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9民终3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杰，男，白族，1987年4月26日生，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
委托代理人董智宇、张跃霞，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杰，男，汉族，1989年6月19日生，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
委托代理人蔡天德，弥渡县弥城新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杨杰因与被上诉人李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的（2016）云2901民初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日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杰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董智宇、张跃霞，被上诉人李杰及其一般授权代理人蔡天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李杰于2014年7月17日向原告杨杰借款5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从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8月6日。被告李杰偿还借款后，原告将借据退还被告。2014年12月10日，被告写给原告借条一份，借款金额为3万元,但未交付借款款项;2014年12月20日，被告被胁迫在原告写好的借据上签名，借款金额为7万元，原告没有将款项交付给被告;2015年1月4日，被告在原告写好的借据上签名，借款金额为9万元;2015年2月10日，被告在原告写好的借据上签名，借款金额为6万元。2015年3月20日，被告被迫在原告写好的对账单上签名，内容为被告合计向原告借款25万元；2015年5月2日，被告被胁迫在原告写好的对账单上签名，内容为被告已经归还原告6000元，被告尚欠原告杨杰本息24.4万元。
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被告提供的由原告退回给被告的借据，有原告的身份证号码，证明原、被告双方有借款的事实存在，借据被被告收回，证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已经终结。根据证人的证实，原告没有交付给被告3万元的借款，证人也没有证实当时被告签字时双方说明是5万元借款的余款。故原告主张被告于2014年12月10日向原告借款3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于2014年12月20日借款7万元，以及对账单确认借款25万元和借款24.4万元，根据证人的证实，是被告在原告的胁迫下作出的签字，原告也没有将现金交付给被告，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取得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合法，双方借贷合同关系不成立。原告主张被告于2015年1月4日向原告借款9万元、2015年2月10日借款6万元，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原告主张被告于2014年12月20日向原告借款7万元、2015年1月4日借款9万元、2015年2月10日借款6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46元，减半收取2773元由原告杨杰负担。
一审宣判后，杨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违法采信证人证言，认定事实错误。证人证言作为当事人外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陈述，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易受客观环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识及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其真伪性较其他证据难以鉴别。故证人证言虽作为一种法定证据，但应作为一种间接证据来对待，其证明效力低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的效力应综合评判。本案一审根据李杰申请出庭的证人李航、杨体顺的证言这一孤证就判定杨杰主张李杰于2014年12月10日向其借款3万元、2014年12月20日借款7万元、2015年3月20日及2015年5月2日签订的对账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为李杰在被胁迫下做出的意思表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2014年12月10日的3万元《借条》，李杰质证时认可是其亲笔所写，但证人李航却陈述是杨杰让李杰签名，明显两人说辞不一，相互矛盾。可见证人证实与事实不符，证人证言有虚假成分，按照证据采信规则，应排除使用，而一审法院却完全予以采信。同时，根据证人证言的特殊性，证人证言应当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后方可采信。本案中证人证言不仅有虚假，而且没有其余任何证据与其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仍予以采信，且置更客观、真实、证明力更强的书证而不理，属于证据认证上的重大错误。二、本案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欠款数额真实准确。本案中杨杰向法庭提交了有李杰本人亲笔签字且认可的借据及对账单以证明其主张，虽然李杰一直辩称证据是在杨杰的胁迫下签订的，但李杰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签署借据、对账单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未举证证实受到胁迫，且李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签署借据及对账单的严肃性及法律后果，同时借条上均载明“今收到…”证实签收证据时已经收到款项，李杰亦未提供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其没有收到现金，而且还两次与杨杰对账确认。故杨杰为证明其主张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能充分证明其诉请，且一审判决中亦明确陈述“杨杰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属于有效证据”，但却置该证据不理而判定杨杰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6）云2901民初70号民事判决；二、二审依法改判，支持杨杰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李杰辩称，上诉人杨杰从事的是高利放贷行为，李杰因参与赌博经人介绍于2014年7月17日向杨杰借款5万元，约定借期1个月，月利息12%，但实际只拿到现金44000元，借款时已经把一个月的利息6000元扣除。借期满后李杰未能归还借款，遭杨杰多次索要无果后，便按杨杰要求将计算出的利息写成借条，此为2014年12月10日3万元借条的来源。由于李杰未能到期归还该款项，杨杰之后便多次胁迫李杰签下多张借条及对账单。期间李杰已经归还第一次借款时借条所载5万元，杨杰便将借条归还。因此杨杰诉请的244000元借款根本没有实际发生，李杰未收到分文现金。且李杰与杨杰素不相识，在无财产及人的担保的情况下，多次仅仅相隔几天或者十几天，在上一笔借款还未还清的情况下连续多次出借下一笔款项，完全不符合常理。综上，杨杰与李杰之间的借贷关系根本未成立，李杰未收到分文现金。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判决均正确，请求驳回杨杰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杨杰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三组证据：证据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证据二、税务登记证副本；证据三、个人账户明细查询单。以共同证明杨杰从事五金设备生意，而非对外进行高利借贷，同时也证明杨杰有出借款项的能力。
经质证，被上诉人李杰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及上诉人的证明方向有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杰提交的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及认定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以借款的实际交付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应当对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及是否已经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借条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但在借款人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且人民法院对借贷事实发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本案中，在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曾于2014年7月17日发生5万元借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李杰抗辩于2014年12月10日形成的金额为3万元的《借条》虽为其本人书写，但实际为应杨杰要求按照12%的月利率计算得出的5万元借款的利息，3万元并非为借款，未实际交付。根据两张借条的形成时间相隔约5个月，按照李杰抗辩以5万元借款为本金，12%为月利率进行计算，得出的利息金额为3万元，与《借条》所载金额相符；同时结合一审证人李航关于李杰出具3万元借条时其本人在场，未见杨杰向李杰交付3万元款项的证言；且上诉人杨杰未能提交3万元款项实际交付的凭证，故不排除如李杰所抗辩该3万元实际为高额利息的可能性，李杰主张该3万元借款本息举证不充分，不予支持。本案另外2014年12月20日7万元、2015年1月4日9万元及2015年2月10日6万元三张《借据》均由出借人杨杰事先打印填充内容、借款人李杰仅仅签名捺印；在借贷双方自然人非亲非故的情况下，在上一次借款尚未还清，且借款人无任何抵押担保之下仅仅间隔十余日、最多一月有余即多次频繁出借款项，与交易习惯及常理均不符，且款项均以现金交付缺乏支付凭证，故上诉人杨杰仅凭三张借据尚不能证明已经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李杰。两张《对账单》虽形式完备，但该两份证据中的结算数额系依据借条、借据数额计算而来，并不能证明借款本金交付的事实。因此，杨杰应补充提交证据证明款项来源、其具有出借款项的能力、款项交付凭证等，以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其上诉的事实依据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二审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46元由上诉人杨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马克辉
审判员 姜碧姝
审判员 王润芬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