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2民终2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小林（又名余洪林），男，1950年10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支江，男，1975年9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林，盘县鸡场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证号：32409151020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洪泽，男，1957年1月23日生，汉族，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组长，住贵州省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然，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611499666。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住所地：贵州省盘县鸡场坪镇（原滑石乡）朱家村*组。代表人：余洪泽，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组长。上诉人余小林因与被上诉人余洪泽、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2016）黔0222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支江、张胜林，被上诉人余洪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然，被上诉人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的代表人余洪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小林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2016）黔0222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连带返还上诉人荒山林地承包管护提成款1362元；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认清历史事实和现状，混淆是非。1、1984年11月1日，由时任尖山村党支部书记卢华喜和一组组长余国龙、卢桃周代表村组，将一组所辖荒山林地共约4000亩左右造林护林专管事项以书面合同承包给上诉人，并上报乡政府审核予以批准。由此，上诉人以临近村庄的大皮坡现有400亩林木地为重点管护，以此处为核心地向大乔地、大塘子、二郎头等放射造林、补植、巡护。在三十多年的造管中，上诉人为放牛罚款等事还得罪了人。2、盘县林业局2009年3月20日颁发的编号：B520803419957林权证书上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确认的面积590.94亩，是以上诉人长期管护的大皮坡为主在内，再延至大塘子××整体规划××区。3、盘县鸡场坪镇生态建设旅游服务中心2016年9月7日作出的调处意见书载明，上诉人管护的成林成材的大皮坡于2012年上报为国家重点公益林，面积为475.2亩。这充分说明，林权证上规划版图590.91亩内，大皮坡占了475.2亩，这与上诉人在1984年承包书载明有树400亩完全一致，其中75.2亩是上诉人多年移栽补种扩种的实际面积。二、一审偏信假证言，采信与实际不相符的合同书。首先，被上诉人辩称1974年至2003年本组组长是余某2，并由其本人承包管理大皮坡、大塘子等林地，2003年后是自己管护，完全是虚构。其次，本组荒山林地由组长接班替管，那在1984年卢桃周、余国龙为何请示上级将本组荒山林地承包给上诉人？再者，余某2自1993年至1997年任组长期间，于1996年假意在大皮坡侧边朱家窝子搞坡改梯种松柏为由，与盘县特区林业局签订《盘县特区基地造林贷款合同》，因此款非用于基地造林上，属于套用，故被依法收回，余某2为此离开组长职位。事实上，被上诉人利用上下级关系，在现任领导机关不明实情的前提下，与政府签订《荒山造林土地承包合同书》、《森里抚育施工作业承包合同》，其目的是造林、抚育，与上诉人管护造林成材的大皮坡无直接利害冲突。被上诉人利用职权叫证人作假证，如证人余某1、余某2。三、一审采信伪造证据材料。1、盘县鸡场坪朱家村村委会2016年10月27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证明是被上诉人事先拟写好，然后盖章的，是伪造证据。2、被上诉人持有的原滑石乡尖山村民委员会2003年12月1日签订的《荒山造林土地承包合同》，内容相似于上诉人1984年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但公章印色暗淡，没有村委法人代表签字，更没有原件举证质证。3、2014年国家农网改造工程砍伐上诉人管护的大皮坡林木，挖坑栽杆的事实众所周知。因管护职责所在，当时上诉人到现场阻止施工，经说明后，施工方把赔付标准4540元交由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主张，故发生纷争。被上诉人借群众不同意为由拒付上诉人提成款，实则是想通过不正当手段来占为己有。余洪泽辩称，一、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被答辩人并未对大皮坡、大塘子等林地履行过管护义务，依法不能享有相应权利。朱家村八组的大皮坡、大塘子等林地自1974年至2003年均是由当时的组长余某2承包并管护。2003年余洪泽任组长后，前任组长余某2将承包管护的林地交给余洪泽管护，余洪泽于2003年12月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了大皮坡、大塘子。被答辩人从未承包管护过争议林地，仅仅是1984年与余支恒、管小正、李小玉、余洪燕五人合伙在大皮坡养殖过鸡，后被答辩人一家外出打工二十几年，前几年才回到家中。一审答辩人申请的证人余某1（余支恒之兄弟）、余某2（余小林之兄）的证言予以了证实。退一步说，即使该林地承包合同真实存在，被答辩人从未履行管护义务而朱家村村委会将争议林地收回重新先后发包给了生产组长余某2、余洪泽。被答辩人不履行管护义务，当然不能获得领取赔偿款项等相应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朱家村八组系经过依法登记的大塘子林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朱家村八组将争议林地发包给余洪泽，余洪泽又对大塘子、大皮坡林地进行了实际管护，余洪泽当然有权享有大皮坡林地提成款。（二）、余小林《山林承包合同书》真实性无法核实，系无效合同。二、余洪泽才是大塘子林地的实际管理人。余洪泽长期实际管护朱家村八组所有林地，并于2003年正式与村民委员会订立合同，管护期限从未中断。2009年国家进行林改，对大塘子林地发放了林权证，明确余洪泽是护林员、承包者，享有该证书30%的权利。三、被答辩人的诉讼目的并不仅仅是本案争议的1362元。鸡场坪镇朱家村选址修建飞机场，可能要征收大塘子林地、大皮坡林地，被答辩人见有利可图便无端起诉。即便大塘子、大皮坡被征收，补偿款将归集体所有。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的答辩意见与余洪泽的答辩意见一致。余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承包管理大皮坡林木提成款1170元（39000×30%=1170元）；2.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寨生产组即为盘县滑石乡尖山村一组，盘县滑石乡尖山村一组现变更为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原告余小林系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村民，被告余洪泽系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组长。坐落于朱家村××地××为××防护林××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组。1984年10月19日，滑石乡尖山村生产队与余小林签订《山林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新寨生产组的森林4000亩左右承包给余洪林负责专管，已种上树的400亩生产组只占80%，未有树的荒山3600亩由专管者补种，他个人占80%，生产组占20%，时间三年补种造完。生产组余国龙、卢桃舟、尖山村支书卢华喜在合同上签名或盖个人私章，盘县特区滑石乡人民政府于1984年11月1日在合同上盖章同意承包，该承包合同未明确承包荒山具体地名及四至界线（庭审中原告认为地名为大塘子、大皮坡、大乔地、二郎頭等地均含在其承包的4000亩之中，属于其所承包的范围）；滑石乡尖山村村民委员会与余支礼、余某2签订《盘县特区基地造林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将大皮坡、大乔地等发包给余支礼、余某2营造基地林，余支礼、余某2造林验收贷款由余支礼、余某2偿还，造林收益分成比例：乡占4%、林业站占1%、村委占5%、承包者占50%、人民群众占40%，未签署合同签订日期，1996年10月15日，余支礼、余某2与盘县特区林业局签订《盘县特区基地造林贷款合同》，约定盘县特区林业局向余支礼、余某2发放贷款用于营建用材和防护基地林，此项贷款为有偿有息，余支礼、余某2在贷款到期后必须按时全额偿还，造林地点为大皮坡；2003年12月1日，盘县滑石乡尖山村村民委员会与余洪泽签订《荒山造林承包合同书》，约定将大塘子、大桥地荒山、二郎頭荒山发包给余洪泽造林，承包期限为50年，承包界限为东抵山角凹地、西抵石戈千地、南抵尤洞岩頭上、北抵梨材坡地，面积353亩，分成比例：乡政府占1%、村占4%、余洪泽占35%、人民群众占60%。2014年6月3日，滑石乡林业站与余洪泽、任舟江签订《森林抚育施工作业承包合同》，约定滑石乡政府将位于滑石乡朱家村8、9组，小地名：大塘子、米山林，小班号：1、2、3、4、5小班国家公益林面积1220亩承包给余洪泽、任舟江进行抚育，承包金额为90元/亩。2014年因国家电网工程架设高压线路经大皮坡林地砍伐部分林木，朱家村八组获得赔偿款3590元。2016年9月7日，鸡场坪镇生态建设旅游服务中心对余洪林与朱家村八组集体林权纠纷进行调解处理，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于2016年9月18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大皮坡林木提成款1170元，在庭审中原告将提成款变更为136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二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大皮坡林木提成款1362元。原告余小林认为其承包了本组集体大皮坡、大塘子等全部荒山林木地4000亩的承包管理权，合同约定其占有20%的收益，2009年3月20日颁发的林权证书中明确承包者所占收益为30%，2014年因国家电网工程架设高压线路经过大皮坡林地砍伐林木，本组获得赔偿款4540元，其应该获得该赔偿款中1362元的提成款而起诉要求二被告连带返给（支付）其大皮坡林木提成款1362元。但其提交的《山林承包合同书》约定新寨生产组的森林4000亩左右承包给原告负责专管，未有树的荒山3600亩由专管者补种，时间三年补种造完，其未举证证明其已按约定补种造完并进行了有效管理的事实，其提交的证明和照片无其他证据印证，证明不了该事实，且二被告提交的《盘县特区基地造林土地承包合同书》、《盘县特区基地造林贷款合同》、《荒山造林土地承包合同书》、《森林抚育施工作业承包合同》等证据材料体现了自1996年起盘县滑石乡尖山村村民委员会先后将尖山村一组的荒山大塘子、大皮坡、大乔地、二郎頭等地承包给余支礼、余某2、余洪泽等人造林和管理抚育的事实。原告申请的证人余某3、余某4、王某、管某与其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对抗不了二被告提交的《盘县特区基地造林土地承包合同书》、《盘县特区基地造林贷款合同》、《荒山造林土地承包合同书》、《森林抚育施工作业承包合同》的证明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是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返给其承包管理大皮坡林木提成款1362元的请求，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余小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余小林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余小林及被上诉人余洪泽提交了如下证据：上诉人余小林提交了如下证据：1、滑石街上照相馆胡成文出具的证明和照片，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争议的砍树、挖抗的地点，以及拍照的林木生长情况。被上诉人余洪泽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明人胡成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对该手印是否是胡成文所按，九张照片的拍照时间、地点也无法查清。被上诉人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质证意见一致。2、盘县鸡场坪朱家村八组集体荒山林地（大皮坡、大乔地、二郎头、大塘子）具体状况分布示意图，拟证明大皮坡、大乔地、二郎头、大塘子所处位置及相邻距离情况。证据的来源是鸡场坪镇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受上诉人的委托亲自到现场勘查制作。被上诉人余洪泽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绘制人张胜林并不是专业的绘制机构人员，无法对地型和面积分布准确的绘制，张胜林又是上诉人的代理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该证据应当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盘县鸡场坪朱家村八组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质证意见一致。3、鸡场坪镇生态旅游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朱家村八组集体林地在林改发证时是以大塘子命名，其规划是以大皮坡现有林木为准，上报为国家重点公益林的事实，以及在大皮坡砍伐林木、挖坑的事实。被上诉人余洪泽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林地所在的滑石乡于2016年才并入鸡场坪镇，2011年的时候大皮坡还属于滑石乡，鸡场坪镇怎么会知道砍伐林木的相关事宜。余洪泽所承包的大塘子林地面积591亩，不可能包含在余小林承包的4000亩范围内，不符合事实，该份证据说大塘子包含大皮坡，而上诉人提交的分布示意图上又显示大塘子和大皮坡是二个山头，该二份证据互相矛盾。被上诉人盘县鸡场坪朱家村八组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质证意见一致。4、朱家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上诉人余小林承包管理“大皮坡”山林的事实。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质证意见是：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朱家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很含糊，没有具体的时间，大皮坡地块的面积和具体的四至界线，且该证据载明的是余小林曾经管护，而不是一直管护，达不到上诉人余小林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盘县鸡场坪朱家村八组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质证意见一致。被上诉人余洪泽当庭提交了如下证据：鸡场坪镇人民政府及朱家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03年12月至今，余洪泽对朱家村八组所有荒山进行造林并管护，朱家村八组的荒山包含大皮坡、大塘子、大乔地等林地。上诉人余小林的质证意见是:被上诉人余洪泽在一审已经出示相关证据，该证据证明余洪泽是1999年管护至今，现在出示的证据又变为2003年管护至今，这个证据是虚假的。该证据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交，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余洪泽就是大皮坡的承包人。被上诉人盘县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余洪泽的举证意见一致。二审中，为进一步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到盘县林业局调取了《滑石乡朱家村集体林权制度林改革实施方案》。经本院组织质证，上诉人余小林的质证意见是：该实施方案的时间是准确的，是2008年林改，2009年结束，但实施方案的内容没有宣传到村组，宣传实施标语也没有张贴，上诉人余小林及其家人根本不知道实施方案，6口人根本没有签字，上诉人余小林并不知情。村民组同意实施方案签名的人员是不真实的，当时部分人员在外打工。实施方案是村、组、乡、林业局单方制作的，没有通过群众和当事人的签名同意。该实施方案说明017宗地是八组集体公益林面积，八组集体公益林是以大塘子命名，含大皮坡、二郎頭、大乔地公益林600亩，大皮坡占472.5亩为主，余小林承包管护的是大皮坡，第十七条的内容不属实，恰好说明余洪泽只是管护大塘子，大皮坡是余小林管护。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质证意见是：对该实施方案的三性无异议，全案证据印证了争议的大塘子林地由余洪泽承包管护，该林改方案是经过朱家村村民同意的。该林改方案第十七条明确大塘子林地由余洪泽承包管护，余洪泽占30%分成比例，与朱家村八组的林权证记载完全吻合，实施方案后附的朱家村九组林改实施方案表决情况中有余洪林的签名，表明余洪林是九组的，无权对朱家村八的林地进行承包，且其签名表示余洪林本人同意林改实施方案中承包给余洪泽，在朱家村八组的表决情况中，所有参与表决人包含余洪泽签字，同意将大塘子林地承包给余洪泽。被上诉人盘县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上诉人余小林及被上诉人余洪泽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从证据内容来看，并非新证据，且不能达到上诉人余小林及被上诉人余洪泽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滑石乡朱家村集体林权制度林改革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经过村民表决，且与案涉林权证互相印证，能够证实大塘子林地已于2008年进行了林改，该林地、林木的权利人是盘县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承包管护人是被上诉人余洪泽，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余洪泽、盘县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是否应当连带返还上诉人余小林提成款1362元？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争议的大皮坡林木、林地位于盘县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大塘子”林地范围内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现余小林上诉主张其承包了本组集体大皮坡、大塘子等全部荒山林木地4000亩，合同约定其占有收益的20%，2009年3月20日颁发的林权证书中明确为30%，2014年因国家电网工程架设高压线路经过大皮坡林地，砍伐林木获得赔偿款，其应获得该赔偿款中的1362元。针对上诉人余小林的该上诉理由，首先，从朱家村的林改方案来看，涉案的“大塘子”林木、林地已于2008年进行了林改，该林改方案中载明“大塘子”林木、林地的承包管护者是被上诉人余洪泽，林木、林地的权利人是盘县鸡场坪朱家村八组，盘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3月20日颁发了盘府林证字（2009）第滑石00109号林权证，该林权证中亦对该宗林地的地名、面积、四至界限、权利人、利益分成等事项进行了登记。案涉的《滑石乡朱家村集体林权制度林改革实施方案》系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并经村民表决通过，林权证系有权机关登记颁发，在未经变更登记或依法撤销之前，应当作为认定涉案林木、林地权利人及承包管护人的依据，故可以认定案涉林木、林地的权利人是盘县鸡场坪镇朱家村八组，承包管护者为余洪泽。其次，上诉人余小林据以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是其提交的《山林承包合同书》，虽然该《山林承包合同书》约定新寨生产组有森林4000亩左右承包给余洪林负责专管，但该《山林承包合同书》未对所涉地名、四至界限及承包期限等关键事宜进行约定，属于约定不明确，且上诉人余小林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山林承包合同书》已经实际履行，故上诉人余小林对其主张承包了涉案“大皮坡”林地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故上诉人余小林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山林承包合同书》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余小林系涉案“大皮坡”林地承包管护者的依据。再次，该《山林承包合同书》中约定上诉人余小林分别享有的分成比例是20%和80%，也与上诉人余小林在本案中起诉主张的30%不符，且上诉人余小林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应当在本案中享有30%的利益分成，故上诉人余小林上诉主张被上诉人连带返还大皮坡林木提成款1362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德权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龙 婷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昱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