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粤09行终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法定代表人：柯小兵，局长。委托代理人：阮传欣，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海东，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茂名市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柯金龙，总经理。委托理人：何爱军，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理人：聂文岚，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瑞臻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治中，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小红，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华昌，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茂名国土局）、茂名市锦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绣公司）因被上诉人广东瑞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臻公司）诉茂名市国土局土地回收行为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2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1992年12月28日，茂名市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与沈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茂名水东经济开发区分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将茂名市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20号小区40000平方米土地（即本案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有偿出让给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1993年1月16日，茂名市政府核发了涉案土地的茂市府（发）国用（93）字第特×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1995年8月25日，山东省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5）中经初字第10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河南新乡市电池厂将隶属于自己的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位于茂名市水东经济开发区的20区商住用地70亩（涉案土地）权益转让给建设银行聊城地区中心支行信托投资公司（2002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聊城市东城支行）抵偿债务。中国建设银行聊城市东城支行（以下简称聊城市东城建行）受让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转让的涉案土地后，一直未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手续。2002年12月2日,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以涉案土地当时登记的权利人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闲置涉案土地9年仍未建设使用，涉案土地为闲置土地为由，在《人民日报》刊登《关于收回闲置土地的公告》，以公告的形式向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宣布决定由茂名市人民政府无偿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和要求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交回办理注销。聊城市东城建行获知后，不服茂名市国土资源局的上述公告收回涉案土地行政行为，于2004年11月24日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5年11月4日，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聊城市东城建行不服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无偿收回[茂市府（发）国用（93）字第特×号]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20号小区4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即本案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一案，作出（2005）茂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1995年8月25日，山东省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5）中经初字第10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本案所涉的茂名市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20号小区的土地使用权已由其权利人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转让给聊城市东城建行抵偿债务，聊城市东城建行实际已成为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符合起诉的主体资格；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没有正式制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而是直接用公告形式向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宣布无偿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并同时对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进行公告送达该项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遂判决撤销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无偿收回本案所涉的茂名市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20号小区土地使用权[茂市府（发）国用（93）字第特×号，地号MS-C1-92-002]的行政行为。据该判决，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以涉案土地当时登记的权利人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已超十二年未开发建设、长期闲置涉案土地为由，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于2006年4月28日以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为行政相对人重新制作了涉案土地的茂国土资法（2006）54号《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决定无偿收回该公司位于茂名市××东20小区的40000平方米闲置土地使用权（即涉案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和土地登记。茂名市国土资源局称因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所租赁的办公场所已不存在，无法查找，遂以公告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向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送达了上述《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但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没有提供《人民日报》已刊登送达该《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给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的公告的证据。另外，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上述《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前，没有告知涉案土地的当时实际使用权人聊城市东城建行其认定涉案土地为闲置土地并无偿收回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聊城市东城建行没有对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2004年，中国建设银行以分立的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革，分立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聊城市东城建行的涉案土地使用权由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继。2012年3月6日，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资产的权利、权益一并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但没有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6月27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瑞臻公司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和《单方资产转让协议》，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资产的权利、权益转让给瑞臻公司，也没有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手续。瑞臻公司受让涉案土地权益后，于2015年5月29日到茂名市电白区国土资源局了解涉案土地现状及咨询办证时，发现涉案土地已被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茂国土资发（2006）54号《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予以收回。瑞臻公司不服该《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于2015年8月14日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另查明，涉案土地被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以茂国土资发（2006）54号《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后，原茂名市国土资源局茂港分局于2007年1月10日与茂名市世和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涉案土地重新有偿出让给茂名市世和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茂名市世和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26日办理了涉案土地的茂港国用（2007）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7年12月20日,茂名市世和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锦绣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涉案土地有偿转让给锦绣公司。2008年1月22日，锦绣公司办理了涉案土地的茂港国用（2008）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瑞臻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瑞臻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问题；三、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的合法性问题。关于瑞臻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的（2005）茂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本案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于1995年8月25日经山东省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5）中经初字第10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原土地权利人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转让给聊城市东城建行抵偿债务，聊城市东城建行实际已成为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2004年，中国建设银行以分立的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革，聊城市东城建行的涉案土地权益由分立后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继。2012年3月6日，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资产的权利、权益一并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6月27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又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资产的权利、权益转让给瑞臻公司。据此，瑞臻公司虽未办有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在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4月28日作出《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后才受让涉案土地权益，但其在2014年受让涉案土地的相关权利、权益的同时也承继了涉案土地原实际使用权人聊城市东城建行因涉案土地使用权而产生的免受权利侵害的诉讼权。而聊城市东城建行与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4月28日作出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聊城市东城建行未对茂名市国土资源局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瑞臻公司作为涉案土地权益的后续受让人，有权对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且该行政行为也对瑞臻公司的自身权益产生影响。因此，瑞臻公司与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上述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其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瑞臻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和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被诉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日期是2006年4月28日，其没有证据证明瑞臻公司何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瑞臻公司在2015年5月29日向茂名市电白区国土资源局查询才得知本案涉案土地被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予以无偿收回的事实，其于2015年8月14日就本案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超过上述规定的法定起诉期限。关于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的合法性问题。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7］国土［法］字第153号《关于认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法律性质的意见》第五点意见:“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人民政府或者土地管理部门依法无偿收回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行政处罚决定”的规定，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无偿收回出让的涉案土地使用权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处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认定的闲置土地,应当通知土地使用者，拟订该宗闲置土地处置方案，闲置土地上依法设立抵押权的，还应通知抵押权人参与处置方案的拟订工作。处置方案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国务院国发（2004）10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要“程序正当”，“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本案中，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1月4日作出的（2005）茂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已确认聊城市东城建行实际为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对此也知情，但其于2006年4月28日作出的关于涉案土地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是以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为行政相对人作出，其在作出涉案土地无偿收回决定前，未依法告知涉案土地的当时实际使用权人聊城市东城建行其认定涉案土地为闲置土地和无偿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没有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涉案土地的无偿收回决定，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和正当程序原则，属于程序违法。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上述《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已经在《人民日报》刊登公告送达，不能证实《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已合法送达给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也违反了法定程序。因此，对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上述《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依法应予撤销。瑞臻公司请求撤销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上述《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瑞臻公司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茂国土资发（2006）54号《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4月28日作出的茂国土资发（2006）54号《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上诉人茂名国土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瑞臻公司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错误。首先，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于1993年1月13日就领取了涉案土地的权利证书，而瑞臻公司从未取得过涉案土地的权属证书，该土地权利一直登记在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的名下，并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的规定，瑞臻公司并非涉案土地的权利人。其次，虽然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通过民事调解书的形式将涉案土地转让给聊城市东城建行，但聊城市东城建行并未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其仍不是该土地的合法使用人。尽管聊城市东城建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签订了《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资产权益一并转让给瑞臻公司，但合同转让的权益属于债权转让，并非物权转让。再次，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于2006年4月28日就已作出，而瑞臻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才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取得涉案土地权益，由此可见，我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在前，瑞臻公司取得涉案土地权益在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应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当然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因此，原审判决确认瑞臻公司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错误。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于2006年就已作出，且聊城市东城建行和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均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现瑞臻公司在该行政行为作出十多年后才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显然已远远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原审判决认定瑞臻公司没有超过起诉期限，应属认定事实错误。三、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认定闲置土地，并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履行以下程序：1、通知土地使用者；2、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并报原批准的人民政府同意；3、公告；4、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5、注销土地登记和土地证书。依据该规定，我局在作出土地收回决定前，已对涉案土地闲置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拟定无偿收回闲置土地的方案报茂名市人民政府。由于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在茂名租赁的办公场所已不存在，经我局派员多次寻找无果，我局于2006年4月通过《人民日报》刊登的方式公告送达有关收回涉案土地的法律文书。因此，我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完全合法。四、原审判决认定聊城市东城建行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的权属不依法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聊城市东城建行虽然经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茂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确认其符合起诉的主体资格，但该判决并未确认聊城市东城建行已合法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我局在聊城市东城建行未办理涉案土地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不可能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将聊城市东城建行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故原审判决认定聊城市东城建行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缺乏事实根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不当，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瑞臻公司的起诉。上诉人锦绣公司上诉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三十条规定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聊城市东城建行虽然经聊城地区中院（1995）中经初字第104号民事调解书，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权益，但调解双方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事后聊城市东城建行也没有申请强制执行该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现处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失权状态，聊城市东城建行根本未依法取得涉案土地的物权，由此瑞臻公司也不可能继受取得涉案土地的物权，故瑞臻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二、从查清本案事实的角度出发，如果认定瑞臻公司有诉讼主体资格，那么聊城市东城建行、信达公司、世和房地产公司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没有依法通知上述主体参加诉讼，应属程违法。此外，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于2006年就已作出，信达公司于2012年3月6日与聊城市东城建行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时就已对涉案土地的现状进行调查和了解，其应当知道涉案土地已于2006年被收回再出让的事实。既然信达公司于2012年就已知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其至瑞臻公司起诉时已超过起诉期限，那么瑞臻公司从信达公司继受取得涉案土地权益的同时也继受了该权益存在的瑕疵。故瑞臻公司的起诉同样超过起诉期限。三、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聊城市东城建行通过法院调解书的形式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权益，但没有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故其没有实际取得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不是涉案土地登记的权利人。原审判决认定聊城市东城建行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权利人，没有事实根据。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收回涉案土地没有通知聊城市东城建行进行听证，程序不违法。况且，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收回涉案土地后公开出让给世和公司，世和公司再依法转让给上诉人，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取得涉案土地属善意取得，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审判决程序不当，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被上诉人瑞臻公司答辩称：一、聊城市东城建行于1995年8月25日经山东省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5）中经初字第10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已合法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且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茂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亦已确定聊城市东城建行是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因此，我司合法受让聊城市东城建行享有的涉案土地权益的同时也受让了该行的诉讼权利。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侵害了我司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司应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我司对涉案土地权益的承继源于聊城市东城建行，而聊城市东城建行对茂名市国土资源局重新作出的收回土地行为并不知情，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也未依法告知聊城市东城建行，故被诉行政行为的诉讼时效并未开始计算。我司受让涉案土地权益后，于2015年5月29日到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了解土地现状及咨询办证情况时，才发现涉案土地使用权已被再次无偿收回并重新出让的事实，遂于2015年8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我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我司的起诉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根据。三、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再次作出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条和《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应当通知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参与处置和进行申辩、听证，并依法送达相关文书及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但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并未通知土地实际使用人聊城市东城建行，其诉称已采取刊登报纸等方式向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公告送达了相关文书，无任何证据证明，故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显然违法。况且，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未经原用地人民政府的批准，其审批流程在程序上违反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亦属程序违法。四、锦绣公司取得的涉案土地使用权不适用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早在2004年12月28日，原茂港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内部以抵兑工程款的方式转让给茂名市世和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后双方于2007年1月10日才补签土地出让合同，显然茂名市国土地资源局在未收回涉案土地之前，该地已内部核准给茂名市世和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此，涉案土地第二次无偿收回又再次出让存在恶意串通，不适用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锦绣公司主张其已善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瑞臻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在行政行为作出时，客观上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所产生直接的、现实的影响，而不是在行为作出后依赖特定条件所形成的影响。本案中，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4月28日就已对涉案土地作出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瑞臻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才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处通过资产转让的形式取得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权益，两行为之间间隔8年。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当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瑞臻公司既不是该行为作出时的直接相对人，也不属于该局作出行为时应当审查或考虑的利害关系人，不存在8年前的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问题。瑞臻公司主张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与被诉行政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虽然聊城市东城建行于1995年通过法院调解的形式取得了涉案土地权益，但其一直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事后聊城市东城建行又将包括该土地在内的权益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该公司又再转让给瑞臻公司，上述转让行为均未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该土地权利仍登记在沈阳四建水东分公司的名下。而且从聊城市东城建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再到瑞臻公司的资产转让行为，其性质均属债权转让而非土地使用权的物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三十一条“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不动产物权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的规定，瑞臻公司实际上并未取得涉案土地的权属，其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转让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债权时，不能视为其已继受取得聊城市东城建行对被诉行政行为享有的诉讼权利，况且一般债权人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因此，瑞臻公司主张具有本案原告资格没有合法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裁定驳回瑞臻公司的起诉。原审判决确认瑞臻公司通过转让涉案土地在内的权益时已继受了聊城市东城建行对被诉行政行为的诉权，应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撤销；上诉人上诉请求驳回瑞臻公司起诉的理由充分，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2行初7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广东瑞臻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国平代理审判员  封桢莉代理审判员  柯国梁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书 记 员  邹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