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1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男，1977年10月27日出生，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专利代理人，住天津市河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春，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伟，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惠民，男，1945年12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审第三人：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1层4-1105室。
法定代表人：张立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男，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刘建因与被上诉人汪惠民、原审第三人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8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汪惠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刘建与汪惠民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同时错误认定刘建存在违约行为。《股权转让合同》真实的成立时间为2015年6月12日，汪惠民由于协议第一条“鉴于乙方截止2015年5月31日实际持有丙方拾股股权”的约定内容，坚持在协议上签署日期2015年5月31日，双方并非当日签署。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充分证明汪惠民在说谎，其陈述的全部内容的可信性存疑。汪惠民在第一次庭审中称2015年5月31日签署协议时，案外人潘润田在签约现场，刘建及中科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证明潘润田当天不在国内。汪惠民亦认可刘建与中科公司何时签署协议其并不知情，故2015年5月31日只能是汪惠民单方签署的日期。实际上，刘建在2015年6月11日下午下班才看到协议，银行已过营业时间，刘建委托王旭在2015年6月12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刘建与中科公司提供的短信证据亦可证明汪惠民先行单方签署合同。二、在合同签署日期存在争议，刘建及中科公司未在合同上注明日期的情况下，应以合同履行日期确定刘建认可合同内容承担合同义务的日期，即2015年6月12日，刘建不存在违约情形，一审判决判令刘建承担违约责任错误。
汪惠民辩称，服从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的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汪惠民系2015年5月31日签署协议。一审中，刘建与中科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协议是2015年6月11日签署的。在其他案件中，刘建及中科公司均主张汪惠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日期是2015年5月31日。刘建延迟付款，存在违约行为。
中科公司述称：与刘建的意见一致。
汪惠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建向汪惠民赔偿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滞纳金损失14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刘建（甲方）与汪惠民（乙方）及中科公司（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鉴于乙方截止2015年5月31日实际持有丙方拾股股权，乙方同意将其实际持有丙方拾股股权中的贰点伍（2.5股）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协议第三条股权转让款约定，甲方受让乙方转让的目标股权，共计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00元人民币（税后）；该股权转让款为乙方转让的目标股权的对价，乙方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款由甲方代扣代缴。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依据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第三条项下之款项：1、乙方书面授权丙方指定的王旭（身份证号：×××）为委托代理人，代理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专利局和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在专利局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文件上签字同意，并办理公证手续；2、上述授权委托未经甲方同意不可撤销；3、若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必须由乙方实际到场办理有关工商变更手续的，乙方须配合办理；4、乙方签署本协议，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当日内向乙方支付4000000元（税后）。合同第八条违约行为与救济部分约定，若任何一方发生本协议项下之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并支付本协议转让款20％的违约金。该协议还对乙方后续义务、保密条款、争议解决及权利放弃等具体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尾部各方签字盖章处均列明日期一项，甲方处刘建签字确认，未书写签字日期；乙方处汪惠民签字确认，签字日期书写为2015年5月31日；丙方处中科公司加盖公章，未书写签署日期。
2015年6月12日，委托人雒运朴、蒋亭、孙纪泉、刘建、赵伟与受托人王旭签订付款委托书。委托书内容为：“雒运朴、蒋亭、孙纪泉、刘建、赵伟、王旭从汪惠民受让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共计10股，其中雒运朴从汪惠民受让1股，蒋亭从汪惠民受让2股，孙纪泉从汪惠民受让2股，刘建从汪惠民受让2.5股，赵伟从汪惠民受让0.5股，王旭从汪惠民受让2股。现委托王旭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一并向汪惠民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其中包括雒运朴160万元、蒋亭320万元、孙纪泉320万元、刘建400万元、赵伟80万元，王旭320万元。”
2015年6月12日，王旭自其中国银行账户（账号：×××）向汪惠民名下银行账户（账号：×××）汇入16000000元。
审理中，汪惠民认可其于2015年6月12日收到刘建给付的4000000元股权转让款。
2017年5月19日，刘建至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代汪惠民缴纳了上述股权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1000000元。
经计算，以4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5年5月31日计算至2015年6月11日，利息应为68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汪惠民、刘建与中科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汪惠民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并提供协议书加以佐证，协议书文本的落款处显示签署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协议书文本落款各方签名、盖章处均已单独列明日期一项，汪惠民签署了日期，而刘建、中科公司未单独签署日期；现刘建、中科公司虽否认上述协议系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并主张上述协议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15年6月11日，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该院对刘建、中科公司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刘建、中科公司应自行承担因其未注明签署日期及举证不能导致的相应不利后果。该院认为，应将协议书文本尾部所载明的2015年5月31日认定为协议书的签署日期为宜。刘建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人，于2015年6月12日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相应违约责任。现汪惠民主张刘建赔偿其相应滞纳金即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该院予以支持。但汪惠民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标准过高，该院依法予以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对汪惠民主张的超出部分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建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汪惠民给付因其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利息损失6800元；二、驳回汪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汪惠民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本院（2016）京01民终6083号民事判决书；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7385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证明中科公司与刘建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日期是2015年5月31日。
经审查本院认为，汪惠民提交的两份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均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本案纠纷因刘建与汪惠民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故本案案由应细化为股权转让纠纷。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具体付款日期的问题。
《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乙方（汪惠民）签署本协议，甲方（刘建）在本协议签署当日内向乙方支付4000000元（税后）”，针对此条款，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汪惠民主张，付款日期应为其单方签署协议当日，刘建主张，付款日期应为双方均签署完协议当日。就此本院认为，首先，从该条款的行文来看，该条款并未直接采取“协议签署当日内付款”的约定，而加入了“乙方签署本协议”这一特别的约定，在没有其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理解为甲方应在乙方签署协议后当日内支付款项，否则“乙方签署本协议”这一前提约定显得毫无意义；其次，从双方的纠纷背景来看，汪惠民系从中科公司退休后退出公司，按公司安排转让股份给公司其他人员，双方签订协议的重点在于汪惠民何时退出，而非刘建何时同意接受股份，故以汪惠民同意出让股份的日期作为付款日期，更符合协议签订的背景；再次，现刘建、中科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不持异议，故刘建和中科公司实际签署协议的时间对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款的效力并不产生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本院对汪惠民的主张予以采信，刘建应于汪惠民单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当日内向汪惠民支付股权转让款。
三、关于汪惠民签署协议日期的问题。
《股权转让协议》上汪惠民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刘建主张汪惠民实际于2015年6月11日签署协议，此时，应由刘建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建就此提交了两方面的证据，一是案外人潘润田的护照，证明潘润田2015年5月31日不在国内，而汪惠民曾陈述称签约当时潘润田在公司，但该部分证据仅能证明汪惠民就协议签订的细节陈述存在瑕疵，尚不足以推翻协议上签署日期的真实性。二是汪惠民与王旭之间的短信往来，证明汪惠民签署协议之时，刘建尚未签字，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汪惠民单方的实际签约时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显然，刘建的举证，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要求的证明标准，首先，就“汪惠民签署协议日期为6月12日”这一事实，刘建的举证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其次，就“汪惠民签署协议的日期是5月31日”这一事实，刘建的反驳性举证也未达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标准，故本院认定，汪惠民单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日期为2015年5月31日。
四、关于刘建应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内容的问题。
刘建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刘建向汪惠民支付利息损失6800元，该处理结果无明显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刘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王 晴
审 判 员 杨 力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苑 珊
书 记 员 翟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