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338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银川建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31号。
法定代表人：杨伟，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金玉，男，194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
委托代理人：王冰，宁夏平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治国昌盛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东环南路13号。
法定代表人张治国，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银川建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集团）与被申请人王金玉、一审被告宁夏治国昌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治国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建发集团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关于王金玉系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银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06号案件）有利害关系，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认定，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王金玉并非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2008年8月1日治国公司向王金玉借款时承诺以涉案房屋向王金玉抵押借款，并将购房合同交付给王金玉。但因治国公司并不是房屋所有权人，双方抵押关系既未成立亦未生效，王金玉与治国公司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本不存在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关系。王金玉起诉治国公司后依法对涉案房屋的备案合同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后，只是申请诉讼保全的案外人身份，并未取得抵押权人资格，宁夏高院二审法官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随意确立王金玉在案件中的法律地位明显错误。（二）王金玉与涉案房产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权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更谈不上“是否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利害关系”不同。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其中所称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达到以下两方面要求：第一，三个主体之间存在两个内容客体相牵连的法律关系；第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本诉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发生争议的可能，并且该争议直接影响本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王金玉与治国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建发集团与治国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内容客体不存在任何牵连，借款关系的审理也不对商品内买卖关系审理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故王金玉对建发集团与张治国商品房买卖关系，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９条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该规定旗帜鲜明的表明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认定。王金玉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诉讼标的，显然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成为该案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四）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凡是将涉案房屋进行查封的诉讼保全申请人，均可按照民诉法56条的规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任何一个案件都将会有无数个未知的执行“第三人”，这些执行“第三人”明明是其他案件及法律关系下的当事人，按原审判决的理解都会作为所涉案件本诉的“第三人”，并将会出现与本诉标的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的庞大的“第三人”群体存在的局面。二、原审判决认定建发集团法定解除权消灭而不应解除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错误。2013年9月26日，建发集团与治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建发集团将银川市东环南路13号面积3101.83平方米房屋出售给治国公司，房屋总价8685120元。治国公司应于2003年付款160万元，剩余房款以工程款抵顶。因治国公司承建的学府园工程被政府冻结，2010年8月9日治国公司与建发集团才对工程进行了结算，结算后确定治国公司下欠建发集团房款5357679.14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五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三个月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待命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建发集团行使与治国公司解除权，应以治国公司下欠房款具体数额确定之日即2010年8月9日起算一年内行使。至建发集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解除权行使期间。对此事实原审法院未进行核实即作出“建发集团解除权已经消灭”的结论，实属不当。三、原审判决作出银川中院仅判决治国公司返还涉案房屋、对已付购房款不作处理，属适用法律错误，106号判决实质损害了王金玉已被生效判决确认的合法权益的认定，只为维护王金玉的债权得以执行，完全不顾对建发集团的物权造成的侵害。《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判，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判决对已付购房款进行处理的前提，是根据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要求。法律并未规定必需在同案中处理。事实上在106号判决生效后，治国公司立即在银川市兴庆区法院提起返还房款之诉。在高院二审审理前，该案已经得到解决并执行完毕。并不存在治国公司放弃权利和怠于行使权利的事实。宁夏高院二审在庭审中已查明，治国公司已另案起诉建发集团对已付购房款进行了处理，并已执行完毕的情况下，仍然认定“治国公司存在怠于主张返还购房款以及对涉案房屋装修的附加值“的行为，有违公平公正。原审判决关于106号判决实质损害了王金玉已被生效判决确认的合法权益的认定，并无事实依据。王金玉与治国公司案件于2011年3月提起诉讼，2012年11月22日作出生效判决；建发集团与治国公司案于2011年5月提起诉讼，2012年11月14日作出106号判决。两个案件基本同时提起，同时判决结案。原审法院未经审查事实，肆意扩大106号案件的审理范围，有失公允。在106号案件中，银川中院组织王金玉、治国公司及建发集团调解案件时，两案件均在审理过程中未结案。银川中院两案法官出于定纷止争的考虑，组织三方调解，后调解不成两案各自独立作出了判决，两个案件一个是民间借贷纠纷，一个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根本不存在需要考虑是否以另一个案件处理结果为前提。四、原审判决以106号判决中未同时处理返还购房款事宜，而认为治国公司在该案中怠于权利不合常理，并得出有恶意损害王金玉债权的嫌疑，并认定为应属于无效的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一）106号案件中建发集团与治国公司的法律地位，决定了治国公司不可能提出两项相悖的答辩意见。106号案是建发集团提起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返还房产，治国公司认为应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应返还房产。而返还购房款的意见与治国公司意见相悖，且需治国公司当庭提出反诉，同案中提出相互矛盾的答辩意见，明显有违基本常识。（二）二审判决未对返还购房款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就认为治国公司应当主张返还已付购房款以及对涉案房屋装修的附加值，存在臆断。106号案件生效后，治国公司起诉建发集团要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并赔偿房屋装修损失。但106号案件明确判定，造成《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责任，是因治国公司逾期付款。作为有过错的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建发集团于2004年已将房产交付，近十年时间损失的房屋收益应当由合同违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审理中双方存在争议，二审判决在未对案件及证据进行实质审理情况下，认定治国公司怠于主张已付购房款以及房屋装修的附加值，显然超越案件审理权限和审查范围。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的情形，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王金玉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王金玉于2011年3月16日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起诉张治国及治国公司，主张张治国返还欠款、治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申请了诉讼保全，银川中院作出(2011)银民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了治国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东环南路13号、面积3101.83平方米的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产）。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建发集团以治国公司为被告，于2011年5月26日向银川中院提起106号案件诉讼，请求解除其与治国公司之间就讼争房屋订立的买卖合同，亦向法院申请了诉讼保全，对讼争房产进行了轮候查封。建发集团与治国公司在106号案件中争议的诉讼标的，系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的客体即为王金玉申请查封的讼争房产，建发集团与治国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该诉讼结果直接影响到王金玉对张治国及治国公司的债权能否顺利实现，故王金玉依法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106号案件诉讼。王金玉亦曾向银川中院提出参加106号案件诉讼的申请，但银川中院未予准许。故原审判决关于王金玉系因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106号案件诉讼、有权提起本案撤销权诉讼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申请人建发集团关于王金玉并非讼争房产的抵押权人，与106号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并非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的申请理由，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关于王金玉为讼争房产抵押权人部分的表述虽然不当，但此点瑕疵并不影响王金玉对讼争房产享有独立请求权的认定，故本院对申请人建发集团的这一申请理由，不予采信。
二、关于106号案件的判决是否损害了王金玉的合法权益的问题。首先，关于建发集团和治国公司之间债务的真实性问题。按照二者在106号案件中的自述，治国公司于2003年以总价620余万元（嗣后双方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将房屋价款上调了248万余元）向建发集团购买讼争房产，首付160万元，余款于2004年以建发集团所欠治国公司工程款顶付的形式付清。2010年8月9日双方对账确认，建发集团尚欠治国公司工程价款1130万余元。2010年9月9日，治国公司向建发集团出具说明称尚欠购房款5357679.14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所陈述的工程对账和房款支付情况不仅与2003年的购房协议约定相矛盾，也明显违背了生活常识。银川中院在审理106号案件的过程中，在讼争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另案查封且王金玉要求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未对建发集团和治国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一节加以审理、认定，其案件审理程序明显不当。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五条之规定，建发集团在106号案件中所主张的合同解除权已经因期间经过而消灭，106号案件关于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判决结果，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其处理结果直接损害了顺位在先的保全申请人王金玉的利益，依法应予撤销。故原审判决关于106号判决实质损害了王金玉已被生效判决确认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申请人建发集团关于原审判决只为保护王金玉的债权得以执行，损害了建发集团的物权的申请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治国公司在106号案件中表示如果法院在另案中支持王金玉对其的诉请，其也不在本案中主张应由建发集团返还的已付房款等情节是否构成放弃债权、银川中院在106号案件中是否应当同时就款项返还问题进行处理等问题，因该等事实对106号案件的判决依法是否应予撤销并不产生影响，故本院对申请人建发集团的相关申请理由，不再予以审查。
综上，申请人建发集团的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银川建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周 伦 军
代理审判员 张颖代理审判员张颖
代理审判员 郑 勇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乌 宁 于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