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4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国来明，男，1988年1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兰丽，女，1985年3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福环，北京市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国来明因与被上诉人张兰丽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2）昌民初字第13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吕云成担任审判长，法官黄丽、徐硕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6月17日、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来明、被上诉人张兰丽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福环到庭参见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兰丽在一审中起诉称：张兰丽亲戚杜爽开有一股票账户，因其长期不用，便由张兰丽向其账户内注入资金，由张兰丽使用该股票账户炒股。张兰丽与国来明系朋友关系，国来明称其炒股有经验，保证能赚钱，赚钱了双方各分一半，赔了由国来明负责赔偿全部损失。张兰丽遂于2011年11月将股票账户交由国来明操作，当时张兰丽股票资金为65万元。2011年12月10日，双方签订《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约定委托期限为6个月，委托资金65万元，如发生亏损，由国来明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并予以补足，否则张兰丽有追索亏损的权利，直到国来明付清张兰丽委托的全部资金。合同到期后，张兰丽账户资金出现巨大亏损，国来明要求再继续操作一段时间，张兰丽表示同意。后账户亏损越来越大，至2012年7月28日，张兰丽账户资金共亏损达33万元，张兰丽找国来明解除委托关系，向国来明索要亏损33万元。国来明同意解除委托，称其暂时没有这么多钱，先给6.5万元，其余给打个欠条，为此双方达成一致。于是国来明在支付张兰丽6.5万元后，于2012年7月29日给张兰丽出具一张欠26.5万元的欠条，并承诺于2012年8月5日前付清。后国来明自食其言，经张兰丽多次催要未能付清欠款。故起诉，请求：1、国来明支付张兰丽损失款26.5万元；2、国来明承担诉讼费用。
国来明在一审中答辩称：张兰丽起诉与事实不符，欠条是国来明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国来明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了，要求撤销。本案中，合同无效双方已达成共识，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合同是张兰丽准备的，是张兰丽找到国来明帮忙，并许诺给予国来明利益且一再向国来明许诺，即使亏损也不用国来明赔偿，因此国来明主观上不存在错误，张兰丽明知国来明没有资质还与国来明签订理财合同，应驳回张兰丽的诉讼请求。
同时，国来明在一审中反诉称：双方签订的协议实质是一份股票资产管理协议，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股票资产管理属于证券公司的特许经营业务，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该协议是张兰丽要求签订的，并承诺即使亏损也不找国来明要，在合同签订后，国来明也一直不存在恶意使张兰丽产生亏损，且国来明的每次操作都是正确的，因此国来明在合同签订前、签订后都不存在过错，国来明被蒙骗签订无效合同。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张兰丽带领人强行抢走国来明6.5万元，应予返还。故反诉请求：1、判令双方之间的《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无效；2、张兰丽返还国来明现金6.5万元；3、张兰丽支付自2012年7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的利息，以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4、张兰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张兰丽针对国来明的反诉，在一审中答辩称：对于国来明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异议，国来明没有代理股票交易的资格，无权代理张兰丽进行股票交易，国来明的代理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这种无效的后果是因为国来明的无资质代理导致的，国来明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应将张兰丽的损失弥补到事发之初。国来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张兰丽已收到6.5万元，是要充抵国来明赔偿给张兰丽的损失，因此不予退还。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0日，张兰丽（甲方）与国来明（乙方）签订《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其在光大证券北京东中街证券营业部开设的账户（资金账号30921898；户名：杜爽，下称委托账户）内的资产总计人民币65万元进行资产管理；乙方在委托账户内做合法证券买卖，如发生亏损，乙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该协议有效期间，甲、乙双方均无权单方面划转委托账户内资金；甲、乙双方同意此笔委托期限为六个月，由2011年11月4日至2012年5月8日止；乙方承诺如发生亏损，乙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同时应予以补足，若乙方不予以弥补，甲方有追索亏损权利，直至乙方付清甲方委托资金本金；乙方于2012年5月8日按照第五条规定，向甲方支付委托资产本金65万元，乙方向甲方付清委托资金本金后，本协议中委托账户内的其他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归乙方所有，百分之五十归甲方所有；在协议有效期间，如因股票长期停牌或摘牌而造成股票冻结，乙方仍应按期归还甲方委托资产本金及约定收益。该协议书还约定其他内容。
2011年11月，国来明即为张兰丽的账户操作证券买卖，合同约定的起始日期的账户余额为643445.71元。2012年3月19日，国来明利用该账户买入常发股份，3月20日卖出后又买入部分常发股份，截止2012年5月8日，张兰丽的该账户持有常发股份45800股。因常发股份股价下跌，张兰丽要求国来明赔偿损失，由此双方发生争议。
2012年7月29日，国来明出具欠条一张，写明：今借张兰丽265000元，于2012年8月5日前把钱还清。当日国来明向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报警，称其在家中被他人殴打并被强迫写下265000元的欠条。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于2012年8月15日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石兴江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另，国来明于2012年7月28日交付张兰丽款项65000元。
另查，2012年10月11日、10月15日、10月18日，张兰丽分三次卖出其持有的全部常发股份后，该账户资金余额为478275.49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欠条、对账单、公安局卷宗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张兰丽与国来明于2011年12月10日签订的《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中有关投资保本的约定，具有保底条款的性质，该约定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以及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亦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应属无效约定。因保底条款系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条款无效应导致《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整体无效。无效的合同自订立之时即不具有效力，因此，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相应权益应当恢复至合同订立之时的状态，即由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委托资产。
关于2012年7月29日欠条的问题，因国来明向张兰丽出具欠条后，随后报警称被迫写下该欠条，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该欠条存在瑕疵，故张兰丽依据该欠条主张国来明向其支付26.5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投资损失的计算问题，因双方对合作投资交易的起始、截止时间无法达成一致，故以合同约定的起止时间为准，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为2011年11月4日，该日的账户余额为643445.71元，合同约定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5月8日，该日账户中持有常发股份，张兰丽的实际损失无法确定，2012年10月18日，张兰丽卖出全部股份后，其账户余额为478275.49元，由此，张兰丽的实际损失应为165170.22元。国来明应向张兰丽支付165170.22元。因国来明已支付张兰丽6.5万元，故国来明应再向张兰丽支付100170.22元。
对于国来明要求张兰丽返还6.5万元及利息的反诉请求，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兰丽与国来明于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签订的《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无效；二、国来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兰丽十万零一百七十元二角二分；三、驳回张兰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国来明的其他反诉请求。
国来明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查明与事实不符，双方根本并未就赔偿一事达成一致。2012年7月28日国来明并未交付张兰丽65000元，而是2012年7月29日石兴江等人对国来明殴打胁迫写欠条后强行带走的。事实是张兰丽与国来明自2012年3月起就一直协商此事，并未达成一致，以致张兰丽采用暴力手段，张兰丽的行为明显触犯了刑法，一审法院在发现后却并未移送公安机关。同时，一审判决书明确相应权益应当恢复至合同订立之时，却并未查明双方权益的取得日期和双方都取得什么权利，完全忽视了国来明真实取得的权利和义务。事实是张兰丽于2011年11月10日将交易权利赋予国来明，2012年3月20日已发生亏损，张兰丽提出国来明必须写欠条才可以再进行交易，不写就必须停止交易而收回了权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合同签订后国来明根本就从未因该合同取得任何财产，而是取得了账户管理操作权，这是一项权利。相反张兰丽却强行从国来明手中抢走了65000元现金。国来明不否认由此合同给双方造成了“亏损”，但此“亏损”明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所称的“损失”。合同因保底条款无效，过错显然不在国来明一方，并且保底条款系张兰丽强加给国来明，显然双方都有一定过错，并且张兰丽作为甲方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应根据双方过错大小，适当分担损失。在合同因双方过错无效的情况下，国来明不但要补足资金，还要向张兰丽支付利息，而张兰丽却不承担任何损失，无法律依据，亦不公平；三、本案双方是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在以委托法律关系为基础的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理财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国来明是受托方，并不存在明显故意错误，一直以来都履行了善良的管理人义务。同时，保底条款是被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但是保底条款无效，并不是整个合同无效。本案整个合同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仅是保底条款无效，按照规定，所有损失应由委托人承担。综上，国来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兰丽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国来明的反诉请求。
国来明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胡勇证人证言，胡勇出庭证明国来明和张兰丽《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的签订过程。
张兰丽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涉诉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起因是国来明给张兰丽的承诺让张兰丽相信了国来明的能力，因此张兰丽签订了协议；二、张兰丽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保本取息，国来明的目的是使用张兰丽的资金用作他用。张兰丽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张兰丽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三、在本案事实发生的过程中，张兰丽没有过错，没有不当行为。国来明上诉堆砌的一些法律规定，不能简单适用，不应支持国来明的上诉请求；四、国来明夸大其词称其有能力帮助张兰丽理财，国来明在签订合同中承诺保本条款。因为国来明的原因，造成了张兰丽的经济损失；五、国来明并非善意管理人。综上，张兰丽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庭审质证，张兰丽对国来明提交的胡勇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因胡勇一审已经出庭作证，所证明事项对本案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并无影响。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张兰丽于2012年7月29日通过石兴江从国来明处取得64400元，张兰丽二审表示既然其一审承认是65000元，二审也认可收到65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张兰丽与国来明于2011年12月10日签订的《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的性质属于金融类委托理财，面向的是具有较高风险的证券金融市场。双方签订的《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中有关投资保本约定，具有保底条款的性质，该约定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以及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亦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应属无效约定。因保底条款系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条款无效应导致《股票委托交易协议书》整体无效。
合同无效之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委托理财交易通过电子系统进行，交易对方并不特定，故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合同无效之处理方式不同，不宜机械地套用合同法所规定的恢复原状等处理方式，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否定证券、期货交易行为及结果。在委托理财合同因委托人或受托人无资质、订有保底条款、以及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而无效等场合，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本金返还于委托人。
关于国来明主张双方都有一定过错、张兰丽应承担主要责任、应根据双方过错大小适当分担损失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各自承担各自的损失。此“相应的责任”，即是因为过错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国来明因受托进行理财，其自身并未因委托理财行为而受有损失，国来明所述的6.5万并非因理财行为本身而受到的损失，故国来明此点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投资损失的计算问题，因双方对合作投资交易的起始、截止时间无法达成一致，一审法院以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账户余额为本金数额，与张兰丽卖出全部股份后账户余额相减来计算张兰丽的实际损失，此种计算方法并无不当。
关于国来明主张要求张兰丽返还6.5万元及利息的反诉请求，因一审法院已经调取公安机关的相关材料，且已经将张兰丽取得国来明的6.5万元折抵了国来明应赔偿张兰丽的部分损失，故国来明主张返还6.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此点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国来明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五千二百七十四元，由张兰丽负担三千二百七十元（已交纳），由国来明负担二千零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七百一十三元，由国来明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千九百八十七元，由国来明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云成
代理审判员 黄 丽
代理审判员 徐 硕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