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民终字44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
负责人：雷元朝，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朱爱学，山西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晋毅，该行工作人员。
上诉人（一审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
负责人：李海全，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元元，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建强，男，住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祁睿屏，山西光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
负责人：李永红，支局长。
委托代理人：程元元，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建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晋中中法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委托代理人朱爱学、王晋毅，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元元，被上诉人孙建强的委托代理人祁睿屏，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的委托代理人程元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一）与本案相关的一些基本事实，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并结合该案中当事人陈述，综合认定如下：1、2010年以来，董凤龙、常丽蓉、和向东与武成预谋，以做生意融资为由，利用武成任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储蓄所所长的职务便利，采取为存款人办理主副卡，并隐匿副卡和一卡一折等手段，使用存款人资金，同时约定由用款人支付存款人高息。案发后，武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挪用公款共计13372126.19元。武成挪用的款项包括董凤龙揽存的张晓钊120万元（当时支付10万元高息，后归还39.998万元）、孙建强300万元、贾迎心400万元（支付过10万元高利）；李文广揽存的班泽明500.422万元（后归还39万元）；武成揽存的魏峰100万元。2、办理开户手续情况：张晓钊、孙建强、魏峰均系本人在鸣谦储蓄所办理的开户手续；班泽明系安排出纳韩晓芳办理的开户手续；贾迎心是让董凤龙办理的开户手续。在刑事案件中武成供述：”后来他们（董凤龙、常丽蓉、和向东）又提出了使用主、副卡的方式。用的办法就是存款人到柜台办理开户手续及正常储蓄卡业务，我利用我的职务便利，在储户办理主卡的同时私自办理与主卡有同样功能的副卡，并将副卡隐匿。办完后，主卡交给存款人，副卡留下，再通过副卡将储户存入账户内的资金私自挪用。董凤龙负责高息向存款人揽存。我只负责在储蓄所协助办理开户，有时也帮他们用副卡办理转账。此后（张晓钊存款之后）四笔都是董凤龙告我用以前的办法就行了。我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就不再详细地说了，给五个人办理开户手法都一样”。3、密码获取情况：张晓钊在开户时自己设定了密码，之后告诉了董凤龙，后张晓钊为了保险起见，又修改了密码。孙建强、班泽明、贾迎心开户时，武成为其设定的均是初始密码123456。4、对于取走卡内资金的方法，在刑事案件中武成供述：”因为当时第一笔是储户张晓钊设置的密码，常丽蓉问储户张晓钊要的密码，这样很不方便，所以之后我们就商量，为储户设置初始密码，储户再自己将主卡密码改掉，这样不会影响到副卡密码，方便使用副卡，这样就可以方便转出客户的钱使用了”，”储户并不知道副卡的存在，副卡用初始密码就可以进行转账或提现等使用”。和向东供述：”武成说活期的好办，一折一卡现在不好办，办主卡、副卡容易些，把主卡交给储户，把副卡留下，只要知道副卡的密码，就能独立使用副卡把钱取出来。……如何获取存款人的密码我不知道。原来是安排郭海明在柜台偷看存款人的密码，如果看到了就不用想其他办法了。如果看不到就想办法问存款人设置的密码，再让他回去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副卡的密码，之后用副卡取钱”，”但武成、常丽蓉和董凤龙说过办副卡的事不能让储户知道”。5、与本案相关人员刑事案件处理情况：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认为武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单位公款给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并造成损失，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对其所做出的其”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判项。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认为董凤龙使用隐匿的副卡骗取邮储银行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驳回其上诉，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对其所做出的其”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的判项。（二）本案原告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2010年6月10日，原告孙建强在当时武成任所长的鸣谦储蓄所办理了存款开户手续，领取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借记卡）一张，卡号×××。孙建强个人结算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显示并未填写加办副卡的信息（刑事裁定书已经查明，第30页）。而实际上与此同时，尚办理了副卡一张，该卡由常丽蓉持有。2010年6月10日，孙建强存入150万元（据其陈述系修改密码之后），此后该款项被支取（6月11日用副卡转入和向东账户435300元；6月17日用副卡转入董凤龙账户200000元；6月18日用副卡转入董凤龙账户300000元；6月18日用副卡卡取40000元；6月21日用副卡转入董凤龙账户260000元；6月21日用副卡卡取10000元；6月22日用副卡卡取4000元；6月22日用副卡转入董凤龙账户240000元），到6月22日，卡内仅余527.36元。7月12日孙建强又存入50万元，此后该款项被支取（7月14日用副卡支取100元；7月14日用副卡转入董凤龙账户250000元；7月14日用副卡支取40000元；7月15日用副卡转入董凤龙账户200000元；7月15日用副卡支取10000元），到2011年1月4日，卡内仅余22.9元。2011年1月15日，该卡内分两次从贾迎心账户转入197万元。1月17日通过自动取款机转入30000元。2011年4月21日，存入1000030元。2011年1月18日，孙建强在鸣谦储蓄所办理了×××账号挂失手续。2011年1月25日，孙建强在鸣谦储蓄所再次办理了存款开户手续，领取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借记卡）一张，卡号×××。孙建强个人结算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显示并未填写加办副卡的信息（刑事裁定书已经查明，第30页）。而实际上与此同时，尚办理了副卡一张，该卡由董崇龙持有。2011年1月28日，该卡内分三次从孙建强×××账号转入200万元，此后该款被支取（依乌金山营业所提供的现有证据：2011年4月22日用副卡转入董崇龙账户488000元；4月23日用副卡卡取40000元；4月23日用副卡转入张晓钊账户300000元。余款也均被使用副卡或卡取或转出），至2011年4月21日，卡内仅余198.27元。2011年4月22日，卡内分两次从×××账号转入1000200元，此后，该款被使用副卡多次支取或直接用于消费，截至2011年5月9日，卡内仅余21683.27元。上述存款被支取情况系依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提供的证据主副卡查询结果得出。对于事情的整个经过，孙建强在公安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称：”经我舅杨正义和段月琴联系我在鸣谦储蓄所存过两次钱。第一次是在2010年6月10日在鸣谦储蓄所开户，分两次转入300万元，一次200万，一次100万。第二次是在2011年1月25日又开了一个户，将300万分两次转到第二次开户的卡上。2011年7月，我发现卡上的钱没了，就报了案。报案时发现我根本没有办理副卡。2010年6月，我和我舅杨正义去鸣谦储蓄所开了户，当时开户的时候我用我的身份证开的，在储蓄所的柜台找业务员办理，当时我也没有找负责人，也不知道谁是负责人。我开户的时候就开了一个主卡，不知道副卡的事，业务员也没有跟我提过副卡的事。开完后，我存入200万元。在2011年1月25日，我和杨正义又去鸣谦储蓄所重新办了一张卡。分几次将第一张卡上的300万元转到第二张卡上。到了今年7月这300万元存款就不见了。我第二次办卡的时候是找的武成。武成让我在柜台上等着，他进去就给我办了。当时我办的也是一卡。这两次存款没人给我介绍高息揽存的情况，我之所以在鸣谦所存款是因为我要在哪里买地的原因。认识武成是因为我是大客户，我去找武成办理取款提前通知他。我主观上认为武成也没有给我帮过什么忙，只是认识而已。我问过我舅杨正义，我们和段月琴吃饭的时候，段月琴说鸣谦储蓄所的存款利息高，还给我舅写了一个地址。过了一个多月，我和我舅就去鸣谦储蓄所存了一笔钱，后来又存了第二笔，但我也不知道段月琴在中间起什么作用。我这两笔钱，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一分钱的高息。段月琴没有拉过我给鸣谦储蓄所存钱。我不认识董凤龙，也没有听说过”。对于孙建强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武成在刑事案件中供述：”2010年7、8月份，常丽蓉与和向东又来储蓄所找我，带着储户孙建强，他们在我办公室等我，我拿着孙建强的身份证复印件到柜台上拿上开户资料，去办公室让孙建强在上面签了字以后，我又拿上开户申请单去柜台开了户并办理了主卡和副卡，密码设置成了123456，办理完后就将主卡给了孙建强，等孙建强走了以后，我把副卡给了常丽蓉，后来常丽蓉告诉我说卡上转进来200万，她用副卡把钱转走使用了。因为当时第一笔是储户张晓钊设置的密码，常丽蓉问储户张晓钊要的密码，这样很不方便，所以之后我们就商量，为储户设置初始密码，储户再自己将主卡密码改掉，这样不会影响到副卡密码，方便使用副卡，这样就可以方便转出客户的钱使用了。我和常丽蓉挪用孙建强存在储蓄所的钱，没有详细商量，还是让我用上次挪用张晓钊存入储蓄所的钱的那种办法，在开户同时办理主卡和副卡，并将副卡隐匿，利用副卡将储户存入账户的钱转出或提现等使用。因为常丽蓉第一次用钱已经说过了，还是他们做完生意后，给我部分股份或好处费。孙建强存入的200万，转款、取现不是我干的，办好卡以后，我把卡给了常丽蓉，常丽蓉告诉我说他同和向东把这200万用副卡都转出或提现做生意用了。这笔钱归还时是用存款人贾迎心的存款400万中的200万归还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孙建强原来的卡密码忘记，孙建强本人已经办理了挂失手续，让我再给开个户，拿着孙建强的身份证复印件去柜台办理了开户，并办了主卡和副卡，初始密码是123456，副卡是董崇龙拿的，我和董崇龙一起去我的储蓄所柜台上，将这100万大部分转到董崇龙账户中。当天或陆续隔了几天从董崇龙卡中转到张晓钊卡上30万，给韩晓芳账户转了30万。我负责通知了张晓钊和班泽民卡上还了部分，告诉他们会尽快还钱，别报案。……孙建强的开户申请书上的签字是我签的，前面的200万元转款或提现不是我办的，我不知道。后面大概100万是我按照董凤龙的要求找到他哥哥董崇龙，当时副卡到了董崇龙手里了，至于怎么到的董崇龙手里，我不清楚。我按照董凤龙的要求将其中大部分钱和他哥哥董崇龙一起转入董崇龙的账户内，其中60万元归还了张晓钊和韩晓芳部分钱，剩余的钱具体做什么用了我不知道。该300万至今没有归还。……当时没有专门商量如何挪用孙建强的300万，就还是说用原来的办理主卡和副卡，并隐匿副卡，使用副卡私自挪用储户孙建强账户内的资金。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能够尽快弥补之前存款人的损失，二来是董凤龙之前承诺过我做成生意后，给我股份或好处费。……孙建强的200万是被董凤龙与和向东用了，但卡一直是常丽蓉控制着，董凤龙想用钱，要经过常丽蓉同意，然后常丽蓉再安排和向东去办理。孙建强是董凤龙通过段月琴介绍过来的。……孙建强拿着新旧两张主卡，将原来卡上的200万转到新的卡上。之后过了几个月，孙建强又存入100万。新的账户上一共有300万。这300万都是董凤龙用了，后来听段月琴说其中有100万是通过poss机套现后董凤龙使用了。……2011年3月，董凤龙被抓后，我听段月琴说当时她用孙建强的副卡曾经通过poss机套现100万，具体在哪里刷的卡她没告诉我，只是说这钱也是董凤龙用了。孙建强的300万进账后，段月琴多次找我，说要用这笔钱。我联系董凤龙，董凤龙说先不要给她，让我拖着”。对于孙建强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董凤龙在刑事案件中供述：”和向东又让我往鸣谦储蓄所拉存款，我当时对和向东提出，想用点钱资金周转，想让和向东帮我从储蓄所贷款，和向东说如果我能往储蓄所拉上2000万元存款，他就能从储蓄所贷出500万到1000万让我试用。我和和向东提出，一下拉那么多存款也不容易，只能放高利贷，支付存款人月息5分的高利，和向东也同意了，说5分的利息由储蓄所支付。大约2010年7月，我找段月琴说鸣谦储蓄所需要揽些存款，是高息的。后来段月琴告诉我说她有200万可以介绍去存。段月琴带个老板，我和和向东带着他们一起去的储蓄所。我在储蓄所门口等着，和向东带着段月琴和孙建强进了储蓄所去找武成。过了几天段月琴告诉我说存进了200万。这笔钱我和武成没有联系过，我们没有接触。我没有进储蓄所，具体谁办的开户手续不清楚。存入储蓄所的200万中的145万转到了我的卡上，我将卡中的钱用于个人支出和支付借款的利息了。武成没有告诉我开户的时候同时给储户办理了主卡和副卡。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把储户的钱转到我的卡上的。和段月琴约好5分的利息，我给了段月琴了。孙建强后来又在鸣谦储蓄所开了户，又有入100万的事不是我联系的，应该是武成和段月琴联系的，我不知道”。对于孙建强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和向东在刑事案件中供述：”2010年6月，董凤龙告诉我又介绍了孙建强往鸣谦储蓄所有200万。开户当天，我开车拉着董凤龙去了鸣谦储蓄所，我们到的时候孙建强已经办完了，常丽蓉和郭海明在门口等着我们。常丽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告诉董凤龙都办好了。董凤龙让常丽蓉先拿着卡。过了一两天，孙建强往鸣谦储蓄所存了200万。没过几天，常丽蓉说要给董凤龙的卡上打钱，让我把董凤龙的身份证传真过去，要给董凤龙开户。之后我就把董凤龙的身份证复印件传给了武成。结果董凤龙的身份证上了黑名单。公安局的过来向武成询问情况，把武成吓坏了。然后常丽蓉回到太原找到我说，董凤龙的身份证不能用，要用我的身份证开户。我说行，就把身份证给了他。后来他去鸣谦储蓄所以我的名义开了户。开户后常丽蓉把卡给了我，随后常丽蓉往这个卡转了43.5万。钱到账后，我正好和董凤龙去广州，董凤龙安排我给侯新文和姓李的分别转了15万。剩余的钱大多数在ATM机上小额提现，用于日常开销了。从广州回来以后，董凤龙去三墙路的邮政储蓄的银行又用自己的身份证开了户。随后，常丽蓉和郭海明又给他转过来150万，大概过了3个月董凤龙怕事情败露，又从其他地方挪了200万转到孙建强卡上。150万董凤龙都用了，具体用途不清楚。常丽蓉先后转过的43.5万和150万就是孙建强的存款。我没有得到好处费，就是董凤龙给我开了一点工资，其他的没有了。还有常丽蓉给我买了几条烟。张晓钊、孙建强是否知道将存到储蓄所的钱从储蓄所倒出来我不知道，但武成、常丽蓉和董凤龙说过办副卡的事不能让储户知道。孙建强拿了多少利息和好处费，我不清楚”。对于孙建强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证人董崇龙在刑事案件中陈述”2010到2011年之间，董凤龙给我打电话说又借了高利贷100万，让我去解放电影院找他一个朋友。找到这个女的后，她给了我一张邮政储蓄卡，还告诉了我户名是孙建强，密码也告诉了我。之后我就拿上卡，去了黄陵附近几家邮政储蓄所取了好几次现金，一共取了100万现金，取出来之后就放到我家了。等取够了100万我就打电话告诉董凤龙的朋友，董凤龙的朋友就来我家将34万取走，56万分两次打到董凤龙建行卡上”。上述涉案人员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在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为有效证据使用。（三）本案三被告主体情况及三者之间关系。1、2011年6月之前的鸣谦储蓄点也即后来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系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下属部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前身为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1994年成立，领取有金融许可证。系原晋中市邮政局下属部门，2011年6月由当时的晋中市邮政局申请注销。2011年7月由晋中邮储银行申请在工商部门重新登记，场所、人员、业务不变，仅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2012年又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在刑事案件中，原晋中市邮政局提供证据认可鸣谦储蓄点为其下属部门，后更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武成是原晋中市邮政局榆次分局合同制员工，曾任该局乌金山营业所负责人。2、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与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系代理与被代理关系。2009年7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西公司签订《省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之后，2009年8月26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与晋中市邮政局也签订了《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对邮储银行委托邮政企业办理商业银行业务事宜作出具体约定。《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约定：双方共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章制度，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代理银行业务健康持续发展；地市局代理邮储银行有关业务必须通过设立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办理，必须以邮储银行名义开展业务；邮政企业办理邮储银行委托的商业银行业务实行单独核算；代理营业机构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并遵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命名规则；地市局及所属县级邮政局承担代理营业机构代理银行业务所需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网点场所建设和改造、相关设施、设备的配置和维护，从业人员人工成本、培训、安保费用、证照、营销、宣传用品、业务凭证、业务用章、运钞寄库、线路租金等与代理银行业务相关的费用；代理期限为三年；地市局及所属县级邮政局任免代理营业机构负责人，应事先经邮储银行分支机构对其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任免；代理营业机构代理手续费和与代理银行业务有关的关联交易费用，由地市分行依照邮储银行总行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确定的标准和项目向地市局清算；代理营业机构办理的各项业务资金，由地市分行统一管理和核算。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负责核定和调度代理营业机构备用现金；地市分行经上级机构授权，对代理机构开办的业务范围进行核定，并对业务进行指导；代理营业机构的所有业务凭证（包括重要的空白凭证）由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管理；地市局、县级邮政局及代理营业机构应当执行邮储银行制定的代理银行业务制度、会计制度、统计制度、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邮储银行要指导代理营业机构执行制度、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要对制度、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对检查出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代理营业机构发生案件、差错等造成的损失，由邮政企业承担。因邮储银行制度缺漏和强令违章操作造成的损失由邮储银行承担。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调取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工商档案材料在案为凭，已经开庭对质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孙建强要求兑付存款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二是兑付存款的责任应由三被告中的何者承担。
针对第一个方面，首先，从孙建强及被告提供的孙建强账户明细结合刑事案件的处理，可以认定本案孙建强持有的借记卡具有真实性。其次，孙建强实际向鸣谦储蓄点交付了300万元，而并未将款项交予实际用资人使用。且经刑事案件已经查明，孙建强存入款项后，该卡内款项被鸣谦储蓄点负责人武成与董凤龙等人联手通过犯罪手段转出或取走。故，被告所主张的孙建强与实际用资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追加实际用资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且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经公检法三家核查，经过相关法院一审、二审、发还重审及至第二次二审，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孙建强对于副卡存在并不知情，却无任何证据证明孙建强与犯罪分子存在共谋，故，孙建强持有的借记卡应认定具有合法有效性。第三，通过刑事案件已经查明的事实，存款人本人是否亲自去办理开户手续，并不会改变犯罪分子想方设法转走其款项的结果。犯罪分子使用的隐匿副卡、通过原始密码即可取走款项的手段，导致存款人即使在尽到了更改借记卡密码再行存入款项的谨慎义务之后也无法保护自己财产的安全。此点，从刑事案件中诸多存款人存款情形不同而结果相同即可得出。故而，被告所述孙建强存在过错应自负其责的辩解，不能成立。被告所述孙建强对于款项被支取应当知情，也只是一种推理。并无相关证据可以证实。综上，孙建强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但孙建强卡内余额21683.27元应予扣除。对于利息计算，结合本案案情实际，按照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率计算，较为妥当。鉴于孙建强存款多次，时间不同，本院统一按照孙建强向营业所要求兑付存款时间计算利息起算时间。
针对第二个方面，原晋中市邮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签订有代理协议，由邮政企业代理邮储银行商业银行业务。本案储蓄存款关系发生在2011年1月，出卡人为当时的鸣谦储蓄点，系原晋中市邮政局的下属部门。出卡人鸣谦储蓄点为孙建强出具的银行卡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孙建强所办理的开户申请表也冠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结算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可见该储蓄点作为原晋中市邮政局下属部门，系在实施代理邮储银行业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而，本案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系被代理人，应当承担兑付存款的责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辩称的其与原晋中市邮政局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关于案件发生后责任的承担已经明确由邮政企业承担一节，属双方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免除其对外承担责任。对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与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之间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晋中邮政公司下属储蓄点员工发生职务犯罪行为导致晋中邮储银行存款损失，依据”举轻以明重”原则，可以认定为是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作为代理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鉴于营业所没有独立的财产，不具备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应由其上级部门晋中邮政公司承担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兑付原告孙建强存款本金2978316.73元，并支付该款从2011年7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孙建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2）晋中中法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孙建强的起诉。本案被上诉人孙建强所诉款项已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认定为董凤龙、武成等非法占有的财产，生效裁判已判处继续追缴非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含被上诉人孙建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上诉人孙建强所诉款项在已有生效刑事裁判且判令继续追缴的情况下，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民事起诉条件，不属于法院民事受案范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存在兑付存款的责任。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借记卡纠纷，借记卡纠纷是指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因申领、使用、注销借记卡而引发的银行卡纠纷案件，储户将存款正常存入储蓄机构发行的借记卡后，储蓄机构有义务依法依约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然而本案并非如此，根据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事实，犯罪分子董凤龙、武成等人事先预谋，通过高息揽存的方式骗取被上诉人孙建强等人的存款，后又采用主副卡的方式将存款支取，在此过程中储蓄机构只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工具，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吸收存款。因此，本案不同于一般的借记卡纠纷案件，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孙建强一样都是武成等人犯罪案件的被害人，没有责任兑付存款。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孙建强的损失待刑事追缴程序终结后方能确定，现无法确定最终损失情况，生效的刑事裁判已经判处继续追缴董风龙、武成的非法所得，发还给被害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孙建强可就上述生效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请求刑事一审法院执行（继续追缴），在法院执行程序终结前，被上诉人孙建强的损失能否通过追缴得到弥补及追缴的程度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暂无法确定最终的损失。况且，本案涉及的刑事犯罪尚有重要犯罪嫌疑人常丽蓉等在逃，是主要的实际用款人之一。目前，公安机关仍在全力追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常丽蓉，刑事追缴非法所得程序正在进行之中，故被上诉人孙建强的损失仍然存在得到弥补的可能性，董凤龙、武成等人犯罪遭受的实际损失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应当承担责任，也应由被上诉人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独自承担。1、犯罪分子武成挪用公款的行为已非代理行为，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与上诉人系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根据双方于2009年8月26日签订的《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约定：双方共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章制度，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由此可见，上诉人委托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开展的是正常的银行业务代理。然而，通过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所证实，邮政公司下属的原鸣谦储蓄所所长武成却和第三人董凤龙等人恶意串通，通过允诺高息的方式骗取并非法占有储户的存款，该等行为已非上诉人授权的代理行为，超出了代理权限，严重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2、被上诉人孙建强的损失系因武成职务犯罪所致，即使应当承担责任，其损失应由武成所在单位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承担责任。首先，犯罪分子武成原系邮政公司下属机构鸣谦邮政储蓄所所长，该利用担任储蓄所主任的职务便利，和第三人董凤龙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和储户的利益，非法占有被上诉人孙建强的存款，以致造成了巨额损失。犯罪分子武成系邮政公司下属机构工作人员，其犯罪行为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在于单位管理不力。故即使应当承担责任，也应由其工作单位承担责任。其次，邮政公司承诺承担责任，且该公司具备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根据代理双方签订的《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约定，代理营业机构发生案件、差错造成的损失，由邮政企业承担。尽管该协议是双方约定，但从减少诉累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在邮政公司具备承担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判决其直接承担责任，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孙建强对存款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孙建强为获取高额利息，轻信董凤龙、武成、段月琴等人的诱惑，对自己定期存款却没有定期存单或存折、银行储蓄利率不得擅自变动等明显违背生活常识的行为视而不见，且将自己办理的绿卡通副卡及密码交给、告知他人（犯罪分子），显然没有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对自己的存款损失抱有放任和侥幸的态度，以致最终被犯罪分子所骗酿成巨大损失。因此被上诉人孙建强对自己的损失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中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2）晋中中法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一）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案由是借记卡纠纷或者是存单纠纷。本案的涉及的合同为金融储蓄合同。按照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一方为存款人，另一方为金融机构。上诉人不是金融机构，且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被上诉人存取的资金全部在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账户内进行。原审判决与储蓄合同无关的上诉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明显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二）原审人民法院应依法追加用资人董凤龙参加诉讼，并主张用资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根据晋中市人民法院调取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下达的（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和（2012）并刑字第154号刑事判决反映，被告人董凤龙通过段月琴向原告孙建强揽存200万元，由此可见，原告孙建强与实际用资人董凤龙之间存在支付高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三）项”出资人起诉金融机构的，人民法院应通知用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出资人起诉用资人的，人民法院应通知金融机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原审不应将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并判决。人民法院审理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至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的代理关系，应由双方自行调解或另案处理。二、原审查明及认定事实均存在明显错误。（一）本案不是一件普通的自然人的储蓄存款纠纷，而是涉嫌诈骗、违法借贷的案件。2011年，在太原市爆发了闻名省城的的李文广、董凤龙、李栋、武成、崔建强、常丽蓉（在逃）、段月琴（在逃）、和向东（另案处理）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共同参与，有组织、有分工的涉嫌票据诈骗罪、诈骗罪、挪用公款罪、非法吸收公罪存款罪、滥用职权罪等多个罪名，涉及多家企业、银行、35名个人的团伙犯罪组织。邮政储蓄银行也被卷入期间，表现为多名社会不法人员采取名为”存款”，即犯罪嫌疑人（社会人员、用资人）与”存款人”（出资人）联系，以给付高额利息（由用资人直接给付），约定在银行偏僻郊区营业网点”存款”，规定一定期限不能支取，然后在出资人委托用资人代为办理”存款”业务获知的密码，用办理的副卡将上述款项”借出”。在整个过程中，出资人违法获取高额利息，心照不宣地对上述款项支用采取放任、配合的态度，而用资人董凤龙则堂而皇之，在短则l、2个月或者数月内安然享用上述存款，或者转账、汇款、或者提现、或者消费。实为”诈骗、违法借贷”的手法，从而达到通过”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方式转嫁违法犯罪风险的目的。对这样一起违法的案件，原审对本案原告的违法行为未作出任何制裁，且判令国有机构承担责任，判决结果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后果。（二）被上诉人的存款被支取是由于被上诉人与他人共同存款造成的，被上诉人存在明显的过错，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1、被上诉人在存款时，被上诉人将身份证交给董凤龙等人代为办理，而不是直接到柜台办理；2、上述”存款”均是开立活期存款账户，且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有的长达数月）无人问津。孙建强知道或应该知道款项被用资人董凤龙使用。3、孙建强的存款及取款明细能够反映其存取款过程，孙建强采取承认存款部分、否认取款部分是不符合逻辑的，全部存取款均能够证实是其本人或授意他人支取或使用。造成被上诉人的存款被使用，完全是由被上诉人自己的过错和过失行为造成的，被上诉人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三）上诉人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均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在本案中，从被上诉人的存款存款、支取明细账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账户始终处于边存款、边取款，存完了支取，支取后又存款，然后支取，存款、交叉进行，取款存款的过程被上诉人全部认可，但对取款却矢口否认，被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在本案中既非适格主体，又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是借款人、担保人和实际用款人，原审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案由为储蓄管理合同纠纷或借记卡纠纷，却引用委托代理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从而导致错误适用法律，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及司法解释。
孙建强针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无误，审判程序合法。1、答辩人与上诉人一开设的储蓄网点之间形成了真实的储蓄存款的法律关系。2010年6月和2011年1月，答辩人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申请开户，并办理了两张储蓄卡。后答辩人陆续将300万元存入上述开办的邮政卡内，至今从未支取。该储蓄所是上诉人一的储蓄网点，不是独立核算单位，其民事行为由上诉人一承担。由此可见答辩人与上诉人一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存款储蓄卡真实，存款数额属实。因此，上诉人一理应依法向答辩人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义务。2、答辩人与上诉人一之间是一种储蓄存款关系，而并非与其他第三人的借贷关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答辩人实际向鸣谦储蓄所交付了300万元，而并未将款项交予实际用资人。本案属于一般存单纠纷案件范围，而并不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所以本案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上诉人方将其负责人的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认为是民间借贷行为，并要求追加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抗辩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二上诉人以发生刑事案为由拒绝兑付答辩人存款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存入上诉人银行的全部款项，是由上诉人的负责人武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犯罪的手段非法挪用给了社会上的其他犯罪分子。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答辩人对于副卡存在并不知情，对武成等的犯罪行为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参与。答辩人和上诉人的储蓄存款关系合法有效，与上诉人负责人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答辩人将款项存入银行，便与银行产生了债权。答辩人既没有参与刑事犯罪，也没有民事存款方面的过错，所以上诉人以发生刑事案件为由拒绝兑付答辩人存款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4、上诉人二与上诉人一系代理与被代理关系，上诉人二应对上诉人一的兑付存款行为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答辩人在鸣谦储蓄所所办理开户申请表冠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结算帐户/变更申请书”，鸣谦储蓄所给答辩人银行卡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可见该储蓄所作为上诉人二的下属部门，在实施代理邮政储蓄银行业务的行为。储蓄所不属于独立的分支机构，不实行独立核算，所以作为其上级开办的主管部门的上诉人二，应对上诉人一向答辩人的兑付存款本息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未作书面陈述。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申领、使用、注销借记卡而引发的银行卡纠纷，应为借记卡纠纷。本案中，孙建强在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的前身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办理了存款开户手续，该储蓄点为孙建强发放了银行借记卡，双方由此形成了储蓄合同法律关系，该储蓄存款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作为储蓄业务的办理银行负有保障存款安全的义务。本案中由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的工作人员的刑事犯罪行为，造成了孙建强的存款损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孙建强作为持卡人已尽到了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其密码的义务，在履行储蓄存款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定和约定义务，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关于本案原审原告孙建强有违法行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已认定孙建强所诉款项损失系由银行内部人员的犯罪行为所致，本案中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和因借记卡产生的民事纠纷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并不影响本案的民事审理，故两上诉人关于”孙建强所诉款项在已有生效刑事裁判且判令继续追缴的情况下，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民事起诉条件，不属于法院民事受案范围”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前身为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本案储蓄存款关系发生在2011年1月，出卡人为当时的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系原晋中市邮政局的下属部门。该储蓄点为孙建强出具的银行卡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开户申请表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结算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该储蓄点作为原晋中市邮政局下属部门，系在实施代理邮储银行业务的行为并无不妥，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系被代理人，理应承担兑付存款及利息的责任。本案中，由于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的存款损失，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作为代理人履行职责不当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综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均不能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626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各半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国平
审判员 郭民贞
审判员 任君虹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薛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