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9民初3650号
原告：张灵芝，女，1962年4月1日出生，汉族，海淀区环保局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刘兆福，男，193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河南省通许县城关环城路北段农民，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周淑芹，女，1937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河南省通许县四所楼镇高顶庄村农民，住北京市西城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国，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桃，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先农坛体育场内。
法定代表人：孙占坡，秘书长。
被告：汤斌，男，195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交通大学教师，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李万杰，男，1968年2月25日出生，回族，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八区分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告：蔡锐，男，195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邮政集团公司退休工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夏松岐，男，195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小型压缩机有限责任公司退休工人，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熊建中，男，195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东城区妇幼保健院退休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告：潘佩锋，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东方仿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康涛，男，195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退休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告汤斌、李万杰、蔡锐、夏松岐、熊建中、潘佩锋、康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世春，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与被告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以下简称自行车协会）、汤斌、李万杰、蔡锐、夏松岐、熊建中、潘佩锋、康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灵芝，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国、张卫桃，被告自行车协会的法定代表人孙占坡，被告汤斌、李万杰、蔡锐、夏松岐、熊建中、潘佩锋、康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世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汤斌、李万杰、蔡锐、夏松岐、熊建中、潘佩锋、康涛、自行车协会共同赔偿医疗费1452元、丧葬费4251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66420元、死亡赔偿金1057180元，以上共计1467568元。事实和理由：张灵芝系刘志刚之妻，刘兆福系刘志刚之父，周淑芹系刘志刚之母。刘志刚和汤斌、李万杰、蔡锐、夏松岐、熊建中、潘佩锋、康涛是自行车协会的会员，均属于自行车协会下属”驰鹿队”的队员，平时在自行车协会组织管理下开展集体骑行活动。2015年9月12日，在汤斌（队长）组织召集下，刘志刚与汤斌等人开展往返门头沟的骑行活动，一行人于当日中午12时许在门头沟区安家庄附近河边共同烧烤饮酒。在骑行返程途中，当日16时15分许，刘志刚一人被落在最后，行至门头沟区109国道42公里900米处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我们认为，自行车协会对骑行活动未尽到组织管理监督职责，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同时，汤斌等七人，作为骑行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参与者，未尽到妥善的管理协调、安全防护义务，更未尽到必要的照顾及注意的义务。在刘志刚发生事故时，汤斌等人无一人在现场；在事故发生后，汤斌等人未采取任何积极有效地救护、帮助措施。综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自行车协会和汤斌等人在骑行活动中存在过错，应对刘志刚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自行车协会辩称，首先，我单位对刘志刚的家属表示同情。其次，我单位不是盈利集体，针对组织的活动，我单位均会组织开队长会，并为会员上保险。我单位下有40多个车队，经核实，刘志刚曾注册为我单位的会员，其参加的这次活动并非我单位组织，应该是个人自发组织的。故我单位对刘志刚的死亡并无责任，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起诉我单位有误，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汤斌、李万杰、蔡锐、夏松岐、熊建中、潘佩锋、康涛辩称，我们对车友刘志刚在骑行过程中不幸死亡表示惋惜，但是我们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同意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的诉讼请求。第一，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起诉的主体不对。起诉状称我们与刘志刚皆为自行车协会会员，但我们七人中有数人既非该协会会员，也非”驰鹿队”队员，参加此次活动的也没有”驰鹿队”队长。
第二，起诉状称”组织召集”不属实，事实是：当日骑行活动为骑友自发结伴而行，既非以”驰鹿队”名义组织召集，亦无任何报名程序，更无事前确定人数。参加骑行活动的人有在定慧桥汇合的，有半路加入的，有在担礼隧道相遇一起跟骑的，有驾车的，有骑摩托车的，也有驾驶机动车到烧烤现场的。烧烤活动开始时己陆续聚集二十余人。
第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此类既不收费，也无盈利的自发结伴而行的骑行活动，参与者之间并无民事合同关系，微信群友之间亦未形成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刘志刚与我们七人之间既无合同关系也无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所有参与者不承担活动中的任何法律责任。各地对于自行车运动的骑行规则是一致的，是每个参加骑行活动的人员应遵循的基本信条，是自我约束的起码条件。本案中，作为资深骑行爱好者，刘志刚经常参加骑行活动，熟知骑行规则和注意事项，身为骨科主任医师，理应比其他骑友更具有运动医学专业知识。骑行中佩戴头盔，说明其对骑行运动危险性有充分了解，使用的又是一辆高档公路赛车，更说明其比其他骑友更注意到骑行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刘志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骑行活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本案中，我们七人与刘志刚之间既无任何法定义务，亦无任何约定义务，更无起诉状所称的”管理协调、安全防护义务”和”照顾及注意义务”。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我们七人的参与自助烧烤行为和结队骑行行为更不构成对刘志刚在正常道路骑行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先前行为。即刘志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骑友自愿结伴烧烤和骑行，并不是导致其”单方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我们七人的行为与刘志刚单方交通事故无任何关系，亦无任何主观过错，更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因此，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最高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我们七人不应承担相应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也无需承担民事法律内和法律外责任。
第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业余骑行并非封路专业竞赛，出于安全考虑，骑行运动中结队放坡视为禁忌，又因个人速度及压弯技术差距等因素，相互距离必然拉大，等到放至坡底平路时，相互距离拉大到数公里，谁也看不到谁很正常。一般都是领先者骑到前方标志位置时停下等候，结队后再骑，不存在如影随形、彼此照应的情况。骑友各自骑行，不可近距离结队伴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各自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不存在彼此的”管理协调和安全防护义务”。
第五，起诉状称在事故发生后，我们未采取任何积极有效救护和帮助措施，纯属臆测，完全不实。骑友得讯后急速返回现场，立刻协助民警维护现场，急叫救护车，并拦住路过抢救其他人员的救护车，求助随车医生诊视急救，在路过救护车走后以及救护车来到之前的长达几十分钟时间内，骑友潘佩锋一直手举路过救护车医生留下的急救药瓶给倒地的刘志刚输液。救护车到达后，我们协助急救人员将刘志刚翻身并抬上救护车，随后冒险摸黑骑行夜路，赶往门头沟医院，协助急救事宜。必须指出的是：刘志刚为重度颅脑损伤，要求赤手空拳的非专业骑友积极有效救护纯属无稽之谈。需要强调的是：在到达事故现场后骑友”爱山乐水”拨打114查询二炮总医院总机，再查询到骨科电话（当时不知刘志刚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微信名为”北方刘哥”），第一时间告知刘志刚同事事情的严重性，让他尽快联系家属，并询问能否派出急救车。另外，事后骑友还积极配合家属实地观看地形，实际模拟还原现场骑行放坡过程，进行速度测试，陪家属前后去过事故现场三次。骑友们还去过家中祭奠并看望家属，二十余名车友参加了追悼会，并前后三次集体骑行到事故现场作周祭、百日祭和周年祭，可谓仁至义尽。
此外，刘志刚曾在2012年6月15日参加国际骑游大会放坡途中，不停车接听来电，摔车受伤，并带摔另一位骑友同时受伤。本案中，骑友赶回事故现场时，看到刘志刚趴在路面上，其手机并未放在紧绷的骑行服后衣袋中，而是在路面上，与骑行眼镜摔在一起，推测其在高速放坡途中不停车接听来电，并不慎轧上路边红砖头，致使车轮前后车胎同时爆裂，弹起撞上隔离带再弹向路面，导致前叉腕组摔断，刘志刚面部着地，致使颅脑严重损伤而亡。
故综上所述，我们不同意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如下：张灵芝系刘志刚之妻，刘兆福系刘志刚之父，周淑芹系刘志刚之母。刘志刚与张灵芝生有一子刘洋。刘志刚于2012年3月22日注册成为自行车协会会员，汤斌、李万杰、蔡锐、熊建中、潘佩锋亦曾注册过自行车协会会员，夏松岐、康涛未注册过自行车协会会员。
2015年9月12日，刘志刚与汤斌、李万杰、蔡锐、熊建中、潘佩锋、夏松岐、康涛等大约二十余人开展往返门头沟的骑行活动，并于当日中午在门头沟区安家庄附近河边共同烧烤饮酒。午饭后，其他骑行者陆续返程，汤斌、李万杰、蔡锐、熊建中、潘佩锋、夏松岐、康涛与刘志刚最后一同返程。在骑行返程途中，当日16时许，刘志刚在骑行的队尾，行至门头沟区109国道42公里900米处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后刘志刚被救护车送往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救治，当日因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刘志刚发生医疗费912元、救护车费540元。
2015年12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门头沟交通队）出具了京公门交证字[2015]第004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2015年9月12日16时15分许，在门头沟区109国道42公里+900米处，刘志刚驾驶自行车（无号牌）由西向东行驶至上述地点，自行车前轮与道路南侧护栏接触，造成刘志刚倒地受伤，车辆损坏，刘志刚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检验，刘志刚血液检材中检出酒精，其含量为56.4mg/100ml；综合调查情况认为符合单方交通事故，但由于刘志刚驾驶自行车因何种原因造成车辆失控与护栏接触这一事实无法查证，导致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另查，此次骑行活动并非自行车协会发起和组织。
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本院曾追加刘洋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后刘洋明确表示放弃本案的所有权利，要求不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为：各被告是否尽到了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参加者的救助与注意义务。
关于争议事实的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提交以下证据：
1、”驰鹿聊吧”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2015年9月6日，汤斌（微信名称子孑）在”驰鹿聊吧”微信群中发言：”下周六如果天气好，组织驰鹿内部安家庄十八潭烧烤，从东方红翻过去”。后其于2015年9月8日、11日在微信群中发言，内容为”通知：这周六（12日）骑行，翻越大山东方红隧道，放坡到京西十八潭，中午烧烤。早上8点在西四环定慧桥西北角集合。9:30在担礼隧道集合，望大家相互转告。注意骑行安全！能去的吱一声，统计个人数，老海好准备东西”；其还曾提到”老海已经准备了好吃的、好喝的”。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主张，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汤斌作为此次骑行活动的组织人员，应当做到路线协调、聚餐时避免车友饮酒、保证活动安全的义务，且驰鹿队队长对此次活动是知情的。
2、照片4张，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主张照片可以显示事发当日中午烧烤饮酒的情况及在场的人员。
3、自行车协会网站中关于驰鹿队的资料介绍打印件，简介处显示”队长满秀英1997年加入自行车协会，在骑乐队活动N年后，因参加活动人越来越多，为了好管理，所以组建了驰鹿队至今。驰鹿队注册市车协31人，每周一次活动保持了十几年，人员有变动，但活动没有变，一直在坚持！我队每年组织长途2次，短途N次，骑遍近郊远郊区！......”
经质证，汤斌等七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此次活动是在微信中发起，属于自愿参加的活动，并无组织者；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当天活动没有固定的人数，大概有20多人参加此次骑行活动，除了照片中的人物，沿途不断有骑行爱好者加入活动中，烧烤餐饮费用采取AA制，肉串、茶水系骑友”老海”准备，酒是从附近商店购买，刘志刚当日大约喝了两瓶600毫升左右的瓶装啤酒，后来刘志刚还睡了一段时间，汤斌等七人等候刘志刚睡醒后共同返程；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自行车协会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无法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针对其主张，汤斌等七人提交以下证据：
1、照片10组，第1组显示骑行人员于定慧桥汇合，主张该活动系自由组合、自愿参加的活动；第2组显示自助餐饮情况，主张当日自助烧烤餐饮人数众多，并非只有刘志刚和汤斌等七人；第3组显示事发现场，骑友拦住路过的救护车，协助随车医生救护；第4组显示骑友至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协助抢救；第5、6、7、8组显示骑友为刘志刚举办周祭、百日祭、周年祭及参加追悼活动；第9组显示汤斌向刘志刚之妻发送短信表示关慰；第10组主张显示2012年6月15日，刘志刚曾因在放坡途中不停车接听手机来电摔伤后去就医的情况。
2、刘志刚参加风云单车活动记录的网页打印件，主张刘志刚系资深骑手，具备熟练骑行技术并熟知骑行规则和注意事项。
3、通话记录，显示熊建中曾于事发当日下午16时43分拨打120，汤斌曾于当日事发当日下午16时41分至17时03分期间多次拨打120、010999。
经质证，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对第1组至第9组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称对当天费用分担情况不清楚，张灵芝称当日下午17点多，刘志刚单位领导告知，其才得知刘志刚出事了；对第10组照片及网页打印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汤斌等七人无法说明证据的合法来源；对通话记录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自行车协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经本院核实，汤斌与熊建中提交的通话记录均属实。
经汤斌等七人申请，本院从门头沟交通队调取了执法记录视频，视频自事发当日16时30分开始，主要内容如下：16时30分，现场有一民警、一男士、一女士、二名骑友。民警问：”怎么摔成这样了？”男士说：”我们就开车路过，然后就报了警。”16时31分，民警说：”赶紧打120。”16时32分，民警问：”你们打120了吗？”男士说：”打了打了，120让我打110。”16时33分，女士向二骑友讲述：”我们俩开车路过这，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我们就绕过去停在那了，后边车就都停下了，我们看见有好多血，就赶紧打120了。”后该男士与女士离开现场。16时34分，民警向一骑友了解情况，另一骑友在现场拦挡车辆。16时38分，一骑友问民警：”你们这叫120了吗？”民警说：”我问你们了，你们刚才不是说打了吗？”该骑友说：”我不知道。”16时39分，民警说：”我刚才不是问你们打120了吗？你们说打了？”一骑友说：”不知道呀？”民警说：”那赶紧打呀，刚才我就跟你们说赶紧打。”此时现场有四名骑友。16时40分，民警问：”打120了吗？”骑友说：”打呢。”16时44分，民警问：”你们打120了吗？”骑友说：”打了，120说没车，又给999打了。”16时45分，民警联系卫生院救护车未果。17时12分，骑友拦截一辆搭载有其他伤者的救护车，协助医生对刘志刚紧急处理，轮流拎输液瓶。17时41分，999急救车至事故现场，将刘志刚送往医院。
经质证，双方对视频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主张，该视频证明汤斌等七人没有及时地对刘志刚进行救助，在16时30分至16时40分期间，无任何人采取任何救助措施，亦未拨打任何救助电话。汤斌等七人主张，该视频证明其进行了积极救助，包括汤斌等七人在事故发生后一直在现场，拨打救助电话联系救护人，在其他救护车路过时积极救助，跟着救护车去医院抢救等。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提交的证据1、2符合真实性、合法性要求，能够证实刘志刚在”驰鹿聊吧”微信群的召集下参加此次骑行活动，中午曾参加烧烤饮酒。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3，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二、汤斌等七人提交的第1组至第9组照片，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照片能够显示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当天汇合及中午进行烧烤餐饮的情况，还体现了参加骑行活动的人员参与对刘志刚救助、并在刘志刚去世后举办追悼活动等祭奠死者的情形，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虽称不清楚当日费用支付情况，但未明确其意见，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对第10组照片及网页打印资料的真实性不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涉及骑行活动无关，本院对关联性不予认定。经本院核实，汤斌与熊建中提交的通话记录内容属实，能够显示熊建中、汤斌曾在事发当日下午多次拨打急救电话，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三、本院调取的视频资料，系门头沟交通队提供的现场执法记录视频，双方虽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各执一词，但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查明如下事实：刘志刚与汤斌等人通过在”驰鹿聊吧”微信群中相约参加骑行活动，2015年9月12日，刘志刚与汤斌、李万杰、蔡锐、熊建中、潘佩锋、夏松岐、康涛等大约二十余人开展往返门头沟的骑行活动，并于当日中午在门头沟区安家庄附近河边共同烧烤饮酒。在当日下午，刘志刚与汤斌、李万杰、蔡锐、熊建中、潘佩锋、夏松岐、康涛共同骑行返程。途中刘志刚发生单方交通事故。一过路车辆发现后，拨打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汤斌等人得知刘志刚出事后，大约于16时30分至16时41分期间陆续返回事故现场，于16时41分至17时03分期间多次拨打120、999急救电话，联系刘志刚所在单位，并拦截路过救护车辆为刘志刚进行救助。后刘志刚被救护车送往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救治，因抢救无效死亡。另查明，参加此次骑行活动的人员大部分互相不知道真实姓名，烧烤餐饮费用由参加者共同支付，没有当事人从中盈利的情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各被告是否尽到了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参加者的伙伴救助义务。
第一，关于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在组织的活动中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存在过错，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对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就本案而言，此次户外骑行活动的参加者之间无隶属关系，共同出资烧烤餐饮，不涉及经营或者盈利，应属于自发式户外运动。自发式户外运动属于群众性活动的一种，活动的组织者仍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应有一定的合理限度，其限度范围应根据活动的性质和特点来确定。首先，自发式户外运动不具有营利性，组织者并不从中获取利润。因而该类活动的组织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同于商业性营利活动的组织者。后者要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第二，自发式户外运动组织者只负责召集参加者、安排路线行程、管理费用支出等，活动中一些事项需参加者共同决定，组织者对于参加者没有较大的支配权。参加者相对独立、自由，地位平等，组织者和参加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管理和服从、相互隶属关系。因而从组织形式来看，自发式户外运动的组织者也不应承担过重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三，与一般群众性活动不同，自发式户外运动存在该类活动自身特有的危险性，自然环境比较复杂，且受到天气、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参加者自愿参加该类活动，应视为其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在一般的社会活动中，不应该有超出日常生活的不合理的危险，因而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较重。而在户外活动自冒风险的前提下，组织者对于户外活动本身的风险导致的损害是可以免责的。第四，作为自发式户外运动的组织者，可能没有过多的组织经验，专业性不强，与其他参加者一样只是该项运动的爱好者，意在与兴趣爱好相同的人共同享受该项运动带来的乐趣。组织者并非都是决策者，其决定也不一定都是周全或者正确的，只要不存在明显的重大过失，就不应当要求其承担责任。
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汤斌通过在”驰鹿聊吧”微信群中发布信息，召集此次骑行活动，该信息明确了骑行活动的时间、大致路线，可以认定汤斌系此次自发式户外运动的组织者，其对于参加活动的人员，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汤斌于2015年9月8日在微信发言时，提示大家注意骑行安全。应当说汤斌在发起户外运动之初，尽到了应当注意的义务。虽然刘志刚在此次活动休息期间有饮酒行为，但现在并无证据证明饮酒系汤斌所倡议，也无证据证明酒水系汤斌所提供，亦无证据证明刘志刚发生的单方交通事故与饮酒有关。
刘志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饮酒后骑行的风险，汤斌作为自发式户外运动的组织者，没有权力和义务制止参与者自愿的饮酒行为，故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以汤斌在聚餐时未避免车友饮酒为由，主张其未尽到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本院不予采信。在事发当日得知刘志刚受伤后，汤斌多次拨打救助电话，并与其他同行者一同拦截救护车、协助随车人员救护等，汤斌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及自身条件，不能认为是没有积极救助。综上，汤斌在本次自发式户外运动中，对刘志刚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死亡的后果并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作为组织者对刘志刚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第二，关于参加者的伙伴救助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存在过错。本案中，刘志刚因单方交通事故死亡，汤斌等七人作为与刘志刚共同参加骑行活动的伙伴，判断其是否存在过错，关键在于判断其是否存在应尽的注意义务而未尽到。
因户外运动固有的风险，为了更好地保障参与者的人身安全，体现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自发式户外运动的伙伴之间应发扬诚信友爱、危难相助的美德，履行一定的伙伴救助义务。伙伴救助义务是指人们基于共同意思而从事某种活动或者处于某种环境时，一方面临人身危险，另一方应给予力所能及的救助。但同样，因为自发式户外运动赋予了参加者更大的主动性与自由度，为了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每名成员均可自我管理，自由表达主观意愿，且没有人从中收获商业利益，所以，对该义务的要求不能过苛，否则，会抑制诸如户外骑行此类活动的开展。具体而言，伙伴救助义务包含以下内容：一、在意识到伙伴面临可能的危险时，应当及时进行提醒和劝告，防止危险产生。但警告义务并非制止义务，因为同为活动的参加者，地位平等，行动自由，他人没有义务亦未必有能力完全阻止其伙伴的行为。二、当危险已经发生，处于共同环境的伙伴应该伸出援手，进行救助，这种救助既包括亲自实施，也包括协助遭遇危险的伙伴向第三人或专业人员求助。救助义务并不强求必须达到救助成功的效果，义务人在条件和能力范围内履行适当的救助行为即可。三、当损害已经发生，处于共同环境的伙伴应该履行通知义务，即通知受害人的亲属或者公权机构、专业机构等。
本案中，汤斌作为参加者之一，在最初发布活动信息时，提示大家骑行注意安全，尽到了提醒义务。参与此次骑行活动的人员，在等候刘志刚休息完毕后与刘志刚共同骑行返程，在得知刘志刚出事后纷纷返回事发地点，尽其所能采取拨打120和999急救电话、拦截路过的救护车予以救助等方法，且后来骑行至距离较远的医院帮忙救助，并非放任不理。汤斌等七人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及自身条件，应视为已经履行了伙伴之间互相救助的义务。汤斌等七人在返回事故现场积极帮忙救助的同时，还主动联系刘志刚生前所在单位，对于互相并不熟识的骑友而言，应该视为其尽到了通知的义务。虽然最初两名骑友返回现场10分钟后才有骑友拨打120救护电话，但根据执法记录视频显示，最初两名骑友返回事故现场时，一男一女明确说已拨打了120。该二人走后，其他骑友陆续返回事故现场，每个人并不清楚之前发生了什么，已采取何种措施，发现现场无人拨打120后，立即拨打120及999救护电话并多次催促。汤斌等七人采取救护措施的时间与方式符合当时客观情况，并非不积极救助。虽然刘志刚在此次骑行活动休息期间有饮酒行为，但其并非骑行活动的初学者，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自行车协会注册会员，其应当对骑行活动的风险作出认识和判断，并根据自身情况对是否饮酒等相关事项加以选择。现并无证据证明汤斌等七人存在劝酒行为，刘志刚亦未达到醉酒状态，其死亡主要是由交通事故与骑行运动固有的风险包括活动区域偏远、无法及时救护等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并非汤斌等七人所能控制。汤斌等七人对刘志刚的死亡并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第三，关于自行车协会应否承担责任。
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以自行车协会对其所属骑行队未尽到组织监管责任，对骑行队及会员缺乏安全教育和宣传为由，主张自行车协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应当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本案中，此次骑行活动是骑行爱好者以微信作为联系工具自发组织的活动，自行车协会既非此次户外骑行活动的发起者，也非组织者，其没有权力和义务对此次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对该活动的危险源亦不具备任何控制能力，故依法不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至于自行车协会的日常组织监管、安全教育宣传是否到位，与刘志刚的损害后果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非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定事由。因此，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要求自行车协会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次事故的发生确实令人痛心，本院对刘志刚的家人丧子失夫之痛予以充分理解。然而应当指出，刘志刚是自行车协会注册会员，多次参加骑行活动，应当对该类运动存在的风险有一个理性的认知，亦应当对骑行活动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及安全注意事项有较多的了解，并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其自愿参加骑行活动，应视为其自愿承担活动中的风险。自担风险应是自发式户外运动领域约定俗成的规则，活动参与人均应尊重该规则。
综上所述，自行车协会并非此次骑行活动的发起者，亦未参与该活动的组织、实施，故其对该活动中所发生的损害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汤斌尽到了发起者、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汤斌等七人作为活动参加者尽到了伙伴救助义务，对刘志刚的死亡均不存在过错，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要求自行车协会及汤斌等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作为一项新兴的健康运动方式，户外骑行活动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参与者日益增多。志趣相投的人们结伴骑行，共同挑战生理上及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困难，共同享受运动与大自然带来的乐趣。自发式户外骑行活动中所展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善、互助是应当弘扬的中华传统美德。同时，该项运动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为避免更多的意外和危险发生，活动组织者应当谨慎、负责地安排活动，审慎选择路线；参加者应根据自身条件、身体状况等选择相适应的活动，骑行过程中注意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自行车协会等专业性较强的团体及相关网站应加强对户外骑行运动风险的宣传，以便于参加者进行判断、选择。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九千零四元，由张灵芝、刘兆福、周淑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恒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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