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4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壹佳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星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赵航、王曙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萧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学军、席巧玲。
上诉人上海壹佳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佳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商初字第2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圣大公司承包嘉年华广场装饰工程。2011年5月13日，圣大公司（甲方）与曹钧（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嘉年华广场的幕墙工程交由乙方承包，并任命乙方为项目负责人；乙方应确保材料购销等各项合同的全面履行，与工程有关的各项材料人工费、管理费用及税金等均由乙方承担。曹钧系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17日，易煌公司与壹佳公司签订加工合同两份，约定易煌公司采购壹佳公司的铝单板用于嘉年华广场工程。2011年7月至同年11月，嘉年华广场项目部向壹佳公司发出铝板订货单（共计288份）。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壹佳公司陆续向嘉年华广场项目部发高温氟碳铝单板。2011年11月至2012年6月，壹佳公司开具以易煌公司为收货人的面积确认单五份，均由嘉年华广场项目部盖章。2012年7月23日，壹佳公司又向嘉年华广场项目部发铝单板189.16平方米，但未经盖章。经壹佳公司核算，以上铝单板共计价款为4890474.29元。2011年8月23日至2013年3月30日，壹佳公司先后开具购货单位为圣大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53份，价税合计为4890474.29元。壹佳公司已收到圣大公司、曹钧、曹美利等支付的款项共计3361150.69元。
原审法院认为：壹佳公司与圣大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是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对此论述如下：第一，壹佳公司与易煌公司曾签有两份合同，壹佳公司提供的结算清单上记载的收货单位是易煌公司，有理由相信壹佳公司与易煌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壹佳公司已向易煌公司履行交付义务。根据结算单盖有嘉年华广场项目部印章的事实，可以推定壹佳公司对嘉年华广场项目部代表易煌公司收货应属明知。壹佳公司在审理中认为其与易煌公司签订合同后未实际履行，结算单上记载收货单位为易煌公司系笔误，以上解释自相矛盾，亦违背常理，不予采信；第二，圣大公司与曹钧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与工程有关的各项材料、人工费用等均由曹钧承担。曹钧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易煌公司与壹佳公司签订合同，也从侧面印证了承包合同的约定。可见，就履行承包合同所涉的材料，圣大公司并无对外采购的必要；第三，本案合同标的额较大，且履行中客观上无法即时清结，假定壹佳公司与圣大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从双方合同的以上特征分析，双方通常采取书面方式订立合同，而本案中壹佳公司并未举证其与圣大公司之间存在书面合同。综上分析，与壹佳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的主体是易煌公司，而非圣大公司。壹佳公司有权基于合同向相对方即易煌公司提出请求，而该请求不能及于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圣大公司。现壹佳公司要求圣大公司支付价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壹佳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56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3564元，由上海壹佳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壹佳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圣大公司承揽湖州嘉年华广场项目后，以项目部的名义，向壹佳公司定作内外墙铝板，累计订单288页，共20000平方米，履行中，圣大公司以项目部的名义，对承揽标的进行了验收、结算，开具了以圣大公司为受票人的增值税发票，圣大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之后因欠款部分一直未付，壹佳公司发律师函催收，未果，诉之法院。法院在查明这一系列事实的情况下，竟然不依据事实及证据的充分性来判定，而是用“尚不足以证明”、“并不必然导出”、“尚无法证明”、“仍不足以推导出”等推测、臆断性语言，判决壹佳公司与圣大公司间无承揽合同关系存在，驳回了壹佳公司的诉讼请求。为此，特依法上诉。一、壹佳公司举证确实、充分，清晰地证明了承揽合同的履行情况；原审经多次庭审后，将本案案由改为加工承揽合同。因圣大公司否认自己是合同的相对方，故，如何确定承揽合同的定作方成为本案的焦点。诉讼中，壹佳公司提供了：1、订单与图纸；2、发货清单；3、结算清单；4、增值税发票；5、货款汇款单；6、律师催款函；7、圣大公司使用项目部印章对外签订合同与结算的证明；8、项目部施工班组的证明；这一系列证据，从加工承揽项目的确定、送货、结算、开票、付款、催收等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均得到证明，这些证据都盖有项目部的印章，而且，各方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庭审中，圣大公司举出一份壹佳公司与易煌公司的合同，辩称壹佳公司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易煌公司，原审法院也据此“合理怀疑”，并最终判定相对方为易煌公司。实际上，诉争合同为加工定作铝合板，必须要有具体的订单与图纸，方能进行合同的履行，仅有一个框架性合同，是无法实际履行的。对于证据中的冲突，应当根据合同的整个过程来认定，不能“一叶障目，否定森林”，陷于主观判断。二、曹钧作为圣大公司项目经理，其行为的利益与后果，依法由圣大公司承担。一审中，圣大公司辩称项目部印章为项目经理私刻并掌控，并拒绝对曹钧的行为承担责任。原审法院据之认为，圣大公司与曹钧有内部承包合同，内部承包合同约定了各项材料、人工费用均由曹钧负责，故圣大公司无采购必要，因此排除其是承揽合同的相对方。这一判定，显然是错误适用法律。曹钧作为圣大嘉年华工地的项目经理，其行为应当为职务行为，其内部承包合同，仅可作为其与圣大公司内部结算之用，不能用于对抗外部。这一明显的法律原则，却在这里遗憾地被“忽视”。至于圣大公司抗辩的项目部印章仅用于工程资料、不用于签订合同之抗辩，已为项目中其他的合同签订、项目结算之证据否定。三、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清相关重要事实。原审中，双方合同履行中，开具了以圣大公司为付款人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计3张，并交由圣大公司以作付款凭证之用。庭审中，圣大公司称不知道该票据，也不知道签收人为谁。鉴于发票是工程结算中的重要票据，同时，发票的使用，对于本案合同履行的确定也有着重要意义，故壹佳公司多次向原审法院提出，要求指令圣大公司提供该项目的财务账目，并提出书面申请，但圣大公司不予正面回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法庭应当就此依法作出认定，但原审法院又一次“忽视”了这一重要情节，并且，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这一过程。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壹佳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圣大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恰当。一、关于合同主体问题。壹佳公司在一审起诉时，就对本案的证据进行了刻意的筛选，没有提交其与本案第三方易煌公司之间签订的铝板加工合同这一关键证据，试图以送货单等间接证据来证明其与圣大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合同关系，以转嫁自身因合同履行受阻而产生的损失。在圣大公司提交壹佳公司与易煌公司签订的铝板加工合同、易煌公司的付款证明、圣大公司受易煌公司委托付款的证明及易煌公司对案涉合同的自认等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的签订方与实际履行方均为易煌公司后，壹佳公司又宣称案涉合同为加工定作铝板，必须要有具体的订单和图纸，方能进行合同的履行，仅有一个框架性合同，是无法实际履行的。壹佳公司试图以案涉合同铝单板订单上盖有圣大公司项目部的资料章为由，将圣大公司变为合同的相对方。事实上，壹佳公司所谓的铝单板订单其实就是案涉合同铝板的图纸，该图纸尽管盖有圣大项目部的资料章，但该章内容已经明确不能用于合同签订，而是用于工程联系及签证用，且该份盖有圣大公司项目部资料章的图纸只是圣大公司作为嘉年华项目的总包方对加工承揽合同图纸的正确性予以确认而已，并非如壹佳公司所说的是参与合同履行的证据。而这也正是加工承揽合同的一个特点，因为加工承揽合同中的图纸往往会由第三方提供。以最典型的承揽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例，其图纸一般由第三方即专业的设计机构提供，而若按照壹佳公司的逻辑，加工承揽合同仅为一个框架性合同，必须要有具体的订单图纸才能确定承揽合同的履行方，那么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对方及合同履行方将永远是建筑设计机构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方。这种逻辑岂不荒谬，其从根本上颠覆了加工承揽合同的定义。二、关于曹钧与壹佳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的身份问题。圣大公司为曹钧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唯一法律依据就是构成表见代理。而表见代理成立的必要条件包括行为人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以及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就本案而言，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壹佳公司在签合同的时就明知曹钧是易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代表易煌公司与其签订铝板加工合同的事实，该事实由壹佳公司与易煌公司签订的铝单板加工合同第七条“在合同签订时，双方交换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合同附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盖章页等可以得出。现壹佳公司刻意忽略这一客观事实，而是一再强调曹钧是圣大公司的项目部经理，圣大公司应当为曹钧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显然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项目部的资料章已明确其不能用于合同签订，壹佳公司制作的送货清单上列明的收货人也是浙江易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如此明确及环环相扣的证据面前，壹佳公司仍坚持称有理由相信曹钧有代理权的，且壹佳公司是善意无过失的，这样的逻辑推论只能称之为荒诞。三、原审法院已经依法查清相关重要事实。一审中已经查明，壹佳公司所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的实际签收人并非圣大公司的员工。事实上，圣大公司也不知道这些票据最终在谁的手里，为了案件事实的查明，圣大公司也对公司相关月份的账目进行了自查，但并未发现这些增值税发票的入账记录，对于以上情况，圣大公司已在一审中做了说明，而非如壹佳公司上诉状中所说的圣大公司不予正面回复。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此，增值税发票最多也只能证明是否交付了标的物，并不能证明合同的相对关系，故该增值税发票并非如同壹佳公司所述，对本案合同履行的确定有着重要意义、是本案的重要证据。关于发票的出具，也是壹佳公司与易煌公司的私下约定，是违反了国家的发票开具的税务制度，以其证明有合法的合同关系是于法无据的。综上，当事人双方的证据及易煌公司对合同关系的自认都已表明，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及实际履行为易煌公司，而非圣大公司。且壹佳公司于上诉状中所列事实理由与其在一审中所列事实理由基本一致，对于该事实理由，原审法院已经作了充分的调查与认证。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壹佳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外，另查明，易煌公司于2013年9月9日向原审法院出具证明称：易煌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给壹佳公司货款50万元，圣大公司、曹美利、曹钧等就案涉工程材料支付的款项均系受易煌公司委托代易煌公司向壹佳公司进行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圣大公司是否由曹钧代表和壹佳公司就案涉工程材料发生了承揽合同关系，相关付款责任是否应由圣大公司承担。现有证据表明，易煌公司和壹佳公司就案涉工程材料签订有书面加工合同，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除有法定事由外，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不得无故终止。此后，壹佳公司交付营业执照等材料符合书面合同相关内容，结算清单上记载的收货单位为易煌公司，结合易煌公司的自认，曹钧和圣大公司之间承包合同内容以及曹钧系易煌公司法定代表人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易煌公司和壹佳公司签订的书面加工合同已经履行，曹钧负责案涉工程的材料采购及费用承担，其通过易煌公司和壹佳公司签订书面合同，采购案涉货物及支付部分货款。相关发货及结算凭证反映的是书面加工合同的履行情况，壹佳公司开具的发票亦不足以推翻书面加工合同所反映的合同双方主体。因此，壹佳公司关于书面加工合同未实际履行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实，而目前有书面合同等证据足以证明易煌公司和壹佳公司之间就案涉工程材料存在合法有效的承揽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壹佳公司现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圣大公司主张款项支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本案案由应为承揽合同纠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64元，由上海壹佳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上海壹佳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代理审判员 舒人俊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