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鄂0602民初1523号原告曹晓龙。委托代理人朱远春，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元国。第三人曹仕洋（又名曹仕旸、曹仕阳）。现下落不明。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受理了原告曹晓龙诉被告彭元国、第三人曹仕洋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晓龙诉称：一、被告仅对第三人享有债权，对原襄阳市政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故依法不得对原襄阳市政公司出租给襄阳盟盛公司场地、房屋、钢结构厂房租金强制执行。本案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襄阳市中级法院（2009）襄中民三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内容为：驳回彭元国对原襄阳市政公司的诉讼请求。由此可见，被告仅对第三人享有债权，对原襄阳市政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故不得强制执行原襄阳市政公司出租给襄阳盟盛公司场地、房屋、钢结构厂房租金80万元，用于清偿本案第三人欠被告的债务。二、原告于2014年2月19日依法概括受让了原襄阳市政公司的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之后又于2014年2月20日与承租人襄阳盟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承继了原襄阳市政公司租赁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该民事行为合法有效。自2014年2月19日起，原告对原襄阳市市政公司出租给襄阳盟盛公司场地、房屋、钢结构厂房享有合法合同债权，租金归原告所有，故依法不得对原襄阳盟盛公司场地、房屋、钢结构厂房租金强制执行。原襄阳市政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该公司因经营不善，长期瘫痪，亏损严重，其主管部门——襄阳市襄州区张湾街道办事处于2012年11月28日决定予以解散，并依法进行解散清算。经改制清算，该公司资不抵债。2014年2月19日，该公司清算组与原法定代表人曹仁旸（第三人）签订《资产清算处置协议》。该协议约定，该公司现有资产移交给第三人，由第三人负责安置职工和支付清算费用，亏损和不足部分由第三人负责。又因第三人年老多病，无力善终解决该公司遗留问题，在清算组的见证下，2014年2月19日（同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该公司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概括转让协议。原告接管该公司资产，并依法享有和承担该公司一切债权债务。同时还约定，第三人个人债务与该公司无关，与原告无关。2014年2月20日（次日），原告持该公司企业改制清算和转让协议等资料，与承租人襄阳盟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自2014年2月19日起，原襄阳市政公司租赁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由原告享有和承担。自此，该租金归原告所有。上述概括转让协议和《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符合《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合法有效。故依法不得对原襄阳市政公司出租给襄阳盟盛公司场地、房屋、钢结构厂房租金强制执行。三、襄城区法院作出的（2016）鄂0602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中认定：“原告所称的租金收入源于第三人对其租金收入权利的转让。第三人作为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已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中，放弃、转让收入的行为，属于恶意规避执行”，并以此为由认定，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不合法，进而驳回原告执行标的异议，是不当的。1、从时间上来看，襄城区法院在原告受让一年零三个月后的2015年5月5日向承租人襄阳盟盛公司发出其2015年4月28日制作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要求停止支付原襄阳市政公司租金80万元，并扣留、提取至该院，而非在强制执行过程中。事实上，襄城区法院自始至终未将上述执行情况告知原告，也未将上述法律文书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原告不知晓本案襄城区法院采取何种执行措施，何谈恶意规避执行？2、从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原襄阳市政公司和第三人对原告是概括转让。原告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而非第三人放弃、转让租金收入。试问：违反哪条法律禁止性规定，转让行为无效？3、从法律规定救济的途径来看，若襄城区法院认为，原告与原襄阳市政公司及第三人的上述概括转让行为对被告造成损害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法（2011）195号）第14条第2款之规定，应告知被告，依照《合同法》第74条之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而非直接裁定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概括转让协议不合法。显然不当。四、襄城区法院在本案执行中还存在的其他不当之处。1、原襄阳市政公司于2014年5月4日被襄州区工商局注销。襄城区法院在该公司注销一年后的2015年5月5日向承租人襄阳盟盛公司发出2015年4月28日制作的（2009）襄城执字第252-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2009）襄城执字第252-12号执行裁定书，要求停止支付原襄阳市政公司租金80万元，并扣留、提取至该院，不符合《民法通则》第36条第2款“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之规定。2、襄城区法院裁决用原告受让的原襄阳市政公司租金收入偿还第三人个人债务，不仅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侵害原襄阳市政公司法人财产权和改制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⑴如前所述，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概括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襄城区法院裁定，用原告受让的原襄阳市政公司租金收入偿还第三人个人债务，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条、《合同法》第8条第2款有关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⑵本案被告与第三人合伙结算纠纷一案，经襄城区法院一审、襄阳中院二审判决，属第三人个人债务，与原襄阳市政公司无关。众所周知，因本案第三人债务不属于该公司清偿范围，故不能用该公司财产偿还。可是，襄城区法院仍裁定从承租人襄阳盟盛公司扣留、提取原襄阳市政公司房屋租金80万元，用于偿还第三人个人欠被告的债务，违反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6条“集体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集体企业的财产及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受侵犯”之规定，侵害原襄阳市政公司企业法人财产权。⑶严重损害改制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经改制解散清算组清算，原襄阳市政公司欠职工工资、集资、借款523000元，职工安置费851400元、清算费15万元，合计1524400元，无款支付。该公司除从承租人襄阳盟盛公司收取房屋租金外，无任何收入。原告受让后，根据该企业改制解散清算一系文件精神和转让协议约定，以及《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18条之规定，需要用该租金收入支付欠职工的工资、集资、借款、安置费、清算费等。而襄城区法院置该公司法人财产权和职工利益于不顾，明知本案法院已判决第三人债务与原襄阳市政公司债务无关，仍裁定扣留、提取租金80万元，酿成改制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严重受损，制造矛盾和纠纷，不利于和谐社会。3、裁定超执行标的额。襄城区法院的（2015）鄂襄城执异字第00028号执行裁定书中记载：本案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襄阳市中级法院的（2009）襄中民三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第三人应支付被告49.5158万元（14＋25＋6.0445＋2.8728滞纳金＋15985诉讼费鉴定费），而非80万元，多30.4842万元。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为此，恳请法院依法判令：1、不得对原襄阳市襄州区市政建筑工程公司（下称：原襄阳市政公司）出租给襄阳盟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襄阳盟盛公司）场地、房屋、钢结构厂房租金的强制执行；2、依法确认2014年2月19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3、依法确认2014年2月20日原告与襄阳盟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即原告对原襄阳市政公司出租给襄阳盟盛公司场地、房屋、钢结构厂房享有合法合同债权，租金归原告所有；4、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起诉讼时向本院提供的第三人曹仕洋（又名曹仕旸、曹仕阳）的原住址上无法找到曹仕洋的下落。在诉讼中，本院指定原告曹晓龙在限期内提供曹仕洋的下落地址，但原告逾期仍未能提供，且原告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亦未依法交纳公告送达的费用，致使本案一直无法送达。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或第三人，除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应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公告费等）。故原告在第三人曹仕洋下落不明确的情况下提起的诉讼，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不符合受理条件，且在限期内也未交纳公告费，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曹晓龙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春辉审 判 员  罗 猛人民陪审员  张德民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胥陈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