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31910号
原告栾国敏，女，1959年8月5日出生。
原告代理人刘芳，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
法定代表人杨文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岩，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栾国良，男，1947年10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守恒，北京市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辽河，男，1947年10月26日出生。
原告栾国敏（以下简称栾国敏）与被告栾国良（以下简称栾国良）、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栾国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芳，栾国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守恒、郑辽河，城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栾国敏诉称：我与栾国良系兄妹关系。1988年，为解决我婚后无房困难，通过二哥栾××的介绍，我承租了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村5号院（以下简称5号院）内的平房两间。1995年，我承租的上述房屋被拆迁，按照政策，我分得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北里××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在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时，为确保自己在单位的分房资格，我就在租赁合同中签署了栾国良的名字，并以其名义办理了房屋入住的相关手续。此后，涉诉房屋由我和家人居住使用，并按时交纳各项费用。在此期间，栾国良对于我使用其名义租赁该房屋一事并不知情。2008年11月19日，栾国良无意中发现了涉诉房屋是其自己的名字，就以原租赁合同丢失为由，向房屋管理单位提交了补办房屋租赁合同的申请。2008年11月20日，栾国良又以自己的名义和城开公司签订了《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将涉诉房屋登记至其名下。在知晓上述情况后，我多次找栾国良协商，但均未达成一致。我认为，涉诉房屋来源于我承租的平房被拆迁，栾国良既未参与拆迁过程，也非拆迁时的被安置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我只是借用了栾国良的名义，与房屋有关的一切手续均是由我实际签署，相关费用也是由我支付。房屋交付后，栾国良未曾居住，对于我和家人居住使用的事实，栾国良也从未提出异议，因此，能够证明栾国良也认可涉诉房屋系应归我所有。但在此情况下，栾国良谎称相关材料丢失，并提供虚假证据与城开公司签订《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而且城开公司因没有对栾国良提供的虚假手续进行核实，对此亦存在过错。综上，为维护合法权益，我现诉至法院，要求：1、确认栾国良与城开公司签订的《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无效；2、栾国良与城开公司协助将涉诉房屋恢复至以栾国良名义承租的状态。
栾国良辩称：不同意栾国敏的全部诉讼请求。栾国敏就其陈述的承租5号院房屋一事并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拆迁时不可能仅凭其口述租赁关系就给栾国敏安置房屋。事实上，在拆迁前我一家三口均为五号院的户籍居民，也实际居住在此，因此根据拆迁政策，是应该向我分配安置房屋的。本案中，张××作为5号院宅基地使用人到庭表示其并不认识我，是在撒谎，因为没有他的同意和配合，我和家人的户口是不可能落在5号院的。1993年至1995年期间正好是5号院拆迁前后，因我所在单位需要我经常到外国或外地出差，当时我和栾国敏、栾××关系很融洽，我也非常信任他们，因此就委托弟弟栾××为我办理涉诉房屋的承租事宜，这导致了我对于房屋承租时的具体细节不太了解，但就拆迁和分房这些大问题我都是知情的。在承租了涉诉房屋后，我的儿子也曾在此居住，并交纳了各项费用。因为我曾将与房屋有关的手续都放在母亲处，栾国敏是从母亲那取得的相关材料，而非从一开始就是由栾国敏持有。现拆迁安置协议、《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和《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中均是我的名字，而栾国敏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涉诉房屋存在任何关系，无论租赁合同的签字是谁签的，栾国敏都并非房屋租赁合同及买卖合同的主体，故其对于要求确认我与城开公司之间《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没有诉权。而且栾国敏的诉讼请求中还要求将涉诉房屋恢复至由我承租的状态，这种诉求本身就与栾国敏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故根本不应成立。
城开公司辩称：不同意栾国敏的诉讼请求。首先，1995年1月7日，我公司因房屋拆迁安置与栾国良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将涉诉房屋作为安置补偿出租给栾国良。2008年5月15日，栾国良作为承租人，向我公司申请购买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并于2008年11月20日与我公司签订了《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上述合同系我公司与栾国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其次，栾国敏自称借用栾国良的名义签署了承租合同，但栾国敏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相反，现有的拆迁安置协议、《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均是以栾国良的名义签订的，从未显示有栾国敏的名字。庭审中，栾国敏虽然申请了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但其中的证人栾××是双方的亲属，且还与栾国良存在着未结诉讼，因此其证言不足以证明被拆迁时，栾国敏就是5号院的实际居住人。另一位证人张××自称是5号院的所有权人，但却未提供任何书面材料支持其说法，故我公司对其证人身份持有异议，且不认可证明内容。再次，即便栾国敏所述属实，我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过错。根据栾国敏起诉状中的自述，其当时是为了确保自己在单位的分房资格，所以借用了栾国良的名义签署拆迁安置协议和《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此栾国敏是为了谋取一种不正当的利益，而主动采用了隐瞒事实、欺诈的方式，来利用栾国良的名义承租房屋。在栾国良申请购买涉诉房屋时，我公司作为当时的房屋所有权人，只能够根据书面材料记载的承租人确定购买者的身份。当时所有的书面材料显示的房屋承租人均是栾国良，在此情况下，我公司已经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从而与栾国良签订的《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故不存在任何过错。
经审理查明：栾国敏与栾国良系亲属关系。
2008年11月20日，栾国良与城开公司签订《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由城开公司将涉诉房屋以2001年成本价出售给栾国良，房款总计36344元、公共维修基金1724元。2011年1月10日，涉诉房屋登记至栾国良名下。
经询，栾国敏、栾国良及城开公司均确认涉诉房屋系5号院拆迁安置所得，最初为承租房屋。对此，栾国敏表示其在1988年通过哥哥栾××介绍承租了张××所有的位于5号院内的平房二间，并一直居住至1995年该院落拆迁。本案在审理过程，张××、栾××作为栾国敏的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证人证言，城开公司认为张××未能证明其系5号院权利人，故对于证人身份不予认可。栾国良则不认可张文利与栾××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提交了派出所证明信及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证明在拆迁前，其与前妻李××、儿子栾×均为5号院的户籍居民，且一直在5号院内居住，因此有权获得安置房屋。
庭审中，栾国敏提交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供暖协议、租金收据及水电燃气费收据，证明该《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落款处“栾国良”的签字是由栾国敏代签，与涉诉房屋相关的承租手续原件均在栾国敏手中，且房屋也是由栾国敏居住，故栾国敏应为房屋实际权利人。对此，栾国良表示在5号院拆迁并安置房屋时，相关手续均是其委托栾国增代为办理，之后与房屋相关的材料原件就放在母亲处，现栾国敏提供的证据原件是其自行从母亲处拿走的。关于栾国敏提交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栾国良则表示该合同并非承租房屋时签订的原版合同，而是条款变更后的第二版合同，因为当时栾国敏自己的房子也在花家地附近，因此才让栾国敏帮着办理了变更合同的事。
栾国敏另行提交了栾国良于2008年11月19日书写的声明复印件一份，内容为：“我是花家地北里××住户栾国良，因外出将房本丢失。现郑重声明，原房本作废。”栾国敏认为，栾国良明知栾国敏才是房屋实际权利人，且相关材料也在栾国敏手中，但仍谎称房本丢失，并从城开公司处购买了涉诉房屋，采取了欺骗的手段，且损害了栾国敏的权利。栾国良认可该声明的真实性，但表示当时确实没有找到租赁合同，因此就写了该声明。
栾国良提交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表示此份《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才是承租房屋之初签署的，而此两份证据中落款处“栾国良”的签字也均是栾××所签。经对比，栾国良提交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与栾国敏提交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非同一份合同。对此，栾国敏及栾国良均认可栾国良提交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是承租房屋当时签署的，而栾国敏提交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是在承租房屋后因租金变动而另行签订。但栾国敏表示上述《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前后两份《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的“栾国良”的签字均是栾国敏签署的。栾××出庭作证时也表示并未接受过栾国良的委托代其办理过房屋拆迁和承租手续。城开公司认为无论证据中“栾国良”的签字是谁所签，但体现的权利人均是栾国良，故其公司在此基础上与栾国良签订的《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分户调查表、证明信、《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房屋进住证明、《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及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栾国敏认为其系房屋实际权利人，栾国良在明知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手段与城开公司签订《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然而《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中显示的被安置人和承租人均是栾国良，因此无论其实际签署人及房屋实际权利人是谁，都不影响栾国良作为《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这一事实。在此前提下，城开公司与栾国良签订的《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栾国敏主张的无效理由并非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且栾国敏也未能举证证明栾国良与城开公司就签订《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一事存在恶意串通，故对于栾国敏要求确认栾国良与城开公司所签订的《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无效以及将涉诉房屋恢复至承租状态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栾国敏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栾国敏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茜倩
代理审判员 余 昉
代理审判员 李甲军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吴青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