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辽1422行初10号
原告：于某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铭。
被告某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裴某金。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朋。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波。
第三人：于某。
原告于某秋不服被告某县公安局治安行政管理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7年5月25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于某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铭，某县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波和丁某朋、第三人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某县公安局于2018年1月30日对原告于某秋作出绥公（治）行罚决字[20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中查明，2017年11月5日11点半左右，于某在送媳妇回家时，在自家门口与本村村民于某秋发生口角后，于某秋打了劝架的江某一耳光，并将本村村民郭某兰推倒在地，最后于某秋与郭某兰两人倒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于某秋拘留十日并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于2018年1月30日送达给被处罚人，处罚内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
原告诉称：于2017年11月5日原告于某秋送其妻回家途中，在自家门口与本村村民发生口角，原告打了劝架江某一耳光，并将郭某兰推到在地，原告自己也倒地。被告据此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但原告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导致精神障碍，表现性格改变行为紊乱，社会功能明显受损，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时对此病情并未予以调查，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院撤销绥公（治）行罚决字（2018）99号处罚决定，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邮寄费。
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原告的残疾人证（2018年3月29日批准），拟证明于某秋不是能够接受行政处罚的主体。
证据2、原告于2007年12月17日至2008年1月16日于保定市世臣癫痫病医院的住院病例、住院记录共计17页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患有精神疾病。
证据3、原告于2017年11月10日至28日某县康宁医院精神科住院记录、2018年2月1日的诊断书原件，拟证明原告患有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疾病。
证据4、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辽14刑终53号刑事判决书和（2018）辽14刑更1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中级法院的主审法官亲自现场观察了原告具体状态，因此对原告判处缓刑，直接就能看得出原告确实有病，公安机关也知道他的状态，对其作出拘留处罚决定时应该做鉴定但未做，被告程序违法。
被告辩称:我局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的绥公(治)行罚决字(20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正确，原告于某秋有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考虑其情节并非极其恶劣和未引起严重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作出处罚，符合该条规定的处罚情节及标准。有对于某秋、于某、郭某兰、王某、江某等人的询问笔录可以充分证明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法认定原告随意殴打他人，对其作出十日行政拘留，并处二百元罚款，我局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也严格法定程序办理。对涉案处罚决定，依法不应予以撤销。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分别对于某秋、于某、郭某兰、王某、姜某做的五份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随意殴打他人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拟证明被告在办案在程序和实体上均合法。
第三组证据：于某秋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前科劣迹查询记录，拟证明于某秋社会评价，且其在缓刑期内，违法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人于某的参诉意见，同意被告的意见。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案发当时的42秒视频文件，拟证明于某秋打人的违法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意见，认为被告所举证的证言不能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被询问人之间是亲属关系，王某本人表述自相矛盾，所以不真实，其他三个人也是不真实。事实是原告方被打，那么多人在一起，原告受伤，警方说没事就结案了，后来原告也没找。2018年1月30日原告又被打了，打完直接就被送到拘留所了，因有伤不能拘留，所以派出所签字了。原告自己的证实是因为他是精神病三级残疾人，不能作为证据。处罚决定书原告也没收到，还自己按手印了，起诉所用的处罚决定书是我方在司法局复印的。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被告未经合法审批延长了2个多月办案期限。原告对被告提交第二组证据的意见，告知记录不合法，当面通知其家属，但是签字的是于某秋，证明当时家属不在，笔录和各种表都是当天一起完成的，程序不合法。原告对被告提供第三组证据的意见，因为于某秋是精神患者，还是应该家属签字。原告对第四组证据的意见，认为违法犯罪的存在，但缓刑判决不能证明原告主观恶性。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意见，认为视频里显示于某秋被打，原告发病。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意见：对于证据1，这个证件是2018年3月份，是在本案发生后，不能证明案发时候是否有病，真实性没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2，是复印件原则上是没有法律效力。字体小、模糊，不提供原件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3，诊断书的日期是2018年，也就是案发后的了，癫痫是间歇性的病症，不是时时刻刻都在病态，不是持续性的，2018年2月1日本案已经全部执行完毕，无法证明案发当时他处于病症状态，所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4，关于判决书，里面说的清楚，于某秋确实有劣迹，说他患有癫痫病并没有依据，而且也判刑了，如果确实能证明他有病不能自理，应该是撤销不是中止，案发和执行期间，没有发病。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意见，认为尊重客观事实。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意见，均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于2018年1月30日对于某秋作的一份询问笔录、于2017年11月5日分别对于某、郭某兰、王某、姜某作的四份询问笔录，由于证言之间存在较大矛盾之处，具体体现在各自的询问笔录内容中：于某秋本人只承认其打了于某并未打别人，于某称于某秋“往头部（指郭某兰头部）打了一拳”，郭某兰称“……于某秋就把我推倒了……”，王某称“没太注意，就看见老太太倒地上了”，江某称“我就看见有个老太太倒地上了，别的没太注意”。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与案发时间间隔达85日，但另四个证人询问笔录形成时间均为案发当日距案发时间2017年11月5日12时起的4个小时之内，原告方作为一方当事人且系涉案处罚决定的被处罚主体，被告并未向本院说明造成此取证时间差异的合理事由。非但如此，以上证据也未根据法定要求具明于处罚决定的内容中，综上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明显未达到近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对于被告用第一组证据拟证明原告随意殴打他人这一证明目的而言，本院无法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拘留执行回执，两个笔录系对原告作出涉案处罚时进行权利告知的文字记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有权利人的签字予以确认具有真实性，同时亦符合法定形式，本院予以部分认可，但对其中通（告）知记录中的序号2手写体填写部分内容并未有被处罚人于某秋的家属签字而不予以认可，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九十七条的规定，即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对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系对原告作出拘留处罚的执行完毕的记载，原告对此事实亦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但被告用第二组证据证明其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这一证明目的，因被告未有延长办案期限的审批程序，自2017年11月5日受案至2018年1月30日作出处罚决定，已经逾期达55日，即便按延期且得到批准的办案期限届满日起算亦逾期25日，故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无法证明其作出涉案处罚时符合法定程序。对于第三组证据：于某秋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前科劣迹查询记录，该证据符合证据法定形式、客观真实，但因其系意见证据，根据意见证据规则而缺少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被告拟证明于某秋社会评价，且其在缓刑期内，违法的可能性较大的证明目的，故本院无法予以认可。
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于2018年3月29日批准的原告残疾人证，因该证系处罚后形成和出现的证据，对于原告用以证明其处罚时患有疾病的证明目的，因其不具有关联性而本院不予以认可。对于证据2原告2007年12月17日至2008年1月16日于保定世臣癫痫病医院的住院病例、住院记录，虽然系处罚时已经形成，但原告未向被告提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即原告于2017年11月10日至28日某县康宁医院精神科住院记录、2018年2月1日的诊断书原件，系被告在对原告进行处罚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证据，被处罚人在案件处罚过程中的18天时长，被告未对此进行全面调查，于法定程序和常理均无合理解释之余地，该证据能证明原告患病的客观事实，具有真实性，于处罚案件办案过程形成原告患病住院证据，具有关联性，证据属于书证并盖有医疗单位的公章，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应当依法予以认可。对于证据4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辽14刑终53号刑事判决书和（2018）辽14刑更1号刑事裁定书，与本案审理涉案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必予以评价。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42秒的案发现场视听资料，能见到原告于某秋向他人走去，但于某秋迅速被他人按倒在地，所以第三人用该视听资料拟证明于某秋打人的证明目的，本院无法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某秋与第三人于某均系辽宁省某县加碑岩乡于杖子村于杖子屯同组村民，2017年11月5日中午，在第三人于某家门口与原告于某秋发生口角后，进而与现场的江某（系于某大舅哥）、郭某兰（系于某大娘）之间发生厮打行为，最后于某秋与郭某兰两人倒地。于2018年11月10日至28日期间，原告于某秋在某县康宁医院精神科住院，该医院于2018年2月1日向原告出具了诊断书，诊断原告于某秋患有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疾病。经被告某县公安局于案发当日2017年11月5日立案，于2018年1月30日对原告于某秋作出绥公（治）行罚决字[20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于某秋不服，诉讼来本院，请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
另查明，于2017年5月8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14刑终53号刑事判决，判处于某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故被告某县公安局对本辖区内的治安案件具有法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被告在履行其治安行政管理法定职权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法行政。如前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一）被处罚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件的名称和号码、住址；（二）违法事实和证据；（三）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处罚的执行方式和期限；（五）对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决定书应当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加盖印章。决定书应当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加盖印章。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中，并未载明据以依据认定原告违法事实的证据，这导致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拘留处罚决定的证据的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关于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事实证据，如证据认定部分的具体分析，系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亦即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无法支撑起其所认定的于某秋的违法事实。被告超过办案期限未有上级机关批准延期程序，且对原告于某秋进行拘留处罚决定时未依法向其家属进行通知，被告亦未及时对原告进行询问，对其在案发后85天才进行询问即对其作出拘留处罚并当即予以执行，导致原告无法正当行使权利救济，故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依法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某县公安局于2018年1月30日对原告于某秋作出绥公（治）行罚决字[20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某县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恩来
审 判 员 陈国斌
人民陪审员 吉 尚 泉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月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