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55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十堰市杰克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汽配城（广场）物流中心24栋6-8号。
法定代表人：张桂林，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长征天民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76号205室（园区）。
法定代表人：胡习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东华，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倩，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十堰市杰克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克伟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长征天民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天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5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杰克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桂林，被上诉人长征天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东华、孙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杰克伟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长征天民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本案与一审法院受理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5740号案件（以下简称15740号案件）、（2016）京0115民初15743号案件（以下简称15743号案件）、（2016）京0115民初15750号案件（以下简称15750号案件）、（2016）京0115民初15752号案件（以下简称15752号案件）、（2016）京0115民初15755号案件（以下简称15755号案件）共6件案件应属同一案件。理由是：前述6件案件中，长征天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实际属于履行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4月9日签订的《采购供货协议书》项下的6批订单。这6件案件的涉案标的物，实际上是长征天民公司在履行同一《采购供货协议书》时，根据订单应向杰克伟业公司发的6批货物。上述6件案件的当事人同一、法律关系同一，因此，应当合并为1件案件审理，而不应分别审理。案件的基本事实是：2015年2月，经本案证人王某介绍，杰克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桂林认识了长征天民公司的业务经理杨文奕、张某1等人。在王某全程参与并撮合下，双方协商由杰克伟业公司为长征天民公司代销产品的事宜。经充分协商，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4月9日达成《采购供货协议书》，约定：乙方（长征天民公司）负有依照甲方（杰克伟业公司）订单要求按质按量按交期供货的义务，承担保质保量保交期的相关责任；乙方每批供货须按照甲方订单要求执行，及时送达，响应时间最迟不得超过甲方交期；货款结算方式：按实际使用数量三个月滚动式付款。《采购供货协议书》签订后，在实际履行时，长征天民公司的工作人员称，长征天民公司的订单都是以该公司制作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代替，不得采用其它形式。因此，长征天民公司每次向杰克伟业公司供货前，均要求杰克伟业公司在以《工业品买卖合同》形式出现的订单上签字盖章。在履行《采购供货协议书》的全过程中，杰克伟业公司共向长征天民公司签了6份订单，共计价值2259730元（其中：15752号案件案值1032500元；15743号案件案值495000元；15755号案件案值259828元；15746号案件案值156962元；15750号案件案值119440元；15749号案件案值96000元），但是，杰克伟业公司实际收到了2份订单、价值1527500元的货物（即15752号案件和15743号案件的标的物），其余4份订单、价值732230元的货物被长征天民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某1，从长征天民公司直接调往了四川和贵州的其他厂家。本案的涉案货物也在其中。杰克伟业公司在签了上述4份订单和相应的《产品交接单》后，迟迟没有收到货物，多次打电话催促张某1发货，张某1于2016年6月22日从北京赶到杰克伟业公司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向杰克伟业公司说明了货物已被调往他处，并给杰克伟业公司出具了1份《调货证明》。张某1到湖北省十堰市时，顺便带来了长征天民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向杰克伟业公司开具的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杰克伟业公司收到2批货物后，将其中的部分货物供应给几家汽车改装厂，有部分货物因质量问题而被退货，还有一部分没有卖出去，至今放在杰克伟业公司的仓库中。由于长征天民公司至今没有派人到杰克伟业公司处核对已实际使用货物的数量和金额，致使杰克伟业公司无法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向长征天民公司支付货款。而长征天民公司却故意隐瞒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主合同，以只能起到订单作用的所谓《工业品买卖合同》为证据，将1案拆分成6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杰克伟业公司按订单标明的数量和金额向长征天民公司支付货款，以规避主合同约定的货款结算方式，致使一审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第二，证人张某1出庭证明的事实真实。一审法院判决故意混淆视听，不予采信该证据，以达到偏袒长征天民公司的目的。张某1于2016年6月22日从北京赶到杰克伟业公司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除向杰克伟业公司说明货物已被调往他处，并给杰克伟业公司出具《调货证明》以外，还顺便带来了长征天民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向杰克伟业公司开具的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一审法院判决在认定事实过程中，专门故意叙述了“2015年6月23日，长征天民公司为杰克伟业公司开具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让人作出“张某16月22日到十堰市出具《调货证明》，怎么可能带来6月23日才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误判，以达到其认定“证人张某1庭审中陈述开具《调货证明》的过程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日期存在不符”，故不予采信该证据的目的。第三，一审法院判决仅仅以长征天民公司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和《产品交接单》即认定涉案货物交付给了杰克伟业公司，证据不足。其事实是：长征天民公司每次在向杰克伟业公司发货前，先将订单《工业品买卖合同》和《产品交接单》邮寄或送往杰克伟业公司处，由杰克伟业公司在订单和《产品交接单》上签字盖章并邮寄回长征天民公司处后，长征天民公司才给杰克伟业公司发货。而每次《产品交接单》上注明的日期，都比订单《工业品买卖合同》上注明的日期晚5天（涉案的6批订单和相应的《产品交接单》均如此，没有如此巧合之事）。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杰克伟业公司和证人所陈述的“先签《产品交接单》后发货”的事实。因此，杰克伟业公司虽然在《产品交接单》上加盖了印章，并不能证明已实际收到了货物。杰克伟业公司在一审中否认收到了该批货物，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长征天民公司销售经理张某1出具的《调货证明》，同时证人张某1也出庭证明了该项事实。一审法院理应要求长征天民公司补充《发货底单》、物流凭证等证据，以证明涉案货物确已送达杰克伟业公司处的事实。可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仅仅依靠不能形成证据链条的2份“证据”，强行认定杰克伟业公司收到了涉案货物，属于证据不足。第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长征天民公司、杰克伟业公司签署的《采购供货协议书》虽未明确约定双方合作模式为代销，但确系约定了‘按实际使用数量3个月滚动式付款’…但其后双方签署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货到后3个月内付清’，应视为长征天民公司、杰克伟业公司变更了原《采购供货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方式……”。这一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根据前述本案事实，双方当事人是在经过近2个月的磨合、协商的情况下，才最终达成《采购供货协议书》的，而“货款结算方式”又是《采购供货协议书》的关键、重要的内容，不可能在履行《采购供货协议书》过程中未经双方协商，就轻易的变更了这一关键内容。《工业品买卖合同》是长征天民公司自制的格式文本，在本案中，只是起到订单的作用。二、一审法院判决故意隐瞒重要证据，违反了法定程序。证人王某是杰克伟业公司与长征天民公司相识的牵线人和撮合人，也是杰克伟业公司与长征天民公司洽谈和签订《采购供货协议书》全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人，更是双方当事人履行《采购供货协议书》的监督人。一审时，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全面如实的向一审法院陈述了本案的实际情况。然而，一审法院判决中，却对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的证据只字未提。综上所述，长征天民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
长征天民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长征天民公司已经向杰克伟业公司交付了所有货物，杰克伟业公司已经签收盖章，因此杰克伟业公司应支付全部的货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长征天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杰克伟业公司支付欠款156962元；2.判令杰克伟业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5696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8月21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杰克伟业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9日，长征天民公司（乙方）与杰克伟业公司（甲方）签署《采购供货协议》，约定：乙方负有依照甲方订单要求按质按量按交期供货的义务，承担保质保量保交期的相关责任；乙方承诺各个批次提供的物料在工艺流程及其质量控制、物料检验等各个质量控制环节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保证物料与确认的样品在外观及其他技术指标方面相一致，否则，乙方应无条件退货及换货，因此给甲方造成生产或延误出货交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每批供货须按照甲方订单要求执行，及时送达，响应时间最迟不得超过甲方交期。如不能按期交货须事先与甲方商量，征得甲方的同意方可延期。若乙方一再要求延期，影响了甲方正常生产，又不予应急处理，甲方可单方取消订单并追究乙方的责任；供货物料品种、规格、要求及价格：依甲方采购单载明品种、规格要求执行，价格以经甲乙双方确认的报价单价格为准，如乙方调整产品价格，应事先及时通知甲方，经与甲方协商一致并得到同意后方可执行新价格；乙方供应的物料被甲方应用到甲方产品中，若是因乙方物料质量缺陷给甲方客户造成损失，而导致甲方被客户追究法律责任和要求赔偿损失时，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和法律责任；当甲方因质量或所送货物品种与订单不符等原因，明确通知乙方退货或换货时，乙方必须最迟在3天内前来配合处理，超过3天不来处理的，甲方有权按无货主任意处置，乙方的经济损失自行承担；货款结算方式：按实际使用数量3个月滚动式付款。《采购供货协议书》尾部加盖了长征天民公司、杰克伟业公司公章，并有长征天民公司供货经办人杨文奕签字。
后长征天民公司、杰克伟业公司签署了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5月15日至2016年5月15日。油缸，型号4TG-E180/185*5390，11根，单价6745元，金额为74195元；齿轮泵，型号：C13CK2100，30套，单价671元，金额20130元；举升阀，型号：HYE，29套，单价433元，金额12557元；油缸，型号：5TG-E180-4620,8根，单价：6260元，金额50080元。合计人民币共156962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质量标准：产品符合QC/T460-1999《自卸车液压技术条件》,在质保期内，产品实行三包，货物保修期为自本产品使用之日算起（以用户购车发票日期或车辆质保卡登记日期为准）6个月内或产品出厂日期之日起10个月内提供售后保修服务，以先到日期为准；交货方式：由供方送货到需要指定地点，运费由供方承担；检验标准：按规定标准，如有异议，在货到需方厂内10日内，及时反馈给供方；结算方式与地点：货到后3个月内付清，供方在验收合格后提供17%的增值税发票。
2015年5月20日，长征天民公司、杰克伟业公司签署《产品交接单》，载明收到11根油缸（型号：4TG-E180/185*5390）、30套齿轮泵（型号：C13CK2100）、29套举升阀（型号：HYE）、8根油缸（型号：5TG-E180-4620）。《产品交接单》尾部加盖了杰克伟业公司公章。
2015年6月23日，长征天民公司为杰克伟业公司开具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面额为156962元。
2015年6月22日，张某1为杰克伟业公司开具1份《调货证明》，载明：今从十堰市杰克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调走液压油缸94根，明细如下：180-4-4280（12）套，180-4-4280（20）根，180-4-4280（7）根，200-4-5460（12）根，200-5-6180（24）根，4FG185-5390(11)根，5T-180-4260(8)根，齿轮泵c13ck2100货物30个，举升阀HYE29个，金额73万余元，注：调往遵义12套4280，其他调往绵专。
证人张某1出庭作证作如下证人证言：证人张某1认可出具了《调货证明》。证人张某1自2014年11月至2016年9月期间一直在长征天民公司工作，主管贵州和成都地区的销售工作，其直属领导为杨文奕。证人张某1随杨文奕出差签署了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当时说的是产品销售出去杰克伟业公司回款，但产品销售不出去货物就仍然是长征天民公司的，双方属于代销模式，合作过程中是签署了订单和《产品交接单》之后，长征天民公司才发货。其开具《调货证明》的过程为：当时证人张某1同杨文奕向杰克伟业公司送《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让杰克伟业公司签署《产品交接单》，杰克伟业公司未收到70多万元的货物不肯签署《产品交接单》，当时证人张某1知道这70多万元的货物是杨文奕安排发往了成都红专改装厂或贵州遵义的改装厂，杰克伟业公司未收取这部分货物，所以就由证人张某1为杰克伟业公司出具了《调货证明》，出具《调货证明》是杨文奕批准的。70多万元的货物不是证人张某1安排发的，但是货物到了成都和贵州后，证人张某1前往收货地核实过确实是70多万元的货物。但是这70多万元的货物没有留下《发货底单》、收据或其他物流凭据，因为长征天民公司发货不需要回执，是杰克伟业公司盖章验收后长征天民公司再行发货。另外，长征天民公司发给杰克伟业公司的货物当中存在生锈、尺寸不符、没有产品标识、散包等质量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采购供货协议书》、《工业品买卖合同》为买卖涉案货物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采购供货协议书》应为《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框架协议。
第一，就杰克伟业公司是否收到涉案货物的问题，长征天民公司提交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及《产品交接单》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杰克伟业公司抗辩称长征天民公司未实际交付货物,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证人张某2的《调货证明》及证人张某1的证人证言，经一审法院询问，证人张某1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开具《调货证明》的过程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日期存在不符，其陈述长征天民公司和杰克伟业公司合作模式是杰克伟业公司先签署《产品交接单》后长征天民公司再发货的模式与其称杰克伟业公司未收到涉案货物不肯签署《产品交接单》，证人张某1遂开具了《调货证明》的说法亦存在前后矛盾，且其在一审庭审称曾到成都和贵州等地核实70多万元货物，但称无法提供准确收货单位名称、未留《发货底单》、无货运单据等，证人证言存在多处前后不符及含糊不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开具的《调货证明》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杰克伟业公司反驳主张未实际交货缺乏充足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第二，就杰克伟业公司抗辩双方属于代销模式，未销售出的货物所有权属于长征天民公司的主张。杰克伟业公司、长征天民公司签署的《采购供货协议书》虽未明确约定双方合作模式为代销，但确系约定了“按实际使用数量3个月滚动式付款”，“当甲方因质量或所送货物品种与订单不符等原因，明确通知乙方退货或换货时，乙方必须最迟在3天内前来配合处理，超过3天不来处理的，甲方有权按无货主任意处置”，但其后双方签署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货到后3个月内付清”，应视为杰克伟业公司、长征天民公司双方变更了原《采购供货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方式，双方应按照变更后的付款方式履行，且杰克伟业公司无法证明其未销售出的货物数量，故对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长征天民公司依照《工业品买卖合同》交付了货物，杰克伟业公司理应支付货款，且按照双方约定，杰克伟业公司存在逾期付款行为，理应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对长征天民公司要求支付货款156962元及支付自2015年8月21日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十堰市杰克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长征天民高科技有限公司货款十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二元；二、十堰市杰克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长征天民高科技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十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二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杰克伟业公司与长征天民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长征天民公司是否按照《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向杰克伟业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长征天民公司为证明其已经履行供货义务，提交了《工业品买卖合同》、《产品交接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杰克伟业公司提供证人证言及由证人书写的《调货证明》用以否认长征天民公司的主张，本院认为，证人张某1虽作证称因涉案货物被调往他处，杰克伟业公司并未实际接收货物，但张某1无法提供收货单位的准确名称及收、发货的相应凭证，在其陈述及由其所书写的《调货证明》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证明力小于长征天民公司所提供的书证《产品交接单》的证明力。同时，《产品交接单》属于对长征天民公司交货具有直接证明力的证据，且和《工业品买卖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而证人证言及由证人书写的《调货证明》属于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的规定，杰克伟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亦小于长征天民公司所提交的证据。
综上，在长征天民公司已经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交货义务的情况下，杰克伟业公司所提证据并不足以反驳长征天民公司的主张，本院对杰克伟业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39元,由十堰市杰克伟业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国才
审 判 员 石 东
审 判 员 周 岩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 玉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