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3民终17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生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庄林，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江苏德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贤官镇工业区（大江木业北）。
法定代表人：袁春威，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咏，江苏衡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生华因与被上诉人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威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5）沭商初字第00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6年7月13日、2016年8月29日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公开进行听证。上诉人徐生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庄林、刘洋，被上诉人亚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咏，两次听证均参加；上诉人徐生华参加第二次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生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亚威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徐生华与亚威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其一，在亚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春威起诉徐生华的（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案件中，袁春威主张其与徐生华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其二，在亚威公司起诉徐生华的（2014）沭商初字第1025号案件中，亚威公司主张其与徐生华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其三，袁春威、徐生华及案外人袁春壮、单均才就徐生华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在沭阳县公安局的陈述均显示徐生华是以自己名义与他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所获取的仅是模板销售的差价。2.一审认定徐生华欠亚威公司货款31558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一，徐生华在（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案件中的陈述仅表明沭阳县金利刀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金利刀厂）欠袁春威315万元，并非徐生华个人欠其315万元，且该315万元是袁春威直接投入金利刀厂，而非徐生华将货款转入；其二，2014年4月15日起，金利刀厂的钥匙已被袁春威更换，该厂实际由袁春威控制，故放置在金利刀厂徐生华办公室的13份《出库单》系他人事先放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三，亚威公司提供的243张《出库单》系其单方制作，并无徐生华签字确认；其四，2014年4月20日，徐生华在安徽省淮北市，并不在沭阳，无法与袁春威进行债务结算；其五，徐生华二审中将提交新证据，证明已将320万元货款交给亚威公司，亚威公司向其出具了相应收据。3.一审法院审理中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判决。其一，放置在金利刀厂徐生华办公室的13份《出库单》系沭阳县公安局贤官派出所搜查取得，徐生华申请调取该所出警记录，但一审法院未予调取；其二，一审法院对243张《出库单》未组织双方质证。
亚威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1.案涉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其一，《法人委托书》能够证明亚威公司全权委托徐生华代为处理模板销售及签署模板销售合同等事务；其二，徐生华在（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案件中和公安侦查讯问笔录中均陈述其销售模板是根据亚威公司的指示进行。2.一审认定徐生华尚欠亚威公司货款31558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一，徐生华在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其受亚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春威的委托将315万模板款投入到金利刀厂，且自认该315万元款项的资金来源于模板销售的款项，但其就袁春威的委托事宜并未举证证明；其二，徐生华称自2014年4月15日起亚威公司实际控制金利刀厂，无事实依据，公安机关搜查出的13张《出库单》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其三，243张《出库单》虽然没有徐生华的签字，但一审法院是结合徐生华的自认等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的；其四，徐生华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一来违反了双方关于印章使用的约定，二来违反“禁止反言”原则，该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其之前的陈述。3.一审法院审理中并无程序违法情形。
亚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生华给付款项3155800元；2.徐生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5月4日，亚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春威以与徐生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徐生华欠其货款2913788元为由将徐生华诉至沭阳县人民法院，要求徐生华给付货款2913788元，该案案号为（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徐生华于2014年5月26日开庭笔录第3页至第4页中答辩称“原告诉称的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不予认可，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被告在原告的指示之下，将原告企业生产的部分模板销售他人，将所出卖的货款交付给原告，其中一部分货款在原告的指示之下投资于金利刀厂作为入股的股金，还有一部分在原告的指示之下用于该制品厂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发放工人工资等运作……”；徐生华于2014年6月10日质证笔录第4页中陈述“我没收到这些单据，我是替原告卖模板的，原告找司机拉给客户，我帮原告联系客户，处理售后服务，货都是原告找驾驶员直接送给客户……货物送到工地以后，我负责把钱带回，还有带回承兑汇票，还有客户的钱经我个人卡上打给原告，还有建筑公司直接打给亚威木业的对公账号，大部分是带回现金给原告……以亚威木业的名义结账，因为亚威木业授权给我，我手中有授权委托书，我会拿授权委托书去结账……”；徐生华于2014年8月8日开庭笔录第17页中陈述“经过金利刀会计核算，与其他两位股东认可，一共是315万元，并且出具条据给袁春威，并且由徐生华、马利、张小闯签字、按手印……这些货款已经交给了袁春威，在袁春威的指示下用在锯片厂，所以金利刀锯片厂出具借条给袁春威是合理合法的……”2014年10月13日，沭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中发生经济关系的是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徐生华，在该经济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的主体也只能是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本案中原告虽然系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其并不能代表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向被告主张权利”为由裁定驳回了袁春威的起诉。
2014年10月21日，亚威公司以其与徐生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徐生华欠其货款2913788元为由将徐生华诉至沭阳县人民法院，要求徐生华给付货款2913788元，该案案号为（2014）沭商初字第01025号。沭阳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4）沭商初字第01025-6号民事裁定书，以“被告徐生华因涉案货款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为由裁定驳回了亚威公司的起诉。后亚威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2015）宿中商终字第001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亚威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其后，亚威公司以徐生华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沭阳县公安局报案，该局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沭公（贤）立字〔2014〕7425号立案决定书，决定立案侦查。在该案的侦查过程中，徐生华于2014年12月23日讯问笔录第5页中陈述“我签订好业务后，我就联系袁春威发货给客户，由客户打款给袁春威，也有袁春威让我从客户那里把模板款带回来给他，也有通过我打款给袁春威的。其中有一部分钱我带回来给袁春威以后，袁春威让我把钱投资到沭阳县金利刀金属制品厂了……一共是315万元，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我、马利、张小闯写给袁春威的315万元借款……都是我替沭阳县亚威木业销售的模板款……”；徐生华于2015年1月7日讯问笔录第2页中陈述“都是发给我的，我和工地签订好合同以后，我就联系袁春威发货的，袁春威就联系物流，把货发给我，我再把货送给工地，工地上把模板钱给我以后，我再把钱交给袁春威的……他都会让送货给我的驾驶员带一个信封给我，信封里面装发货时的出库单（一式两联），但是我不需要在出库单上签字，有时候也不给我出库单……”在此期间，沭阳县公安局对徐生华位于金利刀厂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查得亚威公司《出库单》13份，其中2014年4月19日出库单载明“日期2014年4月19日发货金额82000元备注2014年4月18日欠3026600元欠余款3108600元徐生华老总138××××9999丹阳”。
2015年9月24日，沭阳县公安局作出沭公（贤）撤案字〔2015〕8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徐生华涉嫌职务侵占案。后亚威公司向本院提起涉案诉讼。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2、如果亚威公司与徐生华的法律关系能够确定，徐生华是否尚欠亚威公司货款及其数额是多少。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即双方法律关系如何确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徐生华在（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案件自认其与亚威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同时称“被告在原告的指示之下，将原告企业生产的部分模板销售他人”。另，徐生华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陈述“我签订好业务后，我就联系袁春威发货给客户，由客户打款给袁春威，也有袁春威让我从客户那里把模板款带回来给他，也有通过我打款给袁春威的。”结合徐生华的以上陈述，可以认定徐生华是按照亚威公司的指示将模板出让他人，并将货款交付亚威公司。亚威公司对此也无异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即徐生华是否尚欠亚威公司货款及其数额是多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是否尚欠货款问题。亚威公司委托徐生华销售模板，徐生华未将全部货款交付亚威公司，理由为：首先，徐生华在公安机关2014年12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认可，其受亚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春威的委托将315万元模板款投入金利刀厂。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徐生华又否认其受袁春威委托向金利刀厂投资的事实，并称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系虚假陈述。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在徐生华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未将该315万元模板款交付原告。其次，公安机关在徐生华办公室搜查出的2014年4月19日《出库单》与亚威公司提供的出库单一致，可以证明截至2014年4月19日其尚欠亚威公司款3108600元。关于徐生华欠亚威公司货款数额问题。亚威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18日《出库单》载明欠款3034800元，而公安机关在徐生华办公室搜查出的2014年4月19日《出库单》备注载明“2014年4月18日欠3026600元”，说明4月19日出库单欠款少算了8200元（3034800元-3026600元）。亚威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20日《出库单》备注载明“2014年4月19日欠3108600元加8200元”，能够与2014年4月18日、19日出库单相互印证。且徐生华在此前的诉讼过程中及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多次陈述受亚威公司委托向金利刀厂出资315万元，此数额也能够印证2014年4月20日《出库单》的真实性。据此，能够认定徐生华尚有3155800元货款未交付亚威公司。
综上，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存在合法的委托合同关系，徐生华应将出售模板的货款交付亚威公司。现亚威公司要求徐生华交付涉案的3155800元模板款，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徐生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亚威公司款3155800元。案件受理费320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7046元，由徐生华负担。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引用的部分内容不真实，即徐生华在本案之前在（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和（2014）沭商初字第01025号案件中以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因受原代理人的误导而作了虚假陈述，以及对公安搜查的证据有异议，具体反映在上诉理由中。被上诉人亚威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徐生华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3年11月22日《收据》一份，系亚威公司向其出具，载明：交款单位徐生华，收款方式转账、承兑、现金，金额320万元，收款事由模板款。拟证明2013年11月22日亚威公司与徐生华进行了结算，徐生华所有的模板款已经付清，并且因部分承兑汇票无法分割而超付了一部分。
证据2.2012年11月4日《出库单》一份，该份《出库单》没有出现在亚威公司本案提交的主张权利的《出库单》中，拟证明亚威公司本案提供的《出库单》不具有全面、真实、客观性。
证据3.视频资料及文字整理材料2份，拟证明2014年4月15日，马利、张小闯明确表述金利刀厂被袁春威强行关闭，导致无法上班，大门、房屋均被袁春威掌控；2014年4月27日金利刀厂工作人员试图到厂里将库存产品运出，但被袁春威截留，徐生华报警处理；金利刀厂被封后，公安机关搜查的证据不是徐生华遗留在厂里的，而是亚威公司恶意制造安排搜查的。
对上诉人徐生华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亚威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3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应予以采纳。其中，证据1上加盖的印章虽然是亚威公司的财务章，但是亚威公司并未与徐生华进行结算，该收据的内容并非亚威公司员工或法定代表人书写，亚威公司也没有通过转账等方式收到模板款，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关于包括财务章在内的五枚印章的使用有明确约定，即使用包括财务章在内的任何五枚印章，都必须有亚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按指纹才有效，证据1上仅有财务章，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因此该收据对双方无效。且徐生华主张一直知道该收据存在，至今才找到，但其在之前的诉讼和公安机关侦查时对此关键性的证据均未提及，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该收据真实，仅能证明2013年11月22日徐生华支付了部分模板款，不能证明所有的模板款已经全部付清。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出库单》上的模板系2012年11月4日徐生华处理委托事务时直接从亚威公司提货销售给江苏华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础公司），即《出库单》上载明的新沂马陵花园，因为徐生华当时在场，所以在承运人处签名，而亚威公司提供的其他243张《出库单》是亚威公司将模板交给驾驶员，托运给在外地的徐生华，所以《出库单》上没有徐生华签名。亚威公司之所以在证据2该张《出库单》上加盖印章，并非徐生华所称双方对单据的确认，而是因为华础公司这笔款项没有实际给付，亚威公司在起诉时因诉讼需要而加盖印章，该张《出库单》不在案涉243张《出库单》之内。证据3并非视频的原始载体，且不能证明亚威公司实际控制金利刀厂，尤其是徐生华的办公室，视频内容反映的是双方因为房租或其他纠纷，亚威公司不允许金利刀厂拖走锯片等资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对抗公安机关依照职权收集的证据。
对上诉人徐生华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本身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亚威公司是否实际收到320万元模板款，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详述。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该张《出库单》并不包含在案涉243张《出库单》中，与案涉模板款并无关系，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3因系刻录光盘，并非视频的原始载体，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亚威公司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徐生华职务侵占案公安侦查卷宗第164页、第127-128页、第35页：华础公司出具给徐生华的9万元欠据、2015年1月6日对李贤飞的询问笔录、对徐生华的讯问笔录。拟证明欠据上载明的卖方虽是徐生华，但最后却以亚威公司的名义起诉华础公司，与徐生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即使徐生华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也是在履行徐生华与亚威公司间的委托合同；同时印证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出库单》的质证意见。
证据2.2012年1月1日亚威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公章和法人印鉴章的使用规定》，由徐生华签字确认，拟证明徐生华明知包括财务专用章在内的五枚印章任何一次使用都必须同时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并按手印方为有效的事实，而其提供的证据1即2013年11月22日《收据》上仅加盖财务专用章，并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按手印，不符合双方的约定。
证据3.亚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春威自行记录的流水账，其中与徐生华2013年和2014年的流水账与《出库单》相互印证，拟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结算方式以及欠款的数额。结算方式为，徐生华接受委托在外地为亚威公司销售建筑模板，他联系到客户后，一般提前一两天打电话让亚威公司发货，亚威公司准备好后联系物流拉货，并将《出库单》交给驾驶员，由驾驶员签字后带给徐生华，徐生华按照《出库单》上载明的数额将货款交给亚威公司，双方之间没有打过任何条据，亚威公司收到模板款也没有出具过收据，是按照《出库单》和亚威公司记载的流水账进行结算。最初约定每月结算一次，但实际是每年年底结算一次，到2014年4月份结算了最后一次。
证据4.沭阳县商业银行袁春威个人账户明细查询表，其中划红线部分显示：2014年3月14日徐生华转账191700元，与2014年3月10日（0007145号出库单）、3月12日（0007151号出库单），两笔共计191700元对应；2014年4月1日徐生华转账20万元，与2014年3月22日（0007095号出库单）、3月29日（0007056号出库单）、3月29日（0007057号出库单），三笔共计219000元对应，其中尚欠19000元在0007057号出库单上记载；2014年1月30日浙江一建汇款111012元，在0006872号出库单记载。2014年4月1日出库单记载2013年10月6日欠3104800元，减去2013年10月29日付现金3万元和承兑汇票5万元，及浙江一建汇款111012元，等于2913788元，取整数为2913800元，在2014年4月1日发货82000元，加上0007057号出库单欠款19000元，合计3014800元。该出库单有驾驶员王志章签字后带给徐生华，买方当天付款，所以亚威公司在出库单记载付款102500元，实际该款是2014年4月3日由徐生华转账，所以该出库单与在公安机关搜查的底联一致且连续。
证据5.《出库单》原件8本，其中第1、3-8本均是与徐生华的业务往来。第4、5本分别是徐生华庭审中质疑的0007095号、0007057号出库单所在的相应本数，拟证明该两张出库单并非出自同一本，不存在其所称的出库单序号颠倒的情况；其他几本拟证明不存在徐生华所称的时间在前、票号在后的不合理情形。
证据6.（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亚威公司第一次起诉时间是2014年5月4日，并非徐生华主张的2014年4月18日，从而推翻徐生华主张的“2014年4月18日已经起诉，不可能发货”的主张。
对被上诉人亚威公司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徐生华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其中欠据是华础公司出具给徐生华的，恰恰证明业务发生在华础公司与徐生华之间，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是买卖关系；李贤飞笔录中陈述徐生华是亚威公司业务员不是事实；对徐生华在公安机关陈述的该笔9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规定的抬头部分写明“各相关单位及相关人员”，说明该规定是对外的，不是针对徐生华和亚威公司之间的约定，而是对徐生华对外从事业务时的规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记录的流水账里存在明显问题。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截取的是2014年的银行流水，而徐生华主张的是在2013年11月对2013年之前的所有款项已经结清，故对亚威公司2014年的银行流水由法庭审查，对于付款吻合的部分予以认可。但是该证据与出库单上书写的“付清”能够印证不是每一张出库单都是当批付清，而是只要不欠就写付清，证明到2014年，徐生华如果与亚威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款项都是及时结清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被上诉人要证明的一本出库单是33张，以及在使用不同的出库单出现不同编号及排序，上诉人没有异议。但对出库单中所有被撕掉的、本案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出库单，上诉人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立案时间与起诉时间并不是一回事，亚威公司是在2014年4月18日提交的起诉状。
对被上诉人亚威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徐生华与亚威公司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将结合其他证据在裁判说理中予以详述。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亚威公司就包含财务专用章在内的五枚印章的使用作出相关规定，徐生华在该规定上签名认可。对证据3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其与案涉《出库单》记载的货物数量、金额能够对应。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划红线的几笔款项往来能够与案涉《出库单》相应单号记载的货物金额对应。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亚威公司《出库单》一本33张，使用不同本的出库单出现不同编号和排序的情形是合理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是2014年5月4日仅是法院立案时间，并非徐生华提交诉状时间，故其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1年8月18日，亚威公司和袁春威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载明：“我袁春威系亚威公司的法人代表，现授权委托徐生华先生为我公司亚威公司模板销售及销售管理上的全权代表，代表法人签署模板销售合同等相关事宜。”授权人处袁春威签章，授权单位加盖亚威公司印章，代理人处徐生华签名。
上诉人徐生华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一张编号为0730475的《收据》第二联（交付款单位），记载如下：入账日期2013年11月22日，交款单位徐生华，收款方式转账、存（承）兑、现金，人民币（大写）叁佰贰拾万元，收款事由模板款，加盖亚威公司财务专用章。其中财务主管、记账、出纳、审核、经办处均空白。
2012年1月1日，亚威公司出具《关于公司公章和法人印鉴章的使用规定》，载明：“各相关单位及相关人员：公司为适应经济发展、联系和拓展业务，签订相关合同，经上级部门批准，使用沭阳县春威木业制品厂、沭阳县春威木业制品厂财务专用章、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沭阳县亚威木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印鉴章共五枚印章，作如下硬性规定：一、印鉴章使用年限为伍拾年整，自2012年1月1日起到2051年12月31日止；二、在上述五枚印章的任何一次使用上，都必须同时有法人代表手写签名并摁法人代表右手食指指纹方为有效；三、相关单位及相关人员表示绝对服从认可并签名。”落款处有徐生华签名。徐生华庭审中对其签名表示认可。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徐生华与被上诉人亚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抑或其他法律关系；2.上诉人徐生华是否尚欠被上诉人亚威公司案涉货款；如尚欠，款项数额如何确定；3.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本院认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徐生华与被上诉人亚威公司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理由如下：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徐生华与亚威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往来交易，亚威公司和袁春威于2011年8月18日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徐生华为亚威公司模板销售及销售管理上的全权代表，代表法人签署模板销售合同等相关事宜。该授权范围和委托事项均十分明确，从该授权书能够认定亚威公司委托徐生华进行模板销售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据此，能够认定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徐生华并未实际向被上诉人亚威公司给付320万元模板款，徐生华尚欠亚威公司模板款。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徐生华是否尚欠亚威公司模板款的问题。其一，徐生华在本案诉讼之前的所有陈述，包括在（2014）沭民初字第1333号和（2014）沭商初字第01025号案件中，以及因其涉嫌职务侵占罪在沭阳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均主张其是受亚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春威的委托，将315万元模板款投入金利刀厂。但在本案诉讼中却改变陈述，否认其受袁春威委托向金利刀厂投资的事实，主张其之前陈述系虚假陈述。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在徐生华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推翻其之前陈述的情况下，应当以其之前陈述的事实作为判定其是否向亚威公司交纳相应模板款的依据。其二，关于2013年11月22日的《收据》。徐生华二审中欲以此推翻其之前陈述，证明已将模板款交给了亚威公司，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张《收据》虽然加盖了亚威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并未按照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关于公司公章和法人印鉴章的使用规定》，由袁春威签名或由其以右手食指指纹捺印，故该《收据》并不符合双方约定的用印规定。虽然徐生华主张《关于公司公章和法人印鉴章的使用规定》是对外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亚威公司与徐生华之间，但根据该规定的行文，抬头处为“相关单位及相关人员”，落款处有徐生华签名，表明徐生华认可该规定，该规定适用于徐生华。其次，该张《收据》上财务主管、记账、出纳、审核、经办处均空白，不符合一般财务制度，在无经办人的情况下，该张《收据》是否有真实资金入账，仍需徐生华进行举证，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三，关于徐生华的前后两种主张。其之前主张受袁春威的委托将315万元投入金利刀厂，但对此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其主张一直知道2013年11月22日这张《收据》的存在，自己已经向亚威公司交付了320万元，但却在之前的诉讼和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只字未提，甚至作虚假陈述，显然不符常理。徐生华主张因为该张《收据》一直到本案诉讼中才找到，之前没有找到，所以之前不敢主张已经将320万元交付给亚威公司，担心因为没有证据不被支持，才主张受袁春威的委托将315万元投入金利刀厂。但是，其主张受袁春威的委托将315万元投入金利刀厂同样没有任何证据加以支持，故其主张前后矛盾，不符常理。
第二，关于徐生华尚欠亚威公司模板款的数额问题。亚威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18日《出库单》载明欠款3034800元，沭阳县公安局在徐生华办公室搜查出的2014年4月19日《出库单》上备注载明“2014年4月18日欠3026600元”，而亚威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20日《出库单》备注载明“2014年4月19日欠3108600元，加8200元”，加的8200元就是之前4月18日欠款少算的8200元（3034800元-3026600元），据此，该三张《出库单》相互印证，加上4月20日发货的39000元，能够认定徐生华尚有3155800元（3108600元+8200元+39000元）货款未交付给亚威公司。虽然徐生华主张亚威公司提供的《出库单》不具有真实性，双方结算的依据是个人手中的账，但由于徐生华表示其手中的账找不到，因此在《出库单》与亚威公司流水账能够对应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出库单》计算徐生华尚欠的模板款金额，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并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徐生华主张申请调取派出所出警记录，而一审法院未予调取的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徐生华主张申请调取的是派出所搜查金利刀厂徐生华办公室的出警记录，而公安机关对徐生华办公室进行的是搜查，并非因相关人员报警而出警，公安机关已就此形成专门的搜查笔录附于刑事侦查卷宗中；其二，徐生华主张其曾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但一审卷宗中并无相关申请材料，徐生华也未能指出其将材料交予何人，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徐生华主张一审法院对于2014年11月4日《出库单》未组织质证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徐生华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其一审时并未提交，其虽主张一审时已经提交，但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况且，该份证据在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即使一审未质证也并未对其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生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046元，由上诉人徐生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熠
代理审判员 刘路路
代理审判员 王 旺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晓青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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