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32965号
原告：NINAQIUJINGYANG，女，1991年8月13日出生，加拿大国籍（护照号：GJ052937），学生，住88MorganStreet,Apt.4908,JerseyCity,NJ07302。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咏梅，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慧，女，1977年3月15日出生，土家族，国资委研究中心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永星，女，2007年1月5日出生，土家族，学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号楼1203。
法定代理人：陈慧。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青田，男，193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庆丰农场退休职工，住黑龙江省虎林市庆丰农场医院。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刚，北京市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惠英，女，1933年3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麻纺织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号2门***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芳，女，194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羊绒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白庙路甲1号名苑雅居1单元502。
被告：吴颖，女，196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号2门***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珍，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NINAQIUJINGYANG与被告陈慧、梁永星、杨青田、刘惠英、吴颖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NINAQIUJINGYANG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咏梅，被告陈慧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宏，被告梁永星法定代理人陈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宏，被告杨青田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刚，被告吴颖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惠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芳于2017年2月13日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2017年3月9日第二次庭审，被告刘惠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NINAQIUJINGYANG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吴颖及杨金林2000年8月7日对原告赠与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全部所有权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北京市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所有权全部归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协助办理北京市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相关手续；3.被告平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NINAQIUJINGYANG，原为中国国籍，原身份证号110101199108134528，曾用中国名杨秋静，2013年12月入籍加拿大，更改姓名为NINAQIUJINGYANG。原告系杨金林与前妻吴颖的婚生女。杨金林与吴颖系大学同学，于1990年5月4日登记结婚。婚后于1991年8月13日生杨秋静，于2004年7月16日协议离婚。2012年7月24日，杨金林与陈慧登记再婚。杨青田及刘惠英为杨金林亲生父母，两人离异多年。因自2000年8月起原告与吴颖就长期在国外生活，且有全家人移民国外的家庭计划，但当时杨金林尚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并与吴颖和原告分居不同国家，存在不确定性。为保障原告未来生活，补偿因父母长期分居可能出现婚姻不稳定而给原告造成伤害，基于亲情和道德约束及保证，2000年8月7日（原告时年近9岁），杨金林、吴颖与原告签署赠与文件，杨金林、吴颖共同将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下称北礼士路房产）全部所有权赠与给原告。北礼士路房产是杨金林在财政部工作时单位分配的央产房，在2000年5月杨金林与财政部签署购房协议购买。至杨金林与吴颖离婚时尚没有取得房产证，此后杨金林一直没有告知原告及吴颖是否及何时办理了该房产的房产证。杨金林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办公室顾问，2005年至2007年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办公室副执行董事，2007年至2011年任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分部副主任，2011年至2014年任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高级顾问，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27日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哈萨克斯坦首席代表。杨金林长期在国外生活工作，与原告和吴颖处于不同国家地区。且杨金林及吴颖仅有原告一个孩子，杨金林与吴颖离婚后，杨金林始终对亲友不承认离婚。杨金林不仅没有根据规定及惯例在其户口登记上记载为离异，反而杨金林、吴颖及原告的户口一直登记在刘惠英户口之内，直至吴颖2015年9月28日才迁出。杨金林母亲在得知吴颖因离婚迁出户口后，询问杨金林，杨金林表示没有正经离。杨金林父亲在杨金林去世后才知道杨金林与吴颖离婚。杨金林在双方离婚后仍然将吴颖登记为配偶，并确认北礼士路房产就是原告的，因此原告及吴颖没有催促其办理北礼士路房产变更登记手续。该房产中一直保留原告房间，该房产的座机电话登记人直至杨金林丧礼结束后的2016年4月一直是吴颖，吴颖于2016年4月申请取消了该房产座机。此外，该房产的歌华有线电视登记人至今仍是吴颖。即原告及其母吴颖一直是北礼士路房产对外公开的所有人及使用人。2016年3月27日，杨金林在哈萨克斯坦阿斯纳塔市耶希尔区突发疾病不幸去世。此刻，原告及杨金林父母亲朋等人才知道杨金林在2012年7月24日与陈慧登记再婚。杨金林与陈慧再婚后，杨金林也没有将陈慧户口迁入自己户口或北礼士路房产内。就杨金林法定继承事宜，由于协商不成，原告、陈慧、杨青田及刘惠英现正在东城区人民法院诉讼。该案2016年11月25日第一次开庭中，陈慧代理人当庭提交陈慧签字的答辩状，确认北礼士路房产证已经取得，登记时间为2005年8月，登记在杨金林名下，该房产证目前在陈慧手中。原告认为，北礼士路房产为原告亲生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且父母自愿将该房产全部所有权赠与给原告并签署了书面赠与合同。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129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吴颖、杨金林在2000年8月7日对原告赠与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全部所有权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杨金林应将该房产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现杨金林已去世，其法定继承人除原告之外，还有陈慧、杨青田和刘惠英。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等规定，陈慧、杨青田和刘惠英应协助原告办理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1203室房产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相关手续，综上，恳请法院支付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陈慧辩称，一、程序方面(一)被答辩人的身份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就是杨秋静，被答辩人的主体资格不适格。1、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陈述其“曾用中国名为杨秋静，于2013年12月入籍加拿大”，证明其就是杨秋静，结合我国单一国籍制度，如果杨秋静已于2013年12月加入加拿大籍，则意味杨秋静已不具有中国国籍，即中国身份的杨秋静已不存在，但是，依据其提供的2014年6月3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作出的（2014）京方圆外民证字第28165号、28166号《公证书》，杨秋静依然存在，只是不是被答辩人。2、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陈述其“2013年12月入籍加拿大，更改姓名为NinaQiujingYang”，但是其在2016年4月12日向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做出的《法定声明》中，声明其更改姓名为NinaQiujingYang的时间却是2003年8月15日，更改姓名时间说法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二)遗漏诉讼当事人。1、赠与人杨金林与答辩人再婚时，答辩人有一归其抚养、年仅五周岁的女儿梁永星，婚后，梁永星随赠与人杨金林与答辩人一起共同生活，并由赠与人杨金林和答辩人共同对其进行抚养。2、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梁永星是赠与人杨金林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应当列为本案被告。二、实体方面(一)所谓的“赠与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1、涉案房产属于赠与人杨金林在财政部工作时购买的原产权属于财政部的公有住房，依据北京市房改政策和财政部的房改规定，其购买价格仅针对房屋，并不包含土地使用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第36条（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第37条第一项【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的；】、第38条第一项【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规定，涉案房产不得赠与，所谓的“赠与合同”违反了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所谓的“赠与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二)其次，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也严重超过诉讼时效和合理期限，已丧失和不再享有请求履行的权利。1、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一般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两年。2、结合《合同法》第110条第三项【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的规定，如果被答辩人在合理期间内未要求履行，不再享有请求履行的权利。3、而被答辩人提供的所谓“赠与合同”，日期为2000年8月7日，至被答辩人2016年12月5日提起起诉，已长达16年未请求履行该协议，严重超过两年的一般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严重超过合同法第110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合理期限。(三)更为关键的是，所谓的“赠与合同”后被赠与人杨金林任意撤销。1、依据《合同法》第186条第一项（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赠与人在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被答辩人名下之前可以撤销赠与。2、2005年8月，涉案房屋办理房产证时，赠与人没有将涉案房屋登记在被答辩人名下，而是登记在赠与人杨金林名下。3、在所谓的“赠与合同”未公证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改登记在赠与人杨金林名下的行为，即是对被答辩人所谓赠与行为的任意撤销。(四)现涉案房屋被杨金林赠与给了答辩人和继女梁永星。1、依据《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4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截止至2012年7月赠与人杨金林与答辩人再婚时，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杨金林。2、杨金林与答辩人结婚当日，杨金林当着参加婚宴友人的面，将涉案房屋赠与给答辩人和其继女梁永星，依据《民法通则》第56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是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规定，现涉案房屋已属答辩人和其继女梁永星所有。(五)涉案房屋一直由杨金林、答辩人及继女梁永星居住，被答辩人关于其是所有人及使用人的主张属于歪曲事实，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成立。1、涉案房屋至今登记在杨金林的名下，是杨金林与答辩人再婚时的婚房，由杨金林、答辩人及女儿梁永星一起居住，杨金林去世后至今，由答辩人及女儿梁永星一起居住。2、既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又没有实际占有和控制房屋，被答辩人关于其是所有人及使用人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纯属歪曲事实，误导法庭。(六)作为家人，被答辩人关于其对房产证的办理情况不知情的理由，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成立，况且，其又自认是自己和吴颖没有催促杨金林办理变更登记，以至其关于没有催促杨金林办理涉案房屋的变更登记源于对房产证的办理情况不知情的理由不攻自破。综上，被答辩人不仅程序上存在错误，其诉讼主张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梁永星辩称，同意陈慧的答辩意见。
被告杨青田辩称，一、原告遗漏诉讼当事人。被告陈慧前一段婚姻有婚生女梁永星，离异后由陈慧抚养。陈慧在与杨金林于2012年7月24日登记结婚后，时年5岁的梁永星随二人共同生活并由二人共同抚养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梁永星为与杨金林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属于死者杨金林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梁永星并未放弃其继承杨金林遗产的权利，故其依法应当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二、我方不同意原告要求确认吴颖及杨金林2000年8月7日对原告赠与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全部所有权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首先，死者杨金林由我方当事人杨青田独自抚养长大，二人一直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最少每月通一次电话），杨青田从未听闻杨金林在生前表示过有将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以下简称“诉争房屋”）赠与给原告的意愿和行为。其次，原告提供的所谓“赠与协议”显示签字日期为2000年8月7日，当时杨金林并未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杨金林是在明知该情况的情形下签字同意将诉争房屋赠与他人。在并未公证，也无其他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明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该所谓“赠与协议”是否为杨金林当时的真实意愿和意思表示，我方存在合理怀疑。再次，原告在起诉状中，一方面表示杨金林一直没有告知原告和吴颖是否以及何时办理了诉争房屋的房产证，另一方面又表示杨金林在于吴颖离婚后确认诉争房屋属于原告。原告对杨金林行为的表述并不符合常理。据我方了解，杨金林在2004年与杨秋静母亲吴颖离婚后，一直与原告杨秋静及其母亲吴颖有联系，原告杨秋静上百万人民币的教育费用即由杨金林支付。杨金林2005年取得诉争房屋产权后，已经将该事项告知了原告杨秋静及其母亲吴颖。我方对原告就此事表述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综上所述，我方不同意原告要求确认吴颖及杨金林2000年8月7日对原告赠与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全部所有权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三、我方不同意原告要求协助办理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我方认为原告所声称的“赠与协议”并非合法有效。此外，该所谓“赠与协议”的赠与物为不动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杨金林于2005年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此后没有进行任何变更登记。因此，即便该所谓“赠与协议”真实成立并生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杨金林，原告要求确认其拥有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全部所有权的诉讼请求属于要求履行非金钱债务的债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一般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赠与合同的请求权也包含在内。同时，上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也明确，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非金钱债务的，不再享有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的权利。法律作出如此规定，是为了督促债权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法律不保护债权人因其自身怠于行使权利超出合理期限而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原告所出示的所谓“赠与协议”日期为2000年8月7日，至2016年原告起诉前，原告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没有提出履行该所谓“赠与协议”的要求。即便是从杨金林于2005年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后起算，原告没有要求履行该所谓“赠与协议”的期限也长达11年。原告杨秋静出生于1991年8月13日，以其18岁成年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间计算，原告没有要求履行该所谓“赠与协议”的期限也有7年。上述最短7年的时间，已经超出了两年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也超出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理期限。故，原告要求履行该所谓“赠与协议”的要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我方不同意原告要求协助办理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室房产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我方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作出裁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被告刘惠英辩称，房子给孙女杨秋静我没有意见。我身体不好，希望先退庭，我听从法院判决。
被告吴颖辩称，我认为应当将房屋过户到原告名下，我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是杨金林和杨秋静书写的。我认为不应追加梁永星为本案被告，杨金林和她没有事实抚养关系，其与本案没有关系。事实抚养应有物质帮助和情感交流。杨金林长期在国外生活，并未对梁永星进行物质、生活、学习的照顾和培养，没有情感上的交流和沟通，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抚养形式的要件，不应认定是抚养关系，其无权参加本案诉讼，不是适格被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金林系杨青田与刘惠英之子。杨金林与吴颖于1990年登记结婚，双方婚后于1991年8月13日生有一女杨秋静（现为加拿大国籍，护照登记姓名为：NINAQIUJINGYANG）。杨金林与吴颖于2004年7月16日登记离婚。杨金林与陈慧于2012年7月24日再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陈慧与其前夫梁俊育有一女梁永星，陈慧与梁俊于2008年12月24日在朝阳法院调解离婚，梁永星由陈慧抚育，梁俊每月支付梁永星抚育费1500元。杨金林于2016年3月去世。
2000年5月10日，杨金林与财政部机关服务局房管基建处签订售购协议，杨金林购买了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
审理中，NINAQIUJINGYANG主张杨金林、吴颖将诉争房屋赠与给其，并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的“赠与文件”，内容为：“北礼士路56甲1203的房子产权归杨秋静小姐。同意：吴颖，同意：杨金林。2000年8月7日。”NINAQIUJINGYANG主张该“赠与文件”主文内容系其本人所写，签名系吴颖与杨金林本人所签。陈慧、梁永星、杨青田对文件上杨金林的签名不予认可，但均表示不申请对杨金林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2004年7月16日，杨金林与吴颖离婚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内容为：“当事人杨金林和吴颖于1990年5月4日结婚，因性格不和，感情破裂，分居多年，现同意离婚，并就孩子、财产、房产达成如下协议：1、女儿杨秋静由双方监护，与母吴颖日常生活，双方就杨秋静重大事应协商解决。杨金林每月提供不低于500元生活费用，并愿负担杨秋静高等教育费用。如有特殊支出项目，如重大疾病，双方各自负担50%。2、家中财产包括电器、家具、存款共计五万元，双方各占一半。3、房产，待落实产权及房子估价后，由杨金林支付吴颖50%的房价作为补偿。4、此协议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签字生效。”
2005年8月，杨金林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杨金林名下。
现NINAQIUJINGYANG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杨金林、吴颖与其签订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并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陈慧、杨青田、刘惠英协助其办理诉争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由于梁永星、吴颖可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经当事人申请，本院追加梁永星、吴颖作为被告参加诉讼。NINAQIUJINGYANG主张梁永星与杨金林未形成扶养关系，不应追加梁永星作为本案被告。审理中，刘惠英、吴颖同意NINAQIUJINGYANG的诉讼请求，陈慧、梁永星、杨青田不同意NINAQIUJINGYANG的诉讼请求。陈慧、梁永星、杨青田均主张诉争房屋系成本价购买，不包含土地使用权，诉争房屋不得赠与，赠与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即便赠与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杨金林与吴颖在此后离婚协议书中对诉争房屋另行做了处分，视为双方共同撤销了赠与合同。吴颖主张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的目的只是为了离婚，关于房产的分割并非双方真实意思，且离婚协议中房产指向不明确。审理中，吴颖认可离婚时双方名下只有诉争房屋一套房产。NINAQIUJINGYANG主张赠与合同附道德义务，赠与人不能任意撤销，陈慧、梁永星、杨青田对此不予认可。陈慧、梁永星、杨青田另主张NINAQIUJINGYANG长时间不主张权利，超过了诉讼时效，也超出了合同法规定的合理期限，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NINAQIUJINGYANG主张其长期在国外生活，其于杨金林去世后继承案件中才知道产权证已经下发并登记在杨金林名下。
本院认为：刘惠英于本院2017年3月9日第二次开庭时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质证和答辩的权利，本案依法缺席审理。
关于梁永星是否与杨金林形成了扶养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梁永星经法院调解由陈慧抚育，杨金林与陈慧再婚时，梁永星只有5岁多，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梁永星自然与杨金林、陈慧一起共同生活，杨金林与梁永星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梁永星作为与杨金林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本案中，杨金林、吴颖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诉争房屋，2000年8月7日杨金林、吴颖签字同意将诉争房屋赠与给二人未成年的女儿NINAQIUJINGYANG，杨金林、吴颖与NINAQIUJINGYANG之间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对NINAQIUJINGYANG要求确认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陈慧、梁永星、杨青田虽对赠与合同上杨金林的签字不予认可，但均当庭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故本院对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陈慧、梁永星、杨青田关于赠与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金林、吴颖于2004年7月1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诉争房屋另行处分的行为是否表明二人撤销了对NINAQIUJINGYANG的赠与。对此，本院认为，赠与的标的为房屋，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因本案赠与合同并未经过公证，也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故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前，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合同。虽然2000年8月7日，杨金林、吴颖表示将诉争房屋赠与给NINAQIUJINGYANG，但在房屋产权过户给NINAQIUJINGYANG之前，诉争房屋仍属于杨金林与吴颖的夫妻共同财产，杨金林与吴颖有权另行处分。杨金林、吴颖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诉争房屋约定的意思应为：诉争房屋归杨金林所有，待房屋产权证下发并估价后，由杨金林给予吴颖50%的房屋折价款。由此约定可知，杨金林与吴颖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已无履行赠与合同的意思，否则二人完全可以在离婚协议书中列明赠与房屋事项或不对诉争房屋另行处分。结合杨金林、吴颖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均未履行赠与合同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杨金林与吴颖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诉争房屋的另行处分行为表明二人撤销了对NINAQIUJINGYANG的赠与，现NINAQIUJINGYANG要求履行赠与合同，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被告协助办理诉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杨金林、吴颖于二〇〇〇年八月七日对NINAQIUJINGYANG赠与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56号楼1203号房屋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
二、驳回NINAQIUJINGYANG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七百八十八元，由NINAQIUJINGYANG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 俊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