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01民初5667号
原告：杨燕蓂，女，1957年10月22日出生，回族，无业，。
原告：杨宁，女，1985年4月14日出生，回族，无业。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光，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燕春，男，1964年5月27日出生，回族，无业。
被告：杨燕青（兼杨燕春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1年11月3日出生，无业，回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续国，北京宏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燕蓂、杨宁与被告杨燕春、杨燕青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燕蓂、杨宁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光，被告杨燕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续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燕蓂、杨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请求确认原告杨燕蓂、杨宁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２．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母女关系，原告杨燕蓂是杨宁的母亲，是二被告的姐姐。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系原告杨燕蓂与二被告的母亲马淑珍因拆迁安置分得的房屋，产权登记在马淑珍名下。二原告系拆迁被安置人口，二原告与马淑珍一直共同生活在诉争房屋内。现马淑珍已经去世，作为被拆迁安置人，二原告有权继续居住使用诉争房屋。同时，原告杨燕蓂作为马淑珍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居住使用诉争房屋。现二被告要求原告腾出诉争房屋，严重损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请依法判决。
被告杨燕青、杨燕春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求没有依据，诉争房屋在危房改造时，二原告并不属于被安置人。目前原告居住使用诉争房屋，其起诉被告确认原告的居住使用权，没有事实依据。按照北京市的拆迁政策，被安置人和户口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被拆迁房屋的居民如果在本市另有住房，也不属于被安置对象。危改拆迁之时，原告杨燕蓂有两处住房，一处位于本市东城区青年湖北里××号，产权人寇顺和（原告杨燕蓂之夫），另一处位于本市西城区白塔寺大茶叶胡同××号（杨燕蓂承租的公房）。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母女关系。原告杨燕蓂与被告杨燕青、杨燕春系姐弟关系。三人的父母为杨立荣（2012年3月18日去世）、马淑珍（2008年1月23日去世）。原坐落于本市东城区和平里三区××号楼××、××号房屋原系马淑珍承租的房屋。1994年，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对和平里第三区11号楼进行拆迁。1994年5月7日，拆迁人（甲方）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与被拆迁人（乙方）马淑珍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和平里三区××楼××号；在拆迁范围内正式住房三间，使用面积39.9平方米；有正式户口6人，应安置人口肆人；临时过渡地址为芍药居××二居房屋二间，过渡期限自1994年5月7日至1996年5月7日。过度期满后安置到和平里××号②、××号②房屋肆间，居住面积52.6平方米，其中包括楼房门厅或起居室计入的居住面积8平方米；甲方支付给乙方搬家补助费3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元，交通补助费456元，共956元；该协议尾部注明“注：96年5月10日办理先进住和平里××#二居室，另外半地下二居室××门××（二居室）半年以内双方协商解决，96.5.10”。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中记载：被拆迁人马淑珍，被拆迁人住址三区××楼××号，领款人杨立荣，搬家补助费数量3，单价100元，金额3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单位户，数量1，单价200元，金额200元，月票补助费数量（大3、小1）/12月，单价（3元、10元）/（月、人），金额228元。当日，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1995年，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向马淑珍交付了诉争房屋即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房屋。2000年12月20日，甲方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甲方）与马淑珍（乙方）签订《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依照1999年售房文件规定，将属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房屋产权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五区1××号住宅（总建筑面积55.12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总价款为28272.18元，其中房价为26635.12元，公共维修基金为1637.06元；购房人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购房人所有，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售公有住房待进行房屋普查、建立住房档案、上市出售审批办法印发后，方可上市交易；本合同确定乙方购房时间为2000年12月18日。2004年4月，马淑珍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
另查，原告杨宁系原告杨燕蓂与贾京龙所生之女，杨燕蓂与贾京龙于1991年离婚。1993年4月10日，杨燕蓂与寇顺和（2008年去世）结婚。寇顺和在本市东城区青年湖北里××号拥有住房一套。2003年，二原告的户籍迁至本市西城区白塔寺大茶叶胡同××号（杨燕蓂承租的公房）。2011年，原告杨燕蓂将青年湖北里××号房屋出售。诉讼中，本院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平里派出所查询原和平里三区××号楼××、××号房屋的户籍登记情况。和平里派出所为本院出具《证明信》，内容为“兹有马淑珍，女，出生日期1931年12月28日，户口登记地址（原住址）和平里三区××楼××、××号，经查90-98年户籍登记，之夫杨立荣，之女杨燕蓂，之子杨燕春，之外孙女杨宁，之孙子杨卓然，该人于1996年6月17日由石景山鲁谷××号××楼××号迁入本址。”同时，另出具《证明信》（单立户）“兹有杨燕青，男，出生日期1961年11月3日，户口登记地址（原住址）和平里三区××楼××、××号，经查90-98年户籍登记，该人为本址居民户口。”庭审中，被告杨燕青表示上述拆迁协议中确定安置的半地下室，后经双方协商，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给被告杨燕春安置了坐落于东城区和平里三区××的二居室1套。因其户籍亦在被拆迁房屋处且没有住房，后其与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协商，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分配给其坐落于东城区和平里三区××号房屋1套。后，二被告分别购买了上述房屋。
诉讼中，本院向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核实1994年拆迁安置协议中应安置肆人指的具体是何人，该中心表示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核实当年的情况。庭审中，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中记载的月票补助费数量（大3、小1）其中的小1指的是谁，原告表示应为杨宁（1985年4月14日出生），因为杨宁当时的年龄符合条件。被告表示应为杨燕春之子杨卓然（1990年8月12日出生）。另，原告杨燕蓂与二被告就诉争房屋尚有继承纠纷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补充协议》，《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证明信》，房屋档案，结婚证，工作笔录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系因马淑珍拆迁安置继而购买的房产。根据拆迁档案中显示当年被安置的人口为四人，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中记载领取月票的四人应为三名成年人、一名未成年人，当时被拆迁的房屋中户籍登记的未成年人系原告杨宁，杨燕春之子杨卓然的户籍于1996年6月17日才由石景山迁入，且当年杨卓然的年龄为四岁，尚不足以购买月票。基于此，本院认定原告杨宁为诉争房屋的被安置人之一。故杨宁起诉要求确认对诉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指出，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因当年拆迁安置时，在被拆迁房屋处登记有户籍的6人中仅4人为被安置人口，而该4人是谁目前无法查明，现无法认定原告杨燕蓂系当年拆迁的被安置人口之一。杨燕蓂作为马淑珍的法定继承人是否有权居住使用诉争房屋，系继承案件中解决的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原告杨燕蓂以被拆迁安置人的身份要求确认对诉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一、原告杨宁对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五区××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
二、驳回原告杨燕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杨燕青、杨燕春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提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蒋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