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1182民初1535号
原告：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黄海东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蔡为军，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德武，男，196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系该公司河北分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杨新友，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石家庄分所律师。
被告：衡水九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深州分公司，住址：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永平大街84号。
负责人：石磊，该公司经理。
被告：石磊，男，197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洪恩，河北畅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厦公司）与被告衡水九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深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九派深州公司）、石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厦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德武、杨新友，被告九派深州公司、被告石磊的委托代理人王洪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九派深州公司，被告石磊共同支付所欠原告中厦公司工程款，停工期间损失以及违约金和逾期付款利息共计10690511元。2、请求法院认定原告中厦公司的优先受偿权。事实及理由，2014年2月21日，原告中厦公司与被告九派深州公司签订了关于建设深州市九派花园2#、3#、12#楼的《补充协议书》，此后，原告依约施工建设，在建设过程中，被告九派深州公司屡次违约，又相继签署了多份补充协议。截止今天，工程主体已经完工，被告却依然未按照相关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屡次协商未果，不得已诉至贵院。因被告九派深州公司给原告的付款大多数是通过其负责人即被告石磊的个人账户汇款，由此可见，被告九派深州公司与被告石磊之间财务混同，故将二被告共同列出，承担共同责任。
原告中厦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中厦公司与九派深州公司签订的6份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为建设九派小区的2#、3#和12#楼所签订的关于工程款。工期验收、造价等问题的补充协议一份，以及建设中被告多次违约逾期付款，为此双方又签订了五个补充协议，约定了提高工程款数额和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等。2、2#、3#和12#楼一次结构检测报告，证明原告所建的2#、3#和12#楼一次结构完工并检测合格。3、原告中厦公司与衡水恒泰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一份，证明一台塔吊每天租金数额。4、原告中厦公司与玉海建筑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升降机租赁合同》一份及相关材料，证明一台升降电梯的租金数额。5、原告中厦公司与石家庄市新华区安达碗扣钢管架料租赁站签订的《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一份及相关材料，证明原告停工期间所使用的管件等数量和每天的租金数额。6、原告中厦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记录，收到工程款的账务收款记录，证明被告九派深州公司给原告支付工程款时，付款人大部分是被告石磊本人账户。7、原告中厦公司给内部管理人员的聘书及工资转账记录，证明停工期间内部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8、原告中厦公司部分借款协议及延期还款协议和银行交易明细表，证明因被告延期付款原告为垫付而借款的情况。
被告九派深州公司辩称，原告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涉案工程是实际施工人王德武借用中厦集团的资质实际进行的施工，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设施工企业名义进行施工，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应当无效。并且工程未完工，更说不上合格，故原告无权要求参照合同约定给付工程款。2、2014年2月21日“补充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与2014年9月10日签订的备案于深州市建筑工程招投标办公室的施工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按此合同工程款已超额支付。3、原告计算的工程款有误，原告的计算方式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如果参照原被告于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结算工程，被告也未按约定完工，属严重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金并赔偿损失。5、原告请求的停工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6、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是指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并未明确所建工程的实际支出金额，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另本案的建设工程未竣工，其行使优先权的条件，尚不具备，如按合同约定的工程竣工之日行使优先权，则行使期限已超过。总之原告所诉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被告九派深州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如下：1、中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为军的授权委托书及中标通知书，证明对深州九派花园小区的2#、3#和12#楼及1#、2#商业工程的中标，单位是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2、《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系备案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备案合同，该合同与双方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内容有实质的区别。3、原被告于2016年6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原先原被告签订的备案合同中的2#、3#楼的底商建筑和1#商业楼，由被告另外承包给他人施工。4、部分银行付款审批单，证明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的时间和数额等。
被告石磊辩称，把部分工程款转到石磊账户，再由石磊代付，属于职务行为，不存在与被告九派深州公司账务混同问题，本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被告石磊未提交证据。
原告中厦公司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是在工程主体完工后，为了应付九派小区的将来整体验收，在被告的要求下签订的备案合同，合同中的内容与实际不符，也不是双方施工及结算的依据，是一个虚假合同，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被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中标通知书和备案合同一样，都是为小区的整体验收而准备的，没有实际意义。对原被告于2016年6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付款通知单，有异议，认为该单与本案无关联，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
被告九派深州公司对原告中厦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2014年2月21日《补充协议书》与备案合同有实质区别，应以备案合同为准。此补充协议无效。对施工中签订的数个补充协议，因王德武不是实际中标人，是借用有资质的企业名义签订的，均应无效。关于原告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塔机、管件、升降机等设备的租赁合同与本案无关，原告作为施工单位应以自己的设备完成施工，租赁他人的设备完成工程是不合理的，故这些合同与被告无关。该费用被告不应支付。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应作为本案证据。
经当庭质证，本案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认证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六个补充协议，第一个是2014年2月21日原被告签订的。为工程施工及结算而签订的主合同。该合同是双方施工和结算的依据，该合同第11条明确约定“本协议法律效力高于本工程涉及的全部文件”。第13条“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在后来的施工中，为解决因被告多次未按约定支付工程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双方又协商签订了五个补充协议，分别是2014年8月6日的《九派花园补充协议》，2015年4月11日签订的《工程补充专项条款》，2015年8月6日签订的《补充条款》，2015年8月27日签订的《补充条款》，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这六个补充协议均系双方自愿商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约定合理，应依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被告和衡水佳源建筑材料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承建的2#、3#和12#楼的检测报告，是被告和检测单位衡水佳源建筑材料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原被告于2014年2月21日的协议书的约定，对原告所承建的2#、3#和12#楼的建筑工程，经检测后作出的质量合格的报告，该报告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塔机租赁合同》、《施工升降机租赁合同》、《钢管机件租赁合同》以及各个月份的“租赁费用确认单”。均系原告在施工中，因工程需要而与有关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签订自愿，程序内容合法，依法有效，并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有效证据入卷佐证。关于原告提交的公司内部管理人员的聘任书以及管理人员开工资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部分转包合同都是原告公司内部有关文件与办事记录，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依法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即“备案合同”及有关中标文件，都是原被告于2014年9月10日签订的是原告承建的2#、3#、12#楼主体已完工后，为配合小区的整体验收，而签订的一个“虚假”合同和文件，该合同和相关文件的签订目的不是为了施工需要，而是将来九派花园小区整体验收时，有关机关规定的必备文件，它的工程合同价款及承建项目都与事实不符，就象被告说的与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2月21日所签的施工补充协议有实质性的区别，并且这个备案合同不是施工和验收的依据，在2014年2月21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第11条、第12条已明确约定，工程造价和结算方式，均不执行备案合同，所以这个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原告施工和工程验收、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故本院对该合同依法不予确认，不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关于被告提交的双方在2016年6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对此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付款通知单》等相关证据，均系被告的内部单据，与本案争议无关联，依法不予确认。
本院经开庭审理及上述有效证据证实，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1月原告应被告九派深州公司邀约，来深州协商深州九派花园部分工程的承建问题，双方达成了实质性的口头协议，2014年春节过后，原告中厦公司派王德武领导的项目全体进入工地，于2014年2月2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明确约定“九派花园项目”中的2#、3#和12#楼及相连的1#商业楼由原告承建。承包形式为固定总价合同（包工包料），2#、3#、12#楼合同价为44736513.45元，1#商业楼合同价为824109元。并约定“2#、3#、12#楼”11层封顶并经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工程款12693659元，主体封顶后再给付7404945元。如有逾期付款，逾期部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于2014年2月底3月初开始，2#、3#、12#楼的基础施工和主体施工，2014年7月10日主体施工到十一层，到了协议约定付款节点，原告要求被告付款，被告以正在筹款为由要求原告先等等，原告又继续施工到十三层，被告仍不付款，原告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停工，为此，原被告于2014年8月6日签订《九派花园补充协议》，约定“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按建筑平米，每平米增加30元的工程款”。并约定主体部分工程“由原告垫资至主体封顶，被告于9月30日前支付工程款，原告于9月15日前完成主体封顶”。此后，原告开始继续施工，原告按约定完成了2#、3#、12#楼的主体施工，在主体已经完工后，被告为了将来整个小区的验收，要求原告与其签订了《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即备案合同及相关中标文件。主体完工后，被告仍没有资金支付工程款，导致全体工人停工，工人们为拿到工资，多次围堵公司及管理人员，为避免群体上访发生，原告应被告要求采取了待工计薪补贴的方式安稳工人，停工从9月30日开始于2015年2月7日支付了部分工人工资，但未按协议支付工程款，工人继续施工。原告按被告要求于2015年3月10日组织83个瓦工工人到场准备进行二次施工，但被告承诺的工程款不能到位，导致进场的瓦工待工14天，于2015年3月24日原告说服工人退场并予以补助。于2015年4月11日，原被告签订了《工程补充专项条款》，约定后续由被告提供一些主材，将这些主材的预算价格从总工程造价中剔除，被告于4月20日前给付原告工程款5000000元，一次结构检测合格后再支付4000000元，并在原来违约责任的基础上又约定如被告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的，按每月5%违约金累加，逾期60日以上原告有权要求收回全部工程款等等。签约后，原告组织了67名工人进场施工，于2015年4月13日，被告再次违约且没有具体给付时间，于是造成第三次停工，原告为减少损失和社会稳定劝工人退场并按工人要求予以补助，停工4天后，工人退场。为此，原被告于2015年8月6日签订了《补充条款》约定2015年8月10日前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000000元，原告方收到2000000元工程款后组织二次结构的施工，如因被告资金到位不及时，造成工地停工，被告除承担原施工补充协议违约责任外，还应承担本补充条款以上节点应付工程款项总额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等内容。然后继续施工，但被告仍未能按约定支付工程款，于2015年8月8日再次停工，于2015年8月27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补充条款》，再次增加被告承担违约金的数额，该协议签订后，被告付款的数增多，原告组织工人施工，于2015年11月底完成二次结构施工。然后进入装修阶段，因已进入冬季，无法装修。2016年春节过后，按被告安排原告组织123名抹灰工进场，准备施工，又因被告未能兑现春节后付款承诺，再一次违约，致使工程于2016年3月10日再一次停工，原告劝工人退场并予以补助。工人于2016年3月28日退场。为此原、被告于2016年6月23日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被告2016年7月1日前付清原所欠工程款并把违约金增至为工程造价的日千之五等内容，然后，原告又组织抹灰工进场施工。于2016年9月外墙施工完毕。2017年6月30日原告所承包项目经被告和衡水佳源建筑材料检测有限责任公司验收合格。
又查明，原被告于2016年6月3日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原告放弃原承包的2#、3#楼底层商业用房及1#商业楼的建设工程，由被告另找承包商承建，与原告无关。
原告所承建的2#、3#、12#楼总工程款为45770746.95元，减去3%的质保金，应付工程款为44397624.54元，被告已付工程款为43168673.82元，尚欠原告工程款为1228950.72元。
再查明，被告九派深州公司给原告支付工程款时大部分使用被告石磊的个人存款账户支付。
本院认为，原告中厦公司与被告九派深州公司，均系独立法人，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自愿协商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只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均应为有效合同。其中一个有效合同可以约定另一个有效合同的效力。原被告于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于2014年9月10日签订的《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即“备案合同”不是工程施工和验收的依据，工程造价和结算方式，均不执行备案合同，并约定“本协议法律效力高于本工程涉及的全部文件”。这种约定是依法有效的，是具有实际约束力，被告主张原告所承建的工程以“备案合同”为依据进行造价、结算，显然不是双方所签合同的本意，有悖常理，依法不予支持，另外，被告所提出的原被告所签的其他数个协议，特别是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因与备案合同有实质性的区别，所以无效之主张更是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纳。原被告为了施工需要而签订的数个补充协议，均系双方自愿协商签订的，是双方的意思表示，应依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被告多次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双方签订的给付工程款的协议，实属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工程款，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因被告多次违约，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之约定，是双方自愿协商约定的，理应有效，被告应依照执行，但多次重复约定，数额明显过高，有失公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解释之规定，违约金和逾期付款利息之和不得超过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的30%为宜。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被告违约造成工程五次停工期间的损失，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停工期间损失应以停工天数、停工期间的工人工资及补助款、施工设备（塔吊、升降机、管件）的租赁费的数额来计算。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停工期间其公司内部管理人员的工资，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可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承揽工程必须以自己的设备去完成，租赁设备不应计入停工损失。本院认为，被告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的涉案工程是实际施工人王德武用中厦集团的资质实际进行的施工，所以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根据开庭审理，我们已经查明，王德武是中厦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15日，它是江苏中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内设机构，中厦集团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交由河北分公司履行，并无不当。王德武是被告与中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签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所以涉案工程由王德武带领分公司具体施工是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被告以此为由，拒付工程款及相关损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被告驳回原告诉求之主张，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以原告未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完成工程施工为由，主张原告违约要求原告支付违约金。本院认为，原告未按约定时间完成施工，是因为被告在施工中多次违约，逾期支付工程款造成工程五次停工所致，故原告工程延期，不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不应追究其违约责任，被告上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计算被告尚欠工程款的计算方式即每笔支付的工程款先扣除逾期利息后为实际付款数，该计算方法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被告支付工程款已实际支付数额为准。关于被告石磊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九派深州公司为原告支付工程款时，多次是从石磊个人账户支出，并且现在被告九派深州公司的工程款仍在被告石磊的个人账户中存放，所以公司的工程款与石磊的银行存款混同不清。故被告石磊以个人的银行存款对被告九派深州公司欠原告的工程款和违约损失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衡水九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深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1228950.72元，停工窝工损失款2711056.92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813317.07元，三项共计4753324.60元，被告石磊以个人银行存款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江苏中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800元，原告江苏中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34000元。被告衡水九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深州分公司承担33800元，被告石磊以个人银行存款对此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兰丰
审判员 王振华
审判员 杜凤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吕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