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29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杭州怡帛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钟惠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男，195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王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慧峰，男，197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嘉琪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人：丁慧峰，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杭州怡帛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星公司”)、被上诉人上海嘉琪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琪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9民初8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怡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被上诉人利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被上诉人嘉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慧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怡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利星公司赔偿其税金损失人民币198,320.8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书引用的刑事案件一审判决当时尚处于上诉期间，不得作为原审认定事实的证�使用，案涉鸭绒进口业务并非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关涉环节，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范围只能限定于出口环节，其主张的税金损失不归属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金额之中，与犯罪行为人骗取的出口退税款无关，代理人利星公司向其出具发票是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约定的应尽义务。
利星公司、嘉琪公司共同辩称，怡帛公司主张的税金损失依据的是两张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业务，而上述税金已经包含于犯罪金额之中被另案刑事判决所认定，故怡帛公司没有理由要求其予以返还。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利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怡帛公司支付运输代理费10万元；2、判令怡帛公司返还其填发日期为2013年8月30日、号码尾号分别为1343-L02及1344-L02的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审理中，利星公司放弃上述第2项诉讼请求。
怡帛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利星公司赔偿其税金损失198,320.85元。审理中，怡帛公司变更反诉请求为要求判令利星公司赔偿其税金损失138,285.4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年初，利星公司、怡帛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约定利星公司受怡帛公司委托，代理怡帛公司的进口业务；怡帛公司负责对外谈判，并就代理进口货物的名称、规格、质量等与外商达成一致意见，怡帛公司自行与外商签订购货确认书，如需利星公司与外商签订购货确认书，应向外商表明代理关系；怡帛公司承担国内外运费、码头费、报关费、保险费、商检费、银行费等进口环节的一切费用；利星公司受怡帛公司委托，与外商签订购货确认书的，应向外商明确代理关系，利星公司负责代理进口货物的保管、打单等相关工作；本合同的期限为2013年度，本合同确立的利星公司、怡�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系确定各方民事法律关系的最终依据，利星公司、怡帛公司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就代理进口的货物签署买卖、加工等合同，办理报关、运输、托收货款等相关手续，并不能确立双方之间的买卖或加工关系。
同年年初，利星公司与嘉琪公司签订《委托报检报关及运输代理协议》，约定嘉琪公司接受利星公司委托，为利星公司实际收货人即本案怡帛公司办理进口货物(鸭毛及类似品)的换单、港区事务、运输、代理报检、代理报关等工作；合同期限截止至同年12月30日。嘉琪公司为履行上述合同，为怡帛公司白鸭毛进口业务提供报关服务对应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分别为：进口日期为2013年5月12日、海关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商品名称为白鸭毛、总价为80,889.15美元的报关单一张；进口日期为2013年7月10日、海关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商品名称为�鸭毛、总价为117,921.46美元的报关单一张；进口日期为2013年7月10日、海关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商品名称为白鸭毛、总价为27,508美元的报关单一张；进口日期为2013年7月24日、海关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商品名称为白鸭毛、总价为44,850美元的报关单一张；进口日期为2013年8月7日、海关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商品名称为经洗涤的不含绒的鸭大翅毛、总价为60,291美元的报关单一张。上述五张报关单均载明经营单位为利星公司、收货单位为怡帛公司、启运地为“台澎金马关税区”。
2014年3月28日，嘉琪公司将填发日期为2013年8月30日、号码尾号分别为1343-L02及1344-L02的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邮寄怡帛公司，怡帛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收到。上述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均载明：货物名称为白鸭毛、缴款单位名称为“上海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怡帛时�有限公司)”，其中号码尾号为1343-L02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载明完税价格为1,235,092.92元、税金金额为160,562.08元、报关单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备注内容为“一般贸易、照章征税、2013-7-24”，该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利星公司、怡帛公司及嘉琪公司均表示无法提供，但均确认对应的白鸭毛进口业务的进口日期为2013年7月24日。号码尾号为1344-L02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载明完税价格为290452.08元、税金金额为37,758.77元、报关单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备注内容为“一般贸易、照章征税、2013-7-24”；该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进口货物报关单为上述载明海关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的报关单。怡帛公司表示上述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于2014年10月19日被相关公安机关予以扣押，包含在落款日期为当日的《上海市公安局扣押�品、文件清单》载明的被扣押物品第4项财务凭证五十五册及第5项账册柒本中，利星公司及嘉琪公司对此均予以确认。
2014年8月25日，利星公司以支付运输代理费为由，起诉怡帛公司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070号，怡帛公司于该案中反诉利星公司要求赔偿税金损失198,320.85元。2015年3月11日，本案利星公司、怡帛公司及嘉琪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利星公司为甲方、怡帛公司为乙方；协议内容为：一、甲方于2015年3月15日向乙方开具并交付销货单位为上海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货单位为杭州怡帛时装有限公司、货物名称为白鸭毛、税金金额共计为198,320.85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上述发票在通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及抵扣后，乙方将其持有的号码尾号分别为1343-L02及1344-L02的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原件交付甲方；三、上�两张发票在通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及抵扣后的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运输代理费12万元等。上述《和解协议》签订后，利星公司及怡帛公司分别撤回上述案件中的本诉请求及反诉请求。利星公司、怡帛公司及嘉琪公司均确认上述第三项中载明的“上述两张发票”的真实含义为上述第一项载明的税金金额共计为198,320.85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年3月26日，利星公司开具发票代码为XXXXXXXXXX、发票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均载明货物名称为白鸭毛，分别载明税金金额为11,716.88元、8,283.16元。审理中，因怡帛公司表明其未收到上述两张发票，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委托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国家税务局调查上述两张发票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中的认证情况，杭州市拱墅区国家税务局于同年12月19日回函表明上述两张发票在增值税�伪税控系统中无认证记录。同年3月31日，利星公司开具发票代码为XXXXXXXXXX、发票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均载明货物名称为白鸭毛，分别载明税金金额为8,283.16元、11,716.88元。同年4月20日，利星公司开具发票代码为XXXXXXXXXX、发票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均载明货物名称为白鸭毛，分别载明税金金额为10,008.85元、8,283.16元、10,008.85元、10,008.85元。上述六张发票载明的税金共计为60,035.44元，怡帛公司确认上述六张发票其已收到且已至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了认证。
2015年4月3日，怡帛公司按利星公司指示向嘉琪公司转账2万元，利星公司、怡帛公司及嘉琪公司均确认上述2万元系上述《和解协议》项下怡帛公司支付利星公司的运输代理费。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刑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书载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5］127号起诉书指控六安市鸿基羽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怡帛公司、巫有昌、黄锐、宣志权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8月17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怡帛公司为谋取非法利益，……及实际负责人宣志权等人共谋决定用部分低含绒量的鸭毛冒充高含绒量的鸭毛等手段……循环骗取出口退税XXXXXXX.36元”；“怡帛公司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嘉琪公司……宣志权及其辩护人对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证人丁慧峰(嘉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该公司于2012年年中至2013年年中受浙江新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韦公司”)及利星公司委托，帮宣志权代理报关进口鸭毛……2012年7、8月份至2013年10月份左右，宣志权通过该公司代理报关进口了十几票鸭毛”；“证人王斌(利星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3年4月至8月，该公司通过嘉琪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慧峰介绍，为怡帛公司代理进口6票11箱白鸭毛……”；“上海财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六安市鸿基羽绒有限公司涉嫌虚假出口骗取退税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及《补充鉴定意见书》(以下统一简称为《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13年8月前，宣志权以怡帛公司为经营单位从新韦公司、利星公司进口鸭毛共计31万余公斤，从台湾之上海的发货方均为宏进羽毛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进公司”)……2012年4月至2013年8月，鸿基公司收到上海食品公司货款共计3,404万余元，其中支付怡帛公司1,325万余元……其中主要支付给宣志权945万元”；“本院认为……怡帛公司……等，采取欺骗手段共同骗取�家出口退税款共计1,377万余元，其中怡帛公司参与骗取出口退税款379万余元，……宣志权作为……上述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二、怡帛公司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捌拾万元……宣志权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上述判决书载明的怡帛公司实际负责人宣志权即本案怡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利星公司、怡帛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现利星公司、怡帛公司及嘉琪公司均确认上述合同项下怡帛公司所有白鸭毛进口业务的相关报关、国内运输事宜均系利星公司转委托嘉琪公司完成，且均确认怡帛公司尚拖欠利星公司运输代理费10万元；虽怡帛公司提出因嘉琪公司未在开具之日起180�内将号码尾号分别为1343-L02及1344-L02的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向其进行交付，但怡帛公司对其应支付利星公司运输代理费10万元并无异议，故对利星公司要求怡帛公司支付运输代理费1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反诉部分，本案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自台湾进口白鸭毛的相关事宜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已由公安、检察机关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且本案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均已被133号刑事判决书作出相应刑事处罚。从查明的事实及利星公司、怡帛公司及嘉琪公司的确认来看，利星公司及嘉琪公司均确认《委托代理进口合同》项下怡帛公司委托利星公司提供报关及国内运输服务针对的白鸭毛进口业务均属上述刑事判决书载明的本案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实施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中涉及的环节；怡帛公司确认其主张税金损失依�的两张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白鸭毛进口业务均属于上述刑事案件中本案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实施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中涉及的环节，并确认其所谓的税金损失198320.85元被上述刑事判决书认定在本案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和获取的犯罪金额内；结合上述刑事判决书载明的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均对其犯罪行为没有异议、证人丁慧峰即本案嘉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人王斌即本案利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及《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内容，可以认定怡帛公司反诉请求所依据的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均系133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的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在所实施的骗取出口退税犯罪行为中取得，该两张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白鸭毛进口业务及载明的税金金额等相关事项，已涉嫌经济�罪且犯罪行为实施人已被作出相应刑事处罚。本案中，怡帛公司因上述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超过180天期限，未能在其进项税额中抵扣税金198,320.85元提起诉讼，而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事主体享有对因从事正常的进出口业务而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税金金额在进项税额中进行抵扣的权利，在上述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对应的白鸭毛进口业务被确认为本案怡帛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的犯罪行为及怡帛公司确认上述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载明的税金金额已被认定在其原法定代表人宣志权的犯罪金额内的情况下，就上述两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怡帛公司因存在犯罪行为而无权获取实体上的利益，在怡帛公司对其主张的款项198,320.85元无实体权利�情况下，其对上述款项金额亦无权作出相应扣减，故对怡帛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一、怡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利星公司运输代理费10万元；二、驳回怡帛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32.85元，均由怡帛公司负担。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本院进一步查明以下事实：(2015)沪一中刑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骗取出口退税金额，被告人从2012年3月开始就共谋采用低含绒量鸭绒冒充高含绒量鸭绒的方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所谓的货物出口实质上是自买自卖的虚假出口，因此，无论是用鸭毛还是低含绒量的鸭绒，均不影响退税金额的认定。关于缴纳的税款是否扣除，巫有昌、宣志权的辩护人均提出缴纳的4%的税费应当扣除。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在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缴纳增值税、进出口关税等相关费用，上述费用系犯罪的成本支出，不应从犯罪金额中予以扣除。辩护人所提上述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采纳。该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黄锐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6)沪刑终72号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终审裁定书认定：2012年4月至9月间，宏进公司、鸿基公司、怡帛公司、巫有昌、黄锐、宣志权等人将鸭毛及低含绒量鸭绒与少量高含绒量的鸭绒掺杂，伪报成高含绒量鸭绒，由鸿基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代理出口至台湾，宏进公司在台湾收货并重新包装后，通过怡帛公司从上海低价报关进口运回鸿基公司再次出口，以此方式循环运作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间，宏进公司与鸿基公司、巫有昌、黄锐继续沿用前述方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法院认为，我国税法规定，一切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依法纳税，国家为鼓励出口创汇，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法律规定以虚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国家的出口退税，数额较大的，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实施了以低含绒量鸭绒与高含绒量鸭绒混杂并重复循环进出口的方式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原判以其获取的出口退税款认定犯罪数额并无不当。黄锐的辩护人提出应该扣除部分货物数额的辩护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在于怡帛公司主张的税金损失是否受到法律保护。怡帛公司据以主张税金损失的依据主要为案涉《委托代理进口合同》，但该代理进口合同项下所涉鸭绒进口业务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怡帛公司从上海低价报关进口后运回再次出口，以此方式循环运作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人在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缴纳增值税、进出口关税等相关费用，上述费用系犯罪的成本支出，不应从犯罪金额中予以扣除。因此，即便怡帛公司已经在案涉鸭绒进口业务中缴纳了税款，并约定由代理方向其开具相同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该公司其他销项税款的抵扣，但由于怡帛公司在进口环节缴纳的税款涉及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其由此支出的费用不应受到�律保护。因此，怡帛公司无权基于案涉鸭绒进口代理业务要求代理方利星公司赔偿其所谓的税款无法抵扣的损失。
综上所述，怡帛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同时，因怡帛公司对欠付运输代理费的事实和金额没有异议，故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66.41元，由上诉人杭州怡帛时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增军
审 判 员 王益平
代理审判员 丁海宁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夏秋凤
附：相关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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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