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中民五终字第1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宝良，男，汉族，1949年10月6日出生，住址沈阳市东陵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兰，女，汉族，1948年8月29日出生，住址沈阳市东陵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瑞，女，汉族，1978年2月5日出生，住址沈阳市东陵区。
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长波，男，196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福杰，男，汉族，1965年3月12日出生，住址沈阳市东陵区。
委托代理人：卢胜利，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理处下河湾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
法定代表人：贺长纯，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宋光日、金允香、宋喜燕因与上诉人徐福杰、被上诉人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理处下河湾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河湾村委会）土地承包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4）沈和民四初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石瑷丹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董莉（主审）、代理审判员张春韬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宝良、李桂兰、张瑞向原审法院起诉称：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及妻子李桂兰，女儿张瑞，共有3亩承包地（该地为30年承包地，原告本村人均承包土地1亩）。原、被告同是本村村民，原告从村里承包了土地后将土地租给了被告，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口头约定，一年一租，一年一交租金，下打租。若原告用地可以随时收回。2011年，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徐福杰要收回土地，被告徐福杰无理拒绝，原告为此也多次找到村委会，村领导也多次给予调解。但被告拒不腾地，无奈原告只好向你院提起诉讼，望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给此案以公正裁决。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徐福杰之间的土地承包（出租）关系；2、判令被告徐福杰立即无条件腾出占用原告的土地。
被告徐福杰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土地承包关系，被告承包的土地不是从原告手里承包过来的，被告承包的土地是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开会，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并履行了承包手续，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被告也提不到所谓占有土地，至于原告所述的理由是找到被告，与被告有口头约定，这些都不是事实，都是杜撰的，也就是说被告与原告没有土地租赁关系，所谓上打租、下打租都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诉讼时间长达3年，之所以迟迟没有解决原因就在于原告所说的土地承包也好，租赁也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请求法院认真审理，早日公正判决，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并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河湾村委会辩称：不发表任何意见，提交土地承包台账，由人民法院裁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三原告与被告徐福杰同系下河湾村村民。原告张宝良与原告李桂兰系夫妻关系、原告张瑞系原告张宝良与原告李桂兰之女。1998年10月30日，原告张宝良作为家庭代表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与被告下河湾村委会签订了编号32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并经沈阳市东陵区浑河站朝鲜族乡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鉴证。该合同约定承包土地地点为“西”、亩数为3亩、承包期限从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止……该合同发包方义务一栏内注有“转让徐福杰户”字样，原、被告均认可该内容为时任的被告村书记宋丽君所作标注。该土地自第二轮土地承包后一直由被告徐福杰耕种、经营。现该土地已种植了果树并自建了温室。被告徐福杰自耕种该土地之日起至双方就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产生争议前均逐年向原告家庭支付每亩80元至200元费用。后因原告要求被告徐福杰返还土地，双方协商未果，酿成本案诉讼。
另查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就上述土地被告徐福杰与被告下河湾村委会亦签订了编号14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承包土地地点为“家西”、亩数为10亩……该合同发包方义务一栏内注有“原有2.6亩”字样，但未约定承包期限、未注明签订日期。
又查明：下河湾村土地台账（1998年11月）记载，被告徐福杰为家西地块共计10.26亩承包地的合同权利人，其中合同号14对应的户口在册名单为被告徐福杰一户三人，合同号32对应的户口在册名单为原告张宝良、原告李桂兰、原告张瑞一户三人，合同号31对应的户口在册名单为另案原告宋春奎、朴七星宋光日、宋龙德三户七人。
再查明：三原告主张与被告徐福杰口头约定将诉争土地出租给被告徐福杰耕种，一年一租，被告徐福杰对此不予认可，而三原告就此未能向法庭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还查明：被告下河湾村委会自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下河湾村委会制定了“每人一亩口粮地”的土地承包政策。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三原告主张的解除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关系及腾出占用土地问题。被告徐福杰并不认可与三原告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关系，并辩称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其自发包方，即被告下河湾村委会承包取得，故本案应首先明确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及流转方式后，再审查三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被告下河湾村委会分别与原告家庭代表及被告徐福杰签订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但根据下河湾村土地台账（1998年11月）记载的合同人徐福杰对应31号合同项下包含三原告在内的户口在册名单、32号承包合同中标注的“转让徐福杰户”及原告家庭与被告徐福杰之间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应认定系被告下河湾村委会将已发包给原告家庭的土地另行发包给了被告徐福杰。但结合被告徐福杰的承包合同中既未约定承包期限亦未注明签订日期并考虑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下河湾村委会制定的“每人一亩口粮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应确认原告家庭为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另根据被告徐福杰并未向原告家庭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而是逐年向原告家庭支付每亩80元至200元费用的事实，应认定原告家庭并未退出土地承包关系，被告徐福杰向原告家庭支付的上述费用应为转包费。因此，被告徐福杰与原告家庭之间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
关于是否应解除转包关系及腾出占用土地问题。根据下河湾村土地台账（1998年11月）的记载，原告家庭与被告徐福杰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已存在16年之久，被告徐福杰亦在该土地上种植了收益期较长的经济作物、自建了温室，并以此作为其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因此，从维护社会稳定及被告徐福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的角度出发，不宜解除本案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故本院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宝良、原告李桂兰、原告张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三原告负担。
宣判后，张宝良、李桂兰、张瑞及徐福杰均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张宝良、李桂兰、张瑞上诉称：要求解除与徐福杰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
徐福杰上诉称：张宝良、李桂兰、张瑞燕没有证据证明其是诉争土地的承包者，更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转包、出租、转让或者其他方式的行为或形式。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土地转让是最为彻底的流转方式，是承包人的变更，原承包合同的内容不变，但原承包人退出承包关系由第三人继续向发包人履行承包合同。而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第三人依转包合同向承包人承担权利义务，承包人与发包人的承包关系不变，仍向发包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徐福杰主张与张宝良、李桂兰、张瑞系土地经营权转让关系的合同，是下河湾村委会将诉涉土地发包给张宝良、李桂兰、张瑞家庭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中，下河湾村委会与张宝良、李桂兰、张瑞农户代表张宝良分别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一栏签字。发包方义务一项注明“转让徐福杰户”，是下河湾村委会在土地发包给张宝良、李桂兰、张瑞家庭的基础上所作的标注，并非将土地直接发包给徐福杰。该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1991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承包合同虽注明“转让徐福杰户”，土地也实际由徐福杰耕种，但徐福杰并未向张宝良、李桂兰、张瑞家庭支付转让价款，双方也未办理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徐福杰逐年向张宝良、李桂兰、张瑞支付每亩80元至200元的费用，上述费用应为转包费。综上，张宝良、李桂兰、张瑞作为原承包人并未退出土地承包关系，徐福杰向原承包人交纳费用，双方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张宝良、李桂兰、张瑞与徐福杰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已存在16年之久，徐福杰在该土地上种植了收益期较长的经济作物，并以此作为其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故对张宝良、李桂兰、张瑞及徐福杰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计200元，由上诉人张宝良、李桂兰、张瑞承担100元，徐福杰承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瑷丹
审 判 员 董 莉
代理审判员 张春韬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长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