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107行初100号
原告罗瑞安，男，195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告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所在地南宁市葛村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夏双喜。
委托代理人张素琴，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严，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欢，南宁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原告罗瑞安不服被告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基本养老金核定和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6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在原告补正起诉材料后，于2016年5月6日立案受理，于法定期限内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瑞安，被告市社保局的委托代理人张素琴、周严，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办理相关延长审理期限手续，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社保局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个人编号：0282925）,核定原告罗瑞安计算缴费年限起始年月为1976年10月，从2015年8月起退休，累计缴费年限38年11个月，月基本养老金2754.90元。原告不服该核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核定表。
原告罗瑞安诉称，原告2015年8月办理退休，被告市社保局在核算原告工龄时却不算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大队任职的工龄，为此，原告根据任职事实向被告提出复核要求，被告市社保局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关于罗瑞安要求认定大队任职期间工龄的告知书》，仍坚持不算原告大队任职期间工龄，因此，原告于2015年12月1日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于12月4日受理了申请，接着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复议办)于同月14日以案件情况复杂为由将审理期限延期到2016年2月29日，在2016年1月5日，原告所在任职地贵港市江南区（县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根据村委会和镇政府的请求审核证明原告在大队任职的事实，为此，复议办通知原告将新证据交被告市社保局，但被告市社保局置证据事实于不顾，仍坚持其原决定。复议办到复议延长期最后一天（2月29日）又中止了行政复议，向被告市社保局查证，最后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市社保局作出《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个人编号：0282925）。原告对此不服，特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希望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在大队任职的事实和证据依法进行认定，并作出如下判决：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被告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2015年10月26日作出的《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个人编号：0282925）；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2016年3月31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职工养老保险转移单，证明原告在南宁地区交纳养老保险转至南宁市交纳，证明原告1974年9月参加工作；2、职工历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表，证明原告历年在南宁地区缴纳养老保险情况，表中证明原告1974年9月参加工作；3、《关于莫华兴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证明原告在南宁市维威制药有限公司任人劳部部长；4、《关于罗瑞安同志在洋七桥任职证明》，证明原告所任职的村、镇、港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原告在大队任职的事实；5、关于解除罗瑞安同志劳动合同的决定，证明公司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并证明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9月；6、《关于罗瑞安要求认定大队任职期间工龄的告知书》，证明被告告知原告大队任职期间不算工龄；7、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复议；8、《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市政府受理复议的申请；9、《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市社保局对行政复议的答复；10、《延期审理通知书》，证明延期行政复议的审议；11、申请人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要求，证明原告向市政府复议办提出的调查取证要求；12、《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中止行政复议；13、原告在大队任职证据一览表，证明列举原告在大队任职的证据；1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对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作出的决定；15、《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证明原告基本养老金核定；16、快递签收单，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收到日期；17、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
经质证，被告市社保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出具证明单位的负责人签字和制作人的签字没有证明效力，同时该证明也没有附有证明原告任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和专业大队长的证据和认定该事实的相关依据；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于1974年到1976年工作情况认定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6-10、12、14-1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市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市社保局一致，另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明是在该核定表出来之后才出具的，且不能证明原告属于桂人通[1990]57号中的定工干部，因此不能计算连续工龄。
被告市社保局辩称，一、被告市社保局对原告所作出的《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个人编号：0282925）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准确无误，不应撤销。经审核原告的人事档案及申领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相关材料，可以确认以下基本事实：原告罗瑞安，男，汉族，1955年8月14日出生，1976年9月21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革命委员会同意招收为固定工；先后在南宁市石材公司、南宁市水泥厂、广西南宁地区外贸粮油食品公司以及南宁市维威制药有限公司工作；于1991年11月开始缴纳基本养老社会保险费；于2001年2月28日与广西南宁地区外贸粮油食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随后在南宁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办理档案托管，于2015年8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申请办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基于以上基本事实，经审核，认定原告的视同缴费年限为1976年10月至1991年10月共15年1个月，实际缴费年限为1991年11月至2015年8月共23年10个月，累计缴费年限38年11个月（38.92年），月基本养老金为2754.90元，自2015年9月开始执行。由此可见，被告市社保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桂政发〔2006〕54号）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通知》(桂政发〔1997〕101号)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原告所作出的《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个人编号：0282925）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准确无误，不应撤销。二、原告诉称的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大队任职的工作年限因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连续工龄且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原告诉称其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大队任职，应认定为连续工龄。证据主要有1990年贵港市东津乡洋七桥公所和东津乡人民政府出具的《罗瑞安同志的简历》以及1990年4月南宁市水泥厂劳动人事办公室出具的《关于罗瑞安同志工龄问题的请示》。经被告市社保局审核，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足以认定其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大队任职的连续工龄，理由如下：一方面，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原告出具的以上证据为1990年形成，原告的人事档案材料中并无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当时在大队任职的档案材料记载。而同时在1976年9月之后原告的档案材料中，对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的工作情况也有不同的记载，如《个人简历》中记载为原告在1974年8月至1975年5月是在贵县××村新村队务农；《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记载原告1974年8月至1976年9月在贵县东津老家务农；《新工人审批表》记载原告1974年8月至1975年5月是在贵县××公社××新村队××生产队集体生产劳动；《熟练工转正审批表》记载原告1974年至1975年是在太平新村劳动。以上的证据材料均无原告在生产队任职的情况记载，更无《罗瑞安同志的简历》中所认定的原告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任大队半脱产团支部书记兼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大队长职务的相关记载。另一方面，《自治区人事厅、劳动厅关于大队干部被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工人后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桂人通〔1989〕17号）第一条规定：“大队干部是指从事脱产或半脱产的下列干部：1.一九八四年机构改革以前的小乡、大队干部；2.一九八四年机构改革以后至成立村公所以前的村委干部；3.村公所干部。上述人员被直接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含聘用制干部）、工人（含合同制工人）后，他们最后一次在大队工作的时间可与被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同时，《自治区人事厅、区劳动厅关于贯彻桂人通字（1989）17号文件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桂人通字〔1990〕57号）第二条规定：“大队干部是指我区的县委或政府核定编制内的按月领取工资或补贴（统筹）的定工干部。不包括领取一年一次性误工补贴的人员。”该说明最后也指出：“本规定只适用于原在我区农村大队担任干部的人员。需要更改工龄的上述人员，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组织负责调查核实，所依材料应以原始档案为基础，证明材料须经原任职所在县（市）的组织或人事部门审核（盖章）方能生效。个人索取或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各种证明材料仅供参考，不作依据。”本案中，贵港市东津乡洋七桥公所和东津乡人民政府1990年出具的《罗瑞安同志的简历》仅认定原告“属于我村（大队）干部编制”，不符合“大队干部是指我区的县委或政府核定编制内的按月领取工资或补贴（统筹）的定工干部”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该证据材料也不符合“需要更改工龄的上述人员。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组织负责调查核实，所依材料应以原始档案为基础，证明材料须经原任职所在县（市）的组织或人事部门审核（盖章）方能生效”的规定，更无当时的原始档案材料作为认定基础。由此可见，要认定原告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大队任职的工作年限为连续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证据明显不足。综上所述，被告市社保局对原告作出的《核定表》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不应撤销。原告诉称的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大队任职的工作年限因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为连续工龄且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被告市社保局在此提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社保局在答辩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桂政发[2006]54号），2、《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通知》（桂政发[1997]101号），3、《自治区人事厅、劳动厅关于大队干部被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工人后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桂人通[1989]17号），4、《自治区人事厅、区劳动厅关于贯彻桂人通字[1989]17号文件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桂人通[1990]57号），以上依据1-4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5、《新工人审批表》，6、《熟练工转正审批表》，7、《职工登记表》，8、个人简历，9、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10、南宁市职工教育工作表彰大会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学习积极分子审批表，11、罗瑞安同志的简历，12、关于罗瑞安通知工龄问题的请示，13、关于解除罗瑞安同志劳动合同的决定，14、证明（两份），15、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以上证据5-15共同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的事实依据，其中证据5记载原告74年8月至75年5月是在参加生产队劳动，75年5月至76年9月在公社农建队，证据6记载原告74年至75年在太平新村劳动，75年至76年在公社农建队，证据7记载原告74年10月至76年9月在公社企业工作，证据8记载原告74年8月至75年5月是在务农，75年5月至76年10月在农建队工作，证据9记载原告74年8月至76年9月是在东津务农；证据10记载原告是1976年参加工作，以上证据材料并无原告在大队任职的记载，相反有务农的记载，另原告自1991年11月开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16、《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核定表》，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基本养老金核定情况；17、《关于罗瑞安要求认定大队任职期间工龄的告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要求认定其在大队任职期间的连续工龄的答复情况。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市社保局提交的证据1-4依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法律适用有异议；对证据5-1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6-17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核定结论错误。被告市政府对被告市社保局提交的证据1-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市政府辩称，原告因不服市社保局作出的核定表，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市政府经审理后认为：桂人通字[1989]17号文第一点规定：“大队干部是指从事脱产或半脱产的下列干部：1、一九八四年机构改革以前的小乡、大队干部……上述人员被直接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含聘用制干部）、工人（含合同制工人）后，他们最后一次在大队工作的时间可与被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桂人通字[1990]57号文第二点规定：“大队干部是指我区的县委或政府核定编制内的按月领取工资或补贴（统筹）的定工干部”。根据上述规定，我区的县委或政府核定编制内的按月领取工资或补贴（统筹）的定工干部才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罗瑞安虽然在复议期间补充提交了《关于罗瑞安同志在洋七桥任职证明》，但是，根据罗瑞安原始档案中的《新工人审批表》（1976年9月）、《熟练工转正审批表》（1977年12月）、《职工登记表》（1981年7月）涉及个人简历内容来看，其1974年至1976年工作经历的相关记载（公社农建队、公社企业等），不能充分证明罗瑞安符合桂人通字[1989]17号文第一点所规定的可以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的情况。罗瑞安主张确认其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间在大队任职的工龄，理由依据不充分，本机关不予支持。综上，市社保局作出《核定表》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因此，被告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南府复议[2015]3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维持了《核定表》。综上所述，被告市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5]3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在答辩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证据1-2共同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市社保局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在审理过程中申请本院调取以下证据：1、原告的人事档案原件；2、原告的《职工养老保险转移单》和《职工历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表》原件；3、养老保险手册原件；4、历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表。因上述证据原告均有复印件，本院决定不予调取。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3系原告自行制作的证据一览表，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和被告市社保局和被告市政府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各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效力，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
经审理查明，原告罗瑞安，1976年9月21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革命委员会同意招收为固定工，先后在南宁市石材公司、南宁市水泥厂、广西南宁地区外贸粮油食品公司以及南宁市维威制药有限公司工作，于1991年11月开始缴纳基本养老社会保险费。
罗瑞安于2015年8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向被告市社保局申领基本养老保险金。被告市社保局经审核，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个人编号：0282925）,核定原告罗瑞安计算缴费年限起始年月为1976年10月，从2015年8月起退休，累计缴费年限38年11个月，月基本养老金2754.90元。
原告不服向被告市社保局申请复查，被告市社保局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关于罗瑞安要求认定大队任职期间工龄的告知书》，告知原告因其人事档案中没有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大队任干部的原始记载，其要求认定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的连续工龄无相关依据。
原告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5年12月3日受理，于2015年12月14日决定延长审理期限，于2016年2月29日决定中止该案的审理。2016年3月31日，被告市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5]3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
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两被告则答辩如前。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的规定，被告市社保局作为南宁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审核和支付原告罗瑞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大队的工作时间能否计算为连续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
《自治区人事厅、劳动厅关于大队干部被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工人后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桂人通〔1989〕17号）第一条规定：“大队干部是指从事脱产或半脱产的下列干部：1.一九八四年机构改革以前的小乡、大队干部；2.一九八四年机构改革以后至成立村公所以前的村委干部；3.村公所干部。上述人员被直接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含聘用制干部）、工人（含合同制工人）后，他们最后一次在大队工作的时间可与被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自治区人事厅、区劳动厅关于贯彻桂人通字（1989）17号文件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桂人通字〔1990〕57号）第二条规定：“大队干部是指我区的县委或政府核定编制内的按月领取工资或补贴（统筹）的定工干部。不包括领取一年一次性误工补贴的人员。”根据上述规定，我区的县委或政府核定编制内的按月领取工资或补贴（统筹）的定工干部，最后一次在大队工作的时间可与被吸收录用为国家干部、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
本案在案证据中，贵港市东津乡洋七桥公所于1990年4月18日出具的《罗瑞安同志的简历》（贵港市东津乡人民政府盖章“以上情况属实”）和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洋七桥民委员会于2015年11月5日出具的《关于罗瑞安同志在洋七桥任职证明》（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人民政府和贵港市港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属实”）直接记载原告罗瑞安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在该村（当时为大队）担任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和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大队长职务。但该两份证据的记载与原告此前原始档案材料中1976年9月的《新工人审批表》、1977年12月的《熟练工转正审批表》、《个人简历》中记载的原告1974年8月至1975年5月在贵县××村新村队务农、1975年5月至1976年10月才在贵县东津农建队工作及1981年7月的《职工登记表》、1988年2月的《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记载的1974年至1976年9月在贵县东津老家务农或在东津公社企业工作的记载相矛盾。且即使该两份证据属实，亦无法证明原告属于前述规定的“县委或政府核定编制内的按月领取工资或补贴（统筹）的定工干部”，因此，该两份证据无法证实原告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期间系符合桂人通〔1989〕17号文和桂人通字〔1990〕57号文规定的大队干部。
至于原告主张应根据《关于罗瑞安同志工龄问题的请示》《关于解除罗瑞安同志劳动合同的决定》等其他证据上记载的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予以认定其连续工龄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该参加工作时间系原告原工作单位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对当时在职职工工资待遇进行审核时作出的认定，其并不能替代退休待遇审核，被告市社保局依据相关原始档案材料及现行规定审核原告的视同缴费年限并作出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对于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原告1974年9月至1976年9月期间系符合桂人通〔1989〕17号文和桂人通字〔1990〕57号文规定的大队干部，原告要求认定该段工作时间为连续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于法无据。被告市社保局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认定原告的累计缴费年限为1976年10月至2015年8月共38年11个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南宁市职工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其复议行为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瑞安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罗瑞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韦 炜
人民陪审员 张小伟
人民陪审员 方 微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曹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