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8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仙英，女，196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余学富，浙江后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叶蓁，男，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欣、单辰博，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经济开发区昆仑北路**号。法定代表人：叶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新涛，男，系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至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号*号楼*层***室。法定代表人：陈婷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号聚龙大厦**楼***室。法定代表人：柏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炳煌，男，195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号。法定代表人：王炳煌。原审第三人：杭州万塘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号*幢***室。法定代表人：曹永胜。上诉人王仙英、叶蓁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成纸业公司”）、杭州至赋科技有限公司【原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诚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名称变更为杭州至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赋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展公司”）、王炳煌、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王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杭州万塘汇实业有限公司【原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普公司”）于2017年6月19日名称变更为杭州万塘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塘汇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王仙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仙英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具体为：1、判令叶蓁向王仙英支付债权转让款44015300元；2、判令叶蓁向王仙英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440153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5%计算，自2012年12月9日起计息，应支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自2012年12月9日起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止的逾期利息为15596158.31元）。3、判令叶蓁向王仙英支付违约金8803060元；4、判令绿成纸业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对叶蓁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叶蓁、绿成纸业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王仙英与叶蓁间债权转让款为35574122.79元，认定有误，应按照44015300元认定。双方对《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此该《协议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债权转让款应以《协议书》约定的44015300元为准。首先，原《协议书》的签订人中自然人均是经商多年的商人，5家法人单位也都是具有相应责任能力的企业，协议签订时金利普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危机，各方均预见到了破产债权受偿率不足30%的情形。在这种协议背景下，8个当事人怎么可能不经过仔细对账和核实，草草对44015300元的巨款予以认定？并且叶蓁和王炳煌均系金利普公司的股东，对金利普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了如指掌，至诚公司和大展公司又系专业的投资管理公司，对接受债权债务有着丰富并且专业的经验，非常明显这个转�的债权总价格是8位当事人均认可的价格，应该确认王仙英的债权总额为44015300元【其中包含：第一次重组前孙某及其控制的公司向乙方借款需由金利普公司偿还的借款39100000元（以下简称“老债权”），第一次重组后借款给金利普公司的本息4915300元（以下简称“重组基金本息”）】。其次，一审法院否认《协议书》中约定的借款金额是明显错误的。1、债权转让过程中，转让的本金是经过8位当事人全部核对明确的，不存在无法确认实际债权金额的问题。一审法院在王仙英已经提供了经过各方当事人均签署同意的《协议书》之后还要求王仙英提供所谓的债权凭证属于对王仙英举证责任的加重。2、叶蓁在《协议书》签订之前已经系金利普公司的股东，且担任董事长，王炳煌也系金利普公司的股东，其对孙某、金利普公司等关联公司与王仙英之间的债权债务实际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在明知金利普公司偿债比例只有30%的情况下还与王仙英达成44015300元的本金认可，其根本不可能存在有被王仙英瞒骗的可能性，因此协议书所记载的44015300元的债权本金客观真实。并且，根据2011年4月22日《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第二条第1款对于借款本金：有借款合同和汇款凭证的予以认定；有借款合同无借款凭证的，如能做出合理说明的予以认定；没有借款合同但有汇款凭证的，依据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认定；无借款合同无汇款凭证的，依据实际情况并结合孙某的相关陈述予以认定。该董事会会议纪要有金利普公司的全体董事签字确认，其中叶蓁也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因此，结合《协议书》来看，叶蓁等是完全知道王仙英的本金金额为44015300元的，且董事会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对认定债权的方式做了明确规定，董事会完全预见了债权存在有多种状况。3、一审法院认为王仙英与孙某、金利普公司等关联公司的借款中存在部分明显高于法律规定的利息标准情况，无法确认实际借款金额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根据2011年4月22日《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对于借款利息：已支付的利息不予追究；有明确约定利息标准的，按约定标准（最高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孙某被刑拘前予以支付。《协议书》签订系该董事会会议之后，有已经支付过的高于法定标准的利息金利普公司均已不予追究，而且签订协议时认定的本金也充分考虑利息因素在内，事实上王仙英和叶蓁等之间对本金以及利息都已经进行了完整且明确的计算，《协议书》中所确认的金额为各方均认可的金额。再次，该债权系多年�成，具有客观性和连续性，王仙英与孙某、金利普公司等关联公司存在多次对账的情况。虽然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认定王仙英的债权为35574122.79元，但是该金额王仙英和叶蓁均提出过异议，王仙英对该《审计报告》中未确认的2007年10月-11月间的转贷款300万元、2008年6月16日按孙某指示划入谢志敏账户的150万元、2008年11月24日孙某欠款400万元、2008年11月28日出借给孙某的115万元、2009年2月24日160万元其中的26万元、2009年6月18日乐某向唐永强汇入的50万元这些款项审计人员没有列入审计报告内提出了异议，表明王仙英并没有放弃过申报这些债权，而一审法院直接以形成时间在拱墅法院对账笔录之前的《审计报告》中确认的35574122.79元的金额作为裁判依据，且认为王仙英在《审计报告》之外的债权“不予处理”，这个�定让人无法接受。1、王仙英在审计报告出具之后在拱墅法院提出了异议并进行了举证，一审法院直接适用审计报告错误。2、即便《审计报告》确认的债权金额为35574122.79元，也不足以改变《协议书》确认的44015300元的债权事实。《审计报告》的债权审计标准和审计目的不同于“实际客观发生的债权”，《审计报告》仅仅能反映的是符合“审计标准”的债权为35574122.79元，可按照上面提到的2011年4月22日《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中的情况能够知道实际客观存在的债权中包含有很多种不符合“审计标准”形式存在的债权，一审法院不能依据一个不能客观反映实际债权的审计报告进行裁判。况且判决书中自己还说有审计报告之外的债权不予处理，此种判决使得本案处于案结事未了的状态，客观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法律上成为一个未判决和认定的事实无法再次主张权利的状况。最后再来分析为什么叶蓁等在明知金利普公司的清偿能力不足30%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按照王仙英实际拥有的对孙某、金利普公司等关联公司的债权44015300元来受让全部债权呢？因为当时金利普公司有一个重要的资产就是“房地产资产”，该些房产经包括叶蓁、王炳煌和王仙英在内的当时所有在册13名股东一致内部评估价值4.98亿元。叶蓁、王炳煌、至诚公司和大展公司对2012年之后的房地产行情均看好，认为他们所获得利益会大大高于转让债权所支付的成本。也就是在这样的房地产资产的背景下，经过8方当事人共同多次商议后确认了转让债权的金额为44015300元。而实际上，金利普公司的上述房地产资产目前价值已经达到了10亿以上。二、�审法院未对债权转让款利息作出判处，判决不当。自2012年12月《协议书》签署近5年以来，叶蓁从未按约定向王仙英支付任何一笔款项，明显已经违反了《协议书》之约定，确属逾期。根据《协议书》约定，只要叶蓁等在三个月内没有按照约定的还款方式进行还款，那么从应付款之日起利息就应该按照1.5%月息计算，如果逾期付款时间长达三个月以上的，叶蓁等除了应该支付利息之外还需要支付违约金。三、一审法院对叶蓁不认定为违约的认定有误。应该判定叶蓁构成违约，并向王仙英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44015300元为基数，按照20%的比例计算违约金金额为8803060元。一审法院认定“鉴于原告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叶蓁等相对方实际还款的事实，确有可能存在原告有意隐瞒部分事实真相的行为，故被告叶蓁未按照《协议书》约定期限支付债�转让款不认定为违约”，是错误的。2012年11月12日《协议书》签订后，到2016年1月21日之间，长达那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人对44015300元的债权金额提出过异议，本案中王仙英于2012年11月28日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叶蓁等未按约定向王仙英付款的行为明显违反协议约定，属于违约。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王仙英是否有隐瞒真相的行为，而武断的认为该行为足以阻却叶蓁向王仙英履行债务的行为，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11年6月25日金利普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会会议，会议由叶蓁主持，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对金利普、孙某的资产进行法律和财务调查的议案》，此时叶蓁担任金利普公司董事长，其在此时能够明确清晰的知道金利普公司的整个资产状况和法律状况，王仙英怎么有可能还能对叶蓁进行隐瞒真相的行为？退一万步说，即便有这种王仙英隐瞒事实真�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在叶蓁应该向王仙英支付款项的长达近6年的时间内不提出金额异议？再说，如果有部分关联公司还款金额被隐瞒，那么叶蓁拥有的应该是债权撤销权，而撤销权的行使按照法律规定为一年的除斥期间，那么2013年11月27日撤销权除斥期间已过，撤销权消灭。因此，无论债权本金是否有被隐瞒的可能性，叶蓁始终负有付款义务，其不能仅以有被隐瞒的可能性为由对抗付款义务。综上所述，王仙英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误，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王仙英的上诉请求。叶蓁辩称，一、叶蓁不应当再按协议书载明的债权金额支付债权转让款。首先，债权的客观存在及合法有效是进行债权转让的前提，如实告知叶蓁等相对方债权受偿情况是王仙英应尽的义务。叶蓁本不是出让债权的当事人，不可能掌握借款出�、返还等情况。叶蓁之所以确认《协议书》中载明的债权金额，系出于对王仙英与孙某对账情况的信任。其次，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虽然叶蓁也对该报告确定的债权金额35574122.79元有异议（实际债权金额远低于这个数字），但这份报告仍足以说明王仙英出让的债权金额与事实不符，且差距甚大。再则，金利普公司的资产价值，特别是房地产资产价值的涨跌，叶蓁不可能做出准确估算，叶蓁也不可能冒着巨大风险在明知出让债权严重不实的情况下仍进行受让。叶蓁签订《协议书》时必然是相信出让的债权金额是真实的，如果存在虚假，叶蓁不可能还愿意以《协议书》载明的金额支付债权转让款。综上所述，王仙英出让的债权金额与事实严重不符，叶蓁不应当再按协议书确定的债权金额支付债权转让款。二、一审法院认定叶蓁不违�正确，王仙英关于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的主张不应支持。王仙英出让的债权金额与事实严重不符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只不过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王仙英出让的债权的真实金额究竟是多少。但一审法院关于“王仙英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叶蓁等相对方实际还款的情况，存在有意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故叶蓁未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支付债权转让款不认定为违约”的认定是正确的，王仙英关于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的主张不应支持。绿成纸业公司辩称同意叶蓁的答辩意见。叶蓁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依法判决；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仙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要求叶蓁支付《协议书》�定不再计算的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浙韦会审（2014）第107号《审计报告》确认：王仙英的老债权总额为32564300.79元。但上述款项中包含了计至2013年8月26日止的债权利息。而根据各方于2012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王仙英转让的老债权部分是不计息的。因此，2012年11月12日后计至2013年8月26日期间的利息不属于王仙英按照《协议书》出让的债权范围，一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款时未将该部分利息从审计确认的老债权总额中扣减是错误的。再则，不能因《审计报告》确定的债权金额具有客观性，就将老债权部分不计息的协议约定原则置之不理。二、一审判决要求叶蓁一次性支付债权转让款同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认定叶蓁违约，那么最多也是按照协议约定分期支付债权转让款，而且，债权必须是真实的。因此一�判决要求叶蓁一次性支付债权转让款同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王仙英未提供全部交易明细证明其诉讼主张，一审判决也认为实际借款金额无法确认。且当事人各方对《审计报告》确定的债权金额均有异议，在这种情形下，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当驳回王仙英的诉讼请求，而不应当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仓促下判。王仙英在有充分证据后依然可以另行主张其权利。二审时补充上诉意见称：张红福、缪德能、王红星、神风汽配公司是代替王仙英收款，孙某还给这些人或单位的这些款项还是应作为支付给王仙英的款项，估计2000万元左右，审计报告中不应予以扣减，应在债权中减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持叶蓁的上诉请求。王仙英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浙韦会审（2014）第107号《关于孙某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民间借贷往来专项审计报告》确定的孙某及本案第三人总计欠王仙英3557.412279万元，并且由叶蓁向金利普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之后叶蓁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杭州昌源红普路加油站有限公司并从中获得收益这些事实认定非常清楚，证据也确实充分，并经拱墅区法院确认。原判不足的部分：一是，对王仙英主张的《专项审计报告》以外的800余万元债权款项作出了“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的决定；二是，对叶蓁迟迟不按《协议书》支付债权转让款的行为不认定为违约。一、上诉状称原判要求叶蓁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王仙英认为：根据《协议书》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王仙英同意“老债权（3910万元）分七年由叶蓁偿还，第一到五年每年偿还比例10%……，不计息。这里的不计息是指7年中按约定比例偿还的，中间时间不计息；而不是“老债权”里砍掉一块利息。并且《协议书》第五条又有制约性条款规定：叶蓁不按协议约定归还借款的，应按月息1.5%标准计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明显是偷换概念的理解。二、原判要求叶蓁一次性支付债权转让款有事实依据。根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叶蓁逾期支付三个月以上的，王仙英有权按照协议确认的金额由本案所有被告一次性予以清偿；而叶蓁从2012年至今未有付款。三、本案没有虚假诉讼的问题。本案除了《专项审计报告》确定的3557.412279万元债权之外，还有许多未包括的债权，一审法院未予处理。王仙英已经上诉要求一并处理。综上所述，叶蓁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改判支持王仙英的诉讼请求。绿成纸业公司针对叶蓁的上诉请求表示没有意见。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万塘汇公司未作陈述。王仙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蓁向王仙英支付债权转让款44015300元，并支付至实际付款日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20日的利息1864537元、逾期利息661064元（此后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2.绿成纸业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对上述应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叶蓁、绿成纸业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起，孙某及其经营的公司因经营等需要，多�向王仙英借款，双方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王仙英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借款合同及汇款凭证可以确认，王仙英于2009年至2010年12月28日期间，曾累计向孙某及其控制的关联企业出借3900万元，约定的月利率为2%至5%不等。2011年1月20日，孙某向王仙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有孙某向王仙英借款至今还欠人民币4000万元，截至日期为2011年元月20日。2012年11月12日，叶蓁作为甲方，王仙英作为乙方，金利普公司作为丙方，绿成纸业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作为丁方，王炳煌、春王公司作为戊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鉴于金利普公司负有大量对外债务，且资不抵债，债权受偿率不足30%，现甲方有意向受让乙方持有的金利普公司的全部股权和债权；经乙方申报及金利普公司确认，金利普公司欠乙方的债务金额44015300元，其中第一次重组（2011年6月23日）后借款给金利普公司的本息4915300元（利息计算至2012年9月30日，即重组基金本息）；第一次重组前孙某及其控制的公司向乙方借款需由金利普公司偿还的借款39100000元（即老债权）；甲方与乙方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上述重组基金本息4915300元，并自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第十日开始按照月1%计付利息，每月支付一次，利息计至款清之日止，逾期支付并超过三个月的，乙方有权按约定金额提起诉讼，并由甲方负责偿还，第一到第五年每年的偿还比例为10%，第六年、第七年每年的偿还比例为25%。2013年作为第一个偿还年度，每年分两次平均偿还，第一次于每年的6月30日前偿还，第二次于每年的12月31日前偿还，不计息；丁方、戊方为甲方向乙方偿还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甲方不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归还借款的，逾期三个月以�，按照1.5%的月标准计息，逾期在三个月以上的，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确认的债权金额诉讼，由甲方承担诉讼总额20%的违约责任，由甲、丁、戊一次性予以清偿。该协议签订后，2012年11月28日，王仙英与叶蓁办理了有关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8月2日，大展公司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拱墅法院）申请对金利普公司进行破产重整。2013年8月26日，拱墅法院作出（2013）杭拱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大展公司对被申请人金利普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为破产重整管理人。后金利普公司管理人委托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金利普公司涉及原法定代表人孙某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有关民间借贷的往来款项进行专项审计。2014年4月8日，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浙韦会审（2014）第107号关于�某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民间借贷往来款专项审计报告，由叶蓁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后，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确认孙某及其控制的公司与王仙英的往来款余额为27927231.9元，其中利息为9796631.9元。后经补充新的财务资料后，增加王仙英的债权本金4191500元及2011年4月1日起至2012年11月12日期间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445568.89元。对于王仙英与叶蓁在《协议书》中确认的第一次重组（2011年6月23日）后借款给金利普公司的本息4915300元，经审计确认本金为1712900元，利息为1296922元，合计3009822元。王仙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条及汇款凭证，均由叶蓁向金利普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后叶蓁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杭州昌源红普路加油站有限公司。2016年1月21日，王仙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的诉讼时效。根据有关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叶蓁应自2013年起分七年偿还债务，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王仙英、叶蓁、绿成纸业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为债权转让合同，王仙英在转让其对孙某及金利普公司等的债权时，应当保证其转让的债权客观存在且合法有效。但根据王仙英提供证据，仅可证明其曾与孙某、金利普公司等关联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但无法确认孙某、金利普公司等关联公司实际尚欠王仙英的债务金额。从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来看，除了王仙英、桐庐新兴针织厂、乐某、王先荣等人有大量的款项汇给孙某等外，孙某或其关联企业亦存在汇给王仙英、桐庐新兴针织厂、乐某款项的情形，而这更符合一般民间借贷关系中有借有还的交易习惯。因此，在王仙英未提供全部交易明细证明孙某实际尚欠王仙英的借款金额，且王仙英与孙某所约定的部分利息又明显高于法律规定的利息标准导致孙某实际归还的款项与双方对账金额不一致等情形下，无法确认王仙英与孙某、金利普公司等关联公司之间实际借款金额。但鉴于金利普公司管理人曾委托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王仙英与孙某及其关联公司的往来款进行审计并确认了王仙英与孙某及其控制的公司债权金额及基金债权金额，王仙英、叶蓁虽对该审计报告的金额均有异议，但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出具报告时，王仙英及叶蓁均有进一步举证的权利，且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确在收到补充材料后，增加了王仙英一部分的债权金额。而叶蓁已将案涉债权又转让给杭州昌源红普路�油站有限公司，并经拱墅法院确认，叶蓁对该部分债权已获得实际利益。因此，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所确定的债权数额具有客观性，对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确定的债权金额，叶蓁应当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全部对价。至于叶蓁提出老债权的实际受偿率仅为22%，但《协议书》约定需按债权全额支付对价显失公平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协议书》中已明确载明，金利普公司资不抵债，债权受偿率不足30%，可以看出叶蓁在签订协议时，对其从王仙英处受让的债权所将产生的利益是明知的，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叶蓁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王仙英主张的审计报告以外的债权款项，王仙英在未获得有关部门确认的情况下，本案中不予处理。鉴于王仙英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叶蓁等相对方实际�款的事实，确有可能存在王仙英有意隐瞒部分事实真相的行为，故叶蓁未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支付债权转让款不认定为违约，对王仙英要求支付逾期付款等相应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债权转让款对应债务约定分期履行，保证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保证人作为约定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其应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叶蓁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王仙英债权转让款35574122.79元。二、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司、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王炳煌就上述第一项叶蓁应付款项承连带清偿责任。三、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王炳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叶蓁追偿。四、驳回王仙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450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79505元，由王仙英负担54835元，由叶蓁负担224670元。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王炳煌就叶蓁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仙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金利普公司董事会会议�要复印件，用以证明金利普公司的董事会对债权本金和利息的审核认定方式做过决定，叶蓁作为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签了字。2、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决议复印件，用以证明叶蓁作为金利普公司的董事长，完全掌握金利普公司、孙某的资产状况和法律状况。对于王仙英和孙某之间，以及金利普公司欠王仙英总共4400多万元的债权叶蓁是清楚的。3、对账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2014年5月30日王仙英对《审计报告》提出异议，反映了审计报告没有列入的6笔款项。4、老债权3910万元来源清单、孙某及其控制的公司与王仙英的往来清单、汇款凭证，用以证明老债权的构成就已经超过一审法院判定的金额。其中来源清单中：第一笔为2017年11月8日桐庐的这笔300万元，审计报告没有列进去。第二笔为序号这为32号的这笔，审计报告没有列进去。第三笔是序号为57号的这笔，漏了一个零，是100万元，而不是10万元。第四笔是序号为64号的这笔，这是现金给的，有取款凭证和对方存款凭证，关于这笔26万元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王仙英取出25.8万元，加上2000元现金，总共存进去是26万元。第五笔是序号82号这笔190万元，这是孙某指定的账户。第六笔是序号为92号这笔。5、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对于序号1的这笔款项，汇出单位作了一个说明，其实出借人是王仙英。6、申请证人乐某出庭作证，以证明2008年9月19日乐某账户转入孙某账户的480000元以及2009年6月18日乐某账户转入唐永强账户的500000元是王仙英出借给孙某的款项，是从其账户转账。7、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孙某情况说明中所述6笔款项(2007年11月8日桐庐新兴针织厂—浙江斯美诺汉文服饰发展有限公司的300万元、2008年9月19日乐某—孙某的48万元、2009年2月6日王红星—孙某100万元、2009年2月24日王仙英—孙某26万元、2009年4月30日王仙英—唐永强的190万元、2009年6月18日乐某—唐永强50万元)是其个人向王仙英的借款。被上诉人叶蓁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至证据4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叶蓁不可能完全掌握金利普公司、孙某的资产状况和法律状况。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因叶蓁不在场，对其具体情况不清楚，而且叶蓁对审计报告认定的债权数额也是有异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些款项是否借款、之后有无还款，由于叶蓁不是民间借贷的双方，对相关情况不清楚。证据5的形式来看是一审后形成的证据，质证意见同证据4的质证意见，叶蓁对相关情况不清楚，对于是否是真实借款以及还款情况叶蓁无法发表意见，需要专业的有关部门进行认定之后才可以确定是否是孙某向王仙英的借款。对证据6和7，乐某及孙某二审当庭作证的证言三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绿成纸业公司同意叶蓁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万塘汇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两份证据仅是金利普公司的董事会和临时股东会对金利普公司的整体债权审核认定方案及债权性投资回报方案等进行了决定，并未涉及案涉债权具体构成及金额等情况，故不能证明叶蓁完全掌握案涉4400多万元的债权情况。2、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证明王仙英对上诉所提审计报告没有列入的6笔款项对金利普公司管理人提出了异议，但同时也证明了管理人及审计人员对该6笔款项没有列入审计报告的原因进行了审核并作了详尽的说明，并未采纳王仙英的异议。3、证据4中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王仙英上诉仅对案涉审计报告未列入的6笔款项有异议，故对其他无异议且已列入案涉审计报告的款项的转账凭证之关联性、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王仙英有异议的6笔款项的转账凭证的关联性与证明力将结合证据5、6、7综合认证；“老债权3910万元的来源”、“孙某及其控制的公司与王仙英的往来清单”系王仙英单方制作提供，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4、证据5未有桐庐新兴针织厂负责人及制作该情况说明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该证据系王仙英为证明2007年11月8日桐庐新兴针织厂—浙江斯美诺汉文服饰发展有限公司的300万元系王仙英出借给孙某而提供，在证据3对账笔录中记录管理人对该笔款项曾向孙某核实过，孙某否认与浙江斯美诺汉文服饰发展有限公司有关，现孙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又认可该300万元系其本人借款，说法前后矛盾，故对证据4中相应的银行凭证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5、证据6乐某证言，对于2009年6月18日乐某—唐永强50万元，因未得到唐永强的确认，故本院认为乐某证言尚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王仙英出借给孙某，故对证据4中相应银行凭证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2008年9月19日乐某—孙某的48万元将结合证据7综合认证。6、证据7孙某证言，孙某二审当庭确认王仙英出示的孙某落款的5份情况说明是其书写，但表示“以借条为准，具体情况我记不清了”，从该几份情况说明看，均系打印后由孙某签名，签名时间均为2018年1月16日，距情况说明所涉款项时间长达10年左右，故孙某证言所述记不清具有合理性，而且，该几笔款项中仅2009年4月30日王仙英—唐永强的190万元一笔有孙某与王仙英签订的借款合同原件作证，但却缺乏相应的付款凭证印证，其他几笔款项均无借条或借款合同原件作证，因此本院认为孙某证言无法达到王仙英欲证明的待证事实，故对证据4中相应银行凭证及乐某对于2008年9月19日乐某—孙某的48万元的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绿成纸业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万塘汇公司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叶蓁、王仙英、金利普公司、绿成纸业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在金利普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协议书》所涉金利普公司债务金额经过了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并由该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对于王仙英上诉提出的审计报告未列入的6笔款项，如本院在证据认证部分所述，因王仙英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6笔款项系其对孙某的债权，且就该6笔款项王仙英已对金利普公司管理人提出过异议，金利普公司管理人和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人员亦进行了核实、解释和说明，对该6笔款项的异议均未予以采纳，因此一�法院认为王仙英主张的审计报告以外的债权款项，在未获得有关部门确认的情况下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本院认为具有合理性，对王仙英上诉理由中关于一审判决支付的债权转让金额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王仙英上诉提出叶蓁在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时是金利普公司董事长，对金利普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应有充分了解，故认为一审法院对叶蓁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债权转让款不认定为违约是错误的，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协议书及审计报告，本案债权转让所涉老债权系孙某及其控制的公司向王仙英借款需由金利普公司偿还的借款，构成相当复杂，汇出和汇入的账户还有孙某指定的账户以及王仙英指定的账户，孙某本人对债务情况尚不清楚，而且从2007年发生最初的借款至今长达十年时间，王仙英与叶蓁对债权金额仍有争议，王仙英直至本院二审还在陆续提供部分借款凭证�而这些凭证并非在一审及本院二审期间新产生，而是之前就已存在但王仙英未提供，即的确存在王仙英在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时未如实告知叶蓁等相对方实际还款的事实，因此叶蓁即使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任金利普公司董事长，也不可能完全了解金利普公司及其前任法定代表人孙某与王仙英之间的繁杂的债权债务情况，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叶蓁未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支付债权转让款不认定为违约正确，王仙英请求判令叶蓁支付逾期利息及违约金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叶蓁提出的《协议书》约定王仙英转让的老债权部分是不计息的，因此一审判决未将老债权自2012年11月12日至2013年8月26日期间的利息从审计确认的老债权总额中扣减有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案涉审计报告确认的老债权总额中并未包含2012年11月12日至2013年8月26日止的债权利息，故叶蓁的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叶蓁提出按照协议约定是分期支付债权转让款，故一审判决其一次性支付缺乏依据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协议书》第五条约定，若叶蓁逾期支付债权转让款三个月以上的，王仙英有权要求其一次性清偿，虽然一审判决对于叶蓁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债权转让款不认定为违约，但叶蓁至今未支付债权转让款是事实，故一审法院判决叶蓁一次性支付债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叶蓁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叶蓁上诉还提出案涉审计报告对“叶蓁-王仙英”原名下债权核减了“张红福、缪德能、王红星、神风汽配公司”有误，其认为上述自然人或单位是代王仙英收款，即孙某归还张红福、缪德能、王红星、神风汽配公司的款项应认定为归还王仙英的款项，应�债权中减去，本院认为，叶蓁未提供证据证明张红福、缪德能、王红星、神风汽配公司系代王仙英收取孙某的还款，且孙某、王仙英均对此予以否认，故对叶蓁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王仙英和叶蓁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270元，由王仙英负担87600元，叶蓁负担219670元。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至赋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王炳煌、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就叶蓁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宁审判员 程雪原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