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04民初245号
原告杜苏玲。
委托代理人巢烨、成华，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恒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新世界花苑15-2幢905室。
法定代表人成钢，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成钢。
被告钱晓远。
原告杜苏玲诉被告常州市恒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聚公司”）、成钢、钱晓远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巢烨、成华，被告成钢（恒聚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钱晓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恒聚公司签订《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书》一份，被告成钢为恒聚公司代理人，该协议约定原告委托恒聚公司代理投资咨询金额为30万元，期限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2014年6月19日止；恒聚公司承诺委托期间内原告的投资本金不受损失，并固定10%的年收益回报。同日，原告委托案外人张国梅将其一张存有3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给了被告成钢。协议到期时，被告恒聚公司应向原告支付本金30万元及3万元年收益。2014年6月6日，被告成钢、钱晓远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承诺30万元的借款于2014年6月20日到期后给付，还约定如逾期还款的，按年利率10%向原告给付利息。同日，因3万元年收益如何支付的问题，经协商，原告愿意3万元年收益减免1万元，被告成钢、钱晓远向原告出具借条，承诺2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偿还。此后，被告分别于2014年6月20日、8月14日归还原告15万元、7万元，原告多次催要剩余款项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万元，及从2014年8月15日起至该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
被告恒聚公司辩称，对《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书》无异议，30万元中只有25万元属于原告投入资金，5万元属于另一客户王梁的资金，统筹在原告同一账户，现已归还。
被告成钢辩称，对于原告主张的款项，我已经偿还本金22万元，还剩3万元，另加收益（利息）2万元，本息合计5万元。
被告钱晓远未作答辩，也未提交相关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恒聚公司（甲方）签订《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乙方自愿授权甲方全权代理其进行贵金属的投资、咨询业务，并按协商确定时间办妥相关手续；甲方为乙方代理投资，咨询的金额为叁拾万元整人民币，代理投资、咨询时间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6月19日止；甲方承诺在代理投资、咨询期间保证乙方的投资本金不受损失，并固定10%的年收益回报。2013年6月14日、6月17日，原告通过张国梅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8）分别转账存入20万元、5万元，现金存入5万元（代理人签名处有杜苏玲签名，银行网点为中国农业银行常州九洲广场支行），合计30万元。2014年6月6日，被告成钢、钱晓远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写明：“今有常州市恒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向杜苏玲借款叁拾万元正（￥300000.-），双方商定借款一年，于2014年6月20日借款到期。到期立即给付。如逾期则按10%年率给付利息。”同日，被告成钢、钱晓远又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写明：“今2014年6月20日向杜苏玲借款人民币贰万元正（￥20000元），双方协商约定于2014年12月30日偿还。”原告称，2万元的借条是30万元本金1年的利息，利息本应是3万元，原告让了1万元。2014年6月20日、8月14日，被告成钢通过其个人网银以转账形式分别归还原告15万元、7万元，合计22万元。后原告向被告催要剩余款项未果，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3年6月3日，张国梅在杜苏玲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76）内存入现金5万元，代理人签名处有张国梅本人签名，银行网点为中国农业银行常州永红支行。
庭审中，被告成钢称，5万元现金存款是另一客户王梁投资的委托理财资金，王梁与我签订了《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书》一份，约定该资金统筹在张国梅的上述银行账户，该笔现金款由王梁交给被告恒聚公司总经理钱晓远后，再由恒聚公司员工去银行办理了存款手续（提供张国梅账户存款凭条一张，金额为5万元），员工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2016年6月23日，本院询问成钢，成钢称前期在与杜苏玲谈投资款的时候就约定了30万元的投资标的，之后杜苏玲只凑到25万元，为了能达到之前约定的30万元投资款，公司联系上了意向客户王梁，由于该客户与成钢、杜苏玲、钱晓远都是多年的好朋友，愿意投资帮助，最终30万元达到约定要求，在一年的操作过程中，该笔投资款发生亏损，在协议没有到期之前，成钢、钱晓远就与杜苏玲进行协商还款事项，由于前期合约金额为30万元，所以成钢和钱晓远就签订了与合约一致的借条。至于为什么只向杜苏玲一人出具30万元的借条，而不向王梁单独出具5万元的借条，是因为王梁在我公司没有开投资平台账户，而且王梁的5万元是统筹在张国梅账户上的。张国梅的银行卡开设之后由恒聚公司保存，是杜苏玲签完合约后交给公司的。王梁的《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书》中手写第8条“资金统筹在：户名：张国梅、农行：62×××78，客户号：32009329”，是签订合同时就有的，绝对不是事后添加的，如有弄虚作假，愿受重罚。借条是以我和钱晓远个人名义向杜苏玲出具的。2016年6月29日，成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上次法官问，借条是否以个人名义出具，本人回答“是”，我的意思是，我和钱晓远是以公司领导名义签的字，并不表示是我和钱晓远的个人借款，且签字借条上也写的很清楚，注明“另有一份协议与本借条属同一款项，不重叠”。
原告杜苏玲对被告成钢关于5万元现金存款来源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该款属于张国梅交给她的投资款，与王梁无关。2016年7月22日，本院询问杜苏玲，杜苏玲陈述：原告主张的30万元由三部分组成，20万元是我本人的，5万元是张国梅的，5万元是羌新宇的。杜苏玲提供2015年11月7日与成钢的通话录音内容，其中成钢允诺8万元当月还清，还有2万元到12月份还清。成钢对该部分通话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属于断章取义，对话内容记载不全，本案所涉30万元，其中25万元是杜苏玲筹集的，5万元是王梁的款项，而后在确认该笔款后，杜苏玲要求给予其一客户补偿5万元，我口头表示同意后续慢慢补偿，共计10万元，但口头同意的5万元与本案30万元无关。
2016年6月29日，本院询问钱晓远，钱晓远陈述，我在恒聚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杜苏玲是恒聚公司员工，担任总监一职，工资每月3000元，还有奖金，社保不交，因为杜苏玲自己开公司，杜苏玲与我在一个办公室，两张桌子；我确实向王梁出具过5万元的借条，当天我就将这笔钱交给了杜苏玲，要她尽快存入张国梅的账户上；杜苏玲分管的投资项目考核指标是不低于30万元，杜苏玲在办公室跟我讲，她自己出资20万元，张国梅出资5万元，后来张国梅也跟我说，她确实出资了5万元，还有5万元就是王梁的；我给杜苏玲的借条是以公司名义借的，我和成钢签字，因为借条中注明“另有一份借款协议与本借条属同一款项”，另一份借款协议就是指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书，大家都是熟人，而且投资协议上已盖有公章，借条中的款项与投资协议属于同一性质，也应该是公司借款。
2016年6月23日，本院询问王梁，王梁陈述：对我与成钢签订的《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书》真实性予以认可，确实向恒聚公司投资了5万元，投资款交给了钱晓远，之后钱晓远怎么处理我不清楚，这笔投资款在2014年下半年已经还给我了，由于我的身体原因提前支取了。
2015年12月3日，张国梅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写明：“2013年6月20日，杜苏玲与常州恒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钢签订了叁拾万元（30万元）投资代理协议。当日，我受杜苏玲之托，将本人所有的一张3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号62×××78）交给成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后来经我查询，2013年6月28日，该银行卡中的30万元从我银行卡账户上转出。我不享有该30万元的债权，该债权属杜苏玲所有。”2016年3月14日，本院询问张国梅，张国梅称：“《情况说明》是我本人签字，杜苏玲是我丈夫的姐姐，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8）是我开设的，卡上有5万元是属于我本人的，我把5万元交给杜苏玲理财，杜苏玲说1年利息2分，5万元1年利息1万元，卡上其他的钱我不知道是谁的。”2016年6月23日，本院再次询问张国梅，张国梅称，我的农行卡开卡时没有钱，5万元是开卡后存进去的，这5万元应该是我去操办的，具体时间忘记了；关于存款形式，张国梅前两次口述是转存，后又称好像是现金。2016年7月11日，本院第三次询问张国梅，张国梅称，5万元钱是交给杜苏玲的，放在我的银行卡上，我和杜苏玲一起去青山桥的农行开户、存钱，这张银行卡就是杜苏玲交给恒聚公司的那张农行卡，我没有和恒聚公司直接发生业务往来，与杜苏玲也就此一笔5万元，存款到底是现金还是转账真的记不清了。杜苏玲称，张国梅的陈述属实，我开车和张国梅一起去存的钱，在青山桥农行存的5万元，具体时间忘了，存钱的卡就是张国梅的农行卡，卡后来交给成钢了，我与张国梅之间就这一笔业务往来，以前没有往来，我们之间不存在借款、买卖等其他交易。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贵金属投资协议书》在原告与被告恒聚公司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2、原告交付被告的资金是30万元还是25万元？3、被告成钢、钱晓远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原告杜苏玲以张国梅的名义开设账户并投入资金，将账户控制权委托被告恒聚公司进行交易，恒聚公司承诺委托期限届满后向原告返还本金并支付固定回报，或者除支付固定回报外对超额投资收益约定由委托人和受托人按比例分成，故应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有保底条款的委托投资关系。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实质在于王梁的5万元投资到底有无统筹在张国梅的农行账户？关于杜苏玲、张国梅的陈述，2013年6月3日张国梅以现金形式存入杜苏玲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上的5万元，因杜苏玲、张国梅均认可双方之间仅此一笔5万元的投资款往来，无借贷、买卖等款项往来，且张国梅在2016年6月23日谈话笔录中称这5万元“应该是我去操办的”，故本院据此认定这笔5万款项即为张国梅交付杜苏玲的投资款，办理该笔存款的银行网点为中国农业银行常州永红支行，并非张国梅、杜苏玲口述的青山桥农行网点。关于钱晓远、王梁等人的陈述，2013年6月17日杜苏玲以现金形式存入张国梅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上的5万元，因张国梅、杜苏玲均承认双方之间只有一笔款项往来，故该笔5万元款项不能认定属张国梅所有，结合被告提供了该笔5万元存款凭条，应认定该笔款项属于王梁所有，据此，杜苏玲关于该笔5万元款项为张国梅投资款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向原告借款金额应认定为25万元，因原告自认被告已归还本金22万元，故被告还需归还3万元及相应利息。
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因借条的落款人签名为成钢、钱晓远，且还款方式为成钢通过个人网银转账，故本院认定借条的出具人应为成钢、钱晓远个人，被告成钢、钱晓远向原告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认定为债务加入，其也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另有一份借款协议与本借条属同一款项，不重叠”的表述，或能证明贵金属投资代理协议与借条属于同一标的，但不能以此排除成钢、钱晓远的债务加入，故被告成钢的有关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被告还需归还原告本金3万元、利息2万元（截至2014年6月20日），本息合计5万元；2014年8月15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10%继续计算。被告钱晓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常州市恒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钢、钱晓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杜苏玲借款本金30000元、利息20000元（截至2014年8月14日），本息合计50000元；自2014年8月15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继续计算；
二、驳回原告杜苏玲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7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250元，三被告负担1328元（原告同意三被告负担的诉讼费由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其支付，本院不再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李 俊
人民陪审员 朱婷萍
人民陪审员 李仲成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孙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