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安行初字第64号
原告龙岩市新宇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罗龙路269号。
法定代表人张渭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振球、蓝兴生，福建诺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安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福安市城北街道富春路132号。
法定代表人林志生，主持工作。
委托代理人肖霞，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福建路宇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鲁巷口（公路局内）
法定代表人鲍居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苏志松、黄素春，福建顺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路乐融街2号。
法定代表人刘明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仁义、黄杏嫦。
第三人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路润华商厦27层。
法定代表人黄衍明，职务总裁。
委托代理人陈飞宏。
第三人福建金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263号名德广场7楼。
法定代表人杨建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明兴。
原告龙岩市新宇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新宇公司）不服被告福安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14年8月5日作出的安交（2014）罚字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本院于2014年9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福建路宇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路宇公司）、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华通公司）、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路港公司）、福建金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金通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上述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2月9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黄振球、蓝兴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肖霞，第三人路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素春，第三人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仁义、黄杏嫦，第三人路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飞宏，第三人金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明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8月，原告参加了福安市坂中大桥改建工程（一期）项目的投标。为了参与投标，原告自行制作了标书及投标的有关材料，完全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程序进行投标。在投标期间，原告从未与路宇公司等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联系，也不认识卢世传和蔡阿娜，更没有与其他四家公司一起串通投标。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福安市坂中大桥改建工程（一期）项目是在2010年8月10日完成招投标，在开标后的公示期内没有任何单位提出异议，公示期结束后，招标人与中标人华通公司签订了协议。假设存在违法行为，该行为也是在2010年该项目的招投标期间，在2010年招投标完成后至今也将近四年，被告现在才对四年前的事情进行处罚超过行政处罚时效。2014年5月13日，原告收到被告寄来的《交通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有听证的权利。次日原告即向被告提出书面听证申请。被告受理后书面通知原告听证的时间地点。2014年6月5日8点30分，原告的代理人参加了听证会，提出没有违法事实、超过二年的处罚时效以及被告没有处罚权等申辩理由。听证会开完后被告没有做出是否处罚的决定，而是再过了一个多月后又通知参加第二次听证会，对原告提出的异议不予理睬。原告只得派代理人再次参加了2014年7月30日的听证会，被告提交了早已形成但是在第一次听证会没有提交的证据，并提交了被告的执法依据，在听证会上，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对被告举行第二次听证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综上所述，被告做出的安交（2014）罚字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超过处罚时效、超越职权，并程序违法，请求依法予以撤销。
被告辩称，1、被告认定原告串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0年6月至8月，在坂中大桥改建项目招投标活动期间，案外人卢世传与路宇公司副总经理杨滋明商议串标，约定由卢世传出资，杨滋明负责联系其他有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随后，由杨滋明联系了原告及金通公司、路港公司、路宇公司等五家公司参与投标。上述参与投标公司的40万元投标保证金及投标活动中的经费均由卢世传出资，投标公司标书上的投标价格也由卢世传预算后，由杨滋明分别交给参与投标的公司。上述事实有参与投标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以及用于串标的投标保证金及费用的往来款书证等证明，福安市公安局及检察院作出串标事实认定。原告参与投标的行为符合七部委第30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属于串通投标报价行为。2、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未超过处罚时效。原告等公司串标违法行为发生在2010年8月间，应以中标通知书发出的2010年8月23日为发生之日，2012年8月3日，被告下属福安市福兴交通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已向福安市公安局报案，要求公安机关查处围标、串标等行为。由此福安市公安局通过调查后立案侦查，并将串标组织者嫌疑人卢世传、杨滋明移送审查起诉。2013年5月10日，由福安市检察院对涉案串标组织者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原告的违法串标行为在二年内已被发现，因此，被告对原告的处罚没有超过时效。3、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14年4月2日，被告立案调查，经集体讨论后，拟对原告行政处罚，告知原告拟处罚的违法事实、理由和处罚金额，及告知原告享有救济权利。在原告要求听证，经过二次听证，认为原告申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整个处罚程序依法进行。至被告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主要是原告质疑40万元投标保证金的来源及处罚时效和被告处罚职权，被告再次收集证据和相关规定，并举行第二次听证，予以原告权利，并不违反法律。4、适用法律正确。针对原告串标行为，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处罚5‰-10‰的幅度中处以中标项目金额8‰的罚款，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人路宇公司述称，原告不存在串通投标行为，虽然原告有参与福安市坂中大桥改建工程（一期）项目投标，但原告并未与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进行串通。若有串标，也是杨滋明的个人行为，且被告的处罚决定已经超过法定时效。被告所作该处罚决定存在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第三人华通公司述称，1、我司是自主参与投标，不存在与他人串通投标的事实，被告认定我司等五家公司有串通投标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投标行为发生于2010年8月初，被告于2014年4月才对违法行为立案调查，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其作为行政主管单位有发现过福安市坂中大桥改建项目在投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或有相关的调查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超过追诉时效。
第三人路港公司述称，被告出具的卢世传、蔡阿娜以及参与投标五家公司40万元投标保证金的财务往来凭证虽能说明存在串标行为，但该案距今已四年之久，已超过追诉时效。我司不想因此影响公司经营，已经于2014年8月27日缴纳了罚款，及时作出纠正，表明我司尊重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系。
第三人金通公司述称，我司在评标时已被按“废标”处理，不存在串标，若认定存在串标，也超过法定追诉时效。福安市纪委、检察院、公安局着手调查的是坂中大桥工程建设的质量问题，其调查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处罚依据。
本案审理中，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A1、福安市坂中大桥改建工程施工招标公告及补充通知（一）；
证据A2、评标报告、中标结果公示、中标通知书；
证据1-2证明坂中大桥投标保证金的时间，文件的收取时间即中标公司于2010年8月23日完成；
证据A3、福安市福兴交通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报案报告，证明对存在的串标行为进行调查；
证据A5、卢世传身份证及证言，证明卢世传在坂中大桥的招投标过程中与杨滋明商议如何串标；
证据A6、泉州路桥机械工程公司杨滋明证言、任职证明、工资表、提取笔录、结账凭证，证明杨滋明与卢世传商议串标；
证据A7、泉州路桥机械工程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建路宇工程有限公司的证明，及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路桥公司在招投标的时候以及之后名称的变更；
证据A8、福建路宇工程公司郭劲松证言，证明郭劲松认可了单位参与招投标；
证据A9、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朱继伟、刘明忠证言，及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华通公司参与了本案的串标活动；
证据A10、福建金通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刘耀冰证言，及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金通公司认可参与了串标的事实，包括40万元保证金来源于卢世传；
证据A11、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王国强证言，及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路港公司参与本案串标的事实；
证据A12、蔡阿娜证言，证明40万的投标保证金是由其经手由其名下转入参与投标的账户；
证据A13、卢世传建行账户明细流水（8万元），证明参与投标的费用由卢世传的账户转到杨滋明的账户供参与投标使用；
证据A14、蔡阿娜农行数据查询单（40万元）、汇兑凭证、泉州路桥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结算业务委托书、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证明路桥公司40万元投标保证金来源于蔡阿娜；
证据A15、蔡阿娜农行数据查询单表（40万元）、查询存款／汇款通知书、龙岩市新宇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工行账户明细表、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012.8.5）、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012.10.8）、龙岩市新宇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原告参与投标的40万元的保证金是来源于蔡阿娜农行账户于2010年8月5日转入原告账户，原告于当天转入业主福兴公司的账户，招标结束后原告将40万元打还给蔡阿娜；
证据A16、卢世传建行账户明细流水（40万元）、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福鼎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单条记录显示、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泉州银行转账回单、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010.8.6）、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010.11.2），证明路港公司参与招投标40万元保证金来源于卢世传的建行账户；
证据A17、卢世传建行账户明细表流水（40万元）、福建金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行账户明细流水、建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书、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010.9.26），证明金通公司参与投标的40万元保证金来源于卢世传的建行账户；
证据A18、卢世传建行账户明细表（40万元）、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农业银行联行来账凭证、介绍信、冯仁义身份证复件、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010.8.6）、建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010.9.26），证明华通公司参与招投标40万元保证金来源于卢世传建行账户；
证据A19、福安市公安局安公（经侦）诉字（2013）03003号《起诉意见书》，
证据A20、福安市人民检察院（安检公刑不诉（2013）8、9号《不起诉决定书》，
证据A19-20证明本案的串标以及经过福安市公安局侦查认定且不起诉意见书中明确2012年8月3日由业主单位向公安局进行报案，福安市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也确定了五家单位参与了串标的事实；
以上证据A1-20证明被告福安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安交（2014）罚字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龙岩市新宇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参与福安市坂中大桥改建工程（一期）投标并串标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适用法律正确；
证据A21、国办发（2000）34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第2页招标存在串标的行为由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的规定，证明本案串标行为是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证据A22、安政办（2012）264号福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安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明确了被告主要职责；
证据A23、立案审批表，
证据A24、延长行政执法调查时间审批表，
证据A25、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证据A26、集体讨论记录（2014年5月8日）对原告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证据A27、处罚告知书、邮政快递送达及查询单，表明被告告知原告相关的处罚事项及享有的权利；
证据A28、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证明原告收到被告告知书后申请听证；
证据A29、交通执法案件听证会通知书（安交（2014）听知字第002号）、邮政快递送达及查询单，被告针对原告的申请安排了听证时间；
证据A30、交通执法案件听证会笔录（2014年6月5日）；
证据A31、交通执法案件听证会通知书（安交（2014）听知字第004号）、邮政快递送达及查询单，对第一次听证会上原告提出的问题再次进行补充调查后重新发出听证通知书；
证据A32、交通执法案件听证会笔录（2014年7月3日）；
证据A33、交通执法案件听证会报告书；
证据A34、交通执法案件集体讨论记录（2014年8月5日），经过集体讨论后认为原告的申辩不能成立；
证据A35、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邮政快递送达及查询单，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给原告；
证据A36、福建省代收行政处罚款收据，原告收到处罚决定书后在法定时间内缴纳了本案的罚款；
证据A21-36证明被告福安市交通运输局具有本案行政处罚职能，作出的安交（2014）罚字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缴纳了本案的罚款217184元。
原告提供证据有：
证据B1、安交（2014）罚字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相关行政处罚的事实，被告立案时间是2014年4月2日，即为违法事实发现的时间，已经超过行政处罚时限；
证据B2、交通行政处罚告知书，
证据B3、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
证据B4、安交（2014）听知字第002号交通执法案件听证会通知书，
证据B5、安交（2014）听知字第004号交通执法案件听证会通知书，
证据B2-B5证明，在收到被告的《交通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原告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了《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被告为本案共先后举行了两次听证会（分别在2014年6月5日和7月30日），二次听证会之间的时间相隔55天，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证据B6温良慧证言，证明福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温良慧最早的报案时间是2012年9月24日，而不是2012年8月3日。根据温良慧这四页的笔录每一页笔录右下角，温良慧的签名旁边都有注明日期“9.24”，可以证明这份报案笔录不是在2012年8月3日形成，而是2012年9月24日形成；
证据B7立案通知书、福安市公安局安公（经侦）诉字（2013）03003号《起诉意见书》；根据起诉意见书第一页的内容，可以证明公安机关立案的时间是2012年9月29日。已经超出两年的行政处罚时效。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A1-A3、A5-A36，其中证据A21、A22属于职权法律依据，可以适用于本案，证据A35系本案的审查对象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余证据经审查符合证据应具备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B1-B7，其中证据B1与原告提供的证据A35相同系本案的审查对象，其余证据经审查亦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亦予以采信，但证据B1-B7无法证明被诉处罚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及超过处罚时效的待证目的。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6-7月间，被告下属福安市福兴交通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就福安市坂中大桥改建工程项目发布招标公告，卢世传欲获得该项目的建设权，在无承建资质的情况下，找到时任路宇公司副总经理的杨滋明商议，约定由卢世传出资，杨滋明负责联系几家有承建资质的公司进行投标操作，后杨滋明联系了原告以及路宇公司、金通公司、路港公司、华通公司等五家企业一起对该项目进行投标。该项目于2010年8月10日进行投标；于2010年8月11日进行评标，结果是华通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27148069元；于2010年8月12日到2010年8月21日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于2010年8月23日向华通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投标期间，卢世传支付给杨滋明8万元作为上述五家公司的投标费用等，并通过卢世传账户及其出纳蔡阿娜账户分别转给上述五家公司各40万的投标保证金，该投标保证金均卢世传个人账户支出。事后，因上述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被告认为该项目进行投标时涉嫌串标，于2012年8月3日由其下属福安市福兴交通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向福安市公安局报案，福安市公安局经审查，于2012年9月29日立案侦查，于2013年3月29日移送审查起诉，福安市检察院审查后，于2013年5月10日分别对涉案串标组织者卢世传、杨滋明作出安检公刑不诉（2013）8号、安检公刑不诉（2013）9号《不起诉决定书》。此后，被告于2014年4月2日对涉案串标行为立案调查，经处罚前告知、听证、集体研究后，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安交（2014）罚字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中标项目金额8‰罚款217181元，对第三人也分别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原告收到处罚决定书后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了罚款，但不服上述行政处罚，遂诉至本院提出上述撤销请求。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串通投标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被告作出处罚决定是否超过二年追诉时效。为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串通投标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原告认为，原告自行制作了标书及投标的有关材料，完全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程序进行投标。未与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进行串通，不存在串通投标行为，被告所作处罚决定存在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告认为，原告及其他参与投标的四家公司投标保证金40万元由卢世传出资，在招投标活动中的经费开支也由卢世传出资，参与投标企业的标书价格书也由卢世传预算后，由原告分管领导杨滋明交给参与投标的公司，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串通投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第三人路宇公司均认为，原告未与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进行串通，不存在串通投标行为，若有串标，也是杨滋明的个人行为，被告所作处罚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三人金通公司、路港公司、华通公司认为，其未与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进行串通，不存在串通投标行为。
本院认为，本案从被告提供的证据A5卢世传证言笔录、证据A6杨滋明证言笔录与结账凭证，证据A8-A11郭劲松等人证言笔录，结合证据A12-A18蔡阿娜证言及账户往来与卢世传建行账户明细账等，以及证据A20福安市人民检察院（安检公刑不诉（2013）8、9号《不起诉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可形成一条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可以证明上述五家公司各40万的投标保证金由卢世传出资，且上述五家公司投标费用等8万元也由原告副总经理杨滋明先行垫付，事后也由卢世传支付。再结合杨滋明在其证言笔录（证据A5）中陈述“卢世传安排我联系上述四家公司，我也向公司领导汇报后才联系，所以这四家公司的投标费用都是卢世传拿钱给我，然后我在福安会展酒店现场亲手分给四个公司参加投标的代表，卢世传本人没有出面，是我出面分给四家公司的，每家公司分别6000元，其中差旅费1000元，资料费5000元，其中重庆路桥的差旅费多500，我泉州路桥公司（路宇公司）也有份”、“泉州路桥机械工程公司（路宇公司）获利20万元”，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四十六条“下列行为均属投标人串通投标报价：……（四）投标人之间其他串通投标报价的行为”的规定，可认定原告实施了与其他参与投标四家公司串通投标行为，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被告作出处罚决定是否超过二年追诉时效。
原告认为，本案的招投标行为发生于2010年8月10日之前，被告却在四年后的2014年4月2日才对本案进行立案，若有违法串标，被告在二年内未发现，本案作出的处罚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二年追诉时效，应予撤销。
被告认为，原告串标违法行为发生在2010年8月间，应以2010年8月23日中标通知书发出时作为二年期限的起算点，被告下属福安市福兴交通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早在2012年8月3日向福安市公安局报案时，已发现原告串标违法行为，相关的权力机关也已着手调查，未超过二年追诉时效。
第三人路宇公司、金通公司、路港公司、华通公司亦认为，本案的处罚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二年处罚追诉时效，应予撤销。
本院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的串标违法行为在2010年8月11日的投标评标时已经实施终了，该时间应为违法行为的发生之日，此后公示、发出中标通知书，均为被告应履行程序，原告未再实施违法行为。本案原告串标违法行为被发现之日的认定，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提请明确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二年未被发现”认定问题的函的研究意见》（法工复字（2004）27号），因发现违法行为的主体可以是处罚机关或有权处罚的机关，公安、检察、纪检监察部门等司法行政机关都是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机关，对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现都应该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述任何一个机关对违法违纪行为只要启动调查、取证和立案程序，均可视为“发现”。本案在2012年8月3日，被告下属福安市福兴交通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已向福安市公安局报案（证据A3）、并请求派员介入调查涉嫌串标等行为，该报案时间在原、被告作为证据提供的福安市公安局安公（经侦）诉字（2013）03003号《起诉意见书》（证据A19、证据B7）中均得到证实，可见，在2010年8月10日之前，公安等公权力机关已介入本案调查，应视为原告串标违法行为已在二年内被发现，故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未超过二年追诉时效。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作为交通系统的招投标活动的主管部门，具有对招投标活动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职权。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基于上述理由，本案原告与其他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行为，被告依职权对原告作出处以中标项目金额8‰罚款217181元的处罚决定，没有突破法律的明确界限及滥用职权，且未超过法定二年追诉时效，并不违法。且在处罚程序上，被告也已履行了调查取证、处罚前的告知、听证、集体研究等法定程序，至于举行二次听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存在违法，原告主张被告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且超越职权及超过法定二年追诉时效，该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龙岩市新宇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耀楠
代理审判员 罗文君
人民陪审员 陈增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谢巧丹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