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楚中民二终字第1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义文，男。
委托代理人陈实，云南荣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浩荣。
委托代理人谭阳，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守尧，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义文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楚雄市法院（2014）楚民初字第1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义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实，被上诉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阳、许守尧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刘义文因经营楚雄市鹿城刘义文瓷砖经营部自2008年起与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供销合作，刘义文在栗子园二标、栗子园幼儿园、栗子园公厕、职教中心等建筑工程项目中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供应瓷砖等建材。双方合作方式为：刘义文先供货，后刘义文以借款名义向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支款项并出具相应的借款凭据，待相应工程项目结算后，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实际发生的材料款在刘义文预支款中予以扣减，多退少补，已抵扣款项的相应借款凭据随即交还刘义文。2009年5月14日至2011年1月29日，刘义文共向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支材料款125000元，同时，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5日为刘义文代付木料款2004元。截止2012年6月18日，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按双方结算的数额支付刘义文在栗子园二标、栗子园幼儿园、栗子园公厕、职教中心等建筑工程项目中供应材料的款项，但付款时未将上述预支款125000元及代付木料款2004元予以扣除。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已各自履行供货、付款义务，鉴于双方系长期合作，刘义文在供货后预支部分款项并将此款项纳入最终结算的应付货款中予以抵扣符合交易习惯，现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交证据表明其已按双方确认的刘义文实际供货量及约定计价标准支付货款，且付款时未将刘义文预支款项125000元及为刘义文代付的木料款2004元扣除，刘义文虽辩称其出具的借据系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实际发生货款的凭证，该款并非预支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亦与交易习惯不符，故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张由刘义文退还其多付款项的理由成立。对于退还金额，因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称其经核算还需支付刘义文职教中心讲台工程款37506元，而该款系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单方核算，刘义文亦不认可，故此无法认定，但基于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讼权利的处分自由，本院按其实际诉请金额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刘义文退还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材料款89498元。案件受理费本院减半收取1019元，由刘义文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刘义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请；二、由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为预付款与实际情况相悖，存在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首先，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均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行为系上诉人先履行供货义务。加之，双方并未定有书面的买卖合同，按照一般货物交易均是“货到付款，先货后款”的惯例，上诉人已经履行供货义务，那么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性质就是支付我方货款。原审法院在认定我方先供货事实的基础上又强行解释此款项为预付款，全然不顾货物与款项之间的时间顺序，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份写明“原、被告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已各自履行供货、付款义务，鉴于双方系长期合作，被告在供货后预支部分款项并将此款项纳入最终结算的应付货款中予以抵扣……”，此段认定无事实依据且自相矛盾，首先，双方从未订立书面合同，关于双方的供货、付款、结算程序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观推定未免牵强。其次，既然认定双方已经各自履行供货、付款义务，在没有具体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只能认定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再次，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款项的抵扣也应建立在双方最终结算的前提下，但是从始至终，双方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结算，被上诉人亦未能提供任何结算证据，在根本无法认定工程款项总额和是否重复支付的情况下，就认定我方要清退所收款项，也与一审法院认定自相矛盾。三、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部分存在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三性均存在问题，一审判决却予以全部采信，致使形成错误判决。1、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即支付建材款共计127004元的其中五张单据是被上诉人提出相应诉请的核心证据。但存在如下问题：编号为NO.3077185和NO.0271697的两张单据为收款收据的形式，并非为借据。其票据形式与借据的形式有根本区别，按照惯例收款收据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凭证，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却将上述55000元的收据认定为借据。2、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刘义文与公司结账清单》根本就是一份非法证据，一审法院竟然予以采信。首先，该份表格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我方并未参与亦未签字认可，最基本的连被上诉人自己都未加盖公章。其次，被上诉人在该份证据中自认“共计41352.8元付现金，王安良代收”那么，说明我方并未收取到被上诉人支付的全部工程款。在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方收到上述款项的情况下，就推定被上诉人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未免太不严谨。而且，王安良系被上诉人公司的财务主管，在多份借据中其以财务主管的身份审批资金，又将上诉人所有的资金擅自领取，违反了最基本的财务制度。最后，该份清单作为孤证，在没有工程量总量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能证明所列款项是全部的工程货款，且支付的清单中亦无法看出被上诉人诉称的重复支付两次相同工程款项的任何证据。
被上诉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我方虽然没有与上诉人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己经有力的证明了双方供货、付款以及结算的程序，用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主观推定的情况。我材料采购员兼财务主管人王安良签字代表公司行为，授意公司出纳郭某某向刘义文提前预付货款。后双方按照实际发生的材料款在预付款中进行多退少补方式扣减，预付款抵消部分的单据交还对方。我方会计、出纳职务分属两人，不存在对方所称自收自支的情况。工程经结算并核查票据后发现，我方超额预支了六笔款项，该款项合计人民币127004元，扣减我方应向刘义文支付的材料款37506元，刘义文还应返还多付的89498元。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正确，本案中，我方持有刘义文签字确认的分别为“借据”“欠条”等字样的六份合法有效的证据，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我方一审中主张的89498元款项的性质确为工程材料预付款，上述证据在一审时已经对方质证并被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其中，上诉人提出编号为NO.3077185和NO.0271697的两张单据系上诉人出具并经其签字确认。从形式上看虽写于收款收据的纸张之上，但结合证据实质内容进行分析，上面注明了“预付瓷砖款”和“预付款”的字样，“预付”二字的特殊的标注充分说明了两张单据的性质是预支材料款项。经被答辩人刘义文的亲笔签名，也充分证明了刘义文认可上述事实。同时，上述事实有一审中出庭证人郭某某的证言证明了景升公司与刘义文之间确实存在提前预付款的事实，该证言能够与我方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综上所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刘义文对原审认定为预付款不予认可，对欠款亦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部份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理由，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实超付材料款？
本院认为，在审理中，双方均认可双方之间是长期合作关系，故双方之间存在上诉人先供货后预支或借支部份款项并将此款项纳入最终结算在应付货款中予以抵扣符合交易习惯，虽然NO.3077185和NO.0271697的两张单据的名称是收款收据，但其记载的内容却是“预付款”及“预付瓷砖款”，足以说明款项是预付款性质。通常情况下，实际供货进行结算后的货款用借支或预付款予以抵扣，抵扣后的借支或预支条回到供货人手中，结帐后，借支或预支条仍留在买受方手中不符合生活常理，亦有悖于交易习惯。同时上诉方亦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方主张的借支或预支款已经抵扣。故原审认定借支或预支款未抵扣并无不当，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38元，由上诉人刘义文承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享有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或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刘 斌
审判员 黄晓春
审判员 段雨函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