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民申9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边霞。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公司注册号：330681000064668。法定代表人：赵林中，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周仕迪、章士达，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边霞因与被申请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民终字第2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边霞申请再审称，一、被申请人系在再审申请人产假期间违法辞退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于1987年3月27日被诸暨毛纺织厂招录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再审申请人参加工作后，工作一直踏实刻苦，多次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优先列入分房对象。1993年再审申请人结婚，婚后因工作岗位劳动强度大，先后小产两次。1995年4月3日又怀孕，4月25日再审申请人再次去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将医生要求保胎休养的建议书递交厂领导要求休息，却遭到拒绝。再审申请人只能坚持上班，导致下身多次出血和去院治疗。之后，再审申请人多次递交请假报告，但厂领导一直未予批准。1995年12月20日，再审申请人女儿出生，1996年3月中旬，再审申请人回厂上班，厂领导却交给再审申请人《关于对边霞等两名职工予以辞退和同意蒋铁峰辞职的决定（浙富（1995）378号）》文件一份，说富润集团公司已于1995年11月30日以再审申请人自1995年4月5日起未请假而长期不上班为由将再审申请人辞退。再审申请人怀孕期间一直坚持上班，在医生诊断下要求休息，在多次请假未准的情况下仍坚持上班，直到接近生产时才请假待产。女职工的产假是法定权利，再审申请人依法享有该权利。但被申请人因当时处于企业兼并初期，内部管理关系尚未理顺，在未作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偏听偏信，随意作出辞退再审申请人的决定是十分草率和极端的不负责任的，是严重侵犯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二、原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的仲裁申请已超出仲裁时效的认定属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被申请人下发的辞退决定与事实不符。在被申请人下发的《浙富（1995）378号》文件中，称公司已在1995年11月30日以申请再审人自1995年4月5日起未请假而长期不上班由将再审申请人辞退，这份辞退决定与事实根本不符。首先，由于被申请人无理拒绝再审申请人的保胎请假申请，直至1995年10月5日，再审申请人还带孕坚持上班；其次，再审申请人1995年12月20日产女，根本不可能在1995年11月30日收到被申请人的辞退决定，且该决定文件上也有当时公司管理人员书写的说明“该文件下发时应送达边霞同志手中，因当时联系不上，故造成”，也可印证此辞退文件并没有有效送至再审申请人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2、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之相关规定，在再审申请人产假期间依据不实理由将再审申请人违法辞退，在再审申请人对辞退决定不服向被申请人及其领导不断交涉的过程中，对再审申请人一直搪塞应付，且未告知申请再审人相应的救济途径，严重损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3、再审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违法辞退决定一直坚决不服，十几年来奔走相告，不仅持续和被申请人交涉，其中单向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就写了二十多封信，但并未得到回复。再审申请人还向各级部门多次信访，包括向诸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相关要求，故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三、再审申请人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在违法辞退再审申请人时，既未将文件送达再审申请人，更未告知救济途径，该未告知行为应视为侵犯再审申请人合法劳动权利的不作为行为，而不作为的诉讼时效并无法律明确规定。主张权利与知晓权利被侵害是不同概念，可以知晓权利被侵害在前，主张权利在后，本案就是如此。因此，原审认定再审申请人的起诉超过劳动仲裁时效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求再审本案。被申请人富润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边霞应当自1996年5月中旬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边霞既未提出仲裁也未向单位提出异议，边霞向单位法定代表人赵林中写信的时间是2013年10月，提出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15年7月，均已经超出法定的仲裁时效；被申请人辞退边霞的决定合法，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关于女职工在怀孕、产假、哺乳期间不准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不得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六、二十七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法律并未禁止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合法公正。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再审申请人边霞的仲裁申请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60日仲裁时效。首先，关于本案的仲裁时效起算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即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系仲裁时效的起算点。本案中，被申请人于1995年11月30日作出辞退决定（即《浙富（1995）378号文件》，再审申请人主张其于1996年3月中旬回厂上班才收到该决定有相关文件上的记载内容证实，应予认定。被申请人是以边霞长期未请假不来上班严重违纪而作出辞退决定，边霞主张被申请人在产期辞退女职工违法是对辞退决定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劳动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争议和用人单位作出的辞退决定是否合法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双方之间存在劳动争议的事实清楚。因此，边霞收到书面辞退决定之日就是仲裁时效的起算之日。边霞主张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应以其主张权利之日作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但该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前提是“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面通知时间”，而本案中边霞已经收到书面辞退决定，即用人单位已经证明劳动者收到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书面通知，本案并不适用该规定。此外，用人单位未及时将辞退决定送达给劳动者的法律后果是应以劳动者收到该辞退决定之日起计算申请仲裁期间，法律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告知劳动者提起申请仲裁的时间，边霞主张用人单位未告知救济途径属于侵犯合法劳动权利的不作为，缺乏依据。其次，本案也不存在仲裁期间中断的法定情形。申请再审人主张其在收到辞退决定后一直向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实质上是主张申请仲裁时效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中断的前提是在法定的申请仲裁期间有前述情形的存在，但在本案中，边霞未能举证证明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60日法定申请仲裁期间有前述情形的存在。即使边霞主张的向有关部门申诉以及之后十几年间持续与被申请人信件交涉的事实存在，并将其视为前述规定的权利主张情形，其最早向有关部门寄出申诉信件的时间为1997年1月，已经超出法定60日申请仲裁期间，并不发生仲裁期间中断的效力。综上，本案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为1996年3月中旬，在60日的申请仲裁期间也不存在仲裁期间中断的事实，之后边霞的申诉以及交涉行为均不发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效力，边霞提出本案劳动争议仲裁的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确已超出仲裁申请期限，本案也不存在边霞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行使权利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驳回边霞的诉讼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当。边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边霞的再审申请。审判长刘国华代理审判员肖建光代理审判员张静静二○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