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59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伟文，男，汉族，1965年11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刘思成，广东真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慧格，广东真灼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欧匠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刘显武。
委托代理人韩丽茹，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翠颜，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惟，女，汉族，1981年12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春市。
上诉人何伟文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欧匠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匠公司）、原审第三人刘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龙民初字第1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伟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16.38元，财产保全费1170元，合计4086.38元，由何伟文负担。
上诉人何伟文上诉提出：
一、原审认定何伟文与欧匠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一)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具备了合同的全部条款，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何伟文在欧匠公司的经营场所与欧匠公司的门店店长进行家具买卖的业务洽谈，双方签订了家具买卖合同，该合同是欧匠公司用于对外签订家具买卖的格式合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了家具数量、价格、成交价款以及交货时间等要件，已经具备了完整合同的所有条款，该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已经生效。并且，何伟文已经全额支付了所购家具的款项，欧匠公司应依约交付货物。该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未成立或未生效的法定情形。(二)原审认定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是虚假合同，该认定没有依据。原审以何伟文一次性全额付款以及晚上10点付款，进而认定违反交易习惯，是错误的。货物买卖没有固定的格式，每一次的交易都是根据双方的洽谈结果来签订合同。出卖方完全可以多给客户让利换取客户的一次性付款，以便利用客户的资金。本案中，何伟文就是在欧匠公司让利比较大的情况下同意一次性付款的。由于何伟文下班后才过去欧匠公司的门店物色家具，加上需要的家具相对比较多，物色挑选的时间因此也比较长，并且因为量大，何伟文想欧匠公司多让点利，所以双方讨价还价，洽谈的时间也比较长，到双方确定好成交价格确定付款方式等条款并最终签订好合同，已经是晚上10点，这时何伟文才以刷卡的方式向欧匠公司支付款项。这本来就是客观事实，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却被原审法院认定为违反一般交易规则。再有，证人李某、谭某本来就是欧匠公司的员工，跟欧匠公司存在非常明显的厉害关系，根据我国的证据规定，是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的。更何况该两证人仅是欧匠公司的普通业务员，不可能对欧匠公司的整个门店的成交交易都会了解和知情，一般只会对自己参与的交易有了解。何伟文签订的买卖合同是与作为欧匠公司店长的刘惟直接洽谈并签订的，作为普通业务员的两个证人不知情也最正常不过了，但原审法院却据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违反了司法规则。还有，原审法院以刘惟协助查封欧匠公司的产品设备而缺席本案的庭审审理，从而认定何伟文与欧匠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存在较大疑点，是错误的。首先，据此并不能得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不真实存在的结论。如果要得出该结论，必须有更充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虚假合同或无效合同等规定认定案件合同性质。其次，刘惟是涉案合同的直接经办人，在欧匠公司收取何伟文款项却迟迟不供货，甚至最终完全否认了本次交易的存在的情况下，刘惟本来就有义务协助何伟文向欧匠公司要求交货或者退款，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协助何伟文维护合法权益。况且，何伟文也一直在找刘惟交涉此事。因此，刘惟协助司法查封是最正常不过的。(三)原审绕开案件事实，不适用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认定案件性质，仅用几个证据规则来对案件予以定性，判决不公正。事实上，一审法院应该从双方的买卖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是否具备主要的合同条款，有无存在合同欺诈、虚假或者无效的情形，以及刘惟是否有权代表欧匠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等环节去认定和判断事实性质，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认定案件事实，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通过主观臆想，然后通过所谓的证据规则来对案件做终局性的认定。
二、刘惟与何伟文签订买卖合同是其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欧匠公司承担，欧匠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对抗何伟文。从本案案件事实可以知，刘惟是欧匠公司的员工，是对外销售的业务员，并且是店长，其本身就有权与客户洽谈，并签订家具买卖合同。欧匠公司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以及证据材料中，对此始终予以承认。欧匠公司还明确承认刘惟不但是其店长，而且还是其投资入股的股东，也即刘惟是欧匠公司的老板之一。因此，刘惟与何伟文签订买卖合同属于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欧匠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企业员工是否履行职务是企业内部的职权安排，是否按照企业的指示和规定严格执行自己的职务行为，那是企业自身的内部管理问题，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并不能以其内部管理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事实上，出于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中均非常明确规定企业员工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企业直接对外承担。至于员工的不当行为乃至违法行为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再由企业向该员工追讨。
三、即使刘惟与何伟文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其无权或越权签订的，乃至具有欺诈性的，但只要何伟文有理由相信刘惟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其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欧匠公司。在本案中，刘惟作为欧匠公司的销售人员、店长经理，完全有权与客户洽谈家具买卖事宜，并代表欧匠公司签订家具买卖合同。事实上，刘惟在欧匠公司处工作期间，一直是代表欧匠公司与客户洽谈业务并签订家具买卖合同。而本案中，刘惟作为欧匠公司的店长与何伟文洽谈家具买卖事宜，并且是在欧匠公司的经营场所与其洽谈，洽谈好生意后，又是用欧匠公司的长期对外使用的格式化合同与何伟文签订合同，最后又是在欧匠公司的经营场所用欧匠公司的支付系统刷卡付款。因此，何伟文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惟是代表欧匠公司与何伟文签订家具买卖合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即使刘惟与何伟文签订的合同时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己终止，或者刘惟出于自身的不正当目的而违规操作，或者刘惟因与欧匠公司之间存在内部的经济纠纷或其他矛盾而打击报复甚至设陷算计欧匠公司，也是欧匠公司与刘惟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与何伟文没有任何关系，欧匠公司也不得以此对抗何伟文。
四、刘惟投资入股跟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没有任何关系，跟何伟文无关，欧匠公司也不得以此对抗何伟文。刘惟是否入股欧匠公司，如何支付入股投资，何时支付投资股本，最终有没有入股，是其与欧匠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刘惟自身的安排和决定。即使刘惟通过不法途径乃至犯罪行为的方式获取资金投入股本，那是其自己所做的决定和行为，应由其自身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也由此对欧匠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何伟文支付给欧匠公司的货款，是用来购买双方约定的家具的。如果刘惟蒙蔽或者欺骗欧匠公司，将客户何伟文交付的货款，充作自己投入欧匠公司处的投资股本，那是刘惟的个人行为，与何伟文没有任何关系。欧匠公司不能因自己被刘惟欺骗，而认定何伟文支付的货款是刘惟投入的股本。何伟文的货款确实进入了欧匠公司的账户，是真正的购货款项，欧匠公司不能听从刘惟的单面说辞，而认定该笔款项是其投入欧匠公司处的股本，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将何伟文的货款据为己有。欧匠公司必须尊重事实，承认该款项是何伟文支付的货款。即使欧匠公司确实被刘惟欺骗了，但也不能将自身损失转嫁到何伟文身上。至于欧匠公司遭受刘惟的欺骗而没有实际收到其投资股本，蒙受了经济损失，那欧匠公司也只能向刘惟去追讨，甚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与何伟文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解除何伟文和欧匠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判令欧匠公司立即向何伟文返还货款l30000元及利息(按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一审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欧匠公司实际返还之日止)；二、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欧匠公司负担。
上诉人何伟文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
被上诉人欧匠公司辩称：
一、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否定买卖合同成立的一方无须就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无其他证据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普通买卖合同成立的问题，法律并无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因此，不能将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否认买卖合同成立的一方。本案中，何伟文只提供由欧匠公司原员工即刘惟盗取并伪造的欧匠公司的订货单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应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然而，何伟文提供的这两份订货单却存在诸多与正常交易不符的地方：两份订货单的交货期与正常交货日期不符；两份订货单的家具价格与正常销售价格不符；两份订货单的付款方式与正常付款方式不符；欧匠公司从2015年4月10日至今一直正常经营，对于本案两份订货单理应交付的货物有充足的履行能力，然而何伟文从未向欧匠公司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何伟文刷卡付款时间是晚上l0点后，而商场的营业时间为每天上午9：00-下午l8：30，在商场关闭后何伟文进入欧匠公司店铺看货并交易有违常理。在本案一审庭审时，何伟文的代理人对买卖合同订立和生效事实的陈诉多次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不符常理。特别是当一审法官询问为何晚上十点多在商场关门后购买家具以及为何购买如此大量家具等案件关键事实时，何伟文的代理人均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
二、订货单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而应结合欧匠公司在经营中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的证据对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作出判断。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交易方式是指买卖合同缔结与履行所通行的共同方式；交易习惯是指在交易中的惯常做法，为当事人之间经常使用的惯常做法；其他证据是指除书面合同及该条解释所列举的书证以外的，能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不同的交易方式其缔约方式、交付标的物的方式、交付价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本案中，欧匠公司长期经营家具销售生意，存有大量的已经完成正常交易的订货单。将这些正常交易的订货单原件与何伟文提供的订货单对比可以发现，该份订货单的缔约时间、缔约方式、交付标的物的方式以及交付时间和付款方式均与通常的交易方式不同。何伟文只提供由欧匠公司原员工即刘惟盗取并伪造的欧匠公司订货单提起诉讼，除此之外没有提供其它证据对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进行举证。何伟文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据此不能认定买卖合同成立。其次，刘惟伪造订货单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更不构成表见代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中，欧匠公司四月份的所有订货单中并没有本案的两份订货单，如上所述，本案的两份订货单存在诸多与正常交易不符的地方，明显是刘惟盗取了欧匠公司的账本伪造而成。何伟文作为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知道该两份订货单存在的问题。而且，何伟文涉嫌故意与刘惟串通伪造订货单侵害欧匠公司的合法权益，何伟文并不符合表见代理中的善意，刘惟的行为也不是职务行为。
三、订货单在本案中是孤证，人民法院不能据此认定买卖合同成立。从对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明力看，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的对账确认单、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证明力大于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交货凭证和结算凭证。在没有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供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交货凭证和结算凭证系孤证，不能据此认定买卖合同的成立。如果要认定买卖合同成立，还要综合分析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其证明力的大小。本案中，何伟文提供的由欧匠公司原员工刘惟盗取并伪造的欧匠公司的订货单是孤证，且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在一审时，欧匠公司认为何伟文与刘惟涉嫌伪造买卖合同，制造虚假诉讼，恶意串通损害欧匠公司的合法权益。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曾申请原审法院通知何伟文和刘惟到庭，并对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关情况接受法院和欧匠公司的询问，但何伟文和刘惟均未到庭。何伟文提交的上诉状并不是何伟文本人的签名，对提起上诉是否是何伟文本人的真实意思，欧匠公司存有疑问，欧匠公司由始至终也从未见过何伟文本人。如果买卖合同真实存在，何伟文本人理应积极主张权利，并到庭就相关问题向法院和欧匠公司进行说明，然而何伟文一直逃避，足以证明本案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涉案的l3万元实为欧匠公司原股东刘惟通过朋友何伟文刷卡支付给欧匠公司的入股款，刘惟在迟迟拿不到入股款10万元的情况下窃取了欧匠公司的账本，伪造虚假的订货单，与何伟文恶意串通，制造本案虚假诉讼。恳请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驳回何伟文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欧匠公司补充答辩意见称：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刘惟将何伟文的代理人送至法院后即离开，后一直无法与刘惟取得联系，导致第二次庭审只有欧匠公司单方参加，法院最后只能通过公告送达。原审法院已走完所有法律程序通知刘惟参加诉讼，但其拒不参加。在查封时，却是由刘惟带着法院工作人员到欧匠公司进行查封，刘惟的行为已妨害民事诉讼。在第一次庭审后，刘惟曾致电给李某进行威胁，后来欧匠公司将情况反映给法院，法院通知李某到法院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刘惟一手操控制作虚假案件并且影响诉讼秩序的正常进行，本案的订货单是刘惟在离职后所签订的虚假订货单，欧匠公司在一审申请法院追究何伟文及刘惟作伪证及妨害民事诉讼的法律责任。
被上诉人欧匠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
原审第三人刘惟述称：何伟文是受害者，涉案的两张订单是真实的，如果欧匠公司不能按时交货，应返还货款给何伟文。刘惟并没有威胁李某，在一审时何伟文的代理人曾致电刘惟询问其是否出庭，但刘惟不愿意出庭。因何伟文不认识欧匠公司老板，刘惟是应何伟文的要求，带何伟文的律师去欧匠公司的仓库进行保全查封的。
原审第三人刘惟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
1.陈军攀出具《还款证明》、陈军攀身份证(复印件)、银行流水账两份，以证明李某在一审所作关于以刷卡方式支付入股款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该刷卡款项109800元与入股欧匠公司无关，事实上该款项属刘惟与陈军攀的借款，陈军攀刷卡109800元支付给欧匠公司，再转给刘惟还款，刘惟于2015年3月4日以现金方式付款给刘显武，其当时的想法是希望入股，但因双方的入股协议未协商一致，刘惟认为上述款项不属于入股款，直到5月份因欧匠公司没钱缴租，故该款项属于借款，但刘显武没有出具借条；
2.谭嫦英出具的证明、谭嫦英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交易习惯及交易模式；
3.刘惟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价值虽然偏低但是正常的，因越大的单利润越大，单价可以越低；
4.商场管理员李冰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及其工作证(复印件)，以证明在商场非营业时间是允许营业的，欧匠公司的门店早已没有正常营业。
经质证，何伟文对证据1-4均予以认可。欧匠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实其需要证明的内容，也不能证实刘惟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入股款，刘惟在负责两个商场期间经常通过刷卡的形式进行套现，欧匠公司在2015年5月14日、2015年6月29日已分别将上述两笔款项退还给刘惟，刘惟已明确该款项是用以套现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谭嫦英没有到庭，无法确认该证明是否由其出具，该证明无法证实刘惟主张的事实，因刘惟是店铺的负责人，店铺的所有收入每月应按时上报给欧匠公司，但一审证据中4月份上报的销售单据根本没有涉案的销售单据，因此谭嫦英出具的证明无法证实刘惟在4月份确实销售本案诉争货物。证据3因无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显示诉争交易所涉及的沙发3301、3306进货价是12600元，在日常销售中根本不可能以该价格进行销售，结合刘惟以往销售的定单，根本没有以该价格进行销售，可证实刘惟私自签订的销售单是虚假证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李冰没有到庭，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也无法证实刘惟在2015年4月10日晚上仍在店里与何伟文进行交易，在正常情况下，欧匠公司当时所在的南华商场根本不可能在晚上10点仍开门营业。
经审查，本院对刘惟二审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证据1显示的付款人以及付款时间无法反映与本案纠纷存在关联性，而且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其证明内容，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因欧匠公司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谭嫦英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对其身份以及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对证据3，因该证据为电子证据的打印件，缺乏原件予以核对，在欧匠公司对该证据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4，欧匠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李冰没有到庭接受质询，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除依法确认的事实外，另查明：何伟文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称：“原告有好几个住处，因为该批家具是准备过年用的，到时具体的送货地址另行通知”，“原告购买被告的货物并非一次洽谈成功，被告店长当时报价14万元，原告觉得贵，经过反复洽谈，最后确定的价格为13万元，然后原告在晚上下班时过去付款”。何伟文在二审庭审时陈述称：“因办公室年底才能装修完毕，是根据实际需求所确定发货时间的”，“在本案诉争的订单下单前不认识刘惟”。
刘惟在二审庭审时陈述称：“我是于2015年3月份家具展销会时才认识何伟文的。我与何伟文是客户关系。展销会后何伟文到店来看货，为了做成交易，也曾和谭某一起请何伟文吃饭，但何伟文没有让我们埋单。后来双方通过微信联系，从158000元谈至130000元，为了取得何伟文的信心，我也把底价告知何伟文。”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伟文主张的其与欧匠公司之间的13万元家具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虽然何伟文提供的2份欧匠公司的订货单初步反映其向欧匠公司购买价值13万元的家具一批，而相应的4份中国银联签购单则反映相关款项已支付完毕，但综合本案各项证据及当事人所作陈述，本院对何伟文的主张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首先，从交易意图方面来看。何伟文在一审中表示其“有好几个住处，因为该批家具是准备过年用的，到时具体的送货地址另行通知”，于二审中却主张“因办公室年底才能装修完毕，是根据实际需求所确定发货时间的”。何伟文在解释该次交易缘何存在采购数量众多的同类产品、已全额付款却提货时间畸长等原因时的陈述显非连贯一致，其作为所谓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对于己方交易缘由之陈述出现此种种矛盾明显不合常情。其次，从交易的形成过程中来看。诉争所谓交易由时任欧匠公司店长的刘惟经办，但刘惟未与其经办的其他交易一般将诉争2份订货单交欧匠公司记账结存，致该交易的真实性存疑。另外，依刘惟在二审所作陈述，其与何伟文通过之前的家具展销会认识，之后曾一起吃饭并通过微信联系商谈过交易价格，即二人在所谓下单前已相熟；而何伟文在二审诉讼期间却否认在下单前与刘惟相识，该陈述一方面与其一审中称“并非一次洽谈成功，被告店长当时报价14万元，原告觉得贵，经过反复洽谈，最后确定的价格为13万元，然后原告在晚上下班时过去付款”的陈述相矛盾；另一方面，其刻意隐瞒该影响本案实体认定的事实原因所在甚值怀疑，其行为明显有悖诚信。再次，从付款方式来看。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何伟文在涉案订单记载的签订之日即2015年4月10日全额支付13万元款项，13万元为较大金额，何伟文在距离约定的交货日期长达7个月之前即全额支付货款，与家具买卖存在的一般先由买受人支付部分订金，在取货时再支付余款的交易习惯不符，而何伟文是居住在佛山市本地的人，发生此情况犹为异常。而且，在订单中仅约定“逾期交货退还全部款项”的违约后果，而没有约定制约出卖人违约行为的其他违约责任，这对于提前较长时间即已全额交付货款的买受人权益的保护明显失衡，此情况亦有悖于常理。最后，从付款时间看，何伟文在晚上22时左右刷卡支付诉争款项给欧匠公司，该时间已经远超家具商场的营业时间，在何伟文作为居住在佛山市本地的人、采购家具十分方便的情况下，此情况亦有违常理。何伟文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其举证及陈述存在上述种种不合常理的情况，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又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本院认定其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何伟文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何伟文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何伟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代理审判员 何希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梁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