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原本用纸审判长签署合议庭其他成员签署承办法官签署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06民初6207号原告：艾青，男，198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红俊，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刚，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从丽，女，197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红俊，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刚，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植，男，196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义，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举，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危惊涛，男，1967年12月12日，户籍地武汉市武昌区天鹅村**号，公民身份号码4224261967********。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君，湖北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金汇源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丁字桥路55号。法定代表人：危惊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婷，女，武汉金汇源典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原告艾青、蔡从丽诉被告王植，第三人危惊涛债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通知武汉金汇源典当有限公司（下称金汇源典当）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艾青及原告艾青、蔡从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红俊、孙刚，被告王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义、王举，第三人危惊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君，第三人金汇源典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艾青、蔡从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艾青、蔡从丽与王植双方的《债权转让协议》；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植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18日，艾青、蔡从丽与王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艾青、蔡从丽将其对危惊涛、金汇源典当所享有的债权800万元及利息，转让给王植；艾青、蔡从丽负责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危惊涛;王植应在协议签订后10日内将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价款200万元支付至艾青、蔡从丽指定账户。合同签订后，王植至今未将合同约定的债权转让价款支付给艾青、蔡从丽，已构成根本违约。为此提起诉讼。王植辩称，艾青、蔡从丽的主张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王植已完全履行债权转让义务，王植向艾青、蔡从丽分别于2016年11月30日支付60万元、2017年1月6日支付20万元、2017年1月7日支付20万元、1月18日支付40万元、7月14日支付60万元，共计200万元，王植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其足额支付的行为导致合同目的已实现，双方签订的协议已履行完毕，艾青、蔡从丽无权解除合同。王植受让艾青、蔡从丽债权后，艾青、蔡从丽已通知危惊涛，债权已属于王植，非经受让人同意不得撤销，艾青、蔡从丽无权收回，危惊涛应向王植履行义务。危惊涛述称，危惊涛已于2016年8月20日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王植是否履行与艾青、蔡从丽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方并不清楚，对双方的争议不发表意见。金汇源典当述称，不清楚双方之间的转让情况，我方收到过《债权转让通知书》，我方对王植并未履行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艾青、蔡从丽提供了案外人周向华分别于2016年11月30日向艾青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款60万元、2017年1月6日付款20万元、1月18日付款40万元，于2017年7月14日向蔡从丽的银行账户付款60万元的银行凭证以及周向华作出的前述转账均系受王植委托向艾青、蔡从丽支付的债权转让款的书面委托付款证明，上列证据用以证明王植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艾青、蔡从丽提供了2016年10月23日至2017年3月20日艾青或蔡从丽的账户共向周向华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9623000元的银行凭证，用以证明上述款项系周向华向艾青借款后的还款，非为代王植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院认证，银行转账凭证属于书证,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的一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一种有效的证据。但是，银行转账凭证本身而言，只能证明双方有款项往来，此款项的性质、能否证明当事人的主张，还需要通过其它的证据加以补强。王植虽然提供了周向华关于转账均系受王植委托向艾青、蔡从丽支付的债权转让款的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周向华未出庭作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艾青、蔡从丽提供了其与周向华之间的多笔银行转账凭证，艾青、蔡从丽向周向华付款的银行凭证摘要中分别为：借款、往来款，在没有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前提下，可以认定艾青、蔡从丽与周向华之间有经济往来，周向华向艾青、蔡从丽付款，在艾青、蔡从丽向其付款的时间节点之后，不排除系双方上述经济往来中的一部分，虽然周向华向艾青、蔡从丽付款的银行凭证中2017年7月14日的摘要写明为“股权转让款尾款”，但该摘要是周向华的单方意思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周向华与艾青、蔡从丽就此达成过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据此，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本院确认艾青、蔡从丽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王植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29日，危惊涛与蔡从丽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危惊涛向蔡从丽借款8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7月30日至2014年12月30日，借款月利息为1.5%，月综合费（担保、评估、咨询等）率为1.2%。合同还对借款用途、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同日，危惊涛与蔡从丽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借款清算表、还款清算表，借款、还款计息之日，均以双方打款凭证之日开始计算。补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危惊涛、蔡从丽、金汇源典当签订《保证合同》，约定，金汇源典当为危惊涛向蔡从丽的借款提供总额不超过800万元的保证担保。2016年8月18日，艾青、蔡从丽（甲方）与王植（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艾青、蔡从丽于2014年7月29日与危惊涛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享有对危惊涛8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2014年7月29日，艾青、蔡从丽与金汇源典当签订《保证合同》，金汇源典当对危惊涛所负债务向艾青、蔡从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艾青、蔡从丽将基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对危惊涛、金汇源典当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王植。就债权转让事宜，双方达成协议。第一，关于转让债权内容，艾青、蔡从丽确定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对危惊涛享有的8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转让给王植，债权转让后，王植享有《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债权人的所有权利。第二，关于保证及通知，艾青、蔡从丽负责将《债权转让协议》下的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危惊涛、保证人金汇源典当；债权转让后，金汇源典当继续对王植承担同2014年7月29日《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担保范围、保证方式及期限。第三，关于转让价款及支付，载明《债权转让协议》项下债权转让价款为200万元，王植应于《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10日内将200万元转让价款支付至艾青、蔡从丽指定账户。第四，关于违约责任，艾青、蔡从丽承诺转让债权不存在其他瑕疵权利、不存在其他任何第三人能够主张或抗辩的权利，否则艾青、蔡从丽承担违约责任。2016年8月20日，艾青、蔡从丽向危惊涛、金汇源典当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艾青、蔡从丽于2014年7月29日与危惊涛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由艾青、蔡从丽向危惊涛出借800万元，息费以合同为准。同日，金汇源典当签署的《保证合同》就危惊涛对艾青、蔡从丽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艾青、蔡从丽于2016年8月20日通知危惊涛、金汇源典当，艾青、蔡从丽已将对危惊涛、金汇源典当的债权转让给王植，自2016年8月20日起，危惊涛、金汇源典当依据《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直接向王植履行相应的还款、保证责任。2017年7月20日，艾青、蔡从丽向危惊涛、金汇源典当发出《债权收回通知书》，载明，2016年8月，危惊涛欠艾青、蔡从丽本金8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2016年8月18日，艾青、蔡从丽将其对危惊涛享有的本金8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的债权转让给王植、与王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因王植至今未支付债权转让款，艾青、蔡从丽决定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书》并对王植提起诉讼，将危惊涛、金汇源典当列为第三人。请求危惊涛、金汇源典当在接到通知书后停止对王植履行相应义务。另查明，周向华分别于2016年11月30日向艾青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款60万元、2017年1月6日付款20万元、1月17日付款20万元、1月18日付款40万元，于2017年7月14日向蔡从丽的银行账户付款60万元。在庭审中，王植提供了周向华的书面委托付款证明，载明，前述转账均系受王植委托向艾青、蔡从丽支付的债权转让款。艾青、蔡从丽的银行账户转账凭证显示，从2016年10月28日至2017年3月20日，艾青或蔡从丽的账户共向周向华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9200000元。上述事实，有2014年7月29日危惊涛与蔡从丽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014年7月29日危惊涛、蔡从丽、金汇源典当签订的《保证合同》，2016年8月18日艾青、蔡从丽与王植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016年8月20日艾青、蔡从丽向危惊涛、金汇源典当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2017年7月20日艾青、蔡从丽向危惊涛、金汇源典当发出的《债权收回通知书》，周向华向艾青、蔡从丽转账付款的银行凭证，周向华的书面委托付款证明，艾青、蔡从丽向周向华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的银行凭证等证据加以证明。上列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了质疑，说明和辩驳。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上列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程序，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全面、客观的审核，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上列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认为，艾青、蔡从丽诉请解除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合同解除是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终止的方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该条对行使合同解除权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排除了当事人不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该条所使用的语言为“应当”，“应当”是强制性规定的用语，即解除权人欲解除合同，应当而且只能通过向对方发送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不能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解除。该款后半段规定了救济手段：“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结合本款前半段关于通知程序的强制性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对于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持否定态度。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形成权是依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直接变动法律关系的权利，是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形成权不同于请求权，不应当以请求权的方式提出，而只能是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行使，在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时，由法院进行审查，并确定合同解除的后果是否有效。诉讼请求应当是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是确认之诉。判决解除合同不但缺乏相应的依据，而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相悖。“解除权之行使，只须向他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不必请求法院为宣告解除之形成判决。”因此，艾青、蔡从丽诉请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合同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无须提起解除之诉。根据形成权的制度安排，当事人在单方通知解除合同时，“无须明示解除权发生之原因”，更不需要为解除权的存无举证，当事人大可不必舍此解除规则而选择诉讼。从法理本意看，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自行行使、致使有效合同的效力消灭的权利。它属于当事人的一种民事权利，故应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其法律效力和法律命运。其次，对解除权存无的实质审查应当是在解除异议之诉程序中，而这个诉必须由对方当事人（异议方）提起。诉讼存在着成本与风险，但这个成本和风险首先是由提起诉讼程序的人去承担，并且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决定了光有实体权利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胜诉的判决。法律并不鼓励当事人在明知没有解除权的情况下，滥用解除通知解除合同。但如果明知有解除权，却提起一个解除之诉，亦无必要。再次，虽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承包人、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的出让方受让方因对方根本违反合同，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过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上列当事人提起解除之诉是为正途，解除合同的诉讼是必须的。但是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是明确的，无论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能将特别适用的解除规则普遍适用于司法解释所指之外的其他类型合同。即使司法解释所指之外的其他类型合同的当事人就解除提起了诉讼，法院也应当依据我国合同法的一般解除规则来认定解除的效力，不应将解除视为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职权。虽然形成权规则下的诉讼解除没有必要，但是体现诉权无限制原则，原则上法院应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在单方通知解除规则之下，法律并不禁止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方式送达解除之意思。但是，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合同的，在法院向合同解除相对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并不能发生合同即时解除的效果，合同解除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法院尚未作出认定。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之精神，以合同解除相对方收到起诉状、应诉通知时即时解除，会影响法院对合同解除的实质审查以及审判的权威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3条指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最高人民法院所确立的裁判解除规则，其将法律基于根本违约而赋予守约方以解除救济的权利设定为诉权。守约方寻求救济应当经由司法审判最后确认实现，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由法院最终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目前不存在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也没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王植迟延履行支付债权转让款的主要义务，但没有证据证明艾青、蔡从丽就此向其催告并给予对方合理的履行期限，其直接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所谓根本违约，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行为，致使该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虽然艾青、蔡从丽取得债权转让款也是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之一，但债权转让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合同一经成立，受让人即取代出让人成为新债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艾青、蔡从丽已发出转让权利的通知，未经王植同意，不得撤销。因此，王植迟延履行的行为，并不能导致不能实现合同主要目的。艾青、蔡从丽应当另行主张违约责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艾青、蔡从丽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048元，由原告艾青、蔡从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ＸＸ睿人民陪审员  梅艳霞人民陪审员  刘菊梅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秦怡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