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20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牧名草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警备西路52号。
法定代表人沈光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布和，北京市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雄，男，1969年7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春晖，河南法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牧名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名草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11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牧名草公司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公司与张志雄于2014年3月1日达成关于张志雄承包我公司服装加工厂裁剪房裁剪工作的口头承包协议。双方协定，由张志雄承包我公司裁剪房的裁剪工作，我公司向张志雄提供待剪面料，张志雄依据我公司的发包裁剪要求，向我公司提供符合发包要求的裁剪成品。合作期限为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1日。合作期限内，张志雄完成十万件以内（含本数），按照每件1元的标准向张志雄支付承包费用；超出十万件的，超出部分按照每件1.2元的标准支付承包费用，双方据实结算。张志雄为了保质保量完成承包任务，承诺裁剪房至少由三人共同完成工作。裁剪房其他人员的劳务报酬等费用由张志雄承担。为了保障张志雄正常的生活所需以及张志雄支付裁剪房雇佣他人劳务费用等其他费用，以借支的形式支付部分承包费用，合同终期后，双方对裁剪数量核对无误后，另行支付剩余承包费用。协议达成后，我公司依约将裁剪房的裁剪工作陆续交付张志雄，且张志雄有权掌控、决定裁剪房一切事宜。我公司确定生产订单后，向张志雄下达裁剪任务通知单。张志雄按照我公司的裁剪任务通知单进行裁剪工作。合作期初始，我公司按照生产计划向张志雄下达的裁剪量，张志雄都能够按期完成。但随着2014年暖冬的天气因素导致我公司大量羽绒服装滞销，不得不缩减生产计划，减少裁剪数量。张志雄认为我公司缩减生产任务，甚至短时间内没有裁剪任务下达，将导致张志雄最终承包费用的减少，故不断要求我公司下达裁剪任务，但我公司由于库存爆棚，无法消化库存的巨大经济压力，短时间内无法向张志雄下达裁剪任务。故，张志雄提出终止承包关系，结清未结算承包费用。我公司认为双方的合作期限并未终期，不具备结清所有承包费用的条件，且在后期随时有可能根据销售情况调整生产计划、下达裁剪任务，张志雄擅自终止合同，将会对我公司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双方最终由此发生争议。张志雄在主张承包费用无果下，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提起仲裁。依据双方在仲裁期间的仲裁请求、对事实的陈述、提供的证据材料等，不难真实的还原双方之间为承包法律关系，理由如下：1、双方之间不存在人身隶属性，不具有指挥和服从、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支配的关系，张志雄完全自主决定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强度，无需进行考勤管理和绩效考核。2、张志雄需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双方合作期间，张志雄能够收取费用的多少以及是否能够达到张志雄预期，与牧名草公司下达的生产数量以及张志雄自身完成的工作数量相关。3、双方之间报酬的支付注重于劳务成果的交付（承包关系），而非劳务过程本身（劳动关系）。4、费用的支付形式凸显承包特性。张志雄在仲裁中认可以借支的形式向牧名草公司预先收取部分承包费用。其后由张志雄向其具有帮工或雇佣关系的人员发放劳务报酬。若存在劳动关系，不可能以借支的形式支付工资，与张志雄主张的“保底加提成相矛盾”。5、工作任务的安排形式也与劳动关系不同。劳动关系下，劳动报酬与生产任务无关，劳动者仅需“被动”的接受生产任务即可，而不会产生本案中张志雄主动索要生产任务。因双方属承包关系，生产数量直接决定承包费用的数额，张志雄才具有劳动关系中不可能的“主动请缨”。根据双方提供的录音证据，本案实属因牧名草公司未能达到张志雄预期的裁剪任务而张志雄提前终止承包合同索要承包费用引发的争议，而非张志雄主张的劳动争议；6、费用的计算方式也与劳动关系下工资支付模式不符。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我公司与张志雄不存在劳动关系；2、无需支付张志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5034.48元。
张志雄辩称：不同意牧名草公司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结果。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应结合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情况、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以及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情况等综合予以认定。牧名草公司每月现金支付张志雄固定费用，张志雄从事的裁剪工作系牧名草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工作地点在牧名草公司内，牧名草公司向张志雄提供设备，根据上述情形，张志雄与牧名草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牧名草公司主张与张志雄之间系承包关系，根据牧名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光九与张志雄的录音，沈光九与张志雄对双方之间的关系认识存在差异，且双方均没有明确定义彼此间的关系，沈光九前后陈述不一致，故不能依据录音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牧名草公司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故对于牧名草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张志雄与牧名草公司之间于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牧名草公司未在张志雄入职后一个月内与张志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张志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因牧名草公司未提供张志雄的工资支付记录，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采信张志雄提出的其底薪6000元的主张。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一、张志雄与北京牧名草服装有限公司于二○一四年三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牧名草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志雄二○一四年四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四万五千零三十四元四角八分；三、驳回北京牧名草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牧名草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我公司与张志雄之间属承揽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我公司原审诉讼请求。张志雄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张志雄于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在牧名草公司裁剪房内从事裁剪工作，牧名草公司向张志雄提供场地和设备，每月现金支付张志雄固定费用。牧名草公司主张与张志雄之间系承揽关系，双方口头约定每年10万件订单之内是1元每件，超出部分1.2元每件，由牧名草公司向张志雄发订单，每月向张志雄预支部分承揽费，年底统计发放剩余部分金额；张志雄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与牧名草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工资计件计算，每年至少完成10万件订单，每件1.2元，没有达到10万件也按10万件计算，每月底薪6000元，包含在计件工资之内。
牧名草公司提交了录音资料，包含张志雄与牧名草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光九的三段对话录音，录音中沈光九强调张志雄是承包，而张志雄强调双方是计件，沈光九陈述的内容包括：张志雄工资拿完了，公司就押了其一个月钱，张志雄违约，计件工作不是张志雄完成的，计件是包年，不包年谈不上计件，张志雄没有遵守厂里纪律，张志雄是包月加计件，张志雄也可以干其他活因为分工不分家。
另查，张志雄于2014年11月24日以牧名草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区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与牧名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牧名草公司支付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51400元；3、牧名草公司支付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的计件工资86984.4元。丰台区仲裁委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京丰劳仲字（2015）第254号裁决书，裁决：1、张志雄自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与牧名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牧名草公司支付张志雄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45034.48元；3、驳回张志雄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称陈述、录音、京丰劳仲字（2015）第254号裁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张志雄于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在牧名草公司裁剪房内从事裁剪工作，由牧名草公司提供场地和设备；张志雄从事的工作内容系牧名草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牧名草公司每月现金支付张志雄固定费用。依据上述事实，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应当认定双方张志雄与牧名草公司在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牧名草公司主张与张志雄之间系承包关系，但未能提交书面承包协议，仅以录音资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因牧名草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未就张志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及工资标准举证，原审法院依据张志雄的主张判令牧名草公司支付2014月1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判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北京牧名草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刘 洁
代理审判员 易晶晶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