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72民初116号原告临高华威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华威合作社），住所地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临海路农行美当房改楼第二栋103号。法定代表人吴振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琰，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骏马。委托代理人陈勇，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原名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威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东港区。法定代表人饶大程，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岳，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金玉，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华威合作社与被告王骏马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先向临高县人民法院起诉。该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为购买捕捞船舶而发生的借贷纠纷，应属于海口海事法院管辖，遂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2016年4月2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振启、委托代理人王琰，被告王骏马委托代理人陈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骏马未到庭。本次庭审之后，合议庭认为威隆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遂通知其参加诉讼，并于5月2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琰，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勇，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吴岳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振启、被告王骏马、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饶大程及其另一委托代理人黄金玉未到庭。在第二次庭审的法庭调查结束之后，合议庭认为原告未能证明被告负有向其偿还人民币550万元（币种下同）款项的合同义务；经本庭释明，原告委托代理人表示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但因其没有特别授权，需补办特别授权委托手续或提供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书面申请。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第三次公开开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第三人代为偿还该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就此要求法庭给予一些时间让他们进行答辩和举证。本庭另行指定举证期限后，于2016年6月3日第四次公开开庭。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振启，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勇，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吴岳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委托代理人王琰、被告王骏马、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饶大程及其另一委托代理人黄金玉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2月，被告王骏马因购买捕捞船与他人作业合作，筹措资金困难，向原告借款550万元。2014年2月24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XXX）向被告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XXX）内转账550万元。现被告与他人的购船合同及作业合作合同均已无法继续履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550万元，遭到拒绝，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本金550万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623134.72元（按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至2015年12月28日止）。在第一次庭审已查明被告并不负有向原告直接偿还550万元造船款的合同义务的情况下，经合议庭释明，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令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代为偿还借款本金550万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被告辩称：基于政府鼓励“公司＋渔民”模式和“开发三沙，渔业先行”国家战略部署，2014年2月21日，答辩人与威隆公司（即第三人）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约定答辩人委托第三人建造捕捞船一艘，合同总造价1350万元。因答辩人无法筹措到满足银行贷款要求的自筹资金，为此第三人协调其关联企业（即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提供550万元资金，作为首付造船款支付给第三人，以满足银行贷款要求，并获得以答辩人作为借款人向工商银行所借的800万元造船款。第三人收到550万元后，立即返还给被答辩人或作内部账务处理。该550万元完成了“被答辩人→答辩人→第三人→被答辩人”的循环，属于过桥资金。因第三人未动工造船严重违约，且已主动联合其关联企业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原名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思远捕捞公司）共同偿还银行800万元贷款本息，答辩人为此向海口海事法院起诉威隆公司[案号（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在该案第一次庭审中，华威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振启、威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思远捕捞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立钢均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被答辩人确认威隆公司已代答辩人偿还了550万借款，答辩人已没有欠款。第三人述称：第三人与被告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确定船舶建造法律关系。因该合同最终无法实际履行，发生争议，被告提起另案诉讼向我方索赔，主张其已付清船舶建造工程款，来源为银行800万元借款及本案所涉550万元借款，足以认定被告和原告之间属于事实上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三人确实曾经提到由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负责解决原告与被告之间的550万元借款，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对于原告变更请求由第三人代为偿还550万元造船款本金和利息，第三人将尊重法院判决。就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同关系这一争议焦点，原告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即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回单），证明原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XXX）向被告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XXX）内转账550万元，用途为借款；证据二，即被告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被告王骏马账户已收到原告汇入的550万元借款；证据三，即《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明被告在（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一案中自认借款550万元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并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也不存在口头合同,被告当时也不知道这550万元从哪来。因被告无法筹措满足银行贷款要求的自筹资金，为此第三人协调其关联企业向被告提供550万元资金作为首付造船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第三人收到该550万元造船款后立即返还给原告或作内部账务处理，该款属于过桥资金。对证据三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申请书因有偏差，被告在另案中已经撤回。本庭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该三份证据可以证实550万元从原告账户汇入被告的银行卡账户后又从被告的银行卡账户转到第三人账户的事实。但该三份证据能否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其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应结合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及其他证据作出判断。经庭审询问核实，原告与被告从未就订立借贷合同进行过协商，也未订立书面或口头的借贷合同。被告把银行卡交给桂燕羽，桂燕羽再将该卡交给吴振启，吴振启拿到该卡后为造船一事办理了550万元的转账手续；当时，吴振启与被告并不认识。因此，以上三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由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由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的严格意义上的借贷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被告负有向原告偿还该款的义务。原告针对其法定代表人吴振启在旁听（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案件庭审（与另3宗案件合并庭审）时，向审判长佐证该案被告威隆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在庭上所作“我们（威隆公司）和思远捕捞公司是关联公司”、“（华威合作社）是思远（捕捞公司）的关联公司”、“华威（合作社）是我们（威隆公司）的关联公司”、“我（威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立钢）明确550万元的那一边是我的关联公司给原告的”、“现在这一笔钱还没还，还挂着”、“550万和800万都还清了”等陈述，并明确回答“550万因为我们是关联公司，所以内部消化了，目前是挂着”等庭审笔录内容，提供两组证据否定其真实性：证据四，即原告、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之间并非关联公司；证据五，即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催款通知书》和临高联茂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借款催收通知书》，证明550万元借款至今没有通过任何关联公司向原告偿还。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登记资料上写的并不是实际股东，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是郑立钢；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本庭认为，原告提供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仅显示相关企业成立与当前情况，可以证明原告、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在法律形式上具有各自独立的人格，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原告、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结论。对于《催款通知书》和《借款催收通知书》所涉2200万元与本案550万元是否有关联，无法判断。被告主张原告、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是关联公司，为此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证据1，即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第三人在中国工商银行世贸支行账户从2014年1月1日到3月31日的对账单（共9页）及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临高县支行的对账单（共8页）；证据2，即（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内容如上所述）；证据3，即吴振启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有关华威合作社登记投资人并未实际投资的内容）。认为以上三组证据证明，本案原告和第三人在财务上有明显的关联关系，它们是关联企业，由同一控制人郑立钢实际控制。原告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经法庭归纳和整理，上述证据1显示：从2014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先后汇入原告在上述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款项主要来自临高思远饲料有限公司（简称思远饲料公司）、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思远实业公司）、临高思远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生物公司），数额高达23110万元。第三人上述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从2014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共收到从王骏马、陈建余等43人账户汇入的造船款及中国工商银行办理25人造船贷款转付的共计43650万元款项。其中，多笔款项共计15150万元，在进入第三人账户的当天或者次日即转到思远实业公司账户。第三人于2014年1月13日、15日将两笔各10000万元款项汇到海南远大船业有限公司账户，该公司随即于当天和次日分别将该两笔款转到原告账户。为进一步核实原告与第三人在另案与本案中先后矛盾陈述的真伪，查明原告与第三人、思远捕捞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院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1．华威合作社、威隆公司和思远捕捞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该资料显示：华威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8月，企业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吴振启”，登记的投资人为包括陈建余、王骏马在内的154名自然人（庭审时，陈建余表示对该合作社的情况并不清楚，也未投入资金；吴振启也承认登记的投资人并未实际出资）。威隆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2年12月13日核准变更为郑立钢；2013年10月，海南思远投资有限公司占有威隆公司的股份变更为100%；2015年1月，经核准威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占100%股份）。思远捕捞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2015年1月之前，股东为思远实业公司（占99%股份）和思远食品公司（占1%股份）；2015年3月20日，股东会作出决议，免去吴振启、郑立钢的董事职务，免去郑立钢的法定代表人职务。2．从海南思远集团的门户网站下载的网页。该网页内容显示：海南思远集团以思远实业公司为依托（载体），其门户网站网页的版权归思远实业公司所有；思远实业公司、思远捕捞公司、思远饲料公司、思远食品公司、威隆公司、中联生物公司等均为海南思远集团旗下公司。3．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的登记信息。该登记信息显示：思远实业公司的股东为郑立钢（占98%股份）和郑雪莲（占2%股份），法定代表人为郑立钢；思远饲料公司、思远食品公司均为思远实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思远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北京中投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40%股份）和郑立钢（占60%股份）。4．从互联网下载的海南日报两篇报道（2012年12月17日的《莺歌海渔民圆梦500吨位大船》、2012年12月24日的《乘势造大船，扬帆闯深海》）。上述报道显示：郑立钢当时以威隆公司的母公司思远实业公司董事长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5．将550万元从被告账户转到第三人账户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该填单显示：办理该笔款项从被告银行卡账户转到第三人账户手续的人是“王彩霞”（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振启在庭上确认，王彩霞是思远实业公司职员）。6．本庭向桂燕羽和郑立钢所做的两份调查笔录。该两份调查笔录证实：桂燕羽当时在思远实业公司担任部门经理，为配合落实“公司＋渔民”的合作模式，他让被告将其银行卡交给他，他又将该卡转交给吴振启；吴振启是思远集团秘书长，思远实业公司为他发工资、交社保。7．威隆公司不服本院（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判决书于2016年5月5日提交的上诉状。该上诉状中有如下表述：“上诉人（威隆公司）和思远捕捞公司共同为被上诉人（王骏马）处理临高华威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借款550万元事宜。”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庭认为，根据以上七份（组）证据，结合被告的证据1和证据2，以及当事人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第三人、思远捕捞公司均与思远实业公司在人事上、财务上存在关联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思远实业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控制。据此足以认定，原告、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被告为证明基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本案所涉550万元已经偿还或者进行内部账务处理，提供第二组证据，包括：《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收据，（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案件的起诉状、答辩状、两次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申请法院调取的两家银行的对账单（即“证据1”）。原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55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偿还或者已经通过账目冲抵等方式予以解决。本庭认为，在(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案件庭审中，吴振启既不是当事人（或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证人，其主动对该案被告威隆公司的陈述进行佐证并回答审判长提问，仅可作为心证的参考。该案被告的陈述、吴振启的说法，其表达的意思并不明确和一致，“现在这一笔钱还没还，还挂着”、“所以内部消化了，目前是挂着”与“550万和800万都还清了”，这些表述本身就存在矛盾。银行对账单并未显示该550万元已通过现金支付或者账目冲抵予以清偿。因此，被告提供(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一案的庭审笔录及其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对账单，并不能证明本案所涉550万元已经实际偿还或者已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作内部账目冲抵处理。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依职权调取证据并听取当事人意见，以及法庭调查情况，查明案件事实如下：2014年期间，思远实业公司、思远捕捞公司、思远饲料公司、思远食品公司、威隆公司（第三人）、中联生物公司等，均为海南思远集团旗下公司。思远捕捞公司为实施其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指标，推行“公司＋渔民”合作模式，以获得相关政策补贴和扶持。2014年2月21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约定被告委托第三人建造捕捞船一艘，船舶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合同总造价1350万元。同日，被告、第三人与思远捕捞公司三方签订《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委托第三人建造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的捕捞船一艘，资金筹集方式分为被告自筹和银行贷款两种；如向银行贷款，思远捕捞公司和第三人同意配合被告完成贷款所需的各项材料及手续；被告应当在造船合同签订后不迟于5日内将造船总价款的40%支付给第三人；船舶建造完工后，其所有权属于思远捕捞公司，但实际购买者及使用者为被告；思远捕捞公司收购被告渔获并销售后，将扣除成本后的剩余所得按思远捕捞公司占40%、被告占60%的比例进行分配。由于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知道被告根本无力支付满足“公司＋渔民”的合作模式及银行贷款要求的550万元自筹资金，因此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自愿为被告负责处理此事。思远实业公司部门经理桂燕羽联系被告，拿到被告的个人银行卡后将其交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振启（同时担任思远捕捞公司董事）。2014年2月24日，思远实业公司职员王彩霞到银行办理将汇入被告账户的550万元转到第三人账户的相关手续。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就550万元款项的借贷事宜进行过协商，也未订立书面或者口头借贷合同，被告并不知道该款由原告提供。同年5月6日，被告作为借款人，中国工商银行洋浦分行作为贷款人，思远捕捞公司作为抵押人（以约定建造的船舶为抵押物），第三人作为保证人，共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次日，该行将800万元造船款发放到被告指定的第三人账户。因《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和《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后来并未履行，王骏马向本院提起前述(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9号一案诉讼，请求解除其与威隆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并判令威隆公司赔偿其损失；威隆公司也表示造船合同应当解除。在该案起诉之前，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已根据《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和《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约定，代被告向银行清偿上述800万元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在该案和本案诉讼中，对于华威合作社通过王骏马账户转到威隆公司账户的550万元，威隆公司均表示由其与思远捕捞公司负责处理。本案第三人和原告在诉讼中均确认该550万元至今尚未实际偿还或者进行账目冲抵。本院认为：原告是基于其与第三人和思远捕捞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为配合第三人、思远捕捞公司与被告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钢质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才将该款项通过被告账户转付给第三人。本案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包含三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个三方债权债务关系中，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就设立借贷关系进行过协商，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合意，也就不存在实质意义的借贷合同关系。因此，对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视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即原告是提供资金的一方，是名义上的出借人；被告是名义上的借款人，并不负有偿还该款的义务；第三人是实际用款人，负有偿还该款的义务。第三人已向本庭确认该款并未实际偿还或者进行账目冲抵处理。为实现案结事了，节省司法资源，法庭向原告释明“其举证未能证明被告负有偿还550万元的合同义务”，原告因此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第三人代为偿还被告借款本金550万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所谓“代为偿还”是基于三方特殊合同关系的一种表述，不应解理为以被告负有偿还义务为前提。由于第三人已确认该款尚未实际清偿，也表示其负有清偿义务，因此，本院对原告请求第三人偿还550万元造船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没有约定使用该款的利息，也未约定偿还期限，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才请求第三人代为偿还该款，所以第三人仅负有偿还该款本金的义务。对原告提出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第三人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550万元造船款偿还给原告临高华威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偿还上述款项，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4661.94元，由第三人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因原告已预付，由第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转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简万成审 判 员 王 媛审 判 员 黄 斯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张孝光书 记 员 苏圣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