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5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玉元。
委托代理人：李高林，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建华，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市通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北门路*号。
法定代表人：方远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道海，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玉元因与被上诉人陈金华、荆门市通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代理审判员孙刚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赫、牛卓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玉元及委托代理人李高林、万建华，被上诉人陈金华，被上诉人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远征、委托代理人胡道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金华一审时诉称：2002年3月，陈金华与方远征因竞买荆门市北门路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成立二人作为股东的通洋公司，因陈金华为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不能作为股东，故与方远征协商并经周玉元同意将周玉元作为通洋公司名义股东进行了工商登记。通洋公司成立后，周玉元受聘协助陈金华看管施工现场，每月领取工资及电话报销费用1400元。2003年12月，通洋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股东由方远征、周玉元变更为方远征、陈金华，周玉元仅为通洋公司普通员工。2005年7月，周玉元向荆门市公安局控告方远征、陈金华侵占其股权，要求进行查处。荆门市公安局经调查，以没有周玉元在通洋公司出资10万元证据为由，于2006年3月作出证据不足不予立案的决定。2010年7月26日，周玉元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经一审、二审审理，2012年8月28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鄂民二终字第00061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周玉元的起诉。同年9月，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周玉元申请撤销了陈金华工商登记股东身份，变更登记周玉元为通洋公司股东。陈金华认为，周玉元不具备通洋公司股东资格，陈金华为通洋公司股东。周玉元不具备取得股东资格或股权的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不能因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合法取得通洋公司股权，并获股东资格。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陈金华具有通洋公司股东的资格；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通洋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02年1月21日至1月23日，陈金华、方远征为竞买荆门市北门路一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共同筹措80万元资金作为土地竞买保证金交纳给荆门市国源地产交易服务中心，其中方远征在荆门市国源地产交易服务中心指定账户内交存现金40万元，陈金华向曾玲借款40万元，分别从曾玲开办的荆门市华光实业有限公司和曾玲丈夫杨新的账户上转入荆门市国源地产交易服务中心账户。根据购买土地、开发房地产的需要，�远征、陈金华拟成立通洋公司，但鉴于陈金华的法官身份和当时公司股东必须两人以上的法律规定，陈金华与周玉元口头约定，由陈金华实际出资作为隐名股东，挂在周玉元名下，周玉元作为显名股东与方远征成立通洋公司。2002年3月8日，方远征、陈金华二人到湖北方正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办理通洋公司验资手续，验资的依据为方远征、陈金华二人缴纳的80万元保证金，其中50万元作为公司的注册资本，该50万元中方远征出资40万元、陈金华出资10万元。根据验资的要求，方远征一人签署了与周玉元的《股东会决议》、周玉元出资10万元的《证明》。当日，湖北方正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据此出具了通洋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方远征出资40万元，出资比例80%、周玉元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0%的《验资报告》。2002年3月25日，荆门市工商局核准通洋公司的工商登记，工�登记资料中反映通洋公司的股东为方远征、周玉元，分别持有通洋公司80%和20%的股权，方远征为法定代表人。经方远征、陈金华二人商议，通洋公司拟将公司竞买的土地与荆门市第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联合开发，决定聘用周玉元协助陈金华看管施工现场，从2002年3月8日起由陈金华每月发给周玉元工资1200元，报销电话费200元。2003年11月29日，因工程全部完工，方远征、陈金华决定解聘周玉元，并将工商登记中的名义股东周玉元变更为实际股东陈金华。2003年11月底、12月初，方远征、陈金华仿造周玉元签名，通过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将通洋公司周玉元名下的20%股权变更至陈金华名下。2005年7月6日，周玉元向荆门市公安局举报，要求荆门市公安局查处方远征、陈金华侵占其股权的行为。荆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针对周玉元的举报进行了调查，调取了工商登记、验资机构的档案材料和银行进账单等财务资料，调查询问了周玉元、方远征、陈金华及相关知情人。2006年3月22日，荆门市公安局向周玉元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了荆门市公安局的调查结论：没有证据证明周玉元在通洋公司出资10万元，而陈金华在通洋公司至少有10万元出资。2010年5月，周玉元作为原告，以陈金华、方远征、通洋公司为被告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0）鄂荆中民四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陈金华、方远征、通洋公司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认为周玉元诉讼请求为请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具体行政行为，不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周玉元起诉。周玉元上诉后，2012年8月28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鄂民二终字第00061号民事裁定对原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维持。2012年9月，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周玉元的申请撤销了陈金华工商登记股东身份，变更登记周玉元为通洋公司股东。陈金华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方远征表示：通洋公司“只有我和陈金华是股东，公司的具体经营我只和陈金华商量，公司的会议记录、财务资料等都是陈金华在管，我在武汉搞工程，我们请周玉元到公司来工作，工资也是陈金华在发，周玉元在公司注册时从未出资”。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陈金华能否提起本案民事诉讼；2、陈金华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3、能否确认陈金华具有通洋公司股东资格。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陈金华的主张，本案属于�司内部关系所引起的争议，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对于这种确认之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242条已作明确界定。陈金华请求调整的公司内部关系包含了合同法、公司法等民商事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模式，能够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争议。因此，陈金华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要确认陈金华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先确定通洋公司注册资金的来源和组成。三方当事人均认可通洋公司的注册资金50万元来源于向荆门市国源地产交易服务公司交纳的80万元履约保证金。周玉元称，80万元土地履约保证金包括以方远征名义缴纳的50万元和陈金华缴纳的30万元，其中以方远征名义缴纳的50万元中包含周玉元交给方远征的5万元现金和约定由方远征代其垫付的5万元，这10万元即为周玉�在通洋公司的出资。但是，结合陈金华提交保证金暂收凭证、两份现金交款单、两份进帐单及荆门市公安局对方远征、陈金华、周玉元、曾玲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荆门市国源地产交易服务公司交纳的80万元保证金是由方远征40万元的现金和陈金华筹措的40万元借款组成。即，在通洋公司的注册资金中以方远征名义的出资最多只有40万元，那么另10万元系谁出资就是问题的关键。根据前述周玉元关于自己出资情况的陈述，通洋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中的另10万元不可能是周玉元的出资，再结合陈金华提交的证据和方远征、陈金华的陈述可以确认，通洋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中的另10万元系陈金华的出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陈金华已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陈金华虽有实际出资但并非通洋公司的登记股东，要确认陈金华是否具有通洋公�的股东资格，应先确定通洋公司各股东的出资额和股份比例各为多少，再确定陈金华是与何人订立的代持股协议，其代持股的股份比例为多少。
通洋公司的登记股东为方远征、周玉元；陈金华和方远征认为陈金华为该公司实际股东，周玉元为名义股东；周玉元认为，陈金华即使是实际股东，也是挂在方远征名下，因此，该公司的股东必然为方远征、周玉元、陈金华中的二人或三人。要确定谁是名义股东、谁是实际股东必须确定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通洋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10万元系陈金华缴纳的土地履约保证金，另40万元系以方远征名义分别于2002年1月23日和2月21日缴纳的土地履约保证金。周玉元称，其出资的10万元中有5万元系交给方远征缴纳的土地履约保证金。周玉元在2005年12月27日荆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其所作的询问中陈述：“我们三人一起去象山二路东宝建行去交到土地交易中心的账户上了，时间我只能肯定是2001年12月份（公历）”。周玉元陈述的保证金缴纳时间与方远征实际缴纳保证金的时间相去甚远，且周玉元称5万元交给方远征作为其出资既无协议又无凭据，方远征亦不认可，周玉元也未提交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此说法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周玉元称，另5万元系与方远征约定，先由方远征垫付，在公司成立后由周玉元支付5万元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开支，此款作为偿还方远征垫付的5万元出资款。按其所述，此款为周玉元向方远征个人所借，事后周玉元也应将该款偿还给方远征个人，而非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开支，周玉元的此种说法有悖常理，且方远征并不认可，加之周玉元未提交开支票据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周玉元的此种说法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
周玉元认为，通洋公�工商登记档案中的《章程》、《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验资报告》和方远征出具的《证明》均能证明其实际出资1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此观点不能成立。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款规定确定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发生争议时，应以实际出资而非股东名册、公司登记等外部特征为确定依据。因此，仅凭这些材料不能证明周玉元已实际出资。其二，除了这些材料外，周玉元仅有自己对10万元出资的陈述，而该陈述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且无证据支持，即周玉元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出资10万元。其三，周玉元在荆门市公安机关调查时承认陈金华是通洋公司股东，公司日�事务系陈金华管理，自己受聘于通洋公司，月工资1400元由陈金华发放。本案庭审中周玉元承认，通洋公司经营过程中曾投资380万元进行开发，但其并未出资。从本案三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周玉元既未在通洋公司成立时出资，也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亦未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投入必要资金，从未履行一名股东应尽的义务，因此，周玉元虽为登记的名义股东却非实际股东。
综上，原审法院确认，通洋公司50万元注册资本中的40万元系方远征的出资，方远征占80%的股权，10万元系陈金华的出资，陈金华占20%的股权，周玉元未出资。
本案中，之所以出现陈金华已实际出资10万元却未登记为股东，周玉元未实际出资却被登记为出资10万元的股东的情形，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陈金华将其出资的10万元及所占的20%股权挂在周玉元名下，由�玉元代持股。除此外，证人王某甲、王某乙、方远征出庭作证并接受了质询，三名证人的证明内容一致，均确认陈金华与周玉元之间存在口头协议，该口头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陈金华借用周玉元名义，由周玉元代为持股，陈金华实际出资，周玉元为名义股东等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规定，可以确认陈金华与周玉元之间存在口头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根据�款规定，实际出资人陈金华与名义股东周玉元之间的口头代持股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陈金华与周玉元已达成口头代持股协议，约定：通洋公司注册时，陈金华出资10万元，方远征出资40万元，陈金华占20%股权，方远征占80%股权，因陈金华的公务员身份不便作为公司的显名股东，故将自己在通洋公司的10万元出资和20%的股权挂在周玉元名下，由周玉元代持，公司注册时将周玉元登记为名义股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陈金华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远征明知陈金华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玉元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金华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金华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陈金�为荆门市通洋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荆门市通洋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周玉元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陈金华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周玉元与陈金华之间存在代持股的口头协议。1、陈金华提供了两名证人王某甲和王某乙的证言，证明的内容是周玉元和陈金华以及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远征曾经讨论过成立公司的事宜，但两名证人所知道的情况均是听人所讲，未亲自参与，对持股与代持股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约定、双方是否达成代持股协议，是否按照代持股协议实际履行均不清楚。2、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远征的证言应不予采信。理由有三：其一，方远征是本案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二，方远征在通洋公司注册时已用书面形式证明了周玉元的出资，现又出庭作证称当初周玉元在公司注册时没有出资，其证言相互矛盾；其三，陈金华与方远征早在2003年12月相互串通弄虚作假骗取工商变更登记，方远征的证言存在继续与陈金华串通损害周玉元合法权益的嫌疑，其证言依法同样不应采信。按照证据规则的效力顺位，书面证据的效力高于证人证言的效力。3、陈金华如果与周玉元之间有代持股的约定，那完全不必用口头形式来约定。其一，陈金华作为一名法官，对法律熟知的程度及风险的掌控程度应远高于一般公民，于情理上说，不会采用代持股口头协议。其二，陈金华所述与周玉元协商恢复股权无果方才采取非法手段进行变更登记完全是虚构谬论。如双方之间存在口头代持股协议，在2003年就应当采取诉讼方式维护权利，而不是非法变更股权。二、即便陈金华在土地保证金方面投了钱，依法也并不必然享有股东身份。根据我国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的注册资金以会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为准，不管最初陈金华投入的注册资金是多少，均以大股东方远征的书面认可周玉元缴纳股金为准，如果陈金华投入的股金少于应该投入的注册资金，通洋公司有要求陈金华补足股金的权利。同理，即使陈金华在土地保证方面投了钱，依法也并不必然享有股东身份，因为股东身份及股份是以公司的章程记载及工商登记为准的。请求判令：撤销原判，驳回陈金华的诉讼请求；陈金华承担本案诉讼费。
陈金华辩称：一、陈金华与周玉元之间有口头的代持股协议。证人都某与了协商过程，而非道听途说。二、周元玉提出的上诉理由所依据的事实均无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洋公司述称：代持股协议事实存在，陈金华尽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主持了公司的全面工作，是公司真正的股东。周玉元没有出资，没有参与公司管理，甚至对谁出了资、出资多少均不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属公司内部纠纷，应根据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则进行处理。就股东资格确认而言，依据上述规定，应采实质性要件而非形式要件，即以审查隐名出资协议和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为主而不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事实为准。陈金华与周玉元虽无书面隐名投资协议，但有证人证言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陈金华出资为实际股东、周玉元显名为名义股东的口头约定，可以认定陈金华与周玉元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协议。退而言之，即便没有口头约定，结合陈金华实际支付注册资金而周玉元没有支付注册资金的证据、陈金华参与公司管理而周玉元被雇佣打理公司事务从陈金华处领取工资、周玉元投入公司资金转化为借款并以房产抵偿的事实，亦可以作出双方存在隐名出资合意的实质性判断。因此，基于本案实际存在隐名出资协议及陈金华作为实际出资人交纳注册资金的事实，在通洋公司及另一股东方远征无异议的情况下，�当确认陈金华在通洋公司的股东身份。周玉元以工商登记等对外公示的记载资料为依据进行抗辩，仅能对公司以外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并不能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形成权利外观以确认其股东资格。
综上，周玉元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周玉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刚
代理审判员 王赫
代理审判员 牛卓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