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扬商终字第00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国钧。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宝应县正宝龟鳖养殖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宝应县正宝中华鳖原种养殖有限公司），原住所地在宝应县水产二场农业队境内，现无经营场所。
法定代表人梁永生，董事长。
被上诉人宝应县水产局，住所地在宝应县叶挺东路30号。
法定代表人华伯仙，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永年。
委托代理人顾启华。
被上诉人王载明。
委托代理人黄永年，宝应县水产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顾启华，宝应县水产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于农生，（鑫达农场内）。
汤国钧与宝应县正宝中华鳖原种养殖有限公司买卖合同质量纠纷一案，宝应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3月24日作出（1997）宝经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汤国钧向宝应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2年4月16日作出（2002）宝经监字第03号驳回申请再审通知书。汤国钧又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3年4月28日向汤国钧发出驳回申请再审通知书。2006年9月2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该院于2006年11月26日作出（2006）盐民二监字第004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汤国钧还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8年10月11日作出（2008）苏民二申字第36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09年12月11日作出（2009）扬民二再终字第0007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审判决。汤国钧仍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2012）苏商监字第01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3年4月2日作出（2013）扬商再终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2009）扬民二再终字第0007号民事判决和（1997）宝经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重审并指定高邮市人民法院为本案的一审管辖法院。高邮市人民法院受理后，因正宝公司于2001年11月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且歇业，之后的诉讼一直无人应诉，该院追加投资开办该企业的宝应县水产局、于农生、王载明为被告，于2014年9月15日作出（2013）邮商初字第0350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汤国钧因与被上诉人宝应县正宝龟鳖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宝公司）、宝应县水产局、王载明、于农生买卖合同质量纠纷一案，不服高邮市人民法院（2013）邮商初字第0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汤国钧，被上诉人宝应县水产局、王载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永年、顾启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正宝公司、于农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国钧在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中诉称：1997年2月，汤国钧从《水产》杂志上看到正宝公司刊登的售鳖广告，遂去函与正宝公司联系，经过双方商谈，于1997年5月13日签订一份购鳖合同书，约定由正宝公司卖给汤国钧母亲鳖340-360只，每只2-3市斤，每斤195元，要求无病、残、伤、瘦弱和畸形。合同生效后，汤国钧按约定提货、付款，但正宝公司出售的是带病的鳖，回去后出现大量死亡，给汤国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汤国钧在宝应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正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1万元。宝应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汤国钧诉讼请求后，经汤国钧多年申诉。至本案重审时，汤国钧现要求正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为525万元。
正宝公司在宝应县人民法院一审中辩称：1、汤国钧诉称的正宝公司售病鳖无事实根据，在履行交货时，经汤国钧严格验收，其不可能接受病鳖；2、标的物的风险至交付后转移，双方签订的合同已履行完毕。汤国钧收货后所发生的一切风险与我方无关，应由其自行承担；3、汤国钧与我方已达成补偿3万的协议，至此，汤国钧已丧失诉权。鳖发生死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自身带有病原；二是鳖的体质下降；三是外部环境恶化。三者不可缺一，即使携带病原，并非必然导致死亡，而我方同批卖给邻塘高成鹤的鳖，并未出现生病死亡的事实证明，汤国钧鳖的死亡完全是自己运输等操作不当造成。不能归责于正宝公司。请求驳回汤国钧的诉讼请求。
宝应县水产局、王载明在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中共同辩称：其理由同正宝公司在宝应县人民法院一审中辩称一致。另认为，正宝公司发起人宝应县水产局以房产出资98万元（价值经资产评估确认）已投资到位；王载明的10万元投资由于农生的股权转让到位。正宝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且歇业多年，现经清算负债700余万元，已无资产偿还债务。据此，要求驳回汤国钧的诉讼请求。
于农生在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中未到庭应诉，亦未答辩、举证、质证。
高邮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初，汤国钧根据正宝公司在1997年第一期水产养殖《杂志》中所刊登的广告，便去函与之联系购鳖事宜，同年5月13日在宝应双方签订了一份购买母亲鳖的合同，对订购的数量、质量、价格及交货的时间、地点、付款方式做了约定。其中对鳖的质量要求无病、残伤，瘦弱和畸形；交货时间、地点为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周内在正宝公司指定的地点交货，货款两清。当日，汤国钧将19万元汇票交给正宝公司进账，1997年5月17日下午，汤国钧在正宝公司人员带领下，至宝应县中港乡水产养殖户吴长宝塘内捉鳖，经汤国钧挑选过秤，捉得145只（300余斤），后又到该县小官庄特种水产养殖场塘中捉得209只（500余斤），合计354只，计款177954元。当晚，汤国钧将鳖运回。次日凌晨，将鳖用盐水浸泡消毒和注射青霉素后，放入自家新开的两块鳖塘内，下午发现有两只鳖死亡，5月19日又出现死鳖，至5月23日鳖的死亡已达一定规模且难以控制。汤国钧多次电话与正宝公司联系，要求派人处理，正宝公司未予理睬，汤国钧于1997年5月25日到正宝公司直接商谈，当晚汤国钧与正宝公司签订一份协议，该协议载明：由正宝公司补偿汤国钧经济损失3万元，作为对购鳖合同遗留问题的一次性解决。正宝公司于当晚给付汤国钧1.1万元，余款1.9万元由正宝公司出具一张借据给汤国钧，并注明5月26日上午9时前还款。事后汤国钧认为补偿协议不公平，未领取1.9万元，遂于1997年5月27日向宝应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正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退还货款18万元。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正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1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
在宝应县人民法院诉讼中，汤国钧将鳖送至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进行检查，该所于1997年5月29日出具检查结果为：鳖患有红底板病和出血病。接着汤国钧又提供由上海市水产研究所一名叫朱远才于1997年6月13日出具的病鳖病因分析：“这些鳖病的潜伏期一般长则数周或数月，急性发病时也可3-7天……这些鳖病一旦爆发，死亡率高，药物治疗效果差。”（附《水产养殖》的相关知识。）
1997年7月29日，宝应县人民法院经现场勘验，汤国钧提供死鳖289只（719斤）。按合同约定价每斤195元，合计140205元。
宝应县人民法院一审中另查明，正宝公司在吴长宝塘内将鳖卖给汤国钧后，该塘中经汤国钧挑选剩下41只卖给吴长宝邻塘的高成鹤，高成鹤放养后未发现生病、死亡，且生长繁殖正常。
对以上基本事实，在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未予否认。但汤国钧认为，一是正宝公司卖给汤国钧的鳖，不是按广告宣传中自己养殖的，而是从其他个体养殖户中调剂过来的带病的鳖；二是甲鱼交付后发生大量死亡后，双方达成的补偿3万元协议，是正宝公司采取欺诈手段骗取汤国钧在其事先炮制好的协议草稿上签字，该协议应属无效协议。
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中，高邮市人民法院承办人于2014年2月17日与汤国钧所作的谈话笔录中，汤国钧陈述：正宝公司在与其签订3万元补偿协议时，其购买正宝公司的鳖已死亡221只，法院认定289只，另有5只送检，共死亡294只，其他鳖也没能爬上岸来。
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中，汤国钧要求正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25万元，其列表两张显示：直接经济损失24.9385万元，惩罚性违约金及可得利益81.8765万元，利息损失421.8311万元，合计527.8982万元，并认为该损失具体计算及相关证据材料在宝应县人民法院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卷宗内。而宝应县人民法院及证物袋内查得相关票据（除诉讼费外）金额为7703.95元。（2009）扬民二再终字第0007号卷内350.50元、（2013）扬商再终字第0001号卷内6213.70元（另有汤国钧自己计算的经济损失明细35页，计438.63755万元），合计15338.15元。这些费用主要是用于死鳖储存的冰柜、治疗病鳖用药，汤国钧本人的住宿、交通，打字、复印、邮寄等等所花费用；在后两案卷宗内，汤国钧还提供南通市粮棉原种场出具的我场养殖甲鱼有关资料统计，用以证明历年鳖卵的售价，如皋市长江镇永建村关于本人承包土地的证明及其与永建村签订的协议书，用以证明其租赁该村7.2亩土地，期限10年，租金每年每亩1200元等；农行的汇票委托书和如皋市江防信用社的贷款凭证，用以证明其用贷款支付正宝公司货款；其新开的两面鱼塘占地1.5亩是母鳖池，因鳖生病后污染塘口，鱼池报废，17年来鱼池的造价、民间借贷利息等。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宝应县水产局、王载明均不予认可。
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中，宝应县水产局提供从工商档案中复印的关于正宝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出资验资、注册资本的变化、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材料；扬州仲裁委员会（2010）扬仲裁字第110号裁决书、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扬执字第0043号执行裁定书；重审中宝应县水产局委托扬州弘瑞会计师事务所对正宝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审计，该所分别于2014年6月20日、7月7日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及审计说明。用以证明正宝公司的股东于农生按公司章程已出资到位，后于农生退出该公司股东，并将股权10万元转让给王载明，从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给正宝公司的营业执照中注册资金的前后变化（从158万减至108万）能证明正宝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事实，且在减资后与汤国钧发生的交易行为；正宝公司于2001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且歇业多年。因其欠农行贷款，仲裁委裁决后，农行申请执行，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正宝公司已歇业多年，其除抵押资产外，无其他资产可供本案执行”为由，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至本案重审时，对正宝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审计，该公司负债744.31309万元。以上宝应县水产局提供的证据，经汤国钧质证，汤国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并不影响正宝公司和宝应县水产局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高邮市人民法院认为：汤国钧与正宝公司于1997年5月13日签订的购鳖合同依法成立，正宝公司向汤国钧交付母亲鳖后，出现鳖的大量死亡，当死亡数已达到221只（总共死亡294只；占死亡总数的75.17%）时，汤国钧与正宝公司交涉，此时汤国钧主观上应当预见到鳖还会继续死亡的后果，但汤国钧最终与正宝公司自愿达成协议：由正宝公司补偿汤国钧3万元（正宝公司当场交付1.1万元，余款1.9万元约定是次日给付）作为对双方签订的购鳖合同遗留问题的一次性解决，并明确汤国钧今后生产经营中的一切问题与正宝公司无关，汤国钧在协议书中签名认可。从协议有无违背原告真实意思方面来看，汤国钧认为该协议是正宝公司采取欺诈手段骗取其在协议中签名，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从协议约定的3万元补偿来看，只占汤国钧签订协议时全部损失的小部分，这也反映了汤国钧、正宝公司双方在签订协议时主观上对鳖死亡的原因和双方过错大小的认知结果，即鳖的死亡尚有其他重要原因。因此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故对汤国钧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至于约定次日交付的1.9万元因汤国钧拒绝接受，其责任不在正宝公司，汤国钧只能就该协议未履行的1.9万元部分向正宝公司另行主张权利。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汤国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550元，由汤国均负担。
上诉人汤国钧不服高邮市人民法院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根据购鳖合同书第五条和第一条的约定，正宝公司应在自己公司塘口提供该公司货源，并且是健康的亲鳖。但正宝公司在汤国钧不知晓内幕的情况下带汤国钧到个体养殖户塘口捉鳖，而且出售的鳖经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鉴定是带病的鳖，致汤国钧购回放养后第一天就开始出现大量死亡，给汤国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正宝公司应对汤国钧承担违约责任。二、正宝公司用欺诈的手段骗取汤国钧在协议书草稿纸上签名，在本案卷宗内没有该协议书原件，经汤国钧当庭要求出示对方也未出示，该草稿纸和未经汤国钧签字的复印件，以及正宝公司塞给汤国钧的载明借汤国钧1.9万元的借条，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重审判决理由中以协议书为依托的论点、论据均因该协议书的无效而不能成立。三、正宝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变更供货塘口，用非该公司的货源供货，且出售的是群体带病的鳖，汤国钧买回放养后出现大量死亡，至一周时死亡率高达70％至80％，致汤国钧购买种鳖下蛋生产繁殖的合同目的未能达到，依法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至2014年4月22日，汤国钧病死亲鳖损失、可得利益损失、诉讼费、律师代理费、法院交通及应酬费、死甲鱼冷库保存费、汤国钧车旅费、打字复印邮资费、惩罚性违约金、相关利息损失、污染亲鳖池报损、药品费、误工费等，共计525万余元。请求：撤销高邮市人民法院对本案的重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汤国钧损失525万余元；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中，汤国钧提出了由正宝公司、宝应县水产局和王载明共同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事实和理由，认为：凡是与正宝公司有关的事情，都是由宝应县水产局人员亲自操持，且宝应县水产局向正宝公司投入巨资，因此宝应县水产局与正宝公司是合二为一的共同体；宝应县水产局、王载明与正宝公司对本案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是本案正宝公司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本案情况特殊，导致汤国钧损失不断扩大，正宝公司也因被上诉人原因被吊销营业执照并歇业多年，因此应特殊处理，被上诉人正宝公司、宝应县水产局和王载明对正宝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给汤国钧造成的严重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宝应县水产局辩称：第一，本案已经过原审、再审多次审理，对本案的事实已经查明，均不支持汤国钧的诉讼请求。针对汤国钧第一点上诉理由，主要是关于交货地点是否违约。根据合同约定由正宝公司指定塘口交货，当然包括汤国钧认可的其他塘口。针对汤国钧第二点上诉理由，主要是关于协议是否构成欺诈。合同成立与否与所用的纸质没有关系，只要达成合意具备合同要件即具有法律效力，汤国钧也无证据证明构成欺诈。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协议，也不意味着被上诉人要承担赔偿责任，原件现在不存在并不代表协议签订时不存在。针对汤国钧第三点上诉理由，部分内容与第一二部分相同，其余主张也均已在原审及再审一审当中已经查明，也不支持汤国钧的请求。第二，被上诉人正宝公司已歇业多年，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现负债七百多万元，没有可赔偿的财产。被上诉人水产局、王载明均按公司法要求履行了出资义务，依法不承担相关责任。第三，正宝公司是依法成立的独立的法人单位，与宝应县水产局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不存在混同。宝应县水产局作为大股东当然可以派副局长担任董事长，其生产经营完全由正宝公司独立进行，宝应县水产局也从未干涉正宝公司的自主经营权，至于郝宝明参与本笔交易活动宝应县水产局并不知情。其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王载明的答辩内容同被上诉人宝应县水产局。其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正宝公司、于农生未到庭应诉，亦未答辩、举证。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一、汤国钧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正宝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也不足以证明汤国钧所购母亲鳖大量死亡系由正宝公司方原因所致。第一，就正宝公司的供货地点而言，汤国钧与正宝公司签订的购鳖合同书第四条“交货时间和地点”明确约定在正宝公司指定的地点向汤国钧交货，而且该合同同时载明汤国钧请正宝公司“组织”部分母亲鳖，因此从购鳖合同书约定的内容不能得出正宝公司只能从其本公司塘口供鳖的结论。本案中，正宝公司带汤国钧到正宝公司指定的塘口捉鳖，不违反购鳖合同书对交货地点的约定。在购鳖合同书第四条明确了交货地点的基础上，第五条“交货方式”的约定内容侧重点在于“验收合格后，过称付款，货款两清”，汤国钧仅以该购鳖合同书第五条约定的“由汤国钧在正宝公司塘口验收”而得出正宝公司只能在其本公司塘口供货的结论，并据此认为正宝公司在个体养殖户塘口供鳖不符合约定构成违约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第二，就正宝公司的供货质量而言，由于正宝公司已经将母亲鳖交付给汤国钧，而且母亲鳖经过汤国钧验收并已经支付了货款，如果汤国钧对母亲鳖提出质量异议，则主张母亲鳖存在质量问题的汤国钧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对送检的三只母亲鳖检查结果为一只死亡母亲鳖患有红底板病，一只死亡母亲鳖患有出血病，一只活体母亲鳖似出血病早期症状，但该检查结果并非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正式鉴定意见，也没有对正宝公司所供母亲鳖患病原因作出解释。此后宝应县人民法院通知正宝公司对汤国钧所购母亲鳖进行取样并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也说明了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检查结果证据并不充分。虽然正宝公司未按该通知要求派员一同前往取样并交纳相应鉴定费，但这并不足以阻止鉴定程序的启动和继续进行，也不符合推定正宝公司所供母亲鳖存在质量问题的条件，汤国钧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可在垫付鉴定费用后继续进行鉴定程序。现在由于已经不具备鉴定的条件，汤国钧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汤国钧所购母亲鳖连续、大量死亡，其原因并不明确，因此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归责于正宝公司。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工作人员出具的母亲鳖发病原因分析材料指出：“这些鳖病的潜伏期一般长则数周或数月”，但“急性发病时也可3-7天”，而且“发病的早晚与病原菌的毒力大小和感染鳖体的细菌数量有关”。汤国钧向宝应县人民法院提交的“鳖类的疾病及其防治”（1995年第25卷第2期《淡水渔业》第32页）等资料在认为红底板病一般潜伏期较长等的同时，也指出：“环境因素对鳖病发生的影响更强，……环境的稍微恶化都会导致鳖生理机能的失调，诱发疾病”，“继发性感染普遍，因密度高、雌雄搭配不当、大小规格不齐、池壁粗糙以及长途运输等造成的伤残是继发性感染的原因之一，……”。正宝公司向宝应县人民法院提供的专家谈话材料也表明：健康的鳖也带有病原体，运输、水质、水温、投放密度等因素都是致病因素，鳖的死亡是由综合原因造成的。另外，宝应县人民法院已经查明，供给汤国钧母亲鳖的塘口同期也供给了他人一定数量的鳖，但是没有出现死亡现象。同时，正宝公司在宝应县人民法院诉讼中还提出，汤国钧选鳖、装运时间过长，导致母亲鳖整个运输时间远远超过汤国钧认为的4个小时左右。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汤国钧所购母亲鳖的连续、大量死亡系由正宝公司方原因所致。
二、汤国钧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正宝公司在1997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汤国钧应以该协议向正宝公司主张权利。第一，就1997年5月25日汤国钧与正宝公司签订的协议真实性而言，该协议的载体与双方签订的购鳖合同书一致，均是在印有“宝应县水产局”字样的空白纸张上书写，汤国钧在此前的诉讼中对协议中文字在形式上的真实性并未持有异议，也确认在该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因此该协议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就该协议的效力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无效或者应予撤销，应认定为有效。汤国钧提出该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是其受到正宝公司的欺骗而签字，而汤国钧所称的欺骗是认为正宝公司相关人员告诉汤国钧该协议不是最终版本，补偿数额并没有最终确定，汤国钧认为自己签字不签字都一样。但是汤国钧对此仅有其单方口头陈述，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反，该协议的内容很明确，约定正宝公司补偿汤国钧3万元，并作为对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遗留问题一次性最终解决。即便正宝公司相关人员在签订该协议时陈述了协议不是最终版本等内容，但在口头陈述与书面记载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汤国钧也应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其认为签字不签字都一样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常理。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正宝公司在签订该协议过程中实施了欺骗行为，因此汤国钧在宝应县人民法院诉讼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认为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在重审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该协议不应认定为无效。汤国钧提出的协议因为在草稿纸上书写、并非一式两份以及正宝公司没有付清补偿款而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汤国钧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该协议过程中，正宝公司实施了欺诈、胁迫行为或者乘人之危而签订合同，汤国钧对协议约定的内容本身是明白的，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重大误解，而且汤国钧在签订该协议时知晓自己所购母亲鳖的死亡情况，汤国钧在该协议上签字应认定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就该协议签订的情况，汤国钧在2007年4月10日向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诉状第13页［（2009）扬民二再终字第0007号案件正卷第15页］中提出：“……同时我又考虑到，这次鳖的死亡事件，对本人来说无疑是巨大损失，而正宝公司也同样受到很大损失，能赔多少就赔多少吧，自己也只好认倒霉了，鉴于这些原因我才签字的……”，据此也难以认定汤国钧在签订该协议时显失公平，因此该协议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汤国钧亦未在重审中提出撤销该协议的主张，故该协议不应撤销。第三，汤国钧应以其与正宝公司签订的协议向正宝公司主张权利。由于该协议不符合法定无效或者存在应予撤销的情形，因此该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对汤国钧及正宝公司均具有约束力，汤国钧应据此向正宝公司主张权利。如果其确实认为该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也应在今后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后再行主张权利。现高邮市人民法院依据该协议驳回汤国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汤国钧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48550元，依法减半收取为24275元，由上诉人汤国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毅
代理审判员 张 乾
代理审判员 莫俊秀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封亚晖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节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