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男，198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代理人：江如椰，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春光，男，1971年3月2日出生，朝鲜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朴英，女，1976年6月14日出生，朝鲜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东升，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邱志东，男，197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张军因与被上诉人董春光、朴英、邱志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11日，张军与董春光签订一份《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董春光将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二街23号之一（含阁楼）商铺租给张军经营，董春光确保房屋的合法使用权，如果因房屋产权及使用权纠纷给张军造成损失，董春光负有赔偿责任；租赁期限为第一楼从2011年8月12日至2014年2月28日止，第二楼从2011年8月31日至2014年2月28日止；租金为每月9500元，张军应在每月4日前主动向对方缴纳当月租金，逾期缴纳，每日以欠交租的3%收取滞纳金；逾期超过7天不缴纳租金、水电费，董春光有权终止合同及商铺使用权收回，不退还押金，室内所摆设物品由董春光处理等。同日，董春光将涉案商铺交付张军使用。
2011年8月23日，张军与董春光签订一份《商铺转让合同》，约定董春光将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二街23号自编之一（面积约28平方米）的商铺使用权、货品及经营设备转让给张军作为商业使用，其经营范围以营业执照为准；转让费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2011年8月10日付定金人民币贰万元整，2011年8月12日付诚意金人民币伍万元整（即日起店铺使用权，收益权、货物等营业生活设施及使用费用都属张军），其余款项在2011年8月25日前一次性付清；租赁期为两年柒个月，自2011年8月12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张军支付诚意金后，该商铺只能转让给张军，双方都不得反悔，违者按诚意金双倍赔偿对方；张军应按时支付以上款项，逾期支付，商铺使用权归董春光，张军前期所付款项不给退回；因张军方使用董春光营业执照，所以张军应自觉缴纳所有税款，如有拖欠，董春光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及收回商铺使用权；商铺租期满后，张军有优先续租权，双方约定本合同租赁期到期后，张军受让董春光同房东所签署租赁合同对整套物业（包括分租出去自编号为之二、之三）的优先续租权，张军与房东的新租赁合同签订时给董春光转手费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该商铺在董春光经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均由董春光负责与张军无关；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张军为证明其向董春光支付了商铺转让费120000元，提供了《收款收据》及转账凭证两张。《收款收据》内容有：“今收到张军交来转铺定金贰万元、转让费12万含货物、一、二层租金9500元，金额（大写）贰万元，经手人：董春光。2011年8月10日”；2011年8月11日的转账凭证显示：付款人为詹素琴，收款人为朴英，转账金额50000元；2011年8月26日的转账凭证显示：付款人为张军，收款人为朴英，转账金额63300元；张军认为：其于2011年8月10日支付定金20000元给董春光，2011年8月11日由詹素琴转账50000元给朴英，2011年8月26日转账63300元给朴英（其中10000元是租金押金、3300元是8月下半月的租金），即共支付120000元转让费。对此，董春光、朴英认为：对收到上述20000元定金予以认可，朴英也收到上述转账的50000元及63300元，但对于该三笔款项的性质可由原审法院认定；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上面写着是“定金2万元”。
原审另查明，张军曾要求解除上述所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而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军的请求理据不足而判决驳回张军的请求，本院于2012年7月3日以（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审法院的上述一审判决。根据该已生效判决书查明，海珠区赤岗路赤岗二街23号首层，产权人是邱志东；董春光与邱志东于2011年3月1日签订的关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二街23号商铺的《租赁合同》，其中载明租赁期限2011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止，且约定董春光在租赁期内，可以部分转租，不能整体转租等；董春光与邱志东于2011年5月5日签订《补充合同》，主要内容：邱志东租给董春光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二街23号商铺，董春光可以整体或部分转让，也可以整体或部分转租；邱志东对上述两份合同予以确认。
另，原审查明，以上《商铺租赁合同》与《商铺转让合同》涉及商铺为同一商铺。董春光与朴英为夫妻关系。
2013年2月21日，张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董春光未忠实履行《商铺转让合同》的行为违约，并解除《商铺转让合同》；2.判令董春光、朴英因违约而向张军归还商铺转让费120000元及自2011年8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3.判令董春光、朴英因违约而应向张军支付赔偿金100000元；4.判令邱志东与董春光、朴英共同承担上述第二、三项请求的偿付责任；5.判令董春光、朴英和邱志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公告费。
原审法院认为：张军与董春光于2011年8月11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当日，董春光将涉案的商铺交付给张军使用，张军在使用该商铺后，于同年8月26日就该商铺与董春光签订《商铺转让合同》，即张军在使用并了解商铺实际情况后，才与董春光签订转让合同并支付转让款，该两份合同均为张军与董春光双方自愿所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故不存在董春光将涉案商铺“一铺两租”欺骗张军的事实。
关于张军认为邱志东与董春光签订的《补充合同》，同意董春光“可以整体或部分转让，可以整体或部分转租”，涉嫌恶意串通，已构成根本违约。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董春光与邱志东所签订的《补充合同》的真实性，已经邱志东确认，根据该合同约定，董春光有权将商铺整体或部分转让。本案中，张军主张董春光与邱志东签订该补充合同涉嫌恶意串通，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故张军上述事实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张军以此为由要求确认董春光违约、解除合同及退还转让款等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张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56元及公告费1000元，由张军负担。
判后，上诉人张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混淆《商铺租赁合同》与《商铺转让合同》，忽视张军列举之事实证据。本案系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争议之焦点是董春光是否忠实、全面向张军履行合同约定之卖方义务。然而，原审判决却将该买卖合同纠纷与此前双方经法院判决的《商铺租赁合同》的租赁关系混为一谈，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采纳董春光和朴英之代理人的答辩意见，认为《商铺租赁合同》签订在前，而《商铺转让合同》签订在后，故推断张军使用并了解商铺实际情况后，才与董春光自愿签订《商铺转让合同》，并实际履行完毕的，显失公正。对此，可通过以下事实证据来推翻原审判决的观点。1.2011年8月23日张军与董春光签定的《商铺转让合同》，约定“董春光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二街23号自编之一的商铺使用权、货品及经营设备转让给张军作为商业使用，转让费为人民币120000元”。很明显，合同转让（或买卖）的标的是“商铺使用权、货品及经营设备”，共有三部分。一是“商铺使用权”，按合同的原意来看，应该属于商铺使用权出租，即“租赁”；二是“货品”；三是“经营设备”。也就是说，转让费120000元里应该体现出“商铺使用权、货品及经营设备”三部分的价值。然而，董春光和朴英收到转让费后，迟迟未全面、忠实履行上述转让合同的卖方交付“商铺使用权、货品及经营设备”的义务。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张军后来获得的商铺使用权，是基于原审法院（2011）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675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有效的《商铺租赁合同》而取得的。由此可见，本案中作为出卖方的董春光至今并未向张军交付买卖标的，其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2.2011年8月11日，张军与董春光签定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董春光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二街23号自编之一（含阁楼）商铺租给张军经营，董春光确保房屋的合法使用权”。很明显，该租赁合同确立的是董春光与张军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而且，该《商铺租赁合同》与上述《商铺转让合同》涉及的商铺为同一商铺。这一点，原审判决也是认定的。那么，既然原审法院（2011）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675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确定《商铺租赁合同》有效，董春光也收取了张军相应的商铺使用权的租金。原审判决认为董春光将同一商铺以《商铺租赁合同》的名义收取租金和以《商铺转让合同》中的“商铺使用权转让”的名义再收“转让费”的行为，不是“一铺两租”是错误的。3.《商铺租赁合同》签订在前，《商铺转让合同》签订在后，且合同双方当事人系自愿所签，但这并没有排除董春光作为《商铺转让合同》中出卖方应履行交付买卖标的之义务。《商铺租赁合同》签订成立后，并不等同于张军已经实际使用了该商铺，也不能说明《商铺转让合同》未签订之前而董春光已经提前把“货品及经营设备”交付给了张军。二、原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事实认定不清。1.本案系一起典型的买卖合同纠纷，买卖标的牵涉到“商铺使用权、货品及经营设备”三部分。张军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分别列举了《商铺转让合同》、“转帐凭证”、“收款收据”、《商铺租赁合同》、“（2011）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675号《民事判决书》”、“（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书》”、“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和《补充合同》”等十份证据，而原审判决仅仅选择性进行论证，并未就上述证据采纳与否阐明理由。而且，张军就《商铺转让合同》中，自己应该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列举了相关的付款凭证；而且，对方也承认收到了相关价款（转让费）。董春光和朴英仅口头辩称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但由始至终未见其举证证明已交付转让合同标的。对此，原审判决完全忽视董春光和朴英的举证责任，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张军，认为张军主张的理据不足而驳回请求，明显违反司法公正。2.原审判决对邱志东与董春光弄虚作假、恶意串通等事实认定不清。邱志东与董春光分别签订了《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和《补充合同》三份合同，而经过备案登记且有效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与《租赁合同》、《补充合同》的内容明显有出入，显然是虚假的。也正因如此，董春光欺骗张军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后，又在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商铺转让合同》。再者，邱志东同意董春光“可以整体或部分转让，可以整体或部分转租”，但邱志东明知董春光将涉案商铺出租给张军，并签署了《商铺租赁合同》后，仍与董春光合意将涉案商铺使用权再次转让给张军并签署《商铺转让合同》，以多收取转让费。基上所述，张军列举的这三份证据足以证明邱志东与董春光存在恶意磋商、串通，以牟取非法利益，从而损害了张军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判，确认董春光未忠实履行《商铺转让合同》义务，董春光的行为违约，并解除《商铺转让合同》；2.董春光、朴英向张军返还商铺转让费120000元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暂计至向原审法院起诉之日止为10415元），暂计共130415元；3.董春光、朴英向张军支付赔偿金100000元；4.邱志东与董春光和朴英共同承担上述诉讼请求第二、第三项的偿付责任；5.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1000元全部由董春光、朴英和邱志东共同承担。
被上诉人董春光、朴英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张军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张军和董春光就同一件事情，张军曾在多个法院以不同理由起诉，均被驳回诉请。张军主张一房两租，但本案中自始至终都是张军在使用，没有第三方使用。张军称董春光没有将商铺交付张军使用，但从张军提交的生效判决可看出，在合同签订当天，董春光已经将诉争的商铺交给张军使用管理，不存在董春光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
被上诉人邱志东没有到庭应诉，亦没有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此外，张军称原审判决遗漏查明其上诉所陈述的部分事实。
本院另查明，原审法院做出的（2011）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675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的部分事实如下：2011年8月11日，张军与董春光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董春光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二街23号之一（含阁楼）商铺租给张军经营。同日，董春光将案涉商铺交付给张军使用。本院于2012年7月3日做出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134号终审《民事判决书》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查明，二审庭询过程中，经本院询问，张军明确董春光构成违约的行为具体指：“《商铺转让合同》中，涉案的标的和租赁合同中是同一商铺，而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以商铺使用权的形式收取转让费，带有欺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重复收费，故我方认为这点是无效的。《商铺转让合同》的其他2个标的，货品和设备，在我方履行合同义务支付价款后，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将货品和设备交付给我方，构成违约”。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主要焦点，一是张军与董春光签订《商铺转让合同》过程中，董春光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张军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该合同是否应予解除；或该合同是否存在重复收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导致无效；二是董春光是否已经将案涉《商铺转让合同》约定的货品及经营设备交付给张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1年8月11日，张军与董春光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根据另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2011年8月11日，张军与董春光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之日，董春光已经将案涉商铺交付给张军使用。此后，2011年8月23日，张军与董春光又签订了案涉《商铺转让合同》，约定董春光将案涉商铺的“商铺使用权、货品及经营设备”转让给董春光，转让费为120000元。从以上事实可以证实，在双方签订有关《商铺租赁合同》之后，双方又达成了案涉商铺概括转让的协议。而且，由于张军与董春光签订案涉《商铺转让合同》是在张军接收案涉商铺之后，且双方在《商铺转让合同》中对董春光需要向张军交付的“货品及经营设备”进行的是概括性的约定，并没有具体明细项目，故可以认定在双方签订案涉《商铺转让合同》时有关董春光转让给张军的上述“货品及经营设备”已在张军掌控之下。现张军上诉称董春光并未将案涉《商铺转让合同》约定的“货品及经营设备”交付给张军，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此项主张，故本院对张军有关于此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其三，如上所述，案涉《商铺转让合同》订立于张军接收案涉商铺之后（2011年8月11日接收商铺，2011年8月23日签订案涉《商铺转让合同》），故可以认定张军在签订案涉《商铺转让合同》时对案涉商铺已有充分的了解，故张军上诉称在签订《商铺转让合同》过程中，董春光存在欺诈行为，张军存在重大误解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案涉《商铺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包括“商铺使用权”是否构成重复收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如上所述，案涉《商铺转让合同》是一份有关商铺概括转让的合同。而且，案涉《商铺转让合同》的转让费为120000元，而张军与董春光于2011年8月11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租赁期限为第一楼从2011年8月12日至2014年2月28日止，第二楼从2011年8月31日至2014年2月28日止；租金为每月9500元）明显高于该120000元的转让费，故张军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商铺转让合同》约定的“商铺使用权”与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标的重复，董春光重复收费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军有关确认董春光未忠实履行《商铺转让合同》义务的行为违约，要求解除《商铺转让合同》，董春光、朴英向张军返还商铺转让费12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支付赔偿金100000元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如上所述，张军请求判令董春光、朴英返还商铺转让费及相应利息、支付赔偿金的诉请均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其有关邱志东与董春光、朴英共同承担上述商铺转让费及利息、支付赔偿金的偿付责任的第三项上诉请求自然亦不成立。而且，本案为合同纠纷，邱志东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并不需承担本案的权利和义务。综上，对张军有关邱志东与董春光、朴英共同承担返还商铺转让费及利息、支付赔偿金的偿付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张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56元，由上诉人张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陶智斌
何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