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川民提字第357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英，女。
委托代理人：吴勇，四川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登国，男。
委托代理人：王显寿，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蓝盾，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何英因与被申诉人陈登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德民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川检民行抗字（2012）9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2013）川民抗字第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助理检察员张雷出庭。申诉人何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勇、被申诉人陈登国的委托代理人王显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8月20日，一审原告何英起诉至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称，其自2001年起即成为德阳市鑫业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鑫业公司）股东，共持有鑫业公司50%股份计280万元，其夫邱朝军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将其10%的股份计56万元转让予陈登国，该转让行为应属无效，遂以陈登国、鑫业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邱朝军于2004年10月9日将何英所持鑫业公司10%的股份计56万元转让予陈登国的行为无效；二、判令由陈登国、鑫业公司向何英补发10％的鑫业公司股权出资证明；三、诉讼费由陈登国、鑫业公司承担。诉讼中，何英撤回对鑫业公司的起诉，保留第一项诉讼请求。
陈登国辩称，一、邱朝军代何英将股权转让予陈登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事实上也得到何英认可，故转让行为合法有效。2004年10月9日前，何英作为鑫业公司股东从未亲自行使过股东权利，陈登国作为股东明知何英与邱朝军系夫妻关系，且何英的股东权利一直由邱朝军代为行使，本案股权已转让5年，何英作为鑫业公司股东及监事，不可能不知股权转让事宜，何况2009年5月11日，何英起诉鑫业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时，也未提起该股权转让事宜。二、何英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三、本次诉讼系恶意诉讼。请求驳回何英的诉讼请求。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1年8月19日，鑫业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的《股东会议纪要》载明：同意原股东陈明秀（系何英之母）将其出资的94万元股权，占鑫业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何英，原股东出资期间鑫业公司所产生的盈亏、债权、债务一并转让给新股东何英。同意原股东陈明秀将其出资94万元收回，新股东何英将94万元注入鑫业公司帐户等内容，该纪要载有“何英”签名。2001年8月20日，鑫业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议，形成《股东会议纪要》，载明：何英再投资186万元，合计投资280万元，占鑫业公司注册资金50％，选举陈登国为鑫业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选举邱朝军为鑫业公司监事等内容，该纪要载有“何英”签名。2001年10月10日《鑫业公司章程》载明：陈登国出资额14万元，占鑫业公司2.5％的股份，为鑫业公司执行董事，系鑫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英出资额为280万元，占鑫业公司50％的股份，同时选举邱朝军为鑫业公司监事等内容，该章程载有“何英”签名。2004年4月1日，鑫业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议纪要》，会议内容为注销润滑油经营部事宜，该纪要载有“何英”签名。2004年4月22日，鑫业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向各股东筹资753万元，其中500万元主要用于年底本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253万元用于修建加油站，该决议载有“何英”签名。2004年7月16日，鑫业公司召开董事会形成的《董事会决议》载明：向中国银行德阳分行申请1500万元贷款，用鑫业公司自有房地产及设备作抵押，到期以销售收入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授权陈登国具体办理相关事宜等内容，该决议载有“何英”签名。2004年9月23日，鑫业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形成的《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一、鑫业公司股东何英提出将其持有的鑫业公司的股权280万元全部进行转让，股东闫俊（系陈登国之妻）提出将其持有的鑫业公司的股权1708000元进行转让，根据有关规定鑫业公司内部股东有优先受让权，股东陈登国本人愿受让部分（2268000元）股权；二、无意受让部分股权一致同意由鑫业公司股东之外的邱朝军受让；三、同意吸收邱朝军为鑫业公司新股东；四、同意于2004年10月9日召开股东会，对股权转让等有关事项的变更作出讨论决定；五、由闫俊口头通知受让人邱朝军、当日到会人员届时准时到会，不得缺席，也不再口头通知，该《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有“何英”签名，陈登国、邱朝军在该《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上签名。2004年9月23日的《鑫业公司章程》载明：陈登国出资额为2408000元，占鑫业公司43％的股份，邱朝军出资额为224万元，占鑫业公司40％的股份，选举何英、陈家平为鑫业公司监事等内容，陈登国、邱朝军在该章程上签名。2004年10月9日，鑫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会议就鑫业公司股权转让、住所等事项变更作出如下决议：一、一致同意邱朝军成为鑫业公司新股东；二、同意鑫业公司股东闫俊将所持公司股权266万元中的1708000元按1：1的比例转让给股东陈登国；三、同意鑫业公司股东何英将所持股权280万元中的56万元按1：1的比例转让给股东陈登国，224万元按1：1比例转让给邱朝军；四、鑫业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为：陈登国的股权为2408000元，占鑫业公司43％的股份；邱朝军的股权为224万元，占鑫业公司40％的股份，闫俊的股权为952000元，占鑫业公司17％的股份；五、股权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按其在鑫业公司的出资比例按照有关规定及鑫业公司章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六、同意鑫业公司执行董事不变，邱朝军辞去监事职务；七、同意鑫业公司设监事二名，选举何英、陈家平为鑫业公司监事等内容。陈登国、邱朝军在《股东会会议纪要》上签名，且邱朝军代何英签名。2004年10月9日鑫业公司制定《鑫业公司章程》，邱朝军、陈登国分别在该章程上签名，该章程上亦载有“何英”签名。2008年10月8日，鑫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邱朝军、陈登国在决议上签名。2008年10月8日的鑫业公司《章程》载明，陈登国出资额为1290万元，占鑫业公司43％的股份；邱朝军出资额为1200万元，占鑫业公司40％的股份；何英、陈家平为鑫业公司监事，陈登国、邱朝军在该章程上签名。另查明，何英与邱朝军是夫妻关系，何英自2001年成为鑫业公司股东至2004年10月9日期间，并未参加鑫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而系由其丈夫邱朝军进行管理，并由邱朝军在鑫业公司的《股东会议纪要》、《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和《鑫业公司章程》上代何英签名。2008年12月26日，邱朝军因病去世。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何英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由于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应属于实体法的形成权，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且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确认合同无效的除斥期间进行明文规定，故陈登国认为何英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邱朝军将何英10％的股权转让予陈登国的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股东的股权兼具财产权属性和人身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之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用夫妻共同财产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何英与邱朝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英自2001年起成为鑫业公司股东，持有鑫业公司50％的股权，其并未举证证明所持有的50％的股权属何英个人财产，故何英自2001年起持有的鑫业公司50％的股权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在何英成为鑫业公司股东后，其并未参加鑫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而系由邱朝军代何英行使股东权利，何英也未举证证明在2001年至2004年10月9日期间要求参与鑫业公司的会议或经营管理，由此可见，何英已认可邱朝军代其行使股东权利。2004年10月9日在鑫业公司召开的股东会上，邱朝军将何英50％股权中的40％转让给邱朝军本人，另外10％转让给陈登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由于2001年至2004年10月9日期间，邱朝军在鑫业公司代何英行使股东权利，何英未提出反对，陈登国是鑫业公司的股东，陈登国对邱朝军转让股权的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何英、邱朝军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在股权转让后，鑫业公司已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相应的章程修改，何英也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故邱朝军将何英10％的股权转让予陈登国的行为应属有效。关于陈登国在庭审中提出何英起诉属恶意诉讼的抗辩，因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其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6日作出（2009）旌民初字第178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何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原告何英承担。
何英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邱朝军当时是鑫业公司副总经理，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参与鑫业公司管理，一审判决认定何英已授权邱朝军行使股东权利于法无据，认定何英未在合理期间内提出异议亦无法律依据。二、陈登国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邱朝军将何英所持鑫业公司股权中的56万元转让予陈登国的行为无效。
陈登国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根据邱朝军实际代何英行使鑫业公司股东权益的事实，认定本案股权转让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正确。二、何英主张邱朝军在鑫业公司行使的是管理权而非股东权利以及股东会未依法通知何英的事实不能成立。三、2010年1月12日何英在《鑫业公司章程》上签名，证明何英事实上已认可鑫业公司的股权构成，肯定了邱朝军在股权转让中的代理行为。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无异，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陈登国提供了2010年1月12日《鑫业公司章程》，何英对此质证认为，该章程与本案无关。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要成为公司的股东，不仅需要有一定的出资额，而且需要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相互信任关系，且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会发生新股东进入公司的情况，为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何英自2001年起成为鑫业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其间，何英和邱朝军系夫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用夫妻共同财产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应属夫妻共同财产。由于何英未举证证明所持有的50％的股权属何英个人财产，故何英自2001年起持有的鑫业公司50％的股权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从2001年8月何英成为鑫业公司股东时起至此后鑫业公司管理和转让股份所形成的纪要、决议，“何英”的签名均不是何英本人所签，何英亦未亲自行使股东权利，更未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股东权利均由其丈夫邱朝军代为行使，且何英也未举证证明在2001年至2004年10月9日期间要求参与鑫业公司的股东会议或经营管理。由于2001年至2004年10月9日期间，邱朝军在鑫业公司代何英行使股东权利，2004年10月9日在鑫业公司召开的股东会上，邱朝军将何英50％股权中的40％转让给邱朝军本人，其中10％转让给陈登国，陈登国作为鑫业公司的股东，知道何英与邱朝军系夫妻关系，也知道何英的股东权利一直由邱朝军行使。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陈登国对邱朝军转让股权的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何英、邱朝军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在股权转让后，鑫业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已进行相应的章程修改，何英亦至2008年12月未提出异议。故原判综合本案的客观事实，认定邱朝军将何英10％的股权转让给陈登国的行为有效正确。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英的上诉理由无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且与本案的客观事实相悖，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28日作出（2010）德民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上诉人何英承担。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终审判决认定讼争股权属于何英与邱朝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属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和资合的性质，其股权应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的复合权利。因此，股权中股东的身份权、表决权、公司管理权、处分权等具有专属性，其权利的行使应专属于股东个人所有，未经股东本人依法授权，他人不得代为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也未明确将股东所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规定为夫妻共同所有。因此，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认为何英未举证证明其所持有的讼争股权属何英个人财产，故何英所持有的鑫业公司的讼争股权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二审判决认定邱朝军转让讼争股权的行为有效，属适用法律不当。邱朝军以何英名义行使股东权利，处分何英持有的讼争股权，应属无权代理行为。对此，何英虽未表示异议，但并不能由此视为何英同意，因为默示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况且，何英对邱朝军以其名义处分讼争股权已明确表示反对。故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认为陈登国有理由相信邱朝军的转让行为是其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进而认定该转让行为有效，属适用法律不当。三、陈登国、邱朝军涉嫌侵占何英在鑫业公司所持股权的故意，陈登国并非善意第三人。讼争股权记载于何英名下，何英自2001年成为鑫业公司股东时起至2004年10月9日期间，从未参加鑫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任何会议，何英的所有签名，均是邱朝军以何英名义所签，邱朝军以何英名义在鑫业公司的所有行为均无何英的口头或书面委托。2004年9月23日，鑫业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形成《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其中何英提出将其持有的28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及同意吸收邱朝军为鑫业公司新股东的决议，均是在何英无转让其股权的意思表示及何英不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决议，鑫业公司相关工商登记档案亦显示，陈登国、邱朝军在办理案涉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时所出具的《委托书》亦无何英签名，经工商档案查询也无何英另行委托文书，股权变更和案件审理过程中，何英也未收到陈登国支付的转让对价，陈登国也从未提供其支付对价的证据和陈述。因此，讼争股权应属何英个人所有，邱朝军在鑫业公司以何英名义行使的一切行为，应属无权代理，陈登国作为鑫业公司的股东和执行董事，对上述事实是明知的，故陈登国并非善意第三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再审过程中何英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一）股东对其所持公司股权的处分权是公司股东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未经明确授权，任何人不得代为行使。鑫业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转让股东股份及修改公司章程时，何英均未授权委托任何人（包括邱朝军）代表其本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10月9日邱朝军处分何英l0％的股权时，因股权转让手续中何英的签名系他人代签，何英本人并不知道，何英也未授权任何人（包括邱朝军）处分其股权，故转让程序不合法，依法应认定转让行为无效。（二）鑫业公司及邱朝军一直未告诉何英其所持股权已被转让，何英本人也一直没有收到陈登国支付的转让股权的对价。（三）何英在2008年邱朝军去世后才知道其所持有的鑫业公司50％的股权于2004年10月已被陈登国、邱朝军非法占有。（四）何英之所以未追究邱朝军此前以何英名义实施的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系因其行为并未对何英的利益造成损害。邱朝军去世后，何英发现邱朝军非法将其l0％的股权转让予陈登国，该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何英在鑫业公司的股东身份和权益。因此，二审判决将何英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的行为视为对股权非法转让的默认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陈登国明知何英是鑫业公司合法股东，亦明知邱朝军无权处分何英l0％的股权，但仍与邱朝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该10％的股权，故原判决认定邱朝军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且陈登国主观上具有过错。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支持何英的诉讼请求。
陈登国辩称，一、邱朝军于2001年8月19日以何英名义持有鑫业公司的股权至邱朝军2008年12月26日死亡，鑫业公司股东何英所享有的股东权利义务，包括增资义务均由邱朝军享有和履行。因此，2004年10月9日邱朝军以何英名义将何英所持有的鑫业公司50%股权中的10%的股权转让给陈登国，何英无论是作为鑫业公司股东或作为该公司的监事，均应知道股权转让事宜而未反对或提出异议。况且陈登国受让该10%的股权后，已按43%的持股比例履行增资义务，何英和邱朝军对此亦应明知且未提出反对意见，故该股权转让行为应属有效。二、邱朝军于2008年12月26日死亡后，何英本人参加该公司的股东会，亦未对陈登国持有该公司43%的股权提出异议。2009年12月26日何英出具的《情况说明》和2010年1月12的《鑫业公司股东会议纪要》、《鑫业公司章程》及2010年2月25日至同年9月13日的多份《股权转让通知书》、《通知》、《股权转让通知》均有何英本人签字，证明何英认可其仅持有鑫业公司40%的股权，即认可邱朝军将其10%的股权转让予陈登国。三、邱朝军于2001年8月19日以何英的名义成为鑫业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何英没有实际出资，何英的股权系虚假。四、邱朝军有权处理以何英名义持有的鑫业公司股权。邱朝军与何英系夫妻关系，讼争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邱朝军以何英名义转让其所持有的鑫业公司10%的股权，陈登国有理由相信得到何英的授权，且陈登国支付了对价，履行了相应的出资增资义务，参与鑫业公司的经营管理，何英也无陈登国与邱朝军恶意串通的证据，故陈登国应属善意第三人。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英的再审申请。
本院再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自2001年8月19日起至2004年10月9日止，鑫业公司历次召开股东会所形成的《股东会议纪要》、《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及《鑫业公司章程》，均有股东闫俊签名。其中，2008年10月8日召开的股东会，一致同意吸收陈家严（系陈登国之子）为鑫业公司新股东。此后召开的股东会议，陈家严均以鑫业公司股东身份在《股东会议纪要》及《鑫业公司章程》上签名。本案诉讼中，鑫业公司于2010年1月12日召开了股东会议，讨论何英继承邱朝军股权事宜，当日制定的《鑫业公司章程》载明：何英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均为1200万元，占鑫业公司40%的股权，陈登国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均为1290万元，占鑫业公司43%的股权，陈家严认缴和实缴出资额均为510万元，占鑫业公司17%的股权，何英在该章程上签名。2010年4月6日及9月12日，何英将所持股权分两次转让予罗丽君，约定转让款合计1800万元。何英与邱朝军于1988年结婚，邱朝军去世后，何英已将登记在邱朝军名下的股权变更至何英名下。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讼争股权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邱朝军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有效？陈登国是否属善意第三人？
本院认为，鑫业公司2001年8月19日召开股东会议所形成的《股东会议纪要》载明：新股东何英向鑫业公司注入94万元。2001年8月20日，鑫业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载明：何英再投资186万元，合计投资280万元，占鑫业公司注册资金50％。此前，何英与邱朝军于1988年结婚，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据此，何英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其个人名义出资取得的股权应属夫妻双方共同所有财产，邱朝军作为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至于对前述条文规定的“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邱朝军对登记于何英名下的股权出让，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处理，应当与何英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至于邱朝军是否与何英协商或者经协商是否取得一致意见即将登记于何英名下的股权出让，其出让行为是否应认定为无效的问题，则应综合全案事实，根据受让方陈登国是否有理由相信邱朝军享有出让权来予以认定。本院及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从2001年8月何英成为鑫业公司股东时起，至2004年10月9日期间，鑫业公司经历了增资扩股、注销润滑经营部、修建加油站以及用鑫业公司财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等多项重大事项。对此，何英作为鑫业公司股东，其应参加的公司股东会议及应行使的重大事项决策权等有关股东的权利义务，均由其丈夫邱朝军代为实施。本案一审、二审至再审，何英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以证实其出席公司股东会议，参与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的决策等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事实。长期以来，对于何英作为鑫业公司股东，其出席股东会议，参与公司重大经营事项决策等股东职责均由其丈夫即鑫业公司原监事邱朝军代为行使的事实，同属鑫业公司股东的陈登国不仅明确知道，而且基于何英与邱朝军之间特定的身份关系，也有充分理由相信邱朝军能够代表何英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因此，当邱朝军代表何英，将登记于何英名下的股权出让予陈登国时，陈登国不仅有充分理由相信邱朝军代何英转让股权是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邱朝军具有代为出让的资格，而且亦没有理由怀疑邱朝军不具有这一资格。据此，无论何英是否委托邱朝军代其行使股东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邱朝军代何英出让股权的行为已构成我国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何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注意到，有限责任公司确实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的性质，但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系鑫业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转让，并不是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而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的结果，只是影响公司内部各股东持股份额的变化，对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和人合性的特征均无影响。至于陈登国是否向邱朝军或何英支付对价的问题，陈登国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价支付一事的有无。本院认为，本案属股权转让效力确认纠纷，对价支付的有无，不属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的依据，如前所述，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不违反国家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律规定，且在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后，鑫业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对于邱朝军代何英向陈登国出让股权的行为，应认定有效。至于何英在2010年1月12日《鑫业公司章程》上签名是否属对邱朝军出让股权的追认问题，本院认为，该章程系双方在本案诉讼中制定，何英对该章程的签名在于确认将记载于邱朝军名下的40%股权转记于何英名下，对邱朝军向陈登国出让10%股权行为的效力问题，双方已通过起诉、应诉的行为在寻求法律支持，陈登国以此为由，认为何英在该章程上的签名属对股权转让认可的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证据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对于陈登国认为何英未实际出资、其股权系虚假的理由，因缺乏充分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一、二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英的申诉理由及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德民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蜀俊
代理审判员 甘海涛
代理审判员 牟桂红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凌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