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再终字第15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惠珍，女，196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琳，女，198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莉，女，199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述申请再审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吾益平、黄玉亭，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福森，男，194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洪绿青，女，195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乌甜，女，195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洁，女，196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ＸＸ，男，197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虹，女，197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映碧，女，198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鹭，女，1968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埔区。
被申请人（二审上诉人）江辉（系一审被告江福成之子），198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二审上诉人）蔡碰狮（系一审被告江福成之妻），195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述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庄良佳，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厦门分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陈惠珍、江琳、江莉因与被申请人江福森、洪绿青、江映碧、江乌甜、江鹭、江洁、ＸＸ、江虹、江辉、蔡碰狮（以下简称江福森等人）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0）厦民终字第2687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8日作出（2013）闽民申字第28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陈惠珍及申请再审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吾益平，被申请人黄玉亭，江福森、洪绿青、江乌甜、江辉及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庄良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10月29日，一审原告陈惠珍、江琳、江莉起诉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陈惠珍、江琳、江莉拥有汇文路57号508室产权，并可办理将上述房屋产权证更名为陈惠珍、江琳、江莉相关手续。
一审查明，原址于厦门市后江埭路9号的房屋系许褚所有。许褚于1995年3月10日死亡，生前无遗嘱，许褚的上述房屋遗产由其子女江太福、江福成、江福基、江福森、江福发、江心荣、江乌甜七人共同继承（各1／7）。江太福于1995年10月2日死亡，生前无遗嘱，其妻子缪惠芳自愿放弃对上述房屋遗产的继承权，江太福应得的上述房屋遗产份额由其子女江鹭、江洁共同继承。江福基于1986年死亡，生前无遗嘱，其应得的上述房屋遗产份额由其子女江虹、ＸＸ共同代位继承。江福发与洪绿清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江映碧，江福发于1998年去世，生前无遗嘱，其遗产由洪绿青、江映碧共同继承。江心荣与陈惠珍于1985年结婚，婚后育有二女江琳、江莉，江心荣于2004年1月21日去世，生前无遗嘱，其遗产由陈惠珍、江琳、江莉共同继承。
2003年3月20日，厦门市厦禾路旧城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厦禾指挥部）作为拆迁人（甲方），许褚（已故）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厦门市厦禾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工程处（以下简称厦禾工程处）作为实施拆迁单位，签订一份《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NO：私-0164），约定：因“厦禾路规划50A地块”建设需要，甲方拆除乙方在后江埭路9号的房屋，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为85.456／7=73.243㎡，免费增加306／7㎡，合计建筑面积为98.957㎡，实行货币化补偿形式，每平方米补偿价格1800元，补偿金额计178123元；甲方按规定应一次性付给乙方一次搬迁补助费500元；综上，甲方应付给乙方178623元。该协议补充条款还约定：“乙方要求放弃6／7产权货币化安置，另1／7产权由江心荣（继承人之一）进行产权调换，详见50A私-0163号协议书。”厦禾指挥部征地拆迁处在甲方一栏签章，厦禾工程处在实施拆迁单位一栏签章，江福成、江福森、江鹭、江洁、ＸＸ、江虹、江乌甜、江映碧、洪绿清在乙方一栏签名。2003年4月28日，江福成、江福森、江鹭、江洁、ＸＸ、江虹、江乌甜、江映碧、洪绿清签名确认已领取后江埭路9号产权货币补偿款。
2003年3月31日，厦禾指挥部作为拆迁人（甲方），许褚（已故）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厦禾工程处作为实施拆迁单位，签订一份《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NO：私-0163），约定：因“厦禾路规划50A地块”建设需要，甲方拆除乙方在后江埭路9号的房屋，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为66.549㎡，实行产权调换的补偿形式；实行产权调换的建筑面积为66.549㎡（85.45÷7＋自建：49.502＋阁楼：9.68÷2），因安置方式为就近安置，免费增加15÷7㎡，合计建筑面积为68.689㎡，就近上靠70㎡的标准户型，由于实际增加的建筑面积不足7㎡，再上调一档至95㎡给予安置；实际安置房建筑面积共计101.52㎡，安置单元住房三房二厅一套，安置房地点、幢号、楼层为汇文路57号508室；乙方按规定应向甲方缴交安置房价款为55833.6元；甲方按约定应一次性付给乙方一次搬迁补助费500元，房屋装修补偿费21011.5元，水、电表、有线电视、电话、空调移机等各种补偿费2580元，物管费3654.7元（101.52㎡1元／㎡36个月）；综上，乙方应付给甲方28087.4元。厦禾工程处在实施拆迁单位一栏签章，江心荣（陈惠珍代）在乙方一栏签名，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在甲方一栏签章（签章时间为2008年1月11日）。上述协议中约定的款项28087.4元均由陈惠珍、江琳、江莉（或江心荣）缴交，其中2003年3月25日向厦禾工程处缴交17701.9元，2008年2月29日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缴交10385.5元。陈惠珍、江琳、江莉（和江心荣）自2003年3月25日入住汇文路57号508室至今。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于2008年12月31日颁发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厦国土房证第00653068号），载明许褚（已故）系汇文路57号508室的权利人。
一审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当被继承人许褚的遗产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各继承人之间是否对该房屋进行了分割析产。
陈惠珍、江琳、江莉认为，当被继承人许褚的遗产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各继承人之间已经对该房屋进行了分割析产。江福森等人应继承许褚遗产的6／7，继承份额（85.45㎡6／7＝73.243㎡）以货币形式获得补偿，补偿款共计178623元。江心荣应继承许褚遗产的1／7，江心荣的继承份额（85.45㎡1／7）加上自建的49.502㎡及阁楼4.84㎡（9.68／2㎡）以产权调换形式获得补偿，江心荣另付款28087.4元，取得汇文路57号508室安置房。陈惠珍、江琳、江莉提交一份《无证照房屋建造时间认定申请表》，证明面积为49.504㎡的自建房是江心荣于1979年建造的。江福森等人对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表载明自建房的建造时间为1979年，此时江心荣与陈惠珍尚未结婚，江心荣并无经济能力建房，江心荣只是作为申报人向街道居委会提出认定自建房的申请。
江福森等人认为，当被继承人许褚的遗产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各继承人之间并未对该房屋进行分割析产。江心荣与各江福森等人之间并未就许褚的遗产分割达成协议，拆迁安置协议并非遗产分割协议，拆迁安置协议中没有遗产分割的内容。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江福森等人领取货币补偿款共计178623元，平均每份29000多元，江心荣也因拆迁领取补偿费27000多元。后江埭路9号房屋包括产权房、自建房和阁楼，自建房和阁楼均是许褚建造的，阁楼的建造时间为1965年，面积约10㎡，自建房的建造时间为1979年，面积约50㎡。汇文路57号508室是以产权房的1／7加上自建房、阁楼通过产权调换的方式取得，许褚的继承人并未对许褚的遗产达成分割协议，汇文路57号508室应作为许褚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江福森等人申请证人蔡某、林某、洪某出庭作证，蔡某和林某的证言证实，上述自建房的建造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而阁楼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已存在。陈惠珍、江琳、江莉认为，上述证人系江福森等人的朋友，其证言不符合事实，江福森等人所称的阁楼在1999年台风时倒塌，江心荣与陈惠珍对阁楼重新进行了翻建和改造。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由江心荣与陈惠珍夫妻及两名女儿江琳、江莉居住。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江心荣和本案江福森等人系许褚遗产的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其中江心荣的继承份额占1／7，江福森等人的继承份额共占6／7。当许褚的遗产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江心荣和江福森等人根据各方所占的继承份额与厦禾指挥部分别签订NO：私-0163号和NO：私-0164号《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江福森等人已根据NO：私-0164号协议书领取货币补偿款，陈惠珍、江琳、江莉（和江心荣）亦已根据NO：私-0163号协议书缴交安置房汇文路57号508室的差价款并入住至今。虽然江心荣和江福森等人之间对许褚的遗产后江埭路9号房屋未达成明确的遗产分割协议，但从上述情况来看，可以认定江心荣和江福森等人已经以实际行为对许褚的遗产后江埭路9号房屋的产权部分进行了分割析产，只是因各方选择的补偿方式不同而导致各方所得遗产的形态不同而已；亦可以认定无论自建房和阁楼由谁建造，江福森等人已经以实际行为放弃了对自建房和阁楼的权利。至于拆迁安置的各类补偿款27000余元，因陈惠珍、江琳、江莉（和江心荣）系拆迁安置当时后江埭路9号的实际居住人，故由陈惠珍、江琳、江莉（和江心荣）获得该笔款项并无不妥，该部分款项也不宜认定为被继承人许褚的遗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一审判决补充认定以下事实：当被继承人许褚的遗产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各继承人之间已经对该房屋（包括产权房、自建房和阁楼）进行了分割析产。
综上事实，一审认为，江映碧、江鹭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后江埭路9号房屋系被继承人许褚的遗产，江心荣和江福森等人系许褚遗产的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当后江埭路9号房屋遇拆迁安置时，各继承人之间已经对该房屋（包括产权房、自建房和阁楼）进行了分割析产。江心荣以分割析产所得的继承份额，采取产权调换方式取得的安置房汇文路57号508室，归江心荣所有。因拆迁安置时江心荣与陈惠珍系夫妻关系，故汇文路57号508室房屋属于江心荣与陈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江心荣于2004年1月21日去世，生前无遗嘱，江心荣所有的汇文路57号508室房屋的份额应由其继承人即陈惠珍、江琳、江莉共同继承。因此，陈惠珍、江琳、江莉要求确认其拥有汇文路57号508室房屋的产权，并可办理产权更名的相互手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陈惠珍、江琳、江莉系厦门市汇文路57号508室房屋的产权人，可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办理产权更名的的相关手续。
宣判后，江福森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因一审被告江福成去世，其继承人蔡碰狮与江辉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故二审上诉人江福成变更为上诉人蔡碰狮与江辉。
江福森等人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惠珍、江琳、江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1、讼争财产系许褚的遗产，包括产权房（85.45平方米）、自建房（49.502平方米）、小阁楼（4.84平方米）、装修款等拆迁补偿费（27000多元）、安置补偿的高套部分面积（34.968平方米）五个部分。根据房屋权证记载讼争房产产权人为许褚（已故），房屋权证形成于拆迁协议之后，且证明力较强，证明效力亦高于拆迁协议。同时，拆迁协议并非析产协议，并未对安置的89.31平方米进行析产。案涉的两份拆迁协议的签订时间不同，其中私-0163协议中提及自建部分和阁楼部分，但该该份协议并无江福森等人的签字。一审判决认定讼争房产已析产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认定江福森等人放弃继承的依据不足，其没有以任何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的意思表示。3、陈惠珍、江琳、江莉未能举证证明自建部分系江心荣投资建设，况且在1979年，江心荣并未分家，也应视为家庭共同财产。装修补偿款针对的装修部分属于房屋的添附，既然房屋系共同共有，该添附部分的补偿费也应为共同财产，并非江心荣的个人财产，江心荣也未举证证明系其个人投资装修。4、房屋拆迁前由江心荣一家居住是兄弟之间的照顾，并不是遗产分配。一审判决以房屋由江心荣实际居住，即认定装修款等拆迁安置费用归其所有无法律依据。二、陈惠珍、江琳、江莉提起的系确权之诉并未继承之诉，确权的前提必须是查明有合法的权利来源。一审判决径行以确权代替继承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有误，应予以改判。
陈惠珍、江琳、江莉共同辩称，江福森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1、在2003年安置时，许褚已经去世，许褚的房产由七个子女继承。在拆迁时，许褚的七个子女根据各自的意愿进行安置，故分成了两份协议书。讼争房产系陈惠珍、江琳、江莉依法通过继承取得许褚遗产的七分之一份额，实行产权调换的形式安置。自建部分均是陈惠珍及其先夫自筹资金盖起来的。阁楼原来只有大约3平方米，后来经修建增加至9.68平方米。故增加的面积54.342平方米，为陈惠珍、江琳、江莉所有。其中34.968平方的房产是以政策优惠的安置房加上补差款，而不是继承的财产。许褚死时，只有陈惠珍、江琳、江莉和许褚居住在原房产中。当时陈惠珍是在后江埭经营一家小吃店，装修补偿的是21011.5元，这与协议书是相对应的。陈惠珍、江琳、江莉取得汇文路57号508室的安置房并补交28087.84元。取得讼争房产是有法律依据的，讼争房屋之所以还用许褚的名字是政府的原因造成的。2、关于析产的问题，有继承的公证书和拆迁补偿协议为证。江福森等人与拆迁达成了拆迁费用补偿表，对私-0163号协议书从未提出意见。
二审查明，江福森等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私-0163号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应是2008年1月11日；2、私-0163号协议书的甲方不是厦禾指挥部，而应是房管局；协议不是“签订”应是“补签”；3、签订拆迁协议后，所有缴交款项的主体应是许褚，而不是江心荣；同时房管局不是适格的主体，不能代收款项；4、一审判决中“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应是“补充推定”。对于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
二审中，江福森等人提交以下证据：1、《土地房屋登记审批表》，拟证明拆迁安置的时间为2008年；2、“厦禾路规划50A地块”项目拆迁协议书确认表，拟证明办理产权证的依据；3、入住手续存根，存根显示时间为2003年3月25日，而私-0163号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03年3月31日，拟证明协议书存在预留编号或者重签的问题；4、《常住人口登记表》，拟证明1979年江心荣尚未分家，即便其存在建房行为也属于家庭共同财产。
江福森等人还申请了证人某到庭作证，拟证明1965年时，阁楼就已经存在了。
陈惠珍、江琳、江莉提交证人汪天峰的证词及房屋装修补偿计价表，拟证明装修补偿费是补偿江心荣、陈惠珍经营的小吃店。
二审认为，江心荣和江福森等人系后江埭路9号房屋的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因各方选择房屋拆迁的补偿方式不同，分别签订NO：私-0163号和NO：私-0164号《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江福森等人签订的NO：私-0164号协议书中仅涉及后江埭路9号房屋产权登记面积的继承份额，并未涉及自建房与阁楼部分；而在NO：私-0163号协议书中只有江心荣的签字，未经江福森等人的确认。江福森等人也未以其他明示或者书面的方式对自建房和阁楼部分的权利表示放弃。拆迁协议与继承析产系完全不同的民事行为，二者不能等同。一审判决以双方签订安置协议的行为认定江福森等人已经以实际行为放弃了对自建房和阁楼的权利，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应认定双方当事人并未对自建房和阁楼部分进行分割析产。本案系不动产所有权纠纷，江福森等人并未对拆迁安置补偿款27000余元提出主张，故本案对该项补偿款不予审查。综上，讼争房产系后江埭路9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房，双方当事人并未对其中涉及自建房和阁楼部分的安置房进行分割析产，陈惠珍、江琳、江莉要求确认其拥有汇文路57号508室房屋的产权，并可办理产权更名的相关手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以及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09）思民初字第1078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惠珍、江琳、江莉的诉讼请求。
陈惠珍、江琳、江莉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理由：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与厦禾指挥部分别签订NO.私-0163号的协议书、NO.私-0164号协议书时，就对后江埭路9号的房屋进行了分家析产。该两份协议书的约定，就是各方当事人继承许褚遗产所应分得的财产份额。首先，1992年3月6日厦门市公证处（92）厦证内字第159号《房产继承权证明书》中记载：“查江庚于1970年在厦门市死亡，死后在后江埭路9号留有房屋一幢（平房、部分二层）”、“死者江庚的上述房屋遗产应由其妻子许褚一人继承”；1996年10月7日厦门市公证处（96）厦证内字第511号《房产继承权公证书》中记载：“查许褚于1995年3月10日在厦门市死亡，死后在后江埭路9号留有房屋一幢（平房）。”，该两份公证书得知，到1996年时，涉案房产后江埭路9号仅有一层房屋而已；其次，结合双方在2003年分别签字确认并同意的《厦门市私（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表》、私-0164号协议书，私-0163号的协议书的内容看，2003年3月12日，江福森等人就上述表中填写的内容“产权建筑面积（m2）85.456／7=73.243”、“搬迁补助费1次500元／次”其它中的“货币化安置的补偿98.957m21800元／m2”、“安置房计费”中的“异地安置增加30m26／7=25.714”，上述表中的右下方有江福森等人的签名确认。说明他们对上述表中根据江福森等人与厦禾指挥所填写的内容无异议；同时，根据江福森等人与厦禾指挥部拆迁处所签订的《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看、一是该协议书中有关内容均是按前述“表”中的内容填写的。二是“补充条款”中明确增加了“乙方（指被申请人）要求放弃6／7产权货币化安置，另1／7产权由江心荣进行产权调换，详见私-163号协议书。”可见江福森等人签订拆迁协议时，明确知道自建房及阁楼部分是陈慧珍与江心荣重建的，这与前述两份公证书的内容可得到相互印证，故江福森等人未提出任何异议，就签字确认并同意。二审法院却以50A私-0163号协议书上江福森等人未签字为由，显然是错误的。因50A私-0164号协议书中己明确记载“江心荣”“进行产权调换”，江福森等人是明知道陈惠珍等人是以安置房补偿的方式进行补偿的。本案的讼争房产汇文路57号508室，拆迁部门早就在2003年3月25日就交付给陈惠珍等人使用至今，江福森作为亲戚，也早就知道该事实的。二审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江福森等人辩称，一、自建房和阁楼属于许褚遗产，陈惠珍等人主张系其建设和所有毫无根据。1、自建房在1979年就已建设存在，阁楼建设时间为1965年。以上事实已经在一审判决中查明。陈惠珍等人在一审中也自认上述事实。以上房屋是由许褚的子女轮流居住。属于许褚的财产，系双方当事人共同的祖业。1992年159号公证书涉讼房屋描述为“平房、部分二层”印证自建房和阁楼在此之前早已建设之客观事实。2、陈惠珍等人仅凭1996年公证书登记的瑕疵就臆断自建房与阁楼系其建设毫无根据。由于后江埭9号房屋是一个类似四合院房屋，许褚夫妇当时只是在一层的基础上加盖了部分自建房和小阁楼，相对比规则的一楼而言，加盖部分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一层楼，直接表述为二层显然不符合房屋现状，且自建房和阁楼都属于没有独立产权，且面积较小，系主屋的附属物，即便表述为一层，当然亦包括附属建筑物。公证人员对房屋的理解不同而造成1996年公证书出现笔误。公证人员将房屋整体表述为一幢，而非一层，亦可说明当时的房屋并非是标准普通的一层房。故公证员出于个人认识不同，将其表述为平房。应属笔误。何况，陈惠珍等人在一审判决中亦声称，阁楼在1999年台风时倒塌。先不论其该说辞是否成立，但至少可以说明其确认在1965年到1999年这段期间，涉讼房屋一层、自建房和阁楼都是客观存在的，证实了1996公证书表述仅是笔误。3、本案是陈惠珍等人提起的是所有权确权之诉，陈惠珍等人对其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的权利来源负举证义务，但却未能提供证据及依据。4、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实行登记主义，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不动产的登记人即为该不动产的所有人。自建房和阁楼不管是在拆迁安置协议、房地产部门登记资料还是最后安置所得房产的登记证书都登记许褚是自建房和阁楼的产权人，据此判断自建房和阁楼所有人为许褚而非陈惠珍等人。假设，如若陈惠珍等人所述自建房和阁楼属其所有，当时签的安置协议时为何被拆迁人还是许褚而非陈惠珍等人，说明拆迁单位亦认可该楼房的产权人系许褚而非陈惠珍等人。二、陈惠珍等人将拆迁协议歪曲为析产协议明显错误。1、从法律性质上看，拆迁协议与继承析产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行为，将拆迁协议等同于析产明显错误。2、江福森等人同意自建房与阁楼与江心荣份额一并安置，主要是基于亲情对拆迁后没有房屋居住的弟弟的照顾。安置当时，拆迁办单位亦明确告知，安置之后房屋的权属人仍是许褚。安置房屋属于各个继承人共有。江福森等人自始自终从未以任何明示或书面的形式放弃过自建房和阁楼的共有份额。以签订安置协议行为就推定江福森等人放弃继续份额，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1996年公证书中各共有人对后江埭9号的房屋（含自建房和阁楼）的继承份额已明确约定各自七分之一。份额已经明确清楚，无须重复分配。三、陈惠珍等人再审理由相互矛盾，不能成立。依照法律规定析产的对象的共同共有财产。陈惠珍等人主张析产的前提是承认了自建房和阁楼属于共有财产，另一方面其又主张自建房和阁楼属于其所有，互相矛盾。四、关于讼争的汇文路57号508室房产，江福森等人也已另案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得到了厦门两级法院支持。故讼争房属于许褚子女共有已得到的司法确认，已是不争之事实。综上，自建房和阁楼为许褚遗产，安置所得的汇文路57号508室仍为许褚子女共有。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应驳回再审请求。
本院再审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双方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再审另查明，关于江福森等人二审提出异议：1、“私-0163号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应是2008年1月11日；2、私-0163号协议书的甲方不是厦禾指挥部，而应是房管局；协议不是“签订”应是“补签”之事实。陈惠珍等人辩称：江福森等人知道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有签订这份协议，当时陈惠珍等人要求房屋安置拆迁，江福森等人要求货币安置拆迁，我们才在2003年签订私-0163号协议书。2008年拆迁工作人员发现安置费用的计算有错误，所以才在2008年重新签订这份协议。厦禾拆迁指挥部，属于拆迁临时机构，这时候主体继承单位就是市土房局。
经查：2003年3月20日江心荣本人即与厦禾指挥部签订一份私-0163号协议书（下简称原协议）。因有关安置费用及调换面积计算有误，市土房局于2008年1月11日与江心荣（此时江心荣已故，由其妻陈惠珍代签订）重新签订一份协议书，即一、二审查明的2013年3月31日签订的私-0163号协议书（下简称新协议）。两份协议不同之处为：1、原协议拆除及产权调换面积为61.709m2，新协议为66.549m2；2、原协议缴交安置房价款为41977.6元，新协议为55833.6元；3、原协议搬迁补助费、房屋装修补偿费等合计为20621元，新协议合计为24091.5元；4、原协议约定乙方应在2003年3月20日前搬迁，新协议未约定乙方搬迁时间；5、原协议第八条补充条款没有约定第2款，新协议第八条补充条款增加第2款为：乙方可以产权调换面积为85.45／7＋自建49.502＋阁楼9.68／2＝66.549m2；6、原协议厦禾指挥部在甲方一栏盖章，乙方（签名）系江心荣本人签名。新协议市土房局在甲方一栏盖章，乙方（签名）江心荣系陈惠珍代签。
本院再审认为，自建房、阁楼系在后江埭路9号平房的基础上加建添附。厦门市公证处（92）厦证内字第159号《房产继承权证明书》记载：“查江庚于1970年在厦门市死亡，死后在后江埭路9号留有房屋一幢（平房、部分二层）”、“死者江庚的上述房屋遗产应由其妻子许褚一人继承”。陈惠珍等人一审提交的《无证照房屋建造时间认定申请表》中记载：申报人为江心荣，业主为许褚，房屋建筑面积为49.504㎡，房屋建造时间1979年。依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证明了自建房及阁楼业主为许褚。许褚去世后，其继承人于1996年10月7日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的（96）厦证内字第511号《房产继承权公证书》中记载：许褚于1995年3月10日在厦门市死亡，死后在后江埭路9号留有房屋一幢（平屋），由其子女江太福等七人共同继承。各继承人在办理该继承公证时对自建房、阁楼虽未作出处理，但后江埭路9号房屋拆迁安置时，江心荣和江福森等人分别以产权调换和货币化安置的方式，与厦禾指挥部签订私-0163号和私-0164号《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在私-0164号《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条款中约定：“乙方要求放弃6／7产权货币化安置，另1／7产权由江心荣（继承人之一）进行产权调换，详见私-163号协议书。”可见，在签定私-0164号协议时，各继承人明知私-0163号协议的存在，对后江埭路9号房屋拆迁产权调换的安置补偿问题由江心荣与拆迁单位协商处理及签订协议并无异议。江福森等人在后江埭路9号房屋拆迁时选择货币化补偿方式，仅就其享有6／7产权部分与拆迁单位协商以货币化补偿方式签订协议取得补偿款，而江心荣以产权调换方式与拆迁单位签订协议取得讼争房的安置补偿，并与拆迁单位办理讼争安置房交接及缴交安置房差价款等。由此可见，双方选择不同的安置补偿方式，以实际行为对后江埭路9号房屋（包括自建与阁楼）拆迁安置进行了处分。现江福森等人主张享有讼争安置房的权利，不予支持。
江心荣以产权调换方式取得讼争安置房，该安置房应归江心荣所有。因拆迁安置时江心荣与陈惠珍系夫妻关系，讼争安置房属于江心荣与陈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江心荣去世，生前无遗嘱，其享有讼争房的份额应由陈惠珍、江琳、江莉共同继承所有。
综上，一审判决确认陈惠珍等人系讼争安置房产权人并无不当。二审以私-0163号协议未经江福森等人确认为由，认定江福森等人未以其他明示或者书面的方式对自建房和阁楼部分的权利表示放弃，属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驳回陈惠珍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0）厦民终字第2687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09）思民初字第10786号民事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江福森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民勇
审 判 员 黄翠青
代理审判员 郑阿寒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欧建平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