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辽04刑终244号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马喜伦，住湖北省荆门市。因本案于2016年6月23日被抓获，同年6月24日临时羁押于钟祥市第一看守所，同年6月28日被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公安分局押解回抚顺，同年7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二看守所。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马喜伦犯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辽0411刑初4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莹、李明亮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马喜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害人元某某通过袁长春得知王某某的孩子办到了进军校上学，遂找到王某某欲为苗某某办进军校，王某某联系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大校的宋某某及自称北京军区某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的何某某，取得被害人元某某信任，被害人元某某分别于2011年6月24日、2011年9月27日转给王某某100万元和70万元，再由王某某转至宋某某指定的账户。后何某某找到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招生办主任的邓某某，邓某某通过自称是军事经济学院主任的马喜伦，找到自称是军事经济学院副院长的寇某某，提出给一个孩子办上学需60万元，何某某便将宋某某转至其账户钱款中的60万元转至寇某某女儿寇银梅的账户。因宋某某、何某某、邓某某以及寇某某（均另案处理）和被告人马喜伦并无能力为苗某某办进军校，遂采取伪造部队函件、培训、录取通知书等方式拖延、敷衍被害人，赃款被挥霍。被告人马喜伦于2016年6月23日被抓获。上述事实，有经一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及书证1、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移送案件通知书、到案经过，证实本案的案件来源、被告人马喜伦的到案经过及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2、户籍信息，证实本案的被告人马喜伦在犯罪时均具备完全刑事责任。3、银行汇款凭证、收条复印件、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银行账单，证实被害人元某某向王某某汇款170万元、王某某向被告人宋某某指定账户汇款170万元。寇某某收到给苗某某、董盛办学校的钱款人民币120万元。4、伪造录取通知书等书证及总参证明文件，证实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证明，涉案文书总参字[2013]179号为伪造公函，及其他涉案虚假文书的情况。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证明材料，证实马喜伦、寇某某均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现役军人，其并未委托以上二人办理过任何招生事宜。另查，苗某某不是该院军人学员的事实。6、临时羁押证明、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证实马喜伦被列为网上逃犯的情况及马喜伦于2016年6月24日至6月28日羁押在湖北省钟祥市第一看守所的事实。7、被害人及证人户卡，证实本案被害人及证人的信息。（二）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某证言，证实2011年我朋友袁长春说他有个叫元某某的朋友，她儿子苗某某当年高考分数不高，不知道上什么学校好。因为袁长春知道我儿子刚高考完，分也不高，但我找人把我儿子办到了武汉的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上学。袁长春就让我也想办法把元某某的儿子办军校去上学，求了我好几次，我才答应。我就通过一个叫董某某的朋友找的一个叫王天才的人。王天才说能办，但得收一百八十万元好处费，我就告诉了元某某，元某某也同意了，我和元某某、袁长春，元某某一家三口人先后二次去了北京，在北京董某某给我们引见了王天才和一个王天才找来的何秘书。当时王天才说何秘书是中央军委的首长秘书，事是何秘书给办，没有说自己是干什么的，我私下告诉元某某他是总参的大校。王天才当场说能给办到北京的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上学，毕业后直接就是部队现役军官。但是过了一、二天，又说北京这个学校办不成了，但可以办到武汉的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元某某家也同意了。王天才就让何秘书带着苗某某去了武汉，说是先找个地方军训。后期的事我也不知道了。直到2013年11月份，元某某才找到我，说他儿子办上学的事应该是办不成了，我当时还很惊讶，因为我以为都办完了呢，我这才知道。我儿子叫王程瑶。他先在武汉的军事经济学院上地方委培生，目前无固定职业。他确实上军校了，但不是现役的，是地方委陪的。毕业后，也没有分配。我儿子上军校，不是找王天才办的，给我儿子办事的人已经退休了,所以才找的王天才。王天才和我说过，要把我儿子弄到总参去，我就把我儿子的简历和身份证复印件等给了王天才，当时说的是办了再给钱，但他一直也没办成。苗某某办事的一百七十万，我全部都汇给王天才指定的帐户上了。这些钱是只给苗某某一个人办事的钱。什么时候汇款，汇款给谁，汇多少，都是王天才告诉我的,元某某给我的170万元我都给王天才打过去了,有汇款单，一共分五次，给杨睿荣汇款二次共计六十万元；给丁和东汇过四十万；给于某某汇过七十万。王天才要一百八十万，因为北京的学校没办成，所以又和他谈，减了十万。我也被王天才骗了230万。在求王天才给元某某的儿子办军校之前，也是2011年，董某某和我说过王天才通过部队的关系能弄来全新罚没的奥迪A8汽车，在外面得卖一百多万，他买才三十多万一台。董某某说我们三人一人拿点钱买一批，一人留一台开，别的卖了赚钱。我当时没多想，就给董某某指定的一个叫中寿健康科技服务中心的账户上打了九十万。当时是王天才直接和我联系的，先后三次往王天才指定的账户上打了一百一十万元。但都不是他本人的名字，分别是于某某三十万、杨睿荣五十万、耿明水三十万，这期间王天才还到抚顺来一次，是开车来的，我招待他吃住，还给他拿走了三十万现金，但事后就没有消息了，现在人也联系不上了。我汇款时问过董某某，董某某说没问题我才汇的。董某某五十多岁，在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科学健康协作组织工作，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王天才的手机已经停机了，也五十多岁，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大校工程师。王天才自称是总参的大校军官，还给我看过他的军官证，写的是总参大校工程师。我还在北京看到他穿过一身大校的军装。王天才说能办上军校及买便宜车的事，我相信了是因为一是我看他人很实在，二是感觉他是大校军官，不应该骗人。王天才一伙参与办苗某某上学这件事的，我知道的有个何秘书，王天才介绍他是中央军委的首长秘书。还有于某某，王天才介绍说他是总参的大校，是他的战友，还有耿明水，王天才说是他司机。另外元某某还告诉过我两个人的电话号，一个姓寇，一个姓马，说是苗某某就交给他们了，我给他们打过电话，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我给元某某等人介绍宋某某时说他是老王大哥，是部队的大校。因为当时我认为他叫王天才。然后宋某某给我们介绍何某某，说是中央军委首长的秘书。我们也都称呼他们王大校、何秘书，他们也都答应。我收取元某某一百七十万人民币后都给宋某某了，汇款和现金都有。我重新整理了一下，当时应该是分多次。第一次是给董某某的中寿宏富账号汇款七十万；然后分二次给丁和东三十万和十万；给杨睿荣汇款十万；给耿明水汇款三十万；还有一次是2011年底，宋某某来的抚顺，我给他拿走了二十万现金。这些汇款我都把收据准备好了，直接提供给公安机关。我汇给谁汇多少什么时间都是宋某某指定的。我这次说的和之前在公安机关说的汇款情况不同，因为我给宋某某汇款次数太多，时间也长了，我上次在公安机关说的细节不对，应该是我记忆不准确，都应以这次为准。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把他以买车骗我的汇款收据也都提供了。我要报案，等这起案件处理完，我就正式报那起。2、证人董某某证言，证实我认识王某某有两、三年了，2011年我通过大同市的闫绪庭在北京市西直门宾馆一个茶馆喝茶的时候认识的王天才。王某某是通过我认识的王天才，我不知道王某某通过王天才给抚顺市一个姓元的女的孩子办上学的事。我在王天才那里买过汽车，但是到现在王天才都没有给车。3、证人于某某证言，证实通过我朋友宋某某认识一个抚顺姓王的人，具体叫什么名不知道。宋某某给我介绍抚顺姓王的这个男的是宋某某的亲戚。有一天宋某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太平路附近的一个茶社找他，宋某某告诉我说他抚顺姓王的这个亲戚给他汇钱，宋某某卡没带，说用我的卡转一下。我同意了，然后宋某某还有他的司机和我一起到农业银行把70万取走了，之前的30万元也是这样取走的。抚顺姓王的这个人给我汇过两次钱，2012年6月2日给我中国银行卡里汇了30万元，2012年6月25日给我农业银行卡里汇了70万元。4、证人王某乙证言，证实我是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的副研究员，大校军衔。2011年我在北京市万寿路的一个茶馆喝茶认识叫何某某的。何某某说他是退伍的，现在干工程。我认识叫邓某某的，他是推销泸州酒的，很多年前，他向我推销过酒。何某某和邓某某不是我介绍认识的，我先认识的邓某某，有一天去茶馆去喝茶，何某某当时坐在我们旁边，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们就聊上了，他们是四川省的老乡，之后算是认识何某某了。何某某和邓某某不是现役军人。何某某和邓某某自称是现任军官以及办上军校的事我都不知道。邓某某是四川泸州的，40多岁，住址不详，何某某也是四川的，40多岁，偏胖。5、证人付某某证言，证实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红心国防教育基地的主任，负责基地全面工作，寇某某不是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大约在四年前，寇某某拿着一套企业营业执照，名为湖北瑞发黄浦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来找我签订租房合同，用我们的基地场地，来做短期培训。6、证人宋某某的证言，证实我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大校，骗了苗某某和王程瑶的家长，骗了170万元。我得了20万。何某某跟我说过武汉经济院校的邓主任有一个退学的学生指标，王某某找到我要给苗某某办理上学，我就将何某某介绍给了王某某，之后的事都是何某某办的。何某某说他找的武汉经济院校的邓主任。我不认识马喜伦。7、证人何某某的证言，证实宋某某通过丁和东找我给苗某某办理上学，办成一个学生就给我80万，我就同意了，丁和东给我转了45万，让我先给苗某某办上学的事，答应事成之后给我补齐80万。我找的王某乙，王某乙给我联系的邓某某，邓某某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教育的主任，大校军衔。我把苗某某的简历给了邓某某，并转给邓某某20万元，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给我的工行卡里打了一个50万，一个30万，一共给我打了125万，是苗某某的办事钱和王程瑶的办军籍的钱。我自己留了5万元，我给了邓某某20万元钱办元某某孩子上学的事，给了于某某15万元，给叫寇银梅的一张卡汇了60万元，宋某某又拿回去了25万元。宋某某说办成之后给我补齐160万。后来邓某某就带着我和苗某某去了一个武汉的军训基地，这个军训基地归哪管我也不知道，就知道是军训的地方，当时邓某某给我介绍了一个姓寇的人，这个人自称是军事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兼基地主任，还见到了一个姓马的主任，姓寇的人给我拿出军事经济学院的招生文件，说孩子参加完军训就能到军事经济学院上学，当时苗某某就报名了，报完名之后，姓寇的人给了我一个工行卡号，户主叫寇银梅，姓寇的人说寇银梅是她女儿，之后姓马的那个人和我一起到一个工商银行给寇银梅转了60万元。转完钱我和邓某某就走了，我回了北京，邓某某去了成都，他干什么去不知道，苗某某留下来参加军训。后来苗某某的家长经常追问宋某某给孩子办上学的事，我和宋某某感觉压力挺大，就把邓某某、还有武汉那个军训基地姓寇和姓马的电话给了苗某某的家长，让他们之间联系。在我给苗某某办理上军校的事期间，宋某某给我看过关于苗某某录取通知书和一些总参文件等东西，一个苗某某的假军官证，一个部队接受单位的证明，还有一个军事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内容我也记不住了。在我诈骗苗某某的过程中，我和宋某某单独合计过，后来我和邓某某单独合计的，邓某某说这些假手续不用我管了，除此之外，宋某某和邓某某是否合计过这个事我不清楚，再有，宋某某和姓寇的怎么合计的我不知道，姓寇的电话是我提供给宋某某的。具体是谁做的假文件我不知道。我的假证件是宋某某找人给我做的。开始我知道宋某某叫王海，他拉我入伙的时候我知道他真名叫宋某某，后来他又和别人说他叫王天才。8、证人邓某某的证言，证实我的工作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直属职业技术学校，我在这个单位是驻四川泸州办事处主任。我不是军人，是部队的职工。2011年左右，我通过一个叫王某乙的喝茶时认识的何某某，他是搞建筑的。王某乙和何某某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2011年何某某找到我，他说有二个生意伙伴的孩子高考没考好，想找我帮忙办去上军校，我就答应了。经过我问马喜伦，他答复我，他问寇某某了，能办。一个人收六十万，当时又谈好，介绍办成一个，给我十万块钱。何某某当即就给我卡里汇了二十万元人民币。然后，我就先到了武汉，见到了马喜伦，他又给我介绍了寇某某。何某某是第二天去的，带了二个孩子，是苗桐顺和董盛。当时是在一个宾馆里，我把何某某等三个人介绍给寇某某和马喜伦后，因为我还要回北京办事，就先走了。事后听寇某某和我说，何某某一共给他汇了一百二十万。此后，我感觉这件事不太对劲，就托总后勤部的人查了一下，告诉我说军事经济学院没有姓寇的院长。我就问马喜伦是怎么回事，马喜伦又告诉我寇某某是管自学考试和培训中心的主任。我这时心里就有点疑惑，但没办法，钱都已经给出去了。我就只能盯着他们办。但他们一直拖着，也没办成。一直到2013年我让他们退钱，他们说2014年4月份给我汇钱，我就一直没有问他们。到2014年3月份，何某某的亲戚和我说何某某因为给苗某某办上军校的事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让我还钱。北京警方在我家中搜查出的苗某某、张祥瑞等四人的录取通知书及授予军衔的文件是寇某某给我的。因为我老催他，他就给了我这些东西。这些文件我看是假的。我看着比较粗糙，不象正规的。就问马喜伦和寇某某，但他们说是真的。我发现这些文件是假的后，没有告诉何某某以及被害人。这些文件上除了名字和身份证号不同，其他内容，包括编号，都是完全一样的，我发现了，我就想把钱拿回来，就没有去报案。我骗了苗某某的钱。当时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招办主任，我告诉他我管军事院校的招生。实际我是在北京卖泸州老窖酒的。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直属职业技术学校聘请的招生人员，这个学校原来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人才的，后来学校面对地方招生了，变成了那种技校性质的，听着学校的名气挺大，但是学生在这上学都没有军籍，毕业之后一般都进工厂当工人，我就给这个学校联系孩子上学有提成。苗某某在武汉的培训学校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学校是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听马喜伦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培训基地，花钱就能去，是一个拓展训练的地方，具体在哪我不知道。苗某某培训期间，在培训一个星期之后，马喜伦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孩子们已经发军装了，准备给他们办军官证。苗某某在那个地方培训，根本没有军籍，办不了军籍。我没有给过苗某某录取通知书及其他文件，我没有给孩子办上正规军校的能力，寇某某和马喜伦也没有给孩子办上正规军校的能力。9、证人寇某某的证言，证实大约2011年的时候，马喜伦说有几个孩子想找人办上军校，问我能办不，我咨询了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的蒋志军，他说能办，于是我就给马喜伦回话说能办。马喜伦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正常办一个学生需要35万，我自己还要5-10万的好处费，马喜伦说就给10万。大约2012年的时候，马喜伦把邓某某、苗某某、何某某几个人带到武汉，送苗某某上学。当天马喜伦介绍邓某某是某部队副参谋长，介绍我是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的副院长。第二天，苗某某、何某某、马喜伦一起来我的培训基地，把六十万打到我女儿寇银梅卡里。然后苗某某就在我这住下，等着去军事经济学院上学，一共住了大约三、四个月。期间，蒋志军通知可以报到，又说不行要延迟，事后又说要报到了，到期又报到不了，来回几次，期间还拿来了军事经济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和总参特招的文件来，让我发给苗某某等人。最后等快过年了，学生实在等不了，就都回家了。我的基地有二十几个学生，其中苗某某、董盛、张祥瑞、王翰文四人是等着去军事经济学院上学的，都是马喜伦找来的。苗和董一人收了四十五万，张和王一人收了四十三万。六十万是苗某某来的时候打给我的，事后又打给我一次六十万，一次五十六万。这些钱是谁打给我的不清楚，但都算马喜伦给我的。这一百七十六万就是给这四个孩子办上军校的钱，我大约分四、五次打给蒋志军一百四十万。后来上军校的事情办不了时，我和马喜伦、邓某某商量，把钱返还给邓某某了，因为之前邓某某从我这拿走二万，马喜伦从我这拿走四万，最后一共退给邓某某三十万。马喜伦除了从我这拿走四万，算是借的，没从我这拿钱，至于他从邓某某那里拿多少钱我不清楚。苗某某等四人在我的基地时给他们发的军装、军衔，军事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总参特招文件，都是蒋志军拿来的，开始我以为是真的，后来一直报到不上，我就知道是假的了。我对外没有说过我是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的副院长，蒋志军见过马喜伦。（三）被害人陈述1、被害人元某某陈述，证实2011年我儿子苗某某参加高考，因为他成绩不好，我家就想找人花点钱上军校。通过朋友袁长春认识了王某某，他儿子也是花钱找人上了武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我爱人就求王某某帮忙，让我儿子也上军校。5月份，袁长春告诉我，托王某某给我儿子办军校的事来信了，这次要办的话能上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指挥学院，但是得花一百八十万，说上学就有军籍，而且能开三、四千元的工资，毕业后是副连级，一个月能开四、五千块钱，户口能落到北京。因为我们都比较熟悉，当时我也没多想。我跟袁长春要了王某某的手机号，王某某给我一个他的工商银行账号。2011年6月24日，我去顺城区新华大街东侧的工商银行给王某某汇了100万元。当天，王某某在宁远街和缘宾馆给我打了一个收条，9月20日左右，王某某告诉我说可以去北京报到了。然后，我、我爱人、我儿子、王某某、袁长春一共五人一起去了北京。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第一招待所住下来。第二天，王某某找来了二个人，王某某和这二个人在王某某房间商量之后，我们到王某某的房间，经王某某介绍一个是王大校，另一个是何秘书。王大校当时穿的是无标致的军服，何秘书穿的便装。王大校给我们亮了一下他的军官证，我们也没注意瞅叫什么名，何秘书没亮证。王大校和何秘书见了我儿子，说这事没问题，肯定能办，现回去等信儿。在回抚顺的火车上王某某让我把剩余的办事钱70万元补上，回到抚顺的第二天（2011年9月27日），我用我的工商银行卡给王某某工商银行卡账号里转了70万。过了半个月又来信了，我爱人，我儿子和王某某一起又去了北京，见到了那个王大校。王大校说：北京的后勤指挥学院升级了，得营级干部才能上，我儿子不够条件去不了，但可以去武汉的一个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去上学，然后何秘书带着我儿子去了武汉，在武汉一个军事训练基地训练了三个月，训练期间这个基地给发的军装，而且带少尉的军衔，吃住免费。训练三个月后我儿子就回来了，让在家等信儿。2012年2月，我又问王某某事办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上武汉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王某某让我们耐心等待。过了几天，王某某让我儿子去北京，王大校给了我儿子一张“关于张家铭等六名同志暂缓来我院培训的报告（编号：005[2012]5号）”上面说让我儿子暂缓入学，又让我儿子回家等。2012年12月份，我又追问王某某，王某某又让我儿子去武汉训练基地，找姓马的老师，马老师给了我儿子一张军事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127018），通知书的内容是让我儿子于2013年2月26日到（武汉）军事经济学院报到。2013年2月25日，我儿子苗某某到武汉，马老师让我儿子在宾馆等信。我儿子在武汉等到四月份，马老师给我儿子发了一个邮件，邮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文件—关于地方特招人员入伍通知”（编号：总参字[2013]176号）。内容是2013年9月保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学习，他们又把我儿子打发回来了。2013年8月份，一个自称是邓部长的人给我们发来了二张图片，上面是军事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130779），通知书的内容是苗某某同学被录取，于2013年9月29日报到。2013年9月份，我儿子又去武汉找的马老师，和一个姓寇的，但他们又说要暂缓，我儿子就一直在武汉宾馆呆着了，一直到今年11月，马老师告诉我儿子，上军校的事办不了了，但用考研的手段还能进军校，还让我儿子回家等，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推托，我感觉他们在骗我，所以我今天来报案。我和王某某现在还有联系，我找他要钱，但他说把钱都汇出去了，他也不承认是骗，还说去北京帮我接着找呢。我前后一共给王某某买过20条软包中华，价值一万多。另外，我家人和我儿子这么多次去北京和武汉的交通、住宿及请这些人吃饭，总共花费十万左右。在北京时，那个姓王的大校亮证了，但只看到是军官证，具体内容不详。王大校、何秘书、马老师的联系电话号是多少我不知道，这些事都是王某某和他们联系的。2、被害人苗某某陈述，证实我家被人骗了170万元。2011年我高中毕业，高考分数不高，当时不知道上什么学校好，这时我爸有一个叫袁长春的朋友告诉我家，他认识一个叫王某某的人，王某某的儿子前二年刚高考完，分也不高，但他找人把自己儿子办上军校了。于是我家就通过袁长春联系上了王某某，王某某说他儿子高考分不高，是花钱找人办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上学，如果咱家舍得花钱，我也能办到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去上学，当时他说得花一百八十万，说上学就有军籍，毕业后是副连级，一个月能开四、五千块钱，户口能落到北京，后来我妈就给他汇钱了，一共汇了170万元，具体分几次汇多少我就不知道了。2011年9月20日左右，王某某告诉我说，可以去北京报到了。然后，我和我爸、妈、王某某、袁长春一共五人一起去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个宾馆住的，王某某找来了一个姓王的大校，他告诉我们，说北京的这个学校级别升了，不招高中毕业生了，但可以去武汉的一个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去上学，后来王大校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姓何的秘书，这个何秘书自称是军委秘书，说他自己原来是部队的，现在不在部队了，但是能给我办上军校的事，再后来，这个何秘书说带我到武汉去上学。在武汉我见到一个姓邓的，自称是邓部长，当时何秘书让我管他叫首长。我被领到一个军训基地，姓邓的给介绍了一个姓寇的院长和姓马的老师，那个姓寇的自称是军事经济学院的院长，那个姓马的自称是军事经济学院的老师。何秘书告诉我在这个军训基地先等着，等寇院长安排，我在那军训了3个月就让我回家了。我是在武汉市植物园对面一个叫“红心”或是“红星”国防教育基地的地方训练的。在我训练的地方有没有现役军人我也不知道，都穿着军装，当时主要是走队列等基本军训科目。另外，还发了一年四季的全套衣服和一副少尉军装。在家待了一阵子后，当时是2012年2月，家里人又问王某某事办的怎么样了，王某某又让我上北京，找那个姓王的大校，姓王的给了我一张“关于张家铭等六名同志暂缓来我院培训的报告”，上面说让我暂缓入学，又让我回家了，在家待到2012年12月份，王某某让我去武汉，找那个姓马的老师，那个老师给了我一张军事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让我回抚顺了。又待了一阵子后，我准备去武汉按通知书上所写的日期去报到。姓马的那个老师来电话说等几天，暂缓报到，后来就以各种理由不让我去报到。2013年2月末，我到武汉去打听情况，姓寇和姓马的人接待的我，没让我去学校报到，一直也没有消息，我在武汉待了1个多月就回家了。2013年9月初，有一个叫邓部长的人给我发过来一个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2013年9月末，寇院长和马老师让我去武汉军事学院报到，等我到了武汉之后，寇院长和马老师就以各种理由不让我去武汉军事学院报到，一直拖到2013年11月份，马老师告诉我武汉军事学院我可能去不上了，给你想别的办法吧，然后我就回家了，一直到现在我就在家待着了。（四）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马喜伦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0年左右，我当时在北京一个叫北京国际金融学院的民办学校上班，有个叫邓某某的四川人到我们学校打听招生的情况，我们就认识了，当时他自称是总参谋部一个学校的招生办主任，还给我看了工作证。2011年7月的一天，邓某某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把高考分数不够的学生弄到军校上学，我说我帮你打听打听，就给寇某某打电话，寇某某说能给办到军事经济学院去，一个学生要六十万，也不看分数和身体条件，就能给办成军籍的学生。我就把这个事情和邓某某说了，邓某某问我把握大不，我说就我对寇某某的了解，要是办不成，应该能退钱，当时邓某某说如果能办成，会给我好处。又过了一阵，邓某某就联系我，说有一个叫何某某的人带着学生到武汉来上学了，当时何某某领着苗某某，还有一个叫董盛的学生和他家长，也是何某某给我介绍来办上军校的，见了之后，何某某给了我十万块现金，就是之前说的好处费，董和苗一个学生五万，之后我就领他们四个人到了武汉植物园附近的一个国防训练基地，到了之后，寇某某出面接待的何某某，谈了一会儿，寇某某给何某某写了二个银行账号，然后何某某他们四个人就出去找银行转的账。之后二个学生留下训练，我们就都走了。之后我和苗某某、邓某某经常联系，知道苗某某在武汉的基地训练了三个月，还发了军装，我还从北京到武汉去看过他，这期间大约两年内，经我手给过邓某某、苗某某等人二、三次军事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二、三次总参特招文件，这些都是寇某某给我的。为了安抚他们，怕他们追这个事儿，后来邓某某一直追问我，我也就拖着，直到2014年初，我才听说邓某某被抓了，我一看出事了，我就跑了。为了让别人信任我，找我办上学的事，就对外冒充军校的主任。开始我以为寇某某给人办上军校的事是真的，后期寇某某第二次发录取通知书，我就知道是假的了，但钱我收完了，也不想返还，就只能帮寇某某骗下去了。我和寇某某、邓某某都商量过怎么拖着苗某某家。为苗某某和董盛办事，我没收过邓某某的钱，但邓某某找我办过别的事，给我汇过十五万，寇某某没给过我钱。（五）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辨认笔录，证实被害人苗某某能够辨认出被告人马喜伦。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马喜伦与他人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处罚。对于被告人马喜伦辩称没有冒充军人身份获取被害人信任一节，因有被害人苗某某的陈述，证人寇某某、邓某某的证言，能证实其自称武汉军事经济学院老师，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对于被告人马喜伦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马喜伦与宋某某、何某某并无共同犯罪的故意，系与寇某某构成共同犯罪，犯罪数额为25万元一节，根据被告人马喜伦的供述，证人邓某某、何某某的证言及寇某某出具的收条，均证实马喜伦和寇某某以给被害人苗同硕办上学的名义收受钱款60万元，赃款的最终去向，并不影响对其实施犯罪行为性质及犯罪数额的认定，故被告人马喜伦与寇某某构成共犯，犯罪数额为60万元。且被告人马喜伦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减轻处罚。对于被告人马喜伦的辩护人辩称马喜伦提供线索，其亲属协助办案机关抓捕同案犯寇某某，系立功一节，根据被告人马喜伦提供的系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掌握的寇某某的活动轨迹线索，并非明确具体的藏匿地址，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马喜伦不构成立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喜伦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准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马喜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责令被告人马喜伦对宋某某,何某某,邓某某诈骗所得赃款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中的六十万元向被害人元某某承担连带退赔责任。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意见是：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马喜伦为从犯，减轻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理由：被告人马喜伦伙同宋某某、何某某、邓某某、寇某某（均另案处理）等人冒充军人身份通过王某某与被害人元某某取得联系，谎称能为被害人元某某的孩子苗某某办理到武汉军事经济学院上学，取得被害人元某某信任，骗取被害人元某某人民币170万元。其中被告人马喜伦在本案中向同案犯邓某某、何某某介绍寇某某，并对苗某某冒充武汉军事经济学院教师，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物。被告人马喜伦事后参与分赃，获得赃款人民币5万元，是本案整体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在宋某某、何某某、邓某某三人的指挥下，起次要辅助作用的犯罪团伙一般成员，其行为与宋某某、何某某、邓某某等人基本一致，所起作用相当，不应区分主从犯，其分赃数额较小不能作为认定其犯罪行为中作用大小的依据。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是：被告人马喜伦以收取好处费为目的，在自己没有能力完成受托事项，亦未对自己委托之人的身份、办事能力进行谨慎核实的情况下，便口头承诺可以完成受托事项，并将寇某某介绍给邓某某为被害人苗某某办理到武汉军事经济学院上学一事。期间，对被害人冒充“武汉军事经济学院招生办主任”，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同意将人民币60万元交给寇某某。虽然被告人马喜伦在事中获得赃款人民币5万元，但是分赃的数额不能作为认定其在犯罪行为中作用大小的依据。马喜伦的行为是本案整体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在他人的指挥下，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其行为与邓某某、寇某某等人所起作用相当，给被害人造成特别巨大的损失。由于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马喜伦为从犯，适用了减轻处罚情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审判决书中列明的并经原审质证、认证的证据，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未发生变化，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马喜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抗诉机关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马喜伦为从犯，减轻处罚，属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的抗诉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马喜伦的供述，证人邓某某、何某某的证言及寇某某出具的收条，能够证实寇某某以给被害人元某某之子苗某某办上军校的名义收受钱款60万元，原审被告人马喜伦明知，并与何某某、苗某某等一起去银行为寇某某提供的银行账号转款，且收到何某某给的好处费5万元。就该60万元，原审被告人马喜伦与寇某某构成共同犯罪。在该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马喜伦起辅助、配合的次要作用。另外，事后马喜伦亦未从该60万元中获得任何利益，一审认定马喜伦为从犯并无不妥。故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邱忠翠审判员  陈征南审判员  李伊桐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方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