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0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尹某，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牛红彬，广东港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红，身份证住址：天津市河西区。
委托代理人：李蕾，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蔡某海，身份证住址：浙江省诸暨市。
原审被告：刘某章，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四会市。
委托代理人：徐嘉艺，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律师。
上诉人顾某因与被上诉人于某红及原审被告蔡某海、刘某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8月2日，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出具深高交所见（2006）字第4192号《股权转让见证书》，见证书载明“二○○六年八月二日，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对转让方于某红、蔡某海与受让方顾某、刘某章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进行了见证。经核实，被转让企业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转让方于某红占49％的股份。现转让方于某红将其占公司2％的股权以人民币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顾某。其中转让方蔡某海占40％的股份。现转让方蔡某海将其占公司1％的股权以人民币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顾某，将其占公司1％的股权以人民币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刘某章。受让方均同意以上述价格受让股权。兹证明上述各方当事人签订本《股权转让合同》时的意思表示真实，各方当事人（授权代表）签字属实”。
2006年8月22日，普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了《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及《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根据上述文件，工商登记部门将于某红持有公司2％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顾某名下，将蔡某海持有公司1％的股权变更至顾某名下，将蔡某海持有公司1％的股权变更至刘某章名下。普利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于某红持有公司47％的股权，蔡某海持有公司38％的股权，顾某持有公司3％的股权，刘某章持有公司1％的股权，何某持有公司10％的股权，詹某明持有公司1％的股权。
于某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中“于某红”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其也没有授权任何人转让其股权，且也未到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办理现场见证。于某红据此向原审法院申请对“于某红”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确认2006年7月30日《股权转让合同》尾页落款转让方甲方处“于某红”签名字迹不是于某红书写。
刘某章确认其本人并没有全程参与股权转让过程，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中的签名也不是其签署，其也不清楚《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于某红”是否为于某红本人签署。
于某红的诉讼请求是：一、依法确认2006年7月30日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于某红所持普利公司股份恢复原状。一审庭审中，于某红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将顾某持有普利公司2％的股权及将刘某章持有普利公司1％的股权恢复至于某红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的订立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其内容应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合同内容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判断内容是否合法有效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工商登记部门依据普利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将于某红持有公司2％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顾某名下，将蔡某海持有公司1％的股权变更至顾某名下，将蔡某海持有公司1％的股权变更至刘某章名下。于某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于某红”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其也没有授权委托任何人进行股权转让。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确认合同中“于某红”的签名并非于某红本人签署。虽然《股权转让合同》有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进行见证，但鉴定结论已足以否认《股权转让合同》为于某红本人签订的事实，据此可以确认于某红持有普利公司2％股权转让至顾某名下并非于某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于某红与顾某之间的股权转让无效，顾某应将受让的普利公司2％的股权恢复至于某红名下。《股权转让合同》不仅涉及到于某红与顾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还涉及到蔡某海与顾某及刘某章之间的股权转让。于某红与顾某之间的股权转让无效并不能当然就判定《股权转让合同》整体无效，且蔡某海与顾某及刘某章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否有效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对于某红主张确定2006年7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刘某章持有普利公司1％的股权是受让于蔡某海，并非于某红，于某红主张将刘某章持有普利公司1％的股权恢复至其名下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顾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普利公司2％的股权恢复至于某红名下；二、驳回于某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800元及鉴定费12040元，由顾某承担。
上诉人顾某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背景及于某红的诉讼目的。本案涉及顾某的2006年股权变更，顾某的签字都是真实的，并且有实际出资［当时应冯某的要求，用其妻子名下股份（夫妻共同财产）换取顾某对普利公司的投资款，顾某不只是支付转让合同约定的100万元，而是实际支付了370万元给普利公司，相关凭证附后］，签完后交由普利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某操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顾某后来了解，于某红与冯某（真名叫拜某琪，是回族人，因涉及1996年兰州银行诈骗案，被警方拘捕，现关押在兰州）系夫妻关系，冯某在以往合作过程中一直宣称自己有过案底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做事，要以其妻子于某红的名义来操作。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于某红的签字由冯某个人代签。现在顾某受让股权并投资后，于某红又否认股权转让，他们夫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企图恶意侵占公司，侵占真实投资方的合法财产。顾某作为善意第三人受让冯某处置的其与于某红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于某红明知普利公司一直在其丈夫冯某的控制之下运行，所有签字或变更有都由冯某代签办理（或夫妻合谋），于某红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现在却借口签字不是她本人所为，否定她丈夫冯某在公司的一切处置其夫妻共同财产行为，通过恶意诉讼手段要求返还股份，显然于法不合、于情不符。二、顾某对原审判决查明部分的异议。（一）原审判决漏查顾某补充提交的证据普利公司2011年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决议及现场照片。该证据证明于某红知晓顾某的股东身份。（二）原审判决片面查明本案部分事实。原审判决认定签字非于某红本人，那么到底是谁签署的？是否是冯某处置其与于某红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外，《股权转让合同》中顾某及其他各方签字都是真实的，签好之后交由冯某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冯某和于某红系夫妻关系，一审开庭时于某红也亲口确认，即便该合同并非于某红本人签署，而是由其丈夫冯某代签，也是在处置夫妻共同财产。顾某作为善意第三人，对涉案股权的有偿受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三、顾某对原审判决理由部分的异议。（一）原审判决查明并认可《股权转让合同》是在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的见证下由各方当事人当面签署的，却又认为“鉴定结论足以否认《股权转让合同》为于某红本人签订的事实”，显然难以让人信服。（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查明部分未对该案重要人物冯某与于某红夫妻关系以及冯某一手操办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处置其与于某红的夫妻共同财产行为、顾某善意受让行为等重要事实进行查明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顾某对原审程序部分的异议。（一）原审遗漏重要诉讼主体-
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本案若对经过见证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效力有异议，应当追加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以便查明事实、还原真相。（二）原审遗漏重要诉讼主体-
冯某（于某红丈夫）。一审法院对顾某的《追加第三人申请》口头驳回，没有给出合法、合理的让人信服的事实及理由，显然存在程序瑕疵。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某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于某红辩称：一、一审判决结论正确，但于某红对一审判决的审理查明部分有异议。2006年8月2日于某红并未到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见证，股权转让见证的文本上于某红的签字经笔迹鉴定不是本人所签。二、在二审时顾某提交了所谓其作为投资人向普利公司投资的证据，包括2006年9月4日、2006年9月8日、2006年9月18日合计370万元的收款收据，这与本案没有关联，该证据的付款人是深圳市长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平公司）。长平公司向普利公司的投资不仅仅是370万元，实际总金额为1080万元，该投资款已经全额退还给长平公司，退款的证据有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1）深罗法民二初字第76号民事调解书。该案的原告是长平公司，被告一是普利公司，被告二是湖南省普利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案由是债权纠纷，长平公司要回了1080万元投资款，这与本案顾某提交的证据是一致的。这些款项已经全部退还了，顾某又借此上诉，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蔡某海未陈述意见。
原审被告刘某章述称：刘某章愿将刘某章的1%股权返还给于某红。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本案所涉2006年7月30日《股权转让合同》、关于股权转让的2006年5月12日普利公司股东会决议、2006年5月22日《企业办理股权转让委托书》均加盖有普利公司公章。
2014年8月11日，原审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本案时，顾某申请追加冯某（顾某称冯某真名为拜某琪）为第三人，并提交一份《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该表记载在逃人员拜某琪（身份证号××，1996年至1997年期间在兰州、临夏等地多次诈骗贷款2500万元，于1997年8月31日逃跑］，顾某还补充提交证据普利公司2011年度股东会决议、会议记录及现场照片。上述证据显示，2011年10月15日，普利公司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1006号越港商业中心写字楼6楼会议室召开2011年度股东会会议，于某红、何某乔（代理蔡某海）、何某、尹某（代理顾某）、张澎（代理刘某章）、高某（代理詹某明）参加会议。在会上，何某乔首先发言：“本次会议按理应该由现任董事长主持会议，但是大家知道董事长一直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与经营，所以董事长指定本人主持这次股东会……”后来于某红发言：“我插一句，好像冯某挟持你（指何某乔）做了好多事。据我现在侧面了解，因为冯某不在这儿，您说什么都可以，您说您有理有据怎么样，因为他不在这儿不能当场跟您说什么，这个公司您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拱手让给他，是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拉他进来的，在这儿经历了什么您清楚……浙宝和后期的发展，冯某就是有过也有功，没有他前期顾总这些关系，段总也是他前期拉过来的，没有这些基础谈得上普利公司、谈得上普利农业吗。”何某乔说：“我们心平气和的说，顾总没有进来之前我拉了一个人投5000万，人家要34%的股权，当时冯某不同意，只能给33%，34%跟33%就差一个点，最后把我拉进来的朋友5000万推掉了，就把顾总拉进来。顾总拉进来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呢？当时他跟我讲顾总投1500万给15%，后来才明白顾总给了300万的现金以后没钱了，最后我打了电话给（王广），说钱投到位了，我说没到位，只投了300万，最后我跟顾总两个人到北京才把真相搞清楚，跟我说的与他跟顾总说的不一致。冯某来的时候确实是困难的时候，他来了以后融资把楼赎出来，所以把段总拉进来。段总拉进来以后，第一笔300万进来以后我人就走了，到了西安也是冯某给我安排的……顾总800多万进来的就跟湖南、跟普利公司有关系。”后来于某红发言：“我第一次来公司，也是第一次参加股东会，我知道公司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到了紧急的时候，现在大家想想办法怎么往前推。还有一个，既然我是法人，我就要把我的章收回来，因为我承担责任，公章、法人章要不回来我只有去报失了。”后来何某乔提出将38%股权转到其大儿子何某的名下问题，于某红说：“嫂子也发表发表意见。”尹某接着说：“我都说了，我没什么意见，因为我们的股份占的很小，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后来普利公司法律顾问黄岩磷发言：“我和彭律师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从去年跟普利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法律顾问，介入普利公司仅有一年，但认识冯某是因为这个大厦的事，是1999年还是2000年时因为官司不打不成交，一打成朋友了，可以说在十年前我们陆续介入越港，那时候还叫浙宝深圳分公司，然后是越港物业，后来才有普利公司。2003年底2004年冯某介入，那时候何总因为广发的事我跟冯某接上头了，一谈即合，就开始合作了。中间2006年、2007年事少一点，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他关机，那时候没有法律顾问，到了2008年他又找我说公司还有些事让我帮忙。后来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付款老干活也不行，说让我做普利公司的法律顾问，就签订了法律合同。说句不好听的话，法律费也一直没付我们，你这个董事长在这儿，我也诉点苦……今天开会更多是谈经营的问题，你说过去冯总出事，我感觉冯总没有任何名分，他不是董事，也不是股东，也不是董事长，他跟我签法律顾问协议的时候把章盖好了，是小鲁盖的还是谁盖的，后来签字的时候他说‘是签于某红我老婆的还是签我的’，我说按规定应该是董事长签字，他说代老婆于某红签个字，法律顾问协议是这么签的。冯某是有能力的，出事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不做评论。我跟他相处七八年，客观说冯某在这个公司没功劳有苦劳，从帐面上看不好看，做了这么多年普利公司没什么盈利，还亏了一个大窟窿，但是他也是一天忙到晚上四点，他晚上十一点找我开会……”该次股东会形成决议，选举顾某担任普利公司监事，任期三年，詹某明不再担任监事。上述普利公司2011年度股东会决议、会议记录上有于某红、尹某等普利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于某红在一审开庭时以顾某提交的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已经失权为由不同意质证，并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于某红在一审开庭时认可其丈夫的真实名字叫拜某琪，对“冯某”这个名字不予认可，并主张于某红未授权任何人包括其丈夫将于某红名下股权转让给他人。
在二审时，顾某为证明其已经交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提交了三张中国建设银行支票存根（编号分别为0460XX19、04605XX3、0460XX26，日期分别为2006年9月4日、2006年9月8日、2006年9月18日，金额分别为20万元、50万元、300万元）、一张2006年9月18日银行进帐单（长平公司向普利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及三张收款收据［编号分别为663XX01、663XX03、663XX06，均加盖有普利公司财务专用章，分别记载收到长平公司（顾某先生）于2006年9月4日、2006年9月8日、2006年9月18日交来的现金款（入股款）、投资款（银行转讫）、投资款（银行转讫）20万元、50万元、300万元，合计370万元］。于某红主张上述370万元系（2011）深罗法民二初字第76号长平公司诉普利公司、湖南省普利农业科技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章小昌债权纠纷一案中，长平公司诉请普利公司返还的1080万元投资款的组成部分，长平公司已在（2011）深罗法民二初字第76号案件中提交上述663XX01、663XX03、663XX06号收款收据作为证据，普利公司已将1080万元返还给长平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2006年8月22日于某红名下的普利公司2%股权被转让给顾某是否系他人对于某红股权实施的无权处分行为。虽然相关《股权转让合同》上的签名经司法鉴定并非于某红本人所签，普利公司2011年度股东会会议记录亦显示于某红在该次股东会会议召开之前没有参与普利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普利公司2011年度股东会会议记录还显示：于某红丈夫使用“冯某”的化名长期参与普利公司的经营管理，顾某系由“冯某”吸收成为普利公司股东并对普利公司进行投资，于某红对“冯某”的经营管理行为及吸收顾某成为普利公司股东的行为是知晓并认可的。于某红名下的普利公司2%股权被转让给顾某，系由“冯某”操纵或经“冯某”认可而实施的，并非蔡某海、顾某、刘某章三人恶意串通实施。于某红名下的普利公司股权属于于某红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于某红及其丈夫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且“冯某”转让于某红名下的普利公司2%股权是因普利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是为了普利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于某红对该转让行为是认可的，因此该转让行为属于有权处分，相关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应认定为无效。原审判决未全面审查本案相关事实，仅以《股权转让合同》签名不是于某红本人所签为由，认定于某红与顾某之间的股权转让无效，是不当的。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虽然顾某逾期提交普利公司2011年度股东会会议记录及决议，但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应当依法予以采纳。于某红以顾某逾期提交上述证据为由主张上述证据已经失权，不符合法律规定。
至于顾某受让于某红名下普利公司2%股权的对价是否已由长平公司另案收回，于某红是否可以要求顾某因此承担相应责任，可由相关当事人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83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于某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及鉴定费12040元（均已由于某红预交），由于某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已由顾某预交），由于某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炜
代理审判员 杨 芳
代理审判员 李 兴 旺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霄（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
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
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