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扶民初字第1438号
原告黄八玲，女，汉族，1980年3月1日出生，农民，住所地广西阳朔县。
原告黄英娥，女，1953年7月21日出生，农民，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原告廖某1，女，壮族，2014年7月8日出生，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原告廖某2，女，壮族，2014年7月8日出生，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志鸿，广西南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盛海，男，壮族，1965年10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被告凌洪保，男，壮族，1959年6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被告黄日东，男，壮族，1977年2月18日出生，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启苏，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奚世军，男，壮族，1977年2月18日出生，农民，住所地广西扶绥县。
原告黄八玲、黄英娥、廖某1、廖某2诉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奚世军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志鸿，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及其委托代理人钟启苏、被告奚世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八玲、黄英娥、廖某1、廖某2诉称，2015年9月25日，廖超华等12个村民到扶绥县××界屯后坡地帮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砍树，次日上午8点钟左右，廖超华在后坡地砍树的过程中不幸被树木打中头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事故造成廖超华死亡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死亡赔偿金7565元/年×20年=151300元、丧葬费23424元、交通费7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74.17元/天×3人×5天=1112元、扶养费141998元（其中女儿抚养费6675元/年×16.773年÷2人×2人=111960元；赡养费6675元/年×18年÷4人=3003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348534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000元，尚应赔偿318534元。原告认为，上述三被告雇请受害人廖超华等12人上山帮其砍伐树木，约定工钱为负责砍伐和装车80元/立方米，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受害人是在雇佣过程中死亡的，三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18534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共同辩称，三被告确实合伙对位于扶绥县××××界屯的“长岗山”（地名）上的林木进行砍伐出售。但被告当时联系的是奚世军，双方口头约定被告以砍伐和装车木头80元/立方米的价格发包给奚世军，由奚世军自行组织人员进行砍伐和装车。因此，三被告与被告奚世军形成的是承揽关系，其找谁伐木与三被告无关。三被告与原告的亲属廖超华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其因本案事故死亡与三被告无关。三被告将砍伐树木交由奚世军承揽，相关的安全培训应该由被告奚世军承担，与三被告没有关系。2015年9月25日，被告奚世军领工后召集10多个村民进山伐木。次日，由于被告奚世军在使用油锯砍伐林木时不注意观察周边人员的情况，且原告亲属廖超华不注意安全，自行走入危险区域，致使发生了廖超华被树木打中头部死亡的事故。被告奚世军作为砍伐林木的召集者和组织者，同时还是使用油锯砍伐树木的操作者，在砍树过程中没有注意安全，造成受害人死亡，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受害人廖超华没有注意砍伐树木的倒向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剩下10名共同进山伐木的村民没有提醒受害人廖超华注意安全，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赔偿中，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没有异议；误工费应按3人3天计算，对女儿的抚养费没有异议，对死者母亲的赡养费有异议，原告黄英娥未能举证证实受害人生前已对其赡养，故不应支持；因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故原告主张的精神赔偿费过高，应酌情减少。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奚世军辩称，廖超华在林木砍伐工作中意外事故造成死亡，本人不应对原告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日东确实告知本人注意安全，但没有告知本人负责砍伐工人的安全工作。本案事故发生后，本人已与其他三被告支付了赔偿，其中本人支付了2000元丧葬费，其他损失不应该由本人承担。
原告黄八玲、黄英娥、廖某1、廖某2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3张），证据2、山圩镇那任村委会证明以及证据3、结婚证，三份证据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是本案诉讼适格主体；
证据4、死亡证明，证明受害人廖超华因事故发生造成死亡的事实；
证据5、南密律师事务所调查笔录，证明受害人与三被告存在雇佣关系；
证据6、预付丧葬费凭证，证明三被告对事故责任先期赔偿30000元的事实。
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对其辩解共同当庭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1、奚世军调查笔录，证明事故发生经过及认为廖超华负主要责任；
证据2、罗某,4调查笔录，证明奚世军组织村民去砍伐林木；
证据3、黄八玲调查笔录，证明奚世军操作油锯至事故发生的事实；
证据4、凌洪保调查笔录和证据5、黄日东调查笔录，两份证据证明奚世军组织人去砍伐林木，并已强调安全，奚世军应负事故主要责任的事实；
证据6、调查笔录，证实事故发生的经过，并经过调解程序；
证据7、预付丧葬费凭证，证实该记录的内容为原告提供由要求被告签字的。
被告奚世军未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准许证人罗某,4出庭作证，该证人证实是由被告奚世军通知其到山圩村守界屯的“长岗山”伐木的，且其伐木的工钱是由被告奚世军支付给他的，当时砸中受害的人那棵树是由被告奚世军所砍伐。
经开庭质证，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5是原告对被告奚世军的询问笔录，只能作为奚世军的个人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证据6只能证实上述三被告聘请了奚世军，奚世军聘请了受害人的事实，且三被告只垫付了28000元。被告奚世军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6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认确实是其本人签字，但提出具体内容本人并不清楚。原告对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共同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受害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5的陈述内容有异议，不认可是奚世军组织人员砍树的内容；证据6的内容有异议；证据7不能证实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奚世军对证据1、2、3、6、7无异议；对证据4、5的内容有异议，确实是黄日东叫他本人帮他们找人去砍树，不是由他本人组织的。各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对各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5实际为被告奚世军的陈述内容，具体案件情况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6确实记载有各被告已预付30000元的内容，结合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承认共同预付28000元，被告奚世军承认预付2000元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共同提交的证据1、2只能证实事情发生的相关情况，受害人应对事故承担何种责任应同时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4、5有奚世军自述，但其应否作为本案的组织者应结合其相关案件事实予以认定；证据6系山圩司法所组织本案原、被告进行调解所作的笔录，确实证实事故发生后，各方曾进行调解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拟证明的目的予以确认；证据7与原告提交的证据6为同一组证据，被告亦承认该证据上的签名为其本人签名，但其主张该记录所记载的内容为原告草拟的，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被告拟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定。
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于2015年期间共同合伙在扶绥县××××界屯的“长岗山”（地名）上承包了一片林木。同年9月，被告黄日东联系被告奚世军，将上述“长岗山”林地上的林木交给奚世军，由奚世军找人砍伐并装车，双方约定林木砍伐和装车的价格为每立方米80元。随后，被告奚世军找到廖超华、罗某,4等12人（包括奚世军本人）进行伐木及装车工作。9月25日，奚世军、廖超华、罗某,4等12个人开始到“长岗山”的林地开始伐木，其中奚世军负责使用自带的油锯进行伐木，其他人负责对树木进行裁切和装车。次日上午8时许，被告奚世军在未确认周围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油锯对林木进行砍伐，树木在倾倒的过程中击中廖超华的头部。受害人廖超华当即被送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后死亡。同年9月28日，扶绥县司法局山圩司法所组织原告黄八玲、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奚世军进行调解，但各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但原告委托的代理人及各被告均在预付赔偿款凭条上签字，由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预付28000元，被告奚世军预付2000元共计30000元给原告。
2015年12月，原告以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雇请受害人廖超华等人为其砍伐树木并装车，双方已形成雇佣关系，受害人是在雇佣过程中发生事故死亡，上述三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请求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18534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案审理在过程中，本院经征询原告方的意见后，依法追加奚世军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亦当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奚世军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18534元。被告奚世军在庭审中述称其联系廖超华、罗某,4等12人共同砍伐装载林木至货车上，奚世军作为油锯工收取20元每立方米的工钱，其他60元由廖超华、罗某,4等11人平分，原告对被告奚世军的上述陈述没有异议。
原告黄八玲与受害人廖超华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有婚生女廖某1、廖某2；原告黄英娥与廖焕建生育有廖超华、廖超余、廖日珍和廖日连共四个子女，廖焕建已于2009年4月21日病逝。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本庭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1、本案的四被告对受害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若承担，应承担何种责任；2、原告要求赔偿受害人廖超华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318534元是否有法律事实和依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1。首先，应对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被告与受害人廖超华在本案林木砍伐的过程中形成何种法律关系进行确定。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工提供的劳动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关系是承担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将合伙承包的位于“长岗山”上的林木交给被告奚世军，由被告奚世军自行组织人员、自备劳动工具、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砍伐该林地上的林木，三被告则根据被告奚世军交付的劳动成果即砍伐木材的体积数支付相应报酬。因此，被告奚世军组织人员提供的劳务是其独立的业务活动，各方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故被告奚世军与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本案受害人廖超华系由被告奚世军自行联系，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受害人是由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雇请，因此对于原告提出受害人与陆盛海三被告系雇佣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奚世军组织廖超华、罗某,4等12人砍伐“长岗山”上的林木，而共同参加伐木人员约定收益分配的方式为伐木每立方米所得的80元，由奚世军作为油锯工分得20元，廖超华、罗某,4等11人平均分配其他的60元，收益约定明确且固定。从被告奚世军与廖超华、罗某,4等人收益分配约定上看，收益分配固定的，奚世军只是作为联系人组织廖超华、罗某,4等12人共同砍伐林木，故奚世军、廖超华、罗某,4等12人在本案中属于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家林业局《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第4、5条规定森林采伐作业前，应按照培训制度要求对包括伐木和集材人员在内的关键岗位人员严格培训，森林采伐的关键技术岗位还应持证上岗。本案中被告奚世军没有相应资质，其雇佣的民工包括田某在内亦无相应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作为承包本案山林的合伙人，在选任砍伐人员对森林进行采伐时未尽到审慎审查责任，且未按照相关规定对包括伐木和集材人员在内的关键岗位人员严格培训，存在过失，故上述三被告应对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被告奚世军在作为本案林木砍伐作业的承揽人，同样未尽到上述义务，且被告奚世军在砍伐林木过程中作为使用油锯砍伐林木的具体执行人，在未确保周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实施砍伐，造成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其应对本案事故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无相应的采伐资质及未经过相关安全生产培训的情况下参与伐木作业，且在明知他人在附近伐木作业的情况下未及时远离，造成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应对自身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罗某,4等10人与廖超华合伙参与伐木及装载木材，合伙成员间存在相互协助和照顾义务，廖超华在从事本案合伙事务时死亡，其他合伙成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合以上各方的过错，本院认为受害人廖超华应自行承担60%的过错责任，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作为合伙人连带承担15%的过错赔偿责任，被告奚世军承担15%的损害赔偿责任；与廖超华参与共同伐木的罗某,4等10人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在本案中拒绝追加罗某,4等10人参加诉讼并放弃主张上述人员赔偿的权利属其权利自行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2。各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151300元、丧葬费23424元均未提出异议，且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故发生时，原告廖某1、廖某2均未年满18周岁，受害人廖超华依法应对上述原告承担抚养义务，故本院对上述两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原告黄英娥在本案发生时62岁零2个月,且生活在农村，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廖超华依法应对黄英娥承担抚养义务，因此本院其提出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予以支持。原告廖某1、廖某2在事故发生时均为1岁零3个月，因此上述两原告需要抚养的期限为16年9个月。2015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6675元，因此原告廖某1、廖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为6675元/年×16.75年×2人÷2人=111806.25元。原告黄英娥生育有廖超华等4个子女，廖超华因事故的死亡给原告黄英娥造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损失为6675元/年×17.833年×÷4人=29758.82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告廖某1、廖某2、黄英娥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中有16年已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超出部分为26700元，因此本院确认原告廖某1、廖某2、黄英娥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损失为114865.07元。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交通费700元，虽未能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鉴于其因对受害人进行抢救和办理丧葬事宜往返确需支付一定交通费用，本院酌情支持500元。原告因办理受害人办理丧葬事宜确实存在误工的情况，但其未能提供具体误工人员的收入及误工情况，本院酌情按3人3天予以支持。本院参照2015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农林牧渔业标准74.17元/天计算原告的误工损失，即74.17元/天×3人×3天=667.53元，原告误工费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告因被告伤害致伤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有死亡赔偿金151300元、丧葬费2342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4865.07元、误工费667.53元、交通费500元，共计290756.6元。原告自行放弃诉权部分及受害人自行承担部分计70%的损失即203529.6元；由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作为合伙人连带承担15%的过错赔偿责任，即43613.49元，被告奚世军承担15%的损害赔偿责任，即43613.49元。各被告的过错行为致使受害人廖超华死亡，确给各原告精神上造成严重损害，应予抚慰，结合各被告的过错及当地的经济水平，原告主张被告赔偿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数额过高，本院酌情支持10000元，其中由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连带赔偿5000元，被告奚世军5000元。因此，本案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应连带赔偿原告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48613.49元，扣减上述三被告已支付的28000元，尚应赔偿20613.49元;被告奚世军应赔偿原告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48613.49元，扣减其已支付的2000元，尚应赔偿46613.49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对原告黄八玲、黄英娥、廖某1、廖某2因本案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0613.4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被告奚世军赔偿原告黄八玲、黄英娥、廖某1、廖某2因本案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46613.49元；
三、驳回原告黄八玲、黄英娥、廖某1、廖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39元，由原告黄八玲、黄英娥、廖某1、廖某2负担2139元，由被告陆盛海、凌洪保、黄日东负担450元，由被告奚世军负担4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黄赵伟
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郭碧霞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