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沙行初字第30号
原告大连安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
法定代表人刘建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康波，辽宁杰仕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康振宇，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于建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耿洪涛，该局工伤处副处长，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代理人徐景元，该局工伤处科员，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三人宋雨珊，住辽宁省普兰店市。
原告大连安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鑫公司）诉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第三人宋雨珊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4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康波，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耿洪涛、徐景元，第三人宋雨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40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2年6月21日受理宋雨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10年11月27日，宋雨珊下班途中乘21路公交车，在车上因该车躲避车辆踩刹车将其晃伤。致双膝、右小腿受伤。宋雨珊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认定为工伤。
原告安鑫公司诉称，2010年4月20日，第三人到原告处应聘工作。2014年4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三人在原告处担任经纪人职务，劳动合同期限自2010年4月25日至2010年11月25日，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0年11月25日，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双方办理了工资结算手续，也均无续签的意思表示。第三人自此也再未到原告处上班工作。2012年4月，第三人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确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该案经仲裁部门及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第三人据此向被告申请认定工伤。2014年4月4日，被告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205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遂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撤销该认定决定书。2014年12月8日，被告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40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再次以相同事实与理由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另外，第三人申请认定工伤已超过法定的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限。基于上述事实，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40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作出对于第三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员工信息登记表，用以证明劳动期限是2010年4月25日至2010年11月25日；2、考勤记录，用以证明2010年11月24日后第三人没有上班的事实；3、劳动仲裁庭审笔录，用以证明第三人承认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4、大劳人仲裁字（2012）第268号仲裁裁决书、（2012）西民初字第1640号民事判决书、（2013）大民五终字第1126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生效法律文书中未写明2010年11月27日第三人上班；5、中介服务协议书，用以证明第三人使用伪造协议书的事实；6、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205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曾作出过工伤认定行政行为；7、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40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8、针对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2056号工伤认定决定诉讼中被告提交的证据清单，用以证明第三人此前并未提供线路图和房产证；9、大连市交通局官方网站的职能简介，用以证明大连市交通局没有认定交通事故的职能。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5年1月7日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586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我局具有认定第三人宋雨珊是否构成工伤的法定职权。2010年11月27日，宋雨珊在下班途中乘21路公交车，在车上因该车躲避车辆踩刹车将其晃伤。2011年9月22日，宋雨珊到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经补正材料后，我局于2012年6月21日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2012年7月16日，由于用人单位和宋雨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纠纷，我局对宋雨珊出具《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2013年10月8日宋雨珊提供西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10月9日，我局作出《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告知用人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进行举证。2013年10月9日，用人单位签收了《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2014年1月2日，用人单位返回举证材料。2014年4月4日，我局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2056号）。用人单位不服，上诉至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我局撤销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2056号），并收集、补正相关材料。材料补正后，我局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大人社工伤人字第2014053号）。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40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205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第一次作出的行政行为已自行撤销；2、工伤认定申请表，用以证明第三人陈述其劳动关系及受伤的事实；3、急诊、病案资料，用以证明第三人伤情；4、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汽车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第三人受伤情况和原因；5、路线图，房产证，用以证明第三人是在下班回家途中受伤；6、私营企业注册内容查询卡，用以证明用人单位即原告基本情况；7、工作记录照片，用以证明第三人于2010年11月27日上班的事实；8、劳动合同、大劳人仲裁字（2012）第268号仲裁裁决书、（2012）西民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书、（2013）大民五终字第1126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9、原告提供的宋雨珊情况说明、考勤规定、明细、中介服务协议、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原告的举证答复；10、职工伤亡事故调查笔录（刘桂芳、高云、于晓铭、宋雨珊），用以证明被告依法调查后认定的事实；11、被告向大连市交通局发函（大人社函（2014）81号），请求大连市交通局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对公交事故予以确认；12、关于对“大人社函（2014）81号”的复函，用以证明大连市交通局对公交车事故进行的相应说明；13、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40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调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14、工伤认定申请表、补正材料通知书、受理通知书、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执，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还提供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辽人社（2013）172号《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一条作为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第三人宋雨珊述称，被告认定的事实正确，我于2010年11月27日在下班途中在公交车上受伤，应认定为工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辽审四民申字第895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第三人于2010年11月25日后仍在原告单位工作，并已认定中介服务协议及工作记录照片证据效力。
在法庭审查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认为：工伤认定申请显示时间多处不一致，且第三人申请超过了法定申请期限，被告予以受理违反法定程序；宋雨珊急诊、病案资料中记载第三人的工作单位和职业均是“无”；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汽车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出具的证明只是对事情经过的陈述，没有对责任进行划分，不具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效力；宋雨珊提供的路线图、房产证是复印件且是在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工作记录照片不具有真实性，无法证实2010年11月27日第三人是否上班；生效法律文书亦没有认定2010年11月27日第三人是否上班；被告所制作的调查笔录均违法，不具有合法的证据效力；被告的发函及大连市交通局的回函均不能等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效力；被告重新启动调查程序违法。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6、7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劳动关系已经确认，考勤记录是由原告单方制作提供不具有真实性；中介服务协议证明第三人2010年11月27日上班；大连市交通局作为主管部门具有作出认定的职权。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6、7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已经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劳动关系，无需再陈述，且考勤记录是原告自行制作，系伪造，房地产中介行业周末是不允许休息的；劳动仲裁庭审笔录不具有效力，原告对仲裁结果进行了诉讼。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2010年11月27日第三人上班。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经法庭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未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证据2系原告方自行制作，第三人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与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均与本案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第三人宋雨珊于2010年4月20日到原告处工作，担任经纪人职务。2010年11月27日，宋雨珊下班途中乘21路公交车，在车上因该车躲避车辆踩刹车将宋雨珊晃倒，致双膝、右小腿受伤。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右膝外侧半月板损伤，右侧腓骨小头及右侧胫骨近端骨挫伤，左侧膝关节腔内及髌上囊积液。2011年9月22日，宋雨珊向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日，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宋雨珊于2011年12月22日前补正“劳动合同、公交集团证明、双方赔偿协议”，并告知补正材料后可以再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1年12月23日宋雨珊再次提交工伤认定申请，2012年3月26日市人社局再次作出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宋雨珊于2012年6月22日前补正“劳动合同、公交集团证明”，并于2012年7月16日以宋雨珊与安鑫公司的劳动关系纠纷案在诉讼中为由，作出工伤认定程序中止通知书。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后，2013年10月9日，市人社局向安鑫公司送达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安鑫公司答复及举证未被市人社局采信。市人社局经对宋雨珊及其同事刘桂芳、于晓铭、高云进行调查，及根据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汽车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出具的事故证明，市人社局作出大人社工伤认字第2012056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宋雨珊构成工伤。安鑫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中，市人社局以“发现相关部门未对此事故的性质和责任予以明确”为由撤销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安鑫公司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准予安鑫公司撤回起诉。市人社局对宋雨珊是否构成工伤继续进行补充调查。2014年10月15日，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汽车三分公司、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汽车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共同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2010年11月27日18：50分乘客宋雨珊女士乘坐公交集团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21路公交车在金三角车站要下车时因司机踩刹车被晃伤。因在车内受伤，不属于交通事故，交通队不能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乘客是在公交车内受伤，公交集团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承担部分责任。2014年11月5日，市人社局向大连市交通局发出《关于出具公交车内事故证明的函》，主要内容为：我局在审核工伤案件时，遇到职工乘坐公交车上下班途中，由于公交车躲避车辆或行人等原因，导致乘车人受伤。由于公交车内发生事故伤害，交警部门不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且交通局下属的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行政机关，其出具的情况证明无法律效力，不能作为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请交通局作为主管行政部门，对此类事故进行确认。2014年11月18日，大连市交通局复函，主要内容为：经核实，公交集团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2010年11月对乘客宋雨珊女士公交车内受伤承担部分责任情况属实。据此，市人社局于2014年12月8日再次作出工伤认定，认定宋雨珊所受事故伤害构成工伤。
另查，2012年2月13日，宋雨珊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于2012年3月13日撤回仲裁申请。2012年4月25日，宋雨珊再次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仲裁申请，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6月6日作出大劳人仲裁字（2012）第26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宋雨珊与安鑫公司自2010年4月20日至2012年4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安鑫公司不服，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0日作出（2012）西民初字第164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宋雨珊提供的“中介服务协议、照片、录音材料可以形成证据链”，判决确认安鑫公司与宋雨珊之间自2010年4月20日至2012年4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安鑫公司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5日作出（2013）大民五终字第112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安鑫公司提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2014）辽审四民申字第89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安鑫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被告市人社局是劳动行政部门，具有对管辖区域内发生的伤害是否是工伤作出认定的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即应同时满足“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两个基本法律要素。本案中，原告安鑫公司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第三人宋雨珊构成工伤的行政行为，在受理申请、事实认定、认定程序上存有多处异议。第一，关于第三人宋雨珊2010年11月27日是否上班一节，虽然原告否认与宋雨珊之间在事故发生日存在劳动关系，但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至2012年4月25日终止，且在生效法律文书中均认定了“中介服务协议”、“照片”的证据效力，并据此证据确定劳动关系的事实，照片显示，宋雨珊于2010年11月27日上班的工作记录。故对于原告提出的与宋雨珊不存在劳动关系、事故发生当日宋雨珊未上班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第三人宋雨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一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告安鑫公司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三人宋雨珊于2011年9月22日向被告市人社局首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距事故发生日即2010年11月27日未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期限，因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而原告安鑫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宋雨珊存在劳动争议，补正材料期间以及安鑫公司与宋雨珊就确认劳动关系提起仲裁、诉讼期间均不属于职工自身原因耽误申请时间的情形，宋雨珊再次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造成申请期限延误的后果不应由宋雨珊本人承担。故对原告提出的第三人宋雨珊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合法一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被告在首次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认为在其工伤认定中关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取证存在欠妥，只取得了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汽车三分公司华东路客运站出具的证明，该公司并非是有权机构，亦未对事故的性质和责任予以明确。故被告进行了自行纠错，撤销了原工伤认定决定，重新进行补充调查。在补充调查中，被告通过发函取得了大连市交通局作出的关于宋雨珊乘坐公交车受伤的证明材料，并据此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被告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存在的情况下，其根据大连市交通局的证明材料对宋雨珊发生事故的事实作出认定，并无不当，不属于原告提出的“再次以相同事实与理由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的情形。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被告提供的证据，对此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原告提出的没有交警部门责任认定书就不能认定交通事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认定工伤程序超过60日的主张，因认定过程中原告与宋雨珊进行了确认劳动关系的民事诉讼，被告作出中止工伤认定程序，中止的期限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期限内，故对原告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在被告进行工伤认定调查过程中，确实存在制作调查笔录时未记载告知被调查人执法人员情况、受理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日期与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受理日期书写不一致等程序轻微违法问题，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必然产生工伤认定行政行为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的认定宋雨珊所受伤害为工伤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晓宇
审判员 王大宁
审判员 陈莹莹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 丹
附相关法律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375号令）
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