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31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达。
委托代理人曹晓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礼谦。
委托代理人胡东浩、孔凤，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大来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钟秀东路28号，实际经营地南通市港闸区国强路99号。
法定代表人贾叙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邹峰，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达因与被上诉人朱礼谦、南通大来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5）港商初字第00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礼谦一审诉称，其与张达均系大来公司股东。2008年2月，张达将所持股权退给大来公司，大来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接受了张达的退股，并向其支付了全部退股金，张达不再是大来公司股东。后大来公司与朱礼谦协商，由朱礼谦接受张达转出的股权，朱礼谦同意接受并于2010年9月向大来公司支付了包括张达在内的退股股东的全部退股金31.5万元，张达的原股权为朱礼谦所有。现请求法院确认张达原持有的股权属朱礼谦所有；判令大来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张达予以协助。
大来公司一审辩称，朱礼谦所述属实，其公司愿意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
张达一审述称，朱礼谦与大来公司所述并非事实，其仍系大来公司合法股东，依法持有股权证，并被记载于大来公司股东名册。其与朱礼谦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也从未向大来公司申请退股。朱礼谦所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且2015年5月19日和本次的起诉表述的事实、理由前后不一，证明其系恶意诉讼。请求法院驳回朱礼谦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大来公司成立于1989年，2000年进行改制，由贾叙炳、陆建萍、蔡竹妹、王云、丁力、张达和朱礼谦等人共同出资认缴600万元。其中，朱礼谦认缴44万元，张达认缴11万元。
2008年2月19日，张达向大来公司出具领条，载明领款事由为“领取股权转让金”，金额为“壹拾壹万元整”，张达在领条上签名。同日，张达从大来公司领取现金支票三张，存根联记载“收款人：大来公司”、金额分别为4万元、4万元和3万元，张达在下方签名。2008年3月31日，大来公司记账凭证记载“张达退股11万元”，借方科目为“其他应收款-
其他”；现金日记账记载“张达退股”，贷方科目为“其他应收款（119）”；三栏明细账记载“科目：其他应收款（119）”，“借方11万元”，对应摘要为“张达退股”。
2010年9月21日，朱礼谦分别通过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向大来公司缴存了20万元和11.5万元。同日，大来公司向朱礼谦开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31.5万元，收款事由为“股本金”。同年9月24日，大来公司第0064号记账凭证记载“朱礼谦股本金31.5万元”，借方科目为“银行存款”，贷方科目为“其他应收款
--
股权”。2010年大来公司三栏明细账股权账户、其他应收款科目记载：股东退转集体股28万元（含张达11万元），股东退股转差额0.6万元，调整2月5号凭证3.9万元（贷方），朱礼谦缴纳股本金31.5万元（借方），账面余额为0。
根据大来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2014年6月11日股东会签到记录和股东会决议，贾叙炳、陆建萍和朱礼谦等27人系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张达和丁力、王云、蔡竹妹不在其列。目前，大来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登记的股东名册仍然是2004年时备案登记的股东名册，该股东名册中有张达、丁力、王云、蔡竹妹。
原审认为，张达在大来公司改制时出资成为大来公司股东，2008年2月，张达办理领款手续，其签署的领条表明张达向大来公司领取的款项为股权转让金。事后，大来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实收资本明细账、三栏明细账亦如是记载。张达和大来公司的行为，足以说明张达就退股问题已与大来公司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已实际履行。
上述行为，实质上是公司收购股东股份的行为。尽管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投资，以维持公司资本，但我国公司法并不禁止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以合法方式退出公司，也规定公司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与股东协商收购股份，只是公司收购股份后需要减资或进行转让。事实上，大来公司收购张达股份后转让给朱礼谦，朱礼谦也向大来公司足额缴纳了股权转让款，大来公司也按相应的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根据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公司内部进行股权转让并不需要征求公司股东会或其他股东的同意。因此，大来公司直接将其收购的股份转由朱礼谦受让，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据此，大来公司收购张达股份并转由朱礼谦受让的行为，没有破坏公司资本维持制度，也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前述行为合法有效。张达在办理退股并领取退股款后，即不再是大来公司股东，其原持有的股权应当归朱礼谦所有。
现张达认为，其只是领取了部分退股款，其仍然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股东，还曾持有大来公司股权证持有卡（现已遗失），故其仍系大来公司股东，但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为：第一，虽然张达与大来公司没有签订书面股权收购协议，但双方以实际行为表示就退股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付诸履行。张达主张其只领取了部分退股款，对此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与大来公司商定退股款的实际金额。在张达不能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对其主张碍难支持。退一步讲，即便上述主张成立，张达与大来公司之间也只是债权债务关系，即由大来公司继续向张达支付尚欠退股款，而非股东与公司间的股权关系。第二，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资格泯灭的效力，应当以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记载为准，而不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登记为前提，也不以是否收回股权证持有卡为判断条件，只是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大来公司提交的股东名册、2014年6月11日股东会签到簿及股东会决议，表明张达已不记载于大来公司股东名册，亦未参加股东会。一审中已向张达释明，除工商登记资料外，是否有证据证明在退股后仍在享受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但张达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法院只能认定大来公司提交的股东名册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张达主张其仍然是大来公司股东的请求不能成立。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张达原持有大来公司的股权属朱礼谦所有，大来公司和张达均负有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义务。朱礼谦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达原持有大来公司的股权（股权金额为11万元）属朱礼谦所有；二、大来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后三十日内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张达予以协助等。
张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朱礼谦前后两次以相同的诉讼请求进行起诉，但是起诉所表述的事实和理由前后不一，说明其是恶意诉讼，侵害张达合法权益。2.朱礼谦与大来公司未能提供关于股权合法转让、受让的充分证据。2000年至今，张达与朱礼谦从未就股权转让进行商谈，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股权转让的意向或者协议。客观上不存在大来公司收购张达股份的情形，张达也从未向大来公司申请收购股份，大来公司转让股份由朱礼谦受让的事实并不存在。朱礼谦的收据和付款凭证，以及大来公司的会计记账凭证只能说明朱礼谦向公司缴纳了31.5万元的股金，但二者未能提供2010年变更的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不能证明该款为股权转让款。一审错误认定“大来公司收购张达股份后转让给朱礼谦，朱礼谦也向大来公司足额缴纳了股权款”。一审还根据2010年大来公司三栏明细账股权账户、其他应收款科目的记载内容等不实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一审中朱礼谦未提交该份证据，庭审中也未经出示和质证，一审据此作出的判决错误。3.张达2000年缴纳出资后合法持有大来公司的股权证，并依法记载于股东名册，2004年至今大来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也未制备新股东名册，并进行变更登记，故张达仍是大来公司股东。大来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股东大会签到表和股东会决议均不能成为确认股东身份的证据，不能证明张达不是大来公司的股东，一审认定错误。4.大来公司向法院提交的2009年资产负债表与张达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取的负债表许多项目、数据不符，证明大来公司做假账，弄虚作假，导致法院错误判决。5.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回购股东股份的情形有明确规定，只有公司在注册资本进行减资的情形下才可以回购股份。但大来公司称退休必须退股，欺骗张达退还了其持有的股份，收取了原来的股本金。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第一、第二项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来公司、朱礼谦承担。
朱礼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张达的上诉理由并没有证据支持，其对公司法的理解不正确。除了公司法之外，公司还应当遵循章程的规定。从整体事实来看，大来公司回购张达的股权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规定，应合法有效。
大来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张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对于张达退出股份以及朱礼谦受让张达退出的股份均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张达陈述的上诉理由实际上进一步确认了张达退出全部股份的事实。张达并非大来公司普通员工，其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层，其称被大来公司欺骗退股既没有证据，也不符合事实。退休即退股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大来公司2004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鉴于公司股东系改制时按新公司要求设岗定股而审定的并享有政府基于的优惠政策，故在发生下列情形时，该股东必须无条件转让出所持有的全部股份：（一）该股东（职工）因违法犯罪被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的；（二）该股东（职工）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的章程规定被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三）该股东（职工）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四）该股东（职工）擅自离职或在劳动合同期内辞职的；（五）该股东（职工）劳动合同期满后，未与公司续订合同的；（六）经股东会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的其他情形。基于上述原因发生的股权转让，由股东会讨论决定受让股东的资格；转让股份的价格中，不得享受政府政策给予的优惠部分。
二审争议焦点为：1.张达目前是否具有大来公司的股东资格？2.朱礼谦是否实际受让取得张达原持有的大来公司的股权，有无权利要求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本院认为，张达目前已不具有大来公司的股东资格，朱礼谦已实际受让取得张达原持有的大来公司的股权。
首先，张达已不具有大来公司的股东资格。本案中，张达历任大来公司副厂长、分管技术的经理，已于2006年退休。大来公司在张达已退休两年后要求其转让股份，张达也实际从大来公司领取了11万元股本金，大来公司的财务凭证、账册均有记载。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已达成了退股的共同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张达认为，大来公司称退休必须退股，故在受欺骗的情况下才退了股份，并无事实依据。大来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了股东必须无条件转让出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的几种情形，其中包括“该股东（职工）擅自离职或在劳动合同期内辞职的”、“该股东（职工）劳动合同期满后，未与公司续订合同的”等，表明大来公司的股东身份应限定为在职职工。据此，大来公司要求张达退股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精神。对于张达所称其仍是工商登记的股东，故其股东资格并未丧失的主张。本院认为，出资和行使股东权利等行为属于证明股东资格的实质证据，在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根据出资情况及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来判断。工商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仅属于证权性登记，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张达已从大来公司领取11万元退股金，其在大来公司已无出资。即使张达称11万元系部分股权转让款，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大来公司商定的实际转让金额，且即使该主张成立，亦属与大来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理涉。根据大来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2014年6月11日股东会签到记录及股东会决议，张达并未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张达以其仍为工商登记的股东证明其仍为公司股东的主张不能成立。
其次，朱礼谦已实际受让并取得张达原持有的大来公司的股权。在张达退股、大来公司收购其股份后，朱礼谦向大来公司缴纳了包括张达在内的股权转让款，该转让款与张达等人领取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一致，并经大来公司依会计制度进行了账务处理。张达称朱礼谦所缴纳的款项并非股权转让款，但在朱礼谦与大来公司已提供收据、付款凭证、会计记账凭证，并经一审法院调阅大来公司记账凭证与财务账册予以核查的情况下，其仅有反驳的陈述意见，而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故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朱礼谦虽未与张达直接洽谈商讨股权转让事宜，但大来公司确定由其受让张达股份，未减少公司资本，符合股权转让的形式，亦符合改制企业中股东退股后由企业收回股份，再由企业分配给其他职工受让的惯常做法。故本院认定朱礼谦已实际受让取得张达原持有的大来公司股权，有权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综上，上诉人张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张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晓春
代理审判员 张志刚
代理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燕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