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吴刚，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海立邦仓储（上海）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李国衡，上海鼎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贝雅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东海立邦仓储（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立邦公司）企业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2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南通贝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刚和被上诉人东海立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国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东海立邦公司系由A株式会社于2009年8月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50，000美元、投资总额200，000美元，后于2010年6月8日变更注册资金为5，880，000美元、投资总额14，700，000美元。
2010年2月，东海立邦公司与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达成房地产购买意向书，意向书约定东海立邦公司需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后立刻向B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2，250，000元。
2010年5月13日、5月14日，A株式会社先后两次向南通贝雅公司汇款200，000美元和150，000美元。5月24日，南通贝雅公司向东海立邦公司分别汇款人民币1，362，600元和人民币1，021，950元，汇款附言为往来款。
2010年6月28日，东海立邦公司与B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需在签订合同内的两天内支付定金人民币2，250，000元。2010年6月29日，东海立邦公司向B公司支付人民币2，250，000元。
2011年9月30日，东海立邦公司与D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签订一份《咨询服务协议》和《确认书》。《确认书》的内容为，D公司为了按《咨询服务协议》的规定提供咨询服务派遣D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熊C作为东海立邦公司的总经理。上述的派遣作为履行服务协议义务的一环，东海立邦公司没有必要向熊C个人支付作为总经理的报酬。
2014年7月30日，熊C作为申请人因与东海立邦公司劳动报酬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劳动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在申请书中，熊C称其在东海立邦公司处担任总经理职位并完成东海立邦公司的注册筹备工作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的正常运营工作，但东海立邦公司拖欠其劳动报酬至今，故要求东海立邦公司向其支付2009年9月至2014年8月的劳动报酬人民币3，840，000元。劳动仲裁委的裁决书中确认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熊C担任东海立邦公司的总经理职务，但未认可2012年9月以后的任职。由于申请人熊C主张的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的工资请求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劳动仲裁委对申请人熊C的全部工资请求不予支持。
2014年7月31日，南通贝雅公司以其与东海立邦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为依据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请求判令东海立邦公司返还其欠款人民币2，384，550元及利息人民币953，820元。
2014年11月10日，南通贝雅公司的律师到法庭出示借款合同的原件。原件上有两家公司的印章，但未有任何人签字。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企业间借款合同纠纷，应适用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南通贝雅公司与东海立邦公司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南通贝雅公司在两次庭审时均未提交借款合同的原件，在庭审后才向法庭出示原件。但是南通贝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C在与东海立邦公司的劳动报酬纠纷中称其筹建东海立邦公司并从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担任东海立邦公司的总经理职务，熊C可能曾控制东海立邦公司的公章。且熊C既是借款合同出借方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借款方的总经理，即便借款合同上面的印章是真实的，也存在熊C作为双方的代理而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可能性。
南通贝雅公司提交的2010年5月24日南通贝雅公司向东海立邦公司分别汇款人民币1，362，600元和人民币1，021，950元的凭证。汇款的附言为往来款。东海立邦公司提交的A株式会社在2010年5月13日、14日给南通贝雅公司的200，000美元及150，000美元两笔汇款，按当时的美元和人民币汇率，金额与南通贝雅公司向东海立邦公司的两笔汇款吻合。A株式会社声明该款项是通过南通贝雅公司向东海立邦公司支付的，用于东海立邦公司购买房地产的定金。东海立邦公司提交的生田E和熊C协商由A株式会社向南通贝雅公司支付、再由南通贝雅公司支付给东海立邦公司用于购买房地产定金的电子邮件往来虽未经公证，但南通贝雅公司主张的所谓“借款”发生在2010年5月24日，南通贝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C当时担任东海立邦公司的总经理，其应该早就知道东海立邦公司的增资可用于还款，但直到2014年7月南通贝雅公司才向原审法院起诉本案，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审法院对南通贝雅公司诉称的借款事实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南通贝雅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506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6，753元，由南通贝雅公司负担。
原审判决后，南通贝雅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其虽然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借款合同的原件，但该证据是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最终裁判结果有重要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法院应对该证据的举证期限灵活掌握。二、A株式会社于2010年5月13日、14日向其汇款的汇款凭证上曾明确该两笔汇款系“咨询费”而并非用于购买房地产的定金，东海立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汇款凭证上“咨询费”字样被涂抹，系虚假的证据。三、熊C虽在东海立邦公司处任总经理一职，但其使用东海立邦公司公章仍需要向公司董事长生田E提出申请，故双方间的借款合同应属合法有效。综上，南通贝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东海立邦公司答辩认为，一、原审法院为查清事实，已给予南通贝雅公司充分的举证时间，但南通贝雅公司在两次庭审中均未出示借款合同的原件，南通贝雅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二、汇款单的原件始终在东海立邦公司处，从未篡改或涂抹过，原件上确实写的是咨询费，翻译人员翻译时打问号未翻译，是因复印件模糊看不清所致，并不代表东海立邦公司对此进行造假。该份汇款单原件中确实写的是咨询费，但这只是付款时随手所写，并不代表双方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付款时，A株式会社和南通贝雅公司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之后A株式会社以企业声明的形式对付款用途进行说明。原审法院通过详细审查双方的资金往来，已查清付款的原因从而否定双方间存在借款事实。三、南通贝雅公司提供的借款协议上只有公章，没有任何人签名，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东海立邦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南通贝雅公司为证明东海立邦公司在翻译件上故意隐匿事实提供汇款单复印件一份，东海立邦公司质证认为，南通贝雅公司未提供证据原件，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东海立邦公司亦不否认其在汇款时所用的汇款单（一审时提供的）中写明的用途为咨询费。本院经核对南通贝雅公司与东海立邦公司分别提供的汇款单据发现，两份单据并不一致，考虑到东海立邦公司已确认其提供汇款单中载明的用途为咨询费，且南通贝雅公司未提供上述证据原件，故本院不将此证据认定为二审新证据。
东海立邦公司提交熊C与生田E间电子邮件的公证书一份以证明双方当事人曾就涉案款项的支付方式等有过约定，南通贝雅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些电子邮件所载内容与东海立邦公司此前提供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确认。
东海立邦公司还向本院提交生田E的护照，用以证明借款合同签订时生田E并不在中国境内。南通贝雅公司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公章平常放在日本保管，生田E来沪时随身携带。本院认为，该证据是东海立邦公司针对南通贝雅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涉案的借款合同是由生田E在中国时盖章签订而提交的反驳证据，与本案事实的认定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本院将此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0年3月及5月，生田E与熊C的电子邮件往来中曾提到通过南通贝雅公司迂回付款的支付方法及两次汇款名目可否以借款或买卖合同等名目。2010年5月13日、5月14日，A株式会社两次向南通贝雅公司汇款时载明的用途为咨询费。
生田E的护照显示，2010年4月28日至2010年5月23日期间，生田E不在中国境内。
2014年9月20日，A株式会社出具《关于转账给南通贝雅公司的说明》载明，其于2010年5月13日和14日共分2次向南通贝雅公司汇款350，000美元的目的是通过南通贝雅公司向东海立邦公司支付，用于东海立邦公司支付B公司购买房地产定金人民币2，250，000元。
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南通贝雅公司出示的借款合同载明，出借方：南通贝雅公司，借款方：东海立邦公司，由于东海立邦公司，在前期购买房地产需预付的5%定金人民币2，384，550.00元，是向南通贝雅公司借款，由南通贝雅公司汇往东海立邦公司，此笔金额待东海立邦公司外债进账后还给南通贝雅公司（附汇款复印件）。时间为2010年5月6日。双方均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南通贝雅公司是以其与东海立邦公司间的借款合同及相关汇款凭证为依据向东海立邦公司主张返还其借款，东海立邦公司对收到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否认双方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在于双方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借款合同上仅加盖公司公章并无承办此事的工作人员的签名，而在借款合同上显示的日期（即2010年5月6日）当时熊C既是南通贝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东海立邦公司的总经理，因此，本案有必要对于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进行查实。南通贝雅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明确，签约时，南通贝雅公司的代表是熊C，而东海立邦公司的代表是生田E，当时东海立邦公司的公章由公司财务控制。东海立邦公司为证明签约时生田E不在中国，故提供生田E的出入境记录进行反驳，南通贝雅公司对护照的质证意见又变更为公章平常在日本保管，来沪时由生田E随身携带。鉴于南通贝雅公司对签约代表及公章控制等情况与现有证据存在矛盾的陈述，本院有理由相信南通贝雅公司所提交的借款合同是在特殊情况下形成，即使南通贝雅公司能够提交借款合同的原件也不能当然代表盖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从南通贝雅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上记载的内容与相关事实进行分析，该借款合同所记载内容亦存在诸多疑点，具体表现在：一、借款合同中称东海立邦公司前期购买房地产需预付的5%定金为人民币2，384，550元，而事实上，根据东海立邦公司与案外人B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购买意向书中明确5%定金仅为人民币2，250，000元。二、2010年5月6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人民币2，384，550元恰与A株式会社于2010年5月13日及14日给南通贝雅公司汇款的350，000元美元折合人民币的金额分毫不差。三、南通贝雅公司实际向东海立邦公司汇款的时间为2010年5月24日，而借款合同所载签约时间为2010年5月6日，很显然签约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汇款的事实，但在借款合同中却明确记载附汇款复印件。鉴于上述情况，本院无法仅根据借款合同及相关汇款凭证来确定双方间存在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合分析东海立邦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东海立邦公司提交的房地产购买意向书、房地产买卖合同及电子邮件可以证明熊C与生田E曾就东海立邦公司的母公司A株式会社汇款的走向及用途均有过明确的约定。尽管A株式会社向南通贝雅公司汇款时载明的用途为咨询费，也不能以此否认A株式会社通过南通贝雅公司向东海立邦公司汇款的真实意图。且南通贝雅公司也未就A株式会社应向其支付350，000美元咨询费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结合A株式会社的转账说明，本院认为，南通贝雅公司向东海立邦公司分两次汇款人民币2，384，550元的性质应为南通贝雅公司为A株式会社与东海立邦公司的代收代付款，而不是南通贝雅公司主张的借款。
综上，本院认为，南通贝雅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506元，由上诉人南通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清
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
代理审判员 陆文芳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娟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