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5民终13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春生，男，195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
委托代理人：严晔、苏旭维，浙江东唐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处，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龙溪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新，该管理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之华，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春生因与被上诉人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2民初2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春生的委托代理人严晔，被上诉人管理处的委托代理人陈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春生上诉请求：撤销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2民初267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我2015年2月达到退休年龄为由，认为我要求管理处为我补交2009年2月至2015年2月社会保险费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是错误的。我从2009年2月至今，一直履行着劳动的义务从未间断过，为缴纳社会保险事宜多次向管理处主张并上访过，管理处每次都回复我由于体制原因无法解决，让我等待将来统一解决，因为该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决，我一直在岗。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向管理处及政府相关部门申诉主张权利，属时效中断。一审判决对于我主张超时加班工资、法定休息日加班工资、未发放基本工资、未足额发放高温费的诉讼请求，以我举证不能不予支持错误，违反了举证规则、公平原则且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劳动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这次为社保及加班工资上诉的人员有26名，我们26人可以互相印证存在加班的事实。而且我在一审时提供了管理处的管理规定，该规定中有明确的考勤制度等相关内容。虽然这份规定没有管理处的盖章，但是根据该文件的抬头及内容，结合我提供的聘用合同内容，可以推断该规定是管理处出具的。管理处单位的财务管理极其严格规范，工资发放等支出在湖州市财政局有具体的明细，我在一审中已提出让管理处提供或由法院调取，但一审法院未依法让掌握证据的管理处承担举证责任，反而把举证责任分配给我，并作出对我不利的判决，所以适用法律错误。
管理处答辩称：吴春生要求补交社会保险费的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吴春生现与我单位仅存在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要求我单位补交社会保险没有法律依据。我单位没有必要也绝对不会拖欠职工工资和加班工资。吴春生从到我单位工作起，我单位就明确告知其报酬按湖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吴春生也予以认可且多年来也没有提出过异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客观公正，吴春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春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管理处为吴春生补办从2009年2月至今的社会保险手续并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或由管理处按2009年2月至今其应承担社会保险费用金额总额及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赔偿责任；2、管理处支付吴春生拖欠的高温费、基本工资、超时加班工资及法定休息日加班工资等共计82954.8元。庭审过程中，吴春生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管理处为吴春生补办从2009年2月至2015年2月的社会保险手续并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或由管理处按2009年2月至2015年2月其应承担社会保险费用金额总额及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赔偿责任40000元。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14日，吴春生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09年2月至今，吴春生于管理处处工作，管理处未为吴春生缴纳社保。吴春生与管理处分别于2013年、2015年签订聘用协议，聘用期限分别为2013年2月28日至2014年2月28日，2015年2月28日至2016年2月28日，约定月酬金不低于当地人均收入最低水平。2016年4月21日，吴春生向吴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管理处为其补缴社保并支付拖欠费用等，该委以其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后吴春生对仲裁结果不服，诉至该院。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引起的争议，适用仲裁申请时效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吴春生1955年2月14日出生，2015年2月14日达到退休年龄，其主张用人单位补交从2009年2月至2015年2月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已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吴春生主张超时加班工资、法定休息日加班工资、未发放基本工资、未发放高温费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其中基本工资的请求，吴春生未举证证明其每月基本工资金额，结合双方的证据，吴春生每月实际收到的工资已超过了当地人均收入最低水平；其中加班工资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现吴春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加班具体情况；其中高温费的请求，吴春生未举证证明双方对此作了约定；吴春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于吴春生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春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吴春生负担。
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吴春生的上诉理由及管理处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春生要求管理处为其补交社保费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管理处是否拖欠吴春生基本工资、加班工资、高温费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仅当存在法定的中止、中断事由时才可重新计算仲裁时效。本案吴春生要求补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而与管理处产生争议，应当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吴春生于2015年2月达到退休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故自2015年2月14日起，吴春生与管理处的劳动关系终止。其退休后未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可推定其当时已知道或应当知道管理处未为其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事实，其应在2016年2月14日前申请仲裁，而其未在该日期前申请劳动仲裁，且本案中无证据显示有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故吴春生提起本案劳动仲裁时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驳回该项请求正确。吴春生主张的基本工资、加班工资、高温费等请求，系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吴春生从2015年2月14日起，与管理处的劳动关系已终止，其主张该日期之前的加班工资等也已超过仲裁时效，且未能举证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2015年2月14日之后，其与管理处仅存在劳务关系，其主张的基本工资、加班工资、高温费等应按照双方聘用协议的约定作为依据，管理处每月发放的劳动报酬均超过约定数额，且吴春生未能举证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以及双方有高温费的约定，故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吴春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春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国祥
代理审判员 赵哨兵
代理审判员 管福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谢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