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良清，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于海民，重庆锦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义春，重庆锦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铭，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于海民，重庆锦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义春，重庆锦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建，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熊坤云，重庆君之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熊坤云，重庆君之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文良清、文铭与被上诉人唐建、刘艳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2015）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028号民事判决，文良清、文铭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文良清、文铭的委托代理人于海民，唐建、刘艳的委托代理人熊坤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重庆今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申公司）由重庆鑫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800万元。2013年6月14日、6月18日，唐建、刘艳与文良清、文铭分别签订四份《今申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唐建将其持有今申公司87.5%股份转让给文铭、文良清各43.75%，刘艳将其持有12.5%股份转让给文铭、文良清各6.25%；文铭、文良清支付唐建股权转让价款700万元，支付刘艳股权转让价款100万元，共计800万元；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2013年6月20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作出（渝中）登记内变字（2013）第03446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经审查，提交的今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长、首席代表）变更、自然人股东变更、出资情况变更、三会及经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登记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决定准予变更登记。我局将于10日内通知单位换领营业执照。”同日，今申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文铭。
2013年6月18日，唐建（甲方）与文铭、文良清（乙方），刘艳（甲方）与文良清（乙方）又签订了《今申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二）、（三）》（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各方约定：对唐建、刘艳投入今申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按每1%的股权折合30万元计算，将唐建持有的50%的股权以1500万元转让给文铭，将唐建持有的37.5%的股权以1125万元转让给文良清，将刘艳将持有的12.5%的股权以375万元转让给文良清。其中，协议第四条约定：“协议股权转让中所需支付的应由甲、乙双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承担的税费，均由乙方承担。”第七条约定：“1.甲方在收到乙方第一笔款项后将公司用于开发的手续移交给乙方，甲方在收到乙方第一笔转让款后，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后三日内将公司登记在册的固定资产移交给乙方（包括位于万州区万顺路437号的地号为301D房地证2011字第00528号、00458号地块）。2.公司流动资产、资金双方按零财务原则移交，即至工商变更登记前公司发生的所有债务、所有应付款项（含法院已受未决诉讼）由甲方承担，所有债权及应收账款均由甲方享有，工商变更登记后由乙方承担享有。3.若公司为重庆鑫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担保承担了连带责任由乙方承担。”第八条约定：“……3.如乙方未按约定向相关部门缴纳转让税费，致使甲方被相关部门追缴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014年5月22日，唐建（甲方）、刘艳（乙方）与文良清（丙方）、文铭（丁方）签订《协议》约定：“……4.甲方与乙方系夫妻关系，丙方与丁方系父子关系。在2013年6月18日唐建与文铭、唐建与文良清、刘艳与文良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后，丙方与丁方共同以混同的方式向甲方和乙方履行给付义务2050万元。该2050万元的履行款中，没有区分是由丙方或者丁方给付，也没有区分是向甲方给付还是向乙方给付。5.为了便于结算，各方一致同意按照已付总金额与应付总金额的比例分别乘以《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各自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作为丙方、丁方各自向甲方、乙方履行合同义务的金额。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经过计算：（1）丁方已向甲方给付2050万÷3000万×1500万=1025万（以万为单位，计算至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制，下同），尚欠475万元；（2）丙方已向甲方给付2050÷3000万×1125万=768.75万，尚欠356.25万；（3）丙方已向乙方给付2050÷3000万×375万=256.25万，尚欠118.75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一致予以认可。基于上述没有异议的事实，为了更好的维护各方的合同权益，在平等自愿、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供各方遵守：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甲方和乙方向丙方和丁方转让股权价格合计为3000万元，现甲方和乙方自愿变更为2600万元。2.同意按照对应比例减少，即减少的400万元按照减少部分与合同总金额的比例再乘以《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各自约定的股权价格即为变更后的股权减少价格。因此，经过计算为：（1）《股权转让协议一》减少价格为400万÷3000万×1500万=200万，减少后的价格为1500万-200万=1300万；（2）《股权转让协议二》减少价格为400万÷3000万×1125万=150万，减少后的价格为1125万-150万=975万；（3）《股权转让协议三》减少价格为400万÷3000万×375万=50万，减少后的价格为375万-50万=325万。3.根据上述鉴于中的事实和“1”、“2”的数据，丁方尚欠甲方1300-1025=275万；丙方尚欠甲方975-768.75=206.25万；丙方尚欠乙方325-256.25=68.75万。4.《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第四条关于‘甲、乙双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承担的税费均由乙方承担’的约定，应该理解为包含《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甲方’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所有税及费。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甲方’已经缴纳，则可以向《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乙方’追索。5.丙方自愿为丁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一》以及本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中所有合同义务向甲方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期限为履行完毕为止。6.丁方自愿为丙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以及本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中所有合同义务向甲方和乙方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期限为履行完毕为止。7.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的其他约定不一致时，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2013年8月20日，唐建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文铭交来今申公司股权转让款250万元，根据合同支付时间还欠250万元人民币。”2014年7月11日，刘艳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文良清、文铭股权（今申公司）转让价款550万元，文良清、文铭股权转让价款全部付清。此款以到账刘艳于七日内在华夏银行重庆万州高笋塘支行由张冬梅签字代办新开的卡上为准。”
2014年11月6日，唐建、刘艳填报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次日，《税收完税证明》载明唐建、刘艳分别缴纳了个人所得税315万元和45万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就唐建、刘艳与文良清、文铭双方争议的唐建、刘艳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否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所发生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问题，向重庆市渝中区地方税务局发出《关于唐建、刘艳与文良清、文铭合同纠纷咨询有关问题的函》。2015年5月29日，重庆市渝中区地方税务局向一审法院发出中地税函（2015）12号《渝中区地税局关于唐建、刘艳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复函》，载明：“唐建、刘艳申报个人所得税是依法履行纳税义务。2014年11月7日，唐建、刘艳申报个人所得税金时，填报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其中，唐建转让金额2275万元，应纳个人所得税315万元，刘艳转让金额325万元，应纳个人所得税45万元，两人合计应纳个人所得税360万元，与来函所述的转让金额和应纳税额一致，申报时未提供转让合同协议作为附件。申报表上反映的个人身份信息为唐建（身份证号码：XXX）、刘艳（身份证号码：XXX）。我局办税服务厅根据纳税人提供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共计360万元，并以pos机划卡的方式缴纳入库。《个人所得税所得申报表》上写明是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目属财产转让所得。因此，可以确定唐建、刘艳申报缴纳的是股权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务机关接受纳税人申报，在申报环节不负有对纳税人的业务真实性进行审核的义务，征收的依据就是纳税人的提供的申报表和相关法律规定，纳税人自己对申报行为负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规定：‘个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发生股权变更企业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财产转让所得，按次征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规定：‘股权交易各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负有纳税义务或代扣代缴义务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缴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审中，唐建、刘艳明确文良清、文铭已支付完26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并提供了文铭于2013年6月14日、6月19日向唐建转账支付300万元和727.4万元的部分转账的凭据。
一审中，因刘艳长期在英国生活，不能回国参加诉讼，其向一审法院作出《情况说明》，明确将今申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文良清、文铭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明确对本案诉讼的民事起诉状、诉讼保全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等法律文书均予以认可，还明确关于涉及本案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宜全权委托唐建代理，认可唐建的行为后果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唐建、刘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由文良清、文铭支付因股权转让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36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文良清、文铭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唐建、刘艳与文良清、文铭于2013年6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以及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协议》，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虽然唐建、刘艳与文良清、文铭于2013年6月14日、6月18日签订的四份今申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800万元，但从双方于2013年6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以及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看，双方并未实际履行2013年6月14日、6月18日签订的四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用于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及《协议》之约定，可以确认双方股权转让实际价款为2600万元。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之规定：“股权交易各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以后至企业变更股权登记之前，负有纳税义务或代扣代缴义务的转让方或受让方，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扣缴）申报。”唐建、刘艳基于实际转让价款2600万元，向重庆市渝中区地方税务局分别缴纳了315万元和45万元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及《协议》之约定，唐建、刘艳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所有税费由文良清、文铭缴纳，唐建、刘艳已经缴纳的，可以向文良清、文铭追索。因此，唐建、刘艳基于本案股权转让所获得的价款依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当由文良清、文铭承担。
文良清、文铭抗辩，唐建、刘艳于2014年11月7日所交纳的360万元税款不是本案股权转让所得税款。但文良清、文铭没有举示除本案股权转让之外，唐建、刘艳发生在2014年11月7日前的其他股权转让交易且交易金额为2600万元的证据。即使按照相关缴纳期限的规定应当缴纳而没有缴纳的税费，在事后进行补缴也是唐建、刘艳在履行纳税义务，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文良清、文铭的民事责任。从《渝中区地税局关于唐建、刘艳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复函》可以确认，唐建、刘艳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与本案实际股权转让价格金额一致。因此，文良清、文铭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文良清、文铭偿还了唐建、刘艳在转让公司股权前应付的公司债务800万元，文良清、文铭主张该部分款项不应当纳入税款的计算范围。该院认为，该部分款项包含在26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中，系文良清、文铭履行股权转让价款在获得唐建、刘艳同意后的一种支付方式。该部分不属于重庆市渝中区地方税务局所称“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中的合理费用部分，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机关属税务机关，是否应当缴纳也是由税务机关进行确认。在税务机关没有认定该部分不属于纳税范围的情况下，文良清、文铭主张履行公司债务的800万元不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唐建、刘艳向文良清、文铭转让今申公司的股权，双方应当全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唐建、刘艳按照税务机关的相关规定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文良清、文铭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该部分税款。根据双方约定，对唐建、刘艳所负之合同义务，文良清、文铭均互相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因此，文良清、文铭应共同承担唐建、刘艳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九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1.由文良清、文铭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唐建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315万元；2.由文良清、文铭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艳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45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0600元，由文良清、文铭负担。
文良清、文铭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唐建、刘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唐建、刘艳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唐建、刘艳于2014年11月6日所申报的360万元个人所得税对应的交易期间不是本案所涉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期间。（2）一审法院将唐建、刘艳于2014年11月7日前有其他股权转让交易且金额为2600万元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文良清、文铭，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3）重庆市渝中区税务局的复函只是说明360万元税款和一审法院询问函中所涉及的税款在金额上是对应的，但并没有说明这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股权转让交易所对应的税款。（4）唐建、刘艳在纳税申报时故意隐瞒了相关交易资料，可以推断其所缴纳的360万元税款不是本案所涉股权交易所对应的税款。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确认在2600万元股权交易款项中包含文良清、文铭代公司对外偿还的借款800万元，该部分款项应从应纳税款项中予以扣除。现唐建、刘艳基于此多申报了税款160万元，超出部分应由其自行承担。（2）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两份内容不完全一致的《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系约定的本案股权转让交易的真实交易价款，另一份少约定了股权交易价款，以达到逃避国家税收的目的。因此，若360万元系涉及本案股权交易的应纳税款，则从中扣除多申报的160万元后剩余的200万元税款，应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承担。
唐建、刘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文良清、文铭是否应当支付唐建、刘艳因股权转让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360万元。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唐建、刘艳已经缴纳了本案所涉今申公司股权转让交易的个人所得税共计360万元，文良清、文铭应当向唐建、刘艳支付该笔个人所得税款。主要的事实及理由：1.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本案所涉今申公司股权交易所发生的个人所得税款最终应由文良清、文铭承担。各方当事人在2013年6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均约定：“……协议股权转让中所需支付的应由双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承担的税费均由乙方（文良清、文铭）承担……”在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第四条关于‘甲、乙双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承担的税费均由乙方承担’的约定，应该理解为包含《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甲方’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所有税及费。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甲方’已经缴纳，则可以向《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股权转让协议三》中‘乙方’追索……”2.本案所涉今申公司股权转让交易已经完成，文良清、文铭已支付唐建、刘艳股权转让价款2600万元，今申公司亦已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3.唐建、刘艳已于2014年11月7日向税务机关申报了个人所得税，并纳清税款共计360万元。4.税务机关已向一审法院就唐建、刘艳的纳税情况作出说明，其在复函中载明计算360万元个人所得税所依据的交易金额2600万元与本案所涉股权交易价款一致。综合唐建、刘艳在本案中已举示的其他证据，唐建、刘艳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已经完成。文良清、文铭上诉称该360万元税金所对应的交易不是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交易，则应当就该项事实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文良清、文铭现尚未举证证明360万元税金所对应的其他股权交易的存在，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5.文良清、文铭上诉认为税金360万元计算有误，应当从计算基数中扣除其代今申公司对外偿还的借款800万元。800万元款项包含在26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中，文良清、文铭代今申公司对外偿还借款800万元的行为，应属交易双方约定支付股权交易价款的履行方式，且应缴税金的计算应当由国家税务机关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认定。本院对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文良清、文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 铮
代理审判员 廖晓莹
代理审判员 陈嘉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