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内0426行初10号
原告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五组,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
负责人张廷荣，系组长。
委托代理人蔡某，男，197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
委托代理人曲某，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新城区农牧林水大厦。
负责人林虎，系局长。
委托代理人吕某，翁牛特旗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韩某，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某，男，195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代理人石某1，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五组诉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及第三人刘某行政许可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蔡某、曲某，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吕某、韩某，第三人刘某及委托代理人石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于2016年5月13日为第三人刘某颁发了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该证记载：刘某根据你单位提报的伐区调查设计（申请），经审核，批准在紫城街道办事处林场（乡镇）东园子林班（村）0004作业区（组）西地小班（地块）采伐。采伐四至：东郭玉山林地、南河套弯子、西河套弯子、北刘德军林地,GPS定位：425603.30、1190508.2、425603.31、190507.5、425603.25、1190507.0、425603.16、1190506.7，林分起源人工，林种用材林，树种10杨树，权属非林业系统，林权证号（证明）：×××，采伐类型不占限额采伐，采伐方式非林地采伐，采伐强度100%，采伐面积0.7533公顷（株数1150株），采伐积蓄223.20立方米（出材量：180立方米），采伐期限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6月13日，更新期限2017年5月1日，更新面积0.7533公顷，不占限额。管理机关（章）内蒙古自治区林木采伐许可证专用章，发证机关（章）空，发证人（章）管理员王某1，领证人空，发证日期2016年5月13日。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原告诉称，1978年，为确保原告位于西地的青年田和月牙湖大鱼池的安全，在翁牛特旗团委、乌丹公社党委团委、东园子党支部的指导及大力支持下，东园子大队东园子五队即现在的原告，全体田园青年及全体村民，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奋战了两个月建成了两道大坝。随后团员青年及东园子村五队村民，响应政府”绿化祖国”的号召，在大坝上及两坝之间植树造林20多亩，被命名为”青年林”，并逐年补栽。1983年，分田单干时将”青年林”分到原告小组各户，”青年林”未分到各户，继续归原告小组集体所有，原告所在小组村民管理、看护”青年林”已经40多年。2017年3月份，原告所在小组村民发现20多亩”青年林”被人砍伐所剩无几。随后原告所在小组村民报案，经调查是由第三人砍伐，原因是被告为第三人颁发了2016-1采字[205]52林木采伐许可证。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林木所有权，被告并没有对林木权属进行实质审查，致使颁证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而且颁证的程序也是违法的。被告为第三人颁证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庭审中，因发现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未盖有颁证机关的公章，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无效。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五组66户村民联名表一份。证明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的林地属于原告集体所有，该地上林木系原告的村民1978年栽种，该林地并未对外发包，被告林业局无权将属于原告集体所有的土地向第三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第二组证据征地补偿费用纠纷一案庭审笔录（（2017）内0426民初2323号民事案件）一份。证明该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有刘德贵、刘羽臣、本案的原告、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委会，该笔录证明涉案林地属于原告集体所有，该地上林木系原告的村民所有。涉案林木是由刘德录购买并办理行政采伐许可证，第三人刘某在行政答辩时对该事实认可，被告颁发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程序违法，被告依据东园子村委会为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是虚假的，该证明不能作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涉案林木是在2016年3月份被砍伐，被告颁发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时间是2016年5月13日，被告林业局所做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第三组证据，1971年农牧林业生产计划安排意见（表三）（证据来源翁牛特旗档案局）一份。证明涉案林地属于东园子村五组，1968年在少郎河北岸修建鱼池，为了保护鱼池和青年田的安全，于1971年开始规划，东园子村五组村民在少郎河北岸植树造林20亩，直到1978年形成青年林。第四组证据，2017年4月25日、2017年4月28日蔡某与丁勇的谈话录音视频光盘一张及录音内容记录两份。证明2017年4月25日，丁勇在量吕军地中的集体大坝时蔡某录的。2017年4月28日上午社区发放农民征地补偿款蔡某录的，涉案林地属于东园子村五组所有，不能证明第三人交过涉案林地的农业税，东园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的内容记录涉案林地的四至不详，不能作为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依据。第五组证据，照片三枚（蔡某2017年2月二十几号拍摄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证明东园子村五组村民发现青年林被砍伐后，因为林业局未对砍伐林木进行备案，向林业公安报警，林业公安出警对被砍伐林地进行现场调查时被砍伐林木的状况。第六组证据，证人石某2、张某1、赵某、王某2的出庭证言。证人石某2称，东园子村青年林是东园子村五组的，四至：北面是青年田，西面杨营子树林，南面是少郎河，东面是刘德军的树林子。1971年规划，1978年治理完毕，五组村民和青年团员栽的杨树。到2016年3月份刘某和刘德贵放的我说的这块地的树，2016年要过年时，我们找村委会和社区林业局，都说没有采伐证，丁勇开证明说交农业税，1998年没人承包过这块地，也没有交农业税。证人张某2称,东园子村青年田南面的树林子，四至：南面是少郎河、北面是青年田，西面杨营子树林边，东面是刘德军的树林子边。这块地是东园子五组的，我大约18、19岁在这块地上栽过杨树，栽了多少记不清了，有空地就栽。证人赵某称，少郎河北××园青年林，四至：南面是少郎河、北面是青年田，西面杨营子林地，东面是刘德军的树林子。这块地是东园子五组的，我1978年-1979年参加治理过这块地，栽过杨树，林业局给第三人出具的采伐证是假的，树是2016年约3月份采伐的。2017年3月份我和五组村民去林业局找，没有林业采伐证。证人王某2称，东园子五组营子西青年林，四至：南面是少郎河边、北面是青年田，西面杨营子林地，东面原来是东园子树林边，后刘德军承包的。这块地是东园子五组的，1978年我栽过杨树，我是青年团团支部书记，83年分田单干，会计去公社报批，公社不让分，2016年树丢了，后去林业局找，林业局说没有批过手续，林业公安去查过，也照相了。我也去找了，找到第三天，林业公安说有手续了，凭村委会证明。原告以上述证人出庭证言证明涉案林地属于东园子村五组集体所有，被告所依据东园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虚假的，被告颁发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在林木采伐后颁发的，程序违法。
被告辩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因此，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6年3月，第三人刘某申请采伐涉案林木，并提交了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民委员会、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林业站、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加盖公章的非林地权属证明和采伐示意图、简易采伐作业设计。经被告局务会审定，认为第三人采伐属于非林地采伐，采伐作业设计符合《森林采伐作业规程》、《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为此，为第三人颁发了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根据上述事实和《集体人工商品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森林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且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盖有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民委员会、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林业工作站、翁牛特旗林业局林权管理公章的证明、赤峰市林木采伐更新作业设计（包括林地权属情况、每木调查表2页及、采伐地块位置图及坐标）、林木采伐审批表、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各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2条、《国家林业局关于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意见》11、《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的意见》三条法律、规定条文。证明第三人刘某申请采伐涉案林木属于非林地采伐，采伐作业设计符合《森林采伐作业规程》、《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根据《森林法》、《国家林业局关于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意见》、《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第三人述称，一、第三人对所栽植的林木享有所有权。20多年前，第三人在少郎河东园子村段的河道内逐年淤地，形成一片河滩地，曾经种过玉米10年左右，后来栽植了杨树3.2亩左右，林龄已经有十年，自答辩人栽植至出卖前一直没发生过任何争议，这些足以证实原告诉讼请求虚假，如像原告所说，那么林龄至少有39年，但本案中，林业部门的调查结果林龄只有10年，所以，根据《森林法》以及林地林木确权规章规定的”谁造谁有”的原则，答辩人对栽植的杨树享有所有权，并不属于原告。由于栽植的杨树位于河滩地内，并非林地，请法院予以确认。二、被告林业部门办理的采伐许可证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的意见》（林资发[2009]166号）第十一条：”非林业用地上的林木，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由经营者自主经营、自主采伐。”本案中由于涉案的林木是在河滩地内栽植，所以办理采伐时按非林业用地上的林木对待，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由经营者自主经营、自主采伐，无需办理采伐许可证。答辩人是将死亡的林木出卖给刘德录，当时约定出卖树木后的一切事宜都由刘德录办理，答辩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为了能够正常运输林木，刘德录办理的采伐许可证，这种非林地采伐只要权属明确就可以办理，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真实的，即涉案林木答辩人有一部分、刘羽民有一部分。故林业部门一并调查、审批。所以，鉴于这种非林地采伐不受采伐限额的限制，可凭相关证明就能办理采伐许可证，被告颁发的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没有违法。
第三人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人张某3、武某的出庭证言。证人张某3称，刘某林地是他自己治理的，治理时间有二十七八年，栽树时间是12年前，2016年6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刘德录找我放的树，有死的，有活的，还剩了10棵。证人武某称，十七八年前，我给第三人刘某买过杨树苗，有三亩多地，种到五队村子头河湾子了。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第一组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66户村民联名表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应由1个人签名证明，也不能证明是不是本人签名。66户村民是五组的村民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明的内容违法，证据不真实违法，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系所谓村民要征地补偿的书面材料，反映不出任何与土地权属有关，更证明不了原告证明的意图。证据中的签名未经法庭核对，也未经村委会等有关机关确认，无法辨别其真实性。若村民要征地补偿，其合法理由应是土地由村民实际经营，该证据恰恰说明村民组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对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交的是庭审笔录，该案没有经过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笔录还未被采信，该庭审笔录不能证明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采伐证违法，即使树木卖给刘德录，刘德录办理采伐许可证，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办理。因此原告提交的庭审笔录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第三人质证认为，该庭审笔录没有第三人参加诉讼，刘德录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可能与林木采伐许可证涵盖的内容不一致，应以林木采伐许可证中涵盖的内容及本案的事实来进行审查。刘德录虽在证言中自称是他办了采伐证，这是他对办理采伐证的程序认知有误，实际上，刘德录购买刘某的树木承担采伐义务，但办理采伐证的主体仍是第三人刘某，提出的申请及村委会证明均能反映出采伐证的主体是第三人，故该庭审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认证依据。对原告的第三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林地属于东园子村五组，不能证明东园子村五组在少郎河北岸植树20亩形成青年林。涉案林木在少郎河河道内，原告说在北岸栽植和涉案林地不是一块。第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仅仅说东园子村在本年度计划造林20亩，没涉及5组，也反映不出在哪造林，落实没落实造林，如果按照原告的说法1978年形成青年林，造林已经林龄40多年，本案的林龄是10年相差悬殊，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认证。对原告第四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该视听资料不能证明涉案林地和林木归5组所有，丁勇没有权利证明归谁所有，否定不了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质证认为，两份录音及录音笔录都是丁勇在录音人偷录的情况下非正式场合随意发表的说法，不代表村委会所出具的意见，采伐手续中存档的证明系村委会出具的正式证明。两份录音中的谈话内容丁勇并没有否认其出具的证明是虚假的，其仅仅强调证明不能当采伐证用，故该证据对抗不了行政机关档案中的村委会证明，反而能反映出第三人确实有林地和林木，丁勇对此事没有否认。对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林木于2016年5月份被砍伐完，原告2017年拍摄的照片，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第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行政诉讼无关，拍摄的状况看不清是哪块地。对原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对证人石某2、张某1、赵某、王某2的出庭证言，原告质证认为属实。被告质证认为，证人是5组村民，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证人证明的林地归5组所有没有依据。第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虚假，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2016年3月15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是虚假的，因该地并未对外发包。涉案林地属于东园子村五组集体所有，该证据记载地块位置的四至不详，该证据产生的时间是2016年3月15日、3月24日，林业局发证时间是2016年5月13日，在2016年3月份涉案林地上的树木已经被砍伐，同时该证据在翁牛特旗林业局林权管理部门的签章处没有经手人签字，该证据不能作为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林业许可证的依据。林木采伐更新设计是依据东园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所作出本身就是虚假的，被告林业局林业工作人员并未现场勘验设计，该设计是虚假的，设计内容中对于涉案地块的详细信息描述不详，对坡度、坡向、土层厚度、林木权属、林权证号均未填写，采伐更新造林设计全部是空白，因为被告林业局未实地勘察，所作的采伐地块位置图也是虚假的。林木采伐审批表，林木采伐审批表的采伐申请人是刘某，该证据是虚假的，因为从刘某的行政答辩可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刘德录。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备注栏第4条记载”非国有林木采伐不填写GPS定位”，而在被告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在未勘验的情况下，又违反采伐许可证备注说明，在采伐许可证GPS定位处明确填写了涉案林地的四至范围，即便是依据东园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无法确定拟采伐林木地块的四至，同时该证明在林权证号处明确填写了林权证号，而在刘某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时即未提交林木采伐申请书又未提交相关的权属证明，不知被告所填写的林权证号是从何而来。对被告提供的法律条文，被告是对《森林法》第32条第一款误读，涉案的林地不是第三人刘某的自留地，也不是其房前屋后的个人零星树木，第三人应当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许可证中采伐的树木面积在0.7533公顷，林木数量是1150株，采伐蓄积223.3立方米，不论是从法律规定上还是从事实上看，第三人都应当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处没有发证人的签名。因为被告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所依据的证据均是虚假的，所以该证也是违法的。《国家林业局关于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意见》已经被国家林业局在2016年4月25日废止，不能作为被告颁发采伐证的依据。被告是对《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的意见》的误读，一次采伐蓄积5立方米的可免于设计，而第三人采伐的是223.2立方米需要严格设计，对于第三人是否委托刘德录办理的采伐许可证，被告也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认可刘德录协助其办理采伐许可证是双方根据树木买卖共同协商的结果，也是第三人的意见。被告依据的证明是真实有效的。涉案地块的树木系第三人治理河湾地后10年前栽种的树木，与原告方及任何村民从没发生过争议，且在种植树木之前曾种植过多年玉米。土地的经营方式完全由第三人自己决定，故被告的审批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有法律依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人张某3、武某的出庭证言，第三人质证属实。原告质证认为，证人张某3的出庭证言，不能证实涉案的林地属于刘某，证人在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同时，证人在原告提交的66户村民联名表中有其签名，其认可涉案林地属于东园子村五组集体所有。对证人武某否认出庭证言，原告质证认为，证人与第三人刘某有亲属关系，其所述事实均记不清了，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对证人出庭证言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第四组证据中2017年4月28日的谈话录音、第五组证据内容因与被诉行政行为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2017年4月25日谈话录音因未经证人本人同意录制，对谈话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证人出庭证言因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对证人出庭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的依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院不予采纳。对第三人提供的证人出庭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依据盖有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民委员会、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林业工作站、翁牛特旗林业局林权管理公章的证明、赤峰市林木采伐更新作业设计，2016年3月26日填写的林木采伐审批表，于2016年5月13日，为第三人刘某颁发了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原告的村民发现涉案林木被砍后，在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过程中，知悉涉案采伐许可证的存在，原告认为，该采伐许可证登记的被采伐林木属于原告所有，被告没有对涉案林木权属进行实质审查，被告颁证依据的事实虚假，颁证程序违法，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为第三人刘某颁发了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
无效，且由本案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另查明，第三人刘某未向被告提交过书面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请，且其本人未亲自办理涉案林木许可证，亦未在林木采伐审批表采伐申请人签字栏签字，第三人刘某认可未亲自领取过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但在案外人刘德录处见过该证。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认可2016年5月13日为第三人颁发了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该证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证据及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采伐林木需申请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颁发行为性质系行政许可。就本案而言，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涉案林地系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0004作业区西地，权属非林业系统，采伐方式非林地采伐。该记载内容与被告在庭审时辩称涉案争议地位于少郎河河道范围内，属于国家所有的抗辩意见不一致。本案当事人均认可涉案土地位于××旗范围内，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均系该村的集体成员，就涉案土地性质、林木权属存在争议。被告、第三人在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土地性质、权属的情况下，主张原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依法作为本辖区内林木采伐许可证审核、颁发单位。被告应当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审核林木权属无争议后，依法定程序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但本案被告提供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林木采伐审批表中采伐申请人签字栏”刘某”签字第三人刘某认可不是其本人所签；盖有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东园子村民委员会、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翁牛特旗紫城街道办事处林业工作站、翁牛特旗林业局林权管理公章的证明”证明”未明确林地四至及林木权属状况；林木采伐更新作业设计未记载调查时间及林木权属；林木采伐审批表局务会议意见（公章）栏未记载经局务会议研究通过的时间；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未盖发证机关公章。尽管被告认可已向第三人刘某颁发了涉案林木采伐许可证，但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九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许可证件的规定。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在无申请人书面申请及书面委托办理申请手续、未核实涉案争议土地性质、权属、林木权属证明不具明确性亦未向申请人核实及未实地勘查、未经颁证机关盖章的情况下，为第三人刘某颁发涉案林木采伐证书，未遵守法定程序，且明显违法，原告请求确认翁牛特旗林业局2017年5月13日为刘某颁发的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翁牛特旗林业局2017年5月13日为刘某颁发的2016-1采字[205]52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无效。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起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凤欣
审 判 员 刘抒阳
人民陪审员 牛成海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凌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