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5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富美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尚雅苑）。
法定代表人：朱纪军。
委托代理人：莫杨志，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骆伟金，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王晓廉。
委托代理人：谢春璞，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冰梅，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珠海富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2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2月23日，双方签订《购销合同》（编号：B201302023），合同约定富某公司向博观公司采购集成电路芯片，货物总金额人民币5010000元，采购的产品由博观公司按富某公司的需求进度交货，富某公司需求计划应在每批供货前十五天以书面形式（传真确认）通知博观公司，货款直接汇入博观公司开立在兴业银行珠海分行、账号为39×××02的账户内。双方在合同落款处盖章，但并无双方经办人或代表人的签名。2013年10月11日，双方签订《订货单》（编号：NO.00013007），约定博观公司向富某公司提供货值人民币701989.5元的货物，货款直接汇入博观公司开立在珠海交通银行翠微支行、账号为444×××92的账户内，款到发货，发货运费由博观公司承担。双方在订单落款处盖章，但亦无双方经办人或代表人的签名。2013年的5月20日、5月28日、9月23日、10月18日，富某公司向博观公司开立在兴业银行珠海分行、账号为39×××02的账户内分别汇入人民币1000000元、人民币2000000元、人民币1010000元、人民币2000000元，汇款用途标注为“货款”。2013年8月5日，富某公司向博观公司开立在珠海交通银行翠微支行、账号为444×××92的账户内汇入人民币1000000元，汇款摘要注明为“货款”。富某公司称在10月18日汇款的人民币2000000元中包含上述《订货单》约定的货款人民币701989.5元，富某公司称其余的汇款是另外的货款，但并无对此签订书面合同。原审法院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调取的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账号：39×××02）自2012年4月至2014年9月的对外支付款项的流水单上反映了上述双方涉案的几笔款项往来，博观公司称据该流水单反映，有几笔款项为博观公司汇给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应视为双方之间的资金流动。
2014年7月19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确认上述《购销合同》及《订货单》是为配合博观公司申报项目、真实有效以及博观公司未向富某公司供货的情况。《协议书》同时确认，签订合同后博观公司向富某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富某公司向博观公司支付了货款合计人民币5711989.5元。《协议书》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即解除上述《购销合同》及《订货单》，博观公司已开具给富某公司的发票全部退还，博观公司自行按规定予以作废；博观公司已收到的货款5711989.5元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全部退还富某公司；博观公司按时退还货款可不计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如逾期退款则应按如下方式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及逾期退款违约金：（1）从实际收到资金之日至约定退还日期间，按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占用资金利息；（2）逾期退还期间，则从约定退还日至实际付清日每日按约期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博观公司确认因其并无实际交货给富某公司，因此不存在因解除购销合同而造成的博观公司的经济损失。该《协议书》加盖双方公章，但在落款处双方的“代表人”一栏内均为空白。
博观公司称其公章于2014年7月18日被富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纪军控制，2014年7月19日的《协议书》上的博观公司公章为朱纪军控制其公章的情况下所盖。博观公司曾报案，朱纪军在公安机关向其调查时，确认其控制博观公司公章的事实，但认为博观公司公章存在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为了规范公章使用才控制公章。朱纪军出庭作证时确认《协议书》上双方的公章均为其所盖，但朱纪军认为其当时作为博观公司的财务总监，有权作出该行为。同时朱纪军称《协议书》上所述的“为配合甲方（博观公司）申报项目”，是为了博观公司的广东省领军人才计划、国家的千人计划、高新区政府申请土地的情况都需要一定的财务数据，但签订的相关合同是真实的。
2014年8月13日，朱纪军以其作为博观公司副董事长、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博观公司财务钟某发出《财务工作安排及通知》，内容如下：“因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珠海富某商贸有限公司货款等相关款项后，未实际交付任何货物给富某公司，长期占用富某公司资金，本公司应予退还但一直未实施，富某公司已多次催促。经研究，现决定将本公司存在你个人名下账户（开户行：交通银行珠海翠微支行，账号：62×××54）的400多万元人民币（以实际在你账户上的金额为准）用于退还富某公司货款，请你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办理，将本公司存于你账户上的款项全部付至富某公司指定账户，并取得收款收据，完善相关手续。”2014年8月15日，钟某通过其账户向富某公司汇入人民币2290000元，富某公司确认上述款项为博观公司退还货款的款项。富某公司确认博观公司在起诉后返还货款人民币1140000元的事实。2014年12月14日，受博观公司委托，珠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珠海公信查字（2014）222号《审计报告》，对博观公司2012年6月至2014年9月的有关财务状况进行审核，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9月30日，富某公司欠博观公司1544989.5元，报告同时指出，2014年9月补入以前年度的现金收入和支出中，大部分现金还款均没有取得收款单位的收款收据，且博观公司一直以来所收取的现金货款没有在公司的会计账反映，而由钟某独立保管。该报告属于测算，仅供博观公司内部参考，不作其他用途。报告后附有对原、博观公司双方对报告意见的回复。博观公司确认因双方分歧过大无法达成最终审计。富某公司认为，该报告未附原始凭证及审计师资质证书，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2015年1月23日，博观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决定依法解散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公司停止经营活动，并确定了清算组的组成。至庭审时清算并未完成。
原审法院另查明，根据双方提交的博观公司《公章使用登记表》，登记表上并无上述《购销合同》、《订购单》及《协议书》的公章使用登记，富某公司称提交法庭的登记表并不完整。
原审法院另查明，根据本案纠纷发生时的《商事登记薄》记载，博观公司投资者为DILI（李某）及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DILI（李某）出资人民币600万元，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博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DILI（李某），朱纪军为副董事长，王晓廉为董事。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朱纪军，朱纪军亦是其股东之一。富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朱纪军，投资者为朱纪军及钟某。其后，博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晓廉，富某公司称朱纪军已辞去博观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原审法原审另外的货款，但并无对此签订书面合同。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购销合同》、《订购单》及《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双方为关联企业，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人员方面，博观公司的股东之一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两位投资人为富某公司的两位股东朱纪军及钟某，且纠纷发生时朱纪军及钟某属于博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财务方面，根据富某公司的证据显示博观公司部分款项的收、付是经过钟某的个人账户来进行的；在管理方面，博观公司的公司公章的使用需经其法定代表人DILI（李某）或朱纪军同意。基于双方的关联关系，其间进行交易，相关人员不应利用双方的特殊关系、职务上的便利，损害一方利益或牟取不当利益。同时，交易上应符合相关程序。对于本案的《购销合同》、《订购单》及《协议书》，涉及的合同主体为富某公司、博观公司，富某公司称上述三份合同作为双方订立并解除相关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但博观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并不存在买卖关系，因此对上述三份合同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应综合考量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从合同的签订上来看，难以直接根据双方公章推定双方具有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理由如下：一、博观公司确认上述合同上其公章的真实性，但并不认可是为与富某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而盖。二、合同上并无相关经办人或负责人的签字，且庭审中富某公司亦未能说明具体的合同负责人，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三、在博观公司未履行2013年2月的《购销合同》的发货义务、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富某公司仍于2013年10月继续向博观公司发出《订货单》订货，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四、根据庭审中朱纪军的证人证言，博观公司公章的使用需要经过其本人或博观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意，并在《公章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备案，但双方提交法庭作为证据的登记表并无涉案合同盖章的备案登记。从合同的履行上来看，仅从款项的往来难以反映双方具有买卖芯片的意愿，理由如下：一、《购销合同》约定，富某公司的需求计划应在每批供货前十五天以书面形式（传真确认）通知博观公司，但富某公司并无书面证据证明其曾向博观公司发送相关要求供货的信息，博观公司亦无主动向富某公司供货。二、从富某公司的付款情况来看，双方于2013年2月签订《购销合同》，富某公司从2013年5月底才开始组织付款，至2013年9月共付款四次，合计为《购销合同》货款总金额人民币5010000元，但其中8月5日的汇款并非汇至合同约定的账户内。而富某公司所称对《订购单》货物进行的汇款，亦非汇至指定的账户，且汇款金额超过《订货单》上约定的金额一百多万。富某公司称超出的数额为口头约定的买卖合同的货款或双方之间的其他往来，但博观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富某公司亦无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款项的用途。三、博观公司接收款项后，给富某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富某公司亦无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博观公司进行催货。而根据朱纪军的证人证言，富某公司向博观公司订购芯片时并无明确的客户，但有潜在的客户，在博观公司没有供货的情况下仍向博观公司汇款是因为双方存在关联关系，需要帮助博观公司，但博观公司对此主张不予认可。
《协议书》的签订难以体现为博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朱纪军的证人证言，《协议书》上双方的公章均为其一人所盖，朱纪军在当时虽作为博观公司的副董事长，但其同时作为富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当时在博观公司公章的管理上，博观公司公司内部存在争议。而朱纪军在2014年7月18日掌控博观公司公章后，即在2014年7月19日在《协议书》上加盖博观公司公章。鉴于《协议书》涉及对于《购销合同》、《订货单》履行情况的确认以及博观公司还款的约定，考虑朱纪军身份的特殊性及协议处理的交易属于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因此《协议书》在程序上应征求博观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意见或根据博观公司的公司章程处理。朱纪军在《协议书》上未经正常程序擅自加盖博观公司公章的行为，不能直接推定为博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涉案的《购销合同》及《订货单》，难以体现双方存在构建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不能证明双方已就相关合同内容达成合意，而《协议书》的订立亦缺乏博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涉案《购销合同》、《订货单》及《协议书》不成立，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富某公司要求博观公司按《协议书》返还相关款项及承担相应利息、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富某公司汇给博观公司的涉案款项应否返还的问题。博观公司确认收到富某公司在本案中提及的五笔汇款，富某公司称博观公司已部分偿还涉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尚欠人民币2281989.5元。原审法院认为，富某公司要求博观公司退还涉案合同项下的款项，首先该款项应与涉案合同有对应关系，但根据富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五笔汇款是为履行涉案合同而发生的。其次，基于双方之间的关联关系，其间往来的渠道应当是明晰的，才能考虑款项的退还问题。在本案中，相关的汇款上虽注明款项为“货款”，但根据富某公司陈述，双方存在其他往来，富某公司所称支付本案项下合同的款项仅仅是表现为发生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后，难以直接反映汇款即是支付涉案合同的款项。同时，博观公司并非仅有单一的账户，且就本院查明的账户来看，博观公司与其股东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自身其他账户之间亦有款项往来。根据本案证据，博观公司还存在使用私人账户进行款项往来的情况。在《审计报告》中，亦反映了博观公司缺少部分财务记录。综上，原审法院已认定《购销合同》及《订货单》不成立，虽然博观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款项已悉数退还富某公司，但上述合同项下的款项应否退还、是否已实际退还、退还的数额等问题，考虑到双方之间关联关系及其间往来的复杂性，本案的证据不足以综合反映原、博观公司之间往来的全部情况，仅就本案证据难以认定博观公司应否偿还涉案汇款及偿还的具体数额，双方应另循途经通过审计或清算进行综合认定。因此富某公司要求博观公司返还货款人民币2281989.5元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珠海富某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897.5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42897.55元，由珠海富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富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博观公司向富某公司退还货款2281989.5元，并向富某公司支付从实际收到货款之日起至2014年7月26日（约定退还之日止）占用资金的利息362388.2元；3、改判博观公司向富某公司支付自2017年7月27日起至实际退还全部货款之日止的违约金（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一计）；4、博观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涉案购销合同、订货单、协议书不成立是错误的，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双方于2013年2月23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富某公司向博观公司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款，付款金额和购销合同完全吻合，付款凭证上还注明该款项的用途为货款，博观公司出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由此可见，购销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博观公司在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违反合同法及公司法的情形，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以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以及购销合同加盖公章程序上未经审批为由认定合同未成立，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本案证据公章使用登记表可以证实，朱纪军作为博观公司的副董事长，具有博观公司公章的审批权，有权决定在本案相关合同上加盖博观公司公章，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高管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但并为限制或禁止与关联公司之间进行正常交易，涉案合同的签订履行均符合公平原则，属正常交易，没有损害博观公司的利益。二、博观公司已依据合同收到富某公司支付的货款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购销合同、订货单、协议书未成立、未生效，依法都应退还富某公司已付的全部款项。
富某公司当庭对上诉状补充如下：
一、原判决漏查重要事实，导致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并错误判决。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8（发票9份），被上诉人博观公司在收到上诉人富某公司支付货款的同时，向上诉人出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这一事实能够证实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但原审漏查了这一重要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并导致错误判决。2、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博观公司审计报告）显示，博观公司已将所收到的上诉人富某公司履行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支付的货款认定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应付款，但原判决对此却没有查明并认定这一重要事实，进而导致错误判决。3、上诉人向被告上诉人支付案涉款项时，均在汇款单据上注明款项用途为“货款”，但原判决仅在列举相关证据时提到这一事实，没有作出相应认定，更没有对不予认定这一事实、不采信该证据作出任何分析及说明。
二、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原判决认定“朱纪军在公安机关向其调查时，确认其控制被告公章的事实”是错误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根本不存在所谓朱纪军确认其控制被告公章的事实。该询问笔录只是能够反映，当朱纪军作为被告副董事长发现被告公章保管人员违规使用公章后，责令其将公章交予另外一名公司员工保管，何某朱纪军确认其控制被告公章的事实？原判决错误认定上述事实，进而错误认定朱纪军利用实际控制被告公章的便利，越权签订2014年7月19日的《协议书》。事实上，根据公章使用登记表可以证实，朱纪军作为被告副董事长，有权审批使用公司的公章，根本无需通过所谓抢夺、控制公司印章的方式去签订上述协议书。朱纪军决定使用被告公章签订上述协议书的行为，是其作为公司副董事长行使公司管理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并未损害被告合法利益，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订货单》、《协议书》均有双方盖章，已依法成立，但原判决对此视而不见，却一再强调该三份合同没有双方代表人签字，进而结合其他所谓的合理性认定三份合同均未依法成立，原判决这一认定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参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如果案涉合同不成立，则当事人据此取得的财产应但返还对方当事人，然而，在被上诉人毫无证据支持其主张，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其实际收到上诉人所付货款的性质及用途的情况下，原判决却不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财产，该判决明显不公，并且明显不符合《民法通则》立法精神。本案基本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并已经实际履行，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及订货单，上诉人依约支付了货款，付款金额与购销合同完全吻合，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并开具了相应数额的发票，发票金额与货款金额也完全吻合，然而原判决却漏查被上诉人已开具货款发票、审计报告反映案涉货款往来实际发生并认定该货款属被告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应付款项等重要事实。
博观公司答辩称：
一、一审认定购货合同、订货单、协议书不成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认定事实清楚。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购货合同、订货单、协议书、发票均系伪造的事实，不是被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难以推定双方具有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只有公章，没有任何人签名，不符合常理；在没有交货的情况下不断的支付货款，不符合常理，未履行购货合同的交货义务，又发出订货单，不符合常理。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未能说明合同的具体负责人。《公章使用登记表》并无购货合同、购货单、协议书的盖章登记记录。朱纪军未经正常程序在协议书上盖章不能直接推定为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朱纪军在一审承认协议书公章为其一人所盖，朱纪军身为被上诉人副董事长，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对于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在程序上应当征得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同意或根据被上诉人的章程处理，朱纪军未经正常程序在协议书上盖章不能直接推定为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提出，“本案证据《公章使用登记表》可以证实，朱纪军作为被上诉人博观公司的付董事长，具有使用博观公司公章的审批权，有权决定在本案相关合同上加盖博观公章”，这一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曲解《公章使用登记表》，《公章使用登记表》是使用公章的程序登记管理行为，不是授权行为，有权审批不等于有权与自己的关联公司进行盖章交易，也不等于有权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的禁止性规定。从履行情况来看，汇款用途不明，也反映出双方并无买卖芯片的意愿，购销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上诉人发出过供货的要求和主张，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供货行为和意愿。一直没交货却又连续付款，而8月5日的付款并非合同约定的账号，且超过订货单上的金额一百多万，上诉人称为其他业务往来，但无任何证据证明。从下游客户销售对象考量，上诉人订购芯片并无明确的客户，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
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并不是将公司法作为认定不允许关联交易的依据，而是作为关联方签订关联合同应当遵守的规则。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朱纪军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未经法定代表人同意，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利用其职务身份带来的便利条件和关联关系使公司与其自行设立的公司订立买卖合同，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该条规定明确禁止未经股东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在交易中处于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地位，为了保护公司利益，这种交易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方可进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果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擅自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就是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应当禁止这种行为。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所谓商业机会，是赢得客户、获取商业利润的机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能否获得商业机会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抢占本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为自己或为他人牟取利益，无疑会给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发生与公司争夺商业机会的道德风险会大大增加。因此，从事这类业务，应当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是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本案已经查明，从关系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关联关系。原告是朱纪军与钟某共同成立的公司，被上诉人的中方股东是九运合伙企业，持有被上诉人40%的股权，九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是朱纪军，承担连带无限责任。从职责上，朱纪军是被上诉人的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钟某担任被上诉人的商务主管，负责销售、商务事项。同时朱纪军又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对此，朱纪军在公安局高新分局供述确认其于2014年7月18日非法控制博观公司公章，并在一审中承认协议书上公章是在其控制公章情况下于2014年7月19日违规使用公章所盖。被上诉人《公章使用登记表》并无购货合同、购货单、协议书的盖章登记记录。基于此，一审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认定朱纪军无权以双重身份签订关联购销合同、订货单及协议书，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所谓“在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违反合同法及公司法的情形”不能成立。
三、上诉人要求返还货款不能成立。上诉人对支付货款的证据举证不足，理由如下：1、上诉人支付“货款”不具有对应性。上诉人是一审原告，提出返还货款，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支付购货合同、订货单项下的货款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对“货款”举证。按照举证责任，上诉人应当就五笔汇款的用途进行举证证明为履行购货合同、订货单而支付。上诉人所谓“依照购销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付款金额、时间，以及付款凭证上注明所谓‘货款’用途均与上述购销合同吻合。上诉人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不能成立。正如一审认定，上诉人要求退还的款项与本案购货合同、订货单、协议书无对应关系，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五笔汇款是为履行购货合同、订货单、协议书而发生。2、上诉人支付“货款”不具有唯一性。在一审中，上诉人自己也承认双方存在其他往来，所以才多付一百多万，支付“货款”并没有排除其他往来，仅以签订合同后支付“货款”显然不具有直接证明为履行购货合同、订货单而支付的作用。从双方转账记录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及其他关联公司之间有比较多的双向转款资金往来，上诉人只举证其单向转出记录，而不举证被上诉人对其转入的记录。2014年底珠海公信会计事务所曾对双方之间的转款记录进行核对，发现是被上诉人有更多的资金被无理由地转入上诉人账户，相互对冲后，结果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1544989.5元，有审计报告为证。本案已经查明的银行账号显示，被上诉人并非单一账号，与富某公司及九运合伙企业仍有其他往来，支付“货款”应否返还、是否返还、如何返还等一系列的问题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九运合伙关联关系的背景事实、经济往来的复杂性，无法仅以上诉人支付“货款”做出本案购货合同、订货单的认定，应以对全部往来进行审计和清算才能做出认定。一组证据，共三份证据，分别是税务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事项通知书，三份证据共同证明博观公司的应收货款是钟某以私人个人帐户收取，然后作账外循环。
二审中博观公司提交如下证据：税务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事项通知书，共同证明博观公司的应收货款是钟某以私人个人帐户收取，然后作账外循环。
富某公司经质证认为，上述与双方之间购销合同纠纷没有关联。被上诉人所称其公司应收货款进入钟某私人帐户，实际上是被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某决定的，并且是被上诉人公司授权委托其客户将货款付至钟某帐户上。
经核，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双方在没有真实货物交付的情况下订立买卖合同和订货单并同时支付数额巨大的货款不符合日常交易惯例，原审根据合同签订、合同履行、款项流转、公章使用等情节认定涉案买卖合同、订货单、协议书并未体现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而确认上述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正确的。至于博观公司因上述合同和订货单获得的货款是否退还和退还多少的问题，考量到双方款项往来关系复杂、审计结果初步反映富某公司尚欠博观公司款项、富某公司主张的涉案货款与涉案合同没有形成对应关系等因素，原审法院驳回富某公司诉讼请求并释明双方另循审计或清算途径解决是适当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98元由珠海富美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孔祥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