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钦行终字第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浦北县官垌镇官垌村民委员会高峰口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陈基林。委托代理人张明喜，广西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浦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浦北县小江镇解放路201号。法定代表人韦业葵，县长。委托代理人陈代畅。委托代理人花廷宙。第三人浦北县官垌镇官垌村民委员会根竹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黎宏贵。上诉人浦北县官垌镇官垌村民委员会高峰口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峰口村民小组）因不服浦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林地权属行政确权一案，对浦北县人民法院（2014）浦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陈基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明喜，被上诉人浦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花廷宙、陈代畅，第三人浦北县官垌镇官垌村民委员会根竹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根竹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黎宏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原告高峰口村与第三人根竹村争议的两幅林地座落在浦北县官垌镇官垌村委辖区内，1号林地名博插派，面积约12.9亩，四向界至为东至横路为界，南至博插麓肚北向岭岐直上为界，西至本山岭坎为界，北至水口岭岐直上地底，沿地底至横路为界；2号林地名大石湾公路背，面积约2.1亩，四向界至为东至横路为界，南至岭嘴为界，西至本山岭坎为界，北至博插麓肚南向岭岐直上为界。1号林地的东向有一条在1962年前历史形成的小路，这条路南北走向，路的东向是林地，路的西向原来是水田和旱地。1962年政府对博插派和大石湾公路背的土地和林地登记发证，保存在官垌村民委员会的《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根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倒数第二栏记载的内容为座落“根竹”、地名“博扦”、类别“水田”、数量“貳拾壹”、地基面积“肆亩”、四至“东至横路底，南至石鼻，西至江边，北至蓝厂”；《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根竹生产队社员房产登记表》登记博插派上的竹木有樟木、单竹等；第三人根竹村的村民陈家棣持有的《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的第五栏记载内容为座落“蓝厂背”、地名“屋地田嘴”、类别“地'、数量“壹坵”、面积“叁厘”、四至“东至山脚，南至路背，西至岭派，北至岭派”；登记给原告高峰口村并保存在官垌镇政府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第九栏记载为：座落“博插岭直上高峰岭”，地名“高峰口岭”，类别“山”，数量“长山壹座”，面积“叁拾叁亩”，四至“东至三角金自山，南至自山，西至高棉鼻，北至山顶天水”。1980年“三山落实'时，原告高峰口村的《浦北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山权证附表》记载的内容为：生产队“高峰口”，林地面积“陆佰零玖亩陆分”，座落“高棉麓与高峰口后背岭一带”，四至“东至从官垌学校右边熊胆鼻上经电视塔岭颈直上三角头岭头以分水为界并与牛科背琵琶塘山接址，南至熊胆鼻经高峰口屋背过公路至高棉鼻为界，西至从高棉鼻起经高棉麓村后背岭岗到文丰垭围后背岭顶分水为界并与根竹生产队山地接址，北至从垭围后背岭顶左边第一个山头起经高峰麓顶三角顶分水与文丰大队为界”。1号争议林地一直来都是第三人根竹村管理使用，在1981年“三山落实”前，大部分是水田和旱地，第三人根竹村主要用于种植水稻等作物，1982年，第三人根竹村将1号林地分到各户后，其村民分别在各自的田地上种植水稻、八角、荔枝等作物。2009年林改期间，因原告高峰口村向政府申请登记1号林地的权属，并领取了《林权证》而产生纠纷。2013年6月28日，原告高峰口村向被告县政府申请对争议林地进行调处，被告县政府受理后，进行了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经调解未果后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处理决定》。原告高峰口村不服，向钦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钦州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作出钦政复决字（2014）31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了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高峰口村不服，于2014年4月2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责令被告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一审判决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及法规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一、被告县政府是否享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被告县政府对本案原告高峰口村和第三人根竹村之间发生林地所有权争议，是有权进行处理的。二、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的问题。从土地登记的情况来看，1962年政府对博插派和大石湾公路背的土地和林地登记发证，确权给原告高峰口村的是林地，确权给第三人根竹村的是水田和旱地，第三人根竹村的水田和旱地东向的界至以横路为界。本案中，1号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原是水田和旱地，1号林地的东向有一条在1962年前历史形成的小路，这条路南北走向，路的东向是林地，路的西向原来是水田和旱地，所以第三人根竹村1962年的土地证包含了1号林地，而原告高峰口村的1962年的土地证并没有包含1号林地。2号林地一直以来都是山岭，且1号林地东向的横路没有延伸到大石湾公路背，所以第三人根竹村1962年的土地证没有包含2号林地，而原告高峰口村的1962年的土地证包含了2号林地。从经营管理的事实来看，自土改以来，1号林地由第三人根竹村管理使用，2号林地由原告高峰口村管理使用。根据《调处条例》第十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三）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和第十一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的规定，被告县政府将1号林地确权给第三人集体所有，将2号林地确权给原告集体所有，事实是清楚的，证据确凿。三、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县政府对原告高峰口村的林地权属调处申请进行了受理，受理后向第三人根竹村送达了林地确权申请书副本，并进行了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后作出《处理决定》，符合《调处条例》的程序性规定。2009年，被告县政府将1号林地登记并颁发《林权证》给原告高峰口村，根据《调处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原核发的权属证书或者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作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决定予以撤销”，被告县政府在本次调处同时适用该法律撤销《林权证》错误登记的内容是正确的。因林权证是对土地登记发证行为，而不是行政许可行为，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县政府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听证，就撤销《林权证》属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四、适用法律及法规是否正确问题，《暂行条例》第四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和《调处条例》第十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1962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凭证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调处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了当事人管理使用争议地的事实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故被告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适用以上法律、法规确定争议地的权属是正确的。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告高峰口村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了被告浦北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浦政决（2013）27号《浦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官垌镇官垌村民委员会根竹村民小组与高峰口村民小组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上诉人上诉称，（一）坚持一审起诉意见。即，1、被上诉人对本案的处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浦政决（2013）27号文确认1号争议地1962年、1980年属水田和旱地，与事实上的林地和和浦北县国土资源局的调查以及浦政决（2013）27号文处理决定定性的“林地”相矛盾，其规避争议地的沿用性质，目的是迎合第三人用水田登记证主张林地权属。2、上诉人提供的1960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1980年《山界林权证》（存根）、2009年《林权证》登记的范围均包含了争议林地，且来源清楚。第三人提供的1960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登记的土地类别“水田”，与林地无关，登记的林木没有四至，没有证据证明坐落在现场争议林地。在1980年“三山落实”时，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对争议林地主张权属。（二）上诉人于2009年12月31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经申请、勘界、公告等合法性程序确定，第三人签名确认发证的林地不包括争议地。被上诉人撤销上诉人的林权证前，没有告知上诉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浦政决（2013）27号文随意撤证，没有适用法律，该行为程序违法，实体错误。（三）一审判决存在与被上诉人相同的错误，特别认定第三人1962年土地证的东向界至以横路为界，不认定北向界至蓝厂，而蓝厂的北向是争议林地，显然第三人1962年土地证登记不涉及争议林地。（四）第三人1962年土地证登记的四亩水田已在1997年自愿给官垌镇政府征用，现己开发、建房，真正的纠纷是开发商占用上诉人的部分林地而发生争议，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以第三人的土地证确权，其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政府处理决定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为此，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一）（2014）浦行初字第23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争议的2幅林地位于官垌镇官垌村民委会辖区，第1幅林地（以下简称1号林地），名称博插派，面积约12.9亩，四至：东至横路为界；南至博插麓肚北向岭岐直上为界；西至本山岭坎为界；北至水口岭岐直上地底，沿地底至横路为界。第2幅林地（以下简称2号林地），名称大石湾公路背，面积约2.1亩，四至：东至横路为界；南至岭嘴为界；西至本山岭坎为界；北至博插麓肚南向岭岐直上为界。第三人提供的保存在官垌镇官垌村民委员会的《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根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倒数第二栏记载：座落“根竹”，地名“博扦”，类别“水田”，数量“贰拾壹”，地基面积“肆亩”，四至“东至横路底，南至石鼻，西至江边，北至蓝厂”。该栏记载内容包含了1号争议林地，但不包含2号争议林地。同时，提供保存在官垌镇官垌村民委员会的《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根竹生产队社员房产登记表》，该表对1号争议林地的大头竹、单竹、大眼竹、苦楝木等亦作了登记。第三人还提供其村民陈家棣的《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顺数第五栏记载：座落“蓝厂背”，地名“屋地田嘴”，类别“地”，数量“壹坵”，面积“叁厘”，四至“东至山脚，南至路背，西至岭败，北至岭败”，该栏记载内容包含了部分1号争议林地。在1981年“三山”落实前，1号争议林地一直来是第三人管理使用，且大部分是水田和旱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等作物。1982年分田到户后，第三人村民分别在各自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八角、荔枝等作物。被答辩人分别以其提供保存在官垌镇政府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顺数第九栏和其持有的1980年证号为0069号的《山界林权证》（存根）以及2009年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浦林证字2009第号）来主张争议林地的权属。其中，《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顺数第九栏记载为：座落“博插岭直上高峰岭”，地名“高峰口岭”，类别“山”，数量“长山一座”，面积“叁拾叁亩”，四至“东至三角金自山，南至自山，西至高棉鼻，北至山顶天水”。该栏记载的类别是山，而争议的1号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前后属水田和旱地。因此，该栏记载的内容与1号争议林地无关，不包含1号争议林地，且其记载的南向界至不清，该栏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明确证明是否包含2号争议林地。1980年《浦北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山权证附表》记载为：生产队“高峰口”，编号“20”，林地面积“陆佰零玖亩陆分”，座落“高棉麓与高峰口后背岭一带”，四至“东至从官垌学校右边熊胆鼻上经电视塔岭颈直上三角头岭头以分水为界并与牛科背琵琶塘山接址，南至熊胆鼻经高峰口屋背过公路至高棉鼻为界，西至从高棉鼻起经高棉麓村后背岭岗到文丰垭围后背岭顶分水为界并与根竹生产队山地接址，北至从垭围后背岭顶左边第一个山头起经高峰麓顶三角顶分水与文丰大队为界”。该《山权证附表》只是对林地进行登记，而不是对水田和旱地的登记，因此，该栏记载的内容与1号争议林地无关，亦不包含1号争议林地。但该栏所记载内容包含2号争议林地。2009年林改期间，因被答辩人对1号争议林地申请登记，并领取了编号450902915357、证号00047101、1小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而产生纠纷，案经调解未果。以上事实，有现场勘察笔录、书证、调解笔录和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二）被答辩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1、1962年“四固定”时，合浦县人民委员会将1号争议林地登记给了第三人农民集体所有，其提供保存在官垌村民委员会的《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根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倒数第二栏记载的内容包含了1号争议林地，但不包含2号争议林地。第三人还提供其村民陈家棣的《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该证顺数第五栏记载的内容包含了部分1号争议林地。2、第三人提供保存在官垌村民委员会的《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根竹生产队社员房产登记表》，对1号争议林地的大头竹、单竹、大眼竹、苦楝木等亦作了登记，且对1号争议林地具有长期的经营管理事实。3、被答辩人提供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其主张权属栏即顺数第九栏和1980年的《浦北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山权证附表》所记载的类别是山，而争议的1号林地属水田和旱地，因此，所记载的内容与1号争议林地无关，不包含1号争议林地。4、被答辩人持有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1小班所记载的内容虽然包含了1号争议林地，但土地权属来源不清，不能作为主张1号争议林地权属的证据。综上所述，（2014）浦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没有作书面答辨，但在庭审中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1962年“四固定”时期争议林地固定给谁所有？2、争议地的类别是水田还是林地？3、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1980年《山界林权证》登记的范围是否均包含了争议林地？4、第三人提供的1962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及其村民黎国祥、陈家棣等人的1962年《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是否可以作为本案争议林地确权的依据？关于1962年“四固定”时期争议林地固定给谁的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共为两幅林地，其中一幅定为1号争议林地，另一幅定为2号争议林地，两幅争议林地均属高峰口岭的一小部分林地，与高峰口岭其他不争议林地之间是连成一个整体，没有明显特征的分界线。高峰口岭在1962年“四固定”时己固定落实给本案的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从1962年“四固定”固定给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至今，没有证据证实高峰口岭作过任何调整，权属仍属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上述事实，有1962年人民政府颁发给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这一书证足以认定。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2号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己固定落实给本案的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本案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对此并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浦北县人民政府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1号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己固定落实给本案的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应予纠正。关于双方争议地的类别问题。经二审开庭对上述书证进行质证并组织各方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进行核对，本院查明：从两幅争议林地现场可以看出，该两幅争议林地均属高峰口岭的一小部分林地，与高峰口岭其他不争议林地之间是连成一个整体，没有明显特征的分界线。而且争议林地坡度极陡，明显不是水田或旱地。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对涉证土地登记的类别是山，与争议地的类别相符。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提供的1962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及其村民黎国祥、陈家棣等人的1962年《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对涉证土地登记的类别是水田或地，明显与争议地的类别不相符。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1号林地原来是水田和旱地，与本院核实的事实不相符，应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1980年《山界林权证》登记的范围是否均包含了争议林地的问题。经二审开庭对上述书证进行质证并组织各方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进行核对，本院查明：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对涉证土地的四至记载的范围是：地名“高峰口岭”，类别“山”，数量“长山壹座”，面积“叁拾叁亩”，四至“东至三角金自山，南至自山，西至高棉鼻，北至山顶天水”，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1980年《山界林权证》记载的内容为：生产队“高峰口”，林地面积“陆佰零玖亩陆分”，座落“高棉麓与高峰口后背岭一带”，四至“东至从官垌学校右边熊胆鼻上经电视塔岭颈直上三角头岭头以分水为界并与牛科背琵琶塘山接址，南至熊胆鼻经高峰口屋背过公路至高棉鼻为界，西至从高棉鼻起经高棉麓村后背岭岗到文丰垭围后背岭顶分水为界并与根竹生产队山地接址，北至从垭围后背岭顶左边第一个山头起经高峰麓顶三角顶分水与文丰大队为界”，两证记载的岭地四至范围包括了两幅争议地的范围。对于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和1980年《山界林权证》记载的岭地四至范围是否包括争议地的问题，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均认定上诉人的两证记载的岭地四至范围均包括了争议的第2幅林地，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对此并没有提起诉讼，对一审判决也没有提起上诉，因此，本院对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均认定上诉人的两证记载的岭地四至范围均包括了争议的第2幅林地予以确认。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和1980年《山界林权证》所记载的高峰口岭的四至范围不包括争议的第1幅林地，与本院核实的事实不相符，应予以纠正。关于第三人提供的1962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及其村民黎国祥、陈家棣等人的1962年《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是否可以作为本案争议林地确权依据的问题。经二审查明，第三人提供的1962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涉及争认林地内容部分，其登记的土地类别为“水田”，与争议地的类别不相符，其村民黎国祥、陈家棣等人的1962年《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涉争议地内容部分，其登记的是地，也与争议地的类别不相符。而且，从被上所人浦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看，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并没有提供有1962年《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1980年《山界林权证》、2009年《林权证》等书证予以佐证。被上诉人浦北县人民政府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以第三人提供的1962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及其村民黎国祥、陈家棣等人的1962年《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为依据，认定争议的第1号林地原是水田和旱地，1962年“四固定”时己固定落实给本案的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事。第三人提供的其村民小组1962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及其村民黎国祥、陈家棣等人的1962年《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涉争议地内容部分记载的类别与争议地类别明显不相符，不能作为本案争议林地确权的依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两幅林地均属高峰口岭的一小部分林地，高峰口岭在1962年“四固定”时己固定落实给本案的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从1962年“四固定”固定给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至今，没有证据证实高峰口岭作过任何调整。上述事实，有1962年人民政府颁发给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1980年《山界林权证》、2009年《林权证》等书证予以证实。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2号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己固定落实给本案的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因第三人提供的其村民小组1962年《合浦县官垌公社官垌大队竹根大队竹根生产队产权登记表》及其村民黎国祥、陈家棣等人的1962年《合浦县社员自留地（山）使用证》涉争议地内容部分记载的类别与争议地类别明显不相符，不能作为本案争议林地确权的依据，被上诉人浦北县人民政府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1号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己固定落实给本案的第三人根竹村民小组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维持县人民政府对1号林地权属的处理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上诉人高峰口村民小组持有的《合浦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1980年《山界林权证》已足以证明争议林地的权属，其2009年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是有权属来源依据的。因此，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以上诉人2009年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没有权属来源为由，而撤销上诉人的2009年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的理由不能成，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对双方争议的1号林地权属以及对上诉人2009年林改时颁发的《林权证》的权属来源，均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维持浦政决（2013）27号处理决定第一项中有关争议1号林地的处理和第二项明显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浦北县人民法院（2014）浦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二、维持浦北县人民政府浦政决字（2013）27号第一项关于争议的第2幅林地的关于大石湾公路背2.1亩林地的权属处理；三、撤销浦北县人民政府浦政决字（2013）27号处理决定第一项中关于第1号林地博插派的12.9亩林地的权属处理和处理决定的第二项；四、责令浦北县人民政府对浦政决字（2013）27号处理决定第一项中关于第一号林地博插派的12.9亩林地权属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100元由被上诉人浦北县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应锐审判员  黄粹幸审判员  钟凌意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