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3民终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文翔。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心海，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瑞安市海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瑞安市玉海街道滨江大道新湖大厦店面***号。诉讼代表人：陈强，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恒系，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炯然，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阮敏。上诉人高文翔因与被上诉人瑞安市海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澜公司）、原审被告阮敏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5）温瑞商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了由审判员叶希希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吴润崇、金晓平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文翔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海澜公司对上诉人高文翔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涉案的1125万元视为浙江江南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浙江凯迪药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公司）、浙ＸＸ仕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仕力公司）、瑞安市华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公司）已以观念交付方式完成对海澜公司的投资属错误。涉案的1125万元属货币，不属普通动产，不受物权法中关于物权变动公示方式法律条款所调整，原审也没有对涉案货币是以何种类型进行观念交付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二、原审认定江南公司、凯迪公司、华仕力公司、华达公司（以下简称四案外人）约定华达公司向民生银行贷款的1500万元按份共有缺乏基本证据。1、货币归属适用占有即所有制度，款项汇入浙江海诺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诺公司）后资金的所有人就是海诺公司，客观上不能成为四家合伙公司按份共有的财产标的。2、原审中也无证据证明四案外人对该笔资金的所有权达成按份共有的约定。四案外人与海澜公司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的时间为2011年11月5日，此时华达公司的1500万元贷款资金已经全部由华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阮敏个人归还债务，故四案外人在其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时就不具有对1500万元的支配权。3、如华达公司的1500万元属于四案外人共有，华达公司应将贷款资金投入海澜公司用于合伙转口贸易，但华达公司没有履行，属华达公司的违约行为。三、涉案资金实际处于海澜公司控制之下的主张缺乏依据。1、海诺公司将1500万元资金汇入高文翔账户的用途及意思表示均与《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的合伙转口贸易投资无关，原审认定1500万元汇入高文翔账户系海澜公司控制，应属不当。2、华达公司的书面证明函证实贷款并非用于涉案转口贸易，阮敏受让华达公司股权的股份转让合同证明阮敏系华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阮敏接受管理人及法院询问的笔录也显示阮敏系华达公司控制人并将贷款用于归还债务。四、原审对董事、监事、高管的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理解错误。1、本案行为发生于2011年，应适用2005年的公司法，而非2013年修正后的公司法。2、如1125万元已是海澜公司控制，该款被阮敏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与高文翔无关，无论是高文翔还是阮敏，均未利用执行董事或监事的身份处分涉案款项,该行为不属于董事、监事、高管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范畴，而是实际控制人阮敏滥用股东权利。原审认定涉案资金汇入高文翔个人账户就认定海澜公司控制该资金，则高文翔账户应归属海澜公司使用，从高文翔账户上挥出资金也是海澜公司的行为，故只有实际挪用该笔资金的股东才是滥用股东权利，不能基于该账户的户名是高文翔认定高文翔滥用股东权利。高文翔不存在挪用该笔资金的具体行为，也没有协助阮敏使用该笔资金的帮助行为，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五、原审以高文翔于2012年7月11日签署决议书致使海澜公司承担巨额债务为由违反忠实义务或滥用股东权利系错误。1、海澜公司仅有阮敏和高文翔两股东，高文翔签署《决议书》是股东的一致决定，故其签署该决议未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不构成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2、海澜公司股东会决定签署决议书也不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滥用股东权利的前提是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决议实际导致公司承担债务或责任，也是公司自主经营及股东依法行使权利的范畴。如公司承担债务的决议是滥用股东权利，则公司担保行为都会是股东滥用权利的情形，显然不符立法原意。3、因涉案1125万元没有用于转口贸易，其他三家公司又提供了担保，为化解纠纷，海澜公司根据股东决议同意以债的加入的方式对华达公司的贷款余额1125万元承担责任。六、原审认定涉案决议书与海澜公司破产存在因果关系明显不当。根据管理人的履职报告，海澜公司在2012年7月11日签署决议书之前，就已因对外担保丧失清偿能力，而非该决议书导致其破产。决议书之后，海澜公司也并未因决议书实际承担责任，上诉人的行为并未实际损害海澜公司的利益。根据管理人的清算结果表明，不管是否签署决议书，债权人的清偿率均为零。被上诉人海澜公司答辩称：1、原审查明涉案款项先存入海澜公司，再汇入高文翔账户，则款项在高文翔实际控制之下。2、新旧公司法均规定了股东的忠实勤勉义务，银行卡系实名登记，且账户为个人账户，上诉人肯定知道涉案款项。3、即便高文翔、阮敏明知涉案款项未汇入账户，却签署决议书，违反了忠实勤勉义务让公司承担巨额债务。4、公司章程规定经营范围不包括转口贸易，公司规定注册资金20万元，上诉人却接受1125万元投资，罔顾公司偿债能力，侵害了公司的利益。5、决议书的46万元利润未在公司账册上得到体现，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6、海澜公司破产的原因在于能否清偿债务，公司主要因该笔债务无法清偿导致破产。原审被告阮敏述称：从陈银春处受让的华达公司75%股权后，打算融资做生意，开始和四家公司说一起做转口贸易，大家一起先融资，后来他们的资金没有到位，就没有履行了，我把款项用于归还个人欠款。1125万元是我用掉了，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与高文翔无关。我是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银行贷款可以提供互保，故聘请表弟高文翔担任海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出资款实际也是我的钱，海澜公司在2010年左右成立，做了几台海诺公司的设备出口后就没有什么业务了。涉案的高文翔银行卡也是在我控制之下，与高文翔无关。被上诉人海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高文翔、阮敏赔偿海澜公司经济损失1125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2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5.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诉讼费用由高文翔、阮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案外人与海澜公司等五家公司曾商议合伙经营国际转口贸易，并约定由四案外人按比例出资，由海澜公司负责经营、实际操作，为此，五家公司于2011年11月5日签订了一份《合伙经营协议书》。为筹措合伙经营投资款，华达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向民生银行申请贷款1500万元，据原先签订的《联保授信额度合同》，江南公司、凯迪公司、华仕力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四案外人约定该笔贷款按份共有，每家占四分之一份额。2011年11月1日，民生银行根据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委托支付方式将1500万元贷款汇入海诺公司银行账户。同日，海诺公司将1500万元汇入高文翔银行账户，而后该笔资金分批转入陈雷、林祥华、ＸＸ、叶光金等人账户。2012年7月11日，四案外人与海澜公司共同签订了一份《决议书》，决定散伙，海澜公司承诺“对现操作的1125万元”于2012年7月底前归还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届期，海澜公司未归还民生银行贷款。2012年11月7日，四案外人向该院起诉海澜公司及高文翔，要求归还112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审理后，该院作出（2012）温瑞商初字第3807号民事判决，判令海澜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四案外人投资款112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该判决于2013年9月23日生效后，海澜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2013年10月29日，四案外人以海澜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为由，申请对海澜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该院于2013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另查明，2013年5月3日，江南公司、凯迪公司、华仕力公司代偿了华达公司欠民生银行的贷款1500万元。2013年10月6日，四案外人签订了一份《结算协议书》，确认华达公司向民生银行所贷1500万元（含保证金375万元）为四案外人用于投资国际转口贸易的共同投资款，每家占四分之一份额。2013年11月4日，江南公司、凯迪公司、华仕力公司向该院起诉华达公司，对华达公司应承担的四分之一份额进行追偿，该院作出（2013）温瑞商初字第3233号判决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海澜公司以高文翔、阮敏损害公司利益为由提起诉讼，其请求权基础为侵权行为请求权，而非契约请求权，故海澜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将本案案由从对外追收债权纠纷变更为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该院予以准许。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高文翔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也就是高文翔、阮敏是否存在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海澜公司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因四案外人与海澜公司已就合伙经营国际转口贸易达成合意，当华达公司取得的贷款1500万元于2011年11月1日经海诺公司转入海澜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文翔的账户之后，虽然该款项未直接转入海澜公司的银行账户，亦应视为对海澜公司完成了投资款的观念交付，理由为：无论当时高文翔的银行卡是由高文翔实际使用，还是由阮敏实际使用，由于高文翔系海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阮敏系海澜公司的监事，该款项实际已经处于海澜公司的控制之下，况且，从海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文翔于2012年7月11日签署的《决议书》中记载的内容“瑞安市海澜贸易有限公司对现操作的1125万元”来看，海澜公司在事后对收到投资款的事实亦予以确认。海澜公司收到的投资款理应用于合伙经营国际转口贸易，但是高文翔、阮敏（若如被告高文翔所言）却将应由公司操作的资金用于偿还阮敏个人债务，已经损害了海澜公司的利益。退而言之，即使认定海澜公司未收到投资款，或者高文翔对投资款流向原先并不知情，则高文翔、阮敏在海澜公司没有收到投资款也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于2012年7月11日仍然一致同意以海澜公司名义签署《决议书》，使海澜公司承担巨额债务，亦已违反了对海澜公司的忠实义务，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如果高文翔于2012年7月11日签署《决议书》是经股东会决议授权，则高文翔、阮敏作为海澜公司的股东，作出让海澜公司承担巨额债务的决议也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据上，高文翔、阮敏存在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其次，由于高文翔、阮敏的损害行为，致使海澜公司负担了巨额债务，并直接导致海澜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因此，高文翔、阮敏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为海澜公司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即（2012）温瑞商初字第380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海澜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数额，其中利息损失部分计算至该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即该判决生效后的第十日2013年10月3日）止，海澜公司要求计算至本判决实际履行之日止，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文翔、阮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海澜公司经济损失11250000元及其利息（从2012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5.6%计算至2013年10月3日止）；二、驳回海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89300元，由高文翔、阮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文翔作为海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对海澜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二审中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高文翔对海澜公司处置1125万元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以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海澜公司并未收到并实际控制涉案的1125万元，但生效的（2012）温瑞商初字第3807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海澜公司实际控制该1125万元并判决海澜公司清偿江南公司等四案外人1125万元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损失，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所涉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债务人财产损失为由提起诉讼，主张上述责任人员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诉人作为海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海澜公司收到涉案的1125万元款项后，没有将该款项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事项，反而将该款用于偿还海澜公司股东及监事阮敏的个人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其作为法定代表人未实际控制其名下的银行卡，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阮敏，但该主张并不免除其作为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的法定代表人，应对相关行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高文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300元，由上诉人高文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希希代理审判员  吴润崇代理审判员  金晓平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代书 记员  陈增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