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珠中法民四终字第12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卫星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法定代表人：李容照，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骆伟华，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桂群，女，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澳门。澳门身份证号码：×××4923。委托代理人：刘宇杨，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君。一审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珠海市香洲区卫星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卫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桂群、一审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卫星渔民委员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3）珠香法民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桂群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卫星公司、卫星渔民委员会向吴桂群共同赔偿房屋折价损失及利息（以评估价为准）；2.判令卫星公司、卫星渔民委员会承担赔偿房屋折价一倍的赔偿责任；3.卫星公司、卫星渔民委员会共同支付迟延履行金（比照房屋租金双倍计至赔付之日）；4.卫星公司、卫星渔民委员会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桂群与梁唐原为夫妻关系，1990年经法院判决离婚。1995年6月22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1994）珠香民初字第5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座落在珠海市香洲卫星街原69号的房屋一座，归吴桂群和梁唐共同共有，各得二分之一所有权。1995年11月21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向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因原卫星街69号同意改建为东宝大厦祥兴阁分配给梁唐1602房，要求协助：分给吴桂群一般的产权，在未处分好吴桂群与梁唐分割房屋，东宝大厦祥兴阁1602房不得出具证明转卖或转让。1996年4月26日，因执行的房屋另行起诉，无法执行，（1995）珠香执字第6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994）珠香民初字第576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1996年吴桂群以梁唐、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为被告，童弋幪为第三人提起房屋侵权诉讼，经一审法院（1996）珠香民初字第433号及二审法院（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案件一、二审审理，查明：1995年8月21日，梁唐与童弋幪签了《住宅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以290400元将祥兴阁1602房卖给童弋幪，童弋幪当场交给梁唐290400元，为了便于办理过户，当天童弋幪又与卫星渔民委员会签订了《购买房屋临时合约》和《售房补充协议》，约定由卫星渔民委员会将祥兴阁1602房卖给童弋幪，总价款403780元，卫星渔民委员会也给童弋幪开具了收到现金403780元的收据两份，双方均称实际未收付此额现金。另外，梁唐还于当天出具委托书，委托卫星渔民委员会代售1602房，并愿意付更名费、税款及清补所欠补差价款27700元。卫星渔民委员会将房产交付给童弋幪使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梁唐未经共有人吴桂群同意，将共有房产出售构成侵权，卫星渔民委员会明知房产未办产权证，且判决归梁、吴共有，将梁、吴共有房产直接交给童弋幪使用，构成共同侵权。童弋幪在梁唐未出示产权证的情况下，签订购房合同，交付款项，应承担此举的风险，双方签订的房屋协议无效。判决如下：梁唐与童弋幪签订的《住宅购销合同》、卫星渔民委员会与童弋幪签订的《购买房屋临时合同》、《售房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梁唐返还童弋幪购房款290400元并支付利息；童弋幪在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将祥兴阁1602房退还给卫星渔民委员会，卫星渔民委员会在判决生效四十日内将祥兴阁1602房补偿给梁唐和吴桂群，梁唐和吴桂群各占一半产权。案件生效后，吴桂群、卫星渔民委员会均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1997）珠香法执字第212号案件进行执行。1997年8月1日，因被执行人童弋幪无法找到，且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该院裁定（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2007年5月17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1995）香执字第656号恢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根据（1994）珠香民初字第576号民事判决书、（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梁唐应协助吴桂群办理房屋产权共同共有的手续，但梁唐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请房产登记中心协助办理东宝大厦祥兴阁1602房产权登记为吴桂群、梁唐共同共有手续。一审法院另查明，珠海市香洲区东宝大厦为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开发房产，原产权人为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其中祥兴阁因房屋编号未编14层，自然层14层即为15层号。案件中梁唐回迁取得的十六层1602房实际办理房产登记时登记为祥兴阁1702房。之后，地址确认为珠海市香洲香埠路43号1702房。梁唐于1999年2月23日在澳门去世。工商登记材料显示：1983年珠海市香洲人民公社卫星渔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设立珠海市香洲渔民卫星渔业贸易公司，性质为集体，1985年变更为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1988年变更为珠海经济特区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2002年9月4日，珠海市香洲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对卫星渔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组建成立珠海市香洲区卫星股份合作公司的批复》（珠香农管（2002）32号文件），内容为：同意在卫星渔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珠海市香洲区卫星股份合作公司”，组建成立后的股份合作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由渔委会集体经济净资产量化折股投入，每股1元，为300万股。其中渔委会集体持股75万股，占25%，村民个人持股225万股，占75%。2002年9月25日，珠海市经济特区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名称变更为珠海市香洲区卫星股份合作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郭珊妹变更为周观照，企业性质由集体企业法人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人，主管部门由卫星渔民委员会变更为卫星渔民委员会及村民。2002年10月9日，卫星公司在珠海市公安局办理了“珠海市香洲区卫星股份合作公司”及“财务专用章”的备案手续，2002年10月17日，卫星公司原“珠海经济特区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公章及“财会专用章”交回珠海市公安局作废。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机构代码为C03688776，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曾委托周志忠到庭，陈述卫星渔民委员会的公章在香湾保管，还有无开展工作不清楚，应街道办要求到庭，原登记地址乐园路53号已无人办公。之后，一审法院无法通知到卫星渔民委员会和周志忠，一审法院依法公告送达了开庭传票。2007年4月19日，童弋幪向珠海市房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提交了与珠海市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1995年8月21日”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卖方盖有“珠海经济特区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郭珊妹”签名。卫星公司对合同中“珠海经济特区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公章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1995年8月21日《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珠海经济特区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印文与2002年10月17日《印章收交证明书》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07年5月21日，案涉房产经审批登记至童弋幪名下。2009年4月22日，童弋幪委托郭文丽将案涉房产出售给郭文霞，并办理过户手续，房产现登记在郭文霞名下。经吴桂群委托珠海市陆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珠海市香洲区香埠路43号1702房2013年11月21日的房产市场价值为871084元。1996年1月至2013年12月共计18年的房地产租金价值总额426302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吴桂群明确不要求童弋幪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梁唐与童弋幪签订的《住宅购销合同》、卫星渔民委员会与童弋幪签订的《购买房屋临时合同》、《售房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梁唐返还童弋幪购房款290400元并支付利息；童弋幪在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将祥兴阁1602房退还给卫星渔民委员会，卫星渔民委员会在判决生效四十日内将祥兴阁1602房补偿给梁唐和吴桂群，梁唐和吴桂群各占一半产权。但在2007年4月案涉房产仍过户给了童弋幪，吴桂群认为被告的过户行为造成其财产损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卫星渔民委员会、卫星公司在房屋过户给童弋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一、卫星渔民委员会的责任认定。卫星渔民委员会在（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积极地履行相关的判决义务。从房产过户的办理过程来看，过户提交的是卫星工贸公司与童弋幪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部监制的范本），而非卫星渔民委员会与童弋幪签订的《临时协议》，且交易过程中未见渔委会参与，应认定卫星渔民委员会在房产过户中并无过错。吴桂群要求卫星渔民委员会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卫星公司的责任。首先，案涉房产由卫星渔民委员会属下珠海经济特区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负责经营销售，卫星工贸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郭珊妹也是卫星渔民委员会与童弋幪签订的《临时合约》的经办人，所以卫星工贸公司理应知道房产补偿给梁唐和吴桂群的判决结果，也应与渔委会一并积极收回房屋，协助办理登记给梁唐、吴桂群的相关手续。其次，过户过程中向房地产登记中心提交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和《房屋买卖申请审批书》均由工贸公司盖章，卫星工贸公司应在知道（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后对该合同、当时盖章的相关申请手续及时作出撤销或宣告无效等法律途径的处理，而卫星工贸公司并未履行该义务，直接导致在2007年仍能够使用原签订的合同等文件办理过户的手续。第三，按照《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和实际交易过程的要求，交易需转让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持相关文件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从本案所涉的过户过程来看，申请由童弋幪及卫星公司共同提出，虽然合同及相关文件由原工贸公司盖章，但在交易的档案中亦提交了卫星公司的营业执照，即在程序上，卫星公司也在过户过程中履行了相关协助的义务。所以，应认定卫星工贸公司和股份公司在房产过户给童弋幪一事上存在过错，而卫星公司作为卫星工贸公司变更后的公司，也应对卫星工贸公司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房产过户行为直接导致了吴桂群的财产损失，卫星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卫星公司抗辩的时间较长，并不清楚过户过程，则属于卫星公司自身的管理问题，不能作为抗辩吴桂群主张的合理理由。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于双方争议时2013年11月21日案涉房产的市场价值为871084元，吴桂群占有一半产权，其享有的房产价值为435542元，卫星公司应予赔偿。过户手续虽由卫星公司与童弋幪共同实施，但吴桂群本案中仅要求卫星公司基于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吴桂群行使诉权的行为，且童弋幪并不影响本案对卫星公司责任的认定，本院同意吴桂群的此项意见。房产的价值是2013年吴桂群起诉后的市场价值，已经体现了吴桂群截至主张权利时的损失情况，吴桂群再行要求此款项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为损害赔偿纠纷，卫星公司因自身过错需要承担造成吴桂群损失内容的赔偿责任，吴桂群参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要求一倍的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执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而卫星公司应履行的义务是将房产补偿给吴桂群，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加倍计付延迟履行利息的情况，且卫星渔民委员会也已经就判决的履行内容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吴桂群主张房屋租金二倍的迟延履行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1994）珠香民初字第576号民事判决书和（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后一直在强制执行阶段，现并没有证据显示吴桂群知道案涉房产过户给童弋幪及郭文霞的时间，吴桂群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在2010年12月13日，吴桂群曾到房产登记中心复印过（1995）香执字第656号恢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其当时已经了解执行的结果。所以，卫星公司抗辩吴桂群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卫星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桂群赔偿435542元。二、驳回吴桂群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评估费6490元，鉴定费6200元，共计18490元，由吴桂群负担11094元，卫星公司负担7396元。卫星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吴桂群诉讼请求；2.一审诉讼费（含案件受理费、评估费、鉴定费）与二审诉讼费由吴桂群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本案应与吴桂群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前次诉讼）就诉讼事实与理由是否不同、是否法律关系各异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判断其是否有违“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吴桂群诉求的是财产损害（经济）赔偿，表面上，吴桂群的在本案具体权利请求似乎与前次诉讼房屋侵权纠纷不同，但其根本仍是源自因该房屋没有自己的产权份额。卫星公司认为，深究案件实质，前次诉讼与本次诉讼都是相同的诉讼标的（东宝大厦祥兴阁1602房）、相同的当事人（被告卫星渔委会和吴桂群在一审中明确不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童弋幪），后诉与前诉的诉求本质相同（均源自因没有自己的产权份额，前次案件判决1602房补偿给吴桂群一半产权，本次判决明确说明的也是“被告应履行的义务是将房产补偿给原告”），故本案不能仅以吴桂群诉讼请求字面表达不同来判断，而应该以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相同来认定本案（后诉）与前诉系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事实理由的三统一来确定，所以可见本案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吴桂群的诉求应予驳回。二、一审判决对卫星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查明及认定相关事实不清，判断错误。退一步说，即使如一审判决所认为的案件争议焦点，将有关房屋的房产过户行为归结给卫星公司与童弋幪，那么循吴桂群一审的诉称及其对自己财产权被侵害造成损失的思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打了官司，法院判了东宝大厦祥兴阁1602房一半产权给我，被告未履行生效判决（事项），故我申请了强制执行，但2007年对该房屋已过户他人作出执行裁定结案。直到2013年4月才得知该房没有我打完上述官司（胜诉）的产权登记（结果），才得知房子（房产证）写了别人的姓名。另加上：一审法院认为，吴桂群“2010年12月13日曾到房产登记中心复印过（1995）香执字第656号恢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其当时已经了解执行的结果”。卫星公司认为：1.本案应对吴桂群的（一审）诉称及其举证的“2007年香洲区法院执行结案登记表”、“2010年12月13日市房地产登记中心香洲区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查询打印件）”两项结合起来审查与判断吴桂群是何时得知或应当得知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不应割裂来看待，况且，九十年代的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判决已经说明童弋幪“使用”该房。2.从本案来说，自“2007年的执行结案登记表”到之后“2010年该房屋有没有申请执行所求的登记自己（名字）产权份额的房地产权登记部门查询打印件”两个文件的内容可清晰判断，吴桂群清楚知道没有自己关于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其原因如下，2007年的执行结案写明，房屋已过户，所以，吴桂群理应在当时已知房产证没自己的名字，没自己的产权（在此，卫星公司确信作为执行机构的法院依法尽职地将该执行中止裁定送达吴桂群）；即便再退一步，吴桂群2007年当时不知执行具体（××）结果，但其2010年查询打印件已写明“东宝大厦祥兴阁1602房产权登记为吴桂群、梁唐共同共有手续”（要登记中心协助）的事项，故此已有一个逻辑判断结果显现，即吴桂群已知该房产过户了，该房产（证）有登记了，无论登记了给何人，可就没登记吴桂群自己的名字，而且，吴桂群当时就应当知道没有自己申请强制执行的结果。吴桂群一审举证综合反映了其前后持续性查询行为，如，2007年与2010年两份文件，另还包括其2011年2月24日的查询（房地产登记中心查询1602房产权情况）、2011年4月11日澳门政府部门查询梁唐死亡登记信息等，均充分反映了吴桂群当时已知该结果，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最迟应从2010年12月13日起计，且本案也未出现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因此吴桂群于本案强调的权利，对涉案1602房被卖，已过户他人，产权登记一直没有自己名字，这些情况早在2010年甚至是前次生效判决强制执行中止时已应当得知，但是吴桂群没有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主张，吴桂群的胜诉权不应获保护。3.以上看出一审判决在这点的分析与判断是错误的，甚至先入为主，未能符合审查证据所应有的综合及关联要求。4.卫星公司在上诉时所提交的新证据，特别是吴桂群于2010年11月30日签名确认的《追究书》中的内容完全展现吴桂群“当时已经了解执行结果”。三、吴桂群与其前夫梁唐在1992年与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合同所获补偿住房面积仅为68.2平方米，现在涉案房屋（东宝大厦祥兴阁1602房，现址：香埠路43号1702房）建筑面积为89.71平方米，两个面积差多出的21.51平方米，本案不能以该房目前权证登载的建筑面积89.71平方米为争议处理，应剔除多出的21.51平方米，按原获回迁补偿的68.2平方米才体现公平。综上全部，卫星公司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情事实，依法裁判，支持卫星公司上诉请求。吴桂群二审答辩称：本案的起诉是由于吴桂群在2013年委托律师发现了1995年12月已经查封的房屋被卫星公司、卫星渔民委员会办理了手续卖给了童弋幪，同时，吴桂群委托律师查档才知道本案在2007年已经终止执行。吴桂群是基于上述事实提起诉讼，不存在一事不再理。吴桂群2013年新发现的侵权事实，才提起本次诉讼，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起算，吴桂群的起诉没有任何超过时效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卫星公司的请求，维持原判。卫星渔民委员会二审未发表答辩意见。卫星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追究书一份，证据来源于吴桂群于落款时间当日送交卫星公司，是有交涉案涉房屋的文件。该追究书附带以下四项材料复印件：1.2007年4月3日对梁唐查询的房地产权登记表；2.吴桂群原内地户口本、子女常（寄）住人口登记表、往来港澳通行证；3.手写收据、现金收据；4.住宅购销合同，该购销合同中乙方是由童弋幪签字的，共同证明：一、追究书的各项内容均已完全证实吴桂群知道该执行结果。从时间上看，完全可以证明2010年11月30日，吴桂群将文件交给卫星公司，然后在12月13日去到房地产登记中心查询及复印了涉案房屋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在时间的节点上可以印证吴桂群知道执行结果。另外，追究书作为吴桂群已明确确认自己知道1602房给卖了。二、吴桂群明确认定、知道了该案件已经终止执行。综上，吴桂群是知道执行结果。即便吴桂群不知道2007年6月2日法院的终止执行的结果，在之后其通过查询并提交了追究书，说明其后来对结果是知情的。吴桂群对卫星公司提交的追究书及所附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吴桂群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如下：证据1.介绍信、授权书，证明吴桂群于2013年10月查询档案才知道原案件于2007年终止执行。在此之前，吴桂群一直认为案件是在执行之中。从2010年12月13日的查询情况看，即一审吴桂群提交的证据4，仍然以为案件是执行之中。证据2.1602房登记在吴金彩名下的查询结果，证明吴桂群在2013年才知道其所有的房屋是1702号房。卫星公司对吴桂群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真实性认可。介绍信落款时间是2013年10月28日，时间发生在一审立案之后，一审立案时间是2013年6月26日。其他证据材料落款时间也是在一审立案之后。因此，卫星公司认为，该证据无法证实吴桂群所陈述的之前不知道执行结果，经查询才知道的说法。对于证据2真实性认可，与卫星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2落款时间是一致的，结合卫星公司二审提交追究书的时间，卫星公司认为，2010年10月30日，吴桂群将追究书交给卫星公司。12月13日，吴桂群到登记中心查询。2011年2月24日，吴桂群又到登记中心查询。以上事实证明吴桂群清楚1602房不是登记在其名下。卫星渔民委员会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本院对卫星公司和吴桂群二审提交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予以分析认定。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涉房屋所在的原凤凰路141号东宝大厦祥兴阁在1996年10月28日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填报计算面积成果表时载明房号不编第14层自然层，自然层第14层即第15层号。1997年4月9日，珠海市香洲区卫星渔民委员会取得原凤凰路141号20层框架建筑商品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2007年4月19日，童弋幪向珠海市房产登记中心提交了与珠海市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1995年8月21日”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申办房屋过户，该合同记载童弋幪所购的商品房为“祥兴阁17层1702房”。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后，童弋幪未履行生效判决，反而于2007年4月19日向珠海市房产登记中心提交了与珠海市香洲卫星渔工商贸易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1995年8月21日”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申请办理“祥兴阁17层1702房”的过户手续，并于2007年5月21日将该房产经审批登记至童弋幪名下，后又出售并过户登记给郭文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吴桂群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的问题。（1995）珠香法执字第656号案和（1997）珠香法执字第212号案均系按原凤凰路141号东宝大厦祥兴阁的自然层数表述案涉房屋为1602房，吴桂群在本案中提交了其于2013年4月26日至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档案馆查询到的案涉房屋所在的东宝大厦祥兴阁的计算面积成果表和案涉1702房的房地产权登记表的复印件，证明其于2013年4月26日方知晓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为1702房及1702房已过户给童弋幪并再被转卖的事实。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吴桂群在此之前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为1702房而非1602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吴桂群知晓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为1702房及1702房被过户他人时（即2013年4月26日）起算，至吴桂群于2013年6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案涉房屋面积的问题。（1994）珠香民初字第576号民事判决书及（1996）珠法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吴桂群对案涉房屋占一半的产权，一审法院按照该房屋的评估市值的一半价值判决由卫星公司赔偿正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卫星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834元，由上诉人珠海市香洲区卫星股份合作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伟民代理审判员  王文娟代理审判员  曹阳春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陈 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阙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