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新刑初字第541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甲，曾任新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园区）综合管理局局长、新昌县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拆迁办公室主任。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新昌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大奎，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公诉刑诉（2015）5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贪污罪，于2015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新昌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黄锦锦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甲及辩护人王大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2011年3月至2014年，被告人王某甲担任高新园区综合管理局局长，期间兼任开发公司拆迁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园区范围内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工作。
2013年4月，因秀洲至路桥公路新昌梅渚至澄潭段改建工程需要，开发公司对工程沿线的新昌县梅渚砖瓦厂（以下简称砖瓦厂）进行征迁，时任高新园区综合管理局局长、开发公司拆迁办公室主任的被告人王某甲，全面负责征迁工作。同年10月-12月，开发公司委托新昌信安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安达公司）对砖瓦厂的机器设备进行价值评估。过程中，砖瓦厂租赁经营者吕某甲华、合伙人之一吕某甲均（均另案处理）为非法获取征迁补偿款，将个人所有的一台挖掘机（型号为KOBELCOSK200）纳入砖瓦厂资产进行评估，被告人王某甲明知上述情况，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吕某甲华、吕某甲均提供帮助，同意将上述非制砖专用设备挖掘机更改名称为制砖专用设备“掘土输送机”，信安达公司根据上述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并将该“掘土输送机”的重置价值评估为人民币83.6万元，残余价值评估为人民币12.54万元，实际征迁补偿款为人民币71.06万元。被告人王某甲在向高新园区领导汇报征收工作时，刻意隐瞒上述相关情况。同年12月26日，开发公司与吕某甲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2014年1月27日，征迁补偿款审批表经由被告人王某甲等人审批签字，开发公司于次日将包括“掘土输送机”在内的机器设备征迁补偿款拨付给吕某甲华，此后吕某甲华将绝大部分补偿款按出资比例分发给砖瓦厂合伙人。
2015年3月13日，被告人王某甲被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传唤到案。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证人证言、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共同侵吞、骗取国家征迁补偿款71.06万元，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王某甲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其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当，其不构成贪污罪，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指控的罪名不当，本案应按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其提出：1、被告人王某甲在明知吕某甲华、吕某甲均存在骗取征迁补偿款的情况下，仍在相关审批文件上签字同意，导致国家征迁款被骗，只是知情不报，该管不管，不存在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之目的，与被征迁人也没有合谋共同侵吞、窃取、骗取征迁款的事实，事后也没有分得征迁款，故其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2、被告人王某甲与吕某甲华、吕某甲均，并非特定关系人，也欠缺共同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而不构成共同犯罪；3、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类案件也不按贪污罪定罪，而是按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娄益平滥用职权、受贿，吴兵诈骗一案（该案还作为浙江省检察院的指导案例下发）中，娄益平滥用职权部分的犯罪事实与本案被告人王某甲的犯罪事实类似，而娄益平是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定罪处罚的；4、被告人王某甲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综上，请求对被告人王某甲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
2011年3月至2014年，被告人王某甲担任高新园区综合管理局局长，期间兼任开发公司拆迁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园区范围内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工作。
2013年4月，因秀洲至路桥公路新昌梅渚至澄潭段改建工程需要，开发公司对工程沿线的砖瓦厂进行征迁，时任高新园区综合管理局局长、开发公司拆迁办公室主任的被告人王某甲，全面负责征迁工作。同年10月-12月，开发公司委托信安达公司对砖瓦厂的机器设备进行价值评估。过程中，砖瓦厂租赁经营者吕某甲华、合伙人之一吕某甲均为非法获取征迁补偿款，将个人所有的一台挖掘机（型号为KOBELCOSK200）纳入砖瓦厂资产进行评估，被告人王某甲明知上述情况，仍同意将上述非制砖专用设备挖掘机更改名称为制砖专用设备“掘土输送机”，信安达公司根据上述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并将该“掘土输送机”的重置价值评估为人民币83.6万元，残余价值评估为人民币12.54万元，实际征迁补偿款为人民币71.06万元。被告人王某甲在向高新园区领导汇报征收工作时，隐瞒上述相关情况。同年12月26日，开发公司与吕某甲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2014年1月27日，征迁补偿款审批表经由被告人王某甲等人审批签字，开发公司于次日将包括“掘土输送机”在内的机器设备征迁补偿款拨付给吕某甲华，此后吕某甲华将绝大部分补偿款按出资比例分发给砖瓦厂合伙人。
2015年3月13日，被告人王某甲被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传唤到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新政办发（2012）210号文件，证实2012年12月28日，秀洲至路桥公路新昌梅渚至澄潭段改建工程指挥部成立，总指挥为盛林炳，副总指挥为徐东林（高新园区）、俞龙（县府办）、王晓明（交通运输局）。
2、《秀洲至路桥公路新昌梅渚至澄潭段改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证实2013年6月7日，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改建工程指挥部签发了上述文件，明确征收范围、征收评估、补偿安置、补偿标准等。
3、关于成立秀洲至路桥公路梅渚至澄潭段改建工程梅渚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证实2013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新昌县梅渚镇委员会、新昌县梅渚镇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改建工程梅渚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俞长春、俞商富，成员有吕某甲均等人。
4、新昌县委、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新昌县工业园区规划管理范围、职能配制、内设机构设置的意见，证实2010年10月28日印发，新昌高新技术园区管委会是县政府派出机构。园区范围内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当地乡镇党委负责，园区做好指导和协助工作。有关乡镇街道成立征迁办公室。其中综合管理局职责：负责园区各局办派驻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协调和管理；负责园区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工作。
5、新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委员会文件-
任职通知、任免的请示，证实2011年3月3日，王某甲被任命为新昌高新园区综合管理局局长，2015年2月11日，王某甲被免去综合管理局局长职务。
6、新昌县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新昌县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文件-任职的通知，证实2012年2月6日王某甲被任命为开发公司拆迁办公室主任。
7、新昌县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新昌县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文件-
关于重新设置内设机构的通知，证实拆迁办公室工作职责：负责研究和完善园区房屋拆迁安置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拆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督促检查、拆迁考核、补偿结算等工作；负责镇、街道征迁办的拆迁指导和协调工作。
8、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证实2002年9月23日，新昌县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道路、市政基础工程建设等，法人投资：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被告人王某甲的供述，证实2011年3月，其被中共新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委员会任命为综合管理局局长，2012年2月，被高新园区管委会新昌县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新昌县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任命为拆迁办主任。高新园区综合管理局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征地、拆迁、政策处理、违章监管。其作为综合管理局局长，全面负责科室工作。拆迁办的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拆迁安置工作，负责研究制定、完善园区房屋拆迁安置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拆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督促检查、拆迁考核、补偿结算等工作；负责镇、街道征迁办的拆迁指导和协调工作。其作为拆迁办主任，负责科室内全部工作。园区房屋拆迁工作一直由正平事务所评估，当时正平事务所提出无法评估机器设备，高新园区、梅渚镇政府领导等人定下来由新昌县信安达公司评估机器设备，由其出面具体跟信安达公司联系。在高新园区与砖瓦厂签订拆迁补偿合同前，大概2013年12月中旬，其、贾新林、袁某、吕某甲华、吕某甲均在梅渚镇政府会议室讨论时，其发现信安达资产评估报告中所附的机器设备明细表中有一台挖机，其当场跟吕某甲华、吕某甲均讲挖机不能获得补偿，因为挖机不是制砖专用设备，但他们两兄弟讲“这个一定要赔给我们，挖机改成掘土输送机，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了”。当时贾新林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其也默认了，同意他们以掘土输送机的名称进行评估。最后，其在信安达公司出具的正式评估报告上也看见机器设备明细表上已经把挖机换成了掘土输送机，这个挖机也最终获得了赔偿。挖机属于可移动设备，砖瓦厂不能用，其他地方还是可以用的。之前的拆迁工作中，这些非专用设备也一直不能获得补偿。砖瓦厂到底有没有这台挖机，其也不清楚。就算有挖机，也不能获得补偿款，而砖瓦厂肯定没有掘土输送机，是吕某甲华他们改名称了。其向张某汇报过砖瓦厂包括房产评估和机器设备评估的整个补偿款的数额，但没有汇报、反映吕某甲华他们违规将挖机列入补偿范围内。因之前的机器设备评估、签订补偿协议环节，其都没有向领导汇报此事，所以在最后付款时，其明知是伪造的，也没有再向领导汇报。其承认违背职责签字同意付款，使砖瓦厂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赔偿款。
10、悔过书（由王某甲书写），证实其在担任拆迁办主任期间，严重失职，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其本人表示后悔，并希望能从轻处罚的事实。
11、吕某甲均（梅渚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证言，证实其有两台挖掘机，神钢牌子，一台国产，2011年左右40万余元从东阳买来的，7成新，其、吕敏、王晓锋一起购买；另一台进口，2012年左右以80万元左右的价格从深圳买来，9成新，其、吕敏、张小汀、一个机修工一起合伙购买。挖掘机主要是租给别人，收点租金，有时也租给砖瓦厂使用。这两台挖掘机属于其和吕敏等人所有，不是砖瓦厂的制砖专用设备，不能列入砖瓦厂补偿范围内。信安达公司第一次现场评估，王某甲叫其到现场清点财物。在场有王某甲、副镇长贾新林、政策办副主任徐德胜、拆迁事务所裘良庆、信安达几个评估师。当时刚好有一台挖掘机在现场施工，其跟王某甲讲“王局评估的事情照顾点”，王某甲说“我心里有数”，王某甲又问其“这台挖掘机是谁的”，其讲“是我的”。其哥吕某甲华后来跟其讲过，制砖机、铲车、挖掘机等都报上去了。其看到评估报告里，进口挖掘机已改名为掘土输送机，80多万元，扣除残值是70多万元。王某甲是拆迁办主任，是第一道关，他让其多补偿点，其就能多补偿点，其他领导不会仔细去核对评估清单，全是他说了算。如果没有他的关照，挖掘机是不可能得到补偿的。
12、证人吕某甲华（砖瓦厂股东）证言，证实砖瓦厂机器设备、办公设备的评估时，其曾带评估公司的人去现场看挖掘机，并将挖掘机作为砖瓦厂资产报上去了。报上去后，其将这事跟吕某甲均说了。吕某甲均当时是梅渚村村委主任也是砖瓦厂股东。挖掘机是属于其和吕某甲均等人个人所有的。后来这台挖掘机没有出现在评估报告中，但评估报告中更名为掘土输送机，扣除残值后的价值是70多万元。2014年1至4月，园区分两次将480万元补偿款转账到其建设银行账户上。2014年6月左右，其将其中的440万元，按照7名股东出资额的两倍以现金和转账的方式分给他们，剩余的几十万元还在其银行账号中。
13、证人袁某（信安达公司的法人代表）证言，证实2013年10月中旬，高新园区拆迁办主任王某甲打电话跟其讲梅渚砖瓦厂要拆迁了，机器设备要其公司评估。10月23日，其、王某乙、俞某去砖瓦厂办公室。当时在场的有王某甲、副镇长贾新林、梅渚村村长吕某甲均、还有村两委人员、砖瓦厂承包人吕某甲华等人，主要讨论评估范围、评估价格口径。后来定下来采用重置评估法。王某甲、贾新林讲“照顾点他们，用重置价格补偿给他们”。确定下来后，吕某甲华他们当场把设备清单提供给其等人，分成两份，一份是梅渚村里的设备清单，一份是吕某甲华个人的设备清单。然后吕某甲华、吕某甲均陪着其、王某乙、俞某到现场清点。第一次，评估人员主要清点了生产车间里的设备，包括两部铲车等。第二次，王某甲、贾新林不在场，吕某甲华、村两委人员陪评估人员清点，吕某甲华补充了一份设备清单给评估人员。清点过程中，吕某甲华讲还有一台挖机也要评估进去，但砖瓦厂现场没有，吕某甲华带其和评估人员去一个山脚下工地里看挖机。其看到有一辆挖土机，看后打电话给王某甲问他“吕某甲华提出砖瓦厂还有台挖机也要评进去”，王某甲讲“那先评估进去好了”，其就把这台挖土机也列入评估范围内了。清点完后，王某乙进行估价，列了张机器设备明细表发到其邮箱。其打印出来送到王某甲办公室。过了2、3天，王某甲说“两个地方要改一下，两部铲车不要写进去，挖土机名称也要改一下，改成掘土输送机，铲车、挖机都有轮盘，移动方便，园区不一定补偿给他们，两部铲车减掉的金额，在其他设备的金额上再加一半上去”。其说“那加个20多万元”，王某甲说“好的”。王某甲的意思是，铲车和挖土机是可以移动的，砖瓦厂不能用的话，其他地方也可以用。所以他让其改挖土机名称，而铲车减下来的金额加到其他设备上。其立即跟王某乙讲。过了1、2天，王某乙把修改后的明细表发到其这里。其交给王某甲看。王某乙按照其意思，把铲车划掉，把挖土机名称改为掘土输送机；掘土输送机的金额从78万元提高到83万元。按照规定，挖掘机是非制砖专用设备，不能列入补偿范围，而评估人员则是依据高新园区、镇政府的决定去执行的，他们说要评估进去，就评估进去。
14、证人王某乙（信安达公司机器设备评估的外聘人员）证言，证实第一次在砖瓦厂办公室，吕某甲华把厂里的设备清单复印件提供给评估人员，陪其和评估人员去清点设备。设备比较多，包括两部铲车。第二次其去时，吕某甲华讲厂里还有一部挖土机。其在厂里没有看见，吕某甲华还把型号报给了其。其制作成了一张明细表，发给袁某。过了1、2天，袁某叫其到他办公室，当时吕某甲华也在，袁某让其在价格上再调整一下，铲车也不要写出来，在其他机器设备上把重置价格再提高一点。其记得第一稿挖机价格70多万元，后来改成80多万元。再后来，吕某甲华打电话给其，说他已经和袁某说过了，让其把挖机名称改为掘土输送机。其想吕某甲华、袁某他们既然已经讲好了，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在明细表中把两部铲车划掉，把挖机改为掘土输送机，并对机器设备的重置价格进行了改动，总评估价值没有太大变化，修改好后，其又把明细表发给袁某核实。按规定，挖土机是通用设备，不能评估进去。而梅渚砖瓦厂没有掘土输送机。
15、证人俞某（信安达税务师事务所注册税务师）证言，证实2014年10月24日，在梅渚砖瓦厂办公室，吕某甲华把砖瓦厂的2份设备清单给其和评估人员，然后吕某甲华和砖瓦厂的一个员工带其和评估人员去清点资产。第二天，其和王工程师去的现场。王工问吕某甲华挖机在哪里，因为清单上有挖机，但砖瓦厂里没有看见，吕某甲华带着其和王工去了一处工地上看，吕某甲华讲是砖瓦厂的，其拍过照片。王工把文件发给袁某，评估报告初稿后面附有机器设备清单。过了几天，袁某叫其按照他修改的评估报告打印出来，袁某修改的评估内容包括设备清单的部分设备名称和金额，较明显的是把两部铲车和一部挖土机划掉了，改为一部掘土输送机，金额也改了。
16、证人叶某（信安达公司注册资产评估师）证言，证实其负责内部复核梅渚砖瓦厂评估报告，但其未具体参与评估工作。按规定，挖土机是动产，不能评估进去。
17、证人张某（高新园区管委会副主任，2013年1月到2014年年底分管拆迁办）证言，证实因为政企分开要求，高新园区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管委会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又以开发公司、发展公司等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运作资金。管委会的部分行政编制员工同时也是这些公司的内设机构科室长，同时履行管委会和公司的工作职责。拆迁办公室职责：负责研究制定和完善园区房屋拆迁安置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拆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督促检查、拆迁考核、补偿结算等工作；负责镇、街道征迁办的拆迁指导和协调工作。园区内拆迁工作由综合管理局出面履行职责，但征收补偿协议以开发公司的名义出面跟征收方订立，补偿资金也通过公司拨付给征收方。梅渚砖瓦厂的征收工作由拆迁办公室负责，包括征收范围的确定和补偿款的确认，拆迁办是同梅渚镇政府、公路建设指挥部共同参与确认的。机器设备评估是园区出面委托与信安达公司签订协议，园区由王某甲负责处理，把关。按常规做法，铲车和挖土机属于通用设备，不能被列入补偿范围内。王某甲未向其汇报吕某甲均将挖掘机名称改为掘土输送机的事情。如果向其汇报的话，其不会同意补偿。
18、证人潘某证言，证实2014年2月开始任高新园区管委会综合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园区内拆迁安置工作。2015年2月，王某甲因年龄问题被免职，其兼任开发公司拆迁办主任。梅渚砖瓦厂在2013年年底完成拆迁工作。拆迁工作是由时任综合管理局局长、拆迁办主任王某甲负责的。
19、证人吕某甲（高新园区管委会-
综合管理科内勤）证言，证实2010年-2015年2月，王某甲任综合管理局局长、拆迁办主任，负责园区内的拆迁工作。应王某甲要求，其通过QQ从信安达公司接受过一份梅渚砖瓦厂机器设备文件（吕某甲华砖瓦厂机器设备明细表），打印后交给王某甲。经核对，这份明细表与正式评估报告后面附的明细表部分不一致。
20、证人王某丙达、黄某、吕某乙、吕某丙证言，证实上述四人均系砖瓦厂股东。砖瓦厂评估由吕某甲华、吕某甲均负责，砖瓦厂没有挖土机和掘土输送机，挖土机是吕某甲华、吕某甲均两兄弟个人所有的，不是砖瓦厂的资产，砖瓦厂要使用时，要支付租金。
21、梅渚砖瓦厂设备、场地租赁协议，证实2011年12月28日，梅渚村村委将砖瓦厂的厂房、设备、场地租赁给吕某甲华，期限2012年2月21日至2015年2月20日。
22、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证明涉案挖掘机购买于2011年5月。
23、资产评估委托方承诺函、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证实新昌县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信安达公司对梅渚砖瓦厂的资产进行评估。
24、征收补偿协议，证实2013年12月26日，新昌县高新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征收方与被征收方吕某甲华签订协议，确定梅渚砖瓦厂的机电设备、制砖专用设备等（已去残值）补偿金额185.1510万元，梅渚砖瓦厂应于2013年12月31日前搬迁腾空。
25、资金支（拨）审批单、记账凭证、网上银行转账凭证，证实2014年1月27日，征迁补偿款审批表经由被告人王某甲等人审批签字，开发公司于次日将包括“掘土输送机”在内的机器设备征迁补偿款拨付给吕某甲华。
26、机器设备明细表初稿（基准日2013年11月3日，由俞某提供），证实该稿由王某乙提供给俞某的电子稿打印而来，其中序号为133的是一辆KOBELCOSK200的挖掘机（重置价值78.5万元）。
27、QQ聊天记录，证实2013年12月16日，俞某将梅渚砖瓦厂设备评估初稿发给高新园区工作人员。
28、机器设备明细表初稿（基准日2013年11月13日），证实信安达公司通过QQ转给吕某甲，提取吕某甲电脑内的王某甲文件夹。其中序号68的是一辆挖掘机。
29、资产评估报告及机器设备明细表（正式稿），证实信安达公司对砖瓦厂（吕某甲华）提供的制砖机、掘土输送机等机器设备进行评估。其中序号第66为一辆掘土输送机，重置价值83.6万元，残余价值12.54万元。
30、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实砖瓦厂的法定代表人为吕某甲华，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信安达公司具有资产评估的经营范围等。
31、新昌县人民政府文件、中共新昌县纪委文件，证实2000年，王某甲因收受贿赂，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2002年，解除其行政撤职处分。
32、归案经过，证实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对吕某甲均、吕某甲华一案侦查过程中，发现王某甲可能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线索。经查，新昌县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13日立案侦查，同日王某甲被传唤到检察院，后王某甲主动交代了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
33、户籍证明，证实王某甲身份情况。
对本案的犯罪事实，控辩双方均无异议，争议焦点集中在对本案的定性。针对控辩双方的争议，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第三人内外勾结骗取超额拆迁补偿款的，是否成立共犯，宜从该有身份者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综合犯罪构成要件、共犯理论进行认定。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吕某甲均等人骗取国家征迁款，提供了帮助，但事前无合谋，事后也未共同瓜分国家征迁款，其主观上也没有非法占有国家征迁款的故意，属于单纯放纵他人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一款作出了以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行为，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被告人王某甲在明知他人弄虚作假或者明知他人意图骗取征迁款的情况下仍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实现目的，其行为属于不当、违规使用职权，应以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故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当，应予以纠正。被告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关于王某甲不具有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主观故意，也没有与被征迁人合谋共同侵吞、窃取、骗取征迁款的事实，事后也没有分得征迁款，不构成贪污罪的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相符，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甲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王某甲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从轻处罚。辩护人根据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相符，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王某甲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因与被告人王某甲的犯罪情节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3月13日起至2016年3月12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俞 强
审 判 员 朱华民
人民陪审员 王品洋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丁蓓蓓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行为，放纵他人犯罪或者帮助他人逃避刑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