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21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天寿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介山村西。
法定代理人张文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斌，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毛兴国，男，1958年4月1日出生，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榆祥路10号219号房间。
负责人聂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腾蛟，男，1991年2月28日出生，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瑜，男，1949年4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琴，女，1948年12月3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郝志勇，北京京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磊，男，1980年1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宗，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宗祥，男，1974年8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旭光里物业楼。
负责人李益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
负责人苏少军，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天寿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寿山公司）、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创业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08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瑜、张淑琴在原审法院诉称：2015年2月25日12时15分，在北京市昌平区110国道38公里××米处，赵磊驾驶”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号×××）由北向南行驶至此处时，因超越前方同方向行驶的车辆驶入由南向北方向车道，此时适有张××驾驶”吉利美日”牌小型轿车（×××，内乘蔡××、蔡××、张××）由南向北驶来，张××因躲避赵磊所驾驶车辆，向右躲闪过程中车辆又驶入由北向南方向车道，小型轿车前部与由北向南行驶的周建宗驾驶的”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号×××）前部相撞，造成张××、蔡××当场死亡，蔡××、张××受伤，两车损坏，事故发生后，赵磊驾车离开现场。蔡××、张××经昌平区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本次交通事故，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认定，作出京公交（昌）认字（2015）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赵磊负事故主要责任，张××为次要责任，周建宗为次要责任，蔡××、蔡××、张××无责任。蔡××与张××系夫妻关系，蔡××系蔡××与张××婚生女，蔡瑜系蔡××的父亲，张淑琴系蔡××的母亲，张子岺系张××的父亲，何福贞系张××的母亲。马庆敏系张××的母亲，张海平系张××的父亲。经查，赵磊驾驶的肇事车辆（×××）的保险人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赵磊交通肇事时系执行工作任务，其用人单位及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为天寿山公司；周建宗驾驶的肇事车辆（×××）的保险人为太平洋保险公司，周建宗交通肇事时系执行工作任务，其用人单位及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为北方创业公司；张××驾驶的车辆的保险人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为处理本次交通事故，蔡瑜、张淑琴支付了受害人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并蒙受了交通费及误工费等损失。现蔡瑜、张淑琴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赔偿蔡瑜、张淑琴死亡赔偿金1018647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387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842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116784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赵磊在原审法院辩称：对受害人表示同情，对交通事故的事实认定及责任认定不认可。第一，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在于蔡瑜、张淑琴事故司机驾驶技术问题，将车驶入非机动车道，车上人员小男孩的家属对于上述事实对交警有过陈述。通过监控显示，事故发生与赵磊超车无关。事故发生时张××没有采取制动措施。第二，事故发生时间是错误的。张××驾驶的车辆12：12：04通过其中一个监控，赵磊驾驶的车辆12：12：22通过此监控；那么，事故是在18秒之内发生的，绝不可能在责任认定书中确认的12时15分。另一监控也显示赵磊驾驶车辆通过的时间为12：17：45，周建宗驾驶车辆通过的时间为12：17：48，此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故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的时间是错误的。第三，赵磊与事故发生无关。赵磊是老司机，而且在超车时也是按照交通规则进行的超车。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赵磊因超车驶入对面车道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赵磊被交通警察询问过程中有被压制的情形，交警威胁说有监控，但是没有向赵磊出示过。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认定不合法。第四，事故发生时赵磊没有听到过任何声响，交警在事故责任认定时应当出具相关的认定依据。第五，事故发生后京华时报对事故有记载，大客车里的乘客有陈述，结合案件鉴定，说明张××有超越大货车的情形。我们认为事故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我方要求法院查明事故事实。对于诉讼请求，首先事故认定有问题不能作为赔偿依据；另外我方认可按照农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认可，因为这已经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中。按照事故认定书，赵磊也不应当承担超过60%的责任。事故受害人是事故现场死亡，不存在误工费及交通费。财产损失及墓葬费不认可。
天寿山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认可赵磊陈述的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意见。此外，我方意见有：第一，本案中赵磊驾驶车辆与其他二车无接触，交管部门是通过推断认定的事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第二，根据现有的车辆分析报告，鉴定报告中车速及位置、轨迹的分析，赵磊驾驶的车辆在经过事故地点时是不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显示的违规情况的。事发后，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与报纸的报道也不符。通过游客陈述，是因为原告所乘车辆司机超过大客车没有注意到对方来车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第三，本案事故认定书中的认定与驾驶常规严重不符，正面相撞后，对方车辆应该有躲避或减速，但是没有，事实应该是超车。对方车辆如果受到赵磊车辆影响的话应该是向右侧躲避，但是对方车辆是向左侧躲避的。第四，蔡瑜、张淑琴车辆司机驾驶技术不娴熟。而赵磊是老司机，在这条线上跑了很多年。因为对事故认定有意见，所以我们对赔偿项目不发表意见。对于交通事故与我方的因果关系有意见。赵磊刑事案件已经判决，我方可能是赔偿主体之一，但是我方没有参与刑事诉讼，没有发表我方对于事故发生及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意见。我方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有异议。通过对刑事案件卷宗的阅读，认定赵磊有罪的证据均是证人证言，比如事发时旁边的司机，证人证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能客观的反映事实。很明显，周建宗与李×在2015年2月25日陈述中均表示天津牌照小客车是在超车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不是赵磊超车造成的事故发生。二人的陈述连贯并符合逻辑。之后的陈述中改变了之前的陈述，并与之前陈述完全相反。办案机关没有排除两次陈述不同的疑问，在之前陈述过的大客车在第二次陈述中也没有出现。我方认为第一次陈述是48小时之内，应该是记忆最清楚的时候，第二次陈述我们认为是受到过干扰后的陈述。周建宗与李×的第一次陈述有相关的证据证实，与京华时报的报道一致，即张××驾驶的车辆超车造成的事故。此外该事实也在周边司机的陈述中有所体现，办案机关只是提取了对赵磊有罪的陈述，并没有合理排除以上相互矛盾的陈述。2015年5月27日，我公司找到郭×，提到有一辆蓝色货车，但是公安机关也没有找这辆蓝色货车了解情况。事发后，我方去现场查看，事发地点南北有两个摄像头，北部的距事发地点196米，南部的280米，公安机关根据车速推断，通过事发地点时，赵磊与张××驾驶的两车之间是有安全距离的。张××驾驶技术不熟练，起步经常灭火，基本没有开过车。假设两部车辆有安全距离，不同熟练程度的司机对于安全距离的认识是不同的，本案中张××在安全距离范围内因为驾驶技术不熟练而造成事故发生。我们对仅凭证人证言就对赵磊定罪有异议，我方也将向检方提出意见。程宗祥承包了我公司出租车运营，双方有承包合同，合同第12条第14项关于程宗祥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有明确约定，在保险不能理赔的部分由其自己承担。本案中程宗祥作为承包人将车辆私自交予赵磊驾驶，赵磊不是我公司备案的司机，超出了我方对车辆的控制，由此发生的责任由程宗祥承担。从承包合同附件2中第8条规定看，本次事故责任应当由程宗祥承担。鉴于本案周建宗作为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两次陈述事实相反，要求其到庭陈述。
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第一，请求赵磊及周建宗出具有效的道路客运资格证，否则不予赔偿。第二，通过事故认定书，赵磊事发后离开现场，属于逃逸行为，商业险不予赔偿。第三，即使赔偿，事故认定书只是主要责任，对于商业险部分不超过60%。第四，赵磊驾驶的×××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及5万商业险及不计免赔。周建宗驾驶的×××车辆只投保了交强险。第五，对于具体的赔偿：死亡赔偿金只同意按照农村标准赔偿，其他见质证意见。第六，因为事故有多名死者请法庭注意份额的使用；另外我方需蔡瑜、张淑琴出具尸检报告、医学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户口本首页及死者页相佐证，否则不予赔付。
周建宗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北方创业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对于蔡瑜、张淑琴表示同情。同意赔偿合理合法的费用。对责任认定书中关于我方责任的认定无异议。我方当时是正常行驶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在次责中，我方同意承担10%。关于赔偿方式，首先应该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因我方司机是租赁公司的车辆，根据侵权法49条规定，我方作为所有人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考虑原告的损失，我们同意与周建宗连带承担10%的责任。死亡赔偿金同意按农民标准计算；对于精神抚慰金的规定，因赵磊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不同意赔付，我们在事故中只是次要责任也不应当承担该项目费用的赔偿。
阳光保险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程宗祥在原审法院辩称：本案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与我无关。2012年4月，我入职天寿山公司，担任车牌号为×××号宇通牌大巴车驾驶员。该车辆所有权人为天寿山公司，我每月固定向其交纳份钱。在运营过程中，天寿山公司只是一味追求运营利润，其所述对我定期进行了交通安全知识的培训等无从谈起。事故发生后，本次开庭前，天寿山公司骗取我信任，让我在《承包营运合同》等文件上签字，系在规避其本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严重侵害本次事故受害方的合法权益，该协议无效。我与天寿山公司系劳动关系。大巴车本身不允许个人运营，答辩人受聘于天寿山公司后，只是驾驶大巴车挣取劳动报酬，早已形成了固定的劳动关系。而且将大巴车承包给个人系违法行为。答辩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赔偿，应由公司承担。天寿山公司疏于管理，没有履行必要的义务，为完成工作，司机就会发生替班，这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故我让赵磊替班，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目的是不耽误公司运营，故公司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赵磊在事故发生前，系北京××出租公司大巴车司机，其具有大巴车驾驶资格，且驾龄经验丰富，我在选任时，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我对选任没有任何过错。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2月25日12时15分，赵磊驾驶”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号×××）由北向南行驶至北京市昌平区110国道38公里××米处时，因超越前方同方向行驶的车辆驶入由南向北方向车道，此时适有张××驾驶”吉利美日”牌小型客车（×××，内乘蔡××、蔡××、张××）由南向北驶来，张××因躲避赵磊所驾驶车辆，向右躲闪过程中车辆又驶入由北向南方向车道，小型轿车前部与由北向南行驶的周建宗驾驶的”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号×××）前部相撞，造成张××、蔡××当场死亡，蔡××、张××受伤，两车损坏，事故发生后，赵磊驾车离开现场。蔡××、张××经昌平区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认定：赵磊驾车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逆行超车且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周建宗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确定赵磊为主要责任，张××为次要责任，周建宗为次要责任，蔡××无责任，蔡××无责任，张××无责任。后赵磊对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不服，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复核申请，复核机关复核后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证、调查程序合法，维持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对本次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蔡××本人系北京市农村家庭户口。蔡××与张××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女蔡××。蔡瑜（1949年4月22日出生）系蔡××之父，张淑琴（1948年12月3日出生）系蔡××之母，均为北京市农村家庭户口，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由包括蔡××在内的三名子女共同抚养。本次交通事故中另一死者张××系天津市非农业家庭户口。
另查，张××驾驶的”吉利美日”牌小型轿车（车号：×××）登记在张玉环名下。赵磊驾驶的”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号×××）登记在天寿山公司名下。2012年4月19日，天寿山公司（甲方）与程宗祥（乙方）签订《承包营运合同》，约定：本合同是甲方将符合行业要求、营运手续齐全的营运车辆交付给乙方营运、收益，乙方向甲方缴付本合同约定的承包定额的承包合同。甲方向乙方提供宇通牌ZK6908H9型客运汽车一台，车牌号×××；营运期限为2012年4月19日起至2016年4月20日止；乙方月承包定额交纳标准为8545元。周建宗驾驶的”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号×××）登记在北方创业公司名下。北方创业公司（甲方）与周建宗（乙方）签订《车辆营运承包合同书（单班）》，约定：本合同是甲方将符合行业要求、营运手续齐全的营运车辆交付给乙方营运、收益，乙方向甲方交纳本合同约定的承包定额的承包合同。甲方向乙方提供宇通牌ZK××××HQBA型客运汽车一辆，车牌号×××；营运方式为单班；运营期限自2014年4月29日起至2020年4月28日止；乙方月承包定额交纳标准为12000元整。庭审中，北方创业公司同意与被告周建宗对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又查，赵磊持有的驾驶证准驾车型为A××2E，有效起始日期为2010年3月12日，有效期限6年。赵磊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类别为旅客运输驾驶员，有效期至2015年4月1日。2015年9月23日，经（2015）昌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判定，赵磊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该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告人赵磊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赵磊的家属代其预交赔偿款人民币200000元。赵磊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供述称，2015年2月程宗祥让其在春节假期期间帮忙开车，赵磊从农历正月初三开始帮程宗祥开车；程宗祥在庭审中认可事发时，系自己让赵磊帮其开车。周建宗的驾驶证准驾车型为A1A2，有效起始日期为2011年3月16日，有效期限为10年。本次事故中，周建宗因超速驾驶机动车，昌平交通支队对周建宗处以200元罚款，周建宗已缴纳前述罚款。
再查，赵磊驾驶的车辆（车号×××）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太平洋保险公司另为上述车辆承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50000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周建宗驾驶的车辆（车号×××）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蔡瑜、张淑琴主张的各项损失，在未考虑责任划分的情况下本院核实确认为：死亡赔偿金1018647元（其中包含蔡瑜、张淑琴的生活费140447元）、丧葬费38780元、家属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4210元（按照蔡燕明平均工资计算1个月）、交通费1000元（酌定），共计1062637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驾驶证、行驶证、保险单、户口本、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银行交易明细、完税证明、误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承包营运合同》、（2015）昌刑初字第766号刑事判决书、案款收据等。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当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关于本次事故的责任认定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赵磊、天寿山公司均辩称不认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查明的本次事故的事实及作出的责任认定。法院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后，赵磊已经向上一级机关提出复核申请，复核机关复核后维持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对本次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2015）昌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中也认定”昌平交通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应予采信，”且赵磊及天寿山公司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事故责任认定存在问题，因此法院对于赵磊及天寿山公司提出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二、赵磊、程宗祥与天寿山公司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通过现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赵磊系在为程宗祥提供帮工的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应由被帮工人程宗祥承担赔偿责任，但赵磊作为帮工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的重大过失，应与被帮工人程宗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天寿山公司与程宗祥系承包运营合同关系，天寿山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和发包人，对程宗祥驾驶的车辆（车号×××）享有固定的运营利益，故对该车辆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侵权责任也应与程宗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赵磊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为”逃逸”行为。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记载，赵磊在事发后离开现场，属于逃逸行为，故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对此，法院认为，虽然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在”交通事故经过及其他情况”处载明”事故发生后，赵磊驾车离开现场”，但在”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认定”部分认定的赵磊的违法行为中并没有”逃逸行为”，且（2015）昌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磊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因此，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赵磊在事故发生后，其为逃避自身责任，故意驾车逃离现场，故对于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此项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因本次交通事故中，赵磊负事故主要责任，周建宗负事故次要责任，故首先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两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次事故造成张××驾驶车辆内的四人死亡，故法院为其他受害人保留相应的赔偿份额。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法院根据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考虑事故各方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由赵磊一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周建宗一方承担20%的赔偿责任，张××一方承担20%的赔偿责任。因赵磊驾驶的车辆在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故应当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按照上述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次事故造成张××驾驶车辆内的四人死亡，故法院为其他受害人保留相应的赔偿份额。仍有不足的，由赵磊、程宗祥、天寿山公司按照上述责任比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周建宗应承担的20%赔偿部分，因北方创业公司与周建宗系承包合同关系，北方创业公司对周建宗驾驶的车辆（车号×××）享有运营利益，故北方创业公司应与周建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死者蔡××本人虽为北京市农业家庭户口，但本次交通事故中的另一死者张××系非农业家庭户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因张××的法定继承人已在另一案件中主张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故本案蔡瑜、张淑琴以此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蔡瑜、张淑琴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该项费用依法应当计入死亡赔偿金。蔡瑜、张淑琴主张的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蔡瑜、张淑琴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法律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对于蔡瑜、张淑琴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蔡瑜、张淑琴主张的死者家属蔡燕明因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但其主张的误工时间过长，法院酌情认定为1个月。蔡瑜、张淑琴主张的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过高，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为1000元。蔡瑜、张淑琴主张张××驾驶的车辆（车号×××）在阳光保险公司处投保的车上人员险问题，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解决。周建宗、阳光保险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其放弃当庭质证和答辩的权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给付原告蔡瑜、张淑琴死亡伤残类赔偿金五万五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给付原告蔡瑜、张淑琴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一万二千五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被告赵磊、程宗祥、北京天寿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赔偿原告蔡瑜、张淑琴各项经济损失五十九万二千零八十二元二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被告周建宗、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蔡瑜、张淑琴各项经济损失二十万一千五百二十七元四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五、驳回原告蔡瑜、张淑琴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天寿山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上诉理由是：交通事故的认定属于事实不清，我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公司的车辆当时由赵磊驾驶，赵磊所驾驶的车辆没有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发生交通事故是公安机关根据其所谓的证据进行的推断，并不是客观事实，交通事故认定书用的也是可能二字，故该认定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公安机关据以佐证的是证人证言，这些证人证言存在瑕疵，据了解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这些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周建宗、李×的第一次陈述和第二次陈述内容完全相反，不应被采信。
北方创业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上诉理由是：对责任比例没有异议，但是我公司只同意承担10%，认为一审判决让我公司承担20%的责任过高。
针对天寿山公司、北方创业公司的上诉，蔡瑜、张淑琴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不同意其上诉请求和理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专门部门作出的专业认定，已经发生了效力，上诉人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关于责任比例，北方公司和周建宗是承包关系，北方公司享有运营利益，他们应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其上诉没有依据。
程宗祥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赵磊属服刑期间，二审未发表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周建宗、阳光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经本院通知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天寿山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刑事笔录以及电视节目录像，证明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非如事故认定书上所认定。蔡瑜、张淑琴认为上述证据无法推翻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不同意其证明目的。程宗祥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查，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证据真实有效，据此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还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问题有二，一是天寿山公司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所持异议是否成立。二是北方创业公司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
对于天寿山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赵磊的驾驶行为对事故发生是否有原因力，其是否具有过错，是衡量其侵权责任是否成立进而天寿山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关键因素。依据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赵磊负事故主要责任。赵磊对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不服，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复核申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最终维持认定结果。因此，将该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责任认定的依据是充分的。本院注意到，在赵磊刑事判决中，法院做出了”被告人赵磊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的认定，这说明赵磊在刑事案件中对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是认可的。赵磊在本案民事诉讼中的陈述虽然旨在否定其责任，但依据常理，赵磊在刑事案件中对其”不实陈述”的后果是明知的，因此，其在刑事案件中的认罪所表明的态度可以证实上述事故认定书并非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天寿山公司提供了一些证据材料，但均无法准确还原事故发生现场，其欲推翻事故认定书以及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证据仍不充分。因而，本院对于天寿山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予支持。
北方创业公司上诉认为责任比例过高，本院认为，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赵磊为主要责任，张××为次要责任，周建宗为次要责任。张××与周建宗均属于有责方，在无证据证明过错大小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承担20%的责任，裁量适当。北方创业公司主张承担10%责任，但未提供证明其责任程度的事实依据，因此，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和理由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三百一十一元，由蔡瑜、张淑琴负担四千零二十一元（其中六十三元已交纳，剩余三千九百五十八元免交）；由赵磊、程宗祥、北京天寿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八千二百八十七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周建宗、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三千零三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二千七百一十一元，由北京天寿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一万零三百九十六元（已交纳）；由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二千三百一十五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永钢
代理审判员 白 云
代理审判员 王国庆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杜宏艳
书 记 员 刘雅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