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民终15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法定代表人：黄彩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洪，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嘉伟，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法定代表人：王永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健，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柱，广东金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号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雄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需向被上诉人支付161980元货款；二、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自身所整理的对账单2015年2月存在多付68994.11元这个事实.上诉人的意思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往来中存在预付期票支付货款，双方结算后被上诉人承兑了预付的期票，但没有按照期票金额交付货物，导致上诉人多付货款的情形，并不是指被上诉人承兑了涉案的支票而导致2015年2月多付款项68994.11元。被上诉人主张涉案的支票是上诉人支付2013年10月的货款，其在庭审中所提供的部分增值税发票不是涉案支票货款的增值税发票，其提供增值税发票只是用以证明交易关系持续至2015年，并不是佐证己经向上诉人交付了161980元货物。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用以证明交付161980元货物的送货单全部没有上诉人的签名，而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诉交付的货物都应当有上诉人员工的签名。而对于这个问题，被上诉人在庭审时的解释是上诉人已经将有签名的送货单收回，这种解释不符合双方交易的习惯，原因是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一些交易的货物上诉人已经支付货款给被上诉人，仍然保留有上诉人员工签名的单据。如果涉案的161980元货款没有支付，被上诉人不可能不保留上诉人员工签收的单据。涉案支票存在已经承兑的情况是被上诉人在起诉书中称未能兑现，而不是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承兑涉案支票。二、另在庭审中，被上诉人称双方的货款结算是下个月结算上个月的货款，被上诉人主张161980元是2013年10月份的货款，那么该笔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3年12月1日开始计算，即使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支票用以支付货款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但涉案支票的承兑最后期限为2014年3月20日，如果被上诉人无法承兑支票，应当在2014年3月20日以前己经知道，161980元货款的诉讼时效计算应该从2014年3月21日开始计算两年，即被上诉人应该在2016年3月20日前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现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2016年3月20日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而是在2016年5月25日才提起诉讼，所以，诉讼时效已过。三、综上所述，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取得应当支付对价，而且支票的流通性较强，不能凭支票作为交付货物的凭证，现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已经向上诉人交付了涉案支票金额的货物情况下，一审法院单凭一张支票就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交付货物，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改判。
红星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开出的支票是债权凭证。1.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上诉人送货后上诉人60天内结清货款，以及双方以传真方式确定货物的规格、质量和数量的实际交易的习惯，均是由被上诉人送货后，上诉人支付货款的。因此不存在上诉人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和事实，由此证明上诉人开出的支票不是支付预付款，而是结算支付前期所欠的货款。2.上诉人于2014年3月10日开出的支票是支付2013年10月份的货款。因支票上的银行账户余额不足，银行退票。为此，被上诉人将支票退还给上诉人，上诉人在支票的复印件之中注明收回原件；如果该支票是上诉人支付预付款，则上诉人直接收回或注明作废即可，无需复印支票注明收回原件，交给被上诉人作为凭证。由此证明，此支票是上诉人支付所欠的货款给被上诉人，在退票后，上诉人收回原件确认未付款。因此此支票应作为原被上诉人应收货款的债权凭证。3.上诉人出具的支票明确注明用途是货款，而不是预付款。因此，从证据的内容可以清楚确认，上诉人出具的支票是支付货款。综上，上诉人出具支付货款的支票给被上诉人后，因其银行余额不足而退票。之后上诉人收回支票，交回复印件给被上诉人，但一直没有支付支票款项并导致本次诉讼。因此，此支票完全可作为被上诉人应收货款的债权凭证。
红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广雄公司向红星公司偿还货款496785.89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以284805.8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广雄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星公司、广雄公司存在交易关系，由红星公司向广雄公司供应黑色插头料等原材料。2015年3月3日至同年8月19日红星公司共计向广雄公司供应价值433800元原材料；红星公司称扣减广雄公司2月多支付货款68994.11元，再扣减2015年9月广雄公司付款80000元；广雄公司尚欠2015年3月-8月货款284805.89元；对此广雄公司予以确认。
2015年3月23日广雄公司向红星公司出具欠据一份，载明：“兹欠红星塑款保证金伍万元。”对此广雄公司亦予以确认。
红星公司持有一张票号为3010****/0518***6、金额为161980元、收款人为红星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3月10日、用途为货款、出票人为中山市福特尔电器有限公司的交通银行支票复印件，该复印件下方空白处写有：“已收原件”并加盖有广雄公司财务专用章。红星公司称此支票广雄公司是用以支付2013年10月部分货款；对此广雄公司不予确认，称该款是预付款，因红星公司承兑后并未交付与期票票面金额相应的货物但已经承兑了该期票，故才出现红星公司对账单上载明2015年2月多付款68994.11元；同时根据该支票的承兑日期可知，该笔款项业已超过诉讼时效。
上述事实有物料采购单、送货单、进仓单、收据、交通银行支票、补充协议、对账单、欠据、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红星公司与广雄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根据红星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进仓单可知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现广雄公司确认尚欠红星公司2015年3月-8月货款284805.89元、保证金50000元，故红星公司诉请要求广雄公司支付此两笔款项，均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红星公司主张的支票对应的货款161980元，红星公司主张此系2013年10月货款；广雄公司则主张此系预付款且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广雄公司确认已收回该支票原件故其辩解红星公司已承兑该支票，显然与事实不符；同时该支票复印件上用途一栏载明为货款，而广雄公司主张此系预付款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因此红星公司主张此支票系广雄公司用于货款支付，较为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广雄公司方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收取支票原件后已另行支付该笔款项，故广雄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红星公司诉请要求广雄公司支付该笔款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广雄公司称161980元支票对应的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红星公司方提供的证据可知红星公司、广雄公司之间是长期连续性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2014年7月前双方对货款支付期间存在约定，广雄公司虽用支票付款又将支票收回但双方仍未约定该笔货款的支付期限，而广雄公司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红星公司曾就该笔货款约定履行期限或宽限期，故广雄公司主张161980元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广雄公司合计应向红星公司支付货款496785.89元（2015年3月至8月货款284805.89元+保证金50000元+支票对应的货款161980元）。
关于红星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损失，因广雄公司方迟延支付行为导致红星公司存在实际利息损失，且红星公司要求以284805.89元为基数计算利息系其行使处分的行为，故广雄公司应以284805.89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6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红星公司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至货款清偿之日止。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96785.8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84805.89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52元，由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该款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已缴纳，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向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支付，一审法院不另收退)。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又查，红星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供了如下主要证据：
证据一、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送货单、进仓单。上述送货单均显示有收货经手人签名确认，进仓单也有广雄公司加盖财务章确认。
证据二、红星公司单方出具的《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对账单》，内容记载了2015年3月3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向广雄公司送货的物品、数量和金额等，最后一栏记载“至9月份合计结欠：81900+136500+54600+79900+26300=433800-2月多收货款68994.11-9月80000元=284805.89元”。
证据三、广雄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出具的欠据，记载欠红星公司保证金50000元。
红星公司以上述证据主张广雄公司拖欠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货款284805.89元以及保证金50000元。
广雄公司对于上述证据没有异议，确认拖欠上述款项334805.89元。
证据四、记载出票日期为2014年3月10日、收款人为红星公司、金额为161980元、用途为货款、出票人为中山市福特尔电器有限公司、号码为3010****/0518***6的交通银行支票复印件。该复印件另注有“已收原件。广雄：林德钦”的内容，并加盖了广雄公司的财务章。红星公司据此主张：广雄公司另外还拖欠了2013年10月份的部分货款，于2014年3月10日向红星公司开出金额161980元的支票以支付上述货款，但因账户余额不足而未能兑现，广雄公司于2014年5月底6月初已经收回支票。
证据五、2013年10月4日、9日、14日、22日、23日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均为广雄公司，金额分别为57180元、43920元、51900元、57420元、16380元。但上述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均为空白，并未有任何人员签名或盖章。红星公司据此主张广雄公司开具161980元的支票是支付欠红星公司的上述2013年10月份部分货款。一审期间，红星公司称当时不能确认支票是否能兑现，所以将相关的单据交给了广雄公司。对于上述送货单中没有收货人签章的情况，红星公司则称2013年的送货单均没有收货方签名。二审期间红星公司又称因为当时广雄公司的原仓管主任不在那里工作，而接手的人员没有签收习惯。
证据六、2012年、2014年以及2015年期间送货给广雄公司的送货单和进仓单、物料采购单、增值税发票。其中，上述送货单均显示有收货经手人签名确认，进仓单也有广雄公司加盖财务章确认。红星公司据此主张，其提供的是部分交易的送货单、物料采购单和增值税发票，是为证明与广雄公司自2012年至2015年期间一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直有供应原材料给广雄公司。
证据七、落款为2014年7月30日，红星公司与广雄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传真复印件，其中记载广雄公司须在收货后日结60天内付清货款。红星公司主张因广雄公司之前支付货款时间较长，后双方补充约定广雄公司在收到货物60天内须付清货款。
证据八、红星公司一方出具的收据存根联两张。其中一张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1日，记载“今收到广雄10月份货款和欠条。货款金额222798元、欠条金额129833元。支票一张（3010****/0518***6），票号金额161980元和汇款金额190650元。合共收到款352630元”。另外一张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8日，记载“今收到广雄11月份份货款：货款数是243830元，今收广雄支票一张（3010****/0518***1），票号金额326711元。注：已收货款11月份货款（多付预收货款金额82881元）。上述收据存根仅有经手人栏有签名，其余均核准、会计等没有其他人员签章。红星公司主张收取广雄公司提供的交通银行支票时有出具收据单给广雄公司，确认其支付货款的金额，同时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广雄公司均是到一定时期用支票对之前拖欠的几笔货款一起支付给红星公司。
红星公司主张双方的交易习惯都是先送货，一段时间后再结算和支付货款。对于证据三《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对账单》中记载2月多收货款68994.11元的表述，红星公司称是广雄公司是用第三方的支票支付货款，而支票的金额超出货款金额，所以就出现这个内容。
广雄公司确认证据四的真实性，但不确认红星公司据此拟主张的事实。广雄公司一、二审期间称：该支票是广雄公司预先给红星公司的期票，但是红星公司没有向广雄公司提供相对应的货物。在交往中，双方既有先送货，下个月结算的习惯，也有先给期票预付货款的习惯。就如2015年2月份，当时广雄公司提供了期票给红星公司，但红星公司没有提供期票票面金额对应的货物，没有足额送货，而红星公司已经兑现了该期票，因此才会出现《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对账单》中记载2月多收货款68994.11元的情况。至于证据三的支票，是2014年2月广雄公司接到订单急需材料，就把上述支票交付给红星公司作为预付款，要求其尽快送货，后因第三方取消订单，故广雄公司不要支票对应的货物，而红星公司亦没有交付相关货物。广雄公司就要求红星公司退回了该支票。交付支票时间在2014年1月底2月初，收回支票则是在2014年3月底4月初之间，该支票并不代表广雄公司确认拖欠红星公司的货款。
对于证据六中的送货单，广雄公司主张签收人的签名看不清楚，无法确认；确认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和部分物料采购单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对于证据七，广雄公司主张该补充协议没有原件，不予确认真实性。
对于证据五和证据八，广雄公司认为:送货单和收据并没有广雄公司一方的签名或盖章，仅是由红星公司单方制作的，均不确认真实性和关联性，广雄公司也没有收取过该送货单记载的货物。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红星公司主张广雄公司尚欠2013年10月期间货款161980元应当支付的事实和理据是否成立。
围绕这一诉讼主张，红星公司首先应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经查，其在诉讼中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出票日期为2014年3月10日，金额为161980元的交通银行支票复印件，以及2013年10月期间的送货单，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1日和2013年12月28日的收据。红星公司据此称广雄公司用该支票支付2013年10月期间的部分货款，后因支票未能兑现而由广雄公司收回，故广雄公司仍尚欠该部分货款未清偿。广雄公司则抗辩主张该支票是预付货款，后支票因红星公司没有交付相应货物而由广雄公司收回。针对双方的上述争议，本院分析如下：
一、红星公司提供的支票复印件，可以直接证明的事实是广雄公司曾经以支付货款的名义向红星公司交付该支票，其后广雄公司又收回了支票原件。但在广雄公司未有明确收回支票的原因或者另外作出确认仍欠该支票记载金额债务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仅凭该支票复印件证据，并不能当然直接认定广雄公司欠下红星公司2013年10月161980元货款债务的事实成立。且现本案红星公司也并非是基于票据关系向广雄公司行使追索权，而是依据买卖合同的基础事实和法律关系，认为广雄公司尚欠2013年10月期间的161980元货款应当清偿。故此，红星公司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以证明该基础事实和法律关系成立。但红星公司为此提供的2013年10月送货单以及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1日和2013年12月28日的收据，均是由红星公司单方制作形成的证据，在广雄公司否认下，红星公司既没有举证证明上述送货单记载的货物已经实际交付给广雄公司，也不能证明上述收据交给了广雄公司。另，经查红星公司提供的与广雄公司于2012年、2014年和2015年期间的其他交易单据，显然存在广雄公司收货时有在红星公司的送货单及进仓单上签章确认收货的交易习惯。而红星公司对于本案所主张的2013年10月期间的交易事实，诉讼中曾先后以已将相关的单据交给了广雄公司，2013年的送货单均没有签名，当时广雄公司的原仓管主任不在那里工作，接手的人员没有签收习惯等理由，以解释其不能提交有广雄公司签章认可的送货单据。红星公司的上述所称，并没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且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不符，也明显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红星公司提供的2013年10月送货单以及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1日和2013年12月28日的收据，其证明力不足以佐证红星公司主张的该部分事实成立。
二、至于广雄公司向红星公司交付161980元支票的性质，红星公司主张是用于支付2013年10月的货款，广雄公司则主张是预付货款。双方对于各自的主张，诉讼中均没有提供对应和确切的证据予以佐证。但从双方确认的《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对账单》记载的“2月多收货款68994.11”内容，结合红星公司单方出具的2013年12月28日收据中记载的“注：已收货款11月份货款（多付预收货款金额82881元）”内容，可以印证双方在交易中的确存在预付或者多付货款的情形。故此，广雄公司的主张并不违反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常理，即不能据此排除广雄公司所主张事实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三、对于红星公司认为广雄公司尚欠2013年10月期间161980元货款未清偿的主张，红星公司除不能提供确切和直接证据证实外，亦与红星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反映的事实存在冲突和明显不合理之处。（一）前述红星公司不能提交2013年10月期间有广雄公司签章认可的送货凭据，不符合双方一贯的交易习惯。（二）红星公司将2014年3月10日的161980元支票退回广雄公司，并要求广雄公司出具收取证明。但若该支票是用于支付2013年10月的货款，而按照红星公司所称的交易情况，当时除该支票之外，红星公司在没有其他再可以证明对广雄公司享有该笔2013年10月的161980元货款债权的凭证情况下，其将支票原件退还给广雄公司，却既没有要求广雄公司立据明确收回支票的原因，也没有要求广雄公司作出确认债务或其他还款的承诺。（三）红星公司出具的《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对账单》中，清晰记载广雄公司至2015年9月份合计结欠284805.89元的事实。而若当时广雄公司仍欠2013年10月的货款161980元，但红星公司却没有将该债务一并列入截至2015年9月份止广雄公司的结欠债务中。且从该对账单记载的内容反映，该对账范围亦不是仅限于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往来情况，其抵扣金额前溯到2015年2月份多支付的货款部分。对于以上各种明显不符合交易惯例，也不符合常理的情形，红星公司在诉讼期间并不能作出相应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
综上事实和理由，红星公司在本案提供的一系列证据，不足以相互印证构成证据链证明其主张广雄公司尚欠2013年10月货款的事实成立。而本院经审查并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也不能确信红星公司所主张的该部分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此，红星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充分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不予支持其该部分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广雄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号民初6202号民事判决；
二、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向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34805.8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84805.89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752元，由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负担2853元，由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5899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已缴纳，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向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支付其负担部分金额，一审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元，由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中山市广雄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预交，清远市清城区龙塘红星塑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泳东
审 判 员 陈亦和
代理审判员 钟国平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麦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