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7民终26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广元，男，195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芬，女，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阳，江苏清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丁，男，198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宝剑，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张集中心法律服务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矿大北门科技城4#101（同创新座A区）三楼A301-307号。
负责人：孟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男，198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
上诉人范广元、杨桂芬因与被上诉人刘丁、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称长安保险徐州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4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广元、杨桂芬上诉请求：一、刘丁与范某系同乡关系。范某交通事故发生前受雇于包工头焦伟，焦伟安排刘丁开车接送包括范某在内的工人由宿舍到工地，刘丁与范某之间不是无偿打车关系。二、范某初中毕业后长期在外打工，主要生活来源依靠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因此本案赔偿计算应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标准予以赔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刘丁辩称，一、受害人范某在交通事故发生时，与刘丁之间系友好搭乘关系。二、范某系农村户口，也未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不能认定为城镇户口。三、本次事故中范某属保险法中规定的第三者，因刘丁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某的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应由刘丁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
长安保险徐州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范广元、杨桂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刘丁、长安保险徐州公司赔偿范广元、杨桂芬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893561.62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丁、长安保险徐州公司承担。范广元、杨桂芬主张因该事故造成如下损失：医药费50378.3元、住院期间误工费559.08元、伙食补助费180元、死亡赔偿金680240元；被扶养人范广元的生活费96186元、杨桂芬的生活费96186元；丧葬费28635元、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误工费1677.24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965041.86元，由刘丁、长安保险徐州公司按比例承担893561.62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3日14时许，受害人范某乘坐被刘丁驾驶的苏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墨熙古巷由北向南行驶至金溪足道门前时，受害人范某从车上跌落，导致范某颅脑受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范广元、杨桂芬认为受害人乘坐刘丁车辆，双方之间形成了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刘丁应当对受害人的人身安全负责。因刘丁未按照操作规范驾驶并且超载使受害人范某在行驶过程中跌落至死，并且因刘丁未及时在现场报警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此事故现已造成范广元、杨桂芬损失893561.62元，经多次与刘丁、长安保险徐州公司协商未果。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Ｃ×××××号小型普通客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刘丁，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核定载人数7人。2017年9月3日14时许，刘丁开车搭乘刘浩、徐为为、李秀民、杨春、董柳、范国伟、范某从幸福里小区出发前往景建集团干活，在该车沿墨熙古巷由北向南行驶至金溪足道门前时，受害人范某从车上跌落，后入住安丘市中医院抢救，于2017年9月8日6时48分死亡。安丘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技术室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根据尸表检验及结合案情调查分析认为：范某在全身损伤中，头部损伤应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伤情符合交通事故伤情特征，死亡原因系严重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事故未及时在现场报警，现场变动、证据灭失，该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安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其载明：“刘丁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刘丁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苏Ｃ×××××号小型普通客车在长安保险徐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和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1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并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7年1月12日0分至2018年1月11日24时止。以上事实各方当事人无争议，有各方当事人的无争议陈述、住院病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安）公刑（法）检（尸）字[2017]85号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及保单等证据为证。
刘丁庭审中自述，受害人范某坐车的时候，把后排座位放倒后坐在最后面的座上，背对着驾驶员，后车门是掀起的。在审理过程中，刘丁以涉案车辆在长安保险徐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受害人范某在交通事故中属于第三者为由申请追加长安保险徐州公司作为本案的一审被告。
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范广元、杨桂芬对范某故意跳车的行为不予认可；刘丁、长安保险徐州公司认为受害人范某在没有要求刘丁停车的情况下而故意跳车，并不是意外摔落。在安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载明：经询问范国伟称：当我们的车沿着墨熙鼓巷由北向南行驶到金溪足道门前处时，范某自己说：“我有事，我得下车”他也没叫停车，他说完后我就看见范某到车下面了，这时刘丁就停下了车；经询问李秀明称：当我们的车沿着墨熙鼓巷由北向南行驶到金溪足道门前处时，范某自己说：“我有事”他也没叫停车，当我发现他时，他已经跳下车了，我们后面几个人都喊快停车，这时刘丁就停下了车；经询问刘浩称：当我们的车沿着墨熙鼓巷由北向南行驶到金溪足道门前处时，范某自己说：“我有事”接着从车后座向后跳下车，我一看他跳下车后我就喊：“快停车”这时刘丁就停下了车，我就跑到范某跟前看他伤的怎么样，我看到他伤到头了，其他人也过来了；经询问徐为为称：当我们的车沿着墨熙鼓巷由北向南行驶到金溪足道门前处时，我听后面的人说：“范某跳下去了”，他也没叫停车，刘丁就停下了车；经询问董柳称：当我们的车沿着墨熙鼓巷由北向南行驶到金溪足道门前处时，我听后面的人说：“范某跳下去了”，他也没叫停车，刘丁就停下了车；经询问杨春称：当我们的车沿着墨熙鼓巷由北向南行驶到金溪足道门前处时，李秀民说：“范某跳下了车，停车、停车”我回头一看，范某就躺在地上了，头朝东脚朝西躺在地上，当我发现他时，他已经跳下车了，我们后面几个人都喊快停车，这时刘丁就停下了车。
另查明，山东交职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7]痕鉴字第1448号鉴定意见：1、驾驶苏Ｃ×××××宝骏牌小型普通客车制动装置齐全；事故发生时的行使速度约为40km/h；2、按现有证据无法分析乘车人（范某）的跌落原因。刘浩、徐为为、李秀民、杨春、董柳、范国伟、范某搭乘刘丁的车辆，不需要交纳相关的费用。
受害人范某与范广元系父子关系，与杨桂芬系母子关系，范某系1991年9月1日出生，范广元系1958年6月17日出生，杨桂芬系1964年3月19日出生。范广元与杨桂芬共生育三名子女（包括范某），范广元、杨桂芬、范某的户口均在江苏省铜山县吴邵乡范湖村，系农村户口。201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54元/年。
长安保险徐州公司提交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单上的签章单位名称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公司，在庭审中该保险公司述称上述公司名称已变更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中心支公司”。庭审中，该公司提交《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载明：“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涉案的事故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还是侵权责任纠纷；2、刘丁是否承担赔偿责任；3、长安保险徐州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本案中，涉案车辆系非营运车辆，受害人范某搭乘刘丁车未支付票款，刘丁搭乘被害人范某系一种好意搭乘行为，其核心要素是车辆供乘者不以牟利为目的，旨在为他人提供帮助，其不符合客运合同的特征，故好意搭乘的××与同承人并未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搭乘者无偿或者以较小成本乘坐他人车辆并不意味着其甘愿冒一切风险，车辆供乘人因邀请或者允许他人搭乘的行为履行进而有保障搭乘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安全注意义务，因此在好意搭乘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情况下，好意搭乘行为就转变为侵权行为，车辆××应对其过错承担法律责任，故范广元、杨桂芬主张刘丁与被害人范某之间系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安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在本次事故中刘丁存有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和超载的行为，在庭审中刘丁承认事发时涉案车辆的后车门是掀起的，不关闭后车门驾驶车辆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对乘车人员的安全有着极大隐患，这足以说明刘丁对于涉案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同时范广元、杨桂芬提交的安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同车人员范国伟、李秀民均述称：受害人范某在未叫停车辆的情况下就跳下了车，刘浩亦述称：受害人范某说了我有事儿，接着从车后座向后跳下了车，徐为为、董柳、杨春均述称：听后面的人说范某跳下去了，他也没叫停车，虽然在山东交职院司法鉴定所[2017]痕鉴字第1448号鉴定意见中载明按现有证据无法分析乘车人（范某）的跌落原因，但上述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受害人范某下车时并未要求刘丁停车，受害人范某作为一名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应该能预测到从正在行使的机动车上下车的后果，虽然刘丁对于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但受害人范某在未告知刘丁停车，径直从正在行驶的机动车上下车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原因，存在重大过失。综上，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刘丁对受害人范某的损失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第四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本案中，受害人范某系涉案车辆的车上乘客，在涉案车辆行驶的状态下下车，且下车后也未与涉案车辆发生二次接触，因此受害人范某仍属于车上人员，并未转化为事故的第三者，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的约定，长安保险徐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和第三者商业险赔偿限额内不需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范广元、杨桂芬主张的医疗费50378.3元，有其提交的住院收费票据及中医院的住院病历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范广元、杨桂芬提交的工资表复印件一份，证明事发时受害人范某系山东阳通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事发时在安丘青云瑞景园干外墙保温工作，故主张以城镇标准计算受害人的误工费、死亡赔偿金，该证据仅是复印件且无山东阳通工程有限公司的盖章及出具人员的签名，不符合证据形式，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结合范广元、杨桂芬提交的受害人范某的户口本登记信息，范某系农业户口，故范广元、杨桂芬主张的误工费应以农村标准计算，计385.86元（64.31元/天×6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受害人范某死亡时年满26周岁，其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计279080元（13954元/年×20年）；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范广元、杨桂芬主张的受害人范某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30元/天×6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计算。”范广元、杨桂芬主张28635元的丧葬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本案中，范广元、杨桂芬主张的生活费，因事故发生时范广元、杨桂芬均未年满60周岁，在庭审中亦未提交二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故范广元、杨桂芬要求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按范广元、杨桂芬的户籍性质农村居民标准按3人3天计算计款578.79元（64.31元/天×3天×3人）。因受害人亲属系江苏省人，而事故发生地在山东省安丘市，范广元、杨桂芬作为近亲属跨省处理涉案事故必然有交通费支出，故结合实际，一审法院酌定范广元、杨桂芬的交通费为800元。
对于范广元、杨桂芬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范广元、杨桂芬因其亲属死亡，精神上遭受一定的打击，且在本案中刘丁对于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酌定范广元、杨桂芬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为4000元。
综上，受害人范某因该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50378.3元、误工费385.86元、伙食补助费180元、死亡赔偿金279080元、丧葬费28635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578.79元、交通费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合计364037.95元。因刘丁对受害人范某因该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故其应赔偿范广元、杨桂芬各项损失共计145615.18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范广元、杨桂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处理丧失事宜误工费等共计145615.18元；二、驳回范广元、杨桂芬对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范广元、杨桂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36元，减半收取5330元，由范广元、杨桂芬负担4461元，由刘丁负担869元。
本院二审查明，一、2016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34012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为13954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为9519元；二、范广元因肢体××于2011年办理了××证，××等级为三级；三、范广元、杨桂芬夫妇育有两女一男共三个孩子，即范小花、范小莉和范延彬。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范某搭乘刘丁车辆的行为是否属于好意同乘，二是范延彬死亡后各项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如何确认。
关于焦点问题一，本院认为，范延彬搭乘刘丁车辆时，因刘丁并未向范延彬收取任何费用，一审判决认定范某搭乘刘丁车辆的行为属于好意同乘并无不当。同时，一审判决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刘丁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且承担40%的过错责任，亦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刘丁应依据该责任比例对范广元、杨桂芬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问题二，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范延彬虽系农村户口，但并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为了更有利于保护范广元、杨桂芬的合法权益，按照范延彬生前的生活状态，对范延彬死亡后涉及户籍性质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标准的平均值计算为宜，即死亡赔偿金为479660元［（34012元+13954元）÷2×20年］；关于误工费部分，因范广元、杨桂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交通事故发生前范延彬的收入具体情况，在范延彬生前误工时间比较短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误工费计385.86元，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范广元虽然未满60周岁，但因其属于××人，劳动能力必然受限，对其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予以支持，本院确认被抚养人生活费为95190元（9519元/年×20年÷2）。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损失即医疗费50378.3元、伙食补助费180元、丧葬费28635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578.79元、交通费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故，范广元、杨桂芬因该次交通事故范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659807.95元（479660元+385.86元+95190元+50378.3元+180元+28635元+578.79元+800元+4000元）。因刘丁承担40%的赔偿责任，故应赔偿范广元、杨桂芬各项损失共计263923.18元（659807.95元×40%）。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直接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对于范广元、杨桂芬上诉主张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4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范广元、杨桂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维持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4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范广元、杨桂芬对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变更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4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刘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范广元、杨桂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处理丧失事宜误工费等共计145615.18元”为：刘丁赔偿范广元、杨桂芬各项损失共计263923.1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范广元、杨桂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736元，减半收取6368元，由范广元、杨桂芬负担4000元，由刘丁负担23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6元，由范广元、杨桂芬负担8000元，由刘丁负担47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建伟
审判员 祝建海
审判员 李 莉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李昱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