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3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显辉。
委托代理人：张开清，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团。
委托代理人：黄丽斌、金树志，均系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显辉因与被上诉人林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3）江鹤法民二初字第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3年10月22日，何显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林团2013年8月17日向何显辉发出的《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函》无效；2、确认何显辉拥有某甲石场50%的股权，责令林团将某甲石场50%的股权登记变更至何显辉名下；3、判决林团继续履行2013年3月24日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将某甲石场机械设备、财务资料和库存石料全部归移交给何显辉共管；4、判令林团赔偿何显辉600万元违约金；5、诉讼费用由林团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3年3月24日，何显辉与林团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林团引入何显辉作为鹤山市某甲石场（以下简称“某甲石场”）的合伙人，双方合伙经营某甲石场，何显辉负责协调办理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并确认何显辉协调办理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报酬费用作价600万元，占股50%；林团以某甲石场的经营权、机械设备、厂房道路的使用权、土地租赁使用权、库存石材及附属产品等作价600万元，占股50%。同时约定：以新的采矿许可证批复为分界点，已经破碎的石仔按每立方30元由合伙企业回购，原料按每立方12元由合伙企业回购；双方对合伙事务进行共管。《合伙协议》签订后，何显辉积极协调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土地主管部门，分步推进办理采矿许可证事宜。2013年7月10日，在何显辉的推进和协调下，取得了广东省某乙有限公司某丙分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关于《关于鹤山市某甲石场相关问题的复函》（某丙征（2013）号）。随即何显辉又协调鹤山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同意延续鹤山市某甲石场的批复》（鹤府复（2013）号），何显辉又协调国土主管部门逐级审批办理某甲石场的采矿许可证。2013年8月中旬，何显辉各项工作基本完成，工作成果即将交付。2013年8月17日，在获悉采矿许可证即将获得批准时，林团突然向何显辉发出《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函》，通知何显辉解除《合伙协议》，林团单方毁约，试图侵吞何显辉的工作成果，拒绝履行《合伙协议》。现某甲石场采矿许可证已经获批，何显辉的工作成果已经交付。林团向何显辉发出《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函》，要求解除《合伙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严重违约行为。林团的单方毁约行为对何显辉造成巨大的伤害，违反了双方约定，侵害了何显辉的合法权益。
林团答辩称：一、涉案的《合伙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损害公共利益。二、协议的内容其实包括何显辉保证《合伙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之内协调各部门办理采矿权延续成功，否则协议失效。所以即使是协议认定为有效，也因为何显辉没有在四个月内履行完其义务，该协议也因失效被解除。2013年8月17日林团向何显辉发出的《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函》应当为有效。三、某甲石场是个人独资企业，无法变更为合伙企业。所以何显辉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及将某甲石场50%股权登记变更为何显辉名下没有法律根据。最后，何显辉既要求确认股权，又要求赔偿600万元违约金，不符合约定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何显辉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24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某甲石场是由林团出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现因采矿许可证到期不能续期，引入何显辉作为合伙人，双方合伙经营某甲石场（以下简称“新石场”），经营范围为露天开采、销售建筑用花岗岩。合伙期限，从新的采矿许可证获得批准时开始，至开采的石材全部处理或销售完毕为止。对出资额、方式、期限，双方约定一致同意由何显辉代表新石场协调各部门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并确认上述协调费用作价人民币600万元入股新石场，占股50%。林团则以旧石场的经营权、机械设备、厂房道路的使用权、租赁的土地使用权、旧石场的石材及附属产品作价为出资，共作价600万元，占股50%。何显辉的出资在新的采矿许可证获得批复同意办理时即视为出资到位，林团所有出资财产及权利在新的采矿许可证获得批复同意办理时即作为新石场的财产和权利，视为出资到位。合伙出资共1200万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合伙终止并清算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按清算时现状，不作现金分割。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按出资比例，预留正常经营管理费用后按比例分配。新石场的债务以股权比例承担。在办理新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的过程中涉及的费用由林团垫付，由新石场在经营收入中优先返还给林团。还约定了合伙期间的经营管理的权限、违约责任、合伙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等条款。其中，违约责任约定：在何显辉新的采矿许可证获得批复同意办理之后，林团单方终止、解除本合伙的，需赔偿何显辉600万元作为违约金，另按合伙期间预期的营业收入按股权比例赔偿给何显辉。
2013年7月10日，某丙公司向鹤山市镇人民政府发出《关于鹤山市某甲石场相关问题的复函》（某丙征（2013）158号），复函中载明已收到鹤山市镇人民政府《关于重启鹤山某甲石场的函》，复函称某甲石场的作业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及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以不影响某丙高速公路建设（在8月底前无偿将目前红线内所有设备和石材搬迁至红线外50米）为前提。2016年7月1日始该石场需无条件关闭。同日，林团书面证明，某甲石场确认由何显辉全权办理的“关于鹤山市某甲石场相关问题的复函”，办理该手续的所有费用均由何显辉支付，与某甲石场和林团无关，证明附件为该某丙公司的复函。
2013年7月15日，某丙公司、某甲石场、鹤山市镇人民政府三方签订了《设备搬迁协议书》，约定某甲石场的机械设备及石料需在2013年8月底无偿搬迁至高速公路用地红线范围内及红线范围外50米；土地及青苗补偿，某丙公司征地红线内某甲石场所租土地由当地政府按相关标准和规定给予补偿以及某甲石场承诺，确保在2016年7月1日前无条件关闭某甲石场等。
2013年8月8日，鹤山市人民政府向鹤山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关于同意延续鹤山市某甲石场采矿权的批复》（鹤府复（2013）号），批复载明收到该局《关于鹤山市某甲石场采矿权延续的请示》，批复同意延续鹤山市某甲石场采矿权，并按程序上报。
2013年8月17日，林团向何显辉发出《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函》。函中载明双方于2013年3月24日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代表新石场协调各部门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以上述协调费用作价600万元入股新石场，占股50%，合伙期限从新的采矿许可证获得批准时开始，双方并口头商定合作的前提条件是何显辉必须在签订协议之日起四个月内办到新的采矿许可证，否则协议失效。但新的采矿许可证至今没有办到，早已超过四个月，协议已经失效。而且林团付出放弃补偿的巨大代价才令某丙公司出具《关于鹤山市某甲石场相关问题的复函》，且何显辉也没有发挥协调各部门的作用，更谈不上协调费用花费600万元，为此，林团决定解除《合伙协议》，即时生效。之后石场、办证的一切事务与何显辉无关。
2013年9月9日，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鹤山市某甲石场），该证由林团于2013年9月10日签收。
2013年10月22日，何显辉以林团单方解除《合伙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严重违约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何显辉与林团的诉讼主体适格。2013年3月24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成立并生效。同年9月9日，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采矿许可证》给采矿权人鹤山市某甲石场，《合伙协议》约定的办理采矿许可证的目的已实现。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何显辉是否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二、《合伙协议》的约定是否有效。
一、何显辉是否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何显辉提供的证据5《证明》和证据11《鹤山市某甲石场采矿许可证办证情况说明》，证明了林团已书面确认某丙公司出具的《关于鹤山市某甲石场相关问题的复函》是由何显辉全权办理的，鹤山市镇人民政府也书面确认经何显辉的联络沟通和反复协调下，才得到某丙公司原则上同意重启石场。据此，原审法院确认何显辉已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林团认为并提供证人郑某乙达的《证言》以及庭审、法庭辩论结束后，林团又书面申请原审法院向郑某乙达和黄某调查取证，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另有口头约定必须在签订《合伙协议》之日起4个月内办妥新的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可续期）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原审法院已向林团释明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但林团表示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郑某乙达没有出庭作证，对郑某乙达出具的《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和第十九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林团的申请既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申请的内容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对林团的申请，原审法院不予批准。据此，林团认为《合伙协议》另有口头约定在4个月内必须办妥《采矿许可证》及其放弃了补偿才使政府部门出具《采矿许可证》之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合伙协议》的约定是否有效。
1、《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的出资，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合伙出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的出资并非上述法律规定的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何显辉以“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协调费”作为合伙的出资，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的出资无效。
2、《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的出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合伙协议》从2013年3月24日签订至何显辉履行《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完毕，即同年9月9日不足6个月，何显辉为履行合同所付出的劳动时间不足6个月便作价600万元作为出资新石场，占50%股权。而《合伙协议》约定林团则以旧石场的经营权、机械设备、厂房道路的使用权，租赁的土地使用权，旧石场的石材及附属产品作价为出资，共作价也为600万元，也占50%股权。显然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合同公平原则，《合伙协议》应认定为违反合同公平原则而无效。因此，对何显辉认为其代表新石场办理延续《采矿许可证》的行为是劳务出资之辩，原审法院不予以采纳。
3、办证机关办理《采矿许可证》并无“协调费”的收费项目，《合伙协议》约定以协调费作为出资无法律和事实根据。某甲石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的发证机关为江门市国土资源局，该局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程序和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何显辉并无证据证明许可证的出证机关具有收取“协调费”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诉讼中，何显辉更未能证明“各部门”向其收取“协调费”的事实。《合伙协议》中关于“何显辉代表新石场协调各部门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并确认上述协调费用作价人民币600万元，作为新石场的出资”的约定，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该合同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合伙协议》中的出资约定条款无效，即使何显辉已履行了《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也不能作为其合伙出资到位。
综上所述，何显辉与林团签订的《合伙协议》为无效合同，何显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是根据《合伙协议》有效的前提下提出的，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是鹤山市某甲石场，具有唯一性。即使是通过何显辉履行《合伙协议》的行为，鹤山市某甲石场才能取得该证，但因为何显辉并非该《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所以何显辉无权使用该《采矿许可证》。因此，《合伙协议》无效后，林团因《合伙协议》所取得的《采矿许可证》也不能返还给何显辉。而何显辉可以根据其履行《合伙协议》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要求林团折价补偿，如果认为林团有过错的，可以要求林团赔偿其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何显辉并没有提出要求林团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请求，经原审法院向何显辉行使了释明权，征询何显辉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何显辉也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因此，林团在《合伙协议》中是否需要向何显辉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不作处理。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3月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何显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3800元由何显辉负担（受理费何显辉已预交，其负担的受理费在其预交的受理费中转结算，原审法院不再收退）。保全费何显辉已预交5000元，因无实施保全，保全费退回给何显辉。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何显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林团于2013年8月17日向何显辉发出的《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函》无效（即确认林团解除合伙协议的行为无效），依法确认何显辉拥有鹤山市某甲石场50%的股权；3、判令林团继续履行2013年3月24日《合伙协议》及林团应立即将鹤山市某甲石场机械设备、财务资料和库存石料全部移交给何显辉共管；4、判令林团向何显辉支付违约金600万元；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林团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何显辉与林团于2013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除对双方合伙经营鹤山市某甲石场等合伙事项进行了约定外，另外还约定由林团支付相应劳务报酬费600万元的劳务服务协议条款。何显辉直接将林团应付的劳务报酬费600万元作为投资款与林团合伙经营石场。2013年3月24日之前，由于鹤山市某甲石场采矿许可证不能续期，该石场无法继续开采，会导致林团减少巨额的经营利润。由于石场开采的利润极高，对石场的经营者而言，仅一个《采矿许可证》本身至少价值600万元。在此情况下，林团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以支付协调办证劳务费600万元给何显辉及吸收何显辉合伙石场为条件，与何显辉经充分协商签订2013年3月24日的《合伙协议》。鹤山市某甲石场系林团出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因此该石场在合伙前所有的资产属于林团独自拥有。因此，2013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四条第1项关于“双方一致同意由甲方代表新石场协调各部门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并确认上述协调费用作价人民币陆佰万元入股新石场，占股50%”的约定，实际上约定了两层意思：一是何显辉为林团的某甲石场协调办理《采矿许可证》，由林团向何显辉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费人民币600万元；二是何显辉将林团应付的劳务报酬费600万元作为合伙投资款，与林团共同经营，而该款不需实际交付。因此，本案应认定何显辉已按照《合伙协议》出资600万元。二、何显辉与林团于2013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原审认定《合伙协议》无效是错误的。退一步说，即使本案认定何显辉以“协调各部门办理新的采矿证”的方式进行“劳务出资”，该约定也没有违反我国强制性规定。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个人合伙禁止劳务出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明确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因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不能以劳务作为合伙出资。原审以《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的出资违反强制性规定来认定《合伙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三、何显辉与林团签订的《合伙协议》没有违反公平原则。原审以所谓的显失公平为由认定《合伙协议》无效是错误的。首先，《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是符合公平合理原则的。2013年1月，鹤山市某甲石场旧的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不能延续，鹤山市某甲石场被关停。此时延续采矿许可证的工作价值是巨大的，对某甲石场具有生存死亡的重大意义，其作价多高均不过分。2013年3月，林团主动找到何显辉，引入何显辉合伙经营石场，双方签订《合伙协议》并同意该600万元作价，这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均愿意接受600万元的作价，公平合理。《合伙协议》签订后，何显辉积极开展协调办理采矿许可证工作，与高速公路建设单位、地方政府和国土主管部门等单位沟通协调，操办延续采矿许可证事宜，并于2013年9月办妥新的采矿许可证，使某甲石场得以延续经营，解决了采石场头等大计的存续难题。何显辉的劳务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有巨大价值。劳动时间不是劳务作价的唯一、法定依据。原审法院在该表述中使用了“劳动时间”这一词，也就是说，原审法院也认为何显辉代表新石场办理《采矿许可证》一项劳动，只是劳动作价偏高，何显辉在6个月的劳动就值600万元，使原审法院不能接受和支持。劳动时间不是衡量劳动价值的法定的、唯一的依据，原审法院对劳动价值的判断没有任何依据，明显是主观臆断，尤其是针对智力密集性、管理性劳动（比如策划工作、管理协调工作、专业智力性服务），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价值。其次，何显辉与林团在《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劳务作价是合法的。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并在合伙协议中载明。因而对于何显辉的协调工作这项劳务，该作价得到了合伙双方认可，并在协议明确载明，完全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规定，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法律对劳务出资的评估作价权已明确赋予了当事人。再次，退一步讲，即使《合伙协议》有失公平，也不会导致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原审认定《合伙协议》违反公平性原则而无效，是适用法律错误。对待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我国的司法原则是不轻易干预，不轻易认定无效。只有法律明确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公共利益，才认定无效。且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以“显失公平”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四、林团违反《合伙协议》的事实清楚，林团应承担向何显辉支付违约金600万元的违约责任。原审判决对林团的违约事实不予审查，对何显辉请求要求支付600万元违约金不支持是错误的。《合伙协议》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在何显辉新的采矿许可证获得批复同意办理之后，林团单方终止、解除本合伙的，需要赔偿何显辉600万元作为违约金，另按合伙期间预期的营业收入按股权比例赔偿给何显辉。本案中，何显辉负责办理的新的采矿许可证已经获得批复同意办理之后，林团于2013年8月17日突然向何显辉发出《关于解除﹤合伙协议﹥的函》明显属于恶意违约行为，应按照《合伙协议》第七条承担违约责任，何显辉先主张约定的600万元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不作处理和回应是错误的。五、林团依法应继续履行2013年3月24日《合伙协议》，林团应立即将鹤山市某甲石场机械设备、财务资料和库存石料全部移交给何显辉共管，并与何显辉共同经营鹤山市某甲石场。
林团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合伙协议》无效是正确的。1、《合伙协议》约定的何显辉出资方式不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而无效：（1）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是以协调费用作价出资，不属于货币出资方式，因为办证机关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并无“协调费”的收费项目，同时何显辉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或花费过“协调费用”，也未投入任何货币；（2）明显不属于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方式；（3）也不是劳务出资。劳务出资是指合伙人在合伙过程中以其专业技能向合伙企业付出的劳动作价出资。“协调各部门”并非发生在合伙期限内，也并非石场经营的专业技能。2、涉案的《合伙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是无效合同。采矿权延续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有权部门应根据《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审查矿产资源利用开发情况、储量测定、水土保护、环境保护、缴费情况等因素，依法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作为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企业（应不属于《合伙协议》约定的“各部门”），不是采矿权延续的批准或审查机关，只能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作出相关建议，由采矿权延续的批准机关审查。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五、六条规定，实施行政许可，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原则，并依照法定的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任何人不得例外，不可能需要“协调各部门关系”。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协调各部门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并确认上述协调费用作价人民币陆佰万元（￥600万元）入股新石场，占股50%。可见，林团并非委托何显辉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只是委托何显辉协调各部门，且协调费用作价高达600万元，并以此入股，占股达50%，远远超出了食宿、交通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一般劳务价值，更何况，林团作为鹤山市镇某甲石场的投资人，在2012年办过一次延续许可，而何显辉并非从事采矿行业，林团对于采矿权延续手续办理的熟悉程度必远远高于何显辉，不可能需要如何显辉所提的“何显辉付出很高的智力劳动”（何显辉也从未在采矿权延续的任何环节向林团提供过任何方案或意见），再加上林团仅委托何显辉“协调各部门”，可见，林团委托何显辉的是“协调关系”，“协调费用”实质上是俗称的“关系费”、“请托费”，绝不能得到司法审判的支持，《合伙协议》的实质目的是企图凭借何显辉的关系达到采矿权延续的目的，这无疑违背了行政许可所必须遵循的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原则以及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规定，是以协调费用入股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此外，此种行为也属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无效。二、退一步讲，即使上述第一点意见不成立，《合伙协议》也属未生效的合同。本案所涉的采矿权主体是鹤山市镇某甲石场，《合伙协议》却是何显辉与某甲石场的投资人即林团所签。根据何显辉的诉求及陈述，林团需将某甲石场5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何显辉名下，意即需将某甲石场变更为合伙企业或者公司。根据《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变更采矿权主体的，应符合法定条件并经审批管理机关批准。本案中的《合伙协议》履行时需变更采矿权主体，故需取得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但直至今日，双方当事人还未办理该批准手续，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伙协议》应认定为未生效，何显辉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再退一步讲，即使《合伙协议》有效，林团也有权解除。本案的客观情况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伙协议》另外口头约定了从协议签订日起四个月内办到采矿许可证延续，否则《合伙协议》失效，当时的在场人郑某乙达、见证人黄某都可证明。现黄某等人虽不愿出庭作证，但法院可依法向其调查，以厘清本案事实。因何显辉违背了该口头条款，林团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伙协议》以林团委托何显辉协调关系也即委托合同关系作为基础。既是委托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作为委托人的林团有权随时解除。四、何显辉实际并没有履行协调各部门的义务（某丙公司不属于“各部门”），林团从未出具任何委托书给何显辉，何显辉也从未在采矿权延续手续办理过程中代表林团签署或提交任何文件，鹤山市镇人民政府无权出具证明，且其证明内容也不属实。采矿权延续的批准机关是江门市国土资源局，相关申请资料是在林团发出解除合伙协议通知书后才递交给江门国土局，何显辉在此关键环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五、某丙公司的复函并未明确建议或许可采矿许可证续期，且某甲石场为此放弃了巨额补偿。如何显辉以此要求某甲石场50%的股份，对林团太不公平。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何显辉与林团是否约定何显辉应在《合伙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协助办好《采矿许可证》；2、何显辉与林团订立的《合伙协议》是否有效；3、若协议有效，何显辉与林团应如何履行《合同协议》及履行情况如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林团主张在《合伙协议》外还存在口头协议，约定何显辉应在合伙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协调办好《采矿许可证》，并提供郑某乙达出具的《证言》以证明其主张。但郑某乙达既未到庭接受询问，亦无其他证据证明郑某乙达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伙协议有关事宜存在关联，且何显辉对该证明内容亦不予认可，故林团仅凭该《证明》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就办证期限达成口头协议的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何显辉与林团均认可《合伙协议》的真实性，该协议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林团主张《合伙协议》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且损害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审查合同内容，该协议主要约定因鹤山某甲石场的《采矿许可证》到期不能续期，引入何显辉作为鹤山某甲石场的新合伙人，由何显辉代表该采石场协调“各部门”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并确认上述协调费用作价600万元作为何显辉的合伙投入，在新的采矿许可证获得批复同意办理时即视为出资到位。而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调费用”存在不同理解，何显辉主张为交通费、办公费等费用，主要为其劳务价值；而林团则认为属“托请费”等不正当费用，双方各执一词。在一、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未能办理续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因某丙高速公路的建设，涉案的采石场部分位于某丙高速公路的红线内，故需先取得某丙公司的同意才能办理《采矿许可证》的续期。虽然协议上述内容未能反映《合伙协议》所约定的“协调工作”的具体内容，但《采矿许可证》的颁发属行政许可的范畴，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且不得收取费用，而双方当事人亦约定在办理《采矿许可证》过程中需缴纳的相关费用由林团承担，即双方设定由何显辉在600万元的费用范围内对相关行政机关以及办理《采矿许可证》所涉及的相关单位进行“协调”，并将“协调费用”作价600万元作为合伙投入，实质上意图通过“托请费”及不当关系影响行政机关的公正性、廉洁性，从双方之缔约目的来看，应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且，涉案的采石场部分位于某丙高速公路的红线以内，某丙公司为此原不同意《采矿许可证》的续期，但经何显辉“协调”之后，某丙公司最终书面同意。按常理分析，何显辉的所谓“协调”行为应当是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且损害公共利益。因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四）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双方合伙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本案中，何显辉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合伙协议有效的基础上提出，经原审法院对合同效力进行释明后，何显辉仍坚持不变更其诉讼请求，故原审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何显辉与林团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何显辉代为办妥《采矿许可证》续期手续后的相关“协调费用”作价600万元入股合伙，虽然该《合伙协议》被确认无效，但考虑何显辉确实为办理《采矿许可证》续期手续付出了一定的劳务及合理合法的费用，且林团亦因此受益，基于合同无效之后应当相互返还的法律后果，林团应向何显辉作出适当补偿为宜，何显辉可在本案判决生效之后另案向林团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何显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景欣
审判员 陈雪娟
审判员 李雁羽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区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