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33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河宝玩具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西村，组织机构代码61764709-0。法定代表人：洪志远。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迎星，广东泰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枚娟，女，汉族，1973年10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杰龙，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河宝玩具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宝玩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枚娟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河宝玩具公司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7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佛山市南海河宝玩具厂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5年9月份工资5000元予被告汪枚娟；二、原告佛山市南海河宝玩具厂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0000元予被告汪枚娟；三、驳回原告佛山市南海河宝玩具厂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上诉人河宝玩具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一、汪枚娟2005年9月入职河宝玩具公司，从事绣花工作，2009年3月汪枚娟到安徽宝利马婴儿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马公司）工作，2013年9月又到安徽省庐江县雅置玩具有限公司（雅置公司）工作直至2015年9月。由此可知，汪枚娟自2009年3月份起就不是河宝玩具公司的员工，上面二间公司均不是河宝玩具公司控股的关联企业。二、关于发放工资，证人何某已讲明自2013年9月起汪枚娟的工资由雅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发放，另证人杨某1证明三间企业均为独立核算。三、关于社保，相关证据均证实汪枚娟是主动挂靠河宝玩具公司代买社保。综上，原审法院将汪枚娟在三个不同法人公司的工作年限全部归入第一个法人公司是显然的错误，另外汪枚娟关于拖欠工资的诉求应向安徽省庐江县劳动部门处理，属于法定的管辖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河宝玩具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请求：1.河宝玩具公司不需向汪枚娟支付2015年9月份工资5000元。2.河宝玩具公司不需向汪枚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55000元。针对上诉人河宝玩具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汪枚娟答辩称：1.河宝玩具公司及宝利马公司、雅置公司实际上是关联公司，其中宝利马公司及河宝玩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洪志远，而且三家公司均是从事玩具行业，且从本案的仲裁阶段由河宝玩具公司申请的证人何某的证言中可以明确知悉其三家公司存在必然关联性。2.从证人何某的证言可知，汪枚娟去安徽工作是受到河宝玩具公司法定代表人指派、安排的。而且工作期间其工资也是由河宝玩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志远委托何某、杨某2予以发放。也就是说，汪枚娟与河宝玩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并未因为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发生解除。3.河宝玩具公司在本案仲裁阶段提交的代买社保的相关收据完全是可以由其以及关联公司进行制作的，是否是实际发生也无法辨认，而且三个不同的法人公司均有不同的财务核算，那么为何汪枚娟去安徽工作几年，仍要远在广东的河宝玩具公司为其购买社保，而其余两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不为其购买社保？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二审期间，河宝玩具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工资发放记录一张，拟证明汪枚娟的工资是雅置公司的法人杨某2发放。证据二雅置公司营业执照一份、雅置公司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拟证明雅置公司是真实存在的。针对河宝玩具公司提交的上述意见，被上诉人汪枚娟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工资发放记录上的汪枚娟的签名，我方予以确认，因此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从其原件中可以分析，该份工资签收记录是否雅置公司所出具的，这是无法辨认的，既没有加盖公章，其作为一个独立法人公司，发放工资也没有通过公帐，即便发放现金，也没有加盖公章或财务章，是无法认定为雅置公司对工人工资的发放，即使真是雅置公司发放的，也只能证明是代发放的。另外，从原件中可以看出，在2013年之前是没有任何记录的，也就是说，本案的证人何某所述的证言是事实，汪枚娟从2013年9月受公司的安排去到雅置玩具厂工作时，工资仍是由何某发放的，但因何某在2014年2月份受公司的指派返回河宝玩具公司处工作，因此工资的代发放才转移至雅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另外，在该份工资单中也显示，刘建（刘健）其实是刘亚建，该人实际上是汪枚娟的丈夫，是与河宝玩具公司一同前往安徽工作的，刘建在2016年从安徽返回广东时，仍继续回到河宝玩具公司处工作。这一系列事实就足以证明河宝玩具公司及宝利马公司、雅置公司三家公司存在明显关联性，而汪枚娟在安徽工作期间，工资一直是由河宝玩具公司发放的，杨某2发放工资的行为也只是受到河宝玩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指示代发放的。对证据二营业执照、税务事项通知书、公司信息的网络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也证明雅置公司是从事玩具行业的，而且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也说明了一家独立的法人主体通常具备财务等相关人员的配置，那么为何员工的工资不通过公帐转账发放，而由其法定代表人通过现金或者其他方式发放，这是明显不正常的。另外，作为一家独立的法人公司，完全有资格向劳动局申请购买社保，假若汪枚娟是其员工的话，为何不帮汪枚娟办理社保转移手续，而要其他公司代买社保，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二审期间，河宝玩具公司申请雅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出庭作证。证人杨某2第一次出庭作证的证言：我证明汪枚娟在雅置公司上过两年班，从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我叫汪枚娟和他丈夫过来帮忙的。因为我的是新厂，不太懂所以叫她帮忙。我不清楚她在宝利马公司的工资是多少，我给她的工资是4000元，2015年的时候我跟她说过给她加500元。2015年9月雅置公司没做了，汪枚娟就回广州了。后来宝利马公司２０１５年也没做了。汪枚娟是广东人，她说要在广东买社保，我们就叫了洪志远帮她买社保，她说在安徽买社保是报销不了，为了方便她就医，我们就叫洪志远为她买社保。帮汪枚娟购买社保的钱都是转给河宝玩具公司的财务会计杨某1，有银行流水账作为凭证。汪枚娟是做管理人员，管理电子绣花，平时负责看着工人生产，负责质量问题，工资发放记录中2015年1月-3月汪枚娟签收了5000元，这是给她的补贴。汪枚娟对证人杨某2第一次出庭作证证言的质证意见：根据证人的陈述可以发现，其陈述被上诉人汪枚娟的配偶刘亚建也在其工厂工作，且是同年同月进入其工厂的，从其提交的工资签收记录中可以看出，工资也是相同的，但是仲裁阶段何某的证言，明确显示刘亚建是跟汪枚娟、何某一同前往安徽上班的，在该段期间刘亚建及汪枚娟的工资也是由何某发放的，刘亚建在2015年9月26日之后回到了河宝玩具公司工作，工资由上诉人的财务发放，由此明显看出证人杨某2的证言是存在一定问题，刘亚建和河宝玩具公司并非杨某2招揽过去的人，真正的原因是刘亚建、汪枚娟都是由河宝玩具公司安排过去雅置公司工作的。而且其所提交的工资单中并未出现何某的工资，而何某也是跟随汪枚娟、刘亚建一起工作，仅仅是因为2014年2月调回了广东，而从工资里面也可以看出2015年1月至3月是5000元/月，而证人所述其在2015年提升了汪枚娟的工资500元，其工资应该为4500元，多出的500元其陈述为补贴，那么该份工资清单，在其工作的一年多期间内并未出现任何补贴，这是明显不合理的。因此其证言我方请法庭予以慎重考虑，应与上诉人的厂长何某的证言为准。证人杨某2第二次出庭作证的证言：在河宝玩具公司之前我做个体户，开过饭店。饭店不好做，所以我就结业不做了。大概是2007年去应聘河宝玩具公司进去做采购工作的。河宝玩具公司的工资刚去的时候是1500元，两个月后加了工资，到我离开的时候大概给我3000元左右。宝利马玩具公司做了5年，我到了安徽宝利马公司，宝利马公司跟河宝玩具公司是一个老板，其实就是河宝玩具公司要我去安徽的。2013年我开了雅置公司。大概要50多万元，我向我姐杨美珺借了35万元。向我三姐杨金容借了3万元。然后自己卖了房子，得了20几万元。2013年开的雅置公司。那时候宝利马公司打算不做了，我也没有事情做了，宝利马公司的副总叫“符总”的，连同当时宝利马公司的司机、一个组长，三个人在外边另外开了一家玩具厂，是买了宝利马公司的二手机械。我就跟那个副总把宝利马公司拆分来做。然后我也是在宝利马公司买了二手的机械，开办雅置玩具厂。我当时没有准备想开雅置公司，因为我只是做采购的，很多当时很多同事，比如组长之类的，说我可以接下来继续做。就是宝利马公司的人支持我做的，宝利马公司的张小建、张海燕、周向华、黄秋微、莫爱群、宛秀芳、施小燕都跟着我到了雅置公司。汪枚娟是我找来的，因为刘亚建、汪枚娟不愿意把社保转到安徽去，刘亚建、汪枚娟让河宝玩具公司代买社保。我将代买社保的钱转给河宝玩具公司的杨某1。被上诉人汪枚娟对杨某2第二次作证证言的质证意见：杨某2提供的资料不能证明汪枚娟有要求雅置公司不为其购买社保，而是由河宝玩具公司代其购买社保。雅置公司在安徽，河宝厂在广东，两者之间关于社保的费用的支出、收入应该是有相关银行转账凭证，不可能由安徽给一部分现金给广东。本院对二审期间上诉人河宝玩具公司提交的证据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言综合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被上诉人汪枚娟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亦确认其真实性。但证据一工资签收记录只是在记录本封面上手写“雅置玩具厂”，没有雅置公司加盖公章或财务章，也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相佐证，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雅置公司是向工人发放工资，即不能证明汪枚娟的工资是雅置公司的杨某2发放的。故本院对予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被上诉人汪枚娟确认其真实性，本院经核对，亦确认雅置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事项通知书真实性，因此，本院确认雅置公司是真实存在的。对于证人杨某2的两次证言，其中，关于汪枚娟、刘亚健的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证言与河宝玩具公司另外两个证人的证言相矛盾，而杨某2亦无其它的证据材料对其的陈述进行佐证，故本院对杨某2这部分的证言不予采信。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汪枚娟未向本院提交任何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综合双方的诉辩、举证及查明的事实，二审期间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汪枚娟与河宝玩具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二是河宝玩具公司应否向汪枚娟支付2016年9月的工资；三是河宝玩具公司应否向汪枚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一、关于汪枚娟与河宝玩具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问题。河宝玩具公司上诉称汪枚娟2005年9月入职河宝玩具公司，2009年3月汪枚娟到宝利马公司工作，2013年9月又到雅置公司工作直至2015年9月。宝利马公司、雅置公司两公司均不是河宝玩具公司控股的关联企业，由此可知，汪枚娟自2009年3月份起就不是河宝玩具公司的员工。本案中，根据河宝玩具公司证人何某和杨某2的证言反映，何某、杨某2、汪枚娟及其配偶刘亚健等多名河宝玩具公司员工受河宝玩具公司的指派和安排，前往安徽宝利马公司工作。河宝玩具公司与安徽的宝利马公司、雅置公司均从事玩具行业，且河宝公司与宝利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洪志远，雅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2则承认自己是河宝玩具公司指派到宝利马公司工作，后将宝利马公司拆分成立的雅置公司；河宝玩具公司的会计杨某1也反映其曾到过宝利马公司协助整理会计账目；而河宝玩具公司的厂长何某反映其也曾在2009年被洪志远安排至安徽公司工作，其后又在2014年2月由洪志远调回河宝玩具公司工作；但河宝玩具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并未举证证明是汪枚娟自身原因导致其到宝利马公司工作，为此结合何某的陈述，应认定汪枚娟由河宝玩具公司安排至宝利马公司工作的事实。另外，何某反映汪枚娟的配偶刘亚建也是河宝玩具公司的员工，汪枚娟和刘亚建是一同前往安徽两公司上班的，刘亚建在安徽两公司工作至2015年9月26日后回到河宝玩具公司工作，而汪枚娟没有回来；何某称汪枚娟和刘亚建在安徽两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均由其发放，且是由洪志远以现金交给何某本人发放的，直至何某于2014年2月被洪志远调回河宝玩具公司工作。因何某一直是河宝玩具公司的厂长，故可证实汪枚娟在安徽两公司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的工资实际均由河宝玩具公司发放。河宝玩具公司的证人杨某1反映安徽公司有自己的会计人员及财务人员，河宝玩具公司没有通过第三方支付汪枚娟工资；如果汪枚娟确是安徽公司的员工，安徽两公司均有自己的会计和财务，也没有必要委托何某发放汪枚娟的工资，由此也可印证汪枚娟在安徽两公司工作期间何某发放予汪枚娟的工资是代表河宝玩具公司发放的；二审期间河宝玩具公司提交的证据及申请证人杨某2出庭作证，但这些证据均不能否认雅置公司代发汪枚娟的可能性。此外，何某反映刘亚建从安徽回来后就不再由其发放工资，而是由财务发放，因此2016年4月30日和8月26日由何某银行账户转账至刘亚建账户的4764元和4724元确是汪枚娟的工资。最重要的是，河宝玩具公司在其主张汪枚娟已到安徽两公司工作，并已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仍一直不间断地为汪枚娟参加社会保险至2015年7月；河宝玩具公司对此主张是汪枚娟挂靠其公司继续购买社保，但一审期间其无证据证实，二审期间其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亦无法证实这一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解释》第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河宝玩具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合证人何某、杨某1、杨某2的证言及刘亚建的上述情况可知，包括汪枚娟在内的河宝玩具公司的劳动者，均是由河宝玩具公司安排到安徽两公司工作，也是由河宝玩具公司调回来。河宝玩具公司作为汪枚娟最开始入职的用人单位，并未举证证明是汪枚娟自身原因进入安徽两公司工作，而汪枚娟在安徽公司工作的大部分期间以及于2015年9月26日离职后，仍由河宝玩具公司的厂长何某向汪枚娟发放工资，且一直由河宝玩具公司不间断地为汪枚娟参加社会保险，足以证实汪枚娟受河宝玩具公司的指派而外出工作，其与河宝玩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并未因河宝玩具公司安排的工作地点发生变化而变化。综上，本院认定汪枚娟与河宝玩具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5年9月至2015年9月26日。二、关于河宝玩具公司应否向汪枚娟支付2015年9月的工资的问题。河宝玩具公司上诉主张无需否向汪枚娟支付2015年9月的工资。汪枚娟则辩称河宝玩具公司未向其支付2015年9月的工资。本案中，如前所述，汪枚娟在河宝玩具公司工作期限至2015年9月26日，汪枚娟主张河宝玩具公司未向其发放2015年9月份的工资。河宝玩具公司作为汪枚娟的用人单位，对于汪枚娟工资的数额及发放情况负有举证责任，但河宝玩具公司并未对此进行举证，为此本院对汪枚娟主张河宝玩具公司未发放其2015年9月份工资的事实予以采信。因一审诉讼中，汪枚娟主张5000元/月的工资数额与其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相当，河宝玩具公司对仲裁裁决认定的汪枚娟5000元/月的工资标准亦表示无异议，二审期间河宝玩具公司提供的工资签收记录及证人杨某2的证言均表明2015年汪枚娟的月工资为5000元，为此本院采信2015年汪枚娟的月工资为5000元，故河宝玩具公司应向汪枚娟支付2015年9月份工资5000元。综上，河宝玩具公司上诉主张无需否向汪枚娟支付2015年9月的工资理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河宝玩具公司应否向汪枚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的问题。河宝玩具公司上诉请求其无需向汪枚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经查，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一审诉讼期间汪枚娟主张是雅置公司需要裁员而由河宝玩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志远口头通知不用再上班，河宝玩具公司对此表示不清楚。因双方对于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均未能举证证实，而双方均确认汪枚娟离职的时间为2015年9月26日，故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河宝玩具公司应向汪枚娟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如前所述，汪枚娟与河宝玩具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5年9月至2015年9月25日，即汪枚娟在河宝玩具公司的工作年限为10年，故原审判决计算河宝玩具公司应向汪枚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为50000元（5000元/月×10个月），原审判决这一认定正确，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河宝玩具公司上诉请求无需向汪枚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河宝玩具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河宝玩具厂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行政审判员  黄雪鹄审判员  黄健晖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林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