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7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冬艳，女，1972年1月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中，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宏，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仁红（曾用名：王纯红），女，1973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谦，江苏德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建伟，男，1971年1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上诉人王冬艳与被上诉人王仁红、曹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5民初3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冬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王冬艳已对借贷事实实际发生进行初步举证，王冬艳提交借条及借记卡明细，初步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并按一审要求出庭陈述借款经过。二、王仁红称因赌博产生债务而被逼打下借条，王仁红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三、本案交付事实的证明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王冬艳对借款的陈述前后没有矛盾，即使有部分描述误差，也相差甚微，并不必然影响对借款事实的认定。
王仁红辩称，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曹建伟二审未发表意见。
王冬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仁红、曹建伟共同返还借款65000元及利息损失(以65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按年利率6%计算)；2、王仁红、曹建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王仁红向王冬艳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因经营需要，缺乏资金，本人王仁红身份证号向王冬艳借人民币现金（大写）陆万伍（小写）65000；借款日期为2015年6月30日，归还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本借款人如有违反上述还款要求，愿承担一切相关责任和有关法律责任。借款人：王仁红。借款日期：2015.6.30。”
王冬艳在2017年3月6日听证时陈述称：“大概在2015年4、5月份时候，王仁红跟我借钱，刚开始向我拿了1万，又拿了1万，还有最后一次拿了4.5万，第一次的钱是在2015年5月份左右在工商银行分四次取的，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借款没几天的时候，在工商银行分四次取的，第三次是在又过了十天左右，拿了4.5万元，是从工商银行柜台取的。借条是2015年6月30日王仁红打的，当时我打电话给姚志丽，我让姚志丽打电话给陶小英，让她打印三份借条带过来，带过来后王仁红就给我、姚志丽、陶小英写了借条”，当本院让王冬艳从其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指出与其陈述相对应的取款流水时，王冬艳又当庭改称：“2015年5月26日取现四次一共1万元，6月10日取现4.5万元，6月20日取现4次共1万元，之前陈述的交付顺序有误，现在看了银行流水后更正。”
王冬艳于2017年4月17日在公安机关形成的一份《询问笔录》中陈述称：“2015年4月中下旬的一天，借给王仁红1万，隔了没多长时间，又借给王仁红1万，5月中下旬的一天再借给王仁红4.5万。我有两张工商银行卡，一张取款4.5万、1万，另一张取了1万。2015年6月上旬的一天在杨家弄菜场遇到王仁红，就打电话给姚志丽和陶小英过去，王仁红给我们三人写了借条。”
在王冬艳提起本案诉讼时，一审法院一并受理了（2016）苏0505民初3532号陶小英诉王仁红、曹建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016）苏0505民初3535号姚志丽诉王仁红、曹建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中，陶小英在2017年3月3日听证时称2015年6月30日，王冬艳打电话给陶小英，让陶小英和姚志丽一起去菜场，另外叫姚志丽带3份借条，到了以后，王仁红分别给三人写了借条；姚志丽于2017年4月17日在公安机关形成的一份《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6月30日的时候，接到王冬艳电话，关照打几份空白的欠条，之后到菜市场发现王冬艳、陶小英、王仁红都在，王仁红写了三张借条给三人。
另查明，王仁红与曹建伟于1995年8月17日登记结婚。
以上事实有王冬艳提交的借条、银行流水、结婚申请书，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一审法院听证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由于本案中王仁红辩称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故王冬艳对借款的交付情况负有举证责任。针对王冬艳提交的证据以及王冬艳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借款的交付情况，王冬艳在2017年3月3日听证时称，2015年4、5月份时候，王仁红向王冬艳借钱，先后是1万、1万、4.5万，第一次的钱是在2015年5月份左右在工商银行分四次取的，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借款没几天的时候，在工商银行分四次取的，第三次是在又过了十天左右，从工商银行取的，当一审法院要求其明确相应的银行流水时，王冬艳又当庭改称2015年5月26日取现四次共1万元，6月10日取现4.5万元，6月20日取现四次共1万元，而在2017年4月17日公安笔录中王冬艳又改称2015年4月中下旬借给王仁红1万，隔了没多长时间，又借给王仁红1万，5月中下旬再借给王仁红4.5万，因此，王冬艳关于款项交付的陈述前后存在矛盾；其次，关于王冬艳款项来源，王冬艳在听证时称款项均是取款后再借给王仁红的，取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26日分四次取1万、6月10日取4.5万、6月20日分四次取1万，王冬艳同时提交了对应的银行流水，这一点与王冬艳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的从两张工商银行卡中取款的情况基本一致，而根据王冬艳最后一次关于款项交付的陈述，即王冬艳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王冬艳称借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中下旬、隔了没多长时间及5月中下旬，因此王冬艳关于款项来源的陈述与王冬艳陈述的借款交付情况无法达成一致；第三，关于借条的出具情况，王冬艳先在听证时称是2015年6月30日与王冬艳、陶小英的借条一起出具的，在公安笔录中又改称是2015年6月上旬的一天出具的，而姚志丽、陶小英在反映借条出具时间时，有称2015年6月30日，也有称2015年6月3日，因此三人陈述并不能达成一致，关于借条的出具地点，三人都称是杨家弄菜场，但是具体地址都无法讲清，关于借条出具时的情况，三人的陈述也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综上，在款项系现金交付的情况下，王冬艳提供的现有证据、王冬艳多处前后矛盾的陈述以及王冬艳与王冬艳、姚志丽相互矛盾的陈述足以让本院对款项交付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在王冬艳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款项已经交付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王冬艳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王冬艳已将借款65000元交付给王仁红。故王冬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冬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6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726元，由王冬艳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日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中，通常采取贷款人交付钱款，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方式来成立借款关系。对此法律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王仁红向王冬艳出具借款日期为于2015年6月30日、借款数额为65000元的借条属实，但双方对65000元是否交付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借条出具当天款项未交付，则在王仁红认为借条金额涉及赌债的情况下，应由王冬艳对于借条所涉款项的交付原因、时间、地点、交付过程以及资金来源等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一审中，王冬艳对于款项来源及款项交付经过的陈述在两次听证及与公安笔录中的陈述存在出入。王冬艳与姚志丽、陶小英（涉案借条出具时的在场人）对于借条出具的时间的陈述并不完全吻合，三人对于借条出具情况的陈述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本案中仅有王仁红向王冬艳出具借条的单方行为，而王冬艳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有向王仁红交付借条所约定的钱款的行为，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认定规则，王冬艳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冬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6元，由上诉人王冬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燕芳
审判员 祝春雄
审判员 林李金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孙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