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黑05行赔终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恒悟，男，195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饶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饶河县畜牧总站，住所地饶河镇通江街48号。
法定代表人柴锋，职务该站站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刘季刚，该站党总支书记。
委托代理人张涛，黑龙江方帷律师事务所律师。
邵恒悟因与饶河县畜牧总站行政赔偿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宝清县人民法院（2017）黑0523行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3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恒悟，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委托代理人张涛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刘季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恒悟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从1989年开始，原告和本村其他村民一样，在东河村1组的辖区内开荒种地，当时的村委会完全同意并与原告签了承包合同，收取了相应的费、税等，之后饶河县畜牧局下设的草原监理站还为原告颁发了《草原使用证》。后经原告多次开荒、拓展，至1992年原告开荒经营的耕地数已达245标准亩（此地数量是1994年经东河村村委会和草原监理站分别、共同派专人实际测量得出并确认的）。但到2006年春，被告却以原告开荒的耕地是国有林地、原告无权耕种等为由收回（后来饶河县人民政府还专门下发了“饶政发【2009】25号”正式文件《饶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县畜牧局与四排乡东河村民委员会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对被告的错误予以肯定），使原告无法耕种此地，然而被告后来又把该地以竞价发包的方式，承包给了原告的本村村民林公福、邵春贵、李顺、于世杰、邵波等人（原告一直认为此地本应属于自己耕种、经营，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再花钱承包，就坚决没有参加竞价承包）。这期间，原告多次去北京、哈尔滨、双鸭山、饶河等地依法上访，坚持要回自己对此地的经营、收益权。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饶河县政府终于在2014年1月18日正式发下了红头文件《关于撤销饶政发【2009】25号文件的通知》（饶政发【2014】27号），纠正了被告的错误，确认了被收回的原告原来经营的地块的性质（即此土地原来虽是国有土地，但至少在1983年12月18日就被饶河县政府确定把使用权划拨给了四排乡东河村，归村集体支配），正式把此地交给了四排乡东河村，而东河村村委会也立即把此地（在2016年3月1日）继续发包给了原告，让原告继续经营。然而，由于被告错误收回该地，剥夺了原告对该地十年的正常经营权，使原告遭受了巨大损失，原告这些年上访等花去大笔的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原告也因此误工而减少了收入。被告曾以饶河县草原监理站的名义，在2011年5月13日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以原告少种100多亩的数量，赔偿原告2011年一年的所谓“承包费”人民币50000元，同时承诺一年内解决与原告草原地纠纷问题。但时至今日，被告一拖在拖，始终没有解决此纠纷。2017年8月28日，原告向饶河县畜牧局正式提交了《赔偿申请书》，但被告一直不给原告答复。万般无奈之下，现原告只好起诉至贵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请贵院依法立案，公正审理，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饶河县畜牧总站辩称：一、本案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审理范围，应以民事案件进行立案审理，案由应为合同纠纷。答辩人在依法管理国有土地期间，将国有土地对外进行发包，与任何当事人建立的均是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行政法律关系。本案答辩人与夏玉庆于1990年11月与答辩人签订涉案土地承包协议，约定土地承包期限为1990年11月至2005年11月，双方建立了承包合同关系；二、答辩人不存在违约情形，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建立了合同关系后，双方均有权利和义务：答辩人的权利是收取草原管理费，义务是在承包期限内将约定的草原用地交付被答辩人使用；被答辩人的义务是在承包期限合理使用草原用地，交纳草原管理费。到期后，合同依法解除。如答辩人继续向外发包，被答辩人依法享有优先经营权。事实上，合同到期后，在答辩人依法向外发包过程中，系被答辩人放弃继续承包的权利。没有参与与同村村民竞价承包的程序，该片土地由东河村其他村民承包经营。三、涉案土地系未确定使用权的国家所有的草原，答辩人系依法组织发包，不存在违法及过错行为。涉案土地于1990年发包给被答辩人等村民使用，使用期限明确约定至2005年11月。到期后，被答辩人要求继续承包经营，但因该村需要利用该土地的村民较多，提出竞价经营该土地的合理要求。因此，答辩人的行为，没有违约，也不存在过错，更没有侵犯被答辩人的财产权，故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答辩人系依法行使管理未确定使用权的国家所有的草原行为，不存在《国家赔偿》第四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的情形，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与被答辩人存在过民事法律关系，在答辩人履行与被答辩人建立的合同时，没有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请法院依法驳回其相应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邵恒悟认为被告所属单位草原监理站在2006年2月27日与四排乡村委会一同对涉案草场对外竞价发包侵犯其财产权益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告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原告在当时就知晓被告的行政行为，原告邵恒悟于2017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而且，2016年3月1日，东河村村委会将村北国有土地（大约200亩）发包给原告，承包期至2027年，不收取原告邵恒悟的承包费，以补偿原告邵恒悟因涉案草原使用权争议2006年至2015年的损失。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邵恒悟的起诉。
上诉人邵恒悟上诉称：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宝清县人民法院（2017）黑0523行初13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赔偿上诉人邵恒悟人民币1221.500元（具体项目与数额附后）；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存在程序问题：1、一审没有对上诉人详细询问案件所有情况。2、原定必须是开庭审理，后来没有开庭审理。3、原来说对双方进行调解，后来也没有调解。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宝清县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后，根本没有组织开庭，只是在2017年11月日把原告找到宝清法院调解办公室，法官只对原告做了询问笔录，并告诉原告以后把原告与被告找到一起调解。于是原告回家等待开庭，却没想到在2017年11月27日中午收到了邮寄送达的(2017)黑0523行初13号《行政裁定书》，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更令人气愤的和不了解的是，该裁定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己审理终结，基层法院在一审时，对于案件中必须开庭审理，不能做书面审理，只有中级法院以上的法院才可以对上诉等条件可开庭审理而仅作书面审理(审查)就可以，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宝清法院作为基层法院没有公开开庭审理。就声称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这是程序严重违法，必须立即纠正。二、认定事实等存在严重错误，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06年，饶河县畜牧总站乱作为，错误收回上诉人正在耕种的开荒地，使上诉人遭受巨大损失，从那时起上诉人就无数次去北京、哈尔滨、双鸭山、饶河等地，依法上访，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但有关部门有的推诿，有的阻拦，有的拒绝有的欺骗上诉人，上诉人的合法诉求一起被拖延，直到2017年9月18日上诉人才正式起诉宝清县人民法院，尤其，是上诉人在这事正式起诉前2017年8月28日，正式向饶河县畜牧总站提交了赔偿申请书，就是为了防止超起诉时效。从以上叙述明显看出，上诉人在宝清县法院起诉前己多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有的可以说是存在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以上观点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3条。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行政答辩状》中根本没提到诉讼时效的抗辩，但宝清县法院的法官却违反应有关规定，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应规定程序，纯属违法。三、本案不是民事诉讼而纯属行政诉讼。本案涉耕地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土地，但它早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饶河县人民政府划拨了四排东河村，使用权完全归该村，其他任何部门无权干涉。上诉人及其本村的其他村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垦，耕种这些土地，村里完全允许并与各农户签订了合同(大部分是“票据合同”而非正规而完备的合同)，但2005年年未，被上诉人却超越权限，乱作为，把耕地收回重新发包，这是典型的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行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第l2条第一款第(七)项，因而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进行国家赔偿合情合理更合法。被上诉人在其他答辩状中说它向上诉人颁发了《草原使用证》并规定了上诉人只能使用耕地l5年，这又是被上诉人的狡辩和错误。因为：(1)且不说《草原使用证》的颁发和不合理，单说《草原使用证》的作用，此证就像我们每家拥有房屋由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一样，此证一是颁发者不得每年向持有者收费，二是它不是与房屋拥有者签订合同，因而不能规定上诉人的使用年限。(2)在被上诉人违法收地的2005年前的，2003年3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就正式实施了，此法严格规定耕地的承包年限为30年，草原的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为30年一70年，也就是说，即使被上诉人颁发的《草原使用证》权力和作用合法，它规定上诉人承包15年的做法也是违法的。(3)一审错误的混淆了两个法律关系。2006年3月lO日正式纠正饶河县畜牧局(畜牧总站)违法收回的合法耕地后，四排乡东河村就把畜牧局收走的原承包户的耕地重新发包了给上诉人，并不再收取上诉人的承包费等，东河村委会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一、上诉人花了十年多年的时间上访起诉申请复议，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钱财，为村挣回了土地的经营权立了大功，村里理应给上诉人补偿。二、东河村还有一些农户向上诉人一样开垦和耕种很多土地，村委会都没有收取他们的费用，因而也就不能收取上诉人的费用。东村委会如何把耕地承包给上诉人，对上诉人收不收费完全是村委会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是村委会内部管理的事儿，与被上诉人违法收回耕地而必须赔偿上诉人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井水不河水的两码事儿。但一审法官却混淆了这两个关系，认为既然东河村又把上诉人开垦的耕地又无偿承包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就可以不赔偿上诉人，这十年的损失，这是错误的，必须澄清和纠正。另外，为什么2006年畜牧局仅收回了上诉人开垦种植的耕地，而对东河村委会其他农户开垦和经营的耕地却没有采取相同的行动。
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一、宝清县人民法院受理被答辩人诉答辩人行政赔偿一案后，经审查，被答辩人的诉求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以裁定形式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二、在宝清县人民法院询问答辩人过程中，答辩人明确提出来被答辩人的诉求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同时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应当依法对起诉期限进行审查，法院对起诉时限的这种审查具有主动性的特征，即使答辩人没有提起诉讼时限问题，法院也应当主动审查被答辩人的诉求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饶河县国土资源局证明，证明内容该土地是归饶河县畜牧总站管理的；
证据2.夏玉庆1990年向县主管草原部门提出承包草原的申请书，证明夏玉庆向草原部门提出的承包草原申请；
证据3.登记号为0081草原使用证，证明该草原从1990年11月至2005年11月承包给夏玉庆和邵恒悟；
证据4.草原使用档案（牧草权字第001号），证明草原使用单位是三人班东河村，承包期限15年，自1990年11月1日至2005年11月1日；
证据5.东河村草原承包落实情况，证明东河村草原承包给了邵恒悟；
证据6.邵恒悟和夏玉庆在承包期满后向饶河县畜牧总站提交的申请一份，要求把承包的草原延长3米并发证，证明要求延长承包期限30年并发证；
证据7.2007年12月3日上诉人向畜牧总站要求分地的请示，证明邵恒悟在2007年向畜牧总站申请要求给分一部分土地；
证据8.协议书，2006年2月24日饶河县草原监理站与四排乡东河村村委会达成的协议，对该争议土地重新发包的通知证明，证明该争议土地上诉人承包到期后于2006年2月24日公开招标对外承包该块土地；
证据9：黑龙江省草原条例（2006年1月1日施行）第33条的规定，证明该草原为饶河县畜牧总站管理并可以承包经营。
以上提供的证据均是复印件。
上诉人邵恒悟对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举示的证据3、5、6、7无异议。上诉人邵恒悟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国土资源局的证明是虚假的，不具有真实性，但所附的草原方位图6张是真实的，也是有效的。上诉人邵恒悟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2的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没有被申请人单位，不知道是向谁提出的申请，只是要求使用70亩草原，并不能证明草原的使用权和支配权是什么单位的，我们没有看到原件。上诉人邵恒悟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4的真实性与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因有三：1、档案填写的时间1990年，是在原始土地证形成之后，不是最初的使用证和权属证明；2、土地使用权在此之前已经由国土资源局确定归四排乡东河村经营和支配，有原始土地证证明；3、由于该土地已经被确定为四排乡（原三人班乡）东河村经营和使用，所以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没有确定上诉人承包该地的权利。（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但代理人有异议）。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协议双方都没有盖单位公章，董清莲是畜牧总站下属管理站的草原站长，马茂文是四排乡东河村村主任，对重大事项没有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研究通过，因为没有公章，协议可以视为个人行为，双方都没有公章，没有经过承包方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也没有通过承包方的书面同意。上诉人邵恒悟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9有异议，被上诉方适用的是地方法规错误，理由是：1、第一款所说可以实行承包经营，因为案涉土地的直接经营权和支配权已经归东河村，所以被上诉人已经没有向外发包的权利。2、本条前提是“未确定使用权国家所有的草原”，而本案案涉土地早在1983年就被饶河县县政府确定为归东河村村委会直接经营和支配，所以被上诉人的能对案涉土地直接经营和使用的权利就不存在了。
上诉人邵恒悟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1983年饶河县政府颁发给东河村的土地使用证，证明案涉土地虽然是国有土地，但被饶河县政府划归四排乡东河村管理、支配，原告开垦和经营的耕地就包括在当中；
证据2.《草原承包使用证存根》一份，证明原告经营涉案土地的行为经过饶河县草原监理站和东河村村委会同意；
证据3.1994年4月20日饶河县草原监理站与东河村工作人员对涉案土地实际测量的结果的记录；
证据4.2008年4月7日被告方制作的涉案土地的测绘图，证明案涉土地被违法收回后转包给了邵春贵、林公福、李顺、于世杰、邵波五家农户，原告因此而遭受了损失；
证据5.饶河县草原监理站在2011年5月13日与原告达成的《协议书》一份，证明2011年饶河县东河村四排乡100多亩耕地一年的承包费已达到人民币5万元；
证据6.2014年11月10日上诉人欲向饶河县畜牧总站递交的《申请书》，证明由于县畜牧总站错误收回案涉土地，到2014年11月10日为止，已给原告造成1138350.00元的直接损失，此数额经东河村村委会计算和认可，法院应以此为赔偿计算的依据；
证据7.饶河县政府2014年11月8日下发的“饶政发【2014】27号”文件，证明案涉土地的经营、支配权归四排乡东河村，县畜牧局收回上诉人耕地另行发包的做法错误、违法；
证据8.双鸭山中级法院2015年12月14日下达的“（2015）双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一份，证明饶河县政府及被上诉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欲把案涉土地正式归还给东河村；
证据9.2015年12月14日签订的《证明》，证明饶河县政府和被上诉人在2015年12月14日才正式把案涉土地归还给东河村村委会，上诉人此时才最终知道自己被侵权，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日起计算；
证据10.2016年3月1日东河村村委会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东河村村委会又把案涉土地承包给上诉人，至2027年年底，村里不收上诉人承包费的原因是对上诉人要回耕地及10年的花销的抵顶；
证据11.2017年8月2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递交的赔偿申请书，证明上诉人起诉前已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权利，但被上诉人拒绝赔偿；（卷宗内没有该份证据，我记得的提交了，但卷宗内没有我认了，视为我没有提交）。
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对上诉人邵恒悟举示的证据2、3、4、5、7、8、9、10无异议。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土地证内容有改动情况，且涉案的是草原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此外没写是哪个单位出具的，没有加盖公章，该复印件与原件不符；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其并没有收到该申请书，其证明赔偿标准也没有任何依据；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畜牧总站没有收到该份申请书，与其主张的证明没有关联。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期间，上诉人邵恒悟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4年12月10日上诉人向宝清县法院提交的赔偿申请书，证明当初上诉人欲起诉主张赔偿；
证据2.2014年12月20日上诉人向饶河县畜牧总站提交的要求赔偿申请书，证明当初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主张赔偿了；
证据3.2015年4月1日上诉人向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证明当时上诉人已向中级法院主张赔偿；
证据4.2015年5月14日上诉人向宝清县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书，证明当时上诉人欲向宝清县法院起诉主张赔偿；
证据5.2016年2月10日上诉人向饶河县政府提交的申请书，证明当时上诉人向饶河县政府主张赔偿；
证据6.2017年8月2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的赔偿申请书，证明上诉人在当时又向被上诉人主张损害的赔偿。
被上诉人饶河县畜牧总站对上诉人邵恒悟提交的6份新证据均有异议，因该6份证据均是在一审前已经有的，在一审庭审中未提交，即为放弃，而且该6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内容。
上诉人邵恒悟辩称该6份证据一审确实存在，但未提交是想等开庭的时候提交，但一审没有开庭。
二审期间，邵恒悟向本院提交的6份证据均系向饶河县畜牧总站、饶河县政府、宝清县法院、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赔偿申请书或起诉状复印件，但均不能证明饶河县畜牧总站、饶河县政府、宝清县法院、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签收该赔偿申请书或起诉状复印件，故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向饶河县畜牧总站、饶河县政府、宝清县法院、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赔偿或起诉，不影响一审法院对起诉期限的认定，因此本院对二审期间邵恒悟向本院提交的6份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上诉人邵恒悟自认在2006年2月27日草原监理站与四排乡村委会一同对案涉草场对外竞价发包时，因认为此地应属于自己耕种与经营而坚决没参加竞价承包。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两个争议焦点问题：一是邵恒悟提起的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是一审未开庭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
邵恒悟提起的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但鉴于二审程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一审裁判进行的审判，而对原审裁判的评价只能是依据原裁判作出时的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而不能适用在二审时才生效的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适用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裁判的行政一审案件引发的上诉时，应当适用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出规定或者明显不宜适用的条款除外。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也就是说，2015年5月1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当事人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首先要审查，至2015年5月1日，其起诉期限是否届满。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不再立案受理；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按照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计算。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起诉期限至2015年5月1日是否届满进行审查。
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邵恒悟庭审中明确了所诉的行政行为是饶河县畜牧总站草原监理站强制发包行为。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上诉人因认为此地属于应属于上诉人耕种与经营而坚决没参加竞价承包，这表明上诉人在当时就知晓草原监理站在2006年2月27日与四排乡村委会一同对案涉草场对外竞价发包的行政行为。故2006年2月27日是邵恒悟诉称的权利被侵犯的日期，也是邵恒悟最早知道该行政行为的时间，起诉期限应自2006年2月27日始开始计算，至2008年2月28日起诉期限届满。自2006年2月27日至2017年9月18日起诉时止时间长达11年之久，邵恒悟一直未主张权利，这明显已超2年法定起诉期限，且邵恒悟并无证据证明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邵恒悟的起诉并无不当。
2、一审未开庭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并经询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定邵恒悟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东河村村委会已充分补偿原告邵恒悟2006年至2015年因案涉草原使用权争议带来的损失，迳行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祝玉付
审 判 员 李景华
审 判 员 杨利国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杨 亮
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