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皖04刑终44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文荣，女，汉族，1970年11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小学文化，捕前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淮南支公司潘集公司业务员，户籍地淮南市潘集区，经常居住地淮南市潘集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7月1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1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于2016年8月2日经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穆朝文，安徽衡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董玉学，安徽衡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广兰，女，汉族，1966年10月22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大学文化，捕前系淮南市潘集区架河镇新圩小学校长，户籍地淮南市潘集区，经常居住地淮南市潘集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6月30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1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0月25日被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7年5月10日被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26日经该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梁建鹏，江苏胜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化蓉，女，汉族，1974年6月4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大专文化，捕前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安徽分公司淮南支公司工作人员，户籍地淮南市潘集区，案发前租住淮南市潘集区田集街道转塘社区赵建好出租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7月1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1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0月24日被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7年5月10日被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26日经该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胡焕杰，淮南市潘集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审被告人温家宽，化名“温元亨”，男，汉族，1964年4月16日出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市，高中文化，捕前系云南韦宏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户籍地辽宁省瓦房店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5月26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决定刑事拘留（在逃），同年6月6日被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分局凉亭派出所抓获，并寄押于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同年6月14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于同年7月21日经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王玉红，女，汉族，1966年12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大专文化，捕前系淮南市岩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淮南市田家庵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6月6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决定刑事拘留（在逃），同年6月14日被肥西县公安局官亭派出所抓获，同日寄押于肥西县看守所，同年6月16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于同年7月21日经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杨同礼，男，汉族，1973年7月12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淮南矿业集团潘三矿工人，住淮南市田家庵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7月2日被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1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于2016年8月2日经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梅，淮南市八公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辩护人赵洪云，安徽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审理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温家宽、王玉红、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7年12月18日做出（2017）皖0406刑初11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玉红、陈广兰、李化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云南韦某1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有“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昆明金必旺矿业有限公司”、“楚雄宇丰经贸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子公司”。2012年以来，“云南韦某1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韦某某、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另案处理），以“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外出售原始股票为名，并以“昆明金必旺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在安徽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多地设立多家“商务中心”，以高额返利和奖金为诱饵，通过发展会员的形式发展下线，以发展下线人员人数为依据计算奖金，获取分红，并承诺为投资消费者配送股权基金，待合作的企业上市后，根据消费金额折合成原始股票，若合作的企业两年内未能上市，公司按照消费额的150%进行股权回购，会员投资直接或通过“商务中心”汇入韦某2、王某2个人账户。会员发展下线，可以得到10%直推奖、15%组织奖，“商务中心”负责人还能得到5%管理奖、3%服务奖。2012年至2014年2月期间，被告人温家宽(化名“温元亨”)担任公司行政总裁、市场部经理等职务，管理“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会员网站，安置顶层会员，发展“商务中心”，管理会员分红、提成事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在全国发展下线1498人，层级49层。
被告人温家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期间，组织发展被告人王玉红、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等人为下线会员。后被告人王玉红、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先后成立“商务中心”，被告人王玉红成为该传销组织安徽省淮南市总负责人，被告人王文荣、杨同礼成为该传销组织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负责人。
2012年5月份，被告人王玉红接受“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某2的委托授权，在安徽地区受理股权投资基金等业务，并设立淮南市“商务中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733人（包括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隋某、王某3、吴某5、刘某2、魏某2等人及下线），层级36层；2012年6月份，被告人王文荣、杨同礼共同在淮南市潘集区设立“商务中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262人（包括陈广兰、李化蓉等人及下线），王文荣层级27层，杨同礼层级26层；2013年3月份，被告人陈广兰设立“商务中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147人（包括李化蓉等人及下线），层级25层；2013年下半年，被告人李化蓉设立“商务中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94人（包括高某及下线），层级23层。
上述事实，有1、书证：云南省工商局出具的云南韦某1实业有限公司资料、公安机关调取的“云南韦某1实业有限公司”信息资料、公安机关调取的“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资料、昆明市东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昆明金必旺矿业有限公司”登记情况资料、楚雄州工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出具的“楚雄宇丰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资料、“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合同书、股权基金证书、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王玉红644655以下的层级关系树状图”、王玉红提供的公司宣传材料及合同书、消费日报版面报道、李化蓉提供的证据材料清单等材料、公安机关调取的王玉红、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等人与韦唯、王方峰银行往来明细、公安机关出具的归案经过、羁押证明材料、户籍证明及前科情况证明、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2011)潘刑初字第00050号刑事判决书，2、检查、提取笔录：公安机关于2016年3月31日的检查、提取笔录及接受证据清单、公安机关于2016年5月31日的提取笔录及调取证据清单、公安机关于2016年10月11日的提取笔录、扣押清单、辨认笔录、淮南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淮公（网安）勘(2016)31号]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附刻录光盘一张），3、电子数据：公安机关从依法扣押的温家宽的笔记电脑文件导出的数据、公安机关从依法扣押的温家宽电脑文件名“aaa”导出数据及制作的六张树状图、公安机关从依法扣押的温家宽电脑文件名“股民股权统计表（原）”导出文件、公安机关从依法扣押的温家宽电脑文件名“提取现金审核表”、公安机关从依法扣押的温家宽电脑文件名“员工通讯录”，4、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5、证人证言：证人吴某1、叶某、雷某、苏某1、杨某、陈某1、隋某、吴某2、魏某1、鲍某1、王某1、甄某、陈某2、姚某、黄某、赵某、幸某1、吴某3、陆某、张某1、詹某、许某、吴某4、刘某1、李某1、谢某、沈某、宋某、丁某的证言，6、辨认笔录，7、被告人温家宽、王玉红、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温家宽、王玉红、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伙同他人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获得会员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以获取原始股权、待上市后可高额回报，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中被告人温家宽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498人、层级49层，属于情节严重；被告人王玉红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733人、层级36层，属于情节严重；被告人王文荣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262人、层级27层，属于情节严重；被告人杨同礼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262人、层级26层，属于情节严重；被告人陈广兰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47人、层级25层，属于情节严重；被告人李化蓉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94人、层级23层，六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六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温家宽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二、被告人王玉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三、被告人王文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被告人杨同礼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被告人陈广兰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六、被告人李化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七、扣押在案的笔记本电脑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王文荣上诉提出：1、一审认定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262人的事实不属实，其仅发展了杨同礼、张某2、吴某3、王文旋、藏玉红等5人；2、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1、一审认定王文荣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262人的事实不属实，陈广兰及其下线147人以及隋某及其下线28人均不应认定为王文荣发展的会员人数内，故王文荣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仅为87人，未达到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情节严重”情形规定的120人以上，不应认定为该罪“情节严重”情形；2、王文荣不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核心管理人员，没有获利，王文荣直接发展不足10人，对传销组织人数发展的作用较小，王文荣应为从犯；3、王文荣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王文荣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
陈广兰上诉提出：1、一审认定其成立“商务中心”的事实不属实，其没有成立“商务中心”；2、一审认定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147人，层级25层的事实不属实，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仅三、四十人，李化蓉及李化蓉下线会员94人不是其发展的，是李化蓉与王文荣、杨同礼发生矛盾后，温家宽将该94人放在其名下的，该94人不应计入其发展的会员人数内；3、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其辩护人除提出与陈广兰上诉理由基本相同的辩护意见以外，还提出：徐某、吴某6、苏木陶、陶某、苏某2、詹某、李某2等7名会员实际是陈广兰自己出资，该7人不应计入陈广兰发展的会员人数内，综上，陈广兰发展的会员不足120人，原判认定陈广兰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情节严重”的证据不足。请求对陈广兰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量刑。
李化蓉上诉提出：1、一审认定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94人的事实不属实，其只发展会员十几人，高某和刘某1不是其发展的下线，该两人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会员不应计入其发展的会员人数内；2、其不是传销组织的发起、策划、操纵者，其只是听从上线指令，其对传销组织的发展起次要、辅助作用，其应当是从犯；3、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判量刑过重，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其辩护人除提出与李化蓉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以外，还提出：李化蓉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前，已经向公安机关陈述相关案件事实，应属于自首。
杨同礼的辩护人提出：1、一审认定杨同礼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262人，层级26层的事实不属实，其直接展会员不足十人，陈广兰系王文荣介绍加入，放在杨同礼名下，陈广兰及其下线会员人数不应计入其发展的会员人数内；2、杨同礼不是商务中心负责人，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应为从犯；3、杨同礼主观恶性小，没有获利，故犯罪情节较轻，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判量刑过重，请求改判或发回重审。
经审理查明：2012年以来，云南韦某1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韦某某、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以其子公司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外出售原始股票为名，并以其另外一家子公司昆明金必旺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在安徽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多地设立多家“商务中心”，以高额返利和奖金为诱饵，发展会员投资，并通过发展会员的形式发展下线，以发展下线人员人数为依据计算奖金，获取分红。会员投资款直接或通过“商务中心”汇入韦某某、王某某个人账户。
2012年至2014年2月期间，原审被告人温家宽(化名“温元亨”)担任云南韦某1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管理深圳市新国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会员网站，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在全国发展下线1498人，层级49层。
王玉红、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均为温家宽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会员，该五人先后成立“商务中心”发展下线会员。
2012年5月份，原审被告人王玉红设立淮南市“商务中心”，成为该传销组织安徽省淮南市总负责人，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731人（包括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隋某、王某3、吴某5、刘某2、魏某2等人及下线），层级36层。
2012年6月份，上诉人王文荣、原审被告人杨同礼共同在淮南市潘集区设立“商务中心”，成为该传销组织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负责人，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260人（包括陈广兰、李化蓉等人及下线），王文荣层级27层，杨同礼层级26层。
2013年3月份，上诉人陈广兰设立“商务中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145人（包括李化蓉等人及下线），层级25层。
2013年下半年，上诉人李化蓉设立“商务中心”，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92人（包括高某及下线、刘某1及下线），层级23层。
上述事实，有公安机关从依法扣押的温家宽的笔记电脑文件中导出的数据证实：李化蓉“商务中心”人员名单52人及投资次数、总投资额，加上刘某1商务中心11人、高某商务中心29人，李化蓉直接及间接发展下线92人；陈广兰“商务中心”人员名单53人及投资次数、总投资额，加上李化蓉的92人，陈广兰直接及间接发展下线145人；王文荣、杨同礼“商务中心”人员名单87人及投资次数、总投资额，加上隋某“商务中心”28人和陈广兰的145人，王文荣、杨同礼直接及间接发展下线260人；王玉红“商务中心”人员名单98人及投资次数、总投资额，加上鲍某2“商务中心”11人、蔡某“商务中心”19人、陈某3“商务中心”17人、张某3“商务中心”29人、王某3“商务中心”50人、吴某5“商务中心”102人、王某4“商务中心”22人、刘某2“商务中心”76人、魏某2“商务中心”47人和王文荣、杨同礼的260人，王玉红直接及间接发展下线731人，以及一审判决列举的其他相互印证的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已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针对王文荣提出的一审认定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262人的事实不属实，其仅发展了杨同礼、张某2、吴某3、王文旋、藏玉红等5人的上诉理由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王文荣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仅为87人，未达到构成犯罪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陈广兰提出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仅三、四十人的上诉理由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陈广兰发展的会员不足120人，不应认定陈广兰犯罪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李化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李化蓉只发展会员十几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杨同礼的辩护人提出的杨同礼直接发展会员不足10人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王文荣伙同原审被告人杨同礼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下线会员260人，王文荣层级27层，杨同礼层级26层；上诉人陈广兰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下线会员145人，层级25层；上诉人李化蓉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下线会员92人，层级23层的事实，有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从温家宽的笔记本电脑文件导出的数据、公安机关从温家宽的笔记本电脑文件名为“aaa”的文件导出的数据及根据该数据制作的六张树状图、公安机关从温家宽的笔记本电脑文件名“股民股权统计表（原）”导出的文件等相互印证的证据证实，应予认定。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数量均超过了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情节严重”情形规定的120人以上，应认定为犯罪情节严重情形。故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陈广兰提出的其没有成立“商务中心”的上诉理由，经查：公安机关从温家宽的笔记本电脑文件导出的数据、原审被告人温家宽和上诉人陈广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了陈广兰在传销组织中开设了“商务中心”，并发展下线会员的事实。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李化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李化蓉是从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以及杨同礼辩护人提出的杨同礼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杨同礼、李化蓉为获利，积极加入传销组织，并设立“商务中心”发展会员，杨同礼发展会员260人、层级26层，李化蓉发展会员92人，层级23层，对该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李化蓉辩护人提出的李化蓉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前，已经向公安机关陈述相关案件事实，应属于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立案前，李化蓉虽曾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但并未主动供述其本人加入传销组织并发展下线会员的犯罪事实，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法定要件，不应认定为自首。故该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王文荣、陈广兰、李化蓉及辩护人提出的王文荣、陈广兰、李化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判对其三人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以及杨同礼的辩护人提出的杨同礼主观恶性小，没有获利，故犯罪情节较轻，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杨同礼为获利，伙同王文荣设立“商务中心”，发展传销会员人数达260人，属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原判量刑时已考虑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情节，均予以从轻处罚，量刑适当。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文荣、陈广兰、李化蓉、原审被告人温家宽、王玉红、杨同礼伙同他人以出售原始股票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获得会员资格，并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同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会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中，上诉人王文荣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260人、层级27层，上诉人陈广兰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45人、层级25层，上诉人李化蓉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92人、层级23层，原审被告人温家宽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498人、层级49层，原审被告人王玉红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731人、层级36层，原审被告人杨同礼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260人、层级26层，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王文荣、陈广兰、温家宽、王玉红、杨同礼的行为属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情节严重”情形，均应依法惩处。本案系共同犯罪。上诉人王文荣、陈广兰、李化蓉、原审被告人温家宽、王玉红、杨同礼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上诉人王文荣、陈广兰、李化蓉、原审被告人温家宽、王玉红、杨同礼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事实过程清楚，层级数量正确，但原判因对高某“商务中心”的人数统计错误，致认定王玉红、王文荣、杨同礼、陈广兰、李化蓉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数量时均多计算了两人，本院予以纠正。原判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鸣
审判员 赵 可
审判员 李景田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王毅全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