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绍虞刑初字第644号
公诉机关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任某甲。因本案于2014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金尧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以绍虞检刑诉（2014）138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任某甲犯受贿罪，于2014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即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章子卿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任某甲及其辩护人金尧坤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任某甲在先后担任绍兴市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副队长、数字城管指挥协调科科长、城北中队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分别给予拆迁公司个体老板徐某、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梁某、上虞区百官街道南二村村民章某、上虞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盛某等人关照和帮助，先后多次收受上述人员所送现金，合计人民币9万元。2014年3月31日，被告人任某甲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投案。案发后，被告人任某甲家属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10万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相应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任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故提请本院对被告人任某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任某甲对起诉书指控的第5节其收受上虞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的梁某广告业务介绍费2万元以及第7节其收受上虞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盛某1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辩解第5节中其并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第7节系其代所在的城北中队收受，并均用于加班时请下属队员吃饭，故上述共计3万元不应计入其个人受贿数额内，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余各节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起诉书指控的第5节梁某送给任某甲的2万元款项及第7节盛某所送的1万元款项均不是任某甲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的贿赂，该二笔事实不应认定为受贿。且被告人任某甲具有自首情节，受贿金额不大，没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情节，对国家利益的直接损害相对较小，积极退清全部赃款，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综上，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任某甲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07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任某甲在先后担任绍兴市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副队长、数字城管指挥协调科科长、城北中队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分别给予拆迁公司个体老板徐某、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梁某、上虞区百官街道南二村村民章某的关照和帮助，先后多次收受上述人员所送现金，合计人民币8万元。具体分述如下：
1-3、2007年上半年，百官街道星二村村民徐某，为感谢时任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副队长任某甲在其违章建筑处理上的关照和帮助，送给任某甲人民币1万元，任某甲予以收受；2012年3月和2013年7、8月，徐某为感谢时任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队长任某甲在其违章建筑上的关照和帮助，先后送给任某甲人民币1万元和2万元，任某甲均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徐某分三次送钱给被告人任某甲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其中证实第一次送钱金额为15000元，第二次送钱原因系任某甲称同事陈某结婚需借款1万元，一个月后任某甲称陈某已将钱还给他了，但该1万元钱他要用一下，其就说不用还了，第三次送钱2万元。
（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3月份其因结婚曾
向任某甲借款人民币3万元，听任某甲讲其中有1万元是从徐某处借来的，后不到1个月其已以现金方式将1万元钱还给任某甲。
（3）上虞区规划局行政执法委托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07年1月徐某违章建筑被没收处理。
被告人任某甲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中关于第一次收受钱款数额陈述为1万元与证人徐某证言所述15000元不一致，公诉机关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就低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4、2010年6月，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的梁某，为感谢时任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数字城管指挥协调科科长任某甲在其广告牌破损信息采集、监管上给予的关照和帮助以及帮助其介绍上虞服务业发展局的购物节灯箱广告业务，以广告业务介绍费的名义送给任某甲1万元现金，任某甲予以收受。
5、2010年年底，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的梁某，为感谢时任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数字城管指挥协调科科长任某甲在其广告牌破损信息采集、监管上给予的关照和帮助以及帮助其介绍上虞新天龙文惠苑人民路上的道旗广告业务，以广告业务介绍费的名义送给任某甲2万元现金，任某甲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梁某（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其公司主要做户外广告，公司的广告牌平时都是受行政执法局监管的，做广告要到行政执法局审批，三个月一审批，所以就认识了任某甲。2010年6、7月份，任某甲帮其承接到上虞服务业发展局的购物节灯箱广告业务，业务量是9万余元，其按照10%的比例送给任某甲1万元现金。这个业务是其跟任某甲提起，随后任某甲给服务业发展局的办公室主任打了电话，打完后其就自己去服务业发展局谈合同了。2010年年底，任某甲帮其承接到上虞新天龙文惠苑人民路上的道旗广告业务，业务量是19万余元，其按照10%的比例送给任某甲2万元现金。这个广告业务也是其向任某甲提起，问他新天龙是否有人认识，任某甲说新天龙的总经理是他的娘舅丁鸿（宏）光。于是其就和任某甲去他娘舅的办公室谈广告业务了。送第一笔1万元钱时，任某甲提出让他老婆王某做其公司业务员，其公司就发了张聘书给王某，只是挂名的。上述二笔业务其中服务业发展局的广告是不需要行政执法局审批的，但该广告是行政执法局招标的，广告平时也要受行政执法局监管，新天龙文惠苑的广告还是要行政执法局审批的，平时也是受行政执法局监管的。其送任某甲现金一是因为任某甲帮其接到了业务，其按照公司内部规定给业务员10%的业务费，另外也是希望和任某甲搞好关系，因为任某甲是行政执法局的中层领导，是数字城管指挥协调科的科长，其公司的广告牌设置任某甲平时也比较关照，而且其公司业务上的事情有任某甲帮忙的话办起来顺利点。
（2）证人王某（系任某甲妻子）证言，证实2009年4月至2013年3月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给其发了一张聘书，其实际是没在公司上过班的。2010年时，任某甲承接过新天龙文惠苑和上虞商贸局的广告业务，后来国艺广告公司的老板梁某给了任某甲文惠苑广告业务费2万元，商贸局广告业务费1万元。
（3）制作安装合同、建筑业统一发票，证实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分别与上虞服务业发展局及上虞新天龙置业有限公司发生广告制作安装业务。
（4）聘书复印件，证实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28日虚构聘请任某甲妻子王某为业务部主管。
（5）从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取的科室职能和数字城管职能，证实任某甲任职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指挥协调科科室的职能以及数字城管概况、工作职责，包括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之间涉及的城市管理工作事项，承担城市管理（数字城管）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等，数字城管项目包括户外广告等5大类事件，而城市管理（数字城管）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包括负责上虞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等。
（6）辩护人提交的证人丁某（上虞新天龙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证言，证实其系任某甲的表娘舅。几年前，任某甲打电话来说他朋友开广告公司，想其公司的广告业务给他弄些做做，当时其公司文惠苑楼盘刚要开盘，公司前面人民路上的道路旗杆上要做广告，后任某甲与他朋友就到了其办公室，其叫他的朋友直接去找其公司下面的主管去谈业务，最后该道旗广告大概20万元不到些的业务就给任某甲朋友的广告公司做了。其根本没有考虑任某甲的职务关系，再说任某甲当时也不管开发区这块，当时一方面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因素，另一方面当时也做过比较，任某甲朋友的广告公司在信誉、质量、价格上有优势。
（7）辩护人提交的证人樊某（证人梁某妻子）证言，证实任某甲与梁某系朋友，其广告公司对业务费有规定，凡是给其公司拉来业务的，无论是公司内部业务员还是公司外的人，都按广告费的10%付业务费，几年前梁某向其拿过二笔钱，每次1万元，说是给任某甲付业务费，都是在广告费收进以后支付的。
（8）被告人任某甲供述中对其帮上虞区国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的梁某介绍了二笔广告业务，收受了共计3万元广告业务介绍费，并为防止今后出事情有个借口要求梁某给其妻子出一份聘书的时间、经过与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其在侦查阶段对于梁某送其现金的原因称是因为其帮梁某介绍了广告业务，但是梁某的广告牌还有很多，而且这些广告牌都是受行政执法局的监管，其当时任行政执法局数字城管指挥协调科科长，主要是通过电脑监视城区范围是否有乱摆摊、乱停车、违章的广告牌设置等情况，其平时对梁某也比较关照的。所以其晓得他送其钱是要和其搞好关系，平时多帮忙。但在庭审中称对收受第一笔介绍上虞服务业发展局的广告业务费是利用了其职务的影响力，故对收受的1万元款项认定为其受贿款没有异议，但对第二笔介绍上虞新天龙文惠苑的道旗广告业务其认为主要是因为丁某是其表娘舅的原因，并没有利用职务的便利。
因被告人任某甲对上述第4节事实供认不讳，能与上述证据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对上述第5节事实的分析认定：结合证人梁某、丁某的证言，可以认定被告人任某甲为梁某介绍上虞新天龙文惠苑的道旗广告业务，系利用了其与新天龙总经理丁某之间的亲戚关系，因此，梁某在收到广告费后按10%的比例送给任某甲2万元钱中含有一定的业务介绍费成份，同时结合证人梁某的证言、被告人任某甲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该钱款中也含有梁某借机与任某甲搞好关系，感谢及谋求关照帮助而给予的好处费成份。被告人任某甲在收受上述2万元钱款时，明知梁某开广告公司，平时公司的广告牌审批、监管业务与行政执法局密切相关，而自己系行政执法局的中层领导，梁某送钱的目的含有感谢及希望今后得到自己帮助和关照的成份在内，仍予以收受，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故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该节事实应作为受贿犯罪处理。不采纳被告人任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节事实不应认定为个人受贿的辩解和辩护意见。
6、2010年9、10月份，上虞区百官街道南二村村民章某为感谢时任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副队长任某甲在其违章建筑举报处理上的帮忙，送给任某甲1万元现金，任某甲予以收受。2014年3月，因徐某一案被查处，任某甲将1万元钱归还给章某。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章某的证言，证实章某送钱给被告人任某甲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同时证实2014年3月，因徐某被检察机关带走，任某甲将该1万元钱归还给他了。
被告人任某甲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能与上述证据互相印证。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2012年初至2012年年底期间，上虞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盛某为感谢时任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队长任某甲对汽车东站周边摊贩管理上的帮助，先后多次送给任某甲现金，合计人民币1万元，任某甲予以收受的该节事实应否认定为被告人任某甲个人受贿的问题。
公诉机关及辩护人分别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证人盛某（上虞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稽科负责人）证言，证实因为汽车东站外面的马路上经常有一些外地人来摆摊卖东西，给东站的环境和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汽车东站每月给他1000元钱，让他去处理这件事。因为这属于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管辖范围，所以其在2012年，每隔2、3个月会去任某甲办公室一趟，每次送他1000元或2000元，总共1万元左右。其送钱的原因一是为了感谢他派城北中队的工作人员来帮汽车东站处理外面马路上乱摆摊的事情，二是让他出面请那些帮忙处理事情的工作人员吃饭什么的开销。
（2）证人朱某（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副队长）证言，证实上虞汽车东站的站前管理是队长任某甲亲自在抓，平时都是有专人在汽车东站行政执法管理的，其没有听说过汽车东站有钱给城北中队。
（3）证人陈某（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副队长）、证人董某均（上虞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副队长）证言，证实两人听说过在2012年年初开始，城北中队在管理汽车东站站前秩序的时候，东站有钱给城北中队，东站管理这块工作是任某甲队长自己在抓。
（4）辩护人提交的证人杨某（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队员）证言，证实其是东站居点的执法队员，2012年其所在的城北中队执法任务有点重，经常要开展联合执法活动，任某甲当时是队长，在东站执法期间，晚上经常要加班，任某甲就经常请队员吃快餐或农家乐里吃饭，每次吃饭时人有点多的，有十来个人，任某甲在吃饭时有几次提到，吃饭算东站请客的。
（5）辩护人提交的证人任某乙（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北中队队员）证言，证实其在2012年时去帮忙参与过汽车东站旁边的摊位管理，任某甲当时在加班加点迟了时会请大家吃饭，有时候在小饭店，有时候在食堂吃，次数多，钱都是任某甲付的，有提起过公交公司有补贴给他。
（6）被告人任某甲对收受汽车东站盛某所送的1万元钱的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能与上述证据互相印证。但其辩解汽车东站送的累积1万块钱，其请下面的执法队员吃饭花掉了，而且也跟下面的执法队员声明这笔钱是东站给的餐费补贴。
结合上述证据分析，被告人任某甲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庭审中均稳定供称其收受的盛某所送的1万元钱均用于请下属队员吃饭，证人盛某证言证实送钱的目的包含让任某甲请下属队员吃饭开销，证人陈某、董某均、杨某、任某乙证言均证实了知晓汽车东站有钱补贴给城北中队，这说明汽车东站有钱补贴给城北中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符合受贿罪隐秘性的特点，而任某甲确实也在加班时请队员们吃饭，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该1万元钱系任某甲用于个人非法收受，虽属不正之风，但应按一般违纪处理，不应认定为任某甲的个人受贿犯罪。公诉机关对该节事实指控不当，不予支持。
另查明，2014年3月31日，被告人任某甲经电话传唤后，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任某甲家属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10万元。
其他收集在案，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有：
（1）由任某甲亲笔写的悔过书，证实任某甲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赂的事实。
（2）从上虞区组织部提取的任免文件，证实被告人任某甲系国家工作人员，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3）从上虞区组织部提取的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被告人任某甲的任职情况。
（4）扣押款物清单，证实任某甲妻子王某于2014年6月5日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缴纳人民币10万元。
（5）归案情况说明、证人蒋铭的证言（上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证实被告人任某甲系检察人员电话传唤后，主动投案的事实。
（6）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任某甲犯罪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及其身份基本信息。
被告人任某甲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能与上述证据互相印证。
本院认为，被告人任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合计人民币8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任某甲犯罪后能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依法减轻处罚，已退清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采纳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具有自首情节，已退赃，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任某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起至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二、被告人任某甲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八万元（现扣押在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孙芳芳
审 判 员 任其良
人民陪审员 胡岳夫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银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