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6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国平，男。
委托代理人：吴玲，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庚，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向登军，男。
委托代理人：袁朝晖，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国平因与上诉人向登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余国平因本案于2012年12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向登军立即支付借款人民币700000元整。2、向登军支付利息人民币322000元（从2011年2月1日暂计至2013年1月1日止，按双方约定的每月2分计算，实际应付利息计算至其实际支付日止）。3、向登军承担原审全部诉讼费、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诉讼财产担保费200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证人余某某陈述，2010年中秋节左右，余某某和桂蔡权与向登军合作投资建筑工程承包。向登军私下和余国平达成新的协议，出让股权给余国平，后来桂蔡权要求签订协议，约定出资总额是2500000元，其中余某某出资600000元，桂蔡权出资600000元，余国平出资800000元，共计200万元，向登军出资500000元，占40%，余某某和桂蔡权占17.5%，向登军的姨夫占5%，余国平占20%。2011年3月，向登军要求余国平、余某某和桂蔡权三人退股，经过多番协商后，三人同意退股，2011年6月，四人在南城完美酒店达成协议，由向登军退回三人本金，利润是每人700000元，本金很快就退回，约定利润在2011年中秋、2012年春节、清明、端午分期付完。
2011年1月1日，向登军、余国平、余某某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所盖的公章是广东兆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金立手机生产基地项目经营部，承包建筑工程项目，约定向登军出资500000元，占40%权益；余某某出资600000元，占17.5%权益；桂蔡权出资600000元，占17.5%权益；余国平出资800000元，占20%权益；徐某某占5%权益；又约定余国平、余某某、桂蔡权负责向外筹集资金，按每月二分支付利息。
2011年1月1日，金立手机生产基地项目经营部出具收据，称收到余国平300000元，余国平称该笔款项已在2010年10月12日转账支付给向登军；2011年1月1日，金立手机生产基地项目经营部出具收据，称收到余国平400000元，余国平称该笔款项在2010年10月20日转帐支付300000元，还有100000元是在2010年10月28日现金支付，是当时余国平和王宏去一个朋友家借到后给向登军的；向登军确认，余国平所付的300000元和400000元，是转账收取。
2010年10月15日，余国平转账给向登军的200000元，余国平主张该笔款项的用途是借款，支付给向登军的钱中800000元是投资款，其余都是借款。向登军主张余国平支付的款项是投资款。
2010年11月13日，余国平转账给向登军28000元，向登军主张是投资款，以上共计是928000元。
余国平又提交向登军本人签的欠条，证明本金800000元和分红700000元，共计1500000元，余国平确认已收到向登军支付的1500000元，但可以证明向登军没有退还余国平的借款700000元。
余国平主张利息是以100000元计，每月2000元，向登军认为利率不高。
余国平认为，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余国平已经提供了向登军签名确认的收据两张，证明向登军已经确认收到了用于借款的人民币合计700000元。至于向登军在法庭上一再申明本案属于合伙纠纷，在庭审中，余国平也出具了欠条一份，表明余国平、向登军双方确实有过合伙，余国平除了借款700000元给向登军外，还向向登军投资800000元合伙，但是该合伙关系在2011年6月已经终止，8月2日向登军出具欠条一份给余国平，承诺退还余国平投资款800000元以及分利700000元，双方合伙关系至此终止。余国平主张的上述两点事实除了有余国平的两份书证欠条及收据为证外，余国平亦提供了证人余某某以及在法庭等候的王宏作证。无论是言辞证据还是证人证言，都充分显示向登军总计收到余国平各项款项合计1500000元，且向登军和余国平及证人余某某等的合作关系已经终止，但向登军尚未退回余国平借款人民币700000元。向登军认为，本案的案由属于民间借贷，但根据庭审调查，余国平的陈述偏离了诉讼请求，并且对于汇款的时间构成均有相互矛盾的陈述，特别是余国平当庭提交的欠条，向登军认为该证据超过诉讼请求，且没有原件，同时余国平又不能举证所谓的800000元投资款的事实，而向登军主张本案的700000元属于合伙投资款是有向登军举证的合伙协议书及余国平提交的收据相互印证，因此余国平将投资款以借款的方式向法院起诉，与事实不符。关于本案的证人证言，法庭并未出示，向登军同意按审判程序处理。关于余国平、向登军及其他合伙人之间的合作关系问题，应另案处理，因为余国平对其主张的1500000元有矛盾陈述，如果本案按合伙纠纷处理，则余国平的借贷纠纷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余国平提交的收据、银行转账记录、查询结果、欠条，向登军提交的合作协议书、工程施工责任承包书、施工合同、款项存根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向登军、余国平、余某某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余国平、余某某、桂蔡权负责向外筹集资金，按每月二分支付利息，又结合证人余某某的陈述，可以印证向登军存在向余国平借款的行为，向登军与余国平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查证2010年11月13日之前，余国平转账给向登军的总金额是共计是928000元。余国平主张支付向登军的总金额是1500000元，余国平举证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2011年1月1日转化投资款800000元，其中700000元，向登军在当天已分别出具二张收据，向登军确认，余国平所付的300000元和400000元，是转账收取，对于差额100000元如何兑付，不是本案查究的范围。为此，认定向登军收取的928000元转账款中的700000元是投资款，余额228000元，向登军未能举证证明不是借款，属于举证不足，余国平主张是借款，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向登军应予归还。余国平主张利息以100000元计，每月2000元，即每月2%，向登军认为利率不高，本院予以支持。余国平诉请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余国平没有申请诉讼保全。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一、向登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余国平归还借款人民币228000元及利息（每月利率2%，其中本金200000元自2010年10月15日起计算利息，本金28000元自2010年11月13日起计算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驳回余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4223元，由向登军承担3180元，余国平承担11043元。
余国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余国平转给向登军的总金额为1500000元，而不是原审认定的928000元。上述1500000元中，有928000元是通过转帐方式支付给向登军的，其余562000元是通过现金及支票的方式，证人王宏、余某某可以证实。（二）原审判决认定向登军出具的二张收据是对余国平投资款的确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收据实际上是向登军收到余国平700000元借款的借款收据。根据《合作协议书》，余国平的出资是800000元，如果余国平要求向登军出具收据的话，收据上的金额应该为800000元而非700000元。两张收据的“缴付”一栏明确写着“公司借款”，而原审中，向登军都强调余国平主张的700000元是投资款而非借款，可见其目的是想以投资款来逃避偿还的义务。向登军向余国平出具的欠条明确显示其向余国平投资款本金是800000元而非700000元，如果余国平的投资款是700000元，何来欠本金800000元？（三）本案的事实是向登军以广东兆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厂房的工程建设。余某某、桂蔡权参与该出资合作。向登军私下让余国平也出资参与。余国平从2010年10月12日至12月31日先后给向登军筹款1500000元，其中2010年10月12日、10月20日、10月25日、11月3日、11月13日分别向向登军的帐户转入了928000元，10月28日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00元，11月以现金及支票方式支付172000元，12月31日通过余某某支付300000元。后在桂蔡权要求下，四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各方的筹款作为出资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向登军出资500000元，占40%收益；余国平出资800000元，占20%收益，这就是本案中余国平投资800000元的由来。合作协议书约定如果工程建设资金不足，由余国平、余某某、桂蔡权负责筹集，向登军协助。筹集到的款项，由项目部按每月2分计算利息。因此，签订合作协议书后，余国平支付给向登军的1500000元中，800000元作为投资款投资到工程建设中，700000元作为借款借给了项目部，实际上是借给了向登军。向登军也以“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金立手机生产基地项目经营部”的名义出具了借款收据。后因各种原因，向登军要求余国平和余某某、桂蔡权退出，经协商后由向登军退还三人本金，并支付利润每人700000元。为此，向登军于2011年8月2日向余国平出具内容为“今欠到余国平现金人民币本金捌拾万元整，分利柒拾万元整”的欠条。向登军现已向余国平退还本金并支付分利。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余国平的出资仅为800000元，则余国平支付给向登军的1500000元中剩余的700000元，应是余国平借给名为项目部实为向登军的借款，向登军理应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按月息2分还本付息。余国平据此请求本院：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向登军返还借款人民币472000元，并按月息2分支付相应的利息到实际清偿之日止。
针对余国平的上诉，向登军答辩称：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所涉金额与合作协议书有密切联系，本案应该中止审理或者驳回余国平一方的上诉请求。700000元的两张收据是向登军出具给余国平的多张收据中的两张，是2011年1月1日补签的。余国平已收取向登军合计1500000元的款项，双方债权债务已作了结。
向登军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对事实查而不清，对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余某某的证言没有严格执行证据规则，不应予以采信；而且将合伙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两个法律关系相互混淆，导致判决错误。（一）余某某是余国平的侄儿，其没有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其证言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不得以余某某的陈述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原审法院将合伙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混合审理，超出余国平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将合伙纠纷的事实作为民间借贷的事实予以采信，这是错误判决的前提。1、合作协议书约定余国平、余某某、桂蔡权向外筹集资金是有前提的，该前提是“遇到工程建设所需资金尚且不足、不够正常运转满足生产资金开支时”，但该前提在本案中没有成就。据余国平的起诉状，所谓的借款发生于2010年10月12日、10月20日、11月3日，而合作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1月1日，可见借款时间在先，合作协议书时间在后，因此原审法院的认定是违反生活常理的。事实上，2011年1月17日，建设工程项目部就接收到建设单位5300000元的工程进度款，完全可以覆盖建设工程初期的日常开支。2、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显示“甲、乙双方临时筹集到作为该工程建设的生产运转资金，项目部按每月贰分利息计算按月支付，作为该工程的实际投资成本”，可见借款主体不是向登军，而是项目部，项目部由向登军、余国平、余某某、桂蔡权构成，“实际投资成本”是全体合伙人以首期投资款加上建设单位的工程款扣除营运过程的全部开支，取得利润时优先返还的对外借款。可见，这是全体合伙人组成的合伙体的对外负债，并不是向登军与余国平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三）余国平已收到向登军的人民币1500000元，是余国平在原审自认的事实，向登军也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实，可见向登军与余国平之间的全部资金关系归于终结，余国平仍以向登军未收回的700000元投资款单据（即本案所谓的借据）提起所谓“民间借贷”案件属于缠诉行为。余国平收取向登军1500000元，没有证据证明系属于合伙投资款以外的其他经济纠纷或资金往来的，该1500000元足以涵盖一切所谓的投资款、利润或借款等名目的债权。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如余某某陈述，向登军曾答应退回余国平等三人本金加700000元的利润，那么，余国平的本金是700000元还是800000元？700000元尚有本案两张所谓借据证明，但余下100000元没有任何证据可予证明。本案疑点从生，余国平不能自圆其说，可见其诉讼请求是建立在虚假诉讼的基础上的。向登军据此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国平的诉讼请求。
针对向登军的上诉，余国平答辩称：（一）余某某是否出庭作证，并不影响其证言的证明力，证人确有困难不便出庭的情况下，是可以不出庭作证的。（二）借款发生在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前，是因为签订协议的四方主体本来就认识，所以开始没有对彼此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是到了2011年1月1日才签订合作协议对之前已发生的合作款和借款作明确约定。（三）向登军在案涉两张借条上签名予以确认，所谓的“项目部”实际上是由向登军一人在操作，而余国平、余某某只是提供资金，因此，所谓项目部与向登军之间并无本质差别。退一步来说，即使借款主体是项目部，但在向登军要求下，余国平已退出，之后的事情全由向登军一人负责，所以项目部解散之后的借款应由向登军承担。（四）余国平与向登军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有据可证，向登军理应还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案涉两张于2011年1月1日出具的收据编号分别为0543614、0543615，载明收到余国平缴付公司借款700000元，经手人为向登军，所盖公章为金立手机生产基地项目经营部。余国平提交的欠条记载：“今欠到余国平现金人民币捌拾万元整，分利柒拾万元整合计壹佰伍拾万元整（小写1500000.00元），最后肆拾万在2012年7月30号付清，其他款项在春节前付清。欠款人：向登军”，落款日期是2014年8月2号。
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向登军申请证人黄某某、向某某、吴某某、徐某某出庭作证；余国平申请证人余某某出庭作证。
黄某某陈述称：项目部是向登军负责的。黄某某听金立手机厂工地上的徐某某、向某某等人说余国平、向登军在合作期间因工地没有利润等问题存在纷争，黄某某代表向登军处理与余国平之间的经济纠纷。向登军告知黄某某，向登军与余国平解除合作关系，向登军与余国平之间争议是220万，最后谈妥是150万。后向登军通过网银转账了100万元到余国平账户上，因余国平欠袁光辉债务，向登军代余国平转了50万元到袁光辉账户上。向登军与余国平之间没有互相欠其他钱了。
向某某陈述称：向登军是向某某的堂哥。向某某在金立手机厂做油漆工。向某某知道余国平、向登军、余某某和桂蔡权合伙，项目经理是徐某某。余国平与向登军为了工地的投资款有经济纠纷。后来向登军打了100万给余国平，因余国平欠袁光辉钱，向登军又代余国平打了50万给袁光辉。
吴某某陈述称：向登军与吴某某是多年好友，吴某某是到金立手机厂工地后认识余国平的，算不上朋友。工地有余某某、余国平、桂蔡权、向登军几个合伙人。2011年3月，余国平他们就起纠纷了，好像是几个合伙人不让向登军管工地，要去查账什么的，后通过协商，协议由向登军付给余国平150万元。其中100万元我看到余国平手机短信显示收到了，另外50万向登军转给了别人。向登军给了余国平150万元就两清了。
徐某某陈述称：徐某某是向登军的姨父，金立手机厂是徐某某负责施工的，他们说给干股徐某某，徐某某没有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余某某陈述称：余某某与向登军、余国平、桂蔡权合伙做金立手机厂工程项目。向登军负责全面管理，余某某负责财务，给了徐某某部分合伙份额。大家事后补签有合同，但2011年3月合伙就因大家之间有矛盾而终止了。余某某事后得知余国平曾投资80万到工程里。几个合伙人都有追加钱，是以借钱的方式给项目部的，按利息来算。项目是2010年中秋节前后开工的，开工以后两到三个月后就开始缺钱，2010年11月起合伙人就往里面追加钱，余某某借了100多万给项目部。项目的利润大家都是70万元，余某某、桂蔡权的本金、利润及借款均已还清。事后余某某知道余国平借了70万元给项目部，当时余某某还在管财务。余国平曾通过余某某转了30万元给向登军，那是余国平借给项目部的借款，一次是10万元现金，一次是20万元转账。因为余某某收款的账户已经销户了，已经查不到相关款项来往的情况了。
向登军又向法庭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两张及明细信息打印，拟证明向登军于2011年12月15日向余国平转账支付200000元、800000元，共计1000000元；又代余国平支付了欠袁光辉的债务500000元。据此，向登军主张其已向余国平支付了1500000元，向登军与余国平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余国平确认收到上述1500000元，但主张上述款项是向登军退还余国平的投资款800000元及承诺的利润700000元，向登军尚欠余国平借款700000元。
向登军在二审期间对案涉款项的陈述为：不确认金立手机厂项目有利润，因为工程根本没有赚钱。确认收到余国平928000元，余国平要求向登军将其中的70万元写成是借款，因为余国平知道借款是要还本付息的，而投资款是不需要归还的。向登军以项目部的名义向余国平写了两张借据，一张是300000元，一张是400000元。2011年2、3月左右，双方发生纠纷，向登军要求余国平将800000元投资款到位，但余国平不肯，所以现在余国平要求退回全部款项928000元及所谓的利润700000元，向登军认为这700000元不是利润而是赔偿款。由于余国平找人来谈判，双方协商以1500000元了结双方的债权债务。向登军先是称收到余国平的9280000元中，案涉收据上的700000元是投资款，剩下的228000元性质未定；后又改称案涉收据上的700000元及余下的100000元是投资款，余下的128000元是借款。余国平不认可向登军的上述陈述，认为案涉收据上显示的700000元是借款，而不是投资款。
向登军主张证人余某某是余国平的侄儿，因有利害关系，余某某的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余国平、余某某否认二人存在叔侄关系，主张二人仅是老乡关系。
余国平向法庭提交桂蔡权编号为0543611的投资款收据复印件，主张该收据复印件与余国平提供的700000元公司借款的收据式样一样，而桂蔡权投入的款项写明是投资款600000元，余国平提供的收据却显示是公司借款，足以证明余国平收据上显示的是真实的借款。余国平又主张编号尾数为612、613、616的其中一张收据就是余国平的（投资款收据），要求法庭责令向登军提交连号的收据。向登军向法庭提交上述收据的存根，存根显示：尾号为612的收据为向登军投资款500000元；尾号为613的收据为余某某现金520000元；尾号为616的收据为向登军现金840000元。
余国平在二审法庭调查时先主张其向法庭补充提交了案涉欠条的原件，但后又称欠条原件在向登军支付1500000元后被向登军收回。向登军不确认欠条的真实性，认为该欠条是复印件而非原件；向登军同时又确认其确实写过一张1500000元的欠条，但内容与余国平提交的欠条内容并不一致，向登军写的欠条在向登军支付了余国平1500000元后已当场销毁了。余某某主张余国平提交的欠条上的签名是向登军所签。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余国平、向登军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案涉收据记载的700000元的性质。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案涉收据记载的700000元应是余国平、向登军、桂蔡权、余某某五人经营的案涉合伙体向余国平的借款。理由如下：1、根据案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余国平、向登军、桂蔡权、余某某、徐某某合作金立手机厂项目，各人按出资比例享有相应的权益，其中余国平投资800000元，另约定如遇工程运作资金不足时，由余国平、余某某、桂蔡权负责筹集资金，向登军负责协助，项目部按每月贰分支付利息，可见，余国平等合伙人已明确约定投入合伙体的资金分为投资款及向合伙体借款两个部分，而且余国平的投资款明确为800000元，与案涉收据上记载的700000元数额并不一致。2、证人余某某确认各合伙人在经营过程中除投资款外，有以借款的形式向合伙体再投入资金的情况，与案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相互印证。3、余国平所持收据是原件，收据上加盖的是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金立手机生产基地项目经营部的公章，明确载明收到余国平缴付公司借款700000元。从文字本身含义来说，已明确该700000元是公司借款而非投资款。向登军主张该700000元应是投资款，与收据上记载的“公司借款”所表达的字面意思不符。向登军又主张其是应余国平的要求才将投资款填写成公司借款的，但并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主张。向登军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其以经手人的身份在案涉收据上记载“公司借款”并加盖合伙体公章的法律意义及后果。因此，在向登军未提供进一步证据证实其自身主张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其主张，认定案涉收据上记载的700000元是余国平出借给案涉合伙体的借款。
第二，关于余国平是否已实际支付投资款800000元及借款700000元的问题。根据本案现有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确认余国平共转账了928000元给向登军。余国平主张还有其他支票及现金交付方式，前后共支付了1500000元给向登军，虽然向登军予以否认，但结合证人余某某的陈述及现有书面证据，本院认定余国平已实际支付投资款800000元及借款700000元。理由如下：1、余国平共转账928000元，已超出了约定的投资款800000元的数额。2、余国平持有载明“公司借款700000元”的收据原件，收据上加盖了案涉合伙体的公章，向登军作为项目负责人以经手人的身份签了名，借条的形式要件具备。且根据一般的借贷习惯，借款人收到借款后，会向出借人出具收条或借据以作为收到借款的凭证，余国平持有借款收据原件符合这一交易习惯。3、证人余某某陈述称余国平曾通过其转了300000元给向登军，印证了余国平主张的存在其他交付方式。综上，本院采纳余国平关于已向向登军实际交付了投资款800000元及借款700000元合共1500000元的主张。
第三，关于向登军是否应向余国平归还借款700000元的问题。承前所述，案涉借款700000元是余国平借给案涉合伙体的借款，要审查向登军应否归还该借款，需要审查向登军是否承接了该合伙债务。根据现有证据，本院认为，向登军需要向余国平支付该借款，理由如下：1、余国平、余某某均陈述各合伙人之间已协议退伙，项目部由向登军一人负责，由向登军退回各合伙人投资款、利润及借款等情况；证人黄某某亦陈述其听向登军说，向登军与余国平解除合作关系时产生了经济纠纷，上述各人的陈述对散伙一事能够相互印证。向登军虽否认各合伙人有协议退伙，主张目前合伙体尚未终止，但从向登军确认曾向余国平书写1500000元的欠条，在向余国平支付1500000元后当场销毁欠条，并以此主张双方所有债权债务已作了结，且确认退回余国平等人相关款项后，案涉项目部由其一人实际经营的情况来看，亦可推断出其有退伙的意思表示及行动。综上，可以推断案涉合伙体已经散伙，转由向登军一人负责经营。2、向登军主张双方商定以1500000元了结双方在案涉合伙体中的所有债权债务，又主张并不存在700000元的利润，但证人向某某、吴某某、徐某某的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证人黄某某虽然陈述向登军与余国平之间争议标的是2200000元，最后谈妥1500000元，但黄某某亦承认上述情况只是听向登军讲的。而另一方面，余国平主张向登军退伙时承诺返还余国平等三人利润各700000元，提供了欠条作为证据，欠条上明确记载欠的是本金800000元及分利700000元，并未明确载明对合伙体借款700000的处理，虽然欠条是复印件，向登军并不确认欠条的真实性，但结合余某某关于向登军退回各人款项中包括投资款、利润及借款的陈述，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3、余国平现仍持有借款700000元的收据原件，依据一般民间借贷习惯，如果双方是商定以1500000元了结双方在合伙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向登军理应将收据原件收回。在向登军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采信余国平的主张，认定向登军退回余国平的款项只包括余国平的投资款800000万元及利润700000元，并未包括案涉借款700000元。余国平据此诉求向登军归还借款700000元并以月利率2%自2011年2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有事实依据，利率亦未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余国平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向登军上诉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唯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向登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余国平归还借款人民币700000元及利息（每月利率2%，自2011年2月1日起计算利息，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14223元，由向登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向登军已预缴4720元，余国平已预缴8380元），由向登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月嫦
代理审判员 陈巧玲
代理审判员 陈加雄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丁奕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