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民一终字第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泳光，男，汉族，1964年4月l6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詠（咏）红，女，1963年2月9日出生，澳门居民，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徐泳光，身份情况同上，系徐咏红的弟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桂英，女，汉族，1953年2月25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周姝彤，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巧玲，女，汉族，1980年9月11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原审第三人：何美玲，女，汉族，1982年11月15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何巧玲，身份信息同上。
上诉人徐泳光、徐詠（咏）红（以下均称徐咏红）因与被上诉人张桂英、原审第三人何巧玲、何美玲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3）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徐耀与鲍凤仙是夫妻，生育有女儿徐咏红，儿子徐泳光、徐颖佳，1995年初鲍凤仙去世，同年，徐耀与张桂英登记结婚，1996年张桂英与其女儿何巧玲、何美玲由广东省兴宁市迁入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莲花路379号开始与徐耀共同生活。2008年徐耀的儿子徐颖佳去世（生前未婚，无子女）。2012年11月9日，徐耀因病入住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2013年1月5日病逝。另查明：1、户名为徐耀、身份证号码为440400193211104510、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3090349980120163994的交易明细显示，截止2013年1月5日，该账户余额为人民币46.37元；2、户名为徐耀、身份证号码为440400193211104510、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3090349988810060909定期一本通账户明细显示，截止2013年1月5日，该账户仍有10500元定期存款，2013年8月6日余额为8500元。3、户名为徐耀、身份证号码为440400193211104510、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2002025501010134463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为徐耀工资及政府补助账户，截止2013年1月5日，余额为人民币6268.67元。4、户名为徐耀、身份证号码为440400193211104510、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44-356600460068205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为徐耀养老金账户，截止2013年1月5日，余额为人民币24.78元。5、根据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珠人社薪（2013）7号关于徐耀一次性抚恤金计发问题的复函，单位应发放的抚恤金为61466元，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时的陈述，该笔款项现仍存于徐耀生前所在单位。6、根据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珠海市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核定单，社保基金支付徐耀的丧葬费为人民币10230元，社保抚恤金人民币10230元，生活补助金人民币20460元。该笔基金共计人民币40920元已转入户名为张桂英，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44350500460062727的账户内。7、徐耀住院期间医疗费扣除社保缴纳部分，个人自付部分为人民币4878.05元。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被继承人徐耀的遗产范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对于本案双方所主张的遗产范围，分析如下：帛金是亲友家里发丧，出席丧礼的人送的钱财，用于帮补亲友办丧事支出，除了是对死去的人聊表心意，更多的是实实际际地补贴在生的人。因此，帛金不应作为被继承人徐耀的遗产进行继承。徐耀生病住院时所收到的亲属和单位的慰问金是徐耀在世时因其住院，亲属和单位为表示慰问对徐耀本人的赠与，应属于徐耀的个人财产，应作为被继承人徐耀的遗产进行继承。根据庭审时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徐耀的收入主要集中在中国建设银行3090349980120163994账号、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3090349988810060909定期一本通账户、中国工商银行2002025501010134463账号（工资和政府补贴）、为44-356600460068205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养老金）中，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表示对上述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没有异议。经核查，截止2013年1月5日上述账户共有余额人民币16839.8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述现金存款应为夫妻共同财产。需要指出的是，徐泳光、徐咏红关于徐耀2012年10月及2012年11月的工资和养老金应作为遗产予以继承的主张，2012年10月及2012年11月被继承人徐耀仍然在世，且徐耀和张桂英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根据上述规定，徐耀的工资和养老金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对于徐泳光、徐咏红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徐耀与张桂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扣除张桂英应分得部分，属于被继承人徐耀享有的部分可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张桂英在庭审中表示，2013年1月5日以后的银行存款可作为遗产予以继承，为张桂英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照准。因此，截止2013年1月5日被继承人徐耀账户余额人民币16839.82元作为遗产继承。丧葬费是公民死亡之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产构成要件。另外，根据《广东省珠海经济特区职工社会保障条例》第三十四条及相关规定，丧葬费其性质是对被继承人死亡后的丧葬死亡支出的一种经济帮助，是用以解决死者家属在殡葬花销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发放对象是主办丧事的亲属或者单位。因此丧葬费人民币10230元不属于被继承人徐耀遗产范围，不发生继承。抚恤金也是公民死亡之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因此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产构成要件，不作为遗产发生继承。但抚恤金用以优抚和救济死者家属的，其性质是对死者亲属精神痛苦的一种抚慰，可由继承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遗产分割的原则予以合理分配。因此，本案中对于社保抚恤金人民币10230元和单位抚恤金人民币61466元，徐泳光、徐咏红主张分配，张桂英在庭审中同意进行分配，可参照遗产继承在各继承人之间予以分配。生活补助金是在死者死亡后，由国家发给依靠死者抚养或扶养的直系亲属的费用，用于优抚救济依靠死者生活的亲属。就其性质来说，生活补助金不属于死者的遗产，因此不发生继承。在本案中，徐耀的子女和继子女均已成年，而妻子张桂英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一直以来依靠被继承人徐耀扶养，生活补助金人民币20460元应为张桂英所有，不发生继承且不在各继承人间予以分配。关于张桂英提出的上述财产的分配应扣除其支出的费用的主张。张桂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和死亡丧葬事宜支出费用的票据一组，票据金额共计人民币33258元，扣除其中无法确认关联性的票据金额及重复统计的金额，原审法院核定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医药费人民币4878元、杂费（包括护工费及购买生活用品费用等）人民币14130元、丧葬事宜支出人民币11320元，以上支出数额共计为人民币30328元。该支出数额符合珠海的一般消费水平，也符合被继承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因社保基金已向张桂英支付了丧葬费10230元，该丧葬费应用于被继承人徐耀的丧葬费用支出。另外，徐泳光、徐咏红主张分配帛金及慰问金共1万元，张桂英对该帛金及慰问金的数额并未提出异议，仅认为帛金及慰问金不作为遗产予以继承。慰问金及帛金本为被继承人徐耀单位及亲友对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及去世的慰问，也为对徐耀住院及去世的一种经济帮助，因此，慰问金虽可作为遗产继承，但在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及去世费用实际发生的情况下，帛金及慰问金宜先抵充被继承人徐耀的支出。扣除社保支付的丧葬费10230元及被继承人徐耀的帛金及慰问金1万元，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及丧葬事宜的支出仍有人民币1009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中，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被继承人的现金财产由各继承人继承和分配，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及丧葬事宜剩余支出费用也由各继承人平均负担。综上，被继承人徐耀可以继承的遗产和可参照遗产继承分配的财产有：社保抚恤金人民币10230元、单位抚恤金人民币61466元、被继承人徐耀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6839.82元，共计人民币88535.82元，扣除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及丧葬事宜的支出人民币10098元，剩余金额为人民币78437.82元。二、关于继承人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张桂英提供的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将军山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和户主为徐耀的户口本复印件，何巧玲、何美玲于1996年随母亲张桂英一起由广东省兴宁市迁入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莲花路379号，与徐耀一起生活。徐泳光、徐咏红对该份证据持保留意见，但未能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原审法院对该《证明》和户口本复印件予以采信，依据该《证明》和户口本复印件，第三人何巧玲、何美玲是徐耀有抚养关系的继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第三人何巧玲、何美玲对徐耀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对于徐泳光、徐咏红提出的第三人何巧玲、何美玲在本案中不具有继承权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在本案中，张桂英是徐耀生前配偶，徐泳光、徐咏红是徐耀的子女，第三人何巧玲、何美玲是徐耀有抚养关系的继女，均为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对徐耀遗产的继承权。三、关于继承人继承或分配原则的确定问题从徐耀死亡开始时，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开始发生继承，因被继承人徐耀对其名下房产的分配留有遗嘱，并经过公证，对该部分财产的继承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而现金财产因被继承人徐耀没有立遗嘱，应按法定继承办理。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继承人在遗嘱继承中的继承，不影响法定继承中的继承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继承人徐耀可继承的遗产及可参照法定继承分配的现金财产共计人民币78437.82元，由张桂英占20%份额、徐泳光占20%份额、徐咏红占20%份额、何巧玲占20%份额、何美玲占20%份额；二、驳回徐泳光、徐咏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徐泳光、徐咏红负担850元，张桂英负担8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原审法院交纳。
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徐泳光、徐咏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309034998810060909定期一本通账户10500元定期存款划入徐耀账户遗产继承（余额人民币16839.82元）是不恰当的。《澳门购药发票》、《临时医嘱单》和《徐耀购药指示》，可以证明除医院用药外，徐泳光、徐咏红在外购药给医院使用的事实。需要说明：第一，徐耀指示徐咏红在澳门购买人血白蛋白共10支，价值共1万元葡币；第二，徐耀病重在床，不能亲自领取该定期存款，而别人亦不能代领，暂由徐咏红代支葡币购药，该定期存折交由徐咏红保管，待定期存款到期日自动取出抵扣徐咏红的代支款。由于存款额与徐咏红代支款和杂费大约相等，故该定期存款实际上已由徐耀使用完毕，故不应再作为徐耀的遗产予以分割；另外，从《关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书（二）》和《香洲区人民法院当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凭证（当事人存）》及证据三《关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书（三）》和《香洲区人民法院当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凭证（当事人存）》可见是徐泳光、徐咏红没有主张涉及上述金额的该定期存折。且在一审开庭审前其也向书记员作作出不分割账号为309034998810060909存折的主张并陈述了相关理由。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不分割账号为309034998810060909存折的存款，即从遗产继承金额中减除10500元。二、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徐耀住院及丧葬事宜的支出仍有人民币10098元是脱离事实的计算结果。徐耀生前留有一笔支付住院和丧葬的资金，主要储蓄在涉案的四个银行存折里，除了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309034998810060909定期一本通账户10500元定期存款被购药款抵扣完毕后，其余涉案的三个活期存折交由张桂英管理，负责一切费用的支付。张桂英支出的费用共计人民币30328元都是由徐耀住院和丧葬的资金支付的，不是张桂英自有的资金。最终，徐耀住院和丧葬的资金有剩余。据当时张桂英汇报仍有3万多元剩余（包括帛金1万元在内），否则，三方要共同支付更多费用。反过来，三方不用另行付款充分说明该资金是足够的，不可能仍有支出人民币10098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无视徐耀支付住院和丧葬的资金来源和数额存在的事实，还认定支出的30328元是来源于张桂英的自有资金。综上，张桂英30328元的费用从丧葬费10230元及被继承人徐耀的帛金及慰问金抵扣持平，不应再额外支持10098元。三、一审法院认定张桂英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一直以来依靠被继承人徐耀扶养，生活补助金人民币20460元应为张桂英所有，这是不公道的做法。张桂英为受益人的《房屋遗嘱公证书》和张桂英为共有人的《房地产权证》，证明张桂英的生活今非昔比，已拥有百万家财了，过着悠闲的生活。且张桂英以炒股为业，经常前往澳门赌场赌钱，而徐泳光、徐咏红还在为生活和工作不断地奔波，张桂英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越了徐泳光、徐咏红的生活水平。按照珠海市人保局规定，死者的直系亲属都有权享受生活补助金，一审法院的做法有失公道。四、一审法院对何美玲、何巧玲的《证明》和户口本复印件予以采信有误，徐咏红、徐泳光就户口本复印件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将户口本正本交回户口本所在地拱北口岸派出所进行复检。但一审法院不予配合调查收集证据，剥夺了其诉讼权利。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诉讼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一审法院错误地采信了该证据。五、何巧玲、何美玲没有履行对徐耀死葬的义务，她们的行为不是直系亲属应有的行为。在徐耀殡葬仪式上，她们没有披麻戴孝，且在亲属全体花牌外另设花牌，表明自己是外人，做完瞻仰遗容环节后就离开，没有对徐耀进行遗体的善后，即遗体入棺、护送遗体前往火葬场火葬、收取骨灰和安置骨灰等环节，她们至今也不知道徐耀的骨灰放在什么地方。家族传统上，直系亲属的子女必须对父母的遗体善后。她们的所作所为宣示她们不是徐家的人，他们不履行义务，也就不应当享受分割遗产权利，这是公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被上诉人张桂英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何美玲、何巧玲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二审期间，徐泳光、徐咏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澳门购药发票、临时医嘱单、徐耀购药指示，证明徐耀在外购药的事实，且购买药品的费用是徐咏红的垫付的，徐耀将买药的存折交付给徐咏红，徐咏红垫付的款项应当与该存折的存款相抵扣；二、关于存折调查申请书，证明其一审并未申请对徐咏红持有这一存折进行调查，该存折的存款依法不能作为遗产于本案处理；三、《房屋遗嘱公证书》及《房产证》，拟证明张桂英拥有物业，生活水平与徐咏红、徐泳光持平；四、关于何美玲、何巧玲的户口调查申请书，证明其在一审就该二人的户口信息提出异议；五、徐耀书写《我的吩咐》，从该文可见徐耀的相关照顾义务是由徐泳光、徐咏红、张桂英三方承担，因此相应的权益应当只由这三人享有。
张桂英质证称：一、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应不予采纳。二、澳门购药发票并不是正式发票，也没有明确购药人，而且徐咏红、徐泳光在一审也没有提及购药一事，现突然提出，真实性存疑。徐耀确实曾让其二人购买过白蛋白，但是当场给付过现金。三、张桂英在一审申请调取徐咏红持有的徐耀的存折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将徐耀名下的存款作为遗产正确；四、认可《房屋遗嘱公证书》及《房产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徐咏红、徐泳光的证明目的；五、关于何美玲、何巧玲的户口调查申请书，一审法院到居委会核实过，居委会也出具了相关证明，第三人依法应确定为继承人，而且徐咏红、徐泳光在庭审中也认可张桂英嫁给徐耀时，何美玲、何巧玲未满18岁；六、《我的吩咐》，没有徐耀的签字，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该证据亦不能达到徐咏红、徐泳光的证明目的。
何巧玲、何美玲的质证意见与张桂英的一致。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一则，徐泳光、徐咏红逾期提交上述证据，并无充分的理由；二则，审查这些证据，本院认为，第一，证据一只能证明徐耀存在购药的事实，但并不能充分证明徐咏红垫付了相关的款项，该证据无法达到徐泳光、徐咏红的举证目的；第二，证据二和证据四是徐泳光、徐咏红在一审阶段所提交的调查申请书，该两份申请书在一审阶段已经出现，且只能证明其二人曾申请法院调查，而未能证明案件事实，其依法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第三，《房屋遗嘱公证书》及《房产证》形成于一审庭审前，且徐泳光、徐咏红在一审阶段补充意见时已经提交，但是未作为证据提交，其现于二审阶段又将之作为证据提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但对于徐耀生前将其名下的房产的一半产权通过遗嘱的形式确认由张桂英继承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第四，证据六《我的吩咐》上无徐耀的签名，无法确认其是否徐耀本人所写，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徐耀所写，其内容亦未涉及遗产分配等，无法达到徐泳光、徐咏红的举证目的。综上两方面，本院对徐泳光、徐咏红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张桂英、何巧玲、何美玲为证明其二人是徐耀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将军山社会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户口本的复印件。徐咏红、徐泳光认为何巧玲二人所提交的户口本上对于何巧玲二人与徐耀的关系登记有误，申请法院调取何巧玲二人的出生证明。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存在如下争议焦点，本院逐一分析认定：
一、中国建设银行的定期存款10500元（账号为3090349988810060909）是否属于遗产范围。该存款在徐耀名下，原审法院把它作为徐耀的遗产予以分割有事实依据，徐泳光、徐咏红主张其在徐耀去世前为徐耀购买药物花费一万元，且该存折由徐咏红持有，应当将该存折内之存款先用于偿还其所花费之一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如上所述，徐咏红、徐泳光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徐耀生前存在外购药的事实，但是不足以证明是该药费是由徐咏红所支付；其次，即便该药费是由徐咏红所支付，但子女为父母购药亦有可能是恪尽孝道的赠与行为，不必然是垫付，而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徐耀与徐咏红对此有过垫付及偿还的约定；最后，鉴于子女代年迈的父母保管钱财亦属常有之事，因此仅凭徐咏红持有存折的事实亦不足以证实徐耀已将上述存折中之存款用于偿还徐咏红垫付药费。综上，徐咏红、徐泳光的此节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将上述存折中的存款10500元纳入徐耀的遗产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认定徐耀去世后即2013年1月5日以后的其名下银行存款共计16839.82元正确。该存款本属于徐耀与张桂英的共同财产，但鉴于张桂英明确表示愿意将该存款全部作为徐耀个人财产纳入遗产分配范畴，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照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生活补助金20460元是否作为遗产分配的问题。根据《珠海市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从1998年7月起，丧葬补助费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个月，抚恤金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个月，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费，不分供养人数一律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个月。从上述条文可见，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中的“生活补助金”全称为“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费”，其发放对象其死者所需供养的直系亲属，那么本案中，徐泳光、徐咏红、何巧玲、何美玲四人均未退休，具备劳动能力，无需徐耀供养，因此其四人并非该生活补助金的发放对象。相反，张桂英没有工作，在徐耀生前靠徐耀供养，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该生活补助金应当归张桂英一人所有，不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有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张桂英通过遗嘱继承了徐耀名下房产的一半产权，该事实并不影响张桂英作为徐耀供养的直系亲属的身份，且社保基金亦已向张桂英核发了“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费”，徐咏红、徐泳光的此节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三、遗产分配时是否应扣除徐耀生前住院医药费4878元、杂费14130元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医药费、杂费都是徐耀生前的支出，徐耀未去世前，其与张桂英作为夫妻，其财产处于共有状态，故上述医药费、杂费即便由张桂英支出，其资金亦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故张桂英主张该部分是其个人支出，理据不足。并且，徐耀生前的医药费、杂费在遗产分配之前已经支出，故张桂英主张在遗产分配时再扣除这部分费用，理据不足。综上，原审法院将徐耀生前支出的医药费4878元、杂费14130元在分配遗产时予以扣除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丧葬费11320元，是属于徐耀去世后的必然支出，应由各继承人予以分担，故原审法院在分配遗产时先扣除丧葬费11320元的做法正确。综上，徐泳光、徐咏红主张将该丧葬费与张桂英取得的社保基金支付的丧葬费10230元及亲朋好友赠与的帛金及慰问金10000元相抵扣后则不存在额外的支出10098元，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四、何巧玲、何美玲是否具有相应的继承权问题。从张桂英、何巧玲、何美玲提交的证据可知，在其二人未成年之时，其母亲张桂英与徐耀结婚，何巧玲、何美玲因此与徐耀共同生活，与徐耀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父母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何巧玲、何美玲亦属于徐耀的法定继承人。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应予以维持。至于徐泳光、徐咏红所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首先，从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何巧玲、何美玲的母亲于1995年与徐耀结婚，其二人于1996年随母亲迁入珠海市拱北莲花路379号与徐耀共同生活，当时其二人均未满18岁，上述事实足以确认其二人与徐耀形成继子女、继父母关系。徐泳光、徐咏红二人申请原审法院调查取证，但一则事实清晰，二则徐泳光、徐咏红申请的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调取并无不当。其次，在徐耀去世时，何巧玲、何美玲二人是否按照传统仪式参见丧礼，并不影响其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事实，因此本院对此不予评述。综上，徐咏红、徐泳光二人此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认定社保基金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10230元，单位抚恤金61466元，各方当事人对数额及作为遗产分配均无异议，本院径行予以维持。加上徐耀银行存款16839.82元，徐耀的遗产共计88535.82元。至于徐耀的丧葬费等支出已与张桂英取得的社保基金支付的丧葬费、亲朋赠送之帛金相抵扣，不存在额外的支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上述遗产88535.82元由张桂英、徐泳光、徐咏红、何巧玲、何美玲各按20%的比例继承，即由张桂英、徐泳光、徐咏红、何巧玲、何美玲5人各继承17707.16元。
综上所述，徐泳光、徐咏红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本院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部分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3）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4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3）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4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被继承人徐耀可继承的遗产及可参照法定继承分配的现金财产共计88535.82元，由张桂英、徐泳光、徐咏红、何巧玲、何美玲各继承17707.16元。
三、驳回徐咏红、徐泳光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徐泳光、徐咏红、张桂英、何巧玲、何美玲各负担3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亦由徐泳光、徐咏红、张桂英、何巧玲、何美玲各负担3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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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廖世娟
代理审判员 张榕华
代理审判员 郑 恒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叶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