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95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国昌，男，1932年12月2日出生，北京市丰台区洋桥西里*号楼2门*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继光，男，1965年9月21日出生，北京市丰台区洋桥西里*号楼2门**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院长。
委托代理人郭文红，女，1966年2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凯戎，北京市言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国昌、马继光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8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6月，马国昌、马继光共同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患者赵素欣（以下简称赵素欣）系马国昌之妻、马继光之母。2011年12月16日，患者因突发脑血管病、头痛、呕吐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以下简称天坛医院）急诊救治，天坛医院对赵素欣的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少量积血”。该院医生评估患者全面情况后，建议进行脑外科手术治疗。2011年12月19日17时10分，患者入住重症监护室，等候神经外科手术。但天坛医院拒绝我们的再三手术请求，并剥夺我们对病症的知情权和治病方案的选择权，以致错过手术的最佳治疗时机。2012年1月19日，在我们的坚持下，天坛医院对患者进行开颅夹闭手术，并非常成功。其后，患者被送入重症监护室。2012年1月20日，患者被转入普通病房，并致使其肺部感染。2012年1月21日17时，患者出现病危症状，2012年1月21日20时58分死亡。我们认为，天坛医院医务人员极不负责任，对患者一再拖延手术治疗时间，导致贻误治疗时机。手术后，对患者处置不妥，并在患者病危后未能及时抢救，造成患者死亡，故天坛医院存在医疗过错。现我们要求天坛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219550元、医疗费32000元、住院费10773元、丧葬费38780元、护工费5800元、误工费5000元、亲朋住宿费8000元、交通费5000元及精神能损害抚慰金100000元。
天坛医院辩称：2011年12月22日，患者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由我院脑1监护室转入脑2病房，进行蛛网膜下腔出血内科保守治疗。对患者是否进行手术治疗，我院亦反复请神经外科及神经介入科会诊。患者家属经讨论后一致决定拒绝行动脉瘤夹闭术，马国昌签字确认。2012年1月19日，家属要求进行手术，手术后再次转入脑2病房。1月21日，患者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我院为患者的诊治符合医疗常规，故不同意马国昌、马继光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所查明的事实，患者因疾病至天坛医院治疗，双方即形成了医患关系。患者在天坛医院因医治无效死亡后，马国昌、马继光与天坛医院遂发生医疗纠纷。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天坛医院对患者诊疗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经鉴定做出了相关的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合法有效，法院予以采纳。关于马国昌、马继光主张的住院及医疗费，对有票据的部分，法院予以确认。关于马国昌、马继光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上述损失，法院将依据鉴定意见依法判处。关于马国昌、马继光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但其主张的数额偏高，法院将依据鉴定意见确定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处。关于马国昌、马继光主张的其他损失，因未提供有效证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判决：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马国昌、马继光住院及门诊医疗费三千一百四十二元四角四分、死亡赔偿金七万九千零三十八元、丧葬费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四元；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马国昌、马继光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三、驳回马国昌、马继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马国昌、马继光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天坛医院违反诊疗规范，伪造、篡改病历，未经充分告知义务，严重过错导致患者死亡；原审法院违法、违规审判，超审限，认定举证责任、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鉴定不科学公正。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天坛医院赔偿我们1476408元。天坛医院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患者出生于1938年2月3日，与马国昌系夫妻关系，双方生有1子，即马继光。
2011年12月16日，患者因突发性头痛伴呕吐至天坛医院急诊救治，并于当月19日办理住院手续，在该医院住院治疗。天坛医院对患者进行了相关检查，主要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蛛网膜下腔破入脑室，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经保守治疗后，天坛医院于2012年1月19日为患者行右眉弓开颅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术后返回脑1监护室治疗。2012年1月21日，患者病情加重死亡。患者死亡后，家属未申请进行尸检。
原审法院审理中，经马国昌、马继光申请，原审法院拟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旧天坛医院对患者的诊疗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进行鉴定。原审法院遂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患者的相关病历材料进行了质证，马国昌、马继光认可病历真实性，同意作为检材封存。在随后的鉴定过程中，因马国昌、马继光对病历材料真实性提出质疑等原因，多个鉴定机构曾做出终止鉴定的处理。后，经再次对病历质证，马国昌、马继光认可了封存的病历材料的真实性，并同意以此材料为检材进行双方鉴定。原审法院最终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民生鉴定所）对天坛医院对患者的诊疗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所鉴定后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医方存在对患者抗感染治疗不及时，导致患者病情加重以及抢救措施不足等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过错。该过错在患者死亡后果中的作用介于轻微和次要之间，应承担相应责任。鉴定费15300元，由北京天坛医院支付。经质证，双方均对上述鉴定意见持有异议，马国昌、马继光申请书面质询。其后，民生鉴定所对马国昌、马继光的书面质询予以书面答复，但马国昌、马继光仍对鉴定意见存有异议。
另，马国昌、马继光针对其诉讼主张，仅提供了患者部分医疗费的票据2张，一是金额为10415.19元住院费的票据；二是金额为358.49元的门诊费票据（其中个人支付金额为59.61元）；对于其他各项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本院审理中，马国昌、马继光认可其就病历提出的异议，在鉴定听证会上向参会专家进行了陈述，在对鉴定意见书质证过程中也已提出，其对原审判决确定的合理损失范围及数额并无争议，仅对确定的责任比例持有异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医疗费单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涉及医学专业问题，司法鉴定机构针对医疗机构医疗行为进行的评价，形成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往往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重要证据。
本病历已经由民生鉴定所就天坛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如果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了鉴定。该中心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并针对当事人提出的质疑，出具了回函予以合理说明。现马国昌、马继光虽对鉴定持有异议，但针对其所述的病历不真实、鉴定不科学公正等，经本院审核确认原审法院在启动鉴定前和鉴定中，已经就病历材料多次进行质证，最终在马国昌、马继光认可了病历的真实性后才将病历材料作为检材交给鉴定机构鉴定，故本院对其上述意见不予采信。对民生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该鉴定意见书可以确认，天坛医院存在对患者抗感染治疗不及时，导致患者病情加重以及抢救措施不足等未尽必要注意义务的过错。该过错在患者死亡后果中的作用介于轻微和次要之间。原审法院参照鉴定结论给出的责任参与度，通过审核马国昌、马继光提供的证据，确定了其主张的各项损失中合理项目及数额，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了天坛医院应当承担的具体赔偿数额，是适当的。马国昌、马继光坚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天坛医院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实难支持。
因经鉴定程序不计入审限范围，对于重大疑难案件还可以延长审限。经本院审核，原审不存在超审限问题。马国昌、马继光以原审法院超审限审理本案为由认为程序不合法，没有道理，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15300元，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负担（已交纳）。
案件受理费7673元，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负担509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马国昌、马继光共同负担2577元（已交纳2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673元，由马国昌、马继光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 松
代理审判员 袁 芳
代理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孙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