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1民初1073号
原告：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
法定代表人：余鼎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颖，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法定代表人：王创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荣达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经济开发区康宝路12号B座107外套间114室。
法定代表人：高玉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向东，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建设）诉被告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以及第三人荣达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租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轻工建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金颖、被告太原重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第三人荣达租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轻工建设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无合同依据收取的款项43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占用资金自支付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全部利息（按照本金4300万元，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2年5月22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共计人民币11599397.26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2年5月15日轻工建设与荣达租赁进行融资租赁业务，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承租人轻工建设直接以买受人的身份与出卖人太原重工签订了采购合同书，并约定轻工建设通过荣达租赁向太原重工支付了采购合同货款4300万元。2、2015年荣达租赁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起诉轻工建设、太原重工，在该诉讼中太原重工主张采购合同书上所加盖的太原重工印章为虚假的，太原重工与轻工建设之间从未签署过任何采购合同。3、2016年山东高院的另案生效判决最终认定，因太原重工受领了第三人荣达租赁代轻工建设支付的4300万元，所以轻工建设有义务向荣达租赁偿还租金4078万元及相应的逾期租金占用利息、违约金等款项。4、轻工建设有权要求太原重工返还其所取得的不当利益。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太原重工受领采购合同书项下4300万元货款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轻工建设有权要求太原重工向轻工建设返还该不当利益，亦即4300万元货款本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轻工建设还有权要求太原重工返还该4300万元货款本金相应的孳息，即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
被告太原重工辩称，太原重工不构成不当得利，且轻工建设不存在实际损失，太原重工依法不应承担返还4300万元及利息的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轻工建设的全部诉讼请求。1、太原重工收到荣达租赁4300万元有合法根据，不属于不当利益。货币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本案的4300万元是荣达租赁与太原重工的另一法律关系，此款与荣达租赁、轻工建设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没有任何关系。2、太原重工没有给轻工建设造成损失，相关法院判决轻工建设承担向荣达租赁偿还租金等款项的义务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损失。3、轻工建设财产并未实际减少，其现在没有实际损失的发生。经查，荣达租赁向济南中院申请对轻工建设强制执行，轻工建设对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全部未履行，故轻工建设现有财产并未减少，当然不存在实际产生的损失。4、太原重工收款与法院判决轻工建设承担偿还租金义务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济南中院及山东高院之所以判决轻工建设向荣达租赁偿还租金4078万元及相应逾期租金占用利息、违约金等款项，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以及荣达租赁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太原重工收款与法院判决轻工建设承担偿还租金义务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本案的4300万元不是轻工建设的，故本案不构成返还。5、原告明显是在滥用诉权，恶意诉讼。原告在济南中院及山东高院的两审中全面否认租赁合同和采购合同，并称合同不真实，从没有实际履行，未实际支付款项，是太原重工向荣达租赁借款4300万元，而现在却又依据租赁合同和采购合同向太原重工主张返还4300万元，自相矛盾。原告在一、二审败诉后，本应通过再审的途径来进行权利救济，而现在却又向太原中院诉讼主张不当得利，明显是对于错误的判决没有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进行救济。综上，太原重工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驳回轻工建设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荣达租赁述称，我方对济南中院、山东高院作的判决没有异议，我方已经申请执行，因为轻工建设没有资产，故没有执行完毕。我方确实向太原重工支付了4300万元，因为我方与轻工建设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三方签订了设备买卖合同，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轻工建设向我方出具收到向太原重工支付2200万元收据以后，我方再向太原重工支付4300万元，而我方根据轻工建设的指示，将4300万元支付到太原重工名下，在后来的诉讼中，太原重工不认可之前的所有公章系真实的，经过鉴定，与太原重工的备案登记确实不一致，因为太原重工否认之前所盖公章的真实性，所以法院按融资租赁关系判决，与轻工建设的关系另行处理。我方与太原重工之前仅有与轻工建设三方的融资租赁关系，最后被法院判决确认，轻工建设不在此合同中，所以我方与太原重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综上，我方对轻工建设主张返还太原重工的诉求是认可的。
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15日轻工建设与荣达租赁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荣达租赁委托轻工建设与太原重工签订《采购合同书》，轻工建设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轻工建设向荣达租赁提交付款凭证及付款申请书，并经审查确定，轻工建设已经向出卖人支付《采购合同》项下总价款6500万元的33.85%（即2200万元）后，荣达租赁按照约定向出卖人支付6500万元的66.15%（即租赁本金4300万元）。同日，荣达租赁与轻工建设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荣达租赁、轻工建设与太原重工签订《采购合同书》。同日，轻工建设向荣达租赁发出付款申请书，请求荣达租赁将款项付至太原重工账户内，并确定标的物所有权归荣达租赁所有。2012年5月21日荣达租赁以转账方式向太原重工付款4300万元。2015年3月16日，荣达租赁作为原告，起诉被告轻工建设、太原重工，要求二被告支付租金、逾期租金占用利息、违约金及后续产生的罚息、滞纳金、律师代理费，2016年济南中院下达（2015）济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由轻工建设偿还荣达租赁租金40783136.77元、资金占用利息1169489.04元、违约金604058.94元、设备名义价款2万元、律师代理费15万元。判决下达后，轻工建设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2011年7月15日荣达公司与太原重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太原重工拟通过荣达公司向太原重工产品用户提供融资租赁的方式实现产品的销售，荣达公司主张其与太原重工于2012年5月1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对《合作协议》中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正，特别约定针对轻工建设签订一台12**吨和500吨轮式起重机的融资租赁业务，太原重工对该份《补充协议》不认可。经司法鉴定，该《补充协议》上太原重工一方的印章、签字和有关样本中的印章签字不一致。2012年5月15日荣达公司、轻工建设签订编号为RD2012002号《租赁合同》，约定鉴于轻工建设是由太原重工向荣达租赁推荐的企业，根据轻工建设对标的物和出卖人的选择，荣达公司委托轻工建设以其名义与设备供应商太原重工签订《采购合同书》，轻工建设作为买受人向太原重工购买租赁物，在轻工建设向荣达公司提交付款凭证及《付款申请书》，并经荣达公司审查确定，轻工建设已向太原重工支付本合同项下2200万元，荣达公司按本合同约定向太原重工支付4300万元，荣达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将该标的物出租给轻工建设使用，轻工建设按约向荣达公司支付租金及各项费用，双方就该租赁物形成租赁关系。2012年5月15日荣达公司、轻工建设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向太原重工购买1200吨和500吨轮式起重机，该租赁物由太原重工直接向轻工建设履行交付义务，自荣达公司根据轻工建设出具的《付款申请书》支付本合同约定价款之时起视为荣达公司向轻工建设全面履行了租赁物的交付义务。荣达公司提交《采购合同书》一份，拟证明2012年5月15日荣达公司、轻工建设、太原重工签订编号为02012009的《采购合同书》，合同内容同上述合同约定。太原重工对该份《采购合同书》不予认可，主张该合同书中加盖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与”郝永康”的签字均系虚假，经鉴定与样本不一致。2012年5月15日轻工建设向荣达公司出具《付款申请书》载明：鉴于轻工建设已于2012年5月15日与荣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同时根据轻工建设与太原重工签订的《采购合同书》，申请荣达公司将款汇至太原重工，轻工建设提交了一份收据复印件，上面盖有”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荣达公司对该收据无异议，太原重工对该收据不予认可，轻工建设自认其向荣达公司提交了该收据。2012年5月21日荣达公司向太原重工汇款4300万元，荣达公司提交了盖有”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一份，金额为4300万元，太原重工对该收据不予认可，经鉴定与样本印章不一致。对于荣达公司4300万元汇款太原重工主张系荣达公司受罗特锐公司的委托而付款，并提交一份《委托付款协议书》，载明：根据罗特锐公司与太原重工签订的《产品销售协议》，罗特锐公司委托荣达公司向太原重工支付定货款4300万元，经鉴定，该收据上加盖的荣达公司的印章和有关人员的签字与样本中的印章和签字不一致。轻工建设提交其与罗特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轻工建设、罗特锐公司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了《租赁合同》，罗特锐公司与太原重工为设备代理合作关系，由于出卖人不能生产和交付租赁物，导致双方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解除该租赁合同的协议，由于轻工建设与荣达公司签订的2012002号《租赁合同》和02012009号《采购合同》给轻工建设造成损失的，由罗特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双方还对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2014年9月15日和2014年11月17日轻工建设向荣达公司出具《工作联系函》载明：2012002号租赁合同由于设备出卖方太原重工未能按约交付，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从而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拖延向荣达公司支付租金，望荣达公司给予支持，积极协商后续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太原重工承担回购责任，返还荣达公司设备款项。轻工建设、太原重工均认可本案所涉的租赁物未交付，轻工建设也未向太原重工交付2200万元设备款。经计算，截止2015年3月6日轻工建设共欠荣达租赁租金40783136.77元、利息1169489.4元、违约金604058.94元、名义价款2万元、律师费15万元，诉讼中轻工建设以租金的实际支付人为罗特锐公司为由，请求将罗特锐公司列为第三人，以中电新能源公司实际参与了本案的租赁合同为由请求将该公司列为第三人。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荣达公司与轻工建设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了荣达公司出资购买租赁物供轻工建设使用，轻工建设支付租赁费，双方之间为租赁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轻工建设主张本案系名为融资租赁实为荣达公司与太原重工之间的资金借贷关系，但根据其与荣达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以及轻工建设支付部分租赁费的事实，不能得出轻工建设主张的结论，本院不予支持。荣达公司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及轻工建设的请求向太原重工支付了4300万元设备款，履行了义务，虽然太原重工对4300万元收据中的财务章不予认可，且经司法鉴定与其提交的财务章不一致，但依据荣达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足以认定太原重工收到了4300万元，太原重工主张该4300万元系荣达公司受罗特锐公司的委托而付款，但对太原重工提交了《委托付款协议书》，经鉴定与荣达公司、太原重工认可的样本中的公章和签字并不一致，故单凭该份《委托付款协议书》，尚不足以支持太原重工的主张。轻工建设保证太原重工与轻工建设因采购合同发生任何争议，均不影响荣达公司、轻工建设双方在本合同的租赁关系和债权关系，轻工建设需按本合同中的约定履行支付租金及相关违约金等义务，故本案轻工建设是否依据采购合同及得到租赁物是否存有瑕疵，均与荣达公司无关，轻工建设无权以此为理由延付或拒付荣达公司租金。《采购合同书》是否成立、设备是否交付是其与设备出售方的法律关系，根据轻工建设的承诺，并不影响本案租赁合同的履行。荣达公司与太原重工签订的《合作协议》系有效协议，但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经鉴定该《补充协议》上的公章和签字与双方认可的样本中的公章和签字不一致，荣达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系太原重工签订，故该份《补充协议》对太原重工不发生法律效力。为此一审判决：轻工建设偿还荣达公司租金40783136.77元、逾期租金占用利息1169489.04元、违约金604058.94元、设备名义价款2万元、律师代理费15万元；并驳回荣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山东高院判决和济南中院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山东高院判决认为：一、荣达公司与轻工建设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应当按约履行。签订租赁合同后，轻工建设向荣达公司出具《付款申请书》，在其并未实际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却向荣达公司提交了轻工建设已按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给太原重工2200万元货款的收据，荣达公司据此于2012年5月21日向太原重工支付了《租赁合同》约定的其余4300万元货款，轻工建设和荣达公司的上述行为均符合租赁合同的约定，即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应视为荣达公司向轻工建设全面履行了本合同项下租赁物的交付义务，轻工建设亦向荣达公司承诺，太原重工不履行交付租赁物义务的损失由其向太原重工索赔，荣达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轻工建设的该承诺是其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法律对此并不禁止，因而轻工建设上述主张由于太原重工未向其交付租赁物，荣达公司应承担过错责任，并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荣达公司已将4300万元货款汇至付款申请书上记载的太原重工银行账户，因此即使轻工建设与太原重工签订的编号为02012009《采购合同书》为虚假，也不能据此否定《租赁合同》的合法效力，荣达公司与轻工建设仍应按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二、关于本案是否应移交公安机关或中止审理的问题，荣达公司已经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履行了其合同义务，太原重工已实际收取了荣达公司4300万元货款，轻工建设也已承诺其与太原重工签订采购合同书，太原重工不履行租赁物交付义务由其索赔，至于轻工建设与太原重工是否签订采购合同书，其与罗特锐公司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均与荣达公司无关。《采购合同书》及收据等相关材料是否虚假，并不影响本案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审理。本案中也未有公安机关对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及侦查的情形，故轻工建设主张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或审理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罗特锐公司参加诉讼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本案中的合同主体只涉及荣达公司、轻工建设及太原重工，对罗特锐公司并无任何权利义务的约定，罗特锐公司不是本案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荣达公司无关，其二者之间的约定不能约束荣达公司，故轻工建设主张追加罗特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二审维持原判。第三人荣达租赁没有提交证据。上述事实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字第1698号民事判决等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要件，对原告方所主张权利进行如下分析：
一、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事实可知，本案原告轻工建设与第三人荣达租赁原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与荣达租赁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前提是荣达租赁与本案被告太原重工签订的《合作协议》，但随后原告与荣达租赁及太原重工签订的《采购合同书》和相关收款收据等涉及太原重工的文件均被太原重工所否认，经司法鉴定，上述《采购合同书》、收款收据等上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签名等均与样本不符，故《采购合同书》、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不成立，为此太原重工收取该笔4300万元设备款无合同依据。但由于太原重工实际收取了荣达租赁根据原告轻工建设出具的《付款申请书》支付的4300万元，太原重工为此辩解收取该笔款项系履行荣达公司支付与罗特锐公司的其他货款，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太原重工主张该4300万元系荣达公司受罗特锐公司的委托而付款，但对太原重工提交了《委托付款协议书》，经鉴定与荣达公司、太原重工认可的样本中的公章和签字并不一致，故单凭该份《委托付款协议书》，尚不足以支持太原重工的主张”，已经否认了该另一法律关系的存在。被告太原重工辩称本案的4300万元是荣达租赁与太原重工的另一法律关系，此款与荣达租赁、轻工建设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没有任何关系，荣达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太原重工也未提交罗特锐公司的证言等其他证据证明其收取的本案4300万元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太原重工收取4300万元无合法的事实依据。
二、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的认定，轻工建设应当向本案第三人荣达租赁承担返还租金等义务，而该判决所依据的正是为履行荣达租赁与太原重工签订的《合作协议》而签订的《租赁合同》，轻工建设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向荣达公司发出《付款申请书》所支付的4300万元已经由太原重工实际占有使用，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并没有判令太原重工返还该4300万元，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判令轻工建设承担合同义务，该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因此轻工建设作为该生效判决的执行义务人已经不可避免的承担该案的还款义务，其已经实际受到损失。
三、关于该4300万元款项返还请求权的归属问题，虽然该笔款项的实际支付人为荣达租赁，但荣达租赁支付该笔款项的合同依据是受轻工建设的委托所支付的。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第三人荣达租赁对原告方的主张予以认可，并同意由轻工建设来行使返还请求权，故原告方对该笔4300万元拥有返还请求权。
综上，根据法律规定的要件及生效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被告太原重工并无收取该4300万元的合法依据，已经实际造成了原告轻工建设的损失，其受领4300万元款项的行为与轻工建设所受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返还该不当得利的4300万元及相应孳息的法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令被告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返还4300万元及此款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2年5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4797元，由被告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 涛
审判员 孙广金
审判员 郝文晋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米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