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6民初2969号
原告：郭某1，女，195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洪山区。
委托代理人：杨明武，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张啟军（系郭某1之夫），男，1956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武昌区，现住武汉市洪山区。
被告：郭某2，女，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代理人：韩明恩（系郭某2之夫），男，195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第三人：郭某3，女，195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立案受理了原告郭某1诉被告郭某2、第三人郭某3继承纠纷一案，依法由审判员李红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卫丽娟、骆翠平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明武、张啟军、被告郭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明恩、第三人郭某3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某1诉称，原告与被告、第三人系同胞姐妹关系，父、母亲生前共养育三姐妹。父亲郭朝杰早于1989年12月25日因病去世，母亲范竺西于2015年12月2日去世。母亲去世后，遗留在汉口银行武昌区解放路支行定期存款131190元（不计利息），在武昌社保管理处医保卡内剩余款2344.90元（仅截止2016年3月2日15时22分止），以及被告郭某2独自以原告的名义在武昌区民政局优抚安置科领取的安葬费33388元。母亲范竺西的上述遗留款都由郭某2控制及领取。为维护原告的合法继承遗产的权利，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原告继承被告母亲范竺西去世后遗留在汉口银行武昌解放路支行存款131190元，武昌社保管理处医保卡剩余款2344.90元，武昌区民政局优抚安置科发放的死亡安置费33388元，共计人民币166922元的三分之一，人民币55640.6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郭某1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身份证、户口信息，拟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汉口银行定期存款回执、武汉市武昌社会保险管理处综合科出具的“证明”、武汉市武昌区民政事务管理委员会优抚安置科出具的“抚恤费丧葬补助费支出通知”，拟证明原告有权继承母亲遗留的财产。
证据三、死亡登记信息查询、安葬许可证，拟证明被继承人于2015年12月2日死亡的情况。
证据四、三姐妹“十中碰头会纪要”、“徐东碰头会纪要”，拟证明被告占有被继承人的存款及2015年元月应由被告照顾母亲时，被告将其送到养老院，被告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证据五、2015年12月23日委托书，拟证明被告领取母亲的安葬费，并隐藏不告诉原告，私自占有的事实。
证据六、武汉市洪山区梨园街新世纪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4年3月21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范竺西居住在原告处的事实。
证据七、2014年4月17日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被告长期占有母亲存款的事实及被继承人范竺西委托张啟军办理挂失及解挂手续的事实。
证据八、证人蔡某证言，拟证明被告和第三人强行接走母亲的事实。
证据九、录音光盘，拟证明2014年4月30日被告强迫母亲签字，并要求母亲承认其欠被告2.6万元的事实以及母亲不会给被告写遗嘱的事实。
证据十、照片、履历表、安葬证书，拟证明继承人的情况。
证据十一、证人熊某、证人黄某出庭，拟证明2014年4、5月老人卧床不起，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被告郭某2辩称，母亲范竺西留有书面遗嘱，根据遗嘱，原告没有继承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郭某2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身份证，拟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汉口银行流水清单、2014年5月31日2.6万元的收款字据、2014年9月28日范竺西书写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该2.6万元是被告自己的钱，母亲归还给被告的事实，母亲只有10.5万元。
证据三、2012年6月15日母亲范竺西书写的书信，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证据四、汉口银行凭证2张，拟证明原告占有母亲13万余元存款是不合法的。
证据五、2015年2月27日遗嘱，拟证明母亲范竺西立有遗嘱的事实。
证据六、丧葬费开支凭证，拟证明被告为母亲的丧事已经花费21776元。
证据七、证人王某、证人盛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立遗嘱的情况。
第三人郭某3述称，我不清楚遗嘱的事实。我们都尽力赡养母亲，都有权利继承遗产。
第三人郭某3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身份证，拟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证人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6万元转款情况。
本院依原告郭某1的申请，调取以下证据：汉口银行中山路支行财务明细查询及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回执），证明范竺西名下仅有两个账户，其中账户＊4×××14从2015年12月至今的存款余额情况为：2015年12月4日之前余额为86.4元，当日存入4438.87元（批量代发），2016年1月29日存入33388元（应为丧葬费、抚恤金），2016年6月6日存入2310元（批量代发）；账户＊3×××92从2015年12月至今的存款余额情况为：于2016年5月4日销户提取存款108667.47元，无其他交易。
经当庭举证、质证，原告郭某1对被告郭某2提交的证据一、四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是范竺西的字迹；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自己没有非法占有母亲的存款；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遗嘱是打字打出来的，遗嘱的书面形式不对，内容不真实，签名是虚假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有票据的支出；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遗嘱代书程序不合法，纸上没有遗嘱两个字，遗嘱无效，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原告郭某1对第三人郭某3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被告郭某2对原告郭某1提交的证据一、三、五、六、十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遗产没有原告说的那么多；对证据四中“十中碰头纪要”无异议，对“徐东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该纪要上签字，已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证据七有异议，认为母亲的存折是母亲交给自己保管的；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因原告不愿意写承诺，母亲是自愿跟第三人走的；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录音不清晰，母亲说过不知道挂失的事情；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因母亲当时刚摔倒，确实糊涂，后来意识慢慢恢复了。被告郭某2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证人吴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说假话。
第三人郭某3对原告郭某1提交的证据一、三、十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表明自己不知道母亲的遗产有多少；对证据四中“十中碰头纪要”无异议，对“徐东会议纪要”，表明自己要求原告接母亲，原告要被告拿钱出来，被告不拿，原告就不愿意接，最后被告找养老院，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对证据五、六、九，表明自己不清楚；对证据七有异议，被告不同意拿存折出来；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母亲是自愿跟自己走；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母亲后来意识慢慢恢复，只是偶尔糊涂。第三人郭某3对被告郭某2提交的证据一、四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二，认为是被告逼母亲写的条子，自己清楚2.6万元被转走的事情，但不清楚2.6万元是不是被告的；对证据三、六，第三人郭某3表示对相关情况不清楚；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遗嘱没有公证，是无效的；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可信。
各方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综合当事人陈述和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评判。
经审理查明，郭朝杰与范竺西夫妻共同生育三女：大女郭某3、二女郭某2、小女郭某1。郭朝杰于1989年12月25日死亡，范竺西于2015年12月2日死亡。
2012年6月15日，范竺西亲笔书写：“晓群：最近四年，我的退休金一直请你管着，今年元月你把退休金存折退给我了，并要求从今年起由你三轮流管。你的要求是对的。……我想从今年起除了退休金我还想请你们轮流为我主事，这样我如果有事就容易找人。但是这事除了你同意外，大群没答应，郭某1有抵触，她们既不同意轮流为我主事，也不肯管我的退休金。……我只有请你再帮我管一段时间，我知道这对你是不公平，但我没办法，我现叫不动她们，等她自己清了再说，这只是希望你们再来轮流管好妈妈，辛苦你了，我感谢你。”
2015年2月27日，在郭某2家中，范竺西口述，盛某手写，王某在场见证，范竺西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安排，尔后，王某将盛某手写稿内容进行打印，打印件的落款处，范竺西签名、盖手印，代书人盛某签名、盖手印，证明人王某签名、盖手印。该打印件载明：“郭某2：长期以来，特别从我卧床不起后，你们三姐妹中只有你对我不离不弃，照管着我的生活。现我对我的后事向你作如下交代：1、若我的钱养老有余，余钱归你所有，养老不够，烦请你解决。2、我的丧事烦请你处理，丧葬费则由你领取。3、有关我的福利房事宜，烦请你全权处理。”
另查明，武汉市武昌区民政事务管理委员会优抚安置科出具“抚恤费丧葬补助费支出通知”，发放范竺西的抚恤金28388元，安葬补助费5000元，由郭某2领取。为处理范竺西的后事，郭某2已支付殡葬服务费用14188元。
范竺西名下汉口银行账户＊4×××14从2015年12月至今的存款余额情况为：2015年12月4日之前余额为86.4元，当日存入4438.87元（批量代发），2016年1月29日存入33388元（应为丧葬费、抚恤金），2016年6月6日存入2310元（批量代发）；账户＊3×××92从2015年12月至今的存款余额情况为：于2016年5月4日销户提取存款108667.47元，无其他交易。
范竺西名下医保卡至2016年3月2日余额2344.90元。
现原告郭某1与被告郭某2、第三人郭某3为继承发生纠纷。为此，原告郭某1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经本院组织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的规定，原告郭某1、被告郭某2、第三人郭某3均为本案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及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的规定，范竺西有权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处分个人财产。范竺西所立遗嘱，由王某在场见证，由盛某代书，注明了年月日，并由代书人盛某、其他见证人王某、遗嘱人范竺西签名，本院依法确认该代书遗嘱合法有效，被继承人范竺西的遗产均应由被告郭某2继承所有。故范竺西名下汉口银行账户＊4×××14、＊3×××92存款余额、范竺西名下医保卡余额均由被告郭某2继承所有，原告郭某1要求继承范竺西名下三分之一遗产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社保机构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已由被告郭某2领取。丧葬费是社保机构给予死者亲属处理死者后事的一种补助，范竺西去世后发放丧葬费5000元，而范竺西的丧事支出费用为14188元，因范竺西名下的遗产已由被告郭某2继承，超出部分的丧葬费用应由被告郭某2承担。
死亡抚恤金是社保机构给予死者近亲属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死亡抚恤金还含有一定精神抚慰的内容，死亡抚恤金发生于死者死亡后，不属于遗产。因范竺西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郭某1、郭某2、郭某3，故本院依法确定抚恤金28388元由三人各获得9462.67元。因抚恤金已由郭某2领取，故郭某2应分别给付郭某1、郭某39462.67元。
庭审中，原告郭某1认为被告郭某2提交的遗嘱签名是虚假的，遗嘱无效的观点，第三人郭某3认为遗嘱的笔迹是范竺西的笔迹，但没有公证，遗嘱无效的观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郭某1、郭某3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对郭某1、郭某3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郭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郭某1款项9462.67元，给付第三人郭某3款项9462.67元。
二、驳回原告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638元，由原告郭某1自行负担。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 判 长 李红鹰
人民陪审员 骆翠平
人民陪审员 卫丽娟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