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黔0522行初100号
原告绍兴市新联发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城南凤凰路135号。
法定代表人许峰，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明霞，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龙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省大方县道路运输局（原大方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住所地：大方县奢香大道。
法定代表人彭宇，局长。
委托代理人傅学军，系该所工作人员。
原告绍兴市新联发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联发公司）不服被告贵州省大方县道路运输局（以下简称大方运输局）交通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5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黔县行初字第75号行政判决。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7月25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行终88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5）黔县行初字第75号行政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明霞、龙猷、被告大方运输局局长彭宇及其委托代理人傅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方运输局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毕方运政罚（2015）第070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以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超越省际包车许可事项，从事道路运输活动，根据交通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第八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对浙江新联公司处以罚款40000元。
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诉称：2015年7月18日19时许，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驾驶员汪为权驾驶本公司浙Ｄ×××××号客车从浙江省绍兴市出发运输旅客到云南省威信县，经过杭瑞高速公路贵州省大方县路段出口处时，被告大方运输局以原告超越省际包车的许可事项对原告车辆予以暂扣，并向原告出具了毕方运政暂扣（2015）第0700028号暂扣凭证。2015年7月28日，被告作出毕方运政罚（2015）第070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4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诉请依法予以撤销。
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原告的经营范围为省际班车客运与省际包车客运；
第二组证据：更正证明、接驳费收款收据，证明被告扣留原告车辆后，原告支付旅客接驳费6700元；
第三组证据：违法行为通知书，证明被告拟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组证据：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证据登记保存清单，证明被告从2015年7月18日至2015年7月30日扣押原告的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和省际包车牌、包车合同及行车路单等证件；
第五组证据：车辆暂扣凭证，证明被告从2015年7月18日至2015年7月30日扣押了原告车辆；
第六组证据：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证明被告从2015年7月18日至2015年7月30日扣押原告的车辆；
第七组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代收罚款的收据，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罚款40000元的事实；
第八组证据：停车费收据、证明被告收取原告停车费360元的事实；
第九组证据：《证明》，证明原告未超越许可经营范围；
第十组证据：省际包车牌、道路运输证、客运经营许可证、行车路单、包车合同等，证明原告拥有道路经营许可权，有权从事道路运输业务，且依法拥有客运经营许可权，未超越许可事项从事客运经营；
第十一组证据：车辆行驶证、驾驶员汪为权的从业资格证及机动车驾驶证，证明浙Ｄ×××××号车系原告所有，驾驶员汪为权具有驾驶资格。
被告大方运输局辩称：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出具的包车合同中包车方“威信汽车站有限公司”并不存在，原告系伪造包车合同逃避处罚。原告已超越省际包车的许可事项，从事道路运输活动，被告方暂扣其车辆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大方运输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组织机构代码、法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及被告的执法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执法人员郑美勇、王禄波、肖勇、陈伟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复印件，证明四人系被告方的执法人员，具有执法权；
第三组证据：毕方运政立案（2015）第0700028号立案审批表、浙Ｄ×××××号车驾驶员汪为权及13名乘客的询问笔录与按手印照片、浙Ｄ×××××号车上31位乘客的身份证复印件、现场录音录像光盘，证明原告的浙Ｄ×××××号客车超出经营范围从事运输经营的事实存在，被告对本案调查取证符合法定程序；
第四组证据：驾驶员汪为权、徐美川的驾驶证及从业资格、浙Ｄ×××××号车的道路运输证、浙Ｄ×××××号车的包车合同、浙Ｄ×××××号车绍兴至威信的浙运包字00300236号省际包车线路牌、浙江省道路客运统一行车路单，证明原告浙Ｄ×××××号车的经营许可范围为省际包车客运，但原告与车上乘客无包车事实；
第五组证据：实施强制措施审批表、毕方运政暂扣（2015）第0700028号暂扣凭证、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现场笔录及在场人身份证，证明被告执法人员依法定程序对浙Ｄ×××××号车实施了强制暂扣；
第六组证据：案件处理意见书、违法行为通知书、原告的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原告的陈述申辩书及证明、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证明被告对浙Ｄ×××××号车作出行政处罚前按法定程序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的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并召开重大案件集体讨论会议后作出处罚决定；
第七组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的委托书及受托人张明霞的身份证、代收罚款收据及原告缴纳罚款的凭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解除强制措施审批表、解除强制措施通知书、文书送达回证、处罚结案审批表、转客接驳费的收据及证明等，证明被告依法定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解除强制措施、收缴罚款等事实；
被告大方运输局在重审过程中补充出示如下证据（第八组证据）：威信县道路管理分局于2016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及网上资料，证明包车方威信汽车站有限公司并不存在。
被告大方运输局适用的法律依据：1、《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四条；3、《贵州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二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新联发公司对被告大方运输局所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郑美勇、王禄波、肖勇、陈伟等四人身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四人参加本次执法活动；对第三组证据中目录编号为5、6、7、8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五、六、七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被告补充出示的第八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适用法律依据提出的异议：对1号法律依据有异议，本案原告不存在该条规定的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的事实，不应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对2号依据有异议，原告已经获得客运经营许可，并未超越许可事项；本案中原告并未超越范围经营，为此也不适用3号依据。被告大方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对原告新联发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车辆的经营资质与经营范围不一样；对第二、三、四、五、六、七组证据均无异议；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并未收取原告的停车费；对第九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十组证据中前三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包车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无异议，因为车上乘客并未包乘该车，证明该客车在本次经营行为中超越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许可的经营范围。对第十一组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核，原提供的证据及被告提供的第一至七组证据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第八组证据系行政行为作出之后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予以采用。
经审理查明：浙Ｄ×××××号宇通客车属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所有的营运车辆。2014年10月28日，原告取得浙交运管客字3306020183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为：“客运、省际包车”。2015年7月17日，原告与威信汽车站有限公司签订《短期包车客运合同》，合同约定：威信汽车站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17日至2015年7月20日期间包用原告的浙Ｄ×××××号69座大客车，实际载客69人，包车的道路经营许可证号为330602040056，包车线路从绍兴至威信往返。2015年7月17日，原告取得绍兴市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起点绍兴、止点威信”的浙绍乙No0001531号《浙江省道路客运统一行车路单》，并取得绍兴至威信的省际包车牌。原告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完善包车运营手续后，由原告指派本公司驾驶员汪为权驾驶浙Ｄ×××××号客车载客69人从浙江省绍兴市前往云南省威信县，随车携带了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省际包车牌及包车合同等证件。
2015年7月18日19时许，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驾驶员汪为权驾驶浙Ｄ×××××号客车行驶至杭瑞高速公路大方段出口时，被被告大方运输局检查并以该车超越客运许可范围为由予以扣留。当日，被告将原告浙Ｄ×××××号客车上的乘客交由贵州百里杜鹃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从大方转运至云南省威信县，由原告承担接驳费6700元。2015年7月18日，被告大方县道路运输局向原告出具了毕方运暂扣（2015）第0700028号暂扣凭证，扣押了原告的浙Ｄ×××××号客车。2015年7月28日，被告依据《道路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第八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毕方运政罚（2015）第070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处以罚款40000.00元。2015年7月30日，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向被告缴纳罚款40000.00元。同日，被告大方运输局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解除对原告浙Ｄ×××××号客车的暂扣。后原告浙江新联发公司以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大方运输局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5）第070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被告大方运输局以原告超越包车许可事项进行处罚，但其提供的乘客调查笔录体现，乘客购票地点、乘车时间、地点不尽相同，且原告与“威信汽车站有限公司”签订的《短期包车客运合同》上虽加盖了甲方绍兴市新联发旅游汽车公司包车专用章，但无人签字，乙方仅有“张明霞”签字，未加盖印章，合同真实性存疑，被告以原告载有购票地点、票价、上车地点均不尽相同的乘客为事实依据，以此认定原告存在违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和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行为，对原告作出毕方运政罚（2015）第0700028号行政处罚，但被告在处罚之前，并未对包车合同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客运经营活动，不得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之规定，但原告自载客起至被被告查处的运输过程中，均一直持有《浙江省道路包车（机动）客运经营许可证明》，并不存在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的行为。即使原告存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行为，但该条文载明违反的是“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事实，而该管理规定第八十四条载明处罚的是“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的行为，因为两条文之间不存在违反规定事实和处罚罚则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被告也应依据该第八十六条“违反本规定，客运经营者、客运站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予以处罚。被告在处罚决定中认定原告违反《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决定依据该规章第八十四条（四）给予原告行政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告大方运输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贵州省大方县道路运输局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5）第070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受理费共50元，由被告贵州省大方县道路运输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 叶
审 判 员 刘 武
人民陪审员 何安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易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