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18民初576号
原告：上海蝶多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方德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舟，上海驷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倪年华，男，196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鹰潭市。
原告上海蝶多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倪年华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蝶多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舟，被告倪年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蝶多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赔偿款人民币91,216.80元(币种下同)。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9日，被告通过朋友介绍进入原告处工作。2017年7月25日，被告从河南开封将原告货物运送至青浦，期间被告将原告货物扣留并威胁原告向被告出具欠条。原告为此报警，但因急于交货，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向被告出具欠条并立即支付5,500元。被告同时向原告出具收货单，确认扣押货物交付给原告。因被告的严重违法行为导致原告无法按时交货，案外人上海尚得服装有限公司扣除了30%的货款作为支付给案外人的违约金。原告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赔偿款，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的实际损失尚未产生而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认为：因原告申请劳动仲裁时，案外人尚未支付原告货款，庭审时仅出具了结账协议确认需要支付的违约金。现货款支付周期已到，案外人支付原告货款时已经扣除了结账协议载明的赔偿金额，该损失已实际产生且损失完全由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故对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结果不服。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
被告倪年华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认为其没有责任，不是原告造成的损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外省市来沪从业人员，于2017年2月19日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根据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方德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7月25日18：23时被告发送微信称：“我在车上，到上海打电话给你，带了300件衣服”，21：06时被告又发送微信语音称：“货已经到上海了，你把我的工资算一下，还有小周工资算一下，我明天把货给你发过去”，之后双方就工资发放进行协商。2017年7月26日15：56方德祥发送微信文字信息称：“衣服拿过来，我当什么事没发生……要不明天就叫警察去找你们了……如果警察找不到你们：你放心我以后肯定也会找到你、衣服后天出货的”，被告回复：“工资发了，衣服1小时到厂里”。2017年7月2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方德祥向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凤溪派出所报警，凤溪派出所出具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2017年7月31日，被告手写《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倪年华工资捌仟元整”，由方德祥在落款处签字并加盖原告公司公章。当日，签完欠条后，被告将货物交给原告，被告又手写《收货单》一份并交给原告，内容为：“今收到倪年华从开封带回112款棉袄150件，从杞县带回024款棉袄184(手写涂改为194)件。”
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9月25日申请仲裁，要求被告赔偿延期交货损失92,124元。原告于2017年10月23日变更请求金额为91,216.80元。仲裁庭审中，原告出具2017年7月25日的《出库单》一份及2017年7月23日、9月4日的《证明》两份，《出库单》及9月4日的《证明》均系杞县澳龙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称澳龙公司)出具的，《出库单》显示024款棉衣于7月25日出库184件，《证明》载明“7月25日倪年华坐杞县-
上海大巴返回上海蝶多公司”；7月23日的《证明》系卓越制衣公司出具的，内容为：“倪年华从本厂带走17112款棉衣150件”。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确实是7月25日拿到，拿到后还要点数，所以7月29日乘坐大巴出发。另，被告在仲裁庭审中还出具2017年7月29日的《出库单》一份，系澳龙公司出具的，显示024款棉衣出库145件。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
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收货单、欠条、出库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青劳人仲(2017)办字第2401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系原告公司在河南进行跟单与剪裁的人员，若衣服未全部完成则由被告安排发货，全部完成后被告当天带着最后的衣服跟着大巴返回上海工厂。2017年7月25日被告带着货物已经回到上海，本应当天将货物交给原告，但被告要求将拖欠工资支付后才交付货物，7月27日原告报警，但警察不予处理，原告急于拿货故向被告出具《欠条》，后被告于7月31日将货物交给原告厂长并签了《收货单》，造成原告延期出货。因原告拖欠被告一个月工资，被告恶意扣押原告货物给原告造成了损失。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服装加工合同、成品对账单、结账协议、业务回单各2份、增值税发票兑换单、进仓单、收款收据、货物进仓确认单各1份。证明原告与客户上海尚得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称尚得公司)约定2017年7月27日交货，并约定违约责任：原告延迟交货的，在1-7天内的每天按本合同合计金额的2%承担违约责任；超过7天的每天按本合同合计金额的4%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尚得公司损失的，原告应补足尚得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被告延期交货造成原告损失，除了《收货单》上的300件货物，其他衣服均已经由工厂直接发过来了，合同涉及的货物之前出过一次货，之后的货物需要一次性从港口出货。原告实际于2017年8月6日正式出货，因需要对货物进行整理和包装，故在7月31日收到货物后至8月6日才出货，另外，船期是由客户指定的，本来客户指定的时间是7月28日左右，后变更为8月6日，原告将货物交付至港口即交付完毕。结账协议在2017年9月中下旬签订，尚得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支付货款，支付货款时已扣除30%的违约金，分别为37,440元和53,776.80元，总额为91,216.80元。违约金由客户制定，当时已经违约9天，若按实际来算违约金高于30%，故选取了30%来计算。
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2017年7月31日之后仍有货物交给原告，无证据证明。原告与客户签订的协议及约定与被告无关。
2、澳龙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被告2017年7月25日坐杞县至上海大巴，从澳龙公司带走024款棉衣184件至原告处，此批棉衣为最后一批次做好的成品合格成衣。7月29日出库的衣服为剩余的半成品及残次品，通过大巴退回至原告处。该证明落款处加盖了澳龙公司的公章。
被告对该份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不予认可，认为7月29日出库的衣服不是次品，就是澳龙公司加工出库的衣服，被告7月30日将质量合格的衣服带回原告处，其余的半成品和残次品由澳龙公司发给原告。被告7月25日还未回到上海。该份证明反而可以看出7月29日货物还未制作完成，因此原告违约与被告无关，货物一共4,300件，2017年6月3日已经发货至客户2,800件，剩余1,480件由澳龙公司制作，但其中途无法完成，故又发回300件衣服至原告公司，由原告公司制作，证明货物并非必须同一批出货，是可以分批出货的。被告2017年7月23日在卓越制衣公司检查了150件货物，检查合格后由卓越制衣公司直接发出，不是被告发货的。
被告主张：被告担任跟单和质量，原告未规定被告回来上海工厂的时间，应由工厂直接发货给原告，若被告正好出差回上海就顺便带回来，每天都有长途汽车回上海。但若工厂的货全部做好了，被告就当天全部带回来了，若没做好就再等两天。被告在微信上说的那300件货物不是指收货单上的那300件，被告于2017年7月25日已陆续将货物发给原告，被告7月25日没有回上海，是7月29日坐车回上海的。《收货单》上的衣服被告于7月29日从工厂收到，当天9：30坐的大巴晚上10点多回上海，7月30日被告至工厂发现没有人，就去找厂长，厂长让被告7月31日去交货，除了《收货单》上的货物，另有一千多件同类型的衣服没有完工，剩余的这些衣服是在2017年8月4日左右由工厂发货给原告的。被告在微信上说：“我在车上，货已经到了”，是指在三轮车上，从工厂骑三轮车到客车停靠点，货是指在河南安排发的货物，不是带到上海的货物，若原告不把工资给被告，后面所有的货都不发给原告了，当时被告在河南，那300件货物在7月25日就已经到上海了，7月29日被告又携带300多件货物回上海，7月31日将货物交给原告。虽被告在微信上说原告不发工资就不发货，但后来还是发了，因为被告知道原告和客户约定7月31日要发货，若被告不发货，下家会找被告麻烦，被告就借钱发货了。由被告带回的货物交给原告后一般不需要签收货单或办理交接手续，但因7月31日被告已经辞职，为证明原告上班至当日，故签了《收货单》。原告未确定出货日期，卓越制衣公司的2,500件112款衣服至8月4日才生产好，故至8月5日出货是正常的。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方德祥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于2017年7月25日带着300件衣服返回上海后，向原告主张工资，并表示“工资发了衣服1小时到厂里”，该聊天记录与澳龙公司、卓越制衣公司分别出具的两份《证明》、原告2017年7月27日报警记录、7月31日的《欠条》、澳龙公司2017年7月29日的《出库单》及《证明》均可以相互印证，且被告确系在方德祥签署《欠条》后将货物交至公司，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原告有关被告于2017年7月25日到达上海后留置货物未及时交至原告处的主张予以采纳。被告有关2017年7月25日只是在三轮车上，仅将货物安排发货，被告于7月29日将300件衣服带回上海的主张不具有可信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2017年7月31日被告留置的货物系订单最后一笔货物，被告主张之后仍有货物发货至原告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被告作为原告的员工，将原告的货物带回后应及时交至公司，被告将货物自2017年7月25日带回上海后留置至7月31日，性质较为恶劣，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劳动纪律及职业规范，虽双方均确认系由原告未及时发放工资引发，但被告对货物不享有留置权，被告应通过合法途径向原告主张工资。而原告确系因延迟交货承受了91,216.80元的违约损失，该损失与被告的留置行为存在关联性。根据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综合考虑《服装加工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金额、被告留置货物的原因及恶意程度、留置货物的数量及时间、被告的承受能力，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全额赔偿款数额显著过高，本院对金额予以调整，酌定判处被告应支付原告赔偿款27,365.04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倪年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蝶多服饰有限公司赔偿款27,365.0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倪年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迪骁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邹孝慈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