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石民再终字第0010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菊。
委托代理人刘云飞。
委托代理人康永飞，河北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超。
委托代理人梁向军，河北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英文，现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租住。
委托代理人韩甫政，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北外环路肖家营村北。
法定代表人杨桂芝，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风林，该公司法律顾问。
再审申请人刘菊与再审被申请人刘超、张英文、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7日作出（2012）新民三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刘菊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8月2日作出（2012）石民一终字第0105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3）新赵民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刘超、张英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3年11月16日作出（2013）石民一终字第0150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刘菊不服于2014年7月7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月10日作出（2014）石民申二字第00087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刘菊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云飞、康永飞，被申请人刘超的委托代理人梁向军，被申请人张英文的委托代理人韩甫政，被申请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风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刘菊诉称，我与被告张英文共有冀A×××××大客车的运营权和50%财产所有权，用于石家庄-
黄骅市的长途客运。2011年10月20日被告张英文擅自将该车辆夫妻二人共有的财产所有权及运营权卖给了被告刘超。此事前后被告一直对我隐瞒，直到2011年11月1日我才听到其卖车的消息，经查得知二被告曾于2011年10月24日在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进行了冀A×××××车交易协议公证。之后，本人向该公证处提出质询。针对我的问题，该公证处立即向二被告核查，并于2011年11月25日做出了《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关于撤销（2011）冀石太证民字5122号公证书的决定》，在撤销相关证书的同时证明：“一、冀A×××××大客车的部分产权份额属于张英文、刘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二、申请人张英文在申请办理该公证时隐瞒了其妻刘菊不同意出售大客车的事实。”二被告有着超出他人的特别关系：张英文有结拜兄弟孙某某，作为本案买方的被告刘超正是该孙某某的亲外甥。被告刘超明知卖方张英文是有妻室之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理当核实是否夫妻都同意卖车，而其不予核实是违背生活常识的。更重要的是，在撤销前的原公证手续中，含有一张“收条”，该“收条”文字载明张英文于协议当天收到卖车款五十万元人民币。显然二被告原意是企图将该付、收款凭证一并公证的。但当时的公证词中却没有对该“收条”予以公证。在向公证机构质询时，我得知二被告公证时不能向公证员提供此款已经实际支付的证据。据此，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二被告并没有因买卖本案所涉及车辆的支付行为。再者，作为卖方被告张英文十分清楚，他所要卖掉的大客车所有权份额及营运手续价值要远远高于其成交价，相应的是，买方被告刘超也没有理由如此讨得如此低价的便宜。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本人合法权益的主观故意是昭然若揭的。被告张英文对如此大额财产“交易”对本人密而不宣，其隐匿、独吞夫妻共有财产的恶意企图更是无可狡辩的。所幸，现在车和运营手续均还在本人的掌控之中。但毕竟二被告的协议还在，为了避免二被告以借口骚扰，也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寻求法律保护。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二被告2011年10月20日关于牌号为冀A×××××车辆所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被告张英文辩称，冀A×××××车在2011年11日之前是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与答辩人共有50%股份的营运客车。两股东经协商由答辩人具体行使该车的运营权，运营手续一直登记在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名下，该车无论股份还是运营权均与原告无关。将股份转让给刘超符合法律规定，且交易价钱合理，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并不因公证而生效。应驳回原告诉求。
一审被告刘超辩称，答辩人与张英文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答辩人已经实际取得冀A×××××号客车上原属张英文的权利。二、原告以二被告恶意串通，擅自处分其与张英文的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刘菊与张英文之间的纠纷与刘超无关，不应侵占刘超财产。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冀A×××××客车系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和被告张英文共同出资购买。2011年10月20日，甲方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乙方被告张英文、丙方被告刘超共同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为：“一、冀A×××××号营运客车，由甲乙双方各执50%股份共同所有。甲方同意乙方将其自己所有的该营运客车中的50%股份转让给丙方。二、乙方所有的冀A×××××号营运客车50%股份，自本协议生效后归丙方所有。……四、本协议自2011年11月1日起生效。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均应按约履行，不得反悔。”此份协议签订后，同日被告张英文与被告刘超签订一份协议书，将冀A×××××号客车50%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50万人民币卖给被告刘超。被告刘超从2011年11月1日起开始接管经营。11月1日以前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一切纠纷由被告张英文负责与被告刘超无关。2011年10月20日被告张英文向被告刘超书写收条，收到刘超交来购冀A×××××客车款50万元。被告张英文、刘超将此协议在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公证，公证书为（2011）冀石太证民字第5122号。后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于2011年11月25日将（2011）冀石太证民字第5122号公证书撤销。撤销理由：一、冀A×××××号客车的部分产权份额属于张英文、刘菊夫妇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二、申请人张英文在申请办理该公证时隐瞒了其妻刘菊不同意出售大客车的事实。现诉争车辆在原告刘菊处。被告刘超于2011年10月29日将20万元转入被告张英文的银行卡。被告刘超提交证人李某经天津臻赢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蒙、付启源律师见证的证言，证明2011年9月刘超向其借款购买长途客运汽车，且证人李某出具2011年9月24日取款49999元及9月26日取款250000元的银行账户明细。2011年11月8日，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出具“冀A×××××号客运班车是公司和张英文共同申请行管部门批准后共同出资购买，石家庄至黄骅港客运班线；该车是公司和张英文各占50%股份。承包给张英文独立经营，该车上所有业务公司只对张英文一人。张英文将该车的50%股份和经营权转交给刘超所有是经公司同意并批准的，因班线车辆所有人属于公司，不存在过户程序”的证明。2011年11月12日，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又出具“2009年至2011年期间刘菊数次来公司要求公司收购张英文名下冀A×××××的客车上50%的股份和冀A×××××客车上的100%的股份。公司考虑实际情况，经张英文同意于2010年3月31日，以8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冀A×××××客车上张英文100%的股份。并同意张英文对外转让其在冀A×××××客车上的50%的股份”的证明。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冀A×××××号客车系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和被告张英文共同出资购买。2011年10月20日被告张英文与被告刘超签订协议书将冀A×××××号客车50%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50万元人民币卖给被告刘超，并于2011年10月31日将车的手续及车的钥匙交给被告刘超，并收到被告刘超购车款50万元。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权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故被告刘超善意取得冀A×××××号客车50%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刘菊和被告张英文系夫妻关系，现原告刘菊依据被告张英文在买卖冀A×××××号客车50%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隐瞒了其不同意出售大客车的事实，主张冀A×××××车辆所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的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为：驳回原告刘菊的诉讼请求。
刘菊不服上诉称，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刘超为善意第三人错误。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刘超已支付50万元缺乏有效证据，交易标的物并未交付。以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名义出具的所有证明均为无效证据。对我方的共有权先误导后回避是原判决错误的要害。原判决对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错误。为此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二被告关于冀A×××××车的买卖无效。
本院经审理后，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在重审期间，根据刘菊的申请，依法追加了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述称，争议车辆产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50%股权在第一被告张英文名下，在被告张英文与被告刘超交易之前，原告刘菊与被告张英文曾到第三人处要求将车收购，第三人没有收购后，被告张英文将车卖给被告刘超，第三人是知道并同意的，该车的营运手续只能在该车中使用，不能作为商品交易。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原告对买卖车辆是否知情及车辆是否已经交付，被告刘超是否构成善意买卖。冀A×××××号客车系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和被告张英文共同出资购买。从第三人飞鹿公司的证明看，虽该车股份在张英文名下，该车系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但该股份系夫妻共同财产，张英文买卖车辆的行为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原告刘菊享有的部分被告张英文无权处分。被告张英文、刘超及第三人均称原告对买卖车辆是知情的，没有证据证实，结合公证书被撤销的事实，应当认定原告刘菊对买卖车辆并不知情。关于该车辆是否已经交付，被告刘超是否善意购买的问题，被告张英文称车辆的手续及钥匙已经于2011年10月31日交付给刘超，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庭审中查实，2011年10月31日前原告刘菊一直跟车运营，车辆现由原告刘菊控制，营运手续在原告手中，故不能认定该车辆已经交付，被告刘超并未实际得该车辆不符合法定的善意取得条件，故原告作为该车辆所有人之一，有权追回该车辆。对原告主张协议无效的诉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重审判决为：被告张英文与被告刘超2011年10月20日关于牌号为冀A×××××车辆所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
判后，刘超、张英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刘超主要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张英文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符合法定的善意取得条件与事实不符。张英文主要理由为：原审法院对基本法律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转让车辆50%股权的行为是有权处分的；原审法院判断被上诉人是否“知情”时对证据的认定有失偏颇；原审法院认定车辆未交付与事实不符。
本院二审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上诉人张英文与被上诉人刘菊系夫妻关系，在买卖冀A×××××号运营客车时未提起离婚诉讼。
本院二审认为，冀A×××××号客车的股东为上诉人张英文和被上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所有。从上诉人张英文、刘超、被上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上可知，上诉人张英文转让其本人持有的冀A×××××号运营客车的股份时被上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同意，故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上诉人刘菊主张的A64888号运营客车是在其夫妻关系存系期间购买的，上诉人张英文持有的冀A×××××号运营客车50%的股份，应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说法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刘菊可以就上诉人张英文转让股份产生的收益50元主张其夫妻共有权利。关于被上诉人刘菊对转让上诉人张英文冀A×××××号运营客车50%的股份是否知情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张英文的股份转让行为，从某种意义上，对外是其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上诉人刘超按协议约定支付了所购车款，其购买行为是善意的，应予以维持。故此，上诉人张英文与上诉人张超2011年10月20日签订的关于冀A×××××号运营客车的买卖协议应认定有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二审判决为：一撤销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3）新赵民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菊的诉讼请求。
再审申请人刘菊不服并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冀A×××××大客车名义上是被申请人张英文与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各占50%的权益，事实上张英文名下的50%是申请人与张英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即冀A×××××大客车实际应为三方共有产权。2011年10月20日，张英文与刘超签订协议书将其名下的50%产权及经营权转让给刘超，并恶意隐瞒该涉案车辆系夫妻共有财产，且妻子不同意出售涉案车辆的事实，骗取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作出（2011）冀石太证民字第5122号公证书（2011年11月15日，公证处已撤销该公证书）对其二人的买卖协议作出公证。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刘超购买涉案车辆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该涉案车辆也未实际交付，且刘超与张英文关系莫逆，刘超对申请人与张英文是夫妻关系，申请人不同意转让涉案车辆应是明知的，故本案张英文与刘超转让涉案车辆权益属于恶意串通，其买卖协议应当无效。本案二审法院认定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与张英文对车辆各享有50%的“股份”，该公司同意张英文的转让行为，故张英文向刘超出售车辆的买卖协议有效，显然其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应予再审改判。二、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冀A×××××大客车名义上是被申请人张英文与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各占50%的“股份”，但是此“股份”实质指的是对车辆所有权及其他权益的共有，而非公司法意义上股东对公司享受权益、承担责任的“股份”。原二审法院认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同意张英文转让冀A×××××大客车的“股份”，依照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法律规定认定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向贵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3）石民一终字第0150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申请人张英文、刘超2011年10月20日关于车牌号冀A×××××车辆所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被申请人刘超辩称，中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菊主张的事实理由部分中，答辩人与张英文、飞鹿公司签订该车购买协议中不知道转让事宜，答辩人与张英文对车辆转让属恶意串通，该主张与事实不符。刘菊对车辆转让事宜始终明知且同意，因与张英文的家庭矛盾问题引发事后反悔从而恶意诉讼侵害刘超的合法权益。答辩人作为购买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始终与张英文等协商洽谈，应认定为善意购买方。该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已经交付，应得到法律保护，不存在无效情形。
被申请人张英文辩称，答辩人与飞鹿公司、刘超于2011年10月20日所达成的有关冀A×××××号营运客车50%的股份转让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事实上该车股份转让，刘菊一直参与并同意转让的，只是在该股份所得款项归属问题上夫妻之间发生矛盾而造成刘菊恶意诉讼。申请人在再审所涉及到的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5122号公证书第二项表述的车辆买卖刘菊不知情的结论没有事实依据。石家庄市中院2013石民一终字01502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对刘菊的再审请求应予驳回。
被申请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辩称，车是由张英文和答辩人各出一半资金购买，营运过程中承包给了张英文，并签署承包合同。张英文承包期间提出要求转让50%股权，当时与飞鹿公司谈的时候想让飞鹿收50%股权，答辩人因资金紧张没有收购。后张英文和刘菊又联系了刘超，又告知答辩人已经联系好客户准备签协议，刘超到公司了解车的情况，后签订了转让股权协议，当时答辩人表示同意。中院2013石民一终字01502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驳回刘菊申诉。另，答辩人与刘超向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刘菊返还扣押车辆，新华区法院判决于2014年12月15日送达，判决刘菊、刘云飞、李飞返还车辆。
本院再审查明，再审申请人刘菊在2011年11月18日接受石家庄市公安局谈固派出所询问时称，2011年11月1日上午9时30分，我在家给我司机李立华打电话问“车呢？”，李立华说“你丈夫给卖了”。之后我和女儿及李飞开车到白佛客运站找车，到了白佛客运站内发现我家的车，看见我们司机李立华、售票员段建科在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后女儿刘云飞和李飞各把自己的车停放在冀A×××××车的前后，不让车走后车上的那个人报警了；车是我家和飞鹿公司一起买的，我家和飞鹿公司各交了50万元买的；买车时张英文和我商量过，卖车时张英文没有跟我商量；张英文把车卖了50万元，钱在张英文那里；以前我自己配了一把车钥匙，我是拿配的车钥匙将车开走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刘菊称客车是张英文刘超夫妻事实存续期间购买。刘超是张英文结拜兄弟孙连良的亲外甥，刘超是配合张英文恶意转让张英文与刘菊夫妻共有财产，其对张英文的转让财产行为是明知的，刘超并未实际支付与该车辆50%的权益相对等的合理价款，故该协议是恶意串通，刘超购买车辆不属于善意取得，协议无效。车辆营运手续也在再审申请人处，该车辆张英文并未实际交付，再审申请人对张英文、刘超恶意串通的行为毫不知情，对飞鹿公司与二人签订的协议书也不知情。再审申请人刘菊对其陈述张英文、刘超恶意隐匿财产非法处分情节，除提供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2011年11月25日作出的关于撤销2011冀石太字5122号公证书外，未再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被申请人刘超对再审申请人的陈述予以否认，并称其与张英文、飞鹿公司签订的协议是正常市场交易行为，并非恶意隐匿转让财产，太行公证处撤销公证，也不能作为认定恶意隐瞒、恶意转让财产的证据。张英文出具50万元的收款收据，已经证人李某做的律师见证书以及个人账户明细等证据证实其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2011年11月1日刘超首次运营冀A×××××号客车时刘菊等人在客运站将车强行扣留，这一事实有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证实。被申请人张英文对再审申请人刘菊所述不认可，认可再审被申请人刘超陈述的事实。被申请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称，冀A×××××客车转让时张英文刘菊多次来协商，现在说张英文和刘超签订的协议无效，说恶意串通与事实不符。
被申请人张英文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41号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冀A×××××客车的所有权、经营权属于飞鹿公司和刘超。刘菊、刘云飞侵犯了飞鹿公司与刘超的合法权益，并判令将客车返还石家庄飞鹿客运公司、刘超。（2）2015年3月4日石家庄市太行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该公证书公证的内容为冀A×××××车的司机李立华出具的证言。李立华称“那是2011年，不知为什么当时经营的很好，刘菊说了好几次要找个主把车卖了。后来黄骅的刘超坐车来石家庄要买这个车，一共来了两三次，每次来刘超坐在车上和刘菊谈一路买车的事，他管刘菊叫妗子。张英文也跟我们说过车要卖了，让我和乘员给新车主开车卖票。2011年10月底，刘超和另一个人坐车来石家庄，在车上和刘菊说了一路。在白佛站他俩下了车，下车时和我们打招呼说晚上见。后来我开车回到刘菊住的小区，她下车回家，张英文上车后让我把车开到桥西捷虹大酒店。在酒店晚上和刘超还有一齐来的同学、酒店老板、张英文一起吃了顿饭。饭后张英文说明天就是刘超经营了，跟着新车主让我俩好好干。第二天我和票员、刘超三人开车到白佛车站准备上站，快到发车前，刘菊和她女儿刘云飞，还有女儿对象李飞开着两辆小车，一前一后把冀A×××××号客车堵在站上不让发车，被迫停了班，刘菊从车上把营运证和报班卡都拿走了。事实上由前到后卖车的事是刘菊张罗的”。再审申请人刘菊对再审被申请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反驳及质证意见：本案诉争事实是2011年10月20日刘超与张英文签订的购车协议书，不涉及同一天刘超、张英文、飞鹿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书。2013年新华区法院41号判决作出判决依据的证据是：客车行驶证、2011年10月20日三方协议书、2013新赵民初字25号判决以及2013石民一终字第01502号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中院01502号判决已经中止执行，引起本案再审。关于提到李立华证人证言公证书，根据证据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并且签订如实作证的保证书，本案李立华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出庭作证的相关情形，根据一份公证书于法无据也不符合事实。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再审认为，冀A×××××客车原系被申请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与张英文共同出资购买，被申请人张英文于2011年10月20日将该车50%的所有权及经营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申请人刘超，二人并与被申请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对上述转让行为共同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人刘菊在接受谈固派出所询问时也认可，冀A×××××客车系其夫妻与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分别出资50万元购买，张英文将车卖给刘超所得的卖车款50万元在张英文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冀A×××××车辆的50%的所有权原系刘菊和张英文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刘超已交付车辆转让费，只是在其运营车辆时被刘菊与他人将车拦下，后由刘菊用其所配制的钥匙将车开走。由此可证明张英文事实上已实际将车交付给刘超，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刘菊可就张英文未经其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另行主张权利。刘菊称刘超是配合张英文恶意串通转让夫妻共有财产，并未实际支付与该车辆50%的权益相对等的合理价款，刘超购买车辆不属于善意取得，但其未提供相应充分证据证明刘超与张英文恶意串通构成侵权的事实，故其请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作出的（2013）石民一终字第0150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安军民
代审判员 李会宁
审 判 员 许毅鹏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裴研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