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二中行终字第92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邹宗利，女，197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嘉睿资本总裁。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洪，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泽健，男，北京市公安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京东，男，北京市公安局干部。
上诉人邹宗利因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4）东行初字第87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邹宗利、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孙泽健、李京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宗利诉至一审法院称，其于2014年6月20日向市公安局提交关于获取“市公安局就邹宗利举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伪造邮政凭证印章案中《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证据以及全部调查材料、所有案卷资料”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包括：1、认定证监会没有违法事实的证据；2、出警记录仪保存的所有录像；3、调查证监会和相关证人笔录。2014年11月19日，邹宗利收到市公安局寄来的信息材料，具体包括：邹宗利报案时做的询问笔录一份、市公安局至证监会调查时做的询问笔录一份、显示“邹宗利提供”的复印件资料四份、其他未标注提供人复印件资料八份、西单邮局出具的证明二份、显示由北京西区邮局盖章的复印资料四份、投递邮件清单的复议资料二份、邹宗利报案时出警记录仪保存的录像。邹宗利认为上述信息显示市公安局曾出警到证监会和邮局做了调查，但市公安局没有向邹宗利公开以下信息：市公安局到证监会调查时出警记录仪保存的录像、市公安局到金融街邮局调查的出警记录仪保存的录像、市公安局向邮局调查时制作的证人笔录，故市公安局没有依邹宗利申请公开其所申请的全部信息。邹宗利发现此问题后，于2014年12月2日向市公安局工作人员那嘉反映市公安局提供的信息不完整，但至今那嘉及市公安局均没有作出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1款规定，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6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综上，邹宗利请求法院判令市公安局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依法公开邹宗利申请公开的全部信息。
市公安局一审辩称，2014年6月20日，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收到邹宗利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邹宗利要求获取市公安局就其本人举报证监会伪造邮政凭证印章案中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证据以及全部调查材料、所有案卷资料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包括：1、认定证监会没有违法事实的证据；2、出警记录仪保存的所有录像；3、调查证监会和相关证人笔×。经查，2014年3月6日，邹宗利向市公安局举报证监会涉嫌伪造印章。2014年4月3日，市公安局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送达邹宗利。邹宗利对《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不服，于2014年6月6日向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公安部提交了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行政复议期间，邹宗利于2014年6月20日向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系市公安局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所有案卷材料。2014年7月7日，市公安局作出市公安局（2014）第85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第85号告知书），告知邹宗利“因其不服‘终止调查’决定已向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目前行政复议程序正在进行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经明确规定了邹宗利所申请信息的法律获取途径，且效力高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请邹宗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获取所需信息。若邹宗利未从行政复议渠道获取所申请的信息，待行政程序结束后，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申请公开相关信息”。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8日将第85号告知书邮寄送达邹宗利。市公安局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1条第1项及市高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3条之规定，邹宗利系行政复议案件的当事人，且案件尚在行政程序之中，其申请信息公开，市公安局以书面形式依法向邹宗利告知了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已经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市公安局作出的第85号告知书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邹宗利要求判定市公安局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并依法公开所有信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邹宗利的诉讼请求。
2015年2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东行初字第878号行政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市公安局是否具有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二是市公安局的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完结点，亦或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于2014年11月19日向邹宗利邮寄送达的材料是否系市公安局履行邹宗利2014年6月20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的延续；三是市公安局作出的第85号告知书是否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邹宗利于2014年6月20日向市公安局所获取的信息属于市公安局在调查证监会涉嫌伪造印章案件中制作和获取的，并以书面、影像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且市公安局系本市行使公共安全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故市公安局具有依法向邹宗利公开其所申请的政府信息的法定职责。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行政机关依行政相对人申请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起始点为“收到申请之日”，结束点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并告知申请人为止”。本案中，邹宗利于2014年6月20日向市公安局提出申请，市公安局于邹宗利提出申请当日受理，2014年7月7日作出第85号告知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邹宗利。因此，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8日已经履行完结邹宗利于2014年6月20日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公开的政府信息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依法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另一部分是依行政相对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案中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于2014年11月19日向邹宗利送达的有关证监会涉嫌伪造邮政凭证印章案件材料不属于市公安局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信息，系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邹宗利在2014年7月8日至其向法院提起本案之诉期间，没有再向市公安局提起过关于上述政府信息的公开申请。故，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2014年11月19日向邹宗利进行的材料送达既不是对邹宗利2014年6月20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的延续，也不是新一轮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起始，其送达行为不属于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一部分。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本案中，邹宗利在公安部审理其不服市公安局《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期间（2014年6月6日至2014年8月4日），向市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4年6月20日），申请公开与复议事项相关的案卷材料信息。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7日作出第85号告知书，告知邹宗利“因其不服‘终止调查’决定已向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目前行政复议程序正在进行当中。由于《行政复议法》已明确规定了邹宗利所申请信息的法律获取途径，且效力高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因此请邹宗利按照《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获取所需信息。若邹宗利未从行政复议渠道获取所申请的信息，待行政程序结束后，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申请公开相关信息”。市公安局的该答复告知系对邹宗利此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明确告知了邹宗利获取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履行了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程序合法，手续完备，履行了法定职责。
综上所述，市公安局已经就邹宗利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履行了法定职责，邹宗利认为市公安局没有针对其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意见，与事实不符，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对邹宗利其要求市公分局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及要求公开其申请的所有信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邹宗利的诉讼请求。
邹宗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19日公开信息的行为是针对邹宗利所申请公开信息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市公安局公开的信息不完整又拒不补齐，不符合法律规定，市公安局并未履行完结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市公安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在一审诉讼期间，邹宗利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
1、邹宗利向市公安局递交申请时市公安局出具的回执［市公安局（2014）第651号—回《登记回执》］复印件，证明邹宗利向市公安局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邹宗利申请公开的事项；
2、市公安局工作人员那嘉于2014年11月6日通知邹宗利将公开其申请的信息所发出的短信，证明市公安局依照2014年7月7日告知书内容于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的次日与邹宗利联系，表示愿意向邹宗利公开其申请的信息；
3、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19日向邹宗利公开其申请信息的邮寄信封，证明邹宗利的诉讼时效是有效的；
4、邹宗利就市公安局公开的信息不完整，要求市公安局公开其申请的全部信息进而发给市公安局工作人员那嘉的短信，证明邹宗利提起司法救助之前已经向市公安局寻求了行政救助，市公安局故意不履行法定职责；
5、证明市公安局曾到证监会和西单邮局出警调查、取证的资料：（1）市公安局到证监会询问笔录，（2）西单邮局向市公安局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市公安局有到证监会及西单邮局做了相关调查工作，民警出去做调查肯定会有全程的执法记录，但市公安局不向邹宗利提供上述资料；
6、《国务院行政裁决申请书》，证明邹宗利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
在一审诉讼期间，市公安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
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证明邹宗利向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
2、《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3、《受案回执》；
4、邹宗利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邹宗利的身份情况。
市公安局以证据2—4证明邹宗利申请信息公开时所附的材料；
5、《登记回执》，证明市公安局于2014年6月20日收到邹宗利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6、《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挂号信XA3459599618411），证明市公安局答复邹宗利政府信息的情况及通过邮寄送达情况；
7、《公安部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
8、《公安部行政复议决定书》（公复决字（2014）26号）。
市公安局以证据7—8证明邹宗利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所需政府信息正在行政复议程序当中；
9、《公安部行政复议决定书》（公复决字（2014）35号），证明邹宗利对市公安局的第85号告知书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况及市公安局作出的第85号告知书答复合法。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邹宗利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内容真实，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法院予以采纳；邹宗利提供的证据2-5，内容真实，但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法院不予采信；邹宗利提供的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亦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法院不予采纳。市公安局提供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内容真实，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法院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3月6日，邹宗利向市公安局举报证监会涉嫌伪造公文、印章。2014年3月8日，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金融保卫处作出《受案回执》，告知已受理邹宗利所举报案件，受案文号为京公内保金融受案字（2014）000003号，邹宗利于2014年3月14日签字确认。市公安局经审查，证监会伪造印章一案不具有违法事实，决定终止调查，于2014年4月3日作出京公内保法制行终止决字（2014）000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送达邹宗利。邹宗利不服市公安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于2014年6月6日向公安部提起行政复议。2014年6月11日，公安部向市公安局作出公复答字（2014）26号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后市公安局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公安部提交了其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在公安部审理邹宗利不服市公安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行政复议期间，邹宗利于2014年6月20日向市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市公安局就其本人举报证监会伪造邮政凭证印章案（即京公内保金融受案字（2014）000003号案）中市公安局作出的京公内保法制行终止决字（2014）000001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证据以及全部调查材料、所有案卷资料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包括：1、认定证监会没有违法事实的证据；2、出警记录仪保存的所有录像；3、调查证监会和相关证人笔录。市公安局于2014年6月20日当日受理，并向邹宗利出具市公安局（2014）第651—回《登记回执》。2014年7月7日，市公安局作出第85号告知书，告知邹宗利“因其不服‘终止调查’决定已向公安部提出行政复议，目前行政复议程序正在进行当中。由于《行政复议法》已明确规定了邹宗利所申请信息的法律获取途径，且效力高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因此请邹宗利按照《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获取所需信息。若邹宗利未从行政复议渠道获取所申请的信息，待行政程序结束后，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申请公开相关信息”。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8日将第85号告知书邮寄送达邹宗利。
2014年8月4日，公安部作出公复决字（2014）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市公安局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2014年9月10日邹宗利不服市公安局作出的第85号告知书，向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1月5日，公安部作出公复决字（2014）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亦维持市公安局作出的第85号告知书，并于次日向邹宗利进行了送达。
2014年11月6日，市公安局工作人员那嘉以短信的方式告知邹宗利，市公安局法制处已将其提出的对证监会伪造邮戳案件的材料准备妥当，并告知相关联系方式。2014年11月19日，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以邮寄的方式将证监会涉嫌伪造邮戳案件的材料送达邹宗利。2014年12月2日，邹宗利以短信的方式告知市公安局工作人员那嘉，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向其提供的材料不完整，要求补齐市公安局民警至证监会和西单邮局出警的全程执法记录。
2014年12月16日，邹宗利以市公安局故意隐藏不向其公开所申请的全部信息，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为由，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本案之诉，要求法院判决市公安局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依法公开其申请公开的全部信息。
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市公安局负有对邹宗利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做出处理的相应职权。本案中，邹宗利向市公安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为市公安局就其本人举报证监会伪造邮政凭证印章案中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证据以及全部调查材料、所有案卷资料，包括1、认定证监会没有违法事实的证据；2、出警记录仪保存的所有录像；3、调查证监会和相关证人笔录。申请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市公安局于邹宗利提出申请当日受理，2014年7月7日作出第85号告知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邹宗利。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由此可知，行政机关依行政相对人申请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起始点为“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之日”，结束点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并告知申请人为止”。本案中，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7日作出第85号告知书，并于2014年7月8日邮寄送达邹宗利，可认定市公安局已作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并告知申请人，已经履行完结邹宗利于2014年6月20日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职责。邹宗利在2014年7月8日至其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期间，没有再向市公安局提起过关于上述政府信息的公开申请，故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2014年11月19日向邹宗利送达材料的行为不属于市公安局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一部分。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邹宗利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邹宗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邹宗利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丽
代理审判员 李丹
代理审判员 陈雷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