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三中行终字第0156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思亚，男，1962年12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二十九号。
法定代表人张启顺，乡长。
委托代理人母澈昌，北京市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思亚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行初字第160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思亚，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磨房乡政府）委托代理人母澈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思亚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南磨房乡政府赔偿其服装、家具等个人财产损失427363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何思亚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曾向南磨房乡政府书面申请国家赔偿的事实，由于南磨房乡政府未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何思亚，何思亚向一审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赔偿请求人单独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何思亚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机关及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经济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是指与违法行政行为存在现实、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失。本案中虽然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思亚财产损失与南磨房乡政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或必然的因果关系，但通过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事发当日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及其联防队员到现场，并有参与搬出何思亚物品的行为。对此南磨房乡政府在诉讼期间未能举证或合理说明上述行为的法律依据或正当理由，亦未能举证说明其对所搬何思亚物品采取了妥善保管或交接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南磨房乡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其联防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或依据的情况下将何思亚物品从其房屋内搬出，且未制作物品清单或办理交接手续将物品进行妥善处理，使何思亚财产损失没能在拆迁时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南磨房乡政府应对何思亚的财产损失承担适当的行政赔偿责任。同时，何思亚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亦非拆迁项目确定的被拆迁人，其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对房屋拆除采取抵制态度，未能及时配合相关物品的清点、存放以及妥善保管，拆迁后亦未采取措施对相关物品进行妥善照看或维护，何思亚对其财产损失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另外，根据何思亚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的实际调查，何思亚所述称的财产损失中，仅有冰箱、自行车、衣服、餐具等极少数物品可以认定。对于何思亚在个人财物清单中所列的其他物品损失，由于何思亚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的实际调查情况酌情予以裁量。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酌情判决南磨房乡政府赔偿何思亚个人财产损失人民币二万元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何思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提出：一、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所受财产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上诉人为证明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服装、家具等个人财产损失的主张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邮政EMS邮单、《北京市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接受案件回执单》、《2012年2月20日被南磨房乡人民政府毁坏的何思亚、白×、何××三口之家的所有私人财物清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劲松派出所（以下简称劲松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等六组证据，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全部采纳。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因被上诉人联防队员的事实行为导致上诉人财产受到损害的情况，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一审判决却以被上诉人“使原告财产损失没能在拆迁时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为由，认为“被告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适当的行政赔偿责任”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对其所受财产损失无任何责任，且与损害结果无任何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对其财产损失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损坏、搬运上诉人财产的行为均系被上诉人的联防队员所为，故上诉人无法对物品进行照看或维护，且上诉人的行为与财产损害结果无任何因果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所受财产损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赔偿上诉人二万元数额过低，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南磨房乡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何思亚就赔偿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邮政EMS邮单，证明何思亚于2014年1月3日向南磨房乡政府邮寄了国家赔偿的申请书；2.《北京市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接受案件回执单》，证明2012年2月20日何思亚报警，劲松派出所受案并出具回执单；3.何思亚一家的户口簿、白×的身份证复印件、何××的学生证，何思亚与白×的结婚证，证明何思亚家庭成员状况；4.何思亚制作的《2012年2月20日被南磨房乡人民政府毁坏的何思亚、白×、何××三口之家的所有私人财物清单》三页；5.现场照片；6.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共八份，分别是劲松派出所对杨××、刘××、张××、段××、王××、樊××、胡××进行询问制作的，证明何思亚从民事诉讼中得知是南磨房乡政府组织人员对何思亚使用房屋实施了拆迁，造成何思亚个人物品损毁。
南磨房乡政府就答辩内容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国土资源部《关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09）357号）；2.《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铁7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的通知》（京发改（2010）484号）；3.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市政）》（2010规地市政临字0036号）；4.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朝阳区分指挥部《关于配合开展地铁7号线朝阳段拆迁工作的一封信》；5.北京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协助尽快解决轨道交通工程重点拆迁问题的函》。上述五份证据共同证明南磨房乡政府并非地铁七号线施工主体单位，也不是拆迁人，不应被列为行政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人。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何思亚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6，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何思亚向南磨房乡政府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何思亚家庭成员状况及何思亚部分财物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受损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南磨房乡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能够证明何思亚被拆除房屋位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用地拆迁范围内，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何思亚租用位于朝阳区南磨房乡×西南角三间平房。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京市地铁7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市政）》（2010规地市政临字0036号）等立项批复文件的规定，上述平房位置所占用土地属于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建设项目用地，该项目由北京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北京×拆迁有限公司负责拆迁工作。2012年2月20日，何思亚所租用房屋被北京×拆迁有限公司拆除。同日，何思亚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因拆迁与他人发生纠纷，被对方殴打。劲松派出所后又针对2012年2月20日朝阳区×西南角平房拆迁事宜分别向杨××、刘××、张××、段××、王××、樊××、胡××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杨××在笔录中表示乡政府的联防队员有拉着何思亚在房子外面及将何思亚所租赁房屋内物品搬出的行为。南磨房乡政府联防队员段××、王××、樊××在询问中表示有将何思亚所租赁房屋内物品搬出的行为。北京×拆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在询问中表示由其所在的拆迁公司将何思亚所租赁房屋予以拆除。2014年1月3日，何思亚通过中国邮政同城快递向南磨房乡政府乡长张启顺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因南磨房乡政府未就赔偿申请进行答复，何思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南磨房乡政府在收到何思亚的国家赔偿申请后，两个月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何思亚，故何思亚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起诉条件。
本案中，何思亚所租赁房屋被拆除时，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及其联防队员到达拆迁现场，并有参与搬出何思亚租赁房屋内物品的行为，南磨房乡政府的上述行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且未制作物品清单，亦未对搬出物品进行妥善处理，故南磨房乡政府应对何思亚的财产损失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机关及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何思亚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的实际调查，何思亚所述称的财产损失中，仅有冰箱、自行车、衣服、餐具等极少数物品可以认定，何思亚在个人财物清单中所列的其他物品损失，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酌情判决南磨房乡政府赔偿何思亚个人财产损失人民币二万元整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 志 刚
代理审判员 董 巍
代理审判员 王 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怡书记员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