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民一初字第01597号原告：黄登贵，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至县。委托代理人：***，东至县官港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黄延良，男，1955年8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至县。被告：黄延和，男，195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至县。被告：黄延贵，男，196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至县。被告：黄延兴，男，196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至县。原告黄登贵诉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志宏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5年10月27日和2015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登贵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登贵诉称：1981年林业“三定”将集体山场承包给农户经营管理，官港镇横岭村堰上组将本组小地名只婆坞（平岭岗）一块山场（林地）面积约四亩，承包给原告家经营。因当时原告年幼，原告父亲智障。该四亩山场中有一亩山场（林地）已被生产队栽上杉树。在1984年间四被告以为原告父亲不清楚山场（林地）位置，就将该山场（林地）造林栽杉树。直到2006年间“林改”时原告发现林业部门将该块四亩山场（林地）登记在四被告名下共有。而后原告向东至县官港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最后由东至县人民政府作出东政决字（201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平岭岗（小地名只婆坞）山场（林地）归原告户承包经营，东至县林业局于2014年1月22日为原告户办理了山场（林地）林权登记，并颁发了林权证书。该山场争议期间（2010年）四被告将该山场（林地）林木作价28000元卖给了本村村民叶国义全部砍伐。原告认为四被告出卖了原告四亩杉树（其中三亩系被告造林，一亩系生产队造林分给原告的）价值28000元，每亩7000元，按当地造林分成惯例是3：7分成，山主得30%，造林者得70%，其中一亩杉树是当时生产队造林分给原告的，该一亩7000元应当全部返还。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误工费、差旅费等损失16000元，以上合计原告损失共计29300元，现具状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93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四被告共同辩称：1981年“三定”时是按户分的，当时原告年龄尚小，被告家挖的山归被告，原告家挖的山归原告家。现在政府将被告家挖的山确权给了原告，到时候被告要找政府，希望政府要按法律办事，实事求是。原告所诉的山场面积无异议，称被告卖树得款28000元不是事实，诉争的山场（林地）树木只卖了13000元，不同意赔偿原告损失。经审理查明：1981年依据国家林改政策，原告黄登贵和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所在的现东至县官港镇横岭村堰上村民组也进行了林地改革，堰上村民组将其组所有的农户分成七个分山小组，原告黄登贵户分在第三小组，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分在第六小组。各分山小组将应分林地按计划分到户。1986年堰上组村民发现黄登贵户所分的山场中有一部分属集体山场，不是本次分到户的面积而予以收回，这样就导致黄登贵户林地面积比计划少。黄登贵户当即找了村组解决该问题，村组也积极帮助解决，但没有具体落实到位，黄登贵户也未就此问题继续主张权利。直到2006年黄登贵户认为被告户于1983年间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面积应属补给他户的面积，并以此为由向官港镇人民政府请求确认被告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面积约四亩左右给其承包经营，官港镇人民政府受理后直到2009年做出了官政密（2009）22号信访函复，该信访函复并未将被告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面积约四亩左右确认给黄登贵户承包经营。黄登贵户不服，依法向东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东至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做出东政决字（201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被告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林地面积约四亩左右给黄登贵户承包经营。东至县林业局据此于2014年为黄登贵户办理了林地使用权登记，将只婆坞（平顶岗）东至油茶坞外边沟、南至水库坝边路、西至财宝山、北至茶山边至财宝朝里山搭界小湾，面积为四亩的使用权登记在黄登贵户名下。2014年10月24日黄登贵向官港镇人民政府出具了一份“息访承诺书”，该承诺书中心内容为：黄登贵户因与黄延良户（本案被告）就本案诉争的林地于2006年发生权属纠纷以来，由于认识上存在分歧，黄登贵户多次赴省进京上访，此后县、镇人民政府给予了妥善解决。官港镇人民政府根据黄登贵户的实际情况，给予黄登贵户50000元的社会救助，黄登贵承诺不再因只婆坞（平顶岗）林地及相关事宜上访。上述事实有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政府东政决字（2013）7号行政确权案相关材料，开庭笔录、书证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受到侵害的由侵权人赔偿。本案原告黄登贵要求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赔偿因侵害其林地承包经营权造成林地经营损失13300元以及为落实林地经营权而造成误工费、差旅费计16000元，应当举证证明其对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于1983年间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四亩林地具有承包经营权。黄登贵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东至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做出的东政决字（201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东至县林业局依据该决定书颁发的林地状况登记表。该两份证据只能证明从2013年开始本案诉争的林地归黄登贵户承包经营。2013年以前至1986年黄登贵户因1981年错分集体林地给黄登贵户而被收回期间，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四亩林地是否归黄登贵户承包经营。本案查明的事实为：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是于1983年就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而此时黄登贵户林地面积并未少，直到1986年官港镇横岭村堰上村民组村民发现黄登贵户林地错分而被收回才减少。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于1983年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四亩林地在1981年林地改革时既不属于黄登贵户所在的第三分山小组，也不属于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所在的第六分山小组。1986年黄登贵户虽然当时向村、组要求补回被堰上村民组收回的林地面积，但一直未落实到位，之后直到2006年黄登贵户一直未主张权利。2006年开始黄登贵向所在镇和县人民政府主张诉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2013年东至县人民政府将诉争的林地确认给黄登贵户承包经营。从这一事实本院可以认定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于1983年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四亩林地，在东至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确认给黄登贵户承包经营之前应属于未予发包的集体林地。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于1983年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行为，如属侵权行为，其侵害的权利主体应是堰上村民组，并非黄登贵所诉称的是黄登贵户的承包经营权。故本院对原告黄登贵要求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赔偿侵权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黄登贵诉称本案诉争的林地于1986年就分给其承包经营，并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黄登贵户自1986年以来至2013年期间，因1981年错分林地被收回而林地比计划少，是其本人没有积极正当主张权利和组、村、镇未及时处理到位造成的，为此官港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份以社会救助的形式，给予黄登贵户补偿了50000元损失，东至县人民政府也将黄登贵户因错分而收回的林地的面积，将被告黄延良、黄延和、黄延贵、黄延兴户在只婆坞（平顶岗）开荒植树的四亩林地确认给了黄登贵户承包经营，至此黄登贵户因1981年错分林地于1986年收回，导致经营损失和少分的林地面积得到了补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登贵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33元，减半收取，由黄登贵负担266.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志宏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段海燕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