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28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有泉，男，1979年6月6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绿园区。
委托代理人郑博，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伟，男，1976年8月5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代理人程志，吉林大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涛，女，1979年9月22日生，满族，现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代理人郭伟，男，1976年8月5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南关区，系关涛的丈夫。
委托代理人程志，吉林大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长春利普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183号1栋。
法定代表人高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立东，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李秀萍，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李有泉因与被上诉人郭伟、被上诉人关涛、原审第三人长春利普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普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3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有泉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博，被上诉人郭伟及其委托代理人程志，被上诉人关涛的委托代理人郭伟、程志，原审第三人利普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立东、李秀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有泉原审时诉称，2013年6月17日，李有泉与郭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按约定，郭伟将其与利普顿公司签订的《内购房协议书》中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李有泉，李有泉应当支付价款150万元到郭伟指定的关涛（郭伟妻子）账户。合同签订后，李有泉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了价款。但近日当李有泉凭与郭伟签订的《协议书》向利普顿公司主张权利时，利普顿公司对该协议书不予认可，致使李有泉的合同目的无法达到。现李有泉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李有泉与郭伟签订的合同，请求郭伟、关涛返还购房款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6月17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
郭伟、关涛原审时辩称，郭伟与李有泉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2013年4月，案外人李有有找到郭伟说利普顿公司着急借款150万元，月利4分，上打租，借款期限2个月，到期不还李有有负责偿还。郭伟同意后，2013年4月17日，李有有领着郭伟和廉达峰到利普顿公司签订了一份400平方米门市的《内购商品房协议》，此协议实际是对郭伟、廉达峰债权的担保。当日，按照要求郭伟用妻子关涛的银行卡向利普顿公司转账128万元，支付现金10万元（借款150万元上打租，预扣借款2个月的利息12万元）。后听见李有有给利普顿公司打电话催要欠款，便对李有有产生不良印象。2个月到期时（2013年6月17日），郭伟向李有有主张兑现承诺还款。按照李有有的安排，郭伟将《内购商品房协议》原件交给李有泉，并与李有泉签订了协议书，将郭伟对利普顿公司的债权权益转让给李有泉，之后李有泉给我转款150万元。郭伟曾经要求与李有有一起到利普顿公司说明债权转移的事情，李有有表示不用了，郭伟就没有去。过了两年，因李有有向郭伟借款郭伟没有借，李有有安排李有泉起诉郭伟。李有泉诉状所述不属实，请求驳回李有泉的诉讼请求。
利普顿公司原审时述称，一、2013年4月17日利普顿公司向郭伟、廉达峰出具的《内购商品房协议》，实际是为民间借贷出具的担保，双方并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利普顿公司实际借款276万元，为保证借贷安全，经债权人郭伟、廉达峰要求，利普顿公司出具了《内购商品房协议》，约定郭伟、廉达峰以600万元借款订购位于自由大路与东盛大街交汇处的太古广场1号楼东盛大街一侧北数第一门市，面积约400平方米，15000元/平方米。利普顿公司按照本金300万元，月利5分以现金形式支付李有有、李有泉2013年4月17日至2015年2月17日的利息共计345万元。之后利普顿公司每月给廉达峰出具利息欠据。二、郭伟无权将400平方米的门市房以买卖关系的方式出售，因郭伟明知该门市房系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签订的担保，而且权益人为郭伟和廉达峰两人，未取得廉达峰同意买卖合同也应属依法撤销之列。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7日，郭伟、廉达峰经案外人李有有介绍，分别借款138万元给利普顿公司，并于当日签订《内购商品房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乙方（廉达峰、郭伟）自愿订购甲方（利普顿公司）开发的位于自由大路与东盛大街交汇处的太古广场1#楼东盛大街一侧北数第1门市，面积约400平方米（按产权测绘面积为准），15000元/平方米。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支付房屋总价款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00），房款一次性付清”。协议签订后，利普顿公司为郭伟、廉达峰出具了600万元购房款收据一张。2013年6月17日，李有泉与郭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郭伟）将2013年4月17日与长春利普顿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内购商品房协议之全部甲方权益全部转让乙方所有，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收款账号为关涛：XXX”（郭伟与关涛系夫妻关系）。该协议下方注明：“本人同意将太古广场1#楼东盛大街一侧北数1门市面积约400平方米中本人所有权益全权由李有泉代理，郭伟本人签字”。当日，李有泉委托李有武向郭伟指定的关涛账户转款150万元。郭伟将其与利普顿公司签订的《内购商品房房协议》及利普顿公司给郭伟、廉达峰出具的600万元金额的购房款收据原件交给李有泉。2015年6月1日，利普顿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及对李有泉的函告一份，利普顿公司说明：利普顿公司与郭伟、廉达峰之间实为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并非600万元，郭伟、廉达峰无权向其主张房屋所有权。因李有泉与郭伟之前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未经利普顿公司的同意，因此，李有泉无权依据《内购商品房协议》向利普顿公司主张房屋所有权。
原审法院认为，各方现对郭伟、廉达峰与第三人利普顿公司签订的《内购商品房协议》系债务人利普顿公司为债权人郭伟、廉达峰出具的担保并无异议，合同双方并无买卖特定商品房的合意，故郭伟、廉达峰与利普顿公司之间实为借贷关系。结合利普顿公司、郭伟、廉达峰的陈述应认定2013年6月17日李有泉与郭伟签订的协议书应视为对金钱债权的转移，并且已经通知了债务人利普顿公司，李有泉取得了对利普顿公司的150万元债权。故李有泉请求解除与郭伟签订的协议书并返还购房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综上，经原审法院2016年第12次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李有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有泉负担。
宣判后，李有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有泉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郭伟、关涛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为：第一、李有泉对郭伟与利普顿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并不知情，李有泉与郭伟签订《协议书》时，真实意思是取得商品房的使用权、所有权，而非受让郭伟对利普顿公司的债权，原审法院根据郭伟与利普顿公司所主张的借贷关系而当然认定李有泉与郭伟所签订的《协议书》具有债权转让的合意，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有泉与郭伟之间不具备债权转让的合意，不符合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郭伟将无法实现的《内购商品房协议》的合同权利转让给李有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李有泉与郭伟所签订的《协议书》系无效合同，导致李有泉无法达到合同目的，应当予以解除；原审判决认定郭伟与利普顿公司签订的《内购商品房协议》是为郭伟实现债权而设立的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而原审判决却又将转让担保房屋的协议认定为债权转让，存在矛盾。
被上诉人郭伟、关涛二审辩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首先，李有泉知道或应当知道郭伟与利普顿公司系借贷关系，李有泉与郭伟签订的《协议书》已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其次，李有泉认为其与郭伟系商品房买卖关系，但其在与郭伟签订《协议书》之后在长达二年的时间里未向利普顿公司主张权利有悖常理，且从房屋价款看，李有泉欲用150万元的对价获取利普顿公司对郭伟和廉达峰债权担保的600万元门市房明显不能成立；再次，李有泉向郭伟的妻子关涛账户支付150万元与郭伟借给利普顿公司150万元（138万元本金及2个月利息）完全相符。第二、原审判决认定郭伟与李有泉签订的《协议书》是对金钱债权的转让并无不妥，李有泉上诉认为其与郭伟签订的《协议书》系无效合同，而诉请却是解除合同，不仅混淆了无效合同与解除合同的区别，而且该《协议书》也不具备无效合同的情形，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利普顿公司二审述称，利普顿公司与郭伟、廉达峰签订的《内购商品房协议》实为借贷担保，本案应按基础法律关系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自借款之日至2015年2月17日，利普顿公司共向债权人支付利息345万元，按月利5分支付，现尚欠债权人本金及之后的利息未偿还。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利普顿公司与郭伟、廉达峰在签订《内购商品房协议》时至今，利普顿公司称涉案房屋的产权一直登记备案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春二道支行名下。李有泉在与郭伟签订《协议书》时，并未对房屋产权进行确认，也未向利普顿公司主张将房屋登记备案至自己名下。利普顿公司二审称与涉案房屋相同情况的房屋在2015年6月的市场价在每平方米3.8万元左右。利普顿公司一审时称已将2013年4月17日至2015年2月17日的借款300万元利息支付给了李有有和李有泉，之后其向廉达峰出具了利息欠据。廉达峰在一审出庭作证证实利普顿公司未向其支付借款利息，只是向其出具了利息欠据。利普顿公司二审中推翻一审中的自认又称其将2013年4月17日至2015年2月17日的300万元借款利息支付给了廉达峰，但未提供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2013年4月利普顿公司急需用钱，经李有有介绍郭伟、廉达峰分别向利普顿公司借款150万元，约定月利率4分，上打租，借款期限2个月，4月17日郭伟将138万元借款给付利普顿公司。同日，利普顿公司与郭伟、廉达峰签订了《内购商品房协议》，约定郭伟、廉达峰自愿订购利普顿公司开发的位于自由大路与东盛大街交汇处的太古广场1#楼东盛大街一侧北数第1门市，面积约400平方米，15000元/平方米。同日，利普顿公司为郭伟、廉达峰出具了600万元购房款收据一张。利普顿公司与郭伟均认可双方之间实际是借款关系，双方签订的《内购商品房协议》是为借款提供担保，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
李有泉自认李有有是其亲哥哥，李有泉与郭伟签订《协议书》之日恰好是郭伟的债权到期之日，李有泉向关涛打款的数额亦与利普顿公司向郭伟的借款数额一致，《协议书》中约定郭伟将其与利普顿公司签订的《内购商品房协议》中的“全部甲方（郭伟）权益全部转让乙方（李有泉）所有”，符合债权转让协议的通常表述，且结合利普顿公司陈述和廉达峰的证人证言可知，利普顿公司向李有有和李有泉支付了2013年4月17日至2015年2月17日的300万元借款利息，又结合李有泉与李有有的近亲属关系，应当认定李有泉知晓郭伟与利普顿公司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担保的事实。郭伟与利普顿公司均认可郭伟向利普顿公司借款150万元的事实，利普顿公司认可其对该债务尚未偿还完毕，故郭伟将债权转让给李有泉时，其对利普顿公司的债权仍有效存在，且该笔金钱债权具有可让与性。虽然郭伟与李有泉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及时告知债务人利普顿公司，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时间，只规定未经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故利普顿公司作为债务人，郭伟已在本次诉讼中明确告知其将债权转让给李有泉。因此，郭伟将对利普顿公司的150万元债权转让给李有泉符合债权转让的全部法定构成要件，双方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利普顿公司应从其知道债权转让之日起负有向李有泉清偿债务的义务，故郭伟已将利普顿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李有泉。郭伟与利普顿公司并未约定利普顿公司的担保财产仅系为特定人郭伟所设，故李有泉作为债权转让的受让人，同时也取得利普顿公司与郭伟签订的《内购商品房协议》中郭伟所享有的对涉案房屋的借贷担保。
李有泉主张其与郭伟签订《协议书》意在取得《内购商品房协议》中郭伟所享有的房屋产权，因郭伟与利普顿公司之间不具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双方均认可《内购商品房协议》只是为借款提供担保，李有泉从郭伟处购买的郭伟的权益也只能是债权及其担保物权，而不能是房屋所有权。且李有泉的购房行为与通常的房屋买卖行为实则有悖：第一、《协议书》与《内购商品房协议》中均未约定房屋的建筑面积、丘地号、交房时间、产权过户、税费负担、前期物业费等相关事宜；第二、李有泉在购房之时并未对房屋产权进行确认，据利普顿公司称，其在与郭伟签订《内购商品房协议》时，涉案房屋的产权已经登记备案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春二道支行名下，李有泉在购房后，亦未及时向利普顿公司主张产权过户；第三、李有泉以150万元的价格购买位于太古广场、面积约400平方米门市房的一半权产，即单价约为7500元/平方米，但《内购商品房协议》约定的房屋单价为15000元/平方米，李有泉虽主张郭伟工程缺钱急于出售，但以低至五折的价格“出售”房屋亦不符合交易常理，况且利普顿公司称与涉案房屋相同情况的房屋在2015年6月的市场价为38000元/平方米，故李有泉能以如此低的价格购得房屋，与常理不符；第四、李有泉在2013年6月17日与郭伟签订《协议书》，认为其已取得郭伟对涉案房屋的产权，但李有泉却在2015年6月才向利普顿公司主张交付房屋，且涉案房屋至今未经验收，李有泉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不与开发商联系，置购房风险于不顾。同时，李有泉明知其友廉达峰拥有其所购房屋的另一半产权，但却一直未与廉达峰沟通、协商所购房屋情况，亦与常理不符。故李有泉与郭伟之间未形成房屋买卖关系，李有泉基于房屋买卖关系提出郭伟返还150万元购房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27元，由上诉人李有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素香
代理审判员 邵明福
代理审判员 杨 洋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