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邬利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彭佳波，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魏乐，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余敬因治安管理（治安）行政撤销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0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余敬于2014年10月20日到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点上访，不听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对其作出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
江岸公安分局原审举证如下：1、受案登记表，证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受理行政案件；2、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4、到案经过；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6、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8、询问笔录（2014年10月21日），证据1—8证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相应程序，对余敬作出的被诉处罚行为合法；9、余敬居住证明，证明余敬居住地在江岸公安分局辖区，江岸公安分局对案件享有管辖权；10、余敬身份证明，证明余敬的身份情况；11、北京市公安局对余敬的训诫书（2014年10月20日）；12、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13、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物证照片；14、北京市公安局传唤证；15、北京市公安局扣押决定书；16、北京市公安局拘留证；17、北京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18、北京市公安局对余敬的询问笔录，证据11-18证明余敬的违法事实。
余敬诉称：其系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村六巷25号居民，2009年12月28日、2010年1月6日、3月5日，余敬的房屋遭断水断电、砸门砸锁及强拆门窗，8月4日该房屋被夷为平地，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不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法定职责，余敬无奈上访。2014年10月21日，余敬在北京被押回，江岸公安分局当天即对余敬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余敬作出训诫书进行教育，但没有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办理“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的手续，江岸公安分局对余敬作出行政处罚系滥用职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江岸公安分局不可能在三个小时内完成整个办案程序，其办案程序严重违法。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和对余敬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余敬并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事实，江岸公安分局对余敬作出处罚决定，指控余敬“不听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社会秩序”不能成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余敬起诉请求：撤销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向余敬赔礼道歉，余敬保留向江岸公安分局索取伤害赔偿的权利。
余敬原审举证如下：1、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余敬已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过，江岸公安分局又对其做出行政处罚，属于一事二罚；2、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一拘解字（2014）4827号），证明江岸公安分局作出处罚决定并已经执行完毕。
江岸公安分局辩称：2014年10月20日13时52分时许，余敬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余敬还曾于2014年3月11日15时许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国政法大学东门西土城公园内伙同他人采取打横幅的方式寻衅滋事，于次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拘留，并于同年4月18日被取保候审。余敬因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扰乱了公共秩序，2014年10月21日，该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余敬违法事实有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询问笔录、训诫书等证据证实，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经庭审质证：余敬对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为案件来源等内容填写不全，没有派出所移交的证据，只有训诫书，该证据没有证明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北京市公安机关并未向江岸公安分局移交案件，江岸公安分局对余敬作出处罚没有依据；对证据3-7，是江岸公安分局办案流程，余敬未见到以上文书也未签字，处罚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示证件，只有一个人进行询问；对证据8，制作询问笔录时只有一个人，从该笔录中不能得出余敬有违法事实的结论，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9、10无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训诫书不是行政案件立案的依据，只是一种教育的方式，不是行政处罚的案件；对证据12-18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是2014年3月余敬在北京的案件，与本案的行政处罚无关，没有证明力。
经庭审质证：江岸公安分局对余敬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证明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合法；对证据2无异议，证明余敬处罚届满后，对余敬解除拘留。
原审法院对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十八项证据均真实、合法，能够证明2014年10月20日余敬因进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余敬次日回武汉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其进行询问调查，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于2014年10月21日依法向余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余敬虽对证据1、3、4、5、6、7、8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证。
原审法院对余敬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能够证明江岸公安分局对其进行处罚所认定的事实和处罚内容。证据2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余敬被行政拘留的时间。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敬系武汉市江岸区辖区居民，居住地为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绿色新都201栋2单元801室。余敬因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于2014年10月20日到北京市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次日，余敬被送回武汉，江岸公安分局石桥派出所即依法对其进行口头传唤并询问调查。经调查，江岸公安分局认为余敬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点上访，不听劝阻，其上访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了余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2014年10月21日，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向余敬作出并送达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江岸公安分局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余敬因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进京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案件负责并享有管辖权。中南海并非信访接待场所，余敬因个人诉求多次到北京市上访后又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扰乱了中南海的公共秩序。江岸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对余敬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训诫系一种批评教育处理方式，不具有制裁性和惩罚性，不属于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对余敬进行训诫后江岸公安分局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余敬要求撤销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对其进行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余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送达费人民币20元，合计人民币70元由余敬负担。
余敬上诉请求：1、撤销（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037号行政判决，2、撤销岸公（后）行决字（2014）27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江岸公安分局向余敬赔礼道歉，赔偿其人身伤害费用。
事实与理由：江岸公安分局是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江岸公安分局对北京的治安管理工作没有管辖权，其对余敬到北京上访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超越其治安管理工作范围的违法行为。江岸公安分局持来源不合法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的规定。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2014年3月11日的《到案经过》等八份证据，证明北京相关公安机关负责的治安管理工作，由北京当地公安机关行使管辖权，江岸公安分局对余敬在北京的行为没有管辖权，该相关《到案经过》等也不是本案的证据。
原审判决没有查明余敬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及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证据。江岸公安分局所举十八项证据，其中有八份不是本案北京处罚的证据。江岸公安分局指控余敬在“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点上访，不听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社会秩序”，《受案登记表》中没有报案人，没有注明接报民警史立从哪里接报及移交的文书等证据。江岸公安分局对余敬询问时没有府右街派出所的配合。余敬从国家信访局马家楼救济中心回武汉，整个案没有移交和配合。“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地点”不能说明余敬违法的具体地点、手段、情节等，不能以此指控余敬违法。
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原审判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应予撤销。
江岸公安分局同原审答辩意见相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余敬对江岸公安分局一审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训诫书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2至18关联性有异议。
江岸公安分局对余敬一审提供的证据没有新的质证意见。
余敬对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训诫书一审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综合审查后认为：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训诫书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予以采信；余敬认为证据12至18无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江岸公安分局证据12至18可以证明余敬违法行为情节，予以采信。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十八项证据均真实、合法，能够证明2014年10月20日，余敬因进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依法进行训诫，余敬次日回武汉后，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其进行询问调查，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于2014年10月21日依法向余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行政处罚的管辖属地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国务院公安部依据法律的授权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属地管辖依据。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江岸公安分局作为余敬居住地所在地公安机关，有权对余敬相关违法行为行使管辖权，余敬上诉认为其行为发生在北京，应由北京公安机关管辖，江岸公安分局无权管辖之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江岸公安分局提供的《受案登记表》详细记录了案件移送单位、移送人、联系方式及接报民警、接报时间、接报地点，江岸公安分局提供的到案经过说明了对余敬的查获经过、《训诫书》等证据的来源。余敬上诉认为江岸公安分局提供的《训诫书》没有合法来源不符合事实。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将余敬相关治安案件移交江岸公安分局管辖，提供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证明，2014年10月20日13时52分时许，余敬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余敬违法时间、地点、行为、性质清楚，中南海并非信访接待场所，余敬因个人诉求多次到北京市上访后又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扰乱了中南海的公共秩序。江岸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对余敬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反之亦然。世上没有没有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没有义务的权利。公民可以放弃权利，却不能放弃义务。宪法法律规定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可以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可以表达其个人的合理诉求，但公民必须依法行使其民主权利，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构成违法。余敬至非法定部门、地区信访，违反了《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提出的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之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敬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怡江
审判员 程敬华
审判员 曾文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