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82民初9256号 原告：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巨桥村。 法定代表人：夏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佳雪，江苏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余北居20组。 法定代表人：曹玉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晖，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瑞化纤公司）与被告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瑞纺织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于同年9月18日作出裁定，驳回硕瑞纺织品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并于同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宏瑞化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晖均到庭参加诉讼。后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同年11月22日、2019年1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晖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宏瑞化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佳雪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原告宏瑞化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孝东到庭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71925.97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自2017年6月12日起，被告向原告购买纺织原料涤纶丝，至同年11月15日止，原告共向被告发送货物价款共计1531925.97元，并向被告开具了1531925.97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陆续支付了货款116万元，余款371925.97元经原告多次催要不付。 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辩称，1、被告与原告长期有业务往来，双方没有订立书面购销合同，货款滚动结算，2017年6月至同年11月期间的货款，被告已经付清；2、原告将与其他单位的业务也算到被告身上，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不予认可；3、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给被告造成损失，被告多次要求原告前来处理，但均未理涉，被告保留向原告追偿质量损失的权利。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无争议的事实如下： 2017年6月至同年11月间，宏瑞化纤公司陆续供给硕瑞纺织品公司涤纶丝，硕瑞纺织品公司于同年8月至2018年3月间陆续支付了货款116万元。现宏瑞化纤公司认为硕瑞纺织品公司尚结欠其涤纶丝货款未付，为此来院涉讼。 审理中，对于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宏瑞化纤公司成品出库划码单》，其中在该划码单的左上角标注“购货单位”分别为“南通硕瑞纺织”、“南通硕瑞”、“硕瑞”的共有34份（其中有一份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的划码单，记载箱数为92，数量为3077.7〔实际应为3077.5〕、单价为11.8，金额为36314.5元），硕瑞纺织品公司认可收到上述涤纶丝，货款合计为869555.11元。 以上事实，有《宏瑞化纤公司成品出库划码单》、大额来帐贷记凭证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审理中，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虽陈述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所供涤纶丝存在质量问题，但同时明确在本案中不提起反诉。 本案争议的焦点：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部分《宏瑞化纤公司成品出库划码单》下的买卖相对方是硕瑞纺织品公司还是案外人。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分别举证、质证和认定情况如下。 宏瑞化纤公司认为，我公司与硕瑞纺织品公司自2017年6月起发生买卖业务，此前双方没有业务往来，总货款为1531925.97元。为佐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证据一、2017年6月29日至同年11月15日间，宏瑞化纤公司开具给硕瑞纺织品公司的17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531925.97元。宏瑞化纤公司以此证明，其销售给硕瑞纺织品公司的货物已全部开具了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据二、2017年6月12日至同年10月10日期间《宏瑞化纤公司成品出库划码单》（以下简称划码单）26份（均为存根联，总金额为534248.9元），其中在该划码单的左上角标注“购货单位”分别为“硕瑞发睿阳”、“南通硕瑞发瑞阳”。宏瑞化纤公司以此证明，硕瑞纺织品公司通过电话方式通知发货至张家港市睿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阳纺织公司），其中“南通硕瑞发瑞阳”中的“瑞阳”，应是书写错误，实际应为“睿阳”。 证据三、2017年6月17日的划码单2份，金额分别为27663.24元、9043.52元；同年10月9日的划码单2份，数量分别为3098.7和637.5，合计金额为46702.5元；同年10月13日的划码单2份，金额分别为38188.75元、43228.35元；上述6份划码单均为记账联，上面未有签收人的签名。宏瑞化纤公司以此证明，上述划码单项下的货物均已交付给硕瑞纺织品公司，且其载明的货物价值与其余60份划码单载明的价值，合计总额为1531925.97元。并明确，2017年10月9日、同年10月13日的四份划码单的其他联均已遗失。 证据四、宏瑞化纤公司自行整理的2017年发货明细表。宏瑞化纤公司以此证明，自2017年6月12日至同年11月15日，宏瑞化纤公司总计向硕瑞纺织品公司交付货物价值1531925.97元。其中在同年9月5日至同年9月19日期间交付货物价值为271513.41元（包含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的划码单，记载数量为3077.7、单价为11.8，金额为36316.86元），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同年9月22日至同年10月9日期间交付货物价值为375796.08元（包含宏瑞化纤公司举证的证据三中、日期为2017年10月9日两份划码单项下的货款），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10月10日至同年11月15日期间交付货物价值为250895.11元（包含宏瑞化纤公司举证的证据三中、日期为2017年10月13日两份划码单项下的货款），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送货和开具的发票均能一一对应。 证据五、宏瑞化纤公司的会计账簿（封面为明细分类账，系手工记载流水账页）。宏瑞化纤公司以此证明，宏瑞化纤公司对每一次交付给硕瑞纺织品公司的货物，包括数量、价值、开票、付款等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且能够与划码单相互对应；宏瑞化纤公司交付给硕瑞纺织品公司货物的全部发票已开清，硕瑞纺织品公司支付了货款116万元，尚结欠货款371925.97元。 证据六、宏瑞化纤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账》两份。宏瑞化纤公司以此证明，在2017年1月至同年12月间，宏瑞化纤公司交付给硕瑞纺织品公司价值1531925.97元的货物，硕瑞纺织品公司已付款90万元，之后又于2018年2月28日付款16万元，于同年3月付款10万元，尚结欠371925.97元。 证据七、睿阳纺织公司的《验收（发）磅码单》3份（系照片打印件、日期分别为2018年10月23日、同年10月27日、同年10月30日）。宏瑞化纤公司以此证明，硕瑞纺织品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间存在业务关系，且直至2018年10月30日双方业务关系仍然持续。 经质证，硕瑞纺织品公司认为：证据一，对发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发票是收到的，但无法证明宏瑞化纤公司的证明目的，双方在此划码单之前就已经有业务往来，宏瑞化纤公司向我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也仅仅是其单方行为，仅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业务往来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宏瑞化纤公司已经提供了等同于发票金额的货物，出卖人应当继续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我公司认为宏瑞化纤公司主张已向我公司交付了诉状中所述金额货物，其证据是不充分的。发票开具的时间实际比较长了，开过来后我公司已经认证抵扣了。 证据二、对划码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26份划码单的购货单位为“硕瑞发睿阳”，系宏瑞化纤公司自己制作，没有编号，与我公司没有关系，签收的人员也不是我公司的，具体名字无法辨认，我公司也没有指令其发给睿阳，如果宏瑞化纤公司认为受我公司指令发给睿阳，要求其进一步补强证据；况且，60份划码单的总金额并不是1531925.97元。 证据三、对三性均不予认可。1、2017年6月17日的2份划码单与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有两份划码单编号是一样的，金额系重复计算；2、2017年10月9日、10月13日的4份划码单，宏瑞化纤公司提交的是记账联，即以复写形式呈现的数字，上面没有任何签收的记载，而宏瑞化纤公司起诉时提供证据中的划码单都是存根联，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宏瑞化纤公司对于划码单的管理很随意、混乱，不排除其为了拼凑诉讼主张的金额而刻意炮制划码单的可能，划码单由其持有，所以数字怎么写完全可以自己操作。况且即便按照宏瑞化纤公司的上述主张，计算总金额也得不出1531925.97元。 证据四、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1、该表系宏瑞化纤公司单方制作，充其量只是一个数据的汇总统计，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2、表格中收货人一栏内有很多标注为睿阳，说明宏瑞化纤公司自己也认可有部分货物并不是我公司收取，对于不属于我公司收取的货物，我公司没有付款义务；3、宏瑞化纤公司根据尚且不能确定为真实的收货数据来倒推其开票金额的合理性，从而想证明其已向我公司交付了等同于发票金额的货物，这种证明方式与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相矛盾；4、开具发票与接收货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出卖人不能仅仅以开具增值税发票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具体到本案中，宏瑞化纤公司应当提交由我公司签字确认的划码单，而不是其单方制作的凭证。 证据五、对其三性无法确认。从记账内容来看比较混乱，有的写的睿阳、有的写的南通、有的写的南通硕瑞，且有涂改痕迹，宏瑞化纤公司实际将我公司与其他主体单位做了区分，这种情况下宏瑞化纤公司如何确认其他单位的收货是我公司的收货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公司不应对不属于自己的债务承担付款义务。 证据六、三性均不予认可。这也是宏瑞化纤公司单方制作的明细，在其实际交付的数量这一基础问题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制作再多的统计报表也没有实际意义。宏瑞化纤公司上面几组证据，将不属于我公司的收货部分记载在我公司名下，并以此要求我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不仅对我公司没有约束力，且明显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我公司不予认可。 证据七，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1、3份磅码单来源于哪里，内容是否真实，是收货还是发货均不得而知；2、3份磅码单日期都是2018年10月，无法证明睿阳纺织公司此前此后的业务情况；3、宏瑞化纤公司与我公司、宏瑞化纤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我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间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可以等同，更不可能混同，根据相对性原则，当事人对专属于自身的债务承担责任，与他人无涉。 硕瑞纺织品公司在审理中提供了其从睿阳纺织公司提取的2018年8月《宏瑞化纤公司成品出库发货码单》6份，以此证明宏瑞化纤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间也存在购销业务往来，并认为，宏瑞化纤公司向睿阳纺织公司送货时，也同样使用了本案中宏瑞化纤公司之前提供划码单的样式，且其中部分签收人的签名和宏瑞化纤公司起诉证据中划码单中的签名是一致的，所以在宏瑞化纤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间同时存在业务关系的情况下，并无法区分睿阳纺织公司收取的货物就是我公司收取的。经质证，宏瑞化纤公司认为，对6份《宏瑞化纤公司成品出库发货码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发货码单是我公司的，在收货单位上写的是睿阳纺织公司，这可以明显区分与我公司发给硕瑞纺织品公司的标注是“硕瑞发睿（瑞）阳”，说明我公司交付给睿阳纺织公司的货物是通过硕瑞纺织品公司的指示发过去的，和硕瑞纺织品公司提交的发货码单可以明显作出区分，不能证明硕瑞纺织品公司的证明目的。 为查明本案案情，本院在审理中要求宏瑞化纤公司和硕瑞纺织品公司向法庭提交与对方的财务账页以及相关的记账凭证。宏瑞化纤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会计账簿、应收账款明细账（即其举证的证据五、证据六）；而硕瑞纺织品公司则未能提供，其理由是：双方间的往来并没有形成正规的记账凭证，我公司只是一个乡镇小企业，划码单我公司也不持有，从宏瑞化纤公司的划码单来看也比较凌乱，所以没有相对完整的账册。同时需要说明，在南通通州地区家纺企业很多，实际上都是小作坊，其收发货包括记账都不是很规范。并陈述了业务经过：我公司和宏瑞化纤公司自2017年4月开始发生业务，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我公司的业务员是季磊磊，由宏瑞化纤公司负责送货，双方总货款在120万左右，已付款116万元，因有部分因为质量问题冲抵了，发票确实是多开了。我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也有业务往来，双方不是加工关系，是购销关系，由我公司向睿阳纺织公司购买坯布。 审理中，根据宏瑞化纤公司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至睿阳纺织公司进行职务调查，该公司朱卫明陈述了以下主要内容：我公司与宏瑞化纤公司自2018年7月底开始发生业务，由我公司向宏瑞化纤公司购买DTY（低弹丝），没有（书面）合同的，由我公司打电话给宏瑞化纤公司，宏瑞化纤公司就送货，供货以后宏瑞化纤公司开具发票，我公司付款，发票项下的款项全部付清了……我公司与宏瑞化纤公司在2018年7月以前是没有业务往来的……（本院向其询问与硕瑞纺织品公司有无业务往来）我公司和硕瑞纺织品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双方已发生了四年业务了，由我公司替硕瑞纺织品公司加工，硕瑞纺织品公司购买DTY（低弹丝），再让DTY（低弹丝）厂家直接将DTY（低弹丝）送至我公司，我公司再为硕瑞纺织品公司加工成布，硕瑞纺织品公司自行来拉加工好的布或其委派染色厂家来拉布；硕瑞纺织品公司的季磊磊会打电话告诉我公司哪个DTY（低弹丝）厂家会送货来，送货厂家也会注明是硕瑞纺织品公司的……（本院向其出示26份划码单，即宏瑞化纤公司举证的证据二，交其辨认），其中一份划码单（日期为2017年6月17日、金额为9043.52元）上面的签收人我公司无法确认。至于其余25份划码单，签收人均是我公司工作人员，是硕瑞纺织品公司的季磊磊打电话让我公司代收的，宏瑞化纤公司送货来时也给了我公司一张单子（上面有规格型号等），我公司将上述DTY（低弹丝）加工好后，硕瑞纺织品公司自行来提货或其委托染厂来提货的。到了2017年底双方结账时，我公司就将宏瑞化纤公司给的单子交给了硕瑞纺织品公司。双方对账后，我公司在2018年1月开具给硕瑞纺织品公司两份加工费发票，金额分别为86488.38元、82268.13元，这是2017年度双方间加工业务的加工费……我公司财务是委托张家港市兴瑞税务师事务所庞会计（庞燕萍）代为记账的。 本院又于2018年12月20日至张家港市兴瑞税务师事务所进行职务调查，该所庞燕萍陈述了以下主要内容：睿阳纺织公司从成立开始就聘请我做主办会计，一般在月底将做账资料给我，如发票、银行收付款凭证、工资单等，我拿到资料后一般在次月月初做账，到了每年年底我将账务凭证装订好后交给睿阳纺织公司，我电脑里留存应收、应付账款明细账，另外还有2018年的凭证因未到年底还未交给睿阳纺织公司……（本院向其询问睿阳纺织公司与宏瑞化纤公司间有无业务往来），经查阅明细账情况，双方在2018年7月之前是没有业务往来的，双方自2018年7月至同年11月止共发生业务往来683766.81元，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宏瑞化纤公司开给睿阳纺织公司，由宏瑞化纤公司供给睿阳纺织公司（化学纤维）涤纶丝。同时向法庭提供了睿阳纺织公司与宏瑞化纤公司间2018年应付账款明细账、2018年7月20日、同年8月20日、同年10月20日的记账凭证和七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向其询问睿阳纺织公司与硕瑞纺织品公司间有无业务往来），经查阅明细账情况，双方自2016年就发生了业务，由睿阳纺织公司为硕瑞纺织品公司加工，到了2016年底双方业务结清；2018年1月20日记账凭证反映应收账款168756.51元，包含睿阳纺织公司在同年1月8日开具给硕瑞纺织品公司的两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的原因是劳务、针织布加工，应该是2017年的加工业务，2018年年初双方对账后开票的。同时向法庭提供了睿阳纺织公司与硕瑞纺织品公司间2016年、2018年应收账款明细账、2018年1月20日的记账凭证、同年1月8日开具的2份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针织布加工和劳务、氨纶汗布加工。 经质证，宏瑞化纤公司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能够显示我公司提供的划码单中载明发往睿阳纺织公司的货物均系我公司销售给硕瑞纺织品公司，再根据硕瑞纺织品公司指示发往睿阳纺织公司，该部分货物属于双方买卖关系项下的货物，相应款项应由硕瑞纺织品公司支付。在对朱卫明的调查笔录中，其陈述2017年6月17日、金额为9043.52元的划码单签名无法确认，但也没有否认送货的事实，该送货单上载明货物是否已由我公司实际交付给硕瑞纺织品公司，应结合送货单、交易方式、发票，我公司提供的账簿、分类明细账等予以综合认定，若能达到高度盖然性，则法庭应予以认可。硕瑞纺织品公司则认为：1、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实质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本案当事人是宏瑞化纤公司与我公司，而不是睿阳纺织公司，睿阳纺织公司不是案件当事人，而是一个案外人，同时也是实际收取货物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口头陈述方式称代替我公司收取宏瑞化纤公司货物，其真实性本身值得怀疑，如果睿阳纺织公司说是据我公司的指示来收取货物，睿阳纺织公司应当提交我公司对其发出指令的相关依据。笔录中只是称我公司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没有任何依据。睿阳纺织公司作为收货人和付款义务人，当然希望有人替他买单，这也实际替它解除了部分债务，所以其作为案外人的陈述是不负责任的。关于睿阳纺织公司开给我公司的加工费发票，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业务没有必然关联；2、宏瑞化纤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我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宏瑞化纤公司与我公司之间同时存在业务往来情况下更应当以原始单据为准，来确定是谁收的谁的货，应当由谁向谁主张权利；3、根据合同相对性，我公司只应对其收取的货物承担付款义务，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权利义务失衡。最后在2018年11月22日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依申请调查，程序上保留权利。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双方买卖涤纶丝业务，其中货款869555.11元，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认可收到上述货物，本院也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宏瑞化纤公司主张的其余货款，其提供了证据一即价税合计为1531925.97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虽确认收到发票并已认证抵扣，但同时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已提供了等同于发票金额的货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卖人仅以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原告宏瑞化纤公司作为出卖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其中2017年6月17日的2份划码单记账联所对应的存根联，已包含在其举证的60份划码单中，确如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陈述的属于重复计算，不应计算在总货款中；其还提供了10月9日、10月13日的4份划码单（记账联），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质证时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无签收记载，且有人为炮制的可能；而原告宏瑞化纤公司也明确其他联已丢失，由于上述四份划码单均未有签收人签名，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已交付了上述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二，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质证后认为签收人员非其公司人员，其公司也没有指令货物发至睿阳纺织公司，则本院需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证。本案在审理中，根据原告宏瑞化纤公司申请，为查明案情，本院向睿阳纺织公司的朱卫明进行了调查，其认可收到证据二中25份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但系根据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业务员季磊磊的口头指令代收涤纶丝为其加工，并在加工完毕后又交付给了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睿阳纺织公司委托张家港市兴瑞税务师事务所的庞燕萍代为记账，结合庞燕萍陈述的记账情况及其向法庭提供的记账凭证及开具发票反映的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和针织布等加工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与睿阳纺织公司间存在加工业务的事实，而在加工业务过程中，睿阳纺织公司作为承揽人，代收定作人（硕瑞纺织品公司）提供的原材料，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据此可认定“南通硕瑞发瑞阳”中的“瑞阳”确系原告宏瑞化纤公司书写笔误，应为“睿阳”，其内容表明确系代收货物。对于上述两人的职务调查，是在本案第三次开庭之前进行，程序上合法；其次，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和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均提供了证据，以证明对方与睿阳纺织公司均存在业务往来，而朱卫明、庞燕萍的陈述和睿阳纺织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也能证明睿阳纺织公司确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业务往来，但从调查内容看，睿阳纺织公司直至2018年8月起才与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发生买卖涤纶丝业务往来，此前双方并无业务往来，以此也能印证睿阳纺织公司代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收取涤纶丝的事实；再次，综合朱卫明、庞燕萍的陈述和相关记账凭证，可以认定睿阳纺织公司与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间往来是劳务、针织布等加工业务，而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在审理中陈述其与睿阳纺织公司存在买卖坯布购销往来，显然与上述证据相矛盾，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的陈述不属实，有违诚信。综上，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二，结合本院的调查笔录及睿阳纺织公司的相关财务记账凭证，并综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形成了完整的证明体系，对其主张的法律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证明优势，据此可认定，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25份划码单项下的涤纶丝，由睿阳纺织公司工作人员代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收取，其代收涤纶丝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承担，故上述25份划码单的买卖相对方应为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货款合计为525205.38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2017年6月17日的划码单（金额为9043.52元），睿阳纺织公司的朱卫明明确对签收人无法确认，在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否认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睿阳纺织公司收到了上述货物。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四、证据六，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均不予认可；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五，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亦表示无法确认；由于上述三份证据均系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尤其是记载的欠款金额，需结合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其中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五即会计账簿，系手工记账，其中2017年9月11日划码单的实际供货数量应为3077.5，但手工记载为3077.7，且以3077.7作为供货数量开具了相应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又根据开具的上述发票记载在证据六中，显然账务记载的金额与实际交易金额不符；其次，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三中10月9日、10月13日的四份划码单，如前所述，本院无法确认，无法认定已交货的事实，但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单方将其手工记载在会计账簿中，并开具了相应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又根据开具的上述发票记载在证据六中。而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四即发货明细，是根据证据五进行了简单的统计，显然没有证明力。综上，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提供的证据四、证据五和证据六，并不能证明其实际交货的货款总额。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宏瑞化纤公司和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间口头买卖涤纶丝的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在收货后，理应及时给付货款，因双方对付款时间未有约定，则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应在收取涤纶丝的同时给付原告宏瑞化纤公司货款。关于本案所涉双方涤纶丝的总货款，除双方无争议的货款869555.11元外，如前所述，本院还认定双方发生涤纶丝买卖货款为525205.38元，综上，双方买卖涤纶丝的总货款为1394760.49元，扣除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已付款116万元，尚结欠原告宏瑞化纤公司货款234760.49元。原告宏瑞化纤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现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辩称双方2017年6月至同年11月的货款已付清，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未能提供双方往来账册，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硕瑞纺织品公司还辩称原告宏瑞化纤公司所供涤纶丝存在质量问题，但又明确不提起反诉，本案对此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应给付原告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货款234760.49元。限被告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户；或汇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营业部，账号：46×××84）。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879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合计9299元，由原告张家港市宏瑞化纤有限公司负担2058元，由被告南通硕瑞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72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李 娟 人民陪审员  肖惠娟 人民陪审员  朱正芳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罗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