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金义商初字第1083号
原告：陈希正。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周洪刚。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王燕桦。
第三人：罗宁。
第三人：龚河良。
委托代理人：龚丹丹。
原告陈希正为与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西街道办事处）、第三人罗宁、龚河良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楼煜波独任审判，于2014年4月24日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希正、被告城西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王英豪、第三人龚河良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罗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2014年6月17日，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4年7月17日、2014年8月20日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希正，被告城西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王英豪、第三人龚河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龚丹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罗宁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希正起诉称，2012年3月10日，第三人罗宁将种植在义乌市城西街道西毛店村金殿自然村边的树苗全部转让给原告。原告受让后向相关农户支付土地租金并管理种植苗木。2013年6月，因市重点工程建设需要使用原告苗木土地，原、被告经协商，苗木搬迁后由被告补偿。2013年6月24日，经评估原告的苗木计714333元。原告的苗木全部清场后要求被告支付苗木补偿款。然而，被告却以第三人龚河良否认将苗木转让给第三人罗宁及不能按评估的信息价支付等为由拒绝付款。原告承认信息价确实略高于市场价，承诺同意按评估信息价的80%确定苗木补偿款为571466.4元，但被告仍以龚河良主张苗木所有权问题未解决为由拒绝支付。原告认为，龚河良将苗木转让给罗宁，罗宁再转让给原告的事实清楚，被告拒绝付款于法无据。为此，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苗木补偿款人民币571466.4元。
被告城西街道办事处答辩称，2013年6月，义乌市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工程建设需要征用原告种植的苗木。经原、被告协商，确定苗木搬迁的范围，具体的是原告种植在西毛店村金殿自然村的地块、原告房屋前后地块以及西毛店村雪峰路口边地块等地块的苗木。范围确定后，被告委托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苗木进行清点估价，评估价是714333元，后经原、被告协商同意按评估价的80%，也就是571466.4元给予补偿。现苗木已全部清理。当被告准备向原告支付补偿款时，第三人龚河良向被告反映，说苗木是他的，没有卖给原告。期间，被告多次与第三人龚河良协调，也做了许多的工作，还曾要求原告与第三人拿出处理方案均无果。被告认为，涉案苗木评估的时候是认定为原告的，且原告向被告提供了龚河良转让给罗宁及罗宁转让给原告的有关证据材料，况且，评估范围内的苗木是由多地块苗木组成，因此被告不同意将补偿款支付给第三人龚河良。为了考虑矛盾的解决，被告也没有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只要法院能查明本案作出裁决，被告就会依照法院的判决将应付的苗木补偿款支付给原告。
第三人罗宁未到庭陈述，但提供书面的陈述意见称，龚河良将树苗卖给我以后，我已经转卖给陈希正，苗木补偿款应归陈希正所有。
第三人龚河良陈述称，本案所涉苗木由龚河良自2000年开始栽种，分别租用了城西街道小毛店村、西毛店村以及龚河良本村农户和村民小组的田地，位于金殿自然村附近。2011年2月底，罗宁提出向龚河良购买一批栾树用于某绿化工程，因栾树主要位于小毛店村的地块上，于是双方于2011年3月1日签订树苗买卖协议，约定将位于小毛店村地块上的树苗卖给罗宁，而不是本案中提到的所有苗木。龚河良与罗宁签订买卖协议后，罗宁并未支付17000元苗木款，也没有将每年的田租金1000元交付给龚河良。过了几天，罗宁表示不再需要该批栾树，因此苗木并没有真正卖给罗宁。即使原告与罗宁在2012年3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真实的，由于罗宁并未取得该批苗木的所有权，因此其将该批苗木转让给原告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该协议是无效的，对龚河良没有约束力。该批苗木从2000年开始种植到2013年被征用，一直由龚河良种植管理，所有权属于龚河良。原告于2013年4月向该批苗木所在田户支付田租金并要求城西街道办事处将苗木补偿款支付给原告的行为，侵犯了龚河良的所有权。为此，要求被告城西街道将苗木补偿款中的25万元支付给第三人龚河良。
针对第三人龚河良的意见，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认为，被告是向原告征用的苗木，苗木的清点结算也都是在原、被告之间发生，至于第三人龚河良要求支付其25万元是否成立，请求法院判决。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及其他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
1、协议、转让协议各一份，证明2011年3月1日，龚河良将其在西毛店村金殿自然村附近的苗木全部转让给罗宁，后罗宁于2012年3月10日又将涉案苗木转让给原告的事实。被告质证无异议。第三人龚河良质证认为，对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是由我签字确认的，但协议的内容表述不清，与本案无关；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罗宁没有出庭，没有款项支付的依据。
2、收条十一份，证明原告已经支付农户田租金的事实。被告质证无异议。第三人龚河良质证认为，该证据与龚河良无关。
3、苗木清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被征用苗木的种类及估价情况。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的原件在被告处，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吻合，被告无异议。第三人龚河良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
4、义乌市城西街道办事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的苗木因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征用及被告未支付补偿款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证明第二行中写到的金殿自然村边的苗木是一个大范围，不仅包括本案的苗木，还包括了其他村民的，而证明所载的评估价格是指本案的苗木价格，不包括其他村民的地块。第三人龚河良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5、龚河良与黄勇勤签的协议复印件及原告与黄勇勤签的协议各一份，证明在本案纠纷过程中，龚河良叫黄勇勤到原告处敲竹杆，原告在江滨西路上的咖啡厅给了他3万元和8张软中华香烟的票，叫他以后不要再来找原告，因此，即使龚河良已经把苗木转让给黄勇勤，黄勇勤也已将涉案的苗木也转让给原告。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龚河良与黄勇勤的协议落款日期为2009年2月16日，虽然是复印件，结合龚河良向法庭陈述，该协议是其为了干扰街道将补偿款付给原告与黄勇勤签的，因此对转租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实际上这份协议是双方恶意串通的结果；对原告与黄勇勤2013年1月8日的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原告的起诉及其提供的证据和罗宁、龚河良的陈述有一点可以肯定，罗宁与龚河良在2011年就对苗木转让签过协议，因此原告与黄勇勤签订的协议应当说与事实有出入，至于原告为什么与黄勇勤签这份协议，还支付黄勇勤财物，其目的被告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不是因为涉案苗木的转让。龚河良质证认为，其与黄勇勤签订的转租协议没有异议，之所以签订这份协议是为了干扰补偿款的发放，原告与黄勇勤签订的协议可以反映其与龚河良之间没有协议，原告支付黄勇勤三万元与龚河良没有任何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收买人心。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分别对第三人罗宁，涉案苗木的田租农户毛应毕、毛祖福，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傅晓峰等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
罗宁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是做园林的，和陈希正认识比较早，他告诉我龚河良那里有批苗木卖，所以就经他介绍认识了龚河良，去他那里挖了一批栾树。过一、二个月，我觉得栾树可能有升值空间，所以就想干脆把龚河良的整片苗木买下，这片树比较杂，除了栾树，还有杜英、广玉兰、雪松、香樟等，龚河良也刚好想把整片树卖掉，他报价17000元，我同意，双方就签了协议。协议的主文都是龚河良写的，我只是在落款处签了字。这个价格确实比较低，主要是因为龚河良的苗木种的很密，树型很难看，所以在市场上卖不起钱。协议签后，我就把钱付给了龚河良，除了17000元，还有1000元的田租金，共18000元，当时我坐在我车上直接把钱付给了龚河良，在场的人还有陈希正和西毛店村里的书记。我本来还想让龚河良另行出具收条，他说在协议上写上已收就行了，不用另行出具收条了。所以，他就在协议下面写了“已收”字样，其中“收”还只写了左边一个偏旁，我当时提出“收”字这么写是否可以，他说可以的。后来龚河良电话打给我，说之前和我签的协议还给他，叫我不要搞这个事，但我说我已将苗木卖给陈希正，没有权利来做这事了。”
毛应毕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是西毛店村1组的村民，我们组大概有一石二斗左右的田地被龚河良租去，位置在塘下郑村边，其中属于我家的有三斗半田，其他的田是属于陈洵林、陈洵潮、陈洵相、陈洵良、陈洵陆、毛应球、毛协春、陈洵朱等几户的。田租去大概有十五年左右了，刚开始种什么我不清楚，二、三年后种了些杂七杂八的树，一直也没有什么产值，后来他自己也不去管了。田租很便宜，大概是二、三十元一斗，开始陆陆续续有付过一些，后来就不来付了，我父亲是去催过几次，去催了他就付一点。2011年-2012年左右，龚河良将苗木转让给了陈希正，后来政府来征用土地，农户因为没有拿到过土地租金，所以不同意征用，后来陈希正付了租金，按一百元一斗计算，付了五年。清点苗木的时候，我和陈希正及村会计毛应书、毛应球都在场的，龚河良没有来过。”
毛祖福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在2007年的时候成为我们村（西毛店村）第7组的村民代表，就是以前的小组长，我们组大概有5斗土地在隔壁村塘下郑村附近，龚河良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在我任组长之前，龚河良就租了我们组的土地种植苗木，此外还有我们村1组、2组、8组的田地，1组、2组的多一些，我们组和8组的比较少，这些田地都是连片的，离龚河良的塘下郑村比较近。以前的田租都是很便宜的，开始只有15元（年租金）一斗，后来加到30元一斗，我们小组5斗地一年也只有150元，在我任小组长之前，田租都是付过的，我当小组长后，田租没有付，我和8组组长毛应成去龚河良家里讨过，之后付了一、两年的租金，还是毛应成带来的。后来龚河良的苗木卖给了陈希正，拖欠的田租都是陈希正在2013年5、6月的时候付的，按100元一斗计算，每年500元，总共5年，就是到2013年底，一共租金2500元，现在这些钱小组里已经分掉了。”
傅晓峰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参与了陈希正苗木的勘测、评估工作，评估的现场有村干部、街道干部、陈希正、各农户和评估人员，陈希正的苗木大概有三、四块，其中位于金殿村边上的一块苗木，在评估的现场有争议，陈希正认为是属于他的，农户不肯，现场就吵了起来。街道干部就说先让各个农户数去，回去后再调查核实，不然评估工作根本就没法做下去。后来街道里经过调查，这些有异议的苗木属于陈希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也算到陈希正的苗木场内了。有争议的苗木当时评估价20万元左右，陈希正苗木总的评估价是71万多，占到30%左右。龚河良从没来要求过这些有争议的苗木是属于他的。”
上述笔录经当庭出示，原、被告对罗宁、毛应毕、毛祖福、傅晓峰的陈述均无异议。龚河良对罗宁的笔录质证认为，其和罗宁签订的协议是托管性质的协议，协议签订后罗宁并没有支付转让款项，协议上“已收”的字样不是龚河良写的，龚河良后来打电话找罗宁是想和罗宁重新签一份正式的协议，并非罗宁在笔录所陈述的内容，至于协议载明的1000元田租，是因为罗宁占用了龚河良的地，所以让他交租金，但实际罗宁并没有支付。龚河良对毛应毕、毛祖福的笔录质证认为，其对毛应毕、毛祖福德的陈述不认可，2012年之前的田租都已付清，毛祖福陈述龚河良之前拖欠的租金是原告在2013年5月、6月付清的，这也说明与罗宁的协议没有履行；清点苗木前城西街道并没有通知龚河良，龚河良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到场；况且，毛应毕、毛祖福都是原告村里的人，与原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龚河良对傅晓峰的笔录质证认为，属于龚河良的苗木是不可能被原告登记去，争议的苗木占原告苗木的30%也是不对的，应该占绝大多数，清点苗木时街道并没有通知我方，所以我方无法提出异议，现在发生争吵是因为农户们知道苗木是龚河良的，而不是原告的。
第三人龚河良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收条三份，证明涉案的田租是付给毛应成，再由其转交的，已经付到2011年，并非如毛祖福所言2007年后就付了一、二年的租金，没有超过二年。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中的三份收据涉及的是2005年、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的田租，2008年的田租没有收据，实际上毛祖福也说他当组长后龚河良只交了一、二年的田租，并不矛盾，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在树苗转让给罗宁之前交了部分田租，而不能证明转让后还在继续交田租，也不能证明其对转让后的树苗还享有所有权，同时该证据还可佐证毛祖福德证言是客观真实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龚河良和罗宁的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3月1日，主文部分载明：“今有毛店村树苗全部（部字只写了右偏旁）卖给罗宁老板，共计人民币17000元（壹万柒仟元正），另加田租金每年1000元，提前1年交龚河良手，再交田租农户（两间房不包括）。”主文下面紧接着注明“已收（收字只写了左偏旁）”字样，其后再由罗宁及龚河良签字确认，同时由原告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确认。龚河良在庭审中承认该协议的主文部分由其所写，主文内容清楚表明转让的标的是龚河良种植在毛店村（实为西毛店村）的全部苗木，且对转让的价格，甚至田租的支付方式也都做了清楚的表述，故对龚河良提出协议内容表述不清的主张不能成立。龚河良还提出虽然签了协议，但没有实际履行的主张，本院认为亦不能成立，理由是：（1）协议主文下面注明了“已收”两字，应为收到款项之意，其中“收”字虽只写了左偏旁，应是以前的一种简化写法，况且主文中“全部”的“部”字也是简化的写法，因此与主文在书写习惯上更具一致性，再则，该协议就转让款并无延后付款的约定，从交易习惯来看，对于龚河良与罗宁这种非专业性商业交易的买卖，在一方没有履行付款的情况下，另一方是不会亲笔出具相关的凭证的；（2）从争议地块的田租支付情况，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龚河良没有支付协议签订后的田租金，而是由原告后来补交的；（3）协议签订后，龚河良没有继续对争议苗木进行有效的管理，从位置上看，争议地块离龚河良所在的塘下郑村更近，龚河良对苗木更具管理上的便利，因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设需对涉案苗木征用属于附近村庄的大事，政府部门在征用之前做了广泛的宣传和动员，然而龚河良甚至在苗木征用评估的现场都没到过，也未在事后及时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虽然其提出政府没有通知的理由，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龚河良对涉案苗木征用的事件毫不知情，更不能否认龚河良对争议苗木没有进行有效管理的事实；（4）从本院对毛应毕、毛祖福、罗宁、傅晓峰所做的调查笔录来看，上述人员的陈述均明确表明争议苗木是属于原告的事实；（5）从龚河良在纠纷发生后，与案外人黄勇勤串通签订协议以干扰政府发放补偿款的行为来看，其缺乏诚信。原告与罗宁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3月10日，该协议明确载明罗宁将其从龚河良处受让来的苗木全部转让给原告，再结合原告及罗宁的陈述，本院对该协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2，该组证据显示原告于2013年4、5月份支付争议苗木地块西毛店村农户田租共计20750元（分别为：1组陈洵潮，3斗，租金1500元；1组陈洵陆，2斗，1000元；1组陈洵林，3斗，1500元；1组陈洵相，4斗，2000元；1组毛协春，1.5斗，750元；1组毛应球，3斗，1500元；1组毛应毕，4斗，2000元；1组陈洵良，5斗，2500元；1组何春球，6斗，3000元；7组，5斗，2500元，由毛施群收款；8组，5斗，2500元，由毛应成收款），上述租金按每年每斗100元计，共支付5年，到2013年底为止，结合龚河良在庭审中陈述的租田情况，各农户的名称均可对应，只是具体的斗数稍有出入，再结合龚河良的其他陈述，对于争议苗木地块是由哪些农户的田组成的，以及原告已经支付上述农户5年田租（至2013年底前）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3，该证据系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本案苗木进行评估的具体清册，除了与龚河良有争议的地块还包括了原告其他地块的苗木，但没有做具体的区分，该证据是参与评估各方对评估结果的一种客观反映，且被告、及龚河良对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4，该证据虽然由城西街道办事处以证明的形式出具，但由于城西街道办事处亦为本案被告，因此该证据从实为当事人的陈述，从内容上看，该证明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能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5，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质证意见及原告提供该证据的背景，可以明确，在原告与龚河良纠纷发生后，龚河良为了干扰被告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与案外人黄勇勤串通签订了协议一份，载明将本案争议苗木以5万元价格交由黄勇勤处理，并将落款的时间提前为2009年2月16日，因此该份协议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买卖本案争议的苗木，而是干扰被告补偿款的发放；后原告又与黄勇勤于2013年1月8日签订了协议，载明黄勇勤将其从龚河良处接受的涉案苗木转让给原告，其目的也不是因为涉案苗木的转让，至于原告提出其已支付黄勇勤3万元及其他财务的主张，依据尚不充分，综上，本院对该两份协议的签订过程予以确认，但合法性不予确认。
对于罗宁的调查笔录，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各方的庭审陈述，龚河良确与罗宁签订了苗木转让协议，且协议的主文均为龚河良所写，虽然转让的价格较低，但还不足以因此否定协议的成立和履行，故罗宁的陈述总体上较为可信，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毛应毕、毛祖福的调查笔录，两人均为涉案争议田块的农户，对于自己田块的租赁、租金的收取及苗木相关情况的变化应当有一定的了解，再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包括争议苗木的地块有哪些农户的田组成，田租数额的前后变化，田租的支付情况（包括支付的细节），其上苗木的转让、近五年田租由原告补交等内容均可相互印证，龚河良质证认为2012年之前的租金都已付清，且毛应毕与毛祖福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对此龚河良并无相关依据，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毛应毕、毛祖福在调查笔录中陈述予以采信。对于傅晓峰的调查笔录，傅晓峰系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参与涉案争议地块苗木的现场评估，因此对评估现场的情况及其他相关情况应当是知情，再考察傅晓峰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尚能与本案的其他相关证据印证，故本院对于傅晓峰在调查笔录中陈述予以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收条三份，其中第一份载明收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田租900元，第二份载明收到2009年田租300元，第三份载明收到2010年田租300元，收款人均为毛应成，本院对于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龚河良、毛祖福的陈述及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收条载明的300元的租金是西毛店村7组、8组一年的田租（7组5斗，8组5斗，每斗每年30元），并不包括西毛店村其他组农户的田租，因此，该证据还不能证明龚河良已将争议地块的田租付至2011年的证明目的，当然也不能证明龚河良与罗宁签订协议后还曾继续支付田租。
根据上述本院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如下事实：
2000年左右，龚河良分别向义乌市城西街道西毛店村1组、7组、8组租用了部分田地种植苗木。2011年3月1日，龚河良、罗宁在原告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龚河良将其在西毛店村的苗木全部卖给罗宁，共计人民币17000元，另加田租金每年1000元支付给龚河良后再交农户。协议签订后，龚河良、罗宁均按约履行了义务。2012年3月10日，原告与罗宁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罗宁将其从龚河良处受让来的苗木全部转让给原告，转让费88000元一次性付清，田租由原告负担。协议签订后，原告与罗宁亦分别履行了义务。2013年，因市重点工程（生产资料市场）建设需要征用涉案争议苗木的土地，2013年4月8日，被告委托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争议苗木进行了评估，到评估现场的还有被告城西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西毛店村干部、原告和该地块的农户，由于该地块的农户多年未收田租，评估现场发生了争吵，为了评估工作能顺利进行下去，评估公司先按各农户的要求将苗木登记在他们的名下，以后再由政府核实确定苗木的权属。后经被告核实，争议苗木属于原告，原告于2013年4、5月份支付争议苗木地块农户田租共计20750元，上述租金是按每年每斗100元计，共支付5年，到2013年底为止。2013年6月24日，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就原告的苗木（包括上述争议地块苗木）统一出具了苗木清册，评估的价格总计714333元，上述苗木清册还包括了原告自己种植的金殿自然村原告屋后一块土地、杨塘自然村原告母亲地块、西毛店雪峰路口地块等三片苗木，根据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员工傅晓峰的陈述，争议地块苗木的评估价占总评估价的30%左右。2014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按评估价的80%，即571466元支付原告苗木补偿款，苗木现已全部清理清楚。后因第三人龚河良向被告提出争议地块的苗木由其所有，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发放补偿款。
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罗宁从龚河良处购买苗木是其介绍的，写协议当天，在塘下郑洗车场边罗宁得车上，罗宁把钱付给龚河良，龚河良当场写了协议书，再由罗宁签字确认，我在场做了见证；罗宁受让苗木后，由于管理不方便，就将这片苗木加价后卖给了我，并签了协议，我受让后，在该地块上又加种了香樟、银杏、红叶石楠球等树种，所有苗木经过评估后就全部清理掉了，龚河良在点树、评估、清树过程中一直没有来管过，也没有提出过异议，罗宁与龚河良签订协议后，罗宁已将2011年的田租1000元付给龚河良，但后来我向农户交田租的时候，农户说龚河良已有5年没交田租了，并且要求按100元一斗算，最后只能按100元一斗支付了5年的租金。被告陈述，2013年4月，被告需征用本案苗木范围的土地，经过了解后与原告进行协商，对原告的苗木进行了清点评估，并于2013年6月份出具了报告；后龚河良听说有苗木补偿的问题，他认为原告的评估苗木中他有份（和罗宁签的协议书中的部分苗木），要求被告不能将补偿款付给原告，被告对此进行了调查，原告把罗宁与龚河良的协议、原告与罗宁的转让协议以及农户收到原告租金的收条等材料提交给被告，被告进行了专题研究；2014年1月29日，在被告单位会议室，参会人员有被告单位的胡森有、冯政军、朱俊杰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胡森有、冯政军介绍了原告与龚河良争议的基本情况，也对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进行了核对，胡森有、冯政军在会上讲到龚河良到街道反映的时候说他与罗宁的协议是假的，龚河良并没有签字；2014年3月4日，在被告单位开了第二次会议，参会人员有胡森有、冯政军、朱俊杰、王英豪，开会之前被告分别通知了原告和龚河良，我们重新与原告进行了核实，又重新核对了证据，当天中午12点左右，龚河良到会议室，当时王英豪出示龚河良与罗宁的协议书问龚河良字谁写的，龚河良明确说他没有签过字，协议是假的，其并没有卖苗木，因此被告单位领导商量后告诉原告补偿款先不付，通过法院诉讼后，再行支付。第三人龚河良陈述，涉案争议苗木位于西毛店村金殿自然村附近，是从西毛店村陈洵潮、陈洵陆、陈洵林、陈洵相、毛协春、毛应球、毛应毕、陈洵良、何春球以及第7、8生产队租来的，原来每斗每年租金20元，后来提高到30元每斗，每年的田租金900多元，种了栾树、广玉兰、樟树、杜英、桂花、雪松、含笑等树种，其中栾树占到四分之一，与罗宁的协议的主文是我写的，其真实的意思是将全部栾树卖给罗宁，只是因为“栾”字不会写才没在协议中写明，写完协议后，罗宁说没带钱，要第二天付，之后我打电话让罗宁付钱，但罗宁说不要了，但协议没有拿回，后来我去街道反映情况，我说协议书不是我写的，而且协议书上的钱也没有支付，苗木是我种的当然属于我，后来通知我到街道协调，当时我也明确说协议不是我写的。
另查明，义乌市城西街道西毛店村为行政村，下辖三个自然村，分别为金殿村、小毛店村、杨塘村。纠纷发生后，龚河良为了干扰被告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与案外人黄勇勤串通就涉案争议苗木另行签订了转让协议一份，并将落款时间提前为2009年2月16日。
本院认为，龚河良与罗宁签订的协议以及罗宁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罗宁、龚河良均以按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因此取得了争议苗木的所有权。被告因生产资料市场建设的需要征用原告种植苗木的地块，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原告苗木补偿款。根据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的清点、评估，包括争议苗木在内的原告苗木评估总价格为总计714333元，现原、被告协商同意按评估价的80%，即571466元支付原告苗木补偿款，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应当支付。第三人龚河良认为其与罗宁签订的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将全部的栾树卖给原告，而非全部树苗，根据龚河良所写的协议，主文中明确转让的是全部树苗，况且协议还载明了罗宁应付的田租每年1000元，结合龚河良的陈述，争议苗木整个地块的田租只有900多元，栾树只占到整个地块的四分之一，如果只转让栾树，整个地块的田租都由罗宁支付亦不合常理，因此龚河良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龚河良提出的其他观点，本院已在前文认定，不再赘述。龚河良主张，被告应当将补偿款中的25万元支付给龚河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原告诉请中的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罗宁经本院合法传唤，视为放弃相关的诉讼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陈希正苗木补偿款人民币571466.4元。
二、驳回第三人龚河良对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的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514元，由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同时预交上诉费人民币9514元，具体数额由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至迟不得超过上诉期限届满后的7日内；上诉费汇入户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预收户，账号：19699901040004090000010600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或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楼煜波
审 判 员 项孟进
人民陪审员 杨伟超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冯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