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中民未终字第065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
单位负责人赵子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全莉娟，湖南智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连坤，湖南智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美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厚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厚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坤山。
委托代理人马晓斌，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甲。
委托代理人马晓斌，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乙。
委托代理人马晓斌，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宋军。
委托代理人廖斌，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天琦。
委托代理人杜煌毅，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区支公司。
单位负责人杨新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洪日，湖南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单位负责人陈燕，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擎，湖南琨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美玲、谭厚文、谭厚武、李德华、李桂云（以下简称谭美玲等五人）、刘坤山、刘某甲、刘某乙（以下简称刘坤山等三人）、蔡宋军、侯栋、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长沙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区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望城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长沙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5）望未民初字第00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全莉娟，被上诉人刘坤山等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马晓斌，被上诉人蔡宋军的委托代理人廖斌，被上诉人侯栋、被上诉人人寿财险长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煌毅，被上诉人联合财险望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洪日、被上诉人人保长沙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擎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9日22时40分许，刘立平驾驶湘A×××××小型普通客车搭载陈霞沿雷锋大道由南往北行驶，当行驶至雷锋大道长沙峰达消防公司前地段时，恰遇行人李建良由西往东步行横过雷锋大道。刘立平驾驶的湘A×××××小型普通客车撞到行人李建良后，越过道路中心双黄线驶入对向车道，与蔡宋军驾驶的湘A×××××重型罐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行人李建良倒在道路路面，刘立平、陈霞死亡，湘A×××××小型普通客车，湘A×××××重型罐式货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第一次事故）。
2014年11月29日22时50分许，侯栋驾驶湘A×××××小型普通客车沿雷锋大道由南往北行驶，当车行至事发地段时，湘A×××××小型普通客车碾压到发生上述事故倒在路面的行人李建良。事发后，侯栋驾驶湘A×××××小型普通客车离开现场（第二次事故）。
第一、二次事故造成行人李建良死亡。
经湖南省汽车摩托车（整车）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授权站交通事故检验报告认定：湘A×××××小型普通客车撞人时车速在（109-111）千米每小时之间，与湘A×××××重型罐式货车碰撞时车速在（98.5-100）千米每小时之间。经湘龙司鉴中心（2014）痕鉴字第3513号湘A×××××小型普通客车与行人李建良碰撞痕迹鉴定认定：A7CM57小型普通客车左侧踏板下沿连接支架擦蹭痕迹，符合与行人李建良（在其行走或倒地状态下）体表接触碰撞形成；死者胸部及右足棕色长筒靴印压痕，是与A7CM57小型普通客车轮胎相同种类花纹轮胎印压形成。（望）公（物）鉴（尸检）字（2014）0141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认定，死者李建良符合交通事故致胸腔脏器损伤死亡。
2014年12月30日，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长公交认字（2014）第003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在第一次事故中，刘立平驾车超速行驶、在避让行人过程中操作不当是第一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负事故主要责任；蔡宋军驾车超速行驶是第一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负事故次要责任；李建良、陈霞在第一次事故中无责任。在第二次事故中，侯栋驾车忽视安全、车辆发生事故后未立即停车，刘立平驾车超速行驶、未及时避让行人，蔡宋军事发后未保护现场是导致第二次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侯栋负第二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蔡宋军、刘立平共同负第二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李建良在第二次事故中无责任。
李德华、李桂云是死者李建良的父母亲、谭美玲是死者李建良的丈夫、谭厚武、谭厚文是死者李建良的儿子。李德华、李桂云均是农村户口，另有一名子女在世。刘坤山是死者刘立平的父亲，刘某乙、刘某甲是死者刘立平、陈霞的女儿。
另查明，侯栋与死者李建良的家属就本次交通事故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由侯栋赔偿死者李建良的家属30万元。2015年2月16日和3月5日，侯栋已经向死者李建良的家属支付了30万元的赔偿款。
死者刘立平所驾驶的A79L56小型普通客车向人寿财险长沙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不计免赔）、车上人员险，其中交强险的死亡伤残（死亡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赔偿限额为11万元、医疗费用（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后期治疗费）赔偿限额为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0.2万元，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赔偿限额为30万元，车上人员险的赔偿限额为1万元。蔡宋军所驾驶的湘A×××××重型罐式货车向联合财险望城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向人保长沙分公司投保了赔偿额度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不计免赔）。侯栋所驾驶的湘A×××××小型普通客车向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投保了交强险、3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谭美玲等五人提交的身份信息、火化证明、殡仪馆收据、户口注销证明、常住人口信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责任认定情况、人寿财险长沙公司的保险单，证明死者刘立平为车辆购买保险情况、联合财险望城公司的保险单、人民财险长沙公司的保险单、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的保险单。侯栋提交的赔偿协议、收条二份，人民财险长沙公司的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条款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两次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案件中的性质是证据，“交通事故责任”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承担应综合各当事人对损害结果的过错大小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因此，不应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确定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也不应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两起事故分别审视，简单地得出交通事故责任即是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结论。本案死者李建良因为两次交通事故导致死亡，要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就必须判断两次事故两个行为结合的状况及这种结合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在第一次交通事故中，李建良被刘立平驾车撞倒后一直卧地不起，至发生第二次交通事故前卧地达十分钟之久，生死不明。目前，在第二次交通事故发生之前，没有证据证明卧倒地上的李建良已经死亡或者没有死亡。刘立平和蔡宋军在第一次交通事故都有过错，刘立平驾车超速且操作不当，将李建良撞倒在公路上丧失避险能力；蔡宋军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在长达十分钟的时间内没有采取设置警示标志、将李建良带离危险地带、保护现场等措施，对第二起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当认定蔡宋军与李建良的死亡结果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侯栋在经过事故现场时，没有协助保护现场，同时在明知车辆在碾压物体的情况下，忽视交通安全，没有停车查看，侯栋的肇事行为与李建良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第一次事故中刘立平的肇事行为、第一次事故发生后蔡宋军没有及时保护现场的行为、第二次事故中侯栋的肇事行为相结合，导致了李建良的死亡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结合当事人行为过错大小和两次事故间的原因力比例分析，认定刘立平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45%的责任，蔡宋军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10%的责任，侯栋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45%的责任。
本交通事故中李建良、刘立平、陈霞的死亡，是蔡宋军、刘立平、侯栋前后相接的交通肇事行为所导致，蔡宋军、刘立平、侯栋均只有一次交通肇事行为，故联合财险望城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只需承担一次交强险责任；因死亡人员有3人，故联合财险望城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应由3死者的家属均分，各分3.66666万元。
本次事故给谭美玲等五人造成的损失如下：1、丧葬费21946元（43893元/12个月×6个月）；2、死亡赔偿金531400元（26570元×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108300元[9025元/年×12年÷2人（2子女）×2人（李德华、李桂云）]；4、交通费，考虑到丧事的处理会实际产生该费用，酌情认定为2000元；5、误工费和住宿费，由于谭美玲等五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且该费用不是处理丧葬事宜必须支出的费用，故不予支持；6、精神损失费，考虑到死者的家属因该事故受到了精神打击，酌情认定为5万元。以上损失共计713646元。
人寿财险长沙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谭美玲等五人11万元、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谭美玲等五人11万元、联合财险望城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谭美玲等五人36666.6元。剩余损失456979.4元，由人寿财险长沙公司在三责险限额内承担45%的责任为205640.73元，由人保长沙分公司承担10%的责任为45697.94元，由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在三责险限额内承担45%的责任为205640.73元。由于侯栋已经与谭美玲等五人达成赔偿协议，侯栋已经先行赔偿谭美玲等五人30万元，那么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应当将赔偿给谭美玲等五人的款项中的30万元支付给侯栋，剩余15640.73元视为谭美玲等五人自愿放弃。
太平洋保险长沙公司辩称，侯栋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依据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经查，保险公司就其主张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同时该主张为被保险人侯栋反对；保险公司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免责条款已采取合适的方式告知侯栋，该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蔡宋军、联合财险望城公司、人保长沙分公司提出蔡宋军所驾驶车辆与行人李建良没有发生接触，不应当承担责任。经查，蔡宋军的车辆虽然没有与行人李建良发生接触，但是因为李建良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履行法定的设置警示标志、保护好案发现场的法定义务，才导致第二次事故的发生，故蔡宋军应当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责任，该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谭美玲、谭厚文、谭厚武、李德华、李桂云各项赔偿共计315640.73元；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区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谭美玲、谭厚文、谭厚武、李德华、李桂云各项赔偿共计36666.6元；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谭美玲、谭厚文、谭厚武、李德华、李桂云各项赔偿共计45697.94元；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侯栋共计300000元；五、驳回谭美玲、谭厚文、谭厚武、李德华、李桂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6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230元，由谭美玲、谭厚文、谭厚武、李德华、李桂云承担1046元，由刘坤山、刘某甲、刘某乙承担889元，由被告蔡宋军承担295元。
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不服，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侯栋在碾压死者李建良后离开现场，存在逃逸行为，但原审法院未予认定；肇事逃逸是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仅需提示，且逃逸拒赔的免责条款是上诉人与侯栋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有权拒赔。2、李建良的死亡是两次事故造成，侯栋在第一次事故中无责，仅在二次事故中与刘立平、蔡宋军负同等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侯栋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45%的责任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判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坤山等三人答辩称：侯栋的行为不构成交通事故逃逸，原审法院对责任的划分是正确的，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被上诉人霸龙公司答辩称：对此无异议。
被上诉人蔡宋军答辩称：蔡宋军在第一次事故中不应承担责任，且第二次事故发生时110和119已介入第一次事故的调查了，蔡宋军与死者李建良没有发生直接接触，所以蔡宋军不应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侯栋答辩称：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现场的，交警队找到我后我一直积极配合调查，我没有逃逸的故意也没有逃逸的必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人寿财险长沙公司答辩称: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联合财险望城公司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人保长沙分公司答辩称：同意蔡宋军的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提交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其将免责条款向侯栋进行了提示并说明，侯栋在明示告知栏的下面一栏签了名。经侯栋质证，认为均系复印件，且字迹模糊，无法辨明，当时的情况是其在4S店购车时保险公司人员将一份保险单给了自己，对方称是用来确认其投保的金额，但是自己没有在这份保险单上签名，而保险合同没有给自己。本院认证意见为：因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未能提交原件以供核对，且侯栋对其主张予以否认，故此，该两份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死者李建良因为两次交通事故导致死亡，要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就必须判断两次事故两个行为结合的状况及这种结合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在第一次事故发生之后、第二次交通事故发生之前李建良是否死亡。经分析本案的案情，在第一次交通事故中，刘立平驾车直接撞倒李建良；而蔡宋军在长达十分钟的时间内没有采取设置警示标志、将李建良带离危险地带、保护现场等措施，对第二起事故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过错；侯栋在经过事故现场时，没有协助保护现场，同时在明知车辆在碾压物体的情况下，忽视交通安全，没有停车查看，侯栋碾压李建良的肇事行为与李建良的死亡结果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第一次事故中刘立平的肇事行为、第一次事故发生后蔡宋军没有及时保护现场的行为、第二次事故中侯栋的肇事行为相结合，导致了李建良的死亡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据此并结合当事人行为过错大小和两次事故间的原因力比例分析，认定刘立平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45%的责任，蔡宋军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10%的责任，侯栋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45%的责任，责任划分是恰当、有事实依据的，本院应予支持。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侯栋对李建良的死亡承担45%的责任不当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上诉称侯栋存在逃逸行为。交通事故逃逸一般是指肇事者为了逃避责任而逃跑的行为，是一种主观故意。本案中，侯栋驾车系经过已有交警出警的事发现场，在不明知自己驾车压了人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其在接到交警部门的通知后，即积极配合调查，没有逃避责任的行为，而交警部门在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察、调查，并未认定侯栋存在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故此，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主张侯栋有逃逸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基本适当，上诉人太平洋财险长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46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霞
审 判 员 陈瑶
代理审判员 李芳
二０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颖
附：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