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332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玲彦，女，198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双林（系朱玲彦之父），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悦清（系朱玲彦之母），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双林，男，196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晓明，196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再审申请人朱玲彦、朱双林因与被申请人朱晓明案外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撤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玲彦、朱双林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遗漏朱玲彦请求“判决朱晓明、朱双林将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全部产权的六分之四归还给朱玲彦”的诉讼请求。（一）原审中，朱玲彦除请求撤销（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外，还明确请求判决将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全部产权的六分之四归还给朱玲彦，原审法院对此请求没有进行审查。原审法院收取朱双林、朱玲彦预交的针对案涉房屋产权六分之四份额的上诉费，又不对该项请求进行审理，明显属于对应审而未审的关键诉求没有审理。（二）针对（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是否应撤销的问题，原审判决亦避重就轻，未针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审理，而是偷换概念审查朱玲彦是否具备提起撤销之诉的资格，认为朱玲彦早就知晓（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件，并非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从而驳回朱玲彦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三）朱玲彦请求撤销（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相关判项，是为同时提出的请求法院改判案涉房屋产权六分之四份额归还到朱玲彦名下所有的诉讼请求做铺垫的，原审法院遗漏了对案涉房屋权属的审理，必然导致查明事实所针对的对象，比如朱钟奇生前案涉房屋的产权份额界定、是否还能成为朱钟奇的遗产由被继承人继承等事实出现偏差，导致无从认定（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是否确实存在侵害案外人朱玲彦合法权益的错误。二、朱玲彦并不知晓也没有条件知晓（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件的审理。（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判决于2011年6月3日审结并生效，朱双林作为朱玲彦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已经终止。（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件是由2011年8月3日立案到2012年11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朱玲彦是在2013年2月4日提起行政起诉，其诉求是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朱玲彦、朱双林是在2013年5月6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申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件再审，朱双林与朱玲彦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是由此才开始，朱双林与朱玲彦在法律上属于独立个体的公民，（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件从2011年8月3日立案到2012年11月16日出具判决书，朱双林并不是朱玲彦诉讼代理人，朱玲彦并没有介入任何法院诉讼审理中，原审判决以朱双林在多次案件中为朱玲彦代理人且朱双林与朱玲彦为父女关系为由，认定朱玲彦知悉（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件的审理，无事实依据。三、原审判决以（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案件已经处理了朱玲彦对案涉房屋产权请求为由，驳回朱玲彦请求确认案涉房屋产权六分之四返还朱玲彦的诉讼请求，是要朱玲彦替死者朱钟奇受过，明显属于对朱玲彦进行欺诈的审判行为。原审判决避开对（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件是否存在错误的审理，以既不支持也不反对（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的合理合法性，去驳回朱玲彦的诉讼请求，而并未从朱玲彦作为案外人是否存在被侵权、法院判决是否存在错误的角度去审理案件。四、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行终第633号行政判决已明确案涉房屋不能重新恢复登记在死者朱钟奇名下，该判决发生在（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生效之后，证明（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不顾实际产权人为朱玲彦而不是朱钟奇，擅自将案涉房屋作为朱钟奇遗产进行分配。而本案原审判决已经查明这两个生效行政案件法律文书存在并加以引用，却对行政判决做出的法院认定隐瞒不做披露，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五、原审判决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的含义是专门相对于原被告两方之外的第三方当事人，拥有公民的诉讼权利，对于朱玲彦因不知情失去了以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件诉讼的机会，没有进行正确的认定。原审判决的认定如果成立，必将导致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依据（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及（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判决做出的单方行政处理决定有效，使得朱钟奇与朱玲彦双方因买卖房屋行为无效应该各自返还房屋和房款给对方，其后果就是朱玲彦并非案涉房屋的买受人，亦非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也就没资格提起撤销之诉。原审法院抓住朱玲彦在2013年1月仅知晓（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结果，不考虑朱玲彦以案外人身份因无法知晓二审任何信息也没有上诉权应参加而没有参加二审审理，认定朱玲彦因个人原因未参加（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件审理，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明显错误。六、朱玲彦有新证据足以推翻（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对案涉房屋属朱钟奇遗产的认定。（2015）粤高法行申字第693号裁定再次确认朱钟奇生前买卖转让案涉房屋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否认将朱钟奇案涉房屋原有份额返还到逝者朱钟奇名下，从而推翻了案涉房屋法律上属朱双林、朱晓明、朱钟奇共同财产的法院认定。七、朱玲彦、朱双林交纳了巨额上诉费，法院依法要对（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实体审理，如有错误，应予撤销原判决并改判。但是原审判决却未对此问题进行实体审理，做出朱玲彦因不知情被（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无情剥夺借巨款购买的案涉房屋产权，还要连带朱双林一起承担巨额上诉费。八、退一步而言，依据继承法，清偿死者生前债务优先于继承遗产，原审判决认定朱钟奇死后还能与朱玲彦之间产生返还房款的法律关系，另案解决，这充分证明了就（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有人涉嫌在两级法院立案庭恶意主导和操纵虚假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以明确的态度书面裁定朱玲彦在（2013）穗中法民一撤初字第1号和（2015）粤高法民撤终字第2号案件中是否具备起诉资格，（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是否存在错误而需改判，才能使当事各方服判息讼。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十一、十三之规定，请求再审本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朱玲彦请求撤销（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及（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中关于“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这部分内容，其请求是否成立，应当从三方面分析。一、关于朱玲彦是否“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问题。本案中，朱玲彦起诉时称其于2013年1月底通过朱双林了解到朱晓明提起（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件，虽然此时一审程序已经结束，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之规定，朱玲彦仍然可以向广州中院申请参加二审程序。朱玲彦称其没有条件知晓（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件的审理，但该案的当事人之一是其父亲朱双林，另一人是其姑姑朱晓明，朱玲彦在知晓该案一审判决后，若认为该一审判决影响其权益并有意愿参与该案二审审理，向其父亲主动了解该案二审进展情况符合世理常情，因此朱玲彦称其不知晓（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件审理的辩解理由，与常识、常情、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从朱玲彦2013年1月知晓（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到广州中院2013年5月16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朱玲彦未向广州中院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审理，应视为其行使处分权放弃申请参加诉讼，不属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二、关于（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及（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确认“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这一内容是否错误的问题。首先，朱玲彦主张其享有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六分之四的产权，其请求的事实依据为其与朱钟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因此取得的《房地产权证》。对此，本院认为，（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及（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朱钟奇与朱玲彦买卖案涉房屋的行为无效，朱玲彦申请该案再审亦被驳回。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11月20日撤销2009交登字1014204号房地产登记的全部登记事项，声明以朱玲彦名义申领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即日起作废，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朱玲彦提起的行政诉讼被再次确认。因此，因朱玲彦与朱钟奇生前所签房屋买卖合同及由此取得的《房地产权证》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朱玲彦以此来主张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依据不足。其次，案涉房产为朱钟奇和李贤兴夫妻共同财产，在李贤兴去世后其享有的财产份额由继承人朱钟奇、朱双林、朱晓明继承，在未分配的情形下由三人共有。朱钟奇去世后，朱钟奇享有的案涉房产份额由继承人朱双林、朱晓明继承。在无证据证明存在遗嘱的情况下，（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的规定，确认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适用法律正确，（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维持该判项亦正确。朱玲彦认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及（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关于确认“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这一内容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朱玲彦申请再审时提交一份（2015）粤高法行申字第693号裁定作为再审新证据，本院认为，首先，该裁定产生于本案二审判决前，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其次，虽然该裁定载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撤销朱玲彦持有的案涉房屋《房地产权证》后，未将案涉房屋重新恢复登记在朱钟奇名下，但是如前所述，因李贤兴去世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导致继承法律关系的产生，朱钟奇去世前，案涉房屋由朱钟奇、朱双林、朱晓明共有，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而确定，与继承发生时案涉房屋的登记状态无关。朱玲彦认为（2015）粤高法行申字第693号裁定推翻了（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对案涉房屋权属的认定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及（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是否损害朱玲彦民事权益的问题。朱玲彦认为即使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朱钟奇应当返还的购房款，应作为朱钟奇的债务由继承人承担还款义务。（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及（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未对此债务进行认定，直接确认案涉房屋系朱钟奇遗产，侵害了朱玲彦的利益。对此，本院认为，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购房款返还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朱玲彦可另案主张权利，朱玲彦以朱钟奇继承人应返还购房款来抗辩案涉房屋权属的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朱玲彦认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及（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朱玲彦、朱双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十一、十三项的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玲彦、朱双林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 伟审 判 员  宫邦友审 判 员  孙祥壮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胡 瑜书 记 员  赵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