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商）初字第25453号
原告高岩，女，1964年12月26日出生。
被告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实兴东街1号5610室。
法定代表人蒙进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建伟，男，1984年10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淑兰，女，1977年11月24日出生。
原告高岩与被告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裴悦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岩，被告物美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张建伟、王淑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高岩起诉称：2014年7月1日，高岩在物美公司海淀中关村店购买了两盒同仁堂海参，分别为124.6克、137克，单价为16.80元/克，共计4394.90元。高岩在购买前曾询问同仁堂的销售人员是否能开发票并在发票上注明购买的物品名称、级别、数量，销售人员询问物美公司相关人员答复说可以，高岩才同意购买，并通过POS机刷卡共计4394.90元，物美公司开具了小票。当同仁堂销售人员带着高岩到总服务台开具正式发票时，工作人员称只能开食品名称不能写海参，后同仁堂销售人员再三央求，物美公司的前台经理向公司请示后，同意开海参但不能注明海参的等级，高岩要求退货。物美公司人员称没有质量问题不予退货，在此情况下，高岩只得投诉到中关村工商所，要求开具发票并注明海参等级并要求按照法律退一赔三，但物美公司拒绝。高岩认为物美公司销售的海参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更没有等级，涉嫌销售“三无”产品，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侵害了高岩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2、物美公司返还购海参款4394.90元并十倍赔偿43949元；3、物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高岩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购物小票和刷卡记录，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高岩在同仁堂购买了海参产品；
2、2盒海参实物，证明产品状态；
3、终止调解告知书，证明高岩去工商局投诉，物美公司不同意调解，称没有质量问题，故工商局向其送达上述告知书。
被告物美公司答辩称：一、高岩于2014年7月1日在物美公司海淀中关村店购买两盒海参的陈述不符合事实，高岩实际购买的是散装海参，并非是盒装海参，物美公司给高岩加装的礼品包装盒仅是为了便捷和美观；二、高岩称投诉到工商所，要求退一赔三，根据物美公司向销售员了解，高岩购买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不符合退一赔三的规定，故没有同意和解；三、物美公司销售的产品符合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安全法，并非高岩诉称的三无产品。高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对物美公司和同仁堂的声誉造成了损害，物美公司保留相关诉讼权利。
被告物美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物美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联营合同，该合同第1条双方责任义务中特别指出了同仁堂的相关义务，该合同第17、18页约定物美公司作为销售者应提供合法资质的列表，物美公司作为销售者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全部义务，即销售的产品是符合法律法规相关产品要求的，且每个门店都有流通许可证，都是悬挂在店面里的；
2、物美公司备案的生产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生产方有合法的资质；
3、生产许可证、评审通知书、核查结果告知书、检验抽样单、产品标准登记注册卡和检验报告，证明涉案产品已经检验合格，符合发证条件，是有合法生产资质的；
4、关于销售散装食品标签标注问题的质量风险预警，证明物美公司对散装产品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5、生产方的产品目录，证明本案产品的销售方式是散装；
6、销售现场柜台的照片和产品的照片，证明涉案产品标签要求均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高岩进行了出示，散装的外包装上已经有相应的信息展示；
7、涉案产品的出库单，证明涉案产品是散货进货的，本案的这批海参是6月18日到柜台进行销售的；
8、涉案产品的产品标签，系曾经向高岩展示过的标签，证明已向高岩展示涉案产品的所有产品信息，符合食品安全法有关销售散货的规定；
9、物美公司职员黄桂芝出庭作证，黄桂芝主要作证称其在物美公司销售货物，涉案海参系6月18日到货的同一批次的海参，听其同事说高岩在6月30日来看过海参，为了看包装后是否好看就为高岩装了一盒放在柜台，应该就是高岩购买的其中127克那盒，第二天即7月1日，高岩又过来看海参，高岩说要买盒装海参，黄桂芝答复没有盒装的，其柜台比较小，只卖散装的；其询问高岩是否送人，答复说是送人，其称可以装散装的后再进行包装，当时有一盒装好的，另一盒是当场装的；高岩也是知道销售的是散装海参的；其出售海参时，已向高岩出示了产品信息，每批海参来的时候都在外包装里有一个纸条，里面都是很规范的标注，全部产品信息都有，每个散装的包装袋都是半斤装的，其当时问高岩要不要这个信息，但高岩当时说送人，放进去不好看；对于开发票事宜，高岩的确询问过，当时正好有经理经过，其问了经理说应当可以开，其与高岩就一起去了服务台，当时说不能开海参，最后开了什么其就不清楚了；
10、海参的产品外包装盒，包括一个包装好的包装盒和一个未包装好的外包装盒，其中，未包装好的外包装盒与高岩购买的一致，是可以随意装和拆的，以证明高岩对散装是明知的，另盒装海参不计克数而是按盒卖，盒装海参重190克，价格为三千多元，比散装的贵，涉案柜台不销售上述盒装海参，其系从其他柜台借出。
经本院组织庭审质证，物美公司对高岩提交的证据主要质证称：认可证据1和证据3的真实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可以看出海参实物属于散装的海参，外包装用的黑色包装袋是一个通用的包装袋，是为了美观而给的外包装并且已经在标签上写明克数，且克数也不一致，如果是已经包装好的盒装海参的克重应该是一样的，也不是论克数销售的，整个礼盒都是三千多元的价格统一销售，肯定比散装要贵。对此，高岩认可其购买的系散装海参。高岩对物美公司提交的证据主要质证称：对证据1至10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依据上述证据显示之内容并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对高岩证据1至3，物美公司提交的证据1至10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14年6月30日，高岩前往物美公司同仁堂柜台看海参，其大概询问了一下价格，当天没有购买。
同年7月1日，高岩再次前往物美公司同仁堂柜台，购买了同仁堂品牌的散装海参，物美公司销售人员为高岩称重后对海参进行了礼盒包装，并在礼盒上粘贴了克重和单价，每盒海参克重分别为124.6克、137克，单价均为16.80元。高岩为此支出货款4394.90元。
购物后，高岩前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中关村工商所（以下简称中关村工商所）投诉。同年7月11日，中关村工商所向高岩作出终止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告知书（工商［中关2014］第7号），书面告知高岩：经审查，关于消费者在物美超市海淀店购买同仁堂牌海参，消费者要求开具发票并注明海参等级，要求按《新消法》规定退一赔三，商家拒绝；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过程中出现以下第（五）项即“其他应当终止的”所指情形，依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的规定，其决定终止调解。
经询，高岩称其购买海参时，物美公司销售人员向其出示了海参的产品标签，但其看不清楚，故由物美公司销售人员向其念了标签内容，包括海参为一等品等内容。
经查，物美公司同仁堂柜台中销售的涉案散装海参的包装袋外粘贴有产品标签，包装袋内亦附有产品标签。销售涉案散装海参的同仁堂柜台在盛装散装海参的容器内外亦附有该批次海参的产品标签，上述标签内容均一致，主要包括：品名为干海参（辽参）；海参品种为干海参（辽参）；配料表为干海参（辽参）；营养成分表分别载明每100克，能量1388KJ、蛋白质65.5克、脂肪4.1克、碳水化合物2.0克、钠3400毫克；原料产地为大连；等级为一级品；保质期24个月；产品标准代号SC/T3206-2009；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QS110822010025，生产企业为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分公司；该产品标签同时还对规格、皮重、分装日期、产品批号、地址、电话等内容进行标注，并印制有QS生产许可标志。
庭审中，高岩向本院提交了海参实物，经核查，海参分装在有同仁堂标识的两盒红色包装盒中，并各自附带同仁堂礼品袋，礼品袋上标注北京同仁堂商标信息，未标明产品内容等具体信息，红色包装盒亦标注同仁堂商标的字样但未标明任何产品信息，仅各粘贴两个标签，分别注明为137g、16.8元/g和124.6g、16.8元/g，包装盒内容物均为“干海参”，未显示其他的标识；整个包装盒未经塑封处理，可以直接打开。上述包装情况与物美公司在庭审中提交预包装盒装海参进行了对比，预包装盒装海参在外包装盒上标明了分装时间、产品编号、营养成分表以及产品标准代号、生产商家、保质期、质量等级等内容，并有密封标签的防伪标识，未经破坏，无法打开，内包装盒背面亦印制有产品信息标签，产品标签同外包装盒粘贴标签一致。
诉讼中，高岩称其要求解除合同的依据是：其要求开发票而物美公司不开，物美公司称仅能写明海参，但不能标注等级，高岩坚持要在发票上载明海参等级、克数和金额。对此，物美公司称其可以为高岩开发票，可以注明海参的名称和总金额，但无法注明等级，并且高岩也清楚海参是一等品；不是物美公司不愿意开等级，而且税务机有相关的限制，无法打印上等级；物美公司可以将其现场出示的涉案产品的信息标签交付高岩。对此，高岩称其已经给过物美公司机会了，当时在中关村工商所的时候主张可以退货，但是物美公司不同意，故高岩仍坚持诉讼请求
诉讼中，高岩称其要求十倍赔偿的事由是：其认可物美公司销售的是散装食品，但根据食品安全法第41条，应该在散装食品的容器上表明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同时食品安全法第21条包括的内容中第4项也包括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包括产品标识在内的，物美公司在销售散装食品时没有在交付高岩的礼盒上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高岩可以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要求物美公司支付十倍价款的赔偿金。对此，物美公司称高岩对销售散装食品的事实是认可的；食品安全法第41条规定是应当在散装容器和外包装上标注名称、生产日期，因为这个散装食品的容器和外包装是不会销售给高岩的；依据食品安全法第42条规定，散装食品的外包装是不会随着食品一起销售给消费者的。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庭审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高岩与物美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高岩向物美公司购买海参产品，物美公司履行其供货义务并出具小票等事实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及形式均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依据现有证据并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高岩提出的物美公司不为其开具标明海参等级的发票进而要求解除合同，以及涉案海参系“三无产品”故要求物美公司进行十倍赔偿的主张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高岩的上述诉讼主张缺乏证据支持，理由在于：首先，高岩已明知其购买的系散装海参，即涉案散装海参系在现场称重、购买后加装了同仁堂品牌外包装，而非购买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预包装海参产品；其次，高岩认可其购买涉案产品时物美公司销售人员已向其出示产品标签，并念了标签相关内容，依据现在证据亦可以证明物美公司陈列、贮存散装海参的贮存位置已对产品标签进行了明示，依据产品标签载明之内容，已对产品包括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商及联系方式、营养成分、保质期、等级等内容进行了标注，且标注内容并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由此，涉案海参并非高岩主张的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无等级产品；第三，高岩主张其询问物美公司销售人员是否能开具发票并注明名称、等级等内容，其得到肯定答复后最终却不能开具，对此，本院认为高岩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现物美公司同意向高岩开具注明有“海参”项目的发票并交付涉案海参的产品标签，高岩对此均予以拒绝，并坚持以物美公司未向其开具标注海参等级等详细信息的发票进而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依据不足；综合上述，高岩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海参系“三无产品”或存在其他违法情形，相反，依据现有证据显示物美公司向高岩销售涉案海参过程中并无不当之处，同时，高岩亦未举证证明其因涉案购买行为遭受了实际损失等事实，由此，本院认为高岩基于其在本案中提交的实际商品现状等证据主张物美公司存在违法、违约情形，进而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关系、退货退款并进行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故本院对高岩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岩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百零四元，原告高岩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裴悦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