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7民终2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一，男，195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太原市第一监狱退休干部，现住太原市万柏林区。
委托代理人赵煌，山西赵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
法定代表人范乃康，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效文，该医院法律顾问。
上诉人张建一、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2015）太民初字第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3年6月26日，张建一因突发抽搐，伴有呕吐，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癫痫、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胆囊炎等，并给与相应的抗癫痫和抗结核药物治疗。2003年9月15日，张建一因抽搐持续发作第二次住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3天后出院，当时诊断为癫痫持续状态，继发癫痫，结核性脑膜炎等，院方给予抗结核、抗癫痫治疗。2003年10月9日第三次因抽搐住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治疗，院方最后作出的诊断为癫痫持续状态，继发性癫痫，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结核性脑膜炎等。2003年10月1日-2004年10月21日患者家属因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建议将患者送住太原市社会福利精神疗养院对其所患精神症状进行相应治疗。当时该院给出的诊断为：颅内感染所致精神障碍，人格障碍。2004年10月21日经院方联系家属同意转住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继续住院治疗，诊断为：①癫痫所致精神障碍②高血压病③糖尿病④双侧基低节区脑梗塞，入院后给予抗××治疗，同时治疗高血压病、糖�病及脑梗塞等躯体疾病，直至2011年7月19日出院。通过以上治疗经过证明患者因结核性脑膜炎而引发继发性癫痫、癫痫持续状态，继而又出现了脑器质性疾病所导致的精神障碍，并进行精神疾患治疗的情况存在。张建一2011年7月19日出院后，不承认自己是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始终认为是结核性脑膜炎，认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存在医疗过错，申请山西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并于2012年9月17日与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张建一）于2004年10月21日由太原社会福利精神康宁医院转入甲方（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治疗，诊断为：癫痫致精神障碍，对症治疗近七年后出院。甲方认为本院治疗无过错行为，乙方对甲方的治疗持有异议，医患发生纠纷。甲方出于人道主义和对乙方的同情，给予乙方一次性经济补偿现金壹万元整。乙方表示感谢�二、此协议为该纠纷一次性最终协议，双方无争议，互不反悔。双方保证今后不在就此事项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不得损害对方声誉。该协议履行后张建一反悔，再次要求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2013年8月22日，该委员会告知其通过诉讼等其他途径解决。张建一于2015年5月5日，向我院起诉要求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赔偿，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认为不存在医疗过错，拒绝赔付。张建一即提出司法鉴定要求对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误诊、是否存在过错鉴定，经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1、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有关癫痫所致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认为院方存在给予的癫痫所致精神障碍诊断依据不足，以及没有随病情变化随之调整治疗的过错。2、院方未能提供患者长期住院期间向家属告知病情，是否建议出院并征得家属意�签字等相关资料。在履行告知义务上存在不足。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对该鉴定不服，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要求对张建一入院时是否有精神障碍及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对其精神障碍的治疗有无过错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审查认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申请的鉴定内容在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中已经涵盖，不需要重新鉴定。现张建一要求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按2011年侵犯人身自由权国家赔偿标准每天142元，赔偿2464天，共计349888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伙食补助费14000，误工费220000元，并返还已报销的医药费。
原审认定，张建一起诉书认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的诊疗行为是违约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要求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承担侵权责任，故双方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机构就�时，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张建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三、张建一在诊疗过程中受到什么损害，张建一的赔偿请求是否合理。张建一出院后经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与被告达成协议，后张建一反悔，被该委员会告知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后其一直在有关部门要求解决，可以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过错，已经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即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存在给予张建一的癫痫所致精神障碍诊断依据不足，以及没有随病情变化随之调整治疗的过错，院方未能提供患者长期住院期间向家属告知病情，是否建议出院并征得家属意见签字等相关资料，在履行告知义务上存在不足。该过错与不足给张建一的身体造成了什么具体损害以及损害程度，张建一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仅指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的行为造成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后果，要求按侵犯人身自由权国家赔偿标准赔付其损失，该请求不符合《侵权责任法》中有关侵权责任赔偿的规定，不是本案调整的范围。涉及到本案的赔偿范围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应当赔偿其受到损害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现张建一要求返还已报销的医疗费，但没有具体数额，且医疗费中除治疗精神疾病的费用外还包括治疗高血压病、糖尿病及脑梗塞的费用，该费用已由张建一单位报销，在没有单位意见的情况下，张建一主张不适格。张建一主张伙食补助费14000元应予支持，误工费张建一没有提供单位扣除工资的误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的过错与不足确实造成了张建一的精神损害，张建一请求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予以支持。
原审判决：一、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赔偿张建一精神抚慰金50000元、伙食补助费14000元。二、驳回张建一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张建一、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建一的上诉请求及主要的上诉理由是：1、本案案由不当。本案存在医疗过错及医疗损害，将普通疾病患者误诊为精神疾病，更重要的损害后果是限制了人身自由、伤害了人格尊严，本案案由应为包括健康权、名誉权、人身自由权、一般人格权在内的人格权纠纷，因原审案由确定不当，才使得上诉人“侵犯人身自由权”的主要诉请被排除在了依法支持项目之外；2、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对原审中所作的鉴定意见解读，上诉人原本就没有精神疾病，在经过早期诊疗完全可以确诊出院，但是由于被上诉人的过错，导致上诉人被××院关押治疗治疗7年之久，原审应当认定7年人身自由及误工损害事实。上诉人因病提前退休，只有退休工资作为生活保障，误工损失巨大，该项损失应当支持；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全，院方未履行相关告知义务，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的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有不当，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针对张建一的上诉，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答辩称，我们认为本案双方之间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原审认定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不合适；一审中，我们已经提出申请鉴定，如果准许的话关于张建一是否有精神障碍和我院是否有过错的事实就查清了；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对我方是不公道的，张建一是在2004年入住我院的，侵权责任法在2010年7月1日才出台，张建一2011年出的院，侵权责任法只适用一年，其他的法律适用问题没有意见。
上诉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的上诉请求及主要的上诉理由是：1、一审被告主体存在�失，上诉人是在太原市社会福利精神疗养院确诊后才根据家属的请求接受患者被上诉人张建一的，被上诉人张建一不起诉患病期间的监护人以及患病后最先确诊单位的情况下，只起诉我院请求赔偿是不对的；2、一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本案双方于2012年9月17日经山西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且我院已经支付对方10000元，上诉人认为本案已经处理完毕；上诉人原审中针对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了不同方面、不同问题的书面鉴定申请书，并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却没有准许；被上诉人张建一请求的是医疗事故赔偿，但却没有判决意见；3、本案不存在违约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本案就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在侵权责任法和精神卫生法颁布前有瑕疵、不规范的地方，在所难免；4、侵权责任法规定造成他人严重�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被上诉人张建一在我院治疗下已康复，不属于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一审判决我院赔偿张建一精神抚慰金50000元、伙食补助费14000元没有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理，公正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针对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的上诉，张建一答辩称，答辩人具有主体资格，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太原市社会福利精神疗养院与本案没有关系；关于事实部分，答辩人对鉴定结论认可，在这基础上原审法院所做的裁决不适当；关于赔偿问题，原审法院判决的赔偿远远低于给张建一造成的损失；关于是否重复处理问题，2011年7月19日答辩人出院休息了一个月后向省医调委提出申请，答辩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院长和答辩人谈了两次，承认是医疗错误，后来在2012年9月17�院长叫来了副书记和张效文，调解协议就是张效文写的，答辩人当时就不接受，因为他的认错态度就勉强接受了，后来提出行政复议，但是省医调委不认可该调解协议，到2013年8月22号，出了调解告知函，后来答辩人才找公安局还有法院。2004年10月21号在太原精疗院，因为结核性脑膜炎产生了癫痫状态，而且吃药基本把病情控制住了。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的两个医生都没有医师执业证，住了院以后答辩人情况很好，张树雄和助理医生一见面就和答辩人道歉，意见是他们诊断错误。太原精疗院与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都是省民政厅所辖，这两个医院把病人当物品一样交易。转院的时候，上救护车是答辩人就说病已经好了，但他们还是把答辩人哄骗上车。在山西医大三院2003年10月后答辩人就没有发生过癫痫病状态，第二天在荣荣医院做了脑CT,诊断出脑梗症结，是糖尿病引起的，但是现在答辩人连脑梗的痕迹也没有。第二天答辩人就提出来，怎么能把个正常人关在这里，大夫很敷衍的说再观察观察，一关就是7年。综上，答辩人还是认可山西医大三院的诊断，答辩人是结核性脑膜炎，不是因癫痫引发的××。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建一针对其上诉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医疗保险查询单，证明张建一负担医疗费10948.07元；2、山西省太原市第一监狱医院于2016年9月16日为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2003年10月至2007年7月医疗费报销数据为50562.37元；3、山西省太原市第一监狱于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张建一，现系我监退休民警。2003年6月该同志突发疾病，造成因病于2003年12月提前退休，当年49岁。张建一同志于2003年10月至2004年10月在太原市社会福利精神康宁医院，期间该同志收入17278元整，在职民警人均收入25743元整，收入的差额为8465元整。张建一同志于2004年11月-2011年7月在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期间该同志收入191166元整，在职民警人均收入336698元整，收入的差额为145532元整。”证明，张建一的误工损失（与在职民警的收入差距）为145532元。上诉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无法核实。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案由确定是否正确；张建一原审诉请的医疗费、误工费及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本案是否存在漏列主体的问题；原审判决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支付精神抚慰金、伙食补助费是否正确。
关于本案案由。本案系张建一在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因接受其诊疗行为而引发的纠纷，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张建一的诉请，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定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张建一的相关诉请：医疗费，因其医疗费中除治疗精神疾病的费用外还包括治疗高血压病、糖尿病及脑梗塞等躯体疾病的费用，具体费用数额无法核实，且相关费用已由张建一单位报销，故对其医疗费用部分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对于误工费，依照张建一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供的其工作单位山西省太原市第一监狱出具的书面证明显示，张建一系于2003年12月因病提前退休，而其到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接受治疗的时间为2004年10月21日，发生在其办理退休之后，故本院对其主张要求上诉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支付其误工损失（即与在职民警的收入差距）的诉讼请求无法予以支持；关于侵犯人身自�权的赔偿，该项赔偿不在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赔偿项目之列，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关于本案主体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一方为医疗机构，一方为接受诊疗的患者，且张建一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案不存在漏列主体的问题；关于精神抚慰金、伙食补助费，根据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上诉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在对上诉人张建一的诊疗活动中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给张建一造成的精神损害及一定的伙食补助费应当予以赔偿，原审判决上诉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向上诉人张建一赔偿该两项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50元，由上诉人张建一负担10150元，由上诉人山西省荣军精神康宁医院负担1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 俊
审判员 元晓鹏
审判员 韩 敏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孟诗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