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3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建华，男，1959年7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南通市港闸区，现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美英，女，1955年9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南通市港闸区，现住南通市崇川区。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妮、李卫平，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
负责人：潘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建军，男，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新华，江苏钟山明镜（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展新、黄慧，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倪建华、高美英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开发区支行）及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1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倪建华、高美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解除我们与农行开发区支行之间订立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开发区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一审掩盖了农行开发区支行答辩及庭审听证时一再承认同意解除案涉借款合同的意见，农行开发区支行的反言不应得到支持，法院应当支持双方一致认可的解除借款合同的主张，否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农行开发区支行同意解除借款合同，系在答辩状的书面承认、以及听证时的当庭承认，系对我方诉讼请求的认可，构成诉讼上的自认。一审认定诉讼上的自认仅仅是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的行为，而该行同意解除合同的陈述不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可，这是对法律的曲解。二、一审将合同的性质和效力混为一谈，认定无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这是错误的。本案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该司法解释第一条，只是最终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但即使无效，也依然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三、本案借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一审认定借款合同的目的是套取银行贷款而非实际购买房屋，该目的已经实现，这混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和借款合同的目的。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6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362号判决）认定我们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盛唐公司取得商业贷款，但该目的并非借款合同的订立目的。从回购协议可看出，我们和农行开发区支行订立借款合同的目的是：如果盛唐公司能够回购房屋,贷款由盛唐公司归还；如果盛唐公司不能回购房屋，则我们获得房屋并负责归还贷款。现状却是商品房买卖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盛唐公司未交付房屋，农行开发区支行却要求还款，显然我们订立借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农行开发区支行认为盛唐公司获得贷款就是倪建华获得贷款，这完全违背事实，也不符合1362号判决的认定。案涉贷款被盛唐公司用于支付其拖欠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公司）的工程款，是盛唐公司的自主经营行为，不能认定倪建华等人受益，不能将倪建华等人与光华公司划等号。四、一审将合同的解除、撤销、效力混为一谈。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已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我们取得权利义务对等结果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如未取得房屋却要归还贷款，明显不公平，故案�《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应当解除。一审认定农行开发区支行享有继续履行借款合同或解除合同的选择权，这是违法的。从法律规定看，《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借款合同的当事人都有权请求解除合同，银行不能随意选择，且农行开发区支行已经书面确认以及当庭同意解除借款合同。一审在分析该行有解除合同的选择权时，引用了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合同变更或撤销的规定，又根据该变更或撤销的规定，认定借款合同有效，认为本案借款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在银行行使撤销权之前借款合同有效，不符合法律逻辑。五、本案借款合同即便不被解除，也是违法无效的合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依附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是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既然1362号判决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房的形式套取银行贷款，供盛唐公司使用，致使贷款的约定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违反了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业贷款的使用应当符合贷款约定用途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当然也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也应认定为无效。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这是贷款的约定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这一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两个必备条件。六、农行开发区支行与盛唐公司串通,违规放贷，存在明显过错。一审未查清下列事实：银行未审查贷款发放凭证、未查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符合备案登记的放贷条件。盛唐公司和农行开发区支行相互串通，为了套取银行贷款帮助盛唐公司偿还欠款、帮助银行创造业绩，骗取我们同意以自己的名义配合办理取得按揭贷款的全部手续。且农行开发区支行凭证贷款发放时间、收款人名称、收款账号不明，1362号判决书中载明的贷款发放时间与农行开发区支行在本案中提供的借款凭证载明的时间并不一致。农行开发区支行并未举证证明根据贷款审批通知书的“信用发放条件”要求，是办妥了房屋销售合同备案登记才发放贷款的。农行开发区支行对于贷款不能收回,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七、本案的一审管辖权问题已由南通中院收取上诉状，尚未完成二审管辖权的审理，一审在二审管辖权异议案件未审结情况下强行进行实体审理和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一开始由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开发区法院）受理,该法院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管辖，我们已提出上诉。我们仅起诉了农行开发区支行，未将盛唐公司列为被告，故本案不适用破产专属管辖规定。开发区法院将盛唐公司追加为第三人，进而因盛唐公司破产案件已由一审法院受理而裁定移送，系规避管辖。何况案涉《个人购房�保借款合同》已约定由贷款人所在地法院即开发区法院管辖。开发区法院的管辖权裁定未依法载明上诉权，剥夺了我们的诉讼权利，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农行开发区支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事实与理由：一、关于程序。开发区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向我行发出了应诉通知，我行在接到相关材料之后，认为案涉担保借款合同由盛唐公司为上诉人还贷提供阶段性担保，盛唐公司与本案处理有着重大、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为查明案件事实，我行申请追加盛唐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开发区法院依法同意了我行申请。由于盛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开发区法院依职权将案件移送至港闸法院，程序并不违法。二、关于事实部分。1.上诉人认为借�合同无效并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提起解除合同之诉，前提即是已经确认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案涉借款合同是上诉人与我行以及盛唐公司共同签订的，我行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发放贷款。在整个贷款活动中，我行严格按照有关贷款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核，所有的发放流程都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将自己订立的合同及作出的承诺推翻，不符合诚信原则。2.上诉人认为案涉贷款是由我行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所致，不符合事实。1362号判决已经确认，案涉贷款是由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串通进行虚假按揭，首付款都是由盛唐公司支付，最初的按揭贷款也是由盛唐公司偿还。一审认定上诉人实际贷款的用途是用于支付倪建华所负责工程的工程款。一审法院也认定上诉人不是真正的购房人，其贷款目的并非是为了购房。借款合同的目的就是满足借款人的资金需要，与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够相提并论。至于借款人取得借款后是否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合同法也赋予了出借人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据此，一审认为本案不应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正确的。3.关于我行是否同意解除合同。我行在一审过程中虽曾有过关于解除合同的表示，但系对上诉人要求我行返还已偿还借款本息的主张提出的抗辩理由，认为不管是解除或者是无效，其还款责任始终存在。但在正式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主动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撤回，我行则明确表示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坚持不同意解除合同，这不适用自认规则。且任何当事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观点，不适用合同法有关要约和承诺的法律规定。4.在司法实践中，应优先保护真正购房人的权利。不良的开发商或者是心怀叵测的商人，串通骗取银行贷款后，又请求确认贷款合同无效或者解除，从而达到逃废金融债务的目的，有违诚信与公平原则。
盛唐公司述称：一、程序上，我公司同意农行开发区支行的答辩意见。因案涉事实与我公司有密切关系，审理结果也与我公司有关，开发区法院为了查清事实而追加我公司为第三人，且由于我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将本案移送至一审法院管辖，程序合法合情合理。二、实体上，贷款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紧密相连的关系，贷款合同的基础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二审生效判决认定无效，理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以向银行贷款来偿还我公司所欠上诉人所负责的工程款。一审引用合同无效的依据是商业银行法，认定贷款目的与约定用途不一致。案涉贷款合同是关于商业用房的按揭贷款合同，因本案涉及虚假按揭，贷款合同也应当无效。我公司为�涉贷款合同提供的是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农行开发区支行已就上述担保债务向我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且我公司破产重整计划已经由一审法院批准并付诸实行。农行开发区支行该部分担保债权应当通过重整计划来实现，且该行对我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金额应以我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时为准，之后发生的债务视为劣后债务，不在破产清偿之列。三、案涉贷款实际使用人并不是我公司，我公司是将这部分贷款用来偿还上诉人的工程款。无论是上诉人，还是农行开发区支行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应该按照过错来承担责任。农行开发区支行的过错在于未尽到审慎经营的责任，没有按照银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的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倪建华、高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农行开发区支行于2013年1月29日订立的《个人购房担保借�合同》；2.判令农行开发区支行返还倪建华已经偿还的贷款本息179283.8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农行开发区支行负担。后倪建华、高美英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13日，倪建华与盛唐公司签订了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倪建华购买盛唐公司开发建设的“通宁天地”11幢1单元118、119、120室房屋及-118、-119、-120附房，建筑面积分别为111.82㎡、111.24㎡和110.86㎡，单价分别为15587.55元、16199.21元和15334.66元，房屋价款分别为174.3万元、180.2万元和170万元，双方约定的交房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前。
2012年11月23日，倪建华（甲方）与盛唐公司（乙方）签订了三份回购协议，约定甲方以自有资金购买乙方开发的11幢118、119、120室房屋，甲方按揭贷款部分由乙方代理；乙方有权在2013年9月30日前对前述房屋进行一次性回购；回购总价以甲方按揭�款总额87万元、90万元、85万元为准(具体见贷款合同)，同时甲方为之所支付的还贷款项，乙方在回购时一并支付甲方。在乙方将甲方所购之房产的剩余按揭款项一次性打入房产的按揭账户后，甲方应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按揭提前归还工作及房产的合同登记撤销工作，即将房产退还乙方；如乙方在约定或延长确定的回购期内无力回购的，则丧失回购权，并须无条件出具甲方所购该房产的全额销售发票，为甲方办理房屋产权手续，确保甲方产权合法取得。甲方按揭期内所需支付的还贷月供由乙方办理并代为支付，连续三月以上不能还贷，造成甲方信贷信誉受损或甲方自行支付月供的，视为乙方放弃回购权。
2012年11月29日，倪建华和高美英、盛唐公司与农行开发区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倪建华和高美英向农行开发区支行借款90万元，借款期限60个月，此款用于支付合同编号为ST0011f11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购房款并全部划入盛唐公司账户；2013年1月28日，倪建华、高美英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由倪建华、高美英向中行崇川支行借款172万元，借款期限60个月，此款用于支付合同编号为ST0011f118、ST0011f120号《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购房款并全部划入盛唐公司账户。在以上借款（贷款）合同中，借款人分别以“通宁天地”11幢1单元119、118、120室房屋向农行开发区支行及中行崇川支行提供抵押担保，同时盛唐公司为倪建华和高美英偿还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保证担保。以上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倪建华向盛唐公司支付的购房首付款均系由盛唐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向倪建华先行支付后，再由倪建华向盛唐公司支付。
盛唐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收到农行开发区支行发放的倪建华贷款90万元，光华公司于2012年11月30日出具收据，收到盛唐公司工程款160万元，光华公司工程负责人倪建华在收据上签字确认，该160万元实际支付给光华公司的日期为2012年12月3日；2013年1月6日，盛唐公司再次支付光华公司工程款93万元，光华公司于同日出具收据，倪建华在收据上签字确认；2013年2月4日，盛唐公司收到中行崇川支行发放的倪建华贷款172万元，盛唐公司于同日支付光华公司工程款793万元，光华公司出具收据，倪建华在收据上签字确认。
以上各借款（贷款）合同签订后，从开始还贷起至2013年7月，向农行开发区支行和中行崇川支行偿还的按揭贷款，系由盛唐公司实际支付。2013年8月起，盛唐公司不再偿还按揭贷款，倪建华按月向农行开发区支行偿还贷款本息至2014年6月30日，向中行崇川支行偿还贷款本息至2014年7月1日。盛唐公司未能在2013年6月30日前向倪建华交付房屋。
2013年8月30日，南通中院作出（2013）通中商破字第000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光华公司对盛唐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后又将该破产重整案件移交一审法院审理。2013年9月6日，一审法院裁定盛唐公司重整，并指定盛唐公司清算组为其重整管理人。2013年10月18日，倪建华向盛唐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要求不再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申报的债权总额包括首付款、已按揭还款、未到期按揭款本息、解除合同违约金等合计为5864272.77元。
另查明，倪建华系光华公司在盛唐建设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张建军系光华公司在盛唐建设项目的预决算管理人，许锦西负责光华公司在盛唐建设项目所涉塔吊、人梯、货梯租赁等工作，庄明新负责光华公司在盛唐建设项目部分楼盘的安装工作。盛唐公司房地产工程建设项目主要由光华公司施工，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前后，盛唐公司欠光华公司大量工程款（约6000余万元）未能清偿。
2014年1月21日，倪建华、张建军、许锦西、庄明新共同委托代理人范新安参加了一审法院组织的盛唐公司破产重整听证会（此外还有数次听证会），就四人购房及贷款等相关事宜作了陈述。在听证笔录中倪建华等四人表述：“盛唐公司欠光华公司的建筑款，盛唐公司就将房屋卖给倪建华、张建军等四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我们拿到房屋对我们的工程款是有保障的，通过按揭后盛唐公司也可以拿到银行的按揭款，盛唐公司从银行拿到款后有利于支付我们的工程款”。此外，听证笔录还表明，四人均认可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首付款及2013年7月之前的按揭贷款均由盛唐公司实际支付。
倪建华、张建军、许�西、庄明新等人曾向一审法院提供光华公司2015年1月23日的情况说明一份，表明光华公司对于四人向盛唐公司购买房屋事宜是知悉的，对四人提出用盛唐公司欠该公司的工程款与购房款相互抵销是知晓并认可的。
再查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价格比同时期同类商品房交易价格显著偏高。2013年1月18日盛唐公司与张珂峰签订的“通宁天地”5幢1单元101室房屋买卖合同中房屋单价为11668.32元；2012年6月盛唐公司与周秩签订的“通宁天地”7幢101室房屋订购单中房屋单价为11680.69元（以上房屋均为多层楼盘）；2012年7月27日盛唐公司与王高升、赵小丽签订的“通宁天地”1幢6单元612室房屋买卖合同中房屋单价为7613元；2012年11月15日盛唐公司与许淋淋、盛巧花签订的“通宁天地”1幢6单元614室房屋买卖合同中房屋单价为6618.1元（以上房屋为高层楼盘）。案涉九份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盛唐公司尚有大量房屋并未售出。
还查明，2014年8月21日，倪建华、高美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其与盛唐公司的上述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4）港唐民初字第00788号民事判决，确认上述三份合同无效，倪建华、高美英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南通中院，该院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1362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担保合同能否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情形？
案涉借款担保合同不能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规定范畴。该司法解释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己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借款担保合同属于虚假按揭，该事实在倪建华、高美英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第一、二审判决中已作明确认定。所谓虚假按揭贷款的具体情形，是指房地产公司为了融资，让自己的员工或者其他个人协助，个人以买该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房屋为由向银行进行按揭贷款。房地产公司与个人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地产公司帮助个人交纳首付款，个人提交房屋买卖合同等材料向银行进行贷款。银行通过审核，认为个人贷款行为符合规定，向个人发放贷款，一般情况下，在借款合同中会进行约定，个人所贷款项由银行发放到房地产公司账户，银行发放贷款后，房地产公司并不将房屋交付给个人，相反还须代该虚假购房�偿还月供。房地产公司再将房屋另卖于真正的购房人，从而达到融资目的。本案房屋在交易时所有权并未转移至倪建华、高美英名下，倪建华、高美英从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未向出售人实际支付购房款，双方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案涉买卖合同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范畴，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二、倪建华、高美英与盛唐公司之间虚构买卖合同进行担保贷款的合同目的在于套取农行开发区支行贷款而非实际购买房屋。诚然，《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本条规定赋予了商品房按揭贷款合同的当事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以后可以解除贷款合同的前提是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本案中应当对案涉合同的目的进行考察。所谓合同目的就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期望之利益。任何借款人的借款行为均有其特定的目的，如果普遍地认为该目的无法实现时就赋予其解除贷款合同的权利，显然是不可取的，由于商品房按揭贷款合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一般购房人借得银行贷款的目的就是用于买房，当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依相应的处理原则，买受人对原来欲购得之房屋将因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而确定地丧失期待及占有使用，此时按揭贷款合同的存续对借款人而言毫无意义，其订立商品房按揭贷款合同时所期望之利益业已不复存在。具体到本案而言，倪建华、高美英与盛唐公司之间系恶意串通，共同虚构商品房买卖合同，帮助盛唐公司获得农行开发区支行�贷款，盛唐公司为该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倪建华、高美英并非商品房实际购买人，亦无真实的购房意思，倪建华、高美英及盛唐公司与农行开发区支行订立合同套取贷款的目的已然实现，现倪建华、高美英主张商品房按揭贷款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与事实明显不符，不予采信。
三、农行开发区支行享有继续履行贷款担保合同或解除合同的选择权。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非主从合同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无效并不能当然代表借款合同的无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该规定，在银行不知情的情况下，具有真实签名的假按揭借款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在银行行使撤销权之前，借款合同是有效的。本案中，农行开发区支行在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因此案涉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对于农行开发区支行而言，如果没有藉以提供担保的房产存在，农行开发区支行绝不会向买受人发放贷款，虽然该贷款债权曾经同时附有担保标的物的物保与开发商的人保，但是随着人民法院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之生效判决的作出，担保标的物的现实权属状态将确定地发生变化，且此种物权变动并非基于担保物权设定人的法律行为而发生，实际已阻却了银行担保物权追及效力的行使。在此情形下有必要赋予银行以请求解除贷款合同的权利，此即《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法理及现实考量，银行可以综合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开发商的保证责任以衡量请求解除贷款合同的利弊来决定此权利的行使与否，即选择继续�行合同或解除合同，现农行开发区支行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有据，法院照准。
另倪建华、高美英在审理前向一审法院提出，已就开发区法院作出移送一审法院审理的裁定，向南通中院提起上诉，故本案应待上诉结果再行审理。一审认为，开发区法院系依职权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而非依当事人对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作出移送裁定，对该依职权移送裁定，当事人不享有上诉权，倪建华、高美英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另外，倪建华、高美英主张农行开发区支行在审理过程中曾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担保贷款合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相关规定，这属于当事人的自认，不得反言。但所谓自认，又被称为承认，是指一方当事人作出的，认为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自认的时间和场所可分为诉讼上的自认和诉讼外的自认，所谓诉讼上的自认即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辩论或者准备程序中，向法院表示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的行为。本案中，农行开发区支行对于双方合同应否解除所作的陈述，并非是对倪建华、高美英所主张案件事实的认可，且该意见与农行开发区支行的答辩及最后陈述并不相同，故该行为不构成诉讼上的自认，倪建华、高美英依此主张农行开发区支行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担保贷款合同，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倪建华、高美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倪建华、高美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倪建华、高美英提供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名册、盛唐公司管理人所做的债权审查专题报告及所附的借款关�人零首付申报房屋债权汇总表各一份，证明本案将会涉及49人、241套房屋，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请求查明事实并公平公正地处理本案。
农行开发区支行质证认为，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真实性由盛唐公司进行确认，但与本案处理没有任何关联。
盛唐公司质证认为，对该份债权人名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实体处理没有关联，且目前为止仅涉及33户。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主张解除案涉借款合同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2.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合同成立并有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在符合第九十四条规定时，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本案中，倪建华、高美英主张解除借款合同的理由有二：一是认为农行开发区支行与其双方一致认可解除合同，二是根据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即�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主张解除，但其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分述如下：
第一，从农行开发区支行的整体答辩意见来看，该行主张应驳回倪建华、高美英的全部诉讼请求。至于是否同意解除借款合同，系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后对借款合同效力影响的不同后果作出的答辩。农行开发区支行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要求倪建华、高美英继续履行借款合同偿还本息，该行在二审中也反复强调不同意解除借款合同，这均是关于法律适用部分的意见，而非针对事实认定的意见，不适用禁反言规则。故本院认定，农行开发区支行并未就借款合同解除事项与倪建华、高美英协商一致。
第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系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所涉贷款用途、借款人清偿能力等予以判断审核的参考依据，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系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意思表示，二者之间并无主从依附关系，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能直接影响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案涉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已经倪建华、高美英与盛唐公司及农行开发区支行分别签字、盖章确认，各方对借款数额、款项支付、担保形式等事项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案涉贷款已经实际发放，农行开发区支行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倪建华、高美英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目的已经实现，上诉人称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无依据。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农行开发区支行在案涉借贷关系发生之时，即知晓借款人的真实目的并主动参与虚假按揭手续的办理，碍难认定农行开发区支行系与倪建华、高美英及盛�公司恶意串通后共同套取信贷资金。而倪建华、高美英未按约还本付息，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违约情形，其作为违约方不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第三，纵观《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以及通篇文义，该司法解释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已查明，倪建华、高美英等人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为了以房屋按揭贷款的形式帮助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所订合同价格虚高，首付款实际来源于盛唐公司，盛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的按揭还款也是由盛唐公司支付，且双方另行签订有回购协议，故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的形式。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未转移至倪建华、高美英名下，倪建华、高美英从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未向出售人实际支付购房款，可以认定，双方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于真正的购房人为购买商品房而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情形，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倪建华、高美英不得据此主张解除借款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倪建华、高美英以农行开发区支行为被告向开发区法院提起一审诉讼，后为查明案件事实，农行开发区支行申请追加盛唐公司为第三人，开发区法院予以准许，但因盛唐公司破产重整案受理法院为港闸法院，开发区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裁定将本案移送港闸法院审理，并无不当。该裁定系人民法院依职权移送管辖而作出�当事人对此并无上诉权，倪建华、高美英称开发区法院剥夺其上诉权利并无不当，其所称的已向本院提起上诉，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为，一审审理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倪建华、高美英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倪建华、高美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倪建华、高美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何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