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乌中民二终字第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学勇
委托代理人：谭国忠，新疆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宿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丙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陕平，新疆博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德全，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开智
上诉人朱学勇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省宿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下称宿州建安公司）、谢开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4）米东民二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学勇的委托代理人谭国忠，被上诉人宿州建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陕平、张德全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谢开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1日，朱学勇与谢开智签订木材销售合同约定，由朱学勇为谢开智承包的托克逊县滨河小区二期工程供应木条方，谢开智应提前将所需材料计划通知朱学勇，且朱学勇应将材料运至谢开智指定工地，双方以实际验收量进行结算，工程地基到正负零时支付30%，到三层时支付30%，余款待主体完工付清，谢开智如逾期付款，则应每日按余款的3%向朱学勇支付违约金。该合同另对其他事项也作了详细约定。当时，宿州建安公司在新疆托克逊县滨河小区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邹国文也在上述合同尾部的空白处加盖了宿州建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在上面签署“担保：邹国文”字样。
2013年6月1日，宿州建安公司与谢开智签订一份工程劳务设备承包协议书约定，宿州建安公司将托克逊县滨河花园小区集资建房项目工程中的C1至C10、C12、C13、C19楼以包人工、包设备的形式承包给谢开智，其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方式图纸内的所有施工劳务、施工设备。当时代表宿州建安公司与谢开智签订合同的经办人是邹国文。
2013年10月30日，谢开智给朱学勇书写一份补偿费白条，其主要内容为：因本工地欠下的木条方款时间太长，由本项目部补偿20000元，限在11月10日前付完木条款。同日，谢开智又给朱学勇出具一份保证书，其主要内容为：本项目部欠下的木条款，限在11月10日前支付，如超过时间由本项目部支付50000元违约金。
2014年1月25日，谢开智给朱学勇出具一份欠条，其主要内容为：今欠朱学勇拉到托克逊工地木条方总款869000元，现已支付450000元，最后剩余419000元，但会计处借支单最后合计一下，如有多少可减可加。
朱学勇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宿州建安公司、谢开智支付货款419000元，并偿付违约金7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针对本案责任承担主体问题。尽管朱学勇认为诉争销售合同上加盖了宿州建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合同的具体经办人谢开智只是在履行宿州建安公司的职务行为，所以说宿州建安公司系诉争木材销售合同的相对人，双方因履行该合同而拖欠的货款及违约金均应由宿州建安公司承担。但根据宿州建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结合本案查明事实，朱学勇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其理由如下：首先，从该合同形式来看，首部需方（乙方）处的签字人为谢开智，尾部乙方处的签字人也是谢开智，首尾部却均未罗列宿州建安公司的名称，而宿州建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也只是盖在了合同尾部的空白处，这与合同文本要求的首部及尾部罗列的当事人名称应一致的行文格式有出入。其次，除上述加盖了宿州建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的木材销售合同之外，朱学勇再无其他证据证明谢开智系宿州建安公司的工作人员或系接受委托的代理人，而宿州建安公司提供的工程劳务设备承包协议书却能反证谢开智系宿州建安公司在新疆托克逊县滨河花园小区集资建房项目工程中劳务承包人，他们之间系劳务承包的关系，并非宿州建安公司内部的工作人员关系，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关系。第三，因双方均认可邹国文系新疆托克逊县滨河小区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且朱学勇与谢开智签订合同时，邹国文也在现场，如若系谢开智代表宿州建安公司与朱学勇签订合同，为何直接代表宿州建安公司的邹国文不作为经办人，其反而以担保人身份出现。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谢开智系为履行宿州建安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与朱学勇签订了诉争木材销售合同，也就是说该合同的行为后果应由行为人谢开智承担。至于宿州建安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的行为应定性为邹国文履行职务的担保行为，但因邹国文作为宿州建安公司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在未经其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的名义为他人提供保证担保，该担保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行为。对于上述无效行为，由于作为债权人的朱学勇和作为债务人的谢开智明知邹国文未经其公司授权而提供担保，对担保行为的无效均有过错，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而宿州建安公司因管理不善，导致其公章被利用，公司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因此，宿州建安公司应在谢开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另对宿州建安公司认为上述所有行为均是朱学勇、谢开智以及邹国文的个人行为，与其公司无关的辩解意见，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针对本案货款的具体数额问题。朱学勇主张的货款金额为419000元，其主要依据是2014年1月25日谢开智出具的欠条，尽管宿州建安公司对此不认可，且辩解谢开智已支付的货款不是450000元，而是51余万元，朱学勇少算了64000元，并提供一份银行打款清单，但该份清单中所发生的64000元打款记录并不能证明系支付给朱学勇的，而谢开智又未到庭对该款项的去向予以说明，故对宿州建安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朱学勇诉请的419000元货款，具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
针对朱学勇诉请的违约金70000元的问题。虽然朱学勇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按余款3%支付违约金主张权利，而是以谢开智出具的“补偿费白条”和“保证书”记载的金额之和要求违约金，鉴于民事诉讼自治原则，原审法院尊重其该选择权。但由于上述“补偿费白条”和“保证书”系同一天书写，且通过对比其书写的内容，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补偿费白条”所表达的真实意思为：因拖欠木条款时间过长，同意补偿20000元，并承诺于11月10日前付清所有货款；而“保证书”所表示的意思为：所欠木条款，限在11月10日前支付，如逾期则支付违约金50000元。现本案具体情形，正好符合上述“保证书”的意思表示，故对朱学勇诉请的违约金，原审法院按照50000元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朱学勇与谢开智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合法有效。谢开智在收到朱学勇供应的木条方后，未按照约定期限履行支付全部货款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因此，对朱学勇要求支付货款419000元、违约金50000元的法律责任应由谢开智承担。宿州建安公司因对上述担保行为无效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应在谢开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谢开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可视为其放弃了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原审法院判决：一、谢开智向朱学勇支付货款419000元；二、谢开智向朱学勇支付违约金50000元；三、安徽省宿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在谢开智不能清偿上述债务部分的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宣判后，朱学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系购销合同纠纷，我已提交的有宿州建安公司盖章的购销合同，并且案外人邹国文签字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货物使用方和工程地点。宿州建安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三项，依法改判宿州建安公司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宿州建安公司答辩称：双方买卖合同的主体是谢开智和朱学勇，并非我公司，邹国文加盖公章未经我公司允许，是其个人在我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加盖的，是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已向谢开智支付完毕，不应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谢开智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同。
以上事实有上述事实有承诺书、承包协议书、银行清单、木材销售合同、欠条、补偿费条、保证书、当事人的陈述、一审及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朱学勇与谢开智于2013年6月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中，虽加盖了宿州建安公司合同专用章，并写明“担保：邹国文”，但合同相对人系朱学勇与谢开智。谢开智与宿州建安公司仅为劳务承包关系，宿州建安公司并未向谢开智授权为其购买施工所需材料。宿州建安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邹国文擅自加盖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并为谢开智提供担保，属无效担保行为。由于宿州建安公司内部管理公章不严格，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其公司在谢开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朱学勇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990.01元（朱学勇已预交），由上诉人朱学勇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若昱
审判员 陈 霖
审判员 崔 萍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