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民终18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盐兴隆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钱江村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0424000014714。
法定代表人：陆佰云，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凌晶，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巍，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炳良，男，195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延，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盐兴隆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韩炳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6）浙0424民初5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巍，被上诉人韩炳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韩炳良支付兴隆公司转让款16万元，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韩炳良已于2015年1月31�、2016年12月5日分别支付了5万元、10万元转让款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韩炳良于2015年1月31日支付的5万元与涉案转让款没有关联，在兴隆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中，韩炳良称该5万元系张某办鸭厂向其所借，其在诉讼外自认的对其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等原则予以确认，该5万元为借款，其收条及证人张某的陈述均不能证实系支付涉案转让款的事实。其次，韩炳良并未在2016年12月5日支付10万元转让款，即便韩炳良确实支付给张某10万元，该款项与兴隆公司主张的涉案转让款也没有关联。一则，录音证据中，兴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佰云于2016年11月15日向韩炳良催讨涉案款项时，韩炳良明确表示剩余的11万元转让款与张某个人结欠韩炳良的债务相互抵销，已经消灭，并拒绝了兴隆公司支付转让款的请求，故其出示的一份于2016年12月5日支付的10万元收条，明显违背常理，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二则，录音证据还显示，陆佰云当天即向韩炳良明示，不应向张某支付转让款，这一事实足以证实兴隆公司至迟已于2016年11月15日解除了张某收取转让款的权利，并通知了债务人即韩炳良。故即便韩炳良确实于2016年12月5日向张某支付了10万元，则该款项显然也与涉案转让款没有关联。最后，证人张某的证言内容不具有真实性，无法佐证韩炳良已支付前述15万元转让款的事实。一则，张某先是陈述联系不到兴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佰云，后来又表示是陆佰云和沈妹良委托其收取转让款，证言内容矛盾；二则，张某称其与陆佰良、沈妹良因款项分割存在着矛盾，又称陆佰云委托其收取转让款，明显不符合常理，且陆佰云在向韩炳良催讨无果后已委托律师准备提起诉讼，其不可能委托证人张某再收取款项；三则，张某称10万元转让款系在2016年12月5日韩炳良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不符合常理，韩炳良在陆佰良向其催讨时认为剩余的11万元转让款与张某结欠其的债务相互抵销，已经消灭，并拒绝了支付款项的请求，此后，却在张某向其催讨时重复支付该转让款，同时也不通知陆佰云，明显有违常理，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二、一审法院认为张某作为兴隆公司的股东之一，且前期亦有收取相关转让款，故韩炳良向其支付转让款并无不当，也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如前所述，兴隆公司至迟已于2016年11月15日解除了张某收取转让款的权利，并通知了债务人韩炳良，故在此之后，韩炳良明知张某已无权代表兴隆公司收取转让款。第二，陆佰云在催讨转让款时将欠条出示给韩炳良，至少证明了两项内容，一则债权凭证的持有人为兴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佰云而非他人，二则兴隆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主张债权，而非委托他人主张债权。因此，韩炳良应在此后明知有权代表兴隆公司收取转让款的仅为陆佰云，除此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均无权收取转让款。综上，韩炳良在2016年11月15日已明知张某无权收取转让款，即便其确实于2016年12月5日向张某支付了10万元，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其自行承担，而不应视作支付了涉案转让款。
韩炳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即兴隆公司注册股东陆佰云、张某与隐名股东沈妹良三人先后分别与韩炳良签订了内容相同的三份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张某代表兴隆公司与韩炳良洽谈和签订公司转让协议，韩炳良向张某支付了转让款。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就张某出具收款收条的效力问题，兴隆公司就公司转让事宜均由张某一人与韩炳良洽谈，有关公司转让洽谈事宜陆佰云从未参与，在与陆佰云签订转让协议前，韩炳良并不认识陆佰云，张某作为兴隆公司股东，并经兴隆公司盖章确认收取了韩炳良第一笔转让款即定金10万元，尔后，陆佰云才与韩炳良补签了转让协议，韩炳良完全有理由认为并深信张某有权利亦有义务来处理有关兴隆公司就转让业务的一切事宜，即有权收取任何一笔转让款，故其于2015年1月31日收取5万元及2016年12月5日收取10万元的行为合法有效，对兴隆公司有拘束力，后果应由兴隆公司承担，其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事宜，与韩炳良无关。
兴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韩炳良立即支付转让资金160000元；2.韩炳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1日，兴隆公司作为甲方，与韩炳良作为乙方签订公司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所有设备、财产、房屋产品，总价值为人民币1060000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另双方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及付款方式。对于�议书的内容，兴隆公司的三位股东各自在三份内容一致的协议书的甲方签字处签名。
2013年12月17日，韩炳良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兹有海盐兴隆建材公司转让资金共1060000元整，已付900000元整。还欠160000元。在公司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全部公证处公证好后一次性付清。对于欠条的内容，韩炳良在欠款人处签名确认。在公司转让协议签订前，韩炳良向兴隆公司支付转让定金100000元，兴隆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在收款人处有张某签名并盖有兴隆公司公章。2013年11月18日，韩炳良支付了300000元，对此，有一份张某出具的收条。2013年12月17日，韩炳良支付转让费500000元，收条上有陆佰云、沈妹良签名。
2015年1月31日，张某向韩炳良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韩炳良现金50000元整，大写伍万元整”；2016年12月5日，张某向韩炳良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韩�良公司转让款壹拾万元整”。
另查明，陆佰云，张某均系工商登记中载明的兴隆公司的股东，沈妹良系兴隆公司的隐名股东，在工商登记中并无显示。对于欠条中载明的“在公司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全部公证处公证好后一次性付清”内容，兴隆公司表示在欠条出具后，韩炳良一直未要求办理公证。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书的内容各自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的转让行为系公司转让还是股权转让，以及韩炳良尚应支付给兴隆公司的金额。首先，从公司转让协议书中第一条的约定来看，双方约定的转让款1060000元系针对的是兴隆公司所有设备、财产、房屋产品，并未涉及股权。截止到2013年12月17日，韩炳良共计支付兴隆公司转让款900000元，且韩炳良于该日对于尚欠的160000元转让款出具欠条一份。虽在该欠条上载明了“在公司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全部公证处公证好后一次性付清”，但是，该欠条的内容仅有韩炳良单方面的签名确认，兴隆公司对该内容亦持有异议，故无法据此认为双方之间系股权转让。另，在欠条出具后至今为止，韩炳良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要求兴隆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实，故无法认定双方系股权转让。其次，关于韩炳良尚应支付的金额问题。对于2013年12月17日之前韩炳良已支付的900000元双方均无异议，现兴隆公司主张韩炳良尚欠其转让款为160000元，而韩炳良辩称其已于2015年1月31日、2016年12月5日分别支付了50000元、100000元，并出示了由张某签名的收条二份，对此，兴隆公司认为该二笔付款系韩炳良与张某之间另外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虽兴隆公司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但仅有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兴隆公司�主张。此外，兴隆公司认为本案所涉欠条的持有人系兴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韩炳良应将款项支付给兴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张某作为兴隆公司的股东之一，且前期其亦有收取相关转让款，故韩炳良向其支付转让款并无不当。另，兴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二份收条载明的款项系用于韩炳良与张某其他合作，且张某对其收到的150000元明确表示系支付公司转让款，故对该两笔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韩炳良尚需支付兴隆公司转让款1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韩炳良支付兴隆公司转让款10000元，由韩炳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兴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韩炳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50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合计3070元，由兴隆公司负担2878元，韩炳良负担19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兴隆公司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一审中录音的真实性，以及该录音中韩炳良就讼争5万元、10万元两笔款项的支付系其与张某个人的借款及合伙亏损承担的事实。证人陈述：其系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因代理的执行案子需要找被执行人兴隆公司要钱，听陆佰云讲韩炳良尚欠兴隆公司16万元转让款，便与陆佰云去找韩炳良。当时韩炳良称该款已付清，一是张某当初开办鸭厂向其借款5万元，另外张某与其及另外两人合伙办厂，亏损后张某按股份比例应承担14.9万元，该笔款项是韩炳良垫付的，故两笔钱加起来张某欠�炳良总共19.9万元，则韩炳良无需再支付兴隆公司转让款。当时韩炳良还给陆佰云二人看了其与张某合伙办厂的协议书，后来陆佰云说要起诉，找其代理案件，因其系兴隆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案件的申请方代理人，故其不合适代理，便介绍了其律所的其它律师给陆佰云。
经质证，兴隆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印证一审其提供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能够证明陆佰云作为兴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韩炳良将所欠16万元转让款支付给陆佰云的事实，也能够证明一审证人张某与韩炳良存在利害关系，且韩炳良认为张某个人所欠其债务应与其结欠兴隆公司的16万元予以抵扣。韩炳良则对证人证言及一审录音资料所涉基本事实有异议，且证人林某与兴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系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其证明效力存在欠缺；当初陆佰云确实�一个不认识的人陪同来催讨，但所讲内容与录音资料并不一样。即便为真实，反而能证明张某代表兴隆公司签订涉案转让协议等代理行为，以及韩炳良已基本付清转让款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证认为，证人系兴隆公司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中的在场人员之一，其所述也与录音内容一致，韩炳良对录音虽不予认可但其对该录音资料中系其本人声音没有异议，现证人证言与录音资料能相互印证，本院均予以认定。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11月15日，兴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佰云携涉案欠条向韩炳良催讨16万元转让款，韩炳良称张某已拿走5万元现金并出具了收条，另外11万元张某在与韩炳良等人合伙办厂时亏光了，张某还倒欠韩炳良四五万元，故其无需再支付剩余11万元转让款。韩炳良对录音资料显示的催讨时间不予认可，�其二审中确认该催讨行为发生在2015年1月31日5万元收条之后，2016年12月5日10万元收条之前。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对兴隆公司将公司资产作价106万元转让给韩炳良且韩炳良已支付转让款9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韩炳良于2015年1月31日、2016年12月5日分别支付给张某的5万元、10万元能否作为支付涉案转让款予以认定，亦即韩炳良是否尚欠兴隆公司转让款。
关于2015年1月31日的5万元，本院认为，该款项的支付发生在兴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佰云持欠条向韩炳良催讨之前，且张某出具了收条予以确认，基于张某为兴隆公司的股东，且系涉案转让事务的经办人并于前期收取了相关转让款，韩炳良向其交付该5万元有其充分合理的信赖基础，一审认定该5万元系支付涉案转让款并无不当。
关于2016年12月5日的10万元，本院认为�该款项的支付发生在兴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佰云持欠条向韩炳良催讨之后，从催款当时的录音内容可知，韩炳良认为在张某出具5万元收条后仅余11万元欠款，该欠款因张某欠其约15万元故其无需再支付剩余11万元，可见其在当时并未支付尚余转让款11万元，且其与一审证人张某存在利害关系。此后，韩炳良在认为无需付款的情况下却将10万元转让款以现金形式交付给张某，明显有违常理，而张某作为利害关系人就该款项性质所作证言证明力较低，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该10万元款项确实已交付张某，本院认为，韩炳良在明知欠条在兴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佰云处，且陆佰云向其明确尚欠转让款不应再支付张某后，其仍将该款项交付张某且不要求拿回欠条，明显非善意相对人，相应的不利后果亦应由其自行承担。如韩炳良确已交付该笔款项的，其可另行向张某主�。故此，韩炳良关于其已于2016年12月5日支付了10万元涉案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就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对款项性质认定部分有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6）浙0424民初5761号民事判决；
二、韩炳良支付海盐兴隆建材有限公司转让款1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海盐兴隆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韩炳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合计3070元，由海盐兴隆建材有限公司负担959元，韩炳良负担21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海盐兴隆建材有限公司负担1094元，韩炳良负担24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褚 翔
审 判 员 赵 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 蓉
书 记 员 金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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