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73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景兰，女，1961年12月15日出生，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刚，北京市君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海，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奚银萍,女,1964年4月14日出生，北京茂锦波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路，男,1961年7月15日出生，北京茂锦波商贸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员工,住北京市房山区。
上诉人魏景兰因与被上诉人奚银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景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奚银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为借贷关系的事实与其他证据相悖。奚银萍曾在2015年就同一事实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在法庭一再风险提示的情况下，奚银萍仍坚持不当得利诉讼，可见奚银萍并不认为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借贷关系。高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联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娄江涛认可收到过奚银萍的投资款，承认所欠奚银萍的全部债务。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唯一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的证人孙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孙某与奚银萍一样，同向高联公司投资，其投资款也未收回，目前高联公司及娄江涛失联，孙某有同奚银萍一样的心态和目的，均拟通过诉讼将债务转嫁给魏景兰，以挽回其损失，故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除孙某证人证言外，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为借贷关系与交易习惯、常理不符。四、从本案的事实应认定双方之间关系不属于借贷关系，而是代为转账的投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魏景兰与奚银萍之间资金往来关系是奚银萍通过魏景兰的账户向高联公司投资行为,魏景兰的收支款项行为应属代奚银萍转款，是奚银萍自己的投资行为。魏景兰与奚银萍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奚银萍所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除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外，无证据证明属民间借贷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奚银萍的诉讼请求。
奚银萍针对魏景兰的上诉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魏景兰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第一，奚银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魏景兰转借390万元，魏景兰也收到了该款项，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二，魏景兰给奚银萍发送的支付利息的短信，就是魏景兰明确向奚银萍支付利息，由此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三，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因奚银萍孩子上学以及其他朋友索要借款，向魏景兰追索借款的事实。第四，孙某的作证能够证明魏景兰向奚银萍借款的事实，并不是说孙某存在利害关系。第五，娄江涛作为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在不当得利案件中出庭，明确说了奚银萍不是高联公司投资客户，他也不认识奚银萍。另外，在高联公司投资都是要签订协议的，魏景兰与高联公司之间有投资协议，但奚银萍并没有，所以魏景兰一再强调奚银萍也是高联公司的投资客户，但没有证据。奚银萍借给魏景兰390万元后，魏景兰拒绝出具借据，但并不能否定民间借贷关系，如果奚银萍是投资，肯定要与高联公司签订相关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而本案恰恰是魏景兰有投资协议，奚银萍并没有。现在银行转账、网络转账、电信平台转账的形式非常多，双方又是朋友介绍，奚银萍没有及时要求魏景兰出具借据符合常理，奚银萍向魏景兰索要借款发生矛盾才引发了诉讼，魏景兰不给奚银萍出具借条不能否认借款事实。综上，魏景兰的上诉理由都是主观臆断，都是推断或者传来的，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390万元款项是投资行为，而奚银萍提交的证据恰恰直接有效的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有法可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魏景兰的上诉请求。
奚银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魏景兰立即偿还借款350万元及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最高浮动的4倍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奚银萍因未能提交关于利息的书面证据及不想扩大矛盾而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魏景兰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65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奚银萍于2014年4月11日、7月16日、7月17日、8月10日、9月17日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分别向魏景兰打款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30万元、60万元。2014年5月11日至12月17日期间，奚银萍收到848000元，具体情况如下：2014年5月11日48000元，6月8日58000元，7月10日4万元，8月8日66000元（分两次：3万元、36000元），9月15日165000元（分三次：5万元、10万元、15000元），10月17日201000元（分三次：65000元、10万元、36000元），11月13日99000元（分两次：39000元、6万元），11月17日36000元，12月12日99000元（分两次：39000元、6万元），12月17日36000元。除2014年10月17日和12月7日两笔36000元款项为王连军支付外，其他款项均为魏景兰向奚银萍银行账户转账。2015年1月16日，魏景兰向奚银萍支付30万元。2015年5月12日，魏景兰向奚银萍支付10万元。
2015年7月，奚银萍以魏景兰向其借款390万元为由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魏景兰返还350万元，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经法官当庭释明，奚银萍表示不变更案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1086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奚银萍与魏景兰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不当得利，裁定驳回奚银萍的起诉。上述裁定作出后，奚银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2016)京02民终6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奚银萍向一审法院提交2015年7月15日与魏景兰的短信，2015年5月8日、5月17日、6月15日的录音材料，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其与魏景兰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其中，魏景兰发给奚银萍的短信内容如下：小奚，9月份15日共打息三笔，一笔5万，一笔10万，一笔15000元，共计165000元整。录音显示奚银萍向魏景兰要钱，魏景兰表示“小奚，不瞒你说，我的融资成本太大了，我这也净是追着要钱的，我这能挤出10万、5万的我都给你打过去”。证人孙某出庭表示奚银萍借给魏景兰钱款。魏景兰对短信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这是高联公司给付奚银萍的投资回报；对录音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该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事项，另外认为这些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投资回报的时间为每月8日，与投资协议约定一致，奚银萍帮其卖房，从来未提及以房抵债还款的方案，与常理不符；认可证人为中间人，但证人也是高联公司的投资方，与该案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不认可。
魏景兰提交不当得利案件中的开庭笔录、欠款证明、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收款证明及魏景兰、王连军银行账户流水，并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其接收奚银萍资金仅为代收行为，代奚银萍向高联公司投资，并非向其借款。开庭笔录显示魏景兰申请娄江涛出庭作证，娄江涛称其为高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联公司主要经营资产理财产品，魏景兰和奚银萍都是其公司客户；经法官询问，娄江涛表示与魏景兰有书面合同，当时高联公司只对着魏景兰，不知道其他客户，公司出现问题后，在2015年3月、4月才知道奚银萍的，查了转账记录才知道有些投资回报是给奚银萍的。欠款证明为娄江涛出具的孙某在高联公司理财情况。投资合作协议书为高联公司与魏景兰于2014年2月20日签署的，内容为魏景兰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交予高联公司代为投资合作，魏景兰出资1693811元，魏景兰合作资金不低于50万美金。投资收款证明为娄江涛出具的奚银萍的投资收款情况，魏景兰称王连军为高联公司工作人员，王连军向奚银萍打款能证明涉案款项为投资款项。魏景兰和王连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在收到奚银萍打入的款项后，魏景兰当日或隔一两天将款项（其中有三笔多于奚银萍打入的数额）打入王连军的账户；2014年5月11日至12月17日期间，魏景兰多次向奚银萍打款，2014年10月17日和12月7日王连军向奚银萍分别打款36000元，共打款数额为848000元。证人宋某称其于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期间在高联公司担任出纳，奚银萍和孙某都是作为投资人向高联公司投资，每月8号给投资人打利息，现在其为魏景兰的私人会计，在高联公司时魏景兰也给其发放工资。奚银萍对开庭笔录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娄江涛没有提交其在高联公司的相关资质；对欠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欠款证明不应当在债务人手中，不能证明孙某是高联公司的投资客户；对投资合作协议书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恰可以证明魏景兰为高联公司的投资客户，如果奚银萍是投资客户也要签订协议书，也可以证明魏景兰向自己借款是为了搞投资；对娄江涛出具的投资收款证明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银行账户流水真实性认可，魏景兰未提交王连军的保险证明，故不认可其身份，王连军支付的两笔款项是魏景兰以其名义向自己偿还的；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证人与魏景兰有利害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证人在高联公司做出纳。
经一审法院询问，关于第一次起诉为何案由为不当得利，奚银萍表示按照法律实践，没有借条的话一般先排除民间借贷关系，再按不当得利起诉，所以代理人根据其诉讼经验先按不当得利起诉。经询问，魏景兰表示现在找不到高联公司和娄江涛。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具体到该案，焦点问题为魏景兰接收奚银萍390万元的性质，奚银萍主张是借款，魏景兰主张为代收行为，系代奚银萍向高联公司投资。为了证明己方观点，双方均提交了一定的证据。奚银萍提交了与魏景兰之间的短信、录音材料，并申请中间人孙某出庭作证；短信中有魏景兰关于利息的表述，录音材料中显示奚银萍催要钱款时魏景兰表示会尽快付款，魏景兰虽不认可证人孙某的陈述，但认可证人孙某是中间人。魏景兰提交了不当得利案件中的开庭笔录、娄江涛出具的欠款证明、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收款证明，并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虽娄江涛在不当得利案件庭审中表示奚银萍为高联公司的客户，但表示在高联公司出问题前不知道奚银萍为其公司客户，也不知道向奚银萍支付了投资回报；魏景兰未提交娄江涛和王连军、宋某的工作证明，投资合作协议书仅为魏景兰与高联公司所签署，证人宋某自称为魏景兰的私人会计，与魏景兰有利害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奚银萍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魏景兰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故一审法院采信奚银萍关于前述390万元为借款的主张，奚银萍与魏景兰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奚银萍因未能提交关于利息的书面约定而主动将魏景兰支付的全部款项共计1248000元从390万元中予以扣除的做法，一审法院不持异议，魏景兰应当向奚银萍偿还前述借款，故奚银萍要求魏景兰偿还借款2652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判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魏景兰向奚银萍偿还借款二百六十五万二千元。
二审中，魏景兰申请证人付某到庭作证，付某陈述：“魏景兰是我爸爸的同学，我跟其他人不认识。2015年上半年因投资失利，我才参与进来，我们一起跟娄江涛见面，准备运作交易平台，把钱弄回来。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兴远大宾馆，当时有魏景兰、奚银萍、娄江涛和我；第二次见面是在天通苑，当时有魏景兰、奚银萍、娄江涛、孙姐（孙某）和我。投资人一共有四次见面。后来交易平台没有形成，2015年11月之前一直商讨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作为投资人的身份与娄江涛交流、协商。对于投资来讲，应当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奚银萍对付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有利害关系。
二审中，奚银萍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佐证。
本院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对于涉案款项的性质，奚银萍主张系魏景兰向奚银萍的借款，魏景兰则主张系奚银萍向高联公司的投资。为证明己方观点，当事人双方各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定的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各自提交的证据，结合相关证人的证言，一审法院认为奚银萍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于魏景兰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并采信奚银萍的主张，判定涉案款项为奚银萍向魏景兰出借的款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虽然付某作为魏景兰的证人到庭作证，但其证言仍达不到魏景兰否认借款性质的证明目的。在现有证据情况下，本院难以采纳魏景兰的上诉主张。
综上，魏景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016元，由魏景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种仁辉
审 判 员 钱丽红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朱 玥
书 记 员 朱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