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黔七民初字第4079号原告尹业碧，女，2012年2月5日出生，汉族。原告尹业基，男，201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上述二原告法定代理人尹长超，即本案第三原告，系尹业碧、尹业基之父。原告尹长超，男，197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阮洪（一般授权代理），系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云帆（特别授权代理），系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双井路*号。法定代表人阮胜，系该医院院长。委托代理人陈凯（特别授权代理），系该医院职工。委托代理人孙亚夫（一般授权代理），系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尹业碧、尹业基、尹长超诉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七星关区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业碧、尹�基的法定代理人尹长超，原告尹长超及其委托代理人阮洪、肖云帆，被告七星关区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陈凯、孙亚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尹业碧、尹业基、尹长超诉称，2014年11月15日，本案死者谢立芬因身体不适，在家人的陪同下“步行”到被告处诊疗，被告医方未给谢立芬做任何检查就以咳嗽、感冒安排住院输液，采用“普通感冒”治疗方案并予以用药，2014年11月16日，谢立芬在治疗过程中不幸死亡，被告推断死亡原因为心脏性猝死，被告医方未给死者谢立芬建立病历，在谢立芬死后慌忙捏造入院手续让死者家属签字，伪造了死者的病历和用药清单——涉案死者于2014年11月16日死亡，而用药清单记载2014年11月24日还在为死者进行心电测试，药费为120元，医师为马萍，实为荒谬。另，被告在伪造病历的同时还涉嫌新农合医疗保险诈骗。�者于2014年11月16日死亡，被告却在死者的病历用药清单上持续用药治疗至2014年11月24日，由此可见，被告存在伪造病历用药清单的情形，显然违反治疗规范。死者生前可以步行至被告处诊疗，住院一天，被告却将能够步行入院的患者治疗死亡，被告难辞其咎。根据《医疗事故分级标准》涉案病例当属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目前由于被告无证据证明涉案死者的死亡结果与医方之间无因果关系，也不能证明医方不存在过错，故应推定医方存在过错，且医方行为与死者死亡结果当然存在因果关系，被告理应全责全额赔偿原告，但鉴于本案特殊性，至少医方应负60％的责任，事故，原告仅主张被告承担60％的责任。原告为维护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450,984.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为支持其诉讼主张，三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明、结婚证，用以证明原告系本案死者丈夫，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证据二、医疗发票、用药清单、病历资料，用以证明原告近亲属谢立芬与被告存在医患关系；被告存在虚假治疗行为，还涉嫌新农合保险诈骗；死者系步行入院治疗，医方将患者医治死亡，医方存在过错。被告质证意见：对医疗费票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病历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完整性均持异议，该病历是从何而来不清楚，没有医院加盖公章确认，病历上没有体现死者是普通感冒咳嗽来被告处治疗的事实，但可以看出死者身患多种疾病，也能证明被告医院对患者进行医患沟通，医患沟通上有尹长超以及熊孝先的签字，上面记载了死者的病情，告知原告患者的严重�，证实第二次入院后医院就与患者家属沟通过，11月16日也进行了医患沟通记录，证实了死者不是普通感冒咳嗽病症，是非常严重的病情，死者死亡是自身病情导致，是医学上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对费用清单，是不属于病历的范畴，费用清单上体现还有记载，是基于死者还在抢救的时候，原告方抢夺病历，原告方到医院医闹，导致医院的系统没有人员操作，滚动生成后发生的，但是现在已经销减，费用清单与死者的生病以及死亡没有因果关系。证据三、居民死亡殡葬证明、户口注销证明、居民死亡推断书，用以证明谢立芬在2014年11月16日死亡的事实。被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原告的举证目的，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是被告医院导致，对死亡医学证明，恰好证实了死者是心脏性猝死。证据四、房屋租赁合同、社区证明，用�证明被告应按城镇标准对原告赔偿。被告质证意见：对租赁合同的三性持异议，达不到原告的举证目的，该合同上没有谢立芬签名；对社区证明应当由公安机关和管理部门出具，居委会没有出具这种证据的资格。证据五、梨树镇二堡村证明，用以证明死者父亲系谢明先、母亲系熊孝先。被告对此证据无异议。被告七星关区医院辩称，一、原告起诉状所叙述的情况完全不属实。第一、死者谢立芬曾于2014年7月6日至2014年7月13日在被告处住院治疗过，谢立芬病情非常严重，入院时心悸、气促伴双下肢水肿，经诊断为心功能不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性心绞痛、心功能Ⅳ级、急性支气管炎、Ⅰ型呼吸衰竭、肾功能不全、高尿酸血症、肝淤血等病症，并且被告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在治疗过程中，被告已告知患者家属患者病情危重�有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急性心肺功能衰竭、多器官功能衰竭、猝死等严重风险，嘱患者家属24小时陪护。并向患者及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谢立芬住院治疗7天后，患者及家属坚持要求出院，医院充分向患者家属告知出院产生的不良后果及风险，但患者家属仍坚持出院；第二、患者谢立芬因病情加重于2014年11月15日再次被告处治疗，入院时病情危重，入院后即予下病危，但终因患者病情再度恶化，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最终死亡诊断为：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心功能Ⅳ级、心脏性猝死。患者死亡后，患者家属当场抢夺病历，将病历强行带走。同时，患者死亡后，医院不存在还为死者进行治疗的行为，至于费用清单，因系电脑自动生成，已全部销减，并未产生费用。二、被告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未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无任何过失行为。患者谢立芬身患危重的多种疾病，谢立芬于2014年11月15日入院时病情为心力衰竭、心功能Ⅳ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性心绞痛、急性支气管炎等。入院完善相关检查，立即予以心电、血氧监测、吸氧，并进行了一系列治疗。2014年11月16日16时病情恶化后，医院立即实施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对谢立芬进行全力抢救，直至16日17时18分抢救无效死亡。患者由于发生心脏性猝死抢救无效死亡。心脏性猝死的特点是：死亡急骤、死亡难以意料、自然死亡或非暴力死亡，发病率高，临床表现可无任何先兆。被告对患者的诊断、治疗及抢救均不违反规定，均无任何过错。患者谢立芬抢救无效死亡后，患者家属当场抢夺病历并将病历强行带走，于2014年11月19日才将病历带回，在双树警务室将病历封存。后来本案医患纠纷由七星关区卫计局委托毕节市医学会进行医�事故技术鉴定，毕节市医学会告知住院病历被家属抢夺带走长达3日，已失去病历本身的法律性。鉴于此情况，毕节市医学会中止了医疗事故争议的鉴定程序。患者死亡后，七星关区卫计局立即召集医患双方进行协调，并告知了双方解决此纠纷的法律途径，同时告知患者家属如对死亡原因存在疑议，可以通过尸检查明原因，但家属一直未提出尸检申请。综上所述，患者谢立芬的死亡系其自身疾病所导致，被告在治疗及抢救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七星关区医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以证明被告医院的主体资格，是合法成立的医疗机构。原告对此证据无异议。证据二、治疗医师、护士执业证以及�格证，用以证明被告医院对死者进行治疗的医务人员均有合法的资质。原告对此证据无异议。证据三、死者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13日住院病历，用以证明死者在第一次入院的病情就是身患多种严重的心脏病，也告知家属死者是随时有猝死的风险。原告质证意见：住院的事实是认可的，但是对病历记载的内容由医方电脑打和书写的内容不认可，死者于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13日住院是事实，病历明确要求，死者到上级医院就诊治疗，2014年11月15日又将死者收住入院，证明被告方第一次书写的病历不客观。证据四、七星关区医院对死者病情的概述，用以证明死者病情以及治疗的经过。原告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本身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该证据是当事人的陈述，死者是否按照医疗常规，医疗行为与死者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是需要专家的认�。证据五、卫计局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死者的病情、死因，卫计局建议尸检，但家属不同意，死者的死因，家属没有质疑，未提出尸检。原告质证意见：对该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仅仅说明死者家属未提出尸检的情况，尸检并不影响对死者通过病历、通过专家认证能够做出被告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与被告是否存在过错，没有任何关系，该证据不能达到医方抗辩无过错的因果关系。证据六、中止医疗事故鉴定通知，用以证明本案是启动鉴定程序的，基于原告抢夺病历的原因导致鉴定中止，其法律责任依法应由原告方承担。原告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事实是认可的，但是该通知载明的内容我们不认可，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委托医学会鉴定原告方不知晓，医学会也没有通知原告家属到场交涉涉案鉴定情况，涉案启动诉讼之前所申请的鉴定而中止鉴定并不影响涉案启动诉讼后通过人民法院向相关医疗技术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同样可以得出医疗事故鉴定的报告，该通知认为病历发生抢夺而中止鉴定没有相关法律根据，即便是抢夺了病历但死者家属已将病历返还医院并有医方医师及护士的签字，同样可以作为鉴定的依据，由于被告举证倒置的责任没有申请鉴定，举证不利的后果，推定医方存在医疗过错。证据七、死者进行抢救的详细记录，用以证明医院对死者从病发（2014年11月16日14点40分到19点18分）宣布抢救无效开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符合医疗常规，不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及诊疗规范。原告质证意见：同病历概述质证意见一致。证据八、封存病历档案袋的封面两页，用以证明涉案病历在抢救中2014年11月16日18时死者家属将病历抢夺带走，2014年11月19日死者家属将�历带回，该病历封存后档案袋上有尹长超的签字。原告质证意见：对涉案病历的封存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存异议，抢夺病历带回是事实，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病历经原被告双方共同封存，原告方就算抢夺后交回医院共同封存，病历上有医师、护士的签字作证，可以经过原被告双方质证的程序，作为鉴定依据，即便是被告医方已经在诉讼之间通过卫计局向医学会申请鉴定，由于病历抢夺的原因中止，仅仅是对医疗事故的鉴定，没有对医疗过错的鉴定，达不到被告方没有医疗过错的抗辩理由。对于封存的病历资料，经本院询问，双方均不举此证据，本院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当庭拆开档案袋，出示此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对医方所举的病历资料中病历记载有医方医师、护士的签字，也有医方的科室签章，若被告认为不真实需对医师的�名和签章进行鉴定方能否定，因此封存病历可具有涉案是否为医疗事故，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完全可以鉴定，医方放弃鉴定申请，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被告质证意见：对当庭启封的病历资料完整性存在异议；从病历资料证实患者所患的病情及严重性，病历里面有医患沟通的记录，有患方家属的签字，该病历可以充分证明死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是死者猝死的根本原因，医院对死者的诊断治疗以及发病后的抢救符合医疗规范，不存在任何过错。证据分析与认定，经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三、四、五，该四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二，医疗发票、病历资料能够证明患者谢立芬在被告处治疗并产生相关费用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此用药清单与封存的病历资料里的用药清单存在不一致，应以封存的病历资料里的用药清单为准，故该组证据不能完全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三，该证据能证明患者谢立芬第一次在被告处治疗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完全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四，该证据系被告单方陈述，原告也不认可，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五，对本案相关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完全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六，只能证明中止本次医疗事故鉴定，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七，该记录是被告单方陈述，原告也不认可，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八，该证据能证明死者家属将病历抢夺带走及带回病历并封存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当庭出示的�存的病历资料，经审查，该证据并无任何增减、涂改、损毁痕迹，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综合原告的起诉状、被告的答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其对原告近亲属谢立芬死亡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7月6日，原告近亲属谢立芬因“心悸、气促伴双下肢水肿1月”于被告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心功能不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性心绞痛、心功能Ⅳ级、急性支气管炎、Ⅰ型呼吸衰竭、肾功能不全、高尿酸血症、肝淤血。住院治疗7天后谢立芬“自请出院”，出院医嘱为：患者清淡饮食、避免受凉及劳累、必要时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遵医用药、不适时随诊。2014年11月15日，谢立芬称“反复心悸、气促6月，加重20天”再次到被告处入院治疗，此次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性心绞痛、心力衰竭、心功能Ⅳ级、急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肝淤血。2014年11月15日，被告医院向谢立芬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告知谢立芬病情危重，并且病情有可能进一步恶化，随时会出现一种或多种危及患者生命的并发症。在2014年11月15日的医患沟通记录上记载：“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可能随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如室颤、室速、甚至猝死等风险，必要时转上级医院治疗以及患者病情等。”在2014年11月16日的医患沟通记录上也记载：“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心脏随时骤停，告知患者家属表示理解，签字为凭。”两份医患沟通记录上均有谢立芬母亲熊孝先与原告尹长超的签名。2014年11月16日19:18分，谢立芬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脏性猝死。谢立芬家属抢夺病历并带走3天后归还被告，双方于2014年11月19日在驻院警务室（双树警务室）将此病历封存。此次治疗产生费用1,999.31元，降消补助1,226.16元，原告实际支付773.15元。2014年12月9日，毕节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向七星关区卫计局下发了《关于中止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通知》，表示“因医方提出谢立芬住院病历被家属抢夺带走3日，已失去病历本身的法律性，不能作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依据”，中止了该医疗事故争议的鉴定程序。另查明，谢立芬生前户籍地为贵州省某市某区某镇某村，三原告户籍地为贵州省某市某区某镇某村，属农村户籍，但原告提供了谢立芬及三原告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据，相关赔偿数据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谢立芬与原告共生育两个子女，即尹业碧、尹业基，在事故发生时年龄分别�2岁零9个月、8个月。谢立芬父母仍健在，但二人表示不愿意参加诉讼，放弃权利，本院不再通知谢立芬父母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所举证据能证明死者谢立芬与被告之间医患关系存在，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医疗过错鉴定，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死者谢立芬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故死者谢立芬的死亡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但考虑到谢立芬的死亡主要是其原发疾病所致，其死亡后果由原告承担60%的责任、被告承担40%的责任较为公平合理。原告诉请有医疗费项目，但其提交的赔偿清单及赔偿数额里无此诉求。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赔偿清单，原告诉请赔偿的各项损失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2,548.21元计算20年为450,964.20元（22,548.21元/年×20年）；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按照贵州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47,466.00元计算6个月为23,733.00元（47,466.00元/年÷2）；3、被抚养人�活费，尹业基抚养年限为17.2年，尹业碧抚养年限为15.1年，每年的扶养费按2015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254.64元/年计算为246,362.44元[（15254.64元/年÷2×17.2）+（15254.64元/年÷2×15.1）]；4、精神抚慰金,谢立芬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侵权责任人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故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00元。以上合计741,059.64元，由被告承担40%的责任，即被告承担的赔偿数额为296,423.86元（741,059.64元×4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尹业碧、尹业基、尹长超因谢立芬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96,423.86元。二、驳回原告尹业碧、尹业基、尹长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65.00元（已交2,065.00元，缓交6,000.00元），减半收取4,032.50元，由原告尹业碧、尹业基、尹长超承担2,419.50元，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承担1,61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粼波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