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怒中行终字第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忠，男，1972年2月4日生，纳西族，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福贡县人，住怒江州福贡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新，男，1976年4月6日生，纳西族，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福贡县人，住怒江州福贡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英，女，1977年5月7日生，傈僳族，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福贡县人，住怒江州福贡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健强，男，1980年2月4日生，纳西族，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福贡县人，住怒江州福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贡县鹿马登乡人民政府。
组织机构代码01528273-3。
法定代表人开兴，该乡乡长。
住所地：福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贡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夏斯付，该县县长。
组织机构代码：01528241-8
地址：福贡县。
第三人杨福生（又名批付些），男，1952年3月10生，纳西族，农民，云南省福贡县人，住福贡县。
上诉人杨建忠等四兄妹因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福贡县人民法院（2015）福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告杨建忠、杨建新、杨建英、杨健强与第三人杨福生系侄叔关系。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后，位于鹿马登乡鹿马登村公路边下方的争议地（东至公路；南至穷马夺地；西至恰基员房子；北至此阿娘地）由四原告的父母管理收益，但由于当时的登记制度不健全，该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原告父母的土地承包证书上，还是登记在第三人杨福生（批付些）的土地承包证书上的事实无法查证。原告的父母分别于1983年、1985年去世，后四原告由第三人杨福生抚养，争议地由第三人杨福生管理收益。四原告初中毕业后相继外出打工，家里的承包地由第三人管理使用。1999年土地延包时，第三人杨福生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5-0102006），2007年福贡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杨福生颁发了登记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05-0102006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向原告杨建忠颁发了登记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05-0102002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争议地登记在第三人杨福生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2014年11月，原告杨建忠、杨建新、杨建英、杨健强向鹿马登乡人民政府提出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鹿马登乡人民政府受理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并对争议案件进行了调解，调解未达成协议后，以第三人杨福生提供的证据《鹿马登乡鹿马登村娃底二社第二轮土地延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和登记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05-0102006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76号）为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关于鹿马登村杨建忠与杨福生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鹿政决字〔2015〕1号），该处理决定认定：因权属争议而申请确权的土地（位于鹿马登公路边：东至公路；南至穷马夺地；西至恰基员房子；北至此阿娘地）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地，使用权归第三人杨福生所有。原告杨建忠、杨建新、杨建英、杨健强不服鹿政决字〔2015〕1号处理决定，于2015年4月9日向福贡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福贡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福贡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福政行复处字〔2015〕第2号)，维持了鹿马登乡人民政府作出的(鹿政决字〔2015〕1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审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个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被告鹿马登乡人民政府具有对辖区内土地使用权争议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在接到原告杨建忠、杨建新、杨建英、杨健强的土地确权申请后，被告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第三人杨福生持有福贡县人民政府颁发的（2007）第7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中明确记载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杨福生，且能与《鹿马登乡鹿马登村娃底二社第二轮土地延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中的登记内容相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对争议地确权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决定，向福贡县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机关依法审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了维持鹿马登乡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审认为，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上诉人杨建忠等四兄妹上诉称，原审法院在证据的认定采信中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4-6虽有瑕疵，但不影响证据效力”同时对原告方的证据认证中又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能证明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后争议地由四原告的父母亲管理收益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无其他证据与之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原告家庭对争议地具有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这样的证据认证违反了行政诉讼的基本举证规则，这样的证据认证将直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与此同时，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认为“由于当时登记制度不健全，该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原告父母的土地承包证书上，还是登记在第三人杨福生的土地承包证书上的事实无法查证”。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这样的事实认定与我国的土地登记政策及进行土地确权的政策要求不符。在我国存在大量的没有进行登记的土地被农户长期实际耕种，如果无视这样的历史去要求我们的农户举证证明承包经营权登记上证的话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会给违法办证提供法律保护。上诉认为，在第三人持有的证书有瑕疵且有证据证明争议地最早是由上诉人父母耕种的情况下，争议地应当归上诉人所有。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被上诉人福贡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充分保障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举证权利。经过举证质证后依法认定了：1.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后争议地由四上诉人的父母管理的事实，但是无法证明上诉人父母对该争议地具有承包权的事实；2.《鹿马登乡鹿马登村娃底二社土地延包土地情况登记表》；3.第三人杨福生持有的《福贡县农村土地承包证》。证明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事实。二、原审法院判决合法有据。1.迪阿福等10人的证言虽然证明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后争议地由四上诉人的父母管理收益，但是无法证明上诉人父母对争议地具有承包的事实。而第三人持有《福贡县农村土地承包证》与《延包土地情况登记表》相互印证。2.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福贡县农村土地承包证》及《延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不能证实其诉讼主张，反而证明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福贡县鹿马登乡人民政府未提交上诉答辩材料。
第三人杨福生未提交二审陈述意见。
一审法院随案移送了一审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所有材料。
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土地使用权争议有权作出处理，其执法主体适格。本案争议土地座落于鹿马登“公路边”，第三人杨福生提供的《鹿马登乡鹿马登村娃底二社第二轮土地延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和登记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05-0102006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76号）与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能相互印证，被上诉人鹿马登乡人民政府作出的鹿政决字[2015]1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被上诉人福贡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福政行复处字[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四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玉珍
审判员 周银泉
审判员 和志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和 萍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4日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