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0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梁润添，该经济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兵，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川，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蓝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法定代表人：罗育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巍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沙溪经济社）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蓝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沙溪经济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蓝岗公司全部上诉请求；3.由蓝岗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沙溪经济社承担提高的承包价款6825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改判驳回。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垃圾处理费从沙溪经济社与蓝岗公司签订《沙溪村环卫工作合同（东片标段）承包合同》和《沙溪村环卫工作合同（西片标段）承包合同》（上述两合同以下统称《承包合同》）时35元/吨调升至110元/吨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缺乏事实依据。沙溪经济社与蓝岗公司及广州市海美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美士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上均对处理费用增加的责任承担进行了相关约定，蓝岗公司可以预见该费用的增加。在2014年12月1日《承包合同》签订前，蓝岗公司与海美士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订立《垃圾代运协议书》时，蓝岗公司已经预见到垃圾处理费上调的可能，并在协议中约定了垃圾处理费上调时，由蓝岗公司根据相关文件及实际重量相应增加垃圾处理费用。蓝岗公司与沙溪经济社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涉案合同第五条第11款已明确约定如政府对垃圾处理费作调整，所产生的增加费用由蓝岗公司承担。因此，蓝岗公司在已经预见到垃圾处理费可能上调的情况下，在其与海美士公司签订的《垃圾代运协议书》及沙溪经济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就上调部分垃圾处理费的承担问题，做出了不同的约定。即使因垃圾处理费上调导致蓝岗公司成本增加，也完全属于蓝岗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及安排，属于蓝岗公司已经预见的商业风险。故本次垃圾处理费的调升不属于《合同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2.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垃圾处理费从35元/吨调升到110元/吨，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属于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政府调升垃圾处理费导致蓝岗公司出现亏损，继续履行不会对蓝岗公司不公平。蓝岗公司在一审中所主张的继续履行导致其亏损只是主观判断，无事实依据。一审中，蓝岗公司对政府调整垃圾处理费后对其履行《承包合同》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如成本增加、出现重大亏损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由于《承包合同》采取固定承包价包干的原则，承包价款对应涵盖了合同约定的多个工作范围，而有可能受政府调价影响的仅仅为其中垃圾处理费一项，在合同整体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调价对蓝岗公司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承包合同》是依法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后签订的，合同内容完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沙溪经济社与蓝岗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了因政府原因增加的费用由蓝岗公司承担，这是蓝岗公司的合同义务之一。在蓝岗公司承担增加部分费用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仅仅是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并未额外增加蓝岗公司的负担，根本谈不上对蓝岗公司明显不公平。在蓝岗公司提交的《垃圾代运协议书》、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海美士公司收款收据可知，在2015年10月1日政府调升垃圾处理费的前后，蓝岗公司一直按35元/吨的价格缴纳每月垃圾处理费22750元，并没有出现蓝岗公司声称其在调价后需按110元/吨价格缴纳垃圾处理费的情形。从蓝岗公司提交的证据可知，《承包合同》的承包费远远高于同地段的其他村同类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在同时期同地段其他村同类承包方都没有出现亏损的情况下，继续履行不会对蓝岗公司不公平。3.沙溪经济社与蓝岗公司合同价为包干价且在合同中已经约定由蓝岗公司承担因政府调整收费项目所导致的垃圾处理增加费用，在双方未就合同变更达成一致的情形下单方面变更合同，有违合同自愿公平原则。沙溪经济社与蓝岗公司已经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合同价款为包干价且明确约定在承包期内如因镇、街级以上政府或职能部门的行为调整修改或有新增加收费项目，对承包垃圾中转站处理方案造成费用增加的，由蓝岗公司自行解决，不得要求沙溪经济社另行支付费用。该约定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双方未就合同变更达成一致的情形下，蓝岗公司单方面以政府调整垃圾处理费用为由，请求提高总承包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也有违合同自愿公平原则。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情势变更的规定的适用应严格掌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为防止情势变更原则被滥用而影响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人民法院决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作出判决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严格履行适用情势变更的相关审核程序。5.沙溪经济社经集体表决，不同意增加相关费用，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决定结果应予尊重。（二）即使认定政府大幅调整垃圾处理费用的情形属于情势变更，对于情势变更所导致费用增加亦不应完全由沙溪经济社一方承担。1.在处理情势变更所导致的影响比例即本案中处理费用增加的承担比例应依法兼顾公平。根据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情势变更的重大变化是在排除了商业风险之外的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变化，因此，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合同变更时应将商业风险导致的费用增加与情势变更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区别对待，对于前者应由沙溪经济社承担，对于后者应基于合同公平原则确定承担比例，而不是简单地将增加费用全部转嫁于沙溪经济社名下。2.沙溪经济社与蓝岗公司合同签订时就已经约定了费用增加的承担方式，在费用实际增加时拒绝使用该条款明显有违双方签订合同的初衷。沙溪经济社与蓝岗公司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五条已明确约定如政府对垃圾处理费作调整，所产生的增加费用由蓝岗公司承担。蓝岗公司与海美士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订立《垃圾代运协议书》时，蓝岗公司已经预见到垃圾处理费上调的可能，并在该协议约定了垃圾处理费上调时，由蓝岗公司根据相关文件及实际重量相应增加垃圾处理费用。因此蓝岗公司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就已经对其中存在的费用增加风险有所考量，并在合同中进行了约定。在费用实际增加时处理应首先按照合同约定处理。3.蓝岗公司与沙溪经济社在合同订立时承包费已经较上一期有所增加，沙溪经济社已经分摊了相应因处理费用增加导致的成本增加。简单的将垃圾处理费用增加部分金额归咎于沙溪经济社明显不合理，也有违公平原则及双方合同约定。
被上诉人蓝岗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平公正，应予维持。（一）蓝岗公司在2014年12月1日与沙溪经济社订立《承包合同》时，没有预见到垃圾处理费会上升，更不会预见到垃圾处理费会调至4倍。1.自2010年至2015年，连续五年番禺区一直执行35元/吨的垃圾处理费，从未调升过。据常理，蓝岗公司与沙溪经济社都不可能有这种升价的预见。2.作为一个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若真如沙溪经济社所述已经预见到垃圾处理费会上升，蓝岗公司为何不在签订合同时就提出来，并且将发生该种情况时的具体处理办法写进合同，以避免日后升价自己的权益受损。3.蓝岗公司与沙溪经济社对《承包合同》中第五条的约定有不同的理解，蓝岗公司认为该条是指调整修改或新增加收费项目而非升价。证据显示，此《承包合同》是沙溪经济社出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一审法院采纳蓝岗公司的理解合乎法理情理。4.《承包合同》是在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垃圾代运协议》是在12月1日后签订的。之所以《垃圾代运协议》签订合同显示日期为2014年11月28日，纯粹是因为海美士公司希望拿个生意的好兆头，特意将日期写为2014年11月28日。依照常理，蓝岗公司也是不可能冒着风险，在未签订《承包合同》前就预先与他人签订《垃圾代运协议》的。因此，蓝岗公司在签订《承包合同》时不可能预见垃圾处理费会涨价的情况。退一步讲，此案是《承包合同》是否能变更的争议，应立足于蓝岗公司与沙溪经济社签订《承包合同》时能否预见垃圾处理费升价的审理，不应与《垃圾代运协议》混淆。《承包合同》与《垃圾代运协议》是两份独立的合同，有两个不同的合同相对方，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沙溪经济社把《垃圾代运协议》中的有无预见与《承包合同》中的有无预见相联系，显然有违事实亦不符合逻辑，且《垃圾代运协议》是海美士公司出具的格式合同。（二）依据证据计算得知，垃圾处理费未升价的时候，蓝岗公司的月利润也只是8000元左右，如果垃圾处理费升价，则每月不但没有利润，反而每月亏损4万多元。蓝岗公司每月收入是205623.65元，人工成本为172928元，垃圾处理费成本升价前是22750元，升价后是71500元。证据显示，海美士公司已经代蓝岗公司足额向垃圾填埋场支付垃圾处理费，包括升价后的垃圾处理费；而蓝岗公司已经向海美士公司支付垃圾处理费，包括升价后的垃圾处理费。可见，垃圾处理费和人工成本是蓝岗公司完成本案《承包合同》的两大主要成本，而政策性调整导致了垃圾处理费4倍升价，如果按原《承包合同》之约定履行，将会造成蓝岗公司每月4万元的巨额亏损，明显不公平且令蓝岗公司无法实现追求利润的目的。（三）证据显示，其他村委会对此次大幅调升垃圾处理费，都依照公平原则足额补偿给利润微薄的垃圾清运公司。
蓝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变更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总承包金额（月承包金额），自2015年10月1日起总承包金额提高682500元并由沙溪经济社立即支付该682500元；2.判令沙溪经济社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日，蓝岗公司、沙溪经济社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由沙溪经济社将本村环卫工作项目以南闸至北闸的河涌为界，分成东片和西片两个辖区并发包给蓝岗公司承包，承包期限由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合同期满后，环卫承包工作重新公开招标。其中西片总承包价为人民币2367917.76元（含税），即每月承包金额为人民币98663.24元；东片总承包价为人民币2567049.84元（含税），即每月承包金额为人民币106960.41元；该承包款由蓝岗公司在下一个月15日前凭有效发票向沙溪经济社收取上一个月的承包款项。《承包合同》的第五条其他规定中第11款均约定：“在承包期内，如因镇、街级以上政府或职能部门的行为调整修改或有新增加收费项目，对承包垃圾中转站处理方案造成费用增加的，由乙方（即蓝岗公司）自行解决，不得要求甲方（即沙溪经济社）另行支付费用。”
上述两承包合同签订后，沙溪经济社即将本村的保洁服务交与蓝岗公司负责，并每月按时向蓝岗公司支付承包费用。但从2015年10月1日起，根据广州市番禺区城市管理局下发的番城管通[2015]120号文件即《番禺区城市管理局关于调整番禺区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费的通知》中规定：“……一、从2015年10月1起，番禺区生活垃圾终端基准处理费标准调整为110元／吨。……”故蓝岗公司以情势发生变更而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决。
一审另查明：蓝岗公司与案外人海美士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签订的《垃圾代运协议书》约定双方就“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所产生的垃圾按650吨／月×35元／月=垃圾处理费22750／月收取，代运协议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但其后，因政府的调价行为，案外人海美士公司从2015年10月1起均已按110元／吨的处理费标准向广州市番禺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交取费用。
一审再查明：沙溪经济社所产生的垃圾数量约定为700吨／月左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蓝岗公司、沙溪经济社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从而合理调整双方的利益关系。针对此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蓝岗公司、沙溪经济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的第五条“其他规定”第11款虽约定：“在承包期内，如因镇、街级以上政府或职能部门的行为调整修改或有新增加收费项目，对承包垃圾中转站处理方案造成费用增加的，由乙方（即蓝岗公司）自行解决，不得要求甲方（即沙溪经济社）另行支付费用。”，但该约定的事项显然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因为政府的调价行为并非当事人的能力可以左右，而本案的垃圾处理费从蓝岗公司、沙溪经济社签订合同时35元／吨调升至110元／吨，这应已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客观事实，因此，蓝岗公司要求变更双方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总承包金额（月承包金额），自2015年10月1日起总承包金额提高682500元（注：该金额的计算公式：14个月×（110／吨-35／吨）×650吨／月=682500元）并由沙溪经济社立即支付该682500元的请求，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变更蓝岗公司与沙溪村经济社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总承包金额（月承包金额），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总承包金额提高682500元。二、上述款项682500元，沙溪经济社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天内向蓝岗公司支付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1102元由沙溪经济社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二审庭审中，蓝岗公司当庭陈述：“我方愿意在一审诉请的基础上降低8%，即我方的诉请变更为627900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涉案合同签订之后，发生了垃圾处理费从合同签订之时的35元/吨上升至110元/吨的变化。该变化是签约之时，双方当事人没有预见到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前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有关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根据垃圾处理费的上升金额将涉案的总承包金额进行调整符合法律规定。基于二审中，蓝岗公司明确表示愿意在一审诉请的基础上降低8%，即诉请变更为6279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据此，蓝岗公司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沙溪经济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基于蓝岗公司自行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变更被上诉人广州市蓝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沙溪村环卫工作合同（东片标段）承包合同》和《沙溪村环卫工作合同（西片标段）承包合同》总承包金额（月承包金额），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总承包金额提高627900元。
二、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述款项627900元，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天内向被上诉人广州市蓝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完毕。
三、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市蓝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10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10214元，被上诉人广州市蓝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10214元，被上诉人广州市蓝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8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罗永娟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