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京02民终3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1，男，1955年9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2，男，1962年2月28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晨光，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3，女，1957年10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同红，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丹，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男，1958年4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同红，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丹，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徐×1、徐×2因与被上诉人徐×3及原审第三人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9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之规定，本合议庭进行了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径行作出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1、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北京市东城区×××9层02号房屋为徐×1、徐×2与徐×3共同共有；2、案件受理费由徐×3承担。事实和理由：1、北京市东城区×××127号房屋系徐×4的私有产权房屋，该房屋拆迁时，徐×4系唯一被拆迁人，且购房款主要以徐×4拆迁补偿款折抵方式支付；2、徐×3系徐×4的代理人，并非独立的购房主体；3、徐×3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提供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和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出具的《说明》均存在重大瑕疵；4、徐×3不符合被安置人口条件，一审判决认定徐×3是被安置人口之一，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5、一审判决以徐×4生前未对房屋所有权提出异议确认徐×3享有所有权，无法律依据。
针对徐×1、徐×2的上诉，徐×3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东城区出具的《说明》不是本案的关键证据，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的主体是徐×3，《说明》仅是为了配合办理产权，用以证明徐×3并未超出购房主体的范围。北京市东城区×××127号房屋拆迁，徐×3和徐×4分别进行了安置，徐×4领取了补偿款，东城区×××9层02号房屋和徐×4无任何关系。
针对徐×1、徐×2的上诉，张××述称，认可一审判决。
徐×1、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北京市东城区×××9层02号房屋为徐×1、徐×2与徐×3共同共有；2、诉讼费由徐×3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4与任秀兰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徐玉良、徐×1、徐×2、徐×3四名子女。徐×4于2014年1月17日去世。任秀兰于1991年3月6日去世。徐×3与张××系夫妻关系。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127号房屋（房号2）原为徐×4名下私房，该房屋为平房（北房）3间，建筑面积37平方米。徐×4于1991年8月21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
2001年，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对上述×××127号房屋进行危房改造。拆迁时，该房屋地址上徐×4、徐×3、徐×5三人为同一户籍，徐×4为户主。
2001年11月23日，徐×4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该《授权委托书》载明：徐×4因年龄较大，身体欠佳，特委托其女徐×3全权办理有关拆迁所涉及的一切事宜，如有纠纷，其父女自行解决，与拆迁办无关。落款处有徐×4的签名以及指印。
2001年11月28日，徐×3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合同编号为02-242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主要约定：徐×3在东四地区内×××127号有正式住房2间，建筑面积20平方米。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户主徐×4，之女徐×3，之婿张××，之外孙张×1，之孙徐×5。徐×3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徐×3自愿购买东城住宅中心在东四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即东四×××13单元9层02号，建筑面积69.92平方米。安置住房价款合计为94
375元，一次性付清购房款的可给予2%的优惠，实际购房款为92 487元。房价的计算使用了徐×3、张××夫妻的工龄。
同日，北京市东城住宅中心与徐×4签订《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合同编号：02-242+1）。该《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主要约定：徐×4同意货币补偿安置，放弃其他安置方式。应安置人口为1人，即徐×4。徐×4在本危改区内×××127号居住使用非成套正式房屋1间，建筑面积17平方米，使用权补偿款为101
150元。徐×4在规定期限内搬家腾地，东城住宅中心再给予电视天线迁移费300元，空调拆移费200元，货币安置奖励费20 000元，以上合计121
650元。协议落款处有徐×4的签字，但徐×3称是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代签的。
2001年11月28日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款、补助费领款凭证》显示，徐×4共领取补偿款121
650元。对此，徐×3认可系其代徐×4办理的上述款项的领款手续。
2003年10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与徐×3签订合同编号为02-242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该《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徐×3购买的×××9层02号房屋，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9层02号（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位置未作变更。产权登记面积为71.64平方米，徐×3应实际补交房价款2553元。徐×3应另交纳公共维修基金2128元。
2004年6月22日，徐×3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现该房屋产权人为徐×3。
另，诉争房屋档案中亦有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徐×3（乙方）合同编号为02-242号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一份。该《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抬头处乙方为“徐×3”，落款乙方处签字为“徐×4”，落款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为“徐×3”。
2014年5月25日，徐玉良、徐×1、徐×2、徐×3签订《协议书》，对徐×4的遗产进行分配。该《协议书》主要载明：徐×4遗产共计人民币240
880元，由家中四个子女平分，因徐×4一直住在徐×3家中，且生活起居一直由徐×3照顾，徐×4在办理后事时所出的各种费用均由徐×3所出，所以在徐×4的遗产中一并扣除，具体详情由四人签字单证为据。协议书落款处有徐玉良、徐×1、徐×3、徐×2四人签字。
2014年8月1日，徐×1、徐×2将徐×3、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诉至一审法院，以徐×3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徐×1、徐×2权益为由，要求确认徐×3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之间于2001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2-242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2003年10月17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2-242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98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徐×2、徐×1的诉讼请求。后徐×2、徐×1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徐×3通过徐×4的委托取得的是代理权，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归于徐×4；其代理权限仅仅局限于拆迁补偿和房屋安置事宜。徐×3应当将取得的安置房屋交给徐×4，而不能独自享有所有权。东城区住宅中心作为拆迁人没有严格审查相关材料，也没有指导合同当事人完善相关手续，过错明显。但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徐×3与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据此，徐×1、徐×2主张徐×3与东城住宅中心就房屋安置问题签订的合同无效，依据不足。该判决指出，一审法院虽然判决驳回了徐×1、徐×2的诉讼请求，但对徐×3依据委托代理权将安置利益归于自己的行为不持异议，适用法律存在瑕疵。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京02民终22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5月24日，徐×1、徐×2将徐×3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诉争房屋为徐×4的遗产，并由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上述房屋。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诉争房屋现仍登记在徐×3名下，故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徐×1、徐×2的起诉。
2016年6月1日，徐×2、徐×1将徐×3、张××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诉争房屋为徐×4的遗产。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04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徐×2、徐×1的诉讼请求。
另查，《东四危改拆迁个案审订会议记录》中载明：会议时间2001年11月24日；×××127号，产权人为徐×4，常住人口5人，分别为徐×4、徐×3、张××、张×1、徐×5；居民要求回迁二居室2套；拆迁公司建议：张××、张×1户口不在此地，但确在此长期居住，并且在拆迁范围外并无正式住房，应给予安置。因东四地区房源紧张，经协商，居民同意回迁一套住房，其余面积给予货币安置；安置方案：同意此方案，部分面积回迁二居室一套，其余面积给予货币安置。对此，徐×1、徐×2主张徐×4当时不知情，徐×3主张当时是经过徐×4同意的。
经一审法院询问，徐玉良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且放弃对诉争房屋的实体权利。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信、死亡证明书、房屋产权证明、《授权委托书》、《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书》、（2014）东民初字第09810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2266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1民初10435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1民初9611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徐×3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中，拆迁时徐×3在被拆迁房屋内居住，亦属于被安置人之一。同时，回迁过程中使用了徐×3与张××的工龄，并由徐×3补交相应购房款，徐×4生前亦未对诉争房屋所有权一事提出任何异议，故可认定诉争房屋为徐×3所有。现徐×1、徐×2以其二人与徐×3均为徐×4的法定继承人为由，主张诉争房屋应属徐×1、徐×2与徐×3共有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判决：驳回徐×1、徐×2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均无异议，但徐×1、徐×2主张一审法院漏列部分事实。本院经审查认定，徐×1、徐×2所主张的漏列事实并非本案的关键事实，故对徐×1、徐×2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信、死亡证明书、房屋产权证明、《授权委托书》、《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书》、（2014）东民初字第09810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2266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1民初10435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1民初9611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徐×3对诉争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
关于徐×3对诉争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一节。依据拆迁时的拆迁政策以及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在（2014）东民初字第09810号案件中的辩称意见，徐×3与徐×4都为被拆迁房屋的安置对象。现徐×1、徐×2主张徐×3因在本市拥有其他住房而不符合拆迁文件，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徐×1、徐×2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就本案而言，一方面，徐×4与徐×3分别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和《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且徐×4已在生前获得了拆迁房屋中17平方米的货币补偿。另一方面，徐×4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若有纠纷，其父女自行解决，但徐×4从拆迁开始至去世时止并未对徐×3的行为提出过异议。徐×3交纳了购房款，购房款的计算亦使用了徐×3夫妇的工龄，且现徐×3已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并登记在徐×3名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由徐×3所有，驳回徐×1、徐×2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徐×1、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徐×1、徐×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审 判 员 王艳芳
代 理 审 判 员 杜传金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