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06民初4670号
原告：代某，女，汉族，1963年11月26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告：刘某1，男，汉族，1956年5月17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告：刘某2，女，汉族，1987年1月18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幸鑫，四川信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代某1，男，汉族，1958年4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骥，四川星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历，四川星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代某2，男，汉族，1961年2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秉晖，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代某、刘某1、刘某2与被告代某1、代某2继承纠纷一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某、刘某1、刘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幸鑫，被告代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骥，被告代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秉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代某、刘某1、刘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因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拆迁所获得的拆迁款1420576元归代某、刘某1、刘某2所有。事实及理由：原告代某与被告代某1、代某2系三兄妹，母亲兰素群（于1983年1月23日逝世），父亲代志辉（在兰素群去世后一直未再婚，于2013年1月4日去世）。1986年因国家农转非政策，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时，父亲代志辉享有170平方米的房屋，拆迁后代某1户口分开后分到51平方米房屋，代某2户口分得51平方米房屋。因代某的户口与代志辉在一起，共分的69平方米房屋（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1987年7月22日代某、刘某1（二者系夫妻关系）与代志辉向当时的建设单位中医附属医院交清《农房拆迁找补清单》所列的相关费用后一直共同生活。从1987年至2013年1月4日代志辉一直由代某和刘某1共同照顾和赡养，期间代某1、代某2各自生活，未尽任何赡养责任。2013年，代志辉在写给金牛区民政局等单位的《申诉书》中写下遗嘱，其死后房子全部归女儿代某所有。2014年6月8日，因百寿路棚户区自主改造项目，三原告共同居住的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被拆迁，进而能够获赔1420576元的拆迁款，该笔款项现存放于拆迁办。2014年7月，代某1、代某2见有利可图，要求分割上述拆迁款，各方多次协商不能达成一致。两被告前往百寿路14、16号自治改造委员会主张上述拆迁款属于他们，以致原告一直无法取得房屋拆迁的赔偿款。现三原告无房屋居住，原告代某、刘某1既无工作又无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代某1辩称，原告所述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归其所有不是事实，要求确认拆迁款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系答辩人与原告父亲代志辉的老房屋拆迁而来，在拆迁时是按照旧房的面积拆迁赔偿的。原告刘某1在房屋拆迁时，并未与代某结婚，也没有生育原告刘某2，在1985年开始拆迁时，户口也已经冻结，故原告刘某1、刘某2不是权利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父亲代志辉并未立下遗嘱，原告提交的遗嘱证明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答辩人尽到了赡养义务，而原告代某与父亲居住在一起实际获得了很多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代某2辩称，1、中医附院等拆迁位于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的老房子，分户安置了代志辉和代某1两户，其中代志辉一家所安置的人员是代志辉、代某2、周光华和代某四人；2、答辩人照顾和赡养了父亲代志辉，应当依法继承遗产，分得相应份额；3、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的拆迁款，答辩人应当分得920190.2元，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一）当事人关系及户籍情况：
被继承人代志辉，男，汉族，1927年2月28日出生，于2013年1月4日去世，原户籍所在地为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代志辉生前育有代某1、代某2、代某三个子女。
代某与刘某1于1986年7月17日登记结婚，于1987年1月18日生育一女即刘某2。2011年4月19日双方登记离婚，后于2013年8月23日复婚。
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白果林派出所于1998年12月9日签发的《常住人口成员卡》载明，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幢×号的原户籍人员有代志辉、代某、刘某2，户主为代志辉，刘某1后添加入户。
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西安路派出所于2013年8月23日签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户籍人员有代某、刘某1、刘某2三人，代某为户主，其中代某、刘某2《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均载明为“1990年10月5日成都市金牛区青羊4组无原因”，刘某1“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载明为“2002年9月17日成都市锦江区黄伞巷85号搬迁”。
代某2与案外人周光华于1983年2月26日登记结婚，1985年7月1日生育一子代瑞。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白果林派出所于2002年12月10日签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附1号户籍人员有代某2、周光华、代瑞三人，代某2为户主，三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均载明为“1990年9月10日由成都市金牛区青羊×组×号移入”。
代某1与案外人詹元清于1981年11月16日登记结婚，1982年1月5日生育一子代兵。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白果林派出所于2005年12月27日签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户籍人员有代某1、詹元清、代兵三人，代某1为户主，其中代某1、詹元清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均载明为“1990年10月5日成都市金牛区青羊4组无原因”，代兵“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载明为“2005年12月27日甘肃兰州市武警兰州市支队退伍转业”。
（二）房屋拆迁安置情况：
1987年7月22日，代志辉在《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上签名。该清单载明，“户主姓名”为代志辉，“户型”为4人户，“建设单位”为中医附属医院；“人员结构”中“农”为4人，其余“外地工干”、“工干”均未填写人数；“区、乡、村组核实原面积（正屋）”为59.09平方米；“专业户用房、偏房（偏房）”为9.44平方米；“区、乡、村组核实应建面积”为66平方米；“按设计图（实建）”面积为69.22平方米；另清单上“备注”载明，“区、乡、村组级按区府（85）25号文核定面积，建设单位无权改动”。
上述找补清单载明的金牛府发（1985）25号文件，系由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于1985年3月30日制发的《金牛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和征地拆迁的有关规定》。文件载明，……根据成府发（84）87号文件的精神，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现对土地管理等问题作如下规定：……三、单位改建农房的拆迁安置：……拆迁安置按下列方法办理：1、在征用范围内涉及的房屋，应参照村民原有的房屋产权证面积（偏房不计算在内）进行安置；2、村民人多旧房面积少的，可采取由建设单位按新建住房补助出售的办法，村民必须在设计前写出申请，并按规定先支付新建房屋造价的三分之一给建设单位，其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补贴，产权归村民；村民购置补贴住房的面积，蔬菜组（包括半菜半粮组）建二楼一底的平均每人建筑面积为十七平方米以内；三楼一底的平均每人建筑面积为二十平方米以内；……凡户口在本市东、西城区、金牛区，并长期在家居住的直系亲属（子女、爱人、父母）的职工、干部均享受的建筑面积不超过十五平方米，村民配偶的户口不在本市（东、西城区、金牛区）的职工、干部享有的建筑面积不超过7.5平方米；独生子女只享受一份的待遇……。
上述文件中提及的成府发（84）87号文件，系成都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5月10日制发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成都市基本建设拆迁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该《成都市基本建设拆迁安置管理办法》“第四章农村社员的拆迁安置”第二十三条规定，社员因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的，以及租用社员房屋城镇居民的拆迁安置，按照本办法第二章规定办理；“第二章居民的拆迁安置”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经批准使用土地后，应到房地产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凭拆迁决定书会同当地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房管所对被迁居民进行登记；同时，公安派出所应停止户口的迁入和分户；等等。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被拆迁的农房系平层房屋，被拆迁后所安置的房屋即为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在被拆迁前，代志辉等人均系蔬菜组农村户籍；代某、刘某1、刘某2主张上述《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中“4人户”、“66平方米”为代志辉、代某、刘某1、刘某2四人，除刘某1为按15平方米计算外，其余三人均为按17平方米计算；代某2陈述“4人户”为代志辉、代某2、案外人周光华、代某四人，每人均按17平方米计算；代某1认为农房拆迁系按原农房面积进行安置，与户籍人口无关。
2014年8月18日，代某与成都市鑫金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甲方，项目业主）签订《百寿路14、16、20号棚户区附条件协议搬迁改造项目补偿安置合同》，该合同“被搬迁人，乙方”载明为“代志辉（故）、代某”，被搬迁房屋位于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建筑面积69.22平方米，实测面积78.5平方米，该房屋现由乙方使用，乙方产权所用的被搬迁房屋附有自建房屋为砖混71.4平方米；乙方自愿放弃被搬迁房屋产权和房屋安置，实行货币补偿，由甲方付给乙方住宅终结价款608167元（69.22平方米×8786元/平方米），另甲方还需向乙方支付政策性补偿费用2318元（电话移机费58元、有线电视迁装费340元、宽带迁装费320元、一户一表迁装费1200元、空调移机费400元）、一次性临时安置补助费9137元（69.22平方米×22元/平方米·月×6月）、搬家补助费1200元、购房补贴182450元（69.22平方米×8786元/平方米×30%）、物管费补贴9720元（90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60月）、提前搬迁面积奖34610元（69.22平方米×500元/平方米）、腾退奖2万元、装修补偿费67455元[（实测清单面积78.5平方米＋自建面积71.4平方米）×450元/平方米）]、实测超面积（实测原农房拆迁找补清单面积/实测建筑面积－证载产权面积：78.5平方米－69.22平方米＝9.28平方米）补偿111859元、自建房补偿313660元，甲方向乙方支付总价款为1420576元，付款期限为合同生效并经审核备案且被搬迁房屋移交后30日内；等等。同日，代某作为“被搬迁人”的《附条件协议搬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结算单》载明，“被搬迁房屋地址”为百寿路×号×栋×号，建筑面积69.22平方米，实测面积78.5平方米，总合计领款为1420576元。代某在合同“被搬迁人”处签字。
2015年1月15日，代某2向成都市鑫金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提交了《关于百寿路×号×栋×号房屋拆迁异议书》载明，1986年12月31日农转非，按当时具体情况以原住户代志辉、代某2、周光华、代某，四人合户安置……撤（拆）迁办具体办理执行人员应该知晓国家有关财产法律方面保护正当合法户口的法律法规，撤销错误签订的合同，与每一位当时户主共同面对，达成户主共同意见一致，才能予以办理正确的撤（拆）迁合同。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被拆迁的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为三层楼。
另查明，1987年7月10日《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载明，“户主姓名”为代某1，“户型”为3人户，“建设单位”为中医附属医院；“人员结构”中“农”为3人，其余“外地工干”、“工干”均未填写人数；“区、乡、村组核实原面积（正屋）”为51平方米；“专业户用房、偏房（偏房）”未填写面积；“区、乡、村组核实应建面积”为51平方米；“按设计图（实建）”面积为53.7平方米；另清单上“备注”载明，“区、乡、村组级按区府（85）25号文核定面积，建设单位无权改动”。
2014年8月17日，代某1作为“被搬迁人”的《附条件协议搬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结算单》载明，“被搬迁房屋地址”为百寿路×号×栋×号，建筑面积53.7平方米，实测面积65.93平方米，安置房地址为×号楼×楼×号，户型为C1-1，建筑面积93.04平方米，总合计领款712781元。
1992年11月20日，代某2与成都市干道指挥部签订《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约定，成都市干道指挥拆除代某2位于青羊村四组私产自住房屋，建筑面积65平方米，成都市干道指挥以白果林小区×幢×单元×号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65平方米，与其进行产权交换。
2006年4月，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白果林派出所出具《地址证明》载明，代某2现住址为文华路×号×栋×单元×号，变更前地址为白果林小区×栋×单元×号。
2006年5月17日，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将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文华路×号×栋×单元×号住宅房屋（建筑面积71.23平方米）登记为代某2所有（权03××××76）。
1993年12月23日，代某2与成都市干道指挥部签订《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约定，成都市干道指挥拆除代某2位于青羊村四组私产自住房屋，建筑面积62.12平方米，成都市干道指挥以抚琴二区×幢×单元×号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65.2平方米，与其进行产权交换。
庭审中，三原告主张代志辉向前留有遗嘱将其所有的房屋份额留给代某，且代某尽了全部赡养义务，而代某1、代某2未尽赡养义务等，并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申诉二事》载明，因被二小子吉刚打骂，叫我去死，他为了啥呢？想要我一份房平方，把他妈别死，……我女儿至她娘死后，一直供我洗衣送医……房子早已决定是代某的并供养于老。该证据无签名、落款时间。2、《申诉三事》载明，为表示初言，不伤害儿女起见，尚请民政、老协及居委会首长详查正式（证实）我家十人口居室、三份房屋的再一落实政策，同时要求政法机关查实落户为幸。落款为“申请人代志辉、代某”，并注明“白果林百寿路南六居七栋十二号”。
诉讼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前往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成都广播电视大学、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白果林派出所、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西安路派出所等单位调查了解相关案件事实，但除上述证据外，并未调取到其他证据材料。
以上事实有常住户口信息、结婚证、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金牛府发（1985）25号文件、成府发（84）87号文件、附条件协议搬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结算单、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地址证明、房屋信息摘要、申诉二事、申诉三事，以及庭审记录等证据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三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因争议房屋拆迁所获的拆迁款归三原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庭审查明事实，代志辉等四人依据1987年7月22日《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拆迁安置于争议房屋中，在拆迁争议房屋时含对自建房屋拆迁的份额。三原告主张的拆迁款系基于拆迁争议房屋所产生，故三原告应就享有争议房屋（含自建房屋）所有权举出相应证据。
首先，刘某1主张自己系找补清单中载明的“4人户”中之一，故该房屋中四分之一份额系其所有。本院认为，《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上载明“人员结构”中“农”为四人，“外地工干”、“工干”均未填写人数，故该四人均为农村户籍，而刘某1并非农村户籍人口，且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属于四人中的一员，故对刘某1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其次，代某、刘某2主张自己也系找补清单中载明的“4人户”中之一，但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上述主张，故不予采纳。
第三，代某、刘某1、刘某2主张争议房屋自建部分系由三人建造、所有，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该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在代志辉死亡时争议房屋尚未拆迁，故代志辉死亡时所遗留财产应为依据《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安置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的四分之一财产份额。三原告主张《申诉二事》、《申诉三事》系代志辉所留遗嘱，将争议房屋份额遗留给代某。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未载明形成时间，也无代志辉本人签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的规定，不具有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不予认定。故代某主张其享有代志辉所遗留的争议房屋份额的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的规定，代志辉上述遗产由代某1、代某2、代某各继承三分之一。因该房屋现已被拆除，对诉争房屋进行实物继承分割已无可能，同时本案各方当事人对诉争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存在不同的主张，由于拆迁安置法律问题与本案处理的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对诉争房屋拆迁安置问题不宜处理，而确认各方当事人对诉争房屋享有的权益比例是最现实的处理方法，各方当事人可根据各自对诉争房屋享有的权益向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
关于找补清单上载明的“4人户”除代志辉外其余三人应系何人的问题，在各方当事人举证均无法充分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已穷尽了所有的调查手段，因时代久远，相关调查对象（单位）在接受调查、问题的单位均不能提供案涉房屋的相关资料。各方当事人均可待发现新证据后另行处理，或由各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代志辉依据《营门口乡青羊村四组农房拆迁找补清单》安置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百寿路×号×栋×号房屋的四分之一财产份额，由代某1、代某2、代某各继承三分之一；
二、驳回代某、刘某1、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85元，由代某1、代某2、代某各负担5861.67元（代某1、代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凌燕
人民陪审员 曹 威
人民陪审员 刘齐忠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