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民终字第1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聊城市西郊发电厂院内。
法定代表人：任子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煜，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开化寺街82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君，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席红军，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聊城发电厂，住所地，山西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乡。
负责人张其稳，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张煜，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经十路9777号1号楼14、15层。
法定代表人：任子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煜，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发电公司）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煤运）、原审被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聊城发电厂（以下简称聊城发电厂）、原审被告山东中华发电有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发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聊城发电厂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煜，被上诉人省煤运的委托代理人王君、席红军，原审被告聊城发电厂的委托代理人张煜，原审被告中华发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4日，原告与被告聊城发电厂签订了尾号为0131号的《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被告聊城发电厂向原告购买商品混煤，原告煤站车板交货，商品煤的质量与数量以原告的化验和计量结果或铁路货物运单为计价和结算依据，价格以双方约定的发热量为基准质量，价格及执行期由供需双方商定，以补充协议为准，原告从交货之日起5日内结清货款。
2011年4月19日，原告收到被告聊城发电厂及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公司因发展需要，原名为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聊城发电厂，现更名为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请办理业务衔接工作，给予支持!”。收到该证明后，原告于2011年5月18日向左权县煤炭运销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该公司将存放于该公司的混煤从左权车站发往山东解庄站，并说明收货人为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收到原告委托后，左权县煤炭运销公司将原告在该公司的存煤共计504车，计33501吨，于2011年6月至7月从山西左权车站发到山东解庄车站，收货人为被告聊城发电公司，聊城发电公司将货物接收。原告同时提供相关铁路发运货票504份、运杂费凭证27份及质检报告11份，证明合同约定的货物已于2011年6月17日至7月3日发运完毕，由被告国电聊城公司收取且未对质量提出异议。
被告聊城发电公司认可收到左权县煤炭运销公司发来的504车，33501吨煤炭，但否认与原告存在煤炭买卖关系。被告聊城发电公司认为原告与被告山东聊城发电厂于2010年12月24日所签订的合同及之后与被告国电聊城公司签订的多份合同仅用于双方作为年度铁路计划报铁路部门备案之用，不能证明双方已就以上合同实际履行。认为该504车煤炭系由山东洋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泰公司”）所发，该批煤的结算主体应是洋泰公司，与原告无关。为此，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已将该批煤按单价738．45元／吨向洋泰公司结算煤款1600万元。被告国电聊城公司为此提供的反驳证据为：1、2011年5月1日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公司（以下简称晋中公司）与青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大宗）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2、2011年5月9日国电山东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燃料）与青岛大宗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3、青岛大宗与洋泰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4、2011年6月聊城发电公司与洋泰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5、青岛大宗向山东燃料发出的《结算通知函》。以此证明其所收504车煤炭系由洋泰公司提供。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追加青岛大宗、洋泰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随即对青岛大宗进行了调查，并就此提供了晋中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及青岛大宗的情况说明。晋中公司的情况说明称广2011年5月1日，我公司与青岛大宗公司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依据该合同第五条的约定，由买受人青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每月提报计划前全额预付运杂费和货款等。我公司在提报2011年6月份计划时，青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未按约定预付我公司货款及运费，因此，我公司也未按计划供其煤炭，后经双方协商，解除了上述合同”。青岛大宗公司在其情况说明中称：“2011年6月至7月份的煤炭买卖合同与我公司无关，期间经我公司与山东燃料协调未果，随后，我公司与晋中公司终止了2011年5月1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庭审时，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对以上二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准备到青岛大宗取证并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本院准许并令其举出青岛大宗的反证和其与洋泰公司的结算凭证，但其至今未能提供相应反驳证据和其与洋泰公司的结算（铁路发运货票）凭证，也没有举出洋泰公司和本案原告有合同关系的其他证据。
另查明，被告聊城电厂系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和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系在不同地点注册的独立法人，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原告省煤运发运的33501吨煤炭，但对结算的对象有异议。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煤款的结算对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就其向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提供煤炭并要求被告结算价款的主张，已向本院提供了原告与聊城发电厂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聊城发电厂变更名称为国电聊城公司的证明以及相关煤炭存放单位、发货站的证明，并提供了铁路发运货票、运杂费凭证及质检报告。以上证据形成链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发货的数量及业务双方主体为原告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的事实。被告聊城发电公司认可收到相应数量的货物，但否认与原告存在业务关系，认为其所收货物来自于洋泰公司。对此主张，经审查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的证据可以看出：洋泰公司并没有和本案的原告省煤运签订过买卖合同，洋泰公司与青岛大宗公司签订的合同为代理合同，洋泰公司的作用为协助青岛大宗公司与晋中公司及山东燃料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并协调相关供货及结算事务；从该代理合同可以看出，洋泰公司并非煤炭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属促使其余合同各方顺利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中介环节，应属另外形成的独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证据内容来看，晋中公司及青岛大宗公司所签合同的收货人为聊城发电厂，也不是聊城发电公司；且从晋中公司及青岛大宗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该环节中二公司于2011年5月1日所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已因故解除，并未实际履行。其于2011年6月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所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与起初环节晋中公司及青岛大宗公司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故被告聊城发电公司主张的晋中公司与随后环节的煤炭买卖关系并未实际发生。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相反证据，来证明原告2011年6-7月发运到聊城发电公司的504车煤炭系洋泰公司履行与其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也没有举出其给洋泰公司结算1600万元煤款的货权依据，故本院对被告聊城发电公司主张的其所收煤炭系由洋泰公司提供的主张不予认可．对其提出的要求追加青岛大宗公司及洋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该二公司与本案讼争货物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本案原告是33501吨煤炭货权的持有人，故本院对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的以上申请依法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对收到原告煤炭的数量、质量未提出异议，应和原告进行结算。根据原告和聊城发电厂所签合同的约定以及煤炭合同的交易惯例，媒体定价系由双方在发货后补充协议确定。但在本案中，双方对煤炭价格并没有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院参照中国煤炭网2011年6月发运到山东地区的混煤价格685元每吨作为本案双方煤炭债务的结算依据，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应当向原告付清煤款22948185元。因被告聊城发电公司不结算煤款属违约，故应按原告和聊城发电厂所签合同“收货后5日内与原告结清货款”的约定，即从2011年7月9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损失。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于2011年7月3日发运煤炭完毕，依合同的结算期限为收货后5日，即2011年7月8日。原告于2013年6月19日首次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中断。2014年5月15日重新起诉，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因本案讼争合同系由聊城发电厂与原告签订，且聊城发电厂与聊城发电公司共同出具了变更名称的证明材料，事后聊城发电公司的确收到左权县煤炭运销公司发来的504车、33501吨煤炭，原告将煤炭发给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正是履行其与聊城发电厂的合同，故被告聊城发电厂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应当与其变更后的实际收货人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对原告煤炭欠款及利息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聊城电厂系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其权利义务应当由具备法人资格的被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承担。故判决：一、被告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煤款22948185元及此款从2011年7月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聊城发电厂和被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宣判后，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上诉人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煤款22948185元及此款从2011年7月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聊城发电厂（以下简称聊城发电厂）、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发电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煤炭买卖关系，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煤炭款的诉讼请求应被依法驳回。
1、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合同及之后签订的多份合同仅用于双方作为年度铁路计划报铁路部门备案之用，被上诉人不能据此主张涉案双方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太原中院认定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煤运存在煤炭买卖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2、诉争504车，合计33501吨煤炭，并非上诉人自被上诉人处购买的，系上诉人自山东洋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洋泰公司）购买的，上诉人已按738．45元／吨向该公司结算煤敖1600万元（相关证据上诉人已提交原一审法院）。
3、被上诉人称其系该宗煤炭的所有权人，但其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关键证人亦未出庭参与质证；其次，即使被上诉人系该宗煤炭的所有权人，其也未能证实与上诉人之间就该宗煤炭建立起了煤炭买卖合同关系。
二、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关系，那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时部分请求巳过诉讼时效。
如果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煤炭运力计划合同即为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那么根据相关合同中煤炭款结算义务人应于收到货物后五日内付款的约定，被上诉人对2011年7月3日前所供煤炭产生的煤炭款已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被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将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被法院驳回。
三、原审法院认定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聊城发电厂、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证据形成链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发货的数量及业务双方主体为原告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的事实”“原告将煤炭发给被告聊城发电厂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正是履行其与聊城发电厂的合同，故被告聊城发电厂及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应当与其变更后的实际收货人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对原告煤炭欠款及利息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与发电厂、中华发电公司之间并未约定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了包括连带保证责任等八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本案所涉纠纷并未涵盖其中。而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涉案被告主体的只能是上诉人或者聊城发电厂与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不能要求该三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否则将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即法院应当查明与被上诉人建立煤炭买卖关系的相对人是谁，并且被上诉人只能以其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收到的504车煤炭并非被上诉人发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享有债权，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山西煤运支付煤款及利息、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聊城发电厂、山东中华发电有限公司亦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于法无据．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故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
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煤炭买卖关系问题，2010年12月24日被上诉人与聊城发电厂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双方约定了煤炭质量、数量、发热量、价格等。该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与聊城发电厂于2011年4月19日共同向被上诉人出具证明，随后，省煤运公司依据该证明给左权县煤炭运销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该公司将其在左权县煤炭运销公司的存煤共504车，合计33501吨，从左权车站发到山东解庄车站，收货人为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聊城发电公司认可收到左权县煤炭运销公司发来的504车，计33501吨煤炭，说明，被上诉人按照《煤炭买卖合同》履行了自己的发煤义务，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理应支付省煤运504车，计33501吨煤炭款。2、关于上诉人所称，该504车煤属山西洋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泰公司）所发，与省煤运没有关系，因为洋泰公司与省煤运并未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而且火车发运货票（504车），现由省煤运持有，火车发运货票属结算煤款的凭证，洋泰公司并未持有504车的火车发运货票，其也未在本案中参加诉讼，主张该批煤炭火车发运货票的所有权，故上诉人所称，其与省煤运不存在煤炭买卖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所称支付给洋泰公司1600万元煤款问题，因洋泰公司未持有省煤运所发的504车火车发运货票，其与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结算煤款时也未给聊城发电公司提供讼争的504车火车发运货票，聊城发电公司所称支付给洋泰公司的1600万元煤款，是否讼争的该批煤款，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与洋泰公司的煤炭结款行为，可另案处理。4、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被上诉人省煤运称，2011年7月3日其将504车，合计33501吨煤炭发到合同约定的山东解庄车站后，其多次向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催要未果，该案第一次起诉是2013年6月19日向太原市中院提起诉讼，庭审中省煤运向本院提供了太原中院的《预交诉讼费通知单》，该通知单载明2013年6月25日填写，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称，被上诉人省煤运2013年10月10日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5、关于聊城发电厂和中华发电公司是否承担连带问题，因聊城发电厂和中华发电公司并未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聊城发电公司对聊城电厂和中华发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提起上诉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800元，由国电聊城发电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玉厚
审 判 员 邱国义
代理审判员 夏 霞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要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