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87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涛，男，1960年7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柯铮，北京市首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甲1号大象投资大厦五层。
法定代表人张连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艾小勇，北京市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斌，男，1983年4月18日出生。
上诉人李洪涛因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4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李洪涛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3年12月24日，我与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太和公司）签订了《旅游代订合同》，由太和公司为我及四位家人提供“马尔代夫七晚九天自由行”旅游服务，包括往返机票预订、马尔代夫的七晚酒店客房预订和签证代办服务。合同签订后，我依约向太和公司支付了全部服务费32.35万元，开始计划我一家的2014年春节马尔代夫旅游之行。出发前，太和公司向我发送了出团通知、往返航班信息、《酒店入单》等材料，并告知我2014年2月4日凌晨三点半打印登机牌登机、我在2014年2月4日凌晨赶到北京首都机场打印登机牌时，发现并无我一家的机票预订信息。太和公司认可机票未预定的事实，告知我出发时间改为2月6日，后太和公司又通知我此次旅游取消。我认为，太和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并未为我预订机票，而以虚假预订信息欺诈李洪涛，造成我一家春节出游计划未能实施，已构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行为。故我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我与太和公司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旅游代订合同》；2、判令太和公司赔偿我《旅游代订合同》总金额的三倍损失97.05万元；3、太和公司赔偿我违约损失30万元。
太和公司辩称：双方签订《旅游代订合同》的情况属实，但李洪涛等五人的旅游事宜是案外人石蕊操办的，因石蕊没有签订合同的资质，我公司是基于对石蕊的信任才与李洪涛签订的合同。签订合同后，我公司也为李洪涛等五人预定了往返的机票和酒店，并非欺诈。后得知李洪涛未能出行后，我公司积极协助李洪涛联系石蕊，并在三方都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了赔偿方案。我公司已先行垫资将李洪涛所交款项退回，实际受到损失的是我公司，故不同意李洪涛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洪涛与太和公司签订的《旅游代订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太和公司在与李洪涛签订合同后，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现因太和公司未能为李洪涛预定到出行的机票，导致李洪涛一家在春节期间未能正常旅游出行，现李洪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的《旅游代订合同》并要求太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对于违约损失的数额，虽然李洪涛未能向法院提供相关违约损失的证据，但一则因太和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李洪涛一家的春节出行计划无法实施，二则双方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的标准已有明确约定，该标准并无不妥。对于李洪涛主张以案外人石蕊事后出具的证明来确定的双方违约损失的意见，该证明并非太和公司出具，不能证明太和公司认可对违约责任进行变更，故按照双方《旅游代订合同》约定的标准支持李洪涛的违约损失请求；对于李洪涛要求太和公司赔偿按照《旅游代订合同》总金额赔偿其三倍损失97.05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太和公司提供的证据，太和公司确实曾为李洪涛一家的出行进行过相应的机票预订、酒店预订工作，并非恶意欺诈，李洪涛的该项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18日判决：一、解除李洪涛与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签订的《旅游代订合同》；二、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洪涛违约金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元；三、驳回李洪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李洪涛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我一直认为石蕊是太和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履约代表，石蕊借用太和公司的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资质来承揽出境旅游业务，石蕊与太和公司构成挂靠关系，石蕊应当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未追加石蕊为共同被告属于遗漏当事人，应发回重审；石蕊的证明虽并非太和公司出具，但不影响、并恰恰证明太和公司对该证明内“退还团款和赔偿30万元”赔偿方案的认可，太和公司理应向我支付30万元违约金，故同意原判第一项，撤销原判第二、三项，改判太和公司赔偿违约金30万元或发回重审。太和公司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4日，李洪涛（合同委托方、旅游者）与太和公司（合同受托方、旅行社）签订了《旅游代订合同》，约定：由太和公司为李洪涛等五位旅游者提供机票预订、酒店预订、接送服务等代订旅游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旅游者为李洪涛、侯建华、李超、金美辛、李楚恒等五人；其中机票预定一项下载明的航班和时间为2014年2月4日北京至马尔代夫HU7951次航班和2014年2月11日马尔代夫至北京的HU7952次航班；合同总金额为32.35万元；合同第六条约定因旅行社原因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如未提前7日通知旅游者的，应按照委托代办事项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实际发生的费用。当日李洪涛向太和公司支付了32.35万元。2014年1月29日，太和公司工作人员向李洪涛发送了出团通知、机票预定通知及入境流程通知等材料。出团通知载明：“请于2014年2月4日凌晨3：30准时在北京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
原审审理中，李洪涛提交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证明及录音光盘等证明太和公司向李洪涛发送的机票预订信息为虚假信息，太和公司所预定机票在2014年1月29日已被取消。太和公司提交了其向案外人北京凯撒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凯撒公司）支付机票款的凭证、机位账单确认件、告知函、律师函，证明其已经为李洪涛等五人向案外人预定了机票和酒店，因凯撒公司未能预定机票导致李洪涛等五人未能出行，太和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另，太和公司提交了签有“石蕊”字样的证明一份，主张双方事后曾就此纠纷进行协商，在李洪涛、太和公司及石蕊在场的情况下，由石蕊出具了一份证明，该证明内容为：“兹证明石蕊委托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代签合同，（2014年2月4日出行马尔代夫李洪涛等5人。）由于客人未能正常出行，须赔偿客人总团费人民币313615元及300000元。石蕊于2014年2月11日前将总团款313615元汇入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账户，300000元于2014年2月24日汇入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账户”。李洪涛对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应由太和公司承担该赔偿方案约定的赔偿责任。经向李洪涛核实，李洪涛认可太和公司已将其交纳的合同款全部退还。
关于石蕊身份问题，李洪涛称石蕊是太和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履约代表，石蕊借用太和公司的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资质来承揽出境旅游业务，石蕊与太和公司构成挂靠关系。太和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石蕊与太和公司并非挂靠关系，石蕊仅是介绍李洪涛来到太和公司签订的《旅游代订合同》，石蕊亦非太和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洪涛就其陈述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上述事实，有《旅游代订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出团通知、机票预定通知、入境流程通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证明、录音光盘、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李洪涛与太和公司签订的《旅游代订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及形式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经查，因太和公司原因导致李洪涛等五名旅行者出行的机票没有预定成功，李洪涛一家未能正常出行旅游，违反了《旅游代订合同》的约定，太和公司应对李洪涛承担违约责任，故对李洪涛要求解除《旅游代订合同》并要求太和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石蕊身份问题，虽李洪涛上诉称石蕊是太和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履约代表，石蕊借用太和公司的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资质来承揽出境旅游业务，石蕊与太和公司构成挂靠关系，石蕊应当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未追加石蕊为共同被告属于遗漏当事人，应发回重审，但在太和公司否认石蕊是其工作人员，与其公司不存在挂靠的关系的情况下，李洪涛并未就主张的石蕊身份、石蕊与太和公司的关系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李洪涛关于石蕊身份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李洪涛以此为由要求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数额问题，李洪涛上诉称石蕊出具的证明虽并非太和公司出具，但不影响、并恰恰证明太和公司对该证明内“退还团款和赔偿30万元”赔偿方案的认可，太和公司理应向其支付30万元违约金，但石蕊出具的该证明，系石蕊单方出具，并非太和公司出具，故不能证明太和公司对双方在《旅游代订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进行了变更，原审法院依据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即16175元予以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217元，由李洪涛负担7115元（已交纳），由中国太和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0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李洪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宗魁
代理审判员 刘苑薇
代理审判员 刘慧慧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雷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