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中法民终字第1220号
上诉人（原审原�）谢菊容，女。
委托代理人何莺燕，四川英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君，女，系谢菊容长女。
委托代理人何莺燕，四川英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琳，女，系谢菊容次女。
委托代理人何莺燕，四川英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静，女，系谢菊容幺女。
法定代理人谢菊容，系原告蒲静之母。
委托代理人何莺燕，四川英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国志，男。
委托代理人周成德，四川建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容，女，系蒲国志之女。
委托代理人周成德，四川建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因与被上诉人蒲国志、蒲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由民三庭副庭长周朝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顺红、罗晓翠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谢菊容、蒲静及其与蒲君、蒲琳的委托代理人何莺燕，被上诉人蒲国志及其与蒲容的委托代理人周成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谢菊容与蒲国安（已去世）于1989年登记结婚，育有三女，即蒲君、蒲琳、蒲静。1991年，谢菊容与蒲国安在原南部县枣儿乡14村2组（现南部县蜀北街道办事处向阳村2社）梁家桥修建了砖混结构平房三间，未经审批单独修建房屋一间作为商店。谢菊容于1993年与蒲国安外出新疆务工，于1999年将全家户口迁移至新疆。谢菊容外出务工后，因修建公路，该单间（商店）被拆除。蒲国志称于1999年购买了上述三间平房，并在其上加盖了砖木结构的房屋155.8平方米。2009年5月20日，蒲国志、蒲容与四川省南部县土地开发整治中心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蒲国志、蒲容（乙方）自愿采取无偿划拨国有土地异地重建方式进行安置补偿；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为212.3平方米。其中砖混56.5平方米，补偿10，027.62元，砖木结构155.8平方米，补偿费为23，042.82，按规定补差33，070.44元；房屋附属设施补偿16，279.20元，其他补偿费1，049.20元；装修费补偿1，695元，房屋残值为2，547.60元。蒲国志于2011年1月经过公证获得三间户型宅基地，蒲容获得两间户型宅基地。2011年7月，蒲国安因二哥去世回到老家，与蒲国志就房屋问题产生争议。2011年7月20日，蒲国志向蒲国安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承诺书蒲国志向蒲国安承诺，在今后土地征用房子拆迁时蒲国志保证给蒲国安一套房子，面积为100平方米（壹佰平方米）。若在今后10年不拆迁，向阳小区修起后满10年给蒲国安一套房子，五楼，面积为100平方米（壹佰平方米）。此承诺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不得返（反）悔，必须向对方付（负）经济和法律责任。承诺人：蒲国志刘明琼蒲波受承诺人：蒲国安2011年7月20日执笔人：蒲万生在场人：蒲国武”。蒲国安去世后，本案当事人因房屋问题产生争议。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诉请判令蒲国志、蒲容赔偿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87，711.88元及安置的口面五间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本案当事人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砖混结构房屋系谢菊容与蒲国安修建这一事实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房屋是否已出卖给蒲国志、蒲容。根据庭审调查，蒲国志、蒲容举出了汇款�证三份，分别为1999年3月19日5，000元、1999年8月3日2，000元、2000年2月25日1，000元；收条两份，分别为1999年6月19日收到5，000元，2002（第一个“2”缺损，本院添注）年1月25日500元，承诺书一份，欲证实房屋买卖的事实，原告否认收条的真实性，且认为汇款凭证不能证实钱就是汇给蒲国安的.由于蒲国安已去世，进行司法鉴定缺乏比对样本，故鉴定收条是否系蒲国安书写已不可能，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认为房屋已出售给蒲国志、蒲容的可能性较大，理由为：一、蒲国志、蒲容主张房屋已出售并举出了汇款凭证及收条，虽不能进行鉴定，但从其颜色材质等来看，较为陈旧可信，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虽否认其真实性，但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二、在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出示的调查笔录中，蒲万生陈述了其执笔书写承诺书是因为2011年蒲国安二哥去世回来，扯筋找蒲国志要房子。如果房屋未出售给蒲国志，当时房屋已经被拆迁，蒲国志一家已获得五间口面的国有划拨宅基地，仅约定向阳小区修起满十年才给一套房屋与房屋拆迁所得相比，差异过于巨大。蒲国安之所以同意这样的承诺，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对此不能说清原因，而蒲国志、蒲容关于“蒲国安虽已卖房屋，并将户口迁去外地，但因看着房屋已拆迁想有套房屋以便晚年回老家居住，故补偿一套房子”的陈述较符合情理。既然房屋已出售给蒲国志、蒲容，则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请求获得蒲国志、蒲容拆迁安置所得的口面与补偿款无法律上的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负担。
�菊容、蒲君、蒲琳、蒲静上诉称，案涉房屋已买卖的证据不足。蒲国志对于房屋买卖的时间陈述不一致。蒲国志在原审中先陈述其于1990年与谢菊容之夫蒲志安电话协商购买房屋，后又将买卖时间变更为1999年。依据蒲国志的录音光盘可知，蒲国志向我方称案涉房屋的买卖发生于2002年，无法确定房屋的购买时间。案外人谢绍伦已证实案涉房屋自1995年起由其承租，并向谢菊容的翁父母交付了房租，于2005年-2007年向蒲国志交付房租，故无法依据蒲国志的陈述确认房屋买卖的时间。蒲国志对于房屋买卖价款的陈述与付款金额不一致。蒲国志主张案涉房屋的买价为9，500元，但其三张汇款凭证总金额只有8，000元，且蒲国志提交的二份蒲国安收条金额共计5，500元，无法确定案涉房屋的价款。因案涉房屋未买卖，蒲国志无理强占蒲国安房屋，遂与其妻刘明琼、子蒲波于2011年7月20日出具《承诺书》，保证在土地征用后房子拆迁时给蒲志安一套面积为100平方米的房屋。对于房屋买卖应签订书面合同，付款及出具收据也不可能以邮寄形式草率处理，且案涉房屋系蒲国安与谢菊容的夫妻共有财产，即使买卖，也需谢菊容签字才生效。谢菊容对案涉房屋的买卖不知情，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原审以“可能性较大”推测案涉房屋已买卖，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请求改判蒲国志、蒲容赔偿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8万元及安置的房屋门面。
被上诉人蒲国志、蒲容答辩称：案涉房屋的买卖出于蒲国安、谢菊容自愿。1999年蒲国安将全家户口迁往新疆，因需钱安置家庭并给小孩治病，遂要求父亲将其四十多平方米的三间房屋卖掉。蒲国志与蒲国安因系同胞兄弟，应父亲请求将蒲国安的房屋予以收购。案外人谢绍伦虽在原审中向对方陈述其于2005年-2007年才向蒲国志交的房租，但在我方调查取证时称蒲国志于1999年8月就在向其行使收租权利。蒲国志在电话中与蒲国安议定房价9，500元，并分次通过邮政汇款与蒲国安，蒲国安收款后将其出具的等额收条寄回蒲国志。蒲国志回答对方询问时虽称房屋买卖的时间发生在2002年，但因其年岁已高，且购房时间久远，加之未看支付凭证，故将时间回答错误也属正常，应以书面依据为准。虽然房屋的买价与蒲国志的汇款金额和蒲国安的收条金额均不一致，是因蒲国志未保存齐汇款凭条及收条所致，但蒲国安在2002年1月25日最后一次收款时向蒲国志出具了清条，如果案涉房屋买卖不成立，蒲国安不可能允许蒲国志自2000年开始将原有房屋增加2间，并增加一层楼，且在回家时不可能只按《承诺书》的约定要求蒲国志给其一套住房。政府在拆迁时只对房屋折旧及附属设施进行补偿，并按每户的现有人口安置口面，安置的口面面积与被拆迁的房屋面积大小无关。蒲国志6口人、蒲容3口人按规定分别享有口面3个和2个，共5个口面。谢菊容与蒲国安系夫妻，其在蒲国安生前不对蒲国安的卖房行为提出异议，说明其知晓案涉房屋的买卖。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二审查明，蒲国志、蒲容在原审中出示其于1999年3月19日、1999年8月3日、2000年2月25日向蒲国安、谢菊容分别汇款5，000元、2，000元、1，000元的《中国人民邮政汇款收据》三份；蒲国安分别于1999年6月19日、（缺损年份首位数字）002年1月25日出具的5，000元、500元的《收条》二份。缺损年份首位数字的500元《收条》载明：“今收到蒲国志付卖房子款伍佰元整（500元），其房子款已付清。蒲国安条002年1月25日”。
另查明，2011年7月20日《承诺书》的执笔人蒲万生、在场人蒲国武均证实，《承诺书》中的蒲国安签名系蒲国安本人书写。案涉“口面”是指一层可修门市，门市上可修多层住房的地面积。
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在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谢绍伦先当庭陈述蒲国安的父母向其收取了1995年-2005年的案涉房屋租金，蒲国志收取的是2005年至2007年2月的租金，后在接受蒲国志方的当庭询问时又表述对于蒲国志是98年还是2005年向其收取租金的行为记不清了。
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上诉理由及蒲国志、蒲容的答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房屋是否已发生买卖。
就此争议焦点问题。经查，蒲国安于002年1月25日书写的《收条》虽缺损了时间中的年份首位数字，但根据�观实际缺损的数字不可能是“2”以外的其他数字，由此可以认定书写时间应为2002年1月25日。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虽对蒲国安于2002年1月25日书写的500元的《收条》持有异议，认为不是蒲国安书写，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同时，上诉人在明知在2011年7月20日《承诺书》中有蒲国安签名，且《承诺书》的执笔人，即时任蒲国志、蒲国安所在村的村党支部书记蒲万生和在场人蒲国武均证实，蒲国安签名系本人书写。而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未申请以蒲国安在《承诺书》中的签名作为比对样本，对蒲国安于2002年1月25日书写的《收条》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本院对蒲国安书写的500万元《收条》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蒲国志关于其在电话中与蒲国安议定房价9，500元，并分次通过邮政汇款与蒲国安，蒲国安收款后将其出具的等额收条寄回蒲国志，且蒲国安在最后一次于2002年1月25日向其收取500元房款后出具了房款清条的主张。谢菊容对此持有异议，提出蒲国志回答其询问时称房屋的买卖时间发生在2002年，与蒲国志在审理中的自述时间不一致的问题，蒲国志关于其因年岁已高，且购房时间久远，加之未看支付凭证，故将时间回答错误也属正常，应以书面依据为准的辩解，符合常理。虽然蒲国志主张的房屋买价与蒲国志的汇款金额和蒲国安的收条金额均不一致，但其阐述了合理的原因。同时，从蒲国安于2002年1月25日出具的500元《收条》来看，不仅是收款凭据，还是收取房款的清条，该《收条》明确蒲国安与蒲国志不但有案涉房屋的买卖关系，而且款已付清。虽然双方对于案涉房屋买卖的时间及价款存在争议，但该争议对房屋已买卖的事实不构成实质影响。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在二审中申请证人谢绍伦出庭，欲以谢绍伦证言证实�诉人与蒲国志未发生房屋买卖关系。但谢绍伦在先当庭作出蒲国安的父母向其收取了1995年-2005年案涉房屋的租金，至2007年2月的租金由蒲国志收取的陈述之后，在接受蒲国志方的询问时，又陈述对于蒲国志是98年还是2005年向其收取租金的行为记不清了。据此，谢绍伦的证言无法确定其向蒲国志交付租金的时间，未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虽以其不知道案涉房屋已买卖，谢菊容未签字为由，认为买卖不发生法律效力。但鉴于蒲国安与谢菊容系夫妻，且蒲国志是通过转款方式付款，且案涉房屋状况的改变已达多年，蒲国志有理由相信案涉房屋的买卖系蒲国安、谢菊容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同时在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实际占有、使用、扩建及已经得到相关部门认可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案涉房屋的买卖合法有效。对谢菊容等人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对本案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谢菊容、蒲君、蒲琳、蒲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朝阳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罗晓翠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林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