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55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红，女，1976年3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艳涛，北京市荣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志芳，女，1977年3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9号南写字楼第六层0-P。
法定代表人王晓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俞虹，北京市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宇清，北京市高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红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4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1月，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偶像传媒公司）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苏红于2001年3月1日入职，双方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8年1月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岗位为男装执行出版人兼男、女装运营总监。苏红2008年月薪17000元，2013年以后月薪调整为45000元。2014年5月15日，我公司对苏红作出免职处理。2014年5月22日至今，苏红未再上班。2014年6月，我公司通知苏红待岗，待岗月工资是1200元，已支付完毕。由于苏红与我公司原总经理周××系夫妻关系，苏红故意炮制虚假的2013年1月1日一年期限劳动合同，并虚构所谓的广告业务提成条款，严重损害我公司利益。后苏红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我公司不同意裁决结果，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我公司：一、不支付苏红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工资13141.94元；二、不支付苏红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未续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8141.94元；三、不支付苏红2013年广告业务提成2808716.56元，诉讼费由苏红承担。
苏红辩称：我于2001年3月1日入职，入职签了两年劳动合同从2001年到2003年3月，岗位是项目部经理。从2004年开始一年一签，到2008年双方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上面没有明确我的工资报酬。从2009年开始仍每年一签，一直到2013年。偶像传媒公司并未按照2013年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我业务提成。我离职前月工资是45000元。2014年5月22日，我得知被恶意免职后，就休病假在家，偶像传媒公司未支付我2014年6月份工资。现我同意裁决结果，要求驳回偶像传媒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苏红提交的双方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是否有效。首先，偶像传媒公司、苏红已于2008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明确约定苏红月工资标准按偶像传媒公司的薪酬方案执行。在随后的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因苏红薪酬产生争议。庭审中，偶像传媒公司亦提供证人证实员工在与偶像传媒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均未再签订过一年期劳动合同。苏红主张因在2008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苏红的工资薪酬，故自2009年起仍每年签订一年期限劳动合同的主张，与常情相悖，故法院不予采信；其次，为证明该合同中提成条款长期存在的客观性，苏红虽提交了分别于2004年1月1日、2005年1月1日、2006年1月1日、2007年1月1日苏红与偶像传媒公司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书，但偶像传媒公司亦提交了相反证据证明2004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明显与其于2004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首部表述及条款不同，而2004年7月1日签订的合同文本因与其他员工文本一致，故具备客观性和可信性；再者，苏红举证了2011年度、2012年度的银行对账单，苏红称自己的历年广告收入提成分别以报销款、现金及第三方支付等形式按照广告收入进账一笔，随进随结提取，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偶像传媒公司曾发放其广告提成，且苏红的上述主张亦不符合正常规范用人单位发放业绩提成的惯例；最后，2004年3月23日，周××与苏红登记结婚，周××作为法定代表人社长，苏红作为男装执行出版人兼男、女装运营总监，鉴于二人的身份关系，对偶像传媒公司提出的多份劳动合同诸如地址、日期、条款等质疑，苏红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综上，偶像传媒公司认为双方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并非偶像传媒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无效的主张，证据充分，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现偶像传媒公司要求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不支付广告业务提成款，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现偶像传媒公司主张苏红自2014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未到偶像传媒公司上班，同意支付待岗工资，但因与之前苏红的借款折抵，故无须支付苏红6月份工资，因其未提供借款证据，故仍应支付上述期间的待岗工资。综上，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判决：一、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苏红二○一四年六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间工资一千二百元；二、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苏红二○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续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二十三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元九角四分及二○一三年广告业务提成二百八十万八千七百一十六元五角六分。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苏红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1、双方2013年1月1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提成制度符合常理和惯例，偶像传媒公司应执行该合同，向我支付提成款；2、原审法院在偶像传媒公司已经认可2013年1月1日劳动合同中公章真实性的情况下，仅依据对该份证据合理性的解释就否定其证明力是不合法的；3、我提交的2013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劳动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双方2008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被其后签订的劳动合同所取代，2013年劳动合同期满后至我主张合同解除前，偶像传媒公司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应依法向我支付双倍工资差额；5、偶像传媒公司无权单方变更我的岗位和工资，原审法院判决其仅需向我支付六月份的工资1200元属于枉法裁判。综上，苏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偶像传媒公司向其支付2014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3141.94元、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差额238141.94元、2013年度广告业务提成3170400元。偶像传媒公司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1年3月1日，苏红入职《时装》杂志社，岗位为项目部经理，双方签订二年期限劳动合同。《时装》杂志社时任法定代表人周××。2004年3月23日，周××与苏红登记结婚。2004年7月1日，《时装》杂志社与偶像传媒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故偶像传媒公司及《时装》杂志社与苏红签订一年期书面劳动合同，约定苏红担任运营部总监。2008年1月1日，偶像传媒公司与苏红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苏红担任男装执行出版人兼男、女装运营总监，同时约定苏红的月工资标准按偶像传媒公司的薪酬方案执行。2014年5月14日，中国中丝集团公司发文免去周××《时装》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及其兼任的《时装》杂志社主编职务。2014年5月15日，《时装杂志社》、偶像传媒公司免去苏红《时装》杂志社、偶像传媒公司的出版人兼运营部总监等一切职务。自2014年5月16日偶像传媒公司安排苏红待岗，待岗工资每月1200元。2014年5月22日起苏红未再上班，苏红收到偶像传媒公司支付的2014年5月份工资600元。2014年6月27日，苏红与周××离婚。
苏红称自己遭偶像传媒公司恶意免职后，病休在家，此前其月平均工资为45000元，并主张虽然偶像传媒公司与其曾于2008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并未明确约定苏红的工资薪酬，故自2009年起仍每年签订一年期限劳动合同，并约定了偶像传媒公司的绩效奖励提成条款。因2009年至2012年的劳动合同被盗，虽然已经报案但无法提交。苏红提交了载明日期为2013年1月1日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其中第三条约定，偶像传媒公司根据苏红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和工作任务，为苏红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条件，同时偶像传媒公司应按时向苏红支付劳动报酬，每月为4500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及岗位工资。具体依据见“时装杂志社职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规定。第四条约定，苏红的工作定额及奖励办法：1、任务定额：完成2013年《时装》杂志（女装版、男装版）第一期至第十二期广告收入7000万元；2、苏红按广告到账5%提成；如完成5000万元以上（不含5000万），超出部分按8%提成。苏红认为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故偶像传媒公司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根据苏红提供的偶像传媒公司历年广告收入，包括偶像传媒公司广告部门的统计和财务部门统计，苏红推算偶像传媒公司2013年度广告收入总额为58380000元，依据上述条款的计算方法，偶像传媒公司应支付苏红2013年度广告业绩提成款3170400元。偶像传媒公司认为双方此前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无须支付2014年1月1日以后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由于苏红与偶像传媒公司原社长周××系夫妻关系，存在利益关系，故苏红提供的2013年1月1日签订的一年期限书面劳动合同系苏红单方伪造，其中约定的广告业绩提成条款当属无效；即便按照上述合同条款约定，不能仅凭苏红推算得出偶像传媒公司的全年广告收入，且偶像传媒公司的广告收入与苏红无关，更不能作为苏红主张提成款的依据。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偶像传媒公司提供证据1、《广告管理制度》一份，证明苏红主张的广告收入提成条款与该制度中的奖惩制度规定矛盾，故亦应无效；证据2、证人男装执行主编王××、仓库管理员宋×出庭证实，证人与苏红系同一时期前后入职，在与偶像传媒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后未再每年续签一年期限书面劳动合同，且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文本格式与偶像传媒公司、苏红2008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文本相同，均写明“员工的月工资标准按偶像传媒公司的薪酬方案执行。”苏红对证据1《广告管理制度》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制度只约束普通员工，自己作为管理人员，不受该制度约束，故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对证据2证人身份认可，但认为证人岗位与苏红不同，无法证实有无广告提成的约定，且证人与偶像传媒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不认可证人的证明目的。
为支持其抗辩意见，苏红提供证据1、2001年3月1日苏红与《时装》杂志社签订的二年期劳动合同书；证据2、2004年1月1日苏红与《时装》杂志社及偶像传媒公司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书；证据3、2005年1月1日苏红与《时装》杂志社及偶像传媒公司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书；2006年1月1日苏红与偶像传媒公司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书；2007年1月1日苏红与偶像传媒公司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书；证据4、苏红2011年度、2012年度的银行对账单，苏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劳动合同书中均明确约定了广告收入提成条款，苏红的历年广告收入提成分别以报销款、现金及第三方支付等形式按照广告收入进账一笔，随进随结提取；偶像传媒公司对上述证据1、2加盖偶像传媒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证据2中劳动合同首部说明中写明“时装杂志社自2004年7月1日与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但合同双方签字日期却是2004年1月1日，明显违背常理，系苏红与偶像传媒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虚构广告收入提成条款、侵害公司利益的虚假合同；且苏红自述2011年、2012年提取广告收入以报销款、现金及第三方支付等形式按照广告收入进账一笔，随进随结提取，本身就不符合逻辑常识，故不认可证明目的。偶像传媒公司为证明上述质证意见，提供证据1、2003年3月1日苏红与《时装》杂志社签订的一年期劳动合同书及周××身份证复印件，证实该劳动合同书中苏红的家庭地址为望京花园112号楼603室，周××的户籍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灵通观5楼403号，而苏红提供的证据1、2001年3月1日苏红与《时装》杂志社签订的二年期劳动合同书中，记载的苏红地址为周××户籍地址，显系二人婚后伪造；证据2、2004年7月1日苏红与《时装》杂志社及偶像传媒公司签订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书，该合同与男装执行主编王××、仓库管理员宋×同一时间分别签订的一年期劳动合同书签订日期、格式条款均相同；但该合同文本明显与苏红的证据2合同首部表述、条款约定互相矛盾，故苏红的证据1系伪造。苏红对偶像传媒公司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偶像传媒公司的合理质疑未能提供合理解释。
另查，偶像传媒公司认为苏红自2013年5月22日起待岗，此后苏红未再上班，故偶像传媒公司应按照待岗工资1200元标准支付苏红2013年6月份工资，但因与之前苏红的借款折抵，故无须支付苏红6月份工资；苏红认为由于偶像传媒公司恶意调岗，偶像传媒公司仍应按照此前正常月工资标准45000元支付苏红扣除6月份9天病假后的工资，仲裁裁决数额明显低于偶像传媒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的数额，但由于苏红未起诉，故同意仲裁裁决结果。
2014年7月11日，苏红向东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仲字（2014）第2434号裁决书，裁决：一、偶像传媒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红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工资13141.94元；二、偶像传媒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红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未续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38141.94元；三、偶像传媒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红2013年度广告业务提成2808716.56元；四、确认2014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五、驳回苏红的其他申请请求。偶像传媒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第四项、第五项，不服裁决结果第一、二、三项，起诉至原审法院。苏红同意裁决结果，要求驳回偶像传媒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银行对账单，裁决书，证人证言，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苏红为证明其入职时间以及双方每年都签署了含有奖励提成条款的劳动合同，提交了自2001年至2007年的劳动合同书予以佐证。虽然苏红提交的数份劳动合同书都加盖了单位印章，但偶像传媒公司对苏红提交的上述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日期为2001年3月1日的劳动合同所载明的苏红住址为北京市的灵通观5楼403号，此地址是苏红前夫周××的身份证住址。苏红与周××登记结婚的日期为2004年3月23日，对于2001年苏红入职时的劳动合同书中为何记载有苏红时隔三年以后的婚后住址，苏红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苏红提交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苏红提交的2004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在首部的说明一节中，记载有“时装杂志社自2004年7月1日与偶像传媒公司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的字样，但在苏红所主张的该份劳动合同的签署日，时尚杂志社与偶像传媒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委托管理协议，对于此时间先后顺序的明显矛盾之处，苏红亦未能进行合理解释。偶像传媒公司提交的与苏红同时期的劳动合同所记载的日期为2004年7月1日，苏红认可此份劳动合同是其本人签署，但苏红同样不能对同一年度中，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包含奖励提成条款，而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却不含奖励提成的现象进行充分解释，故本院对苏红提交的2004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亦不能采信。
苏红已认可2004年7月1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该份劳动合同的到期日为2005年6月30日，故在该份劳动合同到期日以前，苏红提交的双方签订日为2005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亦与常理所不符。虽然苏红还另行提交了2006年1月1日与2007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但此两份劳动合同与之前2004年1月1日、2005年1月1日存在诸多明显不合理之处的劳动合同具有连贯性，且对于其提交的多份劳动合同中存在的与事实或常理严重不符之处，苏红均不能予以充分合理的有效解释，故本院对偶像传媒公司所提交的不含奖励提成条款的劳动合同，以及偶像传媒公司关于双方劳动合同中并未进行奖励提成约定的主张予以采信，对苏红有关双方劳动合同中均含奖励提成条款且奖励提成内容已形成双方惯例的主张不予支持。
偶像传媒公司与苏红自2008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份劳动合同约定苏红的月工资标准按照偶像传媒公司的薪酬方案执行。偶像传媒公司主张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双方未再签订其他劳动合同，苏红对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因该合同对苏红的月工资未予明确，所以自2009年起双方改为每年签订一年期的固定期限合同，且2009年至2012年的劳动合同书已被盗窃，现只能提交加盖偶像传媒公司印章的2013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予以证明。因苏红未能提交2009年、2010年、2011年以及2012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其无充分证据证明前述劳动合同书的原件确已被盗，结合苏红能够提交多份虽已加盖印章但却存在多处明显瑕疵而又无法予以合理解释的劳动合同书，本院对苏红关于2009年至2013年间双方每年都签订过一年期限劳动合同的诉讼意见，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以及苏红与周××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认定2013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非偶像传媒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苏红基于此份劳动合同提出的二倍工资差额以及奖励提成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苏红2014年6月未出勤，原审法院核定其2014年6月份的工资数额亦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苏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苏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苏红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艳
审 判 员 时 霈
代理审判员 卜晓飞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蒋 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