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33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武莲，女，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龙，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卡比豆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陈镇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壮，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谢至顕，男，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龙，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武莲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卡比豆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比豆公司）以及原审被告谢至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2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卡比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武莲、谢至顕偿还卡比豆公司货款227142元及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为4732元，合计231874元；2.判令黄武莲、谢至顕承担卡比豆公司为进行诉讼保全而产生的担保费用2271元；3.判令黄武莲、谢至顕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人苏某持有的手机中有与微信名称为黄武莲（微信号为×××、昵称为al)的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苏某向对方催款。其中苏某曾向对方发出“莲，31号结给我了”、“227142元不少钱啊卡着难转周啊”，对方当时没回复，之后回复“没办法现在我，明年货退回货比你们了”，苏某接着回复“你还欠我们22万多哦，全给货我们啊”、“怎么这样呢”、“你接电话了”。苏某出庭作证称其是卡比豆公司员工，负责与黄武莲沟通交易事宜。
卡比豆公司为经营服装生意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镇伟。黄武莲于2015年10月30日通过工商银行向陈镇伟转账了3万元。
福建省石狮市蚶江派出所于2016年4月13日出具户籍资料查询结果，显示黄武莲、谢至顕××户籍地址均为福建省××市××区××号。黄武莲、谢至顕在庭审中承认为夫妻关系。
另查明，卡比豆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申请对黄武莲、谢至顕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为向一审法院提供财产保全担保，卡比豆公司与佛山中汇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了财产保全担保与反担保合同，约定由该司对卡比豆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为此卡比豆公司支付了保全担保费2271元。
诉讼中，黄武莲、谢至顕确认其与卡比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确认其尚欠卡比豆公司货款未支付的事实，但对卡比豆公司主张的欠款数额有异议，称欠款不足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卡比豆公司主张其向黄武莲供应童服，黄武莲未支付货款，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一、关于黄武莲、谢至顕尚欠卡比豆公司货款金额为多少的问题。虽然卡比豆公司提交微信聊记录无法通过手机中微信号的信息直接确认对话方就是黄武莲本人，但一审法院审理的（2016）粤0604民初3458号案中，该案卡比豆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对话方的微信号与本案卡比豆公司提交的一致，一审法院在该案中已认定该微信号为黄武莲本人使用，且本案有证人苏某出庭作证，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卡比豆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卡比豆公司员工苏某与黄武莲的对话。从该证据内容可知，黄武莲对苏某在对话中提出的黄武莲欠款“227142元”、“22万多”的主张均未提出异议。卡比豆公司提供的销售单、托运单虽然没有黄武莲、谢至顕的签字确认，但该证据能与张泽贵的身份证、其出具的证明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卡比豆公司2015年向黄武莲、谢至顕送货金额的事实。黄武莲、谢至顕主张欠款不足4000元，对该主张，其应当举证证明，但其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卡比豆公司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2015年7月30日、8月3月、8月7日，卡比豆公司分三批向黄武莲发送童装，金额合计257142元，黄武莲仅支付了货款30000元，尚欠卡比豆公司货款227142元（257142元-30000元）未支付的事实。卡比豆公司要求黄武莲支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武莲拖欠卡比豆公司货款未还，应承担违约责任，卡比豆公司要求黄武莲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卡比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付款时间做出约定，故卡比豆公司主张从2015年11月1日起算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应从卡比豆公司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黄武莲实际清偿之日止。
关于谢至顕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谢至顕与黄武莲是夫妻关系，黄武莲、谢至顕并无证据证明其已与卡比豆公司明确约定案涉货款为黄武莲的个人债务，亦无证据证明该笔货款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案涉债务应当按黄武莲、谢至顕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黄武莲、谢至顕应共同偿还拖欠卡比豆公司的上述货款及利息。
关于黄武莲、谢至顕是否需承担卡比豆公司的保全担保费2271元的问题。因卡比豆公司该主张缺乏合同依据，且保全担保费并非卡比豆公司维权的必要支出，卡比豆公司要求黄武莲、谢至顕承担该笔支出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黄武莲、谢至顕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卡比豆公司支付货款227142元及利息（利息以227142元为本金，从2016年4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黄武莲、谢至顕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卡比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78元，财产保全费1656元，合计6434元，由卡比豆公司负担131元，黄武莲、谢至顕负担6303元。
黄武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卡比豆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卡比豆公司负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就黄武莲与卡比豆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
首先，黄武莲在一审期间承认与卡比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基于黄武莲签收过由卡比豆公司发来的货物而确认，黄武莲也履行了该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义务，即于2015年10月30日向卡比豆公司支付了货款3万元。但这并不表示黄武莲承认收到案涉的三批金额共计257142元的货物。对于案涉三批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理应由卡比豆公司提出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黄武莲所承认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一审判决对此项认定明显有偷换概念之嫌疑。其次，卡比豆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所有销售单及托运单均无黄武莲及谢志顕的签字确认，上面所记载的货物信息及货物金额均无任何根据。第三，托运单上记载的“广州安利物流”未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卡比豆公司提交的一张由张泽贵出具的证明载明“广州安利物流”的实际登记全称为“佛山市全顺通物流有限公司”，但从这二者的名称上看根本无从发现其有任何关联之处，其次，“佛山市全顺通物流有限公司”的登记地址与“广州安利物流”单据上的地址完全不同，无法查证二者存在任何关联，不应仅凭一纸证明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从而对本案产生关联性的影响。案涉物流单显示价值高达257142元的货物没有任何人的签收，一审判决对于如此荒谬的证据进行认定明显有失偏颇。第四，一审判决认定上述销售单及托运单虽然没有黄武莲及谢志顕的签字，但可以与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但纵观由卡比豆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没有任何一条微信记录与本案证据中托运单的信息内容、销售单的具体货物数量等相对应，即便微信聊天记录中由卡比豆公司提出的金额257142元可以与三张销售单的金额总和对等，但该三张销售单是由卡比豆公司自己制作提供的，从未经黄武莲及谢志顕确认。一审判决对案涉共计257142元的三批货物所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有明显的错误。
二、一审判决中对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认定不清。
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有效的电子证据是建立在对聊天主体的身份进行确认的基础之上的，本案中，卡比豆公司对此负有明确的举证责任，但一审判决认为“虽然原告提交微信聊记录无法通过手机中微信号的信息直接确认对话方就是黄武莲本人，但本院审理的(2016)粤0604民初3453号案中，该案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对话方的微信号与本案原告提交的一致，本院在该案中已认定该微信号为被告黄武莲本人使用，且本案有证人苏某出庭作证，据此本院确认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原告员工苏某与被告黄武莲的对话。”首先，(2016)粤0604民初3453号案判决因黄武莲上诉而并未生效，其内容并不能作为合法依据。其次，证人苏某系卡比豆公司员工，其与卡比豆公司之间有明确的利害关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真实性难以保证。再者，在(2016)粤0604民初3453号案中，黄武莲也一再强调就该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三性的举证责任在卡比豆公司，而不应当是通过黄武莲主动申请鉴定或提供相反证据来进行辨别；除此之外，微信聊天内容是否经过篡改的举证责任也应由举证一方承担，众所周知，微信聊天记录极其容易被篡改及删除，形成断章取义的情形并非罕见；因此，一审判决对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实属认定不清。
三、一审判决中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逻辑认定错误。
且不论本案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主体是否适格，内容是否真实、完整，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也需要对该记录中的具体内容结合本案的实情进行认定。一审判决根据“黄武莲对苏某在对话中提出的黄武莲欠款‘227142元’、‘22万多’的主张均未提出异议”便认定黄武莲尚欠卡比豆公司227142元是明显的逻辑谬误。相反，黄武莲在一审中一再强调未曾收到过卡比豆公司提交的销售单及托运单中任何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现卡比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交付257142元货物的义务，则理应由卡比豆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再者，现实买卖合同关系中，对账是买方在支付货款前最基本的常识性行为，作为逐利的商人在不进行对账前就将款项随便支付给对方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对账是双务合同而非单方意思表示，只有在双方明确做出对账目一致的意思表示的情形下，才意味着对账完成，没有商人会通过不提出异议的方式来做出对账完成的意思表示，这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对黄武莲尚欠227142元的认定实属无中生有。
卡比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谢至顕述称，卡比豆公司首先应当证明其是否有向买方送货并送达成功，其次应当证明买方未付款的具体金额。而卡比豆公司未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卡比豆公司的起诉，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黄武莲在二审庭审期间述称其在广西东兴做童装生意，其到卡比豆公司处看完货后，卡比豆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向黄武莲发货，黄武莲至物流公司处签收货物，黄武莲因生意失败已经离开东兴，并没有将相应的生意单据带回。而张泽贵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说明其是受卡比豆公司委托将货物先运送至广州鸿庆物流中心，再由广州鸿庆物流中心运送至广西东兴，货物到达后电话联系收货人收取货物并收取托运费，但因相关收费凭据在广西，经联系广西东兴的托运方，相关单据并未留存。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黄武莲是否拖欠卡比豆公司案涉三批货物的货款227142元。根据双方的陈述可以确认黄武莲与卡比豆公司之间存在童装买卖合同关系，由黄武莲到卡比豆公司处看货后，由卡比豆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到广西东兴给黄武莲签收。就案涉的三批货物，卡比豆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了销售单、托运单，上述单据虽没有黄武莲的签名，但由货物托运方负责人张泽贵出具的证明和情况说明已明确确认其受卡比豆公司委托将货物运送至广西东兴，签收单据因故未能保留，上述货物交付情况与黄武莲的陈述相符。卡比豆公司在一审期间还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黄武莲虽否认该聊天记录，但相应的微信号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3453号民事判决中被认定为黄武莲本人使用的微信号，该判决已被本院二审予以维持，故前述证据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卡比豆公司向黄武莲交付了案涉三批金额合共257142元的货物，黄武莲仅支付了其中的3万元，尚欠227142元未付，黄武莲应予支付并从卡比豆公司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黄武莲上诉称其仅欠卡比豆公司货款4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卡比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黄武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78元，由上诉人黄武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审 判 员 李 炜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