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2行终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民，男，1970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江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公安局，住所地江阴市澄江中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韩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荣，该局法制大队科员。
委托代理人龚雨宸，该局法制大队科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阴市澄江中路9号。
法定代表人蔡叶明，市长。
委托代理人顾志强，市政府法制办副科长。
原审第三人黄惠芳，女，1954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
上诉人吴建民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江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原审第三人黄惠芳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0281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吴建民的父亲与黄惠芳的丈夫系兄弟关系。2016年2月13日下午，黄惠芳与吴建民的母亲因黄惠芳家房客倒水的事情发生争吵。2月14日上午9时许，吴建民开车经过江阴市青阳镇桐岐村湾里10号（下称湾里10号）门口时遇到黄惠芳，向黄惠芳询问前一天与其母亲争吵的事情，后双方发生争执。黄惠芳当天向青阳派出所报案，称其被吴建民殴打。同日，青阳派出所对黄惠芳进行了询问调查。黄惠芳于当天到江阴市青阳医院住院治疗，于2月18日出院，经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头部外伤。
2016年2月14日，青阳派出所对吴建民进行了询问调查。吴建民陈述：他并没有殴打黄惠芳，只是推了黄惠芳一把，他与黄惠芳争吵时应该有村上人看见的，具体是谁不清楚。同日，青阳派出所受理了该案。
2016年2月19日，青阳派出所对村民钦敏柯进行询问调查，钦敏柯陈述：事发当天，他在他家（湾里12号）水泥场上看见黄惠芳与吴建民在湾里10号黄惠中家门口的水泥场上，吴建民用右手朝黄惠芳的头部打了两下，打的不重，黄惠芳则用手挡的，到底有无打到黄惠芳的头部他没看清楚，吴建民打完就走到自己车里离开了。2月21日，青阳派出所对村民张某进行询问调查，张某称：其从青阳镇桐岐村吴家场16号家里出来到桐岐街上去，经过湾里时看见一辆车从吴家场由西向东出来，黄惠芳由东向西手里拎着菜从桐岐街上向吴家场方向走，开车的男子从车里走下来走到黄惠芳身边，他当时距离他们50米左右，他们说什么没听清楚，他看见开车的男子用左手一把揪住黄惠芳胸口，并用右手对黄惠芳脸部打了两记，黄惠芳没有还手，那男子打完后就上车离开了。
2016年3月1日，青阳派出所传唤吴建民到青阳派出所，再次进行询问调查，吴建民将事情发生经过又进行了陈述，称当天双方发生争吵，黄惠芳上来对他拳打脚踢，他只是用手把黄惠芳推开，后怕她再上来，他挥起右手作出要打她的样子，但他并没有打她。
2016年3月2日，市公安局对吴建民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吴建民不认可其打黄惠芳头部两下，只认可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并提出要求委托律师辩解。市公安局对吴建民上述抗辩意见进行复核，认为现有证据可认定吴建民有殴打他人的行为，吴建民所称的委托律师辩解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同日，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吴建民打了黄惠芳头部两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吴建民罚款200元。吴建民按处罚决定缴纳了罚款。4月18日，吴建民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4月19日予以受理后，依法向吴建民发出了受理通知书，并向市公安局发出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市公安局按规定向市政府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相应证据材料。5月14日，吴建民通过申通快递向市政府邮寄听证申请书，从吴建民提交的邮件详情单显示，收件人注明为江阴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中心负责人，吴建民提交的市政府门卫的快件登记本上显示，申通快递将该信件送至市政府门卫，但取件人签名处为空白。6月3日，市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将该决定依法予以了送达。
另查明：黄惠芳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其被吴建民殴打致伤，要求赔偿损失。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对该案予以立案受理，于6月17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对吴建民在争吵过程中殴打了黄惠芳头部，导致黄惠芳受伤住院的事实予以了认定，并判决吴建民赔偿相应损失。吴建民不服，向无锡中院提起了上诉。在该民事案件审理期间，吴建民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8月11日张某签名的证明材料，黄惠芳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8日张某签名的证明材料。本案中，吴建民、黄惠芳也将上述张某签名的证明材料作为其证据材料提交给原审法院。
上述三份证明材料内容均非张某本人书写，张某只是在口述人、口述证明人处签名，4月21日证明材料内容中称没看到吴建民打黄惠芳，当时他在50多米外，他在青阳派出所笔录里所讲的是因为黄惠芳的讲述与他当时远处看到的情景结合起来的；7月8日证明材料中称上述4月21日证明材料内容吴建民没有读给他听，他也没文化不识字，且是吴建民威胁他签名的；8月11日证明材料中称他是事后经过现场的，对于吴建民与黄惠芳吵架的情况不知情，全是听他们讲的，是黄惠芳陪他去派出所作证，在路上教他到派出所怎么讲，因为他当时不认识吴建民，以为是外地人，况且黄惠芳老公与他是多年同事，故帮黄惠芳做了伪证。上述民事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张某作为吴建民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庭审中，黄惠芳问张某，去青阳派出所作证时其有无威胁过他，有无教过他如何说，张某明确回答“没有”；吴建民问张某有无威胁他，张某称没有受到吴建民及其家人威胁。张某就证明材料及证词内容前后不一，未作合理解释。无锡中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吴建民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因张某在二审中的证词与其第一次在青阳派出所的陈述明显不一，在该案一、二审期间多次为双方当事人出具内容明显矛盾的证明材料，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对张某反复后的证词未予采信，并根据双方发生纠纷及黄惠芳受伤的时间，对黄惠芳被吴建民殴打致伤的事实予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市公安局具有对其本辖区内治安管理的法定职责。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张某、钦敏柯在青阳派出所询问调查时的陈述相互印证，结合吴建民、黄惠芳在青阳派出所询问调查时的相关陈述及黄惠芳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可认定吴建民与黄惠芳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后吴建民殴打了黄惠芳头部这一事实的存在。因吴建民与黄惠芳系亲戚，是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继而发生的殴打行为，情节较轻，市公安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吴建民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张某在2016年2月21日青阳派出所对其询问调查后，先后于4月21日、7月8日、8月11日出具了三份证明材料，其证词前后反复，内容明显矛盾，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反复后的证词不予采信。关于吴建民称市公安局向其出示处罚通知书或处罚告知笔录同时即向其出示处罚决定，无相应依据，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市公安局进行立案调查核实后，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吴建民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关于吴建民提出的其申请听证，市政府未进行听证，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据此，复议机关在复议期间是否进行听证，不是必经程序，复议机关可以自行根据具体案情酌定。本案中，吴建民主张其通过申通快递向市政府邮寄了听证申请，其向法院提交的邮件详情
单、市政府门卫快件登记及查询单等证据可予以证明，对吴建民该主张予以采信，但吴建民以市政府收到其听证申请未进行听证为由主张市政府复议程序违法并无相应法律依据。市政府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按规定予以受理，并通知市公安局进行答复，经过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予以送达，其复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幅度适当。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吴建民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吴建民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吴建民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上诉人从来没有认可殴打过第三人黄惠芳；其次，一审法院对其依职权调查的证人证言视而不见；第三，在直接证人张某、钦敏柯均陈述未看见其打人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却以第三人的单方陈述认定其殴打了第三人的头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一审法院在采信上诉人的主张的同时，对于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及上诉人申请听证程序的合法性，以非必经程序为由予以否定，显失公平、公正。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吴建民称市公安局向其出示处罚通知书或处罚告知笔录同时即向其出示处罚决定，无相应依据，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行政机关对于其作出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却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显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答辩称：1、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自述当天因纠纷与黄惠芳有肢体接触，一审判决在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基础上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符合事物认知的一般逻辑，也是公安机关、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惯常途径；合议庭对矛盾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如前所述，一审法院是在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认定的案件事实，而非仅以第三人单方陈述认定事实。2、市政府在一审时对听证情况作了说明，且听证非复议的必经程序，复议过程符合法律规定。3、市公安局已按《行政诉讼法》规定举证，证明其局作出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其中，在对上诉人作出处罚前依法告知其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其当即提出陈述和申辩，其局遂进行复核后才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给上诉人。为此，其局提交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复核笔录予以证明上述过程。可见，其局已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提出的异议应由其自身举证证明。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市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黄惠芳未作答辩。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民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原审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公安局对原审原告作出了处罚，市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市公安局的处罚决定。
第二组：2016年5月13日听证申请书、邮寄凭证及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市政府受理原审原告复议申请后，原审原告通过申通快递向市政府提交了听证申请，市政府没有进行听证，程序违法。
第三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4月21日、8月11日，口述人为张某的证明材料，证明市公安局提到的证人张某当时并不在现场，张某在青阳派出所作证言是虚假的，原审原告并没有殴打第三人。
第四组：原审原告从网上打印的查询单及其从市政府门卫复印的2016年5月1日至6月23日快件登记本（第一次庭审后补交），进一步证明原审原告于2016年5月14日通过申通快递向市政府邮寄了听证申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市公安局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他局依法对原审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分别送达被处罚人及被侵害人。
第二组：受案登记表、传唤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复核笔录等，证明他局依法对原审原告涉嫌殴打他人案受案登记，并依法传唤原审原告询问，在处罚前依法告知了原审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对原审原告提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复核。
第三组：青阳派出所对原审原告、第三人及钦敏柯、张某作的询问笔录及发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他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进行了询问调查，依法告知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证人权利和义务。
第四组：人民调解记录、出院记录、门诊收费票据等，证明他局对原审原告殴打他人进行了调解、第三人的伤势及就医等情况。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市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原审原告向市政府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书、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审原告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组：市政府制作的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相应的送达凭证、市公安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了吴建民的复议申请，向市公安局发出答复通知书，并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意见。
第三组：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予以了送达。
原审第三人黄惠芳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8日、口述人系张某的证明材料，证明原审原告提交的2016年4月21日口述人是张某的证明材料上的签名是吴建民逼张某签的。
第二组：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17日、落款人为李兰芳的证明材料，证明李兰芳当时不在场，但原审原告要求李兰芳出具了其在场没有看见原告打人的证明，进一步证明原审原告打了第三人。
第三组：原审法院（2016）苏0281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书及无锡中院（2016）苏02民终266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市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公正的，符合法律规定的。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
经审查，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经过庭审质证，本院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基本无异。
二审另查明：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的(2016)苏02民终2666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书认为“证人证词前后反复，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其反复后的证词不应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吴建民否认其曾殴打黄惠芳致伤，二审中申请张某出庭作证，但张某二审中的证词与其第一次在青阳派出所的陈述明显不一，在该案一、二审过程中多次为双方当事人出具内容明显矛盾的证明材料，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其反复后的证词法院依法未予采信。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双方发生纠纷及黄惠芳受伤的时间，黄惠芳因被吴建民殴打致伤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审根据黄惠芳提供的门诊病历卡、青阳派出所调取的相关在场人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认定吴建民侵权事实成立，具有事实依据…”。
吴建民在二审中称其把上述民事判决书判决其赔偿黄惠芳的钱已交给原审法院。吴建民在2016年10月18日原审法院开庭中对市公安局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其中包括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复核笔录)质证的意见是“没有异议”，该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反映，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在对上诉人吴建民作出处罚前依法告知其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其当即提出陈述和申辩，内容为“对于家庭琐事发生争吵是事实，但所写后打了黄惠芳头部两下是无中生有的，对所谓的被侵害人陈述应该都是虚有的，我没有殴打他人，有关该处罚通知我要求通过本人律师辩解”。
二审另查明的事实，有（2016）苏02民终2666号民事判决书、二审询问笔录、2016年10月18日原审法院开庭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纠正后恢复诉讼。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的(2016)苏02民终2666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且吴建民称其已履行了该民事判决书，本院未发现该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且吴建民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故该民事判决书确认吴建民侵权成立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因此，吴建民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未殴打黄惠芳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吴建民上诉称一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他系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反映，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在对上诉人吴建民作出处罚前依法告知其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其当即提出陈述和申辩，内容为“对于家庭琐事发生争吵是事实，但所写后打了黄惠芳头部两下是无中生有的，对所谓的被侵害人陈述应该都是虚有的，我没有殴打他人，有关该处罚通知我要求通过本人律师辩解。”市公安局遂进行复核后才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吴建民。为此，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复核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过程，且吴建民在一审中对市公安局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复核笔录等证据没有异议。可见，市公安局已完成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而吴建民主张市公安局未听其陈述和申辩，也未经复核程序即向其出示处罚决定，吴建民这一主张与事实不符，且亦未提供相应依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观点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问题。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吴建民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建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国顺
审 判 员 何 薇
代理审判员 崔晓萌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頔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