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49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静，女，196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
委托代理人司雷，上海市大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倩华，上海市大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孙海鸣，校长。
委托代理人姚慧芸，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宣元帅，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静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事争议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四（民）初字第2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邵静于1987年11月1日调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处工作，邵静填写的商调人员情况表，登记的家庭地址为XX路XX村XX号XX室。邵静住址经数次迁移，于2005年3月迁入现住址上海市青浦区XX公路XX弄XX号XX室，未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告知。邵静于1996年外借至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工作，工资由XX公司支付，社会保险费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代为缴纳后，与XX公司结算。根据XX公司考勤表显示，2009年1月起，邵静长期处于缺勤状态。2012年2月1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组织人事报》刊登公告，以邵静“长期未和学校联系，又未履行约定的义务，至今杳无音讯，超过规定的复职期限”为由，决定解除双方劳动人事关系。当月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停止为邵静缴纳社会保险费。2012年3月2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将邵静人事档案退至浦东人才交流中心。邵静提供的浦发银行清单显示，2013年1月至2013年6月，邵静每月有工资入账，2013年6月之后，邵静不再有工资收入。2014年7月8日，邵静向教委信访办进行信访，要求恢复编制及待遇。邵静在信函中自认其于2012年4月18日知晓医保帐户因未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冻结。2014年9月10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回复邵静已于2012年2月9日作自动离职处理。
2015年6月2日，邵静以诉请事项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该委对邵静的请求未予支持。邵静不服裁决，诉诸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撤销“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恢复双方劳动人事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当事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首先，根据邵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陈述，可以证明邵静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处登记的住址几经迁移后，于2005年搬入现址，未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告知的事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陈述因无法联系邵静而采用登报公告方式送达解除劳动人事关系通知，该理由具有合理性，可以采信，该送达方式有效，原审法院确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已经于2012年2月1日向邵静送达了解除劳动人事关系通知书的事实。其次，根据邵静自认，其于2012年4月已经知道医保帐户因未缴纳社会保险费而被封存。邵静系外借人员，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之间的劳动人事权利、义务仅凭社会保险费予以维系，邵静于2012年4月知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停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此时应当知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已不再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邵静关于其从不知晓权利受到侵害的陈述，与常理相悖，原审法院难以采信。2013年6月之后，邵静亦不再有工资收入，邵静若对此状态存在争议，应当在一年内提出主张，但邵静却迟至2015年6月才申请仲裁，邵静的请求因其怠于行使权利而不再受法律保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关于邵静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邵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邵静负担。
原审法院判决后，邵静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邵静于2014年9月11日接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对邵静作出“自动离职处理”的信函，于2015年6月2日向仲裁委提出仲裁，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原审法院认为邵静知道停止缴纳社会保险费就应知晓人事关系解除是错误的，解除劳动人事关系和是否缴纳社保费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从未通知过邵静其与外借单位之间的外借合同已终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虽在2012年停缴了邵静的社保，但邵静此后还正常拿工资，邵静怎会知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已解除了邵静的人事关系。2、原审法院认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陈述因无法联系邵静而采用登报公告方式送达解除劳动人事关系通知书的事实，该理由具有合理性，可以采信”是错误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向邵静的地址送达过解除通知。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解除邵静人事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从未通知过邵静“复职”，邵静更不知道“复职”的期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解除与邵静之间人事关系的依据和程序是合法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邵静原审时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辩称：不同意邵静的上诉请求。邵静的诉请已超过时效期间。邵静自2009年已不再正常到岗，XX公司通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因邵静擅离职守，故不再为邵静缴纳社保，邵静之后的社保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缴纳。后学校向XX公司了解过邵静的具体地址，曾通过邮寄、电话等多种方式与邵静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到。学校系根据合法程序依法解除人事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邵静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法院判决。
邵静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一、原审认定“2009年1月起，邵静长期处于缺勤状态”错误，邵静一直在XX公司工作，有病假和出差，但没有缺勤。二、原审认定“2014年7月8日，邵静向教委信访办进行信访”有误，应为2014年7月23日。三、原审认定“2013年6月之后，邵静不再有工资收入”有误，XX公司一直付邵静工资至2014年1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对邵静提出的第二项异议予以确认，对第一、三项异议不认可。
邵静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一、XX公司于2016年6月13日向本院出具的函，主要内容为“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从未通知我们要解除涉及邵静的借人协议。2、邵静系我司外聘的管理人员，关于邵静在我司的日常工作安排及考勤等，属于我司内部管理范畴。我司也一直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缴纳管理费和养老金，其缴纳方式由双方根据口头合约，学校先通知我们缴纳金额，我司通过支票网银等方法来支付，完成缴纳后学校开具缴纳凭证。3、我们未收到学校开具的邵静管理费及养老金的通知及费用明细，导致养老金和管理费无法付出。以上是我司再次向法官说明的事实。”二、邵静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浦发银行工资明细，旨在证明上述期间XX公司一直按月支付邵静工资。三、收据、转账凭证及社保费统计表，旨在证明邵静的2004年至2009年的社保费用XX公司于2009年1月才付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按照这样五年一付的周期，下一周期的社保费用XX公司应当在2014年才支付，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于2012年就解除了人事关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对证据一认为本案涉及的是邵静是否实际到岗，而该事实已由学校原审时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便函中所述考勤管理是XX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也不妨碍该事实的认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阶段的新证据，且由于考勤记录显示邵静2009年后未再上班，学校有理由怀疑这不是正常的工资发放，而是每月由邵静先行自费将款项转入XX公司账户，再由XX公司配合邵静将款项以工资名义发放至邵静工资卡内，以虚构工资记录，欺瞒学校。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学校和XX公司之间并无关于邵静的社保费五年一付的约定，之前2002年至2004年期间的社保费都是一年一结算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为证明该事实，提供了2002年至2004年的进账单。邵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针对邵静就原审认定事实所提之异议及相关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1、关于邵静的第一项异议，即其在XX公司出勤的问题，鉴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原审时提供的XX公司的考勤记录反映邵静自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在XX公司未出勤，XX公司在给本院的函中也仅表示此系公司内部管理范畴，并未否认考勤记录的真实性，故原审法院认定的该节事实无误，邵静的该项异议，本院不予采纳。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对邵静所提的第二项异议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纳。3、关于邵静的第三项异议，即XX公司支付其工资至何时的问题，鉴于邵静在二审时提供了相关银行明细，故该异议成立。4、关于XX公司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社保费的结算周期，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并不能反映出XX公司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对于邵静的社保费有五年一结算的约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上述邵静所提第二、三项异议所涉事实外，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XX公司每月向邵静发放工资。2002年至2004年期间，XX公司每年均将邵静的社保费用转账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09年1月，XX公司将邵静2004年至2009年的社保费用转账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邵静要求恢复人事关系的主张是否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邵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外借至XX公司，此后未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作，其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生联系的唯一纽带就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2年4月，邵静因病就诊时发现医保卡因未缴社保费而被封存，其不可能不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询问原因。现其主张当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未告知社保停缴的原因是其已被解除人事关系，不合常理。从邵静向教委信访登记的材料来看，其也是知晓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退档的事实，并提出了恢复职工编制的诉求。故应当认为邵静在2012年已知晓其权利被侵害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已不再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邵静于2015年6月才申请仲裁，已超过了一年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原审法院未支持邵静要求恢复人事关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邵静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邵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东和
审判员 徐 焰
审判员 李 弘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方 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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