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民终4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建华，男，1963年10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圣，江苏启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益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富民支路58号A1-859室。法定代表人：金汉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娟，南通市通州区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赵铁林，男，1968年9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上诉人蔡建华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益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铭公司），原审被告赵铁林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2民初3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建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租赁费14489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对政府关于对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的限行通告已经知晓以及该通告可能对其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有一定的预见”是错误的。在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保证其车辆可以在通州区任何地方通行，上诉人正是听信了被上诉人才同意每月2500立方的约定。事实上，2015年10月份，通州区才开始全区域全天侯禁止黄标车通行，所以被上诉人的车辆无法进入，才影响了泵送量，情势发生变更，这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被上诉人在2015年10月、11月，泵车用于其他地方经营，这一点可以通过被上诉人的车载GPS证明，在此期间不应当按照每月2500立方计算，应当以实际泵送量计算。益铭公司辩称，泵车租赁合同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诉状中诉称不清楚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限行通告，但从合同约定可以看出上诉人是知情的。南通市人民政府通告于2012年9月3日在南通市政府网上发布且明确于2014年10月1日起扩大对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通行区域的限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4月8日，且合同上明确约定承租方不得将车辆安排在交通管制的地方进行施工，从这点可以看出，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政府关于绿色环保的通告已经知道以及该通告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也是知晓的，且在合同中约定每月出车工作量不少于2500立方，若不足2500个立方以2500个立方计算。综上，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主张符合双方约定，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益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蔡建华、赵铁林向益铭公司给付租金人民币332293元；2、判令蔡建华、赵铁林向益铭公司支付违约金99687.9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蔡建华、赵铁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铭公司（合同甲方，出租方）与蔡建华（合同乙方，承租方）于2015年4月8日签订“泵车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三一重工”37米沪Ｂ×××××泵车一台（包括随车附件）出租给乙方（海江搅拌站），租赁时间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租金为根据泵送M3计算，每M3单价22元，每月结算一次，根据实际泵送混凝土M3由经营部门或财务部门确认总费用大写金额，并在每月底之前当月账目结清，次月5号之前现金支付上月总费用的40%，其余费用2016年春节前全部付清（不开发票），如超过15天按违约（处理），每天支付总费用5%违约金，甲方每月出车工作量不得少于2500M3（若不足2500M3按2500M3计算，共计55000元，如超过该方量则按实际结算）。在每年的春节，以春节这天为中心，前后各一个月施工砼按实际计算。合同还约定，乙方不得将车辆安排在交通管制的地方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及合同期内，泵车所有安全事故一律由出甲方负责；乙方在支付泵送租赁费用时，应及时按照每月签证单的工作量及时付款，不得影响甲方的资金运转，以便甲方及时按时支付人工工资、维修费用、加油费等其他费用。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合同订立后，益铭公司按约将涉案车辆交付给蔡建华使用，自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每月实际泵送方量为：2015年4月为2866M3（租金63052元）；2015年5月为2032.5M3；2015年6月为2032.5M3；2015年7月为1346.5M3；2015年8月8日至9月8日为2531.5M3（租金为55693元）；2015年9月9日至10月8日为1159.5M3；2015年10月9日至11月8日为1109M3；2015年11月9日至12月8日为135M3；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为89M3；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2月为93M3。另查明，1、蔡建华在2015年3月26日至5月1日期间向益铭公司租用了46米泵车经营业务329M3，租金为7238元；2、2015年9月29日蔡建华租用益铭公司46米泵车经营业务53M3，双方确认租金为2166元；3、在上述蔡建华于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泵送方量为89M3业务中，双方确认租金为5758元；4、在上述蔡建华于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2月泵送方量为93M3业务中，双方确认租金为2546元；5、蔡建华已向益铭公司支付租金134160元。一审法院认为，益铭公司与蔡建华签订的“泵车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益铭公司）每月出车工作量不得少于2500M3，若不足2500M3，按2500M3计算，计55000元，如超过该方量则按实际结算”，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蔡建华的泵送量大多数月份未达到2500M3，益铭公司认为均应按合同约定以2500M3计算租金55000元，而蔡建华认为造成泵送量减少的原因在于政府下达了黄标车的禁行令及涉案租赁的车辆存在操作安全隐患属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故应按实际泵送量计算租金。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蔡建华在本案提出的抗辩事由是否属情势变更或不可抗力情形；2.蔡建华实际结欠益铭公司的租金数额。对争议焦点1，情势变更是指当事人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急促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则应允许当事人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制度。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所谓“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事件的发生是在订立合同之后；（2）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事件的发生；（3）当事人不能克服的事件的发生；（4）事件的发生不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南通市人民政府通告于2012年9月3日在南通市政府网站发布，且明确于2014年10月1日起扩大对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通行区域的限制，而益铭公司与蔡建华的设备租赁合同于2015年4月8日订立，在当时对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的限行区域未扩大至通州区全境情形下，合同约定“承租方不得将车辆安排在交通管制的地方进行施工”，可以看出蔡建华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对政府关于对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的限行通告已经知晓以及该通告可能对其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有一定的预见。即使按蔡建华所称在2015年10月1日该通告的限行范围已扩大至通州区全境，蔡建华也应及时解除或变更合同以避免损失扩大，蔡建华称双方于2015年9月解除了租赁合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益铭公司对此也未予认可，难以采信。事实上，蔡建华于2015年10月、11月均有业务发生，且与之前部分月份业务额均差别不大，故不能认定蔡建华的经营业务因受政府通告影响而中断。蔡建华称益铭公司在此时间将泵车用于其他地方经营，其所发生的业务仅是临时租用，因未提供证据，亦不予采信。市场经济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当事人来说，既有机遇也有风险，由于蔡建华在订立合同时未对市场经营环境及政府已经发布的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限行通告将对其之后的经营业务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予以审慎的注意和判断而导致的经营损失，属当事人在经营中的正常商业风险，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同理上述情形也不属“不可抗力”情形，蔡建华不能免除违约责任。对争议焦点2，合同法规定，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蔡建华自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所泵送的实际方量来看，除2015年4月和8月超出了2500M3外其余均未达到该方量，故对不足2500M3外其部分益铭公司依合同约定向蔡建华主张按2500M3主张租金55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89M3及之后的93M3按双方协商的金额计算租金，属益铭公司对其权利的处分，法院不予置议。蔡建华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益铭公司332293元【（55000元×6）+63052元+55693元+2166元+2546元+7238元+5758元-134160元】。关于益铭公司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合同约定全部款项于2016年春节前付清（2016年2月8日前）。逾期则每天支付总费用5%违约金，现蔡建华主张过高而予以调整，法院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损失，从2016年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另涉案“泵车租赁合同”中载明合同乙方即承租方为蔡建华和赵铁林，但赵铁林并未在合同中签名，且益铭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赵铁林实际参与了合同的履行，故赵铁林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益铭公司主张其承担民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第二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蔡建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益铭公司支付332293元；并以33229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赔偿益铭公司利息损失，从2016年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益铭公司对赵铁林的诉讼请求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规定确立了我国合同法的情势变更原则，根据该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是“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就本案而言，南通市人民政府通告于2012年9月3日即在南通市政府网站发布，且明确于2014年10月1日起扩大对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通行区域的限制，而案涉设备租赁合同于2015年4月8日订立，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应当可以预见。且案涉合同约定，承租方不得将车辆安排在交通管制的地方进行施工，据此，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晓政府关于对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的限行通告并已预见该通告可能对合同履行产生的影响。再者，从合同履行情况看，蔡建华称在2015年10月1日限行范围已扩大至通州区全境，此时，其理应及时解除或变更合同以避免损失扩大，其虽称双方于2015年9月解除了租赁合同且2015年10月、11月期间泵车在其他地方经营，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事实上，蔡建华在2015年10月、11月期间均有业务发生，且与之前部分月份业务额差别不大，其2015年7月发生的业务量也仅有1346.5立方，故其经营业务的减少并不能完全归于政府政策的变化，经营亦并未因受政府通告影响而中断。综上，本案中，无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的限行政策在蔡建华签订案涉合同时即已出现，且该政策在合同中已有所体现，本案不存在“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的情形，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条件，蔡建华不能因此免除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蔡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48元，由上诉人蔡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志刚代理审判员  李晓晴代理审判员  顾 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沈媛媛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