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723民初570号原告范光焕，男，1950年1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委托代理人肖冬秀，女，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系原告范光焕的妻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郭明忠，大余县弘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苏生华，男，197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委托代理人黄兴华，女，196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系被告苏生华的妻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苏昌红，男，197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系被告苏生华的胞弟。（特别授权）原告范光焕诉被告苏生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7月19日由审判员赵永根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光焕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冬秀、郭明忠，被告苏生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兴华、苏昌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光焕诉称：我与被告于2011年3月6日签订了一份《山岭买卖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的第二条约定，甲方以8000元一次性卖断给乙方，甲方把林权证等相关证件同时交于乙方检验后认可，协议生效，以后办的山岭执照交于乙方。从该条款可以看出双方交易的是买卖自留山，而非转让。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书没有经过发包人同意，违反了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双方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无效。另外，按照双方协议书的第二条的约定，该协议不成立。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11年3月6日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无效；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要求增加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11年3月6日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原告范光焕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2016）山岭买卖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应视为无效。另外，按双方协议的第二条，该合同不成立。（2016）自留山使用权证存根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山林证以户为单位，原告的山林证登记在此证上。（2016）行政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判决书认定了原告的自留山是登记在范光奎的证上。被告苏生华辩称：《山岭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没有第三人介入干涉，双方应承担因协议产生的一切民事法律责任。原告已经将该宗山林权永久性转让给了我，我也如数支付了8000元，协议已生效履行。该协议签订已经长达五年之久，现在原告反悔违约，是原告图谋不轨。该协议具有民事法律效力，双方具有民事法律能力，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被告为支持其辩解，向法庭提交2011年3月6日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一份，证明被告买下了原告这块山。经法庭质证，被告苏生华对原告范光焕提交的第1、2组证据均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认为与其没有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协议书的质证意见是：签订协议时只是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协议，苏昌红的名字是乡政府征收该地的时候加上去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是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协议书是原件，原告对该协议书的内容均无异议，只是指出苏昌红的名字是后面加上去的，经庭审查明被告确认属签订协议后被告与苏昌红合伙后加名，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范光焕、被告苏生华系大余县××乡山南村河边村民小组村民。2007年8月1日，河边村民小组对其所有的芒东坑山场进行分配。分山时各户约定芒东坑山场按份进行划分，每户一份，平均分配，参与分山的20户农户于当日签订一份《芒东坑分山协议》，原告家分得一份山场。分山后，各户均未取得山林使用权证。2011年3月6日，原告范光焕与被告苏生华在南康签订《山岭买卖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卖方）：范光焕，乙方（买方）：苏生华……1、甲方自有山岭位于大余县××江乡下××村河边小组，茫东坑，东南以河坑为界，西以张屋山岭埂为界，北以黄礼华兄弟烂窑为界。2、甲方以人民币捌仟元（￥：8000元）一次性永久性卖断乙方，甲方把林权证等相关证件同时交于乙方检验认可则，协议生效。以后办的山岭执照交于乙方。……”签订该协议后，被告苏生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范光焕支付了8000元，范光焕未向苏生华另出具收条。被告苏生华签订该协议后，邀请其胞弟苏昌红与其合伙经营该山场，苏昌红遂在该协议的乙方处签字，范光焕对此不知情。该协议签订后，苏生华、苏昌红遂在该山场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另查明：2013年11月26日，大余县××乡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征地协议书》一份，后大余县××乡人民政府以原告已将山场流转给他人，无权与其签订《征地协议书》为由，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浮政发[2015]24号《浮江乡人民政府关于撤销的通知》，撤销了其于2013年11月26日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并送达给了原告。大余县××乡人民政府分别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10月10日与苏生华、苏昌红签订《征地协议书》，约定征用该苏生华、苏昌红在芒东坑的山场各半份（即本案争议的山场），并分别向该两户支付征用补偿款人民币5万元。苏生华、苏昌红分别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10月10日在大余县××乡人民政府领取了该款项。再查明：1983年6月10日大余县人民政府就浮江公社下南大队河边生产队所有的芒东坑山场向时任该生产队小队长的范光奎颁发了《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其证照其中载明：“座落小地名芒东坑，山地类别残山，面积20亩，东至苏家盛山界，南至严金星山界，西至齐埂天水，北至张屋队山界。”本案争议山场在该证照登记范围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原告范光焕与被告苏生华就芒东坑山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当面签订了山岭买卖协议一份，该协议当即成立。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要求确认该协议不成立，属于法律认识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范光焕与被告苏生华于2011年3月6日签订《山岭买卖协议》一份，就芒东坑山场的转让事宜达成合意，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提出该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这一规定，原告据此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原告范光焕与被告苏生华属同一农村经济组织成员，且大余县××乡人民政府分别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10月10日与苏生华、苏昌红签订《征地协议书》，约定征用苏生华从范光焕处受让的山场。从大余县××乡人民政府的征用行为可知，浮江乡人民政府对于原告范光焕与被告苏生华的这一转让事实是予以认可的。故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这一情形。另，原告指出该协议中乙方“苏昌红”的签名是未经其同意自行加上去的，原告以此为由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苏生华承认协议中乙方“苏昌红”的名字是苏生华与苏昌红为合伙经营该转让山场，在原、被告签订该协议后自行加上去的，但是苏昌红名字的添加并不影响原、被告2011年3月6日签订的该份协议的效力，该协议的当事人仍是原、被告两人。综上，原告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苏生华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无效、不成立，其要求确认该《山岭买卖协议》无效、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光焕要求确认其与被告苏生华于2011年3月6日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无效、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依法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范光焕承担，退回150元给原告范光焕。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永根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代理书记员  曾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