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81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辉，男，1978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冠暖，男，197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波，广东名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瑞平，男，196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山，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槟矫，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承九，男，196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林，广东贝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大洋，男，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代，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广佳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朱积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吴承九因与被上诉人徐大洋、佛山市广佳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佳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2558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辉、邓冠暖上诉请求：1.改判李国辉不需要向徐大洋连带赔偿248033.62元；2.改判邓冠暖仅需要向徐大洋赔偿88430.2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大洋、罗瑞平、吴承九、广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国辉无需向徐大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李国辉并非本案实际侵权人，不负有赔偿义务，徐大洋要求李国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李国辉为涉案挖掘机雇主明显有误。邓冠暖是李国辉姐夫，李国辉与邓冠暖之间是合伙关系并非雇佣关系。合伙过程中，由李国辉负责出资购买挖掘机并负责联系业务，邓冠暖则负责所接工程的实际施工。另，邓冠暖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送货单也可印证其对整个工程负责，而非李国辉的员工，故李国辉不应对邓冠暖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前，吴承九、罗瑞平及徐大洋之间已就徐大洋受伤事宜进行过初步磋商，赔偿事宜与李国辉无关。2017年1月12日的协议书中，吴承九、罗瑞平与徐大洋已达成协议，徐大洋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以及后续治疗费用由罗瑞平、吴承九承担，因此，各方应尊重协议约定，徐大洋不应要求李国辉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事故并非邓冠暖所引起，邓冠暖不存在重大过错，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及案外人李友权的过错，邓冠暖承担的责任以不超过20%为宜。1.徐大洋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建筑工人，理应对工地环境非常熟悉，其对自身安全负有审慎的注意义务。徐大洋在未知会邓冠暖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挖掘机作业区域，且在指挥混凝土车倒浆时存在失误、站位严重不当等情况，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50%以上的责任。2.邓冠暖作为挖掘机师傅，在挖掘机作业区域内正常作业，作业期间不存在任何违规操作之情形，徐大洋突然出现在挖掘机作业区域内，邓冠暖防不胜防，因此，邓冠暖不应承担超过20%的责任。3.罗瑞平应对其雇请的徐大洋所受伤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罗瑞平在明知自身不具备任何施工资质的情况下仍承包涉案工程，未依法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亦未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4.吴承九应对徐大洋所受伤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吴承九在明知自身不具备任何施工资质的情况下仍承包涉案工程并违法分包，对工程施工现场疏于监管，存在重大过错。另，邓冠暖当时在事发区域进行挖掘机作业是吴承九强行要求的，邓冠暖属额外施工，吴承九承担主要赔偿责任。5.广佳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方，其未选任有资质的施工队进行施工，存在选任过错，应对本案事故承担部分责任。涉案工程实际存在，事故亦发生在广佳公司工地，一审法院认定广佳公司并非涉案工程发包人错误。6.李友权应对本案事故承担部分责任。虽然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均未申请追加李友权为本案被告，但李友权的赔偿责任应纳入到赔偿责任范围。涉案工程实际上由广佳公司发包给李友权，李友权分包给吴承九，吴承九再分包给罗瑞平。李友权明知自身不具备任何施工资质仍承包涉案工程并违法分包，对工程施工疏于监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部分责任。三、一审法院核定的部分损失有误。1.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且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列入总赔偿金额内，再根据各方责任进行划分，而不应全部由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吴承九承担。2.一审法院认定徐大洋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徐大洋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伤前在佛山市生活一年以上且有稳定收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罗瑞平的叙述确定徐大洋的残疾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在徐大洋未举证的情况下，认定误工费按年平均工资标准56313元计算，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误工费应按佛山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4.一审法院判令李国辉、邓冠暖向徐大洋连带赔偿248033.62元，罗瑞平向徐大洋赔偿124216.81元，加上吴承九在诉讼前垫付的290946.5元，徐大洋实际获得赔偿663196.93元，而一审法院核定的总损失仅为596084.04元，在一审法院亦认定徐大洋自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徐大洋应得赔偿金额不应高于596084.04元。一审法院核定的金额明显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另，一审法院对吴承九超额支付的费用未作出实质处理（吴承九实际垫付290946.5元，一审法院判令吴承九赔偿154421.01元)，却模糊地将吴承九超额支付的费用判由李国辉、邓冠暖及罗瑞平承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徐大洋针对李国辉、邓冠暖的上诉请求辩称，一、李国辉、邓冠暖在安监部门所做笔录已清晰反映该两者之间是雇佣关系，而非合伙关系。至于李国辉、邓冠暖提到的送货单问题，按照惯例挖掘机的报酬一般由司机与工程方进行结算，挖掘机所有人很少参与该环节，故不能仅根据邓冠暖与工程方进行结算就推定李国辉、邓冠暖之间是合伙关系。二、2017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免除李国辉、邓冠暖的法律责任。三、邓冠暖接受安监部门询问时称挖掘机在作业过程中碰到电线，其一时紧张倒车而导致事故发生，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其承担主要责任合情、合理。四、李国辉、邓冠暖主张徐大洋、罗瑞平、吴承九均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自相矛盾。五、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均明确表示不追加李友权作为本案当事人，故二审亦不应就此问题再作处理。六、一审法院核定的总损失合理、合法，李国辉、邓冠暖提出的超额问题，应在另案中进行处理。
罗瑞平针对李国辉、邓冠暖的上诉请求辩称，一、除罗瑞平外，李国辉、邓冠暖、吴承九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邓冠暖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李国辉作为邓冠暖的雇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吴承九在发包过程中未注意承包方的资质，应承担连带责任。三、吴承九与李国辉、邓冠暖承担连带责任，故在计算赔偿金额时应相应扣减吴承九已垫付的290946.5元，即李国辉、邓冠暖、吴承九应连带赔偿316080.04元。
吴承九针对李国辉、邓冠暖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同意徐大洋的第一、二、五点答辩意见。二、安监部门强制要求吴承九在协议书上签名并垫付医疗费，且协议书也仅对当时的医疗费进行确认，未包含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吴承九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罗瑞平既是徐大洋的雇主，也是水泥工程的施工方及安全监管方，从过错程度看，罗瑞平的过错是最直接的，即使吴承九有一定的过错，也比罗瑞平的过错程度轻，一审法院酌定罗瑞平承担20%的责任，吴承九承担25%的责任不公平。
罗瑞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国辉、邓冠暖、吴承九向徐大洋连带赔偿316080.0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大洋、李国辉、邓冠暖、吴承九、广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认定徐大洋自身疾病对其伤残程度的参与度错误。根据徐大洋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徐大洋自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鉴定机构未考虑徐大洋自身疾病对其伤残程度的参与度不当，应结合徐大洋的自身疾病对本案损失重新进行核定。二、一审法院认定各赔偿责任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为按份责任不妥，应为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由李国辉、邓冠暖、吴承九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为按份责任，与法律规定不符。三、一审法院认定罗瑞平承担20%的责任过高。日常工作中，罗瑞平已向徐大洋充分告知安全规范，罗瑞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定罗瑞平承担20%的责任显失公平。二审庭审中，罗瑞平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本案还有其他共同侵权人，涉案工程由广佳公司发包给李友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李友权与广佳公司应列为共同侵权人，一审法院未将其他共同侵权人的责任相应扣除错误。2.徐大洋不能同时主张雇主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赔偿权利人可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赔偿，本案中具体表现为徐大洋可向直接侵权人邓冠暖追索，也可以向雇主罗瑞平追索，只能二者选其一，但徐大洋同时采取两种救济途径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徐大洋选择向罗瑞平主张权利时，罗瑞平只是过渡性的赔偿义务人，罗瑞平承担责任后可向直接侵权人追偿，而本案直接侵权人已列为被告，罗瑞平不应再承担责任。3.本案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必须是连带责任，而非按份责任。徐大洋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向罗瑞平、邓冠暖主张权利，但二者是偶然的结合，两债务人的给付内容是一致的，均是针对徐大洋的损害，故不应划分比例，任何一个赔偿义务人都可使徐大洋的赔偿目的得到实现，其属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为按份责任错误。李国辉作为邓冠暖的雇主，应与邓冠暖承担连带责任；吴承九作为发包方未对李国辉、邓冠暖的资质进行审查，应承担连带责任；吴承九本身也是罗瑞平的发包方，同样未对罗瑞平的资质进行审查，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徐大洋针对罗瑞平的上诉请求辩称，徐大洋的受伤程度与原生疾病没有任何关联，不存在参与度问题。本案存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与侵权责任纠纷的竞合，罗瑞平的上诉意见仅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角度进行论述，而徐大洋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健康权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认定为按份责任合理、合法。若认定为连带责任，罗瑞平应承担100%的责任。一审法院的处理正确。
李国辉、邓冠暖针对罗瑞平的上诉请求述称，本案应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以按份责任分配赔偿责任。徐大洋虽然可根据劳务关系要求作为雇主的罗瑞平承担责任，但本案为健康权纠纷，罗瑞平存在管理过错，一审法院结合过错程度分配责任正确，且一审法院认定罗瑞平承担20%的赔偿责任偏低，应予以调整。另，同意罗瑞平关于本案应考虑徐大洋原生疾病参与度以及应追究李友权、广佳公司责任的上诉意见。
吴承九针对罗瑞平的上诉请求述称：一、同意罗瑞平关于本案应考虑徐大洋原生疾病参与度的上诉意见。二、一审法院认定吴承九与罗瑞平之间是承揽关系，吴承九与李国辉之间是承揽关系正确，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各赔偿义务人之间不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因徐大洋、邓冠暖的重大过错导致事故发生，罗瑞平不仅是徐大洋的雇主，安排徐大洋现场施工，又是现场指挥水泥施工的监管方，故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罗瑞平的责任比吴承九的责任轻错误。
吴承九上诉请求：1.改判吴承九不需要对徐大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大洋、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吴承九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徐大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无论吴承九是否具备承接工程的相应资质，其分包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及徐大洋的受伤没有因果关系。2.现场施工及监管属于罗瑞平的责任，与吴承九无关。事实上，徐大洋是罗瑞平聘请的现场指挥人员，故一审法院认定吴承九“对现场施工疏于监管”错误。二、吴承九与李国辉、罗瑞平之间均是承揽关系，徐大洋是罗瑞平雇请的人员，且事故由徐大洋及邓冠暖的重大过错造成，与吴承九无关，一审法院酌定由吴承九承担25%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三、罗瑞平既是徐大洋的雇主，也是水泥工程的直接施工方、监管方，罗瑞平未尽安全防范义务及监管责任，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故即使吴承九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比罗瑞平的过错程度轻，一审法院认定罗瑞平承担20%的赔偿责任，而吴承九承担25%的赔偿责任，明显失当。
徐大洋针对吴承九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吴承九与李国辉、罗瑞平之间是否属于承揽关系，由二审法院确定。若二审法院认定属于发包关系，三者的责任比例应比一审法院认定的高。二、吴承九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及罗瑞平的施工队均不具备承接涉案工程的资质，吴承九完全可聘请有资质的单位施工，但其为了节省开支，找来同样没有资质的罗瑞平，其过错比罗瑞平更大，故一审法院认定吴承九的责任大于罗瑞平正确。
李国辉、邓冠暖针对吴承九的上诉请求辩称，吴承九与李国辉、邓冠暖之间是工程发包关系，而非普通的承揽关系。吴承九在本案中存在违法发包及管理的过错，应对徐大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罗瑞平针对吴承九的上诉请求辩称，一、罗瑞平在本案中即使存在责任也是雇主责任，雇主责任无需考虑雇主本身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认定发包方与分包方的责任时才需要考虑资质的问题。吴承九的身份存在两种叠加，其既是伤者从事工程的发包人，也是直接侵权人从事工程的发包人，除直接侵权人外，吴承九无疑要承担最多的责任。二、吴承九称罗瑞平负责排班而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缺乏理据，罗瑞平排班本身并不具有过错，罗瑞平也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吴承九混淆了雇员因提供劳务受到伤害与劳务中因第三人受到损害的情形，两种情形对雇主责任认定的要求是不同的，雇员在提供劳务受害纠纷中才应考虑雇主在雇佣中是否存在过错，才需要考虑罗瑞平的资质。三、吴承九认为罗瑞平应承担主要责任毫无依据，罗瑞平不存在侵权行为，如果仅以资质问题要求罗瑞平承担责任，则也应将李国辉、邓冠暖的资质作为考虑因素。
广佳公司针对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吴承九的上诉请求发表意见称，广佳公司并非徐大洋的雇主，亦非涉案工地的发包方，只是涉案地块上的其中一个租户，且对涉案工程及事故不知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徐大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吴承九、广佳公司连带赔偿徐大洋损失合计504491.96元（医疗费1573.5元、后续治疗费6000元、误工费27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800元、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400908.46元、鉴定费2500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护理费10800元、交通费500元、营养费2000元、其他杂费1910元；2.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吴承九、广佳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承九（无相应工程资质及分包资质）从案外人李友权处承包了涉案的厂房修建工程。随后，吴承九将该工程中的部分水泥施工工程分包给了罗瑞平（无相应工程资质），罗瑞平雇请徐大洋等人施工，并安排徐大洋进行倒水泥的工作。吴承九将基坑挖掘部分交由李国辉完成，李国辉雇请邓冠暖到现场施工，李国辉是案涉挖掘机的所有人，邓冠暖没有相应的特种作业证书。2016年9月7日下午，徐大洋在涉案工地上指挥混凝土车倒浆施工，因工地路况较差，混凝土车无法到达倒水泥的基坑，工程指挥吴某便要求邓冠暖驾驶挖掘机将混凝土输送至要倒水泥浆的基坑中，一个基坑倒完之后，挖掘机先前往下一个基坑的位置定位，混凝土车再倒车进去与挖掘机配合作业。邓冠暖驾驶挖土机在前，徐大洋站在挖掘机的后面即混凝土车的后面指挥混凝土倒车。邓冠暖因碰到电线，挖掘机后退，在后退过程中没有注意到站在挖掘机后面的徐大洋，压到徐大洋的腿部，致使徐大洋受伤。事故发生后，徐大洋被送至佛山市中医院进行救治，经诊断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左胫骨近端平台开放粉碎骨折、左腓骨上端、下端粉碎骨折、左上胫腓联合关节脱位、左胫前动脉碾挫伤、左腘动脉、胫后动脉挫伤、左腓总神经、胫神经挫伤、左小腿多发肌肉断裂、毁损伤、左大腿下端、左膝部、左小腿皮肤软组织大面积撕脱、套脱伤、左膝部及左小腿皮肤软组织大面积缺损、左腓骨远端开放粉碎骨折并部分骨缺损、右踝关节半脱位、右外踝及右足根部皮肤软组织大面积撕脱伤、右外踝及右足根部皮肤软组织挫裂伤、双下肢皮肤软组织多发皮肤软组织挫擦伤、阴囊挫裂伤缝合术后、高血压病、糖尿病。徐大洋于2016年12月24日出院，共住院治疗108天。出院医嘱：出院带药，定期复查，继续治疗，不适随诊，加强伤肢换药护理、骨折愈合后二期取内固定，左腓骨远端骨折，必要时待局部皮肤条件改善后择期行手术治疗，暂勿负重、用强力及剧烈运动，伤肢适当功能锻炼，高血压及糖尿病建议内科专科门诊就诊，住院期间留陪人一名，出院后全休一个月。后徐大洋于2017年1月4日委托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及拆除骨折内固定物的后续治疗费用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2月2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徐大洋的左下肢功能部分丧失达八级伤残；右下肢功能部分丧失达十级伤残；左下肢瘢痕形成达十级伤残；徐大洋拆除右外踝骨内固定物的后续医疗费约6000元。徐大洋为此支付2500元鉴定费用。
徐大洋住院治疗期间，吴承九代付了医疗费274704元、下肢膝关节固定矫形器2800元、动踝矫形器2500元、48天陪护费4800元、生活费6000元、杂费142.5元合共290946.5元。徐大洋自行支出了租床费1050元，购买轮椅、拐杖、坐行器支出860元，复诊支出医疗费用1573.5元。
另查明，徐大洋受伤前已在佛山工作满一年，父母已故，其与配偶郭丽华育有女儿郭欣（1996年2月25日出生）、儿子郭某（2003年6月4日出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身体权纠纷。首先，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如下：第一，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和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广佳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对于徐大洋主张广佳公司为涉案工程发包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根据徐大洋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徐大洋是由罗瑞平雇佣进行倒水泥工作的人员，徐大洋在罗瑞平的指挥和管理下进行施工工作，工资由罗瑞平发放，徐大洋与罗瑞平之间属于雇佣关系。第三，根据吴承九提供的收条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罗瑞平与吴承九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报酬支付也是以工程结算方式进行，故吴承九与罗瑞平属于承揽关系，吴承九将案涉工程的基坑挖掘部分交由李国辉完成，李国辉使用自有挖掘机及雇请邓冠暖施工，虽然报酬是按工时计算，但吴承九与李国辉仍属于承揽关系。虽第二次庭审时邓冠暖陈述与李国辉是合伙关系，但其没有证据证明，且双方在安监部门所做笔录均陈述邓冠暖由李国辉雇请，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国辉与邓冠暖为雇佣关系。
其次，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邓冠暖作为挖掘机司机，没有驾驶证照，在驾驶挖掘机倒车过程中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在未确定挖掘机后方是否有人的情况下进行倒车驾驶，导致徐大洋被碾伤，邓冠暖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其责任比例为40%，邓冠暖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且存在重大过失，因此邓冠暖应与李国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徐大洋在指挥施工过程中缺乏自我安全意识，在未确定挖掘机停止稳定的情况下站到挖掘机后方离挖掘机较近的范围内指挥混凝土罐车倒车，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由徐大洋自己承担15%的责任；吴承九无相应资质承接涉案工程并分包，且对现场施工疏于监管，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酌定其对徐大洋的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罗瑞平无相应资质承接分包工程，作为涉案水泥施工项目的承包人及徐大洋的雇主也没有依法开展安全施工教育和有效的安全施工监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由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关于广佳公司的责任，没有证据证明其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徐大洋也没有证据证明广佳公司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广佳公司不应对徐大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徐大洋主张的损害赔偿金额核定如下：1.医疗费1573.5元。2.后续治疗费6000元。3.误工费，徐大洋未能举证证明事发前月收入为5000元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徐大洋从事建筑业，按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6313元计算误工费，计至定残前一天误工费为25966.55元（56313÷12÷30×166）。4.住院伙食费10800元。5.残疾赔偿金，徐大洋受伤前在城镇生活一年以上，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徐大洋因本次事故造成一处八级伤残，两处十级伤残，其残疾赔偿金可以在其最高伤残等级赔偿标准上适当增加，一审法院酌定伤残赔偿指数为34%。残疾赔偿金为236348.96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平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20年×伤残赔偿指数34%）。6.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徐大洋主张被扶养人有3人，但其对配偶的父母并无法定需要赡养的义务，且徐大洋也未能举证存在需要其赡养的情形，徐大洋的被抚养人为其儿子郭某1人，还需抚养的年限为5年，徐大洋主张4.75年，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731.03元（25673.1元/年÷2×4.75年×34%。7.鉴定费2500元。8.护理费10800元。9.交通费500元。10.营养费不予支持。11.康复辅具费860元。
上述各项赔偿费用合共316080.04元。另，徐大洋住院治疗期间，吴承九代付了医疗费274704元、下肢膝关节固定矫形器2800元、动踝矫形器2500元，徐大洋因本次受伤产生的费用合共596084.04元，徐大洋因伤致残，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酌定为20000元，由应承担责任的赔偿义务人按比例承担，李国辉、邓冠暖连带赔偿9600元，罗瑞平赔偿5000元，由吴承九赔偿5400元。综上，上述损失由李国辉、邓冠暖连带赔偿248033.62元（596084.04元×40%+9600元），由罗瑞平赔偿124216.81元（596084.04元×20%+5000元），由吴承九赔偿154421.01元（596084.04元×25%+5400元），吴承九已赔付290946.5元，故吴承九在本案中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徐大洋主张赔偿的金额高于上述计算金额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吴承九等认为由徐大洋承担主要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国辉、邓冠暖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大洋连带支付各项赔偿金248033.62元；二、罗瑞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大洋支付各项赔偿金124216.81元；三、驳回徐大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11.23元（徐大洋已申请缓交），由徐大洋负担397.23元，由李国辉、邓冠暖负担742元，由罗瑞平负担372元，各方当事人应负担的诉讼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不交，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本院二审期间，李国辉、邓冠暖提供现场复原图1份，证明徐大洋在事发当天所站的位置处于挖掘机的施工半径内，处于视觉盲区，其明知事发时挖掘机正在作业，其站在挖掘机后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施工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和其他工程机械作业，工地路面不平，施工环境恶劣、环境复杂，徐大洋有更大的安全注意义务，故徐大洋对本案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一审认定其仅承担15%的责任过低。罗瑞平、吴承九、徐大洋、广佳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
本院审查认为，李国辉、邓冠暖提供的现场复原图是其在事后单方制作的，其他当事人未予认可，尤其是同在事故现场的徐大洋认为图片反映其所站位置、混凝土车位置均与事故现场不符，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徐大洋在本案中主张其在工地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受伤，并要求包括直接侵权人在内的各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应为健康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围绕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吴承九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对徐大洋的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核定的损失是否正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责任
1.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吴承九将涉案工程中的水泥施工部分分包给罗瑞平，罗瑞平雇请徐大洋施工，吴承九将基坑挖掘部分分包给李国辉，均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存在争议的是邓冠暖与李国辉之间是何关系。李国辉、邓冠暖上诉主张两者之间为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而因事故发生后，安监部门对本案事故进行了调查，此时徐大洋尚未提起本案诉讼，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应更接近客观事实。接受调查时，李国辉明确表示，挖掘车司机邓冠暖由其雇请；邓冠暖亦明确表示，是李国辉雇请其到涉案工地工作，负责开挖掘机，薪酬由李国辉负责发放，每月6500元，加班则另算加班费。结合本案情况可见，李国辉、邓冠暖关于两者之间为合伙关系的上诉主张，只是两人的单方陈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且与李国辉、邓冠暖在事故发生后向安监部门反映的情况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1）李国辉、邓冠暖的责任。首先，如上所述，各方当事人在接受安监部门调查时的陈述应更接近客观事实，邓冠暖在接受安监部门调查时称，事发时其操作挖掘机装水泥浆并将水泥浆倒在基坑中，挖掘机来回装卸过程中，有人在挖掘机周围行走，当时徐大洋在混凝土车旁，距离挖掘机约8米左右，邓冠暖操作挖掘机往前走时，不小心压到电线，其将挖掘机后退几十公分时压到徐大洋。徐大洋则称，其当时在指挥混凝土车倒车，挖掘机位于其身后，不知道为什么挖掘机就压到徐大洋双腿。由此可见，施工现场路况较差，作业环境复杂，邓冠暖在操作挖掘机时，应注意周边情况，保障作业安全，而结合其陈述可见，当时邓冠暖明知有人在挖掘机周围走动，此时其更应注意作业安全，但其在倒车过程中没有注意周边情况，压到徐大洋导致其受伤，且邓冠暖不具备操作挖掘机的特种作业资格，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主要责任，应对徐大洋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如上所述，李国辉与邓冠暖之间为雇佣关系，李国辉作为邓冠暖的雇主，应对邓冠暖在工作过程中造成他人受伤承担替代责任，又因邓冠暖本身存在重大过失，故一审法院认定邓冠暖、李国辉对徐大洋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其次，即使李国辉、邓冠暖主张两者之间为合伙关系属实，邓冠暖在从事合伙业务期间致人受伤，李国辉作为合伙人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再次，李国辉、邓冠暖在事故发生后未自愿与徐大洋达成调解协议，未垫付相关费用，并不代表徐大洋不追究其责任或其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责任，故对李国辉关于其并非协议约定的责任人而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李国辉、邓冠暖应对徐大洋损失的4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徐大洋的责任。如上所述，本案事故现场作业条件差、情况复杂，用挖掘机进行水泥浆运输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徐大洋在现场指挥作业期间，应注意保障自身安全，但其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事故发生，其自身具有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酌定其自行承担15%的责任合理。（3）罗瑞平的责任。罗瑞平作为徐大洋的雇主，在自身并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承包涉案工程项目，且在施工工地情况复杂、施工作业过程中具有较大危险性的情况下，未做好安全作业培训，施工过程中亦未能履行监督、管理义务，导致事故发生，一审法院结合其过错酌定其承担20%的责任合理。（4）吴承九的责任。吴承九自身并不具备总包本案工程的资质，吴承九不仅在自身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承包本案工程，还将工程分包给同样不具备相应资质的罗瑞平、李国辉，且其作为工程总包，未能履行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管理义务，最终导致事故发生，一审法院结合其过错酌定其承担25%的责任正确。（5）广佳公司的责任。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工程由广佳公司发包，且结合各方当事人在接受安监部门调查、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徐大洋等认为涉案工程由广佳公司发包，均属于其推测，吴承九称涉案工程由李友权向其发包，亦明确表示不清楚李友权与广佳公司之间有何关系。结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未判令广佳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至于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上诉主张应追加李友权参加诉讼并应追究其责任的问题。吴承九虽然称其从李有权处承包本案工程，但其接受安监部门调查时称，其是涉案工程的总包，在安监部门协商赔偿事宜签到时，亦确认自己“总包”的身份，徐大洋、罗瑞平、吴承九共同签订协议书时，协议书亦明确记载吴承九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为“总包”，罗瑞平的身份为“二分包”。且一审诉讼中，因吴承九称从李有权处承接本案工程，一审法院就此询问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作为原告的徐大洋并未表示要求追加李有权作为本案被告并追究其责任，李国辉、邓冠暖亦表示同意徐大洋的意见，其他当事人亦未要求追加李有权为本案当事人并追究其责任。结合上述情况，本院对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在二审中要求追加李有权参加本案诉讼并追究其责任不予支持。
至于罗瑞平上诉主张本案各赔偿义务人之间承担的应为连带责任而非按份责任，且直接侵权人已经在案，其在本案中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徐大洋与罗瑞平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徐大洋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罗瑞平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在承担相应的责任后，可向侵权人追偿，但因罗瑞平自身亦存在过错，故其向侵权人追偿时亦需要考虑其过错。因此，在徐大洋在本案中已一并起诉其雇主罗瑞平、直接侵权人邓冠暖、邓冠暖的雇主李国辉、向罗瑞平及李国辉分包工程的吴承九的情况下，为减少讼累，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及原因力比例，以按份责任确定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作为权利人的徐大洋亦未就此提出上诉，视为对一审法院关于责任的认定没有异议，本院对罗瑞平的相关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法院核定的损失
1.误工费。一审诉讼中，作为徐大洋雇主的罗瑞平确认由其向徐大洋发放工资，报酬不固定，若没有加班，报酬一般为180元/天。结合罗瑞平的上述陈述，一审法院按建筑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6313元/年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当，徐大洋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李国辉、邓冠暖上诉主张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2.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关于参与度。虽然徐大洋因本案事故受伤住院治疗时，除因事故造成的损伤外，还被诊断为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但鉴定机构对徐大洋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时，均针对其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伤进行伤残程度鉴定，没有证据反映徐大洋原患有的高血压病、糖尿病对其伤残程度造成影响，罗瑞平关于鉴定时未考虑徐大洋原有疾病的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徐大洋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反映，徐大洋早于2013年2月已在佛山南海开立银行账户，且该账户从开立时起至本案事故发生前，长期存在存取款记录，由此可证明徐大洋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居住、生活多年，且有生活来源，一审法院认定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3.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中，事故造成徐大洋受伤严重，被鉴定为构成一处八级伤残、两处十级伤残，一审法院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至于李国辉、邓冠暖上诉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纳入总赔偿金额内，在根据各方责任划分的问题。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核定需要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若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列入总损失金额并结合各方过错程度划分各自赔偿金额，等于重复考虑了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故李国辉、邓冠暖的相关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以及法院核定的徐大洋的损失，核定各赔偿义务人应向徐大洋赔偿的金额，并无不当。至于李国辉、邓冠暖上诉主张未对吴承九超额支付的费用予以处理的问题，吴承九实际垫付的金额超出法院核定其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并未判令吴承九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吴承九垫付的费用中超出的部分，由吴承九与徐大洋另行协商解决，并不需要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已经明确，故吴承九是否超额垫付费用，并不影响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赔偿金额，故对李国辉、邓冠暖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国辉、邓冠暖、罗瑞平、吴承九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31.35元，由上诉人李国辉负担1740.16元，上诉人邓冠暖负担1298.01元，上诉人罗瑞平负担1121.08元，上诉人吴承九负担1272.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珊
审 判 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