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24民初567号原告：解承运，男，195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利丽，山东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阿县陈集乡解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东阿县陈集乡解庄村。法定代表人：解承敬，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德，东阿合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解承运与被告东阿县陈集乡解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庄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解承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利丽、被告解庄村委会法定代表人解承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解承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2016年度的占地补偿款100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解承运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被告支付2016年占地补偿款改为占地经济损失10080元。事实和理由：1996年1月1日，原告承包村里荒地七亩二分，并签订了书面承包“开发鱼池”合同一份，承包期限为20年，至2016年1月1日止。合同签订后，原告对荒地进行了投资改善，按合同内容履行至2001年，因为所承包的荒地按照国家政策需要交纳农业税，造成原告在内的所有荒地承包户难以继续履行合同，为此被告村委会延长承包期限六年，至2021年12月31日止。合同履行至2013年7月份，原告承包的七亩二分荒地被东阿县工业园区企业占用，被告村委会每年按1400元补偿原告的经济损失至2015年度，后拒绝支付原告2016年度的占地补偿款。解庄村委会辩称，原告所诉无据：涉案土地承包期限已届满，涉案土地原系我村荒芜土地，按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形式非家庭承包方式。2013年7月，因涉案土地已被国家征收，无论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依法终止，互不承担任何违约和赔偿责任。但被告由于不了解国家政策，土地被征收后，按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对原告以每亩1400元的单价进行补偿至合同期满，没有侵犯原告权利。涉案合同承包期没有顺延，也没有顺延的法律依据。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解承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材料：1、承包开发鱼池合同一份；证实1996年1月1日原告承包被告村委会荒地7.2亩，承包期限为二十年，自199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承包的荒地由原告投资开发，承包期内原告按每亩每年15元交纳承包费外，不再承担任何的其他费用。2、原告农业税计税核定证书一份；3、原告农业税纳税凭证一张；证据2-3证实原告承包的鱼池在2001年开始交纳农业税的事实情况。4、鱼池协意（议）合同一份；证实2001年被告为了让包括原告在内的鱼池户交纳农业税，双方协商在原承包合同到期日后延期六年，并于2001年11月29日与鱼池户代表解某2、石连成、解某1签订了书面的合同。5、证人解某1、解某2、石某1、解某3调查笔录各一份；证实包括原告在内的村里所有鱼池承包户均是在原鱼池承包合同到期日后延期六年的事实。解庄村委会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也证明见合同第一条“承包期20年开始4年免收承包费而不再承担任何费用”，由此证明合同没有对税收的承担进行约定；合同第5条“如甲方违约造成合同终止，甲方（解庄村委会）0应赔偿乙方挖掘费用5000元违约金10000元国家占地除外”，由此证明，涉案土地与国家征收依法应予终止。第2、3份证据同时也证明原告是农业税的纳税主体而不是被告；证据4不属实，涉嫌伪证，从证据内容看，该证据不是按被告村委会惯例由村文书书写，从内容和公章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看，先加盖公章而后书写，从定义的形式来看，被告法定代表人由解正顺和许尚印二人，该信笺的初始印制时间是2004年，由此推进，该鱼池协议合同不真实。2、该鱼池协议合同从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来看与原告无关，综上，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5，对于四份调查笔录，陈述的内容来看均不属实，观点如上质证意见。从笔录的形式来看，调查人和记录人均由原告代理人一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见，该四份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时合同，解承运、解承俊、许学勇、许尚印当时土地法是15年，原发包方召开会议，承包期为12年，当时许尚印任村委主任，他们仨人利用职务之便，加了三年，不符合土地法。本院认为，解庄村委会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解庄村委会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虽申请鉴定但后又撤回鉴定申请，故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材料5，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不予查证。6、证人解某1出庭证言，解某1称“证明我们解庄村鱼池合同的事，我是第二批挖的鱼池户，在原来的基础上延续六年”、“是原来的主任解正顺说着我起草的，当时2001年国家催税改革，约定让我们鱼池户拿税，合同没有说让我们拿一切费用，我们鱼池户联合起来找村委，村书记和主任，我们鱼池户去司法局了解情况，我们打官司，主任解正顺找的书记来回说，让我们交上，延期六年，我们十几户推选我们三个当的代表给主任签了协议，字是我写的，起草完后主任签的名，鱼池户是我们仨个”。原告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能证实在2001年11月29日原被告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延长承包期限六年这一事实。被告质证认为，从证人证言看，第二份合同没有成立，甚至是无效。因合同双方尤其是被告的当时法定代表人系利害关系人，既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其他村委会成员又没有参与，系当时村主任解正顺和责任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协议，因此应属无效。7、证人解某2出庭证言，解某2称“我们续的那六年的合同，现在村委会不给履行。到期了后把钱扣了，按合同说不应该扣，多少钱我不清楚，我的鱼池我种着地里”、“费改税的时候，当时说一亩地15元，合同也写明了，后来让我们拿税，按合同我们不应该拿，我们去告他。然后他们出面找主任协调，给书记商量也是我们要求，拿税可以给续年限”、“除去干部，他们推选我们三个人当代表。原合同延期六年的事订完后给鱼池户说的。当时协商延期六年的事情包括本案原告解承运，合同代表我们三批承包户”。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无异议，能证实原告的鱼池承包合同延长了六年的承包期限。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因系利害关系人，从第二份合同形成看，是原村委会主任解正顺同其仨人恶意串通所签，第二份合同应属无效。第一份合同签订之初，国家因土地承包征收税、费，第一份合同仅约定了费用的承担，对于税收的承担没有约定。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原告是纳税主体，因农业税的承担也不可协商，因此，第二份合同根本不成立。8、证人石某1出庭证言，石某1称“鱼池到期，需要缴税，给延期，当时要求延期十年，经协商给延期六年”，解承运如确认延期六年，石某1的承包期限也延期六年，石连成、解某1、解某2是第二份合同签订时代表人员。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无异议，能证实原告的鱼池承包合同延长了六年的承包期限。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因系利害关系人，从第二份合同形成看，是原村委会主任解正顺同其仨人恶意串通所签，第二份合同应属无效。第一份合同签订之初，国家因土地承包征收税、费，第一份合同仅约定了费用的承担，对于税收的承担没有约定。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原告是纳税主体，因农业税的承担也不可协商，因此，第二份合同根本不成立。9、证人解某3出庭证言，解某3称“鱼池交税的问题，让我们拿钱我们不愿意拿，选了三个代表，村干部给谈的”、“石连成、解某1、解某2，商量的结果三个代表给我们说的，给续合同，续六年”。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无异议，能证实原告的鱼池承包合同延长了六年的承包期限。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因系利害关系人，从第二份合同形成看，是原村委会主任解正顺同其仨人恶意串通所签，第二份合同应属无效。第一份合同签订之初，国家因土地承包征收税、费，第一份合同仅约定了费用的承担，对于税收的承担没有约定。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原告是纳税主体，因农业税的承担也不可协商，因此，第二份合同根本不成立。另证人陈述自我矛盾。本院认为，证人解某1、解某2、石某1、解某3均是解庄村鱼池的承包方，与解承运存在密切关系，该四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解庄村委会围绕辩称，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2015）东民初字第25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在该卷宗中，涉案土地在2013年7月被国家征收的事实，从而证明原被告所签合同应予解除。证据2、证人证言三份，证人石某2、石某3、解某4的证言各一份；证明在2001年三人均在被告村委会任职，当时村两委并没有将涉案承包合同延期承包六年的事实。解承运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根据裁定书的内容只能证实该裁定书中的原告曾经起诉过解庄村委会，后又撤回起诉的事实。而不能证实涉案的土地在2013年7月被国家征收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裁定书系另案他人申请撤诉而来，与本案无关联性。证人石某2、石某3、解某4的书面证言各一份，证明在2001年三人均在被告村委会任职，当时村两委并没有将涉案承包合同延期承包六年的事实；解承运质证认为，证人石某2、石某3、解某4，三人系现任村委会成员属于利害关系人，其证词不真实，如三证人证词属实，三证人不知道当时延期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就能推翻原被告延期六年的事实情况。本院认为，证人石某3、石某2均系解庄村委会委员，与解庄村委会存在密切关系，该二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证人解某4所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1月1日，解庄村委会与解承运签订《承包开发鱼池合同》，双方约定，解庄村委会将该村窑厂以东荒地承包给解承运，面积为七亩二分，承包费每亩每年15元，承包期限为20年（199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开始4年免收承包费而不再承担任何费用等优惠条件作为合同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此后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权利和义务，2013年因案涉地块转为建设用地并被征收，解承运所承包的鱼池被用作其他用途，解庄村委会按照每年每亩1400元对解承运进行补偿至2015年12月31日。承包经营鱼池期间，解承运为鱼池办理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计税核定证书》。2001年11月29日，解某2、石连成、解某1三人与解庄村委会签订《鱼池协意（议）合同》，内容为“今年国家税费改革来到，根据我村经济收入情况，村委决定让鱼池户必须拿税才能完成任务，因给鱼池户订合同时不承担国家的一切费用，如果鱼池户不交税，国家的任务完不成，如鱼池户交税，鱼池户要求让出鱼池并向村委要违约金和开发费2万元整，根据我村经济情况为了完成任务，经甲乙双方商议，在原合同到期日后延期六年，本合同在原合同到期日期十五天内生效”。本院认为，解承运在庭审中，将诉求金额的名称由“占地补偿款”变更为“占地经济损失”，因此其应就损失进行举证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案涉地块的承包不属于家庭承包方式，而是其他方式的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土地补偿费是对失地补偿，解庄村委会支付的每亩每年1400元的补偿费，应是对失去土地的家庭承包户的补偿。解承运作为以其他方式的承包土地的主体，如和解庄村委会没有约定外，不能享受2016年的占地经济损失。解承运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和解庄村委会有关于支付2016年的占地经济损失的约定，故对解承运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审理过程中，解庄村委会提出反诉，反诉要求解承运返还自2013年7月至2015年12月31日的土地补偿费20160元，本院认为，解庄村委会提起的反诉应为不当得利，与本案系不同关系，本院不予受理，解庄村委会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并根据判决吸收裁定的原则，判决如下：一、驳回解承运的诉讼请求。二、对东阿县陈集乡解庄村民委员会的反诉，本院不予受理。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元，由原告解承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 帅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倩倩孙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