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再7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饶建中，男，196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委托代理人李力，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安勤，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区高坪中心卫生院。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街道。法定代表人雷敏，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范德会，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文清，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再审申请人饶建中因与被申请人遵义市汇川区高坪中心卫生院（以下简称高坪卫生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汇川区人民法院（2015）汇民初字第2053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5）遵市法民终字第1625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黔民申176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饶建中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力、罗安勤，被申请人遵义市汇川区高坪中心卫生院及其委托代理人范德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建中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医疗业务收入不包括药品收入”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饶建中与高坪卫生院签约时并未约定不含药品收入，且高坪卫生院所制作的《高坪卫生院四面山二门诊2015年5月至2014年11月收入统计表》系该院单方制作。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对合同本身条文进行合法解释，适用《医院财务制度》判决本案错误。双方在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是医疗业务收入包括了药品收入这一客观事实和行业惯例，将药品收入从医疗业务收入中剥离，不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二审法院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分配举证责任，免除高坪卫生院举证责任，加重饶建中举证责任错误。因此，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判决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租金471530.7元。被申请人答辩称：1、申请人在2012年11月27日的领款单中明确备注其中包含了2012年2-3月医疗收入超过10万元加收的百分之十，共计5000元，申请人并未提出异议，可以佐证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不包括药品收入。2、在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中明确了医疗收入与药品收入是两个独立的科目，申请人所提财社【2010】301号医院财务制度，明确说明不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且系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之后实施的，不应适用。3、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卫生部已会同其他部委下发了在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行基本药品制度的通知，基层卫生院对药品施行零差价销售，如果将药品收入都作为医疗收入部分计提10%，既有违双方合同的初衷，亦违反国家政策，有违常理。综上，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维持原二审判决。饶建中在一审起诉请求：一、高坪卫生院向饶建中支付租金471530.7元；二、高坪卫生院向饶建中支付租金拖延期间的利息78391元；三、诉讼费由高坪卫生院承担。经一审查明，饶建中将自有的位于高坪镇四面山的医疗机构场地及设施设备租赁给高坪卫生院使用。2009年1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医疗机构场地及设施设备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签订后，饶建中将该场地及设备交付给了高坪卫生院，高坪卫生院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付清了每月6000元的保底租金。每月超出10万元的“医疗收入”，高坪卫生院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了饶建中5000元；目前，尚欠该部分加成租金4937元。在卫生院实际财务工作中，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属于两个不同的会计科目，医疗收入并未包含药品收入双方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此外，查实高坪卫生院的财务报表中没有医疗业务收入这一会计科目。高坪卫生院经营期间，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合计达10万元以上的有50个月，合计金额8921772.56元。一审另查明，高坪卫生院系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是公益医疗性质。高坪卫生院于2010年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省级网上药品招标采购、统一配送，药品实行的是零差率销售，即没有任何利润。国家财政对高坪卫生院药品销售有一定的财政补助。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定的《医疗机构场地及设施设备租赁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每月超出10万元的医疗收入，高坪卫生院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比例尚欠加成租金4937元，依法应支付租金4937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是否包含药品收入。《医院财务制度》（财社字[1998]148号）第二条、第七条及第十四条详尽归纳了医院收入所包括的五个会计总账科目。况且在卫生院的实际财务报表中，也没有医疗业务收入这一会计科目。所以，饶建中认为医疗业务收入包含药品收入过于牵强。再者，高坪卫生院是承担一定福利职能的社会公益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药品收入是零加成，没有任何利润，如果将药品成本按比例分成补助给饶建中租金，不符合常理。此外，饶建中也未提交医疗业务收入包含药品收入的证据。综上所述，双方合同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不包含药品收入。据此判决如下：一、遵义市汇川区高坪中心卫生院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饶建中租金4937元;二、驳回饶建中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5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由饶建中承担4350元，遵义市汇川区高坪中心卫生院承担300元。一审宣判后，饶建中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对合同中“医疗业务收入”的理解及将药品收入排除在医疗业务收入之外错误；二、《医院财务制度》已经被2010年12月28日卫生部、财政部颁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废止，仅能作参考依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汇川区政府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与本案无关联性，且高坪卫生院将这一依据作为拒付租金的理由更是不符合情理；三、一审法庭存在严重地方保护主义。一审法院以高坪卫生院系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具公益性质由此拒付租金于法无据，有失法律公平公正。四、原审引用的《医疗财务管理制度》已经废止，根据2010年12月28日财政部、卫生部印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业务收入包含了医疗收入，而医疗收入又包含了药品收入。因此，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高坪卫生院二审未作书面答辩。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认为，一审认定高坪卫生院医疗收入提成尚欠饶建中4937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饶建中与高坪卫生院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是否包含药品收入，如包含，高坪卫生院是否应当对每月药品收入超过10万部分按照每月10%金额支付给饶建中用于补贴房屋租金，支付的金额为多少。根据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第十四条之规定，医疗机构医疗业务活动包括挂号、诊疗、手术、诊察、化验、护理等行为，药品收入系开展以上业务活动中取得的药品收入，该条规定对医疗业务活动中直接产生的收入与业务活动过程中取得的药品收入进行了分列，此分列符合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第七条所规定的财务制度。饶建中作为原金塘中心卫生室的代表人，其自身原本为医疗机构经营者，应当知晓医疗收支与药品收支进行分别核算的财务制度，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并未对医疗业务收入是否包含药品收入进行特别约定，故应当按照其行业财务惯例进行理解。并且饶建中曾于2012年11月27日领取了2012年2-3月医疗业务收入（不含药品收入）超额部分的提成5000元，该行为视为饶建中对租赁合同约定医疗业务收入不含药品收入进行提成的认可。综上可以认定饶建中与高坪卫生院所签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不包含药品收入。虽然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于2011年7月1日为2010年12月28日财政部、卫生部印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所替代，但是，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并未废止，因此，以双方签订合同时的财务制度理解双方约定并无不当，故饶建中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饶建中承担。再审中，饶建中、遵义市汇川区高坪中心卫生院均坚持原审的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人饶建中另提交录音资料一份，用以证明高坪卫生院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的真实意思是医疗业务收入包含药品收入，且签订合同时并未参照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饶建中同时申请了证人张某（原高坪卫生院院长）出庭作证，其证明目的为签订合同时并未参照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而仅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对饶建中提交的证据，高坪卫生院质证称：证人张某明确陈述签订合同时所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不包括药品收入，且其系再审申请人申请出庭作证，再审申请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财社字（1998）148号《医院财务制度》系规范的准则，不能以当事人之间系自愿协商一致来否认适用该文件规定的事实；录音材料中的对象身份不明确，被录音者亦不能代表卫生院意思，被录音者亦未到庭作证，录音内容中也没有明确反映签订合同时约定了医疗业务收入包含药品收入。因此，申请人所提交证据均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申请人高坪卫生院另提交了卫生部等部门2009年8月18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的通知》（卫药政发[2009]78号）及贵州省卫生厅等部门于2010年2月23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的通知》（黔卫发[2010]19号），用以证明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高坪卫生院已经知晓国家的药品政策，不可能约定将没有利润的药品收入的10%支付给饶建中。对高坪卫生院提交的证据，饶建中质证称：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持异议，即使该文件系签订合同之前下发，但不代表高坪卫生院知晓该文件，且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后，政府有相应补贴，实际上药品的利润还增加了。对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后，本院再审认定如下：对申请人提交的录音材料，其本质属于证人证言，但录音中并未反映出被录音人的身份情况，被录音人亦未到庭作证，故对该录音资料，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张某的证言，系证人当庭陈述，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且与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再审查明，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第十六条明确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包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医疗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入，门诊收入与住院收入中又各自包含了药品收入等收入；财政补助收入包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收入等。再审另查明，2009年8月18日，卫生部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的通知》（卫药政发[2009]78号），该通知中明确自2009年开始，到2020年，要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同时明确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县（市、区），各地要按国家规定落实相关政府补助政策。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是否包含药品收入？高坪卫生院还应支付饶建中的租赁费的金额是多少？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第一，从本案客观事实来看，与高坪卫生院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医疗业务收入包括药品收入，且饶建中于2012年11月27日领取了2012年2-3月医疗业务收入（不含药品收入）超额部分的提成5000元后，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可以佐证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将药品收入排除在医疗业务收入之外的；第二，从签订租赁合同时的情况来看，其时，卫生部等部委已经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的通知》（卫药政发[2009]78号），该通知中明确了逐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即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基层医疗机构无论是在住院还是门诊收入中的药品收入部分，都因实行零差率销售而没有利润，高坪卫生院在合同中约定将药品成本按比例分成补助给饶建中租金，不符合常理。第三，从饶建中提交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来看，该制度明确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包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其他收入，故在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之后，政府财政对高坪卫生院的补助部分，不属于其医疗收入，不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之列。第四，从再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饶建中申请了签订合同时高坪卫生院的负责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当庭陈述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不包括药品收入，且该陈述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国家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及后续履行合同过程中饶建中领取租金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饶建中与高坪卫生院签订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医疗业务收入”不包括药品收入。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中认定高坪卫生院医疗收入提成尚欠饶建中4937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饶建中所提应按照高坪卫生院认可的该院2010年5月至2014年11月的收入统计表中的总收入与政府按照药品收入的20%补助高坪卫生院的金额，作为高坪卫生院的总收入计算其应付的房租的再审请求，如前所述，本院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医疗业务收入”不包括药品收入，政府财政对高坪卫生院的补助部分，属于财政补助收入，而非医疗收入。因此，饶建中的该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高坪卫生院应向饶建中支付的租赁费的金额是4937元。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遵市法民终字第162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永群代理审判员  吴梦吟代理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钱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