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4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甲。
委托代理人程培新，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应越，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乙。
委托代理人杨伟东，上海泰瑞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碧川，上海泰瑞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甲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42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朱丙与刘丁（1958年5月6日报死亡）是夫妻关系，共生育一子即刘甲。朱丙与朱乙生父朱戊是亲姐弟关系，朱戊与其妻子生育包括朱乙在内共三子二女。朱丙原居住在本市老白渡北街＊＊＊号，朱戊一家亦居住在同一条街。朱乙大约五六岁时，朱丙和朱戊两家商定，由朱丙收养朱乙，此后朱丙与朱乙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朱丙对朱乙的生活、读书尽到相应义务，但是朱乙户籍没有迁入朱丙处。朱丙1968年的职工档案中明确记载其家庭成员为一子一女，儿子名“刘甲”儿名“朱荣荣”。朱乙1980年职工登记表载明其住址“上海浦东老白渡北街＊＊＊号”，家庭成员载明“父朱戊，母赵xx”，主要社会关系载明“养母朱丙”，需说明的问题中载明“我自幼给姑母朱丙作女儿，现居住在养母朱丙家中”。朱乙大学毕业后曾欲将户籍迁入朱丙处，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迁入，当时朱乙单位出具的证明中载明“兹有我厂职工朱乙同志自幼过给其姑母作女儿”，朱乙生父朱戊工作单位的证明中载明“我朱戊生三男二女，58年将大女儿朱乙过继给吾姊朱xx为亲生女儿（系国棉28厂退休工人），当时不懂国家法定手续，同时自认为自己姊，又同住一条街，邻里们全部知道儿过去后，亦未将户口迁去”。2001年3月23日，朱丙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塘南路＊＊＊弄＊＊＊号202室房屋产权。此后刘甲陪伴朱丙共同生活直至朱丙2013年9月15日报死亡。朱乙参加朱丙的追悼会，并以女儿的名义敬献花圈。此后，刘甲在办理继承公证时要求朱乙配合，双方因继承问题产生纠纷，故刘甲向法院起诉，要求被继承人朱丙名下上海市浦东新区塘南路＊＊＊弄＊＊＊号202室房屋的产权由刘甲一人继承。
原审法院还查明，1958年东昌公安分局制作的派出所外来人口要求登记常住户口调查审批表载明“同时该人（朱丙）最近又准备领养一个女孩，故请予办理手续及照顾小孩”。2015年4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潍坊新村派出所出具的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载明朱乙之女吴x系朱丙外孙女。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朱丙未留遗嘱去世，其遗产上海市浦东新区塘南路＊＊＊弄＊＊＊号202室房屋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本案争议集中在朱乙和朱丙是否具有收养关系。刘甲虽然否认朱乙是朱丙的养女，并提供了证人证言，但出庭的三位证人中有两位是刘甲妻子的亲属，另一位是刘甲的邻居，与刘甲均具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刘甲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法院对刘甲的上述主张难以采纳。刘甲提供的墓碑照片虽反映出朱乙在其生父母墓碑上镌名，但是朱乙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而且由于收养发生在极为亲近的亲属之间，一般不会要求被收养人彻底断绝与亲生父母的联系。同理，朱乙提供的证人和朱乙具有利害关系，同样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朱乙在上述证人证言之外提供了朱丙人事档案及其单位出具的证明、朱乙人事档案及其单位出具的证明、朱戊单位出具的证明等书证，上述书证的来源合法，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上述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且与朱乙提供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形成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条，因此，朱乙所提供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刘甲所提供证据，法院依法确认其证明目的。虽然朱乙户籍没有迁入朱丙处，也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但是鉴于朱丙与朱乙特殊的亲属关系以及当时特定社会背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照收养关系对待。据此，法院依法确认朱乙与朱丙构成收养关系，有权继承朱丙的遗产。但是，刘甲作为朱丙的儿子，长期和朱丙共同生活，对朱丙尽到更多的赡养义务，在分割朱丙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法院确定系争房屋由刘甲继承60%的产权份额，由朱乙继承40的%产权份额。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被继承人朱丙名下上海市浦东新区塘南路＊＊＊弄＊＊＊号202室房屋之产权归刘甲、朱乙继承所有，刘甲占60%的产权份额，朱乙占40%的产权份额。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由刘甲负担人民币10，980元，由朱乙负担人民币7，320元。
判决后，刘甲不服，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明显不公。被继承人朱丙在系争房屋中的遗产份额仅有三分之一，应由上诉人全部继承。故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乙辩称：系争房屋产权登记在朱丙一人名下，上诉人主张出资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清楚，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
审理中，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称：1、朱戊一家居住在荣记路＊＊＊弄＊＊＊号，与朱丙居住的老白渡北街并非同一条街；2、朱丙与朱乙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等描述无证据证明；3、朱丙1968年档案记载非本人所写，内容不真实，登记的家庭成员应为一子二女，二女分别为“刘xx”与“朱乙”；4、朱乙1980年职工登记表载明内容不是事实，其经济来源是“父母抚养”，大学毕业后既没有将户籍迁入朱丙处的想法，也没有行动；5、朱乙没有以女儿身份向朱丙敬献花圈，只是以侄女名义参加追悼会；6、1958年东昌公安分局的调查审批表字迹不清，引用内容遗漏2个字；7、潍坊新村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是上诉人女儿（平素与上诉人关系不睦）为朱乙出具，公安局对上诉人的交涉一直不予正面回应。
被上诉人朱乙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指出上诉人对档案资料内容提出的异议均系断章取义：朱戊一家居住的荣记路与老白渡北街连在一起，相距只有两分钟，朱戊档案就是记载为“居住在同一条街”；朱丙档案载明家庭成员一子一女儿朱乙（刘xx），并非两个人；1958年东昌公安局调查审批表载明内容完整，没有遗漏。朱乙参加追悼会敬献花圈有照片和亲属为证，对争议的收养事实及户籍迁入问题，原审法院均是结合各种证据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刘甲向本院申请调查令，欲调查朱乙的生父母朱戊、赵xx档案中是否存在维持父（母）女关系的记载，以及吴x1993年4月8日以与户主朱丙何种关系而迁入老白渡北街＊＊＊号及迁入时的关系证明材料、朱乙2008年以与户主朱戊何种关系而迁入潍坊路＊＊＊弄＊＊＊号302室及相关证明材料。本院于2015年10月13日签发有效期为十日的调查令，上诉人于2015年11月25日向本院邮寄提供朱戊、赵xx档案调查结果及于11月6日补充申请调查的朱乙档案资料。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涉案房屋塘南路＊＊＊弄＊＊＊号202室房屋产权登记在被继承人朱丙一人名下，应认定为朱丙所有财产，在其死亡后属于遗产。上诉人刘甲主张该房屋由其夫妻与朱丙共同出资购买，朱丙在该房屋内的遗产份额仅有三分之一，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的收养关系未经登记，对该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应按《收养法》的规定加以确认，即朱丙与朱乙间是否存在收养与被收养事实。朱乙系朱丙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近亲属间的收养条件本就比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较为宽松。根据查明事实，朱丙及朱乙在其早期的个人档案中均分别记载了收养内容，涉案材料均是历史资料，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两人当时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情形，朱乙及其生父朱戊单位亦在认可朱乙自幼过继收养于朱丙的情形下为配合办理朱乙户口迁移而出具证明，上述行为均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符合当时社会形势下的政策规定。上诉人质疑及否定客观历史档案，但没有提出充分的相反证据加以反驳。朱乙与朱丙本为关系极其亲密的近亲属，原审法院认为在收养关系成立后不会一味要求被收养人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亦符合常情，因此，朱乙在其个人档案中将朱戊、赵xx仍作为父、母记载并不足以推翻收养关系的成立。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依据证据规则，采信朱乙一方的主张，依据充分。上诉人刘甲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因无新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由上诉人刘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慧
审判员 马 丽
审判员 陈 敏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文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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