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富民一初字第2084号
原告侯和平，男，1952年8月30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代理人唐文涛，四川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顺县刊刻工艺厂，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
法定代表人王家富，厂长。
被告王家富，男，194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富顺县。
原告侯和平诉被告富顺县刊刻工艺厂（以下简称刊刻工艺厂）、王家富债权债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何春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和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文涛、被告刊刻工艺厂法定代表人王家富、被告王家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侯和平诉称：原富顺县邓关五金生产合作社是一家由二轻局主管的集体企业，后更名为富顺县刊刻工艺厂，被告王家富一直任该企业负责人。1978年8月经富顺县劳动局将原告安排分配到该企业，成为该企业的固定工。《劳动法》施行后，因用人单位一直未给劳动者缴纳各种社会保险，2010年10月29日，原告向富顺县信访局反映，经信访部门介入，被告刊刻工艺厂与原告协商，先由原告自行缴费办理社会保险，后再支付给原告。2010年12月27日，被告王家富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内容是“侯和平办理职工离退手续后我付三万四仟元给侯和平”。原告于2011年6月8日开始自行向社保局补缴养老保险，并于2012年9月办了离退手续。尔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承诺的34000元，但均遭拒绝。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债务34000元，二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刊刻工艺厂辩称：一、出具“承诺书”属实，但该承诺书并不完整，只是半截纸张，承诺书的上方还有关于十七名原五金社职工离退手续的相关约定。原告省略便条的前文，利用便条中文字歧义，谋取其个人钱财。”承诺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为十七名职工全部办理好了离退手续，被告刊刻工艺厂向每位职工发2000元，一共是34000元，并不是原告所说的支付给他一个人的钱，也不是只办理他一个人的离退手续。因为原告是这十七名职工推选出来的代表，所以厂方才将这个事情委托给他，让他去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并为这十七名职工办理离退手续；二、2010年10月29日，原告和廖述章（现已去世）作为十七名职工推选出的代表到富顺县信访局反映，并非原告一人，到信访局反映的内容也并不是关于养老保险的事情，而是要求解决80年代五金社的历史遗留问题。后富顺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双方座谈，但因分歧过大，未达成协议，也未提及与原告达成协商的事情；三、原五金社因经营不善早已瘫痪自行解体并注销工商登记，这十七名职工包括原告在内并不是被告刊刻工艺厂的职工。原告与厂方已于2005年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且被告刊刻工艺厂也从未聘用过原告，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义务为其购买社会保险。综上，原告所称被告承诺支付其个人34000元用于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事情纯属虚构，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王家富的答辩意见与被告刊刻工艺厂的答辩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富顺县邓井关五金社是由富顺县第二轻工业局主管的集体企业，被告王家富是该企业的负责人。原告于1978年8月19日经富顺县劳动局富劳配（78）198号文件吸收为富顺县邓井关五金社的固定工。
1988年，根据富顺县县委、县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结合企业“以户为单位、分散自主经营”的特点，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调动职工的积极，发挥集体企业的优越性，富顺县邓井关五金社向主管部门富顺县第二轻工业局报请实行”企业内部经营承包”，虽然方案得到富顺县第二轻工业局的许可，但由于职工不配合，内部经营承包制并未实际实施。后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手工业企业普遍不景气，导致经营困难。为开拓市场，增加效益，企业于1992年开发引进原子印章技术。
1993年5月4日，富顺县邓井关五金社向富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更名申请，要求将企业更名为“富顺县刊刻工艺厂”，经富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准许其更名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仍是被告王家富，企业性质仍为集体企业。同年5月20日，富顺县邓井关五金社与富顺县保安服务公司签订了联合办厂协议，筹资成立富顺县刊刻工艺厂，经营范围以制造原子印章、各类公私章、名牌、牌匾等，并报经四川省公安厅批准经营。
2010年9月30日，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七名原五金社职工就原邓井关五金社资产流失和房屋如何处理进行开会讨论，并形成书面讨论意见：“一、讨论表决一致要求原五金社主任王家富同志交出所有权和所有账目，由职工代表清点注册。二、会议推选廖述章、侯和平（原告）两位同志为全权代表，找政府和有关部门处理解决五金社久拖未决的房屋、资产问题。……六、广大职工讨论表决五金社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空架子、空招牌不能再立，大家一致意见把单位的房子卖了，不能让集体财产让给王家富壹人享受。”十七名职工在书面讨论意见下方签名。
2010年10月29日，包括原告在内的八、九名职工携带该讨论意见到富顺县信访局进行反映，富顺县信访局将该信访件转交富顺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处理。富顺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多次协调并主持双方座谈，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因原告系职工代表，故富顺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于2011年4月18日以“关于侯和平同志信访问题的回复”富经信发（2011）3号文件，向上访职工就该信访问题作出了书面回复。
2010年12月25日，被告王家富在与作为职工代表的原告侯和平协商中，向原告出具书面字据一份，字条上列明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十八名原五金社职工姓名，并注明“以上十八人每人1000元作自愿退出五金社”。同年12月27日，被告王家富再次向原告出具书面字据一份，内容为：”侯和平办理职工离退手续后，我付三万四仟元给侯和平。”被告王家富在该字据下方签名。同年12月30日，原告向富顺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书写字条一张，内容为：“1、房子变卖；2、职工享受国家政策：养老保险；3、改制、破产企业；4、协商补偿职工多少钱，房子归王家富所有；5、以上我要召集职工开会政求大家意见为准”，原告在字条下方签名。
2011年6月8日、6月9日、12月12日、2012年6月28日，原告向富顺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补缴其养老保险费共计45730.02元。2012年8月原告退休，2012年10月25日开始领取社保金。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二被告应履行债务34000元，应当就该事实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被告王家富书写的字据一张。经质证，二被告对字条的完整性提出异议，认为稿纸上方另书写有关于职工离退报告的事项，字条的形式也与正常的不同，只有半截稿纸，上下部分均缺失。原告利用文字歧义断章取义，字据中所涉及的34000元的真实意思表示是17名职工每人得2000元，不是原告一人得34000元。原告解释是由于稿纸上方没有内容，被告王家富将稿纸空白部分撕掉，将有内容的该字据交给原告。后由于保管不善，字据下方空白处损毁，原告又将字据下方用刀裁掉，从而形成字据现在的形式。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法院的调查和原、被告双方举示的证据，仅凭原告所持有的一张书面字据，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足以认定二被告应向原告履行34000元债务的事实成立，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二被告连带清偿34000元债务的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如有新的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侯和平的诉讼请求。
本院决定，案件受理费650元，减半收取为325元，由原告侯和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春燕
二〇一三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罗倩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