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6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琳。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天喜。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甲。
法定代理人陈琳，系马某甲母亲。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权，浙江大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浙�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思瑞，浙江大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滨江区河道监管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寿国，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城市管理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法定代表人应国洪，党组书记、局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顾杰峰、孙嘉伟，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田少华，主任。
委托代理人马宏利、王永皓，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琳、马天喜、马某甲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滨江区河道监管中心（以下简称河道监管中心）、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管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浦沿街道）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5）杭滨民初字第1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1月4日，马某乙邀约林速远、林财能吃饭，在宁安社区从18时左右开吃至21时、22时，喝的是一斤装的“伊力特”白酒，并继续喝啤酒，林财能于19时中途离开。此后，马某乙、林速远一起打出租到浦沿一个小饭店，会合郭志泉夫妇俩，四人继续喝啤酒直至11月5日凌晨1时许，后再转场到郭志泉家中喝啤酒，直至凌晨2、3点马某乙、林速远各自离开。马某乙一人活动时未携带照明设施。
2014年11月9日8时13分，浦沿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报告浦沿街道新浦河坚塔路北面100米河里发现尸体。经公安机关查证，马某乙（男，身份证号码××，户籍地陕西省××路井镇居民点）于2014年11月9日死亡，该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马某乙死亡前在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工作。陈琳与马某乙于2013年1月29日登记结婚。马某甲于2013年11月12日出生，系陈琳与马某乙之子。马天喜（1960年2月10日出生，住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乳阳村三组）系马某乙父亲。侯麦侠系马某乙母亲。
城管局与案外人签订《杭州市滨江区城市河道养护合同》，城管局要求案外人对滨江区15条城市河道进行设施综合养护，涉及河面保洁、河岸硬化设施保洁、河岸硬化设施维护、河道巡视、驳坎维护、垃圾外运处置、绿地养护等内容。合同所涉河道包括新浦河。新浦河岸边有机动车道与非�动车道未作划分的道路，道路离河一侧有路灯照明，道路临河一侧有绿化带与河隔断，绿化带系由乔木、灌木、草地等构成，绿化带中有供人行走的游步道，河岸边有“河深堤滑注意安全”的告示牌，部分岸边安装了护栏。河道中心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包括河道设施维护、设备运行，该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法人。
陈琳、马天喜、马某甲于2015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各被上诉人向其赔偿马某乙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1426772.50元（包括丧葬费24072.50元、死亡赔偿金807860元、被扶养人马某甲、马天喜、侯麦侠生活费共计544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一审庭审中表示放弃侯麦侠生活费的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对于马某乙的死亡，河道监管中心、城管局、浦沿街道是否存在过错并因而承担侵权责任。从事发的经过来看，2014年11月4日晚上开始至次日凌晨2、3时，马某乙不停地饮酒，从最后聚餐地离开时至报警止，马某乙的行踪以及事发经过等均无人掌握，陈琳、马天喜、马某甲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陈琳、马天喜、马某甲诉称，尸体出现在河道中，马某乙的死亡已排除刑事案件，事发原因为马某乙在河道附近活动，从绿化坡岸滑入河道致使其溺亡，警示牌起不到警示作用，照明设施不足，河道未采取防护措施。河道监管中心、城管局、浦沿街道为河道管理人，应当负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河道监管中心、城管局、浦沿街道辩称，死者死前由于长时间饮酒，已处于严重醉酒状态，丧失了自制力，落水系其自身原因造成。事发地有道路并有照明设施，且岸边设置了警示牌，河岸边采取绿化带隔离，相关防护措施完整到位，并不存在管理疏失。原审法院认为，由于死亡过程已无法还原�鉴于尸体发现地为河道，对比陈琳、马天喜、马某甲及河道监管中心、城管局、浦沿街道提供的事发地环境照片，原审法院认为，陈琳、马天喜、马某甲指控的事发原因不成立：关于绿化带存在坡度的问题，系为排水所需，并不存在不合理的危险；相关照明充足；警示牌设置不存在瑕疵，且与本案的发生原因不大；绿化带系由乔木、灌木、草地组成，一般成年人脱离有照明的道路夜间进入绿化带，从安全地带进入到相对不安全的地带，均会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即使上述各项因素存在瑕疵，也仅构成事故发生的条件，并非属于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本案死者未携带照明设备，且事发前处于连续饮酒的状态，疏于防范，不幸死亡，死者对此自应负责，也是本起事故的根本原因。因此，原审法院对于陈琳等人诉称河道监管中心、城管局承担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浦沿街道属于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负有行政管理职责，但是对于财产致害并不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琳、马天喜、马某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40元，减半收取8820元（申请缓交），由陈琳、马天喜、马某甲负担。
宣判后，陈琳、马天喜、马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为三上诉人所指控的事发原因不成立，该认定是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特殊侵权责任的不理解，或者说在故意回避。（一）事故发生后，从监控录像可推知马某乙系从倾斜的绿化带坡岸滑入河道中，该事发河段除桥梁附近，河道大部分没有围栏是客观事实。一审在判决中称：1、绿化带存在坡�问题系排水所需，并不存在不合理的危险。但从双方提供的照片证据中明显可以看出，绿化带所种植的树木间隔大，并不能起到有效隔离的作用，草坪与河道之间未设其他实质性的隔离装置，不能起到安全保障作用，在斜向河道的草坪上滑倒后，没有任何阻隔、容易滑向河道，且马某乙正是从一审判决中所说的不存在不合理危险的绿化带中失足滑入河道导致溺亡的。上诉人认为，草坪因为需要排水而倾斜，不代表可以不在河道边设置隔离装置，设置隔离装置不会影响排水；绿化带不是安全隔离装置。2、相关照明充足。但事实是直至目前，河道周边没有任何照明设施，三被上诉人均没有证据证明河道及绿化带上有灯。上诉人认为，马路上的照明设施不是河道周边的，马路上有灯更加重河道的黑暗，更容易出事故，河道管理有明显问题。3、警示牌不存在瑕疵。双方递交的有关警示牌的照片证据是一致的，但是双方拍摄角度有区别，上诉人提供的警示牌的照片证明其未安置在合理的位置，警示牌如同虚设，警示牌虽在绿化带之内但几乎就是设置在河边，等注意到警示牌的时候也已经踩在向河道倾斜的草坪上了，并且晚上这个警示牌不能被任何正常人发现，此时发生意外的概率非常大，被上诉人关于警示牌的设置也是存在过错的，一审法院对此罔顾事实是不应该的。（二）三被上诉人均系事发河段的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三被上诉人应对受害人马某乙的死亡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三被上诉人作为政府河道管理单位、河道管理的行政执法部门、河道日常监督管理单位，没有一个被上诉人在否认自己责任的同时指明究竟谁是涉案河道的安全保障义务人。作为人民政府的相关部门，无视人民群众利益，推诿责任，是不应该的。河道监管中心在庭审中没有否认其对涉案河道有管理责任，只是否认其负有对河道的安全管理责任，其声称涉案河道的设施是由城投公司建设好后移交的，认为如果河道设施不够安全，不应由其承担责任，而应由建设单位负责。一审认为，河道监管中心所负有的是行政管理职责，对于行政管理不当、没有正确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不负有民事责任”，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马某乙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现行的法律对此已经有明确的规定，行政机关违反《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给公民造成侵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所称的对于财产侵害不负民事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城管局在庭审中没有否认其对涉案河道有管理责任，只是否认其负有对河道的安全管理责任，其声称只是对河道的排污、违章搭建等进行行政执法。根据其所提供的其与杭州萧宏建设集团有限�司《河道设施综合养护服务合同》第五条“甲方权利”第2项的规定：“对合同范围内的城市河道及其附属设施养护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该合同第六条“乙方的责任”第11项：“发生各类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自行负责处理”。该合同第八条第2项第（5）规定，城管局对杭州萧宏建设集团公司的清退包括：“发生严重安全伤亡事故”。从上述三条的约定可以看出，城管局对于涉案河道是享有管理职权的。杭州萧宏建设集团公司对于城市河道只承担基础设施的基础性保洁、维护等工作，而对于涉案河道的安全保障义务并未一并转移，甲方仍应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上述条款还能够明确，在涉案河道中发生各类事故、发生严重安全伤亡事故，由杭州萧宏建设集团公司自行负责处理只是他们自行约定，城管局是要对外负责的。本案马某乙在河道中死亡，属于“发生严重安全伤亡事故”。所以，城管局对于涉案河道的管理责任包括安全责任，城管局对涉案河道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浦沿街道在庭审中否认其对涉案河道有管理责任。根据《杭州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河道管理需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市直接管理的河道委托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将区、县（市）管理的河道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在马某乙死亡后，有关机关要求上诉人与浦沿街道联系，浦沿街道对于其辖区内的涉案河道具有日常监督管理的职责。庭审中被上诉人方辩称河道管理人为国务院，这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更是对目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错误理解，河道管理的被委托人是安全保障义务人，浦沿街道对于涉案河道具有安全保障�务。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均是涉案河道的管理人，是涉案河道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河道监管中心是涉案辖区河道的河道监管主体，城管局是涉案河道监管的行政执法主体，浦沿街道是涉案河道的日常监督管理人，故三被上诉人均对涉案河道具有安全保障义务。二、一审认为受害人马某乙的死亡，应由其自己负责，但是没有提供任何事实依据，马某乙不存在过错。一审认为马某乙在事发前饮酒较多，所依据的是没有到庭人员在派出所的笔录，而笔录本身也没有确认马某乙当晚醉酒或者行为不能自控。首先，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及的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特殊侵权行为，三被上诉人不应将其与一般侵权行为混淆。其次，公安机关在调查死亡原因时所作的笔录，是一种排除他杀或者自杀的调查，因此会自然而然地夸大其他原因以否定他杀或者自杀。再次，如果法院�该4人笔录作为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需要该4人当庭作证，否则不能采信。在林速远、林财能、郭志泉、张云兰的询问笔录中显示马某乙的酒量非常好，没有看到他醉过，即使在最后分手时没有人确认马某乙处于醉酒状态，而该4人所述属实的话，马某乙从2014年11月4日下午5点至凌晨一点共8个多小时的时间，只是喝了三两左右的45度白酒，以及9瓶不到的淡爽雪花啤酒，这对于一个会喝酒的、从来没喝醉过的人来说根本不算多，并且4人均明确马某乙不存在喝醉的情况。所以，一审片面强调“连续饮酒”，是不当的。不存在马某乙因自己的过错而导致事故发生的任何事实。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陈琳、马天喜、马某甲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河道监管中心答辩称：一、河道监管中心的行政职能并不包括事发河道安全管理职责，河道监管中心无须承担相关责任。一审时河道监管中心已提交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该证书对河道监管中心的开办宗旨表述为：河道的保护与管理，保障河道功能完好，改善河道环境、促进城市生态文明。业务范围表述为：（一）河道设施维护、设备运行；（二）河道水面清洁、防汛排涝；（三）河道清淤疏浚；（四）河道调配水运行；（五）河道水质监测。河道监管中心作为事业单位，所有职责与业务范围都是法定的，从现有证据来看河道监管中心并无负责河道周边安全管理的职责。就本案而言，河道监管中心负责的是对政府建设完成并移交给河道监管中心的新浦河进行日常管理、养护，不得擅自增加或减少、毁坏河道设施、设备。现河道监管中心对政府移交的河道已尽到了养护、管理职责。显然，若上诉人要求追究河道本身安全保障设施不完善的责任，应当起诉的对�是河道建设单位，而非河道监管中心。二、退一步讲，即使河道监管中心应当承担新浦河周边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但现有证据也足以证实河道监管中心已尽到相关职责。从河道监管中心提交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出，在事发河道两边均有绿化带作为隔离，有相应的警示牌尽到提醒义务，且在夜间有路灯进行照明。事发河道现场的设施设备完好，警示标志清晰。三、死者事发前长时间饮酒，未能合理保证自身安全，才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浦沿街道在一审中提交了一组询问笔录（证据二十至二十三），几份询问笔录已能够充分说明马某乙在死前一直处于饮酒状态，在最后喝完酒离开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其已丧失了正常人对日常环境作出审慎风险判断的能力，将自己陷入不确定的危险性中。就事发河道的周边环境而言，新浦河岸边有机动车道与非机�车道未作划分的道路，道路离河一侧有路灯照明，道路临河一侧有绿化带与河道隔断，绿化带由乔木、灌木、草地等构成，作为拥有一般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正常情形下是不会选择跨越绿化带进入河道的。即使脱离有照明的道路跨越绿化带，亦应当提高警惕，保证自身安全。而本案死者正是因长时间饮酒导致醉酒丧失正常判断与风险防范能力，才将自己置于危险中，这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四、上诉人一直诉称马某乙系在新浦河中溺亡，但就现有证据而言，显然上诉人并无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从上诉人提交的一审证据来看，只有一份《公民死亡证明书》可以证实马某乙的死因，但就该证明书来看，公安机关只是排除了刑事案件（即他杀的可能），并没有说明马某乙的具体死因。因为马某乙死亡后，没有进行尸检，现在已无法还原或查明其死因了。也就是说，不能排除马某乙死于疾病、酒精中毒，甚至自杀。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就本案而言，各上诉人显然连马某乙的死因都未完全举证，当然更谈不上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了。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错误引用了判决内容。上诉状第3页第三段引用的判决内容系一审法院对浦沿街道的责任认定，而非对河道监管中心的责任认定。综上所述，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城管局答辩称：首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于城管局提交的证据中甲方权利作出了错误理解，城管局提交的《河道设施综合养护服务合同》中所谓的各类事故系养护单位在养护过程中养护人员发生事故或养护人员与其他第三方发生事故，针对的是养护单位而并非是上诉人错误理解的事故�其次，城管局作为杭州市区政府下设单位，所具有的行政职能均为杭州市政府赋予，并非是由城管局自行决定的。结合本案而言，马某乙在新浦河溺水身亡，系在河道发生，而关于河道管理、维护的事宜，均是由城管局的下设单位河道监管中心负责，河道监管中心虽为城管局的下属单位，但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单独承担法律责任。请求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浦沿街道答辩称：浦沿街道同意河道监管中心和城管局的答辩意见。第一，本案与浦沿街道无关，浦沿街道作为滨江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仅承担行政职能，根据杭州市政府的相关规定，浦沿街道不具有建设职能，也不具有管理职能，浦沿街道与相关河道管理无关。第二，本案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公共场所是人员密集场所，及群众性活动的场所，不能任意解释包括本案的天然河道，而且对于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措施并非上诉人所称的一定要隔离才能叫保护到位，保护是只要正常的人正常的行为并不必然发生危险就是到位，并非一定要隔离。本案河道两侧有警示标牌以及绿化缓冲坡，保护是到位的，经代理人实地勘察，正常人是不可能在行走中失足落水的。第三，本案的发生完全由于死者自身原因造成的，该点可由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笔录，特别是从张云兰的笔录可以看出死者已经处于严重醉酒的状态，也符合其他人所称的死者走了没多久就不见了，也符合死者已经丧失主动保护的意识。因此在此情况下，责任应该由死者自身承担。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陈琳、马天喜、马某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照片二张，�证明涉案河道新浦河绿化带坡度太过于陡峭的事实。
2、照片二张，欲证明三被上诉人未在涉案河道两边设置任何防护装置的事实。
3、照片五张，欲证明三被上诉人设置的警示牌过于隐秘，并未起到警示作用的事实。
被上诉人河道监管中心、城管局质证认为，该组照片并非新证据。即使二审法院认定为是新证据，也不能确认是案涉河道的照片，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亦有异议，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河道两边有绿化带，隔离设施完好。被上诉人浦沿街道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案涉河道自一审开始就没有变化，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代理人查看，事发地点是河道的另一侧，从喝酒的地方出来需走一段路，即使发生事故也是在路口处。对于证明对象也有异议，绿化带的横截面是梯形，先有平坡缓冲，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说�过于陡峭而滑落。对于证据2，因事发时间为晚上十二点，当时这段地方只有路边有灯，正常人走路不可能走没有灯的地方。证据3，警示牌并不只有这一块，有很多块，上诉人拍摄的仅是少量，警示牌只要能对正常人有警示效果即可。
各被上诉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照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1、2，上诉人未提交关于河道边坡的设计规范及具体测量数据，仅凭该照片不能证明绿化带坡度过于陡峭，被上诉人应设而未设防护装置。证据3因拍摄存在角度问题，且不能证明该警示牌所在位置系事故发生位置，故对该证明对象亦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陈琳、马天喜、马某甲主张河道监管中心、城管局、浦沿街道未履行物的安全保障义务，河道无救生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缺乏且不明�，河道护栏缺失。首先，陈琳等人未能提供对于河道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标准，证明涉案河道存在不符合法定标准的情形。其次，从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衡量，事故发生地段的河道边设有道路可供通行，夜晚道路亦有路灯照明，河道和道路之间的绿化带主要用于美化环境和自然隔离而非用于通行。在已有绿化带隔离的情况下，没有再行设置河道护栏的必要。事发地段的河道对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一般主体而言并不存在不合理危险，河道管理部门已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尽到一般的告知义务，陈琳等人主张河道管理部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马某乙在事发前连续大量饮酒，客观上导致其自制力及判断力低于正常标准，由此产生的事故不应由不具备过错责任的其他主体承担。鉴于本案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本院对违反安全保障�务的责任主体不再作进一步分析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40元，由陈琳、马天喜、马某甲负担，本院准予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