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民终45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住嵊州市剡湖街道剡城路3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8463637107。负责人：裘伟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陈钢，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斌，男，198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红，新昌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红斌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0624民初3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商业险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为逃避酒精检测，已被交警认定为逃逸，并因交通肇事罪判决承担刑事责任，应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也是保险条款明确的除外责任。2.一审的笔迹鉴定虽确定并非被上诉人本人签署，但庭审调查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购车时委托4S店办理保险并上牌，此为被上诉人认同的代办，其亦缴纳相应保险费，相当于保险人尽到了告知义务。3.一审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大部分非医保用药，说明保险条款有效，逃逸也是保险条款明确的责任免除事项，也应同样有效。刘红斌答辩称，笔迹鉴定已明确签名并非其本人签署，故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保险条款不生效，上诉人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刘红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369425.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5日，刘红斌驾驶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沿沃洲路由东向西行驶，14时21分许，途径大佛路与沃洲路路口，与沿大佛路由北向南行驶的蔡颖南驾驶的浙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蔡颖南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刘红斌找他人到现场顶替。该事故经新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之规定，刘红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蔡颖南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蔡颖南之伤经新昌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3天及门诊治疗。蔡颖南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鉴定，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八级伤残。2016年2月23日，经新昌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蔡颖南所受损伤构成重伤二级。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26日以刘红斌涉嫌交通肇事罪向该院提起公诉，该院作出（2016）浙0624刑初178号刑事判决，刘红斌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另查明，2016年8月22日，蔡颖南与刘红斌达成和解协议，载明：刘红斌同意赔偿蔡颖南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440000元，扣除已付70000元，尚欠370000元，其中250000元于协议达成之日一次性付清，余款120000元待刘红斌收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该次交通事故的理赔款之日一次性支付蔡颖南。蔡颖南于2017年1月3日诉至该院，要求刘红斌赔偿各项经济损失489425.4元，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先行向蔡颖南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经该院审理，作出（2017）浙0624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蔡颖南医疗费10000元、残疾赔偿金110000元，合计120000元，对商业险部分未作处理。判决生效后，被告保险公司已赔付蔡颖南120000元。还查明，2015年3月16日，原告刘红斌将其所有的涉案车辆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为2015年3月16日16时起至2016年3月16日16时止。经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第2页“特别约定”栏“投保人签章”处及落款“投保人签名/签章”处“刘红斌”签名字迹以及《机动车辆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2页落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盖章”处“刘红斌”签名字迹不是原告刘红斌所书写。现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支付保险赔偿金369425.4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两个，第一个为被告保险公司能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免除赔偿责任；第二个为若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不能免除赔偿责任，赔偿的数额问题。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原告刘红斌所有的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险等险种，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可认定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有效。被告保险公司主张认为被保险车辆驾驶员原告在事故发生后找他人顶替，存在故意的行为，属于逃逸，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拒绝赔偿。对此，该院认为，首先，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行为人违反该规定会受到行政、刑事处罚，但它不属于法定免责条款，行为人知悉禁止性规定内容，并不当然知悉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保险人仍需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并说明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的关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保险人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时的说明义务，但仍然规定了保险人需对该类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本案中，一方面，根据被告保险公司向该院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投保单、机动车辆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经司法鉴定，投保单和说明书上的“刘红斌”签字非原告本人所签。另一方面，纵观保险条款，在责任免除部分，均以极小字体进行印制，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作为免责事由，字体与其他非免责条款虽略有不同，但总体相差不大，而且存在大量与该免责条款类似字段的文段，故难以达到清晰明白，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另外，保险人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必须保证在订约之前或订约之时将免责条款以合理方式提示给投保人，以便投保人作出是否缔约的选择。原告在庭审中否认在订约时收到保险条款，被告保险公司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交付保险条款。综上，在被告保险公司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中之限制或者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合理方式提示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院认定，被告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被告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涉案交通事故系原告刘红斌驾驶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与蔡颖南驾驶的浙Ｄ×××××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引起，原告刘红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蔡颖南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根据原告刘红斌与蔡颖南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该院认定原告刘红斌承担70%赔偿责任，蔡颖南承担30%的责任为宜。关于医疗费问题，系蔡颖南因伤治疗的经过，根据医疗费发票以及用药清单，经审核其中609.5元伙食费因已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故应在医疗费中予以扣除。而2710.9元属于伤残鉴定费，原告未在本案中主张该项费用，故该院不予支持。因此该院认定医疗费金额为242523.81元，其中非医保用药为17133.97元。关于非医保用药问题，非医保用药为伤者治疗伤病所需，交强险是为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需要设立的强制保险，因此被告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中按比例承担非医保费用，超出交强险部分由原告与蔡颖南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关于误工费问题，因发生交通事故时蔡颖南已年满60周岁，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实际收入的减少，故对于误工费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护理费问题，标准参照2015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即141.7元/天，天数应按蔡颖南住院天数143天确定。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按蔡颖南住院天数143天确定。关于营养费、交通费问题，因原告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因原告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对蔡颖南精神上予以一定的慰藉，故该院对该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残疾赔偿金问题，因蔡颖南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其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综上，本案交通事故共造成蔡颖南如下经济损失：医药费242523.81元（其中非医保用药17133.97元）、护理费20263.10元（143天×141.70元/天）、残疾赔偿金144256.20元（11年×43714元/年×30%）、住院伙食补助费2860元（143天×20元/天），共计409903.11元。上述经济损失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包括非医保用药698.25元，剩余非医保用药16435.72元由原告按责任比例承担11505元。超出交强险部分273467.39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中按责任比例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91427.17元。鉴于被告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给受害人蔡颖南120000元以及原告已赔偿受害人蔡颖南320000元，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支付原告赔偿金191427.17元。至于原告已赔付给受害人蔡颖南超出本案受偿部分，系其自愿作出的意思表示，该院不予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支付原告刘红斌保险赔偿金191427.17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刘红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41元，减半收取计3420.5元，鉴定费7200元，诉讼费合计10620.5元，由原告刘红斌负担1648元（已交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负担8972.5元（其中1772.5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该院交纳，72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刘红斌支付）。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经司法鉴定，已明确保险公司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第2页“特别约定”栏“投保人签章”处及落款“投保人签名/签章”处“刘红斌”签名字迹以及《机动车辆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2页落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盖章”处“刘红斌”签名字迹不是被上诉人刘红斌所书写。因本案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对肇事逃逸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对被上诉人产生效力，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8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靓审 判 员  夏 鸿审 判 员  李丹丹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百元书 记 员  叶 婷?*MERGEFORMAT?10??*MERGEFORMA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