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稿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03民初5005号原告：许顺邦，男，199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晓鹏，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黎永翔，男，198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嘉宁，系被告父亲，男，1952年10月23日出生，住同上。原告许顺邦诉被告黎永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顺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包晓鹏律师，被告黎永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嘉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顺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100000元以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8月15日起计算至2017年2月17日止，以1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2017年2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1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口头约定三分息，当日原告将97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剩余的3000元是被告欠原告的货款。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双方于当时签了借条，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款项出借后，被告虽未严格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利息，但都是有拖无欠，直到2016年7月份支付最后一期利息后，之后的利息再未支付过。经原告多次催促，迄今为止，被告仍未还款，根据法律规定，原告自愿按照二分息向被告主张，现诉至人民法院，希望法院判如所请。另补充，确认被告的父亲代被告于2017年2月17日向原告还款本金80000元。被告黎永翔辩称，被告认为本案不属于一般的民间借款纠纷事件，是属于社会上高息非法吸纳资金纠纷案件，故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与原告是认识十多年的好朋友，在2015年上半年期间,被告认识多年的一个叫刘志敏的朋友找到被告，自称是搞投资放贷行业的工作，基于老朋友的关系上，现有一宗高息回报投资金融业务可关照参与，月息3%回报，但投资金额最好能合计总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当时被告考虑到刘志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又是专门搞投资放贷金融业务工作，投资回报率又比较高，但无奈自己手头上又没有这么多钱，达不到100万元的参与条件。所以，在一次与原告的见面机会上，顺便将上述的高息回报投资事项告知了原告，看其是否有兴趣参与。原告知悉后，当即表示有兴趣参与投资，并提出要求被告约见刘志敏。在此期间，被告按照原告的意见曾多次约见刘志敏与原告一齐见面食饭商谈、唱卡拉ＯＫ等活动，之后，原告对上述的高息回报金额投资业务了解知情后，便表示同意投资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的投资额，原告同时提出投资款只能先汇入被告的帐号，并要求被告写下借条，然后再由被告将原告的投资款另行汇入吸纳投资款人刘志敏的帐号，才能同意参与该项高息投资。当时被告考虑到参与这项高息投资取得高息回报利益，必须要原告参与资金的投入才能达到这宗高息回报投资业务的成交条件，再加上本人法制观念不强，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所以便没有考虑太多同意按原告的意见，对原告汇入被告帐号的全部投资款都以借款形式向原告写下了借条，累计原告分别于2015年5月6日起至2015年11月4日分六次向被告汇入投资款，具体如下：〈1〉2015年5月6日，原告按约定同意向被告交付人民币10万元投资款，其中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及现金支付方式分别向被告交付投资款81,290元及现金18,710元，被告根据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写下100,000元的借条。〈2〉2015年5月15日，原告按约定同意向被告交付人民币100,000元投资款，但原告只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97,000元，余下未交付的投资款3,000元原告以作为月息3%的高息回报利息收入先行扣除支取，原告当时并未要求被告写下借条。直至2016年2月份原告提出追加投入投资款人民币100,000元时才要求被告连同上述2015年5月15日交付的人民币100,000元投资款一并补签借条，于是被告根据原告的要求于2016年2月26日补签了人民币200,000元的借条。但原告却一直拖到同年4月17日和18日通过其称是父亲的银行帐号以转帐方式只是分别交付了被告人民币50,000元及21,000元投资款，余下未交付的投资款29,000元，原告以作为高息回报收入利息先行扣除支取。〈3〉2015年6月5日，原告按约定同意向被告交付人民币200,000元投资款，但原告只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191,000元，余下未交付的9,000元原告以作为高息回报收入利息先行扣除支取，被告同样按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写下200,000元的借条。〈4〉2015年6月15日原告按约定同意向被告交付人民币100,000元投资款，但原告只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97,000元，投资款余下未交付的3,000元原告以作为高息回报收入利息先行扣除支取，被告同样按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写下100,000元的借条。〈5〉2015年10月1日原告按约定同意向被告交付人民币200,000元投资款，但原告只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194,000元，余下未交付的6,000元投资款原告以作为高息回报收入利息先行扣除支取，被告同样按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写下200,000元的借条。〈6〉2015年11月4日原告按约定同意向被告交付人民币100,000元投资款，但原告只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分2次向被告交付了人民币92,000元，余下未交付的8,000元投资款原告以作为高息回报收入利息先行扣除支取，被告同样按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写下100,000元的借条。根据上述情况及原告向被告交付投资款的实际情况可见，原告在本案称的所谓借款纠纷，实际上是一宗存在极大法律风险的以高息回报为由非法吸纳资金的投资金融纠纷事件。原告分六次交付被告投资款时均要求被告写借条，合计人民币900,000元，而实际交付给被告的投资款项合计只有人民币84,2000元，其中原告在每次向被告交付投资款时便已先行扣除支取了高回报利息，合计人民币58,000元。同时在这段时期内，被告在收到吸纳该宗投资款人刘志敏的支付利息后，已另外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分多批次支付原告投资款高回报利息共计人民币：314,200元。至此，原告在这宗高息回报投资款的利息收入总合计达到：372,200元。由此可见，这实际上是一宗直接违反国家有关部门关于融资利率标准相关规定的高息非法吸纳资金投资纠纷案件，并不是一般的民间借贷经济纠纷案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二、被告在不同时段收到原告交付的投资款时，都是按约定随即通过银行转帐方式代为汇入吸纳该项投资人刘志敏的帐户上，同时根据约定，被告也是通过银行转帐或现金支付方式同期分批次向刘志敏汇入本人的投资款项。经核算：被告前后一共投入投资款合计人民币272,200元，其中22,1200元是银行转帐，现金支付是51,000元。该高息回报投资业务自2015年5月份至2016年7月份期间，吸纳投资款人刘志敏一直都能按约定支付相关高利息款项给原告及被告。但从2016年8月底起，刘志敏突然来电告知因其公司运作出现资金困难，资金链断裂，无法再继续支付高额回报利息，但表示承认欠款，争取想办法偿还投资本金给原告及被告。在投资款出现了问题的这段时间里，被告为维护自身及原告的利益，不断通过电话联系刘志敏（因刘志敏长期在外地工作，所以平时只能通过电话及微信联系），告诉刘志敏自从投资业务出事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后，原告及被告均因此而陷入了经济困境，而且原告还不断向被告施压追还投资款，要求刘志敏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偿还投资款及相关利息。但刘志敏在通话中或微信中都是讲现时正在通过银行清算拍卖资产走流程，很快就会有部份投资款项汇过来，叫我们给他一些时间，但实际上刘志敏一直在拖时间讲假话欺骗被告。直至2017年2月16日以后便失联至今，现在基本了联系不上。被告为此还曾于2017年春节与父亲一道前往刘志敏家希望能找到刘志敏了解偿还投资款的情况，但始终都找不到刘志敏。无奈之下被告只能直接将此事告诉了刘志敏的父母家人，希望其家人能将被告及原告要求刘志敏尽快偿还投资款的意见及目前家庭受此影响的实际情况告之刘志敏。但时至今天都未能得到刘志敏的有关消息。所以，被告及原告的投资款项至今也未能向刘志敏追讨回来。三、上述刘志敏不能支付高利息及偿还投资款之事发生后，被告出于好朋友的关系，第一时间便向原告通报说明了此事发生的有关情况及联系刘志敏的回复意见。同时向原告表示如果刘志敏能逐步偿还部份投资款的话，被告愿意优先支付给原告人，并向原告表达了准备走法律途径起诉刘志敏的意见。但原告知悉这一情况后，不但没有念在被告是义务代其办理这宗高息投资事务的老朋友关系，双方采取互相支持合作共同找寻追讨刘志敏投资款的办法，原告反而对被告多加责难，施加压力，后来还发展到串同带有黑社会背景的地下追债公司人员多次上门围截、威胁、胁持被告及母亲上车，威逼被告父母同意代被告偿还投资款。2017年2月15日下午，原告带了4个追债公司的人在被告家楼下将被告围截威胁，说其女儿现在有病住珠江新城医院，要求被告马上归还借条的欠款，否则对被告不客气，并将被告及母亲推上了一部车牌号为粤Ｑ×××××的小车，将被告母子两人载到河南宝业路一间名叫“君皇酒店”内，威胁被告母亲同意代子还款。但被告父母都是普通低收入退休工人，只靠较低的养老退休金维持家庭生活（被告由于身体状况一向不正常，一直以来都没有固定职业，更因这件投资款出事后身体状况更加差，精神大受打击，精神情绪至今都十分不稳定），当即向原告表示没有能力代子付款。当时被告父母因作为长辈考虑到原告是儿子多年的老朋友，大家以往都熟识，再加上原告讲其女儿又有病住院，所以出于对原告情况的同情理解，便出面积极想办法向亲戚朋友筹借钱，于2017年2月17日向原告代偿还支付了人民币80,000元投资款，以解决原告暂时出现的困难，原告同时向被告写下收到80,000元的收据。但原告收到这80,000元不到两个月，又于同年4月10日下午及4月25日下午带上十几人来到被告家楼下围截威胁恐吓被告，还放下狠话，如再不还款就找人“买起”被告，威逼被告还款。被告当时表达自己目前又没有其它工作收入，身体又不好，刘志敏已经失联了，投资款暂时还没有什么办法追回，自己实在没有能力代还原告的投资款。再加上关键是自己也同时投入了27万元投资款，与原告一样同样是受害者，家庭亦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已经考虑与父母商量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刘志敏追回投资款。但原告等人不予理会，还继续不断进行恶意威胁，最后父亲只能采取报警处理，到场民警随即展开调查笔录，将双方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并明确指出原告等人应冷静，双方应协商解决经济纠纷，千万不能用过激的威胁恐吓等违法手段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可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但当双方从派出所出来后，原告等人又一次反复对被告进行威胁恐吓，最后在三名民警的护送下被告及父母才能得已返回家中。自此后，原告还经常派不明真相的人在被告家门口围截及在通话中威胁等施行非法手段。目前，被告的家庭生活因此事已受到严重干扰，一家人特别是父母年纪已大，整天担惊受怕，一家人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被告自出现这件事后，特别是受到原告等人的多次威胁恐吓后，精神、心理、身心均受到重大的打击创伤，身体状况每况逾下，精神受到很大影响，精神恍惚，经常出现间歇性晕倒现象，至今都不能外出找工作，给家庭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被告认为，原告上述对被告采取的威胁恐吓等非法追款手段，已对被告造成极大的人身伤害，已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行为，请法庭予以考虑。四、本案中原告人对被告的借款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实际上是一宗超过银行有关融资规定的，不受相关法律保护的非法吸纳资金的纠纷案件。事情的发生主要原因是原告及被告法律意识缺乏，贪图得利所致。〈1〉原告在事前已明知此项投资是高息回报的投资项目，理应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而且高收益的同时必然存在高风险，原告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效果和责任。所以目前这宗高息回报投资款项出现问题不能兑现时，应该由原告与被告一道共同协作去追讨非法吸纳投资款人刘志敏，共同维护自身的利益。〈2〉被告在这宗案高息投资事项中是代办原告人的投资款手续的，并未取得原告人的任何利益，只是被告不熟悉有关的法律常识，又基于与原告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所以没有考虑过多便按原告的指示要求向原告写下了借条，现在反过来却成为了原告起诉被告的条件，但事实上作为本案的原告和被告都是受害者。〈3〉被告自此事发生后已积极采取多种方法试图向刘志敏追讨投资款，并鉴于与原告人是多年的老朋友关系及考虑到原告的有关实际情况，已向原告多次承诺如能追回投资款时尽可能先行满足优先支付给原告，被告现已准备另案起诉非法吸纳投资款人刘志敏，以维护双方的利益。〈4〉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中存在刻意隐瞒有关事实的行为，包括在汇入被告投资款时已即时先行扣除高利息收入合计人民币58,000元，被告父母因其女儿住院需用钱而代垫偿还投资款人民币80,000元，以及在前后一年多时间里被告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已偿付原告回报利息合计人民币314,200元，以上合计，原告实际已取得投资回报利息372,200元，取得投资本金80,000元，由此可见，本案中原告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损害了被告利益。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有违事实，隐瞒真相，请法院根据本案的真实情况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利益。另补充，涉及本案的款项事实如被告答辩意见中第一点中的第项所陈述的事实内容。原告许顺邦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条，证明2016年1月6日被告出具的10万元借条，借条中没有约定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但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是月利率3%，借款期限是如被告违约，被告可以随时追索，没有明确的借款期限，原被告借贷关系。出借款项是2015年11月4日，借条与收据是被告在2016年1月6日补写的。2.收据，证明被告于2016年1月6日确认收到原告10万元的借款。3.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在2015年11月4日分2笔转账给被告，共转账92000元。4.录音（光盘），证明原告在2017年6月份通过手机与被告联系，催促被告还款，通过被告与原告的通话内容显示，被告确认现仍欠原告110万元，被告同意尽快偿还，也对刘志敏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被告黎永翔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户名：黎永翔（银行打单），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交付的投资款后连同自己的投资款项一并汇入吸纳投资款人刘志敏帐户。2.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户名：黎永翔（银行打单），证明被告收到刘志敏的投资款回报高息后按约定支付给原告的投资款利息，合计314200元（说明：原告在向法院起诉的7件案件，从借款起至2016年7月底被告均按月利率3%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款，总计314200元，但由于刘志敏没有再向被告支付利息，所以被告从2016年8月之后就没有再向原告支付利息，在上述银行流水中反映的款项有部分是8月份支付的款项，但上述款项是包括7月份及之前的利息）。3.收据，证明被告父亲已代被告偿还原告投资款本金80000元。4.短信记录，证明被告自刘志敏告知投资款事项出问题后向刘志敏追讨投资款项的双方短信记录。5.照片，证明原告多次通过催收公司向被告进行追款，原告委派催收人使用粤Ｑ×××××小车，将被告母子载到君皇酒店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许顺邦与黎永翔是朋友关系。2015年6月15日，许顺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黎永翔的银行账户转账共97000元。同日，黎永翔向原告出具《借条》及《收据》确认，黎永翔向许顺邦借款100000元，并收到借款100000元。黎永翔按月利率3%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6年7月，自2016年8月起没有向许顺邦支付借款利息。经许顺邦催促未果，故成讼。庭审中，黎永翔认为：1.借条及收据是其本人所写的，原告确实在2015年6月1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97000元，但另外3000元是原告作为高息回报预先扣除的利息；2.被告有按月利率3%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6年7月底，但从2016年8月起没有再向原告支付利息；3.原告提供的录音也是双方通过手机的通话内容。许顺邦认为：1.原告出借款项的相对方是本案的被告，并非被告答辩所称的刘志敏，且原告与刘志敏没有任何关系；2.原告实际上是支付了10万元的借款，其中97000元为银行转账，剩余的3000元是被告欠原告的货款，在本次借贷中进行结算（电脑配件的货款），原、被告之间有生意往来；3.确认在2017年2月17日收到被告父亲黎嘉宁代被告偿还给原告的借款本金80000元。本院认为，因黎永翔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许顺邦与黎永翔共同参与向刘志敏提供资金以获取高额利息的事实，故本院对黎永翔提出其不应向许顺邦偿还借款及利息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许顺邦、黎永翔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有《借条》、《收据》以及许顺邦提供的银行转账清单为凭，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履行。依据许顺邦提供的中国银行银行流水清单，许顺邦于2015年6月15日向黎永翔转账支付借款97000元后，黎永翔于同日签署向许顺邦借款100000元的《借据》和《收据》，且黎永翔也作出了一直按月利率3％的标准向许顺邦支付借款利息的陈述，故许顺邦主张其向黎永翔出借的款项为100000元的事实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对黎永翔主张《借据》约定的借款100000元中，有3000元是原告先行扣除的利息的事实主张不予采信。许顺邦已依约交付借款100000元，黎永翔亦应依约履行还款付息义务。黎永翔未还款付息，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继续清偿债务的民事责任，故许顺邦要求黎永翔返还尚拖欠的借款2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许顺邦与黎永翔在诉讼中均确认双方达成了按月利率3％计付借款利息的事实，本院对双方借款有利息约定的事实予以认定。由于双方约定的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现许顺邦自愿将逾期还款利息调低至按年利率24%计付，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黎永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许顺邦清偿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8月15日起计算至2017年2月17日止，以1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2017年2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70元，由原告负担900元，被告黎永翔负担4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劳灿辉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青婷梁又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