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桂市行终字第4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林怀。
诉讼代表人杨邦树。
共同委托代理人潘宝玉，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覃盛萍，女，1965年4月12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代昌，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铸文，广西柳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荣双。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3、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林万。
诉讼代表人韦素琼。
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桥福。
上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不服荔浦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荔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已依法受理并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杨林怀、杨邦树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潘宝玉、覃盛萍，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铸文、李荣双，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3、4村米小组的诉讼代表杨林万、韦素琼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桥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争议地玉雷湾岭。其四至界限是：东以岭顶小冲直下为界、邻古城村山岭，南至现汽库围墙以小横路为界，西至荔平路边缘，北至岭顶以倒水为界，面积约40多亩，地上有松树、相思树、坟墓、水池等附着物。争执地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时，由当时的南华小乡划分给木鱼屯村民管业。大包干、“四固定”时期，整个木鱼屯分成1、2、3、4个生产小队，并对全村所有的田、地、山岭进行了划分，据当时参与分配划分的老干部证实，原告分得村背的山岭，第三人分得玉雷湾岭。1968年大联队时，木鱼屯4个生产小队合并为2个生产联队，各自的山岭又收归联队进行管业。1979年农村体制下放时，该两个生产联队又划分为原来的4个小队，当时，各生产小队要回各自在1968年时带入联队的土地山岭，因此，争执地又回到第三人集体。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第三人将争执地进行了登记，被告也为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存根存放在荔城镇五里村委会、正本存放在荔城镇人民政府（原告提供了该正本复印件）。该证所登记的关于玉雷湾岭的四至界限包括了现争执地，而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与现争执地相关的山岭登记。1987年，当时的城关公社征用了争执地的部分岭地用于建厂房，征地补偿款由第三人领取，同时周边村屯村民需到争执地葬坟占用岭地，亦由第三人向坟主收取数额不等的土地占用费。该争执地的权属纠纷发生后，被告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各抒己见，调解未果，被告于2013年5月24日作出了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2013年10月11日作出了市政复决字（2013）3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荔浦县人民政府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处理决定，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争执地在1962年大包干、“四固定”时，已划归第三人管业，且在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第三人将现争执地玉雷湾岭进行了登记，被告也给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该证有玉雷湾岭的记载，其四至界限包括了争执地，该证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原告提供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正本复印件并用以主张其对争执地与第三人共同拥有所有权，该证无法证实原告的这一主张。原告无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其对争执地与第三人共同拥有所有权。因此，原告的诉讼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被告根据其调查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2013年5月24日作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上诉称：争执地玉雷湾岭位于荔浦县荔城镇玉雷湾荔萍公路东侧，其四至界限为：东一岭顶小冲直下为界、邻古城村山岭，南至现汽库围墙以小横路为界，西至荔平路边缘，北至岭顶以倒水为界，面积约60亩，地上有松树、坟墓等附着物。争议地在解放前是沙街社区章村屯张子宗的私有山场，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因张子宗被评为地主，该山岭便经当时的南华小乡没收分配给木鱼屯，当时并未明确分给具体的个人农户，故属于全屯共有，合作化时，木鱼屯为一个合作社，争议地归木鱼屯集体所有，1962年大包干、“四固定”时，木鱼屯划分为4个生产队。当时也没有将争执地具体分给哪个生产队，1968年冬，木鱼屯1、4队合为红旗联队，2、3队合为木鱼联队，期间，各小队的山岭土地带入各联队管理，但争执地没有划分，故没有带入任何联队。因此，1973年两个联队便将争执地进行划分，从岭的半腰横路为界，下半部分归1、4联队即红旗队所有，上半部分归2、3联队即木鱼联队所有。1979年，两个联队再次分为四个小队，即现在的1、2、3、4村民小组，但在分队时，又没有将争执地进行划分，1981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山界林权证》是村委老干部自己造册填写的。现在他已证实当时三队代表二队、四队代表一队，《山界林权证》不是三、四队所有，玉雷湾土地权属是四个队共有的。1982年11月，木鱼3队砍伐争执地上的林木引发纠纷时，第2队曾先后向当时的城关公社，荔浦县城关法庭等部门书面反映，并请求调处本案纠纷，但均没有得到明确的处理。1987年，当时的城关公社征用了争执地的下半部分建荔城副食品厂，木鱼屯第4村民小组领取了全部征地款，第1村民小组先后向荔城镇法律服务所及有关部门书面反映，请求调处，但也没有调处结果。此后，一直未发生过权属争议，今年林改登记时，双方再次对争执地发生权属纠纷。一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土地确权，被上诉人作出了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将属于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共有的玉雷湾岭地确权给一审第三人所有。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争执地应属于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共有的理由如下：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是同村同族同姓同宗，而且以前同队同组的，争执地应当是4个村民小组共有，而不是一审第三人所有。上诉人对争执地有管业事实。1964年上诉人1队将其分得玉雷湾岭的全部松树的松毛第一次出卖，所得收入3.5元。第二次是卖给本村委五里排的赖福唐与小古屯的谢子兴放松毛，他们并付了定金3元，后松树木太高无法攀爬于1967年8月30日1队又将定金退给了赖唐福和谢子兴。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证实了争执地玉雷湾岭权属一直属于木鱼屯4个村民小组集体管理。上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证明了争执地为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共有，而不是一审第三人所有：一审第三人的两个村民小组长在司法人员的询问中已承认争执地是木鱼屯4个村民小组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认可，无需举证，就可以认定争执地是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共有，而不是一审第三人所有。一审第三人和上诉人都认可争执地是土改划分给木鱼屯全屯中农共有，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在核实划归一审第三人所有，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第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作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采信证据不公。上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玉雷湾地的四至界限与争执地完全相同，而被上诉人却认为没有与现争执地相关的登记，显然是采信证据不客观实际。上诉人提供了一系列人证、书证证明争执地是双方共有，但被上诉人均未采信。一审第三人没有提供《山界林权证》，只是一个底册草稿。一审第三人以收取祖坟埋葬费作为土地确权依据，理由不成立，因为上诉人第1村民小组也收取过祖坟埋葬费。综上所述，争执地应属于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共有，而不是一审第三人独有。
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争执地在解放后土改时期，由当时的南华小乡划分给木鱼屯村民管业，这是争执双方都认可的事实。大包干、四固定时期，整个木鱼村分成一、二、三、四个生产小队，并对全村所有的田、地、山岭进行了划分，据当时参与分配划分的老干部证实，上诉人分得村背岭的山岭，一审第三人分得玉雷湾岭。1968年大联队时，木鱼四个生产小队合并成二个生产联队，各自的山岭又收归联队进行管业生产。1979年农村体制下放时，该两个生产联队又划分为原来的四个小队，当时，各生产小队要回各自在1968年时带入联队的土地山岭，因此，争执地又回到一审第三人集体。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证时，一审第三人将争执地进行了登记，答辩人也为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该证所登记的关于玉雷湾岭的四至界限包括了现争执地，而上诉人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与现争执地相关联的山岭登记，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争执地属于一审第三人所有。自落实山界林权后，一审第三人组织本小组村民到争执地种植过胶树、相思树等林木，1987年，当时的城关公社征用了争执地的部分岭地用于建厂房，征地补偿款由一审第三人依法领取，同时周边村屯村民需要到争执地埋葬老人占用岭地，亦由一审第三人向坟主收取数额不等的土地占用费，并且有一审第三人开具的收据予以证实。以上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支持，一审判决予以认定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上诉人认为其对争执地有管业事实，但是在本案的调处、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并无真实有效的证据证实这一事实。上诉人的《山界林权证》无法证明其与一审第三人共有争执地。比对争执双方的《山界林权证》，争执地登记在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上，而上诉人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与争执地相关的记载。此外，上诉人说的“一审第三人的小组长在司法人员的询问中承认争执地是双方共有”这样的表述并不是事实，因为这些并不是一审第三人小组长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后来的询问中，他们均明确否认其之前所做的错误陈述，因此，他们之前的错误陈述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认为一审第三人无法证明享有争执地的所有权的理由更加不能成立，在落实山界林权证时，一审第三人已经依法取得了《山界林权证》，作为最具证明力的权属凭证，这足以证明一审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所有权。上诉人认为一审第三人无法证明享有争执地的所有权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在落实山界林权证时，一审第三人已经依法取得了《山界林权证》，作为最具证明力的权属凭证，这足以证明一审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所有权。上诉人认为答辩人采信证据不公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答辩人在本案的调处过程中所采信的证据，是经得起甄别的，这些证据互相关联、相互印证，所形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一审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所有权，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无任何之关联，答辩人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还认为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是底册草稿，这也与事实不符。一审第三人的权属凭证由政府部门依职权颁发，有存根可供查询。事实上，上诉人在司法所复印的有关争执地记载的《山界林权证》是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这与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存根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正本与存根对接起来，中间的骑缝章印也刚好吻合，这足以说明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有效力权属凭证，不是上诉人所说的底册草稿。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一审第三人向在争执地葬坟的周边村民收取占地费，进而认定这是一种事实管业行为，这一事实有第一审三人提供的部门收据予以证明，不是上诉人所说的“第三人以收取祖坟埋葬费作为土地确权依据，理由不成立”。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3、4村米小组辩称：1、争执地玉雷湾岭是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时，由当时的南华小乡划分给木鱼屯村民进行管业，为此，答辩人对该争执地的土地来源是十分清楚的，也是没有任何异议的。2、1962年实行大包干、“四固定”时，整个木鱼屯共划分为一、二、三、四生产队，当时四个生产队对全屯所有的山岭、田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都进行了分配，现争议地当时分配给木鱼屯三队和四队进行经营和管理，而答辩人两村民小组的前身即是木鱼三队和四队，为此答辩人从此合法的取得了争议地的土地所有权。3、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政策时，答辩人两集体对现争议地玉雷湾岭进行了申报和登记，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经核实后，为答辩人两集体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这证明了答辩人对争执地玉雷湾岭所有权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确认。4、答辩人两集体持有的荔浦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明确记载为：地名玉雷湾岭，面积30亩，东至岭顶为界，南至公路坡脚，西至公路面，北至山顶，这一登记内容与争议地现场实地完全相符，从而证实了答辩人争执地的权属有真实、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5、答辩人两集体一直对争执地进行有效的管业，多次组织村民到争执地上种植胶树、相思树等林木，所种植的林木长大成材后都是由答辩人两集体和村民进行合理采伐取得收益，这证明了答辩人对争执地一直进行有效管业的事实。而上诉人两集体及村民一直以来都从未到该争执地上种植树木或者其他作物，也从未对争执地进行过任何管业行为。6、1987年当时的城关公社征用该争执地的下半部分岭用于开办荔城副食品厂，土地征用补偿款是由答辩人两集体收取和处分；1989年玉雷湾岭又一次被征用一部分，土地补偿款也仍是答辩人两集体进行收取和处分的，两次征地及处理土地补偿款时，上诉人两集体和村民都没有提出过异议，这充分证明了玉雷湾岭的土地权属为答辩人两集体所有，与上诉人两集体无关。7、长期以来，五里村周边村民因葬坟需要用到玉雷湾岭时，也都是与答辩人进行协商，并向答辩人缴纳占用土地的补偿费用，答辩人收取和处分葬坟费用时，上诉人两集体也未提出过异议，这也证明了争执地的权属及处分与上诉人两集体无关。
上诉人两集体无任何合法有效证据能主张争执地的权属。上诉人两集体在本案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供的所谓收取和退还松毛款的材料来作为其主张争执地的权属，这一类材料不具合法性，不能作为法定证据来使用，也不能作为其主张争执地权属的有效凭证。而其所持有的和五里村委会存档的《山界林权证》中根本就没有关于争执地内容的任何记载，其《山界林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上诉人主张争执地权属的合法有效凭证。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在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争执地在大包干、“四固定”时期，已经由村委划分给了一审第三人进行管业。虽然在1968年大联队时期，争执地收归联队进行管业，但在1979年农村体制下放时，争执地又回到一审第三人集体。因此，争执地权属变化历史清楚。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时，一审第三人将争执地玉雷湾岭进行了登记，被上诉人也为其颁发了《山界林权证》。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上有玉雷湾岭的记载，其四至界限包含了本案的争执地。经过比对，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正本与存放在村委会的存根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够一一对应，该证合法有效，能够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落实山界林权证之后，一审第三人在争执地上种植了经济作物，对争执地进行了管业。1987年，城关公社征用争执地的部分岭地用于建设厂房，争执地补偿款由一审第三人领取。周边村民在争执地进行葬祖，也是向一审第三人缴纳费用。因此，一审第三人具有合法有效的法律凭证证明对争执地享有所有权，并且对争执地进行了管业。上诉人以一审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复印件作为证据，来主张自己对争执地也享有权属的理由不能成立，且无法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与一审第三人共同享有争执地的所有权。综上，被上诉人做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和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光华
审判员 李明军
审判员 陶 明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邓羽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