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203民初615号原告：袁宝强，男，1955年9月23日生，汉族，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东南大街*号。原告：刘凤霞，女，1955年2月6日生，汉族，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东南大街*号。二原告委托代理人：侯连福，河北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袁满，男，1990年6月16日生，汉族，农民，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东南大街7号。被告：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袁家庄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高秀成，该村主任。委托代理人：艾振荣，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法律顾问。原告袁宝强、刘凤霞与被告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凤霞及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家强、刘凤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收回原告1.78亩耕地（其中包括0.89亩承包地补偿款为172482元和0.89亩废弃地）及强行拆除原告在该地上自建的蔬菜大棚的行为是侵权行为；2、支付原告被收回1.78亩土地相应的经济补偿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为夫妻关系，均系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村村民。1983年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分得承包地4.5亩。与此同时，原告经被告同意在承包地之外又将一块1.6亩的废弃地开垦承包，并在该地投资兴建了蔬菜大棚。从1983年起至2016年4月止，33年中，原告一直承包上述土地。2016年4月被告未经协商单方收回原告1.78亩承包地（包括上述0.89亩废弃地），并将上述土地上的大棚给予强行拆除。一、被告村委会非法剥夺和限制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4]21号)明确提出，”农民拥有法律赋予的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期限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违法调整和收回承包地，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不得非法侵占农民承包地”。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享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的权利，被告强行拆除原告搭建的蔬菜大棚和剥夺原告承包的1.8亩土地的行为是与上述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被告的行为亦已经造成了原告的重大经济损失。被告村委会单方收回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强行拆除原告蔬菜大棚的行为是违法的，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二、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应当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六）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八）其他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被告村委会单方收回原告承包地，强行拆除蔬菜大棚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土地承包权和应有的财产权益，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应当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村民委员会辩称，原告诉状中所诉不是事实。第一，涉案土地并非是原告夫妻的承包地，更非诉状中所述的1983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分得承包地4.5亩。我村是1985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告是与父母、兄弟等全家以父亲袁长会作为承包户承包的土地共计5.9亩，而不是原告分得4.5亩。而原告所诉的1.78亩是原告自己的说法，亩数也不知原告从何而来，而且与1985年原告家所分的家庭联产承包地没关系，现在原告全家的家庭联产承包地一分不少。原告所谓的0.89亩承包地是我村的果树区地，果树区地1999年因西外环高速公路占地二百多亩，涉及一百三十余户农民的生活问题，于是当时村委会经村两委会、全体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早在2001年就已将到期的大、小果树区地收回补偿分配给了当时高速公路占地的失地农户，其中此次被征占的原告所谓的0.89亩承包地实际是当年就已分配给村民袁宝仓户的承包地，是原告一直在强行耕种，非法耕种。所以原告所谓的0.89亩承包地并没有取得合法承包经营权，并不是原告全家分得的家庭联产承包地，更不是二原告分得的家庭联产承包地，此次占地原告也无权获得任何补偿。另外原告所谓的0.89亩废弃地被征占更与原告无关，原告与村民也没有任何的承包合同，属于村集体土地，被征占后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应归村集体所有，对此原告也无权获得任何的补偿。第二，此次征占是政府行为，答辩人并没有强行拆除原告所谓的自建蔬菜大棚的行为，而且是原告非法耕种其他村民及村集体的土地。原告一直混淆本案涉案土地性质和归属，原告称涉案土地是其口粮地、收回也不知道等说法均不客观不真实。涉案土地是果树区地，全村均不是发包给村民的口粮地即家庭联产承包地，所以不可能是原告的口粮地。事实上原告家的口粮地即家庭联产承包地一分未少，并没收回原告的家庭联产承包地。正是因果树区地不是村民的口粮地即家庭联产承包地，1999年因修西外环高速公路政府征占130多户、255亩的土地却是这130多户的口粮地，而政府又不能给被占地户土地补偿款，为了解决这130多户农民的生活安置问题，将已到期的大、小果树区地（即涉案土地）收回补给了当时高速公路占地的失地农户。当时将已到期的大、小果树区地收回补偿分配给高速公路占地户的调整方案不但经村两委会、全体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并报果园乡人民政府和唐山市路北区主管部门、唐山市农村经济局批准的，所以此调整方案是合法有效的，且全村也均是统一执行的。对涉案土地问题在本案之前有过诉讼，路北区人民法院以及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均认定了大、小果树区地收回补给高速公路占地户的调整方案是合法、有效的，像原告这样强行耕种本已分配给其他村民的土地却要求获得征地补偿款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所以，涉案的其中0.89亩承包地实际是2001年就已分配给另一村民袁宝仓的承包地，是原告一直在强行耕种，无权获得土地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原告所谓的0.89亩废弃地实际是村集体的遮荫地，更不在承包地范围，原告与村委会也没有合同，也没有交纳承包费用，无权获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因超出1985年全村分地亩数之外再承包耕种的话与村委会均有合同并交纳每亩360元高价地的承包费。如果该地被征占村民才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性、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的证据，效力予以依法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袁宝强、刘凤霞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袁家庄村村民。1983年原告家以其父袁长会为户主承包土地。2001年因唐山市修建西外环高速公路征占袁家庄村部分土地，经本村两委会议、全体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研究讨论，并经唐山市路北区农村经济局批准，决定收回本村部分村民的果树承包地，补偿给因修建高速公路而被征占土地的农户。按照此调整方案原告袁宝强、刘凤霞应交回承包地，并将应收回的承包地重新分配给本村村民袁宝仓，但原告袁宝强、刘凤霞对调整应交回的承包地一直未交回并耕种至今。2015年唐山市政府修建二环路征收土地，上述二原告应交回的0.89亩承包地在其范围内，政府对其进行了征收并按每亩地193900元进行了补偿，被告将其土地补偿款发放给了案外人袁宝仓。原告主张此地系原告家庭联产承包地，补偿款应由原告领取。另，原告主张其有1.6亩的废弃地原告进行了开垦承包，并在该地投资兴建了蔬菜大棚，此地亦在征收范围内，被告应支付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本案中，二原告承包的土地因遇国家征收土地特殊情形，被告袁家庄村委会需要对其承包的承包地进行调整，该调整方案已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原、被告双方均应按调整方案实际执行，二原告虽然自调整后实际耕种并交纳承包费、领取国家粮食直补等，但上述承包地的实际承包经营权已非原告享有，故二原告主张被告补偿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二原告非该土地的实际承包权人，故请求确认强行拆除原告在该地上自建的蔬菜大棚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要求对其废弃地补偿的诉讼主张，因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宝强、刘凤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5元，由二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徐晓红人民陪审员吕宝华人民陪审员史媛媛二0一八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张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