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2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联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8号院1号楼101内A座103室。
法定代表人刘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邢钢，北京市子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号富顿中心*座**层。
负责人庞民京，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瑞斋，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庞硕，北京市北方（保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联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方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41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孙京担任审判长，法官田璐、法官常洪雷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邢钢，被上诉人北方律所的委托代理人王瑞斋、庞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方律所在一审中起诉称：北方律所接受中联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在中联公司与壹瓶房地产开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称壹瓶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担任中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双方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了北律民终字〈2011〉第012号《委托代理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中联公司应当于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北方律所支付全部律师费2000000元。北方律所依约完成了全部委托工作，但经多次要求，中联公司至今未支付律师费。为了维护北方律所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要求：中联公司支付北方律所律师费2000000元；以200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1年1月1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
中联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中联公司不应该按照北方律所提交的来源不明的协议支付代理费，且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费用过高，与其实际工作不匹配，北方律所没有做案情分析和案件汇报。案外人北京康尔森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曾经订立四份委托代理协议，代理费金额共计一千万元，双方在256号委托代理协议中的委托代理事项包括了本案购房合同纠纷。
此外，中联公司当时的法定代�人陈秀华与北方律所单位主任庞民京曾是亲家关系，基于此以及对北方律所法律专业能力的信任，委托北方律所进行诉讼。现在两家儿女亲家关系已不复存在。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标的额是6827410元，北方律所代理不同阶段的三个案件，共要求中联公司支付高达6000000元的律师费，明显收费过高，不符合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违约金计算过高。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中联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按照政府指导价支付代理费合理合法，体现了公平原则，中联公司不主张北方律所存在违约行为作为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因中联公司胜诉的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依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中联公司有任意解除权；北方律所主张的服务费标准过高，故中联公司反诉要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委托协议。
北方律所对中联公司反诉�辩称：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如果中联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则应视为协议成立并生效，中联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与其诉讼意见存在矛盾，与中联公司证人证言也存在矛盾。双方明确约定是一次性支付律师费，没有约定付款条件，而且也达到了中联公司的起诉目的。北方律所代理的案件涉及4套房屋共1100多平方米。在2005年时，该4套房屋价值是11827410元，签订合同时候房屋价值将近90000000元。争议标的大，双方约定的律师费符合北京市规定，且根据2014年年底发改委发布的通知，民事案件律师费施行的是市场调节价。中联公司所述的四份协议针对四个不同委托代理案件已经法院另案判决，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北方律所系依法设立、执业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中联公司系从事对娱乐业、旅游业进行投�，艺术品展销，承办会议，高科技产品开发与服务等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2月9日，北方律所、中联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中联公司聘请北方律所律师在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作为一审程序的委托代理人。
中联公司起诉与案外人壹瓶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北方律所要求壹瓶公司为其办理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陶然亭路二号双柳树危改小区（壹瓶小区）二号楼二单元一〇一室、二号楼二单元一〇二室、三号楼一单元一一〇二室及三号楼二单元一一〇一室的产权登记手续；壹瓶公司不同意中联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反诉要求确认双方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未生效；解除双方所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等。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9日作出（2010）宣民初字第03420号民事一审判决：一、解除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Y78898）及附件、补充协议；二、驳回中联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壹瓶公司其他反诉请求等。
判决后，双方均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0年11月10日，北方律所、中联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中联公司聘请北方律所律师在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作为二审程序的委托代理人。
2010年11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0）一中民终字第1674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程序错误，故裁定撤销了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此后，因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被撤销，故将该案发回至新成立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2011年1月12日，北方律所、中联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第一页主要记载，中联公司聘请北方律所律师在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作为委托代理人；中联公司应当于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向北方律所支付律师费2000000元；中联公司不得以其单方又委托其他律师或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调解等理由要求北方律所退返律师费等。
该协议第二页记载北方律所的义务为：1.北方律所委派律师为中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中联公司同意委托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2.北方律所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完成委托代理事项，按照协议约定的代理权限提供法律服务，保护中联公司的合法权益；3.北方律所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根据案件情况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中联公司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4.北方律所律师应依法维护中联公司的合法权�，遵守诚信原则，在授权委托范围内，依法为中联公司提供法律服务；5.北方律所律师对其在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获知的中联公司的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法律规定或者中联公司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6.北方律所对中联公司委托事务应当单独建立档案，对涉及中联公司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等。
该页还记载，如因北方律所律师工作重大失误导致中联公司蒙受损失或违反上述第4、5款规定义务的，中联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等。
该协议第三页“违约责任”条款记载，中联公司不支付或逾期支付律师费，北方律所有权要求中联公司支付，并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收延期支付款项的违约金。同时载明，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至一审程序结束止等内容。
中联公司表示不清楚北方律所提供的上述协议来源。中联公司证人（中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秀华到庭作证称：其与北方律所主任庞民京在2007年至2009年11月期间是儿女亲家。大概是在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间，其为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中联公司办公地点与北方律所办公地点所在建筑物相邻。2008年8月28日至2009年3月9日，其因涉嫌诈骗（后为涉嫌偷漏税）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北方律所负责人庞京民帮助打理中联公司，公司公章由过去的法定代表人卢某管理。大概是在2012年，卢某将中联公司公章交还证人。大概在2010年或2011年的时候，双方谈及与壹瓶公司4套房屋诉讼的事情，口头约定是免费代理，没有签订过合同。案件发回重审后，中联公司又聘请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诉讼阶段为发回重审一审、二审包括执行，中联公司共支付了1800000元代理费。
北方律所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表示证人对一些关联事项表示记不清，且表述存在前后矛盾。
本案审理中，经中联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就涉案《委托代理协议》是否为同一台打印机一次打印完成，打印纸张是否为同一批次等问题进行鉴定。
2015年7月20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长城司鉴[2015]文鉴字第48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2011年1月12日《委托代理协议》第1、2、3页上的机制文字未发现不是同一台打印机一次连续打印完成的特征，未发现打印纸张不是同一批次的特征。中联公司垫付鉴定费16000元。
北方律所、中联公司对上述鉴定结论均表示没有异议。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做出（2011）西民初字第00869号民事判决：一、确认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Y78898）及附件、补充协议未生效，并驳回双方其他请求。中联公司因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05年8月，中联公司（买受人）与壹瓶公司前身北京奇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1）-（8）。附件（4）的主要内容为：“房号2－2－101，建筑面积316.64平方米，总价2849760元；房号2－2－102，建筑面积273.21平方米，总价2458890元；房号3－1－1102，建筑面积270.67平方米，总价3248040元；房号3－2－1101，建筑面积272.56平方米，总价3270720元。”；附件（5）的内容为，分期付款适用：“1.买受人于2005年8月30日前，付清首期购房款陆佰万元（600万）元，买受人与出卖人双方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方可生效。2.买受人于2005年10月30日，付清剩余购房款伍佰捌拾贰万柒千肆佰壹拾元（5827410）。3.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因买受人原因不能如期支付购房款，买受人的违约责任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处理（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如出卖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买受人应当向出卖人支付总房款的百分之十作为违约金并承担解除合同的所有费用，出卖人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无息退还剩余房款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中联公司向壹瓶公司支付首付款5000000元，虽未在2005年8月29日前支付6000000元，但壹瓶公司已交付四套房屋，应视为双方以各自的履行义务行为对合同的生效条款进行了变更；原合同已经变更并实际履行，双方均应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约定的条款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未付房款部分，中联公司应继续向壹瓶公司支付；中联公司请求壹瓶公司为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诉请应予支持。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3日作出（2011）一中民终字第1207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1）西民初字第00869号民事判决；二、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Y78898）及附件和补充协议；三、中联公司向壹瓶公司支付剩余房款六百八十二万七千四百一十元，并向壹瓶公司支付以上款项的逾期付款利息；四、壹瓶公司自中联公司给付以上款项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中联公司办理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陶然亭路二号双柳树危改小区（壹瓶小区）二号楼二单元一〇一室、二号楼二单元一〇二室、三号楼一单元一一〇二室及三号楼二单元一一〇一室的产权登记手续等。
北方律所提供（2011）西民初字第00869号民事判决书等，用以证明其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
中联公司表示，协议约定的�理费过高，其与案外律师事务所就案件发回重审后二审委托事项所签代理协议约定为风险代理，费用仅为1900000元；北方律所并非风险代理，委派的律师资历、经验、专业技能、知名度较低，故律师费明显过高。
北方律所表示，中联公司在案件发回重审后的二审程序中与案外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与本案无关，执业律师的收费不应以律师执业时间为标准。
2012年10月31日，北方律所曾就涉案协议纠纷诉至一审法院，后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本案中，北方律所、中联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事实清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中联公司抗辩不清楚缔约过程，但对其单位在《委托代理协议》上签章确认的�实没有进行合理解释和举证，而且就相关案件是否为有偿代理的陈述与其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亦未进行合理解释和举证，故中联公司应依约履行相应义务。
根据双方约定，北方律所主要义务即是提供代理服务，中联公司主要义务即是按约支付律师代理费。根据查明事实，北方律所已指派律师提供了代理服务，在进行多次诉讼程序中，中联公司均未对北方律所代理服务表示异议，仍坚持北方律所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可见中联公司对北方律所的法律服务结果是肯定和信赖的，故中联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由于中联公司逾期未支付律师代理费，其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北方律所要求中联公司支付的违约金低于双方约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因北方律所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主要义务均已履行，故中联公司反诉要�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中联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次性给付北方律所律师费2000000元；二、中联公司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点五倍标准支付北方律所自2011年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违约金；三、驳回中联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中联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中联公司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所以并不是中联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涉及律师费核心条款由�写填写，填写人是谁中联公司并不知情，故对代理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2.本案是发回重审的一审案件，中联公司不认可律师费合理性问题，北方律所代理时，中联公司在一审中已经败诉了，在本案中也败诉了，判决结果与中联公司最初的诉讼初衷相差甚远。中联公司认为代理费与北方律所的服务不成比例。从北方律所单方提供的代理协议来看，本身对目的要求没有体现，且代理收费方面与一般的委托代理协议不一致。北方律所提供的代理协议价格很高且对结果没有任何要求，且北方律所要求当日给付，故中联公司认为收费是不合理的。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委托协议是真实的，代理收费也是不合理的。中联公司认为该案经过多次审理，案件难度已经降低且耗费时间较短，故中联公司认为代理费的收取与服务内容之间并不合理，中联公司认为中联公司与对方的争议焦点仅为6800000元，按照北方律所提供的4份代理协议金额已经超过9000000元。北方律所代理是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律师的收费都是按照北京市司法局出台的参照标准进行收费，应体现等价有偿的公平原则，但北方律所明显高出标准。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北方律所全部诉讼请求；3.北方律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在二审审理期间，中联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
1.2009年10月19日的《委托代理协议》及授权委托书，证明因为该协议的存在，且双方之间是亲家关系，故此后的有关中联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壹瓶房地产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的争议北方律所均为免费代理，另证明该《委托代理协议》全部电脑打印完成，与诉争2份《委托代理协议》在形式上、内容上存在重大差异，故诉争2份《委托代理协议》不具有真实性。
2.北方律所代理的（2011）西民初字00869号案件起诉状，证明与北方律所提供的2011年1月12日的代理协议存在巨大差异和实质不同，证明起诉状上有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本案诉争协议上是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北方律所不能合理解释说明，不能证明其单方提供的协议的真实性。
3.北方律所代理的（2011）西民初字00869号案件的开庭笔录，证明案件简单、耗时短，且败诉，北方律所向中联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工作无难度，北方律所主张的律师费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严重不成比例，违反合理性原则。
中联公司在二审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调取（2009）京仲裁字第0110号、（2006）京仲裁字第1244号、1245号仲裁卷宗，证明本案诉争的协议与上述案件中的委托代理协议形式不一致，用以证明本案诉争的协议不真实。
北方律所服从一审法院判决。�针对中联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通过中联公司在一审程序中的反诉能够证明当时中联公司认为双方的协议是真实存在的。关于北方律所收费合理性问题，当时双方产生的争议是关于4套位置在陶然亭附近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面积1000余平米，当时购买的价值大约1200万元，2010年大概已经翻了10倍，故北方律所的收费不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且中联公司对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
在二审审理期间，经过本院庭审质证，北方律所认可中联公司提交3份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中联公司可以在一审中提供上述证据，其在二审中无权再出示。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因北方律所认可中联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中联公司的证明目的，因证据1系北方律所与康尔森公司在其他诉讼案件中的材料，与本�无关；且该证据材料中亦无法体现有关中联公司和壹瓶公司发生的争议均由北方律所免费提供代理服务的内容，故本院对中联公司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关于中联公司提交的证据2、3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审理情况予以综合评断。
二审期间，陈秀华作为中联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陈秀华陈述内容与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内容基本一致，关于本案北方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的情况，陈秀华陈述：2009年前后，康尔森公司与壹瓶公司有案件，找到了北方律所。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一共签订了四份《委托代理协议》，康尔森公司支付了协议中约定首期律师费用，后来因剩余10000000元律师费，北方律所提起了诉讼。包括本案在内的本次15起案件，中联公司（康尔森公司）都没有跟北方律所签订过诉争协议。陈秀华怀疑这些协议在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形成的，因为当时中联公司（康尔森公司）的事情都是由北方律所的庞主任负责。关于中联公司的公章保管问题，陈秀华陈述公章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没有专人保管。关于本案所涉的中联公司与壹瓶公司间的诉讼纠纷，陈秀华认可北方律所确实代理中联公司出庭，但是双方没有签订过《委托代理协议》。
北方律所认为陈秀华是中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有利害关系，且陈秀华在一审期间与二审期间陈述的协议签订情况前后不一致，其陈述北方律所是免费代理的，又说双方之间没有协议，一审时又陈述协议包括本案，前后表述存在不一致。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陈秀华曾经是中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中联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所以在中联公司未提交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陈秀华证言的证明效力无法确认。
另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司法部于2006年4月13日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四）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发布的《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京发改（2010）651号，2010年5月30日实行）第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一）民事诉讼案件按审判阶段确定收费标准。1.计件收费标准。每件收费3000-10000元。2.按标�额比例收费标准。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10%（最低收费3000元）；1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6%；1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4%；1000万元以上，2%。按当事人争议标的额差额累进计费。3.上述收费标准下浮不限。（二）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与委托人约定的财产利益的30%。（三）再审、申诉案件分别按照一个审判阶段确定的收费方式标准收取律师费。（四）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案件的多个阶段，自第二阶段起酌减收费。第五条规定：下列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协商不成的，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一）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二）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三）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诉讼标的额不超过10万元（含10万元）的民事案件，给予社会保险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那几那，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案件，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以及风险代理案件、计时收费案件不适用前款规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中联公司申请调取（2009）京仲裁字第0110号、（2006）京仲裁字第1244号、1245号仲裁卷宗，北方律所认可该卷宗形式上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是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2011年1月12日《委托代理协议》、（2011）西民初字第86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长城司鉴[2015]文鉴字第48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2011）西民初字第00869号案件起诉状、开庭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北方律所提交的诉争《委托代理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对中联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二、北方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用是否符合合同及法律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诉争《委托代理协议》是否真实有效？
中联公司上诉主张，仅凭北方律所单方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不能认定其真实存在，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中联公司与北方律所就诉争《委托代理协议》从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协议对中联公司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般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具体到本案中：
首先，北方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上“甲方”处加盖有中联公司的公章及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中联公司对上述协议上所加盖的中联公司公章及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在中联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案中应当确认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
其次，关于中联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为电脑打印的制式合同，其中最为核心的律师费用条款均是手写完成的，且该手写部分均不是中联公司人员书写的，存在明显不合理一节。本院认为，为提供商业活动的高效和便利，法律允许市场交易主体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格式合同；只有当格式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或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法律才会对该合同或合同中相应条款的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本案中，涉案《委托代理协议》本身虽然是电脑打印的制式合同，但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且双方当事人盖章或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对于合同约定内容的确认。同时，在没有证据表明�方对于合同条款的书面形式有过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合同部分空白条款由当事人以手写方式填具，以及具体填写的主体并不构成诉争《委托代理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有效抗辩。此外，中联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2009年10月19日的《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与本案无关，且该协议的相关事实已经经过人民法院另案判决解决，中联公司以该协议与本案诉争《委托代理协议》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不相同否认本案诉争协议的真实性缺乏依据。由此，本院对中联公司上述否认协议真实性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再次，依据本案中双方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起诉状、开庭笔录以及裁判文书等证据，在中联公司与壹瓶房地产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北方律所确实作为中联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即北方律所按照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为中联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法律诉讼服务，�方律所的上述诉讼代理行为能够与其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相对应。
最后，关于中联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并非双方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不能对中联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一节，因中联公司未能就此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联公司提出合同约定的费用支付方式是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该约定不符合常理的问题。合议庭在评议本案过程中，对于合同关于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的约定曾有过疑虑；但合议庭最终认为，按照合同法确定的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双方可以根据双方洽商的情况、接受程度、支付能力等自由、协商确定费用支付的条件和期限，在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双方关�费用支付条件的约定并不能否认协议本身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中联公司提交的双方之前关于律师费分期支付的其他协议亦不能否认涉案协议的效力。故最终合议庭对中联公司关于费用支付条款不符合常理的意见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中联公司与北方律所通过签订诉争《委托代理协议》建立了法律服务合同关系，该协议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其合法有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合法有效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中联公司关于诉争《委托代理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以及对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上诉意见均缺乏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北方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用是否符合合同及法律规定？
如前所述，依据查明的事实，北方律所已经根据合同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故中联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律师费用。中联公司虽上诉主张双方曾约定就本案北方律所系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但未就其主张的免费代理事宜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北方律所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中联公司如上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北方律所依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主张的律师费金额问题，围绕中联公司的上诉主张及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分别论述如下：
关于《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律师费金额的合理性问题。中联公司上诉主张，北方律所主张的高额律师费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严重不成比例，违反了律师收费的合理性原则，一审判决未予审查和调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注意到，在我国目前的律师行业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与一般委托人相比，律师的专业性决定了其在有关诉讼风险、胜诉可能性的信息掌握上更具有优势地位。故为了防止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利用其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不恰当地收取畸高律师费用，侵权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相关法律、行政性规范对律师诉讼代理收费行为予以了规范和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以下简称《办法》），其中明确了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该《办法》，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其中，代理民事诉讼案件等实施政府指导价；并进一步授权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随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发布了《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京发改（2010）651号，2010年5月30日实行，以下简称《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明确了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对于非风险代理行为实行一般收费标准和可以由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的特殊收费标准。通过从上述规定看出，其对于律师业收费标准给予引导性规范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人民法院对于律师诉讼代理收费的审查，既要注重对委托权合法权益的保护，又要注重对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具体到本案中：
首先，《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在性质上系属行政性规范，其关于代理费标准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故违反该规定一般产生行政责任，而不直接导致民事合同中关于律师费约定无效。
其次，即使按照《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的规定，关于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的规定上，分为一般收费标准外和特殊收费标准。除特殊情况外，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可以根据代理案件的标的、案件复杂程度、涉及疑难专业程度及案件影响力大小等，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协商确定代理费。本案中北方律所与中联公司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并不高于上述规定，应确认该条款的效力。同时，当事人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关于案件的标的、案件复杂程度、涉及疑难专业程度及案件影响力大小等问题的判断主体，应为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人民法院或法官不应将审理案件中对于案件的主观感受、道德评断强加于当事人。此外，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京市司法局于2016年5月4日发布的《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京发改规[2016]10号）的规定来看，该规定对于民事诉讼案件中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情形，主要针对的是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如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关乎民生保障的民事诉讼代理行为；对于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故从上述规定的价值导向可以看出，相关行政性规范文件对于民事诉讼案件中律师服务费用标准越来越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最后，结合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体情况来看，中联公司与北方律所均是商事交易中的非自然人主体，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在满足交易效益和安全需要的前提，能够对自己从事的商事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预期，其在交易中达成的合同应当得到法律的有效尊重和双方的充分遵守。并且，除本案之�，北方律所和中联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多起法律服务合同；双方的法定代表人之间也曾经存在过极为特殊的关系，故中联公司对北方律所的收费情况、专业水平应当较为熟悉。
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北方律所依据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向中联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用金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支持北方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维持。中联公司上诉关于北方律所主张的高额律师费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严重不成比例，违反了律师收费的合理性原则的意见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中的其他问题。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2012年10月31日，北方律所曾就涉案协议提起诉讼，故本案中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关于违约金问题，因《委托代理协议》明确约定中联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律师费用，中联公司至今未支付费用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北方律所有权要求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北方律所主张的违约金标准低于双方约定标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据北方律所主张的违约金标准判令中联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
关于中联公司提出在北方律所代理案件诉讼过程中其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协议中就此类情况作了“中联公司不得以其单方又委托其他律师或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调解等理由要求北方律所退返律师费等”的明确约定，且中联公司并未撤销对于北方律所的委托，故中联公司以此作为不予支付代理费用的依据于法无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中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7100元，由中联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5元，由中联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鉴定费16000元，由中联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中联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中联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京
代理审判员 田 璐
代理审判员 常洪雷
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 波
书 记 员 赵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