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乌牛皮服城。法定代表人：吴祝康，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燕，上海行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永联村。法定代表人：俞正福，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胜、王奕，浙江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江佰盛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海洲国际商务大厦*幢*****室。法定代表人：吴步听，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浙江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浙江佰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人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正大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正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港人公司与佰盛公司之间系来料加工型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加工所需面料均由原审第三人佰盛公司提供，港人公司与正大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向正大公司购买面料，正大公司向原审第三人发货，原审第三人亦认可剩余货款已经与正大公司结算并应由其支付。原审第三人在购买面料后根据定作需求发给港人公司，又要求港人公司在收取加工费后开具成衣发票，其本应从正大公司处取得进项发票后再向港人公司开具销项发票，但为减少交易环节而指示正大公司直接开给港人公司用于抵扣税款，从而造成票流与真实货物买卖关系不符。税务征管制度要求票流、款流、物流合一才给予抵扣，为配合票流情况，港人公司才根据原审第三人的指示代为向正大公司支付货款。正大公司在意识到作为物流凭证的出库单并非指向港人公司后，故意伪造了一份港人公司委托业务员处理采购事宜的空白委托书并加盖虚假的港人公司印章，以此来骗取法官的内心确信，港人公司申请对该证据进行鉴定未获采纳。原审判决在证据评析中虽未采信该证据，却又在认定事实中予以采纳。港人公司有无委托第三人佰盛公司的章连军收货是关系到合同履行情况的关键事实，正大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发货给港人公司，其提供的出库单充其量只能证明发货给原审第三人，即便其提供的空白委托书为真，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够证明港人公司委托第三人的员工收货的事实，更何况该空白委托书上的印章还是虚假的。港人公司与原审第三人财务人员之间关于指示付款及开具发票的聊天内容可佐证上述观点，并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财务人员的聊天记录不仅能够证明港人公司主张的来料加工以及票流、款流事实，同时也否定了原审判决仅凭发票和付款认定港人公司为买方。事实上，港人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的当庭陈述，结合出库单由原审第三人的业务员签收以及财务人员的聊天记录，即可构成证明正大公司与佰盛公司是货物买卖关系实际主体的优势证据。佰盛公司还提出诉争货款已经双方结算，结算单由正大公司掌握，现正大公司以其与佰盛公司之间有其他买卖关系为由提出抗辩，却不提供结算单或相关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正大公司辩称，1、港人公司与正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港人公司是买卖合同的买方，正大公司已实际交付了案涉面料。在一审中，港人公司提交的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中申请事项第二项“请求判令由被申请人向原告支付货款1189258.95元”，该数额与正大公司起诉的数额是一致的，同样在一审中港人公司提交的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原审第三人自认，“案涉金额1189258.95元款项经我司核对后确认应由我司予以支付。”综上，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欠款数额以及交易已经完成，正大公司已发货出仓的事实没有异议。这一点，从港人公司将案涉欠款所对应的发票予以入账抵扣，并且已支付部分款项也可印证。2、关于港人公司是否是买卖合同的买方。案涉欠款其中有4份发票港人公司皆已入账抵扣，金额为1940566.36元，均是由销货单位正大公司开具给购货单位港人公司，而增值税发票的抵扣是以真实交易作为前提，现港人公司已经将交易项下的增值税发票全部予以抵扣，此可视为港人公司已自认其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相对人，也就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3、在本案交易中，各方当事人的定位很明确，即本案港人公司服装厂，因原审第三人的指定向正大公司采购面料，然后将采购来的面料加工制作成服装，再将制作完成的服装销售给原审第三人，在这样的定位前提下，本案所有的行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解释了港人公司将正大公司开具的面料增值税发票予以认证抵扣，解释了港人公司向原审第三人开具的是全额的成衣销售发票，而成衣销售发票是包括面料款在内的，如果要认定正大公司是与原审第三人直接发生买卖关系，应该是正大公司向原审第三人开具面料发票由原审第三人予以抵扣，而且港人公司不应该开具成衣销售发票，而应该开具剔除面料款之外的服装加工发票，根据现在的交易流程以及各方的陈述，应当认定港人公司是案涉货物的买受人。对于正大公司来说，港人公司是付款义务人，至于第三人佰盛公司认为应当由其承担付款义务，这是其对于案涉债务的自愿加入，但并不影响正大公司对港人公司主张权益。港人公司认为其是根据原审第三人的指示代为向正大公司支付货款，这与事实不符合，从港人公司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来看，部分付款是第三人与港人公司协商后，由第三人将相应款项交付给港人公司，再交付给正大公司，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正大公司参与，并同意了第三人与港人公司之间的财务事项的处理，也无法证明案涉布匹买方即为第三人，而不是港人公司之事实。同时从一审庭审过程中可以看出，本案就是因为原审第三人无力支付欠港人公司的成衣销售款，导致港人公司要将面料的付款义务转移给原审第三人，从而使正大公司的权益无法得到实现。原审第三人述称，其同意港人公司的上诉意见，涉案的款项应当由其承担。本案所涉款项是在2016年底其与正大公司的最后一份对账单进行确认，正大公司就同一笔欠款重复主张错误。正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港人公司立即支付正大公司货款1189258.9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港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由正大公司与港人公司和第三人佰盛公司联系后，由正大公司生产并提供面料，再由港人公司将正大公司提供的部分面料加工成衣后销售给第三人佰盛公司并向第三人收取货款。在此经营模式中，正大公司先后以港人公司授权委托第三人佰盛公司的员工章连军收货为由，在2015年4月9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出仓价值1940566.36元的涤粘布并销售给港人公司，并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6年2月3日期间向港人公司开具了上述1940566.36元的涤粘布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共4份，亦均由港人公司抵扣入账。后正大公司又以梅勇以港人公司委托其收货为由于2016年12月11日出仓3500米绦粘布一批，并于该月21日向港人公司开具该批价值为7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港人公司已经先后于2015年8月10日至同年11月13日期间以背书转让承兑汇票和网银转账方式共分5次向正大公司支付了货款821307.40元的价款（具体为：2015年8月10日交付面额为50万元的承兑汇票一份、同年9月29日转账付150001.41元、同年11月11日付7万元和同年11月13日付101306元），上述款项中除7万元的其他三笔的支付，均系第三人佰盛公司与港人公司协商后由第三人再将相应款项交付港人公司，再由港人公司交付给正大公司。后港人公司以第三人佰盛公司未有款项要其向正大公司支付为由，未再支付正大公司其余货款。另外，在上述正大公司与港人公司的布匹销售期间，第三人佰盛公司亦由其员工章连军经手并与正大公司发生布匹销售关系。第三人自述案涉货物均已经收到并且正大公司诉称款项应由其承担支付。正大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述截止2017年10月，第三人佰盛公司尚欠其货款2216449.09元，案涉货款并未包含其中，且与第三人尚欠原告的货款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谁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案涉面料有无实际交付及其数量，以及并应由谁承担付款责任？首先，本案因涉及正大公司、港人公司和第三人佰盛公司三方之间从面料采购、生产加工和交付成衣的长期或一定期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经营活动往来，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合作模式和流水操作环节。港人公司虽辩称并无与正大公司直接发生联系和收货，但从其财务接收了正大公司开具的部分增值税发票并将其抵扣入账、所有款项均由正大公司向港人公司收取的过程中，相关证据均可直接证明正大公司与港人公司之间发生的是布匹买卖的合同关系以及实际业务的发生事实。本案中，正大公司与港人公司之间并无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在案件审理中作为服装加工厂的港人公司和接受成衣交付的第三人佰盛公司均认为第三人是服装面料的买受人，并且相关案款的支付也明显由流水终端的第三人实际在与港人公司联系安排并指示付款的表象，增加了案情事实的复杂性。当前，在实际生产交易中，由贸易商或者称服装成品需方，选择服装加工厂后向其指定的面料供应商采购面料，并由服装加工厂家向面料供应商付款或代为付款，再由面料供应商向服装加工厂家开具面料销售增值税发票入账之情形大量存在，若欠面料款不付，谁是买方即成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增值税发票是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保障实施的由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的，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交易凭证、证明，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由此在原、被告双方基于各自利益各执己见之下，此增值税发票和之前交易习惯中由谁向面料商付款已经是确认谁是买方的极为重要的证据；交易实践中也允许双方或多方在经济活动中在明确各自合同权利义务之下，进行有利于效率、便利的交易变通，甚至包括交货给买方以外的他人、付款给卖方以外的他人、成衣贸易商与成衣加工厂相互之间的资金的调度安排等等。在无书面合同确定的情况之下，各方至少对增值税发票的开具、进账和对应的付款所存在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应当明知，并在相关经营合作模式中当然地固定了其各自的法律及其责任所在。另外，港人公司在审理中虽提交了一定的证据，如部分货款是先由第三人佰盛公司向港人公司付款后再由港人公司向正大公司付款的，但并不能否认上述重要证据的相应证明力，除非在审理中能够查证港人公司在之前经营中有明确过第三人佰盛公司就是买方而港人公司开具发票仅仅是满足抵扣增值税所用的明确事实和证据。港人公司在审理中拒不提交相关财务凭证以供一审法院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包括其对正大公司开具发票的入账和对应出库单是否也一起入账等事实，其应承担相应对其不利的后果。港人公司和第三人佰盛公司认为由正大公司向港人公司开票是第三人安排的、仅仅是作为港人公司进项税抵扣的辩称，在正大公司否认之下，一审法院对此无法查证，或因欠缺正大公司有照此参与的意思表示之事实证据，而不予采信和不予确认。其次，关于案涉面料的交付事实。案涉欠款其中有四份发票港人公司已经照此入账，并已经支付部分款项，第三人确认收货事实和案涉欠款，能足以说明正大公司已经发货出仓的事实；至于本案中尚涉及正大公司出仓后具体由谁或代表谁领取，是否规范地一定要由正大公司交付港人公司，见上所述，从便捷或商事事务的灵活安排均可。但本案中港人公司否认收到正大公司的关于2016年12月21日开具的价值7万元的发票，该发票项下的出库单签收人是梅勇，港人公司和第三人对该人亦并不知情和确认身份，虽然曾有港人公司向正大公司单独付过7万元的款项，但也因与该项货物的出仓缺乏关联性，故该发票及其项下的发货与本案港人公司明显缺乏关联性，正大公司在审理中未能进一步举证之下，一审法院对此项货物是否已经向港人公司交付不予确认，应予剔除。故一审法院确认正大公司与港人公司发生的布匹买卖交易中应剔除该7万元货物后，实际发生的价值为1940566.36元（2010566.36-7万），港人公司已经支付821307.41元，港人公司尚欠正大公司价款1119258.95元。第三人佰盛公司认为案涉合同业务和债务系第三人与正大公司发生并愿意承担买方责任之述，以及案涉货款已经包含在其结欠正大公司的债务之中的陈述，详见上述已经确认港人公司为买方及相关理由之阐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也无进一步查证之必要。另外，关于港人公司在审理中曾要求对正大公司举证之出库单上章连军签字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包括鉴定、对正大公司举证的空白委托书上的港人公司签章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并以正大公司涉嫌伪造证据或印章等刑事犯罪要求移送公安侦查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在该案民事诉讼中，关于章连军签名和港人公司印章是否真实，因一审法院已经在审理中对此真实性因一时难以查证不予确认，并且可凭现已查明的相关证据确定纠纷基本事实和确认其民事权利义务，进一步查明已并无必要。故对港人公司要求对该签名、签章涉嫌伪造证据等为由移送侦查的申请，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和准许；港人公司若有异议可以另行依法行使其控告权利。综上，港人公司作为买受人将销售发票进账，并已部分付款，本案中无法查明港人公司仅仅是以他人发票抵扣进项税之事实，并且正大公司已经在一定期间内多次以既定的三方经营模式中进行实际出仓发货和港人公司向正大公司付款，现欠款可以明确认定，故确认正大公司诉称事实之中的部分案涉面料的买方为港人公司，港人公司应当由此向正大公司承担相应欠款的民事责任。第三人并非买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正大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港人公司及第三人的辩称，不足以认定，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港人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正大公司价款1119258.95元；二、驳回正大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4元，由港人公司负担14591元，由正大公司负担913元。二审中，港人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港人公司与佰盛公司加工合同两份，欲证明港人公司与佰盛公司之间系加工承揽合同关系，而非港人公司指定佰盛公司代为向正大公司购买面料。经质证，正大公司认为该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对两份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证据真实，因正大公司、港人公司与佰盛公司三方均相互存在货物交易，故不能达到港人公司的证明目的。佰盛公司对该证据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正大公司与佰盛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针对港人公司的上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正大公司与港人公司是否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对于案涉布匹，正大公司与港人公司均无书面合同支持各自主张，无法直接确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在买卖交易中，出于效率和便利的考虑，存在收货人与买方不同一、付款人与买方不同一等情况，增加了买卖关系的复杂性，故确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需要综合考虑。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作为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也是反映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法律到位的重要交易凭证和证明，各方均应承担开具、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后果，并谨慎行为。首先，本案中，港人公司接受了正大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其抵扣入账；其次，一审法院为查明对应的入库单是否一并入账等事实而责令港人公司提交其将正大公司开具的发票已入账的相关财务凭证，港人公司拒不提交，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再次，港人公司多次向正大公司支付货款，虽然存在其中三笔款项先由佰盛公司支付给港人公司之后港人公司再支付给正大公司的事实，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港人公司与佰盛公司约定案涉布匹的买方系佰盛公司及佰盛公司指示港人公司付款，亦无证据证明正大公司知晓并同意上述事项。综上所述，正大公司对于其与港人公司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已形成优势证据，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港人公司尚欠部分货款未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港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73元（已缴纳15504元），由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杨沁如审 判 员 黄 江 平审 判 员 张  蕊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丁 英 奇书 记 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