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法定代表人：梁富钧，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富钧，男，1954年10月2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静，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玉婵，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民志，男，196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田肖，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超余，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与被上诉人郑民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民三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民志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0年8月23日，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与郑民志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由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向郑民志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0年8月23日至2012年8月22日止，每月利息为港币2.5万元，该借款由梁富钧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协议签订后，郑民志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支付了全部借款。现借款期限已过，郑民志已多次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催讨，但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一直怠于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郑民志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向郑民志清偿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其中2013年1月之前尚欠利息的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自2013年1月起按尚欠本金，以每100元人民币本金支付月利息1.25元港币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梁富钧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原审共同辩称：一、郑民志没有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提供2010年8月23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人民币200万元，郑民志提交的2005年8月23日借款合同和2005年8月23日（香港）成都印花有限公司收据、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200万港元银行客户收据都与郑民志主张的2010年8月23日借款合同无关，且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亦无法确认，无法证明郑民志在2010年8月已提供人民币200万元给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因此该借款协议是未生效的借款合同。二、诉争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利息以港币结算的约定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的规定，是无效的合同约定，依法不受法律保护，郑民志根据违法利息条款约定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提出的任何利息主张都应被驳回。综上所述，郑民志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全部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查明：2005年8月23日，郑民志与梁富钧、中山成都印花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以下简称2005年借款协议），协议以郑民志为借出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为借款人，梁富钧为担保人，约定：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因扩大再生产、新建厂房需要，向郑民志借款港币200万元，由梁富钧作为借款的担保人，借款期限由2005年8月23日至2010年8月22日，超过此期限则由双方另作协商。利息标准为每月支付港币2.5万元作为利息（本金额按港币200万元计），一年共计港币30万元，每半年支付港币15万元利息。借款人在收到借出人借款后应开立借据，借款人有任何一期利息未按时支付借出人即有权要求借款人即时归还本息。如借出人急需借款人提前还款，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借款人须无条件归还本息，借款利息按照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当日，郑民志从其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账户提款港币200万元存入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指定的梁小慧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梁富钧提供了一张“成都印花有限公司收据”给郑民志收执，收据的内容是收到郑民志借款现金港币200万元，收据上有梁富钧的签名和案外人成都印花有限公司加盖的印章。
2010年8月23日，郑民志与梁富钧、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另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以下简称2010年借款协议），该协议的格式和内容与上述2005年借款协议基本相同，仅是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间有不同：其中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间为2010年8月23日至2012年8月22日。2012年12月4日，梁富钧用其手机发出一条信息至郑民志的手机，信息的内容为：“郑生，非常对不起，生意实在太差，很辛苦才维持到现在，希望你多多谅解，已还款180万元，今个月会尽量还完20万元本金，利息按照分半计算，2011年至2012年12月利息合计201000元，明细已发mms，如收不到可给我电邮地址或传真再发给你，谢谢。”2013年1月24日，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梁锦荣代表郑民志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钧发出一份律师函。该律师函的主要内容如下：双方于2010年8月23日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由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向郑民志借款人民币200万元。按照合同的约定，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应于2012年8月23日前向郑民志偿还借款本息，但其至今仍拖欠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和2011年1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利息人民币20.1万元，合计人民币40.1万元，郑民志多次催讨皆无果。为此该律师要求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在收到该律师函5日内向郑民志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在收到该律师函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除通过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向郑民志还款港币25万元（折合人民币20万元）外，没有再向郑民志支付任何款项。后郑民志分别于2013年6月19日和同年7月5日委托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梁锦荣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发出两份律师函，向其二人催讨尚欠的借款本息，在上述律师函中郑民志认为在当年已还的20万元是用于支付利息，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尚欠其本金20万元及利息。2013年6月19日和同年7月5日，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委托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静针对郑民志发出的上述两份律师函发出复函。其中2013年6月24日复函提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于2013年2月6日还款港币25万元（折合人民币20万元）所还的是本金，而非郑民志所认为的利息，现尚欠的利息将会尽快筹款还上，要求再给其一段时间。2013年7月11日复函则提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于2013年2月6日还款港币25万元（折合人民币20万元）所还的是本金和利息，其中减去已到期的利息人民币140415元，已还的本金额为人民币59585元，尚欠的本金额为人民币140415元，截至2013年6月23日应还的本息合计人民币146045元。现尚欠的本息将会尽快筹款还上，要求再给其一段时间，该复函还附有还款明细表，附表上载明的借款本金总额为人民币200万元。由于此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未再向郑民志偿还任何款项，郑民志遂于2013年7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要求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提供有关还款的凭证，以便核对尚欠本息的情况，并向其释明了不提供相关资料的诉讼风险，但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坚持认为其与郑民志于2010年8月2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未生效，郑民志也没有实际支付出借款，所以未向原审法院提供任何还款凭证。郑民志则向原审法院反映，其在2005年8月23日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签订借款协议后，按照约定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支付了借款港币200万元，后由于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发生变动，所以在港币与人民币汇率持平时经双方协商将借款本金由港币改为人民币，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改动的内容都是梁富钧更改的。为证明其主张，郑民志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05年借款协议和收据的原件，上述资料上的借款本金港币200万元已改为人民币200万元，改动处均由梁富钧书写并签名确认。
原审法院另查：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成立于1993年8月30日，性质为台港澳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成都印花有限公司。梁小慧是中山成都印花公司的董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郑民志的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的规定，郑民志的住所地应确定为本案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即本案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在原审法院辖区。因中山成都印花公司的住所地和梁富钧的内地居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诉争借款合同的履行地也在原审法院辖区，现郑民志自愿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作为有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由于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解决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因本案借款合同的履行地、郑民志和中山成都印花公司的住所地均在内地，梁富钧的经常居住地也在内地，内地法律与本案纠纷有最密切联系，根据前述规定，本案纠纷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
关于郑民志有无按照诉争的2010年借款协议的约定出借借款，该协议有无生效的问题。首先，结合2005年借款协议与诉争的2010年借款协议的内容及签订时间分析，2010年借款协议就是2005年借款协议的延续，两协议约定出借的款项实际是同一笔款项，只是双方后来经协议将2005年借款协议出借的款项的币种变更为人民币而已。根据目前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协议变更本金币种的具体时间。由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将2005年借款协议出借的本金的币种进行变更的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另根据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委托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针对郑民志律师函所作复函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对于郑民志已出借诉争协议所约定的借款的事实是没有异议的，故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关于郑民志并未按照诉争的借款协议的约定出借借款，该协议尚未生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现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主张2010年借款协议关于以港币结算借款利息的条款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的规定，由于上述条款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提出的该项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诉争的2010年借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效力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应按照协议向郑民志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期内的利息，梁富钧作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应对有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现郑民志要求按照借款期内的利率主张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逾期还款期间利息符合上述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于2013年2月所还款项是用于支付本金还是利息，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是否尚欠郑民志本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情况，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应对其还款情况负有举证责任，由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经原审法院释明仍未向原审法院提供任何还款凭证，由此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根据2012年12月4日梁富钧发给郑民志的手机信息的内容，可以认定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尚欠郑民志本金人民币2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利息折合人民币201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由于诉争的借款协议于2012年8月22日借款期限已经届满，协议并未对借款期限届满后本金和利息的支付顺序进行约定，按照上述规定，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于2013年2月支付的港币25万元（折合人民币20万元）应用于抵充利息，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尚欠郑民志本金人民币2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郑民志清偿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其中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尚欠利息的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自2013年1月1日起，按尚欠本金额以每100元人民币本金支付月利息1.25元港币的标准，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梁富钧对上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315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合计5835元（郑民志已预交），由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梁富钧连带负担，该费用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
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本院上诉称：一、定案证据不足，主要证据有效力瑕疵。一审判决在郑民志举证不充分、关键证据存在效力瑕疵的情况下认定借款关系存在，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关于客观、全面地审查证据的规定，造成判决错误：（一）主要证据存在效力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郑民志所提交的银行单据是在香港形成的书证，应当办理有关证明手续，但是郑民志至今尚未履行境外证据证明手续，因此该证据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予以采信。（二）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在有关借款合同内并没有指定收款账户或授权任何人代收款项、也没有自认，而郑民志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指定的梁小慧……账户”是证据不足。二、认定事实错误。（一）付款事实不成立。基于前述，郑民志无法证明其付款行为的真实性，亦无法证明收款人就是合同相对方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即郑民志基于借款协议向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履行了支付借款义务的事实不存在。同时，郑民志所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之处：借款协议所述的借款标的是人民币200万元，但郑民志实际交付给梁小慧的香港银行汇款只有港币200万元，即使按照当时的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和港币的币值都相差10%，郑民志交付港币200万元也只有人民币180万元，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币种和金额。一审判决关于“郑民志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出借了款项”的认定系错误的。（二）借款关系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关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与郑民志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认定既与证据矛盾，也与事实不符。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在一审答辩状已经指出，即使有关证据履行了境外证明手续证明付款行为是真实的，但从郑民志所提交的证据来看，该款项是由案外人成都印花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款（尽管该份证据同样未履行证明手续，不具备证明效力），两个系独立、不同的主体，郑民志实际是向案外人出借款项，而不是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实际形成的借款关系与借款协议所约定的借款关系并不相同。郑民志的证据中有梁富均个人向郑民志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为梁富均确认借款并承诺还款，然而梁富均同时作为成都印花公司的负责人，梁富均个人发出的短信实际上并不能当然认为是代表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作出的借款确认及承诺。一审判决忽略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地位，认定两个相互独立的法人与其负责人三者之间的财产混同，强行否定公司独立人格，违背了法人人格独立意思自治的原则。三、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裁决。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认为郑民志在相关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即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在香港。然而，在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上，一审判决又认为该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在内地，显然自相矛盾。实际上，郑民志主张并得到一审判决认可的借款履行行为发生在香港，梁富均的经常住所地在香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裁决，本案适用内地法律进行裁决，属法律适用错误。（二）借款协议实际履行时以外币在境外支付借款依法应属无效借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该批复专门就企业和个人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进行了规定，特别规定“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郑民志在境外向梁小慧支付港币200万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仅凭未经境外公证程序证明的个人收款和境外收据证明借款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借贷行为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判决认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并应当由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对其还款情况负有举证责任。但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标的物为货币，郑民志作为贷款方应首先履行出借借款的义务。在郑民志尚无有效证据证明借款的行为真实发生、借款协议内容有效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是错误的。（四）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解释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未就何为效力性强制规定作出明确规定；2.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并未明确约定违反该规定的合同效力如何，但该规定属于国务院公布的禁止性行政法规，如违反该禁止性规定使合同继续有效，将对外汇市场造成不良影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规定亦应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和境外支付外币借款、境内偿还人民币的行为有效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民三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郑民志的诉讼请求；2.郑民志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郑民志二审辩称：诉争借款的事实真实且清晰，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与郑民志2005年至2010年期间共签订两份借款协议，借款事实有借款协议及银行单据为证，之后在双方相互发送的律师函中均有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关于承认借款事实及还款的自认，且梁富均与郑民志之间的手机短信也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以及尚欠郑民志借款的事实。诉争借款关系没有违反我国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予以保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被上诉人郑民志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其户籍登记资料。
本院二审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05年8月23日，港币100元兑换人民币104.26元；2007年1月11日港币100元兑换人民币100.004元。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关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主张本案应当由香港法院管辖以及适用香港法律审理的问题。由于中山成都印花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中山市，郑民志向原审法院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约定解决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贷款人郑民志住所地法律是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故应当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综上，原审判决确定管辖权及准据法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合上诉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的上诉理由，经本院审查，分析如下：
首先，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对郑民志所提交的2005年借款协议与2010年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郑民志为了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2005年借款协议所约定的出借义务提交了收据以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转账单。虽然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对上述两份在香港形成的域外证据没有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提出异议，但是由于该证据均是原件，而且梁富均对于收据上其本人的签名予以确认，银行转账单与收据的内容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其次，从2005年借款协议与2010年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和内容可以看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与郑民志自愿在2005年借款协议所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对该笔借款进行展期。同时，结合2005年至2010年期间的港币与人民币汇率曾经在2007年1月11日几乎持平的情况分析，郑民志关于“在港币与人民币汇率持平时经双方协商将借款本金由港币改为人民币”的解释合理，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两份协议约定出借的借款实际是同一笔款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涉案借款是在香港交付的，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2005年借款协议和2010年借款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最后，虽然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否认收到涉案借款且并未在涉案收据上盖章确认，但是其同意签订2010年借款协议对此前借款进行展期，并且在郑民志两次发函明确债务人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均的情况下，其在2013年6月24日、2013年7月11日向郑民志发出的两份回函中，只是对尚欠本金与利息的数额提出异议，却从未提出其并非借款人的抗辩理由。上述两份回函，是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其与郑民志之间借贷关系的确认，是中山成都印花公司与梁富均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中山成都印花公司和梁富均否认其为借款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中山成都印花公司、梁富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15元，由上诉人中山成都印花有限公司、梁富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吴朝晖
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胡浪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