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403刑初179号	公诉机关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贵州方友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平坝县夏云工业园二期02-28地块。	诉讼代表人胡爱儿，女，1956年8月26日生，汉族，户籍住址浙江省永康市，现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人骆德友，男，1982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市，汉族，大学文化，贵州方友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康市，户籍住址浙江省永康市，现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12月2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安顺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刘钢，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钱益寒，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晓芳，女，1984年5月2日出生浙江省永康市，汉族，大学文化，贵州方友工贸有限公司股东，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康市，户籍住址浙江省永康市，现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12月2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安顺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聂祥燕，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汇，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以平坝检公诉刑诉〔2016〕16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被告人骆德友、胡晓芳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6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洪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胡爱儿、被告人骆德友及其辩护人钱益寒、刘钢、被告人胡晓芳及其辩护人杨汇、聂祥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1年8月11日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某公司）申请成立，被告人骆德友为公司法人代表，被告人胡晓芳为公司股东。2014年3月方某公司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由平坝区国家税务局征管。	2014年10月24日，方某公司在与江苏信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昌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方某公司接受该公司为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票号为03032536-03032561，虚开的数额为2569777.86元,虚开税款税额436862.14元，价税合计3006640元，方某公司将上述税额向所在税务机关申报全额抵扣。	2014年10月27日，因方某公司与贵州裕高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高公司）有一定债权债务，被告人骆德友和某晓芳为要回裕高公司所欠的贴息款，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指使公司开票员为裕高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票号为00162959-00162960，虚开数额为1892088.89元，税额321655.11元，价税合计2213744元；同时方某公司让裕高公司为方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票号分别为00036003、00036004，用于抵消虚开的销项发票，虚开金额1735042.74元，税额294957.26元，价税合计2030000元。方某公司、裕高公司分别将上述税额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全额抵扣。	公诉机关提供如下证据支持其指控：1.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被告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相关证明、被告人骆德友、胡晓芳的身份证明材料、安顺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涉及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相关书证、相关银行账户流水、已证实虚开通知单；2.证人证言：证人付某,4、杨某1、向某3、龚某、杨某2、杨某3、田某、文某,4、成某,4、王某2、杨某4、罗某,4、韦某2、徐某2、何军的证言；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骆德友、胡晓芳的供述与辩解；4.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5.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讯问骆德友、胡晓芳同录视频，询问韦某1等人的同录视频、方某公司电子账务、搜查方某公司、永隆金属冶炼厂视频。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骆德友身为公司法人，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让信昌公司为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税款数额为436862.14元，并将税额向税务机关申报全额抵扣，同时还为裕高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税款数额为321655.11元，虚开的税款总额为758517.25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晓芳身为公司股东，参与了为裕高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胡爱儿辩解称，对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并不清楚，但表示愿意补缴已抵扣的税款和主动缴纳罚金。	被告人骆德友对起诉书的指控辩解称：裕高公司欠方某公司100万左右的货款没有能力偿还，就让方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利于做流水方便银行贷款；自己并不知道信昌公司是皮包公司，方某公司与一个叫“王某1”的人有货物销售往来，而“王某1”自称是信昌公司的人，“王某1”向其销货（废铝）后就向某2公司提供了信昌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至于方某公司汇往信昌公司的款最后回到自己的个人账户，是为了“导贷款”。	辩护人刘钢的辩护意见主要有：1、方某公司让信昌公司为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信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老卫权，工商登记资料该公司并无陈某1等人，不能仅凭陈某1的供述定案，且相关发票系信昌公司单方开具给方某公司，而非方某公司开出，故起诉书指控的该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方某公司有真实的生产、销售情况，承袭了贵阳永隆金属冶炼厂的生产经营项目，而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之间案发前长期存在真实的交易往来，案发前裕高公司尚欠方某公司货款一百余万元，长期存在业务往来的双方之间先相互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承担税款属行业惯例，主观目的并非骗取国家税款，双方均依法纳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般来说，对于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制造企业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循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不以偷逃、骗取税款为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论处”的司法观点，方某公司为裕高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属实，但不应以犯罪评价。	辩护人钱益寒的辩护意见主要有：1、起诉书指控的方某公司与信昌公司的该起事实不清，根据骆德友的笔录，其多次向信昌公司的王某1购进废铝，而王某1是中间商采取先货后款的方式交易，多为现金支付或物物交换，王某1销售废铝给骆德友需要搜集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交骆德友抵扣做账，信昌公司是皮包公司不代表骆德友与王某1的交易不存在且骆德友不应获得这些发票，至于骆德友向信昌公司转账500万元则是为了导贷款，并非为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起诉书指控的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的相关事实根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理、司法观点，定性上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从事实上看，骆德友没有破坏国家税款征收制度骗取税款的心态，而是为了让裕高公司归还欠款。3、本案属单位犯罪，对自然人的处罚应比照纯粹的自然人犯罪刑罚予以从轻。4、骆德友系初犯，并无前科劣迹且家庭情况特殊，骆德友及其亲属、公司愿意弥补国家损失，接受经济处罚，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公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望法院从宽处理，即便定罪建议在三年以下处刑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胡晓芳对起诉书的指控辩解称：方某公司给裕高公司虚开，是裕高公司让方某公司给他们开的，自己只是参与开具18万元的贴息部分。	辩护人聂祥燕的辩护意见主要有：1、胡晓芳仅为方某公司股东，不是公司财务或其他经营负责人，其工作职责仅系为公司办理银行贷款业务，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事项均不是其决定，故胡晓芳不是方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体方面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要件。2、方某公司或其主要负责人主观方面没有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形式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方某公司向裕高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因双方长期有真实的业务往来，裕高公司与方某公司至今仍有140多万的业务往来账，是应付某,4的要求为提高裕高公司的信用额度才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综上，应判决胡晓芳无罪。	辩护人杨汇对被告人胡晓芳的辩护意见的主要内容与辩护人钱益寒对被告人骆德友的辩护意见基本一致，其同时认为胡晓芳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经审理查明：	方某公司于2011年8月26日成立，被告人骆德友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900万元，被告人骆德友持股720万元占公司股权70%，被告人胡晓芳持股180万元占公司股权30%。2013年12月24日，贵州省平坝县国税局同意认定方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4年10月24日，方某公司在与信昌公司（以下简称信昌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方某公司接受该公司为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票号为03032536-03032561，虚开的数额为2569777.86元,虚开税款税额436862.14元，价税合计3006640元，方某公司将上述税额向所在税务机关申报全额抵扣。	2014年10月27日，因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有一定债权债务，被告人骆德友和某晓芳为要回裕高公司所欠的贴息款，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指使公司开票员为裕高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票号为00162959、00162960，虚开数额为1892088.89元，税额321655.11元，价税合计2213744元；同时方某公司让裕高公司为方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票号分别为00036003、00036004，用于抵消虚开的销项发票，虚开金额1735042.74元，税额294957.26元，价税合计2030000元。方某公司、裕高公司分别将上述税额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全额抵扣。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举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平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登记档案卷宗，证实：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注册号522526000040443，住所贵州省平坝县夏云工业园二期02-28地块，法定代表人骆德友，注册资本90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1年8月26日，营业期限2011年8月26日至2041年8月25日。骆德友持股720万元占公司股权70%，胡晓芳持股180万元占公司股权30%。	2、骆德友户籍信息，证实骆德友的自然情况。	3、胡晓芳户籍信息，证实胡晓芳的自然情况。	4、一般纳税人认定申请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税务事项通知书（平国税通[2013]91号），证实2013年12月18日方某公司向平坝县国家税务局提出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贵州省平坝县国税局于2013年12月24日向某2公司发出通知同意认定方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5、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国税局出具的方某公司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证实方某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2014年6月25日、2014年9月29日、2015年5月18日、2015年6月19日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014年9月29日领购了发票号为00162956-0016297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	6、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国税局出具的方某公司2014年10月已申报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证实2014年10月，方某公司已申报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30份，其中：（1）认证抵扣票号为03032536-0303256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金额合计2569777.86元，税额合计436862.14元；（2）认证抵扣票号为00036003、0003600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金额合计1735042.74元，税额合计294957.26元。	7、安顺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贵州裕高电子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申报抵扣明细》，证实2014年10月29日，裕高公司向税务部门申报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二张票号为00162959、00162960，金额合计1892088.89元，税额321655.11元。	8、方某公司、信昌公司、天津浩捷金属制品加工有限公司、郑某彬、骆德友银行流水情况，证实：（1）2014年10月14日，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向江苏信昌商贸有限公司电子汇划2000000元，同日江苏信昌商贸有限公司向郑某彬转账2000000元，同日江苏信昌商贸有限公司因公转私无合理理由退回2000000元；2014年10月14日，江苏信昌商贸有限公司向天津浩捷金属加工有限公司转账2000000元。（2）2014年10月14日，天津浩捷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向郑某彬分两次各汇入1000000元。（3）2014年10月14日，郑某彬向骆德友个人账户分两次各汇入1000000元。（4）骆德友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82）于2014年10月14日网银转账进账1000000元、999900元；于2014年10月15日网银转账进账1000000元、1000000元；于2014年10月30日转存进账500000元；于2014年10月30日转存进账500000元。	9、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6张，证实：信昌公司开具给方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6张的票号为03032536-03032561，金额合计2569777.86元，税额合计436862.14元。	10、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证实：（1）方某公司开具给裕高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的票号为00162959、00162960，金额合计1892088.89元，税额321655.11元；（2）裕高公司开具给方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票号为00036003、00036004，金额合计1735042.74元，税额294957.26。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以来，陈某1与陈某2等人利用购买的他人身份证件找人注册公司，注册了江苏信昌商贸有限公司等十四家注册地在常州的公司，注册这十四家公司都没有使用真实姓名。信昌公司进项增值税来源于黄金发票，进项品名是黄金，信昌公司成立后没有进行过真实的货物销售，是通过以1.8%-2.5%的点费购进增值税专用发票，再以3.5%-4.3%的点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出去。方某公司与信昌公司没有真实的业务往来，信昌公司没有销售过废铝给方某公司。	2、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陈某2与陈某1、“阿某”等人共同商议购买身份证注册公司做增值税专用发票，先注册了一家汇罗公司，进项票一般是黄金票，后来就注册了信昌、昌某两家公司，联系下游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册的时候都是贸易公司，但事实上没有任何贸易，没有实物往来。	3、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5月份徐某1的舅舅陈某2见其在家没事干，就与其相商去做开发票的事，其同意后就到常州找到陈某2。过了一段时间知道陈某1注册了一家汇罗公司，到2014年8月初，陈某1在网上找到了一家会计公司注册公司，陈某2与徐某1到会计公司拿资料时，徐某1看见注册的这两家公司是信昌、昌某。到2014年10月，陈某1一共注册成立公司有14家，所有公司的法人都是用他人的身份证去办理的，徐某1在租的办公室看到有三、四十张他人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从哪里来，徐某1不知道，也没有问过陈某1和陈某2。	4、证人付某,4的证言，证实因裕高公司向重庆银行贵阳分行的贷款将于2014年12月到期，按银行的规定贷款只能用于原材料采购，为有利于续贷需提供采购铝合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交易检索，于是付某,4联系骆德友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开具200万元左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裕高公司，为避免方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中不产生缴纳税金的负担，裕高公司也同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方某公司。2014年10月27日，方某公司开具给裕高公司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裕高公司开具给方某公司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和资金支付。	5、证人田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10月6日，收货单位为方某公司，到站是贵阳，产品名称是汽车变速器，发货数量是14000件，备注中写14000件折算成145吨废机壳的发货单，其中承运人签名不是田某本人所签，发货单上的货物田某从来没有运输过。	6、证人龚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10月16日，裕高公司发给方某公司产品名称为汽车变速器、发货数量为14000件的发货单上的内容是龚某随意填写的，并没有这些货；2014年11月3日填写的两张“物资检验入库单”（入库单号0002163、0002153），是按照2014年10月27日方某公司出售铝合金锭给裕高公司票号为00162959、0016296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内容填写数量、金额、名称等，完善发票相对应的手续，并没有真正去材料库验过货核实发票上的货物，龚某到仓库找到仓库保管员让其在保管栏处签字后，就将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入库单交给财务。	（三）鉴定意见	1、常州市国家税务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信昌公司开具给方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6张，票号为03032536-03032561，金额合计2569777.86元，税额合计436862.14元，已证实虚开。	2、贵州省安顺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贵州方某工贸公司一案”已证实虚开增值税传用发票的情况说明》，证实：贵州省安顺市国家税务局经查证方友公司2014年10月27日开具给裕高公司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00162959、00162960）无真实交易、无资金流、无物流，为虚开发票；方某公司取得裕高公司2014年10月27日开具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00036003、00036004）已全额抵扣。	3、黔东南州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裕高公司2014年10月27日开具购货方为方某公司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00036003、00036004）为虚开。	（四）勘验、检查、辩认、侦查实施等笔录	1、现场勘验检查卷，证实贵州省安顺市骆德友涉嫌虎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现场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夏云工业园区。	上述证据经查证属实，能相互印证，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辩护人、被告人提出了相应的辩护、辩解意见，本院就相关的意见作如下评析：	一、对起诉书指控的方某公司与信昌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接受信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该起事实，辩护人刘钢、钱益寒、杨汇均认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公诉机关提举的证据已充分证明方某公司的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１）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２）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３）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陈某1、陈某2、徐某1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信昌公司用于工商注册的身份证为购买，成立后没有进行过真实的货物销售，成立后的主要业务就是“开票”，即向上游公司一般以黄金为进项以较低的价格购进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再以较高的价格向下游公司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赚取差价，同时证实了信昌公司没有销售过废铝给方某公司，此外，公诉机关提举的常州市国家税务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也证实涉案的信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故方某公司在与信昌公司没有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况下，接受信昌公司为自己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用于抵扣其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款的事实清楚，证实确实充分，本院对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	（二）在方某公司的行为已被证明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要件的情形下，即可推定其违法性及可罚性，公诉机关没有必要证明排除违法性和可罚性的事由不存在，当然，这样的推定是可反驳的事实推定，辩护方主张排除违法性和可罚性事由存在的则应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辩护人及被告人骆德友的辩护、辩解意见中均表示方某公司与自称为信昌公司的“王某1”有废铝购销，只是交易比较零散，货到日与付款日并不相同，先货后款，多为现金支付或者物物交换，银行走账极少，因此接受“王某1”的由信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辩护人及被告人并未对上述辩护、辩解意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方某公司汇入信昌公司账户的款项大部分回流至骆德友个人账户的事实，辩护人及被告人在庭审中称为“导贷款”而非支付货款，因无证据证明信昌公司除其“开票”业务之外有协助他人“导贷款”之业务，故相关辩护、辩解意见于常理不符与查明的事实相悖，即使方某公司与所谓的“王某1”有信昌公司开具给方某公司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记载的货物购销活动，且被告人骆德友所称的汇入信昌公司的款项回流至其个人账户系其“导贷款”也属实，也并不能据此否认“方某公司与信昌公司没有真实货物购销”、“方某公司接受信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观事实，考虑到因不可排除方某公司与“王某1”存在一定的购销行为进而推知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被告人的相关辩解意见据此仅从量刑上酌情予以考量。	（三）对于起诉书指控的方某公司接受信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该起事实，本院认定的虚开税款税数额为方某公司已实际认证抵扣税款的金额即436862.14元。	二、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行为人无偷骗税款目的，以对开或环开的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客观上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行为，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的辩护意见，本院认可该观点，但本案并非属于辩护人所称的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的辩护人所称的对开情形，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所对开的发票金额、税额不同，且所开具的发票已全额抵扣。经查，裕高公司开具给方某公司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1892088.89元，而方某公司开具给裕高公司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1735042.74元，两公司均已全额抵扣税款，税款差额部分为26697.85元。	（二）根据上述认定的基础事实，结合增值税计税原理，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的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差额部分，具有偷骗税款的危险及可能。从计税原理而言，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和流通各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进行征税，属于流转税，道道计征，但不重复计征，一种商品的增值税率一旦确定，同一纳税人在一个生产流通环节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时负担的进项税额正是上一环节销售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时负担的销项税额，而税款抵扣制可使每一环节应缴增值税转嫁给下一环节的纳税人，随着商品流转环节的逐步延伸，一种商品从生产到最终消费过程中的整体税负就会负担在终极消费者身上，若任何一个环节的销售方虚构销售事实而被其他一般纳税人用于进项抵扣，就极有可能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本案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无真实的购销事实，方某公司向裕高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本无纳税义务缴纳了税款，方某公司又接受裕高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了其无义务缴纳的等额税款，这种情况下国家税收利益不应视为受到了损失；同理，裕高公司向某2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也在本无纳税义务的情况下缴纳了税款，裕高公司接受方某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抵扣的税款额应当等于其无纳税义务的金额，国家税收利益才无损失，而裕高公司接受方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所抵扣的税款超出其之前无纳税义务的情况下因向某2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缴纳的税款额达26697.85元，即裕高公司抵扣了其正常业务中应缴纳的税款，在无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况下致裕高公司成本虚增等各种原因有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的危险与可能。关于这点，辩护人辩护意见中本身也表示赞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司法机关应以一般的经济运行方式为根据判断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可能性”这一观点，故方某公司的行为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论处，而非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的对开、环开的情形。	（三）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的认定。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以及被告人关于因债务问题为方便裕高公司办理银行贷款及挂账的辩护、辩解意见。经查，方某公司向裕高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初确系为方便裕高公司向银行提交交易检索资料以利于续贷，同时也是为先前以承兑汇票支付方某公司欠款所造成方某公司的贴息等，用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来挂账结算。虽然二公司的行为有致使国家税收流失的危险，但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可看出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出有因，与直接就以偷骗税款为目的的虚开行为相较，当事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本院酌情在量刑上对该事实予以考量。同时，鉴于方某公司与裕高公司互为出票、受票方，二公司均在出票时缴纳了本无义务缴纳的税款，故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可认定被抵扣的差额部分即26697.85元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虚开税款数额。	三、关于辩护人聂祥燕、杨汇提出被告人胡晓芳不是方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对其处罚，以及被告人胡晓芳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方某公司为“家族式”企业，被告人骆德友与被告人胡晓芳系夫妻关系，被告人胡晓芳本身也系方某公司仅有的二个股东之一（其所持股份占公司股权的30%），并实际参加了公司经营，对公司经营活动具有管理权、决策权。本院认为，被告人胡晓芳作为方某公司股东且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对方某公司的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并非只是受单位领导指派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故依法应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对辩护人关于被告人胡晓芳不是方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骆德友、胡晓芳作为夫妻、方某公司仅有的二个股东并实际参与方某公司的经营管理，共同决定、指挥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二被告人均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但二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在本案中并不明显，对二被告人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不会导致罪责刑明显失衡，故可不分主、从犯，对辩护人关于被告胡晓芳为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让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骆德友、被告人胡晓芳作为上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二被告人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接受江苏信昌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为436862.14元，被告单位贵州方某工贸有限公司与贵州裕高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抵扣后的差额为26697.85元，应定罪处罚的虚开税款数额较大，应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被告单位和两名被告人均系初犯，单位积极主动缴纳罚金，二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尚好，依法可从轻处罚，且对二被告人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宣告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贵州方友工贸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四十万元（已缴纳）。	二、被告人骆德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胡晓芳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秦定龙	人民陪审员  邓 艳	人民陪审员  何 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张举平	书记员代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