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惠13民终第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惠玲，女，汉族，住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身份证号码：×××2924。
委托代理人：ＸＸ，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长青。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清，女，汉族，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3245。
委托代理人：赵莉莉，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春婉，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志明，男，汉族，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3517。
委托代理人：赵莉莉，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春婉，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惠玲与上诉人李清、余志明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5）惠阳法民一初字第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4年10月17日，原审原告吕惠玲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被告李清、余志明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认为其异议理由成立，遂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深龙法民一初字第1400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送到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审原告吕惠玲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0万元及利息80万元（应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1月5日计算至清偿日止）；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因保全证据所支付的公证费3500元；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两被告是夫妻关系，2009年初，原告通过朋友认识被告李清。由于原告因业务关系每隔几个月前往一趟深圳，两被告均热情接待，双方朋友关系非常融洽。2012年12月初，被告李清电话联系原告说正在做液晶显示屏生意需大部分资金，大概借一、两个月，同时口头约定借款利息3分。由于原告当时在浙江金华，考虑到多年朋友，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及原告指定王建梅账户分九次汇款500万元。2013年1月底，原告前往深圳要求被告出具借条，被告李清告知原告所借款被骗等理由拒绝出具，但其承诺等经济好转时偿还原告借款，至今二被告未向原告偿还任何款项且被告李清拒绝接听原告电话、拒绝与原告见面协商还款事宜。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诉请判令：
原告为其陈述的事实提供的证据有：1、转账凭证；2、公证费票据（当庭无法提交）；3、公证书；4、公证书；5、录音光盘及文件整理；6、还款清单；7、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
被告李清辩称，我们认为原告所述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就事实来讲，2012年8月原告是一直希望与被告合作做一个电池项目。该项目是由原告客户介绍，原告说可以投100万元美金来做，该项目并未实际操作，2012年10月份，案外人范芳魁有夏普公司为苹果生产的9.7苹果LCD显示屏出售，原被告重新洽谈，原被告各出资由香港振兴实业向台湾金纯公司购买该批产品，2012年12月1日香港振兴公司与台湾金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书，向金纯公司购买40万片显示屏，所以原告将400万元投资款转至李清的账户，另100万元转至金纯公司指定收款人王建梅账户，李清将包含原告400万元在内的800万元转入金纯，2013年1月23日杨某、吕惠玲带同客户去香港验货，发现货柜内都是电子垃圾才知道上当受骗，2013年4月份李清向台湾警察局报案受到范芳魁的欺诈，所以原告所述的款项并非借款。我们认为从常理来说，从最早的一笔2012年12月7日至2013年1月4日原告多次转账，如果是借款，原告是有充分时间要求被告签订借款合同或者出具借条，但原告没有类似的意思表示，如被告需要原告多次借款，必然会有借款后还款的意思表示，但原告均没有此类证据，所以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求，请求法院予以全部驳回。
被告余志明辩称：对这些的款项均不知情，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两被告提供证据材料：1、邮件公证书；2、鑫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3、销售合同书；4、收款收据；5、转账回执；6、刑事案件报案单；7、刑事告状书；8、证人杨某证言。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李清原是朋友关系，原告分别于2012年12月7日、12月24日、12月27日、2013年1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被告李清账户合计400万元，被告李清对收到400万元金额予以确认。原告于2012年12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案外人王建梅账户100万元。
另查明，原告确认被告李清至今已还款109万元；被告李清庭审时不认可是偿还借款行为，认为是筹措给原告应急使用。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确认原告汇款400万元给被告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外100万元是原告汇给案外人王建梅，原告述称该100万元是按照被告李清的指定汇出，并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该100万元与两被告关联，故本案不作处理，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本案焦点在于上述400万元款项是借款抑或投资款。本院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综合以下事实进行分析：1、原被告是朋友关系，双方至今没有签订生意合作方面的书面资料；2、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李清确实存在与他人存在生意往来，但这些证据均无直接体现原告参与其中；3、证人杨某与被告李清有生意往来、有雇佣行为等利害关系；4、被告事后返还了部分款项给原告。本案所涉金额巨大，按照商业惯例，合作投资如此巨大金额生意之前，合作方都会签署相关书面文件，确认合作事宜、出资比例、利润分享、风险负担等，即使基于朋友关系没有立刻签署，事后也应会有补签措施，以防产生纠纷，此乃生意人应有的风险意识；被告在与他人生意往来期间，从未提及原告参与合作投资事宜，在其所述生意受骗后也没有与原告谈及该生意具体情况；5、假如400万元是投资款，被告李清为何未与原告进行投资结算就先行返还原告部分款项，该被告行为不符合投资合作的操作惯例。综上，原告汇给被告李清的400万元，既不符合合作投资的特征，没有证据证明是投资款，被告辩称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虽然无法出具借条，但是有支付行为，辅以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400万元是借款。
原告自认被告已经偿还109万元，不损害被告利益，本院予以采信并认定被告至今仍欠原告借款本金291万元。两被告是夫妻关系，至今未还的291万元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两被告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申请公证所产生的费用应自行承担，原告诉请被告承担该笔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原告述称约定借款利率3分，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主张的利息应自主张权利之日（向深圳法院起诉日）的2014年10月17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清、余志明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连带偿还原告吕惠玲借款本金291万元及利息（以本金291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7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吕惠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2425元由被告李清、余志明连带承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上诉人吕惠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15）惠阳法民一初字第55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确认原告汇款400万元给被告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外100万元是原告汇给案外人王建梅，原告述称该100万元是按照被告李清的指定汇出，并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该100万元与两被告关联，故本案不作处理，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告述称约定借款利率3分，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主张的利息应自主张权利之日（向深圳法院起诉日）的2014年10月17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部分错误，且存在偏袒被上诉人的行为。
一、上诉人另外100万元出借款项是依照被上诉人告知而汇给被上诉人所指定的案外人王建梅，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述事实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及上诉人无法证明该就100万元与两被上诉人关联而本案不作处理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上诉人所提交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公证处所出具的（201深盐证字第4974号《公证书》第12页-19页刑事告诉状第17页载明被上诉人于2013年4月23日向台湾刑事警察局报案时提交的刑事告诉状所述被上诉人乃分11笔自被上诉人李清（共10笔）与案外人吕惠玲账户（共l笔）汇至被告诉人其指定之被告陈俊吉及王建梅账户（告证七……）。且上诉人将涉案另外100万元借款汇至被上诉人所指定的王建梅的账户后，一直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所指的收款人王建梅的身份信息，被上诉人后向上诉人邮件方式告知王建梅乃案外人范方魁及台湾金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收款人—详见（2014）深盐证字第4974号《公证书》第28页-32页。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代理人的通话录音及录音整理稿第2页底部倒数第5行一第3页第7行也记载被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代理人确认该一百万元借款是其通过邮件方式要求上诉人将该借款汇款转至案外人王建梅的账户。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直确认收到上诉人的款项是500万元。因此，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李清的指定付款100万元至案外人王建梅的账户，该借款100万元依法应由借款人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清偿，因此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上诉人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所述该100万元借款是按照被告李清的指定汇出，及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该100万元借款与两被告关联而要求上诉人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
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时双方已约定该500万元借款月利息为3分，因此被上诉人应依约向上诉人支付相应借款利息。
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且上诉人的经常居住地在浙江省金华市，其前往深圳市的时间和机会极少，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21日期间上诉人并未来到深圳市，因此在该期间上诉人无法要求与被上诉人李清签订对相应利息进行月3%约定的借款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500万元的及利息的洽谈都是仅限于电话和邮件。后上诉人来到深圳市后要求与被上诉人李清就涉案500万元借款签订借款合同但遭到被上诉人无理拒绝。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相应借款合同，但双方的约定依然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按照双方的约定从借款之日起按月利息3%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因此一审法院所认定上诉人述称约定借款利率3分，没有证据予以佐证而不予采信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部分错误，为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以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李清、余志明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5）惠阳法民一初字第5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及理由：
一、原审法院颠倒举证责枉，运用法律有误，应予撤销。
原审法院错误认为：被上诉人（原告）汇给上诉人（被告）李清的400万元，既不符合合作投资的特征，没有证据证明是投资款，上诉人辩称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虽然无法出具借条，但是有支付行为，辅以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400万元是借款。
（一）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应首先证明曾与上诉人达成借贷合意或事后上诉人承认借贷关系：而不是在否定上诉人抗辩理由的前提下即肆意推定借贷关系成立。
原审法院的审理逻辑无视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颠倒举证责任，运用法律有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应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
另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粤高法（2012）240号）第58条规定，“…对于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出借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已经归还借款的事实，借款人应承担举证责任。……。”
也就是说根据前述规定：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的案由起诉应当就借贷合同成立并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为此，被上诉人应证实双方达成借贷合一并实际履行或事后上诉人承认存在借贷关系。
（二）被上诉人仅提供转账证明不能证明借贷关系成立。
被上诉人仅有支付行为的证明并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以其当时在浙江无法叫上诉人为由所以未能签订借款合同、也无法叫上诉人写借条、借据才是不符常理。理由是：
1、被上诉人吕惠玲在深圳也有许多生意，这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鑫隆公司完整资料、工商登记资料（被上诉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系隆鑫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的网站右边的联系方式也有其在深圳的办事处及地址，所以实际上被上诉人经常去深圳谈生意。
2、被上诉入在打款前与上诉人多次面谈，完全可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金额等借款合同具备的条款，当时上诉人如确实需要被上诉人的借款，那么该借款合同是完全可以签订的。
3、从常理来说，被上诉人转账从最早的一笔2012年12月7日到2013年1月4日分别多次转账，如果是借款，被上诉人有充分的时间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条，但是披上诉人都没有类似的薏思表示，而且如果李清当时真的需要吕惠玲的多次借款的话，必然会有借款或如何还款的意思表示，但是吕惠玲未能提供这类证据。
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该款为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条、借款合同等，被上诉人的行为才是不符常理，更是未完成举证责任。
所以，实际上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有的证据即为转账单，上诉人认为，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单只能证实款项支付行为的存在，并无法证实该行为属于借贷合同的履行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所说的借贷关系并不能成立。
（三）原审判决“辅以本案其他证据”具体所指含糊不清，不能认同。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仅有支付行为是不能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因为生活中支付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三性的审查是尤其重要，特别清晰明了，而不是含糊其辞。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其他证据并不能证明借贷关系成立。
结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认为能够成立借款的证据就是其提交的短信、录音证据。对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供的短信公证书不具有任何证明力：首先，公证书明确其对所保全的短信来源不作证明，即公证书本身不能对该短信的真实、合法性进行证明；其次，该短信内的发送人并不能证明即为李清本人；最后，该短信内容只有“被上诉人所说的李清”一人发送的信息，完全没有接收者的回复短信，这不符合我们正常的短信往来，也就是被上诉人是有意将不利于上诉人的信息展示出来，希望混淆法庭的判断。另外，关于被上诉人代理人与“李清”的所谓的通话录音同样不具备证明力：首先，该通话的人物身份的真实性不能得到确认（通话的人物甚至有可能认为对方是诈骗电话下进行的回应，通话内容的真实性是无法确认的）；被上诉人代理人在通话中从未表明自己的身份、姓名。其次，该通话及录音也并没有得到上诉人李清的许可，其合法性也不能得到确认；最后，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通话书面内容实际上，整段录音中，李清已多次表示不存在借款关系，是合作投资关系，而被上诉人代理人却一再利用专业人士的便利对李清进行诱导，这在整段录音中是非常明显的。被上诉人代理人基于其个人立场，一直利用其专业技能去诱导李清说出一些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模糊的话语，所以该通话录音从形式、内容上均不具备证明力。
二、原审法院分析说理片面、不客观，有意减轻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不当排除对上诉人有利的事实、证据。
（一）原审法院分析说理片面、不客观，有意减轻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
原审法院的分析有5点：1、上诉人认为是合作投资款，但不能提供书面合作协议，不合理；2、上诉人证据无直接体现被上诉人参与合作其中，不合理；3、证人杨某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合理；4与5、上诉人在合作失败后返还部分款项给被上诉人，不合理。因此，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不利责任，所以借贷关系成立。原审法院这种分析说理是极端片面、不客观。
在这里上诉人希望借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的规定说明借贷纠纷中原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应如何分担，该指引第十三条规定“出借人仅提交了款项支付凭证，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借贷关系，借款人否认借贷关系的，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二）借款人提出款项支付系基于另一法律关系而发生，并对款项往来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了初步证据的，出借人应就借贷关系的存在进一步举证。不能举证或举证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依法驳回出借人的诉讼请求。”
也就是说符合常理的审理逻辑并不是说既然上诉人认为不是借款，而是基于另一法律关系而发生，上诉人就必须直接、充分且能直观反映双方合作投资关系的证据（例如一定要有投资协议），而是上诉人只要对款项往来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了初步证据的，被上诉人应就借贷关系的存在进一步举证。不能举证或举证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所以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的要求是非常苛刻，且有悖法律规定。
（二）原审法院不当排除对上诉人有利的事实、证据。
上诉人本着说明事实的角度，将本案涉及款项的为投资性质列举大量证据，且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均为被上诉人所承认，原审法院却视而不见，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间接证据”全盘承认，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概排除。
1、原审法院分析说本案所涉款项没有投资协议是不合理的。原审法院认为如果是投资关系应该有合作投资的协议，认为上诉人应对此举证。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首先，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对借款关系举证而明显被上诉人举证不了。却将责任倒推给上诉人，于法无据。其次，客观事实上，对于这类交易时间非常短，如果不是被骗，提货当天下家客户就能结清尾款，被上诉人与李清就可以马上回本和分利润，这类交易时间可能只需要几天就能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即使是杨某之前所做的几单交易，也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这也是深圳此类短期交易惯常做法。故，没有书面投资协议是符合此类生意的交易惯例的。
2、原审法院分析说上诉人证据无直接体现被上诉人参与合作其中，不合理。原审法院这一说法完全是无视一审已提交证据。从被上诉人提交的与李清往来的邮件公证书、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与杨某的邮件往来公证书可以证明购买夏普显示屏项目中，从前期沟通、签订销售合同书以及杨某及时将范芳魁的关于夏普屏项目的邮件转发给吕惠玲、再到2013年1月份带客户到香港收货、验货的行为吕惠玲本人直接参与原本振兴业公司向金醇公司购买夏普屏的事宜。在被上诉人直接参与整个项目的情况下，又是极短期的几乎类似即时交易的情况下，且根据同行业同种业务的习惯，没有签订书面投资合同是合情合理、符合交易惯例的。
3、原审法院认为证人杨某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杨某证言不能采信。实际上，杨某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有合作关系。而本案所涉的投资项目杨某是作为执行人参与其中，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互相进行沟通的渠道。上诉人提交的杨某与被上诉人邮件往来公证书，被上诉人对该公证书的邮件内容真实性是确认的。在这种情况下，杨某基于邮件的内容来说明案情是有需要的，且是具有可信度（邮件是真实的）。且杨某的说明并不是上诉人抗辩理由唯一证据，是作为补充说明，供法庭进行参考。原审法院武断否定杨某的证言，实际上即是片面听信被上诉人的具体表现。
4、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受骗后没有与被上诉人谈及该生意具体情况，不合理。这又是片面排除反映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的具体表现。证据（1）被上诉人提交的邮件公证书中的刑事告诉状（公证书18页倒数第5行）：告诉人依上诉人范芳魁之通知于2013年1月22日派代表杨某、何卓伟及吕惠玲带同客人前往看货。证据（2）被上诉人提交的邮件公证书“李清案通知书”中，通知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6日（给到被上诉人手中还有时间差），而被上诉人还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将该台北检察院的开庭通知书于2013年12月4日即发给吕惠玲。这些证据还不能反映上诉人受骗后没有与被上诉人谈及该生意具体情况
5、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合作失败后返还部分款项给被上诉人，不合理。关于这一点，上诉人必须说明的是，该投资项目确实因上诉人所起，所以项目被骗失败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也有愧疚之情。特别是，在发现项目被骗后，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表示其投资款系向高利贷所借，公司经营与家庭生活存在极大的难处（被上诉人也曾恐吓上诉人），上诉人尽其所能筹集80万元给被上诉人度过难关（该款绝对不是所谓的还款，上诉人保留向被上诉人主张该款的权利）。这并不是先行返还部分款项，更不能作为上诉人认可前述款项为借款的证据!
三、退一万步讲，如果上诉人李清与被上诉人吕惠玲涉案款项为借款性质，该款属于吕惠玲与李清之间往来，且未用于家庭生活支出，与上诉人余志明无关，不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余志明不需对此承担偿还责任。
四、原审法院对诉讼费分担判决有误，应予撤销。
原审法院判决本案诉讼费52425元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本案诉讼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但即使按原审判决，该决定也是错误，诉讼费52425元为被上诉人提起时法院按500多万的标的计算进行预交的。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即使如原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偿还291万，上诉人也只需承担该部分的诉讼费，而不是全部诉讼费。
从法律角度，被上诉人首先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不应被过分要求（否则就是举证责任颠倒），被上诉人此时应就借贷关系的存在进一步举证。不能举证或举证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依法应驳回出借人的诉讼请求。从事实角度，上诉人基于说明事实的角度举出大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400万元属于投资款而非借款，被上诉人根本是在投资被骗失败后不能接受损失而反悔编造理由转嫁损失由上诉人承担全部投资责任，被上诉人这一要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更不符合商业投资风险分担原则。
综上，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除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一：根据李清、余志明提交的（2015）深盐证字第1861号《公证书》记载的拷屏文件内容，2012年8月28日，杨某发邮件给吕惠玲，向其解释电池来源及进行风险分析；2012年8月29日，吕惠玲发邮件给杨某，要求得到电池承认书；同日，杨某发邮件给吕惠玲，要求其先期提货2万片，并提出后续提货时间表等；2012年8月29日，吕惠玲发邮件给杨某，询问能否宣传电池为NEC品牌；同日，杨某发邮件给吕惠玲，告知其电池的来源及价款；2012年9月11日，杨某发邮件给吕惠玲，协商走货方式、安慰电池来源正规无风险，并要求以3万为单位下单等；2012年11月21日，杨某将金醇公司发来的关于电池发货安排及夏普屏已付定金内容的邮件转发给吕惠玲；2012年12月4日，杨某将李清代表振兴公司与金醇公司之间签订的关于夏普屏的《销售合同书》照片发送给吕惠玲。
另查明二：根据吕惠玲提交的（2014）深盐证字第4974号《公证书》记载的拷屏文件内容，2013年6月3日李清向吕惠玲发送邮件附件为王建梅的账号；2013年12月4日李庆祥吕惠玲发送邮件，附件为2013年4月23日李清向台湾警方报警被台湾金醇公司骗取资金的《刑事告诉状》。
另查明三：在本案二审诉讼中，吕惠玲、李清均认可双方提交的公证书记载邮件内容没有被修改过，也认可被台湾金醇公司所骗的是夏普显示屏项目。经本院询问，李清认可在邮件往来中没有关于显示屏项目合作的内容，但称双方见面谈过多次。
另查明四：2012年12月1日，李清作为振兴公司的代表与台湾金醇公司签订一份关于夏普屏的《销售合同书》，内容为振兴公司向金醇公司购买40万片夏普3代屏，标的为1280万美元，交付时间为2013年3月15日前等。2012年12月7日、24日、27日、2013年1月4日，吕惠玲分6笔向李清的账户转账支付400万元；2012年12月27日，吕惠玲还向王建梅的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2012年12月27日至2013年1月8日，李清分多笔向金醇公司指定的陈俊吉付款共计900万元，金醇公司于2013年1月10日开具了相应的收据。2013年1月23日，杨某与吕惠玲等一道前往香港元朗验货，发现货物并非显示屏而是废旧手机等。2013年4月23日，李清向台湾警方报案，称在香港元朗为金醇公司所骗等。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一审、二审中双方的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吕惠玲与李清之间法律关系；第二，本案的法律责任承担。
关于吕惠玲与李清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吕惠玲主张是民间借贷关系，李清主张是合作合同关系。据此，吕惠玲与李清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民间借贷，要么是合作合同，二者必居其一。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吕惠玲虽不能提交其与李清之间的借贷合同等直接证据，但是提交了其向李清的账户直接支付400万元的证据，李清也认可收到了这400万元。因此，李清有义务对其收取该400万元的合法性提出相应的证据。
根据李清提交的（2015）深盐证字第1861号《公证书》记载的拷屏文件内容来看，从2012年8月28日起到2012年12月21日杨某与吕惠玲之间的多封邮件往来，讨论的都是关于汽车电池的问题。唯一提到过夏普屏的，只有一封2012年12月21日杨某转发金醇公司的邮件给吕惠玲，附带提到了一句夏普屏已付定金的内容，并不是李清与吕惠玲之间将夏普屏作为需要沟通协调的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在2012年12月1日，李清代表振兴公司与金醇公司签订关于夏普屏的合同前，并无邮件证明李清或者振兴公司与吕惠玲就夏普屏的事项进行过沟通。2012年12月4日，杨某将夏普屏《买卖合同书》照片作为附件发给吕惠玲，也只是发送该文件，而没有任何关于双方如何合作的内容。同时，该夏普屏的《买卖合同书》所涉的金额为1280万美元，接近人民币一个亿的金额。双方就NEC电池问题，进行过多次邮件往来进行沟通的行为表明，在双方做生意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需要沟通协调的细节问题。对于标的额近亿元的夏普屏项目而言，投资更大、周期更长、环节更多、经验更少，作为项目的实际操作人，李清在签订前为何没有任何双向的邮件沟通？本案诉讼中，李清称经过多次面谈的，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假定吕惠玲与李清或者振兴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则李清应当将其与金醇公司之间的沟通进展及时告知吕惠玲，至少应当在决定与金醇公司之间签约前向吕惠玲告知即将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而不是签订完毕后才将正式文本发送给吕惠玲。根据以上分析，吕惠玲向李清的账户转款行为，因为李清做夏普屏项目所需资金而向吕惠玲借款的可能性比吕惠玲投资与李清合作的可能性更大，在李清不能提交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其与吕惠玲之间是合作关系之前，本院推定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至于本案诉讼终结后，李清能够取得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吕惠玲之间就夏普屏问题存在合作关系、吕惠玲应当承担风险的，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关于本案的法律责任问题，如前所述，吕惠玲与李清之间并未就夏普屏的项目成立合作关系，而李清在香港元朗被骗的是夏普显示屏项目，故而因被骗而产生的损失应当由李清及其成立的振兴公司承担，与吕惠玲无涉。李清的个人账户收到吕惠玲的汇款性质，根据双方的抗辩意见在排除是合作投资款的情况下，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的借款处理。借款的本金问题，由于吕惠玲直接支付到账户的只有400万元，而支付到案外人王建梅的100万元并无李清的指令或者委托，也未得到李清的认可。此外，李清通过电子邮件将王建梅的账号发送给吕惠玲的时间是在2013年6月3日，而吕惠玲向王建梅的账户转款100万元时间是在2012年12月27日。据此，不能依照该邮件认定是李清要求吕惠玲向王建梅付款。吕惠玲所主张的利息，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约定了利息；且从双方此前已有NEC电池合作项目的情况来看，吕惠玲提供借款未要求利息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审法院以吕惠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即2014年10月17日作为利息的起算点，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余志明的法律责任问题，由于本案所涉的借款是支付到李清个人账户而非其开设的振兴公司账户，该款项的用途应当由主张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余志明提交证据证明。在余志明不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或者其他开支的情况下，作为李清的配偶依法应当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李清上诉的一审法院受理费负担不当问题，该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为了减少退补的麻烦，本院以二审受理费负担中适当增加吕惠玲应当承担的受理费、适当减少李清和余志明应当负担的受理费数额的方式予以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吕惠玲、上诉人李清、余志明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其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425元，由上诉人吕惠玲负担26212.5元，由上诉人李清、余志明负担26212.5元。双方当事人分别多向本院预交的26212.5元，均由本院直接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志文
审判员 赖锦荣
审判员 郑 杰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彭科梅
附：相关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