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10242号
原告：管益琳，女，198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晓，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传莉，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陶鋆，女，198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吴建芳，男，198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春娇，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管益琳诉被告陶鋆、吴建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银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晓、熊传莉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陶春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因本案必须以另一案即（2017）浙民申231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故本案于2017年7月31日裁定中止审理。后另一案（2017）浙民申231号作出裁定后，本案恢复审理，并于2017年10月20日进行补充调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晓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管益琳诉称：2015年5月4日，被告吴建芳以被告陶鋆的名义与原告管益琳及案外人丁晓蔚成立了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元，丁晓蔚出资8000000元占股80%，陶鋆（其仅为名义股东，实际是由吴建芳出资并控制）出资1200000元占股12%，管益琳出资800000元占股8%。2016年4月19日，被告陶鋆经被告吴建芳授意从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退款800000元到自己的账户上，用途注明为“退管益琳投资款”，但原告管益琳自始至终未收到此笔款项。2016年7月1日，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股东出资纠纷起诉原、被告，案号为（2016）浙01民终5779号，其中诉请之一为要求原告返还抽逃出资款800000元。2016年12月1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根据该判决，原告需返还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800000元的出资款及相应利息（自2016年04月19日起以8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同类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017年1月13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受理上述生效判决的执行申请，2017年6月15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据（2017）浙0108执150号执行了原告管益琳800000元的案款。在本案中，原告管益琳既未参与所谓的抽逃出资行为，也未获得任何从公司退还的款项，却因为两被告的抽逃出资行为被法院强制执行800000元；而两被告一方面冒用原告名义从公司退回投资款，一方面又从未支付任何款项给原告，其行为最终导致原告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两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原告管益琳的损失，两被告应当将其取得的不当得利800000元予以返还并返还基于800000元而取得的孳息。故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800000元及自2016年4月19日即陶鋆以管益琳名义退还800000元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孳息。
被告陶鋆、吴建芳辩称：第一，案外人丁晓蔚向陶鋆退还2000000元（包括案涉800000元）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书》，陶鋆取得该2000000元（包括案涉的800000元）有合同依据和事实根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且与管益琳无关。管益琳被滨江法院强制执行800000元系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陶鋆之前为履行合作协议书，先打款给丁晓蔚2000000元，该款项系陶鋆的个人财产，与管益琳无关，不当得利的前提就不存在。虽然当时管益琳丈夫付子江也向丁晓蔚打款2000000元，但当时双方是分开各自向丁晓蔚打款的，且管益琳和付子江都不是合作协议书的当事人。而当时丁晓蔚退还2000000元是在陶鋆不断催促丁晓蔚退还的情况下由丁晓蔚通过父亲退还给陶鋆，管益琳从来没有参与催讨，因此该2000000元款项中并没有管益琳或者付子江的款项。在2017年6月22日陶鋆诉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决议确认纠纷的案件（案号（2017）浙0108民初2473号）庭审过程中，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当庭提交了一份《公司决议效力确认质证意见》，该质证意见也明确表示公司成立至今，所有的资金来自管益琳出的2000000元，陶鋆根本没有出资，即丁晓蔚也确认其把4000000元中的其中2000000元退还给陶鋆，该2000000元属于退还陶鋆的投资款，剩下2000000元系管益琳投资款。所以管益琳或付子江应该直接向丁晓蔚去主张2000000元款项，而无权直接向陶鋆提出主张。且在历次庭审中，包括解除合作协议书的二审庭审中，管益琳均表示不用丁晓蔚退还投资款，要求合作协议书继续履行，要求公司继续存续，因此其要求陶鋆退还2000000元的事实基础更加不存在。虽然800000元的打款和汇款用途均注明“管益琳投资款”，但管益琳并未委托陶鋆打款和退款，且从管益琳诉称来看，管益琳表示对陶鋆打款和退款不知情，也就是说陶鋆打款和退款也并未获得其追认，故管益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退一步讲，即使管益琳认可陶鋆的打款和退款，其法律性质也相当于陶鋆借给管益琳800000元用于管益琳在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出资。第二，本案诉讼与管益琳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要求陶鋆返还1000000元投资款的诉讼（（2016）浙0109民初19461号）涉嫌重复起诉，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本案管益琳的诉讼请求与（2016）浙0109民初19461号一案的诉讼请求是互相重合的，管益琳既然已经在前面案件中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要求被告陶鋆退还800000元，且该案已中止审理（等抽逃出资案再审审理结果），现管益琳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更换案由且增加被告吴建芳，属于滥用诉权，重复起诉，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被告和案外人丁晓蔚之间因为《合作协议书》以及设立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纠纷，管益琳本应通过解除《合作协议书》的诉讼或者解散公司的诉讼来进行清算。管益琳本次诉讼是断章取义的，且涉嫌重复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管益琳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录音一份，证明被告陶鋆代持被告吴建芳在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份，被告吴建芳为实际控制和支配整个案件的人。
2、陶鋆、吴建芳婚姻登记信息一份，证明此案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案中所涉的投资公司及抽逃出资行为实际由两被告共同完成。
3、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一份，证明两被告从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退回800000元并注明“退管益琳投资款”的事实。
4、（2016）浙01民终577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因为两被告的抽逃出资行为被判返还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800000元出资款的事实。
5、杭州市滨江区执行款票据一份，证明原告被杭州市滨江区法院依据上述生效判决强制执行800000元的事实。
6、（2017）浙民申23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生效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依法生效；该民事裁定书中再审法院进一步对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管益琳（投资款800000元）和陶鋆出资行为加以确认，结合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陶鋆将管益琳的投资款抽逃到自己账户非法占有不当得利的事实。
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这是三方在讨论合作协议书的公司章程，具体包括大股东丁晓蔚、小股东陶鋆和小股东管益琳，其中二个小股东丈夫也参与讨论，讨论的内容为合作协议书和公司章程及公司解散清算事宜。这也说明管益琳、付子江都是直接与丁晓蔚发生关系，案涉的法律基础是合作协议书及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章程。录音文字整理资料中第10页中被告陶鋆明确讲到“我们不是代持的关系”，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在证明对象中陈述被告吴建芳是控制和支配整个案件的人，被告不清楚是哪个案件，而且被告吴建芳作为公民也没有权利控制整个案件。录音资料第15页中付子江讲到“杭州一个上海一个太麻烦…杭州这个公司没有必要存在，也就没有总公司和分公司，很多东西都要改变”，录音中还提到二个小股东要撤资，丁晓蔚不同意他们撤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对象。关于证据3，在股东抽逃出资案件一审、二审中原告管益琳和被告陶鋆当时是共同答辩，聘请同一律师共同代理，他们都陈述打进公司和退回去的不是出资款是投资款，那么原告主张的事实基础不存在。虽然二审判决认定打进去了是出资款，但目前该案陶鋆提出再审申请，还在再审过程中。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出资款，退回来的是抽逃出资，根据管益琳在抽逃出资案一审、二审的答辩，打进去和抽回来的款项都是获得管益琳认可的，即管益琳同意陶鋆代他出资，也同意陶鋆把公司上的800000元退回到陶鋆账户，这是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故退回到陶鋆账户的800000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判决已生效，但被告已提出再审，质证意见同证据3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实际没有800000元的出资，相当于陶鋆借钱给管益琳出资。之前管益琳都没有向陶鋆主张过800000元。证据5电子银行回单付款人处遮盖住了，而且这800000元不是原告支付，可能是其他公司代付，说明原告的诉讼不诚信。原告支付的800000元是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原告主张无依据。投资款800000元是打到陶鋆账户，二审判决管益琳承担连带责任，进一步说明从公司账户打到陶鋆账户的800000元原告是知情的，其他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纠纷源于管益琳、陶鋆、丁晓蔚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双方之间是合同纠纷，原告以不当得利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陶鋆在本案中被强制执行了120多万元款项，退回的2000000元投资款到目前为止实际上退到陶鋆手上只有70多万元。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待证的事实缺乏充分证明力。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是客观、真实的，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
被告陶鋆、吴建芳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陶鋆与案外人丁晓蔚在2015年4月5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两人合作注册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章程一份，证明原、被告及丁晓蔚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丁晓蔚出资8000000元、陶鋆出资1200000元、管益琳出资800000元。
3、4000000元的汇款凭证一组，证明陶鋆于2015年3月18日汇款162000元、于2015年4月3日汇款500000元、于2015年4月10日汇款1338000元，共计汇款给丁晓蔚2000000元；管益琳丈夫付子江于2015年4月10日汇款700000元、于2015年4月15日汇款1000000元、于2015年4月17日汇款300000元，共计汇款给丁晓蔚2000000元，故管益琳或者付子江应该直接向丁晓蔚主张。
4、丁晓蔚返还给陶鋆2000000元的汇款凭证一份，证明丁晓蔚通过其父亲丁柏铨的账户于2015年9月25日、2015年11月30日、2015年12月8日分别向陶鋆的个人账户汇款120000元、120000元、1760000元，共计2000000元。
5、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起诉状、股东会决议、立案通知书、公司决议效力确认质证意见一组，证明在该案中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丁晓蔚）明确表示公司成立至今所有的资金来自管益琳的2000000元，这表明丁晓蔚向陶鋆退还的2000000元中并无管益琳的份额，管益琳或者付子江向丁晓蔚汇款2000000元应该自行向丁晓蔚主张。
6、（2016）浙0109民初19461号案件的起诉状、证据目录、中止诉讼裁定书一组，证明本案诉讼与（2016）浙0109民初19461号一案涉嫌重复起诉。
7、解除合作协议书、一审判决书、庭审笔录和二审判决书一组，证明原告和案外人管益琳丈夫付子江分别向案外人丁晓蔚支付了2000000元，管益琳自认其2000000元是基于《合作协议书》，是根据案外人丁晓蔚的指示付款到其个人账户，而案外人丁晓蔚认为该2000000元系原告管益琳代其履行出资义务，案外人丁晓蔚认为退还给陶鋆的2000000元就是退还给陶鋆的，并不包括管益琳的款项，因此本案原告诉争的款项应该由原告管益琳自行向丁晓蔚主张；吴建芳不是合作协议书当事人，不是股份代持人，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
8、股东出资纠纷一审判决书、开庭笔录、二审判决书和开庭笔录一组，证明被告管益琳被滨江法院强制执行800000元是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且被告管益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800000元系其付款；原告陶鋆的再审申请已经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吴建芳不是当事人，不是股份代持人，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从陶鋆账户打到公司账户2000000元又从公司账户打到陶鋆账户2000000元，虽然名义上是管益琳投资款，但二份判决书中都说明陶鋆的打款和退款都是得到管益琳认可的。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无异议，但原告认为公司章程恰恰能够证明管益琳有8%的股权，陶鋆以管益琳的名字抽逃管益琳的800000元据为己有，章程中载明管益琳出资800000元，恰恰能够证明不当得利行为的存在。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管益琳和陶鋆各2000000元共同混同，在公司设立之前4000000元是以陶鋆名义打到丁晓蔚个人账户。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在滨江区法院和杭州中院审理的案件中陶鋆明确陈述共计要求返还两个2000000元。证据5中的诉状是被告单方陈述，并未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陶鋆作为原告的诉讼案件中陶鋆均对管益琳和自己的各2000000元一并主张权利，陶鋆是名义上的投资人是可以确定的。对证据6中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目录、裁定书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基于请求权的法律关系不同，另一案是基于合同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标的为公司设立之前的1000000元，本案起诉的800000元是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两者属于不同请求权关系。退一步讲，即使两案在现金流中有重复，也是债权和请求权的抵扣问题，不存在重复诉讼。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原告陶鋆解除与丁晓蔚的合作协议，并要求再行返还投资款2000000元，之前已返还2000000元，所以一共返还4000000元，且陶鋆以自己名义起诉，说明4000000元中有管益琳以陶鋆名义出资。滨江区法院的判决书第13页认定陶鋆共计向丁晓蔚支付4000000元，可见基于合作协议表面一致性，陶鋆是名义上4000000元的出资方，管益琳作为隐名出资人，承担其中的2000000元，该2000000元是混同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案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案件的发生，并不是基于滨江法院执行的800000元，是基于陶鋆抽逃出资的方式侵占了管益琳的出资款800000元据为己有，800000元的执行是在构成不当得利过程中受害人管益琳的损失扩大部分。
经审查，本院认为，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4是客观、真实的，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对证据3、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其待证的事实缺乏证明力。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因原告已经撤回（2016）浙0109民初19461号一案，故已不存在重复起诉的问题。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中待证的诉争款项应由管益琳自行向丁晓蔚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明力，对其中待证的吴建芳不是合作协议书当事人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其待证的事实缺乏证明力，即便陶鋆的打款和退款得到管益琳认可，也不影响管益琳在权益受损后向陶鋆主张权益。
根据以上对证据的认证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4月5日，陶鋆和丁晓蔚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双方合作注册“浙江鋆石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陶鋆出资8000000元，占股20%，丁晓蔚以技术入股，占股80%，不承担亏损。2015年3月18日至2015年4月17日，陶鋆和管益琳向丁晓蔚共计支付4000000元，其中陶鋆和管益琳各支付2000000元。
2015年5月4日，丁晓蔚、陶鋆、管益琳签订《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主要约定：三方成立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丁晓蔚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8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80%，陶鋆出资12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2%，管益琳出资8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8%。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当日注册成立，丁晓蔚担任法定代表人，陶鋆、管益琳均为股东。
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1月28日，丁晓蔚经丁柏铨账户向陶鋆共计支付2000000元。2015年9月28日，陶鋆向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转账12万元，摘要为投资款。2015年11月30日，陶鋆向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转账12万元，摘要为投资款。2016年1月29日，陶鋆向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转账800000元，摘要为管益琳投资款。2016年1月29日，陶鋆向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转账96万元，摘要为投资款。
2016年5月10日，陶鋆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以合同纠纷起诉丁晓蔚及第三人管益琳，要求确认解除其与丁晓蔚于2015年4月5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并要求丁晓蔚返还投资款2000000元，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以解除依据不足驳回了的诉讼请求。陶鋆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7月1日，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以股东出资纠纷起诉陶鋆、管益琳，要求陶鋆返还抽逃出资款1180315元及利息；要求管益琳返还抽逃出资款800000元及利息以及管益琳承担连带责任。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以案涉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并非注册资本金等理由驳回了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予以改判，其中本院认为认定“陶鋆操作公司账户将案涉款项转回到陶鋆账户的行为应认定为陶鋆、管益琳抽逃出资的行为……本案中从公司账户将款项转走的行为系陶鋆操作，转回的账户亦是陶鋆的账户”，判决内容为：撤销原审判决，陶鋆返还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出资1180315元及利息；管益琳返还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出资8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19日起以8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同类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陶鋆对管益琳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生效后，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予以执行，管益琳于2017年6月16日支付了执行款800000元。之后，陶鋆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裁定驳回陶鋆的再审申请。
2016年12月29日，管益琳向本院以合同纠纷起诉陶鋆（（2016）浙0109民初19461号），管益琳认为丁晓蔚通过丁柏铨账户返还给陶鋆的2000000元中有1000000元属于管益琳的投资款，故要求陶鋆返还10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017年7月3日，管益琳又向本院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陶鋆，要求陶鋆返还不当得利款项800000元及孳息。2017年10月12日，管益琳申请撤回（2016）浙0109民初19461号一案，本院裁定准许。
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包括：1、一方受益；2、他方受损；3、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在本案中，原告管益琳和被告陶鋆各出资2000000元即合计4000000元支付给案外人丁晓蔚，用于投资设立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其中2000000元根据丁晓蔚陈述已用于公司经营，其余2000000元经被告陶鋆催讨，丁晓蔚向陶鋆返还了2000000元。该2000000元返还时虽未明确是否包含原告管益琳的款项，但从被告陶鋆分别以自己投资款1200000元和原告管益琳投资款800000元的名义转入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之后又继续以退自己投资款1200000元和退原告管益琳投资款800000元的名义转出款项的行为来看，以及结合被告陶鋆转出1200000元和800000元的行为在（2016）浙01民终5779号一案中被认定为原告管益琳和被告陶鋆抽逃出资行为的事实，可以认定2000000元中的800000元应当属于原告管益琳。被告陶鋆将应当属于原告管益琳的800000元转至自己账户占有使用，缺乏合法依据，且该行为导致了原告管益琳在（2016）浙01民终5779号一案执行中被执行800000元后损失了800000元，原告管益琳损失800000元与被告陶鋆获利800000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被告陶鋆不予返还原告管益琳800000元构成了不当得利。退一步讲，即便原告管益琳对被告陶鋆将800000元退回至陶鋆的账户的事实知情，在原告管益琳被认定抽逃出资后被法院执行800000元后，陶鋆也应已将属于管益琳的800000元返还给管益琳，但被告陶鋆不予返还的行为也导致了管益琳受损800000元。综上，原告管益琳要求被告陶鋆不当得利款800000元以及赔偿该款被陶鋆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自2016年4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吴建芳并不是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案涉800000元款项从公司账户将款项转走的行为系陶鋆操作，转回的账户亦是陶鋆的账户，故原告要求吴建芳承担共同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陶鋆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管益琳80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4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管益琳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陶鋆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650元，减半收取6325元，由陶鋆负担。管益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陶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银燕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徐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