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3民终7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男，1969年7月1日生，汉族，无职业，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林，男，1954年8月4日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长春市绿园区，现住长春市绿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巧影，女，1964年8月30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长春市绿园区，住长春市绿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2，男，1960年2月24日生，汉族，无职业，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3，女，1968年12月19日生，满族，无职业，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4，女，1977年4月9日生，汉族，无职业，住长春市绿园区，住长春市绿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5，女，1964年7月1日生，汉族，无职业，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义，女，1967年6月11日生，汉族，无职业，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33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霞，女，1969年2月9日生，汉族，无职业，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男，1967年7月31日生，满族，无职业，住伊通满族自治县，住伊通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赵某1、赵某2、赵某3、赵某4、赵某5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吉0323民初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某1、赵某2、赵某3、赵某4、赵某5上诉请求：一、撤销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吉0323民初556号民事判决；二、五上诉人要求将其父赵文学(已故）的坐落于永丰路丘（地）号B4-6-21,21幢号3号房进行遗产继承并财产分割；三、判令孟凡霞将王某送回上诉人家中，使上诉人尽到完成对老人的孝敬。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对赵文学《遗嘱书》所表示的真实意思的认定错误。赵文学的真实意思是其死后，王某具有这两间房屋的使用权，在使用范围内王某可以随便处理。所以本案一审判决对赵文学“遗嘱书”真实意思的认定错误，不是本案真实性的表述。二、本案一审判决对赵文学“赠与书”和“遗嘱书”的关联关系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赠与书”是对赵文学“遗嘱书”的进一步肯定，两者实体并不冲突。那么，就应该对“遗嘱书”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可是，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出示“遗嘱书”由上诉人质证，上诉人也已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应对“遗嘱书”进行举证，被一审法院拒绝。违反了庭审的证据规则“没经举证、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一审判决对赵文学“赠与书”和“遗嘱书”的关联关系认定错误，导致本案错判。三、一审判决对赵文学的“赠与书”和“遗嘱书”的内容和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二者内容具有根本不同的区别，“赠与书”所表述的内容性质是物权的转移关系，而“遗嘱书”所表述的内容是物权使用和管理关系，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内容明显互相冲突。四、一审判决遗漏了“遗嘱书”中的重要内容。本案赵文学的“遗嘱书”中明确约定“我共子女二男三女，如果上术（述）款用没了，王某的生活费由他们兄妹五（人）负担，完成他们对老人的孝敬”，赵文学在“遗嘱书”中这段遗嘱，充分地明确了上诉人应对王某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按中国传统民间习惯和赵文学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该是赵文学的子女（即本案的上诉人）负担王某日后的生活费用，并对王某的生活起居和生老百年进行照料，并由上诉人继承赵文学所遗留下的本案诉争房屋。在这里，上诉人要求人民法院判处孟凡霞立即将王某送回上诉人家中，上诉人按照赵文学的遗嘱对王某履行孝敬义务。五、由于本案法律关系复杂，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
被上诉人王某辩称:赵文学、王某的婚姻合法，赵文学的遗嘱合法有效，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王某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所说的完成遗嘱中的孝敬义务根本是无理要求，王某在赵文学最后的七年时光，悉心照料赵文学，且对方对王某进行威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赵某1、赵某2、赵某3、赵某4、赵某5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将其父赵文学（已故）所有的坐落于永丰路丘（地）号B4-6-21,21幢号3号房屋进行遗产继承并合理分割，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五原告系赵文学与前妻的婚生子女。2001年7月，赵文学与王某登记结婚。2006年5月23日，赵文学立下“遗嘱书”。该“遗嘱书”的主要内容是：因本人身体不好，在本人去世后，赵某3和赵某4从其处的借款各一万元归还给王某，另外砖瓦房两间也全部归王某使用，并可随便处理。2006年9月21日，赵文学出具赠与书，将涉案房屋赠与王某，并经公证部门公证。王某于2006年9月26日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到自己名下。2007年，五原告来院告诉，请求一审法院撤销涉案房屋产权证。一审法院作出（2007）伊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伊通满族自治县建设局于2006年9月26日所颁发王某名下的产权证号为2XXXX号2XXXX号房屋产权证有效。五原告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本院以（2008）四行终字第23号行政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2007年，王某来院告诉，请求赵某2，李桂兰从涉案房屋中迁出。2009年3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07）伊环民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即“被告赵某2及第三人李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迁出坐落在伊通镇永丰路丘（地）号B4-6-2原告王某名下的房屋（该案争议的房屋）”。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伊通满族自治县公证处公证员王保华出庭证实其并没有参与2006为赵文学办理赠与书公证事宜，但公证员“王保华”的签名章确是其持有的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优先按照遗嘱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本案中，原、被告对赵文学生前所书写的“遗嘱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且“遗嘱书”已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分，即赵文学将涉案房屋赠与王某，故该“遗嘱书”应视为赵文学的自书遗嘱。该“遗嘱书”系赵文学的真实意思表示，又未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故该“遗嘱书”真实有效。因而，涉案房屋应由王某继承。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赠与书及公证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一审法院认为，赠与书是赵文学对自书遗嘱即“遗嘱书”的进一步肯定，两者实体内容并不冲突，故对原告的此主张不予采信。另原告认为“遗嘱书”中“砖瓦房两间全为王某用，另外她可随便处理”，应解释为不是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赠与王某，原告对“遗嘱书”内容的理解显然不当，有悖常理，一审法院对原告的此主张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第十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某2、赵某1、赵某3、赵某4、赵某5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7）伊环民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某依法取得本案争议的房屋所有权，其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吉0323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赵文学生前将其持有产权证的房屋赠与妻子被告王某，并经公证处公证，该处分行为有效”。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某取得本案争议房屋所有权的事实已经被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上诉人虽称一审法院对遗嘱书的理解有误，《遗嘱书》和《赠与书》的内容明显冲突，但并没有举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王某取得本案争议房屋所有权的事实，故对其提出的将其父赵文学(已故）的坐落于永丰路丘（地）号B4-6-21,21幢号3号房进行遗产继承并财产分割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请求孟凡霞将王某送回上诉人家中，使上诉人尽到完成对老人的孝敬的上诉请求，因该请求在一审时没有提出，属于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且被上诉人不同意就该上诉请求进行调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本院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可以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赵某1、赵某2、赵某3、赵某4、赵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赵某1、赵某2、赵某3、赵某4、赵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王月光
审判员 赵文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