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29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河，男，1964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健，浙江八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良，男，196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飞霞，女，196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上诉人孙红河因与被上诉人陈玉良、徐飞霞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702民初12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红河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由陈玉良、徐飞霞共同支付拖欠孙红河的运输款1283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中，陈玉良对孙红河提交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却认为即使录音资料真实也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明显错误。2、孙红河一审提交了2015年12月28日由陈玉良书写有“实际以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欠条为准”内容的付款清单一份，以及2016年12月28日陈玉良出具的证明一份。但一审法院对2015年12月28日的付款清单予以认可，却对陈玉良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自相矛盾。3、根据清单、录音资料及汇款凭证，完全可以认定陈玉良、徐飞霞拖欠孙红河运费1283000元的事实，但一审法院仅支持1180000元，明显错误。4、徐飞霞是本案的主要人员，陈玉良替徐飞霞打工，从汇款凭证、付款清单、录音资料分析，徐飞霞应该承担付款责任，但一审法院却未认定徐飞霞承担付款责任，有悖于事实和法律。综上，孙红河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有徐飞霞签字的付款清单、陈玉良认同的徐飞霞的录音资料以及陈玉良和徐飞霞的合伙证明，应当认定由徐飞霞和陈玉良共同对运输款承担付款责任。
陈玉良未作答辩。
徐飞霞辩称：徐飞霞只是对账的人，对于具体欠多少运输款并不清楚，也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担保书是陈玉良写好由徐飞霞签字的，担保书中的担保时间原为“自2018年4月开始”，现被改为“自2017年4月开始”，对此徐飞霞并不清楚，涂改处的指印也不是徐飞霞的。
孙红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陈玉良、徐飞霞支付拖欠孙红河的运费1283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2%的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之日，此后按法定利息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红河为陈玉良运输砂石多年。截止2017年3月16日，陈玉良尚欠孙红河运费11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孙红河主张陈玉良、徐飞霞拖欠的运费为1283000元，但根据孙红河提供的2015年12月28日的《孙红河车队运费及付款清单》，陈玉良在清单上明确注明了“实际以2016.4.11陈玉良出具欠条为准”，故该份清单并非为最终结算凭证。现因孙红河未能提供2016年4月11日由陈玉良出具的欠条原件，故1283000元的运费数额难以确认。陈玉良在龙游县公安局龙洲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尚欠孙红河运费118万元，故原审法院认定截止2017年3月16日，陈玉良尚欠孙红河运费118万元。陈玉良因拖欠孙红河运费而造成孙红河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孙红河以陈玉良、徐飞霞系夫妻关系及合伙关系为由要求二人承担共同付款的民事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陈玉良承认欠款事实，表明了其作为欠款人的身份，孙红河以其为被告并无不妥。陈玉良辩称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综上，孙红河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陈玉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红河运费118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6年11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孙红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7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174元（孙红河已预交，其中受理费已减半收取），由孙红河负担5656元，由陈玉良负担7518元。
二审中，陈玉良、徐飞霞未提供证据。孙红河向本院如下证据：
1、陈玉良于2017年6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实际拖欠孙红河的运费为1283000元以及徐飞霞、陈玉良是合伙关系的事实。
2、徐飞霞于2017年5月22日出具的担保书一份，用以证明：徐飞霞愿意对118万运费提供担保的事实。
对孙红河提供的证据，徐飞霞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徐飞霞根本不知道。对证据2，担保书是陈玉良写好由徐飞霞签字的，担保书中的担保时间原为“自2018年4月开始”，现被改为“自2017年4月开始”，对此徐飞霞并不清楚，涂改处的指印也不是徐飞霞的。陈玉良对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对孙红河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陈玉良和徐飞霞系合伙关系；关于所欠运费的金额，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并进行认定。证据2，陈玉良、徐飞霞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担保书中的担保时间“自2017年4月开始”中的“2017”，系由“2018”涂改形成，孙红河称是在徐飞霞在场的情况下由陈玉良修改，而徐飞霞则称其对担保时间的修改不知情，双方对此存在争议，故对徐飞霞提供担保的时间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孙红河为陈玉良、徐飞霞运输砂石多年。2015年7月5日，徐飞霞向孙红河出具《孙红河车队结算运费清单》一份，确认尚欠运费2645624.9元，并载明8月13日已付13万元。2015年12月28日，徐飞霞又向孙红河出具《孙红河车队运费及付款清单》一份，确认尚欠运费1714913.9元，并注明“实际以2016.4.11陈玉良出具欠条为准”。2016年4月11日，陈玉良向孙红河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截止2016年4月11日尚欠孙红河运费总计1283000元，后孙红河将该欠条原件遗失，仅留存复印件。2017年6月1日，陈玉良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5年12月28日由徐飞霞签字确认的“孙红河车队运费及付款清单”上注明“实际以2016年4月11日陈玉良欠条为准”，是指金额以2016年4月11日陈玉良欠条为准（该欠条已经遗失，欠条金额1283000元）等内容。2017年5月22日，徐飞霞向陈玉良出具担保书一份，载明其自愿为陈玉良尚欠孙红河的运费118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时间自2017年4月开始至还清止。该担保书的主文系陈玉良书写，由徐飞霞签字确认，其中担保时间“自2017年4月开始”中的“2017”，系由“2018”涂改形成，但对于该日期修改时徐飞霞是否在场以及其是否知情，双方存在争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所欠运费的金额。徐飞霞于2015年12月28日签字确认的《孙红河车队运费及付款清单》，载明尚欠运费为1714913.9元，并注明“实际以2016.4.11陈玉良出具欠条为准”。根据孙红河一审提供的陈玉良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欠条复印件，载明截止2016年4月11日陈玉良尚欠孙红河运费1283000元；再结合孙红河二审提供的陈玉良出具的情况说明，陈玉良确认曾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欠条，欠条已经遗失，欠条金额1283000元，运费金额以该欠条为准。因此，应当认定尚欠孙红河的运费金额为1283000元。争议焦点二：徐飞霞是否应当对本案运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从孙红河提供的证据来看，2015年7月5日和12月28日的两份运费结算清单均是由徐飞霞以个人名义出具；且在2013年10月至2015年8月期间，有多笔运费系由徐飞霞的账户转账支付给孙红河；徐飞霞称其是陈玉良的雇员，却又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孙红河主张徐飞霞应对本案运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依据充分，应当予以支持。综上，孙红河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702民初12701号民事判决。
二、陈玉良、徐飞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孙红河运费1283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11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孙红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17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174元，由陈玉良、徐飞霞共同负担；二审件受理费2360元，由陈玉良、徐飞霞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伟
审 判 员 高 耘
审 判 员 张淑英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