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丽商终字第19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祝民，经商。
委托代理人：江礼火，浙江五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菊英，退休职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叶元，退休干部。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季王平，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祝民为与被上诉人杜菊英、张叶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田县人民法院（2013）丽青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丁悦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建华、代理审判员叶坚组成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胡祝民及其委托代理人江礼火、被上诉人杜菊英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季王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胡祝民与被告杜菊英系同母异父的姐弟关系，被告杜菊英、张叶元系夫妻关系。胡祝民于1991年出国经商，后陆续把积蓄汇入国内自己的账户或者以购房用的名义汇到杜菊英处。具体款项如下：
一、直接汇入胡祝民自己户头的款项折62506.70欧元。包括（1）1997年8月19日存入中国银行青田支行200万元比利时法郎存款（折合52506.70欧元），由张叶元经手管理。1998年8月20日本息合计2037592元比利时法郎于同日转存该行。1998年11月20日本息合计2049165元比利时法郎，其中12000元比利时法郎折344元美金（2851.86元人民币）现金支取，余款2037165元比利时法郎于同日存入该行。1999年11月24日本息合计2085083元比利时法郎，同日存入2083083元比利时法郎，2000元比利时法郎取出。2000年12月8日本息合计2128115元比利时法郎，同日存入2118115元比利时法郎，1万元比利时法郎取出。2001年7月31日取出本金2118115元比利时法郎，加上利息38186元比利时法郎，扣除利息税3818元比利时法郎后转为两张存单，一张1847483元比利时法郎，一张30万元比利时法郎，剩余5000元比利时法郎结汇895.52元人民币由被张叶元现金支取。本金1847483元比利时法郎存款至2001年8月7日本息合计1847771元比利时法郎，同日转为两张存单，一张1007771元比利时法郎，一张84万元比利时法郎，其中84万元比利时法郎杜菊英按照胡祝民的指示于同日将其以胡祝民的名义汇给在上海的陈宗达。2002年2月7日，本金1007771元比利时法郎（折欧元24981.99元）的存款加上利息337.25欧元合计25319.24欧元，本金30万元比利时法郎（折欧元7436.81元）的存款加上利息101.29欧元合计7538.10欧元，两笔共计32857.34欧元，其中转存32419.34欧元，剩余438欧元兑换为3138.88元人民币由张叶元现金支取。2002年11月12日，杜菊英将金额为32419.34欧元的存单取出结汇合计人民币272121.02元转开存单。上述存单户名均为胡祝民。（2）2003年11月5日胡祝民汇款1万欧元，用来偿还欠夏伯旺的借款，杜菊英将其兑换成人民币支付给了夏伯旺。
二、胡祝民存汇入自己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4512901007000900162×××66（以下简称尾号62×××66账户）的款项共86637.86欧元。包括1.2000年9月16日存入现钞法国法郎2万元，由杜菊英于2003年4月17日兑换成3201.05欧元，存入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其名下，2003年4月24日取出本息合计3201.15欧元兑换成3526.70美元再次存入该行；2003年8月21日支取本息共计3530.39美元，同日兑换为3205.66欧元存于该行；2003年9月10日取出，本息合计3205.80欧元，兑换为3593.38美元再次存入该行；2003年9月18日取出本息合计3593.43美元归还胡祝民，其中2.43美元兑换为人民币19.96元。2.2002年1月5日汇入汇款7436.81欧元，存期3个月。3.2002年1月23日汇入汇款2万欧元，存期3个月。4.2002年2月20日汇入汇款2万欧元，存期1个月。5.2002年4月3日汇入汇款25000欧元，存期3个月。6.2002年4月19日汇入汇款11000欧元，存期3个月。为了便于杜菊英办理上述尾号62×××66账户的银行业务，2003年3月11日胡祝民将落款时间为2002年6月26日并经我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公证的委托书寄给杜菊英。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本人胡祝民准备在国内购买房产。但由于本人身在比利时，无法亲自回国，故委托杜菊英代为办理有关购买、贷款、签字等手续。有关房产面积、座落等具体事宜均由委托人与被委托人自行商定。此外，杜菊英有权办理本人在中国银行第4512901-007000-900162×××66号帐户内的所有业务（除提取外）。委托权限：代替本人办理购买、贷款、签字以及上述银行户头业务等事宜。”杜菊英收到该委托书后将其交给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并领取了胡祝民存放在该行的上述尾号62×××66账户的存折。2003年4月15日，杜菊英在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将上述2、3、4三笔欧元取出结汇，合计欧元48158.60元，结成人民币428756.02元，于同日转开相同金额户名为胡祝民的存单。2003年4月17日，杜菊英在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将上述5、6两笔欧元取出结汇，合计36485.94欧元，结成人民币329153.36元，于同日转开相同金额户名为胡祝民的存单。
三、胡祝民直接汇给杜菊英的款项共95491.57欧元。包括：1.1998年9月30日从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申请汇款给杜菊英、胡祝民4万元比利时法郎，折991.57欧元，该款系送给张叶元六十大寿的生日礼物。2.2003年2月20日从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申请汇款给杜菊英27500欧元，于2003年3月7日汇到，由张叶元经手于当日存入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杜菊英名下。3.2003年2月20日从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申请汇款给杜菊英15000欧元，由张叶元经手于2003年3月10日存入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其名下，同日兑换为16524美元存入该行，2003年7月13日取出本息合计16546.10美元再次存入该行，2003年9月29日取出本息合计16548.20美元，兑换为24724.64澳元，再兑换为137946.18元人民币，于当日存入该行，次日取出。4.2003年4月11日从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申请汇款给杜菊英3万欧元，于2003年4月17日汇到，由杜菊英经手于当日存入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上述2、3、4项合计72500欧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的27500欧元折30233.50美元，3万欧元折33072.23美元。加上中国银行青田支行的15000欧元计16546.10美元，共折美元79851.83元。5.2003年6月24日从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申请汇款给杜菊英22000欧元，于2003年7月4日汇到，其中杜菊英女儿张玲玲托胡祝民一起汇的有3000欧元，杜菊英收到后即扣回另存其名下，剩下的19000欧元结汇人民币180266.30元。同日，杜菊英将18万元整人民币存入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其名下。
2003年胡祝民为在上海市购买商铺，双方于2003年7月12日进行了结算，张叶元确认胡祝民人民币121万元、美金83378元（即79851.83元＋3526.70元）暂存其处。同年7月14日，张叶元将上述中国银行青田支行428756.02元人民币存单（本息合计429442.89元）、329153.36元人民币存单（本息合计329668.82元）、人民币272121.02元存单（本息合计274525.05元）及户名杜菊英的18万元人民币存单（本息合计180028.80元）取出共计1213665.56元，电汇人民币121万元至胡祝民开设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账户，扣除手续费人民币50元，余款人民币3615.56元由张叶元取现。
另认定，2001年8月23日，杜菊英、张叶元借用其女儿张玲玲的10万元法国法郎，兑换人民币115090元，扣除手续费65元，余款115025元按照原告的吩咐以胡祝民的名义汇给在上海的陈宗达。
上述79851.83美元，其中存于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的30233.50美元和33072.23美元，于2003年7月14日取出，税后本息合计分别为30276.19美元和33101.64美元，共计63377.87美元，杜菊英于当日分5万美元和13377.83美元两张存单存入该行；2003年7月18日，杜菊英取出该两笔存款，本息分别为50000.34美元和13377.92美元，同日再次将该两笔存款本息分别存入该行。2003年9月26日，杜菊英取出该两笔存款，本息分别为50006美元和13379.44美元，合计63385.44美元。因法国法郎停止流通，杜菊英、张叶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扣回10万元法国法郎折合的美元16956.90元，即先按固定汇率1欧元等于6.55957元法国法郎折欧元15244.90元，再按1欧元等于1.1123美元折为16956.90美元。杜菊英、张叶元从中国银行青田支行扣回16546.10美元，从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扣回410.80美元和胡祝民向杜菊英借的1000美元，杜菊英将该1410.80美元另存，余款61974.64美元于同日存入该行。2003年11月17日，杜菊英将61974.64美元及利息兑换日元6783247元，再将日元兑换为517283.63元人民币，分4144.56元人民币和513139.07元人民币存入杜菊英账户12×××53内。次日从该账户内取出人民币517284元，分5万元、15万元、317284元三张人民币存单存入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胡祝民名下。2003年11月27日，杜菊英将其中的5万元存款取出，后按胡祝民的要求汇给胡杏菊。2004年4月13日，杜菊英将其中的15万元人民币存款取出，合计本息人民币150645.45元。2004年8月22日，杜菊英与胡祝民一起到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从317284元的存单中取出2万元人民币交付给胡祝民。2004年8月23日双方对款项又进行结算，当日胡祝民、杜菊英、张叶元一起到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将余下的297284元及利息共计人民币300368.58元和另外的人民币208861.99元存入到胡祝民在上海的1001258201214242326号帐户内，其中人民币300368.58元的个人异地存款业务凭证由胡祝民签字，该凭证与杜菊英代理支取本金人民币297284元存款的存单上的银行打印信息，两者日期、银行地区号、网点号、柜员号相同，顺序号相连。另外一笔人民币208861.99元包括三部分款项，一是胡祝民交给银行代保管的存入日期2003年11月19日、户名胡祝民、金额91899.18元人民币的中国工商银行定期储蓄存单（该笔款项系原告2003年11月5日汇的9300欧元兑换而来）合计的本息人民币92969.95元（胡祝民于取款当日向银行出具了因保管单遗失声明作废，存款于当日支取转汇的声明），二是杜菊英的5009.14美元存款兑换成的人民币41397.04元，三是张叶元的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外币定期存款9014.15美元兑换成的人民币74495元。其中在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办理的两笔款项与此笔208861.99元人民币的个人异地存款业务凭证，其日期、银行地区号、网点号、柜员号相同，顺序号相连或相近。之后，胡祝民于2004年9月5日出境至比利时。
此后，胡祝民在比利时发传真给杜菊英、张叶元，告知这次回国结账，总感到有些出入，请姐姐杜菊英一定要平心静气理解，把账认认真真地再理一次，并说明张玲玲托带的3000欧元已绝对交给杜菊英、张叶元，同时确认汇胡杏菊5万人民币，交胡祝民本人用2万人民币等内容。
因两次算账，胡祝民与杜菊英有意见，张叶元再三考虑，认为双方两次算账时对重复扣除张玲玲交胡祝民托带的3000欧元这笔款计算有误，应按三次汇款（即72500欧元折的美元79851.83元）逐笔算清。2004年11月2日，张叶元书写了说明前述结账情况的信件，认为合计算清后杜菊英欠胡祝民人民币30265.50元。
还认定，2002年6月20日，杜菊英跟随去上海为女儿买房的孙某一起玩时，打电话给胡祝民，经胡祝民同意向上海建工锦龙房产有限公司订购了东淮海公寓5号1903室房屋一套，孙某为杜菊英垫付了定金人民币5万元，当天胡祝民又要求杜菊英退房，2002年7月10日，杜菊英领回了定金。
2011年5月30日，胡祝民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判令杜菊英、张叶元返还占有委托保管购房款人民币787083.60元等诉讼请求，2011年7月13日法院裁定准许胡祝民撤回起诉。2011年11月25日胡祝民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杜菊英、张叶元返还人民币598086元及利息，2012年4月5日法院裁定准许胡祝民撤回起诉。2012年9月28日，胡祝民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身份证明材料、银行存款凭条、取款凭条、存单、利息清单、外汇兑换凭条、个人业务凭证、私人存款传票、贷方或借方传票（套汇）、交易传票、电汇凭证、结算业务收费凭证、代扣利息税明细清单、外汇买卖借方传票、利息传票、其他科目传票和历史交易清单、外汇买卖存款或取款凭条、汇入汇款凭证、外汇套汇凭证、外汇汇款补充记账凭证、特殊业务凭证、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1069号案件的协助调查函及回复函、证据交换笔录、二次庭审笔录、对胡祝民的询问笔录、对夏伯旺的询问笔录、98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和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以及此次诉讼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复），系原、被告历次诉讼中法院所作的笔录、依职权所作的调查及银行的回复、张玲玲出生公证书、法院为核实被告所记录的汇率及兑换金额的真实性而依职权从新浪网上下载的查询单、鉴定报告书、题头为“杜祝民与杜菊英结账情况如下”落款为“姐夫张叶元，2004.11.2”的信件复印件、2004年12月10日被告杜菊英写的关于“杭州汇入青田拿出来”的款项结算记录单和结算草稿复印件、2004年8月13日打印的帐号40×××10银行交易明细表、208861.99元钱的组成清单及当事人庭审陈述。
胡祝民在一审中诉请：一、依法解除原告和两被告确定的委托购房关系；二、依法判决两被告返还给原告预先交付的购房款折人民币1603315.50元（保留赔偿利息损失及购房差价损失的诉讼权利）；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杜菊英、张叶元答辩称：一、委托书以及在汇款申请书用途一栏所写的“购房用”只是原告汇款的理由；仅有的一份委托书是交给中国银行的，银行证明委托书是交给银行办理尾号62×××66账户内的资金来往事宜的；原告发给被告的传真件中从没有提到委托购房之事；原告第一次起诉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是返还占有委托保管购房款；委托书中注明“除提取外”，原告主张款是购房用的，但又不能提取，而让被告垫付定金，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因此，原告主张的委托购房合同不成立，原被告之间仅是保管关系。二、被告收到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款项属实，但原告交给被告的所有款项已全部结清并返还给了原告。三、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不再享有胜诉权。保管关系发生在2003年，结算时间在2004年，且原告出国后经常来回中国，并于2005年在上海设立了杜添实业有限公司。后均在上海、青田生活，而原告在2011年才起诉，故诉讼时效早已超过。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两被告口头辩称，2003年4月，杜菊英凭原告寄来的委托书到杭州中国银行领取了胡祝民存放在该行的上述尾号62×××66账户的存折。200多万元比利时法郎的存取是张叶元经手的。2万元法国法郎计3201.15欧元，由杜菊英换成3526.70美元，于2003年4月24日存入中国银行青田支行。同年7月2日原告回国在上海准备买房和商铺，叫杜菊英将原告所有存单和存折送到上海算一下有多少钱，杜菊英于同年7月4日到上海，同时也将3526.70美元这笔款交付给原告，但已记不清是现金还是存单交给原告。被告另外付给原告现金一笔人民币24960元，另一笔是2004年8月23日原告出国时的晚上在青田火车站里借给他的人民币8000元，由此款项已全部结清。原告之所以起诉被告，是因为原告于2005年7月向被告的女儿张玲玲借款仅还了本息50万元及未将张玲玲的股本金198000元投入上海杜添实业有限公司，张玲玲于2008年8月将原告诉至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的缘故。
一审认为，根据原告在法院历次诉讼中，存在以下情形：一、原告诉称200万元比利时法郎仅利息就少算了3000元左右欧元，经查该200万元比利时法郎的存取款情况，并不存在原告所述的3000元左右欧元利息没有算给原告的事实。二、原、被告双方一起于2004年8月23日去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取款，并由原告胡祝民签字个人异地存款存入自己上海账户的300368.58元人民币汇款，系被告杜菊英从本金297284元的存单中取出本息后，由原告胡祝民个人异地存款存入自己账户内，两者日期、银行地区号、网点号、柜员号相同，顺序号相连。另一笔金额208861.99元人民币由三笔款项组成，其中在该行办理的两笔款项与此笔208861.99元人民币的存款凭证，其日期、银行地区号、网点号、柜员号相同，顺序号相连或相近，同时该存款凭证上打印有杜菊英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三笔款项组成的数额又相同。其中包括原告自己交给银行代保管的存款，原告于取款当日向银行出具了原保管单作废、存款于当日支取转汇的声明。可见，原、被告双方一起于2004年8月23日在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个人异地存款存入的两笔款项，其来源清楚，证据充分，而原告胡祝民却不承认，诉称是自己另外存在工商银行里的钱，但又举不出证据。三、原告将2003年11月5日1万欧元的汇款单右下处“此款还夏伯旺”的注明涂掉，在下面写上“此款要查清”，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而原告在2012年4月5日的询问笔录陈述该1万欧元是汇来自己用的，划掉的内容是写错了把它划了，写错的内容和下面重写的“此款要查清”的意思是一样的。显然，该陈述与事实不符。四、原告主张双方从来没结过账，就只是对过账，而原告自己承认的传真中的信件内容“这次回国结账，总感到有些出入”，明确写明是结账，在庭审中却不承认。五、原告不承认传真件是其所传，不承认后汇胡杏菊5万元和交其本人用2万元人民币，但承认传真中的信件是其所写，而法院查明该传真的来源号码与原告名片上所印的原告比利时杜添实业有限公司的传真号码一致，足以证实该传真是原告传给被告的。两被告的陈述，基本上有银行的凭据或其他证据相印证。因此，法院认为原告的陈述相对于被告的陈述可信度低得多。由此，原告陈述的原、被告双方从来没结过账，只是对过账，原告曾多次找被告想要结算，但一直争吵，在2007年时召集他人想要和被告协商，但被告不愿意与之协商，以及张叶元六十大寿原告另外送了4万比利时法郎、被告将原告的购房资金私自兑换用于炒汇、部分擅自提取、从1997年就开始委托被告购房、给了被告5万元路费等等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均不予采信。对被告陈述的原告1998年9月30日汇的4万比利时法郎是送给张叶元六十大寿的生日礼物，2万元法国法郎兑换成的3526.70美元已归还原告，款项的兑换、存取及转汇均是按原告的指示吩咐进行操作等事实，予以采信。
关于原告主张的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购房关系问题，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并不存在。理由如下：1.原告据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购房关系的根据是经过公证的委托书以及在汇款申请书用途一栏所写的“购房用”，这些均是原告的单方行为。2.委托书载明的“有关房产面积、座落等具体事宜均由委托人与被委托人自行商定”，说明原告有意委托被告杜菊英代为办理有关手续，而并非特别授权委托被告杜菊英购房。3.原告陈述为了调杭州中国银行的存款于2003年3月11日寄给被告委托书，委托书原件放在杭州中国银行。中国银行青田支行证实该行系根据委托书办理尾号62×××66账户内的资金来往事宜，原告在1069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委托书只办了一份。4.原告并不能证明委托书2002年6月26日办好后即寄给了被告，也不能证明被告对该委托书关于购房事务进行了确认并同意为其购房。5.原告发给被告的传真中从没有提到委托购房之事，而仅提来往款项的结算问题。6.被告杜菊英与孙某一起去上海玩时基于姐弟关系为原告订购房屋是在委托书落款时间之前。委托事务的存在既需要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了解和信任，也需要受托人对委托人的信任。如果受托人不愿意办理受委托的事务，受托人无须表明任何理由，可以随时辞去委托。因此，即使存在口头委托，被告亦可随时解除合同，况且被告对该委托书关于购房予以否认。基于上述理由，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并不存在。
关于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法院认为，原告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年内主张权利，从现有证据看，原、被告双方来往款项的结算时间发生在2003年、2004年。被告认为双方结算是在2004年之前。从原告发给两被告的传真信件看，原告已经知道这次回国结账总感到有些出入，即便如原告陈述的传真信件里说回国和被告结账是2005年底2006年初的时候，且认为经过此次结算被告欠自己很多钱，故从此时开始原告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原告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11年5月30日，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诉称是因为亲戚关系拉不下脸，并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与中止的理由。
综上，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并不存在，原告胡祝民关于要求被告返还“购房款”的争议已超出诉讼时效。原告胡祝民关于双方委托购房关系未解除，诉讼时效并未开始计算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案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祝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30元，由胡祝民负担；鉴定费15000元，由胡祝民、杜菊英各负担7500元。
一审宣判后，胡祝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具体为：（1）一审认定上诉人将2002年6月26日经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公证的委托书寄给被上诉人杜菊英的目的仅是为了方便杜菊应办理尾号62×××66账号的银行业务，从而否定上诉人在委托书中明确载明的“委托购房”事务。（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03年7月12日进行结算，被告张叶元确认原告人民币121万元、美元83378元暂存我处”，结算的目的原因是“2003年原告为在上海市购买商铺”。该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2003年7月12日，不是结算，而是对款项往来的对账，对账的目的也不是上诉人需拿钱到上海购买商铺。（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比利时王国发传真给两被告”及传真的主要内容为“张玲玲托带3000欧元及汇胡杏菊5万元人民币、交本人2万元人民币”是错误的。上诉人从未发过传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给法院的传真不具有真实性，其文字也并非是上诉人书写，传真件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证据判定的标准。（4）一审法院认定“2002年6月20日，杜菊英跟随孙某一起在上海买房时，打电话给胡祝民，经胡祝民同意向上海建工锦龙房产有限公司订购东淮海公寓5号1903室房屋一套，孙某为杜菊英垫付了定金5万元，当胡祝民又要求退房”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仅凭孙某前后陈述不一的证言否定了上诉人依据法院调查令所取得的杜菊英为上诉人购房、退房的书证。在本案数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杜菊英均否认其曾前往上海为上诉人买房的事实，本案发回重审后，上诉人提交了孙某的证词后，被上诉人才找到孙某，让其出庭改变原有证言。孙某证言前后反复，一审法院却予以采信。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往来款项中，一审法院对以下款项事实认定存在错误：（1）84万元比利时法郎系被上诉人按上诉人指示汇给上海的陈宗达。（2）1998年9月30日，上诉人从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申请汇给被上诉人4万元比利时法郎，折991.57欧元，系上诉人送给被上诉人张叶元六十大寿的生日礼物。（3）2003年6月24日，上诉人从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申请汇给杜菊英22000欧元，于2003年7月4日汇到，其中被上诉人女儿张玲玲托上诉人一起汇的有3000欧元。（4）2001年8月23日，两被上诉人借用其女儿张玲玲的10万元法国法郎，兑换人民币115090元，扣除手续费65元，余款115025元按照上诉人的吩咐汇给了上海的陈宗达。（5）2003年11月27日，杜菊英将其中的5万元存款取出，后按照上诉人的要求汇给了胡杏菊。（6）上诉人在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的两笔存款共27800欧元，一审法院不同法官审理时对款项的法律关系作不同的释明和认定，本案一审法院又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为由，否定上诉人在本案中对该款项的主张。三、一审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购房关系的理由错误：（1）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购房的依据不仅仅有经过公证的委托书及汇款申请书用途一栏所写的“购房用”，还包括原有的口头委托书及被上诉人杜菊英为上诉人在上海订购房屋的事实行为等。一审法院未依照事实进行分析，而是片面听信被上诉人主张。（2）委托书载明“有关房产面积、座落等具体事宜由委托人与被委托人自行商定”，正表现了委托人授权给受托人买房，具体买何处的房、多大的房、购房价格等需进一步商量而定。一审以此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购房事务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已认定被上诉人杜菊英在上海为上诉人买房，就是通过打电话联系确定购房地点、面积、价格等条件，然后又通过电话联系退房的事实，这正是委托书载明自行商定的内容。（3）一审认采信上诉人在青田县人民法院（2011）丽青商初字第1069号案件的庭审陈述确认委托书只办了一份，否定上诉人在本案重审庭审中陈述委托书总共办了一式三份，同样是上诉人的陈述，况且上诉人在（2011）丽青商初字第1069号案件中说的是尾号为62×××66账户资金。如果上诉人没有接受委托购房，被上诉人杜菊英不可能在上海为上诉人订购房屋。（4）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传真中从没有提到委托购房之事，而仅提往来款的结算问题”否定委托关系成立。按照这一认定，一审法院判定委托关系能否成立的标准必须是委托人在每一份文件中都需注明“委托购房”字样，这显然不符合逻辑。（5）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杜菊英在上海为上诉人买房是基于姐弟关系，而非基于委托关系，上诉人认为只有姐弟关系才有信任基础，才成立委托购房。被上诉人杜菊英为上诉人订购房屋既是基于姐弟关系，也是基于委托关系。一审法院以“订房时间是在委托书落款时间前”否定委托购房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不论该订房时间发生于何时，双方都已成立委托购房关系。（6）一审法院还以被上诉人可随时解除合同为由，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不存在。上诉人不知被上诉人是何时与上诉人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凭什么证据作出该认定。此外，如果委托购房关系不能成立，那么被上诉人为何可以从银行取得上诉人的存款，如果委托购房关系不能成立，那么一审法院无需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款项委托审计，耗费上诉人的审计费用。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上诉人在2012年9月才发现被上诉人根本违约，此时上诉人才提起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主张合同解除后的款项返还权利，该请求并未超过法定期限。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并未约定委托期限，在解除委托合同前，委托关系一直延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先收回部分款项，并未与被上诉人了结委托购房关系，余留的资金被上诉人可继续用于购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也未真正、全面进行算账，双方连最基本的对账工作都没有全面进行过，不管是一审法院认为的结账，还是上诉人主张的对账，双方都没有最终的结论，诉讼时效当然没有超过。上诉人的多次主张，也进一步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法定期限。请求依法改判。
杜菊英、张叶元答辩称：一、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委托购房关系，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保管的款项已经于2004年8月23日全部结清，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二、上诉人提起主张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虽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直至2012年9月才发现被上诉人根本违约，但上诉人关于本案的第一次诉讼是在2011年5月，上诉人该陈述显然与事实不符。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购房关系；二、原审确定的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否不当；三、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自认一共办理了一式三份委托书（原件一份，副件二份），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寄送给被上诉人委托书的份数存在争议，但被上诉人主张其于2003年3月11日持上诉人寄送的落款时间为2002年6月26日的委托书，仅管理上诉人事先存在中国银行杭州支行的尾号为62×××66账号上的款项，并未接受委托。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载明：“胡祝民准备在国内购买房产，因本人身在比利时，无法亲自回国，委托杜菊英代为办理有关购买、贷款、签字等手续。有关房产面积、座落等具体事宜均由委托人与被委托人自行商定。此外，杜菊英有权办理本人在中国银行尾号为62×××66账号内的所有业务。委托权限：代替本人办理购买、贷款、签字以及上述银行户头业务等事宜。”双方当事人确认上诉人自1997年起将资金存汇入上诉人在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尾号为62×××66等不同账户，或直接汇付给被上诉人，均交由被上诉人管理。被上诉人管理上诉人资金过程中，实施了多次的支取、兑换、转存、汇付行为，除了持委托书操作上诉人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尾号为62×××66账号的款项外，其余以上诉人名义实施的代行操作行为并没有上诉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一审也已查明2002年6月20日，杜菊英跟随证人孙某，经上诉人同意向上海建工锦龙房产有限公司订购了东淮海公寓5号1903室房屋一套，孙某为杜菊英垫付了定金人民币5万元，当天上诉人又要求杜菊英退房，2002年7月10日，杜菊英领回了定金。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曾经发生过委托购房事实，虽然该事实的发生略早于上诉人出具委托书的时间，但杜菊英的订购、退房行为与上诉人主张的委托书相印证，能够证明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购房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杜菊英虽然主张其于2003年3月11日才知道委托书，其持委托书仅是为了办理中国银行尾号为62×××66账号的款项，否认已接受上诉人的购房委托。由于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受托人的允诺必须以书面方式做出，结合委托书出具当时双方之间良好的亲情血缘关系，被上诉人又在委托书出具前数日实施了代为订购、退房行为，委托书出具后又持委托书管理上诉人款项，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拒绝委托，应当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杜菊英成立委托购房关系。由于双方当事人在约定委托购房时，并未约定相应的报酬，诉讼中双方对报酬也从未涉及，应当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杜菊英之间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关系。由于委托书对房产面积、座落等具体事宜未授权被上诉人，而是约定由双方自行商定，应认定被上诉人的委托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款项往来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审计。上诉人对审计结论中双方往来款项总额无异议，但对部分款项在一审中的认定事实存疑，本院逐一分析如下：（1）关于84万元比利时法郎。一审认定该笔款项系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指令汇付给上海的陈宗达。上诉人主张系被上诉人擅自汇付。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对是否认识陈宗达这一基本事实陈述反复，先是陈述不认识，后陈述认识，被上诉人的陈述则一直稳定，认为陈宗达曾是上诉人未办法定结婚手续的“妻舅”，虽然目前无法查询到陈宗达的具体身份，但上诉人显然存在未如实陈述的情形；其次，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自1997年起，上诉人将其在国外打拼的积蓄分别以直接汇入上诉人在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账户、汇入上诉人在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尾号为62×××66账户、汇入被上诉人杜菊英的个人账户等三种方式由被上诉人进行管理。该笔84万元比利时法郎系被上诉人管理上诉人汇回国内的200万元比利时法郎过程中，数次结转存款本息而成。综观全案，被上诉人自1997年至2004年长达七八年管理上诉人款项中，基本是将款项进行结转、兑换币种另存或少部分取现，汇付款项给案外人仅涉及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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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达、胡杏菊、夏伯旺。在之前的数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对汇付给三案外人的款项均主张系被上诉人擅自操作，但本案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于2003年11月5日，将上诉人汇入中国银行青田支行账户的1万欧元兑换成人民币支付给夏伯旺，该支付行为系接受上诉人指令以偿还上诉人欠夏伯旺的借款，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对此认定未提异议。被上诉人在领取、兑换、支付该1万欧元时，与转存、汇付84万比利时法郎时情形一致，均无上诉人的任何书面委托；再次，该笔款项虽然是被上诉人进行汇付操作，但其是以上诉人名义汇付给陈宗达。故上诉人虽然主张84万比利时法郎汇付行为系被上诉人擅自操作，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当认定被上诉人的汇付行为系接受上诉人指令。（2）关于1998年9月30日，上诉人汇付给被上诉人的4万元比利时法郎。一审认定该笔款项系上诉人送给被上诉人张叶元六十大寿的生日礼金。上诉人主张张叶元是1938年2月24日出生，青田人送生日礼物都是提前送，不会延后送，该笔款项不是生日礼物。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汇付该笔款项时，与被上诉人关系亲密，纵观上诉人前后的汇付情况，都是较大数额汇付，唯独该笔款项，折合仅991.57欧元。汇付之时，恰逢被上诉人张叶元六十周岁，至亲好友在大寿时赠送较大金额的礼金符合青田当地风俗习惯，本院依法确认该笔款项系上诉人赠送给被上诉人的生日礼金。（3）关于2003年6月24日汇付的22000欧元中是否包括被上诉人女儿张玲玲托汇的3000欧元。一审认定该笔款项中包括了张玲玲托汇的款项。因上诉人在传真件中确认了张玲玲托带3000欧元的事实，虽然上诉人始终不确认传真件的证据效力，但一审法院对传真件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认证，在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予以反驳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传真件的证据效力，确认张玲玲托带3000欧元的事实。（4）关于2001年8月23日的115025元。该笔款项同样是汇付给陈宗达，上诉人主张的理由与84万元比利时法郎的主张理由一致。本院认为，该款项的汇付行为也应一并确认系接受上诉人的指令。（5）关于2003年11月27日汇付给胡杏菊的5万元。上诉人同样主张不认识胡杏菊，汇付行为系被上诉人擅自所为。因传真件中明确了汇胡杏菊5万元人民币，应当认定被上诉人该汇付行为系接受上诉人的指令。（6）关于上诉人在中国工商银行青田支行的两笔存款共27800欧元。该账户系上诉人本人账户，上诉人确认2004年8月23日，被上诉人归还208861.99元人民币中包括了其中的9300欧元，剩余的18500欧元由于上诉人在本案起诉时未主张，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擅自取用了该款项，可由其另行主张。据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尚欠款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上诉人主张双方成立书面委托购房合同关系，虽然双方当事人曾经对过账，但上诉人未书面解除委托合同，被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委托购房义务，诉讼时效未届满。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缺乏相互的信任和自愿，委托合同关系就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了委托合同也难以巩固。在委托合同成立后，受托人辞去委托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无需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只要通知委托人即可。上诉人确认2003年已经进行过一次对账，2004年8月23日双方对被上诉人管理的款项又进行了“整理”，上诉人主张当日仅进行对账，并收回部分款项，被上诉人主张当日即结算，已经将其保管的款项全部结算完毕归还上诉人。此次行为无论是定性为对账还是结算，结合上诉人写给被上诉人的信件，能够确认双方之间发生了矛盾，且自此之后，上诉人未再汇付款项给被上诉人管理，可以确认自此双方之间构建委托关系的信任基础破裂。上诉人在委托被上诉人时，是以书面形式进行委托，但被上诉人未以书面形式承诺接受委托。双方发生矛盾后，上诉人未以书面形式解除委托，被上诉人也未以书面形式辞去委托，但被上诉人坚持主张从未接受过上诉人的委托，以实际言行拒绝承认曾经发生的委托关系，更终止了委托关系。由于双方之间成立无偿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也仅为一般授权委托，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拒绝继续委托，且双方之间信任关系破裂，上诉人收回款项，致使委托购房合同目的履行不能，故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自2004年8月23日解除。上诉人应当自委托合同解除之日起二年内主张相应的权利，上诉人直至2011年5月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已经届满。
综上，原审虽未能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但其余事实认定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30元，由上诉人胡祝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悦琛
审 判 员 张建华
代理审判员 叶 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代书 记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