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4民终1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红珍，女，196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心华，男，195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中市。系谭红珍的近亲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怡，女，198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费春丽，女，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国弟，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红珍因与被上诉人周怡、费春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红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心华、被上诉人周怡和费春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国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红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证据采信不当，事实认定不清，周怡、费春丽实为投资，并非借贷。周怡、费春丽虽持有谭红珍出具的“欠条”，但双方并不存在“债”的法律关系。周怡、费春丽并未将所欠款项交给谭红珍，而是汇入案外人[实为扬中地区的案外人维塔斯公司（以下称案外人公司）]进账账户，投资基金，此款并非谭红珍掌控，且周怡、费春丽已从案外人公司获得投资回报33280元。另外，双方当事人遥隔两省、素不相识，相互之间没有巨额借款的人脉基础。二、“欠条”实属情意上的安抚，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基于“欠条”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案外人公司倒闭，出于对周怡、费春丽的同情，并基于对案外人公司开始清算、所欠款项均可如数清偿的认知，谭红珍才在周怡和费春丽缴纳投资款三个月后，向二人出具了“欠条”。三、一审法院实体判决错误。周怡、费春丽作为投资人，依法应当承担投资风险，双方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情由、法律基础和法律关系。周怡和费春丽共同辩称，谭红珍应履行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谭红珍一审中已自认本案债务为借贷关系引发的债务，由此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这也与谭红珍向周怡和费春丽所作承诺相符。二、周怡和费春丽按谭红珍的指示将钱款转账，是出于对谭红珍的信任，相信谭红珍对二人作出的保本保收益承诺。谭红珍在出具欠条后，也曾多次在微信聊天中向周怡和费春丽承诺，如拿不回钱款则由其支付。三、谭红珍称其出具欠条是出于善意，与事实不符。谭红珍在出具欠条后一段时间内，一直表示愿意承担相关款项。周怡和费春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谭红珍归还周怡、费春丽借款315000元，并按年息6%支付从2017年1月1日起至谭红珍实际归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5695元）。庭审中，周怡、费春丽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谭红珍归还周怡、费春丽借款281720元，并支付从2017年8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22元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怡经案外人戴贤明介绍与谭红珍相识，2015年6月9日周怡、费春丽在谭红珍指示下，分别于当日向案外人郭纪平汇款252000元及63000元。2015年10月6日，谭红珍在江苏省扬中市就上述两笔款项向周怡和费春丽出具欠条一份，并由戴贤明代为转交给周怡和费春丽，该欠条载明截至2015年10月6日谭红珍尚欠周怡和费春丽人民币315000元，并承诺上述款项于2016年12月底前付清。付款期限届满后，谭红珍推诿不付，周怡和费春丽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就已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并无争议，争议焦点主要为：315000元借款是否已交付。一审法院认为周怡和费春丽已履行借款交付义务，理由如下：一、谭红珍以欠款人身份向周怡和费春丽出具欠条一份，承诺上述315000元欠款于2016年12月底前付清。按照民间交易习惯，欠条不同于借条的借贷凭据属性，出具欠条一般意味着对已经产生的债务进行确认和结算。谭红珍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即出具欠条并承诺还款，明显有违常理。二、庭审中本案当事人均认可双方除本案纠纷外无其他往来，结合周怡和费春丽提供的录音证据（第40秒）谭红珍提到“那么丽丽的钱和你的钱呢，我已经条子也打给你了对吧…等我赚钱，再弥补你们，再往你们卡上打”等陈述，可知谭红珍在录音中已认可向周怡和费春丽出具欠条的行为是为了归还已借款项。三、根据双方当事人及戴贤明的陈述，周怡和费春丽与实际收款人郭纪平并不相识，而谭红珍在录音中（第4分30秒）“就是你不带我去，你也要叫戴贤明带你去汇款，总是要有一个人带的呀”的陈述，进一步确认周怡和费春丽于2015年6月9日汇出315000元款项的行为是在谭红珍的指示下实施。上述事实在录音证据及戴贤明的陈述中亦可相互印证，谭红珍虽有异议并认为双方在2015年6月9日尚未相识，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四、若谭红珍未收到借款、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则其将本案欠条放置于周怡和费春丽处近两年之久，且从未主张取回，有违常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周怡和费春丽提供的证据相较于谭红珍的庭审陈述更具有证明力，本案周怡和费春丽确已按谭红珍的要求履行完毕315000元借款的交付义务，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周怡和费春丽提供的欠条、汇款明细、录音证据、通话记录详单、证明、交易明细均真实有效，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谭红珍虽认为周怡和费春丽没有交付借款，并主张出具欠条给二人只是意欲借款，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谭红珍就为何出具欠条的解释未能实现逻辑之贯通，有悖常理，在法院通知谭红珍本人到庭参加庭审并要求其签署保证书的情况下，其拒绝到庭接受询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庭审过程中，周怡和费春丽自认截至2017年8月4日收到谭红珍支付的款项共计33280元，其自愿作为本金予以抵扣，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对谭红珍有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周怡和费春丽要求谭红珍归还尚欠借款28172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谭红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周怡、费春丽借款281720元并支付自2017年8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22元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26元，减半收取2763元，由谭红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谭红珍提交下列证据：1.外汇MT4交易大盘走势表。证明案外人公司的外汇交易是存在的，交易汇率为1：6.3，周怡、费春丽共兑换50000美元。2.周怡微信中有关案外人公司的信息。证明周怡、费春丽的315000元系用于向案外人公司炒外汇投资，案外人公司曾向投资者告知公司即将清算的信息，周怡收到了相关信息。3.投资者向案外人公司作出的特别声明。证明案外人公司正在清算及投资者作出了承诺。4.周怡与谭红珍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周怡和费春丽知道资金系用于向案外人公司投资。周怡和费春丽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谭红珍套用周怡和费春丽的资金去投资，由谭红珍独自操作，二人并不知情。证据3，周怡和费春丽与作出特别声明的人并不认识，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主要与向谭红珍催讨款项有关，且其中有谭红珍称“我负责把你的钱款找回来”的内容。周怡和费春丽共同提交周怡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下简称工行卡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周怡收到12000元的时间和支付情况，款项不是案外人公司汇入，而是个人汇入。谭红珍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材料有异议，汇款银行卡虽是郭纪平的卡，但该卡由案外人公司使用。对于一审中对戴贤明所作询问笔录，谭红珍认可其与周怡、费春丽素不相识，2015年6月份经戴贤明介绍后认识此二人，并共进晚餐，之后此二人汇款至案外人公司账户，欠条不是当场出具，此二人系与案外人公司有投资往来，与谭红珍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对此，周怡和费春丽认为，其二人确系经戴贤明介绍与谭红珍相识，系在谭红珍确保可保本保收益的情况下才汇款。本院认证认为，对于谭红珍提交的证据，其中证据2、4及一审法院对戴贤明所作询问笔录，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没有争议，但对证明内容及证明力大小有不同意见，前述证据仅能证实周怡和费春丽向谭红珍催讨的事实，尚不足以证实周怡和费春丽与案外人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等事实；证据1、3，周怡和费春丽对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等提出异议，本院对证据不予认定。对于周怡和费春丽提交的证据，工行卡明细清单可以证明12000元不是案外人公司而是郭纪平汇入周怡的银行卡中。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周怡、费春丽与谭红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周怡、费春丽与案外人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综合本案证据分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借贷双方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条、欠条等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方式达成借贷合意的，借贷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本案中，周怡和费春丽按谭红珍要求在2015年6月9日将315000元汇给郭纪平，谭红珍于同年10月6日出具欠条，谭红珍主张的在出具欠条前存在案外人公司清算等原因及周怡、费春丽与案外人公司发生投资关系的事实没有充足证据证实，故本案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其次，当事人一方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对方当事人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目前谭红珍提供的微信材料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诉讼是由周怡、费春丽与案外人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所引起，故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关系进行裁判并无不当。再次，谭红珍一审中关于出具欠条后周怡、费春丽未实际提供借款的陈述，与二审中其出具欠条系基于对案外人公司的信任及对周怡和费春丽的同情、安抚的陈述，违背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的规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总之，周怡、费春丽与谭红珍之间的借贷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认为谭红珍应按欠条约定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谭红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26元，由上诉人谭红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忠平审 判 员 刘 春审 判 员 刘 坤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法官助理 石明洁书 记 员 吴君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