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终字第6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洪新。
委托代理人：徐晓晖，浙江九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益平。
委托代理人：何亚江，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吕亚魁。
委托代理人：边献勇，浙江泽大（新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凯。
上诉人吕洪新为与被上诉人俞益平和原审被告王凯、吕亚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昌县人民法院（2015）绍新聚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键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靓、王瑜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洪新委托代理人徐晓晖，被上诉人俞益平委托代理人何亚江、原审被告吕亚魁委托代理人边献勇和原审被告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0日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金5790000元。至2010年7月16日该公司股权结构工商部门登记为：张皓东出资2837100元占49%，浙江新亚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出资2952900元占51%。2011年7月8日，张皓东与吕亚魁签订了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张皓东名下占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49%转让给吕亚魁。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公司应收款2650000元及王辉个人借款100000元作为第一期的付款，其他用现金支付（详见借条）。2011年7月10日，吕亚魁向俞益平出具二张借条，确认剩余股权转让款4900000元。其中一张借条2900000元由王凯、吕洪新作为债务保证人，另一张借条2000000元由张裕超作为债务保证人。2011年8月15日，张皓东与王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张皓东49%的股权以2837100元价格转让给王凯，约定王凯于次日以现金方式支付转让款2837100元。2011年8月18日，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张皓东持有的49%股权经工商登记变更为王凯。2013年9月1日，吕亚魁就2011年7月10日出具的2900000元借条重新向俞益平出具了借条，约定2014年9月1日前归还，按月利率15‰计息。王凯、吕洪新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名。2015年2月9日，张皓东、俞益平、吕亚魁、张裕超四人签订协议书，确认俞益平为张皓东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吕亚魁分五年归还俞益平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张裕超作为该款连带责任保证人负连带清偿责任。另查明，王凯系吕亚魁女婿，吕洪新系吕亚魁表弟。2011年8月15日张皓东与王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王凯至今未支付。后俞益平起诉要求：1、吕亚魁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2900000元及至实际还款之日的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王凯、吕洪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吕亚魁、王凯、吕洪新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务，当事人虽以借条形式对股权转让款予以确认，案件性质仍属股权转让纠纷。综合双方诉辩观点，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个；第一、俞益平及吕亚魁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第二，王凯、吕洪新在借条中作为担保人签字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该院认为，2011年7月8日张皓东与吕亚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张皓东将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吕亚魁，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张皓东与吕亚魁。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公司应收款2650000元及王辉个人借款100000元作为第一期的付款，其他用现金支付（详见借条）。2011年7月10日，吕亚魁向俞益平出具二张借条，确认剩余股权转让款4900000元。2015年2月9日，张皓东、俞益平、吕亚魁、张裕超四人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确认了俞益平为张皓东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与2011年7月10日吕亚魁向俞益平出具二张借条可以相互印证，故俞益平作为张皓东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主体适格。2011年7月8日张皓东与吕亚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吕亚魁针对付款问题于2013年9月1日重新出具2900000元借条，其余股权转让款又于2015年2月9日与张皓东、俞益平、张裕超签订还款协议，应视为就股权转让协议中付款问题的重新约定，吕亚魁作为股权转让纠纷的被告主体适格。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该院认为，王凯、吕洪新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和法律基础是王凯、吕洪新对借条中借款实为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务是否知情。经该院查明，王凯系吕亚魁女婿，吕洪新系吕亚魁表弟，双方均系亲属关系。吕亚魁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受让的股权已经工商登记变更在王凯名下，且王凯至今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2011年7月10日吕亚魁向俞益平出具2900000元借条时王凯、吕洪新已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字，2013年9月1日吕亚魁重新出具2900000元借条时王凯、吕洪新又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字确认，且借条中所涉金额巨大，由此应认定王凯、吕洪新对借条中借款实为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务是知情的。王凯、吕洪新应按借条约定对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该院认为，张皓东与吕亚魁签订的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吕亚魁以借条的形式对股权转让款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依法应承担相应付款责任。借条中关于支付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的约定，可视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俞益平因此向吕亚魁主张按月利率15‰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该院予以支持。吕亚魁关于其非股权转让当事人，不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之辩解，与其第一次庭审答辩意见相矛盾，亦与该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对该辩解不予采信。王凯、吕洪新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字，未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王凯、吕洪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王凯、吕洪新关于对借条中借款实为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务不知情之辩解，与该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俞益平之诉讼请求，理由合法正当，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吕亚魁支付俞益平股权转让款2900000元，并支付自2013年9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的按月利率15‰计算的违约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王凯、吕洪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王凯、吕洪新承担判决第一项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吕亚魁追偿。案件受理费36960元，依法减半收取18480元，由吕亚魁、王凯、吕洪新负担。
上诉人吕洪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根据工商登记及实际受让人王凯的陈述，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实际转让双方为张皓东与王凯，因此俞益平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上诉人吕洪新对股权转让并不知情，其一直以为是民间借贷，且借款并未交付，而一审法院以吕洪新与吕亚魁是亲属为由认定需承担保证责任系主观臆断，违背客观事实。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无效。上诉人并不知晓借款系股权转让凭证，故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俞益平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俞益平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并得到吕亚魁的多次确认。二、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借款和股权转让款应能明确区分，且上诉人在2011年7月10日借条中也作为保证人签字，在2013年9月1日重新书写确认，表明上诉人对股权转让的事实是清楚的。三、担保法三十条在本案中并不适用，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系在股权转让中产生的债务，第一次开庭时原审被告吕亚魁的代理人是他老婆，其明确陈述是股权转让款，且未支付。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院要求吕亚魁到庭参加诉讼，但吕亚魁没有到庭。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吕亚魁认为，上诉人陈述基本符合事实，股权实际转让方为张皓东和王凯，出具借条是因为当时经济周转困难，但款项并未交付。
原审被告王凯认为，股权转让双方是张皓东与我，转让费没有支付过，对方也没有催讨，借条是出具过的，但是后来没有交付。
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原审被告吕亚魁出具的情况反映一份，证明借条系吕亚魁与俞益平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涉案的股权转让无关联；上诉人吕洪新对王凯与张皓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项并不知情，只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担保事项，且该借款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认为，不属于证据范畴。原审被告吕亚魁代理人陈述，因吕亚魁出差在外，未能到庭，情况反映系其本人陈述。原审被告王凯对情况反映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情况反映系原审被告吕亚魁的书面意见，作为本案当事人，其出具的书面意见系当事人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作认定。
被上诉人俞益平和原审被告吕亚魁、王凯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上诉人俞益平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上诉人吕洪新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一、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吕亚魁的妻子作为吕亚魁代理人出庭，其在庭审中确认吕亚魁系诉争股权的实际受让方，并承诺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原审被告王凯在第一次庭审中也陈述到本案股权转让款应由吕亚魁承担。且两原审被告的陈述与2011年7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相互吻合，因此，吕亚魁系本案诉争股权实际受让方的事实可以予以确认。吕亚魁作为股权实际受让方，在2015年2月9日协议书中签字确认。协议书明确载明“经张皓东、吕亚魁、俞益平三方确认，浙江创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张皓东的股权实际出资人为俞益平”，因此俞益平作为股权的实际转让方，对受让方享有要求支付转让款项的权利，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为证明上诉人吕洪新与原审被告王凯应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俞益平在一审中提供了2011年7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2011年7月10日借条复印件和2013年9月1日借条原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付款方式中记载“在新昌的应收款265万元（附明细），王辉的个人借款10万元作为第一期付款方式，其他用现金支付（详见借条）。”由此可知，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同时原审被告吕亚魁并未支付现金，而是通过出具借条的方式来确认尚欠股权转让款数额。在一、二审中吕亚魁仅是简单抗辩2013年9月1日借条系借款，对于借款未支付，为何借条未收回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的借条的下落均未给予合理解释。被上诉人俞益平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2月9日协议书、2011年7月10日借条复印件和2013年9月1日借条能够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诉人吕洪新认为其并不知晓系股权转让事项，系主合同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存在欺诈、胁迫等手段，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960元，由上诉人吕洪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键
代理审判员 张 靓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