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1民终21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从云，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池宏佳，男，经昆明市西山区复兴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禄劝远通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禄劝远通旅游公司），住所地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中屏镇正街76号。
法定代表人：刀英，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刀英，女，傣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志成，男，汉族。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玉春，云南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胡从云因与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刀英、蒋志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禄民初字第2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被告刀英与被告蒋志成系夫妻。2014年3月11日，被告刀英与案外人李飞通过召开股东开会议，确认认缴出资额及制定公司《章程》的方式，向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成立禄劝远通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双方约定：公司注册资金本600万元，李飞认缴出资额30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刀英认缴出资额29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由李飞任公司监事，刀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股东出资方式为贷币，并于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缴足。2014年3月13日公司成立，领取了《营业执照》。同年3月20日，税务机关为公司办理了《税务登记证》；同年4月22日，质监部门为公司办理了《组织机构代码证》。2015年5月17日，被告蒋志成以刀英名义，与案外人张艺及原告胡从云签订了《禄劝远通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股份重组协议书》。协议约定：经三方共同协商对禄劝远通旅游公司股权进行重组，由三方共同出资建设运营中屏草海子溶洞群开发项目，利润分配及亏损承担根据持有的股份比例进行享有及分担；项目计划一期总投资1500万元，其中刀英、张艺的前期评估审核认定为1000万元，由胡从云于协议签订后投资500万元；胡从云的股资金到位后，各方所持一期股份比例为：刀英、张艺各32.5%，胡从云持股份的35%等等。同时，三方还在协议第十三条中约定“本协议视为公司股东会决议，具有相应法律效力”。2015年5月19日，禄劝远通旅游公司重新召开股东会议，对原公司《章程》修改、及相关股权转让和股权认定事宜进行了讨论，并于5月20日形成了《章程修正案》和《股东会决议》。其中，《章程修正案》修改内容为：1、将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修改为3000万元。2、将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刀英（294万元、49%）、李飞（306万元、51%）修改为刀英（975万元、32.50%）、张艺（975万元、32.50%）、胡从云（1050万元、35%）。3、将公司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等内容修改为“股东一期、二期有效股权的认定，根据各股东签证认可的实际投资额进行股权分配，各股东根据持有的股份享有利益及风险的承担。如投资不到位，无法继续投资，进行个人贷款投资、项目贷款投资情况的，按公司股东签订的《禄劝远通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股份重组协议书》中第五条合伙人甲、乙、丙三方权利及义务条款执行。4、将公司经理由刀英担任，公司经理姓名为刀英修改为公司经理由蒋文俊担任，公司经理姓名为蒋文俊。5、将选举李飞为公司监事修改为选举张艺为公司监事。《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为：一、关于股权转让：1、同意公司股东由刀英、李飞，变更为刀英、张艺、胡从云；2、同意李飞向张艺、胡从云转让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3、同意李飞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权200万元转让给胡从云；4、同意李飞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权106万元转让给张艺；5、受让人胡从云、张艺必须于2015年5月20日前受让股权资金支付给出让人李飞，并按《章程》约定足额向公司缴纳出资金；6、免去李飞原在公司的一切职务，以及刀英的执行董事职务；7、选举胡从云为公司新一届执行事、张艺为监事，聘作蒋文俊为公司经理；7、公司债权债务，由新任全体股东承担。二、关于新公司股权认定：1、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600万元增至3000万元。2、刀英股权总额975万元，其中原注册资金294万元、新认缴681万元，占股权总额的32.5%；张艺股权总额975万元，其中受让股权294万元、新认缴681万元，占股权总额的32.5%；胡从云股权总额1050万元，其中受让股权200万元、新认缴850万元，占股权总额的35%。《章程修正案》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刀英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编号：530×××2219）；《股东会决议》亦由刀英、张艺、胡从云及李飞签名认可，并亦加盖了上述公司印章。同日，案外人李飞、原告胡从云及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原告依约向李飞支付了受让股权资金200万元。2015年5月21日，原告胡从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被告禄劝远通旅游公司账户50万元。公司及股东刀英、张艺向原告胡从云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书》，确认胡云从于2015年5月实际出资100万元。5月22日，就禄劝远通旅游公司提出的股权变更申请，向李飞、张艺及胡从云送达了《股权变更通知书》和《股权变更事项告知确认书》。同年6月2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载明“名称：禄劝远通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刀英、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3日、营业期限：2014年03月13日至2024年03月13日、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及旅游景点开发利用；中草药种植销售。”2015年7月10日、7月24日，原告胡从云通过银行转账分别转款50万元、40万元至被告刀英、蒋志成账户。与此同时，禄劝远通旅游公司亦在上述日期分别开据了“收到原告胡从云20**年7月9日到10日中屏草海子溶洞项目投资款730398元、中屏草海子溶洞项目投资款40万元”的《收据》。2015年7月25日，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向股东胡从云借款的情况说明》，载明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刀英因公司流动资金缺口及公司在胡从云成为公司股东前所欠债务，于2015年5月21日、7月10日、7月24日向胡从云借款共计140万元。另查明：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除使用有编号为530×××2219的印章外，还使用有编号为530×××6402的印章，其中，三被告在提交证据复印件时，在证据材料上所加盖的公司印章编号为530×××6402。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当事人均承认，原告胡从云、被告刀英及案外人张艺均系被告禄劝远通旅游公司的股东，以及被告蒋志成与被告刀英系夫妻关系的事实。当事人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此，原告胡从云虽然向法庭提供了盖有公司印章的《关于向股东胡从云借款的情况说明》、中国银行的《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及安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客户存款回单》进行证实，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事实主张，故依法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告对胡从云是通过受让原公司股东李飞的股权后成为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股权变更的事实予以认可，却对被告提供的效力及协议书上被告刀英的签名提出质疑，原告的这一质证意见不仅自相矛盾，且与常理不符。第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章程修正案》不予认可，但该《章程修正案》所载内容，却与原告签名认可的2015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所载内容完全一致。第三、对原告于2015年5月21日、7月10日和7月24日，先后将140万元资金转入被告禄劝通远旅游公司、被告刀英及蒋志成账户的事实，三被告不仅不予否认，同时还由公司开具了加盖有公司印章的《股东出资证明书》和《收据》予以确认。第四、从时间上看，原告胡从云向三被告转款的时间，均是在其与公司原股东李飞签订并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之时和成为公司股东之后。同时，从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金、以及2015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所载内容可看出，原告胡从云在成为公司股东后，尚有850万元的新认缴出资额。第五、原告提供的《关于向股东胡从云借款的情况说明》虽加盖有公司印章，但该说明无任何经办人的签名，而原告对该说明的来源亦没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至于对原告关于被告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出现两枚不同公司印章的问题，经法庭审理确实存在编号不同的两枚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印章，但经法庭审理核实，后一枚编号为530×××6402的印章，仅是在三被告向法庭提供证据时在相关证据材料上予以加盖，而在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中，2015年7月24日前的公司印章系均编号为5301×××2219的印章，且该问题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予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从云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胡从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偿还上诉人借款1400000元，被上诉人刀英、蒋志成对上述款项中的9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首先，三被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5月21日、7月10日、7月24日收到上诉人1400000元系事实，三被上诉人对此也不持异议，该款项应当认定为借款；其次，上诉人已提供了构成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借据（情况说明）、银行汇款凭证的完整证据，足以证实相应主张；最后，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地错误采信以被上诉人提供的“重组协议”及2015年5月20日“股东会决议”作为一审判决依据错误。
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刀英、蒋志成共同答辩称：1、案涉款项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借款。依上诉人参与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入股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应缴出资为10500000元，上诉人现尚欠缴出资；2、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向股东胡从云借款的情况说明》不能证实其主张的借贷关系。该情况说明系上诉人利用其持有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印章自行制作的，且该情况说明没有法定代表人或制作人签名，属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5条规定的不合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适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原判认定的案件事实，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与此同时，禄劝远通旅游公司亦在上述日期分别开据了‘收到原告胡从云20**年7月9日到10日中屏草海子溶洞项目投资款730398元、中屏草海子溶洞项目投资款40万元’的《收据》”及三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2015年7月25日，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向股东胡从云借款的情况说明》，载明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刀英因公司流动资金缺口及公司在胡从云成为公司股东前所欠债务，于2015年5月21日、7月10日、7月24日向胡从云借款共计140万元”等事实不当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均未提出有效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异议涉及法律评判问题，故在案件事实部分不予确认，于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评述。
综上，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对上述双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相应事实部分不予认定外，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转款1400000元款项性质的认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三被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5月21日、7月10日、7月24日收到上诉人银行转款1400000元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上诉人认为系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向其借款，被上诉人刀英、蒋志成系该笔借款中的900000元的共同借款人，该主张由加盖有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印章的《向股东胡从云借款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三被上诉人认为该笔款项系上诉人依《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应付的股东认缴出资额。对此，上诉人所提交的情况说明系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该证据中欠缺相关人员签字，加之上诉人曾担任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本人存在掌控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印章的条件及合理可能，故该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三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股东会决议》系由上诉人本人签字确认，属合法、有效证据，该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入股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并新认缴出资8500000元，现三被上诉人辩称诉争款项系被上诉人禄劝远通旅游公司收到的上诉人认缴的部分出资款有上述证据予以佐证，故予以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裁判无误，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7400元，由上诉人胡从云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楚
审判员 金 馨
审判员 李 蕊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桂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