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道明，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沛芸，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梅花，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奕涛，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郑道明因与被上诉人刘奕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道明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诉讼费由刘奕涛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以案涉《还款协议书》是在新港派出所内签署，民警在场且郑道明支付了50万元，而郑道明提供的短信微信证据及证人证言与郑道明有利害关系为由认定郑道明主张的胁迫行为不成立，该认定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属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改判。
1、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条文释义，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而使他人产生恐惧。将要发生的损害可以是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等方面的，这种损害必须是相当严重的，足以使被胁迫者感到恐惧。胁迫成立的四要件：（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即胁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胁迫方从心理上造成恐惧而故意为之的心理状态，并且胁迫人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受胁迫者作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者的意愿一致。（2）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如胁迫者必须要有以将要有的损害行为相威胁的行为。（3）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4）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
2、本案中，刘奕涛为逼迫郑道明“还款”和出具案涉《还款协议书》，策划了一系列完整的胁迫计划：2015年7月31日，刘奕涛亲自将郑道明从广西南宁带至广州，并伙同数十位高大凶悍光头纹身的社会人士将郑道明送进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并限制郑道明自由，郑道明无法离开。2015年7月31日23时许，郑道明的亲友约二十人前往新港派出所接郑道明离开，但被刘奕涛带人暴力阻拦，郑道明仍然无法离开。在2015年7月31日至8月4日长达五天五夜期间，郑道明被刘奕涛带人严密看守在新港派出所（郑道明提供的照片证据显示：刘奕涛本人抓住郑道明的腰带，把郑道明控制在新港派出所大堂最里面的椅子上），无法休息，无法洗澡，无法正常饮食，无法离开，使郑道明产生恐惧心理，体力消耗已达极限，精神濒临崩溃。在此期间，虽经郑道明本人及其亲友多次报警并两次安排亲友到新港派出所接郑道明离开，均被新港派出所以因涉及经济纠纷警察不能介入为由拒不协助郑道明离开派出所，纵容刘奕涛非法限制郑道明人身自由。郑道明虽未受到暴力殴打，但其人身自由一直无法得到保障。原审庭审中刘奕涛也承认了该事实。郑道明为能换取人身自由，被迫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签署案涉《还款协议书》，达成刘奕涛胁迫的目的。
3、关于存在胁迫行为的证据详见一审郑道明证据照片、视频、证人证言、郑道明与其弟弟郑某甲之间的手机短信及微信记录、原审法院向新港派出所调取的郑道明、刘奕涛及刘奕涛带来的参与当晚暴力阻拦郑道明离开的案外人徐军的笔录，前述证据所载明的内容及事实可相互印证，符合生活经验法则，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同时刘奕涛也没有相反证据可推翻前述证据。根据生活常理，郑道明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只有亲友才会关注，才会接触到案件事实，进而有可能提供证据或出庭作证。前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审法院能轻易判断出胁迫行为的客观真实性。但原审法院仅以证人或证据的来源是郑道明亲友为由，片面机械地认定“不能单独作为证实郑道明所主张事实的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属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依法改判。
4、事实上，在没有核对借款还款往来凭证的前提下，除郑道明与刘奕涛本人外，其它人员根本不可能清楚双方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也无任何理由阻止双方签署案涉《还款协议书》。而郑道明因已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五天五夜之久却无法离开，非常恐惧若不签署案涉《还款协议书》会被继续限制人身自由。为能离开新港派出所，被迫签署案涉《还款协议书》。因此，民警在场与否，不影响实质上的胁迫行为的成立。
综上，刘奕涛已实施了胁迫行为并使郑道明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案涉《还款协议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二、原审法院未查明案涉《还款协议书》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即郑道明与刘奕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因，还款协议书是果，如果原因不真实，则结果必然不真实。从原审庭审对账情况来看，郑道明早已清偿了刘奕涛的全部借款，因此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是不真实的，郑道明明知协议内容不真实而签可推定其当时意思表示不是真实的。而是否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也是本案应当查明的关键事实，原审判决未查明该事实，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改判。
1、郑道明与刘奕涛自2009年始直至2015年8月5日期间存在经济往来，时间跨度长，案涉银行帐号众多。郑道明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五天五夜期间根本不可能拿出所有与刘奕涛之间经济往来的账目予以核对。
2、在原审法院向新港派出所调取的郑道明的笔录中，郑道明反复声明已还清刘奕涛的借款（详见原审法院向新港派出所调取郑道明笔录第二、三页）。
3、在原审三次庭审中，郑道明与刘奕涛已提交双方自2009年始直至2015年8月5日期间所有经济往来银行流水，郑道明也提交每一笔借款还款情况的明细资料。从庭审情况来看，郑道明早已足额还清刘奕涛的所有借款（详见2016/3/21郑道明提交的《刘奕涛借款、郑道明还款对照表》及汇款凭证）。
4、原审法院向新港派出所调取刘奕涛笔录显示“郑道明一共欠我三百万元人民币，刘奕涛是2012年7月9日借给郑道明的”。但经原审三次庭审，刘奕涛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郑道明也从未收到该笔300万元的借款。在海珠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079号民事判决中，郑道明签署了一张300万元的《还款协议书》，载明“截止2015年8月4日，郑道明尚欠刘奕涛人民币300万元”，而在案涉《还款协议书》中载明“截止2015年8月4日，郑道明尚欠刘奕涛人民币301万元”。两张《还款协议书》在截止期限和金额上自相矛盾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郑道明尚欠刘奕涛款项。
案涉《还款协议书》签署的前提是郑道明被刘奕涛带人围困在新港派出所长达五天五夜，无法自行离开。在当时的情况下，派出所无法保障郑道明自由离开，郑道明只有签署了案涉《还款协议书》，刘奕涛才同意让郑道明自由离开。郑道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心理必会产生恐惧，为免受继续被限制自由而违背其真实意思签署的案涉《还款协议书》，应当可认定郑道明受到了胁迫。据此，案涉还款协议书为可撤销合同。
综上，原审法院机械地理解“胁迫”的定义，将案涉《还款协议书》是在派出所内签署，有民警在场，不存在人身安全为由，掩盖郑道明在派出所内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五天五夜之久，虽经反复多次报警及郑道明众多亲友到新港派出所接郑道明，但郑道明均无法自由离开的前提下，郑道明明知不存在借贷事实，为能换取人身自由，仍签署案涉《还款协议书》的事实。而郑道明一审的证据已足以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及案涉《还款协议书》载明的借贷关系并非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为此，郑道明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依法改判。
刘奕涛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同意原审判决，是具有不可撤销的。郑道明在拖延时间而已。
郑道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8月4日，郑道明（乙方）与刘奕涛（甲方）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其上载明主要内容为，就甲乙双方借款一事，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如下：1、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乙双方之间全部的往来款项，截止2015年8月4日，乙方尚欠甲方人民币301万元；2、所有欠款，乙方将在2015年12月19日前向甲方付清；3、如乙方逾期付款，须以拖欠的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4、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对本协议有异议，一致同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派出所存档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时生效。同日，郑道明(乙方)与刘奕涛（甲方）及李姝婷（丙方）签署《还款协议书》一份，其上载明主要内容为，就甲乙双方借款一事，三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如下：1、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乙双方之间全部的往来款项，截止2015年8月4日，乙方尚欠甲方人民币300万元；2、2015年8月4日，在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0万元后，甲方必须确保乙方安全离开，且不得以任何理由骚扰对方及其家人；3、剩余的欠款，乙方将在2015年8月21日前向甲方付清；4、如乙方逾期付款，须以拖欠的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5、丙方对乙方拖欠甲方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如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对本协议有异议，一致同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7、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派出所存档一份，自甲乙丙三方签字时生效。
2015年8月4日，郑道明委托案外人郑某乙向刘奕涛转账支付30万元，刘奕涛收款后向郑道明出具收条一份。2015年8月4日，案外人李姝婷向刘奕涛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郑道明、刘奕涛及李姝婷所签署的《还款协议书》第2条所约定的郑道明应于2015年8月4日向刘奕涛支付的50万元，郑道明因故只能支付30万元，剩余20万元由李姝婷在2015年8月5日10时汇入刘奕涛账户。
2015年8月5日，郑道明委托案外人郑某乙向刘奕涛转账支付20万元。
2015年9月11日,郑道明向原审法院提起案件及（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079号案的诉讼,主张其与刘奕涛在2015年8月4日签订的金额分别为301万元（即涉案协议）和300万元的两份《还款协议书》是在遭受非法拘禁、恐吓、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署，并非郑道明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撤销。为证实其主张，郑道明提供了照片及视频、郑道明与其弟弟郑某甲之间的手机短信及微信记录、证人单某（郑道明姐夫）、李姝婷（郑道明弟弟的女朋友）的证人证言、2015年8月4日郑道明向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报警的报警回执以及郑道明、刘奕涛间款项往来凭证，等。
对于上述两份《还款协议书》，郑道明、刘奕涛确认是双方于2015年8月4日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内签署，签署现场均有派出所民警在场，其中金额为300万元的《还款协议书》签署时，李某乙、郑道明的委托代理律师程梅花也在现场。
另查明:案件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郑道明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调取郑道明2015年8月1日至8月4日的报警记录及制作的相应笔录。根据公安部门的受案登记表显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在2015年7月31日23时多，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海珠区新港西路142号大院之五门口有人打架，民警到场了解后，将涉嫌殴打他人的郑道明传唤至公安机关审查。在公安部门对郑道明所做询问笔录中，郑道明陈述事情经过为：“2012年上下，我曾向我朋友刘奕涛贷款三百万元人民币用于做生意，当时说好利息是每月九万元，后我陆续有还钱给刘奕涛，我记得已还清给他了，至2015年7月31日，刘奕涛到广西南宁找回一起回广州，说是要跟他的合伙人对账目，后我便跟他回广州，于2015年7月31日8时30分许到达广州海珠区南美会所，后刘奕涛说他的合伙人陈某乙在新港西路中大正门麦当劳餐厅等我们，于是我便跟刘奕涛达到麦当劳，当时没有见到陈某乙，而是有几名男子将我和刘奕涛带到新港派出所洽谈我欠刘奕涛三百万的事项，那几名男子一定要我马上还那三百万元，但我记得已还清了，于是跟对方洽谈了一天，直到2015年7月31日23时许，我的一名员工担心我的人身安全，便有几名员工到派出所想带我离开，而当时对方几名男子并不让我离开，期间双方有发生拉扯，后我就进到派出所，我的员工也离开了”。在公安部门对刘奕涛所做询问笔录中，刘奕涛陈述事情经过为：“2015年7月31日16时30分许，我和朋友郑道明一起到新港派出所商谈账务上的事情，一直谈到23时左右，仍然没有什么结果，突然朋友郑道明来了一帮朋友要把他抢走，幸好警察同志出面避免了冲突的发生。他一共欠我三百万元人民币，我是2012年7月9日借给他的，然后他有写详细的借款合同借据以及还款承诺书。是合法的借款手续。郑道明说投资生意后钱还没能收回，所以暂时没有钱还给我的。他有写给我还款承诺书，说2015年5月19日前还给我三百万元，借款费用5月19日后三个月内还清。郑道明一方叫了人过来想强制带走他，而我的兄弟就拦住不让他走，所以双方有点拉扯，后来我有个兄弟手部被抓伤。我是想和郑道明谈妥，但是他一再欺骗我，所以我现在不信任他，而且我打听到了他银行账号里面有钱，所以他是故意不还钱给我的，这样子我必须跟着他”。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是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的《还款协议书》是否是刘奕涛以胁迫的手段，使郑道明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案件中，郑道明主张涉案《还款协议书》是郑道明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并要求予以撤销，故郑道明应当对签署上述《还款协议书》时存在被胁迫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之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综合审查郑道明所提供的证据，其中并无证据能直接反映出刘奕涛对郑道明实施了上述法规所描述的胁迫行为，其所提供的手机短信、微信记录，是郑道明与其弟弟之间形成，提供证言的证人也与郑道明存在不同程度的亲属关系，属于与郑道明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亦不能单独作为证实郑道明所主张事实的证据。
其次，根据郑道明、刘奕涛确认的事实，涉案的《还款协议书》是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内签署，且有民警在场。一方面，刘奕涛不可能在公共的场所、且有公安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公然对郑道明实施胁迫行为；另一方面，即使刘奕涛罔顾法律，公然对郑道明进行胁迫，要求其签下协议，郑道明也可拒绝签署并向公安民警寻求帮助。郑道明主张其在公共场所、且有公安机关公权力保障其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被迫签署《还款协议书》，显然不具合理性。
最后，郑道明虽主张被胁迫签署涉案及（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079号案的《还款协议书》，但在其签署后，非但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反而先后于协议签署当天及次日向刘奕涛支付共计50万元，履行了金额为300万元的《还款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义务。郑道明的主张与其实际行为相互矛盾，令原审法院难以对其主张予以采信。
基于以上分析，原审法院认为，郑道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刘奕涛对其实施了胁迫手段，且郑道明所主张被胁迫情形也与案件查明的事实相互矛盾，难以令原审法院对其所主张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因此，对郑道明主张其被胁迫签署《还款协议书》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郑道明诉请撤销涉案《还款协议书》，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道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郑道明负担。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请及抗辩意见，本案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还款协议书》是否应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郑道明主张涉案《还款协议书》予以撤销，应举证证明该《还款协议书》符合上述情形，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此，本院经查认为，首先，郑道明与刘奕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而且双方并未对借贷及还款的情况进一步对账和明确，故郑道明欠付刘奕涛的款项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其次，涉案《还款协议书》是在双方进一步确认的基础上而签订的，同时也是在派出所里面并且有民警及郑道明的代理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而签订的，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郑道明是受到胁迫而签订的情形。第三，双方签订涉案《还款协议书》之后，郑道明并非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及时地向刘奕涛支付50万元，进一步证明郑道明欠款的事实及涉案《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第四，郑道明提供的手机短信、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因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可信度低，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无法直接证明郑道明所主张的事实。第五，原审法院对涉案《还款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的主张，已作出充分的分析与认定，说理透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郑道明要求撤销涉案《还款协议书》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郑道明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郑道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楚文萃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