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苏13民申16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保珍,女,汉族，1926年11月12日出生,住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奎,男,汉族，1945年12月26日出生,住宿迁市宿城区。（系申请人亲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侠，女，汉族，1949年1月1日出生，住宿迁市宿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苏奎,男,汉族，1945年12月26日出生,住宿迁市宿城区。被申请人：王新梅，女，汉族，1971年2月7日出生，住宿迁市宿城区。被申请人：叶兰珍，女，汉族，1948年3月12日出生，住宿迁市经济开发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永,男,汉族,1970年9月4日出生，住宿迁市宿城区。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蔡磊，江苏苏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保珍、苏奎因与被申请人王永、王维义收养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苏13民终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王保珍、苏奎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再审。理由是：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王安民亲笔信（申请人4封，被申请人7封）证明王永虚构王安民2006年7月12日回乡探亲，隐瞒王安民因无返程机票不能随团返台而被王永软禁在家的真相，且信件的内容及王永提供的其他证据能证明王安民有文化素养，其本人能自书、会签名的事实，也显示了王安民对其二姐、三姐、五姐的亲情深厚；2.申请人在二审期间依法提供的经台湾海基会和江苏省公协会验证过的（2012）宿证台字第42号住院病例公证书及（2012）宿证台字第47号手术同意书公证书证明两个事实：一是王安民的人身生命健康权受到致命的侵害，王永有严重的过错，加害人是王永、王维义；二是在王安民生前将其送医抢救、负责全程监护的人是王安民的五姐王保珍和外甥苏奎；3.依据宿迁市台办秘书处于2012年7月2日找王永的《谈话笔录》及苏奎持有的录音录像表明王永在王安民生前死后均有违法行为，其勾结姓王侄子辈对抗《关于台胞在大陆死亡善后处理办法》及《关于为台胞办理死亡公证事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违背“一中”原则，损害国家利益，破坏公序良俗，侵害王安民遗体、遗骨及名誉、荣誉。王永提供的无王安民签名的《收养子、孙协议书》，因王安民是台胞，必须依法依规办理涉台公证，涉台副本相互寄送，经江苏省公协会和台湾海基会验证确认后方可生效，但江苏省公协会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表明该《收养子、孙协议书》来源不真实、不合法，未经公证及两会验证则无效力；4.宿迁市宿城区公安分局于2013年1月22日分别找张怀安、陶云虎、李东平及王永四人并出示2007年8月11日签有张怀安等三人名字的《收养子、孙协议书》进行勘验的四份询问笔录（刑事）均证明该协议是王永事先打印好，然后找张怀安、陶云虎、李东平到王永家签名，张怀安等三人未在现场亲眼目睹关于王安民口述王永打印制作的事实，且协议书落款日期是2007年8月11日，但无证据证明张怀安等三人在场见证的签名日期就是该日期，且他们未写“见证人”，只写“签证人”，显然性质不同。因此他们三人在现场见证这一事实即不存在了，无法证明该协议是王安民真实意思表示。四人都证明王安民当时意识清晰，王安民是2007年10月17日11:00出现意识不清的，在此之前，王安民完全有充分的时间自书、签名。王永说“王安民近视，看东西要用放大镜，他不能签名”显然不符合逻辑。该协议违反了《继承法》第17条“代书遗嘱需要有遗嘱人签名”的规定，王安民当时意识清晰而不签名，也不去公证，且无录音录像等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是王安民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可见，该协议是出自打印者王永的本意而非王安民的本意，没有真实性、合法性，只是王永事先打印好的一份伪造的孤证，张怀安、陶云虎、李东平三人的书面证言只能从侧面反映王安民生前曾体现出的意向，而王永无直接证据证明王安民对其财产处理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不能视为赠与，也不能证明赠与的存在；5.宿城公安分局项里派出所于2017年1月14日出具证明表明王永将《收养子、孙协议书》保存于项里派出所，而该协议书与王永呈送给宿迁市台办、宿迁市公安局法制处以及提供给宿迁市宿豫区殡仪馆的协议书内容完全一致，但一审法院将协议书中“已做养老送终支配”中的“已做”改成“以作”，“已做”是过去时，“以作”是将来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一审法院错误的把“已做”认为是“以作”，把协议书后半部分认定为符合《继承法》第31条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规定，认为其合法有效。但该条法律规定的是“遗赠扶养”而不是“遗赠抚养”，“抚养”和“扶养”本质不同，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不正确；6.涉及王永为王安民垫付医药费、安葬费110万元人民币这一事实的说辞严重失实，该笔花费都是王永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办理多个涉台假证明，串通魏绮年非法处置占有王安民在台财产中的钱，是属于王安民的钱，王永并未出一分钱；7.宿迁市公证员协会于2018年1月29日向苏奎作出的“回复”内容表明未办理过王安民在台《户籍誊本》和《意愿定居切结书》以及《赡养王安民》或《与王安民共同居住》的公证，证明王安民既不是来大陆探亲，也不是来大陆收养，协议书弄虚作假，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据属于新证据；8.申请人在再审听证中提供了王安民印章（陈永乐提供的其与王安民签订的《房屋租赁契约书》），该印章与王永提供的印章明显不一样。被申请人王新梅、叶兰珍、王永提出意见：申请人的再审事由不成立，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理由是：1.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主张的王安民亲笔信件的相关举证质证意见均已发表不再赘述，该证据既非新证据也不能推翻原判决，申请人依据信件在再审申请书中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或意见均系无依据的主观臆测；2.申请人在二审期间提供的（2012）宿证台字第42号公证书意图证明申请人的两个基本事实无事实依据。该公证书只能反映对病例公证的事实，不能证明王永、王维义系加害人，且该公证书与涉案效力无关。质证意见二审已经发表过；3.申请人依据宿迁台办与王永的《谈话笔录》和江苏省公协会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作出的陈述均系无事实依据的揣测，意图诽谤被申请人，且相关证据均已质证并非新证据，也与协议书效力无关联性；4.针对刑事询问笔录的内容及提及的协议书，被申请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及原审法院认定理由均给予充分阐明说理，申请人在庭审中也认可询问笔录来源及见证人在协议书中签字的真实性。此次在再审中再次提交，认为系伪造的没有事实及依据；5.针对项里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其内容系表明协议书在派出所留存的事实而与协议事实无关，也不能证明再审行文的观点。原审法院就协议书中关于抚养的权利义务及财产处理的认定合法有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6.申请人王雪林现年100岁，王保珍现年92岁，据了解二人目前意识模糊，故有核实该二人再审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必要；7.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回复”新证据，其内容与原审法院所争议的焦点及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关联性；8.《房屋租赁契约书》上的印章是复印件，即使是真实的也不是立契约人本人签名，是民国84年1995年印鉴，而双方涉案是王安民回大陆后十来年了，按台湾民法典立契约盖章是合法有效的，若需要签字画押，是需要再找两个其他人见证、按印的，王安民是按自己的习惯立约的。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王安民亲笔信证明王永虚构王安民2006年7月12日回乡探亲，隐瞒王安民因无返程机票不能随团返台而被王永软禁在家的真相，且信件的内容及王永提供的其他证据能证明王安民有文化素养，其本人能自书、会签名的事实，也显示了王安民对其二姐、三姐、五姐的亲情深厚。该书信不能证明《收养子、孙协议书》并非王安民真实意思表示，与申请人要求确认《收养子、孙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无必然关联。申请人提出其在二审期间提供的经台湾海基会和江苏省公协会验证过的（2012）宿证台字第42号住院病例公证书及（2012）宿证台字第47号手术同意书公证书证明王安民的人身生命健康权受到致命的侵害，加害人是王永、王维义，在王安民生前将其送医抢救、负责全程监护的人是王安民的五姐王保珍和外甥苏奎。该申请理由也与其主张确认《收养子、孙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无关联。申请人提出依据宿迁市台办秘书处于2012年7月2日找王永的《谈话笔录》及苏奎持有的录音录像表明王永在王安民生前死后均有违法行为，其勾结姓王侄子辈对抗《关于台胞在大陆死亡善后处理办法》及《关于为台胞办理死亡公证事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违背“一中”原则，损害国家利益，破坏公序良俗，侵害王安民遗体、遗骨及名誉、荣誉。王永提供的无王安民签名的《收养子、孙协议书》，因王安民是台胞，必须依法依规办理涉台公证，涉台副本相互寄送，经江苏省公协会和台湾海基会验证确认后方可生效，但江苏省公协会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表明该《收养子、孙协议书》来源不真实、不合法，未经公证及两会验证则无效力。经审查，对于涉及大陆居民去台湾继承遗产，有规定必须办理涉台公证。对于台胞在大陆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对于形式要件是否需要特别办理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没有明确规定，仅规定了代书遗赠需要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收养子、孙协议书》加盖了遗赠人王安民的印章和指印，申请人在一、二审中对王安民印章及指印的真实性无异议，再审审查中提供1995年（中华民国84年8月19日）王安民与陈永乐在台湾签订的《房屋租赁契约书》复印件，上面加盖的王安民印章与本案的《收养子、孙协议书》上的印章不同，欲证明该协议不是王安民亲自加盖的，系被申请人伪造。该份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被申请人不予认可，且从该证据看，租赁双方均是加盖印章，没有本人签名。虽然该证据上的印章与本案中的《收养子、孙协议书》上的印章不同，因两份协议相隔时间久远，一个人也可能持有一枚以上印章，因此，无法证明《收养子、孙协议书》上的印章不是王安民本人印章，也不能证明《收养子、孙协议书》是被申请人伪造的。申请人提出宿迁市宿城区公安分局于2013年1月22日分别找张怀安、陶云虎、李东平及王永四人的询问笔录均证明该协议是王永事先打印好，然后找张怀安、陶云虎、李东平到王永家签名，张怀安等三人未在现场亲眼目睹关于王安民口述王永打印制作的事实，且协议书落款日期是2007年8月11日，但无证据证明张怀安等三人在场见证的签名日期就是该日期，且他们未写“见证人”，只写“签证人”，因此无法证明该协议是王安民真实意思表示。四人都证明王安民当时意识清晰，王安民完全有充分的时间自书、签名。该协议违反了《继承法》第17条“代书遗嘱需要有遗嘱人签名”的规定，王安民当时意识清晰而不签名，也不去公证，且无录音录像等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是王安民真实意思表示。经查，因该三名证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对当时的在场人员、王安民的精神状态及意识状态的陈述一致，且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陈述内容基本一致。二审中，申请人申请对三位证人的签名时间与协议是否同时形成进行鉴定，因无法提供比对件样本导致鉴定未果。因此，一、二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申请人提出一审法院将协议书中“已做养老送终支配”中的“已做”改成“以作”，“已做”是过去时，“以作”是将来时，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一审法院错误的把“已做”认为是“以作”，把协议书后半部分认定为符合《继承法》第31条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规定，认为其合法有效。但该条法律规定的是“遗赠扶养”而不是“遗赠抚养”，“抚养”和“扶养”本质不同，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不正确。经审查，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将“已做养老送终支配”中的“已做”改成“以作”，以及判决说理部分将“遗赠扶养”写成“遗赠抚养”，该两处均系笔误，但不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不足以提起再审。申请人提出王永陈述为王安民垫付医药费、安葬费110万元人民币这一事实的说辞严重失实，该笔花费都是王永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办理多个涉台假证明，串通魏绮年非法处置占有王安民在台财产中的钱，是属于王安民的钱，王永并未出一分钱。本案系确认之诉，该申请理由与申请人的诉求无关联。申请人提出宿迁市公证员协会于2018年1月29日向苏奎作出的“回复”内容表明未办理过王安民在台《户籍誊本》和《意愿定居切结书》以及《赡养王安民》或《与王安民共同居住》的公证，证明王安民既不是来大陆探亲，也不是来大陆收养，协议书弄虚作假，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据属于新证据。该证据可以证明王安民自2006年以来，从未办理过王安民在台《户籍誊本》和《意愿定居切结书》两项内容公证，也没有办理过关于《赡养王安民》或《与王安民共同居住》的公证。未办理上述公证不表示王安民不可以在大陆出具《收养子、孙协议书》，也不能直接证明本案中的《收养子、孙协议书》系弄虚作假。综上，再审申请人王保珍、苏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保珍、苏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保华审判员  滕晓春审判员  杨晓玲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书记员  曾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