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终字第2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丽卿，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姚廷强，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蕾，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都江堰锦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翠月湖镇民兴社区16组15-2号。
法定代表人邓杜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余珏莹，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晓民，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春城，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革，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春城，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丽卿、上诉人都江堰锦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晓民、陈革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姚廷强、朱蕾，上诉人都江堰锦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余珏莹，被上诉人张晓民、陈革的委托代理人王春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锦隆公司设立于2011年4月28日，注册资本500万元，设立时实缴注册资本240万元；蒲森持股52%、朱萍持股20%、陈革持股28%。其中，邓杜煌经股东蒲森委派被选举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张晓民经股东蒲森委派被选举为公司董事，陈革为公司董事和总经理，前述任期均3年。
2012年8月24日，锦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公司股东股权确定：1.原锦隆公司大股东蒲森（实际持有人邓杜煌）持有锦隆公司的52%股权，经原锦隆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后引入投资人邓伟安……邓杜煌占锦隆公司股权26%，邓伟安占公司股权26%，此股权分配并经得全体股东通过同意。……5.锦隆公司股东再次经上述变更（或转让）后，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变更为：（3）邓伟安出资15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5%（实际需出资976万元，已到账832万元，尚余144万元）”。该《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经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确认。
2012年10月14日，锦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2012年股东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锦隆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为保证公司在都江堰翠月湖镇项目的开发建设资金投入，促进公司经营发展，公司股东人数由原登记备案的3名自然人（蒲森、陈革、朱萍）增加至现有的4名自然人（新增股东为朱丽卿），公司股权发生转让并进行了相应变化（即：朱萍实缴出资额180万元，股权比例31%；朱丽卿实缴出资额155万元，股权比例31%；蒲森实缴出资额135万元，股权比例27%；陈革实缴出资额30万元，股权比例6%），公司须据此完善验资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东对公司开发建设项目所需的相应后续投资资金，必须按照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及时投资到位，否则，公司股东会有权作出决议对其股权权益进行限制”。该《2012年股东会议纪要》经公司股东（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并经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2012）蜀鼎见字第001号《律师见证书》予以见证。
2013年4月13日，锦隆公司作出《通告》，主要内容为：“致：朱丽卿及朱丽卿委托代理人邓伟安：根据2013年4月12日都江堰锦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精神通知如下：1.撤销2012年10月14日股东会议纪要中有关增加朱丽卿女士为公司股东的约定。2.鉴于2013年4月11日发生之事件股东会会议通过立即罢免邓伟安在我公司副董事长的所有职权职务并与公司办理相关的离职手续。3.由邓杜煌负责处理并结清朱丽卿委托代理人邓伟安的债权债务”。
原审法院另查明：根据锦隆公司工商档案记载，锦隆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完成补足注册资本差额26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年6月4日，张晓民取得蒲森持有的锦隆公司52%股权；同年7月9日，张晓民取得朱萍持有的锦隆公司20%股权；同年7月17日，张晓民将持有的锦隆公司72%股权中的20%经工商变更登记转让给王伟忠。
朱丽卿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锦隆公司返还朱丽卿出资款717万元，并赔偿朱丽卿资金占用费（自2013年2月24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及差旅费等损失；二、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与锦隆公司对返还朱丽卿出资款本金及资金占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朱丽卿是否是实际出资主体以及是否出资717万元。
关于本案的实际出资主体是朱丽卿还是邓伟安。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锦隆公司2012年8月24日《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仅载明：“经原锦隆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后引入投资人邓伟安……。邓伟安出资15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5%（实际需出资976万元，已到账832万元，尚余144万元）”，未记载朱丽卿为出资人及其出资比例，而在锦隆公司2012年10月14日《股东会议纪要》中仅记载增加朱丽卿为锦隆公司持股31%的新股东，未记载邓伟安为公司出资人及其出资比例，由此从表象上看，邓伟安与朱丽卿是两个互不关联的出资主体，但在锦隆公司提供的证据中，2013年4月10日《股东会决议》、2013年4月12日《股东大会决议》均记载“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邓伟安”等文字内容，此与锦隆公司2013年4月13日作出的《通告》的受文主体“朱丽卿及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邓伟安”的称谓一致，前述证据能够证明锦隆公司认可邓伟安系朱丽卿出资委托代理人的事实。再结合原审诉讼中邓伟安出具《情况说明》明确承认其是作为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投资代表）陆续向锦隆公司投资了717万元的陈述，在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综合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应当确认锦隆公司2012年8月24日《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和2012年10月14日《股东会议纪要》中有关邓伟安与朱丽卿的出资具有承继性，且朱丽卿应为本案实际出资人，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
关于朱丽卿是否出资717万元。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因锦隆公司2012年8月24日《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载明“邓伟安……实际需出资976万元，已到账832万元，尚余149万元”，该会议纪要经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确认并加盖锦隆公司公章，故应视为在2012年8月24日即已确认邓伟安（后明确为系朱丽卿委托代理人）当时已到账832万元的事实。其次，锦隆公司2012年10月14日《2012年股东会议纪要》不仅记载朱丽卿“认缴”出资额155万元，而且记载“实缴”出资额155万元，该实缴出资证明朱丽卿当时对工商注册中应分担的155万元出资额已到位，但因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系两个不同的概念，故不能以此认定朱丽卿仅出资了155万元。再次，2013年2月24日《锦隆公司股东会2013年度第一次内部会议纪要》记载“6.资金到位时间问题：确定集资金额为5000万元，现已到位资金为……邓伟安717万元（朱丽卿的全权代表）”，虽然该《会议纪要》的文本格式、字体、股东签名样式等与锦隆公司盖章确认的同为复印件的2012年8月24日《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吻合，但因其为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为证实该会议纪要所记载朱丽卿已出资717万元的构成及其来源，朱丽卿另行提供了两笔分别为317万元和400万元出资的证据：
一笔是2012年12月26日《债务分担协议》中记载的出资317万元。朱丽卿称，该《债务分担协议》系针对2012年8月24日《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中记载的“邓伟安……已到账832万元”之后的往来账经结算后所确认的出资317万元。经审查，该《债务分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即邓杜煌和邓伟安）在成都都江堰锦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共同实际投入都江堰锦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34万元……乙方（即邓伟安）投资317万元并享有该投资额的股权”。该《债务分担协议》虽未加盖锦隆公司的印章，只有邓杜煌、邓伟安、陈革的签名，但从该协议的协商地点在锦隆公司办公室、协议事项为确认实际投资及对应的股权，再结合该协议的签名人邓杜煌系锦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且系蒲森所持锦隆公司52%股权的实际持有人、陈革系锦隆公司股东和总经理、邓伟安系朱丽卿的投资代表等证据事实，在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朱丽卿已向锦隆公司投资上述317万元的事实。锦隆公司虽称对《债务分担协议》无法确认是否是邓杜煌和陈革的签名，但因未申请笔迹鉴定或者提供其它证据予以支持其抗辩意见，故不予支持。
另一笔是朱丽卿代锦隆公司归还所欠姚庆良借款400万元。根据证人姚庆良出具的《情况说明》、2012年8月4日《借款合同》、《汇款委托书》、《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联行来账凭证》等证据，姚庆良通过河源市百雄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雄房产公司）账户向锦隆公司出借800万元，借款期限为45天，该款于2012年8月7日汇入锦隆公司银行账户，因根据前述《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由邓伟安（即朱丽卿投资代理人）承担上述借款中400万元的还款责任，邓伟安已于2012年10月17日将该400万元归还至百雄房产公司账户。因前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实邓伟安已归还姚庆良上述借款800万元中400万元的事实。同时，根据《借款合同》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以及前述《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联行来账凭证》等证据，蒲森虽为名义借款人，但实际还款责任主体为邓杜煌、邓伟安等，再结合《借款合同》借款系“向锦隆公司投入注册资金及追加投资”的合同目的，以及邓杜煌系蒲森所持锦隆公司52%股权的实际持有人、邓伟安系朱丽卿投资代表等证据事实，在锦隆公司未提供该800万元借款已由蒲森承担偿还责任等其它类似证据的情况下，对邓伟安已归还的该400万元借款，应当确认为朱丽卿对锦隆公司的投资款400万元。至于锦隆公司提出《借款合同》是蒲森向姚庆良借钱与锦隆公司无关的抗辩意见，因与《汇款委托书》、《电汇凭证》，以及《借款合同》约定的代偿责任主体等庭审查明的证据事实不符，且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之规定，对锦隆公司的此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述2012年8月24日《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2012年10月14日《股东会议纪要》、2012年12月26日的《债务分担协议》、姚庆良出具的《情况说明》、2012年8月4日《借款合同》、《汇款委托书》、《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联行来账凭证》等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证据链，证实朱丽卿已向锦隆公司出资317万元和400万元的事实，能够佐证2013年2月24日《锦隆公司股东会2013年度第一次内部会议纪要》所记载的朱丽卿已出资717万元的客观真实性。
二、关于锦隆公司应否返还朱丽卿的出资，以及朱丽卿的损失如何计算。
本案相关当事人经协商后于2012年10月14日以《股东会议纪要》形式吸收朱丽卿为锦隆公司持股比例31%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之规定，该《股东会议纪要》证明朱丽卿、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之间成立了出资合同法律关系，且其内容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其他无效之情形，故应为有效约定。据此，朱丽卿负有依约缴足出资款的义务，锦隆公司则负有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在合理期限内为朱丽卿成为公司股东办妥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但在朱丽卿、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之间发生争议后，锦隆公司已于2013年4月13日向朱丽卿发出《通告》撤销有关增加朱丽卿为公司股东的原约定，且原审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均未表达继续投资合作的意愿，应视为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解除前述出资合同法律关系。由于锦隆公司未为朱丽卿成为公司股东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也未将朱丽卿的出资纳入锦隆公司的注册资金范围，返还朱丽卿的出资对外依然符合公司的资本不变、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故在朱丽卿、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之间出资合同法律关系予以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对于朱丽卿的出资717万元，锦隆公司应当返还给朱丽卿。
关于资金占用损失，朱丽卿认为，由于社会平均融资成本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如果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既不足以弥补朱丽卿的实际损失，也将诱使资金占用方宁可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也要采取拖延诉讼周期等想方设法拖延付款以便保障自身资金流动，故主张锦隆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赔偿朱丽卿的717万元资金占用损失。原审法院认为，由于对出资款的返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资金占用损失，既无当事人之间的事先约定，也无相应的法律规定，锦隆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赔偿朱丽卿717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自2013年9月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同时对朱丽卿主张的54828元机票差旅费损失，因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支持。
三、关于张晓民、陈革应否与锦隆公司向朱丽卿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本案中，朱丽卿主张其向锦隆公司出资以达到成为公司股东的目的，其根据股东会纪要及其他代付款形式完成，客观上锦隆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朱丽卿并未成为股东，故其要求返还出资款项的法律关系建立在朱丽卿与锦隆公司之间。在朱丽卿出资行为本身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其要求张晓民、陈革承担锦隆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锦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丽卿出资款717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9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二、驳回朱丽卿其余的诉讼请求。如锦隆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第一审案件受理费675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72590元，由锦隆公司负担。
宣判后，朱丽卿和锦隆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锦隆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朱丽卿的出资，即由其投资代理人邓伟安向锦隆公司投资了717万元是错误的。邓伟安对锦隆公司没有实际缴付出资，朱丽卿也未提供邓伟安向锦隆公司支付717万元的现金付款凭据，原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邓伟安、朱丽卿向锦隆公司的公司账户汇付了717万元的投资款。二、朱丽卿主张其投资代理人邓伟安向锦隆公司注入717万元投资款的来源和构成依据的《债务分担协议》和《借款合同》，并不是邓伟安直接向锦隆公司支付投资款的依据，只能证明邓伟安与邓杜煌、蒲森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锦隆公司的公司账户只收到过在公司注册登记股东（即蒲森、朱萍、陈革三人）所投入的资金，蒲森及其代理人邓杜煌均未向锦隆公司说明其投入的资金中哪些是邓伟安的投资。原审判决将邓伟安与蒲森、邓杜煌之间的资金拆借关系与邓伟安或朱丽卿对锦隆公司的投资关系进行了混淆，显然是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和不同的合同主体纳入了本案中进行合并处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是错误的。三、朱丽卿举证的多份股东会纪要，其记载的投资主体、金额、股权等均存在多处矛盾和错误，与锦隆公司举证的验资报告确认的投资主体及投资到位情况严重不符，股东会纪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朱丽卿实际出资的依据，其实际投资只能根据相应的资金支付凭据证明。原审判决忽略了股东会纪要中存在的多项矛盾，其采信并定案的依据显然是存在偏颇的。四、锦隆公司举证的《2012年8月24日的股东会纪要》和《2013年2月24日的股东会纪要》复印件，其中关于832万元出资及717万元出资到账的内容记载，完全是因为锦隆公司部分股东（如蒲森等）同意转让股权，将其所投入公司的投资款按拟转让的股权份额分拆后，视为受让人邓伟安或朱丽卿的投资款所致，而并不是受让人另行实际缴付锦隆公司的投资款。但上述股东会纪要形成后，因转受让各方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所以受让人并未取得股权，股东会纪要未实际履行，朱丽卿自然无法通过股权受让方式享有股权转让人所转让的投资款。由此可能导致的股权受让人（邓伟安或朱丽卿）与股权转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另案处理，不应与本案混淆。五、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邓伟安与邓杜煌之间自行约定的投资分担行为、邓伟安同意代蒲森偿还姚庆良借款的民间借贷行为，均是邓伟安受朱丽卿委托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前述邓伟安的两项行为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已转移给了朱丽卿。原审判决径行认定邓伟安的上述行为均系代表朱丽卿的投资行为，并据此认定朱丽卿对锦隆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等，是对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的混淆。综上所述，锦隆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严重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朱丽卿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朱丽卿负担。
朱丽卿答辩称：一、朱丽卿向锦隆公司投资入股的出资形式主要是“债权转股权”，故锦隆公司以朱丽卿未提供向锦隆公司投资的现金付款凭据或未向锦隆公司账户汇入投资款为由而否认朱丽卿投资717万元的上诉理由，是对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公司股权出资凭证的狭隘理解。2012年8月24日的《股东会纪要》和2013年2月24日的《股东会纪要》和《债务分担协议》、姚庆良《情况说明》、《借款合同》、《汇款委托书》、《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等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锦隆公司已通过多种渠道收取朱丽卿717万元出资款的事实。二、2012年8月24日的《股东会纪要》、2012年10月14日的《股东会议纪要》、2012年12月26日的《债务分担协议》、2012年8月4日《借款合同》及其附件《汇款委托书》、《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联行来账凭证》等证据材料，从其形成背景、内容及目的来看，均证明锦隆公司已实际收取朱丽卿出资款，则本案应为股权投资关系，绝不是锦隆公司所诉称的“邓伟安与邓杜煌、蒲森”等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三、锦隆公司关于相关股东未与邓伟安或朱丽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朱丽卿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所以该股东会议纪要未实际履行的上诉理由，既是对增资扩股模式下朱丽卿应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错误理解，也恰恰证实了锦隆公司以其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义务来阻碍朱丽卿投资入股目的的实现，这才是本案纠纷酿成的根本原因，锦隆公司以其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违约行为作为否认朱丽卿出资真实性的论据，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四、2012年8月24日的《股东会议纪要》、2012年10月14日的《股东会议纪要》、2013年2月24日的《股东会议纪要》均系锦隆公司及其股东对朱丽卿（投资代表人邓伟安）已实际到账的出资额的确认，而并非催告朱丽卿履行出资义务的函件，故锦隆公司关于“该股东会纪要未实际履行”的上诉理由，不能否定朱丽卿已实际出资717万元的事实。五、原审判决邓伟安系朱丽卿的投资代表人的事实认定清楚。综上，原审判决关于锦隆公司应返还朱丽卿717万元出资款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锦隆公司的上诉。
张晓民、陈革的答辩意见与锦隆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
朱丽卿上诉称：一、出资款资金占用损失应自2013年2月24日起计算。2013年2月24日的《锦隆公司股东会2013年度第一次内部会议纪要》已确认朱丽卿实际投资717万元，即此时锦隆公司就已实际占有和使用该出资款，故原审判决从受理本案之日即2013年9月9日起计算资金占用损失不当。二、出资款资金占用损失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予以计算，否则远不足以弥补朱丽卿的损失。朱丽卿交付资金的目的是投资获益，而不是低息借贷；在融资难、融资贵的社会环境下，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6%左右）计算的违约成本远低于社会平均融资成本（10%以上），这将诱使资金占用方宁可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也要想方设法拖延付款，客观上是在保护资金占用方的违约行为，不利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既然朱丽卿的出资款已被锦隆公司恶意占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之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朱丽卿的资金占用损失，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三、张晓民、陈革依法应与锦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张晓民从公司成立之初即为公司的董事、隐名大股东，陈革也一直是公司股东和总经理，但在朱丽卿已经实际出资717万元的情况下，其二人非但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股东会的约定办理朱丽卿股东身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反而在2013年4月12日作出股东会决议撤销“增加朱丽卿为公司股东的约定”，并将原来约定由朱丽卿应该享有锦隆公司31%的股权登记在他们自己的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对其没有及时为新股东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承担责任”等相关规定，张晓民、陈革依法应与锦隆公司向朱丽卿承担连带责任。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自2013年9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的判决，并依法改判由锦隆公司自2013年2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向朱丽卿支付资金占用损失；2.改判由张晓民、陈革对锦隆公司出资款的返还以及资金占用损失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锦隆公司、张晓民、陈革负担。
锦隆公司针对朱丽卿的上诉答辩称：一、朱丽卿在上诉中提到的资金占用损失赔偿应当由朱丽卿实际向锦隆公司投入了资金并且锦隆公司应当返还该资金事实作为前提，本案一审、二审锦隆公司一直坚持一个事实：朱丽卿从未对锦隆公司实际投资，既然没有实际投资行为，那么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朱丽卿提出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在没有实际投资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应当支持。二、关于朱丽卿提出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方式，首先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其计算标准也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一倍计算，也不是朱丽卿所说的四倍，至于法律规定的四倍贷款利息也仅仅是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本案不是一个借贷案件，因此它更加不能适用于借贷关系的利息计算方式。请求驳回朱丽卿的上诉请求。
张晓民、陈革针对朱丽卿的上诉答辩称：一、朱丽卿从未直接向锦隆公司实际缴纳过出资款或投资款，也未通过其代理人邓伟安以出资款或投资款形式向锦隆公司实际缴纳过任何资金。原审判决对朱丽卿及邓伟安在锦隆公司有出资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且混淆了法律关系。二、朱丽卿的股权取得手续未完善，不具有股东资格。而且，朱丽卿与锦隆公司股东陈革从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未形成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朱丽卿也从未向陈革支付过股权转让对价；张晓民系2013年6月4日才受让蒲森的股权成为的锦隆公司股东，此前也并非锦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丽卿要求张晓民、陈革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朱丽卿的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中，朱丽卿新提交一份锦隆公司的法律顾问王春城与邓伟安的一段通话录音。拟证明：锦隆公司同意返还朱丽卿的出资，但不同意返还利息。
锦隆公司质证意见为：该录音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且录音行为不合法，锦隆公司不同意对该证据进行质证，二审法院不应组织质证也不应采纳该证据。
张晓民、陈革质证意见为：该录音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邓伟安偷录目的不正当，录音行为不合法。因此，朱丽卿举证的录音资料，无论是否与本案的诉讼标的和案情有关，录音内容无论是否真实、完整，均不应当作为本案审理判决的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为：该录音形成时间在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朱丽卿提交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审举证期限，该录音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除确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邓伟安出资15.2万元”、“尚余149万元”为笔误，应予纠正为“邓伟安出资152.5万元”、“尚余144万元”外，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锦隆公司2011年4月22日的验资报告上载明：截止2011年4月20日，贵公司已收到蒲森、朱萍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240万元。锦隆公司2013年4月22日的验资报告中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载明：蒲森260万元、朱萍100万元、陈革140万元。锦隆公司的该两次验资均由其单方委托，验资报告上均无朱丽卿出资的记录，亦与2012年10月14日锦隆公司《2012年股东会议纪要》上载明的投资主体为蒲森、朱萍、陈革3人以及3人的出资金额、股权比例不符。
2012年8月4日，甲方姚庆良与乙方蒲森签订《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一、蒲森因向锦隆公司投入注册资金及追加投资，需向姚庆良借款800万元。邓伟安、邓杜煌各承担上述借款各50%的还款责任（包括本金、滞纳金）。邓伟安、邓杜煌、锦隆公司共同对以上借款本息、滞纳金的归还承担共同的、相互的连带清还责任。邓伟安、邓杜煌在该份《借款合同》上签名，锦隆公司在该份《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2012年8月7日，姚庆良通过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百雄房产公司账户向锦隆公司银行账户汇入800万元。2012年10月17日，邓伟安将其承担的400万元归还给姚庆良。
2012年8月24日，锦隆公司形成的《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除经公司全体股东签名外，锦隆公司还加盖了公章。
2012年12月26日，甲方邓杜煌与乙方邓伟安签署《债务分担协议》，主要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在锦隆公司办公室友好协商，共同对外债务总额8322771元，甲方承担债务4161385.50元、乙方承担债务4161385.50元。甲乙双方共同实际投入锦隆公司634万元，甲方投资317万并享有该投资额的股权，乙方投资317万元并享受该投资额的股权。陈革作为证人也在协议上签名。锦隆公司对邓杜煌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
2013年2月24日，锦隆公司形成的《股东会2013年度第一次内部会议纪要》上载明：“6.资金到位时间问题：确定集资金额为5000万元，现已到位资金为……邓伟安717万元（朱丽卿的全权代表）”。该份纪要为复印件，锦隆公司、张晓明、陈革对此不予认可。
2013年4月10日，锦隆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1.由于公司面临（2013年）4月18日前需要完成验资手续，手续若不完成将会造成公司被吊销。有关公司的证照资料现要求保管人邓伟安在（2013年）4月10日18：00时前交出，若因不依时交出造成公司的所有损失由邓伟安负责”。载明的参加人有“朱丽卿（委托代理人邓伟安）”。
2013年4月12日，锦隆公司形成的《2013年股东大会决议》主要内容为：“鉴于2012年10月14日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根据当时公司的经营状况，为保证公司在都江堰翠月湖镇项目的开发资金落实，而当时朱丽卿承诺愿意马上投资1550万元，因此，会议同意当朱丽卿兑现承诺后，将增加朱丽卿为公司股东，占31%的股权。但会议纪要签订后，朱丽卿没有按照约定支付投资款，经多次催告，资金仍然不能到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导致公司项目停滞不前，同时2013年4月10日公司就注册资金验资事宜拟立即安排办理时，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邓伟安强行将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公司证照拿走私自保管至2013年4月10日18：00前没交出造成了恶劣影响和公司损失。……经会议讨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出如下股东会决议：一、撤销2012年10月14日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中有关增加朱丽卿为公司股东的约定；二、……；三、由邓杜煌负责处理并结清与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邓伟安的债权债务”。
2014年4月2日，邓伟安向原审法院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关于朱丽卿向锦隆公司投资事宜，朱丽卿一直委托我（邓伟安）出面作为其委托代理人（投资代表），朱丽卿陆续向锦隆公司投资了717万元，其中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杜煌、总经理陈革在2012年12月26日《债务分担协议》上签名确认的317万元，以及2012年10月17日代公司偿还姚庆良借款的400万元，虽然都是以我这个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但该两笔款项均系由朱丽卿实际出资，同时该两笔款项也就共同构成了朱丽卿向锦隆公司出资的717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朱丽卿是否是实际出资主体以及是否支付出资款717万元；二是锦隆公司应否返还朱丽卿的出资款以及出资款损失如何计算；三是张晓民、陈革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于朱丽卿是否是实际出资主体以及是否支付出资款717万元的问题。
1.朱丽卿是否是实际出资主体。本院认为，锦隆公司虽然否认2012年10月14日之前邓伟安系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但锦隆公司2013年4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2013年4月12日的《股东大会决议》中均载明“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邓伟安”、2013年4月13日锦隆公司作出撤销朱丽卿为公司股东的《通告》受文主体亦为“朱丽卿及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邓伟安”。上述证据表明锦隆公司对2012年10月14日之前邓伟安系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的事实已经予以了追认。并且，原审诉讼中邓伟安在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亦明确表示其为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和投资代表。因此，关于邓伟安系朱丽卿的委托代理人，朱丽卿是实际付款主体的事实本案应当予以认定。
2.朱丽卿是否支付出资款717万元。本院认为，首先，锦隆公司《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上载明“邓伟安出资15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5%（实际需出资976万元，已到账832万元，尚余144万元）”。该会议纪要经锦隆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确认并加盖锦隆公司公章。上述证据中，锦隆公司对朱丽卿832万元出资款已经到账的事实予以了认可；再结合朱丽卿另行提供的两笔分别为317万元和400万元的证据来看：第一，2012年8月4日姚庆良与蒲森签订的800万元《借款合同》，首先就明确了借款目的、性质是“蒲森因向锦隆公司投入注册资金及追加投资”。虽然借款主体是蒲森，但在该份《借款合同》上邓杜煌、邓伟安对该800万元的借款进行了分担，即由两人分别承担400万元的还款责任，其两人对蒲森所借款项进行的分担亦得到了蒲森、锦隆公司的确认。因此，邓伟安已承担的400万元还款应当作为其对锦隆公司的出资款；第二，2012年12月26日，甲方邓杜煌与乙方邓伟安签署的《债务分担协议》中确认“甲乙双方共同实际投入锦隆公司634万元，甲方投资317万并享有该投资额的股权，乙方投资317万元并享受该投资额的股权”。该协议亦得到了锦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杜煌的认可，总经理陈革作为证人也在协议上签名。如果邓伟安没有实际向锦隆公司支付317万元，邓杜煌、陈革亦不可能在协议上签名。锦隆公司对邓杜煌的签名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其抗辩不能成立。虽然锦隆公司上诉提出邓伟安支付的317万元、400万元两笔款项的时间分别在《股东会2012年度内部会议纪要》之后，但该份会议纪要明显是对包括邓伟安在内的各出资人已实际进入锦隆公司的出资款进行的一个确认，而之后涉及的317万元和400万元明显是对邓伟安实际出资的717万元的具体结算，所以表现出进账时间在前，结算时间在后，但并不影响朱丽卿已实际向锦隆公司支付了717万元出资款的事实。虽然，锦隆公司2011年4月22日和2013年4月22日的两次验资报告上均无朱丽卿出资的记录，亦与2012年10月14日锦隆公司《2012年股东会议纪要》上载明的投资主体为蒲森、朱萍、陈革3人以及3人的出资金额、股权比例不符，但该两次验资均由锦隆公司单方委托，因此该证据不能否认朱丽卿实际向锦隆公司支付了出资款717万元的事实。综合本案证据分析，原审判决认定朱丽卿已向锦隆公司支付出资款717万元的理由更为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锦隆公司应否返还朱丽卿的出资款以及出资款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
锦隆公司应否返还朱丽卿的出资款。本院认为，本案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朱丽卿与锦隆公司之间形成的出资合同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认定在朱丽卿、锦隆公司之间出资合同法律关系予以解除后，朱丽卿要求锦隆公司返还其出资款717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锦隆公司应当予以返还，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朱丽卿的出资款损失如何计算。本院认为，朱丽卿上诉主张717万元出资款资金占用损失应自2013年2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缺乏合同依据，原审判决锦隆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赔偿朱丽卿717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三、关于张晓民、陈革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朱丽卿向锦隆公司出资后并未实际成为锦隆公司的股东，其支付的717万元出资款，系与锦隆公司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由锦隆公司承担返还责任，其要求张晓民、陈革为锦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朱丽卿、锦隆公司的上诉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第二审案件受理费135180元，由朱丽卿负担67590元；锦隆公司负担675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管雄亚
代理审判员 古莉玲
代理审判员 李宝山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贾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