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白中民二终字第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满，男，汉族，生于1964年3月18日，住白银市白银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梅，女，汉族，生于1964年12月17日，住白银市白银区。系被告李满之妻。
委托代理人李满，系被告程梅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章安，男，汉族，生于1968年9月14日，住湖北省大冶市。
委托代理人陈琦，甘肃得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满、程梅与被上诉人石章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白民三初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石章安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石章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4）白中民二终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白银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9日作出（2014）白民三初字第1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李满、程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满、被上诉人石章安委托代理人陈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李满与程梅系夫妻关系。2008年5月份原被告因做流金沙生意开始有经济往来，原告分多次共支付被告流金沙货款700000元。2008年8月5日，被告李满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现收到石章安流金沙货款定金五十万正（500000正），货物在2009年1月供完，流金沙含硫40%以上。到期货没有供完，元月份必须将五十万货款一次性还清。”后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供货，原告要求退还货款。由于被告拒绝退款，原告向甘肃省公安厅报案，要求追究李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2011年1月9日省公安厅将该案交由白银市公安局查处，白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关于石章安报李满诈骗其50万元一案初查情况的报告”认为：“李满不构成诈骗犯罪，属经济纠纷，不予立案侦查”，并于2012年3月5日将初查结果向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2012年9月7日原告在嘉峪关市某宾馆找到被告李满，要求李满出具了一份44万元的欠条，该欠条载明“2008年流金沙货款因故不能发货，欠石章安货款现金肆拾肆万元，定于2012年10月还清”，期间双方发生争执，宾馆服务员报警，嘉峪关市公安局雄关分局五一路派出所接警记录表明：“李满与石章安因经济纠纷引起撕扯，期间强迫李满写了一份44万元的欠条，李满趁宾馆服务员敲门之际冲出宾馆房间到宾馆后厨拿了一把菜刀称要自卫，后把菜刀放在宾馆二楼的吧台内，在服务员报警时石章安将宾馆电话摔坏，在现场石章安已当场给宾馆赔付电话损失一百五十元现金，处警人员告知双方当事人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庭审中，李满认为该欠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另查明，原告提供的三张银行卡业务回单证实：2008年5月25日、5月28日占胜刚两次从自己卡里向程梅账户转入55万元，2008年6月24日程梅账户银行卡转账存款85000元。占胜刚系原告石章安妻弟，占胜刚认可以上两笔款项是原告以占胜刚的名义转入被告程梅账户的，被告在陈述中认可以上款项是原告投资70万元中的银行汇款。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属合伙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
第一，关于本案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庭审中，被告李满承认收到了原告70万元，并辩称该款系原告石章安的投资款，认为双方系合伙关系。原告认为双方系买卖关系，对被告所称双方的合伙关系始终予以否认，被告亦未能提出双方合伙的任何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从2008年8月5日被告李满给原告出具收条内容的性质及2008年5月25日、5月28日、6月24日原告向被告程梅账户付款的证据，能够证实原被告双方存在货物买卖的事实，故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合伙关系。被告认为双方系合伙关系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公安机关两次调查情况对本案事实的证明效力认定问题。2011年1月9日原告向甘肃省公安厅报案，要求追究李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2012年3月5日白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关于石章安报李满诈骗其50万元一案初查情况的报告”认为：“李满不构成诈骗犯罪，属经济纠纷，不予立案侦查”。该报告虽对双方经济纠纷的性质未作认定，但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索要货款的事实。2012年9月7日嘉峪关市公安局雄关分局五一路派出所接警记录证实，被告李满在嘉峪关市某宾馆出具的44万元欠条是在受原告强迫的情形下出具的，虽然该欠条不具有法律上的证明效力，但结合当事人陈述和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事实。2008年8月5日被告李满给原告出具50万元收条中承诺货物在2009年1月供完，双方发生纠纷后，原告向甘肃省公安厅报案，2011年1月9日甘肃省公安厅将该案移交白银市公安局查处，2012年9月7日该案又经嘉峪关市公安局处理，原告于2013年7月10日向本院起诉，该案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被告辩称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被告所欠原告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双方对于原告支付给被告7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被告共计供货价值26万元，尚欠货款44万元；被告认可收到原告所付的70万元，但不能提供已向原告供货70万元的任何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原告提供的三张银行卡业务回单、2008年8月5日被告李满给原告出具50万元收条结合本案其他事实证据，对原告自认被告供货26万元、尚欠货款44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44万元货款的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满、程梅返还原告石章安货款440000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石章安要求被告李满、程梅承担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50元，原告负担450元，被告负担79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李满、程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驳回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一、被上诉人在2013年起诉时的诉状中称是2008年8月5日，双方达成供货协议后，被上诉人将50万元定金打入上诉人程梅银行卡上，在第一次庭审中，我提供了白银市公安局《关于石章安报李满诈骗50万元一案初查情况报告》报告中公安机关查明：“李满、程梅农行卡2008年的进出明细帐没有石章安打款70万元的记录。”在我提供该报告后，原告又补充称“2008年8月5日前他累计给我打了70万元，我供了20万元的货后经过对账，李满共欠原告5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法院应认定石章安在我打了50万元收条后通过银行给我汇款的事实，在此事实基础上，原告应向法院提交2008年8月5日后的50万元汇款凭证，才可以以此类证据判决我承担还款责任。二、诉讼时效已过。原告2008年8月5日的收条写明2009年1月供完货物，若到期没有供完，元月份必须将50万元一次性付清。根据两年诉讼时效原则，原告实现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2011年1月前，而白银市公安局是2012年2月13日立案侦查，之后我才被公安机关询问，在此期间已过了诉讼时效。原告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向我主张权利，也不能视为诉讼时效中断。三、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给我打了70万元的货款，我给原告供了26万元货，尚欠44万元货款。判决书认定2008年5月25日、5月28日，6月24日原告向程梅账户付款70万元，而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2008年5月25日给程梅汇款25万元，5月28日给程梅账户汇款30万元，6月24日给程梅账户汇款8.5万元，不论怎么相加也不是7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70万元从何而来？且在2014年4月14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审判员问原告“李满是否给你打了70万元的欠条”，原告称，“被上诉人李满给我打了70万元的条据，后因收了被上诉人的货物，就把70万元的欠条给了李满”，这一回答说明，双方70万元的经济往来钱货两清。四、关于6万元货款的说法。白银区法院2013年8月30日庭审中，李满问原告“我供应你6万元的货物在前，还是我出具的50万元的条据在前”，原告回答“我记不清了，供货在后面”。2014年7月23日在白银区法院开庭时，原告在陈述事实与理由中称“自出具收条当天，李满又强行抵给我6万元的货”。白银区法院2013年8月30日庭审中原告称：“2008年8月5日，由于李满将货物供给别人，剩余了部分货物，李满就将剩余的货物供应给了我折抵6万元，我给李满出具了一份6万元货款的收条”。白银区法院2014年8月20日，原告称：“打条子当天别人给李满退了6万元的货，李满问石章安是否要货，原告就收取了这6万元的货，但是50万元的条子没有换。”综上，原告关于6万元的货款的给付时间、给付方式每次都有不同的说法，一审法院不应采信。五、白银区法院2013年8月30日庭审中，原告说50万元是总货款，而一审法院又如何认定总货款是70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得出70万元的货款。李满在每次庭审中强调70万元是合伙资金，不是预付的货款，但法院不予采信。六、程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对50万元的收条和44万元的欠条未进行分析，也没有进行认证。原告要求被告还款依据就是被告在嘉峪关写的44万元的欠条，而此欠条是非法的，法院不能基于此证据判决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被上诉人石章安辩称：答辩人先就本案基本事实做一简单陈述：自2008年5月始，答辩人石章安分五次共支付货款70万元购买上诉人李满的硫金沙，口头约定每吨价格400元。因为石章安身份证丢失，其中三笔共63.5万元就通过答辩人石章安妻弟占胜刚的账户通过银行转账存入上诉人李满妻子程梅的账户（有银行回单为证）。2008年8月，答辩人听说李满的沙场出现问题，2008年8月5日遂找李满进行结算。扣除已拉走的硫金沙20万元，李满尚欠石章安货款合计50万元。李满出具了50万元的欠条，并收回70万的欠条。李满出具欠条后，恰逢有其他的客户因硫金沙的质量不合标准退回6万元的硫金沙。答辩人为了避免损失又拉走了退回的6万元的货，但当时再没有更换50万元的欠条，由石章安给李满出具了收到6万元硫金沙的收条。后因李满没有按期供货，石章安多次催讨，李满采取不接电话等方式躲避债务。迫于无奈之下，石章安于2010年年底向省公安厅报案，省公安厅于2011年1月9日将案件移交白银经侦支队处理。但经侦队认为是经济纠纷，不予立案侦查。2012年9月7日，石章安在嘉峪关市某宾馆找到了上诉人李满，要求李满偿还剩余欠款，并要求李满重新出具44万元的欠条。并于2013年7月25日起诉至白银区人民法院要求偿还欠款及损失。二、代理人现就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争议的事实归纳为以下两点：（一）、上诉人认可收到答辩人石章安70万元的客观事实。无论从上诉人的上诉状还是几次庭审上诉人的陈述，上诉人均认可收到了答辩人石章安70万元，只是对70万元是投资款还是货款、以及是否钱货两清存有异议。（二）、上诉人对2008年8月5日由上诉人李满出具的50万元的欠条的客观事实不存有异议。请求法庭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采纳。三、针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提出答辩如下：（一）、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李满一直采取把水搅浑的手法编造事实，把简单的案情弄复杂混淆视听。首先，上诉人李满是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法律责任。2008年8月5日，李满出具的欠条非常明确载明：双方就是买卖合同关系，货款定金50万元。供货期限是2009年1月前供货完成。产品质量硫金沙含硫40%以上。到期没有供货完成，元月份一次性还清50万元的货款。上诉人却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竟然敢信口说是答辩人的后续投资款，既然上诉人认为是投资款为什么不写投资款却要写货款。还有，作为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50万元也算是数额巨大，在没有收到货款的情况下，上诉人李满为什么要出具收条？答辩人向法院提供的农业银行的银行业务回单，证明了上诉人石章安通过其妻弟占胜刚的账户向第二被告程梅卡上转账存入63.5万元。该银行回单与上诉人李满出具的欠条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的欠款事实。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系投资合伙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已供给石章安70万元的货物，双方怎么就能货款两清？而事实是上诉人只供给答辩人26万元的货物，又岂能通过狡辩抵赖拖欠答辩人货款44万元的客观事实。（二）、答辩人认为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2009年至今，石章安一直不间断的主张债权（详见《关于石章安被人设计受骗之事的情形反映》及证人证言）并为追索债务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精力，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按照上诉人的说法，答辩人应该在2011年1月31日之前就丧失胜诉权。答辨人在2009年1月以后，多次催讨货款未果的情形下，于2010年年底就向省公安厅报案。该事实在白银经侦支队2012年3月5日出具的《关于石章安报李满诈骗其50万元一案初查情况的报告》的第一段，就写明2011年1月9日，省公安厅经侦队已将该案移交白银经侦支队办理。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四、如果上诉人李满执意要否认44万元欠条的证据效力，那么答辩人非常乐意接受李满偿还欠款50万元。五、上诉人李满与程梅系夫妻关系，其中63.5万元的货款又是通过转账存入程梅的银行账户。故答辩人要求程梅承担法律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甘肃
省公安厅于2012年1月4日将石章安的《报案材料》移交白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查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李满称双方系合伙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石章安提供了2008年8月5日收条一张，载明：“现收到石章安硫精沙货款定金伍拾万元，货物在2009年1月供完，硫精沙含硫40%以上。到期货没有供完，元月份必须将伍拾万货款一次性还清。李满”该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满于2012年4月7日出具欠条一张，证实欠石章安货款现金440000元，定于2012年10月份还清。李满陈述该欠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因2012年9月7日嘉峪关市公安局雄关分局五一路派出所接警记录证实，李满在嘉峪关市某宾馆出具的44万元欠条是在受石章安强迫的情形下出具的，故该欠条不具有法律上的证明效力，但结合当事人陈述和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石章安向李满主张权利的事实。
关于自认的问题。李满认为石章安在诉状中自认是先打条子后付款，而李满及程梅在打条子后没有收到过石章安打来的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其在诉状上是书写错误，更正了是先打款后出具借条，并提供了向程梅账户打款的凭证，属于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形。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2008年8月5日被告李满给石章安出具50万元收条中承诺货物在2009年1月供完，即根据两年诉讼时效，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1年1月前。双方发生纠纷后，根据本院自甘肃省公安厅调取的证据证实，原告向甘肃省公安厅报案，2012年1月4日甘肃省公安厅将该案移交白银市公安局查处，2012年9月7日该案又经嘉峪关市公安局处理，原告于2013年7月10日向法院起诉。石章安在庭审中提供二位证人出庭，证实石章安与两位证人吕根友、马亚杰等人分别于2009年找到程梅、2010年找到李满主张权利。李满辩称找到的四楼系李满母亲居住，其在三楼居住，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二位证人在2010年找到的不是其本人。故该案诉讼时效中断，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李满辩称石章安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70万数额的问题，石章安称，除了给程梅银行汇款的三笔共计635000元，因李满买装载机，向石章安借款50000元，石章安刷卡给付。后又给了15000元现金。共计700000元。在白银区法院审理中，双方对于原告支付被告7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李满认可收到70万元，辩称不是货款而是因双方合伙经营的投资款，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已供给石章安70万元的货物。
关于60000元的问题，虽属石章安陈述有不同之处，但属于对己不利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并在货款中予以减去并无不当。
关于程梅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李满与程梅系夫妻关系，其中63.5万元的货款又是通过转账存入程梅的银行账户。故石章安要求程梅承担法律责任并无不妥。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费8350元，由上诉人李满、程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栾春鹏
代理审判员 于 燕
代理审判员 段延红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