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民终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解放居委会教场路家润多。
法定代表人：蔡晶，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体敏，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传汤，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男，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华，江西翘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志洪，男，197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原审被告：李晓华，女，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系被告徐志洪之妻。
原审被告：上饶市正合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赣东北大道32号3-2019/2020/2021。
法定代表人：张煜，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新、原审被告徐志洪、李晓华、上饶市正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合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饶中民一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中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体敏、陈传汤，李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华到庭参加诉讼。徐志洪、李晓华、正合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李新要求中商公司在李新分配到的抵偿房产价值范围内对徐志洪、李晓华所欠款项本金17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新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在判决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通知中商公司，宁波厚道信融投资合伙企业（于2016年9月28日更名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元量信融股权投资管理合伙（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厚道）诉中商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被其立案受理。宁波厚道诉请撤销《抵债协议》及中商公司无偿为徐志洪清偿债务的行为。中商公司在收到上述通知后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审理本案，中止诉讼申请于2016年9月25日寄出，2016年9月27日法院签收。宁波厚道诉中商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是审理本案的前提和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规定，符合中止诉讼的情形，但一审法院并未中止，反而径行判决。一审法院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有违裁判公正。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关于《抵债协议》对中商公司及李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对翁剑与徐志洪之间的关系进行认定。翁剑是徐志洪的姐夫，两者存在亲戚及利益关系，翁剑以中商公司的名义为其妹夫徐志洪抵偿个人债务，实际是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翁剑的签字并不能代表中商公司的行为。2.一审法院对李新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翁剑超越代理权限行为以及翁剑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是否有效的事实认定错误。李新并非是善意，其对翁剑的越权代表行为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涉案资金巨大，且根据李新出具的《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李新是基于徐志洪在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控股）股东借款范围内而签订《抵债协议》，那对于确认以下事实的存在是必须的也是应尽的谨慎义务，包括该股东借款事实是否存在、股东借款的具体数额、被抵债房屋是否存在权利负担、被抵房屋的价值等。但李新并未对该必要注意事项进行审核。此外，一公司对外进行重大资产的处理而签署协议时，应当加盖公司印鉴，但《抵债协议》中却备注中商公司的公章因故无法使用。事实上，当时中商公司的公章保存完好并处于适用状态。另外，李新的起诉状及李新提供的证据《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提到中商控股为中商公司唯一股东，中商公司是其全资子公司，但在《抵债协议》中又提及中商公司的另一股东，即宁波厚道。在出现公章异常、股东信息反复不一的内容，且该内容对《抵债协议》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即使是一般人也应引起足够的警示，去分辨徐志洪及中商控股言辞的真实性。但李新并没有去审查核实，反而在明知诉争房产已经抵押给银行的情形下，为了自身利益，签订了《抵债协议》。另外，众所周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进行网签备案，并加盖出卖人公章。本案中，签订《抵债协议》时涉案房屋已经取得预售证，应当办理网签备案手续，而李新未尽此谨慎注意义务。由上述事实可见，李新并非善意，实属恶意串通，利用《抵债协议》损害中商公司及其股东、银行、其他债权人等第三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该《抵债协议》对中商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即使李新没有恶意，但其确实未尽到一般人的审慎注意义务，其对于法定代表人翁剑的行为不具有合理信赖的基础，故翁剑超越代表权限的行为应为无效。而一审法院完全不考虑李新这些不合常理的行为，直接认定只有法定代表人翁剑签字的《抵债协议》足以代表中商公司的意思表示，要中商公司为翁剑和李新之间恶意串通的行为负责，明显不公平。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中商公司是否应该清偿债务的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李新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涉及的《抵债协议》实际是有前提的，基于两点，缺一不可：（1）抵债范围限于徐志洪在中商控股的股东借款；（2）徐志洪及中商控股在中商公司有债权。根据已有证据，徐志洪在中商控股是否有股东借款以及股东借款具体数额不明，但徐志洪及中商控股对中商公司均不享有债权，且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商控股共欠中商公司17041819.69元。《抵债协议》的前提不成立。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该清偿。在中商公司不对徐志洪及中商控股负有任何债务的情况下，中商公司没有义务替徐志洪对李新的债务清偿。一审法院忽视《抵债协议》的前提，在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下，要求不对徐志洪、中商控股及李新负有任何债务的中商公司清偿债务，认定事实错误，有违裁判公平。（三）一审法院对中商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范围的事实认定错误。2015年3月26日，中商公司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签订编号为4310062015000207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了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抵押物、抵押物的占管、抵押登记、违约责任等，合同还特别约定“抵押人同意以在建工程（含土地）设定抵押。上述抵押物详见（清单名称及编号）中商广场在建工程抵押明细表（清单编号：43100620150002078-1），该抵押清单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对抵押物作出赠与、转让、出租、再抵押或者进行其他任何方式的处分。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以转让、出租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抵押物的，所得价款应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提存。”2015年4月28日，双方对上述在建工程进行了抵押登记。《抵债协议》中亦明确诉争房产已经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截止2016年6月，中商公司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行主债权金额为79516122.94元。即便《抵债协议》合法有效，李新在签署《抵债协议》时对诉争房产已经抵押给银行是知情的，但其仍恶意同翁剑、徐志洪签署该协议。因而，李新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履行不能的风险，即即使中商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也应该限于在银行行使优先受偿权之后的剩余房产价值内，而非所有抵债房产价值。但是一审法院完全无视李新在签订《抵债协议》时的过错，将所有履行不能的责任都全部归咎于中商公司，这对于中商公司及其股东、债权人均是不公平的。三、《抵债协议》已被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9日撤销，该法院判令：“撤销中商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与第三人李新、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徐志洪签订的《抵债协议》及无偿为第三人徐志洪清偿债务的行为。”故中商公司无须在李新分配到的抵债房产价值范围内对徐志洪所欠李新的本金17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李新辩称，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一、中商公司与徐志洪、唐勇强、唐文浪、郑爱萍、李新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一审法院认定有效的程序合法。而宁波厚道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却向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该《抵债协议》无效并予以撤销，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是重复起诉及恶意诉讼，违反法律程序。二、《抵债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内容、形式合法有效，李新作为受害人、善意第三人请求徐志洪还债，中商公司自愿为徐志洪承担抵债责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翁剑代表中商公司签字，构成表见代理，该代表行为合法有效，该代表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中商公司承担。至于中商公司与徐志洪之间是否有债务、中商公司的股东构成及公司内部规定，并非李新的审查义务，与李新无关，李新是基于对中商公司的信赖才与之签订《抵债协议》的。退一步说，中商公司明知抵债房产已经抵押给银行，可能存在履行不能，损害李新的债权，仍与李新签订该《抵债协议》，为徐志洪还债，反证了中商公司的不诚信及欺诈，更应承担该《抵债协议》履行不能的连带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商公司的上诉请求。
徐志洪、李晓华、正合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李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志洪、李晓华共同偿还借款1700万元及利息（截止2015年5月21日的利息550万元，从2015年5月22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2、正合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中商公司承担交付房产的抵债义务，如不能履行，中商公司在抵偿1700万元借款本金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徐志洪因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需要资金向李新借款，于2014年1月2日借款1000万元，借期十个月；2014年3月26日借款400万元，2014年3月31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4月4日借款60万元，2014年4月5日借款40万元，借期都是六个月，共计借款17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
2014年12月24日，李新及案外人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和正合公司、徐志洪签订《抵押、保证担保协议》，约定：李新同意截止本协议签订日将徐志洪未支付的借款利息调整为年息10%，本协议签订之日后利息予以免除，借款本息归还期限延展至2016年3月23日，截止本协议签订日尚有本金1700万元；如徐志洪不能在2016年3月23日前按照本协议约定清偿债务本息的，正合公司同意从该日起对该协议项下借款本息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并将其在建的“上饶中商广场商业裙楼”部分在建物业及“上饶中商广场公寓”在具备该协议约定条件时预先抵押给李新、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
2015年5月21日，李新及案外人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和徐志洪、中商公司签订《抵债协议》，约定：徐志洪确认其尚欠李新本金1700万元，利息计550万元；中商公司将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解放路土地权证号为张国用（2013）第1224号、张国用（2013）第0086号的部分房产，即系张家界中商广场1楼：房号103号（建筑面积67.06平方米）、房号104号（建筑面积95.81平方米）、房号105号（建筑面积105.9平方米），2楼：房号203号（建筑面积132.29平方米）、房号204号（建筑面积61.17平方米）、房号205号（建筑面积60.9平方米）、房号206号（建筑面积73.8平方米）、房号2131号（建筑面积173.75平方米）、房号2132号（建筑面积88.58平方米），5楼：房号501号（建筑面积775.96平方米）、房号502号（建筑面积614.93平方米）、房号503号（建筑面积1583.3平方米）、房号503a号（建筑面积617.19平方米）、房号s503号（建筑面积217.41平方米）、房号s503a号（建筑面积217.24平方米）、房号s505号（建筑面积194.72平方米）抵偿李新及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借款本金共计5700万元；李新及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根据中商公司的实际履行性情况，视为徐志洪已清偿等价相应债务；本协议签订前，中商公司承诺未同任何人就抵偿债务的资产、权益签订任何形式的协议，本协议签订后，中商公司不得将抵偿债务的资产、权益与他人订立任何形式的协议。2015年5月22日，李新及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签订《抵债财产分配协议书》，李新分得以下房产：张家界中商广场1楼104号房产（建筑面积95.81平方米）、2楼206号房产（建筑面积73.8平方米）、2楼2132号房产（建筑面积88.58平方米）、5楼501号房产（建筑面积775.96平方米）、5楼503a号房产（建筑面积617.19平方米）。现徐志洪未归还本息，故李新诉至法院。
另查明，中商公司向李新及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抵偿的上述房产均已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
一审法院认为，徐志洪欠李新本金1700万元的事实，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予以确认。
关于中商公司与李新及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签订的《抵债协议》对双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经查，该《抵债协议》上有中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翁剑的签名，中商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该签名系不真实或受胁迫所签，也未对该签名申请笔迹鉴定，故对该签名视为真实有效的签名。虽然根据中商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该《抵债协议》须经股东大会一致通过方可执行，但该规定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定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也就是说，虽然该《抵债协议》上未加盖公章，但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该《抵债协议》就有效，除非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而中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抵债协议》中的其他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翁剑系超越权限的。故该《抵债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抵债协议》是否可以履行，若不能履行，中商公司是否在抵债协议确定的金额范围内仍向李新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鉴于《抵债协议》中涉及到的抵偿房产已抵押给了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且中商公司否认该《抵债协议》的效力，故该抵偿房产实际履行不能。根据协议约定，徐志洪仍应承担归还债务的责任，而中商公司应在其抵偿房产的价值范围内对徐志洪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抵债协议》签订之前的利息如何认定的问题。因《抵债协议》是最近签订的一份协议，虽然协议中确认了计算至该协议签订之日止时的利息为550万元，但该数额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应以年利率为24%计算为宜。另，根据李新及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和徐志洪、正合公司在2014年12月24日签订的《抵押、保证担保协议》的约定，因徐志洪未在约定的日期清偿债务的本息，正合公司应在该担保协议项下对徐志洪的债务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承担本金17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本案中的债务是否系徐志洪与李晓华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经查，徐志洪是在其与李晓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李新借款，徐志洪、李晓华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新与徐志洪明确约定上述债务为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债务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徐志洪所欠李新的债务属徐志洪、李晓华的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李新诉请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志洪、李晓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个月内共同归还李新借款本金1700万元及其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其中10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月3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4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2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3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6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4月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4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4月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正合公司对徐志洪、李晓华所欠李新款项本金17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按年利率10%计算，其中10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月3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4日止,4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26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4日止,2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31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4日止,6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4月4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4日止,4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4月5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4日止）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中商公司在李新分配到的抵偿房产价值范围内对徐志洪、李晓华所欠李新款项本金17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正合公司履行了上述第二项责任后有权向徐志洪、李晓华进行追偿；五、驳回李新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8800元，由徐志洪、李晓华、中商公司、正合公司共同负担123800元，由李新负担5000元。
二审中，李新、徐志洪、李晓华、上饶市正合实业有限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中商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6）湘0802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诉争《抵债协议》及中商公司无偿为徐志洪清偿债务的行为已经被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中商公司无需对本案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李新质证认为，该判决书是一审判决，没有生效，该判决书规避法律，是违法、不正确的，其对除斥期间的时间认定是错误的，且宁波厚道是股东而非借款人，不具备主体资格，不符合撤销权的行使条件。本院认为，中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6）湘0802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不予采信。
根据原审证据，本院另查明，本案诉争《抵债协议》第二条注明：“下列房产均已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办理项目开发贷款”。第六条约定：“甲方（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抵偿给丙方（唐文浪、郑爱萍、李新、唐勇强）的房产因甲方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缘故暂不能在张家界房管局办理预售备案登记，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本协议项下之抵债房产归丙方所有。”第九条约定：“乙、丙协议双方于2014年12月24日与上饶市正合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押、保证担保协议》继续有效。丙方有权择优以本协议项下抵债资产或《抵押、保证担保协议》协议项下抵押物实现名下债权，若有不足部分从两份协议所涉资产中互相调配。”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对于徐志洪尚欠李新的1700万元借款本金，中商公司应否在李新依照《抵债财产分配协议书》约定的抵债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原审程序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中商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该焦点问题涉及《抵债协议》的性质、效力及中商公司的责任范围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抵债协议》的性质问题。
本院认为，《抵债协议》的性质应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从《抵债协议》的内容来看，第一，中商公司有以诉争房产替徐志洪抵偿债务的意思表示，虽约定了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协议项下抵债房产归李新等所有，但该约定在法律上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且诉争房产因设定了抵押无法办理网签备案和所有权转移登记，故李新在客观上无法取得诉争房产的物权，中商公司、徐志洪及李新对此均是明知的。因此，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以诉争房产的物权抵偿徐志洪的债务。第二，根据《抵债协议》第九条的约定，正合公司也为诉争债务的履行提供了担保，债权人李新对正合公司提供的担保和中商公司提供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履行可以选择。由此，说明诉争《抵债协议》与正合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并列的债权担保方式。第三，徐志洪并不因《抵债协议》的签订完全免除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抵债协议》第三条约定根据《抵债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视为徐志洪已清偿等价相应债务，如果该协议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或履行后仍不能抵偿全部债务，徐志洪仍需继续清偿债务。且无证据证明《抵债协议》签订后，李新等无权再向徐志洪主张权利。因此，根据《抵债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中商公司以诉争房产的一定价值为徐志洪尚欠李新等诉争债务的履行提供的担保。该种担保不属于我国物权法、担保法规定的物权担保，而是债权性质的担保。
（二）关于《抵债协议》的效力问题。
因《抵债协议》为债权性质的担保，故对其效力的认定应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认定。《抵债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无证据证明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该《抵债协议》合法有效。
中商公司主张诉争合同无效，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中商公司主张翁剑在诉争协议上签字系越权代理行为，李新知道或应当知道翁剑无权代表公司。对此，本院认为，2015年5月21日翁剑系中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该公司，其在诉争《抵债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翁剑的行为并非越权代理。即使就公司内部职权范围而言，翁剑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也无证据证明李新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由。关于中商公司主张李新存在恶意，其理由亦不成立，具体分析如下：一、中商公司认为李新是基于徐志洪在中商控股股东借款范围内而签订《抵债协议》，应审查股东借款事实是否存在、股东借款的具体数额、被抵债房屋是否存在权利负担、被抵房屋的价值等，而李新未予审核。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李新未审核上述事项，且第三方提供担保并非必须是有偿的，被抵债房屋的价值及其是否存在权利负担虽会影响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并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不能据此判断李新为恶意。二、中商公司认为公司对外签署协议应加盖公章，而本案《抵债协议》未加盖公章，并注明公章因故无法使用，实际上公章可以使用。本院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字与公司盖章有相同的效力。对于公司的公章是否可以使用，第三人无法判断。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能够代表公司。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翁剑无权代表公司。三、中商公司提出《抵债协议》中载明的股东情况与李新提供证据中载明的公司股东情况不一致，李新在公章异常、股东信息不一致的情况下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公司的股东情况及股东是否同意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除非第三人知道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否则，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能够代表公司。四、中商公司主张诉争房产已抵押给银行，且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进行备案，李新未尽谨慎注意义务，仍与中商公司签订《抵债协议》，系恶意。本院认为，关于诉争房产抵押情况及不能进行备案的事实，《抵债协议》中已经载明，这些事实虽影响李新的权利实现，加剧了权利实现的风险，但李新自愿承担该风险，这些因素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不能据此认定李新为恶意。第二，中商公司在二审中主张诉争《抵债协议》及中商公司无偿为徐志洪清偿债务的行为已经被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本院认为，该判决书尚未生效，不影响诉争协议的效力。第三，中商公司在庭审后主张诉争《抵债协议》为代物清偿协议，系实践性合同，在交付标的物时生效，无法律依据。
（三）关于中商公司应否承担清偿责任及责任范围问题。
因诉争房产在签订《抵债协议》时已抵押给银行，合同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是明知的。抵押权为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享有抵押权的债权人对抵押物有优先受偿权。因此，就本案而言，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诉争房产的价值在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实现抵押权后以其余额为徐志洪尚欠李新的1700万元本金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故中商公司应对诉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其对李新承担责任的范围有两个限制：一是以李新根据2015年5月22日与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签订的《抵债房产分配协议书》分得的房屋价值在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实现抵押权后的余额为限；二是仅对徐志洪尚欠李新的1700万元本金承担担保责任。中商公司上诉中也认可即使《抵债协议》合法有效，其应承担连带责任也应该限于银行行使优先受偿权之后的剩余房产价值内。一审法院将中商公司承担责任的财产价值认定为诉争房产的价值，未考虑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因各方当事人未约定在徐志洪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中商公司以房抵债，故中商公司对诉争债务应在其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因本案的担保与保证同为债权担保，参照该规定，中商公司在其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在其实际清偿范围内向徐志洪、李晓华追偿。
关于中商公司主张其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中商公司主张诉争《抵债协议》有两个前提，即抵债范围限于徐志洪在中商控股的股东借款，徐志洪及中商控股在中商公司有债权。对此，本院认为，《抵债协议》并未约定该两个前提，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有此约定。第二，中商公司主张其不应无偿替徐志洪清偿债务。本院认为，债权担保的成立并非必须以有偿为条件。第三，关于中商公司主张诉争《抵债协议》已被另案撤销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商公司提供的判决书尚未生效。且该判决书是基于中商公司无偿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撤销诉争《抵债协议》及中商公司为徐志洪无偿清偿债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针对的是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本案中《抵债协议》是一种债权担保行为，法律并未规定担保行为的基础必须是等价有偿，第三人可以自愿无偿为债务人提供担保，也无法律规定本案中担保行为符合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即使诉争《抵债协议》被撤销，影响的是诉争房屋物权的转移，而本案中《抵债协议》是一种债权担保行为，不以转移物权为必要，中商公司不能因此免除债权担保责任。
二、关于原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中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理由是宁波厚道另行提起了撤销权之诉，本案未中止审理，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抵债协议》的性质为中商公司为徐志洪向李新提供的担保，本案的审理并非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前提。因此，一审法院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中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饶中民一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二、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饶中民一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三、变更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饶中民一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以李新依照2015年5月22日与唐文浪、郑爱萍、唐勇强签订的《抵债房产分配协议书》分得的房屋价值在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实现抵押权后的余额为限，对徐志洪尚欠李新的1700万元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履行本判决第三项后在其实际清偿范围内有权向徐志洪、李晓华追偿；
五、驳回李新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徐志洪、李晓华、上饶市正合实业有限公司、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23800元，李新负担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由张家界中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61900元，李新负担61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少华
代理审判员 吴玉萍
代理审判员 陈 慧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 英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