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75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付俊伟，男,1984年4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春兰，女，1939年9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巍，北京厚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董秀媛，女，1940年12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付俊伟因与被上诉人刘春兰、原审第三人董秀媛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1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付俊伟，被上诉人刘春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巍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董秀媛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付俊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付俊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上诉人的一切行为都基于被上诉人的请求并完成了所有工作，也达到了被上诉人要得到的目的，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未尽到相关的披露义务。一审法院判断上诉人“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为完成涉案服务成果需要付出大量的经历和劳动”，此属于主观臆断，违背了案件的基本事实。上诉人提供了包括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建议、调解家事纠纷、协助草拟继承合同以及遗嘱、协助办理遗嘱见证以及公证、协助办理欠款见证等服务。上诉人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一审判决显然不当。被上诉人的委托事项，如果按照规定收费，可达到30余万元之多。上诉人不仅是国内知名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也具有海外名校的法学博士学位，本案中的收费却远低于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过高收费的情形。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违背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形下便采纳其意见。被上诉人知悉上诉人收费的标准，也了解过市场价格，在整个服务中也没有提出异议。显然，被上诉人不可能存在误解，合同更不可能存在显失公平，反而是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判决相互矛盾，相互冲突，适用法律严重不当。
被上诉人刘春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本案中双方信息不对称，董秀媛是以律师身份推荐的上诉人，而我方不可能知道对方的身份是否是律师，事实上对方也不具有律师资格。上诉人虚构工作量，本案应当是遗嘱问题，是对方提出要求进行遗产清查以及家事调解。本案最终的生效文件也是公证文件，而非上诉人自己进行的相关法律服务。上诉人并非律师身份，不能按照律师标准收费。被上诉人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法律常识和意识淡薄，对方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专家，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被上诉人并没有同意9万元的收费标准，4万元的收费已经过高。
原审第三人董秀媛二审未到庭应诉，但提交书面意见称：本案费用刘春兰之前就在外面咨询过，被上诉人嫌太贵才让我找的上诉人。费用是按照30万的3折计算的，并非像被上诉人所说的那样，先开价40万，后降到30万，最后又降到9万。实际上刘春兰同意9万元收费。被上诉人一直未提出异议。我对被上诉人这种不择手段、不讲诚信的处事方式不认可。
付俊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刘春兰向我支付合同剩余款项50000元,并承担所欠利息1364.6元。
刘春兰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双方约定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情形，我方主张撤销合同，并请求判令付俊伟退还4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前后，刘春兰为订立遗嘱事宜，通过朋友董秀媛联系付俊伟向其提供法律服务。2016年7月3日，刘春兰之长子乔梁代刘春兰向付俊伟汇款4万元、向董秀媛汇款5万元。2016年7月6日，刘春兰在付俊伟与乔梁的陪同下进行遗嘱公证。2016年7月15日，刘春兰收到（2016）京长安内民证字第10723号公证遗嘱三份，并向付俊伟出具收条“收到三份公证书原件”。
庭审中，付俊伟与刘春兰均认可双方除涉案事实以外，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本案当事人均认可刘春兰与董秀媛之间除涉案事实以外，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
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
付俊伟主张其已完成双方约定的全部服务内容如下：2016年5月至6月期间为刘春兰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建议、调解家事纠纷、并按照刘春兰委托草拟继承合同；2016年5月按照刘春兰委托草拟遗嘱，并对遗嘱提供见证及进行录音、录像等形式的证明；为刘春兰提供2016年5月以前所欠乔梁借款的见证，并进行录音、录像等形式的证明；对刘春兰2016年5月至7月期间住院费用的欠款进行见证，并提供录音、录像等形式的证明；协助刘春兰订立遗嘱并办理遗嘱公证。付俊伟就其上述主张提交空白的《法律专家咨询和服务合同》、收条、付俊伟与乔梁微信记录、刘春兰自书遗嘱以及视频光盘予以证明；刘春兰对收条、自书遗嘱及视频光盘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空白合同及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董秀媛对付俊伟上述主张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刘春兰主张双方仅约定由付俊伟协助其撰写一份遗嘱，付俊伟实际提供的服务为：2016年5月下旬付俊伟两次到医院，第一次协助刘春兰起草遗嘱，第二次对刘春兰签订遗嘱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等形式的见证，每次会面均不足半日；2016年7月初，付俊伟联系公证处，7月6日与乔梁一起陪同刘春兰进行遗嘱公证，并协助代领遗嘱公证书。付俊伟、董秀媛对刘春兰之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刘春兰亦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付俊伟主张在上述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刘春兰因住院不便，故授意乔梁与董秀媛协商服务费用价格及支付方式，最终双方约定服务费用为9万元。2016年7月3日，乔梁代刘春兰向付俊伟汇款4万元、向董秀媛汇款5万元，并约定待服务完成后再通知董秀媛向付俊伟支付服务费用余款5万元。后刘春兰领取了遗嘱公证书后，乔梁却通知董秀媛不再支付余款。因约定服务已完成，故刘春兰应支付5万元余款及相应利息。付俊伟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乔梁与董秀媛的短信记录予以证明；董秀媛对付俊伟上述主张及证据均予以认可，并提交其与乔梁的微信及短信记录以证明上述事实。刘春兰对付俊伟、董秀媛上述主张及证据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双方并未就涉案服务费用的价格及支付方式达成合意。
刘春兰主张涉案合同约定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情形，应予全部撤销，付俊伟应返还已收取的4万元服务费。理由：一是刘春兰只需要付俊伟帮助其组织语言拟写遗嘱，而付俊伟不仅谎称遗嘱需征得继承人同意、协商一致后才能订立，多次与其家属商讨遗嘱事宜，并声称做了很多有效重要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刘春兰的合法权益；二是付俊伟虚加工作量，不告知刘春兰遗嘱公证及见证仅需做一种即可达到合同目的，导致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三是付俊伟向刘春兰隐瞒其非律师身份，并擅自按照律师收费标准向刘春兰报价9万元；四是刘春兰在年事已高、重病住院的紧急情况下需要订立遗嘱，但付俊伟利用其法律专业人士的优势地位，在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收费9万元，其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仅是帮助刘春兰拟写一份遗嘱，该收费明显过高、显失公平，刘春兰在生命垂危之时无暇了解涉案服务的实际市场价格，情急无奈之下才向付俊伟汇款4万元、向董秀媛汇款5万元，该汇款并不代表刘春兰认可涉案服务价值9万元。刘春兰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付俊伟、董秀媛对刘春兰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主张付俊伟与刘春兰之间对涉案服务内容及价格等约定系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销情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付俊伟与刘春兰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通过董秀媛联系相识，并口头约定由付俊伟为刘春兰提供法律服务，刘春兰向付俊伟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双方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系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付俊伟主张其依约为刘春兰提供了包括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建议、调解家事纠纷、协助草拟继承合同及遗嘱、协助办理遗嘱见证及公证、协助办理欠款及欠费见证的服务，并就其该项主张提交部分证据予以证明，刘春兰对付俊伟该项主张不予认可，董秀媛对付俊伟该项主张及证据均予以认可。鉴于董秀媛系双方履行涉案合同之联络者及知情者，应了解服务履行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刘春兰虽不认可付俊伟该项主张，但未提交任何反证予以证明，故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现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法院对付俊伟该项主张予以认可。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系服务费用的约定情况。付俊伟主张双方约定服务费用总额为9万元，刘春兰已支付4万元，并将余款5万元转账至中间人董秀媛处，服务完成后刘春兰再通知董秀媛向付俊伟支付余款5万元，现涉案服务已完成，付款条件已成就，刘春兰应依约支付余款。刘春兰对付俊伟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辩称双方对服务价格并未达成合意，乔梁两次转账不能代表其意思表示。付俊伟就其上述主张提交短信记录予以证明，董秀媛认可付俊伟上述主张并提交短信及微信记录进一步印证；刘春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庭审中，刘春兰自认乔梁两次转账均为代其所为且均发生于涉案遗嘱完成公证之前；同时，在刘春兰认可其与付俊伟、董秀媛之间除涉案事实以外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形下，刘春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两次转账存在其他合理目的。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现有证据、刘春兰本人的情况说明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法院对刘春兰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认可上述两次转账代表双方曾约定涉案服务价格为9万元的事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系涉案合同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刘春兰反诉主张涉案合同约定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情形，应予全部撤销，其不应再向付俊伟支付5万元余款，且付俊伟应返还已收取的4万元服务费；刘春兰反诉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包括：1、付俊伟隐瞒遗嘱性质，与刘春兰家属商讨遗嘱内容，损害其合法权益；2、付俊伟建议同时做遗嘱公证及见证，此系不必要的重复操作；3、付俊伟隐瞒非律师身份，并擅自按律师标准收费；4、双方订立合同时刘春兰年事已高、重病住院且不了解市场价格，而付俊伟是法律专业人士，较之刘春兰更具优势地位，其仅帮助刘春兰拟写了一份遗嘱就报价9万元，收费明显过高、显失公平。付俊伟、董秀媛对刘春兰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刘春兰亦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刘春兰反诉所依据的上述前3项事实主张不予支持，并根据案件情况及付俊伟已提供的服务情况单独考察上述第4项事实主张，即双方就涉案服务价格约定9万元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显失公平。
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形。本案中，从合同订立时的情形以及双方当事人具体情况考量，付俊伟较之刘春兰而言对法律领域更为熟悉，在专业背景上更具优势，在为刘春兰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时，付俊伟应当基本掌握涉案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及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从而应当向刘春兰详尽披露其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必要且应当履行的具体服务项目和内容，以及相应的服务价格及收费依据。然而，根据上述付俊伟已履行的服务来看，服务内容较为普通、泛化，刘春兰对付俊伟实际提供的服务与合同目的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付俊伟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向刘春兰详尽披露了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必要且应当履行的具体服务项目和内容、以及相应的服务价格及收费依据；付俊伟主张其以律师费用的三折向刘春兰报价9万元，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以非律师身份却以律师收费标准进行收费的依据，亦未对其所提供的服务价值9万元进行充分有效的合理性证明；根据作为最终服务成果的遗嘱公证书内容来看,被处分遗产的种类及数量较为单一，并非纷繁复杂，付俊伟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为完成涉案服务成果需付出大量精力和劳动。结合上述分析及本案已查明事实、现有证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合同订立时双方的具体情况，法院认为付俊伟与刘春兰约定涉案服务费用9万元，未能反映刘春兰之真实意思表示，客观上已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构成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法院依法对该合同予以撤销。
鉴于付俊伟已向刘春兰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服务，完成了一定的服务成果，刘春兰应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故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法院酌情判令刘春兰已向付俊伟支付的4万元服务费用不再退还。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付俊伟全部本诉请求；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付俊伟与刘春兰之间的服务合同；三、驳回刘春兰其他反诉请求。
二审中，被上诉人刘春兰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付俊伟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补充说明文件，内容系原审第三人董秀媛对争议事实的陈述，付俊伟以此再次证明案件事实。刘春兰对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因董秀媛的陈述与一审法院对证据认证及查明的相应事实基本一致，故本院对该材料所反映的内容予以确认。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但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付俊伟于2016年5月份接到刘春兰的委托后，针对刘春兰子女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对家事矛盾进行了多次调解，最终起草了遗产分配协议，但最终因个别子女反悔而未能签署。之后5月底6月初，双方通过口头合同协商相关的费用事宜。
另外，本案二审中，董秀媛认可本案争议的5万元款项还在其银行卡中，表示要等待法院判决确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付俊伟与刘春兰之间的口头委托合同是否构成重大误解以及显示公平，是否应予撤销。本院分析如下：
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大误解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般认为，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刘春兰主张合同订立存在重大误解，应向法院充分证明其产生的重大的误解的事实为何。刘春兰委托付俊伟处理家事纠纷事宜，涉及订立遗嘱等工作内容，付俊伟亦接受其委托，双方对行为的性质无任何误解之处。付俊伟先后为刘春兰进行了家事调解、草拟遗产分配协议、协助办理遗嘱见证及公证、协助办理欠款及欠费见证等内容，刘春兰业已接受上述服务，对合同的内容亦无任何误解。刘春兰称付俊伟非律师身份与其初衷相悖，但刘春兰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缔结合同之时就提出受托人必须具有律师资格的证据材料，且付俊伟作为专家学者，虽无律师资格，但亦具有较为深厚的法学素养，具备完成本委托事项的个人能力。显然，刘春兰对当事人的身份等也不存在误解之处。在刘春兰未能提供证据向法庭证明其重大误解的事实以及原因时，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本案是否构成显失公平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般认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法律规定以及显失公平的学理解释，构成显失公平要件有三，一是必须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二是显失公平的原因亦应考虑，即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最后，合同结果上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给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付俊伟系在为刘春兰家事调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双方才以口头方式缔结合同。刘春兰有充分的时间在合同缔结之前了解诸如律师行业收费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但在2016年7月付俊伟完成委托事务之前，刘春兰从未表示过异议且已经向第三人董秀媛支付了9万元。虽然付俊伟系法律专业人士，但结合本案合同签订和履行的上述因素，不能认定付俊伟具有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不利条件签订合同。同时，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分析，主张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当事人应当对显失公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委托服务中，特别是对受托人个人能力要求较高的服务中，受托人个人的职业经历、业务水平、理论素养都会形成一种不同于他人的稳定价值，在市场环境中，委托人可以自由选择。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仅考虑9万元合同价款与服务内容，未考虑到受托人自身因素并不妥当，且刘春兰在诉讼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此类服务的合同价款与其9万元价款相比较存在明显失衡。综合上述，虽然当事人之间要遵循合同等价有偿的公平原则缔结合同，但同时，双方亦要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在本案双方达成口头合同之后，在刘春兰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已经支付给第三人相应款项的情形下，在未提出任何显失公平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要求撤销合同返还价款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刘春兰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
虽然董秀媛仍然保有5万元金额，但其并不属于本案合同一方，故董秀媛就该5万元应与刘春兰另行解决。付俊伟以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确定以同期存款活期利率计算。因刘春兰于2016年7月15日收到公证遗嘱三份，故应从次日即2016年7月16日作为利息起算时间较为妥当。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撤销权的处理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付俊伟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1225号民事判决；
二、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刘春兰向付俊伟给付价款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活期利率为依据，自2016年7月16日起算，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三、驳回付俊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刘春兰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刘春兰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刘春兰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刘春兰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白 云
审 判 员 王国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雅璠
书 记 员 陈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