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0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三合永利商贸中心，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马连道**号一商批发配送中心***室。
个体经营者王玉龙。
委托代理人宋东京，北京市开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敬，女，1982年1月8日出生，北京三合永利商贸中心职员，住该单位宿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梅，女，1978年8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宇明，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玺萌绿洲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村京良路北侧东1号院。
法定代表人李德喜，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三合永利商贸中心（以下简称三合永利中心）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7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王红梅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8年3月8日到三合永利中心上班，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易初莲花超市担任促销员，2011年4月6日被派驻到双井家乐福超市生鲜水果区工作，工资从底薪800元涨到2000元，另外卖一吨水果提成150元，满一年后有100元的工龄工资。我平时每月销售5吨，春节期间每月10吨以上。北京玺萌绿洲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萌绿洲公司）是三合永利中心的供货商，三合永利中心要求我与玺萌绿洲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仅仅是为办理家乐福超市进店手续而签订的，虽然跟玺萌绿洲签订了合同，但是工资发放和人员雇佣和管理均是三合永利中心负责，实际上与玺萌绿洲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由于三合永利中心借用了玺盟绿洲公司的营业执照，故二公司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7月10日，三合永利中心的业务主管宋晓霞要求我第二天加班，我称太累无法加班，我7月11日早上9点去上班时，三合永利中心的业务主管称因为我不服从管理，要求我离开卖场，我此后未再去上班，三合永利中心及玺盟绿洲公司均没有出具解除合同的任何书面材料，我至今一直没有工作。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合永利中心及玺盟绿洲公司连带支付我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11日期间工资1766元；2、三合永利中心及玺盟绿洲公司连带支付我2008年3月8日至2013年7月11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678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合永利中心及玺盟绿洲公司承担。
三合永利中心辩称：我中心成立于2009年12月30日，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2年、2013年我中心与王红梅有明确的合作关系，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约定由我中心提供货物，王红梅负责销售，利润分成，在确保王红梅每月分红收益2500元的情况下，按照王红梅销售利润的20%给予王红梅另外的提成，上述钱款由王玉龙个人账户按月支付给王红梅。合同约定，王红梅与我中心合作到2013年年底，但王红梅自2013年7月10日就自行离开了，该情况是家乐福超市通知我中心后才得知的。宋晓霞确实是我中心人员，但不是在家乐福超市担任管理王红梅的工作。王红梅在家乐福超市工作是按照家乐福超市的要求进行管理的，我中心没有派驻管理人员。我中心与王红梅的合作始于2011年4月，2011年家乐福超市要求必须明确促销员的劳动关系，我中心是个体户资质不够，于是我中心借用玺萌绿洲公司的营业执照与王红梅签订了劳动合同。王红梅与王玉龙自2005年就相识，两人当时均在街头摆摊卖水果，两人开始断断续续的合作，自2011年两人开始稳定合作，王红梅由于进入家乐福超市卖场需要提供公司的营业资质，因此王玉龙借用玺萌绿洲公司营业执照帮助王红梅办理进店。王红梅所述2008年入驻易初莲花的事情不属实。如果法院坚持认为我中心与王红梅存在劳动关系，王红梅离职属于擅自离职的旷工行为，违法在先，我中心不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我中心与王红梅之间确实未对2013年7月1日至10日分红款进行结算，现我中心同意支付王红梅分红款1500元，但该项支付需要另案解决，因为不属于工资性质。如果法院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王红梅在仲裁期间明确表示是因为自己不想干才不干的，该辞职未经我中心同意，属于旷工行为，我中心不应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玺萌绿洲公司辩称：王红梅陈述与事实不符，依据不足，不同意王红梅全部诉讼请求。2011年4月，家乐福超市内部改革，要求所有进店业务员明确与厂家的劳动关系，业务员只有拿着劳动关系手续才能进店，由于三合永利中心是个体工商户执照，其经营者王玉龙与我公司的负责人是朋友关系，王玉龙便借用我公司的手续与王红梅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我公司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仅仅是朋友帮忙。王红梅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仅是为了办理进店手续的形式要求，实际上没有任何劳动关系，王红梅不为我公司提供劳动。2011年之前王红梅进入易初莲花超市时并不存在借用我公司资质的问题，王红梅对此陈述不属实。我公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列举的作为当事人的情形。退一步讲，如果法院认定我公司与王红梅存在劳动关系，通过我们之后了解的情况，王红梅在2013年7月离开家乐福超市时属于擅自离职，王红梅陈述的离职经过是不真实的，王红梅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没有依据。综上所述，我公司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王红梅主张其自2008年3月8日起至2013年7月11日之间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三合永利中心在工商部门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时间为2008年12月30日，故王红梅关于其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2008年12月30日之前存在劳动关系的陈述，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对于三合永利中心成立之后，其与王红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对此，王红梅提交的银行卡明细虽能证明三合永利中心的经营者王玉龙在2008年12月30日至2011年4月26日期间间断性的向王红梅银行账号打款的事实，但王红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工作的具体地点及接受三合永利中心管理的事实，王红梅提交的照片不能证明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存在关联性，故仅凭王玉龙向王红梅打款的银行明细，不能充分证明王红梅在上述期间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王红梅提交的证据显示，三合永利中心的经营者王玉龙在2011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每月均向王红梅个人账户中打入数额不等的钱款。三合永利中心于2011年4月26日借用玺盟绿洲公司的名义与王红梅签订了一年期劳动合同，并借用玺盟绿洲公司的名义将王红梅派至家乐福超市从事促销工作，该合同到期后，三合永利中心又借用玺盟绿洲公司的名义与王红梅签订了两次一年期的劳动合同。上述劳动合同签订后，王红梅作为促销员一直在家乐福超市工作至2013年7月10日，三合永利中心提交的与王红梅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王红梅要按三合永利中心的要求完成商品推广指标，从而获得每月不低于2500元的分红收益。上述内容体现了三合永利中心对王红梅的管理和制约，具有劳动关系的属性，故应认定该合作协议是对双方劳动合同未约定内容的有效补充，法院认定王红梅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在2011年4月26日至2013年7月1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玉龙上述期间每月向王红梅支付的款项应为工资。玺萌绿洲公司只是为了协助三合永利中心的促销员顺利进入家乐福超市卖场而提供其资质供三合永利中心使用，三合永利中心本身具有用工资格，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认可王红梅与玺盟绿洲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玺盟绿洲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对王红梅要求玺盟绿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红梅要求三合永利中心支付其2013年7月1日至11日工资的请求，三合永利中心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三合永利中心尚欠王红梅1500元未支付，正如前文所述，王红梅与三合永利中心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该欠款的性质当然应为工资，对王红梅此项请求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红梅要求三合永利中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王红梅主张因加班问题其与三合永利中心于2013年7月11日产生纠纷，在此情况下，三合永利中心违法将其辞退，三合永利中心不予认可，对此，王红梅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三合永利中心主张王红梅于2013年7月11日自动离职，王红梅对此不予认可，现因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3年7月11日协议解除，据此，三合永利中心应当向王红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267.5元（3307元×2.5年）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8月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三合永利商贸中心支付王红梅二○一四年七月一日至二○一四年七月十日的工资一千五百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三合永利商贸中心支付王红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八千二百六十七元五角；三、驳回王红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三合永利中心不服，持原审辩称之事由上诉至本院，要求依法改判。王红梅同意原判。玺萌绿洲公司未提出上诉。
经审理查明：三合永利中心于2008年12月30日在工商行政部门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者为王玉龙，该中心的经营范围为零售工艺品、办公用品、新鲜水果、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2011年4月，王红梅至家乐福超市担任促销员销售三合永利中心的货物，三合永利中心借用玺盟绿洲公司的名义与其分别于2011年4月6日（合同期限2011年4月6日至2012年4月6日）、2012年4月1日（合同期限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2013年3月31日（合同期限：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签订了三份劳动合同，约定王红梅担任促销岗位。
2012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三合永利中心与王红梅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书》，两份协议均约定三合永利中心委托王红梅对指定商品进行推广，王红梅按三合永利中心要求完成基本指标，双方收益按分红制结算，三合永利中心保证王红梅不低于2500元／月的分红收益；协议有效期分别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但第二份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及合作的起始时间均是将2012年中的“2”涂改为“3”。对于《合作协议书》，双方说法不一，三合永利中心主张双方应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属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王红梅则主张2013年的《合作协议书》是三合永利中心用2012年的《合作协议书》自行更改了时间，其本人对此并不知情，2012年的《合作协议书》也是其在受到三合永利中心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且该协议并未履行。同时，双方均认可三合永利中心尚欠王红梅1500元，但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双方说法不一，三合永利中心主张系基于双方合作关系的分红款，王红梅主张系基于双方劳动关系的工资。
另查，本案审理中，经原审法院释明，王红梅将要求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变更为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王红梅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307元。
再查，2013年初，王红梅就本案争议曾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三合永利中心向其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1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1766元及2008年3月至2013年7月11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6784元。该仲裁委认为王红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于2014年2月17日作出京西劳仲字（2013）第2442号裁决书，驳回王红梅的申诉请求。王红梅不服该裁决，诉至原审法院。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工资卡明细、劳动合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及介绍信、仲裁裁决书、合作协议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三合永利中心提出的上诉请求。首先，对于王红梅与三合永利中心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对此，本院注意到以下事实：1、三合永利中心自2011年4月26日起借用玺盟绿洲公司的名义与王红梅签订了三次劳动合同，并借用玺盟绿洲公司的名义将王红梅派至家乐福超市从事促销工作。2、三合永利中心的经营者王玉龙在2011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每月均向王红梅个人账户中打入数额不等的钱款。3、三合永利中心与王红梅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虽约定王红梅应完成商品推广指标及分红收益的数额，但并未明确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基于以上情况，原审法院认定三合永利中心对王红梅存在管理和制约，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属性，并据此认定王红梅与三合永利中心之间在2011年4月26日至2013年7月1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其次，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三合永利中心与王红梅均认可王红梅自2013年7月11日起不再前往家乐福超市工作，但对于其中原因双方各执一词，王红梅主张系三合永利中心违法将其辞退，而三合永利中心主张王红梅系自动离职，但双方均未就自己的主张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三合永利中心虽主张王红梅系自动离职，但未就此提交证据，故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3年7月11日视为协议解除，符合情理，并据此判决三合永利中心向王红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267.5元，正确。
最后，因三合永利中心与王红梅均认可三合永利中心尚欠王红梅1500元未支付，原审法院基于双方的劳动关系，认定该欠款的性质为工资并判令三合永利中心及时支付，正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三合永利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三合永利商贸中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三合永利商贸中心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东
代理审判员 杨志东
代理审判员 杨海燕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蒋 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