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3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俊，男，196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毅仁，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吉年，女，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花杨杰，男，199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家英，女，193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和龙，上海远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海，男，198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营业地江苏省昆山市。
负责人：杨喜，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
法定代表人：陈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喜，苏州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经营地江苏省苏州市。
负责人：沈丽敏，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地上海市。
负责人：张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祎，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大伟，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张传俊因与被上诉人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姜海、苏州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途牛昆山分公司”)、苏州途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途牛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苏州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上海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4民初16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传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因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000元、死亡赔偿金1,220,268元、丧葬费38,268元，扣除人保苏州公司、太保上海公司在强制保险限额内赔付的330,000元后，余款33.34%计326,243.90元由太保上海公司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向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赔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由张传俊向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赔付。事实和理由：据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沪公嘉交认字{2017}第FXXXXXXX号)内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载明，张传俊于事发后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与造成受害人花业松死亡的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与其和花杨杰之间的两车追尾事故有因果关系，故太保上海公司主张保险合同中的商业险条款因张传俊逃逸行为而不发生效力与事故认定书记载内容不符，张传俊的赔偿份额应进保。另，张传俊事发后离开现场是由于身体不适，其车辆仍旧在现场，且车辆登记的是其本人名字，第二天本人也主动到交警队处理事故，故不存在逃逸的事实。
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共同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传俊和太保上海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尊重一审判决。
姜海答辩称：张传俊的上诉请求与己方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苏州途牛昆山分公司、苏州途牛公司共同答辩称：张传俊的上诉请求与己方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太保上海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传俊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属于对交通事故伤者放任不顾的行为，与伤者死亡必然存在因果关系。且张传俊提供证据显示其直到事发两日后就医，故事发当时离开现场的行为无必要性，应当认定张传俊存在逃逸行为。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查明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保苏州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赔偿受害人花业松因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即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0元、死亡赔偿金11，538，4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99，285元、丧葬费38，268元、家属办理丧事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20，000元、律师代理费20，000元。前款由人保苏州公司、太保上海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张传俊、姜海、苏州途牛昆山分公司、苏州途牛公司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一审认定事实：2017年9月12日23时30分许，张传俊驾驶牌号为“沪BAXX**”的小型轿车(该车交强险及商业险投保于太保上海公司，其中商业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险)、花杨杰驾驶牌号为“沪BDXX**临”的小型轿车(该车交强险及商业险投保于太保上海公司，其中商业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险)乘坐受害人花业松沿京沪高速出沪方向由东向西行驶至京沪高速(出沪)1,212.9公里处，因张传俊驾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其车追尾撞击花杨杰车，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对此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张传俊因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花杨杰无责任。事发后，花杨杰车停于1号车道内，张传俊车停于其后的2号车道内。两人均未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且花杨杰未立即组织车上人员花业松迅速转移到路外安全地点。23时35分许，姜海驾驶牌号为“苏E0XX**”的小型轿车(该车车辆登记所有人系苏州途牛昆山分公司，车辆交强险及商业险投保于人保苏州公司，其中商业险限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险)沿京沪高速2号车道由东向西行驶至事发地，因姜海驾车疏于观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车辆为避让停于前方2号车道内的张传俊车而驶入1号车道，致姜海车车头撞击站于1号车道内的受害人花业松，造成受害人跌地当场死亡、姜海车损坏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事发后，张传俊弃车逃离现场，并于次日21时30分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对张传俊尿液送检，送检尿液中检出乙基葡萄糖醛苷成分)。9月14日张传俊入院治疗，诊断为胸骨骨折。2017年10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责任认定，认定花杨杰、张传俊、姜海各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受害人花业松无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受害人生前一年以上居住在本市城镇地区且收入来源于城镇。李家英的供养人包含受害人在内有三人。苏州途牛昆山分公司无独立的法人资格。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相关部门作出责任认定，花杨杰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张传俊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姜海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受害人无责任，予以支持。酌定花杨杰应承担事故的33.33%的赔偿责任，事发时受害人系车外人员，太保上海公司依法应在强制保险及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承担先行赔偿责任；酌定张传俊应承担事故33.34%的赔偿责任，因其存在事发后逃逸行为，太保上海公司依法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商业险的赔偿部分依保险合同由张传俊自行承担；姜海据此应承担事故33.33%的赔偿责任，苏州途牛公司依法承担姜海赔偿的连带责任，人保苏州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损失。丧葬费38,268元、死亡赔偿金1,153,840元，予以支持；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不当，应确定为66,428元，且该金额依法应计入死亡赔偿金中，故死亡赔偿金的总额为1,220,268元；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确定为50,000元；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主张的交通住宿误工费包含在丧葬费中，不予支持；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主张的律师代理费过高，酌定10,000元，由张传俊、姜海各承担5,000元。判决：一、人保苏州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付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110,000元；二、太保上海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付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220,000元；三、因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1,220,268元、丧葬费38,268元，扣除上述一、二项，余款的33.33%，计326,146.05元，该款人保苏州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付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四、因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1,220,268元、丧葬费38,268元，扣除上述一、二项，余款的33.33%，计326,146.05元，该款太保上海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付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五、因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12,202,68元、丧葬费38,268元，扣除上述一、二项，余款的33.34%，及律师代理费5,000元，计331,243.90元，该款张传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六、姜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律师代理费5,000元，苏州途牛公司对姜海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七、杨吉年、花杨杰、李家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焦点：1、关于张传俊是否存在逃逸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张传俊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具有正当理由，即使在事发后第二天主动向公安部门自首，其行为仍有明显的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逃逸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太保上海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理赔的问题。本案中，交警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张传俊事发后逃逸行为与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所反应的是逃逸行为本身与本起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故交警在涉案三车事故的事故认定书中以未放置警示标示之过错，认定张传俊在本起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但张传俊事发后逃逸行为，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对该类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后，该免责条款即生效。根据在案证据，太保上海公司已就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综上，上诉人张传俊上诉要求太保上海公司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所作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68.66元，由上诉人张传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俊
审判员 周喆
审判员 熊燕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林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