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07民终7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胥林勋，男，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訾宏红，内蒙古法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秋，女，汉族，刘玉秋土特产收购部经营者，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青，内蒙古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德，男，满族，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
上诉人胥林勋因与被上诉人刘玉秋、张金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7）内0783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胥林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訾宏红、被上诉人刘玉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青、被上诉人张金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胥林勋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胥林勋不承担给付义务，由张金德承担给付义务；3.上诉费用由刘玉秋、张金德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表现在：1.一审法院因张金德自愿为刘玉秋出具《欠条》，又因张金德自愿多次还款，即视为张金德与胥林勋是共同购买人从而判决由胥林勋和张金德承担给付义务。胥林勋所有的蘑菇款都是付给张金德，庭审时胥林勋已经出示打款明细，每年只收张金德的蘑菇，认准的人是张金德，至于张金德和刘玉秋的关系，胥林勋是不清楚的，2015年的蘑菇款在当年已经付清。2.刘玉秋提供《欠条》数额是268000元，欠款人署名张金德，胥林勋是证明人。刘玉秋预证实是胥林勋强迫张金德书写，硬性留置给刘玉秋的，证实与胥林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金德是担保人。一审法院认定此份证据。《欠条》是2017年8月29日形成的，刘玉秋诉争的合同关系形成于2015年，欠条上明确写着欠款人和证明人，不难看出本案货款给付义务人是欠款人张金德，并非胥林勋。刘玉秋与胥林勋的微信聊天截图印证了胥林勋与刘玉秋没有买卖合同拖欠货物尾款的法律纠纷。张金德在2017年9月13日以欠款人的名义还款，刘玉秋出具《收条》，再次印证张金德是有独立还款义务的欠款人，正因为刘玉秋才在欠款中将刘玉秋欠张金德17000元的包装箱钱、微信转账的钱予以冲抵欠款。3．第二次庭审时证人何某证明当时装货物的老板叫胥明东，并没有陈述是胥林勋，一审法院认定其陈述是胥林勋，明显是在偏袒刘玉秋。4．一审判决含糊不清，关于利息方面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刘玉秋诉请胥林勋、张金德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令胥林勋、张金德给付刘玉秋借款248000元，是按份给付还是连带给付不得而知。（2）刘玉秋并没有出示过经济损失的证据和也没有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决支付刘玉秋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玉秋诉求主张张金德、胥林勋给付387440元，产生诉讼费3555.8元，一审法院判决给付305615元，由张金德全额承担3555.8元诉讼费，违反了《人民法院诉讼费收取办法》第二十九条按比例收费原则。三、刘玉秋的诉讼如其陈述是利用刑事手段、政府干预的方式完成，其审判活动及审理结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凭胥林勋以证明人身份签字的欠条、刘玉秋的陈述和不具有排他性的证据就推断胥林勋与刘玉秋存在独立的买卖，在刑事卷宗里本案张金德陈述与刘玉秋是合伙关系共同将蘑菇出售给胥林勋，但一审法院却认定胥林勋与张金德是合伙关系，事实的认定和推理错误，导致此案判决多处出现错误，严重侵犯了胥林勋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胥林勋的上诉请求。
刘玉秋辩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玉秋与胥林勋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一审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刘玉秋和胥林勋。一、公安机关对刘玉秋、胥林勋、张金德的询问笔录及刘玉秋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均证实胥林勋在购买刘玉秋蘑菇时亲自到刘玉秋位于萨马街的蘑菇存放地点查看货物的质量、确定价格，装运时也在现场，从胥林勋亲自参加与刘玉秋进行买卖蘑菇的整个交易过程上看，胥林勋就是刘玉秋出售蘑菇的买受人。二、刘玉秋提供的证人证实在胥林勋收购刘玉秋蘑菇时向刘玉秋索要银行卡的账号，准备向刘玉秋支付蘑菇款。刘玉秋与胥林勋、张金德在公安局做的笔录也清晰记载着货款290000元。三、刘玉秋提供2016年11月23日9：36时-9：38时电话录音证据，能够证实：刘玉秋向胥林勋索要蘑菇款，胥林勋直接承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称蘑菇没有卖出去，所以没有及时给付刘玉秋蘑菇款。四、胥林勋与张金德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本案的庭审陈述均能够直接证实。五、胥林勋主张是从张金德处购买的蘑菇，而张金德出售的蘑菇是从刘玉秋处购买的，不符合常理。从价款上看，按照胥林勋的主张，张金德给刘玉秋出具蘑菇款的价款和胥林勋应当付给张金德的价款是一样的，张金德没有从中获利，而按照胥林勋主张的交易过程，张金德购买后立即出售给胥林勋，期间并没有存在张金德手中，出现不好销售的情况。六、庭审时胥林勋说已经在2015年将蘑菇款在银行转账给张金德了，胥林勋这种说法与本案所出示的证据相矛盾，刘玉秋提供的2016年11月23日9：36时-9：38时的电话录音证据能证实在2016年11月23日，胥林勋称蘑菇还没有卖出去，还没有给刘玉秋蘑菇款，怎么可能在2015年就给付了蘑菇款，所以胥林勋主张给张金德蘑菇款事实根本不存在。七、胥林勋和张金德恶意串通损害刘玉秋利益的民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的规定无效。第一次庭审刘玉秋出示的欠款原件，刘玉秋意图证明欠蘑菇款的数额。欠条是胥林勋与张金德恶意串通后，由张金德给刘玉秋出具欠条，刘玉秋根本没有接受，在胥林勋离开时刘玉秋跟随胥林勋要求其偿还货款，双方发生争执，胥林勋向公安机关报案才得以脱身。关于胥林勋在刘玉秋起诉后还给刘玉秋的20000元现金，是胥林勋让张金德偿还给刘玉秋的，当时收条是张金德书写的，因刘玉秋急需资金，刘玉秋如果不签字根本拿不到这笔钱。八、本案不存在债务由胥林勋转移到张金德的事实情况。刘玉秋和胥林勋、张金德没有协商过债务转移的经过，胥林勋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也没有以主张债务转移这一抗辩事由。综上所述，请法院调查事实真相，维护刘玉秋的合法权益，依法判决。
张金德辩称，不认可胥林勋的上诉观点，一审判决正确。
刘玉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胥林勋给付购买刘玉秋速冻蘑菇款290000元，利息97440元，合计387440元；2.张金德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胥林勋、张金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末，张金德、胥林勋在刘玉秋处购买速冻蘑菇，总货款为290000元，蘑菇装车后，胥林勋抄写了刘玉秋的银行卡号，承诺当天下午从银行转账将货款支付给刘玉秋，后胥林勋不但当天下午未付货款，在拉走货物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刘玉秋多次向二被告索要，张金德在扣除刘玉秋欠其包装物款后，又用微信支付给刘玉秋5000元。余款经刘玉秋多次向二被告索要，二被告于2017年8月29日为刘玉秋出具欠条一份，欠款额为268000元，欠条上签署的欠款人为张金德，胥林勋签署的是证明人。刘玉秋持该欠条向扎兰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后刘玉秋又诉至该院，刘玉秋起诉后，张金德又以胥林勋的名义支付给刘玉秋20000元，二被告尚欠刘玉秋购蘑菇款24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胥林勋与刘玉秋之间的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张金德自愿为刘玉秋出具欠据，应视为二被告系货物的共同购买人，二被告应及时支付货款。二被告在将货物装车后就抄写了刘玉秋的银行卡号，并承诺当天下午就以转账的形式将货款支付给原告，而实际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刘玉秋的多次索要，被告只给付小部分货款，二被告构成违约，由于二被告未及时给付刘玉秋货款，势必给刘玉秋的经济周转造成影响，二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刘玉秋的经济收入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故二被告应向刘玉秋支付合理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应以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即月0.75%为宜。利息数额计算为57615元（268000元×0.75%×24.5个月+248000元×0.75%×4.5个月）。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胥林勋、张金德给付原告刘玉秋还款248000元，支付利息57615元，合计3056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555.8元，由被告胥林勋、张金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胥林勋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2017年9月19日胥林勋代理人给张金德做的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张金德自述欠刘玉秋蘑菇款，与胥林勋没有任何关系，也证实张金德当时和胥林勋陈述涉案的这批蘑菇是与刘玉秋合伙收购的蘑菇，该份询问笔录与张金德一审提交的事实经过不符，也与张金德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不符，应当以公安机关及二审提交的陈述笔录为准，从而证实本案张金德应当独立给付刘玉秋的蘑菇款。刘玉秋质证称，因为制作笔录的律师是胥林勋的委托代理人，由于制作笔录的人员和胥林勋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律师所做的笔录只能是律师作为了解案件事实的一个情况的参考。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据上看张金德自始至终承认是从刘玉秋处购买的蘑菇，张金德并没有认可蘑菇是张金德从刘玉秋处收购后又卖给胥林勋。张金德质证称，真实性认可，笔录是给张金德做的，是张金德签字捺印的，说的是第一批蘑菇款，胥林勋代理人说的跟我说的是两回事，第二次拉蘑菇是他们二人直接谈的，第一次的钱是经过张金德手付款的。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新证据，该组证据是在一审期间形成，该证据涉及双方争议的事实，胥林勋在一审举证期内就应当提交，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对于该组证据的内容张金德称记录的与其陈述的不一致，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胥林勋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以采纳。
第二组证据是冷某书面证人证言一份（微信截图照片彩色打印件），证明2015年8月份与胥林勋、张金德一起在扎兰屯收购蘑菇，收购的货都卖给胥林勋，张金德自己的货也只卖给胥林勋，结款与胥林勋单独结账，证人现在在种植药材不能参加庭审，可以认证胥林勋在扎兰屯只收购张金德的蘑菇，以至于张金德在别人处收购的还是与其他人合伙的胥林勋不问，涉案两次收蘑菇过程都是张金德带领胥林勋去的，也是张金德经手的，货款也是打给张金德的。刘玉秋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首先说真实性是不是证人本人签字和捺印证实不了，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询。那么这个书面证据没有接受质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那么从内容上看，证人只是说胥林勋买过张金德的蘑菇并没有排除没买过其他人的蘑菇，那么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张金德质证称，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冷某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并非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的规定，证据应当提供原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冷某应当到庭接受质询，胥林勋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刘玉秋、张金德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胥林勋是否应当承担涉案欠付货款及利息的给付义务。
首先，胥林勋与张金德自2010年开始买卖蘑菇的经济往来，胥林勋主张通过转账支付张金德的400000元系涉案欠付货款，刘玉秋认可其中180000元是通过张金德转交的第一次交易蘑菇的货款，张金德认可并认为剩余款项是胥林勋提前支付的蘑菇干片款和腌渍蘑菇款，这与胥林勋在公安机关2017年9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因为我给张金德打款不只是刘玉秋的货款，还有张金德同别人合伙卖给我的蘑菇款，我俩之间打款的次数很多””收干片和腌渍的货时提前给过他钱”相一致。在公安机关2017年9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胥林勋陈述第二车蘑菇款如何交付的记不清了，在2017年9月13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胥林勋称第二车蘑菇款是在”扎兰屯市农行门口，我取完钱直接交给张金德的”，而在本案中胥林勋又主张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张金德的，对于胥林勋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形其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其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胥林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关于支付张金德的400000元款项包含涉案欠付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根据胥林勋在2017年9月1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同张金德谈价格、质量及付款方式时刘玉秋在场及2017年9月13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在装刘玉秋第二车速冻蘑菇的时候张金德让我记下的刘玉秋账号””当时我问张金德这第二车蘑菇款打给谁，张金德跟我说：你直接把蘑菇款打给刘玉秋吧。隔了一两天，张金德给我打电话说：我和刘玉秋是合伙的，你把刘玉秋的速冻蘑菇款打给我就行了”，胥林勋明知蘑菇的出卖人是刘玉秋，并在其店内监督装车，商量蘑菇价格及质量均有刘玉秋在场，在抄写刘玉秋的账号同意直接支付刘玉秋货款的情形下，与张金德单独商议将货款支付给张金德并未获得出卖人刘玉秋的同意，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刘玉秋与张金德之间系合伙关系或张金德系受到刘玉秋的委托收取货款，胥林勋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张金德的行为无效。最后，根据《欠条》、胥林勋、张金德、刘玉秋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和在法院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胥林勋通过张金德的介绍从刘玉秋处购买速冻蘑菇，胥林勋现场查看货物后同意购买并监督装车，刘玉秋与胥林勋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并生效，刘玉秋已经按照合同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胥林勋亦应当按时足额的支付刘玉秋货款。根据胥林勋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双方口头约定蘑菇款应当是装完车之后就支付，但在拉走货物后胥林勋未按时支付货款，胥林勋主张已经将货款支付给了张金德，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支持其受到了刘玉秋的指示或者经过其同意，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已将涉案货款交付张金德，因此，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胥林勋应当支付欠付刘玉秋的货款及利息，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胥林勋关于一审法院违反了《人民法院诉讼费交纳办法》的主张，根据该办法第四十三条”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的规定，胥林勋可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诉讼费用的分担向一审法院提出复核，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胥林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84.22元，由上诉人胥林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富宇
审判员 申玉芹
审判员 阿 润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岩松
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人民法院诉讼费交纳办法》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
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