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聊民一终字第4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由某甲，男，195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临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女，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郭临生，临清泰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吉某，男，199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委托代理人吉艳岭，男，1975年9月24日，汉族，农民，住临清市，系吉某叔叔。
委托代理人李树振，临清追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由某乙，女，1989年6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法定代理人由某甲，身份情况同上，系由某乙之父。
上诉人由某甲、姚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4）临民一初字第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被告由某乙法定代理人由某甲，及其与上诉人姚某共同委托代理人郭临生，被上诉人吉某的委托代理人吉艳岭、李树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吉某和由某乙于2013年5月经媒人史某介绍订婚，后于同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廿一日）按民间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双方共同生活。举行结婚仪式前，男女双方订立了两份“结婚协议”，一份由由某甲、姚某签字，男方持有；另一份由吉某、崔凤荣（吉某母亲）、吉延岭（即吉艳岭）签字，女方持有。两份协议均由史某作为见证人。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由某乙系精神病患者，吉某及其家人要善待由某乙，否则吉某一方不得要求返还彩礼且要赔偿女方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2013年11月10日，由某乙精神疾病复发入住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16天，后因治疗慢性胃炎于11月26日转入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后，由某乙在吉某处短暂居住即返回其父母家。双方由此产生纠纷。后经媒人史某及吉某本村干部杨某调解未果。吉某诉至本院。
另查明，由某乙的嫁妆有：被子十床、褥子两床、床单两床、枕头两个、枕巾两个、电动车一辆、自行车一辆、脸盆两个、便盆两个、肥皂盒两个、肥皂两个、牙膏两支、牙缸两个、茶盘两个、塑料花两盆、暖壶两个、家具一套（餐桌一个、餐椅四把）、个人衣物一宗（四季衣服八套）。上述财产现在吉某处。
又查明，本院于2011年9月15日作出（2011）临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变更由某乙的监护人为其父由某甲、其母姚某。
庭审中，原、被告对下列问题存有争议：
（一）原告给付被告方彩礼的数额
原告主张，吉某一方于订婚时给付女方现金1.1万元；后给付见面礼1100元、买手机钱1000元；农历五月初六，给付女方照相钱1万元；结婚前，给付女方现金2万元、棉絮100斤（约1000元）；后又给付认家钱1100元；另外为由某乙治病花费3600元，其他花费3000元，共计5.18万元。原告申请证人史某、杨某出庭作证，且提供对二人的调查笔录以及史某和由某甲的通话录音等证据。证人史某证明，史某是吉某和由某乙的媒人，吉某一方在婚前先后向由某乙一方支付彩礼4万余元，主要包括订婚彩礼1.1万元、见面礼1100元、买手机钱1000元、照相钱1万元、结婚折干钱2万元、棉絮100斤、认家钱1100元；由某乙与吉某解除婚约分居后，史某应男方委托进行调解，在与由某甲的通话中提到，男方给女方4万余元，由某甲表示彩礼不予退还。证人杨某证明，其曾担任周楼村党支部书记，因由某乙与吉某解除婚约，吉某通过其向女方做工作，但由某甲表示，收到男方4万余元彩礼，除买嫁妆外，剩余3万余元不同意退还。
被告方认可收到男方现金彩礼20100元，手机钱1000元已经购买手机，且所购手机已经留在原告处，认可收到原告100斤皮棉；被告表示其余彩礼一律未收到。被告对证人史某、杨某的证言、调查笔录、通话录音均提出异议。被告认为，史某通过说媒收取原告方钱财，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现金彩礼20100元均通过史某转交，第一次给付现金10100元而非史某所述11000元。被告认可通话录音的内容属实，但认为并不能证明其收到男方彩礼4万余元，认为原告只是通过推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事实。
（二）关于“结婚协议”的效力
原告认为，双方订立“结婚协议”的原因是由某乙婚前有精神病史，其父母对由某乙的所谓“婚姻”不放心。协议第四条虽然约定男方违约或女方受委屈，男方不得要求返还彩礼，但该条内容但违背了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单方限制男方违约或提出离婚违背了我国法律关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公序良俗，因此该约定无效。被告方认为，双方订立协议的本意是为了吉某与由某乙之间的关系和睦，并不违背任何法律道德要求，所记载的内容均是真实的，协议有效。
（三）由某乙的嫁妆问题
被告一方认为由某乙的嫁妆价值15000元，要求吉某返还。吉某认为购买嫁妆的费用出自原告方的彩礼礼金，不同意返还。
原审法院认为：吉某与由某乙经媒人介绍，双方父母同意订立婚约，符合民间风俗习惯，应受法律保护。但二人未经婚姻登记即同居生活，为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所不提倡。二人及双方家长因产生矛盾自行解除同居关系，由此引起的婚约财产纠纷，应依据法律规定妥善处理。
关于双方订立的“结婚协议”，其内容主要是要求吉某一方善待由某乙，体现出由某乙父母对由某乙的关心，同时也表明由某乙有精神病史，而且复发的可能性较大。该“结婚协议”明显是针对由某乙的特殊情况而订立，且具有单方性，即仅对吉某一方提出约束，因此协议的实质应认定为吉某一方的保证。虽然协议的大部分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被告方通过此种方式限制原告方，尤其是关于原告不得返还彩礼的限制，违反了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原告方有权要求被告方返还婚约财产。
关于彩礼的数额，原告方认为是51900元，被告方仅认可收到20100元。原告方提供证人史某和杨某出庭作证，证人史某是双方的介绍人，同时见证了部分彩礼的过付，证人杨某在做调解工作时，由某甲认可收到彩礼4万余元，因此两位证人的证言具有真实性，可以证明彩礼的数额。结合史某的证言，可以确定彩礼的范围包括：订婚礼11000元、见面礼1100元、买手机钱1000元、照相钱10000元、结婚折干钱20000元、认家钱1100元、棉絮100斤，其中现金彩礼的数额合计为44200元。原告方主张的其他彩礼3000元，为由某乙支出医疗费3600元，没有证据证明，其中医疗费不属于彩礼，本院不予认定。
原告方认为，被告方应当全部返还彩礼。理由是原、被告双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结合本案，吉某和由某乙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双方已经按照民间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10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前，一方向另一方索取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规定的精神处理。该条的内容为，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本案中，由某乙和吉某同居生活仅十余天即精神疾病复发住院治疗，随后即实际解除同居关系。且吉某一方因“结婚”支出大额费用，对其家庭己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结合本地风俗，被告方应酌情返还原告彩礼40000元。鉴于被告由某乙患有精神疾病，为无行为能力人，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由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承担。
被告方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返还其嫁妆，根据法律规定，被告的嫁妆属于其个人财产，应归其个人所有，原告方应当返还。被告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由某甲、姚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吉某彩礼40000元；二、反诉被告吉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由某乙嫁妆（具体内容见审理查明部分）。如被告未在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告申请执行的期间为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间届满后二年内。案件受理费1095元，由被告由某甲、姚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75元，由反诉被告吉某负担。
上诉人由某甲、姚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故对一审法院错误判决应予撤销。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被上诉人给付的彩礼金额的认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给付了彩礼4万余元，证人史某、杨某均未见到被上诉人给付4万余元彩礼的过程，所谓证人史某是以说媒为生，在被上诉人与由某乙的婚姻介绍过程中收受被上诉人给付的介绍费用3000元，由于媒人的盈利行为，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可靠性，不应被采纳。史某当庭认可其转交20100元，其余所收受的钱款都是听吉某家人的陈述，并未亲自见到。证人杨某既不是媒人，也不是双方的家人，也从未参与过彩礼的交付过程，只不过受被上诉人一方的委托，向上诉人提出索赔要求，上诉人并未答复。原审法院仅凭打过电话这一不真实的证言，来认定上诉人收受了4万余元的彩礼，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被上诉人一方对所有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主张的给付钱款金额，原审法院应依法认定给付钱款的真实金额，而不应以听说、估计、猜测被上诉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依据。二、关于结婚协议的效力问题。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两份结婚协议，是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是均出自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于婚姻的重视以及针对由某乙的特殊情况而订立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吉某不够法定婚龄，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吉某及家人的多次要求之下，订立该两份结婚协议，吉某一方对由某乙个人的身体状况是知情的，对可能发生的身体变化也做了承诺，即如果由某乙生病，将尽全力医治，同时也认可双方发生纠纷时放弃主张收回彩礼的要求。该协议符合我国民法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规范要求，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协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协议有效，但协议内容中限制了被上诉人的权利，违反了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被上诉人同意放弃收回彩礼的权利，是对自我民事权益的自由处分，并非上诉人强制要求，订立合同的双方均属自愿并且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家人共同签字予以认可，原审法院的判决，粗暴干涉自然人意思自治的自由，认定违反公平原则，是错误的。故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被上诉人给付彩礼的真实数字，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结婚协议合法有效，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吉某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索要彩礼现金4万余元千真万确。关于媒人史某的证人资格。史某利用农闲介绍婚姻，说成了，男方就给媒人封喜礼金，根据个人情况多点少点都可以，很正常。也是对介绍人误工和电话费的补偿。关于结婚协议的效力，原审判决认定是正确的。
本院二审查明：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予交费用进行测谎，同意以测试结论为依据。被上诉人吉某方明确表示，如果测谎结论为其说谎，其愿承担测试费用，折干款20000元自动放弃；上诉人由某甲方表示即使测谎结论为其说谎，也不同意出40000元，只同意出20100元。庭审后，上诉人由某甲以家庭困难为由不再同意测谎，被上诉人要求按庭审中约定进行测谎，导致未能进行测谎。其余事实同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彩礼数额的问题。结婚前男方给付女方一定数额的彩礼是当地的风俗，但就本案而言，在双方既无收据，又无银行汇款手续的情况下，介绍人史某应为本案的关键性证人。并且，史某与双方皆无利害关系，原审中已经出庭作证，所称证言较为客观，兼之另有证人杨某的证言相佐证，原审认定现金彩礼的数额合计为44200元是正确的。关于被上诉人吉某是否有权利要回彩礼款的问题。根据本案所涉及的两份“结婚协议”内容显示，双方在不能办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仅通过两纸协议即确定了“婚姻关系”，同居生活，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关于双方约定彩礼处理问题，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因此，该约定无效，上诉人认为不应返还彩礼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由某甲、姚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久强
审 判 员 郭召勇
代理审判员 李昭鹏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