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晋民初字第2839号
原告福州金印印刷有限公司，住�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法定代表人陈剑云，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建德，男，该公司职员。
被告福州健兴印刷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法定代表人王东军，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世飞，男，该公司职员。
原告福州金印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印公司”）诉被告福州健兴印刷公司（以下简称“健兴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建德，被告健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东军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曾依法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7月9日签订了一份《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原告分别于2011年3月23日、4月26日、5月28日以及2012年1月21日、4月22日、6月26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军的尾数为6323的建设银行卡支付电费208元、248元、220元、215元、75元、131元，合计1097元。被告拒绝主动提供税务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借此声明，愿意另行向被告支付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支出部分税款。此前原告曾于2010年起诉被告开具发票，案号为（2010）晋民初字第2240号，但是被驳回诉讼请求。后原告上诉，（2011）榕民终字第421号民事判决书、（2012）闽民申字第1034号民事裁定书一概驳回原告的上诉、再审申请。原告收到（2012）闽民申字第1034号民事裁定书后，立即向晋安区国税局实名举报被告偷漏税行为。被告将上述三级法院判决书交给晋安区国税局，但晋安区国税局不予理会，责令被告开具发票，被告遂于2011年12月29日向原告代理人李建德提供了四份电费发票。被告自认为手中有了（2012）榕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合同追认无效”这根稻草，拒绝承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被迫提供的四份电费发票的购货单位名称仍为李建德，但这些发票原告不能作为成本入账。（2012）榕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虽驳回了原告的申诉，但李建德提出异议，故（2013）闽民监字第5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2010）晋民初字第1194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1097元的用电费发票（能做账即可，不限发票形式）；2、判令被告于2011年12月29日提供的四份发票购货单位名称应当更改为“福州金印印刷有限公司”；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将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更名的发票变更为两份，并进一步明确该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针对其2011年12月29日开具的发票号码为No.00661384、No.00661385、价税合计金额均为9900元、购货单位名称为“李建德”的福�增值税普通发票，重新向原告开具两份价税合计金额均为9900元、购货单位名称为“福州金印印刷有限公司”的发票。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明资料：
1、《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份；2、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六份；3、（2012）闽民申字第103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4、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二份（No.00661384、No.00661385）；5、（2013）闽民监字第59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
被告辩称：李建德曾以原告职员的身份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军商谈用电及合同事宜，王东军亦于2007年7月11日收取了李建德交来的“电表使用安装费用补偿费”8000元中的第一笔预交款2000元并出具了收条。但此后双方正式签订协议时，由李建德拟稿打印并提供的合同文本中乙方变为了“李建德”，被告认为原告与李建德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合同当事人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于2007年7月与李建德签订了《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故该协议的当事人系被告与李建德。而且签订协议后，李建德分二次支付了剩余的“电表使用安装费用补偿费”6000元，被告出具的收据均写明收到李建德的款项，因此被告在第一张收条中所写的“金印公司”四个字并不能改变合同当事人的身份。此后，李建德拖欠五千余元电费，直至2010年2月被告向其催讨欠费时，李建德却以金印公司名义恶人先告状。（2010）晋民初第1194号案件中，李建德提供的《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复印件，在右下方李建德名字旁加盖了一枚金印公司公章，并将该份加盖了金印公司公章的协议作为（2010）晋民初字第1909号案件的证据。当前述两案被驳回起诉后，李建德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即（2011）晋民初字第743号案件，且竟然在《电业局电表容量部�使用权变更协议》右下角擅自添加了金印公司公章和“本公司追认上述协议2007.7.12”的文字，试图以追认的方式将该协议的乙方由李建德变为金印公司。因李建德并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签订协议三年后单方自说自话地“追认”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的乙方不是金印公司，而是李建德。此外，（2013）闽民监字第59号民事裁定书并非针对（2010）晋民初字第2240号案件，而是针对（2010）晋民初字第1194号案件，目前（2010）晋民初字第1194号案已经被省法院指令再审。省法院针对（2010）晋民初字第2240号案件作出的是（2012）闽民申字第1034号民事裁定书。被告与李建德之间是代收代缴电费关系。经向税务部门了解，电业局向被告开具发票后，被告可不用向分用电人开具发票。被告开具的2011年12月29日的四份发票系晋安区国税局为平息李建德多次信访、闹访于2012年11月30日在该局监察室主任等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由王东军当场交付给李建德的，李建德未表示异议，其当场收下发票并书写了收条、摁了手印，随后李建德声称其钱带得不够，只交给王东军发票中“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款项648.40元中的380元，李建德出具字据确认尚差268.40元。因此，李建德现在提出将发票的购货单位名称更改为金印公司是无理的，且被告从未与金印公司发生过账务上、合同上、业务上的往来，本案与金印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明资料：
1、《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一份；2、收条复印件三份；3、李建德擅自更改的合同三份、（2011）晋民初74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4、李建德出具的收条及欠条各一份。
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0）晋民初字第1194号案件的原�起诉状、（2012）榕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2013）闽民提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2010）晋民初字第2240号民事判决书、（2011）榕民终字第421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
经法庭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明资料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上述材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2007年7月9日，被告（甲方）与李建德（乙方）签订一份《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其中约定：甲方同意由乙方向甲方支付8000元人民币，作为补偿甲方前期安装电表一次性投资；为此乙方得到，通过甲方所使用电业局电表容量三分之一供电使用权。协议签订后，李建德向被告支付了8000元，原告开始使用被告分流出的电容量。
2011年3月23日、4月26日、5月28日以及2012年1月21�、4月22日、6月26日，李建德通过转账方式分别向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军的尾数为6323的建设银行卡支付电费208元、248元、220元、215元、75元、131元，合计1097元。
2011年12月29日，被告应晋安区国税局要求向李建德开具了四份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号码为No.00661384、No.00661385、No.00661386的发票价税合计金额均为9900元；号码为No.00661387的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为7492.84元），发票购货单位名称均为“李建德”，货物名称均为“电费”。次日，李建德向被告出具一份内容为“李建德于2012年11月30日在晋安区国税局收到健兴印刷公司提供的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661384、661385、661386、661387共肆份”的收条。被告法定代表人王东军亦同时出具一份内容为“收到李建德交来电费发票37192.84元（由2007.7至2011年12月30日止）中‘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部分计人民币陆佰肆拾捌元肆角正（648.40）”的收条，李建德在该收条下方确认“实收叁佰捌拾元整，差贰佰陆拾捌元肆角整”。
2013年10月12日，原告诉至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提供的《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右下方添加了“本公司追认上述协议2007.7.12”的文字并加盖了原告公章。
另查，2010年2月，被告要求李建德补交所欠电费未果，曾停止供电。同年3月，原告以被告停止供电致其停产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及其员工张世飞、林琼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停产损失等。2010年5月21日，本院作出（2010）晋民初字第1194号民事裁定，认为“协议上的甲、乙方当事人分别是李建德与被告福州健兴印刷公司，原告并非讼争协议上的一方当事人”，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榕民申字第44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后于2012年4月1日�出（2012）榕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驳回申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闽民监字第59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后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2013）闽民提字第122号民事裁定，认为“根据金印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和起诉提供的《电业局电表容量使用权变更协议》、健兴公司出具的收条等证据材料，本案系供用电合同纠纷。金印公司依据上述起诉证据，以其是李建德的委托人，其向健兴公司缴纳电费，健兴公司向其分流电表容量等为由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确认金印公司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的诉讼。李建德与金印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及金印公司与健兴公司间供用电关系等实体问题应在实体审理中解决……”，裁定：一、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院（2012）榕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2011）榕民申字第44号民事裁定和本院（2010）晋民初字第1194号民事裁定。二、该案指令本院进行审理。
2010年6月30日，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其提供共计29500元的用电交易发票。2010年7月8日，原告以被告自2010年2月3日开始切断了原告生产电源为由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强行停电行为违反了《电业局电表容量部分使用权变更协议》。本院于2010年12月16日作出（2010）晋民初字第224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2日作出（2011）榕民终字第4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提出申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2012）闽民申字第1034号民事裁定，认为“现有电表的户名是健兴公司，电业局根据户名向用户开具电业发票。经查�健兴公司本身只是用电单位，与其他人之间并不存在用电的销售关系，其仅是代收代缴电费，故健兴公司无权向金印公司开具电费发票。因此，金印公司要求健兴公司向其开具电业发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涉诉标的物为工业用电，且电表客观上分流接入金印公司，因此被告与李建德签订讼争协议时均知道实际用电人系金印公司而非李建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以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提字第122号生效裁定关于“金印公司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认定，可以确认原告金印公司系讼争协议的相对方，其诉讼主体适格。
涉讼电表户名为被告健兴公司，而电业局系根据户名向用户开具电业发票，被告本身作为用电单位，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用电的销售关系，其仅是代收代缴电费，故被告并不负有向原告开具电费发票的义务。虽然被告因故向李建德开具了发票，但据2012年11月30日王东军出具的下方载有李建德确认欠款268.40元内容的收条可知，被告所开具的四份电费发票中已含李建德于2011年3月23日、4月26日、5月28日转账的电费合计676元。此外，在当时原、被告双方已发生多起诉讼且被告否认金印公司系讼争协议相对方的情形下，原告代理人李建德仍接受被告开具的四份购货单位名称为“李建德”的电费发票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该行为应视为原告同意并接受上述发票。现原告要求被告以金印公司为购货单位�新开具发票，缺乏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福州金印印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福州金印印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文洁
人民陪审员 杨景明
人民陪审员 闫 军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 莉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