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05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女，1936年5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3（杨×之女），1962年1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4（杨×之孙），1985年12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1，女，1953年8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2（徐×1之弟），1959年2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男，1960年4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男，1965年9月6日出生。
吉×、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女，1977年8月21日出�。
吉×、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韩×，女，1985年11月11日出生。
上诉人杨×因与徐×1、吉×、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00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的委托代理人徐×3、徐×4，徐×1及其委托代理人徐×2，吉×、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2月，杨×诉至原审法院称：我系北京制药厂退休职工，原居住于北京制药厂宿舍，即3单元9号。1998年，因工程建设需要，该房屋拆迁，我作为房主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补偿协议书，由该公司为我安置位于102、602室两套一居室住房。因徐×1当时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无房居住，我考虑到我们的母女关系，将其中的602室房屋暂借其使用，我一直借住在女儿徐×3家。因我身患多种疾病，需请保姆加以照顾，女儿徐×3家因子女已成人，没有空间使我在此居住，故找徐×1欲将602室收回自用，遭其拒绝。此外，徐×1明确提出其与他人存在收养关系，不承担对我的赡养义务。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9）朝民初字第29903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终字第02818号民事裁定书，我与徐×1之间已无母女关系，我遂起诉将房屋收回，诉讼中徐×1出示了其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书》，后我撤诉。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9年1月19日注销，吉×、樊×系该公司注销时的工商登记注册股东。我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与我签订协议时又与他人就我的被拆迁房屋达成安置协议，该协议应属无效。故诉请判决确认徐×1持有的1998年10月25日《协议书》无效。
徐×1辩称：杨×起诉书所述与事实不符。1、杨×说当时将602号房屋借给我住，与事实不符；2、我当时无房居住，是因为我原居住在被拆迁的3单元9号房屋里，诉争房屋是安置给我的；3、杨×一直借住在徐×3家与事实不符，607号拆迁分配房屋是分配给她的；4、我和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拆迁协议是合理合法有效的，为了不影响合法开工，该拆迁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我安置房屋，还对我们进行了补偿性质的拆迁安置，其他两个子女也得到了20万元的钱款。因为杨×是户主，所以代替我们去签订拆迁协议。杨×于1994年已经获得了安置房屋，所以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只是给我和徐×2安置了两套房。该公司现在已经注销。1998年安置给我们的房屋是给我和徐×2的承租房，我们已经居住了15年，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也为我办理了合法租住手续。
吉×、樊×辩称：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9年1月19日注销，注销手续的办理完全依照法律和政府的相关规定。我们没有杨×拆迁的相关资料，我们作为股东并未实际办理拆迁协议的签署工作，并且是十五年前签订的事情，对此事并无印象。我们想通过杨×提供的1998年的诉讼资料了解情况，帮助法官还原当时的情况，但是该证据看不清楚。可以肯定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义务，包括付款、交付钥匙、办理合法租住手续等，否则被拆迁人不会搬走，并且直至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法定程序注销时，杨×都未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通过杨×的证据也可以看出1994年其所在的公司已经解决了她的住房，但是杨×强行违法占房并不配合拆迁，为了维护工程进度和拆迁安置人员的权利，才同意多给两套房和20万元，其纠纷是家庭内部分配问题，与我们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主张徐×1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1998年10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但未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证明该协议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对杨×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3年11月判决：驳回杨×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杨×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我系拆迁的被安置人和拆迁安置协议签订主体的事实未予查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我作为唯一被拆迁人的情况下，徐×1于我签订拆迁协议前一日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如该协议真实，则系他们之间恶意串通损害我的合法权益。徐×1、吉×、樊×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杨×系徐×1之生母，经生效判决确认，徐×1已经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吉×与樊×均系原北�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2009年1月9日其二人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并在《北京晨报》进行注销公告，载明该公司全体股东吉×、樊×召开股东会，决议一致通过清算报告，同意注销公司。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对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予以注销登记。
1998年10月26日，杨×作为乙方与甲方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现甲、乙双方就安置乙方住房及腾空光华里二号楼一事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同意由甲方为乙方安置102号、602号两套一居室住房（具备合法居住权手续）。2、双方同意甲方给付乙方人民币20万元，于本协议签订当日支付给乙方，乙方从居住2号楼三层搬至首层，保证甲方开始拆除。3、乙方在甲方交付以上两套一居室钥匙之日，保证从光华里2号楼内全部搬出，使甲�能够全部拆除。4、甲方在乙方进住两套一居室一个月内负责为乙方办理完毕该房的合法租住手续。5、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双方应积极相互配合，保证协议内容的全部履行，保守秘密，不得向外人泄露。现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此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徐×1出示其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1998年10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北京置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乙方：徐×1，因施工需要拆除，徐×1现居住的3单元9号。据双方协商，北京置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分配给徐×1门牌号602室住房一套，享有永久居住使用权。”徐×1另提供张×1、徐×2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1998年10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北京置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乙方：张×1、徐×2，因施工需要拆除，张×1、徐×2现居住的3单元9号。据双方协商，北�置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分配给张×1、徐×2门牌号102室住房一套，享有永久居住使用权。”徐×1称，其原居住在3单元9号，户籍也在此处，因该房屋拆迁，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于1994年、1998年安置了607号、102号以及602号三套房屋，其中607号房屋安置给杨×，102号房屋安置给徐×2，602号房屋安置给徐×1。
原3单元9号进入搬迁腾退后，杨×搬至607号居住，该房屋原登记产权人为杨×，后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徐×3名下。602号房屋先后由徐×1及其女儿时×居住，房屋承租人登记为时×；102号房屋由徐×2前妻张×居住，房屋承租人登记为张×1。
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注销多年，吉×、樊×作为公司股东对该公司在搬迁腾退过程中曾与杨×签订协议书予以认可，对与徐×1、徐×2签订的协议书亦未否认，现其表示与徐×1、徐×2等签订协议书系为了保证他们能配合腾退房屋，在此前提下才与原房屋的承租人杨×签订协议书对安置房屋及钱款予以确认，并实际履行，而安置房屋实际办理承租手续也是依据其家庭内部协议办理的。徐×1对吉×、樊×的意见基本同意，但主张其作为应取得安置房屋的共居人，在其权利确认并同意搬迁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才与被腾退房屋的承租人杨×签订了协议，实施了搬迁安置工作，故杨×所签协议是对其所签协议的进一步确认，两份协议书在房屋安置一项本质上是一致的。杨×对上述意见均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杨×、徐×1等签订的协议书、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工商查询档案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杨×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经各方当事人确定，并已经履行完�，故该协议的真实、有效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徐×1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现合同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杨×虽质疑但亦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且协议所涉602号安置房屋的约定与实际安置情况一致，故综合现有证据本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上述协议的文字内容看，602号房屋系安置被腾退人杨×的房屋，但在杨×正式签订协议之前，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就该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与徐×1达成了协议，以上确似存在矛盾之处。而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及协议的履行情况看，该”矛盾”的产生尚不能以协议表面文字意思来简单的解释。本院考虑：杨×与徐×1、徐×2均系亲缘关系，徐×2与张×1原系夫妻关系；在杨×承租的房屋遇搬迁腾退过程中，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了顺利实施腾退工作，在与徐×1等达成居住协议的情况下，与杨×签订了补偿协议书，对两套安置房屋及20万元补偿款进行了确认，现各方当事人亦均认可该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上述补偿协议书所涉602号房屋事实上由徐×1之女时×办理了租赁合同并已履行，多年间各方亦均未提出异议；综合上述事实，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其与徐×1及杨×的协议形成及履行的意见符合情理，故本院对徐×1关于此两份协议在安置房屋的确认上本质是一致的主张予以采信。综上所述，现杨×以徐×1与北京置地房地产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他们之间的协议书无效的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意见难以采信。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杨×诉讼请求之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0元，均由杨×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刘丽杰
代理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