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德明，男，汉族，1973年12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唐达，广东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加果，广东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申泰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邓健欣。
委托代理人朱云天，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欧阳彪，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协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兰家福。
上诉人骆德明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申泰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泰公司）、佛山市协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丹民二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协康公司、骆德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95233.7元及逾期利息（以395233.7元本金，自2012年11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予申泰公司；二、驳回申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62.06元，由协康公司、骆德明负担。
上诉人骆德明上诉提出：一、本案中无证据证明申泰公司系应骆德明的个人要求而向协康公司供应货物。
首先，本案若由骆德明以个人的名义要求申泰公司向协康公司供应货物，至少应有骆德明以个人名义与申泰公司签订的相关供货合同或是协议书、订单、联系单、确认单、对账单等书面的往来函件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但申泰公司并未提供上述或是其他的书面证据以证明其主张。按现实经济交易往来的惯例，若交易双方非已往来多年、知根知底、非常熟悉、诚信度已超出了一般人的信任程度以及非亲属关系的，双方之间一般都签订有相关书面凭证以证明存在的法律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在无相关书面证据证明的情形下，认定骆德明与协康公司、申泰公司的关系缺乏事实根据，也不符合日常经济生活的逻辑和推定。
其次，仅凭骆德明与申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谈话，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该证据属于孤证。原审法院只审查该证据的表面或形式，没有进行实质性及综合性认定。该证据属于骆德明与申泰公司就协康公司所拖欠的货款而进行的谈话，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真实或是实质上就一定存在某种关系，如民间借贷纠纷中，仅凭借款人签有大数额的借条、欠条不足以证明有实质的借款发生。本案中，该录音谈话为间接证据、传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欠款关系。
二、本案中无证据证明骆德明以个人名义向申泰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本案的《欠款单》中申泰公司和协康公司已明确了骆德明代协康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该行为属于代理行为，并非骆德明作为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申泰公司支付货款。骆德明于2012年7月入职协康公司任职业务经理，后协康公司要求骆德明代表公司处理其与申泰公司业务上的问题，骆德明将协康公司给付的货款转交给申泰公司。除此之外，无任何证据证明骆德明以债务人的身份向申泰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反而从《欠款单》能显示协康公司向申泰公司支付过多次货款，涉案债务明显是协康公司的债务，并非是骆德明的债务，原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的错误。
三、骆德明在《欠款单》背面的签名并不能认定为涉案债务的共同债务人或是担保人。
首先，骆德明在《欠款单》背后签名是因协康公司停止营业后，申泰公司就涉案债务无法向其追讨，故转而寻找目标来承担该债务。而作为该业务处理的负责人且有一定财产的骆德明成为其目标，申泰公司就涉案债务多次滋扰骆德明，骆德明为免于继续被骚扰而在《欠款单》上敷衍签名。但该《欠款单》背面的“担保人”三字并非由骆德明书写，而是由申泰公司擅自添加，该签名只是确认欠款单的对账行为和金额，并无其他任何意思表示。
其次，《欠款单》背后的签名并不能认定作为对涉案债务的担保人。根据我国担保法或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若属于担保保证的需对相关担保的范围、期限、方式进行明确约定。即使按惯例也需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如“本人愿意对某某款项承担保证责任”等内容。本案中，《欠款单》正面有足够的位置用于作出相关的意思表达，而骆德明特意在《欠款单》背面签名就可以证明其并无作为涉案债务担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骆德明并非涉案的担保人，无需为协康公司涉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欠款单》的内容完全可以证明骆德明并非涉案的债务人。《欠款单》显示欠款单位为协康公司，申泰公司确认收取了协康公司以支票支付的部分货款，协康公司最后盖章确认了欠款数额。上述内容显示本案是申泰公司和协康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不能证明骆德明也是本案债务人之一。骆德明只是作为该业务的处理人代表公司履行核对和核实的义务，其在该单据上签名完全是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因此，原审法院以骆德明在《欠款单》上签名即认定其为债务人是错误的。
五、原审法院并未提出任何依据就否定骆德明提交的劳动合同并进而否认其为协康公司的员工，严重损害了骆德明的合法权益。
（一）关于入职时间，骆德明是在2012年7月入职的。众所周知，入职后一、两个月才签劳动合同，这是各间工厂的惯例。
（二）骆德明作为协康公司业务经理，有时帮其支付款项或收取款项正常。事实上，在《欠款单》上也是记载骆德明代协康公司付款，双方为代理关系。
（三）劳动合同与《欠款单》均加盖了协康公司的公章。若申泰公司有异议，可以对两个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另外，骆德明在协康公司工作期间，还持有工厂证（厂牌），在离职时还有离职协议书。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申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骆德明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厂牌与离职协议书各一份，予以证明骆德明为协康公司的员工，本案债务并非骆德明的个人债务。
经质证，被上诉人申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理由为：一、骆德明在一审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其在一审的答辩意见是相矛盾的。如骆德明在一审答辩时称其是于2012年12月10日进入协康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但劳动合同载明其于2012年9月入职，且骆德明个人于2012年7月向申泰公司支付3万元。二、骆德明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在一审诉讼前早已形成，并非形成于原审判决作出后。据了解，协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骆德明，公司公章实际由骆德明持有，故骆德明制作离职协议书及厂牌是非常容易的。三、骆德明以各种方法逃避债务，申泰公司的供货一直由骆德明经手，是骆德明要求送货至协康公司。
经审核，因协康公司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故上述证据中协康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上述证据与骆德明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及作出的入职时间的陈述相矛盾，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申泰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骆德明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协康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作出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申泰公司、协康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骆德明主张其为协康公司员工，其在《欠款单》上签名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故其不应就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申泰公司则认为骆德明在《欠款单》“欠款负责人”一栏及背面“担保人”处签名，表明其自愿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骆德明是否应就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院对申泰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骆德明在《欠款单》“欠款负责人”一栏签名确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知道欠款负责人的含义，故上述签名可初步表明其同意为本案欠款承担清偿责任。其次，骆德明认为其为协康公司员工，在《欠款单》上签名为职务行为。骆德明在一审提交书面答辩状时称其于2012年12月10日入职协康公司，后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上述时间为笔误，其入职时间应为2012年7月份，而骆德明在一审提交的劳动合同所载明的入职期间为2012年9月10日，其关于入职时间的陈述及举证前后不一且相互矛盾，骆德明对此未作出合理且有证据支持的解释，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再者，《欠款单》中载明骆德明于2012年7月份代协康公司支付现金3万元，骆德明认为上述款项是协康公司向其交付后再转交予申泰公司，故上述付款并非其个人行为。但骆德明在二审中表示其无法提供从协康公司收取3万元的证据，故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可以确认，骆德明的付款行为与其在《欠款单》中以“欠款负责人”身份签名确认的意思表示是相吻合的。最后，骆德明在其与申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通话录音中表示同意偿还拖欠申泰公司的货款，只是暂无还款能力，该意思表示与《欠款单》中其作为“欠款负责人”签名之行为相一致。综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骆德明应就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24.93元，由上诉人骆德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麦嘉潮
审判员 刘 坤
审判员 王 琰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梁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