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3）徐行终字第01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吉，男，1940年2月2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令明，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睢宁县规划局。
法定代表人王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戈崇海，该局科长。
委托代理人陈向东，江苏千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永吉因诉被上诉人徐州市睢宁县规划局强拆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2013）睢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永吉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令明，被上诉人徐州市睢宁县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王永吉涉诉房屋坐落在睢宁县睢城镇八一西路52号，计129.35平方米。因县城“四路一场”建设工程之需，该房屋在拆迁范围内。2002年9月22日，因王永吉外出不在家，原告儿媳妇朱玉红代其与睢宁县老城改造办签订了拆迁协议书，并领取了拆迁安置补偿款计人民币56325.23元。协议签订后，该处房屋即被拆除。同年阴历11月份，王永吉外出回来，得知其房屋被拆迁，因对拆迁安置补偿问题有异议，不断到睢宁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投诉、上访，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化解信访，也多次试图解决拆迁遗留问题，因故无果。原告遂于2013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在本案中，原告王永吉涉诉的房屋于2002年9月即被拆迁，其至迟在2002年阴历11月份其外出回家后就明确知道其房屋被拆迁的事实，在无法定原因情况下，其现在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其起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依法应予驳回。其要求行政赔偿，亦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对于原告的拆迁安置补偿诉求，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本院也将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建议相关部门予以妥善处理，以化解因拆迁而引发的矛盾。据此，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永吉对被告睢宁县规划局的起诉。已预收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王永吉。
上诉人王永吉上诉称，一、上诉人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因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1、被诉行政机关一直同意对上诉人进行赔偿。从2010年8月16日睢宁县规划局《关于王永吉遗留问题的处理建议》及其附件可知，在上诉人得知涉案房屋被拆之后就不断到睢宁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投诉、上访，从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睢宁县规划局对赔偿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也非常清楚，并且有了具体的方案，上诉人对此方案也是认可的，只是睢宁县规划局对于如何落实赔偿方案没有明确意见。也就是说睢宁县规划局一直摆出一副愿意解决问题的态度，双方在不断协商且已经就实质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计算起诉期限当然不能简单的把涉案房屋被拆的时间作为计算起点。2、上诉人客观上无法行使诉权。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始终辩称其没有实施强拆行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也就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还有争议，对于一个实施主体不明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无法行使诉权的。所以之前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因不在上诉人自身，当然更没有任何行政机关告知上诉人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所以，即使本案形式上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按上述规定也应扣除由于行政机关的行为所耽误的时间。三、本案应适用20年的最长期限。本案是由房屋拆迁引发的行政诉讼，当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中的“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按该条规定，对于行政相对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而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人民法院才不予受理。如上所述，起诉之前上诉人一直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当然属于“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范畴，从2002年9月房产被强拆起计算至起诉没有超过20年，从规划局2012年元月开始拒不接待上诉人算起也没有超过法定期限。综上所述，原审裁定错误认定本案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完全违背了司法公正的原则，请贵院予以纠正，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
被上诉人睢宁县规划局答辩称，一，本案已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王永吉涉诉的房屋于2002年9月被拆迁，其至迟在2002年阴历11月份就明确知道其房屋被拆迁的事实，其于2013年9月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距其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已达11年之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其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赔偿的主张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二，答辩人不是本案的拆迁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在一审程序中，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证明了本案的拆迁人系睢宁县老城改造办公室，而该机构并不是被告设立的机构，虽然被拆迁人因对拆迁补偿不满而不断投诉上访，答辩人受县委县政府的指示，对案件进行善后，但并不能就此证明答辩人就是拆迁人，故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主体。3、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是对法律条文的误解和故意曲解，并且上诉人诉称一直在主张权利，这与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无关，上诉人把民法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混为一谈。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根本就没有“诉讼时效的中断”的说法。综上理由，答辩人认为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
原审原告王永吉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被告于2010年8月16日出具的《关于王永吉遗留问题的处理建议》及相应的附件：吴耀宗写给杨总的便条两张和A3、A6号楼房订房人信息。用以证明原告在得知涉案房屋被拆后，不满意补偿结果，反映到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安排被告处理此事。被告单位时任副局长吴耀宗具体负责，吴的处理结果是为原告在浙江商城A3、A6号楼房中安置75平米左右的商铺。被告没有告知原告相应的诉权及起诉期限。且本案所涉及的是不动产，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适用20年的最长时效。同时。被告在答辩中辩称其主体不适格，对相应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机关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的起诉不超过法定期限。同时也可以证明原告和被告对于补偿的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一套75平方米左右的商铺。
2、睢宁县规划局于2002年9月14日出具的《通知》（睢规拆（2002）027号）（复印件）。用以证明本案涉及的旧城改造行为，实施单位就是睢宁县规划局。
3、拆迁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和朱玉红签订拆迁协议的是睢宁县老城区改造规划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老城改造办）。拆迁方是被告所设的办事机构，相应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
结合证据1、2、3，进一步印证本案的拆迁方就是被告。所以，相应的问题处理也被领导安排给被告处理。
4、本案所涉房屋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纳税手册、汽车维修许可证、税费票据16张。用以证明所涉房屋是营业用房，而不是普通住宅。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不能按照普通住宅标准进行补偿。
原审被告睢宁县规划局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拆迁协议书（同原告所举证据）、拆迁补偿费凭证三份、房屋拆迁补偿明细表，用以证明：虽然拆迁协议书上签字的是原告儿媳朱玉红，付款凭证上也由朱玉红签字，但后来其领取相应款项，说明原告对拆迁协议的认可。
上述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在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的质证中，上诉人王永吉表示坚持一审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并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关于“朱玉红代其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提出异议。其进一步补证：朱玉红当时在学校当教师，是被胁迫签订的协议，5万元补偿款上诉人至今没有见到，也没有领取。被上诉人睢宁县规划局认同一审认定事实，坚持一审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王永吉本人提供的证据3以及上诉人因朱玉红领取的补偿款少而于2004年10月8日到睢宁县规划局领取的5000元的额外房屋补偿费、搬迁补助费、过渡费，可以认定上诉人王永吉对其儿媳朱玉红代签拆迁协议并代领补偿款的事实是知情且默许的。因此，上诉人关于朱玉红被胁迫签定协议，上诉人对于5万元补偿款不知情的主张，既无证据证实又无合理性可言，本院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辩论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即：上诉人提起本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以及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裁定驳回起诉是否合法进行了法庭辩论。
上诉人王永吉坚持上诉状意见并认为，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被告，依照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证据2，可以明确在相关地块的房屋拆迁过程中具体的实施单位就是睢宁县规划局，对于上诉人当时提交的证据，规划局的代理人并没有否认它的真实性，所以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004年上诉人领取的部分补偿费用，和本案所讲的强拆房屋没有关联性，因为那是2002年拆迁后剩余的一间小房屋没拆的，2004年对这间小房屋双方达成一致补偿的费用，与本案强拆是两码事。
被上诉人睢宁县规划局认为，1、关于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主体问题，坚持答辩状意见，拆迁人是睢宁县老城改办公室，该办公室是睢宁县政府设立的临时机构。2、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本案不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2002年9月上诉人儿媳朱玉红代签拆迁协议，二个月之后上诉人回家后已经知道他的房屋被拆的事实，上诉人知晓本案的拆迁内容，时效应当从这时候开始计算。从上诉人多次找政府、写材料也间接证明上诉人知道拆迁的具体内容，但一直没有提起诉讼。直到本案开始，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远远超出二年的时效。3、上诉人王永吉多次找政府，认为补偿有问题，睢宁县政府安排睢宁县规划局在2004年对其进行了补偿，有补偿手续，上诉人也签订了手续，上诉人强调是另外拆除的一个小房子的补偿款，由于上诉人所有房屋在2002年已全部拆掉，2004年的5000多元补偿款是针对2002年拆迁补偿进行的额外补偿。综上，一审裁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一、关于王永吉提起本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问题。从一审查明事实能够认定涉案房屋于2002年9月被拆除，当时尽管不是上诉人亲自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但至其同年阴历11月外出返回时对自己房屋被拆以及由其儿媳朱玉红代签协议、带领补偿款事宜应当明知。从其于2004年10月8日亲自领取了两笔共计6015.18元的拆迁补偿款的事实看，也能进一步证明其知晓房屋被拆以及因拆迁已获补偿的事实。至其于2013年无论哪个月份提起本诉，均超过了：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规定。其坚持20年的起诉期限主张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2004年10月8日领取补偿款与被强拆房屋有无关联性问题。从当事人向原审提交的制作于2003年9月23日的“拆迁补偿费付款凭证”上看，对上诉人的房屋补偿涵盖了以下房屋：1、49.09平方米；2、35.44平方米；3、13.07平方米；4、6.39平方米；5、16.74平方米；6、8.62平方米。其中的8.62平方米的房屋与上诉人在2004年10月8日亲自领取的拆迁补偿费载明面积一致，上述房屋均在上诉人儿媳朱玉红领取补偿款后被予以拆除。因此，上诉人以自己领取补偿款的房屋与被强拆房屋无关联性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上诉人主张迄今未领取被拆房屋补偿款问题。相关证据及一、二审法院庭审查明的事实均能证实被拆房屋补偿款56325.23元系被上诉人儿媳朱玉红领取，上诉人可向领款人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婉丽
审判员 陈小兵
审判员 刘 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