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再379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潍坊佳禾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丽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新明，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敏，该公司员工。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保印，男，汉族，1968年8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爱学，青州东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潍坊佳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禾公司）因与郑保印种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提字第33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民监〔2015〕27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抗78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萍、蔡必峰出席法庭，佳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新明、章敏，郑保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爱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月7日，郑保印以佳禾公司为被告向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佳禾公司偿还大姜款632194元及利息30231.98元。
佳禾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郑保印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交付面姜89212.2斤。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重审查明,2008年2月28日，佳禾公司（甲方）与郑保印（乙方）签订《输日生姜委托种植合同》（以下简称种植合同），合同内容为：“一、面姜种植要求：无农药残留在生姜入库前，由甲方抽样，化验农残；二、种植品种、面积：面姜、70亩；三、面姜规格要求：150克以上，自然比例；四、生姜质量要求：姜球短、粗、胖，姜块胖大，单个姜球不低于50克达到95%以上,单块生姜不低于150克；生姜收获前由甲方负责抽验；五、产量要求：亩产单产不低于8000斤，成品不低于2.5吨；六、包装运输、贮藏要求：包装、运输由乙方提供并把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工厂进行贮藏，生姜包装、运输、入库费由乙方承担，贮藏费用由甲方承担；在储藏过程中，如因贮藏而出现腐烂等质量现象（在不涝、无冻伤的情况下），由甲方承担；七、单价：RMB4300.00元/吨成品，规格为150克以上；八、付费方式：（1)预付种植费用：由甲方分批次付给乙方，共计壹拾万元整。（2)乙方生姜贮藏在甲方仓库后，即入库完毕后，一月内付生姜总金额的40%,待生姜园顶不掉皮时开始加工，来年3月份前付款一次，5月底前付清，分三次付清；九、违约责任：如果检测农残不达标或者种植不合格，乙方退回壹拾万元种植费用，并承担甲方种植利息；如果符合农残标准，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出售给第三方，乙方退回壹拾万元种植费用，并处2倍罚金。如果农残达标或种植合格，甲方不能全部收购乙方所种植的生姜，乙方无须退回甲方提供的种植费用壹拾万元，生姜由乙方自行处理；十、本合同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签定之日起生效。双方签字盖章。”合同签订后，佳禾公司依约支付种植费用10万元；郑保印依约进行种植并于同年11月2日至11月4日向佳禾公司交付生姜235394公斤。
另查明，自签订合同之日至今，佳禾公司多次支付郑保印包括种植费用在内的生姜款共计48.5万元；2008年5月20日佳禾公司支出化验检测费1940元。郑保印主张其中的10.5万元不是支付本案种植合同约定的生姜款，是佳禾公司支付另外收购郑保印的生姜款；化验费不应由郑保印承担，况且当时郑保印种植的姜还没有生长。
重审中，郑保印主张佳禾公司除欠种植合同的生姜款632194元外，还收购了郑保印167726元（含手续费7650元）生姜，佳禾公司支付8万元，尚欠87226元。为此郑保印重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佳禾公司支付生姜款719920元及利息。佳禾公司对收购生姜欠款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是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种植合同纠纷是不同性质、不同种类诉讼，不能合并或抵销，应另行主张权利。对于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生姜是否是合同约定的成品姜，郑保印认为单块姜重量达150克就是成品姜，235394公斤生姜经佳禾公司验收后入库，均为成品姜；佳禾公司认为大姜种植户的原姜经过水洗、挑选、不同程度的加工晾晒之后，商检局检验符合对外销售要求的姜是成品姜。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重审认为，双方之间的种植生姜合同欠款与买卖生姜合同欠款相关联，为查明欠款事实合并审理并无不当。佳禾公司对收购郑保印生姜计款167726元无异议，应予确认。关于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生姜是否是合同约定的成品姜问题，双方签订的种植合同中，对生姜的亩产量、单块重量等做了明确的约定，但未明确说明“成品姜”的概念，导致双方对合同中“成品姜”各执一词，致使双方对成品姜重量及价款结算发生分歧。佳禾公司作为食品加工出口企业，以其完成的出口产品为标准来定义种植合同约定的“成品姜”，让一个种植生姜的农民来完成佳禾公司自身的产品，显然佳禾公司对“成品姜”的认识是错误的，其辩解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故基于合同的约定和正常的认知及交易习惯，认定“单块不低于150克的生姜”即为“成品姜”，佳禾公司已将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生姜入库贮存，应视为全部是验收合格的“成品姜”，佳禾公司应按4300元/吨支付郑保印生姜款。综上，郑保印交付佳禾公司种植合同约定的成品姜235394公斤，每吨4300元,价款为1012194.20元，另加佳禾公司收购郑保印的生姜欠款167726元，共计1179920.20元。扣除己支付的生姜款485000元，余款694920.20元佳禾公司应当支付。郑保印起诉追要，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种植合同所欠生姜款佳禾公司应于2009年5月30日前付清，种植合同之外收购生姜所欠款按照交易习惯应即时付清，佳禾公司均逾期付款，对方要求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郑保印交付的“成品姜”重量已超出合同约定应提供的“成品姜”重量，不存在违约行为，对佳禾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合同中对化验费由谁承担并没有约定，因此佳禾公司主张2008年5月20日所支出的化验费应由郑保印承担，不予采信。该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安民重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一、佳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郑保印生姜款694920.20元，并自2009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二、驳回佳禾公司要求郑保印交付面姜89212.2斤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04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68元，均由佳禾公司负担。
佳禾公司不服上述重审判决，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除郑保印根据种植合同约定向佳禾公司交付235394公斤姜外，佳禾公司还从郑保印处收购生姜计款167726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佳禾公司提供了六张银行存款回单，付款日期为2008年10月1日至2008年10月9日，数额共计85011元，郑保印对上述付款予以认可。结合原审认定佳禾公司已付款485000元的事实，佳禾公司共计向郑保印付款570011元。本案中，郑保印主张其于2008年11月2日至11月4日交付佳禾公司的姜（235394公斤）即为种植合同约定的“成品姜”，应按4300元/吨计算价款；除种植合同外，佳禾公司还从郑保印处收购了部分姜，该部分姜系郑保印于2008年9月30日至2008年10月10日期间从刘中洪、张华成等姜农手中以1.28元/斤-1.55元/斤（即每公斤2.56元-3.10元，有过磅单及收姜明细表为证）收购后再出售给佳禾公司，郑保印主张上述姜在出售给佳禾公司时，每公斤再加上0.13元。对于上述姜存在的价格差异，郑保印作了如下解释：1.从姜农手中收购的姜实际是2007年种植的姜，这些姜在姜农的姜窑中储存，在2008年才出售；2.从姜农手中收购的姜的品种与种植合同上姜的品种不一样，从姜农手中收购的是社会姜，个体比较瘦小，是通货，大小都有。按种植合同交付的姜是面姜，所交付的姜都在150克以上，不符合条件的在地里装车时已经筛选出来；3.按种植合同交付的姜经过行政部门检验合格，无农药残留；4.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时间差别一个月就没有可比性。
另查明，种植合同第三条对面姜规格要求作了约定，即150克以上，自然比例；第四条对生姜质量要求作了约定，即单块生姜不低于150克；第七条对单价作了约定，即4300元/吨成品，规格为150克以上；合同第七条中提到了“成品”这一概念，合同对该“成品”姜的规格要求与第三条关于“面姜”的规格要求、第四条关于“生姜”的质量要求一致。种植合同第八条第二款对付款方式作了约定,约定入库完毕一月内付“生姜”总金额的40%,2009年3月付第二笔，2009年5月底付第三笔；根据佳禾公司提供的加工明细表，其主张的“成品姜”最早的一批在2009年5月16日至5月20日，最晚的一批在2009年8月6日至8月11日，该加工明细表上没有郑保印的签字。佳禾公司主张涉案“成品姜”为109362公斤（包括保鲜姜、风干姜、淋水姜），并将该数量以邮件方式发至郑保印邮箱，郑保印对佳禾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还查明，目前相关资料仅对生姜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解释，即生姜为姜属植物的块根茎，对面姜、成品姜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种植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焦点问题有四个：一是应按照4300元/吨计算的姜的数量应如何认定；二是本案能否对郑保印基于种植合同及买卖合同所主张的欠款一并审理；三是佳禾公司的反诉主张有无事实依据，能否得到支持；四是关于佳禾公司的付款数额及欠款数额的认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在种植合同中，涉及的与姜有关的名词包括“生姜”“面姜”“成品”等，佳禾公司主张郑保印于2008年11月2日至11月4日交付的235394公斤姜并非“成品姜”，本案按4300元/吨计算的“成品姜”数量应为109362公斤；郑保印则主张其交付的235394公斤姜即种植合同约定的“成品”，应按4300元/吨计算。综合分析双方的主张，对按4300元/吨计算的姜的数量认定即为本案关键之处。目前相关资料仅对生姜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解释，即生姜为姜属植物的块根茎，对面姜成品姜等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双方对种植合同中的上述概念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别。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及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对上述争议问题应按照订立种植合同的目的、合同各条款之间的关联性、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及其权利义务一致等原则予以确定。对此分析如下：一、从合同各条款之间的关联性分析，涉案种植合同第三条对面姜规格作出的约定、第四条对生姜质量作出的约定，与第七条对“成品”规格作出的约定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合同载明的“面姜”、“生姜”与“成品”三者具有相似性。佳禾公司主张“成品姜”应为其加工后的保鲜姜，风干姜、淋水姜的，考虑到上述姜的不同加工工艺、储存条件等因素，其在规格上难以事先统一确定为“150克以上”；二、从合同条款的内涵理解，涉案种植合同第八条第二款对付款方式作了约定，即入库完毕一月内付“生姜”总金额的40%，2009年3月付第二笔，2009年5月底付第三笔，作出上述约定的前提是涉案“生姜”在交付入库前或入库后一个月内即能够确定应付的“总金额”，而“总金额”的确定即涉及到所交付姜的数量及单价，只有在上述时间段内能够确定姜的数量及单价，进而确定“总金额”，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的约定才有存在的意义。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上述时间段内，双方能够共同确认的姜的数量为郑保印于2008年11月2日至11月4日交付的235394公斤“生姜”，已经客观存在的单价即合同约定的“4300元/吨成品”。佳禾公司主张“成品姜”应为其加工后的保鲜姜、风干姜、淋水姜等共计109362公斤，上述数量并未得到郑保印的确认，且根据佳禾公司提供的加工明细表，上述三种姜能够确定数量的时间最早为2009年5月16日至5月20日，最晚为2009年8月6日至8月11日。如果佳禾公司关于“成品姜”概念的主张成立，那么在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时根本无法计算出所谓的“总金额”，故佳禾公司的该主张与合同条款的内涵存在相悖之处；三、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理解，佳禾公司依据种植合同所享有的权利为在约定的期限内取得符合规格要求的姜，反之即为郑保印应承担的义务；佳禾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为按合同约定支付姜款，反之即为郑保印所享有的权利。本案中，郑保印于2008年11月2日至11月4日将姜交付佳禾公司，佳禾公司予以接收并入库贮藏，郑保印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应承担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此时其享有的权利最低限度应处于确定状态，即此时其能够根据合同计算出应得的价款。如果佳禾公司关于“成品姜”概念的主张成立，那么此时郑保印的权利仍处于不能确定的状态，因为郑保印并不参与交付姜以后的贮藏、加工等环节，其不能决定权利何时能确定及确定到何种程度，这显然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违背；四、从风险负担角度考虑，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08年2月28日即签订种植合同，合同标的物的交付日期为2008年11月2日至11月4日，中间相隔八个多月的时间，考虑到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各自所承担的风险应当预知，即交付姜时的价格可能低于或者高于合同约定的4300元/吨。换言之，在交付合同标的物时，双方按合同事先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符合风险负担原则，亦是公平合理的。此时，若再以交付标的物时的市场价格作为结算的参考依据，则既缺乏合同依据，又使得合同关于价款的约定形同虚设。五、佳禾公司主张“成品姜”应为其加工后的保鲜姜、风干姜、淋水姜等共计109362公斤，依据为其提供的加工明细表，但该明细表上没有郑保印的签字，郑保印对明细表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在郑保印对涉案姜入库后的储藏、加工等过程均未参与并签字认可，且佳禾公司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加工明细表并不足以证明佳禾公司的该项主张。基于上述分析，本案认定郑保印关于所交付的235394公斤姜即为合同约定的“成品”，应按4300元/吨计算总价款的主张成立。佳禾公司关于本案按4300元/吨计算的“成品姜”数量应为109362公斤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中，郑保印要求佳禾公司支付的姜款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种植合同载明的姜款，另一部分是种植合同以外佳禾公司从郑保印处收购姜应支付的姜款。郑保印的诉讼请求涉及到种植合同及买卖合同两个合同关系，虽然上述两个合同均可以作为独立之诉加以审理，但考虑到两个合同关系都是基于郑保印向佳禾公司提供姜这一法律事实而产生，诉讼主体与诉讼标的一致，均属民事案件且均由同一法院管辖等特征，结合佳禾公司亦针对郑保印基于买卖合同的主张提出了抗辩理由及反驳证据,并要求将其支付的部分款项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的事实，本案郑保印将基于不同合同关系的两项诉讼请求一并主张属于诉的标的合并，实为普通共同诉讼。原审将郑保印的两项诉讼请求合并审理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禁止性规定，且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减少当事人诉累，提高审判效率，应予支持。佳禾公司关于郑保印的主张系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郑保印于2008年11月2日至11月4日向佳禾公司交付生姜235394公斤（成品）,符合种植合同关于“成品不低于2.5吨/亩”的约定，佳禾公司接收了郑保印交付的姜并入库贮藏，郑保印已经按照种植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佳禾公司要求郑保印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原审驳回佳禾公司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佳禾公司于2008年10月2日的付款3万元，于2008年10月16日的付款5万元，原审已予以认定，即上述款项包含在原审认定的485000元付款数额之中。佳禾公司关于上述款项原审未予认定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审审理过程中，佳禾公司提供了六张银行存款回单，证明其在2008年10月1日至2008年10月9日期间向郑保印付款85011元的事实，郑保印对上述付款予以认可，法院对上述付款数额予以确认。故佳禾公司共向郑保印付款570011元（485000元+85011元），尚欠609909.2元（235.39吨×4300元/吨+167726元-570011元）。佳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为609909.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6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对付款数额及欠款数额认定并不正确，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对付款数额及欠款数额认定并不准确，予以纠正。该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3）潍民终字第166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2)安民重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2)安民重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佳禾公司支付郑保印姜款609909.2元及利息（以609909.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6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一审本诉受理费10425元，由郑保印负担1425元，由佳禾公司负担9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68元，由佳禾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425元，由郑保印负担1425元，由佳禾公司负担9000元。
佳禾公司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33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再审庭审中，佳禾公司提交《委托加工函》并申请三名证人出庭诉讼，欲证实郑保印入库的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原料生姜，而非成品姜。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姜是否是符合合同约定的成品姜；二、郑保印基于种植合同和买卖合同的诉求是否应一并审理。
一、关于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姜是否是符合合同约定的成品姜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种植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种植合同中，对生姜的种植品种、面积、面姜规格要求、单块重量及成品单价作出了明确约定，但对何为“成品”姜未作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对何为“成品”姜产生分歧，现无相关资料对成品姜作出明确的解释。该院认为，本案是委托方佳禾公司与被委托方郑保印签订的种植合同，根据合同的名称和内容，郑保印是种植户，是基于佳禾公司的委托为佳禾公司种植输日生姜，佳禾公司作为委托方，应对其委托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如没有明确约定，则不能以其标准要求被委托方郑保印提供符合其要求的产品。再结合涉案合同的约定看，涉案种植合同第三条对面姜规格、第四条对生姜质量做出的约定，与第七条对“成品”规格作出的约定一致，即为150克以上自然比例的姜，可以视为涉案合同约定的成品为150克以上的姜。佳禾公司主张成品姜应为加工后的保鲜姜、淋水姜、风干姜，但其作为种植合同的委托方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要求和约定。佳禾公司再审中提交《委托加工生姜函》证明其主张，但该证据系复印件，且郑保印对此不予认可，对该函的真实性佳禾公司亦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此证据不予采信。再审庭审中佳禾公司申请了三名证人出庭作证以支持其主张，该院认为，该三名证人为佳禾公司收购姜，与佳禾公司系委托收购关系，而郑保印与佳禾公司系委托种植关系，故三名证人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证言不予采纳。佳禾公司主张郑保印并不是交付生姜而是将生姜交于佳禾公司储存、合同约定的结算是按照加工后成品姜结算，但佳禾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郑保印交付姜的行为系储存行为，亦无证据证实佳禾公司挑选加工后剩余姜的处理问题，故对此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佳禾公司辩解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原审认定郑保印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佳禾公司235394公斤姜已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并无不当。
二、关于种植合同和买卖合同是否一并审理的问题。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种植生姜合同欠款与买卖合同欠款相关联，两个合同关系诉讼主体与诉讼标的相一致，且属于同一法院管辖，原审为查明欠款事实、减少当事人诉累合并审理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禁止性规定，合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佳禾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该院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333号民事判决：维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潍民终字第1662号民事判决。
佳禾公司不服上述再审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最高人民法检察院本案办理过程中，委托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至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查核实2007-2010年潍坊地区输日生姜报价信息，该局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2007-2010年度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价格情况及潍坊佳禾食品有限公司输日保鲜姜情况》载明：通过检验检疫综合业务管理系统统计查得如下数据：2007-2010年度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平均价格分别是2007年度为764美元/吨、2008年度为1183美元/吨、2009年度为884美元/吨、2010年度为1342美元/吨。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认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提字第33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33号判决）认定的“150克以上自然比例的姜，可以视为涉案合同约定的成品为150克以上的姜”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一认定。理由如下：一、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郑保印向佳禾公司交付的235394公斤姜是否属于种植合同约定的成品姜。在涉案合同对何为成品姜未作明确约定且双方不能就此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相关规定，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
1.从合同有关条款来看，涉案种植合同对于单价约定“单价：RMB4300元/吨成品，规格为150克以上”，即从字面意思来看，上述4300元首先应理解为每吨成品的单价。同时，涉案合同对于产量约定“亩产单产不低于8000斤，成品不低于2.5吨（5000斤)”，说明涉案合同对生姜原料与生姜成品明确予以区分。换言之，涉案合同约定的生姜出成率为不低于62.5%(5000斤+8000斤）。另外，涉案合同约定生姜入库后，“待生姜园顶不掉皮时开始加工”，说明入库的生姜原料需加工后才能成为生姜成品。据此，把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姜认定为生姜原料，更符合涉案合同本意。同时，参照潍坊市生姜行业协会出具的说明，在山东地区生姜行业内，对农户种植的生姜，或者农户与生姜加工出口企业签订合同种植的生姜，在生姜收获时经过简单挑级、整理、用纸箱或者塑料袋包装，在送入工厂仓库时统称为生姜原料，或者简称生姜、大姜、面姜（当生姜品种为面姜时）。只有经过工厂用水清洗、去根去芽去杂质、挑选、整形、包装检验等加工过程后才能成为成品。综上，再审判决认为“涉案种植合同第三条对面姜规格、第四条对生姜质量做出的约定，与第七条对“成品”规格作出的约定一致，即为150克以上自然比例的姜”，便直接得出“可以视为涉案合同约定的成品为150克以上的姜”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
2.从交易习惯来看，潍坊市生姜行业协会对潍坊地区生姜加工出口行业中“包洗成品”的交易习惯作出以下说明：企业委托农户种植的，或者中间商收购的未经清洗的生姜，也就是俗称的泥姜，价格不以泥姜确定，而是事先约定好成品的规格和价格，待泥姜（原料）入库后在一定时间内加工。经过水洗、去根去芽去杂质、挑选、整形、包装检验等程序加工成为符合客户要求的成品后，按照加工后的成品数量和约定的成品价格进行结算；选择此种操作模式的原因是：因为泥姜入库时不易辨别潜在的质量问题，如闷姜、烂姜、上水姜、癞皮姜等，也不容易判断泥土、根芽等杂质的比例；“包洗成品”按照加工后的成品结算，不论是对于交付生姜质量上乘的姜农，还是企业工厂都有好处；此种方式宜适于交易双方互相信任的情况，在加工过程中农户或中间商可以随时查看加工过程。参照上述说明，再审判决将郑保印向佳禾公司交付的235394公斤姜认定为符合合同约定的成品姜并据以计算价款，亦不符合当地生姜委托种植和加工出口的交易习惯。
二、根据涉案种植合同“4300.00元/吨成品”计算，输日成品生姜为2.15元/市斤。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2007-2010年度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价格情况及潍坊佳禾食品有限公司输日保鲜姜情况》载明，通过检验检疫综合业务管理系统统计查得，2007-2010年度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平均价格分别是2007年度为764美元/吨、2008年度为1183美元/吨、2009年度为884美元/吨、2010年度为1342美元/吨。根据当年汇率换算（平均汇率为6.9451),2008年输日成品生姜大约在4元/市斤，如果扣除必要的成本和运费（交易方式为C&F;)及考虑企业适当的利润率，涉案合同约定2.15元/市斤成品（而非生姜原料），大致可与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印证。同时，根据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情况说明，2007年输日成品生姜大约在2.65元/市斤，据此，再审判决把涉案合同约定的2.15元/市斤理解为生姜原料价格，亦不符合一般的商业做法。
佳禾公司同意上述抗诉意见，并补充意见认为：本案合同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植合同，而是四合一的合同，或者理解为合作合同，合同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种植，二是受托存储，三是委托加工，四是清洗后的成品买卖关系。涉案合同中郑保印种植的面姜，种植成本在0.5元-0.8元/市斤，考虑50%-60%的加工出成率，我们给他成品价4元/公斤是合适的。郑保印庭上说种姜每亩成本1万元是虚假的，每亩的真实成本在4000元左右。郑保印在庭审中混淆了加工出成率与原料合格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请求改判驳回郑保印的诉讼请求，支持佳禾公司的反诉请求。
郑保印辩称，1.333号判决认定“150克以上自然比例的姜，可以视为涉案合同约定的成品为150克以上的姜”是正确的。2.抗诉书认为按照合同约定交给佳禾公司的成品姜是生姜原料，是错误的。3.本案的关键是佳禾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以及郑保印交付的数量，支付了部分货款，如果生姜的数量及价格不确定，佳禾公司是不会支付姜款的。4.潍坊市生姜协会出具的说明在本案中不具有法律效力。5.生姜成品与原料的概念是相对来说的，只要客户接受就是成品，佳禾公司根据他的客户要求再加工与郑保印无关。6.郑保印种植生姜的成本计算是每亩1万元左右，按检察院的计算方式种植70亩要赔7万元。7.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材料不能证明生姜的真实交易价格。8.潍坊本地的交易习惯，农民种姜都是在地头过磅交易，没有到加工企业包洗成品的习惯。请求维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333号判决。
本案再审中，佳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当庭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青州市保印生姜加工厂企业信息，青州市保印农资经销处企业信息，青州保印洗姜厂、青州保印农资经销处照片及录像作为一组，欲证明郑保印一直从事生姜清洗及加工行业，熟悉交易习惯；2.《2007-2010年度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价格情况及潍坊佳禾食品有限公司输日保鲜姜情况》、关于生姜出口价格的说明及成本构成分析作为一组，欲证明保鲜姜价格及郑保印提供的是原料而非成品；3.安丘市三慧食品有限公司的宣传材料，欲证明入库仓储的泥姜为原料而非成品；4.2011年生姜种植合同（李明祥），欲证明包洗成品的习惯且成品价格不超过4000元；5.《中国蔬菜协会关于对生姜行业几个概念的解释》，欲证明只有经过工厂加工后才能成为成品以及包洗成品的交易习惯；6.佳禾公司与毛瑞忠2012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欲证明单纯种植合同与本案涉及的包洗成品的合同内容约定不同；7.韩殿臣的书面证言，欲证明案涉合同系包洗成品合同；8.佳禾公司还申请了张其录和李明祥两位证人再审中出庭作证，欲证明郑保印交付给佳禾公司的是泥姜或毛姜而不是成品。郑保印均不予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或证明目的。
本院再审庭审中，本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333号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结合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及当事人诉辩意见，并经当事人当庭一致确认，可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姜是否是种植合同第七条约定的货物（成品）。理由如下：
一、案涉合同约定标的物应为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姜，而不是佳禾公司主张的“成品姜”。1.双方所签订种植合同的完整标题系《输日生姜委托种植合同》，表明双方合同关系的基本属性为委托种植，且合同中既没有郑保印委托佳禾公司存储、加工、出售的约定，也没有郑保印向佳禾公司支付贮藏或加工费用的约定，更没有佳禾公司加工后剩余姜如何处理的约定，故佳禾公司现主张双方是种植、受托存储、委托加工、清洗后的成品买卖四合一的合同关系，既不符合案涉合同的基本属性，也缺乏相应合同条款的支撑。2.佳禾公司主张“成品”不是其于2008年11月收取的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姜，而是其加工后的保鲜姜、风干姜、淋水姜等共计109362公斤，但在双方订立的合同文本中并没有符合佳禾公司上述对“成品”理解的合同约定。3.本案系佳禾公司作为甲方委托郑保印种植输日生姜，佳禾公司在本案合同关系及合同文本的订立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故佳禾公司的上述主张也与交易常理不符。
二、佳禾公司再审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其再审主张。1.虽然佳禾公司在本次再审中一直主张其与郑保印之间系包洗成品的合作模式，即郑保印交付的235394公斤姜是有待其加工为成品的原料，并提交了前述新证据且有两位证人依其申请出庭作证，但青州市保印生姜加工厂企业信息，青州市保印农资经销处企业信息，青州保印洗姜厂、青州保印农资经销处照片及录像，即便能证明郑保印一直从事生姜清洗及加工行业，熟悉交易习惯，也不能证明本案郑保印与佳禾公司之间即采取了包洗成品的模式。2.佳禾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安丘市三慧食品有限公司、毛瑞忠、韩殿臣、张其录、李明祥参与了本案合同订立及履行，故相应的安丘市三慧食品有限公司的宣传材料、佳禾公司与毛瑞忠2012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韩殿臣的书面证言、张其录、李明祥的出庭证言，均不能证明本案合同采取了包洗成品的合作模式。3.佳禾公司本次再审作为新证据提交的2011年生姜种植合同（李明祥）、佳禾公司与毛瑞忠之间的合同分别系2011年和2012年签订，与本案种植合同签订的时间2008年2月相距多年，由于生姜价格随时波动，故佳禾公司比对该合同约定价格与本案种植合同价格的证明方法显然不能成立。4.《中国蔬菜协会关于对生姜行业几个概念的解释》关于“（生姜）只有经过工厂用水清洗、去跟去芽去杂质、挑选、整形、包装检验等加工过程才能称为成品”的理解，并不能替代本案合同中双方对于成品和价格的具体约定。即便山东地区存在包洗成品的合作模式，《中国蔬菜协会关于对生姜行业几个概念的解释》亦不足以证明本案合同采取了此种合作模式。
三、再审中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佳禾公司的主张。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的《2007-2010年度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价格情况及潍坊佳禾食品有限公司输日保鲜姜情况》载明，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平均价格分别是2007年度为764美元/吨、2008年度为1183美元/吨、2009年度为884美元/吨、2010年度为1342美元/吨。计算可得，2008年的平均价格较2007年上涨54.8%，2009年的平均价格较2008年下降25.3%，2010年的平均价格又较2009年上涨51.8%，2007-2010四个年度中年平均最高价格是年平均最低价格的175.7%，可见保鲜姜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且此种价格波动并非每年才发生一次，而是逐月逐日都在发生。以《2007-2010年度潍坊辖区输日保鲜姜价格情况及潍坊佳禾食品有限公司输日保鲜姜情况》记载的2008年的年平均价格为基础，推测本案具体于2008年2月28日签订的种植合同的价格构成，显然缺乏合理前提，其结论亦不足采信。
综上所述，申诉人佳禾公司的申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33号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提字第33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波
审判员 孙祥壮
审判员 贾劲松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