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滨行初字第22号 原告张翰臣。 委托代理人郑明远，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天津港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法定代表人刘忠玉，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永智，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赵丽隐，天津奇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洋纺织分公司，住，住所地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航宇路**/div> 负责人付宝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伟民，该分公司安保后勤部部长。 委托代理人王广文，该分公司安技干部。 原告张翰臣不服被告天津港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保税区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4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3月20日受理后，于同日向被告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洋纺织分公司（以下简称北洋纺织分公司）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经原告张翰臣申请，本院依法准许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洋纺织分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翰臣的委托代理人郑明远，被告保税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孙永智、赵丽隐，第三人北洋纺织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伟民、王广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税区人社局于2014年3月3日作出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内容为张翰臣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被告于2014年4月14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原告张翰臣于2013年12月30日向被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原告申请工伤的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 证据二、被告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津保人社（2014）0004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 证据三、《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4年1月7日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证据四、被告于2014年1月6日作出津保人社（2014）0004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通知第三人履行举证责任； 证据五、《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4年1月6日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证据六、被告于2014年3月3日作出的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作出了工伤认定的决定； 证据七、《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分别于2014年3月5日和3月4日向第三人和原告送达《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第三人北洋纺织分公司和原告张翰臣于2010年9月22日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二、赵静娴于2013年10月10日书写的证明材料，主要内容为：2013年4月28日，张翰臣上夜班，安排他看条卷3号机，在凌晨5：00左右，让他扎了2车回花（粘胶），当时扎包间里只有他一人，每个包平均在115公斤左右，证明原告当日工作情况，且不存在工伤； 证据三、第三人提交的《证明》3份，内容分别是：1、原告是第三人职工，在工作中有搬运和蹲起的动作；2、原告2013年4月29日在家发病，拨打120叫了救护车；3、赵静娴同志是第三人公司纱场前纺乙班班长，证明原告工作情况，是在家中发病，且不存在工伤情形； 证据四、张翰臣身份证复印件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3份； 证据五、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出具的张翰臣2013年3月7日至3月23日的《病例记录》28页； 证据六、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出具的张翰臣2013年4月29日至5月9日的《病例记录》47页； 证据七、张翰臣于2013年12月30书写的《工伤认定自述材料》； 证据四至证据七证明原告病情情况，但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证据八、赵静娴于2013年10月10日书写的《工伤认定证明材料》； 证据九、第三人于2014年1月10日出具的《关于张翰臣未认定工伤的举证书》； 证据十、工作现场棉花包照片3张； 证据十一、被告于2014年2月19日对赵静娴作的《工伤事故调查笔录》； 证据十二、被告于2014年2月19日对张克祥作的《工伤事故调查笔录》； 证据十三、张翰臣跳墙头录像光盘1张； 证据十四、扎包机照片1张； 证据十五、扎包机升降臂照片1张； 证据八至证据十五证明原告现场工作情况，且不存在工伤情形。 证据十六、手推车照片1张； 证据十七、手推车工作状态照片1张； 证据十八、张翰臣跳墙头护栏照片1张； 证据十六至证据十八证明原告离场情况，且不存在工伤情形。 上述证据一、二、证据四至证据八系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提交，证据三、九、十、证据十三至证据十八系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交，证据十一、十二系被告调查所得。 二、依据： 依据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依据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原告张翰臣诉称，原告系北洋纺织分公司员工。2013年3月，原告因患肠系膜上动脉狭窄，曾住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做过血管介入支架手术治疗，3月23日出院，医嘱应避免剧烈活动。休息一月后上班，2013年4月29日凌晨5时30分，值班长赵静娴让原告扎下角回花包，每个包平均在115公斤左右。在搬运过程中被扎包机升降臂碰撞，原告感觉腹部有些隐痛，以为是动脉支架的原因造成，当时并未在意，下班坐班车回家后疼痛加重，家属打120送医院急救。经检查确诊为脾破裂，进行了脾摘除手术。原告脾破裂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搬运重达230公斤的花包过程中，用力过猛和被扎包机升降臂碰撞受到事故伤害的，依法应认定工伤。被告以未在工作场所内而是在家发病为由不予认定工伤，与法相悖。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及住院病历，证明原告脾破裂原因与重体力劳动相关，与血管内支架无关； 证据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普外科主管医师杨志强出具的《说明》，内容是张翰臣因急性腹痛于2013年4月29日急诊入住该院普外科手术治疗，当时病情危重，主诉不清，不排除脾破裂为外伤所致，证明原告脾破裂是在搬运过程中，被扎包机升降臂碰撞外伤所致； 证据三、原告同事吕军、徐俊英于2014年3月22日出具的书面证言，证明原告曾对他们说过腹部被扎包机碰撞情况； 证据四、原告邻居李淑珍、任宝龙于2014年4月出具的书面证言，证明原告下班后到家在楼门前，邻居见原告脸色不好问话时，原告曾对他们说过在厂里曾被机器碰撞过； 证据五、原告邻居马长江、马学军于2014年4月写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下班车后到家楼门前，邻居见原告脸色不好问话时，原告曾对他们说过在厂里曾被机器碰撞过； 证据六、原告邻居朱国志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3年4月29日原告儿子叫他帮忙将原告抬上救护车的情况； 证据七、原告工作过的扎包机照片（带有升降臂）1张，证明原告当时干活时的机器，现在换成新的，没有升降臂； 证据八、原告同事李满、马丛维、张春利书面证言，证明2013年8、9月份，第三人更换了新扎包机，将老扎包机移到更衣室门口； 证据九、通往厂外的小道照片2张； 证据十、厂里护栏围墙通向厂外的台阶照片2张； 证据十一、迈向厂外护栏台阶照片1张； 证据九至证据十一用来证明台阶护栏的高度并不是很高，垒的砖头跟台阶一样高。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证人赵占军、魏铁梅、赵彬、林伟出庭作证。 证人赵占军（原告同事）陈述2014年4月29日夜班期间，五点半到六点多与原告在同一屋，其在做清洁时，听原告说被扎包机碰到，看到原告在揉肚子，之后其帮原告扎花包，事后未向人提起过上述情况。 证人魏铁梅（原告同事）陈述2014年4月29日七点半同原告等三个人一起去的澡堂子洗澡，快八点时结束，洗澡后与原告一起翻墙头出单位，在翻墙之前跟其说过被扎包机碰了一下，肚子有点疼，不好受，翻墙的时候没有人摔倒，都挺好的。 证人赵彬（原告同事）陈述2014年4月29日下夜班，与原告一起翻的墙头，当时原告没有碰着，不记得原告是否跟其说过被扎包机碰到，且与原告一起去洗澡，快八点的时候洗完。 证人林伟（原告就诊的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安全部主任）陈述了原告在该院就诊的情况，医院出具非创伤性脾破裂诊断证明书，是因原告入院时未说明其曾遭受外伤，治疗过程中也未见外伤，原告在不能申报工伤后要求医院修改病历，但病历根据规定不可以修改，医生考虑到原告伤情不能排除外伤所致，故出具了不能排除外伤造成脾破裂的证明，但对于原告脾破裂造成的原因、时间、遭受的外力程度等均无法确定。 被告保税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于2013年12月30日向被告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4年1月6日受理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次日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原告，被告于1月6日制作并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4年1月10日，第三人向被告递交了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了举证回复。2014年2月19日，被告对第三人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2014年3月3日，被告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于3月4日、3月5日送达至原告和第三人。自被告2014年1月6日受理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至同年3月3日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未超过60日，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二、被告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清楚。2013年4月29日5时30分左右，原告受公司值班长赵静娴指派在北洋分公司车间内从事扎下角回花包工作，6时30分完成该工作，7时左右原告翻墙跃出公司场院，8时左右原告乘坐公司班车回家。在上述过程中，原告未出现受伤迹象，也未向同事或者公司说明其存在受伤情况。原告称其在5时30分至6时的工作中因抬重物受伤，但在原告翻墙出场院时未见受伤征兆，也无任何人证明原告在2014年4月29日7时之前的工作中受伤。另根据被告的调查，扎包完成后由机器推出，再用小车推到指定地，不用太大的力气。同时扎包机升降臂是随着棉花添续的速度慢慢抬起，不会迅速抬起伤害到工作人员，被扎包机碰撞的情况也与原告在申请表中所述不符。三、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回到家中后于11时左右拨打120电话前往医院就诊，根据前述调查事实，原告发病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也非因工作原因所致，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也不具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据此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被告作出的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予以维持。 第三人北洋纺织分公司述称，该单位职工张翰臣于2013年4月28日上夜班，班长在29日凌晨5点多指派其轧了两个花包，6点30分收班至8点上班车回家期间，张翰臣都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且张翰臣下班并没有走公司大门，而是跳跃公司围墙去的班车点，班车点至大桥道原告家大约行驶45分钟，张翰臣也没有发生任何状况。2013年5月13日，张翰臣要求单位为其申报工伤，单位主管安全和工程的人员当即向其本人了解当日工作受伤情况，并由当事人写了事故经过。2013年5月15日，单位派人到被告的工伤认定科上报了情况，并咨询是否可以申报工伤，被告答复根据申报工伤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况不能受理。6月5日单位派人到被告的工伤认定科说明申报工伤，工伤科同志答复，由于过了一个月的期限，单位不能申报了，要想申报工伤只能由个人申报。事后单位通知了张翰臣，他表示自己申报，并咨询了申报的相关事宜。第三人认为，张翰臣在工作扎包期间及下班途中时间大致为3个多小时，并未提出身体异常或感觉不适，其自述到家2个多小时觉得疼痛难忍，后才被诊断为脾破裂并做了摘除，其在班时间与发病时间间隔较长，住院期间也未及时向单位陈述缘由，其自述是因工作造成伤害也无证人举证，因此第三人认为被告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是正确的。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证据三至证据七、证据十、证据十三至证据十八无异议；对证据二、八、十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内容描述的“扎包间只有一人”并非事实，当时还有别人在场，对证据九有异议，认为证据中关于翻越围墙的情况只是表面现象，对证据十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调查人张克祥在另一厂房工作，不了解原告现场工作情况。因证据二、八均系原告在行政程序中向被告提交，当视为对证据内容的认可，其在庭审中对真实性的否认本院不予支持，证据十一内容可与证据二、八相印证，证据十二内容与原告的质证意见并无矛盾，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但证据内容是不排除脾破裂为外伤所致、可能与重体力劳动相关，并不能证明该伤是工伤事故造成，且原告在工作期间和离开工作单位时身体健康，非常正常，对证据三至证据六、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出具证言者均不在现场，无法证明当时情况，对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九至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离开工厂时身体正常，还能翻越墙头；第三人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本院对原告证据一、二、七、证据九至十一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证据三至证据六和证据八的证言内容并未涉及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所主张的用力抬包导致脾破裂的情况，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赵占军的证言，被告认为证人并未亲眼所见原告被扎包机碰着，且证人证言与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事实描述有很大出入，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主张单位曾向原告询问过其受伤时有谁在场，向谁说过受伤的事情，原告当时说没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向谁提起过，故对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人魏铁梅的证言，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和证人翻墙头的时间，根据录像显示是七点零一分，与证人所述七点半洗澡、八点翻墙出来不符，第三人认为证人所述与录像显示的情形和时间不符，在调查中，原告并未提及向证人说过受伤的事；对证人赵彬的证言，被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受到工伤，且可以证明原告在离开单位时身体状况良好；对证人林伟的证言，被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要求医院修改病历的目的是申报工伤，在申报工伤的问题上存在恶意，且经医生说明，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脾破裂是由于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对原告提交的证言，本院认为证人赵占军的的陈述与原告本人在《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自述材料》中所述“工作间就我一人”相矛盾，故对证人赵占军的证言不予采信；证人魏铁梅、赵彬所述均系间接证据，且与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所要调查的“用力抬包”导致工伤事故无关联性；对原告提交的证人林伟的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翰臣系北洋纺织分公司职工，2013年4月28日原告上夜班，4月29日5时30分左右，受该公司值班长赵静娴指派从事扎下角回花包工作，7时左右，原告翻越公司围墙护栏离开单位，后乘坐公司班车回家。当日上午原告在家突发腹痛，11时家人拨打急救电话，后送至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诊断为非创伤性脾破裂。2013年12月30日，原告张翰臣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主张于4月29日6时遭受工伤事故，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的受伤害经过简述中表述：“我下蹲用吃奶之力抬包，感到左下腹刹那的疼感……”，主张因用力抬包导致脾破裂。被告于2014年1月6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原告张翰臣。2014年1月6日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于当日送达第三人。第三人于2014年1月10日进行了书面回复，认为张翰臣在班与发病时间间隔较长，住院期间未及时向单位陈述缘由，原告自述因工作造成伤害但无证据证实，根据申报工伤的相关规定，单位未为张翰臣申报工伤。被告经调查，认为张翰臣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于2014年3月3日作出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并于2014年3月4日和3月5日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直接送达。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原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关于将保税区企业工伤认定工作统一划归保税区管理的请示”的复函》（津劳局（2004）256号）规定，“……考虑到天津港保税区的特殊管理，为保持保税区劳动保障管理和执法的完整统一，方便用人单位和职工，同意将保税区企业的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划归保税区管理”。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向第三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在六十日内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其行政程序合法。 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原告主张其被安排扎花包工作，用力抬包，并感到左下腹刹那疼痛，导致脾破裂，但未提供发生该工伤事故的证据或曾向他人提及发生该工伤事故的证据，在医院就诊时也未说明因用力抬包导致腹痛的情形，第三人同样未提供发生该工伤事故的证据，被告经调查认为不能证实发生工伤事故，故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所调查事实清楚，其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充分。原告张翰臣所受伤害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被告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 原告在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在起诉状中称2013年4月29日其工作时曾被扎包机升降臂碰撞导致脾破裂，但在本案所涉的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从未向被告申请或提及，其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中亦未提及或显示发生该事故，本案所审查的系被告根据原告的申请和主张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故对原告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新主张的被扎包机碰撞造成工伤事故，本案不予涉及。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编号为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天津港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3月3日作出的编号为津保人社（2014）0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翰臣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 代理审判员  丁晓雨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清华 速 录 员  张腾腾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