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延中民一终字第003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商怀堂，男，195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马妮，延安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宝塔区国税局）。
法定代表人刘延红，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俊杰、秦岭，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商怀堂、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初字第01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商怀堂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妮、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委托代理人刘俊杰、秦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83年12月，原告商怀堂开始在被告处从事门房保安工作，后转为助征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3年5月22日，被告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根据中央编制委员会《国家税务系统机构改革方案》关于清退助征人员的有关规定，发出公告，公告内容为：本次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为延安市宝塔区税务局1994年10月31日以前聘用的所有助征人员，包括原告，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时间为2003年6月20日，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时，延安市宝塔区税务局按照助征人员在税务系统连续从事税务助征工作的年限（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一次性发给经济补偿。凡2003年6月20日前没有办结终止劳动合同手续的助征人员，延安市宝塔区税务局将于2003年6月21日起，将经济补偿金提存于延安市宝塔区公证处。提存后，其与助征人员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自动终止，被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人员自行到公证处提取经济补偿金。被告按照原告在其单位工作21年，每年补偿1000元的标准，共确定补偿原告21000元。原告得知公告内容及补偿标准后，不同意与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也没有领取经济补偿金。被告将原告的工资发至2003年6月。2004年3月1日，原告在被告处预借清退助征人员补偿金10000元，并出具了借据，剩余的11000元至今未领。2005年3月，原告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原告向延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出具延劳仲不字（2012）1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受理。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于2011年10月已达退休年龄。原告工资发放至2014年9月。原告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的工资共计12870元。被告未为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商怀堂从1983年开始在被告处工作，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2003年5月，被告发出了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告》并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经济补偿金，原、被告实际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2005年3月，原告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也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由于被告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被告应当依法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001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补缴原告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而原告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现原告已达退休年龄，故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依法终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其与原告形成的是人事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原、被告形成的是劳动关系，且被告发布的《公告》明确表示，终止与所聘人员的劳动合同关系，故本案属劳动法调整的范围，不属于人事争议。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被告虽于2003年6月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但原告与2005年3月再次在被告处工作，双方形成了新的劳动合同关系，其向原告发放工资至2014年9月，故原告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商怀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0010元；二、驳回原告商怀堂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元，原告商怀堂已预交，实际由被告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负担。
宣判后，商怀堂及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均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商怀堂的上诉理由是：上诉人并未在解除协议上签过字，与被上诉人并未解除劳动关系，故被上诉人应当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金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的上诉理由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的是人事聘任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双方是事实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二、2005年3月起，上诉人是应上级单位的要求解决商怀堂的生活困难问题，将其安排至凤凰市场税务所，但并不要求其上班，不考核其出勤情况，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支付生活补助费。商怀堂于2011年10月达到退休年龄后，上诉人仍每月支付生活补助费，据此，商怀堂在2005年3月至2014年9月期间，上诉人向其发放的是生活补助费，而不是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该期间双方又形成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三、2005年3月以后上诉人与商怀堂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并没有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且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产生双倍工资制度始于2008年2月，故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支付10010元的双倍工资是错误的。四、上诉人于2003年5月22日与商怀堂解除了人事聘任关系，商怀堂应在60日内申请人事仲裁，或者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后15日内提起诉讼，但其未按照上述程序救济，故其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原审判决认定商怀堂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错误。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证人证言、文件等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审开庭质证和二审审查，具有证明效力。
本院认为，合法的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商怀堂与宝塔区国税局之间自1983年就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上诉人宝塔区国税局于2003年5月22日发出公告时也明确解除与商怀堂之间的劳动关系，故其辩解与商怀堂属人事聘任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商怀堂认为与宝塔区国税局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其实际领取了单位支付的补偿金10000元，且至2005年3月之前并未在单位工作，故应当认定双方此期间劳动关系已经于2003年5月解除。由于2005年3月起商怀堂再次到宝塔区国税局工作，且宝塔区国税局每月按照最低生活标准向商怀堂支付工资，故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再次形成劳动关系。上诉人宝塔区国税局认为商怀堂未实际工作，且发放的也只是按照上级单位的要求支付的生活补助费，但其不能举证证实发放的是劳动关系之外的其他费用，故其发放工资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形成劳动关系的认可，至于具体是否在岗上班则属于其单位内部管理范畴，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形成，故其主张双方2005年3月之后未形成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宝塔区国税局未与商怀堂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故其应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上诉人商怀堂要求宝塔区国税局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因其属于达到退休年龄与宝塔区国税局自行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故不符合《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商怀堂请求宝塔区国税局为其补缴有关社会保险金，根据法律规定，有关补缴社会保险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的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查，上诉人可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6元，由上诉人商怀堂承担346元，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国家税务局承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冯晓彬
审 判 员 牛 锐
代理审判员 武 烨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路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