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苏06行终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宏，男，1972年2月3日生，汉族，住海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海安县。负责人丁左明，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黄柏春，海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黄晓祥，海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开发区中队队长。上诉人张永宏因交通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3行初13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6日，海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海安交警大队）民警在海安县××道××路口对张永宏驾驶的皖××××变型拖拉机进行检查。后海安交警大队于同日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为张永宏在海安县××国道××路口实施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采取扣留机动车（车辆牌号皖××××）的行政强制措施。海安交警大队一并告知张永宏持该凭证在15日内到开发区中队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2016年7月11日，海安县公安局交通大队开发区中队向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出具发现违法线索移交函，称其单位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王马宝驾驶的皖××××、朱道钱驾驶的皖××××、ＸＸ华驾驶的皖××××、张永宏驾驶的皖××××、周美桂驾驶的皖××××变型拖拉机涉嫌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行驶证，在查处过程中发现徐浩（东台市郊区农机经营部法定代表人）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现将线索移交你单位，请依法予以查处。移交清单中包含移交函中提及的五辆变型拖拉机及行驶证。同年7月15日，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作出海公（东）受案字〔2016〕1609号受案登记表。该表记载，2016年7月，海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发区中队查获的牌号为皖××××、皖××××、皖××××三辆变型拖拉机，经进一步核查该三辆变型拖拉机涉嫌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和行驶证。此外，上述号牌和行驶证系车主在东台市向徐皓购买车辆时一并购得，徐皓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并呈请立案侦查。同日，海安县公安局作出海公（东）立字〔2016〕1552号立案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决定对徐皓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立案侦查。此外，海安县公安局还于当日对张永宏作出扣押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海安县公安局在侦查徐皓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件中发现张永宏持有的下列财物、文件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决定扣押变型拖拉机一辆（车牌号皖××××）及行驶证一本。张永宏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海安交警大队行政执法行为违法并责令其放行被扣的皖××××车辆、发还该车的行驶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都具有可诉性。某一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具有可诉性，还取决于该行政强制措施是否达到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成熟性，取决于它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措施的独立性和成熟性，是指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行为是否已经成立；行政强制措施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则是指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影响或可能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般而言，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行政主体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以后，因种种条件和原因，没有必要、也不再实施后续行政行为。此时的行政强制措施就成为一个直接影响相对人权益的、独立、完整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权益产生独立和直接的影响，因而这种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可诉性。二是行政主体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紧随其后又实施了行政处罚或其他行为。这时的行政强制措施就与紧随其后行为形成了无法割舍的关系。在后续行为作出后，行政强制措施应理解为被该行为所吸收，而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行政强制措施因其不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而没有可诉性。本案中，海安交警大队于2016年7月6日对张永宏驾驶的皖××××变型拖拉机及行驶证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后向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移送违法线索及案涉变型拖拉机及行驶证。同年7月15日，海安县公安局对徐皓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立案侦查，并对张永宏驾驶的皖××××变型拖拉机及行驶证采取刑事扣押。因此，海安交警大队对案涉变型拖拉机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已被此后海安县公安局受理的刑事案件所吸收，不再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故而亦不具有可诉性。张永宏就案涉扣留车辆行政强制措施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海安县公安局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也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张永宏的起诉。张永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上诉人而言具有独立性并直接影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无论是否存在刑事案件，均不会影响法院对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利用职权和内部工作的便利向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移送所谓的违法线索及案涉变型拖拉机及行驶证，并以涉嫌刑事案件为名，以此来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辩称，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到原车辆登记机关调档核查，发现上诉人车辆号牌、行驶证系他人使用机动车的号牌、行驶证的基础上变更而来，该案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刑事犯罪，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将此案移交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进一步调查，行政强制措施已被此后受理的刑事案件所吸收，不再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本案中，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刑事犯罪，依法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符合上述规定，上诉人张永宏认为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以涉嫌刑事案件为名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因案外人徐皓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海安县公安局已决定对徐皓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立案侦查，同时，海安县公安局还决定扣押案涉车辆。说明该案执法主体已由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转为海安县公安局，案件性质也由行政违法转为涉嫌刑事犯罪，前期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对违法行为的行政查处行为，以及后续海安县公安局的侦查行为，均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予以规范、审查、认定，此时再无对被上诉人海安交警大队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张永宏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一审法院所作行政裁定正确，二审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郭德萍审 判 员  鲍 蕊代理审判员  张祺炜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吴 迪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