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77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1，男，1986年7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女，1962年10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新立，河北盛誉（白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2，男，1963年5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女，1967年7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3，女，1996年5月24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刘×2，身份信息同上。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小龙，男，1950年5月16日出生。
上诉人刘×1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5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1月，刘×1诉至原审法院称：我是刘×2的儿子。1992年刘×2与我母亲张×离婚，法院判决我随刘×2生活。1994年刘×2与袁×结婚，我与他们共同生活，直至成年。2005年我入伍，服役期间，2007年原有家庭住房拆迁，共得拆迁款2279226元，分给叔叔、姑姑等人共342912元，余款1936314元，我应当分得484119元。我服役期满回家后，刘×2、袁×、刘×3使用我的拆迁款购买了两套拆迁优惠住房，一套自住，另一套用于出租，我作为家庭成员无处居住。既然刘×2、袁×、刘×3不让我住房，我要求分得应属于我的拆迁款。2010年我曾经起诉过一次，后因继承案件尚未审理完毕、拆迁款不确定而撤回起诉。2012年继承案件审结，现我再次起诉。因此，我请求判令刘×2、袁×、刘×3支付我拆迁款484119元。
刘×2、袁×、刘×3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刘×11007年底复员回家就知道拆迁一事，至刘×1本次起诉已过6年，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即便2010年刘×1曾起诉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距离本案起诉之日2013年11月7日也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刘×1丧失了胜诉权。无论如何，刘×1起诉都已经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请法院严格审核。
本案案由为分家析产纠纷，刘×1只能分割家庭共有财产，不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涉诉拆迁款1000152元是被继承人朱×1的遗产，刘×1并非朱×1的继承人，刘×2依法继承的遗产份额是刘×2和袁×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本案分割范围。拆迁协议以外的拆迁款是拆迁单位针对刘×2和袁×共同建设的房屋进行的补偿，房屋建设与刘×1无关，拆迁款也与刘×1无关。拆迁款是依据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的基准地价和房屋区位补偿价确定的，没有考虑户籍因素。拆迁协议签订于2007年6月13日，此时刘×1的户籍在服役地，直到2008年1月23日才迁回北京，说明拆迁时刘×1户籍既不在册，也不实际居住。因此虽然拆迁协议将刘×1列入在册人口，但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刘×2自报的基本信息，拆迁单位对户籍在册人亦无额外的经济补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1要求分割拆迁款，应当举证证明拆迁款是家庭共有财产，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刘×2将刘×1抚养成人，其具备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刘×1有权选择独立生活工作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不能影响刘×2、袁×、刘×3正常的家庭生活秩序。综上，不同意刘×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1系刘×2所生之子。刘×2与袁×系夫妻关系，刘×3系二人所生之女。刘×1于2005年参军入伍，2008年1月户籍从山东济宁迁回刘×2的户口本上。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南湖渠落田洼×号院（下称×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朱×1（曾用名朱×2），用地面积248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10平方米。朱×1与刘×4系夫妻关系，育有子女七人，分别为刘×5、刘×6、刘×7、刘×8、刘×9、刘×2、刘×10。
2007年6月13日，刘×2、刘×8、刘×10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城开公司）就×号院拆迁事宜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下称《拆迁协议》），确认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房屋16间，建筑面积248平方米，用地面积248平方米，在册人口10人，实际居住人口10人，分别为户主朱×1、户主刘×2、之妻袁×、之子刘×1、之女刘×3、户主刘×10、之子韩×、刘×8、之妻王×、之子刘×11。《拆迁协议》约定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2500元／建筑平方米，基准房价800元／建筑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容积率修正系数为1.0，区位价补偿款共计818400元，重置价补偿共计181752元，拆迁补偿款合计1000152元，拆迁补助费共计94960元，其中搬家补助费496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过渡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6万元。
签订《拆迁协议》后，经刘×2、刘×8与刘×10三人协商，以刘×2的名字在中国民生银行开立了账户，用于城开公司支付的各类款项。2007年6月28日，城开公司向刘×2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内打入拆迁款2739881元（含《拆迁协议》中记载的拆迁补偿款1000152元以及拆迁补助费94960元）。刘×2、刘×8及刘×10分别用该账户内的款项购买了拆迁优惠房，其中刘×2购得两套，刘×8以其子刘×11的名义购得一套，房款为613209元，印花税为307元，刘×10购得房屋一套，房款为595968元，印花税为298元。购房后，刘×8给付刘×2×万元。
刘×2曾就×号院所得拆迁款继承问题起诉其他兄弟姐妹。在该案审理中，刘×2曾提交北京市公证处出具的（2006）京证内字第××号《公证书》。2006年4月11日，在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的见证下，朱×1委托北京国勘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对×号院房屋面积进行实地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土地使用面积为456.59平方米（其中院落内面积439.91平方米，院落外面积16.68平方米）。审理后，法院出具（2011）朝民再初字第2278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号院内原有北房五间属于祖产，刘×2享有三间北房的所有权，2×号院内的其他房屋，刘×5、刘×6、刘×7、刘×8均认可刘×2出资、其他兄弟姐妹均有出力帮助，刘×10表示当时自己尚无能力帮助，结合刘×4、朱×1生前经济收入情况，可以确认其余房屋应属刘×2建造......×号院已拆迁......拆迁补偿款（1000152元）的五分之二属于遗产”，并据此判决：一、刘×2、陈×与刘×5、刘×6、刘×7、刘×8、刘×10每人应得遗产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元；二、刘×8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二十六万六千零五十七元，刘×10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五十三万八千八百一十六元，两项合计八十万四千八百七十三元；其中返还给陈×、刘×5、刘×6、刘×7各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元；扣除前述款项后，余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六十五元返还给刘×2；三、驳回刘×2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2、刘×8、刘×10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二中民终字第468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案遗产范围为×号院拆迁补偿款1000152元的五分之二，刘×8、刘×10与刘×2就拆迁补偿协议中记载的拆迁补偿款以外其他拆迁款项所持异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故判决：一、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1）朝民再初字第2278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1）朝民再初字第2278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三、刘×2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分别给付陈×、刘×5、刘×6、刘×7应得遗产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元。该判决于2012年5月7日发生法律效力。
2012年，刘×2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要求刘×8返还购房款266364元，要求刘×10返还购房款539114元。法院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21892号民事判决，认为刘×8、刘×10对其使用的购房款未提供合法依据，故判令刘×8返还购房款266364元，刘×10返还购房款539114元。刘×8、刘×10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4863号民事判决，认为城开公司将拆迁补偿款付至刘×2名下，没有给付到刘×8、刘×10名下，刘×8、刘×10不能证明其对拆迁补偿协议中记载的1000152元部分以外的拆迁补偿款17397×元享有份额，刘×8、刘×10占用刘×2名下的拆迁补偿款购房，没有合法依据，故驳回刘×8、刘×10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法院询问刘×1要求分得拆迁款的理由，刘×1表示因为其是家庭成员。法院询问刘×1，×号院内房屋建设与其是否有关系，刘×1答称有关系，因为其自小住在×号院内。
法院询问刘×2、袁×，城开公司支付的《拆迁协议》以外的其他款项是何款项。刘×2、袁×称系对宅基地面积以外的其他自建房屋的补偿，并提交（2006）京证内字第××号《公证书》证明×号院占地实际为456.59平方米，提交《北京市房屋拆迁估价复核结果报告》证明拆迁补偿款根据被拆迁房屋面积计算。刘×1主张城开公司支付的拆迁补偿款既考虑了房屋面积因素，又考虑居住人口因素，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另查，2010年刘×1曾起诉刘×2及城开公司，要求刘×2将其用拆迁补偿款购买的拆迁安置房过户至其名下。后刘×1撤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号院的拆迁款2739881元由三部分构成，即《拆迁协议》内的拆迁补偿款1000152元、拆迁补助费94960元及未签订协议的1644769元。其中，拆迁补偿款是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根据建筑面积、用地面积按基准房价和基准地价核算。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号院内一部分房屋为朱×1的遗产，一部分房屋为刘×2与袁×建造，刘×1并非朱×1的继承人，刘×2与袁×建房时刘×1年纪尚幼，其没有能力参与建房，因此刘×1诉请分割《拆迁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款，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拆迁补助费，拆迁补助费由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励费、其他补助费、过渡费、工程配合奖构成，拆迁时刘×1户籍实际并不在×号院内，当时其也未在×号院内居住，而拆迁补助费是对×号院实际居住人口的补助，因此刘×1诉请分割拆迁补助费亦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协议的1644769元，刘×2、袁×提交了公证书证明这部分补偿款是对×号院协议外面积的补偿，刘×1主张这笔补偿款是对家庭的补偿，考虑了在册人口因素，但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且拆迁时刘×1的户籍及实际居住地均不在×号院内；从生效法律文书看，刘×8、刘×10同为×号院的在册人口，但生效法律文书认为协议外的补偿款是对刘×2的补偿，刘×8、刘×10无权占用刘×2名下的拆迁补偿款购房；因此，刘×1以诉请分割协议外的补偿款，亦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刘×1曾于2010年1月就拆迁事宜提起诉讼，后撤诉，且朱×1遗产案件和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直至2013年才审理完毕，此时属于刘×2的拆迁款金额才最终确定，故刘×1本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判决：驳回刘×1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1不服，持原审诉讼请求及意见上诉至本院。刘×2、袁×、刘×3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拆迁协议》、（2011）朝民再字第22785号民事判决、（2012）二中民终字第4688号民事判决、（2012）朝民初字第21892号民事判决、（2013）二中民终字第04863号民事判决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号院落的拆迁补偿中是否有刘×1的份额。从双方陈述可知，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涉及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费及未签订协议补偿三部分内容。在拆迁补偿款中，双方均未提出异议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明确了拆迁补偿款仅系对拆迁范围内经评估后房产的补偿，对此不涉及在册人口及实际居住人口。由于该房拆迁款的分割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刘×1对此提出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部分拆迁补助费问题，因拆迁补助费的内容均与实际居住人有关，而拆迁时刘×1的户籍并未在拆迁房屋内，且其亦未在此实际居住，刘×1要求分割此部分份额，依据不足。
关于未签订协议的补偿分割问题，刘×1主张享有份额，但通过刘×2、袁×提供的证据及生效判决认定的结果看，其主张缺乏依据，刘×1亦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故原审法院未支持其主张，并无不当。
综上，刘×1的上诉请求，本院均无法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641元，由刘×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641元，由刘×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东军
代理审判员 解学锋
代理审判员 张 明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