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7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锦西，男，1964年12月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芳，女，1962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平，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妮，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负责人：陈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该公�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男，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许锦西、王艳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7)苏0611民初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锦西、王艳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中行崇川支行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贷款合同解除纠纷案审结后再恢复审理。本案与该案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不同，诉讼主体和诉讼请求均不同。一审判决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川法院）受理的贷款合同解除纠纷一案应与本案合并审理为由，认定本案不�中止审理，违背法律规定。二、本案贷款合同即使不被解除，也是违法无效的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贷款合同有效，违反法律规定，违反生效判决。1、依照南通中院（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和法律依据，贷款合同当然无效。该生效判决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依据是，以购房的形式套取银行贷款供盛唐公司使用，致使贷款的约定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违反了《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业贷款的使用应当符合贷款约定用途的强制性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是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这是导致“贷款的约定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这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两个必备条件，缺任何一个合同都不可能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而既然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以之为生效依托的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当然也无效。2、中行崇川支行与盛唐公司串通，违规放贷，存在明显过错，这也印证了贷款合同的违法无效。一审判决故意忽略该事实和诸多书证，实质是庇护中行崇川支行严重违规放贷，印证其明知且配合盛唐公司套取银行贷款。3、一审判决仅凭贷款真实性承诺函、个人贷款申请表的内容，即分析认为中行崇川支行在放贷前对购房交易是否真实进行过审查，这是违背事实的。该判决故意回避了中行崇川支行在包括这两份审贷文件在内的诸多文件中造假的事实。4、诸多证据证实中行崇川支行与盛唐公司串通，骗取上诉人以自己名义配合办理按揭贷款手续。5、贷款合同无效，依法应由盛唐公司返还本息。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还。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公司）不能与上诉人划等号，盛唐公司套取贷款后供自己使用，其才是最终受益人。三、案涉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令解除贷款合同。一审认定上诉人明知贷款合同目的不是支付购房款，故谈不上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该认定混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和贷款合同目的，违背了生效判决，也违背法律。无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依然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贷款合同的目的应按生效判决为准进行认定，不能作任意推测或解释。许锦西、王艳芳明知贷款合同目的是：如果盛唐公司能够回购房屋，贷款由盛唐公司归还�如果盛唐公司不能回购房屋，则上诉人获得房屋并负责归还贷款，而不是“明知贷款合同不存在支付购房款这一合同目的”。上诉人既未取得房屋又要偿还贷款，贷款合同目的显然无法实现。中行崇川支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即是解除合同的行为。且该行向盛唐公司申报本案全部贷款本息的债权，说明其要求盛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责任，也证实其明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按揭贷款合同应当解除，并由开发商盛唐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四、案涉贷款应全部由盛唐公司偿还。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本息偿还义务，并支付律师代理费，盛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法律规定。
中行崇川支行答辩称：一、本案不应中止审理，一审程序合法。二、案涉贷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应被解除。1、（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适用的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而非适用《商业银行法》。该判决除了认定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外，还认定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购房的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供第三人使用的非法目的。故案涉纠纷不应当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2、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虽然关系密切，但两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合同。因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贷款合同无效。3、上诉人作为案涉贷款合同的恶意违约方，理应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4、无论（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61号民事判决书，还是（2015）港商初字第0026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本案一审，均已审查过贷款合同是否无效及被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是否存在串通，是否存在过错。而审理结果均查明�上诉人上诉状中所称的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不存在，所谓违规放贷存在过错的情况不存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之间虚构房屋买卖合同套取银行贷款的事实并不明知，亦未参与相关放款过程，符合法律以及行业惯例。三、上诉人称其未取得商品房，又未取得贷款，却需要归还贷款，是不对等不公平的，没有依据。（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61号民事判决书中多处确认，上诉人负责盛唐公司项目所涉工作，其贷款目的是通过虚假按揭来支付光华公司的工程款。上诉人确认是基于盛唐公司欠光华公司建筑工程款，才发生了虚假按揭购房的事实，且其在申报盛唐公司债权时也明确表示不要房。上诉人在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时，就应当考虑到相应的风险以及后果；在未能取得商品房时，并未在盛唐公司破产案件中按照法律规定起诉管理人来主�自己的权利，而是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且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利益，也已经通过光华公司在盛唐公司破产案中行使建设工程款优先权得到弥补，故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不公平不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唐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将许锦西、王艳芳向崇川法院提起的贷款合同解除纠纷合并审理，程序正确，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行崇川支行在盛唐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均向重整管理人申报了案涉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其中上诉人申报的债权总额包括购房首付款、已还按揭贷款、未到期按揭款，中行崇川支行申报了担保债权，盛唐公司重整管理人认为其申报的债权涉及虚假按揭，未对双方申报的债权予以确认。许锦西、王艳芳与中行崇川支行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案由均为同一份贷款合同项下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时诉讼主体相同、案件事实相同、争议事项相同，只是诉讼请求不同。审理贷款合同解除的前提为合同是否生效，即案涉贷款合同的解除纠纷案必须以贷款合同效力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2、本案系许锦西、王艳芳与中行崇川支行互相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采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做法，应认定贷款合同无效。许锦西、王艳芳根据中行崇川支行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与其签订贷款合同，只有双方互相配合才能完成上述行为。本案中，许锦西、王艳芳向中行崇川支行提供的贷款申请资料不全，该行对许锦西、王艳芳二人的贷款申请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属虚假按揭。盛唐公司为案涉贷款合同提供阶段性连带担保责任，如贷款合同无效，则保证合同亦属无效，盛唐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许锦西、王艳芳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许锦西负责光华公司在盛唐公司项目建设所涉塔吊、人梯、货梯租赁等工作，具备理性的商业思维，其在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提交贷款申请资料及出具贷款真实性承诺函时，应对上述资料进行审慎分析，确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其未充分注意，应当自行承担后果。3、即使法院认定贷款合同有效，上诉人也无权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贷款合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双方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购房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用于还债的非法目的，且购房首付款及部分按揭贷款都由盛唐公司实际支付，即上诉人明知案涉贷款合同自始不存在支付购房款这一合同目的。且本案仅涉及贷款合同效力问题，并不涉及贷款合同解除问题，故也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4、中行崇川支行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与盛唐公司重整管理人确认案涉贷款合同的债权金额，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故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享有的债权应根据《企业破产法》及法院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来实现，在本案中盛唐公司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中行崇川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锦西、王艳芳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374267.34元，支付利息、罚息（以1374267.34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10%*140%计算）;2.判令许锦西、王艳芳承担律师代理费7784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13日，许锦西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约定许锦西购买“通宁天地”11-125、11-313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118.37㎡和143.99㎡，单价分别为14885.53元和15994.17元，房屋价款分别为1762000元和2303000元,交房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前。合同履行中，购房首付�并非由许锦西实际承担，该款的实际支付人是盛唐公司。
2013年1月30日，贷款人中行崇川支行、借款人许锦西和王艳芳、保证人盛唐公司三方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许锦西、王艳芳向中行崇川支行借款1980000元，用于购买盛唐公司开发的“通宁天地”11-125、11-313房产，贷款期限60个月,所贷款项直接汇至盛唐公司账户。许锦西、王艳芳以所购房屋向中行崇川支行提供抵押担保，盛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保证担保。贷款合同还约定：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2个月，即从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每12个月重新定价一次，重新定价日为实际放款日在重新定价当月对应日，当月没有对应日的，则当月最后一日为重新定价日；第一个浮动周期内，按实际放款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计息；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以重新定价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作为下一个浮动周期的适用利率。按月结息和付息，每月的1日为结息日和付息日。关于罚息，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40%；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的，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应付未付利息）×实际天数×年罚息利率/360。贷款发放条件是相应的担保合同已生效，担保已有效设定等等，上述条件未满足，贷款人有权拒绝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但贷款人同意放款的除外。贷款偿还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作为本合同项下贷款的指定扣款账户。
贷款合同附件—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通用条款规定：借款人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有权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损失等；有权从借款人在贷款人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处开立的其他账户中直接扣划款项用于清偿贷款本息。保证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的，自借款人办妥本合同项下贷款所购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并且贷款人收到他项权证之日起，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不再发生新的保证义务和责任，但对于在该日之前已到期的本合同项下债务，以及该日之前发生保证人或/及借款人违约而引起的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保证人仍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及保证责任；如果借款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贷款人进行清偿，贷款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主合同双�解除主合同或者使主合同提前到期的，保证人对于主合同项下已发生的债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2013年2月4日，中行崇川支行发放了许锦西贷款1980000元至盛唐公司账户。按贷款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应自2013年3月起按月偿还贷款本息。2013年3－7月的还本付息义务是盛唐公司实际承担的，2013年8月－2014年6月的还本付息义务是许锦西承担的。2014年7月1日借款人未还贷，7月2日中行崇川支行向许锦西夫妇邮寄送达了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宣布个人商品用房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同年7月15日、8月1日、9月1日许锦西又支付了三期月供,后不再还贷。2014年12月26日中行崇川支行扣划许锦西85317.61元,抵销了2014年10、11月的月供及2014年12月1日应归还的部分款项。至今未归还之借款本金为1374267.34元。此外，为本次诉讼中行崇川支行聘请律师支付了代理费77843元。
另查，2015年2月13日，一审法院就原告许锦西与被告盛唐公司、第三人中行崇川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出（2014）港唐民初字第00789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许锦西与盛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虚假按揭贷款的方式取得贷款，来支付光华公司的工程款。该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形式，掩盖违规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并据此驳回许锦西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许锦西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又查，2013年9月6日，一审法院裁定盛唐公司破产重整｡2013年9月26日，中行崇川支行向盛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其中包含了案涉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2014年8月19日，一审法院裁定批准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根据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普通债权(第三顺序)受偿比例为23.06%。2014年12月3日，一审法院裁定撤销倪建华等人名下的457套房屋(含案涉商品房)的网签备案登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盛唐公司管理人确认截止2013年9月6日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贷款合同项下享有的担保债权为1786090.69元，其中借款本金为1784988.76元，2013年9月1日至9月6日的利息为1101.93元。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
一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三、案涉贷款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四、案涉贷款合同纠纷的责任承担。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行崇川支行认为涉及同一合同效力与履行问题的诉讼分别在不同法院审理，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不利与不便的影响，鉴于港闸法院基于破产案件业已受理的现状，请求法院之间进行协调。许锦西、王艳芳认为本案应以崇川法院受理的案涉贷款合同解除纠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应中止审理。盛唐公司认为，许锦西、王艳芳在答辩状中明确贷款合同无效或解除的责任主体是盛唐公司，所以本案的处理与盛唐公司有利害关系，而崇川区法院受理的案件中盛唐公司不是第三人，因此，中止审理的应该是崇川法院的案件,而非港闸法院的案件。
一审法院认为，许锦西、王艳芳在崇川法院提起诉讼所涉合同与本案贷款合同系同一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为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民诉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许锦西、王艳芳向崇川法院提起的诉讼与本案为共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由于一审法院立案在先，根据上述规定，许锦西、王艳芳向崇川法院提起的诉讼应当与本案合并审理，而不是由一审法院中止审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贷款合同有效，理由如下：
一、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确实有别于普通的、彼此没有关联的两份合同，本案中的两份合同关系密切，房屋买卖合同是贷款合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从两合同的内容和性质分析，两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合同。因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贷款合同无效。港闸法院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双方当事人没有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而是以签订购房合同的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南通中院维持原判的文书在说理部分确实提到贷款合同的约定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但最终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并非贷款合同存在问题，而是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
二、贷款合同约定贷款用途是支付购房款，所以购房交易真实银行才会放贷。从贷款真实性承诺函、个人贷款申请表的内容分析，中行崇川支行在放贷前对购房交易是否真实进行过审查。虽然事后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在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初期，法院审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前，中行崇川支行对许锦西�王艳芳与盛唐公司之间虚构房屋买卖合同、套取银行贷款的事实并不明知。
三、关于中行崇川支行与盛唐公司相互串通，骗取许锦西、王艳芳以自己名义配合办理按揭贷款全部手续之说，缺乏有效证据证明。一是生效判决从未认定中行崇川支行与盛唐公司存在相互串通的事实;二是许锦西、王艳芳提供的、用以证明贷款首次联系和贷款手续的安排都是盛唐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联系的证据—杨旸、曹建云的出庭作证笔录,所指向的是案外人倪建华的贷款情况，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三是贷款资料中手写内容虽与许锦西、王艳芳的笔迹存在区别，但落款处的签名都是许锦西、王艳芳本人签署，说明许锦西、王艳芳对上面的内容已予确认，贷款资料的真实性并不存疑；四是即使中行崇川支行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工作上存在瑕疵，也非认定贷款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五是贷款合同第四条约定，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是“相应的担保合同已生效，担保已有效设定”，而贷款合同项下的担保有两项，即借款人以所购房产进行的抵押担保和保证人提供的阶段性连带保证担保。虽然第一项抵押担保因故未能有效设定，但第二项保证担保是有效成立的，故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符合约定,许锦西、王艳芳据此认为中行崇川支行未拒绝放贷构成与盛唐公司的恶意串通，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贷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所约定的内容本身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合法有效。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行崇川支行认为，许锦西、王艳芳是贷款合同履行的违约方，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许锦西、王艳芳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贷款担保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贷款担保合同的，应予支持。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故其有权请求解除合同。盛唐公司认为，中行崇川支行在诉状中称，2014年7月2日具函许锦西、王艳芳，宣布贷款已全部提前到期，说明中行崇川支行已在事先按照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许锦西、王艳芳就不能对同一合同再次行使解除权。
一审法院认为，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与主张解除合同是贷款人的并行权利。只要合同约定贷款人有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权利，贷款人按照约定所作的宣布就并非一定是在行使合同解除权，也可以是在维持合同效力下的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主张。诉讼中，中行崇川支行已明确表态没有解除合同的意思，因此盛唐公司的观点不能成立。
《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这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双方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购房的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供盛唐公司使用的非法目的。因此，对于许锦西、王艳芳来说，其明知案涉贷款合同自始就不存在着支付购房款这一合同目的，也就谈不上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中“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一情形。所以，案涉贷款合同不应当解除。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中行崇川支行要求许锦西、王艳芳归还借款本金并承担违约责任；许锦西、王艳芳认为，应解除合同后由盛唐公司担责，如合同不能解除，也因合同无效而应由实际使用贷款的盛唐公司担责；盛唐公司认为，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的担保债权应通过破产重整计划来实现权利，另外中行崇川支行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偏高。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贷款合同不应解除且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许锦西、王艳芳未能按约偿还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盛唐公司是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但没有证据证明签订合同时中行崇川支行知道该节事实，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及对贷款合同享有的信赖利益，中行崇川支行可以在许锦西、王艳芳与盛唐公司之间选择责任主体｡诉讼中中行崇川支行明确向许锦西、王艳芳主张权利，故许锦西、王艳芳应当按约承担责任｡即便中行崇川支行选择盛唐公司为责任主体，因�锦西、王艳芳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许锦西、王艳芳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许锦西、王艳芳抗辩本案中应由盛唐公司担责不能成立。在合同履行中，中行崇川支行基于许锦西、王艳芳的违约行为，宣布贷款本息提前到期，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故中行崇川支行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期有据。关于律师代理费，对照江苏省律师收费规定并未超过标准，对盛唐公司的相关抗辩不予采纳。为避免中行崇川支行重复受偿，许锦西、王艳芳在本案中承担的责任应扣除盛唐公司在破产重整中承担的保证担保债务金额，即本金962648.93元（1374267.34元-411618.41元），利息扣减254.11元。判决：一、许锦西、王艳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行崇川支行借款本金962648.93元，利息、罚息（自2014年12月2日起至2015年1月1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374267.34元�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计算；自2015年1月2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止的罚息，以借款本金1374267.3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本金962648.9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上述三段期限的利息罚息之总额应扣除254.11元）。二、许锦西、王艳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行崇川支行律师代理费77843元。三、盛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盛唐公司应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由中行崇川支行按一审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进行受偿。四、驳回中行崇川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利息｡案件受理费19010元，由许锦西、王艳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许锦西、王艳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许锦西与盛唐公司签订的《回购协议》，以证明许锦西、王艳芳订立贷款合同的目的是：如果盛唐公司能够回购房屋，贷款由盛唐公司归还；如果盛唐公司不能回购房屋，则上诉人获得房屋，上诉人负责归还贷款。
2、崇川法院(2016)苏0602民初2318号受理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南通中院（2016）苏06民辖终445号民事裁定书，崇川法院（2017）苏0602民初3487号受理通知书，港闸法院（2016）苏0611民初501号民事裁定书，南通中院（2016）苏06民终739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明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3、盛唐公司债权人名册，以证明本案不是个例，与本案相�情形的案件多达49人、241套房屋，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4、银监会等出台的相关文件，以证明中行崇川支行违规放贷。
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债权人名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为盛唐公司破产案中被认定贷款合同无效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的贷款合同都被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回购协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案涉贷款的发放符合法律规定及行业惯例。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三、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可以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四、许锦西、王艳芳在本案中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借款合同效力是判断许锦西、王艳芳等人应否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许锦西、王艳芳等人已经向崇川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其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并要求该行返还已偿付贷款本息，而中行崇川支行则在本案中主张许锦西、王艳芳返还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在崇川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中行崇川支行提出管辖权异议，崇川法院裁定将该案移送港闸法院审理。许锦西、王艳芳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基于上诉过程中两借款人撤回关于要求返还已偿付贷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以及贷款合同中约定有管辖条款，终审裁定撤销原裁定并由崇川法院管辖该案，最终该案与本案分别由两家法院审理。虽�贷款合同应否继续履行需以合同是否解除的判断为前提，但鉴于本案判决系在崇川法院判决之后作出，在处理顺序上已作统筹，且两上诉案件均由本院审理，该程序瑕疵并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所涉贷款用途、借款人清偿能力等予以判断审核的参考依据，但与借款合同系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意思表示，二者之间并无主从依附关系，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能直接影响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案涉《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已经许锦西、王艳芳与盛唐公司及中行崇川支行分别签字盖章确认，各方对借款数额、款项支付、担保形式等事项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法律效力。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按揭手续中的个人贷款申请表、面签确认表�均由其本人签字，并无证据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借贷关系发生之时，即知晓借款人的真实目的并主动参与虚假按揭手续的办理，故碍难认定中行崇川支行系与许锦西、王艳芳及盛唐公司恶意串通后共同套取信贷资金，不足以否定贷款合同的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三，纵观《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以及通篇文义，该司法解释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已查明，许锦西、王艳芳等人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为了以房屋按揭贷款的形式帮助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所订合同价格虚高，首付款实际来源于盛唐公司，且签订了回购协议，故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的形式。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未转移至许锦西、王艳芳名下，许锦西、王艳芳从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未向出售人实际支付购房款，可以认定双方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于真正的购房人为购买商品房而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情形，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许锦西、王艳芳不得据此主张解除借款合同。
上诉人还主张，中行崇川支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即是解除合同的行为。就此本院认为，当事人约定贷款提前到期的实质是附条件的合同变更条款；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借款期限即发生变化，由原定到期日变更为贷款人主张提前收回贷款之日。在借款人明确表示不再归还贷款的情况下，中行崇川支行有权依据贷款合同的约定宣布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但不意味着其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
此外，鉴于盛唐公司为案涉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故中行崇川支行在盛唐公司重整一案中申报担保债权，合法有据，这并不意味着其认可贷款合同应予解除。
关于争议焦点四，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依法成立有效，且许锦西、王艳芳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许锦西、王艳芳仍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并承担中行崇川支行为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一审为避免中行崇川支行重复受偿，在许锦西、王艳芳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已经扣除了盛唐公司在破产重整中承担的保证担保债务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许锦西、王艳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4元，由许锦西、王艳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倪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