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东西湖刑初字第00018号
公诉机关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某。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4年4月7日被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抓获归案并临时羁押于江城看守所，同年4月10日经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决定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0月10日经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监视居住，2015年1月4日经本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5年3月6日经本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保国，湖北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武东检刑诉（2014）48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犯串通投标罪，于2014年12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李某及其辩护人王保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4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另案处理）得知“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某某课桌椅）”公开招标项目招标后，三人商议找经营课桌椅生意的邱某某帮忙参与采购项目的投标，并承诺中标后从邱某某处进货。同年7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邱某某利用谌某某任湖北省某某市xx馆馆长拟定该项目招标文件初稿的职务便利，在招标文件中设置课桌椅面板必须使用“xxPP塑料一次性无接头注塑封边圆弧型面板”等条件限制、排斥其他投标人，并决定由邱某某出面借用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的资质制作标书参与投标。2011年9月3日，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370，758元。
2011年11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得知“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图书架阅览桌等设备设施，第7包某某市所需学生课桌椅）”公开招标项目招标后，采用上述相同的手段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排他性条件，安排邱某某出面借用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某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校具有限公司的资质制作标书参与投标。2011年12月26日，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097，898元。
2012年9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得知“某某市第三批课桌椅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后，采用上述相同的手段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排他性条件，安排邱某某出面借用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木艺制品有限公司、江西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江西省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资质制作标书参与投标。2012年9月11日，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3，103，850元。
以上项目中标后，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共同出资采购课桌椅供应给某某市教育局，三人共获利人民币267万余元，被告人李某获利人民币118万余元。被告人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针对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了银行流水详单、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采购合同、身份材料等书证，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被告人供述及辩解，到、破案经过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伙同他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的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串通投标罪，被告人李某具有坦白情节，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予以判处。
被告人李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认为其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
被告人李某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其提出被告人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且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建议对被告人李某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单处罚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均另案处理）系朋友关系，被告人李某经营课桌椅生意，谌某某时任湖北省某某市xx馆馆长。
2011年4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得知“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课桌椅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后，三人商议参与投标，决定由从事课桌椅生意的邱某某负责标书的制作等投标具体事宜，并承诺中标后从邱某某处进货。同年7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邱某某用谌某某拟定该项目招标文件初稿的职务便利，在招标文件中设置课桌面板、凳面采用“xxPP塑料一次性无接头注塑封边圆弧型面板”等技术要求，并在评标标准中设定“投标人如不是某某的供应商须在某某市设有维修服务站且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占较高分值，通过上述方式限制、排斥其他投标人参与投标。后由邱某某借用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的资质制作标书参与投标。2011年9月3日，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370，758元。
2011年11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得知“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
图书架阅览桌等设备设施采购”项目（第7包某某市课桌椅）公开招标后，采用上述相同方式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排他性条件，由邱某某借用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xx县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校具有限公司的资质制作标书参与投标。2011年12月26日，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097，898元。
2012年9月，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得知“某某市第三批课桌椅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后，采用上述相同方式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排他性条件，由邱某某借用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xx县某某钢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江西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江西省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资质制作标书参与投标。2012年9月11日，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3，103，850元。
上述项目中标后，被告人李某及周某某、谌某某共同出资采购课桌椅，向某某市教育局供货。期间，三人共获利人民币267万余元，被告人李某获利人民币118万余元。2014年4月7日，被告人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课桌椅采购）”项目招标文件证实，评标标准中设定具备“投标人如不是某某的供应商须在某某市设有维修服务站且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提供xx面板且颜色符合要求”条件的占较高分值，技术要求中设置课桌面板、凳面“采用xxPP塑料一次性无接头注塑封边圆弧型面板”的条件；
2、“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
图书架阅览桌等设备设施采购”及“某某市第三批课桌椅采购”项目招标文件证实，技术要求中设置课桌面板、凳面“采用‘xx’PP塑料一次性无接头注塑封边圆弧型面板”的条件，并设定“投标人在项目所造地自主设立或委托当地第三方作为维修服务站”的评分标准；
3、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证实，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投标报价及公司登记信息，该公司授权邱某某处理“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课桌椅采购）”项目的投标事宜，于2011年7月16日与某某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售后服务协议书；
4、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证实，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二次投标报价及公司登记信息，该公司授权邱某某处理“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
图书架阅览桌等设备设施采购”及“某某市第三批课桌椅采购”项目的投标事宜，于2011年7月16日与某某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售后服务协议书；
5、中标通知书证实，2011年9月3日，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成为“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课桌椅采购）”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370，758元。2011年12月26日，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成为“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
图书架阅览桌等设备设施采购”项目（第7包某某市课桌椅）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097，898元。2012年9月11日，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成为“某某市第三批课桌椅采购”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3，103，850元；
6、合同书证实，2011年9月5日，某某市教育局与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签订课桌凳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4，370，758元。2012年1月13日某某市教育局与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签订课桌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4，097，898元。2012年9月13日某某市教育局与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签订课桌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3，103，850元；
7、商标注册证证实，“xx”系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8、xx面板经销授权书证实，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授权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以“xx”产品参与投标；
9、银行流水详单证实，被告人李某与周某某、谌某某在招标工程项目中的出资、利润分配情况，以及邱某某与李某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10、某某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材料证实，2011年6月16日，胡某某、周某某共同出资设立某某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经营范围为文体用品、实验设备及器材、课桌椅、餐桌、床的销售、维修服务等；
11、工作材料证实，周某某、谌某某已被某某市纪委移交给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追诉；
12、身份材料证实，被告人李某的身份情况；
13、证人邱某某的证言证实，我和李某都是做课桌椅生意的，2010年我们成为合作伙伴。2010年至2012年期间，我和儿子邱某某多次配合李某中标某某课桌椅采购项目，我们帮他借企业资质、做标书、做样品、参与投标等，如果他中标就到我们这里进货。大部分合作项目都是邱某某负责跟李某协调；
14、证人邱某某的证言证实，我和父亲邱某某在某某做课桌椅生意，与李某是竞争对手，某某市xx馆的采购业务大部分由他承接。我父亲得知李某并不生产学生课桌椅，主动与他合作，并谈好了合作方式：我们不参与某某市学生课桌椅采购项目的投标，帮助李某参加有关项目的投标，投标前对招标文件提出修改建议、借用其他企业的资质投标、编订投标文件、制作投标样品、缴纳投标保证金、参与开标等，中标后负责中标方的签字盖章，帮李某收回投标保证金。如果他中标，就到我们这里拿货。后来李某还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合伙人周某某。2010年以后，因涉及招投标的事情比较多，我父亲对这方面不熟，主要由我和李某他们联系。我们前后合作多次，包括省教育xx处针对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以下简称省薄改计划）项目组织的公开招标。具体事实如下：
2011年下半年，第一批省薄改计划开始，采购人是湖北省教育xx处，招标机构是湖北设备工程招标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是“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课桌椅采购）”项目，这个项目是我帮李某中的标，中标金额人民币4，370，758元。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帮助李某中标：其一，在投标之前商量修改招标文件，添加一些排斥其他投标人的内容；其二，招标公告发布后，我联系多家企业，借用他们的资质参与投标，增加中标几率；其三，在投标中编制标书、制作样品、缴纳投标保证金、参与开标过程等。此次招标前，李某约我在他家附近的xx咖啡见面，周某某也在场。李某将省里的一份招标文件给我，让我提点修改意见，确保以较高的价格中标。经过商量，我根据李某提供的电子版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做了以下修改：1.在服务网络一栏，将原来的“投标人注册地在湖北境内的得5分，在湖北境外设立有分公司（需办理工商、税务、组织机构登记）的得3分，否则得0分”修改为“投标人如不是某某的供应商需在某某市设有维修服务站且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内必须包含课桌凳维修服务、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售后服务委托协议书确认）得14分，在某某市周边县市的得3分，不提供的得0分”；2.增加了资格认证一栏，同时注明“投标人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得1分，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的得1分，通过企业职工安全认证的得1分”；3.增加了板材样品一栏，同时注明“提供xx面板且颜色符合要求的得10分（必须取得xx面板针对此次项目的投标授权），其他品牌的得3分”。为项目的投标，我借用了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的资质，三家公司开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中的被委托人分别是我、我弟弟的朋友尧某某和我弟弟邱某，我们三个被委托人跟这三家公司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在招标文件中增加板材样品栏，明确品牌为xx，是因为该品牌是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专利产品，我们借用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资质参加投标，并让某某工贸有限公司向我们借用资质的另外两家公司出具该品牌产品的专利授权，不给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出具专利授权，中标把握更大。随后，我负责标书制作、缴纳保证金、购买招标文件、参加投标。2011年9月招标代理机构通知我去拿中标通知书，中标公司为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370，758元。这个项目名义上是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中标，实际上中标人是李某等人。在采购中，李某按照约定找我们订购学生课桌椅，因面板是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我们只提供课桌椅的钢架。
2011年11月底，第二批省薄改计划开始，项目名称是“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
图书架阅览桌等设备设施采购”，这个项目分了多个包，某某市课桌椅是第七包，招标机构是湖北xx招标有限公司，这个项目也是我帮李某投标并中标，中标金额人民币4，097，898元。为了中标，我们采取在第一批薄改计划中使用的相同方式，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排他性条件，并借用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xx县xx校具有限公司、某某校具有限公司的资质制作标书参与投标。四家公司为我出具了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被授权的代表均为我和我方的朋友，我们与四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四家公司将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的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等一并交给我。我联系某某工贸有限公司，对这几家公司进行xx品牌专利的统一授权。经过评标，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097，898元。事后，我们按照约定向李某提供桌椅的钢架。
2012年9月，第三批省薄改计划开始，项目名称是“某某市第三批课桌椅采购”，招标机构是湖北设备工程招标有限公司，这个项目也是我按照之前的操作方式帮李某中标，我找来参加投标的四家公司之一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人民币3，103，850元。事后，我们按照约定向李某提供桌椅的钢架；
15、证人李某甲、黄某某、白某某、吴某某、尧某某、林某甲、林某乙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2年期间，邱某某曾找xx县xx钢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江西某某校具有限公司、xx县xx校具有限公司、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某某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借用资质参与湖北某某课桌椅采购项目的投标，但上述公司实际上均未参与。2011年底和2012年下半年，林某甲按照邱某某的要求先后两次为他所借的公司开具了“xx”品牌授权证明；
16、同案人员谌某某的供述证实，我任某某市xx馆馆长一职，主要负责全市xx设施、设备的建设、配备、管理、应用，其中包括教育部门的集中采购，比如学生的课桌椅、高低床、餐桌等。周某某是我的同学，2009年8月份，我经周某某介绍认识了李某。
2011年4月，省财政厅下达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省里组织招标。我得知消息后与周某某商量，能不能参与该课桌椅采购工程，周某某建议由他、李某和我三人来做。没过多久，周某某告诉我，他已经和从事课桌椅生意的邱某某探讨了这次课桌椅采购事宜，能不能搞要看招标文件，目前从省里的其他招标文件来看，都要求设有售后服务点，我们可以先建一个售后服务点，这样可以在评标中加分。2011年6月份，李某到某某市工商局注册了某某市某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是50万元，经营内容包括课桌椅、高低床的维修。设立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在省薄改计划某某课桌椅项目的投标中增加优势。2011年6月，市教育局党组开会通过薄改计划课桌椅采购计划及预算。2011年7月初，我专程去省教育xx处准备申请采购计划，因全省9个县市的课桌椅招投标已经搞完了，但还有400多万的额度没有用完，省教育xx处的吴某甲建议我市先采购400多万元的课桌椅。经请示市教育局领导，同意省教育xx处的建议。吴某甲将其他县市课桌椅采购的招标文件纸质版、电子版各给了我一份，由我们拟定招标文件初稿。我回某某后，周某某从我这里拷贝了一份招标文件电子档找李某商量。2011年7月31日，周某某电话约我在xx咖啡馆见面，李某也在场，他们将拟定的招标文件给我看，并详细地解释给我听。我们对招标文件修改的内容有两个，都反映在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方法、步骤及标准的打分表里：一个是在商务部分服务网络一栏，我们修改并明确投标人如不是某某的供应商需在某某市设有维修站且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同时赋予其较高的分数，达14分之多；另一个修改的地方是在技术部分的板材样品一栏，我们修改并明确了提供xx面板且颜色符合要求的得10分（必须取得xx面板针对此项目的投标授权）等内容，xx面板是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的专利产品，邱某某等人已与该公司联系好了。我们利用制作初稿的便利条件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将有利于我们的条款增加进去，限制参与竞标的厂家数量，加大我们的中标概率。2011年8月1日左右，我将招标文件初稿交给省教育xx处吴某甲审批，8月3日招标公告在网上公示了，邱某某买了一份招标文件准备投标事宜。后来中标的是邱某某找来的公司-
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中标金额是人民币4，370，758元。这个项目名义上是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中标，实际上是由周某某、李某和我供货，李某负责具体实施，我在工程完工后分钱。
2011年11月底“湖北省xx学校改造计划-
图书架阅览桌等设备设施采购”项目公开招标，2012年9月份“某某市第三批课桌椅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我们按照第一次的操作经验，修改招标文件，设置限制性条款。邱某某等人借用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等其他公司资质参与投标，两次中标单位均为江西省某某校具有限公司，中标金额分别为人民币4，097，898元、人民币3，103，850元。
我在三次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某某课桌椅采购项目中共获利72万余元，每次都是项目结束后，李某计算利润，然后将我的那份利润通过周某某转给我；
17、同案人员周某某的供述与谌某某的供述及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基本一致；
18、被告人李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
19、临时寄押审批表、到、破案经过证实，2014年4月7日，被告人李某被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抓获并临时寄押。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多次伙同他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及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串通投标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罪名准确。被告人李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李某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实施，与其他同案人员相互配合，对于共同获利的267万余元分得赃款118余万元，其地位、作用与其他同案人员相当，本案中不宜区分主从犯，上述事实有银行流水详单、证人邱某某的证言、同案人员谌某某、周某某的供述证实，且有被告人李某的供述予以印证，足以认定，故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某具有悔罪表现，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建议对被告人李某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单处罚金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李某多次串通投标，获利人民币118万余元，社会影响恶劣，截至判决之日前未积极退赃，不具有悔罪表现，不宜对被告人李某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单处罚金，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某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84日，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4月7日起至2016年11月29日止。罚金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李某违法获利人民币118万元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姜树山
人民陪审员 吴 玮
人民陪审员 陈启芳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