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越法民四初字第10号
原告：李联联（LEELIANLIAN），国籍：马来西亚。
委托代理人：唐雪榕，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国卫，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何玮琦，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海燕，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简璐云，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联联（LEELIANLIAN）诉被告周国卫、黄海燕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联联的委托代理人唐雪榕、被告周国卫的委托代理人何玮琦以及被告黄海燕的委托代理人简璐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自2003年开始原告就和被告周国卫进行国际货物运输方面的合作，虽然被告周国卫于2006年成立广州绿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州公司”），以该公司名义进行货运，但原告与被告周国卫之间的合作仍然是个人合作；自2006年开始，被告周国卫开始拖欠原告运费。被告周国卫因拖欠原告运费人民币37万元，于2010年4月1日出具欠条一份，承诺于2010年4月9日清偿，但至今未还。两被告是夫妻关系，根据《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夫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当共同承担，故被告黄海燕应当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2012年4月5日，原告委托律师向两被告寄送律师函，督促两被告清偿欠款，两被告虽已收到律师函，但拒绝支付。另，原告已在天河法院审理的（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中提出要求一并处理两被告拖欠人民币37万元的事宜，但天河法院并未接纳原告的申请。原告经过多种途径向两被告追讨欠款，但均无果，故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两被告向原告返还欠款人民币37万元，以及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0年4月10日起计算至两被告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周国卫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李联联和被告周国卫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涉案欠条是被告周国卫作为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绿州公司和原告之间债务的确认，被告周国卫是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与原告的联系人之一，不是货运合同的主体，亦非欠款人。第二、绿州公司已经依法清算，因绿州公司内部的财务记录显示其和原告之间的运费金额不是人民币96万元，而是人民币30余万元，而该笔债务已在2009年4月1日清付，故在公司清算时已对该笔债务进行处理，且依法公告清算的过程中，原告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故即便原告认为双方的欠款金额和被告周国卫确认的欠款金额存在争议，该笔债务亦已经消灭，被告周国卫无需为已经完成清算的公司承担债务。第三、根据（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欠条所述的债务是对原告与绿州公司之间“存在的运费争议以书面借据形式所作的确认”；根据欠条的表述，被告周国卫仅在绿州公司无法还款的情况下，自愿赔偿违约金，并未承诺归还债务，因此被告周国卫个人自愿承担的是逾期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鉴于涉案主债务的履行期是2010年4月9日，且绿州公司已在2010年10月8日注销，因此被告周国卫的保证责任的保证期最迟不超过2012年10月8日，原告直到2014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过保证期限，被告周国卫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第四、（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没有认定涉案欠条的合法性和充分性，只是对被告周国卫未能对胁迫一事进行举证作出认定，从而驳回周国卫撤销欠条的诉讼请求，因此该案判决和本案的审判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案仍然和其他的合同纠纷一样，需要查明原告请求被告周国卫支付款项的理由和证据是否充分。原告在北京路派出所作笔录时称债务由借款和运费组成，但在（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中举证时称全部由运费组成，其前后陈述自相矛盾。第五、该欠条系原告胁迫被告周国卫出具，原告要求被告周国卫返还运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黄海燕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涉案债务不是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黄海燕无需承担任何偿还义务。首先，两被告于1994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9月2日登记离婚，涉案欠条系在两被告离婚后出具，与被告黄海燕无关。其次，涉案债务纠纷并非被告周国卫和原告之间的经济纠纷，而是绿州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纠纷，涉案债务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夫妻为共同生活或履行赡养等义务所负之债；欠条的签署人被告周国卫是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若该欠条是对账单的话，则是被告周国卫代绿州公司签署的，若作为债务担保的话，被告周国卫所担保的是合同之债，而非夫妻共同债务，且若是担保之债，早已过诉讼时效。再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涉案欠条系于2010年月1日出具，但原告的证据显示其于2012年4月5日才邮寄要求两被告还款的律师函。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周国卫于2010年4月1日在广州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李联联（即本案原告）货物运费捌拾万元整（￥800000.00），现于2010年4月1日还清肆拾叁万元整（￥430000.00），余款叁拾柒万元整（370000.00）于2010年4月9日结清给李联联，若到期不归还该余款，逾期本人周国卫自愿赔偿人民币壹仟元每天（1000元／天）的违约金给李联联。欠款人：周国卫，欠款人身份证号：440107196010310010”。上述欠条记载的人民币37万元债务形成于2003年至2009年4月间。
另查明，两被告于1994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9月2日登记离婚。被告周国卫曾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诉讼，请求撤销周国卫因受胁迫而于2010年3月30日和2010年4月1日签署的两张欠条，并判令李联联立即返还财产人民币43万元。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查明，周国卫是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通过该司与李联联进行国际货物运输方面的合作，双方在业务合作中就运费产生争议；绿州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11日，2010年10月8日被核准注销；2010年3月30日，周国卫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李联联护照号A18496666人民币捌拾万元整”；2010年4月1日，李联联出具收条二份（原件由周国卫持有，周国卫在该案中作为证据提交用以证明李联联收到周国卫银行转账人民币43万元），内容为通过岑卓韵账户分别收到周国卫给付的运费肆拾万元整和叁万元整；同日，周国卫另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李联联货物运费捌拾万元整，现于2010年4月1日还清肆拾叁万元整，余款叁拾柒万元整于2010年4月9日结清给李联联……”；李联联收到上述款项后在周国卫2010年3月30日出具的欠条上写下“此单作废”字样并签名等。天河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认为，由该案的查明事实可知，周国卫曾是绿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其通过该司与李联联进行国际货物运输方面的合作，周国卫与李联联在业务合作中就运费产生争议，后绿州公司被依法注销，根据双方的陈述及证人伍某的证言，结合周国卫出具的欠条、李联联出具的收条的内容及该案其他证据，可认定周国卫于2010年3月30日和同年4月1日出具的欠条实际上是周国卫对其与李联联之间存在的运费争议以书面借据的形式所作的确认；周国卫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尚不足以证明李联联存在胁迫行为亦不足以证明周国卫于2010年3月30日和同年4月1日出具的欠条及转款43万元的行为均系李联联胁迫而实施，周国卫称其受李联联拘禁、胁迫时并未报警处理亦未求助他人报警，该院也无法调查到周国卫受李联联胁迫出具欠条及转款的证据，周国卫的所有诉讼请求尚无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持，周国卫对此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等，最终判决驳回周国卫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周国卫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的事实作出（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2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原告李联联曾于2012年4月9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在（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中一并处理涉案人民币37万元欠款事宜，但未被接纳。
以上事实，有欠条，（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的笔录、证据及民事判决书，（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218号民事判决书，两被告的结婚证和离婚证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为马来西亚公民，本案属于涉外纠纷案件，应依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管辖和法律适用。两被告住所地均在本院辖区内，故本院具有管辖权。涉案欠条的签订发生在中国内地，涉案纠纷与中国内地具有最密切的联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之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关于“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涉案债务履行期为2010年4月9日，本案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应从2010年4月10日起算二年的诉讼时效，但本案原告在该次诉讼时效届满前即2012年4月9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在他案中一并处理本案债务，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情形，故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原告于2014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尚未丧失胜诉权。被告黄海燕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对被告黄海燕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接纳。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李联联与周国卫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作如下评析：首先，从涉案欠条的文义来看，虽然欠条主文没有明确何人欠原告运费，但欠条的落款处明确标明“欠款人：周国卫”及其身份证号码，即以欠款人身份出具涉案欠条的是本案被告周国卫。其次，从债务履行行为来看，根据周国卫在（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中提交的证据，李联联向周国卫出具了确认收到周国卫部分欠款人民币43万元的两张收条，该两张收条原件是由周国卫持有，周国卫在该案中亦主张李联联向其个人返还已支付的人民币43万元，即已还款部分亦是以被告周国卫名义履行。再者，从生效裁判来看，天河区人民法院在（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案中认定周国卫曾是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通过该司与李联联进行国际货物运输方面的合作，双方在业务合作中就运费产生争议，周国卫于2010年3月30日、4月1日出具的欠条实际上是周国卫对其与李联联之间存在的运费争议以书面借据的形式所作的确认。综上所述，原告李联联与被告周国卫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原告李联联主张被告周国卫偿还欠款人民币37万元及自2010年4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请求，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国卫抗辩称实际欠款金额少于涉案欠条记载的金额，但未能提供确凿的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周国卫抗辩涉案欠条系受原告胁迫而出具，而被告周国卫在（2011）天法民一初字第148号、（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218号案中亦以同样的理由要求撤销涉案欠条，但历经一审、二审均未得到支持；且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周国卫既无新的事实和理由，也无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其该项抗辩，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
至于被告黄海燕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形成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黄海燕无相反证据证实涉案债务属于被告周国卫个人债务，故被告黄海燕应与被告周国卫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周国卫、黄海燕共同向原告李联联（LEELIANLIAN）偿还欠款人民币37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4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受理费人民币7849元，由被告周国卫、黄海燕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两被告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在上诉状中明确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7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为标准计，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 燕
人民陪审员 郑秋明
人民陪审员 廖文忠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吴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