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郑铁民初字第13号
原告刘爱军，男，汉族。
被告郑州铁路局。住所地郑州市。
法定代表人张军邦，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陶伟，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武峰，男，汉族。
原告刘爱军与被告郑州铁路局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刘爱军于2014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法定期间内向双方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并指定举证期限。本院于2014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爱军，被告郑州铁路局委托代理人陶伟、武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爱军诉称，2014年6月26日原告乘坐K179次列车从北京返回郑州，所购车票为5号车厢13号中铺。凌晨4点43分左右原告被车厢阵阵吵闹声弄醒，见过道有多人，交谈甚欢，遂上前劝说，对方反而说话声音更大。6点20分原告又被列车员换票弄醒。原告认为被告违反铁路旅客运输的有关规定，对卧铺车厢夜间说话的行为劝阻不力，未尽到为旅客提供良好旅行环境的义务，侵犯了自己的休息权，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1元人民币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郑州铁路局辩称，1、诉讼主体不适格。郑州铁路局在铁路旅客运送期间未对刘爱军的身体造成伤害，因乘车旅客说话引起的纠纷，郑州铁路局不应成为被告；2、诉讼理由不成立。原告刘爱军混淆了承运人和旅客的权利义务，将承运人的权利曲解为义务；3、赔偿理由于法无据。铁路卧铺车厢是公共场所，旅客说话影响他人休息是旅客个人素质、道德修养问题。在本案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原告的生命、健康、身体未遭受侵害，因此被告无赔偿责任。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的行为是否对原告构成侵权、是否应赔偿原告1元人民币。
原告刘爱军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6月26日K179次硬卧车票1张，证明原告乘车的事实及铺位；2、2014年6月25日K402次硬卧车票1张，证明原告到北京的事实；3、北京地铁发票七张，证明原告在北京办事的事实；4、刘爱军书写、两名旅客签字的证明材料1份，两名旅客证明5号车厢4时43分左右有乘客批评过道有人吵闹；5、2014年6月27日K179次列车长武峰发给刘爱军的短信记录，证明被告对通勤人员的吵闹劝阻不力；6、中国联通通话单2份，证明K179次车队书记陶伟、列车长武峰与原告通电话，要求协商解决此事。
被告郑州铁路局对原告刘爱军提交的硬卧车票、地铁发票、短信记录、通话单等证据均无异议；对刘爱军书写、两名旅客签字的证明材料，认可当时车厢中存在旅客说话、刘爱军制止的情况，否认说话达到吵闹程度。
被告郑州铁路局在庭审中提交2014年7月3日K179次列车乘警长何某某证明材料1份，证明2014年6月27日K179次列车未有旅客报警投诉列车内有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原告刘爱军对该证明材料不予认可，认为：1、未有报警不代表没有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发生；2、该份证明材料所署日期为7月31日，事发一个月以后的回忆不准确，记忆有误差。
根据庭审质证情况，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作如下认证：1、2014年6月26日K179次硬卧车票，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明原告乘车的事实，予以采信；2、2014年6月25日K402次郑州到北京西硬卧车票及北京地铁发票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3、刘爱军书写的证明材料，仅有两名乘客的签字，不具备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但由于被告只对该证明中“有人吵闹”提出异议，其他内容予以认可，故对该证据所证明的“刘爱军批评过道有人说话”的内容予以采信；4、K179次列车长武峰发给刘爱军的短信记录，证明车厢有人说话，影响刘爱军休息，列车员劝阻不力的事实，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5、两份中国联通通话单，证明被告与原告曾沟通协商解决此事，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6、K179次列车乘警长何某某2014年7月3日证明材料，被告既没有申请何某某出庭作证，也没有向法庭提交能证明何某某身份的相关证据，原告对该证明材料亦不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依据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查明如下事实：原告刘爱军购买了2014年6月26日北京西开往郑州的票价为168元的K179次新空调硬卧火车票一张，并于6月26日22时许从北京西乘上该次列车，在5号车厢13号中铺休息。6月27日凌晨4点多，刘爱军被车厢里的说话声吵醒，刘对夜间说话之人进行了批评，未奏效。6时30分左右，列车员将刘爱军叫醒换票，刘爱军遂向列车员反映车厢有人说话影响其休息并声称要投诉，值乘列车长武峰向刘爱军进行了解释，没有得到刘爱军的谅解。列车于7时06分正点到达郑州车站，当天上午7时51分武峰向刘爱军发短信，内容为：“您好师傅，我是179次车长姓武，刚才因为时间仓促还没有请问您贵姓。非常抱歉，昨晚因为对通勤人员劝阻不力，影响了您休息。再次请求您不要投诉了，您投诉了还是要转到我这里处理我。我们已经从这件事吸取了教训，尽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如果有机会再次乘坐我们列车，再次当面向您致歉，……。”北京车队书记陶伟于2014年7月4日、7月5日和刘爱军通话四次，K179次列车长武峰于2014年7月10日、7月11日和刘爱军通话两次，沟通协商解决此事，均未果，刘爱军坚持以诉讼方式解决该纠纷。
本案在立案和审理阶段，刘爱军均明确表示其选择侵权之诉维护其权利。
本院认为，原告刘爱军与被告郑州铁路局之间存在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认为对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当，给自己造成人身或财产权利损害时，既可以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基于自己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受侵害情况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此种情况在法律上被视为请求权的竞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发生请求权竞合时，权利人可以从竞合的两种请求权中选择其一要求对方承担责任。本院就此问题向原告释明后，原告明确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本案系因铁路运输合同纠纷引起的侵权责任之诉。原告选择侵权之诉要求赔偿，应承担“证明被告侵犯其合法权益，致其遭受损害”的举证责任。
原告刘爱军称被告郑州铁路局因对卧铺车厢夜间说话行为劝阻不力，侵犯其休息权。休息权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劳动合同关系中的劳动者为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劳动效率而享有的休息和休养的权利，该权利指向的义务人是与权利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用人单位。显然原告起诉所指的休息权并非我国法律所保护的劳动者休息权。根据原告庭审陈述，其所称的休息权应是指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健康权。健康权是自然人享有的保持生理机能正常及其健康状况不受侵犯的权利。关于被告工作人员对说话旅客劝阻不力是否侵害原告健康权问题，本院认为，火车是大众交通工具，列车卧铺车厢是公共场所，即使在夜间，卧铺车厢中依然存在因旅客说话、走动、上下车等发出的各种声响，旅客在卧铺车厢的休息时间和休息质量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作为旅客，在选择火车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时，应对该交通工具的自身属性有一定的了解，对这种非私密空间中可能出现的影响其休息的情况有一定的预见和适度的容忍。作为承运人，在保证安全、及时地将旅客运送至目的地的同时，也应当保持卧铺车厢的良好秩序，为旅客提供较好的旅行环境，如对卧铺车厢夜间说话影响他人休息的行为给予及时制止。本案被告因劝阻不力影响了原告的休息，说明其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案被告在接到原告投诉后即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向原告致歉，已表达解决问题的诚意。依据一般公众理念，难以认定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身体健康，刘爱军亦未提供其身心因此遭受损害的证据，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本案被告作为旅客列车这一公共场所管理人，虽然在卧铺车厢管理工作方面有欠缺，但未造成原告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后果，故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刘爱军要求被告郑州铁路局赔偿1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爱军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爱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范小红
审 判 员 张育音
人民陪审员 井 勇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赵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