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商终字第0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红如。
委托代理人顾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启东沈晏。
法定代表人沈晏。
委托代理人陆晶晶。
上诉人孙红如因与被上诉人启东沈晏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晏针织品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门市人民法院（2013）门商初字第0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红如委托代理人顾超、被上诉人沈晏针织品公司委托代理人陆晶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一审诉称，其和倪某于2008年底以袁某的名义向沈晏针织品公司出资30万元，2010年12月16日，双方商定将该出资连同两年的回报合计60万元作为借款继续提供给沈晏针织品公司使用，双方为此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沈晏针织品公司未还款。现其已受让了倪某的债权，要求沈晏针织品公司返还借款本金60万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0年12月16日起至2013年9月13日止的利息。
沈晏针织品公司一审辩称，袁某于2008年向其出资30万元属实，但该行为与孙某和倪某无关。2010年12月16日，为准备向孙某和倪某借款，其法定代表人沈晏在两份借款协议上签名，并出具两份借条。但事后，孙某和倪某未实际提供借款。因无实际的借贷事实，故其无还款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晏针织品公司设立于2001年11月15日，投资人为沈晏和陶鸟，出资额分别为25.2万元和25万元，法定代表人系沈晏。
2008年12月8日，袁某与沈晏针织品公司订立《协议书》一份，首部：协议一方为沈晏、徐惠琴（实为徐卫琴，沈晏之妻），另一方为袁某、陆天华（袁某之子）。主要内容：第1条为扩大沈晏针织品公司的生产，袁某向沈晏针织品公司出资30万；第3条袁某负责沈晏针织品公司的现金日记帐、银行日记帐，负责与银行核对，签好记账凭证，负责税务申报和日常事务工作；第4条自2009年1月1日起，沈晏针织品公司的账簿重新设置，规范运作；第5条每年底搞好年度结算工作，共负盈亏，袁某持沈晏针织品公司25％股份。协议书尾部有沈晏、徐卫琴、袁某的签名，“陆天华”的签名由陆天华的父亲陆某（袁某的丈夫）签署。协议订立后，袁某将30万元打入徐卫琴的银行卡。
2010年12月16日，沈晏在两份《借款协议书》上签名，其中一份载明：甲方沈晏针织品公司，乙方孙某；第1条甲方为了更好的扩大经营，从2010年12月16日起向乙方借款20万元，用于增加企业流动资金；第2条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利息5万元，分别于2011年5月30日前、7月30日、9月30日、11月30日前各返还3万元、5万元、5万元、7万元，于2012年5月30前付清利息5万元；第3条乙方不参与甲方一切经营活动，不承担甲方任何风险；第4条借款期限1年；第5条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证明人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和证明人签字后即时生效。另一份载明：甲方沈晏针织品公司，乙方倪某；第1条中借款金额40万元，其余内容同上一份协议；第2条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利息10万元，分别于2011年4月30日、6月30日、8月30日、10月30日、12月30日前各返还10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15万元，于2012年4月30日前支付利息10万元；第3－5条内容同上一份协议。上述两份协议的签名情况：孙某提供的《借款协议书》下方签名栏甲方“沈晏”签名、乙方“孙某”或“倪某”签名、证明人“陆某”签名。沈晏针织品公司提供的《借款协议书》上证明人签名栏空白。
同日，沈晏出具《借条》两份，一份的内容：经借到孙某20万元整，有借款协议书。另一份的内容：经借到倪某40万元，有借款协议书。
2012年11月12日，倪某委托律师陈新捷向沈晏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一份，其内容：沈晏针织品公司于2010年12月16日向倪某借款40万元，约定年息10万元，现通知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孙某，由孙某行使债权的相关权利。沈晏于次日签收该通知。
2012年12月31日，孙某向启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晏针织品公司返还借款本金60万元、支付利息30万元。启东市人民法院立案后，先后于2013年1月25日、3月11日、5月16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孙某称：其和倪某于2010年12月16日与沈晏签订《借款协议书》，后分别向沈晏针织品公司提供了借款，沈晏因此而向其两人出具借条，借贷行为实际发生，故主张债权。
启东市人民法院第一次庭审后，孙某的委托代理人于2013年1月27日向陆某作了调查，陆某（以下简称陆）称：陆与孙某（以下简称孙）、倪某（以下简称倪）和沈晏夫妇相互熟悉。2008年12月，沈晏夫妇以出资可享受利润分成为条件，请求陆筹集资金。陆遂联系了孙、倪，孙、倪同意分别出资10万元和20万元，但要求由陆负责联系并收回投资及利润。后以陆妻袁某及其儿子陆天华的名义与沈晏针织品公司于2008年12月8日订立了协议。嗣后，袁某将30万元打入沈晏妻子徐卫琴的银行卡上，并到沈晏针织品公司处从事了财务工作一段时间。陆氏夫妇与孙、倪之间没有订立协议，但由袁某分别向孙、倪出具了收条，收条中明确投资款是孙、倪的，该款及利润由袁某负责收回。袁某不在沈晏针织品公司处任职后，陆将该情况告知孙、倪。第一年到期后，孙、倪催陆到沈晏针织品公司处结账，沈晏夫妇以生产忙为由未结账，陆将该情况反馈给了孙、倪。第二年，孙、倪又催陆与沈晏针织品公司结账，陆氏夫妇和孙、倪一起到沈晏针织品公司处结账，经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沈晏给付两年的利润30万元，孙、倪将投资款和利润合计60万元作为借款继续提供给沈晏针织品公司使用，沈晏针织品公司分期偿还。随后订立了借款协议书，并由沈晏出具了借条。嗣后，销毁了当初袁某向孙、倪出具的收条。陆还称：沈晏针织品公司曾向其儿子陆天华所在公司借款4万元，还结欠该公司货款14000元，因该两笔款项，袁某于2011年11月9日和2012年4月11日分别收取沈晏针织品公司3万元和2万元。
启东市人民法院第二次庭审中，陆某作为证人当庭作证，证言内容中包括：沈晏夫妇让其投资点钱，其就联系了孙和倪，告诉孙、倪投资对象是沈晏针织品公司，孙、倪要求由陆氏夫妇出面并确保利润，后在2008年订立了协议，陆将协议交给了孙、倪。2009年孙、倪和陆氏夫妇一起到沈晏家结账，因沈晏称生意忙而未结。2010年底结账时，沈晏称直接向孙、倪结账，不用陆做中间人了，遂由沈晏重新向孙、倪出具借条，并签署《借款协议书》，陆在孙、倪和沈晏分别保管的协议上均签名。该次庭审中，孙某称：2008年，由孙和倪提供资金，以袁某和陆天华的名义向沈晏针织品公司出资，后双方于2010年12月16日商定将投资款及收益合计60万元转化为借款，便形成案涉债权60万元。
启东市人民法院第一、二次庭审中，沈晏针织品公司称：袁某于2008年向沈晏针织品公司投资30万元，后陆主动提出介绍两个朋友借款给沈晏针织品公司，称只要沈晏出具借条即将款打过去，于是沈晏就在陆提供的、已经分别有孙、倪签名的《借款协议书》上签了字，并分别出具了借条，但事后，孙、倪和陆均未将借款提供给沈晏。《借款协议书》、借条的形成实际是陆、袁夫妇为收回投资款和红利而策划的闹剧。
2012年7月，启东市人民法院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定由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孙某述称：孙某、倪某与袁某夫妇熟识多年。2008年年底，袁与孙、倪联系，称若有钱向朋友投资，可享受分红，但没有告知投资对象和分红比例。后孙、倪分别将10万元和20万元的现金交给袁。袁向沈晏针织品公司投资时，也未告知实际出资人是孙和倪。一年以后，投资款收不回来，袁意识到可能出现变化或风险，才将投资对象告诉孙、倪。随后，孙、倪向沈晏针织品公司催要钱款，沈晏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分文未付。2010年12月16日，由孙、倪、陆氏夫妇、沈晏夫妇在场，沈晏就投资款及两年的分红合计60万元向孙、倪出具借条，并签署《借款协议书》。自此，30万元出资连同30万元分红全部转化为借款。
孙某为证明其述称事实，申请证人倪某、陆某、袁某到庭作证。
证人倪某当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与陆某夫妇认识多年。当时陆打电话给其，称有一朋友需要资金，每年有50％－70％的分红，让其投资，但没有告知投资对象，也没有谈及以谁的名义投资及风险的承担等。后来，其将20万元现金交给了袁。到了2009年10月，其问及投资回报的事情，陆才告知款已投沈晏针织品公司。当月，其去了沈晏针织品公司两次，沈晏称资金困难，原先与陆谈妥的利润不变。2010年12月16日，其、孙、沈晏夫妇、陆某夫妇共同在场结算，沈晏就其投资本金20万元连同两年分红20万元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当时，其要求沈晏出具还款计划，就由陆去打印社打印书面的《借款协议书》，后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后来，为便于向沈晏针织品公司催要债务，其将债权40万元转给孙，委托孙一并催要。
证人陆某当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和孙、倪、沈晏夫妇都是朋友关系。在其妻袁某与沈晏订立协议前，袁已经收到孙、倪的出资款，但当时没有与孙、倪商讨出资风险承担事宜，其也没有将袁与沈晏订立协议的事告诉孙、倪。协议订立后不久，沈晏与其口头达成协议，投资款不计分红，按年50％计算固定回报，其遂转告孙、倪。
证人袁某当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沈晏称经营缺少资金，其夫陆某就联系了孙、倪，当时没有和孙、倪谈及风险、回报的事宜。2008年12月初，倪给其20万元，孙给其10万元，由其汇入沈晏妻子徐卫琴的信用卡。其收取孙、倪的钱款后未向该两人出具收条。在与沈晏订立协议后，其曾到沈晏针织品公司工作过一周。自从投资后，沈晏没有支付过钱款，双方也从未就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结算。另外，2009年3、4月间，沈晏向其借款4万元，没有约定利息。后沈晏分两次返还其3万元、2万元。
沈晏针织品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中述称：2008年12月袁某向公司投资后，其双方间未结过账，也未分红。后袁提出撤资，沈晏针织品公司无奈之下于2010年11月9日、2012年4月1日两次退还袁5万元。自开始至本案诉讼前，袁某夫妇从未告知实际出资人系孙、倪，也从未与其协商将投资人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孙、倪。2010年12月16日，陆对沈晏讲，介绍两个朋友借款给沈晏，让沈晏先写好借条，然后将钱打给沈晏。沈晏在酒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在陆提供的由孙、倪签字的《借款协议书》上签字，并出具了借条。事后，沈晏未收到钱款，证明人陆最终也未在其保管的《借款协议书》签名，《借款协议书》未生效。签署《借款协议书》和出具《借条》的目的是为了向孙、倪借款，该行为与袁某的投资款无关。
本案的争议焦点：袁某于2008年交付给沈晏针织品公司的30万元，是否已转化为沈晏针织品公司向孙某、倪某的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孙某提供的三位证人证言，从证人与本案的利害关系看，孙某主张的60万元债权中的40万元系从倪某处受让取得，故倪某所出让的债权真实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孙某的部分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倪某与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孙某主张的60万元债权，系当初以袁某名义对沈晏针织品公司的出资及其分红转化而来，其中的转换关系是否成立，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和袁某的个人利益，因此，袁某与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亦有利害关系。从证言之间和证言与当事人陈述的吻合度看，证人陆某前后三次陈述中就部分同一节事某尤其在袁某是否向孙某、倪某出具收款凭据，事前是否告知孙某、倪某投资对象和分红比例等关键事实，前后矛盾。另外，就袁某于2011年11月9日和2012年4月21日两次向沈晏针织品公司收取5万元的缘由，陆某的证言与袁某的证言也不一致。在陆某夫妇是否分别向孙某、倪某和沈晏针织品公司披露实际出资人、出资对象这一节事实上，陆某的证言与倪某、袁某的证言不一致，也与孙某的陈述不一致。综上，三位证人与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且证言内容相互矛盾，故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
孙某主张将《协议书》项下的袁某名下的投资款及分红转化为《借款协议书》中的借款，就其中的转化关系，沈晏针织品公司明确予以否认。从协议内容看，《协议书》约定的是袁某对沈晏针织品公司的出资金额、持股比例，并明确袁某与企业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且每年结算。而《借款协议书》约定了沈晏针织品公司分别向孙某、倪某的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内容，其中未涉及《协议书》事项。无论从当事人主体、合同性质，还是从基本内容看，《协议书》与《借款协议书》无牵连，从中不能看出转化关系。而孙某提供的三位证人的证言，因证人与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证言内容相互矛盾而证明效力低下，仅凭此尚不足以充分证明。综上，孙某主张“将以袁某名义对沈晏针织品公司的投资款30万元及其红利，转化为沈晏针织品公司对孙某、倪某的借款”的事实，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法院难以采信。
孙某虽持有沈晏针织品公司出具的《借条》，但因借条中的出借人孙某、倪某实际均未向沈晏针织品公司提供借款，孙某也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借条》中的借款由其它款项转化而成，故孙某、倪某对沈晏针织品公司不享有债权。现孙某要求沈晏针织品公司返还其名下借款20万元的本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孙某要求沈晏针织品公司返还其受让得的原倪某名下的借款4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因其受让的基础债权存疑，故该部分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孙某要求沈晏针织品公司返还借款6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孙某负担。
上诉人孙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从沈晏针织品公司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及证人证言完全可以证实孙某及倪某对沈晏针织品公司的投资款已经转化为借款，孙某依照沈晏针织品公司的借据起诉，应当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沈晏针织品公司辩称，孙某与倪某从未与被上诉人沈晏针织品公司提出袁某投资的30万元为孙某与倪某所投，除与孙某有利害关系的袁某、陆某、倪某的证言外，无任何证据证实袁某从银行汇给徐卫琴人民币30万元投资款已经转化为案涉借据载明的投资款，孙某据以主张权利的借据所载明的借款数额未实际发生，故一审法院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10月22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一审法院向孙某释明如下：如果法院审查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投资关系，孙某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孙某表示跟着法院的思路走，要求归还借款本金及贷款利息。
二审庭审中，孙某明确表示借据载明的60万元本金，其和倪某并未实际交付给沈晏针织品公司。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孙某依据沈晏针织品公司出具给其及倪某的借据起诉沈晏针织品公司，要求偿还借据载明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
一、关于沈晏针织品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孙某起诉要求沈晏针织品公司偿还借款60万元的依据是沈晏于2010年12月16日签字的两份借款协议书及借条，借款协议书载明的甲方为“启东沈晏针织品有限公司企业法人沈晏”，由此可以确定，沈晏系代表沈晏针织品公司与孙某及倪某订立协议并出具借条，故沈晏针织品公司主体适格。
二、孙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孙某明确表示借据载明的60万元本金并未实际交付；其次，孙某主张上述借款协议及借条所载明的60万元系2008年12月8日其委托袁某将30万元交给沈晏针织品公司，因沈晏针织品公司没有及时返还而将该款项转化为借款，为此，孙某要求陆某、袁某、倪某出庭作证。虽然上述证人的证言与孙某陈述一致，但上述证人确与孙某有利害关系，其证明力较低，而沈晏针织品公司明确否认两份借款协议书载明的60万元与前述30万元的转化关系。因此孙某在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要求沈晏针织品公司给付60万元借款并承担利息之请求难以成立。一审法院就案涉法律关系向孙某释明后，孙某并未明确是否根据袁某收到其与倪某的30万元及袁某给陆卫琴汇款30万元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来主张其权利，故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00元，由上诉人孙红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晓春
审 判 员 戴志霞
代理审判员 黄素英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晓晴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