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9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顺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穆银丽，广东品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郭振雄。
委托代理人倪昌振、陈江朵，均系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家仁，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冬水，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辉辉，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修红，女。
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荣，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道勇，男。
上诉人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万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红、刘道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2013年4月19日15时10分许，被告刘道勇驾驶粤B×××××号重型厢式货车在东莞市大岭山镇月山村兴月路1号路段倒车时，遇受害人熊某花和黄某俊骑儿童踏板车在上述路段行走，该车在倒车过程中与受害人发生碰撞，并从熊某花身体上碾压而过，造成熊某花当场死亡及黄某俊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经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岭山大队认定，被告刘道勇驾驶超载及灯光和刹车系统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在倒车过程中，没有查明车后情况，在确认安全后倒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被告刘道勇承担本案事故全部责任，熊某花和黄�俊不负责任。交通发生时天气为晴天，被告刘道勇在交警部门询问时表示，其倒车时听到车外人员叫喊停车，下车视察时才知道碰撞到受害人。二、受害人情况：受害人熊某花系农业家庭户籍，1967年8月15日出生，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满45周岁，其父母已死亡，与其夫即原告黄家仁共生育子女三名即原告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交通事故发生时该三名子女均已成年。熊某花于2013年5月14日火化。原告提交修水县上奉镇湖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东莞市大岭山航升精密五金厂出具的居住证明、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大岭山仲裁庭作出的东劳人仲岭庭调字（2013）21号调解书及门诊病历资料，以证明受害人熊某花在东莞市居住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上述修水县上奉镇湖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记载熊某花长期外出务工，不属于农村劳动者；居住证明记载熊某花在2012年1月至12月及2013年3月至4月期间居住在该公司宿舍；劳动仲裁调解书记载查明熊某花于2012年1月起进入东莞市大岭山××五金厂工作至2013年4月，原告与东莞市大岭山××五金厂就熊某花就非因公死亡抚恤金待遇问题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书已生效；门诊病历显示熊某花于2012年4月11日及2012年6月7日有就诊记录。被告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并提交了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东莞市大岭山××五金厂相关负责人刘某的调查笔录以反驳仲裁调解书。刘某表示由于该五金厂是个体户，管理松散，未能提交相关用工资料。三、车辆权属及投保情况：肇事车辆粤B×××××号重型厢式货车所有人为被告宝利万公司，被告宝利万公司为该车办理了道路运输证，该车车身印有其公司标识。被告宝利万公司提交了《货车出租合同》及租金交付凭证，以证明其与被告刘道勇系租赁关系，并主张其不对原告负有赔偿责任。《货车出租合同》约定，被告刘道勇向被告宝利万公司租赁肇事车辆，期限为2012年5月16日至2013年5月15日，被告刘道勇每月向被告宝利万公司支付5000元租金，被告刘道勇对租赁期间因其自身或其聘请的司机发生任何事故造成的车损等责任和费用负责。被告刘道勇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表示被告宝利万公司每月会在运输费用中扣除5000元，但认为该合同系被告宝利万公司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所签订，肇事车辆实际由被告宝利万公司支配，运输任务亦由被告宝利万公司安排。被告刘道勇提交了运输任务单及东莞市寮步镇向西村车辆出入通行证以证明其主张。上述运输任务单记载了相关运输任务，系被告刘道勇自行制作，被告宝利万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但确认被告刘道勇以其名义送货，在周末空闲时间会为其他公司送货；车辆出入通行证记载肇事车辆单位为“宝邦物流”，被告宝利万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但主张由于该向西村委不允许个人办理通行证，遂以被告宝利万公司名义办理该通行证。肇事车辆在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300000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交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及投保单，以证明其免赔事项内容及已向投保人被告宝利万公司尽提示义务的事实。该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约定，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机动车装载规定的，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投保单为格式文本，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一栏记载“…本人已经收到了条款全文，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由其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对保险人就保险条款特别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特别约定及免赔条款等内容的说明和明确说明完全理解，同意并接受本投保单所载各项内容，申请投保并同意按保险合同约定缴纳保险费。…”被告宝利万公司在该栏中投保人签章处加盖公章。该投保单并未记载免责事项的具体内容，且只有投保人声明一栏中留有投保人签章空间。四、其他：原告主张为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造成误工损失、住宿费及交通费若干，并提交工作证明、住宿费收据及租车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工作证明载明原告黄辉辉、黄冬水均在东莞市大岭山××紧密五金厂工作，月薪分别为6000元、7000元，处理交通事故事宜期间未向其发放工资；租车证明由中山市城区客货运输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原告花费交通费用约15000元。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向被告宝利万公司理赔25000元，被告宝利万公司为原告垫付费用40000元（包含上述理赔款25000元）。原告主张上述理赔款25000元系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违规赔付，对此不予确认。
原告诉讼请求：1、各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原告因熊某花交通事故死亡而产生的合法损失共计人民币986845元（丧葬费39867元、死亡赔偿金814838元、伙食补助费4500元、误工费17640元、交通费15000元、住宿费1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0元，上述合计102684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款项40000元，余986845元），其中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被告刘道勇在驾驶车辆时未确保行驶安全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并致受害人熊某花当场死亡及案外人黄某俊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道勇负事故全部责任，熊某花及黄某俊不负责任。关于被告刘道勇及被告宝利万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被告刘道勇依照租车合同每个月从运输费中扣除5000元给被告宝利万公司的行为与其关于双方系雇佣关系的主张相悖，故法院对原告关于双方实际为雇佣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宝利万公司主张双方系租赁关系，其对交通事故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首先，被告宝利万公司在明知肇事车辆系营运车辆、被告刘道勇不具备营运资格的情况下，仍与被告刘道勇签订租车合同，其本身存在过错；其次，被告宝利万公司为肇事车辆办理了营运手续，肇事车辆车身印有被告宝利万公司标识，被告刘道勇以被告宝利万公司的名义送货，运输任务亦主要由被告宝利万公司分配，被告宝利万公司虽主张被告刘道勇在周末空闲时会做私单为其他公司运货，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从上述情况可以推论出，被告宝利万公司对肇事车辆具有相当高程度的控制权。综上，法院认为，被告刘道勇作为直接侵权人，其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宝利万公司在签订《货车出租合同》时存在过错，且其对肇事车辆具有一定的控制权，故其应当对被告刘道勇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交强险保险人，其应当在交强险保险限额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依据保险合同其不应当承担责任或应当增加10%的免赔率。法院认为，首先，交通事故发生在下午三点时段，当天天气为晴天，光线良好，被告刘道勇在倒车时听到车外人员叫喊停车，下车视察时才知道碰撞到受害人，而非刹车不灵或不及时所致，由此可见，灯光系统、制动系统不符合技术标准及超载并非本次事故的根�成因，被告刘道勇未查明车后情况、在确认安全后倒车是本次交通事故的根本成因；其次，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投保单只有投保人声明一栏中留有投保人签章空间，被告宝利万公司仅能在该栏中签章以表示投保意向，且该投保单页面上并未记载免责事项的具体内容，故被告宝利万公司在投保人声明栏中签章并不足以证明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就免责事项尽提示义务。因此，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300000元限额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向原告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交强险限额不足部分，由其在商业三者险300000元限额内赔偿；仍不足部分，由被告刘道勇赔偿，被告宝利万公司对被告刘道勇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此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熊某花系农村户�，交通事故发生时已满45周岁，但原告提交的门诊病历、生效仲裁调解书等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熊某花在东莞市居住满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被告提交的东莞市大岭山××五金厂相关负责人的询问笔录并不足以反驳上述证据，故法院以2012年广东省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741.88元为标准，计得死亡赔偿金为814837.6元（40741.88×20×100%）。2、丧葬费：法院依据2012年度深圳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0492元，计得丧葬费为45246元（90492÷12×6），原告仅主张39867元，系对其合法权益的自由处分，法院依法予以确认。3、交通费：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交通费，但未能提供合法票据予以证明，其提交的租车证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信。鉴于处理熊某花丧葬事宜的部分近亲属居住在东莞市，法院酌情支持原告交通费2000元。4、误工费：原�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误工费，其提交的工作证明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足以证明其误工损失，法院酌情按3个人10天、以深圳市最低工资1600元的标准计算，计得误工费为1600元（1600÷30×3×10）。5、住宿费：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住宿费，其提交的住宿费收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采纳。鉴于处理熊某花丧葬事宜的部分近亲属居住在东莞市，法院酌情按2人10天计算，支持原告住宿费3000元（150×2×10）。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0元数额过高，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当场死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7、原告主张伙食补助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共计961304.6元，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限额内直接承担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承担300000元，上述两项共计410000元；剩余551304.6元（961304.6-410000），由被告刘道勇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宝利万公司对被告刘道勇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被告宝利万公司已向原告垫付费用40000元，包含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理赔款25000元，该费用予以抵扣后，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385000元（410000-25000），被告刘道勇向原告支付536304.6元（551304.6-（40000-25000）］，被告宝利万公司对被告刘道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因本案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款总额为人民币921304.6元；二、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支付人民币385000元；三、被告刘道勇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支付人民币536304.6元；四、被告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对被告刘道勇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原告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17元，由原告黄家仁、黄冬水、黄�辉及黄修红负担167元，由被告刘道勇负担人民币2550元。
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提起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指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但本案案情复杂，不适用简易程序，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本案于2013年8月20日立案受理，简易程序应当在11月20日之前结案，但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却在2014年1月8日才收到判决书，判决书上的日期是本案开庭日期，也就是说，第二次开庭时，简易程序三个月的期限已经到期，本应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不知什么原因，超期近二个月也未转换程序，严重违反程序规定。3、本案件判决书在开庭日期即出具，但是送达时间却长达两个月，此审判程序和送达程序均有错误，是法官对审判程序的主观决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影响了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的诉讼权利。在此案件中，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一直没有举证的时间和期限，并且，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一直想申请法院调取证据，这样的权利均没有保障。4、本案被上诉人在东莞市法院的起诉而中止的程序也是错误的，就该案件的举证以及相关事实的调查，上诉人宝利万公司都已向东莞市法院进行提交，在该案即将出具审理结果时，该案件未进行移送，也未撤诉而直接在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进行立案，程序中有瑕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核实。基于此，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判程序违法，按照法律规定，审判案件程序错误，必须由上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程序进行审核，对该案件程序错误进行纠正，即对该案件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宝利万公司在签订《货车出租合同》时存在过错，且其对肇事车辆具有一定的控制权，故……�是错误的。上诉人将车辆用于出租并非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而是因为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经营的业务主要是仓储，运输业务很少只是配合仓储服务，不想经营运输业务，故将营运车辆出租。该车辆出租时，由于刘道勇的妻子周娟当时系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的商务经理，周娟向公司老板提议，表示愿意承租该车辆，故车辆优先租给了刘道勇。鉴于这种关系，运输业务也优先由刘道勇选择，他通常都会选择利润大的业务，利润小的他不做的业务才给其他人做。这期间，上诉人并不安排他运输，刘道勇自己也可以为其他任何人发生运输业务。实际上，上诉人即不控制车辆，对刘道勇自身也不存在任何指挥和监管，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的业务，由刘道勇自己选择做或不做，包括汽车的燃油、保养、维修等均由刘道勇自己负责，何谈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对车辆具有控制权一说。事实上，车辆的运行支配一直由刘道勇直接掌控，车辆租赁期间，刘道勇愿意承运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了减少他自己没活干的风险。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与刘道勇签订租车合同时约定由刘道勇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是合理合法的，不存在规避法律风险的问题。根据受益者承担风险的原理，承租人当然要承担因其违章驾驶所产生的风险。2、本案刘道勇完全是车辆的使用人和控制人，在涉案发生的交通肇事中，完全是对该车辆的使用人，其控制该车辆的运行和使用，并且就该车辆而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此事实作为刘道勇是完全知道的，并且从该案的证据可见，刘道勇有权控制使用车辆的证据是充足的。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此证据，是错误的，是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不清，对证据适用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3、本案刘道勇发生交通肇事罪，其在认罪行为�对其驾驶车辆而造成的法律后果是明确认可的，并且其本人对该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划分也是确认的，由此可见，刘道勇应当承担该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应该对其个人行为造成交通肇事给被上诉人死者家属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责任。4、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交的门诊病历、生效仲裁调解书等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熊某花在东莞市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被告提交的东莞市大岭山××五金厂负责人的询问笔录并不足以反驳上述证据”，属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原告向法院提交证据试图证明死者在东莞工作居住满一年，但该证据与事实不符，不应当采信，理由如下：（1）案发当天即2013年4月19日，原告黄冬水作为死者家属在《死亡医学证明书》死者生前工作单位一栏上填写的是“无”。说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前，死者是没有�作单位的。就此案件中交警队的证据材料可见，该案件中，死者是没有工作单位的，由此可见，其没有工作单位而进行的劳动仲裁则是虚假的，作为本案件的关键证据，法院应当依法调取全部证据予以佐证。（2）原告向法院提交的日期为2013年4月26日的《居住证明》显示，死者居住在东莞市大岭山航升精密五金厂宿舍。但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即2013年4月20日，原告黄冬水在交警部门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母亲同其儿子在月山村的出租屋内”。这份询问笔录更真实的，说明他们是在出租屋居住而非在工厂宿舍居住。由此可见，原告有意提供虚假证据，对直接认定本案的事实有一定的误导，这样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3）原告向法院提交《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书》，试图证明死者与广东省大岭山××五金厂具有劳动�系。但由于××五金厂的负责人刘某与原告关系很好，其调解结果对本案的处理具有较大的利害关系：同时，××五金厂不能提供死者在其单位工作的任何工作情况（如社保、考勤表、工资表、工作岗位、其他员工对死者是否认识等等）；更重要的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书》是没有经过仲裁委对事实进行调查，只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意愿径直作出的调解书，不具有证据价值，该调解书的内容对本案没有约束力。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调解书，只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第三方没有任何价值，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份仲裁调解书。同时，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熊某花在东莞市居住的证据，也不能认定其与广东省大岭山××五金厂劳动关系，这样，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认定并且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4）农村户口按城镇标准计算赔�的依据是“在城镇居住且有固定收入满一年以上”，而门诊病历，一份随手可得的材料，能够证明什么按照法律规定，农村户口在城镇居住且有固定收入满一年以上，此方面，作为被上诉人的证据是有瑕疵的，而且居住证据和固定收入证据均是虚假证据，更不能直接作为城镇人口来简单判断。一审法院对交通肇事案件中最为关键的计算依据，仅仅凭借一个虚假的证据而做出的认定是错误的。总之，死者生前能够形成的书面证据，本案一项也没有，在东莞工作满一年以上，连银行卡或存折也没有难道不值得质疑吗一审法院采信这样的证据，太不负责，严重有失公正。农村和城镇的赔偿差额近60万元人民币，案涉金额巨大，一审法院的计算依据从何处可以佐证这样没有证据的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3、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一审证据并非仅仅提交了东�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给刘某做的询问笔录，还有“死亡证明”和“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而这二份证据是从交警部门的卷宗材料里复印出来的，这二份证据恰恰是证明原告在东莞没有固定收入的有力证据。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这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可为何一审判决中不予理睬并且只字不提这二份证据是最原始的证据，是在原告没有任何利益驱使的情况下留下的证据，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请二审法院仔细审核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作为交警部门的认定证据，应该是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也应当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没有证据可佐证的判决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判决的计算依据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为支撑起判决的依据的计算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可以支撑，故请求二审法院对案进行全面审理，对案所依据的事实给予澄清，对案件的至关重要的证据给予认定。对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给予公正的判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判决上诉人宝利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是用人单位作为使用人的一种使用人责任，而本案中即没有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何来的使用人责任。2、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对刘道勇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以及《侵权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是机动车使用人，而机动车所有人只有在具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责任，即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方面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实践中的形态多种多样，导致各地法院判决不一。为了统一裁判尺度，针对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从2007年起即启动了本《解释》的起草工作，后因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而暂停。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及审判实践的要求，于2012年年底实施了本《解释》，把实践中很多事例一一涵盖进来，使司法实践更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的确定方面，更是抛弃了以前自由裁量的做法，统一了裁判尺度。本《解释》很明确的规定了关于租赁、借用等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依据的原则和精神，原则上由机动车直接使用人承担责任，所有人有过错的情况下由所有人承担对应的过错责任，绝不是连带责任。本《解释》只有针对一系列违法情形下（例�套牌车、拼装车）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才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本《解释》所指所有人的过错，主要表现为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的疏于维护、对车辆使用人驾驶资质和驾驶能力的疏于审查等情形。而本案中，刘道勇是具有相应的驾驶资质和驾驶能力的，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并未疏于这方面的注意义务。而一审法院将刘道勇不具备营运资格作为上诉人的过错，实在是太牵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了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的条件。从该规定来看，道路运输从业资格，是针对具有驾驶资格和能力的人，应当具备一些运输方面的法律常识和货物装载保管的常识，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没有联系。而本案发生交通事故的成因却是刘道勇疏于观察导致，跟驾驶人是否具有运输从业资格没有关联，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有过错，故虽然刘道勇无道�运输从业资格证，但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并不构成对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的侵权。假设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的话，要承担的也只是相应的过错责任，而绝非是连带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对刘道勇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这种做法是错误的。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条规定的误工费，是指受害人本人因受伤害就医或休息期间的损失，并不适用于近亲属的误工损失。另本解释第22条规定的交通费，也是指受害人就医期间及护理人员的交通费用，并不包含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条、22条判决误工费和交通费也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向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支付人民币355000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不存在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无效情形。1、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就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向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有效：（1）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对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文进行加黑突出标注，且《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保险人特别提示一栏再次明确提示原告：“请认真阅�本投保单所附的保险条款：请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并听取保险人对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尤其对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的明确说明，确认已知悉其内容。任何有关机动车保险的问题您均可要求本公司做出解释。”而在《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一栏中，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已明确表示：“……对保险人就保险条款特别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特别约定及免赔等内容的说明和明确说明完全理解……”据此可知，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且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也已经对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说明表示完全理解，免责条款不存在无效情形。（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确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本案保险合同订立时，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在投保单上和保险单上均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作出特别提示，且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也已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根据上述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2、“超载”属于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保险人将其作为保险合同中免责事由的，被保险�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不应获得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违反装载规定属于合同约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形，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并说明，该条款依法有效。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具体赔款金额存在错误，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具体的赔款金额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予以确定。1、涉案保险车辆违反装载规定，符合合同约定的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约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条明确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机动车装载的规定，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本案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违反装载规定的情形，符合增加绝对免赔的约定。虽然保险车辆购买了不计免赔，但依据《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约定可知，即便购买了不计免赔，因违反装载规定而增加的免赔金额保险人仍然不负责赔偿。一审法院在计算上诉人承担的赔款时，没有依照约定扣减10%的绝对免赔，存在错误。2、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的具体赔偿金额，应按合同约定予以确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明确约定了赔款计算方式，其中，当（依据合同约定核定的第三者损失金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分项赔偿限额）×事故责任比例，等于或高于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时，赔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事故责任免赔率）×（1-绝对免责率）。本案保险车辆购买了30万元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的总损失921304.6元，扣减交强险110000元后的数额明显高于30万元的赔偿限额，符合该约定的计算方式；因保险车辆购买了不计免赔，故事故责任免赔率为20%忽略不计，保险车辆超载增加10%绝对免赔率，故本案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部分承担的赔款应为270000元（270000=300000元×（1-0）×（1-10%）】。又因交强险部分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需担110000元、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已预先支付了25000元，故本案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应为355000元（110000元＋270000元-2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为385000元明显缺乏合同依据�综上，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正。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针对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误工费按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过低。一、上诉状无任何新证据出现，我们于2013年8月8日在东莞法院撤诉，赔偿义务主体在深圳，所以到深圳处理比较合理。二、关于连带责任方面，一审判决写的很清楚，涉案车辆为宝利万公司所有，刘道勇没有营运资格亦存在过错，宝利万公司应负连带赔偿责任。三、关于死者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一审已经解释的很清楚，各种证据亦证明死者在深圳已经居住满一年以上。《死亡医学证明书》并非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所填写。
上诉人宝利万公司针对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针对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宝利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刘道勇针对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宝利万公司的上诉答辩称：请求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处理本案。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关于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上诉主张，原审程序违法，本案应发回重审的问题。原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并在三个月审期内审结本案，程序合法，原审法院是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一审判决书，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故上诉人宝利万公司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上诉主张，其对本案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刘道勇与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之间是租赁车辆关系，根据《中华人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涉案车辆为上诉人宝利万公司提供的货物运输车辆，其未提供被上诉人刘道勇具有营运资格的相关证据，存在过错责任，本院认定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应承担40%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刘道勇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原审认定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对被上诉人刘道勇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的该上诉主张，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诉人宝利万公司上诉主张，本案被上诉人黄家仁提供的证明受害人熊某花在东莞市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证据均为虚假证据，原审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错误的问题。被上诉人黄家仁提供的由东莞市大岭山××精密五金厂出具的居住证明、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大岭山仲裁庭作出的东劳人仲岭庭调字（2013）21号调解书能证明受害人熊某花在东莞市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故原审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宝利万公司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宝利万公司上诉主张，原审对受害人熊某花的近亲属误工费、交通费认定错误的问题。受害人熊某花的近亲属办理熊某花的丧葬事宜确实产生误工费、交通费的损失，原审酌情误工费1600元、交通费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此，�诉人宝利万公司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上诉主张，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上诉人宝利万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原审认定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具体赔款金额存在错误的问题。根据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岭山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结论，刘道勇驾驶的货车确实有超载的行为，根据本案保险合同的约定，超载应予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故原审未予支持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绝对免赔率，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案总赔偿额为人民币961304.6元，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扣除商业三者险内的10%绝对免陪率后，共计赔偿380000元（110000＋（300000-300000×10%）］。扣�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后，剩余581304.6元（961304.6-380000）由上诉人宝利万公司赔偿232521.84元（581304.6×40%），被上诉人刘道勇赔偿348782.76元（581304.6×60%）。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已向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垫付40000元，包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理赔款25000元，该费用予以抵扣后，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当支付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355000元（380000-25000），上诉人宝利万公司支付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217521.84元（232521.84-（40000-25000）］。上诉人宝利万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
三、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支付人民币355000元；
四、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刘道勇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黄家仁、黄�水、黄辉辉及黄修红支付人民币348782.76元；
五、上诉人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及黄修红支付人民币217521.84元；
六、驳回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的其它诉讼请求；
七、驳回上诉人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的其它上诉请求。
案件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17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负担606元，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986，被上诉人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负担190元，被上诉人刘道勇负担人民币935元（黄家仁、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已预缴2717元，一审法院不予退回，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刘道勇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一审案件受理费迳付被上诉人黄家�、黄冬水、黄辉辉、黄修红）；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34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宝利万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已预缴5434元，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李君贤
审判员 李小丽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聂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