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46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乾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杨立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斌，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佩，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立勇，男，1967年12月12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斌，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佩，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方兴，男，1964年7月3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揭来凌，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鄢列祥，男，1962年11月16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枣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帆晴，湖北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立刚，男，1958年10月6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帆晴，湖北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程良畴，男，1963年4月11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帆晴，湖北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立勇、武汉乾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兴，原审第三人鄢列祥、刘立刚、程良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第1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乾立公司、杨立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8月16日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4、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本诉、反诉）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因方兴虚假及抽逃出资、虚构投资132万元导致乾立公司和杨立勇受欺诈而签订了《债务清偿合同》，同时《债务清偿合同》也并非方兴与乾立公司和杨立勇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合同应予撤销。二、方兴的一审诉讼请求理应全部被驳回。方兴最终确认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杨立勇及乾立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30万元，而一审法院则判决只是由杨立勇支付股权款13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严重缺乏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还存在多处严重错误。方兴出具的《书面承诺书》属于方兴单方承诺的独立义务，一审判决却对该承诺完全无视。一方面确认《债务清偿合同》为有效，另一方面却否定该合同关于180万元需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后才成立的约定。一方面否定《债务清偿合同》约定的130万元支付时间，另一方面却判决按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计付利息。
方兴称，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和理由一审已经做了全面正确的阐述和释明，案涉股权转让已经历多年，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合理的判决。方兴没有抽逃出资款等欺诈的事实。债务清偿合同是杨立勇接手公司后与方兴签订的，方兴没有虚构注册资本。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移交财务凭证是附属义务。
鄢列祥、刘立刚、程良畴称，本案因股权转让产生纠纷，核心是股权款的问题，而不是公司资产问题。资产问题上诉人已通过相关会计事务所进行了全面审核，如果资产有问题，上诉人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后果。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方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立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30万元及利息（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2、乾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并由杨立勇、乾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乾立公司、杨立勇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撤销2013年8月16日方兴与杨立勇、乾立公司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并由方兴承担反诉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乾立公司（原武汉泽明长丰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9月名称变更）于2009年11月成立，公司成立时登记股东为鄢列祥（持有10%股份）、刘立刚（持有40%股份）、程良畴（持有50%股份），其中鄢列祥、刘立刚系代方兴持有股份，2011年11月8日，鄢列祥、刘立刚、程良畴（甲方）及杨立勇（乙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约定乙方以700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在乾立公司全部股份，甲方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对乙方进行了示明，同时约定在该框架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双方应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如在该约定的时间内双方就具体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框架协议自行失效。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在15日内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但乾立公司人员自2012年1月-4月陆续向杨立勇移交公司资料（无2009年-2011年11月份的会计凭证）。2012年1月4日，杨立勇与程良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杨立勇以400万元的价格受让程良畴在乾立公司50%的股份（含程良畴向乾立公司投入的周转资金246万元），并对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双方另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同年4月17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合同》，对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进行了重新约定。方兴因涉嫌经济犯罪于2012年1月17日起被采取强制措施，一审法院于2013年1月11日后作出（2012）鄂硚口刑初字第00477号刑事判决书，方兴获罪缓刑并于2013年1月28日解除羁押，同时判决确认其家属向检方退出的50万元视为归还挪用款。方兴实际羁押期间为2012年1月17日至2013年1月28日。方兴家属于2012年4月5日代表方兴接受杨立勇出具的书面承诺书。乾立公司于当天召开由鄢列祥、刘立刚、程良畴、杨立勇参加的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变更决议，内容为鄢列祥、刘立刚、程良畴将其在乾立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杨立勇。杨立勇分别与鄢列祥、刘立刚、程良畴签订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变更后杨立勇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乾立公司100%股权，并于2012年4月5日取得更股权的变更登记。2013年8月16日，方兴（甲方）与乾立公司（乙方）、杨立勇（丙方）及鄢列祥、刘立刚（丁方）签订《债务清偿合同》，共同确认在该合同签订前，丙方已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8万元，乙方已向甲方偿还42万元债务。合同第一条约定：截止该合同签订之日，乙方欠甲方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180万元，如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乙方或公司前后股东应向西大门公司返还（2012）鄂硚口刑初字第00477号判决书所涉50万元的，乙方对甲方的债务总额应变更为105万元。关于支付方式，第二条约定：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之日支付50万元，在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并按10%的年息支付利息（如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乙方与武汉市西大门客货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中胜诉的，按15%的年息支付利息）。余款在法院判决确认50万元归属后七日内予以支付；如确认乙方无需向西大门公司返还，则支付80万元。否则，只支付5万元。关于违约责任，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逾期支付的，应按逾期支付金额每日向甲方支付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丙方对乙方在本合同中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日，方兴出具书面承诺书，内容为：1、如经法院生效文书确认，在杨立勇先生实际接管原武汉泽明长丰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元月1日之前，武汉泽明公司在履行与西大门公司的租赁经营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的，本人方兴作为持有原公司50%股权的实际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在乾立公司签订《债务清偿合同》并收到公司偿还债务50万元后，本人在七日之内向乾立公司移交原泽明公司的财务凭证，如本人不予交接，乾立公司可不按照《债务清偿合同》支付余款。上述协议签订后乾立公司向方兴支付50万元，但方兴没有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时间向乾立公司移交公司财务凭证，杨立勇、乾立公司也未再向方兴支付任何款项。余款经方兴多次催要无果，遂起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乾立公司2009年-2011年11月份的会计凭证在该公司原财务人员周清处，经一审法院多次与周清联系并示明，周清于2016年3月在法院的组织下向乾立公司移交该2009年-2011年11月份的会计凭证。
本案争议的焦点：1、《债务清偿合同》中确立的债务总额是否为杨立勇受让方兴股权后应支付的股权对价；2、杨立勇、乾立公司主张撤销《债务清偿合同》条件是否具备；3、方兴因刑事案件向检方缴纳的50万元，是否应当从130万元中扣减；4、方兴未按承诺的时间交付财务凭证是否构成杨立勇、乾立公司履行《债务清偿合同》有效抗辩。
关于焦点一，从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看，无证据显示方兴与杨立勇、乾立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的债务关系，方兴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六、十、十四等均涉及股价的确认。杨立勇在取得股权变更登记的当日出具《承诺》，表明其已作出与方兴就股权转让价格另行商定的意思表示，同时在签订《债务清偿合同》前双方律师就股权价格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反复磋商，商讨的核心内容亦是围绕股权转让价款展开，最终签订《债务清偿合同》。纵观全案，从方兴由隐名股东转为显名股东，双方拟定《股权让转框架性协议》，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变更决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变更股权登记，杨立勇出具承诺书，双方律师以电子邮件形式修订完善《债务清偿合同》等所为一系列民事行为，均为确定股权价格，故可以认定《债务清偿合同》确认的180万元的债务总额性质实为杨立勇受让方兴股权后应支付对价的一部分。
关于焦点二，杨立勇、乾立公司反诉请求撤销《债务清偿合同》的理由主要为方兴向乾立公司虚构投资132万元和虚构注册资本50的事实，构成欺诈。杨立勇、乾立公司认定方兴构成欺诈的证据为证据四和证据五，其中证据四为乾立公司单方委托的审计报告，非经双方共同委托，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予确认。杨立勇、乾立公司证据五拟证明方兴虚构50万元的注册资本，但公司在申请登记时，注册资本是否实缴到位、是否符合公司登记成立的条件，相关工商部门在公司设立登记时已审核通过，并准予公司登记设立，证据五不应采信，杨立勇、乾立公司所称虚构注册资本的事实不成立。结合武汉大华会计事务的《武华审[2012]29号》审计报告、《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载明的内容可以充分印证方兴的真实投资情况及杨立勇充分知晓乾立公司各股东的投资现状，在达成《债务清偿合同》前，杨立勇、乾立公司均由专职律师进行反复磋商，提供专业参考意见，才最终形成《债务清偿合同》，无证据显示杨立勇、乾立公司是在受欺诈和胁迫情形下签订协议，因此杨立勇、乾立公司所称其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债务清偿合同》，无事实依据，其诉请撤销《债务清偿合同》，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2012）鄂硚口刑初字第00477号生效判决认定方兴家属向检察机关退出的50万元视为归还挪用款，故不存在还需向西大门公司返还50万元，《债务清偿合同》中的债务总额应为人民币180万元，扣除乾立公司已经支付的50万元，还剩130万元没有支付，即乾立公司还应支付余款130万元。
关于焦点四，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方兴与杨立勇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作为股权交易的合同双方，方兴的义务仅为转让其所持有乾立公司的股权份额，并办理股权的变更登记，杨立勇的义务仅为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款，双方各自履行义务后，即告合同履行完毕，不应涉及其他义务。方兴在签订《债务清偿合同》时虽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在2013年8月23日前若没有向乾立公司移交财务凭证，则乾立公司可以不按照《债务清偿合同》支付余款，但方兴承诺交付财务凭证并非其应当履行的合同主要义务，《书面承诺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仅在合同尾部标明，承诺书内容并未在合同主文中载明，应属附随义务，该附随义务是否及时履行，并不导致方兴的根本违约，不构成杨立勇拒付余款有效抗辩。根据庭审查明，方兴仅为乾立公司的前隐名股东，非乾立公司职员和负责人，无证据显示其占有公司的财务凭证，其不具有交付财务凭证职务便利和法定事由。方兴在解除羁押后，原一审承办法官已组织当事人进行财务凭证交接，方兴承诺的附随义务亦已完成。虽然方兴未在其承诺的期间移交财务凭证，但无证据显示给杨立勇、乾立公司造成损失。现方兴已完成股权交易合同全部义务，杨立勇拒付余款的抗辩事由已消除，其应向方兴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为，方兴与杨立勇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方兴早在2012年4月5日即已完成股权移转登记，杨立勇本应在取得股权登记后的合理期限内向方兴支付全部股价款，但杨立勇未及时支付款项，而是拖延至2013年8月16日才与方兴就股权价款达成《债务清偿合同》，该合同性质为杨立勇受让股权后，双方就股权对价达成的合意，并确认股权价款为180万元。合同生效后仅支付50万元，余款130万元杨立勇、乾立公司以方兴未履行非合同主要义务（未交付财务凭证）进行抗辩，拒绝支付，显然缺乏诚信，对方兴实属不公。乾立公司仅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在全案中无证据显示涉及公司债务，杨立勇利用其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债务清偿合同》使乾立公司成为其应付股权转让款的债务承担主体，显然会导致乾立公司资金被抽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禁止性规定。故《债务清偿合同》中关于由乾立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约定无效，乾立公司不应对杨立勇应付的股权对价承担给付责任，未支付的130万元，理应由杨立勇自行承担。因杨立勇在获得全部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13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反合同主要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现方兴根据《债务清偿合同》约定主张日万分之五逾期付款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法院予以支持，故杨立勇支付的利息应从2013年8月17日起以130万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付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立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方兴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30万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标准，从2013年8月17日起计付至全部款项清偿时止）。二、驳回方兴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乾立公司、杨立勇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827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270元，由方兴自行负担3270元，杨立勇、乾立公司共同负担20000元（该费用方兴已垫付，杨立勇、乾立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方兴）；反诉费1000元，由杨立勇、乾立公司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乾立公司原财务人员周清于2016年3月8日在一审法院组织下向乾立公司移交该2009年-2011年11月份的会计凭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是《债务清偿合同》中确立的债务总额是否为杨立勇受让方兴股权后应支付的股权对价；二是杨立勇、乾立公司主张撤销《债务清偿合同》条件是否具备；三是方兴未按承诺的时间交付财务凭证是否构成杨立勇履行《债务清偿合同》有效抗辩。
关于《债务清偿合同》中确立的债务总额是否为股权对价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方兴由隐名股东转为显名股东，双方拟定《股权让转框架性协议》，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变更决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变更股权登记，杨立勇出具承诺书，双方律师以电子邮件形式修订完善《债务清偿合同》等所为一系列民事行为，均为确定股权价格，一审据此认定《债务清偿合同》中确立的债务总额为股权对价，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可。
关于杨立勇、乾立公司以受方兴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债务清偿合同》的请求，本院认为，在达成《债务清偿合同》前，杨立勇、乾立公司均由专职律师进行反复磋商才最终形成《债务清偿合同》，且签订该合同时方兴所持有的乾立公司股权早已变更登记到杨立勇名下，无证据显示杨立勇、乾立公司是在受欺诈和胁迫情形下签订协议，因此杨立勇、乾立公司所称其受欺诈签订《债务清偿合同》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其诉请撤销《债务清偿合同》，不应予以支持。杨立勇、乾立公司所称方兴虚假及抽逃出资的问题，因本案审理的是股权转让纠纷，而不是股东出资纠纷，公司可以要求股东补缴出资，但这与本案股权转让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据此而否定股权转让的有效性，股权转让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
关于方兴未按承诺时间交付财务凭证是否构成杨立勇履行《债务清偿合同》有效抗辩的问题，本院认为，方兴与杨立勇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方兴在签订《债务清偿合同》时虽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在2013年8月23日前若没有向乾立公司移交财务凭证，则乾立公司可以不按照《债务清偿合同》支付余款，但方兴承诺交付财务凭证并非其应当履行的合同主要义务，该义务未及时履行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不构成杨立勇拒付余款有效抗辩；但方兴不能按时移交财务凭证，是造成本案纠纷的部分原因，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院认为，对方兴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从2016年3月8日移交财务凭证之次日起算为宜。一审判决从签订《债务清偿合同》次日起算130万元利息，既与《债务清偿合同》约定不符，亦未体现方兴应承担的责任，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杨立勇、乾立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第136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第13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三、杨立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方兴支付股权转让款1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30万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标准，从2016年3月9日起计付至全部款项清偿时止）。
四、驳回方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827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270元，由方兴负担4270元，杨立勇负担19000元；反诉费1000元，由乾立公司、杨立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270元，由方兴负担4270元，杨立勇负担1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俊广
审判员 徐子岑
审判员 赵文莉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杨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