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张民初字第1409号
原告：王恩贤，原淄博市供销社装饰公司退休职工。
原告：韩立桐，淄博市轻工行业管理办公室（原淄博市一轻局）退休职工，原告王恩贤之夫。
委托代理人：刘秀华，山东科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淄博晚报社。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号。
法定代表人：任传斗，社长。
委托代理人：郑向锋，男，1977年11月4日生，汉族，（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胜远，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淄博市体育局。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北京路淄博市体育中心。
法定代表人：翟慎政，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军利，山东扬帆盛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号。
代表人：张军。
委托代理人：邸楠，男，1975年11月26日生，汉族，（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锋，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王恩贤、韩立桐诉被告淄博晚报社、淄博市体育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淄博分行”）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恩贤及原告王恩贤、韩立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秀华和被告淄博晚报社的委托代理人郑向锋、刘胜远、淄博市体育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军利、中信银行淄博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邸楠、王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恩贤、韩立桐诉称，我们两原告系韩昕的父母。2010年3月，被告淄博市体育局、淄博晚报社共同主办，淄博市登山协会承办“迎省运，淄博人冲击世界第七峰”登山活动。该活动由被告中信银行淄博分行独家冠名，登山队命名为“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世界第七峰即尼泊尔道拉吉里峰。登山过程中，队员韩昕成功登顶，然在下撤途中不幸遇难。此次活动不仅扩大了被告淄博市体育局和淄博市登山协会的社会影响力，中信银行淄博分行和淄博晚报社也在经济方面直接受益，而韩昕在登山过程中遭遇了人身损害，各被告对此均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为此，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2、支付两原告死亡赔偿金113960元（后将该项诉讼请求增加为1287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共计208775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淄博晚报社辩称，此次登山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我方对韩昕在该次登山活动中做出的成绩表示肯定，对该次事故表示同情，对其家人表示慰问。我方与该次登山活动承办方淄博市登山协会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上是合同关系，而我方仅提供宣传报道等赞助活动。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我方通过大量的文字及图片报道，对活动作了较好的宣传，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在宣传和报道活动中没有任何过错。此次登山活动承办方系淄博市登山协会，活动实际由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安排，韩昕也是直接与该公司签订的合同，故活动的实际承办方应为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我方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淄博市体育局辩称，此次登山活动我方既不是主办方，也不是承办方，故对韩昕的遇难没有任何法律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起诉。
被告中信银行淄博分行辩称，根据案件性质，韩昕的所有法定继承人均应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而本案有应参加但未参加诉讼的原告。此次登山活动的组织者为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单位为淄博市登山协会，韩昕为淄博市登山协会安排的登山人员，而与我方没有任何关系。两原告诉求我方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起诉。
经审理本院认定，死者韩昕（曾用名“韩鑫”），男，1970年1月11日生，汉族，原淄博探路者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淄博市登山运动业余爱好者，生前曾成功登顶青海玉珠峰（海拔6178米）、新疆慕士塔格峰（海拔7564米）、四川雀儿山（海拔6168米）等国内许多著名雪山，并曾担任淄博市登山协会秘书长等职。原告韩立桐系韩昕之父，王恩贤系韩昕之母。韩昕生前妻子名为张慧，俩人共同生育一女韩雨欣兰（未成年）。
2010年9月19日，山东省第二十二届运动会在淄博召开。为了宣传省运和登山精神，被告淄博晚报社、中信银行淄博分行应淄博市登山协会之要求，决定共同组织“迎省运，淄博人挑战世界第七峰”活动，发起成立了“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准备攀登位于尼泊尔境内的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海拔8167米，一说8172米），韩昕即为该登山队队员，被告淄博晚报社记者郑向峰为随行队员，主要负责跟踪报道等。为此，被告淄博晚报社与中信银行淄博分行于2010年3月27日签订《广告发布合同》一份，并制定《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攀登世界第七峰合作方案》一份，约定由中信银行淄博分行提供相关资金赞助，淄博晚报对登山队的冠名仪式、攀登过程、返回过程进行宣传报道，并刊登中信银行淄博分行广告和对其进行宣传展示；广告价格总额为45.15万元，实付价格为19.9万元等。2010年3月31日，被告淄博晚报社在其出版发行的《淄博晚报》相关专栏中宣称：“连续成功策划和报道攀登高海拔雪山活动，不但彰显了淄博晚报的媒体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广受社会赞誉和好评…”。2010年4月1日中，中信银行淄博分行将上述19.9万元广告费交付淄博晚报社。同日，淄博晚报社为其开据数额分别为10万元和99000元的广告费发票各一张，并将其中的10万元转付给了韩昕担任总经理的淄博探路者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后韩昕将此款连同其它所筹款项一并汇给了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作为该次登山活动的相关费用（登山活动前，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春风已为韩昕等人从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应保险）。
2010年4月10日，“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队员韩昕与随行队员郑向峰一起从成都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4月12日，韩昕、郑向峰与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杨春风及其他登山爱好者一起，在尼泊尔组成中国国内第一支民间道拉吉里峰登山队--“2010中国道拉吉里登山队”，队员有杨春风（领队）、张某（攀登队长）、韩昕、郑向峰等10人。2010年5月13日，登山队队员克服重重困难，除郑向峰等2人外，其余8人均成功登顶道拉吉里，但在下撤返回途中，因遭遇大雾天气等原因，队员韩昕不慎从7700米高度坠落，不幸遇难身亡。队员李某、赵某也因体力衰竭等原因而不幸遇难。2010年5月26日，根据领队杨春风的请求，尼泊尔旅游民用航空部旅游事务处正式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出《死亡证明书》，证明2010中国道拉吉里探险队队员韩昕等3人已在尼泊尔境内遇难身亡。
事故发生前后，作为唯一随队媒体，被告淄博晚报社已对“2010中国道拉吉里登山队”和“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的登山活动及韩昕等人的遇难经过进行了详细的全程追踪与报道，并在韩昕家人无法前往尼泊尔的情况下，妥善处理了韩昕在尼泊尔的后事。事故发生后不久，韩昕的妻子张慧已从大众保险办理了相关保险理赔事宜，并与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杨春风就韩昕的相关赔偿事宜进行了协商和处理，但两原告作为韩昕的父母，一直未能参与上述事项的处理等。2013年6月23日，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春风等人，在攀登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过程中，于巴基斯坦境内因遭受塔利班恐怖份子袭击而不幸遇害身亡。
2013年5月24日，原告王恩贤、韩立桐起诉来院，要求被告淄博晚报社、淄博市体育局、中信银行淄博分行和淄博市登山协会一起，按照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55元计算20年，主张死亡赔偿金515100元的四分之一，即128755元（原主张113960元，后变更），并主张精神损害抚恤金80000元等。本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因淄博市登山协会未按有关规定注册登记，两原告遂于2013年7月22日向本院提交申请，申请撤回对淄博市登山协会的起诉，本院也已口头裁定予以准许。2013年11月6日，本院作出《参加诉讼通知书》一份，依法追加韩昕之妻张慧、之女韩雨欣兰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2013年11月9日，张慧向本院出具书面材料一份，明确表示其本人及其未成年的女儿韩雨欣兰一起，放弃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2013年12月8日，两原告在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追加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以及杨春风本人为本案当事人，并表示放弃向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以及杨春风主张权利。
上述事实，由原告韩立桐、王恩贤所提交的淄博晚报相关报道一宗、淄博市登山协会“关于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攀登尼泊尔道拉吉里峰的通知”一份、淄博市轻工行业协会证明书一份、尼泊尔大使馆公证书一份、淄博市鲁中公证处公证书一份、被告淄博晚报社提交的张慧给信访部门的书信一封、被告中信银行淄博分行提交的广告发布合同一份、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攀登世界第七峰合作方案一份、被告淄博晚报社出具的发票两张等证据在卷佐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法庭陈述，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高海拔雪山攀登活动，历来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高挑战的户外高山探险运动，攀登向有“魔鬼峰”之称、位于尼泊尔境内的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就更是如此。身为当地著名业余登山运动爱好者的韩昕，不仅成功登顶过玉珠峰、慕士塔格峰、雀儿山等国内许多著名雪山，还曾担任过淄博市登山协会秘书长等职，因此，可以推定，韩昕对境外高山探险中所潜藏的风险，甚至死亡的威胁，应当具有充分的了解和高度的认知。被告淄博晚报社与中信银行淄博分行联合组建“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攀登道拉吉里峰，既有迎接省运，扩大影响之考量，更有提高自身知名度，扩大影响，进而获取经济利益之目的。而作为登山队队员的韩昕，在明知潜藏危险的情况下，仍选择攀登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既是一种热爱和自信的表现，也是为了自身素质和业界知名度提高的需要。“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虽由被告淄博晚报社和中信银行淄博分行联合发起并成立，但该登山队队员实际上只有韩昕一人（另一队员郑向锋并不参与登顶，主要负责宣传和报导等工作），而韩昕本人却只是民间“中国道拉吉里登山队”中的一员。综合全案情形，可以发现，此次登山探险活动中，真正负责决定计划、决策线路、决择队名、决选队伍、决断时机等与登山探险活动直接相关事项的，只有、也只能是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春风，以及“中国道拉吉里登山队”全体队员，而非被告淄博晚报社、中信银行淄博分行，抑或淄博市登山协会或者其它，“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充其量只是一个为了配合宣传和报导而产生的所谓的简接性、外围性的临时组织。至于“中国道拉吉里登山队”中除领队杨春风之外，包括韩昕在内的其他队员与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或者杨春风之间，是合同、还是AA，抑或其它关系，则因杨春风已逝，以及本院明确释明后，两原告更无意追加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或者杨春风为本案当事人等原因而无法查清；并且，无论韩昕与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或者杨春风之间系于何种关系，以及韩昕之妻张慧与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或者杨春风之间如何协商处理等，均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与处理，以及各被告应承担之法律责任等等，故而无需、也不必对上述关系作出认定。登山队员韩昕在攀登道拉吉里峰过程中不幸遇难，既有天气不利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自身体力不支、团队配合欠缺等人为因素的制约，可以说，该次事件的酿成，偶然中含有必然，意外在预料之内。队员韩昕虽对事件的形成和自身的损害无过错，但其作为一名享有多年高海拔登山运动经验的登山爱好者，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应有充分的认知和判断，并对是否登山、和谁登山、如何登山等等，有着高度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故其本人应当对此事件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损失，承担主要部分；至于新疆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以及杨春风本人，虽对韩昕之死无过错，但其已经收取了韩昕相关费用，负责组建“2010中国道拉吉里登山队”，并实际组织、策划相关登山活动，本应按照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本院释明后，两原告并未对其提出明确主张，并且韩昕之妻张慧已与该两方之间作过一定的协商处理，故而，本院对此不作干涉和处理。被告淄博晚报社和中信银行淄博分行未直接参与与相关登山活动直接攸关的核心事项，也无任何侵害韩昕身体或生命之行为发生，故两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公开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虽无过错，但被告淄博晚报社和中信银行淄博分行对韩昕此次登山探险活动提供了间接的组织、冠名和资金支持，客观地促成了活动的成行，且其已从该次登山活动中获取利益，而队员韩昕却在直接或简接地为“中信银行淄博晚报登山队”完成共同目标，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受到损害乃至献出生命，无论根据公平原则，还是公序良俗或者社会道义，两被告均应对于两原告因韩昕之死而造成的损失，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综合两原告的实际情况，考虑两被告的获利结果以及支付能力，两被告各自应当补偿的比例，应以10%为宜。被告淄博市体育局既非活动组织者，也非策划方，客观上也未因此而明显地获取收益，故两原告诉求被告淄博市体育局承担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韩昕去世后，其妻张慧与女儿韩雨欣兰作为其法定继承人，本应有权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并主张相关权利，但其经本院书面正式通知后，均已明确表示放弃，对此，本院应当予以尊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淄博晚报社、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分别补偿原告王恩贤、韩立桐因韩昕死亡而造成的损失51510元（各按2013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55元计算20年的10%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王恩贤、韩立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03元，由原告王恩贤、韩立桐负担1080元，被告淄博晚报社负担1662元，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负担166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潘红军
审判员 田成贵
审判员 张 聘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崔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