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9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梅，女，196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
委托代理人：王力，浙江光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红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路1号2幢116室。组织机构代码：58987368-X。
法定代表人：柳秀珍，经理。
委托代理人：俞瑾，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梅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红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袖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民初字第2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红袖公司于2012年2月21日成立，住所地为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路1号2幢116室，法定代表人为柳秀珍，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服装、饰品、鞋包。
杭州缔潮服装加工厂（以下简称缔潮厂）于2011年7月21日成立，住所地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勾庄路135-2号，法定代表人为陈颂，经营范围为服装生产、加工。
2012年2月20日，谢梅与缔潮厂签订《劳动合同》1份，约定：合同期限从2012年2月20日至2015年2月19日止，其中前两个月为试用期。谢梅为生产部操作工，属于计件工作岗位，按计件工作发放工资。等等。
谢梅�以红袖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请求为：1.确认谢梅与红袖公司已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红袖公司为谢梅补缴2012年2月至2015年8月社会保险或赔偿同等金额费用；3.红袖公司向谢梅支付已产生医疗费29544.4元；4.红袖公司向谢梅按实支付补缴社保未生效前所产生的其他医疗费用；5.红袖公司支付谢梅2015年7月的工资3927元；6.红袖公司自2015年8月起向谢梅支付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救济费、物价补贴等3927元每月，至谢梅死亡；7.红袖公司支付谢梅2012年2月16日至2015年7月26日工作期间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136717元；8.红袖公司支付谢梅休息日加班费53030元；9.红袖公司支付谢梅带薪年休假加班工资4948元；10.红袖公司支付谢梅2015年9月医药费14057元；11.红袖公司支付谢梅拖欠2015年7月工资25%经济补偿金981.75元；12.红袖公司支付谢梅第7、8、9项仲裁申请25%的经济补偿金48673.75元。2015年12月7日，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江劳人仲案字[2015]第505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谢梅的所有仲裁请求。后谢梅对上述裁决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谢梅与红袖公司之间已形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2.红袖公司为谢梅补缴2012年2月至今的社会保险；3.红袖公司支付谢梅医疗费43601.4元；4.红袖公司支付谢梅自2015年8月起至谢梅死亡时医疗期内病假工资每月3927元；5.红袖公司支付谢梅2013年、2014年未休年休假工资4948元以及未及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经济补偿金1237元。
原审法院认为：谢梅主张的五项诉讼请求，均系以其与红袖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法上�隶属关系予以考量，用人单位需要在招用劳动者后，对其进行管理，为其安排工作，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谢梅作为主张与红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劳动关系成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从谢梅提交的证据来看，均不足以证明系红袖公司招用谢梅，更无法证明系红袖公司对谢梅进行管理、安排工作、发放工资。而红袖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能反映谢梅系与案外的用工主体缔潮厂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谢梅认为缔潮厂系红袖公司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所设立的名义上的用工单位，红袖公司才是谢梅真正的用工单位，但仅凭其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无法推断出该结论，相反，红袖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缔潮厂系独立的法人，是合法的用工主体，从红袖公司的工资发放记录来看，其也从未向谢梅发放过工资，故原审法院认为谢梅主张与红袖公司之间�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其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均缺乏前提条件，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13日判决：驳回谢梅的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谢梅负担。
宣判后，谢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谢梅与红袖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错误，其理由是：1.本案一审证据3、4、5、6、7均证明是红袖公司招用谢梅并安排工作进行管理的事实。如果这些不是事实，那么为什么至今在谢梅工作的工厂仍常年张贴着红袖公司的招工广告，为什么厂名写着红袖四厂，为什么由红袖公司发给谢梅带有红袖公司LOGO的工作物料，红袖公司为什么安排谢梅去体检，红袖公司为什么向医院支付谢梅的体检费用，为什么医院也确认谢梅的身份是红袖公司员工？2.本案一审证据1、2证明缔潮厂是红袖公司设立和控制的，谢梅的工资是红袖公司发给其出纳刘某，然后再由刘某发给谢梅，红袖公司的目的就是要逃避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完全不顾这些基本事实，对刘某的身份也不调查核实，对红袖公司支付给刘某29310000元、刘某分别向包括谢梅在内的许多劳动者支付工资的重要事实不管不问，以致造成事实认定错误。以上证据和事实均足以证明谢梅与红袖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原审法院存在严重违法法定程序的情形，以致造成判决错误。其理由是：在一审中，谢梅向原审法院申请到谢梅工作的工厂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勾庄村6组吴王村34号进行调查取证，查明谢梅与红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以及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良渚支行调查账号为�户名为刘某以及刘某是代何单位发放工资的事实。谢梅的调查取证申请合法且对本案事实认定具有重大影响，原审法院当庭同意进行调查取证并说明了对所调查的证据再次进行质证的时间和方式，然而之后却未调查取证也未说明理由就径行判决，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并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谢梅工作所在地就是红袖公司实际生产工厂并且厂里人都知道工作单位就是红袖公司。另外当时劳动合同的签订是红袖公司拿了一份空白合同让大家签字，所有员工都一样。故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谢梅的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谢梅的上诉，红袖实业公司答辩称：谢梅与红袖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谢梅认为与红袖公司成立劳动关系是认识上的错误。红袖公司将商标和企业字号相关品牌名称以商标形式许可上海伦望商贸有限公司使用，上海伦望商贸有限公司把加工环节承包给缔潮厂，基于这样的关系才让谢梅误认为其与红袖公司成立劳动关系。实际上红袖公司不存在服装加工业务，只是把品牌许可出去，不清楚上海伦望商贸有限公司将加工承包给哪个厂。谢梅所称的工厂不是红袖公司的工厂，刘某也不是红袖公司的出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谢梅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雨伞、茶杯各1份，用以证明红袖公司向谢梅发放了雨伞、茶杯等福利，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二审期间，红袖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谢梅提交的证据，红袖公司经质证：该组实物既不属于新证据，也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应被采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来源不明，也非红袖公司制作或提供，更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谢梅主张的待证事实，故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谢梅关于其与红袖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是否成立。劳动关系既有法律上的平等性，又有实现该法律关系的隶属性。平等性表现为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则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形成等价有偿的关系。隶属性则要求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支配或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考量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因素。本案中，谢梅作为主张劳动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对劳动关系的成立与生效的相关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谢梅提供的证据材料上虽有“红袖”、“红袖服饰”或“红袖四厂”等字样标识，但尚不足以证明系红袖公司对谢梅招工录用，并进行用工管理。同时，谢梅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劳动即系红袖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而对红袖公司提供的谢梅与缔潮厂签订的劳动合同，谢梅对其在合同中的签字捺印并无异议。谢梅在本案中的主张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明显不符，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违常理。劳动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的认定，亦不能仅以一方当事人单方意思表示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综上，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相关陈述，原审法院认定谢梅主张其与红袖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并无不当。谢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谢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代理审判员 睢晓鹏
代理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