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永民初字第4052号
原告吴秀珠，女，196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府北新村西区。
委托代理人陈诒团，张旺祥，福建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辉，男，196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府北新村西区。系原告吴秀珠的丈夫。
被告刘宝星，男，1970年11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沙县。
委托代理人张帆、潘宝军，福建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永安市京都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永安市含笑大道2276号佳园小区201室，组织机构代码：699047222。
法定代表人刘宝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帆、潘宝军，福建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健华，女，1964年9月10日出生，现住福建省沙县。
第三人郑金翠，女，195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朱国萍，女，196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
委托代理人罗国清，福建明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秀珠与被告刘宝星及第三人永安市京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公司）、沈健华、郑金翠、朱国萍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秀珠的委托代理人陈诒团、林辉，被告刘宝星及第三人京都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帆，第三人朱国萍的委托代理人罗国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沈健华、郑金翠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秀珠诉称，2010年1月10日，被告刘宝星与第三人沈健华等人共同出资设立京都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8900000元。之后，被告刘宝星（甲方）与原告吴秀珠（乙方）于2010年1月27日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书》，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名义向京都公司共同出资6300000元整，占京都公司出资额的33.33%，其中甲方出资3780000元，乙方出资2520000元。双方还在《投资协议书》中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被告刘宝星在确认原告已实际足额注入投资款后，依《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出具了《投资收条》一份。对此事实，第三人均已知情且无异议。第三人京都公司章程（修正案）也确认被告刘宝星为其股东，出资额为6300000元，持股比例为33.33%。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刘宝星持有第三人京都公司33.33%中的13.33%持股比例股本金额为2520000元的投资收益归原告享有；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刘宝星辩称，对于原告的诉请无异议。但是对事实理由进行说明，原告吴秀珠注入京都公司的资金不是一次性注入，而是逐步分次注入。被告刘宝星确有收到这笔资金。京都公司也是承认的。本案是原告吴秀珠单方挑起诉讼，其不承担诉讼费用。
第三人京都公司述称，意见与被告刘宝星一致。
第三人朱国萍述称，1.原告不能证明其有实际上出资2520000元。原告诉称2010年1月27日，其与被告刘宝星达成出资协议，同日，被告刘宝星在确认原告已实际足额注入投资款2520000元后，出具收条。但原告未能出具实际足额注入投资款的转帐凭证，仅凭一张打印的收条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足额注入投资款。2.原告系与被告刘宝星串通，恶意侵占公司资产。原告诉称，2010年1月27日，其与被告刘宝星达成出资协议，二人共出资6300000元，占公司股份33.33%.其中刘宝星出资3780000元，原告出资2520000元。原告此陈述为虚假陈述。原告自已向法庭提交的京都公司章程上明确注明2010年1月10日时，刘宝星出资为4200000元占公司股份22.22%；2010年7月23日，刘宝星出资变更为5250000元占公司股份27.78%；2014年1月6日，刘宝星出资才变为6300000元占公司股份33.33%。原告在2010年1月27日是不可能知悉刘宝星出资6300000元占公司股份33.33%的。3.即使原告有实际出资，也因违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关股权转让规定而无效。京都公司工商核准成立是2010年1月21日，而原告陈述2010年1月27日出资2520000元占公司13.33%的股份，那么也就是被告刘宝星在公司成立后，转让了部份股份，而其转让行为因没有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而无效。4.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不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公司13.33%股份的收益归原告享有，而公司的收益是多少，原告没有明确，现公司也未清算，无法确定收益。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本案系原告与被告刘宝星串通，并提交虚假的协议和收条，企图恶意侵占公司资产，现被告刘宝星已涉嫌职务侵占被永安市公安局刑拘并批准逮捕。第三人朱国萍请求人民法院一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原告与被告刘宝星的刑事责任。
第三人沈健华、郑金翠未作陈述。
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21日，京都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8900000元，其中沈健华出资6300000元（股权占比33.33%）、林金亮出资4200000元(股权占比22.22%)、刘宝星出资4200000元（股权占比22.22%）、詹凤珍出资2100000元（股权占比11.11%）、张鸿忠出资2100000元（股权占比11.11%）。其中张鸿忠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健华为公司的监事。
2010年8月2日，京都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公司资料变更登记。主要变更项目为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鸿忠变更为刘宝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出资及占股变更为：刘宝星出资5250000元（股权占比27.78%）、沈健华出资6300000元（股权占比33.33%）、詹凤珍出资3150000元（股权占比16.67%）、郑金翠出资4200000元（股权占比22.22%）。
2014年1月14日，京都公司再次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将股东出资及占股变更为：刘宝星出资6300000元（股权占比33.33%）、沈健华出资6300000元（股权占比33.33%）、郑金翠出资5040000元（股权占比26.67%）、朱国萍出资1260000元（股权占比6.67%）。
2015年4月28日，京都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刘宝星（董事、经理）变更为李晓瑜（董事、经理）。
另查明，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27日，刘宝星为甲方（登记股东）和吴秀珠为乙方（××）的《投资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名义向京都公司共同出资6300000元整，占京都公司总出资额的33.33%，其中甲方出资3780000元、乙方出资2520000元；合作期限为30年，自2010年1月21日至2040年1月20日止；全部出资由甲、乙双方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金额分别注入投资款，并由甲方以股东身份向公司投资，全部到资后，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投资收条；甲方以双方出资在京都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时，应尽妥善通知义务；公司对股东分配时，甲、乙双方按在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由甲方收款后向乙方支付；协议履行期间，各方出资不得要求转让，甲方亦不得向公司提出转让出资。乙方必要时，可以要求将共同出资的股份分割出来，甲方应于配合办理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甲方配偶张晓珊承诺登记在甲方名下的股权，甲方仅为3780000元出资比例股权，对乙方登记在甲方名下的出资额和股权不得主张任何实体权益，本协议书签订时即为承诺生效等内容。该协议书落款处有原告吴秀珠与被告刘宝星及其配偶张晓珊签名及所捺指模确认。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27日，被告刘宝星向原告吴秀珠出具的《投资收条》载明：截止2010年1月27日，共收到吴秀珠投资京都公司投资款2520000元（京都公司注册资本共计18900000元，本人名下投资公司6300000元，占公司股份33.33%，其中，吴秀珠寄在本人名下投资京都公司款项2520000元，占公司股份13.33%）。
2010年1月14日，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吴秀珠签订《投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赖明暖2009年12月7日中标取得永安市国土挂（2009）4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事实上该地块由林金亮、沈健华、詹凤珍、张鸿忠、刘宝星、万松青（赖明暖和郑金翠、吴秀珠也有股份，挂在林金亮、沈健华和刘宝星名下）共同合作开发、经营，并成立永安市融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盛公司）进行实际运作。为了明确投资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沈健华持有融盛公司30%的股份其中10%属于郑金翠，刘宝星持有融盛公司20%的股份其中5%属于吴秀珠、2.5%属于沈健华；二、股东依照上述项目合同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份比例履行义务（含融资本息、月利率2.5%），承担风险责任，享有公司收益；三、本协议书经投资人一致签字时生效等。
2010年2月20日，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吴秀珠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内容为：2010年1月14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确认持有融盛公司股权份额。现因投保永安市国土挂（2009）42号地块缴付保证金5000000元和前期启动资金300000元有50%由立约人出资，为此，特立如下协议予以明确各人实际出资额：沈健华持有融盛公司22.5%的股份，其实际出资保证金1125000元，前期启动资金67500元；刘宝星持有融盛公司12.5%的股份，其实际出资保证金625000元，前期启动资金37500元（手写添加刘宝星实际出资保证金500000元，前期启动资金30000元）；郑金翠持有融盛公司10%的股份，实际出资保证金500000元，前期启动资金30000元；吴秀珠持有融盛公司5%的股份，其实际出资保证金250000元，前期启动资金15000元（手写添加补35000元）等。另外，在该协议落款处还手写添加沈健华股份17.5%（9275000元）补72500元为1000000元、朱国萍股份2.5%（132500元）补17500元为150000元、贾平股份2.5%（132500元）补17500元为150000元、刘宝星股份10%（530000元）、郑金翠股份10%（530000元）、吴秀珠股份5%（265000元）补35000元为300000元。朱国萍、刘宝星、郑金翠、沈健华、吴秀珠、贾平均在该《补充协议书》落款处签章确认。
2010年9月1日，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吴秀珠、贾平、朱国萍为投资人共同签订《股权确认协议书》，内容为：截止2010年6月30日，投资人实际持有融盛公司47.5%的股份，加上2010年7月投资人共同合资购买融盛公司股东林金亮和张鸿忠的股份37.5%（含收购万佳公司10%的股份），现投资人共同持有融盛公司85%的股份，其中沈健华实际持有融盛公司25%股份，刘宝星实际持有融盛公司15%股份，郑金翠实际持有融盛公司20%股份，吴秀珠实际持有融盛公司10%股份，贾平实际持有融盛公司10%股份，朱国萍实际持有融盛公司5%股份；本协议书生效后，以前投资人之间所签订的协议书涉及股权比例部分如有与本协议书冲突，以本协议人确认股份比例为准；投资人一致同意推举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和贾平作为实名股东进入公司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运作，吴秀珠和朱国萍作为隐名股东，不参与企业管理、运作；投资人一致确认，投资人按持有的股份享有公司的收益或承担公司的风险责任；本协议书经投资人全体签字时生效，一式七份，投资人各存一份，存融盛公司一份。全体投资人在落款处签字并加盖了融盛公司的公章确认。
再查明，2010年1月27日，融盛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原注册资本为20000000元，其中福建省三明市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2000000元（股权占比10%）、京都公司出资18000000元(股权占比90%)。沈健华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詹凤珍与万松青为监事、刘宝星为经理。
2011年9月15日，融盛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公司资料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三明鑫瑞丰贸易有限公司出资2000000元（股权占比10%）、京都公司出资18000000元(股权占比90%)。
2012年9月17日，融盛公司再次进行公司资料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0000元，股东（××）变更为三明鑫瑞丰贸易有限公司出资5000000元（股权占比10%）、沙县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7500000元（股权占比15%）、京都公司出资37500000元(股权占比75%)。
2015年5月11日，融盛公司将法定代表人（董事）由沈健华变更为吴保华、监事由詹凤珍与万松青变更为陈旭洁及黄德枢、经理由刘宝星变更为吴保华。
诉讼中，为了证实原告吴秀珠作为隐名股东实际参与京都公司分红的事实，原告递交了18份银行转账流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付款时间付款人收款人金额（元）转账凭条自记用途手写备注12011.4.1刘宝星陈盛铭700000无融盛公司投资分红（700万×25%=175万，其中林辉70万）22011.4.13刘宝星吴秀珠2000000无融盛公司投资分红（2000万×10%）32011.7.4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无无42011.11.8刘宝星吴秀珠600000投资分红款无52012.4.9刘宝星吴秀珠350000银行转贷2012.4.5还银行贷林辉1000万×10%=100万从王某借35万＋林辉转入65万；2012.4.9银行转贷700万×10%=70万35万还王某=35万62012.5.22刘宝星吴秀珠5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72012.5.23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82012.7.2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投资分红无92013.3.15刘宝星吴秀珠30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无102013.3.20刘宝星吴秀珠503500还借款及利息2013.3.143.20共7天50万×3%÷30×7=3500元（利息）112013.3.20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122013.3.22刘宝星吴秀珠15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林辉1500万×10%=150万132013.4.1刘宝星吴秀珠13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142013.4.2刘宝星吴秀珠20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152013.4.12刘宝星吴秀珠22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无162013.4.28刘宝星沈健华15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经本人同意转给沈健华（林辉、刘宝星在落款处签名）172013.6.9刘宝星吴秀珠4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无182013.7.1刘宝星沈健华30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经本人同意转给沈健华（林辉、刘宝星在落款处签名）上述事实，有原告吴秀珠提供的京都公司章程、京都公司章程修正案（3份）、《投资协议书》（2份）、《投资收条》、《补充协议书》、《股权确认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18份），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份）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凭，并经庭审质证，可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吴秀珠与被告刘宝星均认可涉案于2010年1月27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该协议书所载的内容与本院依法查明的事实不符。具体如下：1、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名义向京都公司共同出资6300000元整，占京都公司总出资额的33.33%，其中甲方出资3780000元、乙方出资2520000元”，而京都公司于2010年1月21日登记成立，当时刘宝星仅出资4200000元（股权占比22.22%），2010年8月2日刘宝星的出资变更为5250000元（股权占比27.78%），2014年1月14日刘宝星的出资才变更为6300000元（股权占比33.33%）。因此，《投资协议书》中刘宝星在京都公司的出资额及所占出资比例与实际情况不符。2、从原告吴秀珠提交为了证实其作为隐名股东实际参与京都公司分红的18份银行转账流水单可见，无论是自记用途还是手写备注均写明是“融盛公司投资分红”，而京都公司与融盛公司在法律上是两家完全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据此证明吴秀珠实际参与京都公司分红。3、原告吴秀珠参与签订的《投资协议书》（2010年1月14日）及《补充协议书》（2010年2月20日），从内容上参与人（投资人）均自行确认的是各自占有融盛公司的股权份额，其中吴秀珠的股权份额为5%。4、原告吴秀珠无法提交2520000元投资款的具体转账及构成依据。仅是陈述经其与被告刘宝星双方自行“核算”在京都公司的占股比例才倒推出2520000元的投资数额。5、原告经本院司法释明，无法明确本案的2520000元是“投资”于融盛公司还是京都公司，其认为京都公司是为了投资融盛公司而成立的，当时两个公司是一套人员两块牌子。而从两个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见，原告的陈述并不符实。综上，本院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与名义××订立合同，约定由××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为名义股东，××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限责任公司资合与人合的双重特性决定了并不能仅凭一份××与名义××订立合同就确定××享有投资权益，还必须履行实际出资或认缴义务。而原告吴秀珠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已通过被告刘宝星向京都公司投入2520000元出资款以及占有13.33%的出资比例，同时，资金交收双方最原始的合意决定了资金的性质，投资款、借款等不同性质的款项不能随当事人的意图变化而任意转换。故本院就该《投资协议书》（2010年1月27日）的效力不予认定，原告吴秀珠要求确认被告刘宝星持有第三人京都公司33.33%中13.33%持股比例股本金额为2520000元的投资收益归其享有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沈健华、郑金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秀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960元，公告费250元，合计27210元，由原告吴秀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 昕
审 判 员 徐 娟
人民陪审员 尹文英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倪 健
附本判决书中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与名义××订立合同，约定由××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为名义股东，××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