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19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登涛，男，1950年2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诠胜，北京回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智昌，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海特花园**号楼*单元***室。
负责人李广彬，主任。
委托代理人尹昌友，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登涛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佳泰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03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佳泰律所在原审法院诉称：2014年12月17日，温登涛委托佳泰律所代理温玲与其房屋纠纷一案二审，由佳泰律所单位的尹昌友律师负责。2015年3月10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由佳泰律所单位派出尹昌友律师或其他一名律师为甲方的二审代理及非诉代理人”；合同第三条约定“本案的代理费分次计付，先付4万元，余款等甲方将房屋出售后，超过200万元以上的，作为乙方的代理诉讼和非诉代理费；合同第五条约定“如双方因该委托代理发生争议，由乙方注册所在地法院管辖。”佳泰律所在接受委托前就开始介入工作，并于2015年3月11日、3月19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4日作出判决，佳泰律所将判决书邮给温登涛后，温登涛却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委托佳泰律所售房行为，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温登涛违约的，给付代理费120万元，特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温登涛给付佳泰律所代理服务费120万元；2、诉讼费由温登涛承担。
温登涛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佳泰律所的诉讼请求。第一，2015年佳泰第005号风险代理合同未成立，合同双方只能委托诉讼内容，不能包含委托非诉内容，且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不对等。合同没有经佳泰律所授权，委托代理合同没有佳泰律所签章，只有温登涛和尹昌友签字，说明合同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第二，2014年4月14日，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签署完毕，合同有效期至二审审结之日止。温登涛委托的目的是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二审只是发回重审，并没有完成二审内容。第三，温登涛已经支付委托代理费22万元，佳泰律所没有出具任何发票。第四，1348号委托代理合同系佳泰律所欺骗温登涛，佳泰律所没有理由索要发回重审后的代理费。第五，即使合同成立，温登涛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约定非诉部分无效，代理费未约定明确的无效，对方也没有履行合同内借款100万元的义务。佳泰律所没有对诉争房屋出售付出服务，无权索要代理费。第六，温登涛为诉争房屋已经付出高昂代价，佳泰律所仅提供一些诉讼代理服务要求高昂代理费没有依据。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温登涛因与案外人温玲所有权确认纠纷案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北京市昌平区流星花园三区27号楼2层3单元2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2014年4月10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温登涛的诉讼请求，温登涛不服提起上诉。
2014年4月14日，佳泰律所（乙方）与温登涛（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第1335号）》（以下简称1335号合同），约定甲方接受乙方委托，指派尹昌友或其他一名律师为甲方的第贰审特别授权代理人，代理费20000元，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二审结束止（判决、调解、和解、撤诉等），并约定二审改判或者撤销原审发回重审时，温登涛再付20万元代理费，如果没有改判或发回重审，三天内返还20万元。
第1335号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佳泰律所指派尹昌友律师作为温登涛诉讼代理人参加了（2014）昌民初字第1602号民事案件的二审诉讼，温登涛支付律师费22万元。2014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一中民终字第47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4）昌民初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
2014年7月5日，佳泰律所（乙方）与温登涛（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第1348号）》，其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尹昌友或其他一名律师为甲方的第壹审代理人，代理费20000元，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一审结束止（判决、调解、和解、撤诉等）。
第1348号合同签订后，佳泰律所委托尹昌友律师以温登涛诉讼代理人身份参加了（2014）昌民初字第10111号民事案件诉讼，温登涛支付律师费20000元。
2014年12月17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101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温登涛的诉讼请求，温登涛不服提起上诉。
2014年12月29日，温登涛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元。
2015年3月10日，佳泰律所（乙方）与温登涛（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5年佳泰第005号）》（以下简称诉争合同）并约定，甲方与温玲就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民初字第10111号判决不服的二审代理及诉讼争议的房屋出售委托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提供一揽子代理，双方商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尹昌友或其他律师为甲方的二审代理人及非诉代理人；诉讼授权：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领取法律文书；出售房屋授权，代为谈判及签署出售房屋合同；本案的代理费分次计付，先付4万元，余款等乙方代理出售房屋后给甲方200万元房屋出售款，超出200万以上的款项作为甲方的二审代理费及出售房屋代理费；如判决甲方可以出售该案房屋：甲方不得单方终止委托乙方出售房屋的权利，甲方如终止对乙方的委托协议，按二审诉讼代理费120万元给付乙方，甲方不协助乙方过户给购买方，视为甲方终止乙方出售权利。乙方代理的二审，如判决该房屋无法出售，则无权再要求出售房屋及给付超过200万元以上的款，只给付4万元代理费；如判决可以出售，甲方需给尹昌友提供公证的售房的委托书，乙方在二审判决书下达后给甲方借款100万元打入甲方工行卡（按月息2分付利息45天），余款100万元在二审判决后45天内给付，付款后即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双方对本一揽子委托合同特别说明，甲乙双方采取风险代理给付二审代理费及非诉代理费，因甲方没有现金给付，签订本风险代理合同，由甲方委托乙方出售该房，对超过200万元以上的售房款，全部给乙方作为二审风险代理费，甲乙双方知道该房屋大约出售的价格。另有手写部分载明，4月底借款100万元（如果房款不到位）。该合同乙方处由尹昌友签字，温登涛所持诉争合同中乙方处未加盖佳泰律所印章；佳泰律所持诉争合同中乙方处佳泰律所印章系合同签订后另行加盖。合同签订后，佳泰律所指派尹昌友以温登涛诉讼代理人身份参加了（2015）一中民终字第1859号民事案件诉讼。
2015年4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18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4）昌民初字第10111号民事判决；温登涛一次性偿还涉案房屋上的全部剩余贷款，由温玲予以协助配合；温登涛偿还涉案房屋全部剩余贷款后，温玲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至温登涛名下。
本案庭审过程中，佳泰律所述称，双方商定的诉争合同包括诉讼委托代理、售房委托代理、向温登涛借款100万元等内容；若（2015）一中民终字第1859号民事案件判决温登涛胜诉，则温登涛以委托佳泰律所售房方式支付剩余代理费用，房屋当时价格为380万元，佳泰律所代为出售房屋价款扣除60万元用于偿还贷款后，超出200万元部分房款用以支付代理费；如果温登涛未委托佳泰律所出售房屋，则应支付120万元代理费，签订合同时没有告知温登涛关于风险代理费相关规定。因温登涛申请要对涉案房屋采取保全措施，尹昌友为其提供担保，在代理诉讼中承担了巨大风险，故约定收取风险代理费的方式，法院判决后因温登涛拒绝办理公证委托，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委托售房、借款等内容。温登涛称，当时房价在330万至340万元之间，涉案房屋银行按揭贷款尚未还清，约定贷款由佳泰律所偿还，判决后因佳泰律所没有履行100万元借款义务，温登涛没有办理委托售房手续，双方亦未履行委托售房约定。
佳泰律所另提供北京市燕京公证处于2015年7月5日出具的（2015）京燕京内民证字第2006号《公证书》，以证明与温登涛沟通签订合同的过程，链家公司工作人员向温登涛告知了涉案房屋出售价格在370万元和380万元之间，温登涛知晓房屋的出售价格。温登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2014）昌民初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4705号民事裁定书、（2014）昌民初字第10111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1859号民事判决书、委托代理合同（第1335号）、委托代理合同（第1348号）、委托代理合同（2015年佳泰第005号）、银行汇款凭据、收条、公证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改变或者解除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尽管温登涛持有的诉争合同上未加盖佳泰律所印章，但该合同以佳泰律所名义签订，佳泰律所已经指派律师履行了主要义务，温登涛已经接受。故关于温登涛主张诉争合同尚未成立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温登涛主张诉争合同系佳泰律所胁迫签订，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鉴于诉争合同中对诉讼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标准和实现方式作出了具体明确的约定，温登涛应当预见并知晓上述约定的法律意义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佳泰律所依照约定履行完毕合同约定义务后，温登涛亦应当遵照诚信原则及时履行支付诉讼代理费的义务。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及《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律师事务所告知委托人政府指导价后，委托人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与委托人约定的财产利益的30%。可见，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之间关于风险代理费之约定，虽属合同双方意思自治之范畴，但仅当律师事务所对于风险代理的政府指导价格进行告知，委托人知情后仍坚持订立风险代理及收费条款的，律师事务所才能突破“财产权益30%”的收费标准收费。本案中，根据房屋中介工作人员提供的房屋售价信息及合同的约定，佳泰律所、温登涛订立合同时对涉案房屋的价格是有所预见和知晓的，即房屋售价在370万元和380万元之间，即使根据温登涛庭审自认，房屋售价亦在330万元以上。佳泰律所作为法律服务机构，应当知道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并应严格履行告知义务。鉴于佳泰律所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诉争合同时已向温登涛充分履行了前述告知义务。因此，对于风险代理费约定中超出合同财产利益30%以上的部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故佳泰律所与温登涛签订的诉争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除其中关于风险代理费数额超出约定的财产利益30%部分的内容不发生法律效力外，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鉴于合同约定温登涛支付风险代理费用的实现须以委托佳泰律所出售房屋为前提。现因温登涛未能向佳泰律所及时出具售房委托书，造成合同继续履行不能，违反了合同约定。合同未得以继续履行导致佳泰律所取得合理代理费的预期利益受损，温登涛实际上亦因此获益。考虑到合同约定的委托售房等内容并未实际履行，该行为实际以实现给付代理费义务为目的，佳泰律所并未因此加重或遭受提供额外法律服务成本损失。因此，综合诉争合同约定内容的履行状况、合同约定条款效力、涉案房屋市场价格、温登涛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酌定温登涛应支付佳泰律所合理代理费的数额。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九条、《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温登涛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费八十万元；二、驳回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温登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做出相应的裁定或判决，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佳泰律所没有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也没有实际履行合同，故佳泰律所起诉温登涛系主体不适格，其起诉应当依法驳回。2、即使佳泰律所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合同也因内容违法而应认定无效，因为合同条款牟取了当事人争议的权益，违反了《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项规定。佳泰律所未告知政府指导价，违反了《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故风险代理部分约定无效。3、即便合同成立且有效，但因佳泰律所未履行借款100万元义务，温登涛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并未违约。4、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以及《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9条的规定，违约金约定过高，依法应当减少。代理费约定是4万，违约金也应按照4万给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是错误的，应适用第三十二条。温登涛持有的合同中没有佳泰律所的盖章，故合同不成立。合同中仅有尹昌友律师的签字和手印，故本合同是温登涛与尹昌友律师个人之间订立的，温登涛跟佳泰律所之间的合同没有成立。温登涛也是向尹昌友本人支付律师费，并未向律所支付，且佳泰律所没有给温登涛出具接收代理费的票据，也没有履行100万借款的义务。所以也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2、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在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才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且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不是说在告知政府指导价后，律师事务所实行风险代理就能突破财产权益的30%的标准进行收费。三、一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应追加尹昌友本人为本案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温登涛与尹昌友个人签订合同，费用也是向尹昌友支付。
佳泰律所针对温登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认为：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温登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关于主体问题。合同法规定，如果签订合同的法人单位没有给个人授权，以实际履行行为视为对合同履行。实际上，佳泰律所给尹昌友律师出具了律师函，尹昌友是以佳泰律所的名义出庭代理，系职务行为。本案涉案合同是经过反复协商才签订的，并不是格式合同。合同并非与尹昌友个人签订，而是与佳泰律所签订的。因温登涛不在北京，我们反复协商后温登涛让我邮寄给他，他把签字的合同给我邮寄回来。因为温登涛没有时间到律所来，他说让我带回律所盖章就行，所以温登涛手中的合同没有律所盖章。二、诉争合同中第三条约定，代理费是分两次计付，由于出售房屋价格不确定，经过反复协商，温登涛就说卖200万，余款作为代理费。诉争合同第四条约定，得先有公证售房委托书在前，温登涛没有出具售房委托书，还未到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温登涛就到石景山区律师协会投诉尹昌友律师并要求解除合同，说之前的代理行为有过错。三、本涉案合同中约定的不是违约金是代理费。温登涛引用的《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是试行的。本案代理费金额高是因为本案需要财产保全，尹昌友律师用其个人及其前妻的房产作担保。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工作量。本案约定的风险代理费用不超过30%的政府指导标准。合同载明了双方知道房屋出售的价格，尹昌友也特别提醒了。四、不应该追加第三人，本案中的代理行为是经过佳泰律所出具律师函的，尹昌友办案过程中都是以佳泰律所名义代理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14日，佳泰律所（乙方）与温登涛（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第1335号）》（以下简称1335号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尹昌友或其他一名律师为甲方的第贰审特别授权代理人。一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部分对于上述合同条款摘录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各方当事人于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判法院认定的证据真实有效，据此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温登涛于二审庭审中陈述：1、在诉争合同中手写部分“4月底借款100万元……”处是由尹昌友签字并加按手印。2、尹昌友律师在签订合同时未告知政府指导价。3、诉争合同在北京签订。
佳泰律所于二审庭审中陈述：1、在诉争合同签订时，尹昌友律师告知了温登涛，如温登涛未委托佳泰律所出售房屋，则应支付120万元代理费，120万元代理费系温登涛本人所说，尹昌友律师当时称不超过约定财产权益的30%。2、尹昌友律师在诉争合同签订时口头告知了温登涛政府指导价，从该合同最后一条可以看出。3、诉争合同当场签订，温登涛因着急要走没有时间去佳泰律所盖章，故其持有的那份合同没有盖章，尹昌友持有的那份合同拿回佳泰律所盖章了。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诉争合同是否成立且有效。
一、关于诉争合同是否成立。纵观温登涛与佳泰律所之间数次委托代理行为的过程，温登涛应对委托代理行为具备一定认知。委托代理行为是在诉讼过程中，代理律师受律师事务所委派，以律师事务所名义与委托人订立委托代理合同，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参与诉讼。尽管在订立诉争合同时，由尹昌友律师出面协商并签署，并未当场加盖佳泰律所的公章。但在诉争合同订立前，温登涛已经按照该合同条款给付了代理费中的第一笔款项4万元。在诉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尹昌友律师持有佳泰律所出具的应诉手续作为温登涛的代理人出庭，其代理行为并非以个人名义进行，而是以佳泰律所名义进行的履职行为。温登涛与佳泰律所均针对诉争合同各自履行了部分义务，双方亦各自接受了对方的履约行为，故本院认为，诉争合同依法成立。
二、关于诉争合同是否有效。温登涛上诉称，诉争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违反《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牟取了当事人争议的权益，且违反《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告知政府指导价，故关于风险代理的约定无效。
首先，关于律师执业禁止性规定。《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律师“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违法行为：（一）采用诱导、欺骗、胁迫、敲诈等手段获取当事人与他人争议的财物、权益的；（二）指使、诱导当事人将争议的财物、权益转让、出售、租赁给他人，并从中获取利益的。本案中，温登涛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佳泰律所存在上述规定中罗列的不当行为及主观恶意。在诉争合同指向的案件中，温登涛与其女儿温玲争议的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而根据诉争合同约定的条款，佳泰律所订立此条款的目的并不为获取争议房屋的所有权，而是为通过变卖胜诉后获取产权的房屋取得相应价款作为代理费，出售房屋系为支付代理费而进行的变现方式。
其次，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效力。本案中，诉争合同第六条加注下划线载明：”双方对本一揽子委托合同特别说明，甲乙双方采取风险代理给付二审代理费及非诉代理费，因甲方没有现金给付，签订本风险代理合同，……甲乙双方知道该房屋大约出售的价格。”双方在诉争合同中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既包括二审诉讼代理的费用，也包括代为售房的非诉讼代理的费用。根据佳泰律所提交的证据以及温登涛在庭审中陈述，双方对于本案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标准和实现方式约定明确，温登涛应当理解并合理预见上述约定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诉争合同条款的内容应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故风险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
综上，本院认为，诉争合同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改变或者解除合同。鉴于合同约定温登涛支付风险代理费用的实现须以委托佳泰律所出售房屋为前提。现因温登涛未能向佳泰律所及时出具售房委托书，造成合同继续履行不能，违反了合同约定。一审判决综合诉争合同约定内容的履行状况等因素，酌定温登涛应支付佳泰律所风险代理费八十万元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温登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告费二百六十元，由温登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六百元（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已交纳七千八百元），由温登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六百元，由温登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晓龙
代理审判员 丁少芃
代理审判员 赵小军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薷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