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8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攀，男，汉族，1969年4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27区景晖丽苑A1-1003，身份证号码：5113811969********。
委托代理人：黄理燕，广东耀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辉，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万毛女，广东铭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燕凌，广东铭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任某攀因与被上诉人蔡某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1日，任某攀、黄某奎及案外人夏某珍签订《合作投资经营服装公司协议书》，三方约定：合作出资成立源兴瑞制衣厂服装有限公司，并委托夏某武作公司法人代表，三方各出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万元，各持股份33.33%，共同经营公司，共同承担风险，公司盈利按股份平均分利，亏损共同承担。任某攀负责公司订单业务、生产监管，夏某珍负责公司生产安排、全面管理，黄某奎负责协助公司各个部门的工作。2012年2月2日，深圳市源兴瑞制衣厂（以下简称源兴瑞制衣厂）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工商登记的投资人为夏某武。2012年6月2日，蔡某辉、任某攀及黄某奎签订《合作投资合同书》，约定：三方共同经营源兴瑞制衣厂，各持股份33.33%，公司盈利按股份平均分利，共同承担风险。任某攀负责工厂订单业务、生产管理，职务为工厂总经理，蔡某辉负责派员任职会计、安保工作，黄某奎负责工厂财务，协助工厂各个部门的工作。蔡某辉于2012年6月向案外人夏某珍支付转让款20万元，案外人夏某珍退出合作。2012年12月，蔡某辉和黄某奎终止与任某攀的合作。任某攀于12月2日向黄某奎出具《欠条》，确认与黄某奎合作源兴瑞制衣厂期间结算亏损欠黄某奎16万元，2014年5月前还清；同日，任某攀向蔡某辉出具《欠条》，确认欠蔡某辉合作款57225元。蔡某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任某攀向蔡某辉偿还合作款57225元，并向蔡某辉赔偿该欠款的利息（自2012年12月2日起计算至生效判决判令其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蔡某辉、任某攀及黄某奎签订的《合作投资合同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2012年12月，三方终止合作并进行结算，任某攀承诺支付蔡某辉57225元，该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任某攀应向蔡某辉支付57225元，并应向蔡某辉赔偿自2012年12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任某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蔡某辉支付款项57225元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7225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判决指定支付之日止）。如任某攀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9元，由任某攀负担。
上诉人任某攀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事实不清。本案中的合作协议及欠条是蔡某辉和黄某奎以黑恶势力讹诈逼其所写。1、2012年1月1日，黄某奎、夏某珍与任某攀签订《合作投资经营服装公司协议书》协议成立源兴瑞制衣厂，实际各方都没有投资，也不在源兴瑞制衣厂章程之列，即该三人都不是源兴瑞制衣厂的法定投资人，故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因为2012年2月2日源兴瑞制衣厂注册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夏某武一个人，其并不是上述协议中的三人。2、2012年6月2日，蔡某辉、黄某奎又与任某攀签订了各持股33.3%、风险共担、盈利均分的协议，蔡某辉派员任会计，黄某奎负责财务，实际假借源兴瑞制衣厂之名，没有任何实际出资证据等事实。3、蔡某辉向夏某珍支付20万元转让款，与本案无关，夏某珍既不是公司的投资人，也不是第二次协议中的合伙人。（1）蔡某辉为什么支付20万元给夏某珍，是什么时间怎么支付的，即支付的凭据是什么。（2）夏某珍是怎么收取的，凭什么她收取这20万元。（二）证据不足。1、既然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律依据是夏某武为源兴瑞制衣厂的唯一投资人，那么黄某奎和蔡某辉又是如何出资的，他们出资到什么账户，上述事实未予查明。所以，蔡某辉向夏某珍支付20万元与本案无关。2、蔡某辉和黄某奎既然不是源兴瑞制衣厂的投资人，即使公司亏损，该获得赔偿的应该是本案的投资人。如果公司亏损，按协议也是风险共担，不需要任某攀进行赔偿。如果合作三方都投资了，也应该是共同亏损，由任某攀一个人向其他两方赔偿不合常理。既然三人各持33.3%股份，风险共担，但给黄某奎的赔偿金额与给蔡某辉的赔偿金额相去甚远，显然事出有因。出具此欠条另有原因、没有合法性。三、本案涉及刑事和民事多重欺诈。黄某奎、蔡某辉半年内重复与任某攀协议合作引诱套骗任某攀签协议，但两人并没有实际投资，而公司成立半年后又突然单方面宣布与任某攀解除合作，并以黑恶势力逼任某攀写下欠条，而在任某攀被押期间诉任某攀欠债，其恶意显而易见。恳请二审法院对源兴瑞制衣厂2012年6月-2012年12月，即蔡某辉、黄某奎与任某攀签订第二次协议后公司财务状况依法进行审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蔡某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蔡某辉答辩称：一、任某攀拖欠蔡某辉57225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合作投资经营服装公司协议书》、合同书、欠条、信件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任某攀拖欠蔡某辉合作款的事实，任某攀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做出了确定，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做出判决有理有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二、任某攀的上诉理由无中生有。首先，如果黄某奎与蔡某辉没有实际出资，哪有合作款可退，任某攀也就不可能出具欠条给黄某奎和蔡某辉，换而言之，任某攀之所以出具欠条给黄某奎和蔡某辉正是因为他们有实际出资。其次，如果任某攀的欠条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那么至今任某攀也未提交任何被逼迫的证据。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任某攀从被胁迫之日起一年之内可以申请撤销该欠条，但任某攀出具欠条已两年多，任某攀从未提出过撤销的主张，显然任某攀关于被逼迫出具欠条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不应当被采信，再次，如果任某攀对黄某奎和蔡某辉没有欠款，那么任某攀怎么又会在信件中承诺一定会向两人归还钱物，很显然任某攀很清楚自己欠钱的事实无可抵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另查明：一、夏某珍于2012年6月13日出具《转让股权声明》，确认将源兴瑞制衣厂的33.3%的“股权”（含设备）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蔡某辉。夏某珍于2012年6月6日、6月13日出具两张收据，确认收到蔡某辉交来的资金共计20万元，该两笔资金为夏某珍转让源兴瑞制衣厂设备、股权的款项。该两张收据为复印件，但任某攀在其上备注：原件已借用，复印件有效。任某攀确认其签名属实。二、任某攀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于2013年3、4月份被羁押。蔡某辉、黄某奎于一审期间提交信件一封，信件抬头为“老黄”，第三行记载：“因我欠您钱，现为我的事也无钱还”，倒数第三行记载：“请向老蔡说一声，以前欠下的账，我没出来还不了，待一段时间我不会少您们一分钱。”落款为“任某攀亲笔107仓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任某攀称无法确认信件的真实性，但未提出反证或鉴定申请。
本院认为：夏某珍向蔡某辉出具的《转让股权声明》、收款收据可证明《合作投资经营服装公司协议书》、《合作投资合同书》并非如任某攀所称仅为一纸合同，而是实际得到履行，蔡某辉通过受让夏某珍的出资而参与合作，任某攀出具欠条具有事实基础。而任某攀的信件进一步证明其确认涉案债务的存在。任某攀称其受蔡某辉、黄某奎欺诈、胁迫而签订了涉案合同及欠条，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欠条已经确认任某攀尚欠蔡某辉合作款57225元，证明三人已就合作进行结算，无须再行审计。综上，任某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8元，由任某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炜
代理审判员 杨 芳
代理审判员 李 兴 旺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霄（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