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1）深宝法行初字第2号
原告刘某妹。
监护人叶某珍。
委托代理人余某，广东淳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一深圳市宝安区X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陆某强。
委托代理人罗某卿。
被告二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X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罗某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某宜，广东晟X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某岳，广东晟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深圳市X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法定代表人朱某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某嘉，广东宝X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某伟，广东宝X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彭某英。
原告刘某妹诉被告深圳市宝安区X街道办事处、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X管理局、深圳市X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0年1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监护人叶某珍及原告委托代理余某，被告一委托代理人罗某卿、被告二委托代理人陈某岳，被告三委托代理人罗某嘉、郭某伟，第三人彭某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刘某妹为官X村八队原村民，由原村委在石带帽（原陈屋坑水库边，现石场路边）分得一块8分宅基地，在原告所分地的东面，原村民叶某生也分得一块7.4分宅基地，与原告所分地的西面相连。2009年9月初，原告发现其所分地被他人强占并建设违法建筑，即于2009年9月20日，向X街道官X社区工作站投诉，经社区工作站调查得知：原告所分的8分地，于2003年10月8日，已由叶某生以人民币173万元非法转让给第三人彭某英，现由第三人彭某英非法建设违法建筑13层。2009年9月29日，社区工作站向深圳市宝安区X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调取一份1993年征地明细表，但是该明细表甲方签名处的“刘某妹”不是原告本人所签，也无原告按指膜确认，并且签署时间分别为“1993年7月16日”、“1999年7月16日”，相隔6年之久，种种现象表明该份征地明细表系虚假的。除此征地明细表外，无其他任何资料证明原告所分地已被征用。2009年12月16日，官X社区工作站向原告及其子女出具《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报告》，证实原告与叶某生所分地块相临，叶某生与彭某英非法转让土地，第三人彭某英非法建设违法建筑的事实。因违法建筑未被查处、拆除，原告于2010年6月1日，向被告一X街道办事处投诉，请求其履行职责，拆除违法建筑，并于当日通过EMS递交书面报告，因无回复，原告于201O年8月19日向被告二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X管理局、被告三深圳市X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两部门通过EMS递交书面报告，请求履行职责，依法拆除违法建筑，但至原告起诉之日，未得到任何回复，违法建筑也未受查处、拆除，且仍继续施工建设。第三人彭某英侵占原告宅基地，非法建设违法建筑的违法事实清楚，而查处非法建筑，历来都是作为宝安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重点，对违法建筑始终坚持“发现一处、拆除一处”。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对违法建筑负有查处、拆除的法定职责，但三被告在原告提出合法请求后却未能履行职责。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三被告在收到原告通过邮政快递发出要求其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报告后，二个月未履行行政职责，存在明显的行政不作为。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履行查处违法建筑职责，依法拆除第三人违法建筑。
被告一辩称，一、原告将被告一列为本案被告之一是错误的，也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其理由是：（一）本案中“X街道执法队’’的全称是“深圳市X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X街道执法队”，根据深圳市宝安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宝机编（2008）88号文件第16项规定“街道执法队为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出机构”，“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委托，在辖区内行使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授予的综合执法职权’’，“配合办理以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名义执法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这说明“X街道执法队’’是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委托执法，而不是受被告一委托执法。（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原告既然已将“宝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列为被告之一，那么就不应该再将被告一列为被告。二、被告一和“X街道执法队”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其理由是：（一）原告刘某妹从2009年4月15日到街道信访综治维稳中心投诉开始，被告一已及时将投诉信转至原告所在的官X社区工作站和石岩司法所调处，工作站和司法所多次组织原告及其子女和叶某生、彭某英进行调解，因双方分歧严重未能达成一致，对原告方提出的争议，被告一的职能主要是调解，调解不成，原告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二）“X街道执法队’’先后于2009年1月8日，2月13日，3月22日，5月9日，6月23日，7月27日，10月11日，10月16日八次（不完全统计）向彭某英及其家人吴某梅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查封扣押决定书，扣押施工用的电箱、锯木机、锯台一批，另外，执法队还于2009年8月23日、9月2日找彭某英谈话，要求其停止违法建设行为，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为证。除此之外，执法队还有日常巡查和口头警告彭某英多次。以上情况说明“X街道执法队”已认真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执法职责，至于违法建筑仍然得以建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业主偷偷抢建；至于原告要求拆除违法建筑，则只能依法定程序进行。综合上述答辩意见，被告一依法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被告一和“X街道执法队”已正确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被告一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原告对被告一的起诉，以维护被告一合法正当权益，促进依法行政。
被告二辩称，原告在本案所提起的是行政不作为之诉，提起该等行政诉讼前提是被告应作为而未作为，从而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但本案中，原告所请求事项并不属于被告二的行政职权。根据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区规划土地执法建筑队伍有关机构编制问题的通知》（深编（2009）113号）规定，“各区保留区查处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协调辖区内查违工作。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区查处违法建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区城管执法监察大队加挂牌子，主要负责辖区内规划土地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认定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组织协调和执行辖区内违法用地清理和违章建筑强制拆除工作”。《关于进一步明确查违工作责权分工的通知》（深编（2009）114号）进一步明确：各区、街道承担辖区内查处违法建筑和违法用地的责任，守土有责；各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负责辖区内规划土地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认定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组织协调和执行辖区内违法用地清理和违章建筑强制拆除工作。另外，被告二在接到原告寄来的《请求履行职责、拆除违法建筑的报告》后，曾草拟了复函，告知原告应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反映。但由于原告的来函中并无具体地址及电话等联系方式，导致被告二的复函无法寄出，因此，不管从任何角度看，被告二的行为均无不当。综上可见，原告所请求的查处违法建筑并非被告二的行政职能，其对被告二所提起的行政诉讼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三辩称，涉案建筑物已经申报并纳入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范围，被告三不宜对其作出处理。经调查了解，涉案建筑物位于X街道上屋社区园岭村石场路边，占地约500平方米，为已建成十四层建筑（名为万安居）。建设人系本案第三人彭某英，该建筑物已于2009年11月19日向X街道普查办（两规办）进行了普查申报，并纳入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范围。根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第五条规定：“经普查记录的违法建筑，市政府应当区别其违法程度，根据本决定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的要求，分别采用确认产权、依法拆除或者没收、临时使用等方式，分期分批处理。”也就是说，涉案建筑物在申报历史遗留问题后，有可能被确认产权，也有可能被依法拆除或者没收、临时使用。因此，在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被告三不宜对涉案建筑物作出处理。综上所述，原告起诉被告三不履行法定职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述称，第三人通过向多个部门了解，原告所称的涉案土地是其所有并不属实。
本院认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本案中，一方面，无论三被告是否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如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直接对象均不是本案原告，而是本案第三人彭某英；另一方面，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告主张涉案建筑的土地系第三人占用其土地，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过相应的民事法律程序予以确认。综上，原告与本案所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妹的起诉。
原告刘某妹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全部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静
人民陪审员 陈远霞
人民陪审员 王奇平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苑广玲
书 记 员 江伟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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