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3行终18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珩，男，1964年2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甲1号。
法定代表人高岩，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一泽，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陆再鹏，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
上诉人王珩因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公安分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行初字第4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珩，被上诉人朝阳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陆再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珩向一审法院诉请确认朝阳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没有依法办案，没有对打人者实施治安行政处罚违法。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的涉案地点位于朝阳区，属于朝阳公安分局的管辖范围，朝阳公安分局具有接受该地区报案并进行相应调查、处理的职责。《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规定，公安机关在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收集、调取证据材料，查明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实施主体，违法嫌疑人是否有从重、从轻、减轻情节等事实。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复杂的，经批准可延长三十日。因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朝阳公安分局接到王珩的报警后及时处警，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要求王珩进行伤情诊断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因王珩主张被人殴打，其是否受伤、受伤的严重程度是朝阳公安分局应予以查明的事实，但在朝阳公安分局向王珩出具《伤情诊断证明信》后，王珩未对其伤情进行诊断，且王珩的陈述与其他相关人员的陈述存在明显不同，故在此情况下，朝阳公安分局未对王珩的报警作出处理，并继续进行调查、取证的做法，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之处。王珩所持朝阳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珩的诉讼请求。
王珩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0年11月16日晚十点多，上诉人正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鹿港小区×健身（以下简称×健身）内的泳池边睡觉休息，突然遭到该馆保洁员李×1一伙人的殴打与追打。之后又被李×1等人关进一个小屋内进行非法审讯及敲诈，非法搜身，蓄意收取金钱。李×1还在门口站岗放哨。在后半夜三点多，上诉人才找机会偷偷打电话报警。后来巡警一人到现场查看时，这一伙七人中有人可能行贿于巡警，因为李×1有可能是逃犯，没有上车去派出所，还站在门口同哨兵一样，巡警也装着没看见。后只有游泳馆老板叶×1、李×1的妻子李×2、女儿李×3和上诉人四人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以下简称花家地派出所）。叶×1先找了当晚值班警察戴×，戴×是叶×1的保护伞，戴×让警察李×4审问上诉人，并在审讯室内让叶×1对上诉人说：打人不对，打你白打。这些人无视国法，胡乱执法，行政不作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而且叶×1故意拖欠工资五千余元，本案拖了六年之久。一审法官对被上诉人不作为的事实及笔录加以默认，随意下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未真正调查或移交给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一审法官对被上诉人如下诸多违法行为未予解释及认定：办案人员未去案发现场取证，保护录像；只保留2名到花家地派出所人员的笔录；对上诉人询问未做笔录；上诉人多次找民警，但被上诉人称被害人不配合办案；被上诉人将伤检鉴定未开作为不调查的原因。打人一方说报警抓小偷，但被上诉人未提此事，说明是报假警，一审法院回避此事。上诉人被打、非法拘禁之事被化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期间的诉讼请求。
朝阳公安分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王珩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伤情诊断证明信》；2.韵达快运邮寄单；3.国内挂号信函收据；4.补充材料1-4；5.致ＸＸＸ领导的一封公开信，用以证明王珩向朝阳公安分局报警的事实，及向其他部门反映问题的情况
朝阳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花家地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两份；2.《受案登记表》3.《北京市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4.《呈请延长办理案件期限审批表》；5.王珩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6.2010年11月17日朝阳公安分局分别对李×3、刘×1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7.《工作记录》8份；8.《伤情诊断证明信》，用以证明朝阳公安分局接到王珩的报警后，依法处警并进行了调查、取证工作，因王珩拒绝配合，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无法作出处理，目前案件仍在调查过程中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认证：
朝阳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受理王珩的报案后，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予以采纳。王珩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朝阳公安分局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7日，朝阳公安分局所属花家地派出所先后接到×健身员工李×3、王珩的两个报警。花家地派出所经调查后确认，系×健身房内部员工之间发生纠纷，王珩主张其被人殴打，该派出所遂对其报警进行受案登记，并出具《北京市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同日，花家地派出所民警对另一报案人李×3、×健身员工刘×1进行询问并分别制作《询问笔录》。同日，花家地派出所向王珩出具《伤情诊断证明信》，请望京医院为王珩出具伤情诊断证明，后王珩从花家地派出所离开，未再返回该派出所。当日，花家地派出所民警通过电话联系王珩，但电话关机，无法取得联系。2010年11月19日，花家地派出所民警联系×健身负责人，该人表示2010年11月17日李×3和其父母辞职已走，王珩未回健身房，不知上述人员的去向。后，花家地派出所多次联系王珩和李×3，均未取得联系。2010年12月10日，因办案期限届满，花家地派出所经朝阳公安分局审批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11年10月，王珩到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涉案案件的处理情况，民警告知其因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没有相关诊断证明无法进行处理。王珩表示去看病，并拒绝制作笔录。但王珩未再去过花家地派出所，亦未主动进行过联系。2014年3月13日，花家地派出所民警再次联系王珩，王珩表示在原籍老家，因无钱无法回北京。2015年6月15日王珩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朝阳公安分局对其辖区内的治安案件负有调查处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在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收集、调取证据材料，查明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实施、实施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嫌疑人是否有从重、从轻、减轻情节以及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等事实，并在法定期限内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决定，因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本案中，朝阳公安分局所属花家地派出所接到王珩的报警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依法予以受案，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为王珩出具《伤情诊断证明信》。因王珩主张被人殴打，但其收到花家地派出所出具的《伤情诊断证明信》后，一直未向该所提供其伤情诊断情况，亦未接受询问并制作笔录，且花家地派出所民警多次与其联系未果。在此情况下，花家地派出所未对王珩的报警作出处理，并继续调查取证，并不构成不作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珩的诉讼请求并不不当，王珩主张朝阳公安分局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珩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兰 芳
代理审判员 胡 林 强
代理审判员 王 琪 璟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崇书记员吴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