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同商终字第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管东卫，男。
委托代理人陈奇，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乔芳，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司，住所地太原高新区长治路226号1405室。
负责人陈连义，经理。
委托代理人武晓英，大同市城区新华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国友，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
法定代表人戴彬彬，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澍，男，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吴蕊芳，女，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上诉人管东卫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汪国友、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工集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2014）城民初字第1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苗建萍担任审判长，法官王艳宏、郑翔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管东卫的委托代理人陈奇、乔芳、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武晓英、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澍、吴蕊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汪国友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管东卫在一审中起诉称：2010年6月16日，被告北京建工集团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与大同市御东新区建设项目管理公司签订《大同市迎宾东街沙岭水泊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后，将该工程委托其下属被告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具体实施。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该分公司在“大同沙岭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开发，并与被告汪国友就该工程签订了《工程联营管理协议书》，由被告汪国友承包负责。被告汪国友与原告达成协议，由原告向施工项目工程提供水、电等建筑材料。自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原告向三被告“大同沙岭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提供价值3258780元的水、电建筑材料。在此期间，被告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先后向原告支付货款150万元。2012年8月22日经过对账，三被告确认尚欠原告水电建筑材料合计175878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分别于2013年2月7日向原告卡上支付10万元欠款，对于尚欠的1658780元，三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不付。原告因三被告不归还欠款，造成资金周转困难，受到巨大损失。诉请判令三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建筑材料款1658780元并支付相应银行利息从2012年8月23日至2014年6月10日共21个月，按年利率6.15%计算银行利息178500元，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原告未提供相关协议、对账单据或双方确认的欠款单据，无法证明与被告间存在法律关系，原告主张欠款以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汪国友一审未出庭，亦未提交证据及答辩意见。
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原、被告间未签订任何买卖合同，亦无任何约定，答辩人未收到过原告所供货物，亦未出具过任何确认结算性质的资料，原告诉请的货款及利息毫无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北京建工集团公司与大同市御东新区建设项目管理公司签订合同，承包大同市迎宾东街沙岭水泊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工程的施工。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对于当事人争议的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提供了2012年8月22日大同市沙岭项目部刘国华及刘俊签字的工程外欠材料款确认单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5份及明细清单7页。被告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及被告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对以上证据均不认可，认为材料款确认单上刘国华及刘俊均不是集团公司及分公司员工，也未经授权，签字系个人行为，不能证明有欠款关系；认为个人业务凭证中的往来账户均是个人账户，且银行账户及汇款人均不是分公司的。该院认为，由于材料款确认单中刘国华、刘俊非项目部人员，且无项目部盖章或授权，无法确定材料款确认单真实性以及与沙岭项目部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该院不予采纳。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均系自然人的个人账户，且汇款人非本案被告或被告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或被告北京建工集团公司授权同意的人，款项用途亦不明确；明细清单体现的是原告账户的流水明细，无法证明来帐情况，个人业务凭证及明细清单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该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未能提供与被告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或被告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双方存在供货情况或者结算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原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拖欠建筑材料款1658780元并支付178500元银行利息的主张，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36元，由原告负担。
管东卫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三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拖欠的建筑材料款1658780元，及自2012年8月23日至起诉时的利息17850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2010年6月16日，第三被上诉人作为总承包单位与大同市御东新区建设项目管理公司签订《大同市迎宾东街沙岭水泊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之后，将该工程委托其下属第一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司具体实施。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第一被上诉人在“大同沙岭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开发；2011年3月至2012年8月，第一被上诉人在“大同市高级技工学校项目”施工开发，并与第二被上诉人就该两项工程签订了《工程联营管理协议书》，由第二被上诉人承包负责，第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达成协议，由上诉人为施工项目工程提供水、电等建筑材料。这样，从2010年6月到2011年10月，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在“大同沙岭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提供价值3258780元的水、电建筑材料；在此期间，第一被上诉人先后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50万元，到2012年8月22日，经过对账，三被上诉人确认尚欠上诉人水电建筑材料合计1758780元。之后，经过上诉人多次催要，第一被上诉人于2013年2月7日向上诉人卡上支付了10万元欠款，对于尚欠的1658780元，三被上诉人便以各种借口拖延不付。（一）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山西省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证明第三被上诉人承包了“大同市迎宾东街沙岭水泊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工程”，第一被上诉人和第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均认可承包了大同市迎宾东街沙岭水泊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且对该证据予以认可。（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山西省大同市高级技工学校项目工程联营管理协议书》中第六条的约定，李春雷为第一被上诉人派到大同市高级技工学校项目的现场总指挥，汪国友为第一被上诉人派驻的该项目的执行经理。根据被上诉人认可的《山西省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约定，李春雷是第三被上诉人任命的现场总指挥，且大同市高级技工学校项目也是第三被上诉人承包的，而第一被上诉人是第三被上诉人的分公司，即汪国友是第一被上诉人派驻的执行经理。故即使《山西省大同市高级技工学校项目工程联营管理协议书》上无第一被上诉人的盖章，但该协议书是有效，并已经实际履行。由于上诉人不是该协议书的当事人，当然无法提供本协议书的原件。（三）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山西省大同市御东迎宾东街沙岭保障性住房项目工程联营管理协议书》中第六条约定，任命汪国友为第一被上诉人派驻本项目的执行经理。该协议书虽无第一被上诉人的盖章，但是大同市御东迎宾东街沙岭保障性住房项目确实是由第三被上诉人承包，是被上诉人认可的《山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部分，第一被上诉人为第三被上诉人的分公司，汪国友是第一被上诉人派驻该项目的执行经理。故《山西省大同市御东迎宾东街沙岭保障性住房项目工程联营管理协议书》上虽无第一被上诉人盖章，但是根据其他证据的佐证，该协议书也是有效，且实际履行的。同理，由于上诉人不是该协议书的当事人，当然无法提供本协议书的原件。（四）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汪国友签名的《证明》，汪国友是第一被上诉人派驻项目的执行经理，且汪国友是直接与上诉人进行业务接洽的人。汪国友是案件当事人，其证明属于当事人陈述，是必然的证据。根据汪国友的《证明》：刘国华在2012年8月22日是大同市沙岭项目部的项目部负责人之一，刘俊在2012年8月22日是大同市沙岭项目部的财务。（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大同市沙岭项目部工程外欠材料确认单》，由第一被上诉人在大同市沙岭项目部的财务刘俊制表，第一被上诉人在大同市沙岭项目部的项目部负责人刘国华确认，在大同市沙岭项目部上仍欠上诉人1758780元。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三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建筑材料款1658780元。另，一审判决中漏认定第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行为。在一审判决第7页中对第二被上诉人汪国友只字未提，这显然是漏掉了本案中重要的当事人。
上诉人管东卫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予以证明：1、送货单七页，欲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提供的货物；2、货物托运单四份，欲证明上诉人通过北京福瑞祥通物流有限公司给被上诉人工地托运货物；3、收据一支，欲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支付的100000元而出具的收据；4、借款单一份，欲证明汪国强为了给上诉人支付水电料款而向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借款的事实；5、《关于成立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司大同工程经理部及有关人员任职的通知》文件一份，文件号为建区综（2012）34号／建承人（2012）35号，载明：“成立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司大同工程经理部，由何启兵同志负责该工程经理部的全面工作，任汪国友同志为该工程经理部经理；聘李春雷同志为该工程经理部常务副经理；……”，欲证明何启兵、汪国友等人是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任命的项目负责人。
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其所提供的证据皆没有答辩人的盖章签字，显属无法律效力的合同，提供欠款材料确认单也没有答辩人公司的盖章签字，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提供的汪国友的证明也没有答辩人公司对其授权，且汪国友也是本案被告，其提供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更无法证明答辩人欠其材料款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适当，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亦服从一审判决，并同意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的答辩意见，其补充答辩称：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交易，答辩人并非适格的被告。
二被上诉人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汪国友二审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和证据。
经本院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和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对上诉人管东卫二审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二被上诉人认为其中送货单和托运单上的签字人方广根（方千根）并非该公司委任的管理人员；收据仅也能证明上诉人自己收到钱，无法证明由被上诉人支付；借款单的内容是空白的，故不予认可；证据5任职通知是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印章没有数字编码，与被上诉人使用的印章不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供任职通知的原件，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对，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其余证据因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佐证收货人、付款人系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和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其授权认可的人员，故该部分证据缺乏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就此争议问题在一、二审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和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认为其与上诉人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欠付其货款的主要依据是外欠材料确认单，该确认单仅有刘国华、刘俊二人的签字，并未加盖公章。刘国华、刘俊并未到庭，无法核实是否是其本人所签；上诉人欲以汪国友出具的证明佐证刘国华、刘俊二人系北京建工的项目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但汪国友同为本案被告，与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且汪国友未到庭，无法核实该证明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汪国友是北京建工的项目负责人，代表北京建工与上诉人订立的买卖合同。综上，上诉人关于其与被上诉人北京建工山西分公司和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其支付货款和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国华、刘俊以及收货和付款人方广根（方千根）的行为是代表被上诉人汪国友，故亦不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汪国友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汪国友支付其货款和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与三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上诉人要求该三被上诉人给付货款及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336元，由上诉人管东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苗建萍
审 判 员 王艳宏
代理审判员 郑 翔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