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506民初2318号
原告：张宜方，男，197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赵飞，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宜昌东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国资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673713023XA，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111号。
法定代表人陈传琴，东湖国资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炎、李刚，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宜昌市夷陵区平湖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湖小贷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6573732049Q，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111号。
法定代表人：胡金桥，平湖小贷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伟，男，198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平湖小贷公司员工，住宜昌市夷陵区，特别授权。
原告张宜方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代持股权转让款1101.95万元及违约金（自2016年3月19日起以1101.9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尚欠的分红款29.8万元及违约金（自2016年1月28起以118.7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6年5月12日；自2016年5月13日起以29.8万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被告希望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向第三人增资。原告基于对被告国资公司性质的信赖，于同年6月5日通过银行转给被告1000万元。同年6月13日，其与被告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协议约定：1、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向第三人出资认购获得1000万份股份委托被告持股，由被告代表原告行使股东权利。2、委托股份的所有权归原告，被告仅作为第三人的名义股东。被告因股东身份所获得的股权收益，应按按原告出资获得股份的比例交给原告。3、因处置委托股份产生的收益，被告在收到收益款项3日内划入原告账户，未及时交付的，应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同年6月16日，第三人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8000万元，注册资本由1.48亿元增至2.28亿元，其中被告的出资由3000万元增至6000万元，增资后被告持有第三人26.31%的股权。2016年3月16日，被告将其持有的第三人26.31%的股权即6000万元股权转让给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3月21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根据第三人2015年12月31日财务报告，被告转让其代持股权价值应为1101.95万元[（将资产27224.51万元一分红2100万元）÷22800万股×1000万股]，该款被告应在3日交付原告，但被告至今未履行，应立即支付并承担违约金。第三人2015年1月25日股东会决议按股东出资额的11.87%分红，原告应得分红款118.7万元，但被告实际只支付88.9万元，被告不仅还差分红款29.8万元，且88.9万元分红款在2016年5月12日才给付，应承担逾期给付的违约金。
被告东湖国资公司辩称：1、其自始至终是第三人的股东，从最初的8800万元将其中的6000万元变更到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现在仍持有2800万元的股权，包括原告和杜冬莲委托代持的各1000万元股权。2、其转让股权不含原告和杜冬莲委托代持有股权，并没有损害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权利。3、原告主张分红款为118.7万元与事实不符，其严格依照股东会决议将原告应得的分红款88.9万元交付给原告。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平湖小贷公司述称，被告所述属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2014年6月5日，原告通过银行转给被告1000万元。同年6月13日，其与被告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协议约定：1、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向第三人出资认购获得1000万份股份委托被告持股，由被告代表原告行使股东权利。2、委托股份的所有权归原告，被告仅作为第三人的名义股东。被告因股东身份所获得的股权收益，应按原告出资获得股份的比例交给原告。3、因处置委托股份产生的收益，被告在收到收益款项3日内划入原告账户，未及时交付的，应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4、委托期限约定：（1）原告主张以自己名义持有股份并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或备案手续；（2）被告按原告要求将委托股份全部出售，并将股权转让款全部划到原告指定账户；（3）原告解除被告代持股份权利；（4）平湖小贷公司被终止或依法清算完毕。5、原告方权利：（1）获取因委托股份而形成股权收益的权利；（2）解除被告代持股份的权利，原告应提前10日通知。6、被告方义务：（1）未经原告书面授权，不得处置股份，不得转委托第三方行使代持股份；（2）原告处置委托股份时，无条件配合办理。
2014年6月16日，第三人全体股东（应到17人，实到17人）召开股东会，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4800万元增资到22800万元，其中被告新增货币出资3000万元后，变更为6000万元，出资比例占26.31%；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年6月19日第三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6年3月15日，第三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变更法人股东由被告变更为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住所地由宜昌市夷陵区黄金路26号变更为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111号。次日，召开第二届六次股东会，应到股东17人，实到17人，会议就股权变更形成决议：1、增加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新股东；2、同意被告所持第三人6000万元（占比26.31%）的股权转让给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3、公司注册地由原来的宜昌市夷陵区黄金路26号变更为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111号。当天，被告与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被告愿意将其在第三人26.31%的股权，即6000万元转让给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受让被告在第三人26.31%的股权，即6000万元。2016年3月2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第三人于2016年12月21日在工商办理变更登记。变更主要事项为：1、注册资本增加1210万元，注册资金达24010万元。其中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增资410万元，达到6410万元。2、被告登记为第三人的股东，出资额2800万元。3、股东闫成龙减资1000万元、刘敏退股（原出资1000万元）。4、其他股东股权相应发生变化。
另查明：
1、第三人第二次股东会决议2014年不分红，2016年1月25日，第七次会议决定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载明：根据各股东出资比例按照11.87%比例分配红利,其中被告分配红利564.02万元，包括2014年度应分而未分得的红利。2、2016年5月1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度分红利润88.9万元。
2、2015年7月2日，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区国资局请示《关于平湖小贷公司增资的请示》，2014年度，被告计划对第三人增资3000万元，第三人已完成注册增资登记。因资金问题只到位300万元，请同意2015年对第三人落实增资2700万元，资金来源先从集团公司融资到位的资金中解决。同年8月7日，区财政局行资科提出建议：东湖国资公司持股26.31%，应出资6000万元，实际到位3300万元，还欠2700万元的资本金，因平湖小贷公司欠东湖国资公司借款4600万元，抵扣东湖国资公司所欠的资本金2700万元。区国资局领导批示同意。
3、2015年10月20日，黄鼎向被告转款500万元，委托被告在第三人处认购股权。次日，第三人给被告出具的一份500万元的收据，22日，银行流水显示第三人收到被告500万元。当天，黄鼎与被告签订一份《委托持股协议书》。协议约定黄鼎出资500万元委托被告以被告名义持有第三人股权。
同一天，被告分别与刘敏、闫程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二人将其在第三人处各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被告，股权自办理工商登记之日起正式转让。
4、第三人会计账目中实收资本明细账记载：2016年1月1日从上年度结转被告在该公司的资本金为8800万元，2016年股权转给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后，尚余资本金2800万元。被告2016年3月31日记账凭证载明：被告对第三人长期股权投资贷方金额为6000万元。
5、2016年11月18日，第三人向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东湖国资公司增资2800万元及夷陵经济发展集团增资410万元的请示》，请示国资局同意被告增资2800万元、经发集团增资410万元。同年11月28日，湖北夷陵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夷陵区国资局书面请示《关于理顺宜昌市夷陵区平湖小贷公司股权关系的请示》，请求同意被告对第三人增资2800万元，使被告重新成为第三人的股东。被告提供的2015年10月20至10月31日会计凭证显示，被告对第三人长期股权投资增加2500万元，加上2015年12月27日夷陵经发集团将作为被告增资的300万元直接转到第三人，被告会计凭证记载其对第三人长期股权投资达到8800万元。
6、诉讼过程中，本院要求被告和第三人向本院提交截止2016年3月16日第三人每股股权收益的有效文件。第三人委托湖北华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第三人截止2016年2月29日（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鄂华审会专字[2017]128号）。结论：1、截止2016年2月29日每1元实收资本净值1.15元;2、参照《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经第三人风险部、业务部及财务部对贷款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而补提贷款损失而减少净资产11119.95万元。综上，每1元的实收资本金净值0.70元0.70元。对该《审核报告》，原告认为：1、被告提供的《审核报告》程序违法，系第三人和被告单方作出，没有经过利害关系人、案件当事人参与，报告所依据的会计资料不清楚，且过于片面，结果不具有客观性。2、《审核报告》在形式上不合法，不是审计报告；在内容上未对账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事会计准则》编制，是否公允反映了经济事实作出的审计意见；在适用规定上，不符合《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只有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企业，才适用该办法。而第三人不是经该委员会批准的企业。该报告还载明税务机关不认可第三人按《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更证明《审核报告》适用规定违法；在主要方法上，《审核报告》采用“经第三人风险部、业务部及财务部对贷款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即以第三人内部部门意见作为审计方法，不具有客观性、独立性、全面性；在范围上仅涉及“贷款损失”一个科目，而不是对整套财务报表的全部科目和依据所有会计政策进行，审核范围缺乏整体性，结论违法。被告和第三人提供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对价是“一股一元”，被告也无法否定交易时财务资料和工商登记资料上反映的“一股一元”的事实，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评估鉴定。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原告出资1000万元，由被告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认购相应的股权，并获得股东身份，原告享有该1000万元的股权投资收益。此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有效。原、被告为在履行《委托持股协议》过程中发生分歧，二者的关系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应当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来调整。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是该1000万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被告是该1000万元股权的名义出资人和名义股东。对此，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对争议的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被告2016年3月16日将所持第三人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夷陵经发集团是否包含原告和另一案原告杜冬莲委托代持的2000万元股权。对此，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1、被告6000万元出资的形成过程。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在2014年6月16日之前，注册资本为14800万元，其中被告出资额为3000万元，实际出资到位的只有300万元。2014年6月16日，第三人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其中被告增资3000万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此前，原告与杜冬莲已与被告分别签订了1000万元委托代持股协议，并将该2000万元通过银行转给被告，被告向第三人增资，可以证明被告按双方的委托合同履行了代持股的义务。尽管被告此时还有2700万元没有到位，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规整的事宜，与原告无关。2015年8月17日被告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抵消第三人欠款2700万元债务方式，完成对下欠2700万元出资额的义务。2、2015年度的分红事实。2016年1月25日，第三人第二届七次股东会对2015年度分红作出决议，各位股东按出资比例按照11.87%分红,被告分红564.02万元后，将原告分红收益各88.9万元按委托持股协议于2016年5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也可以证明被告依据与原告和杜冬莲的委托持股协议，履行了名义出资人义务，向第三人认购了2000万元股权，并得到第三人股东会同意，即被告所持有的6000万元股权中有2000万元是原告和杜冬莲实际出资。虽然被告提供证据证实在2015年10月20日至22日已收购闫程龙和刘敏各1000万元股权、接收黄鼎的委托代持第三人500万元股权，但第三人没有认可被告持股股权为8800万元，此次分红也仅以被告出资6000万元、按出资比例26.31%为依据。3、股权及股东变更过程。被告在2015年10月22日接受股东闫程龙转让的部分股权、接受股东刘敏转让的全部股权，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规定，同时依照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股东名册是股东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被告没有提供向闫程龙和刘敏支付对价的证据，也没有提供第三人注销原股东出资证明书及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等证据，用以证实前述股权转让的事实发生。同理，也不能证实被告已经履行了与黄鼎之间的委托代持第三人500万元股权的义务。2016年3月21日，第三人第二次股权变更时，双方提供证据只是显示被告将其所持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了夷陵经发集团，第三人股东名册不再记载被告是第三人的股东，股东闫程龙出资额仍为1500万元、刘敏仍为1000万元，注册资金仍为22800万元。第三人于2016年12月21日完成第三次股东和股权变更反映第三人增资1210万元，被告再次成为第三人股东，出资额为2800万元。从股东股权比例变化及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出资的2800万元，其中，接受闫程龙1000万元股权、刘敏1000万元股权，有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为证，同时工商登记载明闫程龙股权由15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刘敏不再是第三人的股东也可以印证，加上被告履行了黄鼎委托代持500万元股权的协议义务、夷陵经发集团转给被告的300万元直接转到第三人账户，相互印证。
综上，被告2016年3月16日将所持第三人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夷陵经发集团包含原告及杜冬莲委托代持的2000万元股权。根据双方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双方的委托民事法律关系终止。被告再次成为第三人股东而出资的2800万元与原告和杜冬莲委托代持协议中的2000万元没有关联。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以其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即被告主张2000万元投资权益，符合双方委托合同的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予支持。
（二）关于截止2016年3月16日止原告委托被告持有第三人股权收益的确定问题。一是原告主张其出资1000万元应获得股权转让价值为1101.95万元证据是否充分。原告根据第三人2015年度财务报告确认的公司净资产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依据虽然比较合理，但是股权转让首先是转让当事人之间进行协商，包括股权价值的商定，而且第三人自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12月21日期间发生了数次股权变更，均是将出资额作为股权价值的计价依据，其他股东均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明显损害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权益。故原告主张被告转让1000万元应获得1101.95万元的股权转让收益，本院不予认可。二是被告和第三人主张在2016年2月29日股权收益应每股0.70元依据是否充分，即《审核报告》是否可以作为确定该时点股权收益的依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第三人单方委托湖北华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第三人委托评估所提供的会计资料未经利害关系人、原告认可。2、选择评估机构未经原告认可。3、第三人按照《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没有依据。4、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11119.95万元依据不足。5、从被告和第三人提供财务会计凭证反映，涉案股权在财务上反映的是一股一元，表现在：（1）被告2015年10月22日与黄鼎签订500万元委托持股协议、解除与栗冰峰1000万元委托持股协议、收购第三人股东闫程龙和刘敏各4.39%的股权,支付对价各1000万元,到2016年12月21日重新登记为第三人股东,出资2800万元,对应的是一股一元。（2）2016年12月21日，湖北经发集团增资410万元，也是按一股一元确定股权比例。（3）被告对第三人长期投资会计凭证载明，对应的是一元一股。从第三人2014年6月19日股东出资增持、转让、注册资金发生变化至2016年12月21日止，均没有对股权收益进行评估，每股对应股权价值就是1元。6、被告没有提供湖北夷陵经发集团有关会计账簿反映受让被告26.31%股权的情况。
（三）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是否成立。原、被告在庭审上已对1000万元股权的分红金额及被告在约定的时间内将该分红款支付给原告，已没有异议。故在这个阶段，被告没有违约行为。被告在2016年3月21日将6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夷陵经发集团，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转让股权转让收益，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自被告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符合双方委托合同的约定，且不违背法律规定，本院应予以支持。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宜昌东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立即向原告张宜方给付代持股权转让收益款1000万元，并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6年3月19日起计算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张宜方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9706元，由原告张宜方负担10460元，由被告宜昌东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担792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红星
审 判 员 肖 杰
人民陪审员 刘兴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杜韩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