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2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粤秀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李志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天可。
委托代理人祝恬。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勇，男，1965年8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高东阳。
委托代理人金豪。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延恩，男，1981年7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代理人范毅强。
委托代理人邓翠薇。
上诉人佛山市粤秀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秀公司）、李志勇因与被上诉人陈延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3）佛城法民二初字第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粤秀公司、李志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延恩支付货款295992.50元以及利息（计算方法：按本金295992.5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3年5月1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延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90元，由粤秀公司、李志勇共同负担。
上诉人粤秀公司上诉提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未依职权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蔡某某追加为共同被告属程序错误，本案依法应追加蔡某某为共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本案中，陈延恩赖以向粤秀公司主张权利的两张《收条》的经手人均为蔡某某，而前述《收条》的内容并不能反映购货单位。在蔡某某开设的“裕升沙行”经营与粤秀公司同类业务的情况下，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蔡某某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依法应追加蔡某某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二、陈延恩明显主体不适格，原审忽略此重要细节导致判决错误。
1.从陈延恩在一审期间提供的《送货合同》上看，存在两个送货主体，分别为“（某源）佛山市禅城区某茂纺织品经销部”及“福建某源纺织品经销部”。而且，涉案《收条》上也只是载明“兹收到某茂对数单……”等字样。即使上述两个送货单位存在关联关系，该两个送货单位与陈延恩开办的个体户佛山市禅城区某茂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某茂经营部）亦不存在一致性，三者之间明显非同一主体。
2.陈延恩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送货合同》中载明的两个主体是同一关系，蔡某某签字确认的《收条》中所载明的“某茂”也不能直接认定就是某茂经营部。
三、原审认定《送货合同》与《收条》存在关联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送货合同》无任何收货签收证明，明显存在违反基本商业交易习惯的重大瑕疵，不具备证明真实送货、收货的证明力。
1.涉案《送货合同》共有6份，均无购货方的签名，而且，除了陈延恩的陈述外，无其他任何证据证实《送货合同》与《收条》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即《送货合同》项下货物就是《收条》中所载明的货物。然而，原审对此未作审查，迳行认定《送货合同》与《收条》存在对应关系，并以此作为论证基础，明显错误。《送货合同》与《收条》金额相同不足以认定二者存在对应关系。
2.按照日常商业习惯，送货方在收货人签收后方能视为送货完毕。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不要求收货方签收，放下货物即离开的可能，因为存在收货人否认已收货的风险。涉案《送货合同》均无收货方的签名或者盖章，不能确定存在真实的送货、收货行为。鉴于所有《送货合同》均无购货方签名或盖章，因此，即使《收条》是基于《送货合同》所形成，也不能证实《收条》项下货物的购货方是谁。
四、本案并无证据证实粤秀公司与陈延恩之间有任何的交易习惯，原审就此认定错误。原审认定“原告主张的交易方式符合原告和被告粤秀公司此前的交易习惯，也与粤秀公司加工厂的陈述相一致”，该认定无事实依据。陈延恩主张的交易方式与粤秀公司加工厂的陈述相一致，不足采信。而且，原审所认定的“符合原告和被告粤秀公司此前的交易习惯”中的“此前的交易习惯”不知源自何处。即使陈延恩提交的2012年度《送货合同》等属实，亦不能据此反映出上述交易习惯。
五、原审认定蔡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未据此明确代理对象，显然说理不通。构成表见代理存在如下3种情形：一是在行为人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构成表见代理，二是在行为人超越代理权的情况下构成表见代理，三是在行为人代理权终止后的情况下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蔡某某的行为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则要针对粤秀公司与佛山市禅城区某某纺织仓储服务部（以下简称某某服务部）分别予以考察，对粤秀公司是基于何种原因构成表见代理，对某某服务部又是基于何种原因构成表见代理。显然，原审笼统认定蔡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的具体对象不明确，逻辑上亦无法成立。粤秀公司认为，既然认定蔡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那么就应当可以确定代理对象，据此，陈延恩应当对蔡某某代理的对象分别起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一审过程中，陈延恩从未主张蔡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此前提下，原审直接援引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并判令粤秀公司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显然是滥用裁判权的行为。
六、原审认定粤秀公司与某某服务部构成人格混同，无法律依据，认定错误。截止目前，现行法律对公司人格混同的法律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3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只有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在具备法定条件时方可认定公司人格混同，并无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相关法律规定。
综上，粤秀公司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陈延恩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陈延恩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粤秀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1.《协议书》及《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监管业务三方协议》各一份（均为复印件，作为一组证据提交），拟证明粤秀公司积极提供资金由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办事处监管，并无拖欠应付货款的故意；
2.《确认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蔡某某确认户名为林贵翠的交通银行账户系其控制并用于对外经营，该账户是蔡某某用于与陈延恩进行交易的账户之一。
上诉人李志勇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2反映蔡某某控制他人账户并用于相关经营活动，现已查明蔡某某开办“裕升纱行”，陈延恩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粤秀公司存在买卖交易，有理由怀疑陈延恩主张的货物买卖是其与蔡某某之间发生的。
被上诉人陈延恩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恰好可证实多家原料供货商集体追讨货款的事实，因群体性事件引发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才签订《协议书》。在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李志勇承诺与原料供货商（包括陈延恩）进行对数，妥善处理相关争议，但从《协议书》签订至今，其与粤秀公司均没有拿出相关凭证，也没有与原料供货商进行对数。而且，李志勇曾要求原材料供货商指证蔡某某后才支付相应货款；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因无原件核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即使该证据真实，也只能反映蔡某某于上述账户的资金情况，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述账户与陈延恩或其他原材料供货商存在资金关联。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上诉人李志勇及被上诉人陈延恩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2无原件核对，亦无其他证据佐证，陈延恩对真实性持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上诉人李志勇上诉提出：
一、原审程序违法。
1.原审未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蔡某某追加为被告，属程序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本案中，陈延恩赖以向李志勇主张权利的《收条》的经手人均为蔡某某，而这些《收条》的内容并不能反映购货单位。而且，蔡某某开设的“裕升纱行”亦同样对外买卖原料，上述《收条》所涉货物有可能是“裕升纱行”购买的，则本案讼争债务应由蔡某某自行承担。蔡某某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依法应当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期间，李志勇已书面向法院申请追加蔡某某为本案被告，但原审法院未予追加，程序处理明显不当。
2.本案涉及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原审未依法分别立案并分别审理，程序处理亦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3款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证据已证明，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是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和经营实体。陈延恩主张的其与某某服务部和粤秀公司的交易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当分别立案，分别审理。李志勇及粤秀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对此提出异议，并在庭后提交书面分案申请，但原审法院未依法分案审理，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纠正。
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
1.原审采信陈延恩单方制作的3份《调查笔录》，并以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错误。该3份《调查笔录》属证人证言，相关人员未出庭作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陈延恩没有提交上述人员的身份及职务资料，也没有提交所涉加工厂与粤秀公司或某某服务部的交易证据，上述加工厂与粤秀公司或某某服务部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关系，交易习惯如何，证人与加工厂之间的关系如何等均不能认定。而且，李志勇和粤秀公司对该3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3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亦不能认定，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另外，原审在对该3份《调查笔录》的认定上存在明显逻辑错误。
2.原审认定蔡某某出具《收条》的行为对某某服务部构成表见代理，效力及于某某服务部错误。蔡某某不是某某服务部的员工，也未取得某某服务部的授权，无权代表某某服务部，其行为对某某服务部不具有法律效力，更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而且，所有的《送货合同》均无人签收，更没有某某服务部的人员签收，蔡某某出具的《收条》亦没有写明购货单位。另外，某某服务部的经营地址在粤秀公司经营地址之内或相邻，粤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某某服务部的业主是同一人的事实，不能作为陈延恩认为某某服务部就是粤秀公司，并相信蔡某某有权代表某某服务部和粤秀公司的客观理由。
3.原审认定某某服务部、粤秀公司应对本案讼争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错误。原审认定粤秀公司和某某服务部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两企业均为实际控制人所设立、经营同一事业且存在利益和权属的一致性，因此两企业应对债权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明显错误。首先，虽然粤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某某服务部的业主均是李志勇，但两个企业财务独立，人员不同，经营范围也不一致，是各自独立的经营实体和法律实体。其次，两企业经营地址同一或相近，不是两企业人格混同的理由。在现实中，同一地址注册两家以上公司非常正常，经营地址相近更是常见。再次，粤秀公司和某某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同。某某服务部只有3名员工：刘某某，梁某某和申某某。该3人在2012年8月份前在粤秀公司工作，2012年9月份后才在某某服务部工作，并非同时在粤秀公司和某某服务部工作。因此，粤秀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某某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完全不相同。最后，粤秀公司和某某服务部的经营范围也不一样。某某服务部的经营范围是仓储服务，即“纺织品、纺织原料、布匹仓储服务”，而粤秀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纺织品加工和经销，即“纺织品加工，纺织品及其原料、纺织机械及配件经销”，两者经营范围和经营事业不一致。
4.原审认定某某服务部收到陈延恩的供货错误。如前所述，某某服务部和粤秀公司是各自独立的经营实体和法律实体，两者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而且，蔡某某不是某某服务部的员工，亦未得到某某服务部的授权，无权代表某某服务部，其行为对某某服务部不构成表见代理，对某某服务部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陈延恩提交的其向所谓的粤秀公司加工厂所做的3份《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综上，李志勇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陈延恩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陈延恩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粤秀公司及李志勇的上诉，被上诉人陈延恩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没有违反相关程序性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粤秀公司及李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李志勇及被上诉人陈延恩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涉案两张《收条》分别载明：“兹收到某茂送货单叁份，金额合计：人民币壹拾柒万贰仟肆佰柒拾贰元伍角.￥172472.50元2-4／9经手人：蔡某某2012.9.15”、“兹收到某茂对数单叁份，金额合计：人民币壹拾贰万叁仟伍佰贰拾元正.（￥123520.00元）23-26／9经手人：蔡某某2012.9.27”。
粤秀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所提供的涉案《汇总表》载明的原料商名称中既有“裕升”又有“某源公司”。
粤秀公司经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纺织品加工，纺织品及其原料、纺织机械及配件经销；某某服务部经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纺织品、纺织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布匹仓储服务。
李志勇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其当时在佛山只有一个地方，该地方可以登记两个经营户，同时考虑要报停粤秀公司，但按照工商登记规定该地址可以登记两个企业，所以才将某某服务部与粤秀公司登记在相邻位置。
陈延恩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某源”系商标，某茂经营部系福建某源纺织品经销部（以下简称某源经销部）的代理商。
粤秀公司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其在前只是同某源经销部存在交易，与某茂经营部无交易往来。
粤秀公司以在本案中查清陈延恩是否提供了涉案货物，若提供，究竟是蔡某某代表粤秀公司收取，还是蔡某某自己购买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蔡某某实际控制的户名为林贵翠的交通银行佛山禅西支行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
一、蔡某某出具涉案两张《收条》的行为性质认定问题。依据粤秀公司于2012年9月2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所提供的《报案报告》所载明的内容可知，粤秀公司确认蔡某某自2002年起任职粤秀公司，并自2004年下半年开始负责粤秀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且“这几年我司的原材料采购全部交由蔡某某全权负责”。且，粤秀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勇在公安机关制作报案笔录时陈述，蔡某某于2012年9月24日仍在粤秀公司工作。粤秀公司在原审庭审期间所作蔡某某于2012年8月离职的陈述与李志勇的上述陈述明显矛盾。又，蔡某某于同年10月11日在粤秀公司内被公安机关抓获。另，李志勇既是粤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又是某某服务部的经营者，实际控制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而且，某某服务部的经营地址在粤秀公司的经营地址之内。综上，对比涉案6份《送货合同》载明的购货单位均为“某某”及涉案两张《收条》的出具时间分别为2012年9月15日及27日的事实，虽某某服务部否认蔡某某为其员工，仍应认定蔡某某出具涉案两张《收条》的行为系代表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所作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归属于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
二、原审程序处理是否违法的问题。如上所述，蔡某某出具涉案两张《收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归属于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因此，蔡某某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本案无须追加蔡某某为被告。而且，陈延恩以涉案6份《送货合同》及两张《收条》为据提起本案诉讼，虽请求履行义务的对象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为不同法律主体，但诉因确系基于同一买卖法律关系产生。因此，本案亦无须分别立案并分案审理。另外，陈延恩系个体工商户某茂经营部的经营者并持有涉案两张《收条》，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粤秀公司及李志勇就原审程序处理所提相关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程序处理并无不当。
三、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是否已收取涉案货物的认定问题。对比涉案6份《供货合同》及两张《收条》载明的相关内容可知，两张《收条》载明的出具对象明确为“某茂”，而且，两张《收条》载明的送货单份数、送货金额及送货时间与6份《供货合同》载明的相应内容均基本对应一致。且，对涉案《汇总表》载明的内容进行分析可知，粤秀公司确认于2012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既接受“某源公司”的供货，亦接受“裕升”的供货。上述6份《供货合同》及两张《收条》载明的供货时间大部分涵盖在上述期间之内。又，陈延恩主张的，自2012年9月起根据李志勇的要求从向粤秀公司供货改为向某某服务部供货，但收货、结算及付款人一致的事实，与涉案粤秀公司加工厂所作相应陈述基本一致，亦与粤秀公司在原审庭审期间陈述计划于2012年6月至7月将粤秀公司报停的经营决策基本符合。与此同时，某某服务部已于2012年6月12日成立，在此之后，蔡某某作为粤秀公司员工，仍出具涉案《收条》予陈延恩的事实，亦可在相当程度上印证陈延恩上述主张属实。另，陈延恩持有涉案6份《供货合同》及两张《收条》，并可对某源经营部与某茂经营部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与之相反，粤秀公司确认与“某源公司”存在交易关系并否认与“某茂”存在交易往来，此时，粤秀公司完全可以提供其与“某源公司”发生交易的相关单证以证实其上述主张，然而，本案中，粤秀公司自始至终未将上述交易单证作为证据提交。粤秀公司持有证据拒不提交，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本院对粤秀公司及李志勇就上述争议问题所提相关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认定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已收取涉案6份《供货合同》及两张《收条》项下货物。
四、粤秀公司及李志勇的责任承担问题。如前所述，李志勇为粤秀公司控股股东，同时为某某服务部的经营者，实际控制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即粤秀公司及某某服务部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志勇。且，粤秀公司与某某服务部的经营地址同一或相近，员工部分相同。又，粤秀公司与某某服务部的经营范围均包含纺织品及纺织原料，即经营范围部分相同。鉴于此，原审认定粤秀公司与某某服务部均为实际控制人所设立、经营同一事业并存在利益与权属的一致性，并据此认定粤秀公司与某某服务部存在人格混同情形正确。粤秀公司与某某服务部应对本案讼争货款及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李志勇作为某某服务部的经营者，应对某某服务部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原审判令粤秀公司及李志勇支付货款295992.50元及利息（以所欠货款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付），同时对陈延恩所提诉请超出上述范围的部分不予支持，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粤秀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因不对该申请事项进行调查取证，不影响本案事实查明及审理，本院对粤秀公司提出的上述申请不予接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4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粤秀针织有限公司、李志勇各负担28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文
代理审判员 李秀红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书 记 员 梁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