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一终字第6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有恩，男，1957年3月1日出生，汉族，济南火柴厂职工，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有香，女，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济南铅笔厂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有奎，男，196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济南建工大厦职工，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斌，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姚志峰，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有新，男，195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济南市机床一厂职工，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宝凤，女，193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孙乐光，山东安邦顺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因与被上诉人刘有新、罗宝凤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3）槐民初字第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斌、姚志峰，被上诉人刘有新，被上诉人罗宝凤的委托代理人孙乐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刘某与罗宝凤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育有四个子女，即儿子刘有恩、刘有新、刘有奎及女儿刘有香。2009年2月5日，刘某去世。双方均主张刘某除本案当事人外无其他继承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与罗宝凤通过房改购得涉案房屋一套。该房屋于1999年8月18日登记在刘某名下。2002年7月8日，刘某、罗宝凤作为赠与人，刘有新作为受赠人向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赠与合同公证。该公证处受理后，由公证员陈某某到该房屋内对双方进行了询问，并于2002年7月26日出具（2002）济槐证民字第1485号《公证书》（以下简称《公证书》）。该公证书公证的赠与合同内容为：“赠与人：刘某，男，79岁，住济南市，女，66岁，住址同上。受赠人：刘有新，男，33岁，住济南市。该房系赠与人的房产，就上述房屋赠与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赠与合同：一、赠与人自愿将其所有的上述房屋，无偿的赠与给儿子刘有新一人所有。二、受赠人自愿接受赠与人赠与的上述房屋。三、赠房后，受赠人同意赠与人无偿居住、使用上述房屋，直至百年。四、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应严格遵守，不得违约，如有违约，由违约者承担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赠与人：刘某、罗宝凤（两人分别按捺了手印）；受赠人：刘有新。2002年7月8日。”以上《赠与合同》内容为公证员起草，赠与人的签名为公证员代签后由刘某及罗宝凤分别按捺手印确认，受赠人签名为刘有新本人所签。该公证书正文载明：“赠与双方于二〇〇二年七月八日向我处申请办理前面的《赠与合同》公证。经查，该房产系赠与人的房产。现赠与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签订《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合同项下的标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条件。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赠与人刘某、罗宝凤与受赠人刘有新于二七年七月八日在济南市，在本公证员的面前，签订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刘某、罗宝凤按手印、刘有新的签名属实。本合同项下房屋产权自房管部门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另，《公证书》公证的《赠与合同》中将公证时刘某的年龄错误的记载为79岁。
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认为，《公证书》对刘某的年龄记录错误，该《公证书》是有错误的；《赠与合同》上刘某的手印不清晰，不能确定为刘某本人所按；《赠与合同》是公证员书写的，公证员无权代理赠与人书写合同。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称刘某并未到公证处做公证，因当时刘某患有心肌梗塞和脑血栓，已经神志不清，不具有签订《赠与合同》的行为能力。罗宝凤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当时是公证员起草的《赠与合同》，然后其和刘某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捺的手印，其与刘某及刘有新一块办理的公证，当时其与刘某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因刘有新一直照顾其和刘某，其和刘某当时一致同意将涉案房屋赠与刘有新。因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对《公证书》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存有异议，经其申请，原审法院依职权向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调取了《公证书》的档案材料。档案材料中的《询问笔录》记载，公证员陈某某于2002年7月8日在该房屋内对刘某、刘有新及罗宝凤进行询问，由陈某某担任记录。上述笔录显示，《赠与合同》系应刘有新及刘某和罗宝凤的请求，由公证员代为起草后由刘某、罗宝凤按捺手印，由刘有新签字进行了确认。刘某及罗宝凤在上述笔录中均表示其“想问题清楚，思维正常，赠房我们夫妻二人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刘有新及罗宝凤对上述档案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主张《公证书》合法有效，《赠与合同》应当得到履行。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主张，因为上述笔录系公证员陈某某自问自记，不能证明《赠与合同》系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不认可刘某在《赠与合同》上按捺了手印，向原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赠与合同》上刘某的手印是否为刘某本人所捺进行司法鉴定。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从济南市槐荫区振兴街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复印的刘某的《政治审查调查表》及《退休申请》作为鉴材。经审查，该两份材料的复印件并未显示刘某按有手印。后经原审法院限期举证，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未能再行提供其他鉴材，同时其也未能明确需鉴定比对的刘某的手印具体为哪一手指所按。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为证明刘某签订《赠与合同》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向原审法院提交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病历一份。该病历显示，2001年6月9日，刘某因脑梗塞、脑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疾病入院治疗26天。该病历副页载明：“头晕10年，流涎、口角歪斜8年，加重半月，……半月前无明诱因的上述症状加重，无恶心、呕吐及意识障碍，无大小便失禁，急到我院中风门诊就诊……”入院后，刘某未进行手术治疗。出院记录显示：“治疗效果好转”。刘有新认可刘某入院治疗的事实，称刘某住院期间进行的是药物治疗，恢复效果较好，之后未再住院，上述病历不能证明刘某签订《赠与合同》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罗宝凤认可刘有新的上述主张。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还主张罗宝凤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申请对罗宝凤的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罗宝凤主张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同意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的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对罗宝凤进行了调查，其能清楚地陈述相关事实并回答原审法院向其询问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罗宝凤对刘有新所述事实及提出的诉讼请求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某签订《赠与合同》时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公证书》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刘某签订《赠与合同》时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应当就其主张提供具有充分证据证明。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病历显示，2001年6月刘某因脑梗塞等疾病住院治疗，但该病历同时记载了刘某当时的病情表现为“头晕10年，流涎、口角歪斜8年，加重半月，……半月前无明诱因的上述症状加重，无恶心、呕吐及意识障碍……”，由此病历记载可看出刘某当时住院治疗时并不存在“意识障碍”。并且，刘某该次住院治疗后的出院记录显示：“治疗效果好转”。另外，刘某该次住院治疗的时间为2001年6月，而其签订《赠与合同》的时间为2002年7月8日，时间相隔一年有余，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欲依该住院病历证明刘某缺乏民事行为能力显然证据不足。除该病历外，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未再提交其他能够证明刘某在签订《赠与合同》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提出的刘某签订《赠与合同》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主张，《询问笔录》显示，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在公证《赠与合同》时，公证员与记录人均为公证员陈某某一人，公证员陈某某代为起草了《赠与合同》，故《公证书》公证的内容存在不真实的可能性，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因此，在刘有新提交了《公证书》的情况下，如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认为《公证书》不能证明相应案件事实，应提交足以推翻该《公证书》的相反证据。对于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主张因《询问笔录》系公证员陈某某自问自记，《赠与合同》为公证员陈某某代为起草，槐荫区公证处的行为违反公证程序，《公证书》不应被采信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公证人员外出调查时，应当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进行。特殊情况只能由一名公证人员进行调查的，应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在笔录上签名。”从原审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该笔录确系公证员陈某某一人询问并自行记录，无其他公证人员或见证人在《询问笔录》上签名，槐荫区公证处在出具《公证书》的过程中，存在违反公证程序的情况。但公证机关违反公证程序办理公证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应当通过法定程序寻求救济，不能因此而直接否定《公证书》的证明效力。《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还规定：“公证处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帮助当事人起草、修改法律文书。”因此，公证员帮助起草《赠与合同》并不违反公证程序。另外，《赠与合同》中刘某年龄的记载错误系笔误，不能因此否定《公证书》的效力。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还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刘某在《赠与合同》上的指纹是否为其本人所按进行司法鉴定，但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政治审查调查表》、《退休申请》等检材均为复印件，并未显示指纹。另外，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也未能向原审法院明确需鉴定的刘某的指纹具体为哪一手指所留。故，原审法院认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申请司法鉴定的请求事项不明确，欠缺必要的鉴定检材，其提出的鉴定无法进行，原审法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其提出的鉴定申请亦无法进行，《公证书》目前仍然有效，故原审法院对刘有新提交的《公证书》予以采信。
除以上两个争议焦点外，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还提出罗宝凤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其委托律师代理的行为不予认可，并要求对罗宝凤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但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未提交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罗宝凤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在原审法院对罗宝凤本人进行调查时，其意思表示清楚、明确，罗宝凤也不同意对其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故原审法院对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的上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涉案房屋作为刘某与罗宝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所有权的房屋，应为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拥有该房屋的处分权，享有将该房屋赠与他人的权利。综合以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刘有新与刘某及罗宝凤于2002年7月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系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此合同履行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刘有新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赠与合同》的约定，刘某生前应当与罗宝凤协助刘有新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刘有新享有要求刘某及罗宝凤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债权请求权。现刘某已经去世，涉案房屋中刘某的财产份额已经转变为了刘某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继承遗产的应当先行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现刘某已经去世，作为刘某的继承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及罗宝凤均有义务协助刘有新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可以撤销赠与。故，刘有新要求判令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与罗宝凤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关于刘有新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刘有新虽然同刘某及罗宝凤签订了《赠与合同》，但因双方尚未履行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故刘有新仅享有要求刘某的继承人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的债权请求权，尚不享有涉房屋的所有权，故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刘有新与刘某、被告罗宝凤于2002年7月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二、被告刘有恩、被告刘有香、被告刘有奎、被告罗宝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刘有新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过户手续；三、驳回原告刘有新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26元，由被告刘有恩、被告刘有香、被告刘有奎负担。
上诉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审理程序严重错误。1.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以后，刘有新又增加诉讼请求，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在刘有新增加诉讼请求后，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给予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15天的答辩期，程序不当。2.罗宝凤本人不识字，没文化，且其神志不清楚，没有行为能力委托律师，应是刘有新私自委托的律师。3.在原审时，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提出对《赠与合同》上刘某的指纹进行司法鉴定，并提供了检材，因上诉人只能调取刘某的《政治审查调查表》、《退休申请》的复印件，该复印件显示指纹不清楚，原件很清楚，原审法院未依法调取原件，便做出了未显示指纹的定论不当。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为了证明刘某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刘某在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该病历中入院诊断第一项明确载明：脑梗死，原审推断刘某住院时不存在意识障碍，明显不当。原审法院已查明《公证书》存在违反公证程序的情况，应依法不确认《公证书》的证明效力。2.原审没有查清罗宝凤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没有查清《公证书》中刘某的指纹是否为刘某本人所捺，对公证书的效力应不予认定。三、《赠与合同》第四条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及时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但是刘有新在对《赠与合同》办理公证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并没有要求刘某、罗宝凤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早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刘有新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有新承担。
被上诉人刘有新答辩称：刘有新在原审辩论终结之前增加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当时也没有要求留出15天的答辩期。刘某的病历显示刘某并没有脑梗死，原审法官询问了罗宝凤本人，罗宝凤表示委托孙乐光律师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刘某立遗嘱时和罗宝凤进行诉讼时都有民事行为能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罗宝凤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公证书有异议，应该向公证机构提出。刘有新因为当时照顾老人没能及时办理过户。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本院二审开庭审理本案时，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申请证人李某某、林某某、高某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某陈述称，2002年她去看望刘某时，刘某只是和她打了个招呼，没有交谈，刘某看起来没有原来精神。证人林某某陈述称，2002年她去看望刘某时，刘某精神还可以。证人高某某陈述称，2001年刘某生病时他去看望刘某，刘某已经卧床，只是和他握了一下手，没有交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审是否存在影响正确判决的程序问题；二、《公证书》是否具有证明效力；三、刘有新请求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的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因此，刘有新在原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增加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虽未就刘有新增加的诉讼请求给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指定答辩期，但并不影响本案的正确判决。针对委托孙乐光律师参加本案诉讼活动是否是罗宝凤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询问了罗宝凤本人，罗宝凤明确表示委托孙乐光律师参加本案诉讼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虽申请对刘某在赠与合同上的指纹是否为其本人所捺进行鉴定，但因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未能提供鉴定所需要的检材，原审法院对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的申请未予准许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2001年6月刘某因脑梗塞等疾病住院治疗，原审法院根据刘某该次住院病历记载的内容认定有关事实，并无失实之处。原审虽然认定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作出的涉案《公证书》存在违反公证程序的地方，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因此，如果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认为涉案《公证书》违反公证程序，应依法向作出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申请变更或者撤销。在《公证书》仍然合法有效，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又没有提供足以推翻该《公证书》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公证书》的证明效力并依据《公证书》作出裁判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刘有新已经在涉案房屋居住，已实现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现其要求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移转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认为刘有新要求他们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6元，由上诉人刘有恩、刘有香、刘有奎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林豹
代理审判员 许海涛
代理审判员 唐鸣亮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郭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