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1民终9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智勇，男，汉族。
诉讼代理人张宏雷、张恒勋，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自铭，男，汉族。
诉讼代理人傅梁、李睿，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云南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自铭，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刘胡乐、刘艳淘，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傅应通，男，汉族。
诉讼代理人王博，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高天术，男，汉族。
诉讼代理人王博，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唐智勇因与被上诉人李自铭、原审第三人云南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陵公司）、傅应通、高天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5）盘法民初字第1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唐智勇及其代理人张宏雷、张恒勋，被上诉人李自铭的代理人傅梁、李睿，原审第三人金陵公司的代理人刘胡乐、刘艳淘，原审第三人傅应通、高天术的代理人王博到庭参加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确认以下事实：第三人金陵公司曾用名为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原为联营性企业。原法定代表人为原告，2003年4月2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2005年因企业改制，原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改制为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0月12日改制完毕，公司更名为云南省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000元，股东为唐智勇（出资额为人民币1200000元，股权份额为30%）、李自铭（出资额为人民币2400000元，股权份额为60%）、傅应通（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00元，股权份额为5%）、高天术（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00元，股权份额为5%）。2008年5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2010年5月12日第三人傅应通及被告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原告及案外人周俊、李婵娟，原告出资额变更为人民币2600000元，周俊、李婵娟的出资额各自为人民币600000元。2010年11月10日原告向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举报称被告在任职第三人金陵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财务凭证等材料侵占了公司30%的股权。后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原告的举报进行了立案侦查，侦查期间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委托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对第三人金陵公司在成立时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出资金额以及是否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或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情形进行司法会计鉴定。2012年12月12日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出具（2012）第025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昆明金陵公司、云南金陵公墓、云南金陵公司曾登记为不同经济实体但其实体资产为同一资产，从1995年12月的昆明金陵公司开始，到1998年4月的云南金陵公墓，再到2005年8月改制后的云南金陵公司，除昆明金陵公司的初始出资人投入资本以外，以昆明金陵公司、云南金陵公墓、云南金陵公司三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实体为主体，不断举债融资投入建设形成的金陵公墓，三个阶段存在资产、负债继承关系，是延续、承继发展的过程。为此，现云南金陵公司的初始出资人应为昆明金陵公司的实际出资人；2、1995年12月昆明金陵公司成立时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0元，登记的股东为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人民币900000元）、昆明天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200000元）、蒋皓（人民币400000元），检材中未见收到该人民币1500000元的会计记录，昆明金陵公司登记的股东均未出过资，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3、1998年4月云南金陵公墓成立时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元，登记的股东为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人民币9800000元）、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人民币200000元），验资报告以昆明金陵公司拥有产权的土地作为出资，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4、2005年8月，云南金陵公墓改制后成立云南金陵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000元。登记的股东为李自铭（人民币2400000元）、唐智勇（人民币1200000元）、傅应通（人民币200000元）、高天术（人民币200000元）。云南金陵公墓改制时，以其净资产评估值作为云南金陵公司的注册资本，验资报告以虚假的产权界定结果划分股权，与实际出资人享有的权益不符；5、昆明金陵公司、云南金陵公墓、云南金陵公司成立时，李自铭、唐智勇均没有原始出资，但是，昆明金陵公司于1997年1-2月收到李自铭投资款人民币300000元。由于昆明金陵公司登记的股东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昆明天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蒋皓没有出过资，云南金陵公墓登记的股东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也没有出过资，只有李自铭投入过昆明金陵公司人民币300000元。为此，昆明金陵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李自铭，其实际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00元；6、云南金陵公司是由云南金陵公墓改制后注册成立的，没有新股东增加投入，昆明金陵公司、云南金陵公墓原登记股东及实际出资人也没有增加投入，云南金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云南金陵公墓改制前的净资产评估值，该净资产评估值应由云南金陵公墓改制前的实际出资人李自铭享有。在工商登记时，李自铭分别向傅应通、高天术二人有偿转让5%的股权，因此，云南金陵公司登记的股东李自铭、傅应通、高天术出资已足额到位，唐智勇的出资没有到位。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查结束后移交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审查后作出盘检刑不诉（2014）第33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被告不予起诉。第三人金陵公司不服该决定向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审查后，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昆检刑申复决（2015）6号心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维持了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的盘检刑不诉(2014)33号不起诉决定书。现原告认为被告并未就第三人金陵公司出过资，现登记于其名下的30%的股权应为原告所有，故诉至法院有以上诉求。
根据以上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被告是否履行了人民币1200000元的出资义务；2、被告名下的30%股权实际出资人是何人。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所作的（2012）第025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已经明确被告并未就第三人云南金陵公司出过资，故认定被告并未履行人民币1200000元的出资义务。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所作的（2012）第025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已经明确原告系第三人金陵公司成立时唯一的实际出资人，成立同时原告有偿转让了各5%的股权给第三人傅应通、高天术，即第三人金陵公司成立时实际出资人为李自铭、高天术、傅应通。公司成立后虽曾有过股权变动，但现登记的股东及股权情况与公司成立时一致，出资、股东、股权情况在鉴定后亦未有过变动，即现第三人金陵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仍为原告及第三人傅应通、高天术，现登记于被告名下的3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原告。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从未对第三人金陵公司出过资并确认现登记于被告名下的第三人金陵公司3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唐智勇从未向第三人云南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过出资人民币1200000元的义务；二、确认现登记于被告唐智勇名下出资额为人民币1200000元（股权分额30%）的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原告李自铭。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00元由被告唐智勇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唐智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唐智勇的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系第三人金陵公司成立时的唯一实际出资人，该事实认定错误，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金陵公司自成立至今，经历两次主体变更：从1995年12月的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到1998年4月的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再到2005年8月改制后的金陵公司，三主体间具有资产、负债及股权等方面的承继关系。因金陵公司设立及改制过程中，登记股东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昆明天海商贸有限公司、蒋皓、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均未实际出资。1996年，为维系发展金陵公司的生产经营，上诉人向金陵公司投入220万元，该投资款均有相关资料加以佐证，上诉人也应是向第三人金陵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在被上诉人未投入30万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金陵公司于1997年1-2月收到被上诉人投资款人民币30万元；而且，错误的据此认定金陵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仅为被上诉人。同时，30万元的出资和注册资本400万元明显有金额上的区别，也不符合公司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综上，一审错误确认上诉人未向金陵公司出资，并错误认定现登记于上诉人名下的金陵公司30%的股权实际出资人为被上诉人。二、据以划分股权的产权界定报告（天鉴[2004]产界字074号）真实客观，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合意，上诉人系金陵公司30%股权的合法持有人。根据财务审计结果，金陵公司改制前，净资产为413.47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协商一致，以“三七开”作为划分依据，上诉人占净资产的30%，被上诉人占净资产的70%，并以净资产评估值作为改制后金陵公司的注册资本，即上诉人以享有的净资产的30%作为金陵公司实缴的注册资本金，后会计师事务所依据相关材料出具产权界定报告（天鉴[2004]产界字074号），2005年8月金陵公司向工商局申请设立登记。上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达成的合意，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上诉人享有金陵公司30%的股权客观、真实、合法。三、一审判决仅以上诉人是否履行120万元的出资作为判定股权所有者的依据，未理清金陵公司的历史沿革，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金陵公司400万元的注册资本系由改制前的金陵公墓的净资产转化而来，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净资产的划分约定了三七开的分配比例。因此，就金陵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注册资本无须上诉人以资金形式转入金陵公司的账户。不能仅以未收到上诉人120万元出资，认定其未履行出资义务，就简单的认为上诉人不具有金陵公司30%的股权。其次，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2）第025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得出“唐智勇没有原始出资”的结论与事实不符，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资料可以确定上诉人就是金陵公司的合法股东，同时，在之前的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明确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该份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存在认定错误的问题，并不予认可。综上，上诉人应是金陵公司30%股权的合法享有者，请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法律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本案一审过程中对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和调取证据的申请没有做出回复，也没有作任何说明，对于本案事实并未查清，便做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李自铭答辩称：1、本案所有证据，除了在刑事案件中被推翻的证据，均指向被上诉人是金陵公司唯一的出资人。2、不存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达成过合意的说法。上诉人主张的是资本的原始所有，其基础就是出资，我方认为合意不存在。3、上诉人是认可鉴定报告真实性的，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是依据此报告做出有效法律文书的，我方认为，从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内容来看，金陵公司的原始出资人只有李自铭，上诉人所谓的出资是作为借款打入公司的。综上，我们认为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另外本案程序合法，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金陵公司述称：1、上诉人的两个上诉请求互相矛盾。其提出上诉是对一审情况不了解才提出的。2、对于本案程序问题，我方并不知道一审其申请过调证，且上诉人在一审已经取得李自铭和李锐刚的询问笔录，还向一审法院作为证据提交，所以不存在未调取证据的情况。3、一审中上诉人是当庭认可其没有出过资的。4、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基本都是一审提交过的。其上诉并无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尽快解决纠纷。
原审第三人傅应通、高天术述称：同意被上诉人和金陵公司的意见，一审判决合法、合理，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唐智勇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1、资产评估报告。2、产权界定被告。3、工商登记资料一套（含《章程》、验资报告、改制方案、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城镇集体企业改制登记备案表》、云南省民政厅意见等资料）。4、《公证书》两份。5、王大建情况说明两份。6、傅应通情况说明两份。证明：1、本案股权争议涉及的金陵公司从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到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再到目前的金陵公司，三主体间具有资产、负债及股权等方面的继承关系。2、金陵公司设立及改制过程中，登记股东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昆明天海商贸有限公司、蒋皓、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均未实际出资。3、根据评估、财务审计，金陵公司改之前，净资产为413.47万元，后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以“三七开”作为划分依据，上诉人占净资产的30%，被上诉人占净资产的70%，并以净资产评估值作为改制后金陵公司注册资本，即上诉人以享有的净资产的30%作为金陵公司实缴的注册资本金，并依法进行了验资。4、李自铭并未向公司投入30万元；5、相关改制方案通过了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的审核。
第二组：7、2009年股东会决议。8、2012年股东名册。9、2013年股东名册。10、2015年股东名册。证明：在金陵公司历次股东会和对外申报的股东名册中，金陵公司的所有股东均明确、认可上诉人为公司的合法股东。
第三组：11、《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证明：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明确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出具（2012）第025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存在认定错误的问题，并不予认可。结合上述证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明显和客观事实不符，应不予采信或使用其中的内容。
第四组：12、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卡片。证明：上诉人为依法持有金陵公司30%股权的股东，并被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认定和保护。
被上诉人李自铭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产权界定报告》、金陵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在一审已经提交，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除证据4、5、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也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原审第三人金陵公司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证据4、5、6属于言辞证据，证人应当到庭作证，且傅应通的情况说明和其本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故对此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工商登记卡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工商登记记载如果有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认可。
原审第三人傅应通和高天术质证认为，证据3中其二人签字确实不是其二人本人所签，傅应通的意见应以一审当庭陈述为准，其他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一致。
对于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产权界定报告》、金陵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因在一审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故不作为二审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证据，除证据4、5、6以外，因其他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于证据4、5、6因属于证人证言，而证人本人并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几份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中，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二审中，上诉人唐智勇认为（2012）第25号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并非本案审理过程中进行的鉴定，且所做结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存在明显的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并申请对该份《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鉴定的内容“云南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唐智勇申请鉴定事项的客观财务事实上不存在争议，其争议主要在于款项的性质认定问题，不属于司法会计鉴定的范畴，故本院不准许其鉴定申请。
被上诉人李自铭认为，一审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2日改制完毕”存在笔误，应为“2005年10月12日改制完毕”。
经本院核实，一审认定事实部分存在被上诉人所述笔误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另查明，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成立之初系以原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土地进行评估作价作为注册资本登记成立，其登记在册的两个股东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于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均未另外投入货币资金进行验资登记。后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改制时，剥离了国有划拨土地价值后的公司净资产作为金陵公司的出资，并登记到了李自铭、唐智勇、高天术、傅应通四人的名下，四人均未另行投入货币资金进行验资登记。
2009年8月5日，金陵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其上有李自铭、唐智勇、傅应通、高天术四个股东的签名。2012年8月1日、2013年7月27日、2015年2月7日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为：李自铭占股比例60%;唐智勇占股比例30%;傅应通占股比例5%；高天术占股比例5%。其中2013年7月27日和2015年2月7日出具的股东名册上还分别有李自铭和全体股东的签字。
二审经审理确认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唐智勇是否实际向金陵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2、上诉人唐智勇名下30%的股权对应的出资人是谁?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程序问题，经本院依法核实，上诉人唐智勇在一审中确实向一审法院书面提出对李自铭提交的（2012）第25号云南汇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中，认定被上诉人李自铭向金陵公司出资30万元的有关财务凭证“1997年2月28日2-6号凭证及其附件”、“1997年2月28日2-19号凭证及其附件”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对此确未做出明确答复，属于审判程序瑕疵，但本院认为，该两份凭证所指向的是被上诉人李自铭和金陵公司款项往来的情况，与本案所争议的唐智勇的出资问题并无关联性，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和裁判，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鉴定并进行判决，不是本案发回重审的法定理由。另，对于上诉人调取证据的申请，一审已经在庭审过程中当庭做出不予调证的回复，上诉人提出的此项理由亦不成立。
针对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成立之初是以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国有划拨土地进行验资并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与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在实体资产上具有同一性，但在法人主体关系上，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属于不同的两个法人主体。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后改制为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原审第三人金陵公司。金陵公司改制过程中以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在经过评估并对国有资产产权进行界定并剥离后的公司净资产中的4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并登记在李自铭、唐智勇、傅应通、高天术四个自然人名下。同时，李自铭、唐智勇等四人均未另外投入货币资金进行验资登记。在李自铭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被抽逃或转移出公司的情形下，目前金陵公司用以作为股东出资的公司净资产经过评估和验资是充足并真实存在的。虽然唐智勇、李自铭等四人在改制时均未另外投入货币资金进行验资登记，但其以先前公司净资产作为各股东对金陵公司的出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故唐智勇已经履行了对金陵公司的出资义务。
其次，李自铭认为在改制时，唐智勇伪造了其签字将公司30%的股权登记到唐智勇自己的名下，李、唐二人并不存在股权划分的合意。本院经审理后认为，金陵公司改制过程漫长，手续繁琐，并非一朝一夕，单凭一人之力能够完成，改制要经过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经贸委员会、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多个行政部门的审批和备案，改制前的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原投资人云南省民政厅和云南浩丰联合实业公司都出具了配合改制的相关文件，包括《关于金陵公墓组建时出资情况的说明》、《关于金陵公墓注册资本的情况说明》等文件。金陵公司还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对改制的申请、方案、资产评估、产权鉴定等文件进行了审议、表决。对于改制之后股权划分的情况，在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工商局等单位的备案文件和改制方案中均有明确记载。故股权划分的情况在改制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作为改制方案的一部分，向全公司和各级行政部门公开公示的。因此，李自铭主张唐智勇私自将30%股权登记到自己名下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其主张不能成立。
其三，在金陵公司改制过程中，李自铭还将划分到自己名下的70%股权份额中的10%分别转让了各5%给傅应通和高天术二人。李自铭自称改制期间不在国内，对改制过程一无所知的主张与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在时间上互相矛盾，其主张并不成立。从2005年公司改制后，唐智勇被登记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中，一直以金陵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向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备案登记。唐智勇作为股东参加过金陵公司多次的股东会议，以股东的身份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李自铭同样作为股东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字，对于唐智勇的公司股东身份也从未提出过异议。金陵公司和李自铭已经以其后期的实际行为明确认可了唐智勇是金陵公司股东的事实。另，李自铭当庭陈述其是误认为唐智勇已经出资，才认可唐智勇股东身份的，对于唐智勇未出资的情况是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中才知道唐智勇没有出资的事实。其陈述与其报案的内容已经包含唐智勇侵占其30%股权的事实，在逻辑上存在矛盾。综上李自铭对本案事实的陈述与本案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其四，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人合性和资合性的统一。即使唐智勇没有出资，但其没有出资的事实并不能当然否定其所具有的金陵公司的股东身份，其股东身份是经过其他股东、金陵公司所明确认可的，并通过工商登记予以公示，依法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唐智勇已经实际履行了向金陵公司的出资义务，依法具有金陵公司的股东资格。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李自铭在金陵公司改制时和唐智勇一起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此前其并不是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的股东，其在公司改制时和其他股东一样是以云南省殡葬事业管理服务中心金陵公墓的净资产作为出资登记成为股东的，其也并未额外向金陵公司投入货币资金验资登记。李自铭并无证据证明作为金陵公司股东出资的净资产归其本人所有。虽然李自铭认为其在1997年向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0万元，但因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第三人金陵公司之间在主体上属于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李自铭向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与本案第三人金陵公司并无关联。且该30万元即使投入也并没有作为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进行验资登记，李自铭同样也不是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也没有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明确要将李自铭吸纳为新股东的情况下，李自铭投入的这30万元只属于李自铭和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其他往来款项，并不能认定为是李自铭向昆明金陵陵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款。从而，李自铭对本案中划入金陵公司的净资产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故此，本院认为，李自铭提出的登记在唐智勇名下的第三人金陵公司的出资额120万元的股权对应的实际出资人是李自铭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5）盘法民初字第164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李自铭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人民币31200元，由被上诉人李自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饶媛
代理审判员 李锋
代理审判员 张彬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马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