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再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红义，男，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湖北省公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邓耀美，男，196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公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克元，男，196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驾驶员，住湖北省公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公安县宏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五九路。
法定代表人：袁平，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路29号。
负责人：滕秋芳，该支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李红义因与被申请人邓耀美、刘克元、公安县宏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运输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公安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公安支公司）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0民终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2016年12月26日，本院作出（2016）鄂民申254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红义，被申请人财保公安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向阳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邓耀美、刘克元、宏泰运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义申请再审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再审申请人李红义并未授权任何人与邓耀美签订该调解书，一审庭审笔录（第三次）第12页李红义的签字系伪造的，原一、二审判决认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合法有效，缺乏证据证明。2、二审期间，根据李红义的委托，广东杰思特声像资料鉴定所出具的粤杰思像鉴字（2016）第LS-105号鉴定意见书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二审法院未予采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0民终538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15）鄂公安民初字第01002号民事判决，依法再审。
被申请人公安财保支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红义申请再审主张李鸿华与邓耀美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未经其授权，应认定无效，依法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与被申请人公安财保支公司无关，李红义可就此另行起诉；本案一审法院委托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鄂Ｄ×××××车辆行车记录仪所记录的视频资料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合法有效，李红义在一审时并未申请重新鉴定，二审法院对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一审原告李红义诉称：2015年1月12日上午，原告之妻王某在公安县毛××镇自家门口××过马路，邓耀美驾驶一辆高速行驶的无牌摩托车，为躲避刘克元违法停靠的鄂Ｄ×××××客车而撞倒王某。王某受伤后，经公安县中医院、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不仔细调查，将正常过马路的受害人王某认定为承担主要责任，认定有严重违章行为的两机动车驾驶人邓耀美与刘克元仅仅承担次要责任，与事实不符，邓耀美与刘克元应当承担该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肇事车辆鄂Ｄ×××××大客车的所有人是宏泰运输公司，财保公安支公司为该车的承保人，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据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邓耀美、刘克元、宏泰运输公司共同承担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42420.08元，财保公安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并由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被告邓耀美答辩称：交通事故发生属实，但交警已组织答辩人与李红义达成调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审被告刘克元、一审被告宏泰运输公司共同答辩称：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之处。交强险是法定保险，邓耀美没有购买交强险，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赔付责任，再按责任比例按份赔偿。李红义与邓耀美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如协议有效，李红义放弃的赔偿数额，不应由答辩人承担。答辩人的车辆停靠路边，不是直接肇事车辆，应按照较小的份额进行赔偿。刘克元的责任由宏泰运输公司承担。李红义的赔偿项目应依法确定，赔偿数额应依法核减。
一审被告财保公安支公司答辩称：李红义推断邓耀美、刘克元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财保公安支公司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责任划分无异议。李红义的损失计算标准过高，应依法核减。邓耀美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后，再按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邓耀美、刘克元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责任比例不应超过40%，如承保车辆的驾驶员是合法驾驶，承担责任的比例最多不超过20%。另外，本案的诉讼费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一审认定，2015年1月12日，邓耀美驾驶一辆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载张云从公安县××××镇丁提拐村驶往毛家港镇，11时48分左右，行驶至毛家港镇交叉路口路段时，遇刘克元驾驶的鄂Ｄ×××××客车停在道路右侧上下客，此时王某从鄂Ｄ×××××客车前方从右向左横穿道路，被邓耀美驾驶的摩托车撞倒，造成王某倒地受伤。事故发生后，王某被送往公安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1月13日转诊到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1月24日，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某在住院期间共支付了医疗费91844.67元（公安县中医医院15751.08元、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76093.59元）。2015年1月26日，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起事故作出认定：王某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邓耀美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刘克元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李红义、邓耀美、刘克元收到事故认定书后未依法申请复核提出异议。宏泰运输公司为事故车辆鄂Ｄ×××××客车的所有人，宏泰运输公司自愿承担刘克元的责任。事故车辆鄂Ｄ×××××客车在财保公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5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邓耀美驾驶的摩托车无牌照，未投保交强险。另认定，死者王某系李红义妻子，身前在公安县××××镇集镇上经商。其有兄弟姐妹共4人，其母亲已去世，父亲刘洪星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来源，其生活全靠子女赡养。王某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女及父亲均自愿放弃参加本案诉讼。还认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李红义申请，一审依法委托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事故车辆鄂Ｄ×××××客车的车载行车记录仪所记录的视频资料进行了鉴定。2015年11月20日，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作出了鉴定意见：1、无号豪爵牌两轮摩托车事发前，其驾/乘人驶过客车左侧第二节窗框中立柱的平均行驶速度为27km/h。2、无号豪爵牌两轮摩托车由西向东从路南停驶的鄂Ｄ×××××大型普通客车左侧通过时的大致横向间距为1.1m。3、行人王某快步由南向北从鄂Ｄ×××××大型普通客车前方横过的行走速度为5.3km/h。4、鄂Ｄ×××××大型普通客车内朝前的监控画面显示，行人王某由南向北步出路南停驶的鄂Ｄ×××××大型普通客车左前角时无扭头向左观察的动作。5、因无现场图和其它相关证据，故行人王某亲属所提的无号豪爵牌两轮摩托车事发前有无制动措施/路面是否留存有制动轮印无法认定。6、鄂Ｄ×××××大型普通客车车内朝前的监控视频显示，行人王某由南向北从路南停驶的鄂Ｄ×××××大型普通客车前方横过时，其左手端有一白色瓷碗；因孩童李振源事故中未受丁点伤害，故不排除行人王某右手牵着其孙李振源并在危急时刻松手或其孙李振源原本就在其右侧跑动的可能。7、通过双方时-
空-
速关系推断，无号豪爵牌两轮摩托车驾驶人邓耀美和行人王某在事发前都不具有时空避让条件。李红义对上述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向一审申请鉴定人及办案民警出庭接受质询。2016年1月6日，一审组织一审原、被告双方对该鉴定意见进行质证，鉴定人刘某庭对鉴定意见进行了说明，并接受了李红义及其代理人的质询。质询后，李红义对该鉴定意见既不认可，亦不要求重新鉴定。另外，因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国家行政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属于书证，并不属于鉴定意见，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故一审未通知办案民警出庭接受质询。但办案民警仍主动要求出庭，向李红义对事故认定作出了相关说明。
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因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李红义之妻因交通事故抢救无效死亡，李红义依法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事故车辆鄂Ｄ×××××客车的所有人宏泰运输公司自愿承担该车驾驶员刘克元的赔偿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鄂Ｄ×××××客车在财保公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本次交通事故给李红义造成的损失，应由财保公安支公司先行在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邓耀美驾驶的摩托车未投保交强险，因此次交通事故给李红义造成的损失，邓耀美也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两个交强险赔偿后的不足部分，属于鄂Ｄ×××××客车方的责任，应由财保公安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限额内按责任比例予以赔偿，如仍有不足，则由宏泰运输公司赔偿。属于邓耀美的责任，邓耀美在承担交强险限额后，按其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划分，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公文书证，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授权所制作，其证明效力较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李红义对事故认定书有异议，认为死者王某不应承担事故责任。但李红义在收到该认定书后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复核，在审理过程中也未提供足以推翻认定书的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且其申请对行车记录仪进行鉴定的鉴定意见，亦未肯定死者王某在横穿马路时已尽到了相关的注意义务。故对李红义的主张不予支持，该事故认定书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按照交通事故认定，本案共有三方责任主体，死者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克元与邓耀美分别承担次要责任，并非共同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考虑三方对导致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酌定王某承担40%的事故责任，刘克元、宏泰运输公司承担30%的事故责任，邓耀美承担30%的事故责任。关于李红义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结合李红义的诉请，经庭审核实，依法确认如下：1、医疗费91844.08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票据，一审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497040元（死者虽系农村户口，但生前在集镇经商，生活居住在城镇，且死亡时未满60周岁，应按城镇标准计算20年。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52元×20年）。3、丧葬费20000元，按湖北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丧葬费为21608.5元，但李红义仅主张20000元，剩余部分视为李红义自动放弃。4、护理费944.5元（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8729元÷365天×12天），死者王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住院治疗12天，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护理费用，但原告未提供护理人数和护理人员收入状况的证明，故本院参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标准按护工一人计算。5、误工费1089.8元（批发和零售业33148元÷365天×12天），死者王某因伤住院治疗12天，但未举证证明其收入状况，本院参照其所从事的职业确定误工费的计算标准。6、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王某因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时年仅53岁，王某的非正常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故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六项共计人民币660919.38元。财保公安支公司、邓耀美应先在交强险范围内各承担120000元（含医疗费各10000元），共计240000元。剩余部分由王某、刘克元、邓耀美按责任比例（40%、30%、30%）分担。故王某应承担168367.75元[（660919.38－240000）×0.4]；宏泰运输公司应承担126275.81元[（660919.38－240000）×0.3]，该损失在宏泰运输公司投保的商业三责险限额内，应由财保公安支公司赔偿；邓耀美应承担126275.81元[（660919.38－240000）×0.3]，因王某的家属与邓耀美在事故发生后，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已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对超出该协议的损失，应视为李红义自愿放弃，现李红义再次要求邓耀美承担赔偿责任，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李红义的该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公司赔偿原告李红义人民币246275.81元；二、驳回原告李红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24元，依法减半收取4612元，由被告公安县宏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2212元，原告李红义负担2400元。
宣判后，李红义、财保公安支公司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其中李红义上诉称：一、原审责任划分不当。事发当天刘克元驾驶鄂Ｄ×××××客车在事故地点暂停，邓耀美驾驶一辆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未减速及采取自动措施的情况下，从客车左侧强行超车，将受害人王某撞倒，邓耀美应承担60%的责任，宏泰运输公司应承担40%的责任。二、公交认字（2015）第2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实体及程序上存在不当。事故现场肇事车未报警，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责任划分并非来源于勘验、检查、调查，上诉人并未在责任认定书回执上签名。三、李红义未参与调解、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调解，故《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无效，邓耀美应全面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四、对平安行司鉴所（2015）交鉴字第1179号鉴定有异议，请求对“实拍监控鉴定”重新鉴定。四、追加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住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救护车车费、殡仪馆停尸费共计12979.50元。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庭审当天撤回第四项上诉请求。
刘克元、宏泰运输公司共同答辩称：李红义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李红义在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及送达后未申请复议。上诉人李红义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重新鉴定申请，超过举证时效，答辩人已提出异议。重新鉴定不能推翻交警的事故认定书，上诉人李红义主张重新鉴定和改变责任比例不符合法律规定。2、上诉人李红义与邓耀美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在一审对该调解书并未表示异议，调解书是否有效或撤销是另一法律关系，上诉人的该主张也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一审判决答辩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适当，原判不合法。
财保公安支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李红义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根据司法实践，交通事故主次责任的分担应为四六比例，保险公司承保宏泰公司的责任比例应为20%。2、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李红义已收到赔偿款且无异议，应视为对调解协议的追认。3、上诉人李红义在一审放弃了上诉请求的第四点，现在申请追加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
财保公安支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对事故责任比例认定不合理，上诉人只应承担不超过20%的责任。本案事故认定书记载了本案的受害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邓耀美、刘克元承担次要责任，在有三方事故责任主体的情况下，主要责任的比例要大于次要责任的比例，但一审法院对责任比例划分为4:3:3，导致次要责任反而大于主要责任，不合理，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二、一审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根据主次责任不应超过20000元。三、原审超过原审原告的主张，原审原告主张为542420.08元，但原判却按660919.38元进行判决。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李红义答辩称：1、保险公司应承担30%以上的责任。一审根据事故认定书和侵权责任法第11、12条的规定，认定邓耀美、刘克元分别承担30%的责任，但答辩人认为邓耀美应承担主要责任，刘克元承担次要责任，王某不应承担责任。交警事故认定书认定责任比例不当。2、根据司法解释，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3、一审判决并未超出答辩人的诉请，诉状中请求四被告承担各项损失，一审审查后予以认定，要求各方赔偿的数额合计起来并未超过答辩人的诉请。答辩人对事故认定书曾申请过复核，因为不懂法律，写错了申请人的名字，复核机构就没有收。请求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刘克元、宏泰运输公司共同答辩称：同意保险公司的上诉意见。
二审查明，鄂Ｄ×××××客车车载记录仪显示事发时受害人王某的女儿李翔在鄂Ｄ×××××客车上目睹了王某被撞的过程。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二审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公交认字（2015）第2001号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2、邓耀美与李鸿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否有效；3、一审判决是否超过诉讼请求；4、李红义在二审中追加诉讼请求12979.50元应否支持；5、一审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恰当；6、一审责任划分是否恰当。
公交认字（2015）第2001号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虽然本案事故发生后，王某的家属、邓耀美均未在现场报警，但事后经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勘查并调查，通过事故现场照片、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材料、检验鉴定意见书及鄂Ｄ×××××大型汽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作出公交认字（2015）第2001号事故认定书，李红义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复核，亦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该事故认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故一审将该事故认定书作为定案的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李红义主张该事故认定书在实体及程序上存在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邓耀美与李鸿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否有效。2015年1月12日王某因本案交通事故倒地后导致脑外伤、脑出血一直在医院抢救，抢救无效于2015年1月24日死亡。2015年2月2日的委托书上记载的委托人是王某，受托人是李鸿华（李红义的弟弟）、李泉霖（李红义、王某之子）。因2015年2月2日王某已死亡，从法律关系看，委托人应为王某的直系家属，即王某的丈夫李红义、儿子李泉霖，女儿李翔、父亲刘洪星。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组织了多次调解，李泉霖参与了三次调解，李泉霖应知道李鸿华作为处理王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后赔偿事宜的受托人参与调解，李泉霖并未对李鸿华作为受托人表示异议，表示李泉霖对李鸿华参与调解王某因交通事故死亡事宜的认可。另外，2015年3月18日李鸿华与邓耀美在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达成调解协议并于当日办理完毕赔偿款的交接，一审庭审中李红义对邓耀美提交的委托书、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及收据凭证均无异议，且表示“邓耀美的钱我已经收到了，具体数额见调解书”。从李红义收到邓耀美的赔偿款并未表示异议，可见李红义事后对李鸿华的调解行为表示追认。又因王某的儿子李泉霖，女儿李翔、父亲刘洪星就王某交通事故赔偿一案全权委托李红义向各赔偿义务方主张赔偿，故李红义对李鸿华与邓耀美之间调解的追认，也视为李泉霖、李翔、刘洪星对李鸿华调解行为的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一审认定邓耀美与李鸿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李红义主张该调解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是否超过诉讼请求。根据李红义一审中提交的赔偿明细：死亡赔偿金497840元、医疗费91877.08元、丧葬费20000元、护理费1368元、误工费13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为662453.08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赔偿明细无异议，李红义在诉状中主张赔偿542420.08元为笔误，对该主张予以认可。一审认定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497040元、医疗费91877.08元、丧葬费20000元、护理费944.5元、误工费1089.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660919.38元，故一审认定的损失并未超过李红义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财保公安支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李红义在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12979.50元应否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因本案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故李红义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红义可另行起诉。
一审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恰当。经查，受害人王某与孙子一起过马路发生本案事故，且女儿在鄂Ｄ×××××客车上目睹了母亲被撞的过程，可见王某在女儿、孙子亲眼目睹下被撞倒地受伤后昏迷、死亡，对王某亲属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不高。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并非物质损失，应单独计算，单独赔偿，而一审将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计算在总损失中，本案李红义因王某死亡的总损失为660919.38元，其中王某的死亡赔偿金为497040元，两个车的交强险赔偿限额为240000元，故精神损害抚慰金实际是在交强险之外划分了责任再赔偿的，按一审划分的王某承担40%的责任，王某实际自行承担了2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邓耀美、刘克元分别应承担1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刘克元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由财保公安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代为承担。故财保公安支公司主张一审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不宜超过2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一审责任划分是否恰当。公交认字（2015）第2001号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某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邓耀美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刘克元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张云（乘坐人）无责。因本案事故的发生是以下三个原因导致的：王某横过马路未认真观察且车辆临近突然横穿；邓耀美驾驶未经注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未按规范操作，未仔细观察车辆和行人通行；刘克元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对其它车辆和行人形成视觉上的障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该三个原因分别作用导致本案的事故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王某、邓耀美、刘克元应分别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而不是王某承担主要责任，邓耀美、刘克元共同承担次要责任，故一审认定王某承担40%的责任，邓耀美承担30%、刘克元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体现了王某在本案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财保公安支公司主张一审责任划分不合理，其只应承担不超过20%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李红义无证据证明王某在本案事故中无责，故上诉人李红义主张王某不承担责任，邓耀美应承担60%的责任，宏泰运输公司应承担40%的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得当。上诉人李红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财保公安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1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公司负担。
在本院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李红义提交了事故现场广告牌、视频截图、肇事车辆照片、受害人房屋产权证书、事故路段照片、法院传票以及律师执业许可证等证据材料，拟证明本案事故系被申请人邓耀美在平坦开阔的道路上加速行驶导致受害人无法避让造成的，应由邓耀美承担主要责任以及刘克元、宏泰运输公司原二审代理律师张兵在法庭上违反职业道德，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被申请人公安财保支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实现证明目的，如李红义认为邓耀美的行为构成犯罪，可向公安机关举报。
本院认为，李红义在本院再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符合民事诉讼再审新证据的规定情形，依法不属于新的证据，对上述证据材料，均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李红义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被申请人财保公安支公司的答辩意见并经当事人双方共同确认，本案再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否有效。二、公交认字（2015）第2001号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的效力问题。经查，在本案事故发生后，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黄金口中队组织了多次调解，王某之子李泉霖及李红义之弟李鸿华均参与了调解，其间，李泉霖并未对李鸿华参与调解的资格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于2015年2月2日与李鸿华共同向公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黄金口中队申请对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进行调解，应当视为李泉霖对李鸿华作为处理事故赔偿事宜的受托人身份表示认可。赔偿协议达成的当天，赔偿义务人邓耀美即向李红义交付了赔偿款，在本案一审庭审中，李红义亦当庭表示其已经收到了邓耀美的赔款。故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现李红义申请再审主张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笔录第12页李红义的签名是虚假的，并提交了常德市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30日出具的常司鉴（2016）文鉴字第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兹证明，但该鉴定系在本案一、二审判决作出后由李红义单方进行的委托鉴定，且送检检材与比对样本未经法定程序予以确认，并不能由此得出相关庭审笔录中李红义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的结论。故李红义关于本案调解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公交认字（2015）第2001号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依法作出（2015）第2001号事故认定书，李红义并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复核。在一审审理期间，经李红义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湖北省平安行道路交通司法鉴定所对相关视频资料进行了鉴定，李红义亦未申请重新鉴定。其在二审提交的粤杰思像鉴字（2016）第LS-105号鉴定意见书，系在二审庭审结束后由李红义的代理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单方委托广东杰思特声像资料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程序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起到推翻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原一、二审判决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0民终53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宗澄宇
审判员 金莉萍
审判员 李 承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张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