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08民初1578号
原告：张某1，女，197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一清，北京合川（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2，男，1966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一清，北京合川（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3，男，196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告：张某4，女，196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与被告张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张某2及其共同的诉讼代理人方一清，本院依职权追加的共同原告张某3，被告张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某4给付张某2、张某170万元遗产所得额；2、张某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均为被继承人梅某的子女。梅某于2017年11月13日去世（四人的父亲张某已于2017年7月1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梅某去世后留有一笔存款。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系共同继承人，理应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现存款在张某4手中，其拒绝配合进行法定继承。
张某3表示不放弃对梅某遗产的继承权。
张某4辩称：不同意张某1、张某2、张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张某1和张某2主张梅某遗留的存款尚有100多万元纯属凭空猜测，无相应证据证明。梅某对于张某4生前存在赠与行为，张某4不同意给付任何款项。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张某4提交的证据2，梅某、张某4与张某1签订的承诺书、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梅某生前将其名下一套房产出售，于2015年3月7日向张某1汇款328000元。张某1、张某2、张某3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其认为本案主张的是梅某的遗产，该证据反映的是卖房情况，与本案无关。因各方均认可被继承人梅某在生前没有工作，其收入来源于承诺书中显示的房产出售所得款，而证据显示的是梅某对房产出售所得款的分配，分配数额直接关系到梅某名下剩余财产的数额，与本案遗产继承存在关联性，且张某4能就该证据提交原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二、张某4提交的证据3，梅某、张某4与张某2签订的承诺书、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梅某生前将其名下一套房产出售，于2015年3月7日向张某2汇款36万元。张某1、张某2、张某3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本案主张的是梅某的遗产，该证据反映的是卖房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理由同上一份证据的认证意见。
三、张某4提交的证据6，《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证明梅某出售房产所得197万元，其依照法定继承的份额对房屋出售所得款项进行了分割，其中98.5万元归梅某个人所有，剩余98.5万元作为张某的遗产由梅某、张某3、张某4、张某2、张某1平均分配，每人各得19.7万元，在此基础上，梅某从其自身所得中又向张某2、张某1各多分配了15万元，最终梅某因出售房产所得86余万元。张某1与张某2对该合同不认可，其认为合同记载的房屋平米数与真实数据有些差距，且卖房当天张某1不在现场，对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对房屋出售价格持有异议，认为真实的出售价格高于合同记载的价格。张某3对该证据认可。虽然张某1、张某2对《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中记载的房屋出售价格不认可，但二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买卖合同系伪造，且根据双方陈述，该合同中记载的金额大致能与各子女之前分得的金额相印证，故在张某4能够提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原件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梅某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张某3、张某4、张某2、张某1四名子女。张某于2017年7月17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梅某于2017年11月13日去世，其户口于2017年11月27日因死亡注销。
2014年10月17日，梅某与案外人刘瑶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载明：梅某将其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房产出售给刘瑶，房屋成交价格为197万元。
2015年3月6日，梅某、张某4与张某1、张某2分别签订承诺书，承诺书载明：海淀区房产已售，张某1获房款19.4万元，梅某自愿出资15万元送给张某1，因父亲张某病逝张某1欠张某42.6万元，张某3、张某4各欠张某15000元；张某2获得房款19.4万元，张某2房款3万元已还，梅某自愿出资15万元送给张某2，因父亲张某病逝张某2欠张某49425元。2015年3月7日，梅某分别向张某1、张晨银行账户转账32.8万元和36万元。
2016年2月25日，梅某与张某4签订《赠与合同书》，合同载明：赠与人梅某自愿将自己所有的人民币捌拾陆万元赠给受赠人张某4所有，张某4同意接受以上赠与；梅某的日常生活由张某4照料（生老病死全由张某4负责）；以上赠与款已在2015年3月26日过户到张某4名下，今日签协议，再次予以确认。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梅某生前没有工作，亦没有退休金，其个人收入基本上来源于出售房产所得，张某1、张某2虽主张梅某去世时还存在其他财产或存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张某1认可收到梅某分配的房屋出售所得款32.8万元，张某2认可收到梅某分配的房屋出售所得款36万元，张某3认可收到梅某分配的房屋出售所得款15万元。
诉讼中经询，张某4认可由其保管的梅某北京银行存折，自2017年11月13日梅某去世后，尚有央补、福养以及利息进账，共计3832.92元，张某4于梅某去世后自该账户内支取3832.5元，现账户余额0.42元。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梅某去世后，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应由各合法继承人予以继承。因梅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故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张某3、张某4、张某2、张某1系被继承人梅某的子女，其四人对梅某的遗产各享有四分之一的继承份额。张某3、张某1、张某2主张梅某去世后留下70万元存款，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张某4主张梅某已在生前将其名下存款全部赠与张某4，不存在有待分割的遗产，并提交《赠与合同书》予以证明。结合各方的陈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赠与合同的效力以及梅某的个人财产范围。
对于《赠与合同书》的效力本院作如下论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梅某与张某4自愿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梅某作为赠与人将其个人所有的86万元赠与张某4，张某4作为受赠人同意接受赠与，且该赠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在张某3、张某2、张某1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该赠与合同存在可撤销、无效等情形时，本院认为梅某与张某4签署的《赠与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
对于梅某的个人财产范围本院作如下论述：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梅某生前无工作，亦无退休金，其个人收入基本来源于房产的出售所得额。房屋出售后，梅某分别向张某3、张某2、张某1转账15万元、36万元、32.8万元，以上款项扣除张某4应得的19.7万元后剩余93.5万元。梅某于2015年3月26日将其中86万元赠与张某4，综合考虑自2015年3月26日起至梅某于2017年11月13日去世期间梅某生活的日常开销，7.5万元差额属于合理的花销范围。张某3、张某2、张某1虽主张梅某去世时存在其他财产或存款，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同时本院根据张某4提交的梅某北京银行存折，认定梅某去世时，该账户余额3832.92元应作为梅某的遗产，由张某3、张某2、张某1、张某4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现在梅某名下北京银行账户内的存款0.42元由被告张某4继承所有，被告张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内分别给付原告张某3、原告张某1、原告张某2继承份额各958.23元。
二、驳回原告张某3、原告张某1、原告张某2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张某4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原告张某1负担2650元（已交纳），由原告张某2负担2650元（已交纳），由被告张某4负担1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叶舜尧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朱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