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浙绍商终字第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国华。
委托代理人：傅兴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虞市上茗茶厂。
法定代表人：陈培元。
委托代理人：夏东升。
上诉人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上虞市上茗茶厂（以下简称上茗茶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2011）绍虞东商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傅兴灿，被上诉人上茗茶厂的委托代理人夏东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文百公司与上茗茶厂于2008年4月7日订立《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其中供方文百公司委托代理人为张亚萍，合同约定：由上茗茶厂向文百公司购买透明膜包装机2台，型号为WB-175，单价45000元，总价款为9万元，结算方式为合同签订后需方预付定金30%，机器发到需方工厂调试完毕后即付余款70%。合同订立后，上茗茶厂于2008年4月8日预付货款27000元，2008年4月12日，文百公司向上茗茶厂交付包装机2台，送货单注明：差一付模具／台，未发。后因使用过程中需将设备运回文百公司处重新调整机头位置，文百公司将2台设备运回公司，并于2008年5月4日向上茗茶厂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上茗茶厂购买文百公司的两台1**型三维透明膜包装机（小包装机），现因包装物的特殊性，需要把设备运回公司重新调整机头位置，故5月3日设备从上茗茶厂运走，5月10日送回！”2009年4月17日，文百公司向上茗茶厂开具金额为9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一份，该发票上茗茶厂已向税务部门认证抵扣，但货款余额63000元上茗茶厂至今未付。现文百公司起诉要求上茗茶厂支付欠款63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8954元（自2008年4月13日计算至2011年1月15日，此后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另计），本案受理费及争议解决代理费、差旅费由上茗茶厂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文百公司、上茗茶厂之间通过传真形式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为“合同签订后需方预付定金30%，机器发到需方工厂调试完毕后即付余款70%。”该院认为，该结算方式中机器调试完毕后付余款70%的表述属于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文百公司虽已交付给上茗茶厂2台包装机，但未提供设备已调试完毕的直接证据，结合文百公司在交付时每条设备尚差一付模具未发，此后又存在设备需重新调整机头位置而由文百公司于2008年5月3日将两台包装机运回公司处理的情况，该院认为，文百公司仅以上茗茶厂已收取设备的事实向上茗茶厂主张70%余款，不符合双方的结算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院认为，本案争议设备的调试义务在文百公司方，故文百公司应对其交付的机器设备已调试完毕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文百公司以上茗茶厂未提出书面的质量异议并已将增值税发票抵扣为由证明其交付的设备已调试合格，显然理由不足，该院不予采信。综上，该院认为，文百公司要求上茗茶厂支付货款63000元，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文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99元，依法减半收取800元，由文百公司负担。
上诉人文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且有遗漏。1、上诉人经过慎重核对及与张亚萍确认并未出具过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上诉人也根本没有启用过证据5上盖的此类公章。原审法院仅凭证据5的传真号相同就草率认定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做法是主观片面的，是错误的。2、退一步讲，即便这份证明是存在的，也只能证明涉案设备曾经从被上诉人处拉回到上诉人处调整机头而已，而调整机头也是为了配合被上诉人操作便利的需要，并非因为未进行调试。在一审过程中，存在调整机头就是没有调试合格的主观臆断，也是错误的。3、对于涉案设备最终交付给被上诉人使用的时间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实际使用过等关键性事实问题，原审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造成事实遗漏。4、实际上，设备交付给被上诉人使用将近一年后，上诉人才开具9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给被上诉人，该票据也早已经由被上诉人进行抵扣。若涉案设备连调试都没有成功或者有质量问题，被上诉人根本不能使用，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主张权利，而不是在等到上诉人提起诉讼后再提出，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二、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设备的调试义务在上诉人，故上诉人应对其交付的机器设备已调试完毕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根本不考虑被上诉人提出的反驳观点在期限上的合理性、事实上的客观性，而是片面地结合法条，强加举证责任给上诉人，这样的做法令人费解。三、实际上，上诉人已经多次催讨并同意被上诉人延期付款，而被上诉人对此不但否认，甚至还提出未调试等不可思议的问题，根本没有合理性可言。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上茗茶厂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出卖给被上诉人的两台机器有质量问题，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使用，该两台机器一直没有调试成功，根据双方合同约定，70%的货款要调试结束后支付，所以上诉人无权主张70%的货款。二、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的两台机器各少一对模具。三、在2008年5月4日，机器设备经上诉人当时的经办人张亚萍在场，上诉人的技术人员调试，因无法调试成功才会拉过去调试，但之后还是没有调试成功。虽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否认张亚萍的签字，当时张亚萍签订合同也是从上海发出来的，当时张亚萍是上海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人，该公司与上诉人公司是关联企业，所以被上诉人一直都是与张亚萍交涉的，当时经过张亚萍及技术人员调试认为机器设计上的问题导致无法调试。四、2008年8月29日，当时调试之后因机器有先天性问题，双方谈到退款退货的问题，之后是因相关的费用承担问题才会导致本案的发生。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有两项，一是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5即张亚萍于2008年5月4日出具证明的证据效力问题；二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两台透明膜包装机余下70%货款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
对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传真复印件，该合同明确载明：“供方（即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为张亚萍、传真：021-37745396”，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系由“张亚萍”出具，且该证据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均系通过上述传真号发送给被上诉人，故证据5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能相互印证，可确定其真实性。上诉人虽对此予以否认，认为经与张亚萍确认，张亚萍并未出具过上述证据5，但既未申请张亚萍出庭提供证言，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证据5的证据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需方预付定金30%，机器发到需方工厂调试完毕后即付余款70%。现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余款，被上诉人提出抗辩认为，上诉人对机器尚未调试完毕，并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5，从该证明的内容看，在2008年5月本案诉争的机器存在重新调整机头位置的问题，鉴于上诉人在二审中也陈述到“机头在机器中是装模具的头子”，根据一般常识，机器需要安装模具才能进行生产，机头应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调整机头位置应为机器调试的应有之义。虽然被上诉人承认同年5月10日上诉人已将机器送回被上诉人厂内，但该事实亦无法证明上诉人已将机器调试完毕。此外，在本案二审庭审后，本院依法对本案诉争的两台机器现状进行了现场察看，从表面看，两台机器上积满了灰尘，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经连接电源后，机器显示计数值，一台为229841个，另一台显示663578个，上诉人认为该计数值可证实机器是可正常使用的，而被上诉人认为该计数系由上诉人方人员多次调试，且调试时需调试人员在机器连续生产时在旁观察调试而形成。本院认为，机器可显示其制作透明膜包装的个数，但无法证明其制作的产品是否合格。且根据正常机器生产的速度，上述数值仅为透明膜包装机连续生产几天的产品个数，从机器送回被上诉人厂里开始，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作为一家一直以来从事茶叶生产的厂家，没有理由对可以正常使用的包装机搁置不用达几年之久。被上诉人对机器显示数值的解释也符合常理。对于增值税发票问题，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年后收到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予以抵扣的做法欠缺妥当，但该抵扣行为无法否定证据5的效力以及现在机器长时间搁置不用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主张机器调试完毕的证据不足，故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两台透明膜包装机余下70%货款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99元，由上诉人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小梁
审 判 员 胡春霞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代理书记员 缪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