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91民初1360号
原告：刘国睿,男,汉族,1986年1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萍，四川华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成都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西区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张宇行。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毅，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刘国睿诉被告成都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特科技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周航独任审判,于2017年3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沈萍、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胡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08年9月17日入职，担任服务工程师。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8年11月，被告为原告购买了社会保险至2016年1月。2008年10月14日原告因工受伤，在德阳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09年7月12日，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被告已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停工留薪期工资。2016年9月12日，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工伤致残八级的鉴定结论。2016年1月22日，原告因个人原因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收到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后，被告未支付上述费用。现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6220元；二、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8320元；三、被告支付原告劳动能力鉴定费及检查费459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经协商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第三条约定，被告一次性给予原告伤残补助金11000元，第五条约定，双方就此事引发的所有补偿问题已圆满解决，双方互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故被告不存在还需向原告支付任何其他费用的情形。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了《协议》，《协议》已明确补偿问题已圆满解决，若原告对此《协议》有异议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之内，依据《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诉讼时效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故原告在实体及程序上均无权再向被告主张任何费用。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要素：
一、原告刘国睿于2008年9月17日入职被告阜特科技公司工作，并被派往德阳东方汽轮机厂进行电工实习。被告于2008年11月起为原告缴纳包含工伤保险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险至2016年1月。
二、2008年10月14日16时，原告刘国睿电工实习时不慎被机器齿轮压伤，导致右足皮肤严重撕脱伤伴毁损，右拇指毁损伤，右第2趾毁损伤，右第3趾端毁损伤，右3.4趾跖骨骨折。
三、2009年7月12日，原告所受伤害经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为工伤。
四、2009年1月19日，被告阜特科技公司委托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鉴定为伤残八级。
五、2009年8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一份，载明：1、双方认可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于2009年1月19日作出的委托鉴定结论书，并同意依据该结论作为双方协商的基础和依据；……；3、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000元；4、双方均同意继续履行于2008年10月1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5、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就此事引发的所有补偿问题已圆满解除，双方互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当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000元。
六、2016年1月19日，原告因“个人原因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提出辞职，被告于2016年1月20日同意了辞职申请。
七、2016年1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双方确认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前的劳动报酬已结清，原告不再因原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向被告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补偿或赔偿。
八、2016年9月12日，原告所受工伤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为工伤致残程度八级，并产生鉴定检查费459元。
九、原告作为申请人于2016年12月15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8622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8320元、劳动能力鉴定检查费459元。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5日做出成劳人仲委不字(2016)第17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书》、《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社会保险缴纳信息表》、《出院病情证明书》、《劳动合同》、《劳动能力鉴定费发票》，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协议》、《收据》、《辞职申请表》、《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09年8月28日所签订的《协议》以及于2016年1月21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结合查明的事实，本院对前述《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和《协议》于本案的效力问题认定如下：
关于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月21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该确认书中所载明的“双方确认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前的劳动报酬已结清，原告不再因原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向被告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补偿或赔偿”。从上述内容来看，该《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是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的劳动报酬及《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事宜进行的约定，并不涉及工伤待遇问题，故与本案争议的工伤赔偿项目并无关联性。
关于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所签订的《协议》。由于双方于《协议》中约定“由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000元，双方继续履行于2008年10月1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就工伤事故引发的所有补偿问题已圆满解决，双方互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所签订的《协议》，故本院对原告关于工伤赔偿项目的金额进行认定之前，有必要对该《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本院的具体认定思路如下：
一、该《协议》是在原告工伤认定之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做出之前所签订。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第二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成。上述法条可见，对工伤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法定机构为“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而非任何医疗机构，即本案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对原告的工伤进行的鉴定并非法定的劳动能力鉴定。由于原告的工伤所导致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系于2016年9月12日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为工伤致残程度八级，而诉涉《协议》系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故该份涉及处分原告工伤待遇的《协议》是在未对原告的工伤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情况下所签署。
二、该《协议》明显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协议的显失公平往往表现为当事人双方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严重失衡，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法律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可变更、可撤销，不仅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且切实保障了公平原则的实现。于本案中，原告的工伤伤情于2016年9月12日经法定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工伤伤残八级。工伤八级伤残应享受18个月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还享受8个月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以及按11个月的本人工资计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但该《协议》中所约定的“由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000元”就导致“双方就工伤事故引发的所有补偿问题已解决，被告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结合上述约定内容，通过对原告实得赔偿金额以及法定赔偿金额的对比可见，原告实际得到的工伤赔偿金额不足其法定工伤待遇金额的20%，故该《协议》明显存在显失公平，属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协议。
三、刘国睿请求变更或撤销显失公平的协议无须单独提出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通过上述论述，诉涉协议是显失公平的可变更、可撤销的协议。那么结合本案实际，有必要对刘国睿请求撤销显失公平的协议是否需要单独提出诉讼请求作一阐述。即，当事人对显失公平的《协议》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意思表示是否可以以代理意见等非独立诉讼请求的方式提出？亦或是在工伤待遇纠纷诉讼中通过当事人的诉请内容予以推定？本院认为，一方面，当事人于仲裁申请或诉讼请求中对同一赔偿项目提出不同于《协议》约定的项目金额的赔偿主张，即诉请赔偿项目或金额与协议的赔偿项目金额不一致的，可以视为当事人请求对显失公平的《协议》条款请求变更，如本案中协议约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项目的金额，但本案原告并未提出对该赔偿项目的金额诉请变更。另一方面，基于原告于代理意见中提出的撤销主张，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从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角度，完全可以在裁判说理部分直接作出是否撤销的认定。同时，本院还注意到，即使当事人未提出具体的撤销主张，当事人在协议签订后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的行为亦是可以推定为请求撤销显失公平的协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林清所编著的《劳动争议案件裁判要点与观点》(法律出版社于2016年6月第一版)一书第365页就107项裁判要点与观点“工伤私了协议显失公平的认定及处理”中收录了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徐州淮海石膏有限公司与娄某某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该案例的“裁判要旨”载明：职工工伤发生后与用人单位就工伤事故达成调解协议，如协议数额明显低于法定赔偿数额，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予以补足的，应予支持。该案例于“法院认为”(第367页)中载明：双方当事人签订2012年12月26日的协议显失公平，属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娄某某享有依法撤销或变更该协议的权利，其在赔偿协议达成后又申请劳动仲裁，实质就是要求撤销双方2012年1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从上述案例的“裁判要旨”及“法院认为”可以看出，劳动者在签订了显失公平的工伤赔偿协议之后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工伤待遇诉讼的行为，可从实质上认定为要求撤销原显失公平的赔偿协议的行为。即，于本案中，原告刘国睿于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之后，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以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8622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8320元、劳动能力鉴定检查费459元的主张，其实际是否定了诉涉显失公平的《协议》第五条所约定的“双方所有补偿问题已圆满解决，双方互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的情形。其实质是向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诉涉《协议》第五条“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就工伤事故引发的所有补偿问题已圆满解决，双方互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的行为。据此，原告已于本案中提出了撤销《协议》条款的主张，无需再另行提起撤销之诉。
四、原告刘国睿请求变更或撤销该《协议》的主张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上述法条是本案论述中不可回避的条文，虽然被告公司于答辩及辩论中并未据此抗辩原告变更、撤销主张，但本院仍应于说理部分就该条文是否对原告请求变更或撤销该《协议》的权利形成阻碍进行评析。本院认为，于《民通意见》之后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五十四条之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对比《合同法》和《民通意见》不难发现，二者对当事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规定一致，都是1年；但起算点有根本的区别：《民通意见》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自行为成立时起”计算，而《合同法》规定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起算点差异直接决定了当事人起诉是否在法定的期限之内。从后法优于前法的角度，对于当事人要求变更、撤销显失公平协议的起算时间应该以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于本案中，原告刘国睿的工伤于2016年9月12日才经法定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即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八级伤残，故其于2016年9月12日在收到合法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之日，才能知道自己的伤残等级所对应应得到的法定赔偿金额，在知道自己的法定赔偿金额之后才能通过比较协议赔偿金额得出协议是否出现显失公平的撤销事由，故原告刘国睿对诉涉协议的撤销事由系于2016年9月12日得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之日知晓，其撤销期间应从此日起算，后原告于2016年12月16日就工伤待遇问题申请仲裁，仲裁不予受理后又依法起诉至本院，故原告要求变更、撤销协议的主张并未超过法定期限。
综合上述四点所述，基于诉涉《协议》形成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做出之前所签订的事实以及约定赔偿金额与法定赔偿金额的巨大差异，导致诉涉《协议》属于显失公平的可变更、可撤销的协议。且原告刘国睿对诉涉协议的撤销期间起算点应于2016年9月12日取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之日起算。原告申请仲裁及诉至本院的行为，其实质就是要求撤销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的《协议》第五条，故诉涉《协议》第五条并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产生否定效力。
五、从另一种裁判思路来看，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并未在诉涉《协议》的约定范围内。上述一至四点是基于对诉涉《协议》部分条款的效力方面进行评判论述。另从工伤赔偿各项目产生的前提条件来看，诉涉协议签订之时，原告所主张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并未产生，即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未在该协议约定范围内。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从上述法条来看，对于工伤职工来讲，其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在双方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之后才产生。但从签订协议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节点来看，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了协议，该协议仅约定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000元，并未涉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基于原告的工伤一直未依法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且双方继续保持劳动关系至2016年1月20日，故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协议时，本案诉涉争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鉴定检查费均未产生，故不应视为协议对原告于本案所主张的赔偿项目进行了约定处分。
在上述法条法理的思考论述基础上，本院需指出的是，对涉及劳动者工伤赔偿协议的效力适当从严把握，对工伤职工行使撤销权的行为适当从宽把握，是有其客观必要性的。其理由在于此类涉及劳动者工伤赔偿的协议虽具有一般合同的属性，但并非针对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涉及劳动者的生存权益，与一般商业合同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方面，劳资关系之间不对等地位所导致双方在协商能力存在明显的差距，导致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正是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均明确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写入第一条款。另一方面，工伤事故客观上导致劳动者身体受损害，工伤致残则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动者之后劳动能力，对劳动者身体的损害将伴随劳动者终身，对劳动能力的影响也将对劳动者之后的工作、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的《协议》第五条应予以撤销。
在厘清上述争议焦点的前提下，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各项工伤待遇金额认定如下：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622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依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决定的通知》（川府发[2011]28号）第三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其标准以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26个月，八级伤残18个月，九级伤残10个月，10级伤残6个月。于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1月20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其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载明其工伤等级为八级，故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6220元(统筹地区上年度(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4790元×18个月)。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8320元以及劳动能力鉴定费及检查费459元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九）劳动能力鉴定费。由于被告为原告缴纳了工伤保险，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劳动能力鉴定检查费并非用人单位支付的项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另，对于被告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系独立的一个工伤赔偿项目，且未在原告的诉讼请求项目范围内，不应与其他项目进行抵扣。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国睿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86220元；
二、驳回原告刘国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成都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该款项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 航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邓 益
书记员 石 榴
书记员 王朝静
速录书记员吕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