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洪山民三初字第00429号
原告：孙城生，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蔡建平。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孙满生，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秦文劲，湖北君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洪映，湖北君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孙武生，襄樊市棉纺厂退休员工。
第三人：孙汉生，铁道部第四工程局退休员工。
第三人：孙湘笋。
第三人：孙士东，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孙湘笋（系被告孙士东之姑姑），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退休教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孙城生与被告孙满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因案情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本院裁定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组成由刘云婷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邵冬、人民陪审员田野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该案的审理结果与袁淑华（审理过程中死亡）、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追加袁淑华、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后，原告孙城生及第三人孙湘笋对第三人袁淑华委托被告孙满生参加诉讼的代理手续提出异议，2015年12月22日，第三人袁淑华死亡。因诉讼主体变更，且原告孙城生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于2016年4月28日第三次开庭审理。原告孙城生的委托代理人蔡建平，被告孙满生及其委托代理人秦文劲，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第三人孙士东的委托代理人孙湘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城生诉称，原、被告系同胞兄弟，双方与母亲袁淑华共同居住在当时位于武昌区珞珈山路21号房产内。原告孙城生在珞珈山路21号房屋以个人名义申请并出资修建了门面房。1998年，该房屋即将被拆迁，袁淑华与当时的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签订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由原、被告双方代袁淑华签字，袁淑华按捺手印。该协议明确约定了“还建地点工农湾临街门面营业用房建筑面积约100㎡，一楼二楼各一半。”签订协议后，该房屋于1999年1月被拆迁。一年后，依据该协议约定的还建房，即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801室（以下简称801室），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以下简称17室），工农湾10栋5单元19室（以下简称19室）的三处房产还建完成，当时并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其后，原告通过房管部门查询得知，上述三处房产均已在2006年8月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并且所有权人为被告孙满生个人，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认为，还建的三处房产中，17室和19室系门面房，它们是由拆迁前的位于武昌区珞珈山路21号门面房产拆迁所得，而该门面是由原告个人出资修建，因此17室和19室房屋应归原告个人所有。801室系住宅，是由袁淑华的房屋拆迁所得，袁淑华已去世，原告作为袁淑华的继承人享有该房产份额。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801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归原、被告共有，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与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9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产归原告孙城生个人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孙城生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
证据二、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争议房屋的产权登记人是被告；
证据三、房屋所有权证书（复印件）。证明珞珈山路21号的房屋（已拆迁）所有人是袁淑华，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
证据四、原告写给珞珈山街城管办的申请书。证明城管办批准了原告多建100平方米的门面房的申请，并非其母亲袁淑华和被告参与，也即是原告经营报刊的处所的来源，扩建部分是由原告出资兴建的，与被告无任何关系；
证据五、武汉市图书报刊经营许可证。证明1994年10月31日开始即在珞珈山路21号房屋内做生意，这也是该房屋拆迁后认定为商业门面的原因；
证据六、职工履历鉴定表。证明原、被告与袁淑华的母子关系；当时孙家的住址就是珞珈山路附9号；该表书写时，被告年仅16岁，没有经济能力独立建房，该房屋当时属于双方的父亲孙子杨；
证据七、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证明该证据来源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珞珈山路21号房屋真实的拆迁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拆迁房屋为珞珈山路21号；该协议明确约定了拆迁补偿的内容为：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袁淑华年事已高，其本人并不会书写，故由其子即原、被告共同签字；
证据八、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复印件；同意接收产权（说明）复印件；产权更改申请复印件。证明本组三份证据均为伪造，因为协议书对拆迁房屋的面积和还建约定与实施均不符；该协议书的时间为1999年8月15日，实际上那时候该区域的拆迁已经完成，不存在拆迁完成之后还有协议，双方的生母袁淑华不会书写文字，不存在由被告将单方面代书的情况，后两份证据的笔迹完全是被告一人所书写；
证据九、居民修建住房申请审批表（3张，袁淑华1973年7月16日，面积为42平方米）。证明袁淑华当时申请的是住房；
证据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办事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出具的说明。证明原告孙城生当时在珞珈山路21号的房子自己加建了门面，因此所还建的17室和19室是原告所有；
证据十一、送货单、发票、结算单、收料单（共24张）。证明珞珈山路21号的门面房是经过批复之后原告所建的；
证据十二、武汉市房屋产权移交凭证及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2份）、个人土地登记申请表（3份，17室、19室和801室）。证明原位于珞珈山路21号的住房是袁淑华的，门面是孙城生的；
证据十三、函（复印件）。证明孙满生的17室、19室和801室均是原位于珞珈山21号房屋拆迁所得。
被告孙满生辩称，本案所涉及到的全部房产，均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登记所有权人孙满生；本案所涉及房产中的工农湾10栋5单元801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是被告孙满生自己出钱够买的，不属于拆迁还建的房屋面积，也不存在权属共有的问题；原告孙城生变更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满生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共三套）。证明被告为本案所涉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
证据二、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证明本案所涉房产中的801室是被告自己出钱买的，不属于拆迁还建的房屋面积，也不存在权属共有的问题；
证据三、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共8张）。证明被告按照家庭协议内容先后向原告支付了约18万元（部分）的款项。
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共同述称，位于珞珈山路21号房屋是1972年由父母出资共建的面积约50平方米的房屋。因母亲袁淑华无工作，无收入，所以由已经工作的三个子女，即原告孙城生、第三人孙湘笋、第三人孙武生出资共建房屋。父亲孙子杨于1982年去世，1986年前后又由第三人孙湘笋、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武生共同出资加建了30平方米-40平方米，房子的面积增加到100平方米左右，房屋产权登记在母亲袁淑华名下。原告孙城生1985年回到武汉后，随母亲一同生活，后因生活困难，就在珞珈山9号门前搭了个简易遮阳棚摆书摊为生。1988年，孙珞生（已去世）在珞珈山路21号房屋旁的空地增建了二层楼房，经营餐饮业，拆迁时因被认定为违章建筑，没有补偿房屋面积。珞珈山路21号房屋于1998年拆迁，拆迁后还建100平方门面，即洪山区珞南路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及工农湾10栋5单元19室。被告孙满生以孙珞生（已去世）增建的二层楼房为由，于2006年争取到了位于洪山区珞南街工农湾10栋5单元801室。17室房屋和19室房屋均是袁淑华的，就房屋处置问题，当时以家庭会议的形式确认过，讨论结果为将17室房屋赠与给被告孙满生；19室房屋在第三人孙士东未成年的时候登记在被告孙满生名下，成年后就给第三人孙士东，另外由被告孙满生给原告孙城生15万元。
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为证明其述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有关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原告孙城生亲笔书写珞珈山路21号房屋是袁淑华所有的。
依原告孙城生申请，本院从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调取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违法建筑拆除通知书［（武）规监拆字（1998）第3109号］；
证据二、拆迁安置新房经济结算单；
证据三、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
证据四、产权更改申请；
证据五、同意接收产权（说明）。
经庭审质证，被告孙满生对原告孙城生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六、七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提交的只是建房申请书，并非建房的证明，不能证明原告所说的房屋是由原告扩建的，另外，城管办批准建的100平方米的门面后被确认为占道违章经营，且事实是之前的门面房子都是被告出资建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也有异议，不存在伪造笔迹；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出具证明的单位是一个内设机构，不能对谁修建房屋作出权威认定，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是原告单方出具的收条，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请法庭核实。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对原告孙城生提交的证据一、二、三、七无异议，对证据四有异议，原告陈述加修门面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对证据五有异议，珞珈山路21号在80年代就已经是门面房了，并不是因为原告孙城生经营图书生意让其变成门面房的，该门面房实际面积约为140平方米；对证据六有异议，珞珈山路21号房屋属于父母双方所有；对证据八无法确认；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申请的确实是住宅，当时原、被告及孙珞生在该房屋做门面经营，政府基于该特殊情况，特批了以门面房还建；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十一与涉案房屋无关；对证据十二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十三无异议。
原告孙城生对被告孙满生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房子登记为被告的名字，但是被告拿了假的资料到房产局登记的，三套房子的所有权人不是被告；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是虚假的，该章子是真的，但票据上的“还”字字迹有疑问，该票据出具单位不符，该票据上土地地址不能明确，不能证明是支付的购买801室房屋的价款；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这笔款项的性质是房屋租金。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对被告孙满生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孙城生对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孙满生对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孙城生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伪造，而且通知书并未执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结算单签字时间为2000年8月2日，在签订安置协议之后；证据三不能证明支付的是购买801室房屋价款；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有异议，系被告孙满生伪造的。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孙城生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因被告孙满生及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均无异议而予以确认，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孙城生为扩建的房屋出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五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第三人袁淑华与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签订《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将登记在袁淑华名下的位于珞珈山路21号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二、证据十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十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该证明只提及原告孙城生加修房屋一事系由工作人员经办，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一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孙满生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只能证明801室，17室，19室三处房产登记在被告孙满生名下，不能证明被告孙满生是上述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被告孙满生向原告孙城生支付的款项为房屋所有权份额补偿款。对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提交的证据因系复印件，原告孙城生予以否认而不予采信。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孙城生与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系兄弟姐妹关系，原、被告及第三人的父亲孙子杨已于1982年去世，母亲袁淑华已于2015年12月22日去世，兄弟孙珞生已于1996年去世。孙珞生去世前系离异，留有第三人孙士东一子。1973年，父亲孙子杨及母亲袁淑华在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处被批准自建房产一处，面积为42平方米。孙子杨去世后，该房屋先后进行了扩建和重建，并加建了部分门面经营用房。1994年5月13日，行政部门为该处房产颁发了所有权证（证号：武房05-94字第69号），登记所有权人为袁淑华，登记的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含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1998年12月8日，行政部门向袁淑华下达《违法建筑拆除通知书》，认定袁淑华擅自新、扩建门面1至2层，建筑面积143.21平方米，限期自行拆除。1999年，袁淑华与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签订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约定：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对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实施拆迁，建筑面积142.23平方米，其中违建28.62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113.61平方米。还建地点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工农湾临街门面营业用房（面积约为100平方米）一楼二楼各一半；该户实际113.61平方米加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与安置100平方米营业用房差价相抵。该协议书还约定由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补偿袁淑华搬家费、停业补偿费、过渡费等费用。因袁淑华不识文字，协议书上捺有袁淑华的手印，还有原告孙城生及被告孙满生的签名。同年8月15日，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与被告孙满生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孙满生座落在珞珈山路21号的私有房屋，建筑面积193.61平方米，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在洪山珞南街工农湾安置孙满生门面100平方米（建面），住房壹套建面100平方米住房同孙满生进行产权调换。协议书上有被告孙满生的签名及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包括涉案17室、19室和801室三处房屋在内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工农湾还建楼由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和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合作兴建。协议签订后，袁淑华及家人实际占有了17室（面积为60.63平方米）和19室（面积为38.19平方米）两处门面房。被告孙满生实际占有了801室（面积为99.53平方米）。2006年7月17日，被告孙满生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交纳了801室房屋超面积款129720元。同日，袁淑华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产权更改申请”，内容为“我袁淑华自愿将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我三子孙满生名下，特此立据，今后如发生产权纠纷，一切由本人负责。”同时，被告孙满生也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同意接收产权（说明）”，表示愿意接受袁淑华名下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被告孙满生承认，“产权更改申请”中所称的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指称的即是17室和19室房屋。其后，17室、19室和801室均登记在被告孙满生名下。
本院认为，孙家人合法占有17室、19室和801室三处房产的来源均是因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还建，因此，确认17室、19室和801室三处房产的所有权人的前提是确认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
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最初是由袁淑华及孙子杨新建，建房资质由袁淑华及孙子杨享有，该房屋自1973年建成时即是袁淑华及孙子杨的夫妻共同财产。1982年，孙子杨去世，对孙子杨享有的该房屋所有权份额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享有，该遗产尚未被分割，故此时的房屋为袁淑华、孙珞生、原告孙城生、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共有。1996年，孙珞生去世，其继承孙子杨房屋所有权份额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即第三人孙士东，第三人孙士东成为该房屋的共有权人。孙子杨去世后，该房屋进行了扩建，至1994年5月13日，行政部门为该处房产颁发了所有权证，确认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含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孙子杨及袁淑华新建42平方米房屋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但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孙子杨去世后各自出资参与了扩建，并相互否认对方出资参与了扩建，亦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房屋由42平方米扩建至142.23平方米（含违建28.62平方米）的扩建部分系各自出资，对该房屋在孙子杨去世后的扩建部分应为具有建房资质的袁淑华所有。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被拆除后，原共有权人对置换后的17室、19室和801室三处房产仍为共有。2015年，袁淑华去世，对袁淑华享有的17室、19室和801室房屋所有权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享有，该遗产尚未被分割，故17室、19室和801室房屋为原告孙城生、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及第三人孙士东共有。
关于801室房屋是否归被告孙满生个人所有的问题，被告孙满生辩称801室是其自行购买，其所有权应归其个人，但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与被告孙满生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可以证明801室房屋是由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产权置换而来，被告孙满生提交的收费收据只能证明其交纳了801室房屋的“超面积款”且收据上明确载明为“还建房”，故本院对被告孙满生的上述辩称不予支持。
关于袁淑华出具的“产权更改申请”是否应认定为其已将17室和19室房屋享有的份额赠与给被告孙满生的问题，被告孙满生认为，袁淑华出具的“产权更改申请”应理解为17室（面积为60.63平方米）和19室（面积为38.19平方米）两处门面房享有的份额赠与给被告孙满生。权利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2006年7月17日的“产权更改申请”的内容看，袁淑华当时的表述是其自愿将名下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孙满生名下，根据该表述，不能理解为袁淑华放弃了对上述房产其应当享有的所有权份额。袁淑华在世时也未到庭明确表示其放弃对上述房产享有的所有权份额或将该份额处分给被告孙满生，因此，袁淑华在世时仍享有17室、19室及801室的所有权份额，袁淑华去世后，因没有证据证明其生前立有医嘱或遗赠，其享有的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份额由其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即原告孙城生、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第三人孙士东享有。
关于原告孙城生曾表示放弃继承权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孙满生辩称，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曾召开过家庭会议，讨论的结果为17室和19室门面房归被告孙满生所有，被告孙满生向原告孙城生支付补偿款15万元。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述称，家庭会议的讨论结果为17室和19室门面房的所有权归被告孙满生所有，但待第三人孙士东成年后，19室门面房归第三人孙士东所有。被告孙满生及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第三人孙士东认为该家庭会议上原告孙城生已经放弃了对孙子杨遗产的继承，原告孙城生否认被告及第三人的上述述称，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述称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的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因此，即使原告孙城生曾表示放弃继承，也应当以完整的书面形式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不能认定原告孙城生放弃对孙子杨遗产的继承权。对孙子杨所享有的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所有权份额，原告孙城生有继承权。
原告孙城生诉称17室和19室系门面房，是由拆迁前的位于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门面房产拆迁所得，而该拆迁前的门面是由原告孙城生个人出资修建，因此17室和19室房屋应归原告孙城生个人所有。本院认为，土地上建筑物的建造须经一定程序批准，并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条件。如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则也不能取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袁淑华和孙子杨，即使原告孙城生加建了门面经营用房也只能是在袁淑华和孙子杨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的加建，而因该加建部分未经土地及房管部门的批准，原告孙城生不能单独取得加建门面经营用房的所有权，故加建门面经营用房系不动产添附，原告孙城生不能因其建造了添附物而单独取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所有权。同时，孙家人之所以取得17室、19室房屋所有权是因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置换而来，与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是否为门面经营用房无关。因此，对原告孙城生主张17室、19室归其个人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801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房屋归为原告孙城生、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及第三人孙士东共有；
二、驳回原告孙城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原告孙城生负担人民币30元，被告孙满生负担人民币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帐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云婷
审 判 员 邵 冬
人民陪审员 田 野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熊 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