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再终字第318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城南路179号院。
法定代表人宋俊才，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江超，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恒宝，男，1943年9月14日出生。
原审被告王玉华，男，1957年5月10日出生，务农。
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盛公司）与刘恒宝、王玉华劳务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0）海民初字第794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华盛公司不服上述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2013年5月30日，本院作出（2013）一中民提字第05604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0）海民初字第794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2013年12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华盛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华盛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江超，刘恒宝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王玉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恒宝在原审中诉称，2008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22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1081部队后勤部营院内的景观需进行绿化，该部队与华盛公司签订了营院景观6、8号公寓楼室外绿化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公司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为被告王恩博的弟弟王裕海，2010年海民初字第7942号民事判决将王恩博误列为被告）。该绿化工程实施之前，王恩博在2008年3月19日与刘恒宝签订施工协议，约定此工程由刘恒宝具体进行施工，总造价为364334元。在签完合同、进入工地、买苗木三个时间给付刘恒宝工程费分别为30%，余款10%在完工一年后给付。刘恒宝在签订协议后即按约定对部队营院景观进行绿化施工，于2008年6月竣工，华盛公司及王恩博应给付刘恒宝劳务费455654.4元。经追要，王恩博与华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裕海先后共付款200000元，减去已付款和协议约定扣款后，尚欠刘恒宝劳务费195654.4元，经刘恒宝数次催要，华盛公司与王恩博互相推诿至今仍不予支付。故刘恒宝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华盛公司与王恩博给付刘恒宝劳务费195654.4元及该款项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8年7月2日计算至结清欠款之日止）；2、华盛公司与王恩博承担本案诉讼�。刘恒宝于本案再审开庭前向本院提交了变更被告申请书，称其查明本案实际责任人之一为王玉华（曾用名王恩沐），故申请在本案中将被告王恩博变更为被告王玉华，请求法院判令：1、由王玉华及华盛公司给付刘恒宝劳务费195654.4元及该款项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08年7月2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王玉华及华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刘恒宝称其所主张的劳务费195654.4元的计算过程为：其与王玉华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工程费用为364334元，后来发生增项，绿化费用增加35933元，水电零工、挡车柱、渣土外运、楼房后清理增加55921.4元，合计455654.4元，王玉华和华盛公司的王裕海已经支付了200000元，455654.4元减去已付款200000元和协议约定扣款的6万元即为195654.4元。
华盛公司在原审辩称，不同意刘恒宝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这个劳务承包协议是刘恒宝和王玉华之间所签，根据合同相对性与华盛公司无关。
王玉华在原审辩称，最早是王玉华与部队接触的。王玉华并不会做工程，是由于国家林业局有一个朋友称能弄到国家绿化补贴款，王玉华找到61081部队，并与部队达成口头协议，由王玉华承揽本案绿化项目，王玉华又与刘恒宝签订了劳务承包协议。之后王玉华发现第一自己不懂绿化工程，第二国家林业局的绿化补贴款实际并不一定能够拿到，事实上王玉华也没有拿到这笔款，鉴于以上两个原因王玉华就退出了该工程项目，由王裕海接管这个工程，事后王玉华就再也没有参与过。王玉华与华盛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王玉华与王裕海是叔伯兄弟关系，王裕海的父亲与王玉华的父亲是亲兄弟，鉴于这层关系，王玉华把工程委托给王裕海，后期王裕海和部队签合同王玉华并不知情。王玉华与刘恒宝签协议在先，王裕海和部队签合同在后。
一审法院再审查明，×市公安局×派出所2012年2月14日出具的户籍证明显示：姓名：王玉华；户口类型：农业家庭户口；性别：男；曾用名：王恩沐；民族：汉；出生日期：1957年05月10日；身份证号码×××；籍贯：河南省×市；住址：×镇×村×庄。
2008年3月19日，王恩沐（甲方）与刘恒宝（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土建工程费总造价89284元，其中不包括2个圆形检查井材料费、异三通12个、水喷头12个、水管180m（包括所有配件）、电管200m（包括所有配件），以上材料由甲方买。绿化总造价275050元，扣除6万元。定完合同后给工程费30%，进入工地后给工程费30%，买苗木后给工程费30%，扣10%完成1年后付给。双方同意：总造价364334元，按实际发生结算。
2008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1081部队后勤部（发包人）与华盛公司（承包人）就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22号部队营区内6、8号公寓楼室外绿化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合同价款2209296.33元。61081部队委托代理人为高家宝，华盛公司委托代理人为王裕海。
刘恒宝提交的增加工程预算清单显示，第3项水电材料费20609.4元，第8项挡车柱、材料费3120元，第9项人工井、水泥共计640元，8、9项共计3760元。时任61081部队后勤部部长高家宝在刘恒宝提交的《施工合同》复印件末页书写证明内容为“61081部队6、8号楼前后绿化是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承包，工程是刘恒宝施工。该部队王伯虎副部长书写的证明内容为“增加工程中第三项（水电材料费20609.4元）、第8、9项（挡车柱、材料费计3760元）情况属实。”华盛公司及王玉华均不认可刘恒宝提交的增加工程预算清单的真实性。华盛公司亦不认可部队负责人所出具的上述证明的真实性，但其未能�此提交反证。王玉华认可部队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庭审中，刘恒宝认可王玉华及华盛公司的王裕海已经向其支付20万元工程款，并提交王玉华（签名为王恩沐）与王裕海向其付款的部分收条及收据。王玉华及华盛公司均认可上述收条及收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经询，刘恒宝称其与王玉华并未另行签订过关于工程量和工程范围的书面协议，其称王玉华当时对工程量无法确认，让其按照部队要求做工即可。故刘恒宝认为自己系根据61081部队的口头指派从而确定自己所负责的工程范围和工程量，部队并未书面指派任务。至于增量的产生系指原先部队指派其干活的部分之外又增加了一些绿化面积，从而增加绿化费用，此外增项还包括水电零工、挡车柱、渣土外运、楼房后清理的费用。华盛公司不认可刘恒宝上述对于工程量和工程范围的说法，其认为应当按照三方一致确认的工程量进行计算。华盛公司称其与61081部队签约时根据工程量和工程范围做了预算，也有图纸，但是没有各方的签字和盖章。华盛公司亦未向刘恒宝就涉案绿化工程的工程量和工程范围提出过异议。华盛公司认可刘恒宝是王玉华所找的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认可王玉华与王裕海之间是叔伯兄弟关系。
另查，原审即（2010）海民初字第7942号原审原告刘恒宝诉原审被告华盛公司、原审被告王恩博劳务纠纷一案的立案时间为2010年3月9日。
以上事实，有原告刘恒宝提交的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高家宝与王伯虎所写证明、增加工程预算清单、收据及收条，华盛公司提交的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户籍证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0）海民初字第7942号民事卷宗及本院的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劳动者在付出劳动后有权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华盛公司虽未与刘恒宝签订劳务合同，但凭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刘恒宝为华盛公司建设的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22号61081部队营区内6、8号公寓楼室外绿化工程提供了劳务。在发包方61081部队及承包方华盛公司、实际施工人刘恒宝之间并未就涉案工程量和工程范围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且涉案绿化工程完工至今已逾五年，丧失对实际工程量及工程范围进行评估鉴定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涉案工程量和工程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劳务费用应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予以确认。现刘恒宝与王玉华（签名为王恩沐）所签订的协议载明双方共同确认总造价为364334元，且刘恒宝能够提交发包方61081部队的负责人对部分工程增项及费用共计24369.4元予以认可的书面证明，在华盛公司及王玉华未能提交其他证据推翻实际施工人刘恒宝就工程造价与工程量所举的上述证据的情况下，并考�到劳务关系的客观特点及实际施工人的举证能力，法院对刘恒宝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根据现有证据确认实际产生的劳务总费用为388703.4元。对于刘恒宝所主张的其他增项，包括绿化费增项及其他工程增项等，因其未能就此举证，在华盛公司及王玉华否认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其所单方制作的清单缺乏证明力，法院不予确认。
如上所述，华盛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与实际受益人，已与刘恒宝建立了事实劳务合同关系，在其未能证明其已就相应款项对刘恒宝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其应当对所欠付的劳务费向刘恒宝承担清偿责任，欠付金额为已产生的劳务总费用减去已支付数额及应抵扣数额，共计128703.4元。至于刘恒宝对劳务费所主张的利息，虽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但刘恒宝有权随时向对方主张还款，故其以128703.4元为本金，自原审立案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的利息主张应予支持，华盛公司亦应对此承担清偿责任，超出此范围的利息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王玉华虽与刘恒宝签订协议，但其并非施工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并未获得承包权；其与华盛公司对涉案工程的代理人王裕海具有亲属关系，且王裕海及王玉华均有向刘恒宝付款的行为，在王玉华未明确表示对本案债务承担个人责任的情况下，其签约及付款行为均应视作对华盛公司的实际代理行为，且其代理行为的后果已被华盛公司所接受，故王玉华不应对刘恒宝所主张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恒宝支付劳务费十二万八千七百零三元四角，并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二〇一〇年三月九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恒宝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华盛公司不服一审再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华盛公司与刘恒宝无合同关系，劳务承包协议是刘恒宝和王玉华之间所签，根据合同相对性与华盛公司无关。2、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总造价与实际不符，应予鉴定。
刘恒宝辩称，我方有合同为证，甲方人民解放军61081部队，乙方华盛公司，签字人王玉海即王玉华的表兄弟，等于两个人合作搞这个工程，王玉华跟我签订合同，�玉海跟部队签订合同。我跟华盛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王玉海不会代表华盛公司给我钱。
王玉华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劳动者在付出劳动后有权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华盛公司作为承包人，在承包工程后将工程转包，而该工程的最终实际施工人为刘恒宝。故刘恒宝虽未与华盛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但刘恒宝仍有权向华盛公司主张工程款。华盛公司虽对刘恒宝的实际施工量提出异议。但在发包方61081部队及承包方华盛公司、实际施工人刘恒宝之间并未就涉案工程量和工程范围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且涉案绿化工程完工至今已逾五年，丧失对实际工程量及工程范围进行评估鉴定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涉案工程量和工程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劳务费用应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予以确认。现刘恒宝与王玉华（签名为王恩沐）所签订的协议载明双方共同确认总造价为364334元，且刘恒宝能够提交发包方61081部队的负责人对部分工程增项及费用共计24369.4元予以认可的书面证明，在华盛公司及王玉华未能提交其他证据推翻实际施工人刘恒宝就工程造价与工程量所举的上述证据的情况下，华盛公司应对举证不力承担后果。考虑到劳务关系的客观特点及实际施工人的举证能力，本院对刘恒宝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根据现有证据确认实际产生的劳务总费用为388703.4元。如上所述，华盛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与实际受益人，已与刘恒宝建立了事实劳务关系，在其未能证明其已就相应款项对刘恒宝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其应当对所欠付的劳务费向刘恒宝承担清偿责任，欠付金额为已产生的劳务总费用减�已支付数额及应抵扣数额，共计128703.4元。至于刘恒宝对劳务费所主张的利息，虽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但刘恒宝有权随时向对方主张还款，故其以128703.4元为本金，自原审立案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的利息主张应予支持，华盛公司亦应对此承担清偿责任。王玉华虽与刘恒宝签订协议，但其并非施工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并未获得承包权；其与华盛公司对涉案工程的代理人王裕海具有亲属关系，且王裕海及王玉华均有向刘恒宝付款的行为，在王玉华未明确表示对本案债务承担个人责任的情况下，其签约及付款行为均应视作对华盛公司的实际代理行为，且其代理行为的后果已被华盛公司所接受。王玉华在上诉过程中，经本院合法传唤，拒绝出庭，本院视为其同意原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四千四百五十四元，刘恒宝已预交二千二百二十七元，由其自行负担一千二百八十八元，由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三千一百六十六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四千四百五十四元，由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京
审 判 员 胡 沛
代理审判员 孙 锋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