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3民终27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临西九路与水田路交汇处向北200米西。
法定代表人：汪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连福，男，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群，山东瀚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姜开典，男，197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代理人：王加珂，临沂兰山南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涛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开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5）临兰商初字第3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星涛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连福、李成群，被上诉人姜开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珂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涛商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重新裁判；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双方2014年8月30日已就有质量问题的轮胎货款折抵欠款一事达成合意是错误的。1、2014年8月30日姜开典退回质量胎103条，汪涛出具收条“今收到姜开典返回临沂平台三包胎数量及金额，待青岛轮胎公司质检部门鉴定核实后按实际数量、金额为准，冲抵姜开典欠平台公司货款。”姜开典同意该约定后才将该103条旧胎退回的。2015年12月轮胎公司已出具报告其中64条轮胎不符合理赔条件，不予理赔，另外39条轮胎还没有出具意见。姜开典退回新胎58条，上诉人出具收条：“今收到姜开典返回临沂平台新胎，收到明细和金额在青岛轮胎审查核实数量和金额后冲抵姜开典欠公司货款。”目前轮胎公司不同意退货，现在轮胎在上诉人仓库。根据上述约定，姜开典明知、也同意了上述退回胎需要轮胎公司确实后才能冲抵货款；上诉人及姜开典均认可轮胎公司的质检报告，一审判决对该质检报告却不予认可是错误的。一审对该质检报告若不认可，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鉴定机构对于103条旧胎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程序错误。2、被上诉人退回的103条旧胎是用户已经使用过的，每条轮胎都跑了几万公里不等，况且轮胎的生产厂家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出具了鉴定报告明确答复，其中的64条轮胎不属于质量问题，不应该理赔。对于这样的废旧轮胎，产品质量责任最终由生产者承担责任，生产者已经对被上诉人退回的轮胎不予处理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上诉人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时的价格折抵欠款，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2014年8月15日进行对账，经对账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289980元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出具的2012年4月21日欠条金额209320元，2013年4月1日欠条39万元，合计599320元，被上诉人对该欠条认可，应按该欠条确定货款数额，上诉人请求金额为584661.8元是合理的。一审判决对该两份欠条未作评判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供证据转账记录及收据证明，证实其2012年9月向上诉人支付货款271136元。因双方发生过多笔业务，该付款是上诉人支付其他业务款，而不是该欠条项下欠款，如果支付的是该欠条项下欠款，欠条就应由上诉人收回或被销毁。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打印件及复印件“2014年8月16与姜开典对账情说明”，因该证据是复印件，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证据适用。该说明中“2014.8月份我公司账面余额为461533.8元”，因为上诉人账目分开记录，该数字不是全部欠款数。4、对账说明记载的姜开典对上诉人的欠款与两份欠条记载的欠款系并列关系，互不冲突，可以认为被上诉人的欠款总额为其他数额加上对账说明的数额。三、关于2014年8月1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妻子孙某对账问题。1、2014年8月16日孙某与上诉人会计刘彩云对账，刘彩云根据对方的陈述记录的内容系被上诉人希望轮胎公司给予他轮胎返点和冲减质量胎，但上诉人和轮胎公司对其想法均不予认可。2、“2014.8月份我公司账面余额减去质量胎132370元减去返点39183.8等于289980元”。该说明记载的是对账的经过，但结果尚待确认。综上，该对账记录中第一项与第二项记载的内容均属于代证事实，一审判决直接确认是错误的。四、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未申请，一审没有依据要求刘彩云出庭作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姜开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8月15日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实际欠上诉人货款289980元，扣除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三包胎货款共计238055元，被上诉人实际欠上诉人51925元。
星涛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货款584661.80元及利息67699.57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姜开典反诉请求：请求判令星涛商贸公司退换质量三包胎及新胎货款238055元及利息（自2014年8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偿还借款4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4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诉讼费由星涛商贸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星涛商贸公司系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在临沂地区的代理商，其自2012年2月至2014年8月间多次与被告姜开典发生轮胎买卖交易关系。
一审庭审中，原告星涛商贸公司提交被告姜开典签字捺印的欠条两份，时间分别为2012年4月21日和2013年4月1日，欠款金额分别为209320元和39万元。被告姜开典对两份欠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其称2012年9月25日双方会计人员即星涛商贸公司方的会计刘彩云和姜开典方的会计孙某经对账，确认当时姜开典尚欠星涛商贸公司业务款271136元，姜开典同日通过转账支付263295元、通过现金支付7841元，结清后刘彩云在姜开典方的流水账上签注“清”字样。星涛商贸公司认可当时收到上述两笔款项，但认为姜开典支付的不是第一张欠条所涉款项，而是其他轮胎款。姜开典还称，2014年8月15日星涛商贸公司的会计刘彩云和姜开典方的会计孙某经对账，共同签署了一份《对帐情况说明》，确认姜开典此时尚欠原告货款289980元，双方签字后各持一份，后因星涛商贸公司提出该材料中第六项的“第”字错打成了“每”字，想另行重新签署，当次日孙某持自身的已签过字的一份《对帐情况说明》来到星涛商贸公司后，刘彩云将孙某带来的该份双方已签过字的《对帐情况说明》撕毁，孙某持刘彩云重新打印好的对账说明让刘彩云签字时刘彩云再也不签字了，孙某找星涛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涛签字时汪涛也不签字了，幸好孙某去星涛商贸公司之前用手机将双方于8月15日已签过字的《对帐情况说明》进行了拍照留底。姜开典为此提交前述《对帐情况说明》手机照片打印件，并申请证人即其会计孙某出庭作证证实上述过程情况。星涛商贸公司质证认为，对《对帐情况说明》手机打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该《对帐情况说明》第三项中也载明了质量胎款132370元“我公司正在与轮胎公司进行确认中，确认后正式冲减”，星涛商贸公司并未确认姜开典欠款数额，该材料只是一个说明，不过2014年8月15日双方会计刘彩云和孙某确实对过账。本院经查，《对帐情况说明》载明：“……三、…质量胎共合计：132370元（备注：我公司正在与轮胎公司进行确认中，确认后正式冲减。）四、2014年8月15日收回姜开典货款40000元；五、姜开典账面余额为2012.32013.4月份共进货9543152元减去2012.32014.5月份回款8581823元减去返点118678元减去已冲三包胎512671元减去2014.8.15回款40000等于289980元；六、2014.8月份我公司账面余额为461533.8元减去质量胎132370元（第三项）减去返点39183.8（每一项和每二项）等于289980元”，该材料右下方为手写体“已对帐刘彩云20**.8.15孙某2014.8月15”。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对星涛商贸公司会计刘彩云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一份询问笔录。在笔录中刘彩云称，其系星涛商贸公司主管会计，2014年8月15日其与姜开典的会计孙某（系姜开典之妻）对了一下帐，然后其打印出一式两份的《对帐情况说明》，二人签了字后孙某持一份回去了，不久其发现该《对帐情况说明》中第六项的“第”字错打成了“每”字，经电话通知孙某后孙某又回到星涛商贸公司，双方将各自持有的已签过字的《对帐情况说明》撕毁，其又在电脑中重新打印了一份《对帐情况说明》，将第六项中的“每”字改过来，其他内容全部未变，只是在最后又打了三个字“待确认”，然后将新的《对帐情况说明》打印出一份给了孙某，双方未再签字。
反诉原告姜开典为证实星涛商贸公司应退还质量三包胎及新胎款共计238055元，在庭审中提交《三包质量胎返临沂平台汇总表》和《名人库存胎数》各一份。经查，《三包质量胎返临沂平台汇总表》载明胎数为103条，金额为145502元，星涛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涛在该材料中签注“今收到姜开典返回临沂平台质量三包胎数量及金额，待青岛轮胎公司质检部鉴定核实后按实际数量、金额为准，冲抵姜开典欠平台公司货款。汪涛2014.8.30”，《名人库存胎数》载明胎数为58条，金额为92553元，汪涛在该材料中签注“今收到姜开典返回临沂平台新胎收到名细数和金额，再青岛轮胎审查核实具体数量和金额后冲抵姜开典欠公司货款。汪涛2014.8.30”。星涛商贸公司对上述两份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汪涛的签注已明确表明在青岛双星公司审查核实后方能冲抵货款，但青岛公司对于103条质量三包胎中的64条以“不符合双方约定的理赔条件”为由不予理赔，另外58条系没有质量问题的新胎，因为姜开典不想继续做轮胎生意了才退回的，但青岛公司不予退货。星涛商贸公司为此提交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加盖公章的《临沂星涛返厂轮胎明细表》一份为证。姜开典质证时对该证据材料不予认可，认为103条质量三包胎中有25条是青岛双星公司包退的，剩余的均是星涛商贸公司包退的，但星涛商贸公司与青岛双星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至于双方之间具体如何退货、按多少比例退多少钱，姜开典一方并不知情也与其无关。
反诉原告姜开典还提交借条一张，以证明星涛商贸公司员工李帅于2012年4月7日借款4万元，该款实际用于星涛商贸公司，故应由星涛商贸公司偿还。经查，该借条载明：“借条今日借现金4万元整2012.4.7李帅”。星涛商贸公司质证称，李帅2012年时在我公司工作，但该笔借款系个人行为，款项未用于公司。上述事实，主要是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有关书证等并经法庭调查予以认定，相关证据均已收集、记录在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原告星涛商贸公司与被告姜开典在2012年2月至2014年8月间业务往来频繁、金额较大，原告星涛商贸公司仅仅依据2012年4月和2013年4月的涉案两份欠条要求被告姜开典归还欠款，对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无法查清，为减少诉累，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并结合双方的后续交往、时间因素等情况可以认定，双方会计人员在2014年8月15日进行了对账并于同日签署了一份《对帐情况说明》，经对账后姜开典尚欠星涛商贸公司业务货款289980元。刘彩云作为星涛商贸公司主管会计，其在2014年8月15日的《对帐情况说明》中的签字确认系职务行为，相关行为后果应由星涛商贸公司承担。同年8月30日，经星涛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涛签字确认，姜开典将存有质量问题的103条三包胎和58条新胎退给星涛商贸公司，合计价款共计238055元，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汪涛的签注内容以及签注之日至本案提起诉讼之日的时间因素并结合交易常理，应视为2014年8月30日双方已就上述轮胎货款折抵欠款一事达成合意，折抵之后姜开典尚欠星涛商贸公司业务货款51925元，对此姜开典应当予以支付。关于原告星涛商贸公司主张的欠款利息的年利率计算标准24%，因该欠款系货款问题，故一审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予以支持，时间自2014年8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星涛商贸公司就其收回的轮胎如何与案外人青岛双星轮胎销售公司进行理赔结退，与本案无关。反诉原告姜开典主张的退还货款238055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已抵减欠款，但其主张的要求星涛商贸公司偿还4万元借款及其利息问题，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有关当事人之间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姜开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付原告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货款51925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4年8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本诉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姜开典的要求反诉被告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偿还借款4万元及其利息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324元、减半收取5162元，由本诉原告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735元，由反诉原告姜开典负担300元，反诉被告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435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星涛商贸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姜开典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工作人员李海龙与我方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收据；证据二、青岛双星公司业务员孙志波出具的明细一份；证据三、青岛双星公司业务员孙志波在2013年4月17日出具的三包胎处理清单。该三组证据证明上诉人法人出具的退换三包胎货款共计238055元，因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上诉人主张的64条三包胎和39条轮胎及59条退回临沂平台新胎均与青岛双星公司无关，该款实际应该由上诉人支付我方。上诉人质证如下：该三份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一所涉三包胎处理报告没有出具单据盖章或者签名，该证据没有法律效力，该报告记载胎号与被上诉人退回到上诉人处的胎号不一致，不是一批轮胎；证据二为复印件，没有任何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证据三与上诉人无关，证明不了任何问题。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均有异议，且证据一记载的为2013年5月15日的退换情况，证据二、三无相关人员及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对该三份证据的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能确认，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星涛商贸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向星涛商贸公司依法送达开庭传票，并在传票中标注要求上诉人公司会计刘彩云及其他相关人员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4日开庭审理，上诉人未能按照一审法院要求通知刘彩云等人参加庭审。后一审法院为了查清事实，于2015年12月28日依职权对刘彩云做了调查询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星涛商贸公司与被上诉人姜开典于2012年2月至2014年8月期间存在轮胎买卖合同，对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本院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货款数额如何确定，以上诉人主张的两份欠条载明的584661.80元为准还是以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8月15日双方对账确认的289980元为准；二、被上诉人退回上诉人的轮胎价款238055元是否应自欠款中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货款总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拖欠其货款584661.80元，为此提交了2012年4月21日、2013年4月1日由被上诉人为其出具的两份欠条证实其主张。被上诉人认可该两份欠条的真实性，但主张其之后又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向上诉人支付部分货款，双方于2014年8月15日对账确认被上诉人欠货款总额为289980元。对其主张，被上诉人除提交双方2014年8月15日的对账情况说明外，还提交了2012年9月25日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收款收据，以及有上诉人会计刘彩云标注“清”字样的被上诉人的记账明细等证实其主张。上诉人认可收到被上诉人2012年9月25日的两笔付款，也认可双方在2012年至2014年间存在多次交易，因此，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分别出具2012年4月21日、2013年4月1日两份欠条期间及之后，双方交易行为仍在继续，被上诉人亦实际向上诉人支付货款。被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8月15日的对账情况说明虽为手机打印件，但情况说明上签字的被上诉人妻子孙某及上诉人会计刘彩云对该对账情况说明及2014年8月16日对账情况说明的形成过程陈述一致，可以认定双方至2014年8月15日共同对账结算，并共同确认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货款总额为289980元。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欠条出具日期均在该对账情况说明之前，且被上诉人在此期间亦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形式向上诉人支付部分货款，故对上诉人以其持有的两份欠条主张被上诉人欠其货款584661.80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已依法通知上诉人告知刘彩云参加庭审，但上诉人未能通知，一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依职权对刘彩云进行询问调查，符合法律规定，对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被上诉人退回上诉人的轮胎价款238055元是否应自其欠上诉人的货款中扣除的问题。被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2014年8月30日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汪涛签字确认的“名人库存胎数”及“三包质量胎返临沂平台汇总表”各一份证实其主张。首先，在上述两份表格中，均记载了退回轮胎的型号、数量、单价及价款，并由汪涛签字确认，应视为上诉人在接收该部分返回轮胎时已对轮胎的外观及数量进行了初步检验。虽然上诉人主张其仅确认退回轮胎的数量，具体价款需由生产商青岛轮胎公司核实后再行冲减，但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其在2014年8月30日接收该批轮胎至2015年12月一审庭审时，一年多的时间内曾告知被上诉人该部分轮胎因生产商不予退货所以不能冲减货款的情形，已超过合理期间，应视为上诉人实际接受了该批退货的轮胎。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其主张的生产商不予退货，也仅提交了由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日盖章确认的明细表一份来证实其主张。该明细表作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仅加盖了单位公章而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出具人员的签字或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在上诉人未能进一步提交生产厂家的相关质检部门对该批退货轮胎所做的相应质检报告进行佐证的情况下，对上诉人仅以该份证明主张不应扣除该部分退回轮胎的价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59元，由上诉人临沂星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大军
审判员 张念国
审判员 姚玉蕊
二０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