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2民终68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益佳经贸实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茂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久祝，山东万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裕兴储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山东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山东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益佳经贸实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裕兴储运有限�司（以下简称裕兴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1民初16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益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按《仓储保管合同》的相对性之约定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因擅自放货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对其调取公安证据材料的证明力予以采信错误。王磊涉嫌职务侵占案并非众义和公司货款，也不是被上诉人的财产。黄岛公安分局对王磊涉嫌职务侵占立案时，益佳公司起诉裕兴公司后，裕兴公司为摆脱仓储保管的放货责任，干扰诉讼而进行报案，从众义和公司和王磊与益佳公司货款资金进账情况来看，王磊没有涉嫌职务侵占。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笔录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且刘沧生签字的业务单无公安机关的公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任全刚的询问笔录无侦查人员签字，所收集的证据程序违法。原审判决以众义和公司向上诉人业务人员王磊付款及向上诉人财务付款，王磊将部分付款用于财务记账，来推定被上诉人向案外人的发货是经过了上诉人业务人员王磊的同意的结论是错误的。仓储合同约定货物的出库方式为被上诉人得到上诉人书面盖章及授权人签字，并经双方确认的提货单才能对上诉人指定的提货人放货。2、原审判决对李某的证人证言效力予以确认错误。李某称众义和公司全部付清了货款，货款的结算是众义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结算，李某仅作为业务人员，不能代表财务对账，其证言效力不能确认。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仓储合同，按合同相对性，既然合同约定了货物的出库方式，被上诉人必须遵守约定，即使上诉人没有因代理合同产生损失，基于合同出库方式须有上诉人书面盖章的授权约定。上诉人与案外人还有货款、代理费等15564262元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不能擅自放货。原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推定被上诉人是经业务员王磊同意放货，没有证据证明。
被上诉人裕兴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原审法院依职权向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以下简称“黄岛公安分局”）调取的王磊涉嫌职务侵占案的相关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1、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制作的询问证人笔录等，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2、原审法院依法调取的2013年7月5日上诉人加盖公章、副总经理刘沧�签字并提交黄岛公安分局的财务明细表，以及黄岛公安分局对上诉人财务部经理任全钢所做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均已经黄岛公安分局加盖公章确认其真实性。（二）证人李某的证言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上诉人与实际货主众义和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情况，其证人证言依法具有证明效力。证人李某系众义和公司的股东，是众义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五份委托进口代理协议的具体经办人，是代表众义和公司向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授权代表和业务经办人王磊支付货款的实际付款人，其当庭提供的证人证言的内容，与黄岛公安分局对其和众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尉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黄岛公安分局于2013年7月11日对河北保定留史镇皮革商人张地震所做的《询问笔录》的内容，均完全一致，因此，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依法具有证明效力�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采取的是每笔业务分别订立委托进口代理协议，并分别开立信用证、逐笔付款、逐笔记账、逐笔开具收款收据、分别交付货物的运作模式，而不是上诉人在庭审中自称的“所有往来账务实行统算”的模式。1、黄岛公安分局对上诉人财务部经理任全钢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上诉人提交黄岛公安分局的《委托进口代理协议》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针对每笔业务均单独订立委托进口代理协议，而且，每份协议项下的货物品种、进口国家、货款金额等均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协议双方当事人在每份协议项下均独立享有民事权利、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黄岛公安分局对上诉人财务部经理任全钢、众义和公司实际经办人李某和法定代表人宋尉所做的《询问笔录》、2013年7月5日上诉人加盖公章、副总经理刘沧生签字并提交黄岛公安分局的财务明细表，以及2013年7月18日上诉人加盖财务专用章、财务部经理任全钢签字并提交黄岛公安分局的2012年9月27日、2012年10月9日、2012年11月1日、2012年3月13日、2012年6月26日的上诉人内部财务《联系单》等证据充分证明，众义和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每一笔付款，均有明确指向的具体委托进口代理协议，均有明确的用途；上诉人收到众义和公司支付的每一笔付款后，均由业务经办人王磊制作《联系单》，详细说明收到的该笔款项的性质、所对应的具体委托进口代理协议的编号及信用证号等，《联系单》经上诉人副总经理复核无误后，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李炳进亲自签字确认，并交给上诉人财务部，财务部依照《联系单》的内容，对收到的款项逐笔分别记账，并开具收款收据。也就是说，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采取的是，每份委托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货物分别开立信用证、逐笔付款、逐笔记账、逐笔开具收款收据的运作模式，而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所有往来账务实行统算”的模式。同时，前述证据还证明，上诉人已经实际收到众义和公司支付的（2016）鲁0211民初16857号案中NO.P-004《仓储保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编号01-2012）项下货物的开证保证金和货款等944551.35元，现仅有169331.5元货款未收回；已经实际收到众义和公司支付的（2016）鲁0211民初16858号案中NO.P-E-12-007《仓储保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编号P-E-12-007）项下货物的全部货款206030.15元，而且还实际向众义和公司多收了3821.50元，并且现尚有11个托盘价值超过50000元的货物，一直存放在被上诉人的仓库中；已经实际收到众义和公司支付的（2016）鲁0211民初16859号案中NO.E-11-017《仓储保管合同》项下货�的全部货款151990.79元，而且还实际向众义和公司多收了90009.21元。3、由于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称，其已经收到众义和公司支付的货款182.74余万元，因此，如果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采取的是上诉人主张的“所有往来账务实行统算”的模式，那么，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上诉人向原审法院出具的《青岛益佳经贸实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青岛裕兴储运有限公司财务往来账说明》中主张的第1笔业务即（2016）鲁0211民初16857号案的编号为01-2012的《委托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货款1092009.5元，上诉人应当已经首先收回了。然而客观事实却是，上诉人以未收到该委托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任何货款为由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该委托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全部货款等，显然，上诉人的行为也充分证明，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采取的是每笔业务分别订立�托进口代理协议、分别开立信用证、逐笔付款、逐笔记账、逐笔开具收款收据、分别交付货物的运作模式。（二）被上诉人向众义和公司交付涉案三份仓储保管合同项下的货物前，已经得到了上诉人涉案业务指定的授权代表、业务经办人、公司船舶部经理王磊的同意。1、黄岛公安分局对上诉人副总经理刘沧生和财务部经理任全钢、众义和公司实际经办人李某和法定代表人宋尉所做的《询问笔录》，李某当庭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涉案《仓储保管合同》和《委托进口代理协议》等证据证明，上诉人涉案业务的指定授权代表和业务经办人是王磊，王磊代表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签订并履行委托进口代理协议，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履行仓储保管合同；众义和公司将开证保证金交付给王磊，众义和公司每次提货时，要么王磊在被上诉人的仓库现场，要么王磊在现场或者提前通�被上诉人将货物交付给众义和公司，众义和公司的销售所得也大多数交付给了王磊，再由王磊转交给上诉人。2、黄岛公安分局于2013年7月11日对河北保定留史镇皮革商人张地震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2012年5月，众义和公司委托张地震加工并向第三人销售（2016）鲁0211民初16857号案中NO.P-004《仓储保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编号01-2012）项下18000张西班牙进口羊皮时，王磊与李某、宋尉均亲自到河北保定全程参与了该笔业务的全部过程，对被上诉人向众义和公司交付（2016）鲁0211民初16857号案中NO.P-004《仓储保管合同》项下18000张西班牙进口羊皮，以及众义和公司委托张地震加工并向第三人销售前述绵羊皮的行为，王磊均是知道、认可并实际参与的。3、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称，其与众义和公司采取的是上诉人控制货权转移、众义和公司付款赎单的交付方式，即众义和公�向上诉人支付委托进口货物的货款后，上诉人向其交付对应部分的货物。同时，上诉人还向原审法院陈述称，其已经通知被上诉人向众义和公司交付了货值182.74余万元的货物。上诉人已经收到涉案三份《仓储保管合同》项下的货款，结合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充分证明，对上诉人授权代表王磊通知被上诉人向众义和公司交付涉案仓储保管合同项下货物的行为，上诉人事先是知道并认可的。（三）本案系上诉人与王磊恶意串通，意图通过起诉被上诉人的方式，由被上诉人代王磊向上诉人偿还其非法侵占的货款及其利息和代理费等。上诉人向原审法院出具的《青岛益佳经贸实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青岛裕兴储运有限公司财务往来账说明》中主张的第2笔业务的内容是，委托进口代理合同编号02-2012、货物名称为西班牙进口61个托盘18000张盐渍绵羊毛皮、货款118800�元（后来调整为132000欧元）。黄岛公安分局对众义和公司实际经办人李某和法定代表人宋尉所做的《询问笔录》、李某当庭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黄岛公安分局于2013年7月11日对河北保定留史镇皮革商人张地震所做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该笔业务项下的西班牙进口61个托盘18000张盐渍绵羊毛皮，并未存放在被上诉人处，也没有交付给众义和公司，而是被上诉人的授权代表王磊私自销售给了河北保定留史镇皮革商人张地震，所得货款也均被王磊私自侵吞。王磊无力向上诉人偿还前述非法侵占的货款，上诉人遂与王磊恶意串通，意图通过起诉被上诉人的方式，将上诉人的前述损失转嫁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代王磊向上诉人偿还其非法侵占的货款及其利息和代理费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应当被依法驳回。
益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裕兴公司立即赔偿仓储货物损失150093.9元（1954103日元），进口关税5478.67元，进口增值税27818.41元，以上各种损失共计183390.92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裕兴公司承担。后益佳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裕兴公司支付上述损失183390.92元自2012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产生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2012年4月5日益佳公司与裕兴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NO.E-11-017的《仓储保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约定裕兴公司为益佳公司仓储牛头层半张、牛二层、羊皮、烤焦、牛二层M、A级脖头等共计52托盘的货物。货物入库后裕兴公司为益佳公司出具了货物仓储入库登记单。合同约定益佳公司存储的货物出库裕兴公司须经益佳公司书面盖章�授权人签字，并经双方确认的提货单后才能对益佳公司指定的提货人发货。同时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出库规定造成的货物损失，由责任方负责赔偿。裕兴公司违反上述约定，将存储的货物出库，造成益佳公司经济损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如下：
一、2012年1月至6月期间，益佳公司受案外人众义和公司的委托先后五次为其代理进口羊皮、牛皮等货物（其中有委托代理合同的，编号分别为01－2012、02－2012、P-E-12-007，另外，无合同号的进口时间分别是2012年3月、2012年4月），货款金额分别是111600欧元、118800欧元、2565110日元、人民币434897.44元、1954103日元。
二、益佳公司接受众义和公司上述委托进口货物后，除02－2012号代理合同项下的货物外其它四票货物均由裕兴公司仓储保管，涉及本院受理的三起仓储合同案件，益佳公司与裕兴公司签订了相应的仓储合同，其中原审一审85号案件涉及的仓储合同编号为NO.P-004，该合同项下的仓储物18000张西班牙绵羊皮对应的是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中编号01－2012的货物；原审一审86号案件涉及的仓储合同编号为NO.P-E-12-007，该合同项下的仓储物从日本进口的39个托盘的库存牛皮及各种杂皮对应的是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中编号P-E-12-007的货物；原审一审87号案件涉及的仓储合同编号为NO.E-11-017，该合同项下的仓储物从日本进口52个托盘的库存牛皮及各种杂皮对应的是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中2012年4月从日本进口的牛皮，金额为1954103日元；另外，在NO.P-004、NO.E-11-017号两份仓储合同的落款处，王磊均作为益佳公司方授权代表签字确认。上述合同均约定，货物的出库方式为裕兴公司得到益佳公司书面盖章及授权人签字，并经双方确认的提货单才能对益佳公司指定的提货人发货。益佳公司的提货单应明确提货单位的车号及所提货物的规格、型号、数量等详细信息。货物出库时，提货人应现场核对并签收确认。货物交接完毕，双方责任解除。任何一方违反出库规定造成的货物损失，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三、益佳公司为众义和公司代理进口的五笔货物，除其中P-E-12-007代理合同项下的进口货物牛皮尚有11个托盘在裕兴公司仓库外，其它均已由众义和公司提取。
四、益佳公司向公安机关出具的与众义和公司的往来账明细显示：益佳公司自2012年1月21日至2012年11月1日期间共收到众义和公司货款共计1782403元，截至2013年4月27日，益佳公司为裕兴公司进口垫付的货款共计3081330元，产生的代理费共计27224.93元，自2012年8月开始产生的利息损失共计为51957.08元，上述合计3160512.01元，众义和公司共计欠益佳公司1378109.01元，上述往来账中注明了每笔收付款的内容。
而益佳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账务明细显示：至2013年4月止，五笔代理业务共代众义和公司垫付货款、利息及代理费共计3383896.81元,其中代理费为2722493元及货款占用产生的利息132310.80元。益佳公司收到众义和公司货款共1827434.03元,尚未收回货款1396927.05元、代理费为27224.93元、货款占用产生的利息132310.80元，上述合计1556462.78元的损失，也是本案益佳公司向法院主张三起案件的诉讼请求之和，尚未加上追加的利息数额。以上两份财务明细可以看出，两者在数额上有较小差异，其中收款部分中公安机关的财务明�中没有列明2012年4月6日收众义和货款45031.08元，其它收款明细一致；在支出明细中，公安机关的明细中没有列明2012年1月20日支出98000元及2012年4月6日支出45031.08元，其它支出明细一致。
五、2013年6月，裕兴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益佳公司业务员王磊涉嫌职务侵占犯罪，2013年7月，王磊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调查，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双方对如下事实有争议：涉案货款是否支付、涉案货物对案外人的发放是否经益佳公司同意。对此，裕兴公司申请法院调取青岛公安局黄岛分局对王磊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中对众义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尉、股东李某、益佳公司益佳经贸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沧生、财务部经理任全钢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益佳公司出具的其与众义和公司之间的账务往来明细表�材料；另外，众义和公司股东李某亦出庭予以作证。
益佳公司质证：对公安机关的材料在形式要件上没有异议，但是从证据合法性来看，应该有公安局对该案件的撤销证明，或者是侦查终结证明，程序上合法性存在问题。另外，从2013年7月12日公安机关对宋尉的笔录来看，宋尉说货款没有付清之前货物所有权归益佳公司公司所有。证人李某并不是众义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在也不持有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也就说他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讲的全部货款都已经付清也没有依据，这需要原裕兴公司财务对账进行确认。证人对原裕兴公司之间的保管协议是清楚的，他也知道书面放货通知的事。财务账目来往并不是证人陈述的逐笔结算，因为从法庭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出众义和公司付款有多付的情况，足以证明双方是统筹结算。
裕兴公司质证：对证据真实性认可。益佳公司与案外人众义和公司是按照逐笔结算的方式，益佳公司收到众义和公司的每一笔款项后在益佳公司内部由财务制作一份联系单，联系单的内容包括收款的时间，收款的金额，收款所对应的委托代理合同，并且该联系单由益佳公司分管副总经理签字，同时，益佳公司财务根据该联系单向众义和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这些证据充分证明益佳公司与众义和公司之间采取的是每笔业务分别开立信用证、分别付款，分别记账，分别交付货物的运作模式，而不是益佳公司所称的统算模式。本案益佳公司已经收到了涉案三份保管合同项下货物的全部货款。益佳公司所称的第二笔业务项下的货物，并没有存放在裕兴公司处，也没有交付给众义和公司，而是被益佳公司部门经理王磊私自销售并侵占货款。
原审法院认为：对依法调取的公安机关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具有证明效力；对李某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通过上述证据，确认如下相应事实：上述五笔代理进口业务均是益佳公司船舶部经理王磊负责经办，众义和公司大部分付款给了王磊，其余直接支付给益佳公司公司账户，益佳公司方收款财务单据都是王磊提供给益佳公司公司财务部用于益佳公司来记账的。裕兴公司向案外人的发货经过了益佳公司业务经办人王磊的同意。2012年1月12日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111600欧元货款，众义和公司已支付大部分，尚欠益佳公司人民币333871.15元，而该代理进口项下的货物即是原审一审85号案件中仓储合同项下的货物；2012年6月25日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货款益佳公司�多收众义和公司3821.5元，而该代理进口项下的货物即是原审一审86号案件中仓储合同项下的货物，另外，在裕兴公司处尚有11个托盘进口货物牛皮；2012年4月益佳公司为众义和公司从日本进口的牛皮货款其已多收众义和公司90009.21元，而该代理进口项下的货物即是原审一审87号仓储合同项下的货物。
另外，原审法院在通知青岛众义和畜产进出口有限公司和王磊到庭参加诉讼中，由于无法向众义和公司送达诉讼材料，其未出庭，王磊拒不出庭。
双方主要争议焦点：
益佳公司主张与众义和公司的代理进口业务统一结算最终产生的货款损失要求裕兴公司赔偿是否应予支持。
原审认为，不应支持。理由是，益佳公司庭审陈述其存放在裕兴公司处的货物已由众义和公司提取，而该涉案货物是众义和公司委托其代理进口的，按益佳公司表述五笔代理进口业务其共代众义和公司垫付货款、利息及代理费共计3383896.81元,益佳公司收到众义和公司货款共1827434.03元,尚未收回货款、代理费、利息损失等合计1556462.78元，该数额即益佳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的三起案件标的额之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及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既然该涉案货物系益佳公司为案外人委托代理进口，案外人又已提取合同约定的货物，益佳公司请求赔偿货款损失的数额又是与案外人因代理进口合同最终统一结算得出，该损失在本案仓储合同中主张理由不充分。
关于益佳公司与案外人众义和公司之间代理进口业务是否进行统一结算的问题，裕兴公司认为其并不是统一结算，它们之间属分笔、逐一结算，原�认为，即使如益佳公司所述双方系统一结算，从庭审调查可知，益佳公司与案外人共有五笔动物皮毛代理进口业务，相应地有五次货物仓储行为，既然益佳公司主张的损失是与案外人五笔代理业务统一结算所计算出，那么益佳公司主张的仓储合同损失也应由五次仓储合同统一清算得出，而益佳公司在本院中只主张了其中的三份仓储合同，即编号NO.P-004、NO.P-E-12-007、NO.E-11-017的仓储合同，在另两份仓储合同益佳公司未纳入一并清算的前提下，益佳公司单独以此三份仓储合同向裕兴公司主张货物损失，两者法律关系不同，计算口径不一致，产生的结果则不具客观性。益佳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已收到案外人众义和公司的货款1827434.03元，但未能向法院说明收到的是哪一笔代理合同项下或哪一个仓储合同项货物的款项，而其提交的财务明细已清楚列明每一笔收款、支款的具体项目，具体的合同等等，其陈述与证据所显示的内容存在矛盾。益佳公司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众义和公司的代理进口业务是需要统一结算的。从益佳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任全钢、众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尉以及股东李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可知，除原审一审85号涉案货款案外人未付清外，原审86号、87号涉案货款均已付清，显然，双方业务是逐笔结算。
另外，对于裕兴公司向案外人放货是否经过了益佳公司同意这一焦点问题，原审认为，益佳公司不能免除其举证责任。裕兴公司陈述涉案货物在众义和公司每次提货时，要么益佳公司业务经办人王磊在仓库现场，要么王磊会提前口头通知裕兴公司向案外人放货，并没有益佳公司方的书面通知，益佳公司则称其从未委托王磊个人放货。原审认为，王磊作为益佳公司方涉案业务指定的�权代表及业务经办人，有义务出庭说明当时放货的事实经过，但是在原审法院通知益佳公司公司以及王磊要求其本人出庭后，但其拒不出庭，可以认定益佳公司未能履行其举证证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基于三方的合同关系、双方的庭审陈述、动物皮毛的市场交易习惯、以及益佳公司财务部经理认可收到案外人本代理合同项下的货款，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裕兴公司将涉案货物放货给案外人是经过了益佳公司同意的。
综上，原审认为，益佳公司作为权利主张方有义务提交证据证明，益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故其主张，不予支持。益佳公司业务人员是否存在经济犯罪的侦查结果不影响本院对益佳公司与裕兴公司仓储合同关系的审理，因此本案不需以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为定案依据。原审法院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青岛益佳经贸实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1元，由益佳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王磊到庭作证称，1、2013年7月5日，上诉人交给公安部门的涉案5笔进出口业务明细表(加盖上诉人公章并有上诉人副总刘沧生签名)，是上诉人业务部作出的业务表，而2017年5月5日加盖有上诉人公章的涉案5笔业务进出口业务往来账说明是上诉人财务部出具，应以财务部出具的明细表为准；2、众义和公司欠货款加上代理费和利息共计1378109.01元(加上后期利息欠款为1556462.78元)是全部业务的总结算，并非逐笔结算；3、与众义和公司进出口代理业务共计5笔，王磊是5笔业务的经办人，其中4笔业务货物存放在裕兴公司，另一笔存放在城阳某仓库；4、王磊收到众义和公司全部款项均交给了上诉人公司；5、公安机关对王磊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没有找王磊调查；6、众义和公司从裕兴公司拉走货物时未取得王磊同意；6、对上诉人向公安部门出具的加盖有上诉人公章的业务联系单、银行进账单、收款收据有王磊签名的均认可，但没有王磊签名的不认可；6、王磊是益佳公司的正式员工；7、包含代理费在内，众义和公司共支付5笔业务款1827434.03元，这些款项由众义和公司以现金存到益佳公司账户、或以支票形式支付，约有50多万元，支付给了王磊，再由王磊转给益佳公司；8、益佳公司未对王磊采取任何处罚措施，益佳公司不认为王磊涉嫌职务侵占。
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属实，证明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是统算结算货款，该137万元欠款与王磊所述一致；从�货程序看，王磊没有到现场放货，也没有出具任何放货的证明，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提到的询问笔录程序违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更不能证明王磊涉嫌犯罪。被上诉人则认为，证人证言内容与公安机关对上诉人副总经理刘沧生、财务负责人任全钢所作调查笔录内容与上诉人2013年7月5日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财务明细帐记载内容与上诉人2013年7月18日向黄岛公安分局出具的财务联系单、进账单、收据记载的内容与黄岛公安分局对河北皮革商人张地震作出的询问笔录及调取银行账目的内容均不一致，证人所陈述的内容虚假，证人所陈述的内容与黄岛法院第一次开庭庭审中上诉人称180万元的货是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放的，且已经出具书面放货证明不一致。
本院认为，王磊现涉嫌职务侵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证言有涉及货�收付款金额及被上诉人放货是否经王磊同意等问题，与其是否职务侵占相关，本院对该部分证言不予采信；但王磊陈述其系上诉人工作人员、系涉案5笔业务经办人等内容与各当事人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结合公安部门调查及各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7月11日16时，黄岛公安部门到河北保定蠡县留史镇北白楼村找张地震了解存放在城阳仓库的货物，张地震称：与王磊发生一笔业务往来，通过青岛的张彦军联系，从王磊处购买了18000张羊皮，根据王磊要求，拉货时代王磊支付给仓储方两三万元仓储费；经王磊同意，拉走货物后第二天，通过其农行卡6228481261924538710支付到王磊农行卡56.1万元，价格为每张羊皮32元或33元。
2013年7月18日，上诉人的财务负责人任全钢接受黄岛公安部门调查时称，第一笔业务(即存放在城阳的青岛市仁信冷藏有限公司仓库，未起诉)进口西班牙羊皮18000张，合同金额118800欧元，众义和公司支付10%信用证保证金，益佳公司支付货款及手续费共计1067702.12元，收款197413元，该笔业务欠货款870289.12元；第二笔业务，进口西班牙羊皮18000张，合同金额111600欧元，共收款758138.35元，其中王磊于2012年10月9日转账20万元，于2012年11月1日王磊转账258138.35元，共有333871.15元未收回；第三笔业务(未起诉)是上诉人与青岛三惠皮革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进口合同，但实际还是众义和公司进口，该笔业务益佳公司支出434897.44元，收款35万元，为王磊于2012年6月13日转账支付，该批业务有84897.44元未收回；第四笔业务佳利货代公司代垫关税、增值税45031.08元，该款后由众义和公司的李某支付给了佳利公司，该笔业务，益佳公司实际支出1950225日元(折合人民币151990.79元)，益佳公司收款24.2万元，该笔业务多收众义和公司90009.21元货款；第五笔业务是进口日本牛皮、猪皮，合同金额2565110日元，益佳公司支出206030.15元，收款金额为209851.65元，其中2012年10月8日王磊转账168661.65元，益佳公司多收取众义和公司货款3821.5元。以上5笔业务均由王磊负责经办，上诉人共支出2952630元，收众义和公司1757403元，尚欠1195227元，任全钢向公安部门提交相应财务资料。
2013年7月8日，青岛佳利国际贷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利公司)的财务经理王磊(女)接受黄岛公安调查时称，众义和公司的李某找到佳利公司办理动物毛皮进口清关手续，为众义和公司或益佳公司(具体分不清哪家公司)办理过5次进口清关手续，第一次只是代办手续，没有负担关税、增值税，由益佳公司支付6372元代理费；第二次由益佳公司支付税费238726.61元；第三次由益佳公司支付进口货物的关税、增值税、代理费合计290098.61元；第四次由众义和公司的李某支付关税、增值税、代理费291000元；第五次由李某支付7万元现金；第四、五次合计支付361000元。
另查明，益佳公司承认收到众义和公司1827434.08元货款，明细如下：2012年1月21日，186413元；2012年3月13日，11000元；2012年4月6日，45031.08元；6月12日，35万元；6月13日，10万元；7月17日，41190元；10月8日，25000元；8月1日，142000元；9月27日，30万元；10月8日，168661.65元；10月9日，20万元；11月1日，258138.35元。
众义和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王磊36.68万元，分别是：2012年9月26日转账支付王磊农行卡23万元，2012年10月8日，通过河南焦作客户王红军在�岛一家农行ATM机转入王磊农行卡36800元，2012年10月10日，李某以现金方式汇入王磊工商银行卡10万元。除上述交付给王磊的款项外，李某在2013年7月4日接受公安调查时称，于2012年6月7日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支付王磊35万元，2013年1月18日通过农行支付给王磊15418.33元。上述转账或存款均有银行转账凭证为证。上诉人承认王磊收到的该36.68万元中，23万元包含在众义和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交给益佳公司的30万元中，10万元即为益佳公司于2012年6月13日收到众义和公司的10万元；36800元益佳公司未收到。被上诉人则认为，从收款时间、金额上看，王磊收到的36.68万元不包含在上诉人收到众义和公司的182万余元范围内，在任全钢接受公安部门调查时称，益佳公司收到众义和公司的10万元系李某以现金方式支付，并非通过工商银行支付给王磊的10万元。
�王磊的收款外，被上诉人认为众义和公司实际支付给上诉人款项金额为1757403元，但未计算2012年10月8日农行退还给上诉人2.5万元保证金款及众义和公司支付给货代佳利公司的45031.08元的关税、增值税。如果将退还保证金款及众义和公司垫付的该款，合计1827434.08元，与上诉人承认收到众义和公司182万余元货款完全相符。但该45031.08元包含在佳利公司收取的36.1万元税费中。
上诉人主张5笔进口业务支出及利息合计3383896.81元，其中：支付给货代公司关税、增值税、报关费、代理费等合计362776.52元，代理费27224.93，截止2013年4月，利息132310.8元。
还查明，自2013年6月25日，青岛市黄岛公安分局以青黄岛公(经)受案字(2013)70003号对王磊涉嫌职务侵占刑事立案，并于7月24日通知报案人ＸＸ，该案至今尚未侦查终结。
再查明，众义和公司与益佳公司签订的委托进口代理协议均约定：仓储费用、进口关税、增值税等费用由众义和公司自行负担。益佳公司开出进口信用证之前，众义和公司须将20%信用证保证金存到益佳公司指定账户。众义和公司向益佳公司支付1%进口代理费。
2013年4月23日，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时，对于未起诉的存放在被上诉人处的货物，上诉人承认其书面授权王磊提走了货物。但被上诉人称，其没有接到上诉人书面授权，而是王磊与众义和公司的宋尉提走了货物。众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尉及其股东李某均在接受公安部门调查时称，其提取货物时均得到王磊同意，或王磊现场指挥发货。上诉人承认除存放在城阳仓库的货物外，其他4批货物均被众义和公司提走。被上诉人承认尚有11托盘皮革价值约5万元仍在仓库丰存放，要求上诉人尽快拉走。
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除被上诉人承认尚有11托盘牛皮未提货外(被上诉人及众义和公司李某承认该部分货物价值约5万元)，存放在被上诉人仓库的涉案货物均被众义和公司提走。在没有出具出库单或提货单的情况下，上诉人虽曾承认对未起诉的货物授权王磊提走。但对于本案仓储合同项下货物，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众义和公司提货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有上诉人授权签名或盖章的提货单，被上诉人向众义和公司的放货行为违反了仓储合同第四.3条约定。因此，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应否赔偿上诉人货款损失。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但不应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其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众义和公司系代理货物进口关系，欠款责任主体为众义和公司。在众义和公司向上诉人支付部分货款后，尚有部分欠款未能偿还，但上诉人并没有向众义和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所主张的欠款金额均来源于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公安部门的调查取证，及上诉人财务凭证，而众义和公司没有作为当事人最终确认。被上诉人并非代理进口合同当事人，对于众义和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货款金额难于举证证明，对于上诉人对外付款金额亦难以有效抗辩。因此，在众义和公司实际欠款金额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要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货款损失证据不足。二、根据上诉人财务负责人在接受公安部门调查时称，众义和公司对本案合同项下货款已超付90009.21元。上诉人对此虽反悔认为其与众义和公司以统算方式结算货款，并非按每笔业务分别结算货款，而上诉人的记账凭证亦按不同的进口代理合同及仓储合同计算对外付款、收款。并且上诉人根据不同的进口代理合同及仓储合同分别提起本案诉讼，特别是众义和公司与上诉人存在5笔进口代理业务，上诉人有选择性地提起3笔业务分别诉讼，上诉人根据不同的需要分别采取单独计算或统算方式计算众义和公司实际欠款金额有违诚信原则。三、按上诉人主张5笔业务统算众义和公司欠款金额问题。上诉人的财务负责人向公安机关提交了5笔业务付款、收款金额(见2013年7月5日明细表)分别是3081330元(扣除了27224.93元代理费及51957.08元利息)、1782403元，实际欠款1298927元(不含代理费及利息)。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付款、收款金额则为3224361.08元、1827434.03元，实际欠款1396927.05元。根据上诉人财务负责人在公安调查时的陈述，产生误差原因在�存放在青岛市仁信冷藏有限公司仓库的货物中，上诉人曾于2012年1月21日支付98000元货款，但与上诉人财务负责人接受公安调查时所称的欠款1195227元不相符。如果按上诉人在本案诉讼期间所主张的5笔业务欠款1396927.05元，因没有证据证明存放在青岛市仁信冷藏有限公司仓库货物被众义和公司提走，扣除上诉人支付该笔业务的款项1067702.12元(上诉人财务负责人在公安中承认的金额)，存放在被上诉人仓库的4笔货物实际欠款金额为329224.93元(1396927.05元-1067702.12元)，再扣除尚未提走的11托盘货物约5万元，众义和公司存放在被上诉人处的4笔业务实际欠货款279224.93元(该欠款未计算27224.93元代理费及利息)。如果按上诉人财务负责人在公安中承认的欠款金额计算，存放在被上诉人处4笔业务实际欠款金额为：127524.88元(1195227元-1067702.12元)，再扣除尚未提走的11托盘货物约5万元，则众义�公司存放在被上诉人处的4笔业务欠货款为77524.88元。上述欠款金额均按上诉人在本案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或上诉人工作人员配合公安部门调查时提供的数据计算，尚未考虑众义和公司主张的向王磊支付的现金款项及众义和公司于2013年1月18日通过农行支付给王磊15418.33元等。综上，根据上诉人主张的统算货款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众义和公司存放在被上诉人处的4笔业务欠款金额约为279224.93元或77524.88元，并非其主张的1396927.05元(1556462.78元-27224.93元-132310.8元)。
综上，被上诉人在履行仓储保管合同期间，虽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放货行为，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承认众义和公司提货后支付了182万余货款，上诉人明知众义和公司的提货行为，且上诉人承认对于未起诉的一笔业务系授权王磊提货，在上诉人未向众义和公司主张权利的前�下，被上诉人并非代理合同当事人，难于举证证明众义和公司的实际付款金额，亦难于对上诉人实际付款金额提出有效抗辩，上诉人实际货款损失金额难以真实认定，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货款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公安部门的自认众义和公司不欠本案合同项下货款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11元，由上诉人青岛益佳经贸实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张 恬
书记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