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13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
负责人：李浩，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虎，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济源众鑫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凤琴，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凤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华，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天路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厉国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女，该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湖北三环成套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俊峰，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济源众鑫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源众鑫公司）、被上诉人王凤琴、原审被告中天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原审第三人湖北三环成套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3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偿还借款本金9999957.95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5年7月21日止为174091.91元，自2017年7月22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支付）、赔偿律师代理费1.5万元，王凤琴对济源众鑫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济源众鑫公司以票据权利偿还了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支付确认函》只是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济源众鑫公司约定拟以汇票资金偿还贷款的协议，不能证明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是汇票的持票人；《收票证明》证明汇票的持票人是济源众鑫公司，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马某只是济源众鑫公司委托领取汇票的受托人；从马某、卢某与王凤琴一同前往三环公司准备汇票贴现、三环公司扣留汇票的过程及汇票上记载的当事人看，济源众鑫公司是汇票的真正持票人；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采取报警、申请公示催告、提起票据返还之诉等措施，不能作为认定济源众鑫公司已以汇票权利偿还贷款的事实。2.一审判决对三环公司与济源众鑫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三环公司扣留汇票后，双方已抵偿1000万元债务的事实未作认定，遗漏了本案重要事实。3.在整个票据流通过程中，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从未成为汇票持票人，未享有票据权利；一审将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受托代理济源众鑫公司领取汇票的行为，认定为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成为持票人，适用法律错误。
济源众鑫公司辩称，济源众鑫公司已经用银行承兑汇票偿还了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借款，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上诉请求。
王凤琴辩称，济源众鑫已经偿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借款，王凤琴保证责任应免除。
三环公司述称，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上诉与三环公司无关，不发表意见。
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济源众鑫公司偿还贷款本金9999957.95元及利息、罚息、复利174091.91元（暂计算至2015年7月21日止，此后按合同约定继续算至本金清偿之日）；2.济源众鑫公司支付律师费15万元；3.王凤琴对济源众鑫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确认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对济源众鑫公司质押的对中天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中天公司对济源众鑫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诉讼费用由济源众鑫公司、王凤琴、中天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9日，授信人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甲方）与被授信人济源众鑫公司（乙方）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约定：乙方保证按时偿还贷款本息，按时承担并支付本合同项下订立、履行及争议解决发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以及甲方实现债权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乙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对甲方的支付和清偿义务，构成违约，甲方有权宣布本合同、乙方与甲方之间的其它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贸易融资款项本息和其它应付款项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终止或解除本合同，全部、部分终止或解除乙方与甲方之间的其它合同，要求乙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授信额度最高限额为2000万元，可以循环使用，即在约定的授信额度项下，乙方在上述授信额度有效期内已经清偿的债务，就清偿的部分，甲方给予乙方恢复相应的额度，乙方可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内再次使用；本授信额度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11月21日止；甲、乙双方经协商，选择浮动利率，首期利率以实际放款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息，合同期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基准利率，本合同项下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从调整当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息；日利率计算基数为一年360天，换算公式日利率=年利率/360；若乙方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甲方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利率，直至清偿本息为止，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对乙方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从逾期之日起按照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乙方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如付息日为法定节假日，可顺延至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后第一个银行工作日归还本期利息，在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后第一个银行工作日未归还本期利息的，自付息日起转为欠息，按本合同约定计算复利。
同日，质权人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甲方）与出质人济源众鑫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甲方与济源众鑫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至2014年11月21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为实现债权、质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42102766.94元；若在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届满甲方未受清偿，或因债务人违约甲方按主合同的约定提前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情形出现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直接向应收账款义务人收取乙方质押的应收账款以实现债权；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手续后设立，本合同至主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全部清偿之日终止。该合同附件一《出质应收账款权利清单》，载明账面市值42102766.94元、评估价值42102766.94元、应收账款义务人为九江项目部，其上还列了增值税票号。附件二为九江项目部盖章的《确认函》，载明为确保济源众鑫公司与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之间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业务的顺利开展，该公司作为应收账款义务人确认应收账款权利人对该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为42102766.94元，具体收款期限为2014年6月30日，该公司确认将按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要求按期或提前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全额支付上述应收账款至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指定的账户。附件三为《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合同》。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提交了九江项目部盖章的《应收账款质押明细清单》，其上记载了2012年3月27日至2013年12月30日共计41份增值税发票的票号、金额、未付金额、应收账款到期日，未付金额合计42102766.94元。济源众鑫公司还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提交了上述41份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就该应收账款质押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
同日，债权人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甲方）与保证人王凤琴（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甲方与济源众鑫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至2014年11月21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如果该合同项下签有单笔协议，单笔协议也属于主合同范围）；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被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提供，乙方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其他担保的任何影响，不以甲方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为前提，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或者发生本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权利的情形，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全部担保责任，而无须先行使其他担保权利，乙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
同日，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向济源众鑫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2014年7月24日，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又向济源众鑫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上述两笔贷款济源众鑫公司均已还清。2014年11月7日，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再次向济源众鑫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借款借据》上记载的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5月6日止。该笔借款发放后，济源众鑫公司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截止2015年7月24日，济源众鑫公司尚欠本金9999957.95元、利息173961.02元、复息130.89元。
2015年6月29日，广发银行武汉分行、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济源众鑫公司向湖北交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公司）出具《支付确认函》，载明：鉴于济源众鑫公司在交投公司有应收账款，同时济源众鑫公司在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有到期应当支付的贷款，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济源众鑫公司经协商一致，并请求交投公司将应付给济源众鑫公司的材料款1000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由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马某领取。该《支付确认函》同时载明：济源众鑫公司拟将这笔资金支付在广发银行江岸支行1000万元贷款，此笔款项是否支付以及是否足额支付与贵公司无关；济源众鑫公司与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自贵公司本次支付之日起不再以《买方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协议号：广发武分买方保理（2014）001号］向贵公司主张任何支付和其他权利，贵公司不再承担《买方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转让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和其他义务。
2015年7月3日，交投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交投公司、收款人为济源众鑫公司、出票金额1000万元、汇票到期日2015年10月3日。同日，济源众鑫公司、马某向交投公司出具《收票证明》，载明：收到交投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济源众鑫公司拟将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1000万元贷款，根据《支付确认函》的约定，济源众鑫公司委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马某领取该银行承兑汇票。马某领取该银行承兑汇票后，与卢某、王凤琴一同前往三环公司打算贴现，因济源众鑫公司差欠三环公司货款，三环公司将该银行承兑汇票扣留。当日，马某、卢某向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报案，该分局受理报案，但未作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嗣后，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三环公司、葛洲坝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在规定期间内申报权利，故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该银行承兑汇票经济源众鑫公司、三环公司、葛洲坝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湖北三环襄轴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数次背书转让，最终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于2015年7月30日贴现。
本案审理期间，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以济源众鑫公司、三环公司、葛洲坝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湖北三环襄轴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为被告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票据返还之诉，后于2015年11月17日提出撤诉申请，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当日裁定准许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撤回起诉。
本案审理中，中天公司申请对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提交的《质押明细清单》、《确认函》、《三方协议》上的“中天路桥有限公司福银高速九江大桥北引道工程第2合同段项目部”印章以及2013年11月8日《证明》上“中天路桥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鉴定意见为：《质押明细清单》、《确认函》、《三方协议》中“中天路桥有限公司福银高速九江大桥北引道工程第2合同段项目部”印文与提供的“中天路桥有限公司福银高速九江大桥北引道工程第2合同段项目部”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的《证明》中“中天路桥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中天路桥有限公司”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委托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指派李新文作为委托代理人，代理费经双方协商确定为15万元。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7月22日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开具了金额为15万元的律师费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济源众鑫公司以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的方式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偿还借款是否成立。
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济源众鑫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以及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王凤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4年11月7日，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依约发放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济源众鑫公司应当清偿所欠全部借款本息。
从查明的事实看，2015年6月29日，广发银行武汉分行、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济源众鑫公司共同向交投公司出具《支付确认函》，要求交投公司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济源众鑫公司支付欠款，并确定承兑汇票由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工作人员领取。2015年7月3日，交投公司作为出票人，根据上述《支付确认函》向收款人济源众鑫公司出具了出票金额为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该银行承兑汇票由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工作人员领取，济源众鑫公司作为见证方及委托方，在出具的《收票证明》上签字盖章，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工作人员作为受托方在出具的《收票证明》上签名。至此，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已是该承兑汇票的持票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背书是一种附属票据行为，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或要式证券)，是持票人所为的法律行为，背书的目的在于转让票据上的权利，持票人背书转让汇票权利时，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有关的记载。票据的无因性决定票据关系一经产生，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背书人在背书时，为了避免将被背书人的名称填错(必须与被背书人的印章名称一致)，被背书人的名称可由被背书人填写。如果被背书人不愿意将此汇票继续背书流通下去，可以在汇票的背面记载“不得转让”的字样。
从承兑汇票的背书情况看，交投公司出具的承兑汇票是济源众鑫公司用以偿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逾期贷款，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根据《支付确认函》的约定取得汇票，成为该汇票的持票人，但在该汇票的连续背书行为中，没有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任何相关记载。作为专门机构，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根据《支付确认函》取得该承兑汇票后，其工作人员在未对汇票作任何相关记载的情况下，即到三环公司准备兑现汇票，导致汇票被扣并继续流通，其行为存在过失。且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采取了报警、申请公示催告及提起票据返还之诉等措施，以实际行为表示了对济源众鑫公司以该票据权利偿还借款的认可，该票据权利本应归属于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济源众鑫公司所欠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在该1000万元范围内已经偿还。三环公司获取汇票后流通转让，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无法实现票据权利，应属另一法律关系。
从广发银行、济源众鑫公司出具的《支付确认函》来看，交投公司向济源众鑫公司出具的1000万元承兑汇票，系济源众鑫公司用以偿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1000万元贷款，双方并未约定免息。截止到2015年7月3日，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自认济源众鑫公司所欠贷款本金为9999957.95元，利息为118387.55元。因济源众鑫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金额为1000万元，所欠利息应为118345.50元。因此，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要求济源众鑫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虽然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提供了九江项目部的应收账款质押，但经过鉴定，济源众鑫公司提供的一系列材料上中天公司及九江项目部的印章均不真实，故对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要求对济源众鑫公司质押的中天公司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中天公司并未作为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故广发银行要求中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律师代理费，因济源众鑫公司已履行相应偿付义务，故对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要求济源众鑫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王凤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自愿为济源众鑫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要求王凤琴对济源众鑫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济源众鑫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偿还借款利息118345.50元；二、王凤琴对济源众鑫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744元、保全费5000元、邮寄费80元，共计88824元，由济源众鑫公司、王凤琴负担4174.73元，由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负担84649.27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中，济源众鑫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提交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所附证据4为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于2015年9月18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在起诉状中称：“7月3日下午，原告获得票据后未及在被背书人处签章即被三环公司骗取。”2.一审法院重审中，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目录载明：证据十二、证人马某、卢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7月3日二证人到交投公司领取票据直至票据被三环公司扣押的过程，并证明该票据在被三环公司扣押前，济源众鑫公司加盖背书印章；证据十三、授信批复，证明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三环集团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对三环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三环公司授信4亿元，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员工持承兑汇票去三环公司办理贴现业务具备合理性。3.一审法院重审庭审中，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证人马某作证称，在交投公司领取票据时，济源众鑫公司未作背书；卢某作证称，在交投公司时，提示过要把背书章盖了，王凤琴说等一会。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庭审陈述，收票证明是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济源众鑫公司共同出具的，都同意由马某领取汇票，不是济源众鑫公司领取；作为汇票，银行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再交给济源众鑫公司的，参与领票就是怕济源众鑫公司将票据挪作他用，因为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为此免除了交投公司的责任；之所以办理贴现，是因为三环公司与广发银行有合作关系；济源众鑫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三环公司扣押票据前已经背书转让，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没有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是在三环公司后，济源公司为了偿还债务而背书转让。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济源众鑫公司以汇票偿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借款是否成立？即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是否成立？
本案所涉票据为银行承兑汇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转让票据权利是否成立，须从汇票背书与交付两个方面进行判断。
关于汇票交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济源众鑫公司向交投公司出具的《支付确认函》明确载明了“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济源众鑫公司经协商一致，并请求交投公司将应付给济源众鑫公司的材料款1000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由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马某领取”和“济源众鑫公司拟将这笔资金支付在广发银行1000万元贷款”等内容，足以认定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济源众鑫公司之间达成了以汇票偿还借款的合意。济源众鑫公司为汇票的收款人，收票手续应由济源众鑫公司向出票人交投公司出具。《收票证明》虽载明济源众鑫公司为委托方、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领票人马某为受托方，但同时也载明了“我济源众鑫公司拟将该张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广发银行1000万元贷款”，基于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与济源众鑫公司之间以汇票偿还借款的合意，马某领取汇票的行为不能仅仅认定为受托行为。马某领取汇票后，济源众鑫公司完成了汇票的交付。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在本次上诉中提出马某只是受济源众鑫公司委托领取汇票的主张，与其在一审重审中“收票证明是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济源众鑫公司共同出具的，都同意由马某领取汇票，不是济源众鑫公司领取；作为汇票，银行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再交给济源众鑫公司的”的陈述相矛盾，不能成立。
关于汇票背书。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交付汇票时，是否作背书，各方当事人说法不一，均没有提交直接证据证实。但从纠纷发生过程、当事人陈述及其他间接证据看，认定广发银行江岸支行领取汇票时，济源众鑫公司已作空白背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第一，本案所涉汇票在纠纷发生后已经多次转让，并最终获得承兑，汇票记载有济源众鑫公司第一手背书签章，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济源众鑫公司是在三环公司取得汇票后作出的背书签章。第二，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为金融机构，其工作人员具有票据业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应当知晓济源众鑫公司是汇票上记载的收款人，未经其背书，不发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无论是以受让方式取得票据权利，还是将汇票贴现以取得贴现款，均需济源众鑫公司作出背书；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工作人员持未经济源众鑫公司背书的汇票去三环公司，不可能完成贴现。第三，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在与三环公司就票据发生争议后，以持票人的身份申请公示催告；因利害关系人申报，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又提起票据返还之诉；特别是，在票据返还之诉中，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称“获得票据后未及在被背书人处签章即被三环公司骗取”；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在本次诉讼前的一系列行为，能够印证其领取汇票时，济源众鑫公司已作背书签章。本次诉讼中，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作出的“作为汇票，银行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再交给济源众鑫公司的”陈述，也进一步印证其取得的应当是济源众鑫公司已作背书签章的汇票。
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交付汇票时，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但济源众鑫公司是第一手背书人，其在背书人处签章后将汇票交付给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应视为授权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补记被背书人名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济源众鑫公司向广发银行江岸支行转让票据权利，并不受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的影响，其以汇票权利转让方式偿还借款的行为成立。广发银行江岸支行未作被背书人补记，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一审中，三环公司称其是合法取得汇票的，因为济源众鑫公司差欠其工程款，但本案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济源众鑫公司有以汇票向三环公司清偿债务的意愿。三环公司明知王凤琴、马某、卢某拟将汇票用于贴现，恶意扣留汇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三环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广发银行江岸支行关于本案所涉汇票已由济源众鑫公司抵偿所欠三环公司1000万元债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广发银行江岸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744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继伟
审 判 员 曹文兵
审 判 员 王 勇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臧文颖
书 记 员 潘昊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