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5民终23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东路**号。法定代表人：夏书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良，男，系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波，男，系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凯，男，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光瑜，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敏，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成，男，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沼，男，195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住山东省淄博市辛店区。原审被告：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唐县滨湖路中段。主要负责人：王洪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良，男，系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波，男，系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上诉人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春凯、张立成、王洪沼及原审被告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以下简称淄建高唐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4）高商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淄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良、纪波，被上诉人王春凯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光瑜、闫敏，原审被告淄建公司高唐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良、纪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立成经公告送达，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洪沼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淄建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春凯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二的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涉案交易为张立成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及上诉人之高唐分公司无关，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认定王洪沼以淄建高唐分公司名义签订施工合同，委托张立成作为项目经理施工涉案工程，没有事实依据。（一）一审认为王洪沼是以淄建高唐分公司的名义与高唐县高信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信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及下属高唐分公司既没有承接过涉案工程，又没有签订过施工合同，而淄建公司高唐分公司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亦没有相应的施工资质，无权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诉人于2008年为了承接高唐大顺花园项目，按照主管部门备案登记的相关规定，在高唐注册成立了高唐分公司，该分公司仅是为施工大顺花园项目而成立的，只授权王洪沼在该项目的施工管理方面作为项目负责人，不能承接除该项目之外的其他工程以及签订其他施工合同。具体到本案，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加盖的印章是“山东淄博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由此证明该合同是由被上诉人张立成作为涉案工程的施工人为承接施工高信公司综合楼工程刻制了该印章，非以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无关。虽然已查明该公司并不存在，但一审单凭主观臆断，推定出是上诉人承接施工了涉案工程。不管从工程备案，招投标要求，还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分析建筑工程的合同主体，是否承包还是转包，应全面审查有无书面合同文件，还应考虑有无出借资质、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该工程是否参与施工管理等实际施工情况，但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人张立成在承接工程过程中没有使用过上诉人的任何证件，在施工过程中也已查明没有使用上诉人的名义，在对外施工过程中均是以个人的名义收付工程款等，完全是以个人名义享有权利，承担施工义务。因此，应由施工人张立成对包括该欠款在内的相应债务承担法律责任。（二）关于套用淄建高唐分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委托高唐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对涉案工程所用材料进行质量检测的问题。因为王洪沼与张立成的个人关系，在张立成自己无法对涉案工程的材料委托检测的情况下，向王洪沼请求帮助办理委托材料检测，这是王洪沼与张立成之间的个人行为，在涉案工程上，王洪沼仅是以个人名义办理手续，与其作为高唐分公司负责人履行职务的行为无关，也与涉案工程的承包主体、买卖主体均没有任何关系。而王春凯提交的材料检测单中也没有明确认定淄建高唐分公司就是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一审认定上诉人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承接了该工程，是错误的。（三）一审认定王春凯足以相信涉案工程是由淄建高唐分公司承建，并由王洪沼委派张立成作为项目经理施工，不符合事实。实际施工人张立成非上诉人职工，也没有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也非以上诉人名义承接工程。在施工中，张立成均是以其个人名义对外施工，而王洪沼未使用高唐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更未参与对涉案工程的施工管理，因此一审认定张立成是由王洪沼委派担任项目经理没有事实依据。王洪沼在涉案工程中仅是帮助张立成进行了材料委托检测，但对其他情况均不知情。涉案工程的钢材都是由张立成向王春凯购买，并支付了240余万元钢材款，王春凯于起诉前从来没有向上诉人包括王洪沼提出或主张过购买钢材及欠款事由，上诉人与王洪沼对此均不知情。二、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认定张立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出具欠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由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实践中，判断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首要标准是行为是否有经营者的授权，其身份表明有无履行职务行为的表象。前述已经证实，上诉人并未授权王洪沼与张立成承接涉案工程，未曾在任何合同文件上加盖上诉人的公章，王洪沼的行为仅是其个人行为，在该涉案工程上并非职务行为。而综合涉案事实以及张立成本人的身份关系，完全能够证实张立成既非上诉人职工，更不是单位受聘或委派的项目负责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的管理关系和隶属关系，其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二）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五十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最高院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首先，在本案中，与王春凯形成买卖关系的是张立成个人。张立成在该买卖关系中一直是以个人名义履行合同，支付货款，从未使用过上诉人的名义，从被上诉人王春凯提交的录音中可以看出张立成自始否认该项目与上诉人和王洪沼有关，而且张立成既不是公司员工，也从未取得过上诉人的授权，该买卖关系也没有经上诉人追认过，更没有任何印有上诉人公章的文件，因此在该买卖合同关系中完全没有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其次，就涉案交易，王春凯不符合“有理由相信”，其不具有善意。王春凯在买卖合同履行前应当负有查证了解张立成作为承包主体的合法证明文件和确认工程承包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义务。但经庭审查明王春凯在涉案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向张立成供应了涉案工程所需的钢材，其原因在于王春凯与张立成早有往来，曾为张立成其他工程供应过钢材，双方从来没有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这显然违背行业交易习惯，足以证明王春凯的行为不是基于对于上诉人及王洪沼的信赖而成立，而是因为其与张立成的私人关系，在事前明知涉案工程是由张立成个人承接并施工的情况下，仍然向张立成供应钢材，应当认定王春凯在该买卖关系上并非善意，且存在明显过失，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三、一审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责任，有悖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应该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纵观本案，该工程完全由张立成施工，其个人作为施工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对其在施工过程中欠下的相关债务，也理应由其来偿付。王春凯不能在发生交易风险时，就企图将风险转嫁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综上，上诉人对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而言，既非合同当事人，也未曾对张立成进行过职务授权，更不存在职务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责任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王春凯辩称，一、一审认定涉案合同应为淄建高唐分公司所签，上诉人应承担责任事实清楚，认定正确。(一)王洪沼是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的法定的和实际的负责人，对外代表淄建高唐分公司。(二)案涉合同和合同附件中显示的合同承包人名称均是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的名称，且均是淄建高唐分公司的负责人王洪沼签字确认，而且是在代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处签的字，是王洪沼职务行为的表现。以上事实上诉人、王洪沼、被上诉人、证人李某均认可，是已查明的客观事实。这表明王洪沼对这份合同是认可的，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外应由上诉人承受。(三)上诉人及分公司一审向法庭提交了涉案合同，这一提交行为证实上诉人持有该合同，证实上诉人是认可该合同的。第二次开庭上诉人改述合同是从王洪沼处复印所来，即使这样，也是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对案涉合同认可的表现，对外上诉人仍应承担责任。(四)涉案合同是王洪沼和张立成提交给发包人高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且是当面签字加盖公章，而且王洪沼签署合同前还提供了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的证件供查看。(五)涉案合同中加盖印章显示的“淄博公司”是不存在的。基于以上事实，涉案合同应是上诉人高唐分公司所签，上诉人应对其承担合同责任。(六)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高唐分公司是专为大顺花园所设，不能承接其他工程，不属实。已知其高唐分公司还承接过高唐大觉寺工程。上诉人提到公章是张立成私刻没有证据，证人李某证言证实上诉人陈述是虚假的。上诉人所提王洪沼签字是个人行为与事实不符。王洪沼作为单位负责人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让相对人认为是职务行为。二、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实际履行了涉案合同，印证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签署合同的事实，也证实一审认定清楚。(一)涉案合同显示项目经理为张立成，履约过程中也是张立成负责的。(二)调查王洪沼的笔录显示王洪沼认可他和张立成之间有口头约定，两人商定张立成缴纳管理费，对此证人李某也证实这一事实，且与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和张立成的承包合同也能相印证。收管理费是建设工程中典型的公司行为，至于实际有无收取与本案无关。(三)涉案工程施工中材料检测均是由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履行的，在工程所需钢板等材料送检委托书中加盖了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的技术资料专用章和王洪沼在上诉人单位的二级注册建造师的工作印章。这证明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实际履行了涉案合同。(四)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加盖的印章公司是不存在的，不能履行合同。本案只能由合同显示的承包人主体和主体项下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的王洪沼所代表的公司，也即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履行，通过前述履约事实也证实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实际履行了合同。三、关于上诉人所提合同承包人名称和加盖印章名称不一致的问题。(一)涉案合同显示的承包人是上诉人高唐分公司，而签字的是其负责人王洪沼，负责人对写有其负责公司名称的真实合同签字是法定的职务行为表现，上诉人据此应对合同相对人和建材供应商负责。(二)王洪沼签署的案涉合同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他在合同承包人法定代表人处签字，表明他是代表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签字。结合本案他只能代表上诉人高唐分公司，不能代表一个不存在的公司。上诉人据此应对该后果负责。(三)针对名称不一致，上诉人以加盖的印章为认定合同主体的唯一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合同约定，该认定不全面、不客观的。四、一审认定王春凯足以相信涉案工程系上诉人高唐分公司承建，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一)涉案合同及附件显示的承包人名称均是上诉人高唐分公司，这就是表见代理的表现元素。(二)王洪沼作为负责人签字是当然的职务行为的表现元素。(三)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加盖印章是履行合同的表现元素。(四)王春凯经常去工地也是履行合同的表现元素。(五)上诉人没有注销公司、没有明示高唐分公司不能承接其他工程，其述的高唐分工地专为大顺花园而成立不属实。(六)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在高唐有多个项目，王春凯和上诉人之高唐分公司以前就有业务往来是相信对方，并没有过失。(七)被上诉人王春凯供货符合行业惯例，上诉人要求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属于严苛要求，在建设工程中没有合同的供货或提供劳务比比皆是，不是个别现象。(八)上诉人提到要求王春凯在供货前有查证相关证件和公章的义务，这属于严苛要求，不符合行业惯例。张立成、王洪沼未答辩。原审被告淄建公司高唐分公司辩称，同上诉人的意见。王春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付拖欠的钢材款50万元及利息（49万元自2013年1月28日起、1万元自2012年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8年被告淄建公司与大顺置业高唐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淄建公司承建大顺花园工程中的1号、2号、4号及沿街商业房的施工，工程价款3500万元（暂估价），为该工程施工，淄建公司于2008年3月设立淄建高唐分公司，淄建公司职工王洪沼为分公司负责人，负责大顺花园工程的具体施工。施工工程所需钢材大部分由原告王春凯供应。2012年5月，王洪沼以淄建高唐分公司的名义与高唐县高信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内容载明：发包人（甲方）：高唐县高信工贸有限公司，承包人（乙方）：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工程地点：高唐县高信工贸有限公司综合楼；开工日期：2012年5月17日，竣工日期：2013年5月16日；建筑面积7286平方米，单价每平方米1150元，总金额8378900元；张立成为项目经理。在合同发包人处高唐县高信工贸有限公司加盖了公章，李某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在承包人处加盖了山东淄博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简称淄博高唐分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王洪沼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张立成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合同签订后，被告张立成作为项目经理具体负责对工程的施工。工程施工过程中，原告王春凯多次为该工程供应钢材，张立成接收钢材后，仅支付了部分货款。为工程验收，原告供应的钢材及工程使用的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烧结黄河淤泥砖在高唐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进行了质量检测，三份产品（材料）检测委托书均载明：委托单位：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分公司；工程名称：高唐高信工贸有限公司综合楼。三份委托书均加盖淄建高唐分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及王洪沼登记在淄建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2013年1月28日，原告王春凯与被告张立成对原告供应的钢材经对账，尚欠原告王春凯钢材款49万元，张立成给原告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49万元材料款肆拾玖万元张立成2013年元月28日”。原告经多次催要，被告未支付。原告持该欠据及借条一张诉来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钢材款50万元及利息。另查明，淄博市工商局没有山东淄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淄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高唐县工商局没有淄博高唐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高唐县公安局没有淄博高唐分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两个印章的备案信息。审理中，原告王春凯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请求依法冻结被告淄建公司账户存款53万元，本院依法裁定冻结淄建公司银行存款5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王洪沼以淄建高唐分公司的名义与高唐县高信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虽然加盖了淄博高唐分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但工商部门没有淄博公司及淄博高唐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高唐县公安局也没有淄博高唐分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两个印章的备案信息，可以认定淄博公司及淄博高唐分公司并不存在。王洪沼作为淄建高唐分公司的负责人在具体施工大顺花园工程时多次购买原告王春凯的钢材，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首部明确写明承包人为淄建高唐分公司，淄建高唐分公司的负责人王洪沼亦在合同落款承包人法定代表人处签名，且淄建高唐分公司作为委托人委托高唐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对原告王春凯给本案工程供应的钢材及他人供应的其他部分材料进行了质量检测，上述事实足以让原告王春凯相信高唐县高信工贸有限公司综合楼工程系淄建高唐分公司承建，被告张立成受王洪沼委派，作为项目经理具体负责高唐高信工贸有限公司综合楼的施工。工程施工过程中，原告王春凯多次为该工程供应钢材，被告张立成支付部分货款后，尚欠原告王春凯钢材款49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王春凯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被告张立成出具欠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淄建公司承担。原告要求被告张立成、淄建高唐分公司、王洪沼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原、被告在钢材供应过程中，对利息并无约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王春凯主张其所持有的借条中的款项是钢材款的主张，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王春凯钢材款49万元；驳回原告王春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170元，共计11970元，原告王春凯负担150元，被告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82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王春凯提交了三份新证据，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解除书、工程承包协议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淄建高唐分公司和高唐大觉寺念佛堂签署的2009年7月28日就大雄宝殿签署的总承包合同，合同解除书是淄建高唐分公司和高唐大觉寺念佛堂签署的就大雄宝殿工程解除合同，工程承包协议书是王洪沼以分公司的名义和分公司王其平项目部2009年9月8日签署的，以上三份证据拟证明淄建高唐分公司在高唐除自己认可的大顺花园项目外，还存在其他建设施工项目，上诉人陈述其高唐分公司在高唐仅承建了大顺花园项目是不属实的。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结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大顺花园工程招投标文件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看，上诉人对外投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是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从未授权分公司独立参与建设工程的投标与签订合同；因合同解除协议书和工程承包协议书是复印件，上诉人不予质证。原审被告淄建高唐分公司的质证意见同上诉人的质证意见。王春凯提交的合同解除书与工程承包协议书为复印件，均不予采信。对王春凯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予以采信，该证据可以证明淄建高唐分公司于2009年7月28日作为承包人与山东省高唐大觉寺念佛堂签订了大雄宝殿的施工合同。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原审认定王春凯有足够理由相信高信公司综合楼由上诉人高唐分公司承建，涉案钢材用于该工程、张立成为被上诉人王春凯出具欠条系职务行为，故上诉人应当对钢材欠款承担偿付责任，该认定是否有依据。第一，关于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过程。依据一审法院对高信公司经理李某所作的调查笔录[详见（2014）高商初字第252号正卷第2册第87页]，李某称其公司综合楼建设施工合同系其和王洪沼、张立成签订，王洪沼当时出示了公章及淄建高唐分公司的营业执照等手续，合同签订后，王洪沼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合同上的“山东淄博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之公章由王洪沼加盖、而上诉人高唐分公司负责人王洪沼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详见（2014）高商初字第252号正卷第2册第82-83页]，亦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其签名的真实性及其签名时既已知悉合同上的工程即为高信工贸的综合楼是认可的，虽然该合同上承包人盖章处为“山东淄博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但合同首部承包人（乙方）为“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王洪沼与张立成在印章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处分别签名，结合王洪沼陈述其与张立成为朋友关系，有过口头约定，“山东淄博集团有限公司”及“山东淄博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并不存在等事实，从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过程看，应当认定王洪沼在该合同上签名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上诉人称王洪沼该行为系个人行为，不予采纳。第二，从合同履行过程看，王洪沼、张立成的行为形成其代表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的表象。王洪沼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称，其与张立成是朋友关系，有过口头约定，工程发包方法定代表人李某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称，工程系由张立成具体施工，施工过程中王洪沼经常来公司找张立成要“管理费”。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产品（材料）检测委托书”中显示委托单位为“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分公司”，工程名称为“高唐高信工贸有限公司综合楼”，加盖了“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高唐项目分公司”技术材料专用章及王洪沼的建筑师执业印章，王洪沼、张立成的行为客观上形成其代表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的表象。上诉人或者王洪沼是否实际收取张立成的管理费，不影响上述事实的认定；录音证据中张立成否认涉案工程与上诉人高唐分公司有关，亦不能推翻上述事实。第三，大顺花园项目中王春凯向上诉人高唐分公司的供应钢材之事实，印证了涉案买卖供货人有理由相信涉案工程仍为上诉人高唐分公司承建的事实。王洪沼在其调查笔录中称，在淄建高唐分公司承建大顺花园工程中，王春凯就向该工程供应过钢材，供应钢材的过程中其和王春凯成为了熟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高信公司综合楼系由上诉人高唐分公司承建。第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属于善意无过失，该主张依据不足。即便涉案建设工程为违规项目、被上诉人未与需方签订书面合同、未检查张立成身份及建设工程承包商的真实性等情况属实、亦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过失。相反，上诉人称其高唐分公司在高唐仅承建了大顺花园工程，实际上其高唐分公司曾签订过大雄宝殿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见其对该分公司的管理存在漏洞。依据高信公司综合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过程、具体内容及合同履行中上诉人高唐分公司就王春凯提供的钢材委托高唐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进行了质量检测等事实，被上诉人王春凯客观上有正当理由相信高信公司综合楼由上诉人高唐分公司承建，其供应的钢材用于该工程，故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王春凯49万元。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认定上诉人应就涉案钢材款承担偿还责任，该认定，亦无不当。上诉人称原审依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提出的原审违反合同相对性、王洪沼或高唐分公司无权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等抗辩主张，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淄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上诉人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红审判员 刘 颖审判员 吴艳锋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赵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