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7民终27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军，男，汉族，生于1964年10月14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洪，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法定代表人：阳艳，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川，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绵阳黎帆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恒源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黎祥伟，系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张永军因与上诉人四川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公司）、第三人绵阳黎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4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永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洪，上诉人三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阳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陈小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永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三鼎公司向上诉人张永军赔偿人民币192650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原判认定监管底线是人民币100万元错误，本案的监管底线为人民币300万元。一审中，上诉人张永军提供了2014年7月21日、2014年8月1日《绵阳市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监管质押物旬报》，其中备注载明“目前质押物已经突破质押权人所要求的监管底线300万元，根据7月18日三方协商（质押权方、出质方、我公司营业部、监管员）该车行在今后出库时，需要提供有质押权人所出示的提货通知书，并在我方监管员监督下办理出库”。三方已经明确将监管底线变更为300万元后的进出库，三方对于监管底线变更为300万元的意思表示自愿、真实、内容明确具体。300万元监管底线亦与上诉人向案外人提供借款即所需保障的债权数额相符。在上诉人已指定作为专业金融监管服务提供商的被上诉人监管质押物的情况下，如若仅要求监管债权数额三分之一的质押物，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指定监管的合同目的。2.上诉人张永军对于动产质押是否有效已经指定了被上诉人承担审查义务，上诉人已经从实际上不负有审查义务，即使质押合同无效，质押权未设立，也系被上诉人未履行审查义务导致，如被上诉人履行了审查义务，上诉人也不会具有该案所涉损失存在。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应为委托监管合同纠纷，原判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动产质押合同的效力及质权设立与否不影响《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作为有效协议存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不是绝对依附于质权存在，只要被上诉人履行了监管义务也不可能造成上诉人的损失。
三鼎公司辩称：1.张永军和三鼎公司从来没有对监管底线变更为300万元达成合议。三鼎公司在2014年7月旬报单中阐述是张永军曾经提出过监管底线变更为300万元，但是其质押财产不足且双方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因此在该旬报单中监管底线的表述仍然为100万元；2.三鼎公司解除监管关系时，所交付的监管财产的价值为837400元，加上10月7号经张永军同意，黎帆公司的法人开走的捷豹车，价值超过100万元，因此四川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3.动产质押合同签订时间与黎帆公司章程修订时间及张永军的债权转变股权后可看出张永军已经属于黎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益一致，其还要求跟我们签订协议，所以存在重大欺诈行为。我方是不清楚他们之间内部关系的，若我们知晓，那肯定是不会介入的；4.我们监管费只收了6万元，与赔偿190万元不符合常理。三方监管协议第二条约定质物是出资人合法拥有财产，清楚约定是出资人承担责任，不是监管人承担。
三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张永军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三鼎公司与张永军之间并非质押担保关系，而是监管合同关系。张永军与第三人之间才是担保法律关系。因此原判认定三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赔偿33万元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正确；二、上诉人监管的价值837400元的质押物被司法机关扣押，非三鼎公司原因造成，加上经张永军同意被黎祥伟开走的捷豹车，上诉人有效监管的质押物价值远远高于最低价值底线100万元。另外，2014年8月6日，张永军向三鼎公司出具了《提货通知书》，通知三鼎公司允许第三人提取价值2268900元的质押物。三鼎公司根据张永军的指令完成了该批车辆的提货手续。因此，三鼎公司在整个监管过程中，没有违反协议约定，亦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中，张永军因第三人以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质押财产进行质押，导致后期无质押财产可优先受偿而遭受损失是属于协议中第二条约定的因质押物所有权瑕疵而导致其损失的情形。张永军的损失应当由第三人承担。
张永军辩称：1.本案应该属于委托监管关系，原判适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是存在错误的；2.双方约定监管底线是300万元，不是对方说的100万元，这是双方多次合议的结果，如果没同意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提到这个300万元问题；3.本案张永军未实现债权系由四川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造成，没有按照监管协议履行监管义务。2014年8月6日涉及价值226万元的9辆车的《提货通知书》是张永军在不清楚这个情况的签订的，而不是当天张永军同意后提车的；4.监管协议里第四条是明确了必须保证整个质押财产的安全、完整、有效，这个明确了监管方负有审查监管财产的质押关系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义务，但三鼎公司没有履行审查义务而造成的，在监管协议中专门提到了若遇到丙方原因导致质押物价值减少，均由三鼎公司承担向张永军赔偿损失的责任，这是明确的。
张永军一审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28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3月28日，张永军与黎祥伟、李小莉、黎帆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以及执行公证<即（2014）安执字第4号公证文书>，约定张永军向黎祥伟、李小莉借款300万元，黎帆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责任。同日，原告张永军与被告三鼎公司、第三人黎帆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黎帆公司将自己销售大厅存放的8辆高品车（已交保证金100万元）和用张永军所借的300万元定购的进口车质押给三鼎公司，采取动态核定库存监管，质押物价值不得低于100万元，并制作了监管车辆清单和移交清单，但质押车辆仍摆放在黎帆公司的销售大厅。
2014年10月，张永军向四川省安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4）安执字第4号公证文书。2015年4月9日，四川省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安执字第66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永军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黎祥伟、李小莉、绵阳黎帆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查明被告执行人黎祥伟、李小莉、黎帆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4年10月16日，成都建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绵阳天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东创建国汽车集团绵阳天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绵阳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黎帆公司为被告、以张永军为第三人起诉合同纠纷一案，起诉要求黎帆公司返还为上述公司代销的7辆汽车，张永军对7辆汽车不享有质押权。2014年11月26日，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安民初字第188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原、被告属代销关系，被告代销车辆的所有权属于原告，被告擅自决定用代销车辆出质，原告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请求收回全部车辆。被告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关键看质权人是否善意取得，质权人对此应承担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本案中被告不但未向第三人提供车辆的发票、合格证等权属证明，相反还明确表示质押车辆已向原告交纳了保证金100万元，因此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质押的车辆属代销性质，第三人对此不应享有质权。另外，质权人设定质权的行为应当公示，质权公示以转移质物占有或者登记为基本形式，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遂判决：解除上述公司与黎帆公司签订的代销合同，并限黎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代销的7辆汽车。
庭审中，原告举出下列证据：1.2014年7月21日、8月1日的质押物旬报、2014年月历工作报告，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对监管金额进行了提高，旬报备注处监管底线为300万元；2.（2014）安执字第663号案件材料，拟证明黎祥伟、李小莉案涉债权实现了13万元，尚有287万元未实现，同时证明第三人、黎祥伟、李小莉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已终结执行；3.四辆车辆移交清单、进口车证书、合格证等证据，拟证明四辆车的进口证书、合格证系原告持有，原告没有同意解除案涉监管车辆监管。被告三鼎公司质证认为：1.对质押物旬报、月历工作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协议上以及协议附件、7月月度报告显示质押物价值为100万元，没有证据显示质押物价值提高到300万元。2.案件材料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执行证书中没有载明和本案的监管质押物有任何关系。3.车辆移交清单我方不知情，并没有作为三方约定的质押物，车辆的进口车证书、合格证书涉嫌伪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庭审中，被告三鼎公司举出以下证据：1.询问笔录，我方对原告委托的林兵所做的询问笔录，2014年10月7日捷豹车被黎祥伟开走之后，原告也在委托林兵监管，证明黎祥伟开走车辆是经过原告同意；2.2014年质押监管车辆清单，证明2014年10月7日黎祥伟开走捷豹车后，三方对质押物进行了确认，原告未提出异议；3.（2014）安民保字第129号裁定书以及汽车钥匙交接表，证明2014年10月17日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被告将监管的质押物交由他人保管履行了监管义务，后因质押物被法院采取措施，所以将钥匙全部交给了原告。4.2014年8月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提货通知书，证明经原告同意交出了处于被告监管之下价值2268900元的质押物。原告张永军质证认为：1.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但被告举证不符合关于证人证言的规定，不予认可；2.10月8日的质押监管车辆清单真实性无异议，该监管清单是对仅存监管物品的的确认，并不代表原告对被告的违约行为的认可以及对于违约责任的放弃；3.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裁定恰好证实被告没有履行监管协议书，对于汽车钥匙交接表，车辆被安县法院扣押后不表示本案被告已经履行的监管义务，也不代表监管行为结束；4提货通知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所载明内容即便是真实的，也不免除被告监管300万元质押物的义务，被告的监管义务是至原告签发解除通知书止，这是监管协议的约定，若是真实的，恰恰证明了监管数额是300万元，因为按照合同约定超过监管范围外提货，可以由质押人自行提取。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身份证明、工商登记信息、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借款质押担保合同、（2014）安执证字4号公证书、质押物旬报、转账凭证、（2014）安执字第663号案卷材料、车辆移交清单、进口车证书、合格证、月历工作报告、询问笔录、质押监管车辆清单、民事裁定书、汽车钥匙交接表、提货通知书等证据在卷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目的是针对原告的300万元债权设立质权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第二百一十二条：“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之规定，动产质权的设立以交付占有为前提，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协议，但并未将质物交付监管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之规定，该协议无效，动产质权未设立。其次，关于动产质押监管底线，原告主张质押价值为300万元，被告辩称为100万元，质押监管协议及附件载明质押物价值100万元，2014年7月中旬、下旬的两份质押物旬报上方显示监管底线100万元，下方本旬小结中“备注：目前质押物已经突破质押权人所要求的监管底线300万元”，而2014年7月的月度工作报告显示“融资额300万元，监管价值底线100万元”，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监管底线已从100万元提升至300万元，且旬报上所说的300万元是“质押权人所要求的”，而并非双方达成合意的意思表示，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解理由本院予以采信，质押物监管底线为100万元。第三，被告三鼎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从原告举出的执行公证书、以及安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看，原告的债权287万元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黎帆公司不但未向张永军提供车辆的发票、合格证等权属证明，相反还明确表示质押车辆已向原告张永军交纳了保证金100万元，故原告张永军、被告三鼎公司在签订协议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黎帆公司质押的车辆属于代销性质，故原告、三鼎公司均有过错，故三鼎公司应根据质押监管底线100万元承担部分责任，该院酌情认定被告承担33万元。综上所述，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三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永军赔偿33万元；二、驳回原告张永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原告张永军承担26000元，由被告承担3200元（此款原告已支付，被告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
二审期间，双方为证实自己的上诉请求成立均提交了新的证据。张永军提交三组证据：1.委托书，证明三鼎公司擅自将监管义务转移给没有监管资格的个人，以逃避监管责任；2.库存明细表，证明转移监管义务的同时总共是8辆车，价值141万元的车辆转嫁义务，移交车辆远远超过100万，所以印证了对方所谓的监管底线100万元是不符合事实的；3.转款合同和票据，证明捷豹、普拉多、凯迪拉克、华晨宝马4辆车的全款购车发票，这几个车三鼎公司监管了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车辆在哪。三鼎公司质证认为：1.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张永军刚才陈述了林兵是他跟黎帆公司的中间人，而我们跟张永军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林兵给黎帆公司传递指令，后来为了更好的监管车，准备委托林兵，加强监管，但实际这个委托事项最后并没有落实，从10月8号-10月20号三鼎公司与张永军签订的移交单上可以看出都是三鼎公司自己在完成监管事项；2.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反而证明了在2014年9月27日三鼎公司监管的车辆价值是达到监管底线100万元的；3.因为合同上面没有车架号，所以不能证明所购的车辆就是交给三鼎公司监管的车辆。货物进款证明，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恰恰证明了对于质押财产的审查是张永军的义务，因为所有的报关单，检测单都在张永军手上。
三鼎公司提交黎帆公司的登记信息，和黎帆公司2014年3月26日的章程及安县公安局对张北军的询问笔录，证明从2014年3月26日开始，张永军的弟弟张北军受张永军的委托持有了黎帆公司95%的股份，张永军借给黎祥伟的钱，变为了对黎帆公司的投资行为，黎帆公司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张永军所控制的。张永军质证认为：1.企业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2.章程是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但就这个问题，张永军并没有向黎帆公司进行投资，我们提交的担保合同明确了借款合同实为质押，就不是投资行为，另外股权质押行为并不代表张永军是黎帆公司实际投资人；3.张北军的笔录上也没有明确就是张永军是实际控制人；另外公安机关侦查黎祥伟的时候也没有张永军是股东身份的说法。
本院就双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一、三鼎公司在本案的监管财产价值底线数额。根据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甲方（张永军）接受乙方（黎帆公司）提供的质押物担保时，甲方签发《质押物监管通知书》给丙方（三鼎公司）。自《质押物监管通知书》到达丙方并经丙方签收之日起，丙方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的规定，可知三鼎公司履行监管责任始于签收张永军签发的《质押物监管通知书》。而本案《质押物监管通知书》载明“致：三鼎公司（监管人）一、现通知贵公司应在2014年3月29日10时前往安县花荄恒源大道中段48号接收质押物……质押物价值不得低于100万元。二、鉴于质押人提供下列质押物作为我方贷款的担保，请贵公司核实下列质押物是否处于贵公司的监管之下，如确认无误，请贵公司签发《质押物监管清单》，并严格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的内容，则：1.三鼎公司监管的质押物价值不得低于100万元；2.三鼎公司核实质押物处于自己监管之下即可签发《质押物监管清单》，并没有对质押物所有权进行核实的义务。同时张永军与黎帆公司共同签署的《质押物明细表》中亦载明“现有与将有的货物不得低于100万元”，三鼎公司据此出具的《质押物监管清单》同样载明“质押物价值不得低于100万元”。故本案双方在协议签订时及三鼎公司监管义务履行之初，监管质押物价值不得低于100万元。再根据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七条第一款“甲方（张永军）可以《质押物最低要求通知书》通知丙方（三鼎公司）变更《质押物最低要求通知书》中规定的质押物最低数量或最低价值，最低价值不得低于100万元；如最低数量或最低价值以甲方最新送达给丙方的《质押物最低要求通知书》为准。”的内容，可知：1.该协议中约定的三鼎公司监管的质押物财产价值底线是100万元；2.监管财产最低价值的变更以张永军最新送达给三鼎公司的《质押物最低要求通知书》为准。而本案双方签订该协议后，张永军从未向三鼎公司送达过《质押物最低要求通知书》要求变更质押物最低价值。至于张永军所主张的在2014年7月21日、2014年8月1日《绵阳市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监管质押物旬报》中已变更监管财产价值底线数额为300万元的事实，三鼎公司并不认可。且在上述旬报表格内的监管底线仍然为100万元，仅在备注里有“目前质押物已经突破质押权人要求的监管底线300万元”的内容，该300万元的描述方式是“质押权人要求”，并不是三鼎公司对此予以了认可。张永军在收到上述旬报时对于表格内的监管底线100万元也未提出异议，故张永军主张三鼎公司在本案中的监管财产价值底线数额为300万元的依据不足。原判认定三鼎公司在本案中的监管财产价值底线数额为100万元并无不当。二、三鼎公司是否尽到了监管职责。张永军主张三鼎公司未尽到监管职责的表现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未审查监管车辆权属状态；第二、价值50余万的捷豹车被黎祥伟开走；第三、监管人员数量不够并擅自转委托。关于三鼎公司是否有义务审查监管车辆权属状态的问题。首先，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四条关于对质押物的监管责任部分，并未明确约定三鼎公司有对监管车辆权属状态进行审查的义务；其次，根据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二条第一款“乙方（黎帆公司）保证质押物为乙方合法所有的财产。乙方应当提供足以证明质押物所有权及数量、质量（品质）的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若因质押物所有权、质量、数量有瑕疵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若因质押物有隐蔽瑕疵给甲方和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因权属状态造成损失的责任由黎帆公司承担，并未约定三鼎公司要承担责任；再次，根据张永军一审所举其与黎帆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共同签署的《绵阳黎帆商贸有限公司质押车辆手续移交清单》来看，黎帆公司在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后是向张永军移交《货物进出口证明》、《检验单》，而不是向三鼎公司移交。因此黎帆公司不向三鼎公司移交车辆权属证明文书，三鼎公司亦无法审查监管车辆权属状态。故本案认定三鼎公司有义务审查监管车辆权属状态的事实依据欠缺。关于捷豹车辆被开走是否是三鼎公司的责任问题。被安州区人民法院予以扣押的代销车辆价值仅为837400元，与三鼎公司应控制的不得低于监管底线100万元之间存在162600元的差距。三鼎公司陈述捷豹车被开走系黎帆公司获得张永军同意，且捷豹车已经进行了权属登记，没有该车辆的合法权属证明文书是无法办理登记手续，而该车辆的合法权属证明实际由张永军掌握，因此张永军对捷豹车辆的出售是同意的，并以林兵的询问笔录和《绵阳黎凡商贸有限公司质押车辆手续移交清单》、捷豹车的登记表来证实。对此，本院向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核实了张永军所出示《货物进口证明书》上载明“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SAJAA05MIEPU24574，发动机号码：161213185118204PT的捷豹XF1999CC小轿车”的登记情况，经查该车辆的初次登记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所有人为：刘春梅。本案双方对该登记情况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张永军表示该车辆于2014年4月29日就已登记上户，但三鼎公司在其后才向我方提供了相应信息，证实三鼎公司未尽到监管义务。本院认为，黎帆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向张永军移交的质押车辆手续清单中依然有该已经售出的捷豹车辆，表明黎帆公司当时已经在欺骗张永军，而无论该车辆在2014年10月被开走时是否经过张永军同意，其性质上与被安州区人民法院扣押的7辆代销车辆并无区别。三鼎公司从客观上已不能保证监管财产价值不得低于监管底线100万元。因三鼎公司没有审查监管车辆权属状态的义务，则对于造成监管财产价值低于监管底线100万元的责任亦不在三鼎公司。三鼎公司于此所举黎帆公司的登记信息、黎帆公司2014年3月26日的章程及安县公安局对张北军的询问笔录与损失责任的认定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监管人员数量不够并擅自转委托的问题。首先，监管人员数量多少在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并无明确的人数要求；其次，三鼎公司虽然认可与林兵在2014年9月27日为转委托签署《委托书》和《绵阳市黎帆公司库存明细表》的真实性，但其表示该《委托书》并未实际履行，监管职责仍然由自己履行。对此，本院认为，张永军对2014年10月8日的《绵阳黎帆商贸有限公司质押监管车辆清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而当时与张永军、黎帆公司进行监管车辆情况确认的是三鼎公司，并非林兵，且2014年10月20日与张永军进行汽车钥匙交接的也是三鼎公司。因此，三鼎公司于此的抗辩理由成立。《委托书》和《绵阳市黎帆公司库存明细表》本院不予采信。故本案并无证据能够证实三鼎公司未尽到监管职责。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双方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本案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二、三鼎公司应否对张永军的损失承担监管责任。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的问题。本案双方均认为原判适用该条规定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三鼎公司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的主要权利义务来看，三鼎公司的身份是监管人，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考量的是其是否尽到了监管职责。同时，本案张永军是以三鼎公司未尽到监管职责和义务要求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责任，并未从担保责任角度要求三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判适用该规定认定三鼎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应予以纠正。上诉人张永军、上诉人三鼎公司于此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相应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二、关于三鼎公司应否对张永军的损失承担监管责任的问题。首先，三鼎公司在本案中需要监管的财产价值底线数额为100万元，而其只需对监管车辆价值底线负责，没有对监管车辆的权属进行审查并负责的合同义务，且最终捷豹车辆被开走造成监管财产价值底线低于100万元也并非三鼎公司责任的事实，本院已作出分析认定。其次，张永军二审主张其有捷豹、普拉多、凯迪拉克、华晨宝马的全款购车发票，三鼎公司监管了上述车辆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车辆在哪。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三条关于动态核定库存监管的约定内容，可知：超出部分的质押物，黎帆公司可以自行向三鼎公司办理提货手续，不需另行征得张永军同意。黎帆公司提取最低价值范围内的质押物时，必须经张永军同意。故该协议中并未约定哪些车辆不能出售，而三鼎公司需要负责的只是车辆价值底线，而未具体规定到某几台车不能出售。且质押物权属状态的审查义务不在三鼎公司，则三鼎公司有理由相信所被监管车辆均是同等的权属状态，不应区别对待。因此，张永军于此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对其所提交转款合同和票据因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案缺乏认定三鼎公司存在未尽到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所约定监管职责的事实依据。故三鼎公司不应对张永军的损失承担监管失责的责任。上诉人张永军于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相应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三鼎公司于此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相应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4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张永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张永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8368.5元，由张永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琳堤
审判员 李华峰
审判员 李 维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杜雨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