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延中民四终字第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长芝，女，1976年6月18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延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春莲，女，1963年4月25日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延吉市。
委托代理人：刘俊花，女，1965年3月28日生，汉族，延吉市环境卫生作业有限公司职员，现住延吉市。
原审被告：王红伟，男，1970年8月19日生，汉族，无职业，现羁押。
委托代理人：刘焕忠，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长芝因与被上诉人徐春莲，原审被告王红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延吉市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573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在一审中徐春莲诉称：2007年1月27日，被告王红伟及案外人王艳杰因故意伤害造成案外人刘广胜死亡，案发后至原告起诉前，被告王红伟一直被羁押。2007年12月29日，被告王红伟将其名下座落于延吉市公园路155号，产权证号为147100号，建筑面积为80.38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了被告李长芝，该房屋买卖合同书上有被告王红伟的署名。2013年4或5月份，原告在申请执行被告王红伟财产过程中，发现该房屋已被出售。原告认为：房屋交易时，因被告王红伟仍在羁押，故该房屋买卖合同上有被告王红伟署名不合理、也不合法，且本院（2010）延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已判令被告王红伟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其转让房屋行为应视为逃避民事赔偿责任非法转移财产。综上，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确认二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在一审中王红伟辩称：1.二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是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王红伟举证的证人及合同书均能证明因被告王红伟拖欠被告李长芝14万元无法偿还，故以房抵债的事实；2.因该合同书中所约定的内容已经过被告王红伟同意，故虽然被告王红伟未在该房屋买卖合同书上签字，但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3.二被告虽系亲属关系，但因存在借款的事实，故二被告签订该房屋买卖合同并履行的行为，不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在一审中李长芝辩称：2006年2、3月份，被告王红伟向被告李长芝借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及购买设备。虽然被告李长芝的丈夫王守财与被告王红伟是兄弟关系，但在被告李长芝的要求下，被告王红伟向被告李长芝出具了14万的借条，并在该借条中注明借款期限为1年，若被告王红伟无法偿还该款，将房屋作价给被告李长芝。被告王红伟出事后，被告李长芝要求王红伟的房屋过户到其名下，办理该房屋产权变更的具体的手续都是王守财代为办理的。被告李长芝只是在办理相关房屋过户手续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综上，被告李长芝认为二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位于延吉市公园路155号，产权证号147100，丘地号10-24，幢号150，房号1-4-1，建筑面积80.38平方米的房屋原在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告王红伟。2007年12月29日，被告王红伟与被告李长芝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一）被告王红伟将该房屋出售给被告李长芝；（二）房屋成交价格为100000元（100000元÷80.38平方米≈1244元／每平米），被告李长芝于2007年12月29日前将该款付清；……，该契约上有被告王红伟及其代理人王艳杰、被告李长芝三人的签字。当日，二被告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现该房屋登记在被告李长芝名下。原告徐春莲系被告王红伟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2007年1月28日，被告王红伟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行政拘留十日，2007年2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4日被捕，现羁押于延吉监狱。2007年11月24日，本院作出（2007）延刑初字第4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王红伟不服，上诉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延边中院），延边中院作出（2007）延中刑终字第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发回重审。2008年9月27日，本院作出（2008）延刑初字第2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王红伟不服，再次上诉至延边中院，2009年8月27日，延边中院作出（2009）延中刑终字第7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发回重审。2010年4月22日，本院作出（2009）延刑初字第3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令：被告王红伟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徐春莲（本案原告）等三人131796元。被告王红伟不服，上诉至延边中院。2010年7月7日，延边中院作出（2010）延中刑终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8月9日，原告徐春莲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延执恢字第33号执行裁定：一、追加案外人王艳杰为该案被执行人；二、王艳杰在处分财产的一半价值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义务。王艳杰收到该份执行裁定书后，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本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延执异字第108号执行裁定，撤销了本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的（2012）延执字恢字第33号执行裁定。另查明，被告王红伟与被告李长芝的丈夫王守财系亲属关系。二被告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时，原告徐春莲诉被告王红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该房地产买卖契约中被告王红伟的署名非本人书写。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虽然争议房屋已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被告李长芝的丈夫王守财与被告王红伟系亲属关系，且二被告明知原告徐春莲与被告王红伟之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的情况下，仍签订争议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徐春莲利益的行为，故对原告徐春莲主张确认二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李长芝主张的二被告之间存在一份十四万元的借条，且该借条中已注明借款期限为一年，若被告王红伟无法偿还该借款，将房屋作价给被告李长芝的事实，因二被告均未向本院提交该借条，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故对被告李长芝的上述事实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王红伟与被告李长芝于2007年12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2300元，其他费用80元，共计2380元（原告已预交2380元），由被告王红伟、李长芝负担。
上诉人李长芝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徐春莲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其事实与理由如下：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长芝与原审被告王红伟不存在债务关系是错误的。一审中，对于上诉人李长芝与王红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仅有上诉人李长芝与王红伟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认可，还有两名无利害关系人及书面合同的证明，证实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仅以一审庭审期间没有出具借据为由否定上述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于法无据。借据是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书面确认，因双方都认可，所以一审没有出具借据。另外，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纠纷，一审法院在审理房屋买卖合同案件中直接审理了与其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本身违背一案一审、一案一诉的原则。如果认为可能存在虚假债务，也应该主动要求上诉人提供借据，而不能以没有提供借据为由而否定该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在上诉人李长芝明确说有借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去查实，却以没有提供为由而否定债权债务关系显然不当，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根本原则。其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长芝与王红伟之间“以房抵债”而实施的房屋买卖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是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红伟与李长芝房屋买卖是属于恶意串通，房屋买卖是两位行为人真实意思的体现。一审法院以房产变更中的一点瑕疵作为恶意串通的证据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李长芝的债权是在被上诉人的人身损害赔偿之债依法确认之前。上诉人李长芝作为合法债权人，依法向债务人王红伟主张权利，债务人王红伟依法向债权人偿还债务，尽管在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程序方面有点瑕疵，但不影响该民事行为的效力。一审判决仅以王红伟和李长芝是亲属关系作为证据判决恶意串通，是主观臆断，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认定本案情形属恶意串通，显然不当。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徐春莲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李长芝的上诉，判令支持被上诉人徐春莲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其事实与理由如下：王红伟、孟兆明故意伤害致被害人刘广胜死亡一案发生于2007年1月27日，案发后王红伟一直被关押。而王红伟名下位于公园路155，产权号为147100，建筑面积为80.38平方米房屋的买卖交易的时间是2007年12月29日，很显然该房产的买卖交易是发生在王红伟被关押期间，然而买卖房产的合同书上却是王红伟的署名。公证法第十一条明确将“委托”规定为公证机构的业务范围，并且按照大家所熟知的“先刑后民”理论，对于刑事案件，只有先解决了案件的刑事部分后，再解决案件的民事部分。公证机构不能在案件的刑事部分尚未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去“插手”其民事部分。因此，王红伟既委托不了公证机构对房产进行交易，在关押期间其他任何人更不能代替王红伟本人签署买卖房产合同，而房屋买卖交易合同签署的却是王红伟的名字，不具合理性，更不具有合法性，故该房屋买卖交易是无效的。上诉人李长芝认为一审判决事实错误，因此做出了错误判决，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主张。其一，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虽然做了陈述，还带来了两名所谓的证人接受了法庭的咨询，但人是具有思想上的主观性，并且证人都是上诉人找来的，怎么说怎么是，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所谓证人证言属实。随便找几个人，空口说说就能证明王红伟与李长芝之间存在真正的债务关系吗？其二，李长芝与王红伟既有亲属利害关系，又有利益关系，仅凭其没有合法证据的一面之词，其真实性是不可信的。假如，就算其现在拿出了所谓的借据，那么一审时为什么没有提交呢？在人民币都可以造假，假证满天飞的今天，用什么来证明你提供的证据是真实合法的呢？其三，房屋交易是发生在王红伟故意伤害致死刘广胜这一恶性刑事案件之后，在案发后刑事案犯被判定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同时，有什么权利处置转移其名下财产呢？这种处置转移财产的交易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这种行为就是恶意转移财产。民法调整的是债务关系，民法与刑法相比较，刑事责任更具有优先权。上诉人不顾刑事案犯王红伟必然被判定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即民事赔偿的同时，处置其名下的财产，实际上帮助罪犯达到了恶意转移财产的目的，其不合法的交易行为不能用交易程序方面的瑕疵来解释。在2010延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法院判决王红伟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可以清楚地证明王红伟为逃避民事赔偿将房产进行了非正常程序的违法转移。被上诉人在2013年4，5月份才发现了诉争房屋被虚假出售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合理、公正、合法的判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无理的诉求。
原审被告王红伟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中证明李长芝和王红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有2个证人，他们清楚的证实了是基于证据1中的项目发生的借款，且也知道是向李长芝的丈夫借的，证人证言没有利害关系，发生原因清楚。一审中当事人明确陈述有借据，债务人的确认和证言证明有借款的发生，一审否认借贷关系是错误的。原审被告王红伟在与被上诉人徐春莲因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债权发生债务关系后，该债权数额被依法确定前，转移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即抵偿了对上诉人的债务，该行为不违法。基于其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且李长芝的债权发生在人身侵权行为之前，李长芝要求王红伟先清偿其债务，不违背法律规定。诉争房屋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时，确实存在瑕疵，但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审理。一审判决对李长芝不公平。
在二审庭审中，原审被告王红伟提供书写日期为2006年3月1日，借款人为王艳杰（系王红伟之妻）的《借条》一份，证明上诉人李长芝与原审被告王红伟之间发生抵押借款关系。
上诉人李长芝对上述证据没有表示异议。
被上诉人徐春莲对上述证据质证称：案发之前没有借据，2007年案发之后也没有提交，一审也没有出示，我们发生附带民事诉讼后才出现的借据，且在二审中提交，不符合常理；对真实性有异议，不应该采信。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王红伟提供的《借条》，上诉人李长芝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另外，在二审庭审中，原审被告王红伟提供书写日期为2006年3月1日，借款人为王艳杰（系王红伟之妻）的《借条》一份。该《借条》的内容是：“今向李长芝借人民币14万元整，用自家房照做抵押，将于2007年3月10日归还，逾期不还，此房将归李长芝所有。借款人：王艳杰2006年3月10日”。
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该内容的无效不影响抵押合同其他部分内容的效力。”而王红伟提供的《借条》中明确约定“逾期不还，此房将归李长芝所有”的内容，违反了上述规定，属无效条款，李长芝不能以《借条》中的流质约定取得诉争房屋的物权。其次，公民或法人在民事活动中不应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在本案中，办理诉争房屋产权交易前徐春莲已经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王红伟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李长芝作为王红伟的兄嫂明知王红伟有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却仍与其形成所谓的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未经王红伟本人参与将诉争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至自己名下，其行为侵害了徐春莲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其物权取得亦不能构成善意。综上，徐春莲请求确认王红伟与李长芝之间对诉争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李长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李长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朴仁杰
审判员 全智光
审判员 刘晓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司逸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