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徐民二（商）初字第866号
原告上海澜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上中路462号19号楼303室。
法定代表人于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洁，上海仲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江场三路76-78号聚能湾大厦1101室。
法定代表人龚德智，董事。
委托代理人朱士贵。
第三人上海智联易才人才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江场三路76-78号聚能湾大厦1101室。
法定代表人龚德智，董事。
委托代理人沈吉峰。
原告上海澜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澜众公司）与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原告于2014年5月19日向本院申请追加上海智联易才人才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通知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后，于同年7月16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于同年11月27日、2015年1月7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孙洁、被告委托代理人朱士贵、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沈吉峰三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澜众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合同书》，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人力资源需求信息的客户，被告按照客户缴纳个人所得税金额的百分之七给付介绍费，客户介绍费于每年4月15日结算给原告，下一年度结算上一年度费用；合同期限自2010年3月20日起至2015年3月19日止。同日，双方另签订《确认书》一份，内容为被告确认由原告将日立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立信息公司）介绍给被告。但是，被告为了规避其与原告之间《合同书》的约定，于2010年4月1日安排与其同一股东控股的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与日立信息公司签订《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而该合同约定的收款单位为被告。由此可见，被告与第三人存在高度混同。自日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立咨询公司）成立后，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与日立咨询公司、日立信息公司签订《合同主体权利义务承接协议书》，将服务主体变更为日立咨询公司。自2010年3月起，由被告向日立咨询公司寄发电子账单、收取服务费及个人所得税；2010年6月以后，由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向日立咨询公司寄发电子账单、收取服务费及个人所得税。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期间，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共为日立咨询公司代缴个人所得税7，618，475.27元，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以其代缴个人所得税的7%向原告支付介绍费。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居间介绍费533，292.28元。
被告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辩称，2010年3至6月日立信息公司支付给被告的款项是被告为其提供的商业保险费用，并非原告所述代缴个人所得税项目，电子账单中的发票内容一栏系打印有误，日立信息公司与被告之间没有代发工资的委托项目；因日立信息公司误操作将款项汇入被告账户，所以在日立信息公司要求下被告为其开具发票。2010年7月以后的电子账单均非被告所发，与被告无关。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与被告虽系同一股东，但是两人独立法人，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不能因为两家公司由同一股东控股就认为两家公司的权利义务可以替代。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述称，其意见同被告。
经审理查明，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的股东同为北京易才宏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办公地址均位于上海市江场三路76－78号聚能湾大厦1101室。原告持有落款时间为2010年3月29日的《合同书》、《确认书》各一份。《合同书》载明，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为甲方，澜众公司为乙方，双方就人事外包业务客户发展事项签订合同；合同期限：自2010年3月20日至2015年3月19日；合作事项：乙方向甲方提供人力资源需求信息的客户，并甲方以自己的名义与乙方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需求客户签订并履行人事代理合同、人事派遣合同；乙方向甲方提供人力资源需求信息的客户，甲方需按乙方介绍所有客户缴纳个人所得税为基础，按照总税收金额乘以百分之七计算介绍费；客户介绍费需在每年4月15日结算给乙方，下一年度结算上一年度费用等。《合同书》落款处甲方加盖“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乙方加盖原告的公章。《确认书》载明，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为甲方，澜众公司为乙方，2009年3月20日甲乙双方签订了关于人事外包业务客户发展合同书，甲方就有关事项向乙方确认如下：在本确认书签署前，乙方为促成甲方与日立信息公司进行人事外包业务及相关业务的合作，乙方与日立信息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同时进行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为此，甲方向乙方郑重承诺，将严格按照2010年3月22日甲、乙双方签署的关于人事外包业务客户发展合同书所确定的义务向乙方支付报酬；五年之内未得到乙方书面确认前，甲方不得独自直接与日立信息公司进行人事外包业务及相关业务的合作。《确认书》落款处甲方加盖“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乙方为原告负责人签名。
2010年4月1日，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与日立信息公司签订《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约定日立信息公司委托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提供向其员工发放工资服务，协议期限自2010年3月22日至2012年2月21日；服务费从合同开始日计算，按月计费；服务费以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付费通知单》为当月服务费的结算依据，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付费通知单》每月20日前发出，日立信息公司收到《付费通知单》后在月底前付至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账户中；《付费通知单》中包括工资代理服务费，属于人力资源服务营业性收费，应开具营业性发票；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收到款项后应当同时开具相应发票和收据给到对方；如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费用，应汇入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指定账号：账户名称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开户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账号174847XXXX；日立信息公司如遇名称变更，需出具相关书面证明给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所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不变；服务内容包括代发工资、代缴个税等。
2010年3月24日，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作为甲方、日立信息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委托服务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年，自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甲方委托乙方提供相关商业保险服务；甲方：乙方了解并同意如无特别规定，本合同中“甲方”包括甲方的关联公司；甲方承认关联企业履行本合同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关联公司”是指由甲方控股或控股甲方，或由共同的公司或自然人控股的企业；“控股”是指拥有或控制大部分股份、股票、投票权或其他共同利益。乙方：甲方了解并同意如无特别规定，本合同中“乙方”包括乙方的关联公司或授权公司；乙方承认关联企业履行本合同的所有责任由乙方承担；“关联公司”是指由乙方控股或控股乙方，或由共同的公司控股的企业；“控股”是指拥有或控制大部分股份、股票、投票权或其他共同利益。
2010年3至6月，被告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按月向日立信息公司出具电子账单，账单内容包括工资、个税、社保、公积金等。日立信息公司根据账单金额支付被告款项，被告为日立信息公司开具发票。发票中经营项目一栏载明代发工资、代缴个税、服务费。2010年6月30日，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作为甲方、日立信息公司作为乙方、日立咨询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同主体权利义务承接协议书》，约定自2010年7月1日（下称“变更日”）起，乙方在服务合同项下的所有相关权利义务，由丙方承接；甲方同意自变更日起，由丙方作为服务合同的主体，履行服务合同的相关义务，享有服务合同的相关权利等。2010年7月至2011年10月，由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向日立信息公司出具电子账单，账单内容同上。日立咨询公司按账单金额按月支付第三人款项，第三人为日立信息公司或日立咨询公司开具发票。自2010年3月起至2011年10月止，日立信息公司、日立咨询公司共支付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个税金额7，618，475.27元，该金额的7%即533，292.28元。原告因要求被告支付居间介绍费不成，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合同书》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对《确认书》中的日期涂改部分提出异议。此后，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合同书》、《确认书》中加盖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均提出异议，并向本院递交《公章鉴定申请书》，提出对“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并要求将其加盖于《公章鉴定申请书》上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作为比对样章。经原、被告确认，将《公章鉴定申请书》、《委托服务合同》上加盖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作为比对样章，由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内容进行鉴定：1、《委托服务合同》、《公章鉴定申请书》所使用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否系同一枚；2、《确认书》与《公章鉴定申请书》所使用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否系同一枚；3、《委托服务合同》与《合同书》所使用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否系同一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1、《合同书》与《委托服务合同》上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上的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确认书》与《公章鉴定申请书》上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上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公章鉴定申请书》与《委托服务合同》上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上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原、被告对上述鉴定意见均无异议。
原告为证明《合同书》、《确认书》上的“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均由被告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加盖、原告为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介绍过日立信息公司委托发放工资业务等事实，向本院申请原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销售经理蒋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蒋某某当庭陈述：2010年，原告为被告介绍了日立公司业务，根据被告的操作模式需由渠道部安排，所以其就安排原告与被告渠道部老总见面。由于金额比较大，其作为销售需要业绩，与公司渠道部商量后，由渠道部老总安排其与日立公司洽谈合同条款，客户没有问题后，其开始走公司盖章流程。其是代表智联易才公司与日立公司接洽的唯一人员，其经手的业务包括《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等。合同签订后录入公司系统，才能启动服务流程，该服务流程已履行。根据其劳动手册及退工单显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是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但其工作名片显示其为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销售经理，其也一直认为是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员工，因为其所有经手的业务都是以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名义进行，办公所在地挂牌也是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其从未以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名义洽谈业务。《确认书》由其经手，签署时间为2010年，打印时误将《确认书》中的日期打成“2009”年，因为已经盖了章，所以就以手写方式修改了日期，另一个“2009”年系忘记修改。
原告对证人证言表示：证人是被告及第三人的员工。对外以被告名义与原告接洽签订《合同书》、《确认书》，并且就原告介绍的日立信息公司与被告及第三人达成的《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均有明确表述，其所表述的内容与原告递交的证据材料均吻合，是真实可信的。
被告对证人证言表示：证人于2008年4月17日入职被告，2008年起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10年3月证人作为被告员工代表与原告接洽，原、被告签订《合同书》，被告通过原告介绍认识案外人日立信息公司，并于2010年4月1日与案外人签订了《委托服务合同》；该《委托服务合同》系证人蒋某某作为被告销售代表、基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书》、通过原告介绍后签订。《委托服务合同》约定乙方包括被告及被告关联公司，《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中约定乙方不包括乙方关联公司。从《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签订日期看，与证人劳动合同履行期间不相吻合。证人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期间对外销售业务是履行职务行为，证人以第三人名义对外销售、接洽业务必须得到第三人授权或事后追认，证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代表第三人对外签订协议得到第三人授权。第三人也有自己的销售团队，也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提供人事代理等服务。
第三人对证人证言表示：证人于2010年4月17日入职第三人、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证人陈述其根据原告介绍代表被告与日立信息公司签订合同，并非第三人。事实是当时证人代表被告与日立信息公司接洽，双方经过协商后订立《委托服务合同》及相应的确认。根据《委托服务合同》以及《确认书》中甲方主体均为被告，包括原告提供的《合同主体权利义务承接协议书》也是约定甲乙双方于2010年签订有《委托服务合同》的相关表述，并不包括《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是第三人作为独立法人与日立信息公司经过协商一致签订，并非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居间合同。
另查明，根据证人蒋某某的劳动手册记载，其2008年4月17日起至2012年5月21日止的劳动合同与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签订，2012年5月，由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为其出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蒋某某的工作名片显示其为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销售经理。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前往日立咨询公司就日立信息公司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的相关事宜进行调查。日立咨询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介绍，主要内容：在其为人事代理业务寻找供应商时，有人向其介绍了智联易才公司；当时供应商很多，智联易才公司是否由澜众公司介绍已记不清楚。其与智联易才公司的合作均通过蒋某某联系，其只知道智联易才公司，并不知道智联易才有人力资源、人才咨询两家公司。
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调查内容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合同书》、《确认书》、《合同主体权利义务承接协议书》、《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及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电子账单、账户明细、发票、证人证言、证人劳动手册及名片、调查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对《合同书》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提出异议，但是根据司法鉴定意见，本院认定《合同书》真实、有效，原、被告居间关系成立。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所签《合同书》的居间范围除了被告与日立信息公司于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涉及标的外，是否还涵盖了2010年4月1日第三人与日立信息公司签订的《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的标的。本院就此认为，原、被告《合同书》约定的是由原告为被告提供人力资源需求信息的客户，由被告与原告提供的人力资源需求客户签订并履行人事代理、人事派遣等人力资源服务。就人事代理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可以包含上述两个合同标的。虽然《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不是被告，但本院注意到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与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的办公场所均位于上海市江场三路76－78号聚能大厦1101室，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从证人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看，被告与第三人的陈述与证人劳动手册记载的劳动合同期限完全不符。由此可见，被告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与第三人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对证人的劳动关系所属并无清晰的界限，且日立咨询公司对智联易才人力资源公司与智联易才人才咨询公司也根本不做区分，仅认为交易对象是“智联易才”。故本院认定被告与第三人属于场地、人员、业务均混同的关联公司。鉴于《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签约时间与原、被告《合同书》签约时间极为接近，被告和第三人这两家业务混同的关联公司在如此短的期间内，接连与日立信息公司发生人力资源业务有悖常理。结合日立咨询公司认可的智联易才唯一经办人蒋某某关于原告居间范围涵盖《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两家公司经营场地、经营人员、业务范围一致的证言，本院认定《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书》属于系争《合同书》的居间范围。
综上所述，被告应当按《合同书》约定支付相应费用。被告及第三人对其向日立信息公司或日立咨询公司出具的电子帐单并无异议，原告按电子账单中个税金额总额的7%主张居间介绍费533，293.2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及第三人陈述的意见因无证据支持，本院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澜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居间介绍费533，293.27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572元，由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嘉骏
审 判 员 江国荣
人民陪审员 沈耀星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 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
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