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83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诚，男，196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昕榕港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2588号五楼西区。
法定代表人：陈登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明，男，上海昕榕港餐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珍珠，女，上海昕榕港餐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黄志诚与被上诉人上海昕榕港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榕港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3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志诚，被上诉人昕榕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明、徐珍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志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昕榕港公司支付黄志诚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应签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8,161元、经济补偿金8,246元。事实与理由：黄志诚的平均工资为4,123元，其中没有每月400元的社保补贴，故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应当以此工资标准扣除100元介绍费后作为计算基数。因为昕榕港公司未给黄志诚缴纳社会保险，黄志诚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昕榕港公司应当支付其经济补偿金。
昕榕港公司辩称：昕榕港公司虽然没有给黄志诚缴纳社会保险，但每月向其支付400元作为社保补贴，对此黄志诚应当明知，故在计算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时，应当扣除该400元，并扣除宿舍管理费和介绍费等其他补贴。黄志诚系自行辞职，理由是个人原因，不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黄志诚最后工作至2016年10月14日，公司结算工资至该日并无不当。昕榕港公司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
黄志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昕榕港公司支付2016年4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8,861元（以4,123元/月之标准计算7个月）；2、判令昕榕港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8,246元；3、判令昕榕港公司支付2015年4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通信费1,800元（100元/月）。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昕榕港公司安排人事部专职人员与新入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黄志诚入职后，负责这项工作的员工即昕榕港公司在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珍珠。庭审中，徐珍珠陈述：通常，其会在员工入职当天打印一份劳动合同版本、盖好公章、将劳动合同员工身份等空白部分填写好，交给员工阅看，员工确认无误后签名再收回并由企业存档。由于员工居住于集体宿舍，发生过劳动合同丢失事件，因此昕榕港公司只与员工签订一份书面劳动合同，员工如有需要可至其处复印一份。黄志诚系外省市来沪务工人员，2015年4月13日至昕榕港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主要约定黄志诚在昕榕港公司担任后勤主管一职、每月工资为2,020元等。2015年10月间，黄志诚向昕榕港公司索要劳动合同，该司即给予黄志诚一份复印件。
本案中涉及两份书面劳动合同，其中一份劳动合同载明：“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2015年4月13日起至2016年4月12日止，合同期为壹年。本合同期满，双方未正式书面续约，则双方劳动关系自然终止。甲方对乙方实行的试用期为壹个月”，上述内容中“2015”、“4”、“13”、“2016”、“4”、“12”、“壹”均系手写；此外，合同首部“乙方”一栏亦为手写内容。庭审中，昕榕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珍珠陈述：除“2016”非其所写之外其余手写内容均为其书写所成。另一份劳动合同有两张纸、每张纸正反面均有文字，第一张系打印件，载明：（1）首部“乙方”一栏由徐珍珠填填写了黄志诚的身份信息；（2）“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2015年4月13日起至2018年4月12日止，合同期为叁年。本合同期满，双方未正式书面续约，则双方劳动关系自然终止。甲方对乙方实行的试用期为贰个月”，上述内容中“2015”、“4”、“13”、“2018”、“4”、“13”、“叁”、“贰”均由徐珍珠填填写；劳动合同第二张纸为复印件，尾部乙方一栏有黄志诚的签名及落款日期（2015年4月13日）。此外，两份劳动合同均载明“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双方确认的工资单记载了下列内容：1、黄志诚于2015年10月至11月、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2,020元、社保补贴400元、感恩孝道200元、金额不固定的岗位工资和各类津贴、加班工资组成；2015年12月，除未发放感恩孝道工资之外，其余同上述月份之工资；上述各类津贴，黄志诚主张包括了其于本职工作之外为昕榕港公司管理员工宿舍而获取的每月500元、介绍亲戚至昕榕港公司工作而获取的奖励款每月100元。2、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间，除基本工资调整为2,190元之外，其余同2015年10月之工资。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黄志诚每月应付工资为：2015年10月4,217元，2015年11月4,373元，2015年12月4,564元，2016年1月4,590元，2016年2月4,500元，2016年3月4,523元，2016年4月4,457元，2016年5月4,372元，2016年6月4,390元，2016年7月4,335元，2016年8月4,540元，2016年9月4,500元。
2016年10月22日，黄志诚以“工作压力偏大，烦事颇多，加之劳动保障有纠纷，导致心理失衡”为由以书面形式向昕榕港公司提出离职。2016年10月31日，黄志诚填写了《员工离职申请/审批表》，载明离职原因为“因合同纠纷，无劳动保障，决定离职”。
黄志诚在职期间，昕榕港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2016年11月22日，黄志诚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昕榕港公司：1、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2016年4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止的双倍工资差额28,861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8,246元；3、支付其2015年4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通信费1,800元。2017年1月16日，仲裁做出如下裁决：一、昕榕港公司应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黄志诚2015年4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通信费1,800元；二、对黄志诚其他申诉请求均不予支持；黄志诚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存有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2015年4月13日双方签订的究竟是有效期为一年的劳动合同还是有效期为三年的劳动合同；2、黄志诚主张随时解除合同，理由是否成立。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项争议。（1）尽管涉案两份劳动合同均载明“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但庭审查明的事实表明昕榕港公司并未依法、依约操作，而是只与含黄志诚在内的员工签订一份书面劳动合同，且员工无法持有一份劳动合同的原件，那么无论当时双方签订的是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还是三年期的劳动合同，正常情况下黄志诚均无法向法院提交劳动合同原件。（2）庭审中，双方确认三年期劳动合同是黄志诚从昕榕港公司抢走的，为此黄志诚解释了抢走的原因。通常人们在签订合同时，总计两张的合同文本不会一张打印而成，一张却通过复印而得，这样显然不符合文书制作的常规程序，而且徐珍珠于庭审中对其惯常的工作模式也做了陈述，这样的工作模式与人们工作的常理性模式相符，更可以认定涉案三年期劳动合同一张打印形成、一张复印形成，与常理不合，然而昕榕港公司就此未能做出合理性的解释。基于本案所涉三年期劳动合同第二页有黄志诚本人签名及昕榕港公司加盖之公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页系黄志诚与昕榕港公司于2015年4月13日所签劳动合同之原件，而本案所涉三年期劳动合同的第一页并非双方于2015年4月13日所签之原件；由此，双方于当日签订了三年期劳动合同之事实可以被否定。（3）昕榕港公司在庭审中对一年期劳动合同仅提出了一个异议，即有效期一栏仅“2016”非徐珍珠所写，其余内容均为徐珍珠所写，然而该合同同时也载明合同有效期为“壹”年、试用期为“壹”个月，该事实随着昕榕港公司的无异议即可以被认定。（4）既然双方争议在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究竟是一年期劳动合同还是三年期劳动合同，那么在否定当日双方签订的是三年期劳动合同的同时，即可以认定当日双方签订的是一年期劳动合同。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下列事实：2015年4月13日，黄志诚与昕榕港公司签订的是有效期自即日起至2016年4月12日为期一年的书面劳动合同。
现有事实表明，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期届满后，黄志诚继续在昕榕港公司工作，但是昕榕港公司未依法与黄志诚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理应支付黄志诚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具体金额由一审法院根据下述原则核定：（1）无论昕榕港公司与黄志诚是否签订过社保补贴协议，基于黄志诚知晓每月工资中有400元社保补贴款的事实，该款均不能列入双倍工资计算基数范畴。（2）昕榕港公司每月给予黄志诚各类津贴共计600元，黄志诚自认其中500元是因其在本职工作之外为昕榕港公司管理员工宿舍，100元是对其介绍亲戚工作的奖励款，那么这两笔款均不能列入双倍工资计算基数范畴。（3）加班工资并非黄志诚在正常工作期限内的正常收入，而是八小时之外额外付出劳动之所得，故亦不能列入双倍工资计算基数范畴。
关于第二项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无论黄志诚是否与昕榕港公司签署社保补贴协议，由于其明确知晓每月工资中有400元的社保补贴，而且昕榕港公司因此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其在提出异议的同时，从未向昕榕港公司做出返还社保补贴的意思表示。因此，若认可黄志诚以此作为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而支持其提出的经济补偿金，则可能导致劳动者一方面要求将社会保险费用计入工资发放，另一方面又以此为由主张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道德风险，这样显然也与立法宗旨相悖。何况，从黄志诚于2016年10月22日书写的《离职申请》所载内容来看，离职主要原因是其个人问题，故一审法院对黄志诚提出的经济补偿金之诉请不予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协议，以支付现金补贴作为免缴社会保险费的对价，无论是否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此举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与劳动者签订协议、以支付现金补贴作为免缴社会保险费的对价，是昕榕港公司的惯常做法，而且昕榕港公司只与劳动者签订一份书面劳动合同，剥夺了劳动者持有劳动合同原件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将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对昕榕港公司进行查处，也希望昕榕港公司能够主动进行整改！
昕榕港公司对仲裁第一项裁决未提起诉讼,依法视为服从,一审法院将在判决主文中记载并予以确认。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做出判决：一、上海昕榕港餐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黄志诚自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止的双倍工资差额13,836元；二、上海昕榕港餐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黄志诚2015年4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通信费1,800元；三、驳回黄志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
本院审理期间，黄志诚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员工考核表A一张，称该考核表系装订在劳动合同之后，是黄志诚从昕榕港公司夺取劳动合同时一并拿来，因为后来找不到了，故一审期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现提交该证据证明其月基本工资自2016年1月1日起调整为3,700元。昕榕港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对于黄志诚提交的证据，昕榕港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双方自2016年1月1日起将黄志诚的工资由3,500元调整至3,700元，但认为其中包含社保补贴400元。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该考核表的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但考核表仅记载3,700元为标准薪酬，未明确工资组成，而根据双方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从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黄志诚的应发工资在扣除了加班工资之后，仅有2016年8月一月达到其所述的3,700元的标准，为3,734元。故本院不能认定实际已经按照每月3,700元发放工资，故对黄志诚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昕榕港公司未依法与黄志诚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黄志诚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止的双倍工资差额。昕榕港公司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黄志诚认为其月工资标准为4,123元，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根据一审时黄志诚提交的工资条显示，每月工资项目中均包含社保补贴400元、各类津贴600元，黄志诚关于其没有社保补贴、即使有社保补贴也应计算在工资之外的主张，有违常理，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黄志诚每月应发工资，扣除400元社保补贴，以及其自认的宿舍管理费及介绍费后，判决昕榕港公司应当支付黄志诚应签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工资差额13,836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鉴于黄志诚从每月工资条中应当明确知晓包含400元社保补贴，其依然以昕榕港公司未缴纳社保为由提出离职，在此情形下昕榕港公司可无需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此观点正确，本院认同。双方均对一审判决第二项不持异议，本院一并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志诚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的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志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建辉
代理审判员 叶 佳
审 判 员 杨 力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仇佳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