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1民初9545号
原告：钟儒飞，男，198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现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林，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告：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滘石湖路8号首层之107。
法定代表人：刘彬阳，总经理。
被告：刘彬阳，男，197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被告：廖先伟，男，1981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
被告：杨英美，女，1983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凯波、张东荣，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儒飞与被告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爵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儒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林、张翔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森爵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荣仅于2017年2月28日到庭参加了诉讼，却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本案于2017年3月28日、同年8月10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儒飞诉称，2016年4月15日，因被告森爵公司的资金周转需要，其全体股东（即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向我出具《借条》，约定由我向被告森爵公司出借160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并签订了《收条》确认被告森爵公司已实际收到我的借款；2016年4月16日，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向我出具《还款协议》，约定：被告森爵公司将在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分六期向我归还借款本金中的1300000元，自2016年6月起借款月利息按2％计算，如因被告森爵公司经营不善，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将对被告森爵公司所借款项中的1300000元及利息共同承担责任。2016年5月20日，被告刘彬阳向我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6年5月23日前向我归还欠款300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四被告却均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虽经我多次催促，至今仍不清还款项，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认为，上述合同均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合法有效，当被告方不履行还款义务时，我有权要求被告方返还借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在出具涉讼《还款协议》及被告刘彬阳在出具《承诺书》时对保证方式均未作出明确约定，故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应就借款中1300000元及利息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刘彬阳则应就借款中的300000元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由于涉讼2016年4月15日《借条》所涉160万元款项中有30万元款项实际是被告刘彬阳个人欠我的债务（也即被告刘彬阳于2016年5月20日出具涉讼《承诺书》中涉及的30万元），因此，我现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森爵公司向我偿还借款本金13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6年6月14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付），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则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森爵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共同提交答辩状辩称，原告提供的《借条》、《收条》、《还款协议》及《承诺书》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首先，涉讼《借条》、《收条》及《还款协议》等所涉的现金130万元或现金160万元我方均没有收到，有关《借条》、《收条》、《还款协议》都是原告胁迫我方在2016年4月15日签名的，但签名后原告却并没有将相关的现金交付给我方；100多万的款项以现金的形式交付本就不符合常理，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向我方交付了如此巨额的现金。其次，由于原告与我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双方之间的借款都是没有约定利息的，故我方所有的还款均为支付本金。再次，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案的借款人是我森爵公司，应与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等人无关。虽然原告提供的《还款协议》上有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等人的签名，但是我们三人承担还款义务的前提是“如因经营不善，此款项由三人共同承担”，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现今森爵公司经营不善，也就是说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等三人承担的应是一般保证责任而非连带责任。第四，原告提供的《承诺书》上记载的20万元，涉及的是另一笔借款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最后，在2016年4月15日之前，原告与我森爵公司确实存在过借款关系，但所有的借款现已经还清（截止至2017年3月26日止，双方所有的借款已经结清），经我方统计，被告刘彬阳在2015年6月20日到2016年6月14日期间已先后通过银行账户向原告或其指定的账号支付了本金共3986700元，该金额远大于原告诉求的金额，可见双方的借贷关系早已经结清。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15日，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共同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条》，该《借条》的内容为“今借到钟儒飞现金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正（￥1600000.00元）”，《借条》落款处注明有“借款单位：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字样，该处下方“股东签名：”处有“刘彬阳”、“廖先伟”及“杨英美”字样的签名，其中“刘彬阳”字样的签名后书写有“”字样、“廖先伟”字样的签名后书写有“”字样、“杨英美”字样的签名后书写有“”字样，《借条》的最下方书写有“还款时间8月15号2016.4.15”等字样，在《借条》中的借款金额、借款单位、股东签名及“还款时间8月15号2016.4.15”等处捺有多个指印。同日，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共同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条》，该《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钟儒飞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正（￥1600000.00元）”，《收条》落款处注明有“收款单位：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字样，该处下方“股东签名：”处有“刘彬阳”、“廖先伟”及“杨英美”字样的签名，其中“刘彬阳”字样的签名后书写有“”字样、“廖先伟”字样的签名后书写有“”字样、“杨英美”字样的签名后书写有“”字样，《收条》的最下方书写有“2016.4.15”的字样，在《收条》中的收款金额、收款单位、股东签名及“2016.4.15”等处捺有多个指印。2016年4月16日，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共同向原告出具一份《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的内容为“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借钟儒飞现金1300000.00万元整，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现双方协商，还款计划如下：1、2016.7月还本金10万2、2016.8月还本金15万3、2016.9月还本金20万4、2016.10月还本金25万5、2016.11月还本金30万6、2016.12月还本金30万（在上述六项还款计划后有一大括号并注明每月14号）另：2016年6月份起利息2分计算，2016年12月份把另外2分利息一起归还，利息随本金减少。如车行在资金充足情况下，可提前还款。如因经营不善，此款项由三人共同承担”，《还款协议》的落款处有“刘彬阳”、“廖先伟”及“杨英美”字样的签名并捺有指印，《还款协议》的最下方书写有“2016.4.16”等字样。2016年5月20日，被告刘彬阳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的内容为“本人承诺在2016年5月23日前还清粤Ｔ×××××奔驰E260押车款20万元及刘彬阳信用贷款壹拾万元正（10万元）特此承诺”，《承诺书》落款的“承诺人”处有“刘彬阳”字样的签名并捺有指印，《承诺书》的最下方书写有“2016年5月20日”的字样。由于原告认为被告方并没有依约向其偿还上述借款，故成讼。虽然被告森爵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在共同提交的答辩状中提出诸如涉讼《借条》、《收条》、《还款协议》均是原告胁迫其签名出具，而原告并没有将相关的现金交付给被告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均没有约定利息以及双方的借贷关系早已经结清等抗辩意见，但在举证期限内，四被告却并没有对其上述辩解完成举证责任。
诉讼中，原告表示，原告是从事汽车质押贷款业务人员，被告森爵公司则是汽车销售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是该司股东），由于被告森爵公司经营中需要很多资金，故该司从2015年起就与原告存在借贷关系，由被告森爵公司向原告借款，至2016年4月时双方已发生多笔借贷关系（借款总金额已超过500万元，被告方也向原告归还了300多万元），而每次借贷时双方均没有签订相关的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借款金额、借款利息（月息2分，即月利率2％）及逾期还款利息（月息2分，即月利率2％）；后，在原告向被告方追讨欠款时，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就作为森爵公司的股东与原告对此前的借款情况进行结算，并最终于2016年4月15日确认森爵公司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为1600000元，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遂出具涉讼《借条》、《收条》以明确相关借贷情况；次日，因核实到上述《借条》所涉1600000元款项中有300000元（即涉讼《承诺书》中提及的300000元）是属于被告刘彬阳的个人欠款，且被告方也提出还款需要分期分批进行，故经协商一致，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就向原告出具了涉讼《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明确约定了森爵公司在2016年7月至同年12月的6个月期间需按月分批（还款日期在每月14日）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共1300000元以及借款利息，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亦愿意在森爵公司逾期还款时对上述13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但被告方在其后却并没有履行《还款协议》向原告归还借款分文。另，由于涉讼《借条》所涉1600000元款项中确有300000元款项是属于被告刘彬阳的个人债务（也即被告刘彬阳出具涉讼《承诺书》中提及的300000元），故原告当庭撤回其起诉状中涉及上述300000元款项部分的诉讼请求，明确被告森爵公司拖欠原告的借款本金金额为1300000元，并只要求被告森爵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300000元及从2016年6月14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付相应利息，同时要求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另查，森爵公司是于2012年6月12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刘彬阳，该司的投资者为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
以上事实，有《借条》、《收条》、《还款协议》、《承诺书》、银行账户历史明显清单、对账单、视频资料、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由此，被告刘彬阳作为被告森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任职森爵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行为在不同情况下依法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涉及森爵公司的有关经营、业务行为时，被告刘彬阳作为该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代表森爵公司作出，行为的后果依法应由森爵公司承担；在一般日常生活涉及私人事务的活动中，除非有被告森爵公司的明确授权或事后对其行为的追认，否则，被告刘彬阳所作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仅能由其自行承担。本案中，根据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被告森爵公司的股东就是上述三被告）出具的涉讼《借条》、《收条》及《还款协议》显示，被告森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全体股东均已明确确认该司与原告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森爵公司曾向原告借款作为资金周转之用，由此可见，现有证据已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森爵公司间的上述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成立，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
虽然涉讼《借条》、《收条》提及的借款金额1600000元与涉讼《还款协议》提及的借款金额1300000元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由于原告已在庭审中明确表明，涉讼《借条》实际是原告与被告森爵公司对双方此前的借款情况进行结算后所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后因核实到上述《借条》所涉1600000元款项中有300000元（也即涉讼《承诺书》中提及的300000元）是属于被告刘彬阳的个人欠款，故经当事人协商一致，被告方才另行向原告出具了涉讼《还款协议》并最终确认森爵公司需向原告归还的借款本金总额应为1300000元，原告方现也确认被告森爵公司拖欠其借款本金的金额为1300000元并只主张被告森爵公司向其偿还上述借款本金1300000元及相应利息；而原告的上述陈述意见与其提交的涉讼《承诺书》之具体内容、甚至是四被告在其书面答辩状中提及的涉讼《承诺书》上记载之款项应涉及另一笔借款关系等辩解意见却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可以认定涉讼《还款协议》应属于作为借贷双方的原告与被告森爵公司在2016年4月16日对双方此前的借款情况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双方最终确认的借款本金金额为1300000元）以及对还款计划的约定。由于被告森爵公司并没有依约向原告清还上述借款本金，至今仍拖欠原告借款本金1300000元，被告森爵公司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现要求被告森爵公司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300000元并从2016年6月14日起按涉讼《还款协议》约定的每月2％之利率标准计付利息等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本案中，作为被告森爵公司股东的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在向原告出具的涉讼《还款协议》中，除最终确认被告森爵公司向原告借款的借款本金金额为1300000元以及具体的还款计划以外，更明确承诺“如车行在资金充足情况下，可提前还款。如因经营不善，此款项由三人共同承担”，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的上述行为和承诺内容符合担保法所规定的“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这一一般保证之特征，故在被告森爵公司经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本案债务时，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依法就应共同对森爵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一般保证之清偿责任，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森爵公司进行追偿。由此，原告现要求被告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在本案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虽然被告森爵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在共同提交的答辩状中提出诸如涉讼《借条》、《收条》、《还款协议》均是原告胁迫其签名出具，原告并没有将相关的现金交付给被告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均没有约定利息以及双方的借贷关系早已经结清等抗辩意见，但由于四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并没有对其上述辩解完成举证责任，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被告森爵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本案于2017年3月28日及同年8月10日的庭审活动及对证据进行质证，均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年一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钟儒飞清偿借款本金13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6年6月1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二、在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本案债务时，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应共同对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承担前述一般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三、驳回钟儒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67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共同负担，并由佛山森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彬阳、廖先伟、杨英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本院缴纳2173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Ｘ
人民陪审员 林广群
人民陪审员 陈景荣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