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03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纪林。
委托代理人施学斌，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件洪。
委托代理人周海滨，江苏周海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学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炳涛。
上诉人施纪林因与被上诉人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3）启吕民初字第0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纪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施学斌，被上诉人朱件洪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海滨，被上诉人施学林、毛炳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启东市盛达特种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盛达养殖场）系成立于1999年11月26日的合伙企业，施学林为该企业合伙事务执行人。2004年7月8日，施学林作为甲方，毛炳涛、朱件洪及案外人高卫兵、尹斌华、曹磊作为乙方，双方达成退股协议一份，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经原盛达养殖场全体股东多次估价协商，整个盛达养殖场资产评估价为人民币贰拾陆万元，由甲方认购，乙方无异议”。协议第二条约定“原盛达养殖场所有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该协议还记载有“如有原股东参股，高卫兵仍保留原股权。”2004年7月18日，施学林、朱件洪、毛炳涛起草一份合股协议，该协议首部为“合股人：施学林、毛炳涛、朱件洪。盛达特种水产养殖场，经改制并股，由施学林全权代表将全部资产认购，然后合股，现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因盛达特种水产养殖场股东退股时特定情况，施学林代表其他股东毛炳涛、朱件洪以资产值贰拾陆万元认购，具体分股如下：施学林10.4万元，毛炳涛10.4万元，朱件洪5.2万元，以后生产经营按此股金份额承担相应的盈亏”。该协议第二条还约定“场营业执照由于征求场股东意见，暂由全体股东烦请施纪林代为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其营业执照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由施学林、毛炳涛、朱件洪共同承担，与施纪林无关，待一年后，重新变更，将施纪林更换成毛炳涛、朱件洪，名正言顺，并修改合股协议。”该协议三人并未实际签字。2004年7月20日，毛炳涛与朱件洪签订一份合伙协议书，该协议书首部记载为“合伙人：施学林、毛炳涛、朱件洪。上述合伙人自愿出资合股成立启东市盛达特种水产养殖场（公司）从事河蟹育苗等水产养殖及加工销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合伙人自愿出资合股（拾伍万元壹股，即施学林壹股，毛炳涛壹股，朱件洪半股，合计贰股半）参与生产经营，并且共同承担经营中的债权债务、银行贷款等，利益同存，盈亏同当”。该协议上毛炳涛、朱件洪签名，施学林虽未签字，但参与起草协商。2010年1月24日，朱件洪作为甲方，施学林、毛炳涛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原盛达养殖场所有资产归甲方所有，乙方将产权归属甲方”。该协议第二条约定“原养殖场银行贷款伍万伍仟元及银行利息及村土地赔青费等有甲方全部还清与乙方无关（（”。
另查明，因临海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影响到了盛达养殖场的进水，经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与朱件洪充分协商，2012年7月1日，由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由朱件洪代表盛达养殖场作为乙方，双方就盛达养殖场拆迁补偿事宜签订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经双方清点和协商，甲方共计补偿乙方拆除补偿款为人民币1022470元（（”。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本次拆迁地块土地为乙方租赁经营，拆迁后甲方不对乙方进行安置（（”。签约后，双方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协议，养殖场已由朱件洪向吕四港镇人民政府移交，该政府也已向朱件洪给付了部分补偿款。
又查明，施学林记录的关于盛达养殖场2007年股东工资和分红明细表载明该年度盛达养殖场总收入495600，总支出429020，余额66580。朱件洪工资8000及分红8516.00；毛炳涛工资8000及分红17032.00；施学林工资8000及分红17032.00，（（66580.00元。
还查明，2012年11月9日，启东市吕四港镇海晏村村委会出具一张江苏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结算凭证，该凭证记载“交款单位（人）：盛达公司（朱件洪）（（收款内容：土地租金培青费到2012年止。结算方式：现金。收款金额（大写）：叁万元正（（。”2013年8月21日，启东吕四港镇海晏村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记载“2010年1月24日经全体股东：施学林、毛炳涛、朱件洪商定，施学林、毛炳涛的公司股份及公司所有资产全部转让给朱件洪，债权债务由朱件洪承担，之后每年租金与管理费都由朱件洪全部结清。（（”。
原审认为，合伙企业作为一种高度人合性的经济组织，对合伙人身份资格的确认应当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来综合审查确定。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及庭审情况，原审法院将案件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施纪林是否真实具备盛达养殖场的合伙人身份资格。2.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于2010年1月24日签订的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情形。
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分析认定如下：一、施纪林庭审中为证明其为该合伙企业合伙人，提供了工商查询信息表、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全体合伙人会议记录、股权转让合同、合伙协议书、出资权属证明等证据。经审查，上述证据均系盛达养殖场的工商登记材料。工商管理部门通常是对提交登记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即登记在案，而无法有效对登记材料所记载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登记只是对外公示作用，本案合伙内部关系中，工商登记档案不应当视为合伙人的身份凭证，而是作为证明合伙人身份的一种证据，如果存在与工商登记档案不一致的有效相反事实证据，则意味着被工商登记档案所记载的合伙人其合伙人身份资格并不必然成立，对此还需结合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以及合伙人身份资格的实质要件综合审查认定。
二、合伙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合伙企业基本法律特征，也是审查确定合伙人身份资格的实质标准。首先，施纪林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中的合伙企业出资权属证书并非独立第三方出具的验资报告，而是施纪林申请登记时自主申报，不能充分证明施纪林已经按照该工商登记的记载实际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施纪林在数次庭审中先陈述其将8万元交付给毛炳涛作为合伙份额转让款，后又称其实际只向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施学林交付了二、三万元，其庭审陈述前后矛盾，且无其缴付出资款或者给付合伙份额转让款的收款凭证与之印证。故对该诉称，法院碍难采信。其次，施纪林庭审中自认其从未实际参与过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对此法院予以确认。第三，施纪林虽陈述其收到过几千元的分红，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从合伙企业2005-2007年的收益分配表可以证实是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在实际参与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而且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施学林在庭审中亦陈述合伙企业“基本上是亏损的，除了2007年等之外”及2007年养殖场没有分红给施纪林。故对施纪林主张其享受过分红亦不采信。第四，施纪林未有证据证明其分担过合伙企业的亏损以及为合伙企业承担过债务。第五，2004年7月18日合股协议虽未实际签字，但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对此予以确认。该协议明确记载因该合伙企业股东退股时特定情况，由施学林代表其他股东毛炳涛、朱件洪认购全部资产，而营业执照暂请施纪林代为办理，相关法律责任仍有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承担与施纪林无关，待一年后再重新将合伙人由施纪林变更为朱件洪和毛炳涛。该协议内容可以认定施纪林仅代替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办理合伙企业工商登记手续，而非实际合伙人的事实。第六、2010年施学林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将合伙企业资产转让给朱件洪，朱件洪此后单独经营三年之久，未有证据证明施纪林在此期间对此提出过异议。另外朱件洪代表该合伙企业与政府就拆迁补偿事宜协商谈判并签订补偿协议，在此过程中，亦未见施纪林主张过权利。施纪林主张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向其隐瞒私自签订协议事实，但作为合伙企业合伙人即使不实际参与管理经营，对企业的合伙份额变更及重大资产处置等重大事宜也应过问，但其在较长的时间内未提过异议或者主张权利，其上述反常行为与正常生活常理严重不符，施纪林的反常表现从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其并不实际享有该企业相关权利和义务的事实。
据此，施纪林虽经工商登记为合伙企业的挂名合伙人，但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也未共享分红、共担亏损及承担过合伙企业债务，其只是代替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出面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其虽签订合伙协议，但不存在与他人合伙经营的意思表示，不具备合伙人的身份资格。
在此基础上，法院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分析如下：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对2004年7月8日退股协议、2004年7月18日合股协议、2004年7月20日合伙协议书、2010年1月24日协议书、2005年-2007年盛达养殖场收益分配表及现金日记账本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此予以确认。朱件洪为证明其实际经营合伙企业并承担合伙企业债务，为此提供了土地租金收据原件，对此施纪林及施学林、毛炳涛虽有异议但未能提出相反证据加以反驳，根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该证据证明力。经审查，上述证据内容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与朱件洪的庭审陈述基本一致，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2004年原合伙人集体退伙时，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协商一致合股经营，同时为避免原合伙人高卫兵继续参伙而由施学林一人出面认购全部股份，并以施纪林名义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以及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实际合伙经营的事实。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作为盛达养殖场的实际合伙人有权就合伙企业资产处置及合伙份额内部转让达成约定，诉争协议是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而损害施纪林这一挂名合伙人利益的情形，且该协议系实际合伙人内部约定转让合伙份额，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综上，法院认为，施纪林主张朱件洪、施学林、毛炳涛于2010年1月24日签订的协议无效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施纪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施纪林负担。
宣判后，施纪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施纪林为盛达养殖场的“挂名合伙人”错误，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的确定，必须以存在合法的书面合伙协议为前提，且必须是依法登记核准的合伙企业。经过登记核准的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才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外承担责任。施纪林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均来源于启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登记档案，其真实性已被认可，2004年7月8日包括朱件洪在内的原五位合伙人已退出盛达养殖场，施学林实际成了养殖场的唯一合伙人，按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施学林邀请施纪林入伙盛达养殖场，施纪林入伙的事实是养殖场原全体合伙人均知晓的。而朱件洪、毛炳涛在2004年7月8日从盛达养殖场退伙后，就不再是养殖场的合伙人。而按《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施学林将其在养殖场的财产份额对外转让时应当经其同意，且在同等条件下其有优先购买权。施学林单方处置盛达养殖场资产的行为侵犯了其作为养殖场合伙人的合法权益，违法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一审法院对朱件洪提供的证据，违反证据审查及采信规则，对没有相关人员签字的记载日期为2004年7月18日的“合股协议”及只有毛炳涛、朱件洪签字无施学林签字的记载日期为2004年7月20日的“合伙协议书”全部采信，属主观臆断，无事实依据。至于朱件洪提供的由施学林手写的“股东工资及分红明细”，其真实性虽得到了施学林的当庭认可，但据施学林陈述，2004年朱件洪、毛炳涛退伙后施学林一人无法正常运转养殖场，需要二人继续在养殖场工作，施学林便与二人约定报酬支付方式为基本工资加利润分成，仍按退伙前标准执行，由于朱件洪与毛炳涛原是养殖场的合伙人，故施学林私下核算时习惯性将之写成“股东”及“分红”，但这并不代表朱件洪与毛炳涛是真正的股东，这与毛炳涛当庭否认其股东身份是相矛盾的。且另一方面，施纪林因有其他工作，不参与养殖场的经营管理，其基于对施学林的充分信任，合伙协议约定由施学林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负责全面经营管理，故施学林如何经营管理，施纪林无权干预，但即使施学林认可朱件洪、毛炳涛是合伙人，对于施纪林来说也是无效的，因为须经施纪林书面同意才可。退一步讲，施学林作为盛达养殖场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其有权对外代表盛达养殖场，可以对养殖场采取法律允许的任何经营方式，如果施学林认可朱件洪、毛炳涛的合伙人身份，那也只能说明施学林为了养殖场的正常运转，无奈之下采取了以养殖场为一方，朱件洪、毛炳涛各为一方，三方再行合伙经营的方式，这种合伙方式不能改变施纪林与施学林两人为盛达养殖场合伙人的法律事实。一审判决以“合伙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作为确定合伙人资格的实质标准，属于理解适用法律错误，依此错误前提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施纪林为挂名合伙人的前提下，认为三被诉人于2010年1月24日签订的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显然错误，损害了施纪林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三被上诉人于2010年1月24日就处置盛达养殖场资产所签订的协议无效。
被上诉人朱件洪辩称，施纪林与施学林是亲兄弟，本案纠纷是因朱件洪拿到拆迁补偿款引起。从2010年施学林与毛炳涛把所有债权债务转让给朱件洪后，都是朱件洪一个人承担处理的。施纪林虽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并不是真实的股东。施纪林是否为真正的股东，要看其是否出资、是否分红、是否承担盈亏等，但施纪林均没有。当初出于规避已退股的原合伙人而让施纪林顶名并在工商进行登记，施纪林仅是登记股东，并未参加实际经营。2010年养殖场股权资产全部转让给朱件洪后，鉴于施学林与施纪林是亲兄弟关系，施纪林不可能不知情。施纪林起诉的目的是为了养殖场的拆迁赔偿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施学林辩称，答辩人原是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人，但是将资产转让给朱件洪的时候没有告诉施纪林，施纪林起诉答辩人没有道理，因为施纪林跟答辩人说过企业的事均由答辩人作主，故资产转让的事也应由答辩人作主。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
被上诉人毛炳涛辩称，答辩人自2004年以后就不再是企业的股东，企业的事与其无关，施纪林不应当对其起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盛达养殖场在1999年11月26日成立之初共有六个合伙人：施学林、毛炳涛、高卫兵、朱件洪、曹卫东、尹斌华，其中高卫兵与朱件洪合一股，曹卫东与尹斌华合一股，当时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的只有施学林、毛炳涛、高卫兵及曹卫东。
根据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及二审中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施纪林在盛达养殖场的身份该如何认定；2、朱件洪与施学林、毛炳涛于2010年1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
施纪林在一审中提供了工商登记资料以证明其是盛达养殖场合伙人的身份。本院认为，盛达养殖场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但工商登记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宣示功能和公示意义，对合伙人资格的登记并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功能，只是从形式上规范合伙人身份的一种需要。工商管理部门对提交登记的材料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其在工商登记过程中对合伙人资格并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工商登记也并不是合伙人资格取得的必要条件。在合伙内部关系中，合伙人身份资格的认定不能一概遵循工商登记优先的原则，而应坚持实质要件优于形式要件的标准，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并结合是否出资、是否参与经营、是否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等事实来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对于是否实际参与经营，施纪林表示其从未参与过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基于对施学林的信任，所有经营中的事项均由施学林办理，对该陈述，三被上诉人均不持异议，应可确认。
施纪林在工商登记的股权显示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而来，但对于有无实际出资的问题，施纪林在庭审中作过不同的陈述，陈述之一为其将8万元交付给毛炳涛作为合伙份额转让款（毛炳涛认可该陈述），陈述之二为工商资料显示是8万元，实际上其只付了2、3万元给施学林（施学林亦认可该陈述）。根据施纪林前后所作的矛盾性陈述，结合施学林在二审中：“……我一人作主把资产转让给朱件洪，弟弟反正没有掏钱出来，也就没有跟弟弟说……”的陈述，本院有理由怀疑施纪林对其出资事实作了不实陈述，现施纪林不能提供其缴付出资款的相关证据，故其出资事实不应被采信。
至于施纪林有无参与过养殖场分红的问题，虽施纪林与施学林一致表述施纪林曾有过几千元分红，但均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为反驳施纪林主张，朱件洪提供了由施学林记录的盛达养殖场2005-2007年股东工资和分红明细表，施学林对朱件洪提供的该份明细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并认为能证明企业的经营情况，故这份明细表的证据效力应被认可。从记录上来看，朱件洪、毛炳涛、施学林三人的工资相同，分红金额毛炳涛与施学林一致，朱件洪的分红则为毛炳涛、施学林的一半，而该记录上始终未出现施纪林的名字及相应工资或分红金额。鉴于施纪林与施学林之间系亲兄弟的特殊身份关系，且庭审中施学林对其记录上为何没体现施纪林份额不能给出合理可信的理由，故仅凭施学林与施纪林的陈述，施纪林参与分红的事实同样不能被认定。
而朱件洪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中，虽2004年7月18日的合股协议施学林、毛炳涛、朱件洪均未签字，2004年7月20日的合伙协议书仅有毛炳涛、朱件洪签字，施学林未签字，但庭审中施学林与毛炳涛对这两份协议均表示知情，也承认曾参与了协商，故这两份协议虽签名不全，但其能真实反映三个人磋商的过程。结合前述分红明细表，其显示的三人分红比例与协议书上约定的三人占股比例完全吻合，故这两份协议可与本案其它证据形成证据链，证明如下事实：2004年7月8日，盛达养殖场原六名合伙人签订退股协议，约定由施学林受让盛达养殖场全部资产、承担盛达养殖场全部债务。随后施学林与毛炳涛、朱件洪三人合股共同经营盛达养殖场，分股比例为施学林一股、毛炳涛一股、朱件洪半股。但因原合伙人高卫兵表示如有原合伙人参与其仍须保留股权，三人商议为避开高卫兵，由施纪林代为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相关法律责任由施学林、毛炳涛、朱件洪承担，与施纪林无关。后盛达养殖场在工商登记时将合伙人登记为施学林与施纪林。
综上，本院认为，施纪林虽为了工商登记需要与施学林签订了合伙协议，也经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但其在盛达养殖场并未出资、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也从未参与盈亏的分享或承担，其并没有实际参与合伙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其对于盛达养殖场而言只是一个挂名合伙人。而在合伙企业内部纠纷的处理上，应尊重客观事实、维护实际合伙人的权益。施学林、毛炳涛、朱件洪作为盛达养殖场的实际合伙人，就合伙企业资产处置及内部份额转让达成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被确认为有效。施纪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施纪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昌东
代理审判员 卢 丽
代理审判员 吴克宏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新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