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89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卫，住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惠珍，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监护人：陈达明，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邹景盛，广东珠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石，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唐健锋，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旭慧，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民营经济报》社（原粤港信息日报社），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李宜航。
委托代理人：张小兵，该社办公室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东中南建设物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庄志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云年，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张呈辉，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陈卫、李惠珍因与被上诉人李石、《民营经济报》社（以下简称民营报社）、广东中南建设物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上诉人陈卫、李惠珍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三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石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李石对于涉案910房屋产权的取得，未经过实际审理、亦未有李惠珍的参与，一审法院根据(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下称41号）民事判决内容直接认定李石享有910房屋产权不符合事实，剥夺了陈卫的诉权。该41号案，适逢新的《民事诉讼法》未颁布，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审理，属于再审程序。该案判决仅是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越秀法院）（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076号民事判决（下称1076号民事判决）；驳回陈卫的诉讼请求。该案并未判决李石已经取得910房屋产权。另外，李惠珍也未参与该案诉讼，该案判决事实认定及法院认为部分并不全面，而且由于该案属于再审，无法进行上诉。虽然李惠珍后有起诉要求撤销41号判决，案由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新《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所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在(2015)粤高法民撤终字第8号（下称8号）案中，明确表示李惠珍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即判决的判项内容，故8号案审理的只是判项内容是否侵犯李惠珍的权利，至于41号判决的事实认定及法院认为部分不属于判决主文，所以8号判决对该内容并未进行审理，而李惠珍在该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亦基于同样道理被驳回。因此省高院在判决书中对李惠珍是否对910房屋享有产权的内容进行认定，李惠珍对910房屋享有产权的内容实际上并未审理。现本案一审才是有李石、陈卫、李惠珍等对利益有主张的各方当事人共同参与的诉讼，是一个确权之诉，是正式审理910房屋产权归属的案件，但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本案事实(包括周恩赐享有的回迁面积、房屋的实际面积、赠与李石的面积)的情况下�仅直接引用41号判决及8号判决，系剥夺了陈卫的诉权。二、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剥夺了李惠珍26平方米回迁安置优先权。本案参与安置涉案房屋910、911房的各方在场当事人：李惠珍、陈卫、黄普红(周恩赐当时回迁的代理人)、粤港信息日报社及中南公司在法庭内均证明李惠珍当时的回迁安置地址是涉案房910、911房，面积为162.1261平方米中的26平方米。因此《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的内容是得到各方当事人确认的，特别是拆迁回迁单位粤港信息日报社已经开具证明证实910、911房屋包含李惠珍的18平方米回迁面积，该证明内容是经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共同确认李惠珍回迁安置的具体地址和回迁面积，其形式和效力与回迁安置协议无异。本案中周恩赐根据2000年8月22日《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原拆迁面积为73.54平方米，其余部分属于增大面积，仅属于一般�买人另行购买。一审判决将910、911房屋全部162.1261平方米中除安置周恩赐拆迁73.54平方米面积以外的88.586平方米，以第三人购买增大面积的方式，卖给周恩赐(李石)，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1款的法律规定，否定了被征收人李惠珍优先于第三人周恩赐(李石)以购买增大面积的方式取得补偿安置房屋优先权，剥夺李惠珍的安置房屋910、911房中26平方米的优先权安置权利。三、陈卫取得涉案房屋合理合法，周恩赐赠与超出其所有权范围，其赠与应该无效。李石请求确认910房屋产权的依据是周恩赐在2000年8月25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以及周恩赐对910、911房屋享有完全所有权。一审已经查明周恩赐回迁面积是73.54平方米，前两张增大面积款收据假设是真实的，增大面积是63.84平方米，合计137.38平方米;第三张增�面积款收据，拆迁方民营报社与广东中南建设物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公司）均明确表示并未实际收取款项，而拆迁方民营报社此前曾经与李惠珍有拆迁补偿协议，也已经出具《确认书》确认李惠珍的18平方米回迁面积就在910、911房这26平方米范围内，以上事实得到拆迁方和被拆迁方的共同认可，与周恩赐并无关系。因此李惠珍实际上是910、911房屋的共有人。另外，周恩赐与李石签订的《赠与合同》属无效合同，不能对抗周恩赐于1996年对陈卫做出的《赠与书》及陈卫作出的《受赠书》。李石与周恩赐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本案不应适用物权法。因本案中在拆迁方已确认李惠珍的确凿回迁安置地址及面积的证明，被征收人李惠珍拥有优先于周恩赐(李石)以购买增大面积的方式取得补偿安置910、911房屋中26平方米优先权，即周恩赐对910、911房屋并不享有完全所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其无偿将涉案910、911房屋全部162.1261平方米赠与给李石显然是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不具有民事效力，所以周恩赐与李石签订的《赠与合同》应该是无效合同，不能对抗周恩赐于1996年对陈卫做出的《赠与书》及陈卫做出的《受赠书》。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却将910房屋判决给李石，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四、李石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1996年5月6日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1996年5月3日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1996年7月3日的《补充协议》及2000年7月10日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这四份文件原件是陈卫从李石手上借走，亦未能证明李石是该文件原件的所有人及来历。李石作为商人应知道借用如此重要的原件，应注明是“借原件”或打个借条。更何况《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是李惠珍与拆迁方所签订的文件，与周恩赐并无关系，与李石更无任何关系，李石根本无权获得该文件的原件。综上所述，陈卫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上诉人李惠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李石的所有诉请。理由如下：一、李石对于涉案910房屋产权的取得，未经过实际审理、亦未有李惠珍的参与，一审法院根据41号判决内容直接认定李石享有910房屋产权不符合事实，剥夺了李惠珍的诉权（具体理由同陈卫的该项上诉理由）。二、李惠珍对910房屋的回迁权得到拆迁方、重建方、周恩赐的确认，周恩赐无权获得910房屋全部面积，一审法院未查清以上事实，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1996年，周恩赐与拆迁方粤港信息日报社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时，李惠珍已在同时与拆迁方粤港信息日报社签订《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该《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中，约定了李惠珍对德安路11-1号被拆房屋享有18平方米的回迁面积，该补充协议书是同时得到开发商粤港信息日报社、周恩赐，周恩爱及李惠珍的认可，并且各方都有签字确认，因此可见李惠珍对于回迁房屋享有产权面积的事实是各方均认可的。至2000年，周恩赐再与拆迁方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时，合同中约定的拆迁德安路11-l号房屋后，拆迁方给予周恩赐910、911房屋回迁面积是137.54平方米(包含原拆迁面积73.54平方米、购买增大面积63.46平方米)，因此，周恩赐可以要求拆迁方给付的回迁面积仅为137平方米。但实际上，910、911房屋共计面积实际为163平方米，�恩赐与拆迁方对163平方米与137平方米之间的26平方米差额并无合同约定，亦未支付相应款项，根本无权要求获得该面积。拆迁回迁案件中，房屋面积是最基础的事实内容，一审法院未对房屋真实面积进行查实，亦未对真实面积(162平方米)与协议回迁面积部分(137平方米)的事实情况进行查清，判决书中只字未进行表述，就作出一审判决，实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二审法院应查清事实后改判或发回重审。三、周恩赐未取得910、911房屋的全部面积，其无权将910、911房屋全部赠与李石，该赠与协议应属无效。四、李惠珍是910房屋回迁人的事实得到李石的确认。本案中，李石的诉请之一，是要求陈卫将产权组成文件《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归还，而该协议内容是李惠珍享有18平方米回迁权利的约定，与周恩赐并无关系。可见李石确认《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是910房屋产权组成文件之一，李惠珍是9lO、911房屋18平方米产权的回迁人。五、910、911房屋共计163平方米面积在2000年收楼时就已经得知，并非在2009年测量才得知，李惠珍回迁面积包含在910、911房屋内亦早已确定。李惠珍曾在一审申请证人黄普红出庭，就案件过程作证。黄普红是周恩赐的女婿，亦是其办理德安路11-1房屋拆迁时的受委托人，黄普红对事实是清楚的。黄普红在法庭上陈述910、911房屋早在收楼时就已经得知总面积是163平方米，其中包含周恩赐的137平方米和李惠珍的18平方米。李石表示当时并未取得测量数据，是2009年测量才最终得知，该说法是错误的。2000年7月签订回迁入住协议时，黄普红及陈卫就曾到房屋进行实际测量，测得数据是163平方米，当时开发商就表示163平方米是包含李惠珍的回迁面积，所以并未有对增大面�要求周恩赐再支付增大面积款。一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应予以改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李惠珍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二审庭审后，李惠珍又补充以下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遗漏审理李惠珍的独立请求权，本案依法应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中，李惠珍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曾以书面形式提出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权，请求判令：1、确认涉案910、911房屋回迁面积中18平方米属李惠珍所有；2、确认周恩赐与李石在2000年8月25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3、判决陈卫将如下资料原件交付李惠珍：1996年5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1996年5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黄永生签订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1996年7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补充协议》。但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未对该部分内容进行陈述及审理，亦未对李惠珍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本案应该发回重审。二、广州中院1号民事判决超范围审理，省高院8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该案的审查范围，李惠珍对房屋的权利有权另行主张。李惠珍提起的1号案及二审上诉的8号案，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上述案件的审理内容应该属于41号判决书判项是否侵犯李惠珍的权利，而李惠珍是否对910、911房屋享有18平方米的产权并不属于该案件的审查及认定内容。省高院8号判决已经明确认为“李惠珍对910、911房屋是否有用权利及41号判决认定《赠与公证书》[(2000)粤公证内字第13801号】合法有效是否妥当的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予审查。李惠珍认为其对涉案910、911房屋拥有权利可另行主张”。本案一审判决却认为8号判决已经处理李惠珍的确权请求，并对李惠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显然与上述8号判决内容相违背，应予纠正。三、李惠珍的18平方米是位置特定，用途确定的回迁面积，周恩赐对910、911房屋73.54平方米以外的面积属于购买的面积，依据《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李惠珍的回迁权应该优于周恩赐的购买权。本案中，李惠珍与周恩爱、粤港信息日报社在1996年5月3日共同签订《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已经确认李惠珍向周恩爱购买了18平方米回迁权利，李惠珍对拆迁德安路11-1享有回迁权。2014年1月3日，民营报社(即原粤港信息日报社，本案拆迁方)与李惠珍代理人陈达明确定，原拆迁德安路11-1后回迁的龟岗大马路4�910、911房中包含李惠珍享有的18平方米回迁面积，可以确定拆迁方对李惠珍补偿房屋的位置是910、911房屋，用途也是特定的。而根据周恩赐与粤港信息日报社与周恩赐在2000年8月22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可以确定原拆迁面积为73.54平方米，补偿面积为137平方米，相差63.46平方米以购买形式取得。如今，经实测910、911房屋共计有面积162.1261平方米，相比原补偿面积137平方米，又有约25.1216平方米增大，李惠珍对该部分面积主张享有其中18平方米的回迁面积，既有合同支持，拆迁方与被拆迁方亦是共同合意，实属合理合法，但一审法院却认为周恩赐完全享有该162.1261平方米，无任何依据，即使该25.1216平方米周恩赐有支付款项进行购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李惠珍的回迁权亦优先于周恩赐的购买权，一审法院否定李惠珍的回迁权而确认周恩赐的购买权，亦违反了该条法律法规，二审法院应改判李惠珍的18平方米回迁权优先，确认李惠珍对910、911房屋的回迁权。四、《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属于李惠珍的产权文件，李石要求取回原件并无依据，一审法院将该协议原件判决给李石，显然是毫无依据，也是不符合常理的。首先，李石陈述周恩赐在将1996年5月6日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原件、1996年5月3日《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原件、1996年7月3日《补充协议》原件，2000年7月10日《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原件赠与李石，但是李石并未能举出赠与的证据，李石取得上述文件原件的依据不成立；其次，《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的合同内容是粤港信息日报社与周恩爱、李惠珍签订的文件，与周恩赐并无关系，周恩赐并不会取得该原件，李石从周恩赐手中取得该原件完全不合常理。对此，李惠珍已经提出自己的独立请求要求取得1996年5月6日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原件、1996年5月3日《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原件、1996年7月3日《补充协议》原件，李惠珍作为《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的当事人，要求取得该份原件完全合理合法，二审法院应予确认。综上，李惠珍补充上诉主张，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李惠珍一审诉请。
被上诉人李石二审答辩称：多份生效民事判决经查明事实从而确认李石与周恩赐签订的《赠与公证书》合法有效，并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李惠珍对涉案910房享有18平方米回迁面积，一审判决直接援引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支持李石的诉请并无不当。一、41号判决“本院认为”载明“该《赠与公证书》不可撤销�李石据此占有、使用该房屋，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二、1号判决“本院认为”载明“其次，根据李惠珍提交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及《德安路11-1作价补偿补充协议书（2）》等证据，仅能证明粤港信息日报社同意将属于原业主周恩爱的18平方米产权面积回迁给李惠珍，但并未明确回迁的具体位置及房号等。现无证据证实粤港信息日报社与李惠珍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约定由李惠珍回迁涉案房屋。同时，周恩赐与粤港信息日报社先后签订的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均明确回迁人为周恩赐，核定的回迁人的原址房屋建筑面积为73.54平方米，未提及回迁安置给周恩赐的910、911房中包含属于李惠珍的18平方米回迁面积。……据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李惠珍对涉案910房屋享有18平方米回迁面积”，并最终认定“李惠珍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涉案《赠与�证书》存在无效的情形，……”。该事实亦经省高院以生效8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并以此为由驳回李惠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因此，李惠珍认为其在9l0、911房中享有l8平方米产权的主张已经以第三人参加诉讼、提起撤销之诉等法律途径多方救济，其诉讼权利并未被剥夺。上述民事判决已依法生效，且各方当事人对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不再做重复处理并无不当，李惠珍认为《赠与公证书》无效的主张因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李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卫、李惠珍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李石的合法权益。本案纠纷历时八年，广州中院已经作出两份生效判决，以及广东高院作出了一份生效判决，上述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涉案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李石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与该房屋有关的法律文件依法属于李石所有，陈卫借用文件两个月理应予以返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该予以维持。
民营报社二审答辩称：双方纠纷与民营报社无关，具体的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由法院认定。
中南公司二审答辩称：双方纠纷与中南公司无关，具体的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由法院认定。
李石于2011年1月25日以陈卫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原德安路11-1号房屋是周恩赐名下房产，2000年8月22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周恩赐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将座落龟岗大马路2-14号910、911号单元作为征拆周恩赐上述房屋的产权调换补偿。2000年8月25日，周恩赐与李石签订了《赠与合同》，并办理了公证手续，将上述910、911号�元赠与给李石，并于同年年底将该房屋交付给李石使用至今。在2002年7月4日，李石与陈卫签订《协议书》，委托陈卫办理上述910、911号单元属李石所有的房产证，为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李石将涉案房屋产权的相关文件原件于2009年2、3月间交给陈卫，但陈卫一直以房屋因开发商的债务问题被法院查封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为由，没有为李石办妥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且没有归还上述相关文件原件。近日，李石到房管局查册，才发现陈卫于2010年12月21日已取得了上述910房属其所有的《房地产权证》。鉴于陈卫在明知910房的所有权人实为李石的前提下，恶意骗取了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严重侵害了李石的合法权益。李石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广州市龟岗大马路4号910房所有权归李石所有，并责令陈卫协助办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李石名下的手续；2.陈卫向李石返还如下�料原件：（1）1996年5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2）1996年5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黄生永签订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3）1996年7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补充协议》，（4）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5）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陈卫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
一审法院于2011年9月22日作出（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637号民事判决后，李石、陈卫均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0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63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重审过程中，李石申请追加了为�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李惠珍申请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陈卫辩称：不同意李石的诉讼请求。周恩赐在1996年7月11日将讼争房屋赠与给陈卫，在（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076号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已经进行了确权认为讼争房屋归陈卫所有，而李石现提出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述李石要求陈卫归还的原件，其实是陈卫将上述材料的复印件借给李石办理营业执照使用，而非李石借给陈卫办证，这些原件都是由陈卫保管，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陈卫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原件已交房管局。李石最初是在2000年年底向周恩赐承租房屋入住的。陈卫之前是代理周恩赐管理讼争房屋的。
民营报社述称：民营报社只是负责安置办理回迁，李石、陈卫之间的买卖关系、所有权确认与民营报社无关。
中南公司述称：1、拆迁事宜是由民营报社负责，中南公司不清楚；2、周恩赐与李石、陈卫、李惠珍之间的赠与、继承关系，中南公司不清楚，由法院依法认定。
李惠珍述称：1、不同意李石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李惠珍认为910号与911号两个单元的总面积里其中的18平方米是属李惠珍所有；2、不同意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重审查明：原座落广州市德安路11号之一房屋是周恩赐与其余四位共有权人共有的房产，该屋首层有建筑面积125.52平方米，二、三楼有建筑面积242.18平方米。1996年7月9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为甲方）与周恩赐（为乙方,由代理人黄普红签署）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经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公证，公证号为（96）穗东内证字第3674号）约定：甲方经批准拆除德安路11号之一房屋，乙方是该屋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使用人，甲方应于1999年5月15日前在该征用地段新楼提供第12层产权属自有的建筑面积111.54平方米（分为两套，一套为64平方米，一套为47.54平方）的房屋给乙方回迁居住。
1996年7月12日，周恩赐立下《委托书》，委托陈卫为周恩赐向房管部门领取德安路征用地段新楼南向47.54平方米房屋一套的房屋契证手续及管理该屋等，有效期为五年。同月17日，周恩赐立下《赠与书》（经广东省公证处公证），内容为：“我，周恩赐是座落在广州市东山区德安路征用地段新楼12楼南向面积为47.54平方米房屋一套的产权所有人（见周恩赐的代理人黄普红与粤港信息日报社于1996年7月5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和（96）穗东内证字第3674号《公证书》，现我自愿将上述房屋全部赠与给陈卫，以后有关上述房屋的一切权利义务与我无关，由受赠人陈卫承担。”陈卫表示接受赠与。
1999年4月6日，周恩赐立下《遗嘱》（经广东省公证处公证），其中内容为：“我，周恩赐是座落在广州市东山区德安路征用地段新楼12楼南向面积各为64平方米及47.54平方米房屋二间的产权所有人，在我百年归老后，上述47.54平方米房屋产权由姨孙陈卫一人继承。”
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为甲方)与陈卫（作为周恩赐代理人，以周恩赐为乙方)签订了《房屋回迁入住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确认，乙方回迁安置在粤港大厦东梯第九层910房，乙方已接收了该房号的钥匙及使用权。2000年8月22日，拆迁人粤港信息日报社（为甲方）与周恩赐（为乙方）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德安路11号之一房�，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甲方在2000年8月30日前将自有产权的龟岗大马路2-14号房地产第九层南向的自有房屋建筑面积137平方米（包括分摊楼梯、走廊等面积在内）第910、911号单元，用作折除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与原址房屋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面积差的购房款乙方应在2000年8月30日前付清；其它事项，1、乙方原契面积367.7平方米，其中属业主周荣耀、周荣照、周恩典、周恩爱四人各份额73.54平方米，合共294.16平方米，由甲方作价补偿给业主，剩余73.54平方米由周恩赐回迁居住；2、同时注销96年9月7日所签定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协议书”。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对此协议书进行了鉴证，并注明乙方缴交我局注记备案的有关证件计有：委托书（96）花证内字第011号，房屋所有权证151246、151245（复印件），国有土地使用证145945、145946（复印件）。
2000年8月25日，周恩赐与李石签订了《赠与合同》（广东省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约定：周恩赐是东山区龟岗大马路2-14号粤港大厦910、911房的产权所有人（上述房产为周恩赐的个人财产，见穗港信息日报社与周恩赐于2000年8月22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现周恩赐自愿将座落在广州市东山区龟岗大马路2-14号粤港大厦910、911房全部赠与给李石所有，李石表示愿意接受上述赠与，并承担上述赠与房屋的权利和义务。李石从2000年年底起使用910、911房。2002年7月4日，李石（为甲方）与陈卫、黄普红（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东山区龟岗大马路2-14号粤港大厦910、911房的房产事宜，乙方应在2002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交付前述房地产产权证（以领取商住性质产权证为准，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改变使用性质所应支付的地价、契税交易费等款项双方各出一半），若乙方未能在2002年12月31日前交付910、911房产权人为甲方的房地产产权证给甲方，则乙方除应继续办理产权证和承担领取商住房地产产权证前所产生的一切税费50%外，还应向甲方赔偿人民币10万元，直至乙方向甲方交付上述房产产权。
周恩赐于2005年9月10日死亡。现粤港大厦910、911房仍由李石管业。
2010年，陈卫以民营报社（即原粤港信息日报社）、中南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了（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076号案，要求确认龟岗大马路2-14号粤港大厦910房属陈卫所有，并要求该案被告协助办理该房的房屋产权登记。在此案中陈卫没有提及周恩赐将910、911房赠与李石的问题。一审法院于2010年7月2日对此案作出判决，判决确认龟岗大马路4号粤港大厦910房中的合法产权面积归陈卫�有，该案被告协同陈卫办理将龟岗大马路4号粤港大厦910房中的合法产权面积过户至陈卫名下的产权登记手续。判后，双方均没上诉，判决生效。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1年核发了龟岗大马路4号粤港大厦910房属陈卫一人所有的《房地产权证》，该证显示登记时间为2011年1月4日，房屋建筑面积72.55平方米、规划用途住宅、所有权来源赠与交换。之后，李石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申字第349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一审法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3年6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07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卫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1996年5�3日，原粤港信息日报社（甲方）与黄生永、黄普红（乙方，德安路11-1代理人）签订了《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双方约定：一、甲方征用德安路11－1的房屋，由于该屋具有五分之四的产权（即建筑面积294.16平方米）需由甲方作价补偿，甲方同意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以5200元补偿给乙方。二、其中业主周恩爱将原属自己产业的73.54平方米中的18平方米建积以93600元同意卖给其女李惠珍回迁居住，故补偿给业主周恩爱的实际建积数为55.54平方米，即288808元。三、为便于办理产权交换手续，故甲方在乙方的作价补偿通知单填写回原来各人所占的份额（73.54平方米），而甲方补偿给周恩爱的款项实际为55.54平方米（即288808元），相差的18平方米建积的款项（93600元）由该女李惠珍负责支付给周恩爱，而李惠珍所支付给周恩爱18平方米的款项，则作为向甲方购买房款由甲方出具证明收据给李惠珍。
诉讼中，李石出具周恩赐支付协议增大面积购房款《广东中南建设物业发展总公司收款票据》两张，主要内容：1、2000年9月26日，周恩赐，协议面积10平方米×1300元，增大面积25.836平方米×5000元，合计142180元。2、2000年10月20日，周恩赐，协议增大面积尾数28平方米×5000元=140000元（注;德安路11之一协议增大面积63.46平方米面积房款面积已全部收齐）（该票据为复印件）。及《收据》一张（复印件），主要内容：2000年12月28日，今收到周恩赐购房款26平方米×5200元=135200元。上述收款票据及收据均盖有“广东中南物业发展总公司第二房地产开发部财务专用章”，经办人“叶日新”。陈卫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上述费用都是由陈卫支付。民营报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中南公司表示：三张收据的收款人都是�示广东中南建设物业发展总公司第二房地产开发部，而该部是邓土钱挂靠中南公司所设立的部门，第二房地产开发部是否有对外出具该三张收据，三张收据的款项是否由周恩赐实际支付，中南公司不知情，而邓土钱下落不明，中南公司也无法核实。假设这三张收据是真实的，三张收据的增大面积79.836平方米，与周恩赐原来所享有的73.54平方米合计的面积仅仅为153.376平方米，与910、911在房管局登记的总面积162.1621平方米之间的面积差额，中南公司至今也没有收到相应的房款。
在本案审理期间，李惠珍认为其在910、911房中含有产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判决，在李石、陈卫故意隐瞒李惠珍是上址房屋的共有人，使用虚假无效的赠与合同为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周恩赐对涉案房屋享有完全所有权，周恩赐与李�的赠与合同有效，影响李惠珍在另案中主张权利，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1.撤销（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民事判决；2.确认李惠珍是涉案房屋的产权共有人，享有910及911房18平方米的回迁面积；3.确认周恩赐与李石的赠与合同无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审监民撤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认定李惠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赠与公证书》存在无效的情形，也不足以证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判决存在错误且侵犯了李惠珍的合法权益，于是判决驳回李惠珍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李惠珍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撤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石提供了在五份�印件上分别签有“陈卫，用二个月，2.6”、“陈卫，用二个月，10/2”“陈卫，用二个月，3.6”、“陈卫，用二个月，10/3”文字的五份资料到庭，用以证明其提出的陈卫收取了该五份资料原件的主张。该五份复印件分别为：（1）1996年5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2）1996年5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黄生永签订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3）1996年7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补充协议》，（4）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5）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陈卫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陈卫表示：上述五份资料上“陈卫，用二个月，2.6”、“陈卫，用二个月，10/2”“陈卫，用二个月，3.6”、“陈卫，用二个月，10/3”的文字�是我书写的；在李石于2000年年底（指8月后）向周恩赐承租入住910房前，陈卫是代周恩赐管理910房，故李石上述诉请中要求陈卫返还的资料前四份原件是在陈卫处保管，但当时是李石某陈卫借上述五份资料的复印件，而非陈卫向李石借原件；另，对于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的原件，陈卫既没见过原件，更没持有原件，也不清楚该协议是否真实，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陈卫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原件已在2010年办理910房属陈卫所有房产证时交房管部门存档，故现陈卫持有的只有1996年5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1996年5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黄生永签订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及1996年7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原件。陈卫就其提出的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陈卫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原件已交房管局的主张，提供了复印自房管部门档案资料的上述《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复印件到庭，鉴于此，李石认可了该协议原件存放于房管部门档案资料。
李惠珍申请证人黄普红为其作证，黄普红出庭作证陈述：我是周恩赐的女婿，1980年，整个房屋的拆迁回迁都是由我代理，也有签订相关授权委托书。涉案房屋是华侨房，原来有五个人共有，后来民营报社将原来房屋拆迁了，周恩赐委托我代其在协议书上签名，其中1996年、2000年8月23日两份拆迁协议书、2000年7月10日房屋拆迁协议书均是我代周恩赐签名。原来房屋面积111平方米增大到163平方米，与开发商协商后，开发商让我回迁910、911房，该两套房屋的面积是163平方米建筑面积，�恩赐回迁面积是137平方米，相差26平方米，该增大的26平方米包含了李惠珍面积，李惠珍没有办理回迁的手续，910、911房是周恩赐与李惠珍共同拥有的房产。由于我女儿生病，资金困难，我与周恩赐协商，将910、911出售，李石想购买910、911房，但涉案房屋权属不明确，所以最后将910、911房以赠与的形式将910、911房出售给李石，李石支付了700000多元，周恩赐告知我第一期只收取了340000元，其他款项有否支付我不清楚。李石对证人证言表示：李石不确认黄普红作为本案证人，李惠珍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黄普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当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拒绝了黄普红作为证人出庭。黄普红与李惠珍是亲属关系，是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黄普红不具有作为本案证人的资格。证人所陈述的内容部分与客观事实相互矛盾。关于面积问题，证人认为李惠珍拥有26平方米所有�，与李惠珍提出的18平方米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证人陈述在2000年4月份知道增大面积也是没有事实依据，房屋面积是在2009年经过房管部门测量才知道涉案房屋面积，而证人陈述在2000年就清楚面积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审法院认为：周恩赐与李石签订的《赠与合同》的效力问题，已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且该判决已经撤销了陈卫赖以取得涉案房屋的(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076号民事判决。故李石请求确认广州市越秀区龟岗大马路4号910号房属其所有的主张并要求陈卫协助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惠珍认为其在910、911房中含有产权，请求撤销（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判决，但生效的（2015）粤高法民撤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已经驳回了李惠珍的上述诉讼请求。故李惠珍以其在910、911房中享有18平方米产权为由而不同意李石请求确认910房归李石所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至于陈卫是否需返还李石诉请中要求的五份资料原件问题，就此问题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陈卫从李石处取走上述五份资料是原件还是复印件的问题。鉴于复印件是随时可以复印的，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提供复印件方一般没有规定使用复印件方使用期限的必要；而原件是唯一的，作为取走资料原件方，在提供人提供的相应复印件上签名及注明使用时间是合符常理的，故一审法院对比李石、陈卫对于陈卫在五份资料上签名及书写用二个月的解释，有理由相信李石的解释，即陈卫取走了在李石处的五份资料原件，并写下了用二个月的文字，故对李石要求陈卫返还诉请中的前四份资料原件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石已认可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陈卫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的原件在房管部门存档，陈卫无法返还，故对李石要求陈卫返还该协议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广州市龟岗大马路4号910房的所有权归原告李石所有，被告陈卫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李石到房管部门办理将广州市龟岗大马路4号910房房屋产权过户至原告李石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二、被告陈卫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1996年5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原件，1996年5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黄生永签订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原件，1996年7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补充协议》原件，2000年7月10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原件交回原告李石。一审案件诉讼费11820元（其中受理费8800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由被告陈卫负担。
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无新证据提交。
另查明，李惠珍的监护人陈达明曾于2013年11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法院追加李惠珍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本案审理；并请求确认涉案910、911房屋回迁面积中18平方米属于李惠珍所有；申请确认周恩赐与李石在2000年8月25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并请求判决陈卫将如下资料原件交付给李惠珍：（1）1996年5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社�黄普红签订的《德安路11-1关于车房问题补充协议书(1)》；（2）1996年5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黄永生签订的《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3）1996年7月3日粤港信息日报社与黄普红签订的《补充协议》。但之后，李惠珍于2014年5月5日提起（2014）穗中法审监民撤初字第1号案，诉请：1.撤销（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2.确认李惠珍是涉案标的的产权共有人，享有涉案标的及911房18平方米的回迁面积；3.确认周恩赐与李石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据此，针对陈卫、李惠珍的上诉主张，认定如下：
一、李惠珍二审庭后补充上诉意见认为一审法院重�期间遗漏其诉讼请求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虽然李惠珍向法院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载明了其独立诉讼请求，但此后李惠珍另行向法院提起（2014）穗中法审监民撤初字第1号第三人撤销之诉，提出部分相同的诉请，且在本案重审期间多次开庭过程中均未提起其诉讼请求，而仅仅对李石的诉请提出两点抗辩事由，一审法院已对此作出回应。虽（2014）穗中法审监民撤初字第1号案二审过程中，省高院认定李惠珍诉请不属于该案审查范围并引导其可提出另案诉讼，但李惠珍在本案之后的审理过程中亦未向一审法院提起其独立诉请，甚至在二审庭审结束前，李惠珍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此为李惠珍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行为。因此，李惠珍在二审庭后主张一审法院遗漏其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接纳。
二、陈卫、李惠珍上诉主张李惠珍对涉案房屋18平方米享有物权的问题。首先，本案系李石以其与周恩赐签订《赠与合同》并委托陈卫办理910、911号房屋属李石所有的房产证而陈卫擅自将910房过户登记在自己名下并拒绝归还部分协议原件等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诉请陈卫协助其将涉案910房产权过户登记到李石名下，并由陈卫交还部分协议原件给李石。根据黄普红代理周恩赐与民营报社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回迁安置入住协议书》均是约定安置周恩赐回迁补偿910、911房，并未载明周恩赐仅对房屋部分面积享有权利。而周恩赐与李石签订的《赠与合同》、李石与陈卫签订的《协议书》亦明确约定将上述房屋全部赠与李石，陈卫应为李石办理910、911房产权人为李石的房地产权证。另外，生效的（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周恩赐在2000年再次作出《赠与公证书》，明确以公证方式将涉案房屋赠与李石，应视作其以实际行为撤销了1999年的《公证遗嘱》，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不可撤销’的规定，该《赠与公证书》不可撤销，李石据此占有、使用该房屋，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据此，一审判决陈卫协助李石将涉案910房产权过户至李石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并无不妥。
其次，李惠珍对其主张提供《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及《德安路11-1作价补偿补充协议书（2）》等证据，而《德安路11-1作价补偿补充协议�（2）》系民营报社与黄生永（德案路11-1代理人）所签订，仅涉及作价补偿的问题，且与李惠珍无关；《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虽载明“周恩爱将原属于自己产业的73.54平方米中的18平方米建积以93600元同意卖给其女李惠珍回迁居住……而李惠珍所支付给周恩爱18平方米的款项，则作为向甲方购买房款由甲方出具证明收据给李惠珍”，但至2000年7月涉案房屋回迁补偿给周恩赐之前，李惠珍与民营报社并未就购买房屋或回迁补偿签署任何协议书，也无证据证明李惠珍与涉案房屋之间存在物权关联。李惠珍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18平方米物权，依据不足。李惠珍与周恩爱、粤港信息日报社之间的纠纷亦与本案无关，且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二审不作审查。
三、陈卫、李惠珍上诉主张不应向李石返还协议书原件的问题，因李石已经提供了签有“陈卫，用二个月”等字句的五份协议复印件，一审结合双方所举证据及陈述认定陈卫向李石曾借用上述协议并结合实际情况判令陈卫返还涉案四份协议原件给李石，并无不妥。虽陈卫、李惠珍主张《德安路11-1补充协议书（3）》与周恩赐无关，李石不可能取得该协议书原件，但如前文所述，李石所举证据足以证明陈卫向李石借用上述协议原件的事实，故该协议书仍应先归还给李石。陈卫、李惠珍上诉主张应将上述协议书原件归还给李惠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陈卫、李惠珍的上诉主张，均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元，由上诉人陈卫负担8800元、李惠珍负担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为群
审判员 柳玮玮
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