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61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保坤，男，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县，现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洪亮，北京市英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振勇，北京市英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静，女，197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波，河南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玲，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保坤因与被上诉人白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20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保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白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未查明白静与钟自仁及其公司签订的协议，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2015）朝刑初字第1318号判决书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一审庭审中，苏保坤多次强调并举证，白静与钟自仁及其公司签订的协议，被朝阳法院（2015）朝刑初字第1318号判决书认定为吸收公众存款。该判决书第46页附项，已报案投资人名单中，有本案白静（白天文）的名字，且本案诉讼争议协议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完成后的2014年1月29日，距离2012年7月12日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2015）朝刑初字第1318号判决书判令：除追究钟自仁刑事责任外，又责令被告人钟自仁退赔白静的经济损失，即朝阳法院已经对本案涉及的损失作出处理。该判决书同时表述，“且已经向部分投资人返还欠款······扣押、冻结之款物，依法一并处理”，则白静的投资款是否已经返还及返还了多少，对于该部分事实，一审判决只字未提，该事实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应当对该部分事实进行查明。
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上述事实，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出现错误。《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由此可见，钟自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了市场金融秩序，违法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二）本案苏保坤与白静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白静庭审中提交的2014年1月29日的协议，依附于白静与北京大观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2日签订的入伙北京中佳安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和退伙合同，也依附于钟自仁于当天的承诺书，故此该协议属于从协议。（三）既然本案的主合同已经被（2015）朝刑初字第1318号判决书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确认无效，则从合同应当无效。
三、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主张房屋抵押担保的债权仅为200万元，结合《抵押协议》签订的目的及当时的房价，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具体到本案，抵押担保的范围不超出房屋的市场价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2014年1月29日的抵押协议中，苏保坤明确表示“白静有权将房屋变卖款归其所有（抵200万元整）”，也就是说，苏保坤明确表示其抵押金额为200万元，而并不是房屋的全部价值，否则其不会特意标注“抵200万元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应在抵押房屋市场价值范围内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一审程序上存在问题，一审中对房屋进行了评估，白静依据评估价格变更了诉讼请求，对房屋的价格评估应该在执行阶段进行，而不是诉讼审理阶段，房屋也是共有状态，应该通知房屋的利害关系的人参加诉讼，只有民事法律关系才适用担保法，但本案主合同已经涉及了刑事案件，本案不应由人民法院来审理。
白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苏保坤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钟自仁、苏保坤两人向白静出具的《抵押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完全有效。钟自仁自己在签订《抵押协议》之前，已经实际向白静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钟自仁已还白静款255万元。钟自仁还款的银行账单，一审时已提交复印件，原件在一审法院存档）。2014年1月29日，就如何偿还剩余欠款，钟自仁、苏保坤�人给白静出具了《抵押协议》。在此协议中，钟自仁本人再次确认其仍欠白静款875万元这一事实，苏保坤也向白静承诺自愿以自己所有的一套房产为钟自仁上述欠款作担保，并将房产证交白静。
在此之后的2014年5月，钟自仁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采取措施，2016年7月，被朝阳法院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民间借贷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应担保合同的有效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借款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适用刑法理论体系，后者适用民法理论体系。该罪是因借款人吸收众多出借人的借款，达到一定数量或程度，经过量变到质变过程后，才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就钟自仁与每个出借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其适用民法体系的有关规定。只要借款合同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没有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况，其借款合同仍然有效。
具体到本案，2014年1月29日，钟自仁向白静出具的抵押协议，再次明确其与白静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是钟自仁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钟自仁与白静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存在并有效。同日，苏保坤也向白静出具抵押协议，承诺对钟自仁欠款，以自己所有的一套房产作担保，该协议也是苏保坤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担保合同也有效。通过以上分析，本案并不存在苏保坤所说的主合同无效，担保的从合同应当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十四条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钟自仁、苏保坤与白静之间签订的《抵押协议》有效，完全正确。
二、苏保坤称：“其用抵押房屋的抵押金额仅为200万元，而不是抵押房屋的�部价值”是对白静要求苏保坤签订《抵押协议》目的的错误认识。因钟自仁欠白静总款项为875万元，而当时抵押的房屋的价值仅200万元左右，因此经白静要求后，在《抵押协议》上增加写上（抵200万元）的表述，其强调是：若钟自仁不还款，该房屋仅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抵钟自仁欠款200万元，而非抵钟自仁全部欠款87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主张房屋抵押担保的债权仅为200万元，结合《抵押协议》签订的目的及当时的房价，其主张不予采纳。具体到本案，抵押担保的范围不超过房屋的市场价值”完全正确。三、苏保坤在上诉状中认为法院未查明朝阳法院（2015）朝刑初字第1318号判决书，“且已经向部分投资人返还欠款......，扣押、冻结之款物，依法一并处理”是错误的。钟自仁在被采取措施之前确实已经偿还一部分人的欠款，包括白静的255万元，但所欠白静的其余欠款至今未还。白静在一审及之前的抵押合同纠纷之诉，均已将欠款金额、已还款金额予以举证说明。配合司法机关做登记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登记并不代表欠款已经偿还或者放弃其他追偿欠款的途径，恰恰是说明欠款未还清、白静也不会放弃其他追偿欠款的途径。四、关于程序问题，一审法院程序合法，白静起诉苏保坤是与苏保坤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非物权关系，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必要通知房屋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一审审理。关于是否通知第三人，本案在解决债权债务过程中，还未到执行阶段，第三人到执行阶段可以加入。关于房屋评估问题，一审开庭过程中，白静代理人同意评估，白静变更诉讼请求也是根据评估结果进行。
白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保坤依法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赔偿白静损失3284700元；2.诉讼费由苏保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1月29日，钟自仁向白静出具《抵押协议》，载明：今有钟自仁欠白静投资款345万元及于2014年3月10日前该归还的530万元（具体数额以双方约定确认的数额为准），现本人无力偿还，苏保坤自愿将诉争房屋作为抵押(91.58平方米)，待上述欠款全部还清后，抵押方将房屋所有手续归还。同时，苏保坤在该《抵押协议》上确认：苏保坤自愿将该房屋抵押白静处，如未还清欠款，本人同意将房屋归于白静处置，白静有权将房屋变卖款归其所有（抵贰佰万元）。苏保坤和钟自仁签字并按手印。该《抵押协议》签署完毕后，苏保坤将房屋所有权证交给了白静。
此后，白静以苏保坤拒绝配合办理抵押登记相关手续为由，以苏保坤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苏保坤根据《抵押协议》协助白静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相关手续。该院审理后判决：苏保坤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白静办理房屋抵押权人为白静的抵押登记手续（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枣园东里17幢4-401号房屋，房产证号为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号，抵押担保债权数额为八百七十五万）。苏保坤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2016）京02民终3492号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彦玲与苏保坤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6年9月2日登记结婚。赵彦玲不服（2016）京02民终3492号判决书，认为侵害其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作出（2016）京02民初25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抵押协议》系苏保坤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因苏保坤无诉争房屋单独处分权而无效，但在诉争房屋共同共有人赵彦玲不同意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情况下，无法产生为白静设立抵押权的法律效果，白静与苏保坤之间基于《抵押协议》而产生的其他纠纷应另行解决……赵彦玲与苏保坤提出的关于《抵押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判决撤销（2016）京02民终3492号民事判决书。白静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民终42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尽管在诉争房屋共同共有人赵彦玲不同意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无法产生为白静设立抵押权的法律效果，但《抵押协议》作为合同系苏保坤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因苏保坤无诉争房屋单独处分权而无效，白静有权要求抵押人苏保坤承担因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房屋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白静受到的损失，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白静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宝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抵押协议》中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枣园东里17幢4-401号的房屋，评估价值为3284700元。苏保坤认为钟自仁吸收白静投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应抵押协议应属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钟自仁、苏保坤向白静出具的《抵押协议》作为合同系钟自仁、苏保坤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苏保坤未提交证据证明《抵押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情形，故《抵押协议》应属有效。根据生效判决，虽然因诉争房屋共同共有人赵彦玲不同意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无法产生为白静设立抵押权的法律效果，但是不因苏保坤无诉争房屋单独处分权而无效，苏保坤白静有权要求抵押人苏保坤承担因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房屋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白静受到的损失。
钟自仁、苏保坤向白静出具《抵押协议》的目的是以苏保坤的房屋设立抵押，从而担保债权人白静的债权之实现，苏保坤主张房屋抵押担保的债权仅为二百万元，结合《抵押协议》签订的目的及当时的房价，该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故该院认为房屋抵押担保的对象系白静对钟自仁的债权，具体到本案，抵押担保的范围不超出房屋的市场价值。因苏保坤事实上已无法为白静办理抵押登记，已构成违约，其应在抵押房屋市场价值范围内对白静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苏保坤赔偿白静损失三百二十八万四千七百元（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朝阳法院（2015）朝刑初字第1318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钟自仁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并承诺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且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如下：……二、责令被告人钟自仁退赔投资人的经济损失（名单另附）……”，该判决后附“已报案投资人名单”中有“白静（白天文）”。该判决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白静称截至目前，其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未收到�何执行款项。据本院了解，该案执行过程中截至目前未给白静发还过执行款项。
本院认为，钟自仁和苏保坤向白静出具涉案《抵押协议》，虽然白静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是白静持有该协议，并依据该协议主张权利，《抵押协议》上关于白静、钟自仁、苏保坤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相应的合同法律关系。具体而言，钟自仁与白静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苏保坤与白静之间形成抵押合同关系。
苏保坤主张钟自仁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与白静签订的借款合同必然无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由于行为人违反公法规范所规制的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由刑法确认为一类罪名，即任何人从事吸收公众存款，需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市场准入资格类规范在民法上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性强制性规定。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市场准入制度构成犯罪的，只是合同一方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一行为系一方缔约主体单独实施，而非合同缔约双方主体共同实施，刑法所评价的是该当事人单独实施的犯罪行为，而非评价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具体合同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是由若干个民事借款行为的叠加从而导致量变到质变。每一个具体的借贷合同，如果均是在当事人自愿情形下发生的，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也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应当是有效的。只有将所有借贷合同聚合成一个整体，达到了刑法规范规制的程度，作为宏观的，整体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才构成犯罪。从另一角度考虑，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债权人在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一般并无过错，其利益应受保护，如果认定具体的借贷合同无效，则可能损害无过错方的利益，而使过错方获得额外利益，这亦与民法公平理念相悖。综上，行为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其与社会公众之间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并非必然无效。判断具体借贷合同是否有效，要依据合同法的相关标准进行评判。具体到本案中，钟自仁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钟自仁与白静签订的涉案《抵押协议》并不当然无效。涉案《抵押协议》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苏保坤关于钟自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一事实必然导致涉案主合同无效的相关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有效，作�从合同的抵押合同并不必然有效。判断抵押合同是否有效，仍然要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担保法、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判断。苏保坤在《抵押协议》上亲笔做出愿意以自有房屋为钟自仁欠付白静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意思表示系在受胁迫、欺骗等的情况下，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所做出，故应当视为苏保坤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确认涉案抵押合同合法有效。苏保坤关于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必然无效等相关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014年1月29日签订的涉案《抵押协议》中约定“白静有权将房屋变卖款归其所有（抵200万元整）”，苏保坤和白静对此的理解各执一词。苏保坤认为“抵200万元”是指苏保坤承担担保责任的债权范围仅为200万元，白静认为“抵200万元”是指苏保坤房屋转让款抵销的债权数额仅为200万元。如果按照苏保坤的理解，房屋变卖款超出200万元以上的部分应当归苏保坤所有，这与协议中“白静有权将房屋变卖款归其所有”的表述相矛盾，而按照白静的理解，不管房屋变卖款实际数额是多少，白静都有权全额收取，但是只算抵销钟自仁全部债务中的200万元，钟自仁仍需承担200万元以外的债务，这种解释在当时房价高于200万元的情况下，对于白静明显有利，亦与钟自仁、苏保坤向白静出具《抵押协议》是以苏保坤的房屋设立抵押，从而担保债权人白静的债权之实现的目的相吻合，故一审法院认为房屋抵押担保的对象系白静对钟自仁的债权，抵押担保的范围以不超出房屋市场价值为限，并认定因苏保坤事实上已无法为白静办理抵押登记，构成违约，苏保坤应在抵押房屋市场价值�围内对白静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持异议。
鉴于苏保坤应当在抵押房屋市场价值范围内对白静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启动房屋价值评估程序，确定涉案抵押房屋的市场价值，并无不当。鉴于涉案争议为抵押合同纠纷，作为涉案房屋共有产权的利害关系人不是本案的必要诉讼参加人，一审法院未通知相关房屋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不属于程序违法。苏保坤关于本案一审存在程序问题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苏保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78元，由苏保坤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葛 红
审 判 员 曹 欣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莹莹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