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内08民终15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头九州大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包头市。法定代表人蔺勇，该公司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内蒙古鹿城联众（白云鄂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君，该公司办公室主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忠义，男，出生于1959年12月12日，汉族，籍贯内蒙古，现住磴口县巴镇，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内蒙古梦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乐，男，出生于1987年10月13日，汉族，籍贯内蒙古，现住内蒙古杭锦后旗陕坝镇，九州公司区域营销经理。原审被告:范波波（又名范波），男，出生于1987年9月2日，汉族，籍贯内蒙古，现住内蒙古临河区，九州公司磴口县业务代表。二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云，内蒙古鹿城联众（白云鄂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包头九州大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忠义、原审被告周乐、范波垫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磴口县人民法院（2016）内0822民初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九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被上诉人袁忠义、原审被告周乐、范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州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袁忠义作为中间商，先行向我公司支付预付款，上诉人根据市场需求，即被上诉人的买家磴口县忠久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忠久合作社）给付饲料款。涉案的委托代扣业务其实为两个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忠久合作社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将饲料卖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每吨赚取140元的利润后，将饲料卖给忠久合作社。本案的焦点是上诉人依据与被上诉人的约定足额给付饲料后，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基于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终止。至于因忠久合作社的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应根据合同相对性追究忠久合作社的违约责任。恰恰相反，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包括140元利润的饲料款，并承担了逾期给付利息的违约责任，法理何在。涉案委托代扣业务，是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通过上诉人与蒙牛公司友好合作的便利，条件，从蒙牛公司代扣回的忠久合作社的奶款再支付给上诉人。委托代扣单所载明的内容及被上诉人袁忠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因忠久合作社或蒙牛公司不予代扣，由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至于周乐、范波在委托代扣单上签字行为是确认应扣忠久合作社的奶款，不能推定为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认偿还该尾款的法律效力。2、关于周乐、范波出具欠条，委托代扣业务是由其二人出面和主导。操作模式是先由中间商被上诉人向公司支付预付款，周乐、范波利用自己的销售市场代表被上诉人每吨加价140元，卖给忠久合作社，然后通过蒙牛公司将忠久合作社的奶款代扣后，给付被上诉人。3、周乐、范波作为九州公司的区域经理、业务员其职责是负责饲料的推销，公司并未授权其对债务的确认。周乐、范波在委托代扣单上的签字确认的是忠久合作社应扣金额，不能推定是代表上诉人确定债务。4、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忠久合作社是被上诉人交易的相对方，若要查清案件事实，忠久合作社是不可或缺的主体。被上诉人袁忠义辩称，1、袁忠义与忠久合作社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袁忠义只是与九州公司形成了垫付款合同关系。原审被告周乐、范波共同辩称，周乐、范波系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就案件事实而言，被上诉人付给九州公司的款项是货款，九州公司将货物直接发往被上诉人袁忠义确认的用户，已经履行了供货的义务，被上诉人袁忠义与王艳忠、忠久合作社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形成的债务是合同之债，与我二人和九州公司无任何关系；本案中的欠条，只是王艳忠欠款金额的一个证明。袁忠义请求九州公司和我二人支付欠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理由，请求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开始，被告九州公司的业务员周乐、范波联系原告袁忠义，双方就垫资购买饲料及饲料款回收事宜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给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垫资购买饲料，每吨饲料加价140元作为原告的垫资款的利润，垫资款由蒙牛公司从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的奶款中代扣，扣回后交付给原告。从11月中旬开始，原告多次向被告九州公司垫资支付饲料款，被告九州公司收到原告的垫资款项后，向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交付了饲料。被告周乐、范波在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接受饲料后，以九州公司业务员的名义，与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办理了一式三联的《九州公司委托代扣款物品欠款确认单》（以下简称代扣单），该代扣单由被告九州公司、蒙牛公司及王艳忠各持一份，作为委托扣款的唯一依据；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据此确认被告九州公司供货的单价、数量及货款金额，也“同意从蒙牛公司支付给我的款项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供货厂家”。被告九州公司依据代扣单向原告支付蒙牛公司代扣的饲料款。就原告的垫资款项，被告周乐、范波向原告出具欠条，待被告九州公司支付代扣款后，再收回欠条。按照前述流程，原告收回了部分垫资款。从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2月10日期间，被告周乐、范波结合原告的垫资款情况，经加价结算后，分五次给原告出具了五份欠条并交付了被告九州公司持有的代扣单，欠条约定“如不能按时还款，从欠款之月起，欠款方每月支付对方10%的违约金”，其中周乐出具欠条两份，分别为2015年1月12日欠款59160元，2015年1月5日欠款57170元，均约定还款日期为2月20日；范波出具欠条三份，分别为2014年12月31日欠款70675元，2015年2月3日欠款59160元，2015年2月10日欠款59160元，约定还款日期分别为2月20日、3月20日。至2015年3月10日，蒙牛公司从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的奶款中扣回饲料款50778元，被告九州公司将该款转付给原告，清偿了被告周乐2015年1月12日的欠款，其余欠款254547元未付，原告向被告催要未果，故诉讼本院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被告九州公司作为饲料生产销售企业，在收到原告的货款后，向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交付了饲料，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主要义务。本案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义务，由两个不同的主体分别履行并且独立承担责任，对原告袁忠义而言，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为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垫资购买饲料，依据结算后被告周乐、范波出具的欠条，在原告与被告九州公司之间确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为债权人；就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而言，接受饲料之后，即负有给付饲料款的义务，通过与被告九州公司办理代扣单，确立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应的债权人是被告九州公司，而不是本案原告。从垫资购买饲料、办理代扣单的过程来看，原告与被告周乐、范波都明知垫资的目的和对象，但原告与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并没有直接洽谈业务并形成垫资购买饲料的真实意思，也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不存在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辩称原告与王艳忠及忠久合作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周乐、范波系九州公司的员工，以九州公司的名义联系原告垫资、联系王艳忠销售饲料办理代扣单等事宜，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被告周乐、范波向原告出具欠条的行为属实，在不能证明该行为系个人行为的情况下，亦应当认定为履行职责的行为，依法应当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九州公司辩驳周乐、范波出具欠条的行为是个人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周乐、范波出具欠条的意思表示真实，欠条内容明确具体，是认定原告与被告九州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的有效凭证，依法予以确认。被告九州公司拖欠原告垫资款254547元属实，依法应当承担清偿的民事责任。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以补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所受损失为主要目的，补偿违约金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作为最基本的标准衡量。本案原被告在案件审理时对违约金存在争议，在法院就违约金应当调整做出释明后，双方就此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依据欠条约定的标准主张违约金，弱化了本案中违约金弥补损失的功能，却加重了违约惩罚的色彩，与合同法违约金的目的功能相悖，会导致双方的权益失衡，也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应当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调整。而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情况，对原告请求逾期付款的损失的违约责任，可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九州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袁忠义垫资款本金254547元及利息（垫资款本金136227元的利息从2015年2月21日开始，垫资款本金118320元的利息从2015年3月21日开始，分别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本判决书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18元，由被告九州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袁忠义提交了2015年3月9日九州公司转给袁忠义246150元和2015年11月12日转账5000元的信用社流水单及2015年10月9日转账3780元的农业银行交易卡交易明细清单。举证意图是：上诉人与我发生过多笔这类业务，过去的都已结清，只剩下发生纠纷的5笔未结清，其中5000元和3780元偿还的是利息。上诉人九州公司对246150元这份流水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袁忠义的举证意图。我方与袁忠义之间饲料业务于2015年2月10日已结束，这笔款项的支付时间是在业务截止之后，也就是周乐、范波出具欠条之后，该笔款项是我公司误以为蒙牛公司代扣了王忠艳的奶款，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向袁忠义支付了这笔款项，我公司保留对该笔款项返还的请求权。上诉人九州公司对其他两份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被告范波、周乐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营销模式中出现了袁忠义、九州公司、忠久合作社、蒙牛公司四方相关主体，本案是在九州公司的策划和主导下为了实现其盈利目的，自己单方设计的一种九州公司给忠久合作社交付货物，通过蒙牛公司代扣回货款，再由九州公司将垫付款支付给垫资方袁忠义的运营模式。上诉人九州公司与被上诉人袁忠义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垫付款合同，但从范波、周乐给被上诉人袁忠义出具《包头九州大地生物有限公司委托代扣款物品欠款确认单》、欠条和上诉人九州公司给袁忠义多次付款的事实，及其垫付款－代扣款－支付款的行为模式，可以认定袁忠义与上诉人九州公司是垫付款关系。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袁忠义与九州公司之间存在饲料款垫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证明袁忠义与忠久合作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本案的营销模式是由九州公司创设、推行，从双方已经履行的情况看，九州公司向袁忠义出具代扣确认单和欠条，九州公司委托蒙牛公司代扣回相应的饲料款后，再支付给袁忠义，并将前述的委托代扣单和欠条撤回。饲料出卖方九州公司，买受方忠久合作社认可由蒙牛公司从奶款中扣除饲料款，由蒙牛公司给付九州公司。本案双方当事人不能为忠久合作社创设合同义务，故仍由九州公司返还袁忠义的垫资款及承担相应利息。故上诉人九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请求追加磴口县忠久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18元，由上诉人包头九州大地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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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健伟审判员  贾东升审判员  仲佳才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董缙威附本判决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