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海南二中行初字第77号
原告韦邦逢，曾用名韦邦峰、韦帮峰，男，汉族。
原告王美英，女，汉族。
原告韦瑶瑶，女，汉族。
原告韦婷婷，女，汉族。
原告韦茂杰，男，汉族。
上述五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符定福，海南为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林东，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文逢，儋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科员。
委托代理人林发达，儋州市农业委员会科员。
第三人韦邦高，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国碧，男，汉族。
第三人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第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韦经兆，组长。
第三人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第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韦克挥，组长。
原告韦邦逢、王美英、韦瑶瑶、韦婷婷、韦茂杰（简称韦邦逢等5人）因其诉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韦邦高、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第一村民小组（简称第一村民小组）、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第二村民小组（简称第二村民小组）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儋州市人民政府向韦邦高颁发儋州市农地承包权（和庆）第03105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简称0310582号经营权证），于2014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4月23日受理，4月29日向儋州市人民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5月1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开庭审理，本院认为第一村民小组、第二村民小组均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5月22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韦邦逢及其委托代理人符定福，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苏文逢，第三人韦邦高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国碧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第一村民小组、第二村民小组经合法传唤，其负责人均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行政行为：2005年9月30日，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韦邦高颁发0310582号经营权证，确认韦邦高对位于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和合组“石牛”1亩（旱田）、“田甲”2亩（旱田）、“石黑山”3亩（坡地）、“田梦”2亩（坡地）、“石牛”1.5亩（坡地）、“村边”0.3亩（坡地）的6块土地（简称涉案土地）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土地用途为种植，承包期限从199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0310582号经营权证；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0310582号）；3.第一村民小组与韦邦高于2011年5月签订的《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4.第一村民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制作的《土地发包方案》（韦邦高）；5.韦邦高名下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表》；证据1-5证明被诉颁证行为符合“三级政府联审制度”，登记内容符合“三个相符、四个统一”的要求；6.《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0310583号），证明儋州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9月30日向韦邦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7.韦邦征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0310581号）；8.第一村民小组与韦邦征于2011年5月签订的《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9.第一村民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制作的《土地发包方案》（韦邦征）；10.韦邦征名下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表》；证据6-10证明韦邦征取得家庭承包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11.儋州市公安局和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韦邦逢的曾用名为韦帮峰。
原告韦邦逢等5人诉称，韦邦逢、韦邦高系同胞兄弟。位于“石牛”、“田甲”、“石黑山”、“田梦”、“村边”的6块土地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体制下放时，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经济合作社（简称和合经济社）分配给原告全家的承包地。当时，原告家庭人口有父亲、母亲、韦邦逢、韦邦高、三姐韦春女及大哥韦邦征一家五口人，一共十口人。尔后，因大哥韦邦征分户，其中五口人的家庭承包地划出来给了韦邦征家庭耕作，其余土地由父母、韦邦逢、韦邦高、三姐韦春女耕作。从1993年起，韦邦逢外出到和庆镇和庆墟经营饭店，而三姐韦春女也出嫁，剩余家庭承包地就由韦邦高一家人耕作。从2013年开始，因与韦邦逢发生宅基地纠纷，韦邦高于同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儋州市人民政府向韦邦逢颁发的儋林证字（2008）第182号《林权证》。韦邦逢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得知儋州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9月30日将位于“石牛”、“田甲”、“石黑山”、“田梦”、“村边”的6块家庭承包地全部登记在韦邦高名下的0310582号经营权证上，其认为上述6块家庭承包地属于韦邦逢、韦邦高共有，却被登记在韦邦高一人名下，侵犯了韦邦逢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诉讼请求：撤销儋州市人民政府向韦邦高颁发的0310582号经营权证。
原告韦邦逢等5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0310582号经营权证，证明被诉颁证行为的内容；2.本院（2013）海南二中行初字第18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涉案土地属于韦邦逢、韦邦高两个家庭共有；3.和合经济社于2013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涉案土地属于韦邦逢、韦邦高两个家庭共有；4.《儋州市和庆镇2013年农户农资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情况公示表》；5.《儋州市和庆镇2013年早稻农作物良种补贴情况公示表》；证据3-5证明0310582号经营权证项下土地属于韦邦逢、韦邦高两个家庭共有；6.韦邦逢的家庭户口薄；7.韦邦高的家庭户口薄；证据6-7证明韦邦逢、韦邦高均系同一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户籍所在地也是同一的，即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村027号。
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辩称，韦邦逢、韦邦高系兄弟关系。1980年代初，农村体制下放后，和合经济社将位于“石牛”、“田甲”等的农用地发包给韦邦逢、韦邦高的父母经营管理。1986年后，韦邦逢、韦邦高的母亲陈玉桂将家庭承包地中的“田甲”旱田约3亩调整给韦邦逢经营，将剩余的家庭承包地调整给韦邦高经营。儋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和合经济社记载的家庭承包地情况，分别向韦邦高、韦邦逢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998年后，韦邦高家庭已经实际承包经营位于“石牛”、“田甲”等地的6块承包地，和合经济社予以接受。尔后，经和合经济社报告、和庆镇经管站初审、原儋州市农业局审核等程序，儋州市人民政府向韦邦高颁发0310582号经营权证。韦邦逢认为涉案土地属于韦邦逢、韦邦高共有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韦邦高述称：一、韦邦逢、韦邦高已分别取得各自的家庭承包地，韦邦逢与被诉颁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韦邦高父母生育有6子女，分别是大姐、二姐、韦邦征、四姐、韦邦逢、韦邦高。1980年代初，农村体制下放后，和合经济社将位于“石牛”、“田甲”等的农用地发包给韦邦逢、韦邦高的父母经营管理。尔后，韦邦高的父亲于1987年去世，韦邦高的大姐、二姐、四姐先后出嫁，韦邦征分户独立，韦邦逢因犯罪被判刑和“劳教”。1990年初，韦邦逢被“劳教”回来后，与王美英结婚，并一直在儋州市和庆镇和庆墟建房居住。1998年，韦邦逢、韦邦高的母亲陈玉桂在去世之前将剩余的家庭承包地中的“田甲”3亩分给韦邦逢经营，其余的家庭承包地分给韦邦高经营。2005年，儋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和合经济社、和庆镇经管站、儋州市农业局的报告或审核情况，向韦邦逢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韦邦征、韦邦逢、韦邦高已经实际履行了父母分割家庭承包地的契约，韦邦逢与被诉颁证行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二、韦邦逢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首先，韦邦逢多次使用虚假姓名；其次，韦邦逢提交的《儋州市农村税费改革核定基本情况登记表》有伪造痕迹；再次，和合经济社出具的《证明》虚假；最后，韦邦峰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事实虚假。综上，被诉颁证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
第三人韦邦高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0310582号经营权证；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0310582号）；3.第一村民小组与韦邦高于2011年5月签订的《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4.第一村民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制作的《土地发包方案》（韦邦高）；5.韦邦高名下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表》；证据1-5证明被诉颁证行为符合“三级政府联审制度”，登记内容符合“三个相符、四个统一”的要求；6.1994年《海南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登记证》，证明陈玉桂为户主，加上韦邦高一家6口人共7个人口，2个劳动力，在和合村共同生产生活；7.1995年的粮食入库登记卡；8.1995年的公购粮通知书；9.农村负担手册；证据6-9证明韦邦高取得家庭承包地后，以户主名义履行缴纳税费等义务；10.韦邦征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0310581号）；11.第一村民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制作的《土地发包方案》（韦邦征）；12.韦邦征签订的《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农地字第0310581号）；13.韦邦征名下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表》；证据11-13证明韦邦征在第一村民小组中承包土地的情况；14.韦邦逢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0310583号）；15.韦邦逢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0310583号）；16.韦邦逢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个人信用信息查询授权书及个人信用报告；17.儋州市公安局和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据14-17证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和合经济社经韦邦逢、韦邦高同意，将其父母第一轮承包的“田甲”3亩旱田（两块）调整给韦邦逢承包经营，并登记在韦邦峰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因此，韦邦逢已取得母亲陈玉桂调整给他的承包地；18.《关于成立罗便村委会和合第一村民小组与罗便村委会和合第二村民小组的决定》，证明和合经济社分立为第一村民小组、第二村民小组；19.韦美瑞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0310589号），证明韦美瑞承包的“马路”地是旱田，而韦邦逢承包的“马路”坡地与韦美瑞承包的“马路”（旱田）相邻是虚假信息；20.原广东省临高县人民政府于1953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韦邦征、韦邦逢、韦邦高的父母有承包地约11亩，韦邦征、韦邦逢、韦邦高分别分得其中的6亩、3亩、3亩共12亩，承包地面积基本吻合。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
关于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对儋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均不足以证明被诉颁证行为合法。其中，证据3-4形成于2011年，而《土地发包方案》（韦邦高）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整体意义的“承包方案”，也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公示，且0310582号经营权证颁发于2005年，因此该证据均不能证明被诉颁证行为合法；证据6-10是关于韦邦征家庭承包地的证据材料，而韦邦征早在1970年代即已分户独立并分得自己的家庭承包地，其承包地与涉案土地无关，故对该证据材料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关于原告韦邦逢等5人提交的证据。对原告韦邦逢提交的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其中，证据2中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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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经济社出具的证明，韦邦逢认为虽然和合村民小组一分为二，但和合经济社未必一分为二，而韦邦高认为和合村民小组已经分为两个村民小组，和合经济社也就不存在了，故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综合认证，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可以确认，即涉案土地为韦邦逢、韦邦高共有。
关于第三人韦邦高提交的证据。对韦邦高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均不足以证明被诉颁证行为合法。对证据3-4的认证意见如前所述，不能证明被诉颁证行为合法；证据6-9只能证明韦邦高事实上耕作陈玉桂为户主时的家庭承包地，但不能据此否定韦邦逢对该地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对证据11-1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同上；证据14-17不能证明韦邦逢、韦邦高之间关于家庭承包地的划分有约定或该约定经由其所在农民集体同意。对证据19-20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第三人韦邦高于2014年5月13日向本院申请调取下列证据：1.王美英的户籍材料；2.韦邦逢、王美英的《个人信用信息报告》；3.韦美瑞名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申请予以驳回。
此外，本院还依职权调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琼行终字第44号《行政裁定书》，可以证实本院（2013）海南二中行初字第187号行政判决已生效。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韦邦征、韦邦逢、韦邦高系同胞兄弟，均系第一村民小组村民。其中韦邦逢农户现有家庭成员5人，韦邦高农户现有家庭成员6人，双方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均为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村027号。位于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和合村“石牛”、“田甲”、“石黑山”、“田梦”、“村边”的6块涉案土地，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体制下放时，由和合经济社分配给韦邦逢、韦邦高及其父母、姐姐承包共同经营的农用地。期间，韦邦征分户独立，并以户主身份取得农民集体分配其承包经营的家庭承包地；韦邦逢于1980年因犯罪被判刑和“劳教”，韦邦高的父亲于1987年去世，韦邦高的大姐、二姐、四姐先后出嫁。从1980年开始，韦邦逢因被判处刑罚及其他原因长期未能实际参与家庭承包地的经营管理，涉案土地一直由韦邦高的母亲陈玉桂及韦邦高一家人实际经营。1990年初，韦邦逢被“劳教”回来后，未回到和合村居住，而是在与王美英结婚后，在儋州市和庆镇和庆墟建房居住。2005年，儋州市人民政府向韦邦征、韦邦逢、韦邦高分别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韦邦征登记有家庭承包地9块，面积14.8亩；韦邦逢登记有家庭承包地2块，面积2.2亩；韦邦高登记有家庭承包地6块，面积9.8亩。从2013年开始，因与韦邦逢发生宅基地纠纷，韦邦高于同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儋州市人民政府向韦邦逢颁发的儋林证字（2008）第182号《林权证》。本院以该《林权证》项下“石黑山”土地属于韦邦逢、韦邦高共有而非韦邦逢独有为由，于2013年12月18日判决撤销该《林权证》。该判决已生效。韦邦逢在该案诉讼过程中知道0310582号经营权证内容后，认为涉案土地属于韦邦逢、韦邦高共有却单独登记在韦邦高名下，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和合经济社于2010年12月15日分立为第一村民小组、第二村民小组。
庭审中，韦邦高述称，在其父母去世后，父母享有的家庭承包地份额约5亩土地均归韦邦高所有。本院对韦邦高述称的该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和审查重点：被诉颁证行为认定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韦邦高农户独自享有的主要证据是否充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家庭承包土地应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确认，以确保其家庭承包经营权不被其他组织或个人侵犯；除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放弃，其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权益不许被任意侵害或减损。本案中，虽然从1980年开始，韦邦逢因被判处刑罚并在刑满释放后长期居住于和庆镇和庆墟，其一直未能实际参与涉案土地的经营管理，而是由韦邦高农户管理，但鉴于没有确凿证据证实韦邦逢自愿放弃其依法享有的家庭承包地份额，而韦邦逢及其家庭成员作为第一村民小组成员的身份没有改变，因此，不能确认韦邦高农户就涉案土地单独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韦邦高辩称其母亲陈玉桂已经于1998年对家庭承包地进行了分割，且韦邦高长期对涉案土地缴纳税费，事实上已经对涉案土地单独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没有证据证实上述家庭承包地内部分割约定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证实该内部约定经发包方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确认，故对该辩称理由不予采纳。在没有证据证实韦邦逢及其家庭成员自愿放弃其依法享有的家庭承包地份额的情况下，儋州市人民政府将涉案土地单独登记在韦邦高农户名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对该颁证行为依法应予撤销。至于韦邦逢名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土地是否属于韦邦逢农户独自所有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若有争议，可另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9月30日向第三人韦邦高颁发的儋州市农地承包权（和庆）第031058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希闯
代理审判员 李雪刚
代理审判员 曹荣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买歌豪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