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闽民终字第50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号。
负责人：费剑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建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先伟，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潘龙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志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蔡志强，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下称宁波保险公司）因与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船公司）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宁波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建华，被上诉人武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船公司一审诉称：2013年4月16日，武船公司就两块钢箱梁的水路运输向宁波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运输综合险，宁波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后签发了以武船公司为被保险人的保单，保险金额为4，719，000元（人民币，下同）。2013年4月21日凌晨，承运被保险货物的浙江鑫亿运输贸易有限公司所属“锦林3”轮航行至福建晋江围头角水域时，靠近船尾的一块钢箱梁掉入海中。随后，还装载着另一块钢箱梁的“锦林3”轮沉没。事故发生后，武船公司立即通知了宁波保险公司。为减少损失，武船公司根据海事部门要求立即安排货物打捞等事宜，并承担了2，200，000元的打捞费。钢箱梁成功打捞后，鉴于保险标的物发生一定程度损坏，武船公司不得不安排修复工作，以满足桥梁建设要求，为此武船公司承担了修复费及开支等共计943，990元。宁波保险公司虽然在此期间委派了公估机构对损失情况进行了评估，但在武船公司提供了索赔材料并按照宁波保险公司要求协助追偿后，宁波保险公司仍未及时支付保险理赔款。请求法院判令：一、宁波保险公司支付武船公司保险赔款2，829，591元以及该款自2013年5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宁波保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举证期限内，武船公司又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宁波保险公司承担（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163号案中本案武船公司所承担的诉讼费8，798元。
宁波保险公司辩称：一、武船公司没有损失。从现有证据看，损失是案涉承运人洋浦恒隆船务有限公司（下称洋浦公司）承担和支付的。二、本案武船公司的损失不是承保风险造成的，不属于宁波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宁波保险公司没有赔偿义务。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洋浦公司作为投保人，向宁波保险公司就案涉货物投保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综合险，并缴纳了相应保费。宁波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单记载，被保险人武船公司，货物名称钢箱梁，件数2件，重量429吨；起运日期2013年4月17日，承运船舶“锦林3”轮，目的地福州；险别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综合险，保险金额为4，719，000元，保险费为1，558元，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为3，000元或损失的10%，以高者为准。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15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保监会）备案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记载的关于基本险和综合险等方面的内容如下：第五条规定的基本险承保的风险包括，因火灾、爆炸、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海啸等造成的保险货物的损失和费用。第六条综合险记载，本保险除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因受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的损失等五项列明的风险造成的损失。
泉州海事局《泉州“4·21”“锦林3”轮沉没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锦林3”轮事故报告》）对于事故经过的记载为：2013年4月17日0850时，“锦林3”轮由广州开航，船舶承载2件大桥梁构件（长25米、宽14米、高4米，共429吨），目的港福州，开航时船舶首吃水1.7米，尾吃水2.1米，开航时船上船员8名。18日1730时左右，船舶因大雾在汕头广澳锚地抛锚，船长余国永离船。19日0400时续航。19日1200时左右，船舶因大风在东山附近水域抛锚避风。20日1000时续航。21日0440时左右发现舵效不佳，0443时左右发现左主机熄火，大约再过两分钟后发现右主机也停了，即抛左锚5节入水。经检查，盘在主甲板前部、生活区后墙壁下的两根缆绳落水，一根缆绳头缠绕在左螺旋桨上。再抛右锚4节入水。主机停机时，船舶摇晃很大，有涌浪由进出机舱的通道涌入机舱。据当事船员陈述大副有组织船员通过人工水桶排水，但涌入机舱的海水量很大，且船舶摇晃剧烈，船员害怕不敢进入，撤出到甲板，但没有关闭机舱进出道门。0530时辅机熄火。21日0602时，船舶通过VHF16频道等求救。21日0611时，拖轮“鸿途”号前往事故船现场水域。21日0700时左右，船员关闭机舱油柜阀门，机舱持续进水，随后大副决定弃船。21日0730时，“鸿途”拖轮抵达现场，但由于当时海面东北风达7-8级，浪高3-3.5米，无法靠近遇险船舶救助遇险人员；遇险船舶船员释放第一艘救生筏后被风浪吹走，未能成功登筏；之后，拖轮靠近遇险船舶，撇缆并通过船舶缆绳与遇险船舶建立连接；经过多次努力，遇险船舶的7名船员登上第二艘救生筏后，通过救助船舶的缆绳协助，0840时被成功救助至“鸿途”拖轮。“鸿途”拖轮继续在现场监护警戒。21日0929时左右及以后，“锦林3”轮所载2件大桥梁构件先后落水。21日0949时，“海巡1336”艇抵现场警戒。21日1013时，发布桥梁大件掉入海中的航行警告。21日1027时，“鸿途”拖轮报现场涌浪高3.5米，无法拖带，要求先送7名遇险船员上岸并在码头待命。21日1149时，“鸿途”拖轮靠围头码头，7名遇险船员安全上岸。21日1610时，“鸿途”拖轮前往现场查看，报事故船向西南方向缓慢移动，状态变化不大。21日2232时，“新港拖01”轮前往事故现场水域警戒。22日0958时，“海巡1336”艇报告，“锦林3”轮沉没，仅船首露出水面1-2米。此外，海事事故报告书关于气象情况记载：2013年4月20日至21日，泉州沿海东北风8-9级。
泉州海事局闽海事泉海事责（2013）03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记载：2013年4月21日0440时，“锦林3”轮航行至深沪湾东南面3海里附近水域时，因遇大风浪本船缆绳落海缠绕左螺旋桨，致使船舶失去动力，后因甲板上浪且未关闭机舱进出道门，致使机舱进水，船舶主辅机熄火失控，约22日1000时左右倾覆沉没。该认定书关于事故原因记载为：船员未能妥善保管缆绳，导致缆绳落海绞缠螺旋桨，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船员应急处置不当致使机舱进水，是导致船舶沉没的原因之一；恶劣气象条件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关于当事方责任记载为：本起事故是由于船员未认真履行妥善保管缆绳义务、应急处置不当导致机舱进水并造成船舶沉没的单方责任事故。综合分析事故原因，认定“锦林3”轮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武船公司（甲方）与洋浦公司（乙方）签订的《琅岐桥II标钢结构梁段运输合同》载明：乙方负责所有琅岐桥钢结构梁段及附属结构件运输至琅岐桥桥址吊装吊钩下甲方指定处，运输路线为广东江门制造基地运输至琅岐桥桥址甲方指定地点。运输时间从2012年11月开始至全部琅岐桥II标钢结构梁段运输完毕，具体时间由甲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甲方负责提供详细的总体运输计划表，提前一周通知乙方组织运力，按计划组织实施。乙方按时准备适载的运输船舶，负责与甲方办理运输货物的交接手续及船舶卸载后的清点，如有货损货差，由乙方负责赔偿损失。案涉货物的运输正是依据该合同办理的。
2013年4月28日，洋浦公司、武船公司作为甲方与福建联合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就前述的落海钢箱梁打捞签订《落海钢箱梁探摸打捞合同》，甲方以支付2，200，000元为代价，委托乙方打捞案涉2件钢箱梁；该合同还约定打捞方案技术性问题由武船公司与福建联合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洋浦公司只负责帮武船公司代垫付打捞费用。2014年5月20日，乙方完成了打捞工作，并将捞起物交付完毕。甲方通过洋浦公司指定的林美玲账户，分别于2013年4月28日、5月15日、5月21日，共支付了1，700，000元给乙方。因甲方未支付500，000元余款，乙方于2014年4月2日另案［案号为（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163号］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已判决甲方支付乙方500，000元余款，该判决已生效。2014年7月10日，甲方通过林美玲账户又支付了500，000元给乙方。
2013年12月30日，福建省气象服务中心受浙江鑫亿运输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出具的气象资料记载：2013年4月21日01时至06时，泉州深沪自动站出现20.8米／秒的极大风（风力达9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经审理实际应为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应作有效合同认定，对此双方并无异议。双方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1、案涉保险合同的承保标的范围；2、案涉钢箱梁落海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3、如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宁波保险公司应支付的保险赔款数额。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关于案涉保险合同的承保标的范围
武船公司认为，案涉航次发运清单中除包含LZ17、LB17两个梁段外，还包括检查小车轨道、内腹板连接板、外腹板连接板、不锈钢螺栓等附件，该清单的物品都是投保的标的。
宁波保险公司认为，保险单记载的保险货物为2件钢箱梁，重量为429吨。检查小车轨道等附件的重量并不包含在该429吨之中，因此附件不属于承保的标的物。
一审法院认为，发运清单的记载只是表明运输的情况，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投保情况的依据，运输货物投保情况如何，还需以保险单的记载为依据。从保险单的记载看，投保的货物为两件钢箱梁，货物重量为429吨。由于2件钢箱梁自身的重量就已是429吨，故检查小车轨道等附件的重量并不包含在该429吨之中，因此单凭该事实就足以认定案涉保险合同的承保标的范围不包括检查小车轨道等附件。
二、案涉钢箱梁落海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武船公司认为，案涉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遭遇八级以上的大风（即暴风）掉入海中，因此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宁波保险公司认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综合险属于列明风险，本案事故系由于船员的管船过失导致的，而船员的管船过失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的承保风险，因此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钢箱梁落海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应首先对事故原因进行认定。从案涉钢箱梁掉落海中的结果推断，在掉落之前，钢箱梁的绑扎和固定的设置已全部失去作用，而导致绑扎和固定设置失去作用的原因，从常理推断应是持续的大风和船舶剧烈摇晃的作用力。泉州海事局出具的《“锦林3”轮事故报告》认定，2013年4月20日至21日，泉州沿海东北风8-9级，事故的原因之一为船舶遭遇恶劣的气象条件。因此8级以上的大风以及该大风导致的船舶剧烈的摇晃是案涉钢箱梁落海的原因。《“锦林3”轮事故报告》中还认定船员未能妥善保管缆绳，导致缆绳落海绞缠螺旋桨致使船舶失去动力是船舶沉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船舶失去动力，可能使得船舶的抗风能力下降或者无法直接航行至安全的地点避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案涉钢箱梁落海的原因之一，但引起缆绳落海的原因又是由于船舶遭遇大风浪引起，即大风引起的大浪以及船舶的大幅摇晃是缆绳落海的原因。综上，8级以上大风是案涉钢箱梁落海的原因，而8级以上的大风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的承保风险，因此案涉钢箱梁落海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三、宁波保险公司应支付的保险赔款数额
武船公司认为，宁波保险公司应支付赔款2，829，591元，具体计算依据为：钢箱梁打捞费2，200，000元，修复费等各种费用943，990元（其中包括新制锚拉板费用143，700元、梁段结构返修费用61，500元、梁段涂装返修241，500元等），再扣除10%的免赔额。此外，宁波保险公司还需赔付（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163号案中武船公司所承担的诉讼费8，798元。
宁波保险公司认为，事故系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即使赔偿也只能按原因力的大小按比例赔偿；打捞费、停泊费、清洗费系洋浦公司支付，武船公司没有损失；差旅费、伙食费等不合理，也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对于2件钢箱梁自身的修理费用没有异议，但附件的修理费用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该争议需在分析认定武船公司因案涉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数额，以及宁波保险公司应赔偿的数额后才能解决。
1、关于武船公司因案涉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数额问题
案涉钢箱梁的打捞费用为2，200，000元的事实清楚，尽管该费用的实际支付人为洋浦公司，但依照打捞合同的约定，该款项系代武船公司支付，因此可认定为武船公司因案涉事故导致的损失。武船公司支付新制锚拉板费用134，780元、梁段结构返修费用61，500元、梁段涂装返修241，500元，系钢箱梁自身的修复费用，宁波保险公司没有异议，故这些费用也可认定为武船公司因案涉事故导致的损失。武船公司主张的附件重作费，由于附件不属于保险承保范围，因此该损失即使存在也不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范围。武船公司主张的差旅费、伙食费、（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163号案中武船公司所承担的诉讼费8，798元等费用，不能认定为案涉保险的赔偿范围。武船公司主张的清洗费、停泊费等费用，并非武船公司所支出，没有证据证明武船公司承担了该费用，因此不能被认定为武船公司的损失。故武船公司因案涉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数额为2，637，780元。
2、关于宁波保险公司应赔偿的数额问题
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约定遭遇承保风险导致损失时，保险人即应予以赔偿。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多种原因导致保险标的损失时应按原因力比例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如果事故的原因之一为承保风险，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保险条款约定不明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应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原则出发，除非另有约定，保险人应予以全部赔偿。本案中承保风险8级以上大风系案涉事故发生的原因，故即使船员的管船过失也是案涉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也不影响武船公司作为被保险人要求作为保险人的宁波保险公司赔偿事故损失的权利。况且本案中宁波保险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如果没有船员的管船过失，单凭8级以上的大风事故就不会发生，或者船员的管船过失在导致事故发生中的原因力比例，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由于案涉保险合同约定了10%的免赔额，因此宁波保险公司最终需要赔付的金额为2，374，002元。
综上所述，宁波保险公司应支付武船公司的保险赔款数额为2，374，002元。案涉保险事故发生于2013年4月21日，而保险人办理理赔的合理时间为30日，因此酌定从2013年5月22日起，保险人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应赔付款项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赔款2，374，002元及该款自2013年5月22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29元，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969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25，860元。
一审判决后，一审被告宁波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有违保险近因原则。如果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多种原因导致保险标的损失时应按原因力比例进行赔偿，则必须按照近因原则判定保险人的责任，如果近因属于除外风险或未保风险，则保险人就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所谓事故原因之一为承保风险就属于保险责任，违反了保险的基本原则。其次，案涉货损的直接原因是船员未能妥善保管缆绳，导致缆绳落海绞缠螺旋浆，不属于承保风险，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调取的泉州海事局所作的事故调查报告对此已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的事实证据足以推翻。因此，一审法院应采信该事故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案涉船舶沉没不是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保险责任事故。事实上，在案涉海域，8-9级风是经常可遇见的气象状况，适航船舶应当能够抵御。如果船员管理得当，采取正确的应急措施，不足以造成船舶沉没，导致货损。第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分配举证责任不当。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如果没有船员的管船过失，单凭8级以上大风事故就不会发生，这与上述海事局的调查报告的结论相矛盾。而且，案涉保险是列明承保风险的保险合同，证明单凭8级以上的大风事故就会发生是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第四，退而言之，即使存在多种多个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损失，其中既有承保风险也有非承保风险，法院也应当按照承保风险占事故原因的比例或程度认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第五，一审法院错误解读《保险法》第三十条关于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原则，该原则仅适用于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时才适用，而本案双方对于保险条款的理解均未有异议。第六，被上诉人的损失已经由承运人洋浦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没有损失，不能再要求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为此，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或仅承担不超过15%的保险赔偿责任，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关于免责的理由依据不足。1.首先，根据泉州海事局所作的调查报告，在船舶沉没前，案涉两件钢箱梁因遇大风而落海。该报告的侧重点在于船舶沉没原因的调查和认定，其中船舶沉没的原因不等于保险标的损失的原因。保险标的损失的主因是大风大浪，上诉人主张货损的直接原因是船员未能妥善保管缆绳，没有事实依据。其次，被上诉人所签的是《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险别为综合险，该险种应适用上诉人制定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1目“暴风”、第2目船舶“倾覆”的规定，以及该条第（二）项第3目“提货不着的损失”的规定。据此，案涉保险标的落海，不论是大风大浪造成的，还是第三人管船过失造成的，都在承保范围。第三，事后上诉人邮寄来的保险单及《水路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系格式条款，未经我方盖章确认，不能与我方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确认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相对抗。第四，上诉人接受了投保单、收取保险费后又寄来的《国内水路运输货物保险单》及相应的保险条款，对于与《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及其相应的保险条款不一致的地方，未作任何说明，以致被上诉人未注意到其内容的不同，对被上诉人不具有拘束力。第五，对比《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与《水路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后者对前者规定的责任作了大幅度的免除，这些免除，应属于无效。2.上诉人关于“近因”的理解是错误的，近因不是最靠近事故发生的原因，而是导致标的物损害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泉州海事局所作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主要针对的是船舶沉没的责任认定，其中直接责任的认定主要是对船舶沉没而言，该直接原因并非案涉钢箱梁落海的直接原因。上诉人是将导致两个不同后果的责任混为一谈。3.对于讼争损失，即使第三人有责任，也不妨碍被上诉人根据保险合同索赔。（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损失已经由洋浦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没有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水路货物运单》证明，案涉承运人是浙江鑫亿贸易有限公司，洋浦公司只是代理人。同时，被上诉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有关损失不等于被上诉人没有损失。被上诉人已经提交生效判决证明其应当支付打捞费220万元并提供相应的发票。即使有关费用实际支付的主体是洋浦公司，其法律性质也属于被上诉人的欠款，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依据不足，应予驳回，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一份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以证明被上诉人二审过程中才发现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投保后交给被上诉人的保险条款与其此前告知被上诉人的条款不同，免除了其大量的义务。
对此，上诉人质证认为，其保险条款均在网上公布，《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与《水路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均向中国保监会报备，案涉保险合同所适用的就是《水路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解释与其一审向法院提交的《国内水路运输货物保险单》和《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相互矛盾，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且根据其一审提交的《国内水路运输货物保险单》记载，“保险人已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的内容（包括责任免除内容）向投保人做了说明，投保人对上述内容及保险人的说明已经充分了解”，故对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针对被上诉人的举证，上诉人二审庭审中也向本院提交一份《保险协议书》，以证明案涉保险合同所适用保险条款的就是《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被上诉人对此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该协议书签订时间早于保险单一年多，按照一般规律此后会不断变更，应以此后签订的为准，且该协议书不符合交易习惯，协议书系打印而成，属于格式条款，上面没有提示适用何种险别，故对被上诉人没有约束力。
本院认为，鉴于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二审所提交的证据对于本案的审理结果没有影响，且该协议书的另一方当事人洋浦公司未到庭，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不予置评。
二审过程中，除了被上诉人对案涉保险合同所应适用的保险条款有异议外，双方对于一审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是否应当对案涉事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被上诉人的损失是否已经由承运人洋浦公司承担。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首先，泉州海事局就案涉船舶沉没事故出具的《“锦林3”轮事故报告》认定事故是由于船员未能妥善保管缆绳、应急处置不当和气象恶劣等原因造成的。就案涉事故的整个过程看，从2013年4月21日0440时左右发现舵效不佳，0443时左右发现左主机熄火，到21日0929时左右及以后“锦林3”轮所载2件钢箱梁先后落水，再到22日0958时“海巡1336”艇报告“锦林3”轮沉没，整个事故过程持续了24小时以上。因此，尽管缆绳落海绞缠螺旋桨使船舶失去动力可能造成船舶的抗风能力下降或无法尽快航行至安全的避风地点，但船舶失去动力本身并未直接造成案涉钢箱梁落海，钢箱梁落海是因大风引起的船舶剧烈摇晃所致。在没有证据证明案涉钢箱梁的绑扎和固定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大风是造成钢箱梁落海的直接原因。鉴于事故发生时，事发海域曾出现8-9级大风，故一审认定案涉钢箱梁落海事故属于上诉人保险赔偿责任范围，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主张即使案涉事故是由于多个原因造成，其中既有承保风险也有非承保风险，也应当按照承保风险占事故原因的比例或程度确定其保险责任，其所应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比例不应超过15%，但该主张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损失已经由洋浦公司承担，不能再要求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但根据被上诉人武船公司与洋浦公司以及福建联合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落海钢箱梁探摸打捞合同》，洋浦公司只负责帮武船公司代垫付打捞费用，故尽管有关打捞费用系通过洋浦公司指定的林美玲账户支付，仍不能据此认定该项费用已经由洋浦公司承担，该项费用应视为被上诉人的损失范围。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961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泽新
代理审判员 黄志江
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董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