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822民初2381号
原告：楼伟镁，男，196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职工，住浙江省常山县。
原告：徐静梅，女，196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浙江省常山县，系原告楼伟镁妻子。
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肃良，浙江浙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鲍忠群，男，195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告：占之军，男，196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浙江省常山县。
第三人：鲍玉君，女，196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浙江省常山县，系被告占之军妻子。
两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德法，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剑，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楼伟镁、徐静梅为与被告鲍忠群、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0月1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2016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16）浙0822民初2381号民事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谢祖木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姚振忠、人民陪审员廖端岳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楼伟镁、徐静梅及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被告鲍忠群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德法、赵剑，被告鲍玉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楼伟镁、徐静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鲍忠群、占之军支付苗木款235070.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7年1月10日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楼伟镁、徐静梅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鲍忠群、占之军支付苗木款235070.4元；2、第三人鲍玉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10月，原告与第三人鲍玉君夫妇口头约定合伙培育油茶良种苗，并约定由双方共同投资，共负盈亏。后双方商定由原告楼伟镁与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签订育苗合同，合同约定：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将其2011年度的500000株优良无性系的油茶苗委托给原告培育管理。合同对苗木的培育标准、培育管理的价格、款项的支付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与第三人鲍玉君即着手履行合同。2010年11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鲍玉君共同向常山县××塘底村的童水清租用土地用于培育油茶苗。2011年3月左右，双方又从徐松英（张国良）承包的塘底油茶培育基地转包已建好设施完备的4亩土地用于共同培育油茶苗。期间，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夫妇合伙培育出圃的油茶苗出售给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120925株苗木，苗木款229757.5元。原告以诉讼方式向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催要上述苗木款，并得到两级法院认可。2012年3月，浙江常发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发粮油公司）与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就培育多年生大容器油茶苗进行多次接洽商谈，后商定由常发粮油公司在常山县××镇和尚弄投资油茶育苗基地的基础设施。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从常山县××塘底村（现为久泰弄村）的常山县油茶良种繁育基地调一年生容器苗移至常山县××镇和尚弄，后由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共同培育管理，期限为一年，数量以实际出圃数字为准，单价每株4.8元。因项目包装需要开具发票原因，常发粮油公司与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共同商定借用常山县绿缘苗木场（以下简称绿缘苗木场）、常山县绿友种苗种植场（以下简称绿友种植场）（均由第三人鲍玉君控制）的名义与常发粮油公司签订育苗管理合同，由其开具发票进行结算。合同签订之日，常发粮油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两被告200000元。苗木上盘后，支付80000元。后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将其在常山县××塘底村所培育的部分油茶苗移植到常发粮油公司提供的育苗基地，培育一年后，经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清点确认总数为97946株，苗木款470140.80元，扣除已支付两被告的285000元，常发粮油公司尚有185140.80元未付。2013年初，原告与第三人鲍玉君因合伙产生矛盾，两被告与第三人鲍玉君又是亲属关系，两被告拒不向原告支付从常发粮油公司收取的苗木款。2014年5月，两被告以常发粮油公司未支付剩余苗木款为由向贵院提起诉讼，因两被告及第三人鲍玉君隐瞒油茶苗系由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共同培育的事实，贵院作出（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调解书。常发粮油公司已按照调解书内容向两被告支付剩余苗木款185140.80元。综上所述，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借用两被告苗木场的名义与常发粮油公司签订油茶苗管理合同，原告与第三人鲍玉君合伙在常发粮油公司的育苗基地所培育的油茶苗应属原告与第三人鲍玉君共同所有，两被告收取的苗木款应支付原告一半。两被告拒不支付原告所得的苗木款，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被告鲍忠群辩称，两原告并未借用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名义与常发粮油公司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主体为绿缘苗木场经营者鲍忠群，故不存在借用的问题，两原告的陈述不符合事实。假如原告所陈述是事实，2013年初两被告拒不向原告支付苗木款，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占之军辩称，同意被告鲍忠群的意见。《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抬头载明的绿友种植场并未在合同中盖章，经营者占之军也未签名，合同履行的主体系绿缘苗木场的鲍忠群。原告的陈述无事实依据。
第三人鲍玉君辩称，同意两被告的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的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2014）衢常商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衢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2015）衢常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8民终32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鲍玉君夫妇与原告合伙育苗基地现场照片25张，杜红亮、陈新亮调查笔录各一份，合伙田块分割清单一份，王小雅、祝小英工资发放清单两份，户名为“孙菲”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一份，拟证明原告楼伟镁、徐静梅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在常山县××塘底村合伙培育油茶苗的事实；被告鲍忠群、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中所涉油茶苗并不是来源于常山县××塘底村。该组证据中所涉判决错误，其正在对所涉案件进行申诉，故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5张照片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所涉苗木来源于照片中所载明的场所。杜红亮、陈新亮的笔录真实性有异议，相反杜红亮的笔录能够证明鲍玉君夫妇所培育的苗木，一部分是其自己的，一部分是与楼伟镁夫妇合伙培育。被告占之军、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鲍忠群一致。对王小雅、祝小英工资发放清单，被告鲍忠群、占之军质证认为，油茶苗培育过程中工人工资系由鲍忠群支付，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绿友种植场、占之军与徐静梅是有合作关系，但不是本案所涉的油茶苗。对原告所说发放工资的事实有异议。对户名为“孙菲”的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被告鲍忠群、占之军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培育油茶苗购买网袋的时间应为4月份，而不应是9月份。其能提供证据证明购买网袋的款项是其支付，原告支付与事实不符。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购买网袋从而赚取差价，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经审核，该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被上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故该组证据能够证明2010年下半年开始，楼伟镁、徐静梅与占之军、鲍玉君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各半出资，共同在常山县××塘底村培育油茶苗木的事实；
2、《油茶良种苗木繁育基地承包协议》一份，拟证明原告楼伟镁、徐静梅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在常山县××塘底村合伙培育油茶苗所使用土地的来源；被告鲍忠群、占之军、鲍玉君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涉案油茶苗与上述协议及土地无任何关系。经审核，本院认为，结合（2015）衢常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能够证明原告楼伟镁、徐静梅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在常山县××塘底村徐松英承包的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的部分土地上合伙培育油茶苗的事实；
3、《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一份，常发粮油公司出具的《关于与常山县绿缘苗木场、常山县绿友种苗种植场签订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说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以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的名义与常发粮油公司签订育苗合同，涉案油茶苗系原告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共同培育管理；被告鲍忠群、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合同抬头处虽然有“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字样，但落款仅有绿缘苗木场的签章，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为常发粮油公司与绿缘苗木场。绿缘苗木场也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常发粮油公司出具的说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其内容也不真实。合同当事人若发生变更，应经过一定程序，常发粮油公司单方出具的说明未经绿缘苗木场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宁家君对双方之间的事情根本不了解，其若想证明相关事实，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经审核，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2及祝洪刚、宁家君的调查笔录，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以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的名义与常发粮油公司签订育苗合同，涉案油茶苗系原告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共同培育管理的事实；
4、（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明被告鲍忠群、占之军向原告隐瞒其起诉常发粮油公司，并与常发粮油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被告鲍忠群、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常发粮油公司与被告鲍忠群系《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签订方，与原告及第三人鲍玉君无关。经审核，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被告鲍忠群、占之军以常发粮油公司未支付苗木款185140.80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同年5月28日被告鲍忠群、占之军与常发粮油公司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常发粮油公司支付被告鲍忠群、占之军苗木款185140.80元，定于2014年10月底前支付90000元，余额在同年12月底前支付完毕；若常发粮油公司逾期未支付，原告有权就未履行部分申请强制执行；
5、证人张某证言，主要内容：其系常发粮油公司驾驶员，其曾驾驶车辆将常山县××塘底村的油茶苗运输到常发粮油公司的育苗基地—常山县××镇和尚弄，当时原告徐静梅与第三人鲍玉君都在现场，并由他们帮公司雇佣搬运工。油茶苗运到常发粮油公司育苗基地后，原告徐静梅与第三人鲍玉君一起辅导其公司培育油茶苗。其听宁家君说，原告徐静梅与第三人鲍玉君系合伙关系。原告对上述证言无异议。被告鲍忠群、占之军质证认为，一方面，证人张某对运输油茶苗的细节并不清楚，比如运了几车、一车装多少株油茶苗等，说明其并没有将常山县××塘底村的油茶苗运输到常发粮油公司的育苗基地。另一方面，根据绿缘苗木场与常发粮油公司签订的《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约定，绿缘苗木场负责将油茶苗运到常发粮油公司的育苗基地，而不是常发粮油公司自己运输，故对证人张某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其并不否认证人张某运过油茶苗，但其所运输的油茶苗并不是涉案油茶苗。经审核，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2，祝洪刚、宁家君的调查笔录，能够证明常发粮油公司曾到常山县辉埠镇××镁、××、××、鲍玉君的育苗基地购买油茶苗的事实。
对被告鲍忠群、占之军提供的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户名为“孙菲”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一份，绿缘苗木场与陈国水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复印件一份，吴某出具的《领条》一份，2012年绿缘苗木场工资表八份，祝小英出具的《领条》两份，祝小英出具的《证明》一份，客户名称为“绿缘苗木场”对公活期存款账户明细账一份，《收据》复印件一份，宁家君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明涉案油茶苗系被告鲍忠群个人培育管理，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原告质证认为，户名为“孙菲”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与本案无关。绿缘苗木场与陈国水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常山县××塘底村培育油茶苗的土地系从徐松英处转包。2012年绿缘苗木场工资表无异议，但是其垫付了500元，也能够证明被告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与原告合伙的事实。吴某、祝小英出具《领条》、《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客户名称为“绿缘苗木场”对公活期存款账户明细账无异议。《收据》复印件与本案无关。宁家君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并不是宁家君的笔记，真实性有异议。（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调解书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鲍玉君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对2012年绿缘苗木场工资表、客户名称为“绿缘苗木场”对公活期存款账户明细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2，祝洪刚、宁家君的调查笔录、双方当事人陈述及（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能够证明楼伟镁、徐静梅与占之军、鲍玉君共同履行《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中相关义务，且苗木款系由鲍忠群、占之军收取的事实。被告鲍忠群、占之军提供的其他证据其证明力尚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以确认。
2、证人吴某的证言，主要内容：其职业系用机动车拉泥沙，有时也拉一些做工的人。其曾经在常发粮油公司的基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工资是有基地的队长（音）李家仁发放，其听李家仁讲，其是为鲍忠群工作。其认识鲍玉君、鲍忠群，但不认识原告夫妇。原告质证认为，吴某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鲍忠群、占之军、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吴某系由被告鲍忠群雇佣运输常发粮油公司油茶苗培育基地的泥沙，其陈述不认识原告符合客观事实，对该证言无异议。经审核,本院认为，证人吴某的证言中只是听说“是为鲍忠群工作”，其并未与被告鲍忠群直接发生关系，故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为查明事实，依职权向祝洪刚、宁家君制作如下调查笔录：
1、祝洪刚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其系常发粮油公司总经理。2012年3月，其代表常发粮油公司与绿缘苗木场签订《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但实际做事情是楼伟镁、徐静梅、鲍玉君一起做；其公司的油茶苗培育基地位于常山县××镇和尚弄，具体负责人为宁家君，购买油茶苗的相关事项由其来负责，其也是常山县××镇和尚弄油茶苗培育基地的负责人，基地油茶苗的培育管理是徐静梅、鲍玉君一起在做；其表示，对常发粮油公司出具的《关于与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签订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说明》所记载的内容认可；其公司已经履行了（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内容。
2、宁家君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其系常发粮油公司常山县××镇和尚弄油茶苗培育基地的负责人；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的所长王金生带领其看过两块地的油茶苗，一块地由张国良培育的，一块地由楼伟镁、鲍玉君培育，因为楼伟镁他们培育的油茶苗比较好，最后其公司选择购买楼伟镁他们培育的油茶苗。其公司派车到楼伟镁他们的地里运苗，当时徐静梅负责清点；在育苗过程中，楼伟镁、徐静梅、鲍玉君一起做，其帮他们雇佣工人。育苗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由楼伟镁负责。在育苗后期，徐静梅来的比较多，给油茶苗施肥、浇水。
对上述两份调查笔录原告无异议，被告鲍忠群、占之军质证认为，祝洪刚、宁家君的陈述不是事实，《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系鲍忠群签订，并不是常发粮油公司所说的“借用”绿缘苗木场的名义签订。油茶苗的培育管理工作一直由被告鲍忠群负责，并不是笔录中所称的由楼伟镁、鲍玉君共同管理。2014年，被告鲍忠群起诉常发粮油公司，虽然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但常发粮油公司对其有意见，祝洪刚、宁家君的陈述是对其报复。如果两人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为何在（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案件中，未将相关情况予以说明。故祝洪刚、宁家君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不具有证明效力。第三人鲍玉君质证认为，祝洪刚、宁家君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其几乎每个双休日都陪被告鲍忠群去基地，故该两份调查笔录不应被采信。经审查，本院认为，祝洪刚系常发粮油公司的总经理，并直接参与《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签订，宁家君系常发粮油公司常山县××镇和尚弄油茶苗培育基地的负责人，且宁家君在对基地的相关情况比较了解，也参与了上述合同内容的洽谈过程，结合常发粮油公司出具《关于与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签订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说明》、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相关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述调查笔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核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4月8日，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将其享有的位于常山县××塘底村的油茶良种繁育基地60亩的土地使用权转包给徐松英。2010年下半年开始，楼伟镁、徐静梅与占之军、鲍玉君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各半投资，共同在常山县××塘底村培育油茶苗。2011年3月，徐松英将60亩土地中的5亩转包给占之军用于培育油茶苗。楼伟镁、徐静梅与占之军、鲍玉君利用上述转包的土地合伙培育油茶苗。2012年3月左右，常发粮油公司到楼伟镁、徐静梅、占之军、鲍玉君位于常山县××塘底村的油茶苗培育基地购买油茶苗，并于同年3月22日以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的名义与常发粮油公司签订《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双方约定：培育苗木数量为70000株左右，具体以实际上盘数量为准；每株定价为4.8元，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常发粮油公司支付200000元，苗木上盘后再支付80000元，作为苗木培育管理费用，余款于2013年3月底前支付。合同所有款项均为不含税的款项，全额开具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油茶树发票等内容。常发粮油公司总经理祝洪刚在合同落款处签名，并加盖常发粮油公司印章。合同落款“绿缘苗木场”处加盖绿缘苗木场印章，“鲍忠群”系鲍玉君代写。合同签订后，楼伟镁、徐静梅、占之军、鲍玉君履行了合同相关义务，并经清点油茶苗上盘数量为97946株，苗木款为470140.80元。2014年，鲍忠群、占之军以常发粮油公司未支付苗木款185140.80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同年5月28日，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常发粮油公司支付被告鲍忠群、占之军苗木款185140.80元，定于2014年10月底前支付90000元，余额在同年12月底前支付完毕；若常发粮油公司逾期未支付，原告有权就未履行部分申请强制执行。
另查明，常发粮油公司所欠苗木款470140.80元已支付给鲍忠群、占之军。楼伟镁与徐静梅系夫妻关系，占之军与鲍玉君系夫妻关系。徐静梅与鲍玉君系同学关系。鲍忠群系鲍玉君哥哥。占之军为个体工商户，其字号为绿友种植场。鲍忠群系个体工商户，其字号为绿缘苗木场。楼伟镁系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在编职工。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鲍忠群、占之军是否应将常发粮油公司所付苗木款470140.80元中的235070.4元支付给楼伟镁、徐静梅；鲍玉君是否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楼伟镁、徐静梅与占之军、鲍玉君合伙在常山县××塘底村培育油茶苗的事实由本院已经生效的（2015）衢常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结合与常发粮油公司祝洪刚、宁家君的调查笔录及常发粮油公司出具的《关于与绿缘苗木场、绿友种植场签订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说明》，《油茶苗培育管理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应为楼伟镁、徐静梅、占之军、鲍玉君。因常发粮油公司已将470140.80元的苗木款支付给鲍忠群、占之军，故楼伟镁、徐静梅要求两被告支付235070.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鲍玉君虽也是上述合同的履行主体，但根据（2014）衢常商初字第275号民事调解书记载的内容其并未收到上述款项，故楼伟镁、徐静梅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鲍忠群、占之军支付原告楼伟镁、徐静梅苗木款235070.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楼伟镁、徐静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鲍忠群、占之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8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鲍忠群、占之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祖木
审 判 员 姚振忠
人民陪审员 廖端岳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宁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