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民终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负责人：聂华东，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继，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保全部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珊珊，女，1981年4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丽，黑龙江思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利，黑龙江思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以下简称友谊支行）与被上诉人刘珊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2016）黑01民初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友谊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继、王翔，被上诉人刘珊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10月22日、12月3日，友谊支行与佳木斯市松花江医疗用品厂（以下简称医疗用品厂）分别签订了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和1000万元，借款利率均为贷款实际发放日的基准利率上浮15%，逾期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友谊支行与医疗用品厂法定代表人吕某分别签订了两份《保证合同》，吕某对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医疗用品厂员工左少江在没有刘珊珊本人授权的情况下，代替刘珊珊在《保证合同》中共有人声明条款项下签上了“刘珊珊”的名字。
一审判决同时查明：2013年10月23日、12月4日，友谊支行分别向医疗用品厂发放了上述两笔借款。医疗用品厂在案涉两笔借款发放当日向友谊支行出具《交通银行受托支付委托书》，委托友谊支行将前述两笔借款支付给北京宝福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福伦公司），用途为货款。友谊支行依据前述委托将案涉两笔借款从医疗用品厂账户中转账给了宝福伦公司。宝福伦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1日，股东为楚某和刘珊珊，法定代表人为刘珊珊。
一审判决再查明：刘珊珊与吕某于2013年9月6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离婚后，吕某自愿让出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给刘珊珊，吕某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51%，刘珊珊占医疗用品厂股权的49%，医疗用品厂的债务由吕某承担。”刘珊珊于2013年9月11日经北京首都机场出国前往加拿大，于2014年4月26日回国。《离婚协议书》签订后，医疗用品厂的企业性质及股权分配均未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至今仍是吕某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
友谊支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珊珊对医疗用品厂到期贷款30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由刘珊珊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友谊支行提起本案诉讼，主要依据案涉《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吕某自愿让出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给刘珊珊，吕某占医疗用品厂51%的股权。据此，友谊支行主张医疗用品厂虽然名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因《离婚协议书》而已实际变更为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应当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友谊支行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离婚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刘珊珊已实际取得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即使刘珊珊取得了相应股权，企业变更为何种性质，亦应依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予以确定。根据医疗用品厂的工商登记显示，该厂至今仍登记为吕某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故友谊支行仅依据《离婚协议书》，无法认定医疗用品厂的企业性质已变更为合伙企业及刘珊珊应当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友谊支行没有证据证明刘珊珊是案涉借款的保证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吕某与刘珊珊约定将医疗用品厂变更为合伙企业而仍使用合资前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实际以合伙方式经营企业的情形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友谊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友谊支行负担。
友谊支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珊珊负担。事实和理由：刘珊珊于2013年9月在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签署的《离婚协议书》证实，吕某已将医疗用品厂49%的份额分割给刘珊珊，该意思表示明确，刘珊珊已经实质上成为医疗用品厂投资人之一，但吕某和刘珊珊故意未变更企业性质。而友谊支行于2013年10月、12月发放的案涉两笔借款，委托支付的收款人均为刘珊珊出资成立的宝福伦公司，并通过该公司对医疗用品厂的两笔借款进行了倒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以下简称《个人独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系由一个自然人出资成立，现该企业的出资人实际为两个自然人，而刘珊珊和吕某故意不变更企业性质，仍延用分割前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且刘珊珊亦参与了案涉两笔借款，对借款事实和经过清楚，其事实上参与了企业经营。医疗用品厂所欠的案涉借款发生于合伙期间，属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刘珊珊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故意不将企业性质据实变更为合伙企业的行为，不应成为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刘珊珊应当与其他合伙人一起对企业经营期间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犯了友谊支行的合法权益。
刘珊珊辩称：案涉两笔借款均发生在刘珊珊与吕某离婚之后，刘珊珊本人在国外生活期间，友谊支行没有证据证明刘珊珊参与医疗用品厂的借款，其主张《离婚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医疗用品厂实为合伙企业性质均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正确，友谊支行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友谊支行曾于2014年12月4日就案涉两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以借款人医疗用品厂，保证人吕某、刘珊珊为被告，分别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借款人医疗用品厂偿还借款本息，并以抵押的机器设备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保证人吕某、刘珊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哈中院于2015年9月18日就案涉两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分别作出（2015）哈民四商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哈中院对该两起案件经审理后认为，“因《保证合同》中共有人声明条款‘刘珊珊’签字为他人所签，亦未有刘珊珊本人授权，故此声明条款不是刘珊珊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刘珊珊没有拘束力，友谊支行要求刘珊珊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故均驳回友谊支行对保证人刘珊珊就案涉两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友谊支行不服，就该两起案件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6月6日、7日分别作出（2016）黑民终45、47号民事判决，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2016）黑民终45、47号民事判决，针对友谊支行在该两起案件二审诉讼中提出的“刘珊珊取得医疗用品厂49%的股权，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请求”认为，“由于友谊支行所提出的该项请求权基础与原审诉讼相比已经发生变化，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故其该项诉讼请求属于二审中增加的独立诉讼请求……。友谊支行依据前述理由主张刘珊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不予审理。友谊支行可另诉解决。”现该两起案件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同时查明，吕某与刘珊珊于2013年9月6日签订案涉《离婚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双方于2006年5月16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登记结婚，现因性格不合原因离婚。经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自愿离婚；二、……，男方名下的所有房产全部都归女方所有；三、女方名下的……，三辆车都归女方所有；四、男方名下的个人独资企业，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连江口镇的松花江医疗用品厂，2000年注册资金3142万元，2012年实收资本6740余万元。离婚后男方自愿让出49%的股权给女方，男方占企业股权51%，女方占企业股权49%……；六、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全部由男方承担（包括北京海淀区半壁街南路18号A301住房贷款和松花江医疗用品厂企业贷款）。”
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友谊支行依据案涉《离婚协议书》主张刘珊珊取得医疗用品厂49%的份额后，医疗用品厂的企业类型由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由吕某、刘珊珊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刘珊珊作为合伙人之一，应就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案涉《离婚协议书》就吕某名下独资企业即医疗用品厂的财产份额分割后，刘珊珊是否成为医疗用品厂的合伙人，医疗用品厂的企业类型是否当然转换抑或变更为合伙企业的性质，刘珊珊应否就医疗用品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从案涉《离婚协议书》的性质和内容看，离婚协议是在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基础上，对共同财产的分割补偿、共同债务的分担和子女抚养等事项的适当处理，其中涉及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的独资企业份额的分割，亦系对财产权益的处分，并没有合伙经营企业的内容和意思表示，不具有合伙协议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一方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得企业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二）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上，由取得企业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愿意经营该企业的，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离婚协议中涉及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的独资企业份额分割后的处理结果，通常是一方取得经营权给予另一方补偿，在双方均不愿意经营企业的情况下，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六条关于“个人独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解散：（一）投资人决定解散……”的规定，亦应按清算程序解散企业，不存在接受份额一方当然成为合伙人的情形。换言之，接受份额一方是以补偿的形式获益，还是参与经营抑或采用其他组织形式经营企业尚不确定。即便夫妻双方离婚后愿意共同经营企业，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系不同组织形式、不同性质的两种企业类型，受不同的法律调整。在双方愿意共同经营企业的前提下，亦应先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对企业清算并按解散程序处理后，方可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新的企业，以何种组织形式、类型经营企业，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不能因夫妻双方离婚时对独资企业份额的分割行为，即认定该独资企业当然转换抑或变更为合伙企业的性质，且刘珊珊与吕某对医疗用品厂的份额分割后，医疗用品厂的企业类型并未发生变化，仍登记为吕某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因此，友谊支行主张刘珊珊已经成为医疗用品厂的合伙人之一、医疗用品厂已经变更为合伙企业的性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友谊支行虽主张刘珊珊取得医疗用品厂的财产份额后实际参与了企业经营，吕某、刘珊珊故意不变更企业类型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但其并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另案生效判决已经查明刘珊珊与吕某于2013年9月6日协议离婚后，于2013年9月11日即出国前往加拿大，直到2014年4月才回国，而案涉债务包括友谊支行受医疗用品厂委托将案涉借款转账给案外人宝福伦公司，均发生在2013年10月、12月即刘珊珊在国外生活期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珊珊实际参与了医疗用品厂的贷款抑或实际经营医疗用品厂。综合以上分析，友谊支行主张刘珊珊应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友谊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武铁军
审 判 员 黄世斌
审 判 员 王景波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樊 琦
书 记 员 金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