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1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张晓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崇义，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负责人徐琰，行长。
委托代理人崔铭滔，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靖，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佛山市意普达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黎发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奕荣，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仁勇，男，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原审被告林牡丽，女，汉族，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黎发业，男，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原审被告阮玉燕，女，汉族，住址同上。
原审被告曾辉，男，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原审被告邹月平，女，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原审被告余妙云，女，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
上诉人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交行佛山分行），原审被告佛山市意普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普达公司）、黄仁勇、林牡丽、黎发业、阮玉燕、曾辉、邹月平、余妙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意普达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交行佛山分行偿还垫付银行承兑汇票票款本金996218.64元及利息（至2015年3月13日的利息为40848.38元，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二、中化公司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黄仁勇、林牡丽、黎发业、阮玉燕、曾辉、邹月平、余妙云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分别在3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3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134元，由意普达公司、中化公司、黄仁勇、林牡丽、黎发业、阮玉燕、曾辉、邹月平、余妙云共同负担。
上诉人中化公司上诉提出：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违反法定程序。2015年9月9日，原审庭审期间，针对中化公司提交的大量证据，意普达公司发表了质证意见，而交行佛山分行却以“需要时间了解情况，暂不发表质证意见”为由，未当庭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一审承办法官称：给交行佛山分行l0个工作日了解情况，然后等待法院再行通知。但是，原审在没有对中化公司提交的证据组织当庭质证，程序事项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即强行做出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且，原审判决仅仅对交行佛山分行起诉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中化公司主张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没有做出任何认定，对交行佛山分行的倾向性和偏袒非常明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剥夺了中化公司举证、质证等合法诉讼权利。
原审法院审判工作漏洞百出，严重不负责任。中化公司收到第一张传票，通知2015年7月2日下午2时30分开庭，当中化公司两位代理人于7月2日从北京千里迢迢赶到佛山时，却被告知庭审取消，但中化公司没有接到原审法院关于取消开庭的任何通知，造成中化公司差旅费损失。而且，上述传票还将中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雷的姓名错误记载为“张晓蕾”。其后，中化公司收到原审法院邮寄送达的第二张传票，但该传票所记载的被传唤人是意普达公司和黎发业、阮玉燕，根本就不是中化公司，而且，记载的开庭日期为2015年9月5日下午3时，该日是星期六。后经中化公司电话追问，原审法院才更改了日期。
二、中化公司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合作协议书》的长期履行过程中，各方已经实际变更合同履行方式，形成新的交易习惯。原审对交易习惯的否定，不符合本案事实，并违反法律规定。
首先，虽然《合作协议书》第三条有关于意普达公司凭交行佛山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提取货物的约定，但三方在长期履行过程中已经实际变更该履行方式。2013年8月13日，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同年9月至2014年5月近一年的时间内，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签订并履行了8份化工品《销售合同》，交行佛山分行也针对该8份《销售合同》一一对应地向中化公司开具了8份银行承兑汇票。
《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初，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于2013年9月3日签订第一份《销售合同》后，交行佛山分行向中化公司开具了对应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中化公司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要求交行佛山分行签发《提货通知书》，但交行佛山分行迟迟不予提供。但是，按照《销售合同》第三条关于“款到发货”的约定，中化公司收到意普达公司提交的承兑汇票后，即负有向意普达公司交货的义务（注：8份《销售合同》均约定“款到发货”），而且，意普达公司已向中化公司发出了交货通知，若中化公司拒不交货，将承担违约责任。在此情况下，中化公司迫不得已，只能向意普达公司交货。第一份合同履行完毕，即交行佛山分行向中化公司交付承兑汇票，在交行佛山分行迟迟不予提供《提货通知书》情况下，中化公司交付货物给意普达公司，意普达公司到期偿还交行佛山分行第一份承兑汇票的票款，交行佛山分行事后对此并未提出任何意见。其后，2013年9月11日，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签订第二份《销售合同》，交行佛山分行亦如约向中化公司开具对应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样未按合同约定向中化公司发出《提货通知书》。另外6份《销售合同》的履行过程也完全相同。即，在《合作协议书》和上述8份《销售合同》的全部履行过程中，交行佛山分行从未向中化公司开出过《提货通知书》，也从未针对中化公司在未有《提货通知书》的情况下向意普达公司交货提出过任何意见，而且，每次均按期向中化公司开具与《销售合同》金额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由此可见，交行佛山分行以上述一系列行为表明，其就以该种履行方式对《合作协议书》的相应约定予以变更同意且认可。三方在长期且多批次的交易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下的交易习惯：中化公司先与意普达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交行佛山分行向中化公司开具与《销售合同》金额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意普达公司向中化公司分批发出送货通知，中化公司向意普达公司分批交付货物，并向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
其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根据上述规定，三方在长期合作过程中，通过连续、重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认可并形成不同于《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交易模式的新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已构成对《合作协议书》相应约定的有效变更，并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对三方均有强制约束力。《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不但不再适用，而且，在三方整个合作过程中从未适用过。因此，各方都应遵守这种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根本要求。但是，交行佛山分行出尔反尔，对已经接受并认可的交易习惯矢口否认，严重违反诚实，其诉求本不应获得法院支持。然而，在中化公司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已实际变更，形成新的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原审却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易习惯的相关规定，对于符合“交易习惯”法定条件的相关交易习惯不予确认，明显错误。
此外，交行佛山分行为保证其安全地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在开具承兑汇票之前，已经获得了意普达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并得到了黄仁勇等7位保证人的担保。在确认其开出的承兑汇票已经获得足够充分的保证之后，交行佛山分行才向中化公司开出汇票。至于汇票开出之后，是由交行佛山分行还是由意普达公司向中化公司发出提货通知，交行佛山分行以其行为表明对此并不关心，这可能是交行佛山分行一直不向中化公司发出《提货通知书》的原因之一。交行佛山分行向中化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意味着其已同意中化公司向意普达公司交货。
由于交行佛山分行是在已获得充分保证的情况下才向中化公司开出承兑汇票，因此，中化公司向意普达公司的交货行为本身并未加大交行佛山分行的风险。意普达公司在最后一笔交易的l42万元承兑汇票到期后未足额向交行佛山分行支付票款，是其自身过错造成，中化公司对此并无过错。而且，即使中化公司在交行佛山分行开出《提货通知书》之后再向意普达公司交货，仍然不能避免承兑汇票到期后意普达公司不能向交行佛山分行足额支付票款的风险。因此，意普达公司未足额向交行佛山分行支付票款，与中化公司的交货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亦完全超出了中化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所能够预见的范围。正因为此，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不应只片面地局限于最后一笔交易和最后一张承兑汇票，交行佛山分行是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中化公司主张权利，而《合作协议书》是对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的买卖交易以及交行佛山分行以承兑汇票方式代意普达公司向中化公司支付货款的相关事宜，作出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安排，《合作协议书》的履行过程涵盖了前后8笔买卖合同和8张承兑汇票。原审对《合作协议书》的整个履行过程视而不见，只认定最后一笔交易和最后一张承兑汇票的相关事实，过于片面，对中化公司明显不公。
三、交行佛山分行违约在先，原审只认定中化公司违约，对交行佛山分行的违约行为视而不见，明显不当。
原审认定：“自承兑人垫付票款之日起，意普达公司应立即向承兑人偿还垫付款并支付利息。”鉴于包括涉案最后一张承兑汇票在内的前后8份承兑汇票都是半年期的，汇票到期时，交行佛山分行承兑该汇票时才需垫付票款，而此时意普达公司才需向交行佛山分行偿还剩余票款。涉案8份《销售合同》均约定，中化公司在收到承兑汇票之后即负有向意普达公司交货的义务，而且，交行佛山分行在开出每一张承兑汇票之前，均需要对相应的《销售合同》进行审查。因此，交行佛山分行对于《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期是明知的。如果交行佛山分行在汇票到期（6个月）且意普达公偿付了全部票款后再向中化公司发出《提货通知书》，中化公司在此时才能向意普达公司交货，则必然造成中化公司构成违约，交行佛山分行对此亦明知。但是，交行佛山分行明知其不开出《提货通知书》将造成中化公司对意普达公司违约，却仍然拒不履行开具《提货通知书》的义务。
即使按照《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交行佛山分行向中化公司开出《提货通知书》，也是其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但是，交行佛山分行在上述8份《销售合同》的全部履行过程中，均拒不向中化公司开出《提货通知书》，而且，一审期间，交行佛山分行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曾经向中化公司发出过任何一份《提货通知书》。因此，交行佛山分行拒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已构成违约，并属违约在先，而中化公司未凭《提货通知书》向意普达公司交货的行为是发生在交行佛山分行的违约行为之后。
另外，交行佛山分行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如果认为意普达公司已经提供的担保是安全的，则没有必要出具《提货通知书》；如果认为不安全，则会要求意普达公司提供新的担保，之后再开出《提货通知书》。对交行佛山分行的该项主张，中化公司必须指出，首先，在《合作协议书》中根本没有关于意普达公司需要增加新的担保，交行佛山分行才开具《提货通知书》的约定，交行佛山分行该主张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其次，交行佛山分行采取该种交易方式，使得中化公司根本无法判断其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开出《提货通知书》、什么情况下不会开出《提货通知书》，无所适从，中化公司对是否履行交货义务处于一种极为不确定的状态。再次，交行佛山分行对履行合同约定的开具《提货通知书》的义务采取如此随意、任性的态度，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严重违约行为，恰恰证明了其根本没有全面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由于交行佛山分行的损失是因其违约在先造成，依法应由其自行担责，中化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交行佛山分行在本案中是将其应自行承担的损失强加给中化公司，本不应获得原审法院支持。但是，原审只认定中化公司没有凭《提货通知书》向意普达公司放货构成违约，却对交行佛山分行拒不开出《提货通知书》的在先违约行为视而不见，并作出错误判决。
四、交行佛山分行构成违约，《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的约定不应适用于本案。原审认定：“《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守约方对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的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权利，不影响守约方依协议享有的权利……交行佛山分行对本案借款之前发生的数笔借款对中化塑料公司在未收到《提货通知书》即向意普达公司交货的行为予以宽容，并不构成交易习惯。”就此，首先，由于交行佛山分行未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中化公司开出《提货通知书》，交行佛山分行已经构成违约，其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开出《提货通知书》、在何种情况下认为没有必要开出《提货通知书》的陈述，亦证明其根本没有履行开出《提货通知书》合同义务的诚意。因此，交行佛山分行根本就不是《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约定的所谓“守约方”，根本无权适用该约定。其次，即使按照《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的约定，交行佛山分行对中化公司的交货行为，也不构成所谓的“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权利”。因为，交行佛山分行违约在先，已失去作出所谓“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权利”的权利和资格，而且，其对于在三方长达近一年的合作中发生的前后8笔贸易均未提出任何意见，从未作出过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权利”的意思表示，足以证明其已经认可了新的合同履行方式及交易习惯。再者，由于三方已经实际变更了《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形成新的交易习惯，中化公司在交行佛山分行不开具《提货通知书》的情况下向意普达公司交货，并不构成违约，交行佛山分行也就谈不上所谓“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权利”的问题，《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约定的适用条件并不满足。原审以《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的约定为据否定交易习惯，明显错误。
综上，中化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交行佛山分行对中化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化公司无须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审期间，中化公司补充上诉理由：涉案《合作协议书》是交行佛山分行针对保兑仓模式预先单方制定的合同模板，属格式合同。该协议第三条关于中化公司应与意普达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应认定无效。理由如下：
一、《合作协议书》是对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长期贸易合作中，意普达公司向中化公司支付货款的相关事项，即交行佛山分行以承兑汇票方式代意普达公司向中化公司支付货款事宜作出的整体安排。首先，中化公司并不是《合作协议书》项下意普达公司的担保方，交行佛山分行在该协议第三条中约定，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其次，中化公司在收到交行佛山分行代意普达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之后，已经向意普达公司交付了相关货物，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等价有偿原则，此时再要求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连带承担汇票的还款责任，相当于交行佛山分行将其交付中化公司的承兑汇票以变相方式收回，导致中化公司出售了货物却不能获得任何货款，对中化公司极为不公。再次，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意普达公司向中化公司付款后，中化公司依法应当履行向意普达公司交货的义务。而对于作为意普达公司付款手段的承兑汇票而言，意普达公司是汇票的出票人，交行佛山分行仅仅是汇票的承兑人，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汇票的承兑人应承担无条件付款的义务，根本没有权利为付款设置任何前提条件。上述约定明显违法票据法的相关规定。
二、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及第四十条分别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根据上述规定，《合作协议书》第三条中关于中化公司应与意普达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交行佛山分行制定该条款时没有遵循公平原则，对于变相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没有提请中化公司注意并向中化公司作出说明。而且，该条款变相免除了交行佛山分行的付款责任，加重了中化公司责任，排除了中化公司依法收取货款的主要权利。因此，该约定应认定无效，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各方法律关系及确定各方法律责任的依据。
被上诉人交行佛山分行辩称：
一、原审程序合法。原审程序处理，不存在任何违法事实。中化公司就此上诉所提，纯属臆造。
二、《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了中化公司的合同义务，不存在适用交易习惯的前提。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依据上述规定，只有在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前提下，才存在适用“交易习惯”的可能。《合作协议书》第一至三条，对于在保兑仓模式下三方之间的合作模式、合同义务等作了明确约定，即意普达公司提出开票申请并交存初始保证金后，交行佛山分行开具汇票交给中化公司，意普达公司在每次提货之前先行告知交行佛山分行并提出《提货申请书》，意普达公司按照提货申请书落实担保手续或者提前还款手续，交行佛山分行审核同意后再签发《提货通知书》，中化公司凭《提货通知书》发货。因此，中化公司应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适用交易习惯的前提。
三、意普达公司未在每次发货之前告知交行佛山分行并提交《提货申请书》，中化公司未收到交行佛山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就向意普达公司发货，就此，意普达公司和中化公司事先均无告知交行佛山分行，是该二方对交行佛山分行的违约行为。中化公司上诉称“各方已经实际变更了合同履行方式，形成了新的交易习惯”，违背客观事实。《销售合同》的当事人是意普达公司与中化公司，对于交行佛山分行而言仅供审查意普达公司申请开具承兑汇票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交行佛山分行不参与《销售合同》的履行。在《销售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每笔交易何时发货，需要意普达公司告知交行佛山分行，并在每次发货之前向交行佛山分行提交《提货申请书》。交行佛山分行收到意普达公司的《提货申请书》之后，再审核意普达公司是否按照《提货申请书》落实了担保手续或者提前还款手续，最后才向中化公司发出《提货通知书》。然而，意普达公司及中化公司均未就上述事项事先征得交行佛山分行同意，其二人共同违反了《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应认定违约。
由于本案讼争汇票之前的7张汇票，意普达公司均在汇票到期日之前足额还款，没有发生交行佛山分行垫款的情形，所以，无需追究意普达公司、中化公司的违约责任。《合作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在本协议存续期间，守约方对违约方的任何违约或延误行为施以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本协议项下守约方应享有的权利，均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守约方依本协议和有关法律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不能视为守约方对任何破坏本协议行为的许可或认可，也不能视为守约方放弃对违约方现有或将来违约行为采取行动的权利。”因此，原审认定“被告意普达公司未举证证明依照约定向原告提交提货申请书，原告对本案借款之前发生的数笔借款对被告中化公司在未收到提货通知书即向被告意普达公司交货的行为予以宽容，并不构成交易习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四、原审判令中化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贸易合同项下货物由意普达公司自行提取，意普达公司提货按下列方式进行：交行佛山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意普达公司每次向中化公司提货均应凭交行佛山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中化公司违反上述规定给意普达公司提货的，应当在给交行佛山分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意普达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在涉案《销售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意普达公司在提货前未告知交行佛山分行，未提出《提货申请书》，中化公司未取得《提货通知书》即向意普达公司交货，违反《合作协议书》的上述约定，依约应当就汇票垫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化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意普达公司述称，同意中化公司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黄仁勇、林牡丽、黎发业、阮玉燕、曾辉、邹月平、余妙云在二审期间均未陈述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丙方（中化公司）的退款责任若乙（意普达公司）丙双方全部或部分终止贸易合同，或丙方实际未发货，或丙方实际发货的价值少于贸易合同的规定，或乙方出现本协议第五条所述的逾期未提完货物的，经甲（交行佛山分行）乙丙三方确认后，丙方应在收到甲方退款通知后10日内将丙方已收到的货款金额（授信金额）与累计提货价值（金额）间的差额款项直接退至甲方账户或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退至甲方账户或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的具体款项由甲方根据乙方在甲方的授信状况自行确定，无须征得乙丙双方的同意。根据甲方指示，丙方将款项退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的，乙方在此授权甲方自行将上述款项划转至乙方在甲方开立的保证金账户或直接扣划该账户内资金用于偿还乙方在甲方的债务。”
2014年5月27日，意普达公司与中化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意普达公司向中化公司购买价值1424240元的化工产品，款到发货，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
同年12月9日，交行佛山分行向中化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书》，主张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意普达公司未在汇票开立后180日内补足承兑款项、办理提货，尚欠扣除保证金后的银承票款996968元，要求中化公司在收到通知后5日内将逾期未提完货物的款项996968元退还交行佛山分行。
同年12月15日，中化公司回复交行佛山分行，《退款通知书》项下交易货款已收取，意普达公司已提取相应货物，该笔交易履行完毕，不能向该行办理退款。
中化公司、交行佛山分行及意普达公司在二审期间确认，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发生的涉案8次买卖交易均属《合作协议书》项下交易。单次买卖交易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发出在前，提货通知书出具在后。
中化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与意普达公司发生的上述8次买卖交易中，中化公司在前两次交易时均有催促交行佛山分行和意普达公司，但该两方均不明确答复。意普达公司催促发货，考虑到《销售合同》约定款到发货，中化公司发货给意普达公司。在前的7次交易，交行佛山分行均未提出异议。《销售合同》约定款到发货，虽未能取得交行佛山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但若中化公司拒绝发货，仍对意普达公司构成违约，因为，《合作协议书》签订在前，《销售合同》签订在后，《销售合同》的效力优于《合作协议书》，只要意普达公司要求发货，中化公司必须按《销售合同》约定发货。
本院认为：意普达公司、黄仁勇等均未就原审判令其担责部分向本院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原审该部分认定的认可，就此，本院迳行予以确认，不作审查。综合交行佛山分行和中化公司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化公司应否对意普达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审查，首先，涉案《合作协议书》的签约三方系平等商事主体，以银承方式获取授信融资并作为买卖交易项下的货款结算方式，各取所需，并各自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属平等、充分协商下的真实意思表示，无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适用空间。其次，三方确认，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发生的涉案8次买卖交易均属《合作协议书》项下交易，因此，该两公司在《销售合同》中所作有关款项支付和货物交付的约定，必须以满足协议项下相应约定为前提，当然不具有优先适用之效力。虽中化公司与意普达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款到发货，但三方在协议中约定，交行佛山分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即款到发货须以《提货通知书》的签发为前提。换言之，在《销售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若交行佛山分行未签发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即使中化公司在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不履行发货义务，亦不构成对意普达公司违约，仅须对交行佛山分行负相应票据款项返还义务。再次，协议项下有关货物提取的约定具体、明确，并无歧义，中化公司按协议约定履行并不存在任何客观障碍。与此同时，就协议约定本身而言，《提货通知书》的签发系交行佛山分行的核心权利之一，而且，交行佛山分行对中化公司在前违约交货行为的宽容不能视为其对上述核心权利的让渡或放弃，亦不能当然理解为默认许可。最后，交易习惯的适用以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为前提，如上所述，协议已就货物交付程序及相应步骤作出明确约定，自无交易习惯之适用可能。另外，原审程序处理，并无明显不当。综上，中化公司上诉所提无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依据协议约定，判令中化公司对意普达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34元，由上诉人中化塑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文
代理审判员 李秀红
代理审判员 贾小平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美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