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汕中法民二终字第1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凯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文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亚方，广东度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百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素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赖永欢，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石培，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俊涛。
委托代理人胡冰，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虎门恒辉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志辉。
原审被告郑敬辉。
原审被告郑衍贤。
上诉人东莞市凯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联公司）、上诉人东莞市百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俊涛、被上诉人东莞市虎门恒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原审被告郑敬辉、原审被告郑衍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4）汕阳法民二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亚方，上诉人百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晓、赖永欢，被上诉人林俊涛的委托代理人胡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恒辉公司、原审被告郑敬辉、原审被告郑衍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12日，恒辉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与林俊涛（作为出借人，甲方）签订合同编号为szxjt2013-0717《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林俊涛向恒辉公司发放借款金额800万元，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18日起至2013年8月1日止，共15天；借款到期后，如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的，甲方有权对逾期还款根据逾期天数按日利率3‰计收违约金；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签订地为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如发生纠纷，协商不成，应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凯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莫陈富持加盖有凯联公司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粤莞核变通内字（2010）第1000822768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东府国用（2004）第特566-1、2、3号《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捺上指纹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交由林俊涛存执，并与郑敬辉作为共同担保人与林俊涛（作为甲方）签订《担保书》，合同主要约定：根据甲方与恒辉公司签署的编号为szxjt2013-0717号的《借款合同》，恒辉公司向甲方借款800万元，郑敬辉及凯联公司应恒辉公司的请求，愿意以担保人的身份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担保人保证在收到甲方索偿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地代为清偿，不得有任何异议；若因本担保保证书引起的或者与本担保保证书有关的任何争议，《借款合同》即主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郑敬辉及时任凯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莫陈富在《担保书》上签名，凯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在《担保书》上加盖了凯联公司公章。同日，百盛公司、郑衍贤也分别与林俊涛签订了《担保书》，主要约定：百盛公司、郑衍贤愿意以担保人的身份向林俊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3年7月17日，恒辉公司与林俊涛经协商后，将编号为szxjt2013-0717号的《借款合同》上的借款期限更改为自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并将签约日期改为2013年7月17日。当日，林俊涛依约向恒辉公司支付了800万元，恒辉公司也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林俊涛800万元。借款当日，恒辉公司通过邓雪梅汇款给吴楚平支付林俊涛利息9.6万元。借款到期后，恒辉公司于2013年8月7日通过邓雪梅汇款给吴楚平支付林俊涛违约金12万元，于2013年8月16日通过东莞市含娜贸易有限公司汇款给吴楚平支付林俊涛违约金12万元，于2013年9月9日通过郑敏玲汇款给吴楚平支付林俊涛违约金12万元，于2013年10月16日通过东莞市含娜贸易有限公司四次汇款给吴楚平共支付林俊涛违约金16.8万元，恒辉公司共支付林俊涛违约金52.8万元。
另查明，恒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郑敬辉，凯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莫陈富，百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卢锐强。
案件审理中，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13日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恒辉公司、凯联公司、百盛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8月13日出具三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该三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恒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1月16日变更为吴志辉，凯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1月21日变更为戴文勇，百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4月4日变更为蒋素珍。
原审法院认为，林俊涛与恒辉公司签订的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可是，在林俊涛按时履行出借义务后，恒辉公司并没有依约归还借款本金，已经构成违约。林俊涛向恒辉公司发放贷款当日又向恒辉公司收取了9.6万元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的规定，本案恒辉公司向林俊涛的实际借款本金为790.4万元，林俊涛请求偿还的借款本金800万元，超出790.4万元部分，不予支持，但恒辉公司应按实际借款数额向林俊涛支付利息。按照林俊涛与恒辉公司的约定，800万元15天支付9.6万元利息，折合月利率为2.4%，该月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另外，林俊涛请求支付的违约金也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恒辉公司支付林俊涛的52.8万元违约金应从中予以抵除。郑敬辉对上述两方面的辩解意见有理，予以采纳。郑敬辉还提出恒辉公司实际向林俊涛支付了124.8万元，但对其余62.4万元，林俊涛予以否认，郑敬辉提供的证据又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对郑敬辉的这一主张，不予采信。凯联公司、郑敬辉、百盛公司、郑衍贤分别与林俊涛签订《担保书》，承诺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应当在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林俊涛所提判令凯联公司、郑敬辉、百盛公司、郑衍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凯联公司提出公章存在伪造的可能性。原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凯联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担保书》上凯联公司印章的真实性。相反，凯联公司与郑敬辉作为共同担保人与林俊涛签订《担保书》时，凯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莫陈富在《担保书》上盖章、签字，并提供了凯联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粤莞核变通内字（2010）第1000822768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东府国用（2004）第特566-1、2、3号《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等资料交由林俊涛存执，这足以让人相信《担保书》上所盖凯联公司印章具有真实性。另一方面，凯联公司的印章并没有在公安部门备案，凯联公司无法提供鉴定所需比对的样本，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凯联公司的辩解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百盛公司提出并没有与林俊涛签订任何担保书。但其辩解意见与事实相悖，故也不予采信。恒辉公司、郑衍贤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东莞市虎门恒辉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归还林俊涛借款本金790.4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从2013年8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东莞市虎门恒辉实业有限公司支付林俊涛的52.8万元违约金应从中予以抵除）。
二、东莞市凯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郑敬辉、东莞市百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衍贤应对上列第一项判决中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东莞市凯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郑敬辉、东莞市百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衍贤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东莞市虎门恒辉实业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林俊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五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162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106624元，由东莞市虎门恒辉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东莞市凯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司、郑敬辉、东莞市百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衍贤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凯联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甚至故意漏查和虚构部分案件事实。1、林俊涛所提供的借款合同和借据的签署时间与盖有凯联公司“印章”的担保书上的落款时间不一致，对此一审法院没有予以任何调查：在一审庭审中，凯联公司多次提到：恒辉公司和林俊涛签署借款合同和借据的时间为2013年7月17日，但盖有凯联公司“印章”的担保书上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担保书的签署竟然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之前，况且本案并不是类似于银行的最高额贷款方式，因此，这种现象非常不符合常理，担保书存在虚假的可能性。2、一审法院虚构凯联公司前法定代表人亲自提供凯联公司文件并签署担保书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查明”，为恒辉公司向林俊涛的借款提供担保，凯联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莫陈富“持加盖凯联公司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捺上指纹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交由原告林俊涛存执”……“莫陈富”在《担保书》上签名……但凯联公司想说的是：从林俊涛提交的所有证据中，没有任何书面材料上有莫陈富的个人签名，更没有任何书面材料上有任何指纹，不知一审法院如何发现在担保书上存在有莫陈富的个人签名？甚至知道莫陈富某年某月某日亲自将文件资料交到林俊涛手中？并以此为依据，认定凯联公司为此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此，则凯联公司宁愿相信是林俊涛立案时交给一审法院的证据材料与交给凯联公司的证据材料不是同一份。3、基于凯联公司对担保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凯联公司要求借款人实际到庭参加庭审的请求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任何响应：由于凯联公司仅仅在担保书上进行了“签章“（通过肉眼也能大致看出公章与凯联公司的实际用章并不一致），且自始至终并未见任何证据证明凯联公司就此担保事宜进行过任何协商（当然包括没有出具过股东会决议、前股东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披露），凯联公司曾多次表示过对担保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为了便于查清案情，凯联公司甚至在庭审中多次向一审法庭申请传唤借款人实际到庭参加庭审，但一审法院对此完全不予理会，导致借款及担保情况无法彻底查清，最终以借款人缺席的方式草草审结案件。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凯联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和对凯联公司印章的鉴定申请均被否决，这直接导致了凯联公司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凯联公司的现股东为深圳市亿源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通过受让而成为公司股东，因此对凯联公司在该时间之前的经营状况、债务并不知情，尤其是在接到法院的传票后才知道案件的存在。基于上述合理怀疑，凯联公司一直认为担保书的真实性存疑，也即担保书上印章存在伪造的可能，也正因此，凯联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对担保书中凯联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书。一审法院以凯联公司的印章没有在公安局备案，故无法鉴定为由，驳回了凯联公司的鉴定申请。但凯联公司认为，印章在公安局的备案，目的是便于公安、工商等职能部门的管理，固然，经过备案的印章是真实的，可这并不是唯一印证公章真实的对比检材；由于凯联公司确实存在未经过备案的印章，凯联公司认为只需要提供或调取曾在相同或相近时间段内加盖有未经备案印章的文件，依然可以作为对比检材：况且，在凯联公司现股东接收凯联公司前，公司印章的确真实使用过，如存在于凯联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委托聂丽芬代为办理公司变更事宜的《制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中，由于该证明上加盖了当时凯联公司真实使用的印章，因此凯联公司认为，只需要调取该证明书的原件，以该原件作为检材，是完全可以对林俊涛提交担保书中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的。就该证明文件，凯联公司曾向东莞市工商管理部门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复印件可以提供，但原件无法向公司提供，需要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去函方可。为此，凯联公司才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要求调取该证明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可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并未考虑案件的特殊性，仅仅生硬的“不予准许”，进而以凯联公司“无法提供鉴定所需对比的样本”驳回凯联公司请求。三、一审法院比照四倍利率计息的方式支持林俊涛收取违约金，该支付违约金的部分应当视为偿还本金。所谓违约金，凯联公司认为必须基于双方合同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事行为，该约定合法则予以支持，反之则应予以否定，但无论合法与否，均不应由法院强行确定比照“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而计算收取的做法，尤其在最高法院明确了民间借贷的利息或其他费用，总计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前提下。因此，就利息的支付部分，如果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尚且无法获得支持的情况下，则恒辉公司就借款向林俊涛支付的52.8万元违约金则应当认为属于偿还的借款本金，应从相应的本金予以扣减，而不能将该款项“暂存”以便于应支付的违约金从已支付“52.8万元违约金应从中予以抵除”。请求：一、撤销（2014）汕阳法民二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关于凯联公司对恒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部分的内容，改判凯联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判令由林俊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百盛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案涉《担保书》的签章行为并非百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书》系无效的担保协议。1、郑敬辉无权代表百盛公司作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其签字行为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或是授权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所为的签字行为，才可以依法作为公司法人的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才具有相应的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也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而本案中，郑敬辉既非是百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百盛公司授权其签字的任何书面材料，其在《担保书》的签字行为自始不能代表百盛公司有曾经作出自愿为恒辉公司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2、涉案《担保书》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证据显示上述期间，百盛公司的公章并不在百盛公司的实际控制掌握之下，百盛公司不可能实施盖章行为。根据2013年12月4日《交接清单》显示，百盛公司的全套经营证件及印章均在案外人广东恒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恒辉实业集团）实际掌握和控制之下。需要强调的是，郑敬辉就是恒辉实业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其可以轻而易举的拿到百盛公司的印章实施私自加盖公章的行为。另，本案在2014年3月19日就已立案受理，被林俊涛却迟于2014年7月24日才将百盛公司追加为共同被告。百盛公司有理由怀疑《担保书》系事后补签。百盛公司在一审中曾就《担保书》中郑敬辉所签字及盖章的时间提出鉴定申请，然一审法院未给予任何回应。3、没有证据显示百盛公司有同意为恒辉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作为真实意思表示的具体呈现形式，百盛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通过同意提供担保的有效决议是涉案《担保书》有效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要件。然，上述决议自始未见。4、涉案从合同《担保书》的签订时间先于主合同《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有悖常理。从《担保书》的内容上来看，作为从合同的《担保书》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而林俊涛称所谓的主合同《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却是2013年7月17日。百盛公司在未见借款双方的主合同，对主合同条款还处于未知的情况下就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既不符合法律上主、从合同的签订逻辑，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和惯例。5、结合郑敬辉多重身份及擅自签字等一系列重要事实，所谓的担保非出自百盛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显而易见。需要再次着重强调的事实是：案涉《担保书》签订时，郑敬辉既是本案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又是控制和掌握百盛公司公章的恒辉实业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本案的担保人之一。结合郑敬辉系在无百盛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在《担保书》签字，以及主从合同的签订时间前后倒错的事实，《担保书》非百盛公司授意所签，根本不是百盛公司真实意思的表达。现行法律在判定合同或是协议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和依据是：所签合同或协议是否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所签合同或协议违背合同双方或者说一方的真实意思，甚至是存在他人假冒代签的行为，那么合同或协议的效力依法不应认定为有效。请求：1、撤销（2014）汕阳法民二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百盛公司无需对恒辉公司所欠林俊涛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需承担一审的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2、判令林俊涛、恒辉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林俊涛对上诉人凯联公司的上诉口头辩称：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一）《借款合同》与《担保书》签署日期均为2013年7月12日，后将《借款合同》的签署日期变更为2013年7月17日。1、签署《借款合同》的实际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林俊涛所提交的编号为szxjt2013-0717的《借款合同》由林俊涛与恒辉公司于2013年7月12日签订，并于同日分别与凯联公司、郑敬辉、郑衍贤、百盛公司签订了《担保书》。2013年7月17日，因实际发放借款及利息计算等原因，恒辉公司经与林俊涛协商，将《借款合同》的签署日期由2013年7月12日变更为2013年7月17日，并将《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期限由2013年7月18日起至2013年8月1日止变更为自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林俊涛于当日向恒辉公司提供了800万元的借款，恒辉公司也出具了收到林俊涛出借款项的收据。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三自然段第一到第三行以及第七页第一自然段第八到第十二行已就以上事实查明清楚，并非凯联公司所称的“一审法院没有予以任何调查”。2、《借款合同》签署日期的变更对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无影响。根据林俊涛与郑敬辉、凯联公司所签订的《担保书》第六条约定，“本担保保证书不因上述《借款合同》、借款人与甲方（即林俊涛）签订的保证合同或保函的任何修改、补充、删除，而受到影响或失效，本担保保证书不受上述协议或合同效力的影响，本担保保证书始终有效”。因此林俊涛与借款人就《借款合同》的签署日期以及借款期限的变更并不影响担保人根据《担保书》对甲方在《借款合同》中享有的所有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根据《担保书》与《借款合同》内容的对应性，可以认定《担保书》就是《借款合同》从合同，担保人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书》中已明确主合同为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所担保的债权种类为依据主合同的约定。而《担保书》与《借款合同》在当事人、时间、编号、金额等各方面来看，都是相对应的，林俊涛与恒辉公司并未签订其他《借款合同》，也未有其他借款关系存在，因此可以认定《担保书》就是林俊涛所提交的编号为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的从合同。郑敬辉作为该《担保书》的当事人之一，对该《担保书》的成立、生效、主合同的确认以及所担保的债权种类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确认该《担保书》系林俊涛所提交的编号为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作为诺成合同，债权人与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后担保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因此凯联公司做为担保人应对恒辉公司就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对林俊涛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也据此作出了正确的判决。（二）时任凯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莫陈富于2013年7月12日在《担保书》上签字，并加盖了凯联公司印章；同时将加盖了凯联公司印章的公司资料复印件以及莫陈富本人签名按指印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林俊涛，莫陈富还在其身份证复印件注明“2013年7月12日”，因此可以认定莫陈富于2013年7月12日将公司资料复印件及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林俊涛。这一事实已由林俊涛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所证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部分事实完全遵从了客观实际，并非编造。（三）林俊涛与恒辉公司之间借贷关系明确，已由林俊涛所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而恒辉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视为其已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作出的缺席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担保书》的签订真实有效，凯联公司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7月12日林俊涛与恒辉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后将签署日期变更为2013年7月17日），2013年7月17日林俊涛将借款800万元汇入恒辉公司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虎门支行的070010190010017088账户，恒辉公司收到借款后即开具了《收据》给林俊涛，确认已收到800万元借款。因此，林俊涛与恒辉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恒辉公司到庭与否并不影响该借贷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并无不妥。《担保书》由林俊涛与凯联公司真实签订，在《担保书》上加盖了凯联公司印章，并由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莫陈富签字，因此担保合同关系清晰明确，凯联公司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凯联公司无法证明其公司印章的合法性、唯一性，从而无法提供司法鉴定所需的检材样本，导致印章鉴定客观不能进行，因此一审法院只能驳回凯联公司的鉴定申请。由于凯联公司的印章未在公安机关备案，无法提供鉴定用的参照样本，也无法证明其所使用的印章的唯一性。虽然凯联公司提出可以2014年1月10日向东莞市工商局提交的加盖了公司印章的文件作为参照，但凯联公司同样无法证明该文件上的印章是凯联公司自2013年7月12日以来唯一使用的公司印章，因此根本无法进行客观合理的鉴定，凯联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作为出借人的林俊涛在与凯联公司签订《担保书》时，凯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盖章的行为已完全符合公司法人签订合同的形式要件。林俊涛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印章的信赖，完全有理由相信该《担保书》上印章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印章的真伪。因此无论凯联公司有多少枚印章，该《担保书》都是合法有效的，凯联公司应据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恒辉公司应自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的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支付利息，自2013年8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支付违约金，这一判决完全符合审理民间借贷的司法要求。该判决并未要求债务人在同一时期支付八倍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利息及违约金，凯联公司显然未能正确理解判决内容。四、一审法院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判决恒辉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是完全正确且合理合法的。《借款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借款到期后，如乙方（即恒辉公司）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即2013年7月31日前）归还借款本息的，甲方（即林俊涛）有权直接催收借款，对担保人、担保物进行追偿，并对逾期还款根据逾期天数按日利率千分之三计收违约金。”根据该合同的约定，违约金的计付标准为月9%，一审法院认为该违约金约定过高，对超过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部分未予支持。凯联公司提到违约金必须基于双方的合同约定，难道凯联公司愿意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来支付违约金？恒辉公司支付52.8万元的时间已在其逾期未能还款之后，根据合同约定理应支付违约金，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将该52.8万元抵除违约金并无不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林俊涛对上诉人百胜公司的上诉口头辩称：一、无论郑敬辉是否有权代表百盛公司，百盛公司与林俊涛所签订的《担保书》已于林俊涛签字、百盛公司加盖公司印章时成立并生效。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若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公司时，加盖公司印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二选一即可。而本案中，因《担保书》已由百盛公司加盖了公司印章，且林俊涛已签字，所以该《担保书》已依法成立并生效，百盛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论郑敬辉是否得到了百盛公司的授权，其在《担保书》上签字的行为均不影响《担保书》的效力。二、百盛公司公章的移交属于公司内部行为，与林俊涛无关，也不能影响《担保书》的效力。根据百盛公司所提交的《移交清单》显示，百盛公司的印章及相关资料是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内部进行的移交手续，林俊涛无需也不可能确认这一事实。林俊涛只需凭借对该公章的合理信赖与百盛公司签订《担保书》即可。百盛公司提出2013年12月4日前公章并不在其实际控制之下，但《移交清单》的文字却显示公章一直是在公司新旧实际控制人的控制之下，并未交由公司之外的他人进行保管或限制公章的使用。林俊涛有理由认为这是百盛公司为了逃避担保责任而杜撰的理由。百盛公司一方面提出签订《担保书》时公章不在其实际控制掌握之下，并提交证据欲证明百盛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之后才实际控制公章，另一方面却又针对林俊涛2014年7月24日追加百盛公司为一审被告一事提出《担保书》为事后补签的质疑，这不禁让林俊涛对百盛公司的猜测表示困惑：如果真如百盛公司所言，《担保书》是2014年3月19日立案之后补签，那么按照百盛公司的证明理论，2013年12月4日之后百盛公司已实际控制公章，事后补签也就变成了百盛公司自愿的行为了。百盛公司的观点前后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究其根本就是因为百盛公司没有尊重客观事实，妄图逃避法律责任！三、不能以是否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来认定合同有效与否。百盛公司提出因《担保书》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而未有效成立。首先就合同的成立，林俊涛已在本答辩状第一条做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结论是《担保书》已依法成立。其次来谈合同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该法条中的“强制性”，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作出如下解释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而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明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该条规定仅为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来约束交易相对人。该条规范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因此，《担保书》并不因没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担保书》合法有效并判决百盛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完全正确的。四、《借款合同》与《担保书》签署日期均为2013年7月12日，后将《借款合同》的签署日期变更为2013年7月17日。1、签署《借款合同》的实际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林俊涛所提交的编号为szxjt2013-0717的《借款合同》由林俊涛与恒辉公司于2013年7月12日签订，并于同日分别与凯联公司、郑敬辉、郑衍贤、百盛公司签订了《担保书》。2013年7月17日，因实际发放借款及利息计算等原因，恒辉公司经与林俊涛协商，将《借款合同》的签署日期由2013年7月12日变更为2013年7月17日，并将《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期限由2013年7月18日起至2013年8月1日止变更为自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林俊涛于当日向恒辉公司提供了800万元的借款，恒辉公司也出具了收到林俊涛出借款项的收据。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三自然段第一到第三行以及第七页第一自然段第八到第十二行已就以上事实查明清楚。2、《借款合同》签署日期的变更对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无影响。根据林俊涛与郑敬辉、凯联公司所签订的《担保书》第六条约定，“本担保保证书不因上述《借款合同》、借款人与甲方（即林俊涛）签订的保证合同或保函的任何修改、补充、删除，而受到影响或失效，本担保保证书不受上述协议或合同效力的影响，本担保保证书始终有效”。因此林俊涛与借款人就《借款合同》的签署日期以及借款期限的变更并不影响担保人根据《担保书》对甲方在《借款合同》中享有的所有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根据《担保书》与《借款合同》内容的对应性，可以认定《担保书》就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担保人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书》中已明确主合同为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所担保的债权种类为依据主合同的约定。而《担保书》与《借款合同》在当事人、时间、编号、金额等各方面来看，都是相对应的，林俊涛与恒辉公司并未签订其他《借款合同》，也未有其他借款关系存在，因此可以认定《担保书》就是林俊涛所提交的编号为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作为诺成合同，债权人与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后担保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因此百盛公司做为担保人应对恒辉公司就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对林俊涛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也据此作出了正确的判决。五、《担保书》由林俊涛与百盛公司真实签订，百盛公司在《担保书》上加盖了公司印章，林俊涛在《担保书》上签字，该《担保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担保合同关系清晰明确，百盛公司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恒辉公司、原审被告郑敬辉、原审被告郑衍贤均未作答辩。
本案二审审理时，百盛公司提交了一份《2013.12.4.的移交清单》，证明2013.12.4.之前百盛公司的公章不在其实际控制和掌控之下，所盖的公章并非百盛公司的行为，也不是百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林俊涛认为该证据是百盛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不是新证据，不予采纳，对该证据不确认。
百盛公司于原审判决作出后，向原审法院邮寄递交《鉴定申请书》，并于本案二审开庭时再次向本院递交《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担保合同公章的真实性、盖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百盛公司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并无提出上述申请，且一审于2014年7月追加百盛公司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于2015年6月审结本案，在近一年时间内百盛公司并未对此提出申请，于本院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确实需对上述问题鉴定的情形，百盛公司印章备案时间为2013年11月21日，现百盛公司也无法证明在此之前其印章的唯一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据此，本院对百盛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林俊涛与恒辉公司签订的szxjt2013-0717号《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林俊涛已履行了出借义务，有《汇款凭证》、《收据》和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但恒辉公司仅偿付了9.6万元，未按期归还其余借款本金，已构成违约。原审判决恒辉公司偿还林俊涛借款本金790.4万元及其利息、违约金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恒辉公司、郑敬辉、郑衍贤对原审判决并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对原审判决认定其各自责任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凯联公司、百盛公司的上诉理由、请求以及林俊涛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凯联公司、百盛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关于凯联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凯联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虚构部分案件事实。但原审法院在开庭时，已出示林俊涛与凯联公司签订的《担保书》原件以及其他凯联公司提供作为担保的资料进行质证，林俊涛的委托代理人也当庭明确指出，凯联公司提供作为担保的资料加盖凯联公司印章及莫陈富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名及捺印。凯联公司仅对其印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其前法定代表人莫陈富在合同上的签名及莫陈富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名及捺印并无提出异议，且莫陈富为凯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凯联公司否认其前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故现凯联公司以其持有的担保合同没有莫陈富签名而认为原审法院存在造假，要求对莫陈富的签名时间进行鉴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凯联公司认为《担保书》上的印章真实性存疑，应对印章进行鉴定。但凯联公司的公章并没有在公安部门备案，并无法证明该公章的唯一性问题。且凯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莫陈富已在《担保书》上签名，并提供了凯联公司提供担保的其他资料，包括莫陈富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名及捺印。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凯联公司的鉴定申请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三、凯联公司认为恒辉公司必须到庭参加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抚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而本案有《借款合同》、《汇款凭证》、《收据》和银行转账记录为证，案件事实清楚，从这些证据看，恒辉公司不属于必须到庭的被告。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四、因林俊涛与恒辉公司约定的利率过高，原审判决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因恒辉公司逾期未归还借款，除已支付部分违约金外，至今尚欠林俊涛部分违约金，故原审判决确认52.8万元违约金在恒辉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中抵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凯联公司应对恒辉公司向林俊涛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百盛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问题。百盛公司认为签订担保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担保未履行《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公司内部决议程序，担保合同系无效合同。首先，百盛公司在担保合同上签章确认，其行为系代表公司法人的法律行为，应视为其同意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百盛公司不能以其公司内部的管理和股东的变动否决公司的对外效力。其次，《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条款并未明确公司违反该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对外效力。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实质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得以此约束第三人，否则将会降低交易效率，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的安全。故百盛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百盛公司应对恒辉公司向林俊涛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另，凯联公司和百盛公司上诉均认为本案《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7日，《担保书》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不符合交易习惯，《担保书》存在虚假的可能。本院认为，关于《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问题，原审法院对此已进行查明，即《借款合同》原签订于2013年7月12日，后林俊涛与恒辉公司协商借款期限更改为自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并将签约日期改为2013年7月17日。林俊涛、恒辉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对此予以确认，并作了合理解释。且现行法律也无规定担保合同不能先于借款合同签订的禁止性规定。故凯联公司和百盛公司的该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1624元，公告费1600元，合共103224元，由东莞市凯联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百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各负担516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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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黄小洋
审判员 郑健杨
审判员 林 喆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林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