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虞民重字第10号
原告商丘市珂铭工量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艳华，女，1985年出生。
被告虞城县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卞德利，河南君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商丘市珂铭工量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珂铭公司）与被告虞城县利达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3月4日作出（2012）虞民初字第1468号民事判决，被告利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4月27日作出（2013）商民二终字第221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2）虞民初字第146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接到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后，本院于2013年10月28日立案重审，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张光明、胡长聚、母红梅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张光明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于2013年12月26日在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珂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生及委托代理人胡艳华、被告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杰及委托代理人卞德利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珂铭公司诉称，2012年6月份，原告在被告处定做一批用于张贴在钢卷尺上的标签，此批货物出口后客户拒收，原因是钢卷尺上的标签出现严重的脱胶污染现象，致使货物无法销售，客户将货物退回。由于被告的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原告的货物一进一出，各种损失达十几万元。退货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被告拒绝赔偿。为此，要求被告赔偿因其产品质量不合格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17626元。
被告利达公司辩称，1、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为其加工的标签不存在质量问题。2、原告出口到巴拿马的钢卷尺，其尺上的标签，不能证明是被告为原告加工的，退货的原因原告不能证明是标签引起的。3、原告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原、被告上述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为原告加工的标签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涉案钢卷尺上的标签是否是被告加工，钢卷尺被退货的原因是什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与原审时提交的证据相同，包括1、原告购买被告卷尺标签的汇款证明，证明2012年6月18日原告汇款2700元给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杰，用于购买被告生产的钢卷尺标签。2、原告与添利达有限公司签订的出口货物买卖合同，证明原告与添利达有限公司存在真实的钢卷尺合同关系。3、添利达有限公司的拒收声明，证明因为钢卷尺标签出现了严重的出胶现象，卷尺上的标签全部脱落，而且标签上出胶物质已经流到卷尺的其他部位，包装盒也被污染，卷尺外观和包装物受到严重损坏，添利达公司拒绝接受。4、2012年9月10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的退运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出口的钢卷尺之所以被退货，是因为卷尺上的标签出现脱胶现象，而标签是被告生产的。5、虞城县运输公司开具的货物来往运输费收据两张，证明原告支付运输费用18000元。6、深圳市宇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代理运费、运费、报送费等各种费用发票两张，证明原告已支付出关、入关及从发货港到目的港（巴拿马科隆息贸区）各种费用43366元。7、上海增值税发票，证明原告因此批货物造成纳税损失25000元。8、虞城县腾飞包装有限公司出库单及收据，证明此批出口卷尺退回更换包装的花费。9、返工费用清单及工作证明，证明此批卷尺退回后返工的花费。10、此批货物的出口报关单及进口报关单，证明此批货物出口后又被退回的事实。11、农行上海外高桥支行开具的海关保证金、风险担保金、抵押金专用收据，证明此批货物返回时原告交给海关的保证金。12、定做此批出口卷尺前原告方工作人员与被告方工作人员网上聊天记录电脑截图，证明原告向被告定做卷尺标签的事实。13、原告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14、原告方工作人员胡艳华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杰通话记录一份，证明被告为原告加工的标签存在质量问题。15、原告网上发给被告的标签图样（即原审庭后提交的证据1），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商标订购合同关系。16、返工费用工资单（即原审庭后提交的证据2），证明因返工原告支付费用13140元。17、参加返工人员的工作证（即原审庭后提交的证据3），证明参加返工工人的人员。18、被告生产的剩余标签样品若干张（即原审庭后提交的证据4），证明被告生产的有质量问题的标签还存在。
被告除陈述外，没有提交其他证据材料。
为了查明本案事实，庭审后本院向虞城县运输公司调取证明一份，虞城县运输公司证明2012年7月15日、2012年11月10开具的收据是真实的，是虞城县运输公司的豫N539**号车辆承运的原告的运输业务。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10、13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2份证据材料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与被告没有关系。对第3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认为不能证明标签不合格。对第4份有异议，认为公章是在原告欺骗下加盖的，同时该证据只能证明出胶，不能证明被告为原告印制的标签不合格。对第5份证据有异议，认为应以正式发票为准，收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6份中的12472754号单据没有异议，对12472793号票据有异议，认为与原告主张的货物不是一提单号。对第7份证据有异议，认为增值税发票不应属于原告的损失，可以退税。对第8份证据材料有异议，认为出库单不能证明是原告所主张的该批货物，收据不能作为原告支出的凭据。对第9份证据材料有异议，认为是原告自行制作的，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证人马秀玲、种凤阁出庭作证的证言不真实，证人是原告的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证言有偏向性，相互矛盾。对第10份证据材料有异议，认为进口报关单不能证明是原告所主张的该批货物。对第11份证据材料本身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12份证据材料有异议，认为不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记录。对第14份证据即录音资料不予质证。对第15份证据中的第一页即商标生产单有异议，认为该部分标签图样原告并没有在网上发给被告，对第二、第三、第四页的证据内容无异议。对第16份证据，认为是原告单方制作，被告不予认可。对第17份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18份证据认为不是被告加工生产的标签。
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虞城县运输公司出具的证明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见到原告返还的钢卷尺，此份证据不能证明运输返还的货物是否与本案有关。
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认证：被告利达公司没有异议的第1、10、13份证据材料，予以采信。第2、3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添利达有限公司存在钢卷尺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销售给添利达公司的钢卷尺标签出现了出胶现象，添利达公司拒收的事实，予以采信。第4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销售给添利达的钢卷尺标签因出胶和脱落现象被拒收，钢卷尺标签是被告生产的。第5份证据，编号为0012005的收据可以证明虞城县运输公司2012年7月15日将合同KM12008项下的货物运输至上海，原告支付运费9000元。编号为0012006的收据可证明虞城县运输公司2012年11月10日将上述货物从上海运输至虞城，又支付运费9000元的事实，该两份收据与本院调取虞城县运输公司出具的证明相印证，予以采信；第6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向深圳市宇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支付出关、入关等各种费用43366元，予以采信；第7份证据是增值税票据，但交款事项为港杂费，所交款项内容与票据形式不符，不能证明原告因该批货物造成纳税损失25000元，不予采信。第8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已向虞城县腾飞包装有限公司支付更换包装的花费15420元，予以采信。第9份证据，其中证人马秀玲、种凤阁已出庭作证，证明的内容与其他证人证言相一致，该组证据结合在一起可以证明因返工原告支付费用13140元，予以采信。第11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为退回货物已向上海海关交纳了保证金，予以采信。第12份证据与第15份证据中的第二、三、四页证据相同，被告无异议，予以采信。第14份证据，被告的法定代表李杰承认录音中男声音为自己的声音，通过录音的内容可以证明被告为原告加工的标签存在质量问题，予以采信。第15、16、17份证据，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有效证据材料及被告的陈述意见（被告陈述为原告加工的标签有3米、5米、7.5米的型号，其中5米的有两种型号），予以采信。对第18份证据被告不予认可，无法确认该部分标签与粘贴在钢卷上的标签系同一批产品，亦不能通过其他方法确认是否是被告加工的标签，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院调取的虞城县运输公司的证明，客观真实，予以采信。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意见，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珂铭公司是一家从事钢卷尺组装、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利达公司是一家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的公司，两家公司存在钢卷尺标签印刷的业务往来。2012年6月中旬，添利达公司决定向原告定购一批出口到巴拿马的钢卷尺。随后，原告通过网上聊天的形式，向被告利达公司发出加工品牌为UNIQFLEX钢卷尺标签（贴）的要求，其中规格为3M×16MM40800只，5M×19MM24000只，5M×25MM12000只，7.5M×25MM10800只。2012年6月18日，原告珂铭公司支付了标签加工费2700元。2012年6月20日原告珂铭公司与添利达公司签订正式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KM12008。2012年7月15日，原告租用虞城县运输公司的车辆将该批钢卷尺运送至上海港，支付运费9000元。2012年8月26日，添利达公司向原告发出拒收声明，理由为钢卷尺上的标签出现了严重的出胶现象，卷尺上的标签全部脱落，而且标签上的出胶物质已经流到了卷尺上的其他部位，包装纸盒也被污染。卷尺外观和包装物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要求退回货物，重新返工。2012年9月10日，原、被告共同向上海海关出具退运情况说明，被告承认标签系自己公司生产，并承诺可以做出合格的产品。2012年11月10日，原告租用虞城县运输公司的车辆从上海港将添利达公司拒收的钢卷尺运回虞城，支付运费9000元。钢卷尺运回后，原告组织员工进行了返工和包装，支付返工费用13140元、包装费用15420元。
另查明，原告为出口该批钢卷尺支付出入海关的代理运输费、报关费、港杂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3366元。
本院认为，1、涉案的标签能否认定是被告加工的。2012年6月中旬被告已收到了原告提供的品牌标签生产单，之后便为原告进行了加工，被告仅从该样单图形上应当知道为原告加工的这批标签可能是用来出口的产品。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已证明到2012年9月份，原告方工作人员胡艳华向被告方法定代表人李杰通话索赔时，告知出口的钢卷尺因被告加工的标签出现脱胶已被外商退回，当时李杰并未表示异议，且认可退回钢卷尺上的标签是自己加工的，标签确实有质量问题，而在2012年9月10日原、被告共同向上海海关出具的退运情况说明中，被告仍承认涉案的标签系自己加工。被告为原告按图样（样单）加工标签的事实客观存在，庭审中被告不再承认原告出口的钢卷尺上的标签是自己加工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综合上述三点理由，可以认定原告出口的钢卷尺上的标签应是被告加工的。2、涉案的标签是否有质量问题。在2012年9月10日原、被告共同向上海海关出具的退运情况说明中，被告承认原告出口到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的钢卷尺上的标签系自己加工，并认可标签有质量问题，而该批钢卷尺因标签出胶遭买受方添利达公司退货。原告方工作人员胡艳华与被告方法定代表人李杰的通话记录也可以证明，在2012年9月份，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时，被告亦认可自己加工的钢卷尺标签存在质量问题。本案证人也已证明退回的涉案钢卷尺的标签已脱胶，需返工清理原有标签。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认定被告为原告加工的钢卷尺标签存在脱胶质量问题。3标签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在验收时是否有过错。涉案的标签质量问题是在交货后运输过程中出现的脱胶问题，原、被告并未约定交货时具体的检验方式，当被告向原告交货时，原告方工作人员凭视觉检验数量和观察外观瑕疵情况，符合交易习惯，原告不存在检验过错问题，对本案损失，原告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存在钢卷尺标签（标贴）承揽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被告违反约定，向原告交付的标签不符合质量要求，应承担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具体包括向原告返还加工费2700元，赔偿原告损失89926元（包括虞城县运输公司运输钢卷尺的往来费用18000元，出入海关产生的费用43366元，更换包装箱的费用15420元，返工的费用1314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虞城县利达印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商丘市珂铭工量具有限公司标签加工费2700元，赔偿原告损失89926元（包括虞城县运输公司运输钢卷尺的往来费用18000元，出、入海关产生的费用43366元，更换包装箱的费用15420元，返工费用13140元），合计9262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52元，由原告商丘市珂铭工量具有限公司负担564元、被告虞城县利达印务有限公司负担20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光明
审判员 胡长聚
审判员 母红梅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赵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