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民终2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杨廷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邹鹏。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光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东晖，南江县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四川省金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西路25号7幢1单元1楼10号。
法定代表人：马邦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
上诉人杨廷勇因与被上诉人邹鹏及原审第三人四川省金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岑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廷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被上诉人邹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光荣、闫东晖，原审第三人金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廷勇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17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邹鹏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邹鹏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诉争房屋是邹鹏另行购买之商铺，并非拆迁安置补偿之房屋。1.2008年8月23日，邹光荣作为被拆迁人与巴中市正兴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兴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采取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并确定补偿金额；协议第二条虽载明了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但从协议内容看，实质是按房屋面积全款购买本案诉争房屋，而非补足差价或置换的本案诉争房屋。2.根据南江县房地产管理局的房屋登记信息，邹鹏已安置并登记一套拆迁安置还房（江南明珠一期），其“以房换房”的安置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3.本案证据显示，邹鹏（邹光荣）只有一套住房被拆迁，并无商铺被拆迁，不可能拆一套86.3平方米的住房就补偿安置其一套105.07平方米的住房外加一套113.98平方米的商铺，这完全不符合民事法律规范中最基本的公平原则。4.2014年6月13日，邹鹏作为乙方与甲方金岑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对拆迁还房安置商铺位置由原来的“一楼10-13轴”变更为诉争房屋，且是在杨廷勇对诉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后才签订的，实质是金岑公司故意将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屋经变更协议后专门“安置”给邹鹏，系双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杨廷勇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二）一审法院错误将金岑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向邹鹏出具的《江南明珠一期业主交房结算通知单》视为本案诉争房屋正式交付时间的证据。该通知书只是金岑公司发出的结算通知书，邹鹏是否按通知书要求办理了交房手续，并不清楚。二、邹鹏自身有过错，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金岑公司承接了正兴公司的权利义务后，于2014年6月13日与邹鹏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原2008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明确约定拆迁协议应当在签字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有关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故该协议应当于2014年7月12日前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但双方均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备案手续。江南明珠大厦于2013年竣工，2013年12月办理产权证书，杨廷勇于2013年12月2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邹鹏因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过户手续，其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不能对抗杨廷勇。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未予准许杨廷勇在一审中申请的司法鉴定。杨廷勇在一审开庭时才看到邹鹏提交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邹鹏与正兴公司、金岑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存在混淆、恶意串通、倒签及伪造证据情形，极有可能是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作出相关查封措施后才倒签或伪造的该合同，无法确定邹鹏是否是真实的拆迁安置户，相关安置协议也未按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办理备案登记，且根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是对邹光荣86.3平方米住宅进行拆迁，协议最终安置的却是113.98平方米商铺，明显不符合常理。为此，杨廷勇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的形成（签订）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认为杨廷勇提交鉴定申请的时间超过举证期限且要求鉴定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未予准予杨廷勇的鉴定申请。杨廷勇的鉴定申请对查明本案事实是必要的，应当准许。（二）针对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正确适用法律。本案为案外人邹鹏对杨廷勇申请执行金岑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杨廷勇申请执行金岑公司的依据是经过公证的《借款抵押协议》及《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而形成的《执行证书》，为金钱债权之执行。2015年5月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查终结的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适用本规定。”一审中，邹鹏认可本案所涉商铺现状作为“镇阳医院”在经营，并不是邹鹏用于居住之房屋。因此，本案诉争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案外人邹鹏的权利不足以排除执行，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杨廷勇自身并无过错，之所以借款2000万元给金岑公司，是基于信赖在国家公权力机关南江县房地产管理局查询到案涉房屋已被分割并单独登记在金岑公司名下，权属清晰且无任何瑕疵，杨廷勇就诉争房屋在2014年1月13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并经公证后才将借款2000万元借给金岑公司。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能确定诉争房屋即为邹鹏拆迁安置补偿之房屋，且邹光荣、邹鹏与金岑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弄虚作假之嫌，已确实损害到杨廷勇之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杨廷勇的上诉请求。
邹鹏答辩称：一、杨廷勇上诉称本案诉争房屋不是邹鹏拆迁安置补偿之房屋，不能成立。（一）2008年8月23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拆除房屋及附属设施、装修补偿计价，均是对拆迁房屋的作价；第二条明确约定所有权人自愿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调换成营业门市，安置在二楼10-13轴，100平方米，按2500元/平方米计价，双方选择分别计价找补的办法进行安置，更明确当时拆迁安置的计价方式及由来办法，具有合理性。（二）邹鹏与邹光荣系父子关系，邹光荣明确认可2014年6月13日以邹鹏名义与金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目的是办理房屋产权证之需要，且邹光荣、邹鹏、金岑公司均同意变更签订协议主体。（三）邹光荣被拆迁房屋只有一套，但经与开发商多次协商，双方于2008年8月23日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安置补偿邹光荣住房一套101.7平方米。同日，还签订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安置补偿二楼营业房100平方米。这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二、杨廷勇上诉称一审法院错误将金岑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向邹鹏出具的《江南明珠一期业主交房结算通知单》视为本案诉争房屋正式交付的证据，不能成立。2014年6月18日《江南明珠一期业主交房结算通知书》上有业主邹鹏签名确认接房，金岑公司财务人员、经理签名确认收款、交房。该通知的目的是告知四川嘉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物业管理。三、杨廷勇上诉称邹光荣、邹鹏在协议签订后未提交有关部门备案，自身存在过错，没有依据。根据邹光荣与正兴公司2008年8月23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约定，本协议正兴公司两份，其中一份由正兴公司在一个月内负责交付拆迁主管部门备案。因此，邹光荣（邹鹏）没有备案的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四、杨廷勇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一）邹鹏是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院组织双方进行听证后才作出的裁定。杨廷勇称其在一审开庭时才看到上述协议，不符合事实。杨廷勇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鉴定申请，且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依法不应支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适用于房屋买卖中的买受人提出执行异议，而邹鹏对诉争房屋因拆迁安置还房而主张权利，并不是作为房屋买卖的买受人而提出执行异议。因此，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综上，杨廷勇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岑公司述称：被拆迁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是邹光荣，邹鹏与邹光荣系父子关系，邹鹏对拆迁房屋享有共有权利，金岑公司与邹光荣、邹鹏先后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均是真实的，金岑公司对被拆迁人实施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且安置房屋的位置是确定的。请求依法判决。
邹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四川省南江县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工程中江南明珠二楼3号摊位113.98平方米为邹鹏所有；2.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执字第901号《执行裁定书》并立即停止执行；3.诉讼费由杨廷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3月20日，邹光荣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南江镇字第4798号），载明：房屋所有权人邹光荣，房屋坐落南江镇城西路164号，私产，面积118.35平方米，住宅。
2008年8月23日，邹光荣作为乙方与甲方正兴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拆除乙方钢混结构房屋面积86.3平方米，采取货币安置方式，按1300元/平方米计算，甲方向乙方补偿112190元，拆除乙方附属设施及装饰装修补偿金91000元；乙方旧房拆除后，在新房未交付前，乙方自行过渡，甲方向乙方支付以下费用：（一）甲方付给乙方三年的临时安置补助费15000元，自乙方交旧房钥匙时至甲方通知接房之日止。（二）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搬家费500元。（三）乙方旧房拆除后，所有权人自愿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甲方按规划在南江县朝阳综合市场对乙方安置还房（门市），乙方定于2008年8月31日前腾空旧房交出钥匙，甲方按先搬先安，合理搭配的原则，将乙方营业门市安置在鸿福大厦二楼10-13轴（即小广场处），建筑面积100平方米，按2500元/平方米计算，乙方给甲方付安置房款250000元。甲方给乙方安置的房屋按实际竣工面积计算。（四）以上双方相互抵减后，乙方向甲方补安置房款31310元。在甲方通知乙方交接安置房钥匙时，由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付清。
2010年7月3日、2010年8月23日，正兴公司与四川九鼎宏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分别签订《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协议》及《房地产项目转让补充协议》，约定正兴公司将案涉项目开发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交九鼎公司承接。
2014年6月13日，金岑公司与邹鹏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原邹鹏在我公司开发的南江县南江镇朝阳新区“江南明珠一期”项目拆迁还房安置商铺。原合同安置在“鸿福大厦”二楼10-13轴，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因原签订商品房安置合同时是按预测面积及编号，现按照测绘报告有变化，双方补充如下：一、原拆迁还房安置商业用房位置、合同其他条款不变，按邹鹏2008年8月23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执行。二、关于变化事项按以下执行：1.商铺编号：由原来的门市预测编号一楼10-13轴变更成现在的二楼实测编号3号。2.商铺面积：原商铺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变更成现在的113.98平方米，增加部分的面积按市场价格10000元/平方米按实测面积补差（用过渡费补差），按补充协议结算。
2014年1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636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4年6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247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20000000元；2.利息456000元；3.违约金2000000元；4.公证费、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4年1月13日，杨廷勇与金岑公司在南江县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屋他项权利证书，载明：房屋坐落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现房抵押。
一审法院在执行杨廷勇与金岑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过程中，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4）成执字第901号执行裁定，查封了金岑公司所有的位于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03幢2-10、2-11、2-12、2-13、2-14（权201302635、面积914.82平方米）、位于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03幢（权201302634、面积920.78平方米）、位于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03幢2-23（权201302638、面积179.51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2014）成执字第901-3号执行裁定，对金岑公司位于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03幢2-10、2-11、2-12、2-13、2-14（权201302635、面积914.82平方米）、03幢（权201302634、面积920.78平方米）、03幢2-23（权201302638、面积179.51平方米）房屋进行拍卖。邹鹏异议涉及的安置房屋包括在查封范围内。
一审法院还认定了下列事实:1.2013年8月19日，九鼎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金岑公司。2.邹鹏系邹光荣之子。3.2014年6月18日，金岑公司与邹鹏办理了交房手续，金岑公司向邹鹏出具了《江南明珠一期业主交房结算通知书》。案涉商铺交付邹鹏使用。4.2015年5月27日，经营者邹玉红作为个体工商户开设了镇阳医院，案涉商铺包含在该经营场所内。
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8月23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由正兴公司对邹光荣的产权房屋进行拆迁，双方约定了具体的拆迁安置办法及返迁房屋的相关情况。其后金岑公司的前身九鼎公司从正兴公司承接了整个开发项目。按照2014年6月13日，邹鹏与金岑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能够认定金岑公司对邹鹏承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同权利义务予以了认可；邹鹏对金岑公司承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同权利义务予以了认可。同时，本案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对正兴公司与九鼎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协议》及《房地产项目转让补充协议》均无异议。
本案中，邹鹏系基于原有产权房屋的拆迁安置而对案涉房屋主张权利，邹鹏以丧失原有房屋的物权进而享有对返迁房屋的期待权，2008年8月23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及2014年6月13日，邹鹏与金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应为一种特殊的债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邹鹏在本案中主张案涉房屋的权利系优先于一般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主张。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以及第二条：“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的规定，当买受人所购不动产系作为自身生活消费时，一般房屋买卖合同的权益优先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亦高于普通抵押权人的权益。
杨廷勇系基于其与金岑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以抵押物实现债权对案涉房屋主张权利，结合本案中，邹鹏已经与金岑公司办理完毕全部拆迁安置补偿结算，实际接受占有房屋并将房屋用于生活经营的情况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邹鹏在本案中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其主张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予支持。
对于邹鹏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邹鹏系基于2008年8月23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及2014年6月13日，邹鹏与金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主张权利，其请求权应为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其该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相矛盾，不予支持，邹鹏应另行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对位于四川省南江县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工程中江南明珠二楼3号摊位（113.98平方米）不得执行；二、驳回邹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970元，由杨廷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廷勇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其向南江县房地产管理局调取的邹光荣房屋产权登记资料，包括：1.房屋产权证号为201503**、坐落于南江县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江南明珠一期）、登记原因为拆迁还房、房号为1-6-A、面积105.07平方米、共有人为邹鹏的房屋一套；2.房屋产权证号为2011230**、坐落于南江县南江镇下河街（公园坝小区A幢）、登记原因为购买商品房、房号1-2、共有人为陈定琼的房屋一套；3.房屋产权证号为106**、坐落于南江县南江镇城西路164号、登记原因为司法裁定、面积100.44平方米的房屋一套。杨廷勇拟以上述证据证明：邹光荣住房被拆除后已安置一套住房，本案诉争房屋系商铺，且邹鹏（邹光荣）有其他房屋用于居住。
邹鹏对杨廷勇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金岑公司对杨廷勇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因各方当事人对杨廷勇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能够证明邹光荣房屋被拆除后已安置一套住房，但拆迁具体安置补偿方案由被拆迁人与拆迁人自愿协商，并不能以此就认定诉争商铺不是安置房，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杨廷勇的证明目的；证据2、3，证明的内容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杨廷勇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邹光荣与正兴公司于2008年8月2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邹鹏与金岑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并以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倒签及伪造情形为由，申请对上述协议的形成（签订）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对此，本院认为，邹光荣已将上述协议提供在案佐证，金岑公司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虽杨廷勇怀疑上述协议有倒签的可能，并申请对协议签订时间进行鉴定，但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是邹光荣与正兴公司，且邹光荣已提交其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证，证明其确是案涉项目“江南明珠”所在地范围的被拆迁户，而正兴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又于2010年7月3日、2010年8月23日与九鼎公司（金岑公司前身）签订《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协议》及《房地产项目转让补充协议》，将案涉“江南明珠”项目转让给金岑公司，通常情况下，作为被拆迁人的邹光荣不可能在没有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即行搬迁，而正兴公司亦不可能在2010年7月3日已将项目转让后再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邹鹏与金岑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仅是对原《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补充，且金岑公司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此，本案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邹光荣与正兴公司于2008年8月2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邹鹏与金岑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邹光荣与正兴公司于2008年8月23日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邹鹏与金岑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杨廷勇对该事实所提异议，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杨廷勇提出的鉴定申请，对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
二、杨廷勇认为一审法院错误将金岑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向邹鹏出具的《江南明珠一期业主交房结算通知单》视为本案诉争房屋正式交付的证据。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中，邹鹏提交了经邹鹏（邹光荣）及金岑公司财务人员、经理签字确认的《江南明珠一期业主交房结算通知单》，金岑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事实上，本案诉争房屋已交付邹鹏，并由邹鹏出租给他人经营使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商铺已交付邹鹏使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杨廷勇对该事实所提异议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二审中，金岑公司、邹鹏认可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均未向拆迁主管部门备案。
本院认为，2008年8月23，邹光荣作为被拆迁户与正兴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结合协议第一条、第二条内容分析，第一条仅是双方对拆除旧房价款的确定，第二条则明确约定对被拆迁人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补偿，并明确约定了安置商铺的具体位置、用途、面积、价款，且明确约定了新旧房屋价款结算抵减后应补交价差款金额。该协议的两条约定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以产权调换方式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后金岑公司的前身九鼎公司从正兴公司承接了整个开发项目。2014年6月13日,邹鹏与金岑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能够认定金岑公司对邹鹏承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同权利义务予以了认可；邹鹏对金岑公司承接邹光荣与正兴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同权利义务予以了认可。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约定对拆迁补偿之商铺的具体位置不变，并根据实测情况，将安置之房屋编号由预测编号变更为实测编号。杨廷勇上诉称，邹鹏与金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实质是金岑公司故意将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房屋经变更协议后专门“安置”给邹鹏，系双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杨廷勇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杨廷勇主张金岑公司与邹鹏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之事实，则应当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并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本案中，杨廷勇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金岑公司与邹鹏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且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因此，杨廷勇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邹光荣与正兴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邹鹏与金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能够认定邹鹏基于上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当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房屋即为杨廷勇申请执行的本案诉争房屋。
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是产权调换方式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邹鹏系基于原有产权房屋的拆迁安置而对案涉房屋主张权利，邹鹏以丧失原有房屋的物权进而享有对返迁房屋的期待权，应为一种特殊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关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之规定，邹鹏在本案中主张案涉房屋的权利，系优先于一般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所指第三人所购买之房屋，其用途既包括用于消费（自住），也包括用于投资。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当买受人所购不动产系作为自身生活消费时，一般房屋买卖合同的权益优先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而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亦高于普通抵押权人的权益。
杨廷勇系基于其与金岑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以抵押物实现债权对案涉房屋主张权利。而邹鹏作为被拆迁人，已经与金岑公司办理完毕拆迁安置房屋价差款结算事宜，实际占有房屋并将房屋用于生活经营。因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认定邹鹏在本案中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关于杨廷勇上诉称，邹鹏自身有过错，理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虽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均未向拆迁主管部门备案，但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因邹鹏原因导致协议未备案，故杨廷勇以此主张邹鹏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杨廷勇上诉称邹鹏因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过户手续，其自身存在明显过错。但杨廷勇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是因邹鹏原因导致未能办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杨廷勇的该项上诉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廷勇上诉称，邹鹏认可本案所涉商铺现状作为“镇阳医院”在经营，并不是邹鹏用于居住之房屋，并据此主张本案诉争房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案外人邹鹏的权利不足以排除执行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本案诉争房屋并不是邹鹏向开发商购买之商品住房，而是因其房屋被拆迁而进行产权调换方式进行安置补偿之房屋，故本案不能依据上述规定来评判邹鹏之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杨廷勇的执行申请。
综上所述，杨廷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70元，由杨廷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述蓉
代理审判员 何 杉
代理审判员 朱文京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于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