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1005民初434号
原告武长江，男，1958年6月出生，汉族，住所地牡丹江市西安区。
委托代理人李仕君，黑龙江博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牡丹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温春信用社，住所地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村镇鹤大公路与温春大街交叉口。
负责人孟庆峰，主任。
委托代理人高天姿，黑龙江海天庆城（牡丹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宝玉，黑龙江海天庆城（牡丹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长江与被告牡丹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温春信用社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郭春玲独任审判,于2016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长江及委托代理人李仕君,被告牡丹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温春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高天姿、王宝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长江诉称,原告系东和村村民,2011年邢某任东和村党支部书记,2006年至2011年期间受被告单位委托任温春信用社东和信用代办站的代办员和信贷联络员,负责被告单位在东和村的存、取款或贷款业务。故村民办理存款时就将存款交与邢某,由其将存款交到被告单位换取存款单,双方一直如此交易并形成习惯。
2009年12月10日、2010年4月7日、同年4月24日、5月5日、5月13日、6月14日,原告照例将计39000元交与邢某,要求其存完款后将信用社存单交给原告。邢某给原告出具了借据,之后很久没有给原告存款单,原告多次索要,其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拖,直至2013年邢某被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刑罚时,原告等村民才知道上当受骗,原告等找被告索要存款,但被拒绝。
原告认为代办站是被告设在农村的代办机构,被告与邢某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2011年之前,邢某代理被告从事的存款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即使被告与邢某已解除代理关系,但被告未按《中国银监局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在农村显要位置张贴公告,或通过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等进行宣传,也未组织精干人员彻底清查、防止风险蔓延。因此邢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未按《中国银监局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去履行职责,导致原告等村民被欺骗,并遭受重大财产损失,被告具有重大过错,与邢某构成共同侵权,二者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存款39000元,负担案件受理费。
被告牡丹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温春信用社辩称,储蓄存款合同是储户交付存款,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存单,本案原告既未将存款交与被告,被告亦未向原告出具存单或存折,原告主张储蓄存款合同没有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已阐明,其将款项交与邢某,由邢某为原告出具凭条,是原告与邢某之间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邢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是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邢某的犯罪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相应的后果;原告在邢某家中将其钱款交与邢某,邢某家中无被告授权的任何牌匾,也无被告授权存款的手续,原告称邢某代表被告吸收存款,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从原告提交的借条内容看,邢某未以被告名义从事业务活动,借条上没有与被告相关的字样和公章,且(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由邢某将违法所得返还给原告等受害人,确定了承担返款的主体;原告在邢某家中而不是在悬挂牌匾的办公场所交付款项,邢某又未向原告出示其有权代表被告收取存款的证明文件,原告应知办理存款业务应有存单,而邢某给原告出具的是借条,且借条标明的利率明显高于到银行办理存款的利率,故原告无任何理由相信邢某有权代理被告收取存款,就将钱款交与邢某,主观上是为了让邢某将其交付的款项放贷,原告主观上有过错,其行为属非善意行为。综上,原告将被告列为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原告诉称及被告辩称，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给付本案诉争款项的义务;2、案外人邢某是否有权代理被告向原告吸收存款;3、如果有代理权,在超越权限或在权限终止或在无代理权的情况下，邢某向原告吸收存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构成表见代理，作为原告是否是善意或无过错的;4、被告与邢某是否对原告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出示如下证据:
证据一、1、2009年12月10日借条一张，体现，借人民币10000元，利息8.85‰，借款人邢某签名；2、2010年4月7日借据一份，体现，借武长江人民币15000元，月息8.85‰，借款人邢某签名；3、2010年4月24日借据一张，体现，借武长江人民币5000元，月息8.85‰，借款人邢某签名；4、2010年5月5日条一份，体现武长江存5000元，活期，李长芝签名；5、2010年5月13日存条一张，体现，2010年5月13日武长江存2000元，活期；2010年6月14日存2000元，合计存4000元，收（款人）邢某签名。意在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关系，原告将存款交给被告受托人员邢某，双方的存款关系是真实存在。其中一张李长芝签名的，李长芝是邢某的妻子，邢某没在，由其代为出具的。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借据是原告与邢某之间形成的，现邢某没有出庭，无法证实该借据的真实性。该借据只能证实原告与邢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能证明原、被告建立储蓄存款关系。对该存条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借据没有加盖银行公章，也不属于金融机构出具的存单或者存款证明。因此该证据不具有银行存单的法律效力，该借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鉴于借据没有被告加盖公章不能够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建立了存款关系，并且邢某不是本案被告的工作人员，其收取存款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或者对被告的表见代理行为。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由此可见原告与邢某之间形成的应当是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一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卷宗的借据系同一借条,在该卷宗笔录中体现邢某认可该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其体现内容予以认定。
证据二、1、被告为原告等村民发放的贷款证三本：其中一本武长江的贷款证,体现，2002年3月28日至2006年11月1日,有10笔贷款,在信贷员或记帐员处均有邢某签名或加盖名章,发证机关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农村信用合作社并加盖公章,负责人名章,注明2003年4月20日前有效;另一本武长江的贷款证,体现,发证机关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农村信用合作社并加盖公章,负责人名章,有效期2006年6月30日至2009年6月30日,2007年1月14日至2009年2月26日共6笔贷款有4笔贷款有邢某在记帐员处签名。使用须知6项:本证依据借款人(持证人)与贷款人(发证人)签订的最高额联保借款合同签发,仅限借款人(持证人)本人使用;借款人凭本证、身份证(户口簿)、名章可在有效期内到信用社借款还款;特别声明,本证记载的存、贷款业务只作为借款人的信用记录,实际存、贷款业务以信用社放账凭据为准等;第三本邵维全的贷款证,体现,发证机关牡丹江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温春信用社并加盖公章,加盖信贷员名章,有效期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对2010年5月11日贷款,邢某在记帐员处加盖名章;使用须知同武长江贷款证;2、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邢事判决书一份,体现，2008年至2011年期间,邢某利用其担任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东和村党支部书记和温春信用社驻东和村信贷联络员的身份,非法向东和村村民、东河畜牧场及社会人员吸收存款总计2922200元,法院认为邢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200000元;邢某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意在证明,自2002年开始，邢某就作为被告单位驻东和村信用代办站的代办员和信贷联络员，所有村民的存款都先交到其手中再由其转存到被告单位，这是原告与邢某和被告之间多年形成的交易习惯，原告等村民对其信贷员的身份深信不疑，相信他的行为就是代表被告，邢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储蓄合同关系，被告应当承担向原告给付存款的法律责任。
被告对判决书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份判决已经确认邢某吸收村民款项的行为，包括原告的款项是属于邢某个人行为，并且其已经构成了犯罪。判决书也确认了对于吸收存款承担返还责任的主体是邢某个人，即在判决第二项表述内容是邢某非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返还给被害人。所以此判决应认定邢某与被告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关系。对贷款证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出示的该组证据不能证实邢某有收取存款的职权，贷款证的真实性需要庭后核实，因为贷款证的经办人员已经更换，需要与经办人核实。武长江有两本贷款证，2002年4月20日下发的贷款证，该贷款证有破损、残缺，真实性有异议。倒数第二页有清晰提示存款请到信用社，该提示可以看出来存款是需要到信用社的，不是存到某个人的手中。2006年6月30日下发的贷款证，倒数第二页也有使用须知，有6条提示，应当本人到信用社办理存款。邵维全的贷款证下发日期是2009年1月1日，该贷款证与本案无关，邵维全的贷款证中没有邢某的签字。该证也有存款提示。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贷款证有被告单位的公章、负责人的名章、信贷员名章或签名,本院对其真实性及其体现的内容予以确认，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待与其他证据综合评定再予认证;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及体现内容予以认定。
证据三、2008年2月1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一份，文件编号为“银监办发（2008）18号”,主要内容为,第二条规定,进一步加强撤销代办站的宣传工作,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对已撤销代办站和取消代办资格的代办员,除采取公告形式外,还要发挥村委会密切联系村民的作用,确保每一户村民知晓。同时要结合“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传媒,大力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剖析各类典型案件,警示农民群众,提升农民金融风险意识,防范个别已解聘代办员仍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名义对外办理存贷款业务,诱发诈骗案件。意在证明,被告没有按上级管理部门的要求加大撤销代办站宣传的工作力度，没有在原告村里街道的明显位置张贴公告，也没有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和提示，导致原告等村民误以为邢某依然是被告单位的代办员和信贷联络员，错误的将存款交到其手中，被告的不作为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与邢某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证据来源于互联网国务院网站下载的。
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加盖相关机关的公章、该证据的来源是从网络下载的，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现都无法确定，并且该份证据不能够证实原告与邢某之间发生的款项损失应由本案被告承担。另外，对于代办站的撤销被告已经作出了公示，包括原告所在的村。该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是一个内部文件，也不能成为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该证据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规。该文件在网络上面可以查出已经废止，但具体废止时间需要进一步查实。
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认定,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定。
证据四、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是生效判决，来源于裁判文书网）,主要内容为,判决查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告信用社在祁东县步去桥田心村开办信用站,当时被告谭巧云父亲担任代办员,后被告曾刚顶替其岳父担任代办员。1998年开始,被告谭巧云以被告曾刚的名义为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2006年4月6日,被告信用社步云桥信用社撤销田心信用站,被告信用联社发布通告,终止其与被告曾刚中介服务合同及被告曾刚的联络员身份。原告匡某于2004年至2010年8月19日期间,分六次在被告谭巧云、曾刚处存款,存款金额23000元,存款期限均为一年,存款利息为年息2.25%或4.14%。被告谭巧云、曾刚向原告出具了伪造的《湖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裁剪存款凭证》。2014年3月31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等罪名分别判处被告谭巧云、曾刚有期徒刑二十年、四年并处罚金。该院认为,被告曾刚、谭巧云在任代办员、联络员及上述身份终止后的长达十余年时间里,私刻公章、伪造被告信用联社的存单,将村民欲存信用社的现金占为己有,为达到长期骗取存款的目的,甚至以高额、当场支付利息等方式蒙骗村民,被告谭巧云、曾刚的行为是欺诈行为,该二被告应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曾刚担任代办员及联络员期间,其接受被告信用联社的委托,以该社的名义直接办理存、取款业务,或以中间人身份帮原告代办存款业务,虽其出具给原告的系伪造的存单,但原告作为普通储户,不具有识别存单真伪的能力,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该存单系被告谭巧云、曾刚代表被告信用联社出具,应认定被告谭巧云、曾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信用联社在管理上存在过错,应就原告在此期间的18000元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9年被告曾刚的农户联络员身份被终止。此后,被告谭巧云、曾刚继续向原告出具了两张总计为5000元的存单,被告信用联社对被告谭巧云、曾刚的上述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且未在合理期间及地点与被告曾刚已解除联络业务的事实进行适当公示或广泛宣传,被告信用联社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原告自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未尽注意义务,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可减轻被告信用联社的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信用联社就其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故依据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判决,被告谭巧云、曾刚赔偿原告损失18000元,被告信用联社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谭巧云、曾刚赔偿原告损失5000元,如该二被告不能赔偿该损失,由被告信用联社补充赔偿原告1250元。意在证明,在类似案例中法院认定信用社一方存在过错，法院判决信用社承担民事责任。在这份判决书中还包括其他几个法院的判例。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并没有提供原件，并且没有判决文书的案件号，不能够核实法律文书的真实性。由于本判决书记载内容中当事人、案情、事发地点、时间等因素都与本案不相符。并且本判决书中记载的代办人是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而本案中邢某并不是被告处的工作人员，所以此份判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成为法院判决本案的依据。该判决书也没有法院的公章，多处有错别字。原告也提供不出相关的证明原件。即使原告能够提供该文书的原件也因为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不可能拿着一份其他法院的民事判决指导本案判决。个案各有不同，该案中有私刻公章、复印假存单，还有使用信用社章等环节，与本案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该判决书是县级法院的判决，并非是终审判决。所以此份判决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体内容以及相关的细节都与本案无关，不能成为有效的依据。
本院认为,该裁判文书来源于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网,其真实性及其体现的内容应予认定。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应作案情对比分析来认定:该案的两个自然人被告谭某、曾某,在吸收存款的过程中利用了另一被告信用社的名义,并私刻了信用社的公章、伪造了信用社的存单;而本案中的邢某、李长芝给原告出具的是借据或存条不是存单,表明其二人是借款人或收款人,且只是利用了村民对邢某的信任,邢某或李长芝给原告出具的借据、存条无表明其二人与本案被告有关的任何字样。故该裁判文书对本院审理案件没有参照价值,其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法庭出示如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张贴公告时拍摄的照片7张,拍摄内容为农村信用社联络站公告7份,其中之一,主要内容为,尊敬的广大客户:根据银监办发[2006]120号和黑银监通[2006]105号文件要求,我社已在温春乡(镇)东和村设立东和联络站,聘任同志为联络员,联络员只负责向农村信用社提供业务信息,不办理具体业务。我社原告温春乡(镇)东和村设立的信用站及聘用信用代办员邢某即日起不再代理农村信用社业务,其原经办的存贷款业务由我社柜台直接办理,敬请广大客户按约定期限到我社柜台办理储蓄存取、贷款偿还业务,我社将通过联络站给您提供更加及时、周到、安全的金融服务。2007年1月1日。意在证明,2007年1月1日，被告已经取消辖区内的7个村原代办站，在各村设立联络站，并且职责是提供信息，不办理具体业务，村民要办理业务，要到被告柜台处办理。张贴到各村的村口及村委会显著位置，是7个村的照片，包括本案的东和村。
原告有异议,认为,其没有见过照片中张贴的公告，该照片没有拍摄时间。村民都没有见过照片中的公告，都是被告单位后补的证据。
本院认为,该公告无被告单位的公章,张贴公告的地点无参照物,无法确认其张贴地点,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证据二、（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判决书1份,内容同原告的证据二中的2,意在证明,1、原告将本案牡丹江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温春信用社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2、邢某给原告出具白条的行为与被告无关，是邢某个人非法吸收公众款项的行为，不是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原告与被告不构成储蓄存款关系，且邢某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犯罪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其个人承担。
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所有欠条复印件都在刑事案件的卷宗内。在2003年审理原告孙兆荣起诉被告的案件中，法官依职权调取的（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刑事案件中的欠条复印件与原件进行了核对。证明原告手中的原件与该卷宗中的复印件是完全相符的。原告因为存款问题已经在刑事案件中进行了备案，原告与邢某之间的存款关系是真实性存在的。
本院认为,该刑事判决书原、被告均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对其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及其体现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三、1、（2013）牡西商初字第412号判决书,该判决的被告与本案的被告系同一被告,该判决认定原告孙兆荣主张邢某收取其20000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判决驳回孙兆荣的诉讼请求；2、（2014）牡商终字第76号判决书,该判决认为,上诉人孙兆荣将其20000元款项并与邢某，系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上诉人主张邢某对被上诉人温春信用社构成表见代理，应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孙兆荣的上诉,维持(2013）牡西商初字第412号判决;3、（2015）黑高民申二字第40号民事裁定认为,孙兆荣主张温春信用社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驳回孙兆荣的再审申请。意在证明1、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储蓄存款关系，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2、邢某吸收原告款项属于个人行为，其吸收存款行为对被告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对于原告遭受的损失，应当向邢某个人主张权利。3、原告将钱款交付给邢某是为了让邢某给高利放贷，挣利息钱，原告的目的不是为了存款，因此，原告没有与被告建立存款的意思表示，所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
原告认为,被告举证的三份判决均在最高法院申诉中，结果现在还没有定。这次起诉的理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次原告起诉被告包括侵权关系，法律依据也不同。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本案不能与以前的判决相提并论。
本院认为,以上三份民事判决书、裁定书均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文书体现的被告与本案被告系同一被告,案件情况与本案类似,故本院对该三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应予以认定。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当庭陈述,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并结合本院的法庭调查及对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如下:
邢某及其妻子曾给原告出具如下借据或存条：1、2009年12月10日借条一张，体现，借人民币10000元，利息8.85‰，借款人邢某签名；2、2010年4月7日借据一份，体现，借武长江人民币15000元，月息8.85‰，借款人邢某签名；3、借据一份、2010年4月24日借据一张，体现，借武长江人民币5000元，月息8.85‰，借款人邢某签名；4、2010年5月5日条一份，体现武长江存5000元，活期，李长芝签名；5、2010年5月13日存条一张，体现，2010年5月13日武长江存2000元，活期；2010年6月14日存2000元，合计存4000元，收（款人）邢某签名。原告自认以上款项系在邢某的住所交与邢某的,办理的是活期存款,其与邢某无其他存款。
2013年1月11日,本院依法作出(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邢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认为,2008年至2011年期间,邢某利用其担任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东和村党支部书记和温春信用社驻东和村信贷联络员的身份,非法向东和村村民、东河畜牧场及社会人员吸收存款总计2922200元,该判决认为邢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邢某有期徒刑六年,罚金200000元;邢某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
根据(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刑事卷宗体现,牡丹江市公安局西安分局于2012年2月8日给武长江作的询问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邢某占用原告的存款39000元，至今未偿还。邢某是东和村的书记兼温春信用社代款员。邢某就在家里办理存贷款业务。2009年上秋时，邢某找原告说有钱就存在他那儿，他给的利息比银行高，存款给贷款利息。原告认为邢某是老书记，干信贷员20多年，就在2009年12月10日把卖玉米的钱10000元拿到邢某家存上了，邢某给原告出具了借条，利息高于存款利息。2010年4月7日、同年4月24日、5月5日、5月13日原告又将卖猪的钱、儿子出外打工的钱、卖粮的钱，分几笔存到邢某那里。邢某都给原告打条了，共计是39000元，其中5月5日，邢某没在家，其妻李长芝在家，李长芝收了钱，给原告打了借条，签上李长芝的名。2011年春节以后，原告找邢某要利息，要出利息2000元。当时的银行利息2.4‰，邢某给的是8.85‰，比银行的利息高几倍。邢某说东和村的村民要用贷款得上温春信用社办，就把原告的钱给贷款的用，还利息就还给原告。
牡丹江市公安局西安分局给邢某作的讯问笔录的内容,除（2013）牡西商初字第412号判决书体现的外,还有如下内容:2012年1月10日笔录体现,邢某于1999年2月至2011年4月曾任牡丹江信用联社温春信用社联络员,2011年4月中旬,牡丹江信用联社温春信用社的李副主任和荆东贵到邢天家向他宣布取消他的驻东和村联络员的身份。接到通知后邢某就不再做这方面的工作,但还向村民和社会上的朋友借钱放贷……2012年2月14日笔录体现,邢某于2009年或2010年改任联络员。1996年到2009年或2010年任信用社的代办员,2010年担任代办员时邢某和温春信用社有合同,代办员的业务是存款或贷款,手里有票据,可以直接办理业务。担任联络员时是邢某和东和村村委会签的合同,由信用社指派村委会和联络员签的合同,联络员的职责是介绍存款、贷款的客户,合同一年一签,具体的职责合同上都有体现。关于村民等百姓在邢某这里存、贷款的由来,据邢某讲,有一部分是原来办理存、贷款业务延续下来的,有的是听其他村民传话到邢某这里来存钱的,因为在邢某这里的存款,邢某按贷款标准计算利息,邢某能往外放贷。
2013年8月,孙兆荣曾作为原告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本案被告,本院作出（2013）牡西商初字第412号判决书,该判决确认的基本事实:2010年4月10日邢某向原告孙兆荣出具借据一份,主要内容为借孙兆荣20000元,每月利息177,借款人邢某;同年,9月10日邢某向原告出具存条一份,主要内容为,孙兆荣存10000元,月息8.85‰,邢某收。孙兆荣自认上述两笔款项系原告的妻子康秀玲在邢某的住所交给邢某,原告与邢某无其他存款。双方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给邢某及原告妻子康秀玲所作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邢某在牡丹江市公安局西安分局作的讯问笔录中称:“2006年至2009年前是温春信用社的代办员,办理存款或贷款,我们手里有票据,可以直接办理业务。大约2009年或2010年改成联络员,给温春信用社介绍存款、贷款的客户。因为我以前是这村书记,当过温春信用社的代办员,后期又是温春信用社的联络员,所以老百姓对我有信任感,到我这里存款、贷款。我就利用这个方便条件,对村民说你们的钱在家里放着也是放着,我给你们贷出去,存款给你们贷款利息8.85‰。这样村民一看利息高了,他们就主动来我这儿存钱,而且不少人都听别的村民说的以后来我这里办理业务的,如东和林场的马庆英,东河村的张彦伟、张兆荣(孙兆荣)……打借据的原因,如果打了存款(条),那利息就按当时的利息给存款人,他们主要是让我把钱给贷出去好挣利息的钱,所以我打的都是借据……当时活期存款(年)利率是0.72%、定期存款(年)利率2.25%、二年的是2.50%、三年的是3.00%、五年的是4.00%。我给的(月)利率是千分之8.4,8.85，9.00不等”。2013年1月11日本院依法作出(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同容同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中的2、同本案被告的证据二。(2013）牡西商初字第412号判决认为，邢某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且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孙兆荣不服,提出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牡商终字第76号判决,该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故对上诉人主张邢某对被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孙兆荣的上诉,维持(2013）牡西商初字第412号判决。
孙兆荣仍不服,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黑高民申二字第40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认为,孙兆荣主张温春信用社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驳回孙兆荣的再审申请。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当庭称,邢某在东和村有办公室，后来办公室被盗，办公室就搬到邢某家中。邢某家中挂着温春信用社的代办点的牌子。那块牌子在邢某犯罪之前还是之后没有了,原告记不清了。对此陈述被告均予否认。
本院认为,原告认为因为邢某有权代表被告,其将39000元交与邢某,故其与被告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是原告的实体权利,原告有权对被告提起诉讼,是程序权利,被告认为原告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亦是指程序权利,就该项主张原告承担的是实体权利不能得到保护的法律后果,而不是不能对被告提起诉讼,故被告称其作为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存单是银行凭以办理储蓄业务的一种信用凭证。邢某及李长芝在其住所中收取原告39000元，给原告出具的是借据或存条,从借据或存条内容看,体现的是邢某及其妻李长芝借或收原告计39000元,该借据或存条上只有邢某或李长芝的个人签名,并无被告的公章或代表被告单位的其他印鉴,邢某或李长芝在借据或存条上也未表明其代表被告;原告交款地点在邢某的住所,邢某或李长芝给原告出具的借据或存条非为储蓄机构的存单或存折；且该笔款项没有转入被告温春信用社财务账，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进行审理。
关于邢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代理,相对人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成立要件。邢某在借据上承诺的利率明显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且邢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也明确陈述,村民认为邢某给的利息高,主动到其处存款,原告所说的与邢某之间的存款惯例,邢某在其他案件中并未认可。根据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原告已明确承认其为图高利息将钱存到邢某处，而不是温春信用社，原告对于与邢某建立的借贷关系是明知的，原告主观上具有故意。原告到邢某处存款,邢某或李长芝给其出具的借据或存条为邢某或李长芝个人签名,无任何与温春信用社有关的证明信息;虽然原告称在其家中看到信用社代办点的牌匾,但原告的陈述与(2013）牡西商初字第412号判决中孙兆荣的陈述不一致,孙兆荣陈述是没有该牌匾,被告对此事一直否认,原告亦无证据证明;邢某虽曾担任过温春信用社驻东和村信贷联络员,但原告提出的贷款证只是不明确地体现了邢某2006年以前是信贷员或记帐员，2006年以后是记帐员。原告并未提出证据证明联络员具有收取存款、开具温春信用社存单的职责及邢某的行为具有代理权;原告主观上具有故意，被告是否按银监办发（2008）18号文件规定做好宣传工作，与本案无关联；邢某吸收存款的行为不是代表温春信用社的职务行为,该行为已被本院的(2013)牡西刑初字第2号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邢某的犯罪结果应由其个人承担。故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邢某收取原告39000元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和邢某对原告构成共同侵权,证据不充分,理由均不成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长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75元减半收取387.50元,由原告武长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春玲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郝思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