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洪民四终字第3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地址：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西路蓝湾半岛A座803室，组织机构代码：79699609—2。
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敏轶，江西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勇，男，1963年6月9日生，汉族，现住南昌市。
委托代理人：邓嫄，江西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市顺利针织有限公司，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白兰村针织城西面第二栋，组织机构代码：66478218—0。
法定代表人：周庆华，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春水，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行，北京市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视为一般授权。
上诉人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汪勇因与被上诉人南昌市顺利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针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都公司委托代理人余敏轶、上诉人汪勇委托代理人邓嫄、被上诉人针织公司委托代理人刘行、魏春水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上诉人汪勇仅参加了第一次开庭，未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自2007年11月起，针织公司与华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由针织公司向华都公司提供针织内衣，2011年11月30日，经双方财务对账，华都公司尚欠针织公司货款2398159.25元。针织公司多次向华都公司和汪勇主张货款未果，提起诉讼。另，2012年6月8日，针织公司委托代理人魏春水向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实名举报，2012年6月27日，南昌市工商局向汪勇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载明：2007年10月，汪勇与戴荣卿、徐某、李杰共同商议成立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因汪勇常在外地，故工商登记中并未将其列为股东，仅任经理职位。2008年因公司经营不善，其他股东均离开，公司由汪勇实际经营管理。2012年6月18日南昌市工商局向戴荣卿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载明：戴荣卿与汪勇系同学关系，汪勇为做生意，成立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登记注册时用其与徐某、李杰的身份证办理手续，自己并未实际出资，股东的出资比例也是由汪勇决定。2008年10月，被告汪勇称戴荣卿做的不好，将其辞退。2012年6月21日南昌市工商局对徐某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载明：其与汪勇系同学关系，汪勇为做生意，成立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被告汪勇承诺为其分红，让其提供身份证件办理登记。股东及法人均未出资，出资比例也是汪勇决定的。2011年6月，被告汪勇将徐某辞退。此外，2012年7月12日，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致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函，函件载明：我局于2012年6月18日对魏春水举报的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该公司股东均未出资，又在我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前将所谓的注册资本(贰佰万元)全部转出，且造成债权人经济损失，数额巨大，涉嫌犯罪。现根据相关规定将该案移送贵单位处理，处理结果函告我局。案件移送后，因该案超过受理时效，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未立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针织公司与华都公司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所欠货款明确，华都公司对所欠货款2398159.25元当庭予以确认，故应承担还款责任。证人徐某证言与其出具的证明及工商笔录均前后矛盾，故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华都公司成立时，被告汪勇以戴荣卿、徐某、李杰三人身份信息进行工商注册，将其三人登记为公司股东，出资比例、股权份额均由汪勇决定。华都公司自2008年起就由其负责经营管理，且被告汪勇分别于2008年10月、2011年6月将华都公司股东戴荣卿、徐某予以辞退，汪勇已实际行使了华都公司实际控制的权力。且根据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移送函认定，华都公司存在公司股东均未出资，又在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前将所谓的注册资本全部转出，故应认定汪勇为华都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勇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意抽逃注册资金200万元，恶意损害针织公司合法权益，应在其抽逃注册资本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南昌市顺利针织有限公司货款2398159.2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12月1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年均利率计息）。二、被告汪勇在其抽逃资金2000000元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由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7496.5元，讼诉保全费5000元，共计42496.5元。由被告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汪勇承担，限随上述款一并偿付。
上诉人华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一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原判认定上诉人存在抽逃出资事实错误、程序违法。
上诉人汪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理由：其是华都公司职业经理人，非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也未损害针织公司合法权益。并针对华都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其非华都公司股东，无法定出资义务，也未协助股东抽逃出资和损害针织公司合法利益，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且对原判确认欠款金额和交易时间有异议。
被上诉人针织公司针对两上诉人上诉辩称，汪勇称其是华都公司职业经理人，从未与针织公司发生交易往来与事实不符，两上诉人抽逃注册资金证据确凿，应维持原判。
上诉人华都公司针对上诉人汪勇的上诉答辩意见同其自身上诉意见。
上诉人华都公司二审第一次庭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之后提交了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李杰、徐琦、戴荣卿具名并盖有上诉人华都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徐琦和戴荣卿的股东身份。
上诉人汪勇二审第一次庭审中提交了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一、企业基本信息表及工商登记设立资料，以证明华都公司三名股东依然存在，华都公司仍正常经营；二、2009年6月10日场地租赁合同，以证明华都公司股东之一徐琦代表华都公司租赁场地和对外经营。
对于上诉人汪勇二审新证据，上诉人华都公司均无异议。被上诉人针织公司则质证认为上诉人汪勇二审新证据并不能证明华都公司真实股东信息。
被上诉人针织公司二审第一次庭审中提交了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与汪勇的对账单据、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汪勇、戴荣卿、徐琦等所作询问笔录，以证明2007年之前被上诉人与汪勇就有业务往来，本案所诉所欠货款是汪勇累计欠下；二审第二次庭审中提交了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被上诉人员工魏春水等与徐琦的交谈录音，以证明徐琦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证词是受到汪勇的要胁情况下作出的。
对于被上诉人针织公司二审新证据，上诉人华都公司质证认为，一、对于2009年对账单予以认可，其余七份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二、询问笔录无询问人和记录人签名，对于笔录内容有异议，李杰、徐琦一审时到庭说明华都公司股东情况；三、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由于录音手机所有人参与本案旁听，且是被上诉人针织公司的诉讼担保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该录音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上诉人汪勇则质证认为，一、对账单只能证明针织公司与华都公司对账，与其本人无关；二、对于询问笔录是其所签，其仅是华都公司职业经理人，2007年之前其本人与针织公司确有经济往业，期间账目清晰，2007年之后与针织公司无关系；三、对于录音的质证意见同上诉人华都公司。
对于各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为，一、上诉人华都公司二审新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上的股东签名真实性现不能全部核实，故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确认。二、上诉人汪勇二审提交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但租赁合同仅能证明徐琦是华都公司经办人，而不能以此排除汪勇是华都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勇在华都公司的真实身份须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三、被上诉人针织公司二审第一次庭审中提交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华都公司虽对对账单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汪勇之异议也因不能仅凭该证据直接排除与其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工商局询问笔录均有工作人员签名，故华都公司所提异议，本院不予采纳。2007年之后汪勇是否与针织公司有业务往来以及汪勇在华都公司中的身份问题须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由于现不能核实是否为徐琦本人通话，故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第一次庭审之后、第二次庭审前，本院传唤了李杰、徐琦、戴荣卿，并分别作了询问笔录、徐琦还提交了书面陈述。其中李杰作为汪勇的表弟，述称其作为股东出资，自身以现金和转账形式支付了80万出资；戴荣卿述称，其作为汪勇的高中同学，并未向上诉人华都公司出过资，上诉人华都公司的实际设立人和控制人是汪勇；徐琦先是述称其作为上诉人华都公司股东出过资，但后又以书面函件形式述称其非上诉人华都公司股东，之后在向其核实上诉人华都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签名时，其又称其向上诉人华都公司股东出过资。此外，对于与华都公司曾有长期业务往来的南昌市鑫源制衣有限公司作出的证明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在一审做出的书面证词，本院在庭前和庭审中作了进一步核实，证人胡某证实汪勇是上诉人华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对于上述笔录、书面函，上诉人华都公司质证认为，如果本案确实存在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三股东则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徐琦和李杰证言基本与工商登记信息吻合，而胡某证言，原审法院并未认可，其未提交与上诉人华都公司、汪勇的合同，故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汪勇质证意见同上诉人华都公司；被上诉人针织公司质证认为，李杰因与汪勇的表亲关系，致李杰证言内容真实性极低，从徐琦、胡某的陈述中可以证实在与上诉人华都公司业务往来的财务对账中确实有名为王秀芳的会计参与，徐琦关于其出资的陈述不属实。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汪勇是否上诉人华都公司实际控制人，需要结合上述证据和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
综合上述本院确认证据、经原审质证的对账单、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函、笔录、银行流水查询单、进账单、转账支票、股东会决议、涂福根当庭证言、南昌市鑫源制衣有限公司出具证明、江西同城清算系统结账凭证、已出货未付款对账表、江西增值税发票、李杰陈述、徐琦陈述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确认事实如下：
2007年之前，汪勇以案外多家公司名义与针织公司有多年针织内衣买卖生意往来。2007年2月，汪勇作为实际控制人，以案外人其表弟李杰、其同学徐琦和戴荣卿为名义股东，成立了华都公司，并对李杰、徐琦、戴荣卿名义股份比例作了分配，期间由徐琦经办、通过代理公司于2月15日借用上述三股东名下账户分别转入华都公司账户80万元、60万元、60万元作为华都公司注册资本，次日上述200万元注册资本金分两笔全部转出至案外公司，即70万元转入案外人江西博凯科技化工有限公司，130万元转入案外人江西蓝宇实业有限公司。华都公司成立后，汪勇即以华都公司名义与针织公司进行过多笔针织内衣买卖，经2011年11月30日对账，累计欠账2398159.25元。由于汪勇和华都公司未给付货款，为此针织公司曾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华都公司、汪勇、徐某、华都公司财会人员陈秀苇，后于2013年以撤诉结案。该案审理期间，即2012年，针织公司向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举报华都公司虚报注册资本，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后认为华都公司股东均未出资，并在营业热照颁发前将注册资本全部转出，且造成债权人经济损失，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犯罪，并移送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处理，后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以已过追诉期为由未予立案。二审中，在本院释明下和指定举证期间，上诉人华都公司和汪勇均未提交劳动合同和2011年11月30日最后对账之前汪勇作为华都公司职业经理人领取工资等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劳动关系的证据。此外，华都公司成立前，汪勇以案外多家公司名义从事针织内衣进出口业务之时，戴荣卿即跟随汪勇从事业务工作。华都公司成立后，徐琦、戴荣卿、李杰在华都公司也从事了一定业务工作，后汪勇于2008年开始至2011年期间陆续分别将戴荣卿、李杰、徐琦从华都公司辞退。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华都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根据当事人陈述、银行转账凭证、南昌市工商局做出的笔录和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函等证据，本院认为，虽然李杰、徐琦、戴荣卿名下账户有向华都公司转入出资，但次日即被全部转出案外两公司，而华都公司在本院释明下也一直未提交出资全部被转出合法事由的证据。同时结合南昌市工商局已查明事实，本院认为，华都公司存在虚报注册资本行为。
二、汪勇是否为华都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汪勇对其系华都公司实际控制人予以否认，但从华都公司的设立、华都公司当时运营中汪勇的决策权绝对高于所谓股东、李杰和徐琦以及戴荣卿在华都公司当时经营中的地位以及被汪勇辞退的事实，以及证人证明和证言等，可以确认汪勇即为华都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作为华都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的汪勇，虚报华都公司注册资本，应在虚报注册资本范围内对华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两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785元（其中上诉人汪勇预交22800元，上诉人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预交25985元），全部由江西省华都进出口有限公司和汪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朋
审 判 员 喻声忠
代理审判员 李 扬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万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