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7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科隆达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江海区高新西路101号1幢全部。法定代表人：张腾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军峰，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杰，男，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华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佩，女，199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科隆达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隆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严杰、孙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4民初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隆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均由严杰、孙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法律程序亦有不当，应予纠正。一、原审法院未正面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虽未否认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也没有对该基础法律关系予以直接或正面确定，不仅有违司法审判的职责，也影响到本案其他相关事实的认定。本案的《退货单》、《银行卡明细》、通话录音录像等证据都可以证实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中已经确认的《退货单》是核心证据之一，因为只有先送货、才有后退货的条件或可能，并且《退货单》记载的退货产品“5730灯珠”也可以与《送货单》的产品内容相匹配。在本案一审的最后一次庭审中，在主审法官的严厉质问下，严杰承认有向周敏拿过货，拿货时间为2013年初。该时间点与本案《送货单》的时间一致，周敏恰恰是科隆达公司的员工，即严杰本人间接承认与科隆达公司在本案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结合本案之证据及庭审意见，依法确认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在此大前提下再来认定供货金额、付款责任等事实，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审判结论。二、录音录像证据能够真实、客观反映科隆达公司向严杰供货30万元之事实，也能反映严杰的部分欠款情况。在科隆达公司提交的录音及其文字摘录2中，严杰本人就亲口承述：“我拿了你30万的货”。在录音及其文字摘录3中，科隆达公司陈文球经理再次质问严杰：“拿我30万元的货，难道一分钱都不付给我吗。”严杰并没有否认拿了30万元货之事实，只是辩解称：“我也没有一分钱不付给你啊（即已转账支付货款10万元）。”因此，上述录音对话，能够准确反映出科隆达公司至少向严杰供货30万元，虽然与科隆达公司诉求总金额304906元仅相差尾数款。鉴于该4906元尾数款无明确有效证据支持，故科隆达公司自愿放弃该部分尾数款的诉求，但法院应依法采信录音录像证据，确认科隆达公司的本案供货金额30万元。同时，多份录音都是围绕调解支付货款的事情而展开，可以反映双方曾达成一致的口头调解方案，即30万元货款在扣除退货约5.7万元，还有应付货款约24万元，双方曾调解确认因质量争议减扣8万元货款，余额16万元应及时支付。后严杰仅支付了其中的10万元，还有6万元调解款未支付。故双方的录音对话中多次提及该6万元的支付条件，科隆达公司要求立即支付，而严杰则辩解称需先收到客户货款后再支付这6万元钱。因此，上述通话过程可以较清楚地反映严杰的欠款金额在6万元以上[备注：（1）当初科隆达公司调解同意减扣8万元货款，是以严杰及时支付全部余款为条件，该调解方案在本案中不再适用；（2）关于严杰的实际欠款金额应根据本案其他证据及《证据规则》来确定]。三、原审法院未能认定“业胜光电”系严杰夫妻二人经营之客观事实。严杰在本案中为推卸其法律责任，庭审中否认与“业胜光电”存在关联，但本案的众多证据均能证实，严杰存在虚假陈述的不法行为。首先，严杰夫妻二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承认三张《退货单》上的“孙”是孙佩本人书写，而《退货单》的抬头就有“业胜光电”的字号，而且单据上预留的电话、地址都与中山市古镇严杰灯饰配件店的工商登记信息完全一致（备注：中山市古镇严杰灯饰配件店系严杰个人设立的个体户，于2013年7月30日才注册成立，但严杰至今仍一直沿用“业胜光电”的字号）。其次，科隆达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孙佩的《名片》二张，其中一张《名片》来源于2013年双方交易时获得，另一张《名片》系严杰代理人于2016年4月至严杰灯饰配件店调查取证时获得，二张《名片》都印有“业胜光电”的字号及孙佩的银行账户、电话等信息，可以反映“业胜光电”系严杰夫妻经营之事实。再次，孙佩在2014年、2016年都有办理居住证，根据《中山市流动人员信息登记表》记载，孙佩的工作单位一直是在“业胜光电厂”，亦可证实二者的关系。最后，在通话录音证据中，科隆达公司的经理陈文球称呼严杰为“业胜光电严老板”，严杰未表示任何异议，并与陈文球就货款结算事宜进行磋商。故综上四点足以证实，“业胜光电”就是严杰夫妻二人经营的。虽然本案的《送货单》签名经鉴定并非严杰本人书写，不排除存在鉴定样本有误、或严杰员工代其签名等可能，而《送货单》打印的客户名称“业胜光电”、电话“136××××8884”却可以与严杰直接关联，其中该手机号码也是严杰灯饰配件店的工商登记公示电话。因此，本案应依法确认“业胜光电”与严杰夫妻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为本案其它关联事实的认定奠定客观基础。四、货款支付情况应由严杰夫妻承担举证义务，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如上所述，根据严杰本人通话录音的自认，拿了科隆达公司30万元货物，故本案可认定涉案供货金额30万元之法律事实。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严杰未提交任何证据，既不能对其转账10万元货款给科隆达公司的行为予以说明，也不能就其退货的事由“自圆其说”（备注：严杰至少持有与《退货单》相对应金额的《送货单》，并负有提供反证的义务）。因此，本案付款金额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应由严杰夫妻二人承担。而根据科隆达公司自认退货57785.5元，及收到转账货款10万元，即使在《送货单》鉴定结论不利的情况下，本案仍可认定欠款金额至少应为142214.5元[备注：300000-57785.5-100000=142214.5]。五、原审法院认定科隆达公司承担全部鉴定费无法律依据。虽然《送货单》的鉴定结论认为签名并非严杰本人书写，但不能排除严杰员工代签名之情形，而且原审法院也没有否认该《送货单》的真实性、客观性，更没有否认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相比严杰在原审庭审中多次进行虚假陈述、企图逃避责任，科隆达公司在本案中无半点虚言或虚假证据，也不存在主观过错，其作为交易对方是根本无法辨别此签名是否真实。因此，笔迹司法鉴定系由严杰提出，无论鉴定结论如果，相关费用均应自行承担，原审法院判令科隆达公司承担此鉴定费缺乏法律依据。六、原审审判程序存违法涉嫌，导致判决结果有失客观公允。1、乡镇法律工作者不能跨镇区执业，严杰夫妻二人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十三条规定：“乡镇法律工作者受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可接受聘请，担任本辖区内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各行政管理部门，村民委员会，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的法律顾问。”第二十四条规定：“乡镇法律工作者受托代理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司复（2002）12号］还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亦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提交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科隆达公司就严杰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的事情不仅在庭审中明确提出异议，也提交了书面《异议书》，但合议庭仅口头答复“需合议后再决定”，其后均未向科隆达公司进行任何解释与说明。因此，在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都禁止法律服务工作者跨区域执业的情况下，严杰夫妻二人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故原审法庭审查程序存在违法之涉嫌，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原审法院未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系司法审判的不作为，并导致司法鉴定的鉴定样本有失客观公正。严杰在本案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但为了保证鉴定程序的客观、公正、科学性，科隆达公司申请法院至银行调取严杰本人的真实签名，但法院却拒绝该调查取证申请。导致司法鉴定程序几经中断，后科隆达公司被迫同意接受严杰单方提交的鉴定样本，由此得出的鉴定结论自然没有说服力与科学性，而原审法院的不作为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不仅审判程序存在不当，而且对本案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举证责任分配等存在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本案事实和录音等证据，尤其准确理解与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优势证据原则），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科隆达公司的一审诉求。严杰、孙佩辩称，1、科隆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与严杰、孙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严杰、孙佩曾向周敏和陈文球拿过货，但支付货款也是向陈文球个人支付，科隆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陈文球和周敏都是科隆达公司的员工，也无法证明他们向科隆达公司供货，更无法证明陈文球及周敏所供应的货物是涉案科隆达公司主张的货物。2、从科隆达公司提交的录音资料来看，有的载明出现客诉问题：“我只收了15万元的货款，要我给你18万元那不可能”，有的载明：“周敏当时也不是这么说的，你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先汇10万元，剩下的6万元到下个月底一定打过来。”有的载明：“要扣7万元就扣7万元，扣8万元就扣8万元”。这些陈述都只能说明严杰、孙佩与周敏及陈文球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而且对该纠纷所涉及的送货总金额，出现质量问题之后的扣款金额和最终确定的欠款金额相互矛盾，根本不应予以采信。3.科隆达公司伪造严杰的签名，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科隆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严杰、孙佩立即向科隆达公司支付货款147120.5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147120.50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日止）；2、判令严杰、孙佩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期间，科隆达公司与严杰、孙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3年7月1日，孙佩向科隆达公司支付100000元。另查明：科隆达公司提供12张送货单主张向严杰、孙佩供应灯珠共计货款304906元。严杰认为11张送货单（12张送货单中有1张的收货单位一栏没有签名）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送货单上的“严杰”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事项为：科隆达公司提供的11张送货单收货单位签字盖章处“严杰”签名字迹是否为严杰书写。严杰预交鉴定费44911元。2016年11月8日，该所作出粤南[2016]文鉴字第67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1张原告送货单收货单位签字盖章处“严杰”签名字迹均不是严杰书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科隆达公司与严杰、孙佩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严杰、孙佩拖欠科隆达公司的货款及利息分别是多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规定，科隆达公司提供12张送货单、退货单3张、进仓单2张、银行卡明细、对账单及通话录音主张向严杰、孙佩供应灯珠共计货款304906元，严杰、孙佩尚欠科隆达公司货款147120.50元。科隆达公司提交的12张送货单中，1张送货单收货单位签字盖章处没有签名，11张送货单收货单位签字盖章处“严杰”签名经鉴定均不是严杰书写，对账单是科隆达公司单方制作没有严杰、孙佩签名确认，严杰、孙佩也否认收到12张送货单及对账单上的货物，因此，一审法院对科隆达公司的12张送货单及对账单不予采信。科隆达公司提交的4段通话录音，虽然严杰否认录音对象为其本人，但严杰在举证期限内并未向本院申请鉴定，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但在该4段录音中严杰并没有明确确认合共收取科隆达公司的货款是多少以及合共欠科隆达公司的货款是多少，录音所涉及的数额也未能与科隆达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一一对应。而科隆达公司提交的退货单、进仓单、银行卡明细只能证明科隆达公司与严杰、孙佩曾经存在交易关系。科隆达公司的证据未能证明科隆达公司向严杰、孙佩送货的货款是多少以及严杰、孙佩尚欠科隆达公司货款是多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科隆达公司主张严杰、孙佩支付货款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科隆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242.41元，鉴定费44911元，合共48153.41元，由科隆达公司负担。二审中，科隆达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手机短信和辞职信，证明严杰在本案一审庭审前一天委托周敏进行调解，并愿意支付5万元货款；2、手机通话录音及录像视频，证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因质量争议而产生货款结算纠纷，周敏承认多次参与调解协商，严杰曾承诺支付货款5万元；3、开庭笔录，证明科隆达公司曾在2014年就涉案纠纷起诉中山市第二法院，后因鉴定材料不足及鉴定费过高而申请撤诉。并且，严杰在诉讼程序无视客观事实和证据，不仅否认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且还否认“业胜光电”系其经营，甚至还否认与孙佩之间的夫妻关系。虽然严杰在本案一审中就《退货单》的签名“修正”了原来的错误观点，但是仍企图隐瞒涉案事实。严杰、孙佩辩称，对于证据1，手机短信首先没有原件核对，不予确认该证据的三性。其次，科隆达公司主张其与周敏及陈文球的短信只能证明陈文球和所谓的周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辞职信因为科隆达公司没有提交周敏的社保及劳动合同，不能证明周敏是科隆达公司的员工，对其三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2，不予确认该证据的三性，根据录音显示是周敏与科隆达公司的代理人自行制作的，不予确认。对于录像，代理人需要向当事人核实。对于证据3，没有原件核对，代理人需要与当事人核实，但是严杰曾告诉代理人科隆达公司因伪造《送货单》上“严杰”的签名而撤诉，不敢向法院申请鉴定。在本案一审时，法庭已经对《送货单》上“严杰”的签名是科隆达公司伪造的。本院经审查认为，科隆达公司提供的手机短信和辞职信无手机核对及相应的劳动合同相佐证，无法确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科隆达公司提供的诉讼资料可说明科隆达公司曾就本案货款在中山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撤诉的事实；严杰与孙佩虽对科隆达公司提供的手机通话录音及录像视频等证据不予确认，但同时严杰与孙佩也确认曾与周敏和陈文球发生过交易往来的事实，结合孙佩曾以“业胜光电”名义向科隆达公司退货及向陈文球支付货款等事实，科隆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相关联，且不存在非法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合法利益及有违公序良俗的情形，并能与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相佐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11月26日科隆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文球变更为张腾芳。在一审庭审中，孙佩确认科隆达公司提供的三张退货单中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三张退货单退货金额为57785.50元，是以“业胜光电古镇事业部名义”开具，客户单位载明为“科隆达”，退货单中所预留的电话号码与科隆达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载明的客户“业胜光电”电话号码一致。在二审期间，严杰与孙佩确认其曾与陈文球和周敏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孙佩支付给陈文球10万元是支付其与陈文球个人发生交易的货款，与本案科隆达公司主张的货款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严杰和孙佩与科隆达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严杰和孙佩是否尚欠科隆达公司货款及数额多少。科隆达公司上诉主张其与严杰和孙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严杰和孙佩尚欠其货款147120.5元。严杰与孙佩则否认与科隆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严杰与孙佩则否认与科隆达公司存在交易往来。对此，本院认为，综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科隆达公司与严杰、孙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发生，除了要审查送货单中签名的真实性外，还应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判定，不能仅凭送货单据的签名非严杰本人签名来认定交易关系是否存在。本案中科隆达公司据以主张严杰和孙佩尚欠其货款的11张送货单收货单位处签名为“严杰”虽经鉴定为非严杰本人签名，但在现实交易中存在大量由员工或收货人员代签名的情况，不排除送货单中的签名为孙佩或严杰、孙佩指定的员工代为签名情况。2、其次，严杰和孙佩曾以业胜光电名义与科隆达公司进行交易往来。本案中，科隆达公司提供的三张退货单据，孙佩确认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退货单中明确载明业胜光电古镇事业部，所留的联系电话地址与科隆达公司送货单中载明的客户名称和电话一致。三张退货单中退货的产品名称与科隆达公司送货单中产品名称基本也可以对应。从科隆达公司提供的严杰、孙佩流动人员信息登记表的情况来看，严杰和孙佩登记服务就业单位为“业胜光电厂”，虽经工商查询业胜光电古镇门市部并无办理企业名称登记，但严杰、孙佩于2013年7月设立的中山市古镇严杰灯饰配件店登记的经营场所与孙佩确认的退货单中载明的地址与电话基本一致，可以认定严杰、孙佩曾以业胜光电名义与科隆达公司进行交易往来的事实。3、再次，科隆达公司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13年年3月至5月期间，而在2013年7月1日孙佩向科隆达公司支付100000元，付款时间与科隆达主张货款发生时间相近不到几个月时间，虽严杰、孙佩主张上述款项是支付之前与陈文球和周敏个人交易往来的款项，但对于该陈述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严杰、孙佩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而陈文球在2014年11月26日前为科隆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科隆达公司提供的孙佩名片中注明的银行账户信息与孙佩转账支付给科隆达公司的账户一致，结合支付款项时间及科隆达公司主张双方发生交易的时间及诉讼中严杰与孙佩确认2013年曾与陈文球发生交易往来的事实，可认定孙佩支付的上述100000元款项是支付给科隆达公司且是本案所涉交易的货款。虽严杰和孙佩对科隆达公司提供的录音资料不予确认，但该录音资料与严杰、孙佩在诉讼中确认的事实及其他证据能相佐证，从录音内容可以确认是严杰本人发言，在录音中严杰亦曾确认拿货30万元，该陈述与科隆达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据中所涉金额基本可相对应。故结合现有证据及双方的诉辩意见，科隆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举证已形成证据优势，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科隆达公司与严杰、孙佩存在涉案交易往来的事实。关于货款金额，科隆达公司提供的12张送货单据中，因科隆达公司提供的2016年2月26日送货单据（货值13860元）收货单位无人签名，无法确定该货物已送货给严杰、孙佩，本院不予确认。其余11张送货单据虽签名为非严杰本人签名，但如前所述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存在交易往来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严杰与孙佩虽对三张退货单据中载明的单价等内容不予确认，但确认三张退货单据是孙佩本人签名，退货单内容一般是由退货方填写，严杰与孙佩上述抗辩有悖常理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及充分举证，不足采信，故本院对该三张退货单内容予以确认。11张送货单据价值291046元，扣除退货金额57785.50元及科隆达公司确认的已支付货款100000元，严杰与孙佩尚欠科隆达公司货款金额为133260.50元。严杰与孙佩在收货后未及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故科隆达公司要求严杰、孙佩给付货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请应予支持。因双方并未约定给付货款的时间，对科隆达公司起诉的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本院调整为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7日，即利息自2016年4月7日起至本院确定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另，关于鉴定费由谁负担问题，科隆达公司对于送货单中签名真伪负有证明义务，故原审判决由负有举证责任的科隆达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科隆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4民初537号民事判决；二、严杰、孙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33260.50元及利息（以133260.50元为基数，利息自2016年4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所规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计付）给江门市科隆达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三、驳回江门市科隆达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严杰、孙佩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242.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42.41元，合计6484.82元，由江门市科隆达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负担610.82元，由严杰、孙佩共同负担5874元。鉴定费44911元由江门市科隆达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海审判员 张萍辉审判员 陈侃伦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书记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