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9民终35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成。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林。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春，盐城市城南新区黄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锦龙，个体工商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俞，江苏瀛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成、苏林因与被上诉人董锦龙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5）射兴民初字第00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苏成、苏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经就上诉人种植的水稻田病虫害防治和管理进行了约定，由被上诉人履行该项义务，该事实有证人武某甲证言、电话录音、照片证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
董锦龙辩称，1.双方没有口头约定水稻田病虫害防治和管理的义务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也没有法定义务，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是种植水稻田的种子提供者，跟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鉴定的过程都是证人和鉴定方进行联系，所以其证人证言不应当采信。2.电话录音不能证明双方有口头约定，两上诉人提供的照片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推广会上对于破口期要使用防稻瘟的农药和时间进行了提醒，但两上诉人没有按照相关的预案实施水稻田稻瘟病防治。3.两上诉人对法条的理解不全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两上诉人没有完成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应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董锦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董锦龙赔偿苏成、苏林因水稻稻瘟病导致水稻减产损失36347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锦龙系农资经营户，苏林、苏成合伙承包种植位于射阳县盘湾镇××、××组境内面积为535亩土地。2014年5月，经武某乙介绍，双方约定由董锦龙向苏林、苏成提供所种植水稻防治病虫害所需的农药。董锦龙分别于2014年6月21日、7月18日、8月14日、9月3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5日提供并送交禾抛、硫丹、碧生、富十二号稻瘟灵等农药给苏林、苏成，由苏林、苏成组织人员进行农田喷施。案涉水稻抽穗后发生异常，苏成向射阳县农业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申请对其种植的水稻抽穗期病害予以鉴定。2014年9月24日，射阳县农业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苏林、苏成所种植的水稻抽穗后出现异常的情况实地鉴定，苏成向专家组陈述，其种植的水稻品种为淮稻5号，5月8日落谷育苗，大田人工栽插，8月20-21日破口，分别在8月14日和9月5日进行水稻穗期病虫害防治，其中8月14日亩施防治稻瘟病药剂及剂量为40%稻瘟乳油100毫升，9月4-5日亩施防治稻瘟病药剂及剂量为40%稻瘟灵乳油90毫+75%三环唑可湿粉剂33克。专家组对苏成所种植的部分水稻田进行查看，发现稻田可见一定数量的白穗、花白穗及褐色稻粒，这些症状均为稻瘟病所致。射阳县农业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江苏省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该户水稻稻瘟病发生偏重与该户稻瘟病的防治技术有关，该户水稻在8月20日-21日破口，水稻破口期是防治稻瘟病的关键时期，加之今年水稻穗期雨水多、气温低，极其有××的流行。后董锦龙通过射阳县农业委员会委托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40%稻瘟灵乳油样品予以检验，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于2014年10月28日出具检验结论为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符合HG3305-2002标准规定的要求。后苏林、苏成向董锦龙主张赔偿未果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被告董锦龙委托射阳县农业委员会送检的农药样品检测，董锦龙销售给原告苏林、苏成使用的农药系合格产品，苏林、苏成对董锦龙提供的农药亦无质量异议。根据射阳县农业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的鉴定意见，苏林、苏成所种植的水稻发生稻瘟病系多种因素造成，诸如当年水稻穗期雨水多、气温低等，其中水稻破口期是防治稻瘟病的关键时期，苏林、苏成种植的水稻在2014年8月20-21日破口，而该水稻在破口期内防治失时，致所种植水稻稻瘟病发生偏重。关于在破口期内防治失时责任由原、被告哪方负担问题。原、被告之间系农资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且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履行协助、告知等附随义务，依据原、被告陈述，双方并未进一步就原告所种植的水稻病虫害防治管理事项达成由被告负责管理的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稻瘟灵乳油亦附有使用技术、方法说明书，并进行农药使用相应指导，履行了相应的附随义务。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其知道自己所种植的水稻破口日期，并知道水稻破口期需要打农药，且其在2015年种植水稻时，到破口期时，主动和卖农药的张晓堂联系，自己去拿药，张晓堂派技术员指导配药，另根据证人武某乙前后两次庭审中陈述，其系2014年9月20日左右，到原告所种植的水稻田察看，发现原告所种植的水稻出现稻瘟病症状，和原、被告进行沟通，建议原、被告用药控制病情，第二天，对水稻用药等陈述，再结合证人俞某、潘某、钱某的证言及常理可以确认水稻破口期应由水稻种植的农户掌握，水稻破口期是否使用农药应由农户自己决定，原告所种植的水稻病虫害管理既不是被告与原告之间约定的义务亦非被告所应负的法定义务。因原告所种植的水稻在破口期内未及时使用对症农药予以防治，致使稻瘟病偏重而要求作为农药经销商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称其在水稻破口期内打电话告知被告并要求被告用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节事实，故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称原、被告口头约定使用被告提供的农药，被告包原告的水稻无病无虫问题，被告辩称其与原告并未口头约定包无病无虫的内容，原告虽提供武某乙的证言，但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此进行了约定，故对原告所称的此节事实亦不予认定。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水稻稻瘟病导致水稻减产损失的主张无基础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苏成、苏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52元，由苏成、苏林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苏成陈述“对农田病虫害防治管理的责任，由农资经营户和农户约定，如果农资经营户承诺就由农资经营户承担责任，如果没有承诺就由农户自己承担。他知道水稻破口期需要打农药。”董锦龙陈述“所有的农药行业都没有承诺，破口期苏成没有与他联系，是出了问题以后叫他去看看。”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董锦龙作为农药的经营者，是否应当对苏成、苏林种植的水稻减产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现已查明，苏成、苏林种植的水稻田因发生稻瘟病而致水稻减产，而造成稻瘟病的主要原因是在水稻破口期对稻瘟病防治不到位。对水稻在破口期应由谁负责防治管理，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均认为应由对方承担相应的防治管理职责。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证明其主张事实的主要证据是武某甲的证言，武某甲的证言尚不足以证明董锦龙和苏成、苏林口头约定由董锦龙负责案涉水稻田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及照片亦不能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陈述“在推广会上，对水稻破口期要使用防稻瘟的农药和时间进行了提醒”，其陈述得到证人俞某、钱某证言的印证，上诉人亦承认“知道水稻破口期需要打农药”，故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在水稻破口期内打电话给董锦龙，董锦龙指示不需要用药”的陈述不予采信。上诉人在二审中陈述“2014年种田是通过武某乙在植保站购买农药，没有承诺”，其承认之前买农药是由己方承担病虫害防治责任。俞某、潘某、钱某作为水稻种植大户，均证明其从董锦龙处购买农药，按董锦龙教的方法配药、水稻施药，水稻破口期打药是由农户自己决定。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负有××虫害防治管理职责，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水稻稻瘟病导致减产的经济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苏成、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2元，由上诉人苏成、苏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治
代理审判员 刘圣磊
代理审判员 姚海斌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