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96民终13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家宝，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定安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昌平，海南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非，海南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告被告）：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定安县。法定代表人：孟由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抒音，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丽霞，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家宝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1民初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家宝上诉请求：撤销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1民初34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文家宝的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令兆祥公司向文家宝支付拖欠的工程款432373元、逾期违约金161777.25元（违约金自2016年3月28日计至2016年6月28日）；2.解除双方签订的《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3.确认文家宝对兆祥公司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定雷路龙福花园“公园一号”B栋大楼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费由兆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合同主体问题。法院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是：涉案B栋大楼的建设者（业主）是兆祥公司，得益者也是兆祥公司，符利是兆祥公司的股东之一，在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前,符利是兆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园一号”项目甚至“龙福花园”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一直都是符利进行经营、管理，这在定安县城是众所周知的。从法律规定角度看，我国法律从未规定“在民商事活动中，对职务行为的认定适用外观主义原则”，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排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适用外观主义原则”之理论。原审判决强调涉案合同的签订缺乏“法人名义”的外观条件，固然，自然人与法人人格相互独立，但法人的经营活动还是通过自然人才能实现，符利作为兆祥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现公司股东之一，与文家宝签订合同建设兆祥公司名下的“公园一号”B栋大楼，其行为应依法认定为公司法人的行为。此外，关于兆祥公司与符利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符利、佳盛公司以自身名义、自筹资金建设、自行负担责任的约定，明显是兆祥公司对符利和佳盛公司作出的授权行为，且该协议是兆祥公司、佳盛公司、符利的内部行为，对外不产生约束力。二、关于工程款问题。如果兆祥公司没有向符利发包工程或授权的话，符利凭什么对外签订合同建设涉案B栋大楼？兆祥公司清楚地知道该楼在建设之中，表明其授权委托符利建设该楼。涉案脚手架工程的工程量有兆祥公司聘请的员工郑学财、陈继胜签名确认，还有现场照片佐证，原审判决认定工程量没有证据证实是错误的。三、关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兆祥公司辩称，兆祥公司与文家宝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文家宝的起诉属于诉讼主体错误，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合同签订人符利的行为只是其个人行为，与兆祥公司无关，兆祥公司对涉案脚手架工程一事不知情也未曾支付过进度款或派人丈量过工程量。兆祥公司不需要向文家宝支付任何款项，文家宝主张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文家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兆祥公司向文家宝支付拖欠的工程款432373元、逾期违约金161777.25元（违约金自2016年3月28日计至2016年6月28日）；2.解除双方签订的《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3.确认文家宝对兆祥公司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定雷路龙福花园“公园一号”B栋大楼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费由兆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兆祥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0日，是一家从事房地产项目、旅游项目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利为该公司股东、原法定代表人。符利同时还是佳盛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7月9日，定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公园一号”工程向兆祥公司颁发《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2014年4月15日，兆祥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符利变更为孟由炜。2015年3月15日，兆祥公司、佳盛公司、符利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约定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兆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符利在任职期间所欠三笔债务（该债务导致兆祥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公园一号”B栋楼被逼停工）。《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兆祥公司同意佳盛公司和符利自筹资金，自行组织施工，自行签订相关施工、材料购销合同，于2015年12月30日前完成“公园一号”B栋大楼及其附属配套工程，完成工程竣工验收；符利完成工程建设后，兆祥公司同意用B栋楼中7000平方米房产解决协议确认的三笔债务以及符利、佳盛公司自筹资金参与本合作的债务，所有债务解决完毕，7000平方米房产的剩余价值归属符利、佳盛公司，在7000平方米房产外，符利、佳盛公司不享有兆祥公司任何权益。《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各方确认，本协议不代表符利、佳盛公司是兆祥公司的代表、代理或者员工，符利、佳盛公司系以自身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所有事项均由其自行负责解决承担。《合作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兆祥公司、佳盛公司均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兆祥公司加盖孟由炜私印，佳盛公司还由法定代表人符利签名确认，符利也作为一方合同相对人单独签字确认。2015年3月20日，佳盛公司将“公园一号”B栋楼的土建工程分包给旭峰公司，符利作为佳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上签字。2015年3月27日，符利与文家宝签订《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将“公园一号”B栋大楼脚手架工程发包给文家宝。合同书详细约定了承包单价、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签订后，文家宝积极组织工人搭建脚手架，符利向文家宝支付工程款3万元。该项目现已停工，文家宝以承包合同相对方为兆祥公司、工程量已经兆祥公司派员确认为由向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符利签订涉案承包合同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兆祥公司的法人行为？二、如果承包合同约束的是兆祥公司，文家宝完成的工程量是多少，应得工程款多少？兆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是否应予解除？三、文家宝是否享有对B栋大楼的优先受偿权？（一）关于合同主体问题。自然人与法人人格相互独立。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司独立的人格，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法人人格独立，意味着公司独立于股东，成为以自己的名义、财产进行民事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主体。在此情形下，若文家宝主张符利的行为是履行兆祥公司职务或接受兆祥公司委托从事相关工作，行为后果确由法人承担，但该院对上述两点主张均不予采纳。就职务行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在民商事活动中，对职务行为的认定适用外观主义原则，行为人在客观上具备执行职务的特征，又以法人名义实施，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就可认定行为后果由接受职务的企业法人承担。本案中，涉案合同中不仅没有加盖兆祥公司印章，也未明确合同一方为兆祥公司，更没有任何条款内容能显示符利是以兆祥公司名义签订该合同，合同签订后兆祥公司也未通过支付工程款项或其他任何行为表示接受该合同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仅因符利曾任兆祥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为兆祥公司股东就确认其所签订合同代表兆祥公司。即便文家宝主观相信符利彼时仍为兆祥公司法定代表人，认为符利对外可代表公司从事民商事活动，但符利更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具有自然人独立之人格与责任。因此，不管文家宝是否知情兆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不论符利在此之前代表兆祥公司对外从事过多少经济活动，因承包合同的签订缺乏“法人名义”外观，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涉案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兆祥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倘若缺乏“法人名义”的外观条件，仅凭文家宝对符利代表兆祥公司的主观相信就认定签约行为为法人行为，则势必强加法人诸多额外经济责任，极大地束缚法人的经济自由和发展，结果只能是相悖于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破坏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对文家宝反复利用兆祥公司为B栋大楼业主这一事实强化职务行为观点之主张，因兆祥公司与符利法律地位相互独立，不能以业主身份掩盖“法人名义”缺失之职务行为构成要件的缺陷，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就授权委托行为而言。文家宝以《合作协议书》第二条“兆祥公司同意”的约定为据，认为兆祥公司与符利之间构成授权委托关系；兆祥公司则以《合作协议书》第三条“自身名义、自行负担”之约定为由，认为符利的行为与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判断合同性质的主要依据。结合《合作协议书》协议目的以及三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乃三方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以共谋利益：兆祥公司通过让与7000平方米房产权益摆脱三笔债务导致的经营困局；符利、佳盛公司通过自行投资建设获得7000平方米房产的权益。三方各自独立，并不存在授权委托内容。更何况，文家宝所依据的合同条款也没有“代表”、“代为”、“以兆祥公司名义”等能认定授权委托关系之词。因此，一审法院对授权委托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符利不是以兆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兆祥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符利与兆祥公司之间不存在授权委托关系，二者间虽有合作关系，但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承包合同书之外的兆祥公司对合同不负担任何责任。符利签订涉案承包合同是个人行为，只约束合同双方。（二）关于工程款及违约救济问题。我国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中，可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工程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工程款的，唯有以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为目的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兆祥公司与文家宝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没有证据显示兆祥公司向符利发包工程且兆祥公司尚欠符利工程款，更何况文家宝主张的工程量亦无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对于文家宝的工程款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因兆祥公司非合同相对方，对文家宝关于违约金及解除合同之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至于文家宝关于脚手架长期闲置易损毁进而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之忧虑，一审法院认为，若其主张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其完全可以依法向合同相对人符利行使合同解除权。（三）关于优先受偿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优先受偿权规定的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公园一号”业主是兆祥公司，但兆祥公司并非涉案脚手架工程发包人，文家宝关于优先受偿权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文家宝没有证据证明与兆祥公司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兆祥公司非合同相对方，文家宝无权向兆祥公司请求工程款及违约责任，亦不能向兆祥公司请求优先受偿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文家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41.5元，由文家宝负担（已交）。本院二审期间，文家宝申请证人陈继胜、郑学财到场证明“公园一号”B栋楼的脚手架实际施工量已经兆祥公司派员确认。该二人承认其为符利介绍至“公园一号”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员，二人于2015年10月25日通过《公园一号B栋外钢管架子班工程量》对文家宝的脚手架施工量作了确认，但是因工程停工，相关负责人及财务人员撤离，该工程量对应的款项尚未按惯例得到财务人员的审核认可。本院认为，根据陈继胜、郑学财的陈述，该二人未曾与兆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亦未曾从兆祥公司直接领取过工资，一直以来系按照符利的安排在项目现场进行日常管理，文家宝主张该二人确认的工程量即兆祥公司派员认可的工程量，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二审另查明：兆祥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项目投资及营销策划；旅游项目投资。就涉案“公园一号”项目，兆祥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于2012年7月9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为：定建施许[2012]第123号），证书载明该项目施工单位为定安东方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文家宝与之签订《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是不是兆祥公司？文家宝请求解除与兆祥公司之间的《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要求兆祥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432373元及违约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系案外人符利以其个人名义与文家宝签订的合同，合同中并未提及兆祥公司；文家宝在施工过程中接洽的人员、领取的3万元款项皆为符利所安排，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人曾以兆祥公司名义直接与文家宝发生过合同关系。文家宝以符利系兆祥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现股东之一，曾主持建成“公园一号”A、C栋楼等身份事实为依据，主张其有理由相信符利的签约行为代表着兆祥公司，且兆祥公司系项目建成后的实际受益人，故，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符利的行为应认定为法人兆祥公司之行为，兆祥公司应作为合同相对方依约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之个人行为视为法人行为或由法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该个人以法人名义实施行为或在职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具体到本案中，《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的签订未体现兆祥公司名义，而是以符利个人名义进行，合同双方系符利与文家宝；符利向文家宝发包脚手架工程之行为，是在兆祥公司开发建设的“公园一号”项目已确定施工单位定安东方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情况下，绕过施工单位自行肢解发包的行为，这显然不属于经营范围为“房地产项目投资及营销策划；旅游项目投资”的兆祥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因此，符利与文家宝进行的签约行为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依法不能得出兆祥公司系《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中合同一方的结论。第二，兆祥公司虽是“公园一号”B栋楼的受益人之一，但其受益人身份并不能成为兆祥公司为符利与文家宝之签约行为承担责任的法定理由，该突破合同相对性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文家宝主张兆祥公司是《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据此主张的解除与兆祥公司的《外钢管脚手架承包合同书》、要求兆祥公司依约支付拖欠工程款及违约金等诉请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文家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41.5元，由上诉人文家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玉琳审判员  梁振文审判员  黄声泽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洪学雪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审核：白玉琳撰稿：白玉琳校对：洪学雪印刷：赖佳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22日印制（共印18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