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34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铁路闵行钢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吴会村。
法定代表人：魏勇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洪恩，上海仁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献军，上海市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555号。
负责人：杨晓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涛，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英，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开发区东方贸易城奥力孚商城，实际经营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7号楼8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克，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慧融，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海华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新建路195号二层215室。
法定代表人：赵邦涛，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上海铁路闵行钢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闵公司）、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因与被上诉人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宁波公司）、原审第三人中海华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8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铁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洪恩、李献军，上诉人广发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姜涛，被上诉人五矿宁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克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中海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铁闵公司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被上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已在宁波北仑法院的（2013）甬仑商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中得到确认，被上诉人再次向两名上诉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货物损毁灭失赔偿请求权属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北仑法院裁定终结的是返还钢材的执行申请，并未终结被上诉人要求A公司支付货款的请求。北仑法院的调解书，其实质是解决被上诉人与A公司之间的代理采购合同关系，不能调整和解决存在的货权转移、钢材质押的多重权利负担的问题，其所有权的确认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而刘某即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一方面代表A公司对北仑法院陈述涉案钢材属于被上诉人，另一方面又代表B公司将涉案钢材质押给广发银行，其行为涉嫌犯罪（目前刘某通缉在逃），其陈述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被上诉人虽提供了与A公司的委托采购合同、付款凭证、济南铁路局的运费发票，但没有任何到货凭证，被上诉人铁路运单上的收货人系A公司，而非五矿宁波公司，导致其权利人状态无法显现，这是被上诉人的重大过失。广发银行与B公司确实存在钢材质押合同关系，且办理了公证，并与上诉人铁闵公司签订了监管合同。北仑法院的保全并未通知两名上诉人，保全对上诉人并无法律效力，上诉人铁闵公司对北仑法院的保全行为没有应负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广发银行对此同样不知情。两名上诉人的移库行为本质是自我救济，在不知道法院保全行为和调解行为的情况下，两名上诉人没有故意或过失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主观过错。要查清本案事实，从程序上应当追加A公司、B公司和中海公司的苏州公司参加诉讼，本案遗漏了当事人，属程序不合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广发银行上诉请求：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提出起诉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四百九十五条均是针对执行程序的，在2013年1月28日被上诉人才向北仑法院申请执行的，而本案移库行为是发生在1月25日，案件尚未进入执行程序，本案系由于铁闵公司的原因造成钢材灭失，被上诉人由于A公司违约的损失救济已经在北仑法院获得了支持，被上诉人再行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我方与铁闵公司不存�共同侵权，移库是为保证钢材安全，不是处分钢材，而铁闵公司移库后应向法庭告知钢材去向，但是铁闵公司无法告知，故钢材灭失是由铁闵公司造成的；被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可能融资给A公司用于该公司购买钢材，但所购钢材是否进入了涉案的XX路XX弄XX号仓库，并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中海公司出具的货物进仓确认书，并无入库的原始单据；涉案钢材的价值是人民币3000多万元（以下币种同），而被上诉人与A公司签订调解书的时候，已经确认转移了部分钢材，只剩6000多吨钢材，被上诉人的赔偿款及利息的计算方式没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五矿宁波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以涉案钢材物权人的身份，以铁闵公司、广发银行侵权为由，主张二者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物权请求权与北仑法院（2013）甬仑商初�第50号民事调解书第五项中可以要求A公司替代履行的权利属于权利竞合，不属于权利冲突，不构成“一事不再理”；涉案钢材的所有权属于被上诉人，两名上诉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导致涉案钢材毁损、灭失、应承担连带责任；两名上诉人共同侵权过错明显，均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关于8300万吨钢材的入库证据是充分的，入库前仓库是空的，2013年1月8日在调解书中实际查封的钢材确实是8300万吨，在调解书中A公司及中海公司也确认仓库中有6745万吨钢材，上诉人广发银行没有质押权，其诉讼已经被驳回，物权已经丧失了，因此上诉人广发银行无权再提出质押权的抗辩意见；关于金额的计算，我方有调解书可以认定，同时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6745万吨钢材的价值，故原审法院认定正确；关于利息的问题，由于是两名上诉人的原因造成钢材的灭失，所以应承担相应的损失。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中海公司未作陈述。
五矿宁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铁闵公司、广发银行共同赔偿五矿宁波公司6,745吨螺纹钢灭失损失计27,735,768.49元及该款项自2013年1月2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铁闵公司、广发银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21日，五矿宁波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五矿宁波公司租赁中海公司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的仓库，用于储存钢材。同年6月13日，应委托代购人A公司的代购要求，五矿宁波公司与山东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石横公司）签订一份《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五矿宁波公司向山东石横公司购买五种规格的螺纹钢5,100吨，合同金额21,121,500元，合同第一条对螺纹钢价格调整有约定。同年6月20日，五矿宁波公司与A公司正式签订两份与《钢材购销合同》相对应的《代理协议》，约定五矿宁波公司为A公司代购山东石横公司生产的五种规格的螺纹钢5,100吨，金额21,121,500元；《代理协议》第四条约定，交货地点为甲方（即五矿宁波公司）指定仓库：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中海公司仓库；第八条约定，在乙方（即A公司）付清货款前，货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第十条约定，根据MYSTEEL上公布的价格来确定上海市螺纹钢行情。《代理协议》签订后，A公司根据代购协议于同年6月20日、6月21日，分别向五矿宁波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68万元和149万元。同年6月20日、6月21日，五矿宁波公司分别向山东石横公司支付钢材款10,846,500元和9,612,000元，合计20,458,500元。2012年7月17日，为运输向山东石横公司购买的5,718.755吨（实际�货数量比钢材购销合同数量多，原因为钢材价格下跌，预付款有多）螺纹钢，五矿宁波公司向铁路运输承运人济南XX集团有限公司远行运贸分公司支付运费810,308.60元。同年7月20日和7月31日，向山东石横公司购买的5,718.755吨螺纹钢进入《代理协议》指定的仓库：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中海公司仓库，并由中海公司出具两份数量合计为5,718.755吨螺纹钢、货主为五矿宁波公司的《货物进仓确认书》。同年8月13日至8月16日，山东石横公司向五矿宁波公司开具螺纹钢数量为5,718.755吨、金额为20,890,219.29元的增值税发票20份。此外，山东石横公司还为五矿宁波公司购买的上述螺纹钢出具了收货单位为五矿宁波公司的《钢材产品质量证明书》39份，载明的钢材牌号、型号、重量与前述20份增值税发票一致，载明的钢材重量与中海公司出具的两份《货物进仓确认书》一致。同年7月27�，五矿宁波公司与A公司又签订一份《代理协议》，约定五矿宁波公司为A公司代购2,590.934吨螺纹钢，价值9,845,549.20元，该《代理协议》有关交货地点、货物所有权保留、钢材行情确定等约定与双方在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代理协议》一致。同日，五矿宁波公司与A公司认可的钢材供应商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一份《采购合同》，为A公司代购价值9,845,549.20元的螺纹钢2,590.934吨。同年7月30日，根据该份《代理协议》，A公司向五矿宁波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48万元。同7月31日，C公司向五矿宁波公司发货2,590.934吨螺纹钢，并由保管人中海公司向五矿宁波公司出具一张货主为五矿宁波公司、螺纹钢数量为2,590.934吨的《货物进仓确认书》。同年8月6日，五矿宁波公司向C公司支付了2,590.934吨螺纹钢的全部货款9,845,549.20元。C公司向五矿宁波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9,845,549.20�的增值税发票85份。
同年12月28日，五矿宁波公司以A公司为被告，向宁波北仑法院提起委托合同纠纷诉讼，要求解除三份《代理协议》，并提出证据保全申请，要求保全查封存放于中海公司仓库的8,309.689吨螺纹钢。2013年1月5日，北仑法院作出（2013）甬仑商初字第50-1号证据保全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中海公司保管的8,309.689吨螺纹钢。2013年1月8日，北仑法院派员至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进行证据保全，查封清单所列财物的名称、数量为螺纹钢8,309.689吨，在场人载明为中海公司监管员宋某。宋某在查封清单和笔录中均签名。当天北仑法院工作人员向A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作了调查笔录，刘某确认在中海公司的8,309.689吨螺纹钢是五矿宁波公司的。2013年1月24日，五矿宁波公司、A公司、中海公司三方签署一份和解协议。同日，北仑法院根据该和解协议制作了50号调解书。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一、A公司、中海公司确认五矿宁波公司存储于中海公司仓库（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的铁闵库）的8,309.689吨（其中2012年7月20日进仓确认书项下库存于中海公司仓库4,988.027吨、7月31日进仓确认书项下库存于中海公司仓库730.728吨、7月31日进仓确认书项下库存于中海公司仓库2,590.934吨）螺纹钢的所有权属五矿宁波公司所有，中海公司确认上述螺纹钢系五矿宁波公司存入中海公司仓库；二、A公司、五矿宁波公司、中海公司确认现实际库存于中海公司仓库的螺纹钢不少于6,745吨（该数据为理算重量），比前述三份进仓确认书载明的存货量短少1,564.689吨，该短少的螺纹钢A公司已向中海公司交付3,000,000元押金。A公司、中海公司于本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两日内向五矿宁波公司交付不少于6,745吨螺纹钢，中海公司同意积极配合五矿宁波公司办理所有提货手续。仓储保管费按五矿宁波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约定由五矿宁波公司向中海公司支付；三、五矿宁波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0620、20120724、20120727三份《代理协议》终止履行，五矿宁波公司可将库存螺纹钢自行处理。中海公司、A公司同意将A公司因短少1,564.689吨螺纹钢而交与中海公司的3,000,000元押金在本和解协议生效后两日之内支付给五矿宁波公司；四、若五矿宁波公司、中海公司全部履行了本协议第二、三条，则五矿宁波公司放弃对A公司因涉案合同的亏损、运杂费、仓储费以及其他债务的索赔和（2013）甬仑商初字第49、50号案件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五矿宁波公司于A公司、中海公司履行完毕之日两日内撤回（2013）甬仑商初字第49号案件中对A公司的起诉，同时五矿宁波公司与中海公司的仓储保管合同予以解除；五、若A公司、中海公司未能按本�议第二、三条约定向五矿宁波公司履行交货和付款义务，则A公司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后第三日给付五矿宁波公司货款30,735,768.49元，违约金4,610,365.27元，诉讼代理费860,000元，合计36,206,133.76元（A公司、中海公司按本协议第三条交付的部分款项可抵顶上述款项，中海公司按本协议第二条交付的部分螺纹钢可按交付当日我的钢材网公布的价格折价抵顶上述款项）；六、本案受理费199,779元，减半收取99,889.5元，由五矿宁波公司、A公司各负担49,944.75元。
2013年1月25日下午，五矿宁波公司的工作人员至上海市XX路XX弄XX号中海公司仓库提取（2013）甬仑商初字第50号调解书第一、二条确定的螺纹钢，遭铁闵公司工作人员阻止。当日晚至次日，铁闵公司组织人员、车辆将该仓库内的钢材移至别处。2013年1月25日，广发银行向铁闵公司发出告知函，其内容为：“铁闵公司：B公司在我行动产质押项下授信敞口余额共计人民币1,500万元，该授信以B公司存放在你公司仓库的钢材作为质押担保。鉴于B公司授信业务出现风险，我行拟决定处置质押物，并提出移库要求。请予以配合。”
2013年1月28日，五矿宁波公司向北仑法院申请执行（2013）甬仑商初字第50号调解书，其申请事项为：请求二被申请人（A公司、中海公司）向申请人交付螺纹钢6,745吨、货款300万元，并按调解书第五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北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分别向A公司及B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铁闵公司、广发银行相关人员作了询问笔录；2013年3月19日，北仑法院向广发银行发出通知书，限期说明情况；2013年3月25日，广发银行提出执行异议；2013年4月22日，北仑法院组织进行了执行异议听证；之后，广发银行以B公司等为被告，向黄浦法院提起金融借款纠纷之诉，其诉讼请求除要求2,000多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外，另包括要求实现对B公司的质押权等。黄浦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判决，认为对质物权属确难认定，应当认为广发银行未能完成举证责任，故对于广发银行要求就B公司的出质钢材实现质押权并优先受偿的诉请不予支持。在该案二审中，广发银行撤回实现质押权的诉讼请求。2015年4月30日，北仑法院作出（2013）甬仑执民字第308号执行裁定书，内容为：“申请执行人五矿宁波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向本院申请执行，要求被执行人A公司和中海公司交付6,745吨螺纹钢和货款300万元。在执行过程中我院强制执行中海公司货款及利息3,087,600元，A公司和中海公司已经没有裁判文书要求交付的6,745吨钢材。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2013）甬仑执民字第308号案件执行程序终结。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五矿宁波公司是否具有诉权，二是系争钢材权属，三是移库事件是否构成对五矿宁波公司的侵权。关于五矿宁波公司的诉权，在执行（2013）甬仑商初字第50号调解书两年多后，北仑法院作出了终结执行裁定，（2013）甬仑执民字第308号执行裁定系生效法律文书，其直接影响是法院不再执行50号调解书，从实体和程序上使五矿宁波公司不能通过执行50号调解书获得权利救济。因此，在认为原物已经毁损或者灭失（原因不论是来自被执行人还者案外人）的情形下，五矿宁波公司可按《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九十四条另行起诉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不构成一事再理，无获两次赔偿可能。
关于系争钢材的权属，根据在案证据，五矿宁波公司已证明以下事实：其与A公司的委托代购关系、分批次购买钢材的过程、钢材的�终去向。因A公司未付款，原告诉至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并与A公司（委托方）、中海公司（监管方）达成了协议，以法院调解书的形式确认五矿宁波公司对钢材的所有权。中海公司出具的三份货物进仓确认书被铁闵公司、广发银行质疑，认为没有运单、入库单等原始凭证印证。一审法院认为，中海公司与五矿宁波公司、A公司均签有仓储保管合同，其在法院证据保全时有工作人员在场，之后又参与调解，在移库事件后向法院出具书面情况叙述，在执行过程中又被强制执行保证金300余万，可以确认其监管人身份。作为监管人，其按仓储保管合同出具货物进仓确认书，系其监管职责之一，其出具的货物进仓确认书亦经北仑法院调解书确认，因此，对该三份货物进仓确认书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亦予确认。北仑法院在证据保全时，向A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作了询问笔录，刘某�确钢材是五矿宁波公司的，之后其亲自参与签署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再次进行了确认。在2013年2月28日法院执行人员再次询问刘某的笔录中，刘某又一次明确与前次笔录中相同的态度，并说明B公司曾以钢材质押向广发银行借款，但质押的钢材早已卖掉。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五矿宁波公司提交了以法院调解书为核心的证据，已证明了其对系争钢材的所有权，该调解书为生效法律文书，集中反映了合同相对方即五矿宁波公司和A公司、相关方即监管人中海公司对钢材所有权的真实态度，具有当然的证明力；铁闵公司虽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包括运单、中转单、入库单、监管协议等，其货主均记载为A公司或B公司，未有五矿宁波公司出现，意欲证明A公司或者B公司为货主，但是铁闵公司提及的钢材与系争钢材并不完全匹配，特别是五矿宁波公司从C公司购进的钢材并未出现，难以确认为系争钢材，五矿宁波公司在其质证意见中对此亦作了阐述，一审法院予以认同；且货物运单并非物权凭证，即使铁闵公司的意见为真，即货主为A公司，后又转为B公司，但身为A公司及B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某在之后多次表达的态度及其代表A公司签署和解协议、调解协议的行为与该意见并不一致，难以得出移库事件发生时货主为A公司或者B公司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五矿宁波公司对系钢材的所有权，钢材的数量和价值以各方在50号调解书中确认的为准。
关于移库事件，五矿宁波公司认为铁闵公司阻扰提货，并强行转移钢材，铁闵公司为直接侵权人，广发银行指使铁闵公司移库亦是受益人，两被告共同侵权，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损失。中海公司的意见与原告一致。铁闵公司则表示其不知道五矿宁波公司，只知道B公司将涉�钢材质押给广发银行，五矿宁波公司仅凭一份法院保全裁定就要提货，铁闵公司并未收到法院的保全裁定，故将该情况告诉广发银行，广发银行向铁闵公司发出移库函，铁闵公司遵照广发银行指示移库。根据五矿宁波公司2013年6月7日提交给北仑法院的书面情况说明函，广发银行认为“移库系铁闵公司实施保（监）管管理之行为，绝非我行之行为。”“涉案钢材既属B公司质押给我行的质押物，且我行并未进行移库，仅铁闵公司为完善管理进行了移仓。”综合相关各方陈述，结合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移库事件的经过，以下情况可以确认：2013年1月25日下午，五矿宁波公司组织人员持50号调解书至XX路XX弄XX号中海公司仓库，意图自行提取存放在该处、50号调解书约定由A公司及中海公司交付的6,745吨钢材，遭铁闵公司阻拦。铁闵公司将情况通报广发银行，广发银�认为钢材系B公司出质给该行的质押物，现出现风险，向铁闵公司发出书面告知函，决定处置质押物，并提出移库要求。铁闵公司接函后，组织人员、车辆于当晚至次日，将中海公司仓库内的钢材移至他处。一审法院认为，移库系由广发银行以书面形式授意、铁闵公司组织人力物力实施完成，广发银行、铁闵公司存有共同过失，共同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理由包括：其一，难以认同广发银行对系争钢材设立了质权。按广发银行在黄浦法院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其与B公司的质押合同签订于2011年10月21日，而本案系争钢材的购买时间在2012年6、7月间，有着明显的时间差，且按物权法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审理过程中广发银行对此自始至终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且在与B公司的金融借款纠纷中，广发银行提出实现质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未获支持，二审撤�。其二，对于并非案件当事人的广发银行和铁闵公司，北仑法院的保全、调解并无绝对必要通知，未作通知不影响保全、调解的效力。广发银行、铁闵公司以不知晓为由对北仑法院的保全、调解提出异议不能成立。更何况，按铁闵公司出具给北仑法院的书面情况说明、五矿宁波公司的报警记录，至迟在事件当时，铁闵公司对于五矿宁波公司提货人员持有法院调解书应当是能够知晓的；从广发银行的告知函内容中，能够推断铁闵公司已将此情况通知广发银行。在此情形下，广发银行、铁闵公司仍实施了转移法院保全物的行为，存在过错。
五矿宁波公司的财产权因移库事件受到损害。移库固事出有因，即广发银行认为事发当时其系钢材的质权人，有权通过监管人即铁闵公司处置质押物，而铁闵公司认为其系行使监管责任，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北仑法院的执行立案、执行过程中的一次次询问、法院多次的书面告知、执行听证、法院对质权的态度等，均表明广发银行、铁闵公司移库的动机固然可以理解，但在客观上已造成法院保全物的失控。对于钢材移库后的去向，作为掌控人的铁闵公司与广发银行应当能够却均不能作清楚的说明，系争钢材已可视为去向不明，五矿宁波公司业经法院调解书确认的财产权遭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而钢材移库后，广发银行是否参与处置、是否从中受益，是其与铁闵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影响对广发银行授意铁闵公司移库造成五矿宁波公司财产权受损的定性。
综上，五矿宁波公司对系争钢材拥有所有权；广发银行、铁闵公司的移库行为系二者存有共同过失的共同侵权行为，造成五矿宁波公司财产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五矿宁波公司在法院执行终结裁定后有权提起侵权之�主张损害赔偿。赔偿的金额，以50号调解书确定的货款金额30,735,768.49元，扣除中海公司已支付的300万元保证金，为27,735,768.49元。五矿宁波公司主张利息损失，为合理损失，应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判决：铁闵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五矿宁波公司财产损失27,735,768.49元及该款自2013年1月2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广发银行对铁闵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06,065元，由铁闵公司、广发银行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五矿宁波公司直接支付）。
上诉人铁闵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供了济南铁路局签发的铁路大票，欲证明2012年6月、7月、8月济南铁路局合计发往上海铁路闵行站的，以A公司为收货人的钢材，合计16,900吨；货权转移及入库移库通知，欲证明2012年6月、7月、8月A公司将中铁路闵行站收到全部钢材货权转移通知，将钢材货权转移给B公司，并以B公司名义入库，合计货权转移和入库15,569.728吨；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发货单，欲证明2012年6月、7月、8月铁闵公司通知翔云仓库，合计出库9,430.979吨。上诉人广发银行质证后，对上诉人铁闵公司提供的三项证据的真实性都表示认可，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了涉案钢材的所有权不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五矿宁波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虽无异议，但认为上诉人铁闵公司逾期提供证据，属于重大过失，建议法院不予采纳其逾期提供的证据；且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上述铁路运单上的收货人虽为A公司，但上诉人铁闵公司没有提供铁路运单上的钢材进入XX路XX弄XX号仓库的入库凭证，难以认定上述铁路运单与本案争议的XX路XX号XX弄钢材具有关联性；且铁路运单只是铁路运输合同凭证，不是货权凭证，上诉人铁闵公司仅依据铁路运单证明货物归属，属认识错误；上诉人铁闵公司关于涉案钢材属于A公司或B公司的主张，与A公司和B公司对货物权属的意见矛盾，A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在北仑法院2013年1月8日的查封笔录和2012年2月28日的执行笔录中两次确认，涉案钢材不属于A公司，属于被上诉人。
上诉人广发银行在二审庭审中并未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五矿宁波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供了银行回单和监管服务费发票的复印件，欲证明被上诉人向监管人中海公司支付涉案钢材监管费24,929元（8,309.689吨×3元/吨）；涉案8,309.689吨钢材规格明细、产地情况汇总表的复印件，欲证明涉案钢材是特定物而非种类物。上诉人铁闵公司质证后，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表示无法确认。上诉人广发银行质证后，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付款凭证不能证明中海公司尽到了监管义务，同时也无法证明是为本案支付的，钢材的规格明细、产地情况汇总表也无法证明涉案钢材属于特定物而非种类物。
另外，上诉人广发银行在庭审前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涉案钢材已灭失，上诉人铁闵公司庭审前提供了一份D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D公司并未将仓库租赁给中海公司及被上诉人五矿宁波公司，并没有被上诉人的货物存放在上诉人铁闵公司的仓库，铁闵公司将仓库租赁给D公司，D公司将仓库租赁给A公司时约定了其不能再转租。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铁闵公司提供的铁路运单、货权转移及入库移库通知、D公司的发货单系合法取得，�实有效，且货权转移及入库移库通知中的“装货车号”即为铁路运单中的“车种车号”完全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与本案系争钢材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五矿宁波公司提供的银行回单和监管服务费发票只能说明被上诉人与中海公司间的监管合同关系，涉案钢材的规格明细、产地情况汇总表也不能证明系争钢材为特定物，二者均与本案系争钢材所有权的认定无关，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另查明，2011年10月21日，B公司以其名下6,604.753吨钢材作为质押，与广发银行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向广发银行申请贷款，广发银行作为质权人对该合同项下钢材享有合同权利和法定权利，后广发银行向B公司发放贷款，但贷款到期后仅收回部分本金。被上诉人委托济南铁路局运输的钢材，收货人为A公司，A公司以货主身份通知铁闵公司，�求铁闵公司将涉案铁路运单上的全部钢材货权转移给B公司，后B公司以新货主身份通知铁闵公司将上述铁路运单上的全部钢材转移至翔云码头室内库。基于广发银行与B公司之间的钢材质押借款合同关系，广发银行、B公司、铁闵公司三方签订过《质物保（监）管合同》，广发银行有权向铁闵公司发出移库指示，铁闵公司必须无条件配合。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两上诉人侵犯了其涉案钢材的所有权，那么本案涉案钢材的所有权是否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了宁波北仑法院（2013）甬仑商初字第50号民事调解书以及与A公司的委托采购合同、付款凭证、济南铁路局的运输发票，但未提供涉案钢材以其名义运至上海的相关凭证。而根据在案证据，所有运至铁闵公司的涉案钢材的所有权人均�A公司且A公司将铁闵公司收到的涉案钢材签发货权转移通知，将涉案钢材货权转移给了B公司，因此涉案钢材的所有权人应为B公司。北仑法院的50号民事调解书只是被上诉人与A公司及中海公司之间的和解意思表示，上诉人铁闵公司未收到北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及民事调解书，且入库钢材的所有权已转移至B公司名下，故被上诉人主张在铁闵公司的涉案钢材所有权属于自己，依据显然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因此被上诉人在无法证明其是涉案钢材的所有权人的前提下对两上诉人提起的侵权之诉，本院难以支持。上诉人铁闵公司提供了铁路运单、转移及入库通知和翔云仓库的发货单可以证明涉案钢材属于B公司，铁闵公司依据广发银行发出的告知函进行移库并未侵害被上诉人的权利。
即使被上诉人为涉案钢材保留所有权买卖中的出卖人，但涉案钢材的收货人为A公�，并有A公司将货物所有权转移至B公司，B公司以所有权人的身份将涉案钢材经公证后质押给了广发银行，广发银行在办理质押手续中尽到了审慎的审核义务，并无恶意和过错，完全属于善意，被上诉人主张取回涉案钢材，依照相关司法解释，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以调解书及中海公司出具的货物进仓确认书等认定涉案钢材所有权属于被上诉人的依据不足，铁闵公司和广发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886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6,0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2,130元由被上诉人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聪
代理审判员 范德鸿
审 判 员 贾沁鸥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海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