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商终字第9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安伟。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力。
上诉人徐安伟为与被上诉人董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2）杭萧商初字第4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5月21�，徐安伟、董力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就朱宝元借款1600000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利润、风险共同承担，该借款由徐安伟出资三分之二，董力出资三分之一。利息按出资比例分配，若发生坏账、亏损，也以出资比例分摊。若发生纠纷，直至诉诸法院，则按执行款额以出资比例分配。二、徐安伟的出资额1100000提前打给董力，由董力出面借给朱宝元。董力出具借条给徐安伟”。2009年9月13日，朱宝元向董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向董力借到现金1600000元，借期三个月，自2009年9月13日至2009年12月12日止，利息以月息2分计算，即每月32000元。该借条中担保人处加盖了杭州威科特轮胎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刘银鹏私章。2010年，董力向徐安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徐安伟现金1100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1100000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徐安伟陈述分四次向董力交�了2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250000元共计1000000元借款，另100000元系双方约定的利息，但具体的交付时间说不清楚，2009年5月2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未实际履行，本案借款与协议是独立的，不具有关联。董力则认为，徐安伟实际未向董力交付1100000元借款，1100000元的借条与协议内容是相互关联的。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2009年5月21日协议中载明的各方出资额，与董力陈述的朱宝元尚欠徐安伟借款1100000元，尚欠董力500000元借款是吻合的，协议中载明的出资具体方式，又与徐安伟提供的1100000元借条及董力提供的1600000元借条的内容相对应，由此可见，1100000元借条与双方签订的协议，应是一个整体，具有关联性。其次，徐安伟虽然陈述了借款的交付情况，但无法说出每笔款项具体的交付时间及双方对利息是如何进行约定的，仅仅简单陈述了1000000元分四次交付，利息约定为100000元，以双方长期进行借贷的行为分析，不符合一般常理。再次，徐安伟承认曾要求另一案外人“光头”向董力讨要借款，“光头”曾提出30000元了结，若是董力收取了1100000元借款，徐安伟方不可能提出30000元的了结方案。最后，徐安伟在2010年期间对外负有债务，甚至在2010年5月向董力借款16000元和50000元，在此情况下，董力出借给徐安伟1100000元明显有悖于常理。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徐安伟、董力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交付，本案系徐安伟、董力向案外人朱宝元出借、催讨借款而产生的纠纷，双方应以2009年5月21日的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徐安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徐安伟负担。
上诉人徐安伟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实情况是，董力于2009年、2010年期间先后四次分别向徐安伟借2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250000元，借款合计1000000元。因徐安伟多次催讨，董力一直没钱归还。因此，于2010年10月13日，双方约定，将四张欠条归为一张借条给徐安伟，同时约定这四笔借款利息为100000元，本息共计1100000元。董力在原审中提交的协议，是2009年5月21日双方签订，约定徐安伟、董力共同向朱宝元出借1600000元。朱宝元于2009年9月13日向董力出具了1600000元借条。徐安伟与董力先约定出借事项，再由借款人朱宝元向董力出具借条。后来虽朱宝元写了借条，但事实上没有出借。因此，不可能在时隔一年以后，由董力出具本案借条给徐安伟。本案借条与董力提交协议所指借条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两张欠条。况且上述协议根本没有履行，欠条是没有出具的，董力借着1100000的数字上巧合而拒绝还款。二、原审判决中既然已经认定董力在2010年期间对外负有债务，那么对于2009年至2010年负有徐安伟债务就是正常的了。徐安伟交付借款，有一笔是支票形式交付，其他都是现金交付。不能因徐安伟没有交付证据而直接驳回徐安伟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徐安伟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力承担。
被上诉人董力辩称：一、1100000元借款不存在，徐安伟称分四笔交付不是事实。二、借条是董力写的，但“2010年10月13日”是他们添加的，原审庭审徐安伟也认可是案外人董利丰写的，日期不认可，鉴于此，徐安伟上诉状中关于时间上的推断都是错误的。三、在2012年7月之前，所有的官司都是别人欠董力钱，2012年7月之后才有董力欠别人的钱的官司发生。四、原判判决主文中有一段话，把“原告”、“被告”写错了。事实上应该是“最后，原告在2010年期间对外负有债务，甚至在2010年5月向被告借款16000元和50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徐安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期间，上诉人徐安伟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判决书复印件5份（判决书原告徐安伟，被告均是朱宝元），欲证明徐安伟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对外有出借能力的事实。
证据二，董力出具的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存根（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案涉借款其中的一笔280000元系徐安伟以杭州明峰气门嘴有限公司名义交付给董力的事实。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董力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董力于2009年9月11日在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提款1500000元明细账单1份，欲证明为了和朱宝元出具的1600000元借条的日期相互印证，朱宝元出具的借条落款写成了2009年9月13日的事实。
证据二，2、李�强出具的证人证言、（2010）杭萧商初字第301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0）杭萧执民字第5753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徐安伟通过董力向李国强借款50000元的事实。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对徐安伟提交的证据一，董力认为，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更可以说明徐安伟是靠高利贷过日子的，其中有两笔董力借出去的，特别是2010年1月11日250000元是当着董力的面写借条的，这笔250000元是董力通过董利丰借给徐安伟500000元，500000元打到徐安伟卡上，董力帮朱宝元从徐安伟的帐上提取了250000元，由朱宝元出具借条给徐安伟，所以才出现这个250000元借条。对证据二，董力认为，材料是真实的，但说法不对。借款合同是因为当时董力有一张支票500000元打给明峰公司，打进去后，这个钱徐安伟与朱宝元分款用。在农业银行提款的时候，银行�该公司没有这么大资金进出，需写一份借款合同放在银行，所以写了这份借款合同，原件放在银行。这份借款合同是假的，与徐安伟无关，且和本案更加无关。针对280000元，董力还让徐安伟写了收条。对董力提交的证据一，徐安伟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和本案无关。对证据二，徐安伟认为，证人证言的内容和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董力介绍徐安伟来李国强处借款”代理人不清楚。对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作如下评判：徐安伟提供的证据一，其反映的是徐安伟与朱宝元间的经济纠纷。证据二，只能反映徐安伟与董力间存在案外的经济往来关系，该两组证据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董力提供的证据一，只能反映徐安伟与李国强存在经济纠纷。证据�，只能证明董力于2011年9月11日提取存款1500000元的事实，该两组证据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徐安伟有无实际向董力出借1100000元借款。首先，从徐安伟与董力签订的协议分析，双方约定共同出资1600000元出借给案外人朱宝元，徐安伟应出资1100000元。双方约定，徐安伟的出资提前打给董力，由董力出面借给朱宝元，董力出借条给徐安伟。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均确认，该协议未履行。因此，可以认定，徐安伟并未按该协议约定向董力交付出资款1100000元。其次，朱宝元出具给董力金额为1600000元的借条，董力自认，该借条系由朱宝元按徐安伟与董力间的协议出具，董力未履行1600000元的出借义务。再次，从上述提到的协议、朱宝元出具的借条与董力出具的�条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该三份书证的内容均是环环相扣，具有前后承继的关系，可以认定均是围绕徐安伟与董力签订的协议而形成，三方间借款关系均未实际发生的事实，至于形成上述书证的原因，双方当事人陈述各有不同，本院不作评判。徐安伟虽称案涉借款系与董力另行发生的借款关系，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徐安伟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徐安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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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祖 辉
代理审判员 周平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