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22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凯，男，196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立新，男，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昌，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妮，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钜鸿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东秀碧华村工业区6号厂房的首层。
法定代表人：关允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中，广东高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市金汇景海鲜酒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横沙村涌外街10号一二三楼。
上诉人李忠凯、周立新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钜鸿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鸿公司）、原审被告广州市金汇景海鲜酒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5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忠凯、周立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裁定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钜鸿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钜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金汇景公司不存在拖欠钜鸿公司货款的事实。本案，钜鸿公司依据24张送货单主张金汇景公司、李忠凯、周立新拖欠其于2016年1月3日至同年3月17日的货款，该送货单由钜鸿公司单方制作，显示顾客为“金汇景”，但却未有金汇景公司盖章或者李忠凯、周立新的签字确认，仅有“谭柯秀”“聂瑞芬”“李锦雄”等人员的签字。而该三人实质并未获得李忠凯、周立新或者金汇景公司的授权，可向钜鸿公司采购食材，钜鸿公司对此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仅凭钜鸿公司单方制作且未经金汇景公司或李忠凯、周立新确认的送货单，难以确认金汇景公司与钜鸿公司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却在无证据支撑的前提下，推断金汇景公司采购了涉案食材，并且是向钜鸿公司采购的，显然没有理据。而且，钜鸿公司在庭审上陈述，货款支付完毕，钜鸿公司将送货单（第三联回单）交给金汇景公司，但是根据钜鸿公司提交的24张送货单显示，钜鸿公司主张货款的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7日、2016年3月11日、2016年3月17日送货单，金额共计39335元，均不是第三联回单而是第一联存根，由此可见，钜鸿公司所述与其证据并不能相印证，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另外，一审法院还认为，按照钜鸿公司和金汇景公司的交易惯例，公司管理人员并未实际参与交易，故送货单上仅有员工签收而不加盖金汇景公司的公章合乎常理。那么如果按此逻辑，公司管理人员未参与实际交易，则未有公司管理人员签字尚属合理，但这并不代表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交易就不会加盖公章确认。买卖合同的一般规律是买卖双方均对合同内容进行确认，未经确认，即双方间并未实际建立买卖关系，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金汇景公司与钜鸿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并拖欠了钜鸿公司的货款，没有事实依据。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李忠凯、周立新并非本案适格被告。首先，本案纠纷属于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已查明，钜鸿公司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金汇景公司。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非合同当事人不能产生任何约束。因此，钜鸿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仅能约束其与金汇景公司，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当由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自行处理。其次，李忠凯、周立新虽然与金汇景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其承包经营金汇景公司，并承担因承包经营期间发生的债权与债务，但《承包经营合同书》是调整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之间内部关系，对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金汇景公司作为发包人的法人资格在承办经营期间并不消失，其作为法人具备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且事实上，李忠凯、周立新在经营金汇景公司期间，也是一直以金汇景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从未以李忠凯、周立新个人名义与钜鸿公司建立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本案争议是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间的外部合同关系，金汇景公司才是本案适格主体，至于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的承包经营关系是内部法律关系，其权利义务由双方另行解决。再次，一审法院一方面确认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之间的外部买卖合同关系，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把两者混为一体，并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认定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应对金汇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认定不仅内外关系不分，还错误适用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的规定。本案一审庭审中，钜鸿公司仅主张认为李忠凯、周立新为金汇景公司的承包人，应对金汇景公司的债务承担直接清偿责任，未提出过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在人员、业务、财务等存在人格混同，更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在钜鸿公司未主张人格混同的情况下，也未对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之间是否真实存在账户混同、对外签订合同主体名称混同等人格发生混同的情况进行审查，仅凭一份《承包经营合同书》就认定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法人人格以及人事管理高度混同，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因此，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相同的，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也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股东作为公司经营的内部承包人并不代表股东与公司就构成了人格混同。故李忠凯、周立新不应对钜鸿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三、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根据该条款的条文释义，当当事人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享有共同的权利或者承担共同的义务的，则为必要共同诉讼人，根据法律要求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未一同起诉或应诉的，应予以追加。因此，根据一审法院的逻辑，李忠凯、周立新为金汇景公司的内部承包人，要对钜鸿公司主张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法院也查明，2012年2月20日，金汇景公司的承包人已变更为李忠凯、周立新、闫彦容、梁英华，闫彦容与李忠凯、周立新一样是金汇景公司的股东，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追加闫彦容为共同被告，仅判决部分内部承包人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显然错误，违反了法定程序。
四、一审法院认为钜鸿公司主张162000的货款，除李忠凯、周立新在上诉状提到的5张并非第三联而是第一联外，这24张统计金额为156045元，并非162000元。
综上，涉案货款不存在拖欠的事实，即使钜鸿公司要主张涉案货款，也应当向合同相对人金汇景公司主张，李忠凯、周立新仅为金汇景公司的内部承包人，不是合同相对人，对外也只以金汇景公司名义进行经营活动。而且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闫彦容，导致判决错误。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李忠凯、周立新请求裁定发回重审或者判决驳回钜鸿公司对李忠凯、周立新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钜鸿公司辩称：1.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钜鸿公司陈述了双方交易习惯，李忠凯、周立新有其说辞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不能举证该期间酒楼运营采购用品食材的途径和相关单据。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供，其无法提供，因此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有能力提供证据而不提供，一审法院认定合理。2.关于金汇景公司主体不适格的问题，金汇景公司是否拖欠货款的事实，李忠凯、周立新未提供相关证据，而钜鸿公司充分举证，提供单据上都有金汇景公司员工的签名，对方予以否认其单据上无公章而否认，但对方对于员工的职责没有充分举证，不足以推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对举证责任倒置，一审法院依法有据。3.钜鸿公司只是列李忠凯、周立新为被告的原因是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虽然还有其他的合伙承包合同但其性质是李忠凯、周立新与其他内部合同的约定。4.至于是否财产混同，在李忠凯、周立新承包经营公司期间，公司的状况是李忠凯、周立新掌握，因此要主要考察李忠凯、周立新的行为，李忠凯、周立新只是借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因此最后的应由李忠凯、周立新承担相应法律责任。5.关于24张送货单，钜鸿公司送货时，不一定都撕下第一联，发生推迟一两个月给钱的情况。钜鸿公司送货单不同是因为，送货后，让对方签名，对方在三联复写纸签名，签完以后对方就随便撕一张给钜鸿公司，一般是给第三联，有时候给第一联也是有可能。
原审被告金汇景公司未作陈述。
被上诉人钜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忠凯、周立新共同清偿货款162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金汇景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汇景公司于2010年11月15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依法核准登记成立，属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李忠凯、周立新、温晓宇、徐庆、闫彦容，法定代表人为李忠凯。该公司于2016年8月停业，但无办理注销。
2012年2月2日，金汇景公司与李忠凯、周立新共同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李忠凯、周立新整体承包金汇景酒家；承包期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承包费用每月135000元，由温晓宇、徐庆、闫彦容及案外人窦勤鸿享有，李忠凯、周立新不得分配或取得承包费用；承包经营期间，李忠凯、周立新对金汇景酒家独立自主地经营、自负盈亏，独立享有与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债权与债务，并负责承担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和法律责任等。同年2月20日，金汇景酒家董事会作出决议，延长李忠凯、周立新的承包期至2017年8月31日。同日，李忠凯、周立新、梁英华、闫彦容签订《承包合作协议》，约定周立新用其股本2000000元，李忠凯用其股本700000元，闫彦容用其股本1000000元，梁英华用现金500000元入到金汇景酒家账户作为股本；经营期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承包期内盈利与亏损四人共担，30个月后不交的135000按投资比例4人分配；四位承包人不得无故退出。有特殊情况协商解决；在经营期间如有资金不足，四人需按需平均投入，但最高投入不超过每人500000元等。
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的交易往来，由钜鸿公司向金汇景公司开办的金汇景酒家供应早茶点心的食材，双方的交易惯例为金汇景公司提前3-4天通过电话方式向钜鸿公司下达订单，钜鸿公司根据订单内容在指定的时间送货至金汇景公司的冷藏库，由金汇景公司的仓库管理人员进行清点，再由点心部门的员工验收，双方约定货款月结，于每月月底结算上一个自然月的货款，金汇景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货款。货款支付完毕后，钜鸿公司将送货单（第三联回单）交给金汇景公司。
钜鸿公司持2016年1月3日至同年3月17日的送货单（第三联回单）24张，金额共计为162045元，拟证实其于上述期间向金汇景公司送货，上述送货单显示顾客为金汇景，产品名称及规格均为早茶食材，上述对账单中有“聂瑞芬”“李锦雄”“谭柯秀”等人员的签名确认。现钜鸿公司认为金汇景公司尚未结清上述货款，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庭审中，钜鸿公司明确表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金汇景公司。李忠凯、周立新表示“谭柯秀”“聂瑞芬”确实曾经为金汇景公司的员工，但在钜鸿公司主张尚欠货款的发生期间内已经不在金汇景公司处工作，但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李忠凯、周立新表示金汇景公司于2015年6月至8月之前与钜鸿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金汇景公司与钜鸿公司之间关于货物交付、货款结算的事实，亦未能提供财务记录或者会计凭证佐证其经营款项的支出；李忠凯、周立新表示金汇景公司于2016年8月停业，但同样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在金汇景公司在2016年1月至同年3月的经营期间，曾经采购过钜鸿公司送货单中所提及的食材。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钜鸿公司与李忠凯、周立新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于2016年1月至同年3月期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之间于上述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金汇景公司未到庭就买卖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情况进行答辩，李忠凯作为金汇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人，周立新作为金汇景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其二人对金汇景公司在上述期间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是知悉的。金汇景公司于2016年8月结业，而钜鸿公司主张买卖合同的存续期间为2016年1月至同年3月，属于金汇景公司正常营业期间，故从常理推断，金汇景公司应当正常采购本案所涉食材用于经营餐饮业，但李忠凯、周立新、金汇景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金汇景公司系向其他人而非钜鸿公司采购上述食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李忠凯、周立新明确表示“聂瑞芬”、“谭柯秀”曾经系其员工，但就钜鸿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上述两人员签名的真实性提供相应的反证，其主张“聂瑞芬”、“谭柯秀”在2016年1月之前已经离职，同样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再次，从李忠凯、周立新均确认的交易惯例而言，涉案货物确实由采购人员清点，再由财务人员结算货款，公司管理人员并未实际参与其中，故送货单上仅有员工签收而不加盖金汇景公司的公章亦合乎常理；最后，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的买卖合同关系，可排除因钜鸿公司的原因错误交付货物的可能性。综上，钜鸿公司持“聂瑞芬”、“谭柯秀”签认的送货单主张其与金汇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符合买卖合同关系履行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李忠凯、周立新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认定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于2016年1月3日至同年3月11日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二、金汇景公司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问题。
根据钜鸿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显示，钜鸿公司共计向金汇景公司送交金额为162045元。而根据钜鸿公司与李忠凯、周立新均确认的交易惯例，金汇景公司在支付货款完毕后，应当收回送货单（第三联回单）。现该第三联回单仍由钜鸿公司持有，李忠凯、周立新、金汇景公司亦无提供证据证实其向钜鸿公司支付了上述期间的货款，一审法院认定金汇景公司尚未清偿上述货款。钜鸿公司与李忠凯、周立新均确认货款的结算周期为月结，每月月底结算上一自然月的货款，现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约定的货款结算期限早已届满，钜鸿公司要求金汇景公司清偿货款162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且其主张的货款金额低于金汇景公司实际尚欠的货款金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李忠凯、周立新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钜鸿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显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金汇景公司，钜鸿公司对此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法律规定中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包括了股东出资不足或虚假、公司资本严重不足、财产、业务及人事混同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大量交易行为等。本案中，金汇景公司与李忠凯、周立新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李忠凯、周立新整体承包金汇景酒家），李忠凯、周立新对金汇景酒家独立自主地经营、自负盈亏，独立享有与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债权与债务，并负责承担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和法律责任。从上述《承包经营合同书》内容显示，李忠凯、周立新作为金汇景公司的股东，通过内部承包、自负盈亏的方式取得金汇景酒家的经营权，致使其二人与金汇景公司的公司法人人格以及人事管理高度混同。现钜鸿公司要求李忠凯、周立新对金汇景公司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基于合同相对性而言，金汇景公司应当对钜鸿公司所负债务承担直接的清偿责任，李忠凯、周立新应当对金汇景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钜鸿公司诉请的责任承担方式不当，一审法院予以调整。
至于李忠凯、周立新与案外人梁英华、闫彦容签订的《承包合作协议》，则属于上述李忠凯、周立新另行与案外人建立的合伙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李忠凯、周立新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对该法律关系不予调处。
金汇景公司因下落不明，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开庭传票，逾期无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金汇景公司清偿钜鸿公司货款162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162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5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李忠凯、周立新对上述判决第一项中金汇景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钜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40元，由金汇景公司、李忠凯、周立新共同负担。金汇景公司、李忠凯、周立新共同负担的案件受理费3540元，于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钜鸿公司于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了：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7日、2016年3月11日、2016年3月17日5张送货单第三联的回单的复印件，并补充说明：关于总货款，钜鸿公司主张仍应为162045元，李忠凯、周立新认为这24张统计金额为156045元是由于将2016年1月22日的送货单上的“7000”元看作了“1000”元计算，故有6000元差异。至于2016年2月5日总金额为9900元、2016年3月3日总金额为4320元、2016年3月7日总金额为9625元三张送货单上有涂改的问题，都是笔误的更正，无不适当的涂改。
二审查明：钜鸿公司补充的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7日、2016年3月11日、2016年3月17日5张送货单第三联的回单均有原件，本院对于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再次核对钜鸿公司提交的24张送货单，其金额相加为162045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金汇景公司是否欠付钜鸿公司货款及欠款金额；2.李忠凯、周立新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金汇景公司是否欠付钜鸿公司货款及货款金额的问题。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现钜鸿公司主张其与金汇景公司间存在事实买卖关系，并提供2016年1月3日至2016年3月17日上有“聂瑞芬”“李锦雄”“谭柯秀”等人签名的24张送货单金额共计162045元为凭，主张金汇景公司尚欠付其款项共计16204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结合本案来看，首先，本案买卖合同标的为向酒楼供应点心茶点食材，钜鸿公司陈述双方的交易惯例为：“金汇景公司提前3-4天通过电话方式向钜鸿公司下达订单，钜鸿公司根据订单内容在指定的时间送货至金汇景公司的冷藏库，由金汇景公司的仓库管理人员进行清点，再由点心部门的员工验收，双方约定货款月结，于每月月底结算上一个自然月的货款，金汇景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货款。货款支付完毕后，钜鸿公司将送货单（第三联回单）交给金汇景公司”，因此送货单上仅有金汇景公司员工的签名，合乎一般商业习惯。其次，李忠凯、周立新确认“谭柯秀”“聂瑞芬”确实曾经为金汇景公司的员工，但在钜鸿公司主张尚欠货款的发生期间内已经不在金汇景公司处工作，但未能提供谭柯秀、聂瑞芬离职的相关证据。再次，金汇景公司、李忠凯、周立新虽否认对涉案的事实买卖关系及欠款，但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金汇景公司在上述经营期间有向钜鸿公司之外的其他人采购食材以维持酒楼运营，不符常理。最后，李忠凯、周立新还主张钜鸿公司持有的部分送货单是第一联并非第三联，故对该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因李忠凯、周立新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钜鸿公司持有的送货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故无论“聂瑞芬”“李锦雄”“谭柯秀”等人在送货单的第一联还是第三联上签名，其效力均应及于金汇景公司。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钜鸿公司与金汇景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金汇景公司向钜鸿公司支付欠款162000元及相应利息，于法有据，且金汇景公司也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李忠凯、周立新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钜鸿公司直接供货的对象为金汇景公司，但是李忠凯、周立新与金汇景公司于2012年2月2日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李忠凯、周立新整体承包金汇景酒家；承包期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承包经营期间，李忠凯、周立新对金汇景酒家独立自主地经营、自负盈亏，独立享有与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债权与债务，并负责承担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和法律责任等。”的约定，以及金汇景酒家董事会于2012年2月20日作出的决议“延长李忠凯、周立新的承包期至2017年8月31日”，因李忠凯、周立新实为基于金汇景公司的直接授权而实际经营金汇景公司，并分享经营收益，其应承担相应的成本支出。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李忠凯、周立新对本案金汇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钜鸿公司起诉主张李忠凯、周立新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两人与金汇景公司的承包合同，故李忠凯、周立新上诉主张金汇景公司还存在其他实际经营者应予追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李忠凯、周立新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元，由上诉人李忠凯、周立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罗雅之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