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晓华，女，1969年7月8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柱，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萍，女，196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伟明，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身份基本情况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宝隆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典当公司）。住所地：樊城区新华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萍，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何晓华因与被上诉人刘萍、詹伟明、襄阳宝隆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典当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6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晓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柱、被上诉人刘萍本人并代表宝隆典当公司以及被上诉人詹伟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晓华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刘萍与詹伟明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1万元及利息（以11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月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上诉人宝隆典当公司承担担保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4年7月1日与上诉人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实为借款协议）的是被上诉人刘萍，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亦证明借款的收款人是刘萍，故本案的借款人是刘萍，并非宝隆典当公司，应由刘萍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刘萍借款时，与詹伟明系夫妻关系，依法应由詹伟明与刘萍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在本案诉讼中，即2016年5月17日，宝隆典当公司作为担保人而非借款人在协议上加盖了公司印章，而且，协议第六条也证明，宝隆典当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在协议上加盖印章即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一审判令宝隆典当公司作为借款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应改判该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还款责任。
刘萍、詹伟明、宝隆典当公司辩称，当时上诉人投资用于宝隆典当公司，刘萍系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这笔借款是公司借的，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与詹伟明没有任何关系，应该由宝隆典当公司偿还。
何晓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萍、詹伟明返还何晓华投资款本金11万元，支付投资收益5.7万元；宝隆典当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日，何晓华与刘萍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约定乙方何晓华出资人民币10万元委托甲方（刘萍）投资理财，以求获得较好利益。宝隆典当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印章，刘萍并签名。约定投资期限为三个月，从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月利率为2.5%。2014年7月1日何晓华通过湖北银行转款人民币8万元，通过建设银行转款人民币17500元，给付现金2500元，合计人民币10万元整。2015年10月1日刘萍在委托理财协议书中注明“延期一年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本金增加一万元，3个月利息7500元，加2500元，共计壹万元。”刘萍、宝隆典当公司对11万元本金予以认可。协议书左下角处“担保人2016年5月17日”，系何晓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柱所写。
另，刘萍与詹伟明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9月1日离婚。宝隆典当公司于2011年5月9日在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刘萍系宝隆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宝隆典当公司尚未注销或吊销营业执照。
一审法院认为，何晓华与刘萍、宝隆典当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名为委托投资理财，实为借贷。刘萍在借贷发生时为宝隆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1年5月9日在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截止一审判决时，宝隆典当公司经营状态正常，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法人是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依照法律或者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本案中，何晓华提供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甲方（借款方）加盖有宝隆典当公司印章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萍的签名，应认定为宝隆典当公司向何晓华借款，刘萍属职务行为。故对何晓华要求刘萍、詹伟明承担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不予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襄阳宝隆典当有限公司偿还何晓华人民币11万元整。从2015年10月1日起以本金人民币11万元按月息2%计算至偿付完毕。二、驳回何晓华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40元，由襄阳宝隆典当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7月1日，上诉人何晓华与被上诉人刘萍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书”，该协议的首部载明，甲方（受托人）为刘萍，乙方（委托人）为何晓华，丙方（担保人）处为空白；协议约定，将何晓华的出资10万元转入刘萍账户；协议尾部落款处载明，甲方处刘萍签名，并加盖有宝隆典当公司印章，乙方处何晓华签名，丙方正右方加盖有襄阳彩运钢材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何晓华与被上诉人刘萍一致认可，宝隆典当公司印章是事后因上诉人追索借款而加盖的。上诉人的代理人称，宝隆典当公司印章是诉讼中加盖的，一审诉讼中正是因为刘萍在协议中加盖了宝隆典当公司印章，同意该公司作为担保人，上诉人才在一审诉讼中追加宝隆典当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萍称，公司印章不是签协议时盖的，是上诉人要求其加盖的，他们要求加盖公司印章才能生效，在上诉人起诉之前加盖的。二审法庭调查结束后，本院向上诉人多次释明，宝隆典当公司印章加盖在“委托投资理财协议”的甲方即受托人处，并没有加盖在担保人处，并征询上诉人是否同意将宝隆典当公司作为借款人要求其承担责任，上诉人坚持要求宝隆典当公司作为担保人而非借款人承担责任，即坚持其上诉意见。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何晓华与被上诉人刘萍于2014年7月1日签订“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时，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就是何晓华与刘萍，协议的首部与尾部落款处均没有被上诉人宝隆典当公司，而且约定将何晓华的出资款10万元转入刘萍的个人账户，协议内容中没有关于宝隆典当公司的任何表述与约定，故应当认定2014年7月1日签订协议时，该协议的委托人与受托人分别就是上诉人何晓华与被上诉人刘萍。因该协议约定上诉人不承担任何风险，并在委托期间按月利率2.5%收取固定收益，到期收回出资本金，该约定名为委托投资理财，实为民间借贷，借款人为刘萍，出借人为何晓华。到期后，该借款未能偿还，因上诉人找刘萍追索借款，刘萍作为宝隆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的甲方处即借款人处加盖了公司印章，应视为该公司同意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责任。刘萍称其此前签订协议的行为系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属职务行为，证据不够充分，且与借款10万元转入刘萍个人账户相矛盾，故对刘萍的此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对上诉人要求借款人刘萍偿还借款本息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刘萍借款时与詹伟明尚系夫妻关系，詹伟明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应承担责任，依法应与刘萍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同时因当事人各方对借款本金11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5年10月1日起计算均无异议，故对上诉人要求刘萍与詹伟明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1万元并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上诉人所称宝隆典当公司在一审诉讼中系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加盖印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且不符合人之常情，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在协议左下方备注的“担保人”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能改变宝隆典当公司实际在甲方即借款人处盖章的事实。上诉人经本院多次释明后仍然坚持要求宝隆典当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非借款责任，故对上诉人要求宝隆典当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何晓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6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
二、刘萍、詹伟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何晓华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何晓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72元，合计6712元，由何晓华负担2212元，由刘萍、詹伟明负担4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剑波
审判员 杨建新
审判员 褚玉梅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