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06民初2651号
原告：上海名君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81号2幢243室。
法定代表人：徐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晓岚，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李新春，该公司员工。
被告：南京悦家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大桥南路7号。
法定代表人：戴瑞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远军，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名君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名君纺织公司）与被告南京悦家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悦家超市）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名君纺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晓岚、李新春，被告南京悦家超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远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名君纺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货款共计455194.41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2月25日起建立商品供货交易关系，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商品，被告支付原告相应的对价。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供货关系均有被告的货物验收/签收单、原告开具的发票凭证以及被告的付款凭证予以证明。2009年2月25日至今，原告已向被告供应价值总计人民币1548377.74元的商品并开具发票，被告已支付部分款项1093183.33元，尚欠货款455194.41元。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然未能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455194.41元，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南京悦家超市辩称，对双方之间存在供货合同关系以及原告所称的发票数额与已收款项数额均予以认可，但提出以下辩称意见：1.原告所称的应付款项来源于发票数额，但仅有发票并不能认定被告已实际收到货物；2.双方之间的结算并非滚动结算，自原告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两年之前的款项已过诉讼时效；3.双方2013年与2014年的商品合同约定的商业折扣比例均为20.5%，原告全部以20%的比例计算折扣数额，应将0.5%的折扣数额予以扣除；4.双方合作期间，被告的退货款项、促销费用共计580287.45元均应从应付款项中予以抵扣，综合双方之间的给付与抵扣数额，被告现已不欠原告货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与辩称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双方对证据均予以质证。
原告提交了：1.2009年至2014年商品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供货合同的法律关系，双方自2009年开始合作，原告向被告供货。2.2009年至2014年的发票，证明原告根据被告收货确认的应付货款金额向被告开具发票，请求被告支付款项，发票总额共计1548377.74元。3.上海市长宁公证处（2015）沪长证字第7668号公证书，证明其通过供应商代码在家乐福网站通过查询，对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予以确认，数额为1093183.33元，且被告每次支付应付账款的时间均超过约定的付款时间，结算实际为滚动结算，被告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4.终止合同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5年1月23日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终止合同，通知写明双方合同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5.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原告原名上海名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名君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系适格诉讼主体。6.上海市长宁区（2016）沪长证字第6529号公证书，证明2015年3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邮件内容，被告的付款与扣款信息原告在2015年3月26日之后才能在网站上看到，在双方终止合作后，被告才将信息导入，包括最初2009年合作的信息，说明被告认可结算方式系滚动结算，否则仅需将近两年信息导入即可。7.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6]文鉴字第2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与鉴定费发票，证明被告提交的退货单上的签字均非商品合同授权的李新春所签，原告为此鉴定花费鉴定费用86060元。
被告对上述证据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1.对商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双方合作期间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且合同中明确了付款宽限期为60天，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也约定了退货和费用以及折扣的比例为20%，其中2013年、2014年两年的商业折扣比例为20.5%，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双方业务并非滚动结算。2.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供货依据，应当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供货的事实。且实际操作中，被告对原告存在两种形式的退货，一种是票扣，在发票中写明退货数额直接抵扣，一种是账扣。3.对上海市长宁公证处（2015）沪长证字第7668号公证书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双方供货与付款次数较多，但是被告付款针对的均为前面的供货，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4.对终止合同通知书与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予以认可。5.对上海市长宁区（2016）沪长证字第6529号公证书的内容，仅是证明双方之间的沟通情况，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系滚动结算。6.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与鉴定费发票予以认可。为证明其辩称意见，被告向法庭提交了：1.南京四家店与南通王府店的退货单，证明上述五家店共计117笔退货，退货款为353726.83元；2.促销协议，证明被告为原告提供促销服务，花费促销费用226560.62元，该款项应予抵扣。
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退货单已经司法鉴定，上述退货单的签字均非李新春本人所签，故对上述退货单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被告出示的促销协议原件，仅对其中有确认条款的四张单据的数额共计37587.76元的促销费用予以认可，可从货款中予以扣除，对其他促销协议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促销协议上所盖印章与其公司实际印章不一致，且即使所盖印章真实，也仅是其公司前期提供给被告的促销竞价单，被告亦未在履行促销服务并扣款后十日内告知原告并提供发票，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实际履行了相应的促销服务，亦不能认定其公司已对上述促销服务及相关费用予以确认。
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上述证据与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以下事实：原告曾用名为上海名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名君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09年2月25日，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商品合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约定原告作为供应商，被告作为商业公司。自2009年至2014年，双方共连续签订6份商品合同，合同中对相关术语与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作了约定。其中：“增值税发票”系指由供应商开具给商业公司的任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便向该商业公司收取所售商品的款项。标准净价和本商品合同中约定的折扣应在增值税发票中标明。“发票金额”系指供应商向接受其提供的与增值税发票相对应的货物的商业公司收取的金额。在相关期间内，发票金额应为商业公司在该期间内所购买全部商品的标准净价，减去适用的折扣，再加上适用的增值税金额之后的金额；对供应商开具给商业公司的任何增值税发票项下的任何批次收货的付款日应为该商业公司的商店对该批次收货全部检验并验收后第60天（此日期为合同附件中关于付款日的约定）；供应商应就送货和收取退货事宜出具相应如附件中关于送货和退货的《授权委托书》所示格式和内容的授权委托书给商业公司（合同附件中关于送货和退货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原告印章样式、原告授权代表李新春的签字样式等），否则商业公司有权拒绝供应商或其指定代理人收回退货；合同中还对商品的交付等其他情况进行了约定。2009年至2012年的商品合同约定双方之间的商品折扣比例为20%；2013年、2014年商品合同约定折扣比例为20.5%。上述《商品合同》中均未对商品促销的相关事项作出约定。
2009年至2014年12月，原告按被告要求陆续向被告交付货物衬衫，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为1548377.74元。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1093183.33元。期间，被告向原告退回部分货物，亦为原告提供过促销服务，原告将部分退货费用明确在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庭审中原告对37587.76元的促销费用予以认可并认可从应付货款中予以扣除。双方在自2009年至2014年12月的合作过程中，一直未予结算。2015年1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一份《终止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原、被告双方的《商品合同》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请原告在收到本通知书后尽快与被告对账并办理货款结算，除非另有约定，双方于终止日之前因《商品合同》及相关文件已经产生的全部义务均不受终止的影响，双方仍应履行。原告收到该《终止合同通知书》后，亦表示同意终止双方的《商品合同》。因双方关于支付货款问题产生纠纷，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退货单上“李新春”的签字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后经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提交的退货单上68个“李新春”的签字并非李新春本人所签，原告为此鉴定花费鉴定费用86060元。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与事实，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1.原告向被告的供货款项，即是否以原告所开发票作为货款结算依据。经查，双方签订的《商品合同》中，约定“增值税发票”系指由供应商开具给商业公司的任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便向该商业公司收取所售商品的款项。标准净价和本商品合同中约定的折扣应在增值税发票中标明。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09年2月至2014年12月间的原告开具给被告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发票均载明了开票日期、货物名称、货物数量、单价、金额、税率、税额、折扣金额、价税合计金额、验收单号，部分发票备注栏载明了退货单号和退货金额，退货金额不包含在价税合计金额内。且结合原告提交的《商品合同》、《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2015）沪长证字第7668号公证书的内容来看，原告的发票票号及所记载的价税金额与被告供应商网站上显示的发票号码及发票金额是一致的，足以证明被告已收到原告交付的货物和上述发票，故本院认定双方是以发票作为交易结算的凭证，原告所开具的发票数额即为应付货款。但因2013年、2014年商品合同约定商业折扣比例为20.5%，而原告在此两年间开具的发票金额仍应按20%计算，故对另外0.5%的折扣应依法扣除，由此，2013年、2014年原告按照20%的商业折扣计算的开票金额分别为334987.21元、152951.48元，则按照20.5%的商业折扣实际金额应为332893.54元、151995.53元，2009年至2012年的开票金额均按照合同约定的折扣开具，数额分别为321068.51元、302221.21元、321162.91元、115986.42元，由此，自2009年至2014年间，原告供货给被告的货款数额总计为1545328.12元。
2.原、被告之间的结算方式是否是滚动结算，即原告所诉于2014年3月22日之前的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被告称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付款期限，并非滚动结算，故2014年3月22日之前的货款已过诉讼时效。原告称双方在实际业务中的付款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在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后，被告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仅是分批不定期的打款至原告账户，所付款项并未逐笔针对前一笔应付款项。双方之间从未结算，有些款项甚至形成跨年度欠款，双方实际形成滚动结算方式，故被告应归还全部未付货款。经查，双方商品合同中约定付款日应为商业公司的商店对该批收货全部检验并验收后第60天，但通过现有发票与汇款数额相比，未能找到其中一一对应的关系，或者是部分款项与发票数额对应的内容。庭审中，法庭要求被告就其所称的逐笔支付事实予以说明，但被告仅称全部付款的前四笔（即双方合作之初的前四笔）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其他款项支付与发票的对应关系未能举例说明。本院认为，双方商品合同中虽然约定了付款时间，系逐笔支付，但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因双方业务量巨大，被告开具发票后原告所付款项，并不能与应付款项一一对应，已经实际改变了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变为滚动结算。由此，原告有权起诉被告支付自合作以来的全部未付货款。且被告在向原告发出的《终止合同通知书》中要求与原告进行对账结算，还明确表示双方于终止之日前因《商品合同》产生的义务均不受终止的影响，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合同终止之日即2015年2月28日起计算，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全部未付货款，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3.退货款项与促销费用的认定。
关于退货款项，被告提交了退货单，证明其中货款为353726.83元的货物均已退回原告，但经鉴定，上述退货单上的签字均非商品合同中约定的有权签字接收退货的李新春本人所签。被告认为在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中部分发票显示有退货款项，系票扣，且有退货单编号，该退货单中的退货接收人签字与其在法庭中提交的部分退货单接收人签字相同，系同一人所签，能够证明虽然退货单中的签字并非李新春本人所签，但也是与原告认可的与票扣相同的人员所签。原告认为以增值税发票作为双方结算依据是真实的，但并不代表其认可发票中显示的退货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被告提出应付货款应该扣除退货款项，其应就退货的事实与款项数额提供证据证明，因双方合同约定有权签字接收退货的人员为李新春，而其提供的退货单上的“李新春”签字均经鉴定不是李新春本人所签，被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退货单上其他人员签字时有原告的授权，故对退货款项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出的相应退货款项应予扣除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促销费用，被告提交了部分促销协议，证明涉及南京悦家超市（含南通王府店）的促销费用共计226560.62元，应予扣除，对上述促销费用，原告仅认可其中37587.76元的促销费用可以扣除，对其他费用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协议仅是一项前期促销咨询，并不是其对促销费用的认可或促销服务的履行确认。经查，被告提交的促销协议上，除原告认可的四笔协议上有供销商确认促销服务已由被告全部完成的字样，其他促销协议上并无此内容，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已履行相关促销服务。故该部分促销协议证明促销费用的发生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原告根据促销协议，已自认其中37587.76元的促销费用，故对该数额可予扣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作为出卖人已将货物交付给被告，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原告支付货款。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自2009年至2014年向被告供应货物价值1545328.12元，被告仅向原告支付1093183.33元货款，扣除原告自认的促销费用37587.76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货款414557.03元。
关于原告诉求由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自2015年3月1日起的逾期利息的诉求，本院认为，因双方未在商品合同中约定上述违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原告诉求利息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但逾期利息起算之日应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6年3月22日起计算。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京悦家超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原告上海名君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4557.03元及相应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3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28元，鉴定费86060元，合计94188元，由原告上海名君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10元，由被告南京悦家超市有限公司负担93578元（此款已由原告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判决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文影
人民陪审员 吴建萍
人民陪审员 杨 莹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朱伶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