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包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卢如建，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明春，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勇，身份证住址贵州省正安县。
上诉人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建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起，被上诉人张建勇即承包上诉人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2013年6月4日前名称为广州贝泰卫浴用品有限公司）的外购产品及成品出货装车的搬运工作。2013年3月1日，双方签订一份书面的《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承包上诉人的外购产品及成品出货装车的搬运工作，合同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止；在丽骏仓库装卸货价格为人民币3.5元／立方（含税），外派装卸货价格为人民币3.5元＊2／立方（含税），返工价格为人民币12元／立方（含税）；付款方式为每月20日付上一个月搬运费（见发票付款）；被上诉人承诺上诉人需求准时到位进行搬运工作；上诉人需提前一个小时通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搬运工作过程由上诉人指派人员现场监督，被上诉人搬运工作服从被上诉人统一管理；如因被上诉人工作延误产生相关延误费用、在装卸过程中发生产品认为破损的赔偿费用，从当月搬运费中扣除。2013年10月8日，被上诉人完成上诉人的搬运工作后，现金方式领取了当天的报酬。之后，上诉人未再将搬运工作派给被上诉人，而是派给了其他人。被上诉人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解决。庭审中，被上诉人出示了分别对应六个月的六份搬运费发票，该六份发票的总金额为49572.08元，税额1635.16元，其中最后一份的开票日期为2013年10月23日，结算的是2013年9月份的搬运费。上诉人对该六份发票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上诉人均确认自2013年10月9日起上诉人未再将搬运工作分派给被上诉人，而上诉人未能提供其按约定于下月结算2013年10月份搬运费的证据，故原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关于2013年10月8日现金领取当天报酬的主张。据此则可认定，上诉人已于2013年10月9日起单方解除双方《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上诉人辩称系因之后一段时间内无搬运任务、被上诉人自己拒绝接受任务，无任何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的《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承包上诉人的外购产品及成品出货装车的搬运工作，上诉人辩称在更优的条件下，其有权利选择任何一家承包人，缺乏合同或法律依据。上诉人单方解除《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构成违约，应赔偿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完毕的预期收益。自上诉人解除合同至合同约定到期日期超过三个月，被上诉人只请求上诉人赔偿三个月的预期收益，属于自主处分权利，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六个月的搬运费发票，扣除应缴税款，被上诉人该六个月的平均收入为7989.49元。参照该平均收入，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三个月的预期收益共计23968.47元。被上诉人请求超出该金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上诉人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赔偿23968.47元给被上诉人张建勇；二、驳回被上诉人张建勇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95元，由被上诉人张建勇负担39元，由上诉人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负担256元。
判后，上诉人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没有明示或者暗示方式终止和被上诉人的合同，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于2013年10月8日现金领取当天的报酬作为上诉人单方终止合同的依据，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约定下不能选择另外一家承包人，无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判决依据错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被上诉人主张《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已于2013年10月9日由上诉人单方终止并主张由此造成经济损失27633.9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二、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单方终止《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一）、上诉人没有提出终止合同的事实。（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实施了终止合同行为。1、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除口头陈述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如书面通知书等证明上诉人终止合同的事实；2、被上诉人据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据是上诉人“另请搬运工”“10月8号支付10月份搬运费用”，并进一步主张“另请搬运工”“10月8号支付10月份搬运费用”即为终止合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依据均不能成立，现分析如下：（1）、“另请搬运工”不违反《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更不是终止合同的表现形式。理由是：第一、《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第6条”进出管理”之规定，被上诉人接上诉人通知后一个小时内到达工厂。从该条款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有无搬运工作以上诉人通知为准，工作时间不确定，工作量也不确定。而事实上，被上诉人也不是固定只为上诉人搬运货物，被上诉人还从事其它搬运工作，例如为广州英诺维公司承担搬运工作。因此说，双方之间是相对松散的搬运承包关系。第二、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处只有其一人承包搬运业务不是事实。由于业务特性，长期承担上诉人搬运业务的有公司内部搬运工、公司外临时雇请的搬运工、还有物流公司委派的搬运工，如东晨物流公司长期为上诉人承担搬运工作。上述搬运工或物流公司的工作量都由上诉人根据实际需要统一分配。前述事实，被上诉人都是知悉的，其在庭审时称承担上诉人的全部搬运工作与事实完全不符。第三、《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并没有约定上诉人不得将搬运业务交由被上诉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承包不具有独占性。被上诉人称其承担上诉人的全部搬运工作没有合同依据。综合上述三点分析，《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不是一揽子承包协议，合同约定不具有排他性，被上诉人承包不具有独占性。因此，上诉人“另请搬运工”不违反合同约定，更不是终止合同的表现。（2）、“10月8号支付10月份搬运费用”不表示终止合同。《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虽然约定了“每月20号付给上一个月的搬运费”，但合同如何履行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双方可以协议变更。在本案中，上诉人提前支付搬运费，被上诉人也接受，说明双方协商变更了付款方式，这种变更为法律所认可，不能以此说明合同被终止。一审法院由此推定这是终止合同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以“另请搬运工”“10月8号支付10月份搬运费用”为由主张上诉人终止合同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三、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上诉人没有终止合同、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单方终止合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实其损失，被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充分举证，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单方终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损失数额，被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相反地，上诉人能够从正反两方面逐一击破被上诉人的主张，详细论述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有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上诉人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一、撤销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3）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0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抗辩认为原审判决处理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并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从2013年10月9日起上诉人未再分派搬运工作给被上诉人，对此事实双方均无异议。由于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在被上诉人于2013年10月8日现金领取当天报酬后再与被上诉人就搬运工作进行结算，且上诉人不能就其主张的2013年10月8日之后一段时间内无搬运任务以及被上诉人自己拒绝接受任务进行举证，上诉人依法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搬运工作发外承包合同》已经由上诉人在2013年10月9日起单方解除并无不当。现无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因此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违约，依法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完毕的预期收益。2013年10月9日起合同期限届满超过三个月，被上诉人仅请求赔偿三个月的预期收益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也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原审法院按照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合同的实际收益的月均数计算被上诉人三个月的预期收益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元，由上诉人广州贝朗卫浴用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葛卫东
审 判 员 宁建文
代理审判员 谢江武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郭一鸣
周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