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5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维多利（湖州）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双林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高兴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萍，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傅建峰，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州翔顺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溪北路****号。法定代表人：叶嫣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袁丽华，浙江萤火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逸飞，浙江萤火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维多利（湖州）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公司）因与上诉人湖州翔顺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5）湖浔双商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29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维多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萍、傅建峰，上诉人翔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袁丽华、袁逸飞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一致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8月8日，维多利公司与翔顺公司签订《共同打造维多利女装品牌的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合作年度为一年，自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8月7日，维多利公司支付翔顺公司外派高级人才及管理费用200万元，自协议签订一周内首付全年合作费的50%，于2014年2月7日前第二次付全年合作费的30%，于2014年12月31日付全年合作费余额20%。翔顺公司委派设计师晨特兰女士驻维多利公司处全职开展工作并担任总经理职务，翔顺公司承担委派人的各项工资、奖金等福利待遇(包括湖州一双林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维多利公司权责为人力资源、品牌运行；翔顺公司权责为品牌市场调研、品牌涉及策划、品牌行销策划及融合品牌团队。后双方又补充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在原有协议基础上，将“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两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条款变更为“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方各执一份，维多利品牌运营总经理意大利设计师晨特兰（CHENMEILAN）执一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叁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签订后翔顺公司设计师晨特兰到维多利公司工作，并在此期间完成“女神鸟”品牌的部分设计及客户接洽等工作，并于2013年11月上旬离开维多利公司。另查明，维多利公司于2013年8月14日向翔顺公司支付100万元。2014年1月11日，维多利公司向翔顺公司寄送函件一份，内容为“贵公司派遣人员晨特兰在本公司实际工作时间为三个月，共计管理费用伍拾万圆整已在预付款中扣除，现因晨特兰已不在本公司工作，原合作协议已失效作废。故2014年1月10日贵公司开出的发票00441761#、00441760#原票退，请查收。本公司在2013年8月14日付给贵公司预付款壹佰万圆，扣除晨特兰工作时间的管理费用伍拾万圆，剩余伍拾万圆请退回”，翔顺公司确认上述函件已于2014年3月收到。再查明，晨特兰拥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姓名显示为“陈美兰”，同时拥有意大利护照，姓名显示为“CHENMEILAN”，2006年获上海时装周“设计师走廊”叶榭杯优胜奖，2010年成为中国时尚同盟签约设计师，于2011年注册了“晨特兰”商标，系2013年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创新领军人才。晨特兰在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期间未在湖州市就业管理局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维多利公司一审起诉称：2013年8月8日，维多利公司与翔顺公司签订了《共同打造维多利女装品牌的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合作年度为一年，即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8月7日，翔顺公司附加承担半年品牌打造延长至2014年12月31日。维多利公司向翔顺公司支付翔顺公司外派高级人才及管理费200万元，自协议签订一周内首付全年合作费的50%，之后的款项在2014年2月7日开始支付。翔顺公司委派意大利设计师晨特兰驻维多利公司全职开展工作并担任总经理职务，翔顺公司承担委派人的各项工资、奖金等福利待遇(包括湖州-双林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维多利公司依照约定在2013年8月14日通过网上银行向翔顺公司转账支付了合作费100万元。同月，翔顺公司委派一位自称是晨特兰的女设计人员到维多利公司工作。双方合作至同年10月底左右，维多利公司在为这位设计人员订购机票时发现该设计师并非宣传资料及合作协议中所称的意大利设计师晨特兰，而是叫陈美兰，系台湾籍人士。联想到近几个月来该设计人员的工作表现，其设计能力平平，跟宣传资料的宣传内容及维多利公司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出于安全因素及合作成效考虑，维多利公司要求翔顺公司对设计师姓名及国籍不符问题进行说明，并就完善下一步合作的具体做法与对方协商。后翔顺公司对上述问题未作出合理说明，双方就完善下一步合作也协商未果。同年11月8日起，翔顺公司委派的设计人员不再到维多利公司工作，在维多利公司实际工作时间为3个月。后维多利公司多次与翔顺公司交涉未果，于2014年1月11日发函给翔顺公司，表示双方合作协议己作废，要求翔顺公司退还剩余合作费50万元(维多利公司支付翔顺公司的100万元合作费扣除翔顺公司委派的设计人员实际工作期间的费用50万元剩余部分)。但翔顺公司一直未退还。故请求判令：1、翔顺公司返还维多利公司合作费50万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12日计算至2015年10月11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为6.3万元，要求计算至判决限定的付款之日)；本案诉讼费由翔顺公司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维多利公司补称：鉴于翔顺公司的违约行为，维多利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四）项以及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于2014年1月11日发函通知翔顺公司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已经收取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或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自维多利公司2014年1月11日的通知到达翔顺公司时，双方原合作协议即己解除。协议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己经履行的，则根据履行情况维多利公司可以主张相应权利。根据双方证据表明，合同解除前翔顺公司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存在误导、违法、不当得利等情形，因此，翔顺公司应全部返还己经收取的维多利公司设计费100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理由如下：一、翔顺公司对委派到维多利公司全职开展工作的总经理的真实身份及其从业资质一直故意隐瞒，造成维多利公司重大误解。在翔顺公司提供的合作意向书中称高薪聘请了意大利设计师晨特兰女士担任首席设计师，将晨特兰介绍成2012年新锐设计师时，晨特兰英文名为STELLACHEN，并夸大其从业经历和专业水平，称在意大利生活了26年，在上海成立STELLACHENSTUDIO，并拥有STELLACHEN品牌。但所谓国际设计师晨特兰实际是自2011年开始或还在此之前开始至今，均以台胞身份出入境的陈姓女士，其自己申报的职业为“无业人员”。二、翔顺公司委派不具备从业资格和就业条件的人员到维多利公司担任总经理全职开展工作，不仅违法，也是不诚信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应持职业签证入境，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方可在中国境内就业。根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实行就业许可制，经许可并取得就业证的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才受法律保护。不管翔顺公司委派的晨特兰是意大利的STELLACHEN，还是台胞陈姓女士，均不具备在维多利公司担任总经理开展全职工作的合法条件和就业身份，翔顺公司明知而为之应属违法用工，其所得的款项不应受法律保护。三、翔顺公司收取100万元设计费缺乏理由和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条第2项约定，维多利公司应支付给翔顺公司的款项是“乙方外派高级人才及管理费用”，而翔顺公司并不具备劳务派遣或人才管理的经营资质和业务范围，台胞陈姓女士也不是翔顺公司可以派遣的高级人才，他们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翔顺公司不存在向陈姓女士发工资、奖金的现实依据。翔顺公司没有理由和依据收取所谓的外派高级人才及管理费用。翔顺公司也认同这一观点，故其收取l00万费用是作为设计费收取的，开具的发票应税名称均为“设计费”。翔顺公司收取设计费没有合同依据。设计费作为智力成果的对价，是以交付相当数量且有一定质量的智力成果为前提，但翔顺公司不是设计事务所也没有提供设计成果，故无从谈及设计费。台胞陈姓女士是否具有设计师资质还不得而知，按照约定其拿到的也应该是翔顺公司应承担的发给委派人的工资和奖金，不是设计费。综上，本案合同解除前，翔顺公司基于其履行协议的过程中误导、违法、不当得利等情形而收取的100万元设计费，应依法全部返还维多利公司，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故维多利公司将诉请变更为：1、判令翔顺公司返还维多利公司设计费100万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1月12日计算至2015年10月11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为12.6万元，要求计算至判决限定的付款之日）；2、确认维多利公司于2014年1月11日通知翔顺公司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认定本案双方协议自该通知到达翔顺公司时即已解除；3、本案诉讼费用由翔顺公司负担。翔顺公司一审辩称：一、维多利公司在诉状和增加诉讼请求中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1、就款项支付时间的陈述，与约定不符，协议约定：一周内首付全年合作费的50%，2014年2月7日前支付全年合作费的30%，而不是“2014年2月7日开始支付”。双方合作内容是服装品牌打造，属于智力成果知识产权，故难以用天或月等时间来折算。合作前期，市场调研、品牌定位和设计投入的人力、财力相对较大，故双方在协议中对费用支付的时间才作如此约定，合作一周内就付50%合作费。2、签订合作协议时，维多利公司便明知陈美兰就是晨特兰设计师，晨特兰是设计师的艺名，是台湾人并同时具有意大利国籍，协议内容也可证实。维多利公司称2014年10月底订购机票时才发现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陈美兰从未回避过自己的就业身份。3、合作期间，晨特兰设计师认真履责，为维多利公司“女神鸟”品牌服装的打造加班加点，牺牲休息时间，跑市场，做调研，设计手稿。在合作最初的两、三个月时间，便和维多利公司团队共同努力完成了维多利“女神鸟”品牌的整体打造，包括品牌定位、构想、设计（已完成整个合作期间设计，包括13年秋冬款、14年春夏款）、市场营销计划和实施，其设计风格和水平与宣传资料的宣传内容完全一致。晨特兰设计的“女神鸟”作品也获得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的肯定，并获得了大量订单意向。4、合作协议签订后，翔顺公司按约全面履行自己义务，派陈美兰设计师驻点维多利公司工作，另派设计师为维多利公司服装展厅设计布局，还派出专业人员协助陈美兰设计师作市场调研，叶嫣嫣总经理还亲自与浙北大厦等商场多次洽谈市场营销方案。但维多利公司未能按约履行义务，在陈美兰设计师驻点工作后，一直未能按约任命其为总经理，致使陈设计师根本无法履行总经理职责，只能以设计师的身份履行设计职责。维多利公司眼看“女神鸟”品牌定位、设计完成，便寻找各种借口毁约，以莫须有的理由，如对完善合作内容不协助、设计水平差等，将设计师赶走，再以翔顺公司不能接受新的合作思路与方式为由，欲单方终止合同。陈美兰是被迫离开维多利公司，而不是擅自离职。维多利公司违约、毁约目的是为了逃避支付剩余100万元合作费，其诉称陈美兰“自2013年11月8日起不再在维多利公司全职开展工作，也不再履行总经理职责”之说完全颠倒是非。2013年11月、12月期间，陈设计师一直在为维多利公司“女神鸟”品牌服装的营销四处奔波。5、维多利公司于2014年1月11日出具的函不是解除合同通知，其内容只有“原合作协议已失效作废”，并无明确解除合同之意，原合作协议是否已失效作废须双方合意。而翔顺公司在2014年3月收到此函后已及时作出不予认可的书面回复。翔顺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维多利公司在本案中适用合同法第94、96条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二、维多利公司称翔顺公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误导、违法、不当得利等情形，纯属捏造。1、翔顺公司从未隐瞒陈美兰设计师的身份，陈美兰是台胞，同时拥有意大利国籍。用台胞证入境时申报职业为“无业人员”并无不当，因为她在台湾没有工作，确实属于无业人员。合作背景中对她的介绍也是真实客观的，她是2012年新锐设计师，确实拥有STELLACHEN品牌，是湖州市政府部门引进的高级人才，经政府推荐，自2012年7月始，翔顺公司便高薪聘请她为“翔顺绘兰”品牌总经理和总设计师。2、翔顺公司派陈美兰驻维多利公司工作，不属于劳务派遣，而是履行合作协议的一种方式。3、陈美兰自2013年10月4日起在中国具有定居权，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所称外国人，是指没有取得定居权的外国人，该规定对陈美兰不适用，陈美兰在中国有就业资格。退一步讲，即便陈美兰作为台胞在中国就业，没有取得就业证，也只是轻微的违规行为，并不违法，更不会影响双方合作协议的效力和履行。4、本案合作费200万元，是品牌设计、行销、管理服务等费用的总和，翔顺公司就已经收取的100万元开具发票注明设计费，并无不当。该费用是翔顺公司付出相当代价智力成果按合作协议约定收取，并未违法。且品牌合作费根本无法用天或月的等额时间来折算，翔顺公司为该合作投入了多年以来累积的知识产权和整个团队，除了晨特兰派驻维多利公司工作以外，翔顺公司总经理及品牌团队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定期或不定期地为维多利公司品牌付出大量工作，合作开始后总经理每周都去指导。正是因为整个团队的辛勤付出，合作三、四个月后，维多利公司品牌便已打造完成。维多利公司将200万元品牌合作费曲解成委派人的工资和奖金违背合作协议本意和内容。三、协议签订后，翔顺公司以及设计师晨特兰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自2013年8月开始维多利公司品牌运作管理，晨特兰设计师更是远赴多地，利用自身人脉进行市场调研，设计稿件，递交有价值的市场调研报告，加班加点装订成册的就有三大本，未装订的手稿有60余款。在合作仅仅三个月时间内，便为维多利公司成功参展上海第一汇，获得多家客户订单意向，所取得的工作成效己达到预期，甚至远超预期。而维多利公司只是按约支付了第一期合作费100万元，第二期60万元及第三期40万元合作费至今未付。故要求驳回维多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反诉诉请判令：1、维多利公司立即支付合作费10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付款日，暂算至反诉日为71030元);2、本案诉讼费由维多利公司承担。维多利公司就反诉答辩称：一、翔顺公司指派的设计师兼维多利公司总经理晨特兰擅自离岗，系翔顺公司单方终止履行合同，翔顺公司无权要求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合作费100万元。1、晨特兰在维多利公司工作约三个月后自行离职，自此之后无任何回应。2、2013年11月初，双方为完善合作协议内容进行协商，相关内容已基本达成一致，待听取晨特兰的意见后即可确定，但一直没有答复。维多利公司于2014年1月11日向翔顺公司发送书面通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回已付的款项，符合法律规定。而翔顺公司在反诉中否定合同解除的效力，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限，双方合作协议已于2014年1月11日解除。二、翔顺公司声称已完成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合作意向书对合作目标、品牌规划、合作内容、品牌效果评估均有详细描述，现无任何证据表明晨特兰在维多利公司工作的近三个月中已完成了全部工作内容。三、晨特兰在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中申报的职业为“无业人员”，与翔顺公司介绍的“意大利设计师”相悖，不符合合作协议约定。四、翔顺公司委派不具有从业资格和就业条件的人员到维多利公司工作违法,其所得款项不应受法律保护。综上，请予驳回翔顺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维多利公司与翔顺公司签订的品牌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有效。本案的争议在于：一、该合同是否确已履行完毕？鉴于合作协议中关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明确、具体，现翔顺公司以晨特兰与客户的邮件往来、举办展销会等主张合同义务已完全履行，但结合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对证人的询问，两证人均认为在三个月内无法完成品牌打造任务，故一审法院酌情根据履约时间来确定合同履行情况，双方均认可晨特兰在维多利公司工作三个月，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所涉合同履行了四分之一。故翔顺公司反诉要求维多利公司给付剩余合作费用及相关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翔顺公司已收取的100万元是否涉及违法取得？维多利公司主张翔顺公司隐瞒晨特兰身份及从业资质，且晨特兰未取得就业许可，翔顺公司所收款项均以“设计费”名义开具发票，主张全额返还。一审法院认为，翔顺公司已举证证实晨特兰拥有意大利护照，且在设计方面具有一定水平，故在双方合作背景中介绍为意大利设计师不涉及故意隐瞒或误导维多利公司情形；晨特兰虽未在内地取得就业许可，但根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未办理就业证或未办理备案手续的，应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并处罚款，而发票所列项目与实际不符，也属行政管理事项，维多利公司不能以此主张翔顺公司收取的合作费系违法取得。翔顺公司基于与维多利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取得的100万元合法，但因合同义务未履行完毕，故应就多余部分50万元返还维多利公司。三、双方合作协议何时解除？维多利公司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主张在其2014年1月11日通知到达翔顺公司处时合作协议解除，翔顺公司则主张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情形。本案中，晨特兰因故于2013年11月上旬离开维多利公司后，未再返回维多利公司工作，根据双方合作协议，晨特兰驻维多利公司全职开展工作是协议主要内容，现因晨特兰的离开，协议已无法实际履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维多利公司有权就此向翔顺公司提出合同解除。翔顺公司确认收到维多利公司函件，该函件中虽表述为原合作协议已失效作废，但从函件要求翔顺公司返还预付款的叙述来看，存在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翔顺公司虽主张在2014年3月3日向维多利公司出具答复函一份，并于同年3月14日寄送，但维多利公司举证表示收到的系另一份关于发票的函件，且与翔顺公司主张的寄送时间相符，现翔顺公司未能继续举证证实上述答复函确已向维多利公司寄送，故维多利公司上述函件到达翔顺公司时，双方合作协议解除。但维多利公司未能举证证实信件到达时间，以翔顺公司自认的2014年3月3日为准。四、双方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是否合理？由于双方合作协议已于2014年3月3日解除，故翔顺公司应及时将50万元返还维多利公司，但翔顺公司未能及时返还，故应自2014年3月4日起以50万为基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经一审法院核算，暂计算至2016年3月28日为53337元{50万元×[（363天×5.6%+71天×5.35%+48天×5.1%+59天×4.85%+59天×4.6%+156天×4.35%）÷365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维多利公司与翔顺公司于2013年8月8日签订的《共同打造维多利女装品牌的合作协议》于2014年3月3日解除。二、限翔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维多利公司合同价款人民币50万元，并自2014年3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损失（其中暂计算至2016年3月28日为人民币53337元）。三、驳回维多利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翔顺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4880元，减半收取7440元，反诉受理费14440元，减半收取7220元，合计诉讼费14660元，由维多利公司负担3656元，翔顺公司负担11004元。维多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翔顺公司指派的总经理兼设计师晨特兰在维多利公司工作自2013年8月初至2013年11月初，仅三个月后擅自离岗，单方面终止合同，已构成根本性违约，维多利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维多利公司于2014年1月11日向翔顺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要求退回支付的款项，翔顺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双方合作协议已解除。二、在合同解除前提下，翔顺公司以“设计费”名义收取的1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1、晨特兰是台胞身份出入境的陈美兰，并非意大利设计师，翔顺公司故意隐瞒其真实身份和从业资质，晨特兰是否翔顺公司宣称的陈美兰也无证据证明。2、晨特兰（或陈美兰）未办理就业登记，翔顺公司委派不具备从业资格和就业条件的人员到维多利公司工作违法，所得款项理应返还。晨特兰在维多利公司工作期间同时担任翔顺公司总经理，违背合作协议约定。3、合作协议约定的款项是翔顺公司外派高级人才及管理费用，晨特兰不是翔顺公司可以派遣的高级人才，两者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翔顺公司无权收取该笔款项，翔顺公司以“设计费”名义开具发票而其经营范围没有设计服务，也未向维多利公司提供设计成果，翔顺公司收取的100万元应返还。综上，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准予维多利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翔顺公司二审答辩并向本院上诉称：一、翔顺公司从未认可晨特兰在维多利公司工作时间为三个月，仅是因为双方合作约三个月时，维多利公司欲单方毁约，提出更改合作协议，而不是双方合作仅三个月。事实上，合作三个月后，双方合作的维多利“女神鸟”服装品牌就已完成品牌定位、品牌设计策划和品牌营销策划，品牌初具形成。形成与完成概念不同，一个服装品牌永远不可能完成，在服装领域被公认便是形成，爱慕、苏美达等品牌已经和维多利公司洽谈“女神鸟”服装的合作，说明“女神鸟”品牌已得到社会公认。维多利公司以为知悉了品牌运作技巧，才以设计师身份、设计水平等借口单方毁约，以达到不付合作费的目的。晨特兰在维多利公司驻点工作远超三个月，其最晚的设计手稿是2014年的春夏款。合作初期工作重心是设计，自2013年11月起工作重心转至品牌营销、外出市场调研、参加各地展会，驻点工作也不是机械坐于办公室，维多利公司更改合作方案之时，晨特兰正为营销奔波。双方未达成新的合意前，翔顺公司一直按合作协议履行，而维多利公司没有履约。公司的总经理和品牌总经理是两个概念，晨特兰是担任维多利公司的总经理，其不再担任翔顺公司下属品牌“绘兰”的总经理。维多利公司未任命晨特兰为总经理，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故晨特兰无权行使品牌管理义务，没有设计、打版、出样等各部门协调权，只能履行设计师职责。二、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履行了四分之一显失公正。合作协议不是维多利公司与晨特兰个人的合作，而是两公司的合作，是翔顺公司整个团队倾入的合作。合作内容包括品牌定位、市场调研、品牌设计策划、品牌行销策划等，这些不是一个设计师能单独完成的。双方合作内容是一个品牌，200万元费用是团队运作费用的总和，不仅仅是外派人员费用，不能以晨特兰驻点工作时间来确定维多利公司应支付的合作费，翔顺公司对收取的费用开具设计费发票无不当。服装品牌的打造，前期定位等投入的智力和财力比后期要多得多，用等额时间折算智力成果不公平。三、晨特兰何时离开维多利公司没有证据证实，一审判决对于晨特兰离开的原因也未作说明，而该节事实关系到维多利公司有无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维多利服装品牌已打造形成，合同目的已实现。四、维多利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协议的更改及补充方案》可以证明维多利公司未任命晨特兰为维多利公司总经理的违约行为以及晨特兰被迫离开的原因，更能证明维多利公司对已经支付的100万元作为至2013年11月7日止合作前期磨合费用是认可的。五、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11日维多利公司出具的函件为解除合同通知是错误的。翔顺公司于2014年3月收到该函件后于同月3日作出不予认可协议作废的回复函并和第二期合作费的增值税发票一起邮寄给维多利公司。尽管维多利公司否认收到回复函但翔顺公司寄送发票的行为可视为催款行为，证明翔顺公司已提出异议。综上，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维多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翔顺公司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维多利公司承担。对于翔顺公司的上诉，维多利公司答辩称：一、因翔顺公司指派的设计师晨特兰擅自离岗，翔顺公司单方终止履行合同，维多利公司书面通知翔顺公司解除合同是行使法定解除权，翔顺公司无权要求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合作费。二、维多利公司声称三个月已完成全部工作内容违背事实。三、翔顺公司委派晨特兰担任维多利公司的设计师兼总经理，同时，晨特兰还担任翔顺公司的总经理违背合作协议约定。四、维多利公司发送给翔顺公司函件的性质是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请求本院驳回翔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维多利公司向本院提交“女神鸟”品牌部开业典礼的题名簿和视频光盘，用以证明叶嫣嫣、晨特兰出席开业典礼，开业典礼中维多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兴才宣布晨特兰为“女神鸟”品牌运营总经理的事实。对上述证据材料，翔顺公司质证认为：对于题名簿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题名簿恰恰可以证明翔顺公司投入的是整个团队，而不是晨特兰一个人，题名簿里有翔顺公司设计部、策划部人员的签名，双方合作的品牌是维多利品牌。对于视频光盘，即便属实，但之后并没有总经理的任命手续，导致晨特兰无法以公司总经理身份协调工作，她只能指挥设计师。单凭一句话无法证明晨特兰就是维多利公司的总经理，维多利公司也没有变更工商登记。本院认证认为：维多利公司提交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条件，能够证明2013年8月18日维多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兴才在“女神鸟”品牌部开业典礼上宣布晨特兰为“女神鸟”品牌运营总经理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翔顺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8月18日，维多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兴才在“女神鸟”品牌部开业典礼上宣布晨特兰为“女神鸟”品牌运营总经理。2013年11月初，维多利公司向翔顺公司、晨特兰提出了《关于“共同打造维多利女装品牌的合作协议”的更改及补充》，要求对维多利公司的费用承担、翔顺公司的权利责任以及双方合作模式等方面进行变更，各方协商后未达成一致。之后，晨特兰离开维多利公司。除上述事实以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合同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合作协议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如果条件成就，解除时间如何认定。三、维多利公司应否支付翔顺公司合作费，如需支付，具体金额为多少。关于争议焦点一。维多利公司上诉认为翔顺公司指派的晨特兰擅自离岗，单方面终止合同，构成违约。而翔顺公司上诉称维多利公司未任命晨特兰为维多利公司总经理，维多利女装品牌初具形成后，维多利公司为了不付合作费单方毁约，维多利公司违约。本院认为，1、双方合作内容是共同打造维多利女装品牌，合作协议约定有“乙方（翔顺公司）委派设计师晨特兰女士驻维多利全职开展工作并担任总经理职务”、“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方各执一份，维多利品牌运营总经理意大利设计师晨特兰（ChenMeiLan）执一份”等内容，因此，从合同目的和合同文意分析，双方约定的是由维多利公司聘任晨特兰为维多利女装品牌运营总经理而非维多利公司的总经理，维多利公司也已在“女神鸟”品牌部开业典礼上宣布晨特兰为“女神鸟”品牌运营总经理，故翔顺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关于“共同打造维多利女装品牌的合作协议”的更改及补充》对原合同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实质性变更，该协议载明实行对翔顺公司权责利挂钩的结算方式，维多利公司支付给翔顺公司的200万元合作费要求与晨特兰完成的销售业绩挂钩，加重了翔顺公司的义务负担，对翔顺公司不利，因此，维多利公司否认系其向翔顺公司提出修改合作协议的抗辩意见明显违背常理。晨特兰离开维多利公司亦因维多利公司更改合作协议，加重晨特兰义务负担所致。此外，合作协议是两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而非维多利公司与晨特兰个人签订的劳务合同，除了晨特兰以外，翔顺公司还委派其他人员到维多利公司为打造合作品牌工作，故维多利公司所称晨特兰擅自离岗，晨特兰离开即视为翔顺公司单方面终止合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3、维多利公司提出更改合作协议，在未得到翔顺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维多利公司向翔顺公司发函，声称合作协议失效作废，要求翔顺公司返还管理费用50万元，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故本院确认维多利公司违约。关于争议焦点二。维多利公司上诉称其具有合同解除权，其寄给翔顺公司的函件是解除合同通知，翔顺公司未在法定期间提出异议，双方合作协议解除。翔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上诉认为系维多利公司提出了苛刻的更改方案致使双方无法合作，晨特兰被迫离开，导致双方合作协议事实上解除。本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权产生的情形分为因不可抗力产生的解除权和因一方违约而产生的解除权。本案中，如本院争议焦点一所述，本案合同违约方是维多利公司，故维多利公司不具有合同解除权。2、维多利公司向翔顺公司寄送函件表示合作协议作废，翔顺公司自认于2014年3月3日收到该函件，翔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收到函件后其继续履行合作协议的事实，应视为双方对解除合同达成合意，故本院确认合作协议于2014年3月3日解除。关于争议焦点三。维多利公司上诉认为翔顺公司隐瞒晨特兰身份，晨特兰未按《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办理就业登记故翔顺公司无权收取合作费，翔顺公司以“设计费”名义收取款项与事实不符，应全额返还已收取的费用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而翔顺公司上诉认为双方合作的维多利女装品牌已初具形成，维多利公司应当全额支付200万元合作费及相应利息。本院认为，1、翔顺公司已举证证明晨特兰是台湾居民拥有意大利护照且具有一定设计水平，与双方合作协议载明的晨特兰（ChenMeiLan）身份一致，不存在隐瞒或误导情形。依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地区居民在内地就业按《台湾和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执行，故《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对晨特兰不适用。翔顺公司开具的发票所列项目是否与实际相符，可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理，维多利公司据此认为翔顺公司收取的合作费违法的理由不成立。2、本案合同未履行完毕，翔顺公司上诉认为双方合作的维多利女装品牌已形成，合同目的已实现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对其要求维多利公司支付剩余100万元合作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3、至于维多利公司应当向翔顺公司支付合作费的具体金额，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自2013年8月8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实际履行至2014年3月3日解除合同，以及合同解除系因维多利公司违约引起，翔顺公司的履行合同情况等因素，本院酌定由维多利公司支付翔顺公司合作费85万元，翔顺公司多收取的15万元应当返还维多利公司。关于逾期付款损失，经本院核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4年3月4日起暂算至2016年8月19日止，翔顺公司应向维多利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9416元。综上，维多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翔顺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本案合同履行期限、实际履行时间、合同解除原因等认定错误，故一审判决由翔顺公司返还维多利公司50万元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5）湖浔双商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5）湖浔双商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湖州翔顺工贸有限公司返还上诉人维多利（湖州）时装有限公司合同价款1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9416元（暂算至2016年8月19日，自2016年8月20日起以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4880元，减半收取7440元，反诉受理费7220元，减半收取3610元，合计11050元，由上诉人维多利（湖州）时装有限公司负担6324元，上诉人湖州翔顺工贸有限公司负担47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20元，由上诉人维多利（湖州）时装有限公司负担7480元，上诉人湖州翔顺工贸有限公司负担85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瑞芳代理审判员  郑 扬代理审判员  阮梦凡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丁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