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防市行终字第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乡小陶村响水组。
诉讼代表人：杨树枝，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贵山。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德林，区长。
委托代理人：梁发文，系防城港市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一审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乡小陶村基围组。
诉讼代表人：凌宗伟，组长。
委托代理人：凌宗齐。
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乡小陶村响水组因林业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4年11月5日作出的（2014）防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1日受理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2015年2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乡小陶村响水组（以下简称响水组）的诉讼代表人杨树枝及其委托代理人陆贵山、被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发文、一审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乡小陶村基围组（以下简称基围组）的诉讼代表人凌宗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凌宗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响水组和第三人基围组争议的林地为细衿岽岭东南面，四至范围为：东至田边；南至响水岭；西至茅岭分水；北至田边。面积17亩。该争议林地在解放初期主要是荒山，六十年代时第三人基围组曾在山上种植木薯、芋头、黄豆等农作物，九十年代初政府号召打破山界，消灭荒山，组织专业队在山上种植湿地松，2006年原告响水组部分群众在山上种植桉树，基围组的群众提出异议并向茅岭乡人民政府请求处理。2010年茅岭乡开展林权发证工作，基围组和响水组再次对细衿岽岭的权属发生矛盾，引发权属纠纷。第三人基围组于2012年6月1日向防城区人民政府提起调处申请。防城区人民政府受理后，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现场勘验。在调处过程中，第三人基围组提供了1981年6月17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证号4124）复印件一份；原告响水组提供了同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证号4123）复印件一份。经防城区人民政府工作组实地勘察，该两份证书均包含细衿岽岭。原告响水组另提供有2009年12月23日防城区人民政府核发《林权证》（编号：B450900158119）复印件一份，该证内页中所含有的防区林证字（2009）第00049069号（04506020656FDSY260008）NO5，其中载明的金岽岭与细衿岽岭再次发生重叠。现原告响水组与第三人基围组争议的仅为细衿岽岭的东南面；细衿岽岭的西北面由原告响水组进行经营管理，第三人基围组对该部分林地未提出权属主张。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在调解未果的前提下，根据调查的事实情况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了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细衿岽岭东南面确权给第三人基围组集体所有，面积17亩。原告响水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经复议维持后，于2014年8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判决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
1、申请书，证明申请人提起调处申请；
2、委托书，证明第三人诉讼代表人委托他人代理；
3、受理及送达，证明区政府受理本案并送达；
4、答辩书，证明被申请人答辩的情况；
5、调解会记录及签到表，证明本案经调解但调解未果；
6、现场勘察图表，证明确定纠纷四至范围、地点的情况；
7、证号4123的山林使用证，证明响水组保存于林业局的证书；
8、证号4124的山林使用证，证明基围组保存于林业局的证书；
9、证号为00049069的山权证，证明响水组的山权证；
10、调查凌某甲的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基围组，并由基围组管理使用；
11、调查凌某乙的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基围组，并由基围组管理使用；
12、调查凌某丙的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基围组，并由基围组管理使用；
13、调查范某甲的笔录，证明其无法证明争议山的权属；
14、调查范某乙的笔录，证明其无法证明争议山的权属；
15、调查范某丙的笔录，证明其无法证明争议山的权属；
16、调查杨某甲的笔录，证明响水组对争议山有权属证书；
17、调查杨某乙的笔录，证明响水组对争议山有权属证书；
18、调查陆某某的笔录，证明响水组组长对本案陈述的意见；
19、调查宋某某的笔录，证明争议双方对争议山都有权属证书；
20、调查凌某丁的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基围组，并由基围组管理使用；
21、调查凌某茂的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基围组，并由基围组管理使用；
22、调查凌某己的笔录，证明基围组对争议山有权属证书，不存在争议双方对换的事实；
23、调查凌某庚的笔录，证明基围组对争议山有权属证书，不存在争议双方对换的事实；
24、调查包某某的笔录，证明争议双方都对争议山有证书；
25、调查凌某申的笔录，证明基围组对争议山的管理事实，并对响水组卖木提出异议；
26、调查凌某寅的笔录，证明基围组对争议山有权属证书，并长期管理使用，对响水组种植松木提出异议；
27、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证明区政府对争议山确权；
28、送达回执，证明送达当事人的情况；
29、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复议维持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
30、法律法规，证明处理决定使用法律的情况。
二、原告响水组提供的：
1、身份证，证明组长身份情况；
2、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证明政府的处理错误；
3、防政复决（2014）18号处理决定，证明复议决定错误；
4、山界林权证，证明原告持有权属证书；
5、林权证，证明原告持有林权证。
一审判决对以上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2-9、13-18、24、27-30，原告提供的证据1-5，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于无异议的证据，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1为基围组申请政府调处时所写的申请书，对该证据本身的三性应予以认可，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10-12、19-23、25-26均为被告调处本案时对相关知情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且与争议双方有利害关系，故该证据仅作参考依据
一审判决认为：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原告响水组与基围组均属于基层组织机构，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有权对响水组和基围组之间的林地争议进行依法处理。二、被告在受理本案后，向争议双方送达了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作出了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三、在被告进行调处期间，原告响水组与第三人基围组均提供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双方对该证书的法律效力均予以认可，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对三份权属证书进行现场核对时发现，该三份证书所载明的四至范围在细衿岽岭发生重叠。被告在处理本案时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因细衿岽岭的西北面已由原告响水组经营管理，基围组对该部分林地未提出权属主张，故该部分林地应属原告响水组所有。细衿岽岭的东南面则确权给第三人基围组集体所有。其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四、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作出的，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实事求是，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8日对原告响水组、第三人基围组作出的防区政处（2014）11号《关于茅岭乡小陶村基围组与响水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防城区茅岭乡小陶村响水组承担。
上诉人响水组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回避生效权属证书与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相互矛盾无法执行的事实，错误地维持防区政处（2014）11号，属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判决错误。本案争议的林地有三份生效的权属证书，一份为响水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一份为围基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一份为响水组持有的《山权证》，被上诉人对三份证据均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权属书证，也明确三份书证均包含争议的林地，但同时又作出了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与政府核发给响水组的山界林权证及山权证相矛盾，致使四份加盖有县级人民政府印章的权属文件，各有两份分别确认争议山属于响水组和基围组。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中没有撤销任何一份权属证书，如果发生法律效力，则无法执行。二、防区政处（20141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错误。1、争议的细衿岽岭，解放以来一直属于上诉人响水组所有，从50年代起已知由上诉人响水组长期经营管理。1962年三包四固定期间，政府工作组就将细衿岽岭确权给响水生产队，并办理土地房产所有证，但因管理不善已遗失。1981年6月17日原防城县政府将细衿岽岭核发给上诉人响水组《山界林权证》，该证包括全部的细衿岽岭。2009年防城区进行林改，细衿岽岭在政府进行的林权登记中，经公示，周边群众确认，基围组没有异议，防城区政府再次为上诉人核发《林权证》。被上诉人在11号处理决定中认定了以上事实，但在实体处理中却作出了与事实相违背的处理决定，显然认定事实不清。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对本案涉及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辩称，一、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在当事人申请后依法受理，进行现场勘界、调查取证，并经调解无效后作出处理决定，其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二、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实事求是。争议的林地面积17亩。1981年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争议双方核发的《山界林权证》（复印件），经实地勘察，这两本证均包含现争议林地和整个细衿岽岭。2009年，防城区政府给响水组核发的《山权证》，亦包含现争议林地和整个细衿岽岭。以上三本证记载的范围重叠，而细衿岽岭的西北面己由响水组经营管理，基围组对这部份林地并未提出权属主张。争议林地解放初期主要是荒山，60年代基围组在山上种植了几年木薯、芋头、黄豆等农作物，90年代初政府号召消灭荒山，组织专业队在山上种植湿地松，2006年响水组部分群众在山上种植桉树，基围组群众提出异议并向茅岭乡政府请求处理，2010年茅岭乡开展林权发证工作，基围组和响水组再次对细衿岽岭的权属发生矛盾，引发权属纠纷。因响水组对细衿岽岭的西北面己实施管理和使用，基围组对这部分林地也不主张权属，因此细衿岽岭西北面林地权属由响水组集体所有，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令）第十一条“当事人对同一起都能够出具合法权属凭证的，应该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的共同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现争议的细衿岽岭东南面应属第三人基围组集体所有。3、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目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六），《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作出的。综上，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是合法的行政行为，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一审第三人基围组述称，其诉讼意见与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的诉讼意见一致。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其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争议地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均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权。林业“三定”时期，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核发的《山界林权证》（复印件），以及2009年防城区政府给响水组核发的《山权证》，以上三本证记载的范围均包含现争议林地和整个细衿岽岭，但记载的内容重叠，且双方均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这表明，争议双方持有的上述证据材料互相矛盾，缺乏排他性，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特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只可作为参考，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其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第三人和上诉人对争议地分别具有经营管理的历史事实或现状事实。据此，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关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规定，以及第三十条第（二）项关于“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对本案争议林地作出防区政处（2014）1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细衿岽岭西北面确权属原告响水组集体所有，将争议的细衿岽岭东南面确权给第三人基围组集体所有，切合本案实际，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但根据林业“三定”时期核发《山界林权证》的政策，当时所颁发的《山界林权证》是对原来没有争议的山林权属的重新登记，有争议的山林权属原则上不能颁证，而本案于林业“三定”时期对同一山林权属同时颁发给不同的主体，形成了事实上的争议，属于确权不清，与当时的政策规定不符，也不具备权属证据的真实性特征，故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对本案林业“三定”时期所颁发的《山界林权证》的证据效力判断错误，与之相关的参照规章也不当，应予纠正。一审判决维持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的处理决定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乡小陶村响水组负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凌旭芳
审 判 员 韦著敢
代理审判员 陈卫华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