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杭行初字第73号
原告罗勇。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鸿铭。
委托代理人于广益，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晓晖。
原告罗勇不服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于2015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4月1日立案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勇，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于广益、潘晓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月8日作出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告知罗勇，对其获取“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的相应政策、法律依据”的申请，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应当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也规定，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申请人的申请实质是针对具体事项如何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向行政机关进行咨询，故不属于政府信息；对其获取“国家财政部或浙江省财政、物价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的申请，本机关已于2014年12月18日以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进行了答复，故不再重复答复。
原告罗勇起诉称，2014年12月5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公开“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的相应政策、法律依据”等相关政府信息的申请。2014年12月22日，被告以杭政公开办（2014）第402号告知书，决定延期15个工作日答复。2015年1月8日，被告作出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原告不服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3月25日，原告收到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复[2015]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维持了原行政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适用依据错误，明显不当。首先，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以及《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十五条、《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资金征缴和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在内的政府非税收入的依据，属于作为案涉收入的执收单位杭州市交通运输局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内容。故原告申请公开的第一部分信息属于被告应主动公开的信息，被告将其认定为“非政府信息”拒绝公开不当。其次，被告将申请公开“收费依据”曲解为“政策咨询”，是权力的“任性”滥用。最后，2014年12月1日，原告申请被告公开“浙江省财政、价格等相关部门对小客车增量指标公开竞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批准文件”。被告于2014年12月18日以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小客车总量调控指标竞价收入是竞拍人的竞拍价格，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故不适用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确定收费标准的行政审批程序，申请获取的信息本机关不存在”。原告遂于2014年12月5日补充申请公开“国家财政部或者浙江省财政、物价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以上两申请在内容和要求上是不同的，被告以“内容相同”为由拒绝公开政府信息，明显不当。为此，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对原告申请公开的相关政府信息不予提供的决定；判令被告依法重新对原告2014年12月5日提出的“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的相应政策、法律依据”等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作出答复。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浙政复[2015]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1、2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该答复行为经复议维持的事实；3、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拟证明原告2014年12月1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4、《关于印发〈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资金征缴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拟证明上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由杭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执收；5、《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2014年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目录的通知》，拟证明在2014年浙江省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目录中，没有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非税收入的相关信息属于政府信息；6、《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的通知》，拟证明上述管理条例第二部分第（二）项规定，原告申请公开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属于政府信息；7、浙江省财政厅2015年5月13日致原告的答复，拟证明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的依据是需要公开的。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我府于2014年12月5日收到原告通过网络发送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申请获取“1、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的相应政策、法律依据；2、国家财政部或浙江省财政、物价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经审查，我府于2014年12月22日办理延期手续并告知原告。此后，我府于2015年1月8日制作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告知书对原告的申请进行了答复。我府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政府信息适用范围的规定，原告申请的事项一属于适用法律的咨询，其本身不是政府信息；原告申请的事项二，因其已于2014年12月1日进行过申请，我府也已于2014年12月18日以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告知进行了答复，故本次申请属于重复申请。请求维持我府对原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的行政行为。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原告罗勇2014年12月4日致杭州市人民政府的信息公开申请材料，拟证明罗勇提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实；2、杭政公开办（2014）第402号、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被告办理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作出最终被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并送达原告的事实；3、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本案中申请公开的第二项信息系重复申请，被告此前已作答复的事实；4、原告2014年11月30日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拟证明原告2014年11月30日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条文为第二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主要条文为第二条、《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主要条文为第二十条第（九）项。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除对证据3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外，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4、7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内容；证据5、6不能证明原告提出的案涉第一项申请指向的是政府信息，对其余证据被告未提出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证据3，不能证明原告本案中申请公开的第二项信息系重复申请，但作为证明被告对原告2014年11月3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证据，具备证据三性，予以采信。
原告证据4－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其余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具备证据三性，可以证明相关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4日21时许，原告罗勇通过互联网向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发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资料，申请公开“1、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的相应政策、法律依据；2、国家财政部或浙江省财政、物价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2014年12月22日，被告作出杭政公开办（2014）第40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告知原告对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15个工作日答复。2015年1月8日，被告作出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告知罗勇，对其获取“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的相应政策、法律依据”的申请，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应当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也规定，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申请人的申请实质是针对具体事项如何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向行政机关进行咨询，故不属于政府信息；对其获取“国家财政部或浙江省财政、物价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的申请，本机关已于2014年12月18日以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进行了答复，故不再重复答复。该告知书于2015年1月9日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
另查明，2014年11月30日，原告通过互联网向被告发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资料，申请公开“浙江省财政、物价相关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指标公开竞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批准文件”。被告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告知罗勇，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指标竞价收入”是竞拍人的竞拍价格，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故不适用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确定收费标准的行政审批程序，你申请获取的信息本机关不存在。
本院认为，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分为两个部分。对于第一部分“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的相应政策、法律依据”，原告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作为地方性法规的《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政府非税收入的执收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向社会公布由本单位负责执收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范围……及其依据，根据上述规定，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的依据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本院认为，《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资金征缴和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竞价收入资金属于政府非税收入，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执收，……”据此，案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的依据对该项目的执收单位杭州市交通运输局而言，属于其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但对于执收单位以外被告，当事人的案涉申请应属于咨询、答疑性质。被告认为其申请的不属于政府信息，并无不当。
对于第二部分“国家财政部或浙江省财政、物价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本院认为，2014年11月3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公开“浙江省财政、物价相关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指标公开竞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批准文件”。被告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告知罗勇，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指标竞价收入”是竞拍人的竞拍价格，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故不适用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确定收费标准的行政审批程序，你申请获取的信息本机关不存在。”2014年12月4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公开“国家财政部或浙江省财政、物价部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原告在庭审中确认，第二次申请中，增加了“国家财政部对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收费项目设立和收费标准确定的批准文件”的内容。本院认为，被告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并不能反映出其已对国家财政部的案涉相关信息进行了答复，在原告第二次申请增加了国家财政部的案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被告认为原告已于2014年12月18日提出过相同的申请，被告也以杭政公开办（2014）第3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进行了答复，案涉2014年12月4日的申请的第二部分属于重复申请，主要证据不足。
综合上述意见，被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第二部分答复主要证据不足，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罗勇要求撤销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第一项内容及要求判令杭州市人民政府对原告罗勇2014年12月5日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第一项内容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公开办（2015）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的第二项内容；
三、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针对原告罗勇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第二项内容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罗勇、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户名：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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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秦方
审判员 徐斐
审判员 李洵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金玲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