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1民终10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小英，女，196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袁杰，女，1990年8月6日出生，汉族，学生。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建林，乐山市五通桥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汝全，女，193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明富，男，193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
上列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四川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大富，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丽华，女，196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大友，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
原审第三人：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法定代表人：郑冉，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野平，四川追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莉，四川追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小英、周袁杰因与被上诉人康汝全、周明富、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原审第三人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2016）川1112民初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小英以及上诉人袁小英、周袁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建林，被上诉人康汝全、周明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被上诉人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原审第三人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小英、周袁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康汝全所有的坐落于五通桥区竹根镇的4套住房中的一套70平方米还房属上诉人所有；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袁小英与周大富原系夫妻关系，周袁杰系双方的婚生女。袁小英与周大富于2014年1月离婚。2011年7月5日，双方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进行旧城改造征用拆迁安置，将双方家庭的老房屋拆除，签订了房屋拆迁统建协议，约定还房为新建的70平方米安置房4套。根据家庭内部会议，其中一套属于袁小英与周大富、周袁杰所有。由于袁小英与周大富离婚时尚未实际还房，就未明确该套还房的归属。根据五集用（97）字第X号农村集体土地登记表记载，周大富系宅基地使用权人之一，袁小英、周袁杰作为其妻子、女儿当然属于拆迁安置对象，一审法院认定袁小英、周袁杰属于空挂户、不属于拆迁安置对象，涉案房屋是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与五通桥区人民政府的拆迁安置文件不符，该认定是错误的。
康汝全、周明富辩称：涉案房屋是拆迁时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取得，二上诉人对争议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房屋占地面积不等于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虽然涉案的老房屋占地面积为93.19平方米，但经过两次配修，实际建筑面积达到了200多平方米。拆迁时，双方当事人均系城镇居民，只能采取等面积房屋还房的方式补偿，不能享受农村居民每人无偿安置35平方米的政策。袁小英与周大富办理离婚时已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处理，并未对涉案房屋提出权利主张，其现在来主张涉案房屋权利，不符合常理。既使袁小英认为其对拆迁还房享有份额，系其与周大富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应另案主张分割。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辩称：涉案房屋系康汝全、周明富的共同财产，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均无权处置。拆迁时，涉案当事人均系城镇居民，不能享受农村居民每人无偿安置35平方米的政策。涉案老房屋占地面积虽然只有90多平方米，但多年以前修建了其他附属房屋，在拆迁前建筑面积达到了200多平方米。目前的4套还房是康汝全、周明富用原房屋面积调换，并补了8万多元差价后取得的。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述称：我方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第三人。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袁小英、周袁杰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康汝全所有的坐落在五通桥区竹根镇的四套住房中的一套归袁小英、周袁杰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康汝全承担。
一审过程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袁小英、周袁杰原户口簿和现户口簿、袁小英与周大富的离婚证、离婚协议、袁小英的低保证、五通桥区牛华镇X村民委员会于2011年5月19日出具的《证明》、周大富的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周明富、周大友、周某某、熊某某、周某某的户口簿、康汝全的身份证、X居选房确认书（存根），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
1.袁小英提供的周素英的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拟证明袁小英与母亲周素英在五通桥区牛华镇X村有承包地，但并无宅基地，应该享受拆迁时每人35平方米的补偿政策。康汝全等认为此证据只能证明袁小英在X村有承包地，不能证明其是拆迁房的安置对象。该院认为，该登记表仅能证明袁小英与其母周素英在五通桥区牛华镇X村有承包地，不能证明其在拆迁时可以享受每人35平方米的补偿政策。
2.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五府[2011]42号文件，袁小英、周袁杰拟证明按拆迁政策规定，二人系常住人口，属于安置对象。康汝全等认为此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称这一户是城镇人口，对这一户的安置是等面积还房，文件第5页对安置对象已经作出了明确说明。该院认为，该文件中明确规定：没有承包地、不参加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空挂户口不得计入安置对象，故该证据不能达到袁小英、周袁杰的证明目的。
3.袁小英、周袁杰提供的五通桥区竹根镇X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5年9月11日、2016年5月13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二人系五通桥区竹根镇X村X组柴火鸡项目拆迁户。康汝全等认为此证据并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2016年5月13日的《证明》经办人未签名，而且是不是拆迁对象也不是村委会决定的。该院认为，该两份《证明》均系五通桥区竹根镇X村民委员会超出其职责范围出具的含有主观认识的证明，应当认定为书面化的证人证言。而经办人并未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交叉询问，故该院对该两份《证明》不予采信。
4.袁小英、周袁杰提供的协议号：122号的房屋拆迁（统建）协议，拟证明拆迁房没有238.64平方米，但是还房后有238.64平方米，实际是以每人35平方米来安置的。第三人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称还房时除了土地使用权证上的面积，还有实际建筑面积，测量出来共238.64平方米。该院认为，该拆迁协议上明确载明“乙方自愿选择统建还房与原房屋以产权调换补差方式进行安置，了结原房屋产权归属。”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该户拆迁是以每人35平方米来安置的。
5.该院于2016年6月7日到乐山市国土资源局五通桥区分局调取的五集用（97）字第X号农村集体土地登记表。袁小英、周袁杰认为该登记表上载明享受土地使用权人员中有周大富，那么其也该享有权利。康汝全和周明富认为，该权属来源是村委会，村委会并没有资格确定权属。土地使用权来源也载明康汝全是继承老业，享受土地使用权人员也遗漏了另一个儿子周大友，所以这份登记表是不全面的。该院认为，该农村集体土地登记表来源于乐山市国土资源局五通桥区分局，其形式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该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原坐落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X村X组门牌X号[土地使用证编号：五集（97）字第X号]房屋户主系康汝全，该宗地系解放前修建，康汝全系继承老业。2011年7月5日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以户为单位，与户主康汝全签订《房屋拆迁（统建）协议》，因该户系城镇户口，故按原房屋实际面积等面积还房，该补偿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政策，袁小英、周袁杰对原房屋和置换的房屋均不享有物权。袁小英、周袁杰户籍为城镇户口，且袁小英的户口2007年才迁到该地。该房屋拆迁时，袁小英、周袁杰均未居住在此，第三人未把袁小英、周袁杰作为安置对象符合法律规定。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小英、周袁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袁小英、周袁杰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袁小英、周袁杰提交了以下证据：1、加盖有五通桥区牛华镇X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1份，载明：该村原村民袁小英现户籍在五通桥区竹根镇X村X组，袁小英在X村保留有一份承包田土0.7亩。该证明上有X村X组组长的签字。2、加盖有五通桥区竹根镇XX村民委员会、五通桥区竹根镇人民政府印章的《证明》1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13日，载明：袁小英、周袁杰系XX村X组柴火鸡项目拆迁户，属城镇居民。该份证明有村组干部签字。3、加盖有五通桥区竹根镇XX村民委员会、五通桥区竹根镇人民政府印章的《证明》1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载明：袁小英、周袁杰与康汝全的名字在同一本户口本上。该份证明有村组干部签字。五通桥区中心路回迁安置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证明上加盖印章，注明：康汝全系本项目拆迁户。袁小英、周袁杰拟通过前述证据证明其属于拆迁安置对象。
被上诉人康汝全、周明富质证认为：前述证明都是村民委员会超越职责范围出具的，属于证人证言，由于其未到庭作证，不应采信。袁小英、周袁杰是否属于拆迁安置对象，应根据拆迁政策，由拆迁部门作出认定，不应由村民委员会认定。
被上诉人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同意康汝全、周明富的质证意见。
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质证认为：从3份证明可以看出，袁小英在X村有承包地，康汝全系拆迁户，涉案当事人均系城镇居民，前述证据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是否属于拆迁安置对象应由拆迁部门依职权作出认定，其他部门无权进行确认，上诉人所举的3份证明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其余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康汝全与周明富系夫妻关系，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均系二人的子女。周大富与袁小英原系夫妻关系，周袁杰系二人的婚生女。2014年1月26日周大富与袁小英离婚。康汝全、周明富、袁小英、周袁杰、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均系城镇居民。五集用（97）字第X号农村集体土地登记表载明：土地使用者康汝全，宗地编号XX，土地坐落竹根镇XX村，使用面积为93.19平方米，权属来源说明：该宗地系解放前修建，康汝全系继承老业，享受土地使用权人员含周大富、周丽华、周大友。2011年7月5日，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康汝全（乙方）签订《房屋拆迁（统建）协议》，相关约定为：甲方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乙方坐落在竹根镇XX村X组X号房屋，经双方协商，就房屋拆迁补偿及统建还房安置有关事项达成协议，乙方自愿选择统建还房与原房屋以产权调换补差方式进行安置，了结原房屋产权归属。乙方被拆除砖木结构房屋238.64平方米，自愿选择甲方提供的坐落于竹根镇XX村X组新建安置房电梯户型70平方米计4套作为其安置用房。该协议还对房屋装饰及附属物的补偿、安置过渡期奖励、还房超面积补差等进行了约定，经品叠后，乙方应支付甲方补差款45074元。2016年5月8日，按照回迁安置方案规定，康汝全选定了五通桥区X居的4套70平方米安置房，目前该安置房已交付。袁小英、周袁杰因与周大富、周大友等对安置房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发生争议，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前述事实，有户籍登记资料、五集用（97）字第X号农村集体土地登记表、离婚证、《房屋拆迁（统建）协议》、X居选房确认书（存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袁小英、周袁杰是否能够被确定为拆迁安置对象，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应由负责拆迁安置工作的相关部门予以确定。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的拆迁安置房系康汝全与五通桥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房屋拆迁（统建）协议》，以所继承的老业房面积调换加上超面积补差款而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袁小英、周袁杰主张对涉案的拆迁安置房享有所有权，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在一、二审过程中并未举出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按照前述规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袁小英、周袁杰主张坐落于五通桥区竹根镇X居的4套安置房中的一套70平方米还房属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袁小英、周袁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袁小英、周袁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玲
审 判 员 王建强
代理审判员 聂佳丽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沈晓琴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