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一终字第4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山东同大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文登市。
法定代表人：刘登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真，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华杰，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辜仲志，1958年2
月23日出生，汉族，系台胞，住广东省东莞。
委托代理人：周晓丽，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建，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红军，1974年
1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
委托代理人：毕明君，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凤娟，上海方本（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同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辜仲志、刘红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威民一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同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华杰，被上诉人辜仲志的委托代理人周晓丽、张建，被上诉人刘红军的委托代理人毕明君、邹凤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08年10月24日，同大公司与刘红军签订文登市XX路XX号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租赁期为61个月（至2014年10月31日止），年租金46万元，双方约定可书面协商变更或终止该合同。2008年9月22日，同大公司又将租赁物院内一栋三层楼和平房五间出租给刘红军，租赁期为五年。2009年10月22日，同大公司将上述XX号楼出租给辜仲志用于经营文登市阿里山美容沐足休闲会所（以下简称阿里山会所），年租金46万元，租赁期为2009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约定若辜仲志违约则赔偿同大公司50万元，若同大公司违约则同大公司赔偿辜仲志装修费用及违约金共150万元，但要按履行年限逐年递减25％，最低不低于50万元。同年同月的31日，同大公司又将香山路85-6号楼及7间平房出租给辜仲志，租赁期和用途一致，年租金15万元；约定若辜仲志违约则赔偿同大公司10万元，若同大公司违约则赔偿辜仲志装修费用及违约金共50万元，但要按履行年限逐年递减25％，最低不低于10万元。刘红军作为该两份合同的一般保证人签字。
另查明，2010年11月22日，辜仲志给付同大公司租金时，同大公司告知其转租无效，要求2011年2月底收回租赁房屋，并在租赁费收据上对此予以注明。此后，双方就是否解除涉案租赁合同发生争议，2011年4月16日，同大公司将辜仲志经营设备搬至文登市XX路XX号仓库保管，辜仲志、刘红军停止营业。辜仲志、刘红军欠付同大公司水电费5292元，有刘红军签字的收据为证。后诉争租赁房屋被拆迁，但是否系文登市统一规划改造拆迁，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
又查明，诉讼中，辜仲志、刘红军提供其单方委托山东汇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租赁房屋的装修装饰和设备家具等资产评估报告一份，其鉴定意见为资产总值241.65万元，其中设备56.66万元，建筑物185万元。经质证，同大公司不予认可，并主张涉案设备已由同大公司保管；辜仲志未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仅仅更换了房门；在房屋被拆迁的情况下，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的资产未经公证及同大公司见证；刘红军装修涉案租赁房屋后，与同大公司解除租赁合同，辜仲志接手经营未进行装修，辜仲志不存在装修损失。辜仲志又提交自制利润表以证实其预期收益大于1083500元。经质证，同大公司不予认可，认为该利润表系辜仲志自制，未提供纳税证明，不能证明其经营损失。
又查明，阿里山会所设立方式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姓名为刘红军，经营范围为普通美容、足浴。辜仲志主张阿里山会所系刘红军、辜仲志共同经营，并提交刘红军、辜仲志缴纳水电费、扫雪费的收据予以证明。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租赁合同、3万元租赁押金收据、资产评估报告、保管见证书、收款收据、利润表、工商机关机读档案、同大公司与案外人王某某签订的XX路XX号仓库租赁合同、阿里山会所月结单等相关书证在案佐证。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刘红军、辜仲志选择侵权之诉，予以准许。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为：一、同大公司搬走涉案物资拆除诉争房屋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刘红军、辜仲志的损失应如何确定，同大公司应否赔偿刘红军、辜仲志装修、设备损失及利润损失，应否返还刘红军、辜仲志租赁押金；二、同大公司（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针对焦点一、辜仲志与同大公司于2009年的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为辜仲志，刘红军为一般保证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阿里山会所工商档案、同大公司的收费收据、刘红军、辜仲志的庭审陈述来看，刘红军、辜仲志均系阿里山会所的经营者。刘红军、辜仲志均系实际承租人，刘红军、辜仲志主体适格。同大公司主张辜仲志将诉争房屋转租给刘红军，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涉案房屋租赁至2014年10月31日止，在租赁期间届满前，同大公司未经刘红军、辜仲志同意擅自搬走刘红军、辜仲志租赁物内用于正常经营的物资，拆除涉案租赁房屋，导致刘红军、辜仲志无法正常继续经营，构成侵权，同大公司应予赔偿。山东汇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鉴定意见为资产总值241.65万元，其中设备56.66万元，建筑物185万元；但经查涉案设备物资已由同大公司搬至XX路XX号仓库保管，并未丢失，同大公司应予返还；对房屋装修的损失，因为在诉争房屋被拆迁无法重新评估的情况下，相关装修损失等未经公证及同大公司见证，尤其是无法区分刘红军、辜仲志与同大公司装修附合的价值，故评估报告的依据不充分，不予采信。刘红军、辜仲志提交自制利润表未提供纳税证明，亦未提供相关财务报表，故其主张其经营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合同纠纷产生的侵权案件，合同中违约责任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对因违约造成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预期，兼具补偿和赔偿性质，本案刘红军、辜仲志主张的侵权损失虽无其他证据充分予以证明，但该损失的发生系因同大公司擅自拆除房屋行为所致且必然存在，同大公司在可预见的情况下未注意保全证据而对房屋的现状及装修等损失进行评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同大公司于租赁的第二年度即拆除租赁房屋，其赔偿刘红军、辜仲志的经济损失应参照双方签定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确定为宜，即为150万元【（150＋50）＊（100％-25％）=150】。同时同大公司收取刘红军、辜仲志的租赁押金3万元应予返还。刘红军、辜仲志其他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针对焦点二即同大公司反诉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诉争租赁房屋已被拆除，租赁合同的标的物灭失，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同大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双方当事人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合同无法履行，2009年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均应解除。
因同大公司违约在先，致使刘红军、辜仲志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同大公司请求刘红军、辜仲志给付其违约金（滞纳金）、搬家费、装卸费、仓储费、看护费、鉴证费，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刘红军、辜仲志交付租金至2011年2月28日，至刘红军、辜仲志2011年4月16日停止经营，欠付租金45天，依据两份合同，每天的租金应为1671.23元【（460000元＋150000元）／365天=1671.23元】，合计75205.48元。刘红军、辜仲志欠付同大公司租金75205.48元和水电费5292元，事实清楚，同大公司该反诉请求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辜仲志与被告山东同大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和31日签订的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二、被告山东同大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原告刘红军、辜仲志经济损失150万元，返还租赁押金3万元；三、被告山东同大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红军、辜仲志所有的位于文登市XX路XX号仓库内的涉案设备及相关物资；四、反诉被告刘红军、辜仲志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反诉原告山东同大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金75205.48元、水电费5292元，合计80497.48元；五、驳回原告刘红军、辜仲志和反诉原告山东同大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兑除后，被告山东同大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原告刘红军、辜仲志经济损失1449502.52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9800元，由原告刘红军、辜仲志负担23800元，被告山东同大有限公司负担16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30元，由原告刘红军、辜仲志负担1000元，由被告山东同大有限公司负担330元。
上诉人同大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刘红军、辜仲志为涉案阿里山会所的共同经营者、实际承租人错误，亦与涉案事实、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相矛盾。2009年10月22日和2009年10月31日辜仲志作为承租人与同大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私自又将租赁房屋转租给刘红军使用的行为存在违约，涉案转租行为无效，租赁合同理应解除。（一）从工商登记中可以看出，阿里山会所作为个体工商户进行注册后的经营者系刘红军，而非辜仲志和刘红军共同经营。辜仲志为台湾人，其作为台商投资必然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同意，但本案刘红军、辜仲志连最起码具备的相关共同经营的书面协议都没有，又何谈共同经营因此，原审认定阿里山会所是刘红军、辜仲志共同经营无证据予以支持，也与事实不符。（二）假设刘红军、辜仲志均系涉案房屋的承租者，其为何在涉案所签订的2009年10月22日和2009年10月31日的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中明确写明承租人为辜仲志，一般保证人刘红军？此种表述又如何解释？显然与理不通。而且当时阿里山会所已经注册成立，若如刘红军、辜仲志所称，系共同经营为何不以阿里山会所的名义签订涉案的房屋租赁合同？（三）假设阿里山会所系刘红军、辜仲志共同经营，那为何在原审第三、四次庭审时，刘红军、辜仲志的代理人却又称辜仲志为职业经理人，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代表阿里山会所。因此其一边主张共同经营一边又主张辜仲志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本身存有矛盾，更与原审关于二人共同经营的认定存在矛盾。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系代理行为，不可以自己名义参加诉讼，显然辜仲志在本案中作为当事人存在原告不适格之情形。（四）同大公司先前于2008年9月22日和2008年10月24日与当时作为承租方的刘红军签订了两份房屋租赁合同，因刘红军遇到经营困难，主动提出不要装修的经济补偿，来终止合同的履行。同时其作为保证人让同大公司与台湾人辜仲志于2009年10月22日和2009年10月31日重新签订与之前内容相对应的房屋租赁合同，同大公司为了能顺利的租赁房屋迫于无奈，在租金未增加反而降低，约定同大公司的违约责任加重130多万元的情形下，与辜仲志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而涉案房屋实际承租使用人最终又由辜仲志变为刘红军，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刘红军、辜仲志恶意串通之后的骗局。本案中，辜仲志、刘红军已构成违约转租，同大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解除合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因承租人违约造成合同解除，同大公司无需赔付其装修残值，更无须返还其押金。同大公司得知辜仲志私自将房屋转租给刘红军使用的行为后，告知辜仲志转租行为无效，并于2010年11月22日向房屋实际租赁人刘红军进行了“该房辜仲志转租给刘红军无效，同大公司将于2011年2月收回房屋”的书面告之，对此刘红军、辜仲志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房屋承租方也未再按租赁合同约定的内容交付一年租金，而是仅交纳了4个月房租，由此可见，双方已就解除合同一事达成一致。因此，同大公司无须承担对方任何的经济损失，而且承租人辜仲志在承租后并未进行任何装饰装修，因此其损失主张根本不能成立。相反，因刘红军、辜仲志后期拒不腾房的行为，给同大公司造成搬家、看护等费用的支出，理应由刘红军、辜仲志承担。（四）即便本案辜仲志、刘红军所称的实际承租人为刘红军，辜仲志为职业经理人是真实的，本案租赁合同也应因辜仲志、刘红军的恶意串通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刘红军在与同大公司有租赁合同在先的情况下，为谋取不当利益，与辜仲志恶意串通，以其经营困难，可以为同大公司介绍新的承租人并提供担保为名，与同大公司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并以辜仲志的名义与同大公司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意图降低租金，提高保证金，其在重新签订的租赁合同中以保证人出现，能够证明该事实。新租赁合同签订后，房屋实际承租人还是刘红军，刘红军在一审中对该事实进行了陈述，因此，本案租赁合同因辜仲志、刘红军之间的串通而无效，同大公司有权要求辜仲志、刘红军支付房屋使用费及相关费用。二、原审认定，同大公司构成侵权，并认为刘红军、辜仲志的损失虽然没有证据充分证明，但损失是因同大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且必然存在，同大公司在可预见的情况下未保全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上述认定错误且举证责任的分配违法。（一）同大公司通知刘红军、辜仲志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后，刘红军、辜仲志未在搬迁前委托评估公司进行资产评估，且阿里山会所一直处于刘红军、辜仲志管理经营中，通知解除合同的三个月期限中，刘红军、辜仲志为何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保全证据？显然，其应承担未采取证据保全的责任，而不应由同大公司来承担。（二）同大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刘红军、辜仲志解除合同后，刘红军、辜仲志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或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解除合同的效力，所以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解除。合同解除后，同大公司有权收回房屋，刘红军、辜仲志也应腾空房屋并交还，所以针对刘红军、辜仲志不予交还房屋的行为，同大公司将其财产搬离并找地方存放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故刘红军、辜仲志的侵权之诉不能成立。（三）原审认定，同大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和违约的责任竞合，刘红军、辜仲志选择侵权来主张权利。侵权赔偿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应符合追责的严格法律要件，包含证实受损的事实及精确的受损数额。虽然基于违约可以主张违约金及赔偿金，但违约赔偿金与侵权赔偿金截然不同（法律理论依据、适用条件及计算方法等均不同），因此不能如本案一审，比照违约赔偿金的数额确定侵权赔偿的数额。不能将两种责任混合审理，更不能在刘红军、辜仲志未主张违约责任的前提下，由原审主动审理并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四）退一步讲，以原审所认定的该案系刘红军、辜仲志的共同经营行为来推断，本案在计算拆除租赁房屋的经济损失时就不应从辜仲志第二次签订合同的2009年10月22日和2009年10月31日作为起算时间点，而应从刘红军第一次签订合同的2008年9月22日和2008年10月24日起计算折旧费用。同时，原审法院按年粗略计算错误，未严格按照会计规则以具体日、月的实际期限来计算折算期限。但该案事实上，作为当时承租方的刘红军签订了两份《房屋租赁合同》后，因遇到经营困难，主动提出不要装修的经济补偿，来终止合同的履行。因此在同大公司再次将涉案房屋另行租赁给台湾人辜仲志以及经辜仲志私自再行转租给刘红军，以及刘红军作为实际房屋使用人时都并未对承租房屋装修投入很多。而且通常理解的装修赔偿是指包含空调、彩电等为阿里山会所营业所投入的全部财产，所以，原审法院判令返还的资产价值应该包含在违约责任范围之内。何况该案的违约是基于辜仲志的私自转租所造成的，违约责任方并非同大公司。三、原审程序错误，本案涉及台胞，应适用涉外程序审理并由涉外法庭审理，但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多处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刘红军、辜仲志的诉讼请求并支持同大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红军、辜仲志承担。
被上诉人辜仲志、刘红军共同答辩称：一、关于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同大公司关于辜仲志、刘红军主体资格问题的上诉理由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本案事实。辜仲志系涉案2009年10月22日和2009年10月31日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刘红军系承租人的保证人；阿里山会所的经营人也是刘红军。辜仲志、刘红军仅就其作为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在法律上即当然可以作为原告一方，因此法律主体资格完全适格，符合法理和事实。至于辜仲志、刘红军在阿里山会所内部人员的职位和分工问题，由阿里山会所根据内部管理需要决定，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二）涉案合同是辜仲志、刘红军与同大公司进行充分商议后签订的，同大公司主张辜仲志、刘红军恶意串通，制造骗局，系颠倒黑白的说辞。合同签订后，辜仲志、刘红军先后投资700多万元，因为同大公司的侵权行为，辜仲志、刘红军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其金额远远超出辜仲志、刘红军主张的金额，更远远超出原判金额。同大公司基于定纷止争的考虑，才没有继续上诉，但完全不代表原判认定的损失能够弥补辜仲志、刘红军的损失。（三）同大公司不顾既存的合法有效租赁合同，不顾该合同正在履行中，不顾辜仲志、刘红军在涉案房屋内所投入的大量装修费用，不顾辜仲志、刘红军正在经营之中，因为满足其个人一已之利，无视合同，无视法律，为其所谓的“房屋拆迁的需要”，对辜仲志、刘红军进行骚扰、恐吓，严重影响了辜仲志、刘红军的正常经营。同大公司不仅没有以理性合法的方式来处理与辜仲志、刘红军的租赁合同关系和补偿问题，相反以极端、野蛮方法侵犯辜仲志、刘红军合法权益，逃避其应该给与辜仲志、刘红军的合法补偿。其行为野蛮，完全系法律禁止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二、关于损失计算和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一）如果同大公司要让辜仲志、刘红军搬迁，应通过司法程序，对证据、现场等情况进行保全。但同大公司没有采取合法方式，是以野蛮、非法搬迁的方式予以解决。对此行为后果，自然应由同大公司承担。同大公司上诉称应有辜仲志、刘红军承担的说法，贻笑大方。（二）同大公司并未正式通知辜仲志、刘红军解除合同，而是以其所谓的收款收据备注的方式，此并非正式通知。因此，不存在同大公司所说的合同解除情形，只有同大公司违反合同义务、侵犯辜仲志、刘红军合法权益的野蛮搬迁行为。其侵权造成的恶劣后果，理应由其承担。（三）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权利人有权依据自己的选择进行主张，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并无不当。（四）同大公司所谓的刘红军主动放弃装修补偿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阿里山会所的主要投资，即是装修的花费。辜仲志、刘红军在经营未到期时会自愿放弃几百万的巨额投资同大公司应尊重事实和起码的道德和法律，对辜仲志、刘红军予以赔偿。三、关于原审程序问题。原审法院在程序上，因鉴定等问题拖延了时间，但在审判程序上并无不当，应予以肯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查明：2009年10月22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涉案房屋租金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辜仲志、刘红军，金额为46万元，备注栏注明“收2009.11.1－2010.10.30房租”；2009年10月31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涉案房屋租金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辜仲志、刘红军，金额为15万元，备注栏注明“收2009.11.1－2010.10.31房租”；2009年11月14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电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刘红军，电费金额为12027元，水费金额为635元；2009年12月14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电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刘红军，电费金额为29508元，水费金额为577元；2010年1月14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电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辜仲志，电费金额为27313元，水费金额为875元；2010年2月21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电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刘红军、辜仲志，电费金额为21129元，水费金额为644元；2010年3月13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电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刘红军、辜仲志，电费金额为8258元，水费金额为421元；2010年4月14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电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刘红军、辜仲志，电费金额为11923元，水费金额为536元；2010年10月14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辜仲志、刘红军，金额为261元；2010年11月15日，同大公司出具的收取水费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系刘红军，金额为183元。
同大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之前出具的收取水电费的收款收据中大部分载明的交款单位系“阿里山休闲会所”。
阿里山会所设立登记时间系2009年6月3日。
原审时，辜仲志、刘红军与同大公司均认可，刘红军、同大公司于2008年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所租赁房屋与辜仲志、同大公司于2009年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所租赁房屋系同一房屋。
上述事实，有收款收据、记帐凭证、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情况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认定辜仲志、刘红军系涉案辜仲志与同大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和同年10月31日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是否正确；二、同大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原审对辜仲志、刘红军所受涉案损失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损失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三、同大公司关于要求辜仲志、刘红军支付搬家费、装卸费、仓储费及看护费等相关费用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四、原审审理程序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问题一，即原审认定辜仲志、刘红军系涉案辜仲志与同大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和同年10月31日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刘红军于2008年9月22日及同年10月24日分别与同大公司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刘红军以其个人名义或“阿里山休闲会所”名义交纳房租或水电费。辜仲志于2009年10月22日及同年10月31日分别与同大公司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标的物与上述刘红军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标的物为同一房屋，从该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看，辜仲志与刘红军以其二人名义共同交纳涉案房屋租金或水电费，有时也以辜仲志或刘红军个人名义交纳租金或水电费，有相应的收款收据等书证予以佐证，表明两人系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
阿里山会所系于2009年6月3日登记设立，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系刘红军，且一直未予变更。依据该事实和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可知，同大公司对涉案租赁房屋的用途系用于经营阿里山会所应系知情，对刘红军系阿里山会所的登记业主亦应系知情，但其当时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与辜仲志、刘红军二人继续实际履行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同时，刘红军亦系辜仲志与同大公司所签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一方主体，即“一般保证人”。综上，原审认定辜仲志、刘红军系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实际承租人并无不当，其二人共同作为原审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焦点问题二，即同大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原审对辜仲志、刘红军所受涉案损失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损失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辜仲志、刘红军与同大公司签订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对焦点问题一的分析，本案并不构成转租，同大公司关于涉案房屋存在转租及转租行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同大公司主张辜仲志、刘红军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同大公司关于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因存在恶意串通而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当事人约定的租赁期间届满前，同大公司未经辜仲志、刘红军同意以及未解除合同的情形下，擅自搬走涉案房屋内物资、设备等，并拆除涉案租赁房屋，致使辜仲志、刘红军无法继续经营，侵害其合法权益，原审认定同大公司构成侵权并无不当。辜仲志、刘红军主张因同大公司侵权行为致其遭受损失，应就其损害事实及损失的数额负举证责任，原审对涉案损失举证责任的分配欠当，但由于涉案租赁房屋因拆除而灭失，致使涉案房屋装修等损失价值现已无法进行鉴定评估，对此，同大公司具有过错。基于上述情况，原审未采信同大公司单方委托山东汇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租赁房屋的装修装饰和设备家具等所作资产评估报告，而是参照辜仲志与同大公司所签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有关装修费用及违约金条款确定有关装修等损失数额，不超出合理范围，并无不当。因刘红军与同大公司签订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中有关违约金条款中，并无按合同年限及一定比例逐年递减的相关约定，所以同大公司关于在计算拆除租赁房屋的经济损失时应自刘红军第一次签订合同之日起算折旧费用的上诉理由，无合同依据，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问题三，即同大公司关于要求辜仲志、刘红军支付搬家费、装卸费、仓储费及看护费等相关费用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问题。本院认为，承前所述，同大公司未经辜仲志、刘红军同意擅自搬走涉案房屋内的物资、设备等，且涉案租赁房屋因拆除而灭失，双方当事人所签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已无法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原审判令解除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并无不当。因同大公司的行为致使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并致合同解除，存有过错且违约在先，其诉请辜仲志、刘红军支付搬家费、装卸费、仓储费及看护费等相关费用，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原审未予支持该反诉请求是正确的。
关于焦点问题四，即原审审理程序是否正确问题。本案系涉台纠纷，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独立的涉外案件审判程序，故原审适用民事诉讼法予以审理并无不当。本案系涉台民事案件，由哪个审判庭审理属于法院内部分工问题，故原审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同大公司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30元，由上诉人山东同大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建坡
代理审判员 陈 浩
代理审判员 王立强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任 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