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初11484号
原告：吕永梅，女,1963年7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雨，北京市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桂生，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李洪利，男，1929年5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贾保丰，男，1948年11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邓立凤，女，1969年1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仕龙，男，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吕永梅与被告李桂生、被告李洪利、被告贾保丰、被告邓立凤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贺维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永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雨，被告李桂生、被告邓立凤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仕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永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给付吕永梅拆迁补偿利益共计957989元；2.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后吕永梅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四被告给付吕永梅拆迁补偿利益共计2056437.3元。事实及理由：2011年3月2日，吕永梅与四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四被告将自家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朱家务村的宅基地内空闲地块与吕永梅共同开发利用，用于开发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农家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完全由吕永梅投资，并约定经营过程中，如遇国家征地、政府拆迁、集体规划用地情况发生，地上房屋补偿、地价补偿及其他拆迁费用补偿均归吕永梅所有。协议书签订当日，吕永梅交给四被告经营转让款100000元。后该协议约定的农家乐项目房屋因新机场建设已全部拆迁，四被告拒绝履行协议，双方诉至大兴区法院，2016年12月2日，大兴区法院做出（2015）大民（商）初字第143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但双方就无效后的返还利益及赔偿问题进行处理，故诉至法院。
李桂生、李洪利、贾保丰、邓立凤辩称，本案涉及2011年3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14312号生效判决书上已判定协议书无效，本案就不应以案由合同纠纷立案审理，呈请法院，驳回吕永梅的起诉。本案涉及的合同已被判决无效，就不应按合同条款履行，应按既成的事实进行处理。吕永梅预计建房花费450000元左右，被政府拆迁一排，剩余两排，一方出资，一方出地，共同建房，共同受益，所以剩余两排的出资300000元，双方应各占150000元（吕永梅出资450000元，建房同等三排，被国家违法拆除一排，剩余两排，只能是三分之二，也就是300000元）。按拆迁补偿有关政策，应按实建房屋121.61平米，补偿的款项，原、被告双方各持一半，本案应到拆迁公司，调查新建房屋121.61平米实际补偿款项进行合理处理。按有关拆迁政策及办法，其被告方的原有实际建筑面积为307.38平米，（实际面积为428.99-121.61=307.38）己经大大超过法定确认面积298.15平米，所以被告方认为新建房屋不应有补偿。
吕永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5）大民（商）初字第14312号民事判决书；2.2016年11月15日开庭笔录；3.2016年11月21日开庭笔录；4.拆迁档案；5.协议书和收条。
四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庭审笔录。
经本院庭审质证及审查核实，四被告对吕永梅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吕永梅对四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李桂生与邓立凤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两子，分别是李平、李远超，李洪利系李桂生的父亲，贾保丰系李桂生的舅舅。上述几人在拆迁之前均居住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朱家务朱兴街25号（以下简称涉案院落），户口所在地亦均在上述地点。
2011年3月2日，四被告（甲方）与吕永梅（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朱家务自家宅基地内空闲地块与乙方共同开发利用，用于开发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农家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完全由乙方投资，甲乙双方共同经营，经营效益共享，投资款共计45万元。开发项目所在位置：南至大道，东至杨志俭，西至赵连华、北至甲方自住房屋。在经营过程中，如遇国家征地、政府拆迁、集体规划等用地的情况发生，地上房屋补偿、低价补偿及其他拆迁费用补偿（即全部补偿款）均归乙方，与甲方无关。若补偿款在甲方名下，甲方负责将该项目地块上的补偿款权属归还乙方。
2011年3月2日，四被告向吕永梅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乙方吕永梅交来经营转让全款，今后在此项目上发生的经营方面的问题，完全由乙方吕永梅一方处理，同时甲方放弃在此项目上发生的所有补偿款。转让款10万元整，经营期限为10年。”
《协议书》签订后，吕永梅在涉案院落上厢房南面共盖有三排房屋。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14312号一案，2015年10月28日的庭审笔录中，法院询问四被告协议书背面的图纸情况，四被告陈述“背面的图是按照上北下南画的，第一排房子和左边的厢房是被告自己盖的，后三排的房子是吕永梅盖的，但是吕永梅盖的三排房子被政府强拆了，被告在拆迁公司拆迁之前，在第一排房子后边又盖了一排厢房”。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14312号一案，2016年11月15日的庭审笔录中，四被告在答辩中陈述“10万元转让款就是购买这块地的价款”。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14312号一案的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吕永梅所建三排房屋在拆迁前被政府拆除一排，剩余两排房屋。
经与拆迁档案中的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核对，所剩余两排房屋即为拆迁档案中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中所标明的第四号、第五号房屋。
因涉案院落被划入拆迁范围，通过分户，2015年7月18日，李桂生、李洪利、李平分别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城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拆迁过程中，该院落被分为三户，李桂生、李洪利、李平各一户，李桂生与贾保丰一户，李洪利、邓立凤、李远超一户，李平（李洪利长子，已成年）一户。关于分户，李桂生等人主张分户是拆迁单位给分的，只是一种形式，其内部之间并没有具体分。该院落原登记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李洪利。经拆迁评估该院落宅基地面积894.45平方米，房屋面积428.99平方米。李桂生申请将上述宅基地、房屋分为三份，李桂生、李洪利、李平三户各分一份，每户各占宅基地面积298.15平方米，李桂生一户占房屋面积143平方米，李平一户占房屋面积143平方米，李洪利一户占房屋面积253.99平方米。在（2015）大民（商）初字第14312号一案中，四被告认可未实际分户。
根据李桂生与新航城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李桂生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085183元（其中区位补偿价863267元、房屋重置成新补偿费86066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费135850元）、拆迁补偿奖励及其他费用共计331017元，补偿合计1416200元，新航城公司先行发放42个月周转费536970元，剩余款金额198358元。
根据李洪利与新航城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李洪利共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094584元（其中区位补偿价963267元、房屋重置成新补偿费95476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费135841元）、拆迁补偿奖励及其他费用共计319951元，补偿合计1414535元，剩余款金额1414535元。
根据李平与新航城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李平共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099982元（其中区位补偿价863267元、房屋重置成新补偿费100865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费135850元）、拆迁补偿奖励及其他费用共计319937元，补偿合计1419919元，新航城公司先行发放42个月周转费93030元，剩余款金额617793元。
根据拆迁档案显示，涉案的第四号房屋的房屋重置成新价为87102元，房屋装修及其它所有附属物定额补偿为115529.5元；第五号房屋的房屋重置成新价为78744元，房屋装修及其它所有附属物定额补偿为115529.5元。
根据拆迁档案显示，涉案院落的第四号房屋（含第四号房屋）往南的宅基地面积共计566.82平方米。涉案院落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2589801元（0.4亩内为2447055元，0.4亩-0.6亩为142746元）。
根据拆迁档案显示，2015年7月18日，李桂生出具申请书，载明：“本人李桂生，房屋地址位于大兴区榆垡镇朱家务朱兴巷25号在2010年曾到工商局办理餐饮执照未果，根据上述实际情况，希望领导给予适当补偿。”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建设管理科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朱家务村委会在该申请书上盖章。该院里的拆迁补偿明细中有停产停业补助10000元。
被拆迁人李桂生、李平、李洪利合并选房后指标面积600平方米，以李桂生名义购买回迁房5套，以李平名义购买回迁房1套。关于拆迁补偿款，李桂生等人表示已经领取完毕。
就吕永梅主张的诉讼请求，其分为停产停业补助1000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74204元、装修及附属物定额补偿231059元、宅基地补偿1641176.3元。
本院认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应当受到尊重。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已认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根据《协议书》内容，双方对涉案院落涉及的宅基地使用及未来可能遇到拆迁事宜的处理均有明确认知。四被告在处分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时应知其所处分的宅基地属于禁止流转范围，多年后又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拒绝按照协议内容对吕永梅进行补偿，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应对本案所涉《协议书》无效承担过错责任；吕永梅在签订《协议书》时亦应知晓合同可能存在的效力风险，仍执意签订《协议书》，其应对本案所涉《协议书》无效同样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鉴于双方均应知道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法律禁止性规定而仍签订《协议书》，故本院认定双方对《协议书》无效应承担同等过错责任。
现吕永梅所修建的房屋已因拆迁被拆除，已不能返还，而四被告因吕永梅所建房屋又取得相应拆迁利益，合同无效确给吕永梅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其对于合同的信赖利益应予以保护，故四被告应当对吕永梅的损失予以赔偿。四被告认可第四号房屋及第五号房屋为吕永梅所建，亦在另案中认可吕永梅所付100000元为购买涉案院落内相应空闲宅基地的款项，故四被告应当赔偿吕永梅相应部分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房屋及其他地上物补偿价等经济损失。
对吕永梅主张相应的宅基地补偿，依据拆迁档案记载，涉案院落的第四号房屋（含第四号房屋）往南的宅基地面积共计566.82平方米。涉案院落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2589801元（0.4亩内为2447055元，0.4亩-0.6亩为142746元）。因拆迁档案中并未对涉案院落宅基地明确区分0.4亩-0.6亩的具体位置，故本院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折算，上述部位的566.82平方米相应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经折算为1641176.3元。鉴于吕永梅对损失应自负一半的过错责任，故四被告应赔偿数额为820588.15元。
对吕永梅主张的房屋补偿，依据拆迁档案记载，吕永梅所建房屋两排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及房屋装修及其它所有附属物定额补偿价予以支持，上述两项合计396905元。鉴于吕永梅对损失应自负一半的过错责任，故四被告应赔偿数额为198452.5元。上述两项合计1019040.65元。
对吕永梅主张的停产停业补助，双方签订协议时间为2011年，而拆迁档案里李桂生的申请书载明系李桂生2010年申请营业执照未果故申请拆迁单位考虑给予补偿，故吕永梅主张该停产停业补助来源于《协议书》所约定的合作事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桂生、李洪利、贾保丰、邓立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吕永梅赔偿款一百零一万九千零四十元六角五分；
二、驳回吕永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六百二十六元，由吕永梅负担五千八百六十五元（已交纳），由李桂生、李洪利、贾保丰、邓立凤负担五千七百六十一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贺维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