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4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世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鑫泰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华。
委托代理人：吴志林、吴寅，浙江贤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世民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鑫泰金属粉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民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5月前，宋世民在鑫泰公司工作。2011年5月，王建华入股鑫泰公司，成为控股股东。鑫泰公司在发放宋世民2011年5月、6月工资5000元／月后，再未发放宋世民工资。鑫泰公司称，宋世民于2011年6月自行离开鑫泰公司，再未在鑫泰公司上班。宋世民称其在鑫泰公司工作至2013年3月，在鑫泰公司口头通知后离开。2015年3月3日，宋世民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鑫泰公司支付自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的工资9万元、技术酬金60万元，合计69万元；诉讼费用由鑫泰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追索劳动报酬，应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宋世民称其与鑫泰公司于2013年3月终止劳动关系，则其应于2014年3月前主张鑫泰公司支付工资，宋世民于2015年3月申请劳动仲裁，且未提出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故其仲裁请求已超过时效，现宋世民要求鑫泰公司支付尚欠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宋世民另主张支付技术酬金，其称系技术股转换形式，该主张不属于劳动争议内容，宋世民可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宋世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宋世民负担。
宣判后，宋世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鑫泰公司称宋世民于2011年6月自行离开鑫泰公司，再也未到鑫泰公司上班，宋世民称其在鑫泰公司工作至2013年3月，在鑫泰公司口头通知后离开。原审将这两个“称”作为定案的基本依据，忽略了证据所证实的客观事实。鑫泰公司称宋世民于2011年6月自行离开鑫泰公司，再也未到鑫泰公司上班。而宋世民提供己提交过庭审质证确认了的证据1证实2011年10月宋世民仍在上班为鑫泰公司催讨货款；证据2证实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为鑫泰公司催讨货款。该证据2鑫泰公司在庭审质证时己认可，鑫泰公司称作为鑫泰公司曾经的销售员，之后的催款也是其义务，之后的催款是指证据2上为鑫泰公司催款时间。尽管原审以宋世民与临沂市杭标摩擦材料有限公司有业务关系等为由不予确认，但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为鑫泰公司催讨货款是客观事实。宋世民与杭标公司曾经有业务关系，而不是同时有业务关系，正因为曾经有业务关系才把鑫泰公司产品销售至杭标公司，原审否定证据2对宋世民不公平。
二、错误确认劳动争议发生日。原审称宋世民称其与鑫泰公司于2013年3月终止劳动关系，其应于2014年3月前主张鑫泰公司支付工资，宋世民于2015年3月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已超过时效，要求鑫泰公司支付尚欠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首先，原判中的终止劳动关系、口头通知后离开都不是事实，宋世民从未讲过2013年3月与鑫泰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无论在庭审内、外，宋世民都是说“2013年3月王建华叫我回去”，“口头通知后离开”，“叫我回去”的时间，都不应该是劳动仲裁时效的起算时间，仲裁时效的起算，以权利人的权利客观上受到了侵害、且主观上己知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为构成要件。当时，公司处停产状态，公司领导叫回去，显然不是辞退，不会认为权利被侵害，仍处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下列情形视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鑫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提供不了证明己经送达、并己签收的拒付工资书面通知和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争议发生之日应该是宋世民申请仲裁主张权利之日即2015年3月3日。
三、关于技术酬金承诺书的确认。宋世民与方建军在筹建公司时就商定配给宋世民10%技术股。王建华入股并控股后降为5%，其实这5%王建华也不想给，但又不明示，在宋世民不断催其签定入股协议的情况下，给了宋世民一份技术酬金承诺书，依此结束其认为棘手的入股协议。原判所述承诺书中的瑕疵，或许是不专业或鑫泰公司为降低承诺书效力而有意为之。但毕竟是鑫泰公司的承诺。原判认为“不属于劳动争议内容，可另行主张”，对此，宋世民能理解，可接受。可是，原判与鑫泰公司称“公司印章没有盖在文本内容上，缺少公司对承诺书内容进行确认的意思表示，宋世民也未提供其任何技术资质以佐证其技术含金量，认为该证据缺乏可信度，不予认定”。原审在判决书上如此拍板定调，宋世民怎么另行主张。从程序上看，另行主张正确也无法下结论，除非撤销原判认定的事实。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鑫泰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鑫泰公司答辩称：第一，关于本案劳动争议时效问题，2011年6月份宋世民自行离开鑫泰公司，故从2011年7月起鑫泰公司对宋世民停发工资，对此宋世民在2015年3月3日向建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前从未向鑫泰公司提出过任何异议。宋世民自认2013年3月离开公司。宋世民提起的是支付工资及技术报酬之争议，对于支付工资报酬之争议的诉讼时效，鑫泰公司认为存在下列不同情况，应作不同认定。一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不属于该情况。宋世民早已不在鑫泰公司工作了。因此，不属于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二是劳动者已解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后而追索之前所欠工资，对这类追索之前工资的时效至少应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起算。因此，本案退一步按宋世民自认离开公司时间即2013年3月起算，也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第二，关于诉请60万元技术酬金问题。宋世民对该诉请依据的是其持有的2011年6月18日《承诺书》。关于该《承诺书》无论从内容还是形成上看均不符合常理。从内容上看，全都是宋世民的权利，且享有的权利承诺的离奇，如可以不上班，工资不发可以收取货款抵偿；辞退要付80万元补偿，公司结束要付60万元补偿，等等。从形成上看更是不具有出具人的常态，公章不盖在公司名称上，没有公司经办人签名。因此，该证据缺乏可信度显然。此外，退一步就从承诺书所承诺的内容上看，宋世民也已无权主张。承诺书显示假如公司被收购、重组、合并或其他原因结束本公司，公司要补偿宋世民60万元，作为制作电解铜粉的技术。那么事实情况是，鑫泰公司至今没有结束，即未被收购、重组、合并，也未被吊销、注销，因此也不存在结束支付之情形。综上，宋世民之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一审庭审期间宋世民在回答是否是鑫泰公司辞退他时称：“是的。”原审法院询问宋世民何时离开鑫泰公司时回答：“2013年3月。”据此宋世民已自认2013年3月鑫泰公司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宋世民应当自2013年3月起一年内提出相关请求，而宋世民直至2015年3月才提起仲裁，也不存在仲裁时效的终止、中断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宋世民的主张已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原审法院认为宋世民主张的技术酬金系技术股转换形式，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也无不当。综上，宋世民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宋世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盛 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赖雪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