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集民初字第947号
原告李店治，女，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原告陈花兰，女，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辉、周伟鹏，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林后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林后社。
诉讼代表人黄（石羡）吉，组长。
委托代理人唐志良、柯钦，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炳辉，男，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第三人叶金川，男，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原告李店治、陈花兰与被告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林后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林后小组”）、第三人王炳辉、叶金川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该案原系由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后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管辖。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店治、陈花兰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辉，被告林后小组诉讼代表人黄（石羡）吉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志良、柯钦，第三人王炳辉、叶金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店治、陈花兰诉称，李店治、陈花兰系被告林后小组的村民，1996年10月31日，李店治、陈花兰与林后小组签订了1份《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经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同意。合同约定，林后小组将高速路两旁（十米宽内）所有的杂地（8亩）、（后狼）与崎头和东坂耕地交界未分配给村民的耕地（10亩）、与崎头村小组公共排洪沟（注：林后至角美满尾排洪沟）（4亩）、亮后机动田（4亩）及吴厝下机动田（上、下）两个鱼塘（4亩）复耕发包给李店治、陈花兰，期限30年，自1996年10月31日至2026年10月31日，其中前二十年的租金算25000元，二十年满后以每亩200元的标准，每年上缴一次（30亩，共6000元／年）。另，合同还明确约定，若遇国家征收该复耕地，青苗、地上物等补偿归李店治、陈花兰。现，除亮后机动田4亩，其余承包地均被依法征收，总计被征收承包地面积26亩，补偿标准按30000元／亩计算，林后小组应支付李店治、陈花兰征地补偿款780000元。但时至今日，林后小组迟迟未将已实际取得的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发放给李店治、陈花兰，经催讨未果，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林后小组支付被告李店治、陈花兰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7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林后小组承担。
被告林后小组辩称，一、林后小组未与原告李店治、陈花兰签订过《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更未将合同项下的地块承包给李店治、陈花兰经营，该合同是一份虚假、伪造的合同，李店治、陈花兰的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二、退一步讲，即使李店治、陈花兰所提交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是真实的，从该合同形式上看，该合同仅有时任林后小组的小组长钱龙发的签名，并没有其他小组代表的签名，这明显不符合法定公开招标的程序，因此，该合同的形成程序不合法，合同应属无效。三、再退一步讲，即使该《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是真实、有效的，根据林后小组所举证的证据，可证明该合同涉及的地块系由他人承包经营，李店治、陈花兰并未实际取得讼争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故李店治、陈花兰所提起的诉讼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应不属于法律审理范围，应直接予以驳回。四、最后，即使《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是真实、有效的，讼争地块由李店治、陈花兰承包经营，该合同涉及土地早已于2009年9月之前征收完毕，相关征地补偿款已分配完毕，但李店治、陈花兰在此期间从未向林后小组主张过任何权益，直至2011年12月才提起本案之诉，显然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李店治、陈花兰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应依法裁定依法驳回李店治、陈花兰的起诉或驳回李店治、陈花兰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炳辉辩称，同意被告林后小组的答辩意见，并认为其向林后小组承包经营的7亩承包地与《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涉及的地块有重合，故认为该《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是虚假的。
第三人叶金川辩称，同意被告林后小组的答辩意见，并认为其向林后小组承包经营的15亩承包地与《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涉及的地块有重合，故认为该《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是虚假的。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店治、陈花兰提交了1份《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注明签订时间为1996年10月31日，合同约定：林后小组将：1、高速路两旁（十米宽内）所有的杂地，界址：南面东坂村小组旱地至（角美、满尾社涵洞口北面诗山社鱼塘至满尾涵洞口）（8亩）；2、（后狼）与崎头和东坂耕地交界未分配给村民的耕地（10亩）；3、与崎头村小组公共排洪沟（注：林后至角美满尾排洪沟）（4亩）；4、亮后机动田（4亩）；5、吴厝下机动田内（上、下）两个鱼塘（4亩）共计30亩复耕发包给李店治、陈花兰。发包期限30年，自1996年10月31日至2026年10月31日。承包方式为：因承包地上有2000多立方的土头垃圾需清理，费用约需要25000元，费用由承包方李店治、陈花兰自理。该25000元作为20年租金，二十年满后以每亩200元的标准，每年上缴一次（30亩，共6000元／年）。同时还约定，若国家征用土地，青苗赔偿、地上物等归李店治、陈花兰，土地赔偿款归林后小组。该合同最后说明：“关于吴厝下机动田因前任村小组分配给外嫁女刘美华、刘美玉、李莲叶等多位村民，故保留吴厝下机动田。一外嫁女份额为0.7亩，在这里保留以上村民的耕作权和土地使用权，如遇国家开发以上有分田的外嫁女，每位外嫁女可以按0.7亩领取补偿款。”李店治、陈花兰以及时任林后小组的小组长钱龙发在该《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上签名，合同“证明”处盖有“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该合同书上还加盖有“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
1997年11月31日，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与漳州市角美镇田里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因高速公路建设需要，拟在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林后村民小组与漳州市角美镇田里村满美村民小组交界处建设一条机耕路以供该两个小组村民使用，此机耕路征收满美村民小组土地2.31亩，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支付补偿款27720元。
2000年11月27日，厦门市杏林区东孚镇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启用各村民委员会新印章的通知》（东政（2000）58号文），宣布“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印章作废，启用新印章为“厦门市杏林区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
2003年5月28日，第三人叶金川与林后小组签订《东孚镇寨后村林后小组土地承包合同》1份，叶金川承包位于林后小组的“吴处下、连后、满美山下”的机动田，共计15亩，承包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05年，叶金川就该合同的效力问题向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05年3月20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作出（2005）海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叶金川与林后小组于2003年5月28日签订的《东孚镇寨后村林后小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并要求林后小组继续履行该合同。2004年4月28日，第三人王炳辉与林后小组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书》1份，约定由王炳辉承包林后小组位于林后高速公路边（俗称土坑）的土地，面积约7亩，承包期限自2004年4月28日至2029年4月28日止，共25年。2008年，因该地块部分土地被征收，王炳辉向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林后小组支付被征收1.6亩土地的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48000元。2008年6月30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海民初字第5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林后小组支付王炳辉青苗和地上物补偿款48000元。
李店治、陈花兰所提交的1份形成于2001年8月1日的《关于寨后村民集体上访反映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中载明：“经调查，97年5月7日，高速公路五七水毁受灾路桥公司及保险公司把水毁受灾赔偿款直接转至村委会，再由村委会转入林后小组，最后由黄田土签名后，受灾户向出纳领取赔偿款。在高速公路淹埋稻田赔偿清单中，陈花兰（刘东华）之妻获赔9404.7元，李店治（刘东华之母）获赔10605.30元，共计20010元，均由刘东华一人代为签领。”
李店治、陈花兰申请时任林后小组的组长钱龙发出庭作证，钱龙发作为证人陈述：《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上签字系其本人签名，该合同上的“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的章系由李店治、陈花兰拿到村里去盖的。
林后小组申请就：1、标注日期为“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的形成时间；2、标注日期为“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加盖的“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和“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公章印文的真伪进行鉴定。经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委托，根据合同加盖印章的对比分析，2012年7月20日，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作出闽历思司鉴所（2012）文鉴字第53号《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有材料，认为标称日期为“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应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后形成，而不是其标称的“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2、标称日期为“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加盖的“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和“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与样本印章一致。2012年8月29日，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作出《情况说明》，认定《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加盖的“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和“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并非由该村委会出具。
林后小组提交了1份由数十位村民联合签名的《关于要求调查并追究有关人员违法责任的反映材料》，该材料中村民意见认为李店治、陈花兰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系伪造的合同，且李店治、陈花兰未实际承包经营土地。李店治、陈花兰质证认为该反映材料系群体性证人证言，证明内容不属实。另，林后小组提交了1份《土地分配记录簿》，林后小组认为根据该记录簿，可确认《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所涉及的“高速路两旁”及“（后狼）与崎头和东坂耕地”地块已于1997年3月30日分配给了村民，李店治、陈花兰不可能于1996年10月31日承包该地块。李店治、陈花兰质证后认为该记录簿的制定时间为1996年2月15日，该时间系由证人钱龙发担任小组长，但该记录簿没有钱龙发签名，且该记录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2013年11月12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勘验，除了可以见到小部分桉树，现场地块基本已破坏，无法具体辨认讼争地块被征收前的样貌。
李店治、陈花兰与林后小组确认《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除了未被征收的亮后机动田（4亩），其余地块的征收时间为：1、高速路两旁（十米宽内）所有的杂地（8亩），于2008年因“煤气管道项目”和2009年因“高速公路拓宽项目”被依法征收，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标准为30000元／亩；2、（后狼）与崎头和东坂耕地交界未分配给村民的耕地（10亩），于2009年因“高速公路拓宽项目”被依法征收，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标准为30000元／亩；3、吴厝下机动田（上、下）两个鱼塘（4）亩，于2009年因“高速公路拓宽项目”被依法征收，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标准为30000元／亩；4、与崎头村小组公共排洪沟（4亩），林后小组主张该地块被征收时间为2002年，而李店治、陈花兰确认该地块征收时间在2006年以前，并认为2006年征地后施工队就对该地块进行施工了。前述被征收地块的征地补偿款均已下发至林后小组。
上述事实有原告李店治、陈花兰所提交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关于寨后村民集体上访反映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关于启用各村民委员会新印章的通知》，被告林后小组提交的《协议书》、征地测量图、《土地征收综合补偿款分配清单》、《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书》、《合同书》、《东孚镇寨后村林后小组土地承包合同》、（2005）海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关于要求调查并追究有关人员违法责任的反映材料》、（2008）海民初字第559号民事判决书、《土地分配记录簿》，（2012）文鉴字第53号《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本院现场勘验所拍摄的照片，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李店治、陈花兰与被告林后小组、第三人王炳辉、叶金川因承包地征收而引发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现就本案的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效力问题。该《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林后小组时任小组长钱龙发代表林后小组签名，钱龙发作为证人在庭审中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所加盖的“厦门市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和“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民委员会”的公章经鉴定与样本一致，系真实的。虽然该两枚公章的加盖时间迟于合同签订时间，且鉴定机构根据印章对比认定《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的签订时间迟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但公章所体现的村委会只是见证，其加盖时间迟于合同签订时间并不足以推翻合同签订的真实性。现，林后小组亦无证据证明该合同无效。故，本院对林后小组关于《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不真实、无效的抗辩不予采纳，对该李店治、陈花兰所主张的《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属于有效合同予以确认。
二、关于李店治、陈花兰是否实际承包经营《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所涉及的地块问题。李店治、陈花兰所提交《关于寨后村民集体上访反映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关于“高速公路淹埋稻田赔偿清单中，陈花兰（刘东华之妻）获赔9404.7元，李店治（刘东华之母）获赔10605.30元，共计20010元”的陈述以证明其有承包“高速路两旁”讼争地块的事实；林后小组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并提交了与第三人王炳辉、叶金川的承包合同以及民事判决书以佐证林后小组曾将“吴处下、边后、满美山下”的机动田，共计15亩承包给了叶金川，以及将高速公路边（俗称土坑）的土地，面积约7亩承包给了王炳辉。本院认为，林后小组所举证据不足以对抗李店治、陈花兰所承包“高速路两旁”讼争地块因被水淹而获赔偿的事实，林后小组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发生在与李店治、陈花兰合同关系之后，亦无法证明合同之间涉及的地块是否确实重合，故，本院认为，林后小组所举证据并不能推翻李店治、陈花兰实际承包经营《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所涉地块的主张，本院对林后小组抗辩不予采纳。
三、关于李店治、陈花兰提起本案之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系合同纠纷，诉讼时效为2年。本案中，不同地块因征地时间不同在诉讼时效认定上而有所区别：1、关于“与崎头村小组公共排洪沟（注：林后至角美满尾排洪沟）（4亩）”问题，林后小组抗辩该地块于2002年前被征收；李店治、陈花兰则认为该地块在2006年前被征收，且确认2006年相应施工队即已进场施工。虽然双方就该地块被征收的具体时间无法确认，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可确认该地块于2006年前被征收。现李店治、陈花兰确认2006年施工队就已进场施工，说明李店治、陈花兰于2006年间就已知道讼争地块被依法征收，但其直至2011年方提起本案诉讼，亦无证据证明其有中断或中止诉讼时效的事由，现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且林后小组提交诉讼时效抗辩，故，本院认为，李店治、陈花兰关于涉及“与崎头村小组公共排洪沟（注：林后至角美满尾排洪沟）（4亩）”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2、关于（1）高速路两旁（十米宽内）所有的杂地（8亩），该地块于2008年因“煤气管道项目”和2009年因“高速公路拓宽项目”被依法征收；（2）（后狼）与崎头和东坂耕地交界未分配给村民的耕地（10亩），该地块于2009年因“高速公路拓宽项目”被依法征收；（3）吴厝下机动田（上、下）两个鱼塘（4）亩，该地块于2009年因“高速公路拓宽项目”被依法征收。上述三地块的征地时间在2009年左右，现林后小组无证据证明李店治、陈花兰所应当知道的征地时间以及征地补偿款的发放时间，而李店治、陈花兰主张其在起诉之前曾向林后小组催讨过讼争的征地补偿款，且于2011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应认定李店治、陈花兰就上述三地块被征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林后小组就该部分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
四、关于《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吴厝下机动田（上、下）两个鱼塘（4）亩”地块被征收，李店治、陈花兰可否主张该部分地块被征收后的青苗及地上物补偿费的问题。在《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的最后特别说明：“关于吴厝下机动田因前任村小组分配给外嫁女刘美华、刘美玉、李莲叶等多位村民，故保留吴厝下机动田。一外嫁女份额为0.7亩，在这里保留以上村民的耕作权和土地使用权，如遇国家开发以上有分田的外嫁女，每位外嫁女可以按0.7亩领取补偿款。”根据该说明，吴厝下机动田在林后小组与李店治、陈花兰签订合同之前已发包给了其他村民，林后小组亦就此提出了保留意见，并明确“如遇国家开发以上有分田的外嫁女，每位外嫁女可以按0.7亩领取补偿款。”即李店治、陈花兰虽依合同承包了该地块，但如遇国家征收，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应由其他村民享有，李店治、陈花兰不得主张该地块的征地补偿款。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按约定履行权利、义务，故本院对李店治、陈花兰就“吴厝下机动田（上、下）两个鱼塘（4）亩”提出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原告李店治、陈花兰与被告林后小组在《耕地复耕与承包合同书》中已约定：“若国家征收土地，青苗赔偿、地上物等归李店治、陈花兰，土地赔偿款归林后小组。”现讼争地块被依法征收，且相应征地补偿款均已发放至林后小组，现李店治、陈花兰可向林后小组主张被征收地块的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根据前述分析，李店治、陈花兰诉求中应予以支持的部分为“高速路两旁（十米宽内）所有的杂地（8亩）”及“（后狼）与崎头和东坂耕地交界未分配给村民的耕地（10亩）”被征收而产生的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具体为（8亩＋10亩）×30000元／亩=540000元。李店治、陈花兰超过前述部分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林后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店治、陈花兰青苗及地上物补偿款540000元；
二、驳回原告李店治、陈花兰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原告李店治、陈花兰负担3569元，由被告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寨后村林后村民小组负担803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詹锦林
代理审判员 钟乾华
人民陪审员 黄春菊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孙晓梅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