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68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都恒森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南火垡村�。法定代表人：叶仁华，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宝佳路66号-075室。法定代表人：杜佳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士表，男，1965年5月13日出生。上诉人北京京都恒森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恒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伟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京都恒森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叶仁华，被上诉人京伟佳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士表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京都恒森公司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京都恒森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京伟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申请二审法院去通州区永乐店派出所调查派出所的笔录，相关证据能证明本案支票所载明的货款并未给付。其次，支票具有无因性，行为与作为其发生的前提的实质性原因相分离，京伟佳公司出具支票后应承兑。京伟佳公司针对京都恒森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辩称：不同意京都恒森公司的上诉请求，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京都恒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1.京伟佳公司给付京都恒森公司货款16515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京伟佳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自2014年3月份开始，京都恒森公司与京伟佳公司口头约定，京都恒森公司向京伟佳公司提供板材，京伟佳公司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货款。2015年4月1日，京都恒森公司（甲方）与京伟佳公司（乙方）签订《购销合同》（以下�称合同），约定：甲方按乙方订单七日内送货，节点为当月月底，当月货款次月十五日前结清，依此类推（其中暖白射线、胡桃、橡木、红樱桃应保证五日内送货）；2014年剩余货款于2015年5月至6月分批结清，之后结款模式为压一个月结一个月即当月货款次月底结清；甲方不能按期交货视为违约，乙方有权拒付货款并作出处罚。此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京都恒森公司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4月1日合同，欲证明京都恒森公司与京伟佳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165152元，出票日期、收款人、人民币大写以及用途、行号处均为空白，付款行名称为浦发银行通州支行，出票人账号为××，密码为××，出票人签章处盖有京伟佳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以及京伟佳公司法定代表人杜佳辉的人名章），欲证�京伟佳公司因欠京都恒森公司货款从而向其出具转账支票，但支票未能入账；3.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销售出货单14张（白色），所有销售出货单上客户签名处均无人签字。京都恒森公司称为14张销售出货单留档联；其销售出货单一共三联，白联留档，黄联交付京伟佳公司，粉联双方进行结算后京伟佳公司收回。京都恒森公司提交上述14张销售出货单欲证明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的货款金额为165152元，恰好与转账支票金额相对应；4.京都恒森公司业务员王×制作的账簿，账簿中记载了自2015年3月17日至2015年11月5日向京伟佳公司供货的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京都恒森公司提交该账簿欲证明账簿记载的自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的供货金额共计165152元；5.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11月5日销售出货单23张（白色），所有销售出货单客户签名处亦无签字，欲证明自2015年6月2�至2015年11月5日京都恒森公司向京伟佳公司供货金额共计267876元。京伟佳公司对京都恒森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对于转账支票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于京都恒森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京伟佳公司的支票全部为无密码支付，之所以出具金额为165152元且注明密码的转账支票，是因为京都恒森公司欠供应商货款，王×要求京伟佳公司帮忙开一张支票，于是京伟佳公司就在该转账支票上注明密码；该支票原本就无法兑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165152元的业务往来，故京伟佳公司不应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该笔货款；3.对于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销售出货单14张（白色）真实性不认可，双方在此期间并未发生业务往来，京都恒森公司无法足额向京伟佳公司供货，故京伟佳公司在此期间从别的厂家进货；4.对于京都恒森公司业务员王×制作的账簿真实性不认可；5.对于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11月5日销售出货单23张（白色）真实性认可，但是京伟佳公司已经将该笔货款结清。案外人徐×出庭陈述称：案外人徐×系京都恒森公司员工，2015年3月入职，2016年2月辞职，主要负责送板材；2015年12月份，案外人徐×与京都恒森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妻高×以及其他同事到京伟佳公司索要货款，京伟佳公司报警；货款数额为440000元左右，其中包括一张150000元左右的支票无法兑现，该支票京伟佳公司经理杜士表称是其妻子与京都恒森公司业务员王×经手所以无法核实，故在派出所调解下双方就支票以外的货款支付进行了和解；将零头抹去之后，京伟佳公司分三次现金支付260000元货款，当天京伟佳公司支付货款10000元，每次支付货款时案外人徐×均在场，现在260000元的货款已经结清。京都恒森公司对于案外人徐×的陈述认可，但称因案外人徐×对诉争支票不清楚，故将支票的金额陈述为150000元。京伟佳公司对于案外人徐×的陈述不予认可，首先案外人徐×并非京都恒森公司职员，而是要账公司的员工；其次2015年12月10日京都恒森公司20多人到京伟佳公司索要货款，影响了京伟佳公司的正常经营，于是杜士表报警，派出所民警对双方进行了协调；当时杜士表的妻子并不在场，对于支票的事情杜士表并不清楚，于是双方对于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11月5日的货款26万多元进行了协商，现在260000元货款已经结清。京伟佳公司为了证明其与京都恒森公司之间并不存在165152元货款的交易，向该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3月至2015年12月销售出货单，其中2015年3月份为京都恒森公司的销售出货单（黄联），2015年4月份为京都恒森公司销售出货单（粉联），2015年5月份�北京华光金辉木业有限公司销售出库单（白联），2015年6月、7月、8月份为京都恒森公司销售出货单（粉联），2015年9月、10月、11月份为京都恒森公司销售出货单（粉联）和科罗法尼出库单，2015年12月份为科罗法尼出库单和瀚林家具装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销售出库单。京伟佳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在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期间京都恒森公司并未向京伟佳公司供货，双方并无业务往来；2.2015年12月10日还款计划，内容为：“京伟佳付京都恒森货款，25-28号给200000元整，2016年1月10号前给50000元整，今日给付人民币1万元整已付”。京伟佳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京伟佳公司已经支付京都恒森公司货款26万元，双方已经结清；3.京伟佳公司自行制作的声明，内容为：“本公司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所用的支票为无密码支付，从购买支票起未设置过支付密码”，欲证�京伟佳公司开具的支票从未使用过密码；4.支票存根，收款人处签字均为王×，欲证明诉争支票为京都恒森公司业务员王×领走；5.高×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把北京京都恒森木业2015年所有货款已结清”，因高×不会写字，故由案外人徐×代签，高×在签字处摁手印。京伟佳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京伟佳公司已经所欠京都恒森货款全部结清。京都恒森公司对京伟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京伟佳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属于京都恒森公司的销售出货单真实性认可，对于其他公司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京伟佳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对于2015年12月10日还款计划真实性认可，双方已经履行完毕；3.对于京伟佳公司自行制作的声明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支票有无密码与京伟佳公司是否欠京都恒森公司货款并无根本联系；4.对于支票存根的真实性认可；5.对于高×出具的证明真实性认可，确实为高×所摁手印；但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京都恒森公司的理解是京伟佳公司已经给付转账支票，转账支票上的金额与2015年12月10日还款计划的金额加在一起才算是结清全部货款，因为支票并未兑现，故货款并未结清。现京都恒森公司称其主张的货款为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的货款165152元，与诉争转账支票的金额一致。京伟佳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双方之间在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期间并未发生业务往来；诉争支票系京都恒森公司为了应付其供应商要求京伟佳公司出具。京都恒森公司业务员王×出庭陈述：王×系京都恒森公司业务员，已于2015年9月离职；王×通过朋友介绍促成京都恒森公司与京伟佳公司建立业务关系，主要负责将京伟佳公司需要的货物�作单据通知办公室，办公室负责送货，结算也由王×与京伟佳公司结算，从京伟佳公司处领取现金或支票；京伟佳公司开具支票时从未写过出票日期和大写金额；京伟佳公司给付金额为165152元的转账支票是为了支付2015年5月份的货款；京伟佳公司之前开具支票均无密码，只有金额为165152元的支票有密码。后一审法院询问王×有没有就支票密码的问题询问京伟佳公司，王×称并没有问，因为有的时候支票有密码有的时候没有密码。京都恒森公司对王×的陈述表示认可，称在2015年8月份王×从京伟佳公司处取回诉争支票后，京都恒森公司将该支票交付其供应商李经理，因支票入账的问题李经理给杜士表之妻联系过几次，2015年11月份因支票一直未能入账于是李经理将支票退回京都恒森公司，京都恒森公司向李经理支付现金。京伟佳公司对于王×的陈述不予认可，称其支票均为�密码支付，后王×在2015年7、8月份找到杜士表的妻子要求出具支票，杜士表的妻子在该张支票上填写密码；后因为京都恒森公司供货慢，无法按时向京伟佳公司供货，故京伟佳公司从别的公司进货。京都恒森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京都恒森公司有三条生产线，两台双压机和一台单压机，平时单压机基本不使用，一台双压机每天最少生产600张板材，一个月最少生产30000张板材，足够供应京伟佳公司的需要。现双方均认可京都恒森公司向京伟佳公司最后一次供货的日期为2015年11月5日。2015年12月10日，京都恒森公司到京伟佳公司处索要货款时，京伟佳公司报警，后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乐店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双方就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11月5日的货款267876元进行了协商，并形成了2015年12月10日还款计划；因为双方对于165152元的转账支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该支票事宜双方并未进行协商。京伟佳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当天现金支付京都恒森公司货款10000元，后又现金支付200000元，最后于2016年1月11日现金支付50000元。2016年1月11日，京伟佳公司在支付京都恒森公司货款50000元的同时，高×出具了2015年货款全部结清的证明。高×出具的证明全部内容为京伟佳公司打印出来后交由高×签字并摁手印，因高×不会写字，故由一同前往的案外人徐×代签，高×摁手印。京伟佳公司称将该证明的全部内容向高×进行了解释，并表示可以提供相关视频，但京伟佳公司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时间内并未提交视频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询问京都恒森公司为什么在明知诉争支票无法兑现的情形下还在京伟佳公司2015年货款全部结清证明上签字并摁手印，京都恒森公司称首先在2015年货款全部结清证明签字并摁手印的前提为京伟佳公司将20万元货款全部支�完毕，结清证明只针对20万元货款，不包括诉争支票；其次高×不识字，只是按照京伟佳公司的要求摁手印，高×并不能理解结清证明的内容；再次结清证明为京伟佳公司事先打印，并非京都恒森公司的员工手写，京都恒森公司认为结清证明为格式条款，应作出不利于京都恒森公司的解释，京都恒森公司认为结清证明中并不包含诉争支票的金额。北京市朝阳区福敦刨花板材经营部会计李×出庭陈述称：自2010年开始北京市朝阳区福敦刨花板材经营部（以下简称福敦经营部）向京都恒森公司供应板材；2015年8月份，京都恒森公司职员叶×为了支付福敦经营部板材款向李×交付几张支票，其中包括诉争支票；诉争支票并未填写日期，京都恒森公司称要求福敦经营部先不要将诉争支票存入己方账户，而是等京都恒森公司电话通知后再入；但福敦经营部等了两到三月京都恒森公司都没有让福敦经营部存入支票，于是2015年11月份左右李×联系京都恒森公司让其将诉争支票取走，后京都恒森公司另行向福敦经营部给付支票一张；福敦经营部从未向京伟佳公司电话联系支票入账事宜。京都恒森公司对李×的陈述表示认可，之所以一直未告知福敦经营部去承兑，是因为京伟佳公司无法保障其账户上有足够的金额要求京都恒森公司先不要入账，从而京都恒森公司要求福敦经营部先不要入账。京伟佳公司称是因为京都恒森公司没有钱支付福敦经营部货款，故而要求京伟佳公司帮忙开具支票应付福敦经营部一段时间。一审法院就诉争支票向京伟佳公司开户行浦发银行通州支行进行了询问，浦发银行回复称：京伟佳公司在浦发银行通州支行的转账支票均为无密码支付；如果转账支票上记载了密码，则为非必要记载事项。一审�院认为：京都恒森公司向京伟佳公司供应板材，京伟佳公司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货款，京都恒森公司与京伟佳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京都恒森公司提交没有京伟佳公司签字的销售出货单、自行制作的销售账目、诉争支票以及徐×等三人的证人证言；京伟佳公司为了反驳京都恒森公司的诉讼请求，向该院提交2015年3月至2015年12月的送货单、王×签字的转账支票存根以及高×出具的货款结清证明。京都恒森公司提交诉争支票的证明目的有二：一是欲证明双方在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二是欲证明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期间的供货总金额为165152元，京伟佳公司据此应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货款165152元。京都恒森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诉至该院要求京伟佳公司按照诉争支票中的金额支付货款，那么京伟佳公司依照诉争支票支付货款的前提是双方之间的票据基础关系即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在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期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实际产生了165152元的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另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陈述，该院认为京都恒森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该院审查无法达到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具体理由分析如下：第一、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无京伟佳公司签字，其自行制作的账目亦未得到京伟佳公司确认。首先，京都恒森公司提交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的销售出货单，该销售出货单上均无京伟佳公司相关人员签字；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11月5日的销售出货单上亦没有京伟佳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字，虽然京伟佳公司对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11月5日期间的供货以及货款金额均予以认可，但并不能由此推出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的销售出货单的真实性以及双方在此期间确实存在业务往来。其次，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账目系其业务员王×自行制作，并未得到京伟佳公司的确认，且京伟佳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仅依据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无法�明京都恒森公司与京伟佳公司之间在2015年5月2日至2015年5月28日期间存在165152元的业务往来以及京伟佳公司负有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165152元货款的义务。第二、诉争支票的记载事项存在特殊性。京都恒森公司业务员王×陈述京伟佳公司之前向其交付的支票均未填写密码，只有诉争支票填写有密码。京伟佳公司为支付京都恒森公司货款而交付的支票均未填写密码，只有诉争支票上填写有密码，京伟佳公司称出具诉争支票的原因是京都恒森公司要求其开具支票应付其供应商，京伟佳公司为防止将诉争支票进行承兑从而在支票上填写密码。鉴于诉争支票与之前京伟佳公司交付的支票填写内容存在不一致之处，而在填写密码后的支票能否进行承兑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京都恒森公司并未对诉争支票填写密码提出异议，存在不合常理之处。第三、关于京�恒森公司提交的诉争支票一直未进行承兑与常理不符。首先，诉争支票从未进行过入账，无论是京都恒森公司的供货商福敦经营部还是京都恒森公司均从未要求银行进行承兑，与常理不符。其次，福敦经营部称京都恒森公司在2015年8月份向其交付诉争支票时要求其不要入账，等待其通知后再入账，然而京都恒森公司一直未通知其入账；大概在2015年11月份京都恒森公司将诉争支票取回后另行交付福敦经营部支票一张。京都恒森公司要求福敦经营部不要立即入账的行为有悖常理。再次，京都恒森公司称福敦经营部会计李×多次与京伟佳公司电话联系支票入账事宜，而李×当庭予以否认，称其与京伟佳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关系，也从未电话联系过京伟佳公司。京都恒森公司针对该部分内容作出虚假陈述。第四、京都恒森公司陈述诉争支票未进行承兑的理由与常理不�。京都恒森公司称其与京伟佳公司一直存在良好的业务关系，在京伟佳公司向其出具支票时京伟佳公司担心账户上金额不足故要求京都恒森公司先不进行承兑。于是京都恒森公司出于担心影响京伟佳公司在银行的信誉、担心京伟佳公司被银行罚款的考虑而一直没有将诉争支票进行承兑。对此该院认为：首先，京伟佳公司对京都恒森公司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称京都恒森公司为了应付福敦经营部故而要求京伟佳公司出具诉争支票；其次，在诉争支票出具之初京都恒森公司的上述陈述或许有理由让人相信，然而在2015年12月10日京都恒森公司到京伟佳公司处索要货款且京伟佳公司报警，在双方矛盾已经升级的情况下，京都恒森公司仍出于良好的业务关系担心京伟佳公司的信誉等考虑而没有要求银行承兑诉争支票，且至今仍未进行承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京都恒森公司陈述的不进行承兑的理由便与常理不符了。再次，京都恒森公司在起诉状中载明诉争支票为空头支票，在提交诉争支票作为证据是欲证明的内容为诉争支票一直未能入账，然而事实是京都恒森公司从未将诉争支票交付银行进行承兑，更无从证明支票为空头支票、未能入账的事实。京都恒森公司的前后陈述存在不一致且互相矛盾的情形。第五、高×在诉争支票未解决的情况下仍出具货款结清证明与常理不符。高×在2016年1月11日在京伟佳公司打印的货款结清证明上摁手印确认京伟佳公司已经将2015年的货款全部结清。京都恒森公司称因为高×是文盲故而不能理解结清证明的内容，且认为货款结清证明是格式条款，应作出不利于京都恒森公司的解释。首先，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的货款结清证明显然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界定。其次，在诉争支票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出具结清证明与常理不符。再次；京都恒森公司解释称高×为文盲，不清楚货款结清证明的内容以及后果。对此该院认为高×在货款结清证明上摁手印时并非只有其一人在场，随同其一同前往的徐×也在场并其代替高×签字，那么徐×对于货款结清证明的内容是完全理解的并且有能力向高×解释清楚；且徐×称知道诉争支票的存在。那么在明知诉争支票未解决的情况下仍然在货款结清证明上签字并摁手印，确认2015年的货款京伟佳公司已经全部结清，这显然与常理不符。综合上述理由，该院认为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对于京都恒森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京都恒森木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京都恒森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于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王×、徐×、叶×出庭作证。其中，王×、徐×于二审期间所述称与其一审作证时述称无异。叶×出庭作证称：叶×自行制作的京伟佳公司所下的订单本显示京都恒森公司2015年5月确向京伟佳公司供货；关于支票，在涉案支票之前，京伟佳公司向京都恒森公司开具的都是延期支票，入账的流程都是京都恒森公司打电话询问京伟佳公司可以入账的日期，方才填写日期再入账；涉案支票是王×从�伟佳公司取得的；准备入账兑现时，是王×电话与京伟佳公司联系的。京都恒森公司还提交叶×自行制作的订单本，京都恒森公司提交上述证人证言及订单本证明京都恒森公司于2015年5月向京伟佳公司供货。经本院组织质证，京伟佳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京伟佳公司于二审期间无新证据提交。应京都恒森公司申请，本院到永乐店派出所调取了2016年1月4日王×于该派出所所做的笔录及2015年12月永乐店派出所民警出警时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经本院组织质证，京都恒森公司、京伟佳公司均表示：2015年12月永乐店派出所民警出警，因双方就涉案支票产生争议，故当时民警仅对支票以外的供货金额进行调解并达成还款计划。京都恒森公司认为王×于永乐店派出所所作笔录能够证明涉案支票对应的是2015年5月的货款，从而说明京伟佳公司尚欠京都恒森公司2015年5月的货款未支付；京伟佳公司则认为王×于永乐店派出所的笔录不能证明京都恒森公司所称之证明目的。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根据本院调取的2015年12月永乐店派出所民警出警时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及双方当事人之陈述，2015年12月永乐店派出所民警出警时，因双方就涉案支票产生争议，故当时民警仅对支票以外的供货金额进行调解并达成还款计划。根据双方于2015年12月达成的还款计划，京伟佳公司陆续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了26万元的货款，于2016年1月11日结清。高×于2016年1月11日出具“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把北京京都恒森木业2015年所有货款已结清”的声明。关于京伟佳公司为何向京都恒森公司出具本案支票，京伟佳公司称系京都恒森公司于2015年8月向其借的，但未让京都恒森公司出具借条，因为当时京伟佳公司的确欠付京都恒森公司2015年6月、7月的货款，因此京伟佳公司当时认为出具支票也没关系。京都恒森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交的王×制作的账簿显示，京都恒森公司于2015年5月向京伟佳公司供货的具体情况，与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销售出货单所载明的货物规格、数量、货款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入库单、证人证言，京伟佳公司提交的记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电子交易回单、支票存根、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本院调取的笔录及视频，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支票所载明的165152元是否为京都恒森公司向京伟佳公司供货、京伟佳公司应当向京都恒森公司给付的货款。京都恒森公司向京伟佳公司供应板材�京伟佳公司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货款，京都恒森公司与京伟佳公司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系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京都恒森公司是否向京伟佳公司供应了165152元货物，京伟佳公司是否应当向京都恒森公司支付165152元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为证明其主张，京都恒森公司提交了王×的证人证言、王×制作的账�以及2015年5月的销售出货单。对此，本院认为，第一，王×制作的账簿中2015年5月2日、5月3日、5月7日、5月8日、5月10日的明细与2015年4月的明细为一张纸的正反面，从外观上看符合完整连续的特征；该账簿载明的明细与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销售出货单日期、规格、数量、价格均一一对应，进一步加强其可信性。结合王×的证人证言，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可以证明京都恒森公司于2015年5月向京伟佳公司进行了供货。第二，虽京伟佳公司否认京都恒森公司提交的2015年5月的出货销售单，但京伟佳公司亦认可其他月份的出货销售单制式与此一致；且考虑到京伟佳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4月、2015年6月均从京都恒森公司处进货，唯独2015年5月未在京都恒森公司处进货，于常理并不相符。故京伟佳公司关于王×账簿、2015年5月出货单的抗辩意见，本院难以采信。第三，关于京�佳公司向京都恒森公司出具涉案支票的原因。京都恒森公司主张系京伟佳公司向其支付2015年5月的货款，京伟佳公司则主张应京都恒森公司的要求应付京都恒森公司的供应商出具的，该支票的性质为借款。但京伟佳公司亦表示其并未要求京都恒森公司出具借条，而该支票上载明的金额恰与京都恒森提交的账簿、销售出货单所载明的货款金额一致，京都恒森公司之主张更有可信度。第四，根据本院调取的2015年12月派出所民警出警时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资料及双方当事人之陈述，2015年12月派出所民警出警时，因双方就涉案支票产生争议，故当时民警仅对支票以外的供货金额进行调解并达成还款计划。在2016年1月11日，京伟佳公司一共偿还的是还款计划所载明的26万元货款，的确并未包含双方所争议的本案涉案支票所载明的款项。因此，虽高×所摁手印确认京伟佳公司已经将2015年的货款全部结清，但双方其实对该“货款”的理解均不包括涉案支票所载明的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陈述，京都恒森公司所主张之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京伟佳公司之抗辩意见并未使京都恒森公司之主张陷入真伪不明，故本院采信京都恒森公司于2015年5月向京伟佳公司提供165152元的货物的事实主张，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京都恒森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二、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京都恒森木业有限公司支付十六万五千一百五十二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2元，由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603元，由北京京伟佳家具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军审判员 高 娜审判员 田 璐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清书记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