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15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华，男，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宗某柱，男，197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春，男，197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某文，男，197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军，男，197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华，男，197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泽，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源，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阳县。
法定代表人：肖建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军，男，该公司职工。
原审被告：王某华，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阳农商行）、原审被告王某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阳县人民法院（2012）济阳商初字第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济阳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济阳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侵犯了上诉人权利。1、本案涉案借款已被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王某华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对象，本案已经涉及经济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但一审法院却并未依法驳回起诉，而是裁定中止审理，在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后，又恢复审理并做出了不利于上诉人的民事判决。2、时任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济阳农信社）三教分社营业部主任徐新民与王某华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济阳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6月27日对徐新民一案受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也应依法驳回本案济阳农商行的起诉。3、连带保证人郭书春于2013年1月13日去世后，连带保证人郭书春的继承人作为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一审法院不仅未追加郭书春的继承人参与诉讼，反而允许济阳农商行撤回了对郭书春的诉讼，这是严重程序违法的行为，更严重侵害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本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对于济阳农商行撤回对刘玉岭起诉的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允许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济阳农商行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工商登记信息非常明确地证实济阳农商行与济阳农信社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济阳农信社已于2014年1月15日注销，而济阳农商行是于2012年11月11日成立。因此说济阳农商行是由济阳农信社更名而来是完全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案件中，依据济阳农商行自己提交的山东银监局关于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分支机构开业、王兆星等32人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鲁准（2012)837号]，从而错误的认定济阳农商行股份有限公司由济阳农信社更名而来。一审法院对银监鲁准（2012)837号批复不予采纳，对工商查询信息也不予采纳，却根据（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中错误的认定，认定济阳农商行由济阳农信社更名而来。2、济阳农信社并未履行编号为201101-0222《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资金的发放与支付义务，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济阳农信社履行的是编号为201101-0209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资金发放与支付义务，而该借款合同上诉人不是担保人，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3、上诉人与济阳农信社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某华伪造并使用虚假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从济阳农信社处取得贷款，其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涉案借款已被认定构成王某华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对象，因此，济阳农信社与王某华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后，则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也当然无效。因此，上诉人与济阳农信社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4、因王某华与济阳农信社恶意串通，上诉人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和其他任何民事责任。济南名香食品厂经营者不是王某华，而是王某华的妻子ＸＸ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及《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基本制度》关于贷款人审查义务的相关规定，济阳农信社应对王某华的个人贷款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调查核实，济阳农信社却对最重要的资料—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故意不予调查核实，反而迳行与王某华签订借款金额远远超过常规个人借款金额的《个人借款合同》。济阳农信社与王某华存在恶意串通，在明知王某华不具备贷款资格的情况下，而故意认定其符合贷款条件，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和其他任何民事责任。5、以下三点可以证实，王某华在贷款过程中，与济阳农信社三教分社及其负责人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和其他任何民事责任。（1）证人尹召星证言可以证实，他陪同王某华向时任济阳农信社三教分社营业部主任徐新民送钱5000元，是徐新民让王某华修改济南名香食品厂营业执照有效期后贷款的。一审法院却以证人尹召星在（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案件中的陈述不一致未采纳。证人尹召星已就徐新民收受钱财情况在济阳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做了笔录，案件正在调查中。（2）（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案件采用的证据中济南名香食品厂账目载明，王某华于2011年9月9日向时任济阳农信社三教分社营业部主任徐新民送卡2000元及价值400元的软玉溪香烟两条。（3）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济阳农信社未对王某华提交的贷款资料中的济南名香食品厂营业执照进行核实。6、济阳农信社及济阳农商行均无权向王某华主张偿还2012年5月20日的20万元借款，上诉人对该笔借款也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2012年6月29日经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清产核资基准日至山东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期间经营成果处置意见的提案》及《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文件》（济阳农商筹[2012]3号）规定，以201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至济阳农商行开业期间的损益由新老股东共享有或承担。而济阳农信社于2012年5月20日向王某华出借20万元整。因此，该笔款项应由济阳农信社的股东和济阳农商行的股东向王某华主张偿还，济阳农信社及济阳农商行均无权向王某华主张该笔借款。但该两单位的股东均未在诉讼时效内向王某华主张偿还，上诉人对该笔借款更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或其他民事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王某华伪造并使用虚假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与济阳农信社三教分社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从济阳农信社处取得贷款，其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涉案借款已被认定构成王某华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对象。因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济阳农信社与王某华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个人借款合同》这一主合同无效后，则《最高额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也应判决为无效合同。2、王某华与济阳农信社恶意串通，骗取了上诉人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和其他任何民事责任。3、济阳农信社于2012年9月10日起诉，济阳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2年10月17日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裁定中止审理。因一审法院未及时驳回起诉，错误中止审理，导致债权利息损失扩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法院错判导致债权利息损失扩大保证人应否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利息损失扩大的部分不属于保证担保的范围，作为保证人的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另补充：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没有调取与本案具有重大关系的证据。（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案件中的材料与本案具有重大关系，直接涉及到个人借款合同的效力。因为该案卷材料上诉人无法取得，上诉人在2016年7月18日申请调取该证据，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调取，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的规定。二、一审法院应当采纳证人尹召星的证言。1、证人与王某华合伙经营名香食品厂，对整个贷款过程是知道的非常详细。2、证人与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利害关系。三、即使王某华与济阳农信社没有恶意串通，上诉人也可以不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王某华在办理贷款时存在欺诈行为，并导致刑事犯罪，保证人根本不知道王某华的上述欺诈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证人可以不承担责任。
济阳农商行答辩称，一、1、当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同时存在时，按法律程序应当先刑事后民事，一审法院是严格按着法律程序审理的，并无不当之处。2、在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中没有证据证明王某华骗取银行贷款案件中与徐新民存在恶意串通骗取贷款的行为。3、担保合同为最高额连带保证合同，我行有权利向担保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二、1、济阳农商行的前身就是济阳农信社，在山东省银监局和省联社都有批文，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有登记。2、一审法院（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借款借据所载借款确系依据本案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取得。3、我行与王某华及担保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都是本人自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同合法有效，应当支持。4、通过公安机关侦查并无证据证明，我行工作人员与王某华不存在恶意串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王某华未作答辩。
济阳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7日，济阳农信社与王某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某华可自2011年9月27日起至2013年9月10日止在借款金额500000元内循环使用该信贷资金；借款利率在每笔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90%确定，每笔借款执行约定的利率直至到期日，期内不变，借款用途为购瓜子。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根据逾期天数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同日，济阳农信社与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自愿为王某华自2011年9月27日起至2013年9月10日止，在济阳农信社办理的人民币贷款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余额折合750000元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2011年9月30日，济阳农信社向王某华发放贷款50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10.3866‰，到期日为2012年9月10日，截止2016年8月3日，上述贷款尚欠本金212965.14元，利息205039.18元。2012年5月30日，济阳农信社向王某华发放贷款20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10.3866‰，到期日为2013年5月10日，截止2016年8月3日，上述贷款尚欠本金200000元，利息161131.87元。
上述贷款系王某华伪造并使用虚假的营业执照取得，王某华的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王某华银行卡内的存款24480.41元（截止2015年3月12日）及利息予以追缴，已作为借款本金发还济阳农信社。
济阳农信社于2012年12月4日更名为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华伪造并使用虚假的营业执照与济阳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王某华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但根据济阳县人民法院（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并没有将济阳农商行工作人员徐新民列为该诈骗的同伙或共犯，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王某华骗取银行贷款案件中徐新民与王某华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因此就借款合同而言，应当认定是借款人王某华的欺诈、骗贷行为，济阳农商行属于被欺诈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王某华与济阳农商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可撤销合同，现济阳农商行不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应视为有效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保证人自愿与济阳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合同。故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关于济阳农商行工作人员与王某华恶意串通、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担保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济阳农商行主体资格问题，因济阳县人民法院（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济阳农信社更名为济阳农商行，故济阳农商行作为原告起诉并无不当。
关于借款借据合同号与个人借款合同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号不一致问题，济阳农商行主张为笔误，保证人主张其担保的借款并非该案借款，但并无证据证明，且济阳县人民法院（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借款借据所载借款确系依据本案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取得，王某华亦因此构成骗取贷款罪，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仅依据编号不一致否认济阳农商行已经发放贷款与事实不符，对其辩称不予采纳。
关于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申请本案中止问题，因公安机关并未对济阳农商行工作人员徐新民正式立案，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亦无证据证明济阳农商行工作人员与王某华存在恶意串通、骗取贷款的行为，故本案不应中止。
综上，济阳农商行依约向王某华发放贷款后，王某华应当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作为担保人亦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现王某华、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均未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对引起本案纠纷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济阳农商行要求王某华、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相应利息，因本案实际未偿还本金为412965.14元，故依法认定为412965.14元本金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王某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止到2016年8月3日的借款利息366171.05元；二、王某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12965.14元及相应利息（以本金412965.14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利率10.3866‰的1.5倍计算）；三、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在最高余额750000元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00元，诉讼保全费3320元，由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127元；由王某华、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负担10093元。
二审查明，2012年12月4日，山东银监局银监鲁准（2012）837号批复：济阳农商行开业的同时，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济阳农商行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济阳农商行主体资格问题。山东银监局银监鲁准（2012）837号批复：济阳农商行开业的同时，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济阳农商行承担。因此，济阳农商行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合法。
关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已经生效的（2015）济阳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王某华伪造并使用虚假的营业执照与济阳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王某华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济阳农商行工作人员徐新民是王某华诈骗犯罪中的同伙或共犯，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王某华骗取银行贷款案件中徐新民与王某华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因此就借款合同而言，是借款人王某华的欺诈、骗贷行为，济阳农商行属于被欺诈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王某华与济阳农商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可撤销合同，现济阳农商行不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应视为有效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保证人自愿与济阳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合同。故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关于济阳农商行工作人员与王某华恶意串通、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担保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的上诉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担保人郭书春、刘玉岭的问题。本案所涉担保人均是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对于连带责任的担保人，债权人有权向任何一个或者几个担保人主张权利。因此，济阳农信社不向郭书春、刘玉岭主张权利系其自主行使其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上诉人张某华、宗某柱、赵某春、尹某文、张某军、王某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培森
审 判 员 彭荣生
代理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胡晓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