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4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子，广东泉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区建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清，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李尚松。
上诉人孙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原审第三人李尚松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3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孙锐上诉请求：1、改判太平洋保险公司向孙锐支付车辆损失费58856元；2、本案上诉费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第一、孙锐与李尚松是夫妻关系。李尚松于2014年7月18日为孙锐权属的粤某号小型轿车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同时投保商业保险（以下简称涉案商业保险）。购买方式是通过电话咨询、下单的方式（即电话营销），电话沟通过程中，李尚松如实告知太平洋保险公司该车辆是自家车辆，有时候自己使用，也会租借给他人使用。李尚松在电话中如实履行了自己的告知义务。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当时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销售保险、介绍保险合同内容时，并没有如实告知“责任免除”的概念、解释内容及法律后果；即使后来太平洋保险公司寄付孙锐的书面保险合同上面对于相关免责条款（第七条）加黑加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份格式合同共四张A4大小面积的纸上，印刷约两万多个密密麻麻的字，按照常人的标准去判断，根本起不到提醒注意的作用。综上所述，太平洋保险公司并没有尽到如实告知以及清晰解释“免责条款”的义务，“责任免除”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第三、根据保监会的发文规定，具备相应资质的保险电话营销人员在销售过程中应将姓名、所属保险公司或合作机构名称、客服电话、产品名称、保障范围、保险期间、保险费、保险金额、缴费方式、扣款时间、保单生效日、保单送达方式、犹豫期、免责条款等内容明确告知投保人。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应在取得投保人同意后，将电话通话过程全程录音并备份存档，保存时限不得少于保单有效期满后两年。因此，为查明事实真相，孙锐要求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购买该保险时的电话录音作为本案证据。孙锐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过失，订立交强险、商业险合同的时候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并足额缴纳保费。再者，纵使是将车辆出借他人使用，车辆权属人也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使用、处分财产。因此不能以此为借口剥夺被保险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向保险人求偿的权利。第四，从“营运”之文义涵摄看被保险车辆的属性并非营运。按照《公路运输管理暂行条例》之规定，“营运性运输”是指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从事这种营业运输的机动车为营运车辆。据此可知，营运车辆就是以载客拉货为手段，赚取营利为目的，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车辆所有人在使用中会与不特定的使用人产生使用关系并发生费用结算。本案中，太平洋保险公司无证据证实被保险的车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是用于营运目的。即使投保人将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也是投保人将保险标的车辆的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因为法律不禁止使用权的转移，且双方在保险合同中并未约定车辆投保后仅限于投保人本人使用。因此，投保人的出租行为是合法的。黄某乙在使用保险标的的车辆过程中未将其用于载客拉货等经营性活动，该行为并未落入“营运”的概念涵摄范围之内，且保险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被用于营运活动。因此，保险公司仅以“保险标的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就认为是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内容，并以此为由拒绝理赔的行为是缺乏依据的。第五，就投保时营运与非营运“区分”之目的谈起风险的合理预估及测算。保险公司将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实行投保区分原则，主要是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合理测算，进而确定相应的保险费用。因为营运性车辆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明显高于非营运性车辆。保险公司对于营运性车辆相应收取高于非营运性车辆的投保费用，以抵偿营运车辆保险事故高发带来的高成本。涉案的保险标的车辆，非营运车辆本身的使用性质已经确定，也就是风险水平已经确定。一审庭审中太平洋保险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使用性质有所改变。保险标的车辆进行投保，并不能限制其对车辆的使用、处分及收益权。即使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车辆出租给黄某乙的事实成立，因车辆由车辆所有人使用还是处分后由他人使用，并未有改变保险标的车使用性质的问题，亦未使保险标的车的危险程度增加，太平洋保险公司依法应给予赔付。
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1、针对孙锐所述，其车辆并不属于营运的性质，太平洋保险公司不予认可，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及之前一直交由蓬江区某甲汽车租赁服务中心进行出租，并收取相应的出租费用，这已属于营运的性质，并非其在补充意见中所述的借用关系；2、对于一审中引用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太平洋保险公司已使用加粗加黑的字体予以明示，且向原审第三人李尚松送达保险单时已将对应的保险条款一并送达，另外一审中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该免责条款有效，是认定了孙锐违反了将涉案车辆的使用性质变更时应办理批改手续这一违反保险法规定的免责条款，该条款在太平洋保险公司进行了明示之后，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即使太平洋保险公司未能证明已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该免责条款也合法有效，故一审判决事实正确、合理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应依法驳回孙锐不合理的上诉请求。
李尚松陈述称：李尚松同意孙锐的上诉意见。
2016年6月14日，孙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孙锐损失58856.59元；2、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孙锐与李尚松是夫妻关系。粤某号小型轿车的车辆所有人为孙锐。2014年7月18日，李尚松为粤某号小型轿车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约定：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有责任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有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同时，李尚松为粤某号小型轿车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涉案商业保险，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车，险种有：车辆损失险，赔偿限额为66500元；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车上责任险（驾驶员），赔偿限额为10000元；车上责任险（乘客），赔偿限额为10000元×4座；玻璃单独破碎险（国产）；车损不计免赔条款；三者险不计免赔条款；车责不计免赔条款。以及该保险不计免赔。上述两份保险的期间均自2014年7月27日0时起至2015年7月26日24时止。保单同时附有《机动车损失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条款编号：A02G02Z01090923）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三）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改变使用性质未向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
2015年4月22日，黄某乙驾驶粤某号轿车搭载韦某丙、隆某丁、农某戊等人由大新县方向沿省道316线往屏山乡方向行驶，于0时30分行至隆安县省道316线41Km路段时，由于黄某乙驾车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粤某号轿车驶出道路右侧后掉落山涧，造成农某戊当场死亡；黄某乙、韦某丙、隆某丁受伤，后韦某丙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5年5月29日，南宁市隆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大队作出南公交认字[2015]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1、黄某乙的交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单方过错作用造成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黄某乙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乘员韦某丙、隆某丁、农某戊不负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孙锐因吊车服务、施救服务而支付了吊车服务费2500元及施救费916元。2015年6月24日，孙锐委托江门市南方价格鉴证有限公司对粤某号小型轿车损失进行价格鉴定，该公司于2015年7月8日出具南方鉴字2015年第号《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损失价格鉴定报告》，价格鉴定结论如下：（一）经鉴定：鉴定标的严重损毁，技术上无法修复或修复后无法保证安全性，综合分析确定全损。鉴定标的实际损失价值如下：辆损失鉴定价格＝车辆重置价格×成新率－残值值＝车辆重置价格×（1－折旧率）×综合调整系数－残值＝83906×（1-33÷180）×100%×80%－1878＝52940.59元。（二）综上所述，鉴定标的在价格鉴定基准日的损失价格为：52940.59元。孙锐为此支付了车损价格鉴定费2500元。
孙锐于2012年8月12日起将粤某号小型轿车交由蓬江区某甲汽车租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用于租赁有偿服务，按照该车辆的租用日（次），由孙锐收取租金。孙锐于2015年7月28日与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签订《确认函》，双方确认粤某号小型轿车于2012年8月12日起至2016年8月12日止为租赁期限。
韦某丙于2015年2月10日第一次到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租车要开回老家广西大新县，因为某甲汽车租赁中心要求必须有驾驶证才能租车，韦某丙就找有驾驶证的黄某乙去帮做驾驶员才得以租车，所租车辆为粤某号小型轿车。该车辆经黄某乙驾驶开去广西大新县后又开回江门市，回到江门市后韦某丙一直使用该车，直至2015年4月19日将粤某号小型轿车开到某甲汽车租赁中心进行车辆保养，车辆保养好后，韦某丙就打电话给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约定继续租用粤某号小型轿车，并表示具体租车手续交由黄某乙办理。2015年4月19日，黄某乙与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黄某乙向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租用粤某号小型轿车从2015年4月19日19时25分至2015年4月30日19时25分止，车辆每日的租金200元。签订租赁合同当日，黄某乙驾驶粤某号小型轿车搭载韦某丙等人去广西大新县。2015年4月21日晚上，黄某乙驾驶粤某号小型轿车搭载韦某丙、隆某丁、农某戊等人由广西大新县返回江门市，途中发生上述的交通事故。
2015年7月22日，死者韦某丙的直系亲属凤某己等人、死者农某戊的直系亲属韦某庚等人分别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分别要求黄某乙、孙锐、太平洋保险公司、某甲汽车租赁中心进行赔偿损失。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于2016年3月16日（2015）隆少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4月15日作出（2015）隆少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由黄某乙赔偿凤某己等人、韦某庚等人的相关损失款项。上述的判决已于2016年6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粤某号小型轿车的驾驶员是韦某丙还是黄某乙；粤某号小型轿车的损失认定；本案赔偿责任的承担。
一、关于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粤某号小型轿车的驾驶员是韦某丙还是黄某乙的问题。租赁粤某号小型轿车的目的，是韦某丙使用该车辆从江门市去广西大新县老家，由于韦某丙没有驾驶小型汽车的驾驶证，其清楚了解汽车租赁行业对没有汽车驾驶证是不会将车辆出租的规定，故找来具有小汽车驾驶证的黄某乙与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租赁粤某号小型轿车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应该是韦某丙。交通事故发生后，南宁市隆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大队作出南公交认字[2015]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隆少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2015）隆少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交通事故发生时是由黄某乙驾驶粤某号小型轿车。而太平洋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是韦某丙，并非黄某乙，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主张。
二、关于粤某号小型轿车的损失认定问题。交通事故发生后，孙锐为了确定粤某号小型轿车损失的情况，委托江门市南方价格鉴证有限公司对粤某号小型轿车的损失进行鉴定，该公司具有对事故车辆价格损失评估资质，鉴定人员具有鉴定资格，所出具的鉴定报告程序合法，内容和本案交通事故有关联性，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江门市南方价格鉴证有限公司出具南方鉴字2015年第号《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损失价格鉴定报告》，认定粤某号小型轿车的损失为52940.59元（全损）。孙锐支付的车损价格鉴定费2500元、吊车服务费2500元及施救费916元，属于为查明和确定车损失程度和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孙锐的损失合计为58856.59元。
三、关于本案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孙锐从2012年8月12日起已将粤某号小型轿车交由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租赁经营，即从该时间起孙锐提供车辆给某甲汽车租赁中心进行营业出租，再由某甲汽车租赁中心支付租金给孙锐，双方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孙锐于2015年7月28日与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签订《确认函》，双方确认粤某号小型轿车于2012年8月12日起至2016年8月12日止为租赁期限。黄某乙于2015年4月19日与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黄某乙以每日200元的租金价格租用粤某号小型轿车从2015年4月19日19时25分至2015年4月30日19时25分止。从上述的事实证明了粤某号小型轿车使用性质，并非孙锐家庭自用，而是用作经营性的使用。
李尚松与孙锐是夫妻关系，其应清楚粤某号小型轿车的使用情况，其将粤某号小型轿车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包含车辆损失险的商业保险时，应该向太平洋保险公司如实告知车辆的使用情况，但其未能如实告知，致使粤某号小型轿车在保单上显示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的规定，本案太平洋保险公司并未就其知晓孙锐车辆的使用性质进行解除合同，而是在合同的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是否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则由孙锐以及李尚松举证其已经将粤某号小型轿车的使用情况告知给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证据，或举证证明太平洋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经知道李尚松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证据。然而，孙锐及李尚松并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此外，李尚松与太平洋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收到《机动车损失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条款编号：A02G02Z01090923），该条款的第七条为加黑加粗，太平洋保险公司已经对其免责条款起到提示作用，李尚松清楚其粤某号小型轿车的使用性质，没有向太平洋保险公司办理批改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孙锐将粤某号小型轿车出租，收取租金的收益，同时增加了该车辆的使用风险，即承租该车辆的人不同，承租人的驾龄、精神状态、智力以及车辆的机械性能对安全行车具有直接有关联，加大了保险事故发生的程度。故该车辆的出租使用行为应视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孙锐、李尚松未能证明已经将粤某号小型轿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及时通知太平洋保险公司。因此，孙锐要求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58856元，依据不充分，理由难以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6）粤0703民初3390号民事判决：
驳回孙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271元，由孙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孙锐、李尚松均没有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太平洋保险公司则向本院补充提交了通话录音文件1个（太平洋保险公司自述该录音对应的通话发生在2014年7月18日，通话双方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电话保险营销人员及李尚松，当时太平洋保险公司外拨的手机号码是，以下简称通话录音）及该通话录音的文字记录稿1份，用于证明李尚松在向太平洋保险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投保时，太平洋保险公司通过电话方式向李尚松就有关免责事项（包括变更车辆使用性质未向保险公司批改，即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对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李尚松发表如下意见：确认通话录音的文字记录稿的内容与通话录音文件的内容一致，但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的通话录音中的客户“李尚松”的声音不是李尚松本人的声音；孙锐发表如下意见：同意李尚松的意见，申请对该通话录音中的“李尚松”的声音是否为李尚松本人的声音进行鉴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李尚松是涉案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孙锐和李尚松于2009年9月28日登记结婚；二审调查期间孙锐和李尚松均承认彼此是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属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孙锐提出上诉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就涉案《机动车损失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条款编号：A02G02Z01090923）第七条“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三）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改变使用性质未向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以下简称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太平洋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向投保人李尚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涉案争议免责条款是否生效；2、就涉案车辆的损失，孙锐诉请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涉案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赔付责任，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
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规定，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涉案争议免责条款产生效力，其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在与李尚松订立涉案商业保险合同时已经向李尚松履行了上述规定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其该主张方能得到支持。经审查，在案证据及当事人各方陈述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具体理由如下：
1、禁止性规范，是规定禁止行为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必须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禁止性规范是为行为人设置不作为义务（行为模式）并规定违反义务的不利后果（法律效果）的规范，其本质上属于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定的内容（包括行为模式、法律效果）不允许当事人予以变更或者排除；禁止性规定的法律效果通常表现为公法上的不利后果（例如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据此，若某一法律规范的内容（尤其是法律后果）允许当事人单方或者合意予以变更或者排除，则因该规范属于任意性规范，即使行为模式为给行为人设置不作为义务，则对应的该规范亦不属于禁止性规范。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的内容，可知对于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行为对应的法律效果（即保险人享有不予赔付相应保险金的抗辩权），若保险人事后自愿放弃该抗辩权，属于保险人对其自身财产权利的自由处分，法律并不禁止；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不属于禁止性规定。因此，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对应的免责事由不属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故太平洋保险公司以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对应的免责事由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为由，主张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不是阻却涉案争议免责条款生效的法定条件，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太平洋保险公司虽然提供了在投保人（或其受托人）签字（签章）栏处有“李尚松”签名字样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用于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上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由于李尚松明确主张其在上述投保单上的“李尚松”签名字样不是其本人所签且二审期间太平洋保险公司亦确认上述投保单上的“李尚松”签名字迹不是李尚松书写，据此，应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不足以证明其就涉案争议条款履行了向李尚松的提示义务。
3、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二审期间还提交了通话录音，用于证明就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其已经向李尚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经审查通话录音中与涉案争议免责条款有关的内容，可知虽然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通话中有提及“变更车辆使用性质未向保险公司批改”属于免责事由，但同时称“具体免责以书面条款为准”，除此以外没有与“变更车辆使用性质未向保险公司批改”内容有关的任何解释内容，据此上述通话内容的通话对象即使是李尚松，也仅能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就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的义务，不能认定其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综上，在李尚松否认太平洋保险公司已经就涉案争议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太平洋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太平洋保险公司所提涉案争议免责条款产生效力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
首先，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生活常识，通常而言，家庭自用场景下的机动车的使用频率和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事故）的概率，与将机动车出租给社会不特定第三人使用或者用于营运场景相比，均较低。而当前机动车保险领域，保险公司正是基于以上生活经验和社会常识，将保险标的机动车区分为家庭自用类和非家庭自用类（或者营运类，包括但不限于将机动车用于向不特定第三人出租、用于搭载不特定第三人至指定的目的地等），并预估家庭自用类机动车的出险概率（即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低于非家庭自用类机动车的出险概率，及根据出险概率大小与保险费率的正相关关系原理（即出险概率低，保险费率低，反之，则费率高），针对其他条件相同的保险标的机动车，对家庭自用类机动车设置了较低的保险费率。因此，若出现在保险期间保险标的机动车由约定的家庭自用类用途变为非家庭自用类用途情形，则应认定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中“保险标的风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
其次，涉案车辆是在李尚松和孙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且从2012年8月12日起至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该车经由孙锐交给某甲汽车租赁中心用于对外租赁有偿服务并收取租金，孙锐将上述涉案车辆通过汽车租赁中心出租给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并收取车辆租金的行为，实际上属于将涉案车辆作为营业物件出租获利的营利行为，显然不属于以方便自身及家人或者朋友出行为目的的家庭自用行为（非营利行为），据此应认定涉案车辆在涉案商业保险期间的实际使用性质并非保险合同约定的家庭自用车，其实际使用性质与涉案保险合同原先“家庭自用车”的约定不符，上述使用性质的变化使得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事故）的概率客观上显著增大，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即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鉴于李尚松与孙锐系夫妻，据此应推定李尚松对于孙锐的上述行为明知，在此情况下，李尚松作为涉案商业保险被保险人，根据上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就涉案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项，负有及时通知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义务。孙锐、李尚松虽然主张在涉案商业合同保险期间已就上述事项通知了太平洋保险公司，但太平洋保险公司予以否认，而孙锐、李尚松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成立，对此孙锐、李尚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即使孙锐主张的涉案机动车损失确实存在，由于李尚松没有履行上述及时通知义务，故依照上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太平洋保险公司亦无需赔付相应的保险金。孙锐上诉请求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涉案机动车财产损失保险的保险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1元，由孙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振宇
审判员 许世清
审判员 陈史豪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李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