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鲁03民终12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钢，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东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9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729260464P。法定代表人：曲东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维静，山东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38号。法定代表人：朱宝顺，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淄博新天地休闲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美食街59号。法定代表人：钟大伟，董事长。上诉人刘钢因与被上诉人新东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淄博新天地休闲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4）张民初字第3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被上诉人新东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淄博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维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新商场公司）、淄博新天地休闲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审理程序违法。1、在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反对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坚持追加两个第三人，致使拖延诉讼周期。2、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淄执复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原新新商场公司被被上诉人收购，法人资格终止。一个法人资格终止的企业，不能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本案系确认之诉，而原审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非所请。三、原审法院违反证据审核的法律证明原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于国家机关的档案，证明力大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四、本案系确认之诉，原审法院收取诉讼费14700.00元，无法律依据。五、被上诉人收购新新商场公司的全部资产，其取得资产的依据是《企业改制收购协议》应合法有效。东升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诉求确认东升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签订的合同有效，一审法院为了查清合同内容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将合同的当事人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程序合法。二、上诉人从房管局复制的企业收购合同除了房屋过户内容真实外，其他内容不真实，所以一审法院在认定实际收购行为是新天地公司收购新新商场公司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内容明确，非判非所请。三、两第三人的法人资格没有被工商部门注销，法人资格依然存在。四、上诉人认为其从房管局取得的证据效力高于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违反了证据适用的若干规定，属于违法，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新天地公司未作答辩。刘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2005年3月21日被告东升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签订的《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合法有效。二、判令被告东升公司在接受范围内对原新新商场公司的本笔工商银行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案外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于2011年11月4日以新新商场公司、案外人淄博市张店化工采购供应站为被执行人向提出执行申请，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付款义务。由于2011年9月30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与原告刘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依法享有的新新商场公司名下110万元贷款债权转让给原告刘钢。2011年11月7日，作出（2011）张执字第2292-1号民事裁定书，变更刘钢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随后于2011年11月8日、10日分别作出（2011）张执字第2292-2、3、4号民事裁定书，以新新商场公司相关债权债务已由东升公司承担为由，裁定追加东升公司为该案的被执行人。东升公司不服并提出异议申请，主张东升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的《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收购新新商场公司的实为新天地公司。于2012年3月19日作出（2011）张执字第2292-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需要各方进一步明确两份收购协议的效力，执行程序不应处分案外人的实体权利，裁定撤销了（2011）张执字第2292-2、3、4号民事裁定书。刘钢不服，申请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理由驳回了刘钢的复议，并明示其应通过诉讼或其他法定程序解决。为此，刘钢作为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2005年3月21日被告东升公司与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签订的《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合法有效。针对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的诉辩，另查明，2005年3月21日，被告东升公司（甲方）与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乙方）签订《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一份，约定：一、关于资产、债务问题。甲方提供750万元用于支付乙方所欠职工的集资款、股金、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医疗补贴和2000年12月份前在财务挂账但未予报销的医疗费、银行贷款、土地过户费、评估费、土地出让金及相关工本费用、离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及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按条款规定应支付的补偿金等。乙方则须在上述的问题处理完毕的三十日内，负责将名下的土地及房产转移到甲方名下；二、关于在职职工安置问题。乙方现有职工149名，甲方负责全部安置，由职工自主选择安置办法，职工填写个人安置选择表后，由乙方与职工本人签订协议。在职职工可选择安置上岗，由甲方安排适当的岗位，工资待遇按岗位不同有所差别，但最低工资不低于530.00元，甲方为其交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按规定个人负担的部分自理。与职工签订有劳动部门签章的劳动合同。在职职工还可选择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自谋置业，甲方发给一定标准的经济补偿金。此外，协议双方还对离、退休人员的安置及欠缴的相关费用及未予报销的医疗费、补偿金等的支付期限、履行期限、解决争议的办法做出约定。2005年10月12日，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向原淄博市张店区财贸局递交《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关于房产、土地情况的报告》一份，报告称：新新商场位于张店区××北首。1979年建成开业，2000年11月改制成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商场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股东169人，离退休人员32人。企业负债情况，欠银行贷款210万元，职工集资款65万元，股东股金71万元，欠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金、滞纳金163万元，职工医药费5.1万元（改制前所欠），待支付费用、安置职工补偿金，按每年500.00元补偿，需要230万元，欠职工4年工资，共计744.1万元（不包括所欠职工工资）。2005年3月份，经多方努力，在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新新商场公司与东升公司签订收购协议，东升公司出资750万元接受新新商场公司。根据协议，债权债务由淄博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承担，并安置职工、接管全部离退休人员，新新商场负责将房产、土地过户至东升公司名下。新新商场在改制中由于当时无资金，加之企业法人出了事故，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所以房地产、土地一直留置在淄博新新商场名下（淄博新新商场于2001年改制为本案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2005年3月与东升公司签订协议后，新新商场公司申请房产、土地过户至今，为了解决新新商场公司的困难，安置好近200名职工，请政府部门给予支持。2009年4月2日，原淄博市张店区财贸局出具《关于同意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房地产过户的函》，同意为其办理相关房地产过户手续。2009年8月6日，新新商场公司名下房产经淄博市张店区房地产管理局过户至被告东升公司名下。2005年3月21日，在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与被告东升公司签订《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的同日，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另与第三人新天地公司签订《企业收购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与新新商场公司与东升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基本相同，但新新商场公司与新天地公司签订的协议增加了案外人淄博东皇置业有限公司为担保人。此外，两第三人公司还另行签订了《资产收购合同》，主要约定了收购过程中成立临时工作小组、所收购的资产和债务、资产和债务的处理、安置问题等细则，淄博东皇置业有限公司亦作为新天地公司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该协议第二条第三项约定：“其中，新新商场公司所使用的土地属于新天地公司收购资产的范围，双方协商将其过户至新天地公司指定企业的名下”。两第三人签订的该份《资产收购合同》没有记载签订日期。又查明，新新商场公司、新天地公司均被相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其企业登记处于吊销状态，并未有相关注销登记；新天地公司系被告东升公司与淄博东皇置业有限公司各出资500万元成立的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股份，被告东升公司同时系淄博东皇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占公司股份的36%。被告东升公司为证明己方的抗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一、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与新天地公司签订的《资产收购合同》、《企业收购协议书》各一份；二、新新商场公司与原职工李玉芳、祝燕、吕角祯等人签订的经张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签证的劳动合同，以及新天地公司与李玉芳、祝燕、吕角祯等人签订的经张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签证的劳动合同；三、新天地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职工ＸＸ霞、张金凤、姜鲁榕等2005年5月28日签订的安置合同三份；四、新天地公司支付新新商场职工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职工安置费等费用凭证；五、新天地公司与北京同仁堂淄博药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新天地公司向北京同仁堂淄博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收取租金的发票；六、东升公司、淄博东皇置业有限公司将位于张店区美食街新天地休闲购物广场的房屋及设施租赁给新天地公司的租赁合同一份、新天地公司向东升公司的借款单一宗；七、新天地休闲购物广场的竣工验收备案表一份；八、新新商场公司于2013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记载：新新商场公司于2005年3月与新天地公司商谈资产收购事宜，并与其签订了《资产收购合同》和《企业收购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新天地公司支付了新新商场公司企业职工的集资款、养老保险、医疗费等款项，并安置了职工；新新商场公司也将房屋交付新天地公司，但一直没有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2009年，新天地公司要求将房屋过户至东升公司名下，新新商场公司依约予以协助，向房管局、财贸局等部门出具了与东升公司签订的《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及相关手续，这些材料仅是为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使用，不是东升公司收购新新商场公司。被告东升公司主张，其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充分证实真正实际履行收购协议的双方是新新商场公司与新天地公司，第三人新天地公司实际依《资产收购合同》、《企业收购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安置职工上岗、安置自谋职业职工、为新新商场公司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的义务。新天地公司还将新新商场公司依约交付的房产租赁给北京同仁堂淄博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并在收取其交纳的租金后以新天地公司的名义为其出具了正式发票。新新商场公司也出具证明证实了东升公司的主张。东升公司与新天地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应分别单独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东升公司合法开发了位于新天地休闲购物广场的房产，并将其出租给新天地公司，新天地公司尚欠东升公司房屋租金1000万元，此外还欠东升公司借款402.8338万元，新天地公司最终指示新新商场公司将其名下房产过户到东升公司名下，并非无偿。经质证，原告刘钢主张相关新新商场公司与东升公司的收购协议均取自房管部门的档案，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对于两第三人之间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企业收购协议书》的落款时间虽与新新商场、东升公司签订《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一致，但该收购协议签订时，新新商场公司的法人仍在服刑中，因此对公章加盖的时间有异议，且《资产收购合同》没有签署时间；对于新天地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原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从新天地公司吊销执照的时间看，职工只签订了不到两年的合同又下岗，不能证明已经安置。东升公司占有新天地公司50%股份，不能排除东升公司安排新天地公司安置新新商场公司职工的可能；对于新天地公司的安置合同、交纳相关费用凭证、与同仁堂药店的租赁合同、发票均有异议，新新商场公司的资产被被告承受，财产是公司债务的担保，债务应当跟着财产走，即被告应当承担新新商场公司的债务，被告东升公司是新天地公司的控股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新新商场公司被新天地公司收购。被告东升公司收购新新商场，被告将原职工安置在哪，是被告750万元的对价组成部分；对于东升公司与新天地公司的租赁合同、借款单、竣工验收备案表，与本案无关；因新新商场公司早在2005年就被取消营业资格，人员被安置，不可能在2013年出具证明，所以对新新商场公司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且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与淄博市张店区财贸局出具《关于同意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房地产过户的函》在内容上矛盾。在庭审中，被告东升公司对于新新商场公司名下所涉房产已经过户到东升公司名下的事实予以认可，对于其辩称的房产过户原因与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向原淄博市张店区财贸局递交《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关于房产、土地情况的报告》以及原淄博市张店区财贸局出具《关于同意淄博新新商场有限公司房地产过户的函》内容相矛盾向法庭陈述为：按照真实的资产收购协议，新新商场公司应该将房产过户给已经承担债务的第三人新天地公司名下，又因新天地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在协议书约定房产要由新新商场过户到新天地公司指定的公司名下，因此，在2005年双方并没有确定将房产过户到哪个单位，新新商场公司将房产实际交付给新天地公司，新天地公司在2006年至2008年将房产出租给北京同仁堂淄博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使用，并新天地公司收取租金以及向同仁堂药店开具发票。因新天地公司在租赁东升公司房产经营新天地休闲购物广场的过程中，借了东升公司大量款项，加之所欠租金不能支付，在2009年新天地公司将尚在新新商场名下的房产指定落户到东升公司名下，用以抵顶欠款。为了能够将房产直接落户到东升公司名下，新新商场公司配合东升公司比照两第三人公司签订的收购合同，又打印了一份类似合同，并减少了担保的东皇公司，再由新新商场公司向财贸局提交申请书，该申请书是2009年书写的，落款是2005年10月12日，这正是财贸局给出的批复落款是2009年的原因。此外，由于第三人新天地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法庭要求被告东升公司提交新天地公司向新新商场公司支付收购款的相关证据，被告东升公司主张自己与新天地公司系两个独立的公司法人，新天地公司一直由外方控制，被告无法随意取得新天地公司的财务资料。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钢虽非《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的签订双方，但原告刘钢提起此次诉讼存在具体的事实与理由，原告须启动诉讼程序并经实体审理确认被告东升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签订的收购合同合法有效与否，由此判断是否应当由东升公司承担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债务，最终形成原告刘钢在另案执行新新商场公司债权的过程中能否追加东升公司为被执行人的依据。因此，刘钢作为原告起诉所涉协议的效力如何，与其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刘钢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对于被告东升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如何准确认定新新商场公司的实际收购方，成为审理本案的关键。本案涉及两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签订的两份收购协议，且两份协议均签署在同一日，原告刘钢虽主张新新商场公司与新天地公司签订收购协议时新新商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在服刑，因此对加盖公章的时间有异议，但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两第三人签订的协议非真实协议，同时原告的该项主张也无法对新新商场公司与东升公司在同一天签订的收购协议的真实性作出解释。根据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则，实际的收购公司应当负有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涉案两份收购协议虽涉及的收购单位不同，但约定的权利义务相同，其中不仅约定了收购后所承接的相应资产及债务的承担，还对职工安置、支付失业金、交纳社保费用等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约定。被告东升公司虽拥有第三人新天地公司50%的股份，但其与第三人新天地公司仍是依法登记的独立公司法人，被告东升公司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是第三人新天地公司支付了750万元收购款，但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是第三人新天地公司实际履行了安置新新商场公司原职工、为其交纳社会保险等收购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新天地公司与北京同仁堂淄博药店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及租赁费发票，也可以证实收购协议签订后，是新天地公司实际接收了新新商场公司的相关房产并对外进行出租。综合第三人新天地公司的答辩意见以及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实际与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履行企业收购合同的是第三人新天地公司，又因新天地公司为抵顶东升公司的债务，才依协议指示新新商场公司将房产过户至东升公司名下的事实。原告刘钢仅主张其提供的被告与新新商场公司签订的收购协议取自相关房产部门，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东升公司实际履行了除过户房产之外的协议内容，其并不能充分证实该协议系实际履行的收购协议。因此，对于原告刘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0.00元，由原告刘钢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刘钢非涉案《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的签订当事人。另查明，2016年5月30日，被上诉人淄博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新东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刘钢诉求确认原审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与被上诉人东升公司签订的《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有效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作分析认定如下：一、合同有效是指法律对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予以肯定评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出诉讼，合同法律关系之外第三人无权主张该合同有效。本案所涉《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书》系东升公司与新新商场公司签订，上诉人刘钢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钢对涉案合同不应享有诉权。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被上诉人东升公司与合同另一方的当事人即原审第三人新新商场公司均自始未抗辩或主张双方签订的《企业改制收购协议》无效，只是被上诉人东升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抗辩主张该《企业改制收购协议》未实际履行，而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对合同效力无影响力，且涉案《企业改制收购协议》亦未被依法撤销，因此作为该《企业改制收购协议》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默认双方签订的《企业改制收购协议》的效力即该企业改制合同为有效合同。对此，作为该企业改制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刘钢亦无需对该改制合同提出确认有效的诉讼主张。综上两点，对刘钢的起诉应依法驳回。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刘钢享有诉权不当，应予以改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4）张民初字第35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刘钢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00元，退还上诉人刘钢14700.00元；上诉人刘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胡 静审 判 员  李灵福代理审判员  张维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