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行终字第4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益三。
委托代理人陈良琼，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吉县递铺镇灵芝西路1号。
法定代表人沈铭权，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立科，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北松。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斗兵。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宝其。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新胜。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裘华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北芳。
委托代理人张斗星。
被上诉人张北松等6人的诉讼代表人裘华伟，身份情况同前。
杨益三诉安吉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登记一案，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浙湖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杨益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益三的委托代理人陈良琼，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张小莹及委托代理人黄立科，被上诉人张北松等6人的诉讼代表人裘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杨益三与第三人张北松、裘华伟、张斗兵、吴宝其、王新胜、张北芳均系安吉县天子湖镇里沟村村民。2006年9月10日，原良朋镇里沟村村委会以杨益三为申请人提出林权证登记申请，该《林权证登记申请表》载明：申请人为杨益三，申请确认坐落于良朋镇里沟村下阳组火烧冲、杨家山、小岭头、小岭头（系相同小地名）等四宗山林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和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性质为自留山，同时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下阳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杨益三等捌户、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杨益三等捌户、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杨益三等捌户，以上四块山有如下8户共有：裘云飞、王新胜、吴耕、张北松、张北芳、林文山、杨益三、张斗兵等内容。2007年1月17日，安吉县人民政府颁发编号为C330602572791号、证号为安林证字（2007）第0500470号的《林权证》，载明：坐落于良朋镇里沟村下阳组火烧冲、杨家山、小岭头、小岭头等四处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下阳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杨益三、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杨益三、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杨益三。另查明，1986年1月9日，原告杨益三与第三人张北松等六户签订《承包下阳生产队第四组荒山合同》，合同约定由杨益三承包第三人张北松等六农业承包家庭户的上述涉案荒山，约120亩左右，种植外国松，承包期限为1986年1月起至2005年12月止。承包期限届满后，因林木砍伐需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林木未能全部砍伐，故原告杨益三未返还承包林地。2014年4月2日，第三人张北松等六户向安吉县林业局提出《要求撤销林权证的申请》，认为林业局在2007年发证时错将第三人张北松、裘云飞、张北芳、张斗兵、杨益三、吴耕、王进德七户村民的自留山山林权证做在杨益三一户上，由此杨益三单方任意种植毛竹，导致矛盾激化。经村、镇相关领导上门协商调解未果，故此该六户要求撤销编号C330602572791的林权证，同时要求补发7户的自留山的山林权证。安吉县林业局受理后，于同年4月22日和5月6日，分别向原告杨益三送达《送达林权证注销登记申请书副本通知书》、《拟注销安林证字（2007）第0500470号林权证的陈述、申辩告知书》，5月12日，杨益三向安吉县林业局提交了《申辩书》。2014年5月28日，安吉县天子湖镇里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原良朋镇里沟村下阳组第四小组村民杨益三、张斗兵、裘云飞、王新胜、吴耕、张北松、张北芳、林文山八农户自留山（共四块），其中小地名为火烧冲、杨家山、小岭头、小岭头，四至分明。2014年6月10日，安吉县天子湖镇里沟村村民委员又出具证明，载明：2006年9月10日填写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上的签字人员的家庭关系如下：裘云飞与裘华伟是父子关系；吴耕与吴宝其是父子关系且均未分户。另2006年9月10日填写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上的签字捌户，因林文山一户自种未发包给杨益三户承包，林文山一户山林证已另发。2014年7月7日，安吉县人民政府作出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在2006年9月10日由原良朋镇里沟村委会填写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中可以看出，在山林性质一栏中认定的是“自留山”，在期限一栏中填写的是：“长期”，虽然在申请人一栏中填写的是“杨益三”，但在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和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栏中均填写的是“杨益三等捌户”，在山林基本情况栏中特别写到“以上四块山有如下8户共有：裘云飞、王新胜、吴耕、张北松、张北芳、林文山、杨益三、张斗兵”。在《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中也有上述8户农户的签名。现天子湖镇里沟村村委会也证明下阳组第四小组的集体山林已作为自留山分山到户，并且每户农户的自留山都有明确的四至范围。同时，根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1986年1月9日签订的《承包下阳生产队第四组荒山合同》中明确写明被申请人当时承包的是第四组社员户主的山林，对这一点被申请人在其申辩书中也予以了承认。决定：注销被申请人杨益三持有的编号为330602572791《林权证》。杨益三不服，向湖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1月11日，湖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湖政复决字（2014）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规定，安吉县人民政府具有在辖区范围内发放林权证的职责。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查证属实的，原发证机关应注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一）发证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有关证据的；（二）发证机关工作人员在发证时有徇私枉法行为的；（三）违反法定程序发放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被告安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C330602572791，证号为安林证字（2007）第0500470号的《林权证》，所确认的坐落于良朋镇里沟村下阳组火烧冲、杨家山、小岭头、小岭头等四宗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下阳组、而“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杨益三，该确认内容与原良朋镇里沟村村委会盖章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所载明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杨益三等捌户”内容明显不符。第三人张北松等六户就该《林权证》提出要求撤销的申请，林业主管部门安吉县林业局向原告杨益三送达申请书副本并告知其享有答辩的权利，经调查取证，告知原告杨益三作出拟提请原发证机关注销涉案林权证的处理意见及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被告安吉县人民政府确认，杨益三持有的涉案林权证所登记的四宗山林是其与张北松等共七户的自留山，并非杨益三户一户的自留山，该四宗山林被误认为系杨益三一户所有的自留山而被登记在杨益三一户名下造成张北松等六户失去了自留山，故认定涉案林权证属错发。被告安吉县人民政府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作出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杨益三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提出要求更正涉案《林权证》在“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一栏中补上漏掉其他权利人的请求，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益三的诉讼请求。
杨益三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承包的下阳生产队第四组的荒山是统管山，不是张北松等六人的自留山。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稳定山林权属，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对自留山进行了划分、并登记造册。因此，出现在2006年9月10日的《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时间上比“三定”时期晚了20年。且该清册上的签名的笔迹均为一人所签，有伪造嫌疑。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被上诉人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显属错误。从双方确认的1986年1月9日上诉人与林地的所有者下阳生产队第四组签订《承包下阳生产队第四组荒山合同》的内容来看，该合同的甲方（发包人）是下阳生产队第四组，而不是张北松等六人；下阳生产队第四组全体户主包括上诉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2006年9月10日《林权证登记申请表》明显有添加的痕迹，“以上四块山有如下8户共有：裘云飞、王新胜、吴耕、张北松、张北芳、林文山、杨益三、张斗兵”的内容系添加。因为自“小岭头”以下是空白的，并盖有以下空白的专用章，更有甚者把林文山也加入其中，而林文山已发证。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三栏中杨益三等八户的登记明显存在错误，“等八户”明显是添加上去的，安吉县林业局的登记人员在登记时不可能把“山林基本情况”登记得清清楚楚，而漏掉最主要的权利人姓名。从本案立案审理到现在，主张权利的只有六人加上诉人共七位，而《林权证登记申请表》、《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登记的有八位权利人。一审漏掉一位权利人，程序有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证据显然错误。一审庭审中，张北松等六人均认可上诉人承包的荒山上的国外松为上诉人种植，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没有纠纷。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查证属实的，原发证机关应注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一）发证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有关证据的”认定被上诉人作出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涉案《林权证》所依据的“伪造的或者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有关证据”在哪里？恰恰相反，被上诉人作出注销行为所依据的证据存在添加或隐瞒嫌疑。被上诉人在没有提供颁发涉案《林权证》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或者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的情况下，适用《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注销涉案《林权证》，适用法律错误。三、被上诉人注销涉案《林权证》的行为给上诉人的林权带来巨大风险。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涉案《林权证》将导致上诉人为绿化造林花了近30年时间种植的120亩林木变成无主财产，当遭到他人盗伐时，上诉人无法主张权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
安吉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答辩称：一、涉案林权证记载的林地是天子湖镇里沟村下阳村四组张北松等七户农户的自留山，而不是下阳生产队第四组的统管山。天子湖镇里沟村下阳村四组张北松等6户农户于2014年4月21日提起申请，要求撤销上诉人持有的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被上诉人受理后查实，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上记载的四宗山林是里沟村下阳组张北松、裘华伟、张斗兵、吴宝其、王新胜、张北芳、杨益三等七户农户的自留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分山到户经营。这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任何争议，且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受理后提交的申辩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均予承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21日收到申请人张北松等6人的“要求撤销林权证的申请”后，完全依照林权证注销登记程序办理该案，先后于2014年4月22日和2014年5月6日向上诉人送达了申请书副本通知书和陈述、申辩告知书，上诉人也于2014年5月12日递交了“申请书”。在查清所有事实的基础上，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7日作出了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按照《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十二条规定，申请登记的林权必须无权属争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查证属实的，原发机关应注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一）发证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一方当事人隐藏、毁灭有关证据的；······（三）违反法定程序发放的。被上诉人以《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作为决定的依据，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本案查清的事实。三、上诉人持有的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属错发，依法应予注销。根据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记载，登记的四宗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上诉人，且林地使用期限为长期。按照发放林权证的相关规定，该争议四宗山林被登记成了上诉人一户所有的自留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林权证是确认林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的法律凭证，这也意味着里沟村下阳村民组张北松等6人农户就失去了自留山，这与里沟村下阳村民组当年的分山到户事实严重不符。可见上诉人持有的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确属错发，被上诉人依法予以注销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与里沟村下阳村四组张北松等6人对林权证登记的四宗山林存有林木所有权纠纷，但在2006年9月申请发放林权证时违反发证程序，未向发证机关予以说明。上诉人与下阳村四组张北松等6人在1986年1月签订荒山承包合同，合同期至2005年12月止，张北松等6人的自留山由上诉人承包种植国外松，并在合同中约定了双方的权责，但未对合同到期后的林木存量资产如何处置进行约定。由于林木采伐受林业法律、法规的制约，在2005年12月双方合同到期后，仍有部分上诉人种植的国外松未被采伐，造成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上林木所有权产生纠纷且一直未妥善处理。在2006年9月，里沟村村委会为张北松、杨益三等7户农户申请发放自留山林权证时，对该四宗山林存在林木所有权纠纷未作说明，也未按发证政策要求单独为每户农户申请发放林权证，而是错误地以杨益三户为申请人按共有形式填写了《林权证登记申请表》和《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致使上诉人错发了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而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和当时林权证发放政策，在林木所有权权属存在纠纷时，应暂缓发放林权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一审判决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张北松等6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表示同意安吉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2014年7月7日作出的安林行决字（2014）2号《关于注销编号330602572791林权证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查，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杨益三不服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注销其持有的编号为C330602572791《林权证》的行政处理决定而引发的诉讼。涉案编号为C330602572791《林权证》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下阳组，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森林或林木使用权的权利人则均为杨益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张北松等6人对该《林权证》所登记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有争议，对其他权利登记则不持异议。与涉案林地使用权争议相关的证据主要有《承包下阳生产队第四组荒山合同》、《林权证登记申请表》和《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等。其中，《承包下阳生产队第四组荒山合同》于1986年1月9日签订，载明将下阳生产队第四组（见附后社员户主）荒山约一百二十亩承包给杨益三种植国外松，该合同所附“第四组户主姓名”部分包括张北松等6户户主和杨益三的签字、盖章。上述合同载明承包、发包的事实，表明涉案林地使用权并非属杨益三一人，还包括张北松等6户。涉案林地所在村民委员会2006年9月10日上报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申请人栏虽仅填写了杨益三一人，但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栏填写为“杨益三等捌户”，在山林基本情况有关四块山四至等情况的下方写明“以上四块山有如下8户共有：裘云飞、王新胜、吴耕、张北松、张北芳、林文山、杨益三、张斗兵”，该文字内容右侧盖有“以下空白”的印章。同日制作的《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上方虽然填写了“良朋镇里沟村下阳组杨益山户”，但在承包户签字盖章栏填写了杨益三、张斗兵、裘云飞、王新胜、吴耕、张北松、张北芳和林文山共8人的姓名，并在所填姓名处捺有指印。涉案林地所在村民委员会在行政程序中出具《证明》证实，裘云飞与本案被上诉人裘华伟，吴耕与本案被上诉人吴宝其均系父子关系。上诉人杨益三提出，上述《林权证登记申请表》中“林地使用权权利人”等栏目杨益三姓名后的“等捌户”以及“以上四块山有如下8户共有······”的内容系事后添加，《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承包户的签名笔迹相同，自留山应以“林业三定”时的清册为准，而该清册2006年才制作，不真实。本院认为，上述《林权证登记申请表》与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加盖有安吉县档案馆查阅档案专用章的《林权证登记申请表》复印件内容一致，《安吉县稳定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自留山清册》承包户姓名处均捺有指印，上诉人对指印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且该两份证据有关涉案林地使用权人包括张北松等户与上述承包合同，以及村民委员会2014年5月28日出具的有关涉案林地为涉案农户等自留山的《证明》内容亦相互印证，再结合村民委员会及争议双方一致确认林文山的林地自种未发包给杨益三承包并已另行领取《林权证》的事实，应认定涉案林地使用权人包括杨益三和张北松等共7户，安吉县人民政府向杨益三核发涉案《林权证》显然与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安吉县人民政府在上诉人提出异议申请后，经审查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注销涉案《林权证》正确。况且上诉人在其递交的一审起诉状中也承认涉案《林权证》“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一栏漏掉了其他权利人，其在二审中的主张明显与上述自认相矛盾，又无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益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惟菁
审 判 员 车勇进
代理审判员 万成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