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民终2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国基，男，汉族，1966年3月13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永林，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本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文雄，男，汉族，1965年1月2日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辉，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璟，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柳国基因与被上诉人鲍文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初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柳国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永林、李本森，被上诉人鲍文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辉、朱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柳国基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初629号民事判决；2、判令解除其与鲍文雄于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12月18日协议)；3、判令鲍文雄协助其将秀图(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图公司)100%股权过户到其名下；4、判令鲍文雄赔偿其损失人民币1,040万元(以9,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暂计一年为540万元的利息及公司经营预期利益损失5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鲍文雄承担。事实和理由：1、12月18日协议具有可操作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可该协议并据此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虽然该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方式和违约责任，但不妨碍实际履行。该协议并不具备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故依法成立并生效；2、12月18日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9,000万元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因秀图公司名下持有的土地价值预估达4亿元，故鲍文雄偿还秀图公司对外负债的同时并支付9,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合乎情理；3、鲍文雄受让秀图公司的全部股权却未支付对价，其实际控制秀图公司后经融资大幅增加了秀图公司的负债，属于欺诈和失信；4、一审法院拒绝对秀图公司名下持有的土地进行评估，未居中公正审理。
鲍文雄辩称：双方确实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真实履行的是双方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12月25日协议)，12月18日协议仅是为了便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签，不具有可操作性。股权转让之时秀图公司已负债累累，资不抵债，鲍文雄受让股权的真实对价是帮助偿还秀图公司15,980万元的债务并给予柳国基相应新建商业办公项目30%净利润的股东分红权，股权转让的对价不包含所谓9,000万元款项。鲍文雄受让股权后，按照12月25日协议的约定偿还了秀图公司的部分债务，并与其他债权人达成了还款协议。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柳国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柳国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12月18日协议；2、判令鲍文雄协助其将秀图公司100%股权过户到其名下；3、判令鲍文雄赔偿其损失1,040万元(以9,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暂计一年为540万元的利息及公司经营预期利益损失5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秀图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原股东柳国基，持有公司100%股权。2015年12月18日，柳国基与鲍文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即12月18日协议)，约定柳国基将秀图公司100%股权作价9,000万元转让给鲍文雄。同年12月25日，上海安罡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安罡公司)与秀图公司(乙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即12月25日协议)，约定乙方愿意出让其拥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甲方愿意购买乙方全部股权，甲方购买股权的直接目的为，通过持有股权获得“嘉定区南翔镇7街坊126/4丘”全部权益，用于商业开发；收购标的为乙方拥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及“嘉定区南翔镇7街坊126/4丘”项目所有权益，并保证除去雷仙丽9,700万元债务和应付工程款5,980万元债务不涉及其他任何无关权益；收购价格为15,980万元整，以帮助目标公司偿债形式支付；目标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日之前经营费用由乙方负责……。鲍文雄在协议落款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安罡公司公章，柳国基在乙方处签字，并加盖秀图公司公章。此后，秀图公司(甲方)与柳国基(乙方)签订红利协议，约定乙方作为系争项目前期投资方，享有该项目30%净利润股权红利，但不享有其他任何股东权力。鲍文雄在该协议落款甲方法人代表处签字，并加盖秀图公司公章，柳国基在乙方处签字。
2016年1月11日，柳国基向秀图公司出具债务承诺书，承诺其将于当日支付完毕截止2015年年底的欠付职工工资、社保、公积金、办公室租金、物业管理费等，如不能完成承诺的，愿意支付违约金。同年1月19日，秀图公司完成出资情况、法定代表人等信息的工商变更登记，股东由柳国基变更为鲍文雄，法定代表人由郭伯钦变更为鲍文雄。同年9月16日，柳国基与秀图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称，柳国基于同年7月26日向秀图公司借款850万元，现双方同意柳国基于同年10月10日一次性归还150万元，剩余700万元转为借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
1、安罡公司原股东为张建中、汤丽萍，原法定代表人为汤丽萍。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建中、鲍文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鲍文雄。汤丽萍与鲍文雄系夫妻关系。安罡公司出具声明称，12月25日协议签订时，鲍文雄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协议由鲍文雄实际履行。
2、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嘉民三(民)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判令秀图公司给付甘肃第五建设集团公司工程款5,980万元及利息、窝工损失4,814,936元。该案执行过程中，秀图公司与甘肃第五建设集团公司达成协议称，秀图公司已向甘肃第五建设集团公司支付5,300万元，剩余款项应于2016年10月30日之前分期支付。据此，甘肃第五建设集团公司向法院撤回了强制执行的申请。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秀图公司又陆续还款400万元。
3、雷仙丽因与秀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双方于2016年12月19日达成调解协议，确认截止2017年1月31日，秀图公司结欠雷仙丽借款本息1.7亿元，秀图公司应于2017年1月31日之前支付1.2亿元，于同年2月28日之前支付5,000万元；秀图公司仍未能归还的，自2017年3月1日起，加付利息。
一审审理中柳国基指出，在鲍文雄提供的其与银行抵押借款过程中形成的一份抵押物清单上载明，系争项目地块评估价值4亿多元，因此，扣除鲍文雄承担的15,980万元债务，鲍文雄另行支付柳国基9,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合乎情理的，故申请对系争项目地块价值进行评估。鲍文雄认为，上述抵押物清单是在秀图公司、银行及案外人委托贷款过程中形成的，地块价值是根据贷款金额商定的，并未进行过评估；鲍文雄与柳国基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双方多次磋商的结果，考虑了债务、利息、红利及未来项目收益等种种因素，因此转让价格与地块价值已无直接关联，不同意进行评估。
一审法院认为，柳国基与鲍文雄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是不争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在于，该次股权转让所依据的合同依据以及股权转让的真实对价。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分析，柳国基提供的12月18日协议，格式化痕迹明显，对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关键性内容均无约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且柳国基在庭审中陈述，该协议的原件在工商部门，其无法提供。故鲍文雄辩称该份协议仅为便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签，虽不合乎规范，但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而柳国基所称双方股权转让凭此协议履行，实难令人信服。反观鲍文雄提供的协议，12月25日协议的签订主体虽为安罡公司与秀图公司，但柳国基与鲍文雄均在该协议上签字，且安罡公司也已说明了该协议的实际履行主体，而秀图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更无权自卖其股权；鲍文雄称当事人混淆了个人与公司在法律上的区别而以公司为名签订了该份协议，具有现实可能性，该份协议的真实主体应认定为鲍文雄及柳国基。该协议中明确，柳国基出让秀图公司100%股权，鲍文雄的收购价格15,980万元，以帮助秀图公司偿债的形式支付。该项约定具体、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鲍文雄也在依此逐步履行偿债的合同义务，故该份协议应当是双方股权转让真实的合同依据。对于股权转让的实际对价，除上述15,980万元债务外，鲍文雄称，另给予了柳国基目标项目30%的净利润红利，有秀图公司与柳国基签订的红利协议为证，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及等价有偿原则，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柳国基最初陈述12月25日协议及红利协议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后又认为该两份协议是股权转让的组成部分，其作为亲历事实的当事人，所作陈述前后不一，有违诚信；且柳国基出具的债务承诺书表明，其履行的也是12月25日协议；而其与秀图公司所签的《还款协议》及其他借款合同等证据均表明，柳国基确已退出秀图公司。试想，如鲍文雄应付9,000万元而始终未付，柳国基在2016年1月19日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2016年7月26日向秀图公司借款850万元，并在本案诉讼之前无任何催讨痕迹之种种行为，实与常理相悖。因此，从合理性角度分析，双方股权转让的对价中并不包含柳国基所称的9,000万元。故柳国基以鲍文雄未支付9,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鲍文雄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柳国基在审理中提出评估系争项目地块价值的申请，但有鉴于上述分析，双方股权转让的对价考虑了债务、利息、红利及未来项目收益等多重因素，与地块价值并无直接关联；且抵押物清单上出现的4亿多元价值仅是委托贷款中为配合贷款金额协商拟定，并非审慎评估确定；而柳国基在庭审中反复陈述该地块当时价值为2亿多元，也并非4亿多元，故本案中已无评估之必要，柳国基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柳国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柳国基的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柳国基向法庭提交安罡公司的工商档案和年检报告，证明鲍文雄不是安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提交了秀图公司周边土地拍卖价值的证明材料。
对柳国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鲍文雄经质证后表示不予认可，理由为：一审期间安罡公司已出具情况说明，证明鲍文雄系安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秀图公司周边土地拍卖价值的证明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且真实性亦无法认定。
因柳国基提交的证据材料与本案系争合同是否依法解除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庭审中，鲍文雄称其已向秀图公司的债权人甘肃第五建设集团公司偿还工程款本息合计6,8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中柳国基诉请解除12月18日协议的主要理由是，鲍文雄未履行该协议项下9,000万元的付款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故本案争议焦点是鲍文雄是否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
本案双方当事人就秀图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两份协议，即本案系争12月18日协议和12月25日协议。前一份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9,000万元，由鲍文雄支付给柳国基，后一份约定“收购价格为15,980万元整，以帮助目标公司(即秀图公司)偿债形式支付”。一审中，柳国基主张双方股权转让所依据的合同是12月18日协议，其中约定股权转让对价为9,000万元；二审中，柳国基又主张12月18日协议与12月25日协议是“主合同”与“辅合同”关系，股权转让对价是12月18日协议约定的9,000万元与12月25日协议约定的15,980万元，以及红利协议约定的相应30%红利。鲍文雄则在一审与二审中始终坚持认为双方股权转让的合同依据是12月25日协议，股权转让款不包括9,000万元，但包括红利协议约定的30%红利。
鉴于柳国基诉请解除12月18日协议的理由是鲍文雄构成根本性违约，本案就此进行审查。本院认为，12月25日协议对“收购标的”、“收购价款”、“偿债方式”等均作了具体约定，鲍文雄在实际履行中亦按该协议约定帮助秀图公司偿债，结合此后签订的红利协议，12月25日协议应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柳国基一审中主张股权转让的合同依据仅仅是12月18日协议，鲍文雄未付9,000万元构成根本性违约，与事实不符。二审中，柳国基又主张两份协议是“主合同”与“辅合同”的关系，然而即便此主张成立，因鲍文雄实际已经按照12月25日协议帮助秀图公司偿还了部分债务，因秀图公司名下房产尚未销售，导致红利协议约定的30%红利分配事宜尚不具备实际履行条件，故目前难以认定鲍文雄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此外，鲍文雄已依法受让秀图公司全部股权并实际运营，现柳国基主张解除12月18日协议既不符合合同解除之法定构成要件，也不利于今后秀图公司的正常运营。综上，柳国基以鲍文雄未履行12月18日协议构成根本性违约为由提出一审各项诉请，不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柳国基的诉讼请求，结论上可予维持。
综上所述，柳国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3,800元，由上诉人柳国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贤华
审判员 陆 烨
审判员 沈旭军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胡晓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