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58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潘云贵，男，1953年9月24日生，汉族，无职业。住集安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振营，男，1955年9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集安市。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德玉，吉林清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光哲，男，1961年4月6日生，朝鲜族，无职业。住集安市。
上诉人潘云贵、刘振营与被上诉人张光哲之间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集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5日作出（2014）集民二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潘云贵、刘振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云贵、刘振营及委托代理人李德玉，被上诉人张光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云贵、刘振营一审诉称：2005年前，集安市食品水产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欠中国工商银行贷款本息共计505万元，中国工商银行将该笔债权转移给中国华融公司长春办事处（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后华融公司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食品公司偿还贷款，经通化中院判决华融公司胜诉。华融公司于2005年向通化中院申请执行，但案件一直未执行到位。在执行过程中，华融公司将这笔资产对外出售，潘云贵、刘振营以集安市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的名义将这笔债权购买，所有资金均由潘云贵、刘振营所出。2007年7月16日，通化中院作出裁定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信达公司。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又涉及到韩国釜山广域市七七商社（以下简称七七商社），七七商社与食品公司之间有经济纠纷，七七商社向通化中院提出执行异议，通化中院于2007年8月30日将该案中止执行。中止执行后，七七商社向通化中院提出对食品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经审理，七七商社败诉。2012年2月16日，通化中院恢复执行这个案件，并下达了恢复执行通知书。另外，经潘云贵、刘振营了解，张光哲在七七商社诉食品公司案件中为七七商社代理人，后不知何原因又代表了水产公司。2010年4月，张光哲找到潘云贵、刘振营，告知可以帮助潘云贵、刘振营处理通化中院的执行案件，并达到将水产公司的资产执行给潘云贵、刘振营的目的。因此2010年4月22日，潘云贵、刘振营与张光哲就潘云贵、刘振营与食品公司债务纠纷事宜签订《合同书》，约定张光哲帮助解决潘云贵、刘振营与食品公司债务纠纷，潘云贵、刘振营给付张光哲报酬80万元。合同签订后，张光哲没有向潘云贵、刘振营提供任何帮助，相反张光哲还给潘云贵、刘振营设置了障碍。2013年11月，信达公司与潘云贵、刘振营达成协议，信达公司撤出执行案件，将案件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潘云贵、刘振营，在通化中院开执行听证时，信达公司法人刘家祥未到庭，但只要张光哲同意刘家祥法人身份既可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潘云贵、刘振营，而张光哲拒绝签字，造成案件申请执行人没有成功变更为潘云贵、刘振营，给潘云贵、刘振营变更为申请执行人设置了障碍。综上，潘云贵、刘振营、张光哲签订的合同书实际没有生效和履行。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潘云贵、刘振营、张光哲于2010年4月22日签订的《合同书》。
张光哲一审辩称：我与潘云贵、刘振营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我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原因如下：一、我与潘云贵、刘振营签订合同的目的是重新启动通化中院对食品公司财产的执行，此案的关键在于案外人提出的财产归属问题。二、我按照合同第一款的约定给潘云贵、刘振营出谋划策的同时，将能说明财产情况的清算报告等材料交予潘云贵、刘振营，并最终促使法院对该案恢复执行。三、通过上述努力原审法院作出（2004）通中执字第52-1号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案号是原裁定书案号，实质相当于双方合同书中约定的裁定书。因此法院无需下达同样内容的执行裁定书，并且已经达到了合同书第二款中将财产执行给潘云贵、刘振营的目的。合同强调的是恢复执行裁定书的下达，潘云贵、刘振营想申请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与本合同没有关系。四、合同书第四款已明确约定自裁定书下达合同生效问题，而不是潘云贵、刘振营所述财产未过户到潘云贵、刘振营名下，没有达到约定的目标。五、庭审中，我提交的书证及其他证据符合民诉法第六十三条和七十条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请人民法院予以采信。六、合同的法定解除，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潘云贵、刘振营在诉讼请求中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综上，我与潘云贵、刘振营签订的合同是在自愿和平等的条件下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潘云贵、刘振营已经达到合同第二款约定的目的。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潘云贵、刘振营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认定：2005年前，食品公司欠中国工商银行贷款本息共计505万元未能偿还，中国工商银行将该笔债权转移给华融公司。后华融公司向通化中院起诉要求食品公司偿还贷款，通化中院判决华融公司胜诉，华融公司于2005年向通化中院申请执行，案件一直未执行到位。执行过程中，华融公司将这笔债权对外出售，信达公司将这笔债权购买。后经信达公司申请，2007年7月16日，通化中院作出裁定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信达公司。案件在执行过程中，七七商社向通化中院提出执行异议，通化中院于2007年8月30日将该执行案件中止执行。中止执行后，七七商社向通化中院起诉要求对食品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经审理，七七商社败诉。2012年2月16日，通化中院恢复执行这个案件，并下达了恢复执行通知书。
另查明，2010年4月22日，潘云贵、刘振营与张光哲就信达公司与食品公司债务纠纷事宜签订《合同书》，约定张光哲帮助解决信达公司与食品公司债务纠纷，通过张光哲的出谋划策，按照信达公司与食品公司原和解协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将食品公司财产执行给信达公司。合同自法院作出裁定之日起生效。作为条件，潘云贵、刘振营给付张光哲报酬80万元。其中，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之日起二日内，给付报酬40万元，剩余款项在处理财产或货款时付清。如潘云贵、刘振营违约，在约定报酬的基础上，再承担50%违约金。
一审判决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潘云贵、刘振营与张光哲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合同自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之日起生效。故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为附生效条件合同。潘云贵、刘振营、张光哲签订的合同书是否生效应取决于人民法院是否下达合同书中约定的“裁定书”。而潘云贵、刘振营、张光哲双方对此有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书时，正处于信达公司与食品公司执行案件中止执行状态，潘云贵、刘振营对能否按照信达公司与食品公司的原和解协议将食品公司财产执行给信达公司没有把握，也就是说双方对合同书所附条件即是否下达“裁定书”不确定，故依据合同签订的目的及有关条款，双方约定的“裁定书”内容体现的应当是将原信达公司与食品公司的执行案件得到恢复执行，据此，通化中院下达的（2004）通中执字第52-1号案件恢复执行通知书应当认定为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文书，虽然该恢复执行通知书名称并非裁定书，但恢复执行通知书的内容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目的，系该条款真实意思表示，故潘云贵、刘振营与张光哲签订的合同书已经于恢复执行通知书下达之日即2012年2月16日生效。对于潘云贵、刘振营诉称的，与张光哲签订的合同书为无效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食品公司的利益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2007年7月29日，通化中院下达（2004）通中执字第52-1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体现，食品公司与信达公司已经就双方执行一案达成以物抵债和解协议，约定食品公司将企业所有财产执行给信达公司用以清偿所欠债务505万元。该以物抵债裁定书形成时，本案潘云贵、刘振营、张光哲尚未签订合同书，本案张光哲也未介入该执行案件，因此潘云贵、刘振营诉称合同无效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食品公司利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合同书是否应当解除问题，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本案中，双方无约定解除的情形，因此潘云贵、刘振营要求解除合同的条件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之一，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潘云贵、刘振营未能提供法定解除合同情形的证据。只是以张光哲未实际出谋划策、给潘云贵、刘振营变更申请执行人设置障碍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出谋划策”的表述系一种描述性语言，是否出谋划策应当结合合同目的是否实现或部分实现，以及附条件的合同是否生效等情况综合考虑，而本案通化中院已经下达了恢复执行通知书，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也已经实际生效，故潘云贵、刘振营诉称的张光哲未出谋划策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且能否将潘云贵、刘振营变更为案件申请执行人是法院主动审查范围，与张光哲无关，故无法认定张光哲为潘云贵、刘振营变更为申请执行人设置了障碍。综上，潘云贵、刘振营请求解除合同书的请求，依照潘云贵、刘振营现有证据，一审法院无法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潘云贵、刘振营的诉讼请求。
潘云贵、刘振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潘云贵、刘振营的上诉理由为：人民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前应当审查合同的效力，潘云贵、刘振营与张光哲签订的合同是一份无效合同，张光哲曾经是集安市水产公司诉讼代理人，也曾是七七商社的诉讼代理人，也是二上诉人的代理人，此三方是具有利益冲突的三方当事人，张光哲为潘云贵、刘振营出谋划策，势必要损害其他两个当事人的利益，另外，潘云贵、刘振营与信达公司是挂靠关系，我国法律禁止这种行为，故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张光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潘云贵、刘振营现虽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了集安市水产公司等当事人的利益，但潘云贵、刘振营与张光哲签订的合同书只是潘云贵、刘振营委托张光哲“帮助解决信达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与集安市食品水产公司债务纠纷一案”。在合同中只是约定了潘云贵、刘振营与张光哲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涉及集安水产公司，也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安市水产公司利益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合同并不能认定无效，潘云贵、刘振营的主张不能成立，潘云贵、刘振营，虽另主张与信达公司系挂靠关系，应属无效。但信达公司非本案当事人，该公司与潘云贵二人是何法律关系，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费11800元由潘云贵、刘振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自送达双方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间为两年。
审 判 长 纪 刚
代理审判员 王立武
代理审判员 王天华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