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2民终2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庆生。委托代理人范蕊，天津筠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葛万公路1703号。法定代表人张洪起，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鹏，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琳琳，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庆生与被上诉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受理，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5）滨民初字第1107号民事判决，张庆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庆生的委托代理人范蕊，被上诉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鹏、王琳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1988年，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人民币450000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1994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鹏翎公司）。《天津鹏翎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股本演变说明》）中记载：1998年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中张庆生所持股份数为64396股。1998年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为人民币1458827.03元，张庆生的集体资产量化股份数额为人民币6528.47元。公司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将集体量化股本与公司此后对个人股东的量化股份进行混同管理，同视为不完全的股东权益。截止2001年下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和股东持股状态面临着复杂的情形，公司各股东在工商登记的名义股本与实际账册股本差异达到10778410股。2002年，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公司总股本及各股东的量化股份集中进行清理、规范。公司在制定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时，将两类不同性质的量化股本进行了混同管理，未作具体区分。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方案》（以下简称《清理和规范方案》），主要内容是：成立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鹏翎公司）来控制公司的股份，以账册股本为基础，将股东持股数量分为两部分：一是“原始投资部分”，为改制评估基准日股东按比例应享有的股东权益和其后股东现金投入以及分红扩股的部分；二是“量化部分”，为改制评估基准日后股东现金增资时公司按1：1配股和1998年2月中塘村委会量化给职工股东的集体量化股部分。股东原始投资部分和量化部分的40%正式归股东所有，股东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折算股本），量化股份的60%，所有股东要用现金补足，之后股东将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夯实股本）。股东可以进行四种选择：一是用现金补足夯实股本，之后享有全部在册股本；二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则只能持有折算股本，夯实股本被视为放弃，统一由北京鹏翎公司来负责夯实；三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可以转让所持股份（即折算股本）；四是成为北京鹏翎公司的股东。股权清理和规范过程中所涉及的股本夯实资金都按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不另外增加公司股份。其后公司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启动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的实施及对实施后的股权结构进行确认。公司在册的218名股东中有91名选择放弃夯实股本，转让折算股本，总计8526601股。张庆生选择放弃夯实股本数额为24181，转让折算股本数为59050。根据《股本演变说明》记载，量化股份应包括配股部分和村集体量化部分。对于张庆生主张的夯实股份（即量化股份的60%）中各种股份的比例，张庆生表示不清楚，不能作出说明。庭审中，张庆生认可其于2002年公司进行股权清理和规范时，其知晓股权清理和规范的几种方案，但认为股东是被迫作出选择，同时也不清楚选择的相关法律后果。张庆生也认可其于2002年从天津鹏翎公司领取了人民币59050元，但表示不清楚该笔款项的性质。张庆生原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其享有天津鹏翎公司的夯实股份24181股股权（截止2014年上市前为53440.01股）；2、诉讼费用由天津鹏翎公司承担。原审法认为，1998年2月中塘村《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针对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规定，将净权益的20%量化给企业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凡享受量化股本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只有分红扩股的权利，没有所有权、转让权和继承权。该规定符合中共天津市大港区委办公室、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新印发大港乡镇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和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集体经济办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农办、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意见的通知》的政策要求和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情况，上述文件规定亦符合当时的相关法律精神。2007年大港区政府等出具的《关于天津鹏翎公司产权界定问题的批复》、《关于对天津鹏翎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有关事项确认的函》等文件，是天津鹏翎公司为了企业改制后办理企业上市，基于公司产权清晰且已无集体和国有资产确认的需要，申请天津市各级政府出具的确认文件。上述文件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本案张庆生当庭自认其对于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的几种选择知悉，张庆生也自认其领取了人民币59050元的事实。天津鹏翎公司提交的证据《股东确认函》载明：“本人对1994年9月或自成为公司股东之日起至2002年6月期间所持公司股权及其历次变动均无异议。本人于2002年6月与北京鹏翎公司签署了《转股协议》，根据股权清理方案，自愿将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北京鹏翎公司，并已在当时签字收取了全部股份转让款人民币59049.8元。本次转让后，本人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本人知悉公司在1994年9月至2002年6月期间注册资本与内部账册记载的股本存在差异且无异议。本人对2002年3月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02年6月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的集中清理、规范公司股权事项知悉且对上述两次股东大会决议无异议。本人对于公司在2002年股权集中清理中确定的股权清理方案、通过北京鹏翎公司清理规范公司股权的方式、股权清理结果、股权折算比例、与北京鹏翎公司的股权价款结算与支付等事宜均无异议。”对于天津鹏翎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转让股份金额明细表》、《股东确认函》等证据上的签字张庆生不认可，但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上述证据与张庆生陈述领取人民币59050元款项后未再申领分红、未再参与公司事务等事实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在2002年股权清理和规范过程中，张庆生知悉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相关事宜并作出了选择，张庆生未就夯实股份进行出资，对该部分量化股份的处理方式是张庆生个人对其权利的处置。现张庆生要求享有诉争股份的股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庆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张庆生承担。原审法院宣判后，张庆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其享有天津鹏翎公司的夯实股份24181股股权（截止2014年上市前为53440.01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天津鹏翎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草案》不具有法律效力。天津鹏翎公司不能提交原件，其提交的“原件”与在其他案件中提交的证据不一致，此次为两个印章，其中在2014年加盖的印章系伪造的。（1）、《草案》与公司章程、公司验资报告相矛盾。天津鹏翎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金人民币20575200元，出资方式为全体股东在原企业中所持有的股份转入新公司，全部资本划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认购价格人民币1元，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全部股份等内容。股东的集体量化部分股份与其他股份没有区别。（2）、《草案》与公司验资报告不符。1998年9月4日“津港会验字（98）第342”号《验资报告》证明，截止1998年9月14日，公司收到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0575200元，资金已全部到位。报告所附投入资本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均未对股东注册资本有特别规定。（3）、《草案》与市政府批文矛盾。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记载，公司总股本人民币20575200元，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应按公司法及有关要求规范运作，本着同股同权同利的原则，全体股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股同权同利原则，表明集体量化部分的股权不应被侵犯。（4）、《草案》与镇、区、市政府2007-2008年有关批文矛盾。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政府《关于天津鹏翎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的确认函》、天津市大港区政府《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津鹏翎公司产权界定问题的批复》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天津鹏翎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有关事项确认的函》均表明股东对量化部分的股份享有完整的所有权。（5）、《草案》与公司事实不符。量化股权只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与事实不符。2、对夯实方案性质认识错误。（1）、《清理和规范方案》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规定，应属无效。《清理和规范方案》所列股东夯实股本的选择，无一例外是对张庆生股权的侵占，并试图以召开所谓股东大会的形式、诱骗股东签订确认函、假冒股东签订《转股协议》，意图使违法行为合法化。（2）、确认函属于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张庆生无法确认该确认函是否是本人所签，也不知道确认函的内容。确认函中无“本人阅后”的相关说明，故确认函符合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应属无效。（3）、张庆生对夯实的股权部分已全部出资到位且拥有完整的权利，而非增资部分。（4）、原审没有审查《清理和规范方案》前是否召开股东大会，造成认定事实不清。3、张庆生提出了明确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股本夯实和规范方案的实施，严重侵犯了张庆生的股份权利，张庆生的损失具体明确，即张庆生在股权清理规范中失去了24181股，截止2014年天津鹏翎公司股份上市前为53440.01股，因此请求天津鹏翎公司归还该部分股份。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的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张庆生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天津鹏翎公司答辩同意原审判决。二审期间，张庆生向本院提交《协议书》、《征收土地框架补充协议》及受案回执各一份，证明《草案》中“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中塘村总支部委员会”的印章是伪造的。天津鹏翎公司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张庆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天津鹏翎公司是由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于1988年投入资金人民币450000元成立的农村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历经演变而设立。其设立之初，尚不受1993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调整。根据当时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的企业性质，以及1990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由乡（含镇，下同）村（含村民小组，下同）农民集体举办的企业”的规定，天津鹏翎公司在设立之初，应当受到《条例》的调整。根据《条例》第十四条：“设立企业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请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主管部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批准，持有关批准文件向企业所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以及第三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企业的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第三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规定，各级政府有权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和政策指导，因而在特定历史时期，《草案》、《关于重新印发大港乡镇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和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集体经济办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农办、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就是各级人民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和政策指导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发生法律约束力。因而原审判决考虑具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此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和处理的依据并无不当。张庆生虽对《草案》上“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中塘村总支部委员会”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但因该《草案》的效力已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生效的（2014）滨民初字第888号等一系列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故对张庆生的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采纳。本案中，张庆生确认已经领取到转股的相应款项，且未就夯实股本进行出资夯实，之后张庆生未再参与公司事务或主张分红，故可以认定2002年天津鹏翎公司在实施《清理和规范方案》时，张庆生不仅知晓，而且对其持有股权作出了处置，之后不再享有股权，因此张庆生要求确认其享有天津鹏翎公司夯实部分股权的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庆生虽对股东大会签到表、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函等文件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但以上鉴定并不能推翻其转让股权且未就量化部分股权出资夯实的事实，故对其以上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原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6元，由上诉人张庆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 辉代理审判员  马凤岗代理审判员  毛 涵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书 记 员  王 帅速 录 员  贾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