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9民终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号深国投广场*栋*楼。
主要负责人：尤程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坚，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湘雯，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芳，女，194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少平，女，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亚明，男，197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好添，男，197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小庆，广东成就律师事务所律师。是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原审被告：余关庆，男，198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
原审被告：李肖，女，196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及原审被告余关庆、李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1民初2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赔偿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336553.67元，不服一审判决金额为66756.45元(403310.12元-336553.67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计算余发信误工费没有事实依据，根据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提供的证据可知，余发信在事故发生时年龄为68岁，属于法律的认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供承包人登记为余发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余发信仍然有劳动收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因此，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将余发信丧失劳动能力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余发信是没有聘请护工的，应参照当地护工的收费标准计算护理费，按照茂名地区司法实践，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护工的护理费最多计算100元／天，一审法院认定按照150元／天计算护理费是认定事实错误。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受害人主张交通费的前提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但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并未能提供相应的票据，一审法院认定交通费2500元是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营养费11550元是认定事实错误，按照茂名地区司法实践，营养费应该为30元每天。五、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应当酌情计算3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严重损害了平安保险深圳公司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平安保险深圳公司的上诉请求。
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年龄大与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必然的关系，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认为达到68岁就丧失劳动能力缺乏因果关系；因为余发信病重，全家人日以继夜护理，实际发生的费用更高；因日常生活中很多交通工具是无法出具票据的，但实际有发生交通费用；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按茂名地区的司法实践计算的，数额并不高。
余关庆述称没有意见。
李肖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意见。
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余关庆、李肖、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赔偿478991.77元给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2.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应在交强险内优先支付，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内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中优先支付，保险赔付不足部分由余关庆、李肖连带赔付；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关庆、李肖、平安保险深圳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30日，余关庆驾驶粤SXXX**号小轿车从高州往信宜方向行驶，于14时30分途经G207线高州市大井镇东光路口路段时，由于驾车与前车没有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致使该车追尾碰撞前面同方向由无驾驶证人余发信驾驶套用号牌为粤KXXX**号的二轮摩托车，造成两车损坏，余发信受伤的交通事故。2016年9月13日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高公交认字[2016]第84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关庆驾车与前车没有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其过错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余发信不负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余发信即被送到高州市人民医院入院住院治疗，因医治无效，于2017年4月18日死亡，期间共住院231天，共用去医疗费575128元和输血费4393元，其中2016年8月30日至2016年10月21日及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4月18日在ICU接受治疗，医嘱注意营养支持；2016年10月21日至2017年3月17日在普通病房治疗，期间陪护两人，医嘱注意营养支持。在治疗期间，余发信因病情需要，使用了20%人血白蛋白50ml共32支、5%免疫球蛋白50ml共23支、注射用替加环素50mg共34支、安宫牛黄丸12粒，另用去输血费1320元以及购买了纸尿裤等辅助用品。广东省高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高公（司）鉴（法尸）字[2017]5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检验意见为死者余发信死因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已向余发信就医的高州市人民医院预付544520.53元医疗费，余关庆向余发信就医的高州市人民医院预付了35000元医疗费及向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支付了16800元和30000元丧葬费，向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缴纳了7000元道路交通事故保证金，其中向高州市殡仪馆支付了910元，剩下6090元保证金。
另查明：粤SXXX**号小轿车车主是李肖，其为粤SXXX**号小轿车在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保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交强险的保险期限自2016年8月4日0时至2017年8月3日24时止，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28日0时至2017年1月27日24时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余关庆持有准驾车型为B2的机动车驾驶证，其在发生事故时是借用李肖粤SXXX**号小轿车。
再查明：余发信出生于1947年12月16日，至发生交通事故时年满68周岁，生前属广东省高州市大井镇木广垌坡头村人，是农业户口。陈丽芳是余发信的妻子，余发信与陈丽芳夫妻生育有儿子余亚明、余好添和女儿余少平三个子女。余发信的父母均已逝世。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9月13日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高公交认字[2016]第84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关庆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余发信不负事故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以此作为本案民事赔偿责任划分的依据。
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向高州市人民医院预付医治余发信的医疗费544520.53元和余关庆向高州市人民医院预付医治余发信的医疗费35000元、向高州市殡仪馆支付的910元及在事故后支付给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46800元可在本案中各方需承担的赔偿款中扣减。
粤SXXX**号小轿车在平安保险深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保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损失，由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余关庆按事故责任承担100%的赔偿责任并由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内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事故责任人余关庆负责赔偿。李肖系粤SXXX**号小轿车的所有人，在本案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李肖承担连带赔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并结合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诉讼请求，现核定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损失项目及数额如下：
一、医疗费659973元。余发信在高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575128元、输血费4393元并附有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非高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三张输血费票据2200元，其中高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处在两张660元的输血费单据上盖有公章，一审法院认定该1320元输血费用是余发信因病情需要输血所用的费用，对其中的一张880元票据，因其既没有医院医嘱注明，也没有高州市人民医院确认是余发信病情需要，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与本案有关联，故对该880元输血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病情需要，余发信需要自备20%人血白蛋白50ml共32支、5%免疫球蛋白50ml共23支、注射用替加环素50mg共34支、安宫牛黄丸12粒，该用药有高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处出具的证明及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提供向广东宏安药业有限公司购买上述药物的收款收据，收款收据注明了20%人血白蛋白50ml价格为750元/支、5%免疫球蛋白50ml价格为800元/支、注射用替加环素50mg价格为798元/支、安宫牛黄丸价格为800元/粒，虽没有正式发票，但有医院证明确实是余发信病情需要，故一审法院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购买20%人血白蛋白50ml共32支、5%免疫球蛋白50ml共23支、注射用替加环素50mg共34支、安宫牛黄丸12粒所需的费用共79132元（32支×750元/支+23支×800元/支+34支×798元/支+12粒×800元/粒）予以支持。综上，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超过659973元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误工费20735.57元。余发信是农业户口，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时虽年满68周岁，但其不享受国家退休待遇。按照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余发信在农村享有一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务农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收入来源。本案中，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及余关庆辩称因受害人在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0周岁，且没有证据证实事故发生前存在劳动收入，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诉求误工费20735.57元不予认可，但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余关庆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余发信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故一审法院对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余关庆的辩称不予支持。余发信于2016年8月30日至2017年4月18日在高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231天，因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未能举证证明余发信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其误工费应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即按照农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2764元标准计算，即为20735.57元（2764元/年÷365天/年×231天）；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23100元（231天×100元/天）；
四、死亡赔偿金159634.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余发信至死亡时为69周岁，故其死亡赔偿金为159634.2元（14512.2元/年×11年）。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的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五、护理费56700元。余发信生前在高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31天，其中84天是在ICU接受治疗的，147天是在普通病房住院治疗并由两人护理的。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和余关庆辩称余发信有84天属于在ICU由医护人员进行重症监护，不属于家属进行护理，应不予计算护理费，但因余发信伤势严重，虽是在ICU进行重症监护，但在实际中仍需家属在旁陪护，故对余发信在ICU治疗的84天酌情计算1人陪护，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余发信在ICU治疗的84天计算两人护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护理人员的实际工资收入，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护理费损失，可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主张按每人每天150元的标准计算，没有超出法定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护理费损失应为56700元（150元/天/人×84天×1人+150元/天/人×147天×2人），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六、丧葬费41433元（82866元/年÷12个月×6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对死亡赔偿金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七、交通费2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虽提供有加油票据和空白发票等证据用以证明其因余发信就医治疗支出了交通费，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交通费与本案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考虑余发信病情需要及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实际产生交通费用，一审法院酌情认定2500元交通费较为适宜，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八、营养费11550元。余发信因本次事故伤情严重，为此共住院治疗231天，医院医嘱注意营养支持，结合余发信的受伤情况，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营养费50元一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营养费为11550元（50元/天×231天）；
九、残疾用具费4107元。虽然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没有提供正式发票，但因余发信伤势严重，在住院期间需要用到护理垫、成人纸尿裤、纸巾等残疾辅助用品，故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的残疾用具费4107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十、家属处理余发信后事误工费807.8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虽然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未提供相关误工损失作为凭证，但此项费用是其为死者处理火化、丧葬事宜的必要支出，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处理余发信后事误工天数7天过长，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三天为宜，故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处理余发信后事误工费为807.88元（3人×3天×32764元/年÷365天/年），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余发信因交通事故受伤致抢救无效死亡，给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造成较大的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清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清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的规定，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及实际情况，对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请求住宿费8000元，因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联，且其请求于法无据，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经济损失共计1030540.65元（医疗费659973元+误工费20735.5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100元+死亡赔偿金159634.2元+护理费56700元+丧葬费41433元+交通费2500元+营养费11550元+残疾用具费4107元+家属处理余发信后事误工费807.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其中属医疗费用部分为694623元（医疗费65997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100元+营养费11550元）；属死亡赔偿部分为335917.65元（误工费20735.57元+死亡赔偿金159634.2元+护理费56700元+丧葬费41433元+交通费2500元+残疾用具费4107元+家属处理余发信后事误工费807.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由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元（已支付）、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给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对于超出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部分684623元(694623元-10000元)及超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部分225917.65元(335917.65元-110000元),共910540.65元，应按各自在事故中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次交通事故的形成原因及交警部门对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余关庆承担全部责任，因肇事车辆购买了保额为100万元（含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上述赔偿款未超出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故应由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中赔偿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损失。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已支付的534520.53元[544520.53元-10000元（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和余关庆向高州市人民医院预付余发信的医疗费35000元、向高州市殡仪馆支付的910元及在事故后支付给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46800元应予扣减，故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293310.12元（910540.65元-534520.53元—35000元-46800元-910元）。
关于诉讼费应由谁承担的问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已经明确诉讼费用的负担。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辩称其依法不需要承担本案诉讼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给原告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293310.12元给原告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三、驳回原告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赔偿款，均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85元，由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负担1341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7144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核实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二审补充查明：一审期间，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向法庭提交了由高州市大井镇木广垌村委会坡头村民小组出具的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余发信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其在自留山种植有荔枝、龙眼村，在责任田上种有几百棵香蕉，以及有鱼塘养殖，平常生活所需自己经营，自给自足。村民小组长及十五名村民在该《证明》上签名盖指模作证。高州市大井镇木广垌村民委员会在该《证明》上确认：经调查，情况属实，并加盖了该村委会的公章。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平安保险深圳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认定余发信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以及余发信死亡后赔偿给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是否恰当。
1.误工费。余发信是高州市大井镇木广垌村委会坡头村民小组的村民，农业家庭户口，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家庭承包集体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获取生活来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没有实行退休制度，余发信因交通事故受伤时68岁，住院治疗231天，余发信所在的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及部分村民均证明余发信虽然已68岁，但仍经营其承包的自留山、责任田，没有证据证明余发信在事故发生前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因此余发信因交通事故受伤在医院治疗期间必然导致其无法参加生产劳动获取收益，应属误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一审判决参照农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余发信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正确。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余发信的工作情况，上诉主张不应认定余发信的误工费，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2.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的规定，余发信住院治疗期间，医嘱需陪护人员，一审判决按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150元/天的标准计算护理费恰当，平安保险深圳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茂名地区的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是100元/天，因此，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主张护理费按100元/天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3.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一审期间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向法庭提交了部分交通费票据，虽然票据没有起始地点及时间，但余发信是高州市大井镇木广垌村委会坡头村民小组的村民，事故发生后被送至高州市人民医院抢救及住院治疗了231天，根据医嘱住院期间2人护理，基于以上事实，必然发生交通费用，一审判决酌情支持2500元交通费，合情合理。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主张不应支持交通费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4.营养费。一审法院根据医疗机构的医嘱及余发信的伤情需要确定营养费按50元/天计算，并不存在虚高的情形，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主张按30元/天计算营养费，但并未能提交明确规定的标准供法庭参考，因此，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5.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余发信因涉案的交通事故导致医治无效死亡，对其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在涉案交通事故中余关庆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余发信无责任，结合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判决赔偿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给陈丽芳、余少平、余亚明、余好添，合理恰当，平安保险深圳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上诉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为30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平安保险深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9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黎 晓
代理审判员 庞巧文
代理审判员 王舟宇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庞亚文
书 记 员 冯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