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兵12民终1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地区分公司，住所地哈密市建国南路1号。负责人：艾尔肯•亚合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苏，女，1964年10月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大中，男，1971年4月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明，新疆新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新疆新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庞侃，男，1966年2月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聪，新疆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行。住所地哈密市八一路（智能小区底商*栋**号）经营者：庞捷（系庞侃兄弟），男，1970年11月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侃，男，1966年2月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候玉松（系死者候连仲父亲），男，1928年2月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荣（系死者候连仲母亲），女，1942年12月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系死者候连仲妻子），女，1970年9月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某1（系死者候连仲女儿），女，1998年8月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某2（系死者候连仲儿子），男，1998年8月出生。侯某1、侯某2的法定代理人：梁某（系侯某1、侯某2母亲），女，1970年9月出生。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新疆盛业（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化，男，1977年6月出生。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陈大中、庞侃、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行（以下简称新益车行）因与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及被上诉人刘文化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2015）哈垦法民初字第1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苏，上诉人陈大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明、陈红，上诉人庞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聪，上诉人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侃，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刘文化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10000元是错误的。本案是由于保险公司承保的吊车在吊装过程中发生吊装货物坠落，受害人躲避时从近3米的车厢上坠落死亡，该事故不属道路交通事故，而是安全装载事故。根据交强险条例，该事故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过于倾向受害人，任意扩大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已损害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提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辩称，本案涉案机动车辆属特种机动车，保险公司理应参照交强险条例予以赔偿。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大中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正确，但仅适用于陈大中赔偿候连仲损失的部分。被上诉人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辩称，陈大中的吊车投保了交强险，本案涉及的事故属于承保范围，保险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正确，应予以维持。陈大中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陈大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或最多承担10%-20%的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陈大中承担40%的责任明显不符合事实，从而导致责任划分不当。第一，导致候连仲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其在高空作业的过程中被散乱在作业现场的绳索绊倒后头部着地导致死亡。当时电动车的跌落仅仅导致其躲闪，而躲闪显然不会导致候连仲死亡的发生。如吊车在平地上吊装作业，根本不会导致候连仲的死亡。在本案中，电动车的跌落仅仅是诱发因素，一审法院却将该行为确定为众多原因行为中的主因，明显不符合基本事实。第二，候连仲作业现场距离地面2.7米，已属于高空作业，其作业时未配备任何防护用具，且在周围也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显然违反了高空作业的基本操作规程，应属于重大过失。这种重大过失在本案中是雇主刘文化和候连仲共同造成的，故两人应承担候连仲死亡的主要过错。第三，陈大中驾驶的吊车在性质上属于汽车吊，根据国务院2014年的规定，已不再将汽车吊列入特种设备。一审援引的《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中起重机主要指的是塔吊和索吊，该规定显然不适用于陈大中所驾驶的汽车吊，一审引用该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四，陈大中吊装的电动车系吊装至第一辆电动车的正上方时连接部位脱落，电动车落下后，并未砸在候连仲的身上，而是从第一辆电动车上滚落，候连仲在躲闪过程中被绳索绊倒跌至车下。导致跌落的原因为现场散乱，被绳索绊倒，其原因是车上摆放物件的方式不对，导致跌落的电动车从第一辆电动车上滚落。故一审法院认定陈大中吊装货物时不应从人的正上方通过，陈大中违反相关义务并造成候连仲死亡，与本案基本事实不符，是错误的。第五，若电动车的跌落系候连仲死亡的诱发因素，那么庞侃的过错也明显大于陈大中。电动车跌落并非是汽车吊的绳索断裂，而是电动车的螺丝脱落。在吊装货物过程中，庞侃不但负责捆绑货物，同时还是所有当事人中唯一对电动车结构熟悉的人，在旁人已明示该连接不牢固的情况下，其仍将吊车挂钩与电动车的该部位连接，其过错明显属于重大过错。第六，陈大中与庞侃约定的电动车吊装费用为每小时120元，从法律性质上说显然属于劳务关系或者租赁关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承揽关系。第七，将货物吊装的责任都归咎于陈大中是不符合本案事实的。虽然陈大中是该汽车吊的车主，但其无法独立完成货物吊装的整个过程，必须依赖于刘文化的现场指挥和庞侃的司索。由于刘文化在吊装过程中与他人闲聊，未尽到现场指挥的职责；庞侃将吊钩挂在电动车错误的部位，没有履行司索工的职责，两人对候连仲死亡的过错明显。一审法院将货物吊装过程中现场指挥及司索所应承担的责任均归咎于陈大中，显然与事实不符。综上，候连仲的死亡系多个原因造成，就各原因力大小而言，因候连仲系跌落死亡，故未尽到高空作业安全注意义务一方的过错程度显然高于从事货物吊装的一方。而在货物吊装这一方中，负责现场指挥方和司索方的过错程度又显然高于汽车驾驶的一方。本案中，刘文化与候连仲既是高空作业安全注意的义务人，同时其也是货物吊装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义务人之一，而庞侃则是货物吊装的安全注意义务人之一。故在划分各方责任时，应首先划分各原因力的大小，高空作业的原因力应占60%，货物吊装的原因力应占40%。在货物吊装中，现场指挥应占货物吊装的30%，司索应占50%，驾驶员应占20%。在确定上述比例的基础上，再根据各方实际的参与程度，来划分各方应承担的过错比例，才真正符合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和基本精神。二、一审法院按照城市标准计算候连仲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候连仲的亲属在一审提供郸城县洺北办事处王楼社区和该县公安局北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售房协议书来证明候连仲在城市居住，以城镇为主要生活来源地显然证据不足。首先，该证明上的身份证号码与候连仲的身份证号码不一致，且该证明上也没有出具该证明相关人员的签字。其次，售房协议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却依据上述证据确定按城市标准计算候连仲的赔偿标准，显然加重了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义务。三、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有误。一审中候连仲的亲属并未向法院提供其在城市生活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按城市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总之，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采信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陈大中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五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请求予以维持。陈大中的上诉请求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庞侃及新益车行辩称，首先，对陈大中上诉所称的事实及理由第一至四项的内容，相对客观，庞侃及对此不持异议。但就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DL/T5250-2010）—汽车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更为准确。其次，对于陈大中上诉事实及理由中第五至七项的内容，有失偏颇，其理由不能成立。陈大中驾驶、操作其所有的汽车起重机，将庞侃的电动三轮车吊装至刘文化所有的由候连仲驾驶的货车上，陈大中与庞侃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完全符合双方之间承揽关系的构成要件。陈大中作为汽车起重机这一特种车辆的所有人和操作人，在完成承揽工作时，应遵守汽车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即：应自行配备司索、指挥人员；在吊起作业时，应先将吊起的重物吊离地面，距离不宜大于0.5米，要在检查重物的平衡、捆绑、吊挂是否牢靠。在确认无异常后，方可继续操作，对易晃动的重物，应拴拉安全绳。在起重作业范围内，严禁人员停留或通过，作业中起重臂下严禁站人。正是因为陈大中作业时，没有遵守上述安全操作规程，才导致了在起吊过程中发生重物脱落的情况。在起吊过程中，不论是刘文化进行的指挥行为、还是庞侃进行司索的行为，均属无偿帮工行为，对此陈大中应承担全部责任。最后，对陈大中上诉中对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提出的上诉理由，庞侃没有异议。新益电动车行辩称，同意庞侃的答辩意见。保险公司辩称，同意陈大中的上诉意见。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责任划分错误。本案存在多重法律关系，一是死者候连仲与车主刘文化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二是货主庞侃与车主刘文化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三是货主庞侃与吊车司机陈大中之间存在吊装承揽合同关系。从庞侃所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分析：庞侃在运输合同关系中的义务是将货物交付承运方刘文化并支付运费，刘文化的责任和义务是将货物放置在车厢内的合适位置安全运达目的地并交付收货人。在货物交付承运方这个环节，庞侃是通过吊装承揽方陈大中来完成的，其责任和义务是将货物安全吊至承运方指定的车厢位置。作为庞侃只是支付吊装费。虽然该货物是庞侃挂的挂钩，但其只是协助（帮助）陈大中，并非责任义务方，作为承揽方的陈大中不但要检查货物是否绑牢固，更要注意起重机起重臂下方不得站人，但陈大中未尽到上述安全注意义务，终因吊装货物松动，货物滑落造成连锁反应，致使违章作业的雇员慌乱中被脚下的网绳绊住摔落车下，对此陈大中应承担主要责任。作为货车雇员的候连仲在摆放货物前未将脚下的网绳等进行清理，导致其被网绳绊倒摔下，也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与自身过错导致损失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作为车主的刘文化在起吊货物过程中应提示雇员候连仲不要站在起重臂下方，并清理作业面的不安全隐患等，随时观察起吊过程，但其却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是与他人闲谈，疏于注意车上雇员的安全问题，因此车主刘文化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作为货主的庞侃，其不负责吊装货物过程中的安全责任，只负责按约定支付吊装费及运费。一审认定庞侃负责挂钩就对悬挂吊带负有安全注意义务，是对事实的错误判定。一审判决将吊装承揽方承担的安全责任和注意义务强加于庞侃，是对法律关系认识不清导致的错误判断，应当予以纠正。二、本案关于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方面证据不充分且相互矛盾，应当按照其提供的各方认可的有效证据确认赔偿权利人的户籍地为农村，并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总之，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理清本案法律关系及相互责任义务，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五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请求予以维持。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的上诉请求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陈大中辩称，除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关于候连仲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问题的上诉理由及其认可陈大中上诉的部分理由外，其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陈大中坚持自己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保险公司述称，保险公司投保陈大中的汽车吊并未接触到受害人候连仲，且该事故并非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刘文化未到庭亦未对上列各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作答辩。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617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511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4261元，丧葬费24834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5919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5日8时许，被告刘文化与其雇佣的司机候连仲驾车将三轮车运送至第十三师火箭农场三连柳春华仓库处。车辆前部分装的是被告庞侃的电动三轮车，后部分装载的是柳春华的三轮摩托车。之后，柳春华联系吊车卸货，与被告陈大中联系，让陈大中驾驶吊车来仓库卸货。9时，被告陈大中开着其所有的吊车来到仓库门前开始卸货，被告陈大中负责驾驶吊车卸货。被告刘文化、候连仲协助卸货。陈大中先后将柳春华的十二辆三轮摩托车及被告庞侃的二十辆电动三轮车卸完。此时，被告庞侃又与刘文化协商，让其把十辆电动三轮车运送到吐鲁番，被告庞侃又找陈大中的吊车装货，双方准备装车。期间，被告庞侃负责把电动车挂在吊车吊钩上，候连仲在货车上负责取吊钩及摆放货物，被告陈大中负责操作吊车。第一辆电动三轮车摆放在刘文化的货车上后，被告庞侃将吊车的吊带捆绑到第二辆电动三轮车。当陈大中操作吊车吊起第二辆三轮车在半空中时，该三轮车掉落，候连仲为躲避掉落的电动车，向后退时，脚被货车上的网子挂住，后背向下从货车车厢上摔落至地面。被告刘文化等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候连仲送往哈密地区中心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将被告刘文化、庞侃、陈大中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400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追加新益车行、保险公司为本案被告。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将诉讼请求由740000元变更为736174元。另查明，原告候玉松、王爱荣为死者候连仲的父亲、母亲，梁某为死者候连仲的妻子，侯某1、侯某2为死者候连仲的女儿、儿子。原告候玉松、王爱荣共有子女三人，即候占清、候爱勤、候连仲。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本案赔偿责任如何承担；原告的各项损失是否合理，哪些损失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在本案中，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认为，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110000元的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因候连仲受被告刘文化雇佣，刘文化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责任；被告陈大中操作吊车，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被告庞侃负责挂钩应当与陈大中沟通，各被告是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亲属候连仲是被刘文化雇佣驾驶车辆，雇主刘文化与被告庞侃协商运输车辆后，候连仲才上车摆放货物，候连仲后从车上摔落致死，雇主刘文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刘文化认为在吊装过程中刘文化与候连仲是对被告庞侃与陈大中进行无偿帮工关系，故被告刘文化认为其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被告庞侃作为被告新益车行的实际经营者与被告刘文化双方协商，让被告刘文化从哈密往吐鲁番运送十辆车，运费一千元，双方间达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在装车过程中，被告庞侃负责挂钩，对悬挂吊带负有注意义务，因庞侃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致使三轮车在半空中掉落，直接导致候连仲为躲避掉落的三轮车从货车上摔落而死亡，被告庞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庞侃认为自己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被告庞侃让刘文化运送的电动车为被告新益车行所有，作为被告新益车行的实际经营者，被告庞侃应当与被告新益车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陈大中与被告庞侃协商将三轮车吊装到被告刘文化的货车上费用是每小时120元，双方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3.18.342），3.18.412）、3)的规定，起重机作业应设专职信号指挥和司索人员，一人不得同时兼顾信号指挥和思索作业；吊索系挂点应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起重机作业时，任何人不应停留在起重臂下方，被吊物不应从人的正上方通过。被告陈大中操作吊车在吊装过程中未能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履行相关的义务，造成候连仲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告陈大中愿意承担合理的赔偿请求的意见，该院予以采纳。本案中被保险车辆即陈大中的吊车属于特种车辆，更多的事故发生在施工作业过程中，与一般车辆有所区别，其风险在其投保时保险公司是明知的。故涉案吊车在吊装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对于保险公司认为吊车与死者之间没有接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经审查，吊车虽没有与死者直接接触，但因吊车起吊的货物半空掉落，死者候连仲躲避向后退才从货车车厢上摔落死亡，被告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赔付义务，故对被告保险公司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候连仲作为成年人，在货车上装货卸货过程中应当注意安全。候连仲站在货车上摆放车辆时未注意安全。在三轮车掉落时，从货车车厢上摔落，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应适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因此，综合全案事实，并结合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人的过错程度，该院认定为对原告主张的各项合理损失赔偿，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后，对超出部分被告刘文化承担20%的责任，被告庞侃与被告新益车行连带承担30%的责任，被告陈大中承担40%的责任，候连仲自身承担10%的责任。原告方主张的赔偿项目中，1、死亡赔偿金，死者候连仲的户籍为居民家庭户口，当地派出所与社区均证实其以城镇为主要生活来源，从事非农业生产，居住在城镇。虽然证明中候连仲的身份证号码缺少两位中间的年份数字，但并不影响对候连仲身份的判断。故原告要求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即27558元，计算20年，为55116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2、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即19549元，被抚养人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即原告侯某1（系被害人候连仲女儿）、原告侯某2（系被害人候连仲儿子），二人均于1998年8月20日出生，均计算1年，为19549元/2人（候连仲及其妻子）*2人=19549元。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即原告候玉松（系被害人候连仲父亲），1928年2月2日出生，计算五年为19549元/年*5年/3人=32581.67元，原告王爱荣（系被害人候连仲母亲），1942年12月6日出生，计算七年为19549元/年*7年/3人=45614.33元。另外，法律规定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积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即19549元。故2016年原告候玉松、王爱荣、侯某1、侯某2四人赔偿总额为19549元，2017-2020年每年原告候玉松、王爱荣两人赔偿总额为13032.66元，2021、2022年原告王爱荣一人每年赔偿额为6516.33元。赔偿总额为84712.3元。3、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49668元/年/2=24834元。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该院酌情认定136元/天*3人*3天=1224元，交通费酌情认定8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酌情认定为8000元。综上，原告亲属候连仲死亡，原告方的各项损失该院共计确认为670730.3元。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地区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内赔偿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亲属死亡赔偿金等1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刘文化赔偿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560730.3元的20%，即112146.0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被告庞侃与被告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行连带赔偿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560730.3元的30%，即168219.0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被告陈大中赔偿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560730.3元的40%，即224292.1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五、驳回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00元，由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负担2063.56元，被告刘文化负担2030.32元，被告庞侃负担3045.48元、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行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陈大中负担4060.6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中候连仲驾驶为庞侃、柳春华运输货物的豫P-×号半挂货车系刘文化所有，陈大中驾驶的新L-×号汽车起重机型号为长江×汽，系其所有。陈大中在事发前吊卸及事发时吊装的电动三轮车均由货主庞侃负责挂钩（司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对候连仲死亡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比例划分是否得当；三是一审对候连仲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据此可以认定，本案的事故是陈大中驾驶汽车起重车停在仓库边进行作业时发生的事故，而不是该车辆在道路上通行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故赔偿权利人候玉松等人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国行业标准中有关汽车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规定的安全操作方法是：应自行配备司索、指挥人员；在吊起作业时，应先将吊起的重物吊离地面，距离不宜大于0.5米，要在检查重物的平衡、捆绑、吊挂是否牢靠。在确认无异常后，方可继续操作，对易晃动的重物，应拴拉安全绳。在起重作业范围内，严禁人员停留或通过，作业中起重臂下严禁站人。但现实生活中，为降低吊装费用，使用汽车吊装卸电动三轮车等小型重物时，通常由吊车司机操作吊车，货主负责司索，运输者负责协助装卸货物，这一习惯做法相关各方均是明知并默认的。在吊车作业过程中，各方均负有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本案中，作为汽车起重机操作者的陈大中虽具有吊装、吊卸电动三轮车的经验，但未按上述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既未按规定注意起重机起重臂下方是否站人，也没有将货物吊起在一定的高度，由其本人或要求司索者进一步检查货物是否按要求捆绑牢固，就进行吊起作业，致使在距地面约2.7米高的货车上接装货物的货车驾驶员候连仲为躲闪已吊至半空中滑落的电动三轮车，被货车上的网绳绊住摔下死亡。陈大中未尽到操作者的安全注意义务，违章作业，对于候连仲的死亡过错明显。庞侃作为涉案吊装作业的司索，负责捆绑货物，其既熟悉电动三轮车的结构，事发前，也在吊车装卸电动三轮车时负责司索，具有吊装该货物的司索的经验。但其在执行第二辆电动三轮车司索任务时，未全面仔细检查该电动车的状况，而是凭经验判断该货物已捆绑牢固，致使存有隐患的该货物被吊起至货车上方时因吊车挂钩与连接的电动车螺丝脱落，造成该电动车滑落引起连锁反应，候连仲因躲避不慎死亡。庞侃疏忽大意，未尽到司索工的安全注意义务，对于候连仲的死亡亦有明显过错。作为货车车主的刘文化在起吊货物过程中应提示雇员候连仲不要站在起重臂下方，并清理作业面的不安全隐患等，随时观察起吊过程，但其却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是与他人闲谈，疏于注意车上雇员的安全问题，其对候连仲的死亡亦有过错。货车司机候连仲协助装货时，不注意货车上高空接装货物的安全风险，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对其死亡，候连仲本身亦有过错。本案属安全生产事故，综合考虑相关行为人对造成候连仲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和各赔偿义务人的过错程度，对于候玉松等五赔偿权利人主张的候连仲死亡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的赔偿，本院认为由陈大中承担35%的责任，刘文化承担20%的责任，庞侃与被告新益车行连带承担25%的责任，候连仲自身承担20%的责任较为妥当。原审判决本案赔偿责任比例的划分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陈大中和庞侃及新益车行对责任划分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焦点三，因死者候连仲系从事长途运输的货车司机，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故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兵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58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被抚养人侯玉松等四人身份证载明的住址均为河南省郸城县吴台镇杨老家行政村侯庄村0001号，属农村居民户口。上述四人一审提供相关证据用以证明其居住在城镇，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但所提供证据相互矛盾、且未经核实，尚不足以证明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故上述四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兵团连队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659元/年的标准计算。以此标准计算，候连仲的子女侯某1、侯某21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各为3165元，候连仲父亲侯玉松5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0043元，母亲王爱荣7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8482元，上述四人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为54855元。原审判决对被抚养人居住地和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及数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陈大中和庞侃及新益车行对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提出上诉的理由成立，应予采纳。由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数额较一审发生变化，本院确认案涉损失总额为640873元。因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按本院确定的赔偿比例，陈大中应赔偿的数额为640873元×35%=224306元，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连带赔偿的数额为640873元×25%=160219元，刘文化应赔偿的数额为640873元×20%=128175元，赔偿权利人侯玉松等人自担损失640873元×20%=128175元。综上，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陈大中、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2015）哈垦法民初字第107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陈大中赔偿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亲属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640873元的35%，即22430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上诉人庞侃和上诉人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行连带赔偿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亲属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640873元的25%，即16021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被上诉人刘文化赔偿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的亲属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640873元的20%，即1281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五、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地区分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六、驳回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828元（陈大中预交4664元，庞侃及新益电动车行预交3664元，保险公司预交2500元），由上诉人陈大中负担4000元，上诉人庞侃和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行共同负担3000元，被上诉人刘文化负担500元，被上诉人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共同负担332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由原告候玉松、王爱荣、梁某、侯某1、侯某2共同负担3399元，被告陈大中负担3412元。被告庞侃和哈密市八一路新益电动车连带负担2438元，被告刘文化负担19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伟新代理审判员  曾 燕代理审判员  韩新艺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张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