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审四民再终字第00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春市金盈溢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农安县。
法定代表人：魏铭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海华，辽宁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晓芳，上海泰瑞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程喜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曲善权，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上诉人长春市金盈溢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盈溢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晨股份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28日作出（2003）大民合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亚晨股份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7年9月12日作出（2006）大民合监字第139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再审后，于2007年11月15日作出（2007）大审民初再字第4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03）大民合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驳回金盈溢公司的起诉。金盈溢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6月5日作出（2008）辽审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大审民初再字第4号民事裁定，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09年7月1日作出（2008）大审民初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金盈溢公司的诉讼请求。金盈溢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12月29日作出（2009）辽审民再字第65号民事判决，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大审民初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维持该院（2003）大民合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亚晨股份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7日作出（2010）民再申字第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后，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2010）辽审二民再字第5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09）辽审民再字第65号民事判决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大审民初再字第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1日作出（2013）大审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驳回金盈溢公司的诉讼请求。金盈溢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盈溢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铭兴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海华、王晓芳，亚晨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喜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曲善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次一审金盈溢公司诉称，亚晨股份公司因资金紧张，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程喜军向金盈溢公司借款。金盈溢公司从2002年起陆续向亚晨股份公司提供借款，2003年10月10日双方算总账时亚晨股份公司尚欠400万元借款，亚晨股份公司出具借款《专用收款收据》，2003年10月13日金盈溢公司、亚晨股份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亚晨股份公司于2003年10月14日还清此款，如不能偿还，愿将亚晨股份公司所属的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的车辆及营运证转让给金盈溢公司。此后，亚晨股份公司未能履行该还款协议，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亚晨股份公司偿还借款4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亚晨股份公司辩称，不同意金盈溢公司的诉讼请求，亚晨股份公司与金盈溢公司之间不存在4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金盈溢公司所述400万元是虚拟的、附条件的，是以金盈溢公司为亚晨股份公司处理大连联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长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纠纷及刑事案件为条件的，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金盈溢公司为了侵占亚晨股份公司下属公司的出租车，制造一系列假文件，并且私刻亚晨股份公司的相关印章，其行为已构成刑事案件，请求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次一审查明，2003年10月10日，亚晨股份公司向金盈溢公司出具金额为400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一份，收款事由栏记载“借款”。同年10月13日，亚晨股份公司与金盈溢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双方确认，2002年至本协议出具之日，亚晨股份公司共向金盈溢公司借款肆佰万元整；亚晨股份公司于2003年10月14日还清此款项；亚晨股份公司以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公司的车辆及出租车辆营运许可证担保还款，如不能偿还，愿将滨海出租公司所属的全部车辆及营运证转让给金盈溢公司。
另查明，本案原一审判决生效后，金盈溢公司申请执行，将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所有的40个出租车营运证过户至金盈溢公司，已执行终结。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次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金盈溢公司主张的400万元借款是否成立。依据金盈溢公司的诉请，其与亚晨股份公司之间存在400万元的借款，直接证据即《专用收款收据》和《还款协议书》。金盈溢公司认为亚晨股份公司出具了《专用收款收据》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亚晨股份公司认为虽然出具了《专用收款收据》，但双方之间并无真实的借款关系，而是为处理其他相关事务事先开具的。虽然亚晨股份公司的主张并不一定与客观事实一致，但从其提交的证据看，至少足以使人产生双方之间存在处理相关事务约定的可能性与合理怀疑。根据证据规则，此种情形下金盈溢公司应进一步提供证据，对资金来源、款项往来记录等进行证明。况且，400万元应属于大额款项，对此仅凭一份收款收据和还款协议本身不能轻易认定借款关系的存在，主张借款关系的一方亦应提供证明资金来源、资金走向或相关财务凭证的证据。但金盈溢公司并未提供其财务账簿或资金在两个公司之间的具体往来记录。因此，对其主张的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难以认定。
金盈溢公司又主张，借款实际是在金盈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铭兴和亚晨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喜军之间发生的，且是累计形成，在用“小条”换“大条”时，将收据开立成两个公司的名头。其主张400万元共包括下面几笔借款：2002年1月25日60万元，2002年3月交给程喜军25万元现金，2002年4月份借给胡义10万元，2002年5月借给程喜军75万元现金，2002年9月给吉林省公安厅汇款50万元，2002年9月到梁红处买房子150万元，2002年10月交给梁红30万元，2003年7月，借给程喜军100万元。借款共计500万元，亚晨股份公司还了85万元，尚余415万元，就写了400万元的借据。
对金盈溢公司的上述主张作如下分析：
第一笔2002年1月25日60万元，金盈溢公司提供了一张专用收款收据，借款方盖的是大连亚晨房屋开发总公司财务专用章。首先，该借款人既不是亚晨股份公司也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喜军，与金盈溢公司的主张并不一致。其次，收款收据中大连亚晨房屋开发总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是红色印章，应为原件，如果按照金盈溢公司所说是小条换大条，小条都被收回，那么其仍持有此60万元的收款收据就不符合其自己的主张，或者此60万元不应当包括在其主张的400万元内。对其持有的是原件不符合其主张一节，金盈溢公司解释称其持有的是复印件，另有一张原件被亚晨股份公司收回，这一解释与证据显示明显不一致。虽然收款收据上面的文字是复写的，但印章明显是原印章而不是复印的，且其持有的就是给付款单位的收据联，要收回也应当收回的是收据联。所以此60万元无论是否实际发生，都不应当作为400万元小条换大条的组成部分。
第二笔2002年3月交给程喜军25万元现金和第四笔2002年5月借给程喜军75万元现金，证明方式是证人证言。首先，证人都是魏铭兴单位的职工或亲属，与其有利害关系，两名派出所民警也是魏铭兴丈夫单位的同事，这些证人证言本身的证明力不高；其次，两笔都是一次性给付现金，而且是从吉林省农安县带现金到大连，而从魏铭兴提供的证明其具有借款能力的银行存款看，有很多是在大连的银行存款。在大连本地有大额银行存款却要从吉林省农安县带现金到大连，不符合常理；再次证人王华称75万元是其从银行取的款，但却提供不了取款凭证。所以，这两笔证人证言指向的借款，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
第三笔2002年4月份借给胡义10万元，证明方式是胡义出具的《证明》。从《证明》中胡义陈述的过程看，确实曾发生过其借魏铭兴10万元的事实，但其也陈述后期发生了追赃的过程，其已将10万元还回，至于因为什么案件追赃，10万元退还给谁了，胡义均未说明，金盈溢公司也未说明。而且其《证明》的内容看，其出具的借据应当是直接给魏铭兴的，这样即使存在魏铭兴借给胡义10万元的事情，也是其与胡义之间的借款，而不是其与程喜军之间的借款。所以，这笔10万元不能认定系金盈溢公司主张的400万元之内。
第五笔2002年9月给吉林省公安厅汇款50万元，双方没有争议，对亚晨股份公司已经偿还此笔50万元，双方亦没有争议。
第六笔2002年9月到梁红处买房子150万元和第七笔2002年10月交给梁红30万元，共计180万元，证明方式是梁红的会见笔录及房屋《产籍历史记录》。金盈溢公司主张是魏铭兴在梁红处交款为亚晨股份公司买房，后亚晨股份公司用所购房屋抵顶部分长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梁红是诈骗案的被告人，其本身的证言效力相对较弱；其次，即使是魏铭兴交的购房款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五套房屋产权证记载的产权人系魏铭兴，如果是借款为亚晨股份公司购房，产权证办在魏铭兴名下不符合常理；二是房屋系不动产，如果是魏铭兴为亚晨公司交款购房，按照一般的逻辑，在魏铭兴与程喜军之间应当有关于房屋产权的协议或约定，但金盈溢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七笔2003年7月，借给程喜军100万元，证据是2004年1月6日的公证书及程喜军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首先，本案在2004年至今的多次审理过程中，金盈溢公司均未主张过400万元内包括此笔借款，即使在本次审理中，金盈溢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供了公证书和谈话笔录也仅是要证明亚晨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喜军不诚信，并未提及此笔100万元亦包括在400万元内的观点；其次，金盈溢公司于2003年起诉亚晨股份公司偿还400万元，根据金盈溢公司所说的400万元的组成中包括了此笔100万元，该院在2003年11月28日作出的判决并向金盈溢公司送达。此时，金盈溢公司就已知其主张的400万元得到了支持，其仍然在2004年1月以公证的形式继续向程喜军主张已包括在400万元之内的100万元不符合逻辑。
综上，金盈溢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请的企业之间借款关系的存在。即使其主张系双方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借款，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400万元的形成过程。依据《最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大民合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金盈溢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10元，财产保全费20520元，共计50530元由金盈溢公司负担。
宣判后，金盈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大连亚晨集团、大连亚晨房屋开发总公司和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系程喜军。亚晨股份公司收回各主体签章的借条销毁后出据了《专用收款收据》和《还款协议书》，即“小条换大条”，亦即亚晨股份公司对全部前欠魏铭兴及金盈溢公司的债务予以承担。原审法院在审理中无视《收款收据》、《还款协议书》、《承诺书》、《抵债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及《鉴定报告》等具有高度有效性的证据，要求金盈溢公司对发生在13年前且原始借条早已被亚晨股份公司收回的事实进行证明，加重了金盈溢公司的举证责任。2、4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客观存在。亚晨股份公司主张案涉的400万元是虚拟的，但其提交的《补充协议书》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从金盈溢公司角度讲，在400万元中，只要有一笔成立，就足以推翻亚晨股份公司所持的“借款虚拟、不存在”的观点，更何况金盈溢公司已充分举证出了多笔借款的事实，亚晨股份公司亦对其中的金盈溢公司替其偿还长春一汽50万元及其已偿还金盈溢公司35万元予以自认，可以充分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足以使亚晨股份公司的以上观点不攻自破。3、原审对所谓“七笔借款”事实本身的分析，无视事实和法律依据，与事实明显相悖。特别是2003年7月借给程喜军100万元，仅是证明亚晨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喜军不诚信，此100万元并不包括在400万元内。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审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大民合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判令亚晨股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亚晨股份公司辩称：1、400万元及2003年专用收款收据是在签订还款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由于处理大连联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长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纠纷中虚构的，亚晨股份公司是担保人，本案中的条件没有变化，就是担保人换成了借款人。金盈溢公司否认《还款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关联性，我方对《承诺书》的效力持否定意见。2、《承诺书》上亚晨股份公司的印章不是我公司加盖出具的。3、再审一审判决围绕双方是否存在400万元真实交易展开的，通过对一审证据审查得出了否定的结论。金盈溢公司引用的事实已由一审法院在梁红诈骗案中刑事判决予以否定，其他证人证言不值一驳，其提出的借款构成是拼凑的。4、金盈溢公司的证据一直在变化，一直这样审理下去本案何时结束。5、再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本次一审判决。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另查明，2003年10月14日亚晨股份公司与金盈溢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乙方(指金盈溢公司)继续帮助处理大连联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纠纷，并达到双方共同满意的结果，所需费用由乙方垫付，以实际发生为准。二、本补充协议书为原协议之不可分割部分，与还款协议书具有等同法律效力。三、如乙方未履行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则还款协议无效。”亚晨股份公司和金盈溢公司加盖公司印章，亚晨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喜军、大连亚晨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孙济民、金盈溢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铭兴签字确认。《补充协议书》底部有孙济民于2003年10月28日签名批注“此件作废”。经鉴定，孙济民签字为本人所签。
再查明，2003年10月23日，程喜军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授权孙济民全权办理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抵押借款公证事宜。”
又查明，2003年11月6日，大连亚晨集团公司、大连兴亚红旗出租汽车公司、亚晨股份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出具两份《委托书》，其中一份《委托书》内容为：“大连市公证处：现委托我单位魏铭兴(女士，于1958年7月18日出生，职务经理)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前去贵处办理与长春市金盈溢粮油有限公司所签订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程喜军10月23日授权孙济民把10月14日与长春金盈溢的补充协议书同意公证此件作废，借金盈溢肆百万现金是真实的，同意此件作废公证。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均予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权，代理终止时间2003年12月30日。”另一份《委托书》内容为：“大连市公证处：现委托我单位魏铭兴(女士，于1958年7月18日出生，职务经理)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前去贵处办理与长春市金盈溢粮油有限公司所签订用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出租车分公司用53台车辆信贷部抵押，向长春金盈溢公司已借给了程喜军现金一共肆百万，借款用途购房、还代(应为贷)款。双方同意抵押过户公证。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均予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权，代理终止时间2003年12月30日。”上述两份《委托书》均有大连亚晨集团公司、大连兴亚红旗出租汽车公司、亚晨股份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的公章、程喜军的名章、时任大连亚晨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孙济民、亚晨股份公司总经理ＸＸ的签名。
本院认为，从2003年10月13日《还款协议书》的内容看，该协议系对2002年至2003年10月间亚晨股份公司和金盈溢公司间多笔借款往来的借款金额、还款时间以及无法还款时以物抵债的约定。虽然亚晨股份公司滨海出租汽车分公司于2003年10月10日出具了400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但不应认为400万元的借款行为发生于收据开具之日。
双方当事人对《专用收款收据》和《还款协议书》形式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亚晨股份公司对两份证据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400万元借款是虚拟的和附条件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亚晨股份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程喜军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当知晓签订上述还款协议、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在金盈溢公司已经提交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亚晨股份公司应对其反驳金盈溢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亚晨股份公司提交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吉经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大连亚晨房屋开发总公司给魏铭兴开具的《专用收款收据》、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联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等证据，仅能证明亚晨股份公司的关联企业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纷，无法证明案涉400万元为金盈溢公司处理相关经济纠纷的好处费。虽然魏铭兴于2002年9月向吉林省公安厅汇款50万元，但此事实亦不能证明案涉400万元为金盈溢公司处理相关经济纠纷和刑事案件的报酬。2003年10月14日《补充协议书》虽有“金盈溢公司继续帮助处理大连联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纠纷，并达到双方共同满意的结果，所需费用由金盈溢公司垫付，以实际发生为准”以及“如乙方未履行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则还款协议无效”等内容，但孙济民在2003年10月23日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于2003年10月28日在《补充协议书》签名批注“此件作废”，且2003年11月6日的《委托书》亦再次确认40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和《补充协议书》作废。另外，从《补充协议书》中“继续帮助处理”、“费用由金盈溢公司垫付，以实际发生为准”等表述看，可以认为金盈溢公司曾经帮助处理过纠纷，但处理纠纷产生的费用系以实际发生为准，并无给付金盈溢公司400万元的约定，故无法认定案涉400万元的性质为好处费。对于亚晨股份公司所提400万元为虚拟借款和附条件借款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金盈溢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仅为400万元借款的部分证据，并未提供全部证据，因此本次一审判决认定400万元由八笔借款构成(本次一审判决将第七笔和第八笔均表述为第七笔)与当事人的主张不符。而本次一审判决对金盈溢公司提交证据的分析认定亦存在以下不当之处：
首先，第一笔2002年1月25日金额6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审判决认定为原件，并以金盈溢公司主张小条换大条，小条被收回，其不可能再持有原件为由，否定此60万元为400万元小条换大条的组成部分。但在本院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该证据为彩色复印件，并非原件，一审判决对此节事实认定有误。虽然收据上加盖的是大连亚晨房屋开发总公司印章，但从工商登记及程喜军的陈述等证据看，大连亚晨房屋开发总公司与亚晨股份公司为关联企业，实际控制人为程喜军，其利益具有混同性，结合一审法院此前曾在另案判决由程喜军控制的关联企业对其他关联企业的银行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本案不能简单以借款主体不适格为由否定400万元中不包含此笔借款。
其次，第六笔2002年9月魏铭兴到梁红处买房子支付150万元和第七笔2002年10月交给梁红30万元，共计180万元，本次一审判决认为梁红是诈骗案的被告人，其本身的证言效力相对较弱，但梁红的证言及其《收条》能够证明程喜军购买案涉10套房屋的180万元是魏铭兴支付的。房屋《产籍历史记录》能够证明案涉10套房屋的产权先办到其他人的名下（其中5套办到魏铭兴名下），最终均落在长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白洪涛名下，魏铭兴将5套房屋产权过户给魏铭兴未收取转让款。证人钟洲的证言及程喜军司机杜党伟的《收条》能够证明程喜军收到了案涉10套房屋的产权证。以上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金盈溢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铭兴关于“程喜军的公司拖欠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货款，由魏铭兴到梁红处购买房屋替程喜军偿还欠款”陈述的真实性。本次一审判决以“如果是借款为亚晨股份公司购房，产权证办在魏铭兴名下不符合常理，如果魏铭兴是为亚晨股份公司交购房款，魏铭兴与程喜军之间应当有关于房屋产权的协议或约定，而金盈溢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明”为由，否定此180万元借款，理由不充分。
最后，第八笔100万元(即一审判决论述的第七笔)，金盈溢公司提交该证据时称此笔借款并非本案400万元组成部分，仅证明其与亚晨股份公司有过其他经济往来，以此反驳亚晨股份公司关于双方没有400万元借款关系的主张。一审判决将100万元认定为400万元组成部分进行论述，亦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另外，亚晨股份公司对2002年12月12日向魏铭兴付款35万元予以认可，其虽辩解此款是向魏铭兴购买5套房产而支付的购房款，但双方并无买卖房屋的协议，且该5套房产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面积合计260多平方米，售价远不止35万元，故亚晨股份公司的辩解不符合常理，此款应认定为偿还借款。
综上，在双方当事人对《专用收款收据》和《还款协议书》真实性均无异议、亚晨股份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还款协议中约定的400万元借款为协调纠纷报酬和附条件债权的情况下，金盈溢公司举证证明2002年至2003年10月13日间双方存在一定的借贷行为，即可满足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故金盈溢公司上诉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本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一审法院（2003）大民合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中及人民法院（2013）大审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大连市中及人民法院（2003）大民合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10元，财产保全费20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10元，共计80540元,均由大连亚晨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丙江
代理审判员 高山丹
代理审判员 马 恺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