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衢江行初字第134号原告：杨梅仙。被告：江山市长台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毛方堃。出庭负责人：毛方堃。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义炎。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君鸽。原告杨梅仙因要求确认被告江山市长台镇人民政府强制关停、拆除其生猪养殖场行为违法，于2015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12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梅仙、被告江山市长台镇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毛方堃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义炎、王君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梅仙起诉称：原告系被告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2014年，原告根据江山市政府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的整改要求，对位于限养区的养殖场投入数万元资金进行整改，但被告在没有进行价值评估的情况下，就胁迫原告停止从事生猪养殖，并签订《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后又强制拆除原告的猪舍和猪栏。�告认为，被告在既没有法定职权也没有履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直接关停和拆除原告养殖场，其行为显然违法。同时，被告也未妥善安排引导原告养殖转型，反而要求原告在短期内将生猪处理完毕，并错误适用《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进行补助，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综上，原告起诉要求：1、确认被告对原告生猪养殖场强制关停、拆除行为违法，并依法进行赔偿；2、一并对《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一份，证明受被告胁迫签订该协议，进而�明被告强制关停和拆除原告养殖场。2、损失清单一份，证明被告作出强制关停和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实际影响，并产生经济损失248000元。被告江山市长台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为消除生猪养殖污染，原、被告就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事宜签订了一份《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关停生猪养殖场并拆除养殖场建筑物和设施，被告在原告完成关停退养并拆除猪房后给予补助。原告自行关停和拆除养殖场，系原告基于《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的履约行为，且双方对协议约定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虽然被告在生猪养殖污染整治活动中向原告发送了相关文书，但这些文书仅是被告在宣传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过程中发送的宣传资料，不是行政执法文书，对原告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限养区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补助验收意见、补助款发放单、银行交易明细各一份，证明原告养殖场的关停退养系协议签订后原告的履约行为，且被告也依约支付了补助款，进而证明原告养殖场的关停退养和拆除并非被告对其作出强制关停所致。2、《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管理促进生猪产业科学健康发展的意见》（市委发【2012】48号）、《江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江政发【2012】59号）、《江山市生猪排泄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试行)》（江政办发【2012】181号）、《江山市生猪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场关停转迁政策意见》（江政办发【2012】188号）、《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江山市养殖污染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案》（市委办【2015】20号）各一份，证明被告在生猪养殖污染整治行动中向其行政辖区范围内养殖户进行政策宣传的依据。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是在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存在胁迫原告的情形，况且协议签订后，各自均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故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对损失清单认为，该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是原告的单方意思表示，故无证明效力。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收到被告支付的38800元补助款，但《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是受被告胁迫签订，如果不签订协议就得不到任何补偿，原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签订的，故第1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被告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原告主张关停退养协议受被告胁迫签订，但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对损失清单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对第1组证据中有关原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限养区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补助验收意见及补助款发放单、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原、被告各自提供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签订时间不一致问题，根据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分别于2014年5月13日、2015年3月12日签订了协议内容基本一致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各一份。该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协议约定的内容系各方当事人对己方权利和义务作出的处分，各方也按照约定履行了各自应当履行的义务。综上，本院对被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予以采信。因原告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被告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2014年、2015年间，江山市委、�政府为了加强生猪养殖管理和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生猪养殖业科学健康发展，相继出台了《江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江山市生猪排泄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试行)》、《江山市生猪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场关停转迁政策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管理促进生猪产业科学健康发展的意见》、《江山市养殖污染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等文件。被告根据前述相关文件精神，对其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进行生猪养殖污染整治政策方面的宣讲，并发送了相关宣传资料。2014年5月13日，原、被告双方就原告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及拆除事宜（拆除面积350平方米、补助款35000元）达成一份《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后因原告未能履行协�约定的义务，故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3月12日就原告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及拆除事宜（拆除面积388平方米、补助款38800元）又达成一份《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原告养殖场关停及猪舍、猪栏拆除后，被告支付原告补助款38800元。本院认为：“五水共治”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为改善全省人民生活环境而作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决策。江山市委、市政府为了深入推进“五水共治”工作，根据全市生猪养殖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实际情况，对全市范围内的生猪养殖进行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其目的是为了着力优化城乡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本案中，被告作为乡镇人民政府，有义务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本行政辖区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有责任指导养殖户做好本行政辖区的生猪养�污染整治工作，其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原告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约定的内容系各方当事人对己方权利和义务作出的处分。从原、被告签订《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生猪的处置及猪舍、猪栏的拆除和收取补助款等一系列行为来看，都是原、被告各方的履约行为，被告送达相关文书及履约行为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对其生猪养殖场强制关停和拆除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申请一并附带审查《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原告认为，该文件违背有关法律、法规鼓励农民养殖的规定，在未经价值评估的情况下，就采取不公平、不合理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致使原告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经审查，本院认为，《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江政办发【2014】29号）的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冲突，制定的补助标准是江山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对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体规定，并无违法之处，原、被告双方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以该文件规定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亦无不当。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梅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梅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伟平审 判 员  毛红菊人民陪审员  姜正柏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