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8民终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德川,男,198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江苏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浩,男,197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玲,女,197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百杰，男，198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上诉人杨德川因与被上诉人李浩、张玲、原审第三人陈百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7）苏0804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德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立即归还9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0月28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获取利益的合法理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受益方主张其获得非不当得利，应当举证证明其获得利益的法律上的原因，该部分举证责任应当由受益方即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中，被上诉人作出的抗辩已被陈百杰的陈述予以推翻，在此情况下，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错误；2、被上诉人就法律原因的举证并不成立。一审中，被上诉人对收取涉案90万元款项的法律原因进行了唯一性的陈述，即上诉人为陈百杰代还借款，一审在存在陈百杰已明确说明不存在代还款的谈话笔录的情况下，以陈百杰的通话中未否认来认定存在代还款可能，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全部构成要件，上诉人也已进行了充分的举证。首先，上诉人关于借款的陈述与不当得利并不相悖，上诉人在付款时认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款关系，因此，从法律上来说，上诉人并非是给付对象或数额错误，而是给付目的错误，该情况是不当得利中给付目的不达的情形，所以，本案符合不当得利对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的要求，即本案符合一方获利、一方受损、无法律上原因等全部构成要件。其次，上诉人已举证多次向被上诉人索要90万元款项，一审认定电话短信内容没有被上诉人回复，不具有证明力，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赖账不还而不回复短信并不影响上诉人索要款项的权利，相反这恰恰可以说明被上诉人的确存在未还款的情况。综上，一审中被上诉人抗辩的法律原因已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却以存在可能性来确定难以认定是否存在合法理由，从而认定上诉人举证不力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显然有失法律的公正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浩、张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百杰二审未作陈述。
杨德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原审被告立即归还9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0月28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审被告系夫妻关系，2014年10月28日，杨德川通过交通银行向李浩汇款9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浩取得的9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杨德川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1.交通银行转账个人回单，主要内容为：2014年10月28日，杨德川向李浩转账90万元；2.移动电话聊天截屏一份，主要内容为：2014年12月22日至2015年1月25日期间，杨德川向李浩发出索要款项的内容，无李浩回复内容；3.陈百杰于2016年8月18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杨德川与李浩的账目与本人无关，本人也没有要求过杨德川向李浩汇款；4.2017年1月13日，陈百杰在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签字处，注明“2016年8月18的证明是我所写”。经庭审质证，李浩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行为，也不能证明自己获得该款是不当得利。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从短信内容来看，短信第一次时间是转账一个半月左右，如果存在错汇，不可能间隔这么长的时间。另外，杨德川陈述借款期限为3个月，不可能在未到期的情况下催要借款，该份信息可以表明自己取得该款不是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证据3内容不予认可，即使该份证明是陈百杰书写的，由于双方是经济利益共同体，也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4谈话笔录即使是真实的，由于这份笔录未经过原审被告质证，在本案发回重审开庭审理过程中，陈百杰经法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接受法院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对该份谈话笔录的效力不予认可。
李浩主张其收到杨德川转给自己的9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杨德川是替陈百杰偿还欠自己的债务，该款已在陈百杰欠自己的款项中作相应的冲抵。李浩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1.上海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主要内容为：2016年3月30日公司投资人变更，变更前为：杨德川、姚叶武、陈百杰、淮安盛百商贸有限公司、周文祥，变更后为：周文祥、姚叶武。淮安盛百商贸有限公司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主要内容为：公司为自然人独资，股东为周文友。淮安昊纳商贸有限公司公示信息，主要内容为：2016年12月1日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变更前为：陈百杰、周磊，变更后为：周文友、周磊。证明杨德川称其与陈百杰没有经济往来的陈述是虚假陈述；2.孙某于2014年10月22日写给李浩的借条复印件以及中国银行存款历史明细清单一份、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一份，证明陈百杰在同一张借条上写明在2014年10月31日前替孙某还款200万元，淮安昊纳商贸有限也加盖印章，陈百杰在该份借条上写明周文友账户，让李浩直接将款项打入周文友账户，同时证明李浩于当天通过两个银行账户将130万元转入周文友账户；3.孙某于2014年10月28日书写的一张借条以及（2016）苏0802执恢34号通知书、债务抵销协议，证明陈百杰向李浩还款90万元后明确表明不帮孙某还70万元款，孙某又重新写给李浩70万元借条。同时证明孙某已经支付给李浩70万元；4.工商银行的历史明细清单，证明陈百杰于2014年11月21日向李浩还款35万元；5.李浩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的交通银行交易清单以及2014年11月2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交易清单，证明李浩在此期间银行账户资金充足，在杨德川将90万元打入李浩交通银行账户后，直至2014年11月17日才从交通银行账户向李浩本人中国银行账户转入80万元，也证明了李浩并未在获得杨德川90万元后，立即进行消费，李浩不可能向杨德川进行借款的；6.（2015）淮民初字第01621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8民终253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杨德川是职业放贷人，他与李浩是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7.李浩在2016年7月13日与陈百杰的通话录音，证明陈百杰在某天下午让李浩向其发送交通银行卡号，陈百杰安排杨德川向李浩账户打款，陈百杰在电话中没有否认该事实，进一步印证本案汇款行为系陈百杰还款行为；8.孙某出庭证言，主要内容是：2014年10月22日的两份字据（复印件）是本人出具，陈百杰出具条据时本人在场。当时我欠李浩70万元，陈百杰有贷款需要还，向李浩借款130万元，总共是200万元，李浩让本人打条据，陈百杰在条据下方又写一份字据，二份字据在同一张纸上形成，也是同一时间形成。由于陈百杰的贷款是以其舅舅周文友名义贷的款，当时就让李浩将130万元打到周文友账户上。后来，陈百杰没有替我还款，我自己将70万元还给李浩，至于陈百杰如何向李浩还款细节不清楚，只是知道不是一次性还款的。经庭审质证，杨德川认为，证据1中的淮安盛百商贸有限公司政府部门公示信息、淮安昊纳商贸有限公司公示信息请法院核实。杨德川曾经是上海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与自己无关，陈百杰在借条上注明是其替孙某还款200万元，与本案无关。证据3中的借条、通知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债务抵销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四方协议只有两签字，与本案也无关联性。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5不能证明李浩不缺钱，只是拖欠执行款不支付。证据6仅能证明杨德川对外存在较大的经济往来，自己之所以在支付本案90万元时没有完善手续，主要是认为李浩从事公司建设，不会不承认90万元。证据7中陈百杰没有在电话中确认李浩自己陈述的内容，该份录音前部分，陈百杰要求李浩将相关材料发给他看一下，然后再说。证据8，由于出庭证人与李浩存在大额的经济往来，不排除证人因为经济上的利益而为李浩作证，并且130万的借款人就是证人孙某，如果130万元没有偿还，必将导致孙某承担相应的债务，所以，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另外，证人对杨德川与李浩之间的账目并不知情。
一审法院认为：杨德川主张向李浩所给付的90万元是借款，基于李浩没有向其出具借条且李浩现在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本案中主张不当得利，故杨德川主张的不当得利应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作为主张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杨德川应对李浩取得利益、造成其损失、取得利益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李浩取得利益无法律依据负有举证责任，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杨德川所提交的交通银行转账个人回单，能够认定本案满足前三个条件，杨德川仍应对李浩取得利益无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杨德川的陈述，杨德川向李浩银行账户转入90万元，是有意识、主动实施的行为，而非错误转账，所以，李浩在获取90万元利益时具有合法依据。本案杨德川应对李浩取得90万时双方存在借款合同意向以及李浩在取得90万元后丧失合法依据进行举证证明。原审法院认为，鉴于李浩在庭审中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事实，并主张杨德川向其给付的90万元是用于替陈百杰进行还款，故杨德川仍需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进一步举证证明，杨德川所提交的移动电话聊天截屏，由于李浩对其信息内容没有回复予以确认，不具有证明力，无法直接认定杨德川与李浩之间存在90万元借款的事实。
关于李浩主张杨德川替陈百杰偿还借款而向其账户转入90万元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上海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淮安盛百商贸有限公司、淮安昊纳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能够证明陈百杰与杨德川、周文友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李浩提供的借条复印件（孙某出具）以及陈百杰出具的还款允诺书，进一步证明李浩与孙某、陈百杰、周文友之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但仅能证明李浩于2014年10月22日将130万元转入周文友银行账户，结合孙某证言以及陈百杰在孙某借条中书写“请将此款打入621666100001519213中行清浦支行周文友”内容，虽然不能直接证明陈百杰向李浩借款130万元的事实，但也无法排除陈百杰向李浩借款存在的可能性。陈百杰在2016年7月13日与李浩通话时，对李浩声称陈百杰安排杨德川向李浩账户打款未予以否认，结合杨德川与陈百杰之间存在经济交往的事实，更进一步证明杨德川替陈百杰向李浩还款90万元事实存在的可能性。
综上，杨德川、李浩所提交的证据，其证明效力相互对抗，结合杨德川曾经多次出借资金给案外人并由借款人出具借条的事实，难以认定李浩取得杨德川90万元存在合法依据还是没有合法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杨德川应当对其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鉴于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杨德川主张李浩取得9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的事实不予认定，故杨德川主张李浩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亦不予认定，杨德川要求两原审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杨德川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杨德川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德川在一审法院先向李浩主张其所给付的90万元是借款，因李浩否认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又在本案中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李浩返还90万元汇款及利息，故杨德川应对李浩取得利益、造成其损失、取得利益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李浩取得利益无法律依据负有举证责任，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来看，上诉人杨德川仍应对李浩取得利益无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
上诉人杨德川作为专业放贷人，其向李浩银行账户转入90万元，汇款的对象非常清楚，是有意识、主动实施的行为，而非误汇，因杨德川和李浩在本次汇款之前就认识，但无经济往来，如属误汇，杨德川应及时与李浩沟通协调此事，不至于近两个月后才向李浩索要涉案款项。被上诉人李浩在一审庭审中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事实，并主张杨德川向其给付的90万元是用于替陈百杰进行还款，并提供证据证明陈百杰与杨德川、周文友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李浩与孙某、陈百杰、周文友之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结合孙某证言以及陈百杰在孙某借条中书写“请将此款打入621666100001519213中行清浦支行周文友”内容，即使不能直接证明陈百杰向李浩借款130万元的事实，但也无法排除陈百杰向李浩借款存在的可能性。另外，陈百杰在与李浩通话时，对李浩主张陈百杰安排杨德川向李浩账户打款未予否认，证明杨德川替陈百杰向李浩还款90万元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结合杨德川曾经多次出借资金给案外人并由借款人出具借条的事实，无法认定李浩取得杨德川90万元无合法依据，杨德川应当对其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杨德川主张李浩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证据不足，故一审判决驳回杨德川要求李浩、张玲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上诉人主张两被上诉人返还90万元汇款及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杨德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 东 新
审判员 王 健
审判员 张 兆 宇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呼延嫄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