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四终字第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香港钜富�展有限公司（英文名称：GRANDFIELDDEVELOPMENTLIMITED
法定代表人：察时平，董事。
委托代理人：谈杰，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察时安，男，汉族，1966年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吉（RIYONGGIL），男，1959年12月2日出生，国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系“东亚9号（DONGYANO.9）”轮水手。
委托代理人：姜成慧，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香港澳洋海运有限公司（英文名称：AOYANGMARINECOMPANYLIMITED），STARHOUSE，3SALISBURYRD，TSIMSHATSUI，KLN，HK。
原审第三人：朝鲜大同江贸易会社（英文名称：KOREATAEDONGGANGTRADINGCORP.）。
法定代表人：高景镇（英文名称：KOKYONGJIN），社长。
上诉人香港钜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永吉，原审第三人香港澳洋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公司）、朝鲜大同江贸易会社（以下简称大同江会社）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法院（2011）青海法海商初字第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3日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钜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谈杰、察时安，被上诉人李永吉的委托代理人姜成慧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澳洋公司、大同江会社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永吉在原审中起诉称：其于2011年6月25日到“东亚9号”轮任水手职务。自其登船之日起至今，钜富公司未向其支付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资、伙食费、登船交通费及住宿费等）。截止到2011年10月25日，钜富公司已拖欠其2028.125美元未支付。经多次催要工资和相关费用未果，请求判令：1、钜富公司向其支付截止至2011年10月25日的工资及伙食费共计1844美元及计算到离船回国时�增加部分；2、钜富公司向其支付上船差旅费184.125美元和遣返费300美元；3、由钜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其于第一次庭审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钜富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及伙食费由1844美元增加到6088美元。
原审法院查明：“东亚9号（DONGYANO.9）”轮为柬埔寨籍船舶，系钢质散杂货船，船舶总吨为1592，净吨为692，船长77.02米、宽、13.20米、深7.75米，船舶所有人为钜富公司，现该轮船体标识为“PAEKSONG3”。根据该轮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显示，该轮最低安全配员人数为8人。
2011年5月6日，澳洋公司与大同江会社签订船员聘用合同，约定：由大同江会社提供16名朝鲜船员，到澳洋公司安排的柬埔寨籍船“DONGYANO.9”轮（计划改名为PAEKSONG3）上工作；16名船员的聘用采取“大包”的原则，即每个合同期（12个月）的合同总金额为每年192000美元（每个月16000美元），合同期为12＋12个月，由澳洋公司选择；合同金额包括大同江会社的管理费、船员工资、节假日加班费和船上的常规加班费；伙食费单独计发，每人每天4美元标准；该合同的执行与费用起算日为船员实际登轮日开始；若因澳洋公司的原因提前终止合同，则上、下船差旅费用及船旗国证书费用由澳洋公司承担；澳洋公司须于每月20日前将上个月的各项费用即16000美元汇入大同江会社指定的银行账户，并由大同江会社按照其规定发放给船员，船员伙食费按照每人每天4美元标准在每月底预付下一个月；原则上，合同期满前不准船员下船，如因特殊原因大同江会社需要将船员调换下船时应事先通知澳洋公司，并经澳洋公司同意后方可下船；合同双方有权在任何时候单方提出解除本合同，但至少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对方；就争议解决方式，双方约定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时，提交中国海事法院解决，并约定合同适用香港的有关法律。
李永吉于2011年6月25日在中国石岛港登上“东亚9号”轮，并担任水手职务。钜富公司为其办理了登轮手续。根据船员工资申请表的记载，李永吉在船工作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为800美元。对于李永吉的月工资标准，钜富公司在庭审中主张应按照16名船员全部在船时每人的月工资数额作为标准进行计算。
李永吉主张自朝鲜平壤出发到在石岛港登上“东亚9号”轮，共产生差旅费184.125美元。对此，大同江会社作为船员劳务输出单位予以确认。
李永吉登轮后，“东亚9号”轮处于停航靠泊状态。在此期间，李永吉进行了船舶修理等作业。
因澳洋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大同江会社支付船员聘用合同中约定的款项，大同江会社亦未向李永吉发放包括船员工资在内的任何费用。为支持李永吉主张船舶优先权并索要劳务报酬，大同江会社于2011年10月30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对“东亚9号”轮现任16名朝鲜船员的身份及授权委托事项进行现场确认。2011年10月24日，原审法院在“东亚9号”轮上对相关船员身份予以确认，大同江会社社长韩淳哲（HanSunChol）在场见证。李永吉为索要劳务报酬并主张船舶优先权，于2011年11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要求扣押钜富公司所属的“东亚9号”轮。原审法院于2011年11月10日依法裁定准许李永吉申请，将该轮在荣成和兴船业有限公司所属码头予以扣押。
2011年12月5日，山东海行家律师事务所的孙竟塰律师作为钜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山东省威海市威海卫公证处办理了证据保全公证，并协同该公证处公证人员陈军、崔晓丽于当日1650时共同来到荣成和兴船业有限公司所属码头，向“东亚9号”轮大副送达了要求该轮上朝鲜船员立�离船的《通知书》，大副将《通知书》内容翻译给该轮船长后，船长表示不同意离船。公证人员在场对此予以见证，并制作相应公证书。
2011年12月27日，李永吉在石岛边防检查站办理了离船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就本案而言，本院已裁定准许李永吉申请，对“东亚9号”轮予以扣押，且在船员聘用合同中明确约定在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由中国海事法院管辖，因此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李永吉、钜富公司及大同江会社均主张适用中国法律。本案中，澳洋公司与大�江会社签订的船员聘用合同虽约定适用香港法律，但双方均未向法院递交相关香港法律，且澳洋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自行放弃提出相关主张的权利。而涉案合同的签订地、实际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3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澳洋公司与大同江会社签订的船员聘用合同合法、有效。在大同江会社根据合同约定安排涉案船员到“东亚9号”轮提供劳务的情况下，澳洋公司负有依照合同约定向大同江会社支付包括船员工资等相关费用的义务。同时，大同江会社为履行其与澳洋公司之间的船员聘用合同而雇佣李永吉，并将李永吉外派到钜富公司所属的“东亚9号”轮上从事雇佣活动，其与李永吉之间形成事实上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在李永吉登轮并提供劳务的情况下，大同江会社负有向李永吉支付相应劳务报酬的义务。
对于大同江会社提出因澳洋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其支付相应款项，致使其未能向李永吉支付劳务报酬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大同江会社与澳洋公司的船员聘用合同关系，相对其与李永吉之间形成的事实劳务关系，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澳洋公司未向大同江会社支付相应款项，不能构成大同江会社对李永吉劳务报酬支付义务的免除。故，大同江会社负有依照合同约定及李永吉提供劳务的情况，向李永吉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
对于李永吉的月工资标准。李永吉主张根据大同江会社签章确认的船员工资申请表的记载情况予以认定；钜富公司提出李永吉在船工作的月工资数额应以16名船员全部在船时每人的月工资数额作为标准予以计算，两者均为每月800美元。结合李永吉自2011年6月25日至2011年12月27日的在船工作时间，大同江会社应向李永吉支付工资4880美元；同时，大同江会社应按照每人每天4美元的伙食费标准乘以李永吉实际在船工作天数，向李永吉支付伙食费744美元。
对于李永吉主张的差旅费184.125美元及遣返费300美元，系李永吉为登船提供劳务而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根据船员聘用合同，在因澳洋公司原因提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船员上、下船差旅费应由澳洋公司向大同江会社支付；而大同江会社已对李永吉因登船所产生的差旅费进行书面确认。在大同江会社未依照事实劳务合同关系向李永吉支付劳务报酬、进而迫使李永吉解除事实劳务合同关系情况下，大同江会社应向李永吉支付上述费用。
对于钜富公司提出其与李永吉之间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钜富公司从未向李永吉发出过任何指示并安排其在船工作、不负有向李永吉支付工资等劳务报酬义务的抗辩。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李永吉主张的船员工资等劳动报酬，根据其与第三人大同江会社之间形成的事实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大同江会社负有直接的支付义务。鉴于李永吉未将大同江会社列为被告，也未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偿付义务，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法院对此不予裁判。同时，钜富公司作为“东亚9号”轮的船舶所有人，为李永吉办理登船手续，李永吉在钜富公司所属的“东亚9号”轮上提供劳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李永吉作为船员，其依据事实劳务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的给付请求对“东亚9号”轮具有船舶优先权，有权向该轮船舶所有人即钜富公司提出�事请求。且，李永吉已通过法律程序向本院申请扣押了“东亚9号”轮。故，李永吉有权在事实劳务合同相对方即大同江会社未向其支付船员工资等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依据法定的船舶优先权要求钜富公司在“东亚9号”轮船舶价值范围内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对于钜富公司提出李永吉非法侵占其所属船舶，且李永吉在钜富公司要求下拒绝离船，应对李永吉的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抗辩。经查证，李永吉登船并在“东亚9号”轮上提供劳务，系钜富公司为其办理登船手续，不存在李永吉非法侵占其所属船舶的情况。而李永吉在“东亚9号”轮上提供劳务，是为履行其与大同江会社之间的事实船员劳务合同，李永吉的行为不存在过错。故，对钜富公司提出的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钜富公司提出李永吉系为船名为“PAEKSONG3”船舶提供劳务、与钜富公司无任何关系的抗辩。经查证，现“东亚9号”轮船体标识为“PAEKSONG3”，但该船体标识并非其注册登记船名，该轮船名仍为“东亚9号”轮，该轮船舶所有人系钜富公司。故，钜富公司提出的该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钜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永吉支付船员工资4880美元；二、钜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永吉支付伙食费744美元；三、钜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永吉支付差旅费184.125美元及遣返费300美元；四、钜富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以其所属的“东亚9号”轮现存船舶价值为限；五、驳回李永吉的其他诉讼请求。若钜富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前海事请求保全费人民币212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0元，由钜富公司负担。
钜富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李永吉是由澳洋公司安排上船，并听从澳洋公司的指示。钜富公司与澳洋公司之间并非代理关系，也未委托澳洋公司聘用涉案船员。事实上，钜富公司与澳洋公司之间只是光船租赁合同关系。原审判决也认定了李永吉与大同江会社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因此，钜富公司与李永吉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劳务合同项下支付劳务报酬的义务。2、李永吉未举证其在船提供了劳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永吉等船员是非法侵占船舶。钜富公司多次要求船员离船均遭非法无理拒绝。无奈只能于2011年12月5日在公证处的公证下要求船员离船。但是李永吉等船员依然拒绝离船，非法侵占船舶，其离船时间应当确定为2011年12月5日。3、李永吉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一份证据能够证明差旅费和遣返费已经实际发生。如果差旅费实际发生，李永吉等人应当提供数额能够对应的相关票据加以证明。在其没有提供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法院仅凭第三人大同江会社确认书就作出判决，未免太过草率。李永吉离开涉案船舶当日即登上了另一条船舶工作，钜富公司根本无需支付所谓的遣返费。4、与李永吉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是大同江会社，李永吉的债权不具有船舶优先权，钜富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直接适用船舶优先权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的相关规定，请求：1、撤销青岛海事法院作出的（2011）青海法商初字第53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永吉承担。
被上诉人李永吉答辩称：1、李永吉为“东亚9号”轮提供劳务理应获得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等，李永吉通过法定程序，对“东亚9号”轮申请扣押，行使船舶优先权，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符合我国《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的规定。李永吉的工资、劳动报酬和遣返费用，虽不直接和钜富公司产生联系，但李永吉作为船舶优先权的权利人，可直接向钜富公司提出请求，要求钜富公司承担义务。2、李永吉到“东亚9号”轮上提供劳务具有合法、合理理由，不存在非法侵占钜富公司船舶。李永吉基于履行与澳洋公司之间的船员聘用合同，在船舶被依法扣押后，在没有澳洋公司的终�聘用合同要求离船的通知或者海事法院出具的要求船员离船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李永吉是不应擅自离船的，也不可以随便听从其他人或公司的指令擅自离船。并且，由于李永吉无力预交聘请边防看船的费用，青岛海事法院并未对“东亚9号”轮委托边防看船，在此情况下，李永吉留在船上，除了正常值班工作，保证船舶的安全以外，还兼具了防止钜富公司换人后开船逃逸的作用。3、李永吉在船工作的时间应当按照一审法院查明的有边防证明的实际登船、离船时间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李永吉工资、伙食费、差旅费和遣返费的数额正确。综上，李永吉以船舶优先权向钜富公司主张权利证据确凿、于法有据，钜富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钜富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结论。
原审第三人澳洋公司、大同江会社未提交陈述意见。
本院�审审理查明：钜富公司和李永吉共同确认：大同江会社作为船员代理与澳洋公司签订船员聘用合同，李永吉等船员与澳洋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二审审理期间，钜富公司提交了其分别于2011年10月17日和2011年11月4日致澳洋公司的《通知函》，《通知函》中载明，因双方未就船舶租赁达成一致，要求澳洋公司安排的朝鲜籍船员马上下船。李永吉对于《通知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份通知与李永吉无关，澳洋公司并未通知其下船，而且其也不受钜富公司的管理。李永吉与钜富公司在二审审理中共同确认，李永吉的工资标准为800美元／月，伙食费标准4美元／天，李永吉的上船时间为2011年6月25日。双方对于李永吉的离船时间存在分歧，钜富公司认为，其于2011年12月5日通过公证机关向李永吉等船员送达离船通知之日为李永吉的应当离船时间，按此计算，李永吉实�在船时间为163天，工资总额为4346.667美元，伙食费补助652美元。李永吉认为，其离船时间应为其实际办理离船手续之日，即2011年12月27日，为实际离船之日，按此计算，李永吉实际在船时间为185天，工资总额为4880美元，伙食费补助为744美元。本院审理认为，李永吉与钜富公司共同确认的工资标准，伙食费补助标准以及李永吉登船时间与原审判决认定的数额一致，对此应予确认，本案中是以李永吉应当离船时间还是实际离船时间计算其在船期间，在后将结合证据予以认定。
钜富公司另陈述，其所属四条船舶长期停泊在荣成和兴船厂，2011年，钜富公司与澳洋公司就“东亚9号”轮的光租进行协商并草拟了合同，但在合同未签字的情况下，就由澳洋公司联系进行船舶的维修，随后，澳洋公司雇佣的船员登船，钜富公司留守的看护船舶的船员离船。该陈述内容李永吉等船�予以认可。
审理中，钜富公司提出李永吉等船员在本案的一审审理期间未主张船舶优先权，因此，本案不能判决其在船舶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李永吉等船员提出，其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反复提出其主张了船舶优先权而且已申请扣船，所以原审判决其工资等债权对船舶享有优先权是正确的。
本案一审卷宗记载，2011年11月9日，李永吉等船员向原审法院申请扣押“东亚9号”轮，原审法院根据船员的申请于2011年11月10日扣押该船舶。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多次开庭，其中2012年3月13日第一次法庭审理笔录中记载李永吉等船员提出：“原告在被告船舶已被法院扣押的前提下，向被告主张船舶优先权。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应得工资及其他待遇”；2012年6月27日第二次法庭审理笔录记载李永吉等船员提出：“自船员上船之日至船员离船之日，被告未支付任何工资、伙食费等其他福利�待遇，根据海商法规定，原告有权依据优先权向被告主张上述费用”；在该次审理法庭辩论结束的最后陈述中，李永吉等船员提出：“根据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特主张此工作期间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及船员遣返费用”；2013年1月17日，原审法院恢复审理的法庭审理笔录中记载李永吉等船员提出：“本案涉案船员向被告主张的是船舶优先权”，随后又提出“就涉案16名船员在船工作的事实情况及法律后果由船东承担，在船东及其他付款义务方未支付工资、伙食费等其他劳务费用的情况下，涉案16名船员依法主张船舶优先权，望法院依法判如所请”。上述记录表明，李永吉等船员已经申请扣押船舶，并在扣押船舶后多次提出优先权请求，钜富公司认为李永吉等船员未提出优先权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查明其它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大同江会社为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注册设立的公司，钜富公司和澳洋公司为在中国香港注册设立的公司，李永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本案为涉外劳务合同纠纷，应当适用涉外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审理本案。原审法院根据法律冲突规范确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解决当事人争议的准据法，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二审审理期间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李永吉与钜富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二、李永吉在船期间的工资数额如何计算；三、李永吉登船差旅费和遣散费计算是否正确；四、李永吉是否在本案审理中向钜富公司主张了船舶优先权。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李永吉与钜富公司的共同陈述，大同江会社作为船员代理与澳洋公司签订船员聘用合同，李永吉等船员与澳洋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李永吉与钜富公司的上述陈述可以由大同江会社与澳洋公司签订的船员劳务合同印证，因大同江会社和澳洋公司未有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认定其放弃了实体抗辩的权利，本院确认李永吉与钜富公司的上述共同陈述。澳洋公司应当依据其与船员之间的劳务关系向李永吉等船员支付工资等报酬并承担相应的约定费用。尽管李永吉等船员依据澳洋公司的指示登上“东亚9号”轮工作，但其与“东亚9号”轮的所有人钜富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原审判决也未认定钜富公司与李永吉存在劳务关系，由于李永吉等船员在船工作产生的工资等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性质，其只有对船舶所有人提出给付请求才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原审判决判令钜富公司向李永吉等船员支付工资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船舶优�权的规定，该认定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李永吉与大同江会社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问题，钜富公司与澳洋公司就“东亚9号”轮船舶租赁进行协商，在双方未最终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作为船舶所有人的钜富公司就允许澳洋公司修理船舶，澳洋公司出于将来履行合同的需要开始招募船员，并通过大同江会社的中介与李永吉等16名船员签订了船员劳务合同，就报酬和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随后，李永吉等船员根据澳洋公司的指令登上“东亚9号”轮，在登船的过程中，钜富公司不仅撤走了自己的船员，而且帮助李永吉等人办理了登船手续。李永吉等船员登船不仅得到雇主澳洋公司的同意，也得到船舶所有人钜富公司的同意，其登船及在船期间并未非法占有船舶。根据船员劳务合同的约定，船员工资是以总包的形式确定，船员在船工作听从雇主澳洋公司的安排，因此，船员在船是否实际提供劳务以及提供哪些劳务不是工资给付的条件，本案审理中，未有任何一方提出船员未听从雇主的安排，应当扣减报酬的主张，因此，船员无需举证证明其提供了哪些劳务而证明其应得报酬数额。在本案审理中，李永吉、钜富公司在确定船员工资标准时，根据船员职位、工种的不同分别予以确认，且总额不超过船员劳务合同总额，在雇主和相关方无异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共同确认认定每个船员的工资标准。关于李永吉的离船时间，虽然钜富公司先后向澳洋公司发出船员离船通知，但是澳洋公司作为雇主并未向李永吉等船员下达离船指令，特别是钜富公司于2011年12月5日通过公证机关向李永吉等船员送达离船通知时，李永吉等船员已因报酬等与雇主形成纠纷，并扣押了“东亚9号”轮，�李永吉等船员无资金办理离船手续，钜富公司和雇主在未能安排李永吉等船员离船事宜的情况下，仅是单方强行令其离船，李永吉等船员未离船不存在过错，不能依据钜富公司送达公证手续之日认定船员的应离船日期，应以李永吉实际离船之日，即2011年12月27日作为其离船之日。依据上述认定，本案中李永吉的工资标准为800美元／月。李永吉自2011年6月25日登船，至2011年12月27日离船，实际在船时间为185天，工资总额为4880美元，伙食费补助为744美元。
关于第三个问题，李永吉为登船产生的差旅费未提供票据证明，但其明确列明了登船旅行的历程及住宿、车船票的花费，该项费用基本符合各区段的费用价格，且原审法院对此已经做出认定，本院对此也予以确认。按照船员劳务合同的约定，李永吉等船员劳务期间为1年＋1年，李永吉等船员提前离船是由于澳洋公司单方�约所致，按照船员劳务合同的约定，澳洋公司应给予船员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李永吉提出的遣散费用数额不超过上述约定数额，原审法院对李永吉主张的遣散费用予以认定是正确的。
关于第四个问题，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李永吉等船员在本案的一审审理阶段已经申请扣押了“东亚9号”轮，而且在本案的审理阶段明确提出了优先权请求。其优先权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优先权行使的规定。澳洋公司作为李永吉等船员的雇主，雇佣李永吉等船员在“东亚9号”轮上工作，李永吉在船工作期间产生工资4880美元，伙食费补助744美元，差旅费184.125美元及遣散费300美元。上述费用澳洋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支付，在澳洋公司未予支付的情况下，李永吉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向船舶所有人钜富公司提出海事请求，并对产生该项海事请求的船舶依法享有船舶优先权。
综上所述，钜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李永吉等船员与大同江会社存在劳务关系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但该认定不影响钜富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基本清楚，法律适用得当，判决结果应当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0元，由钜富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洁
审 判 员 付本超
审 判 员 赵 童
审 判 员 董 兵
代理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迟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