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六民二终字第00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开付（曾用名李开富），男，1951年2月7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霍邱县。委托代理人：龚义群，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茹光，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荣，男，1962年2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霍邱县。委托代理人：张子雨，安徽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贵，男，1964年11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霍邱县。上诉人李开付因与被上诉人张传荣、王荣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0日作出的（2002）霍民二初字第00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开付及其委托代理人龚义群、廖茹光，被上诉人张传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子雨及被上诉人王荣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李开付诉称：2000年9月2日，其和张传荣、王荣贵协商合伙开办精米加工厂，承租了霍邱县城关镇九里村（以下简称九里村）村部12间房屋，并共同出资建了4间房屋，合计16间房屋作为精米加工厂的厂房。2000年12月14日，由于九里村拖欠其欠款未还，就将租赁办米厂的12间房屋以30000元价格卖给其个人。2002年，合伙开办的精米厂由于张传荣、王荣贵的原因，无法再合伙经营下去，三合伙人于2002年1月18日达成解除合伙协议的协议，该协议的第二条约定：“现有固定资产房屋16间，精米加工厂机组一套、变压器一台（包括高压线路）、农用车一辆等一切固定资产作价壹拾万零伍千元整买给张传荣，一次性买断，农用三轮一辆无偿给李开付，永无纠缠。”该约定显然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原为合伙期间的房屋不是16间，而是4间，另外的12间属于其个人的财产，在解除合伙时未算清总账前提下将属于其个人的房屋当作合伙财产来进行作价，属于重大误解，为此要求撤销其与张传荣、王荣贵达成的解除合伙协议。原审被告张传荣辩称：2000年9月2日，其与李开付、王荣贵决定合伙成立精米加工厂，取名皖松。三方签订《共同协议合同书》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每人出资100000元，风险共担。厂址在九里村村部，原有房屋10余间，决定再加建4间，每年土地和房屋租金1000元由李开付收取。显然在办厂初期该厂房既不是李开付资产，也不是合伙资产。合同签订后，李开付并未按照约定出资100000元，从三方结算清单上可以证明，出资方由合伙经营利润中享有利息，李开付在当初未有。2000年12月14日，九里村因欠李开付债务，决定将原村部房屋抵给李开付冲销债务，双方签订了协议书，此时李开付知道该部分资产属于自己所有。2002年元月18日，三方签订了《解除合伙协议》，并有三位见证人在场签字。该协议约定李开付、王荣贵退出合伙，其一人接手加工厂。之前，三方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算账，三方同意，固定资产房屋16间、设备一组、变压器等作价105000元，由其一次性买断。资金三人均分，三轮车无偿赠给李开付。合同特别说明：以上协议均系三人共同磋商达成，签字生效，共同遵守，不准任何一人再纠缠。2002年元月19日，李开付列出了所有外欠债务名单交付给其，所列债务均由其承担，此部分债务其已经全部还清。李开付亲笔在解除合伙协议书上注明：2002年元月22日，其与李开付、王荣贵三人结账，货款两清（包括内外帐），手中任何条据，全部作废。同月24日，李开付亲笔书写协议，将原承担九里村村部的土地租金转移给其承担，并明确注明：原村部由其购买。通过以上的时间段和证据内容表明，无论是签订解除合伙协议前算账中、签订协议时还是在事后，李开付都明知已将12间房屋作为合伙固定资产转让给其，不存在任何误解。李开付未按合伙协议约定履行出资100000元义务，为弥补亏损因此主动提出将房屋作为股本投入，将12间房屋列入合伙资产，是李开付在履行合伙协议书中的义务，而不是重大误解导致的算账错误。李开付是高中文化，且是代课教师，其有完全的自主识别能力，即使误把12间房列入，那也不会把12间也列入计价，且李开付也均分此作价款，没有重大损失。本案案由是撤销之诉，而不是“合伙纠纷”，合伙账目已结算清楚，无须重新结算。综上，应判决驳回李开付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王荣贵辩称：三人合伙开办米厂因无法经营经三方算账每人约亏损110000元，其因出资款多，散伙时应得款；签订解除合伙协议是三个人算好账的，当时将房屋作价30000元，其他财产作价75000元；将16间房屋全部作价是为了补齐李开付没有到位的出资款。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李开付于1998年在九里村经营村办企业精米厂，因经营困难遂邀请张传荣、王荣贵参加经营。2000年9月2日，李开付、张传荣、王荣贵决定合伙成立精米加工厂，取名皖松米厂，李开付是负责人，负责全权销售业务，张传荣负责会计业务（包括发钱、记账及经济保管等），王荣贵负责收粮（质量把关和经营）；三方签订《共同协议合同书》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每人出资100000元，风险共担；厂址在九里村原村部，原有房屋10余间，决定再加建4间，每年土地和房屋租金1000元由李开付收取；米厂若发生转让、散伙等事情必须三人共同协商达成共识才能处理。2000年12月14日，九里村因欠李开付债务，决定将原村部房屋（9间大房、2间小房和院墙）抵给李开付冲销债务，双方签订了协议书。截止2001年11月11日，王荣贵出资167096元、李开付出资54822元、张传荣出资103735元，合计出资325653元。2001年12月18日，张传荣以李开付、王荣贵为被告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法院裁定查封合伙财产组合精米加工机1套、变压器1台、房屋13间、三轮车1辆、农用变型运输车1辆、大米1000包（每包100斤）、大米塑料包装袋15000条，2002年3月13日张传荣撤诉。2002年元月18日，李开付、张传荣、王荣贵签订了《解除合伙协议》，三位见证人王某、罗某、戚某在场并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约定：李开付、王荣贵退出合伙，由张传荣一人承办该精米加工厂业务；现有固定资产房屋16间、精米加工机组1套、变压器1台（包括高低压线路）、农用车1辆等作价105000元“买”给张传荣，由张传荣一次性买断，农用三轮车1辆无偿赠给李开付，永无纠缠；三人在经营期间所亏损的业务（账目）由三人承担，所购买的固定资产105000元由三人均分；以上协议均系三人共同磋商达成，签字即生效，共同遵守，不准任何一人再纠缠。2002年元月19日，李开付列出所有外欠账、款、条据清单交付张传荣，金额合计149462元，所列债务均由张传荣承担，此部分债务张传荣现已经全部还清。2002年元月22日，李开付亲笔在解除合伙协议书上注明：李开付、张传荣、王荣贵三人结账，货款两清（包括内外帐），手中任何条据，全部作废。2002年元月24日，李开付亲笔书写协议，载明：李开付买九里村原老村部，占地1.3亩，全年向九里村缴纳425元，于2002年1月开始移交给张传荣（原村部由张传荣购买），款由张传荣上付，永无纠缠，立字之日起生效。李开付起诉后，提出合伙期间米厂盈利50000余元，张传荣不认可，李开付遂于2002年9月3日申请要求对合伙经营账目进行鉴定，因双方提供合伙账目不全，致使鉴定未果。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开付诉称的“重大误解”是否成立？李开付诉请撤销“解除合伙协议”的理由为：签订该协议时三方未有结算总帐，盈亏不能确定，特别是误将其个人财产作为合伙共同财产处置，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其对“解除合伙协议”第二条存在重大误解。关于“重大误解”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而纵观本案：第一、在签订解除合伙协议前，三方因合伙经营问题已经出现矛盾发生了纠纷，且张传荣诉诸法院要求散伙，证明三方对解除合伙关系已经有所认知；第二、“解除合伙协议”是在公开场合签订的，当时有三个案外人在场并在协议上签字证明，表明协议磋商和签订时李开付意思表达处于自由状态；第三、李开付在解除合伙协议达成一致（2002年元月18日）后的几天内，分别作出货款两清（包括内外帐）和手中任何条据全部作废的书面表示，另将其经手债务事宜和厂房土地占用费的缴纳义务进行移交处理，证明其事后已清楚协议签订的事实，并予以确认；第四、三个合伙人有两人认为将李开付个人所有房屋作价是用作抵偿出资不足并弥补亏损。综上，本案李开付举出的证据不能确实、充分证明其对签订“解除合伙协议”有重大误解，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开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李开付承担。上诉人李开付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错误的将撤销之诉等同于合伙纠纷来审理；二、原审判决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1、张传荣采取欺诈的方式获得了其房屋，并非其笔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张传荣将本属于其个人通过抵债方式得到的房屋及场地作为合伙共同的固定资产，并通过协议方式处分，明显显失公平；3、张传荣起草的解除合伙协议内容，其当时签字因特殊情况，并没有注意到。发现后，就在法定的时间内提起了撤销之诉；三、张传荣起早的2002年元18日解除合伙协议载明的合伙经营期间业务萧条，导致亏损的事实并不存在；四、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撤销《解除合伙协议》，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张传荣答辩称：上诉人所谓的“重大误解”毫无证据支持，也毫无道理可言。一、上诉状称，一审法院混淆了法律关系，将撤销合同与合伙关系混同审理错误：1、争议的合同就是《解除合伙协议》，合同中的内容必然涉及当初的合伙关系；2、合同并不是其与上诉人的双方行为，而是三方行为，并有现场见证人；3、上诉人的后续行为也证明其对合同内容没有误解，而是在继续履行和完善相关手续。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论理充分，应予维持。上诉人对合同只是反悔，而不是误解。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合伙期间没有亏损，为何会在1月22日亲笔书写“内外帐两清”？三、上诉状本身就前后矛盾，理由苍白。1、上诉状前面说是“重大误解”，后面又说其采用“欺诈”方式获得房屋，前者属于可撤销行为，后者则属于无效行为；2、前面说一审法院不该审理合伙关系，却又称合同中说的“亏损”没有证据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荣贵未发表答辩意见。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三份证据：证据一，还款凭证。证明：2002年12月4日上诉人归还霍邱县城关信用社贷款20000元，这笔款项是合伙人共同债务，但却是由上诉人一人偿还，说明合同债务并没有清算；证据二，借据。证明：借款时间是2000年10月19日，说明这两笔借款是为合伙经营还款；证据三，两张出货单。证明：2002年11月合伙没有终止，还在经营。被上诉人张传荣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一，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也不能证明该20000元用于合伙经营，其与王荣贵没有签字；该条子上半部被撕毁不能体现真实目的；双方2002年元月18日就签订了散伙协议，可见该款不是合伙债务；证据二，不是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是合伙期间发生；证据三，散伙前有出货单很正常。被上诉人王荣贵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一、二，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还款凭证及借据均不能反映借款是合伙企业的借款，即不能证明是合伙共同债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三，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两份入库单记载的时间是2001年11月2日和2001年11月19日，均在《解除合伙协议》签订之前，此时米厂的确尚在正常经营。但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2002年11月份即签订解除合伙协议后米厂仍在经营。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李开付在一、二审中关于要求撤销《解除合伙协议》的理由共有：1、其在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2、张传荣在与其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3、协议内容对其显失公平。从本案在卷证据分析来看：1、2000年9月2日，李开付作为米厂的原始合伙人，与张传荣、王荣贵签订了《共同协议合同书》，该合同书已明确约定“米厂厂址设在九里村村部，原有房屋达十余间，另外，再准备在该地基上加建四件房屋使用”，说明其对合伙之初米厂的房屋状况有充分的了解。2、2000年12月14日，李开付与九里村签订了《协议书》，依法获得了九里村原村部房屋（9间大房、2间小房和院墙）的所有权。作为所有权人，其对这一基本事实应有绝对的认知。3、2002年元月18日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第2条已明确载明“现有固定资产：房屋16间……”，该文字表述内容不具有晦涩性或易产生歧义性，李开付作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文字表述的概念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应有清楚的辨识。4、2002年元月24日，李开付亲笔书写《协议》，载明“李开付买九里村原老村部，占地1.3亩，全年向九里村缴纳425元，于2002年1月开始移交给张传荣（原村部由张传荣购买），款由张传荣上付，永不纠缠。立字之日起生效。”说明李开付以自己的处分行为履行了《解除合伙协议》的约定，该自主处分行为，应是建立在对《解除合伙协议》约定内容的充分理解和认可的基础之上。5、从2002年元月18日签订《解除合伙协议》当天列出的《皖松米厂经营亏本结账数》、《皖松米厂固定资产作价处理》、《利息数字汇总》、《皖松米厂入股本金分阶段核对结息》表均可以看出，对李开付房屋（原村部）有作价30000元的记载，说明在签订《解除合伙协议》时，对原属李开付的房屋进行了作价处理；而从2001年11月11日的《皖松米厂股本金利息分阶段核对数》看，结止2001年11月11日，王荣贵本金167096元、李开付本金54822元、张传荣本金103735元，说明李开付入股金明显少于王荣贵、张传荣的入股金。因此，张传荣、王荣贵关于签订协议时将原属李开付的房屋作价处理是基于李开付的入股金不足的陈述具有合理性。6、从2001年10月30日的《资金平衡月结表》可以看出，此次结算显示的结存余额为-73590元，且该表中备注了“从2001年10月2日开始收稻、开支、收入在李开付手，以后单独算数再移交”，说明自2001年10月2日开始，李开付应该掌握了皖松米厂的经营账目，其对米厂是否亏损应该知晓；而《经李开付手10月2日-12月22日收支账目移交》清单中显示“王荣贵欠条119803+张传荣欠条171370元=291173元-余额184557元=106616元，应交出欠外账106616元”，说明截至2001年12月22日，皖松米厂存在106616元外欠账；结合李开付于2002年元月19日出具的《经李开付手外欠账、款、条据》清单看，李开付移交了149462元外欠款给张传荣，说明直至《解除合伙协议》签订后，李开付移交的也仅有外欠款，该149462元外欠款实际由张传荣接收并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李开付对合伙之初的房屋状况了解充分，对自己在合伙经营时取得了原村部房屋所有权认知明确，对合伙解散时处分的资产内容辨识清楚，不应存在认识错误，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上诉人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李开付未提供证据证明张传荣、王荣贵故意告知其何种虚假情况或者隐瞒了何种事实情况，诱使其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实际上，李开付对相关事实情况认知清楚，也不会被诱使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上诉人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李开付、张传荣、王荣贵之间原合伙经营皖松米厂，地位平等、经验相当，不存在认定为显失公平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解除合伙协议》内容看，原属李开付的房屋按其抵债的数额30000元作价后由李开付、张传荣、王荣贵均分，且李开付移交的外欠款实际由张传荣负担，故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未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上诉人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虽然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较长，程序存在瑕疵，但确系受到评估鉴定始终未果的客观因素影响，且也未对案件的实体处理产生实质影响，对上诉人相关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李开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德兵代理审判员  王 芬代理审判员  王 丽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 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