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4民终5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银茂压缩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西路15号。
法定代表人：王方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沁子，江苏品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银茂电机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经济开发区宋庄路1号。
法定代表人：游少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峰，江苏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平，江苏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银茂压缩机有限公（以下简称南京银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银茂电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银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6）苏0481民初6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京银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程序错误，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2016年11月24日的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审法官要求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构成时，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自制的“常州银茂电机与南京银茂压缩机公司对账单”，被上诉人根据该清单当庭明确其诉请的应收货款为：“2013年度794090元、2014年度803590元、2015年度141590元，合计1739270元”。而在第三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又提交一份手写的清单，变更应收货款为：“2013年度893560元、2014年度803590元、2015年度125840元，合计1822990元”。被上诉人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三次的两次庭审中针对2013、2015年度应收货款这一事实的主张完全不同，属于对自认事实的推翻，但被上诉人未举出任何相应证据，而原审法院也未要求被上诉人对自认事实的推翻进一步补充证据，在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确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应收货款为“2013年度767170元，2014年度787840元，2015年度105785元”，并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确认2011年度应收货款519750元、2012年度应收货款465950元，据以作出裁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主要证据有明显伪造嫌疑，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于2011年5月1日第一次向被上诉人发出订单通知，被上诉人于2011年7月21日才恢复予以确认，则客观上被上诉人不可能在2011年5月份就开始向上诉人供货。发货单没有上诉人盖章确认，部分发货单上未写收货单位或错写称供货单位，发货人和收货人为同一人签字，在被上诉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2011年度的供货进行过任何对账或确认的情况下，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述证据有伪造的可能。2017年5月15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度发货单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包括纸张形成的的时间、笔迹形成的时间），原审法院在2017年6月14日对上诉人的司法鉴定申请进行听证，截至2017年12月4日上诉人收到本案判决书之日，原审法院始终未有书面或口头答复是否准许上诉人的司法鉴定申请。2011年度发货单的形成时间鉴定对本案上诉人应付货款数额具有重要关联，原审法院回避上诉人的申请迳行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事实认定，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不合法，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常州银茂公司表示认可一审的判决。
常州银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南京银茂公司立即支付货款735810元（并承担自2015年5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时止）。2、南京银茂公司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21日，俞同寿代表常州银茂公司全体股东与南京银茂公司签订了《关于组建常州银茂电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该合同除成立公司的股权比例等权利义务外，在第7条约定新公司成立后所生产的直流无刷电机（含有位置传感器和无位置传感器）直接供甲方，不得供给第三方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2011年4月21日双方按约成立登记注册了常州银茂公司。2011年6月南京银茂公司开始以传真或电话或直接开具采购订单形式通知常州银茂公司生产，采购单上注明单价：转子每只210元，定子每只230元。2011年7月开始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供货，一直到2012年12月30日前双方结清了所供产品的货款，只有唐志泉的保险等代付款未结。2013年1月份开始至2015年5月5日前双方对所供产品汇总并有南京银茂公司相关人员签名确认。双方在核对送货数量时，南京银茂公司直接在管易通内删除11笔，共计159只，价值36450元。南京银茂公司认为有质量问题，常州银茂公司不认可，常州银茂公司经办人在南京银茂公司打印的退货数量表上作了说明，实际上南京银茂公司也未将159只退给常州银茂公司。南京银茂公司方经办人刘成、蒋工分别于2015年5月5日、5月9日、5月11日提走定子100只，5月18日按南京银茂公司要求托运40台定子。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南京银茂公司应付款为1848370元，减已付1036000元，尚欠812370元。尽管双方系合作伙伴，但南京银茂公司长时间拖欠，造成常州银茂公司资金周转十分困难，更何况南京银茂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后突然中断合作协议的履行，而合作协议上明确约定常州银茂公司在合作期间不得向第三方供货。合作期间本身是南京银茂公司原因无力采购年产3万台，现鉴于南京银茂公司的违约行为，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沟通采取补救措施，南京银茂公司明确拒绝，还让常州银茂公司诉讼解决。为此，常州银茂公司保留向南京银茂公司追究违约金损失费等权利。故提起以上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3月21日，俞同寿与南京银茂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俞同寿、南京银茂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常州银茂电机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常州市溧阳市。注册资本金180万元，南京银茂公司出资现金100万元，占股40%，俞同寿出资现金80万元及技术，占股60%。合作经营期限为15年。公司董事会由三人组成，张美山为董事长，俞同寿为董事兼总经理，游少铮为董事。新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新公司成立后，其生产的直流无刷电机（含有位置传感器和无位传感器）直接供给南京银茂公司，不得供给第三方，南京银茂公司在同等质量、同等价格条件下，应优先使用新公司的产品，不得向第三方采购同类产品。同日，俞同寿与南京银茂公司还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常州银茂公司按合作协议运行，在当南京银茂公司发展到需要上市等其他发展需要，可将常州银茂公司变更为南京银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比例届时双方协商并签订协议。
常州银茂电机技术有限公司（即本案常州银茂公司）于2011年4月21日成立。
南京银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使用常州银茂公司的产品，南京银茂公司多次以采购订单等方式向常州银茂公司购货，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其中部分的采购订单为：（1）、南京银茂公司通知日期2011年5月1日，订单编号018，电机定子单价230元、数量444只（按序号01-07）；转子组装单价210元、数量391只（按序号08），总计金额184230元。注：本订单自贵司确认之日起执行。由双方公司加盖公司印章.确认时间2011年7月21日。（2）、采购日期2013年5月28日，订单编号0114，无霍尔定子，单价含税230元、数量200只；转子组装单价210元、数量500只，到货时间6月30日。（3）、采购日期2013年12月2日，订单编号0148，无霍尔定子，单价含税230元、数量30只，到货时间12月10日。（4）、采购日期2013年12月13日，订单编号0151，无霍尔定子，单价含税230元、数量165只；转子组装单价210元，数量135只，到货时间12月31日。（5）、采购日期2013年12月31日，订单编号0154，无霍尔定子，单价含税230元、数量10只，到货时间1月10日。（6）、采购日期2014年2月21日，订单编号008，品名无霍尔定子，单价含税230元、数量5只，到货时间一周。
常州银茂公司自2011年5月起至2015年5月期间一直向南京银茂公司供货，常州银茂公司完成了相关的订单产品交付。2015年4月27日始，因南京银茂公司公司负责人更换，常州银茂公司方在南京银茂公司公司将2013年、2014年、2015年的账全部核对，南京银茂公司公司工作人员黄金花、李琴、唐志泉参加。双方对账确认以下内容：1、2013年度（自2013年1月10日至2013年12月24日），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定子1514只，金额348220元；转子组装1995只，金额418950元（395640元+23310元），合计货款767170元。对帐单上由唐志泉、李琴签名。2、2014年度（自2014年1月8日至2014年12月11日），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定子1802只，转子组装1778只。对帐单上由唐志泉、仓库保管员黄金花签名，但没有载明价款。常州银茂公司以定子单价230元/只、转子组装单价210元/只计算，货款为787840元（414460元+373380元）。3、2015年1-4月，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定子105只，转子组装219只，常州银茂公司按定子230元/只、转子组装210元/只计算，货款为68985元（22995元+45990元）。对账单上由唐志泉、黄金花签名。常州银茂公司认为，双方2012年12月30日前的货款已经结清，南京银茂公司还欠2013年至2015年货款为812370元未付（后变更货款为735810元未付）。对此，南京银茂公司方不予认可，引起本案诉讼。
一审另查明，该院另案审理的常州银茂公司与南京银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2016）苏0481民初9011号民事判决书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7民终187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唐志泉、李琴、黄金花、罗彩红、毛光平、蒋浩祥等均为南京银茂公司工作人员。
一审庭审中，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其与常州银茂公司往来账目明细、南京银茂公司入库明细（2011年10月8日至同年12月26日）、南京银茂公司公司通过银行向常州银茂公司付款明细（2011年5月5日至2015年4月27日）各一份，以证明2011年度定子604个、单价230元/个，转子组装81个、单价210元/个，应付款155930元；2012年度定子1139个，转子组装789个，应付款429500元；2013年度定子1514个，转子组装1995个，应付款766810元；2014年度定子1802个，转子1778个，应付款787840元；2015年度定子105个，转子219个，应付款70140元，合计应付款2210630元，已付款1993030元，尚未支付203240元。对此，常州银茂公司质证意见，对明细表已付货款1993030元无异议。对明细表应付款2210630元不予认可，应当以常州银茂公司提交的2011年到2015年整个的送货单为准。对入库明细不予认可，因南京银茂公司未将常州银茂公司2011年5月至9月份的送货单及2015年5月的送货单等一并统计。
为此，常州银茂公司提供1、2011年度送货单34张（自2011年5月17日起至2011年12月9日），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定子1554个，单价230元/个，计货款357420元；转子773个，单价210元/个，计货款162330元，货款合计519750元，该送货单由南京银茂公司公司黄俊、李琴签名。2、2012年度送货单34张（自2012年1月5日至2012年12月15日），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定子1272个，单价230元/个，计货款292560元；转子802个，单价210元/个，计货款168420万元；返修改型转子71个，按70元/个，计4970元，货款合计465950元，该送货单由南京银茂公司公司黄俊、李琴签名。3、2013年度送货单48张（自2013年1月4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定子1559个，单价230元/个，计货款358570元；转子2107个，单价210元/个，计货款442470元，货款合计801040元，该送货单由南京银茂公司公司黄俊、李琴签名。4、2014年度送货单36张（自2014年3月19日起至2014年12月24日），常州银茂公司向南京银茂公司提供定子1802个，单价230元/个，计货款414460元；转子1778个，单价210元/个，计货款373380元，货款合计787840元，该送货单由南京银茂公司公司黄金花、毛光平、罗彩红、蒋浩祥签名。5、2015年度送货单11张（自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5月18日）货款合计113190元（其中2015年5月的货款为36800元）。该送货单由南京银茂公司公司罗彩红、蒋浩祥签名。据此，常州银茂公司认为其向南京银茂公司供货的总货款为2703520元，南京银茂公司已付货款1993030元，南京银茂公司尚欠常州银茂公司货款710490元。
南京银茂公司发表意见，一、常州银茂公司对自认的事实予以否认，但未举出相应证据，又不当变更诉讼请求，导致第三次庭审程序存在不当。在第一次庭审中，法庭要求常州银茂公司明确诉讼请求的构成时，常州银茂公司提供了一份自制的“常州银茂电机与南京银茂压缩机公司对账清单”，常州银茂公司根据该清单明确其诉请的货款为“2013年度794090元、2014年度803590元、2015年度合计104790元”。而在第三次庭审中，常州银茂公司将诉请变更为“2013年度893560元、2014年度803590元、2015年度125840元，欠付总货款”。因此，常州银茂公司在两次庭审中针对2013年度至2015年度欠付货款事实的主张完全不同，属于对自认事实的推翻,但未举出相应证据，而法院未要求常州银茂公司对自认事实的推翻进一步补充证据。且合议庭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指定原南京银茂公司举证期为“第三次庭审开始前三天”，即2017年5月12日。常州银茂公司超出举证期限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定，属于不当变更。综上，本案审理至今，常州银茂公司在诉请不明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请。二、常州银茂公司提交的2011年度送货单明显有伪造嫌疑，本案主要证据送货单证明力不足，不排除伪造的可能。南京银茂公司于2011年5月1日第一次向常州银茂公司发出订单通知，常州银茂公司于2011年7月21日才回复确认，则客观上常州银茂公司不可能在2011年5月份就开始向南京银茂公司供货，一部分发货单上也未写收货单位，在双方未对2011年度、2012年度的供货进行任何对账或确认的情况下，南京银茂公司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有伪造的可能。故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主要针对形成时间），应当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认。三、事实上南京银茂公司欠付常州银茂公司货款仅为203240元，且常州银茂公司尚欠南京银茂公司1573600元增值税发票未予开具。双方于2011年开始合作，从2011年到2015年这五个年度的合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期间。双方并未就整个合作期间的供货情况形成最终确认，即便依据常州银茂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的诉请构成，南京银茂公司仅应支付常州银茂公司货款203240元。但常州银茂公司在收取货款后，却未足额开具发票，该些开票成本应由常州银茂公司支付。
常州银茂公司发表意见，一、关于常州银茂公司、南京银茂公司之间货物的单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常州银茂公司共提供了两份加盖南京银茂公司公章的采购单及部分复印件采购单，且原件采购单南京银茂公司予以认可，上述采购单的价格都是一致且能互相印证。相反，南京银茂公司在整个庭审中未就单价进行任何举证。鉴此，我们认为，虽然常州银茂公司不能提供每一笔货物的采购单，但从第一次庭审中南京银茂公司甚至认为常州银茂公司为其下属的部门而非独立的个体这一表述可看出，双方间的关系特殊，再加上合同约定常州银茂公司只能向南京银茂公司供货而不允许向其他第三方供货的情况，双方间只有几份采购单是十分正常的。再基于常州银茂公司提供的采购单足以证明双方货物的单价就是常州银茂公司主张的单价。退一步，最起码是最大盖然性的可能，在南京银茂公司不能提出相反证据甚至无法提出其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法庭应当认可常州银茂公司的主张。二、关于送货单。1、在法院审理并已经判决的案件中，常州银茂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的部分签收人员的身份已经可以确认；2、在前面庭审中南京银茂公司在法庭上认可其在第三次庭审前确认其余部分人员的身份，如不能确认则法庭可以认定其为南京银茂公司的员工；3、就常州银茂公司提供的全部送货单看，结合前面的两点理由，同样可以说，常州银茂公司的证据虽然不为南京银茂公司所认可，但送货单系客观真实的。这一观点起码是一种最大盖然性的可能，更何况南京银茂公司否认送货单的理由均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观推测、臆断，甚至混淆视听，在南京银茂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南京银茂公司不能提供任何包括合同在内的书面文件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三、综上，常州银茂公司有送货单的货款应当是清晰明确的，再加上返修等款项，常州银茂公司主张的应付金额是客观且有法律依据的。而南京银茂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经三次庭审质证，已经非常明确，故常州银茂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的南京银茂公司尚欠815470元货款准确。常州银茂公司诉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庭支持常州银茂公司诉请。
原审法院认为，常州银茂公司提供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及对账单等材料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南京银茂公司提出双方系合作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南京银茂公司结欠款项的数额问题，常州银茂公司提供了3份对账单及163张送货单，均有南京银茂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南京银茂公司对签名提出异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未就该节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对南京银茂公司的该项主张，该院依法不予采信。依据双方的对账单，应当确定南京银茂公司应给付常州银茂公司2013年度货款767170元；2014年度货款787840元；2015年1月至4月货款68985元。同时依据双方的送货单，还应当确定南京银茂公司应给付常州银茂公司2011年度货款519750元；2012年度货款465950元；2015年5月的货款36800元。以上合计总货款为2646495元，扣除南京银茂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为1993030元，南京银茂公司实际尚欠常州银茂公司货款653465元。
关于常州银茂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根据南京银茂公司的欠款情况，该院根据常州银茂公司的主张，支持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故利息从常州银茂公司主张货款之日即起诉之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银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银茂公司支付货款653465元，并承担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货款65346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常州银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78元，诉讼保全费4520元，合计16398元，由常州银茂公司负担3280元，南京银茂公司负担13118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该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本案是否应当启动鉴定程序？
本院认为，常州银茂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南京银茂公司支付货款及相应的利息，南京银茂公司对货款的数额提出异议，此时法院应当审查常州银茂公司主张货款的依据是否充分，南京银茂公司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因双方系多年的合作关系，且双方交易并不规范，亦未进行对账结算。所以，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双方合作期间的所有送货单对欠款数额进行核对，并无不妥。在此过程中，常州银茂公司根据双方的对账情况，对欠款数额做出不同的陈述，仅能表明常州银茂公司在案涉交易中管理不规范，并不能因此否定原审法院查明的双方之间的交易情况。且从原审法院查明的双方交易情况来看，原审法院确认南京银茂公司结欠的货款数额为653465元，并未超出常州银茂公司主张的815470元。因此，原审判决并未超出常州银茂公司的诉讼请求，程序并不违法。南京银茂公司提出的该项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是否应当启动鉴定程序的问题。南京银茂公司怀疑常州银茂公司提供的2011年度的部分送货单系伪造，并以此为由申请对常州银茂公司提供的2011年度送货单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包括纸张形成的时间、笔迹形成的时间）。本院认为，首先，南京银茂公司主张2011年度的部分送货单系伪造，仅系其主观猜测，南京银茂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交其对上述送货单引起合理怀疑的基本证据材料；其次，鉴定系以审理案件需要为前提。唐志泉、李琴、黄金花、罗彩红、毛光平、蒋浩祥等人已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系南京银茂公司工作人员，南京银茂公司对上述人员代表其公司与常州银茂公司签署对账单或送货单的权限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无论上述送货单形成时间是否为2011年，均无法否定上述人员签字的效力，在南京银茂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常州银茂公司与上述送货单相关签字人员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常州银茂公司提供的上述人员签收的送货单认定本案欠款情况，并无不妥。因此，本案无需启动鉴定程序。综上所述，南京银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78元，由南京银茂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德升
审判员 张 梅
审判员 邹玉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