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杭行终字第6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亚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李建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叶寒冰。
上诉人余亚萍为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干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杭州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行初字第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江干公安分局于2014年5月2日作出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4月29日18时许，余亚萍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活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查获并训诫。经查，该余亚萍曾多次去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活动，不听劝阻，属情节严重，并在2014年3月9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9日，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应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余亚萍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余亚萍不服，向杭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公安局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杭公复（2014）第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江干公安分局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
原审原告余亚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撤销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杭公复（2014）第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9日18时许，余亚萍携带信访材料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声称要到中南海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并进行训诫，后被送往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2014年5月1日10时50分许，江干公安分局彭埠派出所接到华某报案后受理本案，于当日20时45分许在杭州火车东站将余亚萍口头传唤至彭埠派出所进行调查，后经审批，将传唤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2014年5月2日，江干公安分局根据彭埠派出所的调查情况作出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余亚萍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存在从重处罚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余亚萍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江干公安分局在作出该处罚决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处罚决定作出后，亦向余亚萍送达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拘留处罚已于2014年5月2日至2014年5月9日在杭州市拘留所执行完毕。
余亚萍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于2014年5月4日向杭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公安局于2014年5月5日依法受理，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杭公复（2014）第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江干公安分局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余亚萍仍不服，故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江干公安分局于2014年3月9日作出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2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余亚萍伙同他人在2013年1月21日至1月31日省两会召开期间在省两会举办地省人民大会堂边以举牌子、喊口号方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给予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同时对余亚萍在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给予行政警告的处罚。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该法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案件的除外”。
本案中，余亚萍系江干公安分局辖区内居民，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江干公安分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江干公安分局彭埠派出所受理本案后，经过调查，查明余亚萍在本案案发前曾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经训诫、行政警告，仍不听劝阻，于2014年4月29日再次前往北京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同时查明余亚萍在2014年3月9日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江干公安分局根据上述事实作出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余亚萍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虽然江干公安分局在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仅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未引用该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存在不当，但余亚萍在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确系事实，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此也作出了认定，并已适用相应规定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对余亚萍作出了从重处罚，因此，未全面引用法条的瑕疵并不影响该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对该瑕疵予以指正。另，江干公安分局在办案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受理、调查询问、传唤审批、事先告知、作出处罚、送达文书等程序，并无不当。杭州市公安局作为复议机关，作出维持江干公安分局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亦无不当。综上，余亚萍要求撤销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杭公复（2014）第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杭州市公安局提出的余亚萍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的辩称，经审查，对杭州市公安局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亚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余亚萍承担。
余亚萍上诉称，一、上诉人不存在被上诉人认为存在非正常上访的情况。信访是党和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鼓励人民群众积极监督政府的工作和相关工作人员，积极反映情况，人民群众通过信访渠道来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也是法律所赋予权利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意志的表达，任何组织与个人都无权予以打压，否则属于滥用权利。被上诉人认为只要信访人员去中南海周边、以及北京国家重点区域就属于非正常上访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属于被上诉人滥用职权的思维。第一、上诉人不存在在公共场所集结大批人员的情节；第二、上诉人不存在在公共场所聚众闹事的情节；第三、上诉人不存在在公共场所围堵交通等行为的情节；第四、上诉人不存在在公共场所喊口号、发传单、拉横幅等行为；第五、上诉人不存在在公共场所长时间集会、滞留等情节等。二、在北京（包括中南海、天安全门周边）都有居民住家，该地域任何公民都有权行走，北京公安在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地区对外来人员发放所谓的训诫书，是一种广而告之的宣传单，被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违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无中生有。三、上诉人依法维权，被上诉人肆意罗列各种毫无事实依据的罪名，阻止上诉人维权道路。退一步讲，假设上诉人在北京涉及违反治安处罚管理法的行为，北京公安机关不会无动于衷，更何况北京公安局认为上诉人没有在北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的事实。综上，请求：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行初字第9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江干公安分局作出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案件的除外”。江干公安分局作为余亚萍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该法第二十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本案中，江干公安分局根据余亚萍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等材料，认定余亚萍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且在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属情节较重，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被诉处罚决定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江干公安分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余亚萍给予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上，江干公安分局在受理案件后，履行了告知、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上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诉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属于滥用职权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杭州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余亚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
代理审判员 何钦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