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22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光煜，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文辉，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辉，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姚上荣，男，196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再审申请人李光煜因与被申请人姚上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法院）（2016）粤03民终1564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光煜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一、被告姚上荣未按（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原告李光煜诉被告姚上荣及第三人深圳市金色蓝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色蓝湾公司）、湛江鑫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鑫泰公司）合同纠纷案]民事调解书执行，按照民事调解书规定，被告除应继续履行外，还应当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000万元。1、民事调解书第一条约定“……被告（姚上荣）应协助原告（李光煜）在该股权解冻后五日内将上列4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2014年1月23日，罗湖区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解除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金色蓝湾公司40%股权的冻结，被告应在2014年1月28日前将其持有金色蓝湾公司40%的股权过户至原告名下，但被告直至2014年2月28日（迟延一个月）才完成该项义务，被告明显没有按民事调解书执行。2、民事调解书第四条约定“被告姚上荣应将属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财务账本、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交回原告李光煜，被告姚上荣应于调解书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执行完成本项义务”。2014年2月8日，被告只向原告交付部分无关紧要资料，至今仍未向原告交付鑫泰公司的财务账本、会计原告凭证、印鉴、合同资料以及金色蓝湾公司的印鉴、合同资料。综上，根据民事调解书第五条“原、被告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1000万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除应继续向原告交付财务账本、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外，还应向原告支付1000万违约金。二、原告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1、民事调解书第五条“原、被告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该约定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无法判定谁是守约方、谁是违约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有“权利义务主体明确、给付内容明确”的条件。就本案民事调解书第五条来看，仅载明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未载明并且根据民事调解书主文也无法判断具体的权利义务主体，双方的争议问题应通过另行起诉方式解决。2、民事调解书第五条所涉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通过生效的判决做出的，而是根据民事调解书第1—4条的履行情况确定，而且民事调解违约责任只规定一方违约的处理，在原告和被告均未按协议履行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调解书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主体。况且，民事调解书第五条对原告和被告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新的权利义务如何认定应当通过审判方式解决。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关于深圳华达化工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深圳东部实业有限公司一案申请执行期限如何认定问题》（[1999]执他字第10号）“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便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深圳华达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成为自然债，可向债务人自行索取，也可以深圳东部实业有限公司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在被告未按民事调解书履行的情况下，原告也可以另行起诉。原告认为，民事调解书为原被告均设定了义务，在双方均未按民事调解书执行的情况下，均应按民事调解书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现执行法院受理被告的强制执行申请并支持其请求，那么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也应得到法院支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000万元；2、被告向原告交付鑫泰公司的财务账本、会计原始凭证、印鉴、合同资料和金色蓝湾公司的印鉴、合同资料。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更正为：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鑫泰公司的财务账本、会计原始凭证、印鉴、合同资料和金色蓝湾公司的合同资料（少了金色蓝湾印鉴的请求）。被告姚上荣答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基于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法律规定因履行调解书所产生的争议应当在执行程序中解决，其无权另行提起诉讼。原告因在履行2009年9月13日《补充协议》同被告发生争议，其于2010年4月向一审法院起诉，并请求履行《补充协议》。该案在经历一审、二审及重审程序后，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2014年1月17日，被告与原告、金色蓝湾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由一审法院作出（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于2014年1月22日生效。调解书确认，被告将所持有蓝湾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并将属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财务账簿、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交回原告；原告分三笔支付164619558元给被告，调解书第五条约定“原、被告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作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中权利义务主体、给付内容及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明确，不存在任何歧义，一方拒不履行的，权利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依据是双方在履行民事调解书期间所产生的争议，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在执行程序中解决，其无权就上述争议另行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二、被告已按民事调解书的要求将金色蓝湾公司4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民事调解书第一条中约定“原告李光煜应在调解书生效后3日内向法院提出解除对被告姚上荣在金色蓝湾公司股权的解冻；被告姚上荣应协助原告李光煜在该股权解冻后五日内将上列4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原告李光煜名下。”按照调解书要求，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是由原告与被告共同办理的，并且被告仅承担协助办理的义务，对于办理时间也是由双方共同确定，而非被告所能决定。客观事实是，在上述股权解冻后被告便积极与原告沟通办理过户登记事宜，上述股权在2014年2月16日解除冻结后，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在2014年2月25日由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于2014年2月28日办理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被告不存在未按调解书执行股权过户手续的情形。三、被告已按民事调解书的要求向原告履行了交付文件的义务。民事调解书第四条约定“被告姚上荣应将属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财务账簿、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交回原告李光煜，被告姚上荣应于调解书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执行完成本项义务”。被告按照民事调解书的要求在2014年2月8日履行了上述文件的交付义务，原告的胞弟李堂琦在被告提供的《交接清单》上签字确认，被告已按调解书要求履行了交付文件的义务。在金色蓝湾公司成立后，原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一直实际控制金色蓝湾公司。被告无奈之下，于2012年以股东知情权纠纷起诉金色蓝湾公司，请求查阅金色蓝湾公司及鑫泰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记录、财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文件，该案经罗湖区人民法院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审理，认定原告作为金色蓝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保管公章，被告在对金色蓝湾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行使股东权利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并判决支持了被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出的被告未提交相关文件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四、被告已履行调解书要求的全部义务，不存在因未按调解书履行义务而需承担1000万元赔偿责任的情形。按照调解书要求，原告应在2014年3月1日前支付被告2000万元。如上所述，至原告支付款项前，被告已按照调解书要求实际履行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及交付文件的义务，原告在支付了2000万元款项对被告并未提出异议。五、本案是原告为了逃避、迟滞调解书要求的付款义务及赔偿责任的一场恶意诉讼，人民法院对此种违背诚实信用法律原则的恶意诉讼，应当坚决予以驳回。被告在（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签订后，2014年2月即将其40%的金色蓝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名下，原告就此成为金色蓝湾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随后，在应当履行《民事调解书》最后一笔3000万元付款义务时，原告利用其唯一股东地位，滥用金色蓝湾公司虚拟法人人格，以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请求返还投资款，挑起一场“新瓶装陈酒”式的恶意和虚假诉讼，虽然该案经罗湖区人民法院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程序审理，裁定驳回了金色蓝湾公司的诉讼，但客观上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罗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原告1000万元的赔偿款期间，原告又故技重施的提起了本案诉讼，并申请查封了被告的执行款1000万元。原告的此种行为不仅违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给被告造成损害，同时也是对法院司法裁判权的严重挑衅，并给人民法院司法资源造成重大浪费。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全部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月20日，原告与被告在（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案件中达成调解协议：一、原、被告确认调解书生效之日起，被告姚上荣同意登记在其名下的金色蓝湾公司40%的股权即为李光煜所有，被告姚上荣协助原告李光煜将上列4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原告李光煜名下；二、李光煜应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姚上荣付款人民币114619558.00元；三、姚上荣在调解书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申请撤销所有针对李光煜、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一切诉讼、执行、保全，李光煜在2014年3月1日前支付姚上荣2000万元，李光煜在调解书生效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申请撤销针对姚上荣的一切诉讼；四、姚上荣在调解书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将属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财务账簿、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交回李光煜，李光煜在2014年8月1日前支付姚上荣3000万元；五、执行完调解协议前述内容，李光煜、姚上荣确认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姚上荣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之间也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姚上荣不得基于任何理由向李光煜、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人民币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均作为第三人参与了上述调解。2014年12月9日，被告姚上荣以原告李光煜未按（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的规定支付3000万元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3000万元和赔偿金10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立案对李光煜强制执行，案号为（2015）深罗法执一字第233号。李光煜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主张其不属于“未按调解书执行”的情形，且姚上荣主张赔偿1000万元应当提起诉讼，通过生效判决来确定李光煜有没有义务支付赔偿金，而不应该由法院执行部门直接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303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李光煜所提异议。李光煜就此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执复5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李光煜的复议申请。该裁定书中认为：（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已明确约定原、被告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履行人民币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该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约定清楚明确，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鉴于李光煜未履行调解书约定的最后一期给付义务具有主观过错，已构成调解书所约定的违约情形，一审法院依照调解书强制执行申请复议人应负担的违约金、最后一笔分期款项及该笔分期款项对应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认可。本案一审法院认为：（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中已经明确约定“李光煜、姚上荣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履行人民币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该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约定清楚明确，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未按调解书履行，应依照调解书约定向其赔偿人民币1000万元，原告可依据该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原告就该调解书已经约定的内容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诉讼。关于原告的诉请第二项，（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中已经确认“姚上荣在调解书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将属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财务账簿、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交回李光煜”，现原告再次起诉要求被告交付调解书已经确认交付的内容，明显也属于重复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光煜的起诉。李光煜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李光煜已就（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粤0303执5781号，李光煜的执行请求与本案请求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对履行已经生效的（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能否提起诉讼。上诉人主张，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其可以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对此，因已经生效的（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中明确约定了涉案股权的归属、金钱给付金额及给付期限、相关财务资料的交付等权利义务，并明确约定“李光煜、姚上荣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履行人民币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该民事调解书对违约责任及承担方式的约定清楚明确，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本案中，上诉人所诉请的支付赔偿金1000万元以及交付鑫泰公司的财务账本、会计原始凭证、印鉴、合同资料和金色蓝湾公司的印鉴、合同资料等内容，均在生效调解书中有明确约定，双方所发生的争议并不属于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按调解书履行，可依据该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原审认定上诉人属于重复诉讼并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李光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李光煜不服二审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6)粤0303民初10841号民事裁定和二审法院(2016)粤03民终15643号民事裁定，责令一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2、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标的相同以及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三项条件的，构成重复诉讼”。具体到本案，在(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合同纠纷案件（下称“前诉”）中，当事人为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金色蓝湾公司和鑫泰公司，诉讼标的为再审申请人、金色蓝湾公司和鑫泰公司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关于金色蓝湾公司的股权比例调整等。而在(2016)粤0303民初10841号合同纠纷案件（下称“后诉”）中的当事人仅为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诉讼标的为不履行民事调解书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前诉和后诉两案所涉基础事实及争议实质完全不同，而且后诉诉请也不是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因此，再审申请人提起的后诉不属于重复诉讼。二、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在民事调解书中，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互负给付义务，双方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本案应当通过另行起诉解决。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伊宁市华强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案[(2014)执监字第80号]的裁判要旨：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基于双方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当事人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加以认定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和必要的程序保障。为能够更加有效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当事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山西祁县宇通碳素有限公司与青海鑫恒铝业有限公司、青海黄河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裁定案[(2015)执复字第14号]的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承担因其不完全履约造成的损失以及双方对违约责任构成及如何承担等事项超出了本案执行依据（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可以通过另行诉讼主张权利。执行程序不同于审判程序，其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对于当事人超出执行依据的实体权利诉求在执行程序中无法得到实现，当事人可以通过另行诉讼以实现其权利救济”。四、本案一审、二审裁定未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导致界定违约责任错误，进而错误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1、本案一审、二审法院没有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完全照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复议裁定中片面的事实认定，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复议裁定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执监191号执行裁定书以“认定事实不清，界定违约责任错误”为由，裁定撤销并指令深圳中院重新审查。2、民事调解书第五条仅对一方未按民事调解书履行的情况进行约定，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按民事调解书履行的情形民事调解书并未进行约定。在此情形下，无法根据民事调解书认定当事人是否违约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综上，在违约责任都无法认定的情况下，本案一审、二审裁定认为民事调解书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约定清楚明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4项规定，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有“权利义务主体明确”的条件。就本案民事调解书第五条来看，仅载明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未载明并且根据民事调解书主文也无法判断具体的权利义务主体。在此情况下，执行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并告知其就争议问题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深圳中院审查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违约责任应通过何种途径处理的认定是一致的。因此，本案一审、二审裁定认为再审申请人应当通过申请强制执行解决是错误的。综上，申请再审人认为，一审、二审裁定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再审申请人恳请依法对本案提起再审，纠正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错误裁定，维护再审人申请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姚上荣答辩称:一、本案中李光煜的诉讼请求系基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产生的争议，一、二审法院关于李光煜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李光煜与答辩人为案外人金色蓝湾公司的股东，因双方在公司经营期间发生争议，李光煜在2010年4月份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历一、二审及重审程序后，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合意，并由法院作出(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于2014年1月22日生效。李光煜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系基于履行民事调解书所产生的争议，其再审理由也明确“诉讼标的为不履行民事调解书的违约责任”，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方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付的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中所产生的争议李光煜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通过执行程序解决，因此一、二审法院关于其李光煜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二、李光煜就其在本案中的请求已向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本案审理期间，李光煜基于(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粤0303执5781号，其执行请求与本案的诉讼请求一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就上述事实已进行审理认定。三、本案案情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并非同类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及裁判要旨对本案不具有任何参考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贸发银行与恹宏房地产公司调解协议纠纷案”及“伊宁市华强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案”两案中，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并未明确违约金数额，而是依据当事人的履行调解书情况具体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约定，守约方无法通过执行程序直接确定违约金数额并强制执行，而需要通过人民法院对履行情况进行审理及认定。本案中，民事调解书中各方的义务及1000万元的违约责任等约定清晰明确，不存在任何歧义。四、答辩人已按民事调解书履行了全部义务，李光煜提出申诉的目的意在拖延、迟滞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其行为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应当依法严厉制止。关于民事调解书要求的变更登记的履行情况：民事调解书第一条约定，答辩人应协助李光煜在该股权解冻后五日内将上列40%的股权过户登记至李光煜名下。由此可知，股权过户登记系答辩人与李光煜共同办理，并且答辩人仅负有协助义务。上述股权在2014年2月16日解除冻结后，答辩人按照李光煜的要求，在2014年2月25日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2014年2月28日办理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关于民事调解书交付文件的履行情况：民事调解书第四条约定，答辩人应将属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财务账簿、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交回李光煜，答辩人应于调解书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执行完成本项义务。答辩人按照民事调解书的要求在2014年2月8日履行了上述文件的交付义务，李光煜的胞弟李堂琦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确认，该《交接清单》中明确“根据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第四条内容，李光煜、姚上荣双方交接全部资料：而李光煜在2014年8月1日应当支付最后一笔3000万元款项前，拒不履行义务，并以其担任唯一自然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的金色蓝湾公司为原告，向答辩人提起了一场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虚假诉讼，并为金色蓝湾公司提供了3000万元款项供其保全答辩人调解书中确认的3000万元债权。该案件历经两年审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了其起诉，但客观上造成答辩人迟迟无法拿到调解书的款项。在答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中，李光煜更是穷尽法律程序，无视未支付3000万元款项的客观事实，一方面提出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另一方面又曲解法律规定，提出所谓1000万元赔偿款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荒唐理由，提起本次诉讼。而其本人又以与本案相同的请求及理由向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造成早在2014年1月份就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至今未履行完毕。答辩人认为，对于李光煜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滥诉”行为应当依法严厉制止，应对于其“虚假诉讼”的行为进行处罚。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李光煜的再审申请及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李光煜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中，根据申请人李光煜提出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2016)粤执监191号执行裁定书，以“认定事实不清，界定违约责任错误”为由，裁定撤销二审法院的执行复议并指令二审法院重新审查处理一事，查明：(2016)粤执监191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情况、违约的程度及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是多少；二是不履行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承担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应否承担迟延履行责任；三是(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第五项关于“原、被告任何一方未按调解书执行，除应继续履行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人民币1000万元的赔偿责任”的内容约定的违约责任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结合本院听证的情况，双方当事人就对方是否违约、违约的程度以及因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存在较大的争议，但从本院调阅的案卷反映的情况看，(2016)粤03执复59号执行裁定遗漏了李光煜关于姚上荣在履行调解书过程中存在违约情形，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复议请求，该院在双方互负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仅审查李光煜是否按民事调解书支付款项，未对姚上荣是否按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按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进行审查，未能全面准确确定违约责任，对案件事实审查不全面，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发回该院重新对李光煜提出的复议请求进行全面审查，同时一并审查不履行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及本案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违约责任应当通过何种程序处理的问题。据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裁定：一、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执复59号执行裁定；二、本案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执行复议程序重新审查处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一审、二审裁定理由以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审查申请人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以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履行民事调解书约定的新设内容时发生争议，是通过人民法院执行程序解决，还是调解的一方当事人有权另行提起诉讼解决争议。就申请人诉讼请求,本案申请人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鑫泰公司的财务账本、会计原始凭证、印鉴、合同资料和金色蓝湾公司的合同资料”，而（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中已经确认“姚上荣在调解书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将属于金色蓝湾公司、鑫泰公司的财务账簿、会计原始凭证、印鉴、文件、合同资料交回李光煜”，故申请人在本案中再次要求被申请人交付调解书已经确认交付的内容，构成重复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对于申请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其为“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000万元”，实质上是对（2013）深罗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调解书第五项约定内容的落实（执行）请求。就调解书第五项约定内容看，虽然当事人对于未按照调解书第一至四项约定的正确履行而需承担的违约责任及承担方式（包括赔偿金额）的约定明确、具体，但该约定为附条件约定，必然涉及对当事人在具体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义务时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新发生事实进行审查判断，属于案件审结后对于新设权利义务的实体审理的范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伊宁市华强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案[(2014)执监字第80号]、山西祁县宇通碳素有限公司与青海鑫恒铝业有限公司、青海黄河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裁定案[(2015)执复字第14号]的裁判要旨所持观点、意见，涉及本案申请人第一项诉讼请求之起诉，人民法院予以受理亦为可行。鉴于对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并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因履行调解协议所发生争议须通过何种法律程序进行救济，现行规定不尽明确，而依照民事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衔接上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对方当事人未自觉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包括调解书）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本案被申请人姚上荣和申请人李光煜均已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期间作为被申请执行人的李光煜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以及本院，亦先后循执行异议程序进行处理，本院(2016)粤执监191号执行裁定书认为二审法院(2016)粤03执复59号执行裁定“对案件事实审查不全面，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发回该院重新对李光煜提出的复议请求进行全面审查，同时一并审查不履行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及本案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违约责任应当通过何种程序处理的问题”，故此，考虑当事人就履行民事调解书发生争议后已经先行申请启动执行程序，而目前该执行程序尚未终结，若又受理申请人（涉及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起诉，必然导致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同时运行，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律关于审判与执行程序上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本案申请人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起诉是否受理，需以执行程序的处理结果为条件。申请人可在执行程序终了后再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李光煜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光煜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詹伟雄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吴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