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17刑初153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晨耀，个体工商户。2007年8月24日因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因本案于2015年9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看守所。
辩护人程莉群，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潘某，个体工商户。因本案于2015年9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安康医院）。
辩护人张庆华，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以武新检刑诉（2016）1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晨耀、潘某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16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利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晨耀及其辩护人程莉群、被告人潘某及其辩护人张庆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6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张晨耀、潘某夫妻二人经合谋，由潘某拿出事先由其指导、由其经营的“小潘善缘影楼”的员工江某打印好的针对前国家领导人江某某的所谓迫害邪教组织“法轮功”的“刑事控告书”，并以自己和其儿子张某及王建英、杜金全等人的名义，用事先买好的EMS邮政快递信封，到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邮局、凤凰镇邮局，邮寄出127余封所谓的“刑事控告书”，后被依法查获。
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认为被告人张晨耀、潘某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应当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晨耀辩称自己收到了最高检的短信，可以将自己因练“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写控告信，控告ＸＸＸ，自己也没有寄127封那么多，只寄了自己一家四口的。其辩护人程莉群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张晨耀为强身健体练“法轮功”，主观恶性不深；2、本案证据显示只有两封寄往最高检，社会危害性仅限寄信的环节，没有大范围扩散；3、张晨耀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可从轻处罚。
被告人潘某辩称自己是听了张晨耀说可以向最高检控告才写的控告信，只向最高检寄了自己一家四口的四封信，其他的信是哪里来的不清楚。自己不懂法，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张庆华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潘某的行为不当，主观恶性不深，情节显著轻微，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认定127封信全部是潘某寄出的证据不足，只有2封4份是潘某寄出，且寄出的对象是特定的，没有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3、被告人身体不好，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请求法院对其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晨耀与被告人潘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在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共同开设“小潘善缘影楼”，从事婚庆摄影经营，两人均自1999年开始长期练习“法轮功”。2015年6月，张晨耀自称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手机短信，内容是“有冤情的、有案件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张晨耀遂与潘某合谋，以练习“法轮功”被迫害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邮寄针对前国家主席ＸＸＸ的“刑事控告书”。同年6月至9月期间，两人还收集其他“法轮功”练习人员的手书控告信，指使“小潘善缘影楼”的员工江某将所谓的“刑事控告书”按统一格式打印好，并以自己和其子张某及杜金全、王建英、蔡东凤、童某等人的名义，用事先买好的EMS特快专递信封装好，到新洲区邾城街邮局、凤凰镇邮局，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邮寄出127封涉及“法轮功”练习人员被“迫害”的所谓“刑事控告书”。经武汉市公安国内安全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查获的127封“刑事控告书”系从张晨耀家中查获的惠普HPLaserJetM1005（CB376-00072ZHCN）打印机打印形成。2015年9月16日13时许，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民警在武汉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配合下，在“小潘善缘影楼”内将张晨耀、潘某传唤到案，次日将张晨耀刑事拘留，同月25日将潘某刑事拘留。
另查明，张晨耀于2000年3月15日因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违法行为，被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2007年8月24日因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违法行为，被武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江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2011年去张晨耀的店子里打工的。今年6月底的时候，潘某称练“法轮功”遭受了迫害，现在可以到最高检、最高法控告ＸＸＸ，让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曝光。她讲她手上有一些“法轮功”人员手写的“诉江”底稿，要打印出来。我就照着底稿打在电脑上，然后照着模板填上基本信息，用店里的惠普复印打印一体机打印出来。控告书打印出来之后，潘某就装在邮政快递袋子里面，隔一段时间到邮局发一次。我看到潘某将控告书装袋之前在上面按手印，大部分控告书上的手印应该都是她按的。我打印过的记得有张晨耀、张某、潘某、我和徐美兰（我母亲），其他的不记得名字。听说潘某将信在凤凰邮局邮寄的。信封是潘某在家里填好后，再拿出去寄。潘某有时候把一个人的控告书邮寄一次，有时候把几个人的控告书装在一个袋子里邮寄。邮寄“诉江”信件的事情是大概6月底的时候开始的，寄的时间不固定。我不记得我打印了多少份了，有的时候一天五、六份，估计打印的有100多份。潘某的底稿有的是别人送来的，有的是她拿回来的。打印的内容我记得不清楚，知道开头是刑事控告书，接着是控告人基本信息，再接着是被控告人，填的都是ＸＸＸ，接着是第一段内容，内容都是一样的，讲的好像是ＸＸＸ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为此申请对ＸＸＸ追究刑事责任，第二段内容是控告人的受迫害经历，最后是落款。我打印的时候，潘某在旁边帮忙修改别人的底稿。我记得有新洲仓埠、凤凰、李集和黄冈麻城的底稿。“诉江”的信件寄到最高法和最高检两个地方，邮寄的费用是控告人自己出，由潘某收取的，因为潘某帮我寄过，她找我收过3元钱的邮寄费。我的那封信好像是跟很多人在一个袋子里寄出去的，我邮寄的那封控告书上按了手印的，还填上了我妈徐美兰的名字，两个手印都是我按的。弄完后，潘某就在家填好中国邮政的袋子，隔段时间就到凤凰镇邮局去邮寄这些打印好的“诉江”信，有时候潘某和张晨耀一起出去邮寄打印好的“诉江”信。我之所以要帮忙打印，一是我在那里打工，潘某叫我打的；二是我母亲也是练习“法轮功”的。邮寄“诉江”的信件是在曝光“法轮功”受迫害的事情，把他们曝光出来，“法轮功”就不再受迫害。我一般在晚上店子关门以后打印“诉江”的信件。我和潘某一起在店内打印“诉江”的信件，张晨耀和张某都知道。今年八月中旬的某天上午，潘某叫我打印几个人的“诉江”信，我跟她说我不想打了，这时张晨耀就过来，跟潘某说还剩下几个人打完算了，我就按他的意思把几个人的“诉江”信打出来了。我一共打印了一百多份“诉江”信，内容基本都是控告ＸＸＸ的罪行，“诉江”信内容都差不多，但格式不一样，大约有六、七个版本，是用灰色的惠普牌打印复印一体机打印的。
2、证人张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大约是今年七月份的某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我爸爸张晨耀拿着一叠打印好了、有文字的底稿，在我家影楼的电脑旁叫我在这叠稿纸上按手印，他跟我说了这些稿是“诉江”的信，因为他受了ＸＸＸ的迫害，所以要“诉江”。我在每张“诉江”信上面都按了一个手印，一共按了四个手印，因为我当时玩游戏去了，“诉江”信上的具体内容我没有看清，我觉得应该是起诉ＸＸＸ的内容。那叠打好的“诉江”信上打好了我的名字，我就在有我名字的地方按了手印，我看到的“诉江”信上有我的名字，还有我爸爸张晨耀、妈妈潘某、姐姐张欣和我家影楼打工的女孩江某的名字，至于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名字我就不清楚了。我爸爸给我看的信只有5张，至于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诉江”信是我爸爸叫江某打印的，我妈妈潘某主要就是把打印好的“诉江”信拿出去发，我妈妈一般是到新洲区凤凰镇邮政局去发“诉江”信，去发了好多次。她把信寄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去了。因为我爸爸张晨耀说最高法和最高检发了短信给他，叫他有什么冤情、有什么不满就发诉状之类的东西过去，所以我妈妈就把“诉江”的信寄到最高法和最高检去了，他们去寄过好多次信，具体次数我不太清楚。我妈参与了“诉江”的事情，是我爸爸逼迫、指挥我妈妈参与“诉江”的事情的，我妈妈没办法，她不服从我爸爸去寄“诉江”信就会被我爸爸打骂。我妈妈害怕去寄“诉江”信被抓，我爸爸就逼我妈妈跟他一起去寄，他还对我妈妈说寄“诉江”信是国家允许的，不用怕，大胆的去寄，于是我妈妈就相信了。今年6月至8月期间，我爸爸骑摩托车带着我妈妈平均每三天去寄一次“诉江”信，我只知道他们去凤凰和麻城寄，凤凰去得最多。我爸爸骑摩托车带着我妈妈去寄“诉江”信，每次寄信都是我爸爸在外面等，他指挥我妈妈到邮局去寄，所以邮局的摄像头都是照着我妈妈的。这些信一部分是我爸爸带我妈妈出去在外面收集回来的“诉江”底稿，我爸爸指挥我妈妈叫江某在电脑上打印出来，一部分是我爸爸带我妈妈在外面收集回来的打印好的“诉江”信，还有一部分是我爸爸指挥我妈妈教江某在电脑上打印出来的“诉江”信。如果不是我爸爸，我妈妈连“诉江”的事情都不知道。之前是我爸爸张晨耀让我隐瞒此事，他害怕受到打击处理，想将此事都推到我妈妈身上去，其实他就是组织者，是他逼迫、指挥我妈妈去寄“诉江”信的，他还跟我说过两个人受罚还不如一个人受罚。
3、证人王某甲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和江某是通过别人介绍相亲认识的。我时不时去影楼找江某，于是认识了张晨耀和潘某。
2015年六月份的某天中午，我和我们超市的老板去了张晨耀的影楼。我们老板在影楼二楼参观，我和张晨耀在聊天，江某就坐在一旁。张晨耀跟我提到了“诉江”的事情，他跟我说，全球现在有几万人在起诉ＸＸＸ，他以前几次被抄家了，他受到了迫害关押，流离失所，因此他要把这些事情起诉到最高法和最高检去。之后，他还跟我说了，现在仓埠、阳逻附近的地方都有人要起诉ＸＸＸ，有的人还不会写字，于是他就帮忙打印“诉江”信，他和他老婆都不会电脑打字，于是他就叫江某在电脑上打印“诉江”信，是这样我就知道“诉江”的事情了。
2015年六月底的某一天下午的时候，江某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要买信封，并叫我到凤凰镇邮政局去看一下关门没有，我在电话里便答应了她。之后，我就到凤凰镇邮政局去了，我看到凤凰镇邮政局的门是开着的。过了两分钟的样子，潘某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帮她买20个信封，过二十分钟她就过来拿信封，于是我就在电话里答应了她。之后，我在凤凰邮政局买了20个信封，花了四百四十元钱。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张晨耀骑着摩托车带着江某来到了我在凤凰做事的晓南超市里，他给了我440元钱，我给了20个信封给他。我买的信封是一个四方的纸袋子，上面有EMS的字母，还有全球特快专递的字样，还有一张填写邮寄地方的面单。
4、证人罗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今年五月的一天，以前一起练“法轮功”的同修张晨耀打电话给我，要我写“诉江”的材料，我当时答应了，然后就在家写了一份控告ＸＸＸ的材料，写完后，我就到仓埠街把材料给张晨耀，接着我就走了。写的内容是：我老公受到了ＸＸＸ影响，经常在家打我，他是因为ＸＸＸ迫害“法轮功”才打的我，我们要求还师傅清白，我还写了自己受到李集街派出所的迫害，绑架我，搜我的家，我要求派出所善待大法。我村村民张桂荣也参与“诉江”一事了。
5、证人蔡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1999年正月初五开始练“法轮功”，期间被公安机关处理。有人丢了一份“诉江”的宣传资料给我，我看后就知道了“诉江”活动。我自己花了个中午在家中写了一封控诉ＸＸＸ的“控诉信”，写好信后到张晨耀、潘某两人开的照相馆中用电脑打印出来，是在他家帮忙做事的女伢打印的，我打印出来两份，一份我自己留着，一份按了手印邮去“两高”。我修炼“法轮功”是好功法，我自己买的书被收去了，所以我要控诉ＸＸＸ。我和肖莲香是个人自己写好底稿后，自己到张晨耀、潘某家中打印的，各自乘车到凤凰邮政所邮寄的。我们习练“法轮功”的人都认为“法轮功”组织的活动只有自己亲力亲为，并按手印才是正心练功。我没有留我按手印打印出来的“诉江”信给张晨耀和潘丽红，底稿被我丢了。
6、证人童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6月20日前后，我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了全球控诉ＸＸＸ的活动广告。2015年6月29日，我去了张晨耀开的影楼拿相片，张晨耀、潘某夫妻说“法轮功”习练者都在写信到最高法和最高检控告ＸＸＸ。因为我以前习练“法轮功”被劳教过，就当场表示，我也写信控告ＸＸＸ。他们二人就要求我把控告内容写下来，我写好后，他们二人就让在他家帮忙做事的一个女伢帮我在电脑打印出来。控告书的事实和理由是我写的，前面的帽子是电脑原来就有的，我写的原稿被我丢掉了。我的控告书打印出来后，我就在打印出来的控告书上按了我的手印，并将我按好手印的两张控告书留给张晨耀和潘某，我留了一份打印好的控告书。我写的控告信我自己去凤凰邮了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
7、证人王某乙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今年七、八月份的一天，张晨耀到我家对我说，现在“法轮功”集体对ＸＸＸ进行起诉，他现在就收集了几百人的起诉状。他拿出一份起诉状底稿，要我按底稿格式写一份起诉状，我当时写了一份交给他，并提供了我的基本情况，张晨耀说由他按照我写的情况打印出来，邮寄到“两高”。张晨耀要我把凤凰街上练习“法轮功”的人都找一下，都写起诉ＸＸＸ的起诉状，他提供了模板，我按照他的要求，先后找到了凤凰街上的李素珍（女，58岁，凤凰街上开麻将室）、刘红平（女，50岁）、徐艳华（女，50多岁）、郭梅香（女，50岁左右），另外还有七、八个凤凰街上的女的，我只认识，叫不出名字，叫她们都按照起诉状的模板写，这些人都答应，并写了交到我手上，总共十几份。八、九月的一天，我把这些起诉状连同我的一起，交给张晨耀，是他到我家来拿的，由他拿去邮寄。一个星期后，张晨耀又到我家对我说，我写的起诉状他已经找人打印并邮寄到“两高”去了。我们的邮寄费、打印份都是张晨耀说由他出的钱。
8、证人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今年夏天的一天，仓埠街上的张晨耀（我和张晨耀是1998年一起练“法轮功”时认识的）骑着摩托车带着江某到我家来，张晨耀问我“诉江”稿写好没有，我说写好了并到房里拿出手写的“诉江”稿交给他了。他跟我说他拿到店里打印出来再帮我发出去，就走了。
9、证人董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新洲区凤凰镇邮政所的投寄员。今年7月份，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有个身高只有1.6米左右、50多岁的女的来我邮政所邮寄特快传递给北京最高法和最高检，一般那个女的来的时间是中午11点钟左右，她邮寄材料一般有几张纸。邮寄的时候，我要审查，进入网上录入，所以我知道。今年8月2日她来投寄一次，材料只有一张纸。今年8月9日下午5点钟左右，那个女的烫卷发，上身穿红色带花纹上衣，带黑色白边框的太阳镜，下身穿裙子，骑着黑色弯梁110型的摩托车来我邮政所，向北京最高检投寄了一份特快传递，袋子封好了，单子已填好，袋子很厚。这次是她一个人来的，前几次是一个50多岁的男的骑摩托车送她来的。那个女的到我们邮政所寄到北京“两高”的特快专递在今年7-8月份总共有10多次，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10、辨认笔录。主要内容为：董某辨认出到凤凰镇邮政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寄EMS特快专递的人是潘某；王某甲辨认出让其购买20个EMS特快专递信封的人是潘某；罗某辨认出让其写“诉江”信的人是张晨耀；王某乙辨认出让其写“诉江”信的人是张晨耀；刘某辨认出让其写“诉江”信的人是张晨耀。
11、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在张晨耀家中搜出惠普打印机一台、U盘七个、电脑机箱两台、手机两部，并将上述物品予以扣押。
12、EMS特快专递单两张。证实潘某到凤凰镇邮政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寄送控告信时，填写了两张快递单。
13、刑事控告书127份及情况说明一份。证实127份“刑事控告书”系武汉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移交。
14、电子证据检验报告书。证实在张晨耀家中查获并扣押的一台Pioneer电脑中检出“小小银镜一片心法轮大法无限好.doc”文件一个，大小21KB，为“法轮功”相关数据文件；黑色金士顿牌U盘中检出“01广州讲法（录像）”、“大法电影”、“法像”等文件651个，大小2.95GB，均为“法轮功”相关数据文件。
15、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送检的“刑事控告书”共127份系从张晨耀家中搜出的惠普HPLaserJetM1005（CB376-00072ZHCN）打印机打印形成。
16、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送检的两封EMS全国邮政特快专递信封袋上粘贴的“（2）收寄局存”联上的笔迹（除“邮件详细说明”栏内的笔迹外）是潘某所写。
17、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送检的一封EMS全国邮政特快专递信封袋上粘贴的“（4）收件人存”联上的笔迹（除“邮件详细说明栏”、“寄件人签署栏”内的笔迹和“湖北”手写笔迹外）是潘某所写。
18、手印鉴定书。证实2015年9月11日新洲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收到的刑事控告书中，编号为jc1、jc2、jc3、jc4、jc5、jc8、jc9、jc10的送检检材指纹均与潘某右手食指样本手印同一；编号为jc6、jc7的送检检材手印均与潘某右手中指样本手印同一。
19、监控录像光盘一张。证实2015年8月9日潘某到凤凰镇邮政所寄EMS全国邮政特快专递时的现场监控录像。
20、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劳动教养决定书各一份。证实张晨耀因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违法行为，于2000年3月15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于2007年8月24日被武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
21、户籍信息。证实张晨耀、潘某的身份情况。
22、抓获经过。证实2015年9月16日13时许，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民警在武汉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配合下，在位于新洲区仓埠街林岗村林岗居委会的“小潘善缘影楼”内将张晨耀、潘某传唤到案。
23、被告人张晨耀的供述。主要内容为：我是于1999年5月开始习练“法轮功”的，平时就在家里练功，原来属于仓埠练功点。今年六月上、中旬，我收到四、五条手机短信，内容是“有冤情的、有案件的可以向最高法、最高检起诉”，它落款是编号，一组数字我不记得了。我联想到了我的个人经历，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起诉ＸＸＸ不管有没用，都可以表达我的心声。我的想法是起诉单位还是国家部门，至于受不受理那是政府的事。我写的信是自己手打的，内容第一是自己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住址和身份证号；第二是被控告对象名字和基本情况；第三是控告的理由，包括四次进看守所、劳教所1次，武昌“法教班”1次，在看守所被人打伤等。我信的底稿在打印好后就烧了，我是叫我店里打工的女孩小江帮忙打印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我写信起诉ＸＸＸ，把信寄到北京最高检去了，因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给我发的短信。我就写了一封“诉江”的信，今年6月还是7月寄的，在新洲城关老街上的邮政局里面寄的信，里面有我的一封刑事控告书，里面的内容都是打印的，我在我名字上按了手印，信是我自己寄出去的，花了24元钱。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参加起诉ＸＸＸ的活动，也不知道我老婆是否知道“诉江”的事。公安机关的这一封署名是我名字的“诉江”的信不是我写的。我认识蔡某、肖莲香、童某，他们都是原来和我一起练习“法轮功”的，罗某我不认识。我只写过一封“诉江”的信，没有到凤凰邮政局邮寄过“诉江”的信，我也没有叫别人到凤凰买过邮政的信封。我写“诉江”的信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写信是因为我练习“法轮功”受到了前国家领导人ＸＸＸ的迫害，再加上我收到最高检的短信。
24、被告人潘某的供述。主要内容为：今年6月份的一天（具体日期不清），我老伴张晨耀手机接到短信，大致内容是“现在政策好了，国家讲民主自由，任何人只要有理有冤屈，就可以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练‘法轮功’受到迫害的可以直接起诉ＸＸＸ”。我老伴跟我说了这件事，我是练习“法轮功”的，我觉得我受了迫害，于是我就参加了“诉江”的事情。我把信直接寄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去了。
我一共寄了两次“诉江”信。我今年的六月中旬到新洲邮政局去寄了一次“诉江”信，今年的七月中旬到凤凰镇邮政局去寄了一次“诉江”信。我是骑我自己的摩托车去寄信的。在凤凰镇邮政局去寄信是跟我女儿张欣一起去的，但我的女儿张欣没有到凤凰镇邮政局里面去，是我自己一个人进去发的“诉江”信的。在新洲邮政局去寄信是跟我的老伴张晨耀一起去的，他跟我一起进去寄的“诉江”信。
今年七月份到八月份之间的一天上午，我当时穿着一件白色上衣，带着我的女儿张欣（女，33岁，由于我练“法轮功”害了她，后来她得了抑郁症）来到凤凰镇邮政局，当时我女儿没有进邮政局，我自己一个人进去的。我给了25元钱，那个邮递员给了一个邮政专用的大信封。我在上面写的寄给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署名是我儿子张某的名字。我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就随手写了我儿子的名字。我当时是寄了两封控告信，标题就是控告书，内容大致是控告ＸＸＸ迫害“法轮功”的行为，寄完以后我就离开了。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晨耀、潘某共同组织多名“法轮功”人员撰写针对前国家领导人的所谓“刑事控告书”，统一打印并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邮寄，情节严重，且张晨耀曾因传播“法轮功”宣传品受过行政处罚，仍继续进行“法轮功”宣传活动，其行为侵犯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均已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案中，127封“刑事控告书”均由武汉市公安局移交，来源合法，并经鉴定均由两被告人家中打印机打印形成，其中部分信件上检出潘某所捺指印，部分邮政快递信封袋上相关内容笔记系潘某所写，且二被告人组织多人手写控告信、打印并多次邮寄的事实有多名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予以证实，相关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127封刑事控告信并非全部由张晨耀、潘某打印并邮寄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张晨耀，潘某二人明知“法轮功”组织是国家明令取缔的邪教组织，仍在社会上组织、煽动多名“法轮功”练习人员根据自己所谓“蒙冤受迫害”的经历编写针对前国家领导人的“刑事控告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邮寄，该行为系为“法轮功”邪教组织翻案、宣传，社会影响恶劣，对辩护人提出两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查，本案中犯意由张晨耀提起，组织底稿、打印、邮寄活动等均由张晨耀策划、指挥，应认定张晨耀系共同犯罪的主犯；潘某在张晨耀的指挥授意下安排他人打印相关信件并予以邮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潘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对潘某的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五）、（六）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晨耀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2019年3月16日止。）
二、被告人潘某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25日起至2017年9月24日止。）
三、对公安机关扣押的Pioneer电脑机箱一台、惠普HPLaserJetM1005（CB376-00072ZHCN）打印机一台、黑色金士顿牌U盘一个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周 杰
人民陪审员 邱红梅
人民陪审员 陶 敏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