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0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善泽，男，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公民身份号码为×××2970。
委托代理人：钟伟强，广东莞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星顺，男，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公民身份号码为×××8294。
委托代理人：邓伯科，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联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傅木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洪平。
上诉人周善泽因与被上诉人邓星顺、东莞市联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利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虎民一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周善泽因本案于2014年11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邓星顺、联利公司连带赔偿周善泽医疗费5841.70元、劳务报酬1300元及误工费4200元、护理费1050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残疾赔偿金42171.36元、司法鉴定费18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以上合计68413.06元；2.本案诉讼费由邓星顺、联利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因自有的一间简易厂房需要拆除两道墙体，联利公司遂找到邓星顺，双方约定：由邓星顺负责拆墙，并将所拆墙体所在的地面用水泥填补好，以及将因拆墙所产生的垃圾清理干净，联利公司一次性支付邓星顺7000元。承接该工程后，邓星顺于2014年4月25日找到周善泽，双方约定：由周善泽负责拆墙，邓星顺一次性支付1300元。双方达成上述协议后，周善泽于2014年4月26日12时许即自带工具（锤子等）到达工地工作。2014年4月27日6时许，周善泽继续到工地工作，至当天17时14分许，邓星顺到达工地，发现周善泽坐在地上，意识模糊，遂立即将其送回住处。随后，周善泽即被其家属送往东莞市虎门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一、中型闭合性颅脑损伤：1.右颞叶脑挫裂伤并小血肿形成；2.右颧弓骨折；3.右颞顶部头皮挫伤；二、右侧耳跟皮肤撕裂伤；三、左腕部皮肤挫裂伤；四、右第3后肋骨骨折，至2014年5月17日出院，出院医嘱全休一个月，不适随诊，合计花去医疗费16841.70元。双方确认邓星顺垫付了其中的11700元医疗费。2014年9月2日，周善泽一方委托广东链信司法鉴定所就其伤残等级申请鉴定，该所于2014年9月9日出具一份广链信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222号《广东链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致残等级》之规定，周善泽所受之损伤，伤残等级达第九级。因此花去鉴定费1800元。因邓星顺以上述鉴定标准适用错误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就周善泽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所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一份广东岭南法医鉴定所〔2014〕临鉴字第2105号《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参照《道标》及《道标有关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与肢体功能丧失程度评残条文的理解与暂行规定（试行）》的规定，周善泽的伤残等级为九级。
庭审中，周善泽确认邓星顺并无对其具体的工作时间作出规定和安排，并主张：因邓星顺安排了垃圾车于2014年4月28日进场清理垃圾，故周善泽想赶在28日垃圾车进场前完成拆墙工作，在赶工期间不慎摔下受伤。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病历本、报警回执、医疗费票据、广链信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222号《广东链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广东岭南法医鉴定所〔2014〕临鉴字第2105号《广东岭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照片、垫付费用票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周善泽与邓星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二是各方对于事故的过错责任问题。
关于焦点一。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虽然都有劳动过程的共同特征，但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有着明显的区别。雇佣合同是持续性提供劳务，受雇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佣人的支配，受雇人与雇主之间具有人身依附性，而承揽合同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本案中，邓星顺从联利公司处承接了涉案工程后，再将其中的拆墙部分以1300元的价格包给周善泽施工。周善泽自带工具到涉案厂房施工，工作时间自行安排，工作方式自行决定，邓星顺没有更多介入工作完成的过程。由此可见，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应属承揽合同，而非雇佣合同。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照本案，周善泽作为承揽人应当对劳动过程自行负责，其在工作中有更大的安全注意义务。同时，根据《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建筑工程必须由具备爆破或拆除专业承包资质的单位施工，联利公司将拆墙工程包给没有资质的邓星顺，而邓星顺又包给没有资质的周善泽，均存在选任上的过失，故邓星顺与联利公司应分别就周善泽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
根据周善泽的诉求以及所举证据，其损失依法认定、计算如下：1.医疗费16841.70元。2.误工费4200元。周善泽从2014年4月27日入院，至2014年5月17日出院，加上医嘱全休一个月，其误工时间可以确定为51天。原审法院酌情参照国有同行业（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1217元计算其误工费为：41217元/年÷365天/年×51天=5759.09元。周善泽仅主张42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护理费1050元。周善泽因本次事故导致颅脑损伤，其主张护理费，应属合理。原审法院依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为：50元/天×21天=1050元。4.交通费300元。周善泽主张交通费1000元，但未能提交有效凭证予以证明。考虑到其因本次事故而在就医期间确实存在交通费用的支出，根据其受伤治疗情况、住处与医院距离的远近等，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3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周善泽住院21天，其主张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6.残疾赔偿金42171.36元。周善泽因本次事故导致九级伤残，其主张按照10542.84元/年的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依法计算为：10542.84元/年×20年×20%=42171.36元。7.鉴定费。周善泽自行委托广东链信司法鉴定所就其伤残等级申请鉴定，因该鉴定意见所适用的标准不当，故因该鉴定导致的费用1800元，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周善泽的损失合计为65613.06元。联利公司与邓星顺应分别承担15%的责任，即9841.96元。另，周善泽因本案伤害事故造成九级伤残，原审法院根据联利公司与邓星顺的过错程度及赔偿能力等，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联利公司与邓星顺分别承担1500元。因此，联利公司与邓星顺应分别向周善泽赔偿11341.96元。因邓星顺已经向周善泽赔付了11700元，故周善泽要求邓星顺再行支付，缺乏依据，依法予以驳回。另外，因周善泽尚未完成全部拆墙工作，双方于庭审时一致同意工程款确定为900元，由邓星顺一次性向周善泽支付，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联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周善泽一次性支付各项赔偿款11341.96元；二、邓星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周善泽一次性支付工程款900元；三、驳回周善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746元，由周善泽承担611元，邓星顺承担10元，联利公司承担125元；本案鉴定费2100元，由周善泽承担1470元，邓星顺承担315元，联利公司承担315元，周善泽与联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将应付的鉴定费返还给邓星顺。
周善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周善泽与邓星顺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周善泽与邓星顺之间是雇佣关系，邓星顺应对周善泽的受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邓星顺从联利公司处承接了涉案工程后，周善泽受雇主邓星顺的工作安排，在联利公司厂房内拆墙，双方约定劳务报酬为1300元，因邓星顺安排了垃圾车于2014年4月28日进场清理垃圾，故周善泽需按邓星顺安排赶在28日垃圾车进场前完成拆墙工作，由于周善泽及联利公司不能保证工作环境安全的原因，周善泽在赶工期间摔下受伤。由此可见，周善泽的工作内容、时间、方式均是邓星顺安排的，受雇佣人邓星顺的支配，双方之间具有人身依附性，因此周善泽与邓星顺之间是雇佣关系。而原审法院认为周善泽自带工具到涉案厂房施工，邓星顺没有更多介入工作完成的过程，从而认为周善泽与邓星顺之间应属承揽合同关系，明显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周善泽长期从事建筑工作，拥有简易建筑工具，实属正常，在一般的工程施工中，雇主要求工人带工具进场施工，在建筑行业属普遍现象，而邓星顺作为没有资质的承办人，也不可能向周善泽提供工具，故由周善泽自带普通的锤子进行施工，是完全符合建筑行业雇工习惯。另邓星顺作为雇主，只需对所雇工人进行工作安排，无需本人亲自进行施工，也属正常。二、联利公司应依法与邓星顺对周善泽所受伤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周善泽在施工过程中受伤，而雇主邓星顺并不具备相应建筑工程资质，故联利公司应依法与邓星顺对周善泽所受伤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周善泽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邓星顺、联利公司向周善泽赔偿68013.06元（即医疗费5841.7元、误工费4200元、护理费1050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残疾赔偿金42171.36元、鉴定费1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劳务报酬900元）。
邓星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原审法院认定周善泽与邓星顺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正确。要确定邓星顺与周善泽之间的关系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必须先弄清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别。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同的标的不同。雇佣合同关系的标的是劳务。即雇佣关系建立后。受雇人按约定付出了劳动，就应当获得报酬，无论雇佣劳动是否取得实际效果。承揽合同关系的标的是工作成果。承揽人只有按照约定提供了工作成果，才能取得报酬利益；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不同。雇佣关系中雇员在一定程度上受雇主的支配，雇员对雇主有人身依附性，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承揽关系中，承揽人与定作人是平等的，定作人对承揽人不存在支配、管理等权利，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具有独立性。综观本案事实，首先，邓星顺与周善泽之间合同的标的是交付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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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道矮墙拆除。周善泽只有按约定拆除了两道矮墙，才能获得工程款1300元。如果周善泽没有拆除两道矮墙，即使他付出了劳动也得不到工程款。其次，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工作过程中，邓星顺对周善泽不具支配权。不管周善泽用什么方法将墙拆除，用多少时间拆除，只要将墙拆了，周善泽就算完成任务。由此可见，邓星顺与周善泽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周善泽仅仅从定作人对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的时间有要求就认定为雇佣关系，是荒谬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鉴于邓星顺与周善泽之间是承揽关系。周善泽作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该如何赔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对案件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准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依法维持。周善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
联利公司答辩称与周善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联利公司的工程是承包给邓星顺的，邓星顺如何施工自行决定，联利公司没有要求邓星顺用什么方法做。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周善泽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周善泽与邓星顺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周善泽与邓星顺双方约定由周善泽负责拆墙工作，并约定完工时间及完工后一次性支付报酬。周善泽亦明确双方并没有约定固定的工作时间，作业工具亦由周善泽自行提供。从以上事实可知，虽邓星顺提出完工要求与指示，但周善泽完成拆墙工作具有一定独立性，其与邓星顺之间并不存在管理、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周善泽须在约定的时间内自行完工并且邓星顺按照周善泽完成的成果一次性给付报酬，因此本院认为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并非雇佣关系。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以及结合定作人过错大小，酌定邓星顺与联利公司分别就周善泽的损害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94元，由周善泽负担（已预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浩
代理审判员 钟 雯
代理审判员 廖志明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子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