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连商终字第00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珊华。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华，江苏同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连云港市国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洪门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沈玉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长平，江苏云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韦邦军。
原审被告颜廷杰。
第三人张伟明。
上诉人袁建、王珊华因与被上诉人连云港市国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玉公司）、原审被告韦邦军、颜廷杰、第三人张伟明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00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袁建、王珊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华，被上诉人国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长平、原审被告颜廷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韦邦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第三人张伟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玉公司一审诉称：2015年1月28日，本公司委托袁建承运300箱（6听／箱，价值373920元）伊利金领冠珍护婴幼儿奶粉至哈尔滨××明处，运费为5.5元／箱，由韦邦军驾驶颜廷杰所有的苏G×××××号车负责运送。韦邦军在本公司仓库中将货物装车后，随即发运至哈尔滨。2015年2月2日，货物到达哈尔滨后，接收人张伟明现场验货发现奶粉全部出现二次封口，并且每箱奶粉由发货时的6听每箱变成2-4听每箱。接收人发现此情况后立即报警，并将此事反馈给本公司。经现场清点，接收人张伟明按实际数量接收货物，由本公司将缺少的货物以现金形式退还接收人136777.2元。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袁建、王珊华、颜廷杰、韦邦军给付本公司货物损失136777.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袁建、王珊华一审辩称：袁建仅是替国玉公司介绍承运车辆，收取信息费。袁建并未与国玉公司达成运输协议。国玉公司的损失不应由袁建赔偿。国玉公司托运的货物在运输途中被窃取，该案涉嫌刑事犯罪应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韦邦军一审辩称：本人是颜廷杰雇佣的驾驶员。本人受袁建指派运输货物，并未窃取运输的货物，国玉公司的损失不应由本人赔偿。国玉公司托运的货物在运输途中被窃取，该案涉嫌刑事犯罪应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颜廷杰一审辩称：本人对此不知情。韦邦军不是本人雇佣的驾驶员，本人将苏G×××××号车租给韦邦军使用，租赁期间一切责任由韦邦军承担。
张伟明一审述称：第三人在接收货物时发现货物短少后，立即报警，并清点货物，货物共计短少109件零6听，价值136777.2元。国玉公司已将货物损失以现金136777.2元返还第三人。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张伟明向国玉公司购买伊利金领冠珍护婴幼儿奶粉300件（规格1＊6＊800g），共计18000听，货款共计373920元。之后，国玉公司与袁建就涉案货物运送至哈尔滨进行协商，双方确认运费为1650元，货物运至目的地后，由张伟明支付运费。2015年1月28日，韦邦军持袁建开具的派车单，驾驶苏G×××××号车至国玉公司仓库将国玉公司托运的奶粉300件由连云港运送至哈尔滨。袁建向韦邦军收取费用150元。韦邦军在国玉公司列明了货品名称、规格、单位、数量的销售单上签字确认收到奶粉300件。2015年1月30日，韦邦军将货物运至山东省临沂市鑫源物流，并将货物交付鑫源物流，由鑫源物流将货物运送至哈尔滨。韦邦军向鑫源物流收取费用500元。2015年2月2日，货物被运至哈尔滨，张伟明向鑫源物流支付费用1650元。在现场接收货物时，张伟明发现奶粉出现短少，并当场报警，现场清点共短少一段奶粉35件、二段奶粉34件4听、三段奶粉40件2听。短少货物价值136777.2元。国玉公司已赔偿张伟明短少货物现金价值136777.2元。
另查明，袁建与王珊华系夫妻关系。
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
一、谁是与国玉公司形成运输关系的承运人。袁建辩称其仅是替国玉公司介绍承运车辆，收取信息费，并未与国玉公司达成运输协议，不是实际承运人，实际承运人为韦邦军。韦邦军辩称其是受袁建指派运输原告货物，其本人不是实际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是袁建。一审法院认为，国玉公司与袁建就运输涉案货物的目的地、起运时间、到达时间、运费数额，运费的支付方式等事宜达成一致。此后，韦邦军持袁建出具的派车单至国玉公司处装运货物。该派车单为一式三联，袁建留存根联，韦邦军留驾驶员联，并在承运人处签名后将结算联交国玉公司。在装运之前，国玉公司未与韦邦军接触，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国玉公司与韦邦军亦未就运费及支付方式等运输必要事项进行协商。由此，韦邦军在派车单上承运人处签名、装运货物等行为，并不能证明韦邦军与国玉公司达成了运输协议。综上，本案袁建系与国玉公司达成运输协议的承运人。
二、涉案短少货物的数量及价值。一审法院认为，韦邦军在装运时对运输的奶粉数量进行了确认。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哈尔滨时，收货人第三人张伟明发现货物短少并报警，经现场清点共短少一段奶粉35件、二段奶粉34件4听、三段奶粉40件2听。该短少的数量经现场清点，并有在场出警人员的见证，可以反映当时收货的实际情况，对该短少的货物数量，予以确认。根据国玉公司提交的其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山分公司的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中相关奶粉的销售价格，对国玉公司赔付第三人张伟明短少的奶粉的现金价值136777.2元，予以确认。
三、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袁建、韦邦军以本案涉嫌犯罪为由请求移送公安机关。袁建、韦邦军认为本案涉嫌犯罪，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报案。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承运人应当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未按约定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构成违约，应当向托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无论是否涉嫌犯罪，均不影响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不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不应中止审理，应当继续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袁建接受国玉公司的托运请求，双方形成运输合同关系。袁建未能将承运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已构成违约，应当向国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国玉公司要求袁建赔偿因运输过程中造成国玉公司货物短少造成的损失136777.2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王珊华与袁建系夫妻关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韦邦军、颜廷杰与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国玉公司要求韦邦军、颜廷杰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袁建、韦邦军、颜廷杰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不予理涉。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袁建、王珊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国玉公司136777.2元；二、驳回国玉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0元、保全费1220元，共计4260元（国玉公司已预交），由袁建、王珊华负担。
上诉人袁建、王珊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涉案奶粉的数量计算有误，涉案奶粉数量并非18000听，而是1800听；2.一审法院查明“国玉公司与袁建就涉案货物运送至哈尔滨进行协商，双方确认运费为1650元，货物运至目的地后，由张伟明支付运费”的事实显属错误。事实上，有关涉案货物的运输目的地、运费数额及其支付方式等事宜均由国玉公司单方确定，并告知袁建，袁建作为物流中介没有与国玉公司进行协商的必要，其职责就是将这一信息发布至有关互联网上，同时在自己办公室的信息墙上予以公布，以便让有关驾驶员、车主或物流公司知悉；3.一审法院查明的有关韦邦军持袁建开具的派车单实为袁建代承运人、托运人提供的书面运输协议。韦邦军在派车单承运人处签名确认，尽管国玉公司没有在托运人初处签章，但是，其已实际接收了韦邦军出具的派车单第三联，并允许韦邦军运输涉案货物，所以，所谓的派车单并非袁建指派韦邦军运输货物的凭证，而是国玉公司作为托运人，韦邦军作为承运人之间的书面运输协议，其与一般运输协议的区别就在于该协议由物流中介方提供，三方各执一联；4.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中有意回避了袁建向韦邦军收取150元的费用性质。在一审庭审中，袁建出示了自己向韦邦军开具的收据存根联，该收据载明袁建向韦邦军收取150元款项的事由是“信息费，连云港-
哈尔滨，300件”。可见，该150元款项并非国玉公司支付给袁建的运输费，而是因袁建向韦邦军提供了货源信息，韦邦军支付给袁建的信息费，可是，一审法院明知该150元是中介信息费，却有意回避该150元费用性质，以便让人产生其他误解；5.韦邦军将涉案货物以同一方式进行联运的行为，是经国玉公司同意的，袁建对此并不知晓。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袁建接收国玉公司的托运请求，双方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以及“韦邦军、颜廷杰与国玉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观点错误。第一，从事情的经过看，袁建与国玉公司、韦邦军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国玉公司与韦邦军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从2015年1月28日前几天，国玉公司告知袁建有一批奶粉准备销往哈尔滨，要求对外发布信息，上诉人按照国玉公司指示将奶粉运输事宜在互联网发布，同时在办公室信息墙上予以公布。韦邦军得知上述信息后便对袁建表示有意从事该笔业务，袁建遂将韦邦军的要约表示转达给国玉公司，国玉公司遂将承诺的表示通过袁建转达给韦邦军，在袁建居间下，国玉公司与韦邦军达成运输协议。2015年1月28日韦邦军持袁建提供的派车单到国玉公司装货，国玉公司对韦邦军及其车辆进行确认后遂将300件奶粉装载上车，并由韦邦军在销售单签名确认，至此运输协议实际履行，在2014年12月17日和18日，在袁建居间下，国玉公司的两批奶粉也曾被其他驾驶员运往大同、太原两地；第二，从袁建出示的150元信息费收据存根看，袁建与国玉公司、韦邦军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第三，从袁建与韦邦军有无隶属关系看，袁建与国玉公司、韦邦军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上诉人与韦邦军之间本来并不认识，后来，韦邦军曾到上诉人经营的万顺物流中介服务部寻找货源而相识，其在袁建介绍下曾经运输了其他货主的数批货物。但是，袁建与韦邦军并无工作上的隶属关系，袁建无权指令韦邦军承运货物，所以，袁建与国玉公司、韦邦军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第四、从国玉公司出示的派车单看，国玉公司与韦邦军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第五、从运费收取主体看，国玉公司与韦邦军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本案中，韦邦军向联运的承运人鑫源物流公司收取了500元运费，鑫源物流公司向张伟民明收取了1650元运费，袁建并未收取任何运费，故袁建不是本案云技术运输合同承运人。2.一审法院认为“王珊华与袁建系夫妻关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观点是错误的，本案中，万顺货运中介服务部的经营者系袁建一人，王珊华在其他单位上班，并没有参与货运中介经营，对涉案货物的运输也不知晓，不论何种法律关系，其均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一审法院直接判令王珊华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国玉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连云港永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袁建从2003年开始至今一直是该公司的用户，并在该公司的网络平台上发布车源与货源的相关信息，进一步证实袁建在本案中仅是中介人员；证据二、相片两张：电脑显示屏的截图及信息墙的相片，证明袁建经常就自己掌握的相关货源、车源信息在网络平台以及自己中介服务部上的信息墙上及时公布；证据三、2014年12月17日、18日的派车单两张，证明被上诉人曾经在2014年12月17日与18日作为托运人在上诉人的中介下将类似的货源运输到太原××××等地，并且被上诉人在托运人处签字；证据四、连云港市精达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王珊华从2008年-2015年3月25日一直在该公司工作，王珊华没有经营过万顺物流中介服务部；证据五、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连商终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同样的案例经连云港中院认定，提供车辆信息的中介人员不是承运人，与货主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
被上诉人国玉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二、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状：1.18000听是笔误，不影响本案其他事实的认定；2.所谓的中介或者是居间仅仅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没有相关证据支持，也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并且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其他当事人均不予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双方是居间合同关系的话，那么袁建不仅要收取韦邦军的信息费，同样要收取我方的信息费，但是从始至终袁建除了与我方商定的运费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费用；3.上诉人提到的150元信息费的问题，也是其自己的一面之词，一审时候我方与韦邦军均不认可其真实性，且袁建所称的提供了150元的收据存根联，极易被伪造和变造；4.关于中途转运鑫源物流的事情，我方从来不知道，在货物丢失以后，我方第一时间联系袁建，通过袁建才得知上诉人未经我方同意私自中途转运；5.我方不同意上诉人谁收取运费谁就是承运人的观点，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的货到付款的情况，快递员货物送到以后收取相应的快递费用，难道该快递员就是承运人吗？6.两个上诉人是夫妻关系，万顺货运是用该两人的家庭共同财产经营的，且并没有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因此，一审判决两个上诉人共同承担责任没有问题；7.应当严格依照合同法确定本案的合同主体，我方从一开始就始终与袁建保持联系，与韦邦军从不相识，通过我方在一审提供的通话记录可以反映我方除了与袁建保持经常的通话之外，在货物丢失的第一时间联系的也是袁建，从未与韦邦军有过任何的电话联系，如果法庭查询袁建和韦邦军的通话记录可以看到此二人联系非常频繁，因此我方实际上是与袁建达成的运输合意。在此，鉴于上诉人在列明一审当事人的身份中，并没有将韦邦军列为本案的被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袁建对于其与韦邦军雇佣关系的事实就是认可的；8.关于派车单，提请法庭注意派车单上的协议事项一栏均为格式条款，且我方并没有任何签字和盖章，对我方没有约束力，至于袁建与韦邦军、颜廷杰之间到底是何关系，一审判决第六页阐述的很明确，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综上，我方认为，与我方发生运输合同关系的就是袁建，我方既没有与韦邦军有任何的联系，也从来也没有想与韦邦军或者颜廷杰发生运输关系的合意，请求法庭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国玉公司对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一、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通过该份证据，永明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是：袁建是永明公司的用户，在我公司的网络平台上可以发布车源和货源信息，该份证明并不是刚才上诉人所表达的2003年至今已经发布了相关信息，如果袁建在这十几年时间利用该平台发布相关信息的话，那么上诉人完全可以直接提供相关的数据，永明公司也就不会出具“可以发布”，而是直接会写“已经发布”或者是“经常发布”，该份证据并不能够证明袁建已经将本案的车源和货源信息对外发布，因此没有关联性；二、对于证据二，对电脑显示屏截图三性均不予认可，且其与本案毫无关联，因为假定该截图信息真实的话，也无法反映袁建将我方的货源信息对外发布，并且即便袁建真的从事相关的信息和中介服务，也不影响其作为承运人的资格，因为在本案中袁建与我方所形成的了运输合意；对信息墙相片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无法显示证据来源，也不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同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与我方也没有关联性；三、对于证据三的三性不予认可，且刚才上诉人所要证明的托运人是我方通过该两份派车单并未体现，该派车单上的托运人仅仅写了一个“朱”，而且该份证据恰恰可以反映如果我方作为托运人，因为没有车源，才找到上诉人要求提供中介服务的话，那么在该两次运输以后，我方就已经有了不止一个车源，没有任何必要在本案涉及的运输当中再去要求袁建提供中介或者居间服务，因此，该两份证据不仅与本案所涉及的运输合同关系没有关联性，也不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中介关系，同样，协议事项一栏为格式条款，没有托运人签字；四、对证据四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很明显是伪造的，如果王珊华在该公司工作的话，应当提供相关的社保档案记录和劳动合同，该份证明所限定的工作起止时间正好卡在本案货物丢失之后，直接可以证明该份证据是虚假的，且根据法律规定，王珊华在企业上班，并不影响其从事家庭共同经营的万顺货运的相关工作，因为其并不是公务员，不受相关法律的限制；五、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应当由法院审查，但是我们不认可上诉人该份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该份判决所认定的相关事实与本案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与本案的事实没有可比性，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该份判决虽然可以作为类似案件的参考，但是在本案中该份判决对本案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通过该份判决可以看到法律明确规定所谓的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由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刚才答辩时我已说过，我方与袁建除了洽谈货物的运费以外，袁建没有向我方提出或者收取过任何中介服务费，对于150元的问题仅仅是其一面之词，上诉人提供的该份判决中，上诉人庄红对于17230元运费的处置问题与本案截然不同。
原审被告颜廷杰二审答辩述称称：我的车在租赁期间，使用权和运输合同都掌控不了，我不认识袁建，也没有与其联系过，本案与我无关。
颜廷杰对于上诉人二审所举证据质证意见为：这些证据与我无关，我都不知道。
原审被告韦邦军、第三人张伟明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上诉人所举证据一和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达到袁建证明其与国玉公司和韦邦军之间系中介关系，以及王珊华不应在本案中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目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国玉公司在本案运输合同相对方是袁建还是韦邦军；二、袁建与国玉公司之间究竟是运输合同关系还是中介合同关系；三、王珊华是否应对国玉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国玉公司与袁建之间运输关系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袁建与国玉公司一、二审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能够得出国玉公司在整个运输合同的协商与履行的过程中，均是同袁建个人联系，韦邦军在奶粉销售单上的签字仅能证明其已将奶粉提走运输，而不能直接认定其系运输合同相对方，因为韦邦军也可能是袁建委托运输的承运人。并且，在韦邦军将奶粉运输到临沂交由鑫源物流公司托运到哈尔滨，并返回连云港后，韦邦军将鑫源物流出具的发货人电话为袁建手机号码的托运凭单交给袁建，能够确定袁建系本案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否则韦邦军应当直接跟国玉公司联系，将鑫源公司托运凭单交给国玉公司作为完成承运义务的凭证。故对上诉人袁建称其不是本案运输合同相对方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中介合同实际是居间合同，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定义为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袁建在接到国玉公司要求托运奶粉的电话后指派韦邦军承运涉案奶粉，如果袁建充当的是中介的角色，其应当让国玉公司直接与韦邦军联系洽谈运输合同的基本条款，但纵观国玉公司提供的通话记录，国玉公司在奶粉发货前都是与袁建进行联系，且韦邦军在临沂将涉案奶粉交由鑫源物流公司托运时，鑫源物流出具的托运凭单中载明的发货人联系方式系袁建手机号码，袁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国玉公司向其支付过中介费用，故袁建在本案运输合同中是合同相对方而非中介方，袁建称自己系中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涉案欠款的运输关系系发生在袁建与王珊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王珊华未举证证明其与袁建约定婚后财产各自所有或国玉公司与袁建将本案欠款约定为袁建个人债务，故王珊华应对袁建在本案中的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40元，由上诉人袁建、王珊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扬
代理审判员 任 慧
代理审判员 袁 辉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许黎明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