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晋民申125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委政，男，195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芮城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战乐，男，196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芮城县人，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再审申请人何委政因与再审申请人杨战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运中民终字第1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何委政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审判决没有对发还裁定认定已履行的”农行协议”进行述评，显属错误。一、二审判决均认定”农行协议”存在且二审法院发还裁定已确认该协议已履行，但原审判决对其性质、作用及效力均未评述。（1）杨战乐口头授权我以其的名义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芮城县支行（以下简称芮城农行）签订的下水道使用协议合法有效，原判对其效力未置可否实属不当，应当纠正。杨战乐口头授权我替杨战乐与芮城农行签订的下水道使用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杨战乐委托我帮其处理排水排污问题，我以杨战乐的名义与芮城农行签订协议并无不妥，且事后杨战乐用事实行为认可了该协议。我在杨战乐的要求下，将该协议书交予杨战乐的父母，并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告知杨战乐的父母，且在取得杨战乐及其父母的同意下，带施工队进入房屋内进行排污管道改造。（2）我经杨战乐同意将房屋排水道接入芮城农行的事实行为既是我对”补充说明”第二条履行不能的补救措施，又是对该”补充说明”第二条具体内容的变更。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前，该房屋的排水排污就是利用芮城县中学的下水道进行排放，杨战乐购买房屋后，担心原房屋的排水排污会因某些原因导致其排水排污受到阻碍，提出希望我可以帮其与芮城县中学签订协议，以保证以后的污水排放问题。经我与芮城县中学交涉后，芮城县中学得知该房屋出卖给杨战乐后，拒绝让杨占乐继续使用芮城县中学的下水道进行排水排污，不同意与其签订房屋排水排污协议，致使该条约定不能履行。该”补充说明”第二条的履行不能，从客观是因为杨战乐个人原因造成的。经协商，杨战乐同意将排污管道接入西邻的芮城农行，故我以杨战乐的名义与芮城农行签订协议，经二审法院现场勘查杨战乐的房屋目前的排水、排污、排粪确已得到了处理。该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从客观上是对我与杨战乐签订”补充说明”第二条的变更。下水道使用协议签订且实际履行后杨战乐出尔反尔，否认其让我代为签订下水道使用协议，并以”补充说明”为由拖延支付剩余购房款。（3）二审法院以”为保障双方当事人权益，减少讼累，从公平、公正原则出发”为由，仅判令杨战乐酌情支付我购房余款50%即3.1万元，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没有法律依据。2.认定补充说明有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前述论述”农行协议”为”补充说明”的变更并非意味着我承认补充说明成立有效。（1）”补充说明”并未生效，民事法律行为的三要素为主体、客观和内容。补充说明的内容实质是所有权已转移给杨战乐的房屋向北邻芮城县中学进行”三排”，这个内容确定了杨战乐是”三排”权利人，芮城县中学是接受”三排”的义务人，我只是解决人，该内容也决定了协议主体应为杨战乐、芮城县中学、我共三方，应三方协商一致，协议才能成立，但该协议仅我和杨战乐签名，且芮城县中学也不认可该协议，故补充说明因缺乏主要义务承担者认可而不成立，更不生效。（2）”补充说明”芮城县中学反对应予否定。该说明签订时未告知芮城县中学，芮城县中学知道后明确表示反对故应予否定。（3）”补充说明”不生效，不应作为履行依据。该说明为芮城县中学设定的义务，侵犯了芮城县中学的权利，故对各方均无约束力，不应作为履行的依据。事实上，就涉案房屋排污问题和余款支付条件”补充说明”签完后支付房款时我们又进行了变更为”剩余62000元排污问题解决再付”。（4）”补充说明”无效，不能作为减少房款的依据。（5）原判决并未说明我对三排处理情况不符合”补充说明”的什么约定，令人不能信服。（6）原判决进行实体改判并未引用实体法，减少房款是没有法律依据。（二）改判引用的事实不是查明认定的事实，该事实也没有证据。1.杨战乐不认可我”对涉案房屋所做的处理”。我对涉案房屋所做的处理就是与杨战乐签协议将房屋卖给杨战乐，杨战乐没有不认可我”对涉案房屋所作的处理”意思表示，况且一、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中也没有类似认定，而二审判决在说理中引用未经认定的事实。2.我对涉案房屋”三排”的处理情况不符合”补充说明”的约定，对此理由经如上分析，补充说明不生效、无效或已变更，不能作为改判依据。（三）程序违法，对我递交的证据未组织质证。对我递交的证明修下水道向农行排污及将农行协议交予杨父的情况已取得杨战乐同意的四份证明，一、二审法院均未组织质证，均未做任何处理，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且影响了实体处理。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还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在我得知我出卖给杨战乐的房屋排污管道不能像”补充说明”第二条约定的排放至芮城县中学后，积极与杨战乐及芮城农行协调，将其房屋的排污管道接入芮城农行，这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变更的规定，也是我采取的补救措施。二审法院判决杨战乐仅支付我剩余房款的50%，显系错误。何委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针对何委政的再审申请，杨战乐提交意见称：（一）原告未履行”补充说明”的内容。1.2011年10月3日，我与何委政签订”补充说明”，”补充说明”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是专门就支付被何委政余款6.2万元达成的书面协议，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自觉、全面和正确履行自己的义务。2.我支付何委政余款6.2万元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补充说明”中约定的何委政的义务，即为我永久解决（不再付任何费用）主楼向北边原芮城县中学排水、排污、排粪的实际生活问题。3.”补充说明”中明确约定原告解决排水、排污、排粪问题在先，我支付其余款6.2万元在后。由于何委政未按照”补充说明”中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上述义务和责任，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之规定，我拒绝支付原告余款6.2万元是合法有据的。（二）”杨占乐小院使用农行下水道的协议”无效，也未生效，没有得到履行，并且未能解决我小院的排水、排污、排粪问题。1.该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的多项规定，未经处理且不达标的污水不能排入下水道等多项规定。根据法律规定，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协议无效。2.”杨占乐小院使用农行下水道的协议”系何委政私自与芮城农行签订的，我根本不知情，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授权何委政代签协议，何委政也根本代表不了我，况且，该协议书把我名字中的”战”字错写为”占”字，足以证实协议书纯属何委政个人行为，我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予以认可。3.何委政提交的”杨占乐小院使用农行下水道的协议”，仅仅证明自己私自与农行签订了份书面协议，至于该份协议是否履行，是否交纳了3000元，是否进行了施工，何委政对此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同时，该协议还约定”本协议在3000元交纳和双方签字之后生效”。3000元至今未交，我也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因此，该协议至今未生效。4.在解决排水、排污、排粪的问题上，何委政自己与农行签订的”杨占乐小院使用农行下水道的协议”与何委政和我达成的”补充说明”，其内容严重不符。（1）”补充说明”约定在北边原芮城县中学方位解决排水、排污、排粪问题，而”杨占乐小院使用农行下水道的协议”却擅自把地点改在芮城农行方位，而农行方位根本不具备解决排水、排污、排粪的条件。（2）”补充说明”要求永久性解决排水、排污、排粪问题，而”杨占乐小院使用农行下水道的协议”只是解决使用下水道问题。（3）”补充说明”约定我在排水、排污、排粪方面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免费使用北边邻居芮城县中学的化粪池及排水、排污管道，而”杨占乐小院使用农行下水道的协议”却擅自变更为使用农行下水道排污，并要分摊相关费用。因此。何委政与农行签订协议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双方自愿达成的”补充说明”，且主观上存在着明显的故意，何委政无视双方自愿达成的”补充说明”，与农行签订的协议根本不能也没有解决我小院的排水、排污、排粪问题。由于排水、排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致雨水无处可排，生活用水也无处可排，与芮城县中学的界墙遭到常年浸泡，严重倾斜几乎倒塌，生活污水无处可排，房屋无法居住。现有2017年8月12日我拍摄的现场视频及照片为证。综上，何委政与农行私自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也没生效，也根本没有履行，何委政也未按照”补充说明”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所以我有权拒接支付剩余房款6.2万元。何委政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违背双方约定，也无法律依据，应驳回何委政的诉讼请求并支持我的诉讼请求。杨战乐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在现场勘验查明部分认定：何委政将”杨战乐的排水、排污、排粪管道排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芮城县支行原城关营业所的公共厕所中，且该营业所现已搬迁。何委政己将使用涉案排污费用支付给施工人员，并未向农行芮城支行支付。被上诉人（何委政）也未提供出上诉人（杨战乐）使用该排污的永久性使用证据”。二审审理中现场勘验查明的事实与其认定的”涉案房屋目前的排水、排污、排粪确己得到了处理”明显不符。首先，按照双方签订的”补充说明”，何委政应按照约定在北边原芮城县中学方位解决排水、排污、排粪问题，而何委政却擅自把地点改在农行芮城支行方位，明显南辕北辙。其次，何委政将”排污费”支付给施工人员，并未向农行芮城支行支付，说明该排污费明显变成了施工人员的”施工费用”，与给农行芮城支行支付排污费毫无关系。再次，何委政”未提供使用该排污的永久性使用证明”，充分说明，该排污并未得到农行芮城支行的同意或认可。因此，本案讼争的排水、排污、排粪问题，何委政不仅没按照”补充说明”的约定履行，而且，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目前的排水、排污、排粪确已得到了处理”明显与本案事实和证据严重不符。杨占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针对杨占乐的再审申请理由，何委政提交意见称：（一）尽管二审判决书中对现场勘验查明的事实有多处漏洞。但查明的”杨战乐的排水、排污、排粪管道排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芮城县支行原城关营业所的公共厕所中”却是事实，这一事实不但有法官现场勘验所证实，还有本人提供的修建向农行芮城支行进行”三排”管道的施工人员陈志忠、任建朝、薛永峰的证言所证实，同时还有修建时在场监工杨战乐父母，且还该事实生效的（2014）运中民终字第954号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中将”排污走向农行营业部的下水道，该协议虽已履行”的事实认定。因而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目前的排水、排污、排粪确已得到了处理”与事实相符。（二）杨占乐称”补充说明”约定向芮城县中学”三排”而改为农行方位，本人早已明确”补充说明”约定向北边芮城县中学进行”三排”属地役权合同，而该合同供役地人，芮城县中学未参与且事后不认可，故该合同不生效，不能作为履行依据，既如此，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积极解决涉案房屋”三排问题”与农行芮城支行协商达成协议并已履行，有何不妥？（三）杨占东主张我将”排污费支付给施工人员”排污费变成了施工费，”与给农行支付排污费毫无关系”之理由，请看与农行芮城支行的协议中第2条”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排污使用费3000元。（交款人系小院原户主何委政代缴。协议期间甲方正在维修下水道，该款用于维修支出）。”从这条明确可以看出是农行芮城支行在进行下水道维修，用我支付的排污费支付了他们维修人员的费用，而原判决和杨占乐故意混淆事实，说我给的排污费支付给了自己修建向农行芮城支行”三排”管道人员的施工费，与事实不符。（四）申请书称我”未提供使用该排污的永久性使用证明说明该排污并未得到农行的同意或认可，这是原判决偏向杨占东的理由，协议上有农行的印章，再说”永久性使用”问题，和农行芮城支行的协议上也没有使用期限的约定。（五）杨占东称认定涉嫌房屋”三排”确已得到处理与事实和证据不符，如”三排”未得到处理，水、污、粪排在何处？认定该事实和什么证据不符？综上，原审判虽然认定事实、论理和处理结果均有错误，但杨战乐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杨战乐与何委政签订房屋买卖合合，该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系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合同的约定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就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剩余房款和买卖房屋的排污问题达成协议，该补充协议达成后，何委政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完全按照补充协议履行义务，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其积极主动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应当予以肯定。而杨战乐主张权利的目的即为解决其购买房屋的排污问题。尽管何委政未能完全按补充协议的约定解决排污问题，但为履行约定义务进行了努力，也基本解决了杨战乐所购房屋的排水、排污问题。何委政依据补充协议，主张全部剩余房款，因为其未完全按补充协议履行协议义务而不能获得全部支持。杨战乐主张拒付剩余房款，是因为合同约定的解决排水、排污等已基本实现而不能获得全部支持。本案纠纷发生的原因在于双方均过于强调自己合同权利和对方的合同义务，而忽视自己的合同义务，且缺乏沟通的方法和宽容的心态。二审根据双方约定、查明的事实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杨战乐给付剩余房款的50%是适当的。现双方均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本院对双方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战乐的再审申请。驳回何委政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邓高原审判员  许文杰审判员  闫成先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寇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