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25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友帮精密机械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前山梅溪双龙山工业区B17栋之二（西）。
法定代表人：杨文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贡烽焱，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宏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前山金鸡路433号六栋第三层南面A。
法定代表人：肖前红，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新强，男，197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
上诉人珠海市友帮精密机械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宏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特公司)、李新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友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宏特公司、李新强向友帮公司支付货款124881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宏特公司、李新强。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友帮公司与宏特公司之间有三张对账单。其中第一张对账单宏特公司确认欠款306421元，原审庭审中李新强对此也是确认的。后面的第二张和第三张对账单，根据友帮公司的提交的对账单，李新强还款金额是313100元，而非567200元。但由于友帮公司当初统计有误，实际有4笔“收款金额”并未收到，包括2013年6月4日80000元、2013年8月22日的40000元、2014年8月4日的20000元、2014年11月8日的49000元。扣除这些，被上诉人实际还款金额是124100元。还款的数额还远未到第一张对账单确认的金额，换句话说，即便被上诉人不承认第二张、第三张对账单的送货，那被上诉人针对第一张对账单还款也是不足额的。由于上诉人终一审起诉中主张了124881元，低于这个差额，所以理应获得支持。
二、原审判决对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上诉人与宏特公司第一次对账后，李新强出具了一张《付款承诺书》，承诺书中的承诺人正是李新强本人，此举表面李新强属于债务加入。再者，上诉人一直与李新强洽谈交易，先前被上诉人的付款都是通过李新强个人账号转账支付的；且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李新强的个人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新强个人也表达了还款的意思，其债务加入的意愿非常明显。因此，李新强应当对拖欠的货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被上诉人李新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对账单上面的数据和判决认定的一致。付款的数据是正确的。
友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宏特公司和李新强共同偿还友帮公司货款306421元；二、判令宏特公司和李新强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下半年至2014年期间，友帮公司（供方）和宏特公司（需方）之间存在螺旋输送机及配件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签订了多份《购销合同》。友帮公司在本案中举证《购销合同》25份，包括了部分2012年6月2日至2013年12月20日期间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了友帮公司向宏特公司销售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总价、交货地点及时间和验收方式等，关于结算方式则约定为款到发货、发货1个月内付款、提货付款或未作约定，李新强在部分合同上以宏特公司代表身份签名。其中，2013年9月18日签订的1份《购销合同》中约定货款为13000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李新强于2013年9月30日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向友帮公司华润银行账户转账付款13000元，华润银行支付凭证的附言注明“20130918合同货款一万三，请查收”。此外，友帮公司举证的《购销合同》中还包括了部分友帮公司和案外人珠海市特宇科技有限公司之间于2011至2012年签订的《购销合同》，所涉及产品和友帮公司、宏特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所涉及的产品相同，李新强亦在部分合同中以珠海市特宇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的身份签名。李新强主张其于2012年4月7日之前曾在珠海市特宇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友帮公司制作了3份对账单，列明发货时间和金额、收款时间和金额，以及欠款金额。其中第1份对账单显示：2012年1月10日至2013年1月10日，友帮公司向宏特公司供货金额共计637496元，宏特公司累计付款339075元，上年留存欠款8000元，合计欠款306421元。李新强于2013年1月14日在该对账单上签名确认；第2份对账单显示：2013年1月29日至2014年11月8日，友帮公司向宏特公司供货金额共计229960元，收款金额共计313100元，上年留存欠款306421元，合计欠款223281元，其中截至2014年1月5日（不包括当日），欠款金额共计292281元。在该对账单上没有宏特公司签章确认，宏特公司、李新强除收款金额外均不予认可。友帮公司在主张该对账单中的“收款金额”为“应收款金额”，实际有4笔“收款金额”并未收到，包括2013年6月4日的80000元、2013年8月22日的40000元（收支票）、2014年8月4日的20000元（农行收）和2014年11月4日的49000元（农行收），共计189000元。而对其他的“收款金额”，友帮公司确认已经收到；第3份对账单显示：2014年1月5日至2015年10月13日，友帮公司向宏特公司供货金额共计85100元，宏特公司累计付款254100元，上年留存欠款293881元，合计欠款124881元。在该对账单上没有宏特公司签章确认，宏特公司、李新强除收款金额外亦不予认可。在上述第1、2份对账单中，均有收取宏特公司支票的记录。
宏特公司举证李新强建设银行账户流水1套（2012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主张宏特公司通过转账（包括付至杨文进和杨建萍账户）和支票的方式支付了友帮公司对账单上的全部“收款金额”。友帮公司认可宏特公司付至杨建萍账户的款项系用于支付友帮公司货款，但否认宏特公司通过支票的方式向友帮公司付款。经核对，李新强账户流水记录中的付款记录和友帮公司举证的3份对账单的收款记录均未能一一对应，存在出入。同时，根据李新强的账户流水记录，李新强在友帮公司第3份对账单截止日期2015年10月13日之后的2016年3月28日还向杨建萍转账支付700元。宏特公司主张已付货款并非和《购销合同》约定货款一一对应，而是累计滚动付款，当友帮公司催款时就会支付一部分。宏特公司对友帮公司主张的部分送货金额并不认可，要求友帮公司提供送货单据予以对账。友帮公司则主张曾提交送货单，但宏特公司不予认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友帮公司没有举证送货单据。
另查，2012年1月14日，李新强出具了一份《付款承诺书》，承诺：“我司承诺于农历2012年年前支付友帮公司壹拾万元货款，余额预计于次年五月份付清”。宏特公司主张已经分批付清100000元货款，友帮公司则认为宏特公司没有付清。友帮公司举证的友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文进和李新强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友帮公司曾于2015年10月13日确认收到了50000元，并催收后续款项，李新强则表示“快了”、“不好意思啊，杨总，实在对不住老哥你”；李新强于2016年6月17日表示“没钱而已”，友帮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向李新强催收货款说“我那点货款什么时候帮我搞定啊？”李新强主张除代表宏特公司向友帮公司购买货物外，其个人和友帮公司之间亦存在买卖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友帮公司、宏特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友帮公司、宏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友帮公司、宏特公司均应遵照执行。
友帮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宏特公司尚欠友帮公司货款未付清，宏特公司不予认可，则友帮公司应当举证予以证明。虽然根据友帮公司举证的第1份对账单，截止2013年1月10日宏特公司尚欠友帮公司货款306421元未付，宏特公司对此也签名确认，但不能据此认定宏特公司最终的欠款数额。首先，根据友帮公司举证的第2、3份对账单，友帮公司确认收取宏特公司货款金额313100元和254100元，共计567200元，已经超出了宏特公司之前确认的欠款数额。友帮公司在第2、3份对账单中主张的收款金额，是对己方不利事实的确认，在没有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形下，应当予以确认。宏特公司仅仅对第2、3份对账单中的收款金额表示认可，而对送货金额又不予认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免除友帮公司对送货金额进行举证的责任。友帮公司主张第2份对账单中的4笔“收款金额”实际没有收到，与“收款金额”的字面含义明显不符，友帮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即使扣除该4笔款项189000元，宏特公司在第2、3份对账单中的付款也还有378000元，亦超过了第1份对账单中确认的欠款金额。其次，宏特公司主张部分货款是通过支票的方式支付，友帮公司一概不予认可，但友帮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中就有宏特公司以支票付款的记录，友帮公司的主张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能否定宏特公司通过支票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再次，宏特公司举证的银行流水和友帮公司制作的对账单关于宏特公司付款的记录并非完全一致，说明友帮公司、宏特公司之间的对账并未完成，不能单凭友帮公司的主张来认定送货和欠款金额。虽然2013年9月30日宏特公司付款13000元是直接针对2013年9月18日《购销合同》的货款，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宏特公司所有付款均是和每份《购销合同》一一对应，不足以据此否定宏特公司累计滚动付款的主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本案系追讨货款的纠纷，在友帮公司、宏特公司没有完成全部对账的情形下，宏特公司要求友帮公司提供送货单来核实实际送货金额，有合理解释。虽然根据友帮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李新强的微信记录，友帮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0月向李新强追讨货款时，李新强并未否认尚欠友帮公司货款未付，但双方均未对具体欠款数进行确认，仍然不足以据此认定具体的欠款数额。友帮公司没有举证送货单据，导致无法核实送货金额，应由友帮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由于友帮公司举证不能，导致无法认定友帮公司送货金额并进而认定宏特公司具体的欠款数额，对友帮公司要求宏特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此外，根据本案证据，李新强是以宏特公司代表的身份签订合同、确认对账单和出具《付款承诺书》，其行为应为职务行为。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新强承诺由其个人承担付款义务。因此友帮公司要求李新强个人承担付款义务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珠海市友帮精密机械加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98元，由珠海市友帮精密机械加工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核，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友帮公司作为案涉货物的出卖人，对所提供货物的数量和金额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友帮公司主张宏特公司欠付货款124881元，提供的对账单中虽然注明欠款金额124881元，但没有宏特公司的签名或盖章，宏特公司也不予认可。因此，该对账单上载明的欠款金额尚需结合其他证据才能认定。其次，二审中，友帮公司主张该款项是根据该公司供货的情况减去对方付款的情况所得。但是，对于送货，友帮公司均未能提交送货单等证据予佐证，且友帮公司也承认送货单有的有签名，有的没签名。即便是对于所欠货款124881元的对账单中85100元的送货额，友帮公司亦未能提供送货单予以证明，导致无法核实送货金额。由于送货金额无法认定，则欠款数额也不能认定。因此，友帮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驳回友帮公司要求宏特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李新强是否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李新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论理充分，处理正确，在此不再赘述，对友帮公司主张李新强承担付款义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友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2798元由珠海市友帮精密机械加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永成
审判员 宋义明
审判员 徐烽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林粤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