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衡中法民四终字第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家禄，男，1963年1月27日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初中文化，农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春花（系康家禄之妻），女，1967年2月25日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初中文化，农民。
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方春英，女，1955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常宁市水口山街道办事处常青东路***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宁市水利局，住所地湖南省常宁市桃江路南12号。
法定代表人：雷荣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真佑，男，1949年6月9日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常宁市宜阳镇群英西路18号。
委托代理人：王国勇，湖南兴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费锡明，男，1962年5月30日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水口山矿务局内退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群英（系费锡明之妻），女，1970年9月21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
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彬榕，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衡阳市水利局，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祝融路21号。
法定代表人：岳健，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肖志华，男，1968年4月14日生，汉族，湖南省衡南县人，该局副局长，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解放西路5号。
委托代理人：谢力平，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常宁市水利局为与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原审被告衡阳市水利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4）雁白民一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6日组织了庭前证据交换，同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的委托代理人方春英，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的委托代理人邓真佑、王国勇，被上诉人费锡明及其与被上诉人聂群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彬榕，原审被告衡阳市水利局的委托代理人肖志华、谢力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5日傍晚，原告费锡明、聂群英夫妻的独生子费文彬（1995年1月11日生）与四个同学到湘江河一处废弃码头（地址为常宁市松柏镇渡口东村88号）洗澡，费文彬走到最前面，走到码头的最后一级台阶时，因为不知道码头最后一级台阶离水深处深达5米多（按常识水深应只及腰），导致费文彬一脚踏入水中而溺亡。
原审另查明，2005年11月1日，被告康家禄从常宁市国土资源局交易中心大厅竞买了挂牌出让编号为常宁市航运公司船厂即常宁市松柏镇渡口东村88号（沙场、码头）国有土地使用权。2005年12月20日，被告康家禄与常宁市航运公司签订了一份《资产让售合同书》，合同签订后，双方各自已按约定履行。嗣后，被告康家禄对上述码头进行经营开发等事宜。
原审还查明，被告康家禄与被告廖春花系夫妻关系。常宁市水利局系湘江河常宁市河道法定管理者。
2014年9月2日，原告费锡明、聂群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康家禄、廖春花、衡阳市水利局、常宁市水利局共同赔偿其子费文彬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468280元、丧葬费2001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88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697164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受到侵害后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对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作如下认定：
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涉案码头两侧虽然标有“禁止学生下河洗澡”及“禁止在港口码头游泳”的警示牌，但年长久露导致字迹颜色已经不清晰，进入码头时未立警示牌及安全管理措施欠到位，码头所有人康家禄应对费文彬溺亡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的民事责任。被告廖春花作为被告康家禄之妻，应与康家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码头最后一级台阶离水深入深达5米多，深坑是由于多年采沙形成，常宁市水利局是该河道的法定管理者，对采沙行为有审批和制止的职权，虽然码头边的深坑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是码头靠近居民生活区，常宁市水利局疏于管理，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存在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常宁市水利局对费文彬溺亡事故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部分民事责任。衡阳市水利局不是涉案河道的直接管理者，对本案不承担民事责任。费锡明、聂群英之子费文彬已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精神状况正常，对于在码头港口洗澡的危险性应有所预见，作为受害者费文彬，对自己损害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可以减轻康家禄、廖春花及常宁市水利局的责任。综上所述，对本案的赔偿款项费锡明、聂群英应自负50%的责任，而常宁市水利局与康家禄、廖春花各承担25%的赔偿责任。
二、本案确定费锡明、聂群英在本案请求赔偿的范围及数额如下：1、死亡赔偿金：468280元（23414元／年×20年）；2、丧葬费20014元（3335元／月×6个月）；3、被抚养人聂群英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受害人依法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作为聂群英至今未提供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证实，不予确认；4、精神损害抚慰金：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给死者家属造成精神上的痛苦，为使其痛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等综合考虑，酌情认定为5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538294元，此款项由被告康家禄、廖春花负担25%即134573.5元，由被告常宁市水利局负担25%即134576.5元，原告费锡明、聂群英自负50%即269147元。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一）、（三）、（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费锡明、聂群英之子费文彬因本案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38294元，由康家禄、廖春花负担25%即134573.5元，由常宁市水利局负担25%即134573.5元，费锡明、聂群英自负50%即269147元；上述款项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费锡明、聂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800元，财产保全费4120元，共计14920元，由原告费锡明、聂群英负担7460元，由被告康家禄、廖春花负担3730元，由被告常宁市水利局负担3730元。
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1、原审认定费文彬在码头洗澡以及认定其在码头搞经营开发的事实有误；2、其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1、其不是该河道的法定管理者，没有保障游泳者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2、费文彬的死亡是自己行为造成的，与其没有因果关系；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的上诉，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坚持自己的上诉意见。针对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的上诉，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答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原审中其提供的常宁市文明居委会以及常宁市公安局渡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上诉人康家禄在涉案的码头进行了房地产开发以及沙场承包，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是正确的；2、原审判决康家禄承担本案的部分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康家禄作为涉案码头的管理者，因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3、常宁市水利局是涉案河道采砂的法定机关，在一审的庭审笔录中，常宁市水利局对上述职责予以认可，同时涉案地段是2000米以内的禁采地区，却形成沙坑，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衡阳市水利局答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相关条例，只要河道管理机关履行了职责，就不应当承担责任。2、一审认定衡阳市水利局不是涉案河道的管理者，与本案没有关联，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在本院组织的证据交换期间，上诉人康家禄提供了一份新证据，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提供了两份新证据。
上诉人康家禄提供了证据一事发现场照片二张，拟证明事故发生地旁边有禁示标语。证明目的为康家禄尽到了相应的告知义务。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费锡明、廖春花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该警示牌为事后制作。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以及原审被告衡阳市水利局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照片中显示的警示语字迹不清楚，且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存疑，不能客观反映事发时的真实情况，缺乏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提供了如下两份证据：证据一常宁市水口山街道办事处文明居委会的补充说明，用以证明居委会2014年9月8日出具的证明系费文彬家人打印好的证明，该证明只能证明其死亡，其他情况不能证明；证据二衡阳市公安局水口山分局渡口派出所的补充说明，用以证明渡口派出所于2014年9月8日出具的证明系费文彬家人打印好的证明，该证明只能证明其死亡，再无其他说明用意。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在一审时提供的居委会以及派出所的证明除费文彬溺水死亡的事实属实外，其他内容不予证实。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认为：1、上述两份证据不真实不客观，常宁市水利局有可能对派出所等地方做了人为的干扰；2、两份证据的形式有误，没有相关负责人的签名，请求二审不予采纳。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以及原审被告衡阳市水利局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常宁市水口山街道办事处文明居委会和衡阳市公安局水口山分局渡口派出所前后两次出具的证明均对费文彬溺水死亡的事实予以确认，且符合客观事实，故对上述两份证据予以部分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费文彬溺水死亡的原因“不知道码头最后一级台阶离水深处深达5米（按常识水深应只及腰）”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原审认定涉案码头系废弃码头与上诉人康家禄与常宁市航运公司签订《资产让售合同书》这一事实相矛盾，故对原审认定的费文彬溺水死亡原因及涉案码头系废弃码头的事实均不予认定。除上述事实外，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费文彬是否在涉案码头洗澡？康家禄是否是涉案码头的经营者？2、康家禄、廖春花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3、原审认定常宁水利局是涉案河道的法定管理者是否正确？常宁市水利局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
（一）关于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1、费文彬是否在涉案码头洗澡？2、康家禄是否是涉案码头的和经营者？
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在一审中提供的常宁市水口山街道办事处文明居民委员会和衡阳市公安局水口山分局渡口派出所的情况说明，均证实费文彬的溺水地点为常宁市松柏镇渡口东村88号，该地点为涉案码头，结合相关照片，故原审认定费文彬在涉案码头洗澡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康家禄与常宁市航运公司签订的《资产让售合同书》和常宁市国土资源局监制的常挂（2005）-029号成交确认书已经证实上诉人康家禄取得了包括涉案码头在内的该区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该区域进行了经营开发。同时康家禄在一审中提交的沙场承包协议证实其将沙场发包给他人，并从中收取承包费。故康家禄为涉案码头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有事实依据。
（二）关于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以及是否应该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本案前述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康家禄是涉案码头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其作为涉案码头的管理者，未在码头入口处设立警示标志，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对费文彬溺水死亡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康家禄利用该码头发包沙场，并从中收取承包费，其作为码头、沙场的受益人，对产生的危险性亦有义务采取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其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亦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受害人费文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水性、对傍晚去湘江河洗澡的危险性甚至死亡的后果应有足够的认识和预测能力，且在没有携带任何安全救生设备的情况下，其仍然选择危险性很高的自然河道中洗澡导致溺水死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综合本案案情及该过错的大小，确定上诉人康家禄对费文彬的死亡承担25%的赔偿责任，受害人费文彬自负75%的责任。因廖春花与康家禄系夫妻关系，故康家禄、廖春花共同承担25%的赔偿责任。
（三）原审认定常宁水利局是涉案河道的法定管理者是否正确以及常宁市水利局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的问题。
参照《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试行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各相关部门分别履行以下职责：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河道采砂规则、河道采砂防洪影响评价、统一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组织河道砂石开采权的有偿出让、河道采砂统一监督管理，牵头组织考核考评。原审认定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是涉案河道的法定管理者符合法律规定。由于湘江河常宁段不是对外开放的游泳场所，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不负有对在该河段内游泳人员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虽然对涉案河道的采砂有管理权，但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并不能证明费文彬的死亡系违规采砂行为引起的，而且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亦不是涉案码头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该局管理行为与受害人溺水死亡不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常宁市水利局不应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因原审认定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的总损失为538294元，且各方当事人对该损失并没有异议，故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34573.5元（538294元×25%）。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部分有误，责任认定和划分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一）、（三）、（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4）雁白民一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共同赔偿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因费文彬死亡所产生的损失134573.50元，此款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10800元，财产保全费4120元，二审受理费10800元，共计25720元，由被上诉人费锡明、聂群英负担16590元，上诉人康家禄、廖春花负担91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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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朱 玥
审判员 王海华
审判员 伍文振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费奕璇
校对责任人：王海华打印责任人：费奕璇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