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1民初289号原告：蔡群，女，1970年7月20日生，江苏省丹阳市人，住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本金，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南，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云阳路*号。法定代表人：缪建新，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孝权，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强，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界牌支行。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界牌镇界牌路界牌影院*楼。法定代表人：朱正强，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孝权，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强，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群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以下简称丹阳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界牌支行（以下简称界牌支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10月19日、11月22日两次进行证据交换，于2016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群的诉讼代理人申本金、孙伟南，被告丹阳支行、界牌支行共同的诉讼代理人封孝权、强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12110万元，支付利息1229.7705万元（自2014年10月1日起暂算至起诉之日）；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经营丹阳益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吴晓军在先后担任界牌支行行长和丹阳支行营业部主任期间，出于解决单位面临的资金困难、完成单位考核指标的目的，以开承兑汇票做保证金、转贷款、垫付中间业务费、季度末冲刺存款等用途，自2012年5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先后向原告借款16次，共计借款12110万元。2014年1月18日，吴晓军承诺，全部借款分三期分别于2014年3月30日、6月30日、9月30日归还。但两被告至今未还款。吴晓军以银行行长和营业部主任身份，为谋取单位利益及完成单位工作任务的目的向原告借款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其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法应当由两被告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丹阳支行、界牌支行共同辩称：1、原告起诉的借条及支付凭证与被告无关，其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借条上借款人均是吴晓军个人而非被告，很明显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借贷合意，也没有借款行为，不成立借贷关系。2、吴晓军向原告借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吴晓军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均没有赋予吴晓军民间借贷的职责，银行员工只能按照规定在其核准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在核准范围以外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应由个人负责。就利益归属来判断是否为职务行为，吴晓军个人借款行为的利益归属，是归属于吴晓军所帮助借款的实际资金使用方，也归属于吴晓军个人从中谋取利息回报，属于他本人。原告是高息放贷，获得高额利息。从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吴晓军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看，是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3、原告明知吴晓军是银行工作人员没有借款职责，其本身也存在过错。原告在被告处多次办理金融业务，十分清楚被告的经营范围，银行不可能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本案借款没有一笔属于被告业务范围，也没有一笔进入被告自身账户。在原告出现借款难以收回的风险时，试图转嫁责任给被告，胁迫吴晓军及妻子洪卫在承诺书上加盖丹阳小东门桥支行的核算章存在明显恶意，故意损害被告利益。原告放贷行为非善意，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原告自2014年1月18日向吴晓军主张权利之后直到本次诉讼，期间长达两年多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该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举出的证据认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但与被告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原告对被告举出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双方所举证据均予以确认，认定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并在卷佐证。经本院审查确认如下事实：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吴晓军向原告蔡群十六次借款，共计借款1.2110亿元。2014年1月24日，吴晓军在一份《承诺书》上签名，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8日，并由吴晓军妻子洪卫加盖工商银行丹阳小东门桥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承诺书内容为：“今由于工商银行银行业务需要，工商银行向蔡群调用资金累计12688975.00元，利息为18790335.00元，其中2014年3月30日本金利息54069215.00元到期归还，2014年6月30日本金利息48111095.00元到期归还，2014年9月30日本金利息43496000.00元到期归还。”吴晓军在担任工商银行丹阳界牌支行信贷员和行长、工商银行丹阳支行营业部主任期间，以个人名义先后向原告等十几人借款用于帮企业或他人还贷。自2010年12月至2014年1月，以支付月2分至3.6分不等的利息，借款2亿多，除偿还部分本金和支付利息外，尚有1.4亿多不能偿还。吴晓军于2014年1月4日向丹阳支行提出辞职。2014年2月27日，工商银行丹阳支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工作人员吴晓军在任职期间向十余人借款达1亿多元无法偿还，并偷盖银行核算事项证明章。当日，公安机关传唤吴晓军，吴晓军写下事情经过及补充说明，妻子洪卫也于同日写下事情经过，均明确表示在承诺书上盖章是迫不得已情况下所为。次日，公安机关讯问吴晓军并作笔录，吴晓军对以个人名义借款事实不否认，并供述加盖银行核算事项证明章是受原告夫妇胁迫和诱骗之下加盖，不是本人及妻子洪卫意愿。2015年12月2日，吴晓军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现服刑于江苏省句容监狱。刑事判决书认定吴晓军向18人吸收存款达2.0534亿元，其中，向原告蔡群借款1.2688亿元，约定月息3分，已付利息1003万元，尚有1.2688亿元未还。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是：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被告员工吴晓军借款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3、能否以获得借款利益归属来区分吴晓军借款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有款项实际交付。民间借贷表示借款合意通常的方式就是借条。从原告举出的16张借条看，借条上的借款人是两被告员工吴晓军，并非两被告，且从借条全部内容看也没有表示两被告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即没有两被告名称，或吴晓军以两被告名义借款。因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没有共同的借款合意，缺少民间借贷成立的第一个条件。再从款项实际交付看，原告提供所有付款凭证没有能证明交给两被告，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两被告收到16笔中的任一笔款项。缺少民间借贷成立的第二个条件。因此，从形式上看，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主张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对吴晓军是两被告员工均不持异议，但对吴晓军向原告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存在重大分歧。原告认为，吴晓军在向原告借款期间担任被告界牌支行行长和丹阳支行营业部主任，其借款是为完成所在银行考核指标，季度末冲刺存款，最主要的是帮助贷款到期不能偿还的企业还贷，目的在于不让所在行出现贷款逾期现象，以达到考核指标，是被告银行获得了本案借款利益，应当承担向原告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被告认为，吴晓军虽然担任行长及营业部主任，但向原告借款均是以个人名义，且借条是个人签名，既无银行盖章，也未以银行名义；作为行长或营业部主任均无权决定银行向个人或企业借款，其履行职务中没有借款职责；作为银行本身不需要向他人借款，也不允许向个人或企业借款。《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向个人借款，且吴晓军曾于2011年12月签订承诺书，承诺作为工行员工不参与民间借贷、不为客户垫资、不从企业借入资金、不帮助企业过渡资金、不充当资金交易中介、非法集资、不借高利贷等内容；自查表上吴晓军填写的内容均没有上述行为。吴晓军虽以个人名义用借条方式向原告借款，但实质是帮原告放贷来满足获取高额利息的目的；因此，吴晓军借款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本案借款利益的获得者是原告而非被告，原告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风险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职务行为是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为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所从事的行为。吴晓军是行长，是界牌支行的法定代表人和丹阳支行营业部主任，但在向原告借款时并不是以该行行长身份和营业部主任身份借款，而是以个人名义。这在吴晓军自书的《事情经过》和多次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得已证实。对此，在本案16张借条中均没有银行名称和营业部名称，也未加盖银行和营业部印章。即使在原告提供主要证据之一的《承诺书》上有丹阳小东门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但有证据证明加盖该章为非法，且原告与该支行并无任何资金往来，不存在借贷关系，小东门支行盖章无效，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原告认为吴晓军借款是履行行长及营业部主任的职务行为，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借款利益的归属是判断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的条件之一，但并非是唯一条件。本案中，被告员工吴晓军向原告借款事实存在，双方并无异议，但对借款利益归属存在争议。原告认为，两被告获得了本案借款利益，因为通过吴晓军向原告借款，使本来不能归还贷款的企业用原告的钱归还了，被告没有损失，而原告出借了款项不能收回受到损失。吴晓军通过行长身份向原告借款是履行行长的职务行为，被告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被告认为，原告作为企业的经营人员，对掌握和需求资金企业和个人的信息相对困难，而吴晓军担任银行行长和信贷业务员对需求资金的企业和个人的信息掌握较多，吴晓军是行长，原告相信他行长身份，通过吴晓军出借款项不会有风险，而不是相信银行单位本身。故吴晓军借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两被告不应对吴晓军个人行为承担责任。况且，原告通过吴晓军出借款项获得比银行存款高的利息（证据：吴晓军和原告均对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陈述，利息为月息3分，后来降到2.85分），原告得到了利息回报，原告出借款项所期待的利益得已实现。本案借款利益归属于原告，而非被告。本院认为，吴晓军向原告等人借款用于帮企业或个人偿还到期贷款、做保证金、完成单位考核指标、季度末冲刺存款等，客观上对吴晓军所在的两被告银行完成上级行下达的考核指标有所帮助，与同级支行相比综合绩效考核指标可能排在之前。但上级行下达的考核指标是要求在合法合规情况下完成，不允许用违法违规的方式来达标。《商业银行法》及工商银行对员工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不得从事向个人借款和银行员工不允许与客户发生资金往来，不为客户垫资，不从企业借入资金，不帮助企业过渡资金，不充当资金交易中介等。吴晓军作为行长、营业部主任懂得上述规定，也明知不能这么做。但吴晓军这么做，并不是作为行长履行职务应该这么做，而是其个人意志决定这么做，系明知故犯。吴晓军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是，在其任职期间单位考核指标比其他行高，自己及全体员工绩效工资能多得，其日后得到晋升机会较多。吴晓军并非出于对两被告单位经营业务或免遭放贷损失才向原告等人借款。因此，吴晓军向原告等人借款并非全都是出于两被告的利益需要，亦非出于行长职责的需要，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同时也为原告放贷资金提供便利。相对于原告来说，原告是企业经营者，懂得出借资金要与相对方履行借款手续，其在吴晓军担任界牌支行行长期间曾与该行办理过几次国内保理业务，在手续上比较完善。而在向吴晓军出借资金时仅要求吴晓军出具借条，并没有象办理保理业务那样要求办理一整套借款手续。很显然，原告是基于吴晓军行长身份才向其出借资金，是对吴晓军行长身份的信赖，而不是出于对吴晓军所在银行单位的信赖。双方均认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吴晓军不是行长，则原告不会向其出借资金，吴晓军也借不到如此大的资金。就这一点而言，足以说明原告出借资金的对象是吴晓军个人，而不是因吴晓军能代表两被告履行职务的银行本身。对两被告代理人提出的原告蔡群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本案借款人吴晓军案发后处于刑事诉讼阶段，不便于处理与两被告之间可能的借款纠纷，故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蔡群要求两被告偿还借款的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两被告承担偿还借款责任。对原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8789元，由原告蔡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详见上诉须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帐号：a。审判长  陈开亮审判员  戴晓东审判员  李益成二〇一七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戴葩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