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鄂秭归行初字第00017号
原告崔凤昌，男，1948年9月13日出生，住湖北省秭归县。
被告秭归县郭家坝镇人民政府，地址秭归县郭家坝镇楚都路11号。组织机构代码：01113694-X。
法定代表人谭子平，系秭归县郭家坝镇人民政府镇长。
委托代理人郭柱，男，1963年10月26日出生，秭归县郭家坝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韩军，秭归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崔凤昌诉被告秭归县郭家坝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救助审核职责一案，于2015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凤昌，被告秭归县郭家坝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郭柱、韩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凤昌诉称，原告有家庭人口二人即原告与其妻杜开年，承包责任田0.82亩，责任田由其女崔琼耕种，崔琼每年给付赡养费1200元，原告与杜开年均有农保，每人每月55元，移民后扶每人每月50元，总计原告家庭全年收入为3720元。原告夫妻均丧失劳动能力，且长期患病，女儿崔琼没有完全赡养能力，造成原告家庭生活困难并非原告及赡养人的过错，而是被告行政侵权及违约造成的，因而被告有义务采取补救措施，解决原告家庭的生活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确认原告家庭为农村特困户，诉讼中变更为：1、判令被告履行为原告家庭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理、审核、上报三项职责；2、由被告自2015年7月1日起给予原告家庭每人每年3200元的救助。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有对社会救助进行受理、调查、审核的职责；
2、《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复印件的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证明原告之妻杜开年属于计划生育手术引发的并发症，原告夫妻属于独生子女夫妇，应给予养老保障；
3、《秭归县农村低保“按标施保”工作实施方案》复印件一份，证明秭归县农村低保保障线标准为年人均收入2580元，原告家庭属于保障对象；
4、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秭归县支公司《移民养老年金保险宣传提纲》复印件一份，《桐树湾移民后靠农业安置实施方案》复印件一份，秭政办发（2000）76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三峡库区养老保险安置移民安置费标准的通知》复印件一份，秭政发（2010）44号《秭归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三峡工程库区县内搬迁安置移民资金结算工作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构成了行政违约，造成了原告的生活困难；
5、原告崔凤昌在秭归县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TCD报告单、彩超检查报告单复印件各一份，残疾人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崔凤昌丧失劳动能力；
6、原告之妻杜开年的计划生育卡片、结扎证明卡、秭归县并发症患者证明卡、秭归县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优抚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杜开年因计划生育手术造成了并发症，生活困难；
7、《关于请求低保救助的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过低保救助申请；
8、证人周立兵出具的《关于请求变更入户调查收入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原告之女崔琼、婿袁本应出具的《声明》原件一份，证明崔琼对原告崔凤昌0.82亩承包责任田的柑桔年收入7000元提出了异议，村民委员会没有更正；
9、原告夫妻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的家庭成员及原告有资格代表其妻杜开年主张权利；农机事故责任认定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继承赡养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家庭收入的相关情况。
被告秭归县郭家坝镇人民政府辩称，一、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理、审核、上报是建立在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的书面申请。二、原告诉请由被告自2015年7月1日起给予原告家庭每人每年3200元的救助，根据秭政办发（2015）18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社会救助对象保障标准和开展农村低保“按标施保”工作通知》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每人每年3200元的标准是农村五保户分散供养的标准，原告夫妻有一女崔琼，不符合农村五保户条件。三、原告诉称被告行政违约与事实不符。原告系三峡库区移民对象，在桐树湾村移民进行生产安置过程中，自愿选择了社会福利安置，放弃了后靠农业生产安置中调整生产资料的机会，其后向中国人寿秭归分公司投了保，基于这一事实，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农村社会福利安置合同书》，并按约定向原告拨付了6000元的生产安置费，由原告进行养老保险安置，实行安置销号，就该事项原告多次找县、镇有关单位解决，2013年7月8日原告向秭归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同年11月16日秭归县人民政府作出秭复决字（2013）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原告的申请，此事项已通过行政复议解决，被告承诺向原告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费的事实不存在。四、原告不符合农村低保的条件。根据秭政办发（2015）18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社会救助对象保障标准和开展农村低保“按标施保”工作通知》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为每人每年2580元，原告自己申报其家庭年收入为9520元，人均收入4760元，明显高于2015年农村居民生活保障线2580元的标准，被取消了原告农村低保户的资格。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复印件一份，证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确认特困对象，不是乡级人民政府审批确认特困对象，乡级政府只有权进行初审、上报；
2、秭政办发（2015）18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社会救助对象保障标准和开展农村低保“按标施保”工作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为每人每年2580元，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年3200元；
3、秭民通（2015）8号《秭归县农村低保“按标施保”工作实施方案》复印件一份，证明秭归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为每人每年2580元，农村低保申报、初审、审批、颁证程序规定，同时规定了十种情形之一的家庭不准纳入农村低保，原告家庭符合第九种不准纳入农村低保的情形；
4、秭民通（2015）9号《秭归县农村困难家庭收入评估办法（试行）》复印件一份，证明秭归县农村困难家庭评估依据和方法，规定了法定的赡养人应支付被赡养人的赡养费标准为每人每年不得低于800元；
5、《秭归县农村低保家庭情况入户调查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崔凤昌家庭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6、桐树湾村《低保家庭综合查询》一份，证明崔凤昌夫妻在2015年7月1日之前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7、秭归县人民政府秭复决字（2015）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承诺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费事实不存在。
经审理查明，原告夫妻自2007年7月至2015年6月30日一直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即每人每月85元。2015年，秭政办发（2015）18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社会救助对象保障标准和开展农村低保“按标施保”工作通知》规定“农村低保‘按标施保’是对现有农村低保对象和新申请农村低保待遇家庭的收入进行重新核定，按标施保，确保低保对象家庭能维持和满足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基本生活费用。”在重新核定农村低保时，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通过调查发现原告家庭收入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自2015年7月1日起取消了原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庭审中原告诉称，2015年5月12日向被告提交了要求办理农村低保的申请，被告没有履行法定职责，遂于2015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时，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请求本院判令被告履行原告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理、审核、上报三项行政职责，给予原告家庭每人每年3200元的救助。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群众评议、信息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由此可见，行政救助是应申请的行政行为。本案被告应履行的行政职责必须建立在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后，不是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的法定职责。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关于请求低保救助的申请书》的证据，被告提出没有收到原告的该份申请。经查，该申请只有申请人原告夫妻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没有被告注明的收到日期，原告陈述该申请向被告的工作人员提交过，但仅有本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且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用于证明已向被告提出最低生活保障行政救助的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崔凤昌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军
人民陪审员 龚 伟
人民陪审员 孙烈雄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邓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