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佛南法民二初字第443号
原告：万载县盛源采矿厂，住所地江西省万载县。
投资人：黎惠斌。
委托代理人：陈家春，系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伟发，男，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213。系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升之阳布艺织造厂个体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蒋月仙，系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大战。
原告万载县盛源采矿厂诉被告程伟发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需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中止诉讼。本案恢复审理后，于2015年12月2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持有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升之阳布艺织造厂（以下简称升之阳厂）开具的出票日期为2013年8月25日，票面金额为33万元的支票一张，票号为26450974，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南海民乐支行。2013年9月4日，原告向付款行请求兑现上述支票，但被告知该支票因“印重”而退票。及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该支票款项，未果。被告拒不支付支票款项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支票款33万元及该款自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没有任何交易关系，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被告以升之阳厂作为出票人将涉讼的支票开出给原告的前提基础。
1、被告与原告素不相识，也没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可能直接以被告作为负责人的升之阳厂名义将涉讼支票开出给原告。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中，原告作为涉讼支票的持票人向被告主张票据权利显然不符合该法律条文的规定要件。
2、被告与原告在本案中不存在票据的基础关系，原告未证明其已经给付票据对价。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根据这规定分析，原告应当对其已经给付票据对价予以证明，否则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本案涉讼支票为潘大恒从被告处偷窃所得，升之阳厂的公章及被告的私章均被潘大恒偷窃并加盖本案支票上，原告作为该支票的持有人并向原告主张票据权利，原告应该对其取得票据不存在过错予以证明。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原告应提供诉争票据；对票据涉及偷盗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举证责任。因本案讼争的支票偷盗行为，故原告必须对涉讼支票合法来源予以证明。
2、《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原告作为持票人应当对其取得、持有票据不存在的过错予以证明。
三、对涉讼支票的形式及退票分析。
1、从涉讼支票的形式分析，支票收款人一栏是手写上“万载县盛源采矿厂”的，出票日期、金额信息均为手写的。该收款人一栏的信息是支票被潘大恒偷窃之后另行填写上去。如前所述，原、被告根本不存在交易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何来开具支票给原告。
2、涉诉支票遭银行退票的原因写着“印重”，这是该支票及升之阳厂的公章及被告的私章被潘大恒偷盗之后偷盖上去。从支票上升之阳厂的公章看，第一个公章印是清晰可见的，不影响支票的形式要件。被告平时都有使用支票支付款项，不可能盖出存在如下重大且显而易见的瑕疵支票。
综上，原、被告没有真实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应当对其合法取得、持有本案讼争的支票予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票据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以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户籍证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升之阳布艺织造厂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系升之阳厂的经营者。
3、中国农业银行支票（10304430）、退票理由书（2013年9月4日）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收到的出票人为被告的支票遭到退票的事实。
被告在诉讼中提供以下证据：
4、程伟发公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情况。
5、确认书1份，用以证明涉案支票是被潘大恒偷盗并非法转让的事实。涉案支票被潘大恒从程伟发处偷盗，偷盗时，该支票的收款人、出票日期、金额等信息均为空白，是被潘大恒自行恶意填写上去，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支票上面的章都是潘大恒偷来盖上去的。
6、已收回及未收回“客户未使用重要空白凭证”清单及客户责任认定证明1份，用以证明涉案的支票（支票号为26450974）已经由被告程伟发于2013年9月3日向出票行申请作废。
7、证明1份，用以证明被告于2013年9月4日向西樵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证明本案涉讼的支票被偷盗的事实。
诉讼中，本院就本案支票的情况向潘大恒作了询问笔录并调取（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2532号刑事判决书。潘大恒表示本案支票是被告开具，支票上模糊的章是被告盖的，清晰的章是被告的妻子张少菊盖的，对于原告如何取得涉案支票不清楚。（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2532号刑事判决所确认的潘大恒的犯罪事项与本案讼争支票无关。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法确认，因为无法确认原告的企业属于哪个省份，请法院依法予以核实。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支票有异议，支票收款人一栏是手写上“万载县盛源采矿厂”的，出票日期、金额信息均为手写的，正常的支票上的信息应该是机器打印出来的。该收款人一栏的信息是支票被潘大恒偷窃之后另行填写上去，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应当对其取得该支票的合法性予以证明，该支票属于涉及偷盗行为，收款人被写成原告，既然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由被告承担票据责任。支票上的章的日期与退票理由书上的日期一致，证明原告没有在10天期限之内向银行提示付款。对证据3中的退票理由书有异议，涉讼支票遭银行退票的原因写着“印重”，这是该支票及升之阳厂的公章及被告的私章被潘大恒偷盗之后偷盖上去。从支票上升之阳厂的公章看，第一个公章印是清晰可见的，不影响支票的形式要件。被告平时都有使用支票支付款项，不可能盖出存在如下重大且显而易见的瑕疵支票。此外，退票理由书的日期是2013年9月4日，而支票的出票日期是2013年8月25日，也即原告去办理进账时已经过了支票进账的日期，这明显是原告自己的过错造成。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因潘大恒没有出庭作证，故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中的银行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对自己开出的支票又单方面作废是极不负责的行为；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报案内容是被告单方面的陈述。
原告认为询问笔录证明了本案的涉案支票与潘大恒无关，原告是合法取得涉案支票；（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2532号刑事判决没有涉及本案的支票，与本案无关。
被告认为询问笔录，潘大恒在笔录里面称与被告方提交的确认书是被迫签订的，被告对此事实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确认书，当时是潘大恒亲笔签名并书写了涉诉支票是交给了黎海林，票面金额是33万元，不存在任何逼迫的情形。潘大恒在笔录中称涉诉的支票是程伟发开出，事实上涉诉的支票被潘大恒盗取之时完全是空白的（包括收款方信息、票面金额、程伟发的私章、升之阳厂印鉴），是被潘大恒私自填补以及偷盗印鉴加盖上去的。至于涉诉票据如何流转到原告方手上，这属于原告需要所付的证明责任。对（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253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第十页中的证人梁某、江某的证言第二十五页中被害人程伟发的陈述有涉及到潘大恒偷盗支票的内容，刑事判决书是对潘大恒职务侵占和票据诈骗的行为进行判决。
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支票，被告确认公章是真实的，本院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5与潘大恒的询问笔录存在矛盾，故对于该两证据本院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余证据，双方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持收款人为原告、出票日期为2013年8月25日、金额为33万元、票号为10304430／26450974、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南海民乐支行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一张到银行提示付款，于2013年9月4日被银行以印重为由退票。
升之阳厂出具《已收回及未收回“客户未使用重要空白凭证”清单及客户责任认定证明》中未收回重要空白凭证清单中记载“支票26450974”，该证明加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民乐支行业务专用章。
2013年9月4日，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西樵派出所民乐社区民警中队出具证明，内容为：2013年9月4日11时许，程伟发向民乐警务区报称其于2013年9月3日下午发现其摆放在西樵镇民乐三厂公路程伟发办公室的支票和拖挂车的登记证被盗窃了，被盗窃了15张中国农业银行支票（支票号码：…….、26450974、…….）等。
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称，原告收到涉案支票时，除收款人一栏是空白外，支票上手写内容都是被告妻子在原告面前亲手书写并盖章，原告收到支票后在收款人处填写原告名称。据原告向银行了解，支票“印重”是因为当时盖章不清晰，后又重新盖了一次。因被告妻子曾向原告借款，故开出涉案支票用于偿还借款。
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又称，黎海林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从事民间借贷，因升之阳厂欠其他单位的钱，黎海林通过替升之阳向其他单位还钱（通过银行汇款）的形式借款给升之阳厂，黎海林已替升之阳厂还看100多万，故升之阳厂出具案涉支票用于归还其中的33万元，支票是当时在升之阳厂担任财务的张少菊在升之阳厂的办公室在支票上盖章的，第一次盖章是比较模糊的，原告担心银行进不了账，所以张少菊又在支票上再次盖章。支票上除了收款人是空白的之外，其他的出票日期以及金额都是已经填好，具体是谁写上去的不清楚，黎海林收到支票后，因为支票不能以私人的名义入账，黎海林在支票收款人处写上原告的名称，以原告公司的名义入账。
对于原告上述所称，被告除确认张少菊是其妻子以及涉案支票盖有的升之阳厂财务专用章及被告私章是真实的外，其余内容均不予确认，
并查明，原告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黎惠斌。被告程伟发为个体户升之阳厂的经营者。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应的代价”，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对于如何取得案涉支票的陈述，两次庭审不一致，第一次庭审陈述是被告妻子用于归还原告的借款，第二次庭审陈述是升之阳厂归还黎海林替该厂归还欠其他单位100多万元中的33万元。即使按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原告主张升之阳厂交付案涉支票予黎海林用以归还黎海林替该厂归还欠其他单位100多万元中的33万元借款，黎海林取得支票补记收款人为原告只是便于入账，即主张黎海林与被告个体经营的升之阳厂存在债务关系，但不能提供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基础关系的证据，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与被告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支付了对价取得讼争支票，因而原告不享有票据权利，不能向被告行使追索权，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依据票据法律关系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向债务人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载县盛源采矿厂的诉讼请求。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叶水凤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邓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