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49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淑燕，女，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军，北京市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东里甲2号楼。
法定代表人：郝东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茂，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华，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秦淑燕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35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淑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秦淑燕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为华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1.秦淑燕与为华公司2016年9月签订标的额为225万元的《借款协议》，秦淑燕在协议上签字，为华公司加盖公章，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客观存在，该协议真实有效。2.一审判决驳回秦淑燕的诉讼请求错误。为华公司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翠微学校（以下简称翠微学校）之间存在转让为华大厦的事实，秦淑燕与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并根据为华公司的指示向郑德余账户支付了225万元借款，郑德余与为华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及搬迁补偿争议，而郑德余收到上述款项后从为华大厦搬走。秦淑燕与郑德余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需向郑德余支付款项，但为华公司与郑德余之间存在搬迁补偿债务纠纷，为华公司要将为华大厦腾空转让给翠微学校，郑德余必须从为华大厦搬走，为华公司需向郑德余支付拆迁补偿款。从秦淑燕与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的时间、金额及约定的内容看，为华公司签订协议的目的是解决其与郑德余之间搬迁补偿纠纷资金不足的问题。《借款协议》签订于2016年9月，秦淑燕将225万元借款汇入指定的郑德余账户的时间是2016年10月25日，为华公司与翠微学校签订《补偿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12月9日，因此秦淑燕、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与为华公司为转让为华大厦与翠微学校签订《补偿协议》紧密联系，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借款协议》的金额是225万元，与郑德余收到的搬迁款数额一致，《借款协议》约定秦淑燕提供给为华公司款项专用于为华公司解决债务纠纷，2016年10月25日，秦淑燕根据为华公司的指令将225万元汇入郑德余账户，履行了出借义务，郑德余收到款项后从为华大厦搬走，证明款项解决了为华公司与郑德余之间的搬迁补偿债务纠纷。另外，为华公司与翠微学校签订的为华大厦转让《补偿协议》相关的诉讼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达成了《调解协议》并正在履行。
为华公司辩称，不同意秦淑燕的上诉请求。1.《借款协议》是秦淑燕与杨振宪恶意串通签订的，并非为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华公司没有收到过秦淑燕支付的款项，也未指示秦淑燕支付款项。《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内，为华公司与其出资人北京尚业乾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业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纠纷，为此为华公司、尚业公司刻制新章，《借款协议》是杨振宪利用持有为华公司原印章的机会与秦淑燕签订的。2.郑德余与为华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到期，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看，租赁关系已经终止，租赁合同约定到期后不支付相关补偿费用，同时，如诉争款项用于解除郑德余租赁合同，在已经签订《借款协议》的情况下，为华公司未就搬迁补偿事宜与郑德余签订合同违背常理。3.《借款协议》记载的借款用途、期限、账户等内容与郑德余的证人证言存在较大出入，且该协议记载的借款期限内，为华公司无需向秦淑燕举债。4.郑德余称秦淑燕是代表为华公司与其协商沟通，故秦淑燕签订《借款协议》属于与自己交易，为华公司未授权其处理上述事务，对其行为不予追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秦淑燕的上诉请求。
秦淑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为华公司给付秦淑燕225万元，并支付从2016年9月始至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6月）按年利率24％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为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5日，秦淑燕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郑德余账户转账225万元。法庭上，秦淑燕述称该款项系其个人提供给为华公司的借款，根据为华公司的指示，其将款项直接转入郑德余名下。为证明上述事实，秦淑燕提供了其作为“甲方”与为华公司（乙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甲方提供给乙方款项专用于乙方解决债务纠纷，不得随意挪用；甲方向乙方出借22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5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甲方将资金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利息随本金一并偿付，起息日为甲方将款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该《借款协议》落款处有甲方秦淑燕的签字，乙方有为华公司盖章，但未写明签署日期。
2016年12月9日，翠微学校（甲方）与为华公司（乙方）签订《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为华公司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位于海淀区翠微东里甲2号楼的土地使用权证，为华公司在该地块上承建了地上五层和地下一层的建筑物（即为华大厦），房屋面积共计2466.1平方米；为华公司同意在获得相应补偿对价的前提下，将为华大厦及所占土地的权属无偿转移至翠微学校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郑德余到法庭作证时述称：我于2010年承租为华大厦底商1层，用于经营翠微路庆丰包子铺分店，当时约定租期10年，但只签了5年的合同；到2016年，为华公司告知他大厦的产权要移转，要求我搬走，我要求补偿500万元，后来谈到225万元；2016年10月25日补偿款225万元打到我账上后我就搬走了；我是跟为华公司的杨总和秦总（电话132XX****XX）谈的补偿问题，给我转款的人是秦总，应该叫秦淑燕，我偶尔能看到秦总到为华公司上班，但我们之间没有就225万元搬迁补偿款签署任何协议。
另查，为华公司是尚业公司投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间，尚业公司围绕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发生争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2016年11月4日对尚业公司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当事人于2016年6月3日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在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中……‘郝东来’的签名字迹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与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决定撤销当事人2016年6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尚业公司、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底至2017年初期间重新制作了公司印章。
法庭审理过程中，为华公司提出对《借款协议》上为华公司印章的加盖时间等事项进行鉴定，但未对印章真伪申请鉴定，鉴于该项申请仅与为华公司控制权的争议存在关联，与本案借款协议真伪无实质联系，该院未予准许。如果为华公司认为《借款协议》上印章系有人未经公司许可私自加盖，应当另行向行为人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秦淑燕主张其与为华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同时提供《借款协议》、银行转账记录、郑德余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借款合同存在并已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为华公司则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并指出《借款协议》系秦淑燕和为华公司出资人尚业限公司股东杨振宪恶意串通而签订。双方是否尽到举证责任是本案判断的关键。
通常来说，借款合同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有效证据。在案《借款协议》，有出借人秦淑燕的签字和借款人为华公司加盖的公章，符合合同法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为华公司虽然对该协议上的盖章时间存疑，但不否认印章本身的真实性，应当认定该合同形式要件有效。秦淑燕述称，其按照为华公司的指示，将225万元借款直接转账至郑德余账户，并提供转账记录佐证；郑德余进一步证明，这225万元是其与为华公司商定的搬迁补偿款，其收到该款后随即搬离了为华大厦。应当说，这些证据与《借款协议》在证明内容上相互补充，但尚不足以证明完整的合同行为。
结合为华公司提举的证据及抗辩理由，围绕《借款协议》及其履行行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合理怀疑：一是《借款协议》明确了该225万元的借款系“甲方提供给乙方款项专用于乙方解决债务纠纷，不得随意挪用”，且“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5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这与郑德余所述搬迁补偿款的协商结果相符，说明《借款协议》签订时已经对该225万元作为搬迁补偿款的用途已经确定，但没有签署日期的《借款协议》对搬迁补偿事宜只字未提，亦未明确“将资金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是何具体账户，此种矛盾难有合理解释。二是郑德余承认与为华公司的房屋租赁协议已于2015年到期，其与为华公司协商一致搬迁补偿费225万元，但双方未就搬迁事宜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于常理不合。三是郑德余作证称秦淑燕曾以“为华公司秦总”的身份与其协商搬迁事宜，那么秦淑燕作为为华公司的代理人，能否与被代理人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而将所借款项直接用于自己所代理的事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秦淑燕既未提供为华公司的同意文件，也未提供为华公司指示其将借款直接支付给郑德余的书面授权。四是为华公司及其出资人尚业公司存在公司控制权的实质争议，导致2016年年底，该两家公司重新刻制了公司印章。在企业法人的对外经营活动当中，公司印章通常代表公司确认行为，法律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同利益，但如果合同相对人是公司内部人员时，特别是在公司内部存在控制权的争议的情况下，上述四方面的合理怀疑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在《借款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协议是否得到实质履行就成为证明的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秦淑燕在本案中，没有就为华公司指示交付借款给郑德余的行为，以及为华公司与郑德余就搬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的活动，提供客观证据，该院认为秦淑燕没有就《借款协议》得到实际履行尽到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秦淑燕与郑德余之间的款项往来应另行解决。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秦淑燕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秦淑燕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秦淑燕于2016年10月26日向郑德余转账100万元。证据2.记账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秦淑燕账户2016年10月25日分别收到125万元和100万元后，于同日向郑德余转账225万元，于2016年10月26日收到为华公司转账的100万元后，同日向郑德余转账100万元。证据3.为华公司2017年7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上述三份证据共同证明秦淑燕向郑德余账户支付的325万元中，225万元是秦淑燕借给为华公司的，另100万元是为华公司支付给秦淑燕的，该325万元由秦淑燕一并支付给郑德余，上述款项是为华公司指令秦淑燕进行的汇款。针对证据3，秦淑燕称，该证据由为华公司股东杨振宪提供，该证据上为华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2017年1月新刻制的印章并不一致。为华公司称，无法核实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银行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该证据上的印章并非为华公司2017年1月新刻制的印章；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经审查，秦淑燕提供的证据1、证据2无法体现诉争款项与为华公司之间的关联；证据3形成于为华公司新刻印章之后，且该证据上加盖的印章并非为华公司新刻制的印章，结合该证据系秦淑燕从案外人杨振宪处取得的情况，不足以证明该证据的内容系为华公司的真实意思。综上，对于秦淑燕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二审诉讼期间，为华公司申请郑德余出庭作证，证明搬迁补偿款的数额为325万元，杨振宪是为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为华公司向秦淑燕借款用于向郑德余支付搬迁补偿款。郑德余在本院2018年6月14日的法庭审理中出庭作证，称共取得搬迁补偿款325万元，是跟“杨总”协商的，“杨总”好像是杨振宪，说是代表为华公司，但不清楚其是什么职位以及跟为华公司是什么关系；325万元是一个姓秦的人支付的，不清楚是否是为华公司的人；关于其二审诉讼期间陈述的搬迁补偿款的数额与一审陈述不一致的问题，郑德余称，一审时秦淑燕的代理人说秦淑燕与为华公司的纠纷涉及的款项为225万元，故郑德余称搬迁补偿款是225万元，二审期间称325万元，是因为实际收到了325万元；针对搬迁补偿款为何由秦淑燕支付，郑德余称“具体不清楚”，且其与为华公司就补偿款事宜并未签署过书面材料。庭审后，郑德余未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即自行离开。2018年6月15日，郑德余来到本院，认可2018年6月14日庭审中作出了不实陈述，其回家查账发现收到补偿款225万元，不是325万元，记不清秦淑燕向其转账的其他100万元是什么钱。本院认为，郑德余二审诉讼期间作出不实陈述，且其陈述的内容不足以证明秦淑燕的待证事项，该证人证言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秦淑燕依据《借款协议》提起诉讼，要求为华公司偿还借款的民间借贷案件。为华公司对于《借款协议》上该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在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该《借款协议》具备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结合秦淑燕与为华公司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秦淑燕向郑德余支付225万元是否为履行《借款协议》项下出借款项的义务。秦淑燕主张，其与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后，于2016年10月25日按照为华公司的指示向郑德余转账225万元，因为华公司从秦淑燕处借款用于向郑德余支付搬迁补偿款，且郑德余收到款项后已搬离租赁地点，故秦淑燕向郑德余支付款项即是履行向为华公司出借款项的义务，故为华公司应偿还上述款项。对此本院认为，秦淑燕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秦淑燕虽称系按照为华公司的指示将借款付至郑德余账户，但《借款协议》中并未明确记载汇入款项的账户、户名等内容，秦淑燕亦未能举证证明为华公司通过其他方式指示其向郑德余账户汇款，据此不足以认定其向郑德余账户汇款即为履行《借款协议》中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其次，一审诉讼期间，秦淑燕申请郑德余作为证人出庭，欲证明为华公司向其借用诉争款项用以向郑德余支付搬迁补偿款，但根据郑德余一审诉讼期间的陈述，其与为华公司之间的租赁协议已于2015年到期，且未与为华公司就搬迁补偿形成书面协议，秦淑燕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为华公司与郑德余之间就支付搬迁补偿款事宜形成合意，故秦淑燕主张诉争款项系向郑德余支付的搬迁补偿缺乏事实依据；再次，秦淑燕主张为华公司借款的用途为向郑德余支付搬迁补偿款且为此签订《借款协议》，但该协议中对于借款用途记载并不明确，且该协议并未记载签订日期，不足以认定秦淑燕向郑德余支付的款项即为《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其应向为华公司出借的款项。综上，秦淑燕对于其向郑德余支付的款项系履行《借款协议》项下出借款项义务的主张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秦淑燕就其主张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秦淑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0元，由秦淑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徐 硕
审 判 员 刘海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韩悦蕊
书 记 员 杜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