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厦民终字第25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少扬，男，1959年10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鸿禧，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国华，男，1965年2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斌，男，1961年7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友珠，女，1964年12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立红，女，1961年11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王文斌、王友珠与被�诉人孙立红合伙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08）集民初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孙立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赔偿因其对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合伙权益（基于向英村村委会承包27亩农地后，在其上及周边经营至今的所有地上物及可得的征地拆迁补偿）侵犯给其造成的损失4502022.77元。
原审法院查明，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
1990年4月10日，原郭国华、案外人郭太荣与厦门市后溪镇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英村村委会）签订《农地承包合同书》，承包英村六组的农地15亩，期限25年，从1989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经厦门市集美区公证处公证�1990年5月26日，郭国华、案外人汪建利与厦门市后溪镇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英村村委会）签订《农地承包合同书》，承包英村四组的农地12亩，期限25年，从199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经厦门市集美区公证处公证。1996年1月1日，郭国华与王文斌、孙立红签订《果场转让协议书》，将讼争英村六组的15亩农地及果场转让给后者，并经厦门市集美区公证处公证。1996年7月26日，郭国华与王文斌、孙立红签订《果场转让协议书》，将讼争英村四组的12亩农地及果场转让给后者，并经厦门市集美区公证处公证。2000年9月17日，王文斌与孙立红签订《龙眼树分割协议书》，王文斌分得果园中路上边的龙眼树，负责缴交英村四组12亩承包款；孙立红分得果园中路下边的龙眼树，负责缴交英村六组15亩承包款；并经厦门市后溪镇司法办公室见证。2004年，讼争承包地被征收，征收单位支付地上物补偿款4502022.77元，由王文斌获得2255841元、王友珠获得401613元、孙立红（孙礼用）获得1844568元。
经查，在与英村村委会签订15亩、12亩农地承包书中，案外人郭太荣、汪建利均只是挂名，未实际参加承包经营。
又查明，张少扬与孙立红于1985年7月结婚，于1989年11月离婚。孙立红曾经是扬鑫农庄的财务人员。
再查明，扬鑫农庄进行经营的讼争农地，名义上系由集美区区划办向集美区土地局申请，作为集美坡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研究。2005年，讼争承包地被政府征收，根据集美文教区管委会的《项目征地地上物补偿明细表》载明，讼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情况如下：王文斌取得2255841.38元，王友珠取得401613.24元，孙礼用（代表孙立红）取得1844568.15元。王友珠系王文斌之妻。孙礼用系受孙立红委托，办理与讼争15亩果园的相关事宜，包括领取补偿款等�
另查明，2000年至2004年，由王文斌出面向英村村委会缴纳12亩承包金每年12亩×50元／亩=600元，并由英村村委会出具《集美区农村专用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集美区扬金农庄”。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农地承包合同书》（经公证）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经公证）两份、扬鑫农庄的工商注册资料、集美文教区管委会出具的《项目征地地上物补偿明细表》、英村村委会的《集美区农村专用收据》等证据予以佐证。
对以下两方面各方当事人存在部分异议的法律事实，原审法院经查明予以确认：
1、1990年8月9日，郭国华与张少扬以上述英村村委会承包的农地27亩为基础，个人合伙成立厦门市集美区扬鑫农庄，郭国华以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占合伙份额40%，张少扬以现金出资入股，占合伙份额60%，并由郭国华担任负责人。
对上述两人合伙及份额的事实，郭国华等提供1990年6月20日由张少扬和郭国华签订的《合伙协议》加以证实。王文斌、王友珠对《合伙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与两人在集美工商局存档的《协议书》内容有出入。法院认证认为，《合伙协议》与《协议书》的内容并无矛盾，且第三人无从对张少扬和郭国华之间的合伙事宜深入了解，王文斌、王友珠的抗辩不予采信，郭国华等主张的上述两人合伙及相应份额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2、1992年10月15日，张少扬将其拥有的20%合伙份额转让给案外人许思明。1994年3月20日，许思明将该20%合伙份额转让给陈鸿禧。
对上述合伙份额转让的事实，郭国华等提供由张少扬、郭国华和许思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以及由张少扬、郭国华、许思明及陈鸿禧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加以证明。
王文斌、王友珠提出异议，认为两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真�性有异议，并提供由许思明出具的经公证的《证明书》、《声明书》以及《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进行反驳。法院认为，王文斌、王友珠仅对两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形式持异议，但双方的证据在合伙份额转让方面的事实均不矛盾，对无异议的上述合伙份额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郭国华与王文斌、孙立红签订的《果场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二、王文斌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扬鑫农场的管理人员？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郭国华与王文斌、孙立红签订的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
郭国华主张《果场转让协议书》未获得合伙人张少扬、陈鸿禧的认可，王文斌、孙立红亦非善意第三人，上述协议属无效协议。王文斌提出异议认为，张少扬、陈鸿禧已退出合伙，郭国华作为扬鑫农庄的负责人与王文斌签订转让协议，且王文斌已实际履行多年，《果场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法院认证如下：
1、关于张少扬、陈鸿禧是否已退伙的问题。王文斌主张张少扬、陈鸿禧已退出合伙，并提供原英村六组、英村四组组长李文福、汪开阵出具的《证明》两份，英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延长承包期协议书”和“果场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书签订过程的情况证明》加以证明，郭国华提出异议。
法院认证认为，上述几份《证明》的内容仅涉及张少扬、陈鸿禧曾经“提出”退出投资，而没有涉及是否已退出的情况；况且合伙事实作为合伙人内部关系，第三人不能准确清楚地了解合伙内部关系，故以上证据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张少扬、陈鸿禧已经退伙的事实，不予采信。
2、关于孙立红是否善意第三人的问题。孙立红主张讼争果场的承包、延包均由郭国华的个人名义，孙�红、王文斌受让果场系善意取得，且孙立红已支付了对价。郭国华提出异议认为，孙立红曾作为扬鑫农庄的财务人员，不是善意第三人。法院认证认为，孙立红曾经是扬鑫农庄的财务人员，应当对扬鑫农庄的合伙事宜清楚了解，故其善意第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
3、关于郭国华作为扬鑫农庄的负责人是否有权与孙立红、王文斌签订转让协议的问题。王文斌主张郭国华作为扬鑫农庄的负责人是否有权与孙立红、王文斌签订转让协议，郭国华提出异议。法院认证认为，果场转让系合伙重大事宜，应当经过全体合伙人的共同同意，郭国华一人无权处分。王文斌的该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郭国华与王文斌、孙立红签订的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系郭国华擅自处分合伙资产，且未经其他合伙人的同意，而王文斌亦非善意第三人，本院认证认定该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效。
二、关于王文斌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扬鑫农场的管理人员的问题。
1、关于王文斌提供的证据《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的认证。
郭国华主张王文斌系扬鑫农庄聘请的管理人员，并提供借条、收条、报销单等证据加以证明。王文斌提出异议，并提供由许思明出具的经公证的《证明书》、《声明书》以及《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拟证明王文斌系合伙人的事实。郭国华质证认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法院认证认为，《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作为曾经作为股东的许思明提供的证据，并有其个人证言以及集美区区划办工作人员黄宗生的经公证的证人证言作为佐证，由于讼争果场名义上系由集美区区划办向集美区土地局申请，并作为集美坡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研究，集美区区划办与讼争果场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故上述证据具备一定的证明�，对《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中“1994年4月22日，张少扬、陈鸿禧与王文斌签订，约定张少扬占合伙份额40%，陈鸿禧占20%合伙份额，王文斌占40%合伙份额，许思明退出合伙”等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而郭国华等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2、关于王文斌提供的《被征用地扬鑫农庄股东发生侵权纠纷请求暂停办理拆迁补偿手续》的认证。
王文斌主张其于1994年即占40%合伙份额，并提供由张少扬、陈鸿禧邮寄给英村六组的信件即《被征用地扬鑫农庄股东发生侵权纠纷请求暂停办理拆迁补偿手续》，拟证明张少扬、陈鸿禧在2005年3月向英村村委会的投拆材料中承认王文斌占有40%合伙份额。郭国华等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认证认为：《被征用地扬鑫农庄股东发生侵权纠纷请求暂停办理拆迁补偿手续》落款有张少扬、陈鸿禧签名，并由英村村委会加盖公章证实确系由张少扬寄给村委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信中所载的张少扬、陈鸿禧认为“1994年，许思明、郭国华退股，转由张少扬、陈鸿禧、王文斌投资经营，股权比例：张少扬、王文斌各占40%，陈鸿禧20%”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以上两份证据能够相互佐证，证实张少扬、陈鸿禧与王文斌于1994年签订《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吸收王文斌为扬鑫农庄的合伙人，约定“张少扬占合伙份额40%，陈鸿禧占20%合伙份额，王文斌占40%合伙份额，许思明退出合伙”的法律事实。
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王文斌主张自1996年9月《果场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日起，果场的管理已具体由王文斌、孙立红负责，应当认为郭国华等当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现在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提供英村村委会会议记录，拟证明张少扬对《果场转让协议书》公证事宜知情。郭国华等提出异议认为，扬鑫农庄的经营一直照常进行，郭国华等直至2005年征地补偿时，才发觉王文斌、孙立红的侵权行为，郭国华等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法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的内容不足以证实王文斌、孙立红的主张，不予采信。法院认为，由于《果场转让协议书》并无张少扬、陈鸿禧的签字，王文斌、孙立红主张张少扬、陈鸿禧应当知道果场转让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本案郭国华、张少扬、陈鸿禧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系基于合伙资产侵权产生的侵权法律关系。鉴于本案集美文教区下拨的补偿款4502022.77元性质上是土地征收的地上物补偿款，而合伙资产已转化为地上物补偿款，各方当事人应根据“谁投入，谁所得”的原则，获得该地上物补偿款，多领和�应得的则应予以清退。首先，张少扬、陈鸿禧与王文斌于1994年签订《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吸收王文斌为扬鑫农庄的合伙人，约定“张少扬占合伙份额40%，陈鸿禧占20%合伙份额，王文斌占40%合伙份额，许思明退出合伙”，但因该份《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缺乏合伙人之一的郭国华的认可和签字，对该份《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其次，郭国华与被告王文斌、孙立红于1996年签订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转让扬鑫农庄资产份额，缺乏合伙人之一的张少扬、陈鸿禧的认可和签字，对该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性，不予确认。王文斌作为扬鑫农庄的合伙人之一、孙立红作为扬鑫农庄的利害关系人，明知郭国华仅是合伙人之一，明知张少扬、陈鸿禧未签名认可，却与郭国华签订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受让相关合伙资产，造成郭国华、张少扬、陈鸿禧的合伙资产的损失，其行为构成侵权，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1994年签订《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后，王文斌事实上即加入合伙，但未得到原合伙人之一郭国华的认可。虽然1996年签订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后，孙立红事实上即受让相关果场并进行经营，但亦未得到原合伙人张少扬、陈鸿禧的认可。而王文斌、孙立红亦不能证实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退出合伙的法律事实。
法院认为，一方面，鉴于上述几份协议均事实上得以履行，王文斌入伙、孙立红受让后，均对果场进行了实际管理和经营；另一方面，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以及王文斌、孙立红等，在进行上述合伙资产转让时，均未进行清算；以及因时间长久、以及农村合伙的不规范等原因，现各方当事人对各自的投入均无法举证加以证明，导致现今对各自的投入在客观上无法准确界定。鉴于该承包地已被征收，对于因此而获得的补偿款，各方应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合理分配，具体如下：扬鑫农庄早期系由张少扬、郭国华、陈鸿禧投资兴办，对于补偿款应占35%，即4502023元×35%=1575708元；王文斌早期参与合伙，且长期参与管理，其与孙立红分割后，虽然仅占12亩，但在被征收时其所管理的龙眼树经现场清点的所获得补偿占所有地上物补偿款的大部分，因而应占45%，即4502023元×45%=2025910元，应退还郭国华等2255841元-2025910元=220031元；被告孙立红后期也参与管理，占20%份额，即4502023元×20%=900405元，应退还1844568元-900405元=944163元。被告王友珠不占份额，其所得征地款401613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退还郭国华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文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款项220031元；二、王友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款项401613元；三、孙立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款项944163元。四、驳回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1010元，由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负担19380元，王文斌负担4879元，王友珠负担2767元，孙立红负担3984元。
宣判后，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王文斌、王友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针对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共同赔偿因对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合伙权益侵犯，给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造成的损失4502022.77元。理由是：本案的性质为侵犯个人合伙权益纠纷，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的合伙权益受到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的侵害。一审对讼争合伙权益的权利归属认定与处理结果自相矛盾。一、首先，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享有本案全部讼争合伙权益是明确的，经（2011）厦民终字第90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无误。这些合伙权益经一审查明为拆迁补偿4502022.77元，已为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侵占。郭国华分别于1990年4、5月向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乡英村承包浦中央农地15亩及12亩后与张少杨订立个人合伙协议，进行农副业生产。双方为个人合伙起字号为“扬鑫农庄”，并经核准登记。1992年，经郭国华同意，张少杨将20％股份转让给许思明�1994年许思明将该股份转让陈鸿禧。合伙人在上述农地上种植果蔬、建管理楼、养殖禽畜，权益为合伙人共有。上述事实有1990年两份《农地承包合同书》、《合伙协议》、扬鑫农庄工商核准资料、两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等证据可以证明。二、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明明共同侵权，一审却自相矛盾地将其侵占合法化，使侵权还可获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极为反常和荒谬。1、一审以所谓1994年《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认定王文斌入伙（见判决P7）。但实际上1994年《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并不存在，以被上诉人王文斌假造的复印件根本无法确认真实性（且假设存在该协议也没有得到合伙人之一的郭国华认可，仍属无效）。一审知晓1994年《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便依据证人许思明、黄宗生等的证言补强该“证据”并予采纳认定。但这些证人均为“证言根本不在其能够证明的范围内”、“不能依法出庭接受质证”情况。一审违背基本司法规则，以违法证据去支持其他违法证据，明显错误。2、一审还以所谓《被征用地扬鑫农庄股东发生侵权纠纷请求暂停办理拆迁补偿手续》文件为据支持1994年《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关于王文斌入伙的认定。但实际上，由于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侵权，张少扬、陈鸿禧发函给村小组主张权益，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竟然为诉讼替换文件正文部分导致其不能提供原件。而并非收件人的村委会却匪夷所思地作为收件人盖章作证，该证据显然为伪证，该破绽系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急于包装伪证而找错对象的结果。此外该村委会在该案中伪证情节可谓劣迹斑斑，经（2011）厦民终字第90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无效的两份《果场转让协议书》，该村委会也有参�，其中1996.7.27《果场转让协议书》居然就在法定假日的星期六“签署和公证”出来的。3、一审又引入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实际经营管理”的概念。但其“实际经营管理”投入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仅凭单薄陈述根本不能作为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瓜分上诉人合伙权益的理由。况且所谓酌情考虑的“各自投入问题”。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认为该问题根本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列。本案为侵犯合伙权益纠纷，王文斌、王友珠、孙立红作为侵权人，假设其存在所谓“投入”，其应另行主张，不能直接混同减轻其应承担的侵权责任，更不能直接把侵权过程中可能的“投入”漂白化身为合伙权益进行分配。
王文斌、王友珠针对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的上诉答辩称，首先，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并非农场合伙人，无诉讼主体资格。因为：第一、对方提出所谓�合伙权利明确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郭国华92年已经全部转让权利，其根本不是合伙人。第二、王文斌在92年实际参与农场经营，在94年又签订协议占有该农场40%的股份。第三、96年的时候张少扬和陈鸿禧将其股份转让给孙立红。其次，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诉称的所谓共同侵权并不存在。第一，94年签订的合资兴办农庄的协议书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原件找不到，但是当时协议书是有合伙人签名并由其确认。而且在94年的时候郭国华已经和农场无关了，所以协议是无需其确认的。第二、王文斌、王友珠写给有关部门的信，请求办理拆迁手续的，上面有张少扬、陈鸿禧的亲自签名。他们寄给多部门，当时我们向村委会调查取证的时候，村委会确认该信存在。这封信也非常清楚的说明92年的时候郭国华已经退出农场的经营。94年的时候是王文斌、陈少杨、陈鸿禧经营。这�事实是有陈少扬、陈鸿禧的确认。第三、本案对王文斌来说不存在实际经营的问题，王文斌本身是合伙人之一，且占有40%的股份。他只是通过果园转让协议书来取得权利，不是从对方处获得的，王文斌该有的份额在本案讼争之前已经得到确认。
上诉人王文斌、王友珠针对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第一、第二项判决主文。理由是：1、郭国华已不具备合伙人资格，不再享有合伙财产的权利，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因为：郭国华早在1992年就退出合伙，这有其本人于2005年3月10日亲自签写的《证明书》为证，此外还有当时合伙人张少扬、陈鸿禧于2005年3月写给英村村委会的《被征用地扬鑫农庄股东发生侵权纠纷请求暂停办理拆迁补偿手续》，及当时的知情人许思明证明。一审法院既然认定郭国华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擅�处理合伙财产无效，那么郭国华就应当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应当追加为本案被告。2、王文斌、王友珠是夫妻，所领取的征地补偿款属自己经营应得部分，没有侵占其他合伙人财产，一审判决不公。王文斌本就是该农庄的合伙人，并占有40%股份，这一事实已有充分证据证明。2000年9月17日王文斌与孙立红在对果园进行划分后，王文斌基本上还是按自己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取自己应有的合伙财产，之后的四年中，王文斌、王友珠夫妇通过扩大种植业面积，提高果园产量、扩建、新建管理房等等措施，才使得所经营的果园得到了2657454元征地补偿款。（其中果树部分2255841元记在王文斌名下，地面物补偿款401613元记在王友珠名下。）根据“谁投入，谁所得”的原则，以上补偿款不管记录在王文斌或王友珠名下，均属于王文斌一家应得的财产，不应当被作为合伙财产被再�分配。一审判决书第一、第二项判决主文，损害了王文斌、王友珠的权益。3、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自1996年《果场转让协议书》签订并履行后，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如认为自己权利被侵犯，在当时就应当知道。理由是：一、土地承包款是一年缴交一次，自1996年《果场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该承包款就改由王文斌与孙立红缴交，2000年后又改为王文斌与孙立红分别缴交。土地租金是判断谁是承包人的重要标准，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已退出承包，当然也就可以不缴交租金。二、从1996年到2005年该果园被征用之日，每年果园收获到底归谁所有，这些都是每个承包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却不闻不问放弃近10年之久，这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如果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是果园承包人和所有者，他们的这些权益被侵害时，他们是不可能不知�的。况且张少扬、陈鸿禧在2000年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即便他们是在2000年才知道，也应当在知道后的两年内提起诉讼，而他们直到2005年12月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起诉。
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针对王文斌、王友珠的上诉答辩称，一、关于主体问题，本案案由是侵犯合伙人权益纠纷。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作为合伙人，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至于合伙协议合伙人的组成是否发生变动的情况，包括已经生效的（2011）厦民终字第90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合伙没有变化。所以郭国华的诉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二、补偿转让协议无效是通过诉讼形式确认的。生效判决时确认了合伙协议，此时才应该作为起算点。王文斌提出的实际经营都没有事实证据证明。关于实际投入这块，我们的投入持续时间、金额是确切的。所以上诉人王文斌的主张和理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被上诉人孙立红未答辩。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且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孙立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且未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王文斌、王友珠认为原审查明的事实中存在以下问题：1、成立扬鑫农庄的时间是1990年6月20日，而不是8月9日。2、1992年10月15日及1994年3月20日的两份协议书是虚假的，一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漏查1992年郭国华已经退出承包，不再管农场经营。4、一审法院还漏查王文斌从92年开始除除经营通过转让取得的田地，还向周边村民要了部分土地，在果园上也修建了养殖场、灌溉措施和道路。
上诉人王文斌、王友珠提交了郭国华于2005年出具的称其1992年已退出承包的《证明书》。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张少扬、陈鸿禧以王文斌和孙立红为被告、郭国华为第三人向厦门市集美人民法院提起确认郭国华与王文斌、孙立红于1996年签订的两份《果场转让协议》无效的民事诉讼，本院于2011年8月以（2011）厦民终字第906号民事判决书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了厦门市集美人民法院做出的认定两份《果场转让协议》无效的判决。在该案审理中，王文斌已提交了郭国华于2005年出具的《证明书》，当时张少扬等对该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内容不符合事实，郭国华可能是为避免麻烦才出具的。
本院认为，原审查明的扬鑫农庄成立时间无误。1992年10月15日及1994年3月20日的两份协议书是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及许思明的内部协议，当事人已予以确认，王文斌、王友珠有异议，但未提出任何反驳证据，该异议不能成立。王文斌、王友珠仅以证人证言等提�其获得的赔偿包含超过其原经营的英村四组的12亩地部分，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郭国华2005年出具证明书称1992年已将所承包的土地转让给王文斌等人，此可以印证1994年《合资兴办扬鑫农庄协议书》的真实性，可以认定王文斌当时已实际参与经营。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认为不存在王文斌参与合伙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地上物补偿款是土地被征收时就地上附着物、青苗等向土地经营者支付的补偿款，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上诉认为因1996年两份转让协议无效，地上物补偿款就是合伙财产，应归其三人所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根据“谁投入、谁所得”的补偿原则进行分配是正确的。王文斌与王友珠系夫妻，共同经营承包地，王友珠就王文斌承包土地领取土地补偿款有合法依据，原审法院认为王友珠以自己名义领取补偿款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承包地于1989年由郭国华承包，之后多次转让，因1994年和1996年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张少扬等人可适当分得其因早期投入而获得的利益。王文斌较早参与承包经营直至土地被征收，且因投入较多，应获得较多地上物补偿款。综上，本院酌情判定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可取得补偿款的30%，即1350606元；王文斌可取得补偿款的50%，即2251011元。王文斌、王友珠应共同退还款项2255841＋401613-2251011=406443元。综上，因出现新的证据，王文斌、王友珠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就补偿款的分配方案本院依法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08）集民初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判决；
二、撤销厦门�集美区人民法院（2008）集民初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上诉人王文斌、王友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上诉人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款项406443元；
四、驳回上诉人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上诉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王文斌、王友珠其他上诉请求。
如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1010元，由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负担21928元，由王文斌、王友珠负担5098元，由孙立红负担39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010元，由张少扬、陈鸿禧、郭国华负担27909元，由王文斌、王友珠负担310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聆
代理审判员 洪德琨
代理审判员 许 莹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潘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