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91民初120号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112号四川投资大厦北楼1-2层、19-21层。负责人洪文健，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威臣，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被告：付琴，女，汉族，1974年11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被告：周永超，男，汉族，1971年7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成都分行）与被告付琴、周永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晏锐独任审理，于2017年3月23日、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被告付琴、周永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诉称，2015年4月26日，被告向原告申请人民币50万元额度的生意红贷款，原告批准其50万元额度贷款后，分2次向被告放款，月利率1.34%。2016年8月28日起，被告逾期未还款，被告逾期未还款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原告有权宣布借款全部到期并要求借款人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故原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424500.18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人民币2953.71元（暂计至2016年9月1日，最终应计算至全部债务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承担本案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1500元、诉讼费、保全费等）。在开庭审理中，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陈述其与被告双方在原欠款基础上作了借新还旧，借款本金及利息均有变化。因此，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414000元及相应利息、复利人民币5.18元（暂计算至2017年3月7日，最终应计算至全部债务还清之日止）并将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律师费用明确为1500元。被告付琴、周永超就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当庭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及其基于的事实与理由自愿放弃举证期与答辩期。被告付琴、周永超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辩称，自己至今没有看到贷款合同文本，原告也一直未向自己发送贷款合同文本；即便如原告诉称每月28日为归还结息的时间，但自己每次都是在接到原告的结息通知后即于第二天履行了当期还款义务，还款时间与约定时间相差一天，不应认定为违约，应当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借款合同。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6日，被告付琴填写《生意人卡（生意红）申请表》，向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50万元贷款，约定还款期限为60个月，以月利率1.34%计算利息。2016年10月27日，被告付琴填写《广发银行生意通贷款申请表（个人名义适用）》，向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借款41.4万元，该申请表中的“申请人及配偶声明书”栏载明：“本人及配偶在此同意并承诺，若本次申请贷款获批，本笔债务为家庭共同债务，并且承诺个人收入/或及家庭收入作为款款来源。”在“申请人及配偶声明书”对应的“申请人及配偶签名”处的签名为“付琴、周永超”。2016年10月28日，被告付琴填写《广发银行零售贷款借新还旧申请书》，载明：“本人付琴与贵行签订借款品种为生意红，编号为147159000298号借款合同，借款本金为50万元，到期日为2019年3月1日。截止2016年10月28日，尚欠本金金额424500.18元。……为此，本人特向贵行申请借新还旧，借款金额为41.4万元，期限为12个月。”2016年10月28日，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甲方）与被告付琴（乙方）签订编号为147169000840的《个人贷款合同》。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借款本金为人民币41.4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第二十四条约定以年利率14%计息，合同有效期内合同利率不变；第二十五条约定借款具体用于借新还旧以清偿编号为147159000298《生意红贷款合同》项下债务；第二十七条约定乙方选择到期一次性还本分期结息方式还款，每月的28日为结息日；第十五条约定的违约情形包括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归还贷款本息或支付相关费用；第十六条约定如发生违约情形，甲方有权宣布合同项下借款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要求乙方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同日，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出具《借款借据》，显示其向被告付琴放款41.4万元，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以清偿编号147159000298《生意红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年利率为14%。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广发银行个人对账单》显示，截止到2017年3月7日，被告付琴共向原告还款19835.07元（其中利息19797.84元、复利37.23元），欠款额为5.18元（其中欠利息5.16元、欠复利0.02元），贷款余额为41.4万元。从2016年11月28日到2017年3月2日的还款金额依次为：2016年11月28日还款812.71元、11月29日还款4180.73元（其中利息4178.29元、复利2.44元）；12月28日还款819.63元、12月29日还款4012.71元（其中利息4010.37元、复利2.34元）；2017年1月28日还款837.29元；2月8日还款4180.36元（其中利息4153.71元、复利26.65元）；2月28日还款19.64元；3月2日还款4972.00元（其中利息4966.20元、复利5.80元）。另查明，被告付琴与被告周永超于1995年2月2日登记结婚。再查明，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甲方）与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乙方）签订编号为零管CD（2016）SSDL-006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法律服务，甲方前期每案支付人民币1500元。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编号为00994810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原告向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6000元，备注为“田华、王志军、朱昌林、付琴（每人一案，一案1500元）”。以上事实，有原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及被告付琴、周永超在庭审中的陈述和答辩、生意人卡（生意红）申请表、广发银行生意通贷款申请表（个人名义适用）、广发银行零售贷款借新还旧申请书、个人贷款合同、借款借据、广发银行个人对账单、结婚证、委托代理合同及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与被告付琴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所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的内容清楚、条款明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从2016年11月28日到2017年2月28日共有四个结息还款周期，在每一结息还款周期，被告付琴未按照《个人贷款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结清利息是酿成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原告有权依据合同的约定要求被告付琴提前还款并支付相关费用；被告付琴、周永超提出的逾期一天还款不算违约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答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对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要求被告偿还41.4万元的借款并支付5.18元的利息、复利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付琴在与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个人贷款合同》时，其与被告周永超系夫妻关系；且被告付琴基于向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借款而填写的《广发银行生意通贷款申请表（个人名义适用）》“申请人及配偶声明书”明确表明本笔债务为家庭共同债务。因此，被告付琴、周永超应当对基于《个人贷款合同》而产生的贷款余额、利息及复利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律师费用。《个人贷款合同》第十九条约定由于乙方违约，甲方为实现债权所有涉及的律师费等由乙方承担，即双方对违约后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用有明确的承担约定，且原告广发银行成都分行提供了因本次诉讼委托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票据，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付琴、周永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归还借款本金414000元及利息和复利（利息和复利截止到2017年3月7日共计为5.18元，自2017年3月8日起至本金偿清之日止的利息和复利按照双方签订的编号为147169000840的《个人贷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二、被告付琴、周永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支付律师费1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预收案件受理费7734元，由于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诉讼过程中对起诉的428953.89元诉讼请求作了变更，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退还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3968元，收取3766元，由被告付琴、周永超负担，保全费2665元由被告付琴、周永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晏 锐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黄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