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78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小英，女，1978年3月28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中，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仁红（曾用名：王纯红），女，1973年8月15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谦，江苏德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建伟，男，1971年1月12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
上诉人陶小英因与被上诉人王仁红、曹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5民初3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小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陶小英已对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进行初步举证，陶小英提交借条及借记卡明细，初步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并按一审要求出庭陈述借款经过。二、王仁红称因赌博产生债务而被逼打下借条，王仁红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三、本案交付事实的证明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陶小英对借款的陈述前后没有矛盾，即使有部分描述误差，也相差甚微，并不必然影响对借款事实的认定。
王仁红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曹建伟二�未发表意见。
陶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仁红、曹建伟共同返还借款13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3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按年利率6%计算)；2、王仁红、曹建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仁红向陶小英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因经营需要，缺乏资金，本人王仁红身份证号向陶小英借人民币现金（大写）壹拾叁万整（小写）130000；借款日期为2015年6月2日，归还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本借款人如有违反上述还款要求，愿承担一切相关责任和有关法律责任。借款人：王仁红。借款日期：2015.6.3。”
陶小英在2017年3月3日听证时陈述称：借给王仁红的钱是向王四海借了15万元，钱是分两次给王仁红的，第一次是2015年5月28日给了6万现金，当时王冬艳在，第二次是2015年6月2日给了现金7万。借条是2015年6月30日，王冬艳打电话给陶小英，让陶小英和姚志丽一起去菜场，另外叫姚志丽带3份借条，到了以后，王仁红分别给三人写了借条。
陶小英于2017年4月17日在公安机关形成的一份《询问笔录》中陈述称：王仁红向陶小英借钱装修，并答应给两分的利息，然后陶小英打电话给甘某，说要借15万周转，甘某说要问了老公王四海再说，后来甘某说可以借，于是第一次去王四海家拿了7万现金，说等几天把剩余的钱给了再写借条，第二次去王四海家拿了8万现金，写了15万的借条给王四海。陶小英第一次借给王仁红6万现金时，王仁红开车来拿的，车上有一个不认识的男子。
陶小英在2017年6月27日一审庭审中陈述称：陶小英与王四海15万元的借条已经拿回来了，因为在2016年6、7月份左右陶小英老公分两次现金还了王四海一部分钱，还钱后重新打了5万多的借条�目前还剩53300元或者53700元没有还王四海。
一审庭审中，陶小英申请证人甘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证人甘某陈述称，陶小英向证人老公王四海借了15万，王四海先给了7万现金，陶小英写了个7万的借条，后给了8万现金，陶小英又写了15万的借条，15万元现在已经还了10万元，是2016年底一次性还的，于是陶小英又写了5万的借条，王四海手里还有一张15万的借条，一张5万的借条，王四海借给陶小英的钱是向朋友周转的，陶小英向王四海借钱还钱时证人都某的。
在陶小英提起本案诉讼时，一审法院一并受理了（2016）苏0505民初3535号姚志丽诉王仁红、曹建伟民间借贷案件、（2016）苏0505民初3536号王冬艳诉王仁红、曹建伟民间借贷案件。其中，姚志丽于2017年4月17日在公安机关形成的一份《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6月30日的时候，接到王冬艳电话，关照打几份空白的欠条，之后到菜市场发现王冬艳、陶小英、王仁红都在，王仁红写了三张借条给三人；王冬艳于2017年3月3日听证时称，2015年6月30日，王冬艳打电话给姚志丽，让姚志丽打电话给陶小英，到菜场后王仁红给三人写了借条，王冬艳之后又在于2017年4月17日公安机关形成的一份《询问笔录》中改称，2015年6月上旬的一天，王仁红在杨家弄菜场给王冬艳、陶小英、姚志丽写了借条。
王仁红与曹建伟于1995年8月17日登记结婚。
以上事实有陶小英提交的借条、银行流水、结婚申请书、证人甘某的证言、结婚证，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一审听证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由于本案中王仁红辩称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故陶小英对借款的交付情况负有举证责任。针对陶小英提交的证据以及陶小英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陶小英称款项来源是向王四海借款15万元，陶小英在听证时也将王四海的银行流水作为证明款项来源的证据提交，并称王四海可以出庭作证，但在一审法院要求王四海本人出庭作证时，陶小英称王四海因为忙无法出庭，陶小英提交的王四海的流水也无法反映陶小英与王四海之间的借贷关系，陶小英与王四海之间的借条陶小英也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因此证明陶小英向王四海借钱的证据，仅有陶小英的陈述及证人甘某的证言；其次，甘某在出庭作证时，称陶小英向王四海借钱还钱时都某，甘某称陶小英一共向王四海写过三张借条，借条均在王四海手中，陶小英已经在2016年年底一次性归还王四海10万元，与陶小英本人所说的只写过两张借条，其中一张已收回，陶小英在2016年6、7月份分两次还了王四海一部分�，还剩53300元或者53700元没还的陈述均不相符，证人在陈述款项交付的细节及经过上均与陶小英陈述存在较大出入；第三，陶小英在陈述第一次款项交付时，在听证时先称王冬艳在场，在公安笔录中又改称有不认识的男子在场，陈述前后矛盾；第四，关于借条的出具时间，陶小英在诉状中称是王仁红于2015年6月3日出具，但在诉讼过程中又改称是2015年6月30日出具，而王冬艳、姚志丽在反映借条出具时间时，有称2015年6月30日，也有称2015年6月上旬，因此三人陈述并能达成一致，关于借条的出具地点，三人都称是杨家弄菜场，但是具体地址都无法讲清，关于借条出具时的情况，三人的陈述也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第五，陶小英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称借款给王仁红的目的是赚取利息，在陶小英向他人借款后又将款项出借给王仁红的情况下，借条中并没有约定利息，与常理不合。�上，在款项系现金交付，且现金交付的时间、次数、金额与借条反映的均不一致的情况下，陶小英提供的现有证据、陶小英多处前后矛盾的陈述、陶小英与证人之间相互矛盾的陈述以及陶小英与王冬艳、姚志丽相互矛盾的陈述足以让一审法院对款项交付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在陶小英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款项已经交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陶小英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陶小英已将借款130000元交付给王仁红。故陶小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决，驳回陶小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3200元，由陶小英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日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中，通常采取贷款人交付钱款，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方式来成立借款关系。对此法律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王仁红于2015年6月3日向陶小英出具借款数额为13万元的借条属实，但双方对13万元是否交付存在争议。双方均认可借条出具当天款项未交付，则在王仁红认为借条金额涉及赌债的情况下，应由陶小英对于借条所涉款项的交付原因、时间、地点、交付过程以及资金来源等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一审中，陶小英及其申请的证人对于款项交付的细节及经过的陈述存在较大出入，陶小英本人陈述的款项交付过程亦存在矛盾之处，陶小英与王冬艳、姚志丽（涉案借条出具时的在场人）对于借条出具的时间的陈述并不完全吻合,三人对于借条出具情况的陈述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双方并非关系密切的朋友或亲戚，陶小英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称借款给王仁红的目的是赚取利息，但涉案借条既未约定利息、也未约�相应的担保，陶小英关于两次向王仁红交付现金13万元的陈述与日常交易习惯明显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仅有王仁红向陶小英出具借条的单方行为，而陶小英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有向王仁红交付借条所约定的钱款的行为，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认定规则，陶小英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陶小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陶小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燕芳
审判员 祝春雄
审判员 林李金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龚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