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95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俊彬，男，196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周，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康乐，男，198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巧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洪丽萍，女，198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上诉人汪俊彬因与被上诉人郑康乐、原审被告洪丽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俊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洪丽萍欠汪俊彬的30万元货款及利息由洪丽萍、郑康乐连带清偿。事实与理由：洪丽萍与郑康乐共同经营服装辅料生意，经营所得用于家庭生活，应当由作为夫妻的郑康乐与洪丽萍共同清偿，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洪丽萍与郑康乐为经营服装辅料买卖生意，以郑康乐的名义注册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经营范围：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宇星水钻中大经营部销售清单》中客户名称栏所记录的“鸿都”即是“鸿督”的同音别字，洪丽萍经营的服装辅料生意，郑康乐由始至终都是知情并参与的，所以货款才会多次通过郑康乐的账户转账至汪俊彬的员工赵某的账户偿还。2017年3月16日郑康乐与洪丽萍在面临众多债权清偿压力下，郑康乐才向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以逃避夫妻共同债务，郑康乐在庭审中称洪丽萍想将经营的债务归于其身上，请求海珠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其与洪丽萍离婚，洪丽萍虽然不同意离婚，但在答辩中称婚后家里的生意由其打理，对外所负债务与郑康乐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汪俊彬由于是个体工商户，存在未为员工赵某购买社保用工不规范之处，但结合郑康乐与赵某的《客户交易查询》载明的金额交易情况、赵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经营者是郑康乐、《宇星水钻中大经营部销售清单》中客户名称栏所记录的“鸿都”（“鸿督”）、虚假诉讼离婚逃避夫妻共同债务形成的证据链，完全可以认定郑康乐与洪丽萍是共同经营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买卖生意，经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欠货款亦共同偿还。郑康乐辩称：不同意汪俊彬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汪俊彬提交的欠条即便是洪丽萍所写，也是其个人债务，不应由郑康乐承担连带责任。案涉债务高达30万元，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郑康乐未实际参与经营，不清楚具体经营情况。对洪丽萍书写的欠条及相应债务不知情。汪俊彬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案涉债务的产生属于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汪俊彬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汪俊彬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不能证明案涉债务与郑康乐有关。银行凭证也不能证明赵某与郑康乐、洪丽萍之间的关系，以及记载的款项与案涉买卖关系相关联，更无法推论得出案涉债务与郑康乐相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说理部分充分。洪丽萍的离婚案件中，其陈述婚后生意都由其打理，如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洪丽萍与郑康乐通过离婚诉讼逃避夫妻共同债务毫无意义，而且离婚案件最终判决不准予离婚。如郑康乐要逃避债务，则协议离婚会更方便快捷。洪丽萍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汪俊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洪丽萍清偿2016年2月18日至2017年2月15日货款300000元整及2017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郑康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康乐与洪丽萍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1月15日，洪丽萍出具《欠条》，内容为：今余欠宇星汪俊彬水钻货款345000元。该《欠条》落款日期下方另写有：已付450000元，余下300000元分三个月付清，每月30号之前（10万元整），7月15号之前；洪丽萍，2017.04.12。汪俊彬因要求洪丽萍、郑康乐支付货款及利息而提起本案诉讼。汪俊彬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提交了2016年的《宇星水钻中大经营部销售清单》、郑康乐于2016年间向赵某转账款项的《客户交易查询》及赵某出具的其于2016年3月2日开始担任宇星水钻中大经营部财务人员，负责经营部的收付款等工作的《情况说明》。上述销售清单部分有洪丽萍签名。经质证，郑康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销售清单没有一张是有其签名，部分是案外人签名，部分有洪丽萍的签名，但是否本人签名不清楚，真实性无法确认；《客户交易查询》确实属于其本人银行账户，该账户属于POS机账号，由于POS机转账无需任何手续费，故洪丽萍要其去办理一台P**机放在档口以便转账使用，该POS机一直都由洪丽萍使用，经营期间的进账和付款也均由洪丽萍自己负责；《情况说明》因赵某没有到庭接受询问，其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赵某所述与本案根本没有关联性，且其不认识赵某，为何会有该笔转账流水其也不清楚，至于是否是汪俊彬所述属于买卖交易的货款，其也不清楚，只有洪丽萍清楚具体情况。郑康乐提交了（2017）粤0105民初186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其曾于2017年3月16日提起离婚诉讼，洪丽萍在诉讼时辩称家里的生意由洪丽萍打理，故其并未参与实际经营，也不了解经营情况，对于洪丽萍对外所负债务亦不知情。该《民事判决书》查明郑康乐、洪丽萍于2011年9月30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汪俊彬对郑康乐、洪丽萍欠其货款的事实提交了上述《欠条》和《宇星水钻中大经营部销售清单》加以证明。洪丽萍对此没有提出否定抗辩和举证。郑康乐虽对汪俊彬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或排除汪俊彬该证据，故汪俊彬与洪丽萍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洪丽萍没有举证证明已经支付尚欠货款给汪俊彬，故汪俊彬要求洪丽萍清偿货款300000元有理，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汪俊彬要求洪丽萍支付2017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依法有据，也应予以支持。汪俊彬虽提交了赵某账户的《客户交易查询》及赵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但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某与汪俊彬之间的关系及所记载的款项与涉案买卖关系相关联，故汪俊彬要求郑康乐对洪丽萍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判决：一、洪丽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00000元给汪俊彬，并从2017年1月16日起至清付之日止以该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给汪俊彬；二、驳回汪俊彬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汪俊彬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以郑康乐的名义注册的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郑康乐与洪丽萍共同经营服装辅料生意。该辅料行经营范围为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这就包含了水钻产品。郑康乐发表质证意见称：对汪俊彬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确认。郑康乐虽注册过个体工商户，但该字号从未对外经营。而且该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经营范围是纺织品，与本案汪俊彬所称的水钻类产品不相关。汪俊彬所提交的销售清单没有一张有郑康乐的签名。郑康乐对于洪丽萍与汪俊彬之间交易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另，经本院准许，汪俊彬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确认汪俊彬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是其本人所写，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属实，并表示其至今仍在宇星水钻工作，宇星水钻的收付款通过其名下的账户进行，一审《客户交易查询》涉及的款项是支付洪丽萍与宇星水钻之间的货款，不清楚郑康乐的账户是谁在使用。对上述证人证言，汪俊彬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证明郑康乐对洪丽萍与汪俊彬之间的交易是清楚的，对本案汪俊彬诉请的货款郑康乐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康乐质证认为：证人与汪俊彬具有利害关系，其作为汪俊彬的雇员，所陈述的事实证明力较低。证人当庭陈述其本人只负责日常收付款的工作，即便赵某本人的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充其量仅能说明洪丽萍与汪俊彬之间或许存在日常的买卖交易，基于款项的性质附注栏从未标识是货款或其他用途，故实难证明收到的款项是否全部属于买卖的货款。证人当庭陈述由业务员每月负责与客户进行对账，事实上郑康乐对洪丽萍向汪俊彬出具的欠条毫不知情，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与郑康乐核对账目，进一步说明郑康乐根本没有参与实际经营。否则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又怎么会对于每月的欠款情况毫不知情？而汪俊彬也未举证曾向郑康乐核对过账目或要求郑康乐在销售单、对账单中签名确认。综上，汪俊彬一直声称双方是夫妻关系，且共同经营，但夫妻关系虽属实，却并未共同经营。二审另查明：（一）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公示信息显示，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为郑康乐，注册日期2014年4月22日，2017年3月3日核准注销，经营场所为广州市海珠区XXX，经营范围是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二）郑康乐确认上述辅料行的经营场所曾供洪丽萍使用。（三）汪俊彬一审中提交的销售清单上注明客户名称为“鸿都”。一审时郑康乐确认洪丽萍生意的收益有用于孩子抚养。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洪丽萍未提出上诉，视为同意一审判决。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洪丽萍向汪俊彬出具欠条所欠货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郑康乐是否应与洪丽萍共同向汪俊彬清偿该欠款300000元及利息。第一，本案欠条出具之后，才发生洪丽萍与郑康乐的离婚诉讼。洪丽萍在另案离婚诉讼中虽辩称家里生意由其打理，郑康乐不参与经营，不清楚洪丽萍对外所负债务情况，但这仅是洪丽萍在另案中的单方陈述。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公示信息显示郑康乐是登记的经营者，经营范围为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郑康乐抗辩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与本案无关，对此，本院认为，涉案货物为装饰用水钻，属于原材料范围，郑康乐的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第二，郑康乐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该辅料行从注册至注销近三年时间，郑康乐并无证据显示其从未以该字号对外经营，洪丽萍也使用了该辅料行作为经营场所。汪俊彬一审中提交的销售清单上注明客户名称为“鸿都”，与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鸿督”仅有一字之差，而且读音相同。可以证明汪俊彬的交易对象为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第三，二审中证人赵某的证言可证实其是汪俊彬的员工，其账户所收款项为汪俊彬经营的宇星水钻货款。赵某账户的《客户交易查询》显示郑康乐本人银行账户向赵某支付款项，款项支付时间与本案交易发生时间吻合，郑康乐虽辩称其以自己账户办理的POS机由洪丽萍使用，在郑康乐对上述转账流水并无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上述款项与涉案买卖关系相关。因此，本院依据上述事实认定郑康乐参与了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实际经营。即便其否认参与经营的事实，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之规定，郑康乐作为登记的经营者，洪丽萍作为实际经营者，均应对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债务向汪俊彬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综上，洪丽萍向汪俊彬出具欠条所欠货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洪丽萍、郑康乐应共同向汪俊彬清偿该欠款300000元及从2017年1月1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所述，汪俊彬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6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6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原审被告洪丽萍、被上诉人郑康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汪俊彬支付货款3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1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845元，由被上诉人郑康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尤志华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