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凯森伟业钢铁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建凯，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冬，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磊，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世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承国。
委托代理人：黄祥，湖北朴诚勇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杰，湖北朴诚勇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凯森伟业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森公司）、吴世军为与被上诉人胡承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5）鄂洪山民三初字第00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建凯及委托代理人姜冬、王磊，上诉人吴世军，被上诉人胡承国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月初，吴世军联系胡承国，提出凯森公司经营钢材生意资金困难，需向胡承国借款周转。2012年2月8日至2012年5月3日，胡承国先后七次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吴世军的银行账户转款1395000元，2012年5月10日，胡承国指定胡承国债务人徐林平向吴世军个人银行账户转款1069000元，八次共计转款2464000元。2012年5月8日，吴世军在凯森公司的办公室内以该公司的信笺向胡承国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胡承国人民币3000000元整”，吴世军、凯森公司分别在借款人一栏签字、盖章。2012年5月12日，吴世军向胡承国账户转款465600元，次日胡承国又向吴世军账户转款400000元。吴世军共计向胡承国支付利息440000元。2014年9月2日，吴世军向胡承国出具《借款协商》一份，内容为“自2012年5月8日至2014年5月8日借胡承国叁百万元整，利息至2014年5月8日两年息为壹佰伍拾万元整，已还利息肆拾肆万元整，还欠壹佰壹拾万元整，经双方协商同意，胡承国放弃陆拾万元整，下欠伍拾万元整”。
原审法院另查明，胡承国系吴世军的舅舅，吴世军与凯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建凯的母亲李竹梅系再婚夫妻，本案借款发生在吴世军与李竹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凯森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以前与胡承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江建凯在该公司股份占比为60%；李竹梅在2013年4月15日前为该公司股东，股份占比为20%。
原审法院又查明，中国人民银行一年至三年期贷款年利率，2011年7月7日起为6.65%；2012年6月8日起为6.4%；2012年7月6日起为6.15%。其后利率逐年降低。
本案争议焦点为借款本金的实际数额，利息是否过高，凯森公司是否为本案借款人，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借条为明确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为3000000元，虽然银行往来凭证确认的转款金额仅为2398400元，但不能排除本借条包含双方对前期借款尾款的结算，现要求胡承国出具前期借条予以证明，与交易惯例不符；吴世军虽辩称于2012年5月12日还款465600元，但胡承国又于次日向吴世军账户转款400000元，且吴世军于2014年9月2日向胡承国出具《借款协商》，再次确认了借款本金为3000000元并已还利息440000元，故原审法院对借款本金为3000000元予以确认。双方约定的利息，虽在借条上没有明确，但根据《借款协商》及吴世军实际支付利息的金额，可以确认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25%，该利率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无效。因胡承国借款最后实际到账时间为2012年5月10日，故利息的起算时间应调整为该时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012年5月10日至2014年5月10日的利息为1226367元（2012年5月10日至2012年6月7日为63403元（3000000元×6.65%÷365天×29天×4倍）＋2012年6月8日至2012年7月6日为61019元（3000000元×6.4%÷365天×29天×4倍）＋2012年7月7日至2014年5月10日为1101945元（3000000元×6.15%÷365天×545天×4倍）］，扣除吴世军已经支付的利息440000元，本还应支付胡承国利息786367元，现胡承国仅主张二年内的利息500000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故原审法院对胡承国主张偿还本金3000000元及二年内利息50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2014年5月10日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凯森公司虽辩称借条上的公章系吴世军偷盖，且未收到任何借款，但基于凯森公司与吴世军间存在利害关系，仅凭凯森公司与吴世军的单方陈述，不具有推翻欠条上公章的效力；且公章系单位的重要印鉴，凯森公司应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吴世军在凯森公司的办公场所内在借条上加盖公章，加上凯森公司与胡承国之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吴世军出具的借条足以使胡承国相信凯森公司为借款人；至于借款的流向，因吴世军与凯森公司的特殊关系，且凯森公司亦为借条上的借款人之一，故胡承国向吴世军的个人账户支付借款，并无不妥。综上，凯森公司应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吴世军与武汉凯森伟业钢铁工贸有限公司共同偿还胡承国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所欠利息500000元；二、吴世军与武汉凯森伟业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以30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胡承国利息损失（从2014年5月11日起，计算至法院指定的付款期限止）；（上述款项分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胡承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700元，由吴世军与武汉凯森伟业钢铁工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判后，上诉人凯森公司、吴世军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凯森公司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胡承国要求上诉人凯森公司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上诉理由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凯森公司并非所涉纠纷的借款人。一、借条上所载凯森公司印章系由吴世军偷盖，吴世军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行为的特点，借款协议系由吴世军、胡承国私自达成，凯森公司对借款完全不知情，不能认定凯森公司为借款人。1、借条上加盖凯森公司印章系由吴世军偷盖。吴世军利用个人便利，盗取凯森公司印章并加盖到借条上，“加盖印章并向被上诉人胡承国借款”不是凯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凯森公司也未向被上诉人胡承国发出任何关于借款300万元的意思表示。对于盗取公章的行为，吴世军在一审庭审中业已承认，庭审前还向有关公安机关做出过说明，目前凯森公司正积极向公安机关报案。2、胡承国对凯森公司隐瞒吴世军借款事宜，明显具备主观恶意。吴世军与凯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建凯仅仅是未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而胡承国和吴世军系血亲舅侄关系，胡承国对江建凯和吴世军的经济实力和亲属关系非常清楚。胡承国既想放款获取高息，又想得到还款保障。因此，胡承国利用江建凯和吴世军的关系，指使吴世军偷盖凯森公司公章，借此将凯森公司作为还款主体。在借款协议达成时或达成后，胡承国均没有向凯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建凯核实或提及借款事宜，上诉人因此认为胡承国指使吴世军偷盖凯森公司公章，故意对凯森公司隐瞒吴世军的借款行为，明显具备主观恶意。3、吴世军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行为的特征。作为出借人，胡承国与其在一审中诉称的“借款人凯森公司”的任何职员在事前、事中均无任何沟通，显然与交易习惯不符。况且，吴世军既不是凯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公司职员，胡承国对吴世军“代理”凯森公司向其借取款项的“代理权”从始至终均未予以审查，吴世军的行为不能代表凯森公司的意愿。二、借款由吴世军个人使用、挥霍，上诉人凯森公司没有实际使用借款，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借款的使用和还款协议的达成均与凯森公司无关。2013年1月19日至2014年7月10日间，吴世军曾向胡承国偿还借款利息44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也已确认。2014年9月2日，两被上诉人胡承国、吴世军又达成《借款协商》协议一份，就已还利息40万元确认、债权人胡承国放弃利息款项60万元等重大事项进行书面确认。然而，不论是偿还利息还是对其他重大事项协商确认，均是由两被上诉人私下进行，偿债能力相对较强的凯森公司既未接到任何通知、通告，也未参与任何事项，甚至对此全然不知情，可见，上诉人凯森公司并非真正的借款人，对此作为债权人的胡承国也是明知的。2、上诉人凯森公司并不是涉案借款款项的接收人，也未使用所涉款项，不是借款法律关系中的借款人。从两被上诉人银行转账凭证来看，自2012年2月8日至2012年5月13日，胡承国累计向吴世军转款2364900元，并非一审法院计算出的金额2398400元，对于该笔款项的使用，吴世军向胡承国还款465640元并转入胡承国账户中，向凯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建凯转账40000元，向其他人转账1333104元，取现207120元，个人消费305650.92元，至2012年6月10日，所借款项仅剩余13385.08元。可见，对于从胡承国处借取的款项，吴世军仅将其中的40000元转给了江建凯（这40000元也是吴世军为偿还其差欠江建凯的个人债务），其他款项均被吴世军转给他人或用于其个人需要，并未用于凯森公司的经营需要或是进入该公司的账户，上诉人凯森公司并不是所涉借款的实际收款人和使用人，也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借款人。三、对于实践性合同的借款协议，一审法院仅依据借条所载金额确认借款发生金额，显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据此可知，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协议并非是诺成性合同，而是实践性合同，贷款人实际提供的借款金额与约定金额不一致时，应以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为准。吴世军与胡承国之间达成的借贷协议显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协议，借款金额的确定依据自然应当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但从两被上诉人用以借款转账的银行开流水明细来看，贷款人胡承国累计向借款人吴世军转款金额仅为2364900元。而且，吴世军在收到胡承国指示案外人徐林平转款1069900元后，又于两日后（2012年5月12日）向胡承国转款465640元，所以，被上诉人胡承国实际向吴世军出借款项金额应为1899260元，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300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也认可银行凭证确认的转款金额不足3000000元，但对差额部分，一审法院却认为“不能排除本借条包含双方对前期借款尾款的结算”。上诉人凯森公司认为这显然是主观臆测，前期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结算款项是否存在欠付余额、欠付余额为多少，诸多疑点皆无证据证实，以此作为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依据显然难以成立。况且，贷款人对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予以举证证明本就是作为胡承国所应负的举证责任所在，并无“与交易习惯不符”之嫌。此外，一审法院在认定转账金额为2398400元（实际应为2364900元）的同时，认为“吴世军虽辩称于2012年5月12日还款465600元，但胡承国又于次日向吴世军账户转款400000元”，所以借款金额仍为3000000元，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显属重复计算。银行往来凭证所确认的总金额是已经包含了胡承国向吴世军转账的前述400000元的，而且也是在没有扣除吴世军向胡承国偿还465600元的基础上，才能通过累加方式得到前述总金额2398499元（实际应为2364900元）。因此，一审法院以胡承国向吴世军转款400000元的行为否认吴世军向胡承国还款465600元的事实，显属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胡承国要求上诉人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吴世军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吴世军偿还被上诉人胡承国借款本金1899000元。其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查明“2012年2月8日至2012年5月3日，胡承国先后七次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吴世军银行转款1395000元”。该查明与事实有误，实际上该期间的转款为1295000元，加上2012年5月10日徐林平的转款1069000元，共计吴世军收到2364000元，这个数额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得到双方的确认。上诉人吴世军又在2012年5月12日向被上诉人胡承国还款465000元，因此吴世军的实际借款为1899000元。原审认定的借款本金为3000000元与事实不符。虽然有借据3000000元，但那不是真实的本金，原审法院认定为3000000元的本金是一种推断，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因此请求二审予以纠正。二、双方虽然约定2012年5月8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有利息，但明显约定利息过高，应属约定无效，同时在2014年5月9日之后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四倍利息是没有法律和合同约定依据。三、原审法院查明凯森公司与胡承国之间存在有借贷关系，仅仅是听凭胡承国的一面之词，该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和双方的认可，因此认定吴世军与凯森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有误。四、借款确为吴世军因工程急需资金周转，向胡承国借款，胡承国也将该款汇入吴世军的个人账户使用，且借款是吴世军应胡承国的要求，在凯森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偷盖上的公章。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公正判决。
针对凯森公司的上诉意见，吴世军答辩认为凯森公司与本案无关联，凯森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胡承国答辩认为两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
针对吴世军的上诉意见，凯森公司答辩认为，同意吴世军上诉意见。吴世军在庭审陈述凯森公司与本案无关联，凯森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胡承国答辩认为两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吴世军的陈述没有依据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吴世军与被上诉人胡承国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凯森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银行查询打印：1、胡承国银行卡流水清单，拟证实自2012年2月8日至2012年5月13日，胡承国累计向吴世军转款共计2864900元，扣除吴世军向胡承国还款465640元，吴世军向胡承国实际借款2399260元。2、吴世军银行卡流水清单，拟证实对于从胡承国处实际借取的款项2399260元，在向他人转账1454704元，取现424610元，个人消费611145.92元之后，仅剩余37800.08元。3、吴世军银行卡流水清单。拟证实对于从胡承国处借取的款项，吴世军仅将其中的40000元转给了江建凯个人，其他款项均被吴世军转给他人或用于其个人需要，并未用于凯森公司的经营需要或是进入该公司的账户。第二组证据：民政局于2009年6月30日印发的李竹梅与吴世军结婚证（鄂冈红补字第030900192号）及公安部门出具江建凯身份证，拟证实江建凯出生于1992年，吴世军与江建凯的母亲李竹梅于2009年6月30日登记结婚，吴世军与江建凯之间并非形成抚养关系，仅是无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第三组证据中国企业信息网2016年2月29日公布信息，武汉凯森伟业钢铁工贸有限公司工商公示信息、企业变更通知书（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洪山分局于2013年4月15日出具），拟证实：1、上诉人凯森公司的股东构成中除江建凯外，还有李宗友、李文晖等；2、如认定上诉人凯森公司为借款人，则另一借款人吴世军将为上诉人凯森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不符合交易习惯。经庭审质证，吴世军认为，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没有意见。胡承国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胡承国累计向吴世军转款2464000元，加上前期下欠的400000元及双方对前期借款尾款的结算，共计3060000元，后吴世军向我打条子3000000元，还有60000元通过网银汇到我账上，且吴世军借取的款项，虽凯森公司认为未用于凯森公司的经营需要及进入该公司的账户，但在2012年前我与凯森公司就有债权债务关系，因凯森公司做生意买材料差钱，吴世军跟我打电话说凯森公司资金困难要借钱就找到我，钱都是打到吴世军账上，再由吴世军给凯森公司。其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凯森公司提交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因各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第一组证据银行查询打印，因胡承国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本借条包含双方对前期借款尾款的结算，且吴世军出具《借款协商》，再次确认了借款本金为3000000元及利息。庭审中，吴世军对借条及《借款协商》上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予以认可，由此可见，一审认定不能排除本借条包含双方对前期借款尾款的结算并无不妥。故本院对凯森公司提交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凯森公司、吴世军与被上诉人胡承国均要求案外调解并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60天期限，经本院准许，组织双方多次协商、调解，凯森公司、胡承国、吴世军双方各持己见。审理期间，上诉人凯森公司于2016年6月12日向本院提供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公安分局张家湾街派出所2016年6月7日的证明作为补强证据，拟证实张家湾街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了凯森公司的印章被吴世军私自使用，公安机关予以备案，可见，凯森公司并非所涉纠纷的借款人。经质证，吴世军对张家湾街派出所出具证明没有异议，同意凯森公司意见。胡承国认为，对张家湾街派出所出具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明”系复印件，只是证实报案登记，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且公安机关亦没有作为刑事案件立案，退一步讲，加盖公章不属于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范围，该“证明”不予认可。同时，胡承国要求终结本案调解，因凯森公司、吴世军毫无协商诚意，以和解的方式拖延，并向本院提交终结调解书面申请书。
本院认为，凯森公司提交的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公安分局张家湾街派出所证明作为补强证据，因胡承国不予认可，虽然凯森公司在一、二审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公安分局张家湾街派出所未对案件定性，该“证明”只能证明有报案登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并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亦未对涉案借条上的公章作出认定，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胡承国于2016年6月17日书面申请终结调解，故双方调解未能达成一致。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关于借款本金如何确定的问题；2、关于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3、实际借款人系吴世军还是凯森公司，凯森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一、关于借款本金如何确定的问题。借条是确认双方借款关系的凭证。吴世军、凯森公司向胡承国借款的事实，有吴世军、凯森公司出具借条、《借款协商》及银行转款凭证予以证实，该借条内容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事实成立，为有效的民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从一审查明事实看，2012年5月8日，吴世军在凯森公司的办公室内以该公司的信笺向胡承国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胡承国人民币300万元整”，吴世军、凯森公司分别在借款人一栏签字、盖章。同年5月12日，吴世军向胡承国账户转款465600元，次日胡承国又向吴世军账户转款400000元。吴世军共计向胡承国支付利息440000元。2014年9月2日，吴世军向胡承国出具《借款协商》一份，再次确认了借款叁百万元及下欠利息伍拾万元整。显然，借条及借款协商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二审庭审中，吴世军认可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其作为所涉借款的实际收款人和使用人，凯森公司没有实际使用借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吴世军认为至目前还尚欠胡承国189.9万余元，凯森公司虽然亦对借款本金计算持疑，但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认定吴世军、凯森公司的借款本金应按300万元计算正确。吴世军、凯森公司上诉认为本案借款本金应按189.9万余元计算缺乏事实依据，对吴世军、凯森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依据《借款协商》及吴世军实际支付利息的金额，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25%，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至于吴世军给付的44万元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可见，原审判决可从应支付的利息中予以扣减正确。至于吴世军认为双方虽约定2012年5月8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有利息，但2014年5月9日之后双方就没有约定利息，胡承国认为，双方对利息进行了约定。就本案而言，虽然当事人对于返还借款期限没有约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因此，当事人可以就返还利息时间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应该根据法律规定，按交易方式、交易惯例进行确定。故原审判决吴世军、凯森公司应向胡承国支付借款利息，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即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1日起按年息24%计算至判决指定付款期限止并无不妥。吴世军上诉认为本案利息过高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三、实际借款人系吴世军还是凯森公司，凯森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凯森公司表示对案涉借款不知情，且借条上加盖凯森公司印章系由吴世军盗取偷盖，不是凯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吴世军在一、二审庭审中亦认可其在借条上加盖上凯森公司的公章，庭审后，凯森公司提供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公安分局张家湾街派出所证明作为补强依据，以此证实凯森公司并非所涉纠纷的借款人，借条上加盖凯森公司印章系由吴世军偷盖。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吴世军在借条上加盖凯森公司印章的行为，虽然凯森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但未对案件定性，亦未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由此可见，凯森公司认为吴世军在借条上加盖凯森公司印章的行为系由吴世军盗取偷盖的理由不能成立。吴世军、凯森公司上诉认为实际借款人系吴世军，凯森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的意见，原审判决对此已经作出了全面分析和认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因此，凯森公司、吴世军上诉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00元，由武汉凯森伟业钢铁工贸有限公司负担18700元，吴世军负担187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治国
审判员 李 行
审判员 叶 欣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