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建军。
委托代理人：吉玉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静。
委托代理人：钟乐军，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吉建军因与被上诉人蒋静共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四初字第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静一审诉称，2008年4月，蒋静和吉建军建立恋爱关系。2009年7月，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268号天福阁22b房之房产。同年12月16日，房地产权证记载上述房地产为蒋静和吉建军共有，但没有注明各自的权属份额。2011年8月，双方因产生剧烈矛盾导致分手，蒋静从此离开，吉建军及其家人共同居住于上述房屋。其后，蒋静多次联系吉建军，要求通过协商对上述房产进行分割，但是吉建军要么拒绝，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干脆在蒋静找上门要求协商时直接对蒋静避而不见，仅留下吉建军父母在家中，并且不许蒋静进入屋内。因此，蒋静至今亦不能就上述房产分得应有份额，且实际上已经被吉建军剥夺了其对该房产居住、使用、处分等一切合法权利。截至起诉日，蒋静已就上述房屋支付购房首期款16.4万元，偿还银行借款63264.65元。吉建军就上述房产支付购房首期款1万元，偿还银行借款23884.47元。蒋静认为，蒋静依法享有分割上述房产的权利，但是吉建军却独自占据房屋，拒绝分割，事实上剥夺了蒋静对上述房屋使用以及处分等相关权利，已经严重侵害了蒋静的合法权益，并给蒋静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为此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蒋静和吉建军分别对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268号天福阁22b房享有87%和13%的产权份额；2、上述房产尚未偿还的银行按揭贷款由蒋静和吉建军分别按照87%和13%的比例继续还款；3、吉建军向蒋静支付上述房屋的使用费（按照3500元／月×87%的标准，自2011年9月1日计至实际归还房屋给蒋静之日止）；4、由吉建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吉建军一审辩称，蒋静与吉建军于2008年7、8月份经亲友介绍相识相恋，当时蒋静在西安外事学院就读，2009年7月1日毕业，2009年7月10日，为确定两人关系，经双方父母协商安排，吉建军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购房款二十五万元在山西省太原市火车站对面的中诚酒店亲手交给蒋静，各方多人在场可以证实，但不曾料想的是，蒋静并未将该款用于支付房款，蒋静于2009年7月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又因为当时双方的关系较好，所以吉建军安排其在自己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任业务代表，并以其个人账户协助吉建军收取部分公司收入，鉴于蒋静过来广州市没有地方居住，房价一直飙涨，蒋静又不愿把之前收取的二十五万元购房款用于购房，无奈之下，吉建军及家人只得安排相关公司收入进行买房，该账号于2009年7月7日收到二姨汇款40000元、7月9日收到公司业务款60000元、7月17日收到公司业务款40000元、吉建军的母亲于7月17日又汇入该账户16900元，合计转入156900元，蒋静于2009年7月20日用该款项通过划账支付首付款154010元，其余税费及日后房贷款均是由公司业务款转入该账户后开支，蒋静从未出过分文，也没有能力支付分文。2011年初，双方因感情不和发生矛盾，期间吉建军父亲曾经于2011年5月17日有意还回23万元到该账户，但蒋静却在该款项到账后于2011年6月7日从该账户取走26万元后自行离开，之后便与吉建军分手，事后又继续欺骗吉建军的感情，伙同其父亲骗取吉建军50余万元。吉建军不同意第1项诉讼请求，根据房地产权证及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蒋静、吉建军对上述房屋是共同共有。关于第2项诉讼请求，吉建军同意对上述房屋进行分割，分割方案为房屋归吉建军所有，吉建军认同蒋静对上述房屋的价值估价为90万元。但上述房屋的购房款58万元全部是由吉建军出资，吉建军为购买上述房屋还另行向蒋静支付过25万元（但蒋静实际并未将该25万元用于购买上述房屋，而是挪作他用）。基于上述房屋现价值90万元，吉建军同意上述房屋的溢价部分（90万元－58万元）由吉建军和蒋静各按占50%的份额进行分割。因此，上述房屋归吉建军所有后，蒋静还应当向吉建军另行支付9万元房款（25万元－32万元÷2）。关于第3项诉讼请求，蒋静最迟在2012年11月19日还在上述房屋居住，当天晚上蒋静还带了两个陌生人到上述房屋把一些财物及公司资料拿走，吉建军第二天就此进行了报警。蒋静此后没有在上述房屋居住，但蒋静不居住属于自愿不居住的行为，并非吉建军不让蒋静居住，因此不同意第3项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268号天福阁22b房的房地产（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共有权属人为蒋静和吉建军。相应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查册时间为2012年11月19日）显示：建筑面积为99.3037平方米，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登记时间为2009年12月16日，所有权来历为购买，使用性质为居住用房，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债权数额为406000元。
2009年，蒋静与吉建军以580000元的总价共同向案外人方静、陈文购买案涉房屋。首先，定金20000元（后转为首期款的一部分）以现金方式于2009年7月3日支付，关于该款项共有两张《收据》，其中时间为2009年7月3日的《收据》由方静和陈文共同出具，显示购房人吉建军支付定金20000元；其中时间为2009年7月23日的《收据》由方静出具，显示购房人蒋静和吉建军以现金方式支付定金20000元。其次，首期房款154000元（未含定金20000元）经由蒋静的银行账号于2009年7月20日支付，相应的《购房及首期款确认书》显示买方蒋静和吉建军于2009年7月30日前已向卖方方静和陈文支付购买案涉房屋的首期款174000元（含定金20000元）；剩余房款406000元以两人的名义向银行按揭贷款而向案外人方静支付，相应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显示借款人为蒋静和吉建军，借款金额为406000元，借款期限为2009年9月20日至2029年9月19日，借款人开立的结算账户为62×××17。蒋静与吉建军均确认上述卡号为62×××17的还款账户户名为蒋静，后该还款账户的卡号变更为62×××16，账户名仍为蒋静（以下简称“蒋静上述银行账户”）。
关于蒋静与吉建军对案涉房屋的首期购房款（154000元）出资比例，双方各持意见，均认为首期购房款由自己全部出资。蒋静为证明其出资比例，提交了以下证据：1、“蒋静上述银行账户”的历史明细查询（自2009年4月24日至2010年12月24日。显示在2009年7月20日前，该账户显示的收支情况既有千元或万元以上款项，也有百元款项，摘要显示有现存、现支、消费等多种情况，其中2009年6月15日有一笔11000元现存款项；截止2009年7月3日，该账户余额为562.72元，此后至2009年7月20日期间，该账户情况为：2009年7月7日现存40000元、现支200元，2009年7月8日，转支200元并扣取手续费1元，2009年7月9日现存60000元，2009年7月17日现存40000元，2009年7月17日转存16900元，2009年7月17日现存3500元，2009年7月20日，转支154010元，且转支后的余额为6551.72元）。2、“蒋静上述银行账户”的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自2012年5月24日至2012年11月19日），显示款项存入6笔，支出19笔，项目较为固定。3、收入证明、2005年12月30日—2008年1月30日的职工工资表（共26张），显示蒋静从2005年12月30日起至2008年1月的收入总额是31万多元，证明蒋静有能力支付购房款。吉建军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完整的，蒋静将其中涉及大额款项的收支部分抽走；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在2005年时蒋静仅有18岁，其收入状况与其年龄不符合常理，且从2008年1月至2009年7月（蒋静进入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期间无收入，应该以蒋静在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工资收入为准。
吉建军为证明其首期款（154000元）出资比例，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人证言》两份，显示证人王某和张某均目睹吉建军父亲将25万元现金交给蒋静，并说明是在广州市的购房款。2、《收据》显示吉建军支付了购买案涉房屋的中介费，案外人方静、陈文收到吉建军交来承购案涉房屋的定金20000元。3、《证明》（显示案外人梁根莲作为吉建军的二姨，受吉建军委托筹集了4万元购房款于2009年7月7日打到“蒋静上述银行账户”）及2009年7月7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显示2009年7月7日向“蒋静上述银行账户”存入现金40000元），证明吉建军借款作为首期购房款。4、银行支票（两张，复印件，显示收款人为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额为50000元），吉建军称两张支票的取现人为蒋静。5、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及补制回单（显示案外人梁金莲的6228483630252374815银行账号于2009年7月17日向“蒋静上述银行账户”转账付款16900元）、《证明》（显示案外人梁金莲，又名梁金建，作为吉建军母亲，将自己的私房钱16900元转入“蒋静上述银行账户”用于吉建军购房）。6、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从2009年开始，经业务员蒋静个人同意，我公司指定以蒋静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7（消磁补卡后变为62×××16）作为我公司业务收入专款账户，蒋静以该账户的款项用于购房、贷款及私用均是受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吉建军指示授权同意的行为，等同于吉建军个人支付行为，我公司予以确认。）吉建军称其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是该公司的大股东。7、工资表（23张，显示吉建军和蒋静当时是搏翱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证明当时蒋静的工资仅有1500—2000元，没有能力支付购房款及供楼款。8、《合同书》两份（第一份《合同书》显示由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17日与“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签订，约定前者为后者提供拓展培训服务，后者应在合同签订当日以现金方式向前者支付定金40000元；第二份《合同书》显示由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6日与“河南省中原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的签约代表“赵沫婕”签订，约定前者为后者培训卓越团队潜能激励训练活动，后者“河南省中原活塞股份有限公司”应于课程结束后一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额授课费用60000元。吉建军未提供上述合同项下定金或授课费用的支付凭证），证明2009年7月9日存入“蒋静上述银行账户”的6万元的款项为2009年7月6日签订的《合同书》项下的业务款6万元；2009年7月17日存入“蒋静上述银行账户”的4万元的款项为2009年7月17日签订的《合同书》项下的业务款4万元。9、编号为0041384的《收据》存根（显示2009年6月15日收到某公司一天拓展费用11000元，经手人吉建军、会计蒋静）。蒋静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双方所述的房款并不包括中介费；证据3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存款业务回单仅能证明蒋静的账户有进账，但不能证明由谁打款，同时该款项也不能证明是用于购买案涉房屋；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并不清楚该支票的支付情况；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该款项实际用于吉建军购买案涉房屋。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内容与事实不符，出具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吉建军，故该《证明》是吉建军自行制作的，蒋静并没有以个人的账户作为公司的专款账户，也没有以公司的款项进行购房或还贷，对证据上的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不需要申请鉴定公章的真实性；证据7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是吉建军伪造，即便其中显示有蒋静签名的工资单，也非蒋静所签，是吉建军伪造的签名，蒋静在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任职期间，从未领取过工资。证据8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上面没有蒋静的签名，蒋静也没有经手过，对合同上的公章及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也不申请对公章及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即便存在此业务，也不能证明相关业务款用于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
关于案涉房屋的使用情况，蒋静称2011年8月双方分手后其离开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由吉建军及家人使用，蒋静被拒绝进入案涉房屋。吉建军则称蒋静最迟在2012年11月19日还在案涉房屋居住，此后没有在案涉房屋居住，但蒋静不居住属于自愿不居住的行为，并非吉建军不让蒋静居住。蒋静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了《报警回执》一张（显示蒋静于2012年11月18日15：30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警），并称因吉建军拒绝其进入案涉房屋而报警。吉建军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蒋静是在双方无争执情况下无故报警，民警未对此作出处理。
另，蒋静与吉建军均确认其二人购买案涉房屋时为恋爱关系，现二人已分手；两人就各自享有案涉房屋的份额并无约定；案外人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吉建军；蒋静自2009年（蒋静称其于2009年3月入职，吉建军称蒋静于2009年7月正式入职）进入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2011年离职。
本案审理过程中，蒋静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关于要求分割案涉房屋的诉请。
原审法院认为：蒋静关于撤回要求分割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
蒋静与吉建军是基于恋爱关系而将所购买的案涉房屋登记至两人名下，且将权属情况登记为共同共有，鉴于两人已经分手，蒋静与吉建军共同共有案涉房屋的基础已经丧失，蒋静要求确认蒋静与吉建军对案涉房屋各自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至于蒋静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为多少，因蒋静与吉建军就各自享有案涉房屋的份额并无约定，故应当按照两人购买案涉房屋的出资比例确定各自享有的份额。蒋静与吉建军就案涉房屋的出资共分三笔，分别为定金20000元、首期款154000元、按揭贷款406000元。首先关于定金20000元的出资比例，相应的两张《收据》显示出资人不同，结合定金的实际支付时间，应以形成时间在先的《收据》为准，因此，定金20000元应认定为吉建军一人出资。其次，关于首期款154000元的出资比例，该款项经由蒋静名下的银行账户支付给卖房人，如果该账户（应以2009年7月20日之前的情况为准）为蒋静的私人账户，则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该首期款为蒋静个人出资，但考虑到蒋静与吉建军当时属于恋爱关系、吉建军为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静在该公司任职等情形，应结合蒋静、吉建军对转入该账户的款项的举证情况来认定该账户属于蒋静的私人账户还是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业务专用账户，并据此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首期款的出资比例问题。关于蒋静的账户属于私人账户还是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业务专用账户问题，从“蒋静上述银行账户”在2009年7月20日前的历史明细查询单的内容来看，在蒋静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每笔款项的收支来源去向的情况下，不足以说明该账户单纯为其私人的账户；从吉建军提交的证据来看，编号为0041384的《收据》存根所显示的吉建军、蒋静共同经手的2009年6月15日的一笔11000元的拓展费用与蒋静银行账户的历史明细查询单中2009年6月15日的一笔11000元现存款项金额一致，结合蒋静关于“事实上即便有极少量业务款存入蒋静账户，也是随后就已用于公司开支的”陈述、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可判断出蒋静的上述账户中的款项确实存在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业务款；尽管如此，吉建军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蒋静账户中每笔款项的收支来源去向，因此，原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认定上述蒋静的银行账号（在2009年9月20日之前）兼具蒋静私人使用与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款使用性质。鉴于“蒋静上述银行账号”在2009年7月3日时余额仅为562.72元，结合案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09年7月3日的实际情况，根据日常生活常理，案涉房屋首期款的出资比例认定应以“蒋静上述银行账户”2009年7月3日至20日之间的款项为范围。吉建军所提交的梁根莲出具的《证明》、2009年7月7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及补制回单、蒋金莲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已足以说明“蒋静上述银行账户”中属于吉建军个人用于购房的款项为66900元（50000元＋16900元），且实际支付给了卖房人。至于其余款项，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确实无法详细区分各笔款项到底属于蒋静个人私款还是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款，鉴于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证明》表明其确认其在上述蒋静账户中的业务款等同于吉建军个人支付行为，根据公平原则，原审法院认定“蒋静上述银行账户”2009年7月3日至20日之间的款项除去上述66900元的剩余首期款87100元的出资比例为蒋静和吉建军各占50%，即各为43550元。最后，关于按揭贷款的出资比例，剩余房款406000元已经以按揭贷款方式由银行支付给了案外人方静，蒋静与吉建军就该部分出资实际已经完成，鉴于蒋静与吉建军是按揭贷款的共同借款人，现有证据并无显示双方就借款比例有过特别约定，应认定蒋静与吉建军就该部分出资的比例亦为50%，即各为203000元。至于蒋静的第二项诉请，蒋静与吉建军就案涉房屋向银行偿还按揭贷款的问题，应作为两人与银行的借贷合同关系另行处理，本案不予审处。综上，蒋静与吉建军就案涉房屋的出资各为246550（43550元＋203000元）、333450元（20000元＋66900元＋43550元＋203000元），据此，应认定蒋静、吉建军对案涉房屋分别享有42.5%、57.5%的产权份额。
至于蒋静的第三项诉请，蒋静与吉建军原作为案涉房屋的共同共有权人，均有权使用案涉房屋，且一方只有在要求使用房屋而遭对方拒绝的情况下才有权要求对方赔偿或支付使用费。蒋静与吉建军对于案涉房屋的使用情况各执一词，但均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虽然蒋静与吉建军均确认蒋静自2012年11月19日起未在案涉房屋居住，但现有证据并未显示蒋静或吉建军要求使用案涉房屋而被对方拒绝，在此情况下，蒋静关于要求吉建军支付自2011年9月1日起至吉建军实际归还案涉房屋之日期间对蒋静相应份额的房屋的使用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一、确认原告蒋静对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268号天福阁22b房的房屋享有42.5%的产权份额。二、确认被告吉建军对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268号天福阁22b房的房屋享有57.5%的产权份额。三、驳回原告蒋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742元，由原告蒋静负担8302元，被告吉建军负担5440元。
判后，上诉人吉建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查明我方未提供合同项下定金或授课费用的支付凭证，证明2009年7月9日存入“蒋静上述银行账户”的6万元的款项为2009年7月6日签订的《合同书》项下的业务款6万元，现我方对《合同一》的相关证据，暂时没有找到的前提下，愿意放弃。但对《合同二》的相关证据已经找到，特向贵庭提供：1、该业务费用清单；2、该业务支付证明单；3、具体执行单位的费用收据为该业务的费用款项。为此，“蒋静上述银行账户”的6万元的款项为2009年7月6日签订的《合同书》项下的业务款6万元”，蒋静首付本金应为：（87100元－60000元）÷2=13550元。二、一审判决认为以按揭贷款方式由银行支付给了案外人方静，蒋静与我方就该部分出资实际已经完成，鉴于蒋静与我方是按揭贷款的共同借款人，现有证据并无显示双方就借款比例有过特别约定。在20l3年12月24日庭审质证梁金莲是否是我方母亲时，代理人已明确告知法庭，我方在连续给蒋静还款账户（2012年10月、11月、12月，2013年1月、2月）打款5期的情况下，发现蒋静有挪用资金行为，因此又采用手工还款连续10期交还月供，等于我方连续15期（5期＋10期）交还银行贷款，然后又用手工还款的方式提前还清案涉房的所有按揭贷款。蒋静在诉前诉后都拒不还款，还有什么资格向法院申请分割房产。我方认为：左手从案外人方静处取得房产，右手又原地不动的递到银行手里，债务、时间、地点相同。406000元就是406000元，我方与蒋静之间谁都没有实质性的产权而言，然而通过债务的转换，为以后分别获得这个案涉房产权提供了清还债务数目多少的相互加减平台，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才能得出最后谁产权份额多少的结论。因此，一审判决认为蒋静与我方就案涉房屋向银行偿还按揭贷款的问题，应作为两人与银行的借贷合同关系另行处理，本案不予审处，是不恰当的。只有在履行完与银行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合同》或宣布《个人购房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才能依法分割该案涉房的产权份额，唯有根据我方或蒋静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割，才是正确途径。三、归还银行借款情况：根据蒋静起诉书中说：“至起诉之日起（2012年11月27日含当月）共偿还银行借款25期，我方偿还9期”。我方确认从2010年2月5日起至2012年9月止（含2月、9月），共计还款给银行共计32期，可分为三个阶段计算：第一阶段，蒋静在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任会计兼业务代表共计19个月，从2010年2月5日至2011年8月，属公司账户付款，蒋静工资仅为1500－2000元，除去个人开支，所剩无几，银行每月需要2600多元还款，显然无力支付，两人又处于恋爱当中，因此，我方放弃是自己还款的主张，同意该阶段归还的款项，各按50%计算。第二阶段，2011年8月－2012年9月，不含8月，共计还款13期，我方还款9期，蒋静还款4期（9期＋4期=13期），我方愿意各占50%。第三阶段，从2012年10月－2013年12月（含10月、12月），在蒋静长期违反银行《个人购房担保合同》的情况下，无疑（手工提前还款的主要原因）是正确的，我方本金为369529.75元是正确的，中间多支付的银行违约金、复利、罚金，我方愿意自己负担。蒋静还款本金18235.125元［（580000元－369529.75元－174000元）÷2］。四、银行利息部分：案涉房已增值至90万，扣除各自的利息之外，有盈余。综上情况，我方的实际出资比例应定为：548214.875元（369529.75元＋60000元＋66900元＋20000元＋13550元＋18235.125元），蒋静实际出资比例应为：31785.125元（18235.125元＋13550元）。综上，上诉请求：1、确认《合同二》是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下的业务款；2、确认吉建军根据《个人购房担保合同》中的约定，手工提前还款本金369529.75元；3、确认吉建军实际出资429529.75元（60000元＋369529.75元）并应得到相应的房产份额；4、受理费5540元，吉建军不应负担。
被上诉人蒋静答辩称，我方认为吉建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1、吉建军上诉请求第一项，所指的合同二是吉建军公司的业务款并不属实，我方在公司期间没有在河南的业务，即便该业务款项存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项已经存入我方涉案账户及用于购买涉案房屋，因此确认吉建军所指的合同二业务款项实际与本案确认房屋产权的审理没有关联。2、吉建军上诉请求第二项，与本案审理无关，该按揭贷款的余额属于吉建军与我方因共同支付购房款产生的对银行的共同债务，各自应当偿还的比例及实际偿还的金额应当属于另案审理的不同法律关系。3、吉建军上诉请求第三项，根据前两点意见，6万元的业务款并不存在，提前还款的金额性质即便查实属于向银行偿还债务而不是购房的行为，因此该两笔款项不能作为确认房产份额的依据。4、吉建军上诉请求第四项，受理费应当由吉建军承担的部分是一审法院判定，应该由吉建军负担。我方认为吉建军对涉案房屋的首付金额是1万元，与一审时的观点一致。我方不认同两个案外人所支付的款项用于购买房屋。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或无法查明涉案我方账户上的款项是由吉建军转入，应当认定为属于我方所有。吉建军认为我方没有支付购房款的能力，我方在一审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我方具有购房的经济能力，吉建军所述的我方工资情况也不属实，我方在其所属公司没有领取过任何工资。吉建军对于涉案房屋的出资应当计算为首付1万元，再加上两人共同向银行所贷项的二分之一，应当以此确认房屋的产权份额，扣除我方的出资额，其余应当视为吉建军的出资，至于吉建军主张其偿还银行的贷款部分属于两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吉建军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费用清单，证据2、支付证明单，证据3、活动单位收款收据两张；三份证据共同证明合同二的6万元是业务科，为吉建军的出资额。被上诉人蒋静的质证意见为：吉建军的三份证据均形成于2009年7月份，应当认定为吉建军具备提交的条件，而其超过举证期限提交，我方认为不应认定为新证据。三份证据的三性我方均不予确认。我方在公司就任期间，公司在河南没有业务。证据1只是吉建军单方制作的费用清单，对证明力提出质疑，金额与吉建军所主张的6万元不一致，也不是反映吉建军收到河南公司的业务款。证据2是事后补充制作的，支付证明单中的经手人黎年康，在我方就职期间根本没有这个人，是我方在2011年8月份离开后公司才招聘的人员，不可能经手2009年7月8日的业务，金额与吉建军主张的6万元金额不一致。证据3，2009年7月8日的收款收据，不是反映河南公司向吉建军公司支付业务款，实际反映的是吉建军所在公司向第三方公司支付款项；另一张收据，真实性不予确认，经手人黎年康我方2011年8月份离开后公司才招聘的人员，不可能经手2009年7月8日的业务，金额与吉建军主张的6万元金额不一致。上述三份证据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已经转账到支付涉案房屋的所属蒋静的银行账号，更不能证明吉建军已经用于购买涉案房屋。
本院认为，上诉人吉建军与被上诉人蒋静是基于恋爱关系而将所购买的案涉房屋登记至两人名下，案涉房屋的房地产登记簿权属登记为共同共有，但蒋静与吉建军双方均称就各自享有案涉房屋的份额并无约定，鉴于两人已经分手，蒋静与吉建军共同共有案涉房屋的基础已经丧失，蒋静要求确认蒋静与吉建军对案涉房屋各自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至于蒋静与吉建军各自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为多少，因双方并无约定，故应当按照双方购买案涉房屋的出资比例确定各自享有的份额。据此，本案案由应为共有权纠纷，原审将本案案由定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原审法院对蒋静与吉建军就案涉房屋出资按照定金20000元、首期款154000元、按揭贷款406000元三笔款项进行审查并确定双方的出资比例，本院再结合吉建军的上诉意见，分析如下：
关于定金20000元，原审认定为吉建军一人出资，因蒋静对原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本院对原审该认定予以确认。
关于首期款154000元，原审对其中的66900元认定为吉建军出资，因蒋静对原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余下的87100元，该款项经由“蒋静上述银行账户”支付给卖房人，吉建军在本案中称其中的60000元是广州市搏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6日与“河南省中原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的签约代表“赵沫婕”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授课费用，应为吉建军的出资，并在二审中提交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审查吉建军二审提交的该收款收据，只有吉建军一人签名，没有合同相对方的另一方的确认，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合同及吉建军一人签名的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吉建军所主张的该60000元为其出资的事实，原审根据双方的诉辩陈述、提交的证据，对余下的87100元作出的确实无法详细区分各笔款项到底属于蒋静个人私款还是广州市博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款并根据公平原则，认定该87100元的出资比例为蒋静和吉建军各占50%，即各为4355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吉建军二审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按揭贷款406000元，吉建军和蒋静共同与银行签订按揭合同，是按揭贷款的共同借款人，且现有证据并无显示双方就借款比例进行约定，因此，无论哪一方实际支付的按揭款多，均不影响双方为按揭贷款的共同借款人，故应认定吉建军与蒋静对按揭款406000元各占50%。至于双方实际支付的按揭款多少，属于双方的借贷关系，双方可另行协商或另行主张处理，本院不予调处。原审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吉建军二审主张其实际支付的按揭款多而应占有相应的产权份额，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吉建军上诉理据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432元，由上诉人吉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国庆
审 判 员 李 民
代理审判员 姚伟华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 坤
颜玉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