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6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京，女，1976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行建，云南仲法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南路***号云纺东南亚商城*幢**层*****号。
法定代表人：段志恒。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玉华，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杨京与被上诉人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22民初3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京上诉请求：一、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22民初3221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律师事务所的本诉诉讼请求；三、本案的一二审费用由律师事务所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对事实认定错误。1、律师事务所未履行双方委托合同中的任何委托事项；2、杨京并未从“鲁银交易所”获得任何赔偿；3、原审认定律师事务所提供了法律服务与合同约定严重不符；4、原审认定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全部都是由杨京自己提供的；5、律师事务所并不清楚实际杨京追回的款项，原审将杨京自行追回的款项一并计算律师费错误；6、委托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是胜诉，意味着要通过律师事务所进入诉讼程序并胜诉才能支付，律师事务所并未起诉，不应当支付费用；7、律师事务所在委托合同签订后擅自变更律师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杨京对非委托律师实施的行为不予认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委托合同第四条是格式条款，加重了杨京的责任，排除了杨京的权利，律师事务所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该条款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律师事务所无须付出任何劳动便可以不劳而获的坐享其成，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2、本案中，双方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律师事务所的解释，即双方就鲁银交易所的投资合同形成委托关系，不包含其余三家。双方的委托关系仅限于诉讼，不包含非诉讼。
被上诉人律师事务所答辩称：一、本案是法律服务合同，律所已经提供了法律服务，杨京应当支付律师费；二、委托合同有效，条款中并不存在加重杨京义务，排除杨京权利的情形；三、合同中对指定律师有异议应当提出书面异议，杨京没有提出异议并接受了律所指派的律师，律所的服务不存在问题；四、合同中约定了本案律师费支付的条件除了诉讼之外还包括谈判、主动支付等，律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提供的服务内容。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中，被上诉人律师事务所在本诉请求判令：一、解除双方于2015年11月12日签订的《委托合同》；二、杨京支付所拖欠律师代理费48000元及支付自2016年4月18日起至所有费用偿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按照每日千分之五计算）；三、杨京承担本案诉讼费。上诉人杨京在反诉请求判令：一、依法确认双方于2015年11月12日签订的《委托合同》无效；二、律师事务所退还杨京所缴纳的差旅费5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律师事务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2日，杨京（甲方）与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合同》，杨京委托律师事务所担任杨京与鲁银交易所等投资合同纠纷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接受杨京的委托并指派律师为杨京承办委托的法律事务。合同第三条（2）中约定：“实行风险代理，甲方预交5000元差旅费，代理费按胜诉标的的15%向乙方交纳代理费，此款于到账后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无论甲方通过与争议方调解、和解、判决、裁决、强制执行、撤诉、争议方主动支付等任何方式解决争议，甲方均需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支付律师费，逾期支付该律师费的，需按千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直至付清之日止”。杨京于2015年11月12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方式向律师事务所预交了5000元差旅费。后杨京从广西银河、山东齐鲁、宁夏海蓝、青岛鲁银取回投资款338000元，其中青岛鲁银收款系210000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律师事务所根据委托合同指派段志恒律师及何兴瑞律师为杨京提供法律服务，从双方提供的电邮往来信息、聊天记录看，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委托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多次与杨京磋商、为其出谋划策，合同第四条约定的法律服务并不仅限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通过谈判方式为杨京挽回损失，杨京最终追回了338000元投资款。庭审中，律师事务所明确主张要求按照320000元投资款的15%计算律师费，即48000元。杨京认为委托合同明确了指派的律师为段志恒律师，且合同约定是风险代理，约定是诉讼，并未实际产生诉讼，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律师事务所并未实际履约，不应当支付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且应当退还杨京预交的差旅费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系：1、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2、委托合同是否应当解除？3、杨京是否应当支付律师代理费以及律师事务所是否应当返还预付差旅费？本案系当事人在履行有偿法律服务合同过程中对合同履行问题发生的纠纷，故依法应在合同关系项下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合同效力，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杨京基于委托律师事务所为其处理与鲁银交易所等投资合同的需要签订了《委托合同》，该合同为双方真实自愿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杨京主张合同排除其权利无效的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确认该委托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因此，杨京主张确认2015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委托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和单方解除，约定解除中又分为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签订委托合同的事实无争议，均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因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已签订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原审法院对律师事务所诉请解除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律师事务所要求杨京支付律师代理费48000元及支付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律师提供的是服务，是服务提供的智力成果，该服务并不仅限于诉讼，也可以是非诉讼法律服务，参与谈判等等，该法律服务系向委托方提供法律服务，而非排除委托方的参与。本案中，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无论甲方通过与争议方调解、和解、判决、裁决、强制执行、撤诉、争议方主动支付等任何方式解决争议，甲方均需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支付律师费”，其实质已明确约定法律服务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诉讼，杨京辩称，杨京与鲁银交易所等投资合同纠纷仅限于诉讼的主张不成立，而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律师事务所与杨京多次进行电子邮件往来为杨京提供法律服务，且杨京对此予以认可，可以认定律师事务所已为杨京提供了法律服务，杨京辩称系自力救助，律师事务所未提供法律服务的主张不成立。关于杨京提出双方的委托范围仅系鲁银交易所的辩解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系律师事务所与鲁银交易所等投资合同纠纷，该约定中有一个“等”字，从双方订立合同的初衷及本意，以及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双方多次进行电子邮件往来为杨京提供法律服务内容可以认定双方是对杨京所有投资合同的事项进行的法律服务约定，原审法院对杨京辩称仅是对鲁银交易所作出约定的主张不予采信；另根据双方的约定，律师事务所为杨京提供法律服务为有偿性的，双方约定的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代理费按胜诉标的的15%收取，对于律师从事委托代理收取费用的比例，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双方约定的代理费收取比例未超过《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本案双方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所涉及的杨京对他人的投资款已追回338000元，律师事务所实际已经完成部分委托代理的事项。律师事务所请求在合同约定15%的范围内支付律师费48000元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律师事务所主张的利息约定，根据《委托合同》约定，杨京应在投资款到账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律师事务所代理费，逾期支付该款的需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律师事务所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至付清之日为止。但因律师事务所在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杨京准确的投资款到账日期，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杨京主张律师事务所返还差旅费5000元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2015年11月12日杨京通过银行转账向律师事务所预付了差旅费5000元，双方在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款项系预交款，该款项应当包含在双方最终结算的代理费中，律师事务所主张的代理费已经得到支持，该部份应当予以减扣或返还，杨京主张返还的反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部分费用应予退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律师事务所与杨京20**年11月12日签订的委托合同。二、由杨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48000元。三、由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京差旅费5000元。四、驳回律师事务所其他本诉求。五、驳回杨京的其他反诉请求。
原审本案本诉受理费1263元，由律师事务所承担263元，杨京承担1000元，原审反诉受理费50元，由杨京承担。杨京承担的原审本诉受理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律师事务所。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杨京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中，其委托的律师只有段志恒律师，不认可律师事务所已经向杨京提供了律师服务。律师事务所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认为虽然委托合同中书写的是段志恒律师，但是其他律师参与到服务中，已经多次向杨京发送电子邮件，杨京也多次与其他律师沟通，已经认可了其他律师为其服务。原审中一审认定其他事实与本院二审查证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案件事实，并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委托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是否生效？杨京是否应当按照委托合同支付律师费？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上诉人杨京认为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无论甲方通过与争议方调解、和解、判决、裁决、强制执行、撤诉、争议方主动支付等任何方式解决争议，甲方均需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支付律师费，逾期支付该律师费的，需按千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直至付清之日止”。该条款属于排除律师事务所的责任，加重了杨京的责任却排除了杨京的主要权利，且律师事务所也并未对该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条款无效的情形。本院认为，双方签订委托合同的目的在于，杨京希望通过委托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追讨其向鲁银交易所等支付的投资款，而律师事务所希望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得杨京支付的对价律师费，双方合同中并不存在加重杨京的支付义务，排除杨京的权利或者减轻律师事务所的服务义务的内容，故杨京主张的合同条款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服务方式不限于诉讼和判决，可以是其他的争议解决方式，包含了争议方主动支付等，律师事务所举证证明了签订了合同之后，律师事务所已经向杨京提供了法律服务，杨京对此认可，也认可了收回来了部分投资款，故原审法院依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判决由杨京按照取回的投资款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杨京上诉主张律师事务所未履行双方委托合同中的任何委托事项；并未从“鲁银交易所”获得任何赔偿；原审认定律师事务所提供了法律服务与合同约定严重不符；原审认定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全部都是由杨京自己提供的；律师事务所并不清楚实际杨京追回的款项，原审将杨京自行追回的款项一并计算律师费错误；委托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是胜诉，意味着要通过律师事务所进入诉讼程序并胜诉才能支付，律师事务所并未起诉，不应当支付费用；上述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悖，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京上诉认为律师事务所在委托合同签订后擅自变更律师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杨京对非委托律师实施的行为不予认可。双方合同第二条明确了律师事务所可以指定其他律师履行责任，如果杨京对此有异议的，应当提出书面异议，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中，律师事务所指定了其他律师与杨京接洽，杨京在与律师沟通过程中并未提出异议，故杨京认为其不认可非委托律师实施的行为与本案事实相悖，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杨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3元，由杨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各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判长 古维贤
审判员 杨 茜
审判员 姚 丹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敖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