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3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嘉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袍江启圣路与海南路西北角2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马国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勇军，男，197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鸣，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陈佳，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金其，男，197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绍兴市嘉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勇军、原审第三人金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胡勇军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关于认定金其将涉案土地以27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嘉达公司的事实不清。首先，涉案土地虽登记于嘉达公司名下，但嘉达公司并非实际受让人，登记行为只是因行政部门的要求，实际受让人应是嘉达公司股东或其他人；其次，即使涉案土地由嘉达公司受让，嘉达公司与金其之间也未明确转让对价为2775万元。2.嘉达公司、嘉达公司股东与胡勇军、胡勇军实际控制公司之间在金其出具《授权书》之前即存在资金拆借等款项往来，且在金其出具《授权书》之后仍有多笔款项的相互往来，因此，只能说明多方之间存在资金拆借等关系，而非胡勇军主张的嘉达公司收到金其付款指示后向其支付土地转让款。3.退一万步讲，即使本案适用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法律关系，本案中嘉达公司也已代金其支付了其因迟延缴纳土地出让款产生的滞纳金150万元，应予扣减。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认定金其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价款即为其拍卖成交价系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错误。一审庭审中，胡勇军和金其均认为涉案款项是嘉达公司对胡勇军的直接土地转让款的欠款关系，不是债权转让行为，但嘉达公司与胡勇军之间就涉案土地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即使涉案土地由嘉达公司受让，相对应的债权人也是金其，而不是胡勇军。在金其与胡勇军否认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情形下，《授权书》的真实意思应是金其授权胡勇军催要款项，胡勇军不能以自身名义起诉要求嘉达公司支付款项。3.退一万步讲，即使一审判决确定本案应适用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法律关系审理，也应向各方当事人释明，以便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4.本案诉讼过程中，嘉达公司已从他人处受让了对金其的债权4532000元，如果认定本案债权转让关系成立，嘉达公司已享有的对金其的到期债权可以主张抵销，嘉达公司也无需再向胡勇军支付任何款项。
胡勇军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表明，设立嘉达公司的目的是转让土地，嘉达公司设立时的资产不包括土地，金其以转让股权的形式达到了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目的，而2775万元的土地转让款中有925万元是胡勇军的。二、土地拍卖和转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从金其与吴志伟的操作来看包含了原价转让的意思，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三、本案的实质是以债权转让的方式披露隐名合伙人。结合案件背景看《授权书》，胡勇军是债权的隐名的实际权利人，其本意是让隐名合伙人与土地受让人之间形成直接收付关系；一审庭审中，金其已证实《授权书》是其当着吴志伟的面出具给胡勇军的，也确认其与隐名合伙人胡勇军、张国胜之间是代表关系；嘉达公司已经按照《授权书》的要求向胡勇军支付了560万元，如非金其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可以推断债务会得到全部履行。四、债务应依法清偿，嘉达公司应向胡勇军支付剩余土地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经金其、吴志伟、胡勇军三人协商一致，金其以《授权书》债权转让的方式将收回剩余925万元土地款的债权交由隐名合伙人胡勇军直接行使，嘉达公司与吴志伟接受，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可该民事行为的效力。五、嘉达公司二审中提出的其受让对金其的债权真实性不清楚，其目的是恶意抵销胡勇军的债权，且这一转让发生在一审判决之后，与本案无关。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金其未作陈述。
2015年6月23日，胡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嘉达公司向胡勇军支付款项51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嘉达公司支付款项365万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胡勇军、金其及案外人张国胜三人决定合伙以金其的名义去参拍坐落于镜湖新区洋江西路3-3号一宗土地，三人各出资925万元，合计2775万元，其中胡勇军通过其关联公司即绍兴市艾维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给金其600万元、其个人转账300万元支付给金其、现金交付给金其25万元。同年9月5日，金其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其中载明：“竞得人为金其，成交标的为镜湖新区洋江西路3-3号地块，成交地价款总额为5500万元。”双方还即时签订了编号为3306022011A21045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人为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受让人为金其。
2012年9月24日，嘉达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金其占51%股份，马国英占49%股份，法定代表人为马国英。同年10月12日，金其将其51%的股权作价51万元转让给浙江中厦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厦公司），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其中载明：“出让方金其，受让方中厦公司，出让方与受让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1.出让方将其持有嘉达公司的股权5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以人民币5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2.受让方于2012年10月12日前将股权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给出让方。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嘉达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即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012年9月24日，金其还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嘉达公司共同签订一份《协议书》，其中载明：甲方为绍兴市国土资源局，乙方为（××）金其，丙方为（新成立公司）嘉达公司。甲、乙、丙三方经过友好协商，就3306022011A2104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受让方变更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同意将出让合同的受让方，由乙方调整为丙方，出让合同规定的乙方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一并转移给丙方，其中支付出让金的义务，乙方仍需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条、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第四条、本协议书于2012年10月15日在浙江省绍兴市签订。
同年12月4日，金其向胡勇军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今由金其授权胡勇军可向绍兴市嘉达置业有限公司回收土地款925万元（玖佰贰拾伍万元正）。”胡勇军自认自金其出具上述《授权书》后，陆续收到嘉达公司的股东中厦公司、马国英支付给其或绍兴艾斯克毯业有限公司涉案土地款合计560万元。
另认定：绍兴艾斯克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胡勇军，绍兴市艾维进出口有限公司系绍兴艾斯克毯业有限公司之关联企业。
一审法院认为，金其与马国英于2012年9月24日设立嘉达公司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而并未包含金其拍得的涉案土地所支付的2775万元，从金其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涉案土地出让合同书之行为，可以认定金其已经支付了涉案土地款2775万元。嘉达公司在工商登记设立后，该公司原始股东为金其及马国英，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后通过股权转让形式，第三人金其所占该公司51%的股份作价51万元转让给中厦公司。与此同时，金其作为涉案土地的受让人又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及嘉达公司签订三方协议一份，即涉案土地的现受让人为嘉达公司。后涉案土地登记在嘉达公司名下，成为嘉达公司的资产，故可以认定金其将涉案土地出让合同中受让人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嘉达公司。根据庭审中各方陈述及庭后嘉达公司的询问可知，嘉达公司认可金其确实支付了涉案土地的拍卖款2775万元，但嘉达公司抗辩认为金其的该2775万元系其作为对嘉达公司的投资并入股，而现嘉达公司的股东为中厦公司及马国英，故即使胡勇军现未收到的土地款也应向中厦公司及马国英主张。该院认为，从嘉达公司工商资料可见，嘉达公司的出资是现金出资，包括金其转让股权后的几次增资，且上述出让合同中第一条也写明人金其将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均转让给了嘉达公司，故金其虽未与嘉达公司之间签订过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可确认金其事实上进行了转让，转让对价因双方无约定，而金其已经支付了涉案土地款2775万元，故嘉达公司应支付给金其相应的对价2775万元。嘉达公司至今为止仍系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且已多次办理抵押贷款（从本案财产保全中可以印证）。嘉达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上述2775万元土地款支付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中，金其有权将其对嘉达公司的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胡勇军、嘉达公司与金其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合同关系，金其将其对嘉达公司享有的部分债权转让给胡勇军，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胡勇军以诉讼的形式履行了通知债务人之义务，因此该转让对嘉达公司已生效。胡勇军自认已收到560万元，且该560万元根据现有证据可以查实，均系2012年12月4日之后，由嘉达公司股东支付给胡勇军或其关联企业，嘉达公司已履行过半债务即560万元，现胡勇军向嘉达公司主张365万元及利息损失，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嘉达公司支付给胡勇军365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年6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1000元，由嘉达公司负担。
二审中，胡勇军与金其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嘉达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债务转让通知书及相应的借据、借条、汇款凭证、特快专递详情单等证据一组，以证明案外人“凌定荣”、“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将其对金其的债权转让给嘉达公司并已通知金其的事实。胡勇军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表示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该组证据从形成时间上看，系于一审判决之后，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但该组证据的内容与本案实体处理不具有关联性，均不予认定。具体在裁判理由中详细评述。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纠纷的性质问题。胡勇军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起诉状中明确陈述“金其以授权书的方式将925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书面质证时也明确“金其将土地转让嘉达公司后，为退还胡勇军等土地出资款，将金其对嘉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胡勇军”。金其在一审中也明确《授权书》是债权转让的性质。因此，胡勇军系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向债务人嘉达公司主张权利的，其基础法律关系是金其与嘉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以该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本案纠纷的性质。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显属不当。所谓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是指债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即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债权转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显非本案纠纷之性质。胡勇军主张金其对嘉达公司享有925万元的债权，基础法律关系是金其与嘉达公司之间存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关系。二审中，胡勇军又补充主张其系以隐名合伙人身份主张权利，事实上，其与金其之间是否存在隐名合伙关系只是债权转让本身的基础关系而已，对外主张的仍是金其对嘉达公司的债权。从本案事实分析，金其与嘉达公司约定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嘉达公司名下，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既有可能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有可能是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其他合同关系，因此本案纠纷应确定为合同纠纷。一审判决确定纠纷性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实体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以下几项：金其与嘉达公司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如成立合同关系，则其对价如何确定，尚欠款项又如何认定；嘉达公司受让案外人对金其的债权与本案纠纷处理的关联性如何认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审理程序是否有误。
关于金其与嘉达公司之间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界定。金其与嘉达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在金其受让涉案土地后，在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嘉达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中，明确将出让合同的受让方由金其调整为嘉达公司，之后涉案土地使用权也已登记在嘉达公司，则嘉达公司与金其内部之间必有相应的口头合同关系。嘉达公司关于涉案土地使用权系金其投资、如有转让事宜也是金其与其股东之间等抗辩，显已被嘉达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于嘉达公司名下等事实予以否定。并且，嘉达公司或其股东已向胡勇军（含其认可的关联企业）支付部分转让款的事实结合金其的陈述，足以印证金其与嘉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嘉达公司上诉称各方往来款项系因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嘉达公司提出的其与金其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合同的对价确定及余款认定问题。嘉达公司上诉认为，即使存在合同关系，其对价也不明确，既可平价转让，也可降价转让。本院认为，从涉案土地拍卖、登记的情况看，自金其以拍卖方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到嘉达公司登记为使用权人，仅十余天时间，嘉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如此短的时间段内涉案土地价值即发生变化的相关依据。一审判决结合金其已向绍兴市国土资源局支付的对价为2775万元的事实，认定金其与嘉达公司之间合同对价也为2775万元，并无明显不当。关于余款的认定，胡勇军自认已收到560万元，嘉达公司虽提供了一些付款凭证，但首先，其举证之目的系拟证明其支付的款项不是土地转让款或合同对价，其次胡勇军对这些证据均能作出相应回应或作出合理说明，对此，嘉达公司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故一审判决认定嘉达公司应支付的余款为365万元并无不当。嘉达公司二审中提出150万元滞纳金应予扣减的主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嘉达公司主张的一审判决后受让的对金其的债权能否与金其享有的合同债权进行抵销的问题。从本案事实分析，在金其出具《授权书》之后，嘉达公司已陆续付款，因此，在胡勇军提起本案诉讼前，嘉达公司已经知悉金其将债权转让的事实，至少到胡勇军提起本案诉讼、嘉达公司收到相关起诉状副本等材料后，债权转让的通知已经到达嘉达公司，此时，债权转让依法已对嘉达公司产生效力，嘉达公司对金其的债务已消灭，转而对胡勇军负有债务。之后，嘉达公司是否从他人处受让对金其的债权，与本案的实体处理无关。嘉达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问题。本案中，胡勇军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对债务人嘉达公司提起诉讼，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有关债权转让的法律条款以明晰债权转让的效力，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以确定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均属正确。审理程序上，一审法院虽将本案纠纷性质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有误，但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和债权转让效力的争议问题，在本案诉讼中均充分行使了主张和抗辩权利，该瑕疵不构成程序严重违法，也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可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确定纠纷性质有误，但不影响实体处理和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嘉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0元，由绍兴市嘉达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小梁
代理审判员 茹赵鑫
代理审判员 沈 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