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再终字第2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云安。
委托代理人：魏国俊，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元华。
委托代理人：诸燕舟，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佳卿，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刘云安因与被申请人王元华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964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作出（2014）沪高民一（民）申字第24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刘云安及其委托代理人魏国俊、蔡杰，被申请人王元华的委托代理人诸燕舟、徐佳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7月3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刘云安起诉称：2011年6月14日晚，其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以下简称莘松派出所）以涉嫌诈骗为名留置于该所进行问讯。在此过程中，王元华要挟其给一部分款项，否则就留在公安。莘松派出所人员亦帮王元华讲话，要其按王元华的意愿办事。其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迫于早日走出派出所的想法，在莘松派出所人员的参与下，在该所内与王元华签订调解书，按王元华的意思在调解书上列明支付给王元华190万欧元及人民币600万元，并按王元华的意思设立担保。该调解书的内容不但不真实，也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是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出于无奈的一种表示。故刘云安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刘云安和王元华之间成立于2011年6月16日的调解书；二、要求王元华返还刘云安100万欧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审理中，刘云安撤回此项诉请）。
王元华答辩称：2009年7月，王元华、刘云安及D设立A公司（以下简称A），注册资本人民币610万元，A成立之后与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谈成了一笔总额700万欧元的交易，由A从他处购买相关的设备出售给C。但2010年时，刘云安在未通知王元华和D的情况下，私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注册了B公司（以下简称B），该公司由刘云安一人设立。刘云安以B名义与C签订合同并交易，侵害了A的权益。为此，双方产生纠纷，签订了系争调解书。调解书签订于2011年6月16日，现刘云安于2012年6月18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一年。刘云安在调解书签订后的半年内支付了100万欧元和人民币600万元，已实际履行该调解书。故王元华请求法院驳回刘云安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7月2日，刘云安、王元华及案外人D共同设立A，刘云安认缴出资额人民币5万元（实缴人民币5，000元）、王元华认缴出资额人民币600万元（实缴人民币600万元）、D认缴出资额人民币5万元（实缴人民币5，000元）。2010年1月，刘云安在香港注册成立B。后刘云安以B名义与C进行交易，王元华认为遭刘云安欺骗，双方产生纠纷。2010年6月7日，刘云安找来原单位同事，即与王元华父亲E相熟的F，一同到E公司协商解决前述纠纷。当日，刘云安与E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同意注册在香港的B，此公司在三年内按合同收款分批向E支付利润295万欧元。此公司在三年内分批向律师支付利润12万欧元。E、王元华、刘云安三方承担对B承接订单的保密义务。
2011年5月24日，E带人来到刘云安公司让刘云安出具还款计划。之后，刘云安向警方报案称遭E等人殴打，并被逼迫写下字据。当日，警方为刘云安开具验伤通知书。经医院检验，确定刘云安头部外伤。
2011年6月14日下午，E等人将刘云安从本市闸北区上海长城假日酒店强行送到莘松派出所。警方以刘云安涉嫌诈骗对其进行了询问。刘云安姐姐G、姐夫H以及刘云安朋友I闻讯先后赶到该派出所。当晚22时许，警方向刘云安开具验伤通知书。经医院检验，确定刘云安为脑震荡、软组织损伤。次日下午，G、H与一同在派出所的E等人对话过程中，E一方言语中有威胁之辞，要求刘云安与其商谈。当晚，G、H叫来刘云安的律师以及朋友I，与王元华的律师、E等人一起在派出所调解室内拟定了调解书一份，约定：……A由乙方实际控制经营，并获得盈利至少人民币5，500万元，该部分盈利由乙方利用其个人另行注册于香港的B实际控制。现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合作，并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乙方确认A对B享有债权至少人民币5，500万元。鉴于乙方系B全资股东，且又系A法定代表人。另鉴于甲方亦系A的股东，按程序应由A向B收回债权后，按A章程向甲方进行分红。双方当事人为简化程序，一致同意，由乙方向甲方支付190万欧元以及人民币600万元。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向A及B主张其它款项，乙方支付上述款项后由其自行处理B与A的债权债务。二、乙方的付款方式为2011年6月16日前支付20万欧元，2011年8月31日前支付30万欧元，2011年12月31日前支付50万欧元，2012年12月31日前支付90万欧元、人民币600万元……三、现双方一致同意解散A，并在征得另一位股东D同意后，办理A的解散、清算及注销手续。公司解散后，且乙方履行上述第二条中人民币600万元的付款义务后，甲方对A应得权益均归乙方所有。乙方承诺无须甲方承担A对外债务，甲方若因此分担A的对外债务，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亦承诺，甲方获得本合同项下款项后，均不再向A、B及乙方主张其它权利……五、双方此前签订的涉及A、B的所有协议（含E个人与刘云安签订的涉及A、B的协议）均失效，双方一致同意双方间的所有的权利、义务均以本协议为准。当晚，刘云安作为乙方在该调解书上签名，G、H亦作为刘云安的担保人签名。签署该调解书后，刘云安被释放。王元华一方亦派人陪同刘云安及其姐姐、姐夫回刘云安家。2011年6月16日，刘云安姐姐携前述调解书被带至王元华处，由王元华作为甲方在该调解书上签名，刘云安与其姐夫在王元华一方人员的陪同下到银行汇款给王元华20万欧元。
2011年8月15日，刘云安汇款给王元华30万欧元。
2011年8月22日，刘云安、王元华及D召开A临时股东会，形成注销A的决议。之后亦办理了公司解散、清算及注销手续。刘云安亦按调解书约定支付王元华人民币600万元。
2012年1月7日，因刘云安未按调解书支付钱款，E让人堵在刘云安家门口，致刘云安家人无法外出。次日，刘云安汇款给王元华50万欧元。2012年6月18日，刘云安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6月16日为星期六。
一审法院认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刘云安、王元华因生意产生纠纷后，王元华一方采用暴力手段致刘云安脑震荡、软组织损伤在前，强行带刘云安到派出所，并利用警方调查王元华涉嫌诈骗之情势，以加害之辞威胁刘云安及其亲属在后，足以使刘云安产生恐惧心理。在此情形下与王元华签订调解书，刘云安之意思表示难得自由。因此，该胁迫情形下签订的调解书，刘云安有权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其撤销权。前述调解书于2011年6月16日经王元华签字后成立，刘云安应于2012年6月16日前行使其撤销权。因该一年期间最后一日为休假日，以休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因此，刘云安于2012年6月18日向法院递交诉状主张权利，其撤销权并未因期间届满而消灭。对于王元华主张刘云安在该调解书签订后已部分履行约定义务，当属已放弃其撤销权一节，调解书签订后刘云安并未明确表示放弃其撤销权，而且刘云安履行的付款义务中，2011年6月16日、2012年1月7日两次付款亦在王元华一方以加害威胁刘云安或其家人的情形下被迫所为，其不愿支付钱款的情形与放弃撤销权亦不相一致，故该非自愿的履行行为尚不足以推定刘云安已放弃其撤销权。因此，对王元华的前述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已支付的款项，刘云安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且坚持不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系当事人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与法无悖，予以准许。
2013年10月25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作出撤销刘云安与王元华签订的于2011年6月16日成立的调解书的判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758.17元，由王元华负担。
一审法院判决后，王元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刘云安的一审诉讼请求。王元华上诉坚持认为：首先，刘云安主张对双方于2011年6月16日签订的调解书行使撤销权，但基于合同法对于撤销权行使期限的规定及综观刘云安在签署调解书后自觉履行数次支付款项的行为，应当认定刘云安的撤销权已归于消灭；其次，双方于2011年6月16日签订的调解书是双方协商后自愿签署，不存在受胁迫的事实，刘云安主张该调解书是受胁迫而签署，无充分证据证明，所谓证人皆是刘云安之近亲属，其中证人刘云安的姐姐和姐夫还是系争调解书的担保人，故证人与刘云安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
本院二审查明：刘云安与王元华的父亲E原有往来。2009年7月2日，E以其子王元华的名义与刘云安及D共同设立了A，其中王元华认缴出资额人民币600万元（实缴人民币600万元）、刘云安与D各认缴出资额人民币5万元（均实缴人民币5，000元），但明确刘云安与王元华各享有45%的表决权、D享有10%的表决权；该公司成立后由刘云安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由刘云安的姐夫H任公司财务。2009年12月上旬，刘云安与E同至美国参加商务活动，E主张在该次商务活动中，初步达成了C与A、境外一公司的购销合同意向。2010年1月5日，刘云安出资1万港币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股东仅为刘云安、与A同名的B。2010年5月，刘云安以B为主体与C签署了利润巨大的供货合同。之后，刘云安担心E得知后会导致此单生意失败，并且希望E能为此单生意提供巨额保函，故邀请了双方的熟人于2010年6月7日进行协调，刘云安与E商定剔除C该笔生意的开销、开拓市场费用、后续合同履行的花销，所得利润再剔除D的份额，余下利润由E与刘云安平分。为此，刘云安打印了此份协议，其中明确B在三年内分批向E支付利润295万欧元。2011年5月24日，因前述协议已签约近一年，刘云安却未依该协议支付钱款，E遂带人至刘云安办公地进行交涉，双方起纷争。当日刘云安报警，称：E带人至刘云安办公室，要求将A的出资抽回，刘云安其间遭到殴打并被迫写下还钱的字据，还遭威胁。当日刘云安经验伤有伤情产生。次日，E在被警方传唤接受调查时，也向警方报案称被刘云安诈骗了钱财。刘云安因此致电E相约于2011年6月14日下午在上海长城假日酒店商谈，因双方未取得共识，刘云安被E及随同人员送至原双方报案的莘松派出所。当日刘云安经验伤亦有伤情产生。刘云安在被莘松派出所传唤期间，其姐姐及姐夫、朋友、律师等先后到场，E也会请了律师到场，双方在该派出所内充分商谈，期间也有激烈言辞，至次日（即2011年6月15日）在该派出所的调解室内达成了甲方为王元华、乙方为刘云安的调解书，载明：“……A由乙方实际控制经营，并获得盈利至少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该部分盈利由乙方利用其个人另行注册于香港的B实际控制。现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合作，并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乙方确认A对B享有债权至少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鉴于乙方系B全资股东，且又系A法定代表人。另鉴于甲方亦系A的股东，按程序应由A向B收回债权后，按A章程向甲方进行分红。双方当事人为简化程序，一致同意，由乙方向甲方支付190万欧元以及人民币600万元。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向A及B主张其它款项，乙方支付上述款项后由其自行处理B与A的债权债务。二、乙方的付款方式为：1）2011年6月16日前支付20万欧元，2011年8月31日前支付30万欧元，2011年12月31日前支付50万欧元，2012年12月31日前支付90万欧元。2）2012年12月31日前支付人民币600万元……三、现双方一致同意解散A，并在征得另一位股东D同意后，办理A的解散、清算及注销手续。公司解散后，且乙方履行上述第二条中人民币600万元的付款义务后，甲方对A应得权益均归乙方所有。乙方承诺无须甲方承担A对外债务，甲方若因此分担A的对外债务，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亦承诺，甲方获得本合同项下款项后，均不再向A、B及乙方主张其它权利……五、双方此前签订的涉及A、B的所有协议（含E个人与刘云安签订的涉及A、B的协议）均失效，双方一致同意双方间的所有的权利、义务均以本协议为准……”刘云安于2011年6月15日在该调解书落款乙方处签名，同时在担保方也签名并括号书写B；刘云安的姐姐、姐夫H同日在该调解书上签写了“我们俩人自愿同意就本调解书中乙方的义务承担担保责任”。2011年6月16日，刘云安的姐姐携该调解书与E一方人员共同至王元华处，王元华在该调解书落款甲方处签名。刘云安与其姐夫在E一方人员的陪同下也依照调解书约定支付给王元华第一期款项20万欧元。2011年8月15日，刘云安依照调解书约定向王元华支付第二期款项30万欧元。2011年8月22日，双方会同D形成注销A的决议，之后办理了A解散、清算及注销手续，刘云安依调解书约定向王元华支付了人民币600万元。2012年1月8日，刘云安在E一方上门催讨后向王元华支付了协议约定的第三期款项50万欧元。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刘云安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称2011年6月16日的调解书是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胁迫的情况下而签署，故要求撤销该调解书。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刘云安与王元华于2011年6月16日签署的调解书是否属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2、刘云安的撤销权是否已消灭。
针对争议焦点1，虽然在系争调解书形成的当天及之前，刘云安身体有伤情产生，双方在商谈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也存有激烈言辞，但综观本案所涉事件的全过程，特别是基于系争调解书产生的地点是派出所、参与商谈的人员中有双方律师、王元华是在刘云安签署后的第二天由担保人之一刘云安的姐姐递交才签署之事实，难以认定此调解书是刘云安受胁迫而签署。刘云安若在双方的经济交往中坦荡磊落、并未辜负王元华一方的信任、不存在私自在异地注册足以混淆视听的同名公司以极小的投资获取巨额利润的情况，刘云安无需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针对“在香港注册的B与C的业务通过谁促成的？”及“为什么又用A的名字在香港又注册了一家同名的公司？”的提问时，语焉不详。故应当认为虽然在系争调解书产生过程中，王元华对刘云安有过激言行，但不能排除刘云安自身也存有内疚亏欠心理，因此难以认定系争调解书有悖刘云安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而言，撇开该调解书是否为受胁迫的产物之争议，针对本案争议焦点2，应当认为刘云安的撤销权也已消灭。其一，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而非次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系争的调解书，刘云安签署之日是2011年6月15日，王元华签署之日是2011年6月16日，故成立之日是2011年6月16日，刘云安作为签约的一方当事人，其若认为该调解书存在撤销事由，应当在其知道撤销事由后的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主张，该一年的期限起算日应当是2011年6月16日，截止日应当是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现刘云安直至2012年6月18日才向法院递交起诉状，主张撤销权，显然已过了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据此理由，刘云安对该调解书具有的撤销权已消灭。其二，根据合同法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依此规定，明确表示放弃与以行为表示放弃属二者择其一即可，而非二者兼具。系争调解书生效后，虽然无证据证明刘云安明确表示放弃撤销权，但同样在无证据证明刘云安受胁迫的情况下，刘云安自觉按照调解书约定的付款期限进行了不止一次的付款行为，其还按照调解书履行了A的解散、清算、注销和向王元华一方支付王元华出资款的义务，刘云安此一系列行为可以认定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其愿意接受合同的约束，放弃了按法律应当享有的撤销权。综上所述，刘云安现要求撤销其与王元华成立于2011年6月16日的调解书，缺乏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欠完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对本案所涉撤销权行使期限的计算，属适用法律失当，所作判决有误，予以改判。王元华的上诉请求，理由与依据充分，予以支持。
本院于2013年12月2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二审判决：一、撤销一审法院（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09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云安的起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758.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758.17元，均由刘云安负担。
刘云安申请再审称：本案系争调解书的签订和所谓款项给付过程中均存在明显的胁迫行为，因刘云安向法院申请撤销在期限之内，基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系争调解书应当被撤销。故刘云安要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王元华再审答辩称：刘云安提出再审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调解书的签订不存在胁迫行为，整个过程双方都有律师参加，且经过数个小时的协商；法律规定申请撤销的期间不能顺延，刘云安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期限，且刘云安已经自愿履行了调解书。故二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
本院再审期间，刘云安针对其再审请求向本院提供B2010-2013年度盈利情况报告一份，意欲证明B的经营情况是微盈甚至亏损。王元华对于刘云安提供的该材料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份报告没有任何原始数据支撑。王元华针对其再审辩称向本院提供了J公司的执行情况综述、汇款申请书、供货合同、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鉴定意见、现场审查报告等材料，意欲证明本案中只有王元华的父亲E拥有促成涉案交易的资本，刘云安仅负责翻译和办理合同签订事宜，然而刘云安却通过其控制的B取得了原属于A的数千万元利润。刘云安对王元华提供的材料之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认为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本院对刘云安和王元华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后认为，双方提交的上述材料本可以在一、二审法院审理中适时呈交法庭，然而双方均未提供，且该些材料与本案所涉调解书是否可以撤销的诉讼并无最直接的关联，故该些材料均不属于再审期间的新证据。
本院经再审查明：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在本案中，刘云安主张其在系争调解书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均受到王元华一方的胁迫，该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而王元华则认为，系争调解书的达成经过双方数小时的协商，且全程均有双方律师在场，并没有刘云安所称的胁迫情形存在，且刘云安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期限，调解书是真实有效的。对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便集中于，刘云安与王元华签订的调解书是否为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刘云安在本案中的撤销权是否已经消灭。二审法院对于涉讼双方的争议焦点归纳正确，本院予以认同。现本院就此着重分析如下：
系争调解书既然是一份合同，那么一方意欲撤销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在本案中，需要甄别的便是刘云安是否在受胁迫的情形下方才与王元华订立系争调解书。众所周知，胁迫即是威胁强迫。于法律领域，所谓胁迫是指以给他人的人身或者心理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由此可知，在法律上对于胁迫的认定相对比较谨慎，应当是当事人在综合考量各种情况下，受到的胁迫是如此之急迫，严重到足以使该当事人无其他合理选择。由此，就刘云安在系争调解书上签字之时的境遇是否符合受到胁迫的标准，本院充分审核了在案的众多证据，充分注意到系争调解书的磋商及签署地点在公安机关，且立约双方均有亲属以及律师参与，在此种情形之下，如若认定王元华一方可以威胁强迫刘云安在系争调解书上签字并不妥当。另外，本院注意到如此一节事实，在订立系争调解书之前的年许，刘云安曾与王元华之父E签订过一份协议，其中涉及的即是系争调解书所体现的内容，对于该协议，系争调解书中亦有记载，即“双方此前签订的涉及A、B的所有协议（含E个人与刘云安签订的涉及A、B的协议）均失效，双方一致同意双方间的所有的权利、义务均以本协议为准……”由此可见，系争调解书的订立具有事实基础，且该基础曾以协议书的形式为刘云安所确认。综合以上分析，本院有理由相信，系争调解书订立双方就原属A的数千万元盈利之分配份额、支付方式等已然达成合意，该合意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刘云安以意志受限主张撤销系争调解书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此外，本院需要指出的是，二审法院就本案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计算起讫时间认定有误，系争调解书自2011年6月16日王元华签字确认之日起成立，故本案的除斥期间应自2011年6月17日起至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止，故2012年6月18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二审法院认定刘云安行使撤销权已过法定期间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本案所涉纠纷的定性及处理在二审判决文书中作了详尽的阐述，所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本院对此予以认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96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茜芸
审判员 严卫忠
审判员 王 伟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符竹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