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民终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本溪市建工综合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广义，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爽、李一帆，系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信达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晶玉，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初爱国。
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苓，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祎婷，系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本溪市建筑材料设备供应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培善，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仲崇前。
上诉人本溪市建工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本溪建工）因与被上诉人辽宁信达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信达公司）、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原审被告本溪市建筑材料设备供应公司（以下简称本溪建筑）金融不良债权追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秀军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苏本营，审判员徐宏伟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溪建工的委托代理人陈爽、李一帆，辽宁信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初爱国，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委托代理人张祎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溪建筑的委托代理人仲崇前经合法传唤因病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溪建工不服原审法院的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的诉讼请求及理由：1、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初字第21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辽宁信达公司关于本溪建工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辽宁信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案涉保证是否已过保证期间。就此问题，一审法院的观点是“保证书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对于保证期间亦没有明确规定，本案应视为没有保证期间”。保证责任纠纷案，视为没有保证期间，这种裁判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不确定保证期间，就无法确定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不能确定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时点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就无法判断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这个法律逻辑，是清晰而明确的。同时，不确定保证期间，就无法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众所周知，诉讼时效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保证人不是主债务人，不负有在借款合同期限届满时主动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义务，只有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未履行保证责任时，才能起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原理，决定了不确定保证期间，就无法确定诉讼时效。因此，一审判决关于保证期间的错误认定，二审法院应予纠正。综合过往庭审诉辩可知，本案中本溪建工和辽宁信达公司双方就保证期间的主要分歧，也并不是本案有没有保证期间的问题，而是，本案应否适用担保法推定保证期间的问题。就此问题，阐述如下：1、案涉《借款合同》及《保证书》，约定了保证人的保证义务，但是对保证期间并未作出约定，此种情况下，应适用法定补正。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本案应首先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以保障当事人基于对当时法律遵守和信任所形成的预期利益。案涉保证发生在1993年1月，当时我国规范保证行为的全部法律及司法解释如下：82年施行的《经济合同法》第15条；87年施行的《民法通则》第89条；88年颁布的《最高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06条至111条。除以上文件外，再无其他。当时法律关于保证期间的全部规定，见于《民通意见》第108条，其内容为“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应当与债权人订立书面保证合同，确定保证人对主债务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限。虽未单独订立书面保证合同，但在主合同中写明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限，并由保证人签名盖章的，视为书面保证合同成立”。由此可见，当时法律对保证期间已有规定，明确要求各方应在合同中写明保证期间，并将保证期间的确定视为保证合同成立的要件。根据《民通意见》第108条“保证范围不明确的，推定保证人对全部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可以推断当时法律认为，如果当事人对保证范围或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确的，适用于法定补正。但是，当时法律只对保证范围不明确作出了法定补正，而对于保证期间没有约定如何进行法定补正，并未作出任何规定。2、在此情况下本案应如何处理呢？《最高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票据法、担保法的通知》（1995年8月30日颁布）第三条规定，对在《票据法》、《担保法》施行以前所发生的票据行为、担保行为，应当适用该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如果行为发生时没有规定的，可参照《票据法》、《担保法》的规定。更为明确的是,最高法院综合《担保法》和《担保法司法解释》施行多年以来所发生的担保纠纷案件法律适用中所出现的问题,作出《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即法释〔2002〕38号批复（下称38号批复）。该批复第一条规定：“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即，法发1994年8号文），适用于该规定施行后发生的担保纠纷案件和该规定施行前发生的尚未审结的第一审、第二审担保纠纷案件。《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和担保纠纷，适用担保法和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3、由此可见，本案关于保证期间的规范应适用担保法的规定。《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1993年3月12日；则本案的保证期间为1993年3月13日至1993年9月12日。在该保证期间内，辽宁信达公司即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及仲裁，也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案涉保证已过保证期间，保证人已经依法免除保证责任。4、关于本案应否适用《担保法》的辨析(1)针对《最高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即“38号批复”的理解。首先，从文件题目可知该文件是关于担保纠纷案件如何适用司法解释的专项批复。其对担保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具有优先适用的属性。同时，该文件也是截至目前，最高法院关于担保纠纷法律适用最明确和最新的司法解释。众所周知，在司法解释适用上，应遵循“后解释优先适用”的原则。其次，其内容表述非常清楚“《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和担保纠纷，适用担保法”。从汉语言的角度讲，“《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和担保纠纷”指的就是“《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和《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纠纷”，而绝不是“《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的担保纠纷”。更为明确的是，最高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起草者、最高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的作者，时任最高法院民二庭审判长的曹士兵法官，在其《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一书中，明确表述“法释〔2002〕38号批复，对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适用问题的解决思路，是以担保纠纷为标准的（即以“担保纠纷说”取代“担保行为说”），即担保法生效前的担保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担保法生效后的担保纠纷适用担保法”。（2）在过往诉讼中，辽宁信达公司就此问题的核心抗辩意见为，“法释〔2002〕38号批复”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33条”相冲突，并且大段援引《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的内容，来证明这种冲突。很明确，这种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33条”采用的是担保行为说，而“法释〔2002〕38号批复”采用的是“担保纠纷说”。但是，《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的作者曹士兵法官，在其《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一书中明确表述，“法释〔2002〕38号批复，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33条作了修正。担保法司法解释和法释〔2002〕38号批复都属于司法解释性质，地位相同，按照后解释优先适用的原则，批复优于担保法司法解释133条”适用。毫无疑义，“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但是，法律有条件的溯及既往，在立法和司法中，并非大逆不道，而是屡见不鲜。《立法法》第93条的但书部分（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就为“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适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最高法院也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适用，出台了明确的司法解释。在担保法适用上，应否溯及既往的问题，最高法院历经三次转变。第一次，在1995年8月，《最高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票据法、担保法的通知》中，确定了“有规定从当时的规定，无规定参照担保法”的原则。第二次，在2000年9月，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3条，确定了“担保法施行前的担保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担保法施行后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法”的原则。但是，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担保法施行之前的担保行为，在担保法施行后进入诉讼，而又没有法律可以适用，导致案件无法判决的情况。因此，最高院出现了第三次转变，也是至今为止最后一次转变，即2002年12月，《最高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其确定了《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和担保纠纷，适用《担保法》的原则。辽宁信达公司就本案应否适用担保法，与保证人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辽宁信达公司只看到了，最高法院曹士兵法官在2000年出版的这本绿色封面的《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而没有看到，在法释〔2002〕38号批复出台后，曹士兵法官又出版的这本已经三次再版的蓝色封面的《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一书。二、其他问题。为使辽宁信达公司能够心悦诚服的接受法院判决，本溪建工就辽宁信达公司过往诉讼中所提到的及本案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作以回应和简述。1、案涉保证的保证方式问题。即使按照辽宁信达公司的主张，本案为连带保证，那么案涉保证也已经过了保证期间。2、本案能否适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即，法发1994年8号文）的问题。首先，法释〔2002〕38号批复，对该文件与担保法的分时段适用，规定的很明确：该文件施行后发生的担保纠纷及尚未审结的担保纠纷适用于该文件；担保法生效后的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担保法。关于此两份文件分时段适用的问题，曹士兵法官在《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一书中亦有明确论述。其次，本案保证行为发生于1993年1月，保证纠纷发生于2012年10月；而该文件颁布和施行于1994年4月。该文件既不是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也不是担保纠纷审理时的法律法规。同时，客观事实决定了当事人并不是基于对该规定的信任和预期而签订的担保合同，本案中当事人并没有因不适用该文件而失去预期利益。第三，“1994年8号文”与本案相关的内容为其第11条，即“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条款的理解，在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分歧很大。辽宁信达公司认为应将此条理解为，“只要主债务时效没过，保证人就应承担保证责任”。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并且理由非常确切。最高法院在2002年8月《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即“法[2002]144号文”中，明确表述“我院于2000年12月公布《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一些部门和地方法院反映对于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保证行为如何确定保证期间问题没有作出规定，而我院于1994年4月公布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即1994年8号文）对此问题亦不十分明确”。即最高法院明确表述，“1994年8号文”在“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保证行为如何确定保证期间问题”上，规定的并不明确。更为重要的是，在“法[2002]144号文”中，最高法院进一步明确“为了正确审理担保法实施前的有关保证合同纠纷案件，维护债权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对于当事人在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如果债权人已经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主债务人主张了权利，使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可以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6个月(自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的，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由此可知，最高法院的观点是，如果主债务没过时效，则给予债权人6个月的特别宽限期；如在特别宽限期内，债权人没有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则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如果最高法院的观点是，“只要主债务时效没过，保证人就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话，那么其就完全没有必要设定6个月的特别宽限期了。所以，辽宁信达公司所主张的，本案如适用1994年8号文，则意味着“只要主债务时效没过，保证人就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观点并不成立。综上，本案不应适用“法发1994年8号文”，即使适用了，也解决不了本案的保证期间问题。3、“法[2002]144号文”及相关配套文件，是在四大国有资产公司大面积清收国有金融不良债权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在四大公司的请求下给予四大公司的特定阶段的司法政策。首先，特定阶段的司法政策，仅由四大国有资产公司享有，最高院对此是有文件的。其次，辽宁信达公司在受让案涉不良债权时书面确认，“乙方（即辽宁信达公司）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债权后，可能无法享有甲方所有的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各项优惠条件和特殊保护，包括但不限于税收和诉讼方面的优惠和特殊保护”。可见，辽宁信达公司在受让时，对无法享受到特定阶段的司法政策是明知的。第三，抛开前述两点，即使债权人在特别宽限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也意味着其认可应从该时点起算诉讼时效。而案涉证据显然证明了，债权人并未在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后的二年内再向保证人依法主张权利，其诉讼时效已过。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债权人自己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在本案中没有过错的保证人。4、原债权人1996年5月启动的涉案债权公证书执行程序，对保证责任承担的影响问题。（1）“申请执行可以中断时效”，各方对此均无异议。但是，申请执行，必然以存在合法有效的执行依据为前提。如果执行依据确定甲还钱，而债权人却拿着以甲为还债主体的执行依据，向法院申请执行乙，并且以此主张对乙的债权时效中断，那么这个观点的荒谬性，不言自明。本案就存在这样的荒谬问题。原债权人在1996年5月启动的执行案，作为其执行依据的公证书，只有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主体，没有任何体现和提及保证人的字样。保证人并不是执行依据的主体，怎么可以作为被申请执行人呢？（2）从法院的角度看。在该执行案中，受理该案的本溪中院对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书依法进行了审查，查明了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书与保证人完全无关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执行法院，并没有将保证人列为被执行人，也没有向保证人送达，更没有对保证人采取任何执行措施；而且在就该案所制作的执行裁定中，并没有将保证人列为被执行人。可见，执行法院在此阶段的执行工作，并无过错。（3）从债权人的角度看。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人，清楚的知道，保证人并不是执行依据的主体，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仍将保证人列为被执行人，其主观过错是明显的。同时，法院没有向保证人送达，也没有对保证人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也是清楚的。更为确凿的是，其在收到法院的执行裁定时，明确的看到，裁定上没有将保证人列为被执行人。对于这些情况，债权人在该执行立案后所延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债权人对保证人的执行申请是非法的；债权人对法院依法没有将保证人列为被申请执行人，是明知的。（4）从保证人的角度看。保证人就案涉债权，从未参加诉讼、仲裁、公证等活动，对其而言，不存在任何被执行的可能；在此情况下，要求其承担关注是否被执行的注意义务，是没有情理依据；在没有执行可能和执行送达的情况下，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效被中断十几年的不利法律后果，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包括担保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都要对各方当事人予以平衡的保护，而不可能在立法上就偏向一方。保证人不是主债务人，他并没有花到这笔贷款，他的义务是保证主债务人在一定的保证期间内有偿债的能力，如果主债务人不偿还债，则保证人应为替代偿还，同时也取得向主债务人的追偿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债权人不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而是过了近20多年，债务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偿还能力，再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这不仅存在法律瑕疵，而且确定的侵害了保证人的追偿权。在该执行案中，执行法院和保证人均无过错，而债权人的过错却是如此明晰的，在此情况下，要求没有过错的保证人承担时效被中断的不利后果，而由过错明显的债权人依法享有时效利益，这样的观点，完全违背了公平原则。综上可见，债权人非法的执行申请，不能作为保证债务时效中断的理由，更不能据此判断，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5、辽宁信达公司受让不良债权的风险自担问题。本案中，辽宁信达公司并没有在1993年真正掏出200万本金借给债务人。而是作为私人企业在2007年以2%的比例收购了国有资产公司的不良债权。对于本案所提出的1400多万元的诉请，辽宁信达公司当时所支付的对价为16万元。不仅如此，辽宁信达公司在签订案涉债权的《转让合同》时，明确表示，“已被告知并且完全理解，所受让的债权，存在着瑕疵和尚未发现的缺陷。债权可能存在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相关的法定期间、因其他原因已经部分消灭的情形”。因此，对于受让的不良债权已过保证期间的状况，辽宁信达公司对其应该是有预期的，对相关的风险，也应如约如期承担。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本溪建工的诉讼请求。
辽宁信达公司答辩：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6）辽01民初217号民事判决书对案件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应当予以维持。二、本溪建工上诉事实及理由既没提出新的事实，也没拿出新的证据，都是一审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及看法，一审判决在案件事实认定和论理部分对这些说法都一一从法理上进行了批驳和论述，辽宁信达公司在此也不必过多涉及。三、本溪建工在上诉状中所述上诉理由前后矛盾，不知所云。前面刚说本案核心问题是是否已过保证期间，后面紧接着就推翻前面的说法，说双方主要分歧并不是有没有保证期间的问题，而是本案是否适用《担保法》的问题。通篇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的上诉理由，上诉法院不能采信。四、综合本溪建工的上诉理由，实际上就两个核心问题：1、本案是否适用《担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第438—440页，尤其在第440页明确了担保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不适用《担保法》，也不适用该解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16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出借人与借款人、担保人于1993年1月1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而《担保法》是1995年6月30日才公布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3条1款“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借款、担保行为均发生在《担保法》实施前，所以，不能适用《担保法》。《担保法》是实体法，不能朔及既往。本溪建工认为本案适用《担保法》是强词夺理，没有法律依据。2、本案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该问题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论理部分讲得很清楚，辽宁信达公司不便多重复。辽宁信达公司在有效诉讼期内提出的诉讼，根本不存在超期问题。本溪建工也没有提出超期的证据。综上所述，辽宁信达公司认为本溪建工没有提出新的案件事实及证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正确，应予维持。补充意见：借款期限是1993年。沈阳中院一审217号判决第6页第3行查明。诉讼时效从1994年12月7日起计算。1996年本溪建工启动强制执行。依据公证条例本溪建工没有到现场公证，不具备公证效力，需要通过诉讼。依据1996本执字37号裁定，被执行人是本溪建工。1997年查封了本溪建工的财产。裁定是2010年撤销的。2012年12月7日接到执行裁定的。2012年12月13日起诉。公告是2003年1月30日，我方在诉讼时效内公告。因此没有过诉讼时效。保证期间认定两年，计算保证期间从1994年12月7日起开始计算。
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答辩：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与辽宁信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债权可能存在的瑕疵或尚未发现的缺陷进行了提示，同时也通过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公告的方式，通知了全部债务人应向辽宁信达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债权转让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与本案无涉。
本溪建筑答辩：利息计算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日期和利率计算。
辽宁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本溪建筑公司和本溪建工公司给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1210万元；3、诉讼费由本溪建筑、本溪建工、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1月13日，本溪建筑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辽宁省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市办事处（以下简称建行投资公司）签订了编号（93）年第004号《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借款合同》，约定：本溪建筑（甲方）向建行投资公司（乙方）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自1993年1月13日至1993年3月12日。约定自支用贷款之日起，以支用额按月息8.64‰计算，按季结息。甲方不按期归还贷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20%。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遇国家利率调整，从调整之日起，乙方即按照调整后的贷款利率计算贷款利息，同时书面通知甲方和担保单位。借款到期，甲方如不能按期偿还，由担保单位代为偿还。1993年1月13日，本溪建工出具《经济担保单位偿还贷款保证书》，承诺其愿为(93)年第004号贷款合同的借款单位本溪建筑保证按时偿还贷款的担保而签订本保证书。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如借款单位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时，担保单位无条件的偿还借款全部本息。合同签订后，建行投资公司如约发放了借款，借款人和保证人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1994年12月7日，建行投资公司向借款单位本溪建筑、担保单位本溪建工送达催收逾期贷款通知单，注明：贵单位于93年1月13日在我公司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已于93年3月13日到期，尚有200万已经逾期，请接到本通知后近期内迅速组织资金如数偿还借款本息，否则，我公司将按借款合同规定，从借款单位和担保单位的银行账户存款中扣收，并保留依法诉讼的权利。借款单位和担保单位在催收逾期贷款通知单上盖章。
1996年5月7日，建行投资公司向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993）本证经贷字第484号债权文书，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本法执字第37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溪建筑，于1993年1月13日向建行投资公司，贷款200万元整，贷款期限为2个月。该贷款合同经本溪市公证处，依法公证并作出（1993）本证贷字第484号公证书。因被执行人未按期还款，原审法院于当日，即向被执行人本溪建筑送达执行通知书，同时查封扣押该公司深蓝色奥迪牌轿车一台（100型）车牌号码辽E068**号，原审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已于1996年8月1日委托本溪市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现估价为148550元，用以抵偿债务。裁定：一、奥迪牌轿车一台，车牌号码辽E068**归建行本溪投资公司所有。二、剩余债务本溪建筑继续偿还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1999年9月，本案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2006年7月24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辽宁大众金融资产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依法将其对包括本溪建筑、本溪建工在内的77户债务人共计30240.66万元债权打包进行有底价拍卖，2006年8月7日，辽宁信达公司通过竞拍以6930万元的价格取得该笔债权包的债权。2006年10月3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甲方）与辽宁信达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甲方就截止基准日的《标的债权明细》所列示的标的债权委托辽宁大众金融资产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乙方参加拍卖并竞买成功成为买受人，与拍卖行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基准日指甲方确定的计算标的债权账面本金及利息余额的截止日，即2006年9月30日；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债权后，对该标的债权在基准日以后产生的利息、罚息的请求权，乙方可能无法继续享有；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标的债权，可能存在着瑕疵或尚未发现的缺陷，以至于乙方逾期利益无法实现；截止基准日，标的债权的账面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七佰壹拾捌元（小写：117188037.47元），利息为贰亿贰仟零玖拾元（220906956.26），本息合计为人民币叁亿叁仟捌佰零玖元（小写：338094993.73）；乙方以《拍卖成交确认书》所载明的成交价作为购买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陆佰玖拾叁万元（小写：6930000元）；自基准日起，标的债权的风险转移给乙方。
2007年6月15日，辽宁信达公司向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并申请恢复执行。2010年4月23日，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本法执字第37-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1993）本证经贷字第484号公证书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裁定对（1993）本证经贷字第484号公证书不予执行，辽宁信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人在受让债权后，向原金融借款合同的债务人主张债权而引发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辽宁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辽宁信达公司依法取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债权，有权要求本溪建筑、本溪建工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关于本溪建筑、本溪建工提出的辽宁信达公司对借款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借款期限从1993年1月13日至1993年3月12日，1994年12月7日建行投资公司向本溪建筑送达催收逾期贷款通知单及1996年5月7日建行投资公司向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993）本证经贷字第484号债权文书均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直至2010年4月23日，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本法执字第37-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1993）本证经贷字第484号公证书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裁定对（1993）本证经贷字第484号公证书不予执行，辽宁信达公司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溪建筑、本溪建工应当向辽宁信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关于利息计算的截止时间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辽宁信达公司主张本溪建筑、本溪建工偿还受让债权之日前发生的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本溪建筑、本溪建工提出其没有收到任何催收通知，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因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本案出借人建行投资公司与借款人本溪建筑、担保人本溪建工于1993年1月1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于1995年6月30日公布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一款“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和担保行为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施行前，故应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本案，本溪建工于1993年1月13日出具的《经济担保单位偿还贷款保证书》，承诺借款单位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时，担保单位无条件的偿还借款全部本息。该保证书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对于保证期间亦没有明确规定，本案应视为没有保证期间，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保证人应按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本溪建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辽宁信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二、本溪建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辽宁信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相应利息（1993年1月13日至1993年3月12日，按月息8.64‰计算，自1993年3月13日起至2006年9月3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扣除已偿还148550元）；三、如本溪建筑不能按期归还借款，本溪建工承担偿还借款本息保证责任。四、驳回辽宁信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本溪建筑、本溪建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本溪建筑、本溪建工承担。
在二审审理期间本溪建工提交了本溪中院执行案件卷宗目录，执行案件立案审批表、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1996年债权人建行投资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时，本溪中院并未将本溪建工作为被执行人予以立案。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1996年5月7日，建行投资公司向本溪中院递交的申请执行书，列明被执行人是本溪建筑、本溪建工。本溪建工2009年12月30日向本溪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书。2003年1月3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在辽报刊登了债务催收公告。辽宁信达公司2012年10月24日起诉。
本院认为，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认定已过保证期间；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建行投资公司与本溪建筑签订的借款合同、本溪建工为建行投资公司与本溪建筑借款出具的《经济担保单位偿还贷款保证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履行，本溪建筑、本溪建工未按合同约定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担保责任。
关于本溪建工主张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认定已过保证期间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均是1993年1月13日签订的，借款行为发生在1993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是1995年6月30日公布施行的，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是实体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的规定，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虽然，行为时《民法通则》和《经济合同法》均没有规定保证期间，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4月15日下发了法发（1994）8号《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11条“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第29条“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的，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第31条“本院以前关于保证问题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但已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规定进行再审。”本案根据上述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应是主债务人承担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债权人在1994年12月7日即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和担保人主张了权利，按照该规定第29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已中断。故本溪建工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连带保证人的保证期间6个月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第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1日下发的《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法[2002]144号规定：“对当事人在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者不明确的，如果债权人已经在法定诉讼时效内向主债务人主张了权利，使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可以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6个月（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的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2]144号的通知的规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于2003年1月30日在报纸上刊登了公告并对本溪建筑和本溪建工进行了公告催收。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高法（2003）183号的请示的答复意见：“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约定不明确的，只要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无论债权人是否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均不影响债权人依照法[2002]144号通知规定，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2003）183号批复是对[2002]144号批复的进一步的说明，而且是针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票据法、担保法的通知》第三条“对在《票据法》、《担保法》施行以前所发生的票据行为、担保行为，应当适用该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如果行为时没有规定的，可参照《票据法》、《担保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此解释是以担保行为的发生时间确定法律适用的标准，而非担保纠纷的发生时间；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除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也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不再规定参照担保法的内容。因担保法是实体法，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担保法的解释颁布后，不再规定可以参照担保法的内容。
综上，本溪建工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没有法律依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溪建筑与建行投资公司借款合同的履行期自1993年1月13日至1993年3月12日。建行投资公司于1994年12月7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本溪建筑、本溪建工送达了逾期贷款催收单。建行投资公司又于1996年5月7日向本溪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债权文书。在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书中写明被执行人本溪建筑、本溪建工。虽然，本溪中院在（1996）本法执字第37号未将本溪建工列为当事人，但在建行投资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书中写明被执行人本溪建筑、本溪建工，且本溪建工在本溪中院执行中还提出过执行异议。此节证明了建行投资公司向本溪建工主张了权利，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情况。而且，本溪中院在（1996）本法执字第37-1号执行裁定中已将本溪建工列为被执行人。建行投资公司于2003年1月30日在辽宁日报发布了对本溪建筑、本溪建工债务催收公告。本溪中院于2010年4月23日作出了（1996）本法执字第37-1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裁定书。辽宁信达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收到裁定书，于2012年10月24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故本溪建工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156元，由本溪市建工综合开发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秀军
审判员 苏本营
审判员 徐宏伟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