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内22行终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红岩，女，1970年9月15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郭塔村***号。
委托代理人陈凤兰，内蒙古鑫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来顺，科尔沁右翼中旗农业局职工（系上诉人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政府。住所地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
法定代表人郭堂，职务：旗长。
委托代理人赵志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杜宽，男，1994年9月17日出生，蒙古族，现役军人。
委托代理人吴宝泉，科尔沁右翼中旗司法局148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韩秀兰，女，1965年2月3日出生，蒙古族，工人，现住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前德门大街前德门居委会145号（系原审第三人母亲）。
上诉人杜红岩因与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旗政府）撤销林权证一案，不服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2222行初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红岩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凤兰、杜�顺，被上诉人中旗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志伟，原审第三人杜宽及委托代理人吴宝泉、韩秀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杜红岩与杜宽的父亲是胞兄妹。杜宽的母亲于2014年1月8日向科尔沁右翼中旗良种繁殖场（以下简称良种场）申请要求办理林权证。敖海峰、李长海在申请书上签字，加盖良种场公章。合同约定，发包方（甲方）良种场，承包费（乙方）杜宽，承包期限从2006年10月10日到2036年10月10日，面积8亩，林地位置，前德山前，四至：东耕地，南农户，西农户，北家房。合同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没有约定承包费。加盖了良种场公章，杜永学签字。杜宽2014年3月20日持申请书和承包合同向科尔沁右翼中旗林业局（以下简称中旗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权证。2014年4月21日，中旗林业局给杜宽颁�了编号A1504097336号的林权证。2014年7月3日，杜红岩找良种场要求办理林权证，良种场给出具了介绍信。2014年7月28日，中旗林业局给杜红岩颁发了编号A1504097335号林权证。杜宽于2015年7月3日向中旗政府申请，要求撤销杜红岩持有的林权证。中旗林业局自行核实后，中旗政府作出了（2015）3号关于撤销林权证的决定。撤销了杜红岩持有的编号为A1504097335号林权证。杜红岩不服该决定，向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争议的林地所有权性质是国有，杜红岩父亲栽植的原有树木，已经采伐完毕，当时没有更新，现有树属于杜宽栽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树木，由所有者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林木所有权。林权证只是针对地上附着物林木所有权人的权利颁发的权利证书。本案中争议林木是杜宽栽种的，中旗政府作出的（2015）3号关于撤销林权证的决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杜红岩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判决驳回杜红岩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杜红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上诉人父母分别于1998年4月和2003年1月去世。父母留有三间砖木结构房屋及周围林地12亩，林地树是1984年栽植的并成材。2013年12月23日，五兄弟姐妹协商后签订了关于父母遗产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房屋产权证及林权证暂办到上诉人的名下。如果该房屋、林地被开发、征用，其补偿款由上诉人及五兄弟姐妹平均分配。2014年7月4日，上诉人向中旗林业局申请办理了林权证，并取得编号A1504097335号林权证，原审第三人杜宽所办理的编号为A1504097336号林权证�从编号上看上诉人取得的林权证在先，而且该林地是上诉人父母的遗产，五兄弟姐妹应共同共有。此外（2014）右民初字第1901号民事调解书能够证实，双方诉争的9.5亩林地系上诉人五兄弟姐妹共同共有。并非原审第三人杜宽一人财产。父母留下的原有树木成材后已采伐完毕，上诉人五兄弟姐妹商议更新树种，决定栽植果树。2013年除原审第三人杜宽父亲杜永学外杜红岩、杜桂兰、杜来顺、杜永波每人出资1000元交付杜永学，由杜永学负责购买果树种植。由此可见，现在双方诉争的林权应属上诉人五兄弟姐妹共同共有。原审第三人杜宽向法庭出示的与良种场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是虚假的，杜永学的签名是他人伪造的，并非他本人签名。同时，该林地是上诉人父母房前屋后栽植的，良种场无权对外发包。被上诉人中旗政府撤销上诉人林权证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撤销一审判�。
被上诉人中旗政府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杜宽的林权证在先，杜红岩的林权证办理在后，所以自行纠正，撤销了杜红岩的林权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后期林地是由杜宽栽植的，所以向杜宽颁发林权证是合法的。杜红岩办理林权证是自己的，不是兄妹五人的，所以同一林地不能办理两个林权证。
原审第三人杜宽述称，该争议林地上栽树者为杜宽，办理林权证从申请时间和档案中可知原审第三人杜宽在先，原来树木早已被上诉人伐光，数年后原审第三人从良种场重新承包该地块栽树。中旗政府作出的关于撤销上诉人编号A1504097335号林权证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编号A1504097335杜红岩林权证及编号A1504097336号杜宽林权证。证明中旗林业局对一块地颁发两证，存在工作不严，因此自行纠正撤销其中一个；2、杜宽林权证登记申请表、计划申报办理林权证林地公示、造林验收合格证、林地其他方式承包合同、林地示意图、杜宽身份证复印件、村民签字单。证明原审第三人杜宽申请办理手续齐全，政府只能办理，程序合法；3、杜红岩林权登记申请表、造林验收合格证、计划申报办理林权证林地公示、关于父母遗产协议书、杜红岩、杜桂兰、杜来顺、杜永学、杜永波身份证复印件、科右中旗良种场、杜红岩结婚证和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杜树生工作证复印件。证明杜红岩办理林权证时间在杜宽之后，且原告父亲的林木已经采伐完毕，林权证已作废，现有的林木是第三人杜宽栽种的；4、科尔沁右翼中旗林业局（2015）111号《关�撤销杜红岩林权证的说明》。证明同一地块颁发两个林权证，所以对后证申请注销；5、韩秀兰办理林权证申请及村民签字单。证明第三人办理林权证时向良种场申请，村民签字证明树是第三人栽植的，被上诉人依据原审第三人提交的合同书、申请书和村民证明，办理的林权证程序合法；6、关于父母遗产协议书、科尔沁右翼中旗良种场（2015）8号关于科尔沁右翼中旗良种繁殖场请求撤销杜宽林权证文件、（2014）右民初字第190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房屋作为遗产可以继承，但林地的所有权是良种场的国有土地，树不是上诉人栽的，上诉人没有继承权，地上附着物林木的所有权人是原审第三人杜宽，而不属上诉人。上诉人办理林权证依据不充分，颁证存在过错。
上诉人杜红岩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杜树胜（与杜树生同一人）第209号林权证。证明上诉人父亲在世时在房前屋后栽种了杨树，并取得了林权证；2、关于父母遗产协议书。证明分割房屋和林木时，原审第三人杜宽父亲杜永学，签订遗产处理协议时没有异议，并在协议书签字；3、科右中旗良种场介绍信、林权登记申请表、造林验收合格证、计划申报办理林权证林地公示、林地示意图。证明办理林权证时向场部申请，争议的林地位于良种场二分场，面积9.5亩，林种经济林，树种果树（沙果、李子），使用年限50年，四至与209号林权证相同，用房前屋后的地载的树。场部给出具介绍信，程序合法；4、敖海峰证明。证明原审第三人骗取了证人签字；5、科尔沁右翼中旗良种繁殖场（2015）8号关于科尔沁右翼中旗良种繁殖场请求撤销杜宽林权证文件。证明上诉人发现第三人有证后找良种场，场部向林业局行文要求撤销杜宽林权证；6、科尔�右翼中旗良种繁殖场证明。证明良种场没有与原审第三人杜宽签订承包合同，原审第三人向林业局提供的承包合同是虚假的；7、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右民初字第190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上诉人兄弟姐妹对父母遗产通过法院处理没有争议。
二审期间，上诉人杜红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吴永清、刘爱国、吴承志、阿有鲁贵、赵喜田、王井泉的证言。证明诉争的房屋和林地是父母的遗产，是五子女共同共有。2、证人敖海峰出庭作证。欲证明合同上签字造假；3、杜桂兰、杜来顺、杜永波、杜红岩出具证明一份。证明2014年3月25日由四人各出资1000元交给杜永学，让其栽树，而不是原审第三人杜宽。
原审第三人杜宽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编号A1504097336号杜宽林权证。证明对争议林木享有所有权；2、2009年4月1日、2014年1月8日韩秀兰申请书。证明原审第三人先后两次向分场申请，要求种植经济林和要求办理林权证，当时场领导没有同意；3、2015年7月15日收款收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对争议林地向良种场交管理费；4、村民签字单、照片两张。证明争议的林地是原审第三人房前屋后地，2003年杜来顺采伐了原来的树后闲置两年，后第三人母亲韩秀兰耕种农作物，2012年秋和2013年春重新栽树。现场照片能证明现有的树是新栽的不是老树；5、2016年3月31日中旗林业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209号杜树生林权证没有档案记载，林业局不认可该证，是无效证件；6、兴安盟日报（2015年11月19日）注销杜红岩林权证公告。证明上诉人林权证已经被注销，没有效力，是无效证件；7、房权证右房字第0121**号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登记审批表。证明房屋是原审第三人母亲花钱购买的，因为是亲属所以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能够证明房屋占地使用面积为264平方米，林地不包括其中；8、韩庆和证言。证明2003年杜来顺雇佣韩庆和采伐杜树胜栽植的杨树，当时全部采伐完毕；10、证人李长海、朱恩普出庭作证。证明杜永学是总场场长，与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韩秀兰是夫妻，是杜宽的父亲，与上诉人是兄妹关系，同时证明2014年由韩秀兰栽种果树并由韩秀兰缴纳管理费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第1号证据，被上诉人认为证人没有到庭，其中两个证人证言出具的时间是2011年，是虚假证词，证人均证实对原有的杨树采伐后，由杜永学、韩秀兰重新栽种的果树。原审第三人认为，证人都是农业局的工作人员，不是良种场职工不予认可。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第2号证据，证人敖海峰的出庭证言，上诉人认为证人记不清是否签字，显然不是他本人签字的。被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比较可信。原审第三人认为程序合法，都是敖海峰签字的没有异议。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第3号证据，原审第三人认为没有收到上诉人的钱，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认为和本案没有关系。其他原审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原审意见一致。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诉争的林地属于父母生前承包的林地，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此无异议，对上诉人提交的由杜桂兰、杜来顺、杜永波、杜红岩每人给付杜永学1000元由杜永学栽植树木的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2013年由其栽植树木进行经营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地重复发证及后期树木是由原审第三人栽植经营管理的事实。
另查明，本案诉争林地，属于上诉人杜红岩、杜桂兰、杜来顺、杜永波、杜永学父母生前承包林地，其父亲杜树胜生前持有209号林权证。内容为：林地位置房前屋后，东至桂花，南至常来福，西至大道，北至供电局，树种杨树，面积9亩，该林权证盖有中旗林业局行政审批专用章，并标注与原件相符，原件入档。上诉人父母分别于1998年4月和2003年1月去世。2003年2月，原审第三人杜宽父亲杜永学一家三口搬入父母房屋居住。同年上诉人五兄弟姐妹将父母遗留杨树采伐并变卖，该林地闲置两年后，由原审第三人一家耕种使用。2013年，原审第三人与其母亲韩秀兰重新栽种了树木。2013年12月23日上诉人五兄弟姐妹签订关于父母遗产协议书，将该林地及房屋由上诉人五兄弟姐妹共同继承，并约定：父母留下的房屋及院内林地由五兄弟姐妹共同继承，房屋和土地被开发、征用所得款项由五兄弟平均分配。开发前由杜永学一家继续居住房屋及耕种父母的土地。
本院查明的其他本案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审认定的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杜宽在居住其祖父遗留的房屋并经营林地时，与母亲韩秀兰在林地上重新栽植树木，并与良种场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的规定。该林木所有权应归原审第三人所有。被上诉人中旗政府为原审第三人杜宽颁发林权证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依据原审第三人杜宽要求撤销上诉人林权证的申请，作出撤销为上诉人杜红岩颁发林权证的决定，并无不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杜红岩提出原审第三人杜宽与良种场签订的承包合同杜永学的签字非其本人签字的笔迹鉴定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杜红岩申请鉴定的目的，不能否定原审第三人杜宽经营林地的事实，且该承包合同上有良种场公章，对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2014年3月25日，由上诉人杜红岩及杜桂兰、杜来顺、杜永波每人出资1000元给付杜永学让其栽植树木的主张，不能证明该林木所有权归上诉人等五兄弟姐妹所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杜红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明
审判员 李 扬
审判员 于 喆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晓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