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0民终6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芬。
委托代理人：许治邦，荆州市沙市区崇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绍国。
委托代理人：易春雷，湖北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芬因与被上诉人梁绍国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陵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4民初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芬及其委托代理人许治邦，被上诉人梁绍国的委托代理人易春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胡芬诉称：2014年8月31日晚，黄友东（已判刑）在梁绍国的宵夜摊点遇见正在就餐的左思源，因双方前日打牌有过不快而引发争吵。事后，黄友东离开回家。对此，左思源自言自语，梁绍国见左思源心怀怒气，恐其另行事端，当即便给黄友东拨打电话，予以告知。黄友东闻讯后迅速返回梁绍国处再次与左思源进行争执殴斗，黄友东操起梁绍国厨用菜刀将左思源颈肩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梁绍国上述电话告知加害人黄友东的行为，是本次事件的最重要促成因素，而且对于自己厨用刀具疏于管控，使得黄友东随意取得厨用刀具后，将左思源砍伤致死。直接加害人黄友东仅赔偿15万元（分期支付），尚严重不足。据此，鉴于梁绍国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请法院判令：梁绍国赔偿人身损害经济损失291100元（死亡赔偿金6698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抚养费173620元、医疗费5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费用。
一审被告梁绍国辩称：胡芬所述不属实，答辩人不应当承担左思源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理由如下：在事发当日，答辩人在自己的夜宵店看到黄友东与左思源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纠纷的发生，而非促成纠纷的发生。另外，答辩人是做宵夜生意的，菜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当天事发突然，加之黄友东为人老实，他到厨房的时候，答辩人还出手拦他叫他不要瞎搞。答辩人根本不存在对自己的刀具疏于管控的行为。答辩人对左思源死亡的后果既无故意又过失，损害结果是由侵权人黄友东造成的。另外，本案属于身体受到伤害的侵权责任纠纷，诉讼时效只有一年，该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认定，2014年8月31日晚，黄友东在梁绍国的宵夜摊上遇到胡芬之子左思源，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后，黄友东离开回家。左思源尾随黄友东后返回夜市摊。黄友东接梁绍国电话后，从家里回到夜市摊与左思源再次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黄友东持梁绍国宵夜摊上的菜刀将左思源颈肩部砍伤，后左思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7月2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荆州中刑初字第0000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黄友东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胡芬的诉讼请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胡芬、被告人黄友东不服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12月24日，胡芬与黄友东之母亲汤义梅达成赔偿协议，赔偿胡芬15万元。胡芬撤回上诉。2015年12月3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刑三终字第00132号刑事判决：撤销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荆州中刑初字第0000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友东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胡芬认为，梁绍国拨打电话和对刀具疏于管控的行为致使黄友东将左思源砍伤致死，存在过错。故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抚养费、医疗费共291100元。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绍国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梁绍国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其理由：一般侵权责任由四个方面的要件构成：一是要有侵权行为；二是要有主观过错；三是要有因果关系；四是要有损害后果，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本案中，梁绍国担心左思源找黄友东的麻烦，便拨打黄友东的电话让他快关门睡觉，没有对黄友东进行刺激而促使他实施侵权行为；黄友东从家中返回不在梁绍国的意料之内。梁绍国系宵夜摊主，能随手拿用菜刀和让菜刀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就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故梁绍国拨打电话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菜刀管控也无不当，主观上也没有过错。其次，梁绍国没有实施教唆行为。所谓教唆行为，是指利用语言对他人进行开导、说服或通过刺激、利诱、怂恿等行为，最终促使被教唆人接受教唆人的意图，进而实施某种加害行为。其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是教唆人实施了教唆行为。二是被教唆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且教唆行为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三是教唆人具有教唆他人侵权的故意，即教唆人明知或者应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加害意图并实施加害行为而仍然进行教唆，且对加害行为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态度。本案中，梁绍国客观上没有实施开导、说服或刺激、利诱、怂恿等行为，即没有实施教唆行为。同时，胡芬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害与梁绍国拨打电话、管控菜刀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梁绍国的主观心态上，没有教唆黄友东实施侵权的故意；无证据证明梁绍国对黄友东持刀伤人的行为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综上所述，梁绍国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主观上无过错，对左思源死亡的后果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应驳回胡芬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60元，减半收取880元，由原告胡芬负担。
宣判后，胡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左思源与黄友东发生争吵后本来已经回家了，但黄友东接到梁绍国的电话后又及时赶到现场并实施了犯罪，被上诉人梁绍国在电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教唆黄友东实施侵害左思源，但梁绍国将左思源的情绪状态全盘告知黄友东后，其语言直接刺激了黄友东，从而引发黄友东加害左思源的行为。我们还原本案关键情节，那就是黄友东在与左思源发生争吵后已经自行回家，说明黄友东已经完全放弃和回避与左思源的争吵。在此期间，不论左思源如何发泄心中的不满，梁绍国作为知情人如果履行不作为义务，不将左思源的不满及时告知黄友东，则两人的纠纷也许可以化解，但正是因为梁绍国的电话告知才最终在客观上发生了黄友东加害左思源的后果，因此，梁绍国的电话与黄友东的犯罪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依法由梁绍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梁绍国答辩称：答辩人打电话的目的不是要挑起事端，而是想避免纠纷的继续。黄友东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称：“约五分钟后，我接到梁绍国的电话，他说那年轻人很凶，可能会找我的麻烦，让我把门关好，不要开门”。因此，答辩人即没有教唆也没有挑拨离间，而是在息事宁人。从黄友东的供述中还可以看出，黄友东最初去的目的不是要和左思源闹而是去和解。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的证人邓某的证言来看，邓某证实梁绍国要邓某把左思源拦着，小心出事。邓某与死者是亲属关系，邓某的证言更能证明梁绍国当时完全是为纠纷双方息事宁人。出事后梁绍国及时报警也是希望公安机关能及时赶到并制止伤害的继续。因此，答辩人在主观上无任何过错，在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为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胡芬向本院提交录音证据（U盘，分三段）一份，证明梁绍国为黄友东做假证。
被上诉人梁绍国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不清楚该录音是否经过剪辑，不清楚被录音人是否知道被调查取证。
本院认为：因该证据在制作时存在问题，当庭不能播放录音，庭后也无法打开并听取录音内容，且由于该录音证据没有相应的文字对比材料，因此，本院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左思源遇害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梁绍国的行为要不要为左思源的死亡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梁绍国的行为应从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首先是梁绍国的电话是否起了挑拨离间并有刺激黄友东的故意。从查明的事实来看，黄友东与左思源为打牌之事发生不愉快后，黄友东为避免和左思源继续争吵主动离开返回家中，左思源跟随黄友东到家后折返回来继续喝酒并发泄心中的不满，边喝酒边讲狠说要如何如何搞黄友东，在这种情况下，梁绍国就给黄友东打了电话。从梁绍国给黄友东的电话内容上来看，看不出梁绍国有挑拨的话语，梁绍国的本意只是提醒和警告黄友东，要黄友东关门休息不要开门。但结果是黄友东因此而受到惊吓，黄友东因担心家人安危而不得不出来和左思源当面摊牌，而这些事情的发生也可以说是出乎梁绍国意料之外的。因此，从梁绍国的好意提醒这个角度来看，不能确认梁绍国的电话有刺激他人犯罪的故意；本案的第二个阶段是黄友东返回后继续和左思源争吵，然后，黄友东跑到梁绍国放菜刀的地方拿来菜刀砍了左思源两下，最终导致左思源死亡。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刑三终字第00132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黄友东供述：“。（接电话后）因我女儿马上要下晚自习回家，我把门打开，去梁绍国的夜市摊找那名年轻人准备和解。那名年轻人从夜市摊对面的荣鑫宾馆出来，我向他招手让他过来，他边走边骂。我让他不要找我家人的麻烦，有什么事找我就行了。他说他知道我的住处，让我小心点。我对那个年轻人一起吃饭的同伴说：‘你们大家给我作证，他不放过我，我就跟他单挑，后果自负，都不要找家里的麻烦’。那名年轻人还在骂骂咧咧，我冲到梁绍国的夜市摊上拿了一把菜刀，对那名年轻人说：‘你是不是真的搞，你要是真的搞，我就真的把你劈了’。那名年轻人就把脖子扬起来说：‘来来来’。我冲上去朝他左侧肩膀部位砍了一刀，问他还搞不搞，好像我又用刀砍了一下。那人后退了几步，有人抱住他，他的伤口在流血。有个人抱着我，我把菜刀扔在地上说我来报警”。另据胡芬在一审向法院提交的梁绍国于2014年8月31日的询问笔录记载：“。我怕邓某的侄儿找黄友东的麻烦，就跟黄友东打电话说，那年轻人说什么心里不舒服，你这么大的年纪不要和年轻人计较，你把门关了睡。黄友东没说什么就挂了电话。三分钟后，黄友东返回我的夜市摊，把邓某和左思源叫到公路旁的人行道上讲话。他们三人讲话没讲几句的时候，黄友东跑到我放厨具的桌子边拿了一把菜刀，冲向左思源，我当时把黄友东拦了一下说不能瞎搞，黄友东把我一推，摆脱了我，冲过去朝左思源的左侧肩膀处砍了一刀，旁边的人都喊搞不得搞不得，黄友东就站在那里，把菜刀丢在地上，我把菜刀捡起来放好。邓某等人扶着左思源往医院方向走。”。另据左思源的大伯邓某证实：“。左思源往西边走了，梁绍国让我把左思源拦着，小心出事。”。从上述三人的陈述来看，梁绍国的确是在息事宁人。一方面要左思源的大伯拦着左思源怕他闹事，另一方面打电话让黄友东别出来。由于本案第二阶段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当黄友东在拿菜刀时，梁绍国虽及时上前阻拦，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让我们再来回顾整个案件经过，一方面，虽然左思源嘴里扬言要搞黄友东的人，但左思源也许不会真的去搞黄友东的人。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讲枯狠”的人，就是人不狠但嘴巴狠。事实上，当黄友东再次来到左思源面前时，左思源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去打黄友东，而是依然用语言来显示他的狠“你给我小心点”。由于黄友东和梁绍国对左思源并不十分了解，不知道左思源是真的狠还是假的狠，于是才有了黄友东拿刀和左思源拼命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梁绍国不给黄友东打电话，黄友东也许就不会出来，黄友东不出来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虽然本案有太多的也许，但梁绍国的本意的确是为了息事宁人。社会需要正能量，面对不法侵害，许多人采取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望态度，对于梁绍国这种敢于多事而出面劝解之人，即便梁绍国的电话无意中刺激了黄友东，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责怪好意劝架之人。因此，梁绍国的行为不应为左思源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胡芬认为梁绍国的电话刺激了黄友东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元由上诉人胡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峰
审 判 员 谢本宏
代理审判员 潘川川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覃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