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再1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龙路***号金荣誉翡翠花园第*幢*单元*层***号。法定代表人：任孟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周明明，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孔德娥，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东大名路***号**楼*****室。法定代表人：吴清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鹤林，上海市鹤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保税区兴农大厦****室。法定代表人：徐志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祎晟，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卢春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金砂湾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黄智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卢春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微科）因与被申请人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优能公司）、一审被告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萍钢）、一审被告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萍钢）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3月9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56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湖南微科的委托代理人周明明、孔德娥，贝优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鹤林，宁波萍钢的委托代理人卢春阳、朱祎晟，九江萍钢的委托代理人卢春阳、刘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微科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是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审认定湖南微科与贝优能公司存在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贝优能公司自认其系湖南微科的代理人，称其系帮助湖南微科在上海港办理装卸业务、代理湖南微科与上海港结算港口相关费用。对双方系代理关系的事实湖南微科已无需再举证证明。案涉《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明确了贝优能公司是湖南微科的结算代理人，该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亦印证了双方系代理法律关系。而且，贝优能公司不具备港口经营资格，不能从事港口经营。如果认定案涉合同系港口作业合同，人民法院也应先行收缴贝优能公司的非法所得。（二）贝优能公司有权向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主张权利，原审法院驳回贝优能公司对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的诉请是错误的。原审庭审中，宁波萍钢、九江萍钢对于湖南微科是其货代均予以确认，湖南微科以自己的名义与贝优能公司订立合同，因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未能及时付款，导致湖南微科未能及时向贝优能公司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贝优能公司有权选择向湖南微科或九江萍钢、宁波萍钢主张权利。贝优能公司同时起诉湖南微科、九江萍钢和宁波萍钢，法院应当要么判令九江萍钢和宁波萍钢担责，要么向贝优能公司释明，要求贝优能公司选择。原审法院直接驳回贝优能公司对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的诉请，适用法律错误。（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损失赔偿数额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本案中贝优能公司只是代湖南微科与上海港结算并转付港口费用，从未垫付任何费用，不存在相应的利息损失，其主张逾期利息的事实基础不存在。湖南微科在原审时仅对贝优能公司的逾期利息计算数值无异议，并未承认应当给付逾期利息。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贝优能公司对湖南微科的诉讼请求。贝优能公司答辩称：（一）贝优能公司对欠付款项及逾期付款利息享有主张的权利，湖南微科对相关事实未提出异议。（二）贝优能公司与湖南微科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之间亦系代理关系，湖南微科、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驳回湖南微科的再审请求。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陈述意见称：（一）从涉案合同的形式、内容及履行来看，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之间成立的是港口作业合同关系，并未成立任何委托代理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各自义务。（二）原审中出现的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签订的物流协议是双方关于物流服务的约定，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湖南微科不顾本案事实，简单地认为本案中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与其签订的物流协议是确定本案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协议，认为双方成立货运代理关系明显错误。（三）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在多个合同项下开展多项合作，混同结算，本案合同项下应付湖南微科的款项基本结清，且本案合同与其他合同项下合计欠付金额无法明确核算，应由双方另案结算为妥。（四）即使湖南微科与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之间的关系构成委托代理关系，但其后续与贝优能公司的合作是违法转委托，次受托人贝优能公司无权向宁波萍钢、九江萍钢提出付款请求。综上，请求驳回湖南微科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湖南微科的再审请求，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贝优能公司与湖南微科、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原审判决湖南微科承担支付义务是否正确。根据查明的事实，湖南微科与贝优能公司签订的《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明确约定，湖南微科代理宁波萍钢进口铁矿石需要通过上海港实施装卸中转业务，双方就湖南微科代理铁矿石通过贝优能公司与上海港结算并支付装卸中转费用事项达成本协议。贝优能公司亦自认其系湖南微科的代理人，与上海港进行结算。湖南微科与贝优能公司均知晓，订立该协议的目的并非由贝优能公司实施港口作业，而是通过其与实施港口作业的上海港进行费用结算。协议中有关具体费用及优惠费率的约定系贝优能公司收取包干费的依据，并不能成为贝优能公司在该协议项下应当履行港口作业义务的依据，原审判决认定湖南微科与贝优能公司之间为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缺乏依据，亦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的真实目的。宁波萍钢与湖南微科分别签订了进口铁矿石全程物流协议和进口矿港口作业合同，委托湖南微科在上海港办理安排装卸作业事宜。一审庭审中，宁波萍钢亦认可其与湖南微科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且认为湖南微科与贝优能公司之间是转委托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湖南微科与宁波萍钢之间并非委托或代理合同关系，缺乏充分的依据。湖南微科关于其与宁波萍钢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主张，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湖南微科系以自己的名义与贝优能公司签订《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但签约时已向贝优能公司明确，湖南微科系宁波萍钢在上海港装卸中转业务的指定代理，通过贝优能公司与上海港结算并支付装卸中转费用，即贝优能公司在与湖南微科订立《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时已知悉湖南微科与宁波萍钢之间的代理关系，宁波萍钢对湖南微科系其代理人的地位亦予以认可。湖南微科委托贝优能公司的事项，即对案涉货物的接卸、减载、堆存及装船等工作，均在宁波萍钢的授权范围之内，且并无证据证明《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仅约束湖南微科与贝优能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涉案《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直接约束贝优能公司和宁波萍钢。二审判决由湖南微科向贝优能公司承担《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项下的欠付费用，缺乏充分的依据。综上，湖南微科关于涉案合同性质、义务主体的再审请求理由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系港口作业合同，并判定湖南微科承担支付义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贝优能公司并未对判定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不承担支付义务的二审判决提出再审申请，故贝优能公司与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本院再审阶段不予审理。但是因贝优能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已经向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提起诉讼，其依据《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向义务主体主张权利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不宜因未提出上诉或再审申请而丧失权利救济的合法途径。原一、二审法院对贝优能公司与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故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进行重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及上海海事法院（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117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上海海事法院重审。审 判 长  胡 方审 判 员  郭载宇代理审判员  黄西武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赵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