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235民初3545号
原告杨红兰，女，197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阳县。
原告何宜凌，女，199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云阳县
原告贺永秀，女，193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阳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昌毅，重庆市云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李江龙，男，197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阳县。
委托代理人唐思路，男，194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系被告李江龙的继父。特别授权。
原告杨红兰、何宜凌、贺永秀诉被告李江龙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受理后，被告李江龙认为“何诗琼独任审理涉及何洪生命权纠纷案，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并以“同姓一家亲”为由提出回避申请，经院长批准，本院作出回避决定书，驳回被告李江龙的回避申请。依法由审判员何诗琼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红兰、何宜凌、贺永秀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何昌毅、被告李江龙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唐思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红兰、何宜凌、贺永秀诉称，2015年5月18日，原告杨红兰之夫何洪与被告一起在酒吧玩耍，被告给何洪身体注射毒品，导致何洪死亡。被告明知毒品的危害性，却向何洪身体注射，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应赔偿三原告因何洪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553996.00元的20%份额，即赔偿110799.20元。庭审中，原告变更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要求被告赔偿三原告各项费用119376.00元。
被告李江龙辩称，原告诉称的“被告与何洪在酒吧玩耍，被告给何洪注射毒品致使何洪死亡，被告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一事实，已经被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否定，何洪系自己吸毒身亡，被告没有责任，不存在赔偿，原告方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其损失也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来计算。请求驳回原告方的请求。
经审理查明，何洪，男，1970年9月11日出生，系原告杨红兰之夫、原告何宜凌之父、原告贺永秀之子，其与被告李江龙在万州三合监狱服刑，两人系狱友。2015年5月18日上午8时36分，何洪电话告诉被告自己出狱了，而后两人相约在爱家登云梯上面的“眼镜牛肉面”见面。见面后，何洪告诉被告，其昨晚与老婆打了一架，心情不好，想“搞点么的”。被告就问何洪，是想吃“嘎嘎”（指冰毒）或者“果果”（指麻古），何洪说他不吃这个，要吃就吃白粉。被告说自己这里没得白粉，要吃就只有马上去买，何洪同意后，其电话联系陈煜买药（海洛因）。后被告李江龙骑摩托车带着何洪到云中前门附近，何洪到李大顺私立诊所购买了针管，被告李江龙从陈煜处购买了500.00元海洛因，然后两人进入滨江公园里的一个公共厕所里面，各自往针管里面灌药，用矿泉水稀释后，各自给自己注射。何洪注射后不一会儿，就眼睛翻白，一头栽到地上，被告将何洪扶起后，用摩托车将何洪拉到自己家中，放于自己卧室床上，用盐和矿泉水兑成盐水，用注射器给何洪的两个手臂注射盐水，大约注射了三四十针，并不停地呼唤，一直没有唤醒何洪，当晚十点多钟，被告李江龙将何洪背出家门，并用何洪的手机联系上何洪的哥哥后，告知其何洪喝醉酒了，让他们接回家。因何洪哥哥在外地，遂让其儿子何俊霖来接人。后被告李江龙将何洪交给何俊霖，说何洪酒喝多了，快点把何洪送到医院去，并拿了1000.00元钱给何俊霖，后何俊霖将何洪送往云阳县人民医院，经医生诊断，何洪已经死亡。2015年5月19日0时34分，云阳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对何洪死亡情况进行了调查，对何洪的死亡原因作出了鉴定，其鉴定意见为：何洪死因系吗啡中毒。2015年8月6日，云阳县公安局作出渝云公（刑）不立字【2015】0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李江龙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庭审后，原、被告双方均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同意被告李江龙给付的1000.00元钱在赔偿款中抵扣。
另查明，原告贺永秀现年84岁，系农村户籍，其生育有七名子女。
还查明，被告李江龙现在重庆市万州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
上述事实，除有原告的陈述外，还有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云阳县双龙镇沿溪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本院调取的云阳县公安局的刑侦调查笔录、何洪死亡事件情况调查报告、渝公鉴DNA（2015）2859号鉴定意见书、渝公鉴毒化（2015）265号鉴定意见书、渝公鉴病理（2015）80号鉴定意见书、云阳公鉴病解（2015）0013号、云阳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以及本院询问被告李江龙的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原、被告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三原告请求赔偿的费用是否合法？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焦点，原告认为，被告与何洪共同吸毒，在何洪处于非正常的情况下，被告未及时送往抢救、治疗，而是将何洪背回家中为其注射盐水，长达十多个小时后，才将何洪交给其亲属，同时未将何洪吸毒的真实情况告知何洪亲友，被告的先行为义务对何洪死亡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何洪吸食毒品，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本人应承担80%的责任，被告应承担20%的责任。何洪居住在双江街道群益路多年，且有正当收入，故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为544780.00元（27239.00元/年×20年）；原告贺永秀虽系农村户籍，但其一直居住在城镇且育有7个子女，故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14101.00元（19742.00元/年×5年÷7人）；丧葬费28000.00元；交通、误工费10000.00元，没有证据，请法院酌定。
被告认为，何洪死亡时因为过量吸毒，且是酒后吸毒，酒会导致毒性发作，其死亡是法医学上的绝对条件死亡，即便被告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其也是会死亡的。故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没有及时送往医院抢救与何洪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公安机关的报告、材料也未提到被告给何洪注射盐水对何洪死亡有因果关系，因此，被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何洪是自己过量吸食毒品造成的死亡，不是交通事故，也不是工亡，故其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不应当参照交通事故和工亡的标准计算，对何洪死亡造成的损失，请求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认为，我国《侵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合理费用。本案何洪生前一直在城镇居住，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原告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方主张贺永秀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但其没有向本院举示相关证据，而原告贺永秀系农村户籍，已年满84周岁，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只能按照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8938.00元/年的标准计算，应为6384.00元（8938.00元/年×5年÷7人）；原告方主张的交通、误工费10000.00元，虽无证据证实，但原告方处理何洪死亡事故，确需花费一定的交通、误工费用，故本院酌定其交通、误工费为1000.00元。综上，因何洪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582435.50元。
关于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吸毒是国家法律明文禁止的，且吸毒本身是一种侵害身体健康权的行为。三原告亲属何洪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的安全、健康及生命尽到最高注意义务，其对毒品的危害应有足够的认识，亦应当预见到自己注射毒品的行为可能会对自己身体造成危害，但其沾染吸毒恶习，并主动联系被告要求吸食毒品，自冒风险，对自身因吗啡中毒死亡的结果负主要责任。被告李江龙在得知何洪想吸食毒品后，不仅不制止，反而出资购买毒品，为何洪吸毒提供了便利，同时与何洪共同注射毒品后，在发现何洪眼睛泛白，栽倒地上时，其明白何洪系毒品注射过量，而此时被告意识清醒、行动自由，其完全可以采取送医或报警的方式对何洪施加救助，但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而只是将何洪带回家中，自己给何洪注射盐水，长达十多个小时后，才通知何洪亲人，并隐瞒了何洪系注射毒品的真相，延误治疗的时机，被告的行为与何洪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结合被告以及何洪各自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对何洪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三原告58243.55元（582435.50元×10%），减除被告李江龙已给付的1000.00元，被告尚应赔偿三原告57243.5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江龙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红兰、何宜凌、贺永秀因何洪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误工费等共计人民币57243.55元。
案件受理费997.00元，减半收取498.00元，由三原告负担172.00元，被告负担326.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诗琼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本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