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5民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清海，男，197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鲁滨，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惠文，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萃锋，女，197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东营区。
上诉人范清海因与被上诉人王萃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2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清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有偿股权转让关系。（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具有股权转让关系。1、从东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材料，具有公示公信力，真实有效。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并理解股权转让书的内容及需要承担的义务，被上诉人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表明同意接受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涉案股权变动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2、双方当事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无异议，亦按约办理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价款，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转让协议是无偿的。（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录音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第一，证据的收集程序不合法。录音是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的，且后期形成的书面版录音不完整，经过人为的剪接、移动，无法显示当时谈话的全部背景内容。第二，证据形式不合法。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录音笔为原始载体，该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在上诉人与徐锋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一、二审中均没有出现。本案第一次开庭时也未提交，直到第二次开庭时才提交，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对录音笔是否为原始载体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未予审查，直接认定录音笔是原始载体错误。第三，录音证据与本案无关。录音证据的内容不是针对本案股权转让事宜，该录音证据针对的是上诉人与徐锋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2、从录音证据的内容来看，录音中上诉人从未表述将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录音中提到过买卖股权的事宜，也当庭承认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简单解释支付上诉人款项性质是退还质保金，但是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即为质保金，一审法院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错误地采信了被上诉人的陈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确实还存在17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但上诉人从未明确表明双方除该债权债务关系外无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在偷录的情况下对对话内容有明确的引导性，双方就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并未体现，一审法院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另外，17000元的欠条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该欠款并非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无需承担对17000元欠条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当庭提交欠条的原件增加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未提供证据原件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依此认定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是双方唯一的债务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认定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错误。（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上诉人亦未在诉讼前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有权随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起诉之日应当是诉讼时效起算之日，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认定诉讼时效应当自股权变更之日起开始计算错误。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与买卖合同均是有偿合同，但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情况与买卖合同并不相同。买卖合同关系比较单一，卖方供货的目的仅仅是挣钱，而本案中情况较为特殊，上诉人将部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不仅仅是为了股权转让款，更是为了公司的经营，股权转让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要一起合作经营公司，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未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上诉人也因双方合作一直未主张股权转让款以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矛盾。上诉人之后将公司股权全部转出，不再对该公司经营管理，但是被上诉人至起诉时都没有主动提出股权转让款支付的问题，上诉人才决定起诉索要股权转让款。因此，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时间的确定应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不应当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权利未过诉讼时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被上诉人王萃锋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范清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萃锋支付范清海股权转让款45000元以及自2017年8月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营市世拓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拓旅行社）自2006年成立，截至2009年12月4日，王新兵持有50%股份，出资额为15万元；王萃锋持有25%股份，出资额为7.5万元；范清海持有25%股份，出资额为7.5万元。2010年6月7日，世拓旅行社股权发生变动，王新兵持有33%股份，出资额为9.9万元；王翠锋持有57%股份，出资额为17.1万元；范清海持有10%股份，出资额为3万元。工商登记部门备案材料显示上述股权变更的事由是股权转让，其中范清海将15%股权以45000元价格转让给王萃锋。
2015年6月30日，范清海向东营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徐锋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元。为解决上述纠纷，范清海、王萃锋以及其他案外人进行了协商，王萃锋对此制作了视听资料。
范清海认可起诉前（2017年8月2日）从未向王萃锋主张过股权转让款。
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范清海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是否存在，范清海表示存在，一审法院限定范清海七日内提交该证据，但范清海没有提交。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对范清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鲁滨制作询问笔录，其陈述经落实没有原件，且确有王萃锋陈述的17000元欠条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范清海、王萃锋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有偿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范清海认为，其提交的来源于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足以能够证明其主张。王萃锋认为，范清海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配合股权变更登记现场签署且仅有此一份，实质上其与范清海不存在有偿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上述观点如何厘清涉及到对举证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如何适用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述法律条文实质是对本证与反证的证明标准作出了规定，从理论上分析，本证是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的用于证明其主张事实的证据，反证是不负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的为证明对方主张事实不真实的证据。在证明标准上，本证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反证仅需削弱、动摇本证即可，换言之，反证的作用是为了促使法官对本证证明的事实内心产生动摇。因此，本证的证明标准高于反证。假若反证能够削弱动摇本证所证明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当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就本案而言，因范清海对其与王萃锋存在有偿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本案的关键是范清海为证明其主张提交的证据能否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为，从证据形式上来看，范清海提交的证据系来源于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该协议注明“本协议一式三份，转让双方各持一份，报工商部门一份备案”，法庭要求范清海提交原件，范清海先表示存在原件庭后提交，后又表示没有原件。应当认识到，备案登记的书证与范清海持有的书证原件并不具有同等的作用与意义。一般情形下，当事人出于对自身权利的保护而由本人持有确定权利义务的书证原件以便发生纠纷时作为判定依据，而备案登记材料仅作备案之用，备案机关亦不是为了保管证据而进行备案，双方当事人并无以此作为发生纠纷时确定权利义务依据的意思表示。因此，在范清海无正当理由未提交持有书证原件时，该证据形式上具有一定瑕疵，证明力上亦随之具有瑕疵，且该证据能够被对方以合理抗辩或反证形式降低其证明力至真伪不明的状态。本案中，范清海没有合理理由陈述没有原件与常理不符，其仅提交备案的书证主张权利已经引发合理怀疑，但基于备案书证一般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常态，该合理怀疑尚属初步，亦不能直接导致范清海主张的事实至真伪不明的状态，若要进一步削弱、动摇备案书证的证明力，仍要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与王萃锋提供的反证综合判断。因此，本案的关键转化为王萃锋提供的反证能否削弱动摇范清海的本证进而降低其证明力至真伪不明。一审法院认为，因王萃锋认为股权转让不是有偿，且其对是否有偿转让并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因此，王萃锋提出的否认有偿转让事实的证据应当是反证。分析如下：其一、王萃锋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范清海对此表示于诉前从未向王萃锋主张权利，这属于范清海的自认。而从常理分析，自工商部门变更股权至今已有七年有余，但范清海却从未向王萃锋主张过股权转让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股权是否有偿转让的合理怀疑；其二、王萃锋提交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6日的视听资料虽然在另案中未被采信，这只能说明该证据不能证明另案事实，但不能否定其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在范清海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且王萃锋庭审中提交了原始载体的情况下，范清海以偷录为由否定其证据资格，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范清海认为该视听资料不够完整不应采信，但该视听资料中显示的范清海的陈述是完整的，并没有断章取义。因此，对视听资料，来源合法，不存疑点，依法采信；其三、庭审中，王萃锋表示曾给范清海出具一张金额为17000元欠条，范清海对此表示认可，说明范清海、王萃锋确实存在17000元债权债务关系。针对欠条内容，王萃锋主张为“王翠锋欠范清海现金17000元，公司注销完成后付清”，且欠条落款时间为2014-2015年期间，法庭要求范清海出示原件，但范清海拒不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在范清海拒不出示欠条原件情形下，应推定王萃锋主张的欠条内容与时间成立。结合欠条出具时间、股权变动时间以及范清海表示没有原件等事实，应当认定该欠条系范清海、王萃锋之间此时间点前唯一债务的依据；其四、王萃锋提交的视听资料不仅能够清晰反映出范清海、王萃锋在他人的协调下拟处理欠条等事宜，还能反映范清海、王萃锋之间债务仅有17000元。且从时间与金额来看，欠条出具时间为2014年，金额为17000元，而股权转让时间为2010年，金额为45000元，结合范清海、王萃锋在协商过程中多次提及公司股权，从理性人角度发出，范清海更应该提及时间久远金额更大的股权转让款，但范清海始终未提及，反而作出诸如“你付股权也好，你付欠款也好，实际上我们要的就是欠款”、“起诉股份比起诉欠条更省事儿”、“她没注销啊，问题就在这里，她要注销我们就起诉欠条了”、“起诉之前，律师打了一遍电话，让她去协商，用的免提，我俩都在，我的17000元问她打算怎么付，她说就没有打算付，这是王翠锋的原话”等陈述，能够进一步证明范清海、王萃锋之间仅有17000元债务；其五、该视听资料显示王萃锋陈述“我们的欠条就是我们的欠条，我们正给。人家是欠条，因为当初范总被挤兑的没法经营了，我说范哥，把你的百分之十几卖给我吧，就留个百分之十在里面。我把人家的股份买过来了”，在问及是否付款时，王萃锋继续陈述“给他钱了，这不是还有一部分余款没给，那我给他打欠条很正常，因为我欠人家的钱”，范清海对此陈述“现在的处理意见，包括正常欠我的也好，你正常处理就行了”、“你是认账。就是不还钱”，由此可见，范清海在王萃锋明确提及股权变动时仍未主张45000元股权款事宜亦不符合常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王萃锋陈述时存在买股权的表述，但结合王萃锋庭审中解释支付范清海的款项性质是退还范清海质保金、范清海在视听资料中回答时并未否认王萃锋的陈述，以及范清海并未及时主张股权款的事实，亦能证明案涉股权变动并非系以45000元价格转让。王萃锋存在买股权的表述不能免除范清海对价格为45000元这一要件事实所应负的举证证明责任；其六、王萃锋提交的视听资料显示，范清海陈述“其实你刚才说的一部分是对的，30万和20万不是一回事，30万注册完就都抽逃走了”，即范清海明确承认30万注册资金在目标公司成立之后即已全部抽逃，而没有证据证明至2010年股权变动时抽逃出资已补缴，此情形下，结合股权转让款价款数额与出资额一致的事实，范清海主张股权转让系有偿转让违反日常经验法则。综上，在范清海仅提交备案证据主张权利而引发初步合理怀疑前提下，王萃锋从诉讼时效角度进一步增进合理怀疑性，且王萃锋还提交了视听资料证明债务仅有17000元以及抽逃出资等事实，已经对范清海的主张引发充分的合理怀疑，范清海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已经由当初的接近盖然性降低至盖然性以下，此时，范清海应当进一步补强证据至高度盖然性标准，但范清海未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范清海关于王萃锋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理由，一方面，因反证的作用在于动摇本证，证明标准不同，如果将反证的证明标准提高到盖然性标准即足以推翻本证的标准，实质系又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提交反证的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一方面，王萃锋提交的视听资料已经足以推翻了范清海的主张。因此，范清海上述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按照一般正常的交易规则，备案书证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中备案书证显示的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股权变动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不能以此强迫当事人按虚假的意思表示履行，这既有违当事人真意，又有行政审查代替司法审查之嫌。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并倡导，当事人按照有关机关要求履行备案登记手续，应当体现真实意思表示，否则无视于备案机关的形式审查而作出与真实交易不符的意思表示，无疑对今后引发纠纷带来隐患，进而影响各自的合法权益。
退而言之，即便认定范清海、王萃锋存在有偿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范清海主张权利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类似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即便如范清海主张股权转让系有偿转让，按照上述法律关于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诉讼时效应当自股权变更之日起开始计算，而范清海在七年多时间内未主张权利，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再退一步讲，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此，即便不认可诉讼时效应当自股权变更之日起开始计算，从查明事实看，范清海对同样发生股权变动的相对方徐锋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而上述股权变动晚于案涉股权变动，范清海更应尽到理性注意义务进而认识到本案权利受到侵害，但范清海于2017年8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范清海要求王萃锋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范清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5元，由范清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18日，世拓旅行社召开股东会形成第四次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世拓旅行社于2010年5月18日召开第四次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王新兵召集和主持，全体股东参加了会议，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股东王新兵将其持有的世拓旅行社5.1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王萃锋，同意股东范清海将其持有的世拓旅行社4.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王萃锋，其他股东对此表示无异议，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具体转让事宜由王新兵、范清海、王萃锋自行协商，并形成书面转让协议，协议要符合《合同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并到原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备案后生效。
同日，范清海（作为甲方）与王萃锋（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经股东会同意，将其在世拓旅行社的4.5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乙方；二、转让方式：乙方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给甲方人民币4.5万元；三、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四、本协议一式三份，转让双方各持一份，报工商部门一份备案。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二、上诉人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理由如下：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根据上述规定，经过登记的书证比一般书证更具有证明力。本案中，王萃锋与范清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备案的书证，其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其二，《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孤立存在的事件，就股权转让的事宜，王萃锋、范清海及股东王新兵召开了世拓旅行社股东会，形成了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具体落实。其三，行为人为一定的行为必有其内在的目的意思，真实的意思表示只能通过其行为的外在表示形式进行判断。世拓旅行社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在前，是因。王萃锋与范清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后，是果。二者一脉相承，有偿转让股权而不是赠与股权，这一意思表示明确而具体。王萃锋主张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的需要，实际为股权赠与，这一主张反映了王萃锋的目的意思和外部行为严重背离。首先，该主张与股东会决议不符，和《股权转让协议》的明确约定相悖；其次，虽然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另行签订体现其真实意思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内部协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公示行为之外作出具体安排。但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关于无偿赠与股权的书面协议。在录音证据中，王萃锋也承认是购买的范清海股权，口头约定也难以得到证实。如前所述，登记备案的书证具有较大的证明力，王萃锋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定《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的内容。综上，涉案转让的股权已按约定进行了变更登记，范清海向王萃锋主张股权转让款45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范清海主张王萃锋应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履行期限不能确定，因此，诉讼时效应从股权转让人范清海第一次向股权受让人王萃锋主张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计算。范清海自本案诉讼之前从未就涉案股权转让款向王萃锋主张过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范清海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范清海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2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萃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范清海支付股权转让款45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范清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均由被上诉人王萃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隋美玲
审判员 李万海
审判员 郭芳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于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