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9民终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奋珍，男，汉族，1963年10月27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速波，男，汉族，1961年7月10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李建清，广东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毫南，男，汉族，1966年10月16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诉讼代理人周盛喜，男，汉族，1968年4月2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上诉人杨奋珍、杨速波因与被上诉人周毫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4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11月15日，被告杨奋珍出具一份借条及收据给原告收执。《借条》记载“今借到周毫南先生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正（小写1250000.00元）定于2008年11月15日归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以上借款本公司本人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人：杨奋珍，担保人：杨速波，时间：2008年11月15日。《收据》记载：兹收到周毫南先生交来借款现金人民币壹佰贰拾伍元正。（小写￥1250000.00元正）。借收款人：杨奋珍，时间：2008年11月15日。出具借据当日，担保人杨速波交付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金额为125万元的支票给原告。原告周毫南以被告杨奋珍、杨速波利用票据诈骗其现金125万元人民币为由，于2013年12月9日向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报案，要求该局立案侦查。该局经审查认为周毫南、杨奋珍、杨速波三人属于民事债权债务纠纷，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其中周毫南在报案材料中陈述，因投资需要，由电白三建经理杨速波介绍杨奋珍认识周毫南并向周毫南借款，从2008年7月14日至10月11日，杨奋珍先后五次从周豪南处借款共125万元。2008年11月15日，周毫南要求杨奋珍就之前的125万元借款重新写一张借据，并要求杨速波作为担保人，杨速波以电白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茂名分公司的名义开出一张125万元的建设银行支票作为担保。原告周毫南与周奋雄、李珠强从2009年起至2015年每年都去找被告杨奋珍和杨速波催收欠款。庭审中，被告称这份借据是原告胁迫被告写的，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2、本案的借款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3、担保人杨速波是否需要承担连带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关于本案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称出具借据存在胁迫的情形，但没有报警，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杨奋珍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出具借据给原告收执的意思表示和法律后果。本案《借条》是被告杨奋珍亲笔所写，真实有效，所记载原、被告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清楚，且原告在出具借据后又出具收据，确认已经收到原告的借款125万元及事后被告杨速波交付支票给原告作为担保等事实，都表明本案的借款是真实的。原告在报案材料中所称的2008年11月15日是双方就之前的借款重新出具借条的时间，而不是借款的时间，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对本案的借款实际发生，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的借款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的目的是敦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怠于行使权利法律将赋予其不利的后果。原告自2007年开始直至2015年期间，每年均向被告催收债务，应认定原告采取了合理的方式主张债权，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诉讼时效因而中断，应从2015年中重新计算。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担保人杨速波是否需要承担连带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本案为连带责任保证。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原告与被告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但原、被告双方在《借据》中约定在出具借据当日还款，而保证人杨速波在出具借据当日交付支票给原告兑现用于偿还借款的行为，证实原告已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被告杨速波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原告诉请被告杨速波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对于被告杨奋珍尚欠原告借款125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杨奋珍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显属违约，依法应承担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责任。被告杨速波作为担保人没有履行担保义务，依法应承担连带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杨奋珍偿还借款及要求被告杨速波承担连带偿还本案借款的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双方在《借条》中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若该约定的利息没有超过年利率24%，则利息按双方约定的方式计算；若该约定的利息超过年利率24%，则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奋珍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人民币12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年利率24％，则按年利率24％计算）给原告周毫南。二、被告杨速波对被告杨奋珍的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被告杨奋珍、杨速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04元，由被告杨奋珍、杨速波负担。上诉人杨奋珍、杨速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实际发生错误。理由有：1、周毫南在《民事起诉状》中表述，杨奋珍因需资金周转，向周毫南借款1250000元，由杨速波作为担保人，并立下了《借条》给周毫南收执，并约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杨奋珍同时立下收到1250000元现金的《收据》给周毫南收执。即是说杨奋珍在2008年11月15日收到周毫南的现金1250000元。但在原审庭审中周毫南又称实际借款人是杨速波，杨速波分五次向周毫南借款，分别是2008年7月14日借款300000元、同年8月8日借款80000元、同年8月22日借款280000元、同年9月15日借款240000元、同年10月11日借款350000元，一共借款1250000元。但在2013年12月9日周毫南向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区分局报案控告的材料中，却又把本案借款1250000元的经过陈述为从2008年7月14日至同年10月11日，杨奋珍先后五次从周毫南处借款共1250000元，周毫南的陈述前后严重不一致。事实上本案的《借条》是杨奋珍受到周毫南的胁迫而出具的，1250000元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2、1250000元是一笔巨款，但周毫南只提供了一份写在同一张纸上的《借条》、《收据》为证，没有提供转帐凭证等任何其他证据。在杨奋珍、杨速波否认收到该借款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实际发生明显是偏帮周毫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周毫南还应对借款款项的交付、自已的经济能力、借款款项来源等进行举证，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周毫南的起诉也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如下：1、《借条》确定的还款时间为2008年11月15日，周毫南于2013年12月9日向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区分局报案，2016年5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均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周奋雄和李珠强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周奋雄是周毫南的侄仔，李珠强是周毫南的工人，两人均与周毫南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且周奋雄和李珠强在庭审作证时称他们和周毫南每年都一起去找杨奋珍、杨速波讨债，但每次都没有找到，连电话也打不通，更没有见过杨奋珍、杨速波，即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并没有向杨奋珍、杨速波发出，不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从2009年起至2015年，长达6年的时间，每年都是由周奋雄和李珠强陪周毫南一起去找杨奋珍、杨速波，也不合符客观实际和生活常理。三、原审判决认定杨速波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第三十四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第三十六条“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的规定，周毫南要求杨速波承担保证责任，必须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即2008年11月15日起6个月内要求杨速波承担保证责任，否则杨速波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主债务于2008年11月15日到期后，杨速波直到2013年12月9日才向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区分局报案，2016年5月20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出上述规定的期间。四、原审判决查明杨速波在借款当日出具1250000元的支票作为担保，但是原审判决认定部分却认定1250000元是用于偿还借款，查明的事实与认定的事实不一致，应当撤销。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周毫南的诉讼请求；2、判令周毫南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周毫南答辩称：杨奋珍、杨速波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理由有：1、实际上借款是杨奋珍、杨速波一起使用的，当时是以工程借款的名义向周毫南借款的。杨速波在立《借条》当日出具一张支票，承诺偿还1250000元的借款，立借据的担保责任转移到支付的责任，但是一直没有支付，应该承担支付责任，而不是单一的担保责任。2、周毫南一直有向杨奋珍、杨速波追偿，杨奋珍、杨速波没有偿还，于是在2013才年向公安机关报警。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本案的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2、周毫南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杨速波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关于本案的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的问题。杨奋珍、杨速波对本案的《借条》和《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本案借款的交付问题，周毫南主张本案的借款是分5次出借给杨奋珍，经双方结算后由杨奋珍出具《借条》和《收据》给周毫南收执。而杨奋珍、杨速波则主张本案的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是在周毫南威逼下出具的《借条》和《收据》。但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杨奋珍、杨速波并未能提供证明周毫南威逼其出具本案的《借条》和《收据》的证据，因此，本院对杨奋珍、杨速波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再从本案的《借条》和《收据》的内容来看，杨奋珍确认收到周毫南的借款1250000元，杨奋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出具《借条》和《收据》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且周毫南主张本案的借款是分5次支付也符合常理。因此，可以认定本案的借款周毫南已实际交付给杨奋珍。二、关于周毫南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周毫南自2009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均向杨奋珍、杨速波主张偿还本案的借款，有周奋雄和李珠强出庭作证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诉讼时效因周毫南向杨奋珍、杨速波主张权利而中断，因此，周毫南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杨速波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杨速波与周毫南并未约定保证方式，因此，应当认定杨速波为本案借款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从本案《借条》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08年11月15日，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08年11月15日。而从杨速波在2008年11月15日向周毫南出具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金额为1250000元的支票的事实来看，可以认定周毫南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即向杨速波主张其承担担保责任，但因杨速波出具的支票并不能兑现，因而导致周毫南无法实现债权。因此，本案应自2008年11月15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再根据上述焦点二可知，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同样因周毫南向杨奋珍、杨速波主张权利而中断，因此，周毫南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杨速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204元(上诉人杨奋珍已预交)，由上诉人杨奋珍、杨速波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剑兵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