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毕中民终字第3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友芬。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青华。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兴菊。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梅。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伦。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青华，即本案上诉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ＸＸ明。
原审被告刘成超。
上诉人王友芬、刘青华、刘伦、刘兴菊、刘梅因与被上诉人ＸＸ明及原审被告刘成超排除妨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3）黔织民初字第1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ＸＸ明向原审法院诉称，我家系洪家渡库区移民，2001年从金龙乡新七村移民至金龙乡关心村下寨组，并于同年7月13日通过土地转让方式取得金龙乡关心村村民王友芬、刘成超（系王友芬之长子）一家地名为转洞大地的土地5亩，该土地由我家耕种至今，织金县金龙关心村委会于2005年为我家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今年春耕原告耕种该土地时，被告王友芬以该土地系其承包地为由，将原告栽种的400株烤烟烟苗拔掉，我与被告王友芬家多次协商未果。现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王友芬、刘青华、刘成超停止对我土地经营权的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15000元。
原审被告刘成超向原审法院答辩称，原告系洪家渡水库移民安置到我村，于是我私自一人将我家承包的部分责任地转让给原告耕种，由于我无权转让，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王友芬、刘青华向原审法院答辩并反诉称，原告ＸＸ明所耕种的土地系被告王友芬为户主所承包的责任地，被告王友芬只知道是租给原告耕种，并不知道是被告刘成超转让给原告ＸＸ明，刘成超并非户主，故其与原告ＸＸ明签订的土地调和协议书无效，因此原告ＸＸ明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无效，原告ＸＸ明是一直在对我们家庭承包土地的侵权，王友芬拔掉原告烤烟烟苗400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要求原告ＸＸ明赔偿因侵权而造成12年承包土地收益损失9600元。
原审第三人刘兴菊、刘梅、刘伦陈述称：我们三人作为家庭成员，属于户主为王友芬（我三人之母亲）的家庭承包户的共同承包人，我们的土地份额由母亲代为耕管，被告刘成超在未经我母亲同意的情况下与原告ＸＸ明恶意串通，将我户共同承包地转让给ＸＸ明，损害了我们的利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ＸＸ明与被告刘成超签订的土地调和协议书、土地调剂协议书和关心村委会签发的土地合同无效，返还我们的承包土地。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系洪家渡库区移民，需从金龙乡新七村移民至金龙乡关心村下寨组，2001年6月15日，织金县金龙乡人民政府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了《洪家渡电站水库织金县移民分散安置协议书》，同意原告迁入该乡关心村下寨组进行安置。原告与被告刘成超达成转让土地经营权的意向后，同年7月13日，双方签订了以王友芬（系刘成超之母）、刘成超为甲方，ＸＸ明为乙方的《土地调和协议书》及甲方为刘成超、乙方为ＸＸ明的《土地调剂协议书》各一份，约定转让被告王友芬、刘成超一家位于关心村下寨组地名“转洞大地”的承包责任地一幅共5亩给原告耕种，由原告ＸＸ明支付被告刘成超土地收益补偿款人民币18800元。当日织金县金龙乡关心村村民委员会在该两份协议书上盖章确认，并在《土地调剂协议书》上注明：同意该户叁人来我村安置。协议订立后原告便在该土地上耕种，后织金县金龙乡关心村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6月向原告发放了该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3年春耕时，被告王友芬以该幅土地系其原承包地为由将原告栽种的烤烟烟苗400棵毁损并阻止原告继续耕种该土地，后经有关部门处理，在该土地上另行种植烤烟烟苗。原告通过多种途径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即诉来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系水库移民，按当时的相关政策从原居住地金龙乡新七村移民安置到金龙乡关心村下寨组，原告在与被告刘成超达成转让土地协议后，发包方织金县金龙乡关心村村民委员会同意双方的转让协议并于2005年向原告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原告依法取得了该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刘成超作为家庭长子与原告ＸＸ明签订转让协议时，虽其他家庭成员未在场，但在签订时相关部门参与协调处理，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刘成超是代表其家庭所作出的处分，被告刘成超的这一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事后原告一直在该土地上耕种，被告王友芬等其他家庭成员亦未提出异议，因而可推定其他家庭成员对该两份协议予以追认；被告及第三人称对该争执的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王友芬2013年春耕时阻止原告耕种并毁损烤烟烟苗的行为，是对原告合法权利的侵害，因而原告要求其应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的主张应予支持。在诉讼中被告王友芬认可毁损烤烟烟苗400棵，但事后该土地上另行种植了烤烟烟苗，使损失尚未扩大，结合本案实际，应由被告王友芬赔偿毁损原告烟苗购买价款200元为宜；因阻止原告进行耕种系被告王友芬一人所为，原告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其他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因此对原告要求其他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王友芬、刘青华反诉提出的赔偿请求，因原告ＸＸ明耕种该土地的行为未对二被告构成侵权，其主张赔偿该承包地十二年的收益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王友芬立即停止对原告ＸＸ明合法承包土地的侵害；二、由被告王友芬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ＸＸ明烤烟烟苗的损失200元；三、驳回原告ＸＸ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王友芬、刘青华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75元，减半收取87.5元，由原告ＸＸ明负担50元，被告王友芬负担37.5元。
上诉人王友芬、刘青华、刘伦、刘兴菊、刘梅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ＸＸ明与原审被告刘成超于2001年7月13日订立的《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无效并返还我的承包地。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王友芬上诉的事实及理由：1、《土地调和协议书》上诉人本人的名字是刘成超同ＸＸ明及关心村委伪造的，不是我指纹，我不识文化，不会写字，不是本人真实意愿，特申请二审法院作指纹鉴定。第二份协议《土地调剂协议书》没有本人名字，他们的行为是瞒着我的。土地调剂款领条上是刘成超的签名，我根本不知情，也没得一分。《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是无效的，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作出判决是适用法律错误。2、我拔掉ＸＸ明400株烤烟苗，是因我们在申请金龙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乡政法委书记张槐纤同志批准我本人耕种，当时ＸＸ明没有异议，之后他反而来种，我才拔掉的。而且拔掉之前先打电话向政法委书记汇报过的。3、关心村委颁发给被上诉人ＸＸ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不合法，侵犯了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我从农村土地下放到户时，是承包了争议之地，关心村委收回我争议之地的承包经营权我不知情。4、我唯一的依靠是土地，土地是我命根子，原审判决给我的生活带来及大的影响，我丧失了承包地，断绝了生活来源，我唯一只有来法院喝敌敌畏死了。上诉人刘青华、刘伦、刘兴菊、刘梅上诉的事实及理由：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只有我们追认，才应当由我们承担责任。但我们自始至终并不知道刘成超转让土地，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认定刘成超瞒着我们上诉人与ＸＸ明于2001年7月13日订立的《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有效错误。2、必须是我们上诉人知道刘成超以我们的名义实施处理承包地的行为，我们不予否认才能视为我们同意。刘成超一直给我们说是将承包地租借给ＸＸ明耕种，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条件知道刘成超以我们的名义处理我们的承包地，被上诉人ＸＸ明也没有举证证明我们明知这一事实存在而不予否认。一审法院以我们未提出异议为理由而推定我们对两份侵犯我们权利的协议予以追认是错误的。3、刘成超无权处分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的特征。我国的表见代理制度，除了要求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外，还严格要求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的，无过错的，而且所签订的合同必须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ＸＸ明明知刘成超没有代理权，而且ＸＸ明本身有过错。明知王友芬当时在家且距签订合同地点不远，不通知王友芬到场确认及伪造王友芬签名可以说明ＸＸ明并非善意。原审法院仅凭刘成超作为家庭长子，就可以认定其有权代表整个家庭作出处分是毫无法律依据的，推定我们追认两份协议实属枉法裁判。4、刘成超与ＸＸ明订立的两份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的规定。一审法院明知该两份协议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有效，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以关心村村委会颁发给ＸＸ明的建立在违法无效的两份协议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认定ＸＸ明取得我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理由：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建立在无效合同基础上的，其自始无效。2、ＸＸ明持有的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源不合法。首先，颁证主体不适格。ＸＸ明持有的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县人民政府公章，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得到确认。其次，颁证程序不合法。土地发包方关心村村委会没有依据法定程序先收回上诉人一家的承包土地再发包给ＸＸ明，且其没有收回农户承包地的理由和相关书面材料。第三，ＸＸ明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严重瑕疵。不排除村委会后期伪造的可能。该承包合同无人民政府公章，无承包地点无四至块角，无发包方和承包方签字。三、本案不牵涉至刘兴菊、刘梅的农村的家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的事实。二人在娘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受到保护，原审认定ＸＸ明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实属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的错误裁判。
被上诉人ＸＸ明二审答辩称：刘成超是长子，且当时没有分家，当时刘成超是代表其一家人签订合同的。且从2001年合同签订到现在已13年，其一家人不可能不知道，现他们是找理由反悔。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二审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土地调和协议书》载明：目前，置迁移民乙方（ＸＸ明）采取投靠亲友的方式，向甲方（王友芬、刘成超）调剂叁个人口的承包土地面积，作为耕管，当在场人的面，经双方协商议定，特订立以下合同：一、甲方愿将承包土地转洞大地，面积五亩，调剂给乙方永为耕管，双方与在场人脚踏手指，四至分明：东杨毕辉的土，南中间石坎，西小路，北公路。二、乙方愿将现金壹万捌仟捌佰元整，付给甲方作为调剂土地补偿款，先付壹仟元，下欠壹万柒仟捌佰元，于本年古历八月初一日前付给甲方，分文不少。三、甲方在当年秋收后交土地给乙方，由乙方担负承包土地的一切责任及有关事务，皆与甲方无关。四、双方于今议定后生效，双方应遵照执行，若有违约者，该负一切经济损失的责任。协议上有黄德龙、罗兴远、罗永福、刘树仁、刘方孝、刘方华、刘成军等在场人签字捺印，金龙乡关心村村委在上面盖了章。《土地调剂协议书》载明：为了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洪家渡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工作，使移民真正有土安置，实现搬得出，住得下，能发展的目的，经甲（刘成超）乙（ＸＸ明）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原从村承包的耕地面积伍亩调剂给乙方耕种，该耕地东抵杨毕辉土，南抵中间石砍，北抵公路，西抵小路，已经甲方乙方及其他在场人当面点清交给乙方，土地调剂费经甲乙双方商定为壹万捌仟捌佰元整。二、付调剂费方式：乙方预付壹仟元给甲方作定金，所欠部分待乡移民工作站付给乙方后，乙方再付给甲方。调剂费结清后，甲方调出的土地交乙方耕种管理使用。三、甲方调出的土地占原从村承包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三，占承包人口的3人，因此土地调出后相应由乙方承担人口的农业税费及相关义务，并由甲乙双方提请安置地的村委办理土地转包手续。四、乙方搬迁落户，与当地村民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和依法承担有关税费，并服从管理。遵纪守法，照章办事。五、本协议一经签订，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如有违反，一切经济损失和有关责任由违约方承担。六、本协议一式六份，移民户一份，安置乡（镇）政府一份，县移民办一份。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签订协议《土地调和协议书》时，在金龙乡关心村村干部要求将户主王友芬的名字写上，原审被告刘成超便同意，并在王友芬名字上加盖自己手印。《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签订后，2001年8月1日，原审被告刘成超领了ＸＸ明支付的调剂费17800元。织金县金龙乡关心村村民委员会将王友芬户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收回，并重新填发了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友芬系原审被告刘成超的母亲，刘成超是家里的长子，2001年7月13日刘成超与被上诉人ＸＸ明订立《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时，王友芬已年届61周岁，而刘成超尚未单独分户。在此种情况下，原审被告刘成超与被上诉人ＸＸ明商谈土地调剂之事，且在签订协议《土地调和协议书》时，在金龙乡关心村村干部要求将户主王友芬的名字写上，原审被告刘成超便同意，并在王友芬名字上加盖自己手印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特征，被上诉人ＸＸ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刘成超是代表其家庭所有成员签订《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的。签订《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时上诉人王友芬在家，未拿协议去让其签字确认，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ＸＸ明存在恶意。被上诉人ＸＸ明是洪家渡库区的移民，根据国家当时的移民政策，只有在金龙乡关心村下寨组调剂得土地，才能到该村安置。原审被告刘成超与被上诉人ＸＸ明双方协商并签订《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后，织金县金龙乡关心村村民委员会将王友芬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收回，并为其重新填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时也为被上诉人ＸＸ明调整所得到的土地填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上诉人ＸＸ明对争议之地进行耕种。织金县金龙乡关心村村民委员会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主体，其行为视为在王友芬户与ＸＸ明户协商的基础上，与其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故即使签订协议时上诉人王友芬不知道，在金龙乡关心村委与其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其应该知道原审被告刘成超已将争议之地调剂给被上诉人ＸＸ明的事实。然而，从签订协议，村委与双方重新签订承包合同至发生纠纷已长达10多年，上诉人王友芬一直未表示反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之规定，王友芬知道原审被告刘成超以其名义签订《土地调和协议书》，但其不作否认表示，原审认定上诉人王友芬对原审被告刘成超与被上诉人ＸＸ明签订的《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已进行追认并无不当。多年来，王友芬户下的其他人即上诉人刘青华、刘兴菊、刘梅、刘伦也未作反对表示。因此，也可推定上诉人刘青华、刘兴菊、刘梅、刘伦已认可原审被告刘成超对争议之地的处分行为。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原审被告刘成超与被上诉人ＸＸ明签订的《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不具有该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两份协议有效。上诉人王友芬、刘青华、刘兴菊、刘梅、刘伦主张原审被告刘成超无权代理，两份协议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一直不知道土地已转让给被上诉人ＸＸ明，无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请求确认两份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被上诉人ＸＸ明按协议履行了支付调剂款义务，并实际耕种了争议之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之规定，被上诉人ＸＸ明善意取得争议之地的土地使用权。织金县金龙乡关心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土地调和协议书》和《土地调剂协议书》，与被上诉人ＸＸ明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合同虽无四至界线的瑕疵，但其与《土地调和协议书》、《土地调剂协议书》、关心村委会于2013年7月10日所出具的证明、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人刘树仁的证词等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能证明王友芬户将争议之地调剂给被上诉人ＸＸ明使用的事实。被上诉人ＸＸ明在自己调剂得来的土地上种烟苗，是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王友芬主张土地自始是分给其使用，原审被告刘成超的转让无效，且在申请金龙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乡政法委书记张槐纤同志已批准给其耕种，被上诉人ＸＸ明之后又种烟苗，其是请示后才拔烟苗的，其未侵害被上诉人权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另，根据《土地调剂协议书》载明的内容，王友芬户调出的土地占原从村承包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三，王友芬户并不因调剂土地后就完全丧失土地，故王友芬主张原审判决导致其无法生存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友芬、刘青华、刘兴菊、刘梅、刘伦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王友芬承担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青华、刘兴菊、刘梅、刘伦承担人民币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孝春
审判员 周 莺
审判员 杜幼平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唐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