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台商终字第10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神燕。
委托代理人：项子昇，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夏方。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秀方。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超，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叶高誉。
委托代理人：项子昇，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神燕为与被上诉人莫夏方、莫秀方、原审被告叶高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4）台温商初字第2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神燕及其委托代理人项子昇、被上诉人莫夏方、莫秀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超、原审被告叶高誉及其委托代理人项子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被告系亲戚关系，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两被告也系夫妻关系。2009年11月30日，被告沈神燕（乙方）与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明权所）（甲方）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协议如下：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万寿路大宇商厦十六楼房屋系明权所所有，房屋合同建筑面积487.35平方米，房产登记建筑面积427.37平方米，产权证温房权证太平镇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温国用（99）字第G6676号。本协议资产转让包括该房地产及附属的固定设施、固定装修和办公设备等。该资产协议转让价格为318万。本协议签订时乙方支付资产转让定金3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办理产权分割过户手续时，乙方支付资产转让款230万元，余款58万元在房屋交付时一次付清。甲方承诺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房屋分割成四套商品住宅的房屋登记变更手续，有关土地证的分割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予以协助。本协议与日后甲方与乙方签订或甲方与乙方指定的分户买受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2009年12月25日，原、被告公证办理委托手续，由两原告委托被告沈神燕办理购买坐落于温岭市太平街道大宇商厦1602、1604的房屋的一切手续。2009年12月31日，原告与明权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明权所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太平街道万寿路大宇商厦16层1602室、1604室的房屋出让给两原告，登记建筑面积分别为118.58平方米及92.63平方米，房屋转让价508000元及498000元。期间被告沈神燕向原告提供的对账明细一张，罗列购买明权所的大宇商厦十六楼四套房屋的价款及房地产过户的税金、规费等共计花费5039526.9元，其中购房款按468万元计，两原告购买其中的1602、1604号房屋计240平方，每平方按10348.72元计为2483692.8元，要求原告支付2483692.8元。原告分别于2009年12月25日、2010年1月4日、2010年2月5日汇款120万元、50万元、77万元共计247万元给被告沈神燕。2014年9月，原告发现购买上述1602、1604房屋支付的价款与被告支付给明权所的价款差额巨大，向原告提出异议，被告沈神燕另向原告出具一张对账明细，证明被告在买卖原告的两套房屋中赚取的差价款为739960元。
原告莫夏方、莫秀方于2014年10月27日，以两被告恶意侵占原告财产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沈神燕、叶高誉共同返还原告人民币1156771.91元以及从2010年2月5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被告沈神燕、叶高誉在原审中答辩称：根据起诉状陈述，原告认为本案纠纷系不当得利，实际上，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或者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这两种关系均不涉及不当得利之诉，故原告起诉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法院审理的情况没有一定的联系，原告基于不当得利起诉从法院审理程序来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关于本案的事实，在2009年12月31日，原告所谓的明权所出让1602、1604房屋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被告沈神燕买受了整个楼层，不存在商品房的房号，而是被告沈神燕买受房屋后再出让给本案原告，才出现这两个房号。从房屋出让合同可以反映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出让房屋时唯一受让人是被告沈神燕。从被告沈神燕与原告莫夏方通话记录的音频资料看，能够反映沈神燕、莫夏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价格是按照1万多每平方米转让的。本案之所以表面上存在委托关系，是被告为了替原告规避相关税收，是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与明权所签订转让合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另外原告认为权利被侵犯，至今已4年，已超诉讼时效，综上，恳求法庭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两原告与被告沈神燕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是否应返还多收款项。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有2009年11月30日被告沈神燕与明权所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以及2009年12月31日原告通过公证后委托被告沈神燕与明权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从2009年11月30日的资产转让协议，结合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向明权所购买房屋。但，2009年12月31日的公证委托合同，被告沈神燕代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为办理过户手续等一系列事实却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从原、被告一致确认的购房结算清单，即被告沈神燕于2009年购买涉案房屋时，出具给原告的结算清单表明，原、被告对四套房屋的价款、税金、规费和其他费用，全部按面积均等分摊。若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关系，被告无需精心计算价格，也无需虚构买入四套房屋的价款，直接参照市场行情收取价款即可，被告行为不符常理。据此，从证据优势而言，可以证实，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并共同购买明权所的整层房屋，按面积分割计算价款，原、被告之间争执的民事法律关系，应该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多收的房款，应当按照原告提供的被告于2014年出具的结算清单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因在起诉前转卖本案争议的房屋时，发现当时购入价过高，认为被侵犯权利而起诉，虽然距房屋买卖超过二年，但时效从其知道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开始计算。故该院认为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被告沈神燕接受原告委托，无偿代为购买房屋并办理过户手续。在履行委托事项中，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两被告虚构购买房屋的价款，其虚高的购房价款应当返还，并应赔偿自多收购房价款之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应当支持。至于被告叶高誉在委托合同中既未接受委托，也未参与具体的委托事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叶高誉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判决：一、被告沈神燕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返回原告莫夏方、莫秀方739960元，并支付自2010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莫夏方、莫秀方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211元，由原告莫夏方、莫秀方负担4011元，由被告沈神燕负担11200元。
上诉人沈神燕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审判决未予合理审查。上诉人认为，审查本案的诉讼时效有无超过，应以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算，从本案的下列时间点可以清楚的看出，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已经明显超出了诉讼时效：1、依照2009年12月25日被上诉人在温岭市公证处的谈话笔录，该笔录系用于委托卖房时两被上诉人所录制，委托事宜为办理购买房屋的一切手续（含办理过户和缴纳契税等）。2、本案涉诉房屋印契时间为2010年1月20日，该印契时间和印契行为系基于被上诉人的委托而产生，应视为被上诉人明知或应当知道。3、形成于2010年2月并交付给被上诉人的结算清单及房屋三证，在该结算清单上对房屋交易的具体分项作了明确的记载。原审判决认定该结算清单为2014年出具，系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属于错误认定。4、上诉人调取的2011年5月9日被上诉人将涉诉房屋析产给两个女儿，同时向温岭市公证处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证的复印件。由此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已收取上诉人交付的房产证、土地证、契证。若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从以上任何一个时间点均可判断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从本案的实体证据分析，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照出卖人明权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上诉人与明权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又基于房款的交付履行情况，可以证实：1、明权律师事务所出卖房屋的受让人为上诉人，明权所从无与被上诉人洽谈过买卖合同事宜，也无接收过被上诉人交付的房款。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不及上诉人与明权所的买卖合同关系。3、出现两份买卖合同是为了被上诉人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及合理规避不必要的税负。4、被上诉人始终未向房屋出卖人交付任何的付款。5、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关于房款的结算均依照结算清单的记载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进行，与房屋出卖人明权所之间不存在任何牵连。录音资料被上诉人对买入的房价每平方米1万多元是认可的，上诉人给的价格也是1万多元，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关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形成的委托关系，其目的是为被上诉人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双方之间实为买卖合同关系。三、原审法院判非所请，存在严重程序问题。被上诉人系以不当得利起诉，法院应针对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作出裁判。在原审法院未予释明的前提下，原审法院不得自行变更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因此，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莫夏方、莫秀方答辩称：上诉人提交材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上诉理由明显逻辑混乱。二审新证据在《证据规则》第41-44条规定的十分清晰，上诉人沈神燕也知晓诉讼规则。被上诉人立案时便已提交向法院申请调取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售房真实价格和税费单据原始单据而未得到准许，这组财务单据才是本案查明事实的新证据。上诉人方逻辑混乱，要么上诉人先承认欺诈的事实，从而时效抗辩；要么以存在买卖关系进行抗辩，无关时效。二者必须选其一。只有基于同一法律事实的大提前下，才能讲清楚事实到底是什么。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正确，但遗漏叶高誉亦是被委托人的法律关系，是明显错误的。
原审被告叶高誉陈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主张。
二审中，上诉人沈神燕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购得的房屋析产给女儿之后，被上诉人的女儿再将房屋出卖给杨启敏，证明1602室的房屋单价为11958元，房屋析产协议书、公证书具有真实性；证据二、房屋析产协议书、公证书、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将讼争房屋于2011年5月9日析产给两女儿时已知房屋计税金额和房屋单价。证据三、契证复印件1页，拟证明记载有房屋的计税金额。被上诉人莫夏方、莫秀方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审被告叶高誉质证认为：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莫夏方、莫秀方、原审被告叶高誉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对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以上证据已超过原审举证期限，并无新的理由。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房屋析产给女儿的当下就已得知房屋单价，但其提交的证据二中并无体现房屋价格，故证据二的证明效力无法认定。对证据一，该房屋买卖合同系被上诉人女儿于2014年7月出售房屋所签订，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三，房屋计税金额与被上诉人实际购得房屋所支付的金额明显不等。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对此，上诉人沈神燕主张其向明权所购买房屋以后出卖其中两套给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主张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其签署委托手续委托沈神燕购买房屋并办理过户相应手续。若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则应对基本的合同内容如房屋标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均予以明确，但本案显然各方当事人对价格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双方当事人仅签署了委托手续，而没有签订相应的买卖合同。虽然房屋原所有人明权所仅认可与沈神燕之间发生买卖关系，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沈神燕与被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因明权所在与沈神燕签署资产转让合同之时即约定无条件协助办理房屋分割成四套商品住宅的房屋登记变更手续，并事实上与被上诉人另行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虽然被上诉人未与明权所洽谈房屋出卖事宜并直接向明权所交付房屋款项，但被上诉人早已与上诉人沈神燕签署委托手续，委托沈神燕代为办理购房相关事宜。故此一情形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沈神燕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另外，如果双方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沈神燕亦没有必要罗列清单，按购房面积均等分摊详细的购置成本。故此，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早已知晓房屋价格，却怠于起诉，故诉讼时效早已超过，对此，本院认为，虽被上诉人于2011年将房屋析产给女儿，但并无涉及价格，而直至2014年被上诉人转卖诉争房产并由上诉人罗列清单，被上诉人才知自己权利被侵犯，故此，被上诉人起诉尚在诉讼时效内。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由上诉人沈神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杰
审 判 员 梅矫健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