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9）黑高商初字第6-1号
原告伊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宝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春利，黑龙江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海澍，黑龙江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向阳办永庆街）。
代表人李文斌，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硕，北京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启凡，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伊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春农商行）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以下简称伊春农行）同业拆借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0年11月23日作出（2009）黑高商初字第6号民事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4年7月，因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本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对本案恢复审理，并进行了公开开庭。原告伊春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郑春利、苏海澍，伊春农行的委托代理人王硕、姜启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伊春农商行诉称：1996年底，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要求，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以下简称“行社脱钩”）。“行社脱钩”前，涉及伊春农商行所属“新青信用社”、“乌伊岭信用社”等12家农村信用社与伊春农行所属“新青农行”、“乌伊岭农行”等农业银行之间的拆借资金2，048.89万元及利息2，832.94万元，指令性贷款1，747.95万元及利息4，041.25万元和其他资金22.20万元，共计1.07亿元，其中：“新青信用社”所涉的556万元拆借资金系伊春农行要求“新青农行”在“新青信用社”当年的利润中以特种转帐传票的方式强行上划给了伊春农行，该传票上载明的转帐原因是“拆借资金利息”，而当时“新青信用社”并不欠伊春农行利息。“乌伊岭信用社”所涉75万元系伊春农行领导于1987年审批后，划给了“海伦红光农场营业所”，后伊春农商行又索回了50万元，尚欠25万元及利息21.20万元未还。此后，各基层信用社曾就案涉资金逐级反映至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信用联社），省信用联社又向黑龙江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省监管局（以下简称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以下简称省人民银行）汇报，各方亦曾多次进行过协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案涉资金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判令：一、伊春农行返还拆借资金2，048.89万元及利息2，832.94万元；二、伊春农行返还指令性贷款1，747.95万元及利息4，041.25万元；三、伊春农行返还其他资金22.20万元。以上资金共计1.07亿元。案件受理费由伊春农行负担。本案恢复审理后，伊春农商行向本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并以“新青信用社”和“乌伊岭信用社”所涉的两笔拆借资金系基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为由，请求判令：伊春农行向伊春农商行返还拆借资金581.28万元和利息21.20万元（计算至2008年9月30日止）及利息支付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由伊春农行负担。
被告伊春农行辩称：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1983年以来，信用社即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农行领导和管理，直至1996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发（1996）33号决定后才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这一时期，双方实际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本案纠纷系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而产生的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而如何解决“行社脱钩”遗留的资金纠纷已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根据国发（1996）33号决定，“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员、财产、资金关系等问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农金改协调小组）制定的《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即农金改（1996）2号）规定，“对双方存在争议一时难以划分的共同财产，可放到以后由上一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仲裁解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即银传（1998）39号）规定，“解决行社资金遗留问题，要以1995年12月29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总行关于维护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有关电报、文件为依据，行社双方应尊重历史、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互谅互让。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当地人民银行应合情合理地进行调解。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可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即银办函（576）号），“目前，我行正在积极研究制定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的处理意见，总体原则是以行政手段解决”。而信用社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发（2003）181号文件及《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操作方法》的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申报了截至2002年末实际发生的不良贷款，并且已将不良贷款置换为专项中央银行票据，本案所涉债权亦包含在上述不良贷款中由国家承担，伊春农商行再次主张显属不当得利。本案所涉及的伊春农商行提供的用以证明资金拆借的特种转帐传票体现的是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往来关系，伊春农行并不是拆借合同的当事人，该笔拆借资金与伊春农行无关，且伊春农商行亦未提交向伊春农行主张权利的相关证据，其向省信用联社反映情况时就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省信用联社亦不属于受理争议的法定机构，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伊春农商行的诉讼请求。
伊春农商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了如下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特种转帐借方传票》（以下简称《特种转帐传票》）二份，《中国人民银行信汇凭证》（以下简称《信汇凭证》）、《特种转帐收入传票》、《拆借资金延期还款协议书》（以下简称《还款协议书》）各一份。意在证明：在“行社脱钩”前，伊春农商行所属“新青支行”（原新青信用社）于1995年12月27日将5，562，843.00元支付给伊春农商行，再由伊春农商行拆借给伊春农行，该笔资金截止2008年9月30日止，产生利息21.20万元；伊春农商行所属“乌伊岭支行”（原乌伊岭信用社）通过伊春农行拆借给“海伦农行”75万元，实际借款主体系伊春农行，“海伦农行”偿还了50万元，尚欠25万元。以上本息合计602.48万元。
第二组证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即银传（1998）39号）、《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转发﹤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即银黑信字（1998）第526号）、银监会作出的《关于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债权债务纠纷处理意见的请示》、省银监局向本院出具的《关于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形成遗留资金问题情况说明的函》、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哈中心支行）向本院出具的《关于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黑龙江省农业银行脱钩遗留资金纠纷相关情况说明的函》、省金融办向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农行）和省信用联社出具的《函》各一份。意在证明：自“行社脱钩”后，伊春农商行一直在主张权利，其省级管理部门就省内“行社脱钩”所遗留资金纠纷问题不断向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有关主管部门就行社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多次出台处理意见，已经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第三组证据，省银监局作出的《关于筹建伊春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批复》及《关于伊春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的批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伊春监管分局作出的《关于伊春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分支机构更名的批复》、省信用联社《关于同意伊春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筹建伊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各一份。意在证明：伊春农商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伊春农商行又向本院举示《证明》二份，《新青信用社业务状况表》五份。意在证明：案涉5，562，843.00元系伊春农行信用合作管理科于1995年12月25日以“89年-95年拆借资金利息”为由，通过特种转帐传票的形式从“新青信用社”强行划转该笔资金，“新青信用社”并未从“新青农行”拆入过资金，亦未欠“新青农行”拆借利息。
伊春农行的质证意见为：对伊春农商行举示的第一组证据中的两份《特种转帐传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信汇凭证》、《特种转帐收入传票》、《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均有异议。《特种转帐传票》系金融机构内部之间的往来票据，性质上等同于汇款单，汇款人是“新青信用社”，汇给其上级联社即伊春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伊春市信用联社）后，再付给了伊春农行的会计科，该两份传票上加盖的均是农村信用社的公章，不能证明系伊春农行强行划转，且该两份票据上注明系“89年-95年拆借资金利息”，既然汇款人是农村信用社，其内容亦应是农村信用社自己填写，不能证明系伊春农行向伊春农商行拆借资金的事实。因伊春农商行未提供《信汇凭证》、《特种转帐收入传票》、《还款协议书》的原件，从该复印件看，三份票据上加盖的“中国农业银行伊春市某办事处”的印鉴不清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亦无法进行司法鉴定。从内容上看，《信汇凭证》上的汇款人是“伊春市乌伊岭办”，是农业银行的下属单位，收款人是“海伦市红光农场所”，该“农场所”是农业银行的机构还是农村信用社的机构无法确认。如系农业银行的机构，该证据反映的是农业银行内部之间的往来；如系农村信用社的机构，该75万元亦是农业银行拆借给了农村信用社，并非农村信用社拆借给农业银行。从《特种转帐收入传票》和《还款协议书》看，两份证据的还款内容在时间上相互矛盾，该传票载明“海伦红光农场所”还款50万元的时间是1991年6月3日，《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是对剩余的25万元所达成的还款协议，而签订的时间却是1990年6月19日，此时“海伦红光农场所”尚未偿还该笔款项，两份证据在时间上相互矛盾。此外，所涉款项均发生在“行社脱钩”之前，应属于行社行政隶属关系期间发生的划转和往来票据，属于管理和被管理的范围内，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故第一组证据应不予采信。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系伊春农商行向其上级管理部门的情况反映，而其上级管理部门省信用联社并非受理争议的机关，并不能证明曾直接向伊春农行主张过权利，且所反映情况均是在“行社脱钩”之后，其本身就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在此情况下，任何处理和介入均不能重新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该第二组证据亦应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及所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因伊春农商行举示的补充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故不予质证。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伊春农商行举示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特种转帐传票》及第二组证据和第三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伊春农行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一组证据中的《信汇凭证》、《特种转帐收入传票》、《还款协议书》，结合该三份证据看，汇款人“伊春市乌伊岭办”系农行的下属机构，并非信用社的下属机构，仅说明该笔款项系农业银行转给了农村信用社，并不能证明系农业银行向农村信用社拆借资金，且伊春农商行又未能提供证据的原件，三份证据在时间上又相互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伊春农行对此又不予认可，故本院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该三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补充证据，因该二份《证明》系行社合署办公期间的职员所出具的证人证言，《新青信用社业务状况表》系“新青信用社”单方制作的业务状况表，在伊春农商行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新青信用社”未从“新青农行”拆入过资金，且亦不能因此反推“新青农行”从“新青信用社”拆借过资金，双方建立了同业拆借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该补充证据亦不予采信。
伊春农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省金融办、省人民银行、省农行向农金改协调小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关于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黑龙江省农行脱钩资金划转的情况报告》及附表《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资金划帐清算表》；农金改协调小组下发的《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资金划转及清算办法和会计核算手续的通知》及附件一《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资金划转及清算办法》各一份。意在证明：全省各地区行社脱钩资金划帐清算无误，并得到省人民银行、省农行、省金融办的确认，伊春地区行社脱钩资金划帐清算的数据包含在全省地区的列表之内，亦得到上级机关的确认，双方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伊春农商行的质证意见为：对伊春农行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划帐清算表所列的资金系划转到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并非调整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清结。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伊春农行举示的上述证据系就“行社脱钩”后对信用社划转至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数额的清算和确认，不能证明该存款准备金已包含案涉债务，并就案涉债务进行清算和确认，故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并结合庭审调查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1995年12月27日，“新青信用社”通过特种转帐贷方传票向伊春市信用联社转款5，562，843.00元，转帐原因注明为“89年-95年拆借资金利息”。同日，伊春市信用联社以特种转帐借方传票将该笔款项划转至伊春农行会计科，转帐原因亦注明为“划89年-95年拆借资金利息”。
本院同时查明：1993年12月25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国发（1993）91号），决定要求“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信用联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要制订《农村合作银行条例》，并先将农村信用联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办成基层信用社的联合组织”。1995年12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下发《关于稳定当前行社工作的紧急通知》（即农银传（1995）68号），该通知要求：“农业银行和信用社机构调整中，其业务以委托代理的办法解决，不得转移或兼并，要保持行、社各自资产负债的完整性，不得以任何理由相互划转存款、贷款以及其他资产负债。对少数地区农业银行以消化转存款为名，向信用社转贷款的现象，要立即纠正”。1996年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当前稳定和加强农村信用合作工作的通知》（即银发（1996）132号），该通知进一步要求“调整行社关系，必须按规定办理。各级行社不得利用权力，强制划转存款、贷款及其他资产负债。对少数地方以消化转存款为名，向信用社划转贷款的现象，要立即纠正”。1996年8月22日，根据国发（1993）91号文件，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国发（1996）33号），明确要求“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在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员、财产、资金关系等问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同年8月28日，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制定了《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主要内容为：“行社脱钩”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之间的人员关系、财务关系、资金关系等三方面。资金关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在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处理；农村信用社在中国农业银行转存款的处理；农村信用社借入中国农业银行款项（即中国农业银行对信用社的支持款）的处理三个方面。1998年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即银传（1998）39号），主要内容为：“信用社对农业银行的债务是指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前形成、至今尚未清偿的债务，包括信用社向农业银行借款和已逾期的拆入资金。对1995年12月29日农银传（1995）68号《关于稳定当前行社工作的紧急通知》下发以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债务不应由信用社承担：1.农业银行通过贷款凭证置换，对同一客户由信用社增加贷款、农业银行同时收回原贷款等方式将贷款资产转移给信用社而形成的债务；2.农业银行委托信用社发放，后转为信用社自营的贷款，或农业银行作为担保人由信用社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债务；3.农业银行确定贷款项目，未经信用社主任审批，指令信用社贷款形成的债务。认定以行社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或协议，下同）为基础。已签订合同，且合同合法、有效的，原则上按合同规定由信用社承担；虽已签订合同，但确属前款所指情况之一的，债务不应由信用社承担；未签订合同及对合同的合法、有效性有疑问的，由行社双方协商确定；对行社双方有争议、协商未果的，由人民银行当地支行仲裁。解决行社资金遗留问题，要以1995年12月29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总行关于维护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有关电报、文件为依据，行社双方应尊重历史、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互谅互让。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当地人民银行应合情合理地进行调解。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可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同年7月20日，省人民银行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传（1998）39号通知。2007年6月11日，人民银行哈中心支行致函本院，即《关于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黑龙江省农业银行脱钩遗留资金纠纷相关情况说明的函》，就“行社脱钩”债务纠纷的由来、该中心一直协调解决“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问题及建议省政府和省银监局及早解决该纠纷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以下意见：“一是必须考虑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问题和特定的管理体制，顺利实现行社脱钩；二是国家有关部门未出台有关解决纠纷的意见，没有政策依据；三是行社脱钩过程中，省信用联社一直向有关管理部门主张债权。”同年6月19日，省银监局致函本院，即《关于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形成遗留资金问题情况说明的函》，其中心意思为：“2003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省信用联社多次向我局反映行社脱钩遗留资金问题，希望帮助解决，我局也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此类问题，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
本院另查明，伊春市信用联社于2007年12月24日经省银监局批准设立，“新青信用社”系其分支机构。2011年12月30日，经省信用联社批准同意伊春市信用联社筹建伊春农商行。伊春农商行系独立企业法人。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案涉债务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伊春农行应否承担偿还责任。“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是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行社脱钩”前，农村信用社虽系独立企业法人，但其行政隶属关系归属于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双方属于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使得二者在业务经营和资金往来中呈现多种复杂的关系，既有平等主体间的借贷、拆借和担保等法律关系，又有基于内部资产划转、强制划转存贷款及其他资产负债、指令性贷款等具有行政色彩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二者纠纷时，需要区分纠纷系双方遵循平等、自愿、有偿的民法原则而建立的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而形成的资金遗留问题。如系前者，则此类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如系后者，国务院及相关金融管理部门已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和处理原则，则应当按照有关政策及行政法的相关原理处理，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7月13日下发的银传（1998）39号通知已就如何“解决行社资金遗留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并明确要以1995年12月29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总行关于维护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有关电报、文件为依据。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当地人民银行应合情合理地进行调解。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可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中国人民银行系在国务院领导下，代表国家进行金融调控和管理的国家机构，负责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脱钩的具体工作，其就“行社脱钩”相关问题所作出的规定应当具有普遍拘束力，即此类纠纷不应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本案中，案涉5，562，843.00元系双方于1989年至1995年期间即“行社脱钩”前所形成的历史债务，系农业银行在代管农村信用社期间通过特种转帐传票形式而在“行社”之间所进行的一种资金划转行为，由此产生的债务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伊春农商行虽主张该笔资金系双方基于平等主体间而建立的同业拆借法律关系，但伊春农商行并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仅凭《特种转帐传票》上载明的资金流向不足以证明双方系遵循平等、自愿、有偿的民法原则而建立的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故伊春农商行主张伊春农行返还案涉5，562，843.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伊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76，800.00元，退还伊春农商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涛
代理审判员 黄世斌
代理审判员 张伟杰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马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