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汴民终字第18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于善明。
委托代理人唐志民，杞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秀英。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凤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冬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彦丽。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顺利。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艳红。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顺合。
七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宋霞，河南何延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红旗，农民。
上诉人于善明与被上诉人孙秀英等七人、张红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孙秀英等七人于2010年9月15日向杞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于善明、张红旗连带赔偿死者王用生的死亡赔偿金96140元，丧葬费14614.5元，精神慰抚金20000元，共计130754.5元。杞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0日作出（2011）杞民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于善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1年9月28日作出（2011）汴民终字第1001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杞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杞民初字第1057号民事判决，于善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份，张红旗欲拆旧房建新房，张红旗在杞县柿园乡黑木村村东的路上遇见同村民间建筑队的领工人于善明，并将拆旧房建新房的事宜与于善明进行口头协商，最后以500元的价款商定拆除旧房事宜。2009年8月19日，于善明在姓康的建房工地上将为张红旗拆除旧房的事向在此工地上正在干活的民工作出宣告，并要求去8个民工，随后王用生与其他七名民工一同前往张红旗家拆房，当日于善明也一同去了张红旗扒房的地点，并应民工的要求向张红旗要了一条“红旗渠”牌香烟给参与扒房的民工进行了发放。2009年8月20日下午2时许，王用生站在西山墙的东面掏西墙的墙脚时（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西山墙突然向东倒坍，将王用生砸在下面，随即拨打了120进行救护，但王用生被扒出后已经死亡。王用生死亡后，于善明给付孙秀英2000元，张红旗给付孙秀英1000元，另王国军给付孙秀英2000元。因该扒房工作未完工，张红旗支付240元，该款8名民工各分得25元，下余款买成香烟又分给了参与扒房的民工。
另查明，死者王用生生前所在的民间建筑队建民房的事宜一直由于善明负责联系活，民工去那建房都听从于善明的安排。
死者王用生1951年9月19日生，孙秀英系死者王用生的妻子，王凤梅、王冬梅、王彦丽、王顺利、王艳红、王顺合系死者王用生的子女。
2009年度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807元，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3388元，河南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4816元／年。
一审法院认为，张红旗与于善明将拆旧房建新房的事宜进行口头协商，最后以500元的价款商定拆除旧房事宜，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该合同的订立确定了张红旗与于善明之间的承揽关系。于善明在其所领的工地上让8名跟其干活的民工前去张红旗家干活，显属授意行为。包括死者王用生在内的8名民工前后并未与张红旗进行过任何相关事宜的协商，也不是基于邻里关系前往义务帮工，均为获取劳动报酬去干活的，故参与扒房的民工与张红旗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于善明在获取张红旗扒房的工程后，也并未与跟其干活的8名民工协商过将扒房的工程以转包的形式让与8名民工，不存在工程转包的事实。死者王用生所在的民间建筑队建民房的事宜一直由于善明负责联系活，民工去那建房都听从于善明的安排，由此于善明与跟其干活的民工之间符合雇佣合同关系的特征。从扒房事宜价款的商定情况以及后来前去干活人数的安排看，于善明认为其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与事实不符，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于善明辩称孙秀英七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因孙秀英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故孙秀英七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善明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在扒房过程中，于善明作为领工人在未采取足以保障人身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让工人施工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该事故的主要责任（60%为宜）。王用生作为施工人员在明知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依然进行施工，对该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该事故的次要责任（30%为宜）。张红旗作为受益人，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以承担10%为宜。王用生死亡后，孙秀英七人作为死者王用生的亲属请求于善明赔偿死亡赔偿金96140元的合理部分57684元（4807元×20年×60%=57684元），请求赔偿丧葬费14614.5元的合理部分7444.8元（24816元÷12个月×6个月×60%=7444.8元）应予支持，事故发生后于善明给付孙秀英的2000元，应当在赔偿数额中扣除。张红旗作为受益人应补偿孙秀英七人死亡赔偿金96140元的合理部分9614元（4807元×20年×10%=9614元），请求赔偿丧葬费14614.5元的合理部分1240.8元（24816元÷12个月×6个月×10%=1240.8元），事故发生后张红旗给付孙秀英的1000元，亦应当在赔偿数额中扣除。王用生的非正常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孙秀英七人为此请求精神慰抚金的理由正当，但其请求数额20000元过高，酌定5000元为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善明赔偿孙秀英、王凤梅、王冬梅、王彦丽、王顺利、王艳红、王顺合偿死亡赔偿金57684元，丧葬费7444.8元，精神慰抚金4500元，共计69628.8元，扣除已付的2000元，下余67628.8元。二、张红旗赔偿孙秀英、王凤梅、王冬梅、王彦丽、王顺利、王艳红、王顺合偿死亡赔偿金9614元，丧葬费1240.8元，精神慰抚金500元，共计11354.8元，扣除已付的1000元，下余10354.8元。三、驳回孙秀英、王凤梅、王冬梅、王彦丽、王顺利、王艳红、王顺合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5元，公告费300元，共计3215元，于善明负担1750元，张红旗承担600元，孙秀英、王凤梅、王冬梅、王彦丽、王顺利、王艳红、王顺合负担865元。
于善明上诉称：上诉人和王用生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与本村村民自发组织的建筑队，建筑队成员间身份地位平等，同工同酬，不存在谁雇佣谁的问题。王用生等人是为张红旗拆房，受张红旗指挥，并且张红旗向他们支付报酬，以上事实证明张红旗和王用生等人形成了雇佣关系，对于王用生的死亡，王用生和张红旗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孙秀英等七人的起诉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消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秀英等七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孙秀英等七人答辩称：王用生一直在于善明的建筑队里干活，受于善明的指派在给张红旗家拆房时被砸死的，于善明应负事故主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红旗未答辩。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2010年10月21日开庭笔录中张红旗陈述：2009年农历6月份的一天上午，我在村东门外路上遇见于善明，我说要盖房，老房你找人拆了吧，然后说了价格，于善明说拿500元钱吧，我说中；协商时间距离王用生被砸死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大约有十多天。
于善明陈述：张红旗说出500元扒房，我说问问人，烟交给我了，我发的烟。
于善明一方提供的证人李某甲当庭证明：给姓康的一家建房时，于善明吆喝说去8个人干活扒房，谁去都是自愿的，不是张红旗让去的，不是张红旗给我协商工钱，村里建房平时都是于善明领着。
于善明一方提供的证人李某乙当庭证明：不是张红旗让去扒房的。
于善明一方提供的证人张某某当庭证明：不是张红旗让去扒房的，也不是帮忙，给的有工钱。
于善明一方提供的证人孟某某当庭证明：于善明是领着干活的，不是张红旗让去扒房的。
另查明，二审庭审时于善明承认王国军在建筑队里负责记工。王用生被砸死后，王国军给付王用生家属2000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于善明一方提供的证人李某甲、孟某某均证明死者王用生所在的民间建筑队建民房的事宜一直由于善明负责联系活，村里建房平时都是于善明领着。二审庭审时于善明承认王国军在建筑队里负责记工。表明，于善明所领的建筑队成员分工明确，于善明系建筑队的工头，于善明与王用生等工人形成雇佣关系。于善明以“其和王用生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因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于善明一方提供的证人李某甲、李某乙、张某某、孟某某均证明不是张红旗让他们去扒房的。因此，张红旗与死者王用生等工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于善明以“张红旗和王用生等人形成了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孙秀英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故孙秀英七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于善明上诉称孙秀英七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1元，由于善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庆龙
审 判 员 周超举
代理审判员 李曼曼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姬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