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民终86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宗仁斌，男，195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世淑，女，197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上诉人宗仁斌因与被上诉人袁世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5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宗仁斌、被上诉人袁世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宗仁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袁世淑承担违约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世淑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补充协议，宗仁斌要求袁世淑积极配合法律流程去起诉承租人将房屋群租给别人了，到二审判决结束才能履行协议。我与袁世淑是2013年10月签的补充协议，我履行了把钱给袁世淑的义务，至2014年2月，是袁世淑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我才不再给钱了，因为她违约了好几个月，最后才以袁世淑的名义起诉了承租人，这就是袁世淑违约的事实。而法院认定只要袁世淑起诉了，不管是一年还是半年都不是违约。根据协议约定，起诉后至二审结束，不管输赢都由我负责，袁世淑没有完成法律流程，也是违约。袁世淑把我当成被告的第三人一起起诉，不是解决配合，也是违约。积极配合是指以袁世淑的名义起诉至二审结束，还有起诉承租人有违约、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转租、群租等解除合同的情形。纠纷发生之后，袁世淑应当把我作为共同原告或者作为被告参加到诉讼中去，把我作为第三人导致我没有上诉的权利，是对方违约。
袁世淑辩称，告蒋明昌的时候就是对方让我作为原告去起诉的，该案一审判决之后，对方也没有打电话告诉我要上诉，本身那个案子一审我们也输了，本身也打不赢，就没有再去上诉。
宗仁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袁世淑立即支付我违约金50000元。诉讼费由袁世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0日，宗仁斌、袁世淑签订《重庆诚业买卖协议》，宗仁斌将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一村73号3单元2-2的房屋出售给袁世淑。协议约定，买卖双方在2013年3月5日前交接房屋。同时该协议明确该房屋现状态为出租，宗仁斌承诺自行将现出租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全部清理完毕，保证袁世淑接收房屋时，房屋状况为空置房，无房屋出租它项权等纠纷，宗仁斌保证现有室内固定设施不变。
2013年10月31日，宗仁斌、袁世淑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一、宗仁斌向袁世淑承诺，袁世淑配合宗仁斌与宗仁斌的租赁方进行起诉相关事宜，以袁世淑的名义主体起诉宗仁斌的租客，但相关起诉费用均由宗仁斌个人承担，袁世淑仅配合相关流程。二、宗仁斌向袁世淑承诺，袁世淑起诉本人的租客的判决结果，由本人宗仁斌来履行，与袁世淑无关。如以袁世淑的名义起诉后至法院二审判决终结之日，如法院判决袁世淑继续履行租赁相关义务，宗仁斌愿承担袁世淑履行合同过程协议履行期内不足每月2500元的差额部分由本人宗仁斌一次性于（二审终结）判决之日支付给袁世淑，如二审判决袁世淑胜诉，不须履行之前宗仁斌签订的租赁协议，袁世淑至收到房屋实体之日起，之前每月2500元的租金由宗仁斌按月支付给袁世淑。如一审判决后宗仁斌不上诉，即按前述协商赔付为据赔付。本补充协议与前买卖协议有不一致的地方，以本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为准。双方约定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约，约定违约金50000元。
《补充协议》签订后，袁世淑（原告）起诉承租人蒋明昌（被告）至江北区人民法院，要求判决解除承租人蒋明昌和宗仁斌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自房屋租赁合同解除之日搬离房屋。宗仁斌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该案诉讼程序。后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江法民初字第026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袁世淑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袁世淑、蒋明昌及宗仁斌均未提出上诉，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对于袁世淑提起的（2014）江法民初字第02609号案的诉讼，产生的诉讼费用宗仁斌并未支付给袁世淑。
另查明，2014年本案被告袁世淑曾起诉本案原告宗仁斌要求其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袁世淑支付租金差额44000元（从2014年2月计算至2017年9月），共计44个月，每月1000元。同年10月10日，江北区人民法院（2014）江法民初字第07208号判决书判决宗仁斌向袁世淑支付2014年2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期间延期交房损失7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0月31日宗仁斌、袁世淑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补充协议》的实质是《重庆诚业买卖协议》关于交房事宜违约责任的具体约定，即对于宗仁斌因房屋出租延迟交房给袁世淑，双方约定了租赁期内每月1000元的违约赔偿计算方法。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
宗仁斌认为袁世淑存在的第一个违约行为：袁世淑个人起诉了承租人，没有和宗仁斌一起起诉。该协议约定，袁世淑配合宗仁斌以袁世淑的名义起诉承租人。（2014）江法民初字第0260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袁世淑已经履行了《补充协议》约定的该项义务，宗仁斌也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了该案诉讼。因此，袁世淑在该问题上不存在违约行为。对于宗仁斌主张的该违约事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宗仁斌认为袁世淑存在的第二个违约行为：袁世淑没有提出上诉，进行二审。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中第一条“袁世淑配合宗仁斌与袁世淑的租赁方进行起诉的相关事宜”、第二条“如一审判决后宗仁斌不上诉，按前述协商赔付为据赔付”都可以证明，袁世淑在诉承租人一案中，起的仅是配合宗仁斌的作用，在一审宣判后，是否上诉进行二审，应该依据宗仁斌的意思进行。而宗仁斌并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在该案一审之后的法定上诉期内曾通知袁世淑提出上诉。而且，《补充协议》第一条也约定“以袁世淑名义主体起诉宗仁斌的租客，但相关的起诉费用均由宗仁斌个人承担”，宗仁斌也认可在袁世淑起诉承租人一案中其并没有承担发生的相关诉讼费用。在此情况下，袁世淑考虑该案一审已经败诉的事实及二审可能的风险，没有上诉，符合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不认为袁世淑存在违约行为。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宗仁斌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宗仁斌承担。”
二审中，双方对原判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均无新的证据举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3年10月31日宗仁斌与袁世淑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对于袁世淑起诉蒋明昌的时间是否违反《补充协议》的约定的问题。《补充协议》上并未约定袁世淑必须在何时起诉蒋明昌，且双方2013年10月31日签订《补充协议》，之后几个月袁世淑就对蒋明昌提起了（2014）江法民初字第02609号民事案件的诉讼，宗仁斌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袁世淑有推脱义务，不愿对蒋明昌提起诉讼的情况，因此，对宗仁斌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袁世淑起诉蒋明昌时将宗仁斌作为第三人是否违反《补充协议》的问题。根据《补充协议》约定，袁世淑配合宗仁斌以袁世淑的名义主体起诉承租人，袁世淑仅配合相关的流程。（2014）江法民初字第0260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袁世淑已经履行了《补充协议》约定的该项义务。宗仁斌作为房屋的原所有权人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该案诉讼是合理合法的。宗仁斌认为袁世淑应当和宗仁斌一起起诉承租人，该上诉理由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不符的。因此，袁世淑在该问题上不存在违约行为。
对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袁世淑的配合，是否包含了袁世淑在诉讼中如何表述解除合同的情形的问题。根据《补充协议》约定，袁世淑配合宗仁斌以袁世淑的名义主体起诉承租人，袁世淑仅配合相关的流程。宗仁斌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在（2014）江法民初字第02609号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宗仁斌要求袁世淑对解除蒋明昌与宗仁斌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理由如何陈述，而袁世淑不按宗仁斌的要求进行陈述。因此，宗仁斌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袁世淑没有对（2014）江法民初字第02609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是否违反《补充协议》的问题。根据《补充协议》中第一条“袁世淑配合宗仁斌与袁世淑的租赁方进行起诉的相关事宜”、第二条“如一审判决后宗仁斌不上诉，按前述协商赔付为据赔付”。袁世淑在诉蒋明昌一案中，起的仅是配合宗仁斌的作用，在一审宣判后，是否上诉进行二审，需要依据宗仁斌的意思进行。而宗仁斌并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在该案一审之后的法定上诉期内曾通知袁世淑提出上诉。而且，《补充协议》第一条也约定“以袁世淑名义主体起诉宗仁斌的租客，但相关的起诉费用均由宗仁斌个人承担”，而宗仁斌在袁世淑起诉承租人一案中并没有主动承担已发生的相关诉讼费用。在此情况下，袁世淑考虑该案一审已经败诉的事实及二审可能的风险，没有自行提出上诉，没有违反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
综上所述，宗仁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宗仁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盛刚
审判员 康 炜
审判员 乔 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