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52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56年7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61年6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鹏，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海开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21号。法定代表人：周有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世昌，北京市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北京海开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开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7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的诉讼请求，即确认1997年10月11日李某2与海开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补助协议书）与《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1.被拆迁的某院落的建房审批表是以我的名义申请的，房屋也是我建设的，我是房屋所有权人；2.李某2伪造了宅基地批示，利用伪造的批示签订了安置补助协议书、拆迁补偿协议书，侵害了我的利益，应当确认两份合同无效；3.仅凭李某3的证言不足以认定曾经分过家；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第三章第19条，《北京市实施细则》第三章第16条之规定，应当确认李某2与海开公司的安置补助协议书、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李某2辩称，我没有伪造宅基地批示，拆迁时也没有用到宅基地批示，确认权属用的是村委会证明。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海开公司辩称，同意李某2的答辩意见，不存在伪造宅基地批示的情况，拆迁过程中我公司严格依照政策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所以拆迁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李某2是304室、310室不动产登记使用权人和406室不动产登记所有权人的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房号以合同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1与李某2系兄弟关系,二人父亲李某4与母亲耿某共生有五个子女,分别是:长女李某5、长子李某1、次子李某2、三子李某6、四子李某3。位于海淀区某21号原有李某4居住房屋，李某1、李某2两人在未成家前居住于此。1985年，以李某1名义申请建房，申请理由为：兄弟四人，二个弟弟结婚无房。家庭人口有：李某4、耿某、张某、李某2、李某6、李某3、李某7。庭审中，李某1称：“我是依据此批示主张权利。此房李某2也住，其工人也住。”李某2称：“房子是李某1去申请的，但不是李某1盖的。”1997年，海淀区某村拆迁，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经营开发总公司作为拆迁方（甲方）与被拆迁人（乙方）李某2于1997年10月11日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住址海淀区某甲21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7间，建筑面积132.36平方米，正式户口3人，直接安置位于海淀区304及310两套（承租公房）。同日，双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安置406安置房屋一套作为补偿。诉讼中，李某1称其主张的协议无效即上述两份协议。李某1于1998年12月独立分户，户籍位于海淀区某甲21号。庭审中，李某1称：“我在21号有单独一个院，是1998年建的。21号有两个院，先拆的北院一部分，后拆了南院一部分，两个院拆的时候相隔了几个月，拆的时候我都知道。我自己的房后来拆迁了，拆了两套房。”对于从1997年拆迁至今李某1是否主张过权利，李某1称：我不知道是李某2的名字拆迁的。2001年，李某4因某21号房屋拆迁起诉李某1及海开公司。庭审中，李某2提交了2001年至2015年多份判决书，证明李某1与其父、其弟等因拆迁产生过多次诉讼。李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有李某4签名，四子李某3、长女李某5签字证实的情况说明,上载:“我叫李某4……我的家人在儿子成家后陆续分开，其中李某1、李某3分别在海淀区某村各有院落一处；李某2、李某6分别在海淀区某村各有院落一处。我本人居住的是某甲21号老宅，老宅内分南、北两排房屋。1997年，海淀区某村拆迁，本次拆迁为房屋安置拆迁。李某2依自有院落分得的安置房屋为海淀区406和304及310；李某6依自有院落分得安置房为海淀区308、609及拆迁补偿款。2000年，海淀区某村拆迁，本次拆迁为货币拆迁。李某1、李某3分别依自有院落获得了拆迁补偿。老宅南房所得拆迁款被李某1拿走，北房所得拆迁款由我和儿女平均分配。”对李某2提交的此份证据，李某1质证意见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庭审中，李某3到庭作证称：“我们家中有五个院，分别为李某4、李某1、李某2、李某6、李某3所有。我们家分过家，分家时曾约定房屋由谁居住便为其所有，自行处理拆迁事宜。本案某房屋由李某2建设，系李某2本人的房屋。”李某1于2015年向海淀区房屋征收办信访，该单位于2015年12月15日信访回复：某甲21号位于某小区住宅项目（拆迁许可1997第56号）拆迁范围内，项目建设单位是海开公司。基于历史原因及当时我市的住房政策，实践中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拆迁安置主要采用房屋安置方式，即拆迁人提供安置房，由被拆迁人承租。经查阅《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分户表》，海开公司对某甲21号居民李某2进行房屋安置。现海淀区15、16、17、18号楼统一登记在海开公司名下。406室在2007年由李某2名下转入张建玲名下，建筑面积78.2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李某1主张李某2与海开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应当证明该合同的签订存在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且损害了其合法利益。本案中，李某1以1985年建房批示系以其名义申请，认为其系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为由诉至法院，主张权利。但依据该批示记载：“家庭人口有：李某4、耿某、张某、李某2、李某6、李某3、李某7，申请理由为：兄弟四人，二个弟弟结婚无房。”且庭审中，李某1认可李某2在此房居住。由此可见，此建房批示虽以李某1名义申请，但并非批给李某1一人，而是家庭人口众多而申请的批示，李某1不能据此认定诉争房屋为其财产。如本案房屋原为李某1为其个人申请建房并自行出资建设，房屋系大额财产，拆迁对于任何家庭来说均是大事，必然亲自参与，而诉争房屋在1997年拆迁时，李某1是清楚的，其在当时即未向家庭成员主张权利，亦未向拆迁单位主张权利，在拆迁后亦未向李某2主张过房屋或拆迁款，而是在房屋拆迁十余年后提起本次诉讼，不合常理。庭审中，李某3到庭作证称家里分过家，虽李某1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矛盾，但李某3所述符合常理，法院予以采信。李某1本次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李某1要求确认李某2与海开公司签订的安置补助协议书、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李某1应当举证证明该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李某1主张自己系被拆迁的某房屋的所有权人，李某2无权签订安置补助协议书及拆迁补偿协议书，即李某2对于李某1的财产构成擅自处分。首先，关于该被拆迁房屋是否属于李某1所有，李某1提供的1985年的建房审批表显示，申请人为李某1，但系因李某4、李某2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而申请并通过审批，故该建房审批表不足以证明李某1系唯一的使用权人，亦不足以证明被拆迁房屋为其个人财产。其次，李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自诉争房屋1997年被拆迁至本案诉讼前十余年间，曾向李某2就其擅自处分房屋问题提出异议，李某1称其委托李某2办理拆迁事宜，至2013年才知晓李某2以自己名义签订涉案的拆迁安置合同，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且在李某1与李某4、李某3等人因拆迁补偿问题进行过多次诉讼的情况下，李某1对于其房屋状况、归属、补偿等问题理应有所关注，李某1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不主张权利的做法，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于李某1所持主张不予采纳。再次，无权处分并非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因李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安置补助协议书、拆迁补偿协议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对于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冰审 判 员  刘国俊审 判 员  刘新泉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 超书 记 员  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