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3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富阳市幸福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苑路128-6号101室。法定代表人许跃成，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乔珍，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红斌，男，197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夏丽霞，女，1976年9月8日，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系唐红斌之妻。上诉人富阳市幸福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红斌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民初字第1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月1日，富阳康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甲方）与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乙方）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富阳康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康泰幸福家园小区从2008年1月1日交由幸福家园物业公司进行物业服务。物业服务收费按照物价局批准的收费标准或者低于批准标准进行收费：营业房0.8元/平方米/月，多层住宅0.6元/平方米/月，高层住宅0.9元/平方米/月，车库0.3元/平方米/月，储藏室0.2元/平方米/月，地下车位按20元/只收取，收费时间从2008年1月1日起，按年度收取。甲方不参与乙方的经营管理，乙方可根据小区管理需要，自行招聘或者解聘人员，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物业费按照年度收取，业主应当在每年度第一个月内履行缴纳义务。2008年1月10日，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与唐红斌签订富阳市幸福家园住宅小区入伙契约一份，该契约约定，唐红斌作为金苑路128楼12幢1单元601、701室房屋的业主，支持和配合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对于幸福家园小区的物业管理。该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唐红斌是自2008年1月10日起至2014年1月20日止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苑路128-12号601室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屋建筑面积为206.62平方米。2013年12月13日，因房屋所有权证的丢失，唐红斌曾去富阳区房地产管理处办理补办登记手续，后权属信息登记为权利人唐红斌，共有权人夏丽霞，并于2014年1月20日注销房屋的登记手续。2008年1月10日，唐红斌曾缴纳2008年1月至2008年12月份的物业费用，自2009年1月起至2013年12月底唐红斌再未缴纳过物业费用。2015年2月9日，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委托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向唐红斌邮寄律师催款函一份，要求唐红斌缴纳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物业费用7440元，唐红斌于2015年2月12日签收该份催款函。另查明：唐红斌庭审自认，2013年11月，因唐红斌欲将案涉房屋转让他人，其配偶夏丽霞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的总经理许跃成缴纳2013年物业费用及协调房屋电线被偷事项的协调解决事宜，但因发生口角，未果。2015年，唐红斌在接到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向其邮寄的律师函以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向其邮寄的通知后，曾主动向幸福家园物业公司提出协商事宜，亦未果。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于2015年7月6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唐红斌支付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物业费用7440元；2、本案诉讼费由唐红斌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与富阳康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对全体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唐红斌关于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唐红斌抗辩认为，因物业管理不当，造成其房屋内电线被偷。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该问题，唐红斌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且若唐红斌所述存在，原审法院亦认为，电线为业主建筑物中的专有部分内，该专有部分由业主享有所有权。现因专有部分内的物品被偷，在无法判断丢失原因的情况下，亦无法推定属物业管理之原因。综上，原审法院对唐红斌该部分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唐红斌自认自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未缴纳物业费，对此双方均无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幸福家园物业公司起诉要求唐红斌支付上述期间的物业费用，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关于物业费用缴纳的时间，在物业服务合同中已明确约定。故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若业主在当年的1月底前未缴纳当年的物业费用，已属逾期。虽然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自2009年至今一直向唐红斌催讨案涉物业费，但是其除2015年2月9日通过律师函的形式向唐红斌催讨该期间的物业费用以外，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向唐红斌催讨物业费用。但是通过庭审调查可知，唐红斌曾于2013年11月致电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出主动缴纳2013年的物业费之情况，唐红斌的行为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关于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之情形，但是该诉讼时效中断作针对的履行义务仅为唐红斌缴纳2013年的物业费用。而对于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物业费用，唐红斌并无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关于唐红斌收到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的律师催款函、富阳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函件，与幸福家园物业公司联系协商物业费用的事宜。虽然唐红斌并未明确该物业费用的协商范围，但是其协商的物业费用中，2013年部分，因唐红斌曾于2013年11月主动提出缴纳物业费用，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而2009年至2012年部分的物业费用，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向唐红斌主张的时间点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结合本案，唐红斌在2015年5月向幸福家园物业公司或物业调解委员会作出协商的意思表示并不表明其同意履行义务或者自愿履行义务，且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唐红斌在上述期间内同意履行其缴纳2009年至2012年物业费用的意思表示，故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主张的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物业费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该部分的主张。2013年物业费用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唐红斌抗辩该期间物业费用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经核算，2013年的物业费用为1487.66元（206.62平方米×0.6元/平方米/月×12个月）。综上，原审法院对于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唐红斌支付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物业服务费1487.6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唐红斌负担。宣判后，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在另查明认定“唐红斌庭审自认，2013年11月，因唐红斌欲将案涉房屋转让他人，其配偶夏丽霞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的总经理许跃成缴纳2013年物业费用及协调房屋电线被偷事项的协调解决事宜，但因发生口角，未果”。该事实认定中“缴纳2013年物业费”的认定不属实。被上诉人在事实答辩及法庭调查阶段陈述2013年协商事实时，从未提及要求处理的物业费的阶段性或者时间段问题，而是在法庭辩论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在第一轮发表代理意见中明确提出“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多次向唐红斌催讨的事实，由唐红斌自认在2013年11月双方曾经协商物业费的处理得以证实，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事实”，一审承办法官恢复调查，向被上诉人几次三番引导性发问“唐红斌，你所说的2013年协商时的物业费是指哪个阶段的”，在被上诉人被问的莫明其妙的情况下，再次引导性提问“具体的讲就是哪个时间段，哪一年的物业费”，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此时醒悟答“2013年”。一审判决以承办法官在庭审辩论阶段引导性发问所得到的“2013年的物业费”来认定协商的内容，没有事实根据，也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是错误的事实认定。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在辩论过程中违反庭审程序，恢复对被上诉人的调查，故意引导性发问，相关过程在庭审录像中均有记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本案2015年9月16日的庭审录像予以核实。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2013年度的物业费（截止2013年年底）至上诉人起诉时的2015年的7月6日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无论被上诉人是否承诺支付，不存在诉讼时效届满的事实，故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错误，应适用该规定的其他条款。2、被上诉人在事实答辩及庭审调查阶段陈述“2013年11月双方曾经协商物业费”的事实应当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因此不论“2013年11月双方曾经协商物业费”的协商内容具体到什么程度，即使上诉人不同意减免或者被上诉人仅同意支付部分物业费，均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3、一审判决对“2013年的物业费”的事实认定违反常理，也违反法律规定。“2013年11月双方曾经协商物业费”，按常理推断——双方只会就拖欠的全部物业费减不减少的事宜进行协商，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提出就哪一年的物业费单独进行协商，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恢复调查时几次三番引导发问还浑然不知的情景可知，被上诉人并没有关于物业费阶段性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另一事实”，对方当事人对此无需举证，一审判决的相关事实认定也违反上述规定，是错误的。4、一审承办法官在辩论阶段恢复对被上诉人的法庭调查违反了“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的规定。虽然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过期的抗辩，但被上诉人在答辩时及法庭调查阶段比较客观的陈述“2013年11月双方曾经协商物业费”的事实，一审却为偏袒被上诉人而在庭审辩论阶段几次三番的引导性发问，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与维护社会交易次序的平衡，法院不应当鼓励义务人依诉讼时效制度逃避债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刘竹梅也提及“时效中止、中断立法目的是在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适用中止中断制度时，如果既可以做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也可以做有利于义务人的解释的情况下，本着保护权利人权利的基点，做出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因此，一审承办法官在庭审辩论中引导性发问是本案错误裁判的根本原因，且“2013年11月双方曾经协商物业费”（无论协商的内容是什么）依法应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全部物业费7440元。被上诉人唐红斌答辩称：被上诉人未入住案涉房屋，也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即使要支付物业费，也已超过诉讼时效。2013年11月被上诉人出售案涉房屋时发现电线被偷，房屋多处漏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物业服务合同业已约定物业费的缴纳按年度收取，业主应当在每年度第一个月内履行缴纳义务，故幸福家园物业公司应当在唐红斌应缴纳而未缴纳物业费的期限届满时，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每年度的物业费分别于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的2月1日诉讼时效届满，然而从现有证据看，幸福家园物业公司除2015年2月9日以律师函的形式就2009年至2013年期间的物业费进行催讨外，并无其他催讨行为。现双方对2013年11月电话沟通中所涉的物业费事项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唐红斌系因欲转让案涉房屋而由其配偶夏丽霞致电幸福家园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跃成就电线被偷、物业费等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协商，仅依据该协商行为并不足以认定唐红斌向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作出同意缴纳2009年至2013年期间全部物业费的意思表示，但基于唐红斌明确其提出主动缴纳2013年的物业费，故2013年物业费的诉讼时效因唐红斌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以双方曾协商物业费为由主张2009年至2013年期间的物业费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幸福家园物业公司主张的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物业费诉讼时效已届满，2013年部分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审法院判令唐红斌支付幸福家园物业公司2013年的物业费1487.66元并无不当。另，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中止辩论、恢复法庭调查，未违反法律规定，且鉴于本案被上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均系普通公民，原审法院予以适当的诉讼指引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富阳市幸福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亮审 判 员  李国标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