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良，男，197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
委托代理人：冯晶，湖北华浩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和应，男，197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上诉人王金良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15）惠博法杨民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金升、代理审判员江玮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金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晶、被上诉人刘和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诉辩意见
原告刘和应诉称：听说养猪能赚钱，经人介绍，博罗县杨侨镇塔下六队养殖者被告王金良有一栋猪舍欲转让，于2012年7月13日以35万元转让费买下了被告的猪舍一栋。被告在协议书上答应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期间，如遇禁养，会退还10万元给原告以作补偿，该协议书由塔下办事处的书记郑斯宣见证。被告于2013年2月将他名下的另一栋猪舍转让给他人。去年年底，接到杨侨镇政府下发的48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畜禽养区范围的通知》，将原告的养殖场列为禁养区。合同约定的从2012年至2026年共14年的经营权，仅过了一年多便成了禁养区，成本收不回，还欠下四、五十万元的外债。事后想找被告退回协议书确定的10万元补偿款，却一直联系不上。迫于外在压力，只能将高价采购的猪全部低价处理，直接损失达数十万元。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金良支付在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上承诺补偿给原告的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金良承担。
被告王金良辩称：一、本案案由应定为买卖合同纠纷，而不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原告应该自行承担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风险。1、被告与原告于2012年7月13日所签订的是转让协议；2、该转让协议前言规定：经甲方（被告）、乙方（原告）协商同意，将甲方自建猪栏的一部分转让给乙方，东面以甲方仓库隔墙为界，北面以乙方母猪栏山墙为界。3、该转让合同第二条规定：转让价格为35万元，一次性买断。由此可见：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实质上就是被告与原告对被告自建的地上附属物——猪栏的一部分形成了买卖关系，而不是土地承包关系。二、被告支付原告补偿10万元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该附条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1、订立转让协议时原告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其真实以及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在原告考察和了解、平等、自愿的情况下所订立的。作为原告购买前知道可能会出现禁养的情况，还是决定购买，说明原告自愿承担购买猪栏后的一切风险。2、承诺书约定：转让价格为35万元，一次性买断。自签订之日起在三年内（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止），属国家政策规定如遇禁养，原告搬迁造成经济损失，没有享受任何补偿，经被告核实后，由被告补偿原告10万元。3、转让协议第二条规定：转让价格为35万元，一次性买断。自签订之日起在三年内（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止）如遇禁养，迫使乙方（原告）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被告）支付乙方10万元作为补偿。4、根据杨桥镇政府关于印发《2015杨桥镇进一步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告知养殖户被列入养殖场禁养关闭对象，必须于2015年9月30日前自行关闭，如有违反，将按新环保法从严处罚。由此可见，按照协议和承诺书的约定，原告必须是有禁养行为，搬迁行为后和没有的帐搬迁任何补偿的情况下，给原告方造成了损失以及经被告人核实的前提下，被告才能支付10万元补偿。但是，本案原告至今一直在经营没有禁养行为，更没有进行搬迁和因搬迁造成损失，且根据杨桥镇政府关于印发《2015杨桥镇进一步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通知》精神，关闭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前。这完全满足了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和承诺书中约定的最低三年的经营期限。故此，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和附生效时间均不成就。综上所述，原告应该自行承担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风险，且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10万元补偿的请求，因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得到法律支持。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查明的事实
原审查明：原告刘和应与被告王金良于2012年7月13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王金良将自建猪栏的一部分转让给原告刘和应经营。转让期限以被告王金良与塔下办事处签订的原始合同同步（自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转让价格为叁拾伍万元整，一次性买断。自签订之日其在叁年内（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如遇禁养，迫使原告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原告支付被告拾万元作为补偿。2012年7月13日，原告刘和应与被告王金良签订了《承诺书》，承诺书中约定：被告王金良承诺将杨桥镇塔下六队金良猪场与部分转让给原告刘和应经营，转让价格为35万元，一次性买断。自签订之日起在三年内（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止），属国家政策规定如遇禁养，原告搬迁造成经济损失，没有享受任何补偿（搬迁费除外），经被告核实后，由被告补偿原告损失费10万元。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转让费35万元，并投入大量资金开始经营养殖场。2014年6月18日，原告收到博罗县杨桥镇人民政府的《关闭通知》，通知主要内容为：根据博府[2013]48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知》，原告的养殖场属于禁养区范围内，被列入禁养关闭对象。要求原告的养殖场必须于2014年12月底前关闭。因上述政府行为，原告的养殖场无法继续经营，原告请求被告按协议书及承诺书的约定，补偿原告10万元。
一审裁决结果和理由
原审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因原告刘和应与被告王金良签订的是《转让协议书》，转让被告自建的猪栏，是被告转让其所有的猪栏的经营权，原告支付价款的合同，故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原、被告应按协议书及承诺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补偿款十万元，因原、被告在其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中均有规定，自签订之日起在叁年内（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属国家政策规定如遇禁养，原告刘和应需搬迁，由被告王金良补偿刘和应损失费十万元。现因政府扩大畜禽禁养区的范围，原告刘和应的养殖区被列入养禁区，原告于2014年6月8日收到杨桥镇人民政府的关闭通知，要求原告于2014年年底关闭停产。因政府行为导致原告养殖场无法经营，符合双方在协议书中所约定“自签订之日起在叁年内（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属国家政策规定如遇禁养，原告刘和应需搬迁”的条件，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补偿款十万元，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限被告王金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和应补偿款十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2300元由被告王金良负担。
二审诉辩意见
上诉人王金良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本案事实来看，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期间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发生禁养，也没有搬迁，更没有造成损失，在此期间被上诉人的养殖权利并未发生实际的影响，按照2015年4月16日《2015年杨侨镇进一步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各禁养范围内的养殖户必须于2015年9月30日前关闭，因此真正实施禁养的政策规定时间应当是在2015年9月30日以后。
被上诉人2014年6月8日收到了杨侨镇人民政府的关闭通知，要求其于2014年年底关闭停产，政府虽然下达了关闭通知，各养殖户没有照章执行，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就是政府下发的通知，并没有对各养殖户的养殖产生实质性影响，截止到一审开庭之时，被上诉人的猪场仍然在正常经营养殖（在一审庭审中原告自述其猪栏内还养着400多头猪）。因而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实际的禁养行为发生，更没有搬迁，又何来经济损失。
且杨侨镇政府出于人性化管理，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尽量减少各养殖户的经济损失，于2015年4月16日发布了《2015年杨侨镇进一步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禁养范围内的养殖户必须于2015年9月30日前关闭。也就是说实际禁养的时间是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计算，超过10月1日还没有禁养的，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处理。因此，被上诉人在《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中约定的叁年内（从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并没有发生禁养、迫使被上诉人搬迁的情形实际发生。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双方协议约定支付经济补偿的条件未成就的情形下，迳行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十万元款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作为支撑，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关于《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的叙述是断章取义，只认定了《转让协议书》第二条及《承诺书》的前半部分，而不是连接上下文全面的通读理解和认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认定后半部分所附的条件要求。《转让协议书》第二条及《承诺书》中约定转让价格为35万元整，一次性买断。自签订之日起在叁年内如遇禁养，迫使乙方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任何补偿，并经上诉人核实后由甲方支付乙方10万元作为补偿。从上述《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买卖合同性质的文书，必须同时符合：在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3日期间；遇到禁养；搬迁；造成损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并由上诉人核实等条件同时满足，才构成支付补偿款的条件，但一审判决完全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实，一审判决依据的2014年6月8日的通知并没有实际执行，没有实际的禁养行为发生；而2015年的通知中明确将禁养的时间推迟至2015年9月30日，一审判决却没有将该通知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而只以臆断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导致本案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综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和应答辩称：上诉人在协议书上说的“如遇禁养”是在博府（2011）55号文件就已列入，并且6月30日须自行搬迁或清理。2013年4月8日又发布了博府（2013）48号文件，要求9月30日前自行搬迁或清理。2014年6月18日我接到的是要求关闭的通知而不是刚刚划为禁养区的通知。自收到通知到关闭的六个月期间，多次向上诉人商讨10万元未果，上诉人在答应补偿十万元时都明确告诉我和见证人是在我遇到禁养，迫切遇到搬迁时，而不是搬迁后或者搬迁完毕。关于上诉人说的政府下达关闭通知，各养殖户没有照章执行，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没有对养殖户的养殖产生实质性影响等，这些都没有证据能证明。在下达通知之后，政府和塔下办事处的干部们平均一月都有几次巡查、敦促、记录等，大多禁养户都理性的用不同方式来处理和转移猪，在指定的时间虽没有完全停产是在政府的监督下，各养殖户理性的积极配合态度，得到政府一再宽容的结果。关于2015年4月16日发布的《2015杨侨镇进一步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禁养范围的养殖户必须于2015年9月30日前必须关闭，即针对禁养户没有完全搬迁或处理完的猪，必须于9月30日前彻底处理。上诉人称禁养时间应该是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在去年下达关闭通知后，有少部分禁养户不顾政府部门的敦促，政府早采取强制手段予以拆除，政府从没有改变禁养或关闭的时间，9月30日是对残存的部分猪做处理的最后期限。由于我的猪栏跟一花木场连在一起，花木场称两年前栽下的风景树无一存活与我们有关系，向我们索赔2万元，又因猪栏紧挨交通要道遭村民投诉多，所以办事处多次要求我们尽快关闭猪栏，并采取停水、停电的措施逼迫我写了6月30日前搬迁的承诺书，所以9月30日的最大限度，我都享受不到。承诺书是2013年3月份上诉人写的，上面也重复答应了我需要搬迁时，他会及时返回十万元，并没有出现与协议不同意思的字眼“搬迁后或搬迁完毕”等。上诉人不想赔偿十万元损失，至少是在我三年内未接到禁养或关闭通知，政府不会多次逼迫我要搬迁，我也不用把猪无奈处理，那样我是没有任何损失。所以上诉人以我还有部分猪就是正常经营或没有搬迁处理，没有任何损失是不符合事实的，应遵守协议、兑现承诺。
二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王金良在二审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2年4月18日《东江时报》、2、王金良自述，予以证明上诉人王金良与被上诉人刘和应签订转让合同之前的原因是因上诉人受灾而无力经营。第二组证据：3、2015年7月16日被上诉人刘和应驻厂现场照片、4、2015年7月16日被上诉人刘和应自书的养猪场生猪存栏数、5、博罗县杨侨镇塔下办事处书记郑斯宣身份证，予以证明至2015年7月16日被上诉人刘和应的猪场并未禁养和搬迁，仍有490多头猪存栏养殖。第三组证据：6、塔下办事处（居委会）养殖场整治工作记录、7、杨侨镇塔下养殖场整治禁养情况说明，予以证明截止2015年9月30日，被上诉人刘和应的猪场的禁养情形仍未发生，仍有生猪养殖，也并未搬迁，更未发生实际损失。来源均为复印件。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东江时报》、上诉人自述材料真实性不能确认；对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对我当时还有490头猪的事实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工作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出入较大，塔下办事处书记在我与王金良的转让协议中的见证人是同一人，互相串通。
被上诉人刘和应在二审提交了14份证据。证据1、博罗县人民政府博府（2011）55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扩大畜禽禁养去的范围的通知；2、博罗县畜牧局提供的博府传（2011）72号印发博罗县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3、博罗县人民政府博府（2011）55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扩大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知；4、杨侨镇政府提供的（2011）72号印发博罗县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5、杨侨镇政府提供的博府办（2012）55号印发博罗县进一步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上五份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王金良把已经明为禁养的猪栏，在政府人性化的整治过程中，自行清理以后，仍然以高价钱一次性付清转让费的方式转让给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中，串通办事处的书记郑斯宣做伪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转让协议是无效的。证据6-15为照片，予以证明上诉人所称10月1日才算禁养，9月30日前，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各养殖户没有照章执行，没有损失，是主观臆断。
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1-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文件的发布时间都是在2011年，与本合同没有关联性，本合同签订时间是2012年7月13日。对于政府发布的通知都是要求在2011年6月30日进行关闭。这些文件与被上诉人所证明的内容是不符的，这些文件是公开的，不存在上诉人欺诈的问题。虽然在2011-2015年一直在发布通知，但是对该地区的养殖场并没有实际的禁养。对证据6-1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照片没有拍摄时间，也无法反映是何地、何人拍摄，上诉人提供的同一时间的照片，与该事实是完全矛盾的。
二审裁判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金良与被上诉人刘和应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承诺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及承诺书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王金良是否需要支付10万元补偿款给被上诉人刘和应的问题。经查，2012年7月13日《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被上诉人刘和应即一次性支付了35万元转让费给王金良，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义务，并开始投入资金经营。2015年4月博罗县杨侨镇人民政府根据《博罗县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方案（2013-2015年）》（博府办[2013]116号）和《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知》（博府[2013]48号）的有关规定，制定了《2015杨侨镇进一步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确定将刘和应受让的养殖场列为禁养区，并于2014年6月8日向刘和应送达了关闭通知，责令刘和应于2014年底关闭停产。为此，由于国家政策原因，刘和应的养殖场已被明确禁养，无法继续经营，需要搬迁，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从双方协议书及承诺书有关“三年内（2012年7月13日-2015年7月13日）如遇政府禁养、迫使搬迁，由王金良支付10万元给刘和应作为补偿”的约定内容看，双方约定的王金良支付10万元补偿款给刘和应所附条件已成就，因此，王金良应依约定支付10万元补偿款给刘和应。
至于杨侨镇人民政府从减少养殖户经济损失出发，又于2015年4月16日发出通知，将关闭时间延至2015年9月30日的事实，并不影响上述协议中王金良支付10万元补偿款所附条件的成就，事实上刘和应从2014年6月8日接到杨侨镇人民政府的关闭通知后，已陆续减产，做好搬迁准备。同时，本院注意到，刘和应以35万元的价格受让养猪场，合同期至2026年才届满，现其需关闭，由王金良退还其10万元也是公平合理的。因此，上诉人王金良以杨侨镇人民政府将关闭时间延至2015年9月30日、刘和应仍在经营为抗辩，主张无须给付10万元，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王金良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金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巍
审 判 员 陈金升
代理审判员 江 玮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静华
附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