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再16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冯海英，女，1972年1月9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迅，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曲婷，女，汉族，1984年10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栋1单元13B。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慧芬，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曾华，男，汉族，1973年8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房秀红，女，汉族，1970年12月3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再审申请人冯海英因与被申请人曲婷、原审被告曾华、房秀红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粤03民申272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冯海英及委托代理人李迅、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邓慧芬、张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冯海英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23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再审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再审被申请人承担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费。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二审判决在关于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证据明显不足。1、判决书14页本院认为“冯海英虽然主张与曾华、房秀红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双方并无款项交付凭证”，这一认定脱离了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再审申请人与曾华之间只是泛泛之交，如果不是通过他们共同信任的中间人黄某，双方是不可能发生如此巨额的借贷关系。所以，再审申请人先转账给中间人黄某，再由黄某转账给原审被告曾华，这样的流程更符合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再审被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曾华之间的借款关系一样，且再审被申请人是通过四个不同的中间人向原审被告曾华转账）。2、判决书14页本院认为“冯海英主张是通过黄某……，同一天形成的借据、收条，却记载不同金额，难以理解”。这部分表述是主观推理和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支持。2014年2月11日，再审申请人先转账500万元给中间人黄某，黄某帮忙联系到原审被告曾华。2014年2月13日，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曾华在实际转账前约定的借款金额是500万元人民币，故原审被告曾华先向再审申请人出据了500万元的《借据》。但在实际转账时，由于中间人黄某扣除了388000元的利息及手续费，故原审被告曾华按照实际的收款数额4612000元出具了《收条》，这样交易合情合理。3、判决书14页本院认为“证人黄某是冯海英借款的承办人和事情经过的见证人，……证人黄某的证言，实难采信”。这样以证人证言的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否定银行转账凭证的直接和原始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予纠正。借款行为发生于2014年2月13日，一审证人出庭作证已是一年半以后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当事人对于当时的借款情况记忆遗漏、表述不准亦在情理之中。而且，这种有中间人介入的特殊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人转款给中间人的数额，与中间人转款给实际用款人的数额存在差异是正常情况。至于差额是利息或是手续费用，不影响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曾华借贷关系的成立。二、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曾华之间不仅存在4612000元人民币的借贷关系，且再审申请人为了房产过户减少损失，替原审被告曾华支付了170万元的按揭赎楼款，无论从以房抵债的角度，还是善意取得角度来讲，再审被申请人的撤销权都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通过“有偿取得”原审被告曾华的财产。曾华确认对再审申请人的4612000元债务以资抵债的前提下进行的，该170万系再审申请人替原审被告曾华另行支付的按揭赎楼款。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曾华不存在恶意串通的特殊身份关系和感情基础，及不具备恶意串通的经济往来基础。再审申请人不可能“明知”自己受让原审被告曾华房产的行为损害了再审被申请人的债权。关于“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一点，再审被申请人主观存在明显过错，再审被申请人在得到原审被告曾华《承诺》后，未立即办理赎楼过户手续。由于再审被申请人怠于行使这一权利，使得原审被告曾华承诺的用于抵债的东方尊峪房产被其他债权人查封，进而造成了再审被申请人的债权受到损害。再审被申请人对于自己债权受到损害的事实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申请人曲婷答辩称，不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请求驳回再审诉讼请求，维持原生效判决。原审被告曾华、房秀红未出庭应诉，未作答辩。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该院做出的（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178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曲婷与曾华存在借款关系，曲婷通过本人和他人账号分别向曾华指定的收款人账号转款，总计金额为996.5万元。2014年10月21日，曾华向曲婷出具确认函，确认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并约定借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2015年1月16日，曾华和房秀红向曲婷出具承诺，表示同意将万科东方尊峪花园1栋1单元8D房产过户给曲婷或曲婷指定人名下。曾华和房秀红原系夫妻关系，于2015年1月30日离婚。该判决书并判决如下：曾华、房秀红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曲婷借款人民币996.5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4年10月21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上述判决书正在执行程序中。上述案件曲婷起诉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2015年1月14日曾华、房秀红作为卖方与冯海英作为买方签订了《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将卖方名下福田区农园路香榭里紫园A-701卖给曾华，合同约定的转让价为218.8286万元，双方自行协商付款方式，卖方收到全部房款三日内交付房屋，双方应在签订合同30日内，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上述合同并于当日办理了公证。2015年1月16日上述房产转移登记至曾华名下。被告主张合同约定转让价低于市场价是为了减少纳税额。涉案房产办理转移登记后，现仍由曾华在使用。冯海英、曾华和房秀红主张上述房产转让基于以房抵债，用于清偿曾华欠曾华的借款。为证明其主张，三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一、2014年2月13日曾华出具的借据，内容如下：曾华向冯海英借款500万元，利息为月息2.5%,借款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用本人及配偶房秀红联名物业（香榭里花园紫园A座701，面积89.98平米）作担保；二、2014年2月13日曾华出具的收条，内容如下：本人曾华于2014年2月13日收到冯海英出借人民币461.2万元，已扣除该笔借款前三个月的利息（款项由黄某名下账户转出）；三、2015年1月7日由曾华和冯海英签订的《还款协议》，内容如下：曾华逾期未能向冯海英归还借款，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计至协议签订之日，曾华仍拖欠冯海英借款461.2万元及利息87.5万元；2、曾华自愿以其与配偶共有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香榭里花园紫园A座701房产作价人民币470万元用于偿还欠款；3、该房产已抵押给银行且尚欠贷款170万元，冯海英同意承担向银行偿还贷款170万元以赎楼；4、房产办理变更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冯海英负担；5、该房产产权过户变更至冯海英名下，冯海英承诺曾华前期拖欠及剩余借款本息日后不予追究，剩余本金161.2万元待曾华日后慢慢归还。2014年2月11日冯海英向黄某账户转账500万元，同年2月13日黄某向曾华账户转账461.2万元。2015年1月9日冯海英向房秀红账户转账170万元，备注为还房贷。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冯海英与证人黄某对相同问题的回答有如下矛盾之处：1、冯海英称2007年与曾华相识，当时曾华帮其解决资金问题，双方有资金往来；证人黄某称冯海英与曾华于两三年前经其介绍认识，通过其账户帮助冯海英转账给曾华的461.2万元款项是冯海英与曾华的第一次借贷关系。2、冯海英称2014年2月12日与曾华商谈借款事宜时，黄某来过，但喝了一下茶就走了，具体借款事宜由冯海英和曾华谈；证人黄某称商谈借款事宜时具体谈话过程其没有参与，但整个过程都在场。3、冯海英称其与曾华的涉案借款关系涉及三份法律文件，即借据、收条、还款协议；证人黄某称双方有签借款协议，该协议现在冯海英处，当曲婷方要求冯海英提交借款协议时，证人黄某称在曾华以房抵债后，应该将借款协议还给了曾华。证人黄某称与曾华有多次借贷关系，其与冯海英也有互相的借贷关系。冯海英也称与曾华有一次以上的借款关系。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撤销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受让人知道该情形。曾华、房秀红和冯海英之间自称有借贷关系，冯海英将款项461.2万元出借给曾华，并出具了收据、借条、还款协议。经法庭调查，曾华与其申请的证人黄某在关于借款关系的陈述中有多处矛盾之处，且曾华、曾华及证人黄某互相多次发生借贷关系，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三被告出具的借据、收条、还款协议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互相矛盾，对三被告主张的曾华与冯海英之间的借贷关系，存有疑点可信度不高，无法认定。曾华仅向房秀红转账170万元用于赎楼，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价格为218.8286万元，双方还款协议约定交易价格为470万元，曾华实际支付价款170万元，明显低于双方约定的470万元和市场价格。曲婷与曾华存在借贷关系，曾华、房秀红在尚未偿还曲婷借款的情形下转让涉案房产，积极实施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客观上减少了曲婷的责任财产，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曾华转让房产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曲婷的合法权益。即使曾华与冯海英存在借贷关系，其单独将房子抵债给冯海英的行为也损害了包括曲婷在内的其他债权人的权益。该房产过户后，现仍由曾华居住使用，双方的房产交易行为不符合一般的市场交易常态，也不符合双方买卖合同中关于房产交付的约定。加之曾华、曾华、证人黄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冯海英的陈述与黄某的陈述多处矛盾。另从时间节点上分析，曾华在2015年2月16日向曲婷做出承诺表示同意将万科东方尊峪花园1栋1单元8D房产过户给曲婷或曲婷指定人名下的同一天，过户转让涉案房产。故曾华与冯海英在涉案的房产交易过程中存在主观恶意。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曾华、房秀红与冯海英之间签订的转让福田区农园路香榭里紫园A-701房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二、曾华、房秀红、冯海英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福田区农园路香榭里紫园A-701房回转登记至曾华、房秀红名下各50%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曾华、房秀红负担。冯海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曲婷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曲婷承担一审和二审案件诉讼费。本院二审查明认定，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调查中，房秀红陈述“事实上是在2015年1月16日曾华和房秀红以及上诉人冯海英共同到房产中心部门去办理涉案房产的登记过户时，被曲婷以及带的几个人当场堵住并且带走，被迫签订了以房抵债协议后又向曲婷签订了承诺书，不是一审判决所称的巧合”。冯海英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曲婷否认胁迫曾华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证人（黄某）：我于2014年2月13日把冯海英的钱从我账上转给了曾华4612000元，扣掉了利息转给曾华的。”“原代：你有无见过借款协议？证人（黄某）：见过。原代：借款协议现在何处？证人应该在冯海英处。原代：请求冯海英提交借款协议。证人：在曾华抵偿房产后，应该将借款协议还给曾华了。”“被三（冯海英）：……我2014年2月12日左右与曾华在新宝成酒家见面，是黄某帮我约好的，让我和曾华谈，当时黄某来过，但是黄某喝了一下茶就走了，是我与曾华谈的。审：你们谈好以后，有无签订借款协议？被三：有。审：借款协议现在何处？被三：可能名称上说的不一样，是写的一个借据给我，后期有一个补充还款协议和收条，一共是三份。审：当天签订的借据？被三：对，还有一个收条。”二审调查笔录记载：“证人（黄某）：上诉人冯海英手上有500万元，其问我方需不需要用钱，冯海英称先把钱放到我处然后就把钱打给我方的，后来上诉人曾华找我借钱，之后我就跟冯海英讲曾华需要借钱，冯海英称同意借钱，然后我就约在了我办公室楼下（宝安广场22楼）的酒楼约双方会面，后来双方就签订了借款协议，双方谈完之后冯海英就先走了，之后我把款项打给上诉人曾华，打款之前我要求曾华留下三个月的利息38.8万元，曾华也表示同意。实际上我汇给曾华（500-38.8万元=461.2万元），曾华收到钱给我方写了一收据，收据上面写收到461.2万元。我收到收据之后把扣除曾华利息的事情与冯海英讲了，当时我与冯海英讲剩下的款项我先用冯海英同意，过了一段时间冯海英称其缺钱我又还给了冯海英5万元。”“审：证人黄某，冯海英和曾华谈借款的时候你方是否在场？证人：我带双方会面的时间在场，但具体谈的时候和签协议的时候我也没有在场。审：证人黄某，签完协议之后上诉人冯海英就走了？证人：当时冯海英称款项可以打给其就回去了。审：证人黄某，你方凭什么要扣利息？证人：因为当时我招商缺钱想扣一点钱先周转一下。审：证人黄某，你方是否知道双方之间的利息是多少？证人：我与冯海英说要扣曾华3个月利息，冯海英算完以后是37.5万元，曾华也知情。审：证人黄某，上诉人曾华收到款项的收据是当天开具的？证人：是的。”“审：证人黄某，你方刚才称双方签借款协议时你方不在场？证人：我方不清楚。审：证人黄某，461万元款项是什么时候转的？证人：我方记不清了。审：证人黄某，双方谈协议是在什么时间？证人：12日在我办公室楼下的酒楼里双方谈的协议，13日我转的款。审：证人黄某，双方签协议时你方到底在不在场？证人：我没有看见双方签协议。审：证人黄某双方签协议的内容你方是如何知晓的？证人：双方签订完协议之后曾华和冯海英把协议的内容告诉了我方，冯海英称可以把款打给曾华。审：证人黄某，说好可以打款的时间具体是当天的哪个时间段?证人：双方在中午谈借款事宜，双方谈到下午之后冯海英称我方可以打款给曾华其就走了。审：证人黄黄某为什么你与曾华没有一起去打款？证人：因为款在我方的账户上，当时没有约定打完款就一定要开收条，之后曾华有事就先走了。审：证人黄黄某双方在2月12日谈的借款事宜，你方给冯海英打款是在2月13日？证人：不是，我是在12日联系的双方，双方谈借款事宜是在13日。”还查明，冯海英在答辩状中称：答辩人（冯海英）通过黄黄某先扣取前三个月利息及向曾华收取了部分手续费，最终将人民币4612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给曾华。曾华收到借款后即向答辩人出具《借据》、《收条》。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争议的焦点即曲婷主张的债权人撤销权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对于曲婷主张的撤销权是否成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曲婷的债权是否合法。曲婷对债务人，在本案中也就是对曾华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是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条件。（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178号民事判决认定，2014年10月21日前，曲婷与曾华即存在借贷关系，借款总额为996.5万元。该判决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其次，冯海英与曾华、房秀红之间是否存在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冯海英与曾华、房秀红2015年1月14日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将曾华、房秀红名下福田区农园路香榭里紫园A-701转让给冯海英，合同约定的转让价为218.8286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冯海英与曾华、房秀红约定的房产转让价格不及当时市场价格的一半，且冯海英仅支付价款170万元，应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第三、冯海英主张其与曾华、房秀红之间存在500万元的借款关系，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是为了避税而约定的价格，实际转让价款为470万元。对此认为，（一）冯海英虽然主张与曾华、房秀红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双方并无款项交付凭证。（二）冯海英主张是通过黄黄某账给曾华的借款，但冯海英转账给黄黄某款项为500万元，而黄黄某账给曾华的款项为461.2万元。冯海英与曾华的借据中约定借款金额为500万元，且也向黄黄某款了500万元，但在收据中却又记载收款额为461.2万元，同一天形成的借据、收条，却记载不同金额，难以理解。（三）证人黄黄某冯海英借款的承办人和事情经过的见证人，但其对于借据、收条的形成过程陈述不仅有矛盾之处，且与曾华的陈述也不尽一致。如对于借据、收条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时间说法不一。对于黄黄某除的38.8万元，黄黄某释说是三个月的利息，冯海英则称是三个月利息和手续费。曾华、黄黄某从未就手续费如何计算作出解释。证人黄黄某证言，实难采信。（四）涉案房产转让后，曾华的父母始终在涉案房产内居住，该情形也与常理不符。通过上述分析，本院对冯海英主张与曾华、房秀红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难以采信。对于冯海英主张的以房抵债行为，亦不认同。第四、曾华、房秀红转让涉案房产行为导致其自己无能力全额偿还曲婷的借款本息，给曲婷的合法债权造成了损害。综上，曲婷主张的撤销权，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具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冯海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冯海英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在于冯海英和曾华主张的双方之间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冯海英主张其于2014年2月13日向曾华转款并形成案涉500万元的借款法律关系，对此提供了冯海英转账给黄黄某黄黄某转账给曾华的银行记录、曾华出具的《借据》和《收据》，以及后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还款协议》、《二手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证据，上述证据内容相互印证且符合民间借贷行为逻辑关系形成完整证据链。虽然曲婷表示不予认可，但曲婷并非上述借款关系的参与人，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否认上述证据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之规定，本院再审认定，冯海英和曾华之间的债权债务真实有效，其合法权益依法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二在于冯海英与曾华、房秀红之间有无以不合理低价转让房产而损害合法债权人利益之行为。本案中，在冯海英和曾华之间形成500万元（名义并预扣利息）借款法律关系之后，双方当事人为了履行还款义务，通过签订还款协议方式约定以房抵债的还款方式。依据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情况和协议约定，冯海英取得本案诉争房产而支付费用包含：1、借款500万元，扣除收回38.8万元，实付461.2元；2、以房抵债赎押款170万元，上述合计631.2万；其中，案涉房产抵款的成交价格为470万（631.2万－还款协议约定尚欠债权161.2万）。根据上述核算，综合本案交易当时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等相关因素，并考虑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房产的估值亦在400万－500万左右，本院再审认定，曾华、房秀红向冯海英转让房产以抵偿债务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之情形。综上，被申请人曲婷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上述债务清偿的案涉房产转让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综上，冯海英的再审请求，理由成立，本院再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231号和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48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曲婷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用100元、保全费用5000元和二审案件诉讼费用100元，由被申请人曲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连塘审判员  张辉辉审判员  刘自正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本书记员  王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