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641号
原告刘增才，男，汉族，1972年11月14日出生。
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央商务支行。
代表人戴兵。
委托代理人郭锡昆，男，回族，1979年8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雪莹，女，汉族，1990年4月27日出生。
原告刘增才诉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央商务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王云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4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增才、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郭锡昆、杨雪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4月21日23时08分左右，原告收到招商银行95××5发来七条在ATM柜员机上取现的短信，后大约过一分钟我本人立即拨打95××5招行人员服务电话立即口头挂失。而同时，该行95××5服务人员告知原告，原告的招商银行卡被人在2014年4月21日23时08分至14分此时段内转账及取现共计58000元。此刻原告本人在深圳市龙华新区民乐村莹水二区2栋209房子里，招商银行卡原件、身份证原件均在身边，而却被陌生人在广州市的招商银行ATM柜员机被偷刷取现让我本人蒙受58000元的损失。据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被盗取的款项58000元。
被告辩称，被告的交易系统及银行卡安全可靠，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涉案银行发生的POS机消费属于使用私人密码进行的交易，密码的特点及功能决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应视为本人行为”；被告在受理涉案POS消费交易时，严格按照储蓄合同约定的方式履行，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因此无须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当中并未有任何证据表明涉案POS消费系通过伪卡进行；即便涉案POS消费交易系统系使用伪卡进行，被告对此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应当认定原告对涉案银行卡账户、密码等个人银行资料保管不善直接导致涉案银行卡被伪冒并最终导致涉案账户内资金短少，原告主张的所谓“损失”尚不确定，本案应依法中止审理；如果判令被告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则于情于理不符，且严重损害被告作为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严重威胁金融生态环境安全。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5日，原告在被告处申请一张银联IC金卡，卡号为62×××31，原告在招商银行“一卡通”金卡申请书上签字确认，并设置了密码。该借记卡交易记录显示显示2014年4月21日23时08分46秒，该账户在招商银行湛江支行以对外转账方式向区文胜账号62×××07（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科技园支行）转账支付38000元；2013年4月21日23时09分19秒至2013年4月21日23时13分10秒期间，分七次合计以取现的方式取出20000元。2014年4月21日23时40分，原告使用固定电话2818×××6拨打招商银行客服电话进行了口头挂失。2014年4月21日23时55分，原告就银行卡被盗刷事宜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报案。2014年4月22日11时51分，原告提交了银行卡实物，前往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接受询问，称2014年4月21日23时30分，原告的招商银行一卡通（卡号62×××31，户名刘增才，开户行深圳分行中央商务支行）被盗刷了58000元，2014年4月21日23时30分，原告的手机接收到招商银行发来的取款信息，马上电话联系招商银行客服挂失了银行卡。原告并未将该卡转交他人，也未将该卡密码告知别人，该银行卡一直在原告身上。
2014年5月23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决定对原告被诈骗立案，立案决定书号为深公福立字（2014）03860号。截至庭审之日，该案件仍未侦破。
原告对涉案借记卡的上述交易不予认可，认为不是其本人或授权的人进行的交易，并提交银行卡实物、报警回执等证据主张其于2014年4月21日23时10分至2014年4月21日23时14分期间，原告收到7笔ATM取现的短信通知；原告在短信发出当时未看到，在23时30分左右才看到，原告随即通过家里固定电话2818×××6拨打了被告客服电话95××5进行了口头挂失；涉案交易发生时，其本人在龙华新区民乐村滢水山庄二区2栋209家中，涉案借记卡也一直由原告持有，原告仅将涉案银行卡密码告知了自己妻子，但是交易发生时，原告的妻子也在家中；原告并不认识区文胜，与区文胜之间也无经济往来；原告报警后，公安机关至今未能为原告追回该款项。
庭审时，被告确认涉案银行卡在ATM机办理相关业务时需要同时持有借记卡以及密码。庭审时，本院责令被告于庭后七日内提交涉案交易发生当时的ATM机监控录像，但被告至今未向本院提交。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涉案交易是否属于伪卡交易；二、对于损害后果，原、被告双方如何分担。以下就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涉案交易是否属于伪卡交易的问题。首先，从时间看，涉案交易发生在2014年4月21日23时08分至13分之间，交易地点为湛江市。而当晚23时40分左右，原告用家中固定电话2818×××6拨打了被告的客服电话95××5进行了口头挂失。次日上午，原告本人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接受询问，并在报案时出示了银行卡实物。按照一般生活常理，深圳与湛江之间相距甚远，原告自己或者授权他人在湛江进行交易的可能性较小。
其次，保证储户资金安全是金融机构的基本义务。庭审时，在起诉状送达被告后，被告此时就应知道原告的借记卡存在被盗刷的嫌疑，其作为发卡行即应立即核查相关事实，保存相关证据，以便查明事实。但被告却拒不向本院提供相关视频资料，应自行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认定涉案借记卡的账户在于2014年4月21日23时08分至2014年4月21日13分之间发生招商银行湛江分行ATM机的交易所使用的并非被告发给原告的涉案借记卡，而是属于伪卡交易。
二、关于双方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首先，被告作为涉案借记卡的发卡银行，在他人持有伪造的借记卡进行交易过程中，发卡银行因为自身的系统与技术漏洞原因，未能识别出伪卡，发卡银行违反了其应负的安全防范义务，其对原告的存款被盗刷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其次，银行卡领用法律关系是随着现代金融交易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涉及多方主体的复合型法律关系，交易方式和支付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体现出网络化、无纸化和即时性的特征，往往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就成为唯一的支付条件。因此，银行卡领取法律系的内容必然要求交易各方均应承担交易安全保障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上面分析看出，在电子金融时代，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在电子银行交易系统中具有最为重要的法律地位和作用。银行卡信息和密码信息不被泄露，不仅对个人财产而且对整个系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因此个人对整个交易流程及银行财产也承担交易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卡密码是持卡人在办理银行时向银行预留的。未来办理业务时提供给银行自动识别客户身份、权限的数字、字母或其组合，具有私有性、唯一性和秘密性。正常情况下，银行卡信息尤其是密码为持卡人设定并仅为其掌握，交易时的银行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同持卡人身份证、签名一样，具有身份识别功能，是持卡人进入电子交易系统的钥匙或者身份凭证，从而起到电子签名的作用。实践中，就单个银行卡而言，个人用卡不当所致泄密是大概率事件，而银行系统问题导致密码泄露是小概率事件。因此，持卡人对密码应当负有比一般财产更加严格的保管和保密义务，更符合银行卡领用关系的特征。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银行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故原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综合全案情况，酌定被告对原告被盗刷金额50%即29000元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求利息损失，该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并非被告的行为直接造成，该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央商务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增才支付29000元；
二、驳回原告刘增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50元（已由原告预交），本院收取625元，由原告负担312.5元，被告负担31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王 云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邓程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