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浙05民申2号
再审申请人：李美蓉，女，196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系原审原告安吉合力膨润土贸易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委托代理人：丁立，安吉县上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霞，女，197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系个体工商户安吉力达家具厂的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舒洪博，浙江泰杭（安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安吉合力膨润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公司）与原审被告黄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2012）湖安商初字第240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合力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5年1月12日注销工商登记，合力公司的唯一股东李美蓉不服上述民事判决，于2017年5月12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美蓉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采信黄霞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观点，认定合力公司虚开3368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黄霞是错误的。合力公司在2010年9月至2011年7月销售给黄霞的塑料粒子价值1898850元，合力公司凭黄霞开具的《入库单》上载明的数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并按照黄霞的要求将《入库单》连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并交给黄霞，经黄霞审核确认无误后，这2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增值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30号《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按黄霞所述的虚开了增值税发票336800元，黄霞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了48937元（336800/117%×17%）的增值税税款己超过1万元，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合力公司和黄霞均己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此外，由于黄霞在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时，还虚增销售成本，从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287863元（336800元减去48937元）偷逃个人所得税100752元（287863元×35%）。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由于黄霞犯数罪，应实行数罪并罚。通俗地说，如果336800元的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那黄霞用这些发票向国家报销了149689元（增值税48937元、个人所得税100752元），国家收入黄霞非法占为己有。因此，如果虚开增值税发票336800元是事实，那么，该案的双方当事人均已涉嫌刑事犯罪。原审法院应由简易程序审理改按普通程序审理，并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还应责令双方当事人到庭（原审时，双方当事人均未到庭），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如果庭审查明，双方交易是真实的，则原审法院应支持合力公司的诉讼请求；反之，如果庭审查明是虚开增值税发票，则原审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全案材料移送安吉县公安局查处。既然原审法院未将全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那么就证明合力公司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原审判决驳回合力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安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是安吉县认定是否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职能机关，其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的《检举案回复》和举报人的《情况说明》，充分证明合力公司与黄霞之间是真实的货物买卖交易。而所谓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仅仅是黄霞的原审委托代理人为了使黄霞逃避支付货款的借口。原审法院在未与黄霞核实的情况下就予以采信，是导致本案错判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李美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程序违法，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黄霞支付货款336800元，并承担延期支付货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2年2月13日即原审起诉之日起，按日息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原审诉讼费由黄霞承担。
黄霞未提交书面意见，但针对李美蓉的再审申请口头答辩称，一、安吉力达家具厂收到安吉合力公司价值1898850元的发票，但只收取了价值1562050元的货物，价值336800元货物因验收时发现有瑕疵并没有收取。实际收货价值应以签章确认的入库单为准，不能以发票推断双方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二、与黄霞发生业务往来的是合力公司，并非李美蓉个人，李美蓉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案应裁定终结审查。三是本案已经超过六个月的申请再审期限，李美蓉也没有民事诉讼法上的新证据。综上，请求驳回李美蓉的再审申请。
在本案审查期间，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李美蓉的委托代理人丁立以及黄霞的委托代理人舒洪博律师到庭。
调查过程中，李美蓉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一、安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的《检举案件回复》，系针对吕向阳举报的回复，认为检查人员通过对当事人询问调查无法证明安吉力达家居厂接受合力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336800元的举报内容，如日后安吉力达家具厂、合力公司和吕向阳有新的证据再根据新的证据重新定案，用于证明合力公司与黄霞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应依法判决黄霞支付货款336800元。二、吕向阳的《情况说明》以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黄霞的接受安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询问时承认1898850元塑料粒子交易是真实的，其从未对他人说过有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黄霞的委托代理人舒洪博律师经质证认为，一、对《检举案件回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达到李美蓉的证明目的，也不属于新证据，黄霞与合力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只是当时合力公司开具1898850元发票，但仅提供了1562050元的货物，价值336800元的货物因存在瑕疵未收取，黄霞告知过合力公司还需要原材料，如果提供货物，会支付货款，但合力公司未提供货物，故不能付款，这与李美蓉所陈述的约定虚开增值税发票存在本质区别。二、对吕向阳的《情况说明》以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未经当庭作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也无法证实内容本身的真实性。
调查过程中，李美蓉还申请了吕欣伟及吕欣伟之子吕向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吕欣伟作证称，李美蓉于2011年起经营合力公司，吕欣伟于2012年1月起到合力公司工作，负责所有的生产销售。黄霞一方的出库单都是吕欣伟开的，但不接受合力公司的出库单，但开具入库单给合力公司，并要求每月月底合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将黄霞方的入库单附在发票后面还给黄霞，月底黄霞支付一部分货款，最终仍有几十万元货款没有支付。黄霞经营的安吉力达家居厂的仓库保管员是黄霞的父亲。吕欣伟不记得黄霞一方开具的入库单的总额。合力公司注销后，吕欣伟就自己做生意了。
吕向阳作证称，其系吕欣伟之子，但不在合力公司工作，因黄霞那里的货款收不回来导致吕欣伟未拿到2013、2014年左右的工资，因此吕向阳于2016年12月向安吉县国家税务局举报合力公司和安吉力达家具厂虚开增值税发票。为此，本院重新询问了吕欣伟，吕欣伟确认2012年的工资全部拿到，2013、2014年的工资没有拿到，因2016年其子吕向阳结婚，但家里条件不好，故让吕向阳去举报。但此次询问时，吕欣伟已改口称记不清于何时到合力公司上班了。
本院经审查李美蓉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吕欣伟、吕向阳的证言认为，1.安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检举案件回复》，仅能证明截止安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该《检举案件回复》前根据所掌握的证据不能认定合力公司与安吉力达家具厂之间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能证明合力公司确实向安吉力达家具厂提供了与发票数额一致的货物，故本院不予认定。2.吕向阳出具的《情况说明》，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在本院调查过程中，吕向阳本人亦出庭作证。但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并非客观事实，而是属于传来证据，况且吕向阳称其父亲吕欣伟因黄霞未付清合力公司的货款而被扣发了两年工资，故吕向阳与本案李美蓉一方存在利害关系。根据证据规则，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关于吕欣伟的证言，吕欣伟初次作证时称2012年1月到合力公司工作，在吕向阳出庭作证后本院再次向吕欣伟询问时，吕欣伟改口称记不清到合力公司工作的时间，说明吕欣伟的证言不具有稳定性。原审在案的合力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显示，合力公司成立时间是2009年6月4日，而根据合力公司原审起诉的事实理由，截止2011年7月，合力公司共向黄霞提供了价值1898850元货物，但至2011年10月，黄霞仅支付了1562050元，剩余货款336800元未支付，说明合力公司与黄霞之间的买卖业务发生在2011年7月之前，吕欣伟于2012年1月到合力公司工作时合力公司与黄霞之间已无新的买卖往来，显然吕欣伟所作的“李美蓉于2011年起经营合力公司，吕欣伟于2012年1月起到合力公司工作”的证言以及其描述的与黄霞一方业务往来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况且吕欣伟同样与本案李美蓉一方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针对生效民事判决申请再审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在本案中，李美蓉申请再审时提交的所谓新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不能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而本案所涉民事判决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原判决生效后，李美蓉直至2017年5月12日才向本院递交再审申请，显然已超过法定的申请再审期限。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的规定，合力公司在本案中作为卖方，负有向黄霞经营的安吉力达家具厂交付货物的义务，合力公司提起原审诉讼向黄霞主张货款336800元的货款，应当证明合力公司确实已交付了相同价值的货物。原审期间，合力公司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合力公司已向买受方黄霞履行了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方黄霞不予认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出卖方合力公司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出卖方合力公司举证不能，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判决驳回合力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现李美蓉申请再审时一并向本院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其申请事项系调取安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黄霞的谈话笔录、合力公司会计的谈话笔录以及安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定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其他相关材料，这些笔录和材料并不能证明合力公司确实已交付了价值336800元的货物，故对其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李美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美蓉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林型茂
审判员 朱惠明
审判员 蒋 莹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王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