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13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发幸，男，198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洁艳，上海贤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晓行新申金属结构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宅兴路59号第8幢第一层。
法定代表人：陈夕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火卫明，上海市万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施德炎，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通州市。
上诉人王发幸与被上诉人上海晓行新申金属结构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行新申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施德炎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7）沪0120民初9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发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判决被上诉人晓行新申公司支付其：1、经济补偿金31,500元（3,500元/月X9年）；2、高温费7,200元（每月200元，每年4个月，9年）；3、年休假工资14,482元(3,500/21.75X45X2)；4、加班费差额22,105元(周一到周五11,705元，双休日差额10,400元)；5、判令晓行新申公司安排其离职前的体检。其的主要理由为：（1）原审法院未以事实为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其的社会保险费是原审第三人施德炎缴纳的，没有事实依据，晓行新申公司虽然在原审中提供了2012年2月至2017年1月的23张财务收据显示其公司收取施德炎代缴工人社会保险费的款项，但内容没有显示为哪些人缴纳，因此这些款项并不是用于缴纳其的社会保险费；原审法院认定晓行新申公司与施德炎是租赁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晓行新申公司为施德炎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可见施德炎是晓行新申公司的员工，晓行新申公司在原审提供的租赁合同、承包结算单均系与施德炎串通伪造；其在情况说明中只说过淡季的时候会放几天假，没有说过最长的一次放假时间为一个月；（2）原审法院偏袒晓行新申公司，其在原审中提供了工作服、晓行新申公司的厂名一直都在工厂存在，原审法院未提及。其系施德炎招录是事实，但施德炎是晓行新申公司的厂长，是代表晓行新申公司招录的。故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晓行新申公司则不接受上诉人王发幸的上诉主张，辩称：其公司与王发幸不存在劳动关系，王发幸与原审第三人施德炎存在雇佣关系，而其公司与施德炎存在租赁关系，王发幸由施德炎招录并实施管理，其公司只是帮助施德炎代为缴纳王发幸的社会保险费。
原审第三人施德炎述称：其租赁了被上诉人晓行新申公司的车间，王发幸的招聘、录用、发工资均是其完成的。
王发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支付经济补偿金31,500元（3,500元/月X9年）；2、依法判令支付高温费7,200元（每月200元，每年4个月，9年）；3、依法判令支付年休假工资14,482元(3,500/21.75X45X2)；4、依法判令支付加班费差额22,105元(周一到周五11,705元，双休日差额10,400元)；5、依法判令支付灰尘污染补偿费1,500元（300天，每天5元）；合计76,787元；6、依法判令安排其离职前的体检。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日，王发幸与晓行新申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试用期为三个月；工作职务为操作工；工作地点为上海市奉贤区XX区XX路XX号；王发幸所在岗位执行八小时制，具体为上午8点至下午17：00点（中午休息一小时）；月工资为1,500元/月，每月下旬以货币形式足额支付工资；实行单休，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在星期日、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应对王发幸工作时间进行调休，还对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终止、经济补偿等做出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晓行新申公司随后于2014年5月13日为王发幸办理了《招工备案登记（外来从业人员）》手续，2014年12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王发幸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由晓行新申公司正常缴纳（2016年6月和7月暂停）。
王发幸因经济补偿等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晓行新申公司支付：1、经济补偿金31,500元；2、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高温费7,200元；3、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14,482元；4、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平时延时及双休日加班工资差额22,105元；5、污染补偿费1,500元；6、安排离职体检。仲裁委于2017年1月16日受理后，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奉劳人仲（2017）办字第158号裁决书：对王发幸的请求均不予支持。王发幸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认定，晓行新申公司为第三人施德炎缴纳了2011年7月起至2017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自2012年2月起至2017年1月期间，晓行新申公司处有23张财务收据显示：收款单位“施德炎”，收款事由“代缴工人社会保险费”，收款方式“现金”。
一审法院再认定，晓行新申公司（出租方）与第三人施德炎（承租方）于2005年12月26日签订了一份《厂房、设备租赁合同》，约定：晓行新申公司将上海市奉贤区XX城XX路XX路XX号西侧的车间（含设备、备件）租赁给第三人，租赁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起，为15年，每年年底按照租金的金额在第三人的加工费中直接扣除。合同签订后，晓行新申公司与第三人每年均制作一份《钢结构制作承包结算单》，对晓行新申公司应付第三人的加工款与第三人应付晓行新申公司的租金进行结算。
经各方当事人于庭审中一致确认：王发幸系由第三人施德炎招聘至XX路XX号西侧厂房上班，工作期间的管理、考勤、工资发放均由第三人负责。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着重对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包括双方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和管理、劳动者是否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劳动并获得劳动报酬等方面。
首先，王发幸、晓行新申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对此，王发幸称，第三人系晓行新申公司的员工，王发幸系与晓行新申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王发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2、《招工备案登记（外来从业人员）》（2014年5月13日），3、晓行新申公司为王发幸缴纳的2014年12月起至2016年11月期间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记录（2016年6月和7月暂停），4、晓行新申公司为第三人自2011年7月起的社保交金记录，5、考勤记录复印件，6、《公司搬迁劳动合同续签征询书》复印件。因晓行新申公司及第三人对证据1-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一审法院对证据1-4予以认定；对证据5、6，因系复印件，无晓行新申公司加盖的公章，且晓行新申公司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均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证据5、6不予认定。因晓行新申公司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晓行新申公司及第三人则认为，晓行新申公司与第三人系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王发幸、晓行新申公司虽订立了劳动合同，但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劳动合同系因王发幸办理暂住证应第三人要求而签订，王发幸的城镇养老保险也系应第三人要求代为缴纳，费用由第三人承担。晓行新申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钢结构制作承包结算单》、23张财务收据，王发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其次，王发幸是否接受晓行新申公司的指挥与管理、受晓行新申公司的规章制度的约束、从事由晓行新申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工作？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王发幸系由第三人招录至系争厂房工作，直接接受第三人的管理，工资亦由第三人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对王发幸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时间，晓行新申公司称不清楚且晓行新申公司的规章制度并未适用于王发幸，王发幸称：“淡季的时候会放几天假,最长的一次放假时间为一个月左右”，第三人陈述：“有活就上班，没活就休息”。王发幸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晓行新申公司的规章制度约束、从事由晓行新申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工作的事实。
综合以上证据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晓行新申公司所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其待证事实的概然性较高，即可以证明:晓行新申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系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王发幸系受第三人雇佣至第三人承租的晓行新申公司的西侧厂房内工作，实际接收第三人的管理，劳动报酬由第三人支付，养老保险系应第三人要求由晓行新申公司代为缴纳，保险费实际由第三人向晓行新申公司支付。关于晓行新申公司称，王发幸、晓行新申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因王发幸办理暂住证所需而签订的说法，一审法院结合王发幸所称的入职时间（2007年10月）、劳动合同的合同期（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招工备案登记（外来从业人员）》的时间（2014年5月13日）以及养老保险交金记录来看，晓行新申公司的说法具有合理性，故一审法院对该说法予以采信。关于王发幸称晓行新申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说法，王发幸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晓行新申公司为第三人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据，未能举证证明第三人系以晓行新申公司的名义招聘王发幸或第三人系以晓行新申公司员工的身份对外履行职务进行招聘等事实，故一审法院对王发幸的说法难以采信。
因此，本院认为，王发幸、晓行新申公司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王发幸并未接受晓行新申公司的指挥与管理、受晓行新申公司的规章制度的约束、从事由晓行新申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工作，王发幸、晓行新申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对王发幸基于劳动关系成立而提出的所有诉请，一审法院难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王发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王发幸负担。
二审中，三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正确，三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王发幸陈述：其认为原审第三人施德炎是被上诉人晓行新申公司的厂长，除了施德炎的社会保险费是晓行新申公司缴纳之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对于晓行新申公司是否发放施德炎工资，其不清楚；施德炎平时发放其生活费，其他报酬都在年底发放。
被上诉人晓行新申公司在二审中陈述：原审第三人施德炎并非其公司的厂长，只是承包了其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备，除了承包给施德炎的车间外，其公司还有设计办公室和安装工程队；施德炎和王发幸等人不是其公司的员工，其公司有自己的员工，对自己的员工是进行考勤的，施德炎手下的员工包括王发幸等人受施德炎管理，其公司不管理；关于代缴社会保险费一事，其公司是应施德炎的要求代为缴纳，钱都是施德炎付的，其公司并不知道施德炎要为哪些人缴纳社会保险费，都是施德炎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钱和名单给其公司后才会为他们代为缴纳。
原审第三人施德炎在二审中陈述：上诉人王发幸系其以个人名义招聘的，其自2006年起租赁了被上诉人晓行新申公司的厂房设备，承接的业务中小部分来自于晓行新申公司，大部分是其自行在外面接的活，晓行新申公司给其的加工费扣除房租后一年结算一次，其收到其他业务的货款后都是以借钱的形式发给手下的员工，平时员工需要用钱就找其先拿一部分，其余的一年一结。
以上事实，有二审谈话笔录记载的内容加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王发幸与被上诉人晓行新申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王发幸应就其是否由晓行新申公司招用、管理或支付劳动报酬等基础事实提供相关依据予以证实。对此，一则，王发幸自认其系由原审第三人施德炎招聘入职，工作期间的管理、考勤、工资发放均由施德炎负责，王发幸主张施德炎是晓行新申公司的厂长，除了施德炎的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虽然晓行新申公司为施德炎、王发幸等人缴纳了部分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但根据晓行新申公司对此提供的收款单位为“施德炎”、收款事由为“代缴工人社会保险费”的23张现金财务收据来看，可以反映施德炎、王发幸等人的社会保险费实际由施德炎先行支付给晓行新申公司，再由晓行新申公司代为缴纳，施德炎对此亦予以确认，故仅凭该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难以直接得出施德炎、王发幸等人是晓行新申公司的员工的结论；二则，从晓行新申公司提交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钢结构制作承包结算单》及晓行新申公司、施德炎的陈述，可知晓行新申公司将西侧厂房出租给施德炎，施德炎并非晓行新申公司的员工；三则，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晓行新申公司对王发幸不进行考勤，王发幸亦自述工作期间的考勤由施德炎负责，故难以认定王发幸与晓行新申公司之间具有人身从属性；王发幸又称施德炎平时发放其生活费，其他报酬都由施德炎在年底发放，该陈述可与施德炎所述内容相印证，可见王发幸与晓行新申公司亦无经济从属性。王发幸虽在一审中提供考勤记录、《公司搬迁劳动合同签订征询书》，然该两份证据因系复印件、无公司盖章或签名且遭公司否认，故对该两份证据难以采信；王发幸提供的工作服以及陈述的工作场所写有晓行新申公司的名字亦无法直接证明其系该公司员工；四则，结合上述分析，王发幸虽与晓行新申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然该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与王发幸自述的入职时间相差约五年，晓行新申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施德炎亦陈述因王发幸孩子上学需要才帮忙出具劳动合同，故仅凭该份劳动合同，本院难以认定王发幸与晓行新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综上，王发幸在工作中不接受晓行新申公司的劳动管理，与晓行新申公司之间也不存在身份上的隶属和依附关系，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进而未支持王发幸基于劳动关系成立而主张的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发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发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鸿
代理审判员 王骥
代理审判员 顾颖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