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下商初字第1646号
原告：浙江森同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劳勤。
原委托代理人：任芳、谌运。
变更后的委托代理人：李莉、谌运。
被告：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建军。
委托代理人：徐煜。
被告：邵英梅。
被告：应欣。
被告：陆建军。
被告邵英梅、应欣、陆建军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建勇。
被告：徐超。
原告浙江森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同公司）为与被告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航公司）、邵英梅、应欣、徐超、陆建军追偿权纠纷一案，于2013年3月5日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案经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3年9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3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森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莉、谌运，被告华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煜，被告邵英梅、应欣、陆建军的委托代理人王建勇及被告陆建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超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森同公司起诉称：原告于2012年11月28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滨江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华航公司向建行滨江支行的20×××00元贷款本息（主债务合同为编号X6181271532012000005）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该主债务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到期后，被告华航公司经建行滨江支行多次催款后仍不归还借款，被告邵英梅、应某、徐某、陆某亦未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告在建行滨江支行的要求下，按《保证合同》的约定于2012年11月30日以现金方式代被告华航公司归还了建行滨江支行的借款本金20×××00元。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及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追偿。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华航公司向原告支付代偿款人民币20×××00元；2、华航公司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以2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自2012年12月1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之日止）；3、如果被告华航公司不能清偿上述第一、二项债务，被告邵英梅、应某、徐某、陆某对不能清偿部分的六分之一各承担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森同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X6181271532012000005）1份，以证明华航公司向建行滨江支行借款3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3月14日至2012年6月13日止。
2.《保证合同》（编号：6181279992012087）1份，以证明原告为被告华航公司向建行滨江支行的20×××00元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是6181819992011026、6181819992011028、6181819992011027）3份，以证明被告邵英梅、应某、徐某对被告华航公司在2011年3月29日至2012年3月29日期间发生的借款分别在最高额72000000元的限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6181279992012017）1份，证明被告陆某对被告华航公司在2012年2月21日至2013年2月20日期间发生的借款在最高额72000000元的限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代偿确认函1份及还款凭证2份，以证明2012年11月30日，借款到期后被告华航公司未按期还款，原告按照建行滨江支行的要求替被告华航公司向建行滨江支行代偿借款本金20×××00元。
被告华航公司在答辩期内未递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答辩人不同意原告依据原告和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以保证人代偿债务向答辩人行使代偿权的诉讼请求。本案事实是确实存在答辩人和建行滨江支行的借贷关系，答辩人也确实有20×××00元的借款到期后未归还。但该笔借款到期日是2012年6月13日，而原告和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时间却是2012年11月28日，此时答辩人的借款已经逾期了5个多月，该贷款已经是坏账。原告和答辩人没有任何经济往来，素不相识，原告依据什么为这笔逾期5个多月的贷款提供保证，这不符合债务担保的常理。原告在诉状中称要求担保人按六分之一来分摊，却没有起诉另一个担保人，即浙江XX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XX公司也是答辩人与建行滨江支行借贷项下的保证人。原告和建行滨江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后的两天即将案涉贷款打入答辩人账户，是原告主动和直接的进行的划款行为。据答辩人了解，原告这么做是为了帮XX公司解除在案涉贷款项下的担保责任。原告作为仅有10000000元注册资金的公司，依据什么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单位来支付这笔款项，答辩人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担保合同。所以答辩人不认可原告与建行杭州滨江支行签订的担保合同。答辩人确认2012年11月30日，由原告通过建行滨江支行开立的账户向答辩人在建行滨江支行开立的账户划款20×××00元。答辩人没有任何法律和合同依据收取这20×××00元。由此产生了原告和答辩人之间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样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是保证人向被保证人行使代偿权的法律关系。客观上答辩人收到20×××00元后，建行滨江支行从答辩人账户中扣划了该20×××00元，由此答辩人和建行滨江支行就案涉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同样，在该合同项下的提供担保的保证人的保证义务消灭。这样的资金流转也可以看出建行滨江支行虽然在2012年11月28日签订了保证合同，但该合同未履行。根据原告和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建行滨江支行可以直接从原告账户中扣款，而不用通知原告。而实际履行过程是原告将款项打入答辩人账户，再由建行滨江支行从答辩人账户扣款。答辩人确实收到了案涉20×××00元，无论从不当得利还是无因管理，答辩人都应归还原告这笔钱。关于利息，答辩人认为应根据法律规定向原告支付。但要提出，其他保证人不应承担责任，因为保证责任已经消灭。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华航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1份，以证明原告于2012年11月30日将其所有的20×××00元人民币以转账方式直接汇入收款人即华航公司的银行账户，由此产生了原告与华航公司的直接资金往来，形成法律上的最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事实上原告与华航公司并无往来，故华航公司收取原告的该20×××00元并无合同或法律依据。
2.执行通知书（案号：2013滨执字第429号）1份，以证明执行书上涉及的30000000元就是原告提交的证据1即《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30000000元逾期贷款。贷款人已经诉讼，且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
被告邵英梅、应某、陆某在答辩期内未递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一并口头答辩称：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华航公司是有债权债务关系，但该债权不是基于担保法产生的追偿权纠纷。事实上，作为追偿权纠纷，原告应有支付凭证。而现在原告是将款项打入被告华航公司账户，而没有直接向建行滨江支行偿还债务的行为。所以从2012年11月30日建行滨江支行从华航公司账户中扣款20×××00元可以知道，华航公司与建行滨江支行之间的贷款已经结清。因此，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应结束。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
被告邵英梅、应某、陆某未有证据提交。
被告徐某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森同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华航公司除认为证据3、4与其无直接关系外，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其余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尽管合同上有原告和建行滨江支行的盖章，建行滨江支行和华航公司在案涉《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的30000000元款项逾期后已经经过滨江法院的审理，并且滨江法院在2012年11月19日作出了（2012）杭滨商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书，建行滨江支行在收到法院的判决书后，又和原告在10日内签订了保证合同；对证据5中代偿确认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认为该材料是建行滨江支行出具的，但内容有错。确认书中所称的代偿不是事实，款项是原告直接打入华航公司账户，不是原告打给建行滨江支行的。对证据5中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请法庭注意，这两份凭证中一份是原告填写，另一份则是银行出具，这两份凭证收款人都是华航公司，账号也是华航公司的，可以直接证明原告的款项直接打入了华航公司账户。被告邵英梅、应某、陆某认为证据1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同时，被告邵英梅、应某、陆某同意华航公司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对其余证据，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3、4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5中代偿确认函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不存在代偿问题，原告是将款项打入华航公司账户，建行滨江支行最终从华航公司账户扣款。对证据5中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明目的正好与原告的举证目的相反，原告的证明目的是原告已经代偿了20×××00元，事实上是原告将款项打入华航公司账户，而不是打给建行滨江支行。被告徐某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据此，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1、3、4予以确认。对证据2、5所反映的森同公司打入华航公司的20×××00元的目的是用于代华航公司归还建行滨江支行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该款项最终的性质，是为华航公司案涉债务代偿，还是华航公司与森同公司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后文将予详述，此处不赘。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华航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邵英梅、应某、陆某均未有异议。原告森同公司则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产生了被告华航公司与原告之间直接的资金往来并没有依据，相反该证据已经清楚地表明该笔转账是贷款还款凭证。因为客户专用回单的流水单号尾数是026，这与原告提供的证据5中还款凭证单号是一致的，恰恰说明被告知道原告替其向建行滨江支行代偿。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执行通知书针对的是（2012）杭滨商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解决的纠纷是建行滨江支行与华航公司的借款纠纷，而本案涉及的是担保责任纠纷及后续追偿权的纠纷，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而且，该执行通知书第一款是责令华航公司支付案款人民币30000000元及利息，华航公司认为该30000000元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为何原告还履行保证责任，原告认为建行滨江支行申请强制执行是因为其与华航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项下还有另外一个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执行通知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执行担保的房产。被告徐某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据此，本院对被告华航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华航公司的证明目的能否达到，后文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详述，此处不赘。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1年3月29日，被告邵英梅、应某、徐某分别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各被告为华航公司在2011年3月29日至2012年3月29日期间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主合同项下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该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72000000元整。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
同日，华航公司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华航公司为其在2011年3月29日至2013年3月29日期间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主合同项下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该最高额抵押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5500000元整。
2012年2月21日，被告陆某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陆某为华航公司在2012年2月21日至2013年2月20日期间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主合同项下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72000000元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
2012年3月14日，华航公司为采购煤炭所用，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华航公司向建行滨江支行申请借款3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3月14日至2012年6月13日。同日，建行滨江支行向华航公司发放贷款30000000元。
2012年6月13日借款到期，华航公司未能归还。被告邵英梅、应某、徐某、陆某亦未能履行保证责任。建行滨江支行据此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2年11月19日作出（2012）杭滨商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华航公司归还建行滨江支行借款30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律师费；被告邵英梅、应某、徐某、陆某承担连带责任等。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
2012年11月28日，森同公司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森同公司为确保华航公司与建行滨江支行之间上述《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履行，保障建行滨江支行债权的实现，森同公司为该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20×××00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等。保证合同同时约定，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生效、银行均可直接要求保证人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不提出任何异议。保证合同的其他条款处也约定，对于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应付款项，银行有权从保证人在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开立的账户中划收人民币或其他币种的相应款项，且无须提前通知森同公司。2012年11月30日，森同公司将20×××00元划入华航公司在建行滨江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33×××81。建行滨江支行确认该笔款项为贷款还款凭证，并于当日扣收。
另查明，案涉《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另有连带责任担保人为浙江XX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森同公司向建行滨江支行支付的案涉20×××00元款项的性质。原告诉称该款项系为华航公司代偿案涉《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项下债务，被告华航公司、邵英梅、应某、陆某则辩称该付款行为不构成代偿，而是森同公司与华航公司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不享有追偿权。对此，本院认为，森同公司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均已明确该款项支付即为确保华航公司与建行滨江支行之间签订的案涉《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履行，保障建行滨江支行债权的实现，而由森同公司为该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建行滨江支行与华航公司、邵英梅、应某、徐某、陆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虽已经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判决，但建行滨江支行的该债权并未获完全清偿。对未获清偿的部分，森同公司作为新的保证人与债权人建行滨江支行签订上述《担保合同》并按约履行，并未加重各被告本应按约履行的保证责任。故，森同公司在履行了相应保证责任后，自然亦依法享有向被告华航公司追偿的权利。各被告虽辩解按原告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建行滨江支行可以直接从原告账户中扣款，而不用通知原告。但事实是，原告将20×××00元直接划入被告华航公司的账户。所以，原告与建行滨江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但保证合同并未履行。对此，本院认为，保证合同中约定建行滨江支行有权从森同公司在其处开立的账户中划收人民币，但该约定并未禁止森同公司通过将款项划入华航公司还款账户的方式来履行保证义务。综上，各被告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本案被告邵英梅、应某、陆某、徐某以及案外人XX公司对华航公司的同一债务分别提供保证，且各保证人与债权人建行滨江支行均没有约定保证份额，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的规定，森同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作为连带共同保证人的邵英梅、应某、陆某、徐某、XX公司偿付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且因本案所涉的连带共同保证人之间，对保证份额没有约定，故森同公司仅能就向华航公司不能追偿的部分，向其他共同保证人追偿各自的保证责任份额。本案中，森同公司未要求XX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系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但该份额不能由其他保证人分担。关于利息，原告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被告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系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森同贸易有限公司代偿贷款本金20×××00元。
二、被告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森同贸易有限公司利息损失291500元（暂计算至2013年3月5日，此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之日止）。
三、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中款项的不能清偿部分，由被告邵英梅、应欣、徐超、陆建军向浙江森同贸易有限公司各承担六分之一的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43258元，由被告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邵英梅、应欣、徐超、陆建军分别对其中六分之一的受理费承担清偿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俞 瑛
代理审判员 谈 敏
人民陪审员 郑 义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