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菏民一终字第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兰，女，194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市民，住单县。
委托代理人：孙贵森，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秀柱，山东法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余庆，男，197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市民，单县工商管理局工作人员，住单县。
委托代理人：汤德军，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桂兰因与被上诉人陈余庆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3）单民初字第1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桂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孙贵森、张秀柱，被上诉人陈余庆及其委托代理人汤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王桂兰诉称，2006年原告委托其儿媳购买了单县桐木加工厂院内的宅基一处，并在宅基上建造房屋。2010年凤凰城片区拆迁，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拆迁登记、丈量、评估。2011年9月被告召集几个人手持刀棍，将在该房屋内居住的原告女儿强行赶出，霸占了房屋。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搬出房屋，但被告称其和原告儿子有债务纠纷拒不搬出。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返还给原告房屋；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陈余庆辩称，被告对争议的标的物是以合同方式合法取得的，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诉争房屋之下的宅基地是案外人王某于2003年2月25日从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以14500元价格取得，并与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签订了契约一份，内容为：“甲方：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乙方：王某，甲方将土地出售给乙方，其条款如下：1、甲方将南北长13.50米，东西长12米，售给乙方，乙方必须留足道路，南北宽2米，东西长12米，永久畅通无阻；甲方规划的南北道路乙方必须永久畅通无阻。2、乙方建房地基高度保持一致，不准建设楼房。3、土地证等一切手续有乙方负责。售给乙方土地款共计14500元，一次性交付给甲方。以上空口无凭，立约为证甲方：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乙方王某，2003年2月25日”。在该份契约上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和王某分别签字盖章并加盖了手印。王某取得该处土地的使用权后于2006年11月1日以30000元的价格又转让给了原告原儿媳郭某，后郭某在该处宅基地上建了底上三层楼房，原告提交了签署日期为2010年2月12日与郭某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协议书，甲方：郭某，乙方：王桂兰，今有甲方宅基地一处，座落在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院内），南边长12.2米，北边长12.2米，东边长16.5米，西边长13.9米，路东西长12米，南北宽2米。因宅基和建房钱是用乙方养老储蓄款贰拾万元整（200000元），经中人调解，甲方自愿将宅地和房屋以同价款出让给乙方，甲方交给原有的合同，并指定灰桩地界，明确灰桩和行走道路后，双方债务关系解除，甲方永不反悔。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甲方签名：郭某，乙方签名：王桂兰，中介人签字：徐冠耀，王世荣，张昌明，2010年2月12日”。对该份协议书经原告和证人郭某、徐光耀质证均无异议；经被告方质证提出异议，认为原告与郭某原系婆媳关系，双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审理期间，被告陈余庆于2013年9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原告提交的2010年2月12日协议书笔迹进行时间鉴定，原审法院司法技术科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4年3月6日以被申请人不能提供补充样本，原告方未能提供样本，委托不具备受理条件为由退回原审法院。同时被告方还提交了与原告儿子高朋及其原儿媳郭某签订的契约一份，内容为：“契约，甲方：郭某、高朋，乙方陈余庆，甲方自愿将土地连同该土地上房屋产权售给乙方，其具体条款如下：1、甲方将其2003年2月25日买自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第42号土地现连同该土地上连建筑房屋产权自愿售给乙方，并将甲方与单县对外贸易加工厂签订的土地买卖契约原件交与乙方，土地面积为：南北总长：（东边长16.5米西边长13.9米）东西总长12.2米售给乙方。乙方必须留足房前道路，南北宽2米，东西长12米，永久畅通无阻。甲方规划的南北道路，乙方必须保持永久畅通。2、房屋面积约为350平方米，共有房屋10间，该房屋前邻为刘秀皊，东邻为张建，房屋现已30万元售给乙方。3、该处土地房产如遇到政府房屋拆迁政策，赔偿具体事宜与现契约和出具与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契约原告持有人商议为准。4、该土地房产产权归乙方所有，永无争议。特请证明人签字为证。以上条款空口无凭，立约为证。该契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证明人王某、毛学，甲方：郭某、高朋，乙方：陈余庆，2011年8月11日”，同时郭某、高朋还为被告出具了收条一份，内容为：“收条，今收到陈余庆交付房款钱叁拾万元整（300000），郭某、高朋，2011.8.11”。对被告以上两份证明经郭某质证均提出异议，对在房屋买卖契约上签名无异议，但称该契约并非其与高朋自愿签订的，而是高朋借了被告陈余庆的高利贷，要用该房产进行抵押，签订该契约时就已明确告知陈余庆，该房子已经卖给原告王桂兰了。对收条也提出异议，对上面的签名不予认可，对此原告方未申请鉴定。同时郭某还证实，其在2011年上半年就没有在该诉争房屋居住，只是东西在该诉争房屋中，该房原由高朋的妹妹高英霞居住，被告是在2011年9月份开始在该诉争房屋中居住，其东西是在2012年春天搬出的。原告曾于2011年10月5日向单县公安局进行报案，单县公安局东关派出所出警进行了处理，当时并未见到发生争吵，王桂兰称陈余庆抢占了她的住房，陈余庆拿出买卖协议，出警民警认为两人矛盾系经济纠纷引起，要求其通过诉讼解决争端。后王桂兰又称陈余庆拿刀威胁过她，不准她进院，出警民警在争议的房屋内发现带柄单刃刀片一把、铁棍一根，上述两件物品被带回派出所。原告之子高朋与郭某于2013年4月7日在单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于2013年4月24日经本院调解离婚，该调解书内容为：“……第三条、原（郭某）、被（高朋）告及被告之母王桂兰共有房屋16间院落一座（与涉诉房屋并非同一处房产），原、被告应得份额自愿放弃，归原、被告婚生三个子女所有”。诉争房地产未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郭某于2006年11月1日以3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王某位于单县对外贸易桐木加工厂的宅基一处用于建造房屋，房屋建起后郭某与原告王桂兰于2010年2月12日签订了出让协议将房子出让给王桂兰。被告对协议签订时间提出异议，因原告未提供相应检材，鉴定机构以委托不具备受理条件退回原审法院。郭某后又与高朋于2011年8月11日与被告陈余庆达成房屋买卖协议，郭某对于收款条上的签名不予认可，被告对此未申请鉴定，且郭某与原、被告均没有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相关产权登记证明，该诉争房产产权的归属应有相关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确权登记，故权利人办理相关产权登记后方可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其为该诉争房产合法登记或占有使用人，故原告要求被告排除妨害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桂兰要求被告陈余庆停止侵权和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王桂兰负担。
上诉人王桂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06年上诉人出资三万元委托其原儿媳郭某从王某从购买了单县桐木加工厂院内的宅基地一处，且有上诉人出资在宅基地上建造了房屋。后郭某与高朋夫妻感情恶化面临离婚，上诉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就该房屋及宅基地在中介人徐冠耀、王世荣、张昌明的见证、协调下，于2010年2月12日于郭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中郭某承认该宅基地的购买及房屋的建设均由上诉人出资，并同意将该宅基地及房屋归还给上诉人。郭某就此搬出房屋，将该房屋及宅基地交付给上诉人使用。上诉人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于法有据。对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其与高朋、郭某在2011年8月11日签订的契约，因郭某已与上诉人签订了协议并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使用，郭某与高朋不是涉案房屋及土地的合法占有使用人，无权处分该财产，且被上诉人与高朋、郭某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再者涉案房屋及宅基地在当时的市场价格几百万，双方仅以30万元的价格签约难免有胁迫、欺诈、不法目的之嫌。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提供的与该协议相应的30万元收条也属于伪造。郭某也当庭提出异议，在一审法院应被上诉人要求将该案件以涉案犯罪移交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也对30万元收条进行了相应的鉴定。在被上诉人没有交付房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强行占有涉案房屋的行为属于非法侵占。二、原审判决在作出判决后三个月才进行送达，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陈余庆答辩称，1、被上诉人是依据合同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2、上诉人称高朋、郭某私自处分涉案房屋，应另行起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其与一审证人王某的电话录音光盘一份，以证明1、一审法院在对王某做调查笔录时存在主观倾向；2、被上诉人与高朋签订协议时，郭某不在场；3、被上诉人一审时主张的契约签订地点为王某家以及30万元现金在王某家门口支付的属于伪证。被上诉人有异议，认为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一审法院对王某作了调查，王某作了如实的陈述；3、签订协议时即使郭某不在场，也可以事后补签，不影响协议的效力。4、该录音是否系王某本人不确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亦是王某的单方陈述，且王某在一审时上诉人的代理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一审法院对其分别所做的调查笔录陈述明显不一致，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应返还涉案房屋。
首先，涉案院落系郭某在与高朋婚姻存续期间作为购买人与王某签订的买卖协议，后郭某、高朋建设了涉案房屋。被上诉人与高朋、郭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应认定为有效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其系涉案院落及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及出资人，郭某、高朋无权处分涉案院落及房屋，郭某、高朋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该主张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上诉人主张，其系涉案院落及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及出资人，但涉案院落系郭某从王某从购买，上诉人与郭某的协议上亦明确载明“因宅地和建房钱是用乙方（上诉人）养老储蓄款20万元，经中间人调解，甲方（郭某）自愿将宅地和房屋以同价款出让给乙方，甲方交出原有的合同，并指定灰桩地界，明确灰桩和行走道路后，双方债务关系解除”。因此，上诉人与郭某的协议证实上诉人与郭某、高朋之间系以房抵债，双方系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在与高朋、郭某签订房屋买卖后成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占有人，被上诉人不是从上诉人手中接受的房屋，并有其与高朋、郭某的买卖合同，上诉人诉请排除妨碍就应当证实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现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诉人亦非郭某、高朋与被上诉人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排除妨碍，返还房屋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如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支付给郭某、高朋房价款，不应交付房屋，可由郭某、高朋作为涉案房屋的出卖人在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王桂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王桂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路凤娟
审 判 员 李冠军
代理审判员 于 辉
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