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民二终字第8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
法定代表人：施展康，社长。
委托代理人：董炜炜，宁波市舜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黄狄卿，宁波市舜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红飞，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乙。
法定代理人：孙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山，农民。
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明丰，余姚市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马漕头村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孙国山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5）甬余马民初字第207号民事判决，于11月1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孙国山户籍在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孙某甲的户籍于1995年12月7日从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迁入余姚市阳明街道山西新村22幢407室，徐红飞的户籍于1997年10月24日从余姚市老方桥镇迁入余姚市阳明街道山西新村22幢407室，孙某乙出生户籍即申报在余姚市阳明街道山西新村22幢407室。1999年二轮土地延包，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进行土地测算，孙国山农户按4人计算，土地测算面积为5.54亩，权证面积为7.13亩。1999年10月1日对该农户颁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载明承包方包括户主孙国山及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等四人，承包土地面积7.03亩，私有田0.1亩，合计7.13亩。2002年10月22日，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村民、社员代表会议通过土地征用及劳力安置费分配决议，2011年3月3日，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村民（社员）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该2份决议内容均为：一、因对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政策文件上如何确定承包权面积和落入地块有误解，农户现有权证的面积与土地延包测算分户表面积有差值，以生产队为基础，今调整1999年11月10日—2030年11月10日全村第二轮延包的承包权面积一律按第二轮土地延包测算的面积到户落入承包权，对1999年11月9日前征用已付安置费土地面积的从农户测算面积中扣除后确定承包权面积。二、土地征用时，征用面积一律按第二轮土地延包测算表上的面积，最后确定为承包面积试算到户。三、1999年二轮延包测算分户表的面积为准，如果权证上的面积多于测算表上的面积，以测算表上的面积分配到户，多余部分享受地面作物补偿费，如果权证的面积少于测算表上的面积，以权证上的面积为准，少于部分等全生产队土地征用完以后兑现。四、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对于测算面积和权证面积多余部分面积按3／7的比例分配，权证比测算多的部分享受30%，测算比权证多余的部分享受70%。从2011年开始，孙国山、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的7.13亩土地陆续被征用，孙国山与马漕头村合作社于2011年11月11日、12月20日及2014年11月20日分别签订土地流转（征用）一次性补偿协议各1份，补偿标准均为：劳力安置补偿费38400元／亩、青苗补偿费1000元／亩、塘渣费1780元／亩，合计41180元／亩；测算以外、权证以内面积享受30%；按测算面积，新种树木及地面作物田块一律补偿3000元／亩，多年种植树木按评估价赔偿。孙国山等四人已获得补偿款：41180元／亩×1.81亩=””74536元、41180元／亩×5.32亩×30%=”65”723元，合计140259元，另获得新种树木及地面作物补偿款3000元／亩×7.13亩=””21390元和多年种植树木赔偿款111306元。
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于2015年5月6日诉至法院，以要求马漕头村合作社全额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为由，请求判令：马漕头村合作社支付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被征收承包土地补偿款107521元。后原审法院根据孙国山的申请，通知其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马漕头村合作社在原审中答辩称：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没有与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均不属于其社员，不享有社员资格。孙某甲在1995年12月份将户口迁到余姚市城区山西新村22幢407室，此时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没有开始。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孙某甲未满16周岁，不能享受分得承包地的权利。徐红飞、孙某乙的户籍自始至终没有在马漕头村里，也不是马漕头村合作社社员，也不能享受马漕头村合作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相应的土地征收款的权利。孙某甲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权证中也没有显示徐红飞、孙某乙的姓名。故请求依法驳回孙某甲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以孙国山为户主的四人与马漕头村合作社之间存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该农户也取得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该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按约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孙国山等人的承包土地被征用，征用补偿款的分配由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定，根据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土地征用面积一律按第二轮土地延包测算表上的面积，如果权证面积多于测算表上的面积，多的部分农户享受30%。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虽然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户籍不在马漕头村，但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第二轮土地延包测算表中仍将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测算在内。孙国山家庭4人土地测算面积为5.54亩，权证面积为7.13亩，则孙国山等四人可获得的土地征用补偿款应为41180元／亩×5.54亩＋41180元／亩×（7.13-5.54）亩×30%=”247”780元，而孙国山等四人实际获得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为140259元，故马漕头村合作社尚应支付孙国山等四人土地征用补偿款107521元。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作如下判决：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经济合作社支付孙国山、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承包地征收补偿费107521元，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450元，由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村经济合作社负担。
宣判后，马漕头村合作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马漕头村合作社和全体合作社社员的共同利益。在马漕头村第二轮延包时，孙国山隐瞒了孙某甲的户籍已经外迁的事实，马漕头村合作社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未对此进行核实。后马漕头村发现问题后，对以虚报、多报、乱报方式多获取承包地的社员和农户依法予以纠正，纠正方式为1999年8月20日之前户口已经迁出马漕头村的任何村民和婚嫁到马漕头村但户口尚未迁入的任何村民均不得参与第二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若上述村民已参与第二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并分得自留地、口粮田和承包田的一律予以收回；若上述自留地、口粮田和承包田已经被依法征用征收的，对其已经取得的征用补偿款予以追缴。故孙国山等人多获取的承包地应当予以收回。2.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的户籍在余姚市阳明街道山西新村，系余姚市阳明街道山西居委的居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不得享有承包田、自留地和口粮田的权利。3.马漕头村的错误发包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该行为无效，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发放的承包权证应予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马漕头村合作社不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或发回重审。
孙某甲等四人辩称：1.马漕头村合作社与孙某甲之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有余姚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证。2.马漕头村合作社以未经多数村民同意为由来主张双方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3.虽然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的户籍迁出马漕头村，但迁入的是余姚市城镇户口，不是设区的市，且现在孙某甲、徐红飞都已经解除劳动合同，靠自己在外打工，根本没有脱离与马漕头村的关联。4.马漕头村合作社以村民代表会议来排除、减损孙某甲等人的权利，是无效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马漕头村合作社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马漕头村合作社提供马渚镇大漕头村第二轮土地延包的实施草案意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根据该意见第二部分规定，本案被上诉人中除了孙国山以外其余人的户籍均不在马漕头村，不能享受延包的权利。经质证，孙某甲等人认为该意见系复印件，真实性难以确认；且孙某甲等人没有收到村委会的告知，根本不知道该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因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审理中，马漕头村合作社提出涉案土地处于预征阶段，马漕头村有权将土地收回。经审查，本院认为，马漕头村合作社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项事实，故对其该项补充事实不予认定。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根据马漕头村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土地征用面积一律按第二轮土地延包测算表上的面积，如果权证面积多于测算表上的面积，多的部分农户享受30%。马漕头村合作社上诉提出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在第二轮延包时隐瞒了户籍外迁的事实，多取得的承包地应当予以收回。对此，本院认为，农民到城市落户，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然而适合小城镇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在积极探索和建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上述规定，主要是考虑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在农民进入小城镇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尚未落实时，如果收回他们的承包地，可能使他们面临生活困难。本案马漕头村于1999年进行第二轮延包时，孙国山家庭户包括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等四人承包了马漕头村土地，承包期至2030年11月10日。虽签订承包合同时，孙某甲、徐红飞、孙某乙的户籍不在马漕头村，但其迁往的是小城镇，而不是设区的市，且孙国山户籍并未迁出马漕头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应当交回承包地的条件。故根据马漕头村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孙某甲等人共可获得土地征用补偿款247780元，而其实际获得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为140259元，马漕头村合作社尚应支付孙某甲等人土地征用补偿款107521元。综上，马漕头村合作社之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50元，由马漕头村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坚
审 判 员 孟建平
审 判 员 房 伟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李萍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