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商终字第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永清。
委托代理人：姜汉清、杜斌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大川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杭州大川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代理人：章佳平、张辰。
上诉人柴永清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大川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川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詹巍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雄飞、王富新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柴永清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汉清，被上诉人大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章佳平、张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1月17日、2009年1月16日、2010年8月19日、2010年9月16日，柴永清与大川公司先后签订一份《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三份《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柴永清自愿承包经营大川公司车牌号为浙A×××××、浙A×××××、浙A×××××、浙A×××××、浙A×××××的五辆出租车。四份合同中均约定：承包方式为一次性全额承包；柴永清在起租日期一次性足额支付承包金520000元或550000元（后两份合同中的约定）；承包经营期限均为10年；合同到期，如政府继续给予营运证使用年限，营运证使用年限归柴永清使用，如营运证到期，政府不予增加营运年限，柴永清无条件将所有经营权证归还大川公司；车辆残值归柴永清所有。在上述四份合同签订的同时，柴永清又与大川公司签订了《出租车承租合同》，约定柴永清将挂靠在大川公司的《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相应车牌号出租车租赁给大川公司经营，租赁期限与《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经营期限一致。后柴永清依照《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先后共向大川公司交付款项2660000元。
2013年11月15日，该院裁定立案受理杭州中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公司）、大川公司、杭州华旅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旅公司）、杭州安润出租汽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润公司）的合并重整申请。后柴永清以出租车车主身份向上述四家公司的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共计1405681.77元。管理人经审核，向柴永清发出《债权审查释明函》，认为，根据证据材料，柴永清与中润公司等四家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并非出租车车主，按照借贷债权审查标准，柴永清的普通债权金额为2816297.18元，要求柴永清变更债权申报。
原审另查明：2013年11月7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蔡海良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4年5月5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杭拱刑初字第890号刑事判决，认定：2007年至2011年12月，蔡海良实际控制了杭州乐缘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缘公司）、中润公司、大川公司及安润公司，并开展出租车经营业务。期间，蔡海良为了收购公司及出租车、扩大公司规模，采用签订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借款协议等形式，通过由其个人及乐缘公司、大川公司、中润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欠条等方式，向公司员工、出租车司机、社会不特定人员包中昆、柴永清等人共计562名被害人，以1.5%到1.9%不等的月息或10%的年息，募集资金394391428元，其中包括柴永清的3160000元。上述资金部分直接存入蔡海良所开的十四家银行账户，部分由童宇东及李永富等人以现金形式收取，所有资金均由蔡海良实际控制。乐缘公司后两次变更名称，现名称为华旅公司。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据此认定蔡海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400000元，责令蔡海良退赔非法所得276929139元。该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
原审还查明，除本案所涉款项之外，柴永清还向大川公司出借了500000元。2013年4月7日，柴永清在接受杭州市公安局的询问时陈述，其于2008年11月开始陆续借款给蔡海良，总共出借3160000元。
柴永清原审起诉称：柴永清与大川公司从2008年11月起，先后签订了四份《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约定：由柴永清全额买断五辆出租汽车承包经营权，也有表述为柴永清“拥有长期全额承包经营权”、“买断永久性经营权”等；车号分别为浙A×××××、浙A×××××、浙A×××××、浙A×××××、浙A×××××；承包方式为一次性全额承包；一次性足额支付承包金520000元—550000元不等；承包经营期限根据出资时间的不同分别为10年；合同到期，车辆残值归柴永清所有。《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签订后，柴永清依约先后均一次性交纳承包款共计2660000元，取得了五辆出租汽车和10年营运证的全额承包经营权。尔后，柴永清就5辆出租汽车又先后与大川公司签订了四份《出租车承租合同》。所有《出租车承租合同》均在首部载明了出租汽车的权属（挂靠被挂靠）关系，即：甲方（柴永清）将挂靠在乙方（大川公司）个人所有2.0索纳塔营运出租车（载明出租车的辆数），车牌号为浙A（载明具体牌号）出租给乙方（大川公司）经营。四份《出租车承租合同》分别约定了10年的租赁期限，大川公司每月应支付的租金数额，各种规费、养路费、管理费等均由大川公司承担，并在第十三条对归还车辆作了明确约定，“乙方（大川公司）在租赁期满后必须保持车辆的完好，能正常行驶，经国家车管机关审验合格后交还给甲方（柴永清）”。但大川公司在租赁经营期间，违反合同约定，没有缴纳规费，柴永清代垫了本应由大川公司缴纳的规费422400元。根据上述《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和《出租车承租合同》的明确约定，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现行的出租汽车营运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才产生以上两种合同。但无可置疑，是柴永清出资购买了出租汽车和营运证10年的营运期。因此，5辆出租汽车的物权应归柴永清所有，出租汽车营运证的用益物权为柴永清全额买断，也应归柴永清所占有。当前，由于大川公司、中润公司、华旅公司、安润公司等四家公司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整。大川公司等四家公司管理人向柴永清发出的《债权审查释明函》中强势要求柴永清：一是如果柴永清不认同与中润公司等四家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申报的债权额为O元；二是如果柴永清认同与中润公司等四家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可认定为普通债权2816297.18元；三是强制要求在收到该函后的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诉讼。必须指出，柴永清对出租汽车拥有物权，对营运证拥有用益物权，并不是债权更不是普通债权，大川公司等四家公司管理人对债权性质的认定具有随意性。2014年1月25日的中润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合并重整案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中，将“出租车承包人”的债权列为优先债权，但是在《债权审查释明函》中柴永清却被强势告知与中润公司等四家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借贷法律关系，其债权被列为普通债权。管理人的目的是使柴永清与大川公司的物权、用益物权纠纷变为民间借贷的普通债权债务纠纷，使大川公司等四家公司因经营不善出现的亏损由柴永清等权利人买单，以减轻大川公司应承担的经济乃至刑事责任。综上，柴永清与大川公司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柴永清在出资2660000元后，是5辆出租汽车的物权和10年营运证的用益物权的权利人，而不是普通债权或优先债权的权利人，所涉出租汽车和营运证不是也不应成为重整的对象。大川公司将属于柴永清的出租汽车物权和占有的营运证用益物权作任何抵押或质押都是非法和无效的。大川公司等四家公司的管理人对柴永清普通债权性质的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大川公司违约未按时缴纳规费，拖欠租金1127000元。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一、确认柴永清对浙A×××××、浙A×××××等五辆出租车的物权；二、确认柴永清对所涉出租车营运证剩余年限的用益物权；三、判令解除柴永清与大川公司所签订的《出租汽车承租合同》；四、判令大川公司支付已由柴永清代缴的出租车规费422400元；五、判令大川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案件审理过程中，柴永清将其第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大川公司向柴永清支付拖欠租金1127000元。
被告大川公司答辩称：一、就柴永清诉称的5辆出租车，柴永清在与大川公司签订《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的当天，又签订了《出租车承租合同》，在此过程中没有约定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和购置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没有办理车辆移交手续。按照柴永清的陈述，在车辆承租过程中柴永清收取的是固定利润，在合作经营中不承担亏损的风险，该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行为的相关规定。大川公司管理人在接受柴永清债权申报时，对柴永清的申请作出借贷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现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已经对蔡海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作出生效刑事判决，根据该判决，本案的5辆车所涉及的2660000元在蔡海良的犯罪行为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大川公司管理人在审核柴永清债权时，按照借款金额结合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扣除柴永清已经实际领取的款项作出认定，该处理是正确的。二、关于柴永清主张的出租车营运证的用益物权问题。出租车营运证的剩余年限并不属于用益物权范畴。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柴永清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来看，柴永清在与蔡海良签订《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的当日即就《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涉及的相应车牌号出租车另行签订《出租车承租合同》，显然，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并不在于出租车经营权的发包、承包，更不在于出租车所有权的转让，而是在于融通资金，其行为符合融通资金行为的特征。同时，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对蔡海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所作生效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蔡海良向柴永清吸收资金3160000元，结合柴永清在本案庭审中所作关于其与大川公司、蔡海良之间的经济往来就是本案所涉2660000元和其向大川公司出借的500000元的陈述，以及其在接受杭州市公安局询问时的陈述，柴永清本案主张的车牌号为浙A×××××、浙A×××××、浙A×××××、浙A×××××、浙A×××××出租车的权属纠纷及合同纠纷应属于刑事犯罪范围，本案所涉的2660000元是蔡海良向柴永清吸收资金3160000元中的组成部分。故柴永清关于本案所涉2660000元与生效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蔡海良向柴永清的吸收资金3160000元无关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关于要求确认其对中润公司车牌号AT0358、浙A×××××、浙A×××××、浙A×××××、浙A×××××五辆出租车物权以及出租车营运证剩余年限用益物权的主张，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亦缺乏法律依据。其关于《出租汽车承租合同》的解除、租金支付主张，同样缺乏客观事实基础。故对其本案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中润公司、大川公司、华旅公司、安润公司合并重整案件处理的实际情况，柴永清可根据中润公司管理人的建议及时向管理人变更债权申报，以实现权益救济。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柴永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柴永清负担。
柴永清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本案《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或《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统称《承包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并已履行，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合同存在违法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认定而没有认定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1、《承包合同》双方已经自愿履行。上诉人在签约当日即支付了承包款，先后共计交付2660000元。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影响《承包合同》的效力。虽然大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海良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但其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期间采用的是签订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与借款协议的形式，而这两种形式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将出租汽车及营运证全额承包给上诉人等，后者即是明确的高息借款。对蔡海良的生效判决并未认定本案合同是诈骗合同。3、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当日签订租赁合同，“其行为符合资金融通行为的特征”的认定无法律依据。4、没有法律规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所签订的以物权或用益物权作抵押或担保的合同是无效合同。退一万步说，即使存在的是融通资金的借贷关系，也应认定是被上诉人用出租车和营运权证作抵押或保证的借款行为，且应有效。上诉人系支付了266万元买来5辆出租车并租给了大川公司，而上诉人向中润公司出借50万元借款签订的则是借款合同。5、原审将借款采用的两种不同形式、两个不同事实混为一谈，其目的是想让大川公司的亏损让上诉人等买单。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2660000元是蔡海良向上诉人吸收3160000元中的组成部分，这是将签订《承包合同》的借款与签订《借款协议》的借款两种形式、两个不同事实混为一谈，一律作为普通借款对待。对于大川公司等四家公司的亏损由上诉人等有抵押物权的债权人来买单，然后将原本属于上诉人的出租汽车及营运证以12444余万元的评估价参与其他公司的重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我国《合同法》。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承包合同》效力问题。一审判决既然已确认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即《承包合同》等证据的三性，理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管认定《承包合同》有效还是无效，都应载明适用或依据合同法的相关法律条文。2、一审判决不应将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作为判决的依据。上诉人除已提供已被确认的证据1和证据3以外，还提供了由被上诉人的管理人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及其决议、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杭运信答（2014）18号《答复意见书》，以及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租金等3份证据，足以证明所涉上诉人债权的性质。然而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对上诉人的3份证据尤其是对证据2和证据4予以认定，没有提出不予认定其效力的理应和法律依据。三、中润等四家公司合并重整不应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家公司管理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所作的决议，明确了对于上诉人这样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承包合同》的债权人的债权，列为第一位的优先债权，决议对包括管理人在内的涉案人员具有约束力。然而一审法院既不认定上诉人将此决议作为证据的效力，又不予明确推翻该决议。管理人在没有经过持有《承包合同》的上诉人等债权人再次召开会议表决的情况下，先予一审判决将上诉人等优先债权变更为普通债权，一审判决对管理人的认定进行了确认，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柴永清进一步明确其上诉请求为：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如果不能支持全部诉讼请求，如二审也确认是借款，则认定债权应当作为优先债权处理。
被上诉人大川公司针对柴永清的上诉答辩称：双方的承包合同，被上诉人并不否认，但性质是贷款，上诉人对5辆出租车不享有物权。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提出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驳回其请求，依法有据，请求维持。
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双方均无新的证据提交。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及其效力；2、柴永清原审诉请是否应予支持；3、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存有错误。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争议焦点在二审庭审中均予以确认。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及其效力。原审认为本案合同目的并不在于出租车经营权的发包、承包，更非所有权转让，而系资金融通。柴永清则主张，其系购买车辆并返租给大川公司，故其对出租车及营运证有物权和用益物权，且大川公司还应支付租金。经审查，首先，根据柴永清一审提交的有关行驶证、运输证以及车辆查询信息等证据，本案合同签订前，讼争出租车的产权和营运权均登记在大川公司名下。对于缔约之前，出租车所有权及营运证均归属于大川公司双方并无争议。其次，从柴永清与大川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或《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的条款内容看，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对车辆产权和营运证权属的转移作出约定。虽然相关《出租车承租合同》载明甲方柴永清将挂靠在大川公司的“个人所有”的出租车租赁给乙方经营，但该约定与《出租汽车全额承包合同》或《出租汽车全额承包经营合同》关于出租车及经营权证所有权均属于大川公司的条款相矛盾，不足以认定柴永清取得了相关产权。且在实际履新中，双方也未办理车辆和营运权证的交付或过户手续。故依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柴永清购买车辆的事实。再次，从合同约定的交易方式看，柴永清系从大川公司承包出租车后，又返租给大川公司运营。大川公司本系讼争出租车及营运证的权利人，可直接经营而获取收益。当事人作如此交易之安排，徒增成本，有违商业理性，难以认定其真实缔约目的为发包、承包。最后，已经生效的（2013）杭拱刑初字第890号刑事判决，对蔡海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事实作了认定。判决书认定蔡海良向柴永清等共计562名被害人，募集资金394391428元，其中包括柴永清的3160000元。结合柴永清在一审庭审关于其与大川公司、蔡海良之间的经济往来就是本案所涉2660000元和其向大川公司出借的500000元的陈述，以及其在公安的相关陈述，足以认定本案所涉2660000元实为蔡海良向柴永清吸收资金3160000元的组成部分。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符合融通资金行为特征，有相应依据。柴永清认为其系购车且本案合同合法有效，并据此主张对出租车及营运证的物权和用益物权，依据不足。至于其提出的如二审也确认是借款则应认定为优先债权的主张，其在一审并未提出该诉请，亦不属本案二审审理的范围。
二、关于原审诉请是否应予支持。基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讼争合同既非买卖，亦非发包、承包，实为融资关系。本案既无讼争标的权利转让之条款，亦无实际交付之事实，柴永清主张其享有对出租车及营运证的物权和用益物权，依据不足，难以支持。其关于要求返还拖欠租金、解除合同的请求，也缺乏事实依据。原审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至于柴永清所出借的款项及利息，其可依法通过向相关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实现权利救济。
三、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存有错误。对此，上诉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原审不应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作为判决依据，因为其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了债权的性质。一审未适用破产法提出对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的理由和依据不当；二是原审未适用合同法不当。不管认定本案合同有效还是无效，都应载明适用的合同法条文。首先，关于其第一个理由，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柴永清作为原告，对其诉请负有举证责任。其一审虽提交了5组证据，但均难以支持其诉请。证据1系本案合同、付款手续及车辆有关产权资料等。有关产权材料只能证明大川公司系权利人，而相关合同如第一个争议焦点所分析，亦缺乏证明力。证据2系相关破产程序中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其中的重整计划（草案）及说明仅系笼统提出出租车承包人之债权可作为优先债权的原则，并未列明具体哪些债权为优先权，况且本案也非其所指之正常承包之情形。故柴永清欲以此证明其债权已被列为优先权的意图不能实现。证据3即《债权释明函》系管理人告知柴永清其非出租车车主，应按借贷关系变更申报债权，该函也不能如其所愿证明释明函与债权人会议认定其债权为优先债权存在矛盾。证据4系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信访答复意见，其上仅表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草案在优先债权组已经表决通过，而普通债权组未通过，并未提及柴永清的债权是否是优先债权，柴永清欲以此证明其债权已被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确定为优先债权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证据5系来往款项证据，仅能证明柴永清与大川公司款项来往情况，不能证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故原审以原告举证不能为由作出判决，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其第二个理由，民事诉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之认定，是适用法律之前提。本案原告主张物权，即应举证证明相关基础关系事实的存在。现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原审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原告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柴永清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柴永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 巍
代理审判员 王雄飞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