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24民终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传凤，现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王长余，辽宁乾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凤芹，现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陈世伟，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波，现住河北省秦皇岛市。
委托代理人：陈世伟，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伟，现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陈世伟，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艳平，现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陈世伟，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敦化市农业局,住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1321号。
法定代表人：孙维生，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景海，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万丰，现住吉林省敦化市。
上诉人宋传凤因与被上诉人安凤芹、郑波、郑伟、郑艳平、敦化市农业局及原审第三人郑万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5)敦民初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传凤在一审中诉称：1985年1月15日，原告的丈夫李文昌（已故）与敦化县原种场（隶属于敦化市农业局）签订了56.5公顷土地的《营林承包合同》，进行植树造林，合同签订后，原告及其丈夫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植树造林，约10公顷林地树木现已成林。现原告得知，1989年6月，被告敦化市农业局与郑万兴擅自签订《承包合同书》，更改合同内容，改变林地用途（将林地变为耕地），并将合同主体变更为郑万兴。原告认为1989年合同的签订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及原告的利益，要求确认郑万兴与国营敦化市原种场于1989年6月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无效。
安凤芹、郑波、郑伟、郑艳平在一审中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不属实。事实是郑万兴、郑万丰、李文昌曾经签订过56.5公顷土地的《营林承包合同》，但是因为敦化市原种场要在20年后才可以收取承包费，3年内必须完成全部造林任务等原因，此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1986年1月开始，敦化市原种场与郑万兴签订了关于大山镇河湾村的土地承包合同。郑万兴已经就承包的林地取得了林权证，进行了育林、间伐，对原本荒芜涝洼的土地进行了平整、修建了排水等设施，进行了巨额的投入。从1989年至今已26年，第一期20年和第二期20年的承包费已经交纳完毕，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如原告认为存在恶意串通，原告应承担举证的责任。郑万兴与敦化市原种场签订的合同已经履行了26年之久，原告亦是大山镇居民，不可能不知道郑万兴实际经营涉案土地的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起诉郑万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已经超过民法所保护的最长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予驳回。
敦化市农业局在一审中辩称：农业局不认可敦化市原种场与郑万兴之间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主张原告的丈夫个人与原种场签订合同我们有异议，原告陈述不正确。1985年1月15日被告原下属单位与郑万丰、郑万兴、李文昌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三人合伙承包，每个承包人是平等的，所以原种场与三人分别签订合同，合同头部均显示三人共同承包，并不是某一个人承包，原告主张是一个人承包我方不认可。原告主张二被告在1989年6月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更改了合同内容，改变林地用途，经我们接到诉状调查核实，这个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理由为：1.涉案林地所有权是国有，归属于敦化市农业局，没有敦化市农业局批准，原种场无权签订合同，原种场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2.1985年1月15日涉案林地已承包给三人，不经过林业局的批准不准变更。3.1985年1月15日的合同，合同的目的是植树造林，原告称1989年6月份合同变更合同目的，不能成立。4.根据两份合同价格约定，1989年的合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土地现在每年几十万的价值，可以说明1989年合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无论合同是否存在、真实，农业局均不认可其法律效力，我们只认可1985年合同的效力。
郑万丰在一审中述称：原告起诉依据的是1985年1月15日李文昌签订的《营林承包合同》，暂且不论该合同的效力如何，仅从合同的第三条，可以看出。该合同的期限为十五年至二十年。按照最长期限，该合同也于2005年到期。原告称二十年采伐不完延长使用年限，第三人认为，如实际未采伐完毕，原告应与合同甲方重新签订合同。原告并未进行补签，应视为原告默认合同已经到期，已与该土地无任何实际利害关系。且原告并非1989年6月合同的签订主体，因此原告无诉讼的资格，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原告称郑万兴与敦化市原种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原告提供的1985年的合同中写明应予公证，但该合同并未进行公证，此合同并未生效。涉案林地一直由郑万兴进行管理，原告并未进行管理使用。郑万兴已支付了合同价款，实际占有使用26年，且已取得了林权证，属于明显的善意取得。原告的诉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5年1月15日，敦化市农业局下属单位国营敦化县原种场与郑万兴、李文昌、郑万丰（合同中书写为郑万风）共同承包大山湖北、河湾两处土地56.5垧，由郑万兴、李文昌、郑万丰进行植树造林。土地使用费每年每垧120元，并约定了使用费的交纳方式及相应违约责任。合同并未明确约定使用期限，只是约定“营林期限十五年至二十年，二十年采伐完将土地如数还给甲方，如二十年采伐不完延长使用年限时甲方按每垧地加收使用费每年每垧土地100元，乙方在采伐出售时交清，采伐出售时，必须经甲方同意，办理采伐手续后方可采伐。”1989年6月，郑万兴与国营敦化市原种场签订敦化市原种场关于大山湖北河湾承包合同书，国营敦化市原种场将大山镇湖北、河湾两处地承包给郑万兴，承包面积为47垧，其中已植树14.8垧。并且约定承包期四十年，承包费2.6万元。每20年交纳一次承包费。第一次承包费1.3万元应在1989年元月之前交纳，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土地。1989年承包合同的47垧土地包含在1985年承包合同的56.5垧范围内，相差的9.5公顷被告安凤芹、郑波、郑伟、郑艳平认为已被村民占用，并未由郑万兴承包。被告认为，土地确实是同一土地，但面积不同是因为不同时期丈量导致。郑万兴于1999年已取得了涉案土地范围内林地的林权证，面积为9公顷。2005年至2007年郑万兴曾获得林业部门批准对其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进行采伐，并交纳了设计费和育林费。原告自认李文昌家庭在1998年之后对涉案土地没有进行过管理。第三人郑万丰自认其并未对涉案土地进行实际管理。现原告及被告敦化市农业局均主张1985年的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因为树木并未采伐完，相关费用亦未交纳。
另查，国营敦化县原种场创建于1953年，隶属于敦化市农业局。后因敦化县变更为敦化市，该原种场名称变更为国营敦化市原种场。敦化市原种场于1999年办理了企业法人登记，2004年进行了企业改制，并对实有资产、债务及人员进行清理，企业歇业后债权债务均由主管部门承担。敦化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备案的敦化市原种场非公司法人信息登记该企业成立日期为1999年12月1日。2007年11月16日，敦化市原种场因未按时年检，被敦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
再查，李文昌已于1998年死亡，其现有家庭成员有其妻子宋传凤、儿子李世华、李世伟、李世宠。李世华、李世伟、李世宠均明确表示不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郑万兴于本案诉讼过程中即2015年8月30日死亡，其家庭成员有妻子安凤芹、儿子郑伟、郑波，女儿郑艳平。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土地近二十年来一直由郑万兴经营管理，郑万兴对土地的经营管理处于持续状态，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20年诉讼时效，对原告的主张本院应予审理。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在1985年合同签订之后，对涉案土地进行植树造林、经营管理，且自认在1998年之后并未对涉案林地进行经营管理。第三人郑万丰亦陈述其与李文昌在签订1985年的营林承包合同之后，土地一直由郑万兴一人在经营管理。在郑万兴经营期间，原告及郑万丰均未提出异议，故可认定原告及郑万丰已放弃了对涉案土地的经营管理。郑万兴对涉案土地及林地进行实际经营管理已近二十年之久，并且郑万兴已取得涉案土地上部分林地的林权证书。1985年营林合同及1989年承包合同的签订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之前。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郑万兴与国营敦化市原种场1989年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故其主张郑万兴与国营敦化市原种场签订合同存在恶意串通而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四）项、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传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用50元，合计150元，由原告宋传凤负担。
宣判后，宋传凤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为：1.从两份合同签订时间看，1985年合同签订在前且经过公证，该合同合法有效。1989年合同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李文昌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合同。2.1985年合同已经履行，李文昌购买树苗并进行了栽种。3.1985年合同中承包人为郑万兴、郑万丰、李文昌三人，属于合伙关系，其管理行为均应认定为各合伙人的共同行为，其林权亦属于各合伙人共同共有。4.李文昌一直对涉案林地进行管理，1998年之后由于郑万兴阻止，造成李文昌家人无法继续管理，故李文昌家人虽未管理，但不代表不享有承包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宋传凤的上诉请求。
安凤芹、郑波、郑伟、郑艳平在二审中共同辩称：1.1985年合同因未在约定时间完成造林任务，一直未予履行。2.因1985年合同未履行，且一直未交纳承包费，敦化市原种场于1989年与郑万兴重新签订合同。3.1989年后林地一直由郑万兴经营，李文昌与郑万丰近三十年间均未提出异议，郑万兴也因涉案土地多次受到政府表彰，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4.当年签订合同时法律尚不健全，但诚实守信的民法原则却一直贯穿始终。郑万兴依据合同交纳承包费并经营林地，取得林权证均有相应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宋传凤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敦化市农业局在二审中述称：1.林地承包应当属于用益物权，一审法院在没有否定1985年合同效力下的情况下，认可1989年合同的效力，造成了一物两权的事实，违背了物权确认原则。2.一审判决以宋传凤放弃管理为由，继而确认1989年合同效力，混淆了物权和管理权的关系。宋传凤是否参与管理，与物权是否丧失无关。3.1989年合同侵害了1985年合同，因而无效，在1985年到1989年期间有14.8公顷林地进行了造林，其属于宋传凤家庭与郑万兴家庭的共有财产。综上，敦化市农业局认为1985年合同有效，1989年合同无效。
郑万丰在二审中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调查1985年合同即使按最长使用年限（20年）在2005年已经到期，到期后宋传凤并未与敦化市原种场或敦化市农业局签订延期合同，亦未交纳承包费用，故双方于1985年签订的合同因承包期限届满已终结。现宋传凤提出1989年敦化市原种场与郑万兴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宋传凤应就敦化市原种场与郑万兴在1989年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与串谋举证证明，因宋传凤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判决以宋传凤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传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晓娟
审判员 朴美兰
审判员 林 美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唐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