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603民初402号
原告山西荣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荣杰公司）。
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号梅园写字楼*层***室。
法定代表人张军，职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浩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暐，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朔州平鲁区后安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鲁后安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尚海，职务，总经理。
住所地：平鲁区陶村乡王高登村南。
委托代理人赵悦，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文娟，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朔州市平鲁区煤炭运销公司大新煤炭集运站（以下简称平鲁煤运大新站）。
负责人陈某。
营业场所：朔州市大新火车站南。
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平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鲁煤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正宝，职务，经理。
住所地：朔州市平鲁区平阳街煤运楼。
委托代理人段青茂，山西茂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新，男，197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朔州市平鲁区人，平鲁煤运公司职工，现住平鲁区。
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平鲁煤运大新站、平鲁煤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日立案后，于2016年1月8日作出（2015）平民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山西荣杰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后，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6月23日，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6民终1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发回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9月2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委托代理人卢浩斌、郭暐，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委托代理人赵悦、王文娟，被告平鲁煤运公司委托代理人段青茂、贾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之间于2012年8月9日成立的《产运销一体化联合经营协议》；2、判令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返还原告已支付的合同款1000万元；3、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91700元（自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应计算至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全部返还1000万元之日止）；4、判令被告平鲁煤运公司就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三被告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1月1日，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与朔州市利民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公司）签订了一份《产运销一体化联合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原《联合协议》）。2011年10月1日，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与原告共同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发函告知：”利民公司自动退出原《联合协议》，原《联合协议》中的利民公司主体资格由荣杰公司承继，由荣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2012年9月1日，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回函称：”同意山西荣杰公司承继利民公司成为原《联合协议》的主体。”但利民公司始终没有同意将在原《联合协议》中的主体资格变由原告承继，更没有明确向原告整体转让合同，而且四方当事人也未达成主体变更合意，所以原告认为自己始终没有成为原《联合协议》的主体，没有权利履行原《联合协议》。在没有取得原《联合协议》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原告依据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平鲁后安公司之间协商的一致意见，于2012年8月9日委托山西卓根电力发展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根公司）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预付购煤款1000万元。至此，原告认为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之间已经成立了新的《产运销一体化联合经营协议》（以下简称新《联合协议》），其条款内容与原《联合协议》一致，新《联合协议》成立后至今，除原告预付1000万元合同款之外，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均未履行新《联合协议》任何约定。原告经查询工商登记发现，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营业执照现已被吊销，并且已由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煤运销朔州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的母公司被告平鲁煤运公司现更名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平鲁有限公司。原告认为，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平鲁后安公司违反新《联合协议》约定义务，使协议无法实际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故诉至法院。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2011年1月1日《联合协议》，证实约定由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提供煤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负责供煤、利民公司负责经营和结算煤款等协议内容�2、2011年10月1日原告及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发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函件，证实原《联合协议》中的利民公司主体资格由原告承继，由原告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前经营各方形成的债权债务由牛文杰协同各方清理，在三方运行正常并各方认可后，可重新签订经营协议。但利民公司至今未退出原《联合协议》，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不是对原《联合协议》的承继，而是新的合同。同时，函件的日期早于原告公司成立的日期，所以存在笔误或者瑕疵；3、被告平鲁后安公司2012年9月1日的回函，证实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同意原告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的去函，对以前经营各方形成的债权债务由牛文杰协同各方清理，并非由原告承担该债权债务；4、付款委托书，证实原告委托卓根公司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预付购煤款1000万元；5、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原告已经开始履行新《联合协议》，而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构成违约；6、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尚海和牛文杰的询问笔录，证实原告同意参与煤炭运销合作，没有同意承担利民公司对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债务，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支付1000万元购煤款后，也没有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拉煤；7、全国企业系统信息，证实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仍然存在，其营业执照只是处于吊销状态。
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辩称，一、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之所以愿意代替利民公司偿还债务而承接三方协议，是基于原告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签订的承包协议被朔州市工商局终止履行后，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为了能实现继续占用煤站的目的，才向我公司发的承继三方协议的函件，因此，原、被告之间于2012年8月9日达成的协议是原《�合协议》的延续，不是新成立的合同。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共同于2011年10月1日给我方的来函中，有两项实质内容：一是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愿意承接利民公司对我方的债务并按照原协议履行，二是愿意按照2011年1月1日《联合协议》的格局与我方和大新煤运合作；这两项内容说明原告是自愿向债权人表示承担利民公司对债权人的债务，是债务承担而不是债务的转移，故无需利民公司同意，只要债权人接受即可。我公司在原告未提供可靠有效保证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回函，但在2012年8月9日原告委托卓根公司将1000万元人民币打入我公司账户后，我公司才于2012年9月1日回函同意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的联合来函的基本内容。在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向平鲁区公安局的报案材料及公安局对其原法定代表人牛文杰和股东李荣的询问笔录里，原告自�了自愿承接利民公司欠我公司债务的事实，所以原告山西荣杰公司要求我公司返还此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原告山西荣杰公司要求我公司返还拉煤款与客观事实相悖。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之所以委托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打入我方账户1000万元，一是根据原告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2011年10月1日来函及2012年9月1日我方的回函达成的共识，抵顶了利民公司欠我方的5540434.8元；二是根据2012年9月1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给我方的函件，由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从我公司拉运原煤29508.3吨，合款6786909元。通过对原告委托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向我公司预付款、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委托原告向我公司拉煤的函件、原告山西荣杰公司的报案材料、牛文杰、李荣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分析，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成立之前，牛文杰和李荣是借用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签订�承包协议，之间形成的是借用企业名义的挂靠关系，故牛文杰、李荣与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是一个责任主体；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成立之后，牛文杰既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因此，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及牛文杰和李荣与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还是一个责任主体。此事实与我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应当认定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与卓根公司之间存在人员、财务、业务混同的情形，属法人人格混同，故原告无权要求我公司返还购煤款。综上，原告代替利民公司偿还的债务及从我公司拉煤价款合计12327343.8元，超出了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应当承担的由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打入我公司账户的10000000元款项，故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我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除在原审卷宗提交的2011年1月1日签订的《联合协议》、2011年10月1日原告山西荣杰公�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来函、进账单、2012年9月1日我公司的回函、利民公司欠我公司煤款的原始票据、卓根公司发给我公司拉煤函件、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拉煤票据、荣杰公司和卓根公司发给陈某的聘书、陈某的证明、祝某的证明外，再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被告平鲁煤运公司煤炭销售结算处出具的利民公司和我公司结算清单，证实利民公司欠我公司煤款5540434.8元；2、郭某、王某、闫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证实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从我公司拉煤29508.3吨并拉往闫某经营的洗煤厂；3、煤炭代加工协议，证实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与闫某有业务往来；4、申请法院调取的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向朔州市公安局报案材料及对牛文杰、李荣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承接利民公司履行《联合协议》的前提是承担利民公司欠我公司的债务，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和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是关联企业，是同一个责任主体。
被告平鲁煤运公司辩称，首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授权，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依据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66号、晋国资办（2004）13号文件精神，将平鲁区煤炭运销公司大新煤炭集运站整体划转到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并于2005年1月29日正式办理了资产、人员交接手续。之后，我方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已经不存在隶属关系，也未授权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与他方签订联合协议，故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于2011年1月1日与利民公司及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签订的《联合协议》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其次，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既然承接利民公司履行联合协议，就是愿意代替利民公司偿还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债务，原协议的内容仍然有效，就不可能再有新的协议；再次，从2008年起平鲁区专门成立了煤炭结算处，负责全区煤炭经销的结算，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提交的结算表就是利民公司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购煤的结算表，证据是真实的。我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2004）第87号文件，证实将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整体划转到同煤集团；2、交接确认书，证实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财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全部划转至同煤集团；3、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第13号和66号文件、关于煤炭公司关于大新站成立档案材料、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第239号文件，证实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整体划转是政府行为，同煤大新站和平鲁大新站是同一个单位。
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未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根据案情需要和当事人申请，对证人郭某、祝某进行了询问，同时调取了有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联合协议》、原告及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发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函件、被告平鲁后安公司2012年9月1日的回函、付款委托书、银行转账凭证、全国企业系统信息、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发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拉煤函件、荣杰公司和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发给陈某的聘书、煤炭代加工协议、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向朔州市公安局报案材料及对牛文杰、李荣的询问笔录、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尚海和牛文杰的询问笔录、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2004）第87号文件、交接确认书、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第13号和66号文件、关于煤炭公司关于大新站成立档案材料、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第239号文件，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利民公司和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拉煤结算清单的认定问题，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提交的结算清单是被告平鲁煤运公司煤炭销售处出具，而当时被告平鲁煤运公司统一负责平鲁区煤炭销售的结算，现被告平鲁煤运公司煤炭销售处认可此清单结算的就是利民公司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拉煤款项，故本院应当确认；2、关于陈某、祝某、郭某、王某、闫某出具的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虽然上述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但本院通过对郭某和祝某进行调查，所陈述的案件事实与证人陈某、闫某、王某所作书面证言基本吻合，尤其是与牛文杰、李荣在朔州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上的陈述及原告报案材料载明的事情发生经过和结果能够相互印证，所以对上述证人的书面证言予以采信；3、关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提供的原告拉煤票据是否真实的问题，此票据虽然是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自己作出，但此�实与证人证言及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出具的拉煤函件相互印证，其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确认，票据上尽管没有载明是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拉走的原煤，但最起码可以确定是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拉往闫某的煤厂；4、关于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代替利民公司偿还所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款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原告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联合发函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其函件内容很清晰的表明，利民公司杨占林资金不到位自动退出《联合协议》，原协议中的利民公司由原告接替，原协议中所规定的条款和各方权利义务仍然有效，这无疑是说利民公司的债权债务将由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承继。此事实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向朔州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上载明”如果为后安矿打款1000万元（按照陈某的说法是替利民公司垫上欠后安公司的债务，将来再由集运站偿还报案人），�可以接替利民公司继续履行《联合协议》，由于报案人与陈某认识，知道他是集运站的负责人，就信以为真，通过转账形式为后安矿转款1000万元。”原告山西荣杰公司的股东李荣在询问中也陈述”因为利民公司欠煤站1000万元，我公司给利民公司现垫付1000万元，等利民公司......还了大新站，大新站就归还我公司。”原告原法定代表人牛文杰在询问中陈述”当时，陈某和我说，利民公司欠后安矿800多万，但大新站也欠利民公司1000多万，让我把各方债务清理后，算成大新站欠我公司的钱。”通过分析牛文杰、李荣自述与陈某就利民公司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款如何清偿的商量细节到被告山西荣杰公司和被告平鲁煤运公司联合发函的内容，可以确定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是自愿代替利民公司偿还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煤款。而事实上，如果原告�替代利民公司偿还欠款，被告平鲁后安公司也不会回函同意原告替代利民公司继续履行《联合协议》的，因此代替利民公司偿还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款是原告山西荣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5、关于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应否对依据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的函件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拉煤产生的购煤款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在报案材料里称”报案人与卓根公司为关联企业”；原告原法定代表人牛文杰在询问笔录里陈述”2011年10月26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和同煤运销大新站签订了承包协议书”、”......2012年8月，朔州市工商局给我下了一份停业通知书，理由是我卓根公司无铁路发运资质不能发运”、”......我们还用卓根公司的手续发煤”；原告股东李荣在询问笔录里陈述”我挂靠山西卓根公司，牛文杰是朔州分公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申请下山西荣杰公司时，用他的手续”、”我们还用卓根公司运行”，由此可以得知，牛文杰和李荣在未成立荣杰公司之前，挂靠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并以其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而牛文杰时任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的负责人，那么与同煤运销大新站签订承包协议书的行为，显然不能排除是牛文杰及李荣个人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名义实施承包行为的可能性，因有此特殊的背景和便利的条件，所以当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被工商部门通知停业后，用已申请成立的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承继利民公司履行《联合协议》，自然可以实现其经营目的。正是基于这种利益驱动，才形成了原告山西荣杰公司自愿代替利民公司偿还债务的事实。其次，付款委托书载明是原告委托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代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预付购煤款，不�”保证金”，而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也没有提供可以证实与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形成借款关系的任何证据；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发的函件载明”我公司于2012年8月9日向贵公司支付购煤款人民币壹仟万元，经我公司会议研究决定：现委托山西荣杰公司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前往贵公司拉煤，其拉煤所产生的款项从我公司支付给贵公司的壹仟万元中扣减”，这样就很难确定此1000万元购煤款，是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所有还是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所有，从而可以得出不论是原告山西荣杰公司还是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拉煤，只要产生了购煤款，就可以在这1000万元中扣减的结论。再次，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与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均有从事煤炭经营的业务范围（原告是经营不含洗选煤的煤制品，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经营煤炭批发）�牛文杰既是山西荣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负责人，陈某同时被山西荣杰公司和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聘任为顾问；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与闫某有煤炭代加工协议，且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处拉煤送往闫某的煤厂后被闫某抵顶精煤欠款；牛文杰在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里所作”这1000万元是我操作打过去的”的陈述；李荣在询问笔录里的陈述；付款委托书和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发的拉煤函件等一系列的证据和事实，足以说明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与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是法人人格混同的企业，因此，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应当对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拉煤产生的购煤款承担责任。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月1日，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利民公司签订《联�协议》之后，三方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合同，其中利民公司自2011年2月14日至2011年7月3日，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处分四批次拉煤144698.6吨（分别为41575.9吨、50831.5吨、30000吨、22291.2吨），结算煤款47080603.5元。利民公司共七次向后安公司汇款41540168.7元（分别为974万元、5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957034.9元、843133.8元）。应付煤款总金额与已付煤款相减后，利民公司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款5540434.8元。2011年10月，时任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负责人的牛文杰，通过朔州市煤运公司职工郭某引荐认识了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负责人陈某，并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签订了煤站承包合同。2012年6月25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与闫某签订了煤炭代加工协议。2012年8月份，因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不具有铁路发运资质而被朔州市工商局责令停业。之后，牛文杰与陈某进行了磋商，在达成”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代替利民公司偿还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款，接替利民公司履行三方协议”共识的前提下，以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的名义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发去了由山西荣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接替利民公司履行双方协议的函件。2012年8月1日，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委托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代预付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购煤款1000万元。2012年8月9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将此款转至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账户。2012年9月1日，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回函同意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的函件请求。同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发去了委托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拉煤的函件。2012年9月30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和原告山西荣杰公司特聘陈某为两公司总顾问。2012年12月4日至12月25日，12月26日至12�27日，牛文杰在陈某、郭某、祝某、王建军等人联系和帮办下，分两批次从后安公司拉煤29508.3吨至闫某、李海龙（李小龙）开办的煤场，依当时吨煤230元计价，煤款为6786909元。此项煤款，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因与牛文杰联系不上，双方没有最终结算。而拉在闫某、李海龙煤厂的原煤，也因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欠其精煤款而被留置抵顶。
本院认为，利民公司与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和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在履行《联合协议》期间，利民公司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款5540434.8元，事实存在，证据充分，应予确认。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和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共同发函要约并经被告平鲁后安公司回函同意之后，由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承担利民公司欠被告平鲁后安公司购煤款并接替利民公司在《联合协议》的主体地位的合约就已经成立，本院应当认同。协议约定”由牛文�协同各方清理以前和经营各方所形成的债权债务”时，牛文杰的身份是继续履行《联合协议》后改任的总经理，而不是接替利民公司履行协议的原告山西荣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以总经理身份协同清理债权债务和以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承担偿还债务的双重约定，既不相互包含也不互相冲突，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以此为由否认代替利民公司偿还欠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牛文杰以其身兼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负责人的特殊身份，通过陈某等人的协助从被告平鲁后安公司拉走时价6786909元煤炭送往闫某开办的煤厂并被抵顶欠款的事实客观真实，证据相互应证，本院应予采信。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委托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向被告平鲁后安公司预付购煤款在前，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委托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拉煤并从其付款中扣减在后，其函件�容所反映出的”谁对购煤款享有所有权”存在明显矛盾，结合牛文杰和李荣未成立公司之前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名义从事煤炭经营活动的实际、牛文杰认识陈某后以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名义承包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且被工商部门停业的背景、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和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共同聘用陈某为总顾问的事实等情形，能够推定卓根公司朔州分公司与原告山西荣杰公司是关联企业，符合法人人格混同的构成要件，所以原告山西荣杰公司必须对拉走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炭产生的购煤款承担责任。这样，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代替利民公司偿还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欠款和应承担拉走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煤炭产生的购煤款，已经超出了原告山西荣杰公司预付被告平鲁后安公司的购煤款，故其要求返还预付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现被告平鲁煤运大新站的营业执�处于被吊销状态，失去了继续履行《联合协议》的条件，该协议实际上已经自行终止，故原告山西荣杰公司要求解除协议没有法律上的必要，本院不予考虑。由此，原告山西荣杰公司主张三被告赔偿损失并要求被告平鲁煤运公司对解除协议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亦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西荣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0750元，由原告山西荣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干世
审判员 贾凤英
审判员 王变华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乔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