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506号原告刘红艳。委托代理人郑鹏，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襄阳市瑞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旺金属材料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光彩大市场G4-07／08号。法定代表人张晓瑞，瑞旺金属材料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董旭光，男，瑞旺材料公司业务经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世春，湖北思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刘红艳与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2012）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27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红艳的诉讼请求。原告刘红艳不服，提起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1日作出（2013）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262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原一审判决，判决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向原告刘红艳返还货款138224元。判决生效后，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2014）鄂民申字第00211号民事裁定，指令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于2014年9月15日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再字第00026号民事裁定，撤销了原一、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审期间，本院依法追加孙长生为本案第三人。原告刘红艳的委托代理人郑鹏，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旭光、吴世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长生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红艳诉称，2012年5月8日，原、被告就购买钢材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在被告住所地通过两次刷卡，将谈定的货款182700元转入被告账户。付款当日，被告称货物不全，等货到后再交货。后被告于2012年5月11日、15日分别退款7160元、37316元。时隔多日，原告未收到货，经向被告询问，被告公司经理董旭光称货早已发了，但未说明将货发给了谁。后经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均以已发货、是否收到与其无关为由拒绝交货。故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所付钢材款138224元，并从2012年5月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辩称，2012年5月8日到其处购买钢材的是原告刘红艳和第三人孙长生，两人一起来商定的价款，系共同买受人，而非原告一人与其达成的一致意见；2012年5月9日也是刘红艳和孙长生一同过来，只是因刘红艳临时有事离开，由孙长生一人清点数量后两人一起提走的货物；公司业务经理董旭光作为诉争钢材买卖的经办人，对刘红艳、孙长生一起购买钢材、一起提货的事实非常清楚，且自始至终都是如实与刘红艳沟通的，而非未说明将货物发给了谁；刘红艳自支付货款之日起至起诉之前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以任何形式向其主张权利，从未表明过其未交付货物，相反却一直要求其业务经理配合到公安机关报案。综上，原告刘红艳要求返还钢材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孙长生未提出答辩意见。以下是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一、原告刘红艳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举出如下证据：证据一、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五份及磁卡机消费凭条两张。用以证明2012年5月8日原告两次在被告处通过磁卡机分别从刘红艳及王红兵的卡上转款共计182700元到被告公司账户，同月11日、15日被告分别退款7160元、37316元的事实。证据二、结婚证两本。用以证明原告刘红艳与案外人王红兵系夫妻关系。证据三、录音资料一份。用以证明经原告与被告公司董旭光通电话，董旭光认可原告两次刷卡到该公司账户上用于购买钢材及两次退款、被告自认货物发给孙长生、原告曾报警的事实。二、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举出如下证据：证据一、申请韩功献出庭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被告委托证人向原告退款7160元及钢材市场的交易习惯。证人韩功献陈述在2012年5月11日，被告公司经理董旭光委托其帮忙给一客户退款七千多元；并称做钢材生意有十余年，有时可以当日提货；若是两人一起去买钢材，若付款人交代可以由另一人提货，也发给另一人，但没有书面依据；提货时有时有回单，有的没有回单。证据二、申请证人刘艳龙出庭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2012年4月28日、5月8日刘红艳与孙长生两次在被告公司合伙购买钢材。证人刘艳龙陈述其自2008年起到被告公司上班至今，2012年4月28日，刘艳红、孙长生合伙在公司购买钢材，是原告付款，当天两人一起提的货；同年5月8日，两人一起来到公司，原告刷卡，孙长生第二天提的货；两次开出来的货单金额应刘红艳、孙长生要求比实际付款多出1万左右，目的是赚取差价。证据三、申请证人张国超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刘红艳和孙长生合伙购买钢材转卖他人谋利，本案所涉钢材已由此二人提走，被告公司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证人张国超陈述，其系被告公司员工，2012年4月28日刘红艳、孙长生一起来到被告公司买钢材，当天提货，由其负责装货，两人付款时商量赚了多少钱，并让被告开具了两份金额不一样的送货单；同年5月8日下午刘红艳、孙长生一起过来订货后要求当天将提货，但因当时货不全，就商量次日上午提货；第二天早上看到两人一起开车过来，孙长生下车后刘红艳又开车走了，孙长生到公司仓库清点货物，并要求开具两张金额不同的送货单。证据四、申请证人王学军出庭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告于2012年5月8日刷卡18万多元在被告公司购买的钢材，次日由证人运至孙长生指定的场所。证人王学军陈述，其系货场司机，2012年5月9日，其接到被告公司董旭光电话通知拉货，货装齐后其跟着孙长生开的黑色小车将钢材运到指定场所，并收取了孙长生支付的运费600元。证据五、申请证人李中强出庭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2012年5月14日其受被告公司董旭光委托到解放店（邓国公经贸公司）处拉回退货的4捆钢材，是被告出示的照片上的人（孙长生）支付的运费150元。证据六、申请证人文安超出庭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2012年4月28日刘红艳与孙长生合伙在被告公司购买钢材并由证人运送的事实。证人文安超陈述，2012年4月底，被告公司董旭光打电话安排其给原告和孙长生送货，证人遂到被告处装货后送到石桥，此二人在路口接的证人；货运到后，是另一男人付的运费850元。证据七、2012年4月28日原告刘红艳两次刷卡明细及《送货单》、2012年8月19日对刘继胜录制的录像资料、被告原一审期间委托代理人对刘继胜制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2012年4月28日刘红艳和孙长生合伙从被告处购买钢材再转卖出去赚取差价，构成当年5月8日的交易习惯。证据八、2012年5月9日的《送货单》和《送货清单》、2012年8月16日由被告录制的对孙长生的谈话录像、录像当日孙长生签名的《证人证言》、刘红艳照片、原一审庭审笔录各一份及照片13张。用以证明2012年5月8日刘红艳与孙长生一同前往被告处共同购买钢材，且第二天货物已由二人提走运至邓国公经贸公司施工场地以谋利，非刘红艳自用。证据九、原二审庭审笔录（原二审卷宗第28页）、原告刘红艳所举证据三电话录音的整理笔录。用以证明按照刘红艳自认的在2012年5月9日后的一周内即知道货物已提走，且退了货款，但直至本案起诉之日，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交付错误，刘红艳在电话录音中多次提到要被告业务经理董旭光配合其报案处理与孙长生共同购买钢材被骗事宜，认可其二人系合伙关系。第三人孙长生未提交证据。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1、原告刘红艳提交的证据一、二、三，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原告对证人韩功献陈述的退款事实没有异议，对其陈述的交易习惯有异议，认为该陈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证人韩功献陈述的受被告委托向原告退款716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其陈述的交易习惯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三，原告对证人刘艳龙、张国超陈述的两笔交易及付款没有异议，提出第二次交易不能证明系刘红艳与孙长生合伙购买及不能证明刘红艳收到了货；本院认为，对于2012年4月28日刘红艳、孙长生到被告公司购买钢材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待证本案诉争钢材买卖中刘红艳与孙长生系合伙关系的事实，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作综合分析认证。证据四、五，原告认为证人王学军、李中强的证言与本案无关；本院结合原告举证一、三及被告举证八，采信此二证人证言。证据六、七，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结合原告举证一及被告举证二、三，认定刘红艳与孙长生在本案纠纷发生前10日即2012年4月28共同在被告处购买钢材的事实。证据八，原告认为刘红艳图像属实，《送货清单》上孙长生的签名属事后补签，录音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刘红艳与孙长生是合伙关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除13张照片不能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外，其余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待证刘红艳与孙长生系讼争钢材的共同买受人的事实，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作综合分析认证。证据九，原告认为因刘红艳不清楚各自的法律关系，故其说的话不能算自认；本院认为，原二审庭审笔录记载内容属于当事人陈述，电话笔录实际是对原告举证三中录音资料的书面整理，本院予以采信。原一审审理期间，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邓城居委会主任张爱国及邓城居委会开办的邓国公经贸公司厂房承建人卞继武、冯会刚进行调查，该三人均称不认识孙长生，二承建人陈述其承建的邓国公经贸公司的厂房系从二人亲戚处购买的钢材，未从孙长生处购买过钢材。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上述三人的陈述不实。本院对该调查笔录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12年4月28日，原告刘红艳和第三人孙长生来到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经与被告业务人员商谈一致后共同购买了价值83780元的钢材，被告按其二人要求开具了91405元金额的送货单。随后原告刘红艳通过刷卡方式将应付货款转到被告账户上，并与第三人孙长生一起接收该批钢材后销售给襄州区石桥镇刘继胜建房用。同年5月8日，原告刘红艳又与第三人孙长生一起到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洽谈所需购买的钢材型号、数量、价款等事项，最后口头商定由被告提供各型号钢材价值182700元。随即，原告刘红艳用其丈夫王红兵的建行卡及其本人的建行卡分两次在被告办公室内所设银行卡机上向被告转帐付款82200元、100500元，共计182700元。因当天货不齐全，二人当天没有提货。次日，第三人孙长生来到被告处，提走了本案讼争钢材价值175540元，被告按其要求开具了金额为192156元的送货单。2012年5月11日，因被告交付的钢材价值不足原告转账支付的货款金额，便委托案外人韩功献通过其账户向王红兵的建行卡转款7160元；同年5月15日，因收到退货，被告再次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张晓瑞的银行账户向上述王红兵的账户退款37316元。此后，原告刘红艳与第三人孙长生因合伙购买钢材事宜发生纠纷，原告刘红艳曾请求被告公司负责人董旭光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但未得到公安部门的处理。2012年7月16日晚，原告刘红艳与被告公司负责人董旭光通电话并录音，录音内容为原告陈述其购买讼争钢材的经过，并请求董旭光配合再到派出所报案，董旭光表示同意，原告刘红艳称次日和董旭光联系报案事宜。2012年7月27日，原告以其诉称理由诉至本院。还查明，原一审期间，被告方找到第三人孙长生进行了录像，该视频资料显示，孙长生称与刘红艳系合伙买卖诉争钢材，本次预计赚取1万余元；退款系孙长生电话通知被告打款至指定账户；钢材是孙长生清点后由刘红艳拉走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刘红艳向本院提供了银行卡交易明细及录音资料，用以证明已向被告支付钢材款但未收到货物。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认可付款事实但主张第三人孙长生与原告刘红艳为诉争钢材的共同买受人，其已履行了交付义务，并举出了多位证人证言、送货单据、银行卡明细及录音录像资料等证据证实。被告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互吻合，且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原告刘红艳与第三人孙长生分别于2012年4月28日、5月8日一起来到被告处共同与被告业务人员洽谈购买钢材事宜，均是由原告刘红艳用其持有的银行卡向被告支付货款的事实。前一次交易中原告刘红艳、第三人孙长生共同接收了所购钢材并转售给他人赚取差价，本院确认其二人在此次交易中的合伙关系；2012年5月8日，原告刘红艳、第三人孙长生采取同样的交易方式，由二人就所需钢材的型号、数量、价款等与被告口头协商一致，双方订立了口头买卖钢材的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孙长生于次日提货，同上次一样要求被告开具了金额超出实际付款额的单据，之后的退款被告也是应孙长生的要求返还至原告刘红艳所持有的银行卡上。纵观孙长生的以上行为，可以合理排除其主观恶意骗取货物的可能性，反而印证了二人仍同前次交易一样，共同购买钢材用于谋利，而非原告所主张的自用。原告刘红艳提供的证据仅能表明其系诉争钢材的付款人，而不能否定第三人孙长生同为本次钢材买卖的买受方。另外，根据原二审庭审中针对审判员询问“何时刘主张未收到货”，原告刘红艳回答“隔了一个星期，没收到货，我打电话问董经理”，因付款当日被告未开具销货单据，原告也没有明确送货地址，既然刘红艳否认知晓孙长生提货一事，此时其不去被告处提货而是打电话询问怎么没收到货显然不符合常理。原告不仅没有举证证实其对被告交付诉争钢材的行为提出了异议，反而多次请求被告一起到公安部门解决给其作证。可以看出，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刘红艳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能够形成证据优势，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刘红艳、第三人孙长生系合伙购买讼争钢材，被告将货物交付第三人孙长生并无不当，对于原告刘红艳认为被告瑞旺金属材料公司向第三人孙长生交货属履行对象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钢材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孙长生现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红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60元，财产保全费12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64元，均由原告刘红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闫凯审判员刘娆代理审判员刘泳莉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朱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