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四中法民再终字第00020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婷，女，土家族，1989年1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杰，男，土家族，1985年1月28日出生，住址同上。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车华英，女，苗族，1959年3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彪，男，土家族，1983年9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祖洋，男，苗族，1955年11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上列五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魏盟华，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镇。
法定代表人：胡建国，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熊绍文，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帅，男，苗族，1974年5月5日生，该局法务科副科长，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住所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镇。
法定代表人：李仕权，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沛然，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特立，男，苗族，1987年4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乡柜木村一组。
负责人：袁先付，该组组长。
申诉人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以下简称车华英等人）与被申诉人重庆市酉阳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酉阳县国土局）、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农商行酉阳支行）、原审第三人重庆市酉阳县万木乡柜木村一组（以下简称柜木村一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31日作出（2011）酉法民初字第04693号民事判决。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55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14年5月14日作出渝检民抗（2014）037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渝高法民再指字第0003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诉人车华英、田彪、何祖洋及其代理人魏盟华，被申诉人酉阳县国土局的委托代理人熊绍文、石帅，被申诉人农商行酉阳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郭沛然、石特立，原审第三人柜木村一组负责人袁先付均到庭参加诉讼。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委托第四分检察院助理检察员侯俊霞出庭履行职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1月22日，一审原告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争议之地位于酉阳县万木乡柜木村1组“黑獭堡”场上，争议之地是车华英的祖辈于1953年合法取得，车华英是1953年的《房屋土地所有权证》上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继承人。1975年农商行酉阳支行未经原告许可也未作任何补偿将争议之地占用，原告一直申诉未果。2009年12月18日，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之间签订渝地（315）划转合字（2010）第0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争议之地出让给农商行酉阳支行。该地系集体所有的土地，酉阳县国土局在该地未依法转化为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将该地出让给农商行酉阳支行应属无效。故诉至酉阳县法院，请求判决：一、确认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之间订立的《国有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二、将诉争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为原告享有；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酉阳县国土局一审辩称，原告与本案争议之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主体身份不适格；二被告签订的出让合同是合法的；二被告签订的出让合同是一种行政行为，不应作民事案件受理。
农商行酉阳支行一审辩称，与被告国土局意见一致。
万木乡柜木村一组一审未提供答辩意见。
酉阳县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查明：车华英与何祖洋系夫妻关系，田杰、田婷、田彪系车华英的子女。本案诉争土地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乡柜木村1组黑獭堡场上，面积为192.64平方米，四至界限为：东至院坝中心为界，南至围墙为界，西至田贵华房墙过道中心为界，北至粮站为界。农商行酉阳支行于1974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为其所属的万木乡分理处在争议之地上修建了营业用房，并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酉建村权字（2002）贰号）。2009年12月18日农商行酉阳支行与酉阳县国土局签订了渝地（315）划转合字（2010）第0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酉阳县国土局将争议地出让给了农商行酉阳支行。2010年1月6日农商行在酉阳县国土局为该房办理了2010字第00008号《房地产权证》。为此，车华英认为在1953年其前夫的祖父田荣孝为该争议之地上的房屋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登记的房屋四至界限为：东至田云清院坝、西至田贵先土、南至田荣信、北至李福香，并由田荣孝（田荣孝于一九六几年去世）占有使用，现因继承该地应属车华英所有，于是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以不服颁证为由，将酉阳县国土局作为被申请人，农商行酉阳支行为第三人，向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复议，2010年8月31日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决定维持被申请人酉阳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的315房地证2010字第00008号房地产权证。与此同时，在2010年3月18日该营业用房因火灾被毁后，车华英、何祖洋不顾农商行的阻止，强行在争议之地上修建了房屋。万木乡人民政府出面制止其侵权行为，并下发了书面的停工及拆除通知。后农商行酉阳支行诉至酉阳县人民法院，要求车华英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经法院审理作出（2011）酉法民初字第00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车华英、何祖洋停止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万木分理处位于酉阳县万木乡柜木村1组黑獭堡场上建房用地的侵害，拆除在其土地上修建的房屋。后车华英、何祖洋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中院审理作出（2011）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547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故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又诉至法院，认为酉阳县国土局将本属于集体所有的争议之地作为国有土地出让给农商行酉阳支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请求法院确认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无效。在本案一审审理中，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自愿放弃了要求确认争议之地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酉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签订的（2010）第0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双方争议之地从1974年起就由农商行酉阳支行管理使用至今，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主张该地系其祖业，但从其提供的土地证载明的四至界限与现在酉阳县国土局颁给农商行酉阳支行的房地产权证四至界限并不一致，不能充分证明系相同的地块。同时农商行酉阳支行的房地产权证注明了该地系出让地，车华英等也曾因不服酉阳县国土局的颁证行为而申请复议，被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维持。而土地权属的转换系一种行政行为，应由相关的行政部门依法作出处理。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认为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签订的出让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从其规定看，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规定，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签订的出让合同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其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故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0元，由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负担。
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出让合同和房地产权证上记载的土地并不存在；出让合同从程序和实体上均为违法的无效合同，而且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侵犯了上诉人的宅基地使用权与柜木村一组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该合同应自始无效。请求判决撤销原判，改判确认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之间签订的渝地（315）划转合字（2010）第0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酉阳县国土局辩称，上诉人对诉争土地的权属不享有相关权利，其作为本案一审原告提起诉讼主体身份不适格。酉阳县国土局所出让的土地性质属于国有，其与农商行酉阳支行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不违反相关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农商行酉阳支行辩称，上诉人作为本案一审原告提起诉讼主体身份不适格。农商行酉阳支行已经合法取得了诉争土地使用权，并办理了房地产权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柜木村一组未作出答辩。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所签订的《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渝地（315）划转合字（2010）第007号］的效力问题。本案已查明，出让合同涉及的土地从1974年起就由农商行酉阳支行管理使用至今，酉阳县国土局在2002年为农商行酉阳支行颁发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酉建村权字（2002）贰号］，后农商行在2010年1月6日取得了2010字第00008号《房地产权证》，这些事实均能表明农商行酉阳支行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的来源和过程。上诉人出示的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用权证》并不能证明讼争土地的性质现仍为集体土地，也不能证明该地的使用权在1974年以后仍然属于上诉人所有。除此之外，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签订的《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侵害了上诉人和集体的利益，同时，本案也无其他可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可见，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签订的《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属有效。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车华英、田杰、田婷、田彪、何祖洋负担。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56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确有错误。主要理由如下：（一）没有证据证明申诉人车华英等人已丧失对争议地的权利，酉阳县国土局的出让行为系无权处分。在原审中，车华英等人已经举示了酉阳县人民政府于1953年给其祖辈田孝荣颁发的老宅基地《土地房产所有证》，其四至界畴清楚，争议之地在此证范围内。而对方当事人均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原权利人田孝荣及其后辈车华英等人放弃或者以其他方式丧失了对争议地所享有的合法权利，亦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地如何从集体土地转换成了国有土地，酉阳县国土局将争议集体用地作为国有土地出让，显系无权处分。且酉阳县国土局至今未得到争议土地的处分权，故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所订立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二）农商行酉阳支行虽从1974年开始占地建房经营，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所占土地的合法来源。其一，柜木村一组负责人袁先付前后两次出具了相互矛盾的“证明”，前一“证明”证实农商行酉阳支行1974年建房土地权源来自柜木村老一组的转让，后一份“声明”的内容与前“证明”内容相反，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转让事实的情况下，被申诉人农商行酉阳支行主张的土地来源系集体组织转让的事实不成立。其二，农商行酉阳支行举示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但该证只解决了房屋所有权问题，没有涉及土地使用权问题。事实上，酉阳农商行1974年建房侵占用他人享有合法权利的宅基地，其对诉争之地没有合法使用权。（三）原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不当。原二审判决将争议之地申诉人是否丧失权利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申诉人不当，申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即证明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权利，在没有法定事由导致该权利证书失效的情况下，该证书继续有效，申诉人对争议土地是否放弃权利、何时放弃权利的举证义务应由酉阳县国土局、农商行酉阳支行承担。原判决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不当，导致原审判决结果错误。
申诉人车华英等人除了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外，没有补充陈述。
被申诉人酉阳县国土局再审辩称，二审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案是民事案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申诉人就应该举证证明自己还享有争议之地的所有权。而且申诉人并不享有争议之地的所有权，申诉人出示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已经不是有效凭证，只是一组证据。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现在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两种形式，即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申诉人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不是权属凭证，只能说是证据。根据地随房走，房随地走原则，一般只要土地是谁的，上面的房屋就是谁的；反过来，一般上面的房屋是谁的，土地也就是谁的。
被申诉人农商行酉阳支行再审辩称，首先，申诉人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申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不是有效的权属凭证，该证据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其不再对诉争土地享有权利，故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依据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沿革，不同时期的土地权属凭证不同，只有根据现有的土地法律法规换领有效的土地所有权证凭证。而且争议之地并不在其房地产权证上。其次，商业银行酉阳支行已经取得了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建设部《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城市房屋的产权与该房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实行权利人一致原则，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不得分离。”当年原万木乡信用社建房所需土地系从当时的柜木村一组转让而来，原万木乡信用社受让土地后即地此地建房，并于2002年取和房屋所有权证，原农村信用社早已办理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答辩人取得房屋产权证后，根据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不得分离的原则，取得了该土地使用权。支行是国企，其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农商行酉阳支行以每股1.6元对原信用社的债务进行了清偿，取得了争议之地的土地所有权。请维持原二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柜木一组再审辩称，先前在对该房屋办理产权证时，前任信用社主任经由现任组长袁先付同意，袁先付为其出具了证明，2009年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是换证而不是重新申请办证，村民小组有义务予以配合。对于此前更早的事实就不知情了。
再审中，各方没有新的证据向本院出具。
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称现任组长袁先付先后出具了两份证明内容互相矛盾的证明问题，本院再审中对此进行了核查。经查，第一份证据名称为《证明》，载明内容为：“兹证明万木乡信用社房子于1976年修建，土地来源是当时柜木村老一组转让的，现信用社房子产权属万木乡信用社所有，四界清楚，无任何纠纷，情况属实。特此证明。组长袁先付，2008年8月2日。”第二份证据名称为《关于车华英与万木乡农村商业银行地基情况证实》，其载明内容为：2008年5月份左右，信用社主任秦ⅩⅩ到证人家找到证人，就关于万木乡信用社房屋地基手续需组上盖章，当时秦主任还写了一个草稿，要证人按照他写的内容重写后盖上证人的私章，证人当时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地基倒底是谁的，证人回意当时的草稿写的是集体地方，就按照他的意图写好盖了章，出了证明，从现在看来证人受了蒙骗，特证实证人原出证明无效，应按法律规定是谁的就归谁所有。特此证实，证实人袁先付，2010年10月20日，万木乡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
以上两份证据经本院庭审质证，袁先付陈述，2008年的《证明》系自己亲笔书写，2010年10月20日的《关于车华英与万木乡农村商业银行地基情况证实》系车华英事先写好后交由袁先付加盖的章，第一份证据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示，后一份证据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找到自己，要求办证盖章，自己不知道双方就同一土地申请办证。本院审查认为，第一份证据系袁先付亲笔书写，第二份系车华英事先写好后交袁先付签名盖印，其证据来源不合法，且袁先付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第一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否认第二份证据的效力。故本院认定第一份证据的效力，否定第二份证据的效力。第一份证据能证明在2008年之际，对于争议土地所有权到底属柜木村一组所有还是国有问题上，柜木村一组是没有提出异议的。同时，在此之前的2002年当时的万木乡信用社申办房屋产权证时，经过各级组织层层审批，也没有谁对土地所有权权属问题提出争议。
本院再审查明：各方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申诉人车华英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是否有效，能否作为诉争之地使用权的权属凭证；二、酉阳县国土局将诉争土地出让给农商行酉阳支行的行为是否属于无权处分，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法律效力；三、申诉人对争议之地是否丧失权利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承担。现针对该三焦点问题分别进行评述：
一、关于申诉人车华英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是否有效，能否作为诉争之地使用权的权属凭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所有权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以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由此确立了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制度。1953年前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主要是在农村强制、无偿地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庄严承诺保障农民所分得土地的私有权。该土地不仅指农村宅基地，还包括耕地。经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得以延续。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又称“六十条”）第二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第二十条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确定下来，至少三十年不变。”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队范围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由此确立了土地的公有制。也即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所确立的土地私有制。由此之后，村民对耕地、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置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1月1日实施）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由此可知，土地管理法再次明确规定，我国实行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否认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同时，自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后，重新对土地的权属进行确权登记。1953年土地改革时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关于土地的规定部分无效，其只能作为再次确权的权源凭据，不能作为权属凭证依据。
1986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刘国柱、刘光辉与龙凤弟、霍路弟宅基地纠纷的请求报告》，作出《关于公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批复》。根据该批复精神，如果土地改革中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的土地，迄今未因法定的原因而发生土地房屋权属的变化，现仍在承继使用的，该土地证可以作为确定土地使用权的权源依据。但如果发生了权属的变化，则不再承认原土地证所载土地所有权人的使用权。
总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相关规定，对土地改革中分到的宅基地，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逐步走向合作化的道路，通过举办合作社的形式，农民私有的土地转为了合作社集体所有，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并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因此，现在不存在私有的土地，当时由各级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屋产权证，作为土地所有权的设权凭证自然失去了效力。当然，如果土地改革中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的土地，迄今未因法定的原因而发生土地房屋权属的变化，现仍在承继使用的，该土地房屋产权证可以作为确定土地使用权的权源依据，但如果土地使用权属发生了变化，没有继续使用原土地，则不具有土地使用权权源。
结合本案，1953年土改时，诉争之地虽由当时的酉阳县人民政府给田孝荣颁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田孝荣对争议之作为“宅基地”享有土地所有权，随着1962年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颁布实施，该《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权属登载自动失效，田孝荣所享有的仅系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诉争之地在1974年已经由当时的农村信用社建成房屋，说明至迟在此之际，田孝荣或其子女已经没有将诉争之地作为宅基地使用，已经不再继续使用诉争之地，故其没有权源基础。
综上，1953年，酉阳县人民政府给田孝荣颁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仅能证明田孝荣曾经享有过诉争之地的“所有权”，该证据不能证明车华英取得该地的权属凭据，也不能证明车华英等人现在仍对诉争之地享有使用权，故申诉人车华英等人的该申诉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酉阳县国土局将诉争土地出让给农商行酉阳支行的行为是否属于无权处分，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
建设部《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城市房屋的产权与房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实行权利人一致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不得分离”。《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也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属物所有权随之转让”，第二十四条规定：“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它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由此可知，我国关于土地与房屋的关系，贯彻“房地合一”、“房地同时走”的基本原则。土地是任何房产的基础，是土地上建筑物的本质组成部分，土地使用者都是因自己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才利用该土地，如果对土地没有使用的权利，就无权在该地上建房或使用房屋，因此，离开了土地的建筑物是空中楼阁。房屋产权的取得，必须建立在已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正是基于房地产关系的依附性，土地和房屋是不可分离的。一方面，就一宗具体的不动产而言，土地使用权人应该是其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即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一致的。
结合本案，本案房屋为原万木乡农村信用社修建，该社于2002年申请登记办理房屋产权证，取得争议之地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权，根据“房地合一”的原则，原万木乡信用社当然享有诉争之地的土地使用权。故申诉人车华英等人认为此前农商行酉阳支行虽享有诉争之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但不享有诉争之地的土地使用权的理由错误。
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收土地条例》公布时止，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2.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3.进行过一定补偿或安置劳动力的；4.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5.已购买原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的；6.农民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或者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由此可知，只要在《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收土地条例》公布时止期间，其土地取得符合该规定的几类情形的，其所有权权属视为国家所有，此即为土地所有权的法定转化。结合本案，各方对原万木乡信用社自1974年即使用争议之地建房之事实不争，原万木乡信用社也已经现实实际取得诉争之地的土地使用权，其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途径也不外乎《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所列举的几类情形，至于取得方式是接受农民集体馈赠，还是其他方式取得，丝毫不影响其土地所有权权属由集体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
结合本案，根据法律规定，原万木乡信用社房屋土地已经转化为国有土地，酉阳县国土局作为国有土地的管理机关，依法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予他人使用，其有权处分诉争之地的使用权。对于该合同所指向的标的物的所有权问题，原所有权人万木村柜木村并没有提出质疑和异议。酉阳县国土局与农商行酉阳支行之间订立的国有土地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合同合法有效。故申诉人车华英等人以诉争之地非国有土地，酉阳县国土局将该地使用权转让给农商行酉阳支行系无权处分，双方订立的合同当然无效的申诉理由不成立。
三、申诉人对争议之地是否丧失权利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可知，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当然，司法解释还规定了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但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须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基础上适用。否则，不适用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
本案中，对于诉争之地权属究为谁所享有，应当由权利主张人即一审原告、再审申诉人车华英等人负举证责任。虽然其在诉讼中举示了1953年酉阳县政府为其祖辈田孝荣所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拟证明对诉争之地享有权利。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其田孝荣曾经享有诉争之地的所有权，但不能证明诉争之地权属是否发生了继承，车华英等人是否取得继承权，也不能证明其是否仍然继续使用该土地。且该证据基于前述理由，已经就土地权属问题不具确权凭证，只具证明权利来源的证明作用。同时，酉阳县国土局、农商行酉阳支行举示的证据证明，原信用社自1974年起即在诉争之地自建房屋并使用三十余年，并于2002年取得房屋产权证，故农商行酉阳支行举示的证据已经反驳了车华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的证据。现车华英对于诉争之地主张权利，其证明责任发生了转移，即应当举示证据反驳酉阳县国土局、农商行酉阳支行已经证明的事实，要么证明对方的证据不真实，要么举示证据证明自己重新获取了争议之地的使用权，否则应当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在车华英等人举示的证据被否定，所证明事实不成立的情形下，只能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酉阳县国土局、农商行酉阳支行没有义务举示证据证明车华英等人是否仍享有诉争之地的使用权，更无义务举示证据证明对方是否丧失了诉争之地的土地使用权。综上，申诉人的该申诉理由也不成立。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成立，申诉人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55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庆华
代理审判员 万华瑜
代理审判员 尹宏桂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