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36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月萍，女，1946年7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胡尊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鲁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炼化楼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北京招待所三层302号。
法定代表人张×1（已故），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洪乔，天津杰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春生，男，1961年1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修军，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秀兰，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贾文艺，男，1964年4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修军，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秀兰，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付桂华，男，1963年10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修军，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秀兰，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景升（曾用名李景昇），男，1958年10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修军，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秀兰，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祝×，女，1940年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修军，北京恒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秀兰，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月萍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鲁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鲁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刘春生、原审第三人贾文艺、原审第三人付桂华、原审第三人李景升、原审第三人祝×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20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月萍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尊峰，被上诉人京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洪乔，原审第三人祝×及原审第三人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修军、贾秀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月萍在一审中起诉称：2004年3月，京鲁公司注册成立，起初由六名股东组成，其中张×1出资31万元、魏月萍出资20万元，另有四名股东李景升、刘春生、付桂华、贾文艺，张×1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自成立，财务一直由张×1和高×（张×1儿媳）两人掌管，管理上一直存在诸多漏洞。京鲁公司从未向魏月萍及其他股东送交过一次财务报表，也从未进行过一次分红。然而，张×1与高×仅2010年、2011年两年间就先后共从公司抽走款项89万余元。公司法人财产在此后一直受到侵害，公司经营早已陷入困境。从2005年至2008年，京鲁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李景升、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先后退出京鲁公司，其出资已全部从公司抽走。此后，京鲁公司股东只有张×1与魏月萍二人。由于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原件全部由张×1带走，且张×1后于2011年12月13日病逝，导致工商登记一直未能变更。然而，京鲁公司的实际股东仅有魏月萍一人，该公司没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监事），治理机制一直处于失灵状态。即使如此，祝×作为京鲁公司外第三人，其不仅侵占公司资金不予退还，还私占公司法人印鉴章及网银物品，经魏月萍多次催要，拒不归还。祝×还多次利用其他已退股的股东，频频干涉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活动，破坏公司经营秩序，致使京鲁公司长期处于管理混乱、经营难以维继的状态。自张×1去世以后，京鲁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和经营、管理困境，使得该公司基本上一直处在瘫痪状态，公司人员工资无法发放，公司对外联络中断，并且连办公场所都已不存在。如果公司继续存续，不仅于公司和社会无益，还会导致魏月萍的股东利益遭受更大的损失。魏月萍提起本案诉讼以前已经穷尽了一切救济手段，现已无法通过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获得救济。魏月萍多次与公司外第三人祝×沟通财产返还等事宜，但均遭到拒绝。魏月萍认为，京鲁公司目前存在的僵局已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打破。现魏月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散京鲁公司。
京鲁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同意魏月萍所诉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在一审中共同述称：首先，关于魏月萍所诉刘春生、李景升、付桂华、贾文艺退股，以及京鲁公司除魏月萍之外其他股东的股权确认问题，已经由法院生效判决驳回了魏月萍要求确认其为京鲁公司唯一股东的诉请。魏月萍所诉张×1及高×从京鲁公司抽走款项的问题，魏月萍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且经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因此不存在其所诉的上述情形。魏月萍所诉祝×应当退还其侵占的京鲁公司法人印鉴章及网银等物品，魏月萍以京鲁公司的名义已经提起过民事诉讼，并被法院以生效裁定驳回其的起诉。因此，魏月萍无权要求祝×返还上述财产。祝×作为京鲁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公司的财产予以保管和处分。祝×作为京鲁公司原股东张×1的合法继承人有权保留和继承其个人财产。魏月萍所诉京鲁公司对外联络已中断与事实不符，该公司登记注册电话依然正常使用，并未中断。祝×作为京鲁公司股东曾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已判决确认祝×为京鲁公司股东，并持有该公司31％的股权。魏月萍主张京鲁公司于2014年所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存在瑕疵要求撤销，法院也已判决驳回了魏月萍的诉讼请求。上述临时股东会会议应确认为合法有效。综上所述，魏月萍所诉称的所谓上述事实及理由，均已由法院生效判决作出明确的裁决，因此魏月萍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魏月萍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的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以及应当提供的相关证据，因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京鲁公司其他股东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并未陷入经营管理困难，继续存续将有损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也足以证明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第四，除魏月萍之外的京鲁公司其他股东，均能够提供充足材料要求法院不予解散京鲁公司。目前，除魏月萍之外的京鲁公司其他股东持有该公司80％的股权，可以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因此请法院考虑保障该公司众多股东的合法权益，判决驳回魏月萍的诉讼请求。第五，京鲁公司自原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及公司董事长张×1过世后，该公司于2012年9月8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及股东会会议，确定公司不再设立董事会，而设立执行董事并由祝×担任，并由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京鲁公司监事一职未进行改选，仍然由高×担任。现京鲁公司其他股东有证据证明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等权力机构及人员均能依法履行职权，该公司并未陷入经营管理困难。第六，京鲁公司自2012年9月8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后，由祝×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至今该公司经营状况较好。在2012年9月8日之前，京鲁公司尚处于负债状态。然而，在祝×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之后，能使京鲁公司正常运行，且如果在没有他人设置障碍的情况下，京鲁公司今年的经营状况将非常可观。因此，请求法院考虑京鲁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解散该公司后会带来人员再就业、公司良好商誉丧失、公司无形资产等相关财产损失及社会问题。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3月10日，京鲁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记载，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炼化楼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北京招待所三层302号，法定代表人为张×1，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京鲁公司章程记载，该公司股东的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数额情况为：股东张×1以货币方式出资31万元；股东魏月萍以货币方式出资20万元；股东付桂华以货币方式出资11万元；股东李景升以货币方式出资19万元；股东刘春生以货币方式出资11万元；股东贾文艺以货币方式出资8万元。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的营业期限10年，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本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订立，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生效。上述公司章程落款处，分别有张×1、刘春生、付桂华、李景升、魏月萍、贾文艺的签名字样。
2012年7月10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一份（2012）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159号公证书。根据公证书记载，公证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以书面形式就继承权公证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告知，并对申请人进行了询问，现查明如下事实：一、被继承人张×1于2011年12月13日在北京市死亡。二、申请人向本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张×1遗留的财产为京鲁公司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张×1出资数额为31万元）；上述财产系张×1和妻子祝×的夫妻共同财产。京鲁公司的章程中没有关于自然人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不得继承股东资格的规定。三、被继承人张×1的父、母均先于张×1死亡；被继承人张×1的妻子是祝×，被继承人张×1共有子女二人：张×2、ZHANG×。四、据被继承人张×1的继承人祝×、张×2所述，被继承人张×1生前未留有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无争议，截至本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本处提出异议。五、现祝×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张×1的上述遗产；张×2、ZHANG×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张×1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上述夫妻财产的一半是张×1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张×1的父母均先于张×1死亡，被继承人张×1的子女张×2、ZHANG×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张×1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故，兹证明被继承人张×1死亡时遗留的上述京鲁公司股东资格应由其妻子祝×一人继承。
2012年9月8日，京鲁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董事会决议。根据决议记载，当日在山东省滕州市召开了京鲁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参会人员为李景升、刘春生、魏月萍、付桂华、贾文艺。会议决议结果：1、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2、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由贾文艺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召集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上述决议落款处，分别有京鲁公司董事刘春生、付桂华、李景升、贾文艺、魏月萍的签名字样。
同日，京鲁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根据决议记载，当日在山东省滕州市召开了京鲁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参会人员包括李景升、刘春生、魏月萍、付桂华、贾文艺、高×（监事）、祝×（张×1继承人）。修军宣读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公司5名股东对《公证书》内容无异议，同意由祝×继承张×1在公司的31％股权，担任公司股东。公司同意股东之间股权的相互转让，股东转让股权不再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该事项的股东合计持有80％，不同意该事项的股东魏月萍持有公司20％股权）。公司股东魏月萍提出，公司股东张×1已拿走30万元，认为该款偿还到公司账户后，张×1继承人祝×才可以正式成为公司股东，再进行公司股东变更（同意该事项的股东魏月萍持有公司20％的股权）。公司股东除魏月萍外，均同意祝×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该事项的股东合计持有80％股权，不同意该事项的股东魏月萍持有公司20％股权）。公司董事李景升、刘春生、付桂华、贾文艺要求退出公司董事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法定代表人担任（同意该事项的股东合计持有80％股权，不同意该事项的股东魏月萍持有公司20％股权）。公司股东魏月萍认为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不合法（同意该事项的股东魏月萍持有公司20％的股权）。公司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公司监事不担任财务负责人（同意该事项的股东合计持有80％股权，不同意该事项的股东魏月萍持有公司20％股权）。特别说明：股东魏月萍认为，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不符合法律程序，本次股东会会议所作决议无效。公司股东魏月萍同时提出，自己和张×1有股权约定协议，魏月萍占40％股权，并享有公司40％的表决权。上述决议落款处，分别有刘春生、付桂华、李景升、贾文艺、魏月萍、祝×的签名字样。
2013年6月25日，该院就原告魏月萍与被告京鲁公司及第三人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10671号民事判决。根据判决书记载，魏月萍以李景升、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均已退出京鲁公司为由，要求判决确认李景升、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所持京鲁公司全部股权归魏月萍所有。经审理，该院判决驳回了魏月萍的诉讼请求。魏月萍不服该院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12484号民事判决，维持了该院上述一审判决。
2013年8月21日，本院就上诉人（原审原告）京鲁公司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10190号民事裁定。根据裁定书记载，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该院（2013）海民初字第1064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认为，魏月萍并非京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未能举证证明京鲁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京鲁公司提起该案诉讼，亦未举证证明其以京鲁公司的名义提起该案诉讼系经过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故本院认定其个人无权代表京鲁公司作出该次诉讼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因此，本院裁定维持该院一审裁定。
2014年2月14日，李景升、刘春生、付桂华、贾文艺四方共同向魏月萍发出一份“京鲁公司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其内容包括：“现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通知如下：1、会议时间：2014年3月2日（周日）上午10时整；2、会议地点：山东省滕州市滕州京鲁伟业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会议室；3、参加人员：全体股东；4、会议内容：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等问题。5、参会委托：本次会议因涉及公司重大事项，请务必亲自参加，不建议股东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请全体股东务必准时参加，若届时迟到或未到，视为放弃行使股东权利，丧失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和决议权。但公司合法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也将对公司及股东发生效力。未参加会议股东也将按照股东会决议的要求履行相应的义务”。上述通知落款处，分别有李景升、刘春生、付桂华、贾文艺的签名字样。
2014年2月21日，魏月萍向京鲁公司其他股东发出四份书面临时提案。其中，临时提案1为“要求李景升返还侵占公司资金的议案”，其主要内容为：“李景升名义上为退股，实质上为侵占公司资金、抽逃出资的行为，李景升应尽快将上述款项共计20.5万元全部返还公司”。临时提案2为“关于要求刘春生、贾文艺及付桂华返还侵占公司资产的议案”，其主要内容为：“三位名义股东应将所占有的公司的资产共计95万元返还公司，已经支付给张×1的款项，应另案解决，不能和公司财产混为一谈”。临时提案3为“关于撤销‘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等问题’议题的议案”，其主要内容为：“公司2014年3月2日所召开的股东会，对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等问题》的议案应予撤销，该议案不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属于无效的股东会议案”。临时提案4为“关于对京鲁公司进行全面审计工作的议案”，其主要内容为：“对于公司现阶段的审计工作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作为公司主要股东及总经理，现提出以上提案，请列入会议议程予以审议”。
2014年3月2日，京鲁公司形成一份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根据决议记载，参加会议股东情况为：祝×系张×1合法继承人（持股31％）、刘春生（持股11％）、贾文艺（持股8％）、付桂华（持股11％）和李景升（持股19％）、魏月萍（持股20％）。会议议题为：协商表决侵害公司权益、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公司经营期限届满的存续问题以及本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返还和公司起诉、应诉等事宜共13项。经与会股东协商，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一、是否同意公司所有股东都积极配合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各项工作？是否同意对于任何人实施包括阻挠公司年检和纳税申报等妨碍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采取一切合理合法措施予以制裁和制止，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以切实有效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因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一切费用由公司负担，侵权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二、是否同意在公司经营期限届满前到海淀区工商局办理经营期限变更及顺延手续？是否同意将经营期限在目前工商登记的基础上顺延20年？是否同意该变更事项委托祝×安排办理？办理变更登记的费用由公司负担？三、是否同意公司对魏月萍占用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的行为提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四、是否同意祝×对公司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公司作为被告应诉？五、是否同意公司在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公章和营业执照后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六、是否同意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案件中涉及公司起诉和应诉事宜的办理和代理人的委托（包括特别代理）均由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祝×办理？七、是否同意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案件的与公司有关案件的诉讼费和代理人代理费由公司负担？八、是否同意严格执行公司2012年9月8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由祝×继承张×1持有的公司31％的股权，成为公司股东，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全面负责公司对内对外的经营管理和各项事务？九、是否同意魏月萍对李景升、刘春生和贾文艺以及祝×分别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公司作为第三人应诉？是否同意委托修军律师作为公司代理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代理权限是特别代理？是否不同意委托其他人员代理公司出庭应诉？十、是否同意公司对李景升、刘春生和贾文艺以及祝×通过诉讼方式追索欠款或借款？十一、是否同意委托公司法定代表人祝×与公司所有债务人进行协商，核对欠款和借款金额，并且签订还款协议？十二、是否同意解散公司，对公司进行清算？十三、是否同意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审计费用由公司负担？对于上述第十、十二、十三项议案内容，持不同意意见的股东为：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祝×和李景升；对于其他十项议案内容，持同意意见的股东为：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祝×和李景升。股东魏月萍提议在此次临时股东会会议上讨论4项议案，公司股东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祝×和李景升认为，以上议案已包含在之前讨论的内容范围内，不再进行讨论。股东魏月萍认为上述议案与四项临时议案内容不符。上述决议的落款处，分别有李景升、刘春生、付桂华、贾文艺、魏月萍、祝×的签名字样。
2014年6月19日，该院就原告祝×与被告京鲁公司及第三人魏月萍、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10665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张×1在被告京鲁公司所持百分之三十一股权归原告祝×所有。上述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同日，该院就原告魏月萍与被告祝×及第三人京鲁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05053号民事判决。根据判决书记载，魏月萍以京鲁公司股东张×1在世时，与高×抽走公司资金为由，要求判令作为张×1全部财产唯一继承人的祝×偿还张×1私自支取、挪用的公司款项共计892120元。经审理，该院判决驳回了原告魏月萍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7月18日，该院就原告魏月萍与被告京鲁公司、被告祝×、被告李景升、被告刘春生、被告贾文艺、被告付桂华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14841号民事判决。根据判决书记载，魏月萍以京鲁公司于2014年3月2日形成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审议事项方面违反了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故要求判令撤销京鲁公司上述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经审理，该院判决驳回了原告魏月萍的诉讼请求。此后，魏月萍因不服上述本院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诉讼中，魏月萍向该院提交了京鲁公司监事高×的任职证明，用于证明高×既是该公司财务主管又是公司监事，无法正常发挥其监事职能。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魏月萍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同时，魏月萍另向该院提交了吕玉霞、孙加和等六人所出具的三组书面证明，具体包括：其一，关于京鲁公司自2013年5月未发薪酬的证明；其二，关于京鲁公司自2014年1月已无处办公的证明；其三，关于京鲁公司自2013年8月起已彻底停止对外联系的证明。对于上述三组书面证明，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表示不予认可，并主张上述人员并非京鲁公司的工作人员，且其并无能力就该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证明。此外，魏月萍还向该院提交了中国联通业务登记单及发票，用于证明京鲁公司的业务电话曾因欠费被停机。对于该份证据，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对业务登记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不认可魏月萍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另对发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诉讼中，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共同向该院分别提交了京鲁公司的产品宣传册制作合同、京鲁公司对外签订的化工产品买卖合同及购销合同，用于证明京鲁公司目前正常经营的情况。魏月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表示不予认可。同时，上述第三人还共同向该院提交了京鲁公司缴纳专利年费的收据和发票，以及该公司有关汽油清净性监测仪专利说明，以及菲斯特商标专利检索情况，均用于证明京鲁公司依法经营并享有专利权与商标权的情况。对于上述两份证据，魏月萍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此外，上述第三人又共同向该院提交了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物业管理处出具的证明，以及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发票，用于证明京鲁公司目前经营场所与对外通讯均保持正常。魏月萍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表示不予认可，并主张京鲁公司的经营场所使用期已经于2014年3月届满，且该公司电话因无业务而未实际使用。
诉讼中，魏月萍称，其目前实际掌握京鲁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如果他人使用的话需要进行登记，此种状态已自2012年9月持续至今。对此，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表示予以认可，并称魏月萍拒绝向其提供上述物品进行使用。此外，魏月萍称，京鲁公司目前的财务资料均保存于中化化工科学研究院的北教学楼212房间，但其目前已经自行对该房间上锁，理由系京鲁公司拒绝向其如实披露财务状况，且其发现公司财务存在违法现象。对此，上述第三人均称，由于魏月萍擅自将京鲁公司财务资料的存放地点上锁，导致该公司自2014年1月开始无法正常进行国税和地税的申报，也无法正常开展财务工作。同时，由于魏月萍擅自掌控京鲁公司的公章与营业执照，使该公司的银行账户无法正常使用，由此导致公司的业务收入无法正常结算，也无法进行正常的业务费用支出，而目前京鲁公司的业务支出主要依靠其他股东进行垫付。
诉讼中，魏月萍称，其认为目前京鲁公司应予解散的主要依据在于：1、公司业务停滞；2、公司没有正常的经营费用支出；3、公司治理机关不能正常运转；4、公司关于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和销售资格已被取消；5、公司财务会计情况不正常，无法形成正常的财务报表。
上述事实有魏月萍提交的京鲁公司章程、京鲁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京鲁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2014年3月2日）、京鲁公司监事任职证明，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祝×共同提交的（2012）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0159号公证书、（2014）海民初字第10665号民事判决书、（2013）海民初字第10671号民事判决书、京鲁公司董事会决议（2012年9月8日）、京鲁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2012年9月8日）、（2013）一中民终字第10190号民事裁定书、（2014）海民初字第14841号民事判决书、（2014）海民初字第0505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以及本案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依据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请求，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请求权人主体适格，即应是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二是符合法定解散事由，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对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第三人对本案的意见，综合其各自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该院作出如下评述：
对于第一点，魏月萍系京鲁公司股东，根据该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记载，魏月萍持有京鲁公司20％的股权。据此，魏月萍在京鲁公司的持股比例超出了法定比例的要求，故魏月萍作为本案原告有权提起对京鲁公司的解散公司之诉。
对于第二点，从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强制解散制度的立法目的与制度内涵来看，判断公司是否应予强制解散的基本前提，应系考量涉诉公司是否陷入了“公司僵局”的状态。所谓公司僵局，其具体含义系因股东间或者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失灵，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加会议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除公司运行机制的上述缺陷之外，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与盈利情况，公司股东之间的其他争议内容，以及公司的财务与资产损益情形，均非判断是否应予强制解散公司的必然性条件。这是因为，公司虽然是由股东出资设立并以满足其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但公司成立之后，并不会仅仅涉及股东一方的利益，公司的交易对象、公司的内部职工，甚至公司所在的社区等，其利益都与公司的持续经营情况密切相关，随意终止公司，无疑会对这些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本案中，结合京鲁公司各方股东围绕本案纠纷的陈述与举证情形，该院对京鲁公司目前是否符合强制解散的条件问题进行如下评述。
其一，从京鲁公司各方股东以往进行诉讼的情况来看，魏月萍与其他股东的矛盾焦点集中于该公司其他股东的资格问题。从魏月萍以往所提起诉讼的内容来看，其对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以及祝×作为京鲁公司的资格均持有异议，而该问题又系涉及京鲁公司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的基础性问题。然而，从上述诉讼的裁判结果来看，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结果的确认，目前本案上述第三人作为京鲁公司股东的资格均属合法有效，魏月萍的相关诉请内容并未获得支持。由此看来，经过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结果的确认，京鲁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已趋明晰与稳定，该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的基础性要件由此具备。此外，对于上述生效裁判结果，如果魏月萍尚存其他异议诉求，亦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主张，故并不因此导致公司解散的法律后果。
其二，从京鲁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来看，除魏月萍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该公司绝对多数的股权。从京鲁公司其他股东在本案中所持意见来看，其对是否解散该公司均明确持有否定态度。此外，从京鲁公司近年来所召开董事会与股东会的情况来看，相关会议决议已经形成。对此，魏月萍虽就其中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持有异议，但从其相关起诉情况来看，该异议体现为撤销权的行使范畴。然而，从相关会议决议的记载内容来看，其所体现的股东表决权已达到绝对多数，亦即相关会议决议具备形成的实质性条件。因此，目前京鲁公司相关治理机构的运行与功能发挥并未遭遇实质性障碍，部分股东所提出的异议也未造成公司治理失灵的困境。
其三，从京鲁公司各方股东的陈述内容来看，目前该公司经营证照、物品和财务资料分别处于不同股东的控制之下，且股东之间均不认同彼此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力，少数股东与多数股东之间形成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态势。然而，公司控制权的争夺虽有可能导致公司僵局的后果出现，但从目前京鲁公司的情况来看，该公司决策机制尚能运行，且公司经营证照、物品以及财务会计资料基本齐备，通过之前各方股东进行的一系列诉讼，相关争议亦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故该公司尚未完全丧失正常经营管理的可能。至于京鲁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关于控制权的争夺，各方仍应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消除分歧。即便确属协商不成，股东仍可以选择通过公司法上的相应诉讼机制，妥善确定上述经营证照、物品和财务资料的保管与使用机制，以尽量减少公司控制权争夺所造成的内部与外部性影响。
其四，公司能否对外正常开展经营业务，与判断是否应对公司适用强制解散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对公司的强制解散与市场淘汰机制完全不同，前者以公司僵局对股东利益的损害程度为标准，后者以公司经营业绩对股东投资收益的回报水平为基础。公司是否具有有效的经营场所，是否有效对外开展业务，以及相关业务收入的盈亏状态，虽有可能导致股东无法充分实现其投资收益，但并不意味着公司已无继续存在的意义。目前，在京鲁公司大多数股东尚未放弃继续经营该公司的情况下，公司的经营场所是否存在与公司的日常业务是否开展，并不影响公司自治的继续运行。此种情况下，司法尚不具备强制终结公司存续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结合上述各方面内容，该院认为，魏月萍目前要求解散京鲁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魏月萍的诉讼请求。
魏月萍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京鲁公司已经不具备开展正常经营的基础性要件。公司没有办公地址，没有业务，没有许可证，经营已经陷入严重困难。魏月萍至今未获得红利，投资京鲁公司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及原法定代表人张×1侵占公司的财产不予归还，严重损害了京鲁公司的财产利益。京鲁公司由这样的股东经营管理，对于产生经济往来的第三人也存在潜在的风险。一审法院认定京鲁公司具备开展正常经营的基础性要件是错误的，系主观臆断。2、京鲁公司已不存在规范的治理机制，其运行与功能已遭到实质性破坏。股东之间进行过多次诉讼，相互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协商或者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历次股东会所作出的决议，均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股东恶意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多数股东滥用表决权侵害了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京鲁公司的权力运行机构已不符合公司法要求的规范治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成为了多数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实现不法目的的工具。一审法院认为京鲁公司治理机制未遭遇实质性障碍属于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3、京鲁公司已无存续必要，应强制解散。京鲁公司内部治理不能健康运行，外部不能正常开展经营业务，其存续是对行政资源的一种浪费，无法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无法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魏月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京鲁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魏月萍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魏月萍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原审第三人共同述称，京鲁公司并未发生经营管理困难，不存在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2012年至2014年，京鲁公司先后3次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其中，2012年9月8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后，公司所有股东均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要求确认无效或者撤销该股东会议的诉讼。2014年3月2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形成股东会决议后，魏月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次股东会决议，海淀法院和本院判决驳回了魏月萍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请求。2014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决议。魏月萍提起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随后又撤回了起诉。因此，京鲁公司自原法定代表人张×1去世后召开了3次股东会会议，均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治理机构运行功能正常，并未出现治理失灵和僵局的局面。京鲁公司现在的局面是魏月萍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发生的争议所致。魏月萍将公司公章非法占用至今，阻碍了京鲁公司业务的扩大，影响了公司的发展。京鲁公司在现法定代表人祝×的带领下，近几年收入虽有下降，但仍有轻微的盈利，不会对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魏月萍所称的是否从公司获得分红，也不是解散公司的法定理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魏月萍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京鲁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及相关材料，用以证明京鲁公司治理机构运转正常，没有发生经营困难。魏月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了恰恰证明了公司的证照和财务章分别由不同的人掌握，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京鲁公司的治理陷入僵局。因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综合考量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2、2015年3月1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收费收据，用以证明京鲁公司正常经营。魏月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专利是公司的资产之一，需要缴费才能延续专利权，与公司是否经营没有关系，不能作为公司不能解散的依据。证据3、2015年3月20日京鲁公司彩页宣传制作费收据，用以证明京鲁公司正常经营。魏月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收据是伪造的，广告单是公司多年前印刷的广告单。证据4、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房屋租赁合同》、房租发票和证明，用以证明京鲁公司正常经营，以及现在的住所地。魏月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合同只有祝×的签字，没有京鲁公司盖章，不是京鲁公司与对方所签。发票付款方是祝×，也不是京鲁公司。证据5、2015年5月12日联通公司缴费发票，用以证明京鲁公司正常经营。魏月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发票上付款方虽写的是京鲁公司，但京鲁公司没有交过费用。因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证据2－5并非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2014年12月20日，京鲁公司形成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根据决议记载，参加会议股东情况为：祝×、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和魏月萍。会议议题为：1、是否同意要求股东魏月萍在2014年12月24日前返还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公章。2、是否同意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注册地址进行变更并交由祝×办理。3、是否同意公司的经营管理负责人由公司执行董事祝×兼任。4、是否同意财务负责人继续由刘新琪担任。5、公司是否对魏月萍非法侵占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予以追究。6、其他公司股东认为需要决议和讨论的内容。对于前5项议题，祝×、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均表示同意，祝×均表示不同意。对于第6项议题，魏月萍提出4项事项要求讨论和表决。祝×、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均认为没有其他需要表决和讨论的内容。李景升另称，魏月萍提出的表决内容，可另行召开会议讨论和表决。决议的落款处有祝×、刘春生、贾文艺、付桂华、李景升和魏月萍的签名字样。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当事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公司是否符合司法强制解散的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即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作出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和出发点在于，判断公司是否应予强制司法解散，应充分考量涉诉公司是否陷入了“公司僵局”的状态。除此之外，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与盈利情况，公司股东之间的其他争议内容，以及公司的财务与资产损益等情形，均非判断是否应予强制解散公司的必然性条件。
本案中，魏月萍称其诉请公司解散的主要依据在于：1、公司业务停滞；2、公司没有正常的经营费用支出；3、公司治理机关不能正常运转；4、公司关于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和销售资格已被取消；5、公司财务会计情况不正常，无法形成正常的财务报表。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前述公司法关于解散公司的相关规定分析，魏月萍所主张的第1、2、4、5项理由均非法律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解散公司的情形，故其关于京鲁公司没有办公地址、业务、许可证，对外不能正常开展经营业务，股东之间长期冲突，无法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无法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等解散公司的上诉理由应属于法无据。第二，京鲁公司自2012年至2014年，已经召开三次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在魏月萍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上述决议应属合法有效，亦可证明京鲁公司并未形成公司僵局而陷入瘫痪状态，故魏月萍关于京鲁公司已不存在规范的治理机制，其运行与功能已遭到实质性破坏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基础。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京鲁公司并未达到司法强制解散的法定条件，魏月萍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魏月萍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魏月萍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杜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