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97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浩，男，1983年10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武，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淑光，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建荣，女，1975年6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冰，北京科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琳，北京科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浩因与被上诉人杜建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商）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浩在原审法院诉称：郭浩在转让执行标的车辆所有权的过程中，通过北京市车辆管理所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系统了解到，石景山法院在对路夕戈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查封了路夕戈名下的执行标的车辆，但该执行车辆的所有权归属于郭浩，与路夕戈无关。郭浩认为：1、郭浩从路夕戈处购买车辆配置指标。郭浩于2013年8月26日与路夕戈签订《车辆指（标转）让协议》，约定郭浩向路夕戈支付转让款2.4万元，路夕戈将其所有的车辆指标转让给郭浩；且路夕戈在该协议中承认，该车辆配置指标名下车辆所有权归属于郭浩。2、郭浩从刘东处购买执行标的车辆，且已支付全款，并实际占用和支配该车辆至今。郭浩于2014年9月8日与执行标的的车辆的原车主刘东签订《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约定郭浩以37.6万元的价格从刘东处购买执行标的车辆。该合同系郭浩所在单位北京盈之宝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之宝经纪公司）的名义签订，但签字处为郭浩，盈之宝经纪公司对该车辆所有权归属于郭浩的事实没有异议。2014年9月11日，盈之宝经纪公司代郭浩向刘东支付了购车款37.6万元，盈之宝经纪公司承认该付款系代郭浩向刘东支付。对付款事实各方没有争议，对该执行标的的车辆所有权归属各方没有争议。且执行标的车辆自2014年9月10日交付至郭浩处，一直由郭浩占有和支配，并且实际使用至今，相应的商业保险和强制保险手续也在郭浩名下。3、2014年9月10日，郭浩将该执行标的车辆过户至其受让所得车辆配置指标的所有人路夕戈名下，根据《车辆指（标转）让协议》，该车辆归属郭浩所有，各方不持异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郭浩享有执行标的车辆的所有权，应解除对执行标的的查封，现对（2014）石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不服，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对执行标的物（车牌号QL8S**，车辆识别号×××，发动机号×××的宝马越野客车）中止执行，并解除对执行标的车辆的查封。
杜建荣在原审法院辩称：杜建荣认为车牌号QL8S59的宝马越野客车，即被执行车辆登记在被执行人路夕戈的名下，故路夕戈是被执行车辆的所有权人，石景山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该车辆予以查封完全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请求驳回郭浩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被执行车辆登记在路夕戈名下，而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杜建荣作为善意第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被执行车辆的所有权人为路夕戈，法院对被执行车辆予以查封是合法有效的。且法院应当保护杜建荣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维护登记制度的公信力。2，郭浩与路夕戈买卖购车指标的行为违法，属于无效法律行为，且郭浩提交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被执行车辆归其所有。第一，郭浩与路夕戈与2013年8月6日签订的《车辆指（标转）让协议》违反了2010年实行《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应属于无效。第二，郭浩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从原车主刘东处购买被执行车辆。在《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中，乙方是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盈之宝公司（以下简称盈之宝公司），且郭浩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即便如郭浩所称“郭浩代杨建忠”亲笔所写，也仅能证明郭浩代杨建忠签字，也不能证明郭浩是购车人。第三，郭浩未向原车主刘东支付任何购车款，在记账回执上显示付款人盈之宝公司，并没有显示郭浩。故郭浩并未支付过任何购车款。综上，郭浩与路夕戈签订的《车辆指（标转）让协议》无效，与原车主刘东也并未签署《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也没又出资购买被执行车辆，故郭浩不具备被执行车辆的所有权人及请求法院解除查封的主体资格。3，本案不适用于郭浩所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当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本案案情与最高院复函针对案情不同，复函在本案中不具备适用基础。故不同意郭浩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24日路夕戈与杜建荣签订《借款合同》，由路夕戈向杜建荣借款50万元，双方约定了利息，对《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当日出具（2012）京方正内民证字第2628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后路夕戈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和利息，杜建荣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2014）石执字第186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路夕戈名下的号牌为京QL8S**的汽车一辆，查封期间不得买卖、过户、抵押等，并于当日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送达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3年8月26日郭浩与路夕戈签订《车辆指（标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郭浩借用路夕戈名义占用路夕戈指标购买车辆，车辆购买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由郭浩承担，待该车辆购买、登记、保险等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郭浩一次性向路夕戈支付购车指标费用2.4万元，虽然该车辆购买后在路夕戈名下，但双方一致确认该车辆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等均属于郭浩。郭浩系盈之宝公司员工，于2014年9月8日郭浩以盈之宝公司名义与刘东签订《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协议约定：盈之宝公司购买刘东的宝马机动车一辆，车款总价37.6万元，但盈之宝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盖章。盈之宝公司认可QL8S59宝马小型越野客车所有权属于郭浩。现京QL8S**宝马小型越野客车登记在路夕戈名下。
法院在对被执行人路夕戈强制执行过程中，郭浩对执行标的京QL8S**宝马小型越野车提出书面异议，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石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郭浩的异议。
上述事实，有《车辆指（标转）让协议》、《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2014）石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盈之宝公司开具的证明、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有关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之后，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小客车要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方可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而郭浩通过与路夕戈签订《车辆指（标转）让协议》方式规避了限购政策，郭浩并未实际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其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执行标的京QL8S**宝马小型越野车登记在路夕戈名下，登记制度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杜建荣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车的所有权人为路夕戈。现郭浩要求对执行标的物车牌号为京QL8S**终止执行，并解除对执行标的车辆查封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浩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郭浩不服提出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路夕戈不具有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的意思，也没有取得所有权的行为，原审认定路夕戈取得该涉案车辆所有权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适用善意第三人原则错误，杜建荣并不直接与本案涉案车辆发生直接关系，其并非本案的善意第三人。涉案车辆系动产，应适用动产以交付作为所有权转移的规定。另，我与路夕戈的交易虽然违法了北京市限制车牌政策的规定，但这也不应妨碍我从刘东手中取得该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原审判决违背了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民法原则。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我的全部上诉请求。
杜建荣针对郭浩上诉理由辩称：我作为善意第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路夕戈为涉案车辆所有权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郭浩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有双方当事人在本院的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本案中，案外人路夕戈因未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法院依法对登记在其名下车辆进行查封，协助义务单位经对财产登记状况进行核实后，协助法院进行了车辆查封，符合程序法律法规的规定。郭浩明知自己在现阶段不具备购买车辆的资质，即使购买车辆也不能办理相关车辆登记手续，仍以合同形式，与路夕戈达成车辆指标转让协议，明显违反机动车登记办法，规避现阶段行政规定，故该合同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郭浩所诉执行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郭浩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郭浩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永钢
代理审判员 白 云
代理审判员 王玲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 助理 詹 浩
书 记 员 赵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