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浙行终字第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海琴。委托代理人严夫灿。委托代理人徐利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987号。法定代表人王慧琳。委托代理人牟正江、沈现达。原审第三人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王荣庆。陶海琴诉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其他政府信息公开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浙绍行初字第34号行政判决。陶海琴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海琴的委托代理人严夫灿、徐利平，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牟正江、沈现达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以被告《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将其经营酒店所在地块纳入开发范围、欲全面了解情况等为由，于2014年3月23日向被告申请公开该会议纪要。被告于2014年3月26日收到原告的申请，在征询相关企业的意见之后，于2014年4月8日以该会议纪要涉及他人商业秘密和与原告有关的信息已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绍行初字第4号］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行终字第127号］的判决书中向原告公开等为由，作出虞信告字（2014）第1号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并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向绍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绍兴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不予公开的告知行为。原告将被告诉至本院。在本案庭审时，经被告同意，原告当庭阅读其所要申请公开的《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并认为有两段内容（即第二点中的第1点和第五点中的第2点）与之有关。其中，第一段内容（第二点中的第1点）被告已在本院（2013）浙绍行初第4号行政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行终字第127号判决书确认，第二段内容系“关于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涉诉政府信息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所制作，原告不服其不予公开的决定，诉至本院，故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对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决定不予公开的理由是否正确。具体分析，核心的争议问题有二：一是涉诉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二是被告是否已将有关原告的信息向其公开。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5年11月23日发布并经1998年12月3日修改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款规定：“本规定所称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参照上述两个法条，涉诉会议纪要虽涉及相关企业的出资数额、债务数额等信息，但结合商业秘密的三性即“秘密性、价值性、管理性”，被告及第三人认为涉诉会议纪要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问题。原告自认涉诉会议纪要仅有两段内容与其有关。其中第一段内容（第二点中的第1点）被告已在本院（2013）浙绍行初第4号行政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行终字第127号判决书确认。第二段内容（第五点中的第2点）系“关于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是关于政府领导之间就相关事项分工的内部规定，与原告并无直接关联性。故被告认为已向原告公开与其有关的信息，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另，涉诉会议纪要系政府内部文件，依法不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在被告已向原告公开与其有关信息内容的情况下，就涉诉会议纪要其他部分，原告可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被告申请公开，但原告并未作出合理说明、也无证据证明与其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陶海琴的诉讼请求。陶海琴上诉称：上诉人系失地农民，1996年为谋取生计，向本村购得4间经营性店铺，开办了农家乐酒店。酒店用房已缴纳了建房审批款和土地使用费，酒店手续齐全，为合法经营。但2012年以来，原上虞市城改局、百官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却要求酒店停止经营，交由政府拆迁，但不给予合理补偿安置。事后，上诉人了解到，酒店所在地块已列入政府“退二进三”项目改造，上诉人的酒店在带征范围内。土地也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虽然后来有关部门放弃了让酒店所在地块开发，但集体土地被征收却已经发生，并且最近上虞规划局要修改规划，企图将酒店门口的山阴路进行外移，占用酒店停车场以及上诉人种植的园地，配合有关房地产公司别墅区开发。上诉人了解到，问题出在原上虞市政府2010年《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上。该次会议，市政府给了太阳股份公司一些承诺，直接导致上诉人酒店土地被列入开发范围，以致后面一系列问题，包括涉嫌一些内幕交易问题。为全面了解情况，3月23日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等有关规定，向上虞区政府申请公开原上虞市政府（2010）94号《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文本。但上虞区政府却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不予公开。上诉人认为，政府的会议纪要是政府自己制作的，不是第三人制作的，政府的会议纪要不会产生出商业秘密。客观情况是，会议涉及上诉人的土地房屋处置问题，根本和商业秘密不沾边，和上诉人利益直接相关，应当向上诉人公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作出合理说明为由，不支持上诉人请求，没有依据。实际上，这个会议纪要和上诉人直接相关，其关联程度不仅仅是生产生活特殊需要的层次，而是涉及全家谋生的头等大事。据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2014年4月8日作出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并责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公开上虞（市）人民政府（2010）94号《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上虞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其庭审中答辩称：1、事实上上诉人已知悉原上虞市人民政府（2010）94号《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的全部内容，并且其自认为也只有两处与其相关联，而仍以该会议纪要涉嫌内幕交易为由要求公开，其目的不纯。答辩人在收到上诉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书之后，即对该会议纪要进行了审查，发现该会议纪要只有一处与上诉人有关联，而该处已在（2013）浙绍行初字第4号、（2013）浙行终字第127号上诉人与答辩人关于不履行查处非法拆迁法定职责纠纷案一审、二审中，答辩人作为证据提交，在两份判决书中也予以明确，故答辩人在虞信告字（2014）第1号不予公开告知书中，告知上诉人与其有关信息的获取方式，即在上述两份判决书中已明确。后在本案的一审庭审过程中，应法庭的要求，答辩人已将（2010）94号《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交上诉人当庭阅读，上诉人阅读之后认为有两处内容与其相关，其中一处即为答辩人在虞信告字（2014）第1号不予公开告知书中告知部分，另一部分为该会议纪要的第5部分的第2点（关于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答辩人于2014年9月22日通过挂号信送达的方式，已将与其有关联的两处会议纪要送达至上诉人，因此在上诉人已经知道（2010）94号《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的全部内容的情况下，还继续辩称其了解到该会议纪要涉嫌一些内幕交易问题，企图损坏政府形象，这显然是一种歪曲事实，目的不纯的表现。2、答辩人作出的虞信告字（2014）第1号不予公开告知书实体公正、程序合法。答辩人收到原告的申请书之后，即对（2010）94号《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进行审查，因该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益达恒富公司重组问题，可能涉及相关人浙江正元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丰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虞凯杰制衣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商业秘密，答辩人于2014年3月28日分别向上述四家公司书面发送是否同意公开征求意见函，除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回函称该会议纪要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不同意公开外，其他三家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三方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及其商业秘密不同意公开，同时根据《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其余三家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应视为不同意公开，答辩人据此作出不予公开告知书，有法有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着上诉人陶海琴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及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是否已经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等审理重点进行质证、辩论。经审查，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确认，上虞区人民政府一审庭审后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的（2010）94号《关于益达·恒富相关问题处置工作专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与其相关联的第二点中的第1点、第五点中的第2点内容截图并以邮寄的方式向其送达。本院认为，涉诉的《纪要》系由原上虞市人民政府就益达·恒富公司重组问题所制作的相关政府文件，主要涉及相关企业对益达·恒富公司的收购、重组出资数额、债务数额以及政府对相关企业的政策支持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未对政府信息中的“商业秘密”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对“商业秘密”的界定，可以明确商业秘密只能由市场独自享有，故行政机关对商业秘密只可能通过获取的方式取得，而不可能通过制作的方式取得。“秘密性、实用性、价值性、管理性”等特点应是判断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而涉案的《纪要》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因此，上虞区人民政府作出虞信告字（2014）第1号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认为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显然不当。《纪要》中上诉人认为和其有关的两项内容，一项内容即《纪要》第二点中的第1点有关上诉人房屋拆迁的信息，原上虞市人民政府已在陶海琴诉其不履行查处违法拆迁行为法定职责一案，作为证据提交，并经审查已被本院生效的（2013）浙行终字第127号判决所确认；另一项内容即《纪要》的第五点中的第2点，系涉及原上虞市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工作分工，与上诉人并无直接关联，且上虞区人民政府在一审庭审后均已告知，故再行责令上虞区人民政府公开已无实际意义。至于上诉人要求公开《纪要》涉及的其他内容，上诉人并未能合理说明获取上述信息系基于其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且其在庭审中也已查阅该《纪要》，故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上诉人陶海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惟菁代理审判员  车勇进代理审判员  马良骥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