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军。
委托代理人：高树宏，湖北津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鄂，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蔡春，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力，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富军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富军及委托代理人高树宏，被上诉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的委托代理人蔡春、邓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李富军原系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职工。1995年1月4日，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作出《关于对李付军予以除名的决定》，主要写明：“李付军是保卫科职工，九三年七月，他向保卫科请两个月事假，联系调出外单位事情。两个月后，李付军既没有调出厂，也没有来厂上班，保卫科四次登门，两次发函通知其来厂办理手续，李付军接通知书，本人和其父分别于九三年十月、十二月来厂称之正在办调动，因接受单位领导出差，需等回后再办。此后李付军就一直未来厂上班，连续旷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第十八条‘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企业有权予以除名’的规定，经厂六届二次职代会于九五年元月四日讨论通过，决定对李付军予以除名等”。上述除名决定中的李付军即为本案李富军。此后，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未向李富军支付工资。现李富军持有工人商调表1份，该表载有调出单位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及调入单位武汉市国营ＸＸ布鞋厂的公章，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签章下注明的时间为1995年3月17日。2001年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作出该厂改制职工安置方案，此后该厂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2015年初，李富军因不服除名决定多次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等单位反映情况，未果。2015年5月8日，李富军向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确认其与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自1980年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由该厂为其补缴社会保险。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5月12日分别作出岸劳人仲不字（2015）第515、51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李富军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审理中，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请求驳回李富军的诉讼请求。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故调解未成。
原审法院认为，李富军原系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职工。1995年1月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以李富军旷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为由，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对李富军作出除名决定，该厂作出除名决定并无不妥，双方劳动关系应于1995年1月解除。因李富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1993年7月之后仍在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作，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履行了相关请假手续，故对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认定李富军截止1995年1月旷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对李富军作出除名决定后即未支付李富军工资，李富军主张2001年至2012年间该厂向其支付了工资，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其主张的此项事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虽未提交证据证实向李富军送达了除名决定，但自1995年1月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作出除名决定至2015年初李富军对除名决定提出异议，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李富军未曾取得工资待遇，其应于1995年1月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其未依法及时主张权利，现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李富军要求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为其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不属法院受案范围，其应向相关职能部门申请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富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后，李富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李富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1993年7月之后仍在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作，故认定李富军截止1995年1月旷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查明，庭审中李富军提交了一份工人商调表的证据，该表载有调出单位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及调入单位武汉市国营ＸＸ布鞋厂的公章，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签章下注明的时间为1995年3月17日，后因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不同意李富军调离，未转交上诉人档案，因此，李富军截止1995年3月17日时（包括1995年3月17日之后）仍在该厂工作，一直系该厂的职工；2、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作出该厂改制职工安置方案，此后，该厂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事实是李富军在2001年未接受该厂改制职工安置方案，未与其签订任何形式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一直要求其补缴其社会保险；3、李富军不存在连续旷工一年零三个月的违纪问题，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从未召开过六届二次职代会通过关于李付军的决定，李富军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关于除名的决定书，因此该除名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李富军的档案一直存放在该厂，双方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审法院认为李富军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李富军自1980年12月起一直在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作，其为李富军办理了社会保险，社保号为：93255780，但并未缴纳社会保险金，李富军多年来要求该厂补缴社会保险，其至今未予补缴。在李富军的再三要求下，2015年1月23日武汉亚为托管汉口中心向李富军送达了《关于原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职工李付（富）军同志申诉情况的回复》，该回复如下：因李付（富）军连续旷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励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经该厂六届二次职代会于1995年1月4日讨论通过，决定对李付（富）军除名。即李富军自2015年1月23日才知道其被除名，且除名并不等于劳动关系解除，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李富军应于1995年1月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符合法律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本院：1、依法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175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李富军与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5月22日解除；3、依法判决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为李富军补缴社会保险。
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答辩称：1、双方劳动关系早已终止，不存在再次解除劳动关系；2、申请补缴社保不属于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范围；3、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李富军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李富军未被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开除。李某原系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保卫科科长，称李富军在其担任保卫科长期间未被开除，一审中由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保卫科出具的《李付军的情况》属实，系其本人所写。《李付军的情况》显示，李富军在1993年7月到1993年12月期间未在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上班。李某推测李富军当时不来上班应该是向厂长请过假，有合法手续；李某称李富军在1993年12月15日后未在该厂保卫科上班。
其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1、截止1995年1月，李富军是否旷工一年零三个月；2、李富军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1：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提供证据《李付军的情况》、《关于李付军长期不上班一事的报告》、《关于对李付军予以除名的决定》证明李富军长期旷工，已经于1995年1月将其开除。二审中，李富军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确认一审中由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保卫科出具的《李付军的情况》属实，系其本人所写，其中的内容证明李富军旷工行为属实，且在1993年12月15日后未在保卫科上班，故李富军主张自己没有旷工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2：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称其于1995年1月作出除名决定，此后未再向李富军支付工资待遇。虽然李富军在二审庭审中自称于2001年之后领过几个月的工资，但并无证据证实。直到2015年5月8日，李富军才向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该委于2015年5月12日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此时距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作出除名决定之日已20余年，李富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仲裁时效内主张过权利，故本院认为李富军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期限。
另外，李富军要求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为其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不属法院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富军负担，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俊广
审判员 徐子岑
审判员 赵文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