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956号
原告：李素春，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王小勤，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宪桦，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生禧，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廖章义，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素春诉被告曾生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素春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小勤、曾宪桦，被告曾生禧及其委托代理人廖章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素春诉称：被告于2011年7月15日向原告借款39000元，于2013年11月20日向原告借款249000元，合计借款288000元。2013年11月21日被告亲笔手写《借条》确认上述债务，并承诺以其邮政储蓄银行存折内每月退休金归还上述借款本息。自2013年11月21日起至2015年4月16日期间，被告共向原告清还借款53311.2元，之后被告就以各种理由拖欠借款，原告多次追索未果，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清偿原告借款本金234688.8元以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曾生禧辩称：一、本案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六合彩的赌债。其中后一笔是因为被告介绍一位朋友给原告做六合彩买家，该人逃单没有如实付款，故被告在原告威逼下写下借条，由被告替该人还款。二、原告至今不能提交银行取款记录及其他辅助证据，无法对借条的来源、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合理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原告提供的借条及其借款数额明显违反正常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如以现金方式交付，有违常理。正常情况下如第一笔借款未归还，应不会轻易再次借款，而且是巨额借款。被告与原告是一般朋友关系，现已经退休在家，原告在明知被告无能力偿还巨额借款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再向被告提供249000元巨额借款？
经审理查明：原告称双方是关系很好的同事，被告父亲是单位的总务，被告丈夫是单位的司机。2011年被告致电原告，要求借款39000元，说等退休后再还，但后来又以儿子要结婚为由没有还。2013年11月，被告以要跟吴某甲做生意为由再次向原告借钱，并称吴某甲有厂房，具有偿还能力，原告信以为真，便将款项汇到了被告提供的账户。过了几天，被告说钱不够用，要求继续打，当时原告还提出异议，为何借的钱这么零散。原告本来答应借250000元给被告，后来又留了1000元，故只借了249000元给被告。
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日期为2013年11月21日的借条，在借条中被告确认于2011年向原告借款39000元，2013年11月20日再次借款249000元，两笔借款合计288000元，均未归还。被告即日起将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的退休金用于归还以上两笔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原告称该份借条是在原告家里出具的，当时只有原、被告在场。
2.被告名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款凭条。
证据2-3证明原告从被告存折中取款53311.2元用于偿还被告所欠款项的事实。
4.日期为2011年7月15日的借条，证明被告在2011年7月15日向原告借现金39000元，定于2012年6月30日前归还。
5.日期为2013年11月20日的借条，内容有：“本人曾生禧向李素春借款贰拾肆万玖仟元用于装修，借期壹年，逾期不还用本人房产抵压（押）。见证人：林某黎某乙”。原告称该份借条是在杨箕点都德餐厅喝茶的时候书写的，当时还问了服务员借印泥，现在无法联系到借条上的见证人。
6.原告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原告于2013年11月12日从该账户转出112640元，2013年11月14日转出93900元，原告称上述两笔款项均是应被告要求转入62122636020111797的账户。
7.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5月22日的通话录音及其书面文字整理材料，通话内容显示被告将放在原告处用于偿还债务的工资卡在2015年4月挂失，并同意在7月份将存折还给原告，用于继续偿还在债务。在该通话录音中，原告称本案款项均为被告的借款，其中后一笔款项是借给被告做生意。
被告对证据1中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证据2中的存折是被告的，该存折是被告被迫押在原告处的。证据3中的款项是原告非法取走的，不是被告心甘情愿偿还的。证据4是被告与彭某共同在原告处下单买码后输钱形成的赌债，借条主文是彭某手写，然后由被告签名。证据5是被告介绍的人在原告处买码输钱跑单后，原告恼羞成怒在2013年11月20日凌晨两点在本市御龙宾馆逼迫被告写下借条。证据6中的收款账号并不是被告的账号，而是黄某甲提供的吴某乙的账户。关于证据7，因为原告将被告养老金存折中的钱扣得一分不剩，被告没有生活来源，故向原告要钱。
被告否认上述款项为借款，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六合彩注码单，证明案外人黄某甲通过电话传真在原告处下注购买第一、第二期六合彩注码单，这两期黄某甲均有中奖，一共赢了24万多，下注地点是在黄某甲位于增城的家中。
2.黄某甲与原告的六合彩注码结算单，被告称其与吴某甲替原告跑腿，负责在黄某甲家验资、监督兑奖与收取买码款。原告凭被告与吴某甲签名的结算单兑现奖金给黄某甲。
3.吴某甲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原告因被告与吴某甲介绍六合彩赌客黄某甲下注买码，于2015年11月14日、19日分别按黄某甲第一、第二期下注金额给付劳务费4070元、5000元，共计9070元。
原告对证据1、2不予认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证据原件。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称证据3中的款项其实也是借款给被告的，当时是应被告的要求将款项汇到吴某甲的名下，但因为没有借条佐证，故没有办法追回款项。
被告申请证人吴某甲出庭作证，吴某甲提供证言如下：吴某甲与被告是情人关系。吴某甲在街上认识黄某甲，其说要找六合彩庄家，吴某甲便通过被告将其介绍给原告。吴某甲和被告都是替原告监督买六合彩的人下注，并可以拿到0.5个点的提成。黄某甲在原告处共买过三次六合彩，最后一次黄某甲输了24万多，便跑单了。跑单的当晚吴风君和被告从增城坐车来到原告在御龙宾馆开的房，原告和一个叫梅某，以及一个叫阿某的人来到房间，要求二人就跑单的钱向原告出具借条，吴某甲不同意签字，但被告签了。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多。后来吴某甲和被告还找过黄某甲，并在街上碰到过黄某乙（据说是黄某甲的哥哥）。
经被告申请，本院前往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同德派出所调取了被告和黄某乙2015年4月17日的询问笔录。
被告在笔录中称：“2013年11月左右，吴某丙（被告称身边的朋友都叫吴某甲为吴某丙）问我认不认识可以投注六合彩的人，我说认识，随后我就把我朋友吴某丙介绍给了一名女子，名叫李素春，然后吴某丙就把李素春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黄某甲，然后黄某甲在李素春那里购买了一期六合彩，一共投注了24万元7千元人民币，黄某甲输了，然后他就跑单了，李素春就找到了我，然后要我背这个赌债，直到2015年4月17日今天我与吴某丙过来这边玩，然后在女人街碰到黄某甲的哥哥黄某乙，随后我向前追问黄某甲的下落，随后我跟吴某丙一直跟着黄某乙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黄某乙在笔录中称：“2014年（月份不详），我在同德上步认识一名买六合彩报纸的男子，该男子叫我介绍卖六合彩的人给他认识，收到钱后，返还百分之二给我。我认识一个姓蒋的广州增城市的男子（不知道姓名），就介绍姓蒋的男子给买六合彩报纸的男子认识。2015年4月17日，买六合彩报纸的男子说姓蒋的男子因为买六合彩骗了他，现来派出所配合调查。”黄某乙称不清楚买六合彩报纸的人以及姓蒋的人的具体身份情况。
原告认为上述笔录与本案无关，原告是否参与赌博应由公安机关认定，原告并不认识黄某甲。被告认为上述笔录反映了客观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的义务。原告主张案涉的两笔款项系借款，则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下面分别论述。
1.对于2011年7月15日的39000元，原告提供了借条为证，被告对该借条中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为玩六合彩输掉的钱，却无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支持，认定该39000元为借款。原告从被告账户中提取的53311.2元足以偿还该笔借款。
2.对于另外一笔249000元，原告为证明其为借款，向本院提供了日期分别为2013年11月20日、11月21日的两份借条以及银行流水为证，虽然原告的银行账户显示原告于2013年11月12日和14日分别转出112640元、93900元，但收款账户并非被告本人账户，所汇款项非常零散，且精确到十位数，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违背，特别是在几十万的大额借款中，上述汇款数额则更显得不符合常理。上述两笔汇款总额为206540元，原告在2013年11月14日汇出93900元后，账户尚有84989.92元，若如原告所述，被告本是向原告借款250000元（实际借款249000元），则原告无向被告以现金形式支付余款42460元（249000-112640-93900）的必要，因为账户余额完全足够支付，携带如此零散的款项亦是极不方便之事。原、被告在2013年11月20日的借条中约定，案涉249000元的借期为一年，而在第二天，即2013年11月21日的借条中，被告则承诺将其工资存折交给原告，所发工资立即用于偿还本次以及上次借款。大凡借款皆因资金紧张所致，债权人同意出借资金，也系因其对债务人偿债能力以及信用的信赖，若债务人在借款当时便需要还款，则无借款之必要，而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借款之时便从其工资存折中取款用于偿债，同样有悖常理。从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虽然被告就249000元借款过程的陈述系其个人陈述，公安机关并未作出认定，但公安机关的询问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发生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四个月，被告尚不会预料到本案诉讼，结合黄某乙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证人吴某甲的证人证言，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信度较高。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该笔款项有实际发生以及该款项的性质，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素春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360元，由原告李素春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易 超 前
人民陪审员 李秋霞人民陪审员陈仲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逸 新
黎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