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京铁民初字第303号
原告（反诉被告）田秀珍，女，1967年2月16日出生。
原告（反诉被告）申新海，男，1967年2月14日出生。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张旭征，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
负责人刘安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自强，男，1962年4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葛娜，女，1978年3月11日出生。
原告（反诉被告）田秀珍、申新海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法官陈明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5月26日、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新海本人及田秀珍、申新海的委托代理人张旭征、人寿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葛娜、秦自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秀珍、申新海本诉称：田秀珍于2010年2月21日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险种为国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A），被保险人为田秀珍与申新海之子申奇的保险合同，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于2010年2月22日生效，保险责任包括养老金和身故保险金，其中身故保险金规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约定的养老金开始领取日前，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六倍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原告在签订合同后按时履行了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013年10月31日被保险人申奇因急性心肌梗去世。申奇的丧葬事宜处理完毕后，田秀珍、申新海于2014年1月到人寿保险公司处要求理赔，人寿保险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给田秀珍发来短信称“保险含身故可报”，人寿保险公司服务号码为“×××”，但2014年3月人寿保险公司却将四年的保费24000元退回，3月中旬通知田秀珍、申新海去人寿保险公司处，并出示了一份拒赔通知书，拒绝理赔。田秀珍、申新海认为其与人寿保险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真实有效，被保险人申奇去世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情形，人寿保险公司作为承保人应积极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支付保险金。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人寿保险公司向田秀珍、申新海支付保险金360000元；2、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
人寿保险公司针对本诉辩称：保险公司的核保决策全部基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情况，如果投保人不如实告知，其公司无法适用非正常情况下的核保方式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进行核查，本案中田秀珍故意隐瞒事实真相，隐瞒了被保险人申奇在订立保险合同前身患癌症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人寿保险公司是在被欺瞒后，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公司认为此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即便该合同有效，被保险人投保前已经身患癌症并复发，其身故风险也远超出同龄的健康人群，原告身故已经不符合保险原理对保险风险的定义，且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将保险费24000元退还给田秀珍，应在人寿保险公司应付保险金中扣除。田秀珍的行为违背了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保险的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求保险人诚实履行合同，同时也要求投保人诚实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田秀珍、申新海投保的主观恶性较强，如果得到法院的支持，将动摇保险行业存在的基础，请求法院驳回田秀珍、申新海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田秀珍、申新海负担。
人寿保险公司反诉称：1、2010年2月21日，田秀珍与人寿保险公司订立了险种为国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A），被保险人为田秀珍与申新海之子申奇的保险合同，合同编号为2010-112112-Y18-01500471-5，保险金额6万元，年缴保费6000元。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田秀珍故意隐瞒被保险人申奇已于2005年7月29日确诊为低分化小细胞性间皮肉瘤，并实施了左胸肿物切除术＋左第5肋骨切除术，术后进行6周化疗，之后被保险人因上述疾病复发，于2009年9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进行放疗治疗等事实，以欺诈的手段使人寿保险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保险合同。2、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合同双方在签订保险合同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应以最大的诚信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互不欺瞒，否则合同无效。保险人评估保险风险依赖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因此，诚实信用对保险合同至关重要。本案中被保险人申奇在投保前已经确认身患癌症并复发，却隐瞒事实在投保时病史询问环节中未如实告知人寿保险公司，足以影响人寿保险公司判断是否同意承保。3、田秀珍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用隐瞒真实情况的方式，致使人寿保险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订立了保险合同，其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构成欺诈。4、田秀珍的欺诈行为若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将动摇保险行业存在的基础。法律应当尊重保险业的特殊规律，维护保险行业存在的基础。5、被反诉人的欺诈行为明显违反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违背了和谐社会倡导的公序良俗，依照《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综上请求法院判令撤销田秀珍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0-112112-Y18-01500471-5的保险合同，反诉诉讼费由田秀珍、申新海负担。
田秀珍、申新海针对反诉答辩称：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依据《保险法》第1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人寿保险公司不具有撤销保险合同的权利。请求驳回人寿保险公司的反诉，反诉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公司负担。
经审理查明：田秀珍与申新海为夫妻关系，二人之子申奇（曾用名申楠）1997年3月29日出生。申奇2005年7月25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医院（以下简称顺义医院）确诊为“左侧胸腔低分化小细胞性间皮肉瘤”经该院手术及放疗后于2005年8月5日出院，出院情况为“治愈”；2009年11月16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确诊为“左胸壁小细胞恶性肿瘤，符合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经该院放疗治疗后于2010年1月14日出院，出院情况为“好转”；2013年2月26日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以下简称武警总院）确诊为“胸壁恶性肿瘤”经该院治疗于2013年3月12日出院，出院情况为“好转”；2013年4月26日在武警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化疗”、“胸腔积液”、“心包积液”、“乙型病毒性肝炎”经该院治疗于2013年5月7日出院，出院情况除“乙型病毒性肝炎”为“其他”外，其余疾病均为“好转”；2013年5月23日在武警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化疗”、“胸腔积液”、“心包积液”、“乙型病毒性肝炎”经该院治疗于2013年5月27日出院，出院情况除“乙型病毒性肝炎”为“其他”外，其余疾病均为“好转”；2013年6月17日在武警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化疗”、“胸腔积液”、“心包积液”、“乙型病毒性肝炎”经该院治疗于2013年6月20日出院，出院情况除“乙型病毒性肝炎”为“其他”外，其余疾病均为“好转”；2013年7月8日在武警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化疗”、“胸腔积液”、“心包积液”、“乙型病毒性肝炎”经该院治疗于2013年7月12日出院，出院情况除“乙型病毒性肝炎”为“其他”外，其余疾病均为“好转”；2013年8月13日在武警总院确诊为“胸壁恶性肿瘤”、“胸腔积液”、“心包积液”、“乙型病毒性肝炎”经该院治疗于2013年9月11日出院，出院情况除“乙型病毒性肝炎”为“其他”外，其余疾病均为“好转”。2013年申奇在家中上网突然倒下，经称勾集中心卫生院医生确认死亡，之后该卫生医院出具诊断证明“申奇因急性心肌梗塞于2013年10月31日死亡。”该院并未对申奇做尸体检查。称勾镇南寨村村委会证明申奇于2013年11月2日土葬。
另查明，2010年2月9日田秀珍作为投保人，申奇作为被保险人在人寿保险公司“国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A）”投保单上签字，在该投保单告知事项7、病史询问中的是否患有或接受治疗过疾病项中全部为“否”；8、诊疗、检查经历项全部为“否”；12、投保记录项中告知“被保险人同时申请投保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额50000元，保单号×××。”田秀珍和申新海认为在填写投保单时，保险业务员任玉彬并未向其做过任何询问，但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后田秀珍与人寿保险公司确认该合同于2010年2月21日成立，于2012年2月22日生效，合同编号为2010-112112-Y18-01500471-5，合同约定保险金额60000元，缴费方式年缴6000元，缴费期间20年，保险期间终身，田秀珍于2010年2月22日起共交纳4期保费共24000元。田秀珍、申新海于申奇死亡后的2014年2月12日向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理赔，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并于2014年3月3日向田秀珍退还保费24000元。
再查明，田秀珍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基本条款第四条：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本公司可以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问题，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申请恢复本合同效力时，投保人应如实告知被保险人当时的健康状况；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本公司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本公司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本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国寿金色养老年金保险（A）利益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二、身故保险金。1.自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约定的养老金开始领取日前，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六倍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双放合同约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被保险人申奇六十周岁。
上述事实有亲属关系证明、称勾集中心卫生院诊断证明、村委会证明、保险合同、投保单、保险费发票、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理赔申请书、资料交接证明、顺义医院病历、肿瘤医院病历、武警总院病历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是否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是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而制定的，而本案是人寿保险合同纠纷，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从人寿保险公司举证来看，被保险人申奇在2005年就在顺义医院确诊为“左侧胸腔低分化小细胞性间皮肉瘤”经该院手术及放疗后于2005年8月5日出院，出院情况为“治愈”；2009年11月16日在肿瘤医院确诊为“左胸壁小细胞恶性肿瘤，符合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经该院放疗治疗后于2010年1月14日出院，出院情况为“好转”，田秀珍和申新海亦表示认可。田秀珍投保的时间为2010年2月9日，在投保单中的病史及诊疗情况中均做出“否”的回答，虽然田秀珍、申新海认为保险销售人员并未就该事项向其询问，但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且在投保单的投保记录一项中告知人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同时申请投保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额50000元，保单号×××”同时田秀珍与被保险人申奇在投保单上签字，本院认为田秀珍及申奇故意隐瞒了申奇的病史。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解除合同要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三十日之内行使解除权；二、保险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未超出两年。而本案中田秀珍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成立之日是2010年2月21日，而申奇死亡发生在2013年10月31日，此时该合同显然超出了成立之日起两年，因此人寿保险公司不得解除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另，田秀珍在索赔申请书上的签字日期是2014年2月12日，人寿保险公司受理签字日期也为2014年2月12日，人寿保险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向田秀珍银行账户汇款24000元，显然此时人寿保险公司已经知晓申奇病史情况，对是否理赔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人寿保险公司称，保险公司的核保决策全部基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情况，如果投保人不如实告知，其公司无法适用非正常情况下的核保方式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进行核查。田秀珍、申新海认为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其有能力查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情况，但在保险立合同订时和保险合同订立后一直没有核实，在理赔时才去进行调查，人寿保险公司怠于行使其调查核实义务。本院认为在理赔时人寿保险公司仅用不到20日便将被保险人病史情况调查彻底清楚，证明人寿保险公司有能力及时核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状况，但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和保险合同订立后未行使自己的权利，现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成立已经超出两年，人寿保险公司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发生保险事故应当予以理赔。
另，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如合同有效，其已向田秀珍支付的24000元应在保险金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田秀珍、申新海支付保险金三十三万六千元；
二、驳回原告田秀珍、申新海的其它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三千三百五十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田秀珍、申新海负担二百二十四元（已交纳），被告（反诉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三千一百二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陈明辉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