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210号
原告田志民。
委托代理人马建刚，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甘文，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生物电子标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渊。
委托代理人严义明，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司马炜娜，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联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渊。
委托代理人严义明，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司马炜娜，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志民诉被告上海生物电子标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司）、第三人上海联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丰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马建刚、甘文，被告生物公司及第三人联丰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严义明、司马炜娜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需要，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马建刚、甘文，被告生物公司及第三人联丰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司马炜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11月，第三人联丰公司作为被告生物公司的大股东，以书面协议的形式将其持有的被告生物公司3%的股份转移给原告，基于该协议原告取得了被告生物公司的相应股权。但被告生物公司及第三人联丰公司至今未向原告履行相应的股权转让义务，亦未协助原告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第三人联丰公司所持被告生物公司股份中的3%归原告所有；2、被告生物公司及第三人联丰公司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被告生物公司辩称，其从未授与原告任何股权，故原告从不享有被告3%股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联丰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是其从未与原告签署过授予生物公司3%股份的协议，因此原告不享有生物公司相应比例的股权，第三人也没有义务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经审理查明，2001年9月，上海堡丽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堡丽洋公司）成立，其股东为自然人丁某某和第三人联丰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0%和80%。2006年2月，堡丽洋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生物电子标识有限公司，并新增股东上海华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6月，公司名称又变更为上海生物电子标识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
2005年11月1日，第三人联丰公司与原告签署了《聘用合同》，约定：第三人联丰公司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甲方聘请乙方到甲方下属的设备研发公司（暂用名，以下简称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的技术开发和设备生产；乙方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公司的经营方向研制和生产相关的设备，完成公司总经理交办的各项工作和任务；甲方对乙方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并提供相应的薪酬和福利待遇：1、支付乙方年薪10万元（税前），包括有基薪，考核奖，保密费，福利费以及附加的保险费等。其中每月支付6，500元（税前），其余部分甲方根据对乙方年度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结果，核定发放数量；2、甲方给予乙方公司3%的期股，在三年之内，乙方所持期股参与公司红利分配；3、乙方持有的公司股权，在乙方离开公司时，公司用原价收回；4、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的“四金”等按甲方的基薪、考核奖、保密费、福利费共计5，000元，依照国家规定扣缴。各种节假日按国家规定执行，其它各种福利待遇按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办理……等等。
2014年10月24日，原告委托其律师向第三人联丰公司发出《律师函》，主张基于2005年的《聘用合同》，原告已取得了第三人联丰公司所持有被告生物公司相应的股权比例，并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同年10月29日，第三人联丰公司回函称，联丰公司从不知晓股权转让一事，也未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任何人实施所谓的期股政策，原告不是联丰公司员工，也没有办理认购手续及支付对价，不同意原告主张。遂引发本案诉讼。
审理中，被告提供了一份原告与堡丽洋公司（即被告生物公司）于2005年11月1日签署的《聘用合同》，该合同除“甲方”为“堡丽洋公司”外，其余内容均与上述《聘用合同》完全一致。对此份合同的真实性，原告不持异议，但对签订合同的原因，原、被告说法不一。原告称，其被派到联丰公司下属公司工作后，为解决用工手续以及缴纳社保金、公积金，双方才补签了第二份《聘用合同》；两份合同中“甲方下属公司”就是指被告生物公司，因签约时公司有意更改名称，故用了“暂用名”。而被告生物公司称，由于第一份《聘用合同》中使用的“甲方下属的设备研发公司”容易被误解为“堡丽洋公司”，为避免产生歧义，故由堡丽洋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第二份《聘用合同》，因此合同中“甲方下属的设备研发公司”是指堡丽洋公司拟设立的新公司，并非堡丽洋公司，不是被告生物公司，且签约时堡丽洋公司已成立，合同中无需使用“暂用名”，原告更不可能知晓将来公司名称会更名。
另查明，2006年6月前，原告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由堡丽洋公司缴纳，2006年7月起，改由被告生物公司缴纳；2005年11月起，原告的社保金由被告生物公司缴纳。2008年11月1日，被告生物公司与原告签署了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主要约定：劳动期限自2008年11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工作内容为研发部，月工资为6，500元等。2012年3月30日，被告生物公司又与原告签署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一份，劳动期限自2012年3月30日起。
再查明，第三人联丰公司成立于1992年8月，其股东为薛培明、薛渊。
以上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聘用合同》、《劳动合同书》、《律师函》、职工住房公积金查询表、《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档案机读材料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第一，无论是第三人联丰公司作为甲方的《聘用合同》，还是被告生物公司的前身堡丽洋公司作为甲方的《聘用合同》，均无明确所涉的设备研发公司是指堡丽洋公司，即被告生物公司；第二，合同约定“甲方给予乙方公司3%的期股”。而期股是指企业出资者同经营者协商确定股票价格，在任期内由经营者以各种方式获取适当比例的本企业股份，其实行的前提条件是经营者必须购买本企业的相应股份，但本案中，原告并非堡丽洋公司经营者，其也未举证已支付对价购买了相应股份；第三，第三人联丰公司作为甲方的《聘用合同》签订在先，对该份合同条款中的甲方下属公司原告已理解为堡丽洋公司，那么在之后签订的以堡丽洋公司作为甲方的《聘用合同》时，合同条款中又出现甲方下属公司，显然该表述与原告的理解产生偏差，但原告并没有向堡丽洋公司或第三人联丰公司提出任何异议；第四，两份诉争《聘用合同》签订的时间均为2005年11月1日，而当时堡丽洋公司早已设立，与诉争条款中所称的设备研发公司（暂用名）的说法不符。最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即便第三人联丰公司将其持有的被告生物公司股份中3%的股权转让给原告，也须经法定转让程序。另外，自2005年11月签署《聘用合同》之日起至2014年10月原告发出《律师函》，原告从未向生物公司或联丰公司主张过相应权利，或享受过任何股东收益。综上，原告仅依据2005年11月1日《聘用合同》主张其已取得被告生物公司3%股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志民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484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霞
人民陪审员 黄红梅
人民陪审员 张翠红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万冯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