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志章，男，1965年5月2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亮，河北天源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丰慧中路7号新材料创业大厦705号。
法定代表人：田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生，内蒙古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民，北京格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志章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鹏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15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及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志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亮、被上诉人京鹏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志章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京鹏公司1、继续履行2015年3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2、支付2015年年终奖25000元；3、京鹏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错误的应用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及后民事法律行为优于先前行为的原则裁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双方劳动合同于2016年3月1日由京鹏公司单方通知，并通过事实行为剥夺劳动者劳动条件而解除；双方签订的离职协议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离职协议中的标的已不复存在，故该协议不成立；离职协议中免除了支付经济补偿和工资的法定义务，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属无效协议；劳动关系当以劳动法律规范为准，民事法律规范不符合劳动法律规范的部分应适用劳动法律规范，离职协议中的内容违反了劳动法律规范，即使不存在无效或不成立的情形，依然不能适用。
京鹏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徐志章的上诉请求，离职协议关于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简单直白，徐志章作为成年人应当清楚签署后的法律后果，该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
徐志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京鹏公司1、继续履行2015年3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2、支付2015年年终奖25000元；3、支付2009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47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京鹏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8日京鹏公司与徐志章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2013年9月27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徐志章担任质量部岗位工作。京鹏公司通过向徐志章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打卡发放2011年9月至2013年3月的工资。在与京鹏公司的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徐志章被调到富民公司（京鹏公司系富民公司的股东之一）担任质检岗位工作，2013年4月1日富民公司与徐志章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富民公司通过向徐志章北京农商银行的账户打卡发放2013年4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在与富民公司的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徐志章又被调回京鹏公司从事质量管理部工作，2015年3月1日京鹏公司与徐志章重新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2015年3月1日徐志章还签署《签阅单》，确认已阅读并遵守京鹏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员工手册》第十二章第三条第4项第（12）小项规定，员工在业务活动中违规操作谋求私利，向客户索要、收受或变相索要、收受回扣，把佣金据为已有，有以上行为之一且证据确凿的，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京鹏公司又通过向徐志章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发放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该12个月的平均实发工资数额为4435.06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徐志章主张其最早于2009年6月25日入职富民公司，2011年9月才被调入京鹏公司，为此提交2010年9月30日富民公司与其签订的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富民公司发放2009年9月至2011年8月工资的北京农商银行对账单予以证明。京鹏公司认可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及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但表示与其公司无关。
2016年3月1日京鹏公司行政部（人力资源）通过电子邮件向徐志章发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徐志章在与加工厂联系加工业务时违规操作，向客户索要或变相索要回扣为由，决定解除与徐志章的劳动合同。2016年3月2日徐志章开始与京鹏公司各部门办理工作交接手续。2016年3月3日京鹏公司（甲方）与徐志章（乙方）签订《离职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同意乙方离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3月1日解除。乙方应于两日内办完离职手续。二、甲方同意支付乙方的工资到2016年2月29日。其中2016年1月份的工资于本协议签署后十日内支付，2016年2月的工资于2016年4月12日前支付。甲方为乙方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至2016年2月为止。三、乙方工作交接完毕后，甲方依法代为扣缴乙方应缴纳的各项保险和个人所得税后将乙方工资按约定时间汇入乙方的工资账户。四、自本人协议签署之日起，乙方确认及承诺：1、甲方履行完本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后，对乙方不再负有其他支付义务。…”本案审理过程中，京鹏公司主张2016年2月公司发现徐志章在办理业务时谋求私利，向客户索要回扣，公司给徐志章两种选择，一是公司依照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二是其自行离职以免扩大影响，徐志章选择了后者，双方才签订了上述《离职协议书》。徐志章对此予以否认，主张是京鹏公司欺诈胁迫其签订的《离职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但就该主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就徐志章在办理业务时违规操作向客户索要回扣的主张，京鹏公司提交了采购合同、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采购合同共三份，均是2015年11月至12月期间需方京鹏公司与供方北京兴民友实粉末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民友实公司）签订的，兴民友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苏xx，京鹏公司的经办人分别为徐志章和郭x，对比采购单价，徐志章经办的后两份采购合同高于郭x经办的前一份采购合同。录音显示是2015年12月10日苏xx与徐志章的通话录音，录音中，苏xx先是向徐志章追索剩余货钱，徐志章表示上周已经给她申请了，一直没办下来；接着苏xx说“就说正好钱领完我给完你，我要走了，我要去旅行去了，我闹心现在”，徐志章回应称“你走你走呗，你那钱没那么快，我给你说过我们单位这钱慢着呢，给你申请，下周不一定能到”，苏xx接着说“咱事前讲好的，我说咱俩清完我就走了，把该给你的给完我就走，下周咱俩能清了”，徐志章回应称“你该干吗干去吧”。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是2016年3月京鹏公司副总吴x与苏xx的对话记录，记录中，吴x先提出与徐志章的案件4月5日开庭，想让苏xx出一个关于徐志章拿回扣的说明，苏xx表示出不了这样的说明，因为“当初和徐志章确实这样讲的，说给他多少钱，但是他确实没有拿到我的钱，他要是拿到钱我就好办了，现在就矛盾在这了”；吴x接着问到回扣的费用如何组成，苏xx表示“当初是这么说的，一吨给他100块钱，按平米的情况下，1平米给他两块钱”。对此，徐志章认可采购合同和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表示采购合同都是经过公司领导审批的，录音的内容也都不能证明其业务存在违规操作。
徐志章主张双方虽没有关于年终奖的书面约定，但发放年终奖是公司每年的惯例，2009年至2014年的年终奖分别为9025元、15500元、10000元、7760元和11640元，这在中国农业银行和北京农商银行对账单中均有记录；京鹏公司未向其支付2015年年终奖25000元，就此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京鹏公司否认与徐志章约定有年终奖。
徐志章主张每年享有15天年假，京鹏从未安排其休2009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年假。为证明其工作年限，徐志章提交其存档单位黑龙江省农垦佳木斯佳南就业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徐志章原依兰收获机械厂失业职工，根据档案国营农场职业高中毕业生就业分配审批表记载1983年12月参加工作，2008年5月档案存放到我单位托管。”。对此，京鹏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证明》的真实性，主张按照公司惯例，一般在春节前后安排员工休年假，2016年1月和2月徐志章已经休了15天年假，并提交2016年2月质量部考勤汇总表予以证明。该考勤汇总表中徐志章签字确认2016年年休假已全部休完。徐志章认可该考勤汇总表的真实性。
徐志章以要求京鹏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年终奖、未休年假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驳回徐志章的全部仲裁请求。徐志章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银行对账单、《签阅单》、《员工手册》、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离职协议书》、采购合同、录音、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考勤汇总表及裁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京鹏公司系富民公司的股东之一，两家公司是关联公司。徐志章最早入职富民公司工作，2011年9月被调入京鹏公司工作，2013年4月被调回富民公司工作，2015年3月又被调回京鹏公司工作，在上述调动过程中，新用人单位均与徐志章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且改由新用人单位向徐志章发放工资，故徐志章与富民公司和京鹏公司是分别存在两段劳动关系。但由于是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徐志章在富民公司与京鹏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
2016年3月1日京鹏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徐志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而2016年3月3日双方又签订《离职协议书》，约定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从而变更了之前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故关于解除事宜应后签订的《离职协议书》为准。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离职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徐志章主张《离职协议书》是京鹏公司欺诈胁迫其签订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对此法院认为，徐志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在《离职协议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而徐志章未举证证明京鹏公司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离职协议书》的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离职协议书》是双方在进行协商后对争议事项达成的一致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综上，法院对徐志章关于《离职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鉴此，依据《离职协议书》，双方约定劳动关系于2016年3月1日解除，故徐志章要求京鹏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双方还约定京鹏公司需向徐志章支付2016年1月和2月的工资，除此之外，京鹏公司对徐志章不再负有其他支付义务，故徐志章要求京鹏公司支付2015年年终奖和2009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志章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徐志章与京鹏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徐志章与京鹏公司《离职协议书》是否有效；京鹏公司是否继续履行2015年3月1日与徐志章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支付徐志章2015年年终奖。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京鹏公司以徐志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于2016年3月1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6年3月3日双方签订《离职协议书》，约定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变更了此前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故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应以后签订的《离职协议书》为准。虽徐志章主张《离职协议书》是京鹏公司欺诈胁迫其签订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但其未就京鹏公司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亦提交证据证明《离职协议书》的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该《离职协议书》是双方在进行协商后对争议事项达成的一致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且徐志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其在《离职协议书》上签字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徐志章关于《离职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依据《离职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3月1日解除，故徐志章要求京鹏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约定京鹏公司除需向徐志章支付2016年1月和2月的工资外，京鹏公司对徐志章不再负有其他支付义务，故徐志章要求京鹏公司支付2015年年终奖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志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徐志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刚
审判员 姜保平
审判员 姚 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苑要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