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终24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丽，女，1969年9月19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德雨，男，1989年5月1日生，汉族，住长春汽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中雷，吉林杰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世恒，男，1966年7月8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洪强，男，1978年11月5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
上诉人冯丽因与被上诉人丁德雨、孙世恒、杜洪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2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德雨在原审诉称：2015年5月29日，丁德雨委托孙世恒、冯丽办理一汽大众转正事宜，并按照孙、冯的要求给付孙、冯委托费用人民币14万元。同时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按照协议书规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为丁德雨办理一汽大众转正事宜，双方约定在2015年8月1日前办理完毕，如在约定期限不能入职，10日内费用如数返还。但时至今日，冯丽、孙世恒仍然没有办理成委托事务，为此丁德雨多次找孙、冯要求返还委托费用，但孙、冯自称是杜洪强共同接受委托给丁德雨办理委托事项。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丁德雨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判令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立即返回丁德雨办工作款人民币14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8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
孙世恒在原审辩称：丁德雨是我的同事，我把丁德雨领到杜洪强家里开的人力资源的店里，丁德雨的钱打到邢某的卡里9万元，另外3万元打到邢某1卡里，还有2万元的现金交给了杜洪强。杜洪强承诺如果出现别的意外，由杜洪强来还钱。我不能给丁德雨钱，因为钱不是我收的。
冯丽在原审辩称：丁德雨的钱打到邢某的卡里9万元，打到邢某1卡里3万元，还有2万元的现金交给了杜洪强，这些事情我知道，不同意返还丁德雨钱，因为钱不是我收的。
杜洪强在原审辩称：2万元的钱交给我家店里，邢某1在店里，直接把钱拿走了，我没有收到钱。冯丽、孙世恒陈述的其他事实属实。不同意返还丁德雨钱，因为钱不是我收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系朋友关系，杜洪强与案外人邢某1系同学关系，孙世恒系丁德雨同事。2015年5月，丁德雨委托孙世恒为其办理一汽大众转正事宜，约定费用为人民币14万元。2015年5月29日，冯丽与丁德雨签订《协议书》，约定在2015年8月1日前为丁德雨办理一汽大众转正事宜，如在约定期限内不能入职，10日内费用如数返还。丁德雨先交首付5万元。协议书中有冯丽、丁德雨签字，证明人孙世恒签字。2015年6月，丁德雨将9万元按照杜洪强的要求汇入杜洪强妻子邢某的账户中。2015年6月4日，孙世恒为丁德雨出具9万元收条。后杜洪强委托邢某1为丁德雨办理工作。后委托事项未办成。丁德雨委托的事项是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共同办理，并委托给案外人邢某1具体办理。案外人邢某1因以帮别人办工作为由，骗取丁德雨等31人钱款，犯诈骗罪，经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吉019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同时向丁德雨等人退赔诈骗钱款（其中退赔本案丁德雨数额为9万元），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认为：丁德雨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双方约定通过非正常途径为丁德雨办理工作转正事宜，如委托事项成功，将损害其他符合转正条件的人员的利益，故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不合法，双方的委托合同应确认为无效合同。现丁德雨要求冯丽、孙世恒、杜洪强返还所支付的14万元委托款，依法应予支持；因合同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故丁德雨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虽然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称收取丁德雨的委托款已转给案外人邢某1，且（2016）吉019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书已责令邢某1向丁德雨退赔，但不影响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向丁德雨承担民事责任，邢某1在刑事案件执行中实际退赔给丁德雨的数额应当在本案执行中予以扣减。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丁德雨委托费140000元([2016]吉01**刑初137号刑事判决邢某1退赔丁德雨的数额中已实际退赔的部分，在执行中予以扣减)；二、驳回丁德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
宣判后，冯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1.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字28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冯丽、孙世恒、杜洪强返还丁德雨5万元；2.丁德雨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应对丁德雨主张款项中的9万元不予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法第64条的批复精神，丁德雨的9万元损失已经做过退赃处理，不再是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丁德雨主张款项中的9万元是案外人邢某1犯罪所得，案外人邢某1犯诈骗罪的案件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件属于同一事实，丁德雨选择通过刑事救济途径已经对该9万元损失获得救济，该损失已经不再存在，罪犯邢某1是否有能力退赃，均不应再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获得双重救济，否则，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即受影响，也影响法院生效判决的权威性。丁德雨主张的9万元，无论是委托代理关系还是居间代理合同关系，均是邢某1刑事诈骗案确定的赃款，是同一笔钱，也是同一事实。无论刑事判决还是民事判决，均是法院生效的判决，判决中对民事权利的救济和保护，一经做出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即发生既定的效力，相应的民事损失只能通过执行程序解决，不能以执行不能或未执行而认定权利仍处于被侵犯且未得到救济状态。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效力同等的情况，如果民事判决执行不能，当事人就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就应该受理并做出另一个判决，“一事不再审”的原则就不存在。2.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已获刑事诉讼救济的情况下，对9万元犯罪所得进行审理，其判决逻辑与一审法院之前对相同案件的生效判决相违背，存在典型“同案不同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吉0106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吉0106民初2222号民事判决书均认为在被害人已获刑事诉讼救济的情况下，该已救济的损失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范围，故该部分请求不予审理。本案与前案的法律关系相同，作出的判决时间相差一个月，一审法院却置生效判决不顾，同案不同判严重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3.原判决将实体权利认定无法在执行程序中得到确认如判决冯丽等偿还所谓的9万元损失，罪犯邢某1退赃义务如何处理。这不是执行程序能够解决的，因为执行程序无权改变生效判决，其他非再审判决也无权改变已生效判决。如果冯丽等支付9万元，那邢某1退赃的义务或是免除，或是丁德雨继续向邢某1主张。无论哪个结果，都是错误的。免除邢某1退赃的义务，法院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受损，邢某1获得了违法利益，却由同是受骗人的冯丽等人买单，有失公平；不免除邢某1退赃义务，又如何执行？丁德雨获得了冯丽等人的补偿，仍可以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向邢某1主张退赃，执行部门也无权改变具体生效的判决的判定，无法拒绝其强制执行申请，在这种情况下丁德雨的权利就得到了双重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即出于上述考虑，作出了退赃再提起民事诉讼不予处理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丁德雨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应当承担返还委托费用的义务。1.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丁德雨有权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依据合同法第58条、第60条和第107条规定，无论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有效还是无效，冯丽等三人都应当承担返还义务。2.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在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案外人时没有向丁德雨披露该事实，因此，是否存在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判决结果如何都与本案无关。依据合同法第400条、406条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三人未经丁德雨同意，自行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案外人邢某1，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接受委托后没有根据自身能力，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处理委托事项，转委托过程中，也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因此委托费用的损失应当由三人承担。无论是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的角度还是从三人转委托造成损失的角度，丁德雨要求三人返还委托费用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本案不是丁德雨对邢某1提起的民事诉讼，是丁德雨依据与冯丽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9条的限制。且丁德雨的损失实际存在，并没有得到救济，因此刑事案件中的责令退赔内容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世恒、杜洪强答辩称：同意冯丽的上诉主张。
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在二审中，冯丽陈述：“丁德雨委托的是邢某1办理转正事宜，不是委托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
本院认为：一、关于冯丽与丁德雨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冯丽主张丁德雨委托的是邢某1，不是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丁德雨主张其系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直接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并不认识邢某1，也从未委托邢某1。丁德雨与冯丽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丁德雨委托冯丽办理一汽大众转正事宜”，冯丽与丁德雨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收取了14万元的委托费用及委托报酬看，孙世恒、杜洪强与丁德雨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丁德雨与邢某1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故原审认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与丁德雨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二、关于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丁德雨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欲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方法使丁德雨获得工作机会，这将使不特定第三人丧失了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认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与丁德雨之间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无效。
三、关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应返还丁德雨款项数额的问题。冯丽主张虽然收取了丁德雨14万元，但其中的9万元已经在邢某1诈骗的刑事裁定书中责令邢某1退赔，不应在本案中继续审理，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仅应退还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虽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本案并非丁德雨对邢某1提起民事诉讼，而是丁德雨依据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应受该条款的限制，且原审法院已经在判决主文中写明“（2017）吉01刑终349号刑事裁定书中确认的邢某1退赔丁德雨的数额中已实际退赔的部分，在执行中予以扣减”，故亦不存在丁德雨重复获赔的问题。综上，刑事案件中的责令退赔内容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得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就该委托合同取得的14万元应予返还。其中5万元应予返还，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无异议，而对于转交邢某1的9万元，因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未提供证据证明转委托邢某1经过丁德雨同意，故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因转委托行为而产生的9万元无法返还的责任，亦应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同时，就该9万元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返还责任的部分，相应取代丁德雨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可在刑事案件中获得退赔。故原审法院判令冯丽、孙世恒、杜洪强返还丁德雨14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冯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业春
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
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高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