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02民初12105号
原告：温州市布加迪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府前街银桥大楼南幢118号。
法定代表人：郑昌财。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展，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锦清，男，196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旸，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辉，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卢建胜，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第三人：郑兰妹，女，198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原告温州市布加迪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加迪公司）与被告朱锦清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立案后，依被告朱锦清的申请追加卢建胜、郑兰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3月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布加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展、被告朱锦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旸均到庭参加两次庭审，第三人卢建胜、郑兰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布加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于2014年6月1日签订的《区域代理协议》；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6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45天内即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4日按月利率1.5%计算，逾期45天后即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从2015年1月1日起暂算至2016年9月15日为220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区域代理协议》，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作为“智威龙”品牌湖北省运营代理商对外开展经营，原告按照被告订单要求供货，代理时间从2014年6月1日开始至2017年5月31日，如出现纠纷交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同时，被告在《布加迪公司货款结算制度》（以下简称《货款结算制度》）上签字，确认按照约定结算时间结清货款并遵守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的订货单陆续向其发货，但被告自2014年8月起出现拖欠货款情况。2014年12月31日，双方对货款进行核对结算，被告出具欠款确认单，确认尚欠货款60万元。嗣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不偿还。
被告朱锦清辩称，原告诉称被告欠原告60万元货款并非事实。双方在2014年底对账后，《区域代理协议》还在继续履行，虽然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货款60万元，但于2015年1-2月期间已付款20万元，余下货品通过退还库存货物用以抵扣之后，被告已不欠原告款项，加上原告应给付的转让费、让利款、押金、保证金等等，原告应退还被告多余的货款162222元。具体如下：（一）根据原、被告之间的一般以交付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被告分别于2015年1月12日、2015年2月13日通过顺丰快递邮寄两份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各为10万元，合计20万元）给原告，均由原告会计林群芬签收，因此被告通过给付承兑汇票的形式还款20万元，原告也在“2015年6月份的温州布加迪公司对账单（以下简称2015年6月对账单）”中予以认可；（二）原、被告双方通过协商余下货品退还按6.5折计算以后抵扣货款，2015年7月2日，双方对账出具“武汉货款明细对账表（以下简称对账表）”，明确被告分批次退货数量合计4577双，金额为469007.50元，加上留存的押金2万元、保证金3万元和公司让利款10万元等，总计627716元，减去期末欠款461494元，溢价为166222元。2015年10月14日的“武汉货款明细对账表”中，原告取消了让利10万元，溢价金额变为66222元。2015年11月11日，双方就结算金额再次确定，原告向被告传真了由其财务及员工签字确认的“智威龙品牌武汉朱锦清明细对账交接单（以下简称对账交接单）”，此处溢价已减少至66222元，并通过让被告代卖货物形式相抵，之后溢价仅剩263.45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被告通过退货4577双鞋子合计469007.50元已经还清了欠款，双方之后涉及对账单的争议及对账单数据的变化针对的均是溢价部分；（三）关于溢价部分，原告尚欠被告代理保证金、门面转让费及押金等共计166222元；（四）双方签订的《区域代理协议》约定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湖北省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履行期限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的付款和协商退货及双方结算、对账等行为的履行均在协议期限内，且被告早已在2015年6月前就将相应鞋子退给原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适用货款结算的违约金制度；（五）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第一项明确载明每月出货对账单如每月8日之前被告方未签字回传，原告方视为被告方默认账单无误，考虑到合同履行的双方分别在温州和武汉，因此双方均由工作人员通过网络联系沟通符合交易习惯，且现有的相关聊天记录也表明双方交易确实一直持续至2015年11月，因此被告答辩陈述的退货抵扣均为属实。综上所述，被告非但没有欠款反而原告应偿还被告溢价款，被告不同意解除《区域代理协议》，并将对该部分款项另案主张。原告刻意隐瞒了已收取货款的重大事实，以占有为目的，企图利用未归还的对账单通过诉讼的手段要求被告重复支付60万元巨款，其已涉嫌虚假诉讼罪，被告保留向公安机关举报的权利，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第三人卢建胜、郑兰妹未作陈述。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朱锦清有无付清原告布加迪公司货款；二、被告朱锦清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原告布加迪公司诉请解除涉案《区域代理协议》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三人卢建胜、郑兰妹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补充协议》、《货款结算制度》拟证明双方确认货款结算具体流程及逾期付款的利率约定，被告朱锦清拖欠货款超过额度范围且逾期付款构成违约；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补充协议明确载明每月出货对账单如每月8日之前被告未签字回传，原告视为被告默认账单无误，而本案中的货款结算是针对半年的结算，与结算制度要求的货款隔月结不相符，且对账单上未表明支付时间、利息等，故《货款结算制度》不适用本案；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依法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属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对裁判理由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2.原告提供欠款确认单拟证明2014年12月31日，经核对结算后被告确认尚欠原告货款60万元；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本案货款已经支付完毕；本院认为，被告朱锦清对欠款确认单的签字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有无付清货款属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对裁判理由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3.被告提供对账单打印件四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的交易习惯，被告在2014年12月31日确认欠款后双方还有经济往来，且分别于2015年1月、2月各向原告付款10万元；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四份对账单仅有被告朱锦清的女儿朱晓莉签字且笔迹书写前后不一致，系被告单方出具，而本案交易均是由双方负责人进行对账，对账单的形式与双方结算的模式不符，且该四份对账单的数据金额及月份相互矛盾，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该四份对账单真实性均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4.被告提供证明原件、银行承兑汇票（存根）复印件、顺丰速运快递底单原件各二份，拟证明湖北王子鞋业有限公司和湖北天下名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将其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被告，被告再邮寄给原告由其会计林群芬签收，被告已支付货款20万元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提供出具证明的主体身份信息，该两份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两份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和收款人均是案外人，被告朱锦清根据证明载明的内容仅是经手人，两份银行承兑汇票也未背书给原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被告提供的顺丰邮寄单上邮寄人“郭志源”与收件方“林群芬”均非本案原、被告，也无法确认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是否真实存在，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认为，顺丰运单的寄件人“郭志源”（朱锦清聘请的员工）、“朱晓莉”（朱锦清的女儿）与被告存在关联，收件人“林群芬”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系其工作人员，但运单寄托物一栏处并未反映系交寄银行承兑汇票，且两份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青田县新新贸易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在原告否认已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形下，截止本案法庭辩论终结之日，被告仍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作证银行承兑汇票确已承兑或由原告入账作支付结算的事实，其仅凭银行承兑汇票的复印件主张已付款2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至于被告是否确已付款20万元，由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一并予以阐述。
5.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对账单、对账表、对账交接单，拟证明截止2015年3-4月被告欠原告货款为461494元，并在2015年7月前被告分四批将多余货物退给原告，加上原告承诺给被告的让利及应退还保证金、押金等共计627716元，互相折抵后原告应退给被告溢价款166222元，此后经协商原告于2015年11月11日再次出具对账交接单，明确不给被告让利10万元，经过互相折抵后原告只需退还被告溢价款263.45元；被告朱锦清并提供了QQ和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女儿朱晓莉主要负责与原告工作人员（包括黄苗苗在内）联络，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的交易习惯、对账形式及对账单的真实性；被告还提供移动公司增值税发票等证据，拟证明手机号码158××××2655归属于黄苗苗，并在庭审中演示打开手机微信，在微信“添加朋友”一栏输入手机号码158××××2655，通过该手机号搜索到的微信昵称显示为“AZ.VILON智威龙”，与朱锦清、朱晓莉均已经添加的黄苗苗微信（微信号：×××）昵称一致，以此说明聊天记录中黄苗苗的微信内容是真实的；原告经质证对2015年6月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核对人签字，被告所述原告已收到20万元但没有原告的签字盖章，属于被告单方出具，无法确认该事实，且对账内容显示本案原告倒欠被告166222元，与本案实际不符；原告对对账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数据表仅为电脑打印，没有原件也没有原告方签字确认，且表中记载的金额与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对账单金额不一致，该表中有关让利、转让费是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对对账交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为传真件，按照传真机工作原理，热敏纸经过传真收发应留下传真机的原始记录载明传真时间、发出的传真机号码等信息，但该对账交接单均没有上述内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该对账交接单载明的最终余额是263.45元，与之前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对账单或对账表均不相同，也不存在原告还欠被告款项的事实，因此应不予采信；原告对QQ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认为QQ和微信昵称仅是网络ID，无法与现实中的具体个人身份逐一对应，仅能确认网络ID和手机号码，但手机号码的真实持有人无法判定，且该增值税发票还是移动公司应被告要求开具的，无法证明黄苗苗身份，故QQ和微信聊天记录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所谓“智威龙黄苗苗”陈述截止2015年11月10日账上还拖欠40多万元，与被告陈述的相悖，退一步讲假设聊天记录中的材料是黄苗苗发送的，也是按照被告要求出具的，其对双方货款情况均不了解；本院认为，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认定如下：（一）中国移动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待证事实相关联，可以证明该手机号码158××××2655的所有人为黄苗苗，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供的QQ、微信聊天记录中包括文字记录和图片记录，其作为形成并存储于电子介质中的数据电文，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庭审中，被告方通过添加黄苗苗的手机号码158××××2655搜索得到的微信昵称“AZ.VILON智威龙”与朱锦清、朱晓莉原已添加的黄苗苗微信（微信号：×××）设置的昵称一致（朱锦清、朱晓莉分别在微信通讯录中将其备注名为“AZ.VILON智威龙.黄苗苗”、“苗苗智威龙”），且其已添加的黄苗苗微信中登记的电话号码158××××2655与中国移动公司登记的一致，因此现阶段注册微信虽非实名制，但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聊天双方表达的内容完整真实、聊天时间与涉案事实的时间段有关、聊天记录的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故可以确认微信昵称为“AZ.VILON智威龙”、微信号为“×××”的微信持有人真实身份即为黄苗苗，且原告布加迪公司认可黄苗苗曾是其公司员工，可以证明被告女儿朱晓莉与黄苗苗之间通过微信传送有关货款对账结算表的事实，本院对该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至于QQ电脑版和手机版中的聊天记录，由于电子数据存储在电子介质中，存在易改变、难识别等特性，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QQ聊天双方的真实身份的情形下，该QQ聊天记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三）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对账单、对账表虽未加盖原告布加迪公司的公章或经相关公司人员签字确认，但该2015年6月对账单和对账表载明的主要内容与布加迪公司的采购人员黄苗苗于2016年10月14日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女儿朱晓莉的一致（除删除了布加迪公司应退给朱锦清转让费加上让利合计10万元之外），而本案主要争议的事实是被告有无付清货款，故原告是否应给予被告转让费和让利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布加迪公司此后删除的该部分内容并不影响上述对账单（表）其余相同内容的真实性；在朱晓莉与黄苗苗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已经确认的情形下，本院认为，朱锦清提供的和黄苗苗微信发送的2015年6月对账单均载明客户为武汉代理商（朱锦清），2015年1月-2月的“上期欠款”一栏为606999元，“本期发生额”一栏中“男鞋发货87980元”、“男鞋退货-27199元”、“代付运费3511元”，“收款”一栏中为200000元，“期末欠款余额”一栏为471291元；2015年3月-4月的“上期欠款”一栏为471291元，“本期发生额”一栏中“男鞋退货-9822元”、“代付运费25元”，“期末欠款余额”一栏为461494元，并均有特别注明“请您核对清楚且确认无误后3日内回传真至我公司，如未回传默认金额无误。谢谢合作”，而朱锦清对截止2015年4月尚欠货款461494元并无异议；而朱锦清提供的对账表“布加迪货款”一栏处载明金额也为461494元，2015年6月对账单和对账表以及该两份对账单（表）打印版和微信版之间均可以互相印证证明，故本院确认在2015年1月至2015年4月期间，布加迪公司仍有向朱锦清发货且朱锦清退回了部分货物并确已支付货款20万元，截止2015年4月朱锦清尚欠布加迪公司货款461494元。（四）被告提供的对账交接单传真件，经审查，该对账交接单载明朱锦清向布加迪公司共退回四批智威龙品牌的鞋包数量共计4577双（个），金额合计469007.5元，并剔除一双质量不合格的残鞋（型号为15931299）金额97.5元，合计468910元，被告还退回袜子1918双合计6329元以及耗材2477元，加上留存在布加迪公司的保证金30000元、商城押金20000元，以上总计527716元，而布加迪货款一栏金额为461494元，两者相抵后合计66222元；该对账交接单还载明朱锦清男鞋欠款金额（截止日期2015年11月11日）65958.55元（被告主张又收回该部分鞋子并放在第三人处代卖），最终余额为263.45元；且底部同样注明“请您核对清楚且确认无误后3日内回传真至我公司，如未回传我公司将默认为准”，并在制单人一栏有黄苗苗签字及财务审核一栏有“任荐蕾”签字，本院认为原告布加迪公司虽否认任荐蕾系其财务人员，但黄苗苗作为布加迪公司的员工，其制作的对账交接单载明朱锦清所欠货款461494元与前述2015年6月对账单、对账表载明的金额互相吻合，并结合对账单中载明的“超出我司欠款的货物，请自行与武汉卢建胜处协商，拉走货物自行处理或者委托武汉卢建胜代售，暂不含57双残鞋，有待厂家确认后，再协商，我司不承担此货品账物”等内容，可以佐证证实该对账交接单中关于被告主张的又收回部分鞋子并在第三人处代卖的事实，但即使剔除该部分退货金额65958.55元，该对账交接单显示包括退货折价、留存的保证金和押金等计算在内，布加迪公司收到的款项金额也仍大于朱锦清应支付的货款金额，因此足以反映原、被告双方关于货款结算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五）关于原告布加迪公司是否应支付被告朱锦清让利款及产生溢价款的金额为多少，均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判。
6.被告提供的收货确认单及快递单据拟证明被告将退回原告的部分鞋子盘存后分批交给原告指定的人员郑兰妹接收，其中2015年6月5日243双、2015年6月19日373双、2015年6月21日13双合计629双，均由郑兰妹签字接收，与郑兰妹在武汉公安机关陈述的一致；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电脑打印件的表格没有任何人确认，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其中几份表格虽有郑兰妹签字但郑兰妹并非原告员工，且第三人与被告之间还存在货物经济往来，其签收的货物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而托运快递单上发件人和收件人均非本案当事人，收件人地址也非原告地址，邮寄物内容也未书写，无法印证邮寄送达情况；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否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需结合本院调查取证的内容综合予以分析。
7.被告提供的郭春燕（朱锦清妻子）与郑昌财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附文字记录），原告经质证认为被告方在聊天中多次提及欠款事实，且双方均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和被告朱锦清夫妇直接对账结算的，被告方所述的多次通过公司员工对账不是事实；本院认为，郭春燕与郑昌财微信聊天的内容主要涉及原告是否应支付被告让利款10万元，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8.诉讼中第三人卢建胜向本院邮寄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和智威龙武汉销售出库单，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可以印证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事实：1、郑兰妹签收的货物收据已与原告结算清楚，由于前后两任代理商需要交接，故在2015年期间陆续到被告处提货；2、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交易往来且被告拖欠相应货款的事实，被告举证及庭审所述均不属实；被告经质证认为：1、第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第一段内容与第三人、原告在武汉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互相吻合，可以明确原告收到了被告的退货用于抵扣货款；2、原告收到被告退回的货物后由第三人拿走，且原告收取了第三人支付的货款；3、出库单为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事实上是原告让被告去第三人处拿货代卖用于抵销被告的溢价款，该纠纷发生在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若存在争议第三人可以另案起诉，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属于卢建胜的陈述，但其并未到庭参加诉讼，且销售出库单为复印件，本院无法查证属实，因此不予确认。
9.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本院调查取证，证明其主张的双方约定被告以货抵债，原告指定郑兰妹、陈建定接受货物并以6.5折回购（此后原告又以5.5折转卖给第三人），被告现已清偿货款，加上原告应退还押金等产生了溢价，因原告不支付被告溢价款，故被告自行前往第三人卢建胜处拉回货物产生纠纷并报警处理。本院依被告朱锦清的申请，向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民族街派出所调取了案卷材料，经庭审出示并经当事人质证，本院认定如下：1、布加迪公司向武汉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侦办民警分别对郑昌财、卢建胜、郑兰妹、郭春燕所作的询问笔录等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且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2、布加迪公司与卢建胜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的《区域加盟协议》以及布加迪公司授权卢建胜为智威龙品牌特约经销商的加盟授权书，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争议焦点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3、结合前述已确认的布加迪公司情况说明、相关询问笔录以及2015年6月对账单、对账表、对账交接单中的内容，本院确信被告主张的原告布加迪公司委派其公司员工陈建定与被告协商退货抵债事宜并由原告指定的郑兰妹接收货物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被告提供的收货确认单及退货托运快递单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认定该事实存在；4、关于调取的其他案卷材料与本案诉争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关于朱锦清与卢建胜之间的纠纷与本案诉争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判。
10.被告提供的湖北银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虽没有该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说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但结合上述本院已调查核实的案卷材料，可以证明被告方承租银河公司的C3007商铺经营“智威龙”品牌鞋服并已缴纳经营权押金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布加迪公司（甲方）与被告朱锦清（乙方）签订了一份《区域代理协议》，主要约定：甲方作为“智威龙”品牌中国区总代理，授权乙方为“智威龙”品牌在湖北省的特许合作代理商，甲方同意乙方在湖北省区域内授权使用“智威龙”品牌的品牌标志及进行品牌运营销售；甲、乙双方采取订货制合作，乙方下订单并按协议付款后，甲方予以供货；合作期内，双方采用现金结算，乙方订货后即刻支付总货款的30%作为定金，甲方收到定金后，根据乙方签字确认的订货单原件或传真件作为乙方下单依据，在甲方发货前，乙方必须全额付清货款后，甲方予以发货；甲方保障乙方经营区域内的合法独家经营权，处理窜货等事项；乙方享有指定区域独家经营权，乙方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税费自理；乙方应根据协议标准，处理好双方账务往来以及货款支付；物流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输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本协议起始时间为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共三年；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双方在后续合作中签署的相关文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如产生合同纠纷，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区域代理协议签订后，布加迪公司根据朱锦清的订货单陆续发货。
原告布加迪公司于2013年9月1日制定的《货款结算制度》载明：1、货款隔月结（如3月货款必须在5月28日之前结清，4月货款必须在6月28日之前结清……以此类推，在次年的1月底之前必须将前一年度11月和12月的货款全部结清）；2、为了保证双方往来账目的准确、清晰，总部将在每月3日之前将对账单传给分公司负责人，负责人应在收到对账单5日之日内配合总部对账，结算金额以对账后的数据为准；3、如分公司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付款，须提前一周书面写明原因，并作出付款时间的承诺，征得总部同意后可视为临时账期（说明：临时账期7天内视为正常还款，超出7天视同逾期付款，45天之内按1.5%利率，45天之后按2.0%利率计算），被告朱锦清在客户一栏处签字确认。
2014年11月7日，原告布加迪公司（甲方）与被告朱锦清（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合作模式为订货区域代理，甲方根据乙方有效签字传真件为依据下单，乙方所确定下单的货品，均属于乙方产品并产生相应货款金额，甲方不承担库存；甲乙双方财务结算，根据甲方产品出货时间，以每月1日至月末最后一日为周期，产生当月货品账单，每月初3号之前，甲方需将上月乙方出货对账单传真至乙方，乙方收到账单后应仔细核对，有问题及时同甲方核对，在每月5日前签字确认后回传甲方，如每月8日之前乙方未签字回传，甲方视为乙方默认账单无误；根据乙方经营销售周期，甲方向乙方提供货款欠款支持，每年3-4月的账单、8-9月的账单为乙方进货相对于其他时段的高峰期，甲方将给予乙方相对高于其他平稳期的欠款额度，但乙方需在当年度的6月30日及11月30日前将额度降低至正常额度之内；根据乙方现在实际情况，2014年高峰期额度支持将适当延长，乙方需在2014年12月31日前将欠款总额控制在五十万元以内，在2015年1月31日前将欠款总额控制在30万元以内；该协议约定期限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
2014年12月31日，经原、被告双方结算形成一份客户对账确认单，载明发货时间自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应付货款金额合计2303315.5元，已付金额合计170万元，剩余未付金额合计603315.5元。该对账确认单的下方有一份欠款确认单，载明：本人朱锦清，系“智威龙品牌”武汉经销商，经核对，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人欠郑昌财货款共60万元。被告朱锦清在该欠款确认单上签字确认。此后，原告布加迪公司继续向被告朱锦清发货并代付运费，被告朱锦清亦有退回部分货物，在2015年1月-2月期间，被告朱锦清支付货款20万元。经双方对账，截止2015年4月，被告朱锦清尚欠原告布加迪公司货款461494元。自2015年5月起，被告朱锦清因故停止向原告布加迪公司订货并不再经营销售“智威龙”品牌鞋服。2015年11月11日，布加迪公司的员工黄苗苗制作了一份对账交接单传真给朱锦清，载明：被告朱锦清分四批向布加迪公司退回智威龙品牌的鞋包数量共计4577双（个），金额合计469007.5元，剔除扣减一双型号为15931299质量不合格的残鞋金额97.5元，合计468910元，退回袜子1918双合计6329元，退回耗材2477元，加上留存的保证金30000元、商城押金20000元，以上总计527716元；与被告朱锦清所欠的货款461494元相互折抵后，余额合计66222元；再扣减朱锦清男鞋欠款金额（截止日期2015年11月11日）65958.55元，最终余额为263.45元；并注明“请您核对清楚且确认无误后3日内回传真至我公司，如未回传我公司将默认为准”。黄苗苗在制单上签字，财务审核一栏有“任荐蕾”签字。诉讼过程中，被告朱锦清主张以退回货物给原告并将留存的保证金和押金折抵的形式（被告主张上述欠款65958.55元系其又拿回部分货物放在第三处代售故予以扣减）付清货款并产生溢价款，但原告布加迪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本院向武汉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材料证实如下事实：（一）2014年4月11日，被告朱锦清的妻子郭春燕与银河公司签订租赁协议书，约定郭春燕以缴纳经营权押金及支付租赁费用的方式获得该公司C3007商铺三年的经营权利，郭春燕已缴纳首期经营权押金2万元，2015年续租时，除租金费用外再次缴纳了二期经营权押金1万元；（二）原告布加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昌财确认已收到被告朱锦清妻子郭春燕支付的代理保证金3万元，且尚有商铺经营权押金2万元未退回并已谈好；（三）原告布加迪公司与第三人卢建胜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了《区域加盟协议》，该协议约定起始时间为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共三年，布加迪公司并于2015年6月1日向卢建胜授予了《加盟授权》，授权卢建胜为“智威龙”品牌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大兴路银河鞋城特约经销商；上述协议签订后，卢建胜已向布加迪公司支付了首次订货款100万元；（四）2015年5月24日，原告布加迪公司委派其员工陈建定至武汉与被告朱锦清的女儿朱晓莉完成库存鞋子和店面商铺的交接工作，因库存鞋来回运输成本过高，布加迪公司同意决定回购朱锦清库存的鞋子并转卖给卢建胜；（五）2015年5月28日，被告朱锦清的妻子郭春燕将上述C3007商铺转让给第三人卢建胜经营，并与出租方银河公司办理了更名转让手续，原首期押金2万元暂存于布加迪公司处；（六）被告朱锦清及其妻子郭春燕将库存的鞋子以出厂价的6.5折退还给原告布加迪公司，并根据原告的指示分别于2015年5月31日、2015年6月5日、2015年6月19日、2015年6月21日分四批将库存的货物（包括袜子、耗材等）托运给第三人卢建胜，由卢建胜的妻子即第三人郑兰妹予以签收，卢建胜陈述其以5.5折的价格回购上述鞋子4000多双，价值30多万元；（七）2015年12月24日，被告朱锦清带人至第三人卢建胜经营的C3007商铺处拖走了部分鞋子，双方酿成纠纷遂卢建胜向武汉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另查明，黄苗苗原系布加迪公司的员工，其手机号码为158××××2655，其微信（微信号：×××）昵称为“AZ.VILON智威龙”，与朱锦清、朱晓莉原已添加的黄苗苗微信昵称及登记的手机号码均一致，朱锦清、朱晓莉分别在微信通讯录中将其备注名为“AZ.VILON智威龙.黄苗苗”、“苗苗智威龙”，朱晓莉与黄苗苗之间曾就涉案货款对账结算互有微信聊天记录。本案审理过程中，布加迪公司确认卢建胜曾以5.5折向其回购鞋品，货款约为40万元，并主张从其原来的预付款100万元中扣减，无需另外付款。
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布加迪公司提供了被告朱锦清于2014年12月31日出具的欠款确认单，被告朱锦清在诉讼中主张其出具欠款确认单后交付银行承兑汇票已支付货款20万元，但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两份银行承兑汇票确已承兑或由原告入账作支付结算，本院对其通过该形式付款20万元不予采信；但被告朱锦清庭审中通过添加布加迪公司员工黄苗苗的手机号码搜索得到的微信资料与其和朱晓莉原已添加的黄苗苗微信资料（包括昵称、登记的手机号码等）一致，并结合朱晓莉与备注名为“苗苗智威龙”的相对方聊天内容完整真实、聊天时间与涉案事实的时间段有关，因此在现阶段个人虽非实名制注册微信的情形下，本院也足以确认微信昵称为AZ.VILON智威龙、微信号为×××的微信持有人真实身份即为黄苗苗，本院对朱晓莉和黄苗苗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予以确认；而黄苗苗原系布加迪公司的员工，其通过微信传送有关涉及对账结算内容的表格与朱锦清提供的对账单记载的布加迪公司于2015年1-2月期间已收到货款20万元的事实相吻合，且据此计算得出的截止2015年4月尚欠货款461494元与对账表、对账交接单载明的均一致，表明原告布加迪公司通过员工发送相关对账单（表）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布加迪公司发送的对账单（表）载明的对于己不利的事实表示承认的，被告朱锦清无需举证证明，本院认定被告朱锦清在出具欠款确认单有向原告布加迪公司支付货款20万元，且截止2015年4月尚欠货款461494元。关于此后被告朱锦清有无付清货款，经审查《区域代理协议》、对账交接单、第三人郑兰妹签字的收货确认单、物流托运快递单以及本院依法向武汉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案卷材料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互相印证证明原告布加迪公司同意将被告朱锦清库存的货物折价退回用于抵扣货款，加上留存的代理保证金和经营权押金，被告朱锦清已付清货款的事实，理由如下：（一）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朱锦清因故自2015年5月起不再向布加迪公司订货并停止经营销售“智威龙”品牌鞋服，布加迪公司已于2015年5月另行与卢建胜签订区域加盟协议并授权卢建胜特许经营“智威龙”品牌，故布加迪公司同意朱锦清折价退回库存货物用于抵扣所欠货款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布加迪公司直接将该退回货物转卖给新的特许经销商卢建胜，又可以使其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通过以货抵债的形式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二）陈建定作为布加迪公司的员工，其接受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昌财的委托处理退货交接事宜系履行职务行为，朱锦清及其妻子郭春燕根据其指示将库存货物（包括袜子和耗材等）直接托运至卢建胜处并由卢建胜的妻子即郑兰妹签收，视为原告布加迪公司已实际接受了被告朱锦清退回的货物；（三）布加迪公司确认卢建胜以5.5折向其回购的货物价格约为40万元，与卢建胜在武汉公安机关陈述的其向布加迪公司回购4000多双鞋子价值30多万元大致相当，且按该价格换算6.5折约为47万元，这与朱锦清陈述的其按货物出厂价的6.5折退回4577双鞋子总价469007.5元极为相近，故对朱锦清主张的退货抵债事实予以确认；（四）布加迪公司的员工黄苗苗制作发送的对账交接单系原告布加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被告朱锦清未在该对账交接单上签字并回传传真件，但根据该对账交接单的注明内容，朱锦清未签字回传即视为默认账单无误，这也符合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易方式，因此该对账交接单载明的对账金额系原、被告双方的最终结算；通过该对账交接单表明截止2015年11月11日，被告折抵货款的结算金额527716元大于其所欠的货款461494元，即使剔除扣减朱锦清主张的退货后又收回的部分货物金额65958.55元，对账结算的金额仍有余额，被告无需再付款。综上，本院认定被告朱锦清在原告布加迪公司起诉前，已通过折价退回库存货物（包括袜子和耗材等）、未退回的代理保证金和经营权押金冲抵货款等形式已付清了全部所欠货款。关于被告朱锦清辩称的溢价款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是否应返还被告溢价款及应返还的具体金额，均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布加迪公司主张被告朱锦清未按时付款违反了《货款结算制度》的规定构成违约并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本院认为该《货款结算制度》系原告布加迪公司于2013年9月制定，主要是针对货款隔月结算后如不能按时付款则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依照不同的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但原、被告双方后续签订的《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根据经营销售周期，布加迪公司在每年的高峰期给予朱锦清相对高于其他平稳期的欠款额度，朱锦清仅需在当年度的6月30日及11月30日前将额度降低至正常额度之内即可，说明双方已对货款结算的周期和方式进行了变更，本案不再适用布加迪公司《货款结算制度》的规定。由于本案《补充协议》仅约定被告朱锦清应在相应的时间内将欠款额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但并没有约定欠款超过限额后应当如何付款及付款的具体时间，而本院前述已认定被告朱锦清在原告起诉前已通过多种形式付清货款，故被告朱锦清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布加迪公司请求朱锦清依照不同的利率分段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布加迪公司以被告朱锦清所欠货款总额超过规定时间内欠款的限额且没有按时付款为由主张朱锦清构成违约，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的规定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区域代理协议》，但本院前述已认定被告朱锦清并未违约，不存在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故原告布加迪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但是，截止本案法庭辩论终结之日，被告朱锦清经授权特许经营“智威龙”品牌鞋服的有效期已不足三个月，而被告朱锦清因故自2015年5月起已不再向原告布加迪公司订货，且被告朱锦清也知晓布加迪公司又另行授权第三人卢建胜特许经营“智威龙”品牌鞋服但并未提出异议，且通过多种形式付清了货款，表明原、被告双方以实际行为提前终止了合同的权利义务，因此涉案《区域代理协议》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本院对原告布加迪公司诉请解除《区域代理协议》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朱锦清辩称原告布加迪公司涉嫌虚假诉讼罪并主张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的意见，本院认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故对被告朱锦清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三人卢建胜、郑兰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温州市布加迪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朱锦清于2014年6月1日签订的《区域代理协议》。
二、驳回原告温州市布加迪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005元，由原告温州市布加迪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天翔
人民陪审员 潘笑容
人民陪审员 徐胜珍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