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13刑终420号
原公诉机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增荣，男，195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广东省惠州市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惠州市发展总公司、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5月27日被惠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4年7月3日经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被惠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
辩护人王成，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宇，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增荣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惠城法刑二初字第25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王增荣不服，提出上诉后，本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惠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并于2016年7月6日作出（2016）粤1302刑初26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王增荣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及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惠州市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是全民所有制公司，主管部门是惠州市商贸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1998年至今，被告人王增荣任发展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2000年12月，发展公司以存量优质资产与广东省对外经济发展惠州公司（以下简称外经公司，属于国有，发展公司管理的公司）的资产成立国有、个人混合持股的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源公司），国有股占20%，职工福利股占20%（产权归国家所有），企业员工股占60%；王增荣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并受商贸公司委托行使国有股和职工福利股的权利义务。
1、1993年2月，外经公司建设综合大楼向发展银行惠州分行（以下简称发展银行）两次借款共4338000元，发展公司提供保证担保。2003年8月、2004年3月，惠州市、广东省两级法院判决创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3年8月，时任发展公司总经理、创源公司董事长的王增荣书面请示要求拍卖创源公司40%的国有股偿债，主管部门商贸公司发文不同意将40%国有股交由法院拍卖偿债。王增荣得知商贸公司不同意后，又以发展公司的名义向市中院提交《关于我公司的创源公司的20%国家股、20%企业职工福利股的情况说明》的材料，并将商贸公司持有的20%企业职工福利股改为创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20%国有股改为发展公司持有。2005年8月31日，王增荣代表发展公司、创源公司、外经公司，梁某春姐代表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陈某进兴（已故）代表创源公司工会与发展银行签订了20%企业职工福利股转让偿债的协议。并立即将《执行协议书（一）》提交市中院。2005年9月9日，市中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准许按照协议将20%企业职工福利股（约186万股）在没有评估的情况下，以每股0.8元价格（约1494800元）转让给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款项划转发展银行账户偿还债务。创源公司20%职工福利股所有权变更，无批准处置的相关文件，未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创源公司的主管部门商贸公司委托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创源公司2005年8月的资产进行评估，每股的股值4.12元，20%职工福利股股值7697800元。被协议转让的该部分职工福利股的总价与实际股值相差6203000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203000元。
2、2001年开始王增荣对创源公司的股份发放津贴，变相分红。其中：（1）2001年11月至2005年9月变相分红15次，发放金额2312092元。但实际上只按60%个人股及20%职工福利股（由参与改制的企业员工享有）的比例分红，而不包含国有股权益。按照20%国有股应得的分红进行核算，该项列支造成国有权益损失为462418.4元。（2）2005年10月至2013年7月变相分红92次，金额3440141.10元，按80%企业员工股的比例进行发放；按20%国家股进行核算，该项列支造成国有股权益损失为688028.22元。以上两项合计造成国有权益损失1150446.62元。
王增荣在组织讨论决定分红方案时，并未向主管部门报告，也未提及要对商贸公司持有的国有股分红，在财务账目上也未作预留，致使国有股应得分红款1150446.62元被私分。案发后，王增荣已在惠州市监察局退出分红款共计208600元。
3、创源公司成立后，王增荣利用其仍是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条件，在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创源公司人员的工资、福利、业务费、车辆维修费等费用在发展公司开支，直到2006年6月发展公司破产。其中，2003年发展公司已经没有钱的情况下，仍以发展公司名义向创源公司借钱给创源公司开支，致使发展公司账目上欠下创源公司债务。为转移发展公司资产，2003年3月、2004年5月，在未向商贸公司报告和批准情况下，王增荣先后组织召开董事会，指使郑某志坚和秦某世霖等人将发展公司持有的港业股份（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8）40万股（抵债404000元人民币）和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将位于香港九龙油麻地弥敦道477号2字的楼以评估价110万元港元（按当时汇率为1166000元人民币），转移到创源公司名下（房产登记在王增荣名下）。由于20%企业职工福利股的收益由参与改制的企业职工享有，因此国有权益变更前后都按20%国家股进行核实，其中：（1）经审计，从2001年1月至2006年7月，发展公司承担创源公司各项费用合计707965.71元，该项列支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60%比例计算）为424779.43元人民币。（2）股权抵债的行为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股权抵债定价依据不充分，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60%比例计算）242400元；房产抵债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60%比例计算）699600元。
上述两项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1366779.43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案件移送函、刑事案件受理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的来源及由此启动的侦查程序合法、有效。
2、证人证言：
（1）证人凌某证言，证明其是创源公司董事兼资产经营部经理，是公司班子成员。2000年成立创源公司，有60%职工股、20%国有股、20%职工福利股，后两部分股份最终处置权归商贸公司所有，主管部门是惠州市国资委。改制后，发展总公司没有运作，原有人员就全部划归创源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和股东分红多点，成立半年后，董事长王增荣召开了经营班子会，由财务总监秦某提出创源公司暂时不开支；人员工资、业务、水电费等各项开支继续在发展总公司开支，王增荣说这样可以节省开支，就可以拿出钱给股东分红，参会的人员都表示同意。
2003年，欠发展银行款败诉后，王增荣召开董事会，提出要拿创源公司20%的国有股份偿还债务，因职工福利股是属于国有，商贸公司代管，处置权在惠州市国资委。于是经王增荣审核同意后，书面向商贸公司请示，但没有得到同意，后得到商贸公司批复同意，20%的职工福利股转为创源公司工会代管，并去工商局更改了登记资料。不知道什么原因，法院同意创源公司可以通过协议转让20%的职工福利股。在处置20%的职工福利股时没有召开股东大会，也无经过持股人（即商贸公司）同意。这20%职工福利股是商贸公司代管，王增荣只是代表商贸公司行使经营权，没有处置权。王增荣是创源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同时是商贸公司在创源公司20%国有股和20%职工福利股经营权和分红的代表。
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将40万股（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5）“惠州市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股票权转让给创源公司，应该有开过董事会，但没有上报商贸公司同意，港业股份每股1.01元的定价是根据上一年创源公司会计报告中股值的价格来定价，没有经过价格评估。2004年5月20日创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九龙油麻地弥墩道477号2字楼）以评估价110万港元作为偿还创源公司相等债务，这次董事会商贸公司没有人参加，也没有报商贸公司批准。因当时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是登记在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毛某辉名下，后来过户时将物业也过户到了王增荣名下。
（2）证人叶某证言，证明其于1983年6月至1999年在发展总公司工作，2001年任创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创源公司是2000年12月18日领到工商执照的，2001年1月1日开始独立运营做账的。当时发展总公司和创源公司都在运作，2001年1月至2月创源人员工资及其他所有的费用全都是在发展总公司开支的。2001年3月6月其将所有人员工资一分为二，一半在创源公司开支，一半在发展总公司开支，但是其他所有的费用（水电费、管理费、社保金等）还是在发展总公司账上开支。2001年6月，创源公司董事会开会决议创源公司暂不受薪，人员工资、福利及其它费用暂时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其按照王增荣、秦某的要求，把2001年3月6月的员工的工资再次调回发展总公司账上开支。后来，创源公司大部分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到2006年6月份发展总公司破产为止。早在2003年时，发展总公司已经没钱，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形成发展总公司欠创源公司的债务，好将发展总公司在香港的物业和港业股份过户到创源公司名下以抵欠债务，这样发展总公司的国有资产转到创源公司，对股东有利，而且是谁占有股份多谁就更有利，在创源公司，经营班子等中高层占的股份是比较多的。创源公司自成立以后在发展总公司破产为止，经统计从2001年1月至2006年6月创源公司共在发展总公司开支了762.07万元人民币，包含的费用有员工工资、福利、水电费、办公费用和业务费等。但在这期间，发展总公司除了每月大约收入2万元人民币管理费外，已经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无法支付创源公司这么大的开支，发展总公司只能向创源公司借钱，从2001年1月到2006年6月份总共向创源公司借了约250万元人民币，后来王增荣和秦某商量后，决定要变卖发展总公司的物业来偿还创源公司的部分债务，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把港业股份40万股抵偿创源公司40.4万元人民币的债务，2004年6月份发展总公司将香港九龙油麻地的房产抵偿了创源公司116.6万元的债务。
创源公司的职工福利股是国有权，由商贸公司持有，商贸公司拥有最终的处置权，但是这20%的职工福利股所得收益是用来给职工发福利的。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经营管理这20%的职工福利股。2003年，发展银行的借款案件法院判创源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官司败诉后，王增荣召开董事会，会上王增荣提出要拿创源公司40%的国有股份拍卖以偿还债务。后来，也没有召开股东大会，2005年9月份，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通知大家，分配买股份，愿意买的就签字，并到工商银行交钱，20%职工福利股每股0.8元人民币，是法院裁定的，没有请评估机构进行股价评估。2001年7月份起王增荣和秦某提出方案创源公司开始按60%个人股向全体个人股东发放津贴，实际是变相分红。而对40%国有股创源公司没有按比例分红，王增荣根本没有提给不给40%国有股份分红这个问题，也没有在董事会上讨论过不给国有股分红的问题，王增荣主管财务工作，财务总监秦某也是他聘请的，这些都是他在操作，根据同股同酬的原则，肯定要给40%的国有股进行分红才是对的。
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跟创源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发展总公司拥有的“惠州市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股票权40万股（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8）转让给创源公司，王增荣召开了董事会，决议将发展总公司的港业股份转到创源公司名下，并没报商贸公司批准。转让给创源公司的40万港业股份每股1.01元计算的定价是没有经过评估的，是账面原始股价计算的。2014年5月20日创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九龙油麻地弥墩道477号2字楼）以评估价110万元港元作为创源公司相等债务，后过户到王增荣名下，这次董事会没有上报商贸公司。
（3）证人李某证言，证明其于1998年4月任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1月任创源公司副董事长。2000年的时候，以20%的国有股、20%的职工福利股、60%的个人股改制成立创源公司。20%的国有股和20%职工福利股属于国家所有，开始由国资办代为持有，后划为商贸公司代表国家持有，拥有最终处置权，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对这40%的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发展总公司改制后原有人员全部划归创源公司，都在创源公司上班和开展业务。2001年6月份，创源公司召开经营班子会议，王增荣在会上提出创源公司人员工资、福利及其它费用暂时在发展总公司开支，而发展总公司没钱了，要向创源公司借钱用于开支，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其作为创源公司副董事长，认为哪个公司开支都一样，只要有工资发就行。创源公司和发展总公司都是王增荣做法人代表，这些都是他安排的。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钱来开支创源公司的费用，前后好像借了有250万元左右。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把港业股份40万股抵偿创源公司40.4万元的债务，这次股份转让其不记得有没有开董事会决定，但是香港物业的过户是有开董事会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会上王增荣提出以发展总公司香港物业来抵偿部分欠创源公司债务，董事会没有人提出异议。
2003年，发展银行的债务法院判创源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的官司败诉后，王增荣召开董事会，提出要拿40%的国有股份拍卖以偿还债务，负责跟踪此事的发展部徐某华在董事会上多次汇报法院称不能单独处置40%的国有股来还款，需要商贸公司的同意。经请示商贸公司明确答复不同意。后来，王增荣没有通过商贸公司同意，也没有召开股东大会，于2005年8月18日召开董事会，通报说经过做工作已经和法院协商同意，协议转让20%的职工福利股用于还债，创源持股委员会优先购买，之后，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以每股0.8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20%的职工福利股。价格由法院裁定为每股0.8元人民币，有没有请有资质的估价评估机构进行股价评估不清楚，都是由王增荣在操作，他只是说过全部搞定了。2001年7月份起王增荣和财务秦某提出方案，创源公司开始向全体个人股东发放津贴，实际上是按股份比例分红，但并没有对40%国有股持有人商贸公司按照股份比例分红。王增荣根本没有提出给不给40%国有股份分红这个问题，也没有在董事会上讨论过不给国有股份分红的问题，王增荣主管财务工作，都是他在操作，根据同股同酬的原则，肯定要给40%的国有股进行分红才是对的。
（4）证人谢某证言，证明其于1985年调入发展总公司做出纳，一直到2006年6月公司破产。2000年底创源公司成立，兼任出纳，2014年任创源公司财务总监。2000年改制成立创源公司，国有股占20%的、职工福利股占20%的、个人股占60%，国有股及职工福利股开始由国资办代为持有，后划为商贸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对这40%的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发展总公司改制后原有人员全部划归创源公司，人员工资、福利、办公费用等日常费用是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到2003年，发展公司已经没钱，他们领导层是因为发展总公司是国企，创源公司是股份制企业，所以先用国企的钱来开支费用，后来叶某接到指示，会计曾某某莲做完帐，其才知道，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钱开支费用，形成了发展总公司欠下创源公司债务，借此将发展总公司在香港的物业和港业股份过户到创源公司。
20%的职工福利股怎么协议转让不清楚，后来王增荣通知其去找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购买了三、四千股，是按级别来分配的，每股0.8元人民币价格是领导层开会讨论的。
对60%个人股发放津贴就是变相分红，其实也就是王增荣说了算，从来没有提过对40%国有股份持有人商贸公司发放分红，也没有给国有股份预留分红款，每次发放分红完账上基本上没有钱了。发放分红的事据其所知是没有通知过国有股持有者商贸公司，协议转让20%职工福利股时是没有召开股东大会的，商贸公司也不知道。
（5）证人梁某证言，证明其于1993年12月任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12月兼任创源公司副董事长。2000年发展总公司改制成立了创源公司，国有股占20%的、职工福利股占20%、个人股占60%，其中国有股、职工福利股属于国家所有，由国资办代为持有，后划为商贸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商贸公司拥有最终处置权，并委托王增荣对这40%的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发展总公司改制后原有人员全部划归创源公司。2001年6月左右召开创源公司董事会，王增荣在董事会上提出创源公司刚成立，暂不受薪，人员工资、福利、办公费用等日常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参会人员都同意。后来发展总公司没有钱了，王增荣提出，向创源公司借钱给发展总公司用以创源公司的开支。其记得创源公司的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的情况一直到2006年发展总公司清算破产。
20%职工福利股拍卖还债问题，是官司败诉后，王增荣在董事会提出的，当时徐某华在董事会上多次汇报法院称不能单独处置40%的国有股来还款，需要商贸公司的同意，后来商贸公司明确答复不同意。王增荣在没有通过商贸公司同意，也没有召开股东大会，于2005年8月18日召开董事会，通报协议转让40%中20%的职工福利股用于还债，每股0.8元是法院裁定，有没有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股价评估不清楚，都是由王增荣在操作。按照持有股份比例进行分红时，王增荣在董事会上根本没有提出给不给40%国有股份持有人商贸公司股份分红这个问题，根据同股同酬的原则，肯定要给商贸公司分红才是对的。王增荣是发展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同时也是创源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增荣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商贸公司在创源公司40%国有股份的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的代表，处置20%的国有股和20%的职工福利股，商贸公司没有人来参加，在商贸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王增荣应该按商贸公司的意见来办。
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将持有的“惠州市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股票权40万股（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8）转让给创源公司，该份协议应该是没有报商贸公司批准，每股1.01元计算的定价没有经过评估。2004年5月20日创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九龙油麻地的房产弥墩道477号2字楼）以评估价110万港元作为偿还创源公司相等债务，后过户到王增荣名下，这次董事会商贸公司没有派人参加，也没有报商贸公司批准。
（6）证人黄某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6月在创源公司任董事，2012年6月兼总经理。买卖香港的房子其不是很清楚，过户到王增荣名下房产证还放在创源公司里，出租的价格在网上搜索香港租金来确定，租金都是王增荣到香港收取后交给叶某，有没有入账其不清楚。
（7）证人秦某证言，证明其于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在创源公司任总会计师，列席董事会的会议，公司成立不久，王增荣问其有什么好的意见，其提出把所有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账面资金用完后，可以让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款来支付创源公司的费用，形成欠债，然后用发展公司的物业及股权等资产来抵偿，这样就把发展总公司的资源都转移到创源公司，王增荣听后表示同意。之后，王增荣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要将创源公司的所有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这样做对股东们都有益，董事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一致表示同意。后来发展总公司账目上资金已经不够开支，其请示是否让发展总公司借创源公司的钱来开支，王增荣表示同意。此后通过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钱的方式来开支创源公司的所有费用，直到2006年发展公司破产清算为止。最终把发展总公司的物业转移到由王增荣实际控股的公司（即创源公司）名下，港业股份和香港弥墩道的物业就是这样转移支创源公司名下的，也就是这样转到王增荣的名下，最后，导致发展总公司债务扩大，从而达到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目的。
（8）证人王某证言，证明其是创源公司的副董事，发展总公司香港的物业过户到王增荣个人名下和发展总公司40万股的港业股份转让给创源公司是为了抵欠创源公司借款，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钱来开支形成40.4万元的债务。但香港物业的过户是有开董事会的，抵偿了创源公司116.6万元的债务，房子先过户到王增荣名下，王增荣自己也写了一份声明香港物业是公司财产。
（9）证人郑某证言，证明其在创源公司任副经理兼财务总监，改制成立创源公司后，发展总公司因平时还在运作需要日常开支先后向创源公司借钱，后以香港物业110万元抵扣借款转到创源公司名下，是过户到董事长王增荣名下，王增荣有写声明证明香港物业属创源公司资产。
3、辨认材料及签供，证明证人梁某分别对创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工会员工持股委员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及创源公司章程进行辨认，确认上述材料的内容均为虚假内容；
被告人王增荣对发展总公司于2005年7月25日出具的关于我公司在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的20%国家股、20%企业员工福利股的情况说明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这份材料与事实不符，应属虚假材料；对创源公司于2004年9月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将惠州市发展总公司在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的40%股权交法院拍卖的偿债意见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这份材料与事实不符，属虚假材料。
4、账目材料，证明惠州市发展总公司收支明细等相关情况。
5、开支材料，证明创源公司在发展总公司开支相关费用的年度、款项、开支摘要。
6、国有股股东代表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创源公司及发展总公司设立的批复及股权设置、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章程，证明创源公司的20%国有股权由商贸公司持有，20%的企业职工福利股利益由参与改制的企业职工享有，最终处置权是惠州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创源公司购买20%职工福利股的财务资料，证明创源公司员工分别购买职工福利股的相关款项。
8、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惠州市发展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增荣，经济性质是全民所有制。
9、创源公司（本部）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证明惠州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委托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全部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价格评估。其中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创源公司2005年8月的资产进行评估，每股股值4.12元（惠正资评报字（2013）第09014号资产评估报告）。
10、创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惠安信专审字（2014）072号），证明惠州市公安局委托惠州市安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惠州市发展总公司和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及进出口会计账本、凭证等财务资料进行审计；
惠州市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审计、验资、资产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该公司的执业证书由广东省财政厅颁发；
上述审计报告的的两名注册会计师均有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证书。
11、相关法律文书，证明广东省发展银行惠州分行向惠州市中级法院起诉广东省对外经济发展惠州公司、惠州市发展总公司、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事实。
12、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证明被告人王增荣的工作简历、基本情况及案发时所任的职务。
13、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王增荣的到案情况及具有自首的情节。
明民币，有没有请有资质的股14、户籍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增荣的年龄、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
15、暂扣财物收据，证明被告人王增荣退出款项208600元的情况。
16、被告人王增荣的供述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指控的数额有异议，指控每股股值4.12元过高，应该是1.2元。
17、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4月29日，中共惠州市纪委以《案件移送函》（惠市纪函（2014）22号），将王增荣涉嫌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案的案件材料移交至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在接受的证据材料中有三份是由惠州市商贸资产有限公司委托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中心分别以2005年8月31日、2011年8月31日和2013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创源公司的资产及每股净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资产评估报告书》。这三份《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资产评估报告书》是由创源公司的行政主管上级单位-
惠州市商贸资产有限公司委托具有资产评估和司法评估鉴定资质的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中心所作评估，因此，因此，这三份《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是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评估结论充分反映了王增荣私自转让的20%国有股份的真实价值。2014年7月29日，侦查机关又委托惠州市安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创源公司（本部）的资产和财务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结论也充分反映和证实了王增荣多次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
原审中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如下：
1、《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员执业证》样式，证实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司法鉴定人管某法》《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96号）的规定：《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员执业证》两证应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登记管理及统一监制。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的司法鉴定人必须持证执业。在王增荣的案卷中三份《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资产评估报告书》和《惠州市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之中，均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员执业证》；惠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6年4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有“司法评估鉴定资质”，与事实不符。
2、《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和惠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2日作出的《情况说明》，证明贵院曾于2015年5月25日曾要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是否由办案机关委托进行资产评估”作出回答，但公安机关只是问非所答，坚持认为《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资产评估报告书》“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
3、惠州市公安局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的《情况说明》，证明经法院的再次提示和要求，侦查机关仍然拒不对被告人涉案数额作重新鉴定。
原判认为，被告人王增荣身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在未经主管单位批准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处置国有资产，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且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人民币8720226.04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因创源公司职工福利股占20%、国有股占20%，既然费用分摊按占有股份比例来计算，则应以国有股承担20%，职工福利股承担20%，个人股东承担60%的标准来分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故该部分国有权益损失实为1366779.42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增荣犯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但指控的数额有误，应予纠正。
被告人王增荣提出创源公司20%职工福利股的股值应为1.2元左右及其辩护人提出：1、惠正资评报字（2013）第09014号资产评估报告不是司法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2、惠安信专审字（2014）072《审计报告》不属于司法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3、本案属于疑案，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公正处理。对此，分析如下：
一、关于创源公司净资产每股净值为4.12元能否认定的问题。首先，根据案卷的证据材料显示，惠正资评报字（2013）第09014号资产评估报告的委托方是创源公司的主管部门，评估基准日是2005年8月31日，评估机构也具有相应的资质，公诉机关将该报告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提交法庭，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在处置职工福利股时，被告人曾请示主管部门，在得到不同意的答复后，被告人通过操作，将职工福利股改为创源公司工会持股委员会持有，然后变通处置，该行为显然是超越了职权。再次，创源公司每股净资产财务结算价及员工购买价与评估报告每股净值有差价问题。从查明事实可知，按财务结算价创源公司每股净资产1.2元左右，其依据只是由董事会决议来决定；员工购买价也非经评估机构评估；相反，每股净资产为4.12元是由有资质的评估部门作出的，因此，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惠安信专审字（2014）072《审计报告》能否认定的问题。首先，惠州市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审计、资产评估的资质，惠州市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创源公司本部及进出口部会计账本、凭证等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并未超出该机构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其次，两名注册会计师具有法定资质、相关专业技术或职称。再次，上述审计报告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委托的，委托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最后，被告人王增荣的辩护人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审计报告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综上，上述审计报告，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正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三、关于本案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于疑案的问题。首先，被告人王增荣系发展总公司、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发展总公司、创源公司均系国有公司，即被告人王增荣系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其次，被告人王增荣未经主管单位批准，滥用职权，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8720226.04元，致使国有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再次，被告人王增荣明知其滥用职权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国家利益遭受损失，但仍放任其行为的发生。综上，被告人王增荣的行为符合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上述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被告人王增荣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另案发后，王增荣已在监察部门退出分红款共计208600元，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诚恳，积极配合调查”的辩解，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但请求变更强制措施的请求不予支持。
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增荣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上诉人王增荣上诉提出，原审没有进行重新鉴定，认定其处理职工福利股股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203000元不正确，且量刑过重，请予从轻判处。
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上诉人承认工作有严重失误，但对处理职工股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203000元数额不认可，评估报告股值4.2元每股背离客观事实，原审未作重新鉴定错误；职工福利股转让已向上级呈交报告，不是超越职权处置国有资产。2、案卷中惠安信专审字（2014）072《审计报告》与三份惠正评估报告均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员执业证》两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3、上诉人“变相分红”确实不当，但是否属于犯罪值得商榷。4、将创源公司的人员工资、福利等费用在发展公司开支确有错误，但有客观上的合理原因。5、上诉人有自首情节，并退出分红款，原审对上诉人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幅度量刑明显过重，应对上诉人降格量刑。6、上诉人身兼两个单位负责人长达十余年成绩得到上级认可，经营中不可能没有过失，应慎用“口袋罪”，其没有犯罪前科，已年满60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或取保候审，并建议开庭审理。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增荣身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在未经主管单位批准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处置国有资产，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且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人民币8720226.04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
上诉人王增荣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另案发后王增荣退出分红款208600元，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对于上诉人王增荣上诉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关于创源公司净资产价值每股净值为4.2元及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203000元的认定，有具备评估资质的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予以证实，应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涉案《资产评估报告书》、《审计报告》均由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判对此已作详尽阐述，据理充分，本院不予赘述。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原审未作重新鉴定错误、资产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王增荣滥用职权造成国有权益损失达8720226.04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罪证确凿，原判已对上诉人的自首及部分退赃情节均作认定并从轻处罚，量刑符合法定幅度。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属疑罪且犯错有合理原因、原审量刑过重，应予降格量刑，并建议变更强制措施及开庭审理”的意见，均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严丽芳
审 判 员 罗书勇
代理审判员 张晓燕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罗文涛
钟鸣（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