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12民初195号
原告：浙江琦琦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702562352630Q）。住所地：金华市婺城区大岩路***号。
法定代表人：虞军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李文，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行波，女，1975年9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3302041975********）,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甬港一村*号***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康，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胤龙，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寅祥，男，1949年5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3306021949********），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鹤池苑小区**幢***室。
被告：李永品，男，1963年5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3302191963********），汉族，住余姚市兰江街道磨刀桥村9队。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雷光，浙江三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冯旭初，男，1948年6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3302261948********），汉族，住宁海县力洋镇力洋村力洋东路**号。
被告：史进东，男，1967年6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3401041967********），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九五花园*幢**号****室。
原告浙江琦琦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琦公司）为与被告邵行波、董寅祥、李永品、冯旭初、史进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8日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立案受理后，被告邵行波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认为被告邵行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裁定本案移送至本院审理。2016年9月8日，本院以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且五被告及作为接受货币一方的原告均不在本院辖区为由逐级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2016年12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丽丽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后因需以公告方式向被告董寅祥、史进东送达，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7年6月30日、同年7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李文，被告邵行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康、曹胤龙，被告李永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雷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董寅祥、冯旭初、史进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琦琦公司起诉称：2014年9月28日至同年9月29日，原宁波柔恒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柔恒公司）向原告订购煎盘、大底砂锅等，并签订了编号自14112起至14121止的十份订单。柔恒公司向原告订购后，原告即根据柔恒公司的要求将货物交付给柔恒公司，柔恒公司陆续支付了部分货款，但至今尚有213707.60元货款未付。原告多次催讨均无果。现柔恒公司工商登记已注销，但注销前未经依法清算，故原告认为，五被告作为柔恒公司的股东，未经合法清算即将公司注销，其对柔恒公司欠原告的货款依法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为此，诉请判令五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13707.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13394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3月14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6月29日，之后的利息仍按此标准继续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被告邵行波答辩称：1.柔恒公司为了供货给外商，多次向原告下订单，双方之间存在长期的交易往来。柔恒公司发货至欧洲后，外商提出质量问题，索赔20000美元，货物也留在国外没有退回。涉及的是编号为14040、14041的两份订单。为了货款纠纷，原告曾两次发送律师函给柔恒公司，柔恒公司也向原告发了两次律师函。2.原告在起诉之前公司内部股权已发生了变更，有了新的股东、新的法定代表人和公章，被告认为原告是接受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爱笑的委托，主体不适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3.柔恒公司经依法清算而注销，各股东已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告，完成了法律上的清算手续，但原告未申报债权，故原告的债权已经消灭，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调解，扣除质量扣款后，同意支付原告人民币90000元。
被告李永品答辩称：其是柔恒公司的小股东，之前没有在公司担任职务，对公司经营也不清楚。同意被告邵行波的上述答辩意见，原告股权发生变动，其需要提交股权转让协议，说明本案的债权属于林爱笑还是新进的股东。
被告董寅祥、冯旭初、史进东未作答辩。
原告琦琦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举证及被告邵行波、李永品质证如下：
1.柔恒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清算报告各一份，拟证明柔恒公司已经注销，其股东为本案五被告邵行波、董寅祥、李永品、冯旭初、史进东，该公司未经合法清算即注销，应由股东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被告邵行波、李永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订单十份（订单编号自14112起至14121止），拟证明原告与柔恒公司之间签订合同的事实。被告邵行波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除了该些订单外双方之间还有其他订单。被告李永品质证认为，其系小股东，对公司经营情况不清楚；
3.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涉案十份订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库单各一组，拟证明柔恒公司尚欠原告货款213707.60元的事实。被告邵行波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柔恒公司已认证，涉案十份订单项下的货物业已收到；对付款金额没有异议，但认为货币是种类物，期间柔恒公司也没有支付别的款项；对出库单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是原告内部出库单据，无柔恒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被告李永品对交易明细清单有异议，认为该表格是原告自行制作，对表格内容不清楚；对出库单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邵行波意见。
被告邵行波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举证及原告质证如下：
1.原告向柔恒公司发送的律师函两份，拟证明2015年2月6日、同年3月25日，原告委托丰琪律师两次向柔恒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柔恒公司支付货款并履行编号为14095的订单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柔恒公司发送给原告的函件（附产品照片）一份，拟证明2015年3月11日，因14040、14041两份订单项下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柔恒公司向原告发函要求退货并赔偿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其没有收到该函件，函件中所称的14040、14041订单项下货物有质量问题客观上并不存在，函件中的内容只是柔恒公司的单方说法，不能证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14040、14041订单约定供方同意出柜后视为质量合格；
3.柔恒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两份（均包括EMS详情单和投递记录），拟证明2015年3月28日、同年4月3日，柔恒公司两次委托律师向原告暨丰琪律师发函，表示柔恒公司将不再支付货款、14095号订单取消；律师函均已被签收，故14095订单依法被解除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律师函均是寄给丰琪律师的，从投递记录看是他人代收，丰琪律师是否收到原告不清楚，但原告未收到过。货物质量问题都是柔恒公司的单方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要求解除14095订单的通知应该直接发给原告，而不应发给丰琪律师；
4.注销公告一份（打印件），拟证明2015年7月24日柔恒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在钱江晚报发布注销公告，进入清算程序的事实。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被告邵行波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柔恒公司已经依法清算，柔恒公司应当书面通知原告公司；
5.《清算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5年10月21日柔恒公司依法清算结束，清算组编制了清算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依法履行了清算义务的事实。原告对被告邵行波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所有清算手续，将柔恒公司破产清算的情况通知给原告，且根据清算报告记载的债务情况，原告认为被告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形；
6.外商索赔邮件、《公证书》一组（附翻译件），拟证明因货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外商向柔恒公司索赔24000美元，又因退货需要支出运费人民币60000元，即柔恒公司损失总计达人民币210000余元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邮件所涉货物是14040、14041两份订单项下的货物，也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与涉案十份订单无关；
7.14040、14041订单各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外商提出索赔的货物与该两份订单项下的货物货号一致即30060，原告供应的该两份订单项下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是与柔恒公司签订过编号为14040、14041的两份订单，款项也已付清，但订单内容是否如该组证据记载无法确认；
8.原告琦琦公司工商资料一组，拟证明2016年6月20日，原告原法定代表人林爱笑将股权转让给虞军民，徐柏南将股权转让给虞嘉雪，现法定代表人为虞军民，而本案原告代表林爱笑进行诉讼，其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9.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记账凭证各一份（除记账凭证外均为复印件），拟证明柔恒公司与外商存在编号为14040、14041的两份订单交易，数量合计10080套，总金额为人民币103723.20美元，柔恒公司已向外商交付该货物且货物已到目的港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被告邵行波未提交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的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记账凭证是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予认可；
10.付款申请单、记账凭证各一份、对账单（打印件）两份，拟证明2015年6月1日因2400套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柔恒公司向外商支付赔款20000美元，约人民币136000元的事实。原告对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均是被告单方制作。对账单是打印件，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所涉款项是赔款，也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的14040、14041订单项下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
被告李永品对被告邵行波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冯旭初、董寅祥、史进东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被告李永品、冯旭初、董寅祥、史进东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被告邵行波质证无异议，被告李永品也未提出反驳意见或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原件，被告邵行波作为柔恒公司注销前的法定代表人，其对该组证据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交易明细清单和出库单，两被告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不予认定。但被告邵行波认可涉案十份订单项下的货物均已交付，对交易明细清单中记载的付款金额亦无异议，对该两项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邵行波提交的证据1、4、8，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3、6、7、9、10，均是关于14040、14041和14095三份订单的履行情况，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14112至14121十份订单项下的货款，并不包括该三个订单，该六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情况，认定下列事实：
原告琦琦公司与柔恒公司之间存在多份订单交易。2014年9月28日、同年9月29日，双方签订编号自14112起至14121止的十份订单，约定原告向柔恒公司供应煎盘、炒锅等产品，其中14112至14116五份订单项下的标的物均为煎盘（客人货号为30043），单价为人民币22.10元/组，前四份订单数量均为16308组，订单总价均为人民币360406.80元，14116订单数量为14772组，总价为人民币326461.20元；14117至14121五份订单项下的标的物为大底炒锅（客人货号为30088），单价为人民币24.30元/组，14117至14120四份订单数量均为14664组，订单总价均为人民币356335.20元，14121订单数量为5844组，订单总价为人民币142009.20元；付款方式均为“供方提供按需方要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本合同正本，出货30天支付货款”。十份订单约定的交货时间分别为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21日、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2月5日、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21日、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2月5日。原告已交付上述十份订单项下的货物。2014年11月18日，原告就上述交易向柔恒公司开具价税总金额为人民币146921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同年11月22日，开具价税总金额为人民币11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同年12月3日，开具价税总金额为人民币625755.4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六份；同年12月31日，开具价税总金额为人民币116404.6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2015年1月6日，开具价税总金额为人民币98152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上述发票总金额为人民币3307896元。柔恒公司陆续付款合计人民币3094188.40元，具体如下：2014年11月19日付款100000元、12月1日付款700000元、12月2日付款784212元、12月19日付款200000元、12月25日付款542160元、2015年1月16日付款400000元、3月13日付款84295.40元、154422.60元、129098.40元。
在上述十份订单之前，原告琦琦公司与柔恒公司之间还存在编号为14040、14041的两份订单，交货、付款义务均已履行完毕。
另查明：被告邵行波、李永品、冯旭初、董寅祥、史进东是柔恒公司原股东，分别持股72%、6%、6%、10%、6%，均已实际出资。被告邵行波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史进东任监事。2015年7月24日，柔恒公司在钱江晚报发布注销公告。2015年10月21日，股东会决议解散，五位股东成立清算组编制《清算报告》一份，载明柔恒公司自2015年7月24日进入清算程序，至2015年10月21日清理结算，清理情况如下：清理基准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815600元（其中货币资金3815600元）、负债总额0元、所有者权益3815600元；2015年7月24日在钱江晚报刊登注销公告；无资产清理和债务偿还情况；债权债务已处理完毕，清理期间清理损失及费用为450元，清理后净资产3815150元；净资产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邵行波可得2746908元、李永品可得228909元、冯旭初可得228909元、史进东可得228909元、董寅祥可得381515元；公司注销歇业后，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隐性债务均由股东承担。
再查明：原告琦琦公司在2016年7月11日发生股权变更，原股东林爱笑将其持有的40%股权转让给虞军民，徐柏南将其持有的60%股权转让给虞嘉雪，法定代表人亦从林爱笑变更为虞军民。
本院认为：虽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等身份材料系股权变更之前的材料，但在审理中原告重新提交了变更之后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加盖公司新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邵行波、李永品主张原告内部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原告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涉案是基于琦琦公司与柔恒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原告公司内部发生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并不影响其以公司名义对外主张债权，琦琦公司新旧股东之间关于股权转让之前公司债权归属的约定系内部约定，与公司债务人无涉，现原告已提供齐备的身份材料，其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被告邵行波系柔恒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亦是大股东，同时是涉案十份订单的联系人，其对涉案交易的陈述、认可效力应及于全体股东。庭审中被告邵行波认可涉案十份订单项下的货物均已收到，对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付款金额均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也未提出异议，据此本院认定涉案十份订单项下柔恒公司尚欠货款人民币213707.60元。涉案订单均约定付款方式为“供方提供按需方要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本合同正本，出货30天支付货款”，结合双方的约定交期、原告的开票时间、柔恒公司的付款情况及原告发函催款情况看，原告主张自2015年3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暂计算至2016年6月29日计人民币13394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邵行波、李永品主张的14040、14041订单项下原告供应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柔恒公司被外商索赔，故应当在未付货款中扣减20000美元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是就14112至14121十份订单主张货款，并不包括14040、14041订单，即被告抗辩意见所依据的合同并非本案的诉讼标的，而被告抗辩扣款的14040、14041两份订单项下的货款已付清，故被告在本案中要求质量扣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可另行起诉主张损失赔偿。
经查明，柔恒公司自2015年7月24日进入清算程序，五被告组成清算小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2015年10月21日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柔恒公司注销之前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213707.60元，清算组依法应当书面通知作为债权人的原告。即使如被告邵行波所述，其认为原告需承担14040、14041订单下的质量赔款20000美元，扣减该金额后，原告仍是柔恒公司的债权人，清算组仍应书面通知原告参与分配。被告邵行波辩称的清算之前与外商之间未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认为质量赔款达人民币210000元，故不认为需继续向原告支付货款，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看其所谓向外商支付20000美元赔款的时间是2015年6月1日，即在清算之前，因此被告邵行波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据此，应当认定五被告在清算柔恒公司时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同时，五被告在《清算报告》中承诺“公司注销歇业后，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隐性债务均由股东承担”，此具有法律效力，其应当按诺履行。综上，原告要求五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对柔恒公司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董寅祥、冯旭初、史进东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邵行波、董寅祥、李永品、冯旭初、史进东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浙江琦琦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213707.60元、逾期利息人民币13394元及自2016年6月30日起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2354元，由被告邵行波、董寅祥、李永品、冯旭初、史进东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董寅祥、史进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彬彬
审 判 员 孙丽丽
人民陪审员 张新春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戴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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