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40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兼李×1之委托代理人李×2，女，1967年1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京，男，1969年10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女，1978年3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1，女，1962年2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2，男，1953年10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黄×2之委托代理人黄×3，男，1941年2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4，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5，男，1937年12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男，1930年5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耿洁，女，1959年1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李×3、李×4、李×5、李×6之委托代理人李×7，男，1957年11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3，男，1951年12月15日出生，职业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4，女，1963年10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5，男，1954年9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6，男，1956年5月30日出生，职业不详。
上诉人李×2、李×1因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0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李×2、李×1诉至原审法院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6号（以下简称×××6号）院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系黄×9名下的私产。黄×9有子女九人，即黄×10、黄×11、黄×6、黄×7、黄×12、黄×8、黄×5、黄×3、黄×13。文革期间，上述房屋被收归公管。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后，1984年9月，黄×2（黄×11之子）、黄×6、黄×7、黄×8、黄×5、黄×3经继承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六人各占六分之一份额。因办理继承过程中遗漏了黄×9的法定继承人黄×12、黄×13、黄×10，三人于1997年6月诉至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东城法院），要求与黄×2、黄×6、黄×7、黄×8、黄×5、黄×3继承诉争房屋。原东城法院认为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判决驳回了黄×12、黄×13、黄×10的诉讼请求。此后，黄×12及黄×13的继承人即李×2因不服该判决，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信访反映问题。根据房屋登记档案记载，在办理继承黄×9的房屋过程中，房管部门依据黄×8、黄×6、黄×7、黄×5、黄×3提交的继承产权保证书和黄×2提交的落实私房政策意见表办理的产权发还手续。黄×8、黄×6、黄×7、黄×5、黄×3所提交的要求继承黄×9房产的书面材料内容与黄×9共有九个子女的事实不符，其故意隐瞒事实的行为导致其多获得了房屋所有权份额，主观存在严重过错。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时，黄×11已死亡，黄×2为转继承人。黄×2在落实私房政策意见表中隐瞒了黄×11有四个子女的真实情况，其以黄×9长孙的身份主张继承权，导致其多获得了房屋所有权份额，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申请人提交错误、虚假的材料申请房屋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黄×8、黄×6、黄×7、黄×5、黄×3故意隐瞒事实进行虚假房屋权属登记，获得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已构成对李×2、李×1的侵权，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诉争房屋的总面积为133平方米，李×2、李×1之母黄×12应依法继承其中九分之一份额，约15平方米。因黄×3等人的侵权行为，将李×2、李×1之母黄×12的九分之一房产份额据为己有。由于已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致使黄×12及李×2、李×1在约30年中无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根据房地产行业的一般规律，一处房屋出租30年的收益基本与其价值相当，因此黄×3等人因其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当于15平方米房屋的实际价值。该房屋所在地区的最低价格约为每平方米5万元，15平方米房屋的价值约为75万元，故李×2、李×1确定黄×3等人的赔偿数额为75万元。黄×8、黄×6、黄×7、黄×5、黄×3在办理继承过程中故意隐瞒事实，其主观过错程度大；黄×2在知道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下，拒绝返还房产，其主观过错程度小。李×2、李×1希望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按责任比例予以区分：黄×8、黄×6、黄×7、黄×5、黄×3各占19%，黄×2占5%。因此，黄×1、黄×3、黄×4、黄×5应各赔偿李×2、李×1142500元；因黄×6已死亡，李×2、李×7、李×3、李×4、李×5、李×6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共同赔偿李×2、李×1142500元；黄×2赔偿李×2、李×137500元。综上，李×2、李×1起诉要求黄×1、黄×3、黄×4、黄×5、黄×2、李×2、李×7、李×3、李×4、李×5、李×6赔偿损失75万元。
黄×1、黄×3、黄×4、黄×5、黄×2、李×7、李×2、李×4、李×5共同辩称：诉争房屋的原所有权人是黄×9。我们与李×2、李×1的母亲黄×12为黄×9的法定继承人。1997年12月1日，原东城法院对黄×12、黄×13就诉争房屋的继承权纠纷一案作出（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黄×12、黄×13要求确认其对房产继承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据该生效民事判决，李×2、李×1之母黄×12无权继承诉争房屋，其与诉争房屋无任何利害关系。因此，在黄×12去世后，李×2、李×1作为其子女与诉争房屋也无任何利害关系。李×2、李×1现以我们于1984年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的行为侵害其母黄×12的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诉讼，因我们取得房屋所有权至今已30年，故李×2、李×1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法院不应支持。我们于1984年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时至今日，房管部门并没有作出诉争房屋为虚假登记的认定，更没有撤销房屋所有权证。对此，李×2、李×1主张虚假登记没有事实依据。现我们不同意李×2、李×1的诉讼请求，并要求法院驳回李×2、李×1的诉讼请求。
李×3、李×6未到庭亦未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李×3、李×6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诉争房屋10间原系黄×9所有的私产。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将上述房屋产权发还，因黄×9已去世，黄×2、黄×6、黄×7、黄×5、黄×3及黄×1之父黄×8作为黄×9的法定继承人于1984年共同继承并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六人各占六分之一份额。黄×9之女黄×12、黄×13曾起诉要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10间享有继承权，原东城法院经审理于1997年12月判决驳回黄×12及黄×13主张享有房屋继承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因黄×12已去世，李×2、李×1作为其法定继承人现主张黄×2、黄×6、黄×7、黄×5、黄×3及黄×8在办理继承过程中隐瞒黄×9子女的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侵害黄×12的合法权益，据此要求诉争房屋产权人及产权人的继承人予以赔偿。在本案审理中，经法院调阅诉争房屋档案，未发现其中有黄×12、黄×13、黄×10及黄×14、黄×15、黄×16填写的继承或放弃房屋产权的书面材料。由此可见，在当年办理黄×9的房产发还手续时，遗漏了黄×12等法定继承人，应当说黄×12的合法继承权受到侵害。但根据法院已生效判决，黄×12生前曾主张对诉争房屋享有继承权的诉讼请求未获法院支持，故其已丧失对诉争房屋的继承权。现李×2、李×1作为黄×12的法定继承人以黄×2、黄×6、黄×7、黄×5、黄×3及黄×8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侵害黄×12的合法权益为由，据此要求黄×3等人赔偿损失的主张，因李×2、李×1主张的权利已缺乏基础，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5年2月判决：驳回李×2、李×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2、李×1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黄×1、黄×3、黄×4、黄×5、黄×2、李×2、李×7、李×3、李×4、李×5、李×6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李×2、李×1系姐妹关系。李×7、李×3、李×4、李×5、李×6系兄弟姐妹关系，均系李×2之子。
诉争房屋10间系黄×9名下的私产。黄×9与黄李氏生有子女九人，即黄×10、黄×11、黄×6、黄×7、黄×12、黄×8、黄×5、黄×3、黄×13。文革期间，诉争房屋被收归公管。1967年10月13日，黄×9去世。1983年9月29日，黄李氏去世。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后，房管部门将上述房屋予以发还。黄×8、黄×6、黄×5、黄×3、黄×7申请继承黄×9所遗的诉争房屋。因黄×11已去世，其子黄×2申请继承黄×11所享有诉争房屋中的份额。1984年9月，黄×2、黄×6、黄×7、黄×8、黄×5、黄×3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六人各占六分之一份额。同年11月，黄×3代其他五人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
1992年6月24日，黄×8去世。1996年9月24日，黄×8之妻李×7放弃继承权，黄×8之女黄×1经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公证，继承黄×8所遗诉争房屋六分之一份额。
1997年7月，黄×12、黄×13、黄×10将黄×2、黄×6、黄×7、黄×5、黄×3、黄×1诉至原东城法院，要求确认黄×12、黄×13、黄×10对诉争房屋享有继承权。该案审理中，黄×10出具书面声明，放弃对诉争房屋的继承权，并撤回起诉。黄×13称黄×3于1984年曾询问其是否居住×××6号院房屋日，其表示不回去居住，并应黄×3要求在其提供的一份表格上签字，但未表示放弃房产的继承权。同时，黄×13称黄×7、黄×6曾于1994年与其协商过出售×××6号院房屋一事，但因黄×3未同意故未实施。黄×12亦称黄×3曾于1984年询问其是否居住×××6号院房屋，其表示不居住上述房屋，并应黄×3要求在其提供的一份字条上签字，但未表示放弃房产的继承权。黄×3当庭表示没有找过黄×12、黄×13，也没有让二人填表。原东城法院经审理认为：黄×2、黄×6、黄×7、黄×5、黄×3及黄×1之父黄×8于1984年办理共同继承房屋的产权证已达十三年之久，且在此期间双方一起协商过卖房一事，故黄×12、黄×13应当知道产权早已发还，其在法定诉讼时效期内未主张权利，亦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黄×12、黄×13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东城法院于1997年12月1日作出（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驳回黄×12、黄×13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00年11月，黄×6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李×2、李×7、李×3、李×4、李×5、李×6。
2003年12月9日，黄×7去世。2010年2月24日，黄×7的子女黄×17、黄×18、黄×19、黄×20放弃对黄×7所遗诉争房屋六分之一份额的继承权。黄×7之子黄×4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继承黄×7所遗诉争房屋六分之一份额。
2007年11月1日，黄×12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其夫李绵璲和女儿李×2、李×1。
现李×2、李×1作为黄×12的法定继承人提起本案诉讼。李绵璲表示放弃诉争房屋份额的继承权，不参与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中，黄×2称其父黄×11育有黄×2、黄×14、黄×15、黄×16四个子女。1984年，诉争房屋产权发还时，黄×14、黄×15、黄×16均放弃继承权，黄×2作为黄×11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黄×11应享有的六分之一房产份额。
原审法院向房管部门调阅并复印了诉争房屋的档案。其中有黄×8、黄×6、黄×5、黄×3、黄×7填写的继承产权保证书和黄×2填写的落实私房政策对继承房产的意见表，未发现其中有黄×12、黄×13、黄×10及黄×14、黄×15、黄×16填写的继承或放弃房屋产权的书面材料。
黄×13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向原审法院出具声明，表示放弃对诉争房屋的继承权。
上述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证明信、公证书、（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及卷宗材料、房屋档案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李×2、李×1作为黄×12的法定继承人，以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为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应当以黄×12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李×2、李×1主张黄×12受到侵害的本权系黄×12对黄×9原有诉争房屋的继承权。黄×12与黄×13曾就该继承权提起确认之诉。原东城法院于1997判决驳回黄×12、黄×13主张享有房屋继承权的诉讼请求。黄×12、黄×13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应当受到尊重，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否定。在黄×12提起的确权之诉被生效判决驳回的情况下，李×2、李×1以黄×12的继承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缺乏权利基础，故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2、李×1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告费300元，由李×3、李×6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300元，均由李×2、李×1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