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张中民终字第62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XX，男，汉族。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XX，女，汉族。
上诉人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XX、张XX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大公司委托代理人魏XX，被上诉人张XX及其与被上诉人张XX的委托代理人张X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5月，政府决定对花儿村二社实施“城中村”改造，同意新墩镇花儿村二社自行拆迁、自行安置、自行建设，为满足社员要求，解决社员后顾之忧，实现社员利益最大化，2009年4月19日，花儿村二社村民会议决定，注册有限公司即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7月29日，原告张XX与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一份，约定华大公司应于2010年8月31前支付给原告张XX房屋找补款及分配位于丰泽园B区100㎡楼房两套。因原告被拆迁房屋中有临街商铺两间，且有原告张XX出租，以维持日常生活。原告张XX拒不拆迁，被告遂与原告协商，双方又约定，被告于2010年8月31日前交付原告丰泽园商铺30㎡，并由原告张XX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雷朝辉共同到新墩镇法律服务所就《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书》进行见证，该所工作人员手写签注“该商铺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甲方（张XX）所有”，同时出具见证书一份，内容为“华大公司与新墩镇花儿村二社社员张XX房屋拆迁安置事宜协商达成协议，并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其行为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给予见证”。2012年1月19日，由花儿村二社社员大会和华大公司股东大会决定，花儿村二社和华大公司实行资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原告张XX与华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朝辉签订《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协议载明，鉴于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在依托花儿村二社全体社员支持的情况下成立和发展的，自2011年1月和2012年1月，公司分别以拆迁补偿方式按户分配2—3套精装修的住宅和1间门面，面积为31.58㎡。2012年7月25日，原告张XX与被告华大公司签订《商铺分配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华大公司分配给原告的商铺位于丰泽园A区11号楼下，编号为15号，面积为40.97㎡，原告张XX向华大公司找补差价款39438元，原告实际未交找补款，给被告出具欠条一张。现原告诉讼，要求被告交付原告商铺30㎡，并协助原告办理商铺产权过户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所在的甘州区新墩镇花儿村二社67户农户响应政府政策，进行“城中村”改造，政府同意该社自行拆迁、自行安置、自行建设，为此，经社员大会同意决定，成立“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负责实施该项目并对部分土地进行开发经营。根据被告华大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由华大公司对花儿村二社居民点自行拆迁。后公司资产剥离后，原公司对外权利义务均由现公司即被告承继。
现双方诉讼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签订的《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中约定的被告交付原告门面一间（面积31.58㎡）与本案原告诉请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中要求交付的30㎡商铺是否系同一商铺？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后，该企业由集体企业变为雷朝辉个人所有，协议中分配的31.58㎡门面，是花儿村二社按户分配的每户都有的门面，是基于企业利润而分配的，被告已交付，而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交付的门面是基于《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对征收原告自有房屋和门面的拆迁补偿。被告辩称，按照合同约定，原告所要的门面花儿村二社所有的社员都分配了，虽然在原告张XX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中特别约定了给付张XX一间面积30㎡的门面，但在后来补偿分配过程中，被告给花儿村二社所有村民按户分配了门面，并签订了合同，被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部分配了商铺，原告诉请的商铺被告已交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华大公司与原告于2009年7月2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约定华大公司给付100㎡楼房两套，被告已全部履行，但在该合同中，双方又约定，被告于2010年8月31日前交付原告丰泽园商铺30㎡，且该内容已经新墩镇法律服务所见证。2012年1月19日，华大公司资产剥离协议上载明“鉴于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在依托花儿村二社全体社员支持的情况下成立和发展的，自2011年1月和2012年1月公司分别以拆迁补偿方式按户分配2—3套住宅和1间31.58㎡门面。本案中原告具有二社集体成员和被拆迁人双重身份，被告已交付的31.58㎡的门面，是基于《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而本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交付的30㎡商铺，是基于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且该合同内容经新墩镇司法所见证。另外，从时间顺序上看，《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中约定交付商铺的时间是2010年8月31日前，《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中约定门面交付的时间是2012年7月1日前，二者在时间上亦有间隔，因此，这两个门面的交付义务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合同所产生的。综上，原、被告签订的《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中约定的被告交付原告面积为31.58㎡门面一间与本案原告要求交付的30㎡商铺并非同一门店，被告应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交付30㎡商铺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认为原告张XX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中，被拆迁房屋由原告张XX长期居住、出租使用，在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时，原告张XX已80岁，且不识字，由其子张XX代为签订协议，该事实有原告张XX、张XX在诉讼时陈述证明，也体现了原告母子之间为赡养而进行的约定，符合实际情况。鉴于该商铺实际用于原告张XX养老，且张XX有多个子女，若不尊重事实，一味地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以合同签订的主体张XX来确定权利，会引起新的诉讼，导致新的矛盾纠纷产生，故张XX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交付原告张XX位于甘州区丰泽园小区商铺30m2，并协助原告办理产权手续；二、原告张XX在本案中不享有商铺的所有权。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华大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被上诉人张XX是被上诉人张XX的家庭成员，不是花儿村独立的一户家庭，上诉人拆迁安置花儿村二社是以户为单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被上诉人张XX提交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里没有涉及给被上诉人张XX交付商铺30平方米的内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胡爱国、张才的证言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给付张XX30平方米商铺。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张XX拆迁前居住、出租被拆迁房屋和被上诉人陈述为依据，判决上诉人交付商铺30平方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怜悯被上诉人张XX八十多岁无人赡养，将赡养义务转嫁给上诉人，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张XX已80岁，且不识字，由其子张XX代为签订协议，根据被上诉人张XX提交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内容上看不出张XX代张XX签字的意思，并不存在张XX代签的事实。张XX代表家庭与上诉人签订《商铺分配协议》，在接收门面时对多余面积并没有提出异议，并就多余面积向上诉人出具欠条，一审法院再次判决上诉人额外交付30平方的商铺，无法律依据。上诉人华大公司是由花儿村二社集体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其决策是是由花儿村二社的社委决定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胡爱国，是二社社委成员，作证时亦证明其并不知道另外给张XX30平米商铺的事实，且证明在签订商铺分配协议时没有听说过张XX、张XX提出另外分有一间商铺的事，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的陈述作出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经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7月22日，被上诉人张XX与被上诉人张XX登记在同一个非农业户口家庭户口薄上，该户的户主登记为被上诉人张XX。二审庭审后，被上诉人张XX认可其与母亲张XX同属一户。
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一致陈述，在上诉人华大公司与花儿村二社村民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过程中，华大公司与被上诉人张XX和案外人张才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中，分别约定上诉人支付对方房屋找补款、交付安置住宅楼外，须于2010年8月31日前交付面积30平方米的丰泽园商铺，而与其他村民所签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中，约定的补偿是支付房屋找补款和交付住宅楼两项，无交付30平方米商铺的补偿内容。2012年上诉人华大公司按户与花儿村二社村民分别签订《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该协议中明确给所有村民每户分配以户均面积31.58平方米商铺一间。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华大公司与被上诉人张XX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张XX搬离和拆除其在花儿村二社房屋，并约定由上诉人给予相应的现金、住宅房屋和商铺予以补偿。该合同无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性规范的情形，应属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中，二被上诉人同属一户，并共同居住生活，被上诉人张XX系户主，其他家庭成员对家庭共同财产的权利应受到平等保护。被上诉人张XX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对家庭住房予以拆迁处分，所签合同理应对其所代表的“户”内家庭成员具有约束力，应认定系其代表家庭成员对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被上诉人张XX作为家庭成员，有义务履行该合同，也有权与其他家庭成员依照合同，向相对方即上诉人主张合同权利。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所约定的补偿，其中本案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商铺，被上诉人张XX在诉讼中明确陈述归被上诉人张XX，应视为共同权利人内部对合同请求权享有问题的分割约定，现该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张XX已通过庭审告知对方，并无减损和增加上诉人关于本合同为其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内容，故被上诉人张XX起诉行使请求权，主体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合同中并未约定给被上诉人张XX交付30平方米的商铺，被上诉人张XX无权请求交付房屋，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华大公司与被上诉人张XX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的30平方米商铺一间，与之后华大公司与村民签订的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中载明，给花儿村六社村民每户均分31.58平方米的门面，是被上诉人所主张，属分别独立设定的两项义务，还是上诉人华大公司主张的同一义务内容。根据已查明事实，上诉人华大公司与其他村民（案外人张才外）在拆迁补偿合同中均未约定给付商铺补偿，在拆迁协议已达成的情况下，该公司在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中明确，给花儿村六社村民每户均分31.58平方米的门面，应属上诉人华大公司在与村民签订拆迁补偿合同后，另给自己新设定的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XX签订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协议中载明的户均分31.58平方米的门面与之前拆迁补偿合同所约定的30平方米商铺是否为同一义务并未明确，协议亦未对拆迁补偿合同中约定交付商铺的内容予以变更或者解除；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约定交付商铺，应系单纯房屋拆迁补偿用途，也是双方就房屋拆迁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其对价为被上诉人拆除住宅房屋。上诉人华大公司实际拆迁之后，普遍再给予村民商铺补偿，按其陈述，主要考虑到已给张XX、张才分配商铺，为体现村民的同等对待、利益公平因素外，亦因公司依托二社成立发展并产生利润，决定给村民追加分配利益。故拆迁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华大公司普遍给村民分配商铺，并通过签订资产权、经营权分离协议予以明确，该利益分配，按其陈述也并非单纯就拆迁的补偿。因此，拆迁合同约定交付商铺，与财产权、资产权分离协议中载明户均分配的商铺，亦非同一对待给付，且义务内容一为30平方米商铺，另一为31.58平方米商铺，也不尽相同，应认定上述义务并非同一义务；另上诉人华大公司称，公司与花儿村二社及村民就财产权、资产权分离协议的达成及给村民追加分配商铺，经过了二社社委讨论及公司和二社协商，就其因已约定给被上诉人张XX补偿商铺，为了其他村民与被上诉人的拆迁补偿公平一致，才作出决定，但就该陈述的追加分配商铺原因及考虑因素没有提供会议记录及相关依据加以证实。综上，上诉人华大公司所称，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约定给被上诉人交付的商铺，与之后户均分配商铺，系同一义务而非两项给付内容，该主张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上诉人华大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华大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宏志
审 判 员 张永超
代理审判员 梁晶晶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茹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