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02民初6132号
原告：刘洪，男，汉族，1962年11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王新，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瑞，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翠英，女，汉族，1942年11月2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叶祖锋，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秒华，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钟华生，男，汉族，1936年11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叶祖锋，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秒华，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洪诉被告郑翠英及第三人钟华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新、被告和第三人钟华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叶祖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钟华生等合同纠纷一案，已由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湾法院”）作出（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返还人民币300万元；二、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支付利息94.5万元；三、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17日起计算，计算至本判决判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止）。该判决并确定了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钟华生承担44683元诉讼费。后钟华生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作出（2015)珠中民二终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查，第三人钟华生所负上述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发生在其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应与第三人钟华生就该等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令：一、确认金湾法院（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钟华生所负债务（返还人民币300万元、利息94.5万元及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03年11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该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和迟延履行导致的加倍利息和44683元诉讼费）为被告与第三人钟华生的夫妻共同债务，且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合计人民币3989683元。
原告为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1.金湾法院（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珠海中院（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2.《草原农业产业化合作及股权改造框架协议》；3.启信宝专业版企业股权结构报告（广东多机投资有限公司）；4.启信宝专业版企业股权结构报告（广东中草草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珠海市鹤洲草原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6.珠海金绿洲农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7.怀集鹤洲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被告辩称，一、关于本案债务的产生过程。第三人钟华生于2009年11月与他人成立珠海市鹤洲草原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洲公司”），注册资本100万，第三人钟华生占股16%，现担任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7月26日，第三人钟华生代表鹤洲公司与原告刘洪及梁宝华签订《草原农业产业化合作及股权改造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合作范围包括：以粮竹草为核心的草种研发、草类种植、繁殖及其衍生产业。合作模式为甲方（鹤洲公司股东）现有技术及无形资产等入股，乙方（刘洪、梁宝华）以现金入股；第二条约定，乙方投资人民币3000万元，用于收购前鹤洲公司既有的固定资产，其余2000万元用作双方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款；乙方出资后，甲方占合作公司的股权比例为56%，乙方占合作公司比例为44%。第四条约定，合同改造完成日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日。协议签订后，原告刘洪2011年8月9日向鹤洲公司指定的珠海金绿洲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绿洲公司”）转账支付120万元，2011年11月16日向鹤洲公司转账支付180万元。款项达到指定账号后，被告鹤洲公司出具金额为120万元和180万元的收据两张，载明是收到刘洪的投资款。2013年7月22日，第三人钟华生代表鹤洲公司全体股东与原告刘洪签署《终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终止框架协议，由鹤洲公司全体股东分两笔向原告刘洪返还投资款本息合计394.5万元，2013年11月9日前返还160.5万元，2013年11月16日前返还234万元。2014年，原告向金湾法院起诉，要求钟华生返还投资款及利息，案号：（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2015年4月22日，金湾法院判决钟华生向原告返还刘洪投资款人民币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至判决履行期届满之日）。第三人钟华生不服上诉至珠海中院，2016年，珠海中院作出（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493号一份，维持一审判决。两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定。2017年11月29日，珠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一份，审计鹤洲公司2009年12月至2016年12月的盈利为人民币28253.72元，该利润没有向股东分配。被告郑翠英于1993年退休，每月工资有两千多元。
二、被告认为，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一）本案的债务的产生，并非用于被告与第三人钟华生夫妻共同生活。本案原告支付的款项是原告刘洪对鹤洲公司进行投资的增资款项，并非第三人钟华生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一分钱是归第三人钟华生所有的。对此：如下事实可以证明：1.根据（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的事实：“就《框架协议》的性质，原告称，原告注入资金给被告鹤洲公司，成为鹤洲公司的股东，被告钟华生、黄桂荣、黄志平对被告鹤洲公司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清理造价，再确认股东身份和股权，实质上就是对被告鹤洲公司增资扩股。被告钟华生认为协议内容是刘洪和梁宝华向被告鹤洲公司投资，是对被告鹤洲公司增资扩股”。因此，原告与钟华生在金湾法院均确认，刘洪支付的款项为刘洪对鹤洲公司增资的投资款。2.该款项实际也是由鹤洲公司实际收取，对此，有刘洪的转账记录和收据可以显示。3.根据鹤洲公司在（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案中的答辩意见:“从《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权利义务均指向被告鹤洲公司，是对被告鹤洲公司进行股权改造，所约定的300万元投资款的受领方为被告鹤洲公司，不是钟华生等股东个人，资金的性质为对被告鹤洲公司的投资款（含注册资本金)，并非股东转让股权的对价款”。因此，鹤洲公司也明确表示该款为鹤洲公司的应收款项。可见，本案双方均确认原告刘洪支付的款项是其用于鹤洲公司的增资款项，并不是第三人钟华生的应收款，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二）鹤洲公司也没有将涉案款项转化为收益交给第三人钟华生或者被告用于第三人钟华生与被告的夫妻共同生活。根据2017年11月29日，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一份，审计鹤洲公司2009年12月至2016年12月的盈利为人民币28253.72元，该利润没有向股东分配。可见，刘洪支付给鹤洲公司的款项也没有给被告及第三人钟华生带来任何收益。(三）（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案法院认定：“《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主体，无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签约方的意思表示看，都应是被告鹤洲公司的全体股东。《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效力及责任承担。经查，《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均是由被告钟华生个人签订，没有取得被告鹤洲公司其他股东的授权，也未得到其他股东的追认，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关责任应由行为人即被告钟华生自行承担”。因此，本案债务的来源是第三人钟华生没有代理权而独自为进入鹤洲公司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第三人钟华生需要偿还的债务并非来源于第三人钟华生收取了相应款项。第三人钟华生对于涉案的没有实际个人占用而只有返还责任。(四）被告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一直在家处理家务，有自己的生活来源，没有从原告支付的款项获得任何夫妻共同生活的支出。被告提交的退休证及存折显示，被告在1993年就已经退休，每月有退休金2000多元，足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综上，原告所支付的款项并没有用于被告的夫妻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答复>》规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如上所述，本案证据充分证明原告所支付款项及第三人钟华生的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被告依法无需承担偿还责任。本案被告1993年开始已经退休在家养老20多年，第三人钟华生与原告签署《终止合作协议》时，被告既不是鹤洲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参与鹤洲公司的经营，被告根本不知道第三人钟华生与原告签署《终止合作协议》一事，鹤洲公司的经营收益也没有分配给第三人钟华生及被告，根本不可能用于第三人钟华生与被告之间的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涉案高达数百多万元的债务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其请求对被告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为其辩称提交了以下证据：1.《草原农业产业化合作及股权改造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2.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历史交易查询2页；3.收款收据2份（NO02579222、02579221）；4.金湾法院（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珠海中院（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5.郑翠英的工人退休证、郑翠英的存折交易明细6页（20×××24﹡）；6.审计报告（珠海公信查字【2017】316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副本、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7.结婚证；8.鹤洲公司公司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9.金绿洲公司工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第三人钟华生的述称与被告的辩称一致，第三人钟华生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2日就刘洪诉钟华生、鹤洲公司、黄桂荣、黄志平、金绿洲公司及第三人梁宝华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如下事实：2011年7月26日，刘洪与梁宝华作为乙方与自称代表被告鹤洲公司全体股东的钟华生作为甲方，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了如下内容：现经甲方阐述及提议，乙方认同甲方的技术、理念，双方决定进行合作，并对鹤洲公司（股权改造前称鹤洲公司，改造后称合作公司）股权进行改造……合作方式：甲方以其现有的技术和产业链模式、知识产权及鹤洲公司粮竹草产业对外合作机会等无形资产入股，乙方以现金出资入股，双方共同对鹤洲公司进行股权改造……乙方负责合作公司投资额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拟用于合作公司收购此前鹤洲公司既有的固定资产，其余2000万元用于合作双方的注册资本金和投资款，乙方应予签订本框架协议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300万元作为本协议履行定金……依据上述拟出资情况，确定甲方占合作公司比例为56%，乙方占合作公司比例为44%……《框架协议》签订后，梁宝华退出了该合同的履行。刘洪依照钟华生的指示，于2011年8月9日向金绿洲公司转账120万元，于2011年11月16日向鹤洲公司账户转账180万元，鹤洲公司出具金额为120万元和180万元的《收款收据》两张给刘洪，载明是收到刘洪的投资款。之后，《框架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并未履行，双方亦未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2013年7月22日，刘洪作为乙方与自称代表鹤洲公司现有全体股东的钟华生作为甲方，签订了《终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包括：1.双方签订原协议，是为了对鹤洲公司进行股权改造，……但由于各种原因，鹤洲公司至今未能进行股权改造、乙方也未能继续投入，乙方在整个合作过程并无过错，现双方同意终止原协议，不再就相关事项进行合作。2.对于乙方之前已经投入的300万元预付款及两年多的利息……，甲方同意向乙方返还394.5万元……；2011年1月12日之后至2013年12月20日之前，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钟华生，之后变更为郑翠英。该判决判令：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洪返还人民币300万元；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洪支付利息94.5万元；钟华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刘洪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17日起计算，计算至本判决判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4054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547元，由刘洪负担864元，钟华生负担44683元。
后被告钟华生不服上述判决，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49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定：《框架协议》、《终止合作协议》的甲方主体应是鹤洲公司的全体股东……上述协议的签字者是钟华生，鹤洲公司的其他股东并未参与上述协议的签订，钟华生也未取得其他股东的授权，事后其他股东也未进行追认，因此鹤洲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成为上述协议的签订主体；签订上述协议时，钟华生既是鹤洲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鹤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华生不是以鹤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订协议，只能是以鹤洲公司的股东个人身份签订协议……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乙方是向甲方指定账户付款，刘洪支付涉案300万元是依据合同甲方及钟华生的指示，鹤洲公司收款后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不构成对钟华生代理行为的追认，不发生合同主体变更为鹤洲公司的效力；鹤洲公司仅仅是受合同甲方及钟华生的委托受领有关款项的单位，属于合同履行辅助人，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也不会因为受领款项变更为合同当事人……《框架协议》的性质是对鹤洲公司股权改造的协议……。该判决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正确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上述判决确定的第三人钟华生的债务，被告主张300万元由鹤洲公司收取、用于鹤洲公司的经营，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退休收入足以维持自己日常生活，并提交其账号为20×××24﹡的存折的2013年5月2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的交易明细予以证明。该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期间每月社保存入2501.26元，2014年期间每月社保存入2849.32元，2015年期间每月社保存入3104.79元。对此原告认为该存折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被告主张该账户中列明为社保存入的即为其退休费。此外，被告提交公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1月29日出具的《审计报告》（珠海公信查字【2017】316号）一份，该报告显示：鹤洲公司2009年12月至2016年12月经营成果为盈利28253.72元，未向股东分配。原告主张该报告系被告单方委托，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无法确认。
另查明，被告与第三人钟华生于1962年8月1日登记结婚。鹤洲公司自2009年11月27日开始营业，其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12月20日由第三人钟华生变更为被告，又于2015年9月9日由被告变更为第三人钟华生，第三人钟华生为鹤洲公司的三个股东之一。金绿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1月3日由第三人钟华生变更为被告，并于2015年9月10日由被告变更为杨宗超；金绿洲公司的股东只有钟华生一人。怀集鹤洲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洲农业公司”）自2011年8月9日开始营业，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股东鹤洲公司、朱涛、珠海查理科技节能环保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25日分别实缴出资450万元、100万元、450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钟华生是鹤洲公司、金绿洲公司的股东，本案所涉债务300万元起源于原告与第三人钟华生约定对鹤洲公司的股权进行改造，因此涉案债务系源于第三人钟华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之需要。被告在2013年、2014年开始分别担任鹤洲公司、金绿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表明被告是积极参与第三人钟华生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之规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营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权利义务对等之原则，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因经营需要所负债务也理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本案中，涉案债务系源于第三人钟华生经营需要，且发生在被告与第三人钟华生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和第三人钟华生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发生时已明确约定为第三人钟华生个人债务，亦未有被告和第三人钟华生约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原告知道该约定之情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涉案债务为被告和第三人钟华生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原告要求确认（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项下第三人钟华生所负债务（1.返还300万元；2.支付利息94.5万元及支付自2013年11月17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3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3.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4.受理费44683元）为被告和第三人钟华生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对该判决项下第三人钟华生所负的债务向原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项下第三人钟华生所负债务（1.返还人民币300万元；2.支付利息人民币94.5万元及支付自2013年11月17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人民币3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3.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4.受理费人民币44683元）为被告郑翠英与第三人钟华生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郑翠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洪清偿上述债务。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38718元，由被告郑翠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莉
人民陪审员 庄 洁
人民陪审员 张雅红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 晶
刘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