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51民终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贤生，男，汉族，1978年1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饶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钦城，广东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兴达，广东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潮州市紫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锡美村。
法定代表人：罗财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业俊，广东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礼生，男，汉族，1966年2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饶平县。
原审第三人：王太江，男，汉族，1989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饶平县。
上诉人王贤生因与被上诉人潮州市紫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莲公司）、原审第三人刘礼生、王太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5）潮湘法民二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贤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钦城、被上诉人紫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业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刘礼生、王太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贤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紫莲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王贤生经与紫莲公司协商购买木材，双方成立口头买卖协议，王贤生于2015年3月10日、3月12日分二次向紫莲公司共支付货款人民币l00万元，后紫莲公司并没有按约定交付木材，经王贤生多次催促无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紫莲公司确认收到王贤生购买桉树货款人民币l00万元，并声称已交付木材，但至今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交付了木材。一审法院竟然在证据确实不充分的情况下，认定紫莲公司已履行了交货义务。本案的焦点为紫莲公司是否按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紫莲公司提交《砍伐协议书》、《桉树木材销售明细表》、出门条、过磅单等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供货义务，上述证据均与王贤生无关，都是第三人刘礼生与紫莲公司之间的约定，缺乏最基本的关联性及证明效力。但一审法院忽视证据的三性，通过紫莲公司及刘礼生的陈述进行推理，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同时，作为本案的另一第三人王太江也否认有与刘礼生共同合作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而是直接向刘礼生购买，第二次是直接向紫莲公司购买，紫莲公司也出现收到王太江的货款后不履行供货的情况。通过王太江及其父亲王某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可充分证实，刘礼生所陈述的三方合作根本不存在。王贤生在一审开庭时也向法庭说明除本案l00万元外，还曾于2015年1月5日及l月12日分别向紫莲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0万元、111564元，关于这二笔货款，紫莲公司已交付了木材，所以王贤生才有与紫莲公司进行第二次合作。因此，王贤生已完成举证义务，证明自己已按合同约定向紫莲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但一审法院却在紫莲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归究于王贤生，并驳回王贤生的合理请求，一审法院这种举证责任倒置行为明显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审理期限严重超时，损害了王贤生的合法权益。王贤生自2015年12月7日提起诉讼，但本案却一拖再拖，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进行判决，明显违法了法律规定，损害了王贤生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且审理期限超过法律的规定，导致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的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护王贤生的合法权益。
王贤生述称，（一）从买卖关系看，王贤生提出本案买卖是口头协议，而紫莲公司予以否认，刘礼生提出《砍伐协议》是代表王贤生签订的，该证明责任是紫莲公司承担，该协议是与刘礼生签订的，并非王贤生，紫莲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合同为书面合同。（二）从砍伐协议和汇款时间看，一审法院认为王贤生的汇款时间是在协议之后，该汇款与《砍伐协议》约定有关的推理十分牵强。（三）从刘礼生和紫莲公司的结算内容看，一审法院认为刘礼生、王贤生及王太江一共与紫莲公司发生的货款为140万元，而紫莲公司提供桉树为1330045.75元，明显二数字无法对应，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查明余款69954.25元由第三人刘礼生作为支付后期购买桉树的货款，若刘礼生真的是代表王贤生及王太江，其仅仅出资10万元，却可随便将合作款进行自由支配，这与事实情况不符。王贤生向二审法院提交另外两笔汇款共计211564元，也是在《砍伐协议》之后，主要证明刘礼生签订的《砍伐协议》及结算与王贤生、王太江实际支付的货款不符，王太江及证人王某均否认其与刘礼生有合作共同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的事实。在法律适用方面，结合本案欠款，王贤生已经证明支付了货款，紫莲公司也确认收到王贤生的货款，王贤生的举证责任已完成。紫莲公司需证明其已向王贤生支付100万元货款。其提交的《砍伐协议》等无法证明与王贤生有关，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紫莲公司口头辩称，本案刘礼生、王太江、王贤生合伙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事实清楚，《砍伐协议》于2015年1月4日签订，按《砍伐协议》约定支付押金40万元，王太江于2015年1月4日付30万元，刘礼生于2015年1月5日付10万元。王太江已承认付款30万元购买桉树，也承认收到所购买的桉树，王太江在一审中也已经说明其另汇了20万元后紫莲公司退回，其陈述足以证明是购买桉树的一方当事人，也足以证明《砍伐协议》中刘礼生一方代表了王太江和王贤生在内。王贤生在2015年3月10日汇款60万和12日汇款40万给紫莲公司，作为履行协议购买货款，是书面协议，并非口头协议。王贤生主张与紫莲公司口头协议购买桉树没有事实依据，王贤生对该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若王贤生两次货款共100万元不是依据《砍伐协议》，那么王贤生为何要汇款给紫莲公司，其主张的口头协议，紫莲公司否认，王贤生至今没有说明口头协议涉及什么约定。假设100万元与《砍伐协议》无关，为何王贤生一直没有要求紫莲公司供货。刘礼生与紫莲公司结算后，王贤生也没有提出异议。王贤生也没有排除正常的交易习惯，在汇款100万元后，一直没有对紫莲公司供货提出异议。2015年4月25日，刘礼生作为合伙购买桉树一方与紫莲公司结算，结算数额体现以三人汇款的总额作为结算金额，紫莲公司已经履行了提供桉树的义务。王贤生主张其没有收到桉树是违背事实，缺乏依据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礼生、王太江均未作陈述。
王贤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紫莲公司立即付还其货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货款之日止）；2.判令紫莲公司承担本案诉讼的全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贤生、刘礼生、王某与紫莲公司洽谈买卖桉树，其中王某系代表其子王太江与紫莲公司发生桉树买卖关系。2015年1月4日，刘礼生作为购货方代表（乙方）与紫莲公司（甲方）签订《砍伐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甲方就园区内种植的桉树一片由乙方包工砍伐销售给乙方；桉树按百斤人民币20元结算，斤两以2米6公分尾以上截取的重量计算，如被甲方发现乙方没有按树木6公分截取，按1条200元罚款；乙方需在签订合同后80天内完成砍伐，乙方应交押金40万元；桉树款每10车结算一次，乙方必须将桉树款及时汇入甲方指定的帐户；乙方负责监管砍伐工人，上山运输人员不得偷取木材等。《砍伐协议书》签订后，王太江于当日汇付人民币30万元、刘礼生于2015年1月5日汇付人民币10万元给紫莲公司作为购买桉树的押金，王贤生于2015年3月10日汇付人民币60万元、3月12日汇付人民币40万元给紫莲公司作为购买桉树的预付款，紫莲公司也依约自2015年3月18日起至4月19日间供给桉树共3366250公斤。2015年4月25日，刘礼生作为购货方代表与紫莲公司进行结算，双方确认紫莲公司供给的桉树货款总额为人民币1330045.75元，与王太江、刘礼生、王贤生三人汇付的押金及预付款共人民币140万元进行结算，两数相抵后，余款人民币69954.25元，紫莲公司未予退还。该余款人民币69954.25元后由刘礼生作为支付还其后期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的货款。尔后，王贤生以其于2015年3月10日汇付人民币60万元和3月12日汇付人民币40万元作为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的货款后，紫莲公司没有供给其桉树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
诉讼期间，一审法院就本案的一些问题调查王某。王某陈述的内容是：其有介绍其儿子王太江向刘礼生购买桉树，也有与刘礼生及王贤生到紫莲公司，但其没有参与洽谈购买桉树，至于刘礼生和王贤生与紫莲公司有无洽谈购买桉树事宜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砍伐协议书》实质是购销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礼生与潮州市紫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砍伐协议书》是刘礼生个人与紫莲公司所签订的，还是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作为购方与紫莲公司所签订的；紫莲公司有无履行合同义务供给桉树。从双方举证的证据材料及陈述内容看，王太江于2015年1月4日汇款人民币30万元，刘礼生于2015年1月5日汇款人民币10万元，王贤生于2015年3月10日汇款人民币60万元、3月12日汇款人民币40万元给紫莲公司作为购买桉树的款项事实存在，紫莲公司也承认收到上述款项。从买卖关系看，王贤生虽提出其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系双方口头协议，但紫莲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提出王贤生是与刘礼生合伙由刘礼生作代表与其签订《砍伐协议书》而发生买卖关系，是有书面合同，并非口头约定；而刘礼生也提出《砍伐协议书》是其作为购方代表和王贤生、王某合伙共同与紫莲公司发生买卖桉树关系所签订的；王贤生对其此项主张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砍伐协议书》签订的时间、紫莲公司供给桉树的时间及刘礼生、王太江、王贤生汇款时间看，《砍伐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5年1月4日；紫莲公司供给桉树的时间是2015年3月18日至4月19日间；王太江汇款时间是2015年1月4日，刘礼生汇款时间是2015年1月5日，两人的汇款共人民币40万元，而王贤生汇款时间是2015年3月10日和12日，汇款时间刚好在《砍伐协议书》之后，紫莲公司供给桉树的时间之前，三人的汇款时间及数额符合《砍伐协议书》中购方必须交押金40万元并将桉树款及时汇入卖方指定的账户的约定，都是围绕《砍伐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汇款。从紫莲公司供给桉树的数量看，该公司自2015年3月18日至4月19日间供给桉树共3366250公斤，货款额人民币1330045.75元，可看出该公司是按照刘礼生、王太江、王贤生的汇款数额来按量供给桉树的。从刘礼生2015年4月25日与紫莲公司结算的内容看，双方系将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三人的汇付款共人民币140万元作为予付货款结算，说明刘礼生与紫莲公司均认同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三人系《砍伐协议书》中的购货方，才将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的汇款作为货款进行结算，且自王贤生汇时至刘礼生与紫莲公司结算时的时间达1个多月，王贤生也没有举证这段时间及后来其向紫莲公司交涉供货或要求退款以及将其汇款作为货款结算存在任何异议的依据。从被调查人王某的陈述中也反映了其行为系代表其儿子王太江以及王贤生有和刘礼生一同与紫莲公司洽谈购买桉树的事宜。庭审时王太江也已承认收到其汇款人民币30万元价值的桉树。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确认，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系《砍伐协议书》中的购货方，紫莲公司系供货方，刘礼生系作为购方合伙人的代表与紫莲公司签订《砍伐协议书》并结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对刘礼生的上述行为均应承担责任。本案中，紫莲公司在履行《砍伐协议书》中已供给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桉树3366250公斤，货款总额为人民币1330045.75元，已履行了供货义务。因此，王贤生提出紫莲公司收到其预付货款后没有供给其桉树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判决：驳回王贤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王贤生负担。
二审期间，王贤生提交《银行汇款单》复印件二份，证明其分别于2015年1月5日及同年1月12日向紫莲公司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211564元，即王贤生总共向紫莲公司支付了人民币1211564元的事实。经质证，紫莲公司提出王贤生没有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认为不是新证据，不同意质证。经审查，王贤生提交《银行汇款单》不属于新证据，但可以佐证紫莲公司收到王贤生货款人民币211564元后，紫莲公司已向王贤生供给桉树的事实。
紫莲公司、刘礼生、王太江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王贤生、王太江均承认通过刘礼生介绍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王太江于2015年1月4日汇款人民币30万元、刘礼生于2015年1月5日汇款人民币10万元、王贤生于2015年3月10日汇款人民币60万元及同年3月12日汇款人民币40万元给紫莲公司向其购买桉树，紫莲公司承认收到上述款项。王贤生凭《汇款单》、《收据》于2015年12月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称紫莲公司收到人民币100万元后没有供给桉树，紫莲公司辩称收到王贤生人民币100万元后已经供给桉树，并提供《砍伐协议书》、《收据》、《过磅单》、紫莲公司《出门条》、《桉树木材销售明细表》、《桉树木材销售汇总表》等证据证明其主张。由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都不足以完全证明各自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审核后，作如下分析：一、关于刘礼生的陈述。刘礼生在一审述称其与王贤生、王太江共同向紫莲公司购买桉树，并于2015年1月4日作为购货方代表与紫莲公司签订《砍伐协议书》，签订协议书时王贤生、王某（王太江父亲）在场，协议签订后，王贤生、王某组织人员上山砍伐、运输桉树，紫莲公司有供给桉树。结算时因王贤生与紫莲公司发生争执，后由其自己与紫莲公司结算，并向法院陈述部分为他们运输桉树的司机姓名、移动电话号码、车牌号等等。根据刘礼生的陈述，结合《砍伐协议书》的主要内容、紫莲公司提供的《桉树木材销售明细表》、《过磅单》、《出门条》以及刘礼生、王太江、王贤生汇款时间看，刘礼生、王太江、王贤生汇款的时间在《砍伐协议书》签订之后，在紫莲公司供给桉树时间之前，刘礼生、王太江、王贤生的汇款符合《砍伐协议书》中购方必须将桉树款及时汇入卖方指定的账户的约定。王某向一审法院反映其代表儿子王太江与王贤生、刘礼生一起到紫莲公司洽谈购买桉树的事宜，且王太江也承认汇款后收到紫莲公司供给的桉树，而《砍伐协议书》没有约定紫莲公司园区内桉树一片由买方包工砍伐销售的总货款。可见，刘礼生的陈述比较符合常理以及桉树买卖的交易习惯。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查部分运输桉树司机反映的情况等等，认定刘礼生、王贤生、王太江系《砍伐协议书》中的购货方，紫莲公司系《砍伐协议书》中的供货方，刘礼生系作为购方合伙人的代表与紫莲公司签订《砍伐协议书》并无不当。二、关于王贤生的陈述。王贤生提出于2015年3月10日及同年3月12日汇款给紫莲公司向其购买桉树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且口头约定时，刘礼生、王某均在现场，但无法说明口头约定的具体内容。作为标的达人民币100万元的大额交易，对标的物桉树的单价、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没有作出约定，不太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王贤生在起诉书、上诉书中均提出与紫莲公司达成口头买卖合同，紫莲公司没有按约定供给桉树，但王贤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至今没有说明双方口头约定的内容，经法院反复询问，王贤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无法说明双方口头约定的具体内容。二审期间，王贤生提供《银行汇款单》复印件二份，证明其分别于2015年1月5日及同年1月12日向紫莲公司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211564元，紫莲公司即供给桉树的事实。而在同年3月10日及同年3月12日，王贤生又分二次共向紫莲公司汇款人民币l00万元却没有收到紫莲公司供给的桉树，不太符合常理。如果紫莲公司收到货款后没有供给桉树，王贤生不可能连续汇款，也不符合王贤生所述的双方的交易习惯。王贤生主张其向紫莲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00万元，而紫莲公司没有供货。但至二审期间，王贤生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从2015年3月12日最后一次汇款至2015年12月2日提起诉讼期间有过向紫莲公司要求供货或者退还货款的事实，这也不符合常理。综上，王贤生提供的上述证据及其本人的陈述有严重的瑕疵并显然违反常理，其证据缺乏证明力，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王贤生主张紫莲公司立即付还其货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货款之日止）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王贤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规定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王贤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慕成
审 判 员 杨 桦
代理审判员 陈 烨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叶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