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越玲，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俊尉，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昭芬，住重庆市江津�。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利，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泽涛，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顺霞，住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娜，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越玲因与被上诉人余昭芬、林顺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5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越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翁俊尉，被上诉人余昭芬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利、蔡泽涛，被上诉人林顺霞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越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余昭芬全部诉讼请求；3.余昭芬、林顺霞承担本案一、二审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陈越玲与余昭芬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陈越玲仅为余昭芬、林顺霞提供居间服务。1.余昭芬自行申请法院调取的公安卷宗材料中，其中《人事关系代管协议》中甲方联系人处为林顺霞，乙方为余昭芬，介绍人为陈越玲，林顺霞基于该协议为余昭芬办理正常参保，进而再为余昭芬办理涉案社保补缴。由此可证明各方自开始就十分清楚各方的作用和性质，即余昭芬提出补缴社保需求，陈越玲提供居间服务，最终由林顺霞办理具体事项，即可证明余昭芬、陈越玲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陈越玲仅为余昭芬、林顺霞提供居间服务。2.陈某(2014)穗荔法刑初字第1175号刑事判决书、林顺霞(2014)穗荔法刑初字第1122号刑事判决书、余昭芬(2015)穗荔法行初字第72号、(2016)粤0l行终14号行政判决书可直接证明：关于涉案社保补缴一事，系由林顺霞直接向有关部门处理，而不是由本案陈越玲进行办理，更进一步证明涉案补缴社保事宜的委托关系存在于余昭芬与林顺霞之间，而非余昭芬与陈越玲之间，陈越玲仅提供居间服务。3.一审法院以委托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认定委托合同无效，判决陈越玲返还余昭芬缴纳的费用，是错误的。如上所述，陈越玲与余昭芬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陈越玲仅是作为居间人，牵桥搭线，并且陈越玲代收取的费用也全部转交给林顺霞，即使返还也应由林顺霞负责返还余昭芬费用。陈越玲另补充意见：（一）关于余昭芬行为的性质。1.根据余昭芬与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社会行政管理一案一审、二审《行政判决书》，余昭芬称补缴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期间社会保险费是委托他人代办，又称其没有在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其是委托他人代办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商店补缴社会保险事宜。由此可证明：余昭芬一开始明知其与上述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即无法合法补缴涉案违规期间即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期间的社保，因此余昭芬对涉案违规社保补缴存在主观故意，其主观上存在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故意。2.余昭芬因违规补缴社保被荔湾区社保中心责令要求退回已骗取的社会保险待遇12074元并停发社会保险待遇。在上述行政诉讼中，一审、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昭芬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因此，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266条的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保险金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之内容规定，余昭芬的行为涉嫌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二）陈越玲在涉案违规补缴社保过程中仅起介绍作用，陈越玲与余昭芬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1.据余昭芬自行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人事关系代管协议》，2013年5月6日，余昭芬就委托广州市荔湾区德如营销策划服务中心代办社会保险事宜签订书面协议，该份协议载明广州市荔湾区德如营销策划服务中心方的联系人为林顺霞，介绍人为“陈越玲”，协议有效期从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此外，涉案违规期间的社保补缴到账日期是2014年4月24日。由此可证明：各方自开始就十分清楚各方的作用和性质，余昭芬一开始就清楚知悉有关代办社会保险费用的实际经办人员为林顺霞，陈越玲仅起介绍作用。而涉案违规期间的社保补缴之操作及到账日期亦是在该份协议有效期限内进行的。2.�据涉案社保费用的资金流向情况，陈越玲确在收到余昭芬资金后，即将该等资金转给林顺霞，陈越玲在当时并不清楚余昭芬是否符合违规期间的社保补缴资格，更不清楚林顺霞在收到资金后是如何为余昭芬办理社保补缴的。（三）关于林顺霞的作用和性质事宜。1.林顺霞在一审庭审中称其从未收到陈越玲转给的余昭芬的款项，该说法与事实不符。根据陈越玲在一审结束后所了解情况，林顺霞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案件中，其供述有一份办理社保补缴的人员名单，因此陈越玲恳请贵院调取该份名单及林顺霞于侦查阶段的供述，以查明林顺霞是否确为余昭芬办理涉案违规期间的社保补缴事宜。2.本案一审庭审中，林顺霞代理人称不清楚陈越玲与林顺霞为何有频繁转账，不清楚两者有什么经济往来，不清楚林顺霞有无收到过陈越玲转来的其他人办理社保的费用，庭后再补交书�说明。对此，经查阅一审卷宗，林顺霞对上述问题并未补交任何书面说明，鉴于陈越玲确将涉案资金转给林顺霞且为其实际办理涉案违规期间社保补缴的事实，陈越玲恳请要求林顺霞本人亲自出庭陈述。
余昭芬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陈越玲认为其与余昭芬存在居间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余昭芬委托陈越玲办理社保并支付款项的事实有陈越玲的业务名片转账凭证及公安案卷佐证，余昭芬只知道委托陈越玲办理社保但不知内部如何操作，一审已经查明余昭芬与林顺霞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因此陈越玲称与余昭芬及林顺霞之间存在居间合同不是事实。刑事判决无法证明余昭芬为林顺霞提供居间服务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由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查明余昭芬没有在广州市荔湾�伯年鞋业商店工作才认定合同无效，故扣除税务机关的费用后，陈越玲应当返还余昭芬34395.31元，因此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并无不妥。针对陈越玲的补充意见，行政判决书对事实的查明与一审对事实的查明是一致的，余昭芬对违规补缴社会保险不存在主观故意，因为从陈越玲提供的名片可知，其委托陈越玲办理保险，是符合社会常理的。至于补充意见的第二点，因为余昭芬只知道其能办理社保，但不知道内部是如何操作的，所以不属于居间关系。陈越玲实际上从事的代办社保的业务其与余昭芬及案外的多人均发生社保代办事宜，从本案的一审及陈越玲与其他案外人诉讼的庭审笔录即相关证据材料显示，陈越玲从事着代办社保的工作，其与林顺霞的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与林顺霞的法律关系及纠纷应另案处理。另外，余昭芬实际支付给陈越玲的款项远高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但由于余昭芬没有保留完整的证据，因此在一审中未得到法院的支持，至于其支付给林顺霞的款项与余昭芬无关。结合陈越玲所从事代办社保的事务及另外两件刑事案件的关系，若在庭审中发现陈越玲有违法代办社保的情形，请移交追究刑事责任。
林顺霞辩称：1.一审庭审中余昭芬与林顺霞均称没有见过对方，根据余昭芬的转账显示，其办理社保的款项均汇入陈越玲账户，因此与林顺霞无关。2.本案应为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居间合同关系，本案是陈越玲为余昭芬办理社保的关系，承担责任的应该是陈越玲而非林顺霞。3.陈越玲声称的人事代管协议与本案无关，从办理单位看，余昭芬违法办理的是伯年鞋业公司，与人事代管协议的主体不同。从办理时间看也不一致。陈越玲称将款项均转给林顺霞，但由于与相关证据材料不符，因此该说法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余昭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越玲向余昭芬返还办理社保费用54295.31元；2.陈越玲向余昭芬赔偿12074元；3.诉讼费由陈越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昭芬主张2013年委托陈越玲帮其补缴社保，以便其能享受退休待遇。陈越玲实际帮其买了5年零四个月的社保，其中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30日的社保是违规办理的，该段期间应缴的社保费用由余昭芬按每月约950元支付给陈越玲，具体金额按陈越玲要求支付，另余昭芬主张还支付了8000元劳务费给陈越玲，共计支付了64900元给陈越玲。具体支付方式为2013年5月通过银行柜台向陈越玲名下账户尾数8076现金存入2万元，是其儿子杨某进存入的，银行签章也是其儿子。2013年5月26日通过柜台向账号尾数8076现金存入16200元，银行签章是其本人。2013年9月通过柜员机向账号尾数8076现金存入8500元，没有签章记录；2013年10月通过柜员机向账号尾数8076现金存入5000元，没有签章记录；2016年4、5月通过柜员机向账号尾数8076现金存入6200元，没有签章记录；2014年5月4日通过儿子杨某进的账号向陈越玲账号尾数8076转入5000元；2014年5月向陈越玲交付现金2000元；2014年6月向陈越玲交付现金2000元。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的社保是委托陈越玲代办手续，由余昭芬自行缴纳社保费用。对此，陈越玲不予确认，主张陈越玲与余昭芬之前是工友，陈越玲与林顺霞也认识，陈越玲只是介绍了林顺霞帮其办理社保，具体办理什么期间的何种社保陈越玲不清楚，陈越玲是按照林顺霞的要求通知余昭芬支付款项，陈越玲确认收到了余昭芬的现金4000元，其他款项都是转账支付的，具体收到多少款项记不清，但陈越玲已经将收到的所有款项支付给林顺霞。对此余昭芬与林顺霞均不予确认，余昭芬与林顺霞均表示不认识对方，林顺霞表示陈越玲未要求林顺霞帮余昭芬办理社保，也未支付过有关余昭芬办理社保的款项给林顺霞。诉讼过程中，余昭芬主张其就陈越玲拒不返还其支付办理社保的费用于2015年4月2日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琶洲派出所报警，并申请调取相关笔录，一审法院依余昭芬申请调取了余昭芬报警的公安案卷材料。在该案卷材料中有一份签订日期为2013年5月6日的《人事关系代管协议》，甲方为广州市荔湾区德如营销策划服务中心，甲方联系人为林顺霞。乙方为余昭芬，介绍人为陈越玲，该协议约定甲方为乙方管理人事关系和档案，乙方每月5号前将当月应缴费用868.47元支付给甲方，乙方向甲方缴纳人事关系代管费2000元/年，协议有效期从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止等。对该《人事关系代管协议》余昭芬主张是陈越玲拿过来给其签订的，其并不认识林顺霞，对此陈越玲确认是其拿协议给余昭芬签订的，但陈越玲表示即使是之前不认识，签订协议时余昭芬也认识林顺霞了。林顺霞认为该《人事关系代管协议》载明的单位与涉案补缴单位不一致，协议载明的补缴时间为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止，而余昭芬主张的代办社保并缴费的实际补缴时间为1998年11月至2002年7月，故该协议与本案无关。2015年11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琶洲派出所对陈越玲作的询问笔录中有如下内容：“……2013年4月份，前工友余昭芬联系到我要我帮她找一间公司挂靠买社保，我就给她介绍了前工友林顺霞，之后余昭芬就将她个人办理社保的资料交给我，我又将资料交给了林顺霞办理，后来林顺霞发现余昭芬的银行账户没钱扣社保，我就打电话给余昭芬怎么办，她就说从新洲出来不方便，让我先帮忙交了，到时她再还给我，我也同意了，就陆续帮她交了几笔用扣社保共花了1万多元，后林顺霞说要补缴之前几年的叫余昭芬交钱，余昭芬就前前后后共给我4万多，我将这些钱都给了林顺霞，后来林顺霞也帮余昭芬办了退休领取社保，余昭芬领了一万多元退休金后，被荔湾区社保局发现她的社保是违规办理就将她的社保停了并要求余昭芬退回已领取的1万多元退休金。出事后，余昭芬就追我，我就追林顺霞，但林顺霞称钱都花出去了没办法退，只能退几百元茶水费，后来余昭芬将荔湾区人社局告上法庭，法庭查出余昭芬的社保是林顺霞通过向荔湾区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陈某行贿的方式违规办理，现陈某、林顺霞己被追究刑事责任。”“问：在给余昭芬办理社保这件事情中你是扮演什么角色？答：我是做介绍人的，具体的操作是林顺霞办理的。问：余昭芬总共给了你多少钱？答：余昭芬总�给了我4万多元，具体数额我已经不记得了，这4万多元其中有我帮她垫付了1万多元，但她自己也有存了些钱在扣社保的账户中具体多少我不清楚。问：余昭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给你钱的？答：有给现金也有转账的方式，但具体的现金金额、转账金额已经不记得了，转账是转在我本人广州农商银行卡上，现账号我不记得，交付的时间也记不清楚，当时想着都已经帮她办完了就不在意了。问：你收到余昭芬的钱后给了多少给林顺霞？答：扣除了我自己垫的钱后，我全都以现金的方式给了林顺霞，没有写收据。问：林顺霞是否有帮余昭芬办理了社保？答：有的，当时办理了退休领取了养老金，但挂靠什么公司我不清楚。问：林顺霞是否将余昭芬的钱全部用于办理社保？答：我不清楚。问：在这件事中你是否得利？答：我没有向余昭芬索要钱财，只是林顺霞1000元茶水费给�。问：林顺霞是否从中得利？答：我不清，但据我所知是通过行贿的方式帮余昭芬办理了社保。……”上述公安案卷材料中有一张加盖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浦支行业务办讫章的《业务凭证》复印件，客户名称为陈越玲，交易名称为个人活期现金存款，金额为16200元，交易日期为2013年5月26日，在下方签名确认栏处的签名为余昭芬。对该《业务凭证》余昭芬、陈越玲均无异议，林顺霞不予确认。上述案卷材料中有加盖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业务专用章的余昭芬的各险种缴费历史的《缴费历史明细表》记载了1998年7月至2014年4月的缴费明细。一审法院依余昭芬申请调取了陈越玲名下账号为62×××76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中2013年5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的银行流水明细。该流水明细显示该账户2013年5月存入现金20000元的交易记录仅一笔即2013年5月8日存入现金20000元。一审法院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调取该笔存款的凭证签章，该银行回复的《业务凭证》显示，签名确认人为陈越玲。对此，余昭芬表示该笔存款应该就是其主张由其儿子杨某进存入20000元的存款，具体日期其记不清了，但为何是陈越玲签名确认，其不清楚。对此，陈越玲不予确认。该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3年5月26日存现16200元，2013年9月22日ATM存入9000元，2013年10月27日ATM存入4500元。余昭芬主张该三笔存款为余昭芬存入，其中2013年5月26日存入的16200元有公安案卷的《业务凭证》佐证，2013年9月22日ATM存入9000元，2013年10月27日ATM存入4500元的总额为13500元与其在诉状中主张的2013年9月存入的8500元及10月存入的5000元的总额是对应的，具体数额的差距是由于时间太久没记清，另该银行流水清单没有存入6200元的记录，余昭芬主张其诉状中主张的2014年4月底或5月初存入的6200元应�是存入到陈越玲的另一账户，但未提交证据证实，陈越玲对余昭芬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该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5月4日杨某进向陈越玲转账5000元。一审法院对案外人杨某进进行了询问，其表示其是余昭芬的儿子上述5000元是由其代余昭芬转账给陈越玲的，该笔款项如需返还其同意陈越玲直接返还给余昭芬，其不再就该笔款项向陈越玲主张权利。2013年5月，具体日期记不清楚，其向陈越玲62×××76账户存入了20000元，是其代余昭芬存款给陈越玲的，如果该笔款项需返还其同意由陈越玲返还给余昭芬，其不再就该笔款项向陈越玲主张权利。陈越玲认为杨某进主张存入20000元不属实，林顺霞主张上述银行流水只能证明余昭芬、陈越玲之间的转款关系，其中没有显示与林顺霞有关，陈越玲向林顺霞转账不能证明是何目的，与林顺霞无关，《业务凭证》上的签名无法核实是否为余昭芬、陈越玲亲笔签名，案外人杨某进的笔录与林顺霞无关。余昭芬曾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的荔社保通字【2015】001号《收回社会保险待遇通知书》；2．判令被告补发原告2015年3月之后欠发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并判令被告从判决之日起按月向原告发放社会养老保险待遇；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该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2015）穗荔法行初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余昭芬于2003年1月至2011年9月、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在广州市新滘黄埔塑料工艺厂参加社会保险，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在广州市立红经贸有限公司参加社会保险，2013年5月至2013年8月、2014年4月在广州市荔湾区德如营销策划服务中心参加社会保险，上述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共计10年8月。2014年，广州市荔�区伯年鞋业商店为余昭芬补缴了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共计4年5月。2014年6月，余昭芬申请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荔湾区社保中心为其办理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余昭芬于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领取了养老保险待遇共计12074元。2015年3月12日，荔湾区社保中心作出荔社保通字[2015]001号《广州市荔湾区停发、收回社会保险待遇通知书》，该通知内容如下：经广州市地税局核实，余昭芬在广州市荔湾区地方税务部门缴纳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单位为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的社会保险费属于违规办理，余昭芬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按政策处理意见如下：1.从2015年3月起停发余昭芬的养老保险待遇；2．余昭芬须退回自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领取的养老保险待遇合计12074元。另查：2014年，陈蕴祥在担任广州市地方税务局荔湾区分局协税员期间，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在电脑系统中为余昭芬等人违规办理了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手续。庭审中，余昭芬陈述其没有在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工作，其是委托他人代办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补缴社会保险事宜。……”该判决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余昭芬与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不存在劳动关系。荔湾区社保中心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为余昭芬补缴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的社会保险属于违规办理。……本案中，扣除违规补缴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的社会保险后，余昭芬的社会保险费累计缴费不满十五年，余昭芬不符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条件。根据上述规定，荔湾区社保中心作出通知认定余昭芬违规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作出停发余昭芬的养老保险待遇及要求余昭芬退回养老保险待遇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余昭芬的诉讼请求。余昭芬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2016）粤01行终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昭芬提交的加盖广州市荔湾区地方税务局税收管理专用章的《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退费明细表》显示，余昭芬1998年7月1日至2002年11月30日期间基本养老保险退费总额为10604.69元。诉讼过程中余昭芬表示其1998年7月1日至2002年11月30日期间的社保费用不是由其向社保机构交纳，而是由其将款项给陈越玲由陈越玲缴纳，具体缴纳数额其不清楚，而按照公安案件材料里的《缴费历史明细表》计算，余昭芬累计缴交数额为72120.79元，而余昭芬实际向陈越玲支付了64900元，陈越玲不可能亏本为余昭芬缴费，因此该《缴费历史明细表》中的缴费数额应该是虚构的。对此，陈越玲予以否认，主张陈越玲将余昭芬支付的款项交给了林顺霞，陈越玲并未向社保机构缴纳余昭芬上述期间的社保费用，不清楚具体数额。林顺霞表示未收到陈越玲支付的余昭芬社保的相关款项，也未向社保机构缴纳过，不清楚数额。诉讼过程中，余昭芬陈述其没有在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工作过。一审法院认为：余昭芬主张委托陈越玲办理社保并支付款项给陈越玲有银行转账凭证、公安案卷材料、余昭芬、陈越玲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陈越玲主张与余昭芬不存在委托关系，其只是介绍林顺霞帮余昭芬办理社保，对此余昭芬与林顺霞均不予确认，陈越玲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陈越玲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余昭芬支付给陈越玲款项的具体数额，余昭芬主张支付现金4000元给陈越玲，对此陈越玲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余昭芬在陈越玲的银行账户存入16200元有余昭芬签名的《业务凭证》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余昭芬通过杨某进向陈越玲转账的5000元，有陈越玲名下的银行流水明细及杨某进的陈述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余昭芬主张通过杨某进向陈越玲银行账户存入20000元，但陈越玲的银行流水及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签章凭证证实该笔款项存款人签名人为陈越玲，余昭芬对该事实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余昭芬主张通过ATM自动存款机向陈越玲名下的银行账号存入13500元及6200元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且陈越玲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故余昭芬有证据证证实支付陈越玲的款项为25200元（5000元+16200元+4000元）。陈越玲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曾陈述共收到余昭芬支付的款项4万多元，并表示具体数额记不清，也未举证证实具体的收款数额，对此陈越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审法�酌情认定余昭芬支付给陈越玲的款项为45000元。余昭芬与广州市荔湾区伯年鞋业商店不存在劳动关系，余昭芬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符合补缴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的社会保险的条件，故余昭芬为领取社保待遇而委托陈越玲补缴上述期间的社保，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双方的委托合同为无效合同。现余昭芬、陈越玲及林顺霞均否认有向相关部门缴纳余昭芬上述期间的社保费用，陈越玲主张收取的款项交给林顺霞由林顺霞交给相关部门，对此陈越玲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陈越玲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陈越玲收取的余昭芬的款项应当退回给余昭芬。现余昭芬主张已收到税务机关退回的社保费用10604.69元，并提交了退费明细表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余昭芬主张陈越玲退回的款项中扣除10604.69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陈越玲应退回34395.31元（45000元-10604.69元）给余昭芬。至于余昭芬要求陈越玲赔偿其需退回的社保待遇12074元，由于余昭芬本身并不符合享受该社保待遇的条件，故余昭芬要求陈越玲赔偿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陈越玲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34395.31元给余昭芬。二、驳回余昭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1459元由陈越玲负担756元，余昭芬负担703元。
本院二审期间，陈越玲提交了银行业务凭证，拟证实实际收到余昭芬款项为41000元，并全部转到林顺霞账户。余昭芬质证称，该证据并非新证据，根据民诉法规定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余昭芬支付给陈越玲的资金是分多笔多次支付的，且金额远大于41000元，一审法院查明陈越玲并未将余昭芬支付给其的款项全部转给林顺霞，而是扣留了一部分费用，具体可见一审庭审记录及一审判决书。余昭芬并非该证据的当事人，对其三性均不认可，且该证据的金额与本案无关，至于陈越玲在本次庭审提交的证据是否采信，建议法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林顺霞质证称，对三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陈越玲声称是余昭芬补办社保的费用，但这笔交易的时间与一审证据余昭芬最后一期汇给陈越玲的费用对不上。无论从交易日期和金额看均与本案不符。陈越玲认为，林顺霞代理人指出余昭芬一审法院认定的最后一笔费用汇入时间不符，根据余昭芬自行申请法院调取的琶洲派出所的笔录，可见在2013年7月4日，陈越玲依照林顺霞的指示将余昭芬的款项�给林顺霞时，该41000元包括了陈越玲为余昭芬垫付的款项，所以才会存在林顺霞称的转账时间上的差异。而且根据该证据看，上面有手写文字写明是转余昭芬社保费，该文字是陈越玲将费用转给林顺霞时，余昭芬手写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陈越玲与余昭芬之间成立的法律关系，陈越玲主张是居间合同关系，否认是委托合同关系。居间合同是居间人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媒介。在居间活动中，居间人不介入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关系中。居间合同为有偿合同。但本案中，陈越玲与余昭芬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居间合同的上述特征。陈越玲向余昭芬收取办理社保的费用，已经介入了余昭芬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而不是仅仅收取居间报酬。陈越玲主张收取余昭芬办理社保费用后转给了黄某，而余昭芬与黄某又均明�表示并不认识对方，故陈越玲的行为表明其与余昭芬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陈越玲关于其仅为居间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陈越玲收取余昭芬办理社保费用后，因为余昭芬条件不符，不应补缴1998年7月至2002年11月的社保，故陈越玲应将收取费用退还余昭芬。关于退费数额，一审结合余昭芬的主张和陈越玲在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琶洲派出所所做笔录，认定陈越玲收取款项为45000元，并在扣除税务机关已退回的社保费用后，判决陈越玲向余昭芬退款34395.31元较妥，本院予以维持。陈越玲在二审提交了银行业务凭证，拟证实其实际收取余昭芬费用为41000元，并已向黄某转交。对此，本院认为，余昭芬委托陈越玲办理社保补缴事宜，本案处理的是余昭芬与陈越玲之间的合同关系，至于陈越玲与黄某之间发生何种法律关系，以及黄某收取陈越玲款项后是否用于�规办理余昭芬补缴社保事宜，均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陈越玲可另循途径解决。鉴于此，陈越玲申请本院向法院、检察机关调取与黄某有关的刑事案件资料本院不予准许，陈越玲关于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陈越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0元，由上诉人陈越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何 浩
张罗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