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103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化艺术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号。
法定代表人张子康，社长。
委托代理人李保柱，北京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宇峰，北京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法定代表人韩永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展奇，男，1952年7月10日出生，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徐兴广，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下称文化出版社）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称高岭印刷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2）房民初字第10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09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周晓莉担任审判长，法官周维、林文彪参加的合议庭，分别于2014年11月5日、2014年11月2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文化出版社之委托代理人丁宇峰到庭参加了诉讼，上诉人文化出版社之委托代理人李保柱到庭参加了第二次诉讼，被上诉人高岭印刷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崔展奇、徐兴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岭印刷公司一审中诉称：2011年初高岭印刷公司接受文化出版社的委托承揽农家书屋系列图书的印制工作。从3月23日至10月31日期间高岭印刷公司按照文化出版社要求陆续将印好图书发至文化出版社指定客户。文化出版社已付款2286315.64元，尚欠941291.84元未付。高岭印刷公司对已付款和未付款都已向文化出版社开具增值税发票。文化出版社拖欠至开庭日应付相应利息51112.54元。2014年3月10日，高岭印刷公司增加了诉讼请求，判令赔偿起诉之后的利息损失83483.01元。文化出版社至今未付，故高岭印刷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文化出版社及时给付高岭印刷公司为其印制图书的各项费用人民币941291.84元，给付由于迟延付款形成的利息51112.54元，赔偿利息损失83483.01元，合计人民币共1075887.39元，由文化出版社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文化出版社一审中辩称：不同意高岭印刷公司的诉讼请求。高岭印刷公司主张的941291.64元印制费用缺乏事实依据，2011年初，文化出版社委托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农家书屋”系列图书，文化出版社按照印刷进度支付预付款，待高岭印刷公司完成印制工作并交付后，双方按照实际印刷交付的图书数量进行结算，多退少补。先由文化出版社开具图书装印通知单，通知高岭印刷公司印刷图书的品种、规格、数量。高岭印刷公司完成后，双方以巩建华签字的《送书通知单》作为确认。文化出版社认为高岭印刷公司所诉印刷费用存在多处计算错误，双方应当确定高岭印刷公司为文化出版社印书的数量、单价和印刷费用的金额，再减去文化出版社已经支付的，才能计算出所欠的费用。而不应当按照高岭印刷公司所述发票的金额确认。另外，高岭印刷公司主张的仓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未对仓储费进行约定，高岭印刷公司开具的发票也均为印刷费。文化出版社对高岭印刷公司提交《送书通知单》中有17张没有签收人或是非文化出版社员工巩建华本人签字真实性不认可。文化出版社认为高岭印刷公司在印制的过程中故意缩减图书尺寸，属于合同欺诈行为。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高岭印刷公司与文化出版社口头达成的承揽合同，因其形式及内容不违背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有效合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高岭印刷公司按照文化出版社的要求印制完成了相关书籍，同时按照文化出版社的指示已经送达至相关地点，完成了承揽合同的约定，文化出版社就应当按照支付印刷费用及运费。高岭印刷公司按照相应的费用提供给文化出版社增值税发票，文化出版社已经进行税务认证及抵扣，同时也已经支付了其中部分增值税发票对应的印费（包括仓储费）及标示印刷费，剩余的印刷费及运费未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高岭印刷公司要求文化出版社支付承揽费用的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其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此并未进行约定，法院不予支持。文化出版社辩称高岭印刷公司计算方法有误，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法院不予以采信。文化出版社辩称送书单未签名或由她人代签，因未签名的其已经支付了款项，同时对部分代签的单据也已经支付过款项。文化出版社还称高岭印刷公司的书籍存在质量问题，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亦不予采信。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文化艺术文化出版社于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费用九十四万一千二百九十一元八角四分；二、驳回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文化出版社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高岭印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高岭印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遗漏了重要案件事实。
（1）一审判决认定：“高岭印刷公司完成了承揽合同的约定，文化出版社就应当按照支付印刷费用及印费”，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高岭印刷公司并未按约印制并交付承揽物，其印制承揽物的具体数量系通过双方确认的《送书通知单》予以认定，而经一审法院查明，《送书通知单》中有15张系非巩建华签署，甚至还有2张根本无人签署，由此可见，高岭印刷公司并未印制并交付该部分图书。因此，对于未交付图书所对应的发票金额应不予认可，文化出版社也无需进行支付。另，文化出版社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过实物图书及“国家《图书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GB788-87）规定”作为证据，直观且充分证明了高岭印刷公司印制的14种图书中，有7种约40万册图书的内文尺寸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误差甚至达到了5-8mm，严重超过国家规定允许的误差标准。由此可见，高岭印刷公司根本没有按照文化出版社要求及双方约定完成承揽合同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且有关“文化出版社应当按照支付印刷费用及印费”的表述，更是让人一头雾水，到底是认定按照什么支付？
（2）高岭印刷公司开具“发票”的金额，与其单方出具的《对账单》、《计价单》之间存在大量矛盾与错误，且与《送书通知单》不相符。《对账单》和《计价单》是文化出版社向高岭印刷公司支付印费的重要依据，但高岭印刷公司要求支付印刷费用时仅向文化出版社提供了“发票”，在文化出版社对发票金额提出异议并要求对账时，高岭印刷公司才出具了《对账单》和《计价单》。经文化出版社核实，高岭印刷公司所出具的发票、《对账单》、《计价单》与双方确认的《送书通知单》之间存在大量矛盾与错误，相关数据严重不符。由于上述各项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且漏洞百出，充分证明高岭印刷公司据此计算出的发票金额必然是错误的，而一审法院对此却视而不见，刻意回避，必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3）一审判决认定：“文化出版社支付仓储费、标识印刷费及运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从未对上述费用进行过约定，且高岭印刷公司向文化出版社开具的所有发票名目也均为印费。因此，文化出版社没有任何义务向高岭印刷公司支付上述费用。
2、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作出的一审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高岭印刷公司并未按约交付承揽物，且其已交付的承揽物大部分不符合质量要求。因此，本案应在查清上述案件事实基础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及第二百六十三条项下“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之规定作出公正判决。
高岭印刷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文化出版社的诉求。
通过审查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认定以下事实：
2011年初，文化出版社就农家书屋系列图书委托高岭印刷公司进行印制，共计13种图书（其中一种图书有两个版本）。文化出版社与高岭印刷公司双方就印刷事宜达成口头协议，文化出版社发给高岭印刷公司印装通知单后，高岭印刷公司开始进行印刷，完成任务后将送书单交于文化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巩建华签收，之后由高岭印刷公司按照文化出版社的指示将书籍从库房直接邮寄到各个新华书店等。
2011年3月16日至2011年3月18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文化出版社2011年4月19日开具了发票，编号为NO03814934，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14932，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14933，金额为50000元；共计金额为250000元，被告文化出版社于2011年4月28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高岭印刷公司250000元。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4月28日开具了发票，编号为NO03814945，金额为63663.74元；编号为NO03814944，金额为100000元；共计金额为163663.74元，文化出版社于2011年5月23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付给高岭印刷公司163663.74元。
2011年3月22日至2010年4月6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5月16日开具了发票，编号为NO03814950，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57976，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57977，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57978，金额为93938.37元；共计金额为393938.37元，文化出版社于2011年6月27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393938.37元。
2011年4月10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5月24日开具了发票，编号为NO03857984，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57985，金额为52513.84元；共计金额为152513.84元，文化出版社于2011年5月30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152513.84元。
2011年4月26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5月24日开具发票，编号为NO03857986，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57987，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3857988，金额为96577.63元；共计金额为296577.63元，文化出版社于2011年8月8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296577.63元。
2011年5月3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6月27日开具了发票编号为NO03901333，金额为114656.59元；编号为NO03901334，金额为110000元；共计金额为224656.59元，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24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224656.59元。
2011年5月9日，2011年5月13日、2011年6月3日，高岭印刷公司分别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7月29日开具发票，编号为NO04029555，金额为41782.16元；编号为NO04029553，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4029554，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4029556，金额为69647.45元；共计金额为311429.61元，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24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311429.61元。
2011年8月17日，高岭印刷公司开具了名称为印刷费的编号为NO04029564的发票，金额为33023.04元，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24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原告高岭印刷公司33023.04元，注明摘要为YUNFEI（运费）。
2011年5月20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8月24日开具了编号为NO04029571的发票，金额为106293.83元，2011年10月31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106293.83元。
2011年9月1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8月25日开具了编号为NO04090903的发票，金额为102373.51元，2011年10月31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102373.51元。
2011年5月13日、6月23日、9月1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8月24日开具了编号为NO04029570的发票，金额为91602.61元，2011年11月4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91602.61元。
2011年8月1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8月24日开具了编号为NO04029575的发票，金额为110932.02元，2011年11月4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110932.02元。
2011年8月7日，高岭印刷公司开具了名称为印刷费的发票，编号为NO03977804，金额为19198.95元；编号为NO03977805，金额为16409.70元，金额合计为35608.65元，文化出版社2011年7月25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高岭印刷公司35608.65元，注明摘要为仓储费。
2011年9月13日，高岭印刷公司收到文化出版社的汇款13702.20元，在文化出版社提交证据中有资金申请单中注明这笔费用用于农家书屋标识印刷费（高岭印刷厂）。
2011年7月8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8月24日开具了发票编号为NO04029572，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4029573，金额为100000元；编号为NO04029574，金额为99258.46元，共计为299258.46元。文化出版社至今尚未付款。
2011年9月8日至2011年9月21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11月11日开具了发票编号NO10177191，金额为103723.75元。文化出版社至今尚未付款。
2011年10月8日至2011年11月5日高岭印刷公司印制完成后，由文化出版社签字确认了送书单，之后，高岭印刷公司2011年8月26日开具了发票，编号为NO04090905，金额为114500元；编号为NO04090906，金额为114500元；印书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开具发票，编号为NO10177192，金额为116022.20元；编号为NO10177193，金额为83698.73元；金额共计428720.93元。文化出版社尚未付款。
2011年8月26日高岭印刷公司开具了名称为印刷费的发票，编号为NO04090904，金额为60558.12元；2012年5月9日高岭印刷公司开具了名称为印刷费的发票，编号为NO06553322，金额为49030.58元；文化出版社尚未付款。
上述金额共计为941291.84文化出版社未付款。
另查，上述37张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合计3213905.28元，文化出版社均已在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进行认证和抵扣。文化出版社即应支付了其中27张发票，价税金额合计2272613.44元，剩余10张发票未支付，价税金额合计为941291.84元。2011年9月13日，高岭印刷公司收到文化出版社的汇款13702.20元，高岭印刷公司未开具发票，在文化出版社提交证据中有资金申请单中注明这笔费用用于农家书屋标识印刷费（高岭印刷厂）。文化出版社已付款2286315.64元，包括27张发票所载价税金额2272613.44元及未开发票的农家书屋标识印刷费13702.20元。
2011年5月12日，北京市印刷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送检的8种图书检测相关技术指标符合标注要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增值税发票、计价单、转账凭证、《送书通知单》、质量说明、国税局证明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高岭印刷公司与文化出版社之间虽未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但双方以《送书通知单》方式建立起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高岭印刷公司应按文化出版社要求印刷承揽物并代为发货，文化出版社应依约及时给付相关承揽报酬。
文化出版社上诉称《送书通知单》中有15张系非巩建华签署，甚至还有2张根本无人签署，证明高岭印刷公司并未印制并交付该部分图书，因此文化出版社也无需支付高岭印刷公司未交付图书所对应的金额。从现有证据看，双方产生争议的17张《送书通知单》所对应的发票金额，文化出版社已经在税务部门全部进行了抵扣，其中15张非巩建华签字的《送书通知单》系由文化出版社时任工作人员代签，该名工作人员亦以证人身份向法院提交证言，文化出版社虽不认可该证言，但此15张《送书通知单》所对应发票金额已全部抵扣，另外2张《送书通知单》虽无人签收，但所对应发票金额亦已抵扣，对文化出版社上述主张，本院难以支持。
文化出版社上诉称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过实物图书及“国家《图书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GB788-87）规定”作为证据，直观且充分证明了高岭印刷公司印制的14种图书中，有7种约40万册图书的内文尺寸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误差甚至达到了5-8mm，严重超过国家规定允许的误差标准。高岭印刷公司与文化出版社之间法律关系应属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承揽合同一章未明确承揽合同标的物检验期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本案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适用法律。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标的物检验期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除双方之间对承揽物有保质期以及高岭印刷公司明知承揽物质量瑕疵外，文化出版社应在合理期间内通知高岭印刷公司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问题，若文化出版社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高岭印刷公司的，视为承揽物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而合理期间之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文化出版社作为专业的出版公司，熟悉印刷行业情况，具有相当的专业技术能力，检验承揽物内文尺寸并不存在严重困难，并不需要长时间的试验与检查，结合双方交易延续近一年的事实以及涉案承揽物已为文化出版社签收并已向高岭印刷公司支付大部分报酬之事实，本院确定合理期间为每笔承揽物签收后3个月。而文化出版社并未举证其在该期间内就承揽物内文尺寸提出异议，应视为承揽物数量及质量符合约定。文化出版社签收的《送书通知单》载明了承揽物数量、开本，价格等，本院亦认定买受人已对承揽物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而文化出版社并不能提交承揽物最终使用客户质量异议之证据，仅凭直观感受主张质量存在问题，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文化出版社上诉称高岭印刷公司开具发票的金额，与其单方出具的《对账单》、《计价单》之间存在大量矛盾与错误，且与《送书通知单》不相符。本案中，高岭印刷公司系依据高岭印刷公司开具给文化出版社37张增值税发票，主张文化出版社应向其支付剩余10张发票所载价税金额941291.84元。而文化出版社已将37张增值税发票在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进行认证和抵扣，且已向高岭印刷公司支付27张增值税发票所载价税金额及标识使用费。现文化出版社主张高岭印刷公司开具发票的金额，与高岭印刷公司单方出具的《对账单》、《计价单》之间存在大量矛盾与错误，本院实难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保全费5000元，由文化艺术出版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83元，由文化艺术出版社负担1321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由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负担1271元（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83元，由文化艺术出版社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晓莉
代理审判员 周 维
代理审判员 林文彪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