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少士，男，196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孙锡泉，男，194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晨阳，男，197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东恳，男，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南市。
委托代理人何启亮，男，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蔡少士因与被上诉人张晨阳、蒋东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城民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蒋东恳系杭州景琰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7年12月14日，景琰公司与蔡少士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蔡少士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西大街临平大酒店演艺酒吧（四楼）的装修工程委托景琰公司进行施工。蔡少士委托张晨阳为工程监理。2008年4月16日，张晨阳从蔡少士处收到5万元，其于当日向蔡少士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今收到蔡少士临平大酒店四楼酒吧装修款人民币伍万元正。现承诺装修工程拾伍天内全部竣工，如15天内未完成，一切责任由我张晨阳承担。工程完工后双方按原有合同履行，原有合同履行人双方签字。”另外，蒋东恳自认其在2008年期间收到张晨阳给付的5万元，但该5万元是张晨阳支付其对蒋东恳的欠款，而非蔡少士的装修款，且其向张晨阳出具收条一份。张晨阳自认蒋东恳向其出具收条一份，但该收条现已遗失。景琰公司于2010年1月7日起诉蔡少士及临平大酒店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称蔡少士仅支付了部分的工程款，要求：一、蔡少士支付工程款461528.60元，临平大酒店承担连带责任；二、蔡少士支付财产保全费2885元；三、蔡少士、临平大酒店承担诉讼费。2010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杭余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在景琰公司装修期间，蔡少士陆续支付景琰公司29万元（未包括张晨阳收取的5万元），并判决：一、蔡少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景琰公司工程款461528.60元；二、蔡少士支付景琰公司财产保全费2885元；三、驳回景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于2010年5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蔡少士对该判决的履行义务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履行完毕。2010年6月1日，蔡少士向余杭区检察院提出申诉，主张：一、余杭区人民法院（2010）杭余民初字第221号判决书采信景琰公司蒋东恳虚构的“演艺吧装饰合同”增加的工程量及工程款的判决不符合事实，应改判；二、蒋东恳虚构“演艺吧装饰合同”增加的工程量及工程款，伪造证据进行诉讼诈骗，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2月18日以余建字（2012）20号检察建议书，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认为（2010）杭余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建议再审。余杭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7日函复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予再审。2013年8月，蔡少士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除认为（2010）杭余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对合同外增加工程及价款的认定错误外，还提出景琰公司实际收到的工程款为350300元，而非29万元，并提交了张晨阳出具的《承诺书》作为凭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浙杭民申字第91号民事裁定，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蔡少士支付给景琰公司的工程款应为350300元和景琰公司存在伪造工程联系单的事实，即蔡少士在本院审查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如蔡少士现对工程款支付的数额有异议，应在双方对账确认后，可在执行款中扣除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驳回了蔡少士的再审申请。蔡少士于2015年7月27日诉至原审法院，认为其多付5万元，系蒋东恳与张晨阳存在不当得利，要求蒋东恳与张晨阳共同返还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蔡少士交付给张晨阳5万元拟作为临平大酒店演艺酒吧的工程款，但该笔款项最终未能作为工程款在景琰公司起诉蔡少士的工程款纠纷中予以抵扣，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谁取得了该笔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本案蔡少士及张晨阳均称该5万元是在临平交通大厦的一家咖啡馆内，在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由蔡少士交付给张晨阳，再由张晨阳交付给蒋东恳的，但蒋东恳否认该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尽管蔡少士及张晨阳的述称能互相吻合，但其均为利害关系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单独证明该事实。其次，张晨阳及蒋东恳均确认蒋东恳在收到5万元时向张晨阳出具了收条，但两人对收条的内容陈述不一，张晨阳主张收条上载明“收到临平大酒店四楼酒吧装修工程款5万元”，而蒋东恳主张收条上载明“收到张晨阳黄龙月亮湾工程款5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收条最终由张晨阳保管，收条的内容应由张晨阳举证证明，其未能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两点，原审法院认为张晨阳从蔡少士处收到蔡少士委托其转交给景琰公司的5万元工程款，但张晨阳未能举证证明其将该5万元转交给景琰公司或蒋东恳，并说明系蔡少士委托其转交的工程款，故蔡少士及张晨阳均未能举证证明蒋东恳从张晨阳处收到蔡少士交付的5万元工程款，要求蒋东恳返还不当得利5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蔡少士向张晨阳交付5万元款项的目的是让其转交给景琰公司作为工程款，故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张晨阳自蔡少士处收到5万元款项是依据该委托合同，故张晨阳亦不构成不当得利。现景琰公司否认收到该工程款5万元，蔡少士如认为遭受损失，其应以委托合同关系向张晨阳主张权利，其以不当得利主张张晨阳返还，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对于蒋东恳主张蔡少士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审查认为，蔡少士于2013年8月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主张其向景琰公司交付了350300元的工程款，而非原判决认定的290000元，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未能认定其支付给景琰公司350300元，故蔡少士应自此时开始知道其交付给张晨阳的5万元款项未能在景琰公司的工程款中抵扣，其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蔡少士收到（2013）浙杭民申字第91号民事裁定书之日起算，该裁定书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故蔡少士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蔡少士之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蔡少士负担。
宣判后，蔡少士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一、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和对诉讼经过的认定无异议，对一审判决就本案未超过时效的分析与认定也无异议。但对认定事实中的“该5万元是张晨阳支付其对蒋东恳的欠款，而非蔡少士的装修款”有异议。因为蒋东恳用以证明张晨阳欠蒋东恳7万余元工程款的证据已被原判所否认，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已充分证明张晨阳不欠蒋东恳工程款。蒋东恳原在检察、中级法院的辩解显属虚假，不足为信。因此，对虚假的辩解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谁取得了该笔款项。蒋东恳的代理人当庭承认蒋东恳在2008年期间收到张晨阳给付的5万元，蒋东恳的多份笔录中也承认，且与蔡少士及张晨阳的当庭陈述和多份笔录相印证。既然张晨阳没有欠蒋东恳工程款，张晨阳就不存在归还蒋东恳5万元的前提。蒋东恳没有丝毫理由将这5万元抵作张晨阳欠其的“工程款”。蒋东恳收到张晨阳5万元的钱的性质毫无疑问是属于蔡少士支付给蒋东恳的工程款。二、即使张晨阳欠蒋东恳个人5万元以上的款项，在张晨阳当庭确认这5万元系蔡少士给蒋东恳公司的工程款，且蔡少士明确是付给景琰公司工程款的情况下，蒋东恳也无权单方决定将蔡少士的5万元来冲抵张晨阳还其个人的欠款。因此，即使有欠款，则张晨阳欠蒋东恳个人债务只能由张晨阳另行归还。如果张晨阳确实欠蒋东恳个人5万元工程款，且双方达成合意，以蔡少士的这5万元先作为支付张晨阳欠蒋东恳的工程款成立，而张晨阳又没有征得蔡少士的同意，则张晨阳就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原判对不构成不当得利的分析于法于理不通。三、蔡少士与张晨阳之间不属于委托关系，张晨阳是作为中间人参与协调蔡少士与蒋东恳之间就再付5万元工程款及抓紧完工问题。从承诺书的内容可见“如15天内未完成，一切责任由我张晨阳承担。工程完工后双方就按原合同履行，原有合同履行人双方签字”，可见张晨阳是代表了蒋东恳向蔡少士所作的承诺，蒋东恳当时不口头承诺15天内完成，张晨阳是不可能写上去的，且该承诺必然是三方在场情况下所写，从中看出张晨阳实际上还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当时是三方在场，蔡少士是将钱放在桌上，由张晨阳将这5万元推给蒋东恳收下，不存在委托张晨阳转付的意思表示。三方中现有两方对这一事实陈述一致，理应认定这5万元系蔡少士支付给蒋东恳公司的工程款，蒋东恳个人落入腰包而未列入蔡少士已付景琰公司的工程款，这是按常理就可以认定的事实。四、蔡少士与张晨阳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人，事实上张晨阳与蒋东恳多年前就熟悉，而且多次介绍工程给蒋东恳做，蔡少士的涉案工程就是张晨阳介绍给蒋东恳公司做的。而蔡少士与张晨阳系该工程刚认识，当时张晨阳与蒋东恳的关系好于蔡少士。蔡少士只是按设计和监理合同支付给张晨阳设计费和监理费，并非蔡少士员工。而张晨阳作为工程介绍人和监理，完全有责任出面就工程质量和进度进行协调。不存在蔡少士、张晨阳串通的任何证据。相反，蔡少士是将张晨阳、蒋东恳同时作为被告起诉的，起诉前，并不知道张晨阳、蒋东恳之间到底是否存在欠款纠纷。五、在举证责任上，张晨阳没有欠蒋东恳工程款，当然无证据可提供，也无须举证证明，而蒋东恳却主张这5万元系张晨阳支付给其建德黄龙月亮湾工程的欠款，而其所举的证据却根本不能证明张晨阳欠其工程款。因此，蒋东恳这一主张不能成立，蒋东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当时蒋东恳出具给张晨阳的收条内容问题，并不影响蒋东恳收到张晨阳5万元的事实，何况是蔡少士和张晨阳当场交给蒋东恳的。既然张晨阳在黄龙月亮湾工程中根本没有欠蒋东恳工程款，则蒋东恳当时不可能写上这一款项内容，要写也只能写收到临平大酒店演艺吧装修工程款5万元的内容，因此，张晨阳对收条内容的陈述是符合客观的，理应采信。一审法院应发现蒋东恳明显有伪造不存在的杭州晨星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及印章的行为，应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或伪证罪移送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而未依法移送，单靠民事案件的质证方式是无法查明事实的。按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理应责成蒋东恳本人到庭，而原审法院却放任不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蒋东恳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上诉人的全部上诉理由、事实不能成立。一、蒋东恳收到的5万元并不是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而是张晨阳拖欠的工程款。就该5万元，在本案之前的共5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均认为支付给杭州景琰装饰有限公司，即蒋东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上诉人共计支付了29万元工程款。上诉人向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案件抗诉书、再审申请书等中均认为其支付了29万元的工程款，不存在本案所涉及的所谓不当得利的5万元。二、上诉人与张晨阳存在利害关系，张晨阳故意不拿出蒋东恳出具的收条，该收条内容对上诉人与张晨阳不利。张晨阳说本案的5万元是支付其自己拖欠蒋东恳的工程款，而不是上诉人所称的工程款。三、上诉人与张晨阳之间是委托与受托关系，蒋东恳不清楚上诉人交付张晨阳5万元，如果确实交付了则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在上诉意见中对“中间人”的概念没有进一步说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承诺书，但是蒋东恳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而且该承诺书中本应需要由上诉人、蒋东恳签字，但是该承诺书上并没有双方任何一人的签字，蒋东恳认为该承诺书是虚假的。不管该承诺书是否为张晨阳出具给上诉人，蒋东恳认为该承诺书对蒋东恳不发生效力。四、上诉人与张晨阳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张晨阳是上诉人在本案涉案工程中雇佣的监理工程师，装修设计也是由张晨阳经手的，双方之间有经济利益关系。尽管在一审法院四次的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与张晨阳对一系列的陈述有一致说法，但是鉴于两者之间有老板与员工、雇佣人与被雇佣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两人之间的陈述不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五、张晨阳在本案中有举证不能的责任，张晨阳在富阳区人民法院前后四次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由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显然，该收条的内容对上诉人及张晨阳不利，根据法律规定，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故意不向法庭提交证据的可以推定该证据对其不利，应由张晨阳、上诉人共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六、上诉人认为蒋东恳涉及虚假诉讼问题，上诉人已经在本案诉讼前向相关部门进行主张，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及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余杭区分院依法律程序进行了立案侦查，认为本案上诉人提出的控告蒋东恳虚假诉讼的证据、理由不充分，之后已经被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撤销案件，蒋东恳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张晨阳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蔡少士是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的，但根据蔡少士在本案一审、二审中的陈述以及其在本院（2013）浙杭民申字第91号申请再审等案件中的主张，蔡少士均明确表示当时是基于支付装修工程款的意思表示，将本案讼争的5万元交给了张晨阳，再由张晨阳支付给蒋东恳，故蔡少士的给付行为系以特定的法律关系为基础。现蔡少士在蒋东恳否认收到其5万元工程款且前述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再审申请未获得法院支持的情况下，转而向蒋东恳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与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相悖，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蔡少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