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六民二终字第004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华才。
委托代理人：殷翔宇，安徽殷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万喜（又名余文军）。
委托代理人：胡宗保，安徽皋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华才与被上诉人余万喜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一案，前由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4）霍民二初字第00659号民事判决，汪华才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汪华才的委托代理人殷翔宇，被上诉人余万喜的委托代理人胡宗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汪华才诉称：余万喜又名余文军，先后七次向汪华才借款，均出具借据，累计款额120000元。后经多次催要无果，请求判令余万喜偿还借款120000元。汪华才在庭审中称，借款是借款与双方之间的工程款无关。
汪华才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为：证据一、汪华才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身份基本信息；证据二、余万喜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身份基本信息；证据三、（2013）霍劳人仲裁字第128号仲裁裁决书，证明余万喜与余文军是同一人；证据四、余文军向汪华才出具的七张借据，证明余文军向汪华才借款累计金额为120000元；证据五、汪华才举出余万喜出具的两张领条，证明余万喜分别领取工程款244800元、554600元。
余万喜辩称：余万喜即为余文军属实。余文军向汪华才借款次数远不止七次，借款金额远远大于120000元。因为余文军在2012年5月21日、2012年12月18日，分别通过转包、承包的方式，从发包人汪华才承建的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E1#-E4#、B1#-B4#楼盘中，包来该两处楼盘工程中的木工工程。工程施工期间，汪华才应根据工程进度，按合同约定向余文军支付工程款。但在实际履行中，汪华才总是拖延，在支付方式上，余文军以向汪华才借支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的方式支取，待工程完工后再做清算，至今汪华才与余文军就该工程款项未做结算。这两处工程款额据余文军单方估算，大致90余万元，但因汪华才差欠工程款不多，余文军亦未做追究。汪华才举出余万喜出具的两张领条，分别领取工程款244800元、554600元，系其伪造证据，余万喜从未领过该两笔工程款。所以，汪华才诉请的120000元名为余文军借款，实为其应向余文军支付工程款中的部分，故要求驳回汪华才的诉讼请求。
余万喜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为：
证据一、工程转包合同，证明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E1#-E4#楼盘中后期木工工程，由余明圣转包给余文军，按合同约定，余文军代支工人生活费一个月，以后余文军每月可向原发包人汪华才借支工人生活费；证据二、工程承包合同，证明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B1#-B4#楼盘中木工工程，由汪华才发包给余文军，按合同约定，余文军代支工人生活费至二层封顶，以后每月可向发包人汪华才借支工人生活费；证据三、（2014）霍民二初字第0061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E1#-E4#楼盘工程，由汪华才以六安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名义承建；证据四、证人杨善喜证言，证明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E1#-E4#楼盘中后期木工工程，为余文军转包，杨善喜并在该工地从事木工劳务，从余文军处领取工资。
原审法院认证意见为：汪华才所举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据四的关联性即是否为余文军本人借用，因为该期间余文军的数次借款，是根据木工工程合同，为工人生活费而借支的款项，今后待工程竣工结算时充抵工程款，所以该借款实为汪华才应支付的工程款，其主张该证据的关联性不存在；证据五的真实性，应由专门机构对其真伪进行鉴定。余万喜所举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符合证据三性，且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余文军的七张借据，属于其代支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的借款，亦是汪华才应支付的工程款，故予以认定。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汪华才以六安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名义承建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E1#-E4#、B1#-B4#楼盘工程。2012年5月21日，余文军从余明圣处转包来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E1#-E4#楼盘中的后期木工工程，转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乙方（余文军）代支工人生活费一个月，以后每月由乙方向甲方（汪华才）借支工人生活费，以每人每月500元的标准发放，春节前付实际工程进度款80%（扣除前期借支），余款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年内付清。同年12月18日，余文军又从汪华才处承包来姚李镇莲花南路学府商贸街B1#-B4#楼盘中的木工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乙方（余文军）代支工人生活费至二层封顶，以后每月由乙方向甲方（汪华才）借支工人生活费，以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发放，主体验收合格后付实际工程量的工程款70%，竣工验收合格后付实际工程量的工程款90%（扣除前期已付工程款），余款一年内付清；另关于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甲方（汪华才）只发放工人生活费，春节按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付70%（扣除前期借支）。2013年12月5日，霍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3）霍劳人仲裁字第128号仲裁裁决书的事实查明部分，证实余万喜又名余文军。2014年1月28日，临近春节，余文军包来的木工工程已完工，汪华才未按约支付工程款，余文军此时伙同其雇工，将汪华才从姚李派出所扭送到姚李镇政府，要求其结清余欠工程款，在镇干部调处下，汪华才暂付工程款130000元，由余文军出具收据，工程账款由双方待后结算，此后双方未清算。汪华才却于同年10月22日，将余文军在工程期间向其出具的七张借据：2012年11月3日借款30000元，格式借据上“领导意见”栏有他人签名；同年12月11日借款5000元，格式借据上“领导意见”栏有他人签名；2013年1月14日借款5000元，格式借据上“领导意见”栏没有他人签名；同年4月26日借款20000元；同年5月9日借款30000元，格式借据上“领导意见”栏没有他人签名；同年8月30日借到B#楼生活费20000元；同年9月19日借到B#楼生活费10000元；累计金额120000元，起诉至本院，要求判令余万喜即余文军偿还借款120000元。庭审中，汪华才为证明余文军的七张借据属其个人借用，与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无关，特举出余万喜出具的两张工程款领条：一张为2013年12月20日领取工程款244800元；另一张为2013年12月30日领取工程款554600元。意在说明其与余文军之间的工程款支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承包人余文军采用借支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的方式支取后，再在工程款结算时，将其借支款额充抵工程款；另一种是根据完成的工程量支付一定比例的工程款。前种支付方式，汪华才声称未采用，仅用后一种方式支付，因此才有余万喜出具的两张领条。对此，余万喜当庭辩驳，除去完工后于2014年1月28日，以余文军之名向汪华才出具一张工程款130000元的收据外，工程施工期间，其从汪华才处均是以借款方式支取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汪华才处现有余文军出具的借据，张数远超七张，累计借款金额有几十万元，工程竣工至今双方对工程账款未做结算。汪华才此次诉讼，只是挑选了借据中的少数部分。可见，汪华才举出的两张领条，系其伪造，应通过专门机构鉴定其真伪。双方同意对两张领条的真伪进行专业鉴定，但各自认为该真伪鉴定的举证责任在对方。本院根据谁主张（指对证据的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决定由汪华才负担举证责任，余万喜负有配合义务。在鉴定真伪程序启动后，由于汪华才拒交鉴定费用，现无法确定两张领条的真假。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余文军出具的七张借据，累计借款金额120000元，是否是余文军个人借用，还是汪华才应支付的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二）关于汪华才举出余万喜出具的两张工程款领条真伪鉴定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一）余万喜即余文军。本案讼争的七张借据，从发生时间上看，基本上是按月出借；从借据字面内容上看，有的有领导人签名，有的明确借款用途，是用于B#楼盘工人生活费。显然，这七张借据的时间及内容，在揭示借贷双方并非存在单纯的借贷法律关系，而是有着其他法律关系。事实确是如此，余文军与汪华才之间还存在木工工程转包、承包的合同法律关系，双方按此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余文军可按月向汪华才借款用于支付其雇佣工人生活费，该借款在双方工程账款结算时充抵工程款。上述七张借据的时间，却恰好发生在双方履行工程合同的期间，而且至今双方对该工程款未做结算。据此可见，余文军出具的七张借据，累计借款金额120000元，并非余文军个人借用，而是汪华才应支付的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
（二）汪华才举出余万喜出具的两张工程款领条，意在否定其与余文军即余万喜之间的工程合同履行中，由余文军向汪华才借支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的付款方式，并由此达到证明讼争的七张借据属余文军个人借用，因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利于汪华才，而不利于余万喜。虽然该书面证据形式来源于余万喜，但不能因为余万喜否定该证据，就因此负担其真伪的举证责任。因为书面证据形式本身有着真假两种属性，若当书面证据的形式具有假性时，书面证据形式来源者却因否定而承担其真假的举证责任，岂不是让其自证清白，加重其举证责任。尤其在书面证据形式来源者不是该证据主张者，该证据内容又不利于书面证据形式来源者时，就更不能让其对该证据的真假负举证责任，而只能让举证方且对其有利的一方负其真假的举证责任，否则，将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当然，书面证据形式来源者对其形式真假的鉴别，负有配合义务。故上述两张领条真假鉴别的举证责任，应由举证方且有利方汪华才负担，该书面证据形式来源者余万喜负有配合义务。现因汪华才拒交鉴定费用，无法确定两张领条的真伪。因此，汪华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该两张领条失去其真实性。
综上，既然汪华才举出余万喜出具的两张工程款领条失去其真实性，那么，双方在木工工程合同履行中，余文军向汪华才借支工人生活费及工程款的付款方式就应成立，因为这成了双方唯一的付款方式，否则，双方的木工工程合同就无法履行完毕。故汪华才要求余万喜偿还七张借据的借款金额120000元的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汪华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汪华才负担。
汪华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民间借贷关系与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缺乏充分证据否定借条真实性的情况下，认定该借款为汪华才应支付的工程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余万喜否定两张领条的签名，并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已申请鉴定，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后又收回意见书，但一直未出具新的鉴定意见书，余万喜申请鉴定的程序并未完成。在此过程中，原审法院又将举证责任重新分配给上诉人，在上诉人拒绝申请鉴定后，又把不予鉴定的法律后果让上诉人承担，从而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举两份领条不具真实性，得出上诉人举出的余万喜书写的七张借条是上诉人应支付的工程款这样一个错误的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12万元。
汪华才对一审证据发表的补充意见为：在出具的借条上部分借据有领导人签字，只是认为多个证明人会好一点，并非工程项目的领导审批。
余万喜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汪华才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不能成立；二、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汪华才对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有义务举证；三、根据最高院的规定，余万喜认为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余万喜在原审也提供了施工协议等证据，因此原审法院判决正确。
通过庭审，余万喜对汪华才发表补充意见的质证意见为：原审中汪华才提交的借据，其中领导意见的有两张为吕克林的签字，并在诉讼的过程中，余万喜也向吕克林电话联系请求他出庭作证，但吕克林不愿意出庭作证，但在电话中吕克林也说了是工人的生活费，其中2013年8月30日借据20000元和2013年9月19日的借据10000元，上面明确是生活费，双方的借款时间顺序及双方合同约定的时间余万喜做了一个图表，更能清楚的看到汪华才与余万喜之间的关系。
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同一审，相对方的其他质证意见与一审相同，本院的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
二审庭审中，汪华才陈述双方工程款的数额为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一张为2013年12月20日领取工程款244800元，另一张为2013年12月30日领取工程款554600元，累加起来的金额，是双方结算后形成的。
二审查明：汪华才在一审中陈述2014年1月28日以余文军之名向汪华才出具一张工程款130000元的收据是双方结算后的尾欠款。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工程承包协议中约定，余万喜在垫付部分工人生活费后，由汪华才按月向余万喜支付工人生活费，结合部分借据中载明的“借到B#楼生活费”内容，可以证明汪华才提供的用于证明其与余万喜存在借贷关系的7份借据并非是余万喜向汪华才借款，而是余万喜以借据的方式向汪华才领取的工人生活费。汪华才上诉称几份借据是余万喜向汪华才借款所出具借条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支持。汪华才提供的2份领条中最后一份领条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汪华才称该2份领条是双方对工程款结算及余万喜领取所有工程款的依据。但汪华才又于2014年1月28日向余万喜支付了130000元的工程款，明显与常理不符。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应采纳，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汪华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德兵
代理审判员 王 丽
代理审判员 卢文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袁 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