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东行初字第770号
原告赖忠武，男，1978年9月11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炮局胡同21号。
法定代表人孙伟年，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晴天，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陈晨，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干部。
原告赖忠武要求确认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以下简称公交分局）强行救治违法，于2015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9月1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9日、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赖忠武，被告公交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晴天、陈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赖忠武诉称，2015�4月6日，被告未经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即强制原告到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直至4月8日原告被当地政府人员带回。被告的行为既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又导致他人误认原告患有精神疾病，侵犯了原告的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2015年4月6日被告强行把原告关到医院强行救治违法。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照片，证明原告从地铁天安门东站C口进站，从B口被抬出及2015年4月6日凌晨原告拨打110报警没有回复；
2、报案的通讯录，证明原告就被告的违法行为向北京信访办多次反映，被告一直拖延办案；
3、视听资料（光盘1张），证明（1）被告强行带原告入院就医的行为违法；（2）2015年4月8日被告让原告户籍地政府工作人员接走原告，有2名被告的工作人员陪同。
被告公�分局辩称，2015年4月5日23时许，我局天安门站派出所民警在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值班时，地铁值班站长通报称：一名男子在天安门东站B口安检机处长期滞留，坐在地上拒绝离去，站方工作人员劝其离开，该男子不说话也未离去。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即原告）在安检机处，用帽子遮住头部。民警张某询问原告“是否进站，要去哪里，哪里不舒服”等，原告不予回答。大约十多分钟后，原告经安检后，走到C口的自动售票机处，靠着售票机站立约十余分钟，站立不稳，既不进站乘车也不离开，对民警的询问不予回答。民警遂让值班站长拨打“120”，由于此时已近23时30分，地铁即将关闭，民警让值班站长带领安检员将原告带至C口处等待的过程中，原告倒地并有抽搐症状出现。在地铁C口外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我局民警利用电台上报市局，市局协调天安门分局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天安门分局两名民警于4月6日零时许到达现场，对原告进行询问并检查原告随身携带的物品、寻找原告的身份证件和家属信息。查验过程中，发现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访材料若干份、手机一部。于是，两名民警对原告进行核录，核录信息显示原告姓名、籍贯，系治安重点上访人员、全国重性精神病人。4月6日零时10分许，急救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将原告抬到急救车内进行心电图、血压等检测，未发现任何问题。我分局民警将原告移交天安门分局民警。4月6日3时许，原告拨打110称自己在地铁被殴打。我分局天安门站派出所民警再次出警，到天安门东站进行查找，未找到原告。同日6时许，原告再次拨打110称自己在地铁被人殴打，还称民警拿他的钱。我分局民警又进行寻找，在公安部北门西侧的便道找到原告。此时天安门分局民警也到达现场，经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自称在地铁内被殴打，天安门分局民警认为应由我分局负责处置，故我分局民警将原告带回。在对其询问过程中，原告言语表述不清，自称是中央领导的亲戚，来京反映问题，却说不清反映什么问题。我分局天安门站民警向原告户籍地派出所了解情况得知原告为当地重点关注的精神病人，现已失控。了解该情况后，根据核录信息中对全国重性精神病人的处置要求，又鉴于原告无法说清其亲属的联系方式，其手机内亦未保存亲属的通讯方式，因此民警联系原告户籍地政府，政府工作人员称将于一、二日内到京接回原告，请北京警方先将其送达精神病院救治。4月6日9时许，我分局两名民警将原告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定点医院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4月8日，原告户籍地政府工作人员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并缴纳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我分局有权带原告到医院就诊。我分局不存在原告所诉的违法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公交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人口信息，证明原告的身份；
2、民警张某询问笔录，证明事发当天的现场情况；
3、民警张某工作证复印件，证明民警身份；
4、民警魏某某询问笔录，证明救助行为；
5、民警魏某某工作证复印件，证明民警身份；
6、证人张某询问笔录，证明事发当天现场情况；
7、证人张某身份信息，证明其身份；
8、中西医结合医院救助人员入院登记表，证明原告入院记录；
9、中西医结合医院病例，证明入院诊断记录及中西医诊断情况；
10、工�说明，证明民警联系原告原籍的情况；
11、视听资料（光盘1张，），证明民警出警时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现场情况。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记录不完整，未拍摄原告被送医的过程；对证据2-10不予认可，证据2、4、6、10的�出时间均为事发后，3、5、7、8、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3无法证实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取得方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手机照片可以证明原告拨打“110”报警，但不能证明“其报警没有回复”的事实；地铁天安门东站的照片中没有拍摄到原告及被告工作人员，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证据2、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于原告的全部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4月5日23时许，被告民警在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值班时接地铁值班站长通报，称一名男子在天安门东站B口安检机处长期滞留，坐在地上拒绝离去。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原告在安检机处，遂进行询问，原告不予回答。之后，原告通过安检走到自动售票机处，倚靠售票机站立，未进站乘车，也未购买车票。十余分钟后，原告身体摇晃，站立不稳，对于民警询问仍然不予理会。见此情形，民警遂要求地铁值班站长拨打救护电话。由于此时已近地铁关闭时间，民警遂要求地铁值班站长带领安检工作人员将原告由地铁站内带至车站外。民警将此情况上报北京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两名民警到达现场，向被告民警询问情况后即对原告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并寻找该人的证件和家属信息。经身份信息核录，原告“姓名赖忠武，浙江省常山县球川人，治安重点上访人员、全国重性精神病人”。4月6日零时10分许，999急救车到达现场后，医生对原告进行检测，未发现问题。被告民警将原告移交天安门分局民警。4月6日3时许，被告民警接到通知，原告拨打110报警称“在地铁被殴打”。民警到天安门东站进行查找，未找到原告。同日6时许，原告再次拨打110报警称“自己在地铁被殴打、民警拿了他的钱”。被告民警在公安部北门西侧的便道上找到原告。经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称其现金被人拿走，但无法说清有多少钱、被谁拿走等情况。民警将其带回天安门东站警务室，询问中，原告称其亲戚是中央领导，其来京向中央的亲属反映问题。鉴于原告无法说清其亲属的联系方式，其手机内亦未保存亲属的通讯方式，民警分别向原告户籍地派出所及户籍地政府核实情况，球川派出所确认原告为当地重点关注的精神病人，现已失控；球川镇政府工作人员称原告为重点关注精神病人，请北京警方先将其送至精神病院救治，将于一、二日内到京接回原告。4月6日9时许，被告的两名民警将原告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定点医院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诊断并住院治疗。
另查明，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对原告出具的诊断证明，中医诊断为“癫狂病”，西医诊断为“精神障碍”。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将原告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根据该规定，公安机关具有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检查的法定职权。本案中，被告公交分局对原告身份进行核录后，显示“原告系全国重性精神病人”；被告再向原告户籍地派出所了解情况，被告知“原告为重点关注精神病人，现已失控”；被告又向原告户籍地政府了解情况，被告知“请北京警方将原告送至精神病院先行救治”。被告综合分析原告滞留地铁站内、站立不稳、倒地、言语表述不清等表现及核录、了解的原告信息，在无法联系原告近亲属的情况下，将原告送至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住院治疗，未违背《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于2015年4月6日将原告关到医院强行救治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赖忠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赖忠武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志云
人民陪审员 戎开悦
人民陪审员 苏莹菲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朱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