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乌中行终字第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长秀，女，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委托代理人：张积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劲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住所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法定代表人：刘涛，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卓民，男，198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代理人：于昊江，男，198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上诉人余长秀因与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下称新市区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4）新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长秀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积善、被上诉人新市区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张卓民、于昊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2日，余长秀及其母亲汪某某、姐姐余某甲、姐姐余某乙前往亚欧博览会会场。中午12时许，余长秀等人给喀什东路派出所驻新兴社区民警白某某打电话告知余长秀等人在亚欧博览会会场。新市区公安分局所属的喀什东路派出所民警会同喀什东路街道办事处新兴社区工作人员到亚欧博览会现场将余长秀等4人用车接上，返回喀什东路派出所。到喀什东路派出所门前时，余某甲要求回家不愿进入派出所，余长秀等人与该所民警发生撕扯，该派出所民警将余某甲、余某乙、余长秀三人带入该派出所内。之后喀什东路派出所将余长秀等三人移交新市区公安分局所属的高新工业园派出所调查处理。新市区公安分局认为，余长秀等三人的行为扰乱了喀什东路派出所正常的办公秩序，并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3年9月2日作出新公（高）行罚决字（2013）1503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余长秀处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新市区公安分局作出上述处罚决定后，于2013年9月2日将余长秀移交乌鲁木齐市水磨沟拘留所执行，已执行完毕。
原审法院认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依法履行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本案余长秀在亚欧博览会召开时到达会场，后由新市区公安分局民警带离，因拒绝进入派出所接受询问与民警撕扯，扰乱了派出所正常的办公秩序。新市区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余长秀作出的新公（高）行罚决字（2013）第150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于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作出的新公（高）行罚决字（2013）第1503号行政处罚决定。
上诉人余长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原告在亚欧博览会召开时到达会场，后由被告单位民警带离，因拒绝进入派出所接受询问与民警撕扯，扰乱了派出所正常的办公秩序。”根本不是事实，调取的派出所当场适时监控录像完全可以证明。我姐妹三人和母亲2013年9月2日上午11点半，在红光山亚欧博览会马路对面游玩拍照观赏时，打电话给民警白某某请接回，13时被喀什东路派出所四个民警带上警车，在警车上因该所所长李某某曾在2012年8月冒充马所长一事双方发生争执。警车到达喀什东路派出所院内，所长李某某抓住余某甲推搡，并指挥四五个男民警对余某甲进行撕扯、殴打，用对讲机砸余某甲的手，用脚踢余某甲，派出所工作人员辱骂上诉人并拳打脚踢，余某乙质问，遭民警辱骂，挥起巴掌向余某乙头上煽去，接着一拳把头上卡子打飞断裂，我上去阻拦，一个民警一把抓住我的头发，被揪下一把，我被两个民警按压并拳打脚踢。综上，派出所错误执行警务、滥用职权，先骂上诉人、撕扯打人。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三人在博览会根本不是上访，而是游玩；在警车上只是与所长李某某发生了争执，根本没有辱骂、撕扯，到派出所院内，是所长李某某指挥打的，我们三人被多名民警死拉硬扯、围攻殴打，应追究执法人员的违法责任；我母亲多年来对丈夫“被死亡”的问题，到政府指定部门上访，是宪法规定的权利。2、一审判决违背事实，改变治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的错误，显然偏袒对方。处罚决定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而一审判决却改为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3、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书，不符合法定规则，不能成立；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没有审批意见，不符合程序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传唤证、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没有向我宣读签名；证人都是被上诉人单位的民警，所作的询问笔录，证言带有明显的偏向性，不应采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询问笔录，有询问民警指供、诱供的成分，与询问录音不符，没有上诉人的签名，被上诉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4、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不提供证据，或提供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被上诉人编造上诉人到博览会上访将三人强行带到派出所辱骂、殴打、询问、处罚，以此认定上诉人扰乱派出所办公秩序的事实，无确凿证据予以佐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撤销新市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
被上诉人新市区公安分局答辩称，2013年9月2日上午，余某甲、余长秀、余某乙等三人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信访部门上访，接着为制造影响又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会展中心亚欧博览会现场上访。喀什东路派出所民警得知此信息后组织人员前往亚欧博览会现场找到余某甲、余长秀、余某乙等三人，并将此三人带回派出所欲对其进行劝解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余某甲、余长秀、余某乙分别处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于2013年9月2日送交执行场所执行。余某甲、余长秀、余某乙不服处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局认为，我局对余长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
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传唤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余某甲询问笔录、余某乙询问笔录、余长秀询问笔录、赵某等七名证人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管辖情况说明、处罚决定的送达回执、（当事人户籍）人口信息、照片、执行回执、到案经过、视频资料及一、二审法庭笔录等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新市区公安分局依法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法定职责。一、本案，余长秀在亚欧博览会召开时到达现场，后由新市区公安分局民警带离，根据新市区公安分局提供的照片、视频资料，结合当时对余某甲、余某乙、余长秀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对赵某等七名证人所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余长秀因拒绝进入喀什东路派出所接受询问与民警发生撕扯的事实，其已构成扰乱该派出所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对该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了规定，新市区公安分局对余长秀作出新公（高）行罚决字（2013）第1503号行政处罚决定，予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是正确的。新市区公安分局对余长秀所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了处罚依据，并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容，此后作出的新公（高）行罚决字（2013）第1503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该处罚决定法律适用表述不具体，但尚未影响对余长秀扰乱喀什东路派出所正常办公秩序行为的认定及处理，本院将对新市区公安分局另行发出司法建议。二、上诉人余长秀上诉称新市区公安分局民警先骂上诉人、撕扯打人并对其围攻殴打的理由，因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新市区公安分局提供的行政卷宗显示，该局在行政执法中依法对余长秀进行了传唤，就行政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了书面告知，此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亦向其作了宣读，因其拒绝在上述行政执法文书上签名，新市区公安分局均注明了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理由，上诉人余长秀上诉称新市区公安分局就行政处罚决定、传唤证、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没有向我宣读并签名，违反法定程序，其上诉理由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新市区公安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余长秀告知了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了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余长秀上诉称新市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书不符合法定规则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长秀负担（已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祥华
审 判 员 刘瑞东
代理审判员 白 冰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高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