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京知行初字第4769号
原告上海恒益服饰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伟。
委托代理人刘小勇，北京天平（郑州）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禄珊，北京市正理律师事务所。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法定代表人刘俊臣。
委托代理人王鹏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委托代理人赵秀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第三人迦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GIADAGROUP-S.R.L.）。
法定代表人安东尼奥·范思哲（VERSACEANTONIO）。
委托代理人王振坤，北京费岚清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陈茜，北京费岚清律师事务所。
第三人飞瑞公司（VERRIS.R.L.）。
原告上海恒益服饰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恒益公司）不服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的核准第3656580号“VERRI”商标（简称诉争商标）由飞瑞公司转让给迦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迦达公司）的具体行政行为，于2015年8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知迦达公司、飞瑞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8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小勇、禄珊，第三人迦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振坤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商标局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第三人飞瑞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益公司诉称：一、原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商评字（2015）第42513号关于第3656580号“VERRI”商标撤销复审决定（简称第42513号决定）中得知，本案诉争商标经商标局核准，于2013年11月20日从飞瑞公司转让至迦达公司名下。二、飞瑞公司于2006年2月26日被意大利米兰法院宣告破产，法院指派的接管人洛基·多尼泽利（LUIGIDONIZELI）以及主要的破产债权人WilliamSrl公司、MAIMEXSrl公司均不知道飞瑞公司将诉争商标转让的事实，也没收到过商标转让费。三、迦达公司陈述其是根据米兰法院的判决取得诉争商标，但在米兰法院查找不到相关判决。四、根据201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根据201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简称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因转让以外的继承等其他事由发生移转的，接受该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当事人应当凭有关证明文件或者法律文书到商标局办理注册商标专用权移转手续。”商标局在核准诉争商标转让申请的过程中，显然没有依法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就核准了转让申请并予以公告，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予撤销。
被告商标局辩称：一、商标局的具体行政行为系依法作出。根据200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简称2002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提交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转让注册商标申请手续由受让人办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商标局不予核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因此，只要商标转让申请书件齐备，商标局就应当受理；并审查转让商标是否存在需要一并转让的情形，是否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本案中，转让申请书齐备，商标注册人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不存在相同或类似商标，不存在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问题，商标局对上述内容审查后，依法核准诉争商标转让并无不当。二、恒益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权对商标局核准诉争商标转让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根据201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简称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而本案中恒益公司不是商标局核准诉争商标转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和核准转让行为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商标局核准诉争商标转让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且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迦达公司述称：一、恒益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间提起诉讼。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2013年11月20日作出，起诉期限应适用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恒益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其是从商标评审委员会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第42513号决定中才获知诉争商标被商标局核准由飞瑞公司转让给迦达公司，这与事实不符。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即商标局核准转让诉争商标的行为，于2013年11月20日发布在2013年第43期总第1384期《商标公告》上，公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视为包括恒益公司在内的社会公众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告的这一效力，在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六条第三款有明确规定。虽然2014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系前述商标公告发布后2014年5月1日施行，但公告的意义在于使社会公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显系公告之本义所在。本案恒益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就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即使不考虑公告日期，恒益公司曾向商标局以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飞瑞公司的诉争商标。针对该撤三申请，商标局于2014年2月13日做出了关于诉争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简称撤201004407决定），在该决定中明确载明诉争商标的现注册人名义为迦达公司。随后恒益公司不服商标局做出的上述决定，于2014年3月21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恒益公司于收到商标局作出的撤201004407决定之日（2014年3月21日之前的某日）就已经知晓诉争商标已经核准转让给迦达公司。从2014年3月21日开始计算，恒益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才就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恒益公司不具备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恒益公司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非利害关系人，其没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三、商标局对被诉行政行为系依法作出，应判决驳回恒益公司的诉讼请求。商标局对诉争商标的转让核准系依照2002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作出。本案中，迦达公司向商标局提交的转让申请文件齐备，且未有2002年《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应不予核准转让的情形。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飞瑞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陈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07年12月5日，作为转让人飞瑞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路易吉·唐泽里（LUIGIDONZELLI）签署《商标出售确认书》，确认2006年9月27日起，飞瑞公司的各项商标（包含诉争商标）及相关权利义务均转让给迦达公司。2007年12月21日，作为受让人的迦达公司签署了上述《商标出售确认书》。
2011年1月18日，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中明确载明：转让人飞瑞公司、受让人迦达公司，转让商标系诉争商标。2013年11月20日，商标局核准上述转让行为，并予以公告。
2014年2月13日，商标局作出针对诉争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申请的撤201004407决定，决定中明确指出诉争商标的现注册人名义为迦达公司。恒益公司不服撤201004407决定，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书中明确列明被申请人为迦达公司，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7日。商标评审委员会其后作出商评字（2015）第42513号关于第3656580号“VERRI”商标撤销复审决定（简称第42513号决定），亦明确列明：“被申请人：迦达公司（原撤销被申请人：飞瑞公司）”。第42513号决定认定：迦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06年9月27日于飞瑞公司处购买诉争商标，并于2008年7月10日授权BVSS．R．L．公司使用诉争商标。BVSS．R．L．公司于2008年12月10日与上海崇升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协议，授权上海崇升商贸有限公司使用诉争商标。迦达公司提交的证据3、4、5、8显示其对诉争商标进行了一定的广告宣传和销售推广，证据6国家图书馆出具的检索报告显示多家报纸、杂志对诉争商标进行过报道，显示的时间均在规定期限内，显示了皮革加工制品、包等商品。综上，迦达公司提交的上述使用证据已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迦达公司及其商标被许可使用人于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在手提包等商品上进行了有效的商业使用。诉争商标在2007年10月15日至2010年10月14日期间内在核定使用手提包等商品上进行了有效的商业使用。
恒益公司不服第42513号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驳回恒益公司的诉讼请求。恒益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院作出（2017）京行终5583号判决，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是否在核定使用的“手提包”等商品上进行了实际使用。200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所指商标的使用不仅包括商标权人的自行使用，也包括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迦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在“手提包”等商品上进行了真实有效的使用，被诉决定相关认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所规定的使用并不仅限于商标权人的自行使用，恒益公司认为应提供飞瑞公司在指定期间自行使用诉争商标证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迦达公司提交了《商标出售确认书》的公证认证文件及其翻译件，恒益公司虽主张上述确认书有伪造嫌疑，但未提供相反证据，相关上诉理由不予支持。诉争商标核准转让行为是否合法并非本案审查范围，且与本案对被诉决定的审查缺乏必然联系，恒益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8月19日，恒益公司针对商标局核准诉争商标转让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核准商标转让证明、商标公告、《商标出售确认书》公证认证文本及其翻译件、撤201004407决定、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书、第42513号决定、（2017）京行终5583号判决、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据此可见，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系行政行为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
所谓行政行为相对人，可以理解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行为直接针对的人。就本案而言，商标局核准转让诉争商标的行政行为涉及两方行政相对人，即转让人飞瑞公司和受让人迦达公司。原告恒益公司并非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所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通常是指已经或将会受到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合法权益受影响和行政行为之间应存在行政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就本案而言，原告恒益公司主张由于商标局核准了诉争商标转让的行政行为，使其在针对诉争商标撤销复审案件中的相关权益受到损害。本院认为，（2017）京行终5583号生效判决中已认定，诉争商标的使用不仅包括商标权人的自行使用，也包括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恒益公司认为应提供飞瑞公司在指定期间自行使用诉争商标证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此可知，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使用证据是由飞瑞公司提供还是由迦达公司提供均属于法律规定的诉争商标的使用，并不会实质影响撤销复审案件的结果。恒益公司主张的其相关合法权益所受之影响与商标局核准诉争商标转让的行政行为之间并不存在行政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恒益公司与本案被诉的商标核准转让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综上，恒益公司即非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又非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其不具备提起本案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恒益服饰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原告上海恒益服饰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可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第三人迦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飞瑞公司可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明
人民陪审员 李淑云
人民陪审员 陈绪飞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龚 星
书 记 员 梁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