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756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1，男，1983年9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安×1，女，1983年6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兼王×1之委托代理人梁×1，女，1961年4月9日出生。
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姜剑锋，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1，女，1993年8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梁×1，同上诉人梁×1。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谭玉梅，主任。
委托代理人郭新嵘，北京市衡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袁×2，男，1933年2月18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袁×3，男，1958年7月11日出生。
上诉人袁×1、安×1、梁×1、王×1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7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西城征收办）起诉至原审法院称：百万庄北里居民住房改善项目是北京市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重点项目，是北京市重点工程，也是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实行预签协议达到一定比例后征收的工作模式。袁×2承租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里×间（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32.26平方米）在征收范围。现场户籍2户5人。前期经过入户调查和充分协商，我单位与袁×2于2014年1月3日签订了《西城区百万庄北里居民住房改善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对项目概况、被征收房屋概况以及补偿方式、数额相关奖励补助、周转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第六条搬迁期限约定，袁×2应当在西城区人民政府做出征收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将被征收房屋腾空交由我单位拆除，西城区人民政府已于2014年1月17日作出了征收决定。后我单位多次要求尽快履行腾房义务，袁×2及袁×3、袁×1、安×1、梁×1、王×1均予以拒绝腾房。他们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重点工程的进展，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袁×2及袁×3、袁×1、安×1、梁×1、王×1立即腾空涉案房屋，交由我单位拆除。
袁×2辩称：我和袁×3、袁×1、安×1、梁×1、王×1家庭内部应自己调整解决此案件，现在请求法院帮助解决。拆迁是件好事，我工作了四十多年没有盼到有房子住，今天政府拆迁改造是很好的事情。根据我家庭人口，我想把家庭人员住房问题解决。政府有政策，我按照拆迁政策签署了意见。涉案房屋是我承租的公房，承租人就我一人。袁×3婚后无房，在单位居住，生育袁×1后居住紧张。当时我的妻子承租单位一个8平米的公房，1989年开始让袁×3一家在涉案房屋居住。梁×1与袁×3离婚后户籍迁出，不清楚其何时入户，不认识王×1。我与西城征收办签署《补偿协议》属实。我现在同意将涉案房屋交给西城征收办，由西城征收办拆除。
袁×3述称：袁×2是其的父亲，袁×1是我的儿子，安×1是我的儿媳。梁×1是我的前妻，王×1是梁×1的外甥女。现我同意袁×2的意见。
袁×1、安×1述称：我们系夫妻关系。袁×2是袁×1的爷爷，袁×3是袁×1的父亲。《补偿协议》中甲方有两个单位，现在西城征收办只有一个单位，缺少一方当事人。签署协议是袁×2，现在不应将我们列为被告。袁×1在涉案房屋出生后，一直在此居住。安×1与其结婚后，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至今已有五年。因我们结婚，故梁×1搬出，偶尔过来照顾，我们无其他住房。拆迁开始后，西城征收办未与我们商谈拆迁事宜，我们作为现居住人，西城征收办应予以安置，不应只对袁×2一人安置。《补偿协议》牵扯我们的利益。我们虽然未与拆迁人签署安置补偿协议，但仍享有被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利益。因拆迁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我们属于房屋长期实际居住人，也系承租人家庭成员，且户籍地址在被拆迁房屋名下，应当享受拆迁补偿利益。承租人并非实际居住人，拆迁与我们关系更为密切。西城征收办在签订《补偿协议》时损害了第三人利益。住建部以及发改委、规划局等2012年颁布的《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户籍空挂在房屋或公房承租人实际未居住等不予补偿，但我们不属于上述情况，应予以补偿。
梁×1、王×1述称：袁×1、安×1陈述的亲属关系属实。1981年，梁×1与袁×3结婚，怀孕后就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此后，梁×1和袁×3搬至单位宿舍。八十年代末，梁×1和袁×3搬回涉案房屋。1997年，袁×3与梁×1离婚，由梁×1与袁×1一同生活在涉案房屋。袁×1结婚后，梁×1搬出涉案房屋，偶尔过来照顾安×1。王×1是梁×1姐姐抱养的孩子，因姐姐家人患病，故王×1偶尔与梁×1一同在涉案房屋居住。梁×1、王×1为房屋长期实际居住人，也系承租人家庭成员，且户籍地址在被拆迁房屋名下。涉案房屋三十余年的租金均是由梁×1交纳。涉案房屋分配亦考虑了梁×1的因素，故应当享受拆迁补偿利益。梁×1、王×1是被安置人口，西城征收办应为其解决住房问题。西城征收办在签订《补偿协议》时损害了第三人利益。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相关法规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袁×2系涉诉公房的承租人，其有权与房屋征收部门即西城征收办签订关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的协议，现西城征收办、袁×2签订的相关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袁×2在本案中亦明确表示同意西城征收办的诉讼请求，同意向西城征收办交付涉案房屋。袁×1、安×1主张其应为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对象，但是袁×1的配偶安×1名下有两套房产具有居住条件，且袁×1、安×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袁×1、安×1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安×1称其名下两套房产均系其父母实际所有，但是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事实主张不予采纳。梁×1早在1997年即与其前夫袁×3离婚，在双方离婚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约定涉案房屋由袁×3居住，梁×1回其母亲家居住，梁×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离婚后仍然长期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也未举证证明涉案房屋承租人袁×2知道并同意其于离婚后在涉案房屋单立户籍并将王×1户籍迁入涉案房屋，故梁×1、王×1要求安置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袁×3、袁×1、安×1、梁×1、王×1占据涉案房屋没有法律依据，并已严重影响西城征收办、袁×2双方之间合同的继续履行。西城征收办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4月判决：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袁×2、袁×3、袁×1、安×1、梁×1、王×1将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里×号房屋两间腾空并交与西城征收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拆除。
判决后，袁×1、安×1、梁×1、王×1不服，认为原审法院对涉案房屋实际长期居住人没有调查清楚，其四人作为涉案房屋的实际长期居住人，且在没有任何居住房屋的情形下应当获得补偿，故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西城征收办的诉讼请求。西城征收办、袁×2、袁×3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袁×3系袁×2之子。袁×3与梁×1原系夫妻关系，生有一子袁×1。袁×3与梁×1于1997年协议离婚。袁×1与安×1系夫妻关系。
2014年1月3日，西城征收办（甲方）与袁×2（乙方）签订了《补偿协议》及《西城区百万庄北里居民住房改善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中，《补偿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为西城区百万庄南里×2间，建筑面积32.26平方米；被征收房屋在册户籍情况：袁×2、袁×3、袁×1、梁×1、王×1；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包括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款、重置成新价、装修、设备及附属物）合计1820226元；甲方支付乙方征收补助及奖励费合计301093.40元；甲方代扣房改售房款5079.32元；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被征收房屋结算金额2116240.08元；乙方应在西城区人民政府做出征收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将被征收房屋腾空，并将被征收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移交给甲方拆除，甲方填写《交房验收单》给乙方收执；甲方应在被征收房屋交房后十个工作日内，将被征收房屋的结算金额支付给乙方。《补充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35万元（一次性困难补助费）。2014年1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征收涉案房屋所在区域房屋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西政房征字（2014）第1号）。
一审审理中，袁×2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袁×2及袁×3明确表示同意西城征收办的诉讼请求。
西城征收办称安×1名下有三套房产，分别为：北京市丰台区星河苑×、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嘉园益城园×、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新村一期×。安×1承认其名下有位于丰台区的两套房产，但称，星河苑、城南嘉园办公楼均是安×1的父母在其上学期间购买，均与安×1无关，星河苑的房屋由父母实际居住，城南嘉园的房屋用于出租。
袁×2向原审法院提交袁×3与梁×1的离婚协议书及梁×1户籍页一份，用于证明袁×3与梁×1离婚时间及梁×1离婚后已经将户籍迁出的事实。离婚协议书载明：”经双方商定自愿离婚，已对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原住址：西城区百万庄南里×号归男方父亲所有，男方及孩子继续居住，女方搬回母亲家西城区德外东花枝胡同×号”，该离婚协议书上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签章。梁×1户籍页上加盖有”迁出”字样。西城征收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袁×3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袁×1、安×1认可离婚协议书真实性，但是认为与本案无关，认可梁×1户籍页的真实性，称应以派出所记录为准。梁×1、王×1认可离婚协议书真实性，但是认为与本案无关，并称梁×1离婚后实际居住在被拆迁房屋，且户籍一直在此，应享有被拆迁的相关权益，离婚后2003年原地址分户，梁×1户籍从未迁出过，袁×2知道此情况，否则无法分户，袁×2是否认识王×1与其无关。
袁×1、安×1向原审法院提交《协议书》两份及通州区房屋档案查询结果一份，用于证明：安×1名下房屋仅为挂名，实际为父母出资、还贷；西城征收办所述的通州区袁×1名下的房产早已经出售，现在产权登记在案外人名下。上述《协议书》落款人为安×1与其父母安×2、李×1。袁×1于2005年10月11日购买了通州区的一处房产，于2007年7月3日通过买卖方式转让给何×1，现产权人为何×1。西城征收办不认可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并称：按照法律规定，房屋应视为父母对于子女的赠与，产生纠纷后签署的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协议书》为具有利害关系人之间针对本案出具的证据；另外，证据中日期和签名笔迹不一致；认可房屋档案查询结果真实性。袁×2认可袁×1名下房屋已经卖给案外人，不清楚安×1名下房屋情况。袁×3认可袁×1名下房屋已经卖给案外人，安×1名下房屋实为其父母所有。梁×1、王×1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梁×1、王×1向原审法院提交户口簿及派出所证明信各一份，用于证明：梁×1从结婚后就在诉争房屋居住，从1982年户籍迁入后，一直无变动；梁×1离婚后单立户，2009年王×1户籍迁入。西城征收办不认可上述证明目的，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并称：根据离婚协议，1997年梁×1应搬离，户籍也应办理迁出；户籍是否在被拆迁房屋，无法证明是否实际居住房屋以及房屋所有权，应依据房屋租赁合同确定。袁×2不认可上述证据及证明目的。袁×2及袁×3均称不知道梁×1、王×1户籍迁入涉案房屋情况。袁×1、安×1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
二审中，袁×1、安×1、梁×1、王×1申请证人刘×、许×、王×，证明其长期居住涉案房屋。西城拆迁办、袁×2不认可证人证言。袁×3认可证人证言。
上述事实，《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离婚协议书、户籍簿、通州区房屋档案查询结果、派出所证明信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补偿协议》与《补充协议》系西城征收办与袁×2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上述协议，被拆迁人袁×2负有腾退涉案房屋的义务。现西城征收办作为拆迁人，要求袁×2腾退涉案房屋，袁×2表示同意，本院不持异议。关于西城征收办要求袁×3、袁×1、安×1、梁×1、王×1腾退涉案房屋的请求，袁×3、袁×1、安×1、梁×1、王×1并非涉案房屋的直接权利人，居住涉案房屋的权利基础在于袁×2的承租权。现袁×2已经房屋征收丧失承租权，故袁×3、袁×1、安×1、梁×1、王×1已无继续居住涉案房屋的权利基础。袁×3同意西城征收办的请求，本院不持异议。现袁×1、安×1、梁×1、王×1以其长期居住涉案房屋、享有拆迁利益为由拒绝腾退房屋，但其主张的理由不足以否定《补偿协议》与《补充协议》的效力，亦不能成为其继续占有涉案房屋的理由，故原审法院判令其腾退涉案房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袁×1、安×1、梁×1、王×1若认为其享有拆迁利益，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主张。据此，袁×1、安×1、梁×1、王×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袁×1、安×1、梁×1、王×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袁×1、安×1、梁×1、王×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