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59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6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修森，男，1951年2月2日出生，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连明，男，195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沙，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朱连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1民初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李某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连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合伙协议书》所具备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本案中李某、朱连明于2011年2月20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该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自愿签订，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合作协议书》法律性质上属于合伙协议书，李某与朱连明属于合伙关系，个人合伙指两个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基于双方签订的协议，其中第三条明确约定“果园建设期，甲方所需树木及汉白玉栏杆全部由乙方提供。如遇国家征用土地，乙方所投资种植树木及汉白玉栏杆的补偿款按四、六分成，甲方得四，乙方得六。”该条款是双方投资收益的约定，即合伙投资收益按照朱连明占40%，李某占60%分配，其他任何分配方式均违背双方的意思表示，更不能从主观上按照贡献大小，臆断分配收益。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了《合作协议书》属于合法有效，认定了李某履行了协议约定的种植、建设等义务，认定了朱连明已经分配给李某1323516元投资收益的事实，但没有按照上述比例计算所有投资收益从而进行分配，是错误的。二、关于李某投资种植的银杏树问题。李某在签订合作协议后，从青县购买树木种植，建设栏杆等，履行了合伙协议的义务，即履行了约定的果园建设期间，树木、汉白玉栏杆全部由李某提供的义务。朱连明仅仅提供了场地，朱连明在答辩中认可李某投资的树种，其认为其支付的1008000元属于一次性结清的款项，那么1008000元的计算依据何在，在投资收益分配问题上朱连明必须说清楚。朱连明辨称的理由应当有足以信赖的证据或者合理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载明：“涉案土地上同时种植了松树和银杏树，两种树种的棵数均大于2084棵；该公司结合树木密植度，最终按照2084棵银杏树的结果形成了《拆迁估价报告》。”可以解释为《拆迁估价报告》的评估要素包括：1、树种、2、数量、3、合理密植度（合理密植是指在单位面积上，栽种作物或树木时密度要适当，行株距要合理），故评估作价与树种之直径厘米数没有关系，即银杏Φ>20CM属于拆迁项目，其表述的方式不同，但实质上就是李某种植的树木，且本案中朱连明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佐证还存在涉案范围外的树木存在补偿的事实依据。另外，一审法院依据职权对北京房兴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的调查（口头）所述，李某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
朱连明辩称，不同意李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了可以分割的是李某所投资种植的树木，在李某投资种植树木之前，朱连明已经在土地上种植了很多树木，朱连明种植的树木是不参与收益分配的。关于《拆迁估价报告》，除了评估公司外，任何人无权对《拆迁估价报告》作出解释，本案应以《拆迁估价报告》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朱连明给付李某合伙经营期间的树木款收入939040元（即李某实际种植1704棵银杏树，朱连明已给付其中800棵银杏树补偿款，剩余904棵银杏树按照每棵2100元为标准，乘以60%即1139040元，再扣除朱连明于2016年给付的20万元，尚欠939040元）；2.朱连明给付李某因迟延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以9390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3.确认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解除；4.诉讼费由朱连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0年年底，李某开始在朱连明提供的涉案果园内投资种树。2011年2月20日，李某（乙方）与朱连明（甲方）经协商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建设经营果园的开发、旅游事宜；一，甲方提供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六甲房村的果园经营场地；二，乙方投资种树及汉白玉栏杆，其中华南松高（4-7）米，（1000）棵，银杏树（10-14）公分，（1000）棵，银杏树（14-20）公分，（380）棵，后补种银杏树（204）棵，汉白玉栏杆（500）米；三，果园建设期，甲方所需树木及汉白玉栏杆全部由乙方提供；如遇国家征用土地，乙方所投资种植树木及汉白玉栏杆的补偿款按四、六分成，甲方得四，乙方得六；四，树木及汉白玉栏杆的补偿款到位时，甲方按合同约定向乙方一次性结清；五，甲方按约定向乙方结清树木及汉白玉栏杆的补偿款时，此合同终止；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应就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李某在涉案果园内种植了1324棵直径为10-15厘米的银杏树、380棵直径为15-20厘米的银杏树以及部分松树。
2011年下半年，涉案果园所占土地因修路被征用、拆迁。在此过程中，评估公司对该果园进行评估，确认果园内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共计2084棵，价值4376400元。后朱连明领取了全部拆迁补偿款。
2011年，朱连明向李某给付补偿款1323516元，并向其出具一份付款明细清单。该付款明细清单载明：1、银杏树800棵*1200元=1680000*0.6=1008000元；2、亭子5座*30000=150000*0.6=90000元；3、汉白玉栏板764m-180m=584m瓶，栏板180m*750元=135000*0.6=81000元，瓶584m*290元=169360*0.6=101616元；4、射灯700个*245=171500*0.6=102900元，总计4项，1323516元。
后李某为索要树木补偿款将朱连明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李某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伙协议解除，该诉求于2017年1月14日送达至朱连明。
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经联系评估公司，被告知：涉案土地上同时种植了松树和银杏树，两种树种的棵数均大于2084棵；该公司系结合树木的密植度，最终按照2084棵银杏树的结果形成了《拆迁估价报告》，以此作为评估作价的结果；超出此范围（即合理密植度）的树种不再予以补偿。后经一审法院再次核实，评估公司告知：涉案果园占地约22000余平米；果园中银杏树的调查棵数为5162棵，松树的调查棵数为3552棵；该公司最终根据相关评估标准和密植度认定作价的银杏树为2084棵；《拆迁估价报告》载明的2084棵树均为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不包括松树。李某对评估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否认果园内一共种植了5162棵银杏树，并认为果园内的树木均由其种植，评估时一律按照直径20厘米予以评估作价补偿。为此，李某提交了一组照片和视频，据以证明涉案果园内部分银杏树在评估完毕后被移栽到案外人的承包地内，而未被占用的剩余果园土地上还遗留有部分银杏树，上述银杏树均仅有少数直径大于20厘米。朱连明以上述照片显示的地貌与实际不符、视频无法判断拍摄地点为由均不予认可。此外，李某还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其系李某亲戚；李某出资在涉案果园内种树，朱连明将种树及评估等事宜全权交由李某负责；李某一共种植了1700多棵树，其中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极少；同时，其本人也在涉案果园内另行种植了部分银杏树；评估时，其也在现场，但未到中间去，也未看过《拆迁估价报告》，仅从双方当事人处获知评估结果；后李某将评估完毕的银杏树移栽到案外人承包地内。朱连明以该证人与某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并认为应以《拆迁估价报告》作为补偿依据。
一审诉讼中，双方均表示基于涉案合伙协议，仅对树木补偿款存在争议，再无其他权利义务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与朱连明所签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合同实际履行中，李某依约在涉案果园内投资种植了银杏树和松树。其中，李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其种植的直径为15至20厘米的银杏树共计380棵。而根据评估公司的陈述，评估过程中系根据树木密植度按照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共计2084棵的结果予以评估作价，即最终予以作价补偿的对象仅仅是直径大于20厘米的2084棵银杏树，其他树木均不在评估作价补偿的范围内。朱连明也实际领取了该笔树木补偿款。虽然李某提交了照片及视频对评估公司的上述陈述予以反驳，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足以反映评估当时的树木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同时，根据李某证人刘某的陈述，其虽也在评估现场，但未看过评估结果。故一审法院认为，其证言也无法证明评估当时的完整情况，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李某虽然履行了种植义务，但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实际种植的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为1704棵，也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评估公司对直径小于20厘米的银杏树也予以了评估作价，而朱连明已按照800棵银杏树的标准向李某给付了相应的树木补偿款，故李某现要求朱连明按照1704棵银杏树的标准给付剩余树木补偿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朱连明已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且双方对于解除合同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确认合同解除，并确认解除时间为李某提出的该项诉求送达至朱连明之日即2017年1月14日。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某与朱连明于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四日解除；二、驳回李某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补充查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乙方投资种树及汉白玉栏杆，其中华南松高（4-7）米，（1000棵），银杏树（10-14）公分，（1100棵）。”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李某在二审中申请法院调取评估公司陈述的“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予以作价补偿、小于20厘米不予作价补偿”的依据（文件或规定），并申请法院对涉案银杏树移栽现场进行勘察，因李某未能明确其申请调取的依据（文件或规定）的具体名称，且《拆迁估价报告》的内容与评估公司的陈述相一致，朱连明亦是根据《拆迁估价报告》领取了拆迁补偿款，故李某的提出的调取证据和现场勘察的申请对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基于涉案合伙协议，仅对树木补偿款存在争议，再无其他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李某上诉主张应当按照实际种植的1704棵银杏树计算其应当分配的全部树木补偿款收益，朱连明已给付其中800棵银杏树补偿款收益，剩余904棵银杏树补偿款收益未支付，故本院认定李某应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被拆迁人朱连明的《拆迁估价报告》中仅认定了2084棵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予以补偿。根据评估公司的陈述，在对涉案果园种植的树木进行评估时，评估公司系根据树木密植度按照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共计2084棵的结果予以评估作价，即最终予以作价补偿的对象仅仅是直径大于20厘米的2084棵银杏树，其他树木均不在评估作价补偿的范围内。李某虽然种植了1704棵银杏树，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种植的直径大于20厘米的银杏树为1704棵，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评估公司对直径小于20厘米的银杏树也予以了评估作价，故应当由李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朱连明已按照800棵银杏树的标准向李某给付了相应的树木补偿款，李某现要求朱连明按照1704棵银杏树的标准给付剩余树木补偿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90元，由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晓波
审 判 员 石 东
审 判 员 周 维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李 诚
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