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开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723民初460号
原告四川省开江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开江县新宁镇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杨清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定友，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杨先勤，男，生于1942年11月10日，汉族，小学文化，住四川省开江县新宁镇万博小区*号楼*单元***号。身份证号5130231942********。
委托代理人肖启福，四川蜀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开江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四川省开江县新宁镇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孙成勇，主任。
委托代理人邓承展，四川共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开江县曲酒厂。
法定代表人涂立军，厂长。
第三人颜崇亮，男，生育1954年12月30日，汉族，大专文化，住四川省开江县。
第三人刘江林，女，生于1956年12月20日，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开江县。
委托代理人颜军，男，生于1981年6月15日，汉族，大学文化，住四川省开江县新宁镇淙城街**号，系颜崇亮、刘江林之子。
原告四川省开江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杨先勤与被告开江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国资办）、开江县曲酒厂（以下简称曲酒厂）及第三人颜崇亮、刘江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3日、7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定友、原告杨先勤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启福、被告国资办的委托代理人邓承展、第三人颜崇亮、刘江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颜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曲酒厂的法定代理人涂立军第二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建安公司及杨先勤诉称：2000年曲酒厂对外公开出售部分闲置土地及附属物，原告杨先勤以建安公司名义报名竞买。2000年4月28日，曲酒厂举行公开拍卖会，杨先勤以161.9万元夺标成交，同日与曲酒厂签订拍卖成交合同。该合同约定：拍卖标的物为开江县新宁镇西大街211号，该厂临城普42米大道的部分闲置土地及附属物（土地沿城普大道长113米，约2055平方米及附属物、曲酒车间、复蒸车间、锅炉房），同时合同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条款，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一次性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6万元。该次拍卖经四川省开江县公证处公证，本次拍卖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价款。原告根据当时的开发建设需要和规划，将复蒸车间房屋拆除三分之一，下剩三分之二未予拆除，一直闲置。2002年11月23日，曲酒厂与第三人颜崇亮签订《房屋出售合同》，将复蒸车间废旧半幢房屋面积约300平方米左右卖给颜崇亮，房屋价款40000元。2011年9月16日，第三人颜崇亮、刘江林持国资办出具的相关手续到开江县房地产管理所申请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原告直到2015年3月才知道该事实，知道后多次找曲酒厂原领导涂立军协商处理，国资办前领导吴应辉答复调查处理，直到卸任时都未结果。现任领导就任后，再次向其反映要求处理，时间过去数月，至今无结果。曲酒厂因改制被吊销，但未注销，其资产已移交国资办，故请求判决：1、被告曲酒厂与第三人颜崇亮就复蒸车间房屋买卖无效，复蒸车间房屋由原告杨先勤所有，或由第一被告以现有商业小街（原曲酒厂开发建设片区）相应面积房屋赔偿；2、被告曲酒厂承担违约责任，由被告国资办支付违约金16万元。在本案开庭审理中，因被告国资办答辩中提到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不明确，具有选择性，原告便将第1项诉讼请求明确为：颜崇亮不知情，卖了就卖了，这失误是国资办的失误，要求国资办按房屋面积和现在的市场价格3700—3800元/平方米赔偿。休庭后，杨先勤又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再次主张曲酒厂与颜崇亮的买卖合同无效。
被告国资办辩称：1、与曲酒厂签订拍卖成交合同的是建安公司，杨先勤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他不是合同相对方，建安公司才是适格原告；2、国资办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曲酒厂虽被吊销，但没注销，主体仍然存在，应由其承担合同义务；3、原告的诉请不成立，曲酒厂已按拍卖合同交付买卖标的物，原告已申请办理了标的物的土地使用权登记，预登记时是2055平方米，正式登记时是2170.45平方米，已超出拍卖成交合同约定的土地面积，故本案争议的房屋没在原告拍买的土地范围内。4、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曲酒厂未作答辩。
第三人颜崇亮、刘江林述称：第三人与曲酒厂签订的《房屋出售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与曲酒厂签订合同后进行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申报，2003年8月23日开江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2011年9月5日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11月26日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第三人已依法取得了该房屋的物权，即使曲酒厂与原告和第三人针对同一个标的物签署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依据法律规定，也应该由答辩人享有该标的物的物权，原告应向曲酒厂主张违约责任，而无权主张复蒸车间归原告所有。
经审理查明：2000年4月19日，开江县国资局、开江县贸易局共同发布开国资[2000]2号公告：“根据县委【1999】89号文件精神，县曲酒厂为深化企业改制，安置职工寻求资金来源，县国资局以开国资[2000]03、04号文件批复，决定将位于新宁镇西大街211号，该厂临城普42米大道的闲置土地及附属物（长133米土地面积约2055平方米，曲酒车间、复蒸车间、锅炉房等房屋），面向社会……实行整块竞价拍卖。”2000年4月28日，本案被告曲酒厂与本案原告建安公司签订《拍卖成交合同》，合同载明建安公司以最高应价161.9万元夺标成交，合同第一条：拍卖标的物的地址及设施：开江县新宁镇西大街211号，该厂临城普42米大道的部分闲置土地及附属物（土地沿城普42米大道长113米，约2055平方米及地上附属物、曲酒车间、复蒸车间、锅炉房）。第七条约定：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条款，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一次性支付违约金16万元。合同尾部由出卖方开江县曲酒厂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涂立军签名，买受人由开四川省江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加盖公章，杨先勤作为建安公司的代理人签名，在场人是达州拍卖行邹代成。2000年5月6日，开江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达州拍卖行拍卖师邹代成于2000年4月28日在开江县曲酒厂内对曲酒车间、复蒸车间、锅炉房及闲置土地举行了公开拍卖，买受人杨先勤以161.9万元人民币中买。经审查和现场监督，拍卖单位和买受人均具有合法的拍卖、买受资格，拍卖程序合法，拍卖结果合法、有效”。庭审中，原告建安公司的代理人陈述，杨先勤与建安公司系挂靠关系，杨先勤是买受方的实际出资人，建安公司没有出资。杨先勤卖得该标的物后，于2000年5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预登记)，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土地使用者系县城乡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后更名为四川省开江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即本案原告），使用权面积2055平方米，杨先勤将买得的标的物用于开发建设，其中将复蒸车间拆除了一部分，另一部分闲置。
2002年11月23日，开江县曲酒厂作为甲方与第三人颜崇亮作为乙方签订《房屋出售合同》，“将原复蒸车间废旧半幢房出售给乙方，房屋所占有土地有偿转让给乙方。”“甲方所售房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房屋废旧材料折款5000元，土地有偿转让折款35000元。”2002年12月13日，颜崇亮向县政府申报土地转让登记，2003年8月13日开江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依法变更国有土地使用权300平方米。2011年9月2日，颜崇亮、刘江林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本案被告国资办为颜崇亮办证出具《证明》，证明“颜崇亮于2002年11月23日购买原曲酒厂复蒸车间废旧房情况属实，现曲酒厂已改制完毕，其他剩余资产已收归政府。”2011年9月5日，颜崇亮、刘江林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第三人颜崇亮、刘江林2002年购买该房后，将该房屋进行了简单修缮，予以出租使用至今。
以上事实，有原告方举证的拍卖公告、拍卖成交合同、公证书及颜崇亮在开江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房产证的档案资料复印件、被告国资办举证的建安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第三人举证的《房屋出售合同》、《开江县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申报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出租合同》复印件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予以认定。
另查明，开江县曲酒厂改制结束后，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办事机构已不存在，剩余资产已收归政府，由国资办管理，但至今未被注销。该事实有原告举证的开江县曲酒厂工商登记情况复印件、国资办于2010年2月9日出具给杨先勤的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中有“开江县原曲酒厂企业已改制，所有资产移交县国资办管理……”等内容）、前述颜崇亮办理房产登记档案中国资办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证实，证据均经庭审质证，予以认定。
此外，原告杨先勤在庭审中陈述，他于2005年便知道曲酒厂将本案诉争房屋卖给了第三人，知道后找了曲酒厂的法定代表人涂立军，后又一直在找国资办，国资办领导答应他处理此事，一直没处理，所以现在才起诉，并据此认为他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8月3日，国资办调查涂立军的笔录载明：涂立军称“大概是2005年杨先勤从云南回来找过我，我们还发生了一些纠纷”“当时杨先勤找我后一直没有协商处理，主要是我帮杨先勤借了50000元……2014年我将杨先勤告上法庭，法院判决杨先勤还款，所以杨先勤又将这事重新提出来的”。原告杨先勤在该调查笔录上签字。
本院认为，被告国资办提出杨先勤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国资办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杨先勤是以建安公司的名义与曲酒厂签订《拍卖成交合同》，是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买受人、出资人，依照民诉法的上述民诉法解释的法理精神，杨先勤与建安公司无论是挂靠关系，还是杨先勤借用建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杨先勤要求与建安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符合上述民诉法解释的规定，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故杨先勤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是适格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曲酒厂改制结束后，虽未被注销，但实际已解散，其剩余资产已收归政府由国资办管理，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国资办代表政府接管了曲酒厂的财产，就应当承担曲酒厂解散以前应当承担的义务，故国资办与曲酒厂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亦是适格的。
被告国资办提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原告杨先勤2000年购买曲酒厂的闲置土地及其附属物后，将复蒸车间的一部分拆掉利用，对闲置部分没有办理土地和房屋的权属变更，曲酒厂将其出售给第三人颜崇亮，颜崇亮购买后进行了简单的修缮并予以出租使用，按常理推断，原告方理应知情，且原告杨先勤自述其于2005年便知道曲酒厂将复蒸车间剩余房屋卖给了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2005年便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到2015年8月国资办调查涂立军，再到2016年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时效已超过2年，原告杨先勤称其一直在找国资办领导解决此事，但除了国资办调查涂立军的笔录证明杨先勤于2015年找过国资办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主张过权利，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事由，故被告国资办提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成立。据此，本院认为，因原告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后怠于行使权利，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国资办据此提出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省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和杨先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四川省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原告杨先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云玲
审 判 员 黄承彬
人民陪审员 李开轩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江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