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26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敦，女，197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委托代理人：杜世雄，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德丽，女，198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沈刚伟，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敦因与被上诉人余德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0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余德丽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及鉴定费用由余德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股权价值巨大，余德丽的辩解与事实、常理不符。刘敦提交的《验资报告》已明确证明截至2015年1月27日，广州市邻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邻居文化公司）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实缴到位，在双方发生股权转让事宜时该公司业务尚未正式开展、亦未出现资产贬损等影响公司及股权价值之事宜，即刘敦转让给余德丽的股权按最基本的计算方法：人民币1元/股(按照投资款与所持股权比例计算)，其公允价值也为50万元，且公司在2016年8月经过专业第三方投资机构估值，估值价格为5400万元，公司10％的股权对应的价值高达540万。在刘敦提交了《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余德丽仍称涉案股权为无偿转让，与案件事实不符亦与常理相悖。（二）刘敦已提交合同原件，签字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应由余德丽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刘敦一审时已提交了由余德丽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对余德丽应向刘敦支付款项的事宜约定清晰明确，但余德丽不承认签署了该协议，且无证据予以佐证。即使其后来申请了司法鉴定，但也因为样本数量不足，被司法鉴定机构作退案退费处理。况且，鉴定机构只是因为对比样本不足，才做出退案退费处理，其并未认定该协议签字非为余德丽。换言之，余德丽无法提供证据佐证《股权转让协议》非其本人签署，应依法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理由不符合案件事实及市场交易惯例。一审判决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于涉及的转让金额等重要事项，却以数字的小写及手写的方式记载，且记载余德丽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截止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之前，上述所出现的情形，显然不符合常理。首先，根据市场交易惯例，为保证合同约定的全面及明确，股权转让协议大多使用格式合同，再根据具体情况将转让金额等信息以手写方式记载于合同中(办理股权转让事宜的主管政府部门工商局的格式版本即是如此)。故转让金额以数字的小写及手写的方式记载，符合常理及市场交易惯例。其次，支付股权转让款时间与签署协议日期是否冲突、矛盾，不影响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只要余德丽在该文件上签字确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协议显示之内容可能对其产生的权利义务，依法应就该协议承担有关法律责任。若需解释，也应由余德丽解释为何其在该日期签署了需要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文件才合理公平，而非将该举证责任倒置给刘敦，更不应据此作为不支持刘敦诉讼请求的理由和依据。退一步讲，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得到余德丽的认可，故应认定为有效。一审法院在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没有深度查明案件事实，根据主观臆断认定合同约定不符合常理，让人难以信服。余德丽辩称，（一）验资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股权有偿转让的价值依据。1.刘敦无正当理由，超过举证期限，逾期提交证据，应不予采信。2.刘敦、罗艳、余德丽没有约定以出资为依据确定涉案股份的有偿转让对价。3.罗艳利用旗下各公司开展不正常的关联交易、随意操控邻居文化公司财务、人事及侵占邻居文化公司资产导致融资失败与资金链断裂，验资报告不能真实地反应公司股权价值。4.文化产业的特点是投资较大见效慢，邻居文化公司成立时的验资报告不能作为其后股权转让的价值依据。罗艳于2014年10月开始筹备邻居文化公司，并聘请余德丽担任副总经理具体负责筹建工作。2015年1月出资、验资并正式设立邻居文化公司，其后邻居文化公司租赁广州购书中心物业并于春节前(2015年2月份)开业经营“放学回家”。3月18日，为办理工商变更，双方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016年4月份因资金短缺向外融资，6月开始与杭州头头是道洽谈融资并于8月份签署《投资意向书》，估值5400万元，但9月即开始拖欠员工工资，而12月5日又以邻居文化公司严重亏损、资金链断裂为由清算并违法解聘员工，拖欠工资与经济补偿金。因此，刘敦违法逾期提交的验资报告不能真实地反应案涉股权在3月18日的价值，更不能真实反应刘敦、罗艳与余德丽之间关于案涉股权变更的真实意思。该验资报告无法证明涉案股权的变更是有偿转让，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将已经签署并履行完毕的无偿转让即赠与股权合同变更为有偿转让，故刘敦以验资报告的出资额认定案涉股权转让价值，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刘敦无正当理由违法逾期提交且不能证明其真实性的《股权转让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1.刘敦逾期提交《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刘敦2017年6月28日当庭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距离起诉超过半年，距2017年4月14日第一次开庭超过二个月。刘敦无正当理由，在没有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的情况下，提交与其起诉时提交的证据2内容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的证据，违反民诉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刘敦逾期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条款不仅自相矛盾，还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内容不一致且矛盾，形式与内容均不真实。根据余德丽辨认，其没有签署过该协议。从常识上讲，该份明确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对价及其支付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该出现在工商登记备案中，但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中却只出现了另一份没有约定案涉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期限、方式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不仅自相矛盾，还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内容不一致和矛盾：(1)除签名部分外，《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全部为机打文字，而《股权转让协议》则几乎每个条款均存在可手写的空白部分；(2)《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没有转让对价条款，而《股权转让协议》则明确约定了转让对价，且为手写内容。(3)《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没有转让价款支付日期，而《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以手写方式约定“2015年3月12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支付给转让方。”(4)《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没有落款的签署日期(一审中刘敦口头确认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8日)，而《股权转让协议》落款的签署日期手写为“2018年3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支付日期在其签署日期之前。因此，要么案涉股权为无偿转让即赠与，要么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否则支付价款的日期在签署之前是不合理的。3.《股权转让协议》不应作为证明刘敦主张的证据，刘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1)刘敦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交与其起诉时提交的证据2内容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的证据。(2)刘敦涉嫌阻挠《股权转让协议》的司法鉴定。首先，在刘敦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余德丽已经当庭签署庭审笔录与送达回证。在法庭决定将该签名作为本次司法鉴定比对样本时，刘敦代理人表示无理由的反对。其次，在法庭通知双方提交同期样本与历史样本时，余德丽提交了2012年至2016年之间的样本，但刘敦代理人再次表示无理由的反对。最终，天正鉴定中心以同时期供比对样本数量不足为由，终止本次司法鉴定委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与适用》第五条规定，刘敦对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其违法逾期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与其起诉时提交的证据2内容不一致并且自相矛盾，且鉴定机构未出具《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是否为余德丽所书写的鉴定结论。在此情况下，法院认定刘敦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理由充分，合法有效。（三）邻居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罗艳因激励核心员工的需要，将案涉股权赠与余德丽。在此前提下，刘敦与余德丽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论是否明确转让对价，均不能否认案涉股权无偿转让的事实。1.罗艳是邻居文化公司的创始人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决策者，刘敦代罗艳持有邻居文化公司的股权。（1）在本案之前，刘敦、余德丽没有接触与联系，这违背有限公司人合性及其股权有偿转让的常识常理。有限责任公司既具有资合性、人合性，故有限公司的创始股东一般存在较密切关系。按照刘敦主张，刘敦与余德丽均为邻居文化公司仅有的两名创始人股东兼高级管理人员，且刘敦还向余德丽转让案涉股权。但自邻居文化公司筹建、经营至余德丽被邻居文化公司违法解聘的两年多期间，双方没有电话、微信、邮件等方面的联系。一审中，刘敦称认识余德丽，却拒绝说明其认识和联系余德丽的信息。邻居文化公司的这种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违背常识常理的。（2）邻居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决策者是罗艳，而不是刘敦。邻居文化公司所有的决策性文件，除需要法定表人刘敦签署外，均由罗艳审核签发；邻居文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只有总经理与副总经理，分别为罗艳与余德丽，并均在邻居文化公司领取工资，而刘敦未在公司担任实际职务与领取工资；邻居文化公司的员工均知道罗艳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决策者，并在欠薪与解聘事件发生后与罗艳进行交涉；邻居文化公司与杭州头头是道的融资谈判与尽职调查的组织沟通，刘敦均未参与。2016年8月，罗艳、余德丽与刘敦、头头是道公司签署《投资意向书》明确：刘敦代持罗艳持有邻居文化公司85％的股份，并特别注明罗艳和余德丽均为创始人股东。2.罗艳因激励核心员工即余德丽的需要，将案涉股权赠与余德丽。（1）第一次股权赠与。罗艳通过赵健邀请余德丽创建邻居文化公司，并许诺与余德丽一定股份、聘请其为公司副总经理。邻居文化公司成立时，罗艳通过万梦春的账户赠与余德丽25万元出资，并由余德丽持有邻居文化公司5％的股份。（2）第二次股权赠与。为留住余德丽及其团队、资源，并考虑“放学回家”及相关重要作用，罗艳于2015年3月将刘敦代持的邻居文化公司10％的案涉股权赠与余德丽。且在邻居文化公司成立前后，罗艳多次明确表示赠与余德丽股权。2015年6月18日，罗艳与余德丽微信聊天中确认“你现在可是在公司占有百分之十五的股份的股东，而且你不用出资，前期资金全由我出”，即确认余德丽持有邻居文化公司15％的股份不用余德丽出资，而由罗艳出资并已赠与给余德丽。2016年12月1日，罗艳再次强调其是邻居文化公司前期投资500万元和总投资超过2000万元的唯一投资人，且余德丽的股份均由罗艳赠与。刘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德丽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德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工商登记材料反映，邻居文化成立于2015年1月，现登记股东为刘敦、余德丽。2015年3月，刘敦、余德丽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刘敦将原出资4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中的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转让给余德丽，变更前，刘敦占注册资本95%，余德丽占注册资本5%，变更后，刘敦占注册资本85%，余德丽占注册资本15%，从2015年3月10日起，余德丽占注册资本的15%，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等等。上述内容均以文字打印的方式记载。2015年3月20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了邻居文化公司上述出资比例的变更。另查：刘敦于2016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敦于2017年6月26日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该协议共2页，其中第1页载明刘敦将4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5%）的全部（或部份）50万元股权转让给余德丽，转让金为50万元，2015年3月12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支付给转让方，第2页载明本合同一式肆份，交公司登记机关一份，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一份，下方有刘敦、余德丽的签名，日期为2015年3月18日。上述内容中转让的股份数额、转让的金额、支付时间均以手写的方式记载。余德丽否认曾与刘敦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申请对上述协议中余德丽两处签名的真实性，《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一条、第四条、第十条内容形成时间与余德丽的签名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股权转让协议》中余德丽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通知要求补充提交余德丽于2015年之前的案前平时签名样本原件三份以上。之后双方分别按照上述要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样本，但对对方提交的样本均予以否认，不同意作为本案鉴定的样本。2018年1月2日，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审查结果通知，以同时期供比对样本数量不足为由，终止本次委托，并作退案退费处理。本次鉴定实际产生鉴定费960元（已由余德丽预付）。一审法院依据刘敦的申请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德丽是否需要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款。刘敦将邻居文化公司10%股份转让给余德丽，并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对此双方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双方均确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并无约定刘敦将股份转让给余德丽后，余德丽需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款。现刘敦要求余德丽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主要是依据其在提起诉讼6个月后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在余德丽申请对协议中余德丽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鉴定机构以同时期供比对样本数量不足为由作退案处理，故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以此作为余德丽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根据刘敦的陈述，双方在2015年3月期间分别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双方均确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其记载的内容均以文字打印的方式出现，而在余德丽不予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于涉及的转让金额等重要事项，却以数字的小写及手写的方式记载，且记载余德丽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截止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之前，上述所出现的情形，显然不符合常理，对此刘敦亦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刘敦在起诉状中，并没有提及双方曾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在双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刘敦有向余德丽追讨过股权转让款。故刘敦要求余德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敦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11820元（其中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鉴定费960元，由刘敦负担。刘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鉴定费960元支付给余德丽。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5年3月18日，刘敦与余德丽曾签署《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决议内容为：股东刘敦转让10%股权给股东余德丽，转股金额为50万元。原审期间刘敦提供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中未记载签署时间。刘敦表示根据《股东会决议或决定》的形成时间推断该合同是在2015年3月18日或此前签订。另对于刘敦提供的2015年3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刘敦表示该协议条款空格处手写填写的股东名称、转让金额、付款时间等内容均系由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公司员工填写。诉讼中，刘敦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中未约定的付款金额和时间作出明确和完善。余德丽则认为此次股权转让是邻居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罗艳为激励核心员工及其团队而作出的无偿赠予，并于一审期间提供2016年8月邻居文化公司与杭州头头是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投资意向书》、2016年邻居文化公司《股东会决议》、工资条签收表及其与“罗庭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关媒体对余德丽创建的“放学回家”品牌项目的报道等一系列证据。刘敦否认罗艳为邻居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解释认为因罗艳享有对邻居文化公司上千万的债权，其为保护自身债权权益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敦主张余德丽支付股权转让价款50万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双方确认余德丽于2015年3月期间受让刘敦持有的邻居文化公司10%股权，关于余德丽是否应就此次股权转让向刘敦支付对价5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刘敦在一审起诉时所提供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其中仅约定转让出资及股权变更的条款内容，并未约定余德丽需向刘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而刘敦在提起诉讼半年后另行提供手写记载转让金额与付款期限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据此要求余德丽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项50万元。但其一，根据刘敦对两份合同订立时间的陈述意见，其表示打印版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形成于2015年3月18日《股东会决议或决定》签署当天或之前，同时刘敦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签订时间亦为2015年3月18日。根据2015年3月18日当天各股东达成的《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内容，其中仅写明“转股金额50万元”，并未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时间。因此，打印文本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事项显然更符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其二，刘敦在诉讼中陈述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不明条款的补充，但两份合同订立时间相近，《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以打印方式形成，涉及余德丽重大权益事项的条款不仅未在《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中一并作出确定，反而以他人填写空白格式文本的方式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符合一般常理。其三，刘敦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中手写填补内容并非余德丽本人所写，在此情况下，无论协议落款处“余德丽”签名是否属实，均无法排除相关条款内容于事后填写形成的可能性。其四，余德丽对其抗辩提出的股权无偿转让事由已在诉讼中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并提供一系列辅助证据印证其作出的事实陈述。因此，在双方已就股权转让事宜签订有《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刘敦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双方另就股权转让对价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其仅依据该份合同形式存在重大瑕疵、签名真伪亦无法确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余德丽支付股权对价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敦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刘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泳筠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