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8民初1692号
原告天津市鑫拓广告有限公司，地址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东安道东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7949659706。
法定代表人王其静，职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闫建霞，天津观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天津禹州津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地址天津市静海区津德路16号新宇大厦1101-11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5626625240。
法定代表人郭英兰，职务执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文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翟纯君，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特别授权）。
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市鑫拓广告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禹州津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广告服务费支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治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市鑫拓广告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闫建霞、被告天津禹州津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马文夷、翟纯君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津市鑫拓广告有限公司诉称，2015年5月份，被告天津禹州津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建立广告宣传单服务关系，即原告为被告发放宣传单等服务业务，原告依据约定为被告履行了服务业务，后经双方对账，被告尚欠原告服务费37750元，该款原告多次索要，被告予以推脱，故此成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依法判决被告立即给付原告服务费3775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5年禹州尊府项目5、6月份派单明细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2015年5、6月份的禹州尊府项目派单服务费经双方对账为121900元；
证据二、广告投递合同书原件两份及增值税发票原件一份，两份合同均是在原、被告对账后，被告给原告部分服务费时补签的，证明原、被告存在派单服务合同关系，被告给付原告派单服务费84150元，为了便于被告下账，双方补签投递合同，现被告尚欠原告服务费37750元未给付。
证据三、证人刘某（身份证号）出庭作证、庭审证言一份，证明被告与原告存在派单服务关系，被告尚欠原告派单服务费37750元未给付。、
被告天津禹州津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因为被告核实相关情况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相关服务，被告认为原告2015年5月、6月提供的派单服务，双方已经于2016年进行了一次性的对账，根据对账的结果，双方签订了两份合同，原告根据双方对账的结果向被告开具两张发票，就两张发票的金额，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双方结算完毕，被告已经履行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不再欠原告任何款项。证人刘某（身份证号）已于2016年9月从公司离职，其到庭证言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明效力。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DM广告投递合同书》复印件之一，证明了原被告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原告于2016年10月13日-27日向被告提供广告单投递的服务，并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证据二、《DM广告投递合同书》复印件之二，证明了原被告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原告于2016年10月28日-11月11日向被告提供广告单投递的服务，并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证据三、付款凭证及发票复印件一，证明了针对《DM广告投递合同书》之一的服务，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有关发票，被告也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证据四、付款凭证及发票复印件二，证明了针对《DM广告投递合同书》之二的服务，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有关发票，被告也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对于被告提交的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对被告证据一、二、三、四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为被告提供服务是在2015年5、6月份，在此期间未签订投递服务合同，之后经与被告负责人刘某间你的派单服务费，也就是被告尚未给付，原告起诉的金额。对于原告提
对于原告提交的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刘某现已离职，无法核实真实性，而且按照公司流程，如果员工签署相关单据应当在公司备份，现公司未找到备份，且怀疑是刘某补签；广告合同是涉及双方公司的，如果对于事实认可的书面文件应当有公司盖章，而不仅仅是员工签字。对证据二认可，对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不排除证人与原告之间有利益关系，对合法性、关联性认可。
本院审理查明，原告天津市鑫拓广告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份与被告天津禹州津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建立广告宣传单服务关系，由被告当时的员工企划专员刘某（身份证号，任职时间:2012年9月—2016年9月14日）对外与原告方就宣传单发放进行接洽，刘某于2015年7月1日对原告方2015年禹州尊府项目5、6月份派单明细进行本人签字确认（属“情况属实”字样），派单明细合计天数53天、合计金额121900元（不含税金，2300元*53天=121900元）,
事后，刘某通过与原告对账后，补签合同两份：《DM广告投递合同书》之一约定活动时间共计15天（2015年10月13日—27日），金额总计40425元，《DM广告投递合同书》之二约定活动时间共计15天（2015年10月28日—11月11日），金额总计43725元，两份合同均无签署日期只有双方盖章，原、被告共同认可合同效力，刘某于2015年10月10日，10月15日启动被告内部派单合同审批流程，被告于2016年9月5日、9月20日完成内部审批，2016年9月26日、10月12日完成40425元、43725元款项支付，原告相应向被告出具了两次付款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16年9月14日刘某从被告单位离职，原告依据刘某署名的2015年禹州尊府项目5、6月份派单明细中未支付余额37750元（121900元-40425元-43725元）与被告未再行补签合同，被告也未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双方发生争议）。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由证人刘某（时为被告单位在职员工）在原告方提供的2015年禹州尊府项目5、6月份派单明细上的签字署名是否在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广告服务合同关系、刘某的署名行为是否在原、被告之间产生了代理关系的法律后果。关于刘某的署名行为是否在原、被告之间产生了代理关系的法律后果一节，原告主张证人刘某作为被告派单项目的负责人（原告证据三），从订立（原告证据一）到部分结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被告在庭审中也认可如果刘某当时在职，其签字行为系属公司行为（签字时间2015年7月1日，在职时间2012年9月—2016年9月），但对刘某代理行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三虽然证实了原告于2015年5、6月份履行了相应的派单服务，并于事后补签合同两份（原告证据二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内容吻合，原、被均认可），差额部分由于被告管理层更迭而导致未能再行补签合同。但由于该证据证明事实部分只有证人证词而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能单独将其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对在庭审中认可刘某的职务行为但不认可其代理行为的主张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无权代理中存在表见代理情形），那么即使刘某无被告方的真实授权，但由于刘某在签字认可行为当时与被告存在职务关系，其职务身份使其具备了相应的权利外观，而该权利外观的形成与被告具有牵连性，原告提供服务后间隔一年左右才收取部分款项证明其主观善意，故无论从职务行为角度还是从表见代理的角度，刘某对外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都应由被告承担。关于刘某在原告方提供的2015年禹州尊府项目5、6月份派单明细上的签字署名是否在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广告服务合同关系一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一条之规定，首先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加以认定，被告在法庭辩论中承认被告于2016年对原告2015年5月、6月提供的派单服务进行了一次性对账，根据对账结果，双方签订了两份合同，原告出示发票两张(被告证据三、四（原告证据二发票一项）)，被告支付相应款项。由此，可以认定双方交易习惯系事后补签合同方式，前提为双方对账（但被告未就与原告一次性对账的抗辩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内部审批监督程序终结对外没有对抗效力）,故本院认为虽然双方之间未能事后补签合同，但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刘某的署名行为事实上已在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原告依约提供了相应服务，被告未能支付完毕全部款项系属违约，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余款的主张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支持，由于被告依据双方两次合同及发票支付原告84150元，此款项纳入付款总额双方均无争议。故被告还应支付原告余额37750元（121900元-84150元=37750元）。综上，经调解未果，依据
《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七十四、第七十六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天津禹州津海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天津市鑫拓广告有限公司支付广告服务费377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预交案件受理费372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治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记员 回广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