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民三终字第2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女，198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竹芬，女，196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晋宁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跃云，男，198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晋宁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某，男，200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晋宁县人。
法定代理人张竹芬，自然情况同上。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段安平，晋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艳因与被上诉人张竹芬、李跃云、李某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3）呈民初字第1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7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确认：2013年6月7日，李艳与杨元万签订建房施工合同，李艳将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房屋承包给杨元万建盖，2013年6月25日，杨元万将该工程转包给陈绍功并签订建房施工合同，陈绍功为实际施工人，李显贵在为陈绍功提供劳务过程中于2013年9月15日从楼梯上跌落，后因救治无效于2013年9月18日死亡。2013年9月24日，李显贵的儿子李跃云与陈绍功、杨元万、李艳就李显贵死亡的赔偿事宜经晋宁县晋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李显贵死亡的补偿费用合计228490元，由陈绍功承担137094元，2013年9月26日付20000元，剩余部分于2013年10月6日前一次性付清；杨元万承担45698元，2013年9月26日付10000元，剩余部分于2013年10月24日一次性付清，李艳承担45698元，2013年9月26日付20000元，剩余部分于2013年10月3日一次性付清。张竹芬系李显贵的妻子，李跃云、李某某系李显贵的儿子。为此，原告张竹芬、李跃云、李某某向一审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李艳赔偿原告45698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根据上述确认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晋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二、被告李艳是否应当就李显贵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焦点一，虽然李艳认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系强迫所致并非自愿，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抗辩理由。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的主持下达成协议，且该协议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事由，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焦点二，李艳作为该房屋的业主，将建房工程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承包人施工，产生人身损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被告李艳应当依照人民调解协议上的约定就李显贵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竹芬、李跃云、李某某赔偿经济损失45698元。
宣判后，上诉人李艳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法院对民事调解协议的性质认定不清，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013年6月7日，上诉人与杨元万签订建房施工合同，将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房屋承包给杨元万建盖。2013年6月25日，杨元万又擅自将该工程转包给陈绍功，并且签订了建房施工合同。陈绍功作为实际承建人，找来李显贵（死者）为其帮忙。由于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约定一切事务以及安全事故都由承建人负责。因此，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参与施工的全过程。2013年9月15日，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老板陈绍功疏于管理，当事人李显贵在喝酒之后仍然故意强行作业，导致不慎从楼梯上跌落，后因救治无效于2013年9月18日死亡。2013年9月24日，在晋宁县晋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上诉人与陈绍功、杨元万以及李显贵的儿子李跃云参与调解。他们单方面要求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由于上诉人不是死者李显贵的雇主，对李显贵的死亡也没有任何过错，再者，建房施工合同也约定上诉人不对施工承担责任。因此，上诉人坚决要求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在调解委员会以及上述其他参与调解的人员的强迫下，上诉人出于对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的错误认识，最后不得不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在订立调解协议时�失公平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的签订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况且，上诉人对李显贵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因此，调解协议明显有失公允。上诉人有权撤销该调解协议。但是，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没有充分注意签订调解协议的过程以及调解协议是否可撤销的性质，，而直接认定该调解协议有效与基本事实不符，该调解协议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第二，上诉人与杨元万在签订建房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双方明确约定，施工中如果出现安全问题由杨元万全部负责。此次事故的发生，也是因为工程老板疏忽大意以及李显贵明知施工危险仍然酒后作业所致。上诉人仅是因为盖房的需要，而将工程交由建筑工程老板承建，并且在选择承建人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承建老板的施工水平等因素，已经充分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建盖房屋的，根本就没有要求承建人有建房资质。因此，上诉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承建方有没有建房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另外，上诉人将工程发包给杨元万之后，杨元万又转包给陈绍功，其间上诉人更不可能知道实际承建人陈绍功的资质。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让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三，本案是雇主责任，承担责任的人应是受害人的直接雇主，上诉人既不是死者李显贵的雇主，对其死亡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被上诉人以此理由对上诉人提起诉讼，属于主体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3）呈民初字第149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张竹芬、李跃云、李某某答辩称：上诉人李艳将房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杨元万建盖，杨元万又将工程转包给陈绍功，上诉人李艳没有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杨元万没有资质，陈绍功也没有资质，最后导致陈绍功的雇员李显贵在施工现场受害死亡，他们均应承担责任。当时在调解委员会调解时，陈绍功承担60%、李艳和杨元万各承担20%的责任，一审按照调解处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李艳的上诉。
二审中，被上诉人李跃云、张竹芬、李某某认可收到陈绍功偿付的137094元，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确认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李艳在本�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就本案而言，在李显贵因建房导致死亡后，为解决赔偿事宜，李跃云、陈绍功、杨元万、李艳于2013年9月24日共同在晋宁县晋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按照约定，杨元万及李艳各应承担45698元的偿付义务，但杨元万及李艳并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履行，故死者李显贵的继承人李跃云、张竹芬、李某某有权依照上述协议要求李艳履行偿付义务，一审法院判决由李艳赔偿李跃云、张竹芬、李某某45698元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李艳称调解协议是被强迫的情况下所签的上诉主张，因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李艳主张自己并不知道陈绍功有无资质，自己不是李显贵的雇主，其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经审查，系李显贵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害死亡而产生的纠纷，因此一审法院按照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处理本案正确，又因李艳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杨元万，杨元万又将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的陈绍功，从而导致本案纠纷的产生，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李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正确的，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艳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2元，由上诉人李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杨章亮
代理审判员 王玉方
代理审判员 奚 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毛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