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民一终字第10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赛妹。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尊麒。
法定代理人：周赛妹，系吴尊麒之母。
上述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郑依杰，宁波市鄞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华祥。
上诉人（原审原告）：庄凤英。
上述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周赛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翁国斌。
委托代理人：何永平。
委托代理人：张志伟。
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等人因与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的（2014）甬东民初字第1167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3日召集双方召开了庭前会议，又于2015年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周赛妹及其与吴尊麒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郑依杰、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鄞州医院）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何永平、张志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分别系吴忠良的妻子、儿子、父亲、母亲。吴华祥与庄凤英夫妇育有二子一女，分别为：长子吴忠良、次子吴世忠、女儿吴忠芬。吴忠良因“突发神志不清”于2014年1月18日入住鄞州医院住院治疗，同年2月3日吴忠良死于医院内。共住院治疗16天。经医患双方共同委托，宁波市医学会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甬医学鉴（2014）06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认为：1.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吴忠良死亡后果存在一些因果关系；2.本例医疗过错对患者吴忠良死亡损害结果的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
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于2014年8月7日诉至法院，以鄞州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如下过错：在吴忠良病情极不稳定、神志模糊的情形下强行将其转出icu病房；2014年2月2日为吴忠良实施血透时，没有根据吴忠良颅内出血手术后的特殊情况进行处理，仍然使用肝素，直接导致其病情急剧加重；在吴忠良病情危重时，鄞州医院重视不足，未向家属出具病危通知书，未能给予必要的检查及抢救；且上述过错与吴忠良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等为由，请求判令鄞州医院赔偿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医疗费34279.0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护理费1920元、误工费3555元、丧葬费24468元、死亡赔偿金8345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93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492982.09元。
鄞州医院在原审中辩称：1.本案经双方共同委托，宁波市医学会已作出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认为鄞州医院存在过错，为轻微责任，故鄞州医院应仅承担10%的赔偿责任；2.周赛妹等人主张的损失数额中部分依据不足，医疗费应为31755.5元，其余部分不认可；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及误工费实系治疗原发病所需，与医疗损害缺乏关联性，且护理费缺乏支付依据，周赛妹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死者年收入80000元；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认定，周赛妹不能作为被扶养人，吴华祥、庄凤英可能还有其他收入来源；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周赛妹等人的亲属吴忠良因病到鄞州医院就医，与鄞州医院存在医疗服务关系。吴忠良因医疗事故死亡，周赛妹等人系吴忠良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系本案适格原告。根据宁波市医学会出具的甬医学鉴（2014）06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鄞州医院在对患者吴忠良的诊治过程中有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间有因果关系，医方应承担轻微责任。周赛妹等人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也拒绝提出重新鉴定，故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鄞州医院对吴忠良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比例以15%为宜。关于周赛妹等人主张的赔偿明细，原审核定如下：1.医疗费34279.0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3.护理费1920元，结合吴忠良住院天数、病情及有关护理费标准，对周赛妹等人的主张予以确认；4.误工费2144.76元，周赛妹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参照2013年宁波市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予以计算；5.丧葬费24463.5元，参照2013年宁波市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死亡赔偿金834580元，吴忠良户籍虽系农村居民，但根据周赛妹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7.被扶养人生活费308562元；其中，周赛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是吴忠良的被扶养人，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不予采信；吴尊麒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结合其年龄及扶养人人数，认定为160452.5元；吴华祥、庄凤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该二人虽为农业户口，但均非从事农业生产，故可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且综合考虑扶养人情况，认定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4811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上述各项合计为1206429.85元，由鄞州医院按责任比例承担15%。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鄞州医院赔偿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医疗费34279.0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护理费1920元、误工费2144.76元、丧葬费24463.5元、死亡赔偿金1143142.5元，合计1206429.85元的15%，计180964.48元；2.鄞州医院赔偿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上述第一、二项共计195964.48元，鄞州医院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3.驳回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鄞州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8”237元，减半收取9118.5元，由鄞州医院负担。
宣判后，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不服，上诉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为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理由是：（一）鄞州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1.2014年2月1日，在吴忠良神志不清、意识模糊，病情十分危重的情形下，强行将吴忠良转出icu，转入肾内科；2.在肾内科继续治疗期间，于2014年2月2日血透时，鄞州医院使用了肝素，使患者病情严重恶化，患者在血透时即出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3.吴忠良病情恶化时，鄞州医院抢救措施不利。且上述过错与吴忠良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本案未行尸检的责任在鄞州医院，因未行尸检导致责任不能分清的不利后果应由鄞州医院承担。事实上，吴忠良死亡后，双方曾经就赔偿事宜初步协商，鄞州医院曾口头承诺赔偿四、五十万元，并要求周赛妹等人尽快处理遗体；现因未行尸检，具体死亡原因难以明确。但本案处理中，因未行尸检导致具体死亡原因不明，并由此导致区分责任时出现偏差的不利后果却由周赛妹等人承担，显然不公平。（三）本案一审判决完全依赖鉴定，但鉴定意见有多处与事实不符。如：①称吴忠良转出icu时神志清、意识状态较前改善；②称吴忠良在肾内科所做血透为无肝素血透。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周赛妹等人已就鉴定书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提出质疑，但鉴定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也未给出书面答复，一审审理程序不当。（四）吴忠良死亡是由鄞州医院的上述过错导致，鄞州医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鉴定意见虽称鄞州医院仅承担轻微责任，但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尚应从法律角度出发，考虑双方的地位、注意义务、公平正义等因素，综合确定过错程度及原因力比例。
鄞州医院辩称：1.吴忠良转出icu时病情稳定，生命体征平稳，符合转入普通病房的条件；2.医院安排吴忠良转入肾内科，是基于治疗需要；因吴忠良当时出现肾功能恶化，icu提供的床旁透析已无法满足其病情需要，故转入肾内科以便开展常规透析；3.肾内科为吴忠良采取的透析是无肝素透析，当日透析中使用的肝素仅是用于封管，这可以由使用剂量和方法予以印证；4.根据病历中有关临时医嘱、护理记录等记载，吴忠良是在2月2日晚上9点以后出现病情不稳定；医务人员在发现后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也符合诊疗规范；5.吴忠良死亡后，医院已告知其家属可进行尸检，但由于周赛妹等人的原因，本案未行尸检，责任不在医院；6.宁波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正确，原审有关责任的认定亦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本院对事实作了进一步审查。
（一）诊疗基本经过。
鄞州医院向本院提交了吴忠良住院病历原件，并向本院提交了本案双方在事发后共同封存的吴忠良住院病历复印件予以核对。在庭审中，本院在双方在场情况下将上述封存的病历资料启封。周赛妹等人对该封存的病历复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病历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核对，上述住院病历原件内容与复印件内容一致，因此，本院对住院病历原件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根据上述病历资料及双方陈述一致的事实，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
2014年1月18日晚18时左右，吴忠良因一侧肢体不能动、身体不适到鄞州医院急诊就诊。门诊病历记载：一侧肢体偏瘫2小时伴恶心、呕吐、不能言语；有高血压、高血脂、胃出血（病史）；查体bp.182／107，p85次／分，左侧瞳孔0.1cm，对光反射消失，不能对答，左侧躯体活动障碍，肌力ⅰ-
ⅱ级，心肺无殊（血氧饱和度数据因笔迹模糊，无法辨识）；门诊给予脑ct检查，留观并告病危，打开静脉通道，生理盐水250ml滴注，泮托拉唑40mg／100ml滴注，并请脑外科会诊。门诊初步诊断为“脑血管意外、脑出血”。18：28，头颅ct平扫诊断为：右侧基底节区血肿（门诊ct检查报告单）。当晚19时，鄞州医院将吴忠良收住入院。入院诊断为“1.右基底节血肿；2.脑疝；3.高血压病”。当晚20时20分，鄞州医院对吴忠良行“开颅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术中清除血肿并以明胶海绵填塞止血，2块人工硬脑膜修补硬脑膜缺损处，并外置引流管一根。手术经过顺利。术中出血约300ml。输红细胞悬液3单位，过程顺利，无发热、寒战及皮疹等输血反应。术后患者麻醉未醒，于1月19日凌晨带气管插管送重症监护病房监护。患者生命体征：血压158／95mmhg，心率75次／分，氧饱和度100%，体温35.6℃，无自主呼吸。医方措施：1.予机械辅助通气，吸氧；2.用药：头孢呋辛针1.5g每12小时一次预防感染；蛇毒血凝酶＋氨甲环酸针止血，神经营养；甘露醇脱水降颅压，制酸等治疗；3.完善术后血常规、血生化等各项检查；4.予以心电、血压、氧合、尿量检测，加强吸痰等气道护理。之后，医方根据吴忠良病情，主要予以脱水、抗感染、吸痰、化痰、催醒、降压等对症治疗。1月22日中午，经患方家属签字确认，鄞州医院对吴忠良拔除气管插管。当日下午，又因吴忠良拔除气管插管后自主咳痰能力差，鄞州医院为其行气管切开术，经气管切开套管接呼吸机。1月23日始至2月1日转出icu病房时，吴忠良均为气管切开处接雾化面罩吸氧，且呼吸均尚平稳。在icu病房期间，吴忠良的肾功能主要指标状况为：1月19日，肌酐375umol／l；1月20日，肌酐432umol／l；1月21日，肌酐477umol／l；1月22日，肌酐500umol／l；1月23日，肌酐518umol／l；1月24日，肌酐540umol／l；1月25日，肌酐602umol／l；1月26日，肌酐442umol／l；1月27日，肌酐360umol／l；1月28日，肌酐278umol／l；1月29日，肌酐393umol／l；1月30日，肌酐68umol／l；1月31日，肌酐385umol／l。其中，于1月25日留置血透管，并实施crrt治疗四次。吴忠良于2月1日中午被转入肾内科病房继续治疗。吴忠良当时神志模糊，呼唤能睁眼，右侧肢体刺激可定位，gcs评分8分，双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耳温37.8℃，脉搏61次／分，呼吸16次／分，血压174／88mmhg，无创氧饱和度100%，气管切开处雾化吸氧，两肺呼吸音粗，两下肺少许湿罗音，心率76次／分，窦性，律齐，腹软，肠鸣音正常，右侧肢体自主活动，左侧肢体偏瘫，四肢肌张力正常，双侧巴氏症阴性。转科诊断为：1.右基底节血肿，脑疝；2.高血压病；3.慢性肾功能不全急性加重；4.肺部感染。转入肾内科后，继续抗感染、醒脑、护脑、降压及气道护理等治疗。2月2日13：30，吴忠良行血透治疗。透后血压172／100mmhg，心率83次／分，管路有凝血情况。16：00返病房，并接受输血至21：00。20：30，吸痰时吸出暗红色粘痰。21：00，吴忠良体温39.7℃，并出现神志模糊。22：15，体温39.8℃，予蛇毒血凝酶针及地塞米松针。23：00，体温39.7℃，吸出暗红色粘稠物，量约5ml，无明显出汗。2月3日00：00，体温仍39.8℃，脉搏91次／分。00：30，体温39.8℃，脉搏102次／分，神志不清，呼之能应，无法交流，贫血貌，瞳孔等大等圆。肾内科病房急诊请icu会诊，仍物理降温，冰袋湿敷。01：00，体温39.6℃，脉搏98次／分。01：30，患者突发神志不清，氧饱和度下降，约70%，呼吸深大，约8次／分，心率约100次／分，血压138／72mmhg。鄞州医院立即予吸痰，气管切开处吸出少许血性粘痰，氧饱和度改善不明显，给予加大吸氧流量。01：45，患者神志不清，呼吸心跳停止。鄞州医院予胸外按压心肺复苏，肾上腺素1mg静推，简易呼吸球囊接气管切开处辅助通气，氧饱和度上升至90%，心跳仍未恢复。01：55，肾上腺素针1mg静推，保持胸外心脏按压，心跳仍未恢复。02：00，再次肾上腺素1mg静推，继续心肺复苏。02：15，患者心率未恢复，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心电图示一直线，宣布死亡。死亡记录的死亡原因为：考虑患者颅内再次出血、脑水肿加重、重症感染无缓解等可能，因病情危重，积极抢救无效。死亡诊断为：1.右基底节血肿，脑疝；2.高血压病；3.慢性肾功能不全急性加重；4.肺部感染；5.继发性贫血。
（二）纠纷处理过程。
鄞州医院在二审中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3日”，患方签字栏署名为“吴世忠”的《告知书》（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告知书第二条第4款载明，“患者死亡，不能明确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有权提出尸检申请，有权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周赛妹等人对该《告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亦确认“吴世忠”系死者吴忠良的弟弟，但认为上述《告知书》是患方在鄞州医院承诺赔偿四十余万后才签署。对周赛妹等人主张的双方曾就赔偿数额协商达成一致并以此作为患方签署告知书的条件的事实，鄞州医院不予认可。周赛妹等人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对周赛妹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在患者吴忠良死亡后，鄞州医院已就尸检等相关权利向患方亲属作了告知。
（三）关于鉴定意见。
本案二审审理中，经本院向周赛妹等人释明，周赛妹等人放弃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于2015年1月5日通知宁波市医学会，要求该会就周赛妹等人的异议向本院作书面答复。宁波市医学会于2015年1月8日向本院提交书面答复函。
其答复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吴忠良从icu转至肾内科普通病房接受常规血透的问题，宁波市医学会称，据鄞州医院住院病历记载：2014年1月23日至2014年2月1日患者吴忠良转出icu时，患者已脱离机械通气，一直处于气切处雾化面罩吸氧状态。2月1日患者吴忠良转出icu时神志模糊，呼唤能睁眼，右侧肢体刺激可定位，gcs评分8分，双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耳温37.8℃，脉搏61次／分，呼吸16次／分，血压174／88mmhg，无创氧饱和度100%，气管切开处雾化吸氧，两肺呼吸音粗，两下肺少许湿罗音，心率76次／分，窦性，律齐，腹软，肠鸣音正常，右侧肢体自主活动，左侧肢体偏瘫，四肢肌张力正常，双侧巴氏症阴性。根据上述情况，患者吴忠良转出icu时未处于机械通气状态，且生命体征基本稳定，为了进一步治疗肾脏疾病及脑康复治疗，医方予以转入肾内科行无肝素的普通血液透析等治疗，处理符合诊疗规范。二、关于患者吴忠良于2014年2月2日接受的血液透析的问题，宁波市医学会称，鄞州医院住院病历2014年2月2日血透记录：患者今行无肝素血液透析一次，历时1.9小时，hd模式，fx60滤器，血管通路为左股静脉临时透析导管，血流量250ml／min，透析前血压170／102mmhg，心率90次／分，体重卧床未测，予以每半小时生理盐水250ml冲管观察凝血情况，设置超滤1500mml。结束1：3肝素盐水封管，透后血压172／100mmhg，心率83次／分，估计体重下降0.5kg，管路有凝血情况。透后返病房，血压偏高，继续降压治疗。据此记录记载，鄞州医院于2014年2月2日所行血透为无肝素血透，而不是肝素血透。2014年2月2日血透记录及血透病人转送交接单中记载的应用肝素系血透后仅为封闭左股静脉临时透析导管，防止管内凝血的局部应用，保证下次透析时管路通畅可进行有效的血液透析，是常规的诊疗行为，非血透过程中应用。根据2014年2月2日鄞州医院血透病人院内转送交接单记载：血透过程中发生“离下机十分钟，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遵医嘱提早回血”的情况。该患者血透过程中出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此考虑与患者肺部感染、气管切开等因素有关，与血液透析无明确因果关系，医方根据情况予提早回血处理，符合规范。三、关于鄞州医院对吴忠良的抢救措施问题，宁波市医学会称，根据护理记录记载，患者血透后生命体征尚稳定，医方血透后予输血等处理，符合诊疗常规……根据2月3日凌晨患者突发病情变化时的情况，医方给予吸痰、呼吸球囊辅助呼吸、胸外按压等抢救，抢救措施符合规范，但专家组认为，患者于2月2日晚发生病情变化后，医方对其病情重视不够，未能给予必要的检查（如头颅、胸部ct或支气管镜检查等），存在过错。四、关于鄞州医院的责任程度问题，宁波市医学会认为，患者为脑出血、脑疝术后，同时合并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等基础疾病，病情复杂，最终死亡主要与自身基础疾病有关，但在患者2014年2月2日晚发生病情变化后，医方对其病情重视不够，未能给予必要的检查（如头颅、胸部ct或支气管镜检查等），存在过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和后续抢救，因此医方承担轻微责任。
上述宁波市医学会的书面答复意见在本案二审庭审中经双方当事人质证。鄞州医院表示没有异议。周赛妹等人仍持异议，坚持认为鄞州医院将吴忠良从icu转至普通肾内科病房不符合诊疗规范且鄞州医院于2014年2月2日为吴忠良所实施的血透为有肝素血透。但周赛妹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本院认为，宁波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及其书面答复已充分论证了周赛妹等人所主张的鄞州医院的过错及责任程度问题，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周赛妹等人虽有异议，但并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或理由，亦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因此，本院对宁波市医学会的甬医学鉴（2014）06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周赛妹等人的异议不予采信。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鄞州医院于2014年2月1日将吴忠良从icu病房转至肾内科普通病房，是否属于过失？2.鄞州医院于2014年2月2日为吴忠良所做的血液透析是否符合规范？3.2014年2月2日晚，吴忠良病情恶化后，鄞州医院的抢救措施是否不够及时有效？4.鄞州医院的责任程度问题。以下分别论述之：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吴忠良于2014年1月18日接受“开颅血肿清除及去骨瓣减压术”后，病情危重且需机械通气，鄞州医院将其转入icu病房以继续治疗，处理妥当。吴忠良于2014年1月22日拔除气管插管。虽因吴忠良被拔管后自主咳痰能力差，鄞州医院于当日为其实施了气管切开术。但根据病历记载，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2月1日转出icu病房时，吴忠良均为气管切开处雾化面罩吸氧，且呼吸均尚平稳。吴忠良此时已不再通过机械辅助通气，且体温、脉搏、心率等生命体征基本稳定。故此时将吴忠良转出icu病房，无明确禁忌。又因吴忠良在icu病房治疗期间，肾功能恶化症状明显，肌酐水平一度上升至602umol／l（正常值：59umol-104umol），虽经鄞州医院以crrt滤过替代治疗，肌酐水平有一定程度回落，但肾功能仍存恶化风险。故鄞州医院于2014年2月1日将吴忠良转入肾内科病房，以便通过普通血液透析等手段，继续治疗肾脏疾病及促进脑康复，应属符合诊疗规范，并无过失。周赛妹等人以鄞州医院在吴忠良生命体征不稳定时将其转出icu病房为由主张鄞州医院存在过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病历记载，鄞州医院于2014年2月2日为吴忠良采取的血液透析为无肝素血液透析。虽在《血透病人院内转送交接单》中可见“血透室给药：有，肝素”等字样，但该交接单中也已注明此系为“封管”所用。在《血透病人院内转送交接单》中，记载了吴忠良在血透过程中出现“离下机10分钟，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遵医嘱提早回血”的情况。本院认为，吴忠良在术后有肺部感染症状，icu病房的重症监测记录中均有其咳痰及气道内吸出血性粘痰的记录，宁波市医学会关于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与患者肺部感染、气管切开等因素有关的判断应为合理。鄞州医院在此时予以提早回血处理，亦属符合规范。周赛妹等人关于鄞州医院为吴忠良采取有肝素血透导致吴忠良在血透中出现咳血的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病历记载，吴忠良在2014年2月2日晚21：00开始出现高烧、气管切开处数次吸出血性粘痰等症状。虽然鄞州医院此时采取了药物退烧、物理退烧等治疗，但吴忠良高烧持续不退、氧饱和度改善不明显。至2月3日01：42，吴忠良开始出现心跳减缓，01：45呼吸心跳停止。此时，鄞州医院虽亦采取了胸外按压、简易呼吸球囊接气管切开处辅助通气、肾上腺素静推等措施，但在吴忠良的病情于2月2日晚发生变化时，鄞州医院显然缺乏足够重视，未见其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宁波市医学会关于鄞州医院在吴忠良的病情于2月2日晚发生变化时重视不够，未给予吴忠良必要检查，存在过错的认定，依据充分，应予采信。鄞州医院的上述疏失，已构成法律上的过错。但周赛妹等人关于吴忠良在2014年2月2日下午16时左右结束血透时起即出现病情恶化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
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因周赛妹等人在吴忠良死亡后并未申请尸体解剖，吴忠良死亡的具体原因不明。但宁波市医学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及抢救经过等事实，在其鉴定意见中有关“吴忠良的死亡是由术后肺部感染、痰液粘稠引起窒息可能性较大，但不排除再次出现脑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衰竭所致的可能”的分析认定，较为客观，可以采信。周赛妹等人虽有异议，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或理由，本院对周赛妹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为，吴忠良的死亡主要由术后肺部感染、痰液粘稠引起窒息造成，亦不排除是由再次脑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衰竭所致。而鄞州医院在吴忠良的病情于2月2日晚发生变化时，未予以重视，未采取积极措施，属“应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过失。且鄞州医院的该过失，致使吴忠良彻底丧失了获得及时适当治疗的机会，故该过失与吴忠良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鄞州医院应对周赛妹等人因吴忠良死亡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医疗损害责任的确定，既应保障患者权益，又应合理分配风险。在对责任程度的认定上，应当综合考虑医疗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医疗风险等因素。本案中，吴忠良系颅内出血、脑疝术后，而且合并高血压病、慢性肾功能不全急性发作及肺部感染等多种疾病，病情危重。吴忠良的死亡后果，主要原因仍在于自身疾病的高度风险。因此，原审法院判决鄞州医院对周赛妹等人主张的损失的15%承担赔偿责任，尚属合理。周赛妹等人主张鄞州医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473元，由周赛妹、吴尊麒、吴华祥、庄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锦菁
审 判 员 孟建平
审 判 员 房 伟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夏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