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赣刑三终字第24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牛中华，曾用名牛永方，绰号“阿牛”，男,汉族,1981年9月30日出生,小学文化,无业，家住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3年4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徐浩，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立峰，绰号“胖子”，男，198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家住九江市庐山区，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3年4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
辩护人齐广亮，河南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牛中华、杨立峰犯故意杀人罪，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王某1、卫车博、卫某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九中刑一初字第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判后，牛中华、杨立峰对刑事部分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明恺、ＸＸ翼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牛中华及其指定辩护人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浩、上诉人杨立峰及其辩护人河南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齐广亮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3月,被告人牛中华因向被害人卫某1讨要工钱，被卫某1砍伤左脚踝关节，双方经协商解决了此事。后因脚伤未愈，牛中华在老家河北做了第二次手术，为讨要新发生的医药费，其带着治疗资料来到九江找卫某1，并联系了被告人杨立峰。杨立峰因其同居女友裴某与卫某1有男女关系而离开其和子女一事对卫某1有怨恨，便支持牛中华“报复”卫某1，并将卫某1家的详细住址告知牛中华，还借钱给牛中华以维持“报复”期间必要的生活开支。后杨立峰为避免受到牵连而离开九江。同年4月14日下午17时许，牛中华携带一把尖刀找到卫某1居住的单元楼，待卫某1回家时拦住其说脚伤赔钱的事情，卫某1予以回绝，牛中华跟着卫某1上楼，卫某1推其下楼。拉扯时牛中华内口袋里的匕首掉在地上，其用匕首朝卫某1背部、肩部和脸上连刺几下，后逃离现场。2013年4月23日中午，牛中华在河北老家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获。
原判认为：被告人牛中华不能正确处理与他人的矛盾纠纷，携带刀具将被害人杀死；被告人杨立峰因不能正确处理情感纠纷，明知牛中华携带刀具报复被害人，仍为牛中华提供帮助，其二人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惩处。在犯罪中牛中华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杨立峰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牛中华、杨立峰因其犯罪行为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请求赔偿丧葬费19825.5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请求赔偿交通费，未提供相关票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牛中华辩护人辩称本案应以定故意伤害罪、牛中华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但牛中华抓捕时无拒捕行为，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好，量刑时应予以考虑。牛中华、杨立峰辩护人辩称被害人有过错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牛中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杨立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三、被告人牛中华、杨立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等丧葬费19825.5元，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牛中华上诉提出：1、原判定性错误，他并没有置被害人于某的想法。他是在受到卫某1推打污辱之后才刺其一刀，之后他在原地未动，是被害人扑向他的刀，他才又刺其。2、被害人有过错。卫某1敲诈他8900元工资并拖欠他2100元工资，他讨薪时被卫某1砍断脚筋并砍伤头部，回家借钱对脚做了第二次手术，现脚已残疾，失去劳动赚钱能力，而家里经济条件又非常困难，他被迫才找卫某1二次赔偿；同时也请求对他伤情进行法医鉴定。3、杨立峰未向他提供作案资金，借钱给他是出于可怜，他也曾向麻某借了钱；卫某1家的住址是他多次向杨立峰追问才得知的。4、他系自首。他回家后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但因手指受伤被迫在家治疗，当时才未去公安局。因此，恳请二审对他从轻处罚。
牛中华的辩护人提出：1、被害人对引发本案有一定责任。被害人在本案前对牛中华有不法侵害，并不积极赔偿经济损失，是导致本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牛中华有自首情节。牛中华确以准备去投案，在家中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为自首。3、牛中华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平时表现良好，酌情可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求二审对牛中华减轻、从轻处罚。
杨立峰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与部分事实不符。杨立峰借钱给牛中华完全是出于同情，并对其生活的照顾，且是在牛中华的请求下两才借给了500元，并不是原判认定为了维持牛中华报复期间必要的生活开支；杨立峰离开九江是与其同学之妻同去，且未关闭手机，是去昆山看那边的生意，主观上并非为避免牵连而走。2、杨立峰主观恶性小，帮助的作用较小。杨立峰虽然有“搞”被害人的主观故意，但这是因被害人破坏其家庭所引起的愤怒，也仅仅是酒后流露想“见一次打一次”。牛中华曾三次到被害人住的小区找被害人，第一次甚至没有找到，最后一次等到被害人商量赔偿事宜遭到拒绝和辱骂，二人推拉中牛中华的匕首掉出，牛中华捡刀时遭被害人殴打才出手杀了被害人。整个过程中，牛中华的行为均是独立的，与杨立峰之前的言论无任何关系，且杨立峰所说一些出格话均是在酒后之言，不是其真正的意思表示。他在2013年5月6日的供述中就说牛中华能不搞就不搞。因此，牛中华在整个过程中有着自己的主导思想，杨立峰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3、原判对杨立峰量刑过重。被害人有一定过错；杨立峰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且在4月12日有劝阻牛中华的行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公安机关通过其供述及时抓获了牛中华；杨立峰平时表现良好，系初犯、偶犯，当庭认罪，且其亲属愿意赔偿，他在本案犯罪情节较轻，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处罚，请求二审对杨立峰在有期徒刑三年左右量刑。杨立峰上诉还提出他有立功情节，公安机关通过他的供述及时抓获了牛中华，应对他从轻处罚。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认为：1、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本案有证人证言、物证检验报告、现场勘查笔录、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等证据证实，牛中华、杨立峰亦有供述，以上证据均是公安机关依法提取，手续合法、程序完备足以认定。牛中华持刀刺杀被害人头部、颈部、腰部等10刀，可见他故意杀人犯意坚决、手段残忍；杨立峰明知牛中华要报复被害人，仍告知其被害人的住址，并在言语上鼓励、在资金上帮助，起到了较大的帮助作用。2、原判对牛中华量刑基本适当。虽然被害人先砍伤牛中华脚部，但此事已经调解结案，牛中华作案后逃回家在其弟弟劝说下同意投案自首，在家收拾衣被时被抓获，依照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可视为投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自首，但原判已经充分考虑以上情节，并已对其锉轻处罚，量刑适当，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立峰鼓励和教牛中华作案，并提供资金，起到较大作用，但他未直接实施杀人行为，情节较轻，由二审依法裁判。
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30日，上诉人牛中华与被害人卫某1因工程款结算问题发生纠纷，被卫某1砍伤脚和头部，后经公安机关调解了结此事，并约定此后新发生的费用与卫某1无关。后牛中华在河北医院做了第二次脚部手术。2013年4月8日，牛中华为了让卫某1赔偿第二次手术费用，从河北老家来到九江，在4月9日至4月13日期间，先后三次与上诉人杨立峰一起吃饭，牛中华向杨立峰提出要报复卫某1，并给杨立峰看了随身携带的匕首。杨立峰因与自己同居并生育儿女，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女友离家与卫某1同居，便一直怀恨在心并多次与卫某1发生矛盾，得知牛中华要报复卫某1后，就说自己也要报复卫某1，并告诉牛中华要在晚上躲在卫家楼梯暗处，等卫某1回来时从后面用刀捅，然后告知了卫某1的住址并带牛中华去察看，还为其在报复期间的生活开支提供资金。杨立峰为了避免受到牵连，于4月14日离开了九江。
2013年4月14日下午17时左右，牛中华携带匕首来到卫某1住宿的陶洼小区12栋402室单元门口等候，乘人打开防盗门出来时进入单元上到五楼等候。不久，牛中华听见楼下有摩托车声音，见是卫某1回来了便来到四楼，在卫某1开门时对其说自己的腿已残废，想让其再赔偿。卫某1予以拒绝，牛中华便拿出匕首捅了卫某1背部一刀，卫某1转身反抗，牛中华又朝卫某1头部、胸部、后背腰等部位捅刺数刀，期间将自己左手划伤。牛中华将卫某1捅倒在地后逃离现场，将匕首扔在二楼一编织袋上。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卫某1系他人用锐器致创伤性休克合并血胸及颅脑损伤、脊髓损伤死亡。
2013年4月23日中午，公安人员在牛中华家进行抓捕时，牛中华在弟弟牛某劝说下，正收拾衣物要去公安机关自首。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裴某的证言：她男友卫某1被人打伤后送医院已经死亡。她是杨立峰的“前妻”，因卫某1和妻子王某1感情不好，决心离婚，案发前，她就和卫某1及卫某1的两个儿子一起居住在九江市庐山区陶洼小区D12栋2单元402室。2013年4月14日下午17时许，卫某1的大儿子卫某4说“爸爸回来了”，她就叫其去开门，在门口卫某1突然喊“救命、救命”，她就让卫某4通过猫眼看。卫某4看了一下说有个人往外跑，卫某1倒在地上。她立即开门见卫某1全身是血躺在地上，身上有好几处伤痕，头部、左侧脖子和左侧腰部有伤痕，流了很多血，就赶紧打120和110。10分钟左右后120来了，医生给卫某1量了血压后说已经没有血压了，救护车马上把卫某1送到了医院，20分钟后医生说卫某1死了。2012年3月，牛中华因催讨工钱，脚被卫某1砍伤，后双方到派出所处理，卫某1交了3万元作为医药费，之后卫某1一次性给了牛中华一些钱。杨立峰一直认为是卫某1导致了她和其“离婚”，对卫某1很不满。
2、证人卫某2的证言：他是卫某1的哥哥，卫某1在九江做防水工程，住在陶洼小区。2013年4月14日下午17时10分左右，他姐姐打来电话说接了“小霞”（裴某）电话讲卫某1出事了，流了好多血，叫他们赶紧去。他赶到陶洼小区后又接到姐姐电话说在医院。他赶到医院时，见卫某1正在抢救，头、颈被砍刺，“小霞”满身是血和他姐姐在大声哭泣。“小霞”是杨立峰的妻子，是否离婚他不清楚，卫某1与妻子感情一直不和，“小霞”和卫某1这两年就发展成了男女关系。有一次，他在工地遇见杨立峰，杨说早晚要把卫某1干掉，因为杨立峰知道“小霞”与卫某1关系不正常。2012年卫与一个帮其做防水工程的“阿某”打过架，卫某1还用刀捅过“阿某”。“阿某”与杨立峰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玩。
3、证人麻某的证言：他和牛中华是老乡，在一起做防水工程。2012年卫某1将牛中华的脚砍断致残。2013年4月9日左右，他接到牛中华的电话，让他到牛中华以前租住的房屋拿存放的物品送给其。当晚他把牛中华的病历本、X光片、医院单据、摩托车驾照等东西送给牛中华，之后与牛中华到杨立峰家吃饭。吃饭时，牛中华说要找卫某1打官司，他说别人已经赔了钱，不可能再赔了，官司肯定打不赢。牛中华就掀开衣服给他们看，腰间别了一把刀，20来公分长、木柄单刃，并说身上钱用完了就去搞卫某1，杨立峰就问牛中华知道卫某1家的住址吗，牛中华说不知道，杨立峰就把卫某1家的住址告诉了牛中华，牛中华记在手机上。期间，杨立峰说卫某1老婆出钱搞卫某1，问他去不去搞，并说给2万元。后他们在外吃完烧烤分手时，杨立峰又单独问他给2万元搞不搞卫某1，他说不搞。
4、证人王某1的证言：她与卫某1于2001年结婚，生了两个儿子。2012年，因卫某1与杨立峰的前妻“小霞”（裴某）搞到一起，其二人便经常吵架，她后来住到了旅馆。2013年4月初，她弟弟见她吵架，要把她送回河南老家，走之前他们又与卫某1吵起来，卫拿了刀吓唬他们，他们就走了。杨立峰曾与卫某1一起做防水工程，后其前妻（裴某）与卫某1好上，就很恨卫某1，曾扬言要杀卫。大概2012年上半年，她陪卫某1到杨立峰家专门说这事，杨立峰拿石头要砸卫某1，并拿来菜刀追，后菜刀被夺下。2013年2月底，杨立峰与她通电话说家没了，忍不下这口气，要搞死卫某1，并叫她配合，她没同意，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不能放弃老公。牛中华曾与卫某1一起做屋面防水工程，因工钱支付的问题二人发生纠纷、斗殴，卫某1用菜刀砍伤了牛中华脚部和头部，后经公安机关调解解决了，但牛中华一直对卫某1怀恨在心。
5、证人牛某的证言：2013年4月19日，公安人员找到他说他哥哥牛中华是网上逃犯，如果找到牛中华就劝说牛中华自首。同年4月23日中午12时左右，他在青县杨辛村北找到牛中华就叫其回家，并劝其自首，牛中华同意了。在家正收拾衣服、被褥去刑警队自首，公安民警就来了把牛中华带走。
6、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证明：2013年4月23日中午，公安人员在牛中华家中将其抓获。牛中华交代其和弟弟在家中收拾衣服正准备到公安局投案自首，经讯问，牛中华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7、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案发现场在九江市庐山区五里街道陶洼小区D12栋2单元402室门口。在该单元楼的单元门上、内侧门锁锁身开关边，可见一处暗红色斑迹物质擦划痕迹（棉签提取）、在门内侧锁身下方地面上见有滴落状暗红色斑迹；在该单元楼二楼201室大门东墙的地面上一编织袋内放有一把木柄尖刀（原物提取），刀长27.6cm，刀刃呈三角形，刀柄及刀刃四周均粘附暗红色血迹，编织袋内一个鸡蛋盒上及盒外侧包裹的塑料膜上、袋内一个有盖的矿泉水瓶身上、黄褐色纸壳上均可见粘附有暗红色迹样物质（棉签提取）；大门靠西侧距201室大门13cm处地面上的纸箱正面纸壳上有一处暗红色滴落状血迹样物质（棉签提取）；编织袋西南侧的鞋盒面上可见一年暗红色血迹样物质（棉签提取）；从二楼至四楼的楼梯台阶见滴落状血迹；四楼402室防盗门处地面上见一大小为60CM×20CM的不规则形状的血泊状物质及粘附血迹的卫生纸团若干，西墙处有一残缺的暗红色血迹样物质踩踏痕迹。
8、一审庭审时，经出示现场提取的物证尖刀给牛中华、杨立峰辨认，确认系牛中华作案用的尖刀。
9、法医学物证检验鉴定意见书，证明：在案发现场提取的尖刀刀刃上的血迹、402室门口地面的血迹、二楼楼道地面的血迹为卫某1所留；在案发现场提取的尖刀刀柄上的血迹、编织袋内矿泉水瓶上的血迹、三楼的四、八台阶面上、防水布上、四楼向下二台阶上、四楼向下第三台阶西墙面上及纸箱、鞋盒、黄褐色纸壳、鸡蛋盒包裹塑料膜、单元门内侧门锁下方地面、门锁开关边缘等处血迹为牛中华所留。
10、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照片，证明：被害人卫某1全身共有10处创口，右侧胸腔见800ML血液，小脑蚓部蛛网膜下腔出血及颈段脊髓损伤，出血量小。鉴定意见为：卫某1系他人用锐器致创伤性休克合并血胸及颅脑损伤、脊髓损伤死亡。
11、九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客运车管理大队的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治安调解协议书、收条、法医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2012年3月30日，牛中华因工钱支付问题与卫某1发生纠纷，卫某1用菜刀将牛中华的左脚踝关节及头部砍伤，经鉴定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甲级。双方达成调解：卫某1支付医疗费等计10440元，并赔偿误工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合计10000元，此调解为一次性了结，牛中华自此调解生效后因左脚踝部伤情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和责任，与卫某1无关。另外，牛中华于同年4月19日（即调解当日）收到金枫花园防水工资2000元。
12、视听资料，证明牛中华、杨立峰供述的情况及牛中华辨认作案现场的情况。
13、上诉人牛中华的供述：2010年年底，他在九江工作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同是从事房屋防水工程的卫某1，后帮其做该方面的工程。2012年3月30日，他向卫某1讨要工钱时被卫某1砍断脚筋，之后经派出所调解，卫某1赔了他1万元。他的脚一直没有痊愈，在河北做了第二次手术，发生了新的医药费，他带着治疗的材料到九江，想找卫某1赔他第二次手术的医药费。他向相关部门咨询赔偿事宜，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后来想是卫某1把他逼得没路走，如不赔钱，他就用刀扎其两刀，二人就扯平了。他便联系杨立峰想借点钱。有一次他与杨立峰吃饭时，谈到了想找卫某1再赔1万元治脚伤的钱，如果卫某1不赔，就用刀扎卫某1两刀，并把匕首给杨立峰看了。杨立峰说“我也很恨卫某1，你不去找他，我也要去”，说卫某1搞了其老婆，其也要找卫某1报仇，并说要扎就对着心脏扎，卫某1肯定完蛋，还说你正面肯定搞不赢，要从后面动手；并说“你扎了卫某1，我肯定跑不掉，就到江苏一个朋友那里躲一下”。期间，杨立峰还说了卫某1的老婆讲出二万元找人搞死卫某1的事，后他就问卫某1的住址，杨立峰便告诉了他，他记在了手机上。一日晚上，他在十里河旁把匕首拿出在石凳上磨了一阵，将匕首磨得锋利了。后杨立峰两次分别借了200元、300元钱给他，还问他什么时候动手，其想到江苏去躲一下。之后，杨立峰还说“今晚就带你去认一下路”，他们乘出租车到了卫某1住的小区看，认完路后二人同住在一宾馆。2013年4月14日下午17时许，他带着一把以前捡到的匕首，按照杨立峰说的地址找到卫某1居住的单元楼等候。他见卫某1回家就拦住其说脚伤赔钱的事，卫某1说之前已经协调好解决完了，他就用刀朝卫某1连刺几下，约刺在背部、肩部和脸上。卫某1有点站不稳，顺着墙倒下，躺在防盗门边小声说不想死、愿意赔钱。他见状就跑下楼把匕首放在二楼楼道旁边的一个编织袋内，下到一楼时听到有个女人喊“杀人了”，他就乘出租车走了。后发现自己左手受伤出血了，衣服上也有血，就买了衣服裤子换上，把作案时穿的衣服扔进河里。他逃回老家后，经弟弟劝说同意去自首。2013年4月23日中午，他在家正收拾衣物准备投案自首时，被公安人员抓获。他作案的刀是一把黑色的匕首、尖头、单开刃、刀刃长约20公分左右，本质刀柄。
14、上诉人杨立峰的供述：他父亲与卫某1父亲经常在一起做防水工程，他从小就认识卫某1，二人也做防水工程。他和裴某虽未领结婚证，但在一起生活并育有两个小孩生活在一起。2012年2月，他发现卫某1和裴某搞到一起就非常生气，经多次交涉，裴某和卫某1还是分分合合。同年12月的一天晚上，卫某1和老婆来他家，他见卫某1就冲上去打，卫某1从外面找了石头要砸他，他就到家拿了把菜刀准备去砍死卫，但被家人拦住了。2013年春节，他在路上看到裴某又和卫某1在一起，就冲上去打骂卫某1，并叫裴某与他一起回去了，但次日凌晨裴某又走了。2011年，“阿某”在卫某1星子县的工地做防水工程，结算时卫某1扣了“阿某”几千元钱，说是工程漏水，要找人修，最后剩下3000元没给“阿某”，为此二人吵过很多次。2012年5月，牛中华去讨要时被卫某1砍伤了脚和头部，脚筋断了拐了，卫某1赔了“阿某”住院费，后又给了“阿某”一万元钱就私了了，“阿某”出院后走路越来越来拐且越来越严重，就回河北老家做手术。2013年4月8日，牛中华来到九江，在他家吃饭时“阿某”说治疗脚又花了钱，这次来是想找法院起诉卫某1，如果解决不了，就找卫某1进行报复、捅卫某1，要不弄死要不弄残，还把衣服掀起将腰间别的一把刀给他看，刀连把长约30cm左右，头尖后宽、单刃，看起来磨过。次日大概18时，他又与“阿某”在外面一起吃饭、喝酒，“阿某”说要报复卫某1，他就说“你不搞死卫某1，我以后也要搞死他”，他的意思是鼓励“阿某”一次性搞死卫某1，他还要“阿某”在晚上躲在卫家楼梯比较黑的地方，等卫某1回来时从后面用刀捅，捅了后就躲到山里。他问“阿某”有无钱用，并给了其200元。饭后，他带“阿某”乘出租车到了卫某1住的“陶洼新村”，说卫某1就在这里12栋2单元，“阿某”用手机记下了，后二人到了宾馆住宿。同年4月12日，“阿某”打他电话说没钱了，向他借二三百元钱，第二天他拿了300元给“阿某”，并问其是否真的准备报复，其默认了。他就问动手后怎么跑，“阿某”说坐汽车跑，他就叫其小心点。他与卫某1有“夺妻”之恨，正好“阿某”与卫某1有仇想报仇，他看“阿某”腿脚不方便，就教其如何才能杀了卫某1，因担心牛中华没钱走了，报复不了卫某1，就给了其200元钱。同年4月14日，他离开九江本想到昆山，但次日到杭州就被抓获。他是想到昆山避一下风头，估计给“阿某”的钱用不了几天，其这几天就会动手，所以他想到外面去避一下。
15、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牛中华出生于1981年9月30日、杨立峰出生于1982年5月15日等身份情况。
以上证据，经一、二审庭审质证，来源合法、有效，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检察员出示以下证据：
1、上诉人牛中华的供述：2013年4月14日下午17时许，他在陶洼小区卫某1住的单元门口等。过一会儿，两个干话的工人从里面打开防盗门出来，他就趁机进去了，一直到五楼等。后他听见下面有摩托车的声音，就从过道的平台窗户看见是卫某1骑摩托车回来了，接着听见下面防盗门的声音，就知道卫某1进来了。他感觉卫某1快到他家门口时就走到四楼，见卫某1陶出钥匙准备开门，他就叫了卫某1一声，卫扭头看他但未认出，他就说自己腿残了要其再赔他一万元，但卫某1说已经私了不关其事，便不理他去继续开门。他很气愤并感到绝望，就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对卫某1背上捅了一刀。卫某1转身想往他身上扑，他就把匕首掉过头，刀尖朝下对着卫某1肩膀、脸部扎了几刀。卫某1慢慢的倒下，背靠在墙上头低下。他呆了几秒冷静下来就走了。他在扎卫某1时卫用双手挡，他就用左手拨开，不小心碰到自己右手的匕首，就把左手弄伤了。
2、牛中华的辨认笔录，证明：2013年4月26日14时30分，在见证人黄某的见证下，公安人员押解牛中华并在其指引下，到陶洼小区辨其作案现场。在该小区12栋2单元楼下，牛中华称他当时就在此单元门口等，后有两个工人从单元人出来，他就趁机进去了；牛中华将公安人员带到五楼至六楼之间的楼梯平台，说他就是在这从窗户看见卫某1骑摩托车回来，他估计卫某1进来后就慢慢走到四楼门口。牛中华又带公安人员来到四楼门口，说卫某1在这门口时，他就叫其并说自己腿已残，要其再赔一万元，卫某1不赔并转身开门，他感到很绝望，就拿出刀对着卫某1后背捅了一刀，卫某1转身想往他身上扑时，他又用刀扎了其肩膀和脸上几刀，卫某1就倒在地上。牛中华带公安人员来到三楼门口时说，他下楼看到三楼或二楼这里有个垃圾袋，就把刀丢在袋子里面去了。牛中华下楼后又带公安人员出门往右拐到了小区的路上，然后往左拐，在往前走到副食品店的地方往左拐，到了一小路上时，牛中华说他当时就是从这条路进到小区的，作完案后也是从这里出去的。公安人员对辨认过程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并制作光盘。
以上证据，牛中华及其辩护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牛中华的辩护人出示了河北省青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4月23日中午，公安人员抓获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庐山分局的网上逃犯牛中华。此前公安人员多次与牛中华的弟弟牛某联系，让其劝牛中华来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当日，公安人员在牛中华家进行抓捕时，牛中华在弟弟牛某劝说下正来公安机关自首。
检察员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牛中华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本案定性的问题。经查：上诉人牛中华违背协议，向被害人卫某1讨要以前曾被卫砍伤的左脚进行第二次手术的医药费，遭到拒绝后，持尖刀向卫某1头部、胸腹部、背部等处刺杀，致卫某1全身创口多达10处，当场死亡。他在行凶前就多次扬言要报复卫某1，并将尖刀进行了磨擦，后别在腰间展露给上诉人杨立峰和证人麻某看，扬言卫某1不赔他医药费就用刀扎，不是弄残就是弄死。可见牛中华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具体的杀人行为，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原判认定其犯故意杀人罪。定性准确，并无不当。因此，牛中华关于原判定性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被害人对牛中华是否有过错的问题。经查：2011年5、6月份，牛中华在卫某1承包的“金枫花园”工地做防水工程，后因工程质量问题，卫某1暂扣了牛中华一部分工资，牛中华也陆续修了几次，由此双方产生矛盾。后牛中华为了要剩下的2000元工资，曾打电话说要带刀到卫某1家。2012年3月30日，双方约定面谈，再次发生纠纷，牛中华率先用拳头殴打卫某1，卫某1即拿菜刀砍伤牛中华左脚踝关节，经鉴定其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甲级，该鉴定由符合法定资质的鉴定人员和机构，严格依照规定程序，科学分析，准确判断，得出的意见与事实相符。同年4月19日，经公安机关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卫某1支付医疗费等计10440元，并赔偿误工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合计10000元，并约定此调解为一次性了结，牛中华自此调解生效后因左脚踝部伤情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和责任，与卫某1无关，此外，牛中华收到金枫花园防水工资2000元。由此可见，卫某1虽然用菜刀砍伤了牛中华，但却是牛中华先动手殴打卫某1，激化了矛盾，且在此前就扬言要带刀到卫家；卫某1砍伤牛中华后，经公安机关调解由卫某1赔偿了牛中华二万余元，并约定此后牛中华因左脚踝部伤情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和责任，与卫某1无关。但牛中华在做了第二次手术后仍找卫某1索赔，遭到卫某1的拒绝后，即用尖刀杀死卫某1，故卫某1对此并无过错。因此，牛中华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害人对其有过错、牛中华要求法医鉴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3、关于牛中华是否有自首情节的问题。经查：牛中华上诉辩称，他作案后逃回河北老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因在家中治疗手伤，才没去公安机关投案，该辩解与事实和证据不符。当地公安机关并没有接到任何报案，牛中华也不是在家中治疗手伤，而是刚到家里不久，就被公安人员冲进来将其带走。但是，牛中华的弟弟牛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以及二审庭审中质证无异议的“情况说明”，证实牛中华经其弟弟劝说后同意向公安机关投案，在准备收拾衣被等物时，公安人员到其家抓捕，他当即表明身份并配合公安人员带其到公安机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可视其为自动投案，归案后牛中华如实供认犯罪事实，属自首。因此，牛中华及其辩护人关于牛中华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能够成立。
4、关于原判对牛中华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牛中华为报复被害人，之前就进行过踩点，案发当天携带尖刀到被害人家的楼上守候，司机作案，见到被害人到家拿钥匙开门，在向被害人要赔偿医药费遭拒后，从后面用尖刀捅刺被害人，致被害人全身十处创口，当场死亡。牛中华系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原判根据本案的性质、情节、后果以及牛中华的主观恶性和对社会的危害性对其量刑，罪责刑相适应，罚当其罪。牛中华虽为偶犯、初犯，且二审亦认定其有自首情节，但原判已经考虑其在被抓捕时没有拒捕，并由此对其从轻处罚。因此，牛中华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对牛中华量刑过重，要求对其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杨立峰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原判认定是否与事实相符的问题。经查：上诉人杨立峰在牛中华到九江后，二人和麻某于2013年4月9日在杨立峰家吃饭时，牛中华就说要报复卫某1，并掀起衣服将别在腰间的尖刀给杨立峰和麻某看，杨立峰便把卫某1的住址告知了牛中华；次日晚，杨立峰与牛中华在一起吃饭时，牛中华又说要报复卫某1，杨立峰便接着说“你要是不搞死卫，我以后也要摘死他”，他还要牛中华躲在暗处从背后捅，并主动问牛中华是否还有钱用，牛中华回答说还可以支撑一下，他就拿了200元给牛中华，他怕牛中华没钱用而走了，那就报复不了卫某1。可见杨立峰因与卫某1有“夺妻”之恨，心怀报复之念，得知牛中华也要报复卫某1后，便给其200元以维持几日的生活，以便能报复卫某1。同年4月13日中午14时许，杨立峰应牛中华之约借给其300元，并问其是否真的准备报复，牛中华默认了，他就要牛中华小心点。后杨立峰估计给牛中华的钱用不了几天，牛中华这几天就会动手报复，所以杨立峰就有意去浙江省昆山市。杨立峰上诉辩称他到昆山并不是避免牵连，而是去做生意，这与他本人的供述及其同学之妻的证言不符，当时杨立峰没有关闭手机，且是与其同学之妻同去，这与其有意到外地去避风头并不矛盾，因为原判不是认定他潜逃，他开着手机并与他人同去，反而更能证明他有意不在九江、与本案无关的主观意图。故原判认定杨立峰借钱给牛中华以维持其报复期间必要的生活开支，后为避免牵连而离开九江，与事实相符。因此，杨立峰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认定与事实不符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2、关于杨立峰主观恶性及其在本案中所起作用大小的问题。经查：杨立峰因被害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同与他共同生活多年并生育儿女的女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心生怨恨，曾拿菜刀要砍被害人，在他人阻止下才未果；后又找到麻某说有人出钱伤害被害人，问麻某是否愿去，麻表示不去；在得知牛中华要报复被害人后，便极力怂恿牛中华，并教其躲在暗处从后背捅，这更加坚定了牛中华报复的犯意，同时他告知被害人的住址，并主动带牛中华去踩点，进一步促进了牛中华报复的进程；后担心牛中华没有钱而离开九江报复不了被害人，就主动给牛中华200元钱，牛中华用完钱向他借钱时，他又借给了牛中华300元，保证了牛中华在报复期间能够正常开支而不离开九江，并顺利报复杀害了被害人。由此可见，杨立峰的主观恶性并不小，在本案起了较大的作用，对牛中华报复杀人提供了较大的帮助。因此，杨立峰及其辩护人关于杨立峰主观恶性小、提供帮助的作用微乎其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3、关于原判对杨立峰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被害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和杨立峰同居多年并生育子女的女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使其女友抛家离子并与被害人公开同居，被害人对杨立峰确有过错；杨立峰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认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系偶犯、初犯，其亲属愿意赔偿被害人家经济损失等，原判均已认定。同时，原判结合杨立峰在本案中怂恿牛中华并教其方法报复，带牛中华踩点，提供资金维持牛中华报复期间的生活等情节，综合考虑本案性质、情节、后果、社会危害性及杨立峰的主观恶性等，已对杨立峰减轻处罚，量刑适当。因此，杨立峰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4、关于杨立峰是否有立功情节的问题。经查：杨立峰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认了其本人及牛中华共同犯罪的事实，但是并没有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牛中华，牛中华是公安机关多次做其弟弟牛某工作，要牛某劝说牛中华自首，后牛中华同意并在家中收拾衣被要去投案时被公安人员带走的。因此，杨立峰关于其有立功情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牛中华不能正确处理与他人的矛盾纠纷，持尖刀将被害人杀死；上诉人杨立峰因不能正确处理情感纠纷，明知牛中华携带刀具报复被害人仍怂恿并出主意、带其踩点，为其提供帮助，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二人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牛中华作案后逃回河北老家，在其弟弟劝说下同意投案自首，在家收拾衣物准备去投案时，公安人员到其家，他立即表明身份配合抓捕，并表明准备去公安机关投案，可视为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认犯罪事实，可认定为自首；杨立峰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在共同犯罪中，牛中华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杨立峰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害人在婚姻存续期间，明知他人与杨立峰共同生活并生育儿女，仍与该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并公开同居，促使杨立峰产生报复之念，得知牛中华要报复其时便提供帮助，由此可酌情对杨立峰从轻处罚。牛中华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关于本案定性错误、被害人有过错、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其辩护人关于牛中华有自首情节的意见，与法律规定相符，可以采纳，但原判在量刑时已充分考虑其在被抓捕时无拒捕的情节，并以此对其从轻处罚，二审期间牛中华没有悔罪表现，因此对其可不再从轻处罚；杨立峰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亦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且原判已经对其减轻处罚。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正确，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之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孙 毅
代理审判员 万继华
代理审判员 吴 敏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付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