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8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用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晟辉，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王卫，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池俊斌，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宁丽琼，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郭运枝。
上诉人深圳市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行为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行初字第5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2日，第三人（即郭运枝）向被告（即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系原告（即深圳市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于2014年3月11日17时许因工作安排与袁某某发生冲突，被袁某某打伤，要求认定为工伤。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诊疗材料、报警回执、和解协议书、民事判决书等材料。其中病历材料首次就诊时间为2014年3月11日21时40分，出院诊断为左膝盖内侧副韧带撕裂。报警回执为深圳市公安局粤海派出所出具，记载报警时间为2014年3月11日19时7分；和解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4年7月8日，协议书盖有深圳市公安局粤海派出所的公章，甲方签名为袁某某，乙方签名为郭运枝，其他人员为胡某某、胡某兵，协议载明2014年3月11日下午18时，袁某某在南山区中青家政公司与郭运枝因工作的小事发生纠纷后打架，导致郭运枝的左脚膝盖受伤，约定由袁某某赔偿郭运枝11万元。（2014）深南法蛇民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郭运枝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该判决书于2015年2月2日生效。
被告收到第三人的申请材料后，于2015年2月10日向原告发出《关于伤亡事故调查处理的通知》，要求协助调查。原告出具《关于郭运枝申请工伤的回复意见》，称郭运枝与袁某某系因个人问题发生争执，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与工作职责无关。原告一并提交了袁某某出具的《事情经过》、仲裁庭审笔录、仲裁裁决书等。其中袁某某在《事情经过》中称，我与郭运枝关系密切，事发当日中午郭运枝称我说她的坏话，两人发生争吵，晚上六时左右在餐厅吃饭时郭运枝瞪了我一眼，我上前去揪她头发并用脚踢她。2015年2月16日，被告向郭运枝发出调查函。郭运枝向被告补充提交了书面回复及签署日期为2014年7月4日的和解协议书，协议书确认2014年3月11日下午18时袁某某与郭运枝在南山区中青家政公司双方因为工作的小事发生纠纷后打架，协议书上除袁某某与郭运枝签名外，还有公司员工魏某某签名。2015年3月2日，被告作出深人社认字（南）（2015）第440186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第三人于2014年3月11日在工作场所因履行职责受暴力伤害受伤，其情形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属工伤。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郭运枝在庭审中称，其系原告工作人员，任职生活老师，上班时间早上8时30分到晚上8时30分，平时吃饭系在公司餐厅；魏某某为公司老板助理。袁某某出庭作证称，其系原告的管理人员，上班时间为早上8时到晚上8时，主要工作为联系客户，接待、培训家政员，2014年3月11日系因郭运枝认为其在传小话而发生争执，不是因为工作原因打架；其称所写和解协议时由魏某某以朋友身份陪同前往，当时郭运枝说如果不加“因工作小事”就不签和解协议，所以协议上写的是“因工作小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受伤的情形是否属于工伤。《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本案中，郭运枝与袁某某的争执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粤海派出所盖章的和解协议书载明双方系“因工作的小事”发生纠纷，被告根据上述材料认定郭运枝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事实清楚；被告认定郭运枝受伤情形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称郭运枝与袁某某系因为个人问题发生纠纷，不应认定为工伤。《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职工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已提交了病历材料、协议书等材料，已经就其受伤情形属于工伤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而原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袁某某作为原告员工，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仅凭其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双方系因个人原因发生纠纷；相反，和解协议明确载明双方系“因工作的小事发生纠纷后打架”，并经袁某某及公司员工魏某某签字确认，具有更高的证明力，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认为被告未向袁某某调查取证，程序不当。首先，是否向当事人调查取证并非社保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的必经程序，其次被告在调查过程中已向原告发出调查通知书，已保证原告享有相应的举证权利，被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出的深人社认字（南）（2015）第440186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支持；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深圳市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判，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深人社认字（南）（2015）第440186001号工伤认定书。上诉理由：1.原审第三人并非在工作时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受伤。首先，从原审第三人对被上诉人出具的《关于回复的意见》可得知，其与袁某某打架的时间是吃饭时间，并非工作时间。其次，原审第三人与袁某某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载明双方打架原因是“因工作小事”，该原因系原审第三人威胁袁某某所致，并非袁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袁某某作为证人已证明打架原因系个人原因。魏某某在上述协议上的签字仅表明其在签协议当时在场，并不能证明系因工作原因。故原审判决维持被诉工伤认定错误；2.上诉人在被诉工伤认定过程中，向被上诉人提交了袁某某的证言以及仲裁笔录、判决书等证据，用于证明袁某某证言与和解协议不一致，请求被上诉人向袁某某调查核实，但被上诉人未予核实。上诉人认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8号令《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以及第十一条规定，在本案关键及主要证据即和解协议与袁某某证言、仲裁笔录不一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未向袁某某调查核实属于程序不当，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在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前未向袁某某核实不属于行政行为程序不当的认定错误。因此，上诉请本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被上诉人坚持原审答辩意见，认为原审第三人与袁某某发生争执的时间是工作时间，地点是工作场所，并且其二人在公安机关处达成的和解协议也明确载明双方是因工作上的小事发生纠纷，进而原审第三人被袁某某打伤。虽然此后袁某某有出具书面材料否认和解协议的内容，但被上诉人认为袁某某已经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向原审第三人支付了补偿款，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怨恨，并且其系上诉人员工，其书面陈述与证人证言的效力不及和解协议。因此，被上诉人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结合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认定原审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原审第三人不属于工伤的举证责任，但其在工伤认定阶段及本案一审、二审阶段均未提出有力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受伤情形不属于工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原审第三人述称：涉案和解协议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其与袁某某纠纷起因是“因工作小事”，上诉人曾要求去掉上述协议中“因工作小事”的内容，其不同意并称“不能改变事实”。
上诉人于本案二审期间申请证人魏某某出庭作证，理由为魏某某在本案一审阶段已离开上诉人处到贵州工作、上诉人无法申请其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为：在和解协议签订时，警察也在场，原审第三人要求加上“因工作小事”，袁某某不同意加上，郭运枝说不加上就不签，要告袁某某坐牢，袁某某害怕坐牢，于是违心地签了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具备法定情形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而免予证人出庭作证。据此，上诉人以魏某某因远赴他省、无法在第一审程序中出庭作证为由，未在原审申请出具魏某某书面证言而在第二审程序中申请其出庭作证，该申请理由并非正当事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本院对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对原审证据组织了质证，各方当事人在原审质证期间陈述了质证意见且在二审期间没有提出新的质证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无异议，上诉人对原审判决第7页第2段第7行关于“当时郭运枝说如果不加‘因工作小事’就不签和解协议，所以协议上写的是‘因工作小事’”的事实认定提出异议。上诉人认为，袁某某证言表达的意思是“当时郭运枝说如果袁某某不签和解协议的话就让她坐牢，袁某某害怕就签了字”。经审查，针对“因工作小事”的纠纷原因是如何载入涉案和解协议的问题，袁某某在原审出庭所作证言内容如下：对原审法庭提出的“你说一下‘因工作小事’是怎么回事”问题的回复内容为“第三人说如果不加‘因工作小事’就不签”；对上诉人提出的“你当时有没有提出说不能写‘工作小事’”问题的回复内容为“我当时提了，但是第三人不肯，一定要加‘工作小事’，如果不加‘工作小事’就不肯调解，就要我坐牢，我不懂法律，我就想打了第三人就赔偿，赔偿了就没事了”。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本案中，首先，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系在工作场所受伤的事实并无异议；其次，上诉人在工伤认定阶段向被上诉人提交的仲裁庭审笔录第5页载明，袁某某作证称原审第三人与其“在一起工作，主要是给公司饭堂买菜，收家政人员生活费，有时会培训家政人员，每天上班一般是在用晚餐之后值班至8点半下班，具体详见本人书写的事情经过。用餐时间也会接听公司的电话，但是派谁接听电话不定。”上述陈述内容可以证明原审第三人受伤时处于工作时间，且该内容与原审第三人在原审开庭时述称其工作时间为早上8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用餐时边吃饭边工作的陈述内容互为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第三，原审第三人主张其系因履行工作职责受伤，此有其与袁某某达成的涉案和解协议为证。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受伤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三）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据此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被上诉人依法定程序作出被诉工伤认定，本院确认其程序合法。
上诉人上诉称，原审第三人并非在工作时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受伤。本院认为，《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审第三人认为其受伤是工伤，且有仲裁庭审笔录、涉案和解协议等证据为证；其次，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并非在工作时间受伤，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再次，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并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伤，其提供袁某某相关证言为证。袁某某作为加害人，其与作为受害人的原审第三人具有利害关系，其所作出的不利于原审第三人的证言与原审第三人的陈述、涉案和解协议所载明的内容不符，不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伤。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并未提供足以推翻原审第三人依法应被认定为工伤的反证，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上诉称，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以及第十一条规定，在袁某某证言与和解协议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未向袁某某调查核实属程序不当。本院认为，《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中，可以进行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和事故现场；（二）依法查阅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作出调查笔录；（三）记录、录音、录像和复制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调查核实工作的证据收集参照行政诉讼证据收集的有关规定执行。”据此，被上诉人有权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开展相关调查核实工作，故其未向袁某某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不构成程序不当，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诉工伤认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维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中青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亮
代理审判员 杨宝强
代理审判员 吴文芬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