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81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致高远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民丰路285号4幢。
法定代表人：张金龙，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庆芳、施春芳，江苏众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璐，女，1978年8月15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诗华、任盼，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致高远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高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璐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6民初3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致高远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请求：根据2012年6月27日的合伙协议书和会议纪要记录均注明公司报销必须经张金龙和王殿超签字方能生效，王殿超在2012年至2014年不合理的费用即提成未经过审批，违反公司报销的正常流程，该费用不应获得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程璐答辩认为，本案涉案财产75800元，其中57425元是被上诉人老公王殿超的提成，其中的18375元是王殿超出差的报销费用，因为被上诉人已经辞职，所有的证据都在上诉人处，在一审中，针对18375元，上诉人陈述无这笔费用，为此被上诉人提供了电子账单、账单凭证号码予以印证，上诉人仍否认。但在吴中区法院的王殿超与上诉人之间劳动纠纷案件中，上诉人提供了证据反而证明了18375元系上诉人已经签核的报销费用，上诉人用自己的证据证明了本案一审所作的陈述均是虚假陈述，本案的75800元根据公司的操作流程，由被上诉人打到自己卡上，根据调查取证的记录，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所有股东均在账户转账后收到通知，表明当时公司是完全认可该笔款项的，没有异议的。同时，在被上诉人辞职的当天，上诉人出具了书面材料，表明对被上诉人在职期间所作的账没有任何异议。该些材料相互印证，所得的75800元均是被上诉人老公王殿超的合法收入。
一审原告致高远公司的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财产758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程璐自2012年8月进入原告致高远公司担任内勤及财务出纳工作。2015年2月10日，被告通过转账支票形式从原告银行账户提取了8万元，支票用途为“还款”，同日又向原告账户转存了4200元，用途为“借程璐款项”。2015年1月26日，被告将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人章、支票、财务室钥匙等移交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张金龙。2015年3月26日，被告从原告处离职并将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2012年8月至2015年3月26日记账凭证、供应商付款凭证及办公用品等全部移交给原告，原告股东张金龙、陈德权、王殿超在移交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日9时，张金龙、陈德权、王殿超三人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中“会议内容”第5条载明：“从公司财务程璐到公司上班之日起到2015年3月26日之前所有账目问题由原财务程璐负责，2015年3月26日起所有账目问题由新财务人员负责。”第6条载明:“所有公司现有之账务资料、凭证、账目、电脑密码、保险柜钥匙、密码等须于2015年3月26日完成移交，移交清单需签字确认。”会议表决决议解除公司与王殿超、张金龙的劳动合同关系。同日，三人又出具声明书一份，载明：“程璐，自2012年8月20日起接任苏州致高远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一职，截至2015年3月26日，期间做的所有账务无任何疑议，给予认可，离职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及法律责任。”2016年4月25日，原告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返还财产，因超过劳动仲裁一年的时效而不予受理。
另查明，原告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27日，股东为张金龙、陈德权、王殿超，法定代表人为张金龙。被告与王殿超系夫妻关系。2012年7月1日，张金龙（甲方）、王殿超（乙方）、陈德权（丙方）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资成立苏州致高远电子有限公司。协议书第3.1条约定，张金龙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王殿超为公司副总，负责公司的业务开发和维护工作。第3.2条A项约定，对日常、业务、所开销的发票，均要注明事由，经甲、乙双方签字方能生效，缺任何一方签字不可进入账目，违者自行支付此笔费用。该条E项约定，公司的财务章+法人章由甲方保管，公章+现金支票由乙方保管。2012年9月1日，原告将其银行账户与股东张金龙的手机号码签约绑定。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存款交易明细单、移交清单、社保缴费记录、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合伙协议书、股东会议记录，被告提供的移交清单、声明书、短信通知查询记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因被告提取现金8万元后又于当日归还4200元，即差额75800元是否属于被告私自占用，相关用途是否经过原告同意，被告是否有义务返还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
原告认为，根据合伙协议书约定，公司的财务报销必须有张金龙、王殿超两人签字审批，否则不能入账。即使公司账户资金变动会短信通知到张金龙，但不能取代公司的财务制度。被告离开公司时，原告接收的仅仅是财务账册，并未对其明细进行审计，所以当时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而股东会议记录也明确约定程璐对在职期间的账目问题负责。被告私自提取75800元，未经过公司同意，应当予以返还。除了这笔通过现金支票提取的8万元，公司再也没有其他通过现金支票支付到程璐个人账上的业务资金往来。
被告认为，原告公司的资金往来都是由其负责处理，因法定代表人不经常在公司，很多时候通过电话汇报或请示，并不都需要股东签字，但其都有记账。财务流程有三种：公司直接支付的，直接填写“付款凭证”即可。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通过现金支票从公司账户取出作为备用金，由其支付。金额超过5万元的，由公司通过转账支票形式支付到其个人账户上，再由其进行支付，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减少银行收取的手续费用。支票上均要加盖公司财务章和法人章方能有效。后两种均先填写“付款凭证”，再填写“报XX-
XX-
XX”冲账。对于2015年2月10日提取的8万元，其向张金龙请示后，确定支付王殿超2013-2014年底提成57425元、报销费用18375元合计75800元，后又将剩余4200元返还给公司。原告法人张金龙会收到支付短信。因当时王殿超出差在外，故上述款项是后来某天支付给王殿超本人的，冲账是在当月28日。上述两笔费用合在“报15-2-3”凭证上，但原告没有提供。其2015年3月26日离职将所有凭证和电子账目都交给了公司，其间有46天时间，原告应该完全知道该笔8万元的支付情况，但三个股东没有提出任何疑议并出具了声明书。
为证明自己的意见，被告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公司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的电子账，在2015年2月账目中，明确记载付王殿超2013-2014年提成57425元、冲减王殿超报销费用18375元，合计75800元，报销凭证为“报15-2-3”。2、原告公司2014年9月存款交易明细单，其中两笔合计119000元，也是先支付到程璐账上，再由程璐进行支付，相对应的报销凭证为“报14-9-7”、“报14-9-8”直至“报14-9-12”，证明原告关于类似付款方式只有诉争的一笔之陈述是虚假的，按照原告的逻辑，被告也应当返还119000元。3、签收记录本，与证据1电子账相对应，系被告任职期间制作，许多款项均已实际支付，只需要收款人签收，并不需要股东签字。经质证，原告对电子账和签收记录本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坚持认为支付、报销需要两位股东签字确认；对2014年9月存款交易明细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超过5万元的支付需要先转账到被告个人账户。
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供2015年2月所有的原始记账凭证、报销单据及电子记账流水。原告遂提交了8张付款凭证、王殿超2015年2月费用明细、加油卡预收款凭证及王殿超出差费用报告。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掐头去尾，并未提供全部的付款凭证，其中2015年2月10日转账提取8万元仅仅是暂时付款凭证，缺少“报15-2-3”的报销凭证。经询问，原告表示其提供的就是2015年2月所有的凭证，而电子记账流水被程璐带走，公司没有留存。至于有的凭证上有“报XX-
XX-XX”字样，系被告自己内部做账登记用，公司不清楚被告之用意。上述付款凭证上的款项均未实际划出。
审理中，王殿超来院陈述，其收到了程璐转交的75800元，其中57425元是其2013-2014年的业务提成，根据业务回款的5%确定，这是公司约定俗成的；另外18375元是其2014年9-11月的报销费用，有经过法人签字的报销单，但相关材料应该在原告处。原告对王殿超的陈述不予认可，不清楚该75800元到底有无到王殿超手上，且王殿超在离开公司时并未提出业务提成和报销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任职期间系原告公司财务，负责公司款项进出往来，被告应当办理款项流转入账手续，合理说明款项支出用途。如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的，应予返还。对2015年2月10日实际提取的75800元，被告是否系私自占用，作如下分析：第一，原告主张所有的款项进出都需要张金龙和王殿超签字审批，根据其提供的2015年2月的付款凭证显示，所有凭证上只有被告一人签字，并无上述两人签字，依其陈述，付款凭证上所载款项均未实际付出，但根据原告提交的存款交易明细单，很多款项系直接通过原告银行账户支付给收款方，部分款项的支付情况在签收记录本上亦有记载，因此，原告仅以付款凭证没有股东签字而主张系原告私自取走诉争款项没有事实依据。第二，被告从公司账户取走8万元，当天又返还4200元，银行对账户存款变动以短信形式告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金龙，可见原告对此款项进出及用途是知晓的，且被告在支出前应向张金龙请示过，否则，原告不可能在至被告离职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未进行处理，亦不可能在被告离职时由三个股东共同出具声明书，对于被告任职期间的所有账务给予认可。第三，根据合伙协议书的约定，财务章和法人章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张金龙保管，即使实际由被告保管，根据原告提交的移交清单，财务章及法人章已于2015年1月26日移交给张金龙。被告使用支票提款是在2015年2月10日，根据一般财务流程，公司支票均应加盖公司财务章和法人章，作为这两枚印章保管人的原告法定代表人，其应当对于被告转账提取8万元知晓并同意用章的，否则依照常理，被告无法完成银行流程。原告提出被告事先在支票上加盖了印章的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第四，原告陈述除诉争款项外，公司再无其他款项先支付到被告个人账户，由被告支付后再入账，该陈述与事实不符。根据被告提交的2014年9月存款明细单，当月26日有一笔7万元转账至被告个人账户用于公司支付。因此，被告所述的金额超过5万元的款项支付入账流程应更为可信。第五，尽管原告所提供的付款凭证中缺少该75800元的具体用途，但被告提交的电子账、签收记录本全面、完整，相互亦能印证，尤其是签收记录本中很多款项支付均有收款人签字确认，故本院对该电子账、签收记录本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主张的75800元去向，两份材料上均有明确记载，即支付王殿超业务提成57425元、报销费用18375元，合计75800元。因此，对该费用支出的实际名目组成亦予认定。业务提成及报销费用均系公司经营过程中对于员工的正常合理支出，合伙协议中亦有涉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费用是虚假的。综上，原告主张被告非法侵占公司财产75800元，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要求被告予以返还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州致高远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900元，由原告苏州致高远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中，程璐提供一份2014年11月30日的付款凭证（14-12-9;14-11-13）31815.5元。证明其中的第一笔25809.5元就是包含了本案中的18375元，剩余的7434.5元在另外的案件中也予以了支持。在一审中致高远公司一口否认没有该事实，本人提供了电子账单，跟致高远公司的陈述完全一致。后面在其他案件中本人提供了该份证据有致高远公司在其他案件中提供的，印证了本人所说的都是事实。该凭证号与本人在一审中陈述的电子账单凭证号码是一致的。
致高远公司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程璐离职时带走了电子记账流水，公司没有留存，所以无法核对其真实性。即使付款凭证真的存在，但是并没有公司股东张金龙和王殿超的签字审批，并不能进入报销程序，而且，按照程璐的意思，该笔款项应该已经在另案中处理，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根据程璐提交的致高远公司存款交易明细单，很多款项系直接通过致高远公司银行账户支付给收款方，部分款项的支付情况在签收记录本上亦有记载，致高远公司仅以付款凭证没有股东张金龙和王殿超二人的签字而主张诉争款项系私自取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根据移交清单，致高远公司的法人章、财务章于2015年1月26日移交给致高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金龙，程璐使用支票提取涉案款项是在2015年2月10日，根据财务流程，采用公司支票取款需要加盖公司公章和法人章，致高远公司否认其盖章，认为是程璐在离职前事先留存了空白的加盖公司章和法人章的支票，由于该主张是对一种事实的描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的责任。鉴于致高远公司对该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致高远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系虚假，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致高远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平
审 判 员 陈斌
代理审判员 柳璐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许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