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民申14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东东，男，汉族，1986年5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金秀，湖北省十堰市援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来花，女，汉族，1936年5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再审申请人张东东因与被申请人常来花排除妨碍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3民终2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东东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仅凭常来花及其女儿张秀梅、小儿媳张玉忠提交的一份协议及一份收条，就认定2007年9月2日张建平收取了常来花卖房所得款项6万元作为常来花对其买房的出资。张东东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现张东东的父亲张建平已去世，该协议是否为其所写存有疑问，张东东从来都不知道此事，诉争房屋也是由张东东本人支付首付款，且协议上没有张东东的签名。上述证据系一方当事人提供，且有利害关系人作证，无法核对其真实性，该证据本身有缺陷，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张东东系十堰市五堰街办柳林路39-1号l幢2-10-3号房屋的单独所有人，对该房屋享有排他的、绝对的支配权利。任何人对物权的侵害，权利人均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保护自己的物权，这是物权法最基本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一审法院不依据物权法保护权利人的权益，而是以“社会公德”“传统美德”为借口判决张东东承担赡养义务，实属以道德绑架法律。道德不能代替法律，也不能违背法律，只有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才能以“社会公德”调整民事活动，本案应依据物权法，而不应错误适用社会公德。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孙子女对于子女健在且有赡养能力的祖父母没有赡养义务。一审判决采信了常来花提交的一份与张东东根本无关的协议和收条，据此作为判令张东东承担赡养义务的依据，违背证据规则和客观事实。该协议和收条的内容是张东东之父张建平承诺对常来花养老送终，只能证明常来花收到卖房款6万元（注：张建平是证明人，而不是收款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张建平承诺赡养常来花和常来花收到6万元，而不是张东东收到6万元，6万元没有用于张东东的任何开支。常来花提交的协议和收条系常来花和张建平之间的养老送终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和张东东没有任何关系。常来花与张东东多年生活在一起，矛盾积怨太深，无法共同生活，且张东东对常来花并无法定赡养义务。现张东东要求常来花搬出房屋，不违反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虽张建平已去世，但常来花仍有三个子女，即次子张和平、三子张郧平、女儿张秀梅。综上，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张东东系常来花孙子。位于湖北省××箭区××街办××号房屋（房产证号：十堰房权证茅箭区字第××号）系张东东单独所有。常来花自2007年起即与张东东一家（包括张东东父母、妻女）在此居住至今。现因张东东父亲张建平（即常来花长子）去世，张东东以自己对常来花无法定赡养义务，且其家人与常来花难以相处为由，要求常来花搬离该房屋，遭到常来花拒绝，故而成诉。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两次前往张东东家里调查取证并作调解工作。经与常来花及其女儿张秀梅、小儿媳张忠玉交谈，常来花向一审法院提交协议及收条一份，用以证明2007年9月2日张建平收取了常来花卖房所得款项60000元，作为常来花对其买房的出资，并承诺今后常来花与其同住，其对常来花尽养老送终之责。经张东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其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张建平已死亡，该协议是否为其本人所写存有疑问，张东东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涉案房屋是张东东本人支付的首付款；且本案为排除妨害，协议内容是养老送终，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协议也没有常来花的签字，且收条是张建平和常来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常来花不能以此来对抗张东东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张东东请求判令：常来花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立即搬离张东�所有的位于十堰市××箭区××街办××号房屋。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2016）鄂0302民初922号民事判决：驳回张东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东东负担。张东东不服，向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鄂03民终20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东东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张东东的申请再审事由，本案争议焦点为：张东东是否有权请求常来花搬离诉争房屋。具体评判如下：
（一）张东东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其一，常来花在原审中提交了协议和收条，拟证明2007年9月2日张东东之父张建平收取了常来花卖房所得款项6万元，作为常来花对其买房的出资，并承诺今后常来花与其同住，其对常来花尽养老送终之责。张东东虽对上述证�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明确向一审法院表示不申请鉴定，故原审法院依法采信该证据，并据此认定张建平为常来花赡养义务的承担者，并无不当。其二，张东东若认为常来花无权居住由张东东享有所有权的诉争房屋，在张建平在世时就可以主张权利。张建平系本案关键事实的知情人，对本案事实最为清楚。但张东东在与常来花共同居住约十年，并在张建平去世后才主张权利，导致张建平无法证实本案关键事实。张东东虽主张常来花提交的上述证据因无法核对真实性而不应采信，但其既明确向一审法院表示不申请鉴定，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张东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三，张东东还主张常来花提交的协议和收条系常来花和张建平之间的养老送终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和张东东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07年9月2日张建平收取了常来花卖房所得款项6万元并出具协议和收条一份，常来花自2007年起即与张东东一家（包括张东东父母、妻女）在诉争房屋居住至今。结合以上事实及协议和收条的内容来看，常来花对张建平买房有6万元的出资，关于该房是否系诉争房屋虽因张建平去世而无法查明，但张东东未举证证明张建平还购有其他房屋，张建平接常来花与其同住，兑现其对常来花养老送终之承诺，既是履行其对常来花应尽的赡养义务，亦可视为对常来花出资买房的回馈，由此�以推定上述协议和收条所指的房屋应系诉争房屋。现张建平去世，张建平之子张东东理应继续照顾年迈的祖母，而张东东诉请要求其祖母搬出诉争房屋，与其父对其祖母养老送终之承诺相悖。因此，张东东关于常来花提交的协议和收条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张东东行使物权请求权不得侵害常来花的居住权。张东东对诉争房屋享有的所有权虽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但并非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关于“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张东东不得滥用其物权，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张建平在购买诉争房屋前，收取了常来花对其买房的出资，同意常来花一起居住并承诺对常来花尽养老送终之责。购买诉争房屋后，张建平亦履行了让常来花搬进诉争房屋共同居住的承诺，且常来花与张建平一家在诉争房屋居住约十年，系诉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也是维持基本生存权的重要保障，常来花目前占有诉争房屋也系以居住为目的。张东东现无证据证明常来花有其他房屋可住，常来花不具备腾房条件。张建平允许常来花在诉争房屋居住，常来花并非无权占有诉争房屋，常来花作为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诉争房屋居住的权利是其对诉争房屋出资的对价，该权利的存在亦有共同居住和使用的客观事实基础，不因张建平的死亡而致享受的待遇有别。因此，常来花对诉争房屋享有的居住权具有合法性，张东东行使其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不得损害常来花的居住权。
（三）张东东的请求有违民法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公民既是权利的享有者，又是义务的承担者，没有单独脱离义务而存在的权利，权利的实现要求义务的履行。任何公民都必须用权利义务的统一性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行使权利时，要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常来花对诉争房屋进行了出资，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常来花对诉争房屋应享有居住的权利。张东东享有了常来花对诉争房屋出资所带来的利益和权利，其亦应当承担让常来花在诉争房屋居住的义务。
（四）张东东的请求有违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原则包括公共秩序（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和善良风俗（社会公共道德，由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遵循的道德准则）。公序良俗原则的意义在于，对私法自治进行必要限制，弘扬社会公共道德，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弥补强行法的不足。公序良俗原则已成为当今各国法律规范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原则，亦以“社会公德”的概念体现在我国法律条文中，成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依据上述法律之明文规定，民事活动、物权的行使及家庭成员关系均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和维护�序良俗，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权）。张东东与常来花系祖孙关系，多年来共同居住生活，且常来花已年逾八旬，居住权系其享有的最基本的生存权，不论常来花是否另有具备赡养能力的成年子女，亦不论张东东之父张建平承诺赡养常来花和证明常来花收到6万元的卖房款是否与张东东有关，基于尊重社会公德和维护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张东东诉请其祖母常来花立即搬离其所有的房屋有悖人伦，本院不予支持。公序良俗虽属于道德范畴，但其以“社会公德”的概念规定在我国法律条文之中，已上升为法律规范，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张东东关于原审系以道德代替和绑架法律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东东无权要求常来花搬离诉争房屋，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用法律正确。张东东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东东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邬文俊
审判员 龚 璟
审判员 周 杏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唐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