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3民终27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香娟，女，195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业创，泗洪县瑶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怀书，男，196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洪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褚思兰，女，198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泗洪县绿森薄壳山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泗洪县瑶沟乡瑶沟街。
法定代表人：葛怀书，公司经理。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烈武，安徽国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芦长星，安徽国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香娟与上诉人葛怀书、褚思兰、泗洪县绿森薄壳山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绿森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6)苏1324民初7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7年9月1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施香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业创、上诉人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芦长星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香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葛怀书、褚思兰给付材料款1187580.96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怀书、褚思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葛怀书、褚思兰是本案的合同相对方，应当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二、绿森合作社系葛怀书虚假注册，五个成员中有四人不知情，不符合登记条件。绿森合作社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一审判决认定葛怀书、褚思兰的行为系履行绿森合作社的职务行为明显错误。三、施香娟于2015年3月26日、12月17日为绿森合作社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于买卖关系两年以后，当时是施香娟向葛怀书等索要款项，葛怀书称开票以后方可付款。葛怀书利用发票于2016年8月骗取国家补贴，一直到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后，葛怀书才由泗洪县市场监督局责令重新依法登记，绿森合作社在买卖关系发生五年后才具备法人条件，不可能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四、绿森合作社系空壳公司，葛怀书未认缴资金500万元，一审判决未判令葛怀书在认缴出资额内清偿债务明显不当。
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辩称，第一，本案适格的一审原告的主体应该是新久经营部，适格的被告应当为绿森合作社，因为双方的买卖合同清楚的反映了双方的主体分别是上述两个单位，在本案的一审中，施香娟作为原告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而葛怀书、褚思兰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因为该买卖合同涉及的货物为绿森合作社使用，用于农业生产，不可能是个人所需。第二，关于施香娟在上诉状中称绿森合作社没有主体资格是违法注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施香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施香娟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施香娟丈夫张荣华于2011年10月27日注册成立蚌埠市蚌山区久安电器电料经营部（以下简称久安经营部），施香娟于2015年1月13日注册成立蚌埠市蚌山区新久电器电料经营部（以下简称新久经营部）。故系久安经营部与绿森合作社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久安经营部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售方。2.施香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葛怀书、褚思兰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即便存在借款关系，也不应冲抵货款。3.本案最后一张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最后一次付款为2014年6月24日，施香娟于2016年10月17日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应以登记的字号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故本案应当由久安经营部提起诉讼。2.原审法院追加绿森合作社为被告程序违法。施香娟并未将绿森合作社列为被告，原审法院直接追加被告明显不当。3.买卖合同关系与借款合同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主体也不一致，一审法院直接在一个案件里处理明显不当。4.施香娟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据未经质证，就被原审法院采纳，程序违法。
施香娟辩称，葛怀书、褚思兰与施香娟发生买卖关系在2013年9、10月份。葛怀书最后一次向施香娟付款是2015年7月10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欠条并非以绿森合作社的名义出具，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葛怀书、褚思兰玉施香娟褚思兰和施香娟。绿森合作社在2012年12月29日注册的时候提供了虚假的材料。其中五个社员有四个是虚假的。注册以后，绿森合作社将绿森山核桃基地改为蔬菜大棚转包给农户，骗取了国家补贴94万元。工商机关登记是违法的，绿森合作社也不是本案的适合被告绿森合作社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我们已经提起行政诉讼并受理了施香娟已经提起行政诉讼并受理了。葛怀书在公安机关责令其改正的情况下，其又将绿森合作社注册资金70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也是无效的。合作社是一个空壳。
施香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葛怀书、褚思兰给付施香娟货款1217580.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葛怀书、褚思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施香娟是经营电器电料的个体工商户，其与张荣华系夫妻关系。葛怀书与褚思兰原系夫妻关系，于2016年6月协议离婚。新久经营部是施香娟于2015年1月13日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绿森合作社为建设“喷滴灌”工程向施香娟购买材料，于2013年4月18日交纳了定金300000元，施香娟以“蚌埠市蚌山区新久电器电料经营部”的名义向绿森合作社出具了定金收据。在供应材料过程中，葛怀书、褚思兰向施香娟出具(收)欠条共6份，价款及出具人分别为2013年5月22日的22007元（褚思兰）、2013年6月21日的148568.96元（葛怀书）、2013年6月22日的990715元（葛怀书）、2013年9月5日的40980元（褚思兰）、2013年9月5日的480800元（褚思兰）、2013年10月30日的4510元（褚思兰）。上述货款葛怀书于2014年6月24日支付了200000元；2015年3月26日、12月17日，施香娟应葛怀书的要求，就上述货款为绿森合作社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014年9月23日、10月3日、11月22日，施香娟通过其丈夫张荣华的农行卡向葛怀书转款三笔计80000元，葛怀书于2015年7月14日还款50000元。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施香娟及葛怀书、褚思兰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施香娟的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对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买卖合同及借款合同两个法律关系。在买卖合同中，施香娟在“蚌埠市蚌山区新久电器电料经营部”注册成立之前与绿森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葛怀书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并持有葛怀书、褚思兰向其出具的（收）欠条，其作为债权人主张货款并无不当，但其出具的收据及增值税发票载明的收款人、购买方均为绿森合作社，葛怀书系绿森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其为合作社的工程作出的收货行为系职务行为，绿森合作社亦认可褚思兰是代合作社收货，故买卖合同的购买方应是绿森合作社而非葛怀书与褚思兰，支付货款的义务应由绿森合作社承担；在借款合同中，施香娟通过其丈夫张荣华的农行卡向葛怀书出借80000元，其有权利向借款人催要借款，葛怀书并无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用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故葛怀书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该借款发生于葛怀书、褚思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褚思兰亦负有共同偿还的义务。
对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葛怀书、褚思兰2013年向施香娟出具的（收）欠条上没有约定具体付款日期，虽然施香娟在对方当事人提问“你卖货给被告，被告有无说明什么时候付款”时回答“当年小麦收到后给我货款”，但根据本地农村小麦收割时间，并不能证明双方对2013年9月5日、10月30日的三笔货款的支付约定了明确时间，且根据葛怀书2014年6月支付200000元货款及施香娟于2015年3月、12月为绿森合作社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可以反映出施香娟一直在向绿森合作社催要货款，故施香娟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绿森合作社应向施香娟支付剩余的货物价款，葛怀书、褚思兰应向施香娟偿还未偿还的借款30000元。
一审法院判决：一、绿森合作社支付施香娟货款1187580.96元；二、葛怀书、褚思兰偿还施香娟借款30000元；上述款项，均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757元,由绿森合作社负担15207元、葛怀书与褚思兰负担550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施香娟是否系本案的适格原告，是否有权主张案涉款项；二、施香娟主张案涉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葛怀书、褚思兰是否系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应当对案涉货款承担给付责任；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施香娟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是否有权主张案涉款项问题。本院认为，认定合同相对方，应当结合当事人签订的书面合同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条据综合予以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供货单是由久安经营部提供，定金收据上加盖的是新久经营部的印章，增值税发票上显示的销售方为新久经营部，而新久经营部系在本案所涉欠(收)条出具后才登记设立。本院认为，施香娟与张荣华系夫妻关系，久安经营部系张荣华设立，新久经营部系施香娟设立，施香娟持有在新久经营部成立前出具的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凭证即欠（收）条的原件主张权利，且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亦明确久安经营部、新久经营部、张荣华未曾向其主张过权利，故可以认定施香娟系本案的适格原告，有权主张案涉权利。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施香娟主张案涉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在买卖合同中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的规定，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认可未约定付款期限，诉讼时效应当自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主张自最后一张欠条出具的时间2013年10月30日或者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2014年6月24日起算，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绿森合作社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4年6月24日，施香娟于2015年3月26日、12月17日向绿森合作社开具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施香娟一直在主张权利，故其在2016年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葛怀书、褚思兰是否系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应当对案涉货款承担给付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一、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结合施香娟为绿森合作社出具的定金收据中明确载明相对方为绿森合作社，收款事由为“收喷滴灌材料定金（转材料款）”，绿森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为“种植、销售：山核桃树及树苗；山核桃脱壳及销售”，以及施香娟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均载明合同相对方为绿森合作社，故可以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为绿森合作社。施香娟主张葛怀书、褚思兰系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但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二、施香娟主张绿森合作社系虚假设立，故其不属于本案的适合主体。本院认为，绿森合作社于2012年9月10日设立，其已经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葛怀书在设立绿森合作社过程中，虽然存在违法情形，且泗洪县市场监督局进行了处理，但并不影响绿森合作社的民事主体资格。施香娟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葛怀书是否存在虚假出资以及是否应当对绿森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施香娟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葛怀书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即便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也属于出资人基于虚假出资对合作社的债务向债权人的承担赔偿责任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施香娟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未提出该主张，故其可以另行诉讼，本案不作处理。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问题。针对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提出的几点理由，本院一一予以回应。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问题。结合第一个争议焦点，可以认定施香娟系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可以认定施香娟系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有权主张案涉权利。虽在相关条据上列明了久安经营部、新久经营部，但并非合同相对方，故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主张应当以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追加绿森合作社为本案被告问题。案涉定金收据以及增值税发票中均列明案涉买卖合同的购买方为绿森合作社，故从查清案件事实以及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成本等方面考虑，追加绿森合作社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定程序，并无不当。三、关于借款合同与买卖合同一并处理问题。经查，葛怀书对向施香娟借款80000元以及偿还50000元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且施香娟在主张案涉权利时，将30000元债权亦列入其中。故从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当事人讼累的角度考虑，将该款项一并判决并无不当。四、关于一审法院是否组织对施香娟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进行质证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就施香娟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听取了葛怀书的意见，由葛怀书签字确认，且葛怀书发表质证意见“这发票是真实的，但这应该是我前妻褚思兰和施香娟搞的事情，我不知情”。故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主张一审法院未对施香娟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组织质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施香娟、葛怀书、褚思兰、绿森合作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施香娟、葛怀书、褚思兰、泗洪县绿森薄壳山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514元，由施香娟负担15757元，由葛怀书、褚思兰、泗洪县绿森薄壳山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157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治国
审判员 朱 庚
审判员 仲召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吴雪林
书记员张晓青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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