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8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广粮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鸿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瞻、穆博洋，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经协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苗，总经理。
委托代理�宋学锋，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江苏广粮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粮经贸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经协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协工贸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
（一）因委托代理进口需要，经协工贸公司（甲方）与淮安市华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华洋贸易公司）签订《玉米进口代理协议》（以下简称代理协议），合同号：GM-
TYMY-1101。代理协议代理进口的具体内容处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代理进口美国玉米，数量30000吨，允许10%短溢装，美元单价USD297（以下）CFR南通港口，提货方式为批款批货。如以上条款有所变动，以进口合�及双方认可的修改文件为准。代理协议的费用及结算处约定：乙方在本协议签订日的次工作日，向甲方支付12%（即810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该保证金在乙方最后一次提货时，可以抵扣货款。甲方按代理数量30000吨＋溢短装数量向乙方收取代理费15元／吨。货款支付条款为甲方在开证银行收到国外供应商提供的信用证单据后通知乙方付款。甲方将开出远期90天信用证，利息按对外合同年息结算。税款支付条款为乙方应在货轮到港前三日内将关税、增值税款项汇入甲方账户，否则，乙方按照月息1%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甲方在计算乙方的资金占用费时，以到港日为计算起始时间，按实际占用天数计算。乙方承担进口环节的所有相关环节费用，相关费用采取实际报销制。进口环节的各项费用指：港口仓储费、进口代理费等。如可以分割的费用（如仓储费等）由�方自行承担，并由相关单位直接开发票至乙方。如不可分割的费用（如包装费等）由甲方代垫，乙方承担，实际金额按各自的货物数量比例分摊。结算单价为CNF（南通港），对外合同价×支付汇率＋配额税和增值税＋代理费＋资金占用利息＋甲方代垫进口环节各种费用由甲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乙方。但乙方需承担由代理费、资金占用利息、进口环节甲方代垫费所产生的增值税以及附加税，即杂费的15%。结算数量=协议数量＋短溢装数量（根据实际装货数量按照合同数量同比例分摊）。代理协议的双方权利义务处约定：乙方需保证届时提供相应的配额，否则乙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和责任。代理协议的双方违约责任处约定：乙方若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或金额付清各类款项，甲方将留置货物。
为履行前述代理协议，经协工贸公司以自己的�义向贝内通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内通公司）购买玉米，并于2013年4月22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招行杭州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受益人为贝内通公司，商品为美国2号或更高等级玉米，数量为36000公吨，开证金额为人民币66022560元，付款方式为中国南通CFRFO。
同年5月7日，经协工贸公司（甲方）与华洋贸易公司（乙方）签订玉米进口代理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代理补充协议），合同号：GM-
TYMY-1101-2。甲乙双方同意就双方签订的合同号为GM-
TYMY-1101的代理协议作如下补充及修改：数量为36000吨，允许10%溢短装。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8300000元整，双方共同确认，该履约保证金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前已全额支付完毕。乙方必须于2013年6月20日之前向甲方交付真实、有效、包含36000吨玉米全部数量的、可供甲方为进口合同报关�用的进口配额的原件。如乙方交付进口配额原件有未按时或者未足额或者其他任何不符合本条前述要求的情形，则视为乙方根本违约，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立即解除，乙方已支付的人民币830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全额、直接转化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该违约金如果仍然不能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直至甲方损失得到全部补偿。如乙方不能付清全部货款及税款，乙方必须向甲方支付自甲方对外付款日起至乙方付清货款或税款之日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月息1%按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如在合同执行期间遇到人民银行提高人民币贷款利率，则同比例提高。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与代理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内容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及事项，继续按代理协议执行。
从2013年2月26日至2013年7月22日，华洋贸易公司累计向经�工贸公司支付保证金人民币9700000元。
（二）因进口报关使用的配额问题，贝内通公司对数量7239.10吨玉米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277.50美元／公吨。经协工贸公司为此于2013年8月7日向贝内通公司支付回购款90488.75美元。同年8月12日，经经协工贸公司申请，招行杭州分行修改跟单信用证的货物“数量为28760.9公吨，而不再是36000公吨；金额为52746341元，而不再是66022560元”。
同年8月13日，华洋贸易公司向经协工贸公司提供共计33000吨玉米进口配额。经协工贸公司退还进口配额4000吨，实际收取29000吨玉米进口配额文件资料。
经2013年8月13日租船后，提单于同年9月22日签发，提单记录的货物数量、描述及船名具体如下：美国2号或更优等级的黄玉米63409858磅或28760.900公吨；2013年9月22日清洁已装船；船名M／VPABAL。由美国路易斯安那州AMA港口起运，玉米�终运抵中国南通港。上述玉米经南通粮油接运公司中转，实际入库数量为28680.82吨。
同年10月24日，经协工贸公司在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的付款人处盖章确认，同意对外付款承兑并到期付款。通知书显示的受益人为贝内通公司。
2013年8月1日，华洋贸易公司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更名为广粮经贸公司，即本案原告。从玉米入库后至2014年1月17日，广粮经贸公司陆续付款并提货，付款金额为人民币35278737.20元。在此期间，经协工贸公司将入库28680.82吨进口玉米中的6200吨玉米以自己的名义销售给南通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粮油公司），南通粮油公司为此向经协工贸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4364000元。
（三）2014年1月20日，经协工贸公司向广粮经贸公司发出《费用确认函》，明确广粮经贸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金额，并且列明了还应支付的款项性质、金额及构成明细，由此得出广粮经贸公司尚欠货款金额为人民币2130132.49元。经协工贸公司还在函件中要求广粮经贸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并在签订剩余货款结算的三方协议后将剩余货物的货权释放。广粮经贸公司收到上述函件后，于2014年1月22日向经协工贸公司支付2130132.49元。次日，经协工贸公司（甲方）、广粮经贸公司（乙方）及南通粮油接运公司（丙方）以传真方式签署三方协议，确认甲方为乙方代理进口玉米的外商发票数28760.9吨，截至2014年1月23日，乙方已根据甲方付款，已释放货权24479.74吨。三方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应支付剩余款项共计2130132.49元……甲方收到乙方支付上述剩余款项后，释放剩余货物货权，此后甲方与乙方结算终止……”。三方协议约定的其余条款均涉及乙丙的权利义务。
2014年8月27日，广粮经贸公司以案涉的代理协�、代理补充协议、三方协议等为据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经协工贸公司赔偿其损失人民币175000元、并返还不当得利款人民币1880223.81元。案件经庭审后，广粮经贸公司于同年12月2日申请撤回起诉。原审法院已经裁定准许。
另查明，广粮经贸公司与经协工贸公司均确认前文中出现的数量单位“吨”与“公吨”为同一数量单位。
广粮经贸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2014年1月23日签署的《三方协议》（协议编号为：JGN140123）中的第一条，即“乙方应支付剩余款项共计2130132.49元，此部分费用由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方。甲方收到乙方支付上述剩余款项后，释放剩余货物货权，此后，甲方与乙方结算终止”；2、经协工贸公司赔偿广粮经贸公司损失合计人民币5963384.16元，具体包括：①因经协工贸公司短少交付玉米数量导致广粮经贸公司的可�利益损失2678467元；②因经协工贸公司擅自低价销售5000吨玉米给广粮经贸公司造成的利益损失共计175000元；③因经协工贸公司多收广粮经贸公司3370439.18元保证金而产生的资金占用费78643.58元；④因经协工贸公司恶意拒绝交付货物所有权导致广粮经贸公司向第三方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南通粮油接运有限责任公司多支付的仓储费274159.79元；⑤因经协工贸公司交付的货物质量不合格而导致广粮经贸公司产生的利益损失共计1075000元；⑥经协工贸公司应向广粮经贸公司返还多收的款项人民币1682113.785元。包括：多支付的代理费共计290542.385元，经协工贸公司强行收取广粮经贸公司的“回购款”556505.81元；经协工贸公司多收取的玉米款344928.72元，经协工贸公司多收取的中转费8409.08元，经协工贸公司多收取的港建费80531元，经协工贸公司多收取的各种税费401196.79元；3、经协工贸公司�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广粮经贸公司诉请法院撤销《三方协议》第一条的理由之一是，经协工贸公司经协工贸公司以不交货为威胁，迫使广粮经贸公司与之签署《三方协议》。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怕而与之订立合同。这一定义说明胁迫需有主观故意，客观上也应有实施胁迫的行为。但这种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根据的。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第4.2条明确约定“乙方若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或金额付清各类款项，甲方将留置货物”。关于付款时间，代理协�第10条约定“批款批货”；双方签订的代理补充协议第4条又约定“原则上，甲方在提单日后90天之前，乙方应支付甲方全部货款”。显然，广粮经贸公司未能按约定的期限付清货款。所以，“不交货”有双方订立的协议为支撑，并非不合理理由。广粮经贸公司主张经协工贸公司以不交货为威胁，迫使其签订《三方协议》，导致《三方协议》第一条应予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广粮经贸公司诉请法院撤销《三方协议》第一条的理由之二是，经协工贸公司明知玉米长期存放已开始变质，并且明知广粮经贸公司急需向客户交付货物，迫使广粮经贸公司与之签署《三方协议》，是为乘人之危。所谓乘人之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这一规定反映了乘人之危的主观要件，即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有此种故意时，应对危难和急迫的情况作出限度。当事人的危难紧迫状态必须是现实而非想像的，是重大而非轻微的，其产生的压力足以使当事人违背意志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结合广粮经贸公司提交的材料，首先，广粮经贸公司并不能按照代理协议的约定在货物到港后一个月内提货，此是造成玉米长期存放的直接原因。其次，案涉玉米在2013年11月入库后，广粮经贸公司能从中转方南通粮油接运公司处持续、不间断的提货，包括《三方协议》签订前的1月10日、1月16日和1月17日。《三方协议》签署后，广粮经贸公司的第一次提货是在2014年1月24日，数量为300吨，最后一次提货在2014年4月16日，数量为34.88吨。无论在《三方协议》签订前，还是《三方协议》签订后，广粮经贸公司的提货均是缓慢而非急迫的。因此，货权的控制与否，对广粮经贸公司作出签订《三方协议》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压力。综合以上两点，广粮经贸公司并不能举证证明案涉《三方协议》系在其紧迫而危难的情况下签订的，原审法院对广粮经贸公司以经协工贸公司乘人之危为由请求撤销《三方协议》第一条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广粮经贸公司请求撤销《三方协议》第一条的理由之三是，虚构外商回购是为欺诈。关于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结合在案证据及广粮经贸公司的自认，《三方协议》签订前，�至在《费用确认函》发送前，经协工贸公司已经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跟单信用证、回购合同、提单等文书、票据及权利凭证等均送达广粮经贸公司审核。广粮经贸公司虽主张经协工贸公司送达的上述材料均是虚构、不存在的，但未有证据证明。另从《三方协议》签订时间看，广粮经贸公司在收到《费用确认函》及对应的文书、票据等材料后即按该函件载明的金额进行付款。而《三方协议》是在付款后的次日即2014年1月23日以传真的方式签署。其中第一条约定的内容即是以《费用确认函》载明的金额及广粮经贸公司的付款金额为依据，是对广粮经贸公司、经协工贸公司履行代理协议及代理补充协议的确认。再者，本案各证据之间能互为印证，共同证明回购交易的真实存在。从回购发生时间看，回购是在广粮经贸公司未能按约定提供进口配额之后，广粮经贸公司实际提供进口配额之前发生的，经协工贸公司关于因无进口配额而为避免双方共同面临的高额关税损失作出回购的理由符合客观现实；从交易当事人看，信用证是经买方申请开立的，其受益人通常为买卖合同的卖方，根据广粮经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其也确认本案信用证项下的受益人为贝内通公司，这与经协工贸公司提供的进出口合同的卖方以及回购协议的买方一致；从交易与结算进口玉米数量看，跟单信用证记载的货物数量为36000吨，修改后的跟单信用证记载的货物数量为28760.9吨。修改后的数量能与案涉进口玉米的货权凭证即提单载明的数量互为对应。由此可知，信用证修改前后的数量差额7239.1吨即为未装船的数量。该数量能与回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反映的回购数量吻合；从回购交易本身所涉及证据内容看，进口合同有与之对应的跟单信用证为证，回购合同及回购合同补�协议有与之对应的修改后的跟单信用证为证，并且经协工贸公司为履行回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而支付的回购款的时间也能与跟单信用证的修改时间以及租船时间一一对应。
综观以上种种，无论是广粮经贸公司与经协工贸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代理补充协议，还是三方协议，均是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合同，广粮经贸公司应具备必要的商业理性，其完全有能力了解以上协议的全貌，也应具有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去承受与之带来的利益分配下的风险。故在广粮经贸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三方协议》第一条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撤销合同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其撤销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江苏广粮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544元，由江苏广粮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广粮经贸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出上诉称：
一、正如民间借贷案件，仅有欠条或借条，没有欠款或借款的事实，法院是不能认定欠款、借款法律关系的存在的。同样，本案中虽然上诉人签署了同意支付额外款项的三方协议，但支付这些额外款项，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的，法院应根据之前的其它协议或文件来判断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这些额外款项。
二、本案上诉人依法享有撤销权，并可以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多收的额外款项。1、本案存在被上诉人胁迫行为。三方协议签署前，即使根据被上诉人的要求来算，上诉人还应支付213万元，这个欠款对应的货物数量�超过1000吨。然而，此时被上诉人还有6365吨货物没有交付。根据代理协议“批款批货”的约定，被上诉人至少应当交付5000多吨货物给上诉人。即使被上诉人行使留置权，依法也只能留置相应的货物。然而，虽经上诉人多次催促，但被上诉人不但拒绝发货，反而在发给上诉人的“费用确认函”中明确称：只有上诉人“在签署三方协议并支付213万元后才继续交货”，这就是一种胁迫。更何况，本案如果扣除被上诉人提出的超过代理协议约定的额外要求（包括所谓的回购款、增加的代理费、杂票开票的额外税费等，合计约280万），上诉人在三方协议签署前己全部付清款项。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付清款项的认定完全是错误的。2、本案存在被上诉人趁人之危行为。从证据来看，双方都知道涉案剩余的6000多吨货物已经到了变质的边缘，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急于提货是明知的，知道再不提货，上诉人只能将货物当作废料来出售了（这样损失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趁机提出各种不合理的款项要求，坚持如果不接受条件，上诉人不得提货。这就是趁人之危。3、本案欺诈是成立的，各方面证据都可推测出所谓“回购”，全部是虚构的。（1）在国外卖方还没有将货物装船前，“回购合同，将回购数量精确到小数点后，是不合常理的。通常大宗货物合同都是约定一个整数及一个上下浮动比例，不可能约定到小数点后这么精确的数量的。（2）被上诉人声称让外商回购的原因是配额不足。但配额都是几千几百吨的整数，如果缺少几百几千吨配额，那回购合同数量就应是几百几千，不会精确到小数。（3）被上诉人在涉案信用证承兑时，实际承兑金额与没有回购前的合同金额是一致的。这说明并不存在回购，否则信用证承兑金额要扣除回购后的金额。（4）被上诉人用于证明其支付回购款的外汇支付单中，注明的是“一般贸易预付款”，并非“回购款”或“货款”。说明被上诉人是以其它的外汇付款来冒充回购款，实际并不存在涉案的回购款。（5）结合回购买方是被上诉人的关联公司、回购货物数量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等事实，可以高度概然性地判断回购合同的数量是根据被上诉人手上的一张外汇付款单的金额来倒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回购合同是后补的。以高度概然性原则来分析，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所谓的“回购”是不存在的，回购款更不存在。被上诉人虚构回购情形，要求被上诉人签署三方协议同意支付回购款，明显属于欺诈。4、本案三方协议的签署是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的。在已经有协议约定了各类款项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商人会同意再额外支付虚构的回购款、不合理增加的代理费、�票正常税款以外的额外税款等款项的。正是因为被胁迫、被趁人之危、被欺诈，上诉人才会同意签署三方协议并支付额外的费用，以能够提取到本应可以提取的货物。
三、一审判决还存在其它严重的错误。比如，没有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再比如，错误认定证据，错误认定诸多事实，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最终导致了错误的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判决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经协经贸公司答辩称：
一、上诉人提起上诉的第一项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就借贷事项论证的是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不但与本案毫无关联，而且与本案完全不具有类比性。本案三方协议的合同关系已经成�，并以之为合同依据业已履行完毕，并非如上诉人所称其支付款项无法律依据与合同依据；上诉人如有异议应就三方协议具有可撤销事由举证论证，而不是如上诉人所称应根据之前的其他协议或文件来判断上诉人是否应支付款项。
二、上诉人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签订并履行完毕的三方协议具有可撤销事由。（一）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以不交货为手段的胁迫行为。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双方结算前，在库剩余货物数量为4201.08吨，而并非上诉人所称的6365吨；也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多次催促被上诉人交付剩余货物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以受被上诉人胁迫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应围绕胁迫的构成要件就存在胁迫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民法原理，胁迫的构成要件包括：胁迫实施人须有胁迫的故意；胁迫实施人须有胁迫行为；胁迫行为系非法；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不真实；被胁迫人意思表示不真实与胁迫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对被上诉人未释放货权的行为符合胁迫的构成要件提供充分的证据。详述如下：第一，以付清款项为对价转移货物所有权属于商业交易中的正常规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玉米进口代理协议》第四条第2款也约定了上诉人未付清款项时被上诉人对货物享有留置权。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于《费用确认函》中关于在付清余款和签订《三方协议》以后转移货权的提议，超越了合法界限和具有胁迫的故意。第二，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前对转移剩余货物的货权事项向被上诉人提出过交涉，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多次催促被上诉人交付剩余货物的事实。相反，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0日向上�人发出《费用确认函》后，上诉人在两天以后即2014年1月22日就付清了全部余款，并在随后的次日即2014年1月23日就签订了《三方协议》。由此，本案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上诉人签订《三方协议》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愿。第三，《三方协议》签订后，上诉人直至2014年4月16日才提货完毕，距离《三方协议》签订已近两个月，这表明上诉人对取得剩余货物货权的需求并非极其迫切。因此，被上诉人就剩余货物货权的控制，对上诉人作出签订《三方协议》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压力，而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签订《三方协议》的意思表示，与被上诉人对剩余货物货权控制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上诉人在一审时即以详细列明，即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同时将履约保证金970万元人民币计入货款的前提下，上诉人于双方结算前至少尚有215万余元人民币尚未支付；而根据《玉米进口代理协议》第二条第1款履约保证金在最后一次提货时充抵货款的约定，实际上双方结算前上诉人未付清的款项金额为970万元加上215万余元合计人民币1185万余元。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控制剩余约4200余吨货物货权的行为，具备依《协议》约定行使留置权的基础，也不应认定为非法的胁迫行为。（二）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乘人之危的行为。首先，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谓在库玉米已到变质边缘，即将成为废料。实际上，所谓变质边缘之说既缺乏常识也违背本案事实，对此被上诉人将视情况在后续辩论中详细阐述。其次，如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提货的实际情况是无论在《三方协议》结算前还是结算后，均是缓慢而非急迫的，这表明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对提取剩余货物处于极其紧迫的状态。再次，已如前文指出，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诉�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前对转移剩余货物的货权事项向被上诉人提出过交涉，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多次催促被上诉人交付剩余货物的事实，因此也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急于提货是“明知”的事实。由上，上诉人所称的乘人之危，并不存在。（三）上诉人基于“推测”对被上诉人虚构回购交易的举证不能成立，现有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回购交易的真实性。上诉人已经自认，其关于被上诉人虚构回购交易的“推测”。综合上诉人此前违背常识和事实、自相矛盾的推测过程，被上诉人认为其推测的结果是不能成立的。对此，被上诉人将视情况在后续法庭辩论中详细论述。而现有在案证据已充分证明了回购交易的真实性。从回购发生的时间看，回购是在上诉人违反约定迟迟不能提供进口配额之后、上诉人实际提供进口配额之前发生的，符合被上�人因无进口配额而为避免双方共同可能面临的高额关税损失作出不得已的、合理减损行为的逻辑；从交易当事人看，信用证的受益人通常为进出口买卖合同的卖方，而上诉人也确认本案信用证的受益人为贝内通公司，则被上诉人与贝内通公司签订进口合同、回购合同、回购合同补充协议，并向贝内通公司支付回购货款，均完全符合正常的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交易与结算进口玉米数量看，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代理进口并结算的玉米数量28760.9吨，也正是回购前约定代理进口数量36000吨与回购数量7239.1吨的差额；从回购交易本身所涉及证据内容来看，进口合同、回购合同、回购合同补充协议的条款内容，以及经协工贸公司为履行回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而支付的回购货款金额、时间，均完全对应一致。所以被上诉人的回购交易事实是真实存在的。
三、在双方关于业务结算的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上诉人其余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均不成立。以上内容，毋须赘述。
四、上诉人罔顾并歪曲事实、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提起本案诉讼的恶意行为，不应得逞。自双方当事人业务伊始，上诉人即持续存在不能按期交付履约保证金、提交配额、提货与付款等多项、多次直至根本违约的行为，而被上诉人基于诚信原则对上诉人的持续严重违约行为给予了极大宽容、为上诉人挽回了极大的损失；对此，上诉人也已在上诉状中承认了其违约行为。然而，广粮经贸公司罔顾并歪曲事实，意图通过本案诉讼撕毁协议谋取不当利益，实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行为，不应使之得逞。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与事实基本无误，适用法律准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二审新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与本院审理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商事交易主体，应当对交易风险以及合同履行情形有充分的判断和防范意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1月20日，经协工贸公司向广粮经贸公司发送《费用确认函》，其中明确载明广粮经贸公司所欠款项的数额、组成明细及剩余货物货权释放等事宜。而广粮经贸公司在22日即将函件中所涉款项予以支付，并在次日与经协工贸公司及南通粮油接运公司达成案涉三方协议。该协议达成后，广粮经贸公司陆续提取剩余货物。因此，根据该协议的约定以及前后相关履行行为，应当认定该协议经过相关各方的磋商，应属于协议各方当事人为就案涉代理关系结算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上诉�在上述三方协议所涉履行内容履行终了后，再行以经协工贸公司留置货物数量过巨，且货物质量有变质风险等为由，主张上述三方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既缺乏有效证据予以印证，亦与本案双方当事人间代理协议约定不符，原审法院对上述撤销事由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所称货物回购事宜系欺诈一节，因就案涉回购事宜，系被上诉人以自己名义与案外人订立相应的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业已提交相应的合同文本、信用证等证据材料，就所涉货物买卖数量与信用证所载内容以及款项支付等进行举证说明，而上诉人在本案中仅以推测性事由，即回购货物数量应为整数而可能会精确到小数位、实际承兑金额没有减少、款项用途以及回购方是被上诉人关联公司等作为抗辩依据，均不具有直接证明力，加之认定该回购事宜法律效力，涉及案外人的权利行使与认定。故依据现有证据，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未予认定，并无不妥。据此，上诉人主张撤销上述三方协议第一条的约定，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因在案涉三方协议中已经就案涉货物所涉款项结算、剩余货物提取、港口费用以及货物品质责任追索等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且在该协议第一条中亦明确约定，在支付剩余款项、释放剩余货物后，本案双方当事人结算终止。故应当认定该协议条款系双方当事人间有关合同权利义务的结算条款。现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剩余货物业已提取完毕，而上诉人亦在三方协议签订前付清剩余款项。据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相互间业已结算完毕。现上诉人在本案中再行向被上诉人主张违约责任及经济损失等项请求，与上述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544元，由上诉人江苏广粮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