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6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英伟，女，1979年4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景林，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逸轩，男，1988年7月17日出生，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宇韬，男，1977年8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龚权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翊，女，1978年8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刘英伟、王宇韬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2455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陆翊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7月，刘英伟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8年11月14日与北京亚迪瑞特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迪瑞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2年。从2008年11月17日，我就在亚迪瑞特公司的住所地即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院1号楼A座1806室工作，任职销售及市场经理，负责Adsmarket网站业务销售工作。我受王宇韬的直接指派为广州市迪爱慈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爱慈公司）工作，王宇韬系迪爱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的工资由王宇韬发放。2011年3月，我要求王宇韬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王宇韬因此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2011年4月，我因与亚迪瑞特公司有劳动合同并在其办公室内工作，因此以亚迪瑞特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仲裁认为我与亚迪瑞特公司的英文劳动合同的中文译本未经公证，因此未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我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期间，亚迪瑞特公司提交了迪爱慈公司的出具的承诺函，承诺我为迪爱慈公司员工，故法院未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后经查，迪爱慈公司于2011年9月6日申请注销。我认为，我受王宇韬的直接指派工作，王宇韬为我发放工资，王宇韬为迪爱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在我和亚迪瑞特公司案件一审期间出具承诺函，承诺我为迪爱慈公司的员工。因迪爱慈公司已在诉讼期间注销，我将迪爱慈公司的出资人王宇韬、陆翊列为被告，向贵院提起诉讼。现请求法院判令王宇韬、陆翊支付自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10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101677.34元、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7月期间工资179624元。
王宇韬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我不同意刘英伟的诉讼请求，刘英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我与刘英伟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刘英伟要求我支付工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的案由为“劳动争议”，而我系自然人，亦非个体经济组织经营者，依法不能成为劳动争议案件的适格被告。刘英伟称其受我的指派为迪爱慈公司工作，该说法不是事实。据了解，刘英伟自2008年起与迪爱慈公司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并派驻北京工作。我系迪爱慈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但不能因此认定刘英伟是受我的指派为迪爱慈公司工作，更不能因此认定刘英伟与我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迪爱慈公司由于经营问题，已于2011年依法注销。刘英伟在迪爱慈公司注销前从未向该公司主张权利，也没有证据证明迪爱慈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因此刘英伟就其与迪爱慈公司的劳动争议直接起诉我没有法律依据。二、即使刘英伟有权要求我承担责任，其诉讼请求也没有法律依据。刘英伟称其在2011年3月终止工作，并于同年4月向其派驻的亚迪瑞特公司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可见，刘英伟与迪爱慈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于2011年3月终止。现刘英伟主张2008年至2009年间的双倍工资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
陆翊未到庭亦未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被告主体资格问题，企业注销登记后，法人资格终止。企业被注销登记时，清算主体或第三人在工商管理部门承诺企业注销登记后遗留的债权债务由其负责的，债权人可以做出承诺的清算主体或第三人为被告，要求其承担清偿责任。清算主体在工商登记管理机关注销企业登记时，承诺对企业遗留的债权债务负责的，或表示企业的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而实际并未清理的，清算主体应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刘英伟以王宇韬、陆翊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王宇韬辩称刘英伟诉讼主体有误，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王宇韬、陆翊作为迪爱慈公司的出资人和清算组负责人，应当对迪爱慈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英伟主张其受王宇韬的直接指派，自2008年11月17日起在亚迪瑞特公司的住所地为迪爱慈公司工作，刘英伟所述与迪爱慈公司2008年11月26日的《承诺函》相互印证。故法院采信刘英伟的主张，认定其于2008年11月17日入职迪爱慈公司。刘英伟主张其月工资为税前10000元，结合其提交的招商银行收款回单，法院予以采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关于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10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01677.34元，刘英伟在2011年4月14日以亚迪瑞特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刘英伟的上述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且刘英伟未提交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断或中止情形。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7月期间的工资，王宇韬、陆翊未提交向刘英伟支付2011年3月1日至3月18日期间的工资，因此王宇韬和陆翊应当向刘英伟支付2011年3月1日至3月18日期间的工资6437元。刘英伟自述王宇韬自2011年3月18日让其回家等待通知，并提交了2011年3月18日的电子邮件予以证明。迪爱慈公司于2011年9月26日注销，王宇韬、陆翊未提交证据证明迪爱慈公司与刘英伟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故法院采信刘英伟的主张，认定迪爱慈公司自2011年3月18日起不再为刘英伟安排工作。《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因此，王宇韬和陆翊应当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向刘英伟支付2011年3月19日至2011年9月26日期间的生活费7240元。迪爱慈公司于2011年9月26日注销，刘英伟主张2011年9月26日至2012年7月期间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王宇韬、陆翊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放弃答辩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判决：一、王宇韬、陆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刘英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期间的工资六千四百三十七元、生活费七千二百四十元，共计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七元。二、驳回刘英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刘英伟、王宇韬均不服原判，分别上诉至本院。刘英伟上诉称其于2012年3月20日才得知与迪爱慈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其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10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01677.34元。王宇韬上诉称其与陆翊作为迪爱慈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在清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原审法院直接判决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依据不足，且刘英伟在仲裁期间曾承认劳动关系于2011年3月18日解除，故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无需支付2011年3月1日至9月26日期间的工资及生活费。陆翊对原审判决未提出上诉。
经审理查明：迪爱慈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28日，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迪爱慈公司原名为广州市网门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7月19日更名为迪爱慈公司。迪爱慈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电脑平面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园林设计、商品信息咨询。迪爱慈公司的出资人为王宇韬和陆翊，出资比例各为50%，法定代表人为王宇韬。2011年9月26日，王宇韬和陆翊作为清算组负责人申请注销登记，申请注销登记的原因为“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且表示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迪爱慈公司于2011年9月27日注销。
刘英伟原系迪爱慈公司员工，从事业务销售工作。
刘英伟主张其与迪爱慈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以下证据，王宇韬发表了质证意见：
1、劳动合同书及中文译本，证明刘英伟与亚迪瑞特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08年11月17日至2010年11月16日的劳动合同。王宇韬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2、2008年11月26日的《承诺函》，证明迪爱慈公司与亚迪瑞特公司系合作公司及迪爱慈公司承诺刘英伟系其公司员工。王宇韬认可证据的真实性。
3、电子邮件，证明刘英伟定期向王宇韬发送电子邮件，汇报工作，迪爱慈公司与广州市睿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实际的用工单位。王宇韬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4、招商银行收款回单及历史交易明细，证明王宇韬给刘英伟发放工资至2011年3月及刘英伟2011年3月之前12月的平均工资为11226.5元。招商银行收款回单和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显示迪爱慈公司自2010年4月12日至2011年3月9日期间定期向刘英伟汇款9640.96元、9561.96元、10015.96元、9621.46元、11756.06元、9557.76元、9505.96元、9754.96元、9562.26元、18002.21元、10823.96元、16915.61元。王宇韬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称是几年前的事情，无法核实是否为工资。
5、工商档案资料，证明迪爱慈公司与广州市睿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王宇韬，迪爱慈公司在诉讼期间注销。王宇韬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
6、订单合同，证明刘英伟受王宇韬直接指派工作，迪爱慈公司与广州市睿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实际的用工单位。王宇韬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
7、2011年3月18日的电子邮件，证明王宇韬强制停止刘英伟的工作，收回其办公用品，但是刘英伟未收到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王宇韬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
另查，2011年4月14日，刘英伟以亚迪瑞特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支付：1、2010年11月14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55304.04元；2、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9月1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57171元；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7359元；4、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11226.5元；5、补缴2008年11月至2011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1年12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仲字（2011）第0494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刘英伟的仲裁申请请求。刘英伟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亚迪瑞特公司支付：1、2010年11月14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5304.04元；2、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9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57171元（包括2011年3月至9月拖欠的工资78585.5元及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8585.5元）；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7359元；4、未提前30天通知离职的一个月工资11226.5元。2012年3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0139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英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2年7月2日，刘英伟以王宇韬和陆翊作为被申请人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王宇韬、陆翊支付其：1、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10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倍）101677.34元；2、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7月工资11226.5×16=179624元；3、补缴自2008年11月至2012年7月的社会保险。2012年7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仲不字（2012）第0097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刘英伟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上述事实，有《承诺函》、招商银行收款回单、京朝劳仲字（2011）第04943号裁决书、京朝劳仲不字（2012）第0097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2）朝民初字第01390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企业注销登记后，法人资格终止。因迪爱慈公司的股东王宇韬和陆翊作为清算组负责人申请注销登记时，明确表示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而刘英伟作为劳动者对此并不知情，故原审法院判决王宇韬和陆翊承担迪爱慈公司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及生活费，并无不当。因刘英伟自述王宇韬自2011年3月18日让其回家等待通知，并提交2011年3月18日的电子邮件证明，故原审法院据此采信刘英伟之主张，认定迪爱慈公司自2011年3月18日起不再为刘英伟安排工作，正确。鉴于王宇韬、陆翊未提交证据证明迪爱慈公司与刘英伟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以及迪爱慈公司于2011年9月26日注销的事实，原审法院判决王宇韬、陆翊应支付刘英伟2011年3月1日至3月18日期间的工资及2011年3月19日至2011年9月26日期间的生活费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宇韬关于其与陆翊在清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同意支付刘英伟2011年3月1日至9月26日期间的工资及生活费之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关于2008年11月14日至2009年10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因刘英伟迟至2011年4月14日才以亚迪瑞特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故刘英伟之该项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且刘英伟未提交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刘英伟、王宇韬之上诉主张，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告费560元，由王宇韬、陆翊负担（刘英伟已交纳，王宇韬、陆翊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刘英伟）。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宇韬、陆翊负担（刘英伟已交纳，王宇韬、陆翊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刘英伟）；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英伟、王宇韬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艳
代理审判员 陈雷
代理审判员 宋鹏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