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七民初字第1492号
原告李作平，男，194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
被告潘宗乐，男，194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达伦，与被告系叔侄关系。
原告李作平诉被告潘宗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作平，被告潘宗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达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作平诉称：被告是原公社集体所有制卫生人员，1992年“建并撤”时，被无故下放和解散，从此失去了工作，并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被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2007年12月16日与其他集体卫生人员组织起来，多次开会协商，并推选出组长李运昌，副组长主永煊、王关秀，成员顾大泽、胡正才、赵民臣、金啟先、张贵询，组成维权代表小组，授权其按政策和法律代表维权事宜，且签订了代表推荐书和盖上手印明确代表权限，并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及个人资料。2008年元月，推选出的组长、副组长及全体成员找到原告，说明原因和情况后，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上述代表一致同意请原告帮忙。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了委托，代表及维权人员均签订了承诺书，并在承诺书上签字盖印，认可承诺的事实，原告也签字认可。这些代表、维权人员及被告请原告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文化淡薄，无法找到相关证据和所需提交的材料和文件，另外原告有车，跑路方便，可以先行垫资，而且这件事所需时间长，需付出辛苦及劳动。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由被告及代表分别向原告承诺并立字为据：如退休按月领工资给原告到位时的一年工资（因当时不知工资能得多少），如一次性解决，按解决数额的10%给原告作为劳动报酬及感谢，如未得解决则分文不给，自己所垫资金及所花去的各种费用自行承担。原告担着极大的风险于2008年元1月26日及30日与被告及代表分别正式签订了承诺合同，原告签名接受。原告接受后，考虑到此事的重要及时间的关系，立即收集资料、查找相关文件和政策依据，不分白天黑夜，每天行车数百公里，跑遍毕节市各县、乡镇、遵义、凯里、贵阳等地，经过努力，找到相关的政策依据，于2008年6月18日正式向中央、省、卫生厅、毕节市有关单位提交了要求落实的书面材料，找到了相关责任人，中央、省回函，在领导的重视和文件精神的压力下，原毕节行署于2009年12月31日下发了225号落实和解决我们的正式文件，并规定了解决的时间和对象、政策，工资从2011年6月11日起补发，各县市同时也作出了相应解决的文件依据，实际工资是2011年12月才正式解决、落实、发放。按照双方承诺约定，工资到位，承诺兑现。可被告不讲诚信，多次追问，至今不兑现承诺，不履行承诺。几年来原告为了被告的承诺，丢下自己的一切，一心为被告等人付出，付出多大的代价、劳动和心血，众所周知，车跑坏，垫了不少资金，身体不如从前，可被告每月有工资领，原告什么都未得，被告不兑现承诺，不讲诚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人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委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在付出劳动后有获得报酬的权利，支付劳动报酬的多少是当事人与代理人合意的结果，被告对原告的承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都是完全民事行为人，被告不履行承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和法律的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兑现和履行对原告的承诺，兑现金额及利息共计30580.96元（计算方式：2011年6月到位工资，2041.00元／月x12=24504.00元／年x定期利息3.1%=759.60元／年x4年=3038.48元x2倍=6076.96元＋24504.00元=30580.96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李作平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身份证、录用证，用以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同时证明被告将上述资料交给原告，主要是为了委托原告帮助解决、落实退休待遇、落实政策，是被告应该履行承诺的主要事实和依据。
2、代表推荐书，用以证明推荐书中的组长、副组长及成员均由维权人员共同推荐，并签字认可，明确代表的权限，凡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的事情均由代表人行使，只要在法律、政策规定的事都认可。
3、代表承诺及个人承诺书，用以证明代表是大家亲自签名盖印推选出来的代表，与原告签订承诺合法有效，代表全体参维人员签订，并且代表推荐书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代表和原告认为，为了进一步负责，经代表决定后另行与个人再次签订承诺更为可靠，所以就出现了个人认可的承诺，两份承诺目的明确，责任清楚，谁都不能违反，谁违反就应承担法律后果。
4、特别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经过授权，受托人按照委托权限，依法律规定完成委托人交办之事，并承担后果，是双方合作的主要依据，是对外办事的通行证。
5、省高院、市中院、市人大转办函，用以证明原告从2012年4月12日在七星关区法院未得立案，一直未放弃诉求的权利，到省高院、中院、市人大进行上访、请求、追诉，其目的是不让诉讼失效。
6、工资介绍信、卫生局报告、黔西出台工资标准，不同意签字，用以证明在请求落实解决中，七星关区卫生局报告解决每月230.00元，黔西出台每月最高750.00元，但都被拒绝，参维人员与被告等人签字不同意，再次追求，结果解决每月2000.00多元，增长了十倍，这就是原告及推选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
7、毕署办通（2009）225号、毕市府办通（2011）275号、黔函（2009）119号、内部明电，用以证明原告等人经过努力，上访到中央、省、地、区、各卫生及主管部门，在原告等人提供材料中找到了依据，在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政府的督促下，毕节行署下发了（2009）225号文件，省卫生厅下发了指导性文件、内部规定，原毕节市下发了解决的文件，按照文件精神于2011年12月发放退休工资，并从2011年6月1日起补发，说明了这些结果是原告等人经过努力得出的结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8、省卫生厅对黄瑞英等反映问题的答复，遵义市人民政府（2007）179号、黔卫办发（2013）5号，用以证明上述文件是帮助落实政策的支撑及主要依据，七星关区政府要支撑文件，原告一个星期跑遍遵义等14个县，都有解决的方案，但未一一举证，都用遵义市文件，黄瑞英问题就证明了该组证据的主要性、解决性及落实性。
9、提交材料、领导签收、邮寄时间、联系电话、告知单、信访回函，用以证明原告从接受委托起，不分白天黑夜，跑遍遵义、黔西、毕节各县市收集资料，查找依据，于2008年6月18日起向中央、省、地相关部门进行投递和亲送，得到各级部门及领导的重视，给予回信，帮助指导，多次上访，请求落实和支持，在原告和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路已光明，但至今还有很多事未完全解决落实，在提交的材料中，均用原告的电话，明知有风险，但为了联系、好找人，只好这样。
10、出庭证人主永煊、王关秀、杨大会证言，用以证明代表推荐书和委托书是如何得来的，原告起到的作用及在其中所做的事情。
被告潘宗乐辩称：原告没有以个人的身份与被告签订过任何《承诺书》。原告所提供的《承诺书》是由原告的叔叔李运昌任组长，主永煊、王关秀任副组长及其成员所组成的“小组”签订的，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是原告与所谓的“小组”之间的相互承诺。虽然《承诺书》中有被告的签名，但只是与“小组”有关，而原、被告之间无任何直接关系，且原告提供的《特别授权书》中也表明原、被告之间无任何关系。原告未曾履行其与“维权组织”之间的“相互承诺”义务。包括被告在内的所有维权人员都是1992年建并撤时被下放解散，后因党和政府的英明，符合政策条件的人员实际从2011年12月起发工资。但还有潘飞、吴学攀、孙善之等人也参与了“维权”并交纳了“经费”，可至今仍未解决，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告认为被告得到解决是其“征服”政府，给政府“施压”的论断毫无依据。毕署办通（2009）225号文件清楚写到：按照省人民政府王晓东常务副省长和刘晓凯副省长的重要指示及省委办公厅的指示，根据地委（2009）第74号地委委员扩大会议纪要精神和参照遵义、黔东南对此问题的处理办法，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处理意见……。上述问题涉及文件十几个，部门几十家，但唯独找不到“根据李作平所反映问题”的字样。在2011年12月落实政策的时候，当初参加“维权组织”并交纳1000.00元为作活动经费的潘飞、吴学攀、孙善之等人未得到落实，而没有加入“维权组织”等人，却享受了政策给予的待遇。只要你的问题符合政策的规定，就算你坐在家里，党的光辉依然会照到你。综上，被告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完全是党和政府的英明，是党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结果，并非是原告所说，是他“找了相关负责人”和“在领导的重视和文件精神的压力下”才得以解决，故原告的诉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潘宗乐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毕署办通（2009）225号和毕市府办通（2011）275号文件，用以证明：被告待遇的落实是政策的落实，并非原告代理的结果；文件下发的依据从1979年就有依据。
2、《承诺书》及《特别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在承诺书中原告没有履行其与领导小组的承诺。
综合原、被告的陈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代理的代理行为与被告的退休待遇落实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告所举的第2组、3组、4组、5组证据材料，符合有效证据要件，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所举的第1组、6组、7组、8组、9组、10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被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获得退休待遇，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所举的第1组、2组，能够证明被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获得退休待遇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被告系农村合作医疗期间集体所有制卫生人员。1992年“撤并建”后，根据省卫生厅、人事厅的安排离开了卫生院的工作岗位。2007年下半年，该批人员中的部分人员得知毕节周边地区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卫生人员生活待遇问题已获得解决，遂于2008年元月30日制作《代表推荐书》，成立了以李运昌为组长，主永煊、王关秀为副组长，成员有顾大泽、金啟先、胡正才、赵民臣、张贵询的“维权领导小组”。同日，领导小组签署《承诺书》，承诺：不论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跑下我们的工资劳保，全体人员自愿给帮忙的人一年工资（解决时标准），如一次性解决，按解决金额的10%给作报酬，李作平办到就给李作平，办不到分文不给。2008年2月29日，李运昌、主永煊、王关秀、张贵询、金啟先、赵民臣、顾大泽签署《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为维护原公社集体卫生人员的合法权益，特别授权给组长（“维权小组”）李运昌的侄儿李作平为维权代理人，代理权限为：委托人在维权中的一切法定权利由代理人行使；代理人行使法定权利时有权按照司法、行政程序进行仲裁、诉讼、上访、调解、申诉、追赔等。2008年4月26日，领导小组制作《承诺书》（该承诺书内容与前述承诺书内容基本相同），然后领导小组成员分别到各地游说、劝导被告等二百多名原公社卫生人员签名。《承诺书》签订后，原告与“维权小组”的部分成员到各地“搜集”文件（所说的“政策依据”）、组织农村集体卫生人员开会、上访等。
另查明：关于被告等农村人民公社卫生人员的待遇问题，1978年12月1日，卫生部、国家卫计委、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的关于颁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卫生院暂行条例（草案）》中明确规定：公社卫生院是国家卫生事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综合性的卫生事业单位；卫生院由卫生局和所在公社实行双重领导；人员编制按照国家人员和集体人员分别纳入国家劳动工资计划和集体劳动工资计划，公社卫生院集体人员的退休退职，由各省、市、自治区参照《国务院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2009年12月31日，原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根据《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卫生院暂行条例（草案）》、五部委《关于集体卫生人员实行退休退职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贵州省集体卫生人员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结合当时本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向各县（自治县）、市（区）人民政府下发了“毕署办通（2009）225号”《关于妥善解决我区乡镇卫生院集体所有制卫生人员退休退职待遇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认真按照前述政策规定给乡镇卫生院集体所有制卫生人员办理退休退职手续，落实待遇。2011年11月4日，毕节市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认定毕节市原公社卫生院集体所有制卫生人员名单的通知》（毕市卫通（2011）198号），认定被告等170余名原公社卫生院集体所有制卫生人员符合政策规定，纳入解决范围。2011年12月，该批人员得以解决生活待遇问题（从2011年6月补发）。之后，原告李作平以被告未“兑现承诺”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解决公社卫生院集体人员退休退职待遇问题。首先有1978年12月1日卫生部、国家卫计委、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发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卫生院暂行条例（草案）》，对公社卫生院集体人员的退休退职问题作了全国性的政策性部署。其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省、市相关机关、部门依照《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卫生院暂行条例（草案）》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全面、具体的安排。最后由毕节市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照政策，对照条件认定符合解决条件的原公社卫生院集体所有制人员后，由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了该批人员的退职退休手续。在上述待遇的解决过程中，即使没有原告的代理行为，相关部门也会按照相关政策予以落实。因此，原告李作平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等人获得生活待遇与其代理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作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5.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82.50元，由原告李作平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简泽智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
书记员 肖 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