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04民初14985号原告：关红艺，女，196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知，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北151号第三层自编312之五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06219383XQ。投资人：吕桂林。被告：吕桂林，男，197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告：叶晓萍，女，197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雪琴，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荣业，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关红艺诉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锦棠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7年12月8日、21日，2018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红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之后，根据原告的追加申请，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通知叶晓萍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2018年1月10日，本院作出（2017）粤0604民初14985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红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叶晓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关红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偿还到期投资及分红款共计300万元，被告吕桂林承担补充责任；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2017年12月6日，原告提交了《追加被告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追加叶晓萍为被告，变更请求为：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叶晓萍连带清偿原告投资及分红款1123819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9年11月起应被告要求对被告吕桂林经营的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进行投资。原告所有投资款全部来源于社会各界对四川省红原县麦洼寺院建造“世界和平塔”的捐赠以及佛门弟子的自筹资金，受四川省红原县麦洼寺院的委托以原告关红艺名义进行投资管理。原、被告后经友好协商约定原告退出投资。双方并于2016年12月31日签订《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原告退出投资；双方确认结算至2016年12月31日止，被告应归还原告投资及分红总额为11238195元，被告分6期归还原告，第一期于2017年2月28日前还200万元，第二期于2017年4月30日前还100万元；第三期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200万元，第四期于2019年6月30日前还200万元，第五期于2019年12月31日前还200万元，第六期于2020年6月30日前还余下1238195元。现第一期200万元、第二期100万元，共计300万元已过约定的还款期限，但被告却迟迟不还，经原告（及四川省红原县麦洼寺院僧人代表）多次索要未果。另外，债务产生于吕桂林、叶晓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按规定，叶晓萍对吕桂林的债务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答辩称，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到期投资及分红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协议。事实上，原告也没有将其所称的投资款支付到两被告的账户中。根据原告在诉状上所称其资金来源是社会各界对四川省红原县麦洼寺院建造“世界和平塔”的捐赠，也可知道该款项是特定捐赠用途的，按照这个逻辑，包括寺院及其所谓的委托原告进行资金投资管理，一是不符合常理，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投资关系并不真实存在，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投资关系的存在。对于双方如何投资以及进行收益分配，以及相应的投资风险问题，双方都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原告所称与被告存在投资关系进而要求被告偿还投资及分红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叶晓萍辩称，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显示吕桂林以中顺电脑商行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吕桂林所借款已经全部还清。吕桂林借款的用途是用于经营中顺电脑商行，与家庭共同生活无关。虽然该债务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但是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被告叶晓萍认为，原告对叶晓萍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吕桂林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原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签名盖章、日期2016年12月31日）。3、叶晓萍身份证复印件，《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2007年4月25日），《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2017年9月28日）。4、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通话详单（电话通话人：麦洼寺院僧人代表旦真让波（135××××7168）、吕桂林（139××××7001），日期2017年2月23日）。5、百度网页共33页（麦洼寺院）。6、《确认书》3份（吕桂林、叶晓萍签名确认、日期2013年10月31日）。7、旦真让波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8、《委托资金管理函》（麦洼寺院管理委员会盖章、日期2017年5月31日）。9、关红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10、关红艺广东发展银行账户明细清单。11、门珠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12、莫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明细清单。13、旦真让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14、关红艺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15、酒店客房电脑合作运营项目协议（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2年11月1日）。16、吕桂林与寺院住持的合照。17、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户名关红艺，2017年1月1日至4月27日）。18、20121010投入清单（吕桂林签名）。19、部分电脑租赁收益明细表。20、旦真让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21、《酒店客房电脑合作运营项目高明部分合作框架协议》（关红艺、区赐坚、吕桂林签名，日期2011年12月5日）。22、短信记录（旦真让波（135××××7168）、吕桂林（139××××7001）、日期2015年6月10）。23、证人区凤莲、阮某、李某、莫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24、《结算书》1份（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6年12月1日），《确认书》2份（吕桂林、叶晓萍签名确认、日期2013年10月31日）。25、《2016-4-15佛友总投资统计表（4月份）》（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6年4月20日）。26、《2016-4-15高三一年期的投资收益表+合计（3月份）》（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6年4月20日）。27、《2015-5-10佛友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4月份）》（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5年5月10日）。28、《2015-5-10高二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4月份）》（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5年5月10日）。29、《2015-5-10高三一年期的投资收益表（4月份）》（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5年5月10日）。30、《2016-2-15高一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2月份）》（关红艺、吕桂林签名，日期2016年2月15日）。31、借据（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盖章、签名日期2016年12月28日）。32、流水清单、流水清单说明（原告自己统计制作）。经质证，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叶晓萍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4，联系不上吕桂林无法核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必须以汇款凭证作证；对证据7、8、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11、12、13、14无异议；对证据15、16、17、1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19有异议；对证据20无异议；对证据21、2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3有异议；对证据24、25、26、27、28、29、3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2有异议。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叶晓萍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1、（2017）粤0604民初13215号、（2017）粤0604民初14743号、（2017）粤0604民初15840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双方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对证据1、10-14、20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院应以采信。证据2、3、5、6、7、8、9、15、16、17、18、21、22、24、25、26、27、28、29、30、31，因被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而且证据内容反映与双方争议的事实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应以采信。对证据4，原告提供了通话的详情单证明双方电话联系的事实，而被告在对证据22的质证中也承认139××××7001是吕桂林使用的电话号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以上证据可佐证录音的真实，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异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证据4，本院予采信。证据19并无提供人、制作人等人签名，被告的异议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3，证人区凤莲、阮某、李某陈述吕桂林与麦洼寺院关系，与原告提供的照片佐证，本院应予采信；而莫某陈述与吕桂林的关系有判决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明细清单等证明，本院应予采信。证据32是原告自已制作的统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原告应继续举证证明其真实性。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因双方对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31日，原告关红艺（乙方）与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甲方）于签订了《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甲方因经营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发展的需要（经营项目及范围包括：批发计算机辅助设备；计算机租赁；网上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技术信息服务），从2009年11月起要求乙方投资，乙方不参与经营，由甲方向乙方分红。现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乙方退出投资，由甲方分期将款项及利息还给乙方。……第一条结算：经双方结算确认，至2016年12月31日止，甲方应归还乙方投资及分红款项总额为人民币11238195元。每月利率按3%计提，即每月337146元。第二条付款方式：乙方同意甲方将总额11238195元分六期还款，第一期定于2017年2月28日前还200万元，第二期定于2017年4月30日前还100万元；第三期定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100万元，第四期定于2019年6月30日前还200万元，第五期定于2019年12月31日前还200万元，第六期定于2020年6月30日前还完余下1238195元。如甲方资金充足，可提前还款。第三条利息的特别约定：在还款期间，甲方仍以欠款金额为基数计算月息3分给乙方，且于每月的最后一天前支付。第四条违约责任：1、甲方未按第二条约定还款的，以欠款金额为基数，向乙方支付月息6分的违约金。2、甲方未按第三条约定还息的，以欠利息金额为基数，向乙方支付月息6分的违约金。……”。但是，协议签订后，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并没按协议约定付款。原告因此提出起诉，要求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支付约定的投资分红款11238195元。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在2018年1月8日的庭审中书面表示：“同意法院根据案情需要变更案由”。另查明，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是2013年3月15日登记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吕桂林，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租赁、网上销售等。吕桂林与叶晓萍于2007年4月25日登记结婚、2017年9月28日登记离婚。2013年10月31日，吕桂林、叶晓萍向原告出具由二人签名确认的《确认书》三份，确认原告的投资款为4152500元，分别为：内容“从2009年9月份至2011年11月份，关红艺投资到吕桂林的电脑运营项目款额为叁拾壹万伍仟元，￥315000元”一份；内容“从2011年11月份至2013年10月份，关红艺投资到吕桂林的电脑运营项目的款额如下：一、高明部分为玖拾伍万元，￥950000元。累投资额为叁拾玖万贰仟伍佰元，￥392500元。二、高明第二部分投资款为伍拾柒万元，￥570000元”一份，以上二份确认书确认的金额为2227500元。另外一份确认书内容为“从2011年11月份至2013年10月份，关红艺投资到吕桂林的电脑运营项目的款额（佛友部分）为壹佰捌拾贰万元，￥1820000元。……另加2013年10月份投资款壹拾万伍仟元，￥105000元”。2016年12月1日，原告、吕桂林对金额为227500元确认书二份进行了结算，原告（乙方）与吕桂林（甲方）签订了《结算书》一份，内容：“甲方因经营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发展需要，从2009年11月份起向乙方借支款项经营，乙方不参与经营，由甲方支付利润给乙方至2013年10月30日止。甲、乙双方于2013年10月31日经结算确认（两份确认书），乙方尚存借款及利润共2227500元。由于甲方不能一次性退款，要求乙方将未收取部分继续借给甲方经营，并从2013年11月份开始退款。至2015年9月4日止，已将借款本金及利润共3183969.50元（其中本金2227500元、利润942468元）全部退还给乙方”。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反映，在2013年10月31日之后，原告与吕桂林一直有款项的来往。2015年5月10日、2016年2月15日、2016年4月20日原告与吕桂林先后进行了核对、分别签订了收益表。其中，日期为2015年5月10日《2015-5-10佛友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4月份）》记载“1、原始表2年到期，月息2.5%”的“投资金额”为1050000元，“2、原始表2年到期，月息3%”的“投资金额”为2285000元，“3、转1年期，月息3%”的“转投金额”为1050000元。日期为2015年5月10日《2015-5-10高二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4月份）》记载，“1、原始表3年到期，月息3%”的“他投金额”为1190000元。日期为2015年5月10日《2015-5-10高三一年期的投资收益表（4月份）》记载，“1年期，月息3%”的“转投金额”为210000元。日期为2016年2月15日《2016-2-15高一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2月份）》记载“1、原始表3年到期，月息2%”的“他投金额”为950000元，以及到款日期、开始计息日期，其中的610000元为“2、转1年期，月息3%”的“转投金额”。日期为2016年4月20日《2016-4-15高三一年期的投资收益表+合计（3月份）》记载，“1年期，月息3%”的“转投金额”为210000元；“高明3部分合计”有“31.59450不变的”内容。表中在原告、吕桂林签名日期之下还以下内容：“佛友1、2和高二是不变的，无需做表。每月只需做3个表：佛友合计、高明合计、高一转一年期……”。日期为2016年4月20日《2016-4-15佛友总投资统计表（4月份）》记载，“2016年4月份佛友3（1年期，月息3%）”“转投金额”为2535000元，以及“起计日期”，加上“佛友2（不变）”2285000元、“佛友1（不变）”1050000元，3笔共计5870000元。原告称根据以上确认、结算，其投资的资金为：《2015-5-10高二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4月份）》确认的1190000元，《2016-2-15高一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2月份）》确认的950000元，《2016-4-15高三一年期的投资收益表+合计（3月份）》确认的210000元、315000元（即2013年10月31日确认书确认的315000元），《2016-4-15佛友总投资统计表（4月份）》确认的5870000元，合计8535000元（1190000元+950000元+210000元+315000元+5870000元）。扣减双方在2016年12月1日结算确认已还的2227500元，被告尚欠投资本金6307500元（8535000元-222750元）。但原告称以上投资本金中只是至2016年4月，并不包括2016年4月之后的投资。另外，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按原告称标记从2011年11月至2016年3月向吕桂林的付款共3990915元。原告还提供的他人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标记从2012年9月至2016年2月向吕桂林的付款共969400元，原告称该部分也属于《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的投资。以上合计4960315元（3990915元+969400元）。对于收款的情况，原告称：“2013年11月至2015年9月4日原告收到吕桂林向原告转款3183969.50元，其中本金2227500元，利息942468元。2015年9月4日-2016年12月31吕桂林向原告转账1744500元。以上合计4928469.5元。其中有本金2227500元，其余部分都是利息。2017年1月之后吕桂林支付了188000元”。按原告的陈述收到吕桂林付款5116469.5元（4928469.5元+188000元）。但被告否认原告的陈述，并称确认、结算的并非真实的金额。但被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原告确认、结算、收款、付款的情况。另外，被告诉讼中根据原告提供的从2010年至2017年1月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统计收到原告账户支付的款项为4709315元、已支付原告为5589776.5元（其中2013年10月31日前为1086950元、从2013年11月1日起为4502826.5元）。被告称付款已超出本金金额向原告还款，无须再承担还款责任。但原告对被告的统计有异议。另外，吕桂林在2016年12月28日还向原告出具了借据一份，内容：“今借关红艺现金400000，人民币肆拾万元正，按月息6%计提，即每月24000元，每月1号付12000元，15号支付12000元，双方约定每月准时还利息，并在2月28日前还清所有款项，如果违约，后果自负”。借据并有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的盖章。原告在质证过程中称以上借款40万元并不包含在《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的11238195元中。被告承认借据真实，但对借据有异议，并称即使40万元已实际支付也包含在《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的11238195元中。质证后，原告又向本院书面表示40万元借款包括在11238195元的协议书中。本院认为，按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欠款中的投资本金、利润，被告是否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一）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对于原、被告的投资经营形式，《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为：“从2009年11月起要求乙方投资，乙方不参与经营，由甲方向乙方分红”。关于分红，按照原告的银行账户记录、以及原告的陈述，被告吕桂林是每月按约定向其支付分红的。以上证据反映了原告按被告的要求提供投资款后并不参与经营，每月按约定收取分红的情形。对于投资亏损的风险，原告称需承担投资亏损的风险，但在上述协议书上并没有约定。另外，原告提供的结算书、收益表均是约定按固定的利率计算的。因此，按照原告每月按约定收取分红的情况，并未承担过投资经营亏损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原、被告虽签订名为投资协议，但按照原告提供投资款后是每月按约定收取分红，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的情形，原、被告形成的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因原告在2018年1月8日的庭审中书面表示：“同意法院根据案情需要变更案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被告在庭审也已主张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的情况，本院可对本案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继续审理。（二）关于《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投资及分红总额11238195元中的本金与利息。被告在诉讼中虽对《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有异议，但并未举证证明。按照原告提供了协议原件核对，而被告确认盖章签名真实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对被告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但是，协议约定“11238195元”是投资及分红总额，结合原告在诉讼中对投资款项组成的陈述，应认定11238195元包括了本金和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均应举证证明关于11238195元中本金、利息的主张。首先，关于原告投资本金6307500元的主张，原告除以上协议书外，还提供了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确认书、收益表、借据等证据证明。其中，按照2016年4月20日《2016-4-15高三一年期的投资收益表+合计（3月份）》，原告、吕桂林在签名之下的注明内容，有关投资由“每月只需做3个表：佛友合计、高明合计、高一转一年期”的结算组成。诉讼中，原告提供了《2016-4-15佛友总投资统计表（4月份）》，载明该部分合计5870000元。据此，原告要求计入5870000元有依据。对于“高明合计、高一转一年期”表，原告称吕桂林在结算后没有提供，因此无法提交。被告虽否认，但吕桂林也没有提供上述的结算表，也没有举证证明已向原告提供了以上的结算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否定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吕桂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告要求按双方签署的收益表、确认书确定上述部分投资的主张成立。按照《2016-4-15高三一年期的投资收益表+合计（3月份）》、吕桂林等在2013年10月31日确认原告投资315000元的确认书、《2015-5-10高二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4月份）》，的内容，原告要求计入“高三转一年期”的210000元、原告投资315000元、“高二转一年期”的1190000元有依据。而“高一转一年期”的950000元，也已在《2016-2-15高一及转一年期的收益表（2月份）》上由原告、吕桂林签名确认的，原告要求计入该部分有依据。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原告主张投资本金为8535000元（1190000元+950000元+210000元+315000元+5870000元）有依据。被告否认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关于被告的异议。其一、双方在诉讼中均没有提供2009年11月开始投资之后付款、收款的银行记录，而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反映在2011年11月至2016年3月向吕桂林付款记录为4960315元，并不足原告主张的投资数额。但是，原告提供的确认书、收益表、借据等反映的是吕桂林多次确认、结算收款，并同意支付利息的内容；而且，吕桂林最后在《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中仍确认的欠款，欠款的数额也远远大于原告主张的投资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以上证据可证明原告关于投资本金的主张。结合被告也没有提供开始投资后付款、收款的银行记录的情形，在本案中，以原告提供的银行明细清单记录付款记录数额否定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其二、关于被告按照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统计已支付原告为5589776.5元（其中2013年10月31日前为1086950元、从2013年11月1日起为4502826.5元）后，提出已超出本金金额向原告还款，无须再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第一、原告提供的三份确认书反映，双方在2013年10月31日结算确认投资款为4152500元。按照在《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等证据中确认原告从2009年11月起投资的事实，并不能排除2013年10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的1086950元是利息的可能。被告虽称确认4152500元不真实、包括了利息。但原告否认，而被告除陈述外未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被告的主张证据不足。在被告未提供向原告计算利息、支付利息的证据的情形下，结合41525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为996600元（4152500元×24%），比较被告统计的付款数额，按照投资的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作为还款并在本金扣减，证据不足。第二，双方在2016年12月1日签订《结算书》确认“至2015年9月4日止，已将借款本金及利润3183969.50元（其中本金2227500元、利润942468元）全部退还给乙方”。据此，被告统计从2013年11月1日起付款4502826.5元中的3183969.50元，是为了解决《结算书》载明的本金、利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双方已结算确认该部分借款争议已解决，而被告又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结算的本息违反上述规定。据此，被告在结算后又在诉讼中再次要求扣减此款的主张证据不足。第三，关于被告核算，从2013年11月1日起支付的余款1318857元（4502826.5元-3183969.50元）。因2013年10月31日的确认书还确认1925000元未结算清偿，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利息约为1463000元（1925000元×24%×3+1925000元×2%×2）。对照被告统计的付款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将收取的款项作为利息并不违法，被告计算上述付款为本金的主张，证据不足。因此，被告对原告证据提出的异议，并不足以否定原告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应举证证明其主张。但是，被告在诉讼中并没有说明、或举证证明投资本金、支付利息的情况；也没有举证证明在其计算还款已超过收款后，仍与原告核算确认欠款、出具确认书、收益表、借据的原因，也没有解释或举证证明最后仍签署《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确认欠款、承担责任的原因。因被告在诉讼中除否认外，并未举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被告的主张证据不足，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原告投资本金扣减已支付的2227500元、尚欠6307500元（8535000元-22275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定。最后，关于双方对2016年12月28日借据确认借款400000元的争议。双方结算、签订《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时间在2016年12月31日，是在以上借据出具之后，结合原告在2017年12月21日庭审中也陈述有以现金方式投资，而借据中被告确认的是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以上证据、事实可证明被告关于《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结算11238195元也包含了借据确认的现金40万元的主张，原告称在2016年12月31日结算中不包括此款的主张，证据不足。另外，原告在双方核对后也提供《质证补充说明》，书面表示上述40万元包括《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结算11238195元中。因此，对《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结算11238195元包括借据确认4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另外，关于被告对借据提出的异议。被告虽称原告未实际交付借款40万元，但也未举证证明未收到借款却向原告出具借据承认借款、确认还款支付利息的原因。结合被告在在2016年12月31日又与原告结算、签订《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确认欠款、还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被告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的11238195元，应认定其中本金为6707500元（6307500元+400000元），利息为4530695元（11238195元-6707500元）。（三）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的责任。因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并没有按照《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约定的期限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偿还本金6707500元合法，本院应予支持。关于协议约定11238195元中的利息是否合法：首先，按照上述理由，双方在2013年10月31日签署确认书时已对之前投资进行了结算确认，在2016年12月1日签订《结算书》确认对其中的2227500元及利息进行了结。因此，本院在本案中不应再审查双方已解决的上述争议。其次，关于其他的投资本金的利息：其一、2013年10月31日的确认书确认1925000元，从2013年11月1日起计算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日（2018年2月7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可收取的利息为1471983.33元（1925000元×24%×3+1925000元×2%×2+1925000元×2%/30×7）。其二、其他投资款4382500元（6307500元-1925000元）。原告提供的收益表虽记载有起计日期，但收益表是对现金之外全部投资款的结算。诉讼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上述2013年10月31日的确认书确认1925000元、2016年12月1日签订《结算书》结算是哪一项投资。因此，以收益表记载有起计日期计算利息证据不足。在原告没有继续举证、说明的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应按原告举证的最后一次结算、核对，即2016年4月20日开始计算，根据上述规定，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日（2018年2月7日），原告可收取的利息为1893240元（4382500元×2%×21+4382500元×2%/30×18）。其三、借据400000元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据约定月息为6%并不合法，本院不予支持。按从出具借据确认利息日（2016年12月28日），根据上述规定，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日（2018年2月7日），原告可收取的利息为106933.33元（400000元×2%×13+400000元×2%/30×11）。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因支付上述投资本金、借款可依法收取的利息为3472156.66元（1471983.33元+1893240元+106933.33元）。因原告统计从2013年11月起收到被告付款多于被告的统计，而被告又未举证证明向原告付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对原告主张的收到付款情况，本院予以认定。按照以上查明付款中的本金、利息情况，扣减原告确认在2015年9月4日后已收取的利息1932500元（1744500元+188000元），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应向原告支付利息1539656.66元（3472156.66元-1932500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余利息，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叶晓萍的责任。按照吕桂林与叶晓萍于2007年4月25日登记结婚，2017年9月28日登记离婚的事实，原告称本案债务发生吕桂林与叶晓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张成立。原告提供的2013年10月31日的确认书反映叶晓萍是与吕桂林共同作为确认人确认收款，且确认款项是为了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的经营需要，该事实可证明叶晓萍同意借款并参与了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经营的情形。结合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是个人独资企业，吕桂林是投资人，吕桂林与叶晓萍当时又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原告的举证可证明关于叶晓萍与吕桂林共同经营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需承担本案责任的主张，叶晓萍否认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叶晓萍在诉讼中未举证证明签名确认的原因，也未提供从事其他工作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叶晓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原告要求叶晓萍承担本案责任的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关红艺支付借款6707500元元、利息1539656.66元。二、被告叶晓萍对被告吕桂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关红艺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9229元，由原告关红艺负担19699元，被告佛山市禅城区中顺电脑商行、吕桂林、叶晓萍负担695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锦棠人民陪审员  李健莹人民陪审员  李瑞芬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书 记 员  康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