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6民终1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琳琳，男，198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冉，男，198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健波，女，198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启东市，住江苏省启东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健，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丁辉，男，196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琳琳因与被上诉人沈冉、朱健波，原审被告丁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人民法院（2017）苏0681民初3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琳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案涉房屋系被国家征用而拆迁的房产，与人身身份有紧密联系，买卖拆迁证的行为无效。2.案涉拆迁证转让协议没有约定房屋坐落地点，没有对应房款，不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该协议无效。3.丁辉代丁琳琳签订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系无权代理行为，丁琳琳对其行为不予追认，该代理行为对丁琳琳不产生效力。被上诉人明知丁辉没有代理权而与丁辉签订拆迁证转让协议，有重大过失，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案涉协议对丁琳琳不发生效力。4.一审法院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并未在审理期限届满之前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沈冉、朱健波辩称，1.案涉拆迁证买卖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法律并未禁止拆迁证买卖行为，双方在2010年9月15日签订的拆迁证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房屋的地点及价款等合同要素。2.丁琳琳对丁辉的代理行为系明知，且即便当时不知道，丁琳琳也在电话录音中明确予以追认。3.一审程序合法，一审中告知该案适用普通程序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亦告知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丁辉述称，被上诉人明知案涉被拆迁房屋不在丁辉名下且告知其事后要向丁琳琳确认，但被上诉人没有和丁琳琳进行确认。沈冉、朱健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其与丁辉于2010年9月1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转让协议》有效；2.判令丁琳琳继续履行转让协议之义务即协助其办理位于启东市车库之产权、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丁辉、丁琳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健波与沈冉系夫妻，丁辉与丁琳琳系父子。2005年4月19日，丁琳琳对位于启东市汇东村一组、建筑面积73.85平方米的房屋办理进行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丁琳琳。2010年9月7日，汇龙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搬迁人）、丁琳琳作为乙方（被拆除房屋所有权人）签订了房屋拆除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将其所有的建筑面积73.8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拆除。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启东市盛德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在甲方栏内签名、盖章，丁琳琳、丁辉在乙方栏内签名。同年9月14日，启东市土地储备中心作为甲方、丁琳琳作为乙方签订了启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房安置房选房、交款约定协议，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的房源位于汇东三期小区（暂定名），乙方选定13号楼401室。启东市土地储备中心在甲方栏内盖章、丁辉在乙方栏内签名“丁辉代”。次日，丁琳琳作为转让人（甲方）、其父丁辉作为法定代表人，沈冉作为受让人（乙方）、沈冉、朱健波作为法定代表人签订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1.甲方自愿将本人房屋拆迁未使用完的部分80.5平方有偿转让给乙方；2.甲方将其房屋拆迁证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一次性支付甲方转让人民币25万（大写贰拾伍万）；3.乙方使用甲方名下的拆迁证购买房屋，手续及购房全部资金和购房以后的其它费用由乙方办理和承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日后过户手续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所有费用均有乙方承担。协议订立后，乙方一次性付清转让款；4.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按本协议的条款履行，乙方应按照启东市居住房拆迁补偿安置的有关规定享有其拆迁补偿安置的优惠政策，并且乙方按其拆迁补偿的优惠政策购买的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5.甲方按本协议约定收到了乙方支付的转让费后，无论今后启东市的房地产市场的涨跌，甲、乙双方均不得违反本协议，如有任何一方违反者则以双方买卖价的双倍赔偿给另一方；6.乙方在办理购房，房产证及房产证过户等手续，甲方应提供相应的资料并协助办理，确保乙方及时过户、办证并到办证厅履行签字手续；7.本协议有效期为：自甲、乙双方签字生效日至乙方购房，房产证以及房产证过户等相关手续办理结束后；8.解决协议纠纷的方式：在执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移交法院诉讼；9.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生效；10.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转让人栏内丁辉签字“丁辉代”，受让人栏内朱健波签字。后沈冉、朱健波向丁辉支付25万元。2017年4月，案涉房屋经房价计算为392558.06元，其中有线电视、天然气、电子门、时分电表为4745元，物业维修基金为3506.25元。2017年4月7日，朱健波向启东市保障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汇款392558.06元。因丁琳琳表示不愿卖房，沈冉、朱健波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丁辉是否有权代理的问题。本案中，案涉被拆除房屋虽登记在丁琳琳个人名下，但实际系由丁琳琳与其父母共同出资所得。丁辉作为丁琳琳的父亲，在丁琳琳个人所有房屋被拆迁时与丁琳琳一起在与汇龙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房屋拆除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乙方即被拆除房屋所有权人栏内签名，在与启东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启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房安置房选房、交款约定协议即所谓的选房单时，又作为乙方即选房人丁琳琳方签名，故沈冉、朱健波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丁辉已取得处理丁琳琳被拆除房屋相关事宜的权利，包括房屋拆迁证的转让。且案涉被拆除房屋在2010年9月由丁辉、丁琳琳签订房屋拆除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且于当年被拆除，丁琳琳辩称在诉讼前才得知拆迁证被转让，七年中对自己的被拆除房屋及安置不闻不问，显不符常理，故对丁琳琳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拆迁证是否可以转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9月15日，朱健波与丁辉代丁琳琳签订的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有效。因拆迁证的表现形式为拆迁户定销房订房确认单，定销房订房确认单系拆迁户因其房屋被拆迁而享受的购买拆迁安置房的一种安置待遇，其权利指向的对象系拆迁安置房，其性质属于拆迁户的私权利，对于该权利的转让，法律没有明令禁止，丁琳琳将其转让给朱健波并从中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系对自身私权利之处分，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案涉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确定的协议价格及交易时的市场价格，丁琳琳有偿出让拆迁证，并无不妥。故一审法院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出发，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照协议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协议的义务。现沈冉、朱健波对案涉安置房启东市房屋、车库的房款已向启东市保障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交纳，丁琳琳应按约定及相关政策将该房屋登记至自己名下后再协助过户登记至沈冉、朱健波名下。双方在转让协议中约定“乙方使用甲方名下的拆迁证购买房屋，手续及购房全部资金和购房以后的其它费用由乙方办理和承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日后过户手续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所有费用均有乙方承担”，故相关税费等费用应由沈冉、朱健波承担。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在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中约定，“协议有效期为自甲、乙双方签字生效日至乙方购房，房产证以及房产证过户等相关手续办理结束后。”且沈冉、朱健波在2017年4月7日交纳房款后要求丁琳琳协助登记并办理过房手续时丁琳琳不愿意配合，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显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沈冉、朱健波与丁辉代丁琳琳于2010年9月1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有效；二、丁琳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办理启东市（含车库）的产权登记手续；三、丁琳琳在启东市产权登记其名下后十日内向沈冉、朱健波提供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所需资料，并协助沈冉、朱健波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以上二、三项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所产生的税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沈冉、朱健波承担。本案受理费5050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6820元（沈冉、朱健波已预交），由丁琳琳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丁辉代签《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案涉《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三、一审审判程序是否错误。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该条系关于无权代理中表见代理的规定，本案中，丁辉代丁琳琳签订《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构成表见代理，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沈冉、朱健波一审中提供的录音材料，其中部分内容为，“朱（朱健波）：你就是到底是卖的时候还没结婚，你卖的时候你也是晓得的是吗？丁（丁琳琳）：嗯。朱：大家都是成年人，当时卖的时候你晓得个？丁：嗯，对个。朱：当时都是老辈里关系，我们小辈之间没有说话的，当时买的时候没有做公证什么的，干爸说，这两个人怕什么，我在这怕什么，你（丁琳琳）当时还没结婚，都是干爸去办的。丁：对的。”对该录音证据，丁琳琳一审期间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该录音资料取得方式不合法，且声音嘈杂，无法听清，二审期间，其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丁辉二审期间质证认为，该录音听不清楚。虽然丁琳琳在二审中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不同意申请鉴定，且其一审期间认为该录音取得方式不合法，并未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尽管丁琳琳对该录音材料的取得方式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反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同时，该录音材料中，虽然声音并不清晰，但与书面整理的内容基本一致。根据录音资料，丁琳琳明知丁辉代其签订《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且未表示反对，该默示行为形成丁辉具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丁琳琳陈述其直至本案一审起诉时才知道拆迁证被转让一事，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丁辉在2010年收取朱健波25万元后一直未告知丁琳琳其代为出卖拆迁证一事，且丁琳琳在长达七年时间对被拆迁房屋的拆迁证和安置事宜不管不问，亦与常理相悖。其次，尽管案涉被拆迁房屋登记在丁琳琳名下，但实际上由丁琳琳和其父母共同出资购买，该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上有丁琳琳和丁辉的签字，而此后的选房、交款协议由丁辉代丁琳琳签字，无论从丁辉的客观行为还是丁辉与丁琳琳之间的关系分析，丁辉都具有代理丁琳琳出卖案涉拆迁证的权利表象。其三，丁琳琳明知丁辉代签拆迁证转让协议，未提出反对意见，由于案涉房屋拆迁事宜均由丁辉代丁琳琳处理，朱健波作为丁辉的干女儿，与丁辉、丁琳琳较为熟悉，其对丁辉有权代理丁琳琳签订案涉协议具有合理信赖，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综上，尽管丁辉与朱建波签订案涉协议时没有取得丁琳琳的明确授权，但丁辉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案涉《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直接约束被代理人丁琳琳。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同时，丁辉于2010年9月14日代丁琳琳签订《启东市承建中被拆迁户安置房选房、交款约定协议》，明确约定了待安置房屋的小区和房号，同年9月15日，丁辉代丁琳琳与朱健波签订案涉《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该拆迁证转让协议所涉房屋即《启东市承建中被拆迁户安置房选房、交款约定协议》中的待安置房屋，故丁琳琳主张本案协议内容约定不明确，并无依据。双方在签订《房屋拆迁证转让协议》时，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存在无效合同所涉情形。丁琳琳认为案涉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并在2017年11月15日第二次庭审时，再次明确告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及合议庭组成人员，丁琳琳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也没有申请回避，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丁琳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适用法律不当，但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丁琳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勇军审判员  刘彩霞审判员  谷昔伟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瞿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