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2民终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祝瑞璠，女，1995年1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扬中市。被上诉人：江苏实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南环西路999号。法定代表人：蒋罗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俊，江苏锦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祝瑞璠请求确认其母朱玲美与被上诉人江苏实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6）苏1204民初7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传票传唤各方当事人于2018年2月8日到庭公开进行调查、询问、质证、辩论和调解。被上诉人实民公司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章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祝瑞璠上诉请求：撤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6）苏1204民初76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朱玲美与实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第一、朱玲美在去世前系实民公司监事，该事实已经法院鉴定程序确认，公司监事仍然是公司职员，仅是身份特殊而已。如果公司正常运转，朱玲美也未遭受意外，则朱玲美完全可以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行使监事职责；第二、朱玲美确实是股东，但其付出的劳动是基于公司职工的身份，而非股东身份、仅为股东利益；第三、朱玲美的劳动，受到实民公司的管理和约束，实民公司应当对朱玲美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实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公司监事要成为公司的员工就必须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劳动岗位、工资报酬、劳动期限，但是朱玲美并未与实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次，朱玲美的监事职责已经于2016年5月16日辞去；最后，朱玲美参加实民公司的一些活动是基于股东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并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蒋罗喜并没有安排朱玲美参加这些活动，而都是朱玲美自愿参加的。祝瑞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朱玲美自2016年4月26日至同年5月23日死亡时止与实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春节后，朱玲美向蒋罗喜推介其友江富强的专利项目，经多次洽谈，蒋罗喜、江富强、朱玲美、管亚星共同开设公司，蒋罗喜负责租用管亚星丈夫单位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并进行装修。同年4月26日，实民公司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上述四人均为公司股东，分别占股60%、30%、5%、5%，蒋罗喜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朱玲美任监事，管亚星任会计。公司设立后，朱玲美利用私人关系并经其周旋，与蒋罗喜商量后一起参加了2016年5月14日江苏省第二十八届科普宣传周活动，为实民公司未来产品做宣传。同年5月23日晚，蒋罗喜、江富强、朱玲美在南京宴请介绍其公司参加宣传活动的相关人员，宴毕离席时，朱玲美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同年9月5日，朱瑞璠为其母申请工伤认定，姜堰区人社局以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为由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并告知其向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朱瑞璠申请劳动仲裁后，仲裁委不予受理，涉诉。一审另查明：1、实民公司委托泰州市江海会计服务事务所办理股权转让和监事变更，向工商部门递交申请时间为2016年6月7日。2、至本案诉讼之时，除蒋罗喜出资装修房屋外，其余股东均未实际出资，公司亦未实际生产经营江富强的专利产品。3、本案诉讼过程中，朱瑞璠对实民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辞职报告中“朱玲美”签名真实性有异议，于2017年2月27日向法院申请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朱玲美”签名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同年9月11日出具鉴定意见：“倾向认为署期2016年5月16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署期2016年5月17日辞职报告‘朱玲美’签名笔迹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朱玲美有否转让股权、辞去监事之职；2、朱玲美与实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朱玲美是否转让股权、辞去监事之职问题，涉及2016年5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和朱玲美辞职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尽管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证据中“朱玲美”的签名真实性作出了鉴定意见，倾向认为不是朱玲美书写，但实民公司仍认为，该鉴定意见只是“倾向”，事实为朱玲美本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从蒋罗喜当庭陈述可知，无论是设立公司动意、如何注册公司、股东份额分配，还是对外宣传公司、公司产品推介，朱玲美均起了较大作用，特别是参加5月14日产品宣传活动，亦是朱玲美通过努力周旋得以实现。从实民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罗喜对注册资金的理解也可以看出，其并无实际出资的想法，也因各种原因无要求其他股东出资的本意。故在其他股东均不可能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却在参加宣传活动后两三天内，让朱玲美一人因为其未实际出资，而转让全部股份并辞去监事一职，且对朱玲美的大量付出没有任何说法的情况下进行，可信度不高。另外，实民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的股权转让、监事变更申请时间均发生在朱玲美去世之后，结合鉴定意见，确认朱玲美在去世前转让股权，辞去监事之事，不具有真实性。且从蒋罗喜当庭对“监事”的理解陈述可见，监事对实民公司而言，只是申领营业执照之需，朱玲美亦只是有监事之名未行监事之职。故朱玲美的监事之职，并不影响其与实民公司存在何种关系的定性，其股东身份及工作内容是本案认定之关键。关于朱玲美与实民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通常认定劳动关系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而本案中，朱玲美事发前，实民公司尚处于设立之初，经营场所尚在装修之中，未招工亦未经营，至朱玲美去世时无工资发放。从上述方面很难判断朱玲美与实民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但纵观本案实民公司设立及运作之初过程：朱玲美主动联络蒋罗喜，将其友江富强所持专利介绍给蒋罗喜，欲让其购买，后因蒋罗喜资金不足，又提议由蒋罗喜投资、江富强技术入股，因租用管亚星丈夫单位的房屋，管亚星入股，四人共同成立公司。公司设立不久，朱玲美利用私人关系让公司参加产品宣传会；又主动提出与蒋罗喜、江富强一起去南京宴请产品宣传会相关介绍人员。可见，朱玲美为实民公司付出了大量劳动，且其劳动是积极主动、自愿而为，在四股东中起主导作用。但这种劳动不是普通劳动者为获得个人工资报酬而进行的，其实质一：朱玲美积极撮合设立公司的目的是通过搭建“公司”这一平台，让蒋罗喜、江富强、朱玲美、管亚星四位股东通过不同的入股方式来实现共同收益，更准确的说是朱玲美为将江富强的专利技术转化为经济利益的寻租：蒋罗喜具有资金实力，江富强持有技术专利，管亚星带来租金优惠，而朱玲美则是利用与江富强特殊朋友关系，发挥了将资金和技术联络在一起的纽带作用，四股东之间实际是平等合作关系，他们为达共同目的而彼此相互配合进行协作；实质二、朱玲美为公司产品宣传、主动联系人员跟进等行为均符合其作为一个尚处于筹备之中的公司股东、为了公司未来产品收益而不断付出“劳动”的常理，其行为是源于股东身份，为享股东收益而为，并不是作为公司员工欲通过上述行为来获取个人劳动报酬；实质三、朱玲美的“劳动”均是积极主动而为，并不受实民公司的管理和约束，不受法定代表人蒋罗喜及其他股东的安排和支配。因此，朱玲美付出劳动的行为是源于其作为股东，与其他股东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自愿而为，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在公司安排下为获取劳动报酬的行为，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范畴，祝瑞璠请求朱玲美与实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祝瑞璠要求确认其母朱玲美自2016年4月26日至同年5月23日止与实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2016年4月26日至同年5月23日止，祝瑞璠之母朱玲美与实民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应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及支付报酬，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具有人身、经济和组织上的从属性等劳动关系本质属性综合认定。本案中，首先，朱玲美虽系实民公司监事，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亦未就工资报酬、工作岗位、劳动期限等进行约定；其次，朱玲美并未从实民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与该公司没有经济上的依附性；再次，朱玲美参与实民公司的相关活动，不受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股东的安排指派，而完全由其个人意志支配，与公司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性；最后，朱玲美为实民公司付出劳动之目的，系为追求股东之利益，而非劳动者在公司安排下获取劳动报酬的行为，故一审法院确认朱玲美与实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祝瑞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祝瑞璠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旭审 判 员  刘艳生审 判 员  缪翠玲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陈其海书 记 员  李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