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2民终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荣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江街72号。法定代表人：姚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梅，吉林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晓明，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占辉，吉林松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俊山，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英博，吉林万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双，吉林万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市荣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腾公司）、王晓明因与被上诉人丁俊山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吉0291民初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梅，上诉人王晓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占辉，被上诉人丁俊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英博、李成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裁定驳回王晓明的起诉。事实和理由：王晓明在本案中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王晓明并未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却在第二次、第三次庭审时不当提示王晓明可以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明显违法。本案系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案件，王晓明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王晓明辩称，荣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王晓明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条件。王晓明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无论何种诉讼地位都应参加诉讼，以便查明事实。丁俊山辩称，1.一审法院确认王晓明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无不妥。由于王晓明在一审时一再主张丁俊山的股权应属于他，但又未以诉讼形式提出，故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对其依法进行释明并无不当。此外，王晓明虽然没有提交书面起诉书，但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强制性规定，口头提起诉讼也是可以的。2.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当事人应以公司为被告，与诉争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其中又依第三人对案件争议股权是否有独立请求权，分为有独立请求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之处。王晓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认定王晓明是荣腾公司的股东，驳回丁俊山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认定姚闯不是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定卢生英是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姚闯与丁俊山、刘某等存在恶意串通，涉嫌虚假诉讼，私刻公章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4.案件受理费由荣腾公司及丁俊山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姚闯是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错误，没有法律依据。2.2017年3月王晓明和姚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姚闯未能履行，根本违约，应属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有效没有法律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3.丁俊山转让给王晓明的股权根本不存在代持，王晓明股东身份及其所有的90%的股权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王晓明代持丁俊山股权没有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4.卢生英是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5.姚闯以未履行的协议为由，冒充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丁俊山恶意串通,已涉嫌虚假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晓明的上诉请求。荣腾公司辩称，1.王晓明上诉请求第二项、第三项在一审时并未提出，法院不应进行审理。2.一审法院对我公司出庭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认定姚闯是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晓明关于私刻公章的主张不真实，我公司的股东是丁俊山，不是王晓明。丁俊山辩称，1.我为荣腾公司的股东，王晓明仅为我的股权代持有人。一审法院根据王晓明亲笔书写的承诺书、刑事诉状认定其是股权代持有人正确。2.王晓明第二项、第三项上诉请求超出了其在一审起诉的诉讼请求范围，不应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审理，二审法院应予驳回。3.本案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确认之争，而非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之争。但因公司内部各方之间的纠纷导致谁有权代表荣腾公司出庭应诉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正当，认定姚闯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王晓明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称我与姚闯存在恶意串通，涉嫌虚假诉讼，是对我的诽谤诬告，我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丁俊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丁俊山为荣腾公司的股东；2.荣腾公司到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为丁俊山办理股东登记。王晓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晓明为荣腾公司股东；2.诉讼费由丁俊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腾公司设立于2011年8月10日，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由股东丁俊山、段海波与魏宪明共同注资，其中丁俊山出资1200万元，其余股东各出资900万元。丁俊山任荣腾公司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俊山分别于2012年8月9日、2014年9月12日先后受让了段海波、魏宪明的全部股权，使荣腾公司成为丁俊山一人独资公司。2016年5月份，丁俊山将荣腾公司交由王晓明代管。2016年7月19日，丁俊山因患病等原因将其对荣腾公司享有股权的90%交由王晓明代持，5%赠与刘某，经王晓明提议将5%交由卢生英代持。并于当日，荣腾公司将股东由丁俊山变更登记为王晓明、刘某、卢生英，法定代表人由丁俊山变更登记为卢生英。2017年3月26日，王晓明与姚闯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含有以下内容：王晓明将其持有的荣腾公司90%股权中的45%以1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姚闯；姚闯应当聘用优秀律师对公司的所有诉讼进行梳理评估，通过事实、证据和法律，把被违法侵占的公司合法权益争取回来。所需的诉讼费姚闯须垫付。同日，二人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的转让程序及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予以变更。亦于同日，王晓明、卢生英、刘某共同签署了《荣腾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推举姚闯为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姚闯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由于荣腾公司2975号（完整编号为2202011092975）公章由时任荣腾公司总经理李某掌控，无法收回。为办理变更登记等需要，卢生英于2017年4月13日向姚闯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姚闯办理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变更工作；刻制荣腾公司新印鉴；聘请律师对荣腾公司的所有诉讼进行代理。由于高新工商分局（全称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因故未予办理变更登记，2017年4月20日，卢生英与王晓明向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工商分局出具了《请求变更工商登记申请书》。申请书中载有如下内容：荣腾公司股东会决定对股权重新调整，并选举新的法人代表姚闯，特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市信访局、建委、开发办也都要求我公司马上找工商局，尽快完成变更登记。尽管荣腾公司提交了申请书，但高新工商分局仍未予办理变更登记。2017年8月16日，因李某对荣腾公司开发的臣山雅苑水电配套设施工程不予配合，迟延加盖公章等原因致使工程不能预期开工。臣山雅苑的28名业主联名向荣腾公司提交了《罢免书》，要求罢免李某总经理职务，从此不能代表荣腾办理任何业务。当日，荣腾公司制作了《员工聘用合同解除通知书》。通知书记载的主要内容为：荣腾公司聘任李某为公司总经理期间，李某存在阻碍公司工地施工进度，迟迟不予配合在施工合同上盖章，导致工程不能按时验收；不及时上报公司在法院的诉讼进程，导致公司错过上诉期限，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泄露公司商业机密等8点不履行、不胜任总经理一职的行为表现，并应臣山雅苑小区多数业主要求，荣腾公司决定于2017年8月16日起解除与李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李某自劳动合同关系解除之日起30天内办理交接手续，将荣腾公司的2975号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交还给公司，以上三章公司已登报声明作废，如拒不交还，继续以此三章签署公司文书，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全部交接工作委托公司股东王晓明具体落实。由于2975号公章一直未予交还，荣腾公司在2017年9月4日的《江城晚报》上刊登了《挂失声明》，将2975号公章等印鉴挂失。嗣后，荣腾公司刻制5470号（完整编号为2202011195470）公章，并到公安机关备案。自2017年3月26日荣腾公司股东会决议推选姚闯为法定代表人之日起，姚闯一直在履行着法定代表人职责：代表荣腾公司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交纳上诉费、申请解除查封、处理臣山雅苑尾工工程等事项。一审法院认为，一、姚闯及代理人具有代表荣腾公司出庭应诉的资格。关于荣腾公司出庭人员是否具有参诉资格问题，一审法院判定其有资格代表荣腾公司出庭应诉。缘于以下四点理由：（一）姚闯系股东会确认的法定代表人，并履行职守。1.姚闯是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姚闯为证明其为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交了荣腾公司全体股东王晓明、卢生英、刘某（形成股东会决议时，荣腾公司登记的全体股东为此三人）共同签名形成的《荣腾公司股东会决议》，所有股东一致推举姚闯为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该决议，刘某对其真实性予以承认，卢生英承认决议上的签名为本人所写，第三人王晓明对其真实性亦不否认。故一审法院对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认定荣腾公司全体股东共同推选姚闯作为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成立。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荣腾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亦将选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赋予给股东会。虽然卢生英称其就任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但并未就此举证。即使假设卢生英所述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决议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章。依照该条款规定，结合全体股东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事实，应当认定《股东会决议》形成程序合法。基于上述，荣腾公司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于事实及法律业已成立。2.股东会决议未被撤销，且无无效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股东会决议，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撤销。《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据此，若股东认为股东会具备上述可予撤销的法定事由，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三条规定，原告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事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超过公司法规定60日期限，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于涉案股东会决议的作出日期为2017年3月26日，假设该决议有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异议股东超过2017年5月25日以起诉的方式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鉴于从决议作出至今没有股东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因此，该决议已不可能通过诉讼被撤销。《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纵观股东会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故《股东会决议》有效，由此使决议的内容生效，即产生了姚闯成为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法律效力。第三人王晓明关于《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不是卢生英笔迹的抗辩，因卢生英承认该签名为本人亲书，使其抗辩与事实不符而无法成立。针对王晓明提出股东会决议因姚闯没有履行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成为公司的股东而作废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决议只存在有效、无效或被撤销三种情形，并无作废之说，因而，其作废的观点于法无据。此外，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非只有股东才能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非股东亦可以担任此职。是故，王晓明关于姚闯没有成为公司股东，不能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观点并无法律依据。另外，王晓明与姚闯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履行与《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争议应当另行处理。3.没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不能颠覆《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股东会决议》中还有一项决议内容，即股东同意授权姚闯办理工商变更手续。该决议作出之后的4月13日，卢生英向姚闯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其中授权内容之一就是授权姚闯到高新工商分局办理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变更工作。随后的4月20日，卢生英与王晓明向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工商分局出具了《请求变更工商登记申请书》。由于股东会决议新选定的法定代表人姚闯及股东发生变化，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卢生英承认本人在委托书上签名，王晓明也未否认该委托书的真实性。从以上书证形成的时间次序及内容上可见，荣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后，交由姚闯办理法定代表人等变更事项，为此，卢生英又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姚闯办理变更登记。但高新工商分局未予办理。因此，卢生英与王晓明向高新工商分局等出具了《请求变更工商登记申请书》，再次申请高新工商分局为荣腾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登记。上述内容与姚闯关于高新工商分局拒绝办理变更登记的陈述相吻合。足资认定将法定代表人由卢生英变更为姚闯，是卢生英、王晓明、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完成变更是其意志以外的原因。不能因此否认股东决议所体现的真实意愿，亦不能因此颠覆《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更不能因此否决姚闯是荣腾公司股东会确认的法定代表人之事实和法律效果。4.姚闯在就任后履行着法定代表人职责。姚闯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吉林银行银企余额对账单》《吉林省诉讼费用结算专用票据》《吉林增值税普通发票》《建设施工合同》《工程项目合同》、（2017）吉0291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王晓明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认为，对外施工合同是刘某受其委托签订的，而刘某对此予以否认，称是姚闯委托其签订的。由于上述证据均为客观证据，皆由姚闯持有，且无反证予以推翻，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上述证据所表彰出的事实是：姚闯就任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从2017年6月至今，代表荣腾公司与银行进行对账，对荣腾公司诉讼案件提出上诉、交纳上诉费、申请解除保全、办理臣山雅苑（由荣腾公司开发的）工程收尾等工作。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出庭证人张某1、张某2，以及与荣腾公司交涉进户问题的臣山雅苑47名知情业主联名出具的《证明书》均对姚闯处理尾工工程事实加以证实。综合上述证据，可以确认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是，姚闯就任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一直履行着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二）卢生英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履职。目前，在高新工商分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卢生英，之所以没有变更登记为姚闯的原因此前已述，不再重复。卢生英自述，我一分钱没有向荣腾公司投资，我在荣腾公司没有办公室，没有到荣腾公司上过班。我除了做过网签、去过政府信访办二次，去过建委与业主洽谈之外，没有做过什么工作。2016年8月份，就回上海和同学、战友游玩去了。我几乎没有回来过，只有王晓明通知政府找我，我才回来。对于臣山雅苑收尾工程发包及进展情况，由于没有参与，都不了解。47名业主共同出具的《证明书》中证实在房地产交易大厅办网签时，卢生英来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听说她在上海住，不在吉林市居住。卢生英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她什么都听王晓明的。出庭证人张某2证实，我只在网签的时候见过王晓明和卢生英，在（臣山雅苑）工地没有见过他们。证人刘某证实，卢生英任法人期间没有办公室。我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变更的费用还是我拿的，一次是给业主办网签，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卢生英的自述、业主证言及了解情况的荣腾公司股东刘某的证实，可以相互印证，共同指向同一事实，即卢生英只是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履行作为法定代表人应尽的义务。（三）应认定决议确定及实际履职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1.应当以股东会决议为准确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公司意志的变更，亦属于公司内部人事关系的变化。对此，应遵从公司内部自治原则，只要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变更决议，就应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律效力。正如前阐释，涉案股东会决议并未被撤销，且无决议无效的法定情形，该决议已生效，产生了姚闯成为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卢生英不再是法定代表人的法律效果。公司作为商事主体，要受到商事登记制度的规范，但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目的是向社会公示公司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属于宣示性登记而非设权性登记，因此，股东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即使未办理变更登记，亦不影响股东会决议效力。更何况，荣腾公司之所以未能办理变更登记，并非自身原因所致，是外部因素阻却了变更登记的完成。从该视角考察，亦应当确认姚闯为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2.应当认定实际履职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已述及，姚闯就职以来，履行着法定代表人职责，且履行着有利于荣腾公司与臣山雅苑业主的职责。而卢生英并未实际履职，对臣山雅苑的尾工进展情况等一无所知。其法定代表人之职，已形同虚设。于此场合，从有利于荣腾公司经营及臣山雅苑工程收尾之角度考量，亦应认定实际履职的姚闯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否则，认定身居异地，并不履职的卢生英为法定代表人，不但与事实相违，亦损及荣腾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四）姚闯作为法定代表人具有参诉与委托代理人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关于由变更前还是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但未完成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要求代表法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本案中，荣腾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了法定代表人为姚闯，虽非公司的原因无法完成变更登记，但荣腾公司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为姚闯，且姚闯亦要求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参诉，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姚闯具有代表荣腾公司进行诉讼的法律依据。《民诉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本案法定代表人姚闯代表荣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于法有据。故，荣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依法可以参诉。亦因此，王晓明提出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卢生英而不是姚闯，姚闯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无权代表公司出庭，也无权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的观点，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另外，一审法院注意到，在王晓明与姚闯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含有姚闯应当聘用优秀律师处理公司的所有诉讼，所需的诉讼费姚闯须垫付的内容。卢生英于2017年4月13日向姚闯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姚闯聘请律师对荣腾公司的所有诉讼进行代理。由此可见，无论是王晓明还是卢生英均授权姚闯聘请律师代理公司所有诉讼，所有诉讼当然包括本案的诉讼。因此，王晓明提出的姚闯及其委托的代理人无权代表公司参诉的抗辩观点，因与事实相左亦无法成立。二、诉讼中所使用的公章具有代表荣腾公司的效力。李某在代理荣腾公司的其它诉讼中，于2017年2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上均加盖了荣腾公司2975号公章。虽然丁俊山与荣腾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能举证证实异议成立。故一审法院对该2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透过这二份证据所展示的事实是，至迟在2017年2月14日荣腾公司有一枚2975号公章。47名业主联名在《证明书》中证实，李某在接自来水管线时，迟延到现场加盖公章。业主对此不满，由28名业主具名向荣腾公司提交的《罢免书》中，提到申请罢免李某总经理职务的理由之一是不予配合盖章。这些证据所承载的事实是，2975号公章被李某掌控。2017年4月13日，卢生英向姚闯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当中，记载授权姚闯刻制荣腾公司新印鉴。李某在2017年2月14日还在使用荣腾公司2975号公章，而卢生英授权姚闯刻制新公章，表明卢生英明知荣腾公司有2975这枚公章，否则，就不能称之刻制新公章。姚闯陈述，当初王晓明对我说还有一套公章在李某手中，他拿不回来，让我再刻制一套新的公章。我说需要原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才能刻制，王晓明就把卢生英的临时身份证交给我，我重新刻制了5470号公章。卢生英证实其将临时身份证交给王晓明，王晓明说给姚闯了。王晓明针对姚闯的陈述抗辩是，如果公章能拿回来，就使用原来的公章；如果拿不回来，姚闯成为法人后需要刻制新的印鉴。可见，王晓明对姚闯关于刻制公章的陈述，并未提出实质异议，同时也变相说明，王晓明知悉姚闯刻制公章之事。再结合卢生英向姚闯出具刻制新印鉴的授权，也印证了姚闯的陈述属实。由此亦表明，姚闯刻制5470号公章，卢生英和王晓明不但同意，而且卢生英还授权姚闯刻制印鉴，支持姚闯刻制公章，故，不存在姚闯私刻公章的情形。基于此，王晓明提出姚闯所使用的公章是私刻的，不是荣腾公司的公章。荣腾公司有公章，姚闯私刻荣腾公司的公章参加诉讼，该行为无效的观点，因与事实不符而不能得到肯认。2017年8月16日，荣腾公司通过制发《员工聘用合同解除通知书》再次敦促李某将2975号公章交还公司。从李某在本案首次开庭时提交的相关手续中仍然加盖2975号公章的事实，说明李某至今仍未交还此公章。由于李某拒不交还公章，荣腾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又不能没有公章。该公司于2017年9月4日在《江城晚报》上将2975号公章挂失，重新刻制了5470号公章，并到公安机关备案。此后，荣腾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上诉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解除查封申请书》等材料上，均加盖的是5470号公章，亦即该枚公章已起到代表荣腾公司从事经营等活动的作用。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公章失控，使荣腾公司无法从事经营活动。为避免因无法使用公章，导致公司的正常运行陷入僵局，不得不选择重新刻制公章，以激活荣腾公司的经营等活动，且重新刻制公章使臣山雅苑工程收尾得以推进。荣腾公司以此为目的，重新刻制公章，实无可非难之处。因此，应当承认5470号公章具有代表荣腾公司的效力。当然，荣腾公司应当妥善解决二枚公章并用的问题。三、丁俊山因认缴出资而成为荣腾公司股东。丁俊山认缴1200万元，段海波与魏宪明各认缴900万元，荣腾公司于2011年8月10日设立，三人由此成为荣腾公司的原始股东。丁俊山分别于2012年8月9日、2014年9月12日先后受让了段海波、魏宪明的全部股权，而使荣腾公司成为独资公司，丁俊山成为公司的唯一股东。四、丁俊山将其股权的90%交由王晓明代持。解决本案丁俊山与王晓明股东资格之争的关键在于，王晓明对荣腾公司享有的股权来源于受让抑或代持，不同的来源决定着丁俊山与王晓明诉求何者能得到支持。就此，一审法院阐述如下：（一）王晓明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其受让了丁俊山的股权。王晓明为证实股权系受让而来，其为荣腾公司股东的事实成立，提交了丁俊山分别与王晓明、卢生英、刘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与《股东会决议》，证明丁俊山将其持有荣腾公司的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权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晓明2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某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转让给卢生英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王晓明所举证据难以证明其主张受让丁俊山股权的事实成立。这是基于以下理由：1.丁俊山及荣腾公司均否认王晓明所提供证据的实质真实性。对王晓明提举的证据，丁俊山及荣腾公司均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都是为办理股东等变更登记所使用，真实情况是王晓明代持丁俊山的股权。2.王晓明的陈述与所举证据矛盾。王晓明提供上述2份证据证明其持有的荣腾公司的股权，是以1000元的价格受让而来。但在反驳丁俊山诉求的抗辩时又称，丁俊山系以零价将股权转让给他的。就股权转让价款，王晓明的说法自相矛盾。3.《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有违常理。丁俊山将其90%的股权与5%的股权以同样价格转让有违常理。另外，丁俊山将其持有荣腾公司的注册资本中的2700万元股权仅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晓明亦与常理不合。结合以上三点，王晓明所举证据实难证明其受让股权主张成立。（二）多数事涉人员否认《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股份转让协议书》所涉人员有丁俊山、王晓明、刘某和卢生英，其共同亲历股权变动的过程，为涉事知情人。就该协议，丁俊山否认其真实性，声称该协议是为办理变更登记而签订的，实际上并不是股权转让，而是股权代持。卢生英称公司股权转让都是王晓明负责办理的，我们在工商局需要填写表格。我不清楚王晓明和丁俊山之间的股权是如何受让的，也不清楚刘某受让过股权。刘某称我并没有受让丁俊山的股权，是丁俊山给我5%的股权。《股份转让协议书》不是真实的，王晓明提出并起草的这份协议书，是为了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使用的。可见，《股份转让协议书》所涉人员当中，丁俊山、刘某一致认为该协议仅为办理变更登记而用，所谓的股权转让不实；卢生英表示不知情；唯有王晓明主张是丁俊山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其本人、卢生英及刘某的，但王晓明在质证《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时，又说丁俊山给卢生英5%的股份，卢生英投资了500万元（卢生英对此予以否认，自述其本人一分钱也没投入荣腾公司）。刘某是老员工，给她了一部分股权，我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就刘某与卢生英所持有的股权先后有给和受让相互抵触的说法。可见，在事涉的四人当中，唯有王晓明主张股权转让是真实的，且又前后所述矛盾，所以，王晓明所述不能成立。因此，经由事涉人员的陈述，否定了《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实质真实性，《股东会决议》由《股份转让协议书》为基础而形成，作为基础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失真，《股东会决议》随之失却了实质真实性，即王晓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让丁俊山股权的事实存在。（三）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王晓明代持之事属实。1.丁俊山陈述其将股权交由王晓明代持。丁俊山将股权交由王晓明代持的背景、过程等做了周至陈述。为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又提供了《出院诊断书》《出院证》以及《报案材料》加以佐证。2.证人刘某、张某1证实王晓明代持丁俊山股权。事涉知情人刘某到庭证实，丁俊山将其股权交由王晓明代持。此外，到庭证人张某1提到丁俊山让王晓明代持期间没有干什么，述及王晓明代持之事。3.王晓明承认代持丁俊山股权的事实。王晓明自书的《承诺书》中记载：王晓明“承诺解除和荣腾公司及法人丁俊山和卢生英的股权代持关系，包含我自己代持的全部股权”。王晓明辩驳《承诺书》是其在信访局被围攻时，受胁迫书写的。并称其当时为了摆脱围攻，才说是代持关系的。就此，一审法院限王晓明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其受胁迫出具《承诺书》的证据，给予王晓明提供证据补强其主张受胁迫事实成立的机会，但王晓明却未能举证。此外，刘某证明，在信访局协调公司工程推进的时候，王晓明不作为，亲自写的《承诺书》，《承诺书》不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可见，虽然王晓明抗辩《承诺书》是被胁迫所写，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撑该抗辩，不能认定《承诺书》是王晓明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王晓明在亲自撰写的举报有关人员犯罪行为之《刑事诉状》中，提到王晓明代持丁俊山90%的股权。王晓明对《刑事诉状》质证称，荣腾公司涉及到的报案材料一般都是我写的，《刑事诉状》上没有我的签字，是否是我出具的记不清了。但随后又予以承认：这份报案材料，高新分局姓蒋的工作人员受案。我与公安局说不想参与这个事情，就算我给丁俊山代持，这些事情不要找我。但王晓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质证意见成立，应当认定《刑事诉状》是在王晓明意思自由的情况下出具的。一审法院认为，丁俊山陈述及其提供的佐证证据，虽然能证明丁俊山关于陈述代持背景及过程的某些细节存在，但尚不能证明代持事实成立。张某1间接证明代持事实存在，但该证言内容属于传来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丁俊山代持主张成立。但作为亲历股权变动事涉者刘某，是诉争股权的知情人，其证明丁俊山将股权交由王晓明代持。该证言为直接证据，具有很强的证明力。经由刘某的证言补强，可以认定丁俊山代持所述属实。尤其是，王晓明在亲书的《承诺书》和《刑事诉状》中，主动再现出其代持丁俊山股权的真相。面对证据所呈现出的事实，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丁俊山将其对荣腾公司享有股权的90%交由王晓明代持。五、丁俊山系荣腾公司的股东。股东资格的取得无外乎原始与继受取得两种方式。丁俊山因向荣腾公司认缴注册资本而取得股权，以原始取得的方式成为荣腾公司的股东。之后，又受让了其余股东的全部股权。由此，丁俊山为荣腾公司的唯一股东。由于王晓明在荣腾公司设立时并未认缴出资，且荣腾公司又未增资，因此，排除了王晓明以原始取得的方式获取股东资格的可能性。那么，王晓明成为荣腾公司的股东只能通过继受的方式取得。在多种继受取得方式中，王晓明仅主张其因受让丁俊山的股权而取得股东资格，但该主张与其代持丁俊山的股权事实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王晓明因没有受让丁俊山的股权而不能成为荣腾公司的股东，丁俊山将其享有的90%股权交由王晓明代持，不能改变其为荣腾公司股东的事实。基于此，丁俊山主张为荣腾公司股东的诉请应予支持，王晓明与此相反的诉求依法应予驳回。六、丁俊山关于主张荣腾公司为其办理股东登记的诉求应予支持。当实际出资人与代持股东发生争议时，实际出资人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主张变更股东登记，由真实股东替代与实际不符的代持股东，以去伪存真还原真相，使登记与事实相符。从该价值取向考量，实际出资人变更登记的主张应予准许。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兼具人合与资合的属性，在其他股东不知有实际出资人存在的场合，为不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在未经其他股东允许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的变更登记请求不应支持。但本案丁俊山作为实际出资人，将其股权交由王晓明代持，刘某等登记股东均知悉该事实，丁俊山自荣腾公司设立包括将其股权交由王晓明代持至今，实质上，丁俊山股东身份从未失去，不过是对外由显名持股状态变为隐名持股状态而已，丁俊山并未因持股状态的改变而丧失股东资格。此外，荣腾公司又同意为丁俊山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因此，从实事求是以及减少诉累的价值着眼，丁俊山提出荣腾公司为其办理股东登记的诉求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丁俊山为荣腾公司的股东；二、荣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丁俊山办理股东登记；三、驳回王晓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荣腾公司负担100元，王晓明负担100元。本院二审期间，王晓明及荣腾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王晓明提交的证据1、2、3，因与本案并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其提供的证据4因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其提供的证据5，因股东会决议已推选姚闯为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其证人李某的证言，因李某与各方均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荣腾公司证人刘某的证言，结合一审丁俊山提供的证据及一审庭审笔录，本院对刘某的证明事实予以确认。经过庭审调查，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丁俊山是否是荣腾公司的股东，其与王晓明之间是否为股权代持关系；2.王晓明作为原审第三人是否有权单独提起诉讼；3.姚闯是否是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关于股东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荣腾公司系丁俊山、段海波、魏宪明于2011年8月10日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丁俊山出资1200万元，段海波、魏宪明各出资900万元。后于2012年8月9日及2014年9月12日，丁俊山先后受让了段海波、魏宪明的全部股权。对于该事实王晓明并无异议，但主张因荣腾公司经营困难，丁俊山已于2016年7月13日与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了其持有的90%的股权。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丁俊山已证明其已实际出资，故其已完成了确认股东资格的举证责任。现王晓明上诉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亦应承担已通过受让方式取得股权的证明责任。因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除王晓明予以认可外，丁俊山及另一股权受让方刘某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均称丁俊山与王晓明之间实际是股权代持关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使用。另一股权受让方卢生英则表示根本不清楚《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支付过任何股权转让款。此外，根据该协议约定，丁俊山转让给王晓明、刘某、卢生英的股权比例分别为90%、5%、5%，价格均为1000元。结合协议各方的陈述及股权转让各方价格，本院认为，王晓明仅凭《股权转让协议》无法证实各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有效性，对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丁俊山与王晓明之间虽然没有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但根据丁俊山一审提供的《承诺书》及《刑事诉状》，其中均有王晓明对代持事实的自认，其虽抗辩主张《承诺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写，但并未举证证明，亦未通过诉讼程序予以撤销，故对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定丁俊山已实际出资，系荣腾公司的股东，其与王晓明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王晓明诉讼权利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实质上是丁俊山与王晓明之间对谁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产生的纠纷，王晓明在一审时虽然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其作为利害关系人当然的具有独立的诉讼请求权利，有权以第三人的身份提起告诉。荣腾公司上诉主张王晓明无权提起诉讼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姚闯法定代表人身份问题。本院认为，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荣腾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其股东会亦有权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荣腾公司于2017年3月26日通过股东会决议推选姚闯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其股东会决议并无法律法规规定的被撤销或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应认定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姚闯应为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的，但未完成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要求代表法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的规定，姚闯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亲自代表或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荣腾公司参加诉讼。此外，因姚闯是否是荣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丁俊山与王晓明原审起诉时的一项诉讼请求，而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为解决姚闯是否有权亲自代表或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荣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问题而进行的主动审查，故王晓明上诉主张判决认定姚闯不是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定卢生英是荣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需要强调的是，一、二审法院针对姚闯身份问题进行的主动审查，主要解决的是姚闯能否代表荣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或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荣腾公司参加本案诉讼问题。至于姚闯是否有权代表荣腾公司对外处理公司债权债务及解决荣腾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应由荣腾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进一步进行明确，以更好的维护荣腾公司及荣腾公司各方债权人的利益。四、关于王晓明上诉主张的姚闯与丁俊山、刘某等存在恶意串通，涉嫌虚假诉讼，私刻公章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问题。因其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该项上诉请求并非本案一审各方诉讼请求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荣腾公司、王晓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0元，由王晓明负担100元，由吉林市荣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照明审 判 员  潘军宁代理审判员  张利宏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姜 超（此件共26页，印1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