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沙民初字第2164号
原告徐世军，住大连市。
委托代理人欧海波，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崔景凤，住大连市。
委托代理人张静，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高盟坤，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利华，住大连市。
委托代理人张静，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颖，住大连市。
第三人大连热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
法定代表人高盟坤。
第三人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谢争先，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永刚，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世军与被告崔景凤、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泉工程公司”）、第三人刘颖、大连热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泉物业公司”）、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发电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欧海波、被告崔景凤、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利华、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静、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永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刘颖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系由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于2003年改建的独立企业法人，原告系该公司改建时的47名股东之一，持有5.3%的股权。2013年8月5日，经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大连市工商局”）书面告知，原告发现前述股权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7年3月22日转让给了被告崔景凤，被告崔景凤又于2009年6月16日将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致使原告最终丧失了股东身份。大连市工商局档案显示，2007年3月22日，原告及第三人刘颖作为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被告崔景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原告将持有被告热泉工程公司5.3%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崔景凤等，但协议书上“徐世军”、“刘颖”均不是本人所签，因此该协议不成立。同样，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标注日期为2007年3月22日的《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是虚假文件，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无效。该文件内容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47名股东一致同意其中30名股东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另外17名股东，但公司从未召开过前述股东会议，原告也未签署过该决议，包括第三人刘颖在内的其他29名股东也毫不知情。根据前述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被告热泉工程公司17名所谓“新股东”制定的《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亦无效。大连市工商局档案载明：2007年4月5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将原告5.3%的股权过户给被告崔景凤；2009年6月16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17名“新股东”中的11名（包括被告崔景凤）与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11名股东将合计52%的股权转让给被告热泉物业公司；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在当日形成了《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办理了变更登记。至此，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持有被告热泉工程公司52%的股权，成为大股东。由于被告崔景凤系非法取得原告、第三人刘颖的股权，后续《股权转让协议书》等均为无效文件，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在大连市工商局所作的股东变更登记亦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被告崔景凤同时是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与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的股东，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与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高盟坤，第二次股权转让实际系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恶意损害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受让股权并非善意第三人。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股权、恢复股东身份无果，故，诉至法院，要求：一、确认原告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5.3%股权；二、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徐世军、刘颖、崔景凤之间，标注日期2007年3月22日）不成立；三、确认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2007年3月22日）、《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2007年3月23日）无效；四、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崔景凤、热泉物业公司之间，标注日期2009年6月16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2009年6月16日）、《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09年6月16日）无效；五、判令二被告出具相关文件，恢复原告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的身份，并在大连市工商局进行登记；六、判令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按照原告的持股比例及实际分配的股权收益率向原告进行分红（具体数额待法庭查明事实后确认）。
二被告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曾在大连市工商局注册的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是违法的、无效的。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系大连发电总厂（现名称为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原所属集体企业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2003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前大连发电总厂将企业净资产301.33万元划拔给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目的是保障138名集体职工的生产生活。国务院的859号文件第七条明确说明：“对从原主体企业分流进入改制企业的富余人员，应由原主体企业与其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并由改制企业与其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变更或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应在改制企业工商登记后30天内完成”，“对分流进入改制非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要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个人所得经济补偿金，可在自愿的基础上转为改制企业的等价股权或债权”。因被告热泉工程公司138名集体职工与原主体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公司净资产量化给他们是对这些职工的补偿，是有偿的。而原告作为国有企业职工，一直在大连发电总厂工作，没有脱离原主体企业，无论是改制前还是改制后都不是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职工，其无权无偿享有量化份额，其享有份额属侵吞国有权益、侵犯职工利益，是违法的，应追究相关责任。按照国务院859号文第九条中的第（二十四）项的规定：“要注意防止企业改制过程中弄虚作假、骗取优惠政策的不正当行为。对于侵占国有权益，无偿量化国有资产，擅自核销国有资产的行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依法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此，原告无偿量化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权本身是违法的、无效的。第二，2004年中纪委颁发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及2006年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文件中电投纪2号《关于领导人员从职工持股公司退股的通知》都明确规定国有企业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职工持股公司的股份，如持有必须在2006年3月31日前全部退出。而原告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更应退出占有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份。第三，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大连发电总厂于2006年就召开过全体职工大会，要求国有职工全部退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份，原告于2007年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上签字，可见原告在2006年就明知股权变更登记事宜，最迟也是在2007年知道，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大连市工商局出具的告知书不能视为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第四，原告并非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东，要求恢复股东身份登记及分取收益没有法律依据。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关于股东如何变更以及章程如何修改，均与原告无关，原告没有资格要求确认股东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公司章程是否有效。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颖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对于我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了被告崔景凤有异议，但原告作为国有企业职工，不应持有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权。
第三人热泉物业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关于原告所陈述的2003年改制时名下的股份并不是其应真正分得和占有的股份情况。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原来是我们大连发电总厂下属的集体企业，应上级要求进行改制。当时工商注册要求显名股东是50人以下，所以我们将实际的控股人数、控股比例进行整合，每一个显名股东的名下都可能代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具体职工的股份情况。为顺利推进集体企业改制工作，大连发电总厂决定班子成员及部分的中层以上干部及相关的国有企业职工兼任董事、监事，带头参与，就出现了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47个股东存在国有企业的职工和领导的情况。第二，关于2007年工商登记变更情况。在2006年中电投有关文件的要求下，大连发电总厂要求所有参与改制企业股份的兼职的国有身份职工必须退股，领回自己的货币化出资，根据企业的情况陆续返还。此后，大连发电总厂的所有职工都完成了退股工作，但是退股结束之后的股份分配出现了一些问题，在2007年和2009年的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决议等相关材料并不是被告热泉工程公司138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之前，已经有若干案件进行诉讼。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金额到达几千万，如果按照2007年、2009年工商登记显示的股东持有情况，必将导致广大职工的利益受损。2011年，我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对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份分配准备进行重新量化分配。而因为其中一个股东的不配合导致在国有身份职工退股后的股权分配工作停滞。原告是整个上述工作的亲历者，不能仅凭着相关文件自己没签字而否认2007年大连发电总厂作出的国有身份职工退股这一决定，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85年4月，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成立，系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为大连发电总厂。2003年，大连发电总厂向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请示关于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兼并及改制，请示文件中载明的改制背景及目的为：“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为使企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重组，盘活资产，明晰产权，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下发文件同意前述兼并及改制。同年，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兼并大连发电总厂管道安装工程公司、大连大发房屋建筑工程队、大连腾飞实业公司后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资产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301.33万元；同时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接收被兼并公司的在册职工后共计职工138名。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验资报告及2003年的章程均载明：公司股东47名，其中原告以虚量化的净资产301.33万元中的15.9万元和货币1.5万元、占5.3%股份，被告崔景凤以虚量化的净资产301.33万元中的3.18万元和货币0.3万元、占1.1%股份。
其后，原告取得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权证，股权证载明的出资金额为6000元。原告表示实际货币化出资15000元，未向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主张过股权证记载有误。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表示确实在2003年收到原告交予的6000元，但没有认定性质，并已于2006年退还原告。
2007年，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决定将公司股东由47名变更为17名。2007年3月22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取消了包括原告在内的30名股东身份，订立新的公司章程。次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变更，公司股东变更为17人，并在大连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在大连市工商局的档案显示：2007年3月22日，原告及第三人刘颖共同作为股权转让方与被告崔景凤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原告将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出资的17.4万元、第三人刘颖将出资的1.74万元、合计19.14万元转让给被告崔景凤。
另查，2011年，案外人薛培民将案外人刘艳及热泉工程公司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薛培民与刘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诉讼中，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系我公司原所属集体企业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2003年改制为有限公司。改制前我公司将部分资产划拨给该公司，以保障热泉公司138名员工的生产生活。改制后，原集体职工身份置换后以股东身份均享有一定的份额股份，热泉公司按持股份额向股东配发股东证。热泉公司在作为独立法人经营中，职工发现原热泉公司领导班子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于2007年对热泉公司进行了虚假股权转让，因此发生了多次部分职工上访诉求。为此，我公司本着对员工负责，维护稳定的态度，对热泉公司进行股权结构调整改善，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按国企所属集体企业改制政策的要求，责令相关人员退还虚假转让的股份，除刘艳外，其他非法受让股份的职工已全部签署了返还股份的书面文件。……”本院作出判决被发回重审后，2014年2月12日，本院做出（2012）沙审民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9月25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证明热泉公司在作为独立法人经营中，原公司领导班子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于2007年对热泉公司股份进行了虚假股权转让。该公司同时对热泉公司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并责令相关人员退还全部虚假转让的股份。2011年9月26日，热泉公司出具说明，证明2007年3月22日的17份股权转让协议是该公司原领导班子作出的虚假股权转让，除刘艳外，其他受让股东均全部签署了退让股份的书面协议。”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4）大民三终字第3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前述事实，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又查，2006年2月，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做出中电投纪2号《关于领导人员从职工持股公司退股的通知》，要求集团公司所属各企业：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职工持股公司的股份，目前所持股份的必须在2006年3月31日前全部退出；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不得在职工持股公司兼职，已兼职的，必须在2006年3月31日前辞去兼职职务。
再查，2011年3月22日，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作出大连发电函（2011）2号《关于热泉公司股份重新量化事宜的函》，载明：“鉴于热泉公司是由原大连发电公司所属集体企业劳动服务公司改制组建，改制前劳动服务公司的原始资产是从大连发电总厂划拨，用来扶持劳动服务公司生存发展，妥善安置集体职工的历史渊源，我公司对热泉公司职工持有股份重新量化分配事宜提出以下意见……”2011年7月27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作出《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调整完善实施方案》，明确规定：由原热泉公司改制前的主管单位大连发电公司牵头完成本次股本结构调整完善工作。2012年12月7日，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作出大连发电党（2012）49号《关于对热泉公司党支部近期工作的要求》，要求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必须全力以赴推进股权的重新量化工作，严格执行2011年7月27日职工大会通过的《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调整完善实施方案》。
原告表示：2003年在大连发电总厂任党总支书记和第一副总经理，最早与大连发电总厂签订过劳动合同，2006年10月离开；受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的指派至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工作，记不清是否与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表示：2003年，大连发电总厂任命原告为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党总支书记和第一副总经理。原告表示2011年3月最后一次收到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权分红10800元，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不予认可。
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表示，2005年8月，大连发电总厂的主管部门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东北分公司（现变更为中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2005年11月15日，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成立；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大连大发电供热有限公司均是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的国有企业。
原告认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及相关人员伪造《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骗取股权，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关于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兼并大连发电总厂管道安装工程公司、大连大发房屋建筑工程队、大连腾飞实业公司后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请示（大电劳服（2003）3号）、关于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兼并大连发电总厂管道安装工程公司、大连大发房屋建筑工程队、大连腾飞实业公司后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请示（大电总厂办（2003）47号）、关于同意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兼并大连发电总厂管道安装工程公司、大连大发房屋建筑工程队、大连腾飞实业公司后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大体改办发（2003）46号）、（2003）大证经字第2183号《公证书》、《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全体股东指定代表证明、关于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选举的证明、《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股权证、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2007年3月22日）、《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2007年3月23日）、大连热泉工程服务公司《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三终字第318号民事判决书、二被告提供的大连发电函（2011）2号《关于热泉公司股份重新量化事宜的函》、《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调整完善实施方案》、大连发电党（2012）49号《关于对热泉公司党支部近期工作的要求》、情况说明、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做出中电投纪2号《关于领导人员从职工持股公司退股的通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为凭，且经当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依据《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股权证主张其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5.3%的股权，并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无效、同时要求恢复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东身份、按持股比例及实际分配的股权收益率分红等，二被告及第三人刘颖、大连发电公司不同意其请求。由于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改制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时的财产来源于大连发电总厂的划拨，目的在于保障集体企业职工生产生活；改制时，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集体职工为138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50人，因此，该138名集体职工不可能全部都成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登记的股东，而登记股东为47人，其中原告是由大连发电总厂派驻到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工作的国有职工。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按大连发电总厂的改制要求，原告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改制时货币出资，进行量化资产占有5.3%股份，并以股东身份予以登记。原告货币出资金额在股东证记载的数额与验资报告上记载的数额不一致，违背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要求。结合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改制的背景，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职工均有出资，而验资报告记载的股东人数为47人，与该企业的实际状况有很大差异，且股东证上记载的原告货币出资额与验资报告记载的货币出资额差距较大，原告自2003年出资后从未对股东证记载的内容提出异议，而股东证也是证明其身份的关键证据，故本院采信股东证记载的原告出资数额，即6000元。根据大连发电党（2012）49号《关于对热泉公司党支部近期工作的要求》、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做出中电投纪2号《关于领导人员从职工持股公司退股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持股的国有企业职工被要求退还股份，原告对于其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没有异议，依据上述文件精神，原告理应退还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份。原因是因其持有的股份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只能由集体职工所有，不应由非集体企业职工占有。此外，针对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在2007年进行了股权转让，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和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均作出书面意见，确认被告热泉工程公司2007年的股权转让行为存在错误，现要通过平均量化股权的形式解决问题。故，原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提出本案涉嫌合同诈骗，因其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世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原告均已预付），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毕春燕
审 判 员 刘 申
代理陪审员 康 龙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柳 桢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