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76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业成。
委托代理人：潘铭泉，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简柳基。
委托代理人：肖小菁，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业成、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6月2日作出判决：一、确认潘业成与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25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支付潘业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4500元；三、驳回潘业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潘业成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潘业成与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于1989年10月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支付潘业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156000元(1989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共26年，每工作一年支付两个月工资的作为赔偿金)；3、判决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
上诉的事实和理由：第一、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称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是用于潘业成领取失业救济金，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并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但潘业成至今一直没有领取失业救济金，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潘业成领取过失业救济金。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明真是为了领取失业救济金，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处于优势地位，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完全可以要求潘业成提交声明，声明该证明只用于领取失业救济金。另外，如果潘业成真的是要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应当在开具证明之日即2015年8月31日，停止缴纳潘业成的社保，但事实上，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在10月仍为潘业成缴纳社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应当就该证明书只用于潘业成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则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又称潘业成自2015年9月31日离职，一直没有回公司上班，到了11月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收到仲裁委通知，才知道潘业成已经离职。但是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员工离职1个多月之久，其居然一直没有书面通知其员工上班，也没有要求员工作出说明，这样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最后，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清楚列明潘业成是非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该证明是由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开具的，且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也处于优势地位，如果潘业成、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双方真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完全可以开具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而没有必要注明非自愿，另外，如潘业成、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双方协商一致的话，双方也应当签订书面协议，约定补偿金等条款。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第二、原审判决认定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应当承接潘业成在广州市东圃启成制衣厂的工作年限，又否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限连续计算，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立法目的在于，限制用人单位通过安排劳动者到新注册的用人单位工作，来规避其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事实上，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除了工龄计算外，还应当包括社会保险的缴纳，如果我们机械地适用法条，仅认定新用人单位需承接劳动者在旧用人单位的工龄，而不需要承接旧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的话，这无疑鼓励用人单位通过该种方式来规避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原审判决没有考虑相关的立法初衷，以及相关的社会影响，原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上诉人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确认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与潘业成于2010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确认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向潘业成支付经济补偿金16500元。
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要求我公司承接另一与我公司无关的独立法人企业的工作年限，是完全错误的。(一)对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启成制衣厂(下称：启成制衣厂)与香港启成制衣有限公司(下称：香港启成公司)的关系，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没有法律和事实根据。潘业成一审提交的《服装“来料加工”协议书》是由广州娧天河区对外贸易公司与香港启成公司签署的，启成制衣厂仅仅是作为合同“甲方”广州市天河区对外贸易公司委托加工工厂的身份在该协议中盖章，并非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而且，“三来一补”的经营模式，是我国改革开发初期最常见的一种利用外资的经营方式，“来料加工”是“三来一补”的其中一种方式是有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审判决把“来料加工”关系，认定为“表面上为买卖合同关系”，真是令人汗颜。另外，一审判决认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启成制衣厂表面上为买卖合同关系，但实际上在投资设立、经营管理及利润分配有着共同经营目标，两家公司属于关联公司”，这句话本身存在语法错误，其结论是根本不成立的。这句话的主语是启成制衣厂，是一家企业主体，不可能是“买卖合同关系”；而后面所写的“两家公司”由于没有了主语，因此也无从判断指的是哪两家公司?若指的是签署《服装“来料加工”协议书》的“两家公司”，那也只能是广州市天河区对外贸易公司与香港启成公司，也无法延伸到启成制衣厂。(二)从潘业成提供的启成制衣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可以证实，从成立伊始至2007年7月31日办理注销时止，该工厂的投资主体只有一个，就是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是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工厂而不是香港启成公司的工厂，与香港启成公司也无股权的关联。从启成制衣厂的工商登记资料也可以证实：该厂的厂房是东圃镇的，工厂厂领导及财务人员是东圃镇经济发展总公司的正式职工，工厂利润全部上缴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香港方面派出的员工只是监督企业的生产质量和货期，不参与企业的管理。在本案中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潘业成与香港启成公司之间存在任何的关联。(三)一审判决以“香港启成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黎庆墀曾担任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就认为“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地指向黎庆墀”，并以此认定启成制衣厂与我公司为关联公司，是一审判决未认真核对有关事实的发生时间而导致对案件事实作出的错误认定。从潘业成提交的证据资料可知，没有任何的证据资料显示黎庆墀参与过启成制衣厂的管理；从我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也可以证实，从2000年11月后黎庆墀已经不是我公司的董事长及董事，已不参与我公司经营管理。从2000年l1月22日我公司的董事长已变更为叶某乙，从2007年12月起我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简柳基女士，公司董事变更为：简柳基、叶志雄、梁锦华。由此可见，无论是一审判决认定的2006年9月，还是我公司主张的2010年9月，黎某都不是启成制衣厂或我公司的管理人员，一审判决认定“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地指向黎庆墀”，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四)一审判决根据粤A×××××号车辆的登记资料，即认定三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1、在本案的资料中，并无任何的证据证明潘业成是粤A×××××号车辆的驾驶员。2、并无任何证据证明，粤A×××××号车辆是启成制衣厂无偿转让给广州市珠成制衣有限公司的。而若该车辆是启成制衣厂出售给广州市珠成制衣有限公司，那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买卖车辆的两个企业就成为了关联企业，那是很荒谬的。3、潘业成提交的粤A×××××号车辆出入证，并非我公司出具的，所加盖的公章是第三方的印章，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印章所显示的是哪个单位，该单位是否真实存在?一审法院在未能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五)潘业成是在2010年9月自行到我单位入职工作的，并非由启成制衣厂安排到我公司上班的。至2007年7月启成制衣厂注销时止，其全资的股东是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而我公司是中外合作企业，中方合作方是广州市润天进出口有限公司，外方合作方为香港启安制衣有限公司。两个企业的经营场所完全不同，也不可能存在(且也无任何证据证实)集体所有制的启成制衣厂委派潘业成到我公司工作的情况。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在“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况下，才存在需由新用人单位承接其原单位工作年限的情形，在本案中根本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要求我公司承接启成制衣厂的有关义务是完全错误的。(六)一审判决第七页作出的“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即被告为原告购买社保的发票联记载的最早日期显示为2006年9月25日，确认原告潘业成与被告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从2006年9月25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由于潘业成于2010年9月入职我公司后，于2010年10月28日亲笔签名作出《声明》，提出要求不参加社保，因此，一直到2013年5月才开始在我公司参加社保。在本案的所有证据中均无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为原告购买社保的发票联记载的最早日期显示为2006年9月25日”的证据。该项子虚乌有的事实，完全是一审判决凭空想象出来的。二、我公司从2010年9月起与潘业成建立劳动关系，潘业成要求确认从1989年10月起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潘业成于2010年9月1日起进入我公司工作，我公司也从2010年9月起向其支付工资，而且双方于2010年10月21日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后，我公司要求依法为潘业成参加社保，但是潘业成不同意，并于2010年10月28日亲笔签名作出《声明》，提出自愿不参加社保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在2010年9月前潘业成既未与我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也从未在我公司工作过。在潘业成所提供的证据里，除了于2010年10月21日与我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外，并无提供任何可证明他在2010年9月前在我公司从事劳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法有效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虽上诉主张其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启成制衣厂、广州市珠成制衣有限公司并非关联企业、不应承接潘业成工作年限以及其司与潘业成是从2010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但本院审理期间，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该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此本院不再赘述。而潘业成主张与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从1989年10月1日起即存在劳动关系，因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2月12日，且劳动关系并非即是工作年限，故潘业成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潘业成主张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原审根据本案双方签订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以及本案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无不当，对此潘业成也无新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潘业成该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潘业成、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启天制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晓航
审判员 苏韵怡
审判员 王 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叶永峰
江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