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深福法行初字第1134号原告孙阳兵，男，汉族，1987年2月14日出生。被告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4009号市计划生育科研所大厦9楼，组织机构代码455758440。法定代表人冯念文。委托代理人范福东，该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天军，广东众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国通大厦主楼第三层，组织机构代码70854251-8。负责人徐革。委托代理人江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佳彬，该公司员工。上列原告孙阳兵诉被告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信息公开行为一案，于2015年9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受理后，于2015年10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阳兵，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天军、范福东，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江莉、杨佳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认为原告申请中没有具体说明该协议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没有说明该协议与申请人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2008】36号）第十四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一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1、关于是否同意公开投诉调解协议的意见征求函；2、关于公开投诉调解协议意见的回函；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释（2011）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原告诉称，原告于2014年2月22日通过挂号信的形式向被告书面邮寄递交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但被告未在法定时间答复原告，被法院依法判决责令被告限期答复原告。后被告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并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答复内容，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2、责令被告限期重新书面答复原告的公开申请；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被告辩称，1、被告不能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被告，原告提起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被告是不适格的，消委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6条的规定，是依法成立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职能是进行社会监督，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5章第36条、第37条，被告履行的是社会监督职能的社会组织，不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到的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因此被告主体不适格，虽然原告之前起诉被告不作为的诉讼案件中，福田法院也作出了责令被告限期作为的判决，但该不作为诉讼的案件仅仅是针对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进行回复的程序性问题进行的处理，并没有对消委会的职权来进行认定；被告认为消委会即便作为社会监督职能的社会组织，作为消费者的原告提出有关的申请，要求投诉或反映的问题即便不是自身的范围，也有义务进行答复或者告知寻求法律帮助的途径；在之前的不作为诉讼案件判决并没有认定消委会的职权，并不能因为前一个案件判决消委会败诉就认定消委会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原告所要求公开的调解协议属于私权的范畴，调解协议没有经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调解协议是依法不能公开的；被告认为调解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是在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前提下各方为了妥善的解决争议达成的共识，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调解协议的内容只在协议的各方当事人之间有法律约束力，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协议之外的其他公民或者社会大众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没有参考的价值；因此调解协议中即便确定了一方向另外一方作出了某种民事权利上的让步或者利益的让步，不构成对协议之外的主体或者社会公众的公开承诺，因此原告目前申请公开的他人和第三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因原告并非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对其生产、生活、科研都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原告无权要求公开他人之间的调解协议，同时参照人民调解法第23条，明确规定在调解活动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是可以要求调解活动不公开进行，被告消委会在接到原告的申请后及时向第三人书面征求意见，是否同意公开，第三人是明确书面答复不同意公开，因此被告认为参照人民调解法第23条，一方当事人不便于公开，被告不得违法的进行公开；参照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院是应当公布生效的裁判文书，但有四种情形除外，其中一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参照该规定是为了说明在裁判文书公开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都是不公开的，因此被告认为根据调解协议的基本性质以及参照人民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有关规定，原告申请公开他人和第三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缺乏法律依据。3、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说明所要求公开的调解协议和其自身的生产、生活、科研有怎样的关系，是否有特殊的需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的规定，既然原告没有说明有何种特殊需要，依法不向其公开，申请不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4、被告对原告的书面答复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告知或者说明理由的义务，被告的答复是合法的。应当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应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是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向原告的书面答复中明确提及因原告未说明公开的信息生产、生活、科研有关，依法不予公开，已经作出了合理的说明和必要的告知，因此答复合法；5、被告作为法定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是尽可能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提供有关的社会监督的服务，但是公开信息必须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规定明确规定如果公开了不应该公开的信息，公开该信息的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告申请公开调解协议缺乏法律依据。原告的申请也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有关要求，因此被告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合法，请求法庭予以维持，并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原告所申请的事项系第三人与其他几名消费者所签署的民事调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对私权处分的结果，涉及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属于第三人的商业秘密，依法不予公开。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原告、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可以确认以下事实：2014年2月22日，原告通过国内挂号信函向被告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表“所需政府信息的用途”一栏载明要提供自身特殊需要关联性证明，原告选择“自身生活需要”，上述申请表于2014年2月24日送达被告。原告称被告未及时对其申请作出回复，于2015年3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5）深福法行初字第524号《行政判决书》，责令被告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对原告孙阳兵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2015年7月3日，被告向第三人发出《关于是否同意公开投诉调解协议的意见征求函》。2015年7月9日，第三人回函称申请人申请的内容系公司就特定号码与特定消费者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对私权处分的结果，一方面涉及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同时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不应予以公开。2015年7月29日，被告作出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认为原告申请中没有具体说明该协议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没有说明该协议与申请人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2008】36号）第十四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一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六）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且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的。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本次申请时已经向被告提交了该信息与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相关的材料，被告据此作出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符合上述规定，并无违法或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阳兵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原告已预交）。各方当事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7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金额与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金额相同）。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王              飞人民陪审员 杨       江       河人民陪审员 欧       献       根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书 记 员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