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5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慧君，男，1982年5月5日出生，北京君诚信达石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韬，北京市开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望园东里28号楼商业1西侧一、二层。
负责人：冯振立，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青，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自田，男，1980年6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密云镇大唐庄村兴唐街九巷**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然，女，1985年5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密云镇大唐庄村兴唐街九巷**号。
上诉人卢慧君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李自田、刘安然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年丰民（商）初字第23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慧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起诉。事实和理由：
一、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不适格，原审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从涉案合同内容看，本案所涉的《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及《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债权人一方是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与李自田及卢慧君形成信用卡合同关系及保证合同关系的应是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而非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尽管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中出具说明称“涉案臻信卡业务由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办理，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卢慧君认为该说明为事后出具，其内容没有其它证据印证，另外即便以上说明所述内容真实，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也是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办理涉案臻信卡业务，并未改变涉案合同相对方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这一事实。因此，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本案原告不适格。
二、原审判决认定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原审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仅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账户余额查询表、欠款构成明细及臻信卡交易流水单用于证明李自田使用臻信卡产生的欠款情况，该组证据来源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自身，未经过公证且部分交易流水单的对应卡号并非李自田所持有臻信卡的卡号，卢慧君认为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自田使用涉案臻信卡所产生的欠款情况，原审法院依以上证据认定李自田使用涉案臻信卡产生欠款本金790835.3元及利息93169.01元、滞纳金1800元、手续费100元应属认定事实不清。
其次，卢慧君确系在办理其本人杭州银行臻信卡时经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及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业务经理谢川的蒙骗在涉案的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其签字时并不清楚该文件内容，且当时该合同的空白处均未填写，原审对此事实不予认定，应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中卢慧君提供了其与案外人孙绪泉的通话录音（同时期办理杭州银行臻信卡并为卢慧君臻信卡欠款提供保证担保）用于证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在办理臻信卡业务过程中一贯采用欺诈的手段欺骗申请人签署空白保证合同，之后再根据具体需要填写合同内容，从而降低其信贷业务的风险，并申请原审法院通知孙绪泉出庭作证，原审法院对此既未采信亦未在判决书中提及。同时卢慧君申请原审法院向为其办理臻信卡业务的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业务经理谢川及中介公司经办人孙建军、吴晓磊核实卢慧君所述以上情况，原审法院也未回应。另外，卢慧君原审也申请对涉案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卢慧君签名及合同主文空白处文字字迹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原审也因鉴定机构无法对该事项进行鉴定而未启动该项鉴定。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卢慧君的以上主张不予采信，应属认定事实不清。
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卢慧君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是本案适格原告。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系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在办理涉案臻信卡时，在《杭州银行臻信卡申请表》中明确记载申请受理分支机构名称为北京丰台支行，且涉案《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明确载明授权签约分支机构系“北京丰台支行”，在乙方签章处盖有“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及法定代表人冯振立印章。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又针对此事出具说明一份，表示涉案臻信卡业务由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办理，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说明出具的时间先后并不影响其要证明的事实，并且，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机构出具的说明并不需要其它证据印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作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卢慧君作为原审被告李自田的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一，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提供的账户余额查询表、欠款构成明细及交易流水清单均盖有单位的印章，该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无需公证。第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足，卢慧君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卢慧君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欺骗，也未能举证证明空白处均未填写，且其认可《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由双方签章后生效”。因此，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卢慧君应当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李自田、刘安然未参加本院询问，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自田支付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借款本金790835.3元、利息93169.01元、滞纳金1800元、手续费100元，共计885904.31元［计算至信用卡欠款实际偿还之日止，现暂计至2015年10月15日，利息按照透支额（即以790835.3元为基数）的日万分之五计算，贷款费用以领用合约收费标准为准］；2.判决刘安然、卢慧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李自田、刘安然、卢慧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公告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5日，李自田向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提交了《杭州银行臻信卡申请表》，该申请表的“申请人签名栏”处有李自田本人签字，并写明“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协议）的各项规则。”在“申请人配偶签名”处有刘安然签字，载明共同还款声明：申请人配偶同意作为共同还款人承担本次申请臻信卡其有效期内在该账户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含卡片有效期满后产生的费用、利息等）。《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规定：第三条还款：乙方及其配偶同意承担臻信卡账户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费用（年费、预借现金手续费、滞纳金等）、透支利息、透支款；乙方本期最低还款金额=上期最低还款金额未还部分+（上期全部应还金额-
上期最低还款金额或已还金额）×30%+当期累计未还费用+当期累计未还利息+当期累计透支取款金额×30%，不足100元的按100元计；若乙方在到期还款日前未能还清当期最低还款额，甲方有权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一定比例计收滞纳金；乙方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全部债务，否则甲方可采取催收、依法追索并停止乙方使用臻信卡等措施。第五条对账单：甲方应每月定期向乙方寄送对账单，本期无任何交易发生且账户余额透支在10元以内或溢缴存款在1000元以内，或甲方与乙方另有约定的，甲方可不向乙方提供当期对账单；乙方未收到对账单时应主动查询，若乙方对于对账单中的交易有异议，应在本账单日起60天内提出查询和更正要求，如未在此期限内提出查询和更正要求的，则视同乙方认可全部交易。
该领用合约中“杭州银行臻信卡收费标准”载明：年费按信用额度10万元（含）至50万元（含）每卡每年1000元，信用额度50万元至100万元（含）每卡每年2000元计算；透支利息按透支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最低5元，最高300元计算；提取现金（含ATM）按金额的1%收取，跨行业务另加2元，最低3元，最高50元。领用合约还对有效期、所有权及协议的效力等进行了约定。
2013年2月6日，李自田领取了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发放的臻信卡，并在《臻信卡领取交接审批表》上签字，卡号为×××，最高信用额度为800000元。后经李自田电话挂失，该臻信卡卡号变更为×××。
2013年1月31日，卢慧君（甲方）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乙方）签订《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为确保乙方杭州银行臻信卡客户李自田在其与乙方《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主合同）项下义务能得以切实履行，甲方愿意提供不可撤销的最高额担保；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债权额为800000元；担保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费用（年费、预借现金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等）、透支利息、复息、罚息、透支款，及其他主合同与臻信卡账户项下债务与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保证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主张，李自田使用该信用卡进行了透支提现，但未及时还款，故诉至法院。
一审另查，李自田与刘安然于2005年7月7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李自田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安然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均视为其自动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李自田向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提交了信用卡申请表，双方签订了信用卡领用合约，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约约定履行义务。李自田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办理信用卡后，使用期间产生了透支，对贷款本金、利息、滞纳金、手续费等费用，应当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其拖欠款项的行为系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一审庭审中，刘安然辩称其与李自田已离婚，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至本判决作出之前，刘安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与李自田已离婚，且在2013年1月15日申请涉案臻信卡时，刘安然明知已与李自田离婚，却未明确告知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其已离婚的事实，依然在“申请人配偶签名”处签名，并作出的共同还款声明：申请人配偶同意作为共同还款人承担本次申请臻信卡其有效期内在该账户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含卡片有效期满后产生的费用、利息等），且经刘安然本人申请，该院依法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申请表中“刘安然”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为申请表中的“刘安然”与被告刘安然提交的样本是同一人书写。故该院认为在申请臻信卡时，李自田与刘安然仅提供结婚证，未提供离婚证的情况下，刘安然的签字行为视为其对涉案臻信卡产生的债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据此要求刘安然共同承担涉案臻信卡产生的债务，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对于卢慧君的辩称意见，该院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对于卢慧君辩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意见，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本案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系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在《杭州银行臻信卡申请表》中亦明确记载申请受理分支机构名称为北京丰台支行；且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亦出具说明，表示涉案臻信卡业务由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办理，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此外，涉案《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明确载明授权签约分支机构为“北京丰台支行”，在乙方签章处盖有“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并盖有其法定代表人冯振立印章，故该院认为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系本案适格原告，对卢慧君的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第二，对于卢慧君辩称其并不认识李自田，不可能为不认识的人提供担保，其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是受到了原告的欺骗，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该院认为，卢慧君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担保合同是在原告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对于其是否认识李自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第三，对于卢慧君辩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在办理臻信卡业务中涉嫌欺诈及刑事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的意见，该院认为，卢慧君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存在欺诈及刑事犯罪，故对其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第四，对于卢慧君辩称涉案保证合同并不成立的意见，该院认为，一审庭审中卢慧君认可涉案保证合同中“卢慧君”三个字是其本人签写，其签写涉案保证合同代表其认可该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且涉案保证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由双方签章后生效”。故涉案保证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对卢慧君的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第五，对于卢慧君辩称因李自田的征信情况较差，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在办理信用卡业务时并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意见，该院认为，征信情况并不是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审批并发放臻信卡的前提条件，根据双方在“领用合约”第一条申领：二、甲方可根据乙方的申请及资信状况要求乙方提供相应的担保方式，有权决定是否批准乙方的领卡申请。故对卢慧君的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据此，该院认为，卢慧君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签订了《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在上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为800000元，故卢慧君应当对李自田的主合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800000元为限，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自田追偿。
综上所述，对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请求判令李自田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滞纳金、手续费的诉讼请求以及请求判令卢慧君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对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要求刘安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刘安然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李自田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
一、李自田、刘安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本金790835.3元，支付截止至2015年10月15日的利息93169.01元、滞纳金1800元、手续费100元；二、李自田、刘安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上述本金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按双方订立的《杭州银行臻信卡申请表》领用合约约定的标准执行）；三、卢慧君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800000元为限）；四、卢慧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自田追偿；五、驳回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杭州银行臻信卡申请表》中明确记载申请受理分支机构为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明确载明授权签约分支机构为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且债权人落款签章处盖有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公章，加之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庭审中亦出具说明，表示涉案臻信卡业务由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办理，故卢慧君上诉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已提供欠款明细证明李自田欠款的金额，卢慧君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应当对李自田的还款情况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卢慧君未能对其反驳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现卢慧君认可其在《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签字的真实性，其未能举证证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与李自田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亦未能举证证明其系受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欺诈而提供保证，故卢慧君关于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卢慧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卢慧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兆晖
审 判 员 曹 欣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莹莹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