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商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玲，女，196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护士，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ＸＸ山，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萍，女，1961年4月8日出生，汉族，济南市燃料集团总公司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继和，男，195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齐鲁师范学院教师，住济南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支富生，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桂玲因与被上诉人张传萍、宋继和欠款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4）市商初字第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王桂玲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2011年、2012年分别给王桂玲换的收条，并于2013年3月15日，给王桂玲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王桂玲现金贰拾伍万玖仟贰佰元正（259200.00元）每年到期付息20%。张传萍2013年3月15日。”
王桂玲主张委托张传萍理财并于2010年3月15日到张传萍家里将15万元现金交付给张传萍。到2011年3月15日，理财利息3万元加上本金共计18万元；到2012年3月15日，理财利息3.6万元加上上一年度本息18万元共计216000元；到2013年3月15日，理财利息43200元加上上一年度本息216000元共计259200元。王桂玲为证明其有支付15万元的能力提交了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兹有王桂玲同志系我单位正式职工，月工资收入为4713元，月平均奖金2000元，特此证明。”提交其丈夫高远庆经营的济南天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一份。张传萍对此不予认可并辩称，未收到王桂玲主张的上述15万元的款项，也未与王桂玲建立委托理财关系，张传萍只是介绍王桂玲到案外人崔璎珠处理财。案外人崔璎珠已于2013年6月3日、4日通过银行转账还给王桂玲的丈夫高远庆24万元（其中本金15万元，按年息20%，三年理财的利息9万元）崔璎珠已将本金及利息还清。张传萍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沈凡出庭作证，证人沈凡陈述：“2006年、2007年张传萍和我说她朋友崔璎珠理财，我就给崔璎珠累计打了几十万，加上利息到现在还欠我七八十万，崔璎珠没有给我打过条，都是张传萍给我打的收条。”并申请法院调取了崔璎珠的银行流水，经向银行查询，案外人崔璎珠名下的建行账户2341099980130093751和工商银行账户6222081602002061256和6222081602001092856在201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并没有收到王桂玲转账汇款15万元的记录。崔璎珠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22081602002061256向王桂玲丈夫高远庆名下账户6222081602002271970，分别于2013年6月3日转账汇款10万元，于2013年6月4日转账汇款14万元。
庭审中，原审法院就王桂玲主张“于2010年3月15日到张传萍家里将15万元现金交付给张传萍”的相关细节问题进行了调查。关于15万元款项的来源，王桂玲回答是自己平常攒的积蓄。当法庭问及上述款项是从哪家银行取得，有无取款凭证或者提款记录，王桂玲均回答记不清了。在问及王桂玲上述款项的交付时间、地点、在场人员，及15万现金当时是用什么工具盛的等问题时，王桂玲虽然作出了回答，但其回答是断断续续，显然是经过思考的而非对已发生事实的客观描述。
另查明，宋继和与张传萍系夫妻关系。案外人崔璎珠于2013年8月9日自杀身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两个：1、王桂玲、张传萍之间有无委托理财关系；2、张传萍实际有无收到王桂玲支付的15万元款项。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委托理财是指受托人将资金或者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由受托人管理、投资于证券等金融市场并按期支付给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资产管理活动。首先，委托理财的委托人应当是基于对受托人专业的理财能力的高度信赖和认可，而自愿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进行管理，自己获得较高收益的行为。委托者并没有将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由自己掌控着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意味着自己掌控着财产并随时可以撤回委托，自然财产减损的风险也应当由委托人来承担。作为委托人应当负有严格考察受托人的资质能力及可信度的义务。当然作为受托人也应当勤勉尽责为委托人赚取更大的收益。委托理财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应当就委托事项、权利义务、风险承担、收益收取等进行约定并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本案中，王桂玲主张与张传萍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但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张传萍也不认可与其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单凭王桂玲提交的张传萍于2013年3月15日出具的收条不足以认定王桂玲、张传萍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王桂玲主张15万元现金是自己平常积攒的，王桂玲作为工薪阶层每月工资基本固定，按照其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15万元需要积攒2到3年的时间，按常理分析，其单位应该将其工资发到其银行卡上，王桂玲每月发工资后将钱存在银行比取出来放到家里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存在银行既安全又有利息还更有利于攒钱，也更符合情理。也就是说，王桂玲主张的交付给张传萍的15万元是从银行取的可能性更大，从银行取款就应当有银行存取款的交易记录，在张传萍不认可收到其这样大额的现金，王桂玲提交其取款记录才更有利于证明自己的主张，但王桂玲并未提交。另大额的交易，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要比拿现金交付更快捷方便和安全，也更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且王桂玲对其15万元现金交付的细节问题的回答，足以引起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故单凭王桂玲提交的张传萍出具的收条，不足以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张传萍的事实。因此，王桂玲在本案中坚持基于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要求张传萍、宋继和偿还本金259200元并支付利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桂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王桂玲负担。
上诉人王桂玲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已经查明，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我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后经过三次换条，于2013年3月15日出具了我所提交的259200元的收条。收条不是借条，收条中的“收”本身即为收到的意思，故收条本身即为收到款项的凭证，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我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足以证实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收到了我15万元款项。原审判决的推理无法成立。原审判决在该推理中主观认为钱款应当存在银行、“按常理分析”、“一般的交易习惯”、“大额交易”这些概念，是法官没有证据妄自推测，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为我经过思考的回答不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显然不能成立。难道对法官的提问，我张口乱说，就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了。原审违反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增加我的举证责任，免除张传萍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我提交了259200元的收条，双方对该收条形成于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我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均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亦认定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我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至此，我的举证已经能够证实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我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即能够证实张传萍收到了我15万元款项。我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张传萍抗辩主张其仅出具了收条，但未收到15万元，该15万元系转账给了崔璎珠。张传萍应当就这一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但整个案件中，张传萍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这一主张。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亦不能证实这一主张，因此张传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原审法院在收条的基础上，一再要求我提交付款的凭证，加重了我的举证责任，而且原审法院从未要求张传萍举证，免除了张传萍的举证责任，这对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诉讼是不公平的。从证据角度分析，张传萍原审申请证人沈凡出庭作证，但沈凡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在张传萍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调取了部分银行汇款凭证，并无张传萍主张的我汇款给崔璎珠的15万元汇款记录，进一步证实了张传萍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原审调取的我配偶高远庆与崔璎珠之间的款项往来中，2013年6月3日、6月4日，崔璎珠汇给高远庆24万元，这笔款项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为，高远庆于2011年5月向崔璎珠汇款21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我主张与张传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我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我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原审法院应当向我释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告知我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否定了我主张的法律关系，但没有释明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也没有告知我变更诉讼请求，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张传萍、宋继和偿还我本金259200元及截止到2014年5月15日的利息60504元（以后以2592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0%计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被上诉人张传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桂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宋继和辩称，同张传萍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1年5月30日，高远庆向崔璎珠汇款21万元。2013年6月3日，崔璎珠向高远庆汇款10万元，2013年6月4日，崔璎珠向高远庆汇款14万元。2、张传萍于2010年3月15日给王桂玲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2011年、2012年分别给王桂玲更换了收条。2013年3月15日张传萍更换后的收到条载明：“收到王桂玲现金259200，每年到期付息20%”。双方均认可在历年的收条中均约定了年息20%。张传萍认可四次收条均是其出具，但是称15万元款项其没有收到，款项系王桂玲直接汇款到崔璎珠账户，在崔璎珠告诉张传萍款项到账后，由张传萍向王桂玲出具的。王桂玲称其不认识崔璎珠，没有向崔璎珠账户汇过款项，其给付张传萍的15万元是现金。
本院认为，张传萍在2010年向王桂玲出具收到15万元的收到条，以后每年按照年息20%计息后重新出具收到条，至2013年本息累计259200元，张传萍出具收到现金259200元的收到条。张传萍否认在2010年收到15万元的现金，并称收到条中的15万元款项由王桂玲直接汇至崔璎珠的账户，但原审法院根据张传萍提供的崔璎珠的账号，没有查到王桂玲汇款到崔璎珠账户的事实。结合张传萍自2010年至2013年四次出具收到条的事实，能够证明张传萍在2010年收到王桂玲15万元。原审法院对于15万元现金的来源的各种推论均没有依据，原审法院认定15万元没有收到不能成立。
王桂玲称2010年给付张传萍15万元系委托张传萍进行理财。张传萍称其与王桂玲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而是介绍王桂玲让案外人崔璎珠进行炒股。而王桂玲称不认识崔璎珠，也没有向崔璎珠汇过款项，对张传萍的抗辩不予认可。因王桂玲与张传萍之间没有签订委托理财合同，双方对于款项支付原因达不成一致，双方之间没有委托理财的合意，故双方之间委托理财关系不能成立。故张传萍收取的王桂玲15万元款项没有合同依据，王桂玲要求张传萍返还并支付利息的诉求应当支持。基于张传萍收到的王桂玲款项的本金实际是15万元，故该15万元应当归还。在收到条中，张传萍承诺支付年利率20%的利息，该利息约定没有超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故可以按照张传萍承诺的利率计付利息。王桂玲要求归还259200元以及按照259200元计算利息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认定，张传萍应当偿还王桂玲15万元及自2010年3月15日起的利息。上述债务系张传萍在其与宋继和婚姻存续期间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按张传萍与宋继和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宋继和对上述债务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2011年5月30日，高远庆向崔璎珠汇款21万元。2013年6月3日，崔璎珠向高远庆汇款10万元，2013年6月4日，崔璎珠向高远庆汇款14万元。上述事实能够证明高远庆与崔璎珠之间的资金往来，也证明崔璎珠所汇给高远庆的24万元与王桂玲没有关系。
综上，王桂玲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4）市商初字第82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张传萍、宋继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上诉人王桂玲款项15万元及自2010年3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息20%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王桂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本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王桂玲负担500元，被上诉人张传萍、宋继和负担5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王桂玲负担500元，被上诉人张传萍、宋继和负担5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培森
代理审判员 栾钧霞
代理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冬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