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桂市行终字第7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荔浦县马岭镇长安村新华屯第1—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瑞新，新华屯第1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覃绍书，新华屯第2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覃正顺，新华屯第3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伍垂希，新华屯第4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覃绍新，新华屯第5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黎荣昌，新华屯第6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覃启相，新华屯第7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覃启贤，新华屯第8村民小组组长。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显荣，荔浦县荔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荔浦县马岭镇长安村岭头山屯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志杰，岭头山屯第1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陈气来，岭头山屯第2村民小组组长。
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忠光，广西丰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荔城镇××社区××号。
法定代表人陈代昌，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荣双，荔浦县人民政府调处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铸文，广西柳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荔浦县马岭镇长安村新华屯第1—8村民小组因土地确权一案，不服荔浦县人民法院（2012）荔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覃瑞新、覃绍书、覃正顺、伍垂希、覃绍新、黎荣昌、覃启相、覃启贤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显荣，被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陆志杰、陈气来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忠光，原审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荣双、李铸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争议地位于原告屯的东面，新华水库面，争议地白马岭一片山场（其中包括白马岭、黑石岭、锅底岭、蚂拐石岭、旧厂岭）四至界限及地上附着物与被告处理决定所述一致。争议地在解放前，原告及第三人都主张是自己的祖山，但均无证据证实。土地改革时，原告及第三人所属村只对田地进行了重新分配，争议地原为荒山，对荒山没有重新分配，仍然承袭原有管业习惯进行管业，在此后的大包干、“四固定”等历史时期，争议地均未作调整。1974年马岭公社在争议地开办林场，成立了岭头山林场，将争议地全部纳入林场使用范围，1981年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告村民在争议地上种经济作物及果树。1985年落实林业“三定”时，县、乡、村组织工作组对争议地进行过实地勘界落实，并给原告村民颁发了《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1988年争议地上发生火灾，林木全部被烧毁，之后林场撤销，争议地又变成荒山。1990年造林灭荒时，马岭镇政府组织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到争议地挖树坑、原告村民在争议地种上了部分湿地松，后被第三人村民将原告村民种下的树苗全部扯掉，从而引发土地权属纠纷，后经马岭镇政府组织双方调解未果。2001年第三人单方将争议地上的林木承包给他人采割松脂，间伐林木。2003年原告与第三人又因退耕还林发生纠纷，在调处过程中，因原告对第三人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的真实性有争议，原告要求对第三人证中“白马岭”一项书写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双方协商，对第三人4—5村民小组的二本《山权林权证》进行鉴定，经鉴定，证中“白马岭”项书写形成时间不是1985年2月形成，而是1988年以后形成。2007年2月，被告以桂林正诚司法鉴定中心的（2006）18号鉴定书的鉴定不全面为由重新单方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人持有的第1—8村民小组的《山权林权证》中“白马岭”项书写形成时间另行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白马岭”一栏的文字内容系1985年左右形成。另查明，被告2004年6月作出荔政处（2004）1号处理决定，后被告以事实不清为由，于2004年9月自行撤销了该处理决定。2009年被告又重新作出荔政处（2009）15号处理决定，原告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以被告未适用相关法律法规为由撤销了该处理决定。2011年11月2日，被告再次作出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复议后作出了（2012）6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2011）36号处理决定。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要求对第三人持有的第1—8村民小组的《山权林权证》中“白马岭“项的书写时间的真伪进行鉴定，但第三人表示该证已经过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进行了鉴定，不同意重新进行鉴定。2012年10月24日开庭时证人陈天运某某证明日期为2007年2月10日的委托书上签名及指纹不是其本人的亲笔签名和指纹。2012年10月25日原告要求对委托书上陈天运的签名和指纹进行真伪鉴定，经本院组织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协商一致，由本院依规定以随机方式，选中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对证人陈天运的签名和指纹进行鉴定，经鉴定，2007年2月10日委托书中签名和指纹不是陈天运本人的亲笔签名和指纹。
原判认为：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2日作出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理由是：1、争议地解放前的权属不清，解放后争议地一直由原告管业使用，有1985年被告给原告村民颁发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证实。2、争议地的总面积约2000亩，但第三人第1—8村民小组的八份《山权林权证》中争议地项填写的均是2000亩，其四至界限基本相同，该证的真实性不足以采信。3、日期为2007年2月10日委托书上原告村民陈天运的的签名及指纹，陈天运某某对该签名和指纹予以否认，后经本院委托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对该签名和指纹进行鉴定，结论是委托书上的签名及指纹不是陈天运本人的签名和指纹。因此，被告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人八份《山权林权证》进行鉴定，程序违法。4、被告在认定1985年落实山权林权时给第三人核发了《荔浦县山权林权证》，确认了争议地的所有权，同时认定被告在落实承包制后也给原告部分农户颁发有《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但被告在作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时，撤销了上述原告凭证中有关争执地登记项，依据不足。综上所述，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2日作出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2日作出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二、本判决生效后被告在180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荔浦县马岭镇长安村新华屯第1—8村民小组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自解放后一直管理使用争议地这一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持有的八份《山权林权证》的真实性不足以采信也是错误的。第一，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诉人持有的这一书面证据的真假直接进行司法鉴定，其只是对陈天远的委托签名字迹进行鉴定，并以此来推论上诉人的证据真假，这明显是错误的。第二，争议地自解放以来就一直由上诉人八个村民小组集体管理共同使用，各方没有进行过分割。因而在权属凭证中以同一地名、同一面积、同一界限分别登记在八个小组的权属凭证中，以证实争议归属八个村民小组共有，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荔浦县人民政府在调处本案时，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的《山权林权证》进行司法鉴定程序违法，上诉人认为也是错误的。荔浦县人民政府作为地方一级人民政府，在调查处理本案过程中，为查明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行政行为。依法依规，委托相关单位和部门对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进行甄别、鉴定是其工作所需职责所在，这也是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的。（四）荔浦县人民政府荔政处（2011）3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是得当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撤销荔浦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维持荔浦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荔浦县马岭镇长安村岭头山屯第1—2村民小组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争执地解放后一直由答辩人管业使用正确无误。理由：1、答辩人地处山区，几乎没有田耕种，答辩人村民以靠种山维持生活，争执地紧靠答辩人村庄，自解放后答辩人村民一直在争执地种植，2001年因有老板想承包争执地，被答辩人强行砍伐答辩人种植的板栗树、茶籽树等林木，强行将争执地发包给老板，才引起争执。2、答辩人已提供1985年一审被告给答辩人村民颁发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证实。（二）被答辩人持有的八份《山权林权证》不具备真实性。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已对被答辩人第4、5村民小组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进行鉴定，作出的“正诚司鉴（2006）文鉴字第18、19号鉴定书”已证实被答辩人的《山权林权证》填证内容文字形成时间是1988年以后形成，即被答辩人的《山权林权证》不是其主张的1985年取得。而一审被告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答辩人的《山权林权证》，出具的“桂公明司鉴文字（2007）第40号文件检验鉴定书”因一审被告委托鉴定程序不合法，导致“桂公明司鉴文字（2007）第40号文件检验鉴定书”无效。作为被答辩人的《山权林权证》填证内容时间只能采信“正诚司鉴（2006）文鉴字第18、19号鉴定书”。因此，被答辩人持有的八份《山权林权证》不具备真实性。（三）通过司法鉴定，已证实被答辩人持有的《山权林权证》不具备真实性，依法应当撤销。但一审被告在撤销被答辩人的《山权林权证》的同时，把答辩人村民持有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撤销，违反法定程序，是错误的行政行为。因为答辩人村民持有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在1993年4月30日一审被告已作出《关于马岭镇岭头山林场与岭头山屯争执白马山、蚂拐石岭的林权的处理决定》即荔政处（1993）7号文件，确定答辩人村民持有的《荔浦县社员白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合法有效。而后该处理决定经荔浦县人民法院（1993）荔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4）桂地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维持荔政处（1993）7号文件《关于马岭镇岭头山林场与岭头山屯争执白马山、蚂拐石岭的林权的处理决定》，亦即原告村民持有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的合法有效性是经过一审被告确定，荔浦县人民法院、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一审被告撤销答辩人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荔政处（2009）1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被桂林市人民政府（2009）105号复议决定撤销，其理由是该处理决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但是该决定未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一审被告在重新作出（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时，对其证据、内容表述几乎一样，处理结果与（2009）1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有很大的出入，一审被告行政行为具有随意性。桂林市人民政府（2009）105号复议决定明确指出应当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但一审被告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并没有依据该条款，一审被告处理决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解放后争议地一直由被上诉人管业使用证据不足。有多份上诉人村民的《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以及多份书证佐证上诉人对争议地长期进行实际的管业，结合全案的证据和所查明的事实，本案就应当认定争议地由上诉人实际管业，而不是由被上诉人管业。（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山权林权证》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是错误的。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的8份《山权林权证》是假证伪证，那么，一审判决否定其真实性是没有依据的，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在本案权属纠纷调处过程中，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的八份《山权林权证》进行鉴定属程序违法是错误的。答辩人作为山水土权属纠纷的调处机关，在调处纠纷时，为了查明相关事实，正确地采信证据，以便作出正确的具体行政行为，依职权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具有证据的真实性，这是答辩人的职责所在，且法律也没有规定调处机关为了确定相关证据的真假，而委托鉴定机构对证据的真假进行鉴定需要当事双方的授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的八份《山权林权证》进行鉴定属程序违法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撤销被上诉人凭证中有关争执地登记项依据不足也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撤销答辩人于2011年11月2日作出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持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但从现有证据来看，上诉人对争执地亦有一定的管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鉴定，原审被告提供的其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的八份《山权林权证》进行司法鉴定的委托书上的签名及指纹不是被上诉人村民陈天运本人的签名及指纹。原审被告据此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的八份《山权林权证》进行鉴定，程序违法，其鉴定结论不能否定桂林正诚司法鉴定中心（2006）18号鉴定书的鉴定结论。在上诉人的八份《山权林权证》真实性尚未明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撤销被上诉人部分农户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中有关争执地登记项，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被告在撤销当事人所持权属凭证时，没有说明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原审被告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的规定进行确权，其处理决定就应当尽量符合该条文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原审被告作出的荔政处（2011）36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予以撤销正确。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维持政府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陶 明
审判员 陈桂良
审判员 李明军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邓羽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