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1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253号37层A单元。
法定代表人：黄灿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洪鼎光，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冬梅，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厦门华伟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龙山南路251号之八205室。
法定代表人：罗龙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友伟，福建�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文军，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厦门三杉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1号15层之八。
法定代表人：陈优松，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昌城建公司）、厦门华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伟公司）与一审第三人厦门三杉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杉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终字第1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源昌城建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应当再审。具体理由为：（一）二审法院将三杉源公司购买的1966.4785吨钢材当作源昌城建公司直接向华伟公司购买的钢材，未将上述钢材从讼争货款中扣除，认定事实错误。1.华伟公司与三杉源公司就上述1966.4785吨钢材买卖签订合同，明确三杉源公司为“需方”，华伟公司为“供方”。2.就上述1966.4785吨钢材，华伟公司已经向三杉源公�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销货单位”为华伟公司，“购货单位”为三杉源公司，且三杉源公司已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3.华伟公司确认该1966.4785吨钢材是运送至源昌城建公司的工地。4.就上述1966.4785吨钢材，三杉源公司已经向华伟公司支付了货款770万元。5.三杉源为源昌城建公司组织供应钢材的合同已经付诸履行，且三杉源公司指定华伟公司将上述钢材送到“海韵园工地”后，已经结算了部分，三杉源公司已向源昌城建公司开具了金额达5002528.39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销货单位”为三杉源公司，“购货单位”为源昌城建公司。6.因三杉源公司为源昌城建公司组织供应钢材，源昌城建公司在诉讼前已经支付款项10017994.67元给三杉源公司。7.华伟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签订的S121025号合同约定数量仅约3000吨，且累计欠款数量不得超过400万元。（二）二审判决程序上对源昌城建公司明显不公，认定事实自相矛盾。1.二审法院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交付事实的证据，却否定华伟公司开具给三杉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及的买卖合同“销货单位”为华伟公司，“购货单位”为三杉源公司的事实，将对应货物的付款义务判决源昌城建公司承担。2.二审法院不予准许华伟公司对三杉源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事实上却否定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依据。3.在一审法院判决华伟公司要返还货款情况下，二审法院将“源昌城建公司是否结欠华伟公司货款、源昌城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金”作为争议焦点，明显带有倾向性。（三）由于二审法院对上述重要事实的认定错误，导致二审判决的根本错误，包括违约金、律师费负担等，应当一并纠正。
华伟公司陈述意见称：（一）本案所涉的5517.58吨钢材全部是源昌城建公司直接向华伟公司购买，与三杉源公司无关。1.三杉源公司因其他项目所需向华伟公司购买钢材，与华伟公司前后共签订了五份合同，但这五份合同与本案无关，本案所涉钢材均是由华伟公司履行S121025号合同直接供货给源昌城建公司。2.华伟公司针对其与三杉源公司签订的前三份合同，开具给三杉源公司570万元发票，但该三份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没有发生货物流转，后经协商将该570万元作为代源昌城建公司付款，三杉源公司将该570万元发票用于税款抵扣，属于犯罪行为。3.华伟公司从未确认该770万元发票项下的1966.4785吨钢材是运送至源昌城建公司工地。4.三杉源公司依据其与华伟公司签订的前四份《钢材购销合同》，共付�770万元，其中570万元（针对前三份合同）已用于抵扣源昌城建公司结欠华伟公司的货款。5.源昌城建公司为了侵吞华伟公司巨额货款，与三杉源公司恶意串通，伪造《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等多份证据。6.源昌城建公司为应付本案诉讼，制造其与三杉源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的假相，在华伟公司委托律师发催款函之后，源昌城建公司突击向三杉源公司汇转大量款项，三杉源公司在没有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配合源昌城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华伟公司供应给源昌城建公司的钢材数量应以源昌城建公司工地验收数量为准。（二）二审判决程序正确。（三）二审判决认定“源昌城建公司恶意拖欠巨额货款，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正确，源昌城建公司不仅应自行承担其律师费，而且还应承担华伟公司的律师费及违约金。
华伟公司亦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本案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应当再审。具体理由为：（一）三杉源公司2013年8月22日、2013年8月26日支付给华伟公司的200万元、100万元款项，系三杉源公司履行其与华伟公司之间《钢材购销合同》所支付的货款，与源昌城建公司无关，与本案无关。（二）原二审判决对华伟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无故调低为年利率24%错误。
针对华伟公司的再审申请，源昌城建公司陈述意见称：（一）华伟公司与三杉源公司之间签订五份合同并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对讼争钢材的结算，不是准备履行新的买卖合同。（二）发票比�同更能反映真实的贸易状况。（三）源昌城建公司没有欠华伟公司货款，更无须承担明显高于标准的违约金。对于多支付的款项，华伟公司应当返还。1.该1966.4785吨钢材应属三杉源公司向华伟公司购买的。2.华伟公司供应给源昌城建公司的钢材中，2288.7868吨已经结算开票并付款。3.华伟公司供应给源昌城建公司的钢材中，未结算开票的为1262.3147吨。4.三杉源公司代源昌城建公司支付了870万元，已经超过未结算未开票的钢材总金额。5.“侵吞巨额货款”是华伟公司危言耸听。
源昌城建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材料：1.关于要求赔偿损失的通知函（复印件）；2.三杉源公司的回复函；3.华伟公司与三杉源公司2013年5月30日至8月22日补签的4份《钢材购销合同》。上述新证据拟证明讼争钢材中有1966.4785吨应属三杉源公司购买，且已经与华伟公司进行了结算，相应的发票和合同明确了钢材价格和数量。
华伟公司认为源昌城建公司提交的证据3并非新证据。对源昌城建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
华伟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材料：1.2012年10月31日陈优松出具给华伟公司的《担保书》、2.2013年4月26日三杉源公司出具给华伟公司的《担保书》。上述两证据用以证明陈优松和三杉源公司是源昌城建公司欠华伟公司货款的连带担保人，与源昌城建公司�意串通，伪造证据，侵吞华伟公司货款，陈优松和三杉源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3.2013年4月26日陈优松代表源昌城建公司出具给华伟公司的《还款计划书》，用以证明本案不存在三杉源公司组织华伟公司向源昌城建公司供货这一情形，进一步证明三杉源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伪造的。4.三杉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情况，用以证明三杉源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在业界被称为“一致行动人”、利益共同体，三杉源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完全有能力和条件进行“恶意串通”。5.华伟公司向源昌城建公司供货时间与华伟公司和三杉源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关系对比表》，用以证明本案不存在三杉源公司组织华伟公司向源昌城建公司供应钢材这一情形。
源昌城建公司认为华伟公司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对证据3、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认为应当以一、二审判决为准。
本院认为：
源昌城建公司提交的证据1，华伟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为原件，应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华伟公司虽然否认证据3的真实性，但是亦承认华伟公司与三杉源公司在上述日期曾经签订过4份《钢材购销合同》。华伟公司并未出示其持有的上述合同，故应对源昌城建公司提交的4份《钢材购销合同》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源昌城建公司对华伟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2没有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源昌城建公司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应认可其证据效力。证据4三杉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情况来源于互联网，源昌城建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但并未指出不实之处，应认可其证据效力。证据5并非法定的证据形式，不认可其证据效力。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华伟公司与三杉源公司于2013年5月30日、6月7日、7月9日、8月22日签订4份《钢材购销合同》（以下简称四合同）。2012年10月31日，陈优松出具担保书载明，其自愿为华伟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S121025号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需方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二年。2013年4月26日，三杉源公司出具担保书载明，其自愿为华伟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S121025号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需方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二年。2013年4月26日，陈优松出具还款计划书载明：“根据我司与华伟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厦华伟(合)字S121025号的钢材购销合同，我司已采购钢材4645.407吨，已付款500万元，截至2013年4月26日尚欠钢材款14642503.19元……”该还款计划书落款为“项目负责人陈优松”、“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但未盖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源昌城建公司、华伟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审查重点为：（一）三杉源公司2013年8月22日、2013年8月26日支付给华伟公司的300万元是否属于代源昌城建公司支付的款项；（二）涉案1966.4785吨钢材是否属于华伟公司代三杉源公司运送至源昌城建公司工地的钢材；（三）二审程序是否不当；（四）二审有关违约金、律师费的认定是否不当。
（一）三杉源公司支付给华伟公司的300万元是否属于代源昌城建公司支付的款项
对于上述有争议的300万元，一、二审时源昌城建公司与三杉源公司作为货款支付方均明确表示该300万元系三杉源公司代源昌城建公司向华伟公司支付的S121025号合同项下款项，虽然华伟公司称该款项为三杉源公司支付华伟公司其他合同项下的货款，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审对华伟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二）涉案1966.4785吨钢材是否属于华伟公司代三杉源公司运送至源昌城建公司工地的钢材
源昌城建公司认为涉案1966.4785吨钢材是由华伟公司依照四合同供给三杉源公司，再由三杉源公司供给源昌城建公司的。本院认为，源昌城建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第一，2013年4月26日，陈优松出具还款计划书载明：“根据我司与华伟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厦华伟(合)字第S121025号的钢材购销合同，我司已采购钢材4645.407吨……”但落款为“项目负责人陈优松”、“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虽然该还款计划书未加盖源昌城建�司公章，但陈优松作为S121025号合同上代表源昌城建公司签字的代理人，以及源昌城建公司指定的S121025号合同项下《确认书》的有权签字人，其所出具的还款计划书称案涉钢材系S121025号合同项下钢材，该事实陈述构成源昌城建公司的自认，可据此认定源昌城建公司2013年4月26日之前采购的4645.407吨钢材均是S121025号合同项下由华伟公司直接供货，而华伟公司运送至源昌城建公司工地的钢材共5517.58吨，如果1966.4785吨钢材为四合同项下华伟公司代源昌城建公司供货，钢材供货数量方面存在矛盾；第二，就货款支付而言，三杉源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8日、6月5日、7月5日、8月22日、8月26日向华伟公司支付7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即2013年5月28日至8月22日支付了770万元，8月26日支付了100万元，共计870万元，源昌城建公司一方面坚持上述870万元为三杉源公司代替�昌城建公司支付S121025号合同下货款，另一方面又称2013年5月28日至8月22日支付的770万元为三杉源公司向华伟公司支付的四合同项下1966.4785吨钢材的货款，自相矛盾；第三，S121025号合同约定：每批材料供应前，源昌城建公司将本批所需材料规格和数量以书面形式通知华伟公司，由双方协商同意后，签订《确认书》(传真有效)，作为本批所供货物的单价及订货单，《确认书》(传真有效)自动成为本合同附件。相应地，华伟公司发送给源昌城建公司工地的每份钢材的确认书上均列明其为S121025号合同的附件，并有陈优松的签字。此外，再审审查过程中华伟公司要求源昌城建公司明确哪些批次的钢材系由三杉源公司供货，源昌城建公司无法予以区分；第四，就四合同而言，四合同中均未明确钢材交付地，而S121025号合同和相应的《确认书》对钢材应交付的工地做了明确记载，�昌城建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华伟公司与三杉源公司签订的四合同与本案有关；第五，就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言，虽然华伟公司向三杉源公司开具了厦门市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发票本身并非合同，而是国家征税的依据以及交易双方收付款的记账凭证，二审法院认为其不能单独证明合同主要事实并无不当；第六，就钢材总量而言，S121025号合同虽约定数量仅约3000吨，但同时约定“本合同数量为暂定量，实际履行数量以需方工地验收为准”。同时，S121025号合同约定源昌城建公司累计欠款数量不得超过400万元，一旦达到此限额，华伟公司有权停止供应货物。因此，是否停止供货的选择权在华伟公司。华伟公司在源昌城建公司欠款累计超过400万元时未停止供货、选择继续向源昌城建公司供应钢材并无不当。综上，二审法院认定，源昌城建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1966.4785吨钢材系四合同项下由华伟公司代三杉源公司运送至源昌城建公司工地，并无不当。
（三）二审程序是否不当
首先，源昌城建公司所称的“交付事实”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还有确认书和送货单为证，一、二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此认定与二审法院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单独证明合同主要事实的认定亦并不矛盾。其次，二审中华伟公司申请对三杉源公司与源昌城建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是其申请鉴定的时间超过二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二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最后，二审法院总结的有关争议焦点的措词亦未有违中立性，更与本案结论无关。综上，源昌城建公司主张二审法院程序不当的再审申请理由并无事实依据。
（四）二审有关违约金、律师费的认定是否不当
根据二审及再审审查中认定的事实，华伟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源昌城建公司主张华伟公司承担违约金以及其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用的再审申请理由并无事实依据。相反，源昌城建公司仍有欠付货款尚未支付，构成违约。源昌城建公司在二审中提出违约金过高，请求适当调整。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予以调整，并无不当。华伟公司的上述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源昌城建公司、华伟公司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二、驳回厦门华伟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淑梅
代理审判员 黄西武
代理审判员 郭载宇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赵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