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15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厚高，男，1971年3月28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朱红林，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先龙，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嵘，女，1971年12月27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何峰，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被告）张治，男，1962年11月2日生，汉族。
上诉人孙厚高因与被上诉人石嵘、张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厚高的委托代理人朱红林、被上诉人石嵘的委托代理人何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治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厚高一审诉称：2013年12月5日，孙厚高与张治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孙厚高借款人民币50万元给张治，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5日至2013年12月25日；张治同意以持有的江苏康龙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龙公司）10%的股权（价值55万元人民币）作为借款质押，同时约定若张治在2013年12月25日�含当天）前未能按期将全额借款归还给孙厚高，则由孙厚高再支付张治5万元人民币后，张治将持有的康龙公司10%的股权全部折抵给孙厚高。后张治未能在12月25日归还50万元借款，孙厚高又于2014年1月6日支付张治5万元，至此孙厚高按约付清张治55万元股权转让款，取得张治持有的康龙公司增资后5%的股权。后经与康龙公司股东孙学良协商，张治转让给孙厚高的10%的股权（增资后为5%）由孙学良代持，对此张治明知且没有异议。经石嵘申请，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查封了张治所持有的康龙公司价值55万元的股权，孙厚高认为其已取得了由第三人张治转让的康龙公司5%的股权所有权，法院对该股权的执行系执行错误，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孙厚高对张治转让的康龙公司5%的股权享有所有权；2、判决停止对孙厚高持有的第三人张治转让的�龙公司5%的股权进行执行；3、本案诉讼费由石嵘和张治承担。
石嵘一审辩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作出的（2015）鼓执异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庭驳回孙厚高的诉讼请求。
张治一审未应诉、答辩。
孙厚高为证明其已取得案涉股权的所有权，提交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章程修正案、借款协议书、银行汇款凭证、收条、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名册、股东出资证明书、情况说明等证据，并申请证人康龙公司主管彭某出庭作证。彭某陈述：1.其在2013年7月通过受让的方式从张治处取得公司的5%股权；2.因孙学良股权变更一事，公司曾于2014年1月份召开股东会，为便于公司管理，孙学良代持孙厚高受让案涉的股权。石嵘的质证意见为：1.对变更登记通知书无异议�因孙厚高未提供原件，对康龙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不予认可；2.因张治本人未出庭，借款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银行汇款回单因缺少银行印章亦不予认可；3.因康龙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均涉及张治签字，而张治本人未到庭，无法确认真实性，股东名册未登记张治的股权，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4.证人彭某的证言系虚假陈述，不应采信。
石嵘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原审法庭提交了2013年8月20日康龙公司股东会决议。孙厚高的质证意见：对该股东会决议不持异议，但认为彭某在法庭的陈述与事实有出入系由于时间久远及在庭审中紧张所致。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鼓楼法院于2013年11月4日受理石嵘诉张治预约合同纠纷，2013年12月9日依石嵘的申请作出（2013）鼓商初字第1495号保全裁定，查封被申请人张治名下持有的康龙公司价值100万元的股权。2013年12月12日，鼓楼法院向江苏省工商局发出了查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张治持有的江苏康龙医药有限公司的伍拾伍万股的股权（全部），查封期限2年，查封期间不得过户、变卖，设定抵押等”。2014年4月23日，鼓楼法院（2013）鼓商初字第14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治向石嵘支付50万元。一审宣判后，张治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4）宁商终字第8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9月20日，石嵘向鼓楼法院申请强制执行511820元。
2015年1月15日，孙厚高向鼓楼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认为依据其与张治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其于2013年12月5日当日将50万元借款交付给张治，因张治未能在12月25日归还50万元借款，孙厚高又于2014年1月6日支付张治5万元，至此孙厚高按约付清张治55万元股权转让款，取得�治持有的康龙公司增资后5%的股权。后经与康龙公司股东孙学良协商，张治转让给孙厚高的10%的股权（增资后为5%）由孙学良代持，对此张治明知且没有异议。因此，张治持有的5%的股权，为孙厚高所有，由孙学良代持，请求中止对该5%股权的执行。鼓楼法院2015年2月26日作出（2015）鼓执异字第11号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以孙厚高在鼓楼法院采取冻结措施前未付清全部款项亦未实际占有该涉案股权（即办理登记）驳回了申请人孙厚高的申请。孙厚高于2015年3月9日收到该裁定，于2015年3月16日起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2014年6月23日，康龙公司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550万元变更为1100万元，张治的股权份额由10%变更为5%。
审理中，原审法院通知张治来院�取相关诉讼材料，对方向法庭回复由于人在外地，向法庭提供了送达地址。原审法院按照其提供的地址留置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开庭时被告张治未到庭，原审法院缺席审理。
根据双方的诉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厚高是否已经取得张治名下价值55万元股权的所有权，且该所有权足以对抗原审法院的保全、执行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孙厚高未取得案涉股权的所有权，理由如下：
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孙厚高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张治就案涉股权转让的真实性。本案中，由于张治未到庭，涉及张治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康龙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之间不能相互印证，证人就股权受让情况的陈述存在与股权登记不一致情况。因此孙厚高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与张治之间存有转让康龙公司股权的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股权，不得对抗第三人。即便孙厚高与张治的股权转让关系及孙学良与孙厚高的代持股关系能够确认，孙学良代持该股权后并未进行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孙厚高的股权受让行为不得对抗原审法院向工商登记部门作出的保全、查封行为。
3.原审法院的查封行为早于孙厚高与张治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即便孙厚高与张治的股权转让关系及孙学良与孙厚高的代持股关系能够确认，鼓楼法院作出保全案涉股权裁定的时间为2013年12月9�，向江苏省工商局送达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而孙厚高与张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付清全部转让款的时间为2014年1月6日，晚于鼓楼法院的查封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孙厚高在鼓楼法院采取冻结措施前未付清全部款项，亦未实际占有该股权，因此其要求停止执行该股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孙厚高起诉要求确认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并停止对案涉股权的执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治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在一审中质证、抗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孙厚高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孙厚高负担。
宣判后，孙厚高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孙厚高对由张治转让的康龙公司5%的股权享有所有权，终止对该股权的执行，并由石嵘、张治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孙厚高提供的借款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汇款凭证、股东名册、股东出资证明书及情况说明、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孙厚高与张治之间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履约的过程，孙厚高已经合法取得张治的股权。张治不出庭对证据进行质证的不利法律后果不应由孙厚高承担，在孙厚高提供证据原件的情况下，石嵘对此若有异议，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证人虽然在股权转让�具体时间上的陈述与事实有所出入，但因时间经过且股东会召开次数较多，表述有些许出入亦属正常。工商登记资料之所以显示张治的股权未变更是由于康龙公司当时准备增资，因张治的股权被法院查封，康龙公司不得不以张治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孙厚高对上述不一致已作出了合理解释。康龙公司对孙厚高的股东身份是认可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以证据瑕疵否认公司对股东的身份确认。2.孙厚高与张治签订借款协议书的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该协议书是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自条件成就时即转为股权转让协议。该时间早于一审法院作出裁定的2013年12月9日，更早于一审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2013年12月12日。2013年12月5日孙厚高支付的50万元，占股权转让价款的90.9%，2014年1月6日支付转让款5万元只是对股权转让尾款的履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孙厚高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而非对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行为本身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更非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不应由公权力随意介入民商事法律关系中。2.股权转让并不以办理过户登记为前提，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转让合意，经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并制备股东名册及出资证明书，受让方支付对价后即拥有该股权的所有权，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并不适用于股权转让情形。3.即便该条款能够适用本案，孙厚高也已与张治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并支付了大部分转让款，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签署章程、签发出资证明书、载于股东名册等要素均是判断股东身份的实质性特征，工商登记只是起到对外公示的法律效应。鉴于孙厚高已经取得案涉股权的所有权，石嵘作为一般债权人申请执行案涉股权不应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石嵘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张治未到庭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孙厚高于2013年12月5日向张治付款5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4年1月2日，康龙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股东张治将原持有的公司10%股权以原价55万元转让给股东孙学良。2014年1月6日孙厚高向张治付款5万元。同日，康龙公司向孙厚高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孙厚高于2013年8月20日向公司缴纳出资165万，其又于2014年1月6日向本公司缴纳出资55万元，该股东自本出资证明书核发之日起享有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
还查明，2015年1月6日，孙学良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明：张治2014年1月6日转让给其的10%股权，由孙厚高实际出资，其替孙厚高代持，该10%股权的权益和法律责任由孙厚高承担，与其无关，其实际持有公司30%的股权。康龙公司在该情况说明下方加盖印章确认。
以上事实有付款凭证、股东会决议、股东出资证明书、情况说明及本院谈话笔录、庭审笔录陈卷为凭。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孙厚高是否对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请求法院不许对该标的实施执行之诉讼，所基于的理由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且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妨害了其所享有的实体权益。本案中，石嵘要求原审法院强制执行张治名下的康龙公司5%股权，孙厚高则主张其已于2014年1月6日获�案涉股权，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案涉股权已于2013年12月12日被原审法院查封，查封之时张治是案涉股权的权利人，孙厚高并非案涉股权的权利人，对案涉股权亦不享有实体权益，故孙厚高对案涉股权既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原审法院的执行行为也不存在妨害孙厚高的实体权益。由此，孙厚高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案涉股权被查封之后张治仍与孙厚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试图改变司法查封之现状，属于对已经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依法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918元，由上诉人孙厚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荣禧
代理审判员 陈宏军
代理审判员 王方方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丽玲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