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宿中民终字第23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建利。
委托代理人陈孝东、马凤，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建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建春。
委托代理人汪建民。
上诉人陶建利因与被上诉人汪建民、汪建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5）宿城开商初字第00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建利的委托代理人陈孝东、马凤，被上诉人汪建民（汪建春委托汪建民参与诉讼）到庭参加诉讼。本现已审理终结。
陶建利原审诉称，汪建民、汪建春合伙经营宿迁市宿城区南蔡乡砖瓦三厂（以下简称南蔡砖瓦三厂），多次从陶建利处购买煤石粉。2014年1月1日经结算，尚欠货款113400元，由汪建民、汪建春的会计以南蔡砖瓦三厂名义出具了欠条，并加盖该厂印章。此后索款过程中，汪建民、汪建春委托王玉峰分两次支付了5万元，下欠货款至今没有给付。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汪建民、汪建春支付货款63400元，同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汪建民原审辩称，汪建春是汪建民兄弟，二人合伙开办南蔡砖瓦三厂。汪建民、汪建春与陶建利之间的生意不仅是经王玉峰介绍的，而且陶建利还曾口头称如果陶建利不来，就把货款交给王玉峰。所以，汪建民才通过王玉峰向陶建利转交货款，目前已付99490元，只欠13910元。
汪建春原审未出庭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经王玉峰介绍，汪建民、汪建春合伙经营的南蔡砖瓦三厂（未经工商登记）向陶建利购买煤石粉。2014年1月1日南蔡砖瓦三厂会计卢春向陶建利出具欠条一份（加盖南蔡砖瓦三厂印章），载明：“今欠到，陶建利煤石粉款壹拾壹万叁仟肆佰元正，￥113400，经手人：卢春”。
原审法院又查明，汪建民、汪建春通过王玉峰于2014年1月24日、28日分别向陶建利转账30000元、1760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5月21日陶建利向王玉峰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老板货款伍万元（年前卸船3万＋现在2万）”。该处的“年前卸船3万”即针对涉案交易。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陶建利与汪建民、汪建春基于买卖煤石粉形成了1134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作为出卖人的陶建利，提交了欠条，即完成了债的存在的举证责任。那么，作为买受人的汪建民、汪建春即应对是否履行了货款支付而负有举证责任。陶建利自认汪建民、汪建春已支付的50000元，系由介绍人王玉峰转交的30000元和汪建民、汪建春直接支付的20000元组成；2014年5月21日陶建利向王玉峰出具的收条亦是针对涉案交易。据此可分析得出，关于该113400元的支付问题，存在汪建民、汪建春通过王玉峰转付的情况。至于王玉峰从汪建民、汪建春处实领多少金额，他们之间是否还存其他的法律关系？这均与本案无关。王玉峰与陶建利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因无证据证实，陶建利对此亦予以否定，故此合伙的观点不予采信。陶建利主张2014年1月24日王玉峰向其转账的30000元与2014年5月21日其向王玉峰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年前卸船3万”系同一笔款，仅是在2014年5月21日补立字据而已；当月28日王玉峰向其转账的17600元系其他业务款，未立字据。发生于同一时段、同一人之间的两笔转账，一笔在转账后4个月仍需补立收据，而另一笔在转账后1年有余未立收据，这不仅与其两者间的交易习惯不相符，还存在陶建利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自己主张的举证不能，故其此部分的观点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确认自2014年1月1日113400元的欠据形成之后至今，王玉峰代汪建民、汪建春向陶建利转账金额为47600元，现金支付为50000元，合计976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汪建民、汪建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陶建利货款15800元；二、驳回陶建利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5元，减半收取693元，由陶建利负担520元，汪建民、汪建春负担173元。
原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陶建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陶建利的原审诉讼请求。理由：1.2014年1月24日，汪建民、汪建春通过王玉峰从银行转账30000元给陶建利，因陶建利当时在山东老家，没有写收据。2014年5月21日，陶建利到汪建民、汪建春处索款，当时王玉峰也在场，汪建春交款20000元给王玉峰转交给陶建利；当时王玉峰提出，2014年1月24日的货款没有写收条，要求陶建利一并书写，因陶建利确实收到那笔30000元砖款，于是写了收条一份给王玉峰，并注明年前卸船3万＋现在2万。陶建利仅仅收到汪建民、汪建春给付的5万元货款。写收条时陶建利只收到2万元现金，那3万元只是补写的收条。2.王玉峰于2014年1月28日向陶建利汇款17600元也与本案无关，并不是本案汪建民、汪建春给付的货款。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汪建民、汪建春辩称：已支付陶建利货款九万多元，请法院依法判决。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陶建利认可汪建民、汪建春通过王玉峰支付货款50000元，该50000元组成为2014年1月24日汇款30000元和2014年5月21日支付的20000元。陶建利主张2014年5月21日收条载明的“年前卸船3万”，指2013年12月27日卸船时至出具收条的2014年5月21日收到货款共30000元。陶建利同时认可在2013年12月27日收到30000元货款，但主张该笔30000元为汪建民、汪建春在2013年12月27日之前的余欠货款，与涉案争议货款无关。
二审中，上诉人陶建利提供其与王玉峰的通话录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但上述通话录音的时间为王玉峰一审出庭作证时间之后，王玉峰二审中未到庭作证，通话录音内容与王玉峰一审庭审出庭作证内容不符，且被上诉认汪建民、汪建春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有无约定，由王玉峰代为向汪建民、汪建春收取货款；2.王玉峰代汪建民、汪建春向陶建利支付的货款数额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汪建民、汪建春主张王玉峰与陶建利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可代陶建利向汪建民、汪建春收取货款，应由汪建民、汪建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汪建民、汪建春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该委托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关于第二争议焦点。关于双方争议的30000元货款问题。本院认为，2014年5月21日陶建利向王玉峰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老板货款伍万元（年前卸船3万＋现在2万）”，对于该50000元款项双方无争议，应认定为陶建利已收取的货款。陶建利对于收条内容“年前卸船3万”解释为2013年12月27日至2014年5月21日期间收取了王玉峰30000元，即指2014年1月24日王玉峰的汇款30000元。但陶建利的该解释内容与字面意思不符，“年前卸船3万”的时间指向明确，应指在“年前卸船”的时间点收取了30000元货款。该事实与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年前卸船”的时间点陶建利收取了30000元货款的事实相互印证，应予认定。陶建利主张其在“年前卸船”的时间点（2013年12月27日）收取的30000元货款与本案货款无关联性，系之前货款的余欠款，但其在2014年1月1日欠条时间之后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了该款，故应当认定该30000元为归还2014年1月1日欠条载明的款项。
关于王玉峰于2014年1月28日向陶建利转账的17600元是否为支付涉案货款问题。本院认为，2014年5月21日，陶建利向王玉峰出具收条时对2013年12月27日收取的现金30000元补写了收条，但并未补写双方无争议的2014年1月24日汇款30000元，应当认定双方结账时对汇款项目进行了单独结算，故在认定2014年1月24日汇款30000元为支付涉案货款的情况下，也应当认定2014年1月28日的汇款17600元也为支付涉案货款。陶建利主张该款与本案争议货款无关联性，与王玉峰在一审中出庭作证时的陈述内容不同，也未提供其他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0元，由上诉人陶建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兵
代理审判员 孙 权
代理审判员 柏小凤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安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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