履行与秦同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于2010年1月15日办理装船手续，2010年1月26日将8282吨煤炭，装入了浩帆2船2010年第一航次，交付给了秦同公司。振戎公司提交的《海运煤炭结算单》、增值税发票及其给张家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浩帆2船2010年第一航次共装运煤炭12388吨，秦同公司经办人王红力在未经秦同公司同意情况下将煤炭给付振戎公司。振戎公司以结算总金额9772149.92元将该煤炭销售给了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且与淮化集团已结清货款，没有向秦同公司支付货款。
原审法院认为：《煤炭购销意向书》是中辉公司与秦同公司所签订，中辉公司亦收到秦同公司3000万元煤炭预付款，且中辉公司就17586吨煤炭与秦同公司已进行结算并向秦同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因而中辉公司主张秦同公司不是《煤炭购销意向书》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真实的权利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煤炭购销意向书》当事人是秦同公司和中辉公司，经办人王红力与中辉公司间的债务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王红力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不影响本案作为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中辉公司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申请调取王红力相关刑事案卷，本院不予支持。中辉公司没有举证证明煤炭价格的变化，秦同公司根据《煤炭购销意向书》约定的价格计算公式，以实际热值计算煤炭价格的主张应得到支持。依据价格计算公式，8282吨煤炭的价格为：平仓基本价格800元/每吨÷5500大卡/千克×装船报告单记载的实际热值5522大卡×8282吨＝6652102.40元，5125吨煤炭的价格为平仓基本价格800元/每吨÷5500大卡/千克×装船报告单记载的实际热值5543大卡×5125吨＝4132054.55元，加上17586吨煤炭的结算价14365299.96元以及退回秦同公司的300万元，秦同公司主张中辉公司仍应返还货款1850542.09元，应予以支持。中辉公司交付秦同公司的13407吨，含税价为10784156.95元，秦同公司主张赔偿因不能抵扣税金的损失1566928.78元（10784156.95元÷1.17×0.17＝1566928.78元）的主张亦予支持。依据《煤炭购销意向书》“买方必须在本意向书约定的时间内直接办理装船手续，双方按实际装船数量进行结算”的约定，秦同公司主张中辉公司对振戎公司应付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振戎公司主张其取得浩帆2船12388吨煤炭的销售价款，是基于其与王红力的大同煤矿集团大同煤炭运销矿区十里店联营发运站（以下简称十里店）委托的哈尔滨市乌金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乌金）于2009年1月11日签署的买卖合同取得的，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哈乌金为其组织和发运了该船煤炭，与本院查明的浩帆2号船2010年第一航次12388吨煤炭属秦同公司所有相矛盾。振戎公司不是《煤炭购销意向书》的当事人，其也不认可与秦同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合同，作为秦同公司方经办人的王红力无权将秦同公司所有的煤炭委托他人销售给振戎公司。振戎公司在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与秦同公司约定的情况下，销售秦同公司所有的煤炭而取得货款，与秦同公司应取得而未能取得该货款所受损失间存在因果关系，构成不当得利，振戎公司应将其所得9772149.92元返还秦同公司。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秦同公司预付煤款1850542.09元，并向秦同公司赔偿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税金损失1566928.78元；二、振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秦同公司9772149.92元；三、秦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978元，由中辉公司负担23914元，振戎公司负担68064元。
上诉人振戎公司主要上诉称：1、本案审理的是秦同公司与中辉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而振戎公司与秦同公司系不当得利纠纷，与秦同公司和中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因此，秦同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应裁定驳回其对振戎公司的起诉；2、根据王红力合同诈骗案中对秦同公司法定代表人贾丽云、实际控制人李树旺的询问笔录，王红力借用秦同公司营业执照独自经营煤炭业务，与中辉公司及振戎公司有合同关系的应为王红力，该船货物的货主也并非秦同公司。因此，秦同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振戎公司与王红力所代表的十里店及哈乌金签署有购煤合同并支付了3900万元对价款，合法取得了本案争议煤炭所有权，振戎公司取得的结算款9772149.92元为善意取得而非不当得利。一审判决振戎公司返还秦同公司977万余元的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综上，应改判驳回秦同公司对振戎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中辉公司主要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中辉公司在重审时申请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与本案密切联系的王红力合同诈骗案的卷宗，但秦皇岛中院未支持该调查取证申请，且未及时通知申请人应属程序违法。2、秦同公司在原一审中提交的三份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是从张家口市公安局复印，属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而原审法院未询问、核实证据来源便予以采信，违反了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秦同公司是《煤炭购销意向书》的签订、履行主体错误。1、王红力借用秦同公司营业执照及合同章经营煤炭业务，独自控制资金流向及煤炭去向，与秦同公司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秦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李树旺在公安机关的证言可以确认上述事实,应作为本案民事法律关系认定的依据予以认定；2、本案汇入中辉公司的账款由王红力个人筹集，并且秦同公司也没有自行组织煤炭4106吨的相关证据，王红力是《煤炭购销意向书》的真正权利义务主体；3、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锦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融公司）诉秦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秦同公司向锦融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实质是基于非法出借公章和账号、为犯罪提供平台和便利条件而承担的过错赔偿责任,而不是合同违约责任，故秦同公司不因承担了过错赔偿责任而成为合同当事人；4、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中辉公司向秦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而一审判决却依据该证据佐证中辉公司与秦同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因此，原判中辉公司承担返还部分款项并承担未开具发票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驳回秦同公司对中辉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秦同公司针对中辉公司和振戎公司的上诉共同答辩称：1、秦同公司和中辉公司签订有《煤炭购销意向书》，并向中辉公司交付款项3000万元，之后，中辉公司退回秦同公司300万元，并且向秦同公司交付了17586吨的煤炭，并开具了部分增值税发票，双方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因此，应认定秦同公司是涉案财产的所有权人。2、振戎公司取得该煤炭构成不当得利。根据装船通知、对中辉公司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中辉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均证明本案争议煤炭为秦同公司所有。至于王红力合同诈骗案中对贾丽云和李树旺的询问笔录，属秦同公司内部管理范畴，与第三人无关，况且该刑事案件系王红力针对其他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与本案无关。综上，振戎公司取得浩帆2号船上的煤炭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秦同公司是与中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意向书》的当事人，是本案争议煤炭的所有权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秦同公司在本院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红力合同诈骗案卷宗中调取的加盖法院印章的《煤炭购销意向书》；2、十三张中辉公司为秦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原件；3、秦同公司收到中辉公司300万元的银行凭证；4、秦皇岛市港口出具的浩帆2/1船次关于4106吨和8182吨港口作业包干费票据；5、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出具的关于4106吨煤炭港口建设费的票据；6、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张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中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秦同公司提供的浩帆海运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3日出具的至秦同公司的函载明：秦同公司拖欠运费、劳务费等费用共计846720元。该函件为传真件，加盖有秦同公司和浩帆海运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
王红力在其涉嫌合同诈骗案中所供述主要内容是：王红力以秦同公司的名义与锦融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买卖合同，收到预付款3000万元后，履行了价值11907128.88元的煤炭，剩余款项被其使用。秦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李树旺证明：2010年1月8日，王红力以秦同公司名义和锦融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收到锦融公司的3000万后又按照王红力要求将此款汇入中辉公司，并给锦融公司出具了11907128.88元的发票。王红力与秦同公司之间是借用合同公章和营业执照的关系，王红力的经营行为由其自行负责，公司对王红力经营期间的资金不截留、不挪用。秦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王红力不是秦同公司的股东和职工，是借用秦同公司的资质经营煤炭，相关合同的签订、履行及资金流向由王红力负责，秦同公司不截留、不扣留其任何款项。
关于锦融公司被骗3000万款项问题，锦融公司于2011年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秦同公司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损失。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张商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秦同公司赔偿锦融公司损失500万元整，该调解书已经履行完毕。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观点，本院归纳各方的争议焦点为：1、秦同公司是否对涉案3000万元项下的财产享有所有权；2、秦同公司在涉及王红力合同诈骗案中所出具的说明及相关人员的证言，对民事案件的处理有无影响；3、王红力的处分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秦同公司的职务行为；4、振戎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首先，虽然涉案财产3000万元的最初取得源于王红力对锦融公司的诈骗，但该款进入秦同公司账户后，其法律属性发生了变化，秦同公司从法律意义上取得该款所有权。中辉公司并不知道该款项为犯罪所得，因此，秦同公司以3000万元与中辉公司所发生的交易业务属于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从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意向书、中辉公司的退款300万以及中辉公司为秦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交付的煤炭等一系列事实，均可认定中辉公司是在与秦同公司交易，而不是和王红力个人交易，也不是在同王红力所代表的其他公司从事交易活动。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归属于秦同公司和中辉公司。中辉公司认可收到了秦同公司3000万元，也认可已向秦同公司交付了煤炭，对于振戎公司所收到的12388吨煤炭是由中辉公司交付给秦同公司的，中辉公司和秦同公司均无异议。综合上述事实，应当认定振戎公司所收取的12388吨煤炭的所有权属于秦同公司。
其次，秦同公司在涉及王红力合同诈骗案中所出具的“说明”和其负责人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证言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但“说明”和“证言”不能够界定王红力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应当是证明王红力和秦同公司之间具有承包或出借的法律关系。该“说明”或“证言”对于秦同公司和王红力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外不产生任何效力。王红力以秦同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权利、义务依法应当由秦同公司享有和承担，锦融公司对秦同公司所提起的民事诉讼即可印证王红力经营煤炭业务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后果不是由王红力个人承担而是由秦同公司承担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与中辉公司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及对锦融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均为秦同公司，足以证明与中辉公司形成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秦同公司。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虽然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张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了秦同公司的负责人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但不应认定王红力为本案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主体。
第三，本案中中辉公司和振戎公司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取得相应款项或煤炭是王红力代表秦同公司的处分行为，即王红力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刑事判决中也只是认定了王红力犯罪所得财产的去向，并未作出王红力的处分行为是代表秦同公司的认定，且王红力民事行为性质的认定不属于刑事裁判的范畴，因此，中辉公司和振戎公司认为是王红力代表秦同公司处分涉案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王红力的处分行为对秦同公司而言，属于无权处分，应认定王红力的行为属个人行为，该涉案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秦同公司。
第四，振戎公司主张其持有该批煤属于善意取得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振戎公司与中辉公司或秦同公司均未就该批煤炭进行货款结算，振戎公司与秦同公司、中辉公司之间也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符合支付合理对价的条件。振戎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王红力将该批煤炭处分给振戎公司是以秦同公司的名义，或是王红力个人偿还的十里店发煤站的债务，振戎公司不具备受让时是善意的主观条件。因此，振戎公司取得该船煤炭无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应将货物返还给具有所有权的秦同公司或赔偿其损失。
综上，原判以秦同公司与中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辉公司应返还秦同公司未交付的部分煤炭款及负担未开具增值税发票损失的款项，以及认定振戎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相应款项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尽管涉及王红力合同诈骗的刑事案件中的部分事实应当作为认定民事案件事实的依据，但该事实的成立不能改变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秦同公司在民事案件中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当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处理。根据民事法律规范中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秦同公司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即应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故秦同公司不因法人代表的陈述意见和公司所出具的说明而否定其所应享有的民事权利。上诉人中辉公司和振戎公司主张秦同公司在涉及王红力合同诈骗刑事案件中放弃了该权利，因而不应享有涉案财产所有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978元，由天津中辉鑫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3914元，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负担680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国栋
代理审判员 刘 璇
代理审判员 王 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