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03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春秋，男，196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林天德，男，196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永祥，男，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黄荣生，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春秋因与被上诉人杨永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春秋因需要资金租赁土地，于2009年向杨永祥立下《借条》，内容记载“今借到杨永祥先生现金人民币125000元，用于租赁从化市太平镇分水村土地，月息2％，借期为（空白）月，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此据，立据人（借款人）签名孙春秋，2009年1月31日”。孙春秋向杨永祥立下《借条》后，至今没有归还款项。孙春秋提出《借条》的签名是其本人书写，但日期不是其书写，签订时间应为2009年11月，但没有提交确切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签订时间。庭审中，孙春秋认为杨永祥出借的12.5万元款项是由于当时因孙春秋确有经济困难，杨永祥为其垫资用于双方共同租赁、经营、开发广州从化市太平镇分水村的土地事宜。孙春秋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1、《转让自留山地合同》2份；2、杨永祥、孙春秋在2009年签订的《协议书》；3、《承包山地合同》（复印件）2份。合同和开发协议书的基本内容是反映杨永祥、孙春秋在2009年11月期间，就共同租赁、经营、开发广州从化市太平镇分水村的土地事宜，曾经签订承包、转让等协议。双方在2009年签订《协议书》的第3条记载：在合同期内，因一方资金发生困难需另一方代为出资时，则收益人按出资金额支付月息人民币2％的利息给出资人。对孙春秋提供的证据，杨永祥表示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
杨永祥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孙春秋清偿借款本金125000元，利息以本金125000元为基数，按每月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截至2014年2月28日为61个月，利息为152500元）；2、判令孙春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永祥、孙春秋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其主张应承担证明责任。从杨永祥提供有孙春秋签名立下的《借条》，证实孙春秋曾经向杨永祥借款125000元用于租赁从化市太平镇分水村土地事宜。此外，孙春秋提供的《转让自留山地合同》、《承包山地合同》、《协议书》，以及孙春秋在本案的自述，亦证实了双方在共同经营过程中，由于孙春秋资金困难，其应承担出资的部分由杨永祥代为垫资的事实。可见，杨永祥为孙春秋垫资的款项实为借款性质，因此，法院确认孙春秋向杨永祥借款的事实。关于《借条》签订的时间，孙春秋提出2009年11月签订，但没有提交书面约定，对此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杨永祥提供《借条》签订的时间为2009年1月31日，对此法院予以确认。在《借条》中因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该款属于公民之间不定期借款的性质，因此出借款人可以随时向借款人主张还款的权利，杨永祥现要求孙春秋归还出借款项，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的标准双方约定按月息2％计算，没有超过国家的规定，对此法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孙春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永祥125000元及其利息（从2009年2月1日起按月息2%标准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孙春秋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463元由孙春秋负担。
判后，孙春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系事实认定不清，实际上，《协议书》第三条和第五条对借款用途及还款期限作出明确的约定。因此，1、目前仍是合同期内，杨永祥请求给付垫资没有时间依据；2、租赁、经营、开发目前尚未到收益期，杨永祥请求给付垫资没有事实依据，也违背了双方签订《协议书》时真实意思的表示；3、扣除成本当然包括了孙春秋的垫资，所以孙春秋在合作期间起诉索要垫资显然违背了《协议书》双方的约定。基于双方共同租赁、经营、开发从化市太平镇分水村的土地最终目的是看中国家对从化的未来开发规划，期望有朝一日国家或有关单位对该地块进行征收或该地块升值流转而产生收益，而因国家或有关单位对该地块进行征收日期具有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在杨永祥拟定《借条》时，借款期留空白。所以依据双方真实意思是借款期到国家或有关单位对该地块进行征收或该地块升值流转产生了收益之日止。这也符合双方在《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所以杨永祥在国家或有关单位未对该地块进行征收或该地块未流转未产生收益便起诉索要垫资显然违背了双方原来的约定。二、利息计算应以杨永祥划给租赁方款项到位起计算。杨永祥擅自添加借条内容与事实不符，依据2009年11月4日共同签署《协议书》，结合2009年11月20日与出让方郭月中签订的两份《转让自留山地合同》，经双方确认总费用25万元，后由杨永祥自行拟定“借条”要求孙春秋签名，但该“借条”只打印了“2009年月日”杨永祥事后自行添加“2009年1月31日”及“身份证号：4401021961001063618”，显然与事实不符，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所添加的身份证号也与孙春秋的身份证号明显不符。孙春秋认为即便最后国家或有关单位对该地块进行征收，在该地块产生收益后或该合同符合终止的法定条件发生后，再计算利息也应以杨永祥实际将款项划给出让方郭月中的时间起计算，而不是靠杨永祥的恶意添加的日期作为计算依据。
综上，孙春秋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6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杨永祥的诉讼请求；2、判令杨永祥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杨永祥针对孙春秋的上诉，答辩称：一、杨永祥与孙春秋之间的借款关系应以2009年1月31日的《借条》反映的事实为准。孙春秋借款时所称的借款用途是租赁分水村的土地，而且只是孙春秋的说法，杨永祥没有就用途一事做专门考察。当时杨永祥并没有参与孙春秋租赁土地一事。2009年1月31日，孙春秋向杨永祥借款，拿来了一张打印好并签名、写了身份证号码和借款日期的《借条》给杨永祥，杨永祥随即将现金借给了孙春秋。孙春秋说当时没有填上日期与事实和常理不符，一个正常的人写《借条》不可能不填借款日期。孙春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孙春秋对自己出具的《借条》负责。至于孙春秋称《借条》上的身份证号码多了一个数字，杨永祥并没有对身份证号码进行核实，且《借条》是孙春秋所签署的事实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得以确定，身份证号号码错误并不影响《借条》的法律效力。二、2009年11月4日的《协议书》与本案无关。首先，从时间来看，孙春秋的借款日期是2009年1月31日，《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09年11月4日，借款在前，协议在后。其次，从《协议书》内容看，并没有提起《借条》中的借款一事。相反，《协议书》用了“合同期间”来限定了双方关系的期间。合同签订之前的行为，肯定就不是“合同期间”。再次，《协议书》并没有得到履行。《协议书》签订后，双方谁都不愿出钱去“租赁、经营、开发”分水村的土地，双方也没有共同去和分水村村民签订《租赁协议》。况且借款属于民间借贷性质，而《协议书》属于合作合同性质，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显然站不住脚。所以，孙春秋用没有履行的《协议书》来作为借款不还的抗辩理由，是缺乏依据的。三、孙春秋用《转让自留山合同》作为本案的抗辩，更加荒唐。首先，《借条》所反映的内容与受让“自留山”没有任何关系。《借条》反映的借款用途是“租赁土地”而不是“受让土地”，孙春秋想沾点边都没有机会。其次，从《转让自留山合同》来看，有合同的两方，四个当事人，其中“乙方”就是三人，即黄伟昌、孙春秋、杨永祥。就算按照孙春秋的说法，根据三份合同的统计，所有费用也就是232340元，在无法凑到25万元的情况下，孙春秋发挥想象力，在《民事上诉状》中自编成是“经双方确认总费用为25万元”。这种编造就产生奇怪的结果：“乙方”是三个人，在这里变成了“双方”，如果说三个人平均分担这25万元，也是每人分担8.33万元，与12．5万元无干。擅自买卖农村土地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这些合同签订后无法履行，甲方没有交出土地，乙方都没有交钱给甲方。可见，这三份《转让自留山合同》和本案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综上，杨永祥认为，孙春秋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孙春秋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核实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询结束后，孙春秋向本院提供了从化市太平镇分水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中记载杨永祥、孙春秋于2009年11月份开始到该村承包部分农户的山地作生产经营用等内容。
本院认为：孙春秋与杨永祥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有借条为据，双方对此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孙春秋向本院提交的《证明》，与本案的借款合同关系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采纳该证据。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已届还款期限？涉案借款的利息应自何时起算？
关于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涉案借条中，载明“借期为（空白）月”，可见双方并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杨永祥作为出借人，可以催告孙春秋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孙春秋主张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为国家或有关单位对双方《协议书》所涉地块进行征收或该地块流转产生收益之日，本院对此主张评析如下：其一，借条的出具时间为2009年1月31日，前述《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09年11月，两者缺乏关联性，因此孙春秋以《协议书》抗辩未至还款期限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二，即便两者存在关联性，《协议书》中关于“如国家可有关单位对该地块进行征收……”的约定，是对征收情况出现后所得补偿款的处理，而非对还款期限的约定，孙春秋以该约定对抗杨永祥的还款请求，无法成立，本院同样不予采纳。因此，孙春秋关于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并依法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事实。
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起算时间。如前所述，涉案借条的出具时间是2009年1月31日，孙春秋主张该时间是杨永祥事后自行添加，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既然孙春秋自该日借到杨永祥借款，并明确表示同意计算利息，故应从借条出具的时间开始计算利息。孙春秋现主张应以杨永祥实际将款项划给前述《协议书》的出让方郭月中的时间起算，完全没有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上述分析，孙春秋提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463元，由上诉人孙春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文莉
代理审判员 许雪芳
代理审判员 吴 湛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施阮
赵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