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5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昌行珍味（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360号913室。
法定代表人：赵广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颖达，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A座2403室。
法定代表人：李伟，总经理。
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松林路357号28层。
负责人：艾雷，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奕，男，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大昌行珍味（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行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大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5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日、2017年7月20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大昌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颖达、刘涛，被上诉人深圳恒大公司、原审被告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昌行公司上诉请求：变更原判主文第一项，判令深圳恒大公司给付大昌行公司欠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806,979.87元；变更原判主文第二项，判令深圳恒大公司给付大昌行公司利息（以1,006,646.09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日起，以1,800,333.7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6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附件二项下代垫费用的核销条件进行了约定即上诉人需提供第三方超市的确认的《代垫费用确认清单》，上诉人按约定向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关材料；被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怠于履行核销及结算义务，显属违约；上诉人主张的退旧未换新货货款51,646元,已提供相应证据，举证责任已转至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进一步举证显然有误。
深圳恒大公司辩称，由超市采购人员签字的核销单据的真实性，双方没有正式文件确认，双方核销费用单据凭证应是合同约定的原始凭证和上诉人的发票，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由被上诉人批准的场所的相关凭证；退货部分，上诉人仅提供相关单据，不能证明发生了退换货，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不接受大昌行公司的上诉主张，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同意深圳恒大公司的抗辩意见，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昌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支付拖欠的垫付经销费用2,806,979.87元；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06,646.09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日起，以1,800,333.7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6日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标准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案件诉讼费和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大昌行公司作为乙方、案外人珠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A公司）作为甲方签订《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及附件，约定大昌行公司担任珠海A公司上海地区华联、联华、世纪联华、快客、全家、可的、好德、梅林正广和百货系统渠道的特约经销商，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其中第七条第5款约定：“为及时归还乙方代垫款，在与垫付费用相关的活动结束后，乙方应及时提供真实的代垫费用原始凭证及合法合规的相关税字号发票，并经甲方指定客户经理、区域经理逐级审核签字上报核销。……”2014年8月15日，珠海A公司、深圳恒大公司向大昌行公司发出《关于更换恒大冰泉结算公司的函》一份，告知从2014年8月18日起恒大冰泉结算公司更换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原“珠海A有限公司”等所涉及的恒大冰泉结算权利义务(包括未核销的市场推广费)将一并移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负责，本次结算转移不会影响广大经销商的权利义务及业务开展。2015年2月6日，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备忘录》及附件一“资料提交齐全”、附件二“资料未提交”所载内容予以盖章确认，其销售总监顾某在《备忘录》上予以签名、署期。该《备忘录》明确大昌行公司与珠海A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到2014年12月31日结束，目前就双方业务未尽事宜签订备忘录具体如下：未完成核销的费用为6,950,716.92元，其中已提交齐全的核销资料费用为3,333,403.72元（即附件一项下）、由于核销资料不全未提交核销的费用为3,617,313.20元（即附件二项下），DMS余额48,284.21元，押金1万元，以上合计7,009,001.13元，按照实际核销金额为准，且实际核销不超出该合计金额；已提交齐全的核销资料费用3,333,403.72元、DMS余额和押金合计58,284.21元均计划2015年3月31号前完成付款；资料不全未核销的费用3,617,313.20元计划在收到大昌行公司提交齐全核销费用资料后3个月内完成付款，核销的金额按照实际扣款金额为准，且不得超过呈批/计划的原定金额；备注：大昌行公司因标签问题销毁的水共计1,359.50箱、折合金额为83,431.52元，申请此费用以现金/电汇方式进行支付返还，支付时间为2015年3月31号前。
嗣后，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3日、2015年7月16日、2015年7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大昌行公司支付了127,200元、600,000元、910,273.36元、831,000元，合计2,468,473.36元，四份付款凭证上“附加信息及用途”分别注明为“快客6-7月陈列费”、“好得可的陈列费”、“商超费用”、“代垫费用”。
一审另认定，大昌行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多次以电子邮件方式来协商大昌行公司代垫费用核销一事。2015年7月7日，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督察部员工何某通过电子邮件向大昌行公司发送附件“山隆-
商超系统方确认清单”一份要求大昌行公司提供经超市方确认的清单供审核，同时双方约定进行会议沟通。
此后，大昌行公司屡次向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催讨审核结果并催讨《备忘录》及附件一项下剩余费用864,930.36元、附件二项下已补充提交资料的费用1,748,687.78元、DMS余额48,284.21元、押金1万元、标签销毁折合83,431.52元以及退旧未换新货的货款51,646元等各项代垫费用合计2,806,979.87元未果，故双方发生纠纷。
一审审理中，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对账中对大昌行公司就《备忘录》附件二主张款项认可以下内容：第36项联华8/10-8/31店促计10,342.29元、第37项世纪联华8/27-9/9店促计79,676.26元、第39项联华8/29-9/9店促计9,189.78元，合计99,208.33元。在第二次庭审中，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提供2014年12月17日大昌行公司与世纪联华之间就售后补差费用进行确认的电子邮件一份，据此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认可其中售后补差费用合计24,007.86元,其中2014年8月10日至8月31日的售后补差9,756.88元及2014年8月27日至2014年9月9日的售后补差5,324元已经包含在第一次自认的金额中。
一审法院认为，大昌行公司与案外人珠海A公司间签订的《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及附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从双方的合同约定和实际交易情况来看，大昌行公司作为珠海A公司在上海地区的经销商，须严格实施合同约定的价格政策及完成一定的销售指标等，因此双方并非法律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大昌行公司、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由深圳恒大公司继受珠海A公司在上述合同项下结算权利义务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而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系深圳恒大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故大昌行公司与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签订的《备忘录》及附件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由深圳恒大公司承担。
经核对账目，本案的争议焦点，亦即大昌行公司的诉请构成如下：
一、《备忘录》项下DMS余额48,284.21元、押金1万元、标签销毁损失折合83,431.52元、附件一项下“已提交齐全核销资料费用”的剩余款项及利息损失。
大昌行公司提供《备忘录》及附件一为证，其中明确DMS余额为48,284.21元、押金为1万元、标签销毁损失折合83,431.52元、“已提交齐全核销资料费用”为3,333,403.72元（附件一为具体明细）。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备忘录》及“资料齐全”附件一上加盖的被告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公章真实性并无异议，并在审理中对《备忘录》确认的DMS余额48,284.21元、押金1万元、标签问题销毁损失折合计83,431.52元均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但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辩称《备忘录》上签字人顾某作为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销售总监不具有确认核销代垫费用的权限、其加盖公章有违公司内部规章，故对“已提交齐全核销资料费用”3,333,403.72元存有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大昌行公司与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之间对核销权限人员并无具体约定，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举证的内部盖章流程或人事安排均不足以推翻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备忘录》及附件一“资料齐全核销费用”盖章确认的事实，且事后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已就《备忘录》及附件一中确认的“已提交齐全核销资料费用3,333,403.72元”以代垫费、陈列费、商超费用等名义向大昌行公司支付过四笔款项（合计2,468,473.36元），故对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深圳恒大公司应支付大昌行公司《备忘录》及附件一“已提交齐全核销资料费用”项下的剩余款项864,930.36元、DMS余额48,284.21元、押金1万元、标签问题销毁损失折合83,431.52元，合计1,006,646.09元。
二、《备忘录》附件二项下主张代垫费用合计1,748,687.78元。
1、大昌行公司称经五家超市确认的固定费用和售后补差费合计1,726,935.73元（清单金额合计为税前1,629,184.65元）
为此大昌行公司提供了快客、世纪联华等五家超市采购人员签字的确认清单五份及2015年10月15日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员工李某签收上述超市采购确认清单的签收单及发票为证。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五份清单上大昌行公司所称超市员工身份及签字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签收单上大昌行公司所称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李某”的签字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并称双方已在电子邮件及会议中约定应以超市盖章确认作为必须的核销条件，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发票上仅显示金额，没有显示大昌行公司代垫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市场活动的费用，不足以证明大昌行公司主张代垫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市场活动项目已实施，故对其在庭审中自认金额之外的费用均不予认可。
2、进货折扣为21,752.05元。
大昌行公司称进货折扣以超市送货回单来核销并提供恒大呈批报告、大昌行公司开具发票以及超市收货报告一组。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呈批报告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发票系大昌行公司单方开具而非收取代垫费的第三方开具，对促销协议和收货报告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亦无法证明大昌行公司在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批准的销售活动中因免费或折让货款而代垫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的市场费用，故对该进货折扣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大昌行公司为乙方与案外人珠海A公司为甲方签订《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对代垫费核销确有相应条款约定，但本案审理中大昌行公司、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均确认因双方对备忘录附件二项下代垫款项结算存在较大差异、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经办人员调整等因素致使双方事后又于2015年7月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和会议协商方式约定由大昌行公司提供经第三方超市确认的“代垫费用确认清单”作为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审核付款的核销条件。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自认店促合计99,208.33元；第二次庭审中自认售后补差费用合计24,007.86元，其中2014年8月10日至8月31日的售后补差9,756.88元及2014年8月27日至2014年9月9日的售后补差5,324元已经包含在第一次自认的金额中，两次庭审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合计自认《备忘录》附件二的费用为108,135.31元，除此之外，其余费用大昌行公司提供材料均无法证明费用的实际发生以及双方约定的关于超市对费用确认的核销条件，大昌行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对其主张进一步证明，故大昌行公司对其所提出的该部分费用依据不足，难以认定。
三、已退旧货未换取新货的相应货款51,646元及利息损失。为证明其主张，大昌行公司提供了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销售主管李某于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6日发给大昌行公司员工刘涛的电子邮件各一份及大昌行公司自制的经分销商置换产品统计表一份。从2015年3月2日的电子邮件内容来看，双方曾就换货具体流程达成以下共识：大昌行公司须完成附件表格的相关资料填写和盖章连同退货的运输单一并交付深圳XX公司、大昌行公司提前和深圳XX公司中转仓人员预约送货时间、必须整箱返还，完成以上流程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会根据以上的相关凭证操作新货返还流程；从2015年3月6日电子邮件内容来看，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认为大昌行公司送达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中转仓的货与之前邮件中的数字存在很大出入要求大昌行公司核实且要求进一步提供送货回单并告知，否则无法换新货。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上述电子邮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仅反映双方曾就以旧换新进行协商的事实，对大昌行公司自制的经分销商置换产品统计表真实性和内容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大昌行公司所称退货数量和金额未予确认，大昌行公司亦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在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后已向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进一步核实退货以及提供了完整送货回单的事实，故大昌行公司主张该项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难以支持。
四、综上，深圳恒大公司应支付大昌行公司的各项金额合计1,114,781.40元。
鉴于《备忘录》为其中“DMS余额48,284.21元、押金1万元”、“标签问题销毁损失折合计83,431.52元”、附件一“已提交齐全核销资料费用”(合计1,006,646.09元)设定了付款期限均为2015年3月31日前。而附件二“核销资料不全未提交核销的费用”则明确约定“在收到山隆提交齐全核销费用资料后3个月内完成付款，核销金额按照实际扣款金额为准”，因大昌行公司与深圳恒大公司、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就该部分费用发生了争执，显然该部分费用的支付时间目前尚未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大昌行公司请求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本金及起算时间均予以调整。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海山隆实业有限公司欠款1,114,781.40元；二、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海山隆实业有限公司利息（以1,006,646.09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上海山隆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1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189元由上海山隆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1,214元，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负担13,97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大昌行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上海C有限公司（序号33、34、35、37、41、44）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清单、呈批报告、促销协议、收货报告、存根联、发票，证明上诉人在上海C有限公司发生促销代垫费用1,067,296.79元,对于其中序号37的核销金额68,526.08元，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在一审已自认并经一审判决给付，可予扣除；2、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序号36、38、39、42）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确认清单，证明上诉人在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促销代垫费用80,007.86元，对于其中序号36的核销金额9,756.88元、序号38中的核销金额2,678.48元、序号39的核销金额5,324元、序号42中的核销金额6,248.5元，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在一审已自认并经一审判决给付，可予扣除；3、上海D有限公司促销活动相关呈批报告、发票存根联、促销协议、送货单、发票联、付款申请单和贷记凭证，证明上诉人在上海D有限公司发生促销代垫费用69,880元；4、上海E有限公司促销活动相关呈批报告、发票存根联、进场协议、送货单、发票联、扣款金额说明，证明上诉人在上海E有限公司发生促销代垫费用42,000元；5、上海XX便利店有限公司、杭州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促销活动相关呈批报告、促销协议、发票联、存根联、陈列协议、应收账款扣款费用审批单，证明上诉人在两家公司发生促销代垫费用350,000元。被上诉人深圳恒大公司、原审被告深圳恒大上海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呈批报告、促销协议、收货报告、存根联均非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发票真实性认可，但金额和项目均不对应，关联性不认可；情况说明、确认清单，真实性不认可，系诉讼中上诉人要求相关超市出具的，不能证明促销活动真实发生。对于证据2，情况说明和确认清单真实性不认可，系诉讼中上诉人要求相关超市出具的，不能证明促销活动真实发生。对于证据3，呈批报告、存根联、促销协议、送货单无原件，真实性不确认，送货单只能证明上诉人与相关超市有买卖关系，不能证明本案促销事宜发生；付款申请单和贷记凭证系上诉人自行制作，不认可真实性；发票联真实性认可，只能证明上诉人向相关超市支付了某些费用，与本案促销事宜无关。对于证据4，呈批报告、发票存根联、进场协议、送货单非原件，真实性不认可，扣款金额说明系上诉人自行制作，不认可真实性；发票联真实性认可，但数额、项目与上诉人的主张不对应，不认可其关联性。对于证据5，呈批报告、促销协议、存根联、陈列协议非原件，真实性不认可；发票真实性认可，但数额、项目与上诉人的主张不对应，不认可其关联性；应收账款扣款费用审批单系上诉人自行制作，不认可真实性。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3-5，即上海D有限公司促销活动相关呈批报告、发票存根联、促销协议、送货单、发票联、付款申请单和贷记凭证；上海E有限公司促销活动相关呈批报告、发票存根联、进场协议、送货单、发票联、扣款金额说明；上海XX便利店有限公司、杭州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促销活动相关呈批报告、促销协议、发票联、存根联、陈列协议、应收账款扣款费用审批单。其中，仅发票联系原件且真实性得到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扣款金额说明和应收账款扣款费用审批单系上诉人自行制作，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其余材料均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该三项证据旨在证明其在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XX便利店有限公司、杭州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发生了促销代垫费用，但其提供的该些证据除发票之外皆非原件，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而发票仅能证明上诉人与相关超市存在相关营销业务，但不能证明系上诉人主张的为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开展的促销代垫费用，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于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3-5不予采信。
上诉人在二审提交证据1，本院认为，情况说明和确认清单系第三方超市上海C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并出具，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对此事实并无异议。情况说明和确认清单上的科目“海报费”、“折让费”、“陈列费”、活动时间与《备忘录》附件2中的“费用说明”具有对应性，虽然该证据系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对于客观事实的证明力，故本院对于证据1予以采信。上诉人在二审提交证据2，系第三方超市盖章确认出具，其科目“海报费”、“折让费”、活动时间与《备忘录》附件2中的“费用说明”具有对应性，虽然该证据系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对于客观事实的证明力，故本院对于证据2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上海山隆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更名为大昌行珍味（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中的庭审陈述及举、质证，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上诉人在《备忘录》附件2中序号33、34、35、37、41、44项下在上海C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发生促销代垫费用998,770.71元；上诉人在《备忘录》附件2中序号36、38、39、42项下在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发生促销代垫费用56,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为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代垫了《备忘录》附件2项目下的促销费用以及是否符合双方之间约定的核销条件。上诉人大昌行公司在二审中对于《备忘录》附件2项下上海C有限公司、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的促销代垫费用提供了证据，可予确认促销代垫费用在该两超市实际发生的高度盖然性，且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在二审中确认第三方超市出具的盖章确认清单符合双方的核销习惯以及双方合同的约定。现已有证据证明相关促销代垫费用的发生，且上诉人主张的上海C有限公司、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的促销代垫费用少于《备忘录》附件2项下的对应金额，可视为上诉人对于差额部分的放弃，故本院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在上海C有限公司、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促销代垫金额予以支持。但对于上诉人主张在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XX便利店有限公司、杭州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发生的促销代垫费用，但并未提供相关第三方超市的确认凭证，所提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难以确认，故本院对上诉人这部分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已退旧货未换取新货货款51,646元,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对上诉人所称退货数量和金额未予确认，上诉人亦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在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后已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进一步核实退货以及提供了完整送货回单的事实，故上诉人主张该项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547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547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
三、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547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大昌行珍味（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欠款人民币2,169,552.11元；
四、驳回上诉人大昌行珍味（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189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35,189元，由上诉人大昌行珍味（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7,990.95元、被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和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27,198.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867元，由上诉人大昌行珍味（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7,009.48元、被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和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23,857.5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 婕
代理审判员 王 涛
审 判 员 沈竹莺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瞿 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