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63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马秋兰，女，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嗣清，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庆伟，男，196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耕田，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华民，男，196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上诉人马秋兰、上诉人郭嗣清、上诉人刘庆伟因与被上诉人任华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1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嗣清及其与马秋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被上诉人刘庆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耕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任华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秋兰和上诉人郭嗣清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改判以18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给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2.刘庆伟、任华民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系对《贵州省安龙县万人洞金矿六号矿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以下简称《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贵州省安龙县万人洞金矿六号矿融资及共发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及《付款承诺》中关于“利息”部分的错误理解，属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约定按年利率30%付息，不仅仅是对2014年4月18日前付息的约定，也应视为对刘庆伟、任华民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利息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2014年4月18日后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30%支付。但因30%的年利率超过24%的年利率标准，故本案应以年利率24%计算利息。其次，虽然《补充协议》发生了款项支付方式和支付金额的变更，但依据《补充协议》第五条违约责任条款：“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本协议规定或者不符合约定的条件或方式，按原合同执行。”之规定，刘庆伟、任华民拒不履行《补充协议》之约定，鉴此，关于支付方式、支付金额以及利率即应按照原合同即《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第二条第3项之约定执行。再次，根据刘庆伟出具的《付款承诺》第三条：“若上述款项未付，甘愿按超过天数罚息，〈月息5分〉〈月息3分〉”之约定，说明马秋兰、郭嗣清与刘庆伟之间对逾期付款利息一直是有约定的，即使按照月息3分的标准，年利率也超过了24%，故应以年利率24%作为本案计算利息的标准。刘庆伟辩称，1.本案中，刘庆伟与马秋兰、郭嗣清之间系合同纠纷，马秋兰、郭嗣清要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刘庆伟不存在违约，也不应支付利息。3.《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和《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逾期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马秋兰、郭嗣清主张刘庆伟应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没有依据。4.刘庆伟出具《付款承诺》时，马秋兰、郭嗣清隐瞒了其不是涉案金矿的经营权人的事实，《付款承诺》系马秋兰、郭嗣清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依法应属无效。刘庆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马秋兰、郭嗣清的诉讼请求，支持刘庆伟的反诉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秋兰、郭嗣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主要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主要理由如下：1.就有关涉案基础合同事实情况，一审法院未进行全面客观的理解和阐述，仅对双方约定的义务进行了罗列和认定，而且对马秋兰、郭嗣清应当承担的其他主要义务并未进行认定。双方签订的《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还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⑴马秋兰、郭嗣清保证所转让给刘庆伟、任华民的经营权是马秋兰、郭嗣清在六号金矿的真实出资，是马秋兰、郭嗣清合法拥有的经营权，马秋兰、郭嗣清拥有完全的处分权；⑵马秋兰、郭嗣清保证在刘庆伟、任华民第二次付款时，六号金矿51%的经营权具备转让给刘庆伟、任华民的条件；⑶六号金矿经安龙县黄金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公司）同意并办理经营权变更登记后，黔西南州德海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海矿业公司）即成为六号金矿的经营主体；⑷《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第七条关于合同变更与解除的约定。一审法院未对上述其他主要约定进行认定，归纳的合同内容不够全面，导致其认定的事实错误。2.就德海矿业公司与安龙县拓兴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兴公司）的相关情况及股权变更，一审法院也没有进行全面的认定，对德海矿业公司与拓兴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及其他重要约定均未提及和认定。本案的核心和基础应当围绕六号金矿的经营权转让进行审理。3.一审法院就拓兴公司、德海矿业公司与黄金公司之间的相关情况在认定时，并没有严格的审查合同实质内容，主要存在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拓兴公司与黄金公司之间的《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是本案当事人签订《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基础和前提，既然一审法院将上述合同作为基本证据，并将上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约定进行列明，那么就应当根据上述合同内容约定审查判断其合法性，但一审判决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阐述。从《生产承包经营合同》的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内容，明显看出黄金公司作为金矿发包人，只负责收取承包费，并不负责安全生产和对金矿的管理，同时万人洞金矿的承包期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28年8月31日止，而该金矿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间也是截止2028年8月31日，双方名为生产金矿的承包经营实为金矿采矿权转让。该行为违反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8条采矿权人不得将采矿权以承包方式转让给他人开采经营，同时依据国务院令第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和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禁止将采矿权倒卖牟利或以承包经营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故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其次，在认定郭嗣清与黄金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内容时，仅就黄金公司的责任进行认定，并没有对郭嗣清的责任进行认定。从该协议约定的郭嗣清责任来看，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二条合同认定无效的情形。再者，一审法院向黄金公司出具了协查函，而黄金公司的回复明显与拓兴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内容约定相冲突。黄金公司与拓兴公司所签《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本身就违反了法律法规，一审法院却完全采信了违法一方黄金公司的书面回复意见。4.既然一审法院采纳了黄金公司的书面回复，而该回复和黄金公司出具的《关于万人洞金矿第四生产区域六号矿体相关问题说明》中均承认六号矿体生产经营权归属于郭嗣清，说明黄金公司根本就不认可刘庆伟和德海矿业公司享有六号金矿的经营权，也即六号金矿经营权并未实质转让给德海矿业公司和刘庆伟。上述证据也反映出虽然德海矿业公司受让了郭嗣清在拓兴公司的19%的股权，但并未实质受让取得金矿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上述证据，也印证了郭嗣清与刘庆伟之间的《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有关刘庆伟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刘庆伟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5.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审查涉案合同的法律效力，而不应向行政部门问询合同效力问题。既然一审法院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进行了问询，国土资源厅也指出了按照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8条规定，采矿权人不得将采矿权以承包方式转让给他人开采经营。本案中，黄金公司将整个金矿承包给了拓兴公司，拓兴公司又将其中的六号金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德海矿业公司享有，六号金矿经过两次承包经营权转让，已经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和国务院令第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和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二、一审法院认定马秋兰是本案适格主体是错误的。马秋兰与刘庆伟同属于德海矿业公司的发起人和原始股东，马秋兰不是拓兴公司的股东，也未与刘庆伟有任何的股权转让关系，其主张权利的来源系其作为《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中金矿经营权的转让方，实际上马秋兰自始至终未取得六号金矿的承包经营权，并不具有转让的资格。《代持股份协议书》不能证明马秋兰是六号金矿的实际出资人，黄金公司作为六号金矿的采矿人也从未认可过马秋兰是该金矿的合法经营权人。马秋兰也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其对六号金矿真实出资。三、一审法院对郭嗣清多次严重违反《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只字不提，连双方明确约定的付款条件也进行错误解释。《补充协议》明确约定需要黄金公司下红头文件认定德海矿业公司为合法承包经营权人才视为付款条件成就，但一审法院仅认为郭嗣清一方所持《合同》上加盖有黄金公司公章，就视同条件成就，未遵循《合同》的约定。上述《合同》一式两份，《合同》内容都一致才能体现当初的真实约定，郭嗣清一方所持《合同》中出现了黄金公司的公章，且手写“同意”两字,而刘庆伟一方所持《合同》中却没有这些内容，一审法院不能据此认定盖章就视为红头文件的下发，因为盖章和红头文件无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具有很大的区别，且“同意”两字到底是谁写的，无法考证。四、一审判决有关利息的认定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计算利息的起算点是2014年4月18日。实际上刘庆伟根本没有违约，没有继续付款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没有成就，刘庆伟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且即使一审法院认定付款条件成熟，也应当自条件成熟之日起计付利息。五、《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第七条约定了合同变更与解除条款，刘庆伟现早己丧失了履约能力，依据约定上述合同应当解除。六、一审法院违法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先后经历了5次开庭审理，但任华民从未出庭，一审法院也未按照法律程序对每次开庭进行公告。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纠纷系围绕六号金矿承包经营权转让展开的，一审法院就有关事实的认定除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外，还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国家禁止将采矿权倒卖牟利或以承包经营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正当的企业经营权转让受法律保护，但是规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监管制度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和《贵州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等相关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权证，未经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不准转让，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涉案合同未经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准，故并未生效。马秋兰、郭嗣清共同辩称，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并不存在违法缺席判决的情形。2.刘庆伟主张本案系采矿权转让，违背事实。德海矿业公司的股权变更及德海矿业公司与拓兴公司之间的《合同》均是为了履行马秋兰、郭嗣清与刘庆伟、任华民签订的《补充协议》，不是经营权经过两次转让。成立德海矿业公司与马秋兰、郭嗣清及刘庆伟、任华民履行涉案合同密切相关。根据黄金公司与拓兴公司签订的《生产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黄金公司不仅收取承包费，还要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一审法院采信黄金公司的书面回复意见正确。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确，刘庆伟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主张涉案合同无效，其目的是为了拖欠合同款项。3.马秋兰作为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4.一审法院对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认定正确。任华民未参加本院庭审，也未提交书面意见。马秋兰、郭嗣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刘庆伟、任华民向马秋兰、郭嗣清共同支付合同款1850万元；2.要求刘庆伟、任华民向马秋兰、郭嗣清共同支付从2014年4月18日起至合同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以18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0%计算）；3.诉讼费由刘庆伟、任华民承担。刘庆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马秋兰、郭嗣清返还刘庆伟1163万元；3.反诉费由马秋兰、郭嗣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基础合同的情况（一）2013年10月28日，郭嗣清、马秋兰作为甲方，刘庆伟、任华民作为乙方签订了《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合同约定的内容包括：1.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六号矿融资和共同开发事宜达成协议；2.由甲方与乙方于2013年10月28日在兴义市共同成立德海矿业公司；3.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六号矿51%的经营权以总代价共3000万元（税后）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经营权；甲方保留49%的经营权；4.乙方在2014年元月18日前支付款1850万元给甲方；所欠余款1000万元由乙方开具借据，乙方保证在2014年4月18日前付清（按年利率30%付息）；5.甲方负责将办理采矿权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环境评估等相关资料交由德海矿业公司享有；6.六号矿经黄金公司同意并办理经营权变更登记后，德海矿业公司即成为六号矿经营主体，乙方控股，占51%的股份，甲方占49%的股份。（二）2014年1月16日，双方以《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为基础，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以下内容：1.乙方已经支付定金/投资款150万元；2.甲乙双方于2013年12月9日设立德海矿业公司，甲乙双方同意以德海矿业公司为主体开发经营六号矿；3.甲方同意将其持有拓兴公司19%的股权（对应股东权益为六号矿十五年的承包经营权），转让至德海矿业公司名下，确保德海矿业公司拥有六号矿十五年的承包经营权。在上述事项完成前，甲方在未将以黄金公司下红头文件认定德海矿业公司为合法承包经营权公司前，乙方只能付给甲方1000万元；待下文后乙方付清下欠1850万元；4.甲方保证是六号矿实际出资人，拥有该金矿100%的经营权；甲方拟转让的拓兴公司19%的股权是合法有效、出资真实的；5.违约责任：协议签订生效后任何乙方违反、不履行本协议规定或者不符合约定的条件或方式，按原合同执行。（三）2014年7月16日，刘庆伟向郭嗣清、马秋兰出具《付款承诺》，内容为：在2014年7月23日之前付款给马秋兰、郭嗣清500万元；在2014年7月31日之前付款给马秋兰、郭嗣清500万元；在2014年8月31日之前付款给马秋兰、郭嗣清350万元，若上述款项未付，甘愿按超过天数罚息、；2014年8月1日在上述承诺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四大股东保证矿山正式开工；郭嗣清、马秋兰承诺六号矿体环评补充手续工作不致影响矿山开工生产，环评报告通过（环境评估设计方案）时间必须在2014年9月前，由环评报告未通过造成的矿山不能开工的损失由郭嗣清、马秋兰二人承担。马秋兰、郭嗣清陈述，上述《付款承诺》中的总金额为1350万元，剩余500万元刘庆伟已与马秋兰签订了借款合同。但上述《付款承诺》签订后，刘庆伟并未依约付款。（四）在上述合同签订后，现刘庆伟和任华民共计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了1150万元。二、关于德海矿业公司、拓兴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股权变更情况（一）2013年12月9日。德海矿业公司成立，德海矿业公司股权结构为：郭嗣清（持股比例25%）、马秋兰（持股比例24%）、刘庆伟（持股比例41%）、任华民（持股比例10%）。拓兴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成立，发起人包括郭嗣清（出资比例19%）。（二）2014年4月17日，德海矿业公司与拓兴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内容包括：拓兴公司的发起人郭嗣清将其在拓兴公司中的股东和股份变更为德海矿业公司，占股19%。同时拓兴公司依法将六号矿的生产经营权一并转让给德海矿业公司，生产经营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8年8月31日止。在上述合同尾部有拓兴公司各股东签字，德海矿业公司盖章以及郭嗣清、马秋兰的签字、以及黄金公司的盖章。2014年5月21日，完成了德海矿业公司成为拓兴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三）马秋兰与郭嗣清之间签订的《代持股份协议书》约定，马秋兰系六号矿的实际投资者，双方自愿商定，马秋兰委托郭嗣清把马秋兰在拓兴公司9.5%的股权由郭嗣清代持。在马秋兰拟将自己的股份以及与该股份相关的一切权益进行法律上的处分时，郭嗣清应当全面予以协助。三、拓兴公司、德海矿业公司与黄金公司之间的相关情况（一）拓兴公司与黄金公司于2014年4月13日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1.拓兴公司是万人洞金矿的生产经营承包人，有承包期内的生产经营权；2.双方权利义务：黄金公司履行管理职责，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分办理矿山相关手续的工作及氰化钠和民爆物品的相关手续；拓兴公司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破坏、谁负责的原则独立组织资金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自负盈亏；拓兴公司及时排查消除本生产区的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隐患，对本生产区的安全及环境污染负完全责任；独自负责植被恢复等相关工作。独自承担本矿的生产安全、环境治理责任及采矿权价款、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保证金、环境治理保证金、水土保持补偿费、矿山综合治理保证金及矿山动态检测等相关经费；独自负担矿区所在乡镇、村组的相关费用。如拓兴公司违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法规，黄金公司有权要求拓兴公司限期整改。在要求的限期整改不合格，黄金公司有权终止本合同。3.拓兴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变更为公司股东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二）郭嗣清作为万人洞金矿第四生产区域（即本案所涉六号矿）的负责人与黄金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协议约定：黄金公司的相关责任：负责组织地质部门撰写万人洞金矿许可证延期等相关材料，并通过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专家评审；负责协调国家、省、州、县行业主管部门办理“五证一照”等相关手续；负责协调省、州、县行业主管部门工作及海子乡政府、戈塘镇政府相关工作；负责监管乙方矿界纠纷、环境保护等相关工作；负责办理乙方的氰化纳药品和民爆物品购买手续及使用手续；负责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检查接待。（三）一审法院基于上述《生产承包经营合同》以及《联合开发协议》的内容，向黄金公司出具了协查函，对于上述合同、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具体的情况黄金公司予以了书面回复，回函内容如下：我公司基于《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所履行的管理职责包括：1.对矿山进行安全生产管理，科学、文明施工，以避免或减少全事故的发生，保护矿山的生命财产安全。2.加强矿山的生态环境保护，安全有序的进行矿山开采。积极做好矿山绿化，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治水土流失；制定并落实复垦措施，边开采，边回填、边复垦，适时进行植被恢复；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地下水的保护工作；积极处理项目区域的地质性灾害问题，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矿山服务期满后，积极进行生态恢复和封闭处理。3.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采取洒水降尘、加强绿化、密闭（半密闭）处理、运输等措施，防止矿石开采、储存、运输、破碎、使用等环节的扬（粉）尘污染。4.固体废物的环境管理。废石送临时废石场堆存，修建截排水系统、拦渣坝、淋溶水沉淀池等。危险品包装物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有效处置等等。5.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相应的预防、预警和应急措施，防止出现堆浸液泄漏、废石场和尾矿渣处置场溃坝及边坡滑坡、渗滤液外排、炸药库爆炸等引发的环境风险及矿山开采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6.协调有关部门办理矿山的相关手续，办理氰化钠和民爆物品等相关手续。7.安龙县万人洞金矿四个矿体负责开采资金的投入，我公司提供技术指导，在我司的监督指导下具体开采，并在我公司指定的冶炼厂冶炼后销售，拓兴公司自负盈亏，每年按照合同约定向我公司交承包费。对于《联合开发协议》中我公司的管理职责为：负责组织地质部门撰写万人洞金矿许可证延期等相关材料，并通过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专家评审；负责协调国家、省、州、县行业主管部门办理“五证一照”等相关手续；负责协调省、州、县行业主管部门工作及海子乡政府、戈塘镇政府相关工作；负责监管第四生产区域矿界纠纷；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负责氰化纳和民爆物品购买手续及使用手续；负责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检查接待。同时郭嗣清作为万人洞金矿第四生产区域及其负责人享有该矿区的生产经营权，主要负责生产资金的投入以及具体的开采和生产，自负盈亏，每年按照销售产量、品位等综合因素确定应交我司承包费用。四、其他事实问题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先后向安龙县工业贸易和科学技术局、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送达了协查函，对于本案所涉《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的备案情况，合法合规情况进行问询。安龙县工业贸易和科学技术局向一审法院的回复为：经我局核实情况后，确认《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与原件相符，情况属实。根据《贵州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三条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探矿权、采矿权实行审批登记和有偿取得制度，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可以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基于安龙县工业贸易和科学技术局的回复内容，一审法院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就《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的合规情况亦进行了问询。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回函的内容为：1.根据《关于领取贵州省安龙县万人洞金矿（整合延续、变更生产规模）采矿许可证的通知》（黔国土资矿证字[2012]1930号），贵州省安龙县万人洞金矿（整合）采矿权生产规模为15万吨/年，批准采矿权有效期限为2012年2月至2028年8月。2.按照《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不得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在现实操作中，国土资源部门将采矿权承包划分为经营性承包和劳务性承包两种情形进行分别处理，前者属于非法承包采矿权行为，后者属于合法矿山企业经营管理措施。3.国土资源部没有出具过相关文件对采矿权承包进行过界定或描述，我省对此曾下发过文件进行明确规定。对于采矿权经营性承包和劳务性承包界定方式的第一份正式性文件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处理乡镇煤矿采矿权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黔高法[2005]92号），现此文件已被省高院废止。后省高院曾到我厅进行调研，并依据我厅提出意见下发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黔高法（2014）92号），其中也对采矿权经营性承包和劳务性承包的界定进行了解释。上述两份文件虽然均针对煤矿，但实际体现了我省国土资源部门和人民法院对于所有类型采矿权承包的界定与管理思路。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主体问题。本案中，刘庆伟认为马秋兰并非适格主体，其没有资格向刘庆伟、任华民转让六号矿体的经营权。一审法院的意见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情况，马秋兰系《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其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对刘庆伟、任华民的诉讼，于法有据。同时，基于马秋兰与郭嗣清之间签订的《代持股份协议书》的内容，郭嗣清对其代持实际由马秋兰出资的拓兴公司9.5%的股权并不持异议，故马秋兰作为实际享有该股权权益的一方，其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股权并享有处分股权所带来的收益。二、本案所涉合同（包括《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以及履行问题。本案中，刘庆伟主张拓兴公司与黄金公司签订的《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本身即属于法律禁止的承包行为，基于上述承包行为的违法性，即导致刘庆伟与郭嗣清、马秋兰签订的《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内容亦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基于合同无效的情况，要求郭嗣清、马秋兰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1163万元。一审法院的意见为：（一）基于对本案查明事实的需要，一审法院向主管本案所涉金矿的安龙县工业贸易和科学技术局以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分别出具了协查函。主管涉案六号矿的安龙县工业贸易和科学技术局对于上述《生产承包经营合同》客观真实存在不持异议。但上述两家行政机关对于黄金公司与拓兴公司之间签订的《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均未予以回复，仅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文件作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第十三条规定：“矿业权人与他人合作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所签订的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中有关矿业权转让的条款适用本解释关于矿业权转让合同的规定。”一审法院结合黄金公司在履行《生产承包经营合同》中的管理职责问题的回复以及《联合开发协议》中所约定的权利义务，现不能认定《生产承包经营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根据本案马秋兰、郭嗣清与刘庆伟、任华民签订的《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可知，系郭嗣清、马秋兰将其二人在拓兴公司实际享有的19%股权（对应的权益为六号矿的经营权）转让给德海矿业公司，刘庆伟和任华民作为德海矿业公司的股东即根据其出资比例享有因六号矿经营权所带来权益。上述合同中所涉及的股权变更手续业已完成，德海矿业公司已经成为拓兴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9%。故，在《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未认定无效的情况下，郭嗣清、马秋兰基于其所实际享有的拓兴公司19%的股权（对应权益为六号矿经营权收益）转让给德海矿业公司，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对于刘庆伟在反诉中所主张的涉案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1163万元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本案中，刘庆伟认为，即使在《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刘庆伟未予支付款项是因付款条件（即《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黄金公司应下红头文件认定德海矿业公司系合法承包经营权公司后方能支付1850万元的款项）未成就。马秋兰、郭嗣清认为在拓兴公司与德海矿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上已经加盖有黄金公司的公章，即黄金公司已经确认德海矿业公司系合法承包经营权公司，其确认形式不应拘泥于红头文件的形式。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生产承包经营合同》中所约定的“拓兴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变更为公司股东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内容，在德海矿业公司受让了实际由马秋兰、郭嗣清享有的拓兴公司19%股权的情况下，德海矿业公司自然享有该股权所对应的六号矿的承包经营权，且在《合同》中加盖有黄金公司的公章，可以认定黄金公司作出了对于上述转让行为表示确认的意思表示，《合同》中黄金公司加盖公章的时间不能确定并不影响黄金公司作出上述意思表示的效力。同时，合同条款之订立目的意在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以及合同目的的实现，基于上述认定事实可知，黄金公司通过加盖公章的方式对德海矿业公司受让拓兴公司19%的股权进行确认的行为，已经符合《补充协议》所约定内容之目的，在此情况下，并不存在刘庆伟所称的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且在刘庆伟个人出具的《付款承诺》中亦承诺了付款的时间和金额，一审法院亦有理由相信刘庆伟在出具该承诺书当时对于其应当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剩余款项系表示认可，其现又以付款条件未成就作为抗辩事由，亦明显有悖于其之前作出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刘庆伟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同时，刘庆伟亦在本案中主张由于六号矿体的环评报告一直未予通过，故刘庆伟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未予付款。一审法院的意见为，《补充协议》中已经对付款1850万元的付款条件进行了明确，环评报告的通过与否与付款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同时在刘庆伟本人出具的付款承诺中亦个人承诺了向马秋兰、郭嗣清付款的时间及金额，虽涉及环评报告的问题，但仅是在环评报告未通过导致矿区无法开工的情况下由马秋兰、郭嗣清承担因不能开工所带来的损失，亦非不支付相应款项。基于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刘庆伟、任华民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在黄金公司确认德海矿业公司系合法承包经营六号矿的主体后，即在2014年4月17日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1850万元。（三）现马秋兰、郭嗣清同时主张，刘庆伟、任华民应当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因逾期支付上述款项所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以18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0%，从2014年4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截止至2016年4月18日，所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为1100万元。刘庆伟认为，对于年利率30%的标准，明显畸高，且在《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中对于适用年利率30%付息亦是有限制条件，系基于当时约定的以借款1000万元付息，时间仅为2014年1月18日至2014年4月18日之间，与马秋兰、郭嗣清现在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并非同一概念。一审法院的意见为，虽然在《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中约定了年息30%的内容，但是基于上述内容已经在《补充协议》中发生了款项支付方式、支付金额的变更，继续延用《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中年息30%的标准明显过高，且《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中所约定的年息30%的内容从文意理解上也并非系对违约责任标准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对于其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予以调整，即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作为计算标准。同时，虽然在刘庆伟出具的《付款承诺》中对于付款时间进行了承诺，但其并未依约履行，马秋兰、郭嗣清现基于《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付款时间向刘庆伟、任华民主张亦无不妥。故刘庆伟、任华民应当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以18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截止至2016年4月18日，依据上述计算标准所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为2056389.04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庆伟、任华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嗣清、马秋兰支付一千八百五十万元以及以一千八百五十万元为基数，从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二、驳回郭嗣清、马秋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刘庆伟的反诉请求。如果刘庆伟、任华民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马秋兰、郭嗣清向本院提交了《万人洞金矿喷淋池工程合同》，欲证明刘庆伟已经实际接管并经营六号矿。刘庆伟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庆伟向本院提交了《安龙县万人洞金矿第四生产区域联合开发协议》，欲证明马秋兰、郭嗣清没有权利将涉案六号矿转让给刘庆伟经营，其转让行为没有经过黄金公司同意。马秋兰、郭嗣清对该协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上述材料的内容，均不能支持双方的证明目的，对本案处理也不产生影响，故本院对上述材料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马秋兰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马秋兰系涉案诉争《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共同签订人之一，依约享有相关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故马秋兰作为本案一审共同原告之一，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关于涉案《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刘庆伟上诉主张拓兴公司与黄金公司签订的《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是其与马秋兰、郭嗣清签订涉案《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基础和前提，因《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本身即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进而导致刘庆伟、任华民与马秋兰、郭嗣清签订的《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拓兴公司与黄金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双方所签《生产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其次，现尚无证据证明拓兴公司与黄金公司所签《生产承包经营合同》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效。再次，一审法院已就《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合法合规的问题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查询，相关主管部门并未作出《生产承包经营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认定。综上，刘庆伟关于《生产承包经营合同》无效，进而导致其与马秋兰、郭嗣清签订的《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庆伟基于《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要求马秋兰、郭嗣清返还其已付款项1163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刘庆伟是否应依据《融资及共同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剩余款项1850万元的问题。刘庆伟上诉主张《补充协议》中约定黄金公司下达红头文件认定德海矿业公司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人后，刘庆伟、任华民才应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剩余款项1850万元，但黄金公司至今未下达认定德海矿业公司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人的红头文件，故刘庆伟、任华民支付剩余款项1850万元的条件尚未成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补充协议》所作上述约定的本意是要采矿权人黄金公司确认德海矿业公司具有涉案六号矿的承包经营权，对刘庆伟、任华民今后的经营活动形成相应保障。其次，在拓兴公司与德海矿业公司所签关于拓兴公司将六号矿的生产经营权转让给德海矿业公司的《合同》上，黄金公司已盖章确认。虽然上述确认形式与《补充协议》中约定由黄金公司下达认定德海矿业公司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人的红头文件的确认形式不符，但以何种形式确认德海矿业公司对六号矿享有生产经营权系由黄金公司自主决定，黄金公司并不受《补充协议》的约束，且刘庆伟也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两种确认形式对确认德海矿业公司享有六号矿的生产经营权存在本质区别，亦未能举证证明现黄金公司并不认可德海矿业公司享有六号矿的生产经营权。再次，《补充协议》签订后，刘庆伟向马秋兰、郭嗣清出具了《付款承诺》，承诺在2014年8月31日前分期向马秋兰、郭嗣清付款共计1350万元，而上述付款并未附加付款条件。综上，现刘庆伟以黄金公司至今未下达认定德海矿业公司系六号矿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的红头文件为由，主张涉案1850万元的付款条件未成就，不能成立。刘庆伟、任华民应向马秋兰、郭嗣清支付该款项1850万元。关于刘庆伟、任华民是否应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赔偿马秋兰、郭嗣清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问题。马秋兰、郭嗣清上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赔偿马秋兰、郭嗣清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马秋兰、郭嗣清与刘庆伟、任华民之间的涉案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马秋兰、郭嗣清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要求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秋兰、郭嗣清与刘庆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657元，由马秋兰、郭嗣清负担21207元，由刘庆伟负担192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飞审 判 员  周 岩审 判 员  潘 伟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吕小彤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