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沪行终6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安市。法定代表人帅学克，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吴族春，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雨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曹鸣，关长。委托代理人邢瀛。委托代理人展国红。上诉人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金菱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以下简称“吴淞海关”)因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行初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族春，被上诉人吴淞海关副关长徐枫、委托代理人邢瀛、展国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8年3月7日至2009年3月30日期间，杭州金菱公司向海关申报从日本天间公司(TENTOKCORPORATION)进口半透明纸、装饰用半透明纸20票，共计501，971千克；印刷木纹用纸2票，共计27，929千克，申报价格共计CIF493,532.16美元。因涉嫌偷逃税款，上海海关缉私局于2009年4月1日对杭州金菱公司以走私普通货物立案侦查，于2011年6月2日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2011年7月2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具《退回处理函》，以杭州金菱公司犯罪情节轻微为由，退回作行政处理。2011年11月8日，上海海关缉私局将案件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以下简称“浦东机场海关”)。同月15日，浦东机场海关行政立案。2013年4月11日，因吴淞海关为本案所涉货物的主要进口口岸，浦东机场海关将案件移送吴淞海关处理。2014年9月9日，吴淞海关向杭州金菱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杭州金菱公司依法享有的权利。杭州金菱公司于同月12日提出听证申请。同年10月11日，吴淞海关组织听证。杭州金菱公司在听证过程中提出其在刑事侦查阶段曾提供过一套原始发票。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受吴淞海关委托对杭州金菱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鉴定，并出具了鉴定书。2015年5月8日，吴淞海关再次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杭州金菱公司再次提出听证申请。同年6月5日，吴淞海关组织第二次听证，听取了杭州金菱公司的申辩意见。2015年7月24日，吴淞海关对该案进行了最终复核，认为杭州金菱公司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申辩理由不成立。2015年10月14日，吴淞海关作出沪关缉查字[2015]7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次日送达决定书。该处罚决定认定：2008年3月7日至2009年3月30日期间，杭州金菱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半透明纸、装饰用半透明纸20票共计501，971千克，申报商品编号XXXXXXXX；TENTOK牌经浸渍的印刷木纹用纸2票共计27，929千克，申报商品编号XXXXXXXX。上述22票货物申报价格共计CIF493,532.16美元，对应进口关税税率均为7.5%。经查，杭州金菱公司伪报进口货物价格，上述22票货物实际价格应为CIF763,842美元。经核定，货物价值共计人民币6,603,982.11元，偷逃税款人民币478,663.78元，构成走私行为。案发后，杭州金菱公司缴纳了担保金人民币5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杭州金菱公司作出没收走私货物的处罚。因走私进口违法货物已无法没收，且杭州金菱公司积极缴纳担保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向该公司追缴走私货物的价款人民币1,857,085.46元。杭州金菱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之诉。原审认为，吴淞海关作为涉案纸品主要进口口岸海关，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杭州金菱公司实施走私违法行为的事实及偷逃税款的金额，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吴淞海关根据《海关法》等规定对杭州金菱公司作出没收走私货物的处罚，又因违法货物已经无法没收，且杭州金菱公司在案发后缴纳了担保金人民币50万元，故吴淞海关对杭州金菱公司追缴等值价款人民币1,857,085.46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吴淞海关向杭州金菱公司进行了处罚前事先告知，组织了听证，在听证后就杭州金菱公司提出的申辩意见进行补充调查，并在获取相关证据后，重新进行处罚前告知并再次组织听证。又经复核，最终确认杭州金菱公司申辩理由不成立，进而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驳回杭州金菱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杭州金菱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上诉称，本案行政立案距行为发生时已超过2年，也就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被上诉人吴淞海关一审中未提供其设立的批文及其职能的依据，其作为行政处罚主体没有法律依据；浦东机场海关是最先发现本案行为的海关，被上诉人对本案无管辖权；本案中刑事侦查阶段形成的有关笔录等证据在行政处罚时运用，缺乏应有的调取程序；听证不是调查程序，行政处罚程序是一个不可逆的程序，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听证后再次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并组织第二次听证均属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未经集体讨论，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在一审中提交了银行账单等能证明实际交易价格与价格低的发票相符，不存在低报价格的事实；被上诉人仅比对了22票纸品中的5票从日本出口时的申报价格，而且这些证据于我国领域外形成，却没有相应证明手续；被诉处罚决定的数额计算认定不清，故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吴淞海关辩称，其于1986年6月经海关总署批准设立，隶属上海海关；其为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涉案走私的22票进口货物中20票货物的进口口岸，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在一审中已充分证明上诉人伪报价格偷逃税款的事实；上诉人在调查中称货物出口商日本天间公司给予其10%-30%的所谓优惠，经比对其提供的发票，价格差远超30%，明显自相矛盾；上诉人自己提供的低价格的发票与其进口申报时所附的发票也不完全一致；根据中日两国的协定，通过海关总署向日本海关调取了离案发时间最近的5票货物从日本出口的出关信息，该证据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且证明与查获的高价发票信息完全一致；上诉人的进口纸品已通关放行无法没收，因而按照偷逃税款占应缴税款比例作出追缴等值价款的从轻处罚决定，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从刑事立案开始，后转行政处理，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进行了事先告知、听证、复核并经内部集体讨论，程序合法，故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申请调取鉴定机构取得鉴定检材所作的笔录、2015年6月5日被上诉人吴淞海关听证会的全程录音录像、2016年6月8日一审开庭的全程录音录像。鉴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一项申请在一审中曾提出并获准许后已经调取，第二、三项申请因听证会及一审庭审均有完整笔录并经当事人签字确认，无需调取，故上诉人提出的三项申请均不符合规定，本院未予准许。经审理，原审查明上述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在刑事侦查杭州金菱公司走私行为过程中，海关缉私部门于2009年4月1日在该公司内搜查，查获涉案22票纸品的另一套发票价格共计CIF763，842美元，高于进口时的申报价格(以下简称“高价发票”)以及保单、装箱单等。杭州金菱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帅学风的询问笔录均对该套“高价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又提供了自称是实际交易价格的另一套发票(以下简称“低价发票”)共14张(其中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与涉案纸品无关)，以及销售合同5份，并辩称这是因为其与日本天间公司“有特惠价绝密约定”，日本天间公司开具“高价发票”是为了“与其他客户平衡”。本案刑事侦查期间，上海海关缉私局申请海关总署缉私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海关互助与合作协定》向日本海关提出协查涉案22票进口纸品中5票的相关境外资料。日本海关作出回复，回复信息显示日本天间公司出口该5票纸品时向海关申报的价格与“高价发票”相对应的5票价格一致。海关总署缉私局将回复信息反馈上海海关缉私局。本案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后，吴淞海关对涉案22票涉嫌走私纸品偷逃税款进行核定，结论为：偷逃税款人民币478,663.78元。吴淞海关于2013年10月11日组织听证时，杭州金菱公司提出其在刑事侦查阶段曾提供过“低价发票”等，欲证明那是真实的交易价格。吴淞海关为此将“高价发票”作为样本，“低价发票”作为检材，委托鉴定。鉴定意见是：1、检材上的外文签名字迹与比对样本上的外文签名字迹均不是同一人书写；2、检材上的红色印文与样本上的红色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一审中，吴淞海关就被诉处罚决定追缴等值价款的数额计算作了说明，即每票追缴金额=(偷逃税款/应缴税款)×实际完税价格，然后将22票金额予以累加，得出追缴总价款为人民币1,857,085.46元。本院认为，根据《海关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因此，被上诉人吴淞海关具有查处走私行为的法定职权。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在二审中主张被上诉人未提供其设立的批文及其职能的依据，故作为行政处罚主体没有法律依据。因被上诉人吴淞海关是在正常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其在行政诉讼中无需提供有关批准设立的文件。又因上诉人在行政处罚程序过程中以及在一审诉讼中从未对被上诉人的行政主体资格提出异议，而且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后提供了1986年海关总署有关批准设立的文件供上诉人参阅，故上诉人现提出这一异议而未说明具体理由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上诉状及二审庭审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二审的主要争议在于：涉案走私行为的事实认定、被诉处罚决定程序的合法性、组织二次听证的法律依据以及被诉处罚决定的适当性。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被上诉人吴淞海关认定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构成走私行为的审查。根据《海关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出口许可证件和有关单证。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从日本天间公司进口的涉案22票纸品并随附发票和装箱单，申报价格共计CIF493,532.16美元。海关缉私部门在刑事侦查阶段对上诉人公司进行搜查时，查获与该22票纸品申报进口时所附发票编号一致的另一套共22份发票即“高价发票”，价格共计CIF763，842美元，以及装箱单和保单。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帅学风的笔录均认可“高价发票”由出口商日本天间公司出具。22票进口纸品的保单投保金额也均为“高价发票”价格的110%。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的笔录证实上诉人以低价申报从日本天间公司进口的纸品。海关缉私部门还选取了22票中的5票请求日本海关协助核查，结果也显示该5票纸品从日本出口时的申报价格与“高价发票”中相对应的5票价格完全一致，进一步印证了“高价发票”价格的真实性。因此，被上诉人认定“高价发票”的价格是涉案进口纸品的真实交易价格，并据此认定上诉人以低报价格的方式偷逃税款构成走私，核定偷逃税款人民币478,663.78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反证主张其未低报价格，并称其与日本天间公司“有特惠价绝密约定”所以实际进口价格低，其还提供了另一套所谓真实的“低价发票”、销售合同以及银行账单等以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的反证主张不能成立。一是上诉人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上诉人自2009年4月案发至今，无论是调查阶段还是诉讼期间，其从未就与日本天间公司之间“有特惠价绝密约定”提供相关的协议或者其他证据，所以其获得所谓优惠低价的主张无法采信。二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上诉人在调查期间提供的“低价发票”仅有14份，其中2份与本案无关，其余12份“低价发票”和5份销售合同作为检材，经鉴定与上诉人确认真实的“高价发票”上的签名字迹和红色印文均不一致。而且，“低价发票”与上诉人进口申报时所附的发票也不尽相同，所以“低价发票”价格不能证明是实际交易价格。三是上诉人的主张前后自相矛盾。上诉人提供银行账单等以证明其每笔付款对应每一票涉案进口纸品的实际价格，并与“低价发票”相符，但上诉人未就这一主张进行说明和论证，无法证明存在对应关系。而且，上诉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的笔录均陈述每票货款金额与每笔实际付款金额并非一一对应，其主张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二、关于被上诉人吴淞海关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审查。经查，被上诉人吴淞海关对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涉嫌走私行为立案后，经调查并经处罚前事先告知和听证后，对案件进行了复核，再经集体讨论最终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了决定书，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反驳主张其行为已超过2年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被上诉人运用刑事侦查阶段形成的证据缺乏调取程序、被上诉人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被上诉人运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缺乏证明手续。本院认为，上诉人的反驳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一是被上诉人可以追究上诉人的行政违法责任。《海关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走私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行为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海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处理，适用本实施条例。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涉嫌走私被海关缉私部门刑事立案调查并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将案件退回。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可以转为行政处理，由被上诉人继续追究上诉人走私的行政违法责任。二是被上诉人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海关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进口货物应当由收货人在货物的进境地海关办理海关手续，出口货物应当由发货人在货物的出境地海关办理海关手续。《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海关行政处罚由发现违法行为的海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海关管辖。涉案22票纸品中20票的进口口岸为吴淞海关，故被上诉人吴淞海关有权对通过其口岸的走私行为进行查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非是最先发现本案行为的海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因《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2个以上海关都有管辖权的案件，由最先发现违法行为的海关管辖。这一条款是处理海关间有关行政案件管辖权争议的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接受其他海关案件移送后取得本案管辖权，并不涉及管辖权争议，也就不适用这款规定。三是被上诉人可以运用刑事侦查阶段形成的证据材料。海关缉私部门对上诉人刑事立案后进行了调查，依法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当本案转为行政处理时，被上诉人运用刑事侦查阶段依法收集的证据，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缺乏证据的调取程序但未提供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四是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未超过2年的追究时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涉嫌走私行为发生于2008年3月7日至2009年3月30日期间，2009年4月1日即被海关缉私部门刑事立案侦查，后转为行政案件处理并最终由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可见，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早已被发现并立案调查，上诉人主张以行政案件立案日作为违法行为发现日，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五是被上诉人运用的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符合规定。为查实涉案进口纸品的真实交易价格，上海海关缉私部门通过海关总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海关互助与合作协定》的规定，向日本海关提出协查请求并得到回复，回复信息再通过海关总署向上海海关缉私部门反馈。因此，该域外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能够得到直接证实，不需要经过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故上诉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六是上诉人主张被诉处罚决定未经集体讨论，缺乏事实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有关较重行政处罚应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规定是对行政机关内部程序要求，现被上诉人已陈述被诉处罚决定系经集体讨论决定作出，故上诉人的这一主张缺乏依据。三、关于被上诉人吴淞海关组织二次听证的审查。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一是上诉人提出行政处罚程序不可逆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上述法律规定的目的就在于要求行政机关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确保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取证，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处罚权的正确行使。可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或者进行听证本身就是案件事实调查的一个环节，是一种特殊调查处理程序。而且，查证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是否成立，就有可能需要再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所以，上诉人所谓处罚程序不可逆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也不合逻辑。二是被上诉人第一次听证后再委托鉴定，并未对上诉人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上诉人在第一次听证时提出刑事侦查阶段其曾提供了一套“低价发票”，可证明其未低报价格。被上诉人遂委托鉴定机构对“低价发票”进行鉴定，这是为了查证上诉人的申辩理由是否成立，而非补充收集用于认定上诉人行为违法的证据，也未对上诉人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三是被上诉人二次处罚前事先告知、二次听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一次听证后，被上诉人委托鉴定机构对“低价发票”进行鉴定，并结合鉴定意见第二次对上诉人作了处罚前事先告知，又根据上诉人的申请进行了第二次听证。这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权，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四、关于被上诉人吴淞海关行政处罚适当性的审查。被上诉人根据《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认定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伪报进口货物价格偷逃税款人民币478，663.78元构成走私行为，并作出没收走私货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又因涉案走私进口违法货物已经通关放行无法没收，故被上诉人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追缴走私货物的等值价款，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至于追缴数额，被上诉人鉴于上诉人能积极缴纳担保金而从轻处理，按每票货物偷逃税款占应纳税款比例所对应的走私货物等值价款计算，即每票追缴金额=(偷逃税款/应缴税款)×实际完税价格，22票共计追缴人民币1,857,085.46元，处罚适当。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适用的法律提出异议，仅主张追缴数额的计算认定不清，但未对上述计算方式及从轻处罚的结果提出实质性的相反意见和论据，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吴淞海关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法定职权，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杭州金菱公司伪报进口货物价格以偷逃税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给予的处罚适当，执法程序合法。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反证主张其未低报价格，没有事实依据；其对被上诉人的处罚职权、事实认定、追缴数额和执法程序所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茆荣华
审判员 曹 洁
审判员 张吉人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居雯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