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69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长安，男，1957年8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天平湖东里甲5号。
法定代表人刘军，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机运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道口大瓦窑321号。
负责人冯立钧，经理。
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王天佐，北京市逸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张丕，男，1961年6月21日出生，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机运分公司办公室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田村永金里小区16楼9门702号。
上诉人秦长安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5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8月，秦长安起诉至原审法院称：1、我对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区仲裁委）作出的京丰劳仲字（2012）第2349号裁决书关于证据材料的认定有异议，诉请贵院对我提交的证据及证明材料重新审理核实。2、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23日，我在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机运分公司（以下简称机运分公司）连续工作8年半，�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机运分公司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给我造成经济利益严重损失的后果。机运分公司有长期用工而未签订劳动合同违法用工的重大过错，应对给我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予以补偿。3、我于2004年2月与机运分公司职工赵迎晨共同承包其公司36B塔吊一台，并向机运分公司分别缴纳2.5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合伙承包的目的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伙承包的原因是我在机运分公司工作时已连续使用该塔吊12年，我技术熟练懂性能，主要负责承包后的塔吊维修，以降低承包成本。同年4月，我在维修所承包的塔吊时将右手无名指压断，且所承包的塔吊还没有出场，合同并没有实际实施，当任领导王立安安排我在本单位院内进行塔吊维修工作也是基于我有技术、会修理的原因。2005年2月24日，我手指痊愈，被机运分公司领导安排在北京市朝阳区山水文苑工地担任�吊机长工作。2005年4月25日，授机运分公司经理王立安重托，我被派往内蒙古包头市香格里拉工地担任该公司塔吊管理工作。因为我在外地独立工作，对外以机运分公司塔吊管理人员自称，负责塔吊和塔吊司机的安全、塔吊的维修保养、台班费用的结算、各方面合作单位的联系等，责任重大，我非常希望和机运分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来保证自己的权利，用以在与外单位办理事务时能够证明我是机运分公司的在职职员，但始终未果。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与塔吊司机多次填表希望与机运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机运分公司只是应付上面检查没有结果。多年来，我连续工作于内蒙古、天津、静海、陕西、河北、唐山、黑龙江等地。2012年7月23日，机运分公司经理冯立军通过经理助理李蛟告知我不用再来上班，理由是我没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需要任何理由，此时我距特殊工种退休年龄只有18天。4、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修一公司）2006年有产权的大型建筑机械塔吊共14台，主要由机运分公司经营对外租赁，每年向上级公司上交管理费和机械折旧费。房修一公司对下属机运分公司的经营、人事安排、用工人员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和责任。机运分公司全部使用外地塔吊司机，按全日24小时操作运转每台需要3人，加上后勤维修人员近40人，全部都在生产第一线运转机械、创造产值和利润。上述包括我在内的40名左右的人员都没有在机运分公司处建立花名册档案，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协议。由于不属于在册合同工，机运分公司对上述人员的工资发放很随意，工资表用北京市第一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原公司名称）奖金发放清册，上面注明系临时工工资、临时工饭补字样。上述40名左右人员都在常年发放工资，资金流动巨大�房修一公司对此视而不见，不管不问，是在放任纵容下属机运分公司违法用工。对常年如此大的资金流向不明，财会、审计存在重大审计过错。5、2004年2月至5月，我处于失业状态。2004年6月至2008年5月，我处于自谋职业状态。政府对初次失业人员有政策上的扶持，办理营业执照，发放启动资金，鼓励再就业。我办理的是不营业的营业执照，开业需要换照，地点是本单位同事住宅，未曾领取过启动资金，没有营业也没有任何营业收入，实属失业状态，在此期间我有选择任何职业的权利。我于2003年12月31日与机运分公司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并非违反公司规定被开除，也没有被公安机关拘捕或劳改，我回机运分公司继续发挥15年塔吊司机工龄的技术特长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经过双向选择，机运分公司可以选用我，与我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将我档案转移回其公司，缴�社会保险费，保持劳动合同关系。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机运分公司不上报、不审批。我的档案调入不了机运分公司，档案放在社保所3年，到期后没有接收单位转入指定其他存档单位，通知我办理失业手续，对我而言是被动无奈的选择。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23日期间，我为机运分公司连续工作8年半，付出了劳动，机运分公司得到了产值和效益，故我与机运分公司有事实劳动关系的结果，应当予以确认。综上，我起诉要求：1、确认我与机运分公司于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23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房修一公司及机运分公司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1000元、双休日加班工资243506.64元、节假日加班工资17793.10元、带薪休假工资5922.39元、拖欠2012年6月、7月的工资差额5033元、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72000元。
房修一公司、机运分公司共同辩称：1、不认可秦长安与机运分公司于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2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秦长安与机运分公司及房修一公司均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机运分公司及房修一公司亦未向秦长安支付过工资。2、秦长安自己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写明其本人未与任何单位建立劳动关系。3、2003年底，秦长安经买断已与机运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机运分公司并向秦长安支付了经济补偿。综上，不同意秦长安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秦长安与房修一公司于2003年12月3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书，双方协商一致由房修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次性补偿金，后秦长安与机运分公司签订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结算单并已领取解除劳动�同补偿金、特殊情况补助金等款项，房修一公司并于2004年1月将秦长安的人事档案转移至朝阳区职介中心；现秦长安主张其于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23日期间在机运分公司处工作，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但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秦长安要求确认其与机运分公司于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2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秦长安要求房修一公司与机运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休息日与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带薪休假工资以及2012年6月、7月工资差额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秦长安要求房修一公司与机运分公司支付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法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判决：驳回秦长安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秦�安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上诉至本院，要求依法改判：1、其与机运分公司于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房修一公司、机运分公司共同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倍赔偿25500元、两倍赔偿51000元，双休日加班工资243506.64元，节假日加班工资29379.31元，带薪休假工资17792.97元、拖欠2012年6月工资差额2033元。本院审理中，秦长安变更诉讼请求为：1、其与机运分公司于2005年2月24日至2012年7月23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房修一公司、机运分公司共同支付其双休日加班工资171160元，未签劳动合同的一倍工资18000元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000元。
房修一公司、机运分公司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机运分公司系房修一公司下属分公司。秦长安曾与房修一公司签有劳动合同书，期限至2004年8月31日终止。2003年12月31日，秦长安书写申请，要求与企业解除�动合同。同日，秦长安（乙方）与房修一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同意，对2003年8月1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03年12月31日由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次性补偿金。2004年1月2日，秦长安与机运分公司签订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结算单，由机运分公司向秦长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特殊情况补助金共计75000元；秦长安并已领取上述款项。2004年1月，房修一公司将秦长安的人事档案转移至其户口所在地，即北京市朝阳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当月秦长安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每月419元。2004年7月，秦长安选择自谋职业，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为北京管庄为民信息咨询部，经营场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北里2号住宅楼，并与北京市朝阳区官庄街道办事处社会保障事务所签订《自谋职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费补助协议书》，�长安享受36个月的社会保险费补贴至2007年6月，其共计领取8067.45元。自谋职业社会保险费补助期满后，秦长安于2007年7月再次申领失业保险金至2008年3月，应领取失业保险金额为3798元；《北京市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医疗补助金通知单》载明，秦长安于2007年7月10日与原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第2次失业），现为失业人员。2008年7月，秦长安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并填写《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载明“本人自2008年4月1日起从事家政服务工作，至今已93日，取得合法收入，月收入600元。本人未与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本人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秦长安在“声明人”处签字。2011年9月，秦长安第3次申领失业保险金，直至2012年5月，其《北京市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登记表》载明：秦长安原工�单位为“世贤中学”。2012年8月，经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秦长安办理退休手续。在《北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同缴费年限认定审批表》中显示，秦长安连续工龄或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部分情况为：1987.11至2003.12在修建一公司机处，2004.7至2007.6在管庄乡社保所自谋职业，2008.4至2011.7在管庄社保所灵活就业。
诉讼中，秦长安提交：1、案外人赵迎晨与机运分公司签订的2004年3月至2005年2月的机械队承包协议书，以证明其系与赵迎晨共同承包机运分公司所有的塔式起重机，并与赵迎晨共同分担承包费用。2、证人董×、侯×、刘×1、刘×2出庭作证。董×称2010年至2012年间，秦长安负责机运分公司塔吊的维修，联系处理工地各项塔吊事宜。侯×称2004年4月秦长安想办理自谋职业，故想要用其产权房（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北里2号楼3-7-121室），办理不营业�营业执照，秦长安没有在此处经营过一天，并称机运分公司曾安排秦长安与其工作在一台塔吊上；刘×1、刘×2称秦长安为机运分公司塔吊管理员，其三人在内蒙古共同工作过，秦长安在当地开户储蓄存折，由机运分公司肖瑞厂在北京打工资。董×、侯×、刘×1均称书面证言系秦长安打印的，但内容真实。3、盖有机运分公司公章的塔吊租赁合同、维修费明细、施工现场起重拆卸报审表等材料。
房修一公司与机运分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认可赵迎晨是其单位职工，但主张赵迎晨的承包与秦长安无关。2、认可董×、侯×是机运分公司的退休工人，但不认识刘×1、刘×2，对四人证言均不认可。3、对于秦长安提交的盖有公司公章的材料，没法说明白，因私人塔吊存在挂靠情况，没法说情况。但认为与该项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公司与秦长安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另查，2012年8月3日，秦长安以机运分公司、房修一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丰台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其与机运分公司自2004年2月25日至2012年7月31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机运分公司、房修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1000元、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休息日加班工资243506.64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9336.49元、带薪休假工资5922.39元、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断档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2012年6月工资2033元。2013年8月20日，丰台区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仲字（2012）第234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秦长安的各项仲裁请求。秦长安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书、申请、劳动合同变更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结算单、银行存折明细、职工档案通知单、失业人员情况表、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机械队承包协议书、吊租赁合同、维修费明细、施工现场起重拆卸报审表、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秦长安与机运分公司于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首先，秦长安虽主张其与机运分公司于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秦长安自2003年12月31日与房修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其于2004年1月即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同年7月，秦长安选择自谋职业，并享受了36个月的社会保险费，2007年7月其再次申领失业保险金至2008年3月。以上事实均表明秦长安在与房修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未再建立劳动关系，而是长期处于失业及自谋职业的状态。尤其是2008年7月，秦长安在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时明确表示其自2008年4月1日起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未与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以及2011年9月，秦长安第3次申领失业保险金时，称其原工作单位为“世贤中学”，秦长安以上表述与其在本案中就劳动关系的主张截然相反，故本院对秦长安的相应主张难以采信。与此同时，秦长安在以失业、自谋职业、灵活就业等形式享受了社会保险费补贴后，又主张其在上述期间与机运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其做法有悖于诚信原则。
其次，自然人与单位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有多种形式，并非均构成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因秦长安与机运分公司在2004年后并未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且之前的分析均指向双方在2004年后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在此前提下，秦长安若主张其与机运分公司在2004年后存在劳动关系，需要较通常情况提交更为充分有力的证据。然而，秦长安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部分书证虽证明了其在与房修一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依然与机运分公司存在某种联系，但其中并无确切的直接证据或充分的间接证据构成的证据链用以证明机运分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秦长安，以及秦长安受机运分公司的劳动管理等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存在于双方之间。鉴于以上情况，秦长安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机运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秦长安提出的其与机运分公司在2004年2月至2012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正确；并对秦长安基于劳动关系而主张的相应款项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应予维持。秦长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秦长安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东
代理审判员 杨志东
代理审判员 杨海燕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蒋 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