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民终字第00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国辉。
委托代理人陈勇，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文妍，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西迎。
委托代理人胡正天，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效青。
上诉人曾国辉因与被上诉人赵西迎、原审被告朱效青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民初字第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国辉的委托代理人陈勇，被上诉人赵西迎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正天，原审被告朱效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曾国辉从黄勇飞手中受让邳州市闽飞铁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飞公司）100%股权，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4月，曾国辉和朱效青合作经营该公司，其中曾国辉占63.462%股份，朱效青占36.538%股份。2008年6月17日，闽飞公司更名为邳州市冠星铁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星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改为朱效青占100%股份（实际曾国辉仍然占63.462%股份），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冠星公司实际由朱效青、曾国辉、李某、孙某、苗金生五人共同经营，后三人的股份在朱效青的股份中，为朱效青背后的隐名股东。在公司经营期间因经营需要多次对外借款，2012年8月1日该五人算账，公司对外欠债加利息约1200多万元，五人商定将厂房等公司净资产折价300万元给孙某，其余900万元按股份大小平摊，曾国辉、李某、孙某、苗金生分别向朱效青书写欠条，其中曾国辉于当日书写欠条的内容为：“今欠到朱效青人民币贰佰捌拾柒万元正。保证于2012年8月31日前还清，如到期不还愿拿福州家里房子做为抵押。本人自愿由邳州人民法院执行。”
2014年1月15日，朱效青与赵西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287万元债权全部转让给赵西迎。2014年2月19日，赵西迎向曾国辉邮寄催款通知书，告知债权转让事宜。后曾国辉以冠星公司未经清算，涉案欠条系受胁迫书写，并不存在真实债务为由，拒绝支付款项。
2014年11月19日，赵西迎诉至原审法院称：曾国辉与朱效青合伙经营冠星公司，2012年8月1日经合伙清算，曾国辉欠朱效青合伙期间债务287万元，并书写欠条一张。2014年初，朱效青将该债权转让给赵西迎，并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曾国辉。请求判令曾国辉给付合伙债务287万元和利息（以28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9月1日起计算至履行之日止）。
曾国辉答辩称：朱效青与曾国辉未进行过清算，即便清算，根据冠星公司的性质，也应依据公司法规定进行公司清算，而非股东之间打欠条。且曾国辉系被朱效青聚集社会闲散人员进行殴打威胁情况下书写欠条，曾国辉与朱效青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请求驳回赵西迎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朱效青陈述称，同意赵西迎的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举证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赵西迎和朱效青提供的合伙协议、欠条、公司外借款清单、证人证言、债权转让协议、催款告知书等证据，应当认定曾国辉、朱效青等五人作为冠星公司的实际股东，就公司负债在股东内部如何分担达成合意，曾国辉承诺给朱效青2**万元，由朱效青统一偿还公司债务，后朱效青将该债权转让给赵西迎，赵西迎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曾国辉。曾国辉在庭审中也自认公司对外欠债且需支付高额利息，其虽然辩称系被胁迫书写欠条，并不存在真实的债务，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曾国辉辩称，应当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之后再确定股东之间的债务数额。但公司清算，是指公司解散后，依照法定程序了结公司事务，清理公司债权债务，处理公司财产，最终使公司法人资格消灭的行为。公司清算的目的是终结公司的各种法律关系，处理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非同一法律关系，曾国辉主张应将公司清算作为股东之间结算的前提条件于法无据。综上，曾国辉书写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理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鉴于朱效青已将该债权转让给赵西迎，赵西迎要求曾国辉给付欠款287万元和相应利息（以28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9月1日起计算至履行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遂判决：曾国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赵西迎欠款本金287万元，并给付利息（自2012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80元，由曾国辉负担。
宣判后，曾国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8月1日该五人算账，公司对外欠债加利息约12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五人商定将厂房等公司净资产折价300万元给孙某，其余900万元按股份大小平摊”没有事实依据。无证据证明五人达成上述“商定”，且该“商定”违反常理，第一、公司债务不应由股东个人承担，第二、假设真有900万元债务且由股东按股份大小平摊，曾国辉所占股份63.462%，所分摊债务应为571.158万元，而不是287万元。这足以说明未进行过“商定”。3、一审判决将李某、孙某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错误。证人李某、孙某均为朱效青背后隐名股东，与朱效青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其有利于朱效青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二证人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邳州法院）出具的证言称《欠条》债务为借款，庭审中又称是因公司清算而产生的债务，故其证言不可信，不应予采纳。二、《欠条》债务并未真实存在，赵西迎要求曾国辉支付287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赵西迎、朱效青对《欠条》债务来源、性质陈述前后不一致，证明债务不是真实存在的。2、债务来源若是借款，无证据证明实际已提供借款款项，若是公司清算，无证据证明冠星公司已经清算，相反曾国辉提交的向邳州法院申请司法清算的文件【案号为（2015）邳法商法预字第00001号】能够证明冠星公司尚未进行清算。因此无论赵西迎、朱效青主张《欠条》债务来源是借款还是公司清算，均无证据证明。3、冠星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使股东对公司所负债务进行算账，也是公司债务，不应由股东承担。且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冠星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不存在负债。三、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对曾国辉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审理。上诉人在邳州法院审理时就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本案移送至徐州中院后，对曾国辉提起的管辖权异议却不予审查，反而强行开庭。本案为合同纠纷，由于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也无法明确，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赵西迎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8月1日五人该算账、公司对外欠款加利息约1200万元”、“五人商定将厂房等公司净资产折价300万元给孙某，其余900万元按股份大小平摊”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中曾国辉认可冠星公司2012年1月30日的对外借款明细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写，该明细载明当月公司对外借款1114.5万元，并认可书写欠条之前的2012年7月26日曾接收公司账簿。曾国辉一审庭审中认可公司净资产作价300万元归孙某。其余900万元按曾国辉所占股份63.462%应为5711580元，再减去曾国辉个人承担的对外借款284万元，去掉零头即为287万元。曾国辉对于287万元的数字如何形成是心知肚明的。2、一审判决采纳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没有将证人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唯一证据，而是结合曾国辉的自认及其他书证作为定案依据。证人对借款和欠款说法不一，只是其认识上的偏差，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而且涉案欠条所涉债务实际系公司对外借款经过清算而形成的欠款，证人认为是借款或认为是欠款都是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3、涉案欠条中的287万元是经合伙清算后形成的，清算是在自愿、友好状态下协商的，涉案欠条系曾国辉亲笔书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虽辩称受胁迫，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书写完借条后也未到法院要求撤销，明显与常理不符。4、冠星公司系股东为朱效青的一人公司，曾国辉等人作为隐名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曾国辉无权提起冠星公司清算，邳州法院按照立案登记制度的要求，暂时接收材料不等于案件进入实质审理，我方已经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退一步说，公司是否经过清算不影响合伙人内部对公司债务进行清算。二者是不同法律关系，朱效青与曾国辉等人就公司内部债务的清算及对合伙债务的分担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5、工商登记资料所记载的内容与公司真实经营状况不相符，一审已经查明公司实际对外债务及利息约1200万元，并在2012年8月1日由各合伙人进行了合伙清算。二、一审程序合法。徐州中院一审中，曾国辉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二审期间也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曾国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朱效青发表意见：同意赵西迎的答辩意见。我与曾国辉等人是合伙人内部经过协商进行的清算，欠条是曾国辉真实意思表示。冠星公司股东只有我一个自然人股东，今后如果有冠星公司债权人起诉公司并将曾国辉作为被告的，只要经法院查证属实，该债务是在公司经营期间所形成的的公司债务，均由本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与曾国辉无关。
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除曾国辉对一审认定“2012年8月1日该五人算账，公司对外欠债加利息约1200万元”、“五人商定将厂房等公司净资产折价300万元给孙某，其余900万元按股份大小平摊”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曾国辉向本院提交强制清算申请书及邳州法院传票，用以证明其已向邳州法院申请对冠星公司强制清算，而在此前冠星公司的股东未对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清算。曾国辉还提交邳州市公安局八义集派出所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3月25日曾国辉就朱效青逼其出具《欠条》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欠条形式不合法、内容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赵西迎、朱效青质证认为：对于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客观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曾国辉非冠星公司股东或债权人，无权申请公司清算。邳州法院按照立案登记制接收其材料，不等于案件进入实质审查。八义集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是根据曾国辉单方叙述出具，内容不具真实性，《欠条》是曾国辉2012年8月1日出具的，直至2014年3月25日，在朱效青起诉后才去报案，中间相隔近一年半时间，该情况说明不能证明欠条是其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
赵西迎、朱效青二审提交冠星公司2011年12月、2012年3月-5月对外借款明细表，证明合伙人清算前公司账簿中存在1000余万元对外借款的连续性记录，证明在合伙清算时公司存在对外欠款1200万元有充分的事实。赵西迎、朱效青还提交冠星公司2012年10月对外借款明细表，证明清算后对于曾国辉个人承担的284万元在公司账面中已经做了清零处理。曾国辉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赵西迎的证明目的。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曾国辉是否应当按照2012年8月1日向朱效青出具的欠条承担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债权人可以将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抗辩效力及于新债权人。债权转让成立应以债权真实存在为前提。
本案中，赵西迎为证明朱效青对曾国辉享有287万元债权的基础事实，提交了2008年4月1日朱效青与曾国辉的合伙协议、2012年8月1日曾国辉签字的《欠条》、曾国辉签字确认的冠星公司2012年1月对外借款清单、合伙人孙某、李某的证人证言及该二人向朱效青出具的欠条。上诉人曾国辉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其虽上诉否认是与合伙人进行合伙内部清算后出具的欠条，并抗辩欠条是在受胁迫情形下出具，但其在出具欠条后一年多方才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就出具该欠条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所做的抗辩均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难以采信。
关于本案未经公司清算是否影响本案欠条效力的问题。公司清算是指公司解散时为终结公司作为当事人的各种法律关系，使公司法人资格归于消灭，而对公司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处分和分配的行为和程序。根据冠星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冠星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只能有一个股东，而该公司登记的股东只有朱效青一人，曾国辉、孙某、李某、苗金生并不具有冠星公司股东身份，其与朱效青共同经营冠星公司属于公司内部的合伙关系。本案合伙人进行的清算实质上是冠星公司内部各合伙成员之间对合伙经营公司期间债权债务如何分担的内部约定，与公司法规定的一人公司清算的目的、性质、程序、法律后果均不相同，故本案不必然以经公司清算为前提条件。各合伙人之间对于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如何分担的内部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对抗冠星公司外部第三人，仅对各合伙人有约束力。朱效青依约对曾国辉享有债权。2014年1月15日朱效青已将对曾国辉享有的债权转让给赵西迎，并已通知曾国辉，曾国辉应当向赵西迎履行还款义务。
至于曾国辉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邳州法院2014年3月3日受理本案后，曾国辉确曾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该院以超出级别管辖范围为由，将本案移送至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答辩期内，曾国辉并未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出庭进行了应诉答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应视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故曾国辉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80元，由上诉人曾国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蔚
代理审判员 丁晓苏
代理审判员 徐 璩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