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9民终8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住所地大理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毛启能，该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争明，云南彩云商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萍，女，1979年6月14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个体户，住大理市喜洲镇上关村委会。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高、张雪琪，云南海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云南省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农村合作银行)因与被上诉人汪萍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6）云2901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8日接待了上诉人农村合作银行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刘争明、被上诉人汪萍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张雪琪核实了案件事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村合作银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6）云2901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2、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定性错误，本案案由应为结算账户服务纠纷。被上诉人在上诉人银行开设的是结算账户，领取银行卡的依据是结算账户。依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银行结算账户，是指银行为存款人开立的办理资金收付结算的人民币活期存款账户。持卡人通过转账、消费、提现等方式取得结算账户中的款项。依中国人民银行《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的规定，第四条客户办理电子支付业务应在银行开设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账户）及第二条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以下简称客户）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电子支付的类型按电子支付指令发起方式分为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所持的银行卡转账和提现的情形，发生在深圳建设银行的自动柜员机，是持卡人通过建设银行向发卡银行发出结算申请后，发卡银行再将持卡人账户里的款项支付至建设银行，完成结算。本案的情形符合人民银行关于电子支付及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应定性为结算账户服务纠纷。二、妥善保管银行卡及保管银行交易密码是被上诉人责任。结算账户中的款项是由客户拥有绝对支配权，享有自由支配的权利。银行卡或账户密码是客户个人持有，具有私密性、唯一性，银行的工作人员在电脑中也无法看到，密码泄露唯一的途径就是客户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密码。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举证说明被上诉人泄露密码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打破了全世界的交易规则，认为客户密码都是银行泄露的，其后果是大量的犯罪分子利用持卡人的放任心态，窃取密码，盗取客户款项，最后由银行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尽安全防范措施，有识别伪卡的义务，银行卡有技术的缺陷。但上诉人的设备及银行卡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符合国家规范的，才由人民银行批准开展业务，如果银行的借记卡和交易系统存在缺陷，国家有关部门是不会批准上诉人开展义务的。且本案发生在建设银行的自动柜员机，并未在上诉人的自动柜员机上使用，上诉人的设备并没有机会来识别伪卡。综上，本案中的结算过程，上诉人并无过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汪萍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汪萍辩称，一、一审判决对本案案由的定性符合本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办理银行卡，并向该卡存入货币，由上诉人代为管理使用并保证被上诉人的存款行为和使用时按存款额度进行随意支取。该银行卡是上诉人发放给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公开卡片，是与之建立储蓄存款合同的凭证。上诉人认为本案为银行卡结算服务纠纷是对储蓄合同与银行卡关系的绝对分离和片面理解引起的错误认识。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关系，上诉人有责任保障被上诉人的卡片交易和储户信息安全，应当提供不易被复制的银行卡供被上诉人使用，也有责任去识别银行卡的真伪。被上诉人既从未向他人告知过银行卡密码，也未向他人出借过该卡，而他人却能在异地利用伪卡在金融机构配备的设备上使用，表明该卡不具有唯一的可识别性，说明上诉人系统存在信息容易被复制的安全隐患。三、上诉人发行的银行卡明确记载为“银联卡”，可在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和POS机上使用，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综上，农村合作银行的上诉是不成立的，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汪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5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碧卡(借记卡)是云南省辖区农村信用社各地、市、县联社自愿委托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的统一品牌银行卡(借记卡)。地、市、县联社为发卡主体，是金碧卡的债务人，承担支付责任。申领金碧卡的人为持卡人，可持金碧卡在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网的营业机构存取现金、贴有中国银联标识的ATM机取现、办理转账结算、查询余额、在特约商户的POS机上刷卡消费。2010年10月10日，原告到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喜洲支行蝴蝶泉分理处申请办领了一张尾号为0921的金碧卡，并设置了密码。该卡至2016年5月5日的存款余额为31430.34元。2016年6月2日，原告到被告ATM机处存钱，发现该卡存款余额仅为1372.34元，原告遂对该卡进行了电话挂失并到被告处查询账户情况，得知2016年5月9日，该账户内的存款被人在深圳通过ATM机取现四次，共取走20000元，产生手续费8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出10000元，产生手续费50元。但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9日间，原告本人均在上关花天龙洞风景区从事旅游产品销售，未离开过大理。2016年6月3日，原告向大理市公安局喜洲派出所报案，现公安机关尚未侦破该案。
另查明:2005年12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云南省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筹备小组下发了银监复(2005)339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批复同意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开业;该行为股份合作制，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该行开业的同时，大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及其所属农村信用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为该行债权债务。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金碧卡、卡交易对账单、大理市喜洲镇上关村民委员出具的证明、大理市上关花旅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被告提交的银监复(2005)339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喜洲支行蝴蝶泉分理处营业执照、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金碧卡(借记卡)领卡申请表、金碧卡(借记卡)安全须知、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金碧卡(借记卡)章程，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报案单、询问笔录以及庭审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持有的尾号为0921的金碧卡，原告为持卡人，大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为发卡行，原告汪萍与大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持有的借记卡已设了密码，其本人和借记卡均未离开过本地，而支取款人取现及转账的行为均在深圳，说明了原告持有的借记卡涉嫌他人伪造和盗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大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对储户的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其作为借记卡的发行、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应该有符合要求的安全防范措施，并承担对伪卡的识别义务。现原告持有的卡被他人在深圳盗刷，证明大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发行的借记卡及交易系统本身就存在着技术上的缺陷，该缺陷导致原告的账户缺失人民币30058元，故大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339号批复，大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债务由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承继，故原告要求被告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赔偿经济损失30058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认为银行卡信息泄露与交易密码泄露是导致原告账户内资金被支取的原因，其过错在原告，但被告未能对原告泄露银行卡信息和交易密码存在过错予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汪萍经济损失人民币30058元。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无证据提交。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大理市喜洲镇上关村民委员出具的证明及大理市上关花旅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无法证实在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9日间被上诉人未曾离开过本地，并且公安机关未定性该银行卡的损失是由盗刷所致，一审认定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9日间，被上诉人本人均在上关花天龙洞风景区从事旅游商品销售，未离开大理，不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对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对其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银行卡是商业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根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农村合作银行根据申请发给被上诉人汪萍借记卡，供其存取款、转账使用，被上诉人汪萍使用借记卡应当遵守农村合作银行借记卡章程的规定，被上诉人汪萍与上诉人农村合作银行构成基于借记卡产生的储蓄合同关系，在双方发生纠纷时，应以借记卡纠纷确定本案案由。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九十六条明确规定了银行卡纠纷，该条第（一）项更是明确规定了借记卡纠纷这一案由。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错误，本案案由应为结算服务合同纠纷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农村合作银行对汪萍存款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农村合作银行办理借记卡并储入钱款，上诉人有义务按照合同的约定保障被上诉人的资金安全，被上诉人亦有保护所持银行卡的基本信息和密码资料不泄露的义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汪萍的借记卡于2016年5月9日在深圳发生交易30058元，一审中汪萍也已提交发生交易时未离开过住所地的证据，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规则可推定涉案支取的借记卡并非是农村合作银行所发并由汪萍所持有的借记卡，本案存在伪卡交易。农村合作银行作为发卡行，接受了非法复制的借记卡操作交易，对此农村合作银行未能尽到保障汪萍账户资金安全和谨慎审查借记卡的义务，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虽借记卡的密码具有唯一性、私有性、并由持卡人直接管理，但现实中利用技术手段或其他途径，未涉及持卡人即获得其银行卡密码的事例屡有发生，不能因他人掌握汪萍银行卡密码即推定汪萍存在过错，而农村合作银行亦无证据证明银行卡信息和密码泄露系汪萍过错所致。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尽妥善的义务以及泄露银行卡密码是导致其损失的全部原因，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农村合作银行上诉称本案发生在深圳建设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上，并未在上诉人的设备上使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认为基于保证支付、存取款自由的商业银行法则，在异地跨行支取的情况下，发卡行应对银联组织其他成员的支付行为承担责任，对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农村合作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云南大理市农村合作银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庆云
审判员 姜碧姝
审判员 蒲 怡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