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一终字第8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翠玲，女，196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王支，济南槐荫金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迪迈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谈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旭，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闫少华，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济南新立达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谢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建亭，该公司职工。
第三人山东网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振月，山东舜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翠玲因与被上诉人济南迪迈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迈特公司）、第三人济南新立达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立达公司）、山东网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3）槐民初字第2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翠玲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支，被上诉人迪迈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旭、闫少华，第三人新立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建亭，第三人网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振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迪迈特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济南迪迈特科贸有限公司，其于2013年12月3日变更为现名称。新立达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刘翠玲向原审法院说明其自2003年3月26日到迪迈特公司从事保洁工作，期间曾签订两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2012年4月1日迪迈特公司向其提供空白劳动合同一份，其在合同上签名后交回迪迈特公司，之后迪迈特公司未将合同交由其持有；2013年6月，新立达公司向其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告知其双方于2013年6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其方知2012年4月1日签订的空白合同相对方为新立达公司，且新立达公司已通劳务派遣的形式将其派遣至网源公司工作。因对被派遣的情况不知情，其主张其2012年4月1日与新立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且主张2013年6月30日应为迪迈特公司违法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刘翠玲为证明其以上主张，其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其与济南迪迈特科贸有限公司（即迪迈特公司），于2010年1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其与迪迈特公司曾存在劳动关系。该合同约定刘翠玲在迪迈特公司从事物业保洁工作，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1月20日至2012年1月20日。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证据2、其名下账号为XXXX，交易日期为2011年3月29日至2012年5月31日的齐鲁银行《账户交易历史查询》一份；其名下卡号为XXXX，交易日期为2012年6月21日至2013年6月24日的齐鲁银行《齐鲁卡交易明细》一份。刘翠玲主张以上两账号实为同一账户，系迪迈特公司要求其办理的发放工资的账户，其原以为该两份交易查询上载明为“转账代发”的项目均为迪迈特公司向其发放的工资，后经查实2012年4月份之后的工资系第三人新立达向其发放，但其对新立达公司向其发放工资的事实不知晓。证据3、《检修公司2013年4月迪迈特工资单》一份，该工资单上载明有刘翠玲的工资情况，但批准人、制表人、审核人处均为空白，无迪迈特公司的签章。刘翠玲主张该工资表可以证明在2013年4月份其与迪迈特公司之间还存在劳动关系。证据4、含有新立达公司向其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邮政快递一份，寄件人为新立达公司，收件人为刘翠玲，寄出日为2013年6月29日；《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刘翠玲：您好！我公司将于2013年6月30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请您于收到此通知书7日内，到济南新立达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某区某街X号）办理解除合同、档案提取等相关手续。”刘翠玲向原审法院说明网源公司负责人王某某曾于2013年6月29日通知其到公司领取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其未去领取，随后其收到了新立达公司向其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
迪迈特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其对《劳动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刘翠玲在2012年1月份之前与其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其对《账户交易历史查询》、《齐鲁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均于认可，但只认可2012年1月之前向刘翠玲发放了工资，不能确认“转账代发”均为工资，2012年4月之后应为新立达公司向刘翠玲发放的劳动报酬。证据3、其认为《检修公司2013年4月迪迈特工资单》并非其单位工资单，该工资单无其单位签章等内容，仅为电子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其认为在程序上、时间上来说是合理的，新立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由于刘翠玲个人原因导致没有交接。
新立达公司质证认为：认可证据2《账户交易历史查询》、《齐鲁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交易明细2012年4月份之后显示“转账代发”的项目为其向刘翠玲发放工资报酬的记录。证据4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系其公司向通过邮政快递的形式向刘翠玲寄送。新立达公司并说明其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与刘翠玲存在劳动关系。
网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4《解除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刘翠玲系新立达公司向其派遣的员工。
刘翠玲另向原审法院说明迪迈特公司与网源公司在同一个院落内办公，其从事保洁工作的地点即该院落，服务对象即迪迈特公司、网源公司及“超高压公司”。其从入职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一直未变更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及服务对象。其还说明在诉讼之前一直不知晓2012年4月之后的社会保险均由新立达公司缴纳。迪迈特公司、新立达公司及网源公司对刘翠玲陈述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对象予以认可，但说明刘翠玲对新立达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是知晓的。
新立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其与刘翠玲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以证明2012年4月份之后刘翠玲同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合同开头甲方（用人单位）处未填写信息，乙方（劳动者）处载明了刘翠玲的基本身份信息；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合同提示载明：合同双方应在了解合同内容后，再决定是否签字，一经签订，须严格履行。本合同的乙方必须由本人签名，不得代签；甲方必须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合同最后落款甲方签章处盖有新立达公司公章，乙方签名处为刘翠玲的签名及手印；合同签订日期未填写。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证据2、《二〇一二年劳务派遣协议书》、《二〇一三年劳务派遣协议书》各一份，以证明其在2012年及2013年间与网源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合同关系。《二〇一二年劳务派遣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2年3月30日，该协议书载明：甲方为网源公司、乙方为新立达公司。乙方根据甲方的工作需要，以外派员工的形式为甲方提供劳务，并管理乙方外派员工的档案及其他综合事务。……一、乙方外派员工的确定：1、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向乙方提出劳务用工人数及其相关要求。……4、乙方向甲方提供外派员工个人的基本情况等信息。二、协议期限：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五、劳动关系：1、乙方与外派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内容符合《劳动法》及本协议相关规定。2、乙方外派员工在甲方工作期间，其行政关系、党团关系、基本工资关系等保留在乙方。六、劳务费用及其他费用：1、甲方向乙方按月支付乙方外派员工劳务费和管理费。其中：管理费人民币40元／月／人。2、支付时间和方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后每月7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费及管理费。乙方在每月10日前向甲方外派人员发放工资。……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二〇一三年劳务派遣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3年1月15日，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其他约定事项与《二〇一二年劳务派遣协议书》的内容相一致。证据3、新立达公司作为甲方，刘翠玲作为乙方，双方于2013年9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乙方为甲方原合同制员工，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于2013年9月17日支付乙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153.88元，自补偿领取之日起，乙方与甲方新立达公司再无任何劳动纠纷和经济纠纷。新立达公司以此证据欲证明刘翠玲对双方已经签订劳动合同是知晓的，且其与刘翠玲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后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协商处理。
刘翠玲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劳动合同》上的签字是本人所签，但该合同签订时是空白的合同，也没有章，没有日期。新立达公司无证据证明该合同是一式两份，该合同是在迪迈特公司签订的，我方同新立达公司没有关系。证据2、该协议没有将派遣人员的期限、岗位及违约责任记载清楚，与刘翠玲无关。我与第三人新立达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关系，迪迈特公司和网源公司也未告知过劳务派遣的事情。证据3、《协议》是我与新立达公司签订的，但是新立达公司扣押了我们的保险档案，当时说如果不在协议上签字就不给调档案、不给钱，我们没办法才签订的。其还说明《协议》上约定的经济补偿金已经收到。
迪迈特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以上三份证据可以证明刘翠玲在2012年1月份与我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即与新立达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其再要求我方承担2012年1月份之后的经济补偿金、加班费是没有依据的。
网源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以上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我方与新立达公司建立了劳务派遣的合同关系，刘翠玲是新立达公司向我公司派遣的员工，从事的是保洁工作。劳动者对派遣的事实是知晓的。我公司和迪迈特公司在一个大院里办公，但属于独立的法人单位。
另查明，刘翠玲自述其于2013年7月10日作为申请人、以迪迈特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同迪迈特公司在2003年至2013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迪迈特公司向其支付赔偿金21436.32元；并要求迪迈特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21412.91元。该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2013）98号劳动仲裁裁决书，认为申请人即刘翠玲的社会保险于2012年4月份后就不再由被申请人即迪迈特公司缴纳，并已与新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其现要求确认与被申请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其支付赔偿金、加班费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裁决驳回了刘翠玲的仲裁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刘翠玲与迪迈特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以及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其与网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首先，刘翠玲与迪迈特公司之间于2003年3月26日至2012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没有争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刘翠玲主张其在2012年1月后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与迪迈特公司之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迪迈特公司则主张双方已经于2012年1月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之后在2012年4月1日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并被派遣至网源公司工作。原审法院认为，刘翠玲与迪迈特公司双方以上存在争议的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以双方之间劳动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实际存在为准。即刘翠玲是否仍然接受迪迈特公司的管理，是否仍然从事迪迈特公司安排的有偿劳动，迪迈特公司是否仍然向其发放劳动报酬，履行缴纳社会保险等用人单位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即法律对举证责任的规定。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2年4月1日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于2013年9月17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后协商处理相关权利义务的《协议》，之后领取了《协议》上约定的经济补偿金。刘翠玲主张上述《劳动合同》签订时为空白合同，系迪迈特公司向其提供并要求签订，新立达公司的公章为之后补盖，该合同存在欺诈的情形，应为无效的劳动合同；新立达公司以扣押档案不予调档胁迫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但刘翠玲未就上述欺诈与胁迫的事实主张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迪迈特公司及新立达公司对其主张也不予认可。且刘翠玲依据《协议》的约定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该《协议》也载明了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刘翠玲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认可其与新立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刘翠玲应当知晓2012年4月1日其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为新立达公司，其与新立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应当予以履行。2012年4月后新立达公司即向刘翠玲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履行作为用人单位主要劳动义务的事实也证明了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虽然刘翠玲主张其在诉讼中才知晓2012年4月份之后其工资、社保由新立达公司承担，但其已于2012年4月1日与新立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其知晓其已与新立达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不应不知承担工资及社保的用人单位为新立达公司，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2013年6月新立达公司向刘翠玲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告知刘翠玲双方将于2013年6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刘翠玲收到了该通知，之后新立达公司不再向刘翠玲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刘翠玲也不再从事原工作，双方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止。2013年9月17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对劳动合同的解除又进行了确认，并对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事宜进行了约定。综上，可以认定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于2013年6月30日解除了劳动合同。迪迈特公司在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已经不再向刘翠玲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刘翠玲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其仍受迪迈特公司的管理，故该期间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刘翠玲要求确认该期间同迪迈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迪迈特公司主张其与刘翠玲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月，因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刘翠玲认可2012年4月1日之前的工资由刘翠玲迪迈特公司发放，社保由迪迈特公司缴纳，故原审法院认定2003年3月26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双方存在着劳动关系。
刘翠玲还要求确认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其与迪迈特公司之间仍然存在着劳动关系。这其中涉及到了劳务派遣关系。在本案审理中新立达公司提供了其与网源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据此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合同关系。刘翠玲主张其被新立达公司派遣至网源公司工作，系“逆向派遣”。所谓“逆向派遣”是指用人单位在尚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又让劳动者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后派遣回原用人单位继续劳动。此情形下的劳务派遣实际上是一种借用劳务派遣名义、逃避法律责任的假派遣，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此即“逆向派遣”违法并受法律禁止的法律依据。但本案审理中查明新立达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刘翠玲无证据证明新立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系由迪迈特公司或网源公司设立、存在着借用劳务派遣名义逃避法律责任的情形。因此其逆向派遣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刘翠玲还提出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及工作对象没有发生变化，其该陈述属实，但迪迈特公司与网源公司在同一院落内办公，刘翠玲从事的工作即该院落整体的保洁工作，其提供劳务的对象本身就包含了网源公司，综合刘翠玲已与新立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由新立达公司向其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网源公司的劳务派遣关系合法有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其被派遣至网源公司工作。该期间迪迈特公司已不再向刘翠玲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刘翠玲虽在原工作地点从事原工作，但该工作系新立达公司的安排，其已脱离迪迈特公司的管理，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确认该期间仍与迪迈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刘翠玲要求迪迈特公司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436.32元，迪迈特公司辩称已超过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此即法律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规定。前面已经说明，原审法院确认刘翠玲与迪迈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3月31日，如其认为迪迈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当在2012年3月31日后的一年内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其自述于2013年7月10日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期间。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一年内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为迪迈特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有理，刘翠玲要求迪迈特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436.32元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翠玲要求迪迈特公司支付的加班费21412.91元，首先2012年3月31日前的加班费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迪迈特公司答辩意见中已经提出，刘翠玲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按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其与迪迈特公司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支付加班费是用工单位应履行的义务。即使该期间如果存在加班、应支付加班费的情形，迪迈特公司并非用工单位，不存在该项义务。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刘翠玲并未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提供证据，综合以上，原审法院对其要求迪迈特公司支付加班费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七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刘翠玲与被告济南迪迈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之间于2003年3月26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刘翠玲要求确认其与被告济南迪迈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之间于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翠玲要求被告济南迪迈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436.32元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刘翠玲要求被告济南迪迈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21412.91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翠玲负担。
上诉人刘翠玲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刘翠玲曾经领取了新立达公司发放的经济补偿金错误。刘翠玲从未以任何形式承认过领取经济补偿金，并且庭审中，迪迈特公司或新立达公司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原件证实刘翠玲曾经领取过经济补偿金。2、刘翠玲自2003年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与迪迈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所订立的劳动合同及新立达公司与网源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均属无效。首先，迪迈特公司在2012年没有向刘翠玲提交任何形式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经向迪迈特公司了解，迪迈特公司人事部门的内部档案中有迪迈特公司向刘翠玲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且上面还签署了刘翠玲的名字，该签名为他人仿冒。其次，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签订了所谓的劳动合同后，工资发放渠道，社会保险缴纳以及工作岗位和工作场所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刘翠玲仅仅是在迪迈特公司提供的空白合同上签字，后虽在新立达公司提交的协议中签字，但其系因新立达公司扣押了刘翠玲的档案，不签字就拿不到档案所致。故上述劳动合同及协议均不是刘翠玲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所订立的劳动合同、新立达公司与网源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均属无效。刘翠玲与迪迈特公司2012年4月以后仍然存在劳动关系。二、新立达公司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其系以违法手段骗取了劳务派遣资质，新立达公司在成立之初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故其对外劳务派遣的行为应当认定无效。三、原审程序违法。原审中，迪迈特公司在变更名称后，仍以变更前的名称济南迪迈特科贸有限公司申请追加网源公司为第三人，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刘翠玲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迪迈特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迪迈特公司答辩称：一、迪迈特公司与刘翠玲之间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刘翠玲不应列迪迈特公司为本案诉讼主体。刘翠玲在2012年4月之前与迪迈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在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新立达公司将刘翠玲派遣至网源公司工作，刘翠玲与新立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已从新立达公司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也就是认可了其与新立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再要求与迪迈特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由于2012年4月1日开始，迪迈特公司与刘翠玲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新立达公司是用人单位，网源公司是用工单位，迪迈特公司既非用人单位也非用工单位，刘翠玲将迪迈特公司列为诉讼主体没有法律依据，属主体不适格。2、刘翠玲要求迪迈特公司支付赔偿金已超过仲裁时效，依法应不予支持。迪迈特公司与刘翠玲于2012年4月1日前，已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自2012年4月1日至刘翠玲提起劳动仲裁，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3、刘翠玲要求迪迈特公司支付加班费，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也过了仲裁时效，不应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翠玲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新立达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予以维持。2、刘翠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我公司向刘翠玲下发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刘翠玲收到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刘翠玲其他上诉理由，依据劳动合同法与我公司无关。关于我公司的劳务派遣资质问题，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证实施办法自2013年7月1日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明确公布2013年7月1日前已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单位，应继续履行至期限届满，所以刘翠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第三人网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的确立，应以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劳动并领取了劳动报酬等综合认定。刘翠玲与迪迈特公司均认可自2003年3月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确认。2012年4月新立达公司与刘翠玲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载明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新立达公司与网源公司先后签订2份劳务派遣协议，证实双方自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原审庭审中刘翠玲认可自2012年4月开始由新立达公司向其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新立达公司于2013年6月向刘翠玲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于2013年9月17日签署的《协议》证实新立达公司同意支付刘翠玲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刘翠玲在原审庭审中亦认可收到了该款项。本院认为，上述事实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刘翠玲与迪迈特公司于2012年3月31日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自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刘翠玲系新立达公司派至网源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刘翠玲主张2012年4月，迪迈特公司向其提交的是空白劳动合同，是其签字后新立达公司又盖章，且新立达公司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亦有抽逃资金的行为，因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新立达公司与网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均应无效。2013年9月17日亦是因新立达公司扣押其档案，迫于无奈才与新立达公司签署《协议》、领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刘翠玲对上述事实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新立达公司及网源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另，行政法规中对派遣单位需具备相应资质的规定系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新立达公司是否具备派遣资质，并不影响其与刘翠玲及网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的效力。刘翠玲主张新立达公司与网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及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时因不具备派遣资质而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刘翠玲主张即使其与新立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均未改变，迪迈特公司亦无证据证实与刘翠玲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故迪迈特公司系违法解除了与刘翠玲的劳动合同，应向刘翠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院认为，虽然迪迈特公司无证据证实与刘翠玲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但自2012年4月1日起刘翠玲已与新立达公司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已事实上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刘翠玲主张系迪迈特公司违法解除了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至新用人单位，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可请求把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根据上述规定，刘翠玲向迪迈特公司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刘翠玲虽要求迪迈特公司支付2013年6月30日之前两年的加班费，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另，刘翠玲在劳动仲裁及原审起诉时均是以济南迪迈特科贸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和被告，后在济南迪迈特科贸有限公司申请追加网源公司为第三人后才发现济南迪迈特科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迪迈特公司，故原审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刘翠玲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翠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建军
审 判 员 翟 勇
代理审判员 何菊红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白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