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延中民二终字第2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君华，男，1965年3月6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哈尔滨红博商贸城宝龙裤子精品行经营者），现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委托代理人：王驰，男，1973年12月23日生，无职业，汉族，现住哈尔滨市香坊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金龙，男，1979年2月21日生，汉族，住延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延红，女，1968年8月20日生，汉族，住延吉市。
上诉人张君华因与被上诉人董金龙、薛延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的（2015）延民初字第2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君华起诉称：2012年9月，二被告在哈尔滨红博广场，原告处取走了原告的一批雅鹿牌裤子，价值38175元。2013年2月6日，二被告答应分两次支付原告该货物的款项，同日为原告出具书面凭证，二被告在该书面凭证上注明所欠原告经营的哈尔滨雅鹿裤子的余额为38175元，但二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该笔货款。现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张君华支付货款3817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董金龙辩称：二被告均不是业主，也没有去哈尔滨取过原告所陈述的货物，原告陈述的事实均为虚构的事实，原告起诉的被告错误。
薛延红辩称：二被告均不是业主，而是国贸的工作人员，二被告没有去哈尔滨取过原告起诉状中所陈述的货物，原告不应起诉二被告。该对账单系会计打出来的，被告薛延红与被告董金龙在该对账单上签署，出具对账单是因为当时国贸确实拖欠了原告的货款，但只是当时。9月份后，会计曾向原告汇过4笔款，共计1.9万元。
原审审理查明：原告张君华系哈尔滨红博商贸城宝龙裤子精品行经营者。2013年2月6日，在延边国贸大厦内，被告董金龙、薛延红为原告张君华出具一份名称为“哈尔滨雅鹿厂商余额”的字条，其内容为：截止至2013年1月18日，延边国贸贸易大厦欠哈尔滨雅鹿裤子38175.00元（人民币叁万捌仟壹佰柒拾伍元整）。此余额分两批打清，2月28日之前打一半，3月30日之前全部结清。
另查明，原告与被告董金龙、薛延红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
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主张与二被告之间存在诉争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对存在该法律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且仅依据二被告签字确认的字条内容亦不足以证明二被告于2012年9月，在哈尔滨红博广场，从原告处取走一批价值38175.00元雅鹿牌裤子的事实，故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君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5元（原告已预交755元），均由原告张君华负担。
上诉人张君华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书写“还款计划”及签名的证据，起诉被上诉人还款，法庭上被上诉人承认其真实性，就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欠款未还的事实，双方无购销合同，怎能抗拒欠款事实，被上诉人只是抗辩自己为打工人员，应由所谓的“王正国”偿还。但根本提交不出抗拒上诉人所提交的欠款证据，即使被上诉人提供的数个证人也只能证明其身份，证人证言所证明的问题与被上诉人欠款无关联性。被上诉人提供不出自己购上诉人服装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上诉人只能向被上诉人索要，至于被上诉人书写的“还款计划”中所称延边国贸大厦欠款无关紧要，上诉人只认签写“还款计划”的行为人。延边国贸大厦不承认被上诉人是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就应还款。另外，一审开庭查明，上诉人于被上诉人书写“还款计划”以后，又为其发货四次，被上诉人即时结清，至于被上诉人用谁的款支付上诉人，上诉人均应认为是被上诉人支付价款，属即时结清，与“还款计划”中欠款无任何关系，不能将后四次支付价款行为来抵冲“还款计划”中所欠款数额。综上，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还款的证据充分，上诉人无理由起诉所谓的“王正国”或“延边国贸大厦”。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口头抗辩认定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货款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查明事实，依法对原审判决改判。
被上诉人董金龙辩称：上诉人提供的还款计划书是我单位（国贸）出具的对账单。我跟薛艳红在对账单上签字也有原因的，上诉人在我单位大吵大闹，赖着不走，我和薛艳红也是被逼无奈之下在还款协议书上签了字，也不是欠条，是职务行为。还款时间是我单位老板王正国定的时间。后期我单位也给上诉人汇过款。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薛延红辩称：我不是国贸的业主，我是给王正国打工的，对账单不是只给上诉人签的对账单，我们也给其他厂家也签过类似的对账单。当时的对账单后来有往来还有发生。现在往来情况还得会计重新对账为准。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二被上诉人董金龙、薛延红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打款证明2012年10月3日，会计刘微、刘淑慧在网上转账往账号×××（户名张君华）转账汇了5000元、2013年4月28日会计刘微、刘淑慧在网上转账往账号×××（户名张君华）转账汇了5000元、2013年6月4日会计刘微、刘淑慧在网上转账往账号×××（户名张君华）转账汇了5000元、2013年12月22日会计刘微、刘淑慧在网上转账往账号×××（户名张君华）转账汇了4000元。证明：打了还款以后还有汇款发生。
上诉人张君华质证意见：该证据提交时间为二审开庭时提交的，不是新证据。该份证据并没有被上诉人所说的汇款单位盖章，该部分款项均由个人账户汇至上诉人账户里，所以这也不是二被上诉人主张的公司行为。该组证据能够显示该笔款项支出都是由被上诉人薛艳红签字同意后转至上诉人账户中，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正如被上诉人强调的和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并且在2013年2月6日被上诉人签订还款计划后又发生了买卖，所以该笔款项并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清欠2013年2月6日之前的货款。转账凭证也没有国贸公司的盖章，不是公司行为，是个体业主的行为。
证据二：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营业员董金龙、男装部经理薛艳红工作证，两份2011、2012年董金龙荣誉证书。证明：被上诉人董金龙、薛延红是被雇佣的，是国贸公司的员工。
上诉人张君华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明出具人员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该份证明中没有其公司营业执照及机构代码证，也没有法定代表人证明。并且该份证明中内容并没有二被上诉人与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并且该份证明只是证明了二被上诉人是吉泰经贸公司的员工，跟本案买卖合同没有关系。在我方提供的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还款计划中明确写明了由二被上诉人分两次还款。所以二被上诉人的签字行为是个人行为，并不是该份证据所说的公司授权行为。其余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举证。
证人姜某某证实：薛艳红、董金龙、我都是延边国贸的员工，不是业主。王正国承包了家电和男装，由王正国开资，周璐君是吉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正国和周璐君是夫妻。
上诉人张君华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证人证言与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直接关系。证人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货物往来、货物结算均不知情，所以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董金龙：证人证言属实。发货单都是王正国收，上诉人早知道我与薛艳红是打工的。
被上诉人薛延红：证人证言属实。
经审查，二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一已向原审提供，不属二审新证据，原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已予采信。虽上诉人对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但上诉人张君华对证人姜某某证人证言无异议，姜某某证实其系王正国雇佣，且其工资系王正国支付，并证实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系周璐君与王正国夫妻的公司，并承包了延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家电和男装，与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相互印证，且经本院庭审后核实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周璐君，故对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姜某某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
另查，2015年12月4日，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工作证明，内容为“兹证明薛延红、董金龙是我公司员工，在本单位王正国副总下属男装部门任经理职务。至今为止，已在我单位连续工作六年。对外提供签字盖章等行为，均为公司授权的行为”。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薛延红、董金龙均主张其二人是受雇于王正国，而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明王正国是其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证明薛延红、董金龙对外提供签字盖章等行为，均为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授权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应当对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事实，能够认定薛延红、董金龙于2013年2月6日为张君华出具的字据应为职务行为，涉案欠款应由薛延红、董金龙受雇的延边吉泰经贸有限公司承担。对上诉人张君华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5元，由上诉人张君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玉
审判员 林 一
审判员 金春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朴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