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张中民终字第77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战启，系该公司董事长。
组织机构代码：55631836-4。
委托代理人杜泓违，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康阳，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志平，男，汉族，1971年2月4日出生，甘肃省临泽县人。
委托代理人梁顺伟，北京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志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泽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泓违、王康阳、被上诉人王志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梁顺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10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约定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原告王志平在甘肃省临泽县落实玉米种子新安5号的制种基地，并组织实施该批玉米杂交种子的生产，被告给原告出具了种子生产委托书和被告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落实新安5号制种面积460亩，预计单产300公斤，预计总产13800公斤，若由于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种子平均亩产低于300公斤，被告同意按每亩2350元的保底价向原告结算玉米价款，并另付给原告每公斤代繁费1.50元；若种子平均亩产高于300公斤，被告同意按每亩2350元保底价向原告结算，并按实际产量另付原告代繁费每公斤1.6元；代繁费包括原告生产管理费、村社干部服务费、隔离区补偿费、晾晒、脱粒加工费等；被告向原告提供制种所需的亲本种子，并运送至原告所在地，运费由被告承担，亲本种子款由原告承担，若播种后，亲本种子有剩余，原告必须在播种结束后30日内按照被告提供的地点退还给被告，并承担相应的运费；被告向原告提供制种技术方案，并在播种、去杂、去雄、收获晾晒、加工等关键性环节派驻技术人员指导；被告必须按期全部收购原告生产的质量合格的种子；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包装种子，包装袋及相应的运输费用由被告承担，种子精选加工包装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应按照原告的通知及时验货、提货，被告应于2014年11月20前付清90%的种子款及应承担的费用，并提取完毕所有的种子；原告若未按照被告提供的制种技术方案操作导致经济损失，按照预付款的2倍向被告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被告给原告按照每亩400元的标准预付农户前期借款，460亩共计预付借款184000元，并运送给原告价值21600元的亲本种子。原告接受委托后，在临泽县倪家营镇马郡村落实制种面积442.78亩，由被告的技术人员汪承琢签字确认，原告安排农户在被告技术人员汪承琢的指导下种植玉米新安5号。秋收后，原告共计为被告收购、精选种子80576.5公斤，并于2014年10月20日双方委托北京豪赛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新安5号种子纯度予以检测为合格。2014年12月19日，原告王志平作为发货人，借用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植物检疫证，以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货单位，发送的货物名称为玉米种子（阳光98），实际将收获的新安5号玉米种子80576.5公斤装运至被告处，被告接收了玉米种子并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运费。因被告未结算清种子款，原告自筹资金，按照439.4亩制种面积，以2350元的亩保价，给临泽县倪家营镇马郡村结算了种子款等费用，现原被告因种子款的结算发生争议，诉讼至法院要求处理。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在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因违约给双方造成的损失额。围绕争议的焦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一、被告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种子生产委托书》和《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以证明2014年被告委托原告在临泽县落实新安5号杂交种子的基地和种植工作，被告应按照每亩2350元的保底价结算种子款，按照每公斤1.5元的价格支付代繁费；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按照2350元结算玉米款的前提是，在亩产不足300公斤的情况下，遇到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时，才按照2350元的亩保价结算种子款，但2014年张掖市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更没有出现不可抗力情形，在此情况下按照2350元计算玉米价款，没有合同依据。二、面积丈量表，2014年马郡村二社农作物种植面积表、2014年马郡村一社农作物种植面积表、马郡村2014-5亲本发放表，以证明原告为被告落实制种面积为442.78亩，被告的技术人员汪承琢予以签字确认；经质证，被告认为面积丈量表上汪承琢的签字，是汪承琢在原告的要求下补签的，就没有进行实地测量面积，对其他证据因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不认可。三、2014年马郡村与王志平玉米结算单、汇款单据凭证9份、2014年马郡村一社制种玉米款发放表2页、2014年马郡村二社制种玉米款发放表3页，以证明原告王志平与马郡村结算玉米款时，按照439.4亩结算种子款1032590元，已经支付97万元，目前还欠马郡村制种款56036.5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本组证据的发放单系复印件，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向农户发放了制种款，即使发放了制种款，原告也不能以发放的数额向被告主张结算制种款，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四、发货清单、货运配载信息服务中介合同、货运司机驾驶证复印件两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发运并交付种子80576.5公斤，经质证，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五、关于甘肃基地新安5号玉米制种结算的请示报告，以证明原告给被告交付的种子为新安5号，种子总量为80576.5公斤，结算的种子款为103.87万元，经质证，被告认为证据不是原件，不予认可。六、新安5号作业指导书，以证明2014年原告生产的品种为新安5号，技术规程由被告制定、提供；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七、新安5号审定公告，以证明该品种感南方锈病（病级7级），被告在制种前没有在制种技术规程中特别说明；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材料系从百度上搜索的，不准确。八、甘肃制种工作总结，邮件页面打印件及网页打开、邮件下载打印过程录像，以证明新安5号产量低的原因是低温阴雨天气偏多，光照、积温不足，新安5号母本自交系抗性差，锈病发生严重。经质证，被告认为没有进行公证，不予认可。九、检验报告，以证明被告联系并邮寄繁殖材料由北京豪赛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检测结论为新安5号纯度合格，检测费由原告缴纳。经质证，被告认为该检测报告是原告送检的，不是被告送检的，不予认可。十、新疆神州种业有限公司《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以证明涉案的新安5号已经在新疆办理了生产许可证，被告向原告提供该证时，明确告知原告无需在甘肃重复办理新安5号的生产许可证，可以借用新疆的许可证顺利实现甘肃新安5号的销售。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许可证属实，但并不意味着在甘肃不办理生产许可证，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十一、2014年新安5号收获后果穗照片7张、叶片照片4张，种子样品袋照片2张，以证实新安5号棒子短小，但粒子饱满，叶片照片证明种子生产时发生了严重的锈病，样品袋照片证明原告和被告的技术人员汪承琢共同封存了种子样品，并签字确认；经质证，被告认为果穗照片不能证明是涉案品种，叶片照片不能证明发生了严重的锈病，样品袋照片是原告和汪承琢共同封存的，但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的种子就是样品。十二、2014年3月11日，被告给原告提交的48件新安5号的植物检疫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文件，以证实办理产地植物检疫证，需要被告提供新安5号的父本和母本的检疫证，而被告提交了48袋新安5号的检疫证，没有提交新安5号的父母本检疫证，导致原告无法办理新安5号在甘肃临泽的植物检疫证，同时也证明被告在新疆也种植新安5号；经质证，被告认为该检疫证是被告提供给原告的，但根据法律规定，办理检疫证不需要父母本检疫证，只需要产地检疫并出具检疫证即可。十三、原告王志平到被告处索要种子款时的差旅费票据、编制袋票据、检测费票据，以证明原告的差旅费为19636.50元，包衣费1900元，编织袋费用为2560元，质量检测费为150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上述费用，根据合同约定不应由被告承担。十四，证人李宏东出庭作证，证实了原告为给被告运送新安5号，因没有新安5号的检疫证，就借用临泽禾丰公司的阳光98检疫证，发送了新安5号；经质证原被告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法庭予以采信。
被告围绕争议的焦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一、《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双方约定，预计单产为300公斤，在出现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亩产低于300公斤结算价款的方式，在没有出现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原告应该向被告交纳300公斤以上的种子；其次证明，原告负责提供种子的植物检疫证；而原告在没有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纳13800公斤种子，也不提供植物检疫证，构成违约；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属实，但合同约定的是预计，根据实际情况，2014年张掖地区阴雨连绵，种子锈病严重，被告的工作人员是认可的，产量低于300公斤，按照保底价格每亩2350元结算种子款，符合合同约定。二、张掖农业信息网截图，证明2014年张掖市未出现影响玉米种子产量的自然灾害等情形，制种玉米的平均亩产达430公斤左右，原告提交的种子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亩产300公斤，构成违约；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签订合同时双方只是预计了产量，在临泽土地上，有的种子产量达到1400公斤，有的只有产量16公斤，而本案涉及的种子产量为亩产180公斤，被告的技术人员汪承琢认可的。三、提交证人汪承琢、党云岳、吴子兵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制种面积丈量表上汪承琢的签字是事后应原告的要求补签的，原告王志平不提供制种农户花名册和分户合同，导致种子的生产许可证不能办理，2014年该品种的产量在650公斤以上；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明材料证明的内容不证实，不予认可。四、植物检疫证两份，以证明调运的种子是临泽禾丰公司生产的阳光98，如果不是阳光98，说明原告没有提供植物检疫证，构成根本违约；经质证，原告认为借用临泽禾公司的检疫证的目的是，运送种子时不被查处，没有该品种的植物检疫证，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亲本的检疫证，导致原告不能办理该植物检疫证。五、证据登记保存清单，以证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于2015年6月19日对原告发运的该批种子，以涉嫌购进侵权种子为由，予以证据登记保全，并规定在保存期间不得使用、销售、转移、毁损，导致该批种子不得销售，给被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经质证，原告认为，蚌埠市淮上区农林委员会属于党的机构，不是行政执法部门，无权对任何单位的财产进行查封，原告于2014年12月19日发运给被告的种子是新安5号，是白粒子的，被告也知情，被证据保全的种子不是原告发运给被告的新安5号，不存在侵权问题。六、出库单复印件和运费报销单及发票，证实被告给原告发运了价值21600元的亲本种子，承担了2142元的运费；经质证，原告认为出库单系复印件，且看不清楚，无法确认真实性，根据合同约定，运费应该由被告承担。七、客户回单复印件，证明被告给原告预付184000元种子款，经质证，原告无异议，予以采信。八、被告给原告雇佣的司机支付运费报批凭证复印件，司机驾驶证复印件、中介合同复印件和客户回执复印件，以证实被告支付运费43511元；经质证，原告认为，按照合同约定，运费应是被告承担的，与原告无关。九、种子销售合同复印件三份，以证实新安5号的销售价格，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交纳138000公斤种子，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为120.06万元；经质证，原告认为，根据该三份合同复印件，被告没有提交买受人给被告支付种子款的凭证，合同是否生效不能确定，被告已经收到原告培制的新安5号种子，不存在无法销售的问题。
法庭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审查后认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第一组、第四组、第十组、第十二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该四组证据能证明被告单位的经营范围等基本情况以及原被告签订委托生产合同的内容，原告通过中介机构联系司机给被告发运种子的情况及种子的数量，被告给原告提供了新疆神州种业有限公司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48袋新安5号杂交种的植物检疫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文件证明亲本来源必须提交检疫证明及相关程序要求，对上述证据材料，法庭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二、三组证据证实的制种面积得到了被告技术人员汪承琢的签字确认，亲本发放情况有农户的签字确认，在发放制种款时，最终以439.4亩和村委会结算种子款，并附有付款凭证和发放表，法庭根据委托合同的特点，以439.4亩确认制种面积，并认定原告已经垫付种子款的事实。原告提交的第五、六、七、八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技术人员汪承琢对2014年甘肃临泽的制种基地进行总结，证明了在种植过程中严格按照作业标准作业，分析了产量低的原因是持续低温阴雨天气和锈病严重造成的，与第五组证据证明的产量低的原因相互吻合，对上述证据材料，法庭均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九组证据，证明原告培植的新安5号纯度合格，被告无相反证据反驳，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十一组证据，证明了原告和被告技术人员汪承琢在2014年10月10日封存了种子样品，在生产过程中玉米锈病严重及种子的外观情况，与上述第五、八组证据证明的锈病严重相互印证，被告虽否认，但无相反证据反驳，法庭对上述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十三组证据，证明了向被告索要种子款时产生的费用，其中2014年11月5日至9日，产生交通费893.50元，住宿费176元，误工费以2015年甘肃省颁布的从事农业人员的日平均工资87.53元计算，以原告起诉的5天计算为437.65元，合计1507.15元；2014年12月8日至12月14日，产生交通费911.50元，误工费以原告主张的5天计算为437.65元，合计1349.15元；2015年1月10日至1月27日，2月6日，产生交通费672.50元，住宿费1444元，误工费以原告主张的27天计算为2363.31元，合计4479.81元；2015年3月2日、3月30日、4月5日至6日，产生交通费704元，住宿费3月3日至3月30日产生2406元，4月1日至6日产生住宿528元（6天x88元），误工费以原告主张的34天计算为2976元，合计6614元；以上费用总计13950.11元。编织袋费用以票据计算为2560元，检测费凭票计算为1500元。被告向法庭提交的第一组、四组、七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来源合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虽然真实，但只是计算了张掖市范围内制种的平均亩产，不能证明涉案新安5号的亩产，且新安5号在临泽产量低的原因，已经被告的工作人员分析确认，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确定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不能证明被登记保存的种子就是原告生产的新安5号，且原告将该批种子运送到被告处时，被告接受了种子，支付了运费，在没有证据证明种子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可视为验收合格，不存在购进侵权种子的涉嫌，故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交的第六组、第八组证据，因被告确实给原告提供了亲本种子，并运送到原告所在地，原告也收到了亲本种子，并给农户进行发放，根据原告提交的亲本种子发放表证明的情况看，就发放的母本和父本的总量，和该组证据基本吻合；其次，原告指派的司机已将培植的种子交付给了被告，第八组证据能相互证明运费的支付情况，符合该案实际，故对该两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第九组证据，没有其他证据补强印证，不能作为认定被告损失的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报酬。本案中，原被告签订了《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在甘肃临泽发展新安5号的制种基地，并在种植过程中派驻技术人员从播种到加工环节进行指导，由被告支付原告代繁费，制种的整个过程有被告的技术人员参与指导，原告为完成被告的委托事务而付出的劳动，实为原告处理被告委托的事务，与制种回收合同的特征不符，故双方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应予以保护。从合同的整个履行情况看，原告在落实制种面积，组织农户种植新安5号种子时，由被告的技术人员汪承琢按照技术规程指导农户作业，在受到持续阴雨天气和积温不足、农作物锈病的影响下，收获新安5号种子80576.5公斤，经双方封存种子样品检测种子纯度合格后，交付给被告，在被告无证据证明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可视为合格种子，原告已严格按约履行了受托人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辩解原告没有提供制种农户名单和与农户的分户合同，导致被告没有办法办理临泽基地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使得种子无法销售，做报废处理，原告违约的理由，根据《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无需提交制种农户名单和分户合同，被告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辩解，按照合同约定，应由原告提供产地《植物检疫证》，因原告没有提供检疫证，导致被告购进了侵权种子，该批种子被相关部门查处，原告存在严重违法行为，根本违约；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省间调运种子，被告需配合提供检疫要求和亲本种子的检疫证等相关材料，才能在调出单位所在地办理产地植物检疫证，在被告不配合原告办理检疫证的情况下，原告借用其他单位其他种子的检疫证发运涉案种子至被告处，被告接受并保管了种子，并未改变种子的性质，原告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辩解，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付138000公斤种子，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造成种子产量低的原因系长期阴雨天气和在制种过程中出现农作物锈病，实属自然灾害所致；其次，原告提交的证据和被告技术人员及生产部均证实，仅收获了种子80576.5公斤，被告无证据证实原告交付的种子数量与实际生产的种子数量不相符，因而不能认定原告有私藏或私售等情形；故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按照交付种子的数量来结算种子款，也没有约定在不存在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亩产低于300公斤的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种子平均亩产高于300公斤，按照2350元亩保价结算，则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在被告技术人员指导种植下，平均亩产低于300公斤的情况下，也应按2350元结算种子款，可体现公平原则，且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产量减产，涉案种子款按照亩产2350元的保底价结算，符合合同约定。合同约定亲本种子的运费由被告承担，亲本种子款由原告承担，剩余的亲本种子，原告必须在播种结束后30日内退还被告，并承担运费，制种收获后，包装袋及相应的运费由被告承担，种子精选加工包装费由原告承担；依此约定，被告应承担原告包装种子的编制袋费用、检测费用及运费，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代繁费；原告应承担亲本种子款、包衣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之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没有按期支付原告种子款，导致原告垫资支付农户的制种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并承担原告实现合同之债的必要费用。由于原告王志平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被告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庭对涉案的证据进行了分析认定，对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及造成的损失进行认定，对责任的承担予以划分，案经合议庭评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志平制种款1032590元（439.4亩×2350元），扣除被告已预付的184000元，亲本种子款21600元外，再支付826990元；二、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志平代繁费120864.75元，赔偿编织袋费用2560元，质量检测费1500元，差旅费13950.11元，合计138874.86元；三、驳回反诉原告（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合计965864.86元，限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3827元，由原告王志平承担1000元，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12827元，案件保全费4920元，由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689元，由反诉原告（被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宣判后，一审原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将本案案件性质及案由确认为委托合同纠纷错误。本案中的合同虽然名为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但其合同内容完全符合种植回收合同的特征，因此，本案涉案合同应为种植回收合同，案由应为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情形显属错误。1、合同明确约定，只有在出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情形下，单产低于300公斤时，才能以每亩2350元的价格计算种子回收价款。一审时，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度张掖市所属玉米制种基地未发生影响制种产量的自然灾害，平均制种亩产高达430公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存在自然灾害导致减产，依约应当按照每亩2350元的价格结算价款的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的300公斤单产交付种子应构成违约；2、根据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必须提供制种基地的位置、生产面积等制种基地的基本情况。而农户名单、分户合同正是确认上述基地基本情况的必要材料，本案被上诉人不提供农户名单、分户合同，导致无法确认基地位置、制种面积，以致无法办理生产许可证，被上诉人构成违约；3、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植物检疫证》构成根本违约。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种植面积为442.78亩无确实充分的依据，且本案被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其无权以任何形式主张价款及损失；四、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是委托合同还是种植回收合同，即本案的案由问题；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单方违约还是双方违约的问题。
一、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系委托合同，上诉人主张系种植回收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而种植回收合同是指一方提供技术指导或者种苗产品（种子），另一方负责种植，成品由提供技术方回收的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王志平为上诉人落实新安5号制种面积460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制种所需的亲本种子，亲本种子款由被上诉人承担，并按上诉人提供的制种技术方案进行田间作业管理，收获后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包装并将玉米种子交付上诉人，上诉人以协议的价格回收并结算。双方在签订合同后，由上诉人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由被上诉人王志平负责种植，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不属于委托合同，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为种植回收合同关系更能准确定性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诉争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关于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条“?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第二十二条“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注明生产种子的品种、地点和有效期限等项目。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本案上诉人作为制种企业，没有办理临泽基地的种子生产许可证，即与被上诉人签订《玉米杂交种子委托生产合同》，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上诉人未依法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导致双方签订的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上诉人应负责赔偿本案中因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合同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合同是因主体资质违法而无效，但合同已实际履行，因此，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种子价款及相应费用。根据双方的约定，种子价款是以亩保价结算。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交付的种子单产低于300公斤，而合同中明确约定，只有在出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情形下，单产低于300公斤时，才能以每亩2350元的价格计算种子回收价款。由于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按照交付种子的数量来结算种子款，也没有约定在不存在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亩产低于300公斤的结算方式，且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亩产低于300公斤的原因是被上诉人未按上诉人提供的制种技术方案进行田间作业管理所致，或是其他人为因素形成，加之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制种过程中出现农作物锈病是造成种子产量低的原因之一，同时上诉人亦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交付的种子数量与实际生产的种子数量不相符，以及被上诉人有私藏或私售所生产的种子等情形，因此，本院依法认定涉案种子款按照亩产2350元的保底价结算。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的种植面积为442.78亩无确实充分依据的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面积丈量表，2014年马郡村二社农作物种植面积表、2014年马郡村一社农作物种植面积表、马郡村2014-5亲本发放表以及2014年马郡村一社制种玉米款发放表2页、2014年马郡村二社制种玉米款发放表3页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的制种面积得到了上诉人技术人员汪承琢的签字确认，亲本发放情况有农户的签字确认，在发放制种款时，最终以439.4亩和村委会结算种子款，并附有付款凭证和发放表，因此，一审以439.4亩确认制种面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虽对被上诉人的具体制种面积提出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印证，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516元，由上诉人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胡宏睿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赖煜娴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