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6民终5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夫顺，男，1961年12月12日出生，住山东省临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林，山东新空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承全，男，1954年5月13日出生，住山东省阳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美英，女，1953年2月10日出生，住山东省阳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海东，男，1978年1月7日出生，住山东省阳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霞，女，1979年3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阳信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洪民，山东春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夫顺因与被上诉人曹承全、雷美英、曹海东、张志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7）鲁1622民初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新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夫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基础施工费和框架施工费补偿款634568元，并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05497元，共计740065元。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定性错误。原审法院把本案的案由定性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显然错误。1、上诉人在提起诉讼时是以不当得利提起的，因为原审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认为本案应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提起诉讼为由，让上诉人修改了起诉状的部分内容，如果不修改就不予立案，上诉人只能按原审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的要求修改。但案由并不以立案庭确定的案由作为最终案由的认定，应以实际查明的事实确定案件案由。2、上诉人提起诉讼时，以不当得利为由仅对被上诉人曹承全及其妻子雷美英提起诉讼，曹承全显然不是建设工程的主体。因为上诉人在提起诉讼时掌握了被上诉人曹承全领走上诉人补偿款的相关证据，才以不当得利为由对被上诉人曹承全提起的诉讼。被上诉人曹海东和张志霞是上诉人在提起诉讼后追加的被告，追加的理由是被上诉人曹承全受曹海东和张志霞委托领走的上诉人的补偿款。因此，上诉人提起诉讼显然是索要被上诉人曹承全领走的本应当属于上诉人的补偿款，并非建设工程施工款。3、上诉人是依据滨州市华腾资产评估事务所鲁滨华评字（2013）第24号阳信县华旭化学溶剂有限公司拆迁补偿《评估报告》和阳信众泰房地产估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旭化学溶剂有限公司房产现状估价表》计算的诉讼请求数额，并非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材料提起的诉讼。根据阳信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蒋洪臣、文士祥、马洪安、刘彬彬、尚春波、劳勇军等的支取凭证，足以证明阳信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直接对各施工人的施工根据评估价值进行的补偿，上诉人应得补偿被被上诉人曹承全领走。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对被上诉人曹承全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原审法院把本案案由定性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显然属于定性错误，本案应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1、原审法院以“涉案建筑物被拆除后参照物已经不存在，导致本院无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的施工价值进行评估，应视为其怠于行使权力，其不能提供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应视为举证不能”的认定，并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显然认定事实错误。涉案阳信华旭化学溶剂有限公司的所有设施已经由阳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委托鉴定和估计，无需再进行评估。滨州市华腾资产评估事务所鲁滨华评字（2013）第24号阳信县华旭化学溶剂有限公司拆迁补偿《评估报告》中苯一酮车间基础、二酸车间基础、成品车间基础、包装车间基础经评估价值合计1341989元。四个车间基础是上诉人购买的底角螺栓，并安放，文士祥负责地面施工，该评估价值扣除文士祥施工部分估价值1090841元（该1090841元是文士祥应当领取的补偿款，上诉人已经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剩余251148元就是上诉人底角螺栓的价值；阳信众泰房地产估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旭化学溶剂有限公司房产现状估价表》中两个车间的钢结构框架和简易棚的评估总价合计是383420元。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诉求的请求数额，而原审法院仍以上诉人不能提出充分证据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中上诉人提交蒋洪臣、文士祥、马洪安、刘彬彬、尚春波、劳勇军等的支取凭证，足以证明阳信县华旭化学溶剂有限公司拆除后，阳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根据评估价值对施工人进行补偿的事实；上述领取补偿款的人员都是阳信县人，上诉人不是阳信县人，被上诉人故意隐瞒施工人领取补偿款的事实，欺骗上诉人，即使在上诉人索要工程款时也不把该事实告诉上诉人，致使上诉人不能及时领取该补偿款。华旭公司的其他施工人员按照阳信经济开发区委托评估的价值进行补偿，为什么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按照工程核算的工程量来计算呢？原审法院的认定不仅违背了事实，也违背了阳信经济开发区对于华旭公司拆迁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上诉人的补偿款最后由被上诉人曹承全领走，这足以说明上诉人不能领走补偿款是被上诉人精心策划、隐瞒上诉人的结果。曹承全与阳信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领走剩余项目拆除补偿款的协议书，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曹承全领走了上诉人应得补偿款，把本应属于上诉人的补偿款私自领取占有。3、在原审中虽然上诉人通过宋德星向被上诉人曹海东提交过工程结算表，但上诉人提交该结算表时并不知道阳信华旭化学溶剂有限的设施拆除后按照评估价值进行补偿的事实。宋德星与被上诉人曹海东均故意对上诉人隐瞒了这一事实，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实现，并被曹承全领走，对于这一事实，原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侵犯了上诉的合法权益。4、原审中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曹承全虽然受上诉人曹海东和张志霞的委托领走上诉人补偿款，但曹承全无法证明其向曹海东和张志霞交付该款项的相关证据，应认定曹承全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曹承全领走的上诉人的补偿款应依法返还上诉人，并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5、原审上诉人提交的购买原材料的收据，购货发票等十二分，共计金额323077元，人工费支出费收条六份，金额15800元，是上诉人在华旭化学溶剂公司施工时的实际费用，且单据形成的时间与上诉人施工的时间相符，理应依法予以认定，原审法院确不予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了上诉人在华旭公司的施工的事实和施工范围，那么该证据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符。原审法院对改组证据不予认定显然违背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给上诉人一个公道。
曹承全、雷美英、曹海东、张志霞辩称，刘夫顺混淆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当得利、补偿款纠纷的法律概念。结合本案，1、刘夫顺主张钢结构施工费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曹承全、雷美英不是合同当事人，刘夫顺列其为被告无法律依据。刘夫顺主张工程款应持书面合同、法定施工资质文件、竣工验收证明和结算文件主张权利，但刘夫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法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不当得利是指当事人获取利益没有法律依据。曹承全接受曹海东、张志霞的委托，代为收取补偿款，该法律行为合法有效，刘夫顺主张不当得利有违法律规定，依法亦不应得到支持。3、本案不是补偿款纠纷，涉案的补偿款补偿的对象是曹海东、张志霞，而非刘夫顺。确定补偿款的评估文书系曹海东、张志霞与开发区管委会之间为确定拆除补偿金额所进行的，刘夫顺在该拆除补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与刘夫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另因，曹海东、张志霞在筹建华旭公司时前期支出了巨额费用，包括策划、设计、环评、立项等，有许多费用支出没有正式发票，对此，开发区管委会是明知的，为了少让曹海东、张志霞蒙受损失，因此，在评估时增大了评估金额。因此，评估文书中的评估项目及金额与刘夫顺等施工工程款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简单加减计算而来。刘夫顺无权依此视为与曹海东、张志霞之间的结算文件来主张工程款。因此，刘夫顺无论依据何种理由，在其没有法定证据的前提下，其主张均不能成立。曹海东、张志霞根据刘夫顺已完成的极少的工程量即二个车间的框架（未封顶、未安门窗、未封闭墙体）、四个车间的地脚锣栓的位置摆放标记(在混凝土中下锣栓由文士祥完成），总工程款不超过10万元，曹海东、张志霞已付10万元。刘夫顺当时因没有能力组织施工，当施工至上述程度时即自行停工。后刘夫顺明知曹海东、张志霞筹建公司过程中形成的建筑物于2013年初因违建已全面停止施工，面临拆除，其更未施工。因双方对已完成工程量产生的工程款心知肚明，不会超出已付的10万元，因此，刘夫顺未向曹海东、张志霞主张任何权利。后刘夫顺为获取非法利益，向宋德星提交了300791元的结算表，但曹海东、张志霞认为刘夫顺的主张违背事实，不予认可。自此，曹海东、张志霞处理了全部涉华旭公司筹建期间全部债务，期间刘夫顺未提出任何异议，实际上刘夫顺已默认了10万元的已付款与其已完成的工程量相当。根据刘夫顺自已提供的购货单证实，锣栓价值才18000多元，怎么会成为刘夫顺认为的评估文件中简单相减后的251148元呢？这与总施工面积也明显不符。该251148元中仅包含了刘夫顺大约1万左右的锣栓款，余款与刘夫顺无关。结合刘夫顺认可的我方提供的当时施工照片，和刘夫顺提供的结算表，评估文件中二个钢结构框架的工程款绝对不会是382856元。刘夫顺之所以后来违背基本事实恶意主张巨额工程款，是其在得知上述本与其无直接关系的评估文件后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恶意进行的。试想，如果评估文件中评估的涉案工程款少于10万元时，那么，刘夫顺是否还以此为据向曹海东、张志霞退还差额，当然其不会。据此，该评估文件在本案无关，并无证明力。刘夫顺在一审诉讼中曹海东、张志霞举证前做了大量虚假陈述。1、其故意隐瞒了曹海东、张志霞已付10万元的事实。2、其故意隐瞒了在施工终止时曾向宋德星交付已完工程量结算单的事实。3、四个车间的基础施工是由文士祥完成的，而刘夫顺故意说成是其完成的。4、刘夫顺向宋德星提交的结算单虚增了材料单价和数量及人工费，即是刘夫顺当时做了大量虚增，其主张的总价款才30万元（未去除已付10万元），亦与其现在主张的634568元相差甚远。其他人员从开发区支取工程款均系经曹海东、张志霞核算认可后才支取的，双方之间不存在争议，与刘夫顺的恶意主张明显不同，没有任何可比性。刘夫顺以此为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无论是一审起诉还是本次上诉均严重违背基本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夫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基础施工费和框架施工费634568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5497元，共计74006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曹海东、张志霞系夫妻关系，被告曹承全、雷美英系夫妻关系，被告曹承全、雷美英系被告曹海东之父母。华旭公司于2012年开始筹建，尚未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被告曹海东、张志霞作为该公司的负责人对外开展活动。2012年9月份，原告刘夫顺经宋德星介绍，承包了华旭公司建设仓库和车间的工程并进行施工。施工范围是为华旭公司的苯丙酮车间、二酸车间、成品车间和包装车间购买底角螺栓及安放和建造两个不锈钢结构的仓库。2013年年初，涉案工程的不锈钢仓库框架尚未安装完毕，因为华旭公司未办理审批手续，其建设的办公楼、仓库和车间属于违章建筑，被卫星航拍后阳信县人民政府责令其停止建设并限期拆除。至此，原告为华旭公司所做的施工有不锈钢框架两个，并为四个车间的基础购买、安放了底角螺栓。该四个车间的其他基础建设由文士祥施工并完成。另查明，原告对涉案工程的建设并无相应资质，其也未与被告曹海东、张志霞签订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被停工以后，原告未能与被告曹海东、张志霞就已经施工完成的工程部分达成一致的结算意见。华旭公司在建设的过程中，除原告刘夫顺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以外，华旭公司还同时进行了办公楼基础、砖地面、排水管道等其他建设。该公司在拆除以前，经阳信县人民政府委托，由滨州市华腾资产评估事务所、阳信众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华旭公司所进行的全部工程和建设的造价进行了评估，并依据所评估的价值对华旭公司做出了相应的补偿，由阳信县开发区经济管理委员会代为申领补偿款并负责发放。其中包括文士祥在内的其他施工人均与曹海东、张志霞进行了结算，并经曹海东、张志霞同意自阳信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领取了相应的工程款。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案由应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是不当得利；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夫顺经宋德星介绍到被告曹海东、张志霞设立的华旭公司工地施工，其虽未与被告签订书面施工合同，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原告在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即为要求被告返还基础施工费、框架施工费及损失，故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原告在庭审中关于本案的案由应当定性为不当得利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华旭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其建设的仓库、车间及其他设施被卫星航拍定为违法建筑而拆除，在拆除之前阳信县人民政府委托鉴定机构对华旭公司所有的财产进行了评估，并依据评估价值对该公司做出了相应的补偿，该拆迁补偿款的补偿对象及享受主体应当是华旭公司，而不是在该公司施工的施工人。其他施工人自阳信县开发区经济管理委员领取工程款系经与被告曹海东、张志霞达成一致结算意见并同意其到开发区管委会领取，原告刘夫顺的施工范围及施工价值均不能与被告达成一致的意见，且被告不同意其按照拆迁补偿款进行主张，其在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也不是要求拆迁补偿款，故对原告在庭审中要求按照拆迁前的评估价值主张相应补偿款的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刘夫顺在施工前未与被告签订施工合同，在停工后亦未及时与被告进行结算并达成一直的结算意见，涉案建筑物被拆除后参照物已经不存在，导致本院无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的施工价值进行评估，应视为其怠于行使权利，其不能提供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诉讼请求，应当视为其举证不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刘夫顺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要求被告曹海东、张志霞给付基础施工费和框架施工费63456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刘夫顺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5497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曹承全受被告曹海东、张志霞委托自阳信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领取拆迁补偿款，并出具了相应的委托手续，其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依法不应承担向原告支付上述费用的民事责任。被告雷美英自始至终未参与涉案工程的建设及相应工程款的申领，依法不应承担向原告支付上述费用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对原告刘夫顺要求被告曹承全、雷美英、曹海东、张志霞给付基础施工费和框架施工费634568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05497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夫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00.65元，申请保全费4270元，由原告刘夫顺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夫顺的起诉状所列被告为曹承全、雷美英，诉讼请求是“被告给予（原为“返回”）基础施工费和框架施工费634568元，并赔偿损失105497元”，事实与理由中认为“被告领走应当补偿给原告的补偿款（原有“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划掉），应当依法返回原告”。追加曹海东、张志霞为被告的理由也是“曹承全领取补偿款是受曹海东、张志霞的委托，曹海东、张志霞可能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庭审时进一步明确主张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而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本案中，上诉人刘夫顺在一二审中均坚持按不当得利主张权利，因此，本案应按不当得利纠纷进行审理。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审查上诉人刘夫顺主张被上诉人曹承全、雷英美承担返还不当得利责任，要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判断。就本案而言，首先，曹承全领取拆除补偿款是代表阳信县华旭化工溶剂有限公司，由2013年11月4日山东阳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阳信县华旭化工溶剂有限公司的协议书印证，被上诉人取得款项并非没有法律依据，而是以合同为基础；其次，曹承全主张领取的拆除补偿款已经交付给了阳信县华旭化工溶剂有限公司的投资人曹海东，曹海东也予以承认；再次，拆除补偿的双方是山东阳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阳信县华旭化工溶剂有限公司，上诉人刘夫顺不是接受补偿的当事人，山东阳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即使在发放过程中有向阳信县华旭化工溶剂有限公司之外的他人支付款项，也不必然推定上诉人刘夫顺是补偿款的直接权利人。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夫顺的主张，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当事人坚持自己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仍然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审理欠妥，但鉴于二审按照不当得利的案由予以审理，并认为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对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上诉人刘夫顺仍有提供证据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另行主张支付工程款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由上诉人刘夫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景晨光
审判员 王 琳
审判员 孙兴春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张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