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钦民二终字第11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东环路***号*座首层***号铺及***层。
代表人袁应强，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米均龙，广西众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陆喜湘，居民。
委托代理人李剑，广西越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喜湘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浦北县人民法院（2015）浦民初字第1549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9月14日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米均龙、被上诉人陆喜湘的委托代理人李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3月29日8时30分左右，原告陆喜湘的父亲陆某运驾驶桂N×××××小型轿车出去晨运，行驶至浦北县小江镇东滨路文昌塔公园路段右转弯驶入停车位时，撞着右侧公路护栏，造成桂N×××××号小型轿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后，因原告的父亲受了点轻伤，原告的大哥陆某宏用自己的手机（135××××2900）向交警部门报案和以二手车经营者孙某某的名义向保险公司拨打了保险事故保险电话。交警部门和被告先后勘验了现场，陆某宏称自己是本次交通事故的车辆驾驶员。2015年5月18日，浦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调查取证，确认陆某运为事故车辆的驾驶员，作出了浦公交认字（2015）第311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当事人陆某运一方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陆某运承担全部责任。原告把车拖到广西钦州市修理，用去拖车费1300元。平安保险广西分公司派员核定车损为24619元，并于2015年5月14日作出了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调查标的驾驶员掉包，根据机动车保险条款车辆损失险责任免除第五条第（八）项“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的规定，拒绝理赔。后因被告不同意理赔，原告就把车拖到广州市修理，用去各项修理费28895元。
另查明，陆某运、陆某宏均依法取得合法的机动车驾驶资格。2015年3月18日，原告陆喜湘从二手车经营者孙某某手上向余中树购买了别克牌小型轿车一辆，并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车牌号码从粤A×××××变为桂N×××××，原车主余中树在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购买有机动车损失险（赔偿限额为79900元，不计免赔，绝对免赔率为0元）。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中，涉案车辆驾驶员陆某运具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并不存在可免责的法定的事由。事故发生后，陆某运的儿子陆某宏用自己的手机以孙某某的名义拨打了保�事故保险电话和自称自己为肇事司机，并不属于被告认为的逃离现场及故意破坏或伪造事故现场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者只有在伪造、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陆某运受伤到医院治疗后，其儿子陆某宏顶包的行为只是一种事后行为，该行为并不引起损害后果的产生及扩大损失范围。被告也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行为引起了不当的损害后果或扩大了财物的损害后果，所以该行为不属于保险法规定的免赔事由。故被告拒绝承担理赔义务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赔偿事故的车辆损失，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赔偿原告陆喜湘的经济损失30195元。案件受理费554元，减半收取为277元，由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负担。
上诉人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证据错误，根据保险条款，桂N×××××号车造成的损失属于上诉人免赔的范围，被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错误。一、事故车发生事故后，驾驶员没有第一时间报案，保护现场，而是弃车离开现场，在将近一个小时后才报警，致使事故现场破坏。事故发生后，出现了三个驾驶员，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谁是真正的驾驶员。被上诉人称是陆某运驾车发生事故受伤，但没有提供陆某运受伤住院记录等证据佐证，而事故车购买了车上人员险，是可以报销的，但在向上诉人报案时，又称没有人受伤。因此，事故发生后，因驾驶员离开现�，驾驶员顶包，无法查实谁是真正驾驶员，致使事故现场被破坏，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五条的规定，本案属上诉人免赔情形；二、被上诉人提供的汽车修理结算单28195元修理费没有正式发票，不能证实修理费的真实性。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证据错误，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陆喜湘在法定期间内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陆某运驾车发生事故后受到轻微伤，有头晕现象，其电话告知陆某宏，陆某宏到达现场后，让陆某运回家休息，陆某宏才报警报案，交警没有认定被上诉人逃逸，陆某运因身体不适离开现场不属于驾驶人逃离现场；二、本案不存在驾驶人不清的问题，当地交警经过调查取证，认定是陆某运驾驶车辆发生事故；三、经过交警调查，不存在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现象；四、本案�辆的修理费为28195元，有修理厂家的结算单证实，与上诉人核定的损失相关不大，在合理范围内，一审予以支持是正确的。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在二审庭审中，本院根据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依法向当事人进行了释明，要求当事人提交当地交警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时对陆某运、陆某宏及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时制作的笔录、事故发生后陆某宏与陆某运之间的通话清单等相关证据材料。被上诉人于庭后向本院提交了当地交警部门于2015年5月15日对陆某运、陆某宏进行调查询问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在证明人栏落款名字为“蒋小佳”、“黎广隆”的《证明》各一份，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书写的《关于通话记录单没法查询的说明》一份。被上诉人认为，对当地交警部门对陆某运、�某宏和两个现场证人的问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以上证据能够证实事故车辆的驾驶人是陆某运。
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陆某运、陆某宏的询问笔录及两份《证明》是从处理交通事故的部门档案中取得没有异议，但对陆某运、陆某宏在交警询问时的陈述内容以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两份笔录是上诉人于2015年5月14日作出拒赔通知后，被上诉人为了获得保险赔款才做的笔录。陆某运的笔录中称当日6时许去晨练，但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称是8时多驾驶事故车去晨练，两者互相矛盾。两份笔录中两人的说法与监控视频反映的事实不相符。对于两份证明，不是交警依职权调查的笔录，两个证明人的身份无法核实及陈述的内容无法核实，不予认可。对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所写的说明的内容不清楚，不能确认其内容真实。
上诉人在�审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受案登记表》，证明报警的时间为4月29日上午10时10分，是在事故发生后将近2个小时才报警，且报警时称无人受伤。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称事故发生后十几分钟报警的事实不相符。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供的《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报案电话是陆某宏的，报案时间为早上10点多，而保险公司提供的报案记录为9点29分55秒，证明了陆某宏是先向保险公司报案再向交警部门报警的。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书写的《关于通话记录单没法查询的说明》外，其他证据均是从当地交警部门存档的档案中复印，本院予以确认。
经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查明，2015年3月18日，被上诉人陆喜湘从二手车经营者孙某某手上向余中树购买了别克牌小型轿车一辆，并办理了车辆过�手续，车牌号码从粤A×××××变为桂N×××××，原车主余中树向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赔偿限额为79900元，不计免赔，绝对免赔率为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赔偿限额1万元，不计免赔率按条款规定执行等。保险期间为2014年5月24日零时起至2015年5月23日24时止。
2015年4月29日8时30分左右，被上诉人陆喜湘所有的桂N×××××小型轿车在浦北县小江镇东滨路文昌塔公园路段碰撞到右侧公路护栏，造成桂N×××××号小型轿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的大哥陆某宏用自己的手机（135××××2900）于2015年4月29日上午9月29分左右，以孙某某的名义向上诉人报案，称事故车辆的驾驶员为孙某某，驾驶员没有受伤。同日上午10时10分左右，陆某宏以匿名的方式向公安交警部门报警。上诉人、交警部门先后勘验了现场。在此过程中，陆某宏称自己是本次交通事故的车辆驾驶员。被上诉人将车拖到广西钦州市修理，用去拖车费1300元。平安保险广西分公司派员核定车损为24619元。上诉人于2015年5月14日作出了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调查标的驾驶员掉包，根据机动车保险条款车辆损失险责任免除第五条（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的规定，拒绝理赔。2015年5月15日，浦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因涉案交通事故对陆某运、陆某宏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陆某运在接受交警询问时陈述称：其当天早上6时许，骑自行车到旧国税局门前打太极拳，8点多钟回家驾驶事故车到浦北县小江镇东滨路文昌塔公园晨练，停车进入泊车位后，不知怎样加油冲上行人道撞到围栏，发动机盖冒烟，约3秒钟后，其下车，几分钟后其回到车上拿手机和包，后来打电话给陆某宏。约9时多，陆某宏驾驶桂N×××××号轿车到现场然后送其回家，之后陆某宏再回到现场。对于此后的事情，其不清楚。陆某宏在接受交警询问时陈述称：约4月29日8时37分，其接到其父亲打来的电话，其父亲称在文昌塔公园肇事，后来其驾驶桂N×××××号丰田车到现场接陆某运回家，9点多钟其才报警。在交警到现场后，其自称其是事故车的驾驶员，交警带其到浦北县人民医院抽血化验。实际上是陆某运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因其见陆某运伤脚难受，且两人均有驾驶证，其才称是自己驾驶事故车。在此期间，证明人栏落款名字为“蒋小佳”、“黎广隆”各出具了1份打印的《证明》，称看见陆某运驾驶桂N×××××车撞上护栏。该两份《证明》都是打印件，证明人“蒋小佳”、“黎广隆”的名字也是打印的，但各加盖有1个指模。2015年5月18日，浦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了浦公交认字（2015）第311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陆某运为事故车辆的驾驶员，认定涉案事故为当事人陆某运一方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陆某运承担全部责任。2015年5月22日，被上诉人将事故车送到广州市天河越海汽车修理部修理，用去各项修理费28195元。
另查明，陆某运于1992年12月26日初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D；陆某宏于2003年7月1日初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B2E；被上诉人陆喜湘于2011年4月18日初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准驾驶车型为C1。
另外查明，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称，陆某运在事故发生后通过电话告知陆某宏，陆某宏搭乘三轮车到事故现场后，在报警后交警到现场之前，陆某宏见到陆某运在事故中受轻微伤、头晕等，就让陆某运回�休息。陆某运搭乘三轮车回家休息，没有到医院诊治，陆某宏一直留在现场。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拒绝理赔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前手车主余中树在投保时，与上诉人签订了保险合同，其中《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章车辆损失险保险责任第五条第（八）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该条款为格式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余中树在投保时已经明确表示保险人已向其本人详细解释了保险条款的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其本人已经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余中树在投保人栏签名。因此，应当认定在余中�投保时，保险人就保险人免责条款尽到了提醒及明确说明的义务，该条款对余中树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从余中树手中购买涉案车辆，同时，取得了涉案车辆的相关保险权益，即余中树享有的涉案车辆的保险权益及义务由被上诉人承继，因此，该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同样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上诉人引用保险条款中规定的“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为依据拒绝理赔是否成立，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于肇事驾驶员是否“依法”采取措施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五）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施的；……”。根据上述法律规范的规定，事故发生后，驾驶员立即报警是其法定义务。本案中，肇事车辆碰撞的公路护栏应当属于公共设施，因此，上述情形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需要“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的情况。“立即”应当是一个较短的时间段。被上诉人所称的驾驶员陆某运于1992年12月26日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取得驾驶机动车的资格时间较长，应对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报警义务明知，但在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所称的�驶员陆某运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向保险公司报案，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警。本次事故中向保险公司报案及向交警部门报警的人是陆某宏，但也不属于“立即报警”。事故发生时间约为2015年4月29日8时25分，陆某宏以孙某某的名义向保险人报案的时间为4月29日9时29分，时间间隔约1小时；交警部门出具的《受案登记表》载明陆某宏以匿名方式报警的时间为同日10时10分，时间间隔将近2个小时，因此，该行为明显不属于“立即报警”。根据被上诉人所称，陆某运在事故发生后，立即与其儿子陆某宏电话联络，表明其不存在无法报警的客观情况。经本院释明，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事故发生后陆某宏与陆某运之间的通话清单，而且，陆某运、陆某宏在交警部门于2015年5月15日调查询问时均称陆某宏是驾驶桂N×××××号丰田车到现场，并且陆某宏用该车送陆某运回家后再回到现场。在�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则称事故发生时，陆某宏在距离事故现场大约2至3公里的家中，陆某宏为了等待搭乘三轮车（街上搭客车），所以其从接到电话至到达事故现场用去40至50分钟，大约九时二十多分才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立即报案。显然，被上诉人与陆某运、陆某宏的陈述相互不符，与常理相悖。综上，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主张的驾驶员陆某运具备当即报警条件而未立即报警，应认定其未依法采取措施。
二、关于被上诉人所称的驾驶员陆某运是否存在“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事故发生后，事故车辆的驾驶员的驾驶状态、资质资格等属于事故现场的重要构成因素。《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章车辆损失险保险责任第五条规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不负赔偿责任：……（五）饮酒或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的；……（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那么，事故发生后，驾驶员“离开事故现场”是否属于上述保险条款中规定的“逃离事故现场”？“逃离事故现场”与“离开事故现场”虽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但其状态和结果均是驾驶员不在事故现场，致使出警人员、保险人对驾驶员驾驶状态和资质无从查证，故该条款能否成为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的事由，需要结合生活经验和设立目的予以解释。按照前述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应当保护现场是其法定义务；根据上述保险条款的规定，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不擅自离开现场也是当事人合同约定的义务。当然在出现特殊情况下允许驾驶员撤离现场是必要和合理的。比如事故中出现人员伤�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等，离开现场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保险公司不应在危及生命的情形下苛求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但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违反保险法规定的最大诚信原则，也违背了保险合同的约定。因此，轻微伤或者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驾驶员擅自离开现场的正当理由。据此，本院认为应根据受伤情况的程度来判断驾驶员离开现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案中，案涉事故没有出现需要及时救治受伤人员的情形。被上诉人一审时称驾驶员陆某运因受伤需要治疗而离开现场，但无法提供相关诊治病历证明其受伤程度及医生诊疗经过。在二审中又称陆�运仅受轻微伤，无需到医院诊治，也实际上没有到医院诊治。根据被上诉人所称，陆某运系在事故现场等待陆某宏到达后才离开，表明被上诉人所称的驾驶员陆某运在事故发生后并没有发生必须离开现场进行就医的情形，因此，其离开事故现场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上诉人据此主张免除其保险理赔责任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以驾驶员陆某运离开现场，事后驾驶员顶包，不属于保险条款中的驾驶人逃离事故现场，上诉人应予理赔的抗辩理由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案涉被保险车辆虽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属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章车辆损失险保险责任第五条第（八）项约定的免责情形，被上诉人据此要求免除赔偿责任�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本院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浦北县人民法院（2015）浦民初字第154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陆喜湘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4元，由被上诉人陆喜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枝仁
审 判 员 李忠祝
代理审判员 李彦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林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