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长中民再终字第0015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谢胜泉。
委托代理人卢宇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福才。
委托代理人喻小文，湖南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谢胜泉与被申请人刘福才合同纠纷一案，长沙市宁乡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2年8月9日作出（2012）宁民初字第1386号民事判决。刘福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2012）长中民二终字第400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谢胜泉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长中民监字第00147号民事裁定，裁定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申请再审人谢胜泉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宇璋、被申请人刘福才及其委托代理人喻小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2012年5月30日，一审原告谢胜泉起诉至一审法院称：2009年3月8日，刘福才与案外人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四人以1288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宁乡县偕乐桥镇吉水桥采石场（以下简称吉水桥采石场），其中刘福才占有该采石场全部份额的34%。同日，刘福才将其所占吉水桥采石场的股份一半转让给谢胜泉，双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刘福才将其在吉水桥采石场中的股份的一半转让给谢胜泉，谢胜泉即日支付转让金130000元给刘福才，其余应付的转让金88960元作为借款，由谢胜泉向刘福才支付利息，其中2009年度按月息1分计算，2010年度按月息1分5厘计算。签订协议当日，谢胜泉按约支付了130000元转让金给刘福才。2011年12月13日，刘福才及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四合伙人作价5188800元将吉水桥采石场转让给易胜明。四合伙人通过结算，在退还股金，投入的流动资金及除去所有开支后，采石场盈利4110840元。按照四合伙人在采石场所占股份份额比，刘福才因占有采石场34%的股份，故分得纯利润1397685元，加上刘福才于2012年3月收到吉水桥采石场在兆山水泥石头分红款26000元，刘福才共分得款1423685元。事后，谢胜泉要求刘福才退还出资款130000元，同时将其所得的纯利润及石头分红款中的一半在抵谢胜泉应支付给刘福才的利息外，支付给谢胜泉，刘福才拒不履行，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福才：一、支付谢胜泉抵所欠利息后利润分红款及股金共800920元；二、支付谢胜泉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12年1月1日起计算至偿还之日，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予以计算）；三、刘福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被告刘福才辩称：一、谢胜泉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上并没有双方的签字或盖章，仅有刘福才单方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协议无效。二、谢胜泉不是合伙人，没有按股份分红的权利。刘福才与谢胜泉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违反《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合伙协议。根据刘福才提供的调查材料表明，其他合伙人并不知道谢胜泉入伙，因此谢胜泉不能以吉水桥采石场的合伙人的身份分得利润。三、对谢胜泉提供的130000元的收条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收据上签名给付人是“谢胜全”而不是“谢胜泉”，“谢胜全”与“谢胜泉”是两个不同民事主体，因此该借条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综上，请依法驳回谢胜泉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审查明：2009年3月8日，刘福才与案外人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四人以1288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吉水桥采石场，其中刘福才出资550000元，王干兵出资250000元，喻文辉出资338000元，邓支光出资150000元。四合伙人口头约定刘福才占采石场份额的34%，其余三合伙人均占采石场份额的22%。同日谢胜泉向刘福才出具一张借条，借条注明：“今借到刘福才人币：贰拾柒万伍仟元整。（此款用于吉水桥采石场股金款，宁乡县吉水桥采石场由邓知光、王干、喻文辉、刘福才四股东组成，其中刘福才占采石场的百分之三十四股份，自愿与谢胜泉平分股份，即谢胜泉、刘福才各占吉水桥采石场百分之十七股份，两人所带股金款为伍拾伍万元整。谢胜泉应带股金为贰拾柒万伍仟元整。因谢胜泉资金紧缺，暂由刘福才付出，由谢胜泉出示借据，从二00九年三月八日开始，谢胜泉的贰拾柒万伍仟元按月息壹分计息，二月内本息一并偿还给刘福才）”。数日后，刘福才向谢胜泉出具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刘福才、喻文辉、邓支光、王干兵在宁乡县吉水桥购买宁乡县吉水桥采石场，喻文辉、邓支光、王干兵三人各占采石场的百分之二十二股份，刘福才同志占采石场的百分之三十四股份，刘福才，谢胜泉两人商议'刘福才自愿将吉水桥采石场所占的百分之三十四的股份转让总场的百分之十七的股份给谢胜泉同志，同时收谢胜泉交来的股金款壹拾叁万元整'其余所差的股金款按2009年度壹分的月息，2010年度开始按壹分五厘月息计算，由谢胜泉支付给刘福才同志。本协议纯属双方自愿绝无反悔。附收条一张（130000元）已收”。当日刘福才收取了谢胜泉支付的转让金130000元并向谢胜泉出具了收据。只是《股份转让协议》和收条上签署的时间均为2009年3月8日。收据上注明：“2009年3月8日收到谢胜全汇来壹拾叁万元整”。2011年12月13日，刘福才与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四人将吉水桥采石场的经营权以5188800元转让给易胜明。四合伙人对合伙经营期间的盈余进行了结算，在退还四合伙人投入的股金、流动资金及除去所有开支后，采石场盈利4110840元。按照采石场四合伙人所占份额，刘福才分得净利润1397685元，加上刘福才于2012年3月收到吉水桥采石场在兆山水泥石头分红款26000元，刘福才共计分得款1423685元。事后，谢胜泉按照约定要求刘福才退还出资款130000元，同时将刘福才所获得的1423685元的一半作为其应得到的盈利支付给谢胜泉，因遭刘福才拒绝，遂引起纠纷。在诉求中，谢胜泉要求将其应付给刘福才的借款利息与刘福才应付给谢胜泉的款项相抵。本案起诉状副本于2012年6月3日送达刘福才。诉讼中谢胜泉要求刘福才支付逾期利息的时间由2012年1月1日变更为2012年6月3日。
一审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存在二个争议焦点；其一、谢胜泉、刘福才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从刘福才与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四人获得吉水桥采石场的所有权之日，即将其在采石场中享有的份额的一半转让给谢胜泉，该行为是刘福才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未损害采石场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遵循私法自治原则，《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其二、谢胜泉是否己交付刘福才130000元的转让款？《股份转让协议》、刘福才向谢胜泉所出具的130000元收条以及刘福才提供的谢胜泉向刘福才出具的275000元的借条形成一个证据链，证实刘福才己收到谢胜泉的转让款130000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刘福才抗辩谢胜泉交付的130000元与吉水桥采石场的转让款无关，“谢胜全”与“谢胜泉”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再者，刘福才出示的130000元收条将“谢胜泉”写成“谢胜全”属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笔误，第一次开庭时刘福才对此亦不持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故对刘福才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股份转让协议》对谢胜泉、刘福才双方均有拘束力，双方应按约履行。谢胜泉已履行义务，刘福才理应对等履行相应义务，将其经营吉水桥采石场获得的盈利的一半分给谢胜泉。刘福才拒绝交付，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此纠纷应承担全部责任。谢胜泉在诉求中提出将自己所欠刘福才的借款利息与刘福才应交付的盈利款主张抵销，因双方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故谢胜泉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谢胜泉主张抵销，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刘福才时生效。谢胜泉所欠刘福才145000元的借款利息为77381.7元（2009年3月8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145000元×1%÷30×293天=14161.7元；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6月3日止，145000元×1.5÷30×872天=63220元），刘福才实际应支付谢胜泉盈利款为1423685元÷2-77381.7元=634460.8元，加上刘福才应返还谢胜泉投资款130000元，刘福才还应支付谢胜泉款764460.8元。谢胜泉诉求刘福才自2012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交付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法判决如下：一、刘福才支付谢胜泉款盈利款634460.80元；二、刘福才返还谢胜泉投资款130000元；三、刘福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基准利率标准向谢胜泉支付764460.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2年6月3日起至判决生效确定给付之日止）；以上款项限刘福才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9元，由刘福才负担。
刘福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福才与谢胜泉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谢胜泉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没有受让方的谢胜泉的签名，无法确认受让方。即使该协议有受让人，但未征得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刘福才的转让行为无效。2、刘福才在采石场的股份总额为930000元。《股份转让协议》达成后，谢胜泉并未出资，其于2009年3月8日向刘福才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刘福才人民币：贰拾柒万伍千元整。谢胜泉二00九年三月八日”。刘福才在签订协议时的出资为550000元，又分别于2009年6月8日、2009年11月6日、2010年4月11日、2011年3月5日增加投资50000元、100000元、130000元、100000元，合计在采石场的股份总额为930000元，一审判决只认定550000元是错误的。在增加投资过程中，刘福才征求谢胜泉是否愿意履行原协议并增加投资，谢胜泉一直未履行原协议，也未增加投资。双方仅签订一份协议，谢胜泉未履行出资义务且拒绝履行该协议，该协议早已解除，对双方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请求二审予以认定刘福才在采石场的股份总额为930000元。2、一审判决认定刘福才于2009年3月8日收到谢胜泉130000元转让款是错误的。一审未严格审查本案的关键性证据，谢胜泉提交的收条，刘福才在一审中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因为该收条的内容被篡改，添加，收条内容并不全部是刘福才亲笔书写。刘福才提出质证意见后，一审未通知刘福才对该证据申请鉴定。一审判决作出后，刘福才新发现的证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宁乡县玉潭镇支行存折，户名刘福才，账号80059459XX”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宁乡县玉潭镇支行43012419460201XXXX号存款单”足以印证“2009年3月8日收到谢胜泉汇来壹拾叁万元整，刘福才”的收据内容经过谢胜泉篡改、添加。刘福才仅在2009年5月7日收到谢胜泉汇来的130000元，且该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系双方另外经济往来，一审判决认定刘福才于2009年3月8日收到谢胜泉130000元转让款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刘福才、谢胜泉签定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刘福才于2009年3月8日已收到谢胜泉的转让款130000元的事实”，错误判决支持谢胜泉的诉讼请求。2、即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但判决结果也存在错误。谢胜泉主张转让款是275000元，已向刘福才支付130000元，尚欠145000元，一审判决也认定该事实。谢胜泉仅部分履行合同义务，其获利也仅仅是实际出资部分，而不包括未出资部分所可能获得的利润。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刘福才可以“同时履行”提出抗辩。3、刘福才在采石场执行合伙事务的近三年时间里，没有获取任何劳动报酬和交通费用，谢胜泉未履行任何义务，一审判决谢胜泉获得50%的盈利，有违公平正义。综上，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二审被上诉人谢胜泉答辩称：一、《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应属合法有效。该《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刘福才将其在采石场34%股份的一半转让给谢胜泉，刘福才收谢胜泉股金转让款130000元，同时刘福才收谢胜泉出具的收条一张（130000元）由刘福才收回。第二，所差的股金款按2009年度1分的月息、2010年度开始按1.5分的月息由谢胜泉付给刘福才。谢胜泉在诉求中主张将自己所欠刘福才的借款利息与刘福才应付的盈利款抵销，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二、刘福才向谢胜泉出具130000元的条据，同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确认，足以证实谢胜泉向刘福才支付了130000元。刘福才对条据上的时间提出异议，没有任何证据，也未在一审中申请笔迹鉴定，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三、证人喻文辉、王干兵、邓支光均证实吉水桥采石场转让给易胜明后，三位证人与刘福才进行了内部结算，刘福才投入股金550000元，分得利润1397685元，另分得兆山水泥厂石头分红款26000元，四合伙人在经营过程中投入的资金均没有计算利息和红利，刘福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曾要求谢胜泉增加投资而谢胜泉拒绝投入的事实，故刘福才应将利润分红款的一半支付给谢胜泉。四、谢胜泉诉求自刘福才收到谢胜泉的起诉状副本之日，即自2012年6月3日起刘福才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另外，关于130000元收条，一审中，刘福才认可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说明该收条已被刘福才收回。刘福才投入吉水桥采石场的股金是550000元，后续投入的380000元是流动资金，盈利应按照550000元计算，而不是930000元计算；在经营过程中，谢胜泉也积极协助刘福才从事经营活动。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刘福才就收条内容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经本院依法释明，双方都未提供收条原件，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刘福才与案外人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四人共同出资购买吉水桥采石场后，刘福才、王干兵、邓支光分别增加投入380000元、80000元和45000用于采石场扩大再生产。但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谢胜泉向刘福才支付现金130000元作为股金款。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它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一、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谢胜泉、刘福才都认可该协议转让股份的真实性，转让股份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未对吉水桥采石场的其他合伙人利益造成损害，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谢胜泉、刘福才应依协议履行义务。根据协议内容，能明确协议的转让方与受让方，故刘福才提出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法确定协议受让方，故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该协议并非就谢胜泉入伙进行约定，无须获得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故刘福才提出的该协议没有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签名同意，转让行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二、关于谢胜泉是否已经交付130000元股金的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谢胜泉已交付130000元给刘福才作为股金。第一，谢胜泉以《股份转让协议》内容与收条共同证明其已向刘福才以现金形式支付股金130000元，但在一审、二审中谢胜泉均未提供收条原件。谢胜泉称该收条原件已被刘福才收回，但一审起诉时提供的收条复印件上盖有一审法院的证据核对章，且刘福才否认其收回收条原件。第二，谢胜泉及其代理人在一审、二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无法合理解释借条、收条和《股份转让协议》落款同为2009年3月8日，但内容相互冲突的事实。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中，谢胜泉陈述“借条是在协议之前，收条在协议之后”，但谢胜泉特别授权代理人在本院二审中陈述“谢胜泉给了刘福才130000元，打了收条之后，才写的转让协议书”，且“当时是因为在协议中写了收到谢胜泉股金款130000元，如果再有收条的话，就变成了260000元，所以谢胜泉就将收条给了刘福才”。两者陈述中关于收条和股份转让协议书出具先后顺序相互矛盾。第三，谢胜泉称交给刘福才现金130000元作为股金，但是收条中却用“汇来”二字，于常理不合。综上，对谢胜泉以现金形式交付刘福才股金13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对刘福才提出的一审认定谢胜泉已经交付130000元股金的事实是错误的上诉理由，予以支持。三、关于谢胜泉是否已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问题。本案《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刘福才自愿将吉水桥采石场所占的34%股份中的一半（即17%）转让给谢胜泉。借条系谢胜泉向刘福才借款275000元，明确约定275000元用于吉水桥采石场股金款。即谢胜泉将通过借贷获得的275000元交付给刘福才。以上证据表明，谢胜泉已经完全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其应享有该协议约定的权利。刘福才提出的谢胜泉完全没有履行协议义务或者仅部分履行协议义务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四、谢胜泉分配利润的标准问题。谢胜泉完全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中规定的付款义务，应享有协议约定的权利。吉水桥采石场被转让之后，除去股金和后续投资，刘福才共获利1423685元，谢胜泉应分配部分利润。《股份转让协议》中虽然约定股份转让份额，但并未明确约定利润分配方式。吉水桥采石场四合伙人按照除去股金和后续投资后，依股份比例分配利润的方案是合伙人合意的表示，并不能当然适用于谢胜泉与刘福才利润分配。从经营过程看，刘福才获得1423685元利润是前期股金投入与后续投资的共同产出。而谢胜泉共计投入275000元，故其利益分配应以比例计算，其投入资金占刘福才所有投入资金的比例为275000元／930000元=29.57%，其应获得的利润为1423685元×29.57%=420983.65元。另外，刘福才应退还谢胜泉股金275000元。综上，刘福才共计应支付谢胜泉695983.65元。五、谢胜泉能否行使抵销权问题。本案中，刘福才应支付谢胜泉入股金及利润共计695983.65元。谢胜泉尚欠刘福才本金275000元及其利息，双方互负到期债务，且债务的种类、品质相同，谢胜泉主张抵销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其抵销权至起诉状副本送达刘福才时生效。双方对该债务的利息约定并无异议，即2009年按月息1%，2010年按月息1.5%计息。谢胜泉欠刘福才275000元的利息为146758.3元（2009年3月8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275000元×1%÷30×293=26858.3元；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日止，275000元×1.5%÷30×872=119900元）。谢胜泉另需偿还刘福才本金275000元，即谢胜泉应支付刘福才本金及利息共计421758.3元。债务相互抵销之后，刘福才应支付谢胜泉695983.65元-421758.3元=274225.35元。谢胜泉诉求刘福才自2012年6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刘福才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纠正。据此，依法判决如下：一、撤销一审法院（2012）宁民初字第1386号民事判决书；二、刘福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谢胜泉274225.35元；三、刘福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谢胜泉支付274225.35元逾期付款损失（自2012年6月3日起自刘福才履行给付义务之日止）。四、驳回谢胜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9元，二审受理费11809元，共计23618元，由谢胜泉负担8087元、刘福才负担15531元。
申请再审人谢胜泉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认定谢胜泉与刘福才应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的标准分配利润缺乏证据证明。吉水桥采石场内部结算表及证人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证言均证明吉水桥采石场的最终利润分配是按照各合伙人入伙时的最初约定的占股比例进行分配，并非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进行分配，该分配方式同样适用于谢胜泉与刘福才之间。2、二审判决认定刘福才后期投入的380000元是入股资金，并计算利息和红利没有事实依据。刘福才与王干兵、喻文辉、邓支光等合伙人清算时对该笔款项没有计算利息和红利，而是按照后期投入退本，因此，刘福才在与谢胜泉在进行结算时该笔款项也不应计算利息和红利。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股份转让协议》内容写到“附收条一张（130000元）已收”，这证明刘福才已将收条原件收回，但刘福才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供，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谢胜泉已经支付股金130000元的事实。另外，《股份转让协议》中写明“同时收谢胜泉交来的股金壹拾叁万元整”，这也证明谢胜泉已实际支付股金130000元。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被申请人刘福才辩称：一、二审判决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的标准分配利润依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1、刘福才与其他三合伙人在吉水桥采石场利润分配方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方案的仅及于四合伙人，并不适用于谢胜泉与刘福才之间的利润分配。2、谢胜泉后期没有继续投入资金，其现要求按照总投资额930000元进行利润分配，有失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二、二审判决关于130000元的收条认定正确。谢胜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30000元的收条，一审在该证据复印件上加盖证据核对章，表明该份证据系谢胜泉举证，原件在谢胜泉手中。谢胜泉始终未能出示原件，应当视为举证不能。综上，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双方当事人再审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
再审期间查明案件事实与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由于一、二审已查明刘福才与三合伙人喻文辉、邓支光、王干兵在经营吉水桥采石场期间的各自投入及最终利润分配额，且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即认定刘福才在经营水桥采石场期间共投入股金550000元和后续投资380000元，共计930000元，除去上述投入及借支外，共获利142368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结合申请再审人谢胜泉的再审请求，本案再审审理焦点为：一、谢胜泉是否已向刘福才交付130000元入股股金的问题。二、谢胜泉与刘福才之间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谢胜泉在一审起诉时提出其已向刘福才交付130000元入股股金的主张，对此，谢胜泉应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本案中，谢胜泉为支持自己提出的上述主张提供了《股份转让协议》及收条的书证。关于《股份转让协议》，刘福才一直持有异议，并提出该协议原件由谢胜泉持有，部分内容是谢胜泉私自添加；关于收条，谢胜泉一方未提供收条原件，仅提供复印件，证明力较低。且收条的内容与《股份转让协议》也存在不相符之处。《股份转让协议》中表明130000元入股股金是现金支付，谢胜泉对此予以认可；收条中写明款项是“汇来”，可得出收条中的款项是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通过内容对比分析，可得出收条与《股份转让协议》中表述的款项不是同一笔的可能性较大的结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作为收受款项一方在收到款项后出具的收条一般是交付给支付款项一方持有。结合本案，按常理分析，收条原件应由谢胜泉一方持有。然而，谢胜泉未能提供原件，其提出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且无法合理解释收条与《股份转让协议》中矛盾之处，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审据此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关于谢胜泉与刘福才之间利润如何分配问题。第一，谢胜泉与刘福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虽然约定了股份转让份额，但并未明确约定双方利润分配方式。吉水桥采石场刘福才与另外合伙人按照除去股金和后续投资后，依股份比例分配利润的方案是合伙人之间合意的表示，并不能当然适用于谢胜泉与刘福才之间利润分配。第二，刘福才获得1423685元的收益是基于前期股金投入与后续投资的共同产出。一、二审已查实，后续投资的380000元谢胜泉并未实际出资。现谢胜泉要求按刘福才获得的利润的50%进行分配，违背权利义务对等、公平合理原则。二审据此作出的利润分配标准公正合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谢胜泉提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长中民二终字第400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波
审判员 陈利文
审判员 龙新国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黄勤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