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拟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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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长中民一终字第026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罗生，男，1967年9月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照云，男，196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铁树，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伏全，196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双全，1968年3月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建波，197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新辉，男，196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国亮，男，195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炳兰，男，194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德明，男，195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晓斌，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敏，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与被上诉人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因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2）岳莲民初字第00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2月20日，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与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云盖村村民委员会（下称云盖村委会）的及其下属的横冲子组、湖家塘组、靓塘组和余家嘴组相关的四个村民小组签订了一份《鱼塘承包合同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以每年1200元承包租金价格承包了属于云盖村下属四个村民小组所有的一口名为湖家塘的池塘用于鲜鱼养殖，承包期限为15年。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为此成立了湖家塘养殖合作社利用该鱼塘从事鱼类养殖以及农业休闲。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所承包经营的湖家塘位于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云盖村与含浦镇玉江村的交界处，池塘水面积约为近40亩，池塘的水来源为周边地域的自然降水，主要是用于保障周边农田的农业灌溉用水贮存，而非用作专业的鱼类养殖场所。如遇干旱或农业用水高峰期，该塘水为保证农业灌溉可放至底浣。谭新辉曾于2001年初在该湖家塘旁开办了一家新辉养殖场，从事牲猪养殖。从开办初期至2009年7月期间，该养殖场的生产废水均未经处理是直排至湖家塘，该塘水质曾一直受该养殖场的生产废水污染。谭新辉在承包该鱼塘后于2009年7月为该养殖场铺设安装了排污管道，该场废水经管道改道未再排入该池塘。2008年初开始，家住湖家塘上游的含浦镇玉江村的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先后在自己住所地开办了养殖场，从事生猪和家禽养殖，其中徐铁树所开办了长沙市岳麓区铁树养殖场，用于牲猪规模养殖。肖罗生开办了长沙市岳麓区罗生牲猪养殖场，用于牲猪规模养殖并兼营养鸡鸭。徐铁树和肖罗生均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部门办理相关经营执照，而徐照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先后所开办牲猪养殖场未经工商登记。但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所办理的生猪养殖场所均没有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办理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也没有办理相关的生产排污许可审批手续，上述所有养殖场排出的猪粪渣水等生产生活污水均只通过简单的沼气池沉积过滤后，均经历史水路自然排放到位于下游地的湖家池塘，致使该池塘水质一直受到该上述生猪养殖场的生产废水的污染。2011年8月18日-23日期间，由于因较长时间的干旱少雨，湖家塘平常的自然降水形成的储水因确保农业灌溉的需求，此时的有效水面因放水灌溉等原因只为整个塘面的三分之一左右，约为13亩水面。此时因正值天气高温炎热，湖家池塘因水量大减且水质因长期受污，致使池塘内养殖的鱼类因水体内高温缺氧，出现大面积的翻塘死亡，死鱼的种类绝大数为所饲养的经济类的白鲢鱼和鳙（雄）鱼。湖家塘周边的部分村民在发现该塘出现大面积死鱼后，依当地习俗自发组织进行捕捞，并将大部分死鱼拾走私分，致使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对池塘内死鱼数量无法进行统计。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在死鱼事件发生后，先后到长沙市环保局岳麓分局和长沙市渔业部门进行反映投诉。其中环保部门在接到投诉以后随即派人到现场进行了勘察调查，查看死鱼现状，并对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养殖场所排废水以及池塘水的水质进行了抽取采样和检测，确认了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所经营的养猪场所排放的生产废水中的COD等污染物指标严重超标，不符合环保排放标准，已造成了湖家塘水质的污染。长沙市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站在接到投诉后也对湖家塘的水质进行了抽样检测，其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所经营的生猪养殖场所排放的废水中的氨氮、亚硝酸酸、COD、粪大肠菌群等污染物指标均超标。环保部门在对该污染事故进行调查过程中，曾就死鱼赔偿事宜组织事件双方进行调处，但因争议较大以致未能调解成功。双方在事后也曾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协调但未果，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故诉来原审法院。另查明：经查询有关部门，长沙地区非专业鱼塘的所饲养的经济类鲜鱼（白鲢鱼或鳙／鱼）产量平均约为每亩250-300公斤；长沙地区在2011年8-10月份市场上活鲜鱼（白鲢鱼或鳙／鱼）的市场上销售单价约为7元／公斤。另在本案审理期间，参与此次污染事件调查的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在应邀协助原审法院调解时，确认其所目睹的湖家塘当时水面约为13亩左右和死鱼量估计大概在3吨左右。
原审法院认为：1、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是否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以及其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三）项的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的养殖场所直接排放至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所承包湖家塘的生产废水废物，已经有关行政机关的检测为不达标的污染排放物，且其所产生的废水所含污染物的种类和指标（主要为COD和氨、氮等生化污染物）与受污染的池塘中所检测的污染物指标是一致的，可以认定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的共同排污行为已对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所承包的池塘水体造成了环境污染并造成鱼大量死亡的损害后果。而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也并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排放的生产废水是达标排放的，且其排污行为与本案污染死鱼事件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其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应对本案污染事件所造成损害后果共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关于其不应对本案污染死鱼事件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造成本次死鱼的事件发生原因，应该是多方因素造成：首先，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的多年共同持续排污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物的积累，致使池塘水质严重受到污染，是造成本案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次，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自身所有的养殖场在污水改道之前向池塘的多年排污，常年沉积的污染物也是水质受染的因素之一。事发之日的天气高温炎热，池塘水量又严重不足，致使池塘内水体严重缺氧，而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作为专业的鱼类养殖者缺乏必要防范意识，疏于管理和必要的警觉，未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也是致使此次死鱼事件发生的因素之一；综合上述各项原因，原审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酌情确认由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按百分之七十的比列承担此次污染事件的的侵权责任。焦点二：关于对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因污染事件所造成的损失额，特别是死鱼的数量的确认。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对池塘死鱼一事并无异议，且确实存在死鱼因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无法控制导致被众多村民拾走私分的客观事实，致使本案死鱼数量确实无从准确统计，原审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在综合事件目击证人的有关死鱼现场的描述和双方当事人各自陈述，根据当时的池塘有效水面面积（约13亩）和死鱼种类（白鲢鱼和鳙／雄鱼）并参照长沙地区鱼类养殖的平均亩产量标准（即每亩产量200-300公斤），酌情确认本案污染事件所造成的死鱼数量为3吨，并参照当时此类鱼的市场价格（即7元／公斤）确定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的直接损失额为21000元。对于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所诉请池塘承包金以及人工损失支出的7000元的损失，因此部分支出应当作为经营户必须投入成本支出转化到养鱼产出中，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在确定鱼损失的同时再另行计算该部分损失，存在损失额的重复计算，不妥且不合理，原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对于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因本案污染事件所造成的损失21000元，由赔偿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共同承担14700元，对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要求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共同赔偿其损失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同时，由于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的生产废水尚未得到有效治理，仍存在污染物超标排放，继续对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所承包经营的湖家塘的水质造成污染，对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要求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立即停止排放污水的侵权行为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诉请恢复原状的请求，因湖家塘现有的水质污染是一个包括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自身排污所长期累积等多方原因形成的，且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又未能提供该水质在受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排污侵权前的原状标准，而根据相关环境保护常识，只要在不再超标排放此类污染物的情形下，池塘的现有的水质环境可通过自身的生物净化过程予以逐步恢复，故原审法院对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立即停止向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承包经营的湖家塘排放生产污水的侵权损害行为；二、限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支付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污染损失14700元；三、驳回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0元由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共同承担400元，由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共同承担190元；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所承担部分已由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向原审法院预缴垫付，由肖罗生、徐照云、徐铁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在支付上述赔偿款时一并支付给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
上诉人肖罗生、徐照云、谭伏全、徐铁树、谭双全、肖建波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伪造《渔塘承包合同》、伪造死鱼数量，属于恶意诉讼，根据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原审法院根据评估得出当时死鱼时塘面为十三亩，估算死鱼为三吨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且死鱼时间应为2011年8月18日。3、湖家塘死鱼是由被上诉人自身原因引起的，被上诉人在湖家塘边有一个养猪场，该养猪场常年累月排放没有经过净化的废水和粪渣到湖家塘，且鱼塘没有任何供氧设备，天气炎热，部分塘水用于灌溉禾苗，导致水面很窄等原因造成鱼死亡的结果。4、云盖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不真实的。5、水质检测的样本来自于上诉人沼气池里的水。6、被上诉人的诉讼给六上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误工费约两万元。综上，被上诉人恶意诉讼，且死鱼是被上诉人自身原因引起的，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责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谭新辉、谭国亮、谭炳兰、石德明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根据评估当时的死鱼数量为三吨，是真实科学的。3、死鱼是上诉人承包的养猪场排污造成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在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湖家塘死鱼事件的原因；二、湖家塘死鱼事件损失额的核定。
一、湖家塘死鱼事件的原因。对湖家塘死鱼事件原因的分析是为了解决六上诉人在该事件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等比例的责任为宜的关键问题。上诉人称湖家塘死鱼是由被上诉人自身原因引起的（被上诉人谭新辉在湖家塘旁开办了一个牲猪养殖场，湖家塘水质一直受该养殖场生产废水污染；鱼塘没有任何供氧设备）加上天气炎热，部分塘水用于灌溉禾苗，导致水面很窄等各方面原因造成鱼死亡的结果。原审法院并未否定在湖家塘死鱼事件中有多方因素的参与。其原因包括：被上诉人自身所有的养殖场在污水改道前向湖家塘的多年排污；事发时天气高温炎热；池塘水量不足，致使池塘内水体严重缺氧；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鱼类养殖者缺乏必要防范意识等原因。但是上述因素在湖家塘死鱼事件中的参与并不能否认六上诉人多年共同持续排污行为致使池塘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首先，上诉人徐照云、谭伏全、谭双全、肖建波先后开办的牲猪养殖场未经工商登记；其次，六上诉人开办的生猪养殖场均未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办理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也没有办理相关的生产排污许可审批手续；第三，六上诉人开办的养殖场排出的猪粪渣水等生产生活污水均只通过简单的沼气池沉积过滤后，经历史水路自然排放到位于下游地的湖家池塘，致使池塘水质一直受到污染；最后，岳麓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和长沙市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养殖用水检验报告可以证明，上诉人的养殖水中COD严重超标，不符合环保标准，且其所产生的废水所含污染物的种类和指标与受污染的池塘中所检测的污染物指标是一致的，六上诉人上诉称水质检测的样本来自于上诉人沼气池里的水，与事实不符，岳麓区环境监测站和长沙市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站的检验报告不仅对六上诉人养殖场的水进行了检测，还对湖家塘入口和出水口以及湖家塘的水质状况均进行了检测以达到证明六上诉人养殖场的排污行为与湖家塘水质受污染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目的。上诉人还称事故发生时间为2011年8月18日而不是2011年8月23日，是为了证明事故发生原因为事发时天气高温炎热及池塘缺水缺氧所致，而不是上诉人的排污行为所致，但原审法院并未否认该原因，而是认定2011年8月18日至23日的高温炎热的天气确实对事故发生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原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六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排放的废水是达标排放的，或者其排放污水的行为与湖家塘水质受污染的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及减轻或免除责任的情形。故六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对湖家塘死鱼事件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在综合各方面导致湖家塘死鱼事件的原因的基础上酌情确认由六上诉人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承担此次污染事件的侵权责任，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维持。
二、湖家塘死鱼事件损失额的核定。原审法院根据现场勘测、目击证人的描述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事发时池塘的有效水面面积约十三亩死鱼种类为白鲢鱼和鳙／雄鱼，鉴于事发时许多死鱼被众多村民拾走，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鱼损失清单不具有真实性，双方均无法提供真实有效的鱼损失的数额，故原审法院参照长沙地区鱼类养殖的平均亩产量标准（200-300公斤／亩），酌情确认本案污染事件所造成的死鱼数量为三吨，并参照当时此类鱼的市场价格（7元／公斤）确定被上诉人的直接损失额为21000元，符合客观情况，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称原审法院根据评估得出当时死鱼时塘面为十三亩，估算死鱼为三吨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伪造《渔塘承包合同》、伪造死鱼数量，属于恶意诉讼，根据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然而我国民诉法规定的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渔塘承包合同》和鱼损失清单虽未被原审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但是云盖村村委会证明和相关证人证言均可证明四被上诉人承包湖家塘的事实，四被上诉人是湖家塘死鱼事件的直接受害人，其有权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属于恶意诉讼，上诉人称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称云盖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虚假的且被上诉人的诉讼给六上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误工费约两万元，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90元，由上诉人肖罗生、徐照云、谭伏全、徐铁树、谭双全、肖建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ＸＸ
代理审判员 曾 明
代理审判员 张文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曾李桃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