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初11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68号民生大厦。
负责人：黄红日，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凡、柴冰川，均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中心区东南部时代财富大厦一层Ｄ、二层全层、三层Ｂ号。
负责人：张群，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山海、杨正，均为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凡和柴冰川律师、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山海和杨正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立即向原告支付汇票金额6亿元及迟收利息（迟收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5年12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6年3月14日为2880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以实际支付为准，暂计23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016年4月13日，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向本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以双方经过庭外协商，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偿还2亿元及相应利息为由，申请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立即向原告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及迟收利息（迟收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5年12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事实和理由：
一、湖南宝泰丰蔬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丰公司）开具票面金额6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受让汇票后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办理转贴现。
2015年6月10日，宝泰丰公司向长沙正和果蔬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票号：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60），金额合计6亿元。
其后，前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依次背书转让给湖北阳和龙兴商贸有限公司、杭州杭邦贸易有限公司、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2015年6月11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持有的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转贴现，六张汇票票面金额共6亿元，贴现金额585816666.66元，贴现年利率为4.6%。同时，该合同第四条A款第2项约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追索；第五条B款第4项约定，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指定账户，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违反此约定，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第六条B款第2项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第七条约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其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具有追索权，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保证在收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指定账户。
《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签订当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将转贴现款585816666.66元支付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将六张汇票背书转让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其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以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融资，并在汇票到期前予以回购，系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最后持票人。
二、六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兑人宝泰丰公司拒绝付款。
2015年12月7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委托承兑人宝泰丰公司的开户行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但宝泰丰公司未于前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即2015年12月10日付款，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六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多次向宝泰丰公司、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等催款，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等至今未予支付。
综上，出票人及承兑人宝泰丰公司未按期支付汇票金额，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也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相关款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依据相关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辩称，一、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对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事实予以确认。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确认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之间发生过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的转贴现业务，即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将涉案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迟收利息的计算标准于法有悖，不应被支持。
依据票据法第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票据追索权项下请求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的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标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认为，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请并经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同意的，已支付的二张汇票（票号：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56）款项，属于双方庭外协商和解的行为和合意，不能作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就涉案四张汇票（票号：0010006123672257、0010006123672258、0010006123672259、0010006123672260）项下主张迟收利息计算标准及起算时间的认定事由。
三、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律师费用于法无据并显失公平，应予驳回。
依据票据法第七十条之规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票据追索之费用应以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为限，并未包含律师费用。更值得指出的是，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已将本案的诉讼请求变更为4亿，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金额是以6亿为基数计算得来的，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变更诉求之后仍主张对应6亿元的律师费，也明显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
综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认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主张迟付利息及律师费用上与法相悖。为保障票据追索之正常秩序、维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利益，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判。
综合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请求和事实与理由以及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汇票迟收利息的计算标准以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的律师费用是否恰当以及应否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的问题。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贴现凭证》、《商业承兑汇票》（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60）、《华福粤20**-00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票据资产转让合同》【（DX）华福-
民生-合同2015第002-票转字007号】及资金划转凭证、《票据资产转让合同》【（DX）华福-民生-
合同2015第002-票转字007（01）号】及资金划转凭证、《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及《托收凭证》、《付款通知书》及快递单、《追索通知书》及《快递单》、《公证书》，拟证明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存在涉案汇票的转贴现关系，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作为涉案汇票的持票人在票据到期后遭到退票，经催收至今仍未收到票据款项及利息。（二）民银粤律第（公）2016-001号《委托代理协议》、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440015313058916126、440015313058916127、440015313058916128）、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拟证明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为实现债权而于2016年6月12日向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30万元。（三）《记账凭证》，拟证明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本案诉讼期间于2016年4月12日支付款项212100000元，用以清偿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56二张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及相应迟收利息。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提交证据，其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1、确认其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就涉案商业承兑汇票发生过转贴现业务，但主张其作为涉案汇票流转中的被背书人之一，对汇票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汇票金额以及承兑人之开户行出具的《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并不了解，也未参与其中，因此其除对其持有原件的二张凭证号码分别为0010006123672255及0010006123672256的《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外，对其余四张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持有原件的《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无法辨认，并为此申请本院依职权进行调查。2、对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的代理费230万元是否均已实际支付无法确认，另《委托代理协议》的内容载明有法官费用涉嫌违法，该律师费条款约定应属无效，且本案的诉讼请求已变更为票面金额4亿元，但合同约定的金额是以6亿元金额基数计算得来，因此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变更诉讼请求之后仍主张6亿元的律师费，明显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
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于2015年12月4日共出具六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其持有四张凭证号码分别为0010006123672257、0010006123672258、0010006123672259及0010006123672260的《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原件，另二张凭证号码分别为0010006123672255及0010006123672256的《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原件则由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持有。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对由其持有原件的二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持有原件的四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由于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持有原件的四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持有原件的二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除凭证号码不同外，其余内容均一致，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虽表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也未提供证据否认其真实性，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仅以其不是该四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的当事人，无法确认该四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为由，申请本院依职权进行调查，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确认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持有原件的该四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本案证据的认定情况，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5年6月10日，宝泰丰公司向长沙正和果蔬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票号：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60），金额合计6亿元。
2015年6月11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持有的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转贴现，汇票票面金额共6亿元，贴现金额585816666.66元，贴现年利率为4.6%。其中，合同第四条A款第2项约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追索；第五条B款第4项约定：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指定账户，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违反此约定，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第六条B款第2项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第七条约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其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具有追索权，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保证在收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指定账户。上述合同签订当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将转贴现款585816666.66元支付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将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系上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的最后持票人。
2015年12月7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委托承兑人宝泰丰公司的开户行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但宝泰丰公司未于前述六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即2015年12月10日付款，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六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退票理由为：付款人账户余额为零，无款支付。
2016年3月14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代理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等票面金额合计6亿元整的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票据追索权纠纷案诉讼、执行事宜。协议第四条约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该案律师费总额不超过230万元，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收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之日起15日之内付10万元，剩余220万元，在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支付。所有差旅费（含法官费用）由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自行承担。2016年3月15日，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代理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起本案诉讼。2016年5月24日，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开具了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6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转账汇款230万元。
本案审理期间，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于2016年4月12日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了号码为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56二张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及相应迟收利息共计212100000元。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遂于2016年4月13日向本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立即向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及迟收利息（迟收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5年12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本院认为，2015年6月11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该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依约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了转贴现款585816666.66元后，依法通过背书持有了涉案汇票。涉案汇票于2015年12月10日到期后，因付款人宝泰丰公司账户余额为零，无款支付，付款人的开户银行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对涉案汇票进行了退票，导致持票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未能取得涉案汇票金额。本案诉讼期间，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了号码为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56二张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及相应迟收利息共计212100000元，尚余四张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4亿元及相应迟收利息未支付。由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能在票据到期日前先行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剩余4张汇票的票据款项及相应迟收利息，根据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合同第四条A款第2项约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追索”，第五条B款第4项约定：“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指定账户，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违反此约定，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以及第七条约定：“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其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具有追索权，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保证在收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指定账户”，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就该4张汇票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具有追索权，有权要求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其支付剩余四张汇票金额4亿元，以及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因此，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起诉请求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向其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以及按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相应的迟收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也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汇票迟收利息的起算日应扣除三日的托收在途时间，诉讼期间已清偿的二张汇票的迟收利息起算时间亦是如此操作，即从2016年12月14日起开始计算迟收利息。综上，本院确认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向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及相应迟收利息（迟收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5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主张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作为迟收利息的计算标准，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为本案诉讼，其已于2016年6月12日向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了230万元律师费，为此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予以佐证。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虽主张其对230万元律师费是否均已实际支付无法确认，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基于此，根据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确认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已于2016年6月12日转账支付涉案230万元律师费。2016年3月14日，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签订涉案《委托代理协议》时，明确约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是票面金额合计6亿元的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本案起诉时的标的亦是汇票金额6亿元及相应迟收利息，之后因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代理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才在诉讼期间偿还了汇票金额2亿元及相应迟收利息，从而导致本案原告减少诉讼请求，因此本案诉讼请求的减少并不影响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依据双方已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票面金额6亿元收取相应的律师费。应当指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协议》第四条中有关“所有差旅费（含法官费用）由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自行承担”的约定明显不当，但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相关法官费用由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承担的不当行为，且230万元律师费的收费标准并未违反相关规定，因此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主张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赔偿其律师费230万元，符合涉案《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六条B款第2项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也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认为票据追索之费用应以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为限，并未包含律师费用，且《委托代理协议》的内容载明有法官费用涉嫌违法，律师费条款约定应属无效，另本案的诉讼请求已变更为票面金额4亿元，因此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变更诉讼请求之后仍按照6亿元标的计算律师费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被告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支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400000000元及迟收利息（从2015年12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二、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赔偿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律师费2300000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149300元，由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羊 琴
审判员 胡晓清
审判员 潘晓璇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