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3民终173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陶云梅，女，1970年7月6日生，苗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贵州省仁怀市。
委托代理人陈坤华，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贵州省仁怀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真礼，男，1980年5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贵州省仁怀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强，男，1975年1月2日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贵州省仁怀市。
委托代理人杨启群，女，1980年1月18日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贵州省仁怀市。系赵强之妻。
上诉人陶云梅与被上诉人王真礼、赵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5）仁民初字第5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0月20日，赵强带领陶云梅的丈夫陈某（本案死者）为王真礼修建房屋时，陈某因不慎触电摔落导致死亡。同年10月25日，经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相关人士参与下调解，陶云梅、赵强、王真礼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当事人王真礼、赵强一次性补偿当事人陶云梅子女抚养费、安葬费、死亡赔偿金、赡养费、抚恤金以及生者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270000元，其中王真礼支付180000元，赵强支付90000元，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给当事人陶云梅。协议约定2015年10月30日前，由王真礼支付100000元，赵强支付20000元；于2016年4月30日前由王真礼支付40000元，赵强支付35000元；于2016年10月30日前由王真礼支付40000元，赵强支付35000元。二、当事人陶云梅在协议达成后，不再向当事人王真礼、赵强主张其它任何权利。三、当事人陶云梅在协议达成并领取补偿费后，不得以同一诉求到各级党政机关或其他职能部门信访。不得影响和干扰当事人王真礼建房施工。上述协议由主持调解人蔡聪，人民调解员卢定兴、李崇周，参与调解人罗永周、敖云端、田少勇、陈永良、陈永强、王真万、姚开国签名，由原、被告签名并捺印，并加盖了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
另查明，陶云梅与死者陈某生前系夫妻关系，居住二合镇××村山顶××组，陈某生前从事木工手艺工作，按民间习惯收养陈友财之女陈梅为养女（2012年9月13日出生，户口仍登记在陈友财之户籍上），其母亲王云巧1954年5月15日出生（现年61岁），农业，膝下生育包括死者陈某为赡养人共5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陶云梅与王真礼、赵强经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属可撤销的范畴。首先，陶云梅认为该协议书存在程序违法和事实不清，协议未说明具体计算方式，也未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向法院申请确认协议效力，且遗漏了死者母亲、女儿参与的理由，经审查，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载明：在调解前，已明确告知了双方当事人有关人民调解性质、原则、效力和参与调解的权利及义务，且双方在明确赔偿标准和相关事宜等基础上自愿达成包括子女抚养费、死亡赔偿金、赡养费以及生者精神抚慰金等赔偿，虽死者的母亲和女儿未参与协议，但协议中已列明该赡养费和抚养费用的处理，而陶云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订立协议的法律责任，故协议涉及的事项属于内部成员分配行为，并非程序违法。其次，针对陶云梅认为该协议书存在实体违法和显失公平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的规定，经审查，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主体基础上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也不存在一方利用优势或者对方缺乏经验，造成对双方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实体赔偿处理。故该协议内容不存在实体处理和显失公平的具体情形。若王真礼、赵强未完全履行赔偿义务，陶云梅可按协议主张权利。综上，对陶云梅以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等为由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视为陶云梅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陶云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已减半收取），由陶云梅承担。
一审宣判后，陶云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陶云梅是主张撤销该调解协议而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陶云梅之夫陈某生前系农业户口，但王真礼、赵强均未提交死者陈某系农业户口的户籍证明予以佐证；陶云梅主张撤销权的理由是显失公平，并提交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根据该意见，贵州省实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从2015年6月1日起，在户别栏中不再登记农业或非农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陶云梅与王真礼、赵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王真礼答辩称：一、王真礼与陶云梅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自愿达成的，陶云梅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事物具有完全的认知和辨别能力，该调解协议是陶云梅在具备完全的认知和辨别能力的前提下自愿作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该协议是依法成立的，对陶云梅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二、该协议充分体现了公平的原则，王真理所承担的补偿责任于理于法有据，并未显失公平。合同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中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本案中，王真礼承担了18万元的赔偿责任，赵强承担了9万元的赔偿责任，共计承担了27万元的赔偿责任，死者陈某生前系农业户口，王真礼与赵强承担的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王真礼并未利用自身优势或利用陶云梅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陶云梅签订协议时设定明显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违反公平原则。三、王真礼与陶云梅签订的调解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双方应依协议及调解法的规定，严格按照约定履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赵强答辩称：双方当事人在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该协议不存在撤销的情形。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参与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其他人员有罗永固、敖云端、田少勇、陈永良、陈永强等人，其中敖云端、陈永良、陈永强与陶云梅均系亲戚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陶云梅与王真礼、赵强经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后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可撤销。
可撤销的合同的特点是表意人在缺乏意思自由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现陶云梅以《人民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该调解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应当从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是否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及一方是否故意利用优势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进行评判。
公平原则的实质在于均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应结合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一方获得的利益或所受损失是否违背法律或者习惯等因素衡量。现陶云梅以《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的赔偿金额系以农业户口标准计算为由认为该协议违反公平原则，因陶云梅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其丈夫陈某的死亡原因、具体侵权人、陈某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均系未明状态，陶云梅因陈某死亡所应得的赔偿金亦处于不确定状态；且《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并未载明王真礼、赵强共计承担的270000元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由于2015年6月1日起，贵州已进行了户籍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该改革文件在全省已公布，陶云梅对此应该知晓，即使该270000元赔偿金额是按农业户口标准计算，亦是各方当事人经充分协商、陶云梅对陈某死亡后应得的赔偿金额进行估算后自愿确定的金额，是其对权利的自愿处分。故本院认为该协议不违反公平原则。
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系经二合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后达成，且有陶云梅亲戚参与调解过程，陶云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预见自身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中不存在王真礼、赵强利用优势或陶云梅轻率、没有经验导致协议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对于上诉人陶云梅所提出的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陶云梅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康 龙
代理审判员 张钉铭
代理审判员 袁晶晶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增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