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1民终22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全，男，194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太原市，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丽，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文，男，1967年1月5日出生，汉族，山西千禧投资集团员工，住太原市，身份证号：。上诉人王宝全因与上诉人王宝文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5民初2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宝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王吉丽，上诉人王宝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宝全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5民初271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主张，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太原市小店区亲贤村西街16号院征地补偿款143万元。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及律师费。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亲兄弟，1989年4月1日，在老母亲的主持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兄弟五人对太原市小店区亲贤村西街16号老宅院及该院宅基地达成析产协议，协议中特别约定”如未来国家征用此院土地，地皮价款由五兄弟平分。”兄弟五人不但当场指印为据，且姑父马富贵作为中人亦当场画押见证。2015年国家对太原市小店区亲贤村进行城中村改造，该宅院共补偿715万元，被上诉人领取此补偿款后，拒绝按析产协议约定分配，上诉人多次索要未果，遂成讼。一审法院本应在析产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基础上作出判断，但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刻意回避本案实质问题，以所谓地随房走，被上诉人占有了房子就当然拥有了对自己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拆迁利益之说为立论，作出了于法无据、于理相违的不公判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的析产协议是上诉人五兄弟之间意思一致附条件的合同文件，析产协议所附条件与国家法律没有相违，不存在侵害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占有和使用利益，仅就该使用权出让时的补偿款约定了如何分配，析产协议中的各项约定是协议当呈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或侵害他人合法利益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条款。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析产协议所附的”国家征用此院土地”条件已经出现，被上诉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地皮价款由五兄弟平分”的义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析产协议约定，给付上诉人应得的老院宅基地补偿款于约有定，于法有据。二、本案中的析产协议是在五兄弟老母亲亲自主持，姑父马富贵当场见证，五兄弟指印为据成立的，其时五兄弟年长的已经各自创业，自立门户，老人出于疼爱欲将家中的老宅院留给两个年小的儿子所有，但老人又觉得没有给其他孩子留下财产于心不安，故征得五兄弟一致同意，约定如果国家不征收老宅院时，该宅院归年小的两兄弟永久拥有和使用，如果国家征用老宅院时，该宅院的地皮补偿款五兄弟平分。析产协议中父母之苦心天地可鉴。析产协议中上诉人与其他自立门户的兄弟一样，尊重长辈的要求，为照顾年少的兄弟，放弃了本应当分得的财产利益，多年来上诉人及其他当年自立门户的兄弟遵守析产协议，从未有任何异议。众兄弟及妯娌之间和睦相处，互谅互让。而今析产协议条件出现，被上诉人忘记当年兄弟们的情分，不但不按约履行，而且毫无愧疚空之色，至多年兄弟情分毁于一旦，故上诉人不但要为自己的利益讨一个公道，也要为兄弟间情理对错讨一个说法。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文辩称：上诉人王宝全所提出的诉求及事实和理由歪曲客观事实和公平公正的原则，违背2015年亲贤村城中村改造的本意，严重侵犯了王宝文的合法权益，依法应该驳回。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享有合法的使用权。无权转让宅基地的所有权。协议中”地皮价款由五人平分”的出卖宅基地的行为的约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其二、王宝文五宝川在1992年经村委会及上级相关部门批准对院内房屋全部进行翻建。对房屋的所有权在2015年城中村改造时得到亲贤村社区居委会和拆迁主体山西千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可的。上诉方从1992年到2015年城中村改造，二十多年，没有提出异议，足见对协议分房是认可的。时隔20多年，再行提起诉讼，严重侵犯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对国家法律和社会稳定的一种挑战。其三、上诉方自己有两处宅基地，而我和王宝川两兄弟只有这一个宅基地。对方还想再得到我俩这唯一一处宅基地的补偿。如果成立的话，那我家弟兄五人中另外两弟兄王宝玉、王栓只也有权索要相应补偿，那王宝文和王宝川二人的权利在那体现，我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上诉方不顾两弟弟的死活，还口口声声说他有兄弟情谊。对于我享有老院合法宅基地使用权，一审法院做出了正确的认定。这是对无知贪婪的有力回应。其四、2015年城中村改造政策明确说明是”就地安置房屋置换”，也不存在国家征用土地，也没有得到地皮价款。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文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5民初2713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的（2016）晋0105民初2713号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违背客观事实，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且与已查明事实自相矛盾，依法应予撤销。第一、判决中将1989年4月1日《家庭会议决议》中父母所居住一间房屋作为遗产进行分配，严重违背客观事实，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首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反复阐述了1989年4月1日《家庭会议决议》签订的法律背景及实际履行情况。基本事实如下：依据《山西省实施办法》第39条之规定，农村村民宅基地以户为单位，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超出一处的，应当退出的规定，结合实践中，如一户有两个儿子的，儿子们成年后，村集体只给其中一个儿子批一处宅基地，另一个儿子只能继承父母宅基地使用权的实践惯例，协议签订当时，被上诉人（家中排行老二）、老大、老四三人均已经成家并进行了分户，且已另批得了宅基地（其中被上诉人宅基地也属于2015年亲贤城中村改造回迁范围，其名下所批的宅基地以及本案所涉亲贤16号院原附属的小院，均由被上诉人取的了相应拆迁补偿款，并且按照两个院子计算，多得了30余万元的拆迁奖励费和过渡费），上诉人（家中排行老五）未成家，跟随父母居住，只能继承父母宅基地使用权，无法另行取得宅基地，而老三王宝川当时在外当兵，户口已迁出，不具备批得宅基地的条件的现实情况，遂上诉人等兄弟五人在母亲主持下签订了本案所涉及的《家庭会议决议》，一致同意亲贤村16号院归上诉人与老三王宝川共同所有，一人有一半的使用权。其次，至于协议中提到的父母的正房一间，是考虑到父母随上诉人生活，遂留了一间给父母居住（与父母同住，上诉人对父母的照顾要比其他兄弟多），虽然家庭协议中没有对这间房屋作出明确的分配，但基于被上诉人、老大、老四已经另批得宅基地、将该院内房屋全部折价给上诉人和老三的事实，实际上五兄弟已经默认了该间房屋归上诉人和老三共有的事实。况且，1992年上诉人对全院进行翻修时，已将该房屋拆除，2015年亲贤村城中村拆迁的全部是上诉人新盖的房屋，1992年拆除翻修当时至2015年5月亲贤村城中村改造启动长达二十余年，被上诉人从未对所谓父母的房屋提出过任何主张，意味着是对上诉人合法拥有该院宅基地使用权的认可。一审法院却置《家庭会议决议》的历史背景与执行情况不顾，却违反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判定父母的一间房屋应由五兄弟继承，是对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现有家庭秩序的一种破坏，这一判决将使上诉人面临着被老大、老四等其他兄弟再次起诉，从而引起家庭纷争的重大风险，实属错误。第二，一审判决中关于13万元的计算方法不符合2015年亲贤村城中村的拆迁补偿标准，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已查明的事实存在矛盾之处。一审判决中已查明的关于拆迁补偿的标准为：拆迁补偿标准按照宅基地的证载面积补偿，一分地置换商业用房50平米加小户型公寓住宅80平米加货币补偿20万元。而在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却按一分地1300000元计算，该1300000元依据何在。判决中却未加以说明。事实是，2015年亲贤城中村改造以回迁安置为主，这从上诉人提交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并不存在一分地补偿1300000元之说。一审法院关于该13万元的计算标准可谓与判决前部分已查明事实自相矛盾，缺乏相应证据支持。第三，本案所涉亲贤16号院由上诉人与老三王宝川共有，拆迁补偿款相应平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非一审判决中陈述的”未提供相应证据进行佐证”，从而判决由上诉人一人按照全院的标准承担支付责任，实属不公。首先，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1989年4月1日的《家庭会议决议》中，明确载明，通过分配折价后，老三王宝川与上诉人平分亲贤村16号院内10间房屋，其中老三王宝川东正房两间，东房三间，上诉人西正房两间，西房三间；其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由老三王宝川授权上诉人与山西千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授权委托书》。以上证据可以充分证实，本案所涉16号院由老三王宝川与上诉人共有，拆迁补偿款相应平分的事实。一审法院错误判决由上诉人一人按照全院的补偿标准向被上诉人承担支付责任，实属不公。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全辨称：一、本案双方争议的标的是”征地补偿款”，被上诉人王宝文一直用”一宅一地”扭曲矛盾焦点，从一审诉状再到二审上诉状，我方从来没有要求争取过亲贤16号院地上房屋及该宅基地的作用权，我方的诉求均是要求对”亲贤16院征地补偿款”进行分配，征地补偿款是公民的合法财产，公民对自己已得财产利益和期待财产利益都有分配、处分的权利，28年前兄弟五人已经通过《家庭会议决议》对”亲贤16号院宅基地补偿款”这项期待财产作出了分割约定，28年后这项期待利益转化为现实，那么协议中任何一方获取该地的实际补偿款后，都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分配。第一、本案应当首先确认一审诉讼主张”143万征地补偿款”的性质，它就是一种财产，财产所有人无论对现在所有的还是将来可能获得的财产都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8年前五兄弟对亲贤16号院征收地皮补偿款这一期待利益事前的作出了处分，它既没有违背法律法规，也没有违反公序良俗，这种期待利益虽然历经20多年才得以实现，但他是公民对自有财产合法有效的约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第二、宅基地补偿款如何获得是公法调整的范畴，宅基地补偿款获得后如何分配是私法调整的范畴。本案被上诉人王宝文反复试图用的”一户一宅”来割裂宅基地补偿款的原有分配约定，恰恰混淆了公法与私法两个不同范畴的法律关系。”一户一宅”是农村宅基地申请取得时的基本规则，国家《土地管理办法》中规定：”农村村民只得申请一处宅基地”，它的立法原意主要是针对新申请宅基地而言，对已有宅基地或者将宅基地转让后不得再申请其他宅基地。上诉王宝全对此无任何异议，王宝全将老宅院分得的房产转让给王宝文后就已经不再拥有老宅院土地使用权。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案王宝全也从未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过主张，也没有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或主张该宅基地使用的收益权，但宅基地价款怎么获得和宅基地款项获得后如何分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王宝文通过政府对亲贤16院老宅基地的征收取得一块合法利益，28年前对这项利益做出了分配承诺五兄弟各得5分之一，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至于王宝文代理人反复辩称的”一户一宅”，自己得了宅基地补偿款就不能要别人的宅基地补偿款，更是罔顾法理，信口开河。本案中王宝全、王宝文是都得到了各自的宅基地补偿款，但王宝全0.13亩所得补偿款没有与任何人约定过进行分配，而王宝文0.55亩所得补偿款白纸黑字明确约定了分配条款，更何况王宝全当年之所以能得到高出其他兄弟五倍的大院，也是基于该协议的立归在先，各兄弟让渡权利的结果。当年王宝全作为家中老二不仅没有依靠父母自己创业独立门户，而且在家中贡献最大，在父母主持下分得的房产中按析产协议约定以极低的象征性价款转让给王宝文，放弃了自己应得部分，正是基于照顾小弟的情分和基于对地皮价款期待利益前约定，该协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初无论谁取得该宅基地使用权，都要将来未来地皮征收价款分割给他人，这是兄弟五人明知并签字立押的，现在补偿款由王宝文取得，分给王宝全五分之一是其应尽的合同义务。二、我方索要补偿款的依据就是《家庭会议决议》，该协议是一份附条件生效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是公民之间对财产分配的自由约定，没有任何可以撤销或者推翻的理由。第一、上诉人反复阐述《家庭会议决议》签订的法律背景和实际履行，那我们就落回到该协议本身，协议签订时间1989年4月1日，协议签订时宅基地证的使用及登记姓名都是其父王忠焕，父母健在，由母亲主持分家析产。从内容上讲，该协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家庭房产分配，第二部分是老人的赡养。在第一部分房产分配中，又由三项内容组成，第一项将家中11间房在五兄弟之间进行了分配，第二项就已分配的房屋在兄弟之间进行了转让，第三项对国家征用后该地皮的赔偿款的分配作出了约定。上诉人断章取义的反复强调该协议签订的目的是父母为了让被上诉人王宝文实际取得该院落的使用权，如果其父母真实用意就单纯于此，那么该协议第一条在写到第二项房屋转让后这些目的就已经实现，为何还要再多此一举增加第三项对地皮价款分割做出专门约定？显然这才是父母及当时订立协议的真正良苦和订立背景。立协议时，家中老大、老二（一审原告）、老四自立门户是事实，但那都是各凭已力，在没有父母的帮助下在村里盖房分地，而且各自分得仅仅0.1亩，而父母的该处院落有0.55亩之大，考虑到兄弟排行靠后的老三服兵役在外，被上诉人王宝文年幼财力不足，父母出于既要照顾老三和王宝文两个小弟，又要平衡众兄弟之间利益关系，在0.55亩大院分割时才用协议特别附了两个条件：一、老大、老二依据析产协议取得房产后，应即以远低于市场价将所得房产分别转让给老三和被上诉人王宝文。二、五兄弟约定”如未来国家征用此院土地，地皮价款由五兄弟平分”。以上才算父母的该协议的全部立意背景。从协议的履行上讲，协议生效后老大、老二王宝全即按约将所得房产分别转让给老五王宝文，约定的500元分文未取，数十年来未与兄弟纷争。2014年亲贤村按太原市政府规划进行城中村改造，老宅基地被折价715万元征收，原析产协议约定的利益得已实现，但王宝文见利忘义，领取补偿款后未按析产协议约定进行分配，就这样将这个远远高于其他兄弟五倍的0.55亩院落据以家中最小为名霸为已有，忘记了老人家组织签订协议的初衷，试问有哪一项规定家中最大的院落就理所当然由年纪最小的孩子独有。第二、该协议对期待利益的分配合法有效，应当受到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可以约定附条件”。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析产协议系其父母主持下，为了平衡众兄弟的利益，既解决了当时两个小弟的住房难题，又对未来征地补偿巨大利益出现时在众兄弟之间做出了明确约定，五兄弟均亲笔签字摁指印，并特请中人在场见证，协议真实有效，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被上诉人王宝文在明知其他兄弟已取得其他宅基地情况下仍然在该协议上签字，这就是对本案争议标的”亲贤16号院征地补偿款”这项期待利益分配的认可和同意，那么今天就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完整履行析产协议约定的义务。三、被上诉人所说本案所涉16号院由上诉人与老三王宝川共有，更是子虚乌有，混淆视听。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亲贤16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明确写明，该地宅基地使用及登记姓名为王忠焕，宅基地实际使用人姓名为王宝。确认宅基地为0.55亩。该协议没有老三王宝川的任何体现。补偿款也都全部归至王宝文名下。至于我方索要的143万补偿款，是根据王宝全现有宅基地补偿标准推算的，王宝全现有宅基地0.13亩在不要房屋的情况下回购折算金额169万元，0.1亩折合人民币130万元，亲贤16号院所占地0.55亩，按五分之一即为143万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同胞兄弟共五人，分别是老大王栓只、老二王宝全（原告）、老三王宝川、老四王宝玉、老五王宝文（被告）。1995年原告与被告的父亲王忠焕去世，1998年原告与被告的母亲去世。1989年4月1日，在母亲的主持下，五兄弟在原告的新房正庭处形成《家庭会议决议》一份，协议内容为：”一、家庭房产分配：家产房屋（亲贤村西街16号院）共有住房11间。正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根据现实情况经大家研究决定，分给王宝川（老三）东正房两间，王宝文（老五即被告）西正房两间，父母亲正房一间。东房三间分给王栓只（老大），西房三间分给王宝全（老二即原告）。东房三间折价500元出售给王宝川，西房三间折价500元给王宝文（被告）。如未来国家征用此院土地，地皮价款由五兄弟平分。二、老人的赡养。根据法律儿女对老人有赡养义务的规定。五兄弟同意从1990年元月份起，每人每年给二老人生活费200元整。”五兄弟均在该该协议上签字捺印，马富贵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捺印。签订此协议时，老大王栓只、老二王宝全（原告）、老四王宝玉均已成家并进行了分户，相应已另批了宅基地，老三王宝川因当兵户口迁出，不具备分配宅基地条件，老五即被告王宝文当时跟父母一起生活，直至2015年亲贤村拆迁改造。1989年后亲贤街16号院房屋经土地部门审批被翻修新盖。原告称系其将房屋进行翻盖，被告则称系其与三哥王宝川共同进行翻盖。2015年7月1日，山西千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拆迁方（甲方）与被告为被拆迁方（乙方）签订《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街道办事处亲贤”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乙方被拆迁房屋坐落在亲贤村，宅基地证号为09-1-2**，宅基地证使用及登记姓名王忠焕（系原告与被告的父亲），宅基地实际使用人姓名为王宝文，确认宅基地（市亩）0.55亩；拆迁安置补偿办法：以被拆迁方宅基地的证载面积为准，按证载面积每分（0.1亩）置换商业用房50平米＋小户型公寓住宅80平米＋货币补偿200000元人民币。如果被拆迁方放弃安置房屋的，拆迁人按以下标准计算进行回购：以被拆迁方宅基地的证载面积为准，按证载面积每分（0.1亩）置换商业用房50平米，按每平米15000元价格回购。小户型公寓住宅80平米，按每平米4375元价格回购，另货币补偿200000元。根据乙方选择的补偿方式，甲方应给乙方如下补偿：商业用房275平方米、小户型住宅240平方米。货币补偿1100000元。回购折算金额875000元。上述补偿内容为一次性整体拆迁安置补偿的内容，无论是以房屋安置方式还是货币补偿方式，上述补偿内容均包括并不限于每户宅基地院落的全部附属物，如锅炉、暖气、栏杆、大门、铝合金隔断、围墙、树木、管线、内外装饰物、有线电视、宽带网络等均包含在内，不再另行补偿；甲方给予乙方四年拆迁过渡费120000元，甲方总应支付乙方货币补偿款2095000元（1100000元＋875000元＋120000元）；乙方在2015年7月5日前签订本拆迁协议，并在签订本协议后15日内依约交付房屋的，每证奖励200000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协议签订后，被告陈述补偿的货币款项已经全部到位，安置的住宅与商铺尚未确定户型及坐落，并称其将所有补偿均分一半给三哥王宝川。一审法院认为：亲贤村西街16号院在拆迁前的宅基证户名虽为当事人父亲王忠焕，但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自1989年后除被告未分到宅基而与其父母共同居住外，原告及王栓只、王宝玉均已事实上另分宅基地而形成分户，在父母去世后，兄弟们间更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分户。且1989年后房屋还进行过翻盖，原告称房屋系其翻盖，但未举证证明，结合被告长期居住于该院落内的事实及一般居住人才会对居住房屋进行翻修翻盖的生活常理，故对原告所称的其对涉案宅基地房屋进行出资翻盖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中原告诉求的1430000元补偿款实质系基于拆迁安置补偿政策产生之利益而为，由于该政策的实施不仅仅针对宅基地上实有建筑的拆迁，且包括了对空宅基（即宅基地上无建筑）征用时的补偿。本案中的《家庭会议决议》已对院落中的11间房屋进行分配，即父母亲享有一间、王宝川及被告各享有五间，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房产分配原则以及”地随房走”的宅基地使用制度，本案被告当然有权对拆迁自己的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获得拆迁利益，但本案应同时考虑双方父母所享用的一间房屋未进行分配的事实，以及在宅基上盖与不盖房产均能获得相应利益的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弟兄五人可就该父母的一间房屋所得的拆迁利益进行分配，鉴于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已被拆除，房屋亦曾被翻修重盖，父母所居住的一间房屋的面积无法确定，故原告兄弟五人可就拆迁补偿款的十一分之一进行共同分配，即原告有权获得其中的130000元（5.5×1300000元÷11÷5）。被告虽称拆迁补偿款其与三哥王宝川均分，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进行佐证，结合本案中系被告以其名义与拆迁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故在本案中由被告将130000元支付给原告。对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原告该项诉求数额不明确，且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王宝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宝全13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宝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7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宝全负担16064元，被告王宝文负担1606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双方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拆迁补偿并没有将房屋和宅基地明确划分补偿明细，其补偿标准是按照宅基地的证载面积对房屋进行的补偿，本案并没有明确的地皮补偿价款。因此无法实现《家庭会议决议》中”地皮价款由五兄弟平分”的约定。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主要是针对于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人而作出的，王宝文作为房屋的修建及实际占有使用人应享有相应的获得补偿的权利。关于王宝文与王宝川系该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因其关系对本案而言是二人内部关系，并不在本案所诉范围内，所获得的补偿由其兄弟二人自行处理。一审判决依据的”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及”地随房走”的宅基地使用制度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关于其父母所居住的一间房屋，一审判决认定由于未分配，而由兄弟五人享有拆迁补偿利益并无不当。关于数额，一审确定的计算方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宝全、王宝文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二万零五百七十元，由上诉人王宝全负担一万七千六百七十元（已缴纳），上诉人王宝文负担二千九百元（已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云昌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郭晓军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贾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