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39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郝锐，男，1981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健，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磊，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888弄9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昀，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伟艳，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颖，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郝锐因与被上诉人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浦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15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郝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健、罗磊、被上诉人飞利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伟艳、陈思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郝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飞利浦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币种下同）185,210元。事实和理由：一、Z公司在2013年时有多项公开的销售政策，包括返利、促销、馈赠礼品等，且公司有特价批准系统，郝锐只是根据当时的销售政策进行业务操作，并不违反公司的销售规定。二、郝锐未实施且飞利浦公司并无证据证明郝锐实施了违反公司总体经营原则的行为。1、飞利浦公司提供的邮件，郝锐只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将所属南京部分数据拷贝在邮件的附件表格上，郝锐当时只是南京办事处主管，并不清楚其他区域的情况。2、2016年9月13日的录音资料，是郝锐为协助配合飞利浦公司调查公司其他员工是否有违规行为的情况下进行的访谈。郝锐是在公司内审部门的要求及诱导下，为保证自己的职位配合内审部门作出的主观陈述。郝锐对三年前相关情况的回忆、猜测和个人分析缺乏准确性和客观性。3、权某2013年7月9日向郝锐转账24,000元，系当时的渠道经理陈某向案外人借款，委托郝锐帮其代还款。郝锐并不认识权某，也不清楚其身份。飞利浦公司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否属于贿赂款项未提供证据证明。4、郝锐对于所谓的“特殊销售政策”并无决定权，自始至终并未参与返点款项的分配，也未接受返利。飞利浦公司并不能提供证据直接证明郝锐积极参与实施特殊销售政策并因此获利。三、飞利浦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员工手册》及《总体经营原则》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执行。四、飞利浦公司以郝锐2015年11月21日签收的《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员工手册》及《总体经营原则》的规定来规范郝锐2013年尚未被证实的行为，违反了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五、原审法院认为三方协议的签订，意味着权利义务的一并转移，并认为飞利浦公司未丧失追溯违纪行为的权利，并无法律依据。飞利浦公司与Z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三方协议签订后郝锐与Z公司即终止了劳动关系，郝锐在飞利浦公司并无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飞利浦公司也无解除与郝锐劳动关系的法定事由。六、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8日受理该案，适用简易程序，但作出判决是在2017年9月18日，已超过三个月的审限，存在超期判决的情形，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郝锐的上诉请求。
飞利浦公司辩称：一、Z公司在销售过程中确实有合规的特价促销政策，但公司的政策有严格的流程和条件规定，需销售人员在公司的特价活动系统中进行申请，并经过销售部、市场部、特价部的各级负责人审批才可进行。但郝锐与其所在团队2013年的销售行为并非根据公司合规的销售政策进行业务操作，而是为了自身利益，暗中针对不同的经销商开展了有选择性的、非公开的、非普适性的特殊销售政策。二、飞利浦公司已充分证明郝锐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郝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愿的情形下进行访谈，其所述的情况是基于对事实的陈述，足以构成自认，而非其所称的猜测或公司诱导后的回答。三、飞利浦公司解除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合法有效。《总体经营原则》是飞利浦集团制定的合规政策，适用于飞利浦集团下的所有实体。中国区的飞利浦公司每年会对该手册做细化和更新，但手册所规定的宗旨未发生变化。郝锐的违纪行为发生在2013年，依据行为发生时对其进行约束的规章制度，即2013年的《总体经营原则》和2011年的《员工手册》的规定，郝锐的行为也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且违背了劳动者的诚信忠诚义务。无论依据规章制度或依据诚实信用原则，飞利浦公司都有充分依据解除劳动合同。四、飞利浦公司有权追溯郝锐在2013年发生的违纪行为。三方协议约定了郝锐在Z公司的工龄转移至飞利浦公司处连续计算，Z公司与郝锐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未结清，在工龄转移的同时，权利义务当然随之一并转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飞利浦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飞利浦公司无需支付郝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5,210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郝锐于2010年12月入职Z公司工作，两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期限至2017年3月31日止。
2015年11月2日，飞利浦公司（作为乙方）、郝锐（作为丙方）以及Z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三方协议。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与乙方均为飞利浦集团关联企业；丙方目前系甲方员工，双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由于飞利浦集团业务的战略调整，丙方需要且同意转移至乙方继续工作。因此，根据相关劳动法律规定，经三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丙方同意接受乙方雇用，并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据此，丙方同意自2016年2月1日起开始在乙方供职。乙方与丙方同意并认可，新劳动合同项下除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化外，其它所有条款及条件均维持与原劳动合同原则上保持不变……8、各方在此确认并同意，为丙方劳动关系转移之目的，甲方有权保留，且乙方有权从甲方处取得，丙方提供给甲方以及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所形成的任何和全部的相关个人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其入职材料、个人档案、工资信息、社保记录、绩效考核材料、奖惩记录等。9、自雇用起始日起，且在乙方相关规章制度依法制定生效之前，丙方同意并承诺向乙方继续遵守并执行其在原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签收确认的甲方‘员工手册’、‘纪律政策’以及‘总体经营原则’等规章制度规定……”。当日，飞利浦公司、郝锐签订新劳动合同，为自2016年2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7年2月20日，飞利浦公司向郝锐出具《劳动关系解除通知》，告知其因严重违反公司总体经营原则中的相关规定即单独或与其他公司或个人一起从事贿赂或其他腐败的行为，公司决定于2017年2月20日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关系。飞利浦公司就前述解除事宜于2017年4月24日通知公司工会委员会筹备组；2017年6月7日通知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总工会。
郝锐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宁劳人仲案[2017]5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飞利浦公司支付郝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5,210元。飞利浦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7月9日，案外人权某向郝锐转账24,000元。当日及次日，郝锐分别向三个银行账号转账10,000元（发生手续费25元）、9,027元及4,900元（发生手续费24.50元）。郝锐时任Z公司东二区消费渠道南京办事处主管，负责苏北区域照明民用消费渠道产品销售业务。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6年9月13日，飞利浦内审部门工作人员约谈郝锐，了解有关经销商返利等相关事宜。谈话中内审人员出示了2014年4月21日郝锐发送给吕科的一份主题为“答复：2013年未清返利”的电子邮件，邮件附件为2013未清返利明细表格，该表格中列明分办、客户名称、时间、相关促销、返利金额等，其中苏州分办客户W公司项下记载“7月苏州新品推广会议期间4万元样品”并备注“汇了2万4千元给上海”；济南B有限公司项下记载“2013年8月份COCO香港游玩、2013年8月至11月月底特殊促销权某返点2%-2945.67”。郝锐确认该邮件由其发送，但表示该表格汇总并非由其制作，其仅将其所属南京部分拷在表格中，其不知道其他区域的情况。郝锐同时表示其不认识“权某”也不清楚“汇2万4千元到上海”之事。之后，当内审人员再询问2013年7月9日权某汇款24,000元给郝锐之事时，郝锐表示想起此事，并称已经离职的上级陈某负责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是特殊政策，即给予客户一定的特殊政策支持，比方说特殊政策支持是十个点，那么客户可能会返两个点或三个点作为回扣，回扣不是直接给到员工，是返入陈某等人指定的银行账号，如“权某”或“钟某”等，这些钱不会返给郝锐这样主管层级的员工。2013年7月9日权某转进郝锐账户的钱款，其肯定全部转出。郝锐还表示，其对于特殊销售政策并无决定权，未参与返点款项的分配，最后的钱款去向并不清楚，对郝锐来说，自己的客户得到特殊政策支持，客户能够把销量做起来，其能够完成业绩，拿到个人奖金。据郝锐所知，类似情形自2013年陈某来了之后开始，2015年少了，至2016年停止。
本案中，飞利浦公司表示，2016年上半年，有经销商向飞利浦公司举报，称飞利浦公司处存在员工向经销商索要回扣的现象。郝锐在2016年9月13日与内审人员的访谈中都做了如实陈述，且郝锐在访谈中承认邮件所涉给予经销商特殊政策并让经销商提供返点回扣的相关内容，且承认他是在这个“游戏”的最底层，可见其明知该行为违规，但仍参与其中。郝锐不仅实际收受回扣，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了销售业绩，可以获得较高的业绩奖金，从中多方面获取利益。飞利浦公司认为郝锐的行为违反了飞利浦公司处的总体经营原则等规章制度，飞利浦公司解除与郝锐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
郝锐则表示，2016年9月13日的谈话系因飞利浦公司要求郝锐协助调查上级陈某可能收受贿赂之事，飞利浦公司存在诱导行为，其中内容很大一部分是郝锐的猜测和分析，在访谈的过程中才知道权某这个人，是这个人于2013年7月9日向其转账24,000元。但此款并非郝锐收受的回扣，而是当时替陈某收款并代为还款，收款当日及次日其就为陈某归还三名借款人的借款。
原审法院还查明，飞利浦集团2013版《总体经营原则手册》（GBP）中载明：“在本总体经营原则中‘飞利浦’和‘飞利浦公司’指皇家飞利浦公司及XX公司的飞利浦集团公司。”1.8商业诚信1.8.1贿赂、交易记录条款中规定：“飞利浦主张在其经营的各方面应保持诚实、正直和公正。任何形式的贿赂都是不容许的；在严格遵照GBP指导下，才能给予或接受佣金、个人馈赠或恩惠。”1.9总体经营原则的遵守1.9.1惩处条款中规定：“所有的飞利浦员工必需遵守总体经营原则。违反该原则可能导致纪律处分，包括解聘，还可能进一步采取民事或刑事诉讼。”2.3.3从外方收到馈赠条款中规定：“严禁接受供应商或其他业务联络人提供的任何形式的个人资助（按日常业务提供资助的金额机构除外）。”2.6.2反贿赂法条款中规定：“飞利浦和其员工不应，也不能试图通过提供或接受非法付款、贿赂、回扣或其他非法方式影响政府政策、获得或保留业务机会或业务优势。”2015版《总体经营原则手册》中1.2.3诚信经营条款中规定：“我们在任何交易和经营活动中均开放、诚实、遵守道德规范，不进行腐败活动和贿赂行为。我们不会为了获得或保持业务，影响业务决策，或为获得业务经营方面的不当优势，直接或间接向他人提供或收取任何礼品（包括款项、好处、礼品或招待）。”
飞利浦公司处2016年2月1日版员工手册中解雇条款中规定：“对于员工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立即予以解雇，即直接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而无须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或承担任何其他责任……（10）违反公司总体经营原则中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i）单独或与其他公司或个人一起从事贿赂或其他腐败的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飞利浦公司、郝锐签订有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从2016年9月3日谈话内容来看，郝锐及其团队2013年度开展的特殊销售政策非公开、非具有普适性，系挑选特定供应商后不公开进行，供应商将返点的钱款汇至非飞利浦公司外的第三方账户，系账外暗中进行。此特殊销售行为符合飞利浦公司《总体经营原则手册》中规定的“接受供应商或其他业务联系人提供的任何形式的个人资助”等的情形，是被飞利浦公司所明令禁止的。郝锐虽称对于特殊销售政策并无决定权，未参与返点款项的分配，最后的钱款去向并不清楚，否认直接接受了返点的钱款，但是郝锐知悉此过程中提高了销售业绩，可以获得较高的业绩奖金，确系从中获利。同时，原审法院注意到郝锐曾收到过经销商权某向其汇款24,000元。郝锐虽主张系为陈某归还借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郝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其系执行上级领导的指令，但对于该指令的正确与否应该有自己的判断，郝锐理应知晓这种特殊销售政策有违公司规章制度，也违反劳动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郝锐虽自2016年2月1日起劳动关系自Z公司转移至飞利浦公司处，但从2015年11月2日签订的三方协议来看，权利义务随之一并转移，郝锐的违纪行为并不因劳动关系的转移而使飞利浦公司丧失对其追溯的权利。综上所述，飞利浦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与郝锐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故飞利浦公司主张无需支付郝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之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判决：飞利浦照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郝锐赔偿金185,210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郝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飞利浦公司解除郝锐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据。
一、根据飞利浦内审部门工作人员2016年9月3日与郝锐的谈话录音，郝锐所在团队确实存在客户给销售人员回扣的不正常的销售行为，郝锐对此属于明知。
二、郝锐所发邮件附件表格中涉及“权某”及“汇了2万4千元给上海”等内容，郝锐实际也曾收到权某向其转账的24,000元并随之转出，故飞利浦公司有合理理由认为郝锐参与了客户给销售人员回扣的事件。至于郝锐辩称其是受上级领导陈某的委托代陈某收款及随之归还陈某的借款，并无证据证明，且即使该行为当时确实是陈某授意，郝锐亦应对该行为是否有违忠诚义务作出基本的判断。因为劳动者忠诚义务的对象是用人单位，而非某一位上级领导，故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经上级领导授意或认可来作为其免责事由。
三、飞利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且郝锐的行为也有违劳动者的忠诚义务。故飞利浦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四、关于飞利浦公司是否有追溯权。三方协议约定新劳动合同项下除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化，其他所有条款及条件均维持与原劳动合同原则上保持不变。故应认定在与郝锐的劳动关系中，飞利浦公司承继了Z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主体的全部权利义务。郝锐2013年的行为在劳动关系转移时并未被Z公司察觉，故不能因事件发生在劳动关系转移前就认定飞利浦公司不享有追溯的权利。
五、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曾在庭审时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本案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到期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经查，原审法院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所述，飞利浦公司解除郝锐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据。郝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郝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东和
审判员 韩东红
审判员 徐 焰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郑雯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