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再终字第00425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建兵，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小波，湖南民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四海，湖南民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被上诉人）杨松德。
委托代理人姚自成，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黎红亮。
再审申请人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公司）与被申请人杨松德、黎红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县法院）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2013）南法民二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大兴公司不服，向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益阳中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8月5日作出（2013）益法民二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大兴公司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2014）湘高法民申字第67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大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姚小波、卢四海，被申请人杨松德与委托代理人姚自成到庭参加诉讼，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黎红亮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县法院原审查明，2012年7月6日，杨松德与黎红亮签订购买氯化铵协议一份，该协议加盖的是大兴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4306000009XXX，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由杨松德支付冬储款24万元给大兴公司购买氯化铵，此款必须在2012年11月30日到位，否则由杨松德支付违约金1.5万元给大兴公司，交货时间是2013年3月28日止，如大兴公司违约，除退还购货款24万元外，还应按月息1.2%支付给杨松德，货款和利息一次性无条件付清。协议签订后，杨松德于2012年8月19日先后通过银行转账和支付现金共支付给大兴公司24万元，同年8月23日大兴公司向杨松德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杨松德交来冬储氯化铵款大写人币贰拾肆万元整（￥24万元），承诺于2013年3月28日前付清并按实际时间支付1.2%（月息）”，并加盖了大兴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编号为4306000009XXX）。大兴公司收款后，因停止生产经营，未能向杨松德提供氯化铵，故杨松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与大兴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购买氯化铵协议，返还购货款24万元及利息2115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另查明，大兴公司于2010年3月21日至2015年3月1日承包给黎红亮经营，承包经营期间，大兴公司按其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收取了承包经营管理费用。
南县法院原审认为，黎红亮在承包经营期间，以大兴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其企业的名称、性质、生产经营场所、条件以及经营范围均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大兴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大兴公司按其内部承包合同的约定，收取了黎红亮的承包经营管理费用，故大兴公司应对黎红亮以大兴公司名义对外发生的业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该案的民事责任主体，应是大兴公司，而不是承包人黎红亮。至于大兴公司发包给黎红亮经营，其内部的承包纠纷依法可以另案解决，与本案对外的法律关系无直接关联。杨松德交付冬储购货款后，大兴公司未能按期供货，已构成违约，鉴于双方履行协议已无可能，大兴公司理应退还杨松德购货款24万元并按双方约定不能按时供货的实际时间（月息1.2%）承担其逾期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笫（三）项、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杨松德与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所签订的《购买氯化铵协议》；二、由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返还杨松德购货款24万元，支付利息21152元，两项合计261152元（利息已计算至2013年5月9日止，后段利息按双方约定月息1.2%计算至还清时为止），此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黎红亮不承担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5217元，由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大兴公司不服，向益阳中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证据认定错误。大兴公司提交的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立案决定书、大兴公司备案公章信息表证明，黎红亮伪造大兴公司公章，其法律后果应由黎红亮个人承担；大兴公司是将场地及机械设备租赁给黎红亮为法定代表人的岳阳市兴宁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公司）经营，不是给黎红亮个人承包经营，大兴公司与兴宁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仅仅1份，一审法院认定大兴公司提交了2份《承包合同》，其中一份没有加盖了兴宁公司公章，另一份加盖了兴宁公司公章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黎红亮承包经营大兴公司期间与杨松德签订了氯化铵买卖协议错误；一审判决没有明确杨松德汇款的对象是黎红亮还是大兴公司，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黎红亮承包经营大兴公司，对外的经营活动应认定为大兴公司的行为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大兴公司于2010年3月21日至2015年3月1日止承包给黎红亮经营，大兴公司按其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收取了承包经营管理费用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杨松德与黎红亮之间系买卖合同纠纷错误。3、大兴公司租赁给以黎红亮为法定代表人的兴宁公司，后由黎红亮为法定代表人的岳阳市五洋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洋公司）承租，以五洋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定黎红亮个人与大兴公司之间系承包关系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黎红亮既不是大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大兴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的规定错误；2、杨松德与黎红亮之间明为买卖关系，实为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并无真实的买卖交易行为，一审法院以买卖纠纷确定大兴公司承担该个人借款责任错误；3、杨松德与黎红亮之间所谓买卖协议中，加盖的公章系黎红亮个人伪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的规定，大兴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松德的诉讼请求。
杨松德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一审判决证据认定正确。大兴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两份《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其中一份合同加盖了兴宁公司公章，却不能提供原件，黎红亮证实，兴宁公司公章是黎红亮为了使广州天鹅农资公司的一笔货款打入兴宁公司而私自加盖的，兴宁公司不是承包合同主体。另一份合同没有加盖兴宁公司公章，大兴公司拒不提交原件，签订该《承包合同》的双方为大兴公司和黎红亮。2011年7月26日兴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成了陈绍海。2012年大兴公司与杨松德签订《协议》、出具《收条》时，黎红亮既不是兴宁公司股东，也不是兴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协议》、《收条》不是兴宁公司签订和出具的。杨松德通过银行转账和交付现金向大兴公司共支付了24万元货款，此款由大兴公司承包人黎红亮收取后，再转入大兴公司账户，一审认定大兴公司收到杨松德货款24万元正确。杨松德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黎红亮的名片载明，黎红亮为大兴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地址、联系方式与大兴公司一致，出具《收条》的信纸抬头也是大兴公司的名称，因此，黎红亮是以大兴公司为主体开展民事活动的。且一审中大兴公司承认黎红亮向其支付了承包费。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大兴公司与杨松德签订购买氯化铵协议，预付了货款，大兴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不影响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3、一审判决对大兴公司与黎红亮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正确。《承包合同》的甲方是大兴公司，乙方是黎红亮，合同也是黎红亮本人所签，承包合同的主体是大兴公司和黎红亮，不是兴宁公司和五洋公司。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黎红亮属于大兴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大兴公司承包给黎红亮经营，应视为对黎红亮的概括授权，改变的只是大兴公司的内部经营方式，大兴公司的主体资格并没有丧失，黎红亮代表大兴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违约责任应由大兴公司承担。2、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大兴公司提交的《承包合同》上加盖的编号为5810XX的大兴公司合同专用章也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大兴公司认可是该公司的公章，难道该公章是大兴公伪造的。请求驳回大兴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益阳中院二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21日大兴公司作为甲方（发包方）与黎红亮作为乙方（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将大兴公司承包给黎红亮经营，承包期限为五年，自2010年3月21日至2015年3月1日止，合同并对承包费用、资产移交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大兴公司在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了编号为5810XX的合同专用章，黎红亮在合同尾部乙方处签了名。合同签订后，黎红亮以大兴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按承包合同约定向大兴公司交纳了承包费。
益阳中院二审另查明，黎红亮在承包经营大兴公司期间为使广州天鹅农资公司的一笔货款转入兴宁公司账户而私自在大兴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上加盖了兴宁公司公章，并向大兴公司提交了加盖兴宁公司公章的《承包合同》复印件1份。本案一审中，大兴公司向法院邮寄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两份《承包合同》复印件，只是其中一份合同尾部乙方处为黎红亮签名，另一份合同尾部乙方处为黎红亮签名并加盖了兴宁公司公章。一审庭审中，大兴公司只将该有兴宁公司公章的《承包合同》复印件作为证据予以举证（大兴公司在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的合同专用章编号为5810XX），证明大兴公司与兴宁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且约定的是将大兴公司租赁给兴宁公司，而非承包给兴宁公司。一审法院责令其提供该《承包合同》的原件，大型公司称其原件已丢失。同时，大兴公司将与黎红亮个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收回，不作证据提交，对此，一审法院在该《承包合同》复印件上作了以下批注：“此件系第一被告（大兴公司）作证据邮寄而来，但在开庭时又不作证据举出，黎红亮证实该合同为原始所签合同，特此说明，主审人：孙文德，2012.8.1”。并将该批注的《承包合同》入卷。
益阳中院还查明，大兴公司在与黎红亮签订《承包合同》适用的编号为5810XX的合同专用章，未在岳阳市公安局印章管理中心备案，但大兴公司认可其公司公章。2014年6月20日黎红亮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湘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益阳中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益阳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大兴公司是承包给了黎红亮个人经营还是租赁给了兴宁公司经营；二、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借款合同纠纷；三、杨松德的贷款及利息应由大兴公司清偿还是黎红亮清偿。
一、关于大兴公司是承包给了黎红亮个人经营还是租赁给了兴宁公司经营的问题。2010年3月21日大兴公司与黎红亮签订《承包合同》，将大兴公司承包给黎红亮经营，大兴公司在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了编号为5810XX的合同专用章，黎红亮在合同尾部乙方处签了名。大兴公司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两份《承包合同》复印件，只是其中一份合同尾部乙方处为黎红亮签名，另一份合同尾部乙方处为黎红亮签名并加盖了兴宁公司公章。一审庭审中，大兴公司只将加盖有兴宁公司公章的《承包合同》复印件作为证据予以举证，证明大兴公司与兴宁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将大兴公司租赁给兴宁公司经营，而非承包给兴宁公司经营。一审法院责令其提供该《承包合同》的原件，大兴公司称其原件已丢失。同时，大兴公司将只有黎红亮签名的《承包合同》收回，不作为证据提交，对此，一审法院在该《承包合同》复印件上，就大兴公司将该证据提交、收回等情况作出说明后入卷。又黎红亮陈述，大兴公司是承包给黎红亮个人生产经营。之所以出现加盖了兴宁公司公章的《承包合同》复印件，是黎红亮为了使广州天鹅农资公司的一笔货款转入兴宁公司账户而私自加盖的。本案二审中，杨松德将在一审法院调取的大兴公司与黎红亮签订的《承包合同》予以举证，大兴公司对此不予质证，并称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过该证据，且拒不提供该证据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入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应当认定大兴公司是承包给了黎红亮生产经营。大兴公司一方面不认可与黎红亮签订的《承包合同》，另一方面又将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合同尾部乙方另加盖有兴宁公司公章的该《承包合同》复印件予以举证，以证明大兴公司与兴宁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却又主观地将该合同称为租赁合同，其目的是将承包关系，曲解为租赁关系，将承包给黎红亮，曲解为租赁给了兴宁公司，以规避法律责任。
二、关于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借款合同纠纷的问题。2012年7月6日大兴公司与杨松德签订《协议》约定，由杨松德支付冬储款24万元给大兴公司（购氯化铵），此款必须在2012年11月30日到位，否则由杨松德支付违约金1.5万元给大兴公司。在杨松德交付货款后，2012年8月23日大兴公司向杨松德出具了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杨松德交来冬储氯化铵款，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元整。上述协议、收据明确载明，是杨松德向大兴公司购买氯化铵而向其支付的购货款，大兴公司收到杨松德的是冬储氯化铵款，并无借款内容的记载。故应认定杨松德与大兴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纠纷。
三、关于杨松德的货款及利息应由大兴公司清偿还是黎红亮清偿的问题。
黎红亮承包大兴公司以后，大兴公司将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交付给了黎红亮，黎红亮对外以大兴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发展营销业务，其企业的名称、性质、生产经营场所、条件以及经营范围均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承包经营方式。承包期间，大兴公司按《承包合同》约定向黎红亮收取了承包费。虽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承包期间所有纠纷的责任均由黎红亮负责，大兴公司概不负责。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约定只约束大兴公司与黎红亮。本案中，大兴公司是对外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且杨松德与大兴公司签订的购货协议、支付货款的收据均加盖了大兴公司公章。基于大兴公司与黎红亮存在承包关系，杨松德有理由相信黎红亮的行为，是代表大兴公司的行为。不论协议、收据上加盖的大兴公司的公章是否系黎红亮伪造，都应认定为大兴公司与杨松德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大兴公司应当承担黎红亮承包经营期间对杨松德产生的债务，大兴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依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向黎红亮追偿。大兴公司上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大兴公司不承担责任。该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章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适用该法律规定，本案是在大兴公司承包给黎红亮生产经营期间给被害人杨松德造成的经济损失，且杨松德支付的购买氯化铵的货款，直接用于了大兴公司的生产经营。该规定第五条规范的不是承包经营期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既使适用本案，黎红亮在大兴公司生产经常场所、以大兴公司的机器设备、以大兴公司的名义对外生产经营，大兴公司也存在明显过错，依法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杨松德的货款及利息应由大兴公司清偿。
综上所述，大兴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17元，由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再审申请人大兴公司不服，向省高院提出申诉，主要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款规定，申请再审人有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并骗取管辖权，应当再审。经本案代理律师对在监狱服刑的黎红亮进行调查，对本案原审三份证据“约定管辖协议”、“氯化铵冬储协议”及“收条”进行核实。黎红亮陈述2013年5月9日被申请人起诉前了解到申请人因征收有一笔征收补偿款，而黎红亮没有偿还能力。同时杨松德称在南县法院有熟人，可以让黎红亮不承担责任。于是串通补签了三份协议，并加盖了假公章。而南县法院和益阳中院果真完全按照被申请人的意思判决申请人承担责任。而真正的借款人则不承担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十）款之规定，未经传票传唤，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缺席判决的，程序违法，应当再审。黎红亮因服刑无法到庭参加诉讼，益阳中院据此缺席判决程序违法。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二）款之规定，（一）二审认定公司承包事实认定错误。原审认定承包的事实证据不足。以下事实足以否定系公司承包，而是场所、机械设备租赁。1、一、二审法院将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加盖兴宁公司印章的承包合同不予认定，而将未作证据使用的承包合同（未加盖兴宁公司印章的承包合同）予以认定，属于无中生有的事实。2、该承包合同在二审中黎红亮伪造企业印章罪侦破后，黎红亮及相关证人均证明兴宁公司与再审申请人之间是场地、设备租赁关系，而非公司承包关系。3、再审申请人并未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印章等代表申请再审人法人身份的证照交付兴宁公司、五洋公司和黎红亮个人使用。4、申请再审人从未允许黎红亮以大兴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黎红亮自己也承认对外是以兴宁公司名义和个人名义开展经营活动。（二）根据对黎红亮的调查，其在伪造企业印章罪一案侦查前南县法院的一份调查笔录及起诉前黎红亮与被申请人串通伪造的协议及收条等证据，在其刑事案件被侦破后，黎红亮均承认是假的或事后伪造的，因此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依法不应采信。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请求：一、依法撤销南县人民法院（2013）南法民二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和益阳中院（2013）益民二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三、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杨松德答辩称：一、大兴公司是承包给了黎红亮个人生产经营，本案杨松德支付的货款及利息应由大兴公司返还。原审证据能够证明大兴公司是承包给了黎红亮个人生产经营，大兴公司曲解为租赁，是想规避法律责任。二、大兴公司与杨松德之间的纠纷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有协议约定。三、杨松德的货款及利息应由大兴公司清偿。基于大兴公司与黎红亮的承包关系，杨松德有理由相信黎红亮的行为是代表大兴公司的行为，不论协议、收据上的大兴公司的公章是否系黎红亮伪造，都应认定大兴公司与黎红亮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大兴公司应当承担黎红亮承包期间对杨松德产生的债务。请求驳回大兴公司的诉讼请求。
再审中，为支持自己的再审请求，再审申请人大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四份新证据：
第一份证据，黎红亮的调查笔录、协议二份。证明目的：杨松德在了解到黎红亮没有偿还能力，而大兴公司有征收拆迁款，为此，起诉前双方合谋签订多份买卖合同，由黎红亮出具收条，加盖伪造的大兴公司印章；杨松德与黎红亮之间并非买卖关系，实际上是民间借贷关系。
第二份证据，询问笔录。证明目的：没有将大兴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等交付兴宁公司、五洋公司、黎红亮个人使用，没有以大兴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大兴公司与黎红亮之间是租赁关系。
第三份证据，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目的：黎红亮在与他人发生借贷关系无力偿还情况下，黎红亮伪造大兴公司印章，加盖到合同、收条上，所有欠款应由其个人偿还，与大兴公司无关。
第四份证据，民事判决书（2014）楼民一初字第618号。证明目的：大兴化工与兴宁公司、五洋公司、黎红亮之间为租赁法律关系。
被申请人杨松德对再审申请人大兴公司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
第一份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黎红亮的陈述在一审南县法官的询问笔录还有湘阴检察院检察官的笔录，陈述与本案代理人的询问笔录是相互矛盾的，为什么黎红亮对法官的陈述是假的，对代理人的陈述是真的呢。我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以南县法院法官的调查为准。最初的调查真实性最高。本案一审当中，申请再审以黎红亮伪造公司印章，申请中止审理，公安机关在侦查了两个月的时间，后来黎红亮的口供变了，应以法官的调查笔录为准。
第二份证据，合法性无异议。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大兴公司与黎红亮是租赁关系。黎红亮与大兴公司是租赁还是承包，我们应以本案的事实与证据判断。大兴公司收取了黎红亮的承包费140多万元。而且在该份承包合同里面约定，由黎红亮缴纳了这个费用。黎红亮在承包经营大兴公司中，大兴公司没有变更工商登记，而黎红亮在大兴公司的经营场所，对外还是以大兴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的。
第三份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并没有提到黎红亮与他人发生借贷关系无力偿还的事实。只能证明印章是黎红亮私刻的。
第四份证据，这份判决书我们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否是生效的判决书。即使判决书是真实的，也发生了法律效力，对本案没有约束力，本案再审的是中级人民法院，而判决书是区法院的。该份判决不能作为处理的依据。
再审申请人针对大兴公司的质证意见作出补充说明：第一，关于南县法院的调查笔录，发生在案情侦破之前，讲的都是假话，侦破以后交代的才是真实情况。第二，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生效的判决书包括刑事判决书，提交的新证据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
本院再审中对大兴公司提交的对黎红亮的调查笔录进行了核实，经对黎红亮进行询问，其陈述与杨松德的《协议》、收条等都是事后补写的，因其无大兴公司的公章，加盖的是私刻的公章，杨松德对此知情。之所以补写是因为杨松德担心黎红亮没有偿还能力才要黎红亮以大兴公司名义签订《协议》和出具收条。该陈述与调查笔录中黎红亮的陈述一致。
本院认证认为，上述四份证据能够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其证明目的可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
综合相关证据，本院再审另查明，2010年3月21日，黎红亮与大兴公司签订的是名为承包实为租赁的《承包合同》，大兴公司并未移交行政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印鉴，仅将场地设备租赁给了黎红亮。黎红亮是以兴宁公司和五洋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杨松德是与黎红亮个人之间发生的货款往来，其购货款也是汇至黎红亮的个人账户。黎红亮两次陈述他没有以大兴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2012年7月6日的购买氯化铵《协议》和2012年8月23日的收据都是事后补写的，并加盖了黎红亮私刻的大兴公司合同章。杨松德知道该合同章是黎红亮私刻的。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大兴公司与黎红亮个人是租赁经营关系还是承包经营关系；二、黎红亮在本案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返还购货款的责任应由大兴公司承担还是黎红亮个人承担。
关于焦点一：根据现有证据：1、湘阴县法院（2014）湘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黎红亮采取个人租赁承包的方式租赁大兴公司厂房、设备。大兴公司并未移交行政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印鉴，仅将场地设备租赁给了黎红亮。黎红亮是以兴宁公司和五洋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2、黎红亮原合伙人周四清等人在检察机关询问中证实是个人租赁经营，大兴公司均未移交公司的行政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印鉴，仅将场地设备租赁给了黎红亮。3、岳阳市岳阳楼区法院（2014）楼民一初字第618号生效民事判决对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定。因此，原审法院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黎红亮是以大兴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且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租赁事实的情况下，仍然认定黎红亮与大兴公司是承包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黎红亮与大兴公司仅是租赁关系，黎红亮没有代理权。那么，关键看是否有理由让杨松德相信黎红亮有代理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黎红亮是以大兴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杨松德称看了黎红亮与大兴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才相信黎红亮是承包经营。而该《承包合同》上加盖的大兴公司合同专用章与黎红亮以大兴公司名义与杨松德签订的《协议》以及出具的收条上加盖的大兴公司合同专用章肉眼能够看出有明显差异。而黎红亮陈述的事实是购买氯化铵《协议》和收条都是事后补写的，并加盖了黎红亮私刻的大兴公司合同章。杨松德知道该合同章是黎红亮私刻的。杨松德的购货款也是汇至黎红亮个人账户，未汇入大兴公司账户。这与杨松德是冲着大兴公司才交易的陈述相矛盾。结合前述分析，黎红亮作出的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更为可信。因此，应认定杨松德对黎红亮没有代理权是明知的，黎红亮在本案中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因此，涉案的购买氯化铵《协议》应视为杨松德与黎红亮个人签订。返还购货款的责任应由黎红亮个人承担。
综上，再审申请人关于大兴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2013）南法民二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和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益法民二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杨松德与黎红亮签订的《购买氯化铵协议》；
三、由黎红亮返还给杨松德购货款240000元，支付利息21152元，两项合计261152元（利息已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3年5月9日止，后期利息按双方约定月息1.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此款限黎红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湖南岳阳大兴化工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
本案一审受理费5217元，二审受理费5217元，共计10434元，由黎红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雅
审判员 肖志维
审判员 龙新国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 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