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2327民初1170号原告：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木萨尔县满城北路251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78762438-5。法定代表人：丁彦仁，该公司经理。被告：马风海，男，1963年7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阜康市。原告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马风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同年9月1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丁彦仁、被告马风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土地承包费计1350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计1350元（2016年5月2日起至2017年5月2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事实和理由：2010年4月1日原告与何江涛签订了一份《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何江涛承包原告的土地，承包期限自2010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并由被告承包原告的305亩土地，合同达成后，何江涛在耕种期间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承包地又转给案外人杨再智和被告马风海。因何江涛欠原告承包费未付，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将何江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支付承包费用13.2万元、承担利息15000元及诉讼费。经法院主持调解，该案调解结案（案号：2015吉民二初字第319号），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何江涛欠原告承包费12.096万元、利息1.3393万元，于2015年5月30日前付清，受理费1620元由何江涛承担。之后，何江涛未再向原告支付承包费，也退出了305亩土地。被告从何江涛手中承包了原告的305亩土地后，被告于2016年5月2日向原告支付了其中260亩土地承包费39000元（260亩×150元/亩），且于同日就剩余45亩土地中的32亩土地承包费计9600元（32亩×150元/亩×2）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欠条，其余13亩被告承诺尽快解决，但被告始终未解决。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上列诉讼请求。被告辩称，对于原告在起诉状当中陈述的原告与何江涛之间的纠纷是属实的，但是原告向我主张的承包费我不同意承担。事实为：2011年原告与何江涛先签订了一份为期8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之后何江涛又将其中的一些地转包给了杨再智，我在2011年11月11日与我的合伙人贺生强一起与何江涛又签订了一份《土地（转）承包合同》，合同期限自2012年1月2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每年每亩承包费为200元，总共250亩地，合计承包费是350000元。合同签订后，我和贺生强各向何江涛支付了125000元的土地承包费，这250000元是5年（2012年-2016年）的承包费。2017年、2018年两年因原告阻拦，我就没有种地，所以在2016年秋天我把地退给了何江涛。原告阻拦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种地需要的井水和原告种树需要的井水是同一个井，当时约定井由我管理，原告种树需要用井，并在秋天结账给我，但是也一直没有结账。后来我包的250亩土地旁边有30多亩地是杨再智在包，因杨再智没有给原告支付这30多亩地的承包费，原告要求这30多亩的承包费由我承担，当时我不同意，原告说让我和他合作，对杨再智承包的30多亩地用供水进行控制，让杨再智给原告交钱后再给他供水。因为井在杨再智的院内，我也不可能进行控制，原告要求我向他出具欠条，因为我不出具这张欠条我的用水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之后我便给原告出具了一张欠条，但是欠条实际是一份我与原告之间的协议，双方之间并非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协议的内容就是我与原告协商一起从杨再智那里把钱要回来，双方成立都不给杨再智给水的协议。当时我也确实不打算出具该欠条，后经朋友石勇、王永刚二人商劝说只是一份协议，不是我的帐，我们就在条子上签了字。欠条出具之后，我去找杨再智沟通，杨再智说他欠原告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已经支付给了何江涛，我给何江涛打电话，何江涛又说杨再智没有给钱，但是杨再智一直在说2015年的承包费已经给原告付清了，到底付清没付清我也不清楚。杨再智只认可他欠原告的承包费是2016年的4800元，后来杨再智和我进行沟通，杨再智把欠原告2016年的土地承包费计4800元给了我，但我没有把4800元给原告。之所以没有给原告给4800元承包费的原因有二：一是欠条上打的是两年的土地承包费9600元，但是4800元的现金换不回来9600元的条子，所以就没有给。二是原告在种树浇水过程中烧坏了我井中的一个水泵，水泵费用也是我承担，当时原告也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承担费用，也没有进行补偿，所以我就把4800元留了下来。综上，原告要求我向他支付两年承包费13500元并赔偿其利息1350元，我均不同意。至于原告在起诉状所说的另外由我承包的13亩地也不是事实。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就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与何江涛于2010年4月1日签订的一份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原告将400亩土地承包给何江涛，承包期限是从2010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止的事实。2、何江涛出具给原告的两张欠条，证明：合同中虽然写的是400亩地，实际承包并种植的是305亩地，其余的地何江涛并没有种，算承包费的时候实际也是按305亩地计算的事实。3、欠条一份，证明：被告马风海欠原告2015年、2016年两年的土地承包费计9600元的事实。4、被告及贺生强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何江涛实际种植承包的土地经测量为305亩，马风海和贺生强参与测量的事实。5、（2015）吉民二初字319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何江涛与原告之间的合同没有解除。经质证，被告对上列证据2、3、4、5不持异议，对证据1认为未参与合同签订过程，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1结合证据5能够确认其具备三性要求，且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就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土地（转）承包合同及收条各一份，证明：何江涛将他从原告承包的部分土地计250亩转包给被告，转包期限自2012年1月2日至2018年10月30日止，共计七年，承包费每亩每年是200元。被告给何江涛一次性支付了前五年的承包费125000元，另外125000元是贺生强支付给何江涛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2、条据一份，证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016年的土地承包费用和机井费用共计44000元。经质证，原告对证据2证明的问题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不属于证据的种类和形式。3、证人石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我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去过丁彦仁家，并向他交了我承包的土地承包费。我记得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拉着马风海、王某一起去找丁彦仁并分别给丁彦仁交承包费，当时是各交各的承包费，我和王某把我们两人的承包费分别交给了丁彦仁，而丁彦仁唯独没有收马风海的承包费好像是45000元左右，没有收取承包费的原因是当时有32亩土地两年的承包费计9600元由谁支付没有商量好，这两年的指的是2015年以前，但具体是否包含2015年我不清楚。当时提出让马风海给丁彦仁先打个条，我和王某作证，证明这9600元承包费所指向的土地并不是马风海种的，至于把条子打完以后到底由谁来支付让马风海、杨再智、何江涛他们三人内部商量，掏完之后丁彦仁就给供水。条子的内容是他们商量好以后我根据他们商量的情况整理起草出来的，我当时写的不是欠条，抬头部分是证明，内容是马风海欠丁彦仁的32亩地的承包费以后跟何江涛、杨再智协商解决，现在这个条子上除了我的签字以外，其他内容都不一样，我当时还给马风海说了让他放心签。条子是在2015年形成的，是一张证明条，主要证明有9600元这么回事，地点在丁彦仁家中，马风海、我以及王某都签了字。当时我给丁彦仁交2015年的承包费时，他妻子给我打了一张条子，让我按条子内容到银行转账，而马风海出具给丁彦仁的证明和丁彦仁妻子给我的转账条是同一天形成的，所以条子的形成时间是在2015年。”原告对石某的证言质证认为，证人所说的条子是2015年打的不属实，证人称条子不是他写的也不属实。另外证人说的两年的承包费是2015年之前的也不属实。被告质证认为，证人所说属实，条子的内容是证人起草的。4、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2016年我和石某、马风海一起去丁彦仁家交承包费，当时杨再智种了丁彦仁的地，但是没有给丁彦仁给承包费，我与石某做证，让马风海协助丁彦仁向杨再智追回钱，至于为什么协助我不清楚，当时提议写条子的目的是让马风海协助丁彦仁追回钱。条子的内容是石某写的，我就签了个字，当时他们商量完了之后才写的条子，我可以确认条子是去年（2016年）打的，最终为什么写成欠条我也不清楚。条子的内容是马风海和丁彦仁商量完之后，石某写的内容，我们签的字。写条子的时候我、石某、丁彦仁两口子、马风海两口子共六个人在场，而且协商的过程我自始至终都在场。另外，我了解的情况是马风海从何江涛那里包了200多亩地，但杨再智从丁彦仁那里具体包了多少地我不清楚，马风海要给丁彦仁交多少承包费我不清楚。”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所说的”马风海协助丁彦仁从杨再智那里要钱”的陈述不属实，其他属实。被告质证认为，证人所说属实。本院对原告无异议的证据1予以确认；证据2虽不满足证据形式要件，但结合原告的意见，可以证明被告付款的事实；证据3中石某陈述的条子出具时间与证据4中王某陈述的内容并不一致，且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3所载时间不一致，但其作为证明人关于9600元承包费的来由问题与王某的陈述、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相一致，可以证明被告出具条据的缘由；证据4即证人王某的陈述结合双方质证意见，亦可以被告向原告出具条据的缘由。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原告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何江涛作为合同乙方签订了一份《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土地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将甲方位于吉木萨尔县老台乡阿克其村森都公司基地壹区1号条田内的东西400亩耕地承包给乙方自行种植，承包期限为2010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每亩为120元，且于每年元月三十日交纳，承包费前三年每亩地120元，后五年每亩地150元。《土地承包合同》中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亦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根据测算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何江涛实际均按305亩的亩数标准与原告计算承包费。2011年至2013年期间，何江涛就其所欠原告的承包费均按年向原告出具了欠条，承包费并未实际支付原告。何江涛在承包了原告的土地后，其于2011年11月11日作为合同甲方（转包方）和具有合伙关系的被告马风海及贺生强二人作为合同乙方（承包方）又签订了一份《土地（转）承包合同》（以下简称转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自己承包的位于吉木萨尔县老台乡阿克其森都公司基地内的部分共计250亩的土地经营权承包给乙方种植，承包地在壹号区1号条田内，约定采用包费用、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确保上交的风险大包干形式承包。土地承包期限自2012年1月2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止，共计7年（实际按7年计算），合同期内的土地承包费每亩每年为200元整，7年共计350000元。该合同签订后，被告于合同签订之日向何江涛一次性交付了前五年（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的承包费计125000元，何江涛并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收条，至于另一半承包费则约定由合伙人贺生强向何江涛进行交纳。此外，何江涛又将其从原告处承包的25亩土地及上机井于2011年转包给了杨再智进行种植，杨再智就其耕种的土地面积于2014年5月18日向原告作出了一份情况说明予以明确，内容为：”2011年4月，何江涛承包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25亩和上机井，当年何江涛就转包给我杨再智耕种，直到现在。证明人：杨再智。14年5月18日。”2015年4月10日原告就何江涛所欠的承包费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要求解除其与何江涛之间达成的《土地承包合同》，并主张要求何江涛向其支付承包费132000元并承担利息15000元及案件诉讼费用，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即：何江涛欠原告的承包费计120960元、利息计13393元，于2015年5月30日前付清，受理费1620元由何江涛承担。之后，因何江涛未向原告支付承包费，原告便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何江涛也未再实际履行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此案尚在执行当中。2016年5月因被告与何江涛之间签订的《转承包合同》承包期尚未届满，而被告需继续支付剩余承包期限的承包费，被告便与另承包了原告土地的石某、王某一起到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彦仁家中交纳承包费，石某、王某二人分别向原告支付了其应付的承包费，在当被告提出要向原告直接交付2016年当年土地承包费时，原告先是提出被告需要支付2016年当年的土地承包费计39000元（260亩×150元/亩），且还需支付5000元机井费，两项合计44000元，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彦仁就该两笔费用列明后并提供了银行账号，由被告转账支付。除这两项之外，原告认为剩余的45亩（305亩-260亩）地两年的承包费也应解决，其中被告在2015年、2016年耕种的面积是32亩，因该部分土地两年的承包费计96000元尚未支付，原告要求被告就该部分的承包费进行解决。被告认为原告所谓的剩余的45亩土地也好，其中的32亩土地也罢并非由其本人耕种而是由杨再智进行耕种，剩余部分土地承包费用应由杨再智支付，不同意支付。后经在场的石某提议，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关于32亩土地两年承包费的条据，至于该费用最终由被告还是杨再智抑或何江涛支付由三人内部协商解决，石某及王某同意作证明人，据此，被告于2016年5月2日向原告支付了260亩土地的承包费计39000元（260亩×150元/亩）、机井费5000元，且于当日就32亩土地两年的（2015年、2016年）承包费计9600元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欠条，内容载明”今欠丁彦仁土地承包费32亩×2年×150元=9600元（玖仟陆佰圆整）。证明人：王某、石某，今欠人：马风海。2016年5月2日。”本案诉讼中，被告马风海承认其在向原告出具欠条后收到了杨再智交由其转交给原告2016年的承包费计4800元，且该费用被告最后确实没有转交给原告，但被告否认收到杨再智向其转交过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的事实。此外，双方确认被告在2016年秋天以后未再继续耕种其承包的土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就45亩土地是否成立土地承包合同关系；2、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承包费及利息。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据此，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成立三份合同，分别是原告与何江涛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何江涛与被告及贺生强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以及何江涛与杨再智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在何江涛与原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形下，何江涛应对原告承担合同责任并行使合同约定权利，被告马风海及贺生强对何江涛承担合同责任并享有合同约定权利，杨再智与何江涛之间履行双方合同涉及的权利、义务。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就45亩土地成立事实上的承包合同，被告否认双方成立事实上的承包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成立承包合同关系应就其该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一，根据被告与何江涛之间的《转承包合同》以及被告于2016年5月2日实际向原告支付的承包费看，被告履行的是其从何江涛处转包得来的260亩土地承包费，在原告与何江涛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被告与何江涛之间的《转承包合同》均未经解除，合同主体未经协商变更，何江涛未将其债务转移给被告并经原告同意的前提下，被告实际越过其与何江涛之间的《转承包合同》直接向总发包人即原告交付了承包费，不能就此认定关于260亩的土地承包合同主体变更为原告与被告。第二，关于45亩承包地两年承包费的问题，虽然原告依据被告向其出具的欠条以证明原、被告双方成立承包合同，单就欠条内容而言，具备当事人的名称、姓名、标的和数量，但一是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表明被告实际并未耕种其余的45亩土地，二是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已向被告履行了提供关于45亩土地的证据材料，故从合同实际履行角度来看，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关于45亩（包括32亩土地在内）的土地成立承包合同关系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认为其不应支付原告关于32亩土地承包费的理由有：1、杨再智已经交给被告并由被告再行转交给原告的2016年的4800元无法换回载有9600元的欠条；2、原告损害其财产未予赔偿。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被告及证人的陈述来看，被告没有种植包含案涉45亩在内的土地，也认为该承包费应由实际种植人即杨再智支付，但即便如此，被告仍向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了欠付32亩土地两年承包费的欠条来看，欠条明确了欠款的主体、金额、计算方式，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其并非实际欠款人仍然向原告出具具有债权凭证的欠条，应当承担其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被告虽然在诉讼中称欠条是以原、被告达成具有限制杨再智用水的协议，但一是被告当庭陈述其实际无法限制杨再智用水，二是被告就其该抗辩主张未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该欠条在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事由情形下，应认定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合同合法有效。据此，被告辩称杨再智已经向其交付的4800元承包费无法换回欠条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提出原告损坏其财产未予赔偿的抗辩意见因与本案不属本案审理的范畴，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除应向其支付32亩土地两年承包费外还应支付剩余13亩（45亩-32亩）土地承包费的诉讼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双方未对付款期限作出约定，亦未就此协议补充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院酌情确认被告应自2016年10月2日前支付原告欠款，被告逾期支付欠款应向原告承担支付利息之违约责任，据此，本院确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计245元（以本金9600元为基准自2016年10月2日起计算至2017年5月2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马风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欠款9600元、利息245元，合计9845元；二、驳回原告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1元，由被告马风海负担100元，由原告吉木萨尔县森都特色林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沙晓波审 判 员  何晓琴人民陪审员  张向军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吴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