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78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亚荣，男，196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菲，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发，男，197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志勇，北京京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亚荣因与被上诉人张国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34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亚荣的诉讼代理人李晓菲、被上诉人张国发的诉讼代理人郝志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亚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亚荣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张国发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法条规定了五项法定解除的依据，但一审法院故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理解为只规定了第（四）项，对第（二）、（三）项规定视而不见。而且，何亚荣在一审中也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提出的解除合同，但一审法院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驳回何亚荣的诉讼请求，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何亚荣于2016年5月通过顺丰速递和EMS快递向张国发邮寄《告知书》，督促张国发交付场地租赁费40万元、投资款262万元及退回56.8万元，但张国发拒收。何亚荣又于2016年5月29日将《告知书》内容以短信形式发送给张国发，该号码登记在张国发之妻郭淑琴名下，但张国发拒绝回复。何亚荣认为，截止到本案一审起诉时，自2010年至2017年年底，双方合作租赁场地的租金为148万元，再加上2018年的租金22万元，租金合计170万元，而张国发仅按照《合作协议》投入资金57万元，连一半租赁费都不够，何亚荣在2013年后又独自投入资金387万元（不含场地租赁费）加盖房屋。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履行合同期限内，张国发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出资义务，且在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后，何亚荣催告张国发履行合同义务，行使合同权利，但张国发拒收《告知书》，也拒绝回复短信。因此，张国发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
张国发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何亚荣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何亚荣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何亚荣没有任何理由解除《合作协议》。
何亚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何亚荣、张国发在2010年5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张国发承担本案诉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日，何亚荣（甲方）与张国发（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劳动、共同经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开发经营通州区潞城镇×用地；位于通州区潞城镇×村，占地面积约23亩，现有房屋51间共计1000平米，院内有6.4米宽水泥路一条及四周院墙；合作期限按照甲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乙方享有甲方签订合同的所签的合同内容；合作内容：通州区潞城镇×占地面积约23亩，其中甲方自留用地4亩，乙方自留用地3亩，作为自建厂房用地，每亩用地每年租年7000元计算，乙方自建的房屋，如遇国家占地或本地区开发拆迁，乙方的投资建设补偿金分为二份：甲方占有10%，乙方占有90%。剩余土地约16亩，作为共同出资开发、经营使用；出资方式及利润分配方式：1.甲乙双方各投资50%，双方按投资比例优先收回成本。收回投资成本之后的纯利润分配，甲方享有115份的65份，乙方享有115份的50份；2.合作期间各合作人的出资仍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作终止后，各合作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合作内容存续期间，合作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作内容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作人的财产，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合作人的出资期限，于2010年4月15日以前交齐，逾期不交或未交齐，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计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合作开发用地，经营期内所产生的债务由合作人共同偿还；合作开发用地，经营产生的财产不够补偿还时，由合作人按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债务。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
张国发曾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何亚荣，要求继续履行2010年5月1日《合作协议》。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通民初字第2155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何亚荣与张国发继续履行双方2010年5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在该判决书中查明事实：《合作协议》签订后，张国发向何亚荣支付了投资建房款及租金共计62万元，何亚荣认可收到了投资建房款及租金共计57万元，另外5万元虽不认可系二期建房款，但认可收到了该5万元，该5万元系张国发2015年6月25日向何亚荣电子汇款；同时，《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土地及建筑物一直由何亚荣在控制并使用。该判决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207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
2016年5月1日，何亚荣以邮寄方式向张国发发出《告知书》，载明：经法院最终判决，双方合作协议继续履行，就何亚荣（甲方）、张国发（乙方）双方投资款项按协议约定各占50%的投资比例出资分配如下：1.前期建房及租金共投资138万元，其中乙方投资57万元，按协议约定比例乙方应交付甲方多出投资款12万元；房租费用2013年至2016年全部由甲方交纳，年租金为20万元，4年已交纳80万元，按协议约定，乙方应交付甲方多垫付租金40万元；二期厂房、装修、马路及水泥地面及其他费用由甲方全额出资，投资费用共计约为500万元，如乙方要继续共同合作，按协议约定乙方应付甲方二期投资款约250万元；前期建设房屋款经甲、乙双方约定，乙方一次性转让与甲方，其中甲方已交付乙方转让费56.8万元，乙方应无条件一次性退还甲方56.8万元；以上各项共计358.8万元，乙方接到告知书1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垫资款，如一再拖延，甲方有权终止合作协议。该邮件回执显示为“拒收”。
一审庭审过程中，何亚荣提交周雪峰于2013年11月13日出具的收条、银行汇款回单等，用以证明何亚荣向周雪峰交纳涉案场地的租金，以及在建工程明细账、支出凭单、银行汇款回单等，用于证明何亚荣新建房屋的投入。张国发认可自签订《合作协议》后，一共投入了62万元，最后一笔即2015年6月25日张国发向何亚荣电子汇款5万元。
本案审理期间，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对涉案场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制作《现场勘查图及记录表》。根据现场勘查及询问的情况：涉案场地大门东侧的一层平房系双方于2010年合作所建；大门西侧的三层楼房中的一、二层系双方2010年合作所建，第三层系何亚荣后来投资加盖建设；除此之外，涉案场地其他地上建筑物及设施（场地中的铁栅栏）均系何亚荣后来投资所建。庭审过程中，何亚荣称关于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各自的自留地，当时约定场地西南部系何亚荣的4亩自留地，后来何亚荣自己投资进行了建设，张国发的3亩自留地在场地东部（目前呈现为荒芜状态）；张国发对此不予认可，称双方的自留地都在场地西部。目前场地西部已经形成建筑物的区域包括其3亩自留地，当时考虑到双方系合作关系，就没有跟何亚荣计较。一审庭审过程中，张国发亦未提出证据证明就上述何亚荣在场地西部投资建设的行为向何亚荣提出过异议。
另查，2010年3月26日，王洪军（甲方）与何亚荣（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通州区潞城镇×的闲置场地，房屋及场地外垃圾坑土地使用权出租给乙方，合作期限为20年，从2010年5月1日至2036年12月31日，每年租金16万元。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通民初字第78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周雪峰与王洪军于2006年12月13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后，何亚荣（乙方、承租方）与周雪峰（甲方、出租方）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潞城镇×场地、房屋及场地外的空闲地（垃圾坑）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13年1月1日至2032年12月31日止，第一年租金20万元，每5年在上一次基础上递增百分之十；支付期限，签订本协议时，乙方一次性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租金共计40万元等。
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2013）二中民终字第10380号民事判决书、《租赁合同》、（2015）通民初字第21150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3民终2076号民事判决书、《告知书》、邮单回执等及双方当事人法庭陈述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何亚荣、张国发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何亚荣主张张国发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租金及投资款，故其有权解除《合作协议》。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双方的《合作协议》中并没有关于一方不交付租金，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的约定。并且租金是何亚荣履行与案外人签订《租赁合同》中的合同义务，属于合伙的债务，何亚荣可以依据《合作协议》约定向张国发追偿；其次，《合作协议》亦未约定投资款的具体数额，何亚荣主张的在《合作协议》履行期间，其建房的投入等，亦可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张国发主张；最后，判断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是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案中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在于承租涉案场地、投资建设房屋并获取收益。根据查明的事实，张国发交付了投资款后，涉案场地一直由何亚荣占用使用，并且取得的收益也由何亚荣在获取并没有进行分配，现经过现场勘查，何亚荣在涉案场地西部包括其主张的4亩自留地上进行投资建设，张国发并未提出异议，故何亚荣的上述建设行为，应视为主要针对其自留地的投资行为。综上，何亚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签订《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其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缺乏合同约定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何亚荣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为2010年5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属于个人合伙。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时，约定的投资包括土地租金和建房费用，仅约定了出资比例为各投资50%，未约定后续投资如何处理以及出资期限。张国发就《合作协议》一共向何亚荣支付了62万元房租和建房费，其中2015年6月25日张国发支付了5万元，张国发称该笔款项系二期投资款，因何亚荣占有使用涉案场地，有一部分收益，收益相抵后张国发支付5万元。何亚荣对此不予认可，称涉案场地没有出租过，也没有收益，何亚荣之前有一个工厂在涉案场地经营，但是2015年以后就停止经营了。
经询，张国发称只要何亚荣提供有效的票据证实其出资不足，其同意补足出资并继续投资。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亚荣就案涉《合作协议》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
何亚荣主张张国发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出资义务，且拒收何亚荣要求其履行义务的《告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何亚荣有权解除双方《合作协议》。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合作协议》仅约定了双方的出资比例，并未约定投资款的具体数额以及出资义务的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其次，租金是何亚荣履行与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合同义务，属于合伙的债务，何亚荣可以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张国发追偿。何亚荣主张的在《合作协议》履行期间其建房的投入等，亦可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及相关证据向张国发主张。再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张国发交付了投资款后，涉案场地一直由何亚荣占有使用，现何亚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投入的投资款数额，亦不足以证明已经投资建设的部分中属于张国发应当负担的投资款数额。最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国发拒绝履行出资义务，亦不足以证明《合伙协议》已达到法定解除的条件，双方应依照法律规定及《合作协议》之约定妥善处理合伙事宜。综上，何亚荣关于其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何亚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何亚荣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审 判 员 蒋 巍
审 判 员 曹 炜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徐 晨
法官助理 田子阳
书 记 员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