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建良，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薛红勇，湖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钧权，中国香港人。
委托代理人李勇，宜章县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宜章县兴隆包装材料厂，原住所地湖南省宜章县岩泉镇东河村。（该厂已于2012年7月4日被注销。）
上诉人姚建良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郴民三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建良及其委托代理人薛红勇、被上诉人梁钧权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08年6月24日，姚建良（甲方）与梁钧权（乙方）签订《转让协议》。甲乙双方愿共同管建宜章县兴隆包装材料厂（以下称兴隆厂），现因乙方资金周转困难，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转让协议：一、乙方一次性将所持兴隆厂1／3股份全部转让给甲方，今后乙方不再享有该厂任何权益。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0万元。三、付款方式：甲方2009年元月23日付乙方转让款人民币60万元，2009年6月23日付60万元，共120万元整。四、违约责任：甲方如不能按时支付乙方转让款，乙方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享有本金140万元整从2008年6月24日至付清之日的银行贷款利息。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姚建良和梁钧权均在协议末尾签名。
二、2009年1月23日，姚建良与梁钧权签订《还款协议及收据》，载明：现收到姚建良先生人民币20万元作为还给梁钧权投资纸品包装材料厂的部分款项，本应依合约在2009年1月23日前还60万元。但由于姚先生（指姚建良）周转不灵，所以尚欠第一期还款40万元。现订明第一期还款剩余的40万元，要在2009年10月23日前还清，否则按合同（2008年1月23日）所签的协议执行（注：此处的“2008年1月23日”为笔误，应为2009年1月23日或2008年6月24日）。现双方同意订明还款期（第一期）最迟在每月先还利息8000元，三个月还一次即24000元，在2009年4月23日，第二次还利息，2009年7月23日。第三期还本息在2009年10月23日，共408000元。这笔利息可代存入梁钧权的账户内，到时再给账户号码。姚建良和梁钧权均在协议末尾签名。
三、2011年4月29日，姚建良向梁钧权出具《收据》。该《收据》载明：现收到姚先生（指姚建良）交来人民币共80万元整（其中在2009年2月26日20万，2009年5月20万，2009年6月26月20万，2001年2月10日10万元（注：此处“2001年”为笔误，应为2010年），2010年5月9日6万元，2011年2月1日4万。这笔款项共120万，到现在尚欠40万元整。另外，梁钧权持有的《收据》最末尾写明“以往写给我的过期付2分利息不收”。而姚建良持有的《收据》最末尾写明“以前所迟付要交滞纳金每月付2分利息不收”。梁钧权与姚建良分别持有的《收据》所记载的其他内容完全一致。两份《收据》均是梁钧权写的，姚建良只是在两份《收据》上签名。
四、对本案所涉欠款，被告姚建良未向原告梁钧权支付任何利息。在本案开庭审理时，梁钧权当庭陈述“第一期是还了20万元，还欠40万元，被告主动说要给我2分的利息，但我看他还款有些困难，所以我主动提出不要计算利息了。他总共给了我3次20万元。”但梁钧权一方在法庭辩论时发言：“我方主张的是2011年2月1日以后的利息，并不是之前的利息。被告应该承担诉讼请求上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由法院认定。我方主张利息是合理合法的。”
五、兴隆厂是湖南省宜章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姚建良，经营范围纸制品制造，成立日期2008年7月11日，股东姚建良，核准日期2008年7月11日，注销日期2012年7月4日，注销原因“其他原因”。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姚建良对原告的欠款金额如何确定，利息如何计算；二、由谁支付欠款本金及利息。
一、关于被告姚建良对原告梁钧权的欠款金额如何确定，欠款利息如何计算问题。（一）欠款金额如何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姚建良与梁钧权先后签订《转让协议》、《还款协议及收据》和《收据》。因此，上述三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姚建良2011年4月29日向梁钧权出具的《收据》载明“现在尚欠肆拾万元整”。因此，被告姚建良对原告的欠款金额应认定为4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姚建良偿还欠款人民币60万元，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被告姚建良辩称自己只欠原告20万元转让款，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二）关于欠款利息如何计算问题。姚建良2011年4月29日向梁钧权出具的《收据》中，梁钧权持有的《收据》最末尾写明“以往写给我的过期付2分利息不收”，而姚建良持有的《收据》最末尾写明“以前所迟付要交滞纳金每月付2分利息不收”。该《收据》未约定还款期限、利率及逾期付款利率。但2008年6月24日，姚建良与梁钧权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四、违约责任：甲方如不能按时支付乙方转让款，乙方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享有本金140万元整从2008年6月24日至付清之日的银行贷款利息。”因此，应当理解为：《收据》里言明的“每月付2分利息不收”，只是不收高息，但未言明不收利息，则原告仍然应当按照《转让协议》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即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因此，关于利息，认定在2011年4月29日之前，即姚建良向梁钧权出具《收据》之前，被告对欠款不应支付利息；但在原告出具《收据》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被告对欠款应支付相应利息（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
二、关于由谁支付欠款本金及利息问题。
本案中的《转让协议》、《还款协议及收据》和《收据》，均是姚建良与梁钧权签订的。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则，姚建良与梁钧权才是上述三个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应由被告姚建良支付欠款本金及利息。2008年6月24日，姚建良与梁钧权签订《转让协议》。而被告兴隆厂于2008年7月11日才成立。同日，湖南省宜章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核准。并且，兴隆厂已于2012年7月4日注销，企业终止，其法人资格正式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6条的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该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于2012年7月4日即已消灭。原告2012年8月14日起诉时，将兴隆厂列为被告，兴隆厂为不适格的被告。原告要求被告兴隆厂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3条、第12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姚建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梁钧权欠款人民币40万元及相应利息（本金人民币40万元自201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相应利息）。二、驳回原告梁钧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81元，由被告姚建良负担7860元，由原告梁钧权负担262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姚建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撤销（2012）郴民三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梁钧权的诉讼请求。其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姚建良欠梁钧权40万元错误。根据双方提供的2011年4月29日的《收据》证实，上诉人姚建良于2009年2月26日、2009年5月20日、2009年6月26日、2010年2月10日、2010年5月9日、2011年2月1日分6次共还被上诉人梁钧权80万元，而上诉人在2009年1月23日又还被上诉人20万元，因而上诉人已还被上诉人100万元，尚欠20万元，而不是40万元。至于2011年4月29日的《收据》载明“尚欠肆拾万元”纯属误写，实际只欠20万元。2、原审认定上诉人应支付利息错误。虽然双方在《转让协议》中约定了按银行贷款计息，但被上诉人在2011年4月29日出具的收据中明确表示放弃利息主张，注明“以前所迟付要交滞纳金每月付2分利息不收”，这也是双方经济往来的最后一份书面约定，该收据不仅说明被上诉人对此前利息或滞纳金不收，也表明对此后的利息或滞纳金不收，更何况，上诉人欠的是转让款，不是借款。原审认定应理解为“只是不收高息，但未言明不收利息”是偏向性解释。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未约定利息应为不支付利息，亦即未言明不收利息就是不支付利息。原审认定上诉人应支付相应利息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不当。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实际上就是机械设备买卖协议，这有上诉人提供的记账凭证予以证实，被上诉人也未否认。因被上诉人买来的机械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生产出来的纸板不合格，导致多家用纸厂商向上诉人索赔，造成上诉人巨大经济损失，上诉人只好将机械设备当废品卖掉，那么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0万元转让款，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可与被上诉人应赔偿损失相抵销，因而原审判决不予抵销不当。
被上诉人梁钧权答辩称，原审法院作出（2012）郴民三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确实不清楚，适用法律不适当。其理由：（一）上诉人姚建良实欠被上诉人梁钧权60万元。2008年6月24日，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签订后，上诉人未按协议支付欠款，上诉人一直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陆续还了一部分，还应当支付被上诉人60万元整，而一审只认定为40万元，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机械设备有质量问题，再者也与本案无关。（二）一审在判决利息时未明确利息的数额，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本案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另查明，梁钧权是以机械设备作价140万元投资兴隆厂的。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如何确定欠款金额以及利息应否计算。现对本案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认定如下：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前后三次分别签订了《转让协议》、《还款协议及收据》和《收据》，上述三份文字依据不管是协议还是收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依法成立的合同。
2008年6月24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对于梁钧权所持兴隆厂的1／3的股份作价120万元转让给姚建良，以及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均作了约定，2009年1月23日，姚建良在未按《转让协议》约定的2009年1月23日付梁钧权第一期股份转让款60万元而实际只付了20万元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对第一期余付40万元转让款的还款期限和利息重新进行了变更约定。
2011年4月29日，双方当事人最后一次签订了《收据》，从该《收据》的内容来看，载明了姚建良历次还款时间、还款金额，共6次还款数额80万元，总共应还款120万元，到2011年4月29日止尚欠40万元整，且梁钧权持有的《收据》和姚建良所持有的《收据》写明了以往以2分利息或以前所迟付要交滞纳金2分利息不收。因而该《收据》是双方当事人通过结算核对协商后，对所要还款的数额、已还款的数额，尚欠款的数额以及以往利息是否计算的最后确认和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对自己民事权利义务所作的最后约定而签订的合同，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该《收据》最后确定了姚建良尚欠梁钧权40万元，那么姚建良认为只欠20万元，梁钧权认为尚欠60万元的主张均不能成立。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该《收据》中对以往2分利息均约定了不收，对以后的还款期限以及利息又未作约定，鉴于本案系合同纠纷，且姚建良所欠梁钧权的款项系梁均权以机械设备作价投资兴隆厂后，以股份转让给姚建良之后的转让款，双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当事人对于利息的计算应以合同约定为依据，在合同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形下，不宜计算利息。
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只欠被上诉人20万元转让款，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尚欠60万元转让款的主张均无事实依据，而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由于被上诉人的机械设备存在质量问题而使其遭受了巨大损失要求冲抵20万元转让款的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但上诉人提出本案系合同纠纷，合同未对利息进行约定不予计息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郴民三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梁钧权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郴民三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姚建良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梁钧权欠款人民币4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7781元，由上诉人姚建良负担10459元，由被上诉人梁钧权负担73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琳
代理审判员 徐 康
代理审判员 王慧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罗 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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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