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0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义身，男，1940年7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毛荣超，女，1947年7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郭象，主任。
委托代理人佘艳，女，1989年2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航，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义身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6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王义身诉至原审法院称：我原系×房屋（北房4间，南房4间，东房1间，西房1间）的所有权人。其中北房西数2间由我居住使用，其余房屋均由他人租住。1993年1月，我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签订《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约定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拆迁我居住的正式房屋2间，根据有关规定，我自愿购×二居室一套，购房款19200元。后我交纳了购房款并入住购买的二居室房屋。我原有的10间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40.7平方米，所得拆迁补偿款为21106元。现我认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在拆迁时提出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有多处不符合拆迁的相关规定，在具体的拆迁补偿及安置工作中亦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对我安置的二居室没有达到应安置的面积差，没有给我适当增加安置面积。根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二十条之规定，拆除出租住宅房屋，应实行产权调换，原租赁关系继续保持，因拆迁而引起变动原租赁合同的，其合同应作相应修改。出租住宅房屋所有人因无支付能力申请以其他形式补偿被拆除的出租房的，须经房地产管理局批准。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在拆迁时未向我提供产权调换这方面的政策，致使我名下的8间出租房屋在拆迁时丧失产权调换的机会，侵害了我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我于2013年1月方知晓产权调换的规定。我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居住在二居室中，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并造成了经济损失。故我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显失公平、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有欺诈、乘人之危的情形，起诉要求对我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于1993年1月签订的《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进行变更，在原有安置的二居室的基础上增加安置三居室住房一套，对8间出租房未进行产权调换的问题请求法院依法依规判令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给予补偿。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辩称：1、我国法律对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权利行使期间有明确规定，我中心与王义身签订合同至今已有20余年，且王义身在拆迁时就已知晓相关规定，并自行计算过房屋面积，王义身要求变更合同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2、王义身曾于2013年起诉我中心要求办理安置的二居室的房屋所有权证，在该案中，王义身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增加的诉讼请求与本案的诉讼请求一致，后法院未予受理。根据一事不再理的规定，本案不属于应当受理的案件；3、双方签订的合同已履行完毕20多年，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事项，王义身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4、当时王义身名下的8间出租房系标准租私房，王义身当时同意包括出租房屋在内的10间房屋进行货币补偿，经过东城区房管局的批准认可，王义身亦领取了相应款项；5、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王义身是被拆迁人，但因王义身的户口不在北京，故并非被安置人。考虑到王义身的特殊情况，我中心仍对王义身进行了安置。综上，我中心不同意王义身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义身、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经协商一致所签订的《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义身现认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在拆迁时未向其明确告知可进行出租房屋产权调换，故其仅领取了10间房屋的补偿款，未获得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双方签订的合同显示公平，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存在乘人之危、欺诈的行为，故要求对合同进行变更。但王义身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存在上述行为，且根据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出示的1993年1月18日双方签订的《搬迁周转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对拆迁所依据的文件有明确表述，王义身之配偶毛荣超亦在盖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处理国家建设用地专用章的《建设用地各项补偿补助款项领收凭证》上签字，领取了补偿款项。王义身现主张变更合同，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表示不同意，王义身要求按照其意愿对合同进行变更无事实及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判决：驳回王义身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义身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王义身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其于2013年1月方才知晓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相关规定，1993年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拆迁其自住的2间私房应当给其安置一套三居室房屋；依据相关规定，其名下的8间出租房屋在拆迁时可以选择产权调换的方式，但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在拆迁时未明确告知其这一拆迁政策，致使其在拆迁时丧失了选择产权调换的机会，侵害了其知情权及选择权。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王义身原系×房屋（北房4间，南房4间，东房1间，西房1间）的所有权人，其中北房西数2间由王义身居住使用，其余房屋均由他人租住。1992年底，全国妇联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为迎接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工程建设的需要，对王义身所有的上述房屋进行拆迁。
1993年1月，王义身（乙方）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甲方）签订《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约定：经市规划局（87）建地市字291号文批准，甲方在建内大街北侧地区进行建设。因甲方提供个人购的拆迁安置楼尚未建成，住户王义身需自行周转，根据全国妇联关于拆迁安置和实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办法及有关实施细则，就乙方的搬迁及购房问题，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乙方原住×，居住正式房屋私房自住2间，家庭共有3口人，根据危旧房改造办法的有关规定，自愿购买定×二居室楼房一套，建筑面积（暂定）60平方米。乙方在签订本协议的同时，即按每平方米320元向甲方交纳购房款，共计交费19200元整。上述协议签订后，王义身交纳上述购房款19200元，并将房屋交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拆除，王义身一家遂入住×号房屋。
庭审中，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提交1993年2月19日出具的《建设用地各项补偿补助款项领收凭证》，该凭证上盖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处理国家建设用地专用章，王义身之妻毛荣超在领款者处签字。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以该凭证证明其对王义身所有的包括出租房屋在内的10间房屋进行了货币补偿，经过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的批准，王义身亦领取了补偿款项。王义身对该凭证不持异议，但认为实际补偿安置的结果不符合相关文件的规定。
关于8间出租房，王义身称三家租户自上世纪50年代起即居住在房屋内，落私后带户发还，租户继续在此居住。
关于出租房屋产权调换的问题，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称落私后，针对标准租私房，有规定根据租户居住房屋的面积，产权人可以选择房屋安置的方式，相等的面积交建安成本的价差，超出的部分按照商品房价格购买，之后租户仍以标准租的方式租住安置房屋，以标准租的费用交付租金。在此情况下，产权人一般不选择这种安置方式，而是主张货币补偿。拆迁时相关拆迁文件在拆迁区域进行了公示，王义身、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签订的《搬迁周转协议书》中亦明确载明拆迁所依据的文件，故王义身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未向其说明拆迁依据，侵害了其获得出租房屋产权调换的权利与事实不符。为证明其主张，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出示1993年1月18日双方签订的《搬迁周转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根据市规划局（87）建地市字291号文批准，全国妇联在建内大街北侧地区进行建设，因搬迁安置楼房尚未建成，住户王义身需临时周转。根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的有关规定，就上述搬迁问题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周转时间自签订本协议（搬家）之日起计算共12个月。王义身同意自己找周转房，周转期间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按规定每人每月发给50元的补助费等。王义身对《搬迁周转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另查，2013年5月29日，王义身曾起诉要求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为其办理位于×号房屋的产权证。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7865号民事判决，认为王义身目前不具有北京市城镇常住户籍，导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并判决驳回王义身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王义身不服，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了上诉。
上述事实，有《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搬迁周转协议书》、《建设用地各项补偿补助款项领收凭证》、收据、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王义身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于1993年1月签订《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后，王义身将房屋交予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拆除，并交纳了安置房的购房款，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亦将安置房屋交付给王义身，双方均依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王义身在安置房屋居住使用至今，且王义身亦曾于2013年5月起诉要求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为其办理安置房屋产权证。在上述《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签订二十余年之后，王义身现以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在1993年拆迁时应给其安置一套三居室房屋为由要求对双方签订的《危旧房改造个人购房协议书》进行变更，在原有安置的二居室的基础上增加安置三居室住房一套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对于1993年拆迁时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的相关拆迁政策规定，王义身在拆迁时应当知晓，故对于王义身所称其在2013年时方才知晓《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的相关实施细则等拆迁法规及拆迁政策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王义身名下的8间出租房的拆迁补偿问题，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王义身已经于1993年2月19日领取了包含上述8间出租房在内的10间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现王义身以其当时不知晓可以采取产权调换方式为由要求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另行进行补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义身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王义身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珊
代理审判员 马兴芳
代理审判员 陈雨菡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