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80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商报》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号。
法定代表人邱成军，社长。
委托代理人苗运平，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佳，男，1983年1月29日出生，《北京商报》社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琰，男，1953年8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罗娟，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商报》社因与被上诉人郑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2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3日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高峙担任审判长，法官田璐、法官王天水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琰在一审中起诉称：郑琰于1986年6月1日入职《北京商报》社从事记者的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月工资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自入职以来，郑琰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给《北京商报》社创造了大量财富。2006年因《北京商报》社机构改革，口头通知郑琰回家待岗。此后，郑琰多次找《北京商报》社，要求安排工作，《北京商报》社总是告知郑琰回家等待通知。但直到现在，《北京商报》社也未通知郑琰工作。2013年8月30日郑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要求《北京商报》社为郑琰办理退休手续时，才得知《北京商报》社未为郑琰缴纳社会保险。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郑琰将《北京商报》社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劳动仲裁委）。朝阳劳动仲裁委向郑琰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现郑琰持该不予受理通知书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郑琰、《北京商报》社于1986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北京商报》社支付郑琰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的工资85600元。
《北京商报》社在一审中答辩称：《北京商报》社认为郑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郑琰的诉讼请求。1986年6月1日，郑琰入职《北京商报》社从事记者的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2年，由于郑琰违反了相关规定，《北京商报》社对其作出了辞退决定。2002年1月起郑琰、《北京商报》社不再存在任何关系。2007年，《北京商报》社也在报纸上发布声明，让郑琰将其存在《北京商报》社的档案及时转走，但是郑琰没有办理转档手续。2002年至2013年，郑琰没有为《北京商报》社提供过任何劳动，《北京商报》社也没有给郑琰发放过工资，双方没有履行劳动关系。另外，郑琰的诉讼请求也超过了法律的时效规定。综上，《北京商报》社不同意郑琰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郑琰系北京市城镇居民。《北京商报》社系事业单位法人，其开办单位为北京日报社。《北京商报》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创刊于1985年。1985年创刊名为《首都经济信息报》，此后，报纸更名为《北京经济报》。2002年，报纸更名为《北京现代商报》。2006年，该报纸又更名为《北京商报》。《北京商报》社的名称也随着报纸名称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郑琰主张其于1986年6月1日入职《北京商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双方未签订过书面的劳动合同，后郑琰担任记者以及记者部主任等工作。编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编辑版面，记者的工作就是采访，后来担任记者部主任的主要工作内容为组建记者站。《北京商报》社称郑琰的上述主张属实。郑琰的档案由《北京商报》社保管，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前，郑琰的档案仍由《北京商报》社保管。《北京商报》社未为郑琰缴纳过社会保险。
一审庭审中，郑琰向该院提交了记者证、商报网站北京商报社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演示《我们将不辱使命》、网站下载的“北京商报见证北京经济25年发展”文稿及该文稿刊登、企业变更事项工商材料、职称证书、荣誉证书、工商档案中的北京经济报社企业组织章程。《北京商报》社对记者证的真实性有异议，并称因为时间太久已经无法核实其真伪；对商报网站北京商报社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演示《我们将不辱使命》及网站下载的“北京商报见证北京经济25年发展”文稿及该文稿刊登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该证据均系郑琰自行提交的打印或复印材料，而且郑琰从网站上下载的材料没有经过公证；对企业变更事项工商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职称证书、荣誉证书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并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无法核实；对工商档案中的北京经济报社企业组织章程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郑琰还向该院提交了印章一枚，并称其以前是北京经济报社的记者部主任，报社曾给其一枚印章，从1986年之后开始使用这个章，在2006年以后还在大量使用这个章，这个章也没有作废。《北京商报》社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其无法对郑琰提交的印章进行核对，该印章也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
《北京商报》社向该院提交了《关于辞退郑琰的决定》1份，欲证明2002年1月之后郑琰、《北京商报》社双方已经不存在任何关系。郑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其不存在决定上所写的行为，其从没有收到过该决定，也从未见过该决定，决定上亦没有其本人签字。郑琰也曾多次询问《北京商报》社是否有什么决定，如果有给郑琰一个书面的，《北京商报》社说没有。《北京商报》社还提交了2007年4月20日《北京商报》第三版的免责声明1份，欲证明在郑琰、《北京商报》社不存在任何关系后，《北京商报》社通过报纸声明的方式通知郑琰将滞留在《北京商报》社的档案转走。郑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免责声明上没有郑琰的名字，该免责声明与郑琰无关；如果按照《北京商报》社说的登错了名字，也应该登报进行更正，而且20天后《北京商报》社也没有将郑琰的档案退回辖区的街道办事处；此外，《北京商报》社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声明不符合规定。
另，《北京商报》社主张2002年1月25日以郑琰“擅自组织从事有损首都稳定和京报集团及本报声誉的活动，造成恶劣影响，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严肃批评，其分管本报外埠记者站期间严重失职，造成不少记者站问题成堆，官司累累，使本报蒙受经济损失”为由将郑琰辞退。郑琰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其不存在《北京商报》社所主张的辞退理由，而且《北京商报》社亦未作出过书面的辞退决定，也没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郑琰进行告知。《北京商报》社称曾将《关于辞退郑琰的决定》在报社内进行张贴，但是无法提供张贴的证据。郑琰对此不予认可。另外，郑琰主张自2006年起《北京商报》社安排其在家待岗。《北京商报》社对此不予认可，并称从来没有安排过郑琰进行待岗，双方自2002年起就不存在任何关系了。
另查，郑琰于2013年10月将《北京商报》社申诉至朝阳劳动仲裁委。因郑琰无正当理由未到庭，2013年11月4日，朝阳劳动仲裁委向郑琰出具了京朝劳仲字（2013）第12229号决定书，对郑琰按照撤回仲裁申请处理。2013年11月12日，郑琰再次将《北京商报》社申诉至朝阳劳动仲裁委，要求：确认其与《北京商报》社于1986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支付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工资90000元。2013年11月18日，朝阳劳动仲裁委向郑琰出具了京朝劳仲不字（2014）第0008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郑琰不服，遂持该不予受理通知书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北京商报》社认可1986年6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期间与郑琰存在劳动关系，故双方对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存在争议，该院经审查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该院对此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自2002年1月起郑琰与《北京商报》社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是双方之间的争议焦点。本案中，《北京商报》社主张其于2002年1月25日以郑琰“擅自组织从事有损首都稳定和京报集团及本报声誉的活动，造成恶劣影响，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严肃批评，其分管本报外埠记者站期间严重失职，造成不少记者站问题成堆，官司累累，使本报蒙受经济损失”为由将郑琰辞退，此后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因《北京商报》社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郑琰存在《北京商报》社所述的行为，且《北京商报》社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辞退决定送达给郑琰，郑琰对《北京商报》社的上述主张亦不予认可，故该院对《北京商报》社关于已经解除与郑琰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另，《北京商报》社一直未为郑琰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据此，该院依法确认郑琰与《北京商报》社在1986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郑琰主张自2006年起《北京商报》社安排其在家待岗，因郑琰未向该院提供相关证据，且《北京商报》社对此不予认可，故该院对郑琰该主张不予采纳。因自2006年1月之后郑琰未为《北京商报》社提供劳动，且《北京商报》社未向郑琰支付过劳动报酬或生活费，综合本案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自2006年1月起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双方处于“长期两不找”状态，可以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郑琰要求《北京商报》社支付其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工资85600元的诉讼请求，因依据不足，故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郑琰与《北京商报》社于1986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郑琰的其他诉讼请求。
《北京商报》社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1.郑琰与《北京商报》社自1986年6月1日至2002年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郑琰于2001年初擅自组织从事有损首都稳定和京报集团及本报声誉的活动，造成恶劣影响，且在其分管外埠记者站期间严重失职。为此，《北京商报》社于2002年1月25日对郑琰做出了辞退决定，并进行了公告。自此，郑琰再未给《北京商报》社提供劳动，《北京商报》社也未向郑琰支付过工资，双方劳动关系于2002年1月25日已经解除。2.由于郑琰一直不协助《北京商报》社办理档案转移手续，致使郑琰的档案至今仍在《北京商报》社。3.即使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两不找”状态，也应当认定自2002年1月25日起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两不找”状态。一审法院认定自2006年1月至2013年8月30日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两不找”状态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郑琰自1986年6月1日至2002年1月25日与《北京商报》社存在劳动关系。驳回郑琰的其他诉讼请求。
郑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北京商报》的上诉理由答辩称：郑琰与《北京商报》社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从未解除。郑琰不存在《北京商报》社所陈述的违法乱纪行为，《北京商报》社从未向郑琰送达过辞退决定。不同意《北京商报》社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北京商报》社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京朝劳仲不字（2014）第0008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记者证、网页资料、企业变更事项工商登记材料、职称证书、荣誉证书、企业组织章程、印章、《关于辞退郑琰的决定》、《北京商报》免责声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依法应当对劳动合同的解除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北京商报》社主张其于2002年1月25日以“擅自组织从事有损首都稳定和京报集团及本报声誉的活动，造成恶劣影响，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严肃批评，其分管本报外埠记者站期间严重失职，造成不少记者站问题成堆，官司累累，使本报蒙受经济损失”为由，将郑琰辞退，其应当就辞退郑琰所依据的实体性事实以及依法向郑琰送达辞退决定等程序性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现《北京商报》社明确表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郑琰存在违法乱纪的行为，亦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将辞退决定送达郑琰。在郑琰否认存在违法乱纪行为、否认收到辞退决定的情况下，《北京商报》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对《北京商报》社关于其与郑琰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02年1月25日解除的主张不予采纳，理由正当，本院予以确认。《北京商报》社关于其与郑琰的劳动关系于2002年1月25日解除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一致认可郑琰与《北京商报》社自1986年6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郑琰于2013年8月30日达到退休年龄，本院予以确认。在《北京商报》社不能证明与郑琰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郑琰与《北京商报》社自1986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理由正当，本院予以确认。
《北京商报》社主张郑琰自2002年1月25日起不向《北京商报》社提供劳动，郑琰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北京商报》社应当提供考勤记录等相关证据证明郑琰自2002年1月25日没有提供劳动的事实。《北京商报》社没有证据证明郑琰自2002年1月25日起没有提供劳动，其该项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郑琰主张《北京商报》社自2006年起要求其回家待岗，《北京商报》社对该事实予以否认，郑琰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因郑琰明确表示其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商报》社要求其回家待岗的事实，故对郑琰关于《北京商报》社于2006年要求其待岗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基于郑琰自认其于2006年起没有为《北京商报》社提供劳动，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因自2006年1月之后郑琰未为《北京商报》社提供劳动，且《北京商报》社未向郑琰支付过劳动报酬或生活费，一审法院确认自2006年1月起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双方处于“长期两不找”状态，并据此认定郑琰与《北京商报》社之间的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理由正当，本院予以确认。
《北京商报》社关于其与郑琰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02年1月25日已经解除，即使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两不找”状态，也应当认定自2002年1月25日起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两不找”状态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商报》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郑琰负担5元（已交纳），由《北京商报》社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商报》社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峙
代理审判员 田 璐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熊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