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满莲，女，1978年9月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何云龙，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庆，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金丰米制品厂（普通合伙）。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工业区。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苏文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文伟，男，1989年4月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桂林，男，1956年9月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衍洪，男，1958年11月出生。
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邦永，广东勤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满莲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金丰米制品厂（金丰厂）、苏文伟、彭佳林、袁衍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满莲向原审法院诉称：2012年5月开始，金丰厂分多次向其购入面粉，陈满莲在2012年5月27日将24.35吨面粉送到金丰厂仓库，金丰厂员工陈瑞华在送货单上签收，2012年7月26日将10吨面粉送到金丰厂仓库，金丰厂员工陈瑞华在陈满莲的称重记录单上签名确认收货，上述面粉合计应付货款92058元。陈满莲依约交货后，金丰厂借口需要保留担保金，一直没有依约支付货款，虽经陈满莲多次追讨，但金丰厂至今仍未支付。其后金丰厂拿出2012年5月27日、2012年7月26日的现金支出单，向陈满莲表示该两笔货款已经交给一名叫梁保利的人，但陈满莲从未委托梁保利收取货款。陈满莲认为，双方已构成货物买卖合同关系，陈满莲依约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后，金丰厂有支付货款给陈满莲的义务，金丰厂向第三人支付货款的行为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了支付陈满莲货款的义务。为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陈满莲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金丰厂立即向陈满莲支付拖欠的货款92058元；2.金丰厂立即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12年8月1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拖欠货款付清之日止）；3.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对金丰厂的案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由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共同向原审法院答辩称：金丰厂确实与陈满莲经营的“振亿丰粮食经营部”有交易往来，2012年5月、7月、8月均有发生交易，在双方交易过程中，主要的交易人员是梁保利、余开双及余开权，梁保利既有送货行为也有收款行为，陈满莲对此从未提出异议，案涉的两笔交易同样是金丰厂将货款支付给了梁保利，金丰厂支付货款的义务已履行完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陈满莲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陈满莲系个体工商户“广州市黄埔区振亿丰粮食经营部”的经营者。陈满莲与金丰厂从2012年5月开始发生交易，金丰厂以电话的方式向陈满莲下订单，然后由陈满莲安排员工送货到金丰厂，或由陈满莲根据金丰厂的订单要求向第三方订货，再由第三人直接发货给金丰厂。2012年5月26日，陈满莲向金丰厂提供了价值65258元的货物，2012年7月25日，陈满莲向金丰厂提供了价值26800元的货物。本案中，双方对于案涉2012年5月26日及7月25日的货款共计92058元是否已付清存在争议。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认为，案涉2012年5月26日、7月25日的货款已全部付清，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一直是由余开双、余开权、梁保利向金丰厂送货及收取货款，陈满莲对于梁保利的送货及收款行为从未提出异议，其中2012年5月26日、7月25日的货款92058元已由梁保利收取，梁保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责任应由陈满莲承担。在交易过程中，梁保利一直有代表陈满莲向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送货，而陈满莲只主张案涉这两笔货款，对于其他由梁保利收取的货款均不主张权利，说明了陈满莲已收到这些货款。对此，提交2012年5月至9月现金支出单、验收单、称重记录单、送货单（车辆运输签收单）佐证，其中2012年5月4日送货单中“送货经手人”为“余开权”，2012年5月5日“梁保利”收取了该笔货款16080元；2012年5月9日送货单中“送货经手人”为“梁”，2012年5月9日“梁保利”收取了该笔货款6700元；2012年5月26日送货单中“送货经手人”为“陈瑞华”，2012年5月27日“梁保利”收取了该笔货款65258元；2012年6月2日车辆运输签收单中“收货人签字”为“梁保利、陈瑞华”，送货单中的“送货经手人”处空白，2012年6月3日“余开权”收取了该笔货款131320元；2012年6月22日的送货单中有“陈瑞华”、“余开权”的签名，2012年6月23日“余开权”收取了该笔货款20100元；2012年7月5日送货单中“送货经手人”为“梁”，2012年7月6日“余开双”收取了该笔货款107133元；2012年7月25日的称重单中有“余开双”的签名，2012年7月26日“梁保利”收取了该笔货款26800元；2012年8月14日的车辆运输签收单中“收货人签字”为“陈瑞华”，2012年8月15日“余开权”收取了该笔货款130569元；2012年8月28日的车辆运输签收单中“收货人签字”为“陈瑞华”，同日，“梁保利”收取了该笔货款131261元；2012年9月3日的车辆运输签收单中“收货人签字”为“陈瑞华”，2012年9月4日“梁保利”收取了该笔货款135997元；2012年9月16日送货单中“收货单位（签章）为“陈瑞华”，同日，“余开权”收取了该笔货款131240元；2012年9月25日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签章）”为“陈瑞华”，2012年9月26日“余开双”收取了该笔货款130152元。陈满莲则认为，一、梁保利不是陈满莲的员工，陈满莲没有委托梁保利送货及收款，在交易过程中，梁保利一直宣称其是金丰厂的员工，双方之间的交易是由梁保利促成的。从金丰厂提交的2012年6月2日的车辆运输签收单可以看出，该批交易是陈满莲委托第三方向金丰厂送货的，梁保利在收货人处签名，而2012年8月14日、8月28日委托第三方发货的车辆运输签收单上的收货人均为金丰厂的员工陈瑞华，由此可见，梁保利是金丰厂的员工。二、对于金丰厂提交的送货单、支出证明单中载明的交易，双方确实有发生该些交易，但对于收款人为梁保利的货款陈满莲均没有收到，由于金丰厂要求将2012年5月4日、5月9日的货款作为交易保证金，因此陈满莲就将该两笔交易的送货单原件交给金丰厂；2012年8月28日、9月4日的交易由于是第三方向金丰厂发货，陈满莲没有该两次交易的送货凭证，因此无法向金丰厂主张该两笔货款。三、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金丰厂付款时需将送货单或称重单收回，现陈满莲仍持有2012年5月26日的送货单及7月25日称重单，说明金丰厂尚未向陈满莲支付2012年5月26日、7月25日交易的货款。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对此回应称，一、关于2012年6月2日的车辆运输签收单，由于当时梁保利刚好在现场，所以就由梁保利及金丰厂的员工陈瑞华在车辆运输签收单上签收。二、在双方的交易习惯中，陈满莲送货时只会出具一份送货单，金丰厂付款时一般是要收回送货单据或称重单，但也存在不收回的情况。2012年5月26日，由于当时的收货人员不熟悉交易流程开具了两张送货单，而财务人员付款时不清楚有两张送货单，故只收回了一张送货单，因此，陈满莲才持有2012年5月26日的送货单及7月25日的称重单。
以上事实，有陈满莲提交的送货单、称重单，金丰厂提交的现金支出单、验收单、称重记录单、送货单（车辆运输签收单），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陈满莲系个体工商户“广州市黄埔区振亿丰粮食经营部”的经营者，广州市黄埔区振亿丰粮食经营部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陈满莲享有和承担。双方对于陈满莲于2012年5月26日向金丰厂提供了价值65258元的货物、于2012年7月25日向金丰厂提供了价值26800元的货物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92058元金丰厂是否已支付。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
首先，梁保利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梁保利是以陈满莲的名义向金丰厂收取货款，因此已具备了表见代理的客观表征。从金丰厂提交的现金支出单、验收单、称重记录单、送货单（车辆运输签收单）的内容看，双方在2012年5月至9月共发生了12笔交易，其中有6笔即2012年5月4日、5月9日、5月26日、7月25日、8月28日、9月4日的交易均是由梁保利收取货款。对于2012年5月4日、5月9日、8月28日、9月4日的交易为何没有向金丰厂主张权利的问题，陈满莲抗辩称，其中2012年5月4日、5月9日交易的货款用作保证金故将送货单交给了金丰厂，但对此主张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金丰厂对于陈满莲该主张不予确认；而且从常理上讲，如陈满莲已将2012年5月4日、5月9日的送货单交付给金丰厂（将该两笔货款用作保证金），则金丰厂应出具相应的保证金收据给陈满莲收执，因此，对于陈满莲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而2012年8月28日、9月4日是由第三方根据陈满莲的要求直接发货至金丰厂，陈满莲主张由于是第三方发货，故其没有相应的交易凭证，无法向金丰厂主张货款，明显与常理不符，故，对于陈满莲该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确认。再者，2012年5月4日的交易是由余开双向金丰厂送货，而该货款是由梁保利收取，5月9日、7月5日的送货单上送货人均为“梁”，陈满莲主张该收货人“梁”并非梁保利，但对于签名人员的身份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结合双方的交易情况，原审法院认定送货单上的“梁”确为梁保利，而该两笔交易的货款也由梁保利收取，9月4日的货款也是由梁保利收取。本案中，陈满莲确认与金丰厂存在案涉12笔交易，但对于现金支出单中显示由梁保利收款的均不确认，却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除5月26日、7月25日的交易凭证之外的其余交易凭证，亦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相反，金丰厂均持有该些送货凭证原件，因此，对于金丰厂主张梁保利是有权代表陈满莲送货及收款，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梁保利收取货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次，陈满莲主张梁保利为金丰厂的员工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虽然陈满莲现持有2012年5月26日的送货单，但双方均确认当时是开具了两张送货单，金丰厂主张由于财务人员不清楚开具了两张送货单，故付款时只收回一张送货单，更为可信。综上所述，由于原审法院已认定梁保利有权代表陈满莲收取货款，现金丰厂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案涉2012年5月26日、7月25日的货款92058元支付给梁保利，应视为金丰厂已向陈满莲支付货款。因此，对于陈满莲要求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支付2012年5月26日、7月25日的货款92058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满莲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102元，由陈满莲承担。
一审宣判后，陈满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梁保利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从而认定金丰厂已经支付货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2年5月4日的交易是双方的第一笔交易，该次交易由余开权送货，但次日却由梁保利收款，金丰厂没有审查梁保利是否有授权的情况下即将货款交予梁保利，此后在2012年5月9日的货款亦是如此，金丰厂在将此款交给梁保利的情况下却通知该两笔货款用作保证金。可见金丰厂在没有审查梁保利是否有权收款的情况下就将货款交给梁保利，具有重大过失，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二、金丰厂依据2012年5月9日和7月5日送货单上“梁”的签字认为梁保利系陈满莲的员工，应由金丰厂对“梁”即为梁保利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认为陈满莲未能对签名人员身份做出合理解释就认定“梁”为梁保利，举证责任分配有误。5月9日的货款实际上由余开权负责运送，7月5日的货物实际由余开双和运输公司人员一同运送，该送货单已经交给金丰厂，至于金丰厂提交的送货经手人处签有“梁”字的送货单，陈满莲并不认可其真实性，金丰厂应举证证明“梁”即为梁保利。5月9日、7月5日的送货单上“梁”字笔迹完全不一致，且上述送货单原件保存在金丰厂，如果金丰厂对送货单添加内容，陈满莲根本无法控制。原审判决仅凭送货单上存在“梁”字就认定金丰厂有理由相信梁保利是陈满莲的员工，从而认定梁保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有误。三、6月2日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有“梁保利”的签名，证明梁保利是金丰厂的员工，原审判决仅凭金丰厂的陈述采信当时梁保利正好在场就在收货人处签字的主张，违背了举证规则。四、原审法院忽略了陈满莲持有5月26日送货单原件、7月25日称重单的事实有误。根据双方的交易惯例，金丰厂通知陈满莲发货，陈满莲由余开权或余开双送货后，向金丰厂开具一式两联的送货单（送货方与收货方各执一联）或者提供第三方称重的电子称重单（送货方与收货方各执一联），金丰厂收货后在送货人所执的送货单或称重单上由其工作人员签名确认，收货方所执的送货单则交其财务人员办理结算工作。陈满莲接到收款通知后，带有金丰厂员工签名的送货单或者称重单交回给金丰厂，然后从金丰厂领取货款。在此情况下，金丰厂在未收取送货单和称重单的情况下将货款直接支付给梁保利，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综上，陈满莲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及袁衍洪向陈满莲支付拖欠的货款92958元及利息（从2012年8月1日计至付清之日）；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及袁衍洪承担。
被上诉人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向本院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案经本院审理，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1.二审中，陈满莲向本院提交了署名为广州市耀丰运输有限公司何永应、日期为2013年8月22日的证明以及署名为陈伯宏、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的证明，广州市耀丰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陈伯宏的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及行驶证复印件，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的称重单第二、三联等，拟证明2012年7月5日是余开双向金丰厂送货，且称重单为一式三联。金丰厂、苏文伟、彭桂林、袁衍洪认为陈满莲提交上述证据已经超过本案举证期限，广州市耀丰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没有加盖公章，没有证据证明何永应与该公司之间挂靠关系，亦无何永应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且亦无该公司准确的出车记录，而陈伯宏作为证人亦未到庭作证，其证明中提及两辆车，却只有一个司机，不符合常理。
2.二审法庭调查中，陈满莲主张其收取了金丰厂提交的现金支出单中由余开权、余开双签字收取的六笔货款。对于2012年5月4日、5月9日、5月26日、7月25日、8月28日、9月3日等六次送货，陈满莲主张其未收到货款，其解释为：金丰厂将双方最初的几笔交易货款作为押金，且后将7月25日的货款追加作为押金，对于8月28日和9月3日两次交易，金丰厂当时称没有现金要求延迟支付。金丰厂则主张其并不需要对方支付押金，如收取了押金却没有开具押金收据，并不符合常理，且如按陈满莲所主张，则在先的交易尚未付款却先支付在后的交易的货款，这不符合常理。
以上补充查明的事实，有证明、广州市耀丰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行驶证复印件、称重单及本院二审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陈满莲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应分析如下：
首先，从双方在诉讼中的陈述可见，陈满莲与金丰厂在2012年5月至9月期间共持续存在多达12笔的交易往来，陈满莲确认其已经收取其中的6笔交易（送货时间分别为6月2日、6月22日、7月5日、8月14日、9月16日、9月25日）的货款。陈满莲主张其未收到货款的6笔交易的送货时间分别为5月4日、5月9日、5月26日、7月25日、8月28日、9月3日。从其主张的未收到货款的交易时间来看，如按陈满莲的主张，则存在发生在前的交易尚未支付货款而发生在后的交易却已经支付货款的现象，缺乏合理性。其次，陈满莲于二审中主张金丰厂将5月4日、5月9日、5月26日的交易货款作为押金，后又追加7月25日的交易货款作为押金，如按其该主张，则陈满莲在未收到上述4笔交易货款的情况下，其理应持有上述4笔交易的送货凭证原件或押金收据，现陈满莲未能提交押金收据，亦未提交上述4笔交易的全部送货凭证原件，故其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亦缺乏合理性。且陈满莲该主张与其一审的主张不一致，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再者，按陈满莲在诉讼中的主张，金丰厂在支付货款后会收取送货凭证原件，则在金丰厂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陈满莲理应持有相应交易的送货凭证原件，其既已主张金丰厂有6笔交易的货款未向其支付，则其理应持有相应的可向金丰厂主张该6笔交易货款的相应送货凭证原件，其一并就该6笔交易货款起诉主张权利并不存在障碍。但陈满莲仅就其中两笔交易货款提起本案诉讼以主张权利，且在诉讼中亦未能就此做出合理解释，亦与常理不符。另外，陈满莲二审提交的证明并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而金丰厂则主张其已经支付了全部12笔交易的货款，并提交了现金支出单、验收单、称重记录单、送货单等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双方在诉讼中的陈述以及举证情况考虑，本院认为金丰厂对其主张已进行了更为充分有力的举证，陈满莲的举证不足，对其有关诉讼主张亦未能进行有力合理的解释，故金丰厂的诉讼主张更为可信。原审法院认定梁保利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据此驳回陈满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陈满莲的上诉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102元，由陈满莲负担（已预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潮辉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蔡裕权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