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26民初6410号
原告：钱美红，女，196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浦江县。
委托代理人：石艳俏，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锡强（系原告丈夫），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浦江县。
被告：陈宵虹，女，196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浦江县。
委托代理人：黄晨骞，浙江月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董婕，女，195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浦江县。
第三人：杨骏，女，197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浦江县，现住浦江县。
委托代理人：楼冠敏、贾江南，浙江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傅瑾芳，女，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浦江县。
原告钱美红与被告陈宵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利民独任审判，于2016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案件审理情况，本院依法追加董婕、杨骏、傅瑾芳为本案的第三人，于2016年11月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第三人董婕、第三人杨骏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傅瑾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3月16日退出浦江县三人行教育培训中心，所有资产以120万人民币转让给被告陈宵虹，被告于2016年1月30日前退给原告人民币35.3万元，现逾期近6个月，被告陈宵虹赖账。今不得不向法院起诉，请求退还原告的血汗钱35.3万元及2016年1月31日后35.3万元的利息。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要求判令：1、被告退还原告人民币35.3万元，以及从2016年1月31日起35.3万元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次诉讼全部费用。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变更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出资转让款人民币35.3万元，以及从2016年1月3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次诉讼全部费用。
被告辩称：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对原、被告及傅瑾芳所签的条子是认可为退伙协议的，今天变更为出资转让款是不允许的，作为被告不同意今天原告的变更，确定双方写的条子是退伙协议。三人行艺术培训中心从营业执照看是个人工商户，但实际是个人合伙体，合伙人是钱美红、董婕，孙玮、傅瑾芳还有杨骏，签订合伙协议的签字人是钱美红、董婕、孙玮，三人于2014年5月1日签订合伙协议，就入伙、退伙、出资转让进行明确约定。2015年3月6日，原、被告以及傅瑾芳确实写过这么一份条子，但是属于退伙协议，关于条子的性质原、被告双方是一致认可的，被告认为该退伙协议是无效协议，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实际上该退伙协议也从未生效过，在该退伙协议签订以后被告与合伙人董婕沟通时，董婕是不同意的，被告又与原告、傅瑾芳协商继续合伙，一直合伙到现在，没有退伙现象。原告因自己开有培训馆，“三人行”这边来的少，但是所有事物原告都参与的，今年的“三人行”托管原告也是清楚的，托管协议原告也拍照了，原告今天来退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请求法庭予以驳回。
第三人董婕辩称：我觉得退伙协议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合伙协议是在2014年下半年写的，我进入“三人行”是2014年下半年，写协议时把时间往前提了，当时出资情况比较困难，但是后来出资额都到位了，退伙协议我是不知情的，我也不同意的，风险要大家共同承担的，他们的退伙协议是不成立的。“三人行”经营状况是收入很少，是亏损的。今年陈宵虹和我说起经营状况，有心让别人托管，我是同意的。
第三人杨骏辩称：杨骏不应该成为本案的第三人，因为本案涉及的争议和纠纷与杨骏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杨骏一直不是“三人行”所谓的合伙人，杨骏的母亲杨桂芬就“三人行”的事宜与原、被告进行过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签订合伙协议，杨桂芬也没有成为合伙人。期间，在杨桂芬与原、被告协商期间，杨骏因为杨桂芬身体不好，出面与原、被告进行过接触，仅此而已，因此杨桂芬没有成为合伙人。但是杨桂芬曾于2014年9月1日向原、被告交付了35万元款项，该款项应该全额返还，并包括利息，杨桂芬将另行起诉。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返还35.3万元应该得到支持，陈宵虹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既然出具了条子，就应该承担法律后果。代理人认为所谓的退伙协议不成立或者无效，在本案中无关紧要。
第三人傅瑾芳未到庭未作答辩。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证据1、2015年3月16日由钱美红、陈宵虹、傅瑾芳亲笔签名并盖指印的条子一张。证明2015年3月16日被告接受原告出资转让，原告以35.3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承诺支付价款的事实。被告质证时提出：该张条子确实写过，是事实的，该张条子是无效条子，实际上如果是有效，也从未生效，钱美红、陈宵虹继续是合伙体的合伙人，条子出具以后傅瑾芳、钱美红继续参与合伙体的相关活动。
第三人董婕质证时提出：我一直不同意这件事情，我认为该协议不应该成立。第三人杨骏代理人质证时提出：我们认为这张证据是陈宵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基于散伙所形成的承诺，并非退伙协议，被告代理人自相矛盾，答辩时说该份协议无效，现在说是不生效。本院认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2、股金收据一份。证明原告缴纳合伙出资款50万元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后均无异议。本院认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证据1、合伙协议一份。证明钱美红、董婕、孙玮共同签订合伙协议，就入伙、退伙、出资转让进行明确约定。原告质证时提出：该合伙协议是真实的，需要说明是合伙人孙玮是陈宵虹的显名股东，真实股东是陈宵虹，上次开庭陈宵虹承认的，当时签订的时候，董婕出资额是20万元，董婕名下还有隐名股东就是傅瑾芳。真实签订时间是2014年9月份，钱美红的实际出资额是50万元，杨骏的钱与钱美红无关。董婕质证时提出：当时我出资只有20万元，后来50万元补足的。杨骏代理人质证时提出：协议是被撕掉过的，这份合伙协议与杨桂芬、杨骏无关，该合伙协议的合伙人是孙玮、钱美红、董婕。杨骏的35万元算在钱美红名下看不出来的，我们不同意，这份合伙协议书签订、有关内容文本，杨骏、杨桂芬没有看到过，没有知晓过，只是在杨骏接到法院的文书时才知道。本院认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2、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营业执照审批下来的时间和申请审批的时间，以及负责人的事实。原告质证时提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营业执照与原告无关，是转让以后他们自己办的，且办的是个体执照，与原告无关。董婕质证时提出：营业执照是三人行合伙协议相应的营业执照。杨骏代理人质证时提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注册时间是2015年5月13日，而且是个体工商户，时间是在2015年3月16日陈宵虹出具给原告条子之后，我们认为该证据印证了“三人行”的真正的所有人是陈宵虹或者孙玮个人。如果合伙的话，办的营业执照应登记为合伙组织，该证据对本案事实查明有重要作用。本院认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证，证人郑某证明：证人于2015年4月1日受聘担任“三人行”艺术中心校长，4月15日正式上班，2016年3月底托管后离职的；证人认为“三人行”艺术中心是合伙组织，陈宵虹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董婕是出纳，傅瑾芳经常来，钱美红来过两次。关于“三人行”艺术中心的所有协议证人均未见过；托管是证人提某的。原告质证后提出异议，认为证人在“三人行”艺术中心上班，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人在作证时说的都是应该、可能，是主观判断，不能证明事实，钱美红在出资转让以后没有去过“三人行”，没有参与管理，偶尔出于友情看一下。被告质证后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董婕质证后无异议。杨骏代理人质证后提出：对证人说的是4月份上班没有异议，是陈宵虹雇佣他的，是陈宵虹个人经营管理的，印证了陈宵虹出具给钱美红的条子。除了钱美红见过两次面，其他人都没有去过是对的，证明杨桂芬没有成为真正的合伙人，杨骏一直不是合伙人。证人曾为陈宵虹工作，说到陈宵虹打电话都是免提的，一般人都不会相信，证人说的经营管理不参与的，与第一次开庭的陈述自相矛盾，对于合伙问题，证人在说谎。证人说有一个小学老师是合伙人，没有任何证据。今年三月份“三人行”托管是不对的，而是陈宵虹另外找人合伙。本院将综合庭审调查事实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判定。
被告当庭提交陈宵虹与钱美红、陈宵虹与杨骏的手机短信纪录，证明在2015年3月16日以后，钱美红继续是“三人行”的合伙人，杨骏为“三人行”的实际合伙人的事实。原告质证时提出：短信是我发的，但是被告说2015年7月份会给我10万元，还有8月11日我去考勤是为了捧人气，我的钱还在被告手上；2016年9月1日发的信息我没有回，第二天我回了，也去了；被告请了律师在那里，告诉我说转让协议拿来给我看下，说是无效的；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钱美红还是合伙人，是商量转让款如何支付的。董婕质证后提出：她们之间的联系我不知道。杨骏代理人质证时提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短息内容对本案没有意义，没有讲到继续合伙，没有讲到杨骏是合伙人，他们联系是因为杨骏母亲有35万元支付过，被告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认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第三人杨骏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收款收据一份。证明2014年9月1日杨桂芬曾经支付所谓股金35万元，由董婕出具收据一份，杨骏一直都不可能是股东，杨桂芬出资了但最终也没有成为合伙人的事实。原告质证后无异议。被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杨桂芬是名义上的，实际投资人是杨骏。董婕质证时提出：写这张收据是“三人行”在申请营业当中，所以是以我的名义出具的，在出具这张收据之前，实际的投资已经存在，收进来的不是现金，是指9月1日之前已经发生的费用。本院认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第三人董婕、傅瑾芳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4年4月30日，原告钱美红、被告陈宵虹、第三人杨骏三人经协商，决定合伙成立“三人行艺术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三人行”）。当时每人出资20万元，因杨骏系小学教师，不便出面，由杨骏的母亲杨桂芬名义出资。后因资金不足，至2014年8月份左右，杨骏又投资了15万元，钱美红也投资了30万元。后因杨骏不同意再出资，“三人行”邀请了第三人董婕、傅瑾芳入伙“三人行”。后钱美红、陈宵虹、董婕三人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陈宵虹以其女儿孙玮的名义在合伙协议上签字并盖指印，傅瑾芳则以其儿子楼函的名义出资在董婕名下。并将签订协议的时间提前为2014年5月1日。期间，“三人行”一直由陈宵虹在具体负责经营管理。
2015年3月16日，因“三人行”还需要增加投资，钱美红、陈宵虹、傅瑾芳在协商出资额当中，钱美红提出将“三人行”以120万元转让出去。协商后三人签订了一份内容为“浦江县三人行教育培训中心合伙人于2015年3月16日终止合伙，经商量，所有资产以120万（壹佰贰拾万）人民币转让给陈宵虹，陈宵虹于2016年1月31日前退钱美红人民币35.3万（叁拾伍万叁仟元整）万元，傅瑾芳14.12万（壹拾肆万壹仟贰佰元整）。此据2015年3月16日”，三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并盖指印。
2015年5月13日，“三人行”办出营业执照，名称为“浦江县三人行艺术培训中心”，类别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孙玮。
根据被告的短信记录，直至2015年9月初，陈宵虹与钱美红、杨骏等合伙人就“三人行”的相关事项还一直保持联系与沟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几点，一、“三人行”合伙人是哪几位的问题，争议方对其中的钱美红、陈宵虹、董婕、傅瑾芳为实际合伙人，孙玮、楼函均为挂名合伙人均无异议；但杨骏的代理人否认了杨骏或杨桂芬为合伙人的事实，并提出实际出资人是杨桂芬而不是杨骏，但根据二次庭审的调查，钱美红、陈宵虹均提出当初进行合伙办“三人行”进行商量时的三人为钱美红、陈宵虹和杨骏，由于杨骏是教师，所以由其母杨桂芬挂名，尽管杨骏在“三人行”后来的合伙过程中可能未能完全参与，但不能否认其合伙人的身份。二、关于2014年5月1日的合伙协议的效力问题，鉴于杨骏以杨桂芬的名义参与合伙，投入资金35万是事实，而被告又无证据证明杨骏的35万是隐名在钱美红名下，故该合伙协议因无所有实际合伙人的签名而未生效，但该合伙协议因有相关人员的签字可作为相关合伙人参与合伙的证据。三、关于2015年3月16日钱美红、陈宵虹、傅瑾芳三人签字的条子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原告在起诉及第一次庭审时均以退伙为由要求被告退还合伙款的，只是在第二次庭审时才变更诉请为要求被告支付出资转让款。从该条子的字面理解为“终止合伙”，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终止合伙应当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故该条子不能认定为终止合伙协议；而退伙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也应取得所有合伙人的同意或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故该条子也不符合退伙协议；故本院认为该条子更符合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同时由于该条子系三人自愿签订的，系签字人当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应认定合法有效。但根据庭审的调查的事实，钱美红、傅瑾芳在签订该条子后还参与了“三人行”的合伙事宜，钱美红、陈宵虹、傅瑾芳三人的行为可认定为该三人已认可该条子已经作废的事实，故原告的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美红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29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596元。款汇至金华市人民法院诉讼费预收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汇入帐号：196999010400040900000106003或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室）。
审 判 员 周利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申请执行时效贰年逾期不予执行
代书记员 方 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