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35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禅城区恒顺兴货运码头，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高存源。
委托代理人宋开国，广东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群胜，男，汉族，1975年6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渠县。
委托代理人郭清，广东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恒顺兴货运码头（以下简称恒顺兴码头）因与被上诉人杨群胜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依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杨群胜与原告佛山市禅城区恒顺兴货运码头于2014年9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佛山市禅城区恒顺兴货运码头的诉讼请求。本案免收诉讼费。”
上诉人恒顺兴码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作出的“被告的工作属于原告的经营业务”论断与事实不符。
恒顺兴码头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提交的营业执照显示恒顺兴码头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服务，主营：货物装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恒顺兴码头在起诉状中再次明确“无货运物流经营范围”；在一审庭审中，杨群胜提交恒顺兴码头“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认为恒顺兴码头所属行业为“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进而偷换概念，认为恒顺兴码头具有运输业务范围。恒顺兴码头认为“所属行业”与“经营范围”属于不同的概念，企业只能在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而“所属行业”系主管部门根据特别需要所做的划分，百度对“行业”所做定义如下“行业是指从事国民经济中同性质的生产或其他经济社会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体的组织结构体系的详细划分，如林业，汽车业，银行业等。其作用是解释行业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判断对行业的影响力度，预测并应引导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判断行业投资价值，揭示行业风向，为各组织机构提供投资决策或投资依据”，根据“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2002版)，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所属行业代码为57。《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如上所述，杨群胜从事货物的运输工作，不属于恒顺兴码头业务的组成部分，一审判决适用该规定，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物流运输行业目前已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无论是企业和个人与该行业密不可分，对于判断企业的经营业务，不应做出无限扩大的解释，企业原材料的购入及产成品售出，均与物流业息息相关，不能据此将运输行业统统纳入企业的经营业务。
二、一审判决对杨群胜驾驶的车牌号为“湘Ｄ×××××”货车实际控制人未予查清，采取模糊处理方式，车辆实际控制人对判断恒顺兴码头与杨群胜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至关重要。
恒顺兴码头起诉时主张“湘Ｄ×××××”货车所有权属于高存武，该车系高存武在佛山市九江二手车市场向周水平购买，双方签订有二手车买卖协议，高存武随后以转帐方式全额交清了购车款；高存武购买上述车辆后，在使用期间，一直以李云安的名义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但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恒顺兴码头非“湘Ｄ×××××”货车买受方，在该车为恒顺兴码头运载货物期间亦没有为该车购买过保险，恒顺兴码头非“湘Ｄ×××××”货车的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为证明上述事实，恒顺兴码头向一审法院提交保险单、发票、证明、购车协议、农业银行清单等证据，杨群胜代理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虽可证明被告工作时驾驶的“湘Ｄ×××××”货车登记的所有人并非原告……车辆的权属并非认定双方是否成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机器、车辆等一般由用人单位提供”，恒顺兴码头认为，车辆登记所有人不等于实际控制人，该部分论断内容自相矛盾、逻辑不清，如果“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机器、车辆等一般由用人单位提供”诊断成立，且本案“机器、设备”为第三方所有，又如何判断为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如何取得“机器、设备”是否要查清？因此查清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对本案至关重要，现有证据并未显示车辆由恒顺兴码头提供。恒顺兴码头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码头由高存源等股东承包经济，恒顺兴码头纳税形式为非定额纳税户，高存武车队所属车辆有5、6辆之多，“湘Ｄ×××××”2014年保险费超过13000元，如果上述车辆属于恒顺兴码头所有，车辆保险费支出可纳入企业运营成本，投保人则应为恒顺兴码头，从车辆保险购买手续看，恒顺兴码头非上述车辆的实际控制人。
三、一审判决对杨群胜提交的“提货委托书”作出错误的理解和认定。
对于杨群胜提交的提货委托书、装船清单，恒顺兴码头一审质证意见（详见开庭笔录）为：对装船清单三性有异议，而非一审判决所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提货委托书恒顺兴码头盖章“佛山市禅城区恒顺兴货运码头”真实性无异议，恒顺兴码头从未确认“货物装卸业务章”是恒顺兴码头加盖，一审判决认为“货物装卸业务章”由恒顺兴码头加盖无依据。
一审判决对“提货委托书”做出错误解读，仅凭“授权委托书”认定恒顺兴码头与杨群胜存在劳动关系不当，而对恒顺兴码头提供的其他证据选择性无视，具体体现在(1)提货委托书非派工单，如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应为派工单；（2)提货委托书字面没有杨群胜为恒顺兴码头员工表述内容；（3)提货委托书系向第三方客户出具，而非调整委托运输方与受托人关系的法律文件，因此无需在委托书中标明委托运输相关信息；（4)恒顺兴码头委托第三方物流（高存武车队）提货，对于委托书上“如生发货物丢失，由我公司负责”符合商业惯例及法律规定，在本次货运往来过程中，存在二重法律关系，一重发生在杭州热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欧浦码头之间，一重发生在恒顺兴码头与欧浦码头之间，一重即恒顺兴码头与高存武车队之间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在该重法律关系中，恒顺兴码头为委托人，高存武车队为受托人，受托人的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并无不当，若受托人高存武车队存在违法行为，导致货物毁损、遗失，委托人在赔付后有权按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高存武追偿。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仅从《提货委托书》不能证明恒顺兴码头与杨群胜符合上述规定第二款，既没有杨群胜接受恒顺兴码头规章制度约束内容，也没有恒顺兴码头需向杨群胜支付劳动报酬内容，对于杨群胜受谁的指示安排工作，《提货委托书》反映车队联系人为李云安。对于恒顺兴码头与杨群胜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问题，仲裁庭询问杨群胜“你的工作由谁安排？”，杨群胜答“是由高存源的哥哥高存武安排，以前是李云安安排。现在老板高存源也有在码头管理的，从2015年9月至今和其儿子均有在码头管理”，该问答表明杨群胜与高存武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高存源管理码头系因其是码头股东，而非车队的老板，管理码头不等于管理车队。对于杨群胜在仲裁程序中自认内容，恒顺兴码头无需举证，《提货委托书》自身根本反映不出“杨群胜受恒顺兴码头的指示工作”的意思表示。按一审判决逻辑，大前提为：恒顺兴码头作为委托人与高存武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且高存武指示杨群胜作为司机拉货，结论：杨群胜接受恒顺兴码头指示工作，显然犯了推不出的错误。
对于杨群胜工资领取问题，高存源系恒顺兴码头法定代表人，对码头进行管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高存源之子高琛参与码头的管理，高琛已是成年人，由于高存武车队李云安回福建老家做生意（在仲裁笔录中亦有间接反映)，高琛大学刚刚毕业（对此杨群胜在一审时亦予以确认），临时接替李云安帮手自己的叔叔，对此高存武在仲裁笔录中已清楚说明——杨群胜的工资是“由我发放的”、“车是我的，我聘请高存源的儿子发放工资的”，结合杨群胜在仲裁程序中确认（一审判决亦予以认可，杨群胜“也承认2015年7月前由高存武向其发放工资、之后由高存源的儿子发放工资），可见杨群胜与高存武存在雇佣法律关系。
四、杨群胜在仲裁时所做陈述，结合恒顺兴码头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可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恒顺兴码头外聘车队运输客观存在，遗憾一审判决对恒顺兴码头主张视而不见。
对于恒顺兴码头外聘货运车队，杨群胜在仲裁过程中亦有明确确认，对于仲裁员询问杨群胜由谁招聘，杨群胜答“是由被申请人姓张的管理人员聘请我的，当时姓张的人员是有车在被申请人处载货的”，该回答表明，张姓人员以自有车辆为恒顺兴码头载货，恒顺兴码头自身没有配备固定车队。结合本案恒顺兴码头提交的证据，高存武为湘Ｄ×××××货车的实际控制人，张姓人员与高存武的身份一致，均为自带车辆及司机为恒顺兴码头运输货物，除张姓人员和高存武外，还有二、三支队为恒顺兴码头运输货物。上述事实至关重要，恒顺兴码头一再强调上述实事，一审判决并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反驳意见。运输车队与恒顺兴码头系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按一审观点“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机器、车辆等一般由用人单位提供”，高存武在本案中身份为“雇主“不言自明。
五、关于高存武与杨群胜雇佣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
对于杨群胜主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4年9月至2015年11月，一审判决予以确认，对此恒顺兴码头认为，杨群胜在仲裁程序中提及押金时“例如我2015年9月份工作是5800元、老板押金是5000元，只发放800元给我”，高存武称“我是在去年9月聘请申请人，申请人工作至2015年7月份，实际在码头工作至2015年6月份，我派他去码头以外的地方拉货，后申请人说家里妈妈病要回去不做，今年9月份码头有工作，我又聘请申请人回来开车”，结合杨群胜与高存武的陈述，高存武与杨群胜雇佣关系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中断过，杨群胜重新入职后，高存武收取了杨群胜押金，因此高存武与杨群胜雇佣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一审判决对高存武与杨群胜一审认可的事实未予认定，反要求恒顺兴码头对杨群胜入职、离职进行举证，无法让人信服。
六、关于恒顺兴码头对一审判决证据审核及案件事实认定方面的异议。
一审判决虽然罗列恒顺兴码头与杨群胜提供的证据，应全面、客观反映各方的质证意见，而不应遗漏或歪曲，并就各方提供的证据作出审核意见，一审判决缺乏证据审核环节。对于恒顺兴码头提供的《仲裁笔录》，内容大量反映出杨群胜对案件事实的自认，恒顺兴码头在起诉状中亦予以援引，但并未引起一审法院重视。可以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唯一的证据是“提货委托书”，恒顺兴码头对“提货委托书”意见已在上述作了详细论述。对于高存武的证言，高存武与杨群胜在双方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上存在完全相反的观点，但对杨群胜工作的管理（先是李云安，后为高存武)、杨群胜薪酬领取（先从高存武，后从高琛）却高度一致，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应予以认定，而不能一概予以否定，对杨群胜的管理及薪酬发放均与恒顺兴码头无关，恒顺兴码头不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约定之情形。对于恒顺兴码头提交的“陶士坤、钟学文”证言（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明确货车司机受雇于高存武，而杨群胜提交的“何波、陶士坤、杨连全”证言（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该证明并没有提及与恒顺兴码头存在劳动关系或受雇于恒顺兴码头，只列明事故时间、地点等内容，即二份证明并未存在矛盾和冲突之处，而何波于2016年2月26日再次出具《证明》，何波与杨群胜系老乡关系，何波拿杨群胜持有的《提货委托书》于2016年3月4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恒顺兴码头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何波与杨群胜存在串通，且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不应采信。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恒顺兴码头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高存武十年前即开始从事货物运输工作,拥有自己的车队,因为车队在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交通运输事故,故在佛山法院等交通事故案件中也曾存在高存武作为被告出现,故高存武与杨群胜存在雇佣的事实;2.何波是本案杨群胜的证人,但何波也以与码头有劳动纠纷而提起劳动仲裁,故何波与码头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所以何波的证人证言不可采信;3.杨群胜所驾驶的车辆是高存武在向二手市场周水平购买,何波仲裁案周水平出庭作证，周水平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高存武从周水平处购买货车从事货物运输的事实，车辆的实际控制人为高存武;其他内容与提交的上诉状一致。
综上，恒顺兴码头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恒顺兴码头与杨群胜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高存武与杨群胜存在雇佣关系，一审判决显属认定事实不清，恒顺兴码头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粵0604民初5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并依法改判确认恒顺兴码头与杨群胜不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杨群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对于恒顺兴码头的上诉，杨群胜答辩称，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出入证等相关证件可以用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在一审阶段杨群胜提供了提货委托书,证明杨群胜是恒顺兴码头的员工;2.杨群胜认为驾驶的车辆不论实际所有人为谁，都不影响认定杨群胜与恒顺兴码头存在劳动关系，车辆的权属不影响认定劳动关系的存在；3.提货委托书是恒顺兴码头的，且内容表明了员工信息，接受指示安排工作的事实，完全能够证明杨群胜是恒顺兴码头的员工，且为其提供劳动的事实。4.杨群胜与高存武不存在劳动关系，何波并非与杨群胜串通，虽然何波与恒顺兴码头有案件纠纷，但何波与杨群胜都没有继续为恒顺兴码头提供劳动，何波已被恒顺兴码头解除劳动关系，何波为杨群胜提供的证明不存在恒顺兴码头称的利害关系。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新的证据材料提交。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举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在二审期间争议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恒顺兴码头上诉主张，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其主营业务为码头货物装卸业务，并不包含运输业务，而码头货运均外聘车辆、按运载量结算运费，恒顺兴码头将部分业务发包给高存武，本案中的杨群胜系高存武雇请的员工，因此，杨群胜与恒顺兴码头存并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存武与恒顺兴码头法定代表人高存源系兄弟关系，高琛系高存源的儿子，他们的关系均属于近亲属，高琛曾向杨群胜直接支付过劳动报酬，虽然恒顺兴码头主张高琛是为高存武雇请，即使恒顺兴码头主张的高存武在经营车队，但是高琛作为恒顺兴码头的法定代表人高存源的儿子，在其大学毕业后在具有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并且属于集体所有制的恒顺兴码头工作，远比在不具备经营主体资格的车队更具有便利性，基于他们的亲属关系，因此，高琛向杨群胜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视为代表恒顺兴码头更具合理性。其次，在杨群胜发生受伤事故后，高存源不仅送杨群胜去医院救治，而且还支付了医疗费，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杨群胜与恒顺兴码头存在劳动关系。再次，杨群胜在诉讼中提供了有恒顺兴码头盖章、日期为2015年10月3日《提货委托书》，并有原件核对，恒顺兴码头对其中盖章“佛山市禅城区恒顺兴货运码头”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提货委托书》的内容反映了杨群胜作为恒顺兴码头车队的司机、受恒顺兴码头的指示安排工作。综上，综合双方的举证，杨群胜关于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与举证更具有优势，因此，应采信杨群胜的主张认定杨群胜与恒顺兴码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如上，杨群胜与恒顺兴码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恒顺兴码头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员工的入职时间进行举证，由于恒顺兴码头并不能举证证明杨群胜的入职，亦无证据证明杨群胜中间曾经离职，因此，对杨群胜关于双方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应予确认，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恒顺兴货运码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景诚
审判员 林义学
审判员 周 芹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林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