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武昌民监字第00010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余淑昌，女，193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石洞街四村*****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34********。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鲍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龚先斌，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李景德，男，195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石洞二村***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57********。
申请再审人余淑昌因与被申请人李景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0398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余淑昌申请再审称，2012年11月20日11时15分，李景德驾车在武汉市武昌区石洞街3303工厂生活区西菜场门前将余淑昌撞伤，经认定，李景德负事故全部责任。余淑昌的儿子在余淑昌不知情的情况下，未经余淑昌授权而诉至本院。原一审受理后，经调解，作出（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0398号民事调解书。余淑昌对该调解毫不知情，不同意调解结果，该民事调解书违背了余淑昌的意愿。为此，请求：撤销本院（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0398号民事调解书，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2012年11月20日11时15分，李景德驾驶鄂A×××××号汽车，沿武汉市武昌区石洞街3303工厂生活区西菜场门前连通道由东向西倒车，未查明车后情况，所驾车尾部将余淑昌撞伤，余淑昌因伤住院治疗。
2013年11月22日，余淑昌的四个子女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以余淑昌的名义作为甲方与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接受上述四人的委托，指派法律工作者龚先斌为余淑昌与李景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代理人；甲方必须向法律工作者如实反映案件事实，提供可靠证据和材料；委托代理的权限为（一）一般代理、“（二）全权代理：代签全部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该处部分为粗体黑字）；收费标准，按收到赔偿款或执行款的10%支付；有效期限至一审审理终结时。
2014年1月14日，龚先斌持盖有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公章的代理函及有“余淑昌”签字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2日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和余淑昌的身份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通知书、余淑昌的医院病历、出院小结、医疗发票、余淑昌的法医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代余淑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李景德赔偿余淑昌各项损失83324.02元；2、李景德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原一审受理后，由龚先斌代余淑昌签收了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经原一审主持调解，龚先斌与李景德达成如下协议：一、李景德赔偿余淑昌各项损失共计66000元，扣除李景德前期垫付的医疗费26000元，李景德还应赔偿余淑昌各项损失共计40000元，此费用由李景德自2014年开始每年12月1日之前支付10000元，分四期支付，于2017年12月1日之前支付完毕；二、余淑昌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并不得就本案再向李景德主张任何权利，双方纠纷就此终结。原一审据此作出（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0398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3月4日，原一审向龚先斌送达了该民事调解书，龚先斌代余淑昌进行了签收。
本案在再审审查听证过程中，鲍锋陈述，其和三个弟弟一起经交警大队的人员推荐下与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的龚先斌签订了委托书，母亲余淑昌知道子女为她办理了该委托。但鲍锋又陈述，其在委托时不了解一般代理和全权代理的区别，余淑昌不知道龚先斌已代其起诉，也不同意调解的结果，法院进行审理时龚先斌未通知当事人到场。
龚先斌陈述，因为余淑昌年龄较大，由其家属将空白委托书带回去交给余淑昌签字后，到法院代为立案。在原一审调解书送达后，余淑昌的家属才告知余淑昌不同意调解结果。在调解过程中，和余淑昌的一个子女进行了联系，经其认可后才在调解书上签字。
本院审查认为：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裁判的正义价值和秩序价值互相平衡的结果。所以，应当准确把握再审事由的成立要件，既要保证司法公正、又要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稳定性，提起再审必须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
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为基层法律服务组织，龚先斌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为便利当事人起诉，在当事人不方便亲自到法院起诉时，可以授权给代理人代为诉讼，该条明确规定了代理人代为起诉时，需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龚先斌持盖有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公章的代理函及有“余淑昌”签字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2日的特别授权委托书，以余淑昌的名义代为提起诉讼，经原一审立案审查，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的公章及龚先斌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符合相关规定，在有效期内，龚先斌在代为余淑昌起诉时，提供了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通知书、余淑昌的医院病历、出院小结、医疗发票、余淑昌的法医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龚先斌代余淑昌提起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本案在原一审立案时，已尽到了应有的审查义务和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
鲍锋称余淑昌不知道龚先斌已代其起诉，根据2013年11月22日余淑昌的四个子女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以余淑昌的名义与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接受上述四人的委托，指派该所法律工作者龚先斌为余淑昌与李景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代理人，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作为余淑昌的子女，与余淑昌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客观上，应当有足以使相对人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相信行为人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是有代理为余淑昌的行为的表象。加之余淑昌年事已高，当时又住院治疗，亲身前往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办理诉讼委托事宜存在较大的困难，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作为余淑昌的子女，代余淑昌向侵权人主张权利，既是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子女应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上述客观情形足以使相对人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确信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的行为是得到余淑昌同意的，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按照因果关系判断，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的行为不存在主观上的过失。且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与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具备民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有效要件，在意思表示上不具有可变更性，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鲍锋陈述，其母亲余淑昌知道子女为她办理了该委托，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余淑昌当时反对该委托，应当推定为默许与承认。从实际情况来判断，龚先斌代余淑昌起诉时，提供的其身份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通知书、余淑昌的医院病历、出院小结、医疗发票、余淑昌的法医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如果没有余淑昌或其子女向龚先斌提供上述材料，龚先斌无从获取，且余淑昌至今要求侵权人李景德承担民事责任，因此，龚先斌代余淑昌向本院提起诉讼，应当是余淑昌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再审书中称，“余淑昌的儿子在余淑昌不知情的情况下，未经余淑昌授权而诉至本院”，既与鲍锋本人在再审审查听证中的陈述不一致，也与上述查明的事实相悖。
关于鲍锋称其在委托龚先斌时不了解一般代理和全权代理的区别，经查，2013年11月22日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与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中，委托代理的权限中“（二）全权代理：代签全部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该部分为粗体黑字，应当足以能够引起鲍锋等人的注意与重视，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与龚先斌已经尽到了足够的告知义务，鲍锋称其在委托时不了解一般代理和全权代理的区别，与事实不符。
关于鲍锋称余淑昌不同意调解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全面加强调解工作，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政治优势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必然要求，本案原一审进行调解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原一审根据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公函确认的龚先斌作为余淑昌的委托代理人，确认其有进行和解的代理权限，本案原一审在调解时对委托代理人权限的审查，已尽到了注意义务。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为及时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本案原一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是为了积极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鲍锋代余淑昌在再审听证时称原一审调解时未通知余淑昌到场，本院在再审审查过程中，余淑昌亦从未到场，本院无法查实调解的结果是余淑昌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再审申请是余淑昌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以余淑昌是否本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到场与否作为否定调解结果的依据不足。即使余淑昌本人如鲍锋所称目前表示不同意原一审调解结果，根据以上所查明的事实，余淑昌同意其子女聘请委托代理人向侵权人李景德主张权利，其四个子女共同委托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指派龚先斌作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龚先斌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了委托事务，其效力直接约束于委托人，即龚先斌在原一审调解时的意思表示就是余淑昌的意思表示。目前余淑昌与鲍锋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当时原一审时曾在调解前明确指示龚先斌不同意调解或不同意原一审调解结果，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龚先斌违背了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了委托事务。且当时与湖北省弘正法律服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为鲍锋、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四人，到目前为止，除鲍锋外，其余鲍余宁、鲍余权、鲍余建等均未向法院主张龚先斌违背了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了委托事务，鲍锋代余淑昌称其不同意原一审调解结果，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原一审调解有上述法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余淑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ＸＸ睿
人民陪审员 袁 丹
人民陪审员 于 艳
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星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