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830民初945号
原告：李保德，男，1951年8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现住永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新华，永新县禾川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万良顺，男，195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振山，江西全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李保德与被告万良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6）赣0830民初553号民事判决。被告万良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1日作出（2017）赣08民终92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保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新华，被告万良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振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付清原告牛皮货款158460元（已扣除被告发回边角废料充抵货款6000元）及所欠货款利息36000元（以158460元为基数，从2010年11月14日起至2016年4月2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6年4月28日以后的利息放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永新县龙门制革厂经营者，被告在南昌经营皮鞋制作企业，原、被告一直有业务往来。自2008年10月13日起至2010年11月14日止，原告先后七次向被告供货牛皮，计货款284464元，被告收到货物后，仅先后两次支付原告货款12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164464元。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不是以企业效益不好拖欠，就是不接听原告电话。2011年3月，被告鞋厂已倒闭，为折抵货款，被告发给原告6000元的边角废料要求抵扣货款。此后，原告再也联系不到被告。2014年1月8日，原告曾依法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付清牛皮货款158463元及支付货款利息34227元。2014年5月5日，原告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现原告为依法实现自己的债权，再次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万良顺辩称：1、原、被告双方曾发生过经济往来，原告曾供过牛皮给被告，但是双方的经济往来均已结清，并且被告把原告提供的不合格的牛皮都退回给了原告。被告不欠原告任何牛皮款。2、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之前，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也没有向相关单位提出过任何请求事项，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已经丧失了胜诉权。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1、南昌至永新、××货运××货单（××随货对账××）、××托运单（附随货××账××）及无极县××行业××票据（附××无极县发货明细）（均系复印件），证明原告自2008年10月13日起至2010年11月14日止先后7次向被告发运牛皮价款284000余元的事实；
经被告质证，货运单均是复印件，不予认可，也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证人贺某在原告2014年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该组证据货运单复印件上（除河北省无极县的）均载明“货已取走属实”并签字确认。虽然单据内容格式可能与其之前货运部的单据一致，但是原告提供给其签字的是复印件，从肉眼辨别几张单据填写内容的字体风格不一（有的可能是原告的字迹），与证人书写的字体风格也不同，证人签字确认的时间离最晚一次发货时间就有四年左右。虽然证人凭借生意往来的熟悉程度可能回忆起来原告通过其运输货物的大致时间，但若证人只是凭单据格式相同就确认其真实的接货情况显然不严谨。原告及证人又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或凭证，证明或反映证人系经过查找原始资料后得以确认。货运单没有填写发货金额。虽然被告也认可“依据随货码单，核定后再付款”，但现在双方发生争议，又事隔多年，货运单上“收货人签章”处没有任何人签名，随货码单均系原告书写，结合证据2、3、9，可以证实原告向被告发货的事实，但其交易金额是否达到284000元及每笔交易的时间及交易七次不能确定。
2、证人贺某（货运部老板）的证言，证明原告发给被告的284000余元牛皮均由被告收货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发生了牛皮买卖；原、被告的买卖交易模式。证言大致内容“我经营的托运部叫永新零担物流（在南昌还有一个点叫立群物流），经营时间是2008年至2010年，经营了三年，后转让给了一姓龙的人。货运单是一式三联，第一联是存根联，第二联是客户联，第三联随货同行。原告提供的货运单（复印件）上面的签名是我签的，货运单是我们托运部的，内容真实，是由我们托运，上面的货物都被取走了。其中立群物流托运单填写收货单位为李保德是笔误，但收货电话号码没错，是姓万的电话，我们就是打这个电话通知接货的。李保德托运的牛皮是其货运部负责托运的，发货时由客户李保德提供收货人的信息，货运部根据客户提供收货人的姓名、电话号码等信息(发货的金额我们不管)填写货运单，货到南昌后，由货运部打电话给收货人，接货时由收货人自报电话、姓名，报对了收货电话和收货人姓名，由收货人统一在货运部另外制作的收货总表上签字，就可以提货（总单上所有接货人的名字、号码都在上面。三个月内双方对货物没有提出异议，货运部就不保存总单；如果托运货物三个月内没人来提货，货运部通知发货人，由发货人处理）”；
经被告质证，认为只能证明原告曾委托证人托运过牛皮给被告万良顺，但该证言并不能证明被告收到了原告李保德二十八万余元的牛皮。双方都是即时结清货款。货有的是托运，有的是原告亲自送过去，每次都是一万元左右的货。
本院认为，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永新县零担快运”经营者贺某，成立日期2007年7月6日，现已注销。证人贺某出庭证明，结合被告当庭自认“曾经与原告发生过牛皮买卖交易，2008年以后均系通过托运部运输货物”，故该证据可以达到原告拟证“原告与被告发生了牛皮买卖；原、被告的买卖交易模式”的目的；因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贺某系立群物流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输入关键字“贺某”“立群或立群物流”等均未查到与本案相关的立群物流的任何信息，也未查到贺某与立群物流有相关联系的信息，且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立群物流托运单”、“南昌至永新、宁冈零担货运收货单”上分别留的南昌地址及电话号码不一致。虽然上面分别留的永新地址“永新县义山路茗园街”、“永新县义山路茗园永新零担托运部”都是义山路茗园街，但是上面留的永新电话号码均不一致，且当时义山路茗园街物流门店较多，故证人陈述“另通过立群物流为原告托运过一次牛皮给被告”的证言不可信。证据1中还有一张货运单是从河北省无极县发货，证人明确不是通过其运输的。证人也明确其不管发货的金额。结合证据1的认证意见，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发货金额是否达到284000元。
3、对账单二张（复印件），证明原告发给被告的牛皮已经被告确认货款数额为250177元的事实（对账单上有被告万良顺书写核减货款的阿拉伯数字）；
经被告质证，认为都是复印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同意质证。
本院认为，虽然该证据为复印件，但判断其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应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而定，并不表示书证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无明文规定“书证复印件不能进行笔迹鉴定”。然，庭审调查中被告否认该两份对账单中粗体字迹（原告认为上面的粗体字迹系被告的笔迹）系其本人所写，在原告当庭提出对相关粗体字迹进行笔迹鉴定，法庭当庭准予申请并再三询问被告的情况下，被告明确表示不配合笔迹鉴定。因笔迹鉴定要提供笔迹样本，需被告在行为上予以配合，被告未提出任何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推定原告主张“该两份对账单上的粗体字迹系被告本人所写”的事实成立。其中一张对账单（只有被告字迹的），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是书写了几个阿拉伯数字“705006527.7×10.86527.7228270”，意思表达不清，不能确定其与本案有关联性。另一载有“李保德发往万老板皮款”的对账单，从字迹来看有一粗一浅两种字迹，符合原告主张的先自己写好，再拿给被告核对的说法（如系一起对账，两人很有可能用同一支笔，呈现的字体粗细程度应是一致的）；粗、浅两种字迹层层递进、文字辨别力高、无明显拼凑痕迹；粗体字“53067、52561、两个√”均是分别在浅体字的每行货款计算之后，且根据浅体字和这几个粗体字的数字内容相结合，运用加减法，刚好得出粗体字“79677”的结果，所以原告利用被告在其它处书写的字迹来伪造、变造成对账单复印件的可能性不大。对账单中“2009年已付100000元”，原告认为是指农历2009年，即证据8中2010年2月8日转账的100000元；被告辩论时认为可能存在2009年已付100000元，2010年2月8日又付了100000元的情况；经查，2010年2月8日确系农历2009年年底；因对账单上最后一笔交易的时间是2010年11月，所以对账单出具的时间肯定是2010年11月之后，如存在被告分别于公历2009年、2010年付了100000元的情况，则对账单上已付的金额应写200000元，所以结合证据8的认证意见，原告主张对账单“2009年已付100000元”系农历年的说法可以成立。再结合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9的认证意见，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拟证“被告确认原告的发货款数额为250177元”的目的；但可以证实在2010年11月之后双方进行了对账，被告确认原告已发货物179677元，已付原告货款100000元，尚欠货款79677元。
4、退货明细单（复印件）及被告退给原告实物劣质牛皮（附劣质牛皮照片），证明被告于2011年3月14日发给原告劣质牛皮充抵货款6000元的事实；
经被告质证，退货明细单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实物无异议，恰恰能证明双方已经结清货款，然后被告才将劣质货物退回给原告。
本院认为，在法庭调查中，被告已当庭自认“退给原告的货，是因为欠原告一点货款（具体记不清了，几千元左右），用于抵货款，且该证据复印件系其厂里保管员写的，随货发给原告的”，且被告在该明细单上没有写明以物抵债的金额，也没提供证据反驳原告主张的抵货款6000元，故该证据可以达到原告的拟证目的，本院予以确认。
5、（2014）东民初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书、卷宗材料（复印件），证明原告就本案涉及的纠纷于2014年1月9日曾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因证据不太充分（并不是因诉讼时效)于2014年5月5日向该院撤回起诉；证明对账单的原件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已提供；
经被告质证，认为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中记载“对账单5页”有原告亲自写的材料，是原件，还有2张对账单复印件就是原告现提供的证据3，所以原告自始至终没有提供证据3的原件，并且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供的复印件与原告现在向永新县人民法院提供的对账单复印件内容都不一致，所以被告不同意对复印件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该证据复印件已经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档案室盖章，可以确认其真实性，可以达到原告拟证“原告就本案涉及的纠纷于2014年1月9日曾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因证据不太充分于2014年5月5日向该院撤回起诉”的目的。从内容上看，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提交的对账单中的两张系原告在现在提供的证据3的基础上向法院注明哪些字体是被告所写，并对当时被告之所以写上这些数字进行文字说明。除此之外，原告两次提交的两张对账单所体现的内容完全一致。由此该情况不应成为被告不同意鉴定的正当理由。因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中，原告出示的“证据十六，原、被告对账单（5页）”包含了现在原告提供的证据3，开庭笔录及案卷里均没有反映现在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当时有没有提供原件，被告代理人当时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十六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中只有三张原件，两张复印件，两张复印件为原告所记载，没有被告的签名”，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的案卷中仍保留着现在原告提供的证据3两张对账单的原件或者原告领回了原件的相关证据，故该组证据无法达到原告拟证“证据3对账单的原件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已提供”的目的；
6、永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2014年4月1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曾于2011年12月20日来永新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万良顺及永新洪新货运部的事实；证明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经被告质证，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经办人彭金德是法院工作人员；即使经办人是法院的法官，但是彭金德三个字是否是其本人签字无法确认。
本院认为，该证明不仅有经办人签名，也有“永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公章，彭金德确系本院工作人员，且其在2008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为立案庭负责人，其职业性质更具有较高的信服力，故该证据可以达到原告拟证“曾于2011年12月20日来永新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万良顺及永新洪新货运部”的目的。至于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也提出了辩论意见，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法律适用，综合分析，下文中统一进行认定。
7、永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4年4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5月16日向永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主张过自己的债权，但被告一直拒不归还的事实；证明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经被告质证，签名者的身份没有证明，只是社会上的公民，并不是民警；肉眼看两个签名相似；三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经本院核实，该证明上的经办人均系永新县公安局民警，被告主张该证明上的经办人为社会上的公民与事实不符，被告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该证据可以达到原告拟证“原告曾于2012年5月16日向永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主张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但该证据涉及的其它内容均系转原告自述，故不能证明被告拒不归还的事实。至于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也提出了辩论意见，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法律适用，综合分析，下文中统一进行认定。
8、银行交易明细二张，证明被告分别于2009年1月19日转账20000元、于2010年2月8日转账100000元，共计转账120000元给原告；
经被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账户交易明细的户名是李保德，是谁存120000元给李保德没有证据证明；恰恰能反证被告已经支付了相应的货款给原告；
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自相矛盾，开始认为不能证明谁存的120000元给原告，后又认为能反证被告已经支付了相应货款给原告；被告本人当庭自认通过银行转账付过货款给原告；交易明细上显示的两次交易银行均位于南昌市××邮政银行（特别××交易银行××江西××路邮储），而被告的厂就设在南昌市××路；根据证据规则“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作为买受人的被告就原告提供被告已付货款的证据如有异议，应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而原告提供的证据相当程度是利他不利己，可信度高，故该证据可以达到原告拟证“被告已付120000元货款给原告”的目的。但银行交易明细上对2009年1月19日的摘要为“现存”，对2010年2月8日的摘要为“现转”；经咨询邮政银行工作人员，现存是指现金存款，手中有这张存折或卡；现转是指现金转账，手中没这张存折或卡，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拟证“120000元均系通过转账进行的”的目的，只能证明其中100000元是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的。
9、2012年5月15日原告李保德与被告万良顺的通话录音，证明原告于2012年5月15日向被告催收拖欠货款160000余元的事实；被告同意用倒闭厂剩余的皮鞋折抵货款；原告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
经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听不清楚，并不是被告说的；即使这个声音是被告的，被告也没有明确认可这笔欠款，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在原二审的上诉状及被告与代理人共同接受二审询问时，曾对通话录音这样认为“原审判决依据的音频资料，其内容很清楚，只能证明万良顺与李保德曾经发生过经济往来，不能证明欠货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其次，在原告当庭提出对通话录音中被告的声音申请声纹鉴定，法庭当庭准予申请并再三询问被告的情况下，被告明确表示不配合声纹鉴定。因声纹鉴定要提供声音样本，需被告在行为上予以配合，被告未提出任何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推定原告主张“该通话录音中与李保德谈话的对象为万良顺本人”的事实成立。原告以通话录音中其提到“今年已经是二0一两年五月十五日，我实在不想拖了，老爷天”，主张当时的通话时间是2012年5月15日,经仔细听比，原告当时讲的应是2010年5月15日；因为通话中原告提到“刘桂花、左杰他们都拿了皮子”“如果你的厂还在开的话，我相信你，你不会拿什么皮子来抵款”的事件、被告提到“是呀，现在没有开呀，怎么说呢”“我要赚钱，活命，没办法，厂里倒闭了”的事件，结合被告当庭陈述“厂子倒闭的时间是2011年年初”，所以原告通话的时间不是2010年5月15日，也不一定是2012年5月15日，也有可能是2011年5月15日，故原告拟证“通话时间是2012年5月15日”的目的不予确认，但可以证实通话的时间是在被告厂子倒闭后（2011年之后）。分析整个谈话过程，特别是通话录音中原告谈到“我想与你约个时间来你那看看你的皮子、皮鞋”，被告谈到“可以呀，等哪天，我请两三天假过去，好吧，再打电话给你，好吧”，故原告拟证“被告同意用倒闭厂剩余的皮鞋折抵货款”的目的本院予以确认。通话录音中，原告谈到“我2008年就发那个，10月份以后就发了二十八万块钱，你只付了我十二万，是吧，我是一贯相信你，我是很少逼你要款啦，都是由你万老板安排，是吧，如果你，说句实在……”，故该证据可以达到原告拟证“原告向被告催收拖欠货款160000余元”的目的。至于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被告是否尚欠原告160000余元，被告已提出了辩论意见，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法律适用，综合分析，下文中统一进行认定。
被告万良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根据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及原、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及辩解，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个人独资在吉安市永××县开设永新县龙门制革厂，经营范围：牛皮加工及销售，经营时间：2001年至2011年。被告在南昌市××街光明皮鞋厂内承包了一个车间，并使用三明的商标进行皮鞋加工制作。2005年左右开始，被告从原告处购买牛皮，因当时物流业不发达，送货一般由原告亲自运送。2008年以后物流业较发达，送货都是原告委托托运部进行。双方对被告付款时间未明确约定。2009年1月19日被告支付了原告货款20000元，2010年2月8日（农历2009年12月25日）被告又支付了原告货款100000元。2010年11月后原告事先核对发货时间、发货金额、已付金额、尚欠金额并手写了一份汇总清单，内容如下“李保德发往万老板皮款（1）2008年12月由河北发皮款：73000.00元（2）2009年10月份由永新发皮款：66323.00元（3）2009年11月份由永新发皮款：51593.00元（4）2010年11月份由永新发皮款22456.00元以上合计款213372.00元2009年已付100000.00元尚欠：113372.00元”，后找到被告进行核对。被告核对后，对第（3）（4）项认可，对第（1）（2）项不认可，认为最终尚欠原告79677元，并在第（1）项73000.00元之后写上53067，在第（2）项66323.00元之后写上52561，分别在第（3）、（4）的金额款项后打√，最后在尚欠金额下方写上79677并画圈圈住【通过加减法，（被告书写的53067＋52561）＋（原告书写的51593＋22456）－（原告书写的100000），可得出79677】。原告书写的“2009年已付100000元”指的是农历年2009年，也就是2010年2月8日被告付的100000元。2011年年初被告关停车间。2011年3月14日，被告发给原告一些牛皮，折价6000元抵货款。根据原告自认，被告2009年1月19日付的20000元遗漏计算在当时双方对账单内，总共被告已付120000元；对账在前，退货在后，再结合被告确认的数额，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3677元（79677元-20000元-6000元）。
被告厂子倒闭后，原告打过电话给被告，通话中原告谈到“刘桂花、他们跟左杰，他们都拿了皮子，如果，我说句实话，如果我的货款少的话，我早就同意了……”“我2008年就发那个，10月份以后就发了二十八万块钱，你只付了我十二万，是吧，我是一贯相信你，我是很少逼你要款啦，都是由你万老板安排……”“如果你的厂还在开的话，我相信你，你不会拿什么皮子来抵款……”；被告谈到“是呀，现在没有开呀，怎么说呢？”“是啊！我要赚钱，活命，没办法，厂里倒闭了，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故意这样搞，就没意思，对吧”。2011年12月20日，原告到本院要求办理其一并诉万良顺、永新洪新货运部买卖合同纠纷和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立案；当时本院向原告释明应选择其中一种法律关系进行诉讼，口头答复原告调整起诉状后再来起诉。2012年5月16日，原告到永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万良顺在2008年10月份至2010年年底期间在李保德处收购了价值284464元的牛皮革，万良顺在两次支付120000元后，拖欠李保德货款164464元，李保德多次向万良顺催还货款，万良顺拒不归还。2010年12月25日，李保德前往南昌市××街三明皮鞋厂发现，三明皮鞋厂已关门停产。李保德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认为此事属经济纠纷，建议李保德到法院起诉。2014年1月9日，就涉案纠纷，原告向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被告明确表示不履行，开庭审理后原告于2014年5月5日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同日该院裁定准予。2011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三年至五年）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为6.9%。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货款，如欠，则欠款金额是多少？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原告以万良顺等为被告于2011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交民事诉状，于2012年5月16日原告到永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其次，即使原告之前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也没有向公安机关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经过庭审调查，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双方曾经发生过牛皮买卖交易，双方均认可没有约定具体付款的时间。另被告答辩称原告起诉之前从未向其催要过货款。通话录音中原告提出了被告欠款的情况，但没有明确限定被告立即或要求被告在什么时间内履行完毕；被告也没有明确表示不履行，原告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原告于2014年1月9日在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的债权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2014年5月5日，原告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故本院在2016年4月29日再次受理此案，原告此次债权主张也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货款的问题。1、从原、被告双方的通话录音来看，原告说“我2008年就发那个，10月份以后就发了二十八万块钱，你只付了我十二万，是吧，我是一贯相信你，我是很少逼你要款啦，都是由你万老板安排……”很明显，这就是原告对总货款，被告已支付货款的一个总结。如果真如被告所说通话时确实不欠原告货款，正常人听到这样的话，至少会问一句“怎么还欠你货款”，但被告自始至终没有提出疑问，反而提到“厂里倒闭了，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故意这样搞，就没意思，对吧”，显然不符合常理。2、从原、被告共同形成的对账单来看，虽然对账单上原、被告均没有签字，但是如对账时双方债务已清，没有任何争议，被告又为何要在上面写上自己认为的数额。另被告当庭接受询问时，对双方是否对过账时而表示对过，时而又表示没对过。被告可以当庭回忆起用牛皮抵款的时间在厂子关停二、三个月后，回忆起双方对过账，也回忆起对账在退货之前，并根据他人的提醒当庭辨别退货明细单系其安排厂里保管员书写的，却在问其原告现在提供的对账单是否是双方当初对账的结果时表示不记得了,明显避重就轻，同样不符合常理。被告作为付款履行义务方，针对原告在电话中谈到其尚欠货款的情况，理应诚实以对，如果认为不欠货款，有权利也有义务为自己澄清事实，保护自己，也让恶意之人无可乘之机；如果欠了，但是为了推卸责任故意消极回避，有违诚信原则。现因此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被告对反驳原告的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证实被告目前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
关于被告尚欠原告多少货款的问题。原告在通话录音中说的时间是2010年5月15日，但根据通话中谈到的被告厂子已倒闭的事件，实际上通话的时间肯定不是2010年5月15日，有可能是2011年，也有可能是2012年。当原告说错了时间的情况下，被告没有提出异议，但不代表原告就没有说错，也不代表被告认可原告的说法。同理，通话录音中原告谈到“发货28万，被告只付12万”是根据自己的统计而来，被告也未明确提出异议，但如原告说错了或者统计错了，也不代表被告就认可原告的说法。从“李保德发往万老板皮款”的对账单复印件中被告在上面书写的粗体字也可看出被告并不完全认可原告的汇总金额。原告提供的只有被告单方笔迹的对账单复印件，因不符合对账单形式，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而原告提供的随货码单同样是复印件且均系原告自己书写，两者不能相互印证，故不能证明原告发了这七万多的货给被告，也不能证明被告在该份对账单上书写的70500元是对欠款的确认。“李保德发往万老板皮款”的对账单，虽然被告没有签字确认，其字迹也很少，但依然可以清晰地反映被告在原告汇总的基础上认可了当时尚欠款项79677元。虽然原告说当时对被告砍价的数额并不认可，但目前也没有其它充分证据证明其总共发货的数量，进而不能证明总共发货金额就是213372元。庭审中被告表示以物抵款的具体金额记不清，抵了几千元左右；原告认可对账之后被告以牛皮折抵货款6000元。故结合原告自认对账单上已付金额遗漏了20000元，本院确认至今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3677元。
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货款15846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53677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对被告关于双方账目已即时结清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对账后也未作补充约定；没有约定具体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被告表示2011年3月14日（厂子倒闭后）用货抵款后就不欠原告货款；原告认为被告拖欠货款在2011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交民事诉状，原告以其行为向相关单位表达对被告逾期付款的不满。原告主张从2010年11月14日最后一次发货时间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虽然法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同时规定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酌定被告按53677元为本金数从2011年11月20日起至2016年4月2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6.9%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16448.5元（53677元×1621天×6.9%÷365天）。原告诉请的其它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万良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李保德货款5367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6448.5元；
二、驳回原告李保德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90元，由原告负担2679元，由被告负担151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眭清周
审 判 员 李 璇
人民陪审员 金海先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曹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