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民申83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乐昌市仕林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乐昌市。
法定代表人：李友湘。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友湘，女，汉族，住乐昌市。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丰茂、张君凤，均为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韶关市绿能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韶关市浈江区。
法定代表人：林伟德。
第三人：林星，男，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
第三人：欧阳瑞蔚，男，汉族，住深圳市罗湖区。
再审申请人乐昌市仕林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仕林公司)、李友湘因与被申请人韶关市绿能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绿能公司）、第三人林星、欧阳瑞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2民终1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仕林公司申请再审称：
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第19页认定的“李友湘、欧阳瑞蔚、林伟德达成共识，由绿能公司向银行借款，仕林公司以其所有财产给银行作抵押，绿能公司借得款项后再出借给仕林公司”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明显与本案现有证据相矛盾。1、本案既无李友湘、欧阳瑞蔚与林伟德签订的或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签订的任何关于由绿能公司向银行借款，再将款项出借给仕林公司的协议，又无绿能公司实际向仕林公司提供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及仕林公司向绿能公司出具的借据或欠条，故二审判决认定的李友湘、欧阳瑞蔚、林伟德达成共识，由绿能公司向银行借款后再出借给仕林公司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并无任何可以证明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之间达成借款共识、并发生实际借款关系的协议、银行转账凭证、借据、欠条等证据。仕林公司及李友湘与绿能公司的关系是仕林公司及李友湘因受欧阳瑞蔚蒙骗，为绿能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了抵押和保证担保，但担保行为本身不能证明各方达成由绿能公司向银行借款后再出借给仕林公司的共识。根据《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除仕林公司和李友湘外，还有林伟德、林某德、林星、朱某娥、徐某、韶关市伟德××公司（大股东为林星，法定代表人为林伟德）为绿能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这五个保证人均与绿能公司休戚相关，而与仕林公司无关。如果绿能公司是帮仕林公司借款，那么就应当由仕林公司为此项借款提供充分的保证担保，而非绿能公司。故在没有能够证明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仕林公司及李友湘为绿能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抵押和保证担保就认定各方达成了由绿能公司代仕林公司借款的共识明显缺乏证据支撑。2、乐昌市公安局的询问/讯问笔录证明，林伟德系基于与欧阳瑞蔚的私交而帮助欧阳瑞蔚向银行贷款，贷得款项后也是作为欧阳瑞蔚的个人借款提供给欧阳瑞蔚，林伟德、林星多次表示不愿意与仕林公司发生往来，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之间不可能存在借款的合意，故二审判决认定的李友湘、欧阳瑞蔚、林伟德达成共识，由绿能公司向银行借款后再出借给仕林公司的基本事实与本案现有证据相矛盾。2015年4月30日、2015年9月1日林星的询问笔录第2页，2015年5月27日林伟德的询问笔录第2页、第4页、第5页，2015年10月29日欧阳瑞蔚的讯问笔录第4页，2015年1月3日欧阳瑞蔚的情况说明第2页相互印证，清楚地反映了如下事实：林伟德因为欧阳瑞蔚的银行征信有不良记录无法贷款，基于与欧阳瑞蔚的私交而愿意在欧阳瑞蔚提供抵押资产的情况下帮助欧阳瑞蔚向银行贷款，林伟德并不清楚欧阳瑞蔚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具体来源，贷得款项后，也是将款项直接借给欧阳瑞蔚，至于欧阳瑞蔚如何使用这些款项，是自用还是提供给仕林公司，林伟德既不清楚也不关心，因为欧阳瑞蔚才是他愿意且实际借款的对象。林伟德、林星均多次表示，他们与仕林公司不熟，并认为房地产开发风险过大，所以不直接和仕林公司发生往来，款项借给欧阳瑞蔚后，也是要求欧阳瑞蔚以个人借款的名义出具借条，并要求欧阳瑞蔚将个人的林权证过户到林星名下作担保。据此可知，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之间不可能存在借款的合意：二审判决认定的李友湘、欧阳瑞蔚、林伟德达成共识，由绿能公司向银行借款后再出借给仕林公司的基本事实与本案现有证据相矛盾。（二）二审判决第19页认定的“仕林公司委托欧阳瑞蔚办理贷款事宜，并承诺如融资成功，仕林公司则将名下开发的工程项目交给绿能公司施工”、第25页认定的“仕林公司将贷款事项全权委托欧阳瑞蔚办理……绿能公司基于欧阳瑞蔚是仕林公司授权接收借款的代理人而将借款转入欧阳瑞蔚名下”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企业经营管理顾问聘请合同》只能证明欧阳瑞蔚有协助仕林公司融资的职能，不能证明仕林公司委托欧阳瑞蔚办理贷款事宜，更无法证明仕林公司授权欧阳瑞蔚接收借款，事实上，仕林公司对欧阳瑞蔚向林伟德，林星借款事宜并不知情，故二审判决认定的仕林公司委托欧阳瑞蔚办理贷款事宜，绿能公司基于欧阳瑞蔚是仕林公司授权接收借款的代理人而将借款转入欧阳瑞蔚名下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企业经营管理顾问聘请合同》约定仕林公司聘请欧阳瑞蔚担任经营管理顾问，负责协助盘活和销售仕林花园剩余商品房，并向社会融资，以满足乐昌市造纸厂地块项目的开发投资需求。融资与贷款系两个不同的概念，该合同并未载明仕林公司授权欧阳瑞蔚办理贷款事宜。事实上，2015年4月30日林星的询问笔录第3页、2015年5月27日林伟德的询问笔录第6页、2015年9月1日林星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4页，2015年9月23日李友湘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4页均证明，仕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友湘并不知道欧阳瑞蔚向林伟德、林星抵押借款的过程，也不知道欧阳瑞蔚何时领取了款项。2015年4月30日林星的询问笔录第4页也证明，仕林公司并未出具过授权欧阳瑞蔚借款及收款的委托书。《企业经营管理顾问聘请合同》反映的是欧阳瑞蔚与仕林公司之间的基础雇佣关系，其作用是为了给受雇佣者欧阳瑞蔚设定义务，而不是授予权利。授权行为是一种独立的行为，委托代理权来源于被代理人的授权行为而不是来源于基础雇佣关系，因此，在无仕林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仅凭《企业经营管理顾问聘请合同》就认定仕林公司委托欧阳瑞蔚办理贷款事宜并授权欧阳瑞蔚接收借款明显缺乏证据支撑。2、本案证据不能证明仕林公司许诺贷款成功后，仕林公司名下工程交由绿能公司承包施工，故二审判决认定的仕林公司承诺如融资成功则将名下开发的工程项目交给绿能公司施工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撑。二审判决基于欧阳瑞蔚的单方说辞就认定仕林公司许诺贷款成功后，仕林公司名下工程交由绿能公司承包施工的事实明显缺乏证据支撑。经查阅乐昌市公安局的询问／讯问笔录可知，只有2015年10月29日欧阳瑞蔚的讯问笔录第4页提及，各方约定贷款成功后，同等条件下由绿能公司承接仕林公司名下的修建工程，以及2015年4月30日林星的询问笔录第4页、2015年5月27日林星的询问笔录第2页提及，欧阳瑞蔚向林星表示将仕林公司的工程优先承包给绿能公司，除此之外，本案既无李友湘及其他人的询问笔录与欧阳瑞蔚的上述说辞相印证，又无其他书面材料能够证明仕林公司作出过该等承诺，因此，二审判决的上述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三）二审判决第20页认定的“绿能公司借得上述款项后，林伟德及其儿子林星按照之前的约定，将案涉款项出借给仕林公司，先后通过银行共转账750万元给负责给仕林公司融资的欧阳瑞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如上所述，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仕林公司授权欧阳瑞蔚办理贷款事宜，更无证据证明仕林公司授权欧阳瑞蔚接收借款。因此，二审判决根据林伟德、林星向欧阳瑞蔚提供了750万元借款就认定绿能公司将750万元借款出借给了仕林公司明显缺乏证据支撑。同时，在林伟德、林星向欧阳瑞蔚提供借款之前，各方并无由林伟德及其儿子林星将绿能公司的款项出借给仕林公司的约定，而《授权委托书》系绿能公司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后倒签的，绿能公司已承认倒签事宜，一审法院对此也已查明【详见乐昌市人民法院(2016)粤0281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第21页】绿能公司委托林星将款项交给欧阳瑞蔚再由欧阳瑞蔚交给仕林公司只是绿能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不构成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之间关于借款的约定。因此，二审判决认定的绿能公司借得上述款项后，林伟德及其儿子林星按照之前的约定，将案涉款项出借给仕林公司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四）二审判决第25页认定的“欧阳瑞蔚从事的融资行为是代表仕林公司的职务行为”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事实上，综合本案证据可以确定，欧阳瑞蔚从事的融资行为为其个人借款行为。从绿能公司提供的五份借据及银行转账凭证来看，在借据的借款人处签字按手印的人为欧阳瑞蔚，借款用途为个人借款，实际收到人民币750万元借款的人也为欧阳瑞蔚。从乐昌市公安局的询问／讯问笔录来看，林伟德在欧阳瑞蔚提供资产作抵押的情况下帮欧阳瑞蔚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得的款项借给欧阳瑞蔚，要求欧阳瑞蔚出具个人借条并提供林权证作担保，仕林公司对贷款情况、贷款发放及使用情况并不知情。欧阳瑞蔚借得750万元后，将其中的159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将其中的100万元用于炒股，将其中的57.5万元用于其名下公司的日常开支，将其中的14.3万元转给女朋友作备用金，将其中的12万元借给他人，将其中的70万元用于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偿还林星20万元，并试图通过还钱解决与林星之间的经济问题。由此可知，林伟德、林星愿意提供借款的对象是欧阳瑞蔚，实际收取款项的是欧阳瑞蔚，借得款项后，欧阳瑞蔚也是将款项用于个人开支，因此，欧阳瑞蔚从事的融资行为实为其个人借款行为，二审判决认定的欧阳瑞蔚从事的融资行为是代表仕林公司的职务行为的基本事实与本案现有证据相矛盾。
二、本案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欧阳瑞蔚与林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是其个人借款行为，从而足以推翻二审法院作出的判令仕林公司承担欧阳瑞蔚借款行为的还款责任的判决。二审判决作出之后，仕林公司取得了新的证据，即2014年11月24日林星向欧阳瑞蔚出具的《收条》，该《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欧阳瑞蔚交来林权证两本，林权证号分别为：韶武林证字(2014)第03××90号（林权证编号为B44××44）、乳府林证字(2014)第17××97号（林权证编号为B44××00），林地使用权权利人及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使用权权利人均为林星。该证据与乐昌市公安局针对欧阳瑞蔚的讯问笔录相互印证，根据2015年10月29日讯问笔录第5页，欧阳瑞蔚和林星约定，要由林星用欧阳瑞蔚的两本林权证去再度融资；根据2015年10月30日讯问笔录第2页，李友湘对欧阳瑞蔚用300万元去办理林权证的收购和过户事宜并不知情；根据2015年11月3日讯问笔录第3页，欧阳瑞蔚想通过还钱来解决和林星之间的经济问题，并委托其女友还款给林星。根据《收条》及上述讯问笔录，欧阳瑞蔚自愿将其名下林权证交给林星，并由林星去再度融资，而李友湘对此并不知情，这说明欧阳瑞蔚与林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欧阳瑞蔚向林星的借款行为是其个人借款行为，欧阳瑞蔚也曾试图通过还款来解决其与林星之间的经济纠纷，因此，应当由欧阳瑞蔚承担其个人借款行为的还款责任，综合《收条》及乐昌市公安局的讯问笔录，足以推翻二审法院作出的判令仕林公司承担欧阳瑞蔚借款行为的还款责任的判决。
三、二审判决适用的法律确有错误。（一）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是其个人借款行为，与经营活动无关，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认定欧阳瑞蔚的行为是代表仕林公司的职务行为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该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该行为为经营活动。如上所述，本案各种证据均证明，欧阳瑞蔚向林伟德、林星的借款行为是其个人借款行为，欧阳瑞蔚并无以其个人名义代表仕林公司借款和收款的权限，因此，欧阳瑞蔚的个人借款行为与经营活动无关，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员工经营活动的规定认定欧阳瑞蔚的行为是代表仕林公司的职务行为。（二）林伟德、林星是将欧阳瑞蔚作为借款主体，并非因相信欧阳瑞蔚有权代理仕林公司而将款项出借给欧阳瑞蔚，因此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为个人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认定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规定，构成表见代理需满足四个要件：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是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三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四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首先，如前所述，林伟德、林星均多次表示，他们与仕林公司不熟，并认为房地产开发风险过大，所以不直接和仕林公司发生往来，只愿意将款项出借给欧阳瑞蔚，并要求欧阳瑞蔚以个人借款的名义出具借条并将个人的林权证过户到林星名下作担保。这充分说明，林伟德、林星是将欧阳瑞蔚作为借款主体，而非将仕林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因此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不符合“行为人（欧阳瑞蔚）以被代理人（仕林公司）名义与相对人（绿能公司）订立合同”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其次，林伟德、林星只愿意将款项出借给欧阳瑞蔚本人，而不愿与仕林公司发生往来，绿能公司没有与仕林公司发生借款关系的意愿，也就不需要知道欧阳瑞蔚是否有仕林公司授予的代理权限。这说明，林伟德、林星并非因相信欧阳瑞蔚有权代理仕林公司而将款项出借给欧阳瑞蔚，因此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不符合“相对人（绿能公司）相信行为人（欧阳瑞蔚）有代理权”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最后，即便绿能公司是基于相信欧阳瑞蔚有代理仕林公司的权限而将款项出借给欧阳瑞蔚，绿能公司也并非善意且无过失的。如前所述，《企业经营管理顾问聘请合同》只能证明欧阳瑞蔚有协助仕林公司融资的职能，在仕林公司未出具任何授权欧阳瑞蔚办理贷款事宜并接收借款的委托书的情况下，绿能公司仅根据《企业经营管理顾问聘请合同》就认定欧阳瑞蔚有代理仕林公司借款和收款的权限并非善意。同时，绿能公司在向欧阳瑞蔚提供借款后，并未以任何形式通知仕林公司，以使仕林公司及时知晓借款事宜，因此，绿能公司存在重大过失。故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不符合“相对人（绿能公司）善意且无过失”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综上，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为个人借款行为，而非代理仕林公司借款的行为，故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认定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属适用法律错误。（三）欧阳瑞蔚并无代理仕林公司借款和收款的权利，其在向林伟德、林星借款时也是以个人名义而非仕林公司名义借款，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认定仕林公司应当为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承担还款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欧阳瑞蔚并无代理仕林公司借款及领取款项的权利，其在向林伟德、林星借款时也是以个人名义而非仕林公司名义借款，借得款项后也是出具个人借条，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两个前提条件，即“在代理权限内”和“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因此，二审判决不应适用该条规定认定绿能公司应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
四、二审判决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本案时严重程序违法，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嫌疑。（一）绿能公司在二审判决作出之前采取的申请解除对李友湘名下财产的查封从而查封仕林公司名下财产的保全措施，与二审判决的内容相一致，这说明绿能公司在二审判决作出之前就知道了判决结果，因此，二审判决的审判人员存在与绿能公司勾兑从而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嫌疑。本案一审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裁定查封了李友湘名下价值900万元的财产。2017年9月14日，二审法院根据绿能公司的申请，作出(2017)粤02民终10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李友湘所有的价值900万元财产的查封，并查封、冻结仕林公司所有的价值900万元的财产。2017年9月18日，二审法院作出(2017)粤02民终109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仕林公司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李友湘无需承担责任。2017年9月22日，仕林公司及李友湘收到上述民事裁定书和民事判决书。绿能公司在二审判决作出之前采取的申请解除对李友湘名下财产的查封从而查封仕林公司名下财产的保全措施，与二审判决的内容相一致，这充分说明，绿能公司早在2017年9月14日二审判决作出之前就已知道判决内容，其提前采取保全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判决作出之后能够有效执行仕林公司的财产，而仕林公司及李友湘则迟至2017年9月22日才知晓判决和裁定的内容。因此，仕林公司及李友湘充分怀疑，二审判决的审判人员与绿能公司进行勾兑，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二）二审判决的审判人员无视仕林公司及李友湘被诈骗的事实及乐昌市公安局询问／讯问笔录，割裂适用本案证据，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判决仕林公司为欧阳瑞蔚的个人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嫌疑，严重侵害了仕林公司的合法权益。刑事控告书及乐昌市公安局询问/讯问笔录表明，欧阳瑞蔚深知仕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友湘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老公去世不久、刚接管仕林公司、不懂经营的家庭主妇，遂谎称其熟识韶关政府领导，可帮助仕林公司贷款，以此接近仕林公司及李友湘。欧阳瑞蔚以帮仕林公司融资的名义从李友湘处骗取了房产证，后用仕林公司的房产证与绿能公司串通向银行贷款，贷得的款项中近三百万元留于绿能公司处，其余款项则被欧阳瑞蔚用于个人消费。李友湘在提供房产作抵押后迟迟未收到融资款项的情况下去追问欧阳瑞蔚，欧阳瑞蔚为防止其诈骗的事实败露才提供了180万元款项给李友湘，后李友湘为涂销仕林公司房产的抵押才与林星、欧阳瑞蔚签订《谅解备忘录》。仕林公司及李友湘在意识到被诈骗之后，立即与欧阳瑞蔚解除了聘用合同，并向公安机关提出了刑事控告。据此可知，仕林公司及李友湘才是欧阳瑞蔚诈骗案的受害者，二审判决的审判人员忽视该事实，割裂适用本案证据，判决仕林公司为欧阳瑞蔚的个人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属枉法裁判，严重侵害了仕林公司的合法权益。（三）二审判决的审判人员在保全过程中，超标的查封仕林公司名下房产，在仕林公司依法提出异议并申请解除超标的查封部分财产的情况下，无视超标的查封的事实，驳回仕林公司的申请，属严重程序违法，侵害了仕林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2017)粤02民终1090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查封、冻结的仕林公司名下财产以价值900万元为限。2017年9月20日，二审法院向广东省乐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2017)粤02执保2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办理查封仕林公司名下位于广东省××号金生圆小区33处房产。根据广东省××号金生圆小区房产的买卖合同及市场行情，该小区住宅2012年7月的成交单价为人民币3431元/平方米，目前市场单价约3600元/平方米；该小区商铺2013年6月的成交单价为人民币17000元/平方米，目前市场单价约23000元/平方米；该小区车库的成交单价为人民币6000元/平方米，目前市场单价约9000元/平方米。据此，二审法院查封的仕林公司名下位于广东省××号金生圆小区的33处房产，按成交价计算，价值总额为人民币57788426.8元，按市场价计算，价值总额为人民币80401470元，远远超过了应当查封的900万元标的额。仕林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发现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依法向二审法院提出保全异议，并申请解除对仕林公司名下位于广东省××号金生圆小区超标的额部分房产的查封，二审法院无视超标的查封的事实，驳回仕林公司的申请，属严重程序违法，侵害了仕林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的法律确有错误，且二审判决的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严重程序违法，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嫌疑，特提出再审申请。
再审请求如下：1、请求撤销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2民终字第1090号民事判决，维持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2016)粤0281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判决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仕林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请求，本案焦点问题为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及仕林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所涉债务。
关于绿能公司与仕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首先，涉案《企业经营管理顾问聘请合同》的内容显示，欧阳瑞蔚在仕林公司的职位是经营管理顾问，属于仕林公司的职员，其职责是为仕林公司进行融资等。第二，欧阳瑞蔚为履行职责找到绿能公司，并一同前往仕林公司所开发的楼盘视察，也与李友湘见面。当绿能公司决定向银行贷款时，李友湘是知道此次贷款的用途是为了仕林公司的融资所需，才为此次贷款提供仕林公司名下若干房产作抵押担保，而且作为抵押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李友湘在多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仕林公司印章予以认可为上述贷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第三，涉案《谅解备忘录》明确“鉴于欧阳瑞蔚以帮仕林公司融资的名义要求仕林公司提供一批商品房及商铺为林星向工商银行借款作担保，共借款1020万元整，借款到账后，欧阳瑞蔚仅向仕林公司支付了180万元，其余约600万元被欧阳瑞蔚占用，为妥善解决前述事宜，三方经协商一致签署备忘录，以资共同守信。”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仕林公司知道欧阳瑞蔚收到属于仕林公司的借款款项而没有全部交还公司。第四，仕林公司发现欧阳瑞蔚占用公司借款款项后，向公安部门报案，请求追缴欧阳瑞蔚诈骗的615万元并退还仕林公司。这也说明仕林公司主张涉案借款款项是其融资所得，但被欧阳瑞蔚所骗。综合上述事实，足可以认定绿能公司向银行贷款是为了仕林公司融资所需，仕林公司对此是明知的。而绿能公司正是基于相信欧阳瑞蔚是代表仕林公司行使职务，才多次转款给欧阳瑞蔚。融资贷款到位后绿能公司转款给欧阳瑞蔚再转至仕林公司账户，仕林公司对支付方式是清楚的并且无证据证明其对此支付方式提出异议，也没有证据证明仕林公司曾要求绿能公司必须向公司账户转款而不能通过欧阳瑞蔚转款。因此，欧阳瑞蔚的融资行为属于仕林公司借贷性质。二审判决认定欧阳瑞蔚从事的融资贷款行为代表仕林公司的职务行为，欧阳瑞蔚从事的民事行为对仕林公司具有法律效力，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关于仕林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所涉债务的问题。如前所述，欧阳瑞蔚从事的民事行为对仕林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绿能公司已经将相关借款款项支付给欧阳瑞蔚，虽然欧阳瑞蔚并未将上述借款款项全部交回仕林公司，但仕林公司仍然要为欧阳瑞蔚的借款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仕林公司对绿能公司承担偿还上述借款款项的责任。二审判决认定仕林公司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所作处理正确。
综上，仕林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乐昌市仕林实业有限公司、李友湘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良军
审判员 陈小虎
审判员 陈可舒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