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浙民申字第13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与建设一路交叉口华瑞中心***层。法定代表人：汪尧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范正刚，男，197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陈刘圆，女，1990年7月20日，住杭州市萧山区，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台州和诚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中山支路11号。法定代表人：陈莉，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薛金根，男，196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一审被告：张春生，男，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委托代理人：徐雳，浙江建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豆捞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台州和诚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诚公司）、一审被告薛金根、张春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民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澳门豆捞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审中，和诚公司为了证明其有主体资格，提供了两份《商铺委托租赁合同》，澳门豆捞公司对真实性明确提出了异议，该合同双方为关联企业，案涉房屋商业用房均系玉宏公司开发，即使玉宏公司委托租赁，不可能单独委托案涉房屋，而应全部房产统一委托。且上述合同纸质较新，不像八年前形成，明显伪造。原审未对该合同真实性进行审查，直接认定，明显不当。二、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认定和诚公司系案涉房屋出租人，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错误：（1）原审认定案涉房屋其中二十间系玉宏公司所有，其他四间为物业公共用房，缺乏证据；（2）原审认定《商铺委托租赁合同》实质为租赁合同，明显缺乏证据，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在和诚公司未有证据证明房屋权属的情况下，认定和诚公司系出租人，从而认定其原审主体资格适格，明显缺乏证据且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认定双方不存在续租3个月的事实、和诚公司并不存在违约，错误。（1）原审认定澳门豆捞公司函告称暂先支付3个月的租金，便于双方协商续租事宜，是对该函告内容的曲解。澳门豆捞公司向和诚公司发出的函告为要约，且双方在合同到期后一直有联系续租事宜，和诚公司收到要约后未有异议，澳门豆捞公司支付租金，继续使用房屋，合同实际履行。和诚公司的行为符合默示承诺生效的情形；（2）双方已形成了3个月的租赁合同关系，和诚公司提前解除合同系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3、原审认定案涉房屋原始设置了玻璃门，错误。（1）和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原始设置了玻璃门，也未提供案涉房屋交付时状态的证据。合同约定的商铺交付标准“关于门窗的设置”，表明并非所有商铺都设置有玻璃门；（2）原承租人与和诚公司在房屋尚未施工完毕交付的情况下，预租了连体的24间店铺，并说明整体租赁用途均为餐饮使用。按常理分析，和诚公司不可能再设置每间单独的玻璃门；（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和诚公司无法证明其设置了玻璃门，应对其主张的玻璃门损失，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原审认定澳门豆捞公司与薛金根、张春生之间系转租关系，应承担薛金根、张春生与和诚公司间合同约定的恢复玻璃门设置的义务，错误。（1）原审中，和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转租的事实，且薛金根、张春生也否认了转租。如澳门豆捞公司与薛金根、张春生系转租关系，则和诚公司不应直接向澳门豆捞公司主张权利；（2）根据合同法规定，不同主体间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必须经三方协商一致方可生效。和诚公司与薛金根、张春生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相对方系和诚公司和薛金根、张春生，效力只能及与该双方，虽然薛金根、张春生将餐饮店转让给澳门豆捞公司，但两者的主体不同，薛金根、张春生对外签订的合同义务并没有直接由澳门豆捞公司承接。虽然澳门豆捞公司继续租用该商铺，且按原租金标准金额支付租金，但不能据此推定澳门豆捞公司承受他方的合同义务。5、原审认定澳门豆捞公司违约，错误。澳门豆捞公司没有恢复玻璃门设置的义务，且和诚公司也未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原设置了玻璃门。且澳门豆捞公司已腾空房屋，将钥匙交由物业管理方，且通知了和诚公司，已完成了交房义务，并无任何违约。6、原审认定澳门豆捞公司应赔偿和诚公司2012年11月1日-2013年9月24日期间的租金损失，错误。和诚公司主张澳门豆捞公司未按约定退房导致其受损，要求赔偿损失，但其未举证证明损失确实发生、损失系澳门豆捞公司造成以及损失的具体金额的相关事实。7、原审认定汪尧松的行为无法确定系职务行为，押金可能涉及案外人的权利，不作处理，适用法律错误。汪尧松系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本案中就押金的事宜专门出具了相关说明，说明押金的权属归结于澳门豆捞公司，且房屋实际也由澳门豆捞公司使用。原审认定租赁合同义务由澳门豆捞公司承受，但对租赁合同权利却不予认定，有失公平。综上，澳门豆捞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认为：一、关于和诚公司提供的两份《商铺委托租赁合同》真实性的问题。一审中，对和诚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澳门豆捞公司答辩中只是认为和诚公司既不是房屋产权人也不是承租人，无权以出租人的身份向其主张权利。而其提出的反诉请求却以其与和同诚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为由，主张和诚公司违约给其造成损失，要求和诚公司支付违约金。因此，澳门豆捞公司上述主张前后矛盾。对于和诚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商铺委托租赁合同》以证明其受房东和房屋管理人委托将案涉商铺租赁给澳门豆捞公司，如期满不按约交还房屋的，和诚公司须支付80万元违约金。澳门豆捞公司虽然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但只是认为商铺委托租赁期间从2008年开始，和诚公司2006年5月没有出租商铺的权利，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予以采信。虽然澳门豆捞公司上诉对该《商铺委托租赁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只加盖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字且合同纸质较新，不符合八年前形成事实，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澳门豆捞公司租赁期间作为商铺所有人和管理人对本案双方当事人间的租赁关系从未提出过异议，故二审未采纳澳门豆捞公司该异议，并无不当。二、关于澳门豆捞公司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问题。1、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诚公司在原审中提供了二十间商铺的房屋权属证书证明该商铺属玉宏公司所有；地块商场平面图证明另外四间为物业管理用房的事实。而从和诚公司与房屋所有人及物业管理人签订《商铺委托租赁合同》的内容看，双方明确约定由和诚公司每年向房屋所有人及物业管理人支付租金，和诚公司作为出租人对外签订租赁合同，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因此，原判认定该《商铺委托租赁合同》实为租赁合同，和诚公司为本案出租人，具有本案主体资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双方当事人租赁合同明确约定需要续租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和诚公司协商续租事宜，协商不成的按约解除合同。租赁合同到期后，虽然澳门豆捞公司向和诚公司发函，但该函明确载明双方关于续租事宜尚未达成协议，双方洽商需时间，澳门豆捞公司暂先支付3个月租金，续租事宜双方再行磋商。且澳门豆捞公司发函后，双方一直未签订续租合同。另外，从事后和诚公司与澳门豆捞公司往来函件内容及和诚公司退还了部分款项的行为表明，和诚公司并不同意澳门豆捞公司续租房屋。因此，原审判决未采信澳门豆捞公司提出的双方存在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并无不当。由于双方并未形成3个月租赁合同关系，和诚公司要求澳门豆捞公司按原合同约定退还租赁房屋不存在违约。3、双方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期满，若乙方（租赁人）没有违约、违法行为，且已经付清合同期内的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等所有应支付费用，场地以完整交还甲方（出租人）时（租赁交付时原玻璃门的设置必须恢复原状），甲方在7天内将押金无息退还给乙方。”因此，该租赁合同可以证明租赁房屋原设置有玻璃门。而和诚公司一审中已撤回要求澳门豆捞公司承担玻璃门设置恢复原状费用部分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判决并未作出判决，故租赁房屋原设置是否有玻璃门不属本案审查范围。4、根据查明的事实，薛金根、张春生在租赁期间与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尧松签订的转让协议，将承租的商铺转租给澳门豆捞公司使用，澳门豆捞公司已按薛金根、张春生与和诚公司租赁合同约定直接向和诚公司支付租金，和诚公司也认可该转租行为，且本案诉讼过程中，澳门豆捞公司提出反诉请求，也称其与和同诚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因此，原判认定和诚公司作为租赁合同相对人，以原告身份向澳门豆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并无不当。澳门豆捞公司应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对于原租赁合同到期后至一审诉讼过程中澳门豆捞公司签字确认同意和诚公司将商铺出租他人期间即2012年11月1日-2013年9月24日期间的租金损失，原审判决参照双方合同约定的最后一年租金标准计算租金损失，具有事实依据也未损害澳门豆捞公司利益。另外，对于薛金根、张春生支付的押金问题，由于该款项可能涉及案外人的权利，一审判决在本案中未作处理，由当事人可另行主张，亦无不当。综上，澳门豆捞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孙 奕代理审判员  谭飞华代理审判员  叶捷思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周颖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