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槐商初字第287号
原告新泰市新兴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
法定代表人范风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明，山东杞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科霞，女，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系该公司财务科长。
被告山东通利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连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发强，男，198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天桥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高阳，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渝州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
法定代表人侯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彬，男，197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该公司宿舍，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李建亭，济南槐荫梅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新泰市新兴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新兴公司）与被告山东通利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通利达公司）、山东渝州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渝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泰新兴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明、范科霞，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徐发强、高阳，被告山东渝州公司委托代理人马彬、李建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新泰新兴公司诉称：原告在2008年底前是长安商用汽车的一级经销商，汽车销售结算方式是与厂家直接结算，2009年被告山东渝州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第二被告）成为长安商用汽车山东区域总代理后，将原告调为被告山东通利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第一被告，系一级经销商）下的二级经销商，第二被告控制着区域内长安商用汽车的进货和销售，管理着一级经销商和二级经销商的车辆启票、车价价格、长安公司各生产基地政策性价格调整，负责长安财务对二级经销商车辆促销折让的对接落实。根据长安公司商用汽车政策规定，二级经销商车辆销售各项折让款，由长安公司各基地财务给第二被告（区域总代理），再由第二被告负责经过区域内一级经销商（即第一被告）拨付到二级经销商账户。2009年1月第一被告销售公司经理汪琼和第二被告经理李连常到我公司商定了一级经销商与二级经销商合作销售运行方案并签订合同。原告享受长安公司二级经销商的各项商务支持政策；原告享受甲方启票政策支持，原告给第一被告打款100万元，第一被告给原告200万元的现车，也可现款提车，打多少款，提多少车；第一被告负责车辆启票，如原告急需车辆，第一被告给原告所送车加运费150元，在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实际履行中原、被告认可用现款提车的方式运行，合作期间原告共销售车辆751台，其中2009年销售322辆，进价金额9610776元，2010年销售419辆，进价金额12742187元，2011年1月销售10辆，进价金额361770元，原告享受按照长安公司二级经销商的各项商务支持政策，根据原告ERP系统实际销售量和第二被告提供给原告的折让明细，原告应享受以下汽车销售折让款等人民币815720.98元（详见折让明细），对原告与被告合作销售期间原告应得的汽车销售折让款等，有被告提供的财务明细、原告的销售明细、银行往来款凭证、商品车购销协议、有第二被告提供的长安公司各基地折让明细，长安公司商务支持政策等证实，对以上款项，几年来原告一直不停找两被告催要，两被告相互推诿，仅拨付给原告极少的销售折让款，却无理扣留大部分不给原告，致使各项销售折让款没有拨付到原告账户，根据长安汽车2009年二级经销商管理办法第八条政策支持兑现，给原告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对第一、第二被告诉讼：一，第一被告在与原告合作期间没有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中的第一页商务政策支持中规定《第一条》乙方享受2009年长安汽车的二级经销商的各项商务支持政策和第四条中第一条的规定，乙方享受甲方的启票政策支持；二，第二被告在代理山东省长安商用车总代理期间，没有监督监管好长安公司指名下发给原告的各项政策支持落实，在第一时间内没有及时将长安公司折让明细下发给原告，造成原告应得的折让没有得到，根据长安公司2009年对二级经销商的管理办法规定《第八条》政策支持兑现规定：(1)二级经销商应得折让由销售公司兑现给一级经销商，再由一级经销商负责全额兑现给二级经销商，销售公司负责将二级经销商应得折让明细直接发给二级经销商。(2)若出现一级经销商未能全额将政策支持兑现给二级经销商，则对一级经销商处以双倍折让金额处罚并兑现给二级经销商。2009年-2011年打车款为：22714733元，实际开票为：22592053元，还欠122680元未开具发票。（有据可查）根据以上第一、第二被告对原告造成的长安公司给予被告的各项支持折让政策人民币815720.98元，事实清楚，依据明确，根据2009年长安汽车二级销售商管理办法第八条政策支持兑现规定，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汽车销售各项折让款等人民币815720.98元（其中2008年-2011年售车折让款491478.98元、2011年旗舰店建店支持资金106000元、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20日违约扣留款16882元、原告销售SC6382一辆应得利润3400元、原告销售长安商务车15辆应得补贴30000元、原告服务车第一年折让款8850元未返、原告销售SC6382商务车47辆应得补贴94000元，原告销售SC6408元商务车19辆应得补贴60010元，原告销售SC6443商务车3辆应得差价9400元），违约金795439元，合计1611159.96元；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请求判令第一被告开具欠我公司增值税票据122680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要求第一被告开具增值税票据金额55254元，并明确要求第一被告承担上述还款责任，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供的证据有：1、济南中院（2014）济中立终字第784号民事裁定书原件3页。2、2009年商品车购销协议原件共3页。3、长安公司二级经销商支持办法复印件4页。4、2008年—2011年售车折让款明细复印件5页。5、第二被告2013年8月23日证明，长安公司销司字（2011）96号、100号文件，共计9页。6、银行账明细、对2011年1月3日账确认书共46页。7、售车发票复印件二张及证明原件一张。8、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和第二被告通知二份，原告的售车发票及明细共计20页。9、机动车行驶证、折让明细、长安汽车县级经销商支持办法共5页。10、长安公司汽车销售政策通知五份、二级（新泰）公司价格表一份、原告售车发票74张，共85页。11、长安公司汽车销售政策通知五份、二级（新泰）公司价格表一份、原告售车发票收款明细41张，共50页。12、原告售车发票和明细6页。13、增值税明细19页。14、原告经理范风良与第二被告财务负责人王波、销售经理候江通话录音,中国移动公司话单,原告经理范风良与第一被告经理李连常通话录音二份。15、中国移动公司话单一份、中国电信公司话单二份。16、原告经理范风良与第一被告经理李连常通话录音。17、原告会计范科霞与第一被告会计杨雪霞电子邮箱及聊天记录。
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辩称：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主体上讲，原告新泰新兴公司不是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或认可的二级经销商，其根本不具备二级经销商资格，更没有资格享受长安汽车二级经销商的待遇。2、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商品车购车协议，因原告首先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未交纳双方合作的保证金100万元，而且未按照合同约定签订三方协议，因原告的违约行为，此份合同未实际履行。原告也不能按照协议约定享受二级经销商的商务支持政策。3、根据长安汽车二级经销商管理办法，原告未获得长安汽车授权，没有与长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原告也未按照长安汽车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所以，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4、原告主张的建店支持金额、欠车回款等各项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告新泰新兴公司不是长安汽车的二级经销商，也未按照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履行义务，没有按照长安汽车二级经销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所以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山东渝州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诉讼主体有误，我方作为本案的主体资格不适格，我方不是本案被告。原告对该案的诉求，第二被告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该案证据显示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合同中由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第二被告的名称。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只能是合同的当事方来享受与承担，因此第二被告并非合同相对人，本案中原告与第二被告无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不是利害关系人。故本案将我方列为被告完全有悖于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项规定，我方作为本案被告明显不适格，应依法裁定驳回对我方的诉求。二、我方不是销售公司，无对原告的付款义务，作为被告不适格。原告在诉状中错误地用长安汽车总部的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来起诉我方。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此条来解释我方不是付款义务人：1、原告证据中长安汽车二级经销商管理办法、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知(2008)销办字155号、315号、(2009)T301(021)号(072)号销司字(2011)96号、100号等证据证明了销售公司是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非我方，我方不是该办法中的销售公司。2、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二级经销商应得折让由销售公司兑现给一级经销商，再由一级经销商负责全额兑现给二级经销商，销售公司负责将二级经销商应得折让明细直接发给二级经销商。通过该条规定及原告诉状内容，销售公司是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独立的法人企业，法人王俊）一级经销商是第一被告。该案无论是依原告提交的证据或按照合同法及民诉法的规定，原告将我方列为被告明显不适格，我方没有付款义务，应予驳回原告的诉求。三、本案原告对此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与第一被告的业务是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的双方业务往来，被告于2011年7月将折让款及明细按照长安公司管理办法履行完应尽义务，时至今日该案诉求已有3年多的时间，原告对其所主张的权利也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主张现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据此，原告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诉求已超诉讼时效。综上，我方未与原告签订任何经济合同，不是合同权利义务人，也不是原告所述系是长安直属的销售公司，原告所述销售公司与我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人实体，原告错误将我方定为销售公司，并错误地认为我方应承担其商务政策义务及违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此，我方不具备适格诉讼资格，应当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起诉。同时，从原告所述事实中可知，第一被告也收到折让明细，按照长安汽车公司管理办法，我方也尽到相应义务。另外，从法律规定看，原告的诉求明显已超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以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被告山东渝州公司均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2009年2月1日，原告新泰新兴公司与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签订《2009年商品车购销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作为长安汽车山东区域的一级代理商，原告新泰新兴公司作为长安汽车公司的二级经销商享受二级经销商的各种商务支持政策，严格按照启票流程进行启票，被告在标准价的基础上给予原告4%的启票支持，双方并对保证金、免费车辆、车辆交接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协议有效期为2009年2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另查明，自2009年2月1日起，被告山东渝州公司为长安汽车山东区域总代理，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为山东区域的一级经销商，原告新泰新兴公司为二级经销商，三公司之间的上述层级经销关系持续至2011年。
还查明，2011年7月11日及21日，原告新泰新兴公司通过了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关于长安商用车形象店验收的申请，并达到了县区旗舰店验收标准，原告应得到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形象建设支持费5.6万元及2011年认证支持费5万元，合计10.6万元，该费用被告山东渝州公司代收后兑现给了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但原告新泰新兴公司迄今未收到该笔费用。
上述事实有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供的《2009年商品车购销协议》，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司字[2011]96号、100号文件以及被告山东渝州公司出具的证明在案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被告山东渝州公司对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的下列证据及拟证明事实存在争议：
证据1、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2008年—2011年售车折让款明细复印件以及原告向客户销售记账联一宗，拟证明原告2008年—2011年售车应得的折让款491478.98元，第二被告拨付给第一被告，第一被告违约扣留未给原告。
证据2、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其制作的付款明细复印件及2011年1月3对账确认书原件，证明第一被告在2010年对账时给原告少算了12573元，2011年少算了4309元，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20日违约扣留16882元未拨付给原告。
证据3、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售车发票复印件二张及客户出具的证明原件一张，证明原告客户到被告处提车，应得的销售sc6382型车一辆利润款3400元，第一被告未给原告。
证据4、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其制作的说明、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和第二被告通知二份，原告的售车发票及明细，拟证明原告销售长安商务车15辆，根据文件促销政策每辆车补贴2000元，共计30000元，此款两被告未兑现给原告。
证据5、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机动车行驶证、折让明细、长安汽车县级经销商支持办法，拟证明根据长安汽车县级经销商支持办法，长安公司提供给原告一辆服务车，原告已付清款28500元，厂家分三年返还给原告，原告应得售车sc6408型车第一年折让款8850元，此款长安公司于2012年8月22日通过第二被告转给第一被告，第一被告至今未兑现给原告。后来第二、三年和别的经销商合作，别的经销商已经付清了第二、三笔。
证据6、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长安公司汽车销售政策通知、第一被告二级（新泰）公司价格表、原告售车发票等，拟证明原告销售长安公司sc6382商务车47辆，根据长安公司汽车销售政策，每辆车给2000元折让，合计94000元，该款被第一被告违规扣留，未兑现给原告。
证据7、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长安公司汽车销售政策通知、第一被告二级（新泰）公司价格表、原告售车发票收款明细等，拟证明原告销售长安公司sc6408商务车19辆，根据长安公司汽车销售政策，每辆车给2000元折让，原告根据文件政策支持应收回款60010元，该款未兑现给原告。
证据8、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原告售车发票和明细,拟证明原告销售sc6443型商务车三辆差价9400元，第一被告未补偿给原告。
证据9、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增值税明细，拟证明第一被告欠原告55254元的增值税票据至今未开具。
证据10、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原告经理范风良与第二被告财务负责人王波、销售经理侯江通话录音,中国移动公司话单,原告经理范风良与第一被告经理李连常通话录音，拟证明原告起诉的折让款文件明细等证据是第二被告刘冰欢提供给原告的，第二被告承认原告起诉的折让款都是原告的，其已支付给第一被告。
证据11、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原告会计范科霞与第一被告会计杨雪霞电子邮箱及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将应收账款明细发给第一被告要求对账，并讲明账款明细是大区宋建斌发给原告的，拟证明原告向第一被告主张权利，追要折让款，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并结合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被告山东渝州公司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拟证明事实论证认为：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供的证据1，系原告单方制作，没有第二被告确认，原告也未提供交易记录及相应明细；证据2，系原告单方制作的付款明细及银行日记账，真实性及关联性未得到二被告确认；证据3,客户曲业清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无法认定,原告主张的利润应当由其享有无法认定；证据4、6、7、8，原告未提交长安汽车销售政策的相关原件，且销售政策中也未明确包含有原告所售车型，无法核实相关销售折让已经由长安公司发放给了第二被告或第一被告；证据5，服务车折让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未得到第一、二被告或长安公司的确认，其也未提交长安汽车县级经销商支持办法的相关原件；证据9，原告提交的增值税明细系其单方制作，未经各方对账查实；证据10、11，原告提交的通话记录及电子邮箱、聊天记录等作为本案其他证据的佐证证据，其真实性无法认定。故本院对于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其拟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新泰新兴公司与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签订的《2009年商品车购销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山东渝州公司为长安汽车山东区域总代理，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为山东区域的一级经销商，自2009年2月1日起，原告新泰新兴公司为二级经销商，享受二级经销商的各种商务支持政策。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被告山东渝州公司将10.6万元的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形象建设支持费及2011年认证支持费兑付给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后，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未支付给原告新泰新兴公司，故原告新泰新兴公司要求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支付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形象建设支持费及2011年认证支持费10.6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被告山东渝州公司对此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新泰新兴公司要求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支付2008年-2011年售车折让款491478.98元、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20日违约扣留款16882元、原告销售SC6382一辆应得利润3400元、原告销售长安商务车15辆应得补贴30000元、原告服务车第一年折让款8850元、原告销售SC6382商务车47辆应得补贴94000元，原告销售SC6408元19辆应得补贴60010元，原告销售SC6443商务车3辆应得差价9400元，并要求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承担违约金795439元，被告山东渝州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新泰新兴公司要求被告山东通利达公司开具55254元的增值税发票，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被告山东渝州公司辩称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对于上述款项支付并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限，且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处理，故本院对被告山东渝州公司该辩称理由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通利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新泰市新兴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形象建设支持费及2011年认证支持费共计10.6万元。
二、驳回原告新泰市新兴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404元，由原告新泰市新兴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9000元、由被告山东通利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40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巧英
人民陪审员 王孝勤
人民陪审员 茅 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吕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