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8民终22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寿朋，男，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徐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循吉，男，196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徐闻县，
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系徐闻县迈陈镇官田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明雄，广东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徐闻县角尾乡。
法定代表人：莫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广新，广东朝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铭妍，广东朝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寿朋、董循吉与上诉人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闻盐场）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2017）粤0825民初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寿朋、董循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庄明雄，上诉人徐闻盐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广新、蔡铭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寿朋、董循吉上诉请求：一、依法对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2017）粤0825民初637号民事判决进行改判，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增加徐闻盐场赔偿杨寿朋、董循吉经济损失119599.2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徐闻盐场承担。事实和理由：徐闻盐场应承担本案全部过错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免除其10%赔偿责任明显没有依据，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一、涵闸是徐闻盐场派专人管理，徐闻盐场对涵闸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现场调查，由一工段一、二、三组盐田排入大塘有三个涵闸，由大塘排入大海有一个涵闸（4个涵口），这些涵闸均由盐场派专人管理，这有徐闻盐场财务发放工资表证明，庭审中徐闻盐场也承认这一事实；二、造成雨水浸没盐产品致使承包人损失是因徐闻盐场涵闸管理人员不及时开涵闸排水造成的，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徐闻盐场应负全部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是由于徐闻盐场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存在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是指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所谓不可抗力，是指合同订立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庭审中，徐闻盐场场长承认大小涵闸的功能，大小涵闸设计时就已经预见到大雨洪水来临时可通过排洪排淡以达到避免洪涝灾害。台风前，徐闻盐场已意识到因台风会带来大到特大暴雨，并通知各工段小组作好排淡、排洪、排涵工作，故徐闻盐场对大、特大暴雨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是可以预见、可以避免的。徐闻盐场在台风前发出做好排淡、排洪、排涵工作的《通知》，就是为避免大、特大暴雨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措施，至此，徐闻盐场没有过错。但是，徐闻盐场的过错在于其管理人员不及时开涵排淡、排洪，才导致雨水浸没盐产品造成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根据杨寿朋、董循吉提供的气象资料反映：第一，徐闻盐场管理人员不存在风大不能到位开涵闸的影响因素。2016年8月17-18日早上9时，风力最大是7.1m/s，相当于4级风力（5.5-8m/s），并非大风。可见，不存在徐闻盐场管理人员因风大不能到位开涵闸的影响因素。第二，徐闻盐场管理人员不及时不开涵错过了良好时机，造成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2016年8月18日凌晨3-8时，降雨量共186毫米（其中：凌晨3时1.5毫米，4时69.9毫米，5时41.2毫米，6时60.9毫米，7时12.5毫米），而降雨量最大的3-8时海潮分别是77、75、81、92、111、137，这5个小时的时间段均可开涵排淡、排洪，但徐闻盐场管理人员却不开涵，错过了良好时机，这完全是徐闻盐场的过错。2.不存在防洪堤坝被大水冲毁才造成大水浸没盐产品的事实。根据现场调查及杨寿朋、董循吉提供的现场照片，可证实因雨大排淡沟无法排去大水而淹没排洪大堤，大水排入盐田。2017年6月21日下午实地在现场勘察，没有见到大水冲毁防洪堤坝的痕迹，可见没有证据证实防洪堤坝被大水冲毁；三、一审判决免除了徐闻盐场10%的赔偿责任，但因何而免除未作论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针对杨寿朋、董循吉的上诉，徐闻盐场辩称，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并非徐闻盐场造成。1.在台风到来前，徐闻盐场已经做好台风预防措施，及时排空了大水塘，该大水塘的面积约80公顷，排干水后的水位面与盐堆地平面高低落差达到1.28米，完全可以容纳盐场的排水。2.案发当晚的台风是当地有史以来的特大暴雨，即使在海潮位最低的期间，管理涵闸的工作人员都无法到达涵闸处开启涵闸，因此涵闸工作人员的行为符合紧急避险的情形，故徐闻盐场不需要承担责任。3.杨寿朋、董循吉的实际损失是1819吨盐，但一审法院认定是3164吨是错误的。4.暴雨来临前徐闻盐场已经向杨寿朋、董循吉发出了通知，杨寿朋、董循吉应该作出相应的防御措施，阻止损失。因此，杨寿朋、董循吉需要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寿朋、董循吉的诉讼请求。
徐闻盐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2017）粤0825民初6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寿朋、董循吉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杨寿朋、董循吉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杨寿朋、董循吉承包的第一工段盐田的排水涉及两个涵闸，一个是该第一工段盐田堤围的小涵闸（以下简称小涵闸），一个是整个××工区的大水塘大涵闸（以下简称大涵闸），小涵闸排水至整个××工区的大水塘，如大水塘水满即开启大涵闸，将水排放至大海。在本案所涉台风“电母”来临前的16日，徐闻盐场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将该大水塘排干水，大水塘排干水后水位面与盐堆地平面高低落差达到1.28米，且该大水塘面积约80公顷，该容量是完全可以容纳排水而不需要开启大水塘的大涵闸的。事发当夜的2016年8月18日凌晨3时，受台风“电母”影响，出现了当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短时间内降雨量达到224.5毫米，大雨也造成周边农村洪水漫过防洪堤并冲毁部分堤坝流入盐田。当时第一工段盐田小涵闸已经打开，但由于该小涵闸面积较小，只有1米×1.1米，一时间根本无法排泄急剧骤降的大雨和周边汹涌流入的洪水到大水塘，才造成第一工段盐田水浸成灾，淹没了部分盐成品。因此，这与徐闻盐场是否打开大水塘的大涵闸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即使打开了大涵闸，也无法改变小涵闸闸口小而未能及时排放大量降水的客观情况。可见，杨寿朋、董循吉的盐田损失，是由于罕见的突发自然灾害造成的，并非由于徐闻盐场没有打开大涵闸，故并不存在徐闻盐场的人为主观过错。根据双方签订的《徐闻盐场盐田承包合同书》第七条“其他规定”第六款的规定，“自然灾害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应当由杨寿朋、董循吉自行承担；二、一审法院认为徐闻盐场“未及时开启涵闸进行排水，是造成存盐受损的直接原因，该行为存在严重过错”是片面的。涵闸在离工区或村庄陆地有1公里之遥的海面，开涵所经的海堤于2014年被台风毁坏严重并未修复，无论是涵闸所在的位置，还是开涵所经的路途都十分危险，遇险逃生困难重重。8月16日、17日，徐闻盐场已分别开涵将大水塘的蓄水基本排干，17日中午涨潮后为避免海水倒流才关住涵闸，夜晚约10时，徐闻盐场的工作人员还冒险到下面开涵，但当时潮位比大水塘的水位还高。凌晨时候，天降大雨，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天空漆黑一团，沿途没有任何照明设施，在这种恶劣和危险的环境下，管涵人员根本没有办法去开涵。如果置当时恶劣环境和人身生命安全于不顾，过于强调开涵认定责任，这是偏离人道主义精神的，也不符合国家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的，是完全违背“生命至上”的民法基本准则的。因此，徐闻盐场工作人员符合“紧急避险”的法定情形，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徐闻盐场依法无须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的实际损失为3164吨，同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结合2016年8月1日至7日期间的天气情况与徐闻盐场提交的《生产进度表》，8月份盐场所有工区的产量都为0，杨寿朋、董循吉也根本不存在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其声称在该期间还生产了535吨盐量，是没有客观可信性的。根据《广东省原盐分配调拨专用发运凭单》，台风过后，徐闻盐场对新地工区第一工段的存盐进行调拨销售，共计为2010吨。可见，杨寿朋、董循吉的实际损失，应为1819吨（3939吨-2010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针对徐闻盐场的上诉，杨寿朋、董循吉辩称，一、徐闻盐场上诉主张造成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是由于自然灾害而非人为过错是没有理由的；二、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为3164吨事实清楚，徐闻盐场主张为1819吨没有依据。徐闻盐场申请的证人作证的证词虚假，无法推翻杨寿朋、董循吉提交的证据。综上，徐闻盐场的上诉无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杨寿朋、董循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闻盐场赔偿杨寿朋、董循吉的经济损失119599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闻盐场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日，杨寿朋、董循吉与徐闻盐场签订《徐闻盐场盐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徐闻盐场将新地工区第一工段（一、二、三小组）盐田及其所有生产设施设备承包给杨寿朋、董循吉管理经营，由杨寿朋、董循吉自主调配、使用、管理和组织生产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期限为二年，从2015年1月1日起到2016年12月31日止；徐闻盐场负责销售杨寿朋、董循吉生产的合格盐产品，盐款的结算单价为：徐闻盐场按每吨378元结算给杨寿朋、董循吉，数量以销区验收反馈的数量为准；徐闻盐场负责承包盐田的堤围、盐仓、高、低压线输电线路的更新改造及修理。承包期间，由徐闻盐场聘用工作人员全年看管盐场涵闸（包括水塘涵闸和淡水涵闸），并发放看管补贴费，其中2015年12月立项资金共计5335元，2016年12月立项资金共计9650元。
2016年7月28日，徐闻盐场核产小组对新地工区一工段7月份盐产品月末库存进行核实，存量为3939吨。同年8月17日，徐闻盐场生产基建部通知：“根据这次第8号台风‘电母’最新消息，天气预报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希望各工区主任通知各工段小组强调对排淡、排洪、排涵工作。”8月18日凌晨，受8号台风“电母”影响，徐闻盐场区域持续强降特大暴雨，据迈陈新地自动气象站监测：凌晨3时时雨量为1.5mm，4时为69.9mm，5时为41.2mm，6时为60.9mm，7时为12.5mm，8时雨量为2.0mm，9时为0.1mm。4-6时时雨量较大；根据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海洋潮汐资料，海安港潮汐表显示：凌晨1时潮高107cm，2时潮高88cm，3时潮高77cm，4时潮高75cm，5时潮高81cm，6时潮高92cm，7时潮高111cm，8时潮高137cm，9时潮高163cm，10时潮高185cm，11时潮高201cm，12时潮高209cm，13时潮高213cm，当日凌晨2-6时潮位最低。聚降暴雨时，由于徐闻盐场新地工区管理盐田大水塘涵闸的人员不在现场，未能及时开涵闸排洪水入海，造成大水浸没盐田、盐仓和盐堆，致杨寿朋、董循吉的产品盐若干吨被溶化或污染。
8月18日早上7时许，经新地工区盐工催告主管涵闸的工作人员后，徐闻盐场工作人员才开启涵闸口排放区域内的洪水排入大海。8月29日，徐闻盐场核产小组对新地工区一工段8月份盐产品月末库存进行核实，存量为1310吨。8月30日，杨寿朋、董循吉以徐闻盐场未及时开启涵闸，造成一工段盐仓内及盐堆地上的成品盐共计3164吨被雨水浸泡溶损为由，向徐闻盐场申请赔偿经济损失，张良安、邓兰鸿在该申请书上签署：情况属实，望场领导及有关部室给予解决补偿，并签字盖有“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新地工区”公章在《2016年8号台风“电母”一工段盐溶化统计表》上。杨寿朋、董循吉多次向徐闻盐场给予赔偿未果，遂于2017年5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述诉求。
另查明，徐闻盐场新地工区堤围于1993年投入巨资建成。该工区一工段大水塘堤围按设计规划有一涵闸四个涵口，涵闸的作用为纳潮和排泄洪水。经现场实地察看，设计规划的四个涵口中，至今实际能够使用的只有一个涵口，其他三个涵口因年久失修已不能使用，也不能发挥其功能作用。
再查明，张良安系徐闻盐场新地工区副主任，主管生产；邓兰鸿于2015年10月起担任徐闻盐场新地工区主任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的具体数额；二、徐闻盐场对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的具体数额问题。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知，新地工区一工段盐产品2016年7月份月末存量为3939吨，8月份盐产品月末存量为1310吨，对该事实双方当事人亦予以认可。其次，本案中，杨寿朋、董循吉主张7月28日至8月17日新地工区一工段生产盐产品535吨，徐闻盐场对此有异议，认为上述535吨盐产品没有事实依据，但对其该项主张徐闻盐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杨寿朋、董循吉提供的盖有“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新地工区”公章的《2016年8号台风“电母”一工段盐溶化统计表》显示，杨寿朋、董循吉7月28日至8月17日产盐量为540吨，庭审时徐闻盐场亦对该统计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应予以确认。再次，庭审过程中，徐闻盐场主张盐产品损失量为1819吨（3939吨-2120吨=1819吨），由于该2120吨盐产品系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间的销售额，发生台风“电母”后，与台风前受损盐产品无关，对徐闻盐场的该项主张，应不予采信。综上，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数量应为3169吨（3939吨+540吨-1310吨=3169吨）。由于杨寿朋、董循吉仅向徐闻盐场主张赔偿3164吨盐产品的损失，少于其实际损失数额，对此应予以支持。
关于徐闻盐场对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徐闻盐场涵闸的功能之一为排水，对排放雨水防止积水过多导致盐产品受损至关重要，并且盐场涵闸的管理工作属于被告方职责范围，事实上涵闸也一直由徐闻盐场聘用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徐闻盐场应当对盐场涵闸的日常管理、更新改造、修理等事务承担全部责任，在庭审过程中对该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其次，根据证据显示，2016年8月17日，徐闻盐场生产基建部已发通知开展防台风暴雨工作，此时徐闻盐场应当预见特大暴雨可能带给盐场的不利影响，同时应安排相应工作人员及时管理涵闸开启事宜。但徐闻盐场工作人员在特大暴雨过后才开启涵闸进行排水，明显属于失职行为。对徐闻盐场不及时开启涵闸，以及杨寿朋、董循吉组织盐工在特大暴雨来临前已充分及时开展防汛工作，做好保护盐产品措施等事实，新地工区主任邓兰鸿、副主任张良安（主管生产）在杨寿朋、董循吉向徐闻盐场提交的《关于要求补偿盐斤损失的申请》上签署“情况属实”字样予以确认，并在《2016年8号台风“电母”一工段盐溶化统计表》加盖“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新地工区”公章。再次，徐闻盐场主张因暴雨过大，盐场周边洪水冲毁堤围流入盐田，根据现场照片和实地察看证实，盐场新地工区一工段北边淡水堤围完好，不存在洪水冲毁堤围的事实。第四，根据气象监测结果，18日凌晨4时至6时为特大暴雨期间，7时过后暴雨逐渐减小，几乎没有降雨，但18日凌晨4时至6时却是新地工区海区外海潮位最低时候，7时至13时外海潮位逐渐升高，从111cm升至213cm，有广东省徐闻县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证明》和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海安港潮汐表》为证。由此可见，如徐闻盐场的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涵闸，足以避免造成杨寿朋、董循吉盐产品受损的后果。因此，徐闻盐场在可预见特大暴雨来临的情况下，不及时开启盐场新地工区一工段水塘涵闸进行排水防洪，存在严重人为的主观过错因素，故导致杨寿朋、董循吉盐产品受损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因过错侵害他人财产造成损失的，侵权人应进行赔偿。本案中，在特大暴雨来临前，杨寿朋、董循吉已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履行保护盐产品受损应尽的义务，而徐闻盐场作为盐场涵闸的管理方，未及时开启涵闸进行排水，是造成新地工区一工段盐仓内及盐堆地上的存量盐产品受损的直接原因，该行为存在严重过错，造成杨寿朋、董循吉的直接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签署的合同约定：徐闻盐场负责销售杨寿朋、董循吉生产的盐产品，按照378元/吨结算。据此，根据本案的实际出发，造成杨寿朋、董循吉盐产品损失1195992元，由徐闻盐场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1076392.80元（1195992元×90%）给杨寿朋、董循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杨寿朋、董循吉经济损失1076392.80元；二、驳回杨寿朋、董循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64元，由杨寿朋、董循吉负担2564元，由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负担13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徐闻盐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暴雨定义及分类，证明案发在凌晨4点至7点，降雨量达到186毫米，已达到大暴雨的标准；2.现场照片、卫星地图，证明徐闻盐场工作人员前往大水塘涵闸口的现场路途环境，路途外围是大海；3.《2016年8月台风“电母”新地工区一工段原盐溶损量统计表》、身份证，证明新地工区一工段的生产工人证实其负责生产的漏号因台风“电母”产生原盐溶损的实际数量为1825.5吨，且承包方（即杨寿朋、董循吉）是按照该数量依比例向生产工人进行补偿;4.《证明》，证明新地工区一工段的生产工人证实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17日其负责生产的漏号没有产盐。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徐闻盐场提供的证据，杨寿朋、董循吉质证认为，一、对于证据1无异议；二、对于证据2，徐闻盐场想要证实其工作人员通往开涵的路况，杨寿朋、董循吉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台风当晚不能去开涵闸；三、对于证据3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是经过双方核对的，这些人员证明的不是事实，而且其中欧春先、郑琦辉、董春菊、曾雄、王进弟不是杨寿朋、董循吉承包期间的工人，这些人对真实情况不了解。另外，证人不出庭作证，其证词不能采信；四、对于证据4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方证实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18日没有生产盐不符合事实，这段时间生产的盐已经由徐闻盐场的工作人员及徐闻盐场盖章确认为540吨。
本院认证认为，一、证据1是关于暴雨的定义及分类，本院予以采纳；二、证据2对本案的基本事实的认定没有影响，故本院不予采纳；三、证据3《2016年8月台风“电母”新地工区一工段原盐溶损量统计表》是徐闻盐场自行制作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四、证据4《证明》，出具《证明》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本院二审期间，徐闻盐场还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证明事发当晚风大雨大，其于当晚11点钟就离开了现场。考虑人身安全，其是不能去开启涵闸的。杨寿朋、董循吉对证人邓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当晚只是有微风，邓某是涵闸的管理人员，正是由于其不负责任而造成杨寿朋、董循吉的损失，邓某是在推卸责任。本院认证认为，邓某是徐闻盐场大水塘涵闸的管理人员，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需要其他证据补强才能证明待证事实。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根据广东省徐闻县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证明》，2016年8月17日22时至2016年8月18日7时，迈陈新地的风速分别为：17日22时的风速为2.6m/s，17日23时的风速为1.4m/s，18日0时的风速为0.9m/s，18日1时的风速为2.4m/s，18日2时的风速为2.3m/s，18日3时的风速为3.1m/s，18日4时的风速为4.4m/s，18日5时的风速为3.5m/s，18日6时的风速为7.1m/s，18日7时的风速为4.1m/s。
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杨寿朋、董循吉的上诉理由、答辩意见和徐闻盐场的上诉理由、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问题：
关于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被雨水溶化所造成的损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杨寿朋、董循吉起诉主张其因本次大雨造成的盐产品损失数量为3164吨，提供了《徐闻盐场有限公司原盐生产进度表》《徐闻盐场关于新地工区一工段原盐产品溶损的情况》《2016年8号台风“电母”一工段盐溶化统计表》《关于要求补偿盐斤损失的申请》；徐闻盐场予以否认，辩称2016年8月徐闻盐场的所有工区的盐产量均为0，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数量为1819吨，提供了《徐闻盐场有限公司原盐生产进度表》《广东省原盐分配调拨专用发运凭单》，一审期间还申请了邓兰鸿、张良安出庭作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为，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被雨水溶化所造成的损失数量应确定为3164吨。主要理由如下：一、《徐闻盐场有限公司原盐生产进度表》《徐闻盐场关于新地工区一工段原盐产品溶损的情况》《2016年8号台风“电母”一工段盐溶化统计表》均载明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7月的月末库存盐产品数量为3939吨，而且徐闻盐场对此也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即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7月的月末库存盐产品数量为3939吨；二、《徐闻盐场有限公司原盐生产进度表》和《2016年8号台风“电母”一工段盐溶化统计表》，均截明新地工区一工段2016年8月的月末库存盐产品数量为1310吨，徐闻盐场虽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否认，故本院予以确认，即新地工区一工段2016年8月的月末库存盐产品数量为1310吨；三、《2016年8号台风“电母”一工段盐溶化统计表》截明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17日开晒存库盐数量为540吨，由于该统计表是新地工区在双方未发生纠纷之前盖章确认的，是对台风造成的盐产品损失所进行的核定，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应予以采信；四、《关于要求补偿盐斤损失的申请》是杨寿朋、董循吉于2016年8月30日向徐闻盐场提出补偿盐斤损失的申请，其主张台风“电母”后新地工区一工段仅存盐斤1310吨，溶盐数量为3164吨，要求徐闻盐场给予补偿。新地工区的正、副主任邓兰鸿、张良安分别在《关于要求补偿盐斤损失的申请》签注了“情况属实，望场领导及有关部室给予解决补偿”的意见，并加盖了新地工区的公章。虽然邓兰鸿、张良安在一审时作为徐闻盐场的证人出庭作证，主张其在《关于要求补偿盐斤损失的申请》签注意见时并未经过具体核实，其目的是为了让工人去向场部要生活费。由于邓兰鸿、张良安是徐闻盐场的员工，与徐闻盐场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故邓兰鸿、张良安的证人证言不能否定新地工区在《关于要求补偿盐斤损失的申请》所签注“情况属实，望场领导及有关部室给予解决补偿”的意见；五、徐闻盐场主张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17日无产盐，其理由是《徐闻盐场有限公司原盐生产进度表》截明2016年8月至12月整个盐场的盐产量均为0，但从《广东省原盐分配调拨专用发运凭单》可以看出，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11月份销售盐产品184吨、2016年12月份销售盐产品928吨、2017年1月份销售盐产品1010.5吨，合计2122.5吨。如前所述，2016年7月新地工区一工段的库存盐产品数量为1310吨，如果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17日无产盐，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的盐产品销售量最多只能是1310吨，而不可能是2122.5吨，故徐闻盐场主张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17日无产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六、徐闻盐场主张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量为1819吨（3939吨-2120吨），但由于2120吨盐产品的销售量是新地工区一工段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间发生的销售量，发生在台风“电母”之后，显然与大雨对盐产品的损坏无关，故徐闻盐场关于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量为1819吨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为3164吨，并按照杨寿朋、董循吉与徐闻盐场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徐闻盐场盐田承包合同书》约定的盐款结算单价378元/吨计算，认定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被雨水溶化所造成的损失为1195992元（378元/吨×3164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徐闻盐场关于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被雨水溶化所造成的损失数量为1819吨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被雨水溶化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杨寿朋、董循吉认为因徐闻盐场的管理人员不及时开涵闸排水而造成其盐产品被雨水溶化，起诉要求徐闻盐场承担其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徐闻盐场则辩称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被雨水溶化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与徐闻盐场是否开启涵闸排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徐闻盐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为，一、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自然灾害是指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台风等。台风作为一种自然灾害，会带来大雨到特大暴雨固然不可避免，但降雨是可以预见的，因降雨带来的损害也是可以避免的。实际上，台风“电母”来临时，徐闻盐场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工区、各工段小组做好排淡、排洪、排涵工作，说明徐闻盐场对因台风“电母”会带来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是有预见的，台风带来的危害后果并非不可避免，故不属于不可抗力；二、新地工区一工段大水塘堤围有一涵闸四个涵口，涵闸的功能之一为排水，大雨洪水来临时可通过排洪排淡，防止积水过多而导致盐产品受损。杨寿朋、董循吉主张对涵闸的日常管理、更新维护等均是徐闻盐场的职责范围，徐闻盐场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三、徐闻盐场主张受台风“电母”影响，罕见的特大暴雨造成周边农村洪水浸过防洪堤并冲毁堤坝流入盐田，但根据现场照片和一审法院实地勘察证实，徐闻盐场新地工区一工段北边淡水堤围完好无损，并不存在洪水冲毁堤围的事实，故对徐闻盐场主张洪水冲毁堤围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四、根据广东省徐闻县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证明》，2016年8月17日22时至2016年8月18日7时，徐闻县迈陈新地区域的最大风速是8月18日6时的7.1m/s，相当于4级风力（5.5m/s-8.0m/s），并非大风，不存在因风大而为确保人身安全必须紧急避险的情形，徐闻盐场负责管理涵闸的工作人员应该坚守岗位，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及时开涵排洪；五、根据广东省徐闻县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证明》和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海安港潮汐表》显示，2016年8月18日凌晨4时至6时为特大暴雨期间，7时过后暴雨逐渐减小，几乎没有降雨，但18日凌晨4时至6时却是新地工区海区外海潮位最低时候，7时至13时外海潮位逐渐升高，4-6时是开涵排淡排洪的最佳时机，徐闻盐场负责管理涵闸的工作人员却不在岗位，错失开涵排洪的最佳时机，以致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被雨水溶化而造成巨大损失，徐闻盐场存在重大过错；六、杨寿朋、董循吉作为新地工区一工段盐田的承包人，在接到徐闻盐场的防风通知后，只是根据徐闻盐场的现有设施和条件做好防范措施，没有进一步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杨寿朋、董循吉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一审判决徐闻盐场承担90%的赔偿责任，赔偿1076392.80元（1195992元×90%）给杨寿朋、董循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杨寿朋、董循吉关于其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以及徐闻盐场关于杨寿朋、董循吉的盐产品损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与其是否开启涵闸排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杨寿朋、董循吉以下徐闻盐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79.51元，由上诉人杨寿朋、董循吉负担2691.98元，上诉人广东省盐业集团徐闻盐场有限公司负担14487.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红
审 判 员 王 励
代理审判员 林 竹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李皓冰
书 记 员 林菲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