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博中民二终字第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秀英，女，汉族，住博乐市。
委托代理人贾筱倩，女，汉族，住博乐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绍彦，博乐市宏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卫国，男，汉族，住博乐市（系徐秀英之子）。
原审第三人袁卫玲，女，汉族，住博乐市。
上诉人徐秀英因与被上诉人贾卫国及原审第三人袁卫玲用益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博乐市人民法院（2014）博民一初字第1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晓雷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涛、李新建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12月6日，被告贾卫国与第三人袁卫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贾卫国与李爱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1份，承包了位于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二牧场库也提的100亩土地（实际为110亩），承包期限自2004年12月6日起至2034年12月止，承包费每亩1000元，共计10万元。合同签订后，被告贾卫国依照合同约定缴纳土地承包费10万元。2014年1月，第三人袁卫玲向博乐市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同年1月21日，第三人袁卫玲与被告贾卫国经法院调解离婚，因本案涉及的土地产生争议，第三人袁卫玲撤回了要求分配承包土地的请求，法院依法作出（2013）博民一初字第1170号民事调解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2014年11月14日，博乐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李爱民进行了询问，李爱民称2004年间，贾卫国的姐姐和姐夫先承包了400亩地，后贾卫国也想承包一百亩地，同年12月16日其和贾卫国签订了100亩地（实际为110亩）的土地承包合同，总承包价为10万元。2008年-2009年间，贾卫国的姐夫把其叫到贾卫国的父母家，贾卫国、贾卫国的父母、姐姐均在场。贾卫国的姐姐说：“贾卫国承包你的地时，我母亲徐秀英也出钱了，因为害怕以后子女之间扯皮，所以才要加上名字。”贾卫国也没有说话。我也就同意徐秀英在两份合同上添加了姓名。袁卫玲在与贾卫国打离婚官司时，向其要合同原件，其便将合同原件交给了袁卫玲。当袁卫玲发现合同上添加了徐秀英的名字后，非常生气，认为该土地是她与贾卫国共同承包的，与徐秀英没有关系。经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李爱民的陈述均不持异议。原、被告认为第三人未对土地投资及管理，添加姓名之事与第三人无关无需告知。
徐秀英一审诉讼请求：要求分割原、被告双方共同承包的位于博乐市乌镇牧场库也提土地110亩，由被告分割其中的55亩土地的经营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徐秀英要求分割与被告贾卫国承包的位于博乐市乌镇牧场库也提土地110亩，分割其中55亩土地经营权的诉讼请求，提供了2004年7月20日贾卫国的取款凭条及2005年10月19日的取款凭条，贾卫国的取款凭证仅能证实为缴纳土地承包款从银行支取存款40000元。2005年10月19日的取款凭条仅能证实原告之女贾筱倩从银行支取存款40000元。对以上取款凭条第三人袁卫玲均不认可。原告徐秀英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故对原告徐秀英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袁卫玲请求判令本案争议的110亩土地由被告贾卫国与其共有，提供了2004年12月6日被告贾卫国与李爱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经质证，原告徐秀英与被告贾卫国均认可“徐秀英”的签名是2008年至2009年间添加上去的，且均认可添加姓名之事第三人袁卫玲并不知晓，故本案争议的110亩土地应属被告贾卫国与第三人袁卫玲共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本案争议的110亩土地的经营权属被告贾卫国与第三人袁卫玲共有；二、驳回原告徐秀英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70元由原告徐秀英负担。
宣判后，徐秀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案件案由错误，程序违法。本案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的是合伙纠纷，而原审法院是按照物权纠纷审理，案件案由的不同，适用法律不同。所以，本案应该是合伙纠纷，不是用益物权纠纷，原审判决确定案由为用益物权纠纷是错误的，其判决结果必定错误。另原审法院追加袁卫玲为本案第三人，属于程序违法；2、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造成判决结果错误。原审法院庭前单独向李爱民调查，李爱民也证实涉案争议的土地确实是上诉人同被上诉人贾卫国合伙承包购买的，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合伙承包土地的事实存在；3、涉案争议的土地，承包时是荒地，又是上诉人委托其女儿、女婿出资开荒，包括犁地、平整土地、打井、架设电线、盖房子等工作，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在土地的开发改良过程中，从未投入一分钱资金，至今，也未与女儿、女婿算账，原、被告至今还欠女儿、女婿的投入资金20余万元；4、第三人认为土地是夫妻存续期的共同财产，应当向法庭提供其二人购买土地的全部出资证明，但并未向法庭提供有效证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承包的位于博乐市乌镇二牧场库也提土地110亩，由上诉人分割其中的55亩土地的经营权。
被上诉人贾卫国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请求。涉案争议的110亩土地是贾卫国与上诉人徐秀英合伙承包，其中贾卫国出资4万，徐秀英出资6万元。
原审第三人袁卫玲陈述：对徐秀英与贾卫国的意见不予认可。涉案争议的110亩土地经营是袁卫玲与贾卫国婚姻存续期间的承包土地，徐秀英并非合伙出资人，2004年签订的合同并没徐秀英的名字，是2009年加上去的。原审处理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徐秀英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向法庭提供新证据如下：
1、《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存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徐秀英的丈夫贾维美2005年1月5日存款1万元，于2005年1月24日取款，交给贾卫国缴纳承包费的事实。
2、《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凭条》复印件1份（该复印件加盖了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运营管理部印章）。用以证明：徐秀英的女婿白志礼从银行取款5万元为徐秀英垫付承包费交给贾卫国缴纳承包费的事实。
3、照片3张。用以证明：涉案争议的土地，承包时是荒地，上诉人委托其女儿、女婿出资开荒，包括犁地、平整土地、打井、架设电线、盖房的事实。
以上三组证据，经质证，贾卫国不持异议，予以认可。袁卫玲提出异议，不予认可，认为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徐秀英是涉案争议土地的合伙承包人。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徐秀英与被上诉人贾卫国系母子关系。2014年8月，徐秀英以与贾卫国合伙承包土地为由将贾卫国诉至博乐市人民法院，要求分割贾卫国所经营的土地55亩。同年8月21日，博乐市人民法院受理，同年10月31日，袁卫玲以其与该案有利害关系为由向博乐市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参加诉讼。博乐市人民法院予以准许，并将袁卫玲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事实，有袁卫玲在一审中提供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予以证实。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徐秀英要求分割贾卫国承包的位于博乐市乌镇牧场库也提110亩土地中的55亩土地经营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鉴于徐秀英所提供的5份银行取款凭据均不能证明其与贾卫国合伙承包土地的事实，且原审第三人袁卫玲亦否认其与贾卫国婚姻存续期间所承包的土地系徐秀英合伙承包。因此，徐秀英要求分割关于贾卫国承包的位于博乐市乌镇牧场库也提土地110亩中的55亩土地的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徐秀英提出原审确定案由为“用益物权纠纷”错误的问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徐秀英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分割原、被告双方共同承包的位于博乐市乌镇牧场库也提土地110亩，由被告分割其中的55亩土地的经营权”。而第三人袁卫玲在一审中陈述为：徐秀英诉争的土地是其与贾卫国婚姻存续期间出资承包，该土地的经营权属袁卫玲与贾卫国共同享有。双方对该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发生争议，原审法院经审理后，根据案件的性质确定案由为“用益物权纠纷”，并无不当。
（三）关于上诉人徐秀英提出原审法院追加袁卫玲为第三人违反程序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之规定，原审法院依据袁卫玲的申请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徐秀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晓雷
审判员 张 涛
审判员 李新建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