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2801民初730号
原告黄爱华，女，汉族，1975年2月出生，现住库尔勒市。系死者妻子。
原告陈某某，男，汉族，2014年11月出生，现住库尔勒市。系死者儿子。
法定代理人黄爱华，女，系原告陈某某的母亲。
原告陈玉林，男，汉族，1946年4月出生，现住甘肃省武威市。系死者父亲
原告李玉梅，女，汉族，1948年8月出生，现住甘肃省武威市。系死者母亲。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晓轩，系库尔勒市建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法律援助）
被告任凌，男，汉族，1980年6月出生，现住库尔勒市。
委托代理人任育民，系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启明，男，汉族，1963年10月出生，现住库尔勒市。
委托代理人杨楚庸，系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卜润华，男，汉族，1968年12月出生，现住库尔勒市。委托代理人赵贝，系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清，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现住库尔勒市。
委托代理人毛新勇，系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爱华、陈某某、陈玉林、李玉梅诉被告任凌、徐启明、卜润华、夏清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俞宗梅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3月4日、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爱华、陈某某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晓轩，被告任凌及委托代理人任育民，被告徐启明及委托代理人杨楚庸，被告卜润华及委托代理人赵贝，被告夏清及其委托代理人毛新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6年1月3日下午，被告任凌召集死者及其他被告在新华路鸿都酒店旁大漠鱼庄吃饭，席间饮了酒，之后，又到第一被告家中继续饮酒，当晚死者未回家。2016年1月5日16时34分才被人发现死者冻死在杜鹃河边，路人并报警。由于四被告的行为导致陈吉科死亡，给原告造成极大地精神痛苦，由于四被告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478320.8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64280元、丧葬费27203.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8702.50、误工费13415.40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检测费600元，以上合计797201.40元的60%为478320.84元）
被告任凌辩称：原告要求被告任凌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被告任凌陪同死者回家，死者没有醉酒状态；死者系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而且是医生，知道喝酒对身体的危害；被告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被告徐启明辩称：对于死者的不幸去世表示慰问。喝酒是一种自由的行为，被告徐启明既不是饭局的组织者，也没有进行劝酒行为，饭局结束后，被告徐启明就回家了，陈吉科死亡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喝第二场酒时，只有死者和被告任凌在场；死者死亡时间不明确，法医结论只能反映死亡原因，根据原告笔录2016年1月4日给死者通话，死者在雪地里行走，死者没有求救或言语含糊的情况，死者被发现的时间2016年1月5日16时25分左右，距与原告通话时隔41小时，可见，原告没有积极尽到寻找帮扶的责任，死者的死亡原因以及行踪轨迹无法查明，因此不能直接推断与被告徐启明有因果关系；尸检报告显示，家属不愿意尸体解剖，其被冻死是否是饮酒造成是存疑的。本案没有完全排除死者的死亡是其自身病发引起的可能性，其死亡原因是综合的结果，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与被告徐启明无关联性，被告任凌、原告黄爱华、案外人何伟涛、死者四人之间均有通话情况，原告称对死者有告知提示的行为，只有笔录反映不能体现尽到义务，2016年1月4日1点41分-2016年1月5日16时之间，原告黄爱华、案外人何伟涛、死者四人之间均有通话情况，可能存在他杀的情况，办案民警拒绝向被告徐启明提供长达6页的通话记录，被告徐启明申请调取上述证据；综上，被告徐启明仅仅是出于友情的角度，参加了第一个饭局，期间无不当行为，且提前回家，未参与后续酒局，对于陈吉科死亡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故意以及过失的心态，被告徐启明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而且根据检测结果，死亡原因是待定的。
被告卜润华辩称：被告卜润华对死者的不幸离世表示哀悼，也衷心希望死者家属能够节哀。针对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由于四被告的行为导致陈吉科的死亡”，被告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非常不严谨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陈吉科死后，公安机关对此事进行过调查，对四名被告也进行了询问，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四被告的行为导致陈吉科的死亡。本案是侵权纠纷，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过错，就本案第三被告而言，第三被告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过错。第三被告与其他三名被告以及死者陈吉科喝酒的时候，没有劝酒的行为，几个人是边吃饭边喝酒边聊天，都是自己想喝就喝，没有人去劝酒，也没有人让陈吉科多喝酒，并且在喝酒的过程中，其余几个人也有意识的让陈吉科不要喝多，第三被告还说过让陈吉科以茶代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陈吉科喝完酒并没有显示喝多的迹象，行为举止与平时并无异样，这在公安机关对四名被告的询问中就可以看出，四名被告对当时陈吉科的状态表述都是一致的，陈吉科表现正常，没有显示喝多、喝醉及意识不清等情况，同时，公安机关对陈吉科的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显示陈吉科并未有醉酒状态；在陈吉科同四名被告从大漠鱼庄出来之后，陈吉科因为还想喝酒，任凌表示不放心，就让陈吉科到自己家里去住，陈吉科自己也表示同意。1月3日当晚，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任凌陪同陈吉科到任凌家里到第三被告从任凌家里离开，陈吉科表现都很正常，没有喝多的迹象。另外，第三被告离开时知道陈吉科要住在任凌家的，陈吉科在任凌家里是处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第三被告不可能预料到后来陈吉科执意要从任凌家出来，也不可能预料到陈吉科会出现冻死的结果，这都超出了第三被告可能预知的范围。综上，第三被告在本案并不存在过错。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三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夏清辩称：原告起诉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一、2016年1月3日下午，被告应邀与其他被告包括原告亲属（死者陈吉科）一起吃饭，事后得知是死者提议聚餐，席间大家都是随意地吃饭、喝酒，相互之间没有劝酒、拼酒，更没有对死者进行劝酒、灌酒，反而是之前知道死者喝醉了酒风不好，劝其少喝，由此可见，死者在饭馆整个喝酒过程中完全是凭自己的意志及酒量的大小进行的，而且通过在席间及散席后相互的讲话，当时死者讲话清楚、神志清晰，没有喝多或喝醉，饭钱也是由死者支付，被告与死者在一起喝酒的行为，并无不当，也不存在过错。二、从饭馆吃完饭出来大概是晚上11点，大家共同想法是回家休息，聚会喝酒行为已经结束，当时死者由任凌、卜润华陪同回家，而且死者也确实回到了任凌家中，说明这期间死者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并无不当和隐患之处，也就是说跟被告有关联的喝酒行为从死者在饭馆吃完饭出来到任凌家已经截止了，被告不存在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至于后来死者怎么到了出事地点，跟被告与死者在一起喝酒已经没有关联性了，被告无法预料到也无法判断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故死者的死亡跟被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三、朋友之间出于友谊、感情在一起喝酒、聚会，本来是人之常情，出现这样的后果谁都不愿意看到，作为死者亲属的原告失去亲人的痛苦被告是可以理解的，被告也深表遗憾，但不能就此无端地归责于被告。死者生前是一名中医药师，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酒精的作用和理解程度比其他人更高，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何况整个喝酒过程没有出现劝酒、灌酒的行为，不能因出现死亡后果，就想当然地认定他人有过错，就应该赔偿，要理智地、客观地分析问题，否则对被告也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本案是一起侵权之诉，被告跟死者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且被告没有过错，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死者陈吉科与四名被告均系致善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的同事（其中被告卜润华于2015年9月份辞职）。死者陈吉科系致善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的坐诊中医。2016年1月3日晚上20点左右，被告任凌召集死者陈吉科及其他四名被告在库尉北路鸿都酒店下面的大漠野生鱼庄吃饭，席间死者陈吉科及四名被告均喝了酒。喝的白酒是被告任凌和被告卜润华在七星集团齐盛园酒馆里买的散装白酒，五人喝了一公斤的白酒之后，又在大漠野生鱼庄买了四瓶啤酒。饭局结束后，被告任凌与死者陈吉科、被告卜润华到了被告任凌的家里，被告徐启明与被告夏清一起回家了。死者陈吉科到被告任凌家后，与被告任凌、被告卜润华又在被告任凌家里喝了啤酒。后被告卜润华回家了。死者陈吉科在被告任凌家的沙发上睡觉。被告任凌在自家的床上睡觉。睡了一会了之后，死者陈吉科告诉被告任凌要回家。2016年1月4日1点30分左右，被告任凌用死者陈吉科的手机给陈吉科的妻子即原告黄爱华打电话，告诉原告黄爱华，陈吉科要打车回家。2016年1月4日1点35分41秒，陈吉科给被告任凌打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间约11秒。2016年1月4日1点41分，原告黄爱华给死者陈吉科打电话询问到哪了。因死者陈吉科迟迟未回家，原告给陈吉科打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原告黄爱华担心出事，于2016年1月4日3点许给死者陈吉科的舅舅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当时的情况。因原告黄爱华不知道任凌的电话，便来到与陈吉科同住一个小区的同事何伟涛的家中，向何伟涛要了任凌的电话后，给任凌打了一个电话。原告沿着开发区到玫瑰庄园的路上寻找陈吉科，也没有找到。2016年1月4日早上，陈吉科的手机就关机了。原告同时向派出所报案。2016年1月5日16时34分陈吉科被人发现冻死在杜鹃河边并报警。因家属不愿意尸体解剖，库尔勒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认为，结合案情及现场情况等综合分析，陈吉科死亡原因系冻死。2016年1月20日经新疆中信司法鉴定所鉴定，死者陈吉科血液中检出乙醇77㎎／100ml。2016年1月4日夜晚，库尔勒的最低温度为﹣10°死者陈吉科的父亲陈玉林，现年69岁，母亲李玉梅67岁，死者陈吉科有一子，现年1岁四个月。陈吉科兄弟二人，哥哥陈吉国。2016年1月31日，四被告每人支付原告现金2500元。
另查明：原告黄爱华与陈吉科系再婚，原告黄爱华无业，黄爱华的女儿现上高中，与黄爱华、陈吉科共同生活，一家四口人的经济来源全靠陈吉科的工资收入。陈吉科生前月收入在7000元左右。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结婚证、出生证明、户口本、死亡证明书、尸检意见书、鉴定报告、接出警记录、询问笔录、交通费票据、通话记录、天气预报、劳动合同、工资凭条、养老保险缴费凭证、房产证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共同饮酒行为本身是一种人为产生危险性的行为，因为喝酒能使人的神智不能像正常情况下清醒，动作也不能像正常情况下易于控制，这是正常人都知道的社会常识，共同饮酒的每个人都应当预见到喝酒就会有不安全性、有造成损害的可能。作为共同饮酒人对置身在该特定危险行为中的对方应产生包括提醒、劝告、协助、照顾、帮助等合理限度的注意义务。未尽到注意义务的，应认定其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之过失，应对醉酒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陈吉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具有正常人应具备的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自身应当能够预见饮酒的危险性，但仍饮酒后深夜独自回家，造成被冻死的后果，其本人具有重大过失，应对自己的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被告任凌、被告徐启明、被告卜润华、被告夏清与陈吉科共同饮酒，在陈吉科饮酒之后，客观上形成相互保护的安全注意义务，作为共同饮酒人的四被告在饮酒时没有对陈吉科进行必要的提醒和劝告，劝告陈吉科少饮酒或者阻止已进入兴奋状态陈吉科过量饮酒。在陈吉科饮酒后也未尽到相应的注意安全的义务。饮酒虽然不是导致陈吉科死亡的直接原因，但饮酒与陈吉科被冻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对陈吉科发生被冻死的后果，四被告应负次要责任，应当承担连带的过失赔偿责任。被告任凌作为宴席的组织者，对每个饮酒人的人身安全较其他同饮者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故其应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被告卜润华与被告任凌和死者陈吉科到被告任凌的家中继续饮酒，被告卜润华亦未对死者陈吉科履行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陈吉科从被告任凌家中离开时，已是深夜，被告任凌的注意义务更大，责任更重，但其明知陈吉科已有醉意，未确保陈吉科在安全的情况下离开，也未护送其回家，放任陈吉科处于危险中，其过错更大。但原告要求四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的比例明显过高，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被告的过失责任，应以24%为宜。本院综合四被告的过失大小依法确定被告任凌承担12%的过失赔偿责任、被告卜润华承担6%的赔偿责任；被告徐启明、被告夏清各自承担3%的赔偿责任。原告主张丧葬费27203.50元，死亡赔偿金46428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死者陈吉科的儿子即原告陈某某现年1岁，抚养费计算17年为150322.50元。（17年×17685元／年÷2=150322.50元）死者父母生育两子。死者陈吉科的父亲陈玉林现年69岁，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11年，为40507.50元（11年×7365元／年÷2=40507.50元）；死者陈吉科的母亲李玉梅现年67岁，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13年为47872.50元。（13年×7365元／年÷2=47872.50元）。原告主张的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鉴于死者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客观造成一定的误工费用，对死者亲属3人的误工天数每人认定为10天，共计30天；误工费的标准依据2014年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4407元／年（合149元／天）计算；死者亲属从甘肃武威来库尔勒市处理丧事以及死者家属处理丧葬及赔偿事宜，客观上产生一定的交通费，本院酌情予以认定2000元。检测费未提供票据予以证实，且四被告也不认可，本院不予支持。陈吉科的死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了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可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被告的过失责任酌定为10000元。四被告每人已支付原告现金2500元，该款应予以扣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任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爱华、原告陈某某、原告陈玉林、原告李玉梅各项赔偿款共计85898.72元。【1、丧葬费27203.50元；2、死亡赔偿金464280元；3、误工费4470元（30天×149元／天）；4、被扶养人生活费238702.50元（150322.50元＋88380元=238702.50元；5、交通费2000元，以上五项合计736656元的12%即88398.72元。88398.72元-2500元（已支付）=85898.72元】
二、被告徐启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爱华、原告陈某某、原告陈玉林、原告李玉梅各项赔偿款19599.28元。（736656元的3%即22099.68元；22099.68元-2500元=19599.28元）
三、被告卜润华于判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爱华、原告陈某某、原告陈玉林、原告李玉梅各项赔偿款41699.36元（736656元的6%即44199.36元；44199.36元-2500元=41699.36元）
四、被告夏清于判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爱华、原告陈某某、原告陈玉林、原告李玉梅各项赔偿款19599.69元。（736656元的3%即22099.68元；22099.68元-2500元=19599.69元）
五、被告任凌、被告徐启明、被告卜润华、被告夏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爱华、原告陈某某、原告陈玉林、原告李玉梅精神抚慰金10000元。
六、被告任凌、被告徐启明、被告卜润华、被告夏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七、驳回原告黄爱华、原告陈某某、原告陈玉林、原告李玉梅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237.41元，原告预交2237.41元，缓交2000元。由原告自行负担1271.22元；被告任凌负担966.19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任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被告卜润华负担677.72元，被告徐启明、被告夏清各负担661.1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 宗 梅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丘龙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