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646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伟民。
法定代理人：吴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天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甜。
上诉人杨君为与被上诉人朱伟民、ＸＸ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人民法院（2013）杭西商初字第2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浙江城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工程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朱伟民、杨君分别持有该公司60%、40%股权，朱伟民任法定代表人。2010年3月26日，朱伟民突发脑溢血而昏迷。2010年10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0）杭西民特字第10号民事判决，宣告朱伟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后，朱伟民妻子吴芳作为朱伟民的监护人代表朱伟民处理园林工程公司事务；杨君与吴芳就园林工程公司的经营出现冲突。2011年8月，杨君以合同纠纷为由将朱伟民、吴芳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1年10月就此作出（2011）杭西商初字第135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朱伟民、吴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君欠款463623元、利息103357.96元（暂计算至2011年8月31日，此后按年利率15%另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后，朱伟民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散园林工程公司；而杨君依据前述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朱伟民、吴芳共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恒升花苑2幢1单元1001室房屋因此被查封。在协商的过程中，王树良、盛金海、ＸＸ（后二人曾为园林工程公司股东）欲受让园林工程公司全部股权，提出以150万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无形资产（指营业执照和资质），在办理印章等移交手续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杨君、朱伟民享有和承担，之后由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享有和承担；并表示先支付60万元受让朱伟民持有的40%股权，但因园林工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为手续便利工商信息上暂按6%转股，朱伟民在收到该款后用于归还对杨君的欠款，杨君撤回对朱伟民、吴芳房屋的查封申请，等等。三方在2013年七八月间几经协商，朱伟民亦撤回了解散园林工程公司的起诉，但后因杨君不同意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股权而无果。2013年9月，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与吴芳达成意向，由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以每股1：1的价格分别受让朱伟民持有的园林工程公司2%股权。当月27日，吴芳向杨君寄送《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询问杨君是否同意朱伟民向王树良、盛金海、ＸＸ转让股权，是否需要以前述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次月24日，杨君向吴芳发出《关于股权转让通知函的回复》，认为园林工程公司于2007年10月28日经原股东盛金海、ＸＸ、朱伟民、杨君四位股东协商达成以130万元（无形资产100万元、固定资产折价30万元）的价格将园林工程公司转让给朱伟民、杨君二人的决议，现却以虚假不实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1：1价格转让朱伟民名下6%股权，存在严重的虚构事实之嫌，表示如果吴芳擅自处置朱伟民的股权，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吴芳承担。2013年11月7日，吴芳向杨君发出《关于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回复函》，表示杨君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其与王树良、盛金海、ＸＸ达成的股权转让意向不违反法律规定，并再次询问杨君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愿意以同等价格受让6%股权，则在收函后七日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相关义务，否则视为同意吴芳转让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后杨君未再答复。2013年11月18日，吴芳代理朱伟民分别与王树良、盛金海、Ｘ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树良、盛金海、ＸＸ各以20万元的价格受让朱伟民2%园林工程公司股权，转让款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朱伟民应对园林工程公司及王树良、盛金海、ＸＸ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的协作和配合，于收到股权转让款当日协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当日，王树良、盛金海、ＸＸ分别将20万元支付至吴芳银行账户。随后，吴芳用该款履行了（2011）杭西商初字第13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朱伟民、吴芳对杨君的付款义务。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解除了对朱伟民、吴芳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恒升花苑2幢1单元1001室房屋的查封措施。因股权变更登记未能办理，ＸＸ于2013年11月27日诉至法院要求判如请求。另查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5日受理杨君诉园林工程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ＸＸ曾与盛金海、王树良一同发出的以150万元整体收购园林工程公司全部股权的要约明确系针对债权债务剥离后的无形资产，但2013年11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设定该条件，两者内容不同，不能以前者推定后者的价格不合理。ＸＸ以注册资本1000万元1：1的价格受让朱伟民持有的园林工程公司2%股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价格虽未以评估后的公司净资产为基础，但综合本案情况看，园林工程公司存在股东分割公司资产的情况，净资产不能真实反映股权价值，而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形成又有特殊的缘由，故在杨君尚无证据证明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之后将以低价受让朱伟民剩余股权从而达成剥夺杨君以150万元为价格基础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系ＸＸ与吴芳恶意串通，损害了杨君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故杨君关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抗辩不能成立。ＸＸ要求朱伟民协助办理本案所涉2%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可以予以支持；但朱伟民本身对此没有异议，ＸＸ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请求园林工程公司予以办理，故本案的诉讼费用由ＸＸ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朱伟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协助ＸＸ办理关于园林工程公司2%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ＸＸ负担。
上诉人杨君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遗漏重要证据，部分事实认定不清。1.对于杨君在原审中所提供的证据1-3，原审法院已确认其真实性，并认为证据3虽尚不足以证明朱伟民抽逃出资，但存在可能性，原审法院还认定，鉴于ＸＸ在被告知该风险的情况下仍表示坚持本案诉讼请求，故该问题不再影响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对此不再作进一步调查，证据1-3不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但这正是本案重大疑点所在：ＸＸ明知朱伟民抽逃出资，明知公司只剩余无形资产，为什么自愿以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为基准价格购买公司股权？该问题实质影响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对本案如此明显重大的疑点，原审法院竟然轻描淡写，甚至连已由各方确认真实性的证据都不予认定，直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重点遗漏。2.原审法院已经查明，盛金海、ＸＸ、王树良原本就是园林工程公司的股东，后来因各方分歧过大，无法继续合作等原因退出合作，公司股东才只有杨君与朱伟民。这一事实充分反映，ＸＸ、王树良、盛金海、杨君与朱伟民无法再进行合作。原审法院还查明，朱伟民曾于2013年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后撤诉，目前，杨君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诉讼，该案正在审理中。这一事实说明公司现有的二股东杨君与朱伟民在合作上也产生了重大问题。可见，杨君与盛金海、ＸＸ、王树良关系紧张，不可能再进行友好合作。这些事实均能反映王树良并非一般股权转让之诉中与公司、公司各股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人，而是之前就存在利害关系且与杨君不能继续友好合作的前股东。鉴于本案的特殊性，原审法院本应对本案予以比一般股权转让之诉更多的关注，但原审法院虽查明相关事实，却未在判决中表述，直接导致未能从公司的本质、ＸＸ与朱伟民的真实意图二个层面来综合考量股权转让诉讼。公司虽然是资合性质，但其本质仍然是人合，一旦公司失去人合，将会直接导致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和解散之忧。可以说，即使本次股权转让能够完成，各方股东之间不可能基于股东关系再进行友好合作，公司仍然陷于僵局之中。原审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而不是以一个简单的判决，为公司的经营与股东之间带来更多的问题、争议与诉讼。二、原审法院的认定均为否定式--“不能推定《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格不合理”、“不能认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了杨君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上述认定系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与已查明的事实相悖。1.原审法院已查明，在之前的股权转让协商过程中，ＸＸ、王树良、盛金海是以150万元受让园林工程公司的全部股权，先支付60万元受让朱伟民持有的40%股权（即ＸＸ、王树良、盛金海各支付20万元即可持有40%股权），但因园林工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为手续便利工商信息上暂按6%转股，工商信息6%转股后，实际股权已由盛金海、ＸＸ、王树良持有，朱伟民仅为代持；且朱伟民承诺在盛金海、ＸＸ、王树良要求时无条件地办理其三人指定的其他股权转让手续。由此可见，之前的协商及协议草稿中就股权转让约定了工商层面即对外层面的登记手续约定、双方私下层面的实质内部约定。ＸＸ与朱伟民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诉请就是对外层面的约定问题，与原先协议草稿中对外层面的约定完全一致，那么可以推断其私下层面约定也将履行。原审法院排除了其履行私下层面约定的可能性，该认定没有事实与证据支撑，且与正常逻辑相反。2.原审法院已查明，《股权转让协议》未以评估后的公司净资产值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购买该转让股权因价格问题与转让股东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委托中介机构以公司净资产为基础评估确定股权价格。”杨君在原审时即提出评估申请，但被驳回。上述司法解释虽未出台，但本案中，各方明知的公司真正价值100万元与朱伟民股权转让时的公司价值1000万元的差距太大，原审法院应当对此有足够的注意，而不是简单驳回杨君的评估申请。3.朱伟民通过对外层面与私下层面的两个约定，可以满足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以150万元收购公司全部股权的意图，但由于只用对外层面约定来约束杨君，使得杨君失去了作为股东以150万元的同等条件优先收购公司全部股权的合法权益。三、原审法院就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系恶意串通形成的认定，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原审法院认定，不能认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系ＸＸ与吴芳恶意串通，损害了杨君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但以同样的逻辑，也能认定，不能认定不存在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杨君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可能性。判决书作为最神圣严肃的法律文书，不应存在逻辑上的漏洞，作出的认定应当是唯一的证明结论，但本案的认定显然不是。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审视，杨君提供的证据与ＸＸ在庭审中对已发生事实的确认能够相互印证，推断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系恶意串通的结论。原审判决一旦生效，基于既判力，实际上排除了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系恶意串通的可能性，从程序上、实体上均剥夺了杨君以后抗辩的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确认ＸＸ与朱伟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恶意串通的无效合同，并驳回ＸＸ的各项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伟民、王树良共同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一、杨君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已经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了认定，对不能采纳的证据作了说明。杨君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朱伟民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更不能说明ＸＸ等知道这个情况。以注册资金1000万元作为基准价购买股权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二、盛金海、王树良、ＸＸ曾是园林工程公司的股东，但并非是因为各方有矛盾导致合作不能而退股，实际原因是，园林工程公司原先与浙江城建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是由五人持有股权，后来大家友好协商将股权转让，最后盛金海、王树良、ＸＸ退出园林工程公司，由杨君和朱伟民两人持股。朱伟民于2010年3月因脑溢血倒下后，杨君与朱伟民的监护人吴芳之间存在矛盾，多次出现矛盾都是盛金海作为老大哥在帮助协调，杨君关于其与盛金海、王树良、ＸＸ关系紧张不能再继续友好合作的说法是其单方说词，如果关系紧张，不愿意友好合作，杨君也不会在2013年七八月间多次与盛金海、王树良、ＸＸ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杨君诉园林工程公司的公司解散纠纷的审理情况，原审法院已经作了事实认定。ＸＸ等也从朱伟民处听说了这个情况，虽然不希望公司解散，但愿意承受这样的法律风险，因为股权转让在先。如果公司解散，则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但现在园林工程公司并没有解散，不能以未知的事由来否定本案真实合法的股权转让。实际上盛金海、王树良、ＸＸ受让股权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杨君与朱伟民矛盾很大，公司无法体现人合性，股权整合则可打破这样的僵局。三、2013年7月到8月，盛金海、王树良、ＸＸ与杨君、朱伟民协商股权转让的基础是明确剥离债权债务后的无形资产，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完全不同，协商的基础也不同。不能以前者推断后者的价格不合理，不能将两者混淆。杨君以此推断其想象的私下层面的履行没有事实依据。在资产整体收购谈判失败后，盛金海、王树良、ＸＸ与朱伟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所谓的对外与私下层面之说。本案不属于必须进行评估净资产的情形。杨君引用了公司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但该解释只是在征求意见阶段，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盛金海、王树良、ＸＸ与朱伟民均没有认可过公司的真正价值是100万元。综合来看，园林工程公司存在股东分割公司资产的情况，净资产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资产情况。杨君一直假想盛金海、王树良、ＸＸ与朱伟民存在对外与私下两个层面的约定，但其并没有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也明确，在杨君尚没有证据证明盛金海、王树良、ＸＸ以低价受让朱伟民的股权情况下，不能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是恶意串通，损害了杨君的优先购买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杨君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园林工程公司历年变更登记材料一组，欲证明ＸＸ、盛金海（王树良系ＸＸ、盛金海持股的浙江城建园林设计有限公司的股东，与ＸＸ、盛金海关系非常密切）系园林工程公司的原股东，之前就是因为和朱伟民、杨君无法合作才退出公司的，因此各方不可能共同合作运营公司。
2、园林工程公司公司章程及及章程修正案各一份，欲证明园林工程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会决议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即使ＸＸ、盛金海、王树良成为公司股东，只要杨君与其意见分歧，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即园林工程公司失去人合性将直接导致经营陷入困境和解散。
被上诉人朱伟民、ＸＸ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对上诉人杨君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朱伟民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表明王树良等三人退出园林工程公司，但不能说明是什么原因退出。证据2，不能说明是因人合性的原因导致股东退出。
对上诉人杨君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ＸＸ质证认为：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这些证据在原审中已经存在，而且只能证明公司股东的变更情况，无法说明人合问题，与本案无关。另外，杨君所提供的公司章程并不是最新的园林工程公司章程。
对上诉人杨君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该两份证据所欲证明的内容对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并无直接影响，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ＸＸ与朱伟民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君利益而导致无效的情形。
本院认为：杨君主张ＸＸ与朱伟民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情形的理由为，园林工程公司的资产价值仅为100万元，且2013年七八月间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与杨君、朱伟民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时，是以公司资产价值100万元溢价50万元为基础进行，朱伟民将6%的股权以60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目的在于让杨君丧失股东优先购买权。对此，本院认为，园林工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杨君未主张该公司经营期间存在重大亏损，另2013年七八月间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与杨君、朱伟民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时，虽曾提出以150万元的价格购买杨君、朱伟民全部股权，但根据协商过程中所拟协议草案来看，该150万元针对的是园林工程公司剥离债权债务后的无形资产即营业执照和资质的价值，所指向的并非园林工程公司的净资产价值，而ＸＸ与朱伟民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园林工程公司的债权债务剥离问题。据此，不能认定朱伟民向ＸＸ转让股权的价格明显不合理。且现无法认定ＸＸ等三人在成为园林工程公司股东之后，将会由朱伟民代该三人持有剩余54%的股权或该三人会以低价受让朱伟民剩余54%的股权。另外，原审庭审中，王树良、盛金海、ＸＸ均承诺，如朱伟民再转让剩余54%的股权且杨君也愿意受让，则该股权在各股东之间按比例进行认购。故杨君关于ＸＸ与朱伟民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情形而无效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关于原审法院就《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存在逻辑漏洞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朱伟民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王树良、盛金海、ＸＸ与园林工程公司以及该公司股东朱伟民、杨君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的作出，故杨君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以及处理结果未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