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61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2号18层。
法定代表人：徐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刘成江、朱向鸣，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阳，男，汉族，1972年8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系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朱金阳钢管租赁站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勤，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建设集团）为与被上诉人朱金阳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扣除审限两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保利建设集团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朱金阳在原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对于保利建设集团是否为《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的承租方，该合同是否在保利建设集团和朱金阳之间发生效力这一核心争议焦点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1、原审法院未对保利建设集团在涉案工程中是否曾经自行组建，或授权他人组建过“项目部”进行审查，也未对该合同中所述的“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恒基城一期安置房项目部”是否系由保利建设集团设立、其组成人员是否为保利建设集团员工等基础事实进行审查，而仅以该项目部名称中带有保利建设集团曾经使用过的公司名称做出了基于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测而得出的结论。原审法院未对该合同中所加盖的印章的刻制人、持有人、用印人进行审查，亦未进行任何印鉴比对，并采用了“公章”这一错误表述，同样仅依据主观臆测即认定该印章可以代表保利建设集团。2、原审法院未对保利建设集团是否曾经作出过支付租金等实际履行《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的行为进行审查，仅仅在涉及证人虞某的证言时提到朱金阳已收到的租金由保利建设集团将租金打到恒基城一期安置房项目部财务陈爱芳个人账户，再由陈爱芳将款项从个人账户转至朱金阳账户。对此，保利建设集团认为原审法院在《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落款存在明显瑕疵，且该合同是否对保利建设集团有约束力系本案核心争议焦点的情况下，对是否曾经履行过该系争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付款义务）这一可据以判断保利建设集团是否为合同相对方的重要问题以及相关事实未作审查，导致其所作出的相关认定缺乏证据支撑。陈爱芳系脚手架工程承包人之一的吕中平的妻子，并非保利建设集团员工。如原审法院对此进行审查的，则足以进一步对朱金阳以及证人虞某所述项目部究竟系何人设立作出合理怀疑，能够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原审法院未审查陈爱芳个人账户的款项来源及金额（是否包括除租金外其他费用，以及相关费用的去向），以确认陈爱芳的身份及其在《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项下义务履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原审法院对于证人虞某所述的《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项下租金由其确认后再指令陈爱芳向朱金阳进行支付，以及证人在原审第三次开庭时当庭出示的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该合同项下租金的重要事实进行了选择性“失明”。3、原审法院在证人虞某明确提出“其系涉案工程脚手架工程的承包人，在涉案工程中以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名义与保利建设集团苏州分公司原负责人田广伟签订《外架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向涉案工程提供脚手架工程所需劳务及钢管、扣件等所需设备材料，并以其自身名义向被上诉人租赁钢管、扣件等，租金由其自行结算”的情况下，对于《外架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效力以及保利建设集团、朱金阳、证人虞某（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签署、履行情况未作审查，导致其所作出的相关认定缺乏证据支撑。原审法院对于《外架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未作审查，在签署人证人虞某当庭自认的情况下仍以其为复印件为由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的审查意见草草带过。原审法院在证人虞某当庭自认作为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代表人签署《外架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情形下，仍以该合同未加盖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公章为由驳回了保利建设集团申请追加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以便查清相关事实的申请。在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原审法院在《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亦未加盖保利建设集团公章，签署人并非保利建设集团员工的情况下认定对于保利建设集团有效，而对于几乎是同样情况的《外架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则在驳回追加第三人申请的裁定书中采取的完全相反的认定标准，刻意回避了可以查清相关事实的机会。原审法院未审查保利建设集团、朱金阳、证人虞某、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之间的具体资金流向及发票开具情况，对于各方关系未予查清。4、原审法院对于朱金阳钢管的提供、归还、对账等的合同履行主体未予查清，在证人虞某当庭自认相关行为均由其完成，且朱金阳提供的回库验收单中载明的张玉明不是保利建设集团员工的情形下，仍然作出了朱金阳向保利建设集团出借钢管等租赁物、保利建设集团与朱金阳定期对账、保利建设集团向朱金阳归还租赁物等明显缺乏证据的错误事实认定。5、原审法院对庭审中基本查明的在《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中署名的吕中平、虞某、楼金明均非保利建设集团员工（其中虞某与朱金阳系同乡，朱金阳对于虞某的身份非常了解），亦未取得过保利建设集团授权代表其对外签订合同的重要事实在原判决中避而不谈，刻意回避了与原判决中关于保利建设集团系承租单位的认定存在冲突的相关重要事实。6、原审法院未查明保利建设集团向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以及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向朱金阳的付款情况。依据《外架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第六条“工费计算方法”关于外架工程综合费用为56元/平方米，经分解后的材料单价为35元/平方米的约定，又基于涉案工程建筑面积为70590平方米的现实情况，故涉案工程的综合费用为3953040元，钢管材料费为2470650元。保利建设集团认为，其向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共支付3942777元的费用中，应当充分包含了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向朱金阳支付的钢管材料费。原判决若能够查明前述保利建设集团向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付款情况，以及浙江创宇建设有限公司向朱金阳的付款情况，则不会作出要求保利建设集团就同一涉案工程重复支付两笔款项的判决。7、原审法院对于保利建设集团苏州分公司原负责人田广伟的权限未予查明，对于其私刻保利建设集团公章擅自违法承接涉案工程的相关犯罪行为及其在犯罪过程中实施的相关行为（对外签订合同等）是否对朱金阳具有约束力未作查明。8、原审法院对于保利建设集团申请鉴定的与确定钢管、扣件相关的单证上的签名形成时间未作审查，在其指定鉴定机构出具无法鉴定意见后未按保利建设集团申请向有能力鉴定的机构进行委托，在朱金阳拒绝向省委机构委托鉴定的情况下未根据证据规则要求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判决还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即使抛开原判决对于上诉人不是《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中相关合同义务的履行主体这一重要基础事实进行查明的情况不谈，在该合同落款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相关印章及签名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进行判断，也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1、《指导意见》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本案中，朱金阳未能提供任何可用于证明其提供的合同中签名人员身份的证明材料，且在双方提交的合同中均有签名的虞某系朱金阳的同乡，朱金阳对于其情况知根知底，朱金阳既不能依法完成举证责任，亦明显不能满足“善意且无过失的”的法定要求。2、《指导意见》还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而本案中，保利建设集团显然不知晓相关个人的行为且并未参与《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应当认为朱金阳存在明显的过失，未尽到“善良注意义务”，该合同对于保利建设集团无约束力。此外，保利建设集团在原审过程中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明确提出了前述查清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但原审判决中对此只字不提，仅错误的将保利建设集团在原审中申请中止诉讼的理由作为主要抗辩理由进行阐述，整篇判决书未引用任何法律依据，亦未对前述涉及本案争议焦点问题的法律适用进行任何相关的事实认定及说理分析。
朱金阳答辩称：朱金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依据充分，并且充分考虑了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劳心劳力，依据证据仔细对双方租赁帐目进行核对和计算。二、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保利建设集团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不符，明显存在虚假陈述，但又要求法院去查明虚假陈述的不客观事实，毫无道理。1.如保利建设集团至今仍陈述案涉工程并非其承建，田广伟涉嫌的犯罪与本案有关，但这些已经有证据证明并非事实。2.保利建设集团对于鉴定无理由不提供检材，又不缴纳鉴定费，同时要求鉴定的事项不具备鉴定条件。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由保利建设集团承担。3.保利建设集团提供的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证明虞某系涉案工程脚手架班组的负责人，付款明细上有陈爱芳的签名，印证了虞某所述付款流程，保利建设集团履行合同。三、事实上，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只有一个即2012年8月10日签订的《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是否在保利建设集团与朱金阳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此原审判决已经作出了认定和说理。朱金阳对此重申几点，1.案涉工程系保利建设集团承建。田光伟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2.《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对保利建设集团产生约束力。合同上有项目部印章，项目部在具体项目上的经营管理权来自施工单位法人的概括性授权，是施工单位设立的经营职能部门，项目部运行的法律后果以及该项目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承建的施工单位享有和承担。3.楼全明、单永其、虞某应视为案涉工程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虞某，其与苏州分公司签订有脚手架承包合同，但因为自然人并没有签订施工合同的实质，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只是虞某与保利建设集团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虞某向法院陈述的签订租赁合同，加盖项目部字样的公章的过程，能够说明对朱金阳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尽到谨慎注意义务。4.案涉工程是保利建设集团承建的，项目部的临时场所直至朱金阳申请调查时仍然存在，并有保利建设集团派驻人员组织施工、处理工程实务。项目部印章也不需要备案，朱金阳也难以辨别核实真伪，从这个意义上，朱金阳已经尽到足够注意义务。5.本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付款金额、时间、流程与保利建设集团提供的付款明细、证人证言相印证。
朱金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保利建设集团支付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租金、装卸费等共计2975084元，此后至租赁物或赔偿款支付之日止的租金按合同约定计付，支付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867189元（按每日千分之一分段暂算至2014年12月31日），此后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的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一计付；二、保利建设集团立即归还钢管283674.40米、扣件215443只、支架280只，如保利建设集团不能归还则按钢管15元/米（价值4255116元）、扣件5元/只（价值1077215元），支架25元/只（价值7000元）支付赔偿款；三、保利建设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8月10日，朱金阳经营的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朱金阳钢管租赁站（以下简称朱金阳钢管租赁站）为出租单位（甲方）、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恒基城一期安置房项目部（以下简称保利恒基城一期项目部）为承租单位（乙方），双方签订《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用对象为钢管、扣件，租用时间自2012年8月10日起；钢管单位为米、单价为0.011元/日，扣件单位为只、单价为0.008元/日，套筒单位为只、单价为0.007元/只，支架单位为只、单价为0.05元/日，缺少的租赁物按当时归还时的市场价计算；租金结算按出租方仓库收发单为准，结算时间为发货日至收货日算头尾，租费每月结算一次并于次月15日前付清，如乙方逾期付款，每天按租费千分之三收取违约金；提货地点为江苏徐州仓库；货物装卸、出入仓库运输费用由乙方自负，钢管归还时应堆放整齐，由甲方验收，若由甲方装卸运输，装车费12元每吨，卸车堆放费18元/吨，钢管250米/吨，扣件800只/吨；租赁物使用地点为淮北保利恒基城一期安置房项目部；本合同生效后，由保利恒基城一期安置房项目部楼金明、单永其、虞某负责承租方履行，双方不再签授权合同，上述项目部的行为即为承租方行为。该合同落款出租方处加盖了朱金阳钢管租赁站公章，委托代理人为王玉良，承租方处加盖了保利恒基城一期项目部公章及由吕中平签名，委托代理人为楼金明、虞某。合同签订后，朱金阳依约向保利建设集团出租钢管、扣件、套筒、支架。自2012年8月至2014年10月，双方定期对每月所出租钢管、扣件、套筒、支架及归还租赁物情况进行结算，形成结算单，租金、装卸费等具体如下：2012年8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465.5元（2012年8月租金结算单的结算天数错误，其中8月10日租赁物的结算天数应为22天，8月31日租赁物的结算天数应为1天，故分别计算8月10日租赁物的租金为1230.57元、8月31日租赁物的租金为50.93元，加上装卸费184元，共计1465.5元），朱金阳以1161元主张当月租金；2012年9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20474元；2012年10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55376元；2012年11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88657元；2012年12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27667元；2013年1-4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528989元；2013年5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36626元；2013年6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35604元；2013年7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53972元；2013年8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69372元；2013年9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70982元；2013年10月期间，租金、装卸费共计185139元；2013年11月期间，租金、装卸费、上油费、缺螺丝共计181674元；2013年12月期间，租金、装卸费、上油费、缺螺丝共计182647元；2014年1月期间，租金、上油费、缺螺丝共计176264元；2014年2月期间，租金共计153698元；2014年3月期间，租金、上油费、缺螺丝共计165685元；2014年4月期间，租金共计157544元；2014年5月期间，租金共计162796元；2014年6-8月期间，租金共计483137元；2014年9-10月期间，租金共计320407元。自2014年11月起，朱金阳、保利建设集团未再就钢管、扣件、套筒、支架的租金、装卸费等进行结算，朱金阳单方制作租金结算单，自认保利建设集团归还钢管、扣件、套筒、支架数量，且双方就部分钢管、扣件、套筒归还及缺螺丝情况形成回库验收单，据此计算实际发生租金等金额如下：2014年11月期间，租金共计157577元；2014年12月期间，租金、缺螺丝共计155088元（其中缺螺丝数量共计2858套，费用1714.8元，朱金阳以259元主张当月缺螺丝费用）；2015年1月期间，租金、缺螺丝共计126693元（其中缺螺丝数量共计7631套，费用4578.6元，朱金阳以3816元主张当月缺螺丝费用）；2015年2月期间，租金、缺螺丝共计80168元（其中缺螺丝数量共计7082套，费用4249.2元，朱金阳以3540元主张当月缺螺丝费用）；2015年3月期间，租金共计80495元；2015年4月期间，租金共计77898元；2015年5月期间，租金、缺螺丝共计78395元（其中缺螺丝数量共计121套，费用72.6元，朱金阳以47元主张当月缺螺丝费用）；2015年6月期间，租金共计68520元；2015年7月期间，租金共计70804元；2015年8月期间，租金共计70804元；2015年9月期间，租金、缺螺丝共计60769.6元（其中缺螺丝数量共计2581套，费用1548.6元）；2015年10月期间，租金、缺螺丝共计56422.8元（其中缺螺丝数量共计2638套，费用1582.8元）；2015年11月期间，租金、缺螺丝共计41928.4元（其中缺螺丝数量共计2259套，费用1355.4元）；2015年12月期间，租金共计36997元；2016年1月期间，租金共计34461元；2016年2月期间，租金共计29354元；2016年3月期间，租金共计31379元；2016年4月期间，租金共计30367元；2016年5月期间，租金共计31379元；2016年6月期间，租金共计27578元；2016年7月1日至7月18日，租金共计16250元。此外，2013年11月11日，朱金阳向保利建设集团出租钢管3550米、扣件510只，装卸费为170元，形成送货单一份，该送货单未计入租金结算单，自租赁当日计算租金至2016年7月18日，租金及装卸费共计42480.53元；2013年11月17日，朱金阳向保利建设集团出租钢管2400米，装卸费为115元，形成送货单一份，该送货单未计入租金结算单，自租赁当日计算租金至2016年7月18日，租金及装卸费共计25855元。庭审中，朱金阳自认保利建设集团于2013年1-4月期间支付租金、装卸费5万元，于2013年6月支付租金、装卸费35万元，于2013年10月支付租金、装卸费50万元，于2014年1月支付租金、装卸费20万元，于2014年11月26日支付租金1万元。综合上述租赁情况及付款情况，截至2016年7月18日，保利建设集团欠朱金阳租金、装卸费、上油费、缺螺丝等共计4079534.33元；保利建设集团尚未归还钢管20805.4米、扣件82708只、支架245只。庭审中，朱金阳、保利建设集团对朱金阳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返还的钢管、扣件、支架的单价达成一致意见为：钢管每米6.5元、扣件每只3元、支架每只12元。审理过程中，保利建设集团申请对朱金阳提供的二十一份结算单、2013年11月17日送货单落款虞某签名是否本人签名及21份结算单虞某签名形成时间是否是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进行鉴定，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3月17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编号为浙江汉博【2016】文退字第123号《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关于退案材料的函》，载明：“因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鉴定费用，故无法作出检验意见”。2016年3月23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经我中心鉴定人员初步检验，因技术条件局限，无法对本案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庭审中，证人虞某对上述二十一份结算单、2013年11月17日送货单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及相应的送货情况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12月28日，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变更名称为保利建设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6月17日，保利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第一、案涉《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是否在朱金阳、保利建设集团之间发生法律效力；第二、保利建设集团欠朱金阳租金、装卸费、上油费、缺螺丝等及违约金的金额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朱金阳提供的《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落款承租方处加盖了“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恒基城一期安置房项目部”公章，项目部是施工承包企业具体实施施工行为的组织体,法院认定《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对保利建设集团发生法律效力。朱金阳提供的（2014）相刑初字第345号刑事判决书载明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苏州分公司以其承包的淮北市相山区渠沟恒基城一期安置房工程工地卡头被盗约700个、钢筋约2吨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淮北城乡建设网站公布的“2013、2014年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载明保利建设开发总公司承建、淮北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的“淮北恒基城一期安置房工程”是2013年度市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上述证据材料均印证了《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载明的恒基城一期安置房工程系被告保利建设集团承建。同时，保利建设集团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虞某关于本案付款系由保利建设集团将款项转账给项目部财务陈爱芳个人账户后再支付朱金阳、朱金阳要求在《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中加盖保利建设集团的印章、保利恒基城一期项目部公章系从保利建设集团处加盖等陈述，印证了本案合同相对人系朱金阳与保利建设集团。保利建设集团抗辩其未参与过恒基城一期安置房工程，但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恒基城一期安置房工程与其无关，法院对保利建设集团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保利建设集团抗辩其已就苏州分公司负责人田广伟伪造印章擅自承建恒基城一期安置房工程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并无证据证实刑事案件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法院对保利建设集团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其一、关于保利建设集团尚未归还的租赁物及折价赔偿款。自2012年8月至2014年10月，朱金阳、保利建设集团就钢管、扣件、套筒、支架等租赁物的交付及归还定期结算，形成结算单，确认了租赁物的租赁日期、数量、租金、装卸费、上油费、缺螺丝及归还日期、数量等；此后，朱金阳未再增加租赁物的交付，保利建设集团陆续归还租赁物，双方未再进行结算，但朱金阳单方制作的结算单自认了部分租赁物的归还日期、数量，其提供的回库验收单亦载明了部分租赁物的归还情况，而保利建设集团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租赁物的归还情况。另外，朱金阳认为2013年11月11日、11月17日送货单项下的租赁物在双方之前结算时被遗漏，因2014年10月前的结算单均载明了交付及归还租赁物的具体日期、数量，而2013年11月结算单未载明该两份送货单项下租赁物，同时证人虞某系本案租赁业务的经办人，其确认了该两份送货单的真实性及相应的送货情况，法院对该两份送货单载明的租赁物情况予以认定。基于上述结算单及遗漏结算的2013年11月11日、11月17日送货单，法院认定截至2016年7月18日，保利建设集团尚未归还的建筑通用型号的钢管为20805.4米、扣件为82708只、支架为245只，其理应予以返还。审理过程中，朱金阳、保利建设集团就钢管、扣件、支架的价值达成一致意见为钢管每米6.5元、扣件每只3元、支架每只12元，故如保利建设集团不能返还上述钢管、扣件、支架，则应以上述单价向朱金阳折价赔偿。其二、关于保利建设集团所欠租金、装卸费、上油费、缺螺丝等。截至2016年7月18日，保利建设集团应支付朱金阳的租金、装卸费、上油费、缺螺丝等共计4079534.33元，同时，自2016年7月19日起至所欠钢管、扣件、支架返还之日或折价款赔偿之日止，应对所欠钢管、扣件、支架按钢管每天每米0.011元、扣件每只0.008元、支架每只0.05元另行计算保利建设集团应支付朱金阳的租金。朱金阳在单方制作的自2014年11月起的部分结算单上载明上油费、缺螺丝并在本案中主张该金额，法院认为，《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对上油费、缺螺丝列在“修缮费”约定中，并未载明系必然发生费用，且自2012年8月至2014年10月结算单中载明归还钢管、扣件、支架的，并未全部列明产生上油费、缺螺丝，故法院仅对朱金阳、保利建设集团在结算单及回库验收单中对账确认的上油费、缺螺丝金额予以认定，对保利建设集团未确认部分不予支持。其三、关于保利建设集团应支付的违约金。根据《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每月结算一次并于次月15日前付清，如逾期付款，每天按租金千分之三收取违约金。本案中朱金阳主张对租金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法院认为该标准过高，酌情调整为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分段计算违约金，暂计算至2016年7月18日为1437383元；朱金阳对截至2016年7月18日的租金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016年7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法院亦酌情调整为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其余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朱金阳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金阳租金、装卸费等共计4079534.33元（租金暂计算至2016年7月18日）；二、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金阳违约金1437383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6年7月18日，此后至上述第一项租金、装卸费等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上述第一项租金、装卸费等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另计）；三、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朱金阳钢管20805.4米、扣件82708只、支架245只，如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按期返还上述租赁物，未返还部分租赁物则应按钢管每米6.5元、扣件每只3元、支架每只12元向朱金阳折价赔偿，该赔偿款于上述租赁物确定返还到期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金阳自2016年7月19日起至上述第三项钢管、扣件、支架返还之日或赔偿款支付之日止对上述第三项钢管、扣件、支架按钢管每天每米0.011元、扣件每天每只0.008元、支架每天每只0.05元计算的租金；五、驳回朱金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3837元，由朱金阳负担13144元，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0693元。
二审期间，双方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案涉《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的订立能否认定为保利建设集团的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保利建设集团就案涉款项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首先，相关刑事判决书、2013/2014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工地、关于表彰2013年度全市建筑行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公示等证据相互关联印证，可以证明保利建设集团系案涉工程项目的承建方；其次，案涉钢管、扣件等建筑设备系实际用于案涉工程中，结合保利建设集团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虞某关于本案部分付款由保利建设集团转账给项目部财务再支付给朱金阳的证言，可以说明保利建设集团因案涉合同而获益并支付过部分对价；再次，保利建设集团关于本案与其苏州公司负责人田广伟伪造印章、涉嫌刑事犯罪相关的抗辩至今亦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由上可见，《脚手架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以案涉工程项目部名义签订、保利建设集团承建案涉项目、落款有保利建设集团公司承建项目的项目部印章、承租地址系项目部工地、租赁物也实际用于案涉项目、保利建设集团也因此支付过部分款项，同时考虑到项目部是具体工程项目上施工承包企业实施施工行为的组织体，是负责工程项目任务运作的职能部门，因此，朱金阳作为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该合同的订立及履行系保利建设集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应的法律后果应由保利建设集团公司承担，其应对案涉款项承担付款责任。综上，保利建设集团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693元，由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瞿 静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