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4民终5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庆辉，男，195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修斯锦，福建若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福建若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
法定代表人：邹曹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丁宝、刘春龙，福建永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庆辉因与上诉人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虎山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3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庆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修斯锦、刘强；上诉人虎山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邹曹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丁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庆辉上诉请求：1、撤销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342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中“超出亩产12立方米部分，由原、被告各分得50%”的判决，依法改判“超出亩产12立方米部分100%由上诉人享有。2、撤销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3425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二项判决，要求根据上诉人所享有的份额，对山场林木进行分割（实物分割或现金分割），并交付上诉人。3、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合同上的“改造”义务，解释为“包含有造林义务”，无合同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并且与当时的林业政策不相符。首先，涉案合同性质上就是承包管护合同。从合同文本上看无论是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都无法从中得出承包方有“造林”义务的结论。其次，造林的最佳时节是春季，而火烧山后更是造林的好时机。涉案山场在1984年1月份(春季)发生火烧山后，2月份西洋林业站即顺势组织专业民工队进山造林。此后，在7月份即组织虎山村民对所造林木进行招投标管护。这一事实，有上诉人余庆辉提供的合同、《关于陈水备工程队造林及抚育借生活费清单》、当年西洋林业站工作人员（站长杨日荣、财务颜高展、营林业务卢杨明）的证词相佐证；且西洋林业站工作人员的证言，可以说明造林生产验收单上的造林年份不能真实反映实际造林时间，因此，一审判决以造林生产验收单上的造林年份认定涉案山林的造林年度为1985年，依据不足。本案山场系造林后才发包给上诉人余庆辉承包管护的客观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余庆辉无须造林。再次，本案合同为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而虎山村委会正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另当时实行的是“谁造谁有”的林业政策，如按照虎山村委会所主张的上诉人余庆辉需承担造林、抚育、管护，开设防火路等义务，那么涉案山林的所有权则应归上诉人余庆辉所有，至少，在分成比例的设定上，不会是作为承包方的上诉人余庆辉3成，村委会7成，而应该是相反，否则，有违民法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由此可以确定上诉人余庆辉并无造林义务，有的只是管护义务；造林、抚育、开设防火林路，恰恰是虎山村委会应当承担的义务。因此，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余庆辉只履行管护义务，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造林义务为由，对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进行调整不当。2、上诉人余庆辉要求根据其所享有的份额对山场林木进行分割，依法有据，应予支持。首先，本案承包期限已届满，山场林木已成林，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余庆辉与村委会对山场林木均享有份额，属按份共有。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余庆辉作为共有权人，有权要求分割。同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余庆辉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方，有权获得相应承包收益。其次，上诉人余庆辉参加投标，签订承包合同，并经二、三十年的劳动付出，辛辛苦苦的管护，其目的就是待承包期限届满后取得应有收益。一审法院只裁判确认上诉人余庆辉的林木收益份额，未根据上诉人余庆辉所享有的份额进行分割，并交付上诉人余庆辉，其后果就是上诉人余庆辉的合同目的依旧无法实现，上诉人余庆辉的劳动成果依旧无法得到兑现。
虎山村委会辨称：根据余庆辉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虎山村民委员会认为不能成立。理由：之前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第五条规定，应该按照第六种改造的措施，不只是履行管护义务，应进行改造，改造应该是需要把原来的模样改成另外一个模样，林业部门有下一个文件：要落实荒山责任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商品材。根据永安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稳定山林权方案里也有明确阐述：签订这个林业责任制合同不是改变林木所有权。落实这片山场责任制主要目的就是造林，因此余庆辉认为改造是管护义务没有依据。改造应该是把荒山造林，84年签订合同，85年村里去造林是因为林业政策发生变化以及火烧山应当当年或次年必须造林完毕，被上诉人没有能力履行，由村里35%造林基金中投资造林，所以从造林的验收单可以看出造林人员的工资等费用都是由村里完成的。1987年村里与林业营林部门签订合作合同，所以已签订林业生产责任合同的村民都视为只签订合同，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也就没有管护。所以余庆辉认为是只管护不能成立，因为管护还有专门的管护合同。改造管护就应该是深挖、施肥、改造等，即使管护余庆辉也没有履行义务，而且护林员工资也是村里支付。改造应该包含种植、抚育等措施，余庆辉所要分成的林木款，按照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约定，采伐比例是不分成的，分成只是林价款，现有的价款是每立方160元，扣除育林基金及育林费，是每立方104元，只是分成林价款，所以余庆辉的理解是错误的，余庆辉没有履行管护及改造义务，余庆辉要求按照100%分成是不合理的，一审对分成比例判决错误。
虎山村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342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判决书第3页第一段末尾一句，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对承包山场进行了管护（补苗、巡山、订立警示牌、防盗等），该事实原告仅提供证人证言，没有其他相应的事实材料，而证人证言不足采信的理由是：首先，证人与原告存在亲属关系，且证人均有像被上诉人一样在1984年签订了《承包合同》。但证人在2001年均同意终止合同，其证明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本案推翻2001年终止合同的效力，因此证人与本案及原告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不能采信。其次，证人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且其只证实说有看到过原告有去承包的山场，具体做什么不知道，不能客观证实履行了补苗、巡山、订立警示牌、防盗的管护义务，特别是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连续三年抚育验收单和深翻、施肥、护林员管护工资清单、开设防火路、幼林抚育、间伐等管护措施可以证实不存在被上诉人有补苗和管护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有履行部分管护义务缺乏事实依据。2、2001年5月31日经村代表会议决定并报镇政府同意终止全村64户1984年《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原告等8户承包户虽然口头上表示不同意，但在终止合同书通告时告知其诉讼权利，但原告等8户承包户并没有书面表示不同意，没有通过诉讼渠道也没有通过其它渠道反映过该事项。同时还从终止合同农户中按人均4亩分得了承包山，享受了该次林改的成果。2009年7月13日承包期限届满后也没有要求被告进行分成，所以，一审仅凭原告口头陈述没有相应的事实证据，认定多次上访，多次要求进行分成没有事实依据，3、《合同书》第6条约定分成是指用材林按采伐当时的林价扣除特产税和育林费后的剩余部分，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林地使用费稳定国有林场和林业采育经营权的通知，闽政文[2005]50文第一条第（一）项林价标准按《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巩固绿化成果、发展绿化产业、建设林业强省的规定》闽委发[1995]21号的规定执行，即每立方米林价：杉木和特类杂木为160元；甲类杂木为120元；松木和乙类杂木为90元，丙类杂木为70元，等外材、非规格材按同类的70%计算。（二）用材林主伐时按所产木材提取的林价款的30%支付林地使用费；间伐林折半支付，即按前述标准计算的林地使用费的50%支付。林地使用费应在木材生产的当年一次性支付。也就是按现执行的林价款160元／m3扣除林地使用费（林地所有权属于永林股份公司）30%剩余112元／m3才是分成部份，而采伐利益（采运工资及费用）约定是不分成的。第7条乙方没有按合同规定措施经营的应吊销合同和赔偿损失。2001年上诉人组织村民代表对原告承包的山场进行测评，测评的结果被上诉人承包山场属于无管护，因此，上诉人依据《合同书》第七条约定有权终止《合同书》，该事实上诉人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而一审没有对该事实作出评判。二、法律适用方面：1、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合同书》第七条约定以及2001年全村村民以户为代表的测评，又组织了林业站业务人员、村民代表、老农及村干部到这些山场进行实事求是的认定是村里造的林、村里管护的，原告没有履行管护义务，上诉人经村民代表表决，只有原告和林建全不同意，其余均同意终止《合同书》重新发包。原告在村民代表、村干部大会决议虽然在不同意的参会人员下方签了字，但对决议内容第4条个别不同意允许向法院提出诉讼，而原告直到2014年才向法院提出诉讼，在此期间并没有上访等主张权益，同时也分到重新发包的山场。由于原告承包的山场属于国有林地，故上诉人未对该山场进行重新发包，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林地使用权仍属于村集体所有（见林权证）。依据《民事诉讼法》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起诉超过二年诉讼时效规定，依法丧失了胜诉权。2、根据合同纠纷案件举证规则，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要主张《合同》约定的分成利益，必须举证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改造和管护义务，而原告仅提供证人证言且证人不能证明有履行种植、补苗、抚育、全锄、深翻、施肥、开设、维护防火林带，巡山护林防盗等管护义务，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而上诉人一审却列举了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讼争山场从种植、抚育到管护措施所有合同约定义务包括出资均由上诉人履行，被上诉人只签订《合同》而没有实际履行改造和管护义务，该事实经庭审可以得到证实，因此依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上诉人在2001年终止合同是有的事实和约定依据。同时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原告未履行义务而要得到约定利益的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一审没有充分认识当时订立《合同书》的背景和目的，未客观公正认定双方履行《合同书》义务的事实，用现有法律规范来适用当时计划经济时期在政策背景下签订的《合同书》，否定村民自治组织对集体成员内部承包责任制作出的经政府认可的终止《合同书》决议。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被上诉人一审主张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广大村民和集体资产的合法权益，维护林权改革的成果，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余庆辉辨称，1、双方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合同规定义务主要是管护义务，余庆辉已充分的履行了管护义务；2、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合同的解除需要依照合同解除或者协商解除或者起诉解除，并没有所谓吊销合同的约定，所以虎山村委会陈述吊销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另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余庆辉有向相关部门（三明市人大、三明中院）反映，相关部门也组织过专家到现场勘察过，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应当继续履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况；3、虎山村委会主张余庆辉没有进行管护义务并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余庆辉进行管护不可能每次都做记录或者请证人，所以虎山村委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余庆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原告依据林业承包合同对250亩山场林木，在亩出材量12立方米内享有30%的份额，超出部份享有100%的份额。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对第一项诉请中原告所享有的份额进行分割，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1月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山后坂”山场失火，依照规定应及时造林。同年，被告虎山村委会组织村民以户为单位，对山场承包进行招投标，规定每户均可参加投标，以最接近基数者中标，享有山场承包经营权。原告余庆辉以亩定产出材12立方米的标价中标，获得虎山村“石头垅①”250亩山场的承包权。该山场林地所有权性质为国有。1984年7月14日，原告与被告虎山村委会签订《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其中约定：（一）甲方（被告虎山村委会）委托乙方（承包方）联产承包，管护内容如下表：地名石头垅①；小班号2、1，林班号81；树种组成10杉；起源人工；承包年限25年；无亩基产和基产分成；亩定产(出材)12立方米；增产分成发包方7，承包方3；超产分成发包方0，承包方10；减产负担发包方0成，承包方10成；合同备注栏中注明：面积以主伐时实测为准；（二）乙方（承包方）要按双方共订的社章做好承包、管护工作；（三）为确保增产增收，承包方（乙方）应按⑥改造等1种措施进行生产活动。①抚育②补植③深翻④施肥⑤间伐⑥改造⑦病虫害防治⑧开设防火路⑨封山育林⑩人工促进；（四）注：分成是指用材林按采伐当时的林价扣除特产税和育林费后的剩余部份“分成值”的比例分成；每减产1立方米，甲方（被告虎山村委会）倒扣乙方（承包方）1立方米后按“增产分成”比例计算分成值给甲方（被告虎山村委会）等内容。1984年8月30日，永安县公证处对合同进行了公证。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对承包山场进行了管护（补苗、巡山、订立警示牌、防盗等）。1985年，被告虎山村委会对所涉山场进行造林、1986年进行抚育、全锄，1987年进行全锄、深翻，开设、维护防火林带，雇请护林员对全村范围内的林木进行看护。2001年5月31日，被告虎山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以承包方未对承包山场进行管护为由，要求终止1984年《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当时，本村同样的承包户共有64户，其中56户同意终止合同，由村里收回承包的山林，但包括原告在内的8户承包户不同意终止合同。此后，8户承包户多次为此上访。2009年7月13日承包期限届满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虎山村委会砍伐林木进行分成未果，遂于2014年9月向本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福建中博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山场（合同面积250亩）出具鉴定意见：有林地面积201.8亩，立木蓄积量5398.2立方米（杉木）、出材量4181.3立方米、林木资产总价值2335785元（为活立木的价值，已扣除木材生产成本及税金费；林地使用费；企业利润）。由此，可计算出亩出材20.72立方米（即出材量4181.3立方米÷有林地面积201.8亩=20.72立方米/亩），亩超产8.72立方米（即亩出材20.72立方米亩定产12立方米=亩超产8.72立方米）。
一审法院归纳双方的争议的焦点，并予以分析、认定：
（一）余庆辉是否具有造林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西洋林业站档案资料1985年11月造林生产验收单显示涉案山林的造林年度为85年，西洋林业站也出具证明，其造林年度为1985年。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山场林木的造林年度为1985年。余庆辉提供的“关于陈水备工程队造林及抚育借生活费”清单上虽有“84年虎山村47121户更新费支付”的内容，但未有体现造林的具体方位，无法认定本案山林是否为84年所造。余庆辉主张本案山场系由虎山村委会组织造林后，才交由其承包管护的事实，无证据支持，不予认定。合同规定：“为确保增产增收，承包方（乙方）应按⑥改造等1种措施进行生产活动。①抚育②补植③深翻④施肥⑤间伐⑥改造⑦病虫害防治⑧开设防火路⑨封山育林⑩人工促进。”因涉案山场1984年1月失火，依照规定应及时造林，且双方订立的合同中写明：起源为人工；林龄为空白。可以认定双方订立合同时，余庆辉所承包的山场并未植树造林，如山场未造林，不存在管护对象。因此，根据合同签订时林业政策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合同上的“改造”应作包含造林内容的解释，余庆辉具有造林义务。双方对本案山场由虎头村委会组织完成造林的事实无异议，由此可以认定，余庆辉未全面履行合同约定，实施改造义务中造林的义务。
（二）余庆辉是否履行管护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虎山村村民林某某、郭某甲等人出庭作证，证明余庆辉对承包山场进行了管护。合同规定亩定产12立方米，现山场林木亩出材20.72立方米，超产8.72立方米，林分质量高，足以说明山林得到较好的管护。虎山村委会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余庆辉未进行管护。虎山村委会聘请护林员护林，只是对全村范围内的林木进行一般性看护，而不是对涉案山林的专门管护，并且，护林员护林也不能排除余庆辉管护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余庆辉履行了管护义务。
（三）《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是否于2001年5月解除。一审法院认为，2001年5月虎山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要求解除合同时，即遭到包括余庆辉在内的8户承包户反对。虎山村委会单方解除合同，与法律规定不符，其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四）余庆辉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规定，余庆辉对所承包山林享有分成权。2009年7月13日承包期届满，但因双方对合同发生争议，虎山村委会未组织砍伐山场林木，余庆辉可得分成数额由此无法确定。余庆辉的诉讼时效应从其可得分成数额得以确定时起算，故余庆辉的起诉未超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1984年7月14日余庆辉通过招投标与虎山村委会签订的《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当时的林业政策，签订程序合法，为有效合同。虎山村委会以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形式单方解除合同，与法律规定不符，其行为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因虎山村委会未组织砍伐山场林木，承包方的分成数额无法确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分成数额得以确定时起算，故余庆辉的起诉未超诉讼时效。虎山村委会的上述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已的义务。但余庆辉作为承包方，只是部分履行了合同规定的管护义务，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造林义务，而虎山村委会对涉案山场进行造林、抚育、管护、开设防火林路，聘请护林员护林，根据公平原则，对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应进行适当调整。因此，余庆辉在承包期限届满后，要求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进行分成，予以部分支持。即维持定产部分的分成比例，而将超产部分的分成比例，由合同原先规定的虎头村委会0:余庆辉10(即全归余庆辉所有)，变更为5：5分成。合同明确约定面积以主伐时实测为准，因此，双方实际享有的数额在采伐后才能确定。现争议山场未进行主伐，故本案仅确定双方的分成比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5条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余庆辉在亩定产12立方米数额内享有30%的份额，虎山村委会享有70%的份额；超过亩定产12立方米部份，由余庆辉、虎山村委会各分得50%；二、驳余庆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90元，鉴定费8000元，合计19990元，由余庆辉承担1240元，虎头村委会承担187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上诉人虎山村委会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永安市森茂伐区调查设计有限公司、永安市西洋镇林业站出具的《西洋镇虎山村余南辉等六户山场小班对照表》一份，证明余庆辉承包位于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地名为“石头垅①”的250亩山场，对应的96年二类小班图为81林班4大班1、2小班，2000年12月1日虎山村村干部、村民代表及林业站工作人员对讼争山场进行评估，该讼争山场的亩出材量为4.5立方米、无管护、主要失管原因是盗伐；2.永政林证字（2004）第01847号、20815号《林权证》各一份，证明2004年虎山村委会已将讼争山场收回，并办理了林权证。上诉人余庆辉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虎山村委会提交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两本林权证上载明的四至范围与余庆辉所承包管护山场的四至范围并不完全一致。本院认为，证据1上诉人虎山村委会虽未在举证期限内予以提供，但该证据与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有关，可以作为二审新证据使用，该证据经与原件核对，且尾部盖有永安市森茂伐区调查设计有限公司、永安市西洋镇林业站的章印，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另结合本案在案证据福建中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2000年《虎山村山林评估情况》，可以确定本案讼争山场对应的96年二类小班图为81林班4大班1、2小班，2000年11月30日经虎山村村干部、村民代表及林业站工作人员调查，评估认定讼争山场无管护的事实；因上诉人余庆辉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该证据可以确定2004年11月4日，虎山村委会对讼争山场（81林班4大班1、2小班）办理了林权登记，该山场林地所有权人系国家，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人系虎山村委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成立生效后，余庆辉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双方签订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是否已于2001年5月予以解除。综合本案分析，1984年7月14日，上诉人余庆辉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与上诉人虎山村委会签订的《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书业经永安县公证处公证，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依该合同约定，由上诉人余庆辉承包位于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地名为“石头垅①”的250亩山场，山场林木起源“人工”、林龄（年）空白，上诉人余庆辉应按“改造”措施对承包山场林木进行生产生活，承包期25年，亩定产12立方米，上诉人虎山村委会与上诉人余庆辉在承包期满后对亩定产增产、超产或减产部分进行分成。对此，上诉人余庆辉主张已对讼争山场进行种植杉木、劈防火沟、防盗，履行了改造义务，要求确认其对讼争山场亩定产增产及超产部分的份额并对所确认份额进行分割，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余庆辉提供了林某某、郭某甲、唐某某、郭某乙的证人证言证明。经本院审查认为，因证人林某某、郭某甲、唐某某、郭某乙等本人或家属同上诉人余庆辉一样在1984年与上诉人虎山村委会签订了《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与本案上诉人余庆辉具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对证人林某某、郭某甲、唐某某、郭某乙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且上述证人的证言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余庆辉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改造义务的事实。相反，根据上诉人虎山村委会提供的造林生产验收单、幼林抚育验收单、开设、维护防火林带验收单、市乡（村）合作造林合同书、护林员工资单、护林员工资花名册、管护情况记录等证据，可以确定本案讼争山场从1985年造林、1985年至1987年三年抚育、全锄、1997年开设、维护防火林带及雇请护林员看护等均是由上诉人虎山村委会组织投入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上诉人余庆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对此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另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在承包期间，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需要，虎山村村干部、村民代表及林业站工作人员于2000年11月30日对讼争山场进行调查，评估认定承包人余庆辉未对讼争山场进行管护。2001年5月31日，虎山村委会根据林改要求组织召开村民代表、村干部大会，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及双方签订的《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第7点约定：“乙方（承包方）没有按合同规定措施经营的应吊销合同和赔偿义务。”通过决议《关于落实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的方案、措施》决定终止1984年与上诉人余庆辉签订的《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重新发包，该决议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合法有效，上诉人虎山村委会与上诉人余庆辉1984年7月14日签订的《福建省永安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已依约予以解除。上诉人余庆辉虽对该决定表示反对，但未在法定的诉讼时效内对上诉人虎山村委会解除合同的行为提出诉讼主张，且事后对收回的虎山村1984年全部承包山场（含本案讼争山场）同其他村民一样享受林改利益，即人均分得4亩用材林、10亩生态公益林。故，对上诉人余庆辉要求确认其对讼争山场亩定产增产及超产部分的份额并对所确认份额进行分割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上诉人虎山村委会根据2001年5月31日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同意按讼争山场面积每亩100元支付给上诉人余庆辉管护费，是对其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故酌定由上诉人虎山村委会支付上诉人余庆辉25000元。
综上所述，余庆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虎山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342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民委员会应于本判决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余庆辉25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余庆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永安市西洋镇虎山村民委员会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990元，由上诉人余庆辉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1990元，鉴定费8000元，合计19990元，由上诉人余庆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连 财
审 判 员 谢 学 斌
代理审判员 沈 珺 莹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艳红（代）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