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3民初562号原告:徐云甫，男，1952年10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赵文兰，女，1956年5月10日出生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二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喆，女，1984年7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刘静，女，1979年8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徐云甫、赵文兰与被告刘静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云甫、赵文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喆、被告刘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云甫、赵文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要求被告刘静返还购车款127100元，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支付利息，并返还涉案车辆号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徐云甫、赵文兰系徐刚父母，徐刚因病于2010年去世。刘静为徐刚生前同居女朋友。2006年徐刚向刘静父母借款12万元，于2007年2月28日以刘静的名义在北京陆鼎汽车商行购得车牌号为×××福克斯三厢1.8M型轿车一辆，车身号码为×××，发动机号码7J05713，购车款及保险费用共计127100元，由徐刚名下账号为×××的中国银行借记卡支付。徐刚去世后，刘静拿出当时徐刚向刘宝义（刘静父亲）借款的借据要求让原告偿还借款。现在原告方已将借据上的12万元还予刘宝义。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刘静返还×××轿车的购车款127100元，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并返还×××机动车号牌。诉讼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1、依法要求刘静返还车辆折价款8万元，以1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07年3月1日开始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返还涉案车辆号牌，返还涉案车辆购置税的一半即5205元、车辆保险的一半2650元、增值税的一半即884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刘静辩称：案由与事实和理由不符，原告主张的车款分割没有道理。车牌不存在分割问题。2007年2月28日以我的名义买车，该时间是我前男友徐刚生日，本来想以徐刚名义购买，但是基于2006年从我父母处借钱12万买房，当时徐刚与公司是签固定劳动合同，可以报销取暖费和物业，所以买的房子写的名字是徐刚。车辆登记，徐刚提出写我的名字。银行卡以徐刚的名义办的，但是钱是我往里面存的。我们生活的钱都存到这张卡里，所以财产出现混同。购房和购车与本案无关，2014年开始，原告开始以不当得利案由起诉我方，直到2016年，高院驳回原告的请求，不当得利案件结束，至今起诉本案。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徐刚于1981年2月28日出生，2010年1月10日死亡，生前未结婚，亦未生育子女。原告赵文兰系徐刚之母，徐刚生父于1985年死亡，赵文兰、徐云甫于1987年结婚，现有生效判决确认徐云甫与徐刚形成抚养与被抚养关系。刘静系刘宝义之女。刘静、徐刚自2005年到2006年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至刘刚去世。同居生活期间，二人收入用于共同生活支出。徐刚（徐刚，中国银行，账号为×××）、刘静各有本人的工资卡（刘静，中国银行，账号为×××）和小时费卡（刘静，中国银行，账号为×××），另有以徐刚名义开办的账号为×××的银行卡用于二人日常花销，该银行卡在二人共同居住的家中存放。2006年3月21日，徐刚向刘宝义出具借据，载明：“2006年03月21日徐刚向刘宝义借款壹拾贰万元整，￥120000.00。六年之内还清”。2006年11月26日，徐刚以3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顺义区房屋（以下简称501房屋），其中25万元为向银行贷款，并自2007年1月开始偿还贷款，该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徐刚，房屋所有权证填发日期为2006年12月5日。2007年2月28日，刘静自北京陆鼎汽车商行购买车牌号为×××的福特牌轿车一辆，该车登记在刘静名下。上述车辆价税合计121800元、代办保险费5300元，合计127100元，为徐刚刷卡支付。该车在徐刚去世后一直由刘静使用。徐刚去世后，2010年6月11日，刘静与赵文兰签署协议书，载明：“×房子的贷款以及2006年3月21日赵文兰之子徐刚与刘静之父刘宝义的借据，表示承认认可，并同意由赵文兰偿还房贷及借据上的借款；房贷是指2010年06月11日之后的贷款。”刘静认为，其与徐刚于2004年9月开始同居，同居后，为方便居住及为新婚准备新房，在2006年3月份，二人商定由徐刚出面向刘宝义借款12万元用于购买新房，待×房屋交付，双方共同出资装修、置办生活用品后在×房屋居住。在此期间，二人共同偿还了银行贷款人民币8万余元。徐刚不幸染病身亡后，徐云甫、赵文兰无视其合法权益，强行搬入501房屋居住。于2011年8月向本院起诉，要求：1.确认刘静拥有×房屋的产权；2.判令徐云甫、赵文兰立即腾退×房屋。该案在审理中，经北京京评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房屋价值进行鉴定，×房屋（不包含装修）的价值为1037782元，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12月6日。双方同意该案分割501房屋时，房屋价值计算到上述评估基准日。本院结合其他证据认为：……关于购买诉争房屋的首付款出资，刘静主张其与徐刚向刘宝义借款12万元共同购买诉争房屋，但借据上没有刘静签名，且刘静与赵文兰所签署协议载明该款由赵文兰偿还，因此本院认为该款系徐刚个人向刘宝义所借，购买房屋首付款由徐刚个人出资。关于诉争房屋贷款的偿还，本院认为由刘静签字的存款凭条能够证明其到银行偿还贷款的事实。关于上述款项的来源，本院结合偿还贷款的时间，存款凭条签字情况，徐刚名下银行账户的取款情况，刘静与徐刚的关系以及刘静本人在起诉状中承认其与徐刚共同还贷并在庭审中承认双方为共同生活相互支出等事实，认为自2007年1月到徐刚死亡前的贷款由刘静和徐刚共同出资偿还。关于徐刚死亡后直到2010年3月的还贷出资，本院根据存款凭条签字情况推定为刘静偿还。现双方所提交证据均无法证明刘静和徐刚各自偿还借款的具体金额，因此本院推定二人偿还借款数额相同。因涉诉房屋以徐刚名义购买，徐刚支付首付款并参与偿还贷款，故该房屋以归徐云甫、赵文兰所有为宜，由二人向刘静支付房屋价值折款。刘静主张徐云甫、赵文兰将501房屋腾退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房屋装修，因装修合同由徐刚签署，刘静无证据证明其曾经为装修出资，故本院认为诉争房屋装修与刘静无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之规定，本院于2013年4月判决：×房屋由赵文兰和徐云甫共同所有，赵文兰和徐云甫共同给付刘静房屋价值折款58600元，驳回刘静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2013年底，刘宝义以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赵文兰、徐云甫，要求二人偿还2006年3月21日徐刚借款12万元。赵文兰、徐云甫共同辩称：因为刘静想买车，但是刘静的父母不给钱，故徐刚才以他的名义向刘静的父亲借了钱。在上一次案件中，刘静说借钱是为了买房是不真实的。徐刚当时买了一辆福特轿车，是从徐刚的银行卡内划的钱。另徐刚还垫付了七千多元钱。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本院认定徐刚与刘宝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因赵文兰、徐云甫均认可继承徐刚的遗产超过借款金额，故二人作为继承人应当偿还债权人刘宝义12万元借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于2014年9月判决赵文兰、徐云甫共同给付原告刘宝义12万元。双方对上述判决均未提出上诉。2014年10月，徐云甫、赵文兰向本院提起不当得利纠纷诉讼，认为以刘静名义购买的车牌号为×××福克斯轿车一辆，购车款为127100元，系由徐刚名下账号中国银行借记卡支付。徐刚去世后，刘静拿出当时徐刚帮她向刘宝义借购车款的借据要求徐云甫、赵文兰还钱。现二人已将12万元还给了刘宝义。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静返还购车款127100元，并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刘静辩称：徐云甫、赵文兰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徐云甫、赵文兰作为徐刚的法定继承人提起诉讼，假设说购车款是从徐刚的卡里支付的，而徐云甫、赵文兰无法证明是徐刚借钱给刘静，徐刚与刘静不存在借贷关系，徐云甫、赵文兰没有权利主张。根据徐云甫、赵文兰的起诉书写明的事实和原告的陈述，徐云甫、赵文兰早知道买车的事，截止到徐云甫、赵文兰起诉之日，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中，刘静不认可徐刚出资127100元，并称该车辆系由其出资购买，该车购车款为121800元。本院认为：……车辆系由徐刚出资127100元购买，故对刘静所主张的涉诉车辆由其出资购买的主张，本院不予以采信。另刘静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徐刚出资127100元有合法依据，故构成不当得利……。因对利息双方并没有约定，徐云甫、赵文兰要求刘静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4月，判决刘静给付徐云甫、赵文兰购车款127100元，驳回徐云甫、赵文兰其他诉讼请求。刘静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徐刚的出资行为自始即为不当得利，徐刚对刘静有不当得利之债，而在徐刚死后徐云甫、赵文兰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了该债权。假设徐刚的支付行为为不当得利的话，受害人为徐刚，其当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时效的规定，2007年2月28日徐刚即知道该事实，也知道对方当事人是谁，故时效起算点应当从2007年2月28日起算。一直到2009年2月28日徐刚也未向刘静主张不当得利之债，故该债权即为丧失时效的自然之债。2011年7月7日，刘静针对徐云甫、赵文兰提起同居析产之诉，此诉讼时间在一审判决认定的不当得利事实发生四年多之后，主张权利人是刘静而非徐云甫、赵文兰，诉求为同居析产也与本案事实无任何关联性。一审认为刘静与徐云甫、赵文兰就徐刚遗产诉讼直至2013年才审理完毕，故徐云甫、赵文兰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徐刚的工资卡明细可以算出，徐刚自2004年8月参加工作直至2007年3月，工资总收入为102375.81元，而徐刚购买501房屋住房、装修支出合计在23万余元，徐刚的收入与支出显然差距很大，明显不符。而实际情况是，购车支出均是刘静的钱，因刘静多数时间在外工作，徐刚长时间在京，购车时由徐刚经办。2.即使购车款由徐刚支付，根据二人的关系，也应当认定为赠与，而非不当得利。（2011）顺民初字第9332号判决认定，刘静、徐刚自2005年到2006年之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二人共同生活相互支出，并以此认定当时购房贷款二人偿还数额相同。双方共同生活，经济又非完全独立。自购车后刘静因工作性质经常不在京，涉诉车辆主要由徐刚使用。汽车购买后就一直在贬值，一审认定支付购车款行为为不当得利并全额返还显然不当。故要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徐云甫、赵文兰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徐云甫、赵文兰承担。二审期间，刘静向法院提交刘静、徐刚银行卡明细对比表，欲证明刘静向徐刚卡号为×××的账户中存入过钱。经质证，徐云甫、赵文兰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是否为刘静存入的不清楚，而且存入的钱很快就取出了，有时取出的钱超过存入的钱。二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之成立要件为：1.受利益，基于给付而受利益；2.致他人受损失，当事人之间具有给付关系；3.无法律上的原因，给付欠缺目的。据此规定，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因在于：首先，本案存在给付目的。刘静与徐刚于2007年2月购买涉诉车辆，而根据已生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刘静与徐刚在购车之前已存在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故在双方存在恋爱同居关系的基础上，徐刚支付购车款的行为并不欠缺给付目的；其次，本案不构成单方损失。根据已生效判决及刘静向法庭提交的刘静、徐刚银行卡明细对比表可确认，刘静、徐刚二人的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况，刘静于购车前亦向徐刚支付购车款的卡中存入过钱，故本案并不存在刘静一方完全获利，徐刚一方完全受损失的情况。故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根据法律规定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徐云甫、赵文兰的相关权利可另行解决。二审法院于2015年7月判决撤销本院判决，驳回徐云甫、赵文兰的全部诉讼请求。徐云甫、赵文兰不服二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6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徐云甫、赵文兰的再审申请。2014年底，刘静向本院提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诉讼，要求赵文兰、徐云甫偿还其与徐刚生前共同生活期间，截止到2009年底刘静存入徐刚账户合计约为214935.14元的工资收入，刘静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替徐刚偿还的助学贷款16919.52元以及在2009年7月徐刚因病住院期间刘静为徐刚垫付的医疗费用45946.1元，以上合计277800.76元。徐云甫、赵文兰辩称，刘静起诉书中陈述的与徐刚原为男女朋友关系不准确，二人是同居关系。二人同居期间财产共同使用，发生混同。请求法院驳回刘静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静要求赵文兰和徐云甫为徐刚偿还欠款277800.76元。虽然取款凭条和存款凭条显示存在刘静从其账户中取款，并于当日存入徐刚账户钱款的情况，但存、取款凭条显示办理人处有徐刚和刘静单独签名，也有徐刚和刘静共同签名。因徐刚与刘静自2005年到2006年之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庭审中刘静亦认可徐刚账户中的取款用于其与徐刚日常零花，银行卡在二人共同居住的家中存放。由此可见，刘静可对徐刚账户中的钱款进行存取及支配。因此，无法确认徐刚的助学贷款与医疗费由刘静实际支付，亦无法就此认定刘静存入徐刚该账户中的钱款应由赵文兰和徐云甫代为偿还。本院对刘静要求赵文兰和徐云甫为徐刚偿还欠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静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诉讼过程中，因对涉案车辆价格无法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对车辆价格进行鉴定，但徐云甫、赵文兰主张按照2010年1月10日确定车辆的价格，刘静要求对2014年7月和2017年3月10日两个时间点进行车辆价格鉴定。经过摇号，确定北京京评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评公司）对涉案车辆三个时间点进行价格鉴定，京评公司以“因无法确定该车当时的行驶里程及使用状态，做退案处理。”经本院电话咨询京评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现有条件不能确定三个时间点的车辆价格，一般情况下，该种车型截止到2010年1月10日、2014年7月和2017年3月20日，车辆价格分别大致为8万元左右、4.5万至5万元左右、2.5万元至3万元左右。徐云甫、赵文兰坚持诉讼请求的意见，刘静同意按照2017年3月20日的价格给徐云甫、赵文兰一半的车辆折价款。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2011）顺民初字第9332号民事判决书、（2014）顺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2014）顺民初字第14717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7619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民申654号裁定书、（2015）顺民初字第01371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材料等在案佐证，可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刘静与徐刚二人确立恋爱关系后，经生效判决确认自2005年到2006年开始同居生活，直至徐刚因病去世，导致双方同居关系终止，期间双方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共同支配收入，有了一定共同财产的积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共同生活期间形成的财产应当予以处理。按照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对于同居期间获得的收入或者购置的财产按照共有财产处置。刘静与徐刚在同居期间，从徐刚的银行卡支出127100元，以刘静的名义购买的福克斯轿车一辆，根据徐云甫、赵文兰起诉刘静不当得利纠纷的二审判决，刘静、徐刚二人的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况，刘静于购车前亦向徐刚支付购车款的卡中存入过钱。徐云甫和赵文兰亦在另案诉讼中称徐刚与刘静系以结婚为目的的同居关系，二人在同居中相互扶持和照顾，产生经济往来和支出，二人的工资互相支出和使用，存在财产混同，因而本院认定福克斯轿车为徐刚、刘静的共同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第一百零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徐刚与刘静虽为恋人间同居，但不能因此认定为具有家庭关系，应当为按份共有，又因二人财产混同，现有证据不能确定二人具体的出资额，因而视为等额享有。徐刚因病去世，赵文兰作为徐刚的母亲，徐云甫作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有权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徐刚的财产份额即福克斯轿车的二分之一。鉴于该车登记在刘静名下，在徐刚去世后一直由刘静使用，刘静亦同意折价补偿，故应当以车辆归刘静所有，刘静折价补偿为宜。关于折价补偿的金额，本院认为，徐刚、刘静在购买车辆时，应当以使用目的购车，当前状况下，家用车辆在购买后即存在交易价格的减损，随时间的增长价格贬损越大，徐刚、刘静对出资、保值增值、折价等没有特别约定，虽在徐刚死亡后一直由刘静使用车辆，但车辆正常使用不导致车辆交易价格的加剧，在徐云甫、赵文兰没有证据表明刘静对车辆交易价格因刘静的单方行为所致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共有物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引起的交易价格自然减少，针对全体共有人而非实际使用人，因而在折价补偿时应当按照现阶段的价格即2017年3月20日的基准日价格确定。经相关评估公司评定，当日价格为2.5万元至3万元，本院确定该车价格为3万元，徐云甫、赵文兰应当获得的折价款为1.5万元。徐云甫、赵文兰要求刘静按照徐刚去世时的车辆价格8万元返还且要求支付返还涉案车辆购置税的一半、车辆保险的一半、增值税的一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徐刚支付的购车款不是借给刘静的款项，徐云甫、赵文兰要求按照13万元支付该款自2007年3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徐云甫、赵文兰还要求刘静返还车牌，在本院确定刘静对车辆予以折价补偿后，刘静即为车辆的所有人，徐云甫、赵文兰的该项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三条、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第2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静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徐云甫、赵文兰车牌号为×××福克斯轿车的车辆折价款一万五千元；二、驳回原告徐云甫、赵文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千四百二十一元，由原告徐云甫、赵文兰负担一千三百三十三元（已交纳），由被告刘静负担八十八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商兴加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贾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