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商终字第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玉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曼莉，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传波，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三法律服务所。
负责人刘国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宝进，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三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前由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科商初第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曼莉、王传波及被上诉人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三法律服务所的委托代理人李宝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1月12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因与沈阳铁路局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某某矿产勘查开发院、赤峰市某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纠纷一案，委托原告单位李宝进作为一审、二审、执行的代理人代理诉讼。代理权限为：代为起诉；代为调查、取证、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在执行程序中代为收转被执行标的等特别授权。本协议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执行及撤诉）。按本案诉讼标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提取交纳代理费（不包括前期给付的各项诉讼费用）。委托协议签订后，原告指派其单位李宝进作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被告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所起诉的与内蒙古自治区某某矿产勘查开发院、王某某、高某某、张某某、赵某某，第三人某某旗某某铁路运输有限公司探矿权转让合同一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31日作出（2011）锡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判决内蒙古自治区某某矿产勘查开发院、王某某、高某某、张某某、赵某某连带赔偿被告3864796.91元。该案一审判决后，内蒙古自治区某某矿产勘查开发院、王某某、高某某、张某某、赵某某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内民一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1月6日，被告通过徐某向原告支付的起诉费及部分诉讼费用120000.00元。2013年3月4日，被告委托徐某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作为其二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利为：代为调查、取证、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等特别授权。本协议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二审判决生效后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执行及撤诉），无论何种结果，均由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500000.00元。如被告再聘请其他代理人，与原告无关，被告仍应按约定的500000.00元代理费支付原告。
原审法院经核对，根据双方在委托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给付代理费标准，被告应给付原告代理费共计1659439.07元（其中一审代理费，3864796.91元×30%=1159439.07元，二审代理费500000.00元）。
原审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未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也未委托任何人与原告签订有关诉讼代理费的相关协议，被告在起诉前已一次性向原告交纳了代理费120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的辩解主张与原告所出示的盖有被告公章的2011年1月12日的《委托代理协议》、及盖有被告公章的关于徐某委托事宜的委托书相矛盾，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因此被告的辩解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1月12日及2013年3月4日由徐某代表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照约定各自履行义务。根据原告所出示的证据，原、被告签订委托合同后，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实施并完成了代理活动，被告通过徐某虽于2011年1月6日向原告支付了120000.00元费用，但在原告方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中已明确写明是预付的起诉费及部分相关诉讼费用，因此并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代理费已全部支付的事实，被告的该项辩解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在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所约定的按该案诉讼标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提取交纳代理费（不包括前期给付的各项诉讼费用）违反了1998年《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应属于违法无效的约定。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范畴。并且，原、被告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对于支付代理费的具体数额及支付比例，应当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该代理费的支付标准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不存在无效的情况。原告在完成委托协议所约定的代理义务后，要求被告按协议约定比例支付代理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被告的该项辩解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三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费1659439.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案件受理费9867.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4）科商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其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一审委托代理协议及2013年3月4日签订的二审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存在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1、从一系列的文件捺印痕迹来看，很多文件都存在先盖章后打印的情况，可见被上诉人的确从上诉人处取得了一批事先盖好印章的空白A4纸，并用此伪造了与上诉人真实意思严重不符的委托代理协议，故上诉人保留对相关证据进行补充鉴定、重新鉴定以澄清相关事实的权利；2、三份委托代理协议在内容上也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不合常理、逻辑混乱的疑点，包括但不限于：（1）一审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了高达30％的风险代理报酬比例，但在签署该协议时却未能接触具有上诉人真实身份的工作人员或负责人；（2）一审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表述委托被上诉人作为一审、二审、执行的代理人，风险代理报酬比例为30%，双方再签订二审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二审判决生效立即支付50万元代理费，很明显与常理不符，且二审委托代理协议中甚至没有表示该50万元代理费是否应包含在比例为30％的风险代理报酬中；（3）2013年3月4日签署的二审委托代理协议共有两份，一份时间为手写，一份时间为机打，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完全一致，但机打时间的协议增加了一条同意由科尔沁法院管辖的约定，与常理不符，存在明显的为启动代理费创造管辖便利的伪造故意；（4）被上诉人称徐某有上诉人全权委托的授权委托书很明显是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诉人使用此种委托书书面授权徐某协商代理费与常理不符，系被上诉人自行伪造；（5）徐某凭借2011年1月12日的委托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4日签订二审委托代理协议，前后时间相差两年，与常理不符。二、一审判决认为“按协议约定比例支付代理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律服务所应“严格遵守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制度”；2、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制定和调整乡镇法律服务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同级价格部门审批，并报国务院价格管理部门备案”；3、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物价局、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民事诉讼收费标准为100万以上的部分为1%，按照诉讼标的额为3847969元计算可得代理费为43298元；4、在所有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关于法律服务所风险代理的规定，即法律服务所私自约定风险代理的视为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三、风险代理收费30％和风险代理收费50万是否可以同时生效？1、一审判决认为前述两项约定均可以独立生效，理由是相关的约定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明确表示其收费执行的是律师收费标准，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文件明确规定“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政府指导价”，而在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执行政府指导价”，可见应当考证前述两项约定是否违反了政府指导价；3、在《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明确约定“代理民事诉讼案件风险代理最高不超过30%”，前述两项约定指向的是同一代理标的，属于重复性约定，二者不能同时生效。四、退一步讲，如果法院坚持认为前述两项约定可以同时生效，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是否适格履行了代理义务？要求上诉人全额支付代理费的条件是否已成就？1、风险代理是指代理该民事案件的全部诉讼过程（包括一审及可能发生的二审、执行），同时就该案件标的最终实现的金额最高提取30%；2、被上诉人仅代理了原探矿权纠纷案件的一审，并未代理二审和执行；3、被上诉人称其在原探矿权纠纷案件的二审中有代理权，但事实上二审时上诉人并没有委托其代理及向其出具二审的诉讼委托书，从二审的案卷中可以显示被上诉人在二审中仅参与了两项诉讼活动：（1）2013年3月29日的开庭；（2）提交代理词，但内容与其在一审时提交的代理词相比未做修改。但从二审的案卷来看，还有五项重要的诉讼活动被上诉人并未参与：（1）2013年2月20日提交上诉答辩状；（2）2013年3月26日提交了14份证据；（3）2013年4月11日的法庭询问；（4）2013年5月31日的法庭询问；（5）2013年6月17日的法庭调解；4、综上所述，从各个角度来看，被上诉人并未适格履行代理义务，要求上诉人全额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五、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民事诉讼案件的代理均执行政府指导价，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服务所和律师、律师事务所是具有不同定义的职业和机构，而且司法部也制定了针对各方的管理办法和政府指导价，被上诉人强调的两项收费约定均已远远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苏木（乡镇）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故均应视为无效约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均存在严重错误，故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三法律服务所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存在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第一条其实再次重复了“代理协议是伪造的”。此事一审判决书已经论述的一清二楚，根据上诉人申请，委托某某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内容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第二条说“三份代理协议内容上诸多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三份合同的签订双方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组织而非个人，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不知对方所说的“常理”指的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答辩人仅知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接着的叙述中，发现上诉人所说的“常理”，是“约定了高达30％的风险代理报酬”。至于说到“未能接触具有上诉人真实身份的工作人员”，真不知此话从何说起，难道上诉人三次与我方签订合同和多次出具各项诉讼手续的人均不是真实身份而是假名假姓？这倒真把我们弄糊涂了。上诉人然后又说一审风险代理费30%，二审又约定支付50万元代理费又是“与常理不符”。法律讲究第几条第几项，上诉人所说的“常理”不知写在哪部法律法规上。答辩人认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侵犯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真正的常理。三份协议均为双方自愿签署，不存在胁迫，欺诈或乘人之危，不知何处不符合“常理”。对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论述非常清楚，即只要不违反《合同法》52条的几项强制性规定，即合法有效。“与常理不符”之说，也证明了在上诉人眼中，根本没有法律概念，用法律上找不到的“常理”衡量一切，观察一切。把自己委托徐某2011年1月12日和2013年3月4日签订的二份协议也说成“与常理不符”。假如与常理不符，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长达三年多的时间，所代理的案件也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诉讼才结束，在此期间怎么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审法院对每一份证据为什么采信与不采信，都表述的明明白白，处处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你方认为与常理不符，难道你方多次无理缠诉，利用诉讼拖延给付时间，就与“常理”相符吗？上诉人反复说什么他们或者未曾委托徐某，又说30％风险代理费如何不合常理。那么请问：2011年1月12日上诉方盖有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上的白纸黑字上写明：“我公司委托徐某与通辽市148第三法律服务所有关起诉内蒙古某某矿产勘察开发院，全权委托徐某办理”。因此才有了由徐某代理上诉方与我方先后签署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关于“风险代理”一事，正是由徐某代表上诉方提出，本来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应该按照法定方式，先交完代理费再进行代理。考虑到上诉方再三说他们目前经费紧缺，我方才不得已而为之。风险代理按“常理”，应该是诉讼标的额的30%，我们却按“胜诉额”的30%，如此作法在社会上很公正。风险代理本来难度就很大，而且均是按“胜诉额”计算的。重要的是，徐某在2013年8月20日出具的“说明书”上承认“原来我与李宝进协商风险代理，风险代理费按胜诉额的
30％给付”，足以证明他是代表上诉方所说的。并且接下来又说“现由于其他股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至今无法兑现”。恰恰说明违约的是上诉方。你与我方签合同时代表的是公司，所代理的案件也是上诉人。什么“其他股东”与我方无关。签了合同不履行不是违约是什么？（二）上诉人处处不讲法律讲“常理”，本来就是奇谈怪论，却用此标准来衡量上诉状的全部内容。在上诉状的第二部分又说，一审法院按协议约定比例支付代理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在他们眼中，这也是“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假如这也适用法律错误，那么在上诉人看来，“正确的适用法律”又是什么样子呢？而一审判决适用的是《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上述法律中哪一条说到“风险代理”是违法的。“法无禁止皆可为”有什么错误？《合同法》第57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6条规定“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再三违约。“风险代理”本来就是你方提的要约，我们把你当成了诚实守信人才肯承诺。本来上诉方已经放弃了这场官司，认为没有胜诉希望，但我方敢冒风险，千辛万苦，历尽曲折，打赢了一、二审官司，但上诉人不肯付出，光图回报，如果说上诉人搞欺诈完全说得过去，如果再赖下去只能自食苦果！（三）关于“约定管辖”问题，这既是法律明确规定，又是社会上常用的方式。约定由科区法院管辖，为了方便诉讼，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谁强迫谁，谁欺诈谁的问题。一切均合法有效，不知上诉方反复提起这个问题是何用意？综上所述，答辩人要求给付代理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事项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审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三份代理协议及2011年1月12日出具给徐某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的问题；二、关于2011年1月12日协议风险代理收费30％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和2013年3月4日协议代理费50万是否可以同时生效的问题；三、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探矿权纠纷一案二审期间的代理义务的问题。
一、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三份《委托代理协议》及2011年1月12日出具给徐某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的问题。
上诉人在二审庭审阶段提交的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如下文书的印章真伪、印章与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文字与印章形成时间、是否为同一批纸张等事项进行鉴定：1、2011年1月12日《委托代理协议》；2、2011年1月12日出具给徐某的《授权委托书》；3、2013年3月4日《委托代理协议》（手写时间版）；4、2013年3月4日《委托代理协议》（机打时间版）；5、2013年3月8日出具给李宝进的《授权委托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在一审庭审阶段及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鉴定申请书，申请对：1、2011年1月12日《委托代理协议》；2、2011年1月12日出具给徐某的《授权委托书》；3、2013年3月4日《委托代理协议》（机打时间版）；三份文书进行鉴定，鉴定事项亦包括印章真伪、文字与印章的先后顺序等事项，并且在一审法院2014年6月19日对上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上诉人明确放弃对2013年3月4日《委托代理协议》（手写时间版）的鉴定，同时增加了对2011年1月12日出具给徐某的《授权委托书》印章真伪的鉴定，因此，对于上诉人二审提出的鉴定申请的前四项文书的鉴定，上诉人已经在一审申请过了，或者已经明确放弃申请了，且一审法院已经委托了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以上内容进行了鉴定，并由某某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此，上诉人在二审阶段对于前四份文书提出的鉴定请求，属于重复申请鉴定的行为，本院不予支持。而对于上诉人申请鉴定的第五份文书，2013年3月8日出具给李宝进的《授权委托书》，因该《授权委托书》是涉案的探矿权二审案件的委托书，因该案件已经实际审理，上诉人对李宝进参加二审庭审未提出异议，即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了探矿权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上诉人对此已经实际认可，因此该文书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鉴定申请，本院亦不予支持。
在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以上三份文书进行鉴定的过程中，某某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要求上诉人提交部分补充样本，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30日将该补充样本通知送达给上诉人，同时对上诉人以笔录的方式进行了鉴定风险告知，明确告知上诉人如果不按期提供相应的材料（或提供材料存放地点、联系方式）及缴纳鉴定费，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后，一审法院反复催要，上诉人并未按期提供相应的补充材料，某某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载明“2011年11月，委托方确认暂不能提供印文样本，依据现有条件进行检验”，因此鉴定结论为“现有条件下不能对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亦在判决中论述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不按期提供相关材料导致无法进行鉴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委托某某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正确，应当予以采信。
本案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探矿权纠纷一案代理关系所产生的纠纷，因被上诉人在该探矿权纠纷一案中，已经对该案件一审、二审实际代理参加了诉讼，故双方代理关系已经事实成立。而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出示的三份委托代理协议、委托授权书等文书的真伪、形成时间等提出异议，举证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因此，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的、相反证据反驳，又不配合鉴定机构提供相应的检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于上诉人主张的以上三份《委托代理协议》（2011年1月12日一份及2013年3月4日两份）及2011年1月12日出具给徐某的《授权委托书》不真实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2011年1月12日协议风险代理收费30％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和2013年3月4日协议代理费50万是否可以同时生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内蒙古自治区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范畴。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对于支付代理费的具体数额及支付比例，应当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该代理费的支付标准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不存在无效的情况，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于上诉人主张的2011年1月12日委托代理协议已约定由被上诉人代理一审、二审、执行，因此与2013年3月4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二审代理费的部分不应重复给付的观点，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1年1月12日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又在2013年3月4日签订了两份委托代理协议，应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自愿变更了2011年1月12日的协议的部分内容，即对于探矿权一案二审期间的代理事宜又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因此，对于探矿权一案一审期间的代理事宜仍适用2011年1月12日双方的委托代理协议，而对于探矿权纠纷一案的二审期间的相关事宜则应当适用双方2013年3月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被上诉人按照这三份协议约定履行了探矿权一案的一审和二审程序，因此，上诉人应当按照该案件胜诉额的30%给付一审期间的代理费，即3864796.91元×30%=1159439.07元；按照2013年3月4日的协议给付二审期间的代理费50万元。
三、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探矿权纠纷一案二审期间的代理义务的问题。
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出示以下新证据：原探矿权二审案件中上诉答辩状、庭审笔录、提交十四份证据的清单、两次法庭询问笔录、一次法庭调解笔录、执行程序中的法律文书。用以证明二审程序及执行程序中有七项诉讼活动，被上诉人仅仅参与了两项诉讼活动。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双方2013年3月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必须按时参加2013年3月26日的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的庭审活动，除此之外，双方并未对参加诉讼活动的项目、次数进行约定，而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26日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庭审活动，因此本院认为，应认定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其代理义务。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734.0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玉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云飞
审判员 李雅丽
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