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琼01民终2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华。
委托代理人：梁羽彤，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弘正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群芳。
委托代理人：刘亚萌，海南大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其方，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嘉华永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志远，总经理。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凤彪，海南海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丽华因与被上诉人杨群芳、海南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海南嘉华永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5）美民一初字第1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富达公司注册成立于2009年9月1日，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绿化保洁、室内保洁等，富达公司承接嘉华公司的物业管理、保洁项目后，将别克、雪佛兰4S店保洁工作承包给王丽华，并向其支付保洁承包费人民币20888元。王丽华承包上述保洁业务后，租用脚手架等工具，雇请杨群芳等工人到雪佛兰4S店从事保洁工作，2014年6月20日，杨群芳等人正在进行清洁外墙玻璃时，由于其他工人推动脚手架致使脚手架突然倾倒，造成正在作业的杨群芳从上面摔下。事故发生后，杨群芳当天被送往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入院诊断为多处骨折、软组织严重挫裂伤、失血性贫血等。住院治疗至2014年8月26日共66天，共花医疗费人民币78597.27元，富达公司已全部支付上述医疗费。2014年11月4日，海南华洲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杨群芳右上肢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右下肢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后续治疗费用评估约为18000元，休息期180天、营养期90天、护理期90天、护理人数为1人，自受伤之日起计算。鉴定费人民币2400元。
杨群芳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1、王丽华、富达公司、嘉华公司连带赔偿医疗费18000元、误工费18000元、护理费10800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元、营养费5400元、残疾赔偿金13757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鉴定费2400元等费用共计226574元。2、王丽华、富达公司、嘉华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对杨群芳主张的赔偿项目的认定问题。1、医疗费：本案杨群芳的前期治疗费78597.27元，富达公司已全部支付。海南华洲司法鉴定中心评定杨群芳后续治疗费用约18000元，该笔费用经鉴定属于必然产生的医疗费用，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原审法院对杨群芳要求支付医疗费18000元的主张予以认可。2、误工费：杨群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入状况，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12335.18元（25013元÷365天×180天=12335.18元）。3、护理费：杨群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护理费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6167.59元（25013元÷365天×90天=6167.59元）。4、交通费：杨群芳未提供交通票据，但鉴于杨群芳因就医已实际支付交通费，根据其住地到就医地点的距离等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8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50元/天计算，杨群芳住院治疗时间6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3300元（50元/天×66天=3300元）。6、营养费：杨群芳受伤构成伤残，确有必要加强营养促进康复，根据鉴定意见确定营养期90天，参照住院伙食补助标准计算应为4500元（50元/天×90天=4500元）。7、残疾赔偿金：杨群芳构成二处伤残，即右上肢损伤为十级伤残、右下肢损伤为九级伤残，赔偿金按九级伤残计付的基础上增加10%的赔偿比例。本案杨群芳系农民，且没有举证证明其在城镇生活并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按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为32595.2元（7408×20×20%+7408×20×20%×10%=32595.2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杨群芳在本事故中所受损害已致伤残，致使精神遭受损害，因此，杨群芳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主张30000元过高，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调为15000元。9、鉴定费：杨群芳主张鉴定费2400元，提供了鉴定费票据，该费用系杨群芳因遭受人身损害主张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应由王丽华、富达公司、嘉华公司承担，予以支持。杨群芳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未提供其购买的相关器具的有效发票，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以上九项费用合计人民币95097.97元。
二、关于赔偿主体及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王丽华与杨群芳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杨群芳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中，王丽华作为雇主，在杨群芳进行保洁作业时，对工作场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存在重大过错，据此，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杨群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存在对自己安全注意不够的过错，对此其自身应承担15%的责任。富达公司将保洁工作承包给王丽华后，由于疏于管理，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的提醒义务，故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富达公司承接嘉华公司的物业管理、保洁项目后，具体如何进行管理、保洁、如何进行安全保障等工作，完全由富达公司自行决定，嘉华公司已无法进行管控，因此，该公司不需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案杨群芳的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95097.97元，王丽华对此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66568.58元（95097.97元×70%=66568.58元）；富达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14264.69元（95097.97元×15%=14264.69元）；杨群芳自己承担14264.69元（95097.97元×15%=14264.6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遂判决：一、王丽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杨群芳赔付医疗费、误工费等合计人民币66568.58元；二、富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杨群芳赔付医疗费、误工费等合计人民币14264.69元；三、驳回杨群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32.87元，由王丽华负担500元，由富达公司负担200元，由杨群芳负担932.87元。
王丽华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将王丽华认定为民事赔偿主体不适格，有偏袒杨群芳之嫌。首先、王丽华与杨群芳之间不是劳务关系，更不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本案中均不成立。王丽华仅仅充当的是老乡之间用工信息联系人的角色。王丽华与杨群芳同为工友，同时受雇于富达公司处工作，大家同工同酬，双方与富达公司之间共同建立的是经常性不定期的临时雇佣关系。工友之间平日相约彼此告知用工信息，相约一起为雇主工作，不论相互之间谁先联络到的用工信息，均同工同酬，相互之间既不存在承包关系也不存在谁揽活多就多领工资报酬的事实。但由于一起干活的工友众多，工友之间一般按照惯例从工友中推选一人负责与雇主单位进行联络，包括代全体工友一起领取工资报酬，并平均分配给参与工作的工友。在这里特别提请二审法官注意的是，农民工日常打工的惯常做法均如此，这也是现如今农民工们日常形成的一种常见的打工方式。其次、根据法律的规定，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公平原则，民法规范要求民事主体在权利、义务与责任的承担上，应体现公平原则，兼顾各方利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都应当遵循这一原则。王丽华与杨群芳之间同时共同受雇于富达公司，接受该单位的管理、指挥和安排，利用雇主单位提供的现场工作条件，以自己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雇主支付报酬。王丽华与杨群芳共同与富达公司存在雇佣关系。王丽华同样只靠辛苦的体力劳动来赚取微薄的薪酬，帮助工友操劳付出，在雇主单位处代领全体工友的工资，并向一起工作的工友分发工资报酬，不计回报，并未多得一分利益，工友之间的承包关系一说根本不是事实，敢问这世上岂有承包人从中不赚取一分差价利润之事？且在本次事故中王丽华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过错，却要承担如此重的赔偿责任，成为赔偿义务主体的替罪羊，承担最主要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王丽华承担赔偿责任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并且对此事实予以不顾，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严重损害了王丽华的合法权益，王丽华不服该判决。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王丽华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之规定定性和划分责任与本案客观事实、法律关系不符，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法第35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本条适用的对象来看。劳务关系的主体可以是两个自然人、或者自然人与单位之间，但本条仅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即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均限于自然人。而雇主与雇员之间因工作发生损害的纠纷，则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之规定的归责原则来处理。而本案发生的劳务关系是个人与单位之间，并非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接受劳务一方是单位。因此从法条适用的对象来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不适用本案。本案的雇佣关系的侵权责任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l条之规定。因为该条并没有限制劳务关系形成的主体是自然人或者单位之间，只要属于雇佣关系发生的损害均可适用。在发生损害时按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比较显示公平。总之，《侵权责任法》第35条仅适用个人与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而本案是杨群芳个人与富达公司单位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因此，一审判决适用该法条属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
三、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尚有其他赔偿责任主体未追加入本案当事人当中来。一审判决审理查明中：“2014年6月20日，原告杨群芳等人正在进行清洁外墙玻璃时，由于其他工人推动脚手架致使脚手架突然倾倒，造成正在作业的原告从上面摔下。”可见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为因素导致，按照《侵权责任法》第28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请问：1、既然审理查明该事故的发生另有原因，存有第三方的过错，推动脚手架导致造成损害结果，为何不追加实际加害方为本案赔偿主体当事人？让有过错的赔偿义务人逍遥法外，却让王丽华担当替罪羊？明显判决不公。2、在一审本院认为中却描述为：“在本案中，被告王丽华作为雇主，在原告进行保洁作业时，对工作场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存在重大过错，据此，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明显上述查明的事实与其后的认定相互矛盾，据以作出的判决如何让人信服？一审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王丽华的心目当中荡然无存。且本案在一审中的王丽华、富达公司、嘉华公司的证人相互之间的证言也存在矛盾，事故发生原因混沌不清。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认定责任的分担主次不分，颠倒是非。
一审判决杨群芳承担责任比例过轻。杨群芳本人为长期从事本项工作的熟练工人，自身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明知进行高空作业却不采取安全保护措施，本身未意识也未向雇主方提出安全保障要求，应归咎自身承担主要责任。但一审仅判决其承担15%的责任，比例过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王丽华与杨群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存在劳务关系，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杨群芳要求王丽华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王丽华不服一审判决，依法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王丽华的上诉请求，维护王丽华的合法权益。故上诉请求：l、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王丽华不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群芳、富达公司、嘉华公司共同承担。
杨群芳答辩称：一、富达公司所承包嘉华公司“保洁开荒”工作已经超出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违反了《民法通则》以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嘉华公司作为该工程的发包方，在发包前应当审查承包人资质及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义务，但嘉华公司未履行审查义务便将“保洁开荒”工程发包给富达公司，该发包行为属于违法发包。二、关于责任的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发包人嘉华公司将“保洁开荒”违法发包给超出经营范围的富达公司，富达公司又过错的将该工程转包给无资质且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王丽华。王丽华又雇佣了杨群芳工作，两者属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因此，王丽华、富达公司、嘉华公司应当就杨群芳提供劳务致受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关于责任的认定。本案中杨群芳所从事的工作是高空作业。但王丽华、富达公司、嘉华公司均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提供劳务者本人对自己安全注意不够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在本案中，杨群芳之所以摔下梯子，并非是由于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而是有其他工友推了梯子，并且王丽华、富达公司、嘉华公司均未在施工场所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因此，应当认定杨群芳本身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不应当承本次事故的责任。
富达公司和嘉华公司共同答辩称：第一，关于劳务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是嘉华公司将物业管理保洁项目承包给富达公司，富达公司又将保洁工作转包给王丽华，王丽华又雇佣了杨群芳具体工作。而且一审查明是富达公司向王丽华统一支付承包费一共是20888元，保洁工作中租用脚手架也是由王丽华负责租用的，从这两点来看，王丽华完全是本案当中雇主的位置，杨群芳是雇员的位置，一审认定双方是劳务关系而且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第二，关于归责原则的问题，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而且王丽华与杨群芳都是自然人，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承担相应责任，所以说一审按照当时各方的过错承担比例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三，关于赔偿责任主体，损害是第三方造成，王丽华和杨群芳之间在工作过程中，其他工人推动脚手架导致杨群芳受伤，其他工人也是王丽华雇佣到工地现场工作的。其他工人和王丽华也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雇员因为工作当中造成其他人损害，也是侵权责任法第35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没有追加其他工人为承担责任方，判定王丽华承担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本院查明，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富达公司将别克、雪佛兰4S店保洁工作承包给王丽华”这一事实外，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本次事故中各方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保洁工作属于富达公司的经营范围，富达公司系嘉华公司物业管理、保洁工作的承包人，本案事故所在的雪佛兰4S店的保洁工作也在该公司所承包的保洁项目范围内，富达公司对该项目的承包具有相应的资质。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富达公司将雪佛兰4S店保洁工作承包给了王丽华，王丽华与杨群芳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关系，王丽华、杨群芳二人均系富达公司为完成该保洁项目而临时雇佣的劳务人员，富达公司与其二人分别建立了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杨群芳在雇佣关系存续期间从事保洁作业工作遭受的人身损害，应由其雇主即富达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本案事故中杨群芳的各项损失合计95097.97元，各方当事人对该金额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审法院对本案事故中各方民事主体责任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王丽华上诉称其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5）美民一初字第10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5）美民一初字第109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限被上诉人海南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群芳赔付医疗费、误工费等合计95097.97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32.87元，由杨群芳承担947元，海南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685.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87元，由杨群芳承担947元，海南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685.7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玉臣
审判员 谭晓梅
审判员 陈 璐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韦佳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