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嘉善商外初字第2号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import&exportagents（nz）limited）。住所地：新西兰奥克兰市thegardens，henrietteplace街10号。法定代表人：陈丽君（chan，laikwan）。委托代理人：任汝平。被告：黄加（karwong），新西兰公民。委托代理人：曹海斌。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于2013年12月27日向本院起诉。因被告黄加独资的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善县大云镇工业园区，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受理。受理后，该案依法由审判员张志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庭审前，双方当事人明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丽君、委托代理人任汝平律师，被告黄加委托代理人曹海斌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诉称：自2003年至2009年止，被告黄加分19笔共向原告借贷840000新元（nzd），虽经原告催讨，被告至今未还，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黄加返还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借款新西兰元840000新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承担。被告黄加答辩称：对案件管辖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没有异议；被告从未与原告发生过任何借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明：1、新西兰公司注册处公司情况摘要原件一份，证明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及该公司股份构成；2、外商投资企业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原件一份，证明被告黄加的居住地及财产所在地；3、被告黄加签属的2003年到2009年的借据（statementofaccountlend）、杭州市西湖公证处公证书原件六份和相关认证、公证、中文翻译材料，证明被告黄加共6次签属借据，借款总额为840000新元；4、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一份，证明六份借据的签字都是黄加所签；5、网上资料打印件一组，证明statementofaccountlend应翻译为借条、借款申请或者账户借给声明；6、转账记录六组，证明涉案借款由原告账户转入被告或被告指定方的账户；7、新西兰内政部翻译处更改翻译证明原件一份，证明statementofaccountlend可翻译为借出款对账单。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公司的年审月份是每年10月，但原告起诉的日期是12月，已过年审日期，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公司仍然存续。本院认为，原告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原告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提出主张否认原告公司存续的事实，应提交反驳证据，但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4，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2013年9月10日之前黄加只是溢联电子的显名投资人，真正控股人是黄涛；被告对证据4没有异议，但认为是被告黄加在2013年生病时的弥留之际，在病房里掺杂在陈丽君和女儿拿过来的很多中英文文件中签署的。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4无实际异议，且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2、4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公证、认证的程序没有异议，但认为：写有“本公司会计部，向黄加追回借款”字样的文件，是原告单方面作出，黄加本人没有确认；在没有办法知悉转出款项的账户是原告账户，且文件上的签名也不是黄加本人签署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贷出账户对账单（statementofaccountlend）的真实性；西湖公证处公证书中的2007年的对账单和原告提交的原件不一致，原告提交的原件上有“323480”字迹而公证书中的该年份的对账单上没有。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提交的英文名为statementofaccountlend的文件已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该证据的形式和来源合法；第二，西湖公证处的公证书不属于域外证据，且公证书涉及的域外原件的法律效力已可由合法的公证、认证件补正；第三，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六份借据的签字都是被告黄加所签；综上，本院对证据3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5、6，被告有异议，认为相关证据不符合该类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5不符合电子证据的法定形式，原告提供的证据6是域外证据却未经公证、认证，由于前述证据的形式不符合该类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6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7，被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被告认为：首先新西兰内政部翻译处的证明写的很清楚，“黄女士要求更改对账单翻译件的中文标题”，显然这是引导性的翻译；其次，原告公司与被告黄加间有货款往来关系，之前将“statementofaccountlend”翻译为“贷出账户对账单”是合理的；再次，第二份将“statementofaccountlend”翻译为“借出款对账单”明显是为了民间借贷的目的，显然不合理，完全背离了双方的货物往来关系。原告认为：一是“贷出”“借出”这两个是词是同意的，但是被告方一直强调二者的不同，所以才作了第二次翻译；二是新西兰内政部翻译处是“在斟酌核查之后”才进行的更改，以替代原来的翻译件；三是被告方提出的861万元跟本案毫无关联。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的证据资格无异议，且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证据7的证据资格予以认定；至于证据7证明力的大小，本院将在综合审查判断全案证据后，在说理部分予以论述。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义乌市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原件一份，证明2006年至2012年被告黄加销售给原告72个货柜的货物的费用都是黄加支付，原告未支付任何款项，原告欠被告861万元；2、张朋朋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情况证明原件各1份，证明黄加把采购的货物委托给义乌长源公司发货给原告，采购费用由黄加支付的事实。3、证人温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原件各一份和证言，证明黄加委托义乌市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fob（离岸价）方式向原告出口货物，货物的代理费、内陆运费、码头费用、报关费用和其他额外费用（名义为仓储费）都由黄加支付的事实。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原告认为：一是被告的证据缺少报关单、发票等，不符合我国的进出口法律法规，这些货物贸易无法确认；二是被告的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这些证据属于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三是这是公司间的贸易往来和本案的黄加个人欠款没有任何关联；四是这些货物的货款已结清；五是如果被告认为原告公司尚欠其货款，被告可以另行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七条规定，“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被告提交的义乌市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证明只加盖单位印章，无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故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2，原告质证后认为，被告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现证人未出庭，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2的证据形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且该证据证明的采购事项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3，原告质证后认为，证人只是跟单某，只知道与跟单费用有关的事实，其他证言都属于传闻证言，与义乌市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有关的费用都应由黄加负担，因为原告公司是以离岸价格向黄加采购商品，且货款已付给黄加，2013年4月3日最后结算后黄加退款7万余元给原告公司。本院认为证人温某有关跟单、报关的证言属于原始证据具有较高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其他有关货源组织、货款支付等事项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双方争议焦点是“statementofaccountlend”的性质认定。原告认为，“statementofaccountlend”的英文本意就是借条，六份“statementofaccountlend”属于被告黄加签署的借款凭证，而不是会计账册。被告认为：第一，“statementofaccountlend”应翻译为“贷出账户对账单”，而所谓的“贷出账户”应理解为会计准则中“借贷记账法”的“贷方”，会计账目一般都存在“借方”“贷方”，如按原告的逻辑所有会计账册记载的账目全部都存在借贷关系，这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二，如果是借条应当有明确的文字表述一方在什么时候向另一方借到多少金额，但原告提供的六份对账单中都没有所谓的借贷内容的陈述，所以“statementofaccountlend”性质是贷出账户的摘记，而非借条。本院认为：第一，经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双解财会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借贷记账法”中的“借方”“贷方”英文表述分别为“debit”“credit”，“lend”汉语意为“出借”“贷款（暂时借钱给他人使用，到期返还，通常要加付利息）”；第二，新西兰内政部翻译处经“斟酌核查”将“statementofaccountlend”译为“借出款对账单”，作为官方译文，该译文消除了歧义，具有较高证明力；综上，本院认为黄加签署的六份“statementofaccountlend”性质为“借出款对账单”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及其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从2003年8月20日起，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通过电汇陆续向被告黄加汇款19笔，截至2009年10月29日，汇款合计84万新元；而后，被告黄加签署六份借出款对账单，该对账单记载了银行账号、黄加的姓名，以及每笔借款具体的借款时间、借款方式、借款查询号、借款金额，最后由被告黄加签字确认，六份对账单合计确认的借款金额为84万新元；借出款对账单未记载还款时间。另查明：被告黄加委托义乌市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fob（离岸价）方式向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出口货物。尽管经过鉴定后，被告方对黄加曾经签署六份借出款对账单的事实不再有异议，但被告还是试图指出这些对账单的一些瑕疵，以削弱其证明力。被告方指出：首先，借出款对账单未体现双方的借贷合意；其次，借出款对账单是2013年被告黄加在弥留之际掺杂在很多中英文文件里签署；再次，西湖公证处公证书中的2007年的对账单和原告提交的原件不一致，原告提交的原件上有“323480”字迹而公证书中的该年份的对账单上没有。对这些质疑，原告回应称：6张借条是黄加签字后寄回新西兰的，其中三份是当时签的，另三份2012年补签（最后一份签于2012年7、8月间）；“323480”是在黄加签名后添加的，这笔钱的tt号写错了，因此在旁边备注了正确的tt号。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被告黄加签署的六份法律文件的标题已经清楚表明了相关文件的法律性质为与贷款（lend）有关的公司对账单（statementofaccount）；其次，借出款对账单详细记载了银行账号、黄加的姓名、具体的借款时间、借款方式、借款查询号、借款金额，本院注意到这些记载中的一些瑕疵，如2009年第二笔款项的日期记载错误，2007年第二笔款项的tt号记载错误，但由于借出款对账单记载十分详细，即使存在前述瑕疵也足以将19笔款项一一区分；再次，虽然借出款对账单未记载签署日期，但经西湖公证处公证的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借出款对账单记载的传真时间为“1／9／2012”，可见借出款对账单最晚签署日期在2012年9月之前，被告所称“2013年被告黄加在弥留之际掺杂在很多中英文文件里签署”的主张不属实。本院认为：原告传真给被告黄加签署的六份对账单的标题已经清楚表明了该对账单记载的账款的法律性质为贷款（lend）；同时，借出款对账单详尽记载了每笔借款具体的借款时间、借款方式、借款查询号、借款金额，足以区分每笔借款，以供被告黄加核查，被告黄加在相关对账单末尾的签名处签名，应视为其对借出款对账单记载事项的确认。因此，对账单是原、被告双方对一段时期内双方借贷的债权债务的总结，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依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在被告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原告诉请被告返还840000新元借款，有事实依据，被告声称原告与被告之间无借贷的合意，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也对原告的诉请提出了抗辩，声称这些款项来源于黄加和陈丽君的夫妻共同财产或应由夫妻共同承担；但被告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主张，同时法庭注意到原告是在新西兰公司注册处注册的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且未有生效的司法文书否认原告公司的拟制人格，因此对被告的该抗辩本庭不予采信。被告也声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黄加委托义乌市长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fob（离岸价）方式向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出口货物，这一点已为法庭查明。但被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认定，原告汇给被告的全部款项实际是原告应付被告的货款，或其中的某笔款项实际是原告应付被告的货款；被告也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尚欠其货款，并据此要求原告清偿或抵销。被告的证据只是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以fob方式计价的买卖合同关系，仅此而已；而本案诉争的借贷关系和被告主张的买卖关系，在逻辑上并不构成一对矛盾，肯定买卖关系存在，并不能否定原被告间的借贷关系，从这点看，被告的抗辩是不成立的。综上，原告和被告是涉外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借款840000新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且有借出款对账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应予支持。双方当事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加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进出口代理（新西兰）有限公司借款840000新西兰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072元，减半收取20536元，由被告黄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志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顾妍婷附页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且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