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闽01行初275号
原告叶焕命，女，194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代理人吴杰，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翁海燕，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福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6号。
法定代表人尤猛军，代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一新，福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许培卿，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福州市重点项目拆迁服务中心（原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通湖路180号杨桥大厦2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思明，主任。
委托代理人余巧儿，该中心工作人员。
第三人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原福州市晋安区房屋拆迁工程处），住所地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号房管局大楼*层。
法定代表人李建云，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玉生，福建豪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焕命诉福州市人民政府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案，于2016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焕命诉称，原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是受被告福州市人民政府委托专门负责处理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机构。2007年8月，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因机场高速二期三环路（晋安段）建设需要，第三人拆除原告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登云新村的房屋，产权调换安置位于岳峰镇登云村委会西侧9#安置地住宅一套，安置房调换费80928元；第三人保证于回迁安置结束之日起24个月内协助原告办理好房屋的产权登记。同时，协议还就其于回迁安置结束之日起24个月内协助原告办理好房屋的产权登记。同时，协议还就其他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第三人于2012年1月30日将登云佳园小区2#412单元交付给原告使用，经决算该套安置房产权调换价格为102231元。然而，第三人并未在24个月内协助原告办理好房屋的产权登记（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直至2016年8月份原告才得知登云佳园小区可以办理产权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和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被告应当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货款利息的标准，赔偿原告逾期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赔偿金。由于依据被告福州市人民政府的相关会议纪要，原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的职责划转由福州市重点项目拆迁服务中心承接，且原福州市晋安区房屋拆迁工程处也变更为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依照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行政征收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逾期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赔偿金19579元（从2014年1月31日计至2016年7月31日共912天，以10223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福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是行政协议，原告的诉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下文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07年，根据当时仍然有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等有关规定，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的主体并非行政机关，而是获得房屋拆迁许可的项目建设业主单位或其委托的其他具有拆迁主体资格的单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拆迁实施过程中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经协商所签订的民事协议。因此，原告与原福州市省重点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所签订的《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民事协议而非行政协议。二、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据原告陈述，原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下简称拆迁指挥部）的职责已经划转由福州市重点项目拆迁服务中心（下简称拆迁服务中心）承接。拆迁服务中心现为独立的单位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同时，答辩人并非直接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行政机关，也没有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法定职责。三、即使《补偿安置协议书》是行政协议，原告的起诉也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若本案《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公民因认为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所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当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据原告所述，其于2012年1月30日开始居住使用登云佳园小区2#楼412单元，此时原告的回迁安置工作已经宣告结束。根据《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拆迁指挥部协助其办理好房地产权属证书的最后期限应为2014年1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原告最迟应当于2016年1月3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原告直至2016年10月8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出两年法定诉讼时效。四、原告诉请确认答辩人未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行政征收行为违法，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依据《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第三人是协助原告办理房屋的产权登记，而协助办理房屋的产权登记并非行政行为，原告所述行政征收行为违法情形并不存在。五、原告诉请答辩人支付赔偿金，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第一，原告据以请求答辩人向其支付逾期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所产生的赔偿金，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十八条的规定，但第十八条并未规定可适用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故该条款仅适用于第一条所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原告主张答辩人支付赔偿金并无法律依据。第二，《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未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逾期未能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对其造成损失。因此，原告诉请答辩人支付赔偿金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
第三人福州市重点项目拆迁服务中心述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若本案《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公民因认为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所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当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据原告所述，其于2012年2月1日开始居住使用登云佳园小区2#楼412单元，此时原告的回迁安置工作已经宣告结束。根据《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拆迁指挥部协助其办理好房地产权属证书的最后期限应为2014年1月31日，原告最迟应当于2016年1月3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原告直至2016年10月8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两年法定诉讼时效。二、原告赖以起诉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第7条，该条款约定“甲方保证于回迁安置结束之日起24个月内协助（乙方）（丙方）办理好所调换房屋的产权登记”，这里约定的是协助乙方办理而不是负责办理，既然是协助，那办理产权登记的主要的义务就不属于甲方，应该是乙方或者是第三方。办理产权总登的程序是多家单位、部门相互配合的结果。在办理产权总登之前须完成规划、环保、人防、消防验收、档案归档，并进行土地核验和办理土地证，通过建委进行竣工验收备案后，方可办理产权总登手续，各个环节必须经过相关部门核查、审批，环环相扣才能进入下道程序。从这里可以看出，办理拆迁（征收）安置房的产权登记非一个单位可以左右或支配的，需要许多职能部门的配合、沟通才能合力完成。在此期间，答辩人一直都有向福州市各级职能部门提出申请、汇报，促使本案诉争安置房的产权登记尽快得到落实，第三人已按照《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协助办理产权登记的责任、义务，不存在违约的行为。另外，三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第8条违约责任中对三方的违约行为都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并没有把第七条的行为列为违约行为，可以作证答辩人在第七条约定的义务只是协助，而不是负责。三、本案系因拆迁安置房的产权证办理期限而引起的纠纷，无论是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现在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均未对拆迁（征收）安置房产权证的办理时间做出规定。因为，拆迁（征收）安置房与商品房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四、原告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为认定本案违约责任及计算违约金的标准，是错误的。首先，最高法院的该解释适用范围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拆迁安置纠纷只有符合该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才可适用，并非拆迁安置协议的任何纠纷都可以适用该解释的规定。其次，违约责任应当在协议中约定。本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8条违约责任中对三方的违约行为都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并没有把第七条的行为列为违约行为，更未约定第三人协助办理逾期产权登记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拆迁管理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相关规定。因此，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本案违约责任及计算违约金的标准，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述称，其同意被告福州市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福州市重点项目拆迁服务中心的意见，并补充认为：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是拆迁实施单位，受甲方即拆迁人的委托，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其实施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委托方承担，其依法不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叶焕命于2007年7月24日与拆迁人原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拆迁实施单位原福州市晋安区房屋拆迁工程处签订了《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之前已经依照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知，原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7年4月30日向原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颁发了榕房拆许字（2007）第1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原告所有的房屋在拆迁红线范围内，原福州市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作为拆迁人与原告签订了该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自愿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交付经验收合格的安置房时，上诉人应及时回迁。因此该协议是依照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拆迁安置补偿所达成的协议，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提起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叶焕命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鋆
代理审判员 杨 以
代理审判员 林 华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