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81民初3352号
原告东阳市江北柏丽康电筒加工厂，经营场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北路西街***号。
经营者木少祥，男，197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代理人叶小媚（特别授权），女，197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木少祥之妻。
委托代理人金高舜（特别授权），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辉国，男，197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原告东阳市江北柏丽康电筒加工厂（以下简称柏丽康电筒厂）为与被告刘辉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3月21日向本院起诉，经审查，本院于2016年4月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陈成益独任审判，并于2016年5月16日、2016年5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复杂，本院于2016年7月6日，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又于2016年8月19日、2016年9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柏丽康电筒加工厂的经营者木少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叶小媚、金高舜，被告刘辉国均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原告于2016年5月16日撤回了对刘辉含的起诉，本院已另文裁定予以准许。另，原告于2016年8月19日以书记员曾向原告代理人金高舜打听案件难易程度，并提及有领导向审判长打听案件情况为由向本院提出回避申请，要求本案审判长予以回避，后经本院院长审核认为原告提出的回避申请理由不足，并授权民二庭庭长口头宣布决定予以驳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柏丽康电筒厂诉称：2016年6月18日，被告刘辉国因业务需要向原告购买1101型号电击产品100件10000个，计货款163000元。嗣后，被告偿还了部分货款，但余款99712元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酿成纠纷。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刘辉国偿付原告货款9971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柏丽康电筒厂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柏丽康加工厂经营者木少祥身份证各一份，以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证据二、户籍证明一份，以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证据三、送货单一份，以证明2015年6月18日，被告向原告购货163000元的事实；
证据四、增值税发票两份、浙江农村信用社入账单一份，以证明原告通过温州杰森洁具有限公司向被告控制的温州瑞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开增值税发票189092元，其中被告已支付货款91380元，而另一笔货款97712元迟迟未予支付的事实；
证据五、苹果手机一部、木少祥的妻子叶小媚与被告刘国辉两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17页，内容涵盖文字信息、语音对话、图片，以证明2015年10月29日发生的汇付款99712元而是被告刘辉国用来支付2013年期间所欠货款的事实。聊天主要内容包括：木少祥的妻子叶小媚在2015年10月间，多次催促被告刘辉国尽快将2013年开票款汇掉，与此同时，叶小媚亦多次向被告催要2015年的电击款，对此被告均有应允。于是，叶小媚便将开票公司的名称、账户及汇款金额等信息以图片的方式发送给被告，被告最终于2015年10月29日通过瑞侨贸易公司向温州杰森洁具有限公司汇付了开票款99712元。此后，叶小媚声称被告还欠原告货款73920元，被告予以否认，并称自己已将货款结清，是叶小媚在搞鬼。同时，被告提到开票款只是前年走账没有走好而已，现在走好了，就不存在还差原告货款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后，苹果手机已返还给原告；
证据六、对账单两份、订货单四份，以证明2013年6、8、9、10月，被告陆续向原告购买电筒产品共计货款146400元，且正是在此期间被告要求原告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他，所以才会发生原告方让杰森洁具公司代开发票的事实。
被告刘辉国辩称：2015年6月18日发生的货款163000元已清偿完毕，先是2015年10月29日在原告柏丽康电筒厂的经营者木少祥妻子叶小媚的指示下由被告控制的温州瑞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汇付给温州杰森洁具有限公司99712元，后又于2015年11月7日通过现场刷卡的方式支付了尾款63288元，以上两笔款项合计163000元。
被告刘辉国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七、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共1页，主要内容是两张图片，以证明被告已于2015年10月29日通过其控制的温州瑞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木少祥妻子叶小媚指示的温州杰森洁具有限公司账户汇付货款99712元的事实；
针对被告刘辉国的答辩意见，原告柏丽康电筒厂的代理人金高舜解释到：2015年10月29日发生的汇款99712元是温州瑞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侨贸易公司）汇给温州杰森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森洁具公司）的，那是他们双方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与原告无涉。但其随即又推翻了这一说法，确认该笔款项是被告刘辉国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只是与涉案货款无关，而是其支付2013年双方发生的另一笔货款97712元。由基于此，本院要求原告柏丽康电筒厂的经营者木少祥及到庭参加诉讼，接受询问，其最终陈述内容为：2013年6、8、9、10月，被告陆续向原告购买电筒产品共计货款146400元（不含税价）。期间，被告要求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他，发票总额为189092元，比实际买卖交易额多了42692元（189092元-146400元=42692元），由于原告是个体工商户没有开票资质，于是找到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杰森洁具公司代开发票，故由此形成了两份由杰森洁具公司开具给被告控制的瑞侨贸易公司、开票时间为2013年9月9日、发票额分别为91380元、97712元的增值税发票，发票总额为189092元。为此，被告需另行支付10%的税点，去掉零头后即18900元，故被告应支付的实际货款数额为165300元（146400元+18900元）。然根据双方交易方式及习惯，原告开具发票后，被告需按开票额189092元完成走账，再由原告将差额23792元（189092元-165300元）打还给被告。不料嗣后，被告仅于2013年10月9日汇付了其中一笔开票款91380元，而另一笔开票款97712元却迟迟未过账，所以原告一直都有在向被告催要该笔开票款。因此，在2015年10月29日即被告通过其控制的瑞侨贸易公司汇付开票款99712元前，被告所欠货款实为两笔，一笔是2013年遗留下来的开票款97712元未过账，其中实际应付的货款数额为73920元（189092元-91380元-23792元），而另一笔则是2015年6月18日新发生的货款163000元。至于为何会发生被告汇付额99712元与发票额97712元相差2000元，那是因为杰森洁具公司财务报给叶小媚的金额就是这个数，应该是对方公司搞错了。此外，由于被告跟原告耍小心眼，硬是在后支付了尾款63288元，凑成了163000元。当时，原告方就提出被告还有2013年货款73920元未清，可被告却坚称2013年的货款已经结清了，为此双方还有过争执。
针对原告柏丽康电筒厂所作解释及补充陈述，被告刘辉国补充辩称：1、原告所提的杰森洁具公司，我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与其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我在2015年10月29日通过瑞侨贸易公司汇付到杰森洁具公司的99712元，就是支付2015年6月18日所发生的货款，不是原告所说的支付2013年期间发生的货款。2、2013年期间，双方确实发生过大量的买卖交易，不过所有的货款均已结清，且在此之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直到2015年6月18日，在木少祥的极力拉拢下，才又做了一笔163000元的生意。如果我那时还拖欠他2013年的货款的话，他怎么可能会继续跟我做生意，更不可能还同意三个月后付款，这显然不符合常理；3、本身双方交易的价格是不含税的，如果我有需要的话，会让原告开具发票给我，由我额外支付发票额的10%作为税点。现原告提供的两份增值税发票确实是我让木少祥开的，且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我让木少祥开票给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很多，至于他找哪家公司开，那是他的事情。现木少祥随便找两张增值税发票就说我还欠他2013年的货款，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本证明不了我欠他货款的事实；4、关于2013年9月9日开具的发票额97712元，本来按开票规定这个确实需要走账的，但之所以没走账过去，正是因为我已经结清了所有货款。如果再把开票款打过去的话，那么就变成原告欠我钱了。考虑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我没有过账，但没有过账，并不代表我欠他货款；5、由于2015年6月18日，双方又新发生了一笔163000元的交易，对我而言，反正是需要支付这么多的钱给原告，所以怎么给都没关系。既然2013年的账要走，那就给按照他的指示来走就是，只要不超过163000元就行。于是，才会发生2015年10月29日我通过瑞侨贸易公司汇款99712元到杰森洁具公司的事情，但这只是我配合他把账走好而已，不是说承认有差他这么钱。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刘辉国对原告柏丽康电筒厂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二、三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尚欠2013年货款97712元的事实，因为需要开多少金额的发票，是被告根据自己具体需要而定，与实际发生的交易额并无直接关联；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强调按照叶小媚的指示将开票款99712元汇到开票公司，那是确实因为2013年的走账没有走好，可走账没有走，并不能代表我还欠他钱；对证据六中2015年6月18日这张对账单的内容没有意见，但对另一份对账单及订货单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这些都是原告单方制作的，且被告确已无法核实在2013年期间所发生的实际交易中是否曾收到过这几批货物，不过能够确定的是我已结清了2013年所发生的全部货款。原告柏丽康电筒厂对被告刘辉国提供的证据七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工商银行的汇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笔款项是被告刘辉国支付2013年未付货款款项，并非支付涉案货款。对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是被告提供的内容并不完整。
本院认为，证据一、二、三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具有证明力，本院均予以采信。对证据四，五，七，首先，原、被告确认双方交易价格是不含税的，如若被告刘辉国要求原告方开具增值税发票，那是需要额外支付10%的税点。现原告确认2013年9月9日开具两份增值税发票与2013年6、8、9、10月期间双方陆续所发生的交易额是相关联的，然按其所述，该期间内所发生的交易额仅有146400元，又是存在一定差额的。倘若此时再对照一下开票时间与交易时间，发票额与实际交易额之间的差额更大。可见，增值税发票额与实际发生的买卖交易额并不具有匹配性，且随机性很大。其次，原告方刚开始陈述时明确表示过被告刘辉国支付给杰森洁具公司的99712元，与原告无关。不过其随后便推翻了这一说法，又说有关系，而是被告刘辉国支付其在2013年期间尚未结清的货款97712元。尔后，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原告方再次推翻了在前的陈述，称2013年期间实际尚未结清的货款不是97712元，而是73920元。故按其最终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亦能确定增值税发票额并不等同于被告所欠货款数额。由基于此，原告方以被告未支付开票款97712元为由，便将其汇付的99712元的性质限定为支付欠款，理由并不充分，更是被原告自认的事实所否定。最后，虽然除了发票外，原告还提供了证据五叶小媚与被告刘辉国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补强被告刘辉国确实尚有2013年的货款未结清的事实，但经本院审查，叶小媚在催促被告时，所讲到的“对象”均为“前年开票款”，并非直截了当地表述为“欠款”，直到2015年11月7日即被告刘辉国支付过163000元后才有了“你还欠我73920元”等信息，而此时被告是予以否认的。另，从此前的聊天记录中可以发现，确实未有相关信息包括文字、语音对话、图片直接表明被告有欠2013年货款99712元，即证据五与证据四存在同样的逻辑问题，始终无法将被告汇付的99712元与2013年有存在未清货款97712元或73920元有效联系起来。综上所述，证据四、五虽然内容真实，但基于原告方对汇付款99712元的性质及其依赖的事实基础，前后陈述存在很大出入，且已触犯了诚信诉讼的底线，致使大大削弱了其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及其陈述内容的可采性，从而无法形成证据优势，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方主张的被告欠2013年货款97712元或73920元的事实，能够证明被告主张的已支付货款99712元的事实；对证据六，除了2016年6月18日的对账单与证据三相互吻合外，其他证据及订货单均没有经过被告方的确认，故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用。
据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18日，被告刘辉国因业务需要向原告购买1101型号电击产品100件10000个，计货款163000元,上述货物由刘辉晗代被告刘辉国作了接受，并由其在送货单上作了签字确认。嗣后，被告按原告柏丽康电筒厂经营者木少祥妻子叶小媚的指示于2015年10月29日在通过其控制的瑞侨贸易公司向杰森洁具公司支付了货款99712元，另于2015年11月7日通过现场刷卡的方式支付了货款63288元，合计163000元。原告认为2015年10月29日汇付的99712元是支付2013年期间遗留下来的未清货款73920元（在前所称未清货款为97712元，与发票额一致），而被告认为两笔汇款都是支付2015年6月18日新发生的货款163000元，而双方发生于2013年的所有货款均已结清，并表示其将款项99712元汇付按叶小媚指示打到杰森洁具公司的行为，只是为了配合原告方走账而已，不能代表其有遗留货物未清，故而引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2015年6月18日发生的货款163000元，且对2015年11月7日支付货款63288元的事实均是予以确认的，现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刘辉国在2015年10月29日汇付的99712元，到底是支付2013年期间所遗留下来的货款？还是支付2015年新发生的货款？而左右上述争议焦点的关键点还是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可见，增值税发票不能独立证明双方之间真实的买卖关系。就本案而言，虽说被告要求原告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建立在双方素有业务往来的基础上，但不可否认在双方买卖交易过程中，被告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确定开不开发票，开多少发票，有着很大的随机性，且开具的发票额与同期实际欠款数额之间并不存在某种规律性。其次，虽然原告方最终对汇付99712的性质及其事实基础作了确认，但绝不能忽视其陈述过程中出现的反复性。即便按原告所述2013年被告实际尚欠的货款数额为73920元，且被告按叶小媚指示汇付的99712元亦为支付上述货款，那么其在起诉时，为何未将应当返回给被告的差额部分即23792元，在涉案货款163000元中予以减扣，却仍以99712元起诉被告。由此看来，原告方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恶意，并已触及了诚信诉讼的底线，从而导致其提供的证据丧失了优势地位，在此情况之下，依法仍应当由其来举证被告尚欠其2013年货款的事实。最后，根据原告方的确认，其在2013年10月份后，双方再无发生任何业务往来，直到2015年6月18日，才发生了新的交易。但在此期间，被告实际上是有货物73920元一直未支付的，且按原告的说法，其一直有在向被告催讨。那么按照常理来说，确实很难想象，双方再次发生买卖交易时，原告方还会同意赊账，并给予了三个月的宽限期。此外，更加令人不解的是，2015年新发生的货款金额为163000元，而被告支付的货款数额刚好也是这个数。暂且不论被告在前有无余欠货款，欠多少货款。如果被告于2015年10月29日汇付的99712元确实是支付2013年未清货款的，那么按照日常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在双方对在前货款是否结清，尚存争议的情况之下，原告方仍接受了被告现场刷卡支付63288元的请求，亦说明不管在前被告汇付99712元的初衷如何，原告方在后以实际行为表明将99712元所指向的对象限定为2015年新的发生的货款。综上所述，本案中的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双方所发生的真实交易情况，而开具增值税发票所要完成的走账流程是税务规定，不可等同于债务，故在原告方无法充分举证证明被告刘辉国在2013年期间尚有未清货款情况下，被告刘辉国所汇付的99712元应视为支付涉案货款，因此，现原告所诉称的货款，已全部清偿，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东阳市江北柏丽康电筒加工厂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293元，由原告东阳市江北柏丽康电筒加工厂负担。（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原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退回其已预交的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成益
人民 陪 审员 陈继业
人民 陪 审员 王 肖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代）书记员 陈贻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