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粤12行初20号原告陈健兴，男，汉族，1955年10月18日，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托代理人魏巍，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肇庆市鼎湖区罗隐路。法定代表人谢桂坤，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张艳玲，该区法制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曾益莉，广东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肇庆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肇庆市鼎湖区金花路1号，组织机构代码：59210028-2。法定代表人钟伟军，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陈?飞，肇庆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被告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鼎湖区分局，住所地：肇庆市鼎湖区坑口民乐大道人防大楼二、三楼。法定代表人叶文锐，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邝燕兴，该局政策法规股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康星耀，该局政策法规股副股长。被告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区分局，住所地：肇庆市鼎湖区坑口长圆路6号。法定代表人梁学锋，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谭桂洪，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谢文昌，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被告肇庆市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肇庆市鼎湖区中华路和157乡道的交叉口附近。法定代表人黄振雄，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郭生平，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汤少芳，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健兴诉被告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鼎湖区府）、肇庆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区管委会）、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鼎湖区分局（以下简称鼎湖城管局）、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区分局（以下简称鼎湖公安局）及肇庆市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广利街道办）土地征收行政纠纷一案。原告陈健兴于2017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受理。鉴于本案与（2017）粤12行初21号和22号二案审理的是相同被告在同一征地行为中对不同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同类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决定将三案合并开庭审理，分别作出裁判。2017年10月10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并于2017年10月13日对三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陈健兴及其委托代理人魏巍，被告鼎湖区府副职负责人邓泽锋及委托代理人张艳玲、曾益莉，被告新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陈?飞，被告鼎湖城管局副职负责人郑耀华及委托代理人邝燕兴、康星耀，被告鼎湖公安局副职负责人何树佳及委托代理人谭桂洪、谢文昌，被告广利街道办委托代理人汤少芬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健兴诉称，2013年1月28日，原告承包了广利街道办龙头居委会罗一、二、三、四、五、六、七队土名“新围仔”的土地，承包面积共31.35亩，承包期限为八年，即2013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日。根据合同约定，承包者将承包的土地推成鱼塘，并按项目（鱼塘养热带观赏鱼，塘基养猪）的需要建设了相关生产设施（设施有猪舍、鱼池、钢管保温棚），前期共投入约365万元。2013年7月，生产设施建设完成后，开始正常生产。2016年12月9日，各被告在鼎湖常务副区长、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黄辉洪的带领下，组织了有公安、城管、广利街道办干部100多人的队伍（事前没有向承包者发出通知），出动4台钩机，对原告承包的鱼塘实施强拆，期间原告多次提出异议，但阻止未果，直至2017年1月4日，原告鱼塘所有设施被拆除完毕。原告认为，五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鱼塘设施、损坏原告合法财产的行为严重违法，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特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一、确认五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推毁原告鱼塘的行为违法；二责令五被告将被推毁的鱼塘及附属设施恢复原状。原告陈健兴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以下4份证据：1、《鱼塘承包合同》1份；2、涉案鱼塘被拆除的现场《照片》8张；3、涉案鱼塘被拆除的光盘1只；4、梁群珍、区志勇、区添林三人的证人证言各1份。被告鼎湖府答辩称，一、答辩人的征地行为合法。2015年5月20日，答辩人依法发布肇鼎府函【2015】21号《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征收鼎湖广利街龙头居委会及属下各村民小组土名为“大龙塘、龙旺、围仔”等水田、鱼塘面积约1700亩事项，并明确告知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禁止抢搭抢建等事项。2015年7月底8月初，肇庆市鼎湖广利办事处龙头居委会罗圆壹贰队、罗圆叁队、罗圆肆队、罗圆伍队、罗圆陆队、罗圆柒队（以下称：“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表决同意征地。2015年12月31日，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共同与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征收龙旺、围仔等的土地面积共470.778亩，补偿款共计25845676.2元。2016年4月20日，鼎湖土地储备中心向肇庆市鼎湖广利街龙头村罗圆联队经济合作社及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共同指定的肇庆市鼎湖广利街龙头经济联合社银行帐户支付了25845676.2元的征地补偿款。综上，答辩人作为鼎湖区人民政府，已依法完成征地公告及征地补偿，严格执行了征地的法律规定，充分保证了被征地农民的经济利益。二、答辩人拆除被答辩人的猪舍等行为程序合法，且已经对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补偿。1、被答辩人与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签署《鱼塘承包合同》系在案涉土地划入禁养区之后，其所建猪舍等为违章建筑。2013年8月11日，答辩人颁布《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鼎湖畜禽养殖区域布局方案的通知》（以下称：“该方案”），该方案已将案涉土地划入禁养区范围，在禁养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等方式进行畜禽养殖。2013年12月1日，被答辩人与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签署《鱼塘承包合同》（以下称：“该承包合同”），并约定承包期限自2013年12月1日起。根据肇庆市鼎湖广利办事处龙头居委会工作人员陈述，在该承包合同签署时，案涉土地系水田，用于种植水稻。因此，被答辩人与相关方签署该承包合同系在答辩人发布该方案之后，其在签署承包合同后新建猪舍等不符合禁养区规定，应为违章建筑。被答辩人在对违章建设的猪舍等相关建筑物不享有合法权益。2、肇庆市鼎湖广利街龙头村罗圆联队经济合作社及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已经与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签署《征地补偿协议》，并按约定获取了征地补偿款。肇庆市鼎湖广利街龙头村罗圆联队经济合作社及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依法应于征地补偿款支付时将案涉土地交付给答辩人。3、案涉土地征收过程中，广利街道办受答辩人委托对被答辩人青苗及附着物进行了清点，依法进行了补偿，答辩人已经充分保障了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2016年3月29日，广利街道办工作人员与被答辩人共同对案涉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进行了清点确认。水产专家及鼎湖、新区两区领导到案涉土地现场了解情况，发现鱼塘硬底化只作了二三厘米厚，很不牢固，一碰就碎。根据现场情况，水产专家及两区领导一致认为被答辩人对案涉土地开展水产养殖无须进行鱼塘硬底化、架设保温棚，不应将鱼塘硬底化及保温棚列入补偿范围。2016年8月初至10月份，广利街道办曾多次与被答辩人的代理人就已经形成的案涉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兑现表所列补偿进行了多次商谈，因被答辩人代理人不认可兑现表所列单价及总价等情况，多次商讨无果。2016年10月25日，广利街道办事处党政综合办公室作出《会议纪要》，广利街道办召开党政班子会议，对被答辩人陈健兴在内的六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进行了个案分析和研究，最终确定对被答辩人陈健兴的苗青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为696691.1元。2016年12月5日，广利街道办党委委员陈森泉及工作人员林二财与被答辩人商谈，同时将鼎湖广利街道肇庆新区范围及重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出具的《领取补偿款通知书》交给被答辩人的代理人区志文，并明确告知被答辩人补偿款已支付鼎湖广利街道肇庆新区范围及重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帐户，通知被答辩人办理领款手续。综上，答辩人认为，根据案涉土地所有权人肇庆市鼎湖广利街龙头村罗圆联队经济合作社及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已经签署征地补偿协议，依约获得征地补偿款应当交付案涉土地，且答辩人已依法补偿被答辩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答辩人清理案涉土地附着物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上都是合法的。三、被答辩人所提之确认答辩人清除地上物的行为违法及要求恢复原状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1、被答辩人承包案涉土地，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取得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其与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签署的承包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目前，被答辩人尚不具备案涉土地承包人的资格。2、即使被答辩人具备了案涉土地承包人的资格，答辩人认为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已经与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签署征地补偿协议，鼎湖土地储备中心已依约定向土地所有权人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指定帐户支付征地补偿款，案涉土地已交付答辩人，且答辩人已对被答辩人合法权益进行补偿的情况下，答辩人有权对案涉土地进行清理。3、在被答辩人与案涉土地所有权人签署的《鱼塘承包合同》第四条第4款中，已明确约定遇国家征收，补偿按鼎湖有关规定执行，现答辩人已按鼎湖相关规定对被答辩人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补偿。4、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被征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的期限交付土地。因此，案涉土地所有权人已将案涉土地交付给答辩人后，被答辩人作为承包人应按规定交付土地，不得继续占用土地。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鼎湖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以下25份证据：1、肇鼎府函【2015】21号《征收土地预公告》1份；2、村民《会议记录》6份及汇总表1份；3、《征地补偿协议》1份；4、《2015年龙头居委会征地面积表》1份；5、《鼎湖广利街道办事处龙头居委会征地面积示意图》1份；6、《进账单》1份；7、《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鼎湖畜禽养殖区域布局方案的通知》及《肇庆市鼎湖畜禽养殖区域布局方案》1份；8、原告陈健兴的《鱼塘承包合同》1份；9、《律师询问笔录》1份；10、《关于做好肇庆新区范围砚阳湖水系工程收地工作的通知》1份；11、青苗及附着物清点确认书1份；12、肇鼎府办通字【2016】10号《关于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的通知》1份；13、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5号《专题工作会议纪要》；14、《鼎湖肇庆新区范围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兑现表》1份；15、广利街道办事处党政综合办公室《会议纪要》1份；16、《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1份；17、陈健兴《委托书》1份；18、《领取补偿款通知书》1份；19、广利街道办告知原告领取补偿款视频光盘1只；20、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肇庆新区砚阳湖水系工程范围开展强制施工行动工作方案》1份；21、肇鼎府办【2012】92号《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鼎湖肇庆新区范围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鼎湖肇庆新区范围征地补偿方案》《肇庆新区范围征地青苗、地上附着物和地下埋置物补偿标准》各1份；22、肇鼎府办【2016】3号《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的决定》、《肇庆市鼎湖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及附件各1份；23、粤国土资（建）字【2016】548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肇庆新区起步区砚阳湖调洪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用地的批复》1份；24、依法补偿的光盘1只；2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广东省实施办法》各1份。被告新区管委会答辩称，一、管委会没有对本次拆除行动作出行政决定，也没有派员参与此次的拆除行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第二十六条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新区管委会不具有本案的适格主体资格，不应作为被告。原告诉称管委会副主任黄辉洪组织了本次强制拆迁行动，但未能提出相关证据证明，明显与事实不符。故此，管委会依法不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适格被告，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对管委会的起诉。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因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承包合同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及镇级人民政府批准，故此，原告的《鱼塘承包合同》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原告对鱼塘的建设属于违章建筑，因此造成的损失应该依照法律规定另案处理，与管委会无关。被告新区管委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被告鼎湖城管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答辩人把答辩人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答辩人不是作出强制拆除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答辩人不具备法定职权向被答辩人作出强制拆除推毁其鱼塘的行政决定，由此至终，均没有向被答辩人发出任何关于强制拆除推毁其鱼塘的行政决定文书。答辩人不是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答辩人没有参与制定具体拆迁方案，也没有直接参与拆除行动的具体工作。依据《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鼎湖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肇鼎府办【2014】6号）精神，答辩人作为政府组成部门有职责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按照区府办《关于对新区砚阳湖水系工程范围开展强制施工行动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我局配合派出40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负责现场警戒、疏散人员及车辆、维护现场秩序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被答辩人把答辩人列为被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是错误的。二、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应予驳回。答辩人只负责现场警戒、疏散人员及车辆、维护现场秩序等工作，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的强制拆除工作，不是该具体行为的实施者，没有对答辩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也没有侵犯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属法定的受案范围，请求法院查明本案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鼎湖城管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以下3份证据：1、肇鼎府办【2014】6号《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鼎湖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及《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鼎湖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1份；2、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肇庆新区砚阳湖水系工程范围开展强制施工行动工作方案》1份；3、征拆的现场照片6张。被告鼎湖公安局答辩称，一、我局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告陈健兴将我局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我局没有实施强制拆除推毁原告陈健兴鱼塘的行为。2016年12月8日，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肇庆新区砚阳湖水系工程范围开展强制施工行动工作方案》，方案确定我局副局长麦少文为副总指挥，主要是外围警戒工作，负责行动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准备工作。根据方案的要求，2016年12月9日上午，我局组织了警力前往鼎湖广利街道龙头社区砚阳湖水系项目处做好现场警戒及维持治安秩序工作，防止行动期间的突发事件的发生。在整个现场警戒及维持治安秩序期间，我局既没有实施强制拆除原告陈健兴的鱼塘，更没有实施限制人身自由及财产权利的行为。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我局没有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原告陈健兴将我局列为被告明显是错误的。二、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2016年12月9日上午，我局组织警务警力前往鼎湖广利龙头社区砚阳湖处做好警戒，预防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法定的职责，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我局没有对原告陈健兴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原告将我局列为本案被告是明显错误的，原告陈健兴的主张不能成立，请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鼎湖公安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以下2份证据：1、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肇庆新区砚阳湖水系工程范围开展强制施工行动工作方案》1份；2、《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摘录1份。被告广利街道办答辩称，一、被答辩人滥用诉权，答辩人广利街道办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答辩人已将鼎湖府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无论原告对鼎湖府提起行政诉讼是否成立，仅就被诉主体而言，广利街道办是受鼎湖府的委托，对征地范围内土地及地上物的现状进行拍摄和证据保存；对征地范围内的土地权属进行调查登记、对地上物进行清点、确认；配合国土局、区土储中心等部门做好土地收储的其他后续工作。上述行为并不构成完整的拆迁行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任何强制拆迁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根据2013年12月1日被答辩人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第四条第4款规定，被答辩人无权提起本案“（强制拆除）行政违法”和“恢复原状”之诉。被答辩人与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第四条第4款明确约定：“在承包期间，如遇国家或集体征用该鱼塘时，终止合同甲、乙双方不作违约处理，押金可以退回乙方，一切损失补偿款，按鼎湖有关规定执行，地面建筑物棚舍青苗补偿款归乙方所有，其它一切归甲方所有”。该约定表明：第一、被答辩人在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时，已经预料会遇到国家或集体征用该鱼塘。因此，服从国家或集体征用该鱼塘，是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与被答辩人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第二、该鱼塘被征用后，“一切损失补偿款，按鼎湖有关规定执行”。即损失补偿只能服从鼎湖有关，而不能超出鼎湖有关规定提出要求。第三、补偿的范围仅限于“地面建筑物棚舍青苗”。据上，被答辩人根本无权提起本案“（强制拆除）行政违法”之诉，更无权提起“恢复原状”之诉。三、被告鼎湖府征地手续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鼎湖府在征用土地之前，已经履行了征收公告手续。2015年5月20日，鼎湖府依法发布肇鼎府函【2015】21号《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征收鼎湖广利街道龙头居委会及属下各村民小组土名为“大龙塘、龙旺、围仔”等水田、鱼塘面积约1700亩事项，并明确告知了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禁止抢搭抢建等事项。（二）征地补偿方案，已得到村民表决同意。在动拆之前，征地补偿方案包括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数额等，已经肇庆市鼎湖广利街龙头村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村民会议依法表决通过。被答辩人只是承包经营者，理应尊重土地发包人的意见，并遵守《鱼塘承包合同》第四条第4款明确约定，服从大家一视同仁的征地补偿方案。且被答辩人并没有对征地补偿方案提出异议。（三）2015年12月31日，鼎湖府已委托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与广利街龙头村罗圆联队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征收龙旺、围仔等的土地面积共470.778亩，补偿款共计25845676.2元。且该笔征地款已于2016年4月20日由鼎湖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给了前述受款人。（四）《鱼塘承包合同》第四条第4款表明被答辩人同意和接受政府对案涉土地的征用。（五）被答辩人已在《清点完毕签名确认单》作了签字确认。案涉土地征收过程中，答辩人受鼎湖府的委托对被答辩人青苗及附着物进行了清点，该清点经被答辩人确认“无遗漏”。之后依法进行了补偿，并已将依法计算得出的696691.1元补偿款全额支付至鼎湖广利街道肇庆新区范围及重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账户，通知被答辩人领取，答辩人已经充分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四、被告鼎湖府征地标准、依据充分，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十条规定，被拆除土地上的水井、枫木和其他附着物，由市、县人民政府按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补偿标准。据上规定，被告鼎湖府，有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上级标准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五、鼎湖府办公室关于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有关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了水产养殖的附属设施合理界定的标准。被答辩人要求对鱼塘硬底化、架设保温棚列入补偿范围，缺乏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其请求根本不成立。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滥用诉权，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鼎湖府征地手续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被告广利街道办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12份证据：1、原告的《鱼塘承包合同》1份；2、肇鼎府函【2015】21号《征收土地预公告》1份；3、鼎湖府《关于做好肇庆新区范围砚阳湖水系工程收地工作的通知》1份；4、《征地补偿协议》、《2015年龙头居委会征地面积表》、《鼎湖广利街道办事处龙头居委会征地面积示意图》各1份；5、村民《会议记录》6份及汇总表1份；6、《进账单》1份；7、青苗及附着物清点确认书1份；8、《鼎湖肇庆新区范围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兑现表》1份；9、肇鼎府办通字【2016】10号《关于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的通知》1份；10、《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2份；11、《领取补偿款通知书》1份；12、肇鼎府办【2012】92号《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鼎湖肇庆新区范围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鼎湖肇庆新区范围征地补偿方案》《肇庆新区范围征地青苗、地上附着物和地下埋置物补偿标准》各1份。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示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结合法庭调查的情况，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3年11月28日，原告与肇庆市鼎湖广利办事处龙头村罗圆联队经济合作社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承包该经济社土名为“新围仔”的约31.35亩土地经营养殖，期限从2013年12月1日至2022年1月3日。其后，原告在承包地上开展相关的经营生产活动。2015年5月20日，被告鼎湖府发布肇鼎府函【2015】21号《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拟征收鼎湖广利街龙头居委会及属下各村民小组土名为“大龙塘、龙旺、围仔”等约1700亩土地的事项，并明确告知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同时载明禁止抢搭抢建等事项及不予补偿的后果。上述补偿标准按照被告鼎湖府于2012年11月16日制定的肇鼎府办[2012]92号《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鼎湖肇庆市新区范围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方案执行。被告鼎湖府发布上述征地公告后，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征地工作，原告承租的案涉土地在上述公告征收土地范围内。2015年12月31日，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鼎湖分局与肇庆市鼎湖广利办事处龙头村罗圆联队经济合作社（即罗圆一二三四五六七队）共同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征收该经济社土名为“龙旺、围仔”等土地面积共470.778亩（含原告承包的案涉土地），并约定相关的征地补偿事宜，其中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约定另行处理。2016年4月20日，肇庆市鼎湖土地储备中心代被告鼎湖府向上述经济社支付相关征地补偿款（未计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共计25845676.2元。2016年3月29日，相关征地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原告案涉土地的地上物及青苗进行清点并由原告签名确认。后征地部门依照肇鼎府办【2016】3号《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的决定》对原告地上物及青苗可补偿项目（包含类别、数量、状况、单价、补偿金额等）进行汇总并制作《鼎湖肇庆新区范围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兑现表》，该兑现表计得原告地上物及青苗补偿款为696691.1元。随后，征地部门与原告协商地上物及青苗补偿事宜，但因对补偿项目及数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未果。2016年12月1日，征地部门将该补偿款汇拨至鼎湖广利街道肇庆新区范围及重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账户并于同年12月5日书面通知原告领款，原告拒绝领取该笔补偿款。因原告未能自行清场并交出土地，2016年12月8日，被告鼎湖府制定《关于对肇庆新区砚阳湖水系工程范围开展强制施工行动工作方案》，并于2016年12月9日至2017年1月4日期间组织相关单位对原告案涉土地上的地上物及青苗进行强制拆除。原告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被告方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的侵犯，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6年10月21日，被告鼎湖府取得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对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工程项目用地批复，批文为：粤国土资（建）字[2016]548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肇庆新区起步区砚阳调洪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用地的批复》。本院认为，本案系行政机关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因收回土地而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所引发的纠纷，案涉强拆行为是实施征地行为，属征地系列行政行为中的一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的规定，被告鼎湖府是组织和实施征地的法定主体。而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强拆行为亦是鼎湖府组织实施。新区管委会、鼎湖城管局、鼎湖公安局、广利街道办并不具备征收土地的法定职权，其只是受被告鼎湖府的组织安排，协助实施案涉的征地行为，应视为受被告鼎湖府委托实施相关征地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本案适格被告应是鼎湖府，原告将新区管委会、鼎湖城管局、鼎湖公安局、广利街道办列为被告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的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陈健兴对被告新区管委会、鼎湖城管局、鼎湖公安局和广利街道办的起诉。关于被告鼎湖府实施的案涉强拆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本院已另行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健兴对被告肇庆新区管理委员会、肇庆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鼎湖区分局、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区分局和肇庆市鼎湖区广利街道办事处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彭卓腾审判员  潘启智审判员  张国良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邱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