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行终字第1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东城高田坊卫生站，住所地：东莞市东城区高田坊商业街**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441900172635。
法定代表人：卢衬英。
委托代理人：袁立鹏，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社保大楼，组织机构代码：45723264-5。
法定代表人：梁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新军，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爱娥，女。
委托代理人：傅品权，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东城高田坊卫生站（以下简称“高田坊卫生站”）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及原审第三人吴爱娥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行初字第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爱娥于2013年9月27日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述称其是高田坊卫生站宣传单派发员，于2013年7月2日7时20分左右，在东城主山翔丰广场停放电动车时不慎摔伤，导致右脚受伤，后送至东莞市中医院就医，再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右三踝骨折；右足第4跖骨近端、内侧楔骨、骰骨骨折”，请求认定为工伤。东莞社保局受理后，经调查，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涉案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2006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吴爱娥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并送达给高田坊卫生站和吴爱娥。高田坊卫生站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另查明，吴爱娥自2010年7月起至事故发生之日一直负责高田坊卫生站广告宣传单的派发，派发宣传单的时间和地点一般由高田坊卫生站指定，平时派发传单，近的地方由吴爱娥自己去，远的地方由高田坊卫生站用车送，其工资按月发放，每月工资为15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工伤认定申请表》、《补充》、《申请》、提交证据材料清单、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律师执业证、吴爱娥身份证复印件、李某某身份证复印件、东莞市中医院出具的《门（急）诊通用病历》、X线诊断报告、《诊断证明书》、医疗票据、东莞市人民医院《住院诊断证明书》、东莞市卫生局《证明》、许昌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中心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许昌县城乡居民社保养老保险局出具的《证明》、提交证据材料清单、《证明》、委托书、游某某身份证、医疗机构执行许可证、工伤认定提交材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现场照片、东莞社保局对吴爱娥、游某某、李某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2006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一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吴爱娥于2013年9月27日就其于2013年7月2日发生的事故伤害向东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东莞社保局经过调查核实，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2006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高田坊卫生站及吴爱娥，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中，关于吴爱娥于2013年7月2日因事故导致“右三踝骨折；右足第4跖骨近端、内侧楔骨、骰骨骨折”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有相关病历材料及诊断证明书等证据予以证明，依法予以确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高田坊卫生站与吴爱娥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和吴爱娥受伤是否构成工伤。
关于高田坊卫生站和吴爱娥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根据东莞社保局对李某某和高田坊卫生站管理人员游某某的《询问笔录》可知，吴爱娥从2010年7月份进入高田坊卫生站处负责派发传单至吴爱娥受伤时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工资按月发放，高田坊卫生站和吴爱娥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用工关系。其次，根据东莞社保局对吴爱娥、李某某及游某某的《询问笔录》可知，吴爱娥派发宣传单的时间和地点一般由高田坊卫生站指定，吴爱娥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相较而言，吴爱娥对于高田坊卫生站的人身依附性更为明显，表现为明显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第三，高田坊卫生站为注册登记的医疗机构，吴爱娥为其派发传单属于一种辅助性的业务。综上，由于吴爱娥与高田坊卫生站之间不仅有稳定的用工关系，且具有明显的人身依附性，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关于吴爱娥受伤是否属于工伤的问题。吴爱娥在2013年7月2日骑电动车前往主山菜市场派发传单，在停放电动车时摔倒，导致右脚受伤的事实，有李某某和游某某的《询问笔录》、病历材料及《诊断证明书》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吴爱娥因上述事故受伤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东莞社保局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2006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吴爱娥所受伤害属于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高田坊卫生站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田坊卫生站的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高田坊卫生站承担。
一审宣判后，高田坊卫生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及东莞社保局作出的GSRD22032006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一、二审诉讼费由东莞社保局承担。事实与理由：吴爱娥与高田坊卫生站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关系。吴爱娥与证人李某某都是临时工，既没有入职登记表，也没有考勤记录，只是被动接受卫生站的指派发传单，自己有事可以不去发传单，没有人身隶属性。吴爱娥同时有其他工作，这也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不可兼职的特点不符。原审法院仅以吴爱娥到卫生站有三年时间，按月发放劳务费，就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具有明显人身依附性相当牵强。东莞社保局仅根据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认定吴爱娥摔倒及由于何种原因摔倒的证据不足。高田坊卫生站一审时也申请了李某某出庭作证，据李某某反映，自己并没有看到吴爱娥摔倒的过程。行政案件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义务的是行政机关，东莞社保局提供的证据及三份询问笔录之间与高田坊卫生站提供的证人证言之间存在冲突，不能证明吴爱娥与卫生站之间就是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吴爱娥受伤是否为工伤，说明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证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仅以东莞社保局依职权作出，高田坊卫生站没有举出反证就确认东莞社保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被上诉人东莞社保局辩称：吴爱娥摔倒受伤的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书》、东莞市中医院及东莞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资料、吴爱娥、游某某及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证明。吴爱娥、游某某及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显示，吴爱娥自2010年7月份进入高田坊卫生站从事派发宣传单工作至今，显示出双方长期稳定的关系，宣传单派发地点由高田坊卫生站指定、距离远则由该卫生站派车送、按月发放工资、由其负责通知派发任务等，显示出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上述情形符合劳动用工的特征，吴爱娥与高田坊卫生站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吴爱娥在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
经审查案件证据并经二审法庭调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高田坊卫生站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2006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莞社保局承担。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东莞社保局具有作出案涉行政确认行为的主体资格。吴爱娥的陈述及游某某、李某某的证言证实，吴爱娥于2010年7月开始通过派发传单的方式为高田坊卫生站作宣传并按月领取劳动报酬，高田坊卫生站规定吴爱娥派发传单的时间、指定派发传单的地点，说明吴爱娥接受高田坊卫生站的管理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原审法院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正确。吴爱娥于2013年7月2日在翔丰广场停车场准备派发广告单摔倒受伤的事实，有相关病历材料、吴爱娥的陈述及游某某、李某某的证言予以证明。东莞社保局在高田坊卫生站举证不足以证明吴爱娥所受伤害不是工伤的情形下，依据吴爱娥提供的证据材料并经调查核实，认定吴爱娥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高田坊卫生站要求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2006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之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高田坊卫生站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立凡
审 判 员 韦艳芹
代理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