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行终字第00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亚清，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以下简称伍家公安分局）。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赵正东，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敬勤，该局民警，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何中平，该局民警。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刘亚清因诉被上诉人伍家公安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4）鄂伍家岗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亚清，被上诉人伍家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警勤、何中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被告举证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并经庭审质证综合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刘亚清于2012年12月以来，多次到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地区等非信访场所上访，先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二十三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五次。2014年2月12日，伍家公安分局对刘亚清作出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02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刘亚清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014年4月23日，原告刘亚清再次到北京市中南海非信访场所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4年4月25日，伍家公安分局对刘亚清作出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1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刘亚清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刘亚清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1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原告名誉，赔礼道歉，并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伍万元整，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根据认定的事实认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对扰乱公共秩序，尚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行为人有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职责。被告具有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
本案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伍家公安分局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的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1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个：一是被告是否具有对原告的行为行使行政处罚的管辖权；二是被告对原告行使治安管理处罚时是否存在重复处罚的情形；三是原告是否具有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原告刘亚清虽在北京市的非信访场所上访，但其户籍地在宜昌市中南路30号，故被告依法有对原告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的管辖权。原告认为被告无权对�行使管辖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据此认为其已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处罚，被告不能再对其进行第二次处罚。原审法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是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种，即行政拘留。而训诫不属《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原告认为公安机关对其重复处罚的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立案受理、行政处罚告知等。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因原告拒绝签字，由被告工作人员签名注释，并将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原告的陈�申辩权一并告知了原告，其程序合法。《信访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作出训诫，及宜昌市委市政府驻北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出具的说明，可以认定原告违反《信访条例》的规定到非信访场所上访滞留，属违法行为。故被告依法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其依据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因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故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被告伍家公安分局2014年4月25日作出的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1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二、驳回原告刘亚清要求被告伍家公安分局停止侵权，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亚清要求被告伍家公安分局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
刘亚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逻辑关系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公安机关对上诉人作出的书面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那就说明上诉人在北京的行为不属于需要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那么被上诉人凭什么对上诉人在北京的合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相反，如果北京公安机关作出的训诫属于行政处罚，那么被上诉人更无权重复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2、根据北京市公安机关的信息查�告知书，上诉人在北京没有任何违法记录，北京市公安机关也没有将违法案件移交宜昌市公安机关处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公安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3、被上诉人要对上诉人在北京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案件来源只能是北京公安机关的移送，被上诉人依据伍家岗区信访局的处理建议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其受案登记程序不合法。4、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依据的证据不合法。宜昌市驻京办无权将北京市公安机关认定为合法的行为认定为不合法，被上诉人依据宜昌市驻京办出具的上诉人在北京行为违法的证明，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所提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伍家公安分局答辩称：1、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之规定，训诫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处罚种类，被上诉人依据该法对上诉人作出治安处罚，并不构成重复处罚，且两者并不存在矛盾。2、被上诉人依法取得了宜昌市委市政府驻北京群众工作办公室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工作说明及训诫书、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书、伍家岗区宝塔河街道办事处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上述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但仍然不听劝阻，反复多次前往上访，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据此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诉人作出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1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3、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上�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上诉人在北京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4、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七十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被上诉人对本案的受案登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所载明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所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原判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北京的违法行为是否有管辖权。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是否构成重复处罚。3、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1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北京的违法行为是否有管辖权。本案被上诉人受理案件，不是基于北京市公安机关向被上诉人移送案件，而是依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条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该规定并不排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北京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
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是否构成重复处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及《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上诉人作出的训诫，而被上诉人作出处罚依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处罚种类并不包括训诫，且府右街派出所对刘亚清作出的训诫书已明确告知，“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据此，被上诉人对刘亚清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复处罚。
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及《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上诉人刘亚清作出训诫，故上诉人出具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制作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刘亚清在该局没有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治安处罚的政府信息属情理之中。但被上诉人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2014年4月23日对上诉人作出的训诫书、被上诉人2014年2月12日对上诉人作出的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02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宜昌市委市政府驻北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宜昌市伍家岗区宝塔河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可证明2012年12月以来，上诉人曾多次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等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多次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训诫书明确告知“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信访人员“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上诉人已明知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为非信访接待场所，仍然多次前往上访，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为由，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已于2014年2月12日对上诉人作出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02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被训诫和行政处罚后，仍不听劝阻，于2014年4月23日再次前往中南海周边上访，再次被训诫。被上诉人根据前述事实，于2014年4月25日对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诉人作出拘留十日的公安行政处罚（宜公（伍）行罚决字（2014）1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上诉人在一审提供了其手机通话清单以及照片数张，主张其是因为在宜昌被不明身份的人监视跟踪，多次拨打110报警又没有结果，才到北京寻求保护，并不是去上访。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也与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并不一致。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被上诉人根据宜昌市伍家岗区信访局委托的宝塔河街道办事处的移交手续，对本案予以受案登记，其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受案登记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上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决维持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并驳回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刘亚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闵珍斌
审 判 员 曹 斌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宋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