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114号
原告：朱建业，男，197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委托代理人：谢斐、刘胜文，分别系广东谢斐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
被告：叶东明，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被告：王丽丹，女，197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冬勤，广东登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嫦娟，广东登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建业诉被告叶东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据原告的申请追加王丽丹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建业及其委托代理人谢斐、刘胜文，被告叶东明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冬勤、郭嫦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建业诉称：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存款的形式贷给被告共计人民币48万元。被告仅归还原告1.8万元，在2012年3月18日给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明确表示尚欠款46.2万元，并承诺于2012年5月26日前将所借款项偿还原告。期限届满后，被告未如约还款。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欠款46.2万元，并从2012年5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清全部款项止）；2.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原告身份证；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户籍成员信息和户籍证明；3.欠条；4.建设银行转账凭条1张；5.工商银行转账汇款指令详细信息4份。
被告叶东明、王丽丹辩称：首先，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而非借款关系，所争议款项不属于借款而属于预收的运费。原、被告之间从2011年至2012年底均经营物流，原告经营隆进公司，公司股东为原告。从2011年至2012年，原告委托被告在澳门开办的UPS公司承运快件，因双方有大量的付款收货事实，因此并未明确清楚地对账，双方初步核对数额为42.6万元，后经被告详细核对，双方并无债权债务，但原告不同意交还欠条，且签订借条后原告继续委托澳门的DHL公司承运快件，并欠款36万元，因此本案款项并非欠款，且在出具欠条之时并无债权债务关系，此后原告仍欠付被告款项。原告及其代理人在详细陈述涉案欠条的形成过程及细节中，都将涉案款解释成预付款的性质。在原告提交的5份转账凭证中，有4份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并在这4份凭证的“自记用途”中标注为“还款”。本案的涉案款项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的预付运费，应从原告应付运费中抵扣。其次，被告出具欠据时对原告不存在46.2万元的债务，且后已以原告欠付的DHL运费全部抵扣完毕，原告对被告不享有任何债权。由于WorldwideParelDeliveryLimited（以下简称UPS）公司位于美国，其出具的收据往往之后四至六个月方可到达被告，故被告在2012年3月18日出具欠条时并未实际取得该4笔运费的UPS公司收款单据，致使被告并未就该四张单据与原告结算，被告在出具欠条时亦未将该4笔运费（约人民币50万元）从双方初步估算的预付款46.2万元中予以抵扣。最后，原告否认find＊＊＊＊@163.com系深圳市隆进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进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静的邮箱，否认被告与周静的邮件内容，却拒绝让周静出庭接受调查，法院应当采信被告的证据，认定find＊＊＊＊@163.com是周静的邮箱，认定原告通过隆进公司与被告发生业务来往以及双方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下单、对账。鉴于上述�由，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两被告就其答辩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商业登记资料；2.工商登记资料；3.UPS单据、货单及中文译本；4.原、被告来往邮件；5.隆进公司发货单；6.对账单、来往邮件；7.隆进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静与被告的往来邮件。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保全被告相当于价值50万的财产份额。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114-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告叶东明所有的位于中山市东区起湾道南华凯花园华曦阁＊幢＊＊［土地证号：国（2013）易21053**；房产证号：02130643＊＊］相当于价值50万元的产权份额。
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8日，被告叶东明出具一份欠条给原告，上载明“现我叶东明因工作需要收取朱建业交来预付人民币肆拾陆万贰仟元整（462000元）作为本人与澳门UPS公司合作的预付款之用，本人承诺朱建业的款项在伍月贰拾陆日前退还清（2012年5月26日前），超时间还款，本人将承担法律责任。欠款人：叶东明。”原告在诉状中主张欠条上的款项系因被告叶东明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48万元，后归还1.8万元，并在2012年3月18日给原告出具欠条，确认借款事实，并承诺了还款期限。原告对其主张提供了建设银行转账凭条1张和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查询记录4份，证明原告于2011年4月17日通过建设银行向被告叶东明转账15万元，通过工商银行分别于同年11月25日、12月13日、12月15日、12月15日分别向被告叶东明转账支付20万元、18万元、5万元、5万元，以上合计63万元，其中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的4笔转账记录“自记用途”栏注明用途为“还款”。原告在庭审中进一步说明2011年4月17日的款项系双方合作时向被�叶东明支付的诚意保证金，后4笔款项系借款，本案借款即后4笔款项系被告叶东明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的借款，后被告并未偿还借款，但在出具欠条时强行扣除了1.8万元，原告也只能视为被告还了1.8万元。被告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否认系借款，认为是双方业务合作的预付款。
因被告未依约还款，原告遂于2014年4月17日诉至本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本院关于借款具体事实的询问，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被告叶东明由于生意需要向原告借款，借款金额为63万元，第一笔为银行存款5万元，另有四笔转账合计58万元，原告在2011年共向被告支付63万元，被告称需与澳门的UPS公司合作，产生欠款，原被告为朋友关系，因此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借款后至2012年3月被告称生意亏损，无法还款，原告要求被告出具欠条，被告仅出具欠款46.2万元的欠条，借款后被告未还款，也未支付利息。原告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原、被告系认识几年的一般朋友关系，被告一直从事快递业务。2011年4月，原告与被告决定合作快递业务，并向被告叶东明交纳了15万元诚意金，双方具体合作模式为：如有客户委托原告托运货物，原告接单后再低价转委托给被告，并把需要托运的货物运送至中山市顺景花园，由被告负责运送至澳门，再发往目的地，原告从中赚取转运的差价。因为原告个人不能接单，所以对外以隆进货运代理公司名义接单，原告接单后先向被告询价，确定价格后原告收单、收款，然后把货物送至中山被告住所地处，至于何时将货款付给被告，代理人不清楚。双方业务合作期间从2011年4、5月至8、9月份，在此期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2011年11月，被告以其货物在澳门因欠运费和货款被扣，向原告提出借款50万�左右用于赎回货物，为便于以后合作，原告分四次向叶东明转账48万元，此后叶东明未再与原告有业务往来。2012年3月18日被告叶东明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扣除其中1.8万元后出具的欠条记载欠款金额为46.2万元；另外15万元诚意金因被告拒绝出具书面材料，所以原告起诉仅主张48万元。原告本人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原告与被告叶东明是认识5、6年的普通朋友，在2011年4、5月份，双方合作快递业务，被告在澳门的UPS公司以最低价承运原告方的货物，货物交给被告后被告把单据打印出来交给原告，之后货物由被告运走。双方是以个人名义合作，以电话方式沟通，偶尔用传真。原告给被告转账15万元作为诚意保证金，2011年9月开始合作，11月12日前交易均正常，到11月12日有运费及货值超过十几万元的货物被扣，客户要求原告拿货，原告催促被告尽快发货，但被告告诉原告货�由于欠货款被扣，要求原告转账50万元，于是原告按照要求转账，直到2012年3月18日，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借条，被告才出具了欠款为46.2万元的欠条，欠条内容都是被告自己书写的。
被告对本案款项的由来陈述：被告没有借过原告的钱，欠条是原告提供内容由被告抄写的。从2011年3月起，双方开始合作快递业务，由原告通过隆进公司委托被告在澳门开办的澎朔公司承运原告接收的快递，具体合作方式为：原告在深圳接单后将需要托运的货物运至中山交给被告，被告再通过澎朔公司在澳门转给实际承运人UPS公司（2012年3月后是DHL公司）运至目的地，双方在早期通过单据确认货物数量、重量、目的地等，后来用电子邮件形式确认，账单由被告用电子邮件发给原告。但到2011年底双方仍未明确对账，被告出具欠条时只是经大致对账。因为UPS公司的收据要滞后几个月，所以被告当时并不确定是否欠原告运费，但考虑到以后双方还要继续合作，可以在以后的业务往来中抵扣，所以签下欠条，注明是预付款，实际上2012年3月后的运费就是由欠条中提及的原告预付款抵扣的。但后来UPS公司又发回四张单据，被告才发现实际对原告没有欠款，便要求原告重新对账、继续向被告支付运费，但因协商不成，双方于2012年10月底11月初结束合作。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以及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与借款人就借贷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并实际交付借款时生效。从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的款项性质，对此评析如下：�先，涉案的欠条中对于原告所主张款项的性质表述为“与澳门UPS公司合作的‘预付款’”，而非通常情况下民间借贷常用的“借款”，按照原告的说法，涉案款项系与双方业务往来款无关的借款，那么按常理欠条中应该直接表述或至少应包含“借款”等类似的字眼，即使需要反映款项的形成原因，也应该在此之外明确款项的性质与借款有关，对此原告并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换句话说，欠条的内容并不能直接反映被告具有举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欠条中涉及的款项来源，原告提供的银行记录中，在款项用途栏原告自己注明系“还款”。原告作为成年人，具有多年的市场经营经验，理应明白“还款”和“借款”的区别，不可能犯把“借款给别人”的事实却表述为“还款”这种完全颠倒的低级错误，在原告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反而能够印证被告的说法。�次，在对借款事实的细节陈述上，原告代理人及其本人在诉状和三次庭审中，对于借款和还款金额、形成原因、性质等陈述，多次出现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且无法将涉案款项与双方业务往来款截然区分开来。反观被告的陈述和举证，其对涉案款项的性质系双方业务往来款的说法更合乎逻辑与情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在被告否认涉案款项系借款性质，而是双方的业务往来款，并就此举出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应对其主张的借贷合同成立且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纵观双方的陈述和举证，原告未能就其主张的款项性质系基于真实借贷意思而非双方业务往来的预付款的事实做出合理解释和提供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诉请，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建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974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合共1199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朱建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匡 勇
审判员 杨海芳
审判员 梁泳诗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