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初8号
原告：远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崇和路***号。
法定代表人：卢诚，董事长。
原告：浙ＸＸ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清吟街***号*号***室。
法定代表人：邵全臻，执行董事。
原告：包头满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神华公寓*座*单元**层*户。
法定代表人：何琪，总经理。
原告：台州臻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巾山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秦爱清，总经理。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斌、毛明清，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包头市荣资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与富强路南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白喜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王彬彬，内蒙古加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远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洲集团公司）、浙ＸＸ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公司）、包头满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琪公司）、台州臻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峰公司）与被告包头市荣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荣资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2017）浙民初8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荣资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后，荣资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以（2017）最高法民辖终23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17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斌，被告荣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该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即2011年6月4日签订的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一）》、《股权转让合同（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89亿元（按合同约定的总价款6.3亿元的30%计）；3、原告返还被告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亿元�4、以上第2、3项相抵后，原告返还被告款项0.71亿元；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4日，股权转让目标公司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远洲公司）全部四名股东（即本案原告）与案外人包头市九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合公司）签订《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该合同约定，本案四名原告共同将目标公司合计50%的股权转让给九合公司。股权转让标的分别为：远洲集团公司持有目标公司的0.5%的股权；华泽公司持有目标公司的30%的股权；满琪公司持有目标公司的14%的股权；臻峰公司持有目标公司的5.5%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3.15亿元。同日，远洲集团公司与九合公司签订《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该合同约定，远洲集团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剩余50%的股权转让给九合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3.15亿元。根据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九合公司受让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合同总价款合计6.3亿元。但九合公司仅支付了《股权转让合同（一）》项下部分股权转让款2.6亿元，《股权转让合同（二）》项下股权转让款分文未付。经原告多次催讨，九合公司一直无力继续履行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规定的付款义务。2013年1月31日，本案原、被告及九合公司在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基础上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三方一致同意九合公司将“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被告。但在该协议书签订至今长达四年多时间内，虽经原告多次催告，但被告始终未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亦未能与原告就相关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事宜协商履行。现被告拖欠股权转让款已超过合同�定时间近六年。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一）》第3.1.3条、《股权转让合同（二）》第3.2条，以及《协议书》关于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被告的相关规定，在被告按上述合同约定的方式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后，双方共同申请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现被告未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故目前尚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相关股权仍登记在原告名下。另，根据“原合同”规定，股权受让方在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前，对目标公司部分对外债务的相关担保人，即目标公司关联公司浙江远洲控股有限公司及远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卢诚，承担反担保义务并签订相应反担保合同。但被告作为股权受让方，至今未与相关担保人签订反担保合同。综上，原告认为，被告长期怠于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严重违约行为，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及“原合同”“任何一方迟延履行超过30日的，守约方有权发生书面解除本合同的通知”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由被告按照“原合同”“违约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违约方应一次性承担本合同约定股权及债权转让总价款的30%的违约金”之规定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长期不履行“原合同”中规定的反担保责任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将获得的利益“不完整”。根据“原合同”相关违约责任条款“由于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对方根据本合同获得的或将获得的权利或利益无效、可撤销或不完整，责任方应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被告不履行反担保责任的行为，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由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9月7日，四原告针对上述第2项�讼请求，向本院递交《补充诉状》称，在案涉股权转让“原合同”签订后，九合公司造成目标公司及原告经济损失远远超过原告主张的违约金1.89亿元。具体损失主要包括：1、九合公司非法对外空售房屋，造成目标公司及原告损失近1.3亿元。2012年至2013年初，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即实际控制人马一兵在目标公司安置房二期尚未实施建设情况下，基于该地块，以“苹果社区”为卖点，非法对外空售房屋，取得相关预售房款后出逃，引发社会问题。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为此垫资归还了购房人的购买款。经包头昆仑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2016年4月30日，马一兵非法空售房屋涉及647户，九原区政府垫资退款金额合计10502.17万元，所退款项来源为借款，借款金额11000万元，按九原区融资平均利率7%计算，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相应借款利息1745.53万元。该笔费用，九原区政府已明确要求目标公司支付。2、九合公司非法销售目标公司名下房屋，用于对外抵偿其自身债务，非法售房金额近5600万元，给目标公司及原告造成经济损失5600多万元。2011年7月至2012年11月间，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即实际控制人马一兵以伪造目标公司公章及修改目标公司网签账户及密码等方式，将目标公司名下安置房一期281套安置房，非法网签给刘军等人，用于偿付马一兵名下其他公司开发项目中拖欠的材料款等债务。非法网签涉及签约金额共计约5600万元。如非法售房合同恢复原状，除退还合同金额外，还面临损失的索赔，故九合公司非法销售房屋抵债行为，给目标公司及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将远远超过5600万元。3、九合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造成目标公司及原告利息损失近7000万元。其中包括：目标公司9000万元贷款相关利息损失3100余万元；以及未付工程款1700余万元相�利息损失3800余万元。原告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一）第7.3条第（3）款：“因乙方违约致使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乙方在支付违约金的同时还应赔偿甲方的损失，并有义务使目标公司恢复至本合同签订之前的原状。甲方有权要求恢复对目标公司的股权。乙方在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期间如造成甲方或目标公司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之规定，九合公司应当对目标公司及原告承担违约责任。荣资公司作为原合同权利义务概括受让人，应当根据“原合同”的规定，对九合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89亿元。
被告荣资公司辩称：一、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没有单方合同解除权，既无法定解除权也无约定解除权。理由有三：（一）从当事人的具体约定上看，本案答辩人及其申请追加的九合公司、被答辩人三方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详细分析其三方约定的具体内容，既含2.6亿元股权权益的转让（即该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答辩人享有2.6亿元股权），也包括对“原合同”履行内容和履行进度的变更（即该协议书第四条：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另行协商）；三方都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对上述内容给予了确认，体现了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只字未提权益出让方的违约事实或责任转嫁的问题，故被答辩人以此待证和未约定的事由要求单方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基础，无约定的合同解除权。（二）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我方为善意受让人，2.6亿元的权益是实实在在的，也得到全体被答辩人的确认和认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不能被无故抹杀，或者因为前手双方待证的违约事实而被无故削减；前手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履行与责任如何划分，答辩人并未参与，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前手通过法律程序独立解决，因为前手双方均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主体，故被答辩人相对于答辩人而言，无法律规定的解除权，因答辩人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违约事实。（三）从本案合同履约情况是否存在利益失衡的角度分析，纵观被答辩人对目标公司的投入，其实也就是3.1-3.2亿元左右，其中还包含通过目标公司土地资源融来的9000万银行资金（即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鉴于：被答辩人陈述并保证事实部分），实际投入在2.2-2.3亿元之间，而被答辩人收取的首期股权转让款2.6亿元，比较其实际付出和收入，显然被答辩人的实质权益并没有受到根本损害，且其还完全握有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反观答辩人却仅有一纸权益转让合同，毫无实体权益在握，因此在本案中不存在答辩人构成根本违约的事实，被答辩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并未落�。二、本案被答辩人通过《补充诉状》所主张的各项违约或违法犯罪的事实，与答辩人无关，其是否存在，需要通过追加相关当事人或另行诉讼予以查清，进而做出有法律效力的事实认定。（一）从本案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上看，被答辩人在其《补充诉状》证据清单中提供的证据二“目标公司报案材料、刑事立案通知书以及鉴定书”，均证明和自认被答辩人所诉称的九合公司在履行“原合同”期间存在的非法对外空售房屋、非法销售目标公司名下房屋进行抵偿自身债务等非法经营行为，属于刑事犯罪行为，按照“先刑后民”、“罪责自负”、“违约与侵权不能并举”的原则，该等事实不应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二）从法律规定上看，无论是过去的《民法通则》还是现行有效的《民法总则》，都将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规定为三个含义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和范畴，《合同法》仅仅规定了权利与义务的转让，但没有规定民事责任或违约责任也能转让。本案被答辩人提出的违约责任索赔主张，均是指向前手九合公司存在上述诸多违约行为，违约行为是否真实存在、违约程度大小与其主张赔偿金额息息相关，作为“原合同”履约双方，只有九合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才能查清相关事实，答辩人已向法院申请追加九合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三）从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和合同解释上看，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九合公司将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答辩人，按照《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整体性解释”的原则，概括转让系指框架性转让，并非全部转让，具体转让哪些权利义务需要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故《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对“原合同”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另行协商，这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本案《协议书》既是合同权利主体的变更，也是合同内容的更，答辩人严格履行《协议书》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且对被答辩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即被答辩人应先为答辩人办理2.6亿元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答辩人再以该等股权为目标公司提供对应担保。（一）合同权利主体的变更，系按照《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三方一致确认，乙方已经支付甲方的款项为人民币贰亿陆仟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其根据‘原合同’应享有的股权由丙方所有”，故被答辩人应按该约定为答辩人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确保答辩人获得目标公司2.6亿元的股权，实现该约定。（二）合同内容的变更，系按照《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对于“原合同”中的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另行协商；这一合同内容的变更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答辩人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述的违约�实，双方就剩余款项的支付一直在协商过程当中，且被答辩人时至今日亦未将2.6亿元股权变更登记至答辩人名下，答辩人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待该等股权变更至答辩人名下时，答辩人即时为目标公司承担对应的反担保义务。综上，答辩人认为自己不存在违约行为，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存在怠于履约行为无事实依据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金的主张依法应当被全部驳回。
2017年10月8日，被告荣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追加九合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鉴于荣资公司在本院召集的庭前会议时表示愿意继受九合公司在本案合同履行中的全部权利，而不愿意承继九合公司在本案合同履行中的全部义务。本院考虑到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九合公司的权利义务已经概括转让给荣资公司的事实，九合公司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且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潜逃，追加九合公司为第三人只会使诉讼迟延而无助于查清案情，故对荣资公司关于追加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四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及案外人九合公司将2011年6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一）、股权转让合同（二）两份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被告，以及被告未按合同规定履行付款等义务的事实情况。2、2011年6月4日签订的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股权转让合同（二）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九合公司就案涉股权转让涉及的转让价款、支付方式、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等相关事宜作出的约定情况。3、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目标公司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1日�成分立，注册资本减为8980万元，以及目前尚未就案涉股权转让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相关股权仍登记在各原告名下的事实情况。4、包头昆仑会计师事务所包昆会审字（2016）第35号审计报告，拟证明因马一兵非法空售房屋导致的政府垫资情况，从而证明原告及目标公司因此遭受损失1.3亿多元的事实。5、2013年9月13日、2016年7月27日包头远洲公司置业有限公司报案材料各一份、包头市公安局包公（经）立字（2013）8号立案通知书、包头市公安局包公（经）封通字（2015）91号协助查封通知书、包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包）公（刑）鉴（文检）字【2013】38号文件检验鉴定书等证据材料一组，拟证明九合公司在对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期间存在非法对外销售房屋抵债行为的事实，以及九合公司的非法行为给目标公司及原告造成经济损失5600多万元的事实。6、华融公司欠款结清证明及相应利息支付凭证，拟证明原告因被告违约所遭受的利息损失3129余万元的事实。7、临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项目停工费用汇总表。拟证明原告因被告违约所遭受的停工损失5683.29万元的事实。8、2016年4月13日包头市政府关于远洲国际城项目处理意见，拟证明包头市政府认定远洲国际城项目主体系目标公司，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未形成事实，目标公司股东仍为原告，以及政府相关垫资款项应由目标公司及原告归还等事实。9、合同解除通知书及邮寄回单，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事实。
对四原告提交的上述9组证据，被告荣资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协议书代表对原合同履行内容、履行进度进行了变更，并未谈及违约事实和责任方的转嫁问题。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证�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我们有先履行抗辩权。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我们不知情，也不认可。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涉及到前手九合公司的刑事犯罪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证据6—8，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知情、不认可。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没有法定和合同约定的解除权。
被告荣资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协议书》。证明目的：（1）三方就“原合同”履约内容和履行进度进行了变更，并未谈及先手的违约事实和责任的转嫁问题，协议无约定解除权；（2）合同主体变更，合同内容也变更，被告依照《协议书》履约，不存在违约行为。2、《股权转让合同（一）》。证明目的：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实际利益并未受到损害，且其仍握有目标公司全部股份，被告才是利益失衡的一方。3、目标公司报案材料、刑事立案通知书以及鉴定书。证明目的：目标公司已就“九合公司”违法犯罪行为报案且已立案，根据“先刑后民”原则等，该部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违法犯罪责任亦不可转嫁于被告。4、《补充诉状》。证明目的：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法并未规定民事责任和违约责任的转让，且刑事犯罪责任更加不可转让。被告不存在违约的事实。
被告荣资公司提交的上述4组证据，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合议庭在一审庭审时责令双方当事人庭后提交以下证据：四原告需提交能证明其在庭审中主张的在股权转让后投入目标公司1.6亿多元的证据；被告需提交能证明九合公司代其支付本案2.6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对价的证据、能证明被告具有履行能力的银行存款证明。同时，为了查明目标公司包头远洲公司远洲国际城项目中的涉及647户购房户的政府垫资退还购房款及其追偿问题，本院向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九原区审计局、九原区公安分局、九原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服务中心、九原区政府法律顾问进行了走访调查，并制作了走访调查笔录。对本院制作的走访调查笔录，双方当事人经质证，四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其真实性持保留意见。对双方当事人庭后提交的上述证据，对方当事人经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部分，可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或关联性有异议部分，其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需结合全案综合予以认证。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1年6月4日，四原告与案外人九合公司签订《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一份，约定：四原告将其合计持有目标公司包头远洲公司50%的股权（其中，远洲集团公司0.5%、华泽公司30%、满琪公司14%、臻峰公司5.5%）转让给九合公司，股权转让款总计为人民币3.15亿元。同日，远洲集团公司与九合公司签订《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一份，约定远洲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目标公司剩余50%的股权转让给九合公司，股权转让款总计为人民币3.15亿元。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和股权变更登记方面，甲方（四原告）和乙方（九合公司）在《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第三条约定：自签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3.15亿款项中的2亿付至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北京市有关公证处，并办理提存手续。在转让方完成目标公司分立事�（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减资为8980万元，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前15日内，乙方将剩余部分人民币1.15亿付至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北京市有关公证处，并办理提存手续。自下列条件成就之日起，甲方有权将3.15亿款项提走:Ａ、甲方完成了目标公司分立事项，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减资为8980万元，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Ｂ、目标公司5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在《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第三条中，甲方（原告远洲集团公司）和乙方（九合公司）约定：乙方向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北京市有关公证处以提存的方式一次性支付人民币3.15亿元后3日内，甲方、乙方及目标公司前往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目标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项文件，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在违约和赔偿责任条款方面，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分别在第七条和第五条均约定：“乙方（九合公司）在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期间如造成甲方（原告方）或目标公司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如无法定或约定理由单方解除本合同或违约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违约方应一次性承担本合同约定股权及债权转让总价款30%的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相应的损失。”2013年1月31日，甲方（四原告）、乙方（九合公司）、丙方（被告）三方在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即“原合同”基础上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一、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在“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三、三方一致确认，乙方已经支付甲方的款项为人民币大写贰亿陆仟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其根据“原合同”应享有的股权由丙方所有。四、对于“原合同”中的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另行协商。在本案�同履行过程中，除原告、被告和九合公司2013年1月31日的《协议书》中确认九合公司支付过2.6亿元股权转让款外，对剩余3.7亿元股权转让款，被告荣资公司至今未支付。目标公司包头远洲公司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相关股权仍登记在四原告名下。2017年3月13日，四原告以被告荣资公司长达4年多时间仍未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等为由向被告荣资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
另查明，九合公司与四原告签订本案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后，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一兵在目标公司包头远洲公司远洲国际城项目中的安置房二期尚未实施建设情况下，基于该地块对外空售房屋，取得预售房款后出逃，九原区人民政府为此垫资归还了购房人的购房款。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审计局和包头远洲公司共同委托包头市昆仑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包昆会审字（2016）第35号审计报告记载：“截止2016年4月30日，涉及退款647户，合计退款金额10502.17万元，所退款项来源为借款，借款金额11000万元，按九原区融资平均利率7%计算，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相应借款利息1745.53万元。”对于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垫付的上述审计报告中的10502.17万元款项及其利息，本院在向九原区政府调查时，九原区政府明确表示要向有关当事人追偿。
本院认为，转让人四原告与受让人九合公司于2011年6月4日签订的本案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即“原合同”《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和《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以及四原告、案外人九合公司、被告荣资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本案《协议书》，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法定和约定义务。在总计6.3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履行过程中，九合公司只支付了2.6亿元，对剩余的3.7亿元股权转让款，股权受让人并未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北京市有关公证机构提存，故本案股权至今在四原告名下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由于本案《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九合公司在“原合同”即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荣资公司。为此，被告荣资公司通过合同转让（合同主体变更）的形式成为本案两份股权转让合同新的当事人，取代“原合同”中的九合公司作为股权受让人的合同主体地位。“原合同”对被告荣资公司有拘束力。荣资公司对“原合同”中九合公司未履行的剩余3.7亿元股权转让款负有向四原告支付义务。虽然“原合同”对股权受让人九合公司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期限作了约定，但考虑到荣资公司概括继受了九合公司在“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而《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对“原合同”中剩余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另行协商，故可认定《协议书》对“原合同”中剩余3.7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作了一定变更。虽然四原告与被告约定另行协商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但对3.7亿元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是否届满以及被告有无违约，需要从双方的协商过程、股权转让款客观上未支付的时间长短、被告有无继续履行合同能力等因素综合予以考量。根据被告荣资公司在本院庭审中的陈述，在2013年1月31日本案《协议书》签订后，就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原、被告每年磋商过2、3次，但一直没谈妥。由于原告出让股权的合同目的在于取得股权转让款，向对方催收股权转让款和尽快取得股权转让款属于一个理性商人和营利法人出让股权后的�然选择，原、被告双方从2013年1月31日至今长达4年多时间里，就剩余3.7亿元股权转让的支付几经磋商仍无结果，被告客观上在长达4年多时间内，仍然未支付3.7亿元股权转让款，这可以印证原告提出的一直向被告催款和被告无履行能力而违约的主张。由于被告荣资公司的主合同义务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特别是双方长达4年多就剩余3.7亿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磋商未果的情况下，在2017年3月13日四原告向被告荣资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被告如有诚意和有能力履行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则就应积极筹措股权转让款并向四原告支付或向有关部门提存。鉴于被告荣资公司有无合同履行能力是本院判决合同解除与否及合同有无继续履行可能之重要考量因素，根据被告荣资公司在本院庭审中陈述的筹资能力（1到2个月内可筹集9亿元，1到2周内可以筹集6.3亿元）、结合尚未支付的3.7亿元股权转让款及其4年多利息、原告后续投入目标公司款项等因素，本院在2017年10月20日庭审时责令被告在15日内提交6.3亿元人民币并冻结2个月的银行存款证明，以证明被告具有履行本案合同的能力。但是，被告至今未能提交上述存款证明。为此，本院可以认定被告荣资公司因不具有履行合同能力而违约，原告取得全部股权转让款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原告提出解除本案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解除后可请求“恢复原则”和“赔偿损失”的处理原则，在股权尚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对九合公司已经支付给原告的2.6亿元股权转让款，应当予以返还。由于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基于目标公司包头远洲公司之远洲国际城项目地块，在“苹果社区”房屋尚未建造时对外空售房屋，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取得预售房款后潜逃引发购房户群体性上访问题，九原区�民政府为此垫资退还给647户购房户的购房款本金10502.17万元，该垫资款计算至本判决作出之日2017年11月30日的利息损失为2848.26万元（本案审计报告计算至2016年5月31日的利息为1745.53万元，按审计报告中的７％年利率计算，计算至本判决作出之日的利息为：1745.53万元+10502.17万元*７％/年*1.5年＝2848.26万元，即计算至本判决作出之日的利息为：在审计报告计算至2016年5月31日的利息的基础上再加1.5年利息。如九原区政府主张后续利息，则可另案处理）。在九原区政府明确表示该垫资款要向有关当事人追偿的情况下，在四原告退还给九合公司的2.6亿元股权转让款中，应当扣除九原区政府的上述垫资款本息合计13350.43万元（本金10502.17万元+计算至本判决作出之日的利息2848.26万元）。该13350.43万元款项留存在四原告处后，可作为填补九原区政府的垫资款本息损失。由于本�《协议书》约定九合公司的权利义务由被告荣资公司概括继受，故四原告退还给九合公司的12649.57万元款项（九合公司支付的2.6亿元减去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潜逃使政府垫资本息损失13350.43万元），应当退回给被告荣资公司。被告荣资公司与九合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可另案解决。至于四原告主张的违约金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违约金条款属于合同中的清理结算条款。合同解除后，违约金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因本案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均约定“违约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违约方应一次性承担股权转让总价款30%的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相应的损失”，故原告基于总价款6.3亿元而主张1.89亿元违约金似乎有相应的合同依据，但考虑到违约金具有损失填补功能和惩罚功能，如�于强调违约金的惩罚功能，让被告承担1.89亿元违约金，不利于达到衡平双方利益的目的。故在本案合同解除后，本院对违约金的适用上，以损失填补功能为主，即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违约金，以补偿原告方的损失为主。对四原告在《补充诉状》提出的三部分损失是否支持，本院评判如下：虽然本案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均约定：“乙方（九合公司）在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期间如造成甲方（原告方）或目标公司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但是：（1）对九原区政府退还给购房户的购房款本息损失，该部分款项已经在四原告应当退还给九合公司的2.6元股权转让款中扣除13350.43万元，九原区政府将来向目标公司或原告主张该部分款项损失时，原告的损失已经在上述扣款中得到补偿；（2）对四原告主张的九合公司非法销售目标公司名下房屋近5600万元用于抵偿其自身债务造成�损失，根据四原告提供的证据5，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伪造公章将目标公司房屋抵押给他人，鉴于抵押之债属于或有负债，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抵押权人已经实现了抵押权，该部分损失目前尚未发生，对四原告的该部分主张，现不予支持。如上述抵押将来对四原告或目标公司确有损失发生，则四原告可另行向被告主张权利；（3）对四原告提出九合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利息损失近7000万元问题，由于目标公司的贷款利息和未付工程款利息本来就属于目标公司自身应当清偿的债务，目标公司迟延支付款项，其本身同样占用债权人款项而受益，故对四原告提出的该部分利息损失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荣资公司通过合同主体变更，概括继受九合公司的权利义务而成为新的股权受让人后，荣资公司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内，仍未向股权转让人四原告支付剩余3.7亿元股权转让款。荣资公司亦未能按本院要求提交证实其具有履行能力的银行存款证明，本院认定荣资公司无继续履行合同能力而根本违约。四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四原告收受九合公司的2.6亿元股权转让款，在扣除九原区政府因九合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预售房款潜逃而垫付给647户购房户的退房款本金10502.17万元及计算至本判决作出之日的利息损失2848.26万元合计13350.43万元后，剩余的12649.57万元应当退回给九合公司的权利义务概括继受人荣资公司。留存在四原告处的该13350.43万元款项，可作为填补九原区政府的垫资款本息损失。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与被告荣资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该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即2011年6月4日签订的《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一）》和《包头远洲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
二、原告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被告荣资公司股权转让款12649.57万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86800元,由原告原告远洲集团公司、华泽公司、满琪公司、臻峰公司负担319278.50元,由被告荣资合公司负担196752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范启其
审判员 王 丽
审判员 楼 颖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