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1民终3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开庆，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师范大学，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该校校长。
委托代理人文建明，男，1958年7月31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该校职工。
委托代理人崔超，男，1983年8月29日出生，住贵州，该校职工。
原审第三人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中营村26号。
法定代表人饶克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邱恭芬，女，1986年12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王开庆与上诉人贵州师范大学及原审第三人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黔0103民初182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王开庆与上诉人贵州师范大学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2015年7月27日，禾泰招标公司受被告委托，对学生宿舍室内设施采购项目进行国内竞争性谈判招标，涉及本案为C包，床上用品，《招标文件汇编》中注明有货物名称、数量、参数及要求。2015年7月30日，第三人向禾泰招标公司提交《响应文件》进行投标，授权原告为全权代表，并交纳投标保证金1500元。同日，第三人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王开庆参加学生宿舍室内设施采购竞争性谈判项目，并全权代表处理活动中的一切事宜，在投标中以其单位名义签署和一切文书均予以考虑认可，委托期限自2015年7月30日至2015年8月30日止。庭审中，被告和第三人对该委托书中印章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均不申请鉴定，并认为该委托权限仅为投标，不委托其他行为，且投标活动于2015年8月4日已结束。2015年8月4日，禾泰招标公司向第三人发出《成交通知书》，通知第三人被确定为C包成交供应商，成交金额87300元。2015年9月17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贵阳花溪心意棉絮厂床上用品，货物名称、数量、参数及要求均与《招标文件汇编》中一致，被告对数量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供应货物所附五份《检验报告》的委托单位均为第三人，检验样品也均为第三人产品，且均系复印件，未按要求加盖检验专用章。另外，被告认可已使用原告供应的部分货物。2015年9月23日，第三人向禾泰招标公司出具《说明》和《撤销授权委托说明》，载明：因公司员工王开庆于2015年8月20日已从公司离职，撤销其对被告学生宿舍室内设施采购项目所涉及的所有授权委托。禾泰招标公司于该日向被告出具《情况说明》，收到第三人上述撤销授权的说明。第三人另举证，原告入职登记表、身份证复印件、通知，拟证明原告在投标之前系其员工，并于2015年8月31日离职。原告认为其并非第三人员工，在借用第三人资质时，是第三人要求其填写的登记表。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货款87300元，并补偿半年多的经济损失20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判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委托禾泰招标公司对学生宿舍室内设施采购项目进行招标，第三人投标后并中标，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应按法律规定履行相应权利义务。本案招投标过程中，第三人中标后，并未实际向被告供货，双方招投标中的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作为第三人的投标代理人，在代理第三人中标后，擅自改用其他单位货物向被告供货，其行为不符合本次招投标的约定，但被告明知原告所供货物并非本次招标中标单位第三人的产品，第三人对原告的委托权限也仅限于投标活动，原告在向被告供货时，被告仍接收并使用部分货物，应当认为双方已另行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实际收到货物的货款。对于货款金额，虽然原告所供货物与《招标文件汇编》中货物名称、数量、参数及要求一致，但其供应货物所附五份《检验报告》的委托单位均为第三人，检验样品也均为第三人产品，并均系复印件，且未加盖检验专用章，系不能证明产品质量合格，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另外，被告已实际使用原告供应货物，而该批货物系床上用品，现已无法确定货物具体状况，对质量和价格不具有评估鉴定的条件，因被告接收原告供应货物是基于本案招投标而为，并对货物数量与招标要求一致予以认可，法院按照招标成交金额的70%予以支持为宜，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87300元×70%=61110元，对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因第三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改用其他产品的意见，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延付款产生经济损失2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供货清单中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且被告至今未付款，是由于原告交货不符合招投标约定而产生纠纷所造成，故对原告该项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三人和原告之间因本次招投标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第三人未明确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一百五十四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师范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开庆货款61110元；二、驳回原告王开庆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6元，减半收取1223元，由原告王开庆负担366.90元，被告贵州师范大学负担865.10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王开庆与上诉人贵州师范大学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王开庆上诉称：王开庆在交货时已向贵州师范大学提供《检验报告》的原件，王开庆提供的货物质量是合格的，原审判决王开庆承担30%的责任错误。供货合同第七条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项，王开庆进货的钱是向民间借的，贵州师范大学已超期8个月未付款，应补偿王开庆8个月的经济损失2万元。上诉人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王开庆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贵州师范大学承担。贵州师范大学答辩称，王开庆不是招投标主体，也不是合同相对人，贵州师范大学不具有向其付款的义务。
上诉人贵州师范大学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贵州师范大学是在王开庆2015年9月17日提交货物之后才收到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向招标代理机构出具的《说明》和《撤销授权委托说明》，整个招投标过程均是王开庆作为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并且王开庆交货时提供了货物质量检验报告，故贵州师范大学有理由相信王开庆是代表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进行买卖活动且其提供的货物系招投标货物。上诉人在使用货物过程中，才发现王开庆提交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在告知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后才知道王开庆私自改变了货物，故原审认定贵州师范大学在收货时明知王开庆所供货物并非招投标产品错误。王开庆交付的货物有部分从未使用过，且保存完整，原判认为不具有评估鉴定的条件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五十八条，贵州师范大学可自收到货物后两年内进行检验并告知出卖人，现并未超出此期限。二、原判认定王开庆具有法定起诉资格错误。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体为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贵州师范大学，并非王开庆与贵州师范大学，王开庆与贵州师范大学从未签订过买卖合同。王开庆亦不具有参与招投标的资格。三、贵州师范大学收货时并未收到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撤销委托代理的函告，且王开庆代表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整个招投标活动，这足以使贵州师范大学认为王开庆代表了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本案中招投标关系与买卖合同关系并非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应将两个关系整合起来分析过错责任，而非单纯考虑事实合同关系。四、贵州师范大学完全是因王开庆的欺诈、蒙蔽和提交不相符的质检报告，没有收到第三人撤销授权的函件，加上工作中急需中标货物，故签收使用了货物，贵州师范大学的过错应当比王开庆小，原判认定贵州师范大学承担70%的货款错误。综上，贵州师范大学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王开庆承担。王开庆答辩称货物质量经检验合格，有6份检验报告为证，且贵州师范大学已全部使用，故质量并无问题，在本案诉讼以前，贵州师范大学也从未提过货物质量有问题。
原审第三人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答辩称，王开庆称借用我方资质参与投标不是事实，参与投标的报名费、中标服务费都是我公司交纳的，王开庆是我公司员工，受我公司委托参与招投标。
二审中，经本院核实，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原审系以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故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主体身份应为原审第三人。王开庆提交其于2016年4月7日写给贵州师范大学校领导的书面材料，证明其曾向贵州师范大学主张过货款。贵州师范大学质证称，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对此无意见发表。贵州师范大学与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中标后尚未与贵州师范大学签订买卖合同。王开庆在向贵州师范大学交货时提供的检验报告为六份。二审中，经本院询问，贵州师范大学称实际上全部货物都是拆封使用了的。本案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租赁场地协议》、《场地退租函》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王开庆系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委托参与投标的工作人员，其委托权限仅限于处理投标事宜，后其私自改用其他单位的产品向贵州师范大学供货，贵州福花纺织品有限公司对此未予追认，故王开庆的供货行为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贵州师范大学在知晓王开庆的受托权限仅限于处理招投标事宜的情况下，接收并拆封使用了王开庆所提供全部货物，故原判认定王开庆与贵州师范大学之间另行构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王开庆虽提供检验报告拟证明其产品质量合格，但其提交的检验报告的内容并不能表明其实际所供货物与其送检样品相一致，故不能证明其向贵州师范大学供应的货物产品质量合格，鉴于贵州师范大学实际接收并拆封使用了全部货物，现已不具备退货条件，综合案情考虑，原判酌情认定贵州师范大学按照招标成交金额的70%向王开庆支付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开庆未证明其提供的货物质量合格，也未与贵州师范大学约定货款的支付期限，故对于其要求贵州师范大学补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92元，由王开庆负担2446元，贵州师范大学负担24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伦禹
代理审判员 邓禹雨
代理审判员 李 娜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林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