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杭下商初字第2160号
原告：蔡某。
委托代理人：吴桂江、巫晓军。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
负责人：陈晓。
委托代理人：王进。
委托代理人：陈迈。
原告蔡某为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武林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2年11月2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2月20日进行证据交换，并于同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庭后经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原告蔡某的委托代理人吴桂江，被告工行武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王进、陈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某起诉称：2007年底，案外人柯洪经人介绍认识浙江德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崇德，又通过黄崇德介绍认识时任被告单位的副行长陈强。柯洪与黄崇德合谋，以帮银行拉存款且需存满半年以上，然后银行放贷给黄崇德的企业，由黄的企业支付高息回报为由，介绍原告蔡某将大额款项存入工行武林支行。2008年7月4日，蔡某在柯洪陪同下前往工行武林支行陈强办公室，将身份证交给陈强，委托陈帮其办理存款开户手续。陈强离开办公室将蔡某的身份证交给早已等候的黄崇德，由黄崇德临柜办理开户手续。陈强同时指令银行工作人员在存款人本人不在场情况下违规为黄崇德开设与蔡某活期存折配套的网上银行业务。开户后，陈强将活期存折和身份证交还蔡某，但隐瞒了冒用蔡某的名义私下开设网上银行的事实。同年7月7日，蔡某自筹资金1400万元和黄崇德通过柯洪先期给予的前三个月利息600万元，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打入该活期存折。当日，上述2000万元存款即被黄崇德以网上转账方式支出，用于归还黄崇德所欠债务等。数日后，蔡某向柯洪提出要办理与存折配套的银行卡，柯洪表示同意。黄崇德为应付蔡某查账，于同年7月10日、11日两天内从他人处临时调集2000万元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划至蔡某账户。柯洪将蔡某要求办理的银行卡交给了蔡某，蔡查实2000万元资金确在账户。11日当天，黄崇德又将蔡某账户上的2000万元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划走。截止2009年7月3日蔡某向警方报案时，黄崇德、陈强向蔡某支付利息共计人民币1050万元（含先期支付的600万元）。上述事实已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刑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浙刑终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陈强和柯洪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和14年。另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确定，追缴的赃款15万元，发还其中的11万元给原告。原告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着真实存款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存款本金1989万元（2000万元－11万元退赃款）；2、被告偿付1989万元银行存款利息259.25万元（按银行6个月存款利率3.05%自2008年7月7日起暂计至2012年10月7日，以后按此标准计算至付清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原告蔡某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存折一份（账号：×××9213＊；户名：蔡某），银行卡一张（卡号：×××2286；户名：蔡某）。以证明原告于2008年7月7日存入被告银行2000万元，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关系。
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浙杭刑初字第90号］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浙刑一终字第127号］各一份。以证明原告的存款被犯罪分子即被告单位的原副行长陈强及案外人柯洪等划走，系被告单位工作人员违规开通网上银行所致。
3．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1份（EY317280081CN）。以证明原告曾于2011年4月份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法院于2011年7月5日退回诉讼材料。
4．公安机关对被告单位员工张薇的询问笔录二份（2010年1月6日、2010年1月7日）。以证明原告的网上银行被开通是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违规办理所致，且张薇将违规办理的网上银行电子证书U盾交给了黄崇德。
被告工行武林支行在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本案性质属于刑事犯罪，非普通民商事纠纷案件。1、（2010）浙杭刑初字第90号以及（2010）浙刑终字第127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陈述部分，基本呈现了陈强等人的犯罪经过与事实。2、根据生效判决的认定，原、被告之间缔结的储蓄存款合同系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属于整个犯罪行为得以完成的必备条件。3、原告在缔结储蓄存款合同之前的要约意思系犯罪分子与原告合意的结果，无非原告的目的在于获取高息，而犯罪分子目的在于非法占有。答辩人在同意开设开户时对于犯罪分子及原告的真实意图并不知情。可以看出合同的缔结过程中，有犯罪分子的犯罪意图与原告本人非法获取高息的意图直接融入其中的事实；4、经生效判决查明，犯罪分子如愿实现其犯罪意图非法占有了原告的款项，原告也如愿实现其获取1050万元高息的非法意愿的事实。因而，本案储蓄存款合同从原告或犯罪分子缔结合同的企图、过程、合同缔结完毕后被生效判决认定为诈骗手段等事实，表明本案为刑事犯罪案件，而非普通的民商事案件。二、针对本案事实部分的强调与补充：1、原告在答辩人处开户存款的目的系为从黄崇德或其所在企业处获取高额利息回报，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活期存款意图。事实上，刑事案件生效判决查明，原告在2008年7月7日至2009年7月3日的一年期间已获取高达1050万元的利息，而其实际出资存款本金仅1400万元；2、原告与犯罪分子有合意，并非普通存款纠纷。根据以下笔录内容：（1）原告于2009年7月3日《报案笔录》中“在路上时，柯洪和我谈好利息是开始三个月月息1角，后三个月5分5厘，说好我的存款必须存满六个月”。（2）原告于2009年7月16日《询问笔录》中“柯洪说黄崇德和杭州一家银行的副行长关系很好，我有资金可以由这个副行长做担保借给企业，借条上还能盖银行的公章，这样我就有高额的利息可以拿，我考虑后没有同意。半个多月后柯洪又联系我，说换个方式，让我把资金存在银行里半年不动，银行贷款给企业后除了给我银行利息，得到贷款的企业还给我贴息，这样借款半年前三个月给我月息10%，后三个月月息5.5%。这次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了”。（3）原告于2009年7月29日《询问笔录》中“2000万元其中1400万元是我以前做生意的积蓄…还有600万元是柯洪先付给我的前3个月利息”。（4）柯洪于2009年8月21日《询问笔录》中“黄崇德走了以后蔡某问我存款的利息怎么算的，我就说我也不是很清楚，让他自己和黄崇德去谈，谈的好就存，谈不好就不要存”、“蔡某和我说他觉得黄崇德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前述笔录描述相互可以印证，原告在答辩人处开户之前已经就其与犯罪分子之间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间、借款利息等事项作了详尽的约定，说明原告开户目的不在于存款本身，而是履行其与犯罪分子之间的借款合同。3、原告报案时刻意隐瞒部分事实。根据法院依法调取的刑事案件笔录载明，原告在报案时谎称2000万元资金系其本人资金，后又称1400万元系其本人资金，600万元是柯洪先期给付的利息；报案初期（2009年7月3日）称其从未查询过卡内余额，但柯洪的笔录称“2009年7月1日，蔡某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存在银行里的钱没有了”。4、另补充如下事实：（1）陈强并非分管柜台业务的副行长，其要求临柜工作人员办理相关业务并非其职务权责范围；（2）陈强的涉案行为被二审法院最终定性为诈骗罪而非职务侵占罪，并将赃款发还被害单位武林支行改为发还给被害人蔡某、丁某。该定性的区别在于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3）（2010）浙杭刑初字第90号判决书载明“柯洪开始以陈强出面并由工行武林支行加盖公章的形式向蔡借款2000万元，蔡感觉不妥，故未按该形式操作”以及“2009年5月，蔡向黄崇德催要款项时，黄曾告知柯洪陆续从黄处拿款有200万元等事实，在催收利息等过程中，有指示张文广代收的情况”。该判决查明的事实表明原告真实意图并非为存款在答辩人处，而是利用答辩人的平台将款项出借给黄崇德或其企业，以此获取巨额高息。（4）根据已生效刑事判决查明，原告实际存款金额仅为1400万元，扣除其已从犯罪分子处收回的“利息”及退赃款，剩余金额为939万元，而非原告诉求的1989万元。三、针对原告陈述的理由：（1）答辩人对于自身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对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不能视为答辩人的经营活动，即使没有犯罪行为，原告与陈强等人合意的高息放贷行为也不是陈强的职务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范的是职务犯罪过程中，单位因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利用自身职务条件便利实施一个有效行为，如签署合同，使得所在单位受益，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单位实施职务犯罪并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如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使得单位利益受损，法律基于合同相对方的善意，要求单位履行合同义务，保护善意第三人。但本案中，原告并非善意，反而是与犯罪分子有合意，意图通过犯罪分子所谓的“运作”获取巨额高息，陈强的涉案行为也非职务行为，因而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院并未以职务侵占罪对陈强的行为进行定性，而是直接将原告作为受害人以诈骗罪进行确认。（3）答辩人认为，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因属于刑事犯罪中的犯罪手段，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所服务，不具有合法性，双方之间的缔结的合同具有刑事违法性，应被认定无效，答辩人无需承担兑付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表明，原告与犯罪分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欲通过开户存款的方式出借资金获取高额利息，根据合同法规定本案争议合同应被确认无效。四、关于法律适用：1、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答辩人并未因该无效合同取得财产，故不存在返还问题；相反犯罪分子使用了高息诱惑方式取得了原告银行账户内资金，该资金应由犯罪分子予以返还，事实上体现在刑事判决中已经明确，即退赃和责令退赔的方式进行处理。2、本案储蓄存款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后，可以得知无效的原因系被答辩人与犯罪分子所致，并非答辩人。故答辩人不应对被答辩人的信赖利益损失进行赔偿。
被告工行武林支行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开户信息一份。以证明原告在工行开立多个账户，如单纯为了存款，不必另行开立新账户，可见其将款项打入工行账户并非为存款，而是另有目的。
2．开立活期存折申请表（存折号：×××9213）、开立E时代卡及E时代卡开通网上银行申请书（卡号：×××2286）及个人网上银行添加注册账户申请书各一份。以证明原告委托他人办理业务，将身份证交予他人，并将自己的重要身份信息透露给他人。
3．蔡某资金流入图、资金流入明细表、蔡某资金流出流向1图及明细表、蔡某的流出流向2图及明细表各一份。以证明（1）原告与被告不是真实的存款关系，账户来源大部分非本人的存款，而是他人作为投资款存入的款项，且利息的支付方式都是用资人直接转入原告的账户；（2）资金存入后，被犯罪分子划走，给资金掮客使用，也表明案涉款项并非真正存款；（3）证明E时代卡与活期存折为不同账号，原告通过E时代卡查询余额，说明其已知道另一账户的存在，也知道资金被划转。
4．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浙杭刑初字第90号］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浙刑一终字第127号］各一份。以证明（1）原告被黄崇德、柯洪等犯罪分子刑事诈骗的过程，原、被告之间的存款合同因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2）原告的损失是由黄崇德、柯洪等犯罪分子造成，且刑事判决书已判决由犯罪分子向原告退赔非法所得，故原告应当通过刑事途径追偿。
5．公安机关对蔡某的报案笔录及询问笔录、柯洪讯问笔录、陈强讯问笔录、张文广询问笔录及部分借条一组。以证明本案性质为刑事案件，不是民商事纠纷案件；原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存款的实质是为了获取高息，把借贷风险转嫁给银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储蓄存款合同；原告已经通过刑事追赃的形式予以救济，除法院发还的11万元以外，在生效判决中，法院还责令被告人陈强、柯洪退赔非法所得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蔡某、丁某；同时也证明原告主张的刑事案件中的民事权益纠纷，其权利主张的主体应该是被告人陈强、柯洪，而不是工行武林支行。
经庭审质证，（一）对于原告蔡某提交的证据。被告工行武林支行对证据1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是原告与犯罪分子柯洪、陈强、黄崇德密谋后以获取高息为目的，以诈骗的手段设立的，因此是无效的合同；存折显示截止2009年6月21日，该存折的余额是3分，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2000万元的储蓄存款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部分有异议，认为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凭原告代理人的手续开通网上银行系违规行为，人民银行、银监会没有该类禁止性规定；原告与犯罪分子黄崇德、柯洪、陈强等人关于2000万元存款的密谋过程，开设账户、开通网银、通过网银划走2000万元，之后原告主动向柯洪等人催讨存款这一系列的过程都证明了原告的损失系犯罪分子诈骗犯罪行为所致，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对证据3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于2011年7月5日收到法院EMS邮件，不能证明系退回涉案诉讼材料，故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两份询问笔录形式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2010年1月6日的询问笔录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份笔录不涉及本案原告存折开立以及网上银行开立的事实；对2010年1月7日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已经表明蔡某于2008年7月4日开立个人银行结算户以及开通网上银行，都是其本人将其身份证交给陈强、黄崇德委托办理，原告本人对委托办理是没有异议的，对网上银行的开通也是柜台工作人员被陈强利用个人影响、利用诈骗的手段开通的，因此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损失系被告单位工作人员违规开通网上银行所致，以及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对于被告工行武林支行提交的证据。原告蔡某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被告单位考核的需要，在不同的支行存款须在相对应的支行另行开具账户，这是常识，被告应十分清楚。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原告在被告处开立账户是由被告单位原副行长陈强办理的，原告无法确定被告提交的就是陈强办理的相关手续，另外，原告从来没有委托他人开通网上银行。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单方面绘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原告资金从哪里来及被划走，均不影响原告在被告处的存款事实的认定，本案中没有法律规定的“用资人”，原告对于资金被犯罪分子多次划拨并不知情，直到公安找上门才知道资金被划走。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原告和陈强等人有民间借贷关系，原告的钱确实是被犯罪分子划走，但其被划走的原因却是由于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违规开通网上银行所致，按照追赃的方法还是按另外的民事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是原告的选择权；本案中并不存在存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即使被告所称高息违法也不影响存款合同的效力，更何况原告获取补偿并不违法。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据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反而证明真实的存款关系，陈强在笔录中也称“感谢到我们行来存款”，陈强为蔡某办理存单是为大客户服务的职务行为，其私自将蔡某的身份证交给黄崇德并要求被告的临柜人员违规开通网银，应认定是被告的行为，责任应由被告承担。
（三）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原告证据1、被告证据1，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证据2、被告证据4，双方的角度虽有不同，但内容相同，并且两份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一致，其中陈强、柯洪等人的犯罪经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证据4、被告证据5，均为双方申请本院依法调取，所涉内容在刑事判决书中已有概括、认定，对本案具有证明效力，故本院予以确认。除此，对原告证据3，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证据2，对于原告申请、开通相关账户的过程，刑事判决中已作出认定，应以其认定的事实为准。对被告证据3，虽能反映原告资金流入和流向情况，但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能单独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一）原告蔡某通过其战友柯洪，认识了黄崇德、陈强。柯洪自称系北京中华佳农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部经理（该公司不予认可），从事融资业务。黄崇德原系浙江德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社会上进行融资、放贷，欠下巨额债务。陈强原系被告工行武林支行副行长，经人介绍与黄崇德相识，柯洪通过黄崇德介绍认识陈强。柯洪与黄崇德合谋后，以帮银行拉存款，且须存满半年以上，然后银行放贷给黄崇德的企业，由黄的企业支付高息回报为由，介绍蔡某将大额款项存入工行武林支行。
（二）2008年7月4日，蔡某在柯洪陪同下前往工行武林支行陈强办公室，将身份证交给陈强，委托陈帮其办理存款开户手续。陈强离开办公室将蔡某的身份证交给早已等候的黄崇德，由黄崇德临柜办理开户手续。陈强同时指令银行工作人员在存款人本人不在场情况下违规为黄崇德开设与蔡某活期存折配套的网上银行业务，开户后，陈强将活期存折（账号为×××9213）及身份证交还蔡某。
（三）2008年7月7日，蔡某自筹资金1400万元和黄崇德通过柯洪先期给予的前三个月利息600万元，共计2000万元打入该活期存折。当日，上述2000万元存款即被黄崇德以网上转账方式划出，用于归还其所欠债务等。数日后，蔡某向柯洪提出要办理与存折配套的银行卡，柯洪表示同意。黄崇德为应付蔡某查账，于同年7月10日、11日两天从他人处临时调集2000万元通过网上转账方式划至蔡某账户。柯洪将蔡某要求办理的银行卡交给了蔡某，蔡查实2000万元资金确在账户。11日当天，黄崇德又将蔡某账户上的2000万元通过网上转账方式划走。截止2009年7月3日蔡某向警方报案时，黄崇德、陈强向蔡某支付利息共计人民币约1050万元（含先期支付的600万元），尚有约950万元至今未能归还。
（四）2010年5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浙杭刑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陈强、柯洪犯职务侵占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判决赃款、非法所得发还工行武林支行。宣判后，陈强、柯洪不服，提起上诉。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0）浙刑一终字第127号刑事判决，认定陈强、柯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改判陈强、柯洪构成诈骗罪，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5万元，发还被害人蔡某11万元，丁某4万元。同时责令陈强、柯洪退赔非法所得，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蔡某、丁某。现蔡某确认已经收到刑事判决发还的11万元款项。
（五）蔡某在2009年7月3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称：2008年7月4日其与柯洪前往工行武林支行的路上，两人谈好了利息；除涉案款项外，其还借给黄崇德420万元，其中300万元有借条（借条金额为327万元，27万元为利息），120万元没有借条，系经银行转账到黄崇德账户的；之后黄崇德称借款本息到时一起付清，但一直推脱，其就打电话给陈强，若再不还款和支付利息就要去银行把2000万元取出来。陈强在2009年11月20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2009年4月份之后，蔡某经常打电话要求其帮忙向黄崇德催款。庭审中，蔡某陈述其收到的1050万元利息均由柯洪支付。
本院认为，储蓄合同是指存款人将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根据存款人的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原告蔡某在被告工行武林支行开立的活期存折账户内存入案涉款项2000万元，双方之间成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因现有刑事裁判事实表明本案纠纷实质为犯罪分子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手段诱骗蔡某而引发，这使得案涉储蓄合同在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犯罪分子的欺骗手段。同时，蔡某存入涉案款项前后，均从犯罪分子处获取远高于银行活期存款的高额利息，明显不合情理，其实施储蓄行为本身亦具有不当目的。以上种种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故原、被告之间缔结的储蓄存款合同应属无效。
合同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应系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蔡某的存款已被犯罪分子盗划，因此造成的损失该如何承担系本案的另一争议问题。首先，关于责任区分。依据刑事判决认定，案涉储蓄存款合同归于无效系犯罪行为所致，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意起决定性因素。刑事部分亦已判决责令陈强、柯洪向蔡某等被害人退赔非法所得，因此，蔡某要求工行武林支行再次返还存款的理由不足。蔡某通过刑事追赃程序仅获得发还的款项11万元，对其余损失是否应由工行武林支行承担，应区分案涉合同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对此本院认为，在涉案合同成立及履行过程中，蔡某与柯洪谈好利息，连同已付的高额利息一并存入工行武林支行，并明知所谓银行再放贷给黄崇德的企业，由黄的企业支付高息回报的欺骗手段，又轻信将开户资料交由陈强代办，此后也收取了部分高额利息、通过陈强向黄崇德催款等，这一系列事实表明蔡某存款之目的并非善意，其目的在于从工行武林支行之外的犯罪分子手中获取高额利润，并最终导致了损失，其自身存在重大主观过错。而工行武林支行在开设账户和开通网银时违规操作，尽管没有违反外部的监管规定，但缺乏应有的谨慎审核义务，亦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衡量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对影响力的大小，本院酌情确定工行武林支行对蔡某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
关于损失额认定。蔡某存入的2000万元款项中包含先期支付的600万元利息，事后又收到450万元利息以及通过刑事追赃程序发还的款项11万元，蔡某对该节事实不持异议。前述款项从损失额中扣减后，本院认定蔡某的实际损失为939万元，由工行武林支行按比例赔偿281.7万元。因合同无效产生赔偿损失根据的是缔约过失行为，故蔡某主张的存款利息作为间接损失不应在实际损失金额中予以界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蔡根苗2817000元。
二、驳回原告蔡根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54213元，由原告蔡根苗负担134891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负担193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李旭峰
审 判 员 俞 瑛
代理审判员 杨 政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方 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