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281民初1984号原告：张连冬，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遵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平。被告：夏玉杰，男，1960年9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遵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原告张连冬与被告夏玉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各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连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15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夏玉杰常年从事贩卖苗木生意。2018年4月1日，原告经朋友介绍找到被告，要求其向原告提供大约15万棵左右的板栗树苗，规格为：粗0.8公分，高80公分朝上，被告允诺。当日，原告向被告预交购买板栗树苗定金5万元，随后，在2018年4月3日，被告向原告提供一车大约4.32万棵板栗树苗。货到后，经原告查验合格接受，并将该车树苗款付清。原告见被告能够按双方口头约定履行，便又向被告指定的账户汇款4.5万元，要求被告提供大约3万棵左右板栗树苗。在被告向原告提供第二车大约3万棵板栗树苗时，原告查验该批树苗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规格要求，便拒绝接受。被告见原告拒绝接受该批树苗，便向原告承诺一定按原告的要求提供板栗树苗，但在事隔七八天后，原告向被告索要板栗树苗，被告以各种理由搪塞。随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预付款4.5万元时，被告便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付。由于板栗树苗为季节性苗木，现在已过栽种期，因被告违约行为，已耽误原告正常的生产经营及给原告带来的预期利润，故提起本诉。被告夏玉杰辩称，2018年4月1日，原告通过刘某（种苗站站长）找到被告，要求被告帮忙购买板栗树苗，被告遂联系辽宁抚顺人辛某，询问购买树苗事宜。同时，刘某和原告提出，在苗木款中给原告提成0.1元/棵。原告出资5万元，并要求被告出资3.4万元向辛某购买6万棵树苗，并约定苗木出卖后把被告的出资和提成款一并返还被告。因辛某的苗木不足，只有4.32万棵，被告帮原告购买下来，原告收货后卖出，后将被告的出资和提成款交付给被告。至此，该笔交易完成，而并非原告起诉主张的购买15万棵苗木。2018年4月6日，原告给被告打电话询问辛某是否还有苗木，想再进货5至6万棵。被告遂向辛某询问（当时刘某在场），辛某称只有3万多棵，并称上次的不赚钱，这次涨价1.5元/棵。被告于是把上述信息转达给原告，并同时告知原告苗木涨价，不用再给被告提成，3万棵需要4.5万元，原告把钱给辛某打过去就会发货。于是原告向辛某账户转账4.5万元。辛某收到苗木款后给原告发货，原告收到货物后以不合格为由拒收并通知了被告。辛某提出解决方案，运费由辛某承担，并请被告帮忙将不合格的苗木挑出由辛某负责退款，合格的苗木交给原告，原告同意上述解决方案。于是被告雇佣人员挑拣不合格苗木并承担了1000多元人工费。在挑拣完合格的苗木准备交付原告时，原告违背承诺，不同意接受合格苗木，要求退款。被告遂联系辛某退款，辛某表示已经商量完毕的方案又突然改变，不接受退款条件。后原告将被告起诉。在发现苗木存在质量问题后，原告本有多种经出卖人辛某同意的处理方案可以选择，即可以选择不卸车当场退货并退款，可以选择挑选不合格苗木并将剩余合格苗木收货并出卖，而恰恰相反，在选择挑选合格苗木后却拒绝收货，增加了损失。原告作为苗木经营者，其完全知道对苗木产品拒收会造成重大损失，原告存在重大过错，原告应对所有损失承担全部责任。被告为了原告的利益积极采取了合理的补救措施，原告理应承担被告支付的人工费用。在第二批苗木的买卖过程中，被告只是为原告和辛某联系并沟通有关信息，是无偿的，且出于帮忙原告的考虑。在这笔交易中，付款方为原告张连冬，收款方为辛某，发货方为辛某，收货人为张连冬，辛某是基于原告支付的4.5万元货款而发货，原告是基于支付4.5万元货款而取得苗木的所有权，由此可以认定该笔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为辛某，买受人为原告张连冬，被告与该笔交易无任何合同关系，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被告在收取原告5万元购苗款时，是应原告要求打的定金收据，其性质为第一笔苗木的购苗款，并非合同意义上的定金性质，且该笔5万元已作为购苗款支付给出卖人辛某，被告在此笔交易中已经获利，并将被告的垫付款和提成款支付给被告。退一步讲，即使算作定金也是第一笔交易的定金，第一笔交易已经结束，与发生争议的第二笔交易无任何关系，原告再主张定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转款4.5万元要求购买板栗树苗，原、被告之间因此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什么；二、原告主张的购买该批板栗树苗不符合约定要求的事实是否存在，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原告主张的损失情况，被告对该损失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收条一张，用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内容为：”今收到定金伍万元正2018.4.1号收款人：夏玉杰”；证据二、手机汇款记录截图和中国农业银行柜台客户凭条，用以证明原告按被告要求向被告指定的辛某账户转款4.5万元；证据三、2018年4月8日原、被告之间的手机通话录音光盘，证明因被告提供的树苗不符合规格，原告要求被告退回并退款；证据四、原、被告微信聊天截图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3万棵树苗交易的信息；证据五、2018年4月9日至10日的通话录音，其中2018年4月10日张连冬与夏玉杰的通话录音中，张连冬曾问”当时东北那15万棵苗心里有点数不”，夏玉杰答”我去的时候有十五六万，看来着，我在地里转来着，这都过去一个多月了”，张连冬问”那时候说十五六万棵，为啥现在没了”，夏玉杰答”肯定有，让别人给涮了”，张连冬问”咱们答应人家的事能完成不”，夏玉杰答”别弄了，快待着吧，听我的吧，这几天把这点事弄清得了”；2018年4月9日张连冬与曾晓东的通话录音中，曾晓东称”他（夏玉杰）可能定了15万的苗”；证据六、张连冬与夏玉杰4月6日9点到11点的通话记录，证明原告不认识辛某，只是与夏玉杰联系，夏玉杰让原告给辛某付款；证据七、署名汤江显和肖树令的书面证言，用以证明原告向辛某打款是受被告指示，原、被告之间买卖关系是存在的。被告夏玉杰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对真实性无异议，当时收到5万元是被告与原告共同出资向辛某购买苗木，该收条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4月1日，原告经刘某找到被告，想买6万棵板栗树苗，1.4元一棵，一共8.4万元。最初张连冬想向被告账户打5.4万元，后来不能打款就给被告的现金5万元，被告出资3.4万元。4月2日以被告的名义把钱打给辛某，辛某做树苗买卖生意的。辛某在辽宁丹东给被告装了4.32万棵树苗，实数是45080棵，合格是43200棵，因为不足6万棵，剩余钱数退还被告。张连冬在高速口接的货，4月3日刘某给被告打电话，在刘某的办公室张连冬把被告实际垫付款和1棵1毛钱的提成给了被告；关于证据二，该证据说明原告向辛某转款4.5万元购买板栗树苗，第二笔买卖合同当事人是辛某与原告，被告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与被告无关。被告将辛某的账户给付原告，不构成被告对原告的指示性汇款；关于证据三，被告在录音中已经说明被告只是起协调作用，7号与辛某打电话说明此事。此录音是原告别用有心的套被告话。录音没有经过被告允许，不合法。原告私自录音，听不清被告所说，具有片面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证据四，对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被告在原告与辛某买卖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并不能证明其他事实。第三页能够证明被告只是传递信息；关于证据五，通过原、被告之间的通话以及晓东（录音里名称）的陈述可以看出，在原告与辛某第二笔交易发生纠纷后，被告作为中间人，在积极的帮助协调处理善后事宜。虽然原告称不认识辛某，但并改变不了辛某作为合同出卖方的地位，并且晓东作为第三方也一直主张原告与辛某协商处理，被告在双方的买卖关系中一直处于中间人地位。原告主张订购15万棵树苗都是自己的单方表述，目前也无证据证明原告想通过被告订购15万棵（实际是订购6万棵，因苗木不足，发货4万余棵，且已交易完毕）。完全是其与辛某的第二笔交易发生纠纷后，找不到苗木出卖人，将第一笔已经完毕的交易掺杂在一起，并将5万元预付款当做定金，来向并非合同相对方的被告主张权利；关于证据六，原、被告的通话记录只是客观记录在商业买卖中双方的通话行为，被告作为中间人与买卖双方的电话联络沟通是正常的，不构成原告所述原告与被告有通话记录构成合同上的出卖方；关于证据七，汤江显和肖树令的证人证言内容高度一致。即使打款有打款记录就行，不用找这么多证人，而且3人关系密切，所以证言不可信。该2份证言只是转述原告的话说将苗木款打给被告指定的账户，双方没有亲自看见把款打给谁，与本案关联性极低。2位证人说同时到的银行打款，可以通过后续调取银行监控证实证人所述真假。原告张连冬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原告要求被告提供15万棵树苗，当时约定了规格，由原告给付被告5万元定金，被告打了定金收条；关于证据二，原、被告双方有买卖关系，原告与辛某并不认识，原告是按照被告指示打的款，被告从事苗木贩卖生意，原告与被告有买卖关系，被告已收到原告定金，被告要求原告向哪打款原告方就向谁打款。夏玉杰从何处购买树苗与原告无关；关于证据三，原告要求被告提供3万棵树苗，被告提供的树苗因为没有达到双方的约定，被拒绝验收，并要求被告返还4.5万元的树苗款，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搪塞；关于证据四，原告向被告购买树苗，被告属于贩卖树苗生意的人，被告手里没有树苗，从别人手买树苗再卖给原告，所以有些信息被告要告知原告，被告提供的树苗未达到原告要求，原告拒绝查验，这是原告与被告购买树苗的证据之一，与电话录音、打款记录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关于证据五，这是事后原告向夏玉杰理论，夏玉杰存在违约行为的录音材料。虽然夏玉杰在此番说话中已注意到其违约，想尽办法推卸责任，妄想自己变为中间人的身份。但无论怎么狡辩，也能看出当时原告向夏玉杰订购的树苗为15万棵左右，夏玉杰是认可的，从而也能说明原告的主张成立，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被告在这组录音中的辩驳是前后矛盾的，但能证明原告与辛某不认识，只有夏玉杰认识，夏玉杰从何处购买树苗与原告无关，夏玉杰对原告的违约行为，原告不能向他方主张权利；关于证据六，通话记录虽然属于间接证据，但是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关于证据七，该2份证言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原告是受夏玉杰指示向辛某打款，由夏玉杰向原告提供辛某的账户。被告夏玉杰主张：被告只是中间人，起中介作用，被告没有从中收取费用，原告提交的证据都是辛某给被告传递信息，被告再传给原告。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辛某与被告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据二、张连冬与夏玉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三、申请本院向刘某调查取证，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对刘某做调查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请将你知道的相关情况如实讲一下。：我是遵化市林业局种苗站站长，苗站在黎河桥附近。我与夏玉杰是在2017年春因为树苗业务认识的，2018年春天时夏玉杰在东北，给我打电话说那儿有栗树苗，问我有下户不，我当时说没有。我与张连冬认识有两三年了，张连冬和其他人租种苗站后面的地，我们认识的。张连冬找我说需要栗树苗，我想起来夏玉杰说他那儿有，我就问夏玉杰，夏玉杰说有，在东北那儿是一块三一棵，东北那儿的卖家一棵提一毛钱，夏玉杰说没他的好处，那时张连冬和夏玉杰还不认识，张连冬说一棵给夏玉杰加一毛钱，这样就是一块五一棵。夏玉杰说中，然后就让打款，夏玉杰把他一个农行卡号发到我微信上，张连冬和我开我车去的，到遵化南关的银行打了几次都不行，说对方卡号有误。当时我给夏玉杰打电话说打不进去，夏玉杰说对方，也就是东北的卖家催款，张连冬说取现金去，他就从家拿的现金5万元。因为我来了客人，张连冬拿了现金以后我就开车拉着他去了圪塔坨村附近的宏盛饺子馆，我把夏玉杰也叫到宏盛饺子馆，在那儿给的夏玉杰，打条了，具体怎么打的我没看见。一开始说是定一车，6万棵，具体拉来多少我不清楚了。第一车树苗拉来以后张连冬找我说把钱给夏玉杰，是在苗站我办公室给的，具体给多少我不清楚，我有事出去了，除了张连冬和夏玉杰没有别人在场。以后的事，包括他们之间是否还有其他交易，我不清楚。？你与夏玉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还留着吗？：我没有删。？你提供一下手机，法庭将你手机中夏玉杰发卡号的内容拍照”。原告张连冬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至二，该2份微信语音记录能够证实夏玉杰与辛某有购销苗木的民事行为，但不能证实原告与辛某订立了购销苗木的意思联络。原告与辛某不认识，夏玉杰也未向原告提供辛某的任何信息。辛某的卡号是夏玉杰提供，打款也是夏玉杰指使原告，4月13号以后的语音记录不能反映出夏玉杰具有居间人身份，夏玉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居间人的法律地位，其是想逃避责任；关于证据三，原告与夏玉杰认识是通过刘某介绍的，后原告问夏玉杰能否提供15万棵树苗，夏玉杰称能够，并且夏玉杰要求原告如果要15万棵树苗需要交5万元定金，作为买卖交易的担保，原告交款是在宏盛饺子馆交给夏玉杰定金5万元，由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买卖关系存在。具体原告与夏玉杰的交易细节，刘某没有参与，不知情。对照片没意见。被告夏玉杰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至二，如果被告是出卖人，则原告只需打款给被告即可，被告只是中介作用，为原告与辛某之间购买树苗搭桥。如果被告与辛某存在买卖关系，被告不需要向原告提供其与辛某聊天记录的账户；关于证据三，刘某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回避了主要问题。一是原告张连冬通过被告夏玉杰购买6万棵苗木，当时刘某在场；二是关于5万元购苗款，被告是应原告要求写成定金，刘某也在场；三是原告将第一笔苗木出卖后，将被告垫付的钱和提成款一起付给被告，刘某也在场。刘某也证实东北的卖家一棵提一毛钱，原告张连冬也给被告夏玉杰一棵提一毛钱，客观印证了被告只是作为中间人拿提成，而并非苗木卖家，非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本院当庭按被告夏玉杰提供的辛某手机号码与辛某联系，辛某称：”我不认识张连冬，认识夏玉杰。我与夏玉杰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春天要我帮他代买点树苗，他过来看，我拉他看好树苗以后他拉走了。夏玉杰在我这儿买过两三回，经我手买过两次，他自己买一次。第一次买了43000棵，第二次买了31000棵，第一次给我打了6万元，第二次打了45000元，给夏玉杰返回7000元，夏玉杰每棵收代办费1毛钱。45000元是谁给我打的钱不知道，我和夏玉杰两个人做的”。原告质证认为：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买卖关系成立，辛某认可与原告不认识，说明第一笔款是6万元，由夏玉杰给付。第二笔辛某也认为是夏玉杰给付的4.5万元，辛某给夏玉杰7000元，一棵树提1毛钱，证明夏玉杰在本案不是中间人的身份。由于夏玉杰长期从事贩卖苗木生意，与原告建立买卖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其为了从中谋取利益，是必然的事。被告夏玉杰质证认为：4月7日下午树苗到了后，原告说树苗不合格，辛某说把粗0.8公分，高80公分以上的挑出来给张连冬，剩下的先用土培上，辛某给夏玉杰打过4000元运费，3000元卸车等费用，被告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连冬与被告夏玉杰经遵化市林业局种苗站站长刘某介绍认识。2018年4月1日，原告张连冬给付被告夏玉杰现金5万元，被告为原告出具了内容为”今收到定金伍万元正”的收条一张。原告称其交纳的5万元为欲购买15万棵板栗树苗的定金，被告称原告系为购买6万棵板栗树苗给付的预付款，是按原告要求出具的定金收据。4月2日，被告夏玉杰将购苗款转给辽宁丹东人辛某，辛某收款后发货。原告称树苗共45200棵，系按1.5元/棵、43000棵结账，其余2000棵为小树苗，4月4日或5日在遵化市林业局种苗站给付被告64500元现金，当时在场人只有原、被告二人。在原告提交的其与（曾）晓东的手机通话录音中，”晓东”称”45200棵是有2000棵不在数”。被告称系按1.5元/棵、43200棵结账，货款共计64800元，其中包括原告给付的定金款5万元和被告垫付的14800元，原告已给付被告垫付的14800元。2018年4月6日，原告张连冬向被告夏玉杰提供的辛某银行账号转款45000元。第二批树苗32000棵左右，原告称只有二三千棵合格，故所有的树苗其都未接收，被告称有1万棵左右树苗合格。第一次庭审时，被告称有证人刘某和曾晓东出庭作证，到货之后曾晓东曾参与调解；第二次庭审时刘某和曾晓东均未出庭作证，被告申请本院向刘某调查取证。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定金收条、转账凭证，刘某和辛某的证言予以证实。第二次庭审时，原告称因为买卖树苗具有季节性，如果没有按期供货，不能达到预期利润，所以要求合同全部解除。原告主张的15万元包括被告应当双倍返还树苗款定金10万元，4.5万元树苗款，其他损失是交通费等。本院认为，被告夏玉杰于2018年4月1日为原告张连冬出具收到定金5万元的收条，被告主张是按原告要求才出具定金收条，该5万元实际是预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原告主张该5万元为向被告订购15万棵板栗树苗的定金，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该5万元是预付款、系原告要求其出具定金收条，被告夏玉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能够判别定金与预付款的区别，如果确实是收预付款应出具收到现金或者预付款等类似内容的收据，故对被告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该5万元的定金性质本院予以认定。原、被告均认可板栗树苗1.5元/棵，15万棵总价款为225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和第九十一条关于”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之规定，原告给付被告的5万元未超过15万棵树苗款225000元的20%，而按照被告主张该5万元是原告向其购买6万棵树苗给付，6万棵树苗总价款为90000元，依据交易习惯原告为购买6万棵树苗交纳超出总价款50%以上的定金有悖常理。在2018年4月10日张连冬与夏玉杰的通话录音中，被告夏玉杰认可有十五六万棵板栗树苗，现在没有了是因为”让别人给涮了”，并劝原告”别弄了，快待着吧，听我的吧，这几天把这点事弄清得了”，说明原、被告之间协商的买卖树苗的棵数不应只是第一批的4万余棵和第二批的3万余棵。根据辛某和刘某的证言内容也能够证实系被告夏玉杰与东北的树苗卖家联系，是夏玉杰在东北购买树苗。依据上述当事人的陈述、定金收条、证人证言、录音材料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原告主张的原告向被告订购15万棵板栗树苗、原告给付被告5万元定金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第一批树苗4万余棵折款64000余元，证人辛某称夏玉杰第一次向其打款6万元，而原告仅给付被告定金5万元，故被告所称的垫付部分款项的事实存在，原告称收到第一批树苗后在遵化市林业局种苗站站长刘某办公室给付被告64500元现金，在场人只有原、被告二人；被告称第一批树苗货款共计64800元，除去原告给付的定金5万元外原告仅给付被告垫付的14800元；证人刘某称给付货款时其未在现场。本院认为，原告张连冬就其主张的给付被告64500元现金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亦无相关证据，且原告在给付被告5万元定金时要求被告出具了收条，说明原告具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而给付64500元货款却未要求被告出具收条不符合常理，故对原告主张的给付被告64500元现金本院不予确认。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给付被告64500元现金的情况下，依法应按被告自认的原告给付被告14800元，而原告给付被告的定金5万元已用于抵顶货款。关于第二批树苗原告向辛某转款45000元，辛某的银行账号系被告提供给原告，且辛某和刘某均证实系夏玉杰在东北购买树苗，证人辛某证实夏玉杰曾在其处购买两次树苗，在别处购买一次树苗，能够证实被告夏玉杰系在他处购买树苗后再转手卖给原告张连冬，且在第一批树苗买卖中被告夏玉杰从中赚取了0.1元/棵的利润，而第一批和第二批树苗价格均为1.5元/棵，被告夏玉杰未能举证证明其从第二批树苗买卖中不再赚取利润，且证人辛某证称”第二次打了45000元，给夏玉杰返回7000元，夏玉杰每棵收代办费1毛钱”；原告张连冬按被告夏玉杰提供的辛某银行账户将货款转给辛某，亦可构成对夏玉杰货款的给付，原告将货款直接给付被告还是按被告夏玉杰提供的辛某银行账户将货款转给辛某，并不必然的影响原、被告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且原告曾为向被告购买15万棵板栗树苗给付了5万元定金，被告继续为原告供应树苗属于合同的继续履行。综上，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向辛某转款45000元系受被告夏玉杰指示，被告应属于中间商的地位，板栗树苗的买卖关系双方为原告张连冬和被告夏玉杰。关于第二批树苗32000棵左右，原告称合格的有二三千棵，被告称合格的有1万棵左右，但双方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且该批树苗交易至今已近三个月，难以通过现场勘察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向被告订购的第二批树苗为3万棵，即使按被告所称的合格树苗为1万棵，被告交付给原告的第二批树苗也是大部分不符合约定，原告有权以无法实现该批树苗买卖的合同目的为由拒收或者解除合同，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树苗款4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分批交付标的物的，出卖人对其中一批标的物不交付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该批标的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标的物解除。出卖人不交付其中一批标的物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以及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解除。买受人如果就其中一批标的物解除，该批标的物与其他各批标的物相互依存的，可以就已经交付和未交付的各批标的物解除”。因第二批树苗质量问题原告拒收后被告至今未再有其他交付树苗行为，而树苗买卖具有季节性，即使被告现在给付树苗也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原告要求解除剩余买卖合同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给付被告的定金5万元已抵顶第一批树苗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就其主张的交通费损失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张连冬与被告夏玉杰之间除2018年4月3日第一批树苗买卖以外的其余的板栗树苗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夏玉杰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张连冬树苗款45000元；三、驳回原告张连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被告夏玉杰负担462.50元，原告张连冬负担1187.50元；保全费1270元，由被告夏玉杰负担470元，原告张连冬负担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亚利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乔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