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萧美莲。
委托代理人腾海迪、潘芳，均为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进。
委托代理人黄灿金，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锦燕。
委托代理人翟东卫，广东普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萧美莲与被上诉人李德进、徐锦燕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16日，萧美莲通过购买取得了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X座XX09号房产，建筑面积为264.49平方米，登记价为人民币4227167元。
2012年7月3日，萧美莲出具一份《资产抵押同意书》，称萧美莲欠李德进共人民币870万元，经双方协商，萧美莲以本人物业作为抵押（深圳市宝安新中心区荣超滨海大厦X座X09室）。李德进在该《资产抵押同意书》签名“同意”。
2012年9月5日，萧美莲出具委托书，称萧美莲拥有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X座XX09号房产，现委托李德进为萧美莲的代理人，委托期限为2012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4日，委托事项为：出售上述房产，支付上述房产的有关费用，全权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变更登记手续，签署转移登记申请表、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或房地产买卖现售合同，收取定金、首期款及全部售房款。该委托书于2012年9月5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公证处办理了公证。
2012年9月6日，李德进作为萧美莲的委托代理人和徐锦燕签订了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萧美莲将位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X座XX09号房产出售给徐锦燕，建筑面积为264.49平方米，交易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32893.49元，交易总价为人民币8700000元；双方同意在房地产交易中心缴交税费当日起将房款分二期交清，第一期240万元在11月30日前付清，第二期630万元在12月30日前付清，萧美莲应于收到徐锦燕全额房款之日起60天内将交易的房产全部交付给徐锦燕使用，交易税费由徐锦燕承担。李德进作为萧美莲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名。
2012年9月18日，李德进作为萧美莲的委托代理人和徐锦燕签订了一份《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萧美莲将位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X座XX09号房产出售给徐锦燕，建筑面积为264.49平方米；该合同第五条约定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227167元；合同第八条约定徐锦燕须于2012年9月30日前将上述房款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第三方监管账户；合同第十条约定所有税费有徐锦燕支付。李德进作为萧美莲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当日，李德进和徐锦燕签署了涉案房产的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
2012年9月20日，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向徐锦燕颁发了涉案房产的房地产证。
2012年11月30日，萧美莲出具一份《还款书》，称萧美莲欠李德进人民币870万元，现还款共870万元及取消2012年7月3日之房产抵押安排。李德进在该《还款书》签名“同意”。
2013年3月1日，萧美莲出具一份《撤销委托书》，称萧美莲于2012年9月5日针对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X座XX09号房产出具《委托书》，现正式解除对李德进的委托，李德进无权根据《委托书》代理萧美莲从事任何行为，李德进以萧美莲名义从事与目标房产相关的一切行为均对萧美莲无约束力。萧美莲同时将该《撤销委托书》邮寄给李德进、徐锦燕。
另查明，2012年11月5日至12月11日期间，徐锦燕及其丈夫徐X新通过转账的方式共向李德进支付了购房款人民币870万元。
庭审中，萧美莲称涉案房产已经出租，涉案房产转让之前的租金交给了萧美莲，后承租人得知萧美莲、李德进、徐锦燕之间存在纠纷就没有再支付租金。李德进、徐锦燕称萧美莲拒绝交楼，现涉案房产由萧美莲占有。
萧美莲于2013年1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确认李德进于2012年9月18日与徐锦燕签订的关于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X座第X层XX09号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二、判令徐锦燕将涉案房产归还萧美莲并过户至萧美莲名下；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德进、徐锦燕承担。庭审中，萧美莲增加诉讼请求：撤销萧美莲于2012年9月5日签署的委托书，确认李德进、徐锦燕于2012年9月6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李德进于2012年9月6日作为萧美莲的委托代理人和徐锦燕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萧美莲诉称在萧美莲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德进、徐锦燕恶意低价转让萧美莲所有的房产故请求确认上述房屋转让行为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的房地产证注明的权利人为萧美莲，萧美莲就其拥有的涉案房产向李德进出具了委托书，委托事项包含出售涉案房产、办理过户手续和收取购房款，故李德进有权根据委托书的授权出售涉案房产，徐锦燕据此向李德进购买涉案房产并无不当；李德进、徐锦燕在《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涉案房产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700000元，此后李德进、徐锦燕虽然在《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售价为人民币4227167元，但双方实际履行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8700000元，不能认为李德进、徐锦燕恶意串通以低价买卖涉案房产。现徐锦燕已经全额支付了购房款，涉案房产也已经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过户登记，徐锦燕已经取得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故萧美莲请求确认《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萧美莲据此要求徐锦燕归还涉案房产并过户至萧美莲名下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李德进、徐锦燕在2012年9月18日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第五条中约定售价为人民币4227167元，以此逃避国家税收，该条款损害了国家利益，应系无效；李德进、徐锦燕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对房屋位置、面积、价款、付款时间及方式、房屋交付和违约责任作为了详细的约定，已经依法成立并且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条款虽然无效，但李德进、徐锦燕已经实际按照《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款和付款方式予以履行，故该条款的无效不影响《二手房买卖合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的本质成立，故萧美莲请求确认《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萧美莲诉请撤销萧美莲于2012年9月5日签署的委托书，原审法院认为，该委托书系萧美莲自愿出具，并且经过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公证处的公证，说明该委托书系萧美莲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李德进存在欺诈行为。此后萧美莲已于2013年3月1日出具了一份《撤销委托书》，已经撤销了萧美莲于2012年9月5日出具的委托书，现萧美莲诉请原审法院撤销该委托书已无必要，故萧美莲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德进、徐锦燕于2012年9月18日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无效；二、驳回萧美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0617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萧美莲负担人民币45567元，由李德进、徐锦燕负担人民币50元，受理费和保全费萧美莲已预交。
上诉人萧美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89民事判决；2．支持萧美莲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本案并不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萧美莲在起诉过程中提供了大量证据（见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本案是一起李德进以诈骗手段获取萧美莲的《委托书》，后与徐锦燕勾结，在萧美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萧美莲意思表示，转让萧美莲名下涉案房产的案件。从萧美莲和李德进、徐锦燕提交的文件可以看出，本案事实存在多处疑点，李德进、徐锦燕对事实的介绍前后不一、逻辑混乱，从庭审笔录亦能看出多处自相矛盾。而一审法院无视萧美莲提出的事实证据和李德进、徐锦燕的答辩，在李德进、徐锦燕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在判决书中以法院查明的事实认定李德进、徐锦燕毫无依据的答辩，而对萧美莲提供的大量证据只字不提，就凭主观臆断，错误认定以下案件事实：（一）李德进主张萧美莲对其负有债务与事实不符。李德进声称萧美莲于2012年7月3日与其签订了《资产抵押同意书》的原因是萧美莲的丈夫容X炎拥有的东莞工厂欠李德进货款，以涉案房产抵债人民币870万元，因此萧美莲将涉案房产抵押给李德进。然而，李德进并未举证该债务产生的原因、时间、金额，仅凭萧美莲与李德进同日签署的《资产抵押同意书》及《还款书》，捏造萧美莲对其的债务。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引述李德进答辩称“在2012年9月5日，萧美莲在供货商追讨贷款，工厂倒闭，无法在大陆继续经管，而且，拖欠李德进近2000万元贷款的紧密情况下，萧美莲才与李德进到宝安区公证处办理了委托书”。李德进一时称欠款870万，一时又称欠款2000万，均无任何证据证明该等欠款的发生，上述说辞显然难易自圆其说。李德进多次混淆事实，将萧美莲丈夫容X炎作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东莞嘉X电器有限公司（“东莞嘉X”）倒闭而欠供应商贷款事宜与萧美莲混为一谈。实际上，李德进名下的永X国富国际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永X国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对萧美莲丈夫容X炎名下的东莞嘉X和东莞黄江嘉X电器厂只有共人民币170多万的债务，而且此等债务与萧美莲没有任何关系。由于东莞嘉X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无论是萧美莲还是其丈夫容X炎，不需要对东莞嘉X的债务承认个人责任，萧美莲并非东莞嘉X的股东或高管，也未签署任何担保文件，与东莞嘉X的债务无关。一审法院并未考虑萧美莲在庭审中对该债务的质疑，亦未查明李德进主张债务的真实性，《资产抵押同意书》及《还款书》是李德进骗取萧美莲信任后，蓄意诱使萧美莲签署的文件，两份文件在一日内签署。萧美莲并未欠付李德进任何款项。因此，萧美莲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处置涉案房产。（二）李德进声称2012年8月份萧美莲丈夫容X炎将涉案房产抵押给李德进，与李德进主张的债务矛盾。本案一审中李德进声称，“2012年8月份东莞嘉X电器有限公司被供货商封堵工厂大门，眼看东莞嘉X电器有限公司面临倒闭，转移了东莞嘉X电器有限公司最值钱的63套产品工模到福永宝X电子厂，但转移时被供货商发现了，在紧急情况下，萧美莲大夫提出向李德进购买63套工模充抵已转移的工模，同时，答应将抵押给李德进的涉案房屋交由李德进出售及收取房款，以房款冲抵欠款。此为李德进称其有权出售萧美莲涉案房产及收取房款的依据。如李德进所称的63套产品工模是萧美莲丈夫向其抵押涉案房产的对价，为何李德进提交的《资产抵押同意书》显示签署日期为2012年7月30日李德进如何在2012年7月30日即预见萧美莲丈夫容X炎会于2012年8月对其产生债务并同意抵押及出售涉案房产此等毫无逻辑的答辩错漏百出，互相矛盾，明显为其无中生有，一审法院却对李德进如此明显且不合逻辑的公开欺诈不予查实。况且，李德进就上述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纯属捏造。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竟然确认《资产抵押同意书》在2012年7月30日签署，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萧美莲出具公证《委托书》的事实。判断本案李德进、徐锦燕签署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是李德进是否有合法的委托，代萧美莲处置涉案房产。因此，本案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萧美莲2012年9月5日向李德进出具《委托书》是否有效，如果该份《委托书》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则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则李德进作为萧美莲代理人签署的后续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就因李德进无权代理而无效。所以，一审法院必须先行审理《委托书》的效力。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载明：“本院认为，该委托书系萧美莲自愿出具，并且经过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公证处的公证，说明该委托书系萧美莲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李德进存在欺诈行为。”由于萧美莲已经阐明并不欠李德进任何债务，萧美莲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名下房产交由李德进处置。李德进拥有的公司仅对东莞嘉X有170多万人民币的债权，萧美莲有何理由将价值上千万的房产给李德进抵债李德进以欺骗、威逼利诱等手段，以保管房产为名，让萧美莲签署了《委托书》，并以公证书方式企图将此文件披上合法外衣。然而，此等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委托书》，却是李德进以欺诈手段，使萧美莲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为的。法院认定经公证的《委托书》为原告的真实意思，是武断、不全面且不考虑公平原则的错误认定。更加纵容李德进、徐锦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在本案中，萧美莲签署的《委托书》，属于无效民事行为，该等《委托书》应被认定无效。（四）李德进、徐锦燕声称自2012年9月6日起至开庭之日无法联系萧美莲夫妇，与事实不符。萧美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李德进与萧美莲自2013年1月21日至2012年2月1日联系的手机短信记录（见一审萧美莲提供的证据7），该记录直接推翻李德进在答辩状中关于无法联系萧美莲的虚假陈述。另外，李德进在一审庭审中称：“2012年11月30日，萧美莲出具一份《还款书》。还款书是李德进将房产出售后应原告要求出具的还款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12页）。事实上，萧美莲一直与李德进保持联系，李德进及徐锦燕的丈夫与萧美莲夫妇也有会面。但李德进、徐锦燕概否认，其串通一气欺诈萧美莲涉案房产的居心可见一斑。同时，在手机短信记录中，萧美莲多次向李德进要求将房产过户回萧美莲名下，李德进多次虚构事实，如1）答应萧美莲保管而非卖掉涉案房产；2）说银行人员去涉案房产拍照是为了将房产过户给萧美莲；3）拒绝回答萧美莲关于涉案房产新产权人身份的问题；4）答应将涉案房产返还给萧美莲名下等。该等事实均反映萧美莲从未同意出售房产，处置房产也不是萧美莲真实意思表示。徐锦燕在一审庭审中声称萧美莲夫妇被公安机关通缉，亦无法联系萧美莲夫妇，纯属虚构事实。萧美莲由始至终均未被公安机关通缉，可自由出入香港及深圳的边境，萧美莲有出入境记录为证。另外自2012年9月6日起至开庭之日，徐锦燕的丈夫徐X新多次与萧美莲丈夫容X炎联系，徐锦燕的丈夫徐X新与萧美莲丈夫容X炎已认识多年，但并未主动告知萧美莲夫妇涉案房产交易事实，反而与李德进恶意串通，在庭审中作出虚假供述。上述记录明显证明李德进、徐锦燕在庭审过程中所述不实，欺诈萧美莲的动机及行为均表露无遗。一审法院无视萧美莲提交的证据，更对李德进、徐锦燕赤裸裸的谎言视而不见，就李德进、徐锦燕对萧美莲的欺诈行为置之不理。从而做出《委托书》有效的错误认定。（五）李德进、徐锦燕恶意串通，通过欺诈萧美莲的方式转移涉案房产。李德进以欺诈萧美莲所得的委托书，与徐锦燕签订两份房产买卖合同（2012年9月6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为“阴合同”，2012年9月18日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为“阳合同”），并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手续，其行为不仅损害萧美莲利益，更触犯国家税法及税收征管制度，损害国家利益。李德进、徐锦燕用阳合同在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备案，实质是为了逃税。从授权书及合同签订的日期上看，李德进在骗取萧美莲委托书后第二日便与徐锦燕签订阴合同。从事实上看，李德进、徐锦燕先办理房产过户，后交付购房款的行为不合常理，由此可见李德进、徐锦燕希望尽快将房产在萧美莲发现之前过户，并造成徐锦燕是善意第三人的假象。从李德进、徐锦燕及徐锦燕的丈夫徐X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上看，无法确认每个账户中每笔进出款项的付款方和收款方身份，更无法判断李德进、徐锦燕及徐X新实际支付的数额及目的。从李德进的银行流水上看，其在收到徐锦燕夫妇款项后向东莞法院支付了人民币735万元。由于李德进在东莞嘉X的拍卖清算中购置了东莞嘉X的财产，并在原址设立了东莞捷X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从其向东莞法院付款时间与东莞嘉X的拍卖清算上看，该笔款项实为李德进与徐锦燕的丈夫徐X新用于购买东莞嘉X的财产的款项，而并非徐锦燕夫妇向李德进支付的购房款。李德进、徐锦燕在未告知萧美莲的前提下，通过多种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手段处置萧美莲的合法财产，其诈骗动机昭然若揭。（六）李德进、徐锦燕明知涉案房产有租赁合同存在，在已备案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却隐瞒事实，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萧美莲知悉涉案房产的转移。李德进在一审庭审中声称涉案房产承租人因为知道萧美莲与李德进、徐锦燕正在就涉案房产的纠纷进行诉讼，所以拒绝支付租金，而徐锦燕对此予以确认。李德进、徐锦燕声称萧美莲拒绝交楼，现涉案房产由萧美莲占有。此等信息也属于虚构。在2012年9月18日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第三条“房地产租约现状”中，李德进、徐锦燕对涉案房产的描述为第1项，即“该房地产没有租约”与事实不符。涉案房产实际上是存在租约的，李德进、徐锦燕亦知道此等事实。另外，根据涉案房产承租人告知，李德进、徐锦燕从未前去涉案房产查看或告知产权人变更的事宜，更不存在如李德进、徐锦燕所述的因知道涉案房产有诉讼而拒绝支付租金的事实。从李德进、徐锦燕在一审庭审的供述可知：首先，李德进、徐锦燕知悉涉案房产的租赁状况，故意在2012年9月18日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隐瞒租赁现状，以达到不让萧美莲发现涉案房产转移的事实；其次，李德进、徐锦燕虚构事实，声称承租人拒付租金，与实不符；最后，李德进、徐锦燕为了在不让萧美莲知悉涉案房产的转移，尽快转移涉案房产，并且企图通过将涉案房产抵押给银行而取得借款，李德进、徐锦燕恶意串通的情形非常明显。（七）李德进、徐锦燕均在东莞捷兴任职，早已相识。李德进、徐锦燕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否认徐锦燕的丈夫徐X新是李德进东莞捷兴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意图隐瞒徐锦燕的丈夫徐X新及李德进之间紧密的关系，希望掩盖徐X新向李德进付款为合作购买工厂的款项，并非购房款的事实。（八）2012年9月18日李德进、徐锦燕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从未实际履行，法院认定该份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除第五条价格条款外，2012年9月18日李德进、徐锦燕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该合同双方从未实际履行该等合同，为虚假合同。此份阳合同第八条约定徐锦燕须于2012年9月30日前将上述房款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第三方监管账户，实际上李德进、徐锦燕没有依合同履行。阳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卖方应当收到全部房款七日内将房地产交付买方，然而也没有履行。此份经公证的阳合同的主要条款都未被履行，明明是李德进、徐锦燕为了逃税欺骗国家而签订的虚假合同，一审法院却认定该阳合同“本质成立”。实际上此份合同虽经公证，却只是李德进、徐锦燕用以欺骗国家而签订的虚假合同，该等合同的内容并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未能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对案件的事实做出正确的认定，二审法院应当重新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应认定李德进欺诈萧美莲取得的《委托书》无效。一审法院并未对李德进对萧美莲实施的欺诈行为进行查明。因此错误认定《委托书》为萧美莲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如上所述，《委托书》是李德进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萧美莲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做出的民事行为，应当被认定无效。因此，李德进与萧美莲之间并无针对处置涉案房产的委托。（二）李德进无权代理萧美莲出售涉案房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在本案中，由于萧美莲出具的《委托书》无效，因此李德进并无代理权，被代理人无需对李德进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李德进与徐锦燕之前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因李德进无代理权而对萧美莲不产生效力。因此，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将涉嫌刑事犯罪的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一）一审法院应将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部分移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中，李德进的诈骗犯意从虚构债务前产生，对萧美莲的诈骗贯穿始终。而李德进、徐锦燕恶意串通，逃避缴纳税款，对萧美莲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依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应将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宜移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一审法院无视本案疑点重重，非但没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对萧美莲当庭提出的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的申请置之不理，更是通过一审判决驳回萧美莲起诉的方式回避了对涉嫌犯罪线索的移送，客观上庇护了有关人员的犯罪行为。（二）李德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债务，通过欺骗取得萧美莲授权，对萧美莲造成数额巨大的损失，其行为涉嫌诈骗罪。李德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资产抵押同意书》，从而虚构债务，萧美莲在李德进的欺骗及恐吓下，误信李德进愿意代为保管房产，签署了《资产抵押同意书》。为了打消萧美莲的怀疑和顾虑，李德进诱骗萧美莲签署了《还款书》，告知萧美莲上述两份文件的法律关系可互相抵消，在此情况下，萧美莲由于不懂中国法律，在李德进欺骗下签署了《委托书》。然而李德进明知此等事实，却号称萧美莲对其欠款，因此涉案房产用以抵债，拒不承认本案事实，且将本案事实扭曲、为其所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因此，萧美莲认为李德进的行为涉嫌诈骗罪。（三）李德进、徐锦燕恶意串通，签订阴阳合同，虚假报税，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涉嫌逃税罪。李德进、徐锦燕在庭审中承认就交易涉案房产签订阴阳合同，阳合同为涉案房产在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的备案合同，交易价格为人民币4，227，167元。根据徐锦燕提供的证据，涉案房产实缴印花税人民币4，228．07元，契税人民币126，815．01元。根据李德进、徐锦燕实际履行的阴合同，即交易价格为人民币8，700，000元的买卖合同，房产依法应缴印花税人民币8，700元，契税人民币260，999．98元。就应缴税额和实缴税额的比较，李德进、徐锦燕欠税总计人民币138，656．90元，欠税数额占应税数额的53．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中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李德进、徐锦燕的逃税行为涉嫌逃税罪。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而且违反了法定程序，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萧美莲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德进书面答辩称：一、萧美莲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二、萧美莲在上诉状中称李德进称萧美莲的丈夫将涉案房产抵押给了李德进，与李德进主张的债务矛盾的上诉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三、萧美莲在上诉状中提到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萧美莲出具公证《委托书》的事实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萧美莲在上诉状中提到李德进、徐锦燕称在2012年9月6日之日起至开庭之日无法联系萧美莲夫妇，与事实不符。李德进、徐锦燕明知涉案房产有租赁合同存在，在已备案的深圳市二手方买卖合同中隐瞒事实等上诉意见纯属断章取义。五、萧美莲提到李德进、徐锦燕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方买卖合同》从未实际履行，法院认定这份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认定，这纯属被答辩人的错误认识。六、萧美莲在上诉状中提到一审法院应认为李德进欺诈萧美莲取得的委托书无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涉案合同不属于无效的委托书，李德进不具有欺诈行为，委托书也不具有可撤销的情形。萧美莲一直称李德进存在欺诈行为，李德进、徐锦燕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是主观臆测。七、萧美莲在上诉状中称李德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债务，对萧美莲造成数额巨大的损失，其行为涉嫌诈骗罪，李德进、徐锦燕签订阴阳合同，逃避税款的主张纯属捏造。《委托书》是萧美莲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德进不存在欺诈。八、萧美莲在上诉状到提到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将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部分移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的意见错误。
被上诉人徐锦燕口头答辩称：一、我方请求法庭注意上诉请求第二项的第一点，萧美莲在一审开庭时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萧美莲于2012年9月5日签署的经公证的《委托书》”，而不是确认该委托书无效。因为撤销委托书的诉求与确认委托书无效的诉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应当视为萧美莲没有就其一审关于撤销该委托书的诉求进行上诉。而二审要求确认委托书无效的诉求因为没有经过一审法院的审理，因此不应当是本案二审审理的范围。二、关于萧美莲上诉请求第二小点的答辩意见如下：无论是《二手房买卖合同》还是《深圳市二手方买卖合同》，都有明确的买卖主体、买卖标的、买卖价格，并且买卖双方已经按照合同履行完毕，不存在效力瑕疵和程序瑕疵。因此我方请求驳回萧美莲该项诉求。另外，徐锦燕还认为既然萧美莲已经选择了物权纠纷作为本案案由，而确认合同无效是合同纠纷案由下的下级案由，因此在萧美莲选择物权纠纷作为本案案由的情况下，萧美莲的该项诉求也不应当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三、关于萧美莲长达九页的上诉状，通篇描述的是李德进采取了欺诈、胁迫、利诱的手段获得了委托书，并且与徐锦燕串通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徐锦燕名下，但是萧美莲却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李德进的欺诈、胁迫、利诱行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德进、徐锦燕串通的事实。相反，徐锦燕提交了萧美莲签署的经过公证程序的委托书来证明萧美莲是自愿委托李德进出售涉案房产的，如果刚才李德进的答辩中提到萧美莲还曾经参与涉案房屋的按揭赎楼及过户的话，萧美莲更是明知售楼行为的，不存在欺诈。一审的庭审中法官以列举的方式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在查明事实部分列举了本案的重要事件，也可以看出该买卖是清楚的，徐锦燕以800多万元购买了涉案房产，徐锦燕支付的房款加上税费及节省的中介费已经达到了923万元，与萧美莲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中介的一个网页上显示的价格是很接近的，只有20万元的差距。所以徐锦燕是以市场价格购买的涉案房产，又仔细审查了萧美莲出具的经公证的委托书，所以买卖双方的买卖合同真实有效，请求法庭驳回萧美莲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3日，萧美莲作为受害人向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翻身派出所报案，控告李德进、徐锦燕、徐X新（徐锦燕的丈夫）三人合伙诈骗其位于深圳市宝安新中心区荣超滨海大厦X座XX09室等犯罪事实。所涉刑事案件该局已于2013年7月16日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萧美莲的起诉。待李德进、徐锦燕所涉刑事案件判决后，经刑事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萧美莲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萧美莲的起诉。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17元，已由萧美莲缴纳，本院予以退回；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0617元，已由萧美莲缴纳，原审法院应予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 粤 芳
审 判 员 赵 霞
代理审判员 张 睿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开宇（兼）
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