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2民初1806号原告：高恩贵，男，195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被告：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666107701R。法定代表人：王斯恒，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言非，女，系公司法务。原告高恩贵与被告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耀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恩贵、被告星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言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恩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定双方劳动关系时间从2011年4月6日至2017年6月15日；2．确定解除劳动关系时间2017年7月6日；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高恩贵诉称，其于2011年4月6日同被告签订劳动合同至2017年4月5日，被告无故在2015年7月不按时发放工资，拖欠至2016年4月，原告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年假费等。在2017年5月22日至24日，被告通知原告补发工资，到了公司后，被告要求原告签了一些协议，协议上载明的时间改成2016年7月6日，原告并不知晓协议内容，原告与被告签订任职协议书，原告继续在被告处任职，2017年6月15日，被告告诉原告不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因原告年龄过高，安排不了工作岗位，给予原告补偿，签订了协议书，最后解除劳动关系是在2017年6月15日，原告于2018年1月26日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劳人仲不字（2018）第1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故呈讼人民法院，提出如上诉请。被告星耀公司辩称，认可原、被告双方存在两段劳动关系，第一段自2011年4月6日至2016年7月6日，第二段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5日，原、被告协商一致约定自2016年7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自2016年7月7日起被告处已不具备正常办公条件，原告亦未继续工作，第二段劳动关系自2017年6月15日解除，2017年5月，被告公开向全体职工发布了《职工安置方案》，2017年5月23日，原告同意接受安置方案，双方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离职具结承诺书》等一系列文件，《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劳动关系终止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7月6日起正式解除”，在《离职具结承诺书》中原告本人书写：“本承诺书内容为我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对上述内容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原告选择留任，签署了《员工任职确认书》，但2017年6月15日，原告选择离职，理由是安排岗位与期望不符，双方签订《劳动关系终止协议书》、《协议书》，被告对原告进行了补偿，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055号裁决书系被告缺席时作出的，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以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332号裁决书为准，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332号裁决书已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6年7月6日解除，且该裁决书已经生效，另原告的诉讼请求前后矛盾，其请求确认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为2017年7月6日，但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终止的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055号裁决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至2016年12月28日仍然存续，该仲裁裁决书系被告缺席作出的，其认定的事实无法客观反映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状态，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2、原告提交《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该协议书中第1．条载明的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被被告由2017年7月6日改成2016年7月6日，结合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本庭确认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第1．条内容为“甲乙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7月6日起正式解除”；3、原告提交《员工留职确认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选择留任，并未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选择与被告于2017年6月1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不能证明2016年7月6日至2017年6月1日期间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状态，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4、原告提交《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自2017年6月15日解除，该证据并不能证明2016年7月6日至2017年6月15日期间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状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原告提交录音光盘1张，内容为三段对话，原告称该录音记载有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谈话，但该录音中人物身份无法确定，谈话内容无法客观证明本案所涉主要情节，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6、《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多份书面材料日期记载有矛盾之处，该证明书上记载的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结合该证明书第3条记载的“职工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共计为：5年3个月”和其他证据，以及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日期为2011年4月6日，应认定为书写错误，该证明书记载书面劳动合同的终止日期为2017年4月25日，结合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以及双方的陈述，应当认定为书写错误；7、原告提交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332号裁决书复印件1份，原告认为被告在“被申请人辩称部分”认为原告是2017年6月15日离职的，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是2017年6月15日解除的，结合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332号裁决书“被申请人辩称”部分的全部内容，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1年4月6日至2017年6月15日自始存在，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8、（2017）津0112民初1036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原告称该判决书第三页倒数第六行至第七行内容证明法院之前庭审业已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是2017年6月15日解除，结合该民事判决书“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部分的全部内容可知，原告对该段文书的表述存在理解上的错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9、《员工安置方案》复印件1份，证明截止2017年5月19日，原、被告之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该方案记载内容无法证实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10、原告提交《劳动合同书》复印件2份，证明原、被告之间自2011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该证据客观反映原、被告之间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但是无法反映劳动合同的解除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11、被告提交《离职具结承诺书》复印件1份、《劳动关系终止协议书》复印件1份、《工作交接单》复印件2张，证明原告已经认可从被告处离职，双方约定劳动合同自2016年7月6日终止，且按照原告提交的证据4即《协议书》内容完成工作交接，原告认可该三份证据上的签字和手印系本人，但是认为自己签字摁手印时并不知晓该三份材料的内容，该证据能够反映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月6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期限为2011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5日，岗位为班车司机。2016年7月7日起，被告处不再具备正常办公条件，原告也未提供正常劳动。2017年5月19日，被告公司出具《职工安置方案》，该方案内容为：“2016年7月7日起，公司不再具备正常办公条件，公司不再支付该日期后的任何工资报酬。未签订《离职补偿协议》的选择继续留任员工应于3日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认可工龄延续，选择离职的员工，公司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费用”。2017年5月23日，原、被告签订：1、《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原、被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7月6日起正式解除”；2、《离职具结承诺书》，内容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等47707.86元，放弃因与被告劳动关系可能产生的其他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工资、离职补偿、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等），双方再无任何劳动争议纠纷及其他未结清款项，本人承诺不会再以任何形式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本人书写：本承诺书内容为我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对上述内容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3、《员工任职确认书》，内容为：“原告同意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7月6日的工资35827.86元、公积金11850元，原告于2017年6月1日与被告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接受安置方案”；4、《协议书》1份，载明：双方劳动关系自2017年6月15日解除，被告尚未支付的劳动报酬及补偿费用共计19265.77元，原告交接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双方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一切工资、奖金等所有劳动报酬及福利均已全部结清，就劳动合同的履行及解除不存在任何未了的劳动争议”。原、被告签订《劳动关系终止协议书》1份，载明：“双方劳动合同自2016年7月6日已终止，被告提出保持原薪酬职级等各项待遇不变情况下与原告续签劳动合同，原告拒绝”。后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本单位与高恩贵签订的6年期限的劳动合同，由于双方协商一致于2016年6月30日解除，最后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4年4月26日至2017年4月25日，工作岗位为司机，工作年限为5年3个月。另，原告曾于2017年1月申请仲裁，被告未到庭发表辩论意见，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055号裁决书，该裁决书已生效。2017年10月18日原告申请仲裁，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7］第33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全部仲裁请求。原告对该裁决书不服，呈讼本院。本院作出（2017）津0112民初10368号民事判决书，告知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于2011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未经仲裁程序且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不予审理。原告于2018年1月26日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劳人仲不字（2018）第1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受理，原告不服，故呈讼本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1年4月6日至2017年6月15日是否一直存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争议焦点，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2011年4月6日，且双方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7月6日不具有劳动关系。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1年4月6日至2017年6月15日始终存续，被告主张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分为两段，分别为2011年4月6日至2016年7月6日及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5日，原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被告提交的《劳动关系终止协议书》中均约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6年7月6日，且有原告本人的签字及摁手印，原告虽主张其签字摁手印时并不知道协议书中的内容，但是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另被告提交的《工作交接单》中载明原告的离职时间为2016年7月6日，原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为5年3个月，结合原告提交的《员工任职确认书》中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被告向原告给付工资至2016年7月6日，应当认定双方第一段劳动关系于2016年7月6日解除。2017年5月19日被告向员工公布职工安置方案，原、被告约定于2017年6月1日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接受职工安置方案，后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并签订《协议书》就第二段劳动关系的解除进行约定，约定双方劳动关系自2017年6月15日解除。另本院查明被告处自2016年7月7日已不具备正常办公条件，原告仅为被告公司挪车两三次，并未正常出勤，不宜认定该期间原告向被告提供过正常劳动，且原、被告在2017年5月底签订一系列文件已就2016年7月7日之前的劳动报酬等进行结清，原、被双方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未形成新的劳动关系，故对于原告的主张其与被告之间自2016年7月7日至2017年5月3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7年7月6日，但是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主张，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判令原告高恩贵与被告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之间自2011年4月6日至2016年7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高恩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高恩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吴石玉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书 记 员  马 欢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