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1行终3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爱英，女，195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清市。
委托代理人何洪青，系王爱英长子，男，197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清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清市公安局，住所地福清市清昌大道。
法定代表人潘明，局长。
上诉人王爱英因诉福清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福清市人民法院（2015）融行初字第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2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王爱英作出《训诫书》。
2015年2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王爱英作出《训诫书》。
2015年3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王爱英作出《训诫书》。
2015年3月4日，福清市江镜镇人民政府致函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要求对王爱英的非正常上访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2015年3月4日16时47分，福清市江镜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向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报案，江镜派出所于2015年3月4日16时55分至17时41分对陈章寿制作了询问笔录，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于同日立案。
2015年3月4日，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口头传唤王爱英至福清市公安局江镜派出所，并于2015年3月4日18时00分至21时20分对王爱英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于2015年3月4日19时36分至19时57分对林明峰（福清市江阴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2015年3月4日19时14分，被告向原告发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随后，被告经审批后作出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王爱英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2014年3月4日21时15分，被告两名民警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违法行为人王爱英拒绝签字及捺指印”。
2015年3月4日23时，被告两民警在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注明“王爱英拒绝提供家属联系方式及签名捺印”。
2015年3月4日至3月14日，原告被执行行政拘留。
2015年5月28日，被告作出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1号《补正决定书》，将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第四行“现查明”部分中“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更正为“王爱英于2015年2月18日、2月21日及2015年3月3日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信访，扰乱了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训诫。”；第二十行中“福清市公安局或福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更正为“福州市公安局或福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015年6月4日21时15分，被告两民警在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1号《补正决定书》送达回证上注明“受送达人拒绝签字”，江镜镇北翁村妇女主任何梅琴在见证人一栏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违法行为虽发生于北京市，但由于违法行为人王爱英居住地在福清市，因此被告福清市公安局对原告王爱英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有权管辖，原告主张被告无地域管辖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福清市公安局具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
纵观本案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在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前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审批等程序，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的规定，信访人行使信访权利须遵循法定的形式和程序。被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三次）足以证明原告在明知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情况下，仍到该区域非正常上访，其行为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且属情节较重。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的事先告知程序中，已将原告的违法行为事实、处罚的法律依据及拟处罚的内容进行了告知。虽在被诉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部分和申请复议机关部分出现笔误，确属工作瑕疵，但结合处罚决定书的适用法律，该瑕疵并未影响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违法行为的定性。相关补正决定系被告为弥补上述瑕疵而作出，未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且责罚相当。原告关于其进京是正常上访，被告对其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不当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赔偿的权利。”被告的融公（江镜）行罚决字（2015）00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侵权，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2006.9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6万元及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道歉并在福州晚报、海峡都市报、福州日报等媒体公开道歉的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归还被强行扣留的财物，因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主张及理由不足以否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原告的赔偿请求亦缺乏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爱英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爱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有误，上诉人完全是依法信访，而且在北京走访期间并未实施任何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二、本案发生于北京市，如要立案，也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管辖。况且上诉人在北京根本没有违法行为。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有权管辖明显有误。三、被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明显不足，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根本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扰乱公共秩序且情节较重，但一审判决却予以采信明显错误。四、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行政诉讼请求是有相关的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二审法院应予支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福清市公安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相关证据均经一审开庭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福清市公安局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其对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合法的权力来源。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训诫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上诉人在明知中南海周边地区非信访接待场所的情况下，仍前往该地区上访，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履行了受案、询问、告知等法定程序，行政程序亦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爱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鋆
代理审判员 杨 以
代理审判员 林 华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唐梦超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