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长中民四终字第035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省裕隆商务发展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韶山路60号。
法定代表人李民仆（工商登记载明）。
委托代理人唐志，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彬，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包装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路356号包装楼503室。
法定代表人朱小卫，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静，女，1957年5月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娟，女，198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晨光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梨园路3号厂房第五层。
法定代表人傅穗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童钧，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湘延，男，195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副董事长。
第三人成都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青石桥北街51号。
法定代表人孙新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凌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童钧，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省裕隆商务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裕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包装总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深圳晨光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第三人成都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3）雨民初字第16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2年1月20日，包装公司直属的湖南省裕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公司）成立；1993年4月，裕达公司向包装公司申请成立裕隆公司，包装公司批准后，裕达公司拨款80万元成立裕隆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裕隆公司80万注册资金系裕达公司出资，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史柯铎）；1994年10月，经裕达公司同意，包装公司决定变更裕隆公司为其二级公司，改变了裕隆公司的隶属关系，即变更裕隆公司为包装公司的直属下级公司，同时任命李民仆为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为总经理，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在裕隆公司成立之前，裕达公司向包装公司借款500万元，与成都市锦江区土地开发整治服务中心、晨光公司、湖南省包装供销公司、湖南省金湘工贸公司（以下简称金湘公司）、香港宏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浩公司）于1993年4月29日共同成立泰华公司，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为房守玉，裕达公司占泰华公司20%股权。1994年11月12日，泰华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裕达公司的退股申请，其所占泰华公司2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裕隆公司，并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同时同意房守玉作为裕隆公司派驻泰华公司的董事，并任命李民仆担任泰华公司董事会董事及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同时，裕达公司将所借包装公司500万债务一并转给裕隆公司，裕隆公司于1994年11月就该500万元借款重新与包装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此后，泰华公司股东又经过一次变更，现有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泰华公司的股东为：成都市锦江区土地开发整治服务中心（占股5%）、宏浩公司（占股30%）、晨光公司（占股25%）、金湘公司（占股20%）、裕隆公司（占股20%）。1997年3月30日，裕隆公司与包装公司签订一份《关于湖南省裕隆商务发展公司移交的协议》，主要内容为：因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民仆工作调动需要，将该公司移交给包装公司，并协议如下：1、裕隆公司移交后，由包装公司另行确定法定代表人；2、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由新任法定代表人负责，新任法定代表人不负责到任前裕隆公司的一切债务；3、李民仆同志在1997年12月30日前后保证交付20万元为裕隆公司的收益，此款未全部收清前裕隆公司人员工资福利由李民仆负责解决；4、包装公司不承担原裕隆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该协议分别加盖了裕隆公司及包装公司公章，并有李民仆及包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谢正大的签名。协议签订后，李民仆将裕隆公司的公章一枚一并移交包装公司。1997年8月27日，李民仆调离裕隆公司，裕隆公司未再实际经营，包装公司也一直未下文明确裕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裕隆公司于2000年4月13日被吊销，吊销前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为李民仆。2007年5月18日，包装公司及裕隆公司致函泰华公司《关于重新委派董事及相关事项的函》，主要内容为：裕隆公司曾委派房守玉、李民仆担任泰华公司的董事，现因房守玉已退休、李民仆已调离裕隆公司，该两人不适宜再担任公司董事，故包装公司及裕隆公司另行委派张旭、戴福本担任泰华公司的董事，并请泰华公司通知其他股东、董事，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在上述董事会、股东会没有作出一致意见的决议之前，请贵公司不要处置资产，以确保国有股东股权的正常行使。同日，泰华公司股东金湘公司委派的董事孙新文、晨光公司委派的董事王湘延、包装公司委派的裕隆公司代表张旭召开董事会，作出免去李民仆、房守玉泰华公司董事、同意张旭及戴本福担任泰华公司董事的决议。上述三人及戴福本于2007年6月2日再次召开董事会，作出任命张旭为泰华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王湘延为总经理、孙新文为常务副总经理的决议。上述变更，均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2007年6月3日，李民仆之弟李民钢向泰华公司移交泰华公司的公章一枚，并签署《移交声明》：公章在李民仆管理期间由董事会同意盖章办理的有关事项由董事会负责，未经董事会同意盖章办理的事项由李民仆个人负责，现将公章裙边刻道沟痕，没有沟痕的由李民仆负责，有沟痕的由王湘延负责。2010年3月20日，泰华公司召开由张旭（代表裕隆公司）、王湘延（晨光公司）、孙新文（代表金湘公司）、戴福本（代表裕隆公司）参加的股东会，一致同意裕隆公司将其所持有泰华公司20%股权转让给晨光公司。同日，裕隆公司与晨光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裕隆公司将其持有的泰华公司20%股权转让给晨光公司，转让价款为100万元，转让价款于2010年3月底付50万元、5月底付余款50万元，并约定本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裕隆公司及晨光公司、包装公司均在该协议加盖公章，无人签名。2010年3月30日，晨光公司通过案外人孙宁向包装公司再就业中心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10年5月26日，晨光公司通过成都湘华服饰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向包装公司再就业中心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由包装公司出具相应收据。上述股权转让一直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原审法院另认定：在本案诉讼期间，包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谢正大（1995年3月至1997年11月期间任包装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接受裕隆公司代理人及原审法院调查（未出庭接受质证），其证言主要内容为：裕隆公司成立时，包装公司未出注册资金，李民仆任法定代表人时完全由其个人在经营，包装公司是名义上的主管部门。李民仆于1997年调离时，包装公司与裕隆公司签订了移交协议，要求李民仆交包装公司20万元收益，主要是为安置裕隆公司的职工，此后裕隆公司的职工都买断了。李民仆调走后，包装公司在谢正大任期内未实际再委派其他法定代表人。对裕隆公司投资泰华公司的事不是很清楚，协议里已明确裕隆公司此前的债权债务都与包装公司无关，裕隆公司在李民仆负责经营期间，包装公司对该公司的经营及投资情况都不清楚，裕隆公司与包装公司无关的财产不在包装公司清产核资的财产范围内，只知道泰华公司当时借包装公司1000万元，还款协议是在谢正大任上签订的，本息合计约1500万元，此款已还清。李民仆调离时向包装公司移交了一枚公章，另外李民仆还持有一枚公章，说是要处理裕隆公司此前的债务。另裕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史柯铎（李民仆的前任）接受裕隆公司代理人的调查（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主要内容为：裕隆公司是史柯铎当时找朋友出个证明成立的，80万注册资金是虚假的，包装公司及裕达公司均未出资，裕隆公司实际是一个空壳公司，在史柯铎负责期间并未实际经营，1993年左右，史柯铎将裕隆公司转让给了李民仆。包装公司、晨光公司及泰华公司对上述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泰华公司于2011年9月2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房守玉于2012年10月11日死亡，泰华公司在本案中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明确孙新文为其法定代表人，职务为董事长；裕隆公司于2000年4月1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晨光公司于2006年被吊销营业执照。2013年5月27日，裕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李民仆以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加诉讼，并称诉状上所加盖的裕隆公司公章为其移交时保留的另一枚裕隆公司公章。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该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本案中，起诉的原告为裕隆公司，包装公司为其开办单位，虽然裕隆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李民仆为其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民仆已于1997年8月27日调离裕隆公司，并将裕隆公司及其公章移交给包装公司，且裕隆公司于2000年4月1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故李民仆不能当然代表裕隆公司进行诉讼。包装公司作为裕隆公司的开办单位及主管部门，在本案诉讼中对李民仆作为裕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提出异议，且作为本案原告的裕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诉状上加盖的裕隆公司的公章并非李民仆移交给包装公司的公章，故包装公司作为裕隆公司的办开单位及主管部门并不认可作为本案原告的裕隆公司的诉讼行为。综上所述，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并非包装公司下属裕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民仆不能作为裕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第一款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驳回裕隆公司的起诉。本案保全费5000元，由裕隆公司负担。
上诉人裕隆公司不服原审裁定，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确认包装公司以裕隆公司名义于2010年3月20日与晨光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由包装公司与晨光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主要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包装公司并非裕隆公司的开办单位。根据包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谢正大（1995年3月至1997年11月期间任包装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以及裕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史柯铎（李民仆的前任）的证人证言，包装公司并未向裕隆公司出资，且裕隆公司与包装公司无关，裕隆公司的财产不在包装公司清产核资的财产范围内。本案在一审过程中包装公司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系裕隆公司的开办单位及主管部门，而谢正大等人的证言已经证实包装公司并未向裕隆公司出资。2、李民仆仍为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裕隆公司提起诉讼。3、根据谢正大的证言以及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向法院出具的说明，1997年8月，李民仆因工作的需要到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工作，虽然由裕隆公司与包装公司签订了移交协议，但为了国家安全工作的需要，裕隆公司作为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的一个“两化”企业，李民仆仍需要以裕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工作。4、根据谢正大的证言，裕隆公司在与安装公司办理移交手续时，为了便于安全工作的需要和处理裕隆公司的债权债务，李民仆仅移交了公司的一枚印章，另外一枚印章仍由李民仆持有和使用。裕隆公司本身就存在两枚合法印章，而李民仆所持有的印章也为合法印章。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此外，按照《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可见，裕隆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应当以工商部门的登记为准。2、原审法院侵犯裕隆公司的合法权益。按照《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五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裕隆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其合法权益包括诉权受法律的保护。原审法院认为裕隆公司起诉需征得包装公司同意，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企业法人的独立主体资格。3、原审法院侵犯了法定代表人的法定代理权。李民仆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依法行使代理权，而原审法院的裁定侵犯了法定代表人的法定代理权。4、原审法院的裁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且第48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裕隆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依法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李民仆至今仍是裕隆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其当然有权代表裕隆公司进行诉讼。三、原审法院严重损害了裕隆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虽然裕隆公司于1997年3月30日与包装公司签订了《关于湖南省裕隆商务发展公司移交的协议》，但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包装公司不承担裕隆公司的一起债权债务。本案中所涉的股权，是裕隆公司于1994年11月取得的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可见，即便是双方签订了移交协议，但按照约定，也应当由裕隆公司享有第三人泰华公司的股权。此外，根据谢正大的证明，1997年，因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工作需要，裕隆公司一并移交给湖南省国家安全厅，作为掩护性质企业，且裕隆公司的债权、债务与包装公司无关。可见，裕隆公司属于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的“两化”企业，其资产（包括对第三人享有的股权）属于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资产。包装公司未经裕隆公司的同意，擅自将裕隆公司所享有的价值达千万元的股权以100万元的低价加以处理，这明显侵犯了裕隆供公司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被上诉人包装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湖南省包装总公司系裕隆公司直属主管部门的事实清楚正确，证据充分。本案一审程序中包装公司提交的经国资委审核及会计师事务所验资证明的《资金信用证明》、国资委审核和登记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2份证据均予以证明裕达公司经其主管部门即包装公司批准，裕隆公司的注册资金80万由其主管部门裕达公司拨付；包装公司还提交了一系列证明经裕达公司主管部门即包装公司批准，裕隆公司由主管部门裕达公司开办，并自1994年10月起因隶属关系的改变，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直接变更为包装公司的证据而裕隆公司所提交的谢正大、史柯铎2人的证人证言，证人均没有出庭作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证人证言经庭审查明与事实严重不相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包装公司所提交的验资证明的效力大于证人证言。再且本案一审原告裕隆公司提交的诉状陈述：包装公司系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因此包装公司系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是不争的事实。二、虽工商档案显示李民仆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民仆已调离裕隆公司，并将裕隆公司及其公章移交给包装公司，裕隆公司已吊销，裕隆公司提起诉讼的公章并非移交给包装公司的公章，李民仆不能作为裕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1、李民仆确已调离的事实清楚。湖南省安全厅向包装公司所出具的《商调函》及裕隆公司在一审中自行提交的《移交协议》均足以充分证明李民仆已于1997年调离裕隆公司至湖南省国家安全厅，不再担任裕隆公司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移交协议》也明确由主管部门重新委任裕隆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且李民仆早已在安全厅以公务员身份办理了退休。裕隆公司资产现仍为包装公司直属主管的国有资产，主管部门有权进行监督、管理，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被吊销后有权进行管理，收缴公章，资产清理和处置。2、李民仆实质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资格。为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于2007年5月18日，裕隆公司和包装公司正式向泰华公司致《关于重新委派董事及相关事项的函》，并经泰华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另行委派张旭、戴福本两人作为泰华公司的新任董事，并授权张旭代表裕隆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参加股东会，明确除张旭外其他任何人未经裕隆公司和主管部门包装公司另行授权，不得以裕隆公司名义从事任何行为，但因该公司已吊销，不能再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且依据上述《移交协议》、《商调函》均表明李民仆实质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资格。3、裕隆公司公章已移交主管部门包装公司的事实清楚。李民仆调离时，《移交协议》明确规定公章应交由主管部门包装公司收缴，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三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清算组负责清理”之规定，主管部门接管其债权、债务后对其进行管理，资产清理和处置；且通过一审前后二次庭审，均查明李民仆个人已在庭审中承认裕隆公司的公章确已交回主管部门包装公司，现在起诉书中使用的裕隆公司公章是其自己保留的公章，并非已上交的单位公章的事实。李民仆称有2枚公章的说法自始至终其没有提供任何事实依据能够予以证明，依据国务院和公安部分别颁发的《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和《印章治安管理办法》，其也不符合一个单位只能使用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其余的单位印章是非法的应予收缴的法律规定。因此李民仆私刻公章，假借裕隆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其目的是欲侵吞国有资产，并非包装公司下属裕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晨光公司答辩称：一、包装公司系裕隆公司的开办单位和主管部门。1、1992年1月20日，包装公司成立直属企业裕达公司，1993年4月9日，裕达公司向包装公司请示成立裕隆公司。1993年4月22日，包装公司批准设立裕隆公司，据此，裕达公司作为组建单位于1993年4月28日向湖南省工商局申请裕隆公司开业登记。1994年10月25日，裕隆公司和裕达公司向省工商局申请将裕隆公司变更为包装公司的二级机构。另根据《国有资料产权登记表》及《资金信用证明》等证据证实，裕隆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于主管部门的拔款。2、裕隆公司在其一审提交的诉状中陈述包装公司是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3、裕隆公司不属于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的两化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对外划转，须经严格的法定程序并办理严格的交接手续，李民仆以裕隆公司为“两化”企业来对抗包装公司开办单位和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裕隆公司的主体身份严重假冒，原审法院驳回裕隆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1、裕隆公司作为包装公司的下属二级企业，其法定代表人的任命由包装公司决定，包装公司已明确表示李民仆不再是裕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李民仆1997年调离裕隆公司至湖南省国家安全厅，不再担任裕隆公司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移交协议》明确由主管部门重新委任裕隆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3、2007年5月18日，包装公司和裕隆公司向成都泰华公司出具《关于重新委派董事及相关事项的函》，明确了三个方面事项：一是包装公司正着手裕隆公司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已派出由张旭、戴福本组成的工作小组清理裕隆公司资产；二是明确李民仆已调离裕隆公司不再担任泰华公司董事，并另行委派张旭、戴福本两人作为裕隆公司的代表担任泰华公司的董事；三是明确除张旭外其他任何人未经裕隆公司和包装公司共同另行授权，不得以裕隆公司名义从事任何行为。上述文件再次证明李民仆无权代表裕隆公司。4、《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和《印章治安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一个单位只能使用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其余的单位印章是非法的应予收缴。另按照包装公司与裕隆公司于1997年3月30日签订了《关于湖南省裕隆商务发展公司移交的协议》，李民仆在裕隆公司移交时有义务将裕隆公司公章全部移交给包装公司。李民仆在一审法庭调查中陈述，裕隆公司的单位公章在1997年3月已由其移交给包装公司，现在起诉书中使用的裕隆公司公章是其自己保留的公章，并非已上交的单位公章。包装公司在一审答辩状中也确认：李民仆调离时，裕隆公司的公章已由包装公司收缴，包装公司没有在本案起诉状中加盖该枚收缴的公章。因此，本案起诉状及上诉状中加盖的公章不是裕隆公司合法使用的印章，即使不是李民仆私刻，至少是李民仆欺骗组织、非法保留的公章，加盖该非法印章的起诉状及上诉状并非裕隆公司真实意思，不具法律效力。5、裕隆公司的工商登记之所以仍显示李民仆为法定代表人，是因李民仆调离裕隆公司后，裕隆公司较长时间未开展经营活动，故未及时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包装公司虽向裕隆公司任命了新的负责人，但当时去办理变更登记时，工商部门以裕隆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的理由而拒绝办理。工商登记的错误信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李民仆以虚假的裕隆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其目的是欲进一步非法侵占他人的合法权益。李民仆在本案诉状上加盖其私刻或非法保留的裕隆公司公章，并冒充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的目的有二：一是想掩盖过去已实施的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实；二是方便“泰华公司清算组”在泰华公司开发的商场内继续违法强行收取租金、管理费，进一步非法侵占泰华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李民仆的上述严重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绝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四、谢正大及史可铎的证言证言违背事实，不能采信。五、晨光公司与裕隆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第三人泰华公司答辩称：意见与包装公司和晨光公司一致，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二审期间，裕隆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湖南省裕达实业公司注册登记资料；证据二关于组建湖南裕达企业集团公司的请示；证据三湖南省裕达有限公司关于组建湖南裕达企业集团公司的报告；证据四对组建湖南裕达企业集团公司请示的批复。以上四份证据拟共同证明：一、裕隆公司系裕达公司开办而裕达公司的主管部门属于湖南省省经委。二、裕达公司与包装公司之间是属于承包经营的形式。三、裕达公司实际上以组建湖南裕达企业集团公司已经取得了湖南省体改委的同意，且与包装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且裕达集团包括裕隆公司，证明包装公司不是裕隆公司的开办单位。证据五关于成都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我厅企业的证明函；证据六关于我公司在成都设办的泰华公司被诈骗的情况报告；证据七关于湖南省裕隆商务发展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据八关于裕隆公司债权债务的回复函。以上四份证据拟共同证明：一、裕隆公司实际上属于两化企业，属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掩护平台。二、裕隆公司不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三、李民仆调入安全厅之后仍以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在泰华公司行使职权。四、裕隆公司在泰华公司的债权债务包括股权与包装公司无关。包装公司实际上无权处分裕隆公司在泰华公司的股权。
被上诉人包装公司对裕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二、三、四的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裕达公司是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但是后来裕隆公司升格为包装公司的二级单位。证据五、六与本案无关。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债务是否了结不清楚。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里面包装公司的公章不是包装公司的公章。
被上诉人晨光公司对裕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他证据证明包装公司是裕达公司的开办单位和主管部门。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裕达公司成立是由包装公司下文申请的，恰好证明包装公司是裕隆公司主管部门。证据五、证据六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提交原件，即使有原件也只能证明泰华公司的相关事项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五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七虽然有原件但是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保留申请鉴定的权利。且内容可以看来安全厅承认包装公司就是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该份证据不具有任何的证明效力。对证据八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上面加盖的包装公司的章是假的且裕隆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伪造证据，且从函上看裕隆公司是包装公司的下属企业，此函是在股权转让之后形成的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泰华公司对裕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晨光公司一致。
本案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晨光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关于成立湖南省裕达有限公司的通知；证据二关于王爱平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拟共同证明裕达公司是包装公司开办的，是包装公司的下级单位及人事是由包装公司任免的。证据三1994年10月15日裕达公司向泰华公司出具的泰华大厦项目的函，拟证明包装公司是裕达公司和裕隆公司的主管单位，裕达公司将其所持泰华公司无偿转让给裕隆公司的时候是由包装公司决定的。证据四1996年3月21日泰华公司向谢正大汇款的建设银行电汇凭证，拟证明泰华公司在李民仆主管期间，李民仆私自向谢正大支付了10万元。
上诉人裕隆公司对晨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二包装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已经提交了，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三上面显示裕达公司是将股份转给裕隆公司，证据四的不能达到晨光公司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包装公司对晨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泰华公司对晨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裕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二、三、四与包装公司原审提交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资金信用证明》、《企业注册登记资料》等证据的证明内容不相符，且证明力小于《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资金信用证明》、《企业注册登记资料》等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六、八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七系国家安全部门进行的情况说明，并非具备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或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作出的说明，不能作为认定企业性质或归属的依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晨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二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一、公司的公章是该公司身份、资格以及权利的象征。依法刻制的公章，是公司行使管理本公司事务、对外承担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的符号和标记，也是能够证明和记录公司身份、权利义务关系、业务活动或者有关事实的凭证。本案中根据裕隆公司与包装公司的移交协议，裕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民仆1997年8月27日调离裕隆公司时已将裕隆公司的公章移交给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包装公司。由此可见，李民仆自行保留的另一枚裕隆公司公章已不能合法的代表裕隆公司的真实意思。
二、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仅仅是形式审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属于备案性质，即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未经过工商变更登记，对外不产生对抗力，但对公司本身而言，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对其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应该具有决定权，而无须工商机关进行授权。裕隆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法定代表人应由其主管部门任免，李民仆亦经裕隆公司任命而成为裕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民仆已于1997年8月27日调离裕隆公司，裕隆公司的主管部门包装公司亦明确表示李民仆已不再担任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相关工商登记没有及时变更，但李民仆事实上确已不再是裕隆公司法定代表人。
三、公司法人提起民事诉讼应提交加盖有该公司合法公章或合法的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起诉状。现已查明，本案李民仆提交的自行签名的起诉状加盖的系其自行保留的裕隆公司公章，不能代表裕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认定李民仆以裕隆公司名义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而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本案裕隆公司提出其系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的掩护性质企业的问题，可由国家安全部门依据国家安全工作相关规定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熊晓震
审 判 员 罗 希
代理审判员 李维潇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阎 开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