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48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飞舟，男，198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华中科技大学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平，女，1956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满生，男，195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涛，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丹，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武生，女，195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汉生，女，195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湘笋，女，194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士东，男，199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怡，女，199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天怡，女，199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孙飞舟、孙满生因与被上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孙天怡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民初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飞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平，上诉人孙满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涛，被上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孙士东、孙天怡经本院合唤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一审宣判后，原上诉人孙城生于2018年3月17日去世，本院查明孙城生除孙飞舟外再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孙飞舟于2018年6月25日表明愿意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飞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室房屋归孙飞舟所有，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房屋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分割；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孙天怡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未认定袁淑华所有的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以下简称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房产证上记载的142.23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属于拆迁前由孙城生办理的建房手续并独立出资，应归孙飞舟个人使用。2.孙满生并没有购买位于武汉市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801室房屋）或三套房屋中的部份面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做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认为孙城生加建的行为属于对原住房的添附，添附物不能独立的享有所有权，该认定错误。三、《产权更改申请》、《同意接收产权》以及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函》均为虚假证据，不应被采纳。四、孙满生提交的《遗嘱》属于虚假证据，不应被法院采信。关于家庭会议问题，孙城生及家人从未参加过所谓的家庭会议，双方关系紧张，不可能协商房屋分配问题。孙满生辩称，因拆迁还建的房屋只有位于武汉市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17室房屋）和位于武汉市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19室房屋），该两个门面应归孙满生、孙士东所有。案涉801室房屋属于孙满生自己购买。故孙飞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城生只是在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大门外搭了一个无门窗的简易棚子，面积总共只有5平方米左右，根本没有其他添附物。孙满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室房屋归孙满生、孙士东共同所有，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房屋归孙满生所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孙飞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孙天怡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中的重要证据《遗嘱》不予认定，没有合法理由，且该认定与常某不符，依法应予撤销。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中的基本事实都未予查清或明显认定错误，根据《产权更改申请》可以认定袁淑华将案涉17室、19室房屋赠与给孙满生，而且一审法院将拆迁人的主体资格都认定错误。三、如一审判决将所有证据整合连贯来分析，就能发现孙满生自行购买的案涉801室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应属于其个人财产。一审判决有意忽略孙满生对案涉801室房屋个人出资购买的客观事实，进而笼统的认定案涉801室房屋也属于遗产范围，属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判决将孙满生父亲遗产继承份额计算错误。放弃继承的证明材料均是在其他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向土地储备中心作出，而且在袁淑华在世的时候，经过家庭会议认可。孙飞舟辩称，孙满生上诉状所述事实是虚假的，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系由袁淑华所建。后来孙城生在老屋前面加盖了门面，经营书店。1999年拆迁时，因孙城生身患疾病，子女年幼，政府特事特办给了我们家门面。案涉801室房屋并不是孙满生自己出资购买，该房屋也是老屋拆迁还建而来。袁淑华一直由孙满生控制，而且袁淑华根本不识字，孙满生提供的《遗嘱》没有事实依据，是虚假的。孙满生口头承诺给予孙城生的15万元没有支付。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满生提交的代书遗嘱系伪造，孙满生曾经承认该《遗嘱》系他自己书写。袁淑华是文盲，不懂得立遗嘱的事情，而且立遗嘱时袁淑华的多名子女竟无一人在场。另外，袁淑华曾被武汉紫阳湖人民医院诊断患有精神分裂，其属于无行为能力人。2013年8月之前，袁淑华一直居住在孙湘笋家，自从孙城生与孙满生因房屋发生纠纷后，孙满生强行将袁淑华接走并控制，袁淑华长期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致使长期昏睡，神志不清，失去语言能力，无法行走，后完全瘫痪卧床不起，连几个女儿都不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袁淑华是以何种方式与三位代书人取得联系？故该《遗嘱》系孙满生伪造，伪造遗嘱应负法律责任。房屋虽系母亲袁淑华所有，但门面租金一直由孙满生收取，两个门面的租金当初是每月6000多元，后来上涨至每月1、2万元。孙士东从小由孙湘笋照顾，孙满生每年仅支付孙士东生活费和学习费共4000元。孙满生每月支付母亲袁淑华500元生活费，该费用根本不够用。母亲袁淑华非常不愿意与孙满生一起生活。所谓的赠与书也是孙满生事先写好，要我们抄写，而且赠与的内容一直没有兑现。我们没有召开过家庭会议。《约定书》签订后，先是放在孙湘笋这里，后来还给了孙城生。孙城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归孙城生、孙满生按份共有，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与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归孙城生个人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满生承担。孙满生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确认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归孙满生所有，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与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的6/7的份额（袁淑华、孙汉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湘笋）归孙满生所有；2.驳回孙城生的本诉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城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城生与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系兄弟姐妹关系，以上当事人的父亲孙子杨已于1982年去世，兄弟孙珞生已于1996年去世，母亲袁淑华已于2015年12月22日去世。孙珞生生前配偶为杨素红，二人育有一女孙天怡、一子孙士东。1973年，孙子杨及袁淑华在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处经批准自建房产一处，面积为42平方米。孙子杨去世后，该房屋先后进行了扩建和重建，并加建了部分门面经营用房。1994年5月13日，行政部门为该处房产颁发了所有权证（证号：武房05-94字第69号），登记所有权人为袁淑华，登记的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含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孙城生提交了1994年10月写给武昌区珞珈山街城管办公室的申请，加盖有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办事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公章的信函，落款时间为1994年10月，加盖有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办事处新村湾居委会公章及袁淑华私章的《声明》，送货单、发票、结算单、收料单，欲证明经孙城生申请，珞珈山城管办批准后，由孙城生出资在珞珈山路21号的房屋处加建了100平方米的门面房，其母亲袁淑华和孙满生未参与，因此所还建的案涉17室、19室房屋归孙城生所有，与孙满生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孙城生提交的上述证据所涉及的时间均发生在1994年10月，而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办理登记的时间为1994年5月13日，本案争议房屋均由该房屋拆迁还建而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而孙城生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其即使进行了扩建，也不受法律保护，孙城生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城生提交的武汉市图书报刊经营许可证、税务发票、孙城生的户口本，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1998年12月8日，行政部门向袁淑华下达《违法建筑拆除通知书》，认定袁淑华擅自新、扩建门面1至2层，建筑面积143.21平方米，限期自行拆除。1999年，袁淑华与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签订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约定：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对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实施拆迁，建筑面积142.23平方米，其中违建28.62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113.61平方米。还建地点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工农湾临街门面营业用房（面积约为100平方米）一楼二楼各一半；该户实际113.61平方米加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与安置100平方米营业用房差价相抵。该协议书还约定由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补偿袁淑华搬家费、停业补偿费、过渡费等费用。因袁淑华不识字，协议书上捺有袁淑华的手印，还有孙城生及孙满生的签名。同年8月15日，武汉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公司）作为拆迁人（协议书甲方）与作为被拆迁人的孙满生（协议书乙方）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座落在珞珈山路21号的私有房屋，建筑面积193.61㎡，496元/㎡，计96030.56元；二、甲方在洪山××南街工农湾安置乙方门面100㎡（建面），住房壹套建面100㎡同乙方进行产权调换；三、产权调换结算差价办法：1、乙方旧房价96030.56元；2、甲方新房价200㎡×620元/㎡=124000元；3、甲乙双方结算差价：124000元-（乙方）103030.56元=20969.44元，乙方付甲方20969.44元；…七、过渡费分二次支付，协议签订之日付给乙方800元，第二次待安置时据实结算；…十、搬家费1200元，停业补偿5000元；十一、甲乙双方待安置新房时，据实结算。孙满生、荣泰公司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00年1月，荣泰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面积60.63平方米）、19室（面积38.19平方米）和801室(面积99.53平方米)三处房屋作为还建房与孙满生办理了移交手续。2006年7月17日，袁淑华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产权更改申请》，内容为“我袁淑华自愿将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我三子孙满生名下，特此立据，今后如发生产权纠纷，一切由本人负责。”同时，孙满生也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同意接收产权》，表示愿意接受袁淑华名下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孙满生承认，《产权更改申请》中所称的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是指案涉17室和19室房屋。同日，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孙满生付还建房超面积款129720元”。2006年7月20日，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向荣泰公司出具了公函一份，内容为“1998年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现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代办武汉大学杨家湾拆迁安置工作，购贵公司部分还建房安置拆迁户，因珞珈山路21号袁淑华家庭种种原因，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手续，该户目前和我部已办理完各项手续，现恳请贵公司将还建房10栋5单元1楼门面用房约101平方米和8楼801号约94平方米房屋产权手续办给孙满生为感”。其后，还建房《单元明细表》中17室、19室及801号的原登记人袁淑华的名字被划掉，添加成了孙满生的名字。2006年9月8日，荣泰公司将案涉17室、19室、801室房屋均过户至孙满生名下，登记信息显示案涉17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的成交价为12.4万元，案涉19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801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的成交价为0元。孙满生提交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新房经济结算单》、《产权更改申请》、《同意接收产权》、《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函》，欲证明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协议安置只有101.61平方米门面房，没有安置案涉801室房屋，袁淑华自愿将该门面房赠与过户给了孙满生。案涉801室房屋是孙满生出资购买，与他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虽然真实性成立，但《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签订日期在《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之后，根据调取的房地产档案材料中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商品房移交清单》、《单元明细表》，表明最后还建实际是按照《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履行，案涉801室房屋也是还建房的组成部分。且登记信息显示案涉19室、801室房屋的成交价为0元，案涉17室房屋的成交价为12.4万元，三套房屋的总价与《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中载明的还建新房的房价一致，更能够进一步证明还建实际是按照《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履行。因《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由孙满生签订，《单元明细表》中登记的被拆迁户已经由袁淑华变更为孙满生，故《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上虽载明孙满生的名字，但登记信息显示案涉19室、801室房屋的成交价为0元，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801室房屋是孙满生出资购买。《产权更改申请》和《同意接收产权》也只是表明将门面房登记在孙满生的名下，并无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孙满生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另查明，袁淑华（2015年12月22日去世）及孙子杨（1982年10月17日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孙城生、孙满生、孙珞生（1996年去世）、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六名子女。孙珞生生前与杨素红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孙士东、孙天怡二名子女。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最初是由袁淑华及孙子杨于1973年新建，初始登记面积为42平方米，后历经扩建，属袁淑华及孙子杨的夫妻共同财产。孙子杨去世后，未进行遗产分割。2013年7月至10月间，孙满生分别向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支付了5万元，孙湘笋表示放弃老房屋的继承份额，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其放弃的份额为应继承父亲孙子杨的那部分遗产。孙满生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出具的《声明》、《证明》，孙城生出具的《约定书》、《有关情况说明》、《汇款单》，欲证明孙满生一次性给孙城生15万元，孙城生再不纠缠本案所涉房屋事宜，孙满生共计向孙城生支付了18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孙满生未提交《约定书》原件，《约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关于临街门面100㎡，原系袁淑华、孙满生共有，现由孙满生补偿给孙城生15万元，孙城生不再参与该房产的分割”，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4日，而《汇款单》涉及的金额仅有5.3万元，汇款时间为2010年10月至2012年3月，不能证明《汇款单》与《约定书》的关联性，且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均当庭证明孙城生是在被孙满生用刀威胁的情况下所出具，故一审法院对孙满生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孙满生在一审庭审中还提交了袁淑华的《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为防止今后儿女们为房屋扯皮，特请张某、杜某、王某作证，由张某代书遗嘱如下：我原来在珞珈山路21号房屋有100多平方米，还建了100平方米的门面，即17室、19室，我死后将该房屋送给孙满生，801室是孙满生自己出钱买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5日。一审法院认为，遗嘱中的三位见证人均未出庭，孙满生也无法回答一审法院提出的三人具体身份信息，孙城生及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孙天怡也均表示不认识上述三人，袁淑华邀请与自己并无特殊关系的三人作为遗嘱见证人与常某不符，且该遗嘱中表述的“801室是孙满生自己出钱买的”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孙城生、孙满生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1.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谁？2.本案中案涉17室、19室和801室的所有权人是谁？3.各自的份额是多少？一审法院认为，1.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最初是由袁淑华及孙子杨新建，建房资质由袁淑华及孙子杨享有，该房屋自1973年建成时即是袁淑华及孙子杨的夫妻共同财产。1982年，孙子杨去世，对孙子杨享有的该房屋所有权份额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享有，该遗产尚未被分割，故此时的房屋为袁淑华、孙珞生、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共有。1996年，孙珞生去世，其应继承孙子杨房屋所有权份额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即孙士东、孙天怡及案外人杨素红，故杨素红、孙士东、孙天怡成为该房屋的共有权人。孙子杨去世后，该房屋进行了扩建，至1994年5月13日，行政部门为该处房产颁发了所有权证，确认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含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各方当事人对上述孙子杨、袁淑华新建42平方米房屋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但一审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孙子杨去世后各自出资参与了扩建，并相互否认对方出资参与了扩建，亦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房屋由42平方米扩建至142.23平方米（含违建28.62平方米）的扩建部分系各自出资，对该房屋在孙子杨去世后的扩建部分应为具有建房资质的袁淑华所有。2.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被拆除后，根据1999年8月15日所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还建了案涉17室、19室和801室房屋，虽然《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由孙满生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所签订，但根据拆迁人当时登记的还建房《单元明细表》所显示，原登记的被拆迁户为袁淑华，而孙满生自己并非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故可以推定孙满生只是代理袁淑华签署了《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案涉17室、19室和801室房屋仍属袁淑华、孙珞生、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共有。孙城生认为案涉17室、19室房屋系门面房，是由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所得，而该门面房是由孙城生个人出资修建，因此案涉17室、19室房屋应归孙城生个人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土地上建筑物的建造须经一定程序批准，并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条件。如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则不能取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袁淑华和孙子杨，即使孙城生加建了门面经营用房也只能是在袁淑华和孙子杨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的加建，而因该加建部分未经土地及房管部门的批准，孙城生不能单独取得加建门面经营用房的所有权，故加建门面经营用房系不动产添附，孙城生不能因其建造了添附物而单独取得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所有权。同时，孙家人之所以取得案涉17室、19室房屋所有权是因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置换而来，与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是否为门面经营用房无关。因此，对孙城生主张案涉17室、19室房屋归其个人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满生认为案涉801室房屋系其自行购买，所有权应归其个人，但本案所有证据均证明案涉801室房屋是由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产权置换而来，故一审法院对孙满生的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袁淑华出具的《产权更改申请》是否应认定为其已将案涉17室、19室房屋享有的份额赠与给孙满生的问题，孙满生认为，袁淑华出具的《产权更改申请》应理解为将其对案涉17室（面积为60.63平方米）、19室（面积为38.19平方米）两处门面房屋享有的份额赠与给孙满生。权利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2006年7月17日的《产权更改申请》的内容看，袁淑华当时的表述是其自愿将名下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孙满生名下，根据该表述，不能理解为袁淑华放弃了对上述房产其应当享有的所有权份额。袁淑华在世时也未到庭明确表示其放弃对上述房产享有的所有权份额或将该份额处分给孙满生，因此，袁淑华在世时仍享有案涉17室、19室及801室房屋的所有权份额，袁淑华去世后，因没有证据证明其生前立有遗赠，其享有的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份额由其继承人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及代位继承人孙士东、孙天怡享有。关于孙城生曾表示放弃继承权是否有效的问题，孙满生辩称，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曾召开过家庭会议，讨论的结果为案涉17室和19室门面房归孙满生所有，孙满生向孙城生支付补偿款1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的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因此，孙城生对孙子杨所享有的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所有权份额，仍享有继承权。而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当庭表示分别收取孙满生5万元，放弃了应继承父亲孙子杨的那部分遗产份额，其放弃部分的份额由孙满生享有，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素红在诉讼过程中表示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给孙天怡，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142.23平方米的面积中有42平方米属于孙子杨与袁淑华的夫妻共同财产，100.23平方米属于袁淑华的个人财产。孙子杨去世后，其个人所有的21平方米房产属于遗产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由袁淑华、孙珞生、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继承3平方米房产。孙珞生去世后，其继承孙子杨的3平方米房产，由其继承人杨素红、孙士东、孙天怡各继承1平方米。因杨素红表明其应继承的份额赠与给孙天怡，故孙天怡享有2平方米房产，孙士东享有1平方米房产。因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在各收取孙满生5万元后，均表示其应继承孙子杨的房产份额赠与给孙满生，故孙满生应享有12平方米的份额。至此，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由袁淑华享有124.23平方米（21平方米+3平方米+100.23平方米），孙城生享有3平方米，孙满生享有12平方米，孙天怡享有2平方米，孙士东享有1平方米。袁淑华去世后，其享有的124.23平方米房产属于遗产范围，由其继承人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及孙珞生的代位继承人孙士东、孙天怡继承，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继承20.705平方米（124.23平方米÷6份），孙士东、孙天怡各继承10.3525平方米（20.705平方米÷2份）。最终，原珞珈山路21号142.23平方米的房屋继承完毕后，由孙城生享有23.705平方米（20.705平方米+3平方米），占比16.67%，孙满生享有32.705平方米（20.705平方米+12平方米），占比22.99%，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享有20.705平方米，各自占比14.56%，孙士东享有11.3525平方米（10.3525平方米+1平方米），占比7.98%，孙天怡享有12.3525平方米（10.3525平方米+2平方米），占比8.68%。因案涉801室、17室、19室房屋均由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置换而来，故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案涉801室、17室、19室房屋所占份额与在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所占份额不变，份额分别为：孙城生为16.67%，孙满生为22.99%，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自为14.56%，孙士东为7.98%，孙天怡为8.68%。故一审法院对孙满生提出的确认其享有案涉17室、19室房屋6/7的份额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的三套房屋，由孙城生享有16.67%，孙满生享有22.99%，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自享有14.56%，孙士东享有7.98%，孙天怡享有8.68%；二、驳回孙城生、孙满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由孙城生负担，一审反诉费40元，由孙满生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孙城生与孙满生各负担25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孙满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视听资料一份，证明孙满生及家人对母亲袁淑华尽到赡养义务，而且在2014年袁淑华可以正常表达，也可以行走。证据二、张某、杜某的证人证言两份，证明代书遗嘱是由张某代为书写，杜某等人在场见证。经质证，孙飞舟对于孙满生提交证据的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视听资料无法显示具体日期，平时我们要去看望袁淑华，孙满生都不让，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袁淑华如果要立遗嘱，不可能让邻居来作见证。孙武生、孙汉生对于孙满生提交证据的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显示具体日期，孙满生确实照顾过母亲，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孙湘笋对于孙满生提交证据的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显示具体日期，孙满生确实照顾过母亲，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袁淑华一直都不清醒，不可能立遗嘱，两个证人的表述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证言都是背出来的。本院认为，对于孙满生提交的证据一，因该证据上没有载明视频录制的日期，孙飞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均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孙满生提交的证据二，因遗嘱落款处仅有手印，没有袁淑华本人的签名，见证人王某在一审、二审均没有出庭作证，而证人张某和杜某在二审庭审中关于遗嘱宣读的次数以及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的顺序的陈述均不一致（张某在庭审中陈述，遗嘱宣读了三次，签名顺序依次为张某、王某、杜某。杜某在庭审中陈述，遗嘱宣读了两次，签名顺序依次为张某、杜某、王某），孙飞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均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976年12月13日，孙子杨、袁淑华对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进行扩建，扩建面积为29.4平方米。本院认为，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系由孙子杨、袁淑华所建，孙子杨、袁淑华享有建房资质，该房屋于1973年建成时（建筑面积为42平方米）为孙子杨、袁淑华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于1976年进行扩建，扩建部分（建筑面积为29.4平方米）亦为孙子杨、袁淑华的夫妻共同财产。1982年，孙子杨去世，其享有的房屋份额作为遗产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孙子杨去世后，该房屋进行扩建。孙飞舟上诉认为该房屋房产证上记载的142.23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属于拆迁前由孙城生办理的建房手续并独立出资，应归孙飞舟个人使用。因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系于1994年5月13日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所有权人为袁淑华，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含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而孙飞舟提交证明其该项主张的相关证据所载明的日期均为1994年10月、11月，此时该房屋已经办理了权属登记，故孙飞舟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孙子杨去世后到1994年5月13日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时扩建部分系自己出资所建，故该扩建部分应为具有建房资质的袁淑华所有。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被拆除后，根据《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还建了案涉17室、19室和801室房屋。虽然《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系孙满生与拆迁人签订，但根据拆迁人登记的还建房《单元明细表》显示的被拆迁人为袁淑华，结合各方当事人均陈述袁淑华不识字这一事实，一审推定孙满生系代理袁淑华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并无不当。孙飞舟上诉请求改判案涉17室、19室房屋归其所有。因案涉17室、19室房屋系由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还建所得，而孙飞舟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孙城生对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出资进行扩建，孙飞舟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满生上诉认为根据《产权更改申请》可以认定袁淑华将案涉17室、19室房屋赠与给孙满生。因《产权更改申请》上仅载明袁淑华自愿将名下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孙满生名下，并没有袁淑华将上述房屋赠与给孙满生的表述，而且袁淑华在世时也未到庭明确表示其放弃对上述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份额或者将该份额处分给孙满生，故孙满生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孙满生上诉认为案涉801室房屋系其自行购买，不属于袁淑华、孙子杨的遗产范围，应认定为孙满生个人财产。因案涉801室房屋系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被拆除后，根据《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还建所得，而且在房产部门的产权登记信息显示该房屋的成交价为0元，故孙满生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孙满生上诉认为应对其提交的《遗嘱》予以认定。首先，该遗嘱系他人代书，虽然各方当事人均陈述袁淑华不识字，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遗嘱人应在代书遗嘱上签名。而孙满生提交的该遗嘱上仅有手印，没有袁淑华本人的签名，故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次，该遗嘱上的见证人王某在一审、二审均没有出庭作证，证人张某和杜某在二审庭审中关于遗嘱宣读的次数以及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的顺序的陈述均不一致。而且除孙满生外，本案其他当事人均陈述不认识该遗嘱的三位见证人，三位见证人也并非袁淑华的亲戚朋友。因此，孙满生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孙满生上诉认为放弃继承的证明材料均是在其他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向土地储备中心作出，而且在袁淑华在世的时候，经过家庭会议认可。因孙满生对其主张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在一审表示分别收取孙满生的5万元系放弃应继承孙子杨的遗产份额，故一审认定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应继承孙子杨的遗产份额由孙满生享有并无不当。孙满生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孙满生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将孙子杨的遗产继承份额计算错误。因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于1973年建成后，于1976年进行扩建，该房屋142.23平方米的面积中有71.4平方米（42平方米+29.4平方米）属于孙子杨、袁淑华的夫妻共同财产，有70.83平方米属于袁淑华的个人财产。孙满生的该项上诉理由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对于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中属于孙子杨、袁淑华夫妻共同财产的面积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孙子杨去世后，其个人所有的35.7平方米属于遗产范围，由袁淑华、孙珞生、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继承5.1平方米房屋面积。如前所述，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应继承孙子杨的共计15.3平方米房屋面积由孙满生享有。孙珞生去世后，其继承孙子杨的5.1平方米房屋面积，由其继承人杨素红、孙士东、孙天怡各继承1.7平方米房屋面积。因杨素红表明其将应继承的份额赠与给孙天怡，故孙天怡继承3.4平方米房屋面积，孙士东继承1.7平方米房屋面积。因此，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由袁淑华享有111.63平方米（35.7平方米+5.1平方米+70.83平方米），孙城生享有5.1平方米，孙满生享有20.4平方米（5.1平方米+15.3平方米），孙士东享有1.7平方米，孙天怡享有3.4平方米。袁淑华去世后，其享有的111.63平方米房屋面积属于遗产范围，由其继承人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以及代位继承人孙士东、孙天怡继承。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继承18.605平方米（111.63平方米÷6份）房屋面积，孙士东、孙天怡各继承9.3025平方米（18.605平方米÷2份）房屋面积。故原珞珈山路21号142.23平方米的房屋在袁淑华去世后，由孙城生享有23.705平方米（18.605平方米+5.1平方米），占比16.67%，孙满生享有39.005平方米（18.605平方米+20.4平方米），占比27.42%，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享有18.605平方米，各占比13.08%，孙士东享有11.0025平方米（9.3025平方米+1.7平方米），占比7.74%，孙天怡享有12.7025平方米（9.3025平方米+3.4平方米），占比8.93%。因案涉17室、19室、801室房屋均由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置换而来，故各方当事人在原珞珈山路21号142.23平方米的房屋中所占份额即为其在案涉17室、19室、801室房屋中所占份额。因孙城生已去世，其在案涉17室、19室、801室房屋中所占份额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孙飞舟继承。综上所述，孙飞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孙满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民初220号民事判决；二、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9室、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801室的三套房屋，由孙飞舟享有16.67%，孙满生享有27.42%，孙武生享有13.08%，孙汉生享有13.08%，孙湘笋享有13.08%，孙士东享有7.74%，孙天怡享有8.93%；三、驳回孙飞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孙满生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反诉费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080元，由孙飞舟负担2540元，孙满生负担25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孙飞舟负担40元，孙满生负担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薇审判员 李 瑜审判员 胡丹丹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赖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