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3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超，男，1966年1月2日出生，住址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兵，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国，男，1958年6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茂名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景贵，北京提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波，北京提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超因与被上诉人刘思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思国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思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刘思国曾出示过一套“一栏表”，时间跨度自2007年至2015年，其明确表示其中记载的就是杨超借款明细。其中，最后一份2015年1月9日的三张“一栏表”的总金额为428万元，能够表明截至2015年1月9日，杨超对刘思国的欠款总额为428万元。刘思国一审起诉杨超借款案件共计20余件，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一审中，杨超多次告知每位主审法官，双方之间的借款时间跨度长、笔数多，且存在利滚利、刘思国要求杨超重复出具借条的情况，因此，所有案件应当一并解决，不应分别作出裁判，应以该“一栏表”为依据确认双方的借款本金总额。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仍旧孤立地看待每个案件，分别裁判，认定事实错误。二、在双方系列借款案件中，杨超提交过一份证据，是杨超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的一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58万元，利息月息百分之一，总计本金308万元，月利息30800元，每月支付。”该收条明确表明至2014年11月14日，双方之间的借款本金为308万元。刘思国庭审中表述“该收条不包括收条中的58万元，是杨超单方出具的，不是双方的结算”。如果不是双方的结算，刘思国是无法得知308万元中不包括该笔58万元、总计本金308万元的。加之，上述2015年1月9日的“一栏表”更加能够说明此308万元就是双方经过对账得出的金额。
刘思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杨超的上诉请求。第一，杨超于2015年1月9日签字确认的“一栏表”与本案无关，本案涉及的债权不包括在该“一栏表”中。第二，2014年11月14日的收条是杨超单方出具的。杨超在该收条中提及的本金308万元并非是双方结算的结果，刘思国对杨超享有的债权远远超过308万元。第三，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其他诉讼与本案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故不存在所有案件应当一并解决的问题。
刘思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超偿还刘思国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2.判令杨超支付违约金（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3.诉讼费用由杨超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0日，刘思国与杨超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杨超向刘思国借款150万元，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需要，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8月20日到2016年8月20日，借款利息年利率12%。由于杨超原因未能及时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由杨超承担延迟付款的违约责任，即按到期本息合计以每延误日0.5‰计算。刘思国与杨超在合同落款处签字捺印。
2014年8月20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思国转账汇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2014年6月22日至2014年11月27日，刘思国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共计向杨超转款146.272万元，其中于2014年6月22日转账10万元，6月26日转账10万元，7月12日转账5万元，7月15日转账6万元，7月17日转账4万元，8月11日转账83.85万元，9月8日转账10万元，9月16日转账10万元，9月22日转账2万元，11月27日转账5.422万元。
2014年2月19日至2016年3月3日，杨超通过其名下的尾号为1466的招商银行卡向刘思国还款共计47.46万元。其中2014年2月19日转款2.4万元，2014年4月20日转款3万元，2014年4月28日转款2万元，2014年4月29日转款1万元，2014年6月5日转款3万元，2014年7月27日转款600元，2014年8月8日转款10万元，2016年3月3日转款26万元。
另，2014年11月14日，杨超向刘思国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人民币伍拾捌万元整（￥580000），利息1%（月息百分之壹），总计本金叁佰零捌万元，月利息叁万零捌佰元整，每月支付。借款人杨超。
一审庭审过程中，就借款履行的情况，刘思国述称借款系杨超先借了几笔款项，刘思国给付后，杨超还需要借款，故双方于2014年8月20日签署了150万元的借款合同。刘思国在签署该借款合同之前的转账给付已经超过100万元，但因为双方当时未清算具体转款的数额，故杨超先出具了100万元的收条。签署合同后，刘思国亦分多次将剩余款项以转账或现金方式给付杨超。刘思国通过转账方式共计支付借款146.272万元。剩余部分为替杨超偿还案外人借款，但对此意见未提供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依据借据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杨超辩称未收到全部借款，但对出具借条和收条的行为未作出合理解释，现根据刘思国提供的借条、收条、转账凭证等相应证据及刘思国与杨超的陈述，并结合借款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确认刘思国、杨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现刘思国主张通过转账方式提供了借款146.272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认可，对通过现金方式替杨超偿还案外人借款的部分，因刘思国未提供证据，该院不予确认。针对杨超有关截至2014年11月14日仅欠付刘思国308万元、仅同意偿还借款合同签署后收到的转账27.422万元的答辩意见，刘思国对此的解释为该308万元系此前一段时间双方没有签署过借款协议和借条确认的往来款项。该院认为，该收条上没有刘思国的签字确认，且杨超不能对结算的过程、结算包含的债务及数目等细节作出合理解释。刘思国与杨超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结合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其他借款纠纷，刘思国与杨超之间的借款数额远高于308万，有证据证明的截止到2014年11月14日杨超偿还的款项仅为21.46万元，故杨超截至2014年11月14日仅欠付刘思国308万元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杨超仅同意偿还27.422万元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关于杨超辩称的已经偿还刘思国47.46万元的意见，该部分还款已经计算为偿还刘思国与杨超之间其他先到期的借款，故刘思国要求杨超偿还150万元借款本金并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借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并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借款到期后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其中本金146.272万元及以其为基数计算的利息、违约金的部分，具有合同依据，且不违反国家关于限制利率的要求，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超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思国借款146.272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二、杨超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思国借款146.272万元的违约金（自2016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杨超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其于2015年1月9日签字确认的“一栏表”，证明截至2015年1月9日，杨超对刘思国的欠款总额为428万元。该“一栏表”中列明的借款，最早的一笔发生于2005年7月25日，最晚的一笔发生在2009年7月13日。刘思国认可该“一栏表”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杨超所主张的欠款数额，同时主张该“一栏表”中未包括本案借款。鉴于刘思国对该份“一栏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刘思国与杨超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当认定有效。针对该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交付问题，刘思国提交了杨超于2014年8月20日出具的100万元收条，以及2014年6月22日至2014年11月27日期间其向杨超转款共计146.272万元的银行卡记录。虽然其中部分款项转账的时间早于本案《借款合同书》的签订时间，但刘思国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杨超未提供证据加以反驳，故应当认定刘思国向杨超实际出借了上述146.272万元。因刘思国未提供证据证明剩余款项的交付情况，故本院对该部分款项不予确认。杨超在诉讼中仅举证证明其于2014年2月19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向刘思国还款共计47.46万元，而且该笔款项已经另案抵充杨超向刘思国偿还的借款利息。因此，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杨超向刘思国偿还借款本金146.272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借款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杨超上诉提出，根据杨超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的收条，截至2014年11月14日，杨超仅欠付刘思国308万元。刘思国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杨超虽然在该收条中载明今收到刘思国现金58万元，总计本金308万元，但并未明确说明此系截至2014年11月14日双方之间所有欠款的总额。结合杨超与刘思国之间存在多笔借款的实际情况，本院对杨超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杨超上诉还提出，根据杨超于2015年1月9日签字确认的“一栏表”，截至2015年1月9日，杨超对刘思国的欠款总额为428万元。刘思国则主张该“一栏表”中并未包含本案借款。本院认为，该“一栏表”中列明的借款均发生在2005年7月25日至2009年7月13日期间，并未明确说明此系截至2015年1月9日双方之间发生的全部借款。结合刘思国提交的本案《借款合同书》以及相应的转账记录，应当认定本案借款并未包含在上述“一栏表”中。
综上所述，杨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杨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欣
审 判 员 孙兆晖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杨 光
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