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11民初372号
原告：冯卓瑜，男，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秉政，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
负责人：李晓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清，女，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系被告的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嘉文，广州市白云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卓瑜与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卓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秉政、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清、江嘉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卓瑜诉称：一、我于2012年7月1日后是长期无固定合同职工，至今未再签订任何新的劳动合同，实际上2012年至今，被告实际发放给我的月工资已出现3次变化，按广州市的职工最低工资基础出行了调整。被告的所有司机均是统一的工资标准，只存在工龄工资、加班费、职务津贴等差异。但在解除合同时，被告对其他同事的赔偿却按其最近所签的合同工资进行赔偿，如有工资差额的补偿，和按合同所规定的工资标准，而不是按实际当月发放工资标准进行赔偿（合同的工资标准比实际发放的高）。我认为不合理、不公平，故要求参照他们的合同标准进行赔偿。二、按照法律及省、市的有关文件精神，公车改革不能将原有司机简单推向社会，“优先分流、协商一致、合理补偿”，被告却未首先充分协商，于2016年9月16日强制单方解除我的劳动关系，故要求被告按解除劳动关系时一年工龄赔偿二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赔偿金。综上，我诉至法院，并明确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差额19731元、赔偿金89856元。
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辩称：一、我局已及时、足额支付原告2012年7月1日至2017年5月14日期间的工资，所支付的工资高于合同约定工资，且高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017年8月15日，我局与原告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约定我局支付原告一次性生活补助金后，原告不得再以与同等工龄人员法定经济补偿金额不同为由向我局索取任何费用及赔偿。我局已及时、足额支付与原告约定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二、我局作为政府机关单位，须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区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实施公车改革。在公车改革情况下，已没有非在册司机岗位，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我局已积极与原告协商，告知其相关情况，并制定了转岗方案供原告等人选择，但最终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因此，我局在提前三十日通知原告、足额支付经济补偿后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1年3月入职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岗位为司机。2012年7月，原告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内容为司机，计时工资为1600元/月。2015年6月，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与原广州市白云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合并为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6月名称变更为被告的现名称，即广州市白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8月29日，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委办公室、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广州市白云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被告按照《广州市白云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对其单位公务车制度进行改革，不再设置司机岗位，并于2017年2月24日发出《关于印发白云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非编合同工过渡为政府聘员实施细则的通知》，在细则中明确了过渡为聘员的条件、可申请的岗位及岗位要求。2017年3月29日，原告填写了《非编合同工向政府聘员过渡意向摸查表》，在“是否愿意过渡为我局政府聘员”一栏中填写内容为“单位提供的备选岗位，均附有条件，本人不符合该等条件本人无法选择”，在“是否服从岗位调剂”一栏中填写内容为“在工作和待遇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人服从”。原告曾在2017年3月15日、3月28日、5月9日的协商会议签到表上签名，表明曾参加过会议。
2017年4月1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为：“因白云区公车改革，非在册正式司勤人员岗位取消，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协商，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根据《广州市白云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本单位决定于2017年5月14日依法解除与你2012年7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支付经济补偿金。请你于2017年5月14日前到本单位组织人事科办理离职手续”。被告于2017年4月14日收到上述通知书。2017年5月12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393.75元、2016年带薪年休假补偿3581.61元、补发2013年班车加班费900元。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5月14日正式解除。
2017年8月1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内容为：“1.甲方除向乙方支付法定经济补偿金（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带薪年休假补偿、加班费补偿、社保补缴、公积金补缴等）外，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生活补助金人民币贰万叁仟捌佰（小写23800）元整。2、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得再以与同等工龄人员法定经济补偿金额（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带薪年休假补偿、加班费补偿、社保补缴、公积金补缴等）不同为由向甲方索取任何费用及赔偿，不得再向甲方索取加班费补偿、带薪年休假补偿，不得要求甲方将本协议约定的生活补助金纳入法定经济补偿金（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带薪年休假补偿、加班费补偿、社保补缴、公积金补缴等）计算基数中以索取任何费用及赔偿”等。原告主张上述协议系在被告的强迫下签订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
2017年6月7日，原告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9731元、赔偿金89856元。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1519号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对上述裁决有异议，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对上述裁决无异议，在法定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中，被告主张按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应发工资数计算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3054.17元。原告则主张其应发工资应参照周惠则的基本工资2991元/月，再加上其个人的工龄工资160元/月、加班工资300元/月、岗位劳务费200元/月、生活津贴395元/月进行计算；其对工资一直有异议，并口头向被告提出要求涨工资，被告也涨过工资，但对此没有证据提交。经查，原、被告提交的工资数据上均显示，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原告的工资由岗位工资1800元+工龄工资+加班工资300元+岗位劳务费200元+生活津贴395元构成，原告的应发工资扣减去个人社保缴费、公积金即为实发工资，该期间应发工资分别为3045元、2845元、2845元、2845元、2845元、3045元、2855元、2855元、3255元、2855元、2855元、2855元。
以上事实，有裁决书、劳动合同、工资基础数据、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通知、过渡意向摸查表、签到表、代付明细清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入职被告处工作，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进行公务车制度改革，不再设置司机岗位，致使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被告与原告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提前一个月书面告知原告于2017年5月14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的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告依法应按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相当于16.5个月月平均工资数额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原告主张参照同事的计时工资标准计算其应发工资数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在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应发工资数额进行核算，被告于2017年5月12日向原告支付的经济补偿金50393.75元，并未低于本院核算的经济补偿金数额，应视被告已足额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原告再行诉求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差额及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冯卓瑜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元，由冯卓瑜负担，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晓婷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