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68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遂，男，1937年12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号。
负责人：左世民，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然，男，1965年12月19日出生，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宋遂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浩东事务所）、被上诉人孙浩然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3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遂、被上诉人孙浩然（兼浩东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宋遂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官制止我对孙浩然弄虚作假的陈述和指控，明显是在包庇对方；2.孙浩然自述对此合同不负责任，是不适格的被告。既然如此，那么所谓的委托合同应该为无效合同；3.委托合同约定，如没有办成则退还4万扣留1万。事实上检察院二分院也明确答复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不予立案复查。但一审仍然把全部5万元判给孙浩然；4.申诉应向高一级法院才能称为申诉，孙浩然在欺骗宋遂的情况下把材料送交基层检察院“打程序”，一审法院将此认定为“双方自愿”是无知还是故意？5.孙浩然把宋遂唯一的申诉材料扣在手上不予上交，却告知宋遂已被检察院立案复查，让宋遂把欠款交齐。宋遂委托孙浩然把申诉材料上交高法，孙浩然却一份也没交。这是孙浩然欺骗行径的大暴露，是一审对其的包庇和袒护。
浩东事务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宋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孙浩然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宋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宋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浩东事务所、孙浩然将五万元代理服务费退回给宋遂；2、本案诉讼费由浩东事务所、孙浩然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8月21日，宋遂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以**判处**，后宋遂不服提起上诉，1984年9月2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84）刑终字第4363号刑事终审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宋遂提出申诉，1988年12月2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宋遂发出通知，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宋遂所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2004年2月2日，北京市检察院控告申诉处函告宋遂，内容为：宋遂：你的申诉我院已复查完毕，建议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如有问题，请与北京市高级法院联系。同年6月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函告宋遂，内容为：“宋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2月2日来函，我院已收悉，经查你对1984中刑字第4363号刑事判决不服，曾于2002年向市政法申诉，市政法转我院，要求复查并报告处理结果，我院对此案复查后，于2002年12月17日结案，维持原判并已向领导机关报告，对北京市检察院来函，我院不再处理。”2006年，宋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被驳回。2009年7月7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向宋遂出具《信访事项答复通知书》，告知宋遂其案件已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如不服，应按照法律程序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后宋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向宋遂下发通知书，通知宋遂其申诉不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
2016年5月31日，宋遂（甲方）与浩东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因对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4）中刑终字第4363号刑事终审裁定书刑事申诉一案，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孙浩然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见委托书：······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人民币50000元;其他约定(1)乙方指派孙浩然律师代理刑事申诉案件，如果有关人民检察院既不接收申诉材料也不做出审查决定，则甲方可以选择要求依法扣除10000元的代理费，退还其余的代理费40000元，也可以选择不要求乙方退还代理费，要求乙方免费向上级检察机关进行申诉，要求上级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予以抗诉；（2）由于甲方经济困难，先期缴纳代理费20000元，所欠代理费30000元，甲方保证在2016年8月1日之前向乙方缴纳，如果乙方不能够在2016年8月1日之前向乙方缴纳所欠30000的代理费，则视为甲方单方终止本代理协议，乙方有权利不再履行代理职责，并且不再退还甲方先期所交的任何费用；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有关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作出审查决定（包括通知、判决、裁定、答复）时止。同日，宋遂为孙浩然出具《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人宋遂根据法律的规定，特聘请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浩然为宋遂收受贿赂罪刑事申诉案件申诉代理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审查结果日止”宋遂于上述协议签订之日交纳代理费2万元，于2016年7月25日交纳剩余代理费3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孙浩然整理、查阅了宋遂案卷宗，并于2016年6月26日为宋遂起草了《刑事申诉书》，后孙浩然将《刑事申诉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提交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受理后，于2016年12月16日做出《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认为：北京市中级人民作出的（84）中刑终字第4363号刑事终审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适当，申诉人宋遂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宋遂主张其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2月2日的函交与孙浩然，要求孙浩然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孙浩然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诉构成违约，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并退还代理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宋遂与浩东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应属有效。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浩东事务所指派孙浩然律师代理刑事申诉案件，如果相关人民检察院既不接收申诉材料也不做出审查决定，则宋遂可以选择要求浩东事务所扣除1万元的代理费，退还其余的代理费4万元，也可以选择不要求依法退还代理费，要求浩东事务所免费向上级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有关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作出审查决定（包括通知、判决、裁定、答复）时止；根据双方约定，在2016年12月1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出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时，双方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宋遂主张浩东事务所、孙浩然构成违约，要求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并退还代理费，无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宋遂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孙浩然提交两段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孙浩然代理宋遂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交申诉材料是宋遂事先知道的，事后宋遂还向检察院咨询案件情况，孙浩然没有欺瞒宋遂。宋遂对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这些通话是在欺骗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为：从两段电话录音的整体内容并结合宋遂在庭审中的陈述看，这两次通话主要是孙浩然告诉宋遂其申诉材料已经递交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后宋遂主动联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确认已经立案。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已经宋遂确认。宋遂虽然认为是在欺骗情形下进行的通话，因而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但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对宋遂“不认可该证据证明目的”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以下分别进行评析。
第一，浩东事务所是否应将5万元退还给宋遂。本案中，宋遂起诉请求退还5万元的理由是认为孙浩然违约，要求解除合同，从而请求退还5万元。本案中，当事人并不存在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况，也没有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解除权，因此，宋遂所主张的解除只能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现有证据并未表明本案存在上述可以解除合同的事由。同时，本案的当事人只是约定向有关人民检察院申诉，而并未约定向哪一级检察院申诉，更未约定向哪一级法院申诉。在此种情况下，孙浩然根据《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十条，将宋遂的申诉材料提交给法律上有管辖权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并无不当。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宋遂主张浩东事务所、孙浩然构成违约，要求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并退还代理费，无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第二，孙浩然对宋遂是否存在欺骗行为对本案认定是否发生影响。宋遂在上诉中主张，孙浩然没有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2月2日的批文作为申诉材料提交，对其存在欺骗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宋遂与浩东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并未对需要提交哪些申诉材料作出约定，而该批文是以“宋遂”为抬头的，并非针对法院判决的抗诉意见书，也不是生效的法律文书，更没有具体的事实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孙浩然基于其专业判断，没有将其作为申诉材料提交相关的检察院，是正常的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的行为，尚不足以认定孙浩然存在欺骗行为。并且，宋遂在本案中主张返还5万元的基础是先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然后返还该5万元。而根据前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欺骗并非是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因此，即便孙浩然真的存在欺骗行为，也不是合同解除的事由，因而孙浩然对宋遂是否存在欺骗行为对本案认定并不发生影响，一审判决就此所做的认定并无不当。当然，如果宋遂坚持认为浩东事务所存在欺诈或其他行为，在确有证据佐证且符合其他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宋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宋遂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宇翔
审 判 员 白 云
审 判 员 王国庆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法官助理 刘雅璠
书 记 员 张颖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