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淑芳，女，1973年6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号新起点嘉园*号楼***室。
负责人徐灿，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畅，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淑芳与上诉人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长济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1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法官刘婷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淑芳，上诉人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刘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罗淑芳在一审中起诉称：2011年9月15日，罗淑芳通过长济律所委托律师张大卫，承接罗淑芳委托的（2012）大民初字第883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另案）的一审。代理人张大卫不尽职尽责提供法律服务，故一审各项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全额支持，给罗淑芳造成严重损失。罗淑芳的具体损失情况包括：一、衣物损失费一项：罗淑芳主张450元，并通过邮箱将受伤时的照片和衣物损失照片等共16张照片发送给张大卫，但张大卫没有向法院提交。二、交通费一项：罗淑芳主张1121元，其中交通费300元、罗淑芳家里来人（2人）看望的路费821元，因张大卫在起诉状中没有写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也没有向法院主张，导致法院酌定为500元。三、住宿费一项：罗淑芳主张1195元，因张大卫在起诉状中没有写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也没有向法院主张，导致法院按护工住宿核定为478元。四、误工费一项：罗淑芳主张误工费6737元，因张大卫在起诉状中没有写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也没有向法院主张，导致法院按纳税额予以确定为3600.18元。五、精神抚慰金一项：罗淑芳主张为20000元，合情合理。罗淑芳因交通事故造成3颗左上门牙齿缺失，已经毁容，给罗淑芳的生活、吃饭、说话、工作、婚姻带来严重影响，并使其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痛苦。因张大卫在起诉状中和法庭上都没有说重要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罗淑芳缺失3颗牙齿的形象，导致法院酌定为2000元。六、交通事故责任一项：罗淑芳主张肇事方应承担此次交通事故60％的赔偿责任，罗淑芳虽然逆行，是在非机动车道逆行，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没有隔离栏。罗淑芳在路口与机动车相撞时是在人行道上，肇事方未确保安全驾驶已经够成违法，故其应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张大卫在起诉状中没有写，在法庭上也没有陈述，导致法院按双方各承担50％责任判决。此前，罗淑芳在与张大卫见面时，其也曾表示能够争取让对方承担60％。七、后续治疗费一项：罗淑芳在签订代理合同时，先支付1000元律师代理费，牙齿种植支持再付3000元律师代理费。法院判决虽然支持了后续治疗费，但原因是罗淑芳自行收集和提交了包括介绍信在内的相关证据，并自行写了一份书面补充材料交给了法院。为此，法院才支持了罗淑芳的后续治疗费用一项。在签订代理合同时，张大卫让罗淑芳在空白委托书上签字，没有告知罗淑芳有哪些代理权限，委托书的签字时间也不真实，因此委托书是无效。总之，张大卫在罗淑芳另案的一审代理中，没有做到尽职尽责，导致审理此案的法院不能综合重要事实及相关证据，以及相关法律依据，没有全额支持罗淑芳的诉讼请求。张大卫的上述过错行为，给罗淑芳造成了经济损失。现罗淑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长济律所向罗淑芳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9213.02元；2、长济律所向罗淑芳返还律师代理费1000元。
长济律所在一审中答辩称：长济律所委派的律师张大卫在代理罗淑芳的委托案件中，尽到了合同约定义务，没有过错或失职。第一，对于罗淑芳主张的衣物损失，在另案中张大卫向法院提交了衣物损失的照片证据，衣物损失的发票是因为罗淑芳没有向张大卫提供，故无法向大兴法院提供。第二，对于罗淑芳主张的交通费损失，另案的庭审笔录第9页下方，张大卫明确提出了交通费的事实理由等。第三，针对罗淑芳主张的住宿费损失，张大卫也在另案庭审笔录第9页中提出了相关的事实理由。第四，针对罗淑芳主张的误工费损失，其提供给张大卫的劳动合同和单位误工证明都提交给了法院，而纳税凭证是罗淑芳无法取得的，故张大卫亦无法向法院提供。第五，对于罗淑芳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另案中没有达到2万元标准是法院的酌定，不存在张大卫的代理活动不尽职的问题。第六，对于罗淑芳主张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另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经载明了该案双方当事人各承担50％责任。另案中，张大卫虽然提出罗淑芳属于行人，可以为其争取60％的赔偿份额，但并没有保证一定可以实现。除此之外，张大卫提出上述主张也是为了在调解时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是属于正常的诉讼策略。第七，对于罗淑芳主张的后续医疗费，长济律所承认罗淑芳尚欠后续律师费3000元。关于后续治疗费本身，在另案中张大卫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由医院出具的后续治疗费的证明。从专业角度讲，罗淑芳所述的介绍信原件还有其自行补充的书面说明，和法院是否支持其后续治疗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法院之所以支持后续治疗费，正是张大卫在庭审上工作的结果。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9月15日，罗淑芳（甲方）与长济律所（乙方）签订一份诉讼委托代理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因交通事故一案，委托乙方的律师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张大卫等人为甲方与王传虎、旭一星公司因交通事故纠纷案的一审／执行阶段代理人。乙方的代理权限具体内容见《授权委托书》。乙方必须履行职责，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代理权限提供法律服务，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为甲方保守商业秘密。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一千元，牙齿种植支持再付三，未支持不再付，交通费300元。律师费用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无故终止协议，律师代理费不退还。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判决、庭内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止。上述协议落款处，加盖有长济律所的合同专用章，并有张大卫的签名字样。
同年9月21日，长济律所为罗淑芳开具一份收到其交来律师代理费1000元的发票。
2012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就原告罗淑芳与被告王传虎以及被告北京旭一星商贸有限公司、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作出（2012）大民初字第883号民事判决。根据判决书记载，庭审中，原告罗淑芳主张其按40％的比例承担此次事故的民事责任。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与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发区交通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被告王传虎与原告罗淑芳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此外，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认为，对原告罗淑芳主张的后续种植义齿的相关医疗费用63300元，根据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出具的医疗证明，并考虑到原告罗淑芳的实际伤情，能够确定属于必然发生的合理费用，该院予以支持。对原告罗淑芳主张的交通费一项，其主张数额过高，根据其及必要的陪护人员往返医院就诊的次数、路程，酌定为500元。对原告罗淑芳主张的住宿费一项，其主张的数额过高，且因原告罗淑芳提供的住宿费账单日期不能与医嘱载明的陪护日期完全对应，该院依法核定为478元。对原告罗淑芳主张的误工费一项，根据住院天数及医院医嘱建议休假时间，确定其合理误工时间为54天，因其未提交月工资超出纳税数额的充分证据，该院按照事故中发生年度2010年纳税起征数额，予以确定为3600.18元。对原告罗淑芳主张的衣物损失450元一项，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对原告罗淑芳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考虑原告罗淑芳尚未婚配，牙齿缺失的确会影响个人生活与交往，该院酌定为2000元。上述判决目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另案开庭笔录记载，原告罗淑芳本人曾参加该次庭审，且原告罗淑芳在该案中的诉讼代理人为张大卫。庭审中，原告方曾主张被告王传虎驾驶的车辆为机动车，其处于优势地位，故认为其应该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方还提交了照片，用于证明其牙齿脱落，因交通事故造成牙齿缺损的事实。同时，原告方曾主张虽然其没有构成伤残，但因为其伤的是门牙，门牙是门面，且已经长达一年半，给原告方打击较严重，其主张精神抚慰金应属合理，希望法院支持。
诉讼中，罗淑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张衣物损失的照片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并提交了其本人QQ邮箱邮件内容的书面打印件，以及张大卫向其告知电子邮箱地址的短信内容打印件，均用于证明其曾向张大卫发送过有关衣物损失的相关证据，但张大卫并没有在另案中作为证据提交。对于上述证据，长济律所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主张张大卫曾向法院提交衣物损失的照片，只不过开庭笔录中未能记明。
诉讼中，罗淑芳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另案部分卷宗材料的复印件，包括另案中的民事起诉状，以及家政雇佣合同、工资证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车票、宾客账单、医院病历、诊断证明等证据材料，均用于证明张大卫在该案诉讼代理过程中没有尽职尽责履行义务。对此，长济律所对上述卷宗材料复印件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并不同意罗淑芳主张的上述证明目的。此外，罗淑芳还向该院提交了两份录音证据，用于证明其于另案中自行申请法院到口腔医院调取相关证据原件的情况，且法院因此支持了其关于后续种植义齿费用的诉讼请求，与诉讼代理人的工作无关。对此，长济律所主张上述录音证据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
上述事实有原告罗淑芳提交的诉讼委托代理协议、律师代理费发票、（2012）大民初字第88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案件卷宗材料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以及本案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罗淑芳与长济律所签订的诉讼委托代理协议，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本案中，关于罗淑芳主张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的损失情况，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情况，结合另案开庭笔录与卷宗材料的内容，可以认定另案中上述四方面请求内容确曾得到主张，并已经进行了相应举证。从另案生效判决的内容来看，对于上述主张和举证内容，法院依据对证据关联性因素与证明力大小的判断，综合运用证据规则与自由裁量，对支持的范围、程度及具体理由分别进行了具体阐释。尽管罗淑芳主张长济律所委派的律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能为其充分阐释事实、理由与依据，导致上述费用未能获得全额支持，但该院认为，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情况，与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理由与依据是否陈述充分之间，并无直接或者必然因果关系，且根据民事诉讼的独立审判原则与既判力理论，作为另案的裁判思路、裁判方法与裁判结果，并不适宜在本案中另行予以评价。因此，长济律所为罗淑芳所委派律师在另案诉讼中的陈述内容，对罗淑芳所主张上述各方面内容未获全额支持是否存在影响，从本案中的相关证据来看，尚无法完全印证罗淑芳的相应诉讼主张。
本案中，关于罗淑芳主张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情况，从另案生效判决的内容来看，法院在该案中对责任划分认定的依据应属明确，即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发区交通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同时，从另案开庭笔录的记载内容来看，原告方确曾以被告驾驶的车辆为机动车处于优势地位为由，要求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对原告方更为有利的划分，但最终未获得法院的支持。对此，罗淑芳主张其在路口与机动车相撞时是在人行道上，肇事方未确保安全驾驶已经构成违法，故对方应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但诉讼代理人并未按此理由为其进行主张，故存在过错。该院认为，在诉讼代理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诉讼代理人基于维护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前提，有权依据自身的专业判断，选择提出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这与人民法院最终对案件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判断之间系属不同的逻辑思维过程，两者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故不应单纯以诉讼的结果作为诉讼代理人处理代理事项是否存在过错的衡量标准。因此，罗淑芳现以既不同于法院据以认定责任划分的理由，且不同于诉讼代理人所主张的理由，坚持认为肇事方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应属于对同一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而并不属于判断长济律所委派律师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依据。因此，罗淑芳的该部分诉讼主张，缺乏必要事实依据，故该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关于罗淑芳主张的衣物损失费情况，在另案诉讼中理应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否则其该部分诉请内容将缺乏主要事实依据。现罗淑芳主张其庭前已将衣物损失照片提供给其诉讼代理人，且长济律所对此并不持有异议。然而，结合另案开庭笔录中关于原告方举证内容的记载，其中并未涉及与上述衣物损失情况有关的证据。对此，长济律所主张另案中确曾就此提交相关证据，但是开庭笔录的记载内容并不完整。该院认为，长济律所虽主张罗淑芳的诉讼代理人曾向法院提交有关衣物损失的相关证据，但却未能针对另案开庭笔录的记载内容提供任何相反证据。此种情况下，仅凭长济律所的单方陈述，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开庭笔录的证明效力。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长济律所应就上述抗辩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罗淑芳的上述诉讼主张，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
结合上述各方面内容，以及长济律所为罗淑芳所委派诉讼代理人处理代理事务的实际情况与过错程度，兼顾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该院依法酌定长济律所向罗淑芳赔偿相关损失两千元。对于罗淑芳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此外，如上所述，在长济律所委派的诉讼代理人已经处理相关代理事务的情况下，罗淑芳又要求退还相关代理费用，应属于法无据，故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1、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向罗淑芳赔偿损失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2、驳回罗淑芳其他诉讼请求。
罗淑芳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长济律所只在诉讼中写明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是多少钱，把证据提交给法院，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不提供法律服务，对事实、法律依据及实际情况也不陈述，不应视为进行了相应举证；二、因长济律所没有说明重要事实、法律依据、实际情况、导致另案法院对支持范围、程度及具体理由进行了错误的阐述，另案的最终认定和处理结果与长济律所是否陈述充分有直接或必然因果联系；三、对于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律师以肇事方有优势地位为由为上诉人主张肇事方应付60％赔偿责任，忽略当事人在人行道上逆行的重要事实和相关法律依据，这与另案法院最终认定错误有必然因果联系。且长济律所委派的律师张大卫签订代理合同前承诺罗淑芳能帮罗淑芳主张到60％。四、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对长济律所在后续治疗费一项中是否存在过错作出认定。五、罗淑芳在另案中提交照片系为证明交通事故的损害，并非作为主张精神抚慰金的证据，长济律所在精神抚慰金方面未提交证据、未充分说明，导致另案法院未支持精神抚慰金。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罗淑芳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长济律所针对罗淑芳的上诉理由答辩称：长济律所在交通事故的案件中已经尽到职责，判决结果不是因为长济律所失职。
长济律所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亦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认为长济律所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关于赔偿罗淑芳两千元的判项。
罗淑芳针对长济律所的上诉理由答辩称：长济律所委派的张大卫律师存在过错，长济律所应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理由是：1、长济律所未提交衣物损失的证据。2、交通费损失、住宿费损失、误工费损失及精神抚慰损失，皆是因为律师在交通事故一案中未向法庭全面阐述而未获支持。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按肇事方承担60％赔偿责任是因长济律所没有阐述重要事实导致的，且张大卫曾经承诺过能为罗淑芳主张到60％。4、后续治疗费损失，律师存在过错。
罗淑芳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家政服务员中介服务协议》，证明罗淑芳不是家政公司员工，与家政公司是中介关系；证据2、《爱侬收款通知单》两张，证明罗淑芳交介绍费，家政公司给罗淑芳找工作；证据3、《家政雇佣服务合同》，证明上诉人的每一份雇佣合同都是与雇主直接签订，工资是雇主直接给现金，并不是家政公司给罗淑芳开工资；证据4、民事案件委托合同，证明罗淑芳与长济律所签订代理合同前就已委托岳成律所，律师代理费两千元，因找不到肇事方，需要公告送达，所以没有起诉，张大卫律师说交通事故责任能主张到
60％，罗淑芳才委托张大卫律师，代理费四千元；证据5、大兴法院收取证据凭证单和四张照片，两张为交通事故前的照片，两张为事故后受伤害的照片，证明长济律所没有将衣物毁损的照片提交大兴法院；证据6、录音证据和录音内容书面文字一张，证明交通肇事案件开庭前罗淑芳主张让张大卫请求代理费由肇事方承担，张大卫不同意，另外录音里也说了罗淑芳在委托张大卫之前已委托了其他律师的情况。
长济律所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庭审质证，长济律所对罗淑芳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因为该份证据与罗淑芳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提交给长济律所的另外一份证据矛盾；对于证据2、3，对真实性不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4，对真实性、合法性都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5，认为张大卫当庭出示了衣物毁损的照片，故不认可这份证据。对于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是偷录的请法院审核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于录音中要求肇事方出律师费，长济律所拒绝这一点并不是失职，当时律所没有给罗淑芳开发票是因为罗淑芳没有交钱。罗淑芳之前委托其他律所与本案无关，恰恰证明了长济律所提供了其他律师没有提供的法律服务。
对于罗淑芳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本院认为罗淑芳与雇主之间、与家政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因此对该三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本院认为罗淑芳之前是否委托其他代理律师与本案的矛盾焦点，即长济律所是否完成委托代理事务、是否应向罗淑芳承担赔偿责任无关，因此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5，该份证据盖有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档案查阅专用章，长济律所虽不认可，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对于证据6，本院认为该录音的内容无法实现罗淑芳的证明目的，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罗淑芳提交的证据5，本院依法补充查明，另案中长济律所并没有在该案中向大兴法院提交罗淑芳衣物毁损的照片。
庭审中，罗淑芳称对长济律所为其代理的大兴法院交通肇事案的判决认可，且判决已生效、履行完毕。罗淑芳认为只要当事人提出诉求表达充分，法院就能支持其诉讼请求，因此诉讼请求的金额，即使法院没有支持，也应是其实际损失。罗淑芳坚持请求法院认定长济律所在后续治疗费一项存在过错，因律所存在过错所以罗淑芳不应该承担后续律师代理费。罗淑芳在庭审中认可张大卫在另案中写了起诉状，追加被告，把证据提交法院，参加庭审，领取裁判文书，陪同罗淑芳交纳诉讼费。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材料，罗淑芳提交的大兴法院收取证据凭证单和四张照片，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罗淑芳和长济律所签订了《诉讼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
通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长济律所是否依据《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为罗淑芳完成诉讼代理事项，是否因其行为导致另案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全额支持而需要向罗淑芳赔偿损失。
关于罗淑芳的上诉请求，首先，关于长济律所在另案中是否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的损失完成相应举证的问题，本院认为，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罗淑芳认可在另案诉讼中，长济律所写明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是多少钱，把证据提交给法院，即可视为长济律所进行了相应举证。罗淑芳认为长济律所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不提供法律服务，对事实、法律依据及实际情况也不陈述即是长济律所未完成相应举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因长济律所没有说明重要事实、法律依据、实际情况、导致法院在另案中对支持范围、程度及具体理由进行了错误的阐述，另案的最终认定和处理结果与长济律所是否陈述充分有直接或必然因果联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另案判决是否存在错误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另案裁判的思路、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以及最终结果亦不适宜在本案中评价。且罗淑芳在本案审理中认可另案判决的结果。罗淑芳要求长济律所承担因长济律所未充分陈述导致错判的法律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罗淑芳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结果有直接、必然因果联系于法无据。结合本案一、二审证据及罗淑芳的详细陈述，亦不能得出罗淑芳的诉讼请求将必然被另案法院全额支持的结论。因此，对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对于争取交通事故责任由肇事方承担60％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长济律所确实以肇事方有优势地位为由为上诉人主张肇事方应付60％赔偿责任，而未以当事人在人行道上逆行为由提出主张。但诉讼代理人所选择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最终未被人民法院采信支持，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存在过错的依据。罗淑芳主张另案法院最终认定与诉讼代理人诉讼理由的选择存在必然因果联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罗淑芳虽提出，长济律所委派的律师张大卫签订代理合同前承诺罗淑芳能帮罗淑芳主张到60％，但其就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无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因此，对于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对长济律所在后续治疗费一项中是否存在过错作出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罗淑芳向长济律所主张由长济律所承担罗淑芳在另案中未被支持的诉讼请求，而后续治疗费一项已在另案中得到支持，且一审法院根据诉讼代理人处理代理事务的实际情况和过错程度，兼顾公平原则，已判令长济律所支付罗淑芳损失二千元，一审法院对长济律所在后续治疗费一项中是否存在过错确认与否，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故对罗淑芳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罗淑芳主张在另案中提交照片系为证明交通事故的损害，并非作为主张精神抚慰金的证据，长济律所在精神抚慰金方面未提交证据、未充分说明，导致另案法院未支持精神抚慰金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无论长济律所提交照片的证明目的如何，从另案判决关于精神抚慰金的判理来看，罗淑芳主张的尚未婚配，牙齿缺失会影响个人生活与交往的意见已然被另案法院知晓并酌定处理。另案法院最终未按罗淑芳的诉讼请求全额支持并不能作为长济律所在此问题存在过错的依据，罗淑芳向长济律所主张其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的部分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对罗淑芳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长济律所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结合一、二审的证据材料、大兴法院的庭审笔录及当事人的陈述，长济律所虽认为其完成了代理义务，但对其代理行为存在的瑕疵，如未向另案法院提交衣物毁损的照片等，长济律所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酌定长济律所赔偿罗淑芳损失二千元并无不当，故对长济律所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长济律所在履行与罗淑芳签订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参加了庭审，提交了相应证据，并未使当事人因其过错丧失程序上的权利和权益，尽到了基本的注意义务和技能运用义务。但其代理行为并非无瑕疵，例如其未向另案法院提交衣物损失照片等。对此，一审法院已根据诉讼代理人处理代理事务的实际情况和过错程度，兼顾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酌定长济律所向罗淑芳赔偿相关损失二千元。罗淑芳及长济律所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百七十八元（罗淑芳已预交），由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百五十六元，由罗淑芳负担五百一十元（已交纳），由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负担四十六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 明 宇
审 判 员 黄 占 山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