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32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利安国际生物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
法定代表人：王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州海利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方红路南侧（法斯特公司以北）。
法定代表人：潘学理，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恒源，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利安国际生物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德州海利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商）初字第4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2012年2月29日、2012年3月31日德州公司两笔掩盖抽逃资金的行为错误的认定为实际买卖行为。该两笔交易没有《订购合同》、付款凭证、付款申请单、货物，一审判决依照《双愈??精华舒女抑菌水膜剂代理协议》（以下简称《代理协议》）及增值税普通发票认定交易实际发生错误。二、一审判决将《代理协议》错误当作买卖合同进行认定。《代理协议》约定北京公司以《订购合同》向德州公司订购货物，德州公司收到《订购合同》和相应付款凭证后组织生产，运费由德州公司负担；依据上述约定，没有《订购合同》及支付相应货款，德州公司不会进行生产，德州公司也未能说明货物运输方式和运输送达地点。三、一审判决将2012年8月29日生××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视为买卖合同实际履行、视为对交易情况及金额的认可错误。生××作为德州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同时是德州公司派驻北京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完全是企图掩盖德州公司抽逃北京公司资金的平账行为。四、一审判决错误将2012年3月16日、4月13日德州公司将北京公司1000000元、550000元以往来款名义转到其账上的抽逃资金的行为当做支付货款。五、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德州公司提交的《入库单》是北京公司的入库。生××虽然是北京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但也是德州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受德州公司委派，完全听命于德州公司，其签字的《入库单》完全有可能代表德州公司的入库。对于北京公司关于《入库单》上哈×字样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以需要大量样本为由没有进行极不负责；一审法院在没有哈×本人确认的情况下采纳德州公司提交的有哈×签字的凭证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明货物运输方式、存放地点，仅凭《入库单》认定北京公司购买了德州公司的货物错误。六、德州公司从北京公司成立开始便完全独立控制北京公司的财产和经营，至2012年11月14日将部分留下物品交给北京公司管理时，已将北京公司5000000元资金抽逃殆尽。
德州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认可北京公司的上诉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德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北京公司支付德州公司货款15367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14日，注册资金5000000元，股东分别为鄂××、德州公司、胜者（北京）国际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金额分别为600000元、3400000元、1000000元。生××为北京公司监事，哈×为北京公司员工。
2011年11月18日，德州公司（甲方）与北京公司（乙方）签订了《代理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双愈??精华舒女抑菌水膜剂（以下简称双愈精华）产品在国内唯一合法的代理商，并负责该产品在国内的一切销售权和相关事宜的处理权。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2012年3月31日前至少完成200000盒产品的进货量，2012年6月30日前累计至少完成500000盒的进货量，2012年9月30日前累计至少完成700000盒的进货量，2012年12月31日前累计至少完成1000000盒的进货量。在合同有效期内以后每年进货量不得低于第一年。代理价格为6.89元/盒，每盒3支。乙方以书面形式《订购合同》向甲方订购货物，甲方收到《订购合同》和相应付款凭证后组织生产，签订《订购合同》30日内，乙方每次以书面形式填写《发货申请单》甲方在2日内将所申请货品发出，运费由甲方负担，本协议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协议另就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2012年1月12日，双方签订《订购合同》，北京公司向德州公司订购双愈精华50000盒，价款共计344500元。双方均未提交该批货物的《发货申请单》。一审庭审中，德州公司出示了北京公司的《记账凭单》若干册，其中2012年1月的《记账凭单》册中包含有：2012年1月17日的记账凭证，载明当日库存商品暂估入账344500元、应付德州公司账款344500元；2012年1月17日入库单一张（复写件），载明名称双愈精华、数量50000盒、金额344500元，会计处有生××字样签字、经手人处有哈×字样签字；2012年1月10日《出库单》一张，载明购货单位北京公司、数量50000盒；2012年1月18日记账凭证，载明应付德州公司账款344500元。2012年1月18日，北京公司向德州公司汇款344500元，附言为货款。北京公司认可该笔交易，并称货物直接由德州公司发往了彼时在郑州举办的展销会，北京公司未直接收取货物，但北京公司对《入库单》中哈×的签字之真实性不予认可。
根据德州公司出示的北京公司的2012年2月的《记账凭单》账册，包含有：2012年2月29日的记账凭证，载明当日库存商品暂估入账2115230元、应付德州公司账款2115230元；2012年2月29日入库单一张（复写件），载明名称双愈精华、数量307000盒、金额2115230元，会计处有生××字样签字、经手人处有哈×字样签字；2012年2月6日《出库单》七张，载明购货单位北京公司、数量共计307000盒。
根据德州公司出示的北京公司的2012年3月的《记账凭单》账册，包含有：2012年3月16日的记账凭证，载明应付德州公司双愈精华货款1000000元；2012年3月31日的记账凭证，载明当日库存商品暂估入账971490元、应付德州公司账款971490元；2012年3月31日入库单一张（复写件），载明名称双愈精华、数量141000盒、金额971490元，会计处有生××字样签字、经手人处有哈×字样签字；2012年3月2日、3月30日的《出库单》二张，载明购货单位北京公司、数量共计141000盒；另有2012年3月31日的记账凭证，载明当日库存商品暂估入账13780元、应付德州公司账款13780元；2012年3月31日入库单一张（复写件），载明名称双愈精华、数量2000盒、金额13780元，会计处有生××字样签字、经手人处有哈×字样签字；2012年3月26日《出库单》一张，载明购货单位北京公司、数量共计2000盒。2012年3月16日，北京公司向德州公司汇款1000000元，附言为往来款。
根据德州公司出示的北京公司的2012年4月的《记账凭单》账册，包含有2012年4月13日的记账凭证，载明应付德州公司双愈精华货款550000元。2012年4月13日，北京公司向德州公司汇款550000元，附言为往来款。
根据德州公司出示的北京公司的2012年8月的《记账凭单》账册，包含有2012年8月20日的记账凭证，载明收到双愈精华发票3431220元，并附有相关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3431220元。
经一审询问，德州公司称，设立北京公司之目的即是为了推广和销售德州公司的产品，但后来股东之间产生争议，多次协商解散公司，为保存原始证据，德州公司作为最大的股东保存了部分北京公司的《记账凭单》。北京公司认可德州公司出示的《记账凭单》为其公司的《记账凭单》，但认为凭据均系生××制作，而生××系德州公司委派，故主张上述凭据均德州公司利用控制权虚假制作的。除344500元的合同，北京公司对其他交易均予以否认，并主张北京公司仅有100平米的办公室，并无其他库房或办公地点，不可能存放如此大量的货物。关于各份《入库单》上哈×字样的签字，北京公司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但因《入库单》系复写件，经与鉴定机构联系，需提供大量比对样本，否则不具备鉴定条件。经一审询问，北京公司仅能提供哈×在该院开庭笔录上签字，无其他样本，故鉴定未能进行。
关于德州公司就涉案货物的发货情况，德州公司出示了部分发货单，货物金额与记账凭证及《入库单》中的货物金额存在差距。对此德州公司主张鉴于双方的股权合作关系，货物存在直接发往外地的可能性，但货物在法律上已经交付，所有权人均属于北京公司。关于货物存放一节，德州公司认为北京公司除注册地址，另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11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媒体村1403室租赁有办公室及仓库，并出示了2012年8月北京公司的《记账凭单》账册，显示2012年8月北京公司向关×支付了2012年9月至11月三个月房租34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代理协议》、《记账凭单》5册、增值税普通发票、《订购合同》、调解笔录，以及一审开庭笔录等。
一审法院认为，德州公司与北京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德州公司的诉讼主张和北京公司答辩意见，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发生了真实的买卖合同交易，以及北京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相应货款。现双方对2012年1月发生的款项金额为344500元的货物交易均予以认可，该院予以确认。关于2012年2月29日、2012年3月31日的两笔交易，该院认为，第一，双方虽未严格按照《代理协议》以书面形式进行货物订购，但上述两笔交易均系在《代理协议》约定的范围和框架下进行，根据德州公司提交的北京公司的各《记账凭单》账册，2012年2月29日、2012年3月31日的账册内容在形式上、项目上均与2012年1月344500元的交易显示的账册内容一致，均有记账凭证、《入库单》及《出库单》，各份《出库单》中亦均有“保管员尹××”及“经手人哈×”字样的签字。一审经查，各《记账凭单》账册均系历史形成，该院认为其证据力及证明力均高于北京公司所做之陈述；第二，德州公司已对货物的出库及运输情况作出合理说明，且德州公司向北京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北京公司均予以确认并在《记账凭单》账册中予以记载，应视为北京公司对交易情况及交易金额的认可；第三，关于2012年3月16日及2012年4月13日北京公司向德州公司支付的1000000元及550000元，北京公司的《记账凭单》中均载明系应付德州公司的双愈精华货款，德州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北京公司主张各《记账凭单》账册均系德州公司利用控制权由生××虚假制作，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北京公司关于2012年2月29日、2012年3月31日的交易未发生、北京公司支付的1000000元、550000元系德州公司抽逃资金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现德州公司以增值税普通发票所涉金额计算未付款项，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该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德州公司货款一百五十三万六千七百二十元。
本院二审期间，北京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声明，证明《入库单》中哈×签字均不是哈×本人所签。德州公司不认可北京公司提交的声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北京公司提交的声明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现证人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北京公司提交的声明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本院另查明：德州公司提交的《入库单》保管员处有尹××字样签字。北京公司股东鄂××一审出庭作证称尹××为北京公司库管人员。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德州公司与北京公司之间签订的《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综合德州公司、北京公司一、二审中诉辩主张，结合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2012年2月29日、2012年3月31日交易（以下简称涉案两笔交易）是否真实发生，北京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相应货款。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北京公司虽称生××为德州公司财务负责人，受德州公司委派，其签字的《入库单》不能认定为北京公司的入库，但生××同时为北京公司财务负责人，其签字的《入库单》亦为北京公司《记账凭单》账册的一部分，对北京公司具有约束力，故北京公司该抗辩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北京公司虽称一审法院未就《入库单》上哈×字样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便采纳德州公司提交的有哈×签字的凭证错误，但因《入库单》系复写件，而北京公司无法提供满足鉴定条件的大量比对样本，导致鉴定未能进行，且《入库单》除有哈×字样的签字外，还有会计生××及保管员尹××签字，故一审法院采纳《入库单》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第三，北京公司虽称德州公司从其成立开始便完全独立控制北京公司的财产和经营，涉案两笔交易及2013年3月16日、4月13日两次转账行为实为德州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但北京公司并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北京公司该抗辩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四，北京公司虽称涉案两笔交易没有《订购合同》、付款凭证、货物等，一审法院依照《代理协议》及增值税普通发票认定交易实际发生错误，但涉案两笔交易均系在《代理协议》约定的范围和框架下进行，德州公司亦提交了北京公司相应《记账凭单》账册予以证明，在北京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推翻《记账凭单》账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两笔交易真实发生，北京公司应支付相应货款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至于德州公司是否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北京公司利益的行为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北京公司可另案解决。
综上所述，北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54元，由海利安国际生物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卫红
审 判 员 刘 慧
审 判 员 邵 普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颜金
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