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02民终2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芜湖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北工业园，组织机构代码56065912-9。法定代表人：刘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强，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红艳，女，197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安徽君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圣志达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上横朗白云山新村远业工业园厂房A栋1-3层、E栋1-5层，组织机构代码77555977-4。法定代表人：刘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强，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芜湖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圣志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红艳、原审被告深圳市圣志达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圣志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291民初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芜湖圣志达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圣志达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强、被上诉人刘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芜湖圣志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红艳的一审本诉请求，支持芜湖圣志达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由刘红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的欠款数额和往来期限有误。芜湖圣志达公司与刘红艳之间的款项往来起始于2014年3月31日，终于2015年8月13日。芜湖圣志达公司累计向刘红艳出借4806268.87元，收到其1950986元，刘红艳尚欠2855282.87元。且双方之间往来款项的真实原因系刘红艳滥用职权，操纵公司财务。2、案外人刘红宜与芜湖圣志达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不应计入本案审理范围。且在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8日，芜湖圣志达公司向刘红宜转账2397166元；自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8月13日，芜湖圣志达公司收到刘红宜转账1563000元，两相折抵口，刘红宜尚欠834166元。对此，芜湖圣志达公司将另案主张权利。3、刘红艳怠于行使其权利，一审法院竟主动调取芜湖圣志达公司出纳人员付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违反法律规定。付丽和刘红艳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芜湖圣志达公司采购人员的单方言辞证据，与芜湖圣志达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相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刘红艳辩称：1、一审既对本诉涉及的时间段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进行了审查，也对反诉涉及的时间段2014年3月31日至2015年8月13日进行了审查。2、刘红宜所与芜湖圣志达公司发生转账往来的银行卡由刘红艳长期使用，刘红宜也出具了书面说明并出庭接受了法庭的询问。3、付丽的询问笔录和芜湖圣志达公司采购人员的证言都和刘红艳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相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芜湖圣志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深圳圣志达公司述称：同意芜湖圣志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刘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芜湖圣志达公司、深圳圣志达公司返还刘红艳借款490000元；2、芜湖圣志达公司、深圳圣志达公司支付以49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3、芜湖圣志达公司、深圳圣志达公司承担本诉的诉讼费用。芜湖圣志达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刘红艳向芜湖圣志达公司返还资金2855282.87元并承担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刘红艳被芜湖圣志达公司聘用担任总经理一职。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刘红艳使用其本人名下招商银行芜湖分行账户（帐号为62×××99）共向芜湖圣志达公司汇款390000元，汇款明细为：2015年8月13日汇款200000元，2015年8月19日汇款190000元。刘红艳使用案外人刘红宜名下招商银行芜湖分行账户（帐号为62×××66）共向芜湖圣志达公司汇款948000元，汇款明细为：2015年6月2日汇款50000元，2015年6月12日汇款50000元，2015年6月15日汇款200000元，2015年7月29日汇款100000元，2015年7月31日汇款100000元，2015年8月7日汇款50000元，2015年8月12日汇款200000元，2015年8月13日汇款198000元。上述汇款合计1338000元，芜湖圣志达公司向刘红艳名下账户转账635000元，转账明细：2015年8月12日转账200000元，2015年8月13日转账398000元，2015年9月2日转账22000元，2015年9月11日转账15000元。芜湖圣志达公司向刘红宜名下账户转账346421元，转账明细：2015年6月5日转账77124元，2015年7月9日转账250000元，2015年7月29日转账19297元。以上转账金额共计981421元。除上述转账记录以外，在刘红艳任职期间，芜湖圣志达公司与刘红艳还存在多次银行转账往来记录，刘红艳也曾用其账户的存款余额为芜湖圣志达公司缴纳企业电费并用其个人所有的的承兑汇票为芜湖圣志达公司支付货款。2015年10月29日，芜湖圣志达公司出纳付丽出具《收据》一张，《收据》载明：“我公司自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共收刘红艳现汇壹佰叁拾捌完捌仟元整，共还刘红艳现汇捌拾玖万捌仟元整，现共欠刘红艳人民币肆拾玖万元整”。《收据》落款处加盖了芜湖圣志达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6年5月26日芜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付丽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一份，笔录第五页载明：“问：刘红艳和芜湖圣志达公司有债权、债务纠纷吗？答：有。刘红艳现在在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起诉，我们公司欠他49万元。我也打了一张收据给刘红艳，说明芜湖圣志达公司欠他49万元。上面盖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刘红艳也陆续借给公司不少钱，我们公司也陆续还了她一些借款。一进一出，最后算下来我们公司还欠她49万元”。一审另查明：芜湖圣志达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3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00000元。2014年3月30日经股东会决议，芜湖圣志达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0000元变更为60000000元，增资部分30000000元由唯一股东深圳圣志达公司认缴，并于2016年8月13日前缴足。2014年4月14日，芜湖市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予以变更登记。变更后被告芜湖圣志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00000元，实缴资本为30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红艳与芜湖圣志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刘红艳与芜湖圣志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未结清的欠款问题应根据双方之间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来判断。一、关于刘红艳提交的《收据》的效力认定。经庭审查明，刘红艳与芜湖圣志达公司确属存在借贷关系，从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即可判断，而该份《收据》系由芜湖圣志达公司出纳付丽出具后加盖了芜湖圣志达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案外人付丽作为出纳，理应清楚刘红艳与芜湖圣志达公司之间的借还款金额，也应知晓出具该份《收据》的所产生法律后果，且付丽在《调查询问笔录》中所作的陈述也对《收据》反映的欠款事实及金额予以验证，故对付丽出具的此份《收据》的证据效力依法予以确认。芜湖圣志达公司称刘红艳作为芜湖圣志达公司总经理，存在利用职务便利动用公章的权力，首先该份《收据》系案外人付丽出具，并非刘红艳本人出具并加盖的财务章，其次，芜湖圣志达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刘红艳利用职权之便损害芜湖圣志达公司的利益，故对芜湖圣志达公司的此项意见不予采纳。据此，对刘红艳要求芜湖圣志达公司偿还《收据》确认的2015年6月-10月期间的490000元欠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刘红艳与芜湖圣志达公司未约定还款期限，故逾期付款利息本院酌定自本案起诉之日起即2016年1月26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刘红艳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二、芜湖圣志达公司反诉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1、芜湖圣志达公司在反诉中向本院提交38份银行转账记录，上述记录仅为芜湖圣志达公司向刘红艳转账的记录，未有刘红艳还款的事实，刘红艳除使用其个名下账户向芜湖圣志达公司转账记录以外，还有案外人刘红宜向芜湖圣志达公司银行转账记录，该记录经与刘红宜核实，刘红宜名下账户资金均为刘红艳所有并由其支配，予以确认。此外，综合分析2015年6月-10月双方的银行转账往来发现，刘红艳使用其个人和刘红宜帐号向而芜湖圣志达公司转帐金额为1338000元，收到芜湖圣志达公司的转账金额981421元，差额为356579元，与刘红艳提交的《收据》证明此期间的欠款490000元金额并不相符，刘红艳所称曾用个人所有的承兑汇票替芜湖圣志达公司支付过货款，此项意见也有证人周某的证言予以佐证，予以确认，所以双方的借还款往来并非完全通过银行汇款，故转账记录在本案中并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借贷情况，所以芜湖圣志达公司仅凭银行转账记录是无法证明本案双方的欠款的具体金额。芜湖圣志达公司主张刘红艳尚欠其2855282.87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芜湖圣志达公司可在补充证据后另行主张。三、深圳圣志达公司对芜湖圣志达公司所欠的债务承担何种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根据芜湖圣志达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对于芜湖圣志达公司30000000元增资部分，深圳圣志达公司应于2016年8月12日前缴足，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深圳圣志达公司及芜湖圣志达公司并未向该院提交证据证明深圳圣志达公司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深圳圣志达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视为未履行。据此，深圳圣志达公司应在30000000元本息范围内对芜湖圣志达公司所欠刘红艳上述债务在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芜湖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刘红艳借款49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9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被告深圳市圣志达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在30000000元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反诉原告）芜湖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债务在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红艳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芜湖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芜湖圣志达公司二审提交了二十五张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8日，芜湖圣志达公司向刘红宜转账2442213元，收到其1563000元，两相折抵，刘红宜尚欠芜湖圣志达公司879213元。刘红艳虽对该证据及其事实不予认可，但该组转账凭证加盖有银行印章，且刘红艳在一审中主张其与芜湖圣志达公司的借款部分系通过刘红宜银行账户发生，故本院对该组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所反映的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8日芜湖圣志达公司向刘红宜银行账户转账2442213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深圳圣志达公司调取了芜湖圣志达公司自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的电子财务明细账。芜湖圣志达公司、深圳圣志达公司、刘红艳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芜湖圣志达公司、深圳圣志达公司另质证称刘红艳与芜湖圣志达公司之间存在极大的财务混同性，刘红艳利用职务便利，破坏公司财务；该证据仅是刘红艳和公司财务的单方记载，应以双方之间的银行往来凭证来确认双方之间的债务情况。根据该财务明细账显示，芜湖圣志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上述其向刘红宜银行转账25笔中有3笔，即2014年12月15日发生的25810元、13630元、2015年3月25日发生的439451.70元汇款在财务明细账上没有金额一致的记录。金额为201614元、100000元、200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0元、24000元、100000元、250000元的共计9笔汇款在财务明细账上记载为偿还刘红艳代垫的货款、材料款等款项。金额为1539.32元、1278元、2790元的共计3笔汇款在财务明细账上记载为报销公司电话费、招待费、差旅费等。金额为150000元的汇款在财务明细账上记载为偿还刘红艳承兑款。金额为18000元的汇款在财务明细账上记载为出借给刘红艳的借款。金额为30000元、40000元、135000元、59100元、225000元、80000元、95000元、50000元的共计8笔在财务明细账上记载为偿还刘红艳的借款。3、对比一审查明的自2015年6月至10月刘红艳、刘红宜账户与芜湖圣志达公司账户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同上述财务明细账，刘红艳账户于2015年8月13日向芜湖圣志达公司汇款20000元，刘红宜账户于2015年6月15日、2015年8月13日向芜湖圣志达公司分别汇款20000元和198000元，芜湖圣志达公司于2015年9月2日、9月11日向刘红艳账户分别汇款22000元、15000元，芜湖圣志达公司于2015年6月5日、7月29日向刘红宜账户分别汇款77124元、19297元在上述财务明细账上均无记载。芜湖圣志达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向刘红宜账户转账250000元在上述财务明细账上记载为2015年7月8日支付刘红艳代付款。4、时任芜湖圣志达公司出纳付丽系由深圳圣志达公司委派，其在2016年5月26日接受芜湖市公安局鸠江分局的询问时，陈述：其在2014年6月20日向刘红艳银行账户转账332820.87元，刘红艳为此填写的报销名目为代公司支付电费，后核实刘红艳的银行账户此笔支出金额为312820.87元；其向刘红艳出具了一张49万元的收据，因双方之间互有款项往来，一进一出，最后结算芜湖圣志达公司差欠其49万元。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一致，本院对其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红艳主张芜湖圣志达公司差欠其490000元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刘红艳在一审中主张其与芜湖圣志达公司之间的借贷往来部分系通过其本人和案外人刘红宜的银行账户与芜湖圣志达公司直接发生，部分是通过以银行转账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第三方代为支付货款、电费等来实现的。该主张既与一审中其申请的自称为原芜湖圣志达公司采购人员的证言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芜湖圣志达公司出纳付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致，也在二审中本院调取的芜湖圣志达公司财务明细账上有相应记载。即通过二审中本院调取的芜湖圣志达公司财务明细账可知，刘红艳和刘红宜向芜湖圣志达公司的部分银行汇款确有在上述财务明细账上记载为借款事由。同时芜湖圣志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部分银行转账凭证亦证实了芜湖圣志达公司财务明细账所载的刘红艳代为支付公司货款及通过承兑汇票等非银行转账方式完成支付的事实。故一审认定双方往来并非完全通过银行转账并且刘红艳存在代公司支付款项的事实，与在案证据相符，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芜湖圣志达公司出纳付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2015年10月29日加盖有芜湖圣志达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系双方之间对彼此往来款项的结算依据，收据所载49万元系最终结算金额。该收据既与一审证人证言相符，也可通过本案一审、二审的银行汇款凭证、财务明细账得到印证。故一审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芜湖圣志达公司差欠刘红艳49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芜湖圣志达公司上诉主张其向刘红艳、刘红宜的银行账户转账的金额远远大于刘红艳、刘红宜银行账户向其转账的金额，故一审认定其差欠刘红艳49万元显属错误。通过芜湖圣志达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转账凭证及与其内部财务明细账对比可知，部分款项系公司内部财务报销，与本案双方之间的借贷往来并无关联。部分款项系芜湖圣志达公司偿还刘红艳代为支付的公司货款、电费等款项，上述代付款项系刘红艳通过银行转账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第三方支付，刘红艳与第三方的银行转账往来以及承兑汇票的支付方式均无法反映在刘红艳、刘红宜与芜湖圣志达公司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记录上，故芜湖圣志达公司主张仅以银行转账记录计算双方之间的借贷往来，与在案证据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芜湖圣志达公司、深圳圣志达公司另主张刘红艳利用职务便利造成芜湖圣志达公司财务混乱，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芜湖圣志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65元，由上诉人芜湖圣志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胡龙审 判 员  杨东清代理审判员  陈 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毛 蕾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