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3民终2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仙游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7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仙游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9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仙游县。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晃，福建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男，195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仙游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男，198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仙游县。原审被告黄某3，男，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仙游县。原审被告黄某4，男，195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仙游县。上诉人张某1、吴某、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黄某1、黄某2、原审被告黄某3、黄某4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5）仙民初字第2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张某2系张某1、吴某夫妇之女，黄某2系黄某3之子，黄某4系黄某2伯父。2014年6月20日，在张某2家，黄某2以入赘的形式与张某2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黄某3夫妇因在外没有参加订婚仪式，故委托黄某4主持婚事及代收聘金，当日，张某1、吴某、张某2支付给黄某4聘金15万元。订婚后，黄某4将15万元聘金交给黄某3夫妇。之后，因男女双方的婚事未能成就，张某1、吴某、张某2于2015年4月28日诉至原审法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询问张某1、吴某、张某2是否追加黄某2母亲为本案共同被告，张某1、吴某、张某2陈述不要求追加黄某2母亲为本案共同被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张某2与黄某2在以男方入赘到女方家的形式订立婚约的过程中，张某1、吴某、张某2按照风俗习惯支付的聘金15万元系由黄某3夫妇实际收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1、双方未办结婚登记手续的；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确未共同生活的；3、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因张某2与黄某2之间的婚姻没有成就，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张某1、吴某、张某2请求黄某2、黄某3返还彩礼，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综合考虑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状况、张某1、吴某、张某2陈述张某2与黄某2在订婚后曾同居几次的事实，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酌定黄某2、黄某3应返还给张某1、吴某、张某2彩礼12万元。本案黄某1、黄某4作为黄某2的亲属，不属于男方家庭成员，也并非涉案聘金的实际收取人，故不负有返还的义务。张某1、吴某、张某2请求黄某3、黄某2支付利息及黄某2、黄某3要求赔偿精神损失、青春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黄某2、黄某3主张张某1、吴某、张某2应赔偿务工费6万元，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处理。综上，对张某1、吴某、张某2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不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黄某2、黄某3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某2、张某1、吴某聘金人民币12万元；二、驳回张某2、张某1、吴某对黄某1、黄某4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张某2、张某1、吴某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黄某2、黄某3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由张某2、张某1、吴某负担人民币600元，黄某2、黄某3负担人民币2700元。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张某1、吴某、张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张某1、吴某、张某2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将本案聘金支付给原审被告黄某4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收取涉案聘金的是被上诉人黄某1。1、男方的实际操办人和负责人是被上诉人黄某1。张某2与黄某2订婚前几日，上诉人方有与黄某2父母接触，因黄某2父母不同意黄某2入赘女方家，而黄某1自称是家族“讲话人”，能够代表男方作主。因而，与上诉人一方商量聘金数额、商定订婚日子等缔约婚姻过程中的诸多事宜均是黄某1在操办和负责。黄某2父母因为不同意入赘，拒绝参加张某2与黄某2的订婚仪式，而不是不在家而无法参加。原审庭审中，黄某2父母声称是委托黄某4及黄某1收取聘金不是事实。这是黄某1等人串通的结果，目的是为了逃避返还聘金，因为黄某4是××人，且与黄某2父母一样，家族经济十分困难，法院判决后执行难以到位。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聘金系由黄某1实际收取，黄某4不是收款人，且上诉人也只同意将聘金交给男方的负责人即黄某1，而不可能交付给××人黄某4。上诉人提供的黄某1亲笔书写的收条，可以证实实际收取聘金的人是黄某1。上诉人将聘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黄某1本人手上。黄某4另向黄某1出具收条，也证明了初始收取上诉人聘金的是黄某1。二、被上诉人黄某1应当承担返回上诉人聘金的责任。黄某1是否将聘金转交给黄某4，属于黄某1家族内部的事情，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当时认可黄某1操办和负责本案婚事，才同意由黄某1收取聘金。黄某4及黄某2父母并未收取上诉人支付的聘金，上诉人没有权利要求其返回聘金，但庭审中，黄某4及黄某2之父黄某3愿意共同返还聘金，上诉人也没有异议，但不能从而代替黄某1承担责任。三、张某2与黄某2订婚的所有花费均由上诉人负担，黄某2家未承担分文，且也未回赠任何物品，原审法院判决黄某2等人仅返还聘金人民币12万元，损害女方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黄某1、黄某2应当全部返还聘金。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黄某1返还聘金人民币15万元。被上诉人黄某1辩称，黄某2与黄某4邀请其及其他人一起参与黄某2的亲事。黄某4称其字迹书写难看，让本人代为写收据，钱却是由黄某4收取。为消除本人的顾虑，黄某4后又写张收条给本人。被上诉人黄某2辩称，订婚时其有在场，聘金是由其伯父黄某4收取的。原审被告黄某3辩称，其与妻子在莆田打工没空，委托其哥哥黄某4办理儿子婚事事宜。回家时，黄某4将这笔聘金交付给其夫妻俩。订婚后，黄某2去广东为上诉人打工，张某2受人雇佣到上海某医院当会计，双方分居两地，张某2移情别恋致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原审被告黄某4辩称，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中，因其字书写难看，让黄某1帮忙书写收据，其在见证人上签字，黄某4三个字是其本人所签的。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上诉人对“被告黄某3夫妇因在外没有参加订婚仪式，故委托被告黄某4主持婚事及代收聘金”有异议，认为黄某3夫妇不是在外无法参加，而是因拒绝儿子入赘女方家而拒绝参加儿子的订婚仪式，黄某1在家族里属讲话比较有分量的人，其作主收取了聘金，涉案聘金人民币15万元是交给黄某1，黄某1收取后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黄某1、黄某2、原审被告黄某3、黄某4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婚约中的彩礼指的是婚约中的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后至完婚之前，由男方家长付给女方家长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财物，女方家接受彩礼后，婚事初定。本案中，因黄某2入赘张某2家，故由张某1、吴某、张某2支付聘金给黄某2家。因婚约财产纠纷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及结合莆田的婚约习俗，黄某2与张某2订婚时，黄某2父母健在，黄某1非黄某2直系亲属，且黄某4及黄某3夫妇均承认黄某3夫妇在黄某2订婚后有收取到上诉人支付的聘金人民币15万元，黄某3及黄某2对其作为本案聘金的返还主体表示没有异议，则黄某1代为收取上诉人支付的聘金并向上诉人出具《收据》的行为，无法认定其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原审法院认定黄某3与黄某2作为本案聘金的返还主体是正确的。上诉人诉称黄某1应作为本案聘金的返还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因黄某3与黄某2对上诉人支付的聘金数额人民币15万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张某2与黄某2经人介绍订婚后开始同居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现双方已分开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张某1、吴某、张某2请求黄某3、黄某2返还彩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因张某2与黄某2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原审法院据此及考虑本案的其他因素，酌定黄某3及黄某2返还给上诉人张某1、吴某、张某2彩礼人民币12万元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由上诉人张某1、吴某、张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珊珊审 判 员  陈利强代理审判员  许秋红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翁丽芬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的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