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81民初978号
原告:张菊芳，女，1963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原告:张国强，男，1966年8月19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薛卫东、彭明星，江苏周海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冯晓敏，男，1986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被告:冯兵，男，1960年4月23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孙鹏、刘继红，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菊芳、张国强与被告冯晓敏、冯兵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两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3月31日组织听证，后作出了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两被告对此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薛卫东、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孙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两原告原系国强公司的股东。两被告系父子关系，在哈尔滨经营五金生意多年，国强公司按照被告方的要求通过启东当地物流公司将被告需要的产品运至被告处，截止2015年年底，两被告共结欠国强公司货款2229286元。2015年12月底，国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埃姆哈特公司受让了两原告的股权，其支付两原告相应的股权转让金，其中部分股权转让金是国强公司的应收账款约7100万元（两原告已在地税部门缴纳了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两被告的2229286元欠款也包括在上述应收账款中。国强公司曾多次派业务员催要货款，但被告始终不愿意付款。现因两原告受让了国强公司应收账款的债权，国强公司已通过EMS方式向债务人寄送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两原告依法取得了债权人的资格。故两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归还货款2229286元。
两被告辩称，1、被告与原告不存在法律关系。原告提交的两份“三方协议”表明两被告仅是友信公司、鑫泰公司的代理人，并非合同的当事人，即使两原告取得了国强公司的债权，也应当向友信公司、鑫泰公司主张权利，而不能向代理人主张权利。被告从未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所谓的债权转让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2、本案遗漏了诉讼主体，应将原债权人国强公司列为第三人，并将友信公司和鑫泰公司一起列为本案的当事人。3、原告提交的发货单收货人是友信公司、鑫泰公司，被告冯兵仅是联系人。到庭证人袁某、周某是在原告通知下出庭的，未经法院通知，且两人证言是在没有国强公司、鑫泰公司、友信公司参与下所作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不合法不具有证明力，该录音是在没有告知冯晓敏的情况下，以引诱、误导的方式获取的，录音中存在短暂的中断，且录音中不能证明何人欠国强公司款项，即使录音人诱导说账面尚欠多少，冯晓敏也没有承认，故该录音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原告未能举出足够及符合一般买卖合同惯例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债权成立，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两被告系父子关系，在哈尔滨市共同经营五金、机电、电动工具配件销售，被告冯晓敏办理了个体工商户登记，名称为哈尔滨市禧龙综合批发大市场鑫诚电动工具商行。江苏国强工具有限公司（简称国强公司）系从1995年起开办的一家电动工具等制造、销售企业。国强公司与两被告之间有着较长期的业务往来，销售方式为国强公司通过启东当地的物流公司将电动工具产品发货给哈尔滨市的被告，被告以哈尔滨友信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友信公司）、哈尔滨市鑫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简称鑫泰公司）的名义向国强公司付款，国强公司以友信公司、鑫泰公司为购方名义为向两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
国强公司原股东为原告张国强、张菊芳、上海埃姆哈特紧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埃姆哈特公司）。2015年12月28日，以两原告为受让方、国强公司为出让方，双方签订了《应收账款出售协议》一份，该协议系鉴于股权购买协议中，张菊芳和张国强同意分别向上海埃姆哈特公司出让公司20%的股权（总计40%股权），且上海埃姆哈特公司愿意从张菊芳和张国强处买入全部出让股权。出让方希望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出让公司部分应收账款，且受让方希望买入该应收账款，基于以上情况，约定了应收款买卖的购买价为70817404.46元，该价格等于附件A所列债务人截至截账日即2015年12月18日的账目内列明的应收账款（扣除产品退货、产品定价折扣和推广费用产生的数额）的账面价值。协议附件分为附件A债务人名单和附件B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债务人名单中所载包括：冯兵（黑龙江哈尔滨），金额为2229286；附件B债务人通知。同日，国强公司股东经启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变更为上海埃姆哈特公司。2016年1月12日，原告张国强、张菊芳因股权转让分别交纳税收16772035.72元、16716635.72元。后两原告基于上述应收账款受让于2016年2月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两被告归还货款2229286元。
另查明，2013年5月28日，以国强公司为卖方、友信公司为买方、冯晓敏为买方代理人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简称“三方协议”），该协议就买方向卖方采购产品有关销售模式及其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协议第2条约定：“买方和代理人同意，一旦卖方将产品根据代理人所下的订单向其发出的销售确认单向代理人交付产品就视为买方已收到货物，无论代理人何时或是否将货物交给买方，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自货物离开卖方仓库起转移到买方。代理人确认和承诺将卖方交付的产品交付给买方并保证买方按订单确定的付款时间付清货款。若买方延迟付款或不付款，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或/代理人单独或连带的承担违约责任。代理人同意，在买方拒绝付款的情况下，代理人将收到的产品根据卖方的要求退回卖方或对其做出售或其他处理”。同日，以国强公司为卖方、鑫泰公司为买方、冯兵为买方代理人也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内容与冯晓敏签订的上述三方协议一致。
庭审中，原告提供录音光盘一份，录音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地点在哈尔滨市冯晓敏门市，录音对话双方分别为国强公司东三省大区经理袁某与被告冯晓敏，录音时长为114分钟，录音主要内容为：袁某代表国强公司向冯晓敏催要货款，袁某多次问欠公司的200万货款怎么结，公司账面上是203万，冯晓敏表示活动返点、维修点、仓库里还有返货的钱都没算在内，袁某表示可以和公司谈，算到最后打个比方欠一百七八十万，让冯晓敏拿出诚意，最起码打个五六十万，并且要求冯晓敏打个欠条，好好和公司结账。冯晓敏表示自己在外面的钱也收不到，不是不签字，是公司去年答应发货不发，是公司不相信他，并表示如果年底去结账至少给公司一百万元，让公司支持发货，其打款打勤一点，把量做上去。录音中还提及：袁某问冯晓敏“如果还做的话，抬头不会变吧，还是走鑫泰的抬头？如果要改抬头的话，要重新签订三方协议的”。冯晓敏表示“抬头应该不会变吧，鑫泰好像改变了吧”。袁某在本案庭审中到庭作证，称录音时其拿着国强公司的对账单向冯晓敏催款，并对原告方当庭向袁某出示了对账单予以认可，该对账单加盖国强公司财务专用章，内容为国强公司2014年1-12月对账单，客户为冯兵，2013年余欠225万元，2014年2月-10月共计31次发货，结欠款及新发货款共计4869537元，收款共计2808000元，退货27188元，合计欠款2034349元。
还查明，原告提供了国强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及公司向两被告邮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EMS快递凭证两张（系寄件人存根联），公司证明内容为：根据上述应收账款出售协议约定，其公司已将附件A债务人名单所列全部债务人和债务金额（合计70817404.46元）分别填写附件B《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并通过EMS方式于2016年4月1日止全部寄送给对应的债务人，通知了相应的责任人。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国强公司工商信息表、货运单、发货单、应收账款出售协议、税收缴款发票、公司证明、EMS快递单存根、对话录音、“三方协议”、对账单以及袁某、周建华到庭证言、工作证、劳动合同等证据，两被告提供的鑫泰公司、友信公司汇款凭据在卷佐证，应予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两被告是否结欠国强公司货款及欠款数额如何认定？二、两原告受让国强公司应收账款对两被告是否产生法律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一：两被告是否结欠国强公司货款及欠款数额如何认定。原告提交了货运单及发货单、对话录音、“三方协议”、对账单以及袁某、周建华到庭证言等证据，用于证实两被告结欠国强公司货款的事实。本院认为，一是关于货运单及发货单，虽未有被告签名确认，但从货运单原始凭证记载内容看，货运单的收货单位为哈尔滨冯兵，且庭审中被告对于国强公司按照三方协议内容发货并由被告收货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仅抗辩被告收货系代表鑫泰和友信公司，据此可以认定国强公司向两被告发货的事实。二是关于袁某与冯晓敏之间对话录音，两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抗辩录音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录制且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该录音并非受胁迫情况下的对话，能够反映客观事实情况，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上述对话录音内容分析以及结合袁某本人的到庭证言，可以反映袁某代表国强公司催收货款，多次询问冯晓敏结欠国强公司货款200多万元怎么结，冯晓敏未予否认，并表示年底可以给100万元但要求国强公司继续发货，并未提及该货款应由友信或鑫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以此可以认定冯晓敏对结欠国强公司货款的事实予以默认。三是从“三方协议”的内容看，两被告虽分别以买方鑫泰公司、友信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卖方国强公司签订协议，但约定若买方延迟付款或不付款，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或代理人单独或连带的承担违约责任，何况袁某与冯晓敏的对话录音中也提到了借用鑫泰公司“抬头”的说法，进一步佐证了被告方应当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上述原告录音证据与货运单、应收账款协议等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力大于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抗辩意见，可以作为认定两被告结欠国强公司货款的事实依据。关于欠款金额的认定，本院根据袁某与冯晓敏的对话录音，结合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以及本案实际，认定欠款数额为203万元。至于录音中冯晓敏提及返点、退货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退货、返点等可以扣减货款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方，两被告抗辩无论两被告或者鑫泰公司、友信公司均不欠国强公司货款，亦未对退货、返点等情形进行举证，本案中不宜扣减。
关于争议焦点二：两原告受让国强公司应收账款对两被告是否产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两原告与国强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应收账款出售协议》，约定了两原告受让国强公司应收账款70817404.46元，包括案涉货款。两原告提供的国强公司出具的证明及EMS快递的寄件人存根联，虽不能确认两被告是否实际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但本案正式开庭时，张菊芳、张国强以原告身份起诉，该起诉事实即通知了债务人冯晓敏、冯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规定的要求，故该债权转让内容在两原告起诉状送达两被告时发生法律效力。至于被告抗辩应将国强公司列为第三人的意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本院认为，该条款规定“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并非“应当”列为第三人，本案中，两原告受让债权对两被告已经产生法律效力，故对该抗辩不予采纳。综上，两原告基于受让应收账款取得合法的债权，两被告应依法承担归还两原告货款203万元的民事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冯晓敏、冯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菊芳、张国强货款2030000元。
二、驳回原告张菊芳、张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4634元（原告已预交），由两原告承担2218元，被告冯晓敏、冯兵承担2241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4634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开户行：中行西被闸支行）。
审 判 长 张红丽
代理审判员 万志伟
人民陪审员 宋 琴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蔡 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二十七条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