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27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守文，男，1967年5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沛县，现住徐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凤（刘守文之妻），女，1968年5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沛县，现住徐州市鼓楼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献芬，女，1980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江苏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守文、李凤因与被上诉人张献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6）苏0303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守文、李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被上诉人张献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守文、李凤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上诉人要求张献芬到庭并请求法院鉴定其签字时间，一审未予支持错误。2、一审中的证人马某与耿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证人是受威胁出庭作证的；耿某提交的录音光盘没有涉及三万元系张献芬出借款项，2015年6月份录音与本案无关，一审认定有催款事实错误。3、上诉人与张献芬素不相识，本�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均系耿某操作，耿某行为构成犯罪。4、借款合同并未约定逾期利息，一审关于逾期利息的认定存在错误。
张献芬答辩称，1、本案并非当事人必须到庭审理案件，张献芬一审中未出庭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证人系受威胁出庭作证，其主张不能成立。3、录音资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4、上诉人是否见过张献芬并不影响张献芬作为债权人向其主张权利，根据司法实践和相关法律规定，借据的持有人推定为权利人，何况相关证据签字还是张献芬，关于3万元的给付，是否需要张献芬亲自给付也不是必须的，即便如上诉人所述涉案款项是他人转手给付的，也不影响张献芬作为实际债权人享受权利。5、一审关于利息的计算是有法律规定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献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守文、李凤支付本金3万元、利息21600元（利息自2013年4月13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2016年4月15日）、律师费4000元；2.刘守文、李凤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刘守文、李凤认为合同签订当天仅有其一方签字，张献芬信息及签字是事后填写的，借款合同未生效。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当事人并未同时在合同上签字，但张献芬作为借款合同的持有者且事后在出借人处签字确认，且已通过中间人耿某依约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应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2、关于耿某向李凤转账的两万元性质，刘守文、李凤称涉案两万元是耿某支付给刘守文1年多的工资，耿某予以否认，称是作为中间人替张献芬转账给刘守文、李凤的，刘守文、李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此两万元为工资，�合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以及转账的时间（签订合同后一天），认定该两万元为涉案借款。3、关于中间人耿某是否交付给刘守文、李凤1万元现金的问题，证人耿某及马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且该1万元加上转账的两万元能够和借款合同上写明的数额相一致，李永梅作为李凤的妹妹以及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应当认定被告收到涉案1万元现金。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刘守文、李凤借款后，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借款，不按时还款构成违约。出现违约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除可以要求被告承担本金和按照月息两分支付利息外，还可以要求�告承担包括律师、交通等为追回借款所发生的所有费用。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原告主张至2016年4月15日的利息216000元并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4000元，该费用不超过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刘守文、李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献芬借款本金30000元、利息21600元、律师费4000元。
二审中，刘守文、李凤申请证人谢某出庭，谢某陈述：“我是在2011年3月底、4月初到金纳投资理财有限公司，同年9月初离职，这期间和刘守文共事过，我到了之后大概2、3个月刘守文就来了，我担任电话销售员，刘守文是经理分管我们几个人。我离职的时候刘守文还在，我离职之后几个月刘守文也离职了，工作期间工资是耿某通过现金发放，对于耿某有无给刘守文工资并不清楚。”�质证，刘守文、李凤认为证人证言是属实的，能够证明2011年开始刘守文就在耿某的公司打工，到2012年1月份离开；张献芬主张证人证言不应作为二审认定事实的依据，从证人证言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刘守文当时对外是以管理公司全局身份处理事务，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雇佣关系。
本院认为，一、关于张献芬与刘守文、李凤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由于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多有亲属关系或同事、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在借贷形式上往往表现出简单性和随意性，不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仅仅由借款人出具一张内容简单的借据、收条或欠条的情形较为常见。就本案而言，刘守文、李凤对涉案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借款合同是向案外人耿某出具，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且借款合同签订时出借人处时空白的。从现有证据分析，本院认定刘守文、李凤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主要理由为：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涉案借款合同签订次日，耿某通过中国银行向李凤转账20000元。刘守文、李凤虽主张上述20000元系耿某支付刘守文的工资，但在耿某不认可的情况下，刘守文、李凤应就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本案举证来看，刘守文、李凤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此时原审法院认定上述20000元系涉案借款的组�部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二，证人耿某陈述：“涉案借款是刘守文、李凤因孩子上学需要找到耿某，经联系张献芬愿意出借该笔款项，并委托耿某办理借款事宜。”张献芬亦陈述：“耿某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刘守文，因孩子上学需要借款3万元，给2分息，问我有钱没，我说有，耿某去我那拿钱时，将合同交给我，我在出借人处签名”在已认定涉案借款已实际发生的前提下，原审法院结合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认定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张献芬，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借款合同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刘守文、李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出具涉案借款合同，综合现有证据分析，张献芬所举证据明显优于刘守文、李凤抗辩主张，此时，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签订后出借人已履行了款项给付义务，张献�与刘守文、李凤之间存在涉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计算问题。刘守文、李凤主张合同仅定借期内利息为2分，未约定逾期利息，一审按照年利率24%计算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涉案借款合同未约定逾期利息，原审法院参照借期内的利息（月息2分）支持张献芬主张的逾期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此外，对于刘守文、李凤主张的证人马某系受胁迫出庭作证、耿某行为涉嫌犯罪的观点，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刘守文、李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元，由上诉人刘守文、李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庆
代理审判员 孙守明
代理审判员 汤孙宁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俞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