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705民初1071号
原告：苏来，男，1959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
委托代理人：刘长峻，安徽众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詹富国，男，196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铜陵市，目前住云南省保山市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墅15栋。
被告：程宝珠，女，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
原告苏来与被告詹富国、程宝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来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长峻、被告詹富国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程宝珠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詹富国、程宝珠返还运输费用97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詹富国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原安徽省铜陵市安源环保机械制造厂（以下简称安源制造厂）的法定代理人，安源制造厂于2016年9月注销。2010年8月20日安源制造厂与温岭华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公司）签订《槽钢采购供货合同》，约定安源制造厂向华富公司供应槽钢，承担货到需方工地的运输费用，华富公司在合同中授权詹富国为其货物签收人。因货物通过海运到达台州市椒江海运码头卸货后，该码头至华富公司工地还有大约30公里的路程，原告便委托詹富国负责该段路程的运输事宜，原告向詹富国支付该段路程的运输费用，另有一批货物因华富公司要赶工期,全程以汽运方式运输,相关运输事宜原告也交给詹富国办理,原告向詹富国支付运费。2010年11月12日，原告通过安源制造厂的账户向詹富国个人账户汇款70000元，2010年12月24日，原告通过安源制造厂的账户又向詹富国个人账户汇款127695元。后原告发现詹富国欺骗了自己，夸大运输费用，从椒江码头至华富公司工地实际运输费用最高不会超过30元/吨,原告向詹富国支付的运输费用大大超出实际应支付的运输费用，经多次交涉，詹富国同意退还部分多收取的运输费用，并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承诺于2017年元月29日前归还97000元。实际该款并非借款，而是詹富国应退还的多收取的运输费用。因詹富国到期未付上述款项催讨未果，为维护自身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詹富国辩称：1、这个是公司的事情，采购合同中说的很清楚，这个费用是原告自己承担的；2、原告没有委托我办理任何运输，没有签署任何合同，货到工地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话，让我去找吊车去卸货，没有任何人委托我。货到以后，因为这笔费用比较大，运输的人都出具了票据，我把票据交给原告，因为企业要做账，但是这个票据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原告当时让我把运费代付一下，9月21日到了第一批货，10月31日到了第二批货，都是我代付的款。
被告程宝珠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安铜陵市安源环保机械制造厂（以下简称安源制造厂，普通合伙）于1998年9月14日成立，苏来及案外人张辉晔为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年12月安源制造厂注销，案外人张辉晔向本院出具书面说明，称相关权利义务均由苏来享有和承担。2010年8月20日安源制造厂与温岭华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公司）签订《槽钢采购供货合同》，约定安源制造厂向华富公司供应933.38吨槽钢，承担货到需方工地的运输费用，华富公司在合同中授权詹富国为其货物签收人。因货物通过海运到达台州市椒江海运码头卸货后，该码头至华富公司工地还有大约30公里的路程，加之苏来与詹富国系多年朋友关系，苏来便委托詹富国帮助处理该段路程的运输事宜,代为联系承运人、支付运输费用。詹富国电话告知苏来运输费用金额，苏来依其所告知金额汇款给詹富国。2010年11月12日、2010年12月24日，苏来分别向向詹富国个人账户汇款70000元、127695元。后苏来认为实际所需运输费用与汇给詹富国的金额有出入，便与詹富国交涉。2016年11月29日詹富国向苏来出具借条一份，承诺于2017年元月29日前归还97000元。
詹富国对于受苏来委托联系承运人、代为支付运输费用、收到的两笔汇款（70000元、127695元）系詹富国用于支付运输费用、借条实为其与苏来结算运输费用等事实并无异议，但是，其提出了两点抗辩意见：借条是受苏来胁迫签订；苏来向自己汇出上述两笔款项时，双方已结算完毕，苏来推翻结算结论，胁迫自己书写借条。为佐证系受胁迫签订借条，詹富国向本院提交了报警记录打印件，该证据显示：2017年1月11日晚上19:57分，詹富国曾致电铜陵市“110”，当月13日詹富国也曾与派出所多次联系，当月23日詹富国和苏来都曾到派出所接受询问。
苏来称詹富国报警是为了不支付款项，报警后自己仅仅是接受询问，公安部门并未作出任何处理。苏来并因此对借条之所以载明97000元作了说明：97000元是由两笔构成，一笔是50000元，这50000元是2010年11月12日支付了70000元的运费，实际运费经双方结算应该是16201元，詹富国应退还原告53799元，双方同意取整，即50000元；第二笔是47000元，是2010年12月24日苏来向詹富国支付了127695元，实际发生的只有8万元，应当退还原告47695元，双方同意取整，即47000元。苏来还提交了案外人铜陵市先锋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佐证实际发生的运输费用大大少于自己汇给詹富国的款项，该证明2010年时椒江码头至华富欧典华园工地槽钢运输的报价是30元/吨（含税价）。
詹富国与程宝珠原系夫妻，2017年1月4日，本院作出（2016）皖0705民初4266号民事调解书，詹富国与程宝珠依该调解书离婚。
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原告提交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槽钢采购供销合同、建行对账单、证明、借条、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国税局直属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被告提交的报警记录及被告向派出所情况说明、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詹富国受苏来所托，代其联系承运人，代为支付运输费用，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系双方因委托事务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委托合同纠纷。詹富国2016年11月29日向苏来出具借条，实为双方对委托关系存续期间内詹富国收到苏来汇款金额与其实际代苏来支出运输费用金额的结算结果，此借条所载金额与苏来提交的其它证据亦能相互佐证，詹富国应当受此借条的约束，按期足额向苏来支付款项，苏来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詹富国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借条是受胁迫签订，理由如下：1.依詹富国的陈述，其在2016年11月29日出具借条后，当日即不并不存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但却在事隔一个多月以后才报警，不符合常理，真正受到胁迫者应当是在事后立即报警；2.公安部门并未对詹富国的报案事实立案并对苏来作出治安处理结果，并未认定苏来胁迫詹富国。同时，詹富国称苏来是依双方结算结果所汇，并无证据佐证。综上，詹富国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诉争债务发生在詹富国与程宝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双方虽已离婚，但程宝珠仍应与詹富国承担共同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詹富国、程宝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苏来支付97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25元，减半收取1112.5元，由被告詹富国、程宝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余卫东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郝 朕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