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民再终字第22号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姚朝亚，女，汉族，1953年5月10日出生，某院退休医师。
委托代理人：陈汉俊，江苏薛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顺林，男，汉族，1950年4月5日出生，某公司退休职员。
委托代理人：陈汉俊，江苏薛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婷，女，汉族，1974年12月30日出生，某院神经内科医师。
委托代理人：林曙光，江苏同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姚朝亚、王顺林与吴婷债务纠纷一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作出（2012）鼓民初字第4078号民事判决。姚朝亚、王顺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宁民终字第3819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本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4）宁民监字第11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上诉人姚朝亚、王顺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汉俊，原审被上诉人吴婷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曙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1月12日，一审原告吴婷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称，原告与被告姚朝亚系同事，经其介绍分两次共购买天津滨海一号基金共43.35万元，后基金公司未按约支付红利、本金，经双方协商，姚朝亚同意赔偿损失50万元（含已支付的10万元），原告将基金公司全部权利转移给姚朝亚；被告王顺林于2012年4月26日出具借据两张承诺于2012年5月4日、2013年4月30日前各还款20万元，逾期按每日1000元计算违约金。因两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故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40万元及违约金18万元。
一审被告姚朝亚、王顺林辩称，借据系受原告胁迫出具，原告应自担购买基金的风险，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查明，吴婷与姚朝亚均系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姚朝亚与王顺林系夫妻关系。姚朝亚曾向吴婷介绍过天津权释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的集资项目，按照姚朝亚提供的账号，吴婷分别于2011年5月31日、6月9日通过银行向王传生帐户内汇入144500元、289000元。因吴婷未获得预期的收益，认为受到姚朝亚欺骗，遂与姚朝亚发生争持。因双方争持，姚朝亚曾于2012年4月24日下午17时48分报警，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华侨路派出所出警后建议双方自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
诉讼中，江苏省人民医院保卫处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2012年4月24日下午，吴婷与姚朝亚来保卫处会议室谈判，在场的还有自称受姚朝亚欺骗的人，后王顺林也到场，双方未发生争执和争吵；次日凌晨，姚朝亚与王顺林主动告知保卫处，已与吴婷达成共识，自愿赔偿吴婷损失50万元，此前已赔偿了10万元，另40万元尽快筹款赔偿了结，希望保卫处不要声张，吴婷表示获得赔偿后不继续控诉姚朝亚的诈骗行为。
2012年4月26日，王顺林出具了借条两份，内容相同，言明：“借到吴婷20万元，于2012年5月4日前还清，逾期按1000元每天计算补偿。”
2012年9月底，姚朝亚曾向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江东派出所报案，称其与王顺林曾受到威逼恐吓，被迫出具了借条。
另查明，2012年10月29日，姚朝亚曾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吴婷归还借款10万元，吴婷称该款为损失补偿款，经与本案合并审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2）鼓民初字第387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姚朝亚的诉讼请求。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双方对投资风险如何承担出现争议，被告出具借条承诺还款，双方并无借贷关系，故借条所确定的义务实质为投资损失的补偿。被告称借条系受胁迫出具，并就此报警，但公安机关并未就此作出认定，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的辩解，故不予采信。因出具借条的目的为补偿损失，现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汇出了433500元为实际损失，而无证据证明其他损失的存在，故扣减原告自认已经收到的10万元后，实际损失应认定为333500元，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逾期违约金标准过高，应调整至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宜。在取得补偿款时，原告应当将相应的追索权转让给被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作出（2012）鼓民初字第4078号民事判决：被告姚朝亚、王顺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吴婷333500元，并给付该款自2012年5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保全费2520元，合计12120元，由原告吴婷负担诉讼费3298元，保全费332元，共计3630元；被告姚朝亚、王顺林负担诉讼费6302元，保全费2188元，共计8490元。
宣判后，王顺林、姚朝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他俩与吴婷之间的债务是特定情形下受胁迫所形成，不存在所谓赔偿的问题。吴婷也是成年人，其仅是向吴婷推荐与介绍购买基金的好处，但基金的收益与风险同在，不存在吴婷被其洗脑的问题，故也不存在吴婷购买基金受损而由他俩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当时，吴婷把他俩搞到医院保卫处几十个小时不给休息与睡觉，其出具该借条显然是受吴婷逼迫下所写，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吴婷口头答辩称，王顺林写借条不存在受胁迫的情况，王顺林、姚朝亚是在借条形成半年后向江东派出所报案称受到胁迫，江东派出所在询问时，明确问王顺林、姚朝亚手机是否在身上，王顺林回答是在身上。另，一审中王顺林、姚朝亚明确承认在双方商谈过程中，王顺林回家喂狗了，之后又回来继续商谈，所以说借条的形成不存在受其胁迫下所写。双方协商时也许有争吵争执，但不属于受胁迫，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
对于一审查明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原二审予以确认。
原二审庭审中，王顺林、姚朝亚申请证人张某甲、陈某出庭作证，张某甲陈述：其原来不认识王顺林、姚朝亚。当时其不上班，邵磊说有人威胁他们，请其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其到了现场看到十几个人围着他俩，听到那些人向王顺林、姚朝亚要钱，推推拉拉的，王顺林喊其离开，其中途就走了。后面事情就不知道了。陈某陈述：王顺林、姚朝亚提交的落款为陈某、曹龙的证明内容是其说的，但字不是其写的，名字也不是其签的。当时是其朋友喊其到省人民医院保卫处去看看里面有什么情况，其上去的时候看到保卫处房间里好几个人，其中有本案王顺林、姚朝亚坐在屋里最里头，其没听到什么内容。王顺林、姚朝亚质证后认为，该两证人已证实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吴婷质证后认为，证人张某甲提到的邵磊已经在公安机关作过陈述，当时邵磊问姚朝亚是否需要报警，姚朝亚说不用，说明姚朝亚根本没有受到胁迫，该两证人证言达不到证明目的。
吴婷提交了一份案外人举报姚朝亚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江东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该派出所向姚朝亚发的询问通知书，以证明姚不仅骗了吴婷一个人购买了基金，在社会上还骗了其它人。多名报案人证明是在姚朝亚的欺骗下购买基金。王顺林、姚朝亚对该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其在办公室讲过基金的事，但是没有介绍吴婷购买，吴婷购买是她自己的行为。之后这个基金被公安机关冻结，吴婷与其它案外人认为自己利益受损后就开始找其索要，其不存在诱骗的情况。
另，王顺林、姚朝亚提交了以下几份材料：江苏省人民医院保卫处张某乙的两个短信信息、小营小学宁校长的证明材料、陈某和曹龙的情况说明、张海涛的录音文字整理材料和光盘、张姣的情况说明、合伙人出资表等，以证明其出具借条系受胁迫所写。吴婷认为，张某乙的短信并不代表其为吴婷做假证明，该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明材料、情况说明一审中质证过，与本案无关，不是新证据；张姣的证人证言一审质证过；张海涛不认识，对张海涛的录音光盘不予质证；合伙人出资表客观真实，但与本案无关。
经查阅一审卷宗，姚朝亚曾分别于2012年10月1日、11月30日、12月4日，王顺林于2012年12月4日向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江东派出所报警，称2012年4月25日晚受吴婷胁迫写了两份借条，该派出所对该两人报警情况作了询问笔录，该笔录中办案警官询问王顺林、姚朝亚当时有无带手机，该两人均承认带了手机，且王顺林、姚朝亚陈述其亲家曾打电话给他们，并表示叫人过来看一下。2012年12月5日，案外人邵磊也向该派出所报警，其在该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4月25日晚，有人喊他到北圩路忘不了酒店看一下情况，到了之后看到十几个人围着王顺林、姚朝亚，其问了一下情况，是对方向王顺林、姚朝亚要75万元，现场当时对方没有动手等过激行为，其问姚朝亚是否要报警，姚朝亚说不要。
本院原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顺林在2012年4月26向吴婷出具了两份借条，对于该两份借条的形成，双方陈述不一。吴婷认为，姚朝亚曾向其推荐购买基金，其购买了该基金后，由于该基金公司未能按约支付红利及本金，其与王顺林、姚朝亚进行协商后，由王顺林以其出具借条的形式赔偿其损失。而王顺林、姚朝亚则认为双方就吴婷购买基金一事有过协商，但不是友好的协商，是在吴婷的胁迫下出具了两份借条。对于其所述受胁迫一事，王顺林、姚朝亚在一审、二审中提交了报警材料、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其报警的时间是在出具借条几个月之后，证人出庭陈述也无法证明王顺林、姚朝亚当时受到胁迫，且王顺林、姚朝亚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江东派出所询问笔录中也承认当时手上有手机，而且也接听了电话。之后，案外人邵磊在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曾问姚朝亚是否需要报警，而姚朝亚表示不需要报警，故从王顺林、姚朝亚提交的证据，以及其它情况综合分析，王顺林、姚朝亚认为出具的两份借条系受吴婷胁迫下形成缺乏证据证实，故对王顺林、姚朝亚该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宁民终字第38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02元，由上诉人王顺林、姚朝亚负担。
本案再审过程中，姚朝亚、王顺林称：根据前几次庭审对证据的质证，很明显王顺林书写的两张借条并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人身受到限制，家庭受到威胁的情形下，被迫写下的。通过庭审质证，吴婷于2012年4月24日带人到姚朝亚办公室闹事开始到第二天8时左右一直在保卫处协商未果，其后又到纪委，到公安局、之后控制姚朝亚和王顺林在西江月茶楼，并指使社会闲散人员到王顺林和姚朝亚的女儿学校闹事。从发生的事件和时间判断，在2012年4月24日到2012年4月26日这段时间内，姚朝亚和王顺林的人身受到胁迫。可以证明王顺林的借条是在人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书写的，是吴婷运用非法的手段逼迫王顺林书写的借条。原审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判决姚朝亚和王顺林给付吴婷购买基金的损失，并在吴婷取得补偿款的时候将相应的追索权转让给姚朝亚和王顺林，该判决缺乏法律依据。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
吴婷辩称：1、王顺林、姚朝亚一方与吴婷方签署谅解协议写下借条的前提是姚朝亚在介绍吴婷购买基金的时候有错在先，在错误的前提下，双方就赔偿展开了协商。2、姚朝亚有错在先，同时其本人又担心受到刑事处罚，所以与吴婷签署了谅解协议，对吴婷进行赔偿并写下了借条，而并非是在吴婷的胁迫下写的借条。矛盾双方最终达成谅解协议及借条的商谈场所分别为医院的保卫处、纪委、鼓楼公安分局、西江月茶楼，上述场所均为公共场所，且姚朝亚、王顺林的手机均未离身。在保卫处王顺林、姚朝亚就招来了陈某、曹龙、绍磊等前来帮忙，在商谈的过程中王顺林和其亲家孙某多次通话，王顺林还自行离开回家喂狗，后又返回继续商谈。特别是最后的谅解协议是王顺林执笔，何来胁迫之说。若姚朝亚、王顺林系受胁迫而签订谅解协议、写下借条，如果其在现场因为恐惧而不报警，为什么在回家后，在利益遭受如此大的损害之后还不报警，而是在近半年之后才到派出所称其被胁迫而写下借条。王顺林和姚朝亚的行为不符合被胁迫后正常人的行为表现。即使王顺林、姚朝亚在与吴婷的协商过程中因为时间比较长，有身体疲劳或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该压力远远达不到使王顺林、姚朝亚写下60万借条的程度。姚朝亚、王顺林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天津权释基金案发后，姚朝亚害怕承担刑事责任，积极与吴婷达成了谅解协议，答应进行赔偿，半年后天津权释基金一案由天津公安机关处理完毕后，姚朝亚觉得风声已过，就报警称被胁迫写下借条，这也是为什么姚朝亚在2012年4月26日没有报警的根本原因。一审判决生效后，是姚朝亚主动将执行款项送到法院的执行机构，并且取走了吴婷的身份证复印件，已经服判息诉。现在姚朝亚借重审再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院维护法律的尊严。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原二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再审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2年4月26日，王顺林向吴婷出具两份借条，一份为：“今借吴婷人民币20万元，于2013年4月30日前还清，逾期不付，按1000元每天计付补偿”。另一份为：“今借吴婷人民币20万元，于2012年5月4日前还清，逾期不还，按1000元每天计算补偿”。
再审中，王顺林、姚朝亚申请证人朱某、宁某出庭作证。证人朱某陈述：其与姚朝亚认识是由于母亲在姚朝亚处看过病。其购买天津权释基金是在姚朝亚办公室看到任宴靓向姚朝亚介绍天津权释基金产品，任宴靓留下了其电话号码，后来其与任联系购买的基金，与姚朝亚没有关系，不是姚介绍其买基金的。证人宁某（姚朝亚、王顺林女儿王思萌工作单位小营学校的副校长）陈述：2012年4月25日下午3点多，接到保安的电话，说有人闯进学校找王思萌老师，我就赶快下楼联系王思萌老师，同时我给法制副校长打电话告知这件事，看是不是可以出警，他们说程序上没有造成伤害，就没有出警，但是可以请他们出去。我就出去和他们交涉，我们害怕他们会对王思萌老师造成伤害，就让开车来的老师把车开进来，每一辆车坐两三个老师开出去，这样他们就找不到王思萌老师了，就是为了保护她。他们找不到王思萌老师，就告诉我说是王思萌老师的妈妈买基金骗了他们的钱，他们当时是5个人左右，看样子挺凶悍的，我告诉他们可以留个电话给我，我交给王思萌老师。我后来把电话给了王思萌老师，我也告知王思萌老师后面几天允许她不来上班。之后怎么交涉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早上给我电话的那个人到学校来，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向学校、保安和王思萌老师赔礼道歉。吴婷质证认为，姚朝亚申请的第一个证人是朱某，是在省人民医院推销肉毒素的，她和姚朝亚之间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她对姚朝亚是言听计从的。朱某自己提出她买100多万基金是自愿买的，也自愿承担损失，她只能证明她是自己买的基金，和姚朝亚造成我的损失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个证人是小营小学的副校长，证人反复强调不确定、不肯定，证人也不能说明是谁指派人到学校去找姚朝亚的女儿。姚朝亚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如果出现了胁迫的情况，应有报警记录，但是现在并没有。宁校长的证言不能证明进入学校的人和本案有关。姚朝亚、王顺林质证认为，证人朱某和宁某校长所述是事实，吴婷购买基金不是姚朝亚介绍的，是其自愿购买的。吴婷指使黑社会到学校闹事，威胁到王思萌的人身安全。
吴婷申请证人程某、袁某、张某乙、甘某出庭作证。证人程某陈述：当时吴婷找姚朝亚要钱，好象是为了基金的事情。派出所来了之后，他们自己协商找一个地方谈。当时吴婷和另一个人盯着姚朝亚要钱，他们就去了医院保卫处会议室，我们就在隔壁的值班室，他们没有吵也没有闹，中途还来了一些社会上的人，我们也不认识，也是在会议室旁边谈。到了第二天早上，姚老师自己跟我说已经谈好了，该给钱给钱，她老公说要喂狗，就先走了；吴婷也说他们已经说好了，姚朝亚答应给她们钱。证人张某乙（省人民医院保卫处副处长）陈述：事情发生在2012年4月，有一天5点左右，保卫部门接到报警，说有纠纷发生，地点在医院门诊3楼肌电图室。我办公室有一个姓张的保安到了现场，当时好象也报警了，华侨路派出所出了警，也到了现场。后来双方当事人到保卫处会议室来，当时具体什么事我们不清楚，他们要求在会议室谈话，由于他们都是单位职工，我们就安排在会议室给他们进行谈判。谈判的过程中我把双方的基本情况做了了解，是一起经济纠纷。我跟他们说的是你们都是医院职工，如果借会议室谈，可以，但是要平心静气地谈，如果闹事，就到对面的派出所去。当时双方都是认可的。之后他们在会议室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姚朝亚方表示能够和平协商解决这件事，不希望在医院扩大事态。这件事牵涉的职工比较多，医院的领导其实很早就关注到这件事，我们都希望这件事不要再继续发酵，对医院的形象产生影响。第二天早上他们说能够解决，8点左右离开了保卫处。证人袁某陈述：2011年的时候姚老师介绍我们买天津滨海1号的基金，公司叫权释公司。我们之间有多次购买，当时姚老师承诺我们的红利，由于红利没有及时返还，我就向姚老师了解情况，和她谈了一些赔偿的问题。我知道吴婷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多次和姚老师去沟通这件事，在一年半左右的时候，我和姚老师去谈赔偿的事情，也碰到了吴婷，她也在为这件事找姚老师，我们谈的时间比较长，她也答应赔偿。由于姚老师的说法一直在反复，她说会影响她工作，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茶楼，我们还报了案。姚老师答应赔钱，先给我们写了借条，但是之后没有兑现。证人甘某陈述：我以前曾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做过护士，认识吴婷和姚朝亚。当时我和朋友在龙江的西江月茶楼喝茶，晚上准备走的时候在洗手间碰到了吴婷，她告诉我是因为和科室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在谈赔偿的事情，她让我帮她一起看一下，我就和她一起进了包间。当时包间里还有一个女孩以及姚朝亚，姚朝亚和她旁边这位（指王顺林）同意赔偿给吴婷40万。他们在吃东西、在谈的过程中气氛比较愉快，没有什么吵架之类的激烈行为，我就没有太在意，只知道结果，没有参与细节。我记得写协议的时候日期是26日，按照这个时间看，应该是谈到12点以后了。姚朝亚、王顺林质证认为：1、程某出庭作证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存在一定的虚假陈述。结合吴婷后提供的证人张某乙及袁某对事实的描述，可以印证程某在某些事实上作了虚假的证人证言。因此，对吴婷申请的证人程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及证明目某建议法院不予采纳。2、证人张某乙仅陈述了少部分的事实，隐瞒了对吴婷带人威逼姚朝亚的事实，并刻意回避保卫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与庭审陈述不相符的原因。因此，证人张某乙的证明内容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3、证人袁某是本案的当事人之一，也参与了带人威逼姚朝亚和王顺林写下借条。其出庭作证证明的内容客观上存在着不真实的虚假陈述，其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矛盾。对证人袁某的虚假陈述，建议法院不予采纳。4、对证人甘某身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在庭审过程中其多次陈述对事发的环境记忆不清，其所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不符，建议法院不予采纳。吴婷质证认为，证人程某、张某乙、袁某、甘某的证言反映当时商谈的客观事实，证明王顺林、姚朝亚是在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自愿写下的借条，实际是赔偿我的基金损失。
另查明，2012年4月26日，王顺林与邵某签订了一份谅解协议，其内容为：“经与邵总商谈达成如下协议：1、首付叁拾万元支付后，邵总即去省人民医院即为澄清并消除关于姚朝亚于4月25日在纪委形成的恶劣影响。2、邵总同时去保卫处挽回姚朝亚的不良影响。3、吴婷、袁某二人应及时去鼓楼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撤回对姚朝亚的起诉状。4、今后再发生有关类似吴婷、袁某之类的事情及受到威胁，概由陈双喜负责消除影响，保证不留后遗症。另有关袁某及吴婷二人应将权释基金合同及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姚朝亚，该事宜由邵某总经负责督办并协助在权释基金案件兑付时协助兑付，并将兑付款全部交还给姚朝亚。合同、身份证复印件与首付款双方同时交付。”
原一审中，吴婷申请证人鲁某和邵某出庭作证。证人鲁某陈述：2012年4月26日1时许，在龙江西江月茶社谈基金的问题，姚朝亚、王顺林谈到赔偿问题，总额50万元，已经赔偿了10万元，还剩40万元，王顺林打了两张20万元的借条。当时大家是在一起协商，赔我朋友吴婷的钱。证人邵某陈述：我与吴婷是朋友，2012年4月26日1时许，在龙江西江月茶社谈基金的问题，姚朝亚、王顺林谈到赔偿问题，总额50万元，已经赔偿了10万元，还剩40万元，王顺林打了两张20万元的借条。我当时在场亲眼所见。
上述事实有原一审证人证言、证人笔录、再审庭审笔录、质证笔录为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涉及的2012年4月26日王顺林出具给吴婷的2张各20万元的借条是否为王顺林受胁迫所写。
本院再审认为，虽然吴婷购买天津权释基金是通过姚朝亚介绍的，但吴婷是直接向天津方汇款，吴婷认为姚朝亚对其实施了诈骗，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王顺林与吴婷间并无借贷关系，王顺林向吴婷出具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2012年4月24日下午事发时姚朝亚曾报过警，然后双方在省人民医院保卫处谈判，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离开医院，后辗转至鼓楼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西江月茶社、忘不了饭店等地点，至26日凌晨，整个过程时间长达30多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王顺林向吴婷出具了涉案2张借条，又与邵某签订了谅解协议。而邵某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其在原一审出庭作证时，自称是吴婷的朋友。小营小学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副校长宁某证言可以证明，在姚朝亚、王顺林与吴婷等就基金损失的谈判过程中，有社会闲散人员冲进姚朝亚女儿王思萌的单位闹事，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当王顺林向吴婷、袁某出具借条后，王思萌的人身威胁得已解除，社会闲散人员还去其学校道歉，并留下书面道歉材料。综上，可以认定王顺林是在其身心健康、名誉和女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被迫向吴婷出具的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涉案的两张借条应属无效。
吴婷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王顺林是自愿写下赔偿基金损失的借条，双方是协商中解决纠纷的，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亦没有限制人身自由，不存在胁迫的事实。吴婷还抗辩认为，双方就天津权释基金的损失谈判30多个小时过程中姚朝亚、王顺林并未报警，且在王顺林出具借条后相隔半年才报警，可以证明王顺林是自愿写下借条作为赔偿损失的理由。本院认为，吴婷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够推翻姚朝亚、王顺林精神受到恐吓、女儿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事实，没有及时报警与受胁迫出具借条不存在因果关系，吴婷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不予支持。
综上，原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裁判有误，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宁民终字第3819号民事判决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2）鼓民初字第40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吴婷对原审被告姚朝亚、王顺林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保全费2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02元，合计18422元，由原审被上诉人吴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 俊
审判员 陈红旗
审判员 许云苏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唐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