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知民终字第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9-10楼。
法定代表人陈兵，该公司社长。
委托代理人牟晋军，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焕华，男，汉族，1946年7月25日生。
委托代理人蒋青海，男，汉族，1958年11月27日生。
委托代理人杨常青，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南京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56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国，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素华，女，汉族，1982年5月19日生。
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科技出版社）因与被上诉人王焕华、原审被告南京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华书店）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3）宁铁知民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牟晋军、薛露，被上诉人王焕华的委托代理人蒋青海、杨常青，原审被告南京新华书店的委托代理人李素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焕华一审诉称，其是案外人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食物养生大全》（珍藏本）一书的著作权人，该书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好评。王焕华发现南京新华书店销售的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食物养生大全》（典藏本）一书，全文抄袭了其享有著作权的上述作品。广东科技出版社、南京新华书店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出版、发行王焕华作品的行为，侵犯了王焕华的合法权益，给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精神损害，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广东科技出版社、南京新华书店：1、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收回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中华食物养生大全》（典藏本）一书；2、消除影响，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广州《羊城晚报》、江苏《扬子晚报》上除中缝以外的位置公开向王焕华赔礼道歉；3、连带赔偿王焕华经济损失36万元；4、连带赔偿王焕华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5、连带赔偿王焕华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调查取证费用1000元及律师代理费8000元；6、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广东科技出版社一审辩称，其已依法取得对涉案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无需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法院驳回王焕华的诉讼请求。
南京新华书店一审辩称，其所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均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进货，其没有进货自主权，亦无法知晓涉案图书是否侵权，故存在合法来源，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请求法院驳回王焕华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5年3月8日，案外人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广州天地公司）与王焕华（乙方）签订了《广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委托（创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委托创作协议），就本案诉争的《中华食物养生大全》一书进行创作。委托创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作品选题由甲方策划创意，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于2005年7月31日前完成作品的编写创作；第四条约定，甲方一次性付酬，每千字65元；第五条约定，甲方对上述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可以以各种形式和版本独家出版并发行，乙方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同时乙方有权使用本作品为自己申报学术成果及有关奖项。双方在委托创作协议中未约定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也未就委托创作协议第五条中的专有出版权增设补充条款或签订补充协议。
2005年12月19日，广州天地公司（甲方）以著作权人的名义与案外人广东旅游出版社（乙方）签订《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以下简称图书出版合同），合同标的物为上述《中华食物养生大全》一书。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本案诉争的汉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第十四条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5年有效。
2005年3月至2006年5月，广州天地公司陆续向王焕华支付稿酬共计30050元。此后，王焕华再未就涉案权利作品的出版发行等收到过任何稿酬或其他费用。
2013年1月，广州天地公司（甲方）以著作权人的名义与广东科技出版社（乙方）签订了《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图书出版合同》（以下简称出版合同），合同标的物仍为上述《中华食物养生大全》一书。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以纸质图书、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图书形式复制、发行并在信息网络传播上述作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文本的专有权（专有出版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第五条第（4）项约定，书稿字数500千字，……（稿酬按成书的实际字数计算）；第六条第二款约定，甲方交付的稿件应有作者的签章，合作作品应有全体作者或其代表的签字，如是代表签字应同时附上委托者的委托书；第七条约定，乙方应于2013年6月1日前出版上述作品；第二十五条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有效期5年。
2013年4月13日，王焕华在南京新华书店新街口店的经营场所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购买了广东科技出版社于2013年3月第1版出版的《中华食物养生大全》（典藏本）一书，并获得南京新华书店新街口店出具的购书发票一张。该发票号码为27212146，记载信息如下：销售册数1册，定价75.0元，应收及实收价款67.5元，折扣金额7.5元。王焕华当庭提交了上述图书，该图书出版号为978-7-5359-5813-6，定价75.0元，封面署名编著者王焕华，版权页盖有“南京新华书店新街口店（17）”字样印章。
2014年1月7日，王焕华通过亚马逊购物网站购买了图书3本。并获得北京世纪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及亚马逊购物网站附送的亚马逊发货单一张。发票号码为08154874，记载信息如下：开票日期2014年1月7日，客户名称王焕华，图书数量3册，总金额154.2元；亚马逊发货单号为D4wCv79WR，记载信息如下：订购日期2014年1月7日，收货人蒋青海，图书数量3册，总金额154.2元，具体名称、数量、售价分别为《中华食物养生大全》（典藏本）2本，合计金额110元，《中华食物养生大全》（珍藏本）1本，金额44.2元。王焕华一审庭审中提交了上述3本图书，其中《中华食物养生大全》（典藏本）2本与其在南京新华书店购买的涉案图书完全相同；《中华食物养生大全》（珍藏本）1本，封面署名编著者王焕华，出版单位广东旅游出版社，版权页印有“2006年第1版2010年第2版第4次印刷”字样，定价75元。王焕华主张，上述《中华食物养生大全》（珍藏本）为其在本案中的权利作品。
一审庭审中，将上述《中华食物养生大全》（珍藏本）与《中华食物养生大全》（典藏本）进行比对，两者正文部分完全相同，与王焕华庭前整理并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比对结果一致；两者封面、封底、版权页、紧邻封底的广告页等内容除字数统计前者为50万字后者为45万字以及因出版社、版次等不同而存在其他相应差异外，其余部分均相同；两者“作者寄语”、“作者简介”、“序”等形式及内容完全相同；两者“序”的落款均为“王焕华于金陵不漏居2005年7月25日”。
此外，王焕华还主张为本次诉讼支付律师费8000元，其他合理费用1000元。但现有证据证明，王焕华实际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共计631.1元。
另查明，南京新华书店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直接来源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货清单来看，共记载了七个书名及相应版别，其中第五个书名为“中华食物养生大全（典藏本）”，对应版别为广东9787535958136，该版别与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号一致，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该图书确为其公司出版发行没有异议，可以推定该被控侵权图书间接来源于被告广东科技出版社。
一审法院认为：
一、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不具有合法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第十七条之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在本案王焕华与案外人广州天地公司于2005年3月8日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中，对著作权的归属未作明确约定，故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王焕华。从广东旅游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各自出版的涉案图书的封面署名、作者寄语、作者简介、序的落款等形式及内容来看，亦可印证王焕华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广州天地公司以著作权人的名义与广东旅游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分别签订了涉案作品的出版合同，但上述出版合同并不能改变王焕华是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法律事实。从现有证据来看，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发行并未获得著作权人王焕华的直接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可见著作权人可以将除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外的著作财产权全部或部分转让他人，或者以许可的方式授权他人使用。就本案而言，王焕华与广州天地公司在委托创作协议中约定了后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从专有出版权的一般含义而言，是指出版者根据图书出版合同享有的独家享有并排除他人（包括著作权人）出版作品的权利。该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独占性许可使用权，而非著作权中复制权、发行权等的转让。单从专有出版权中“专有”二字亦不难看出，该权利实质是为相应权利的许可使用所设定，如果是相应权利的转让，受让人基于转让行为即能取得独占性使用权，“专有”二字将失去其本义，故在王焕华与广州天地公司对涉案专有出版权未作特别说明的前提下，该权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第二十四条第（二）项所规定的专有使用权的权利属性相一致。而上述专有使用权实质上只是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部分或全部著作财产权许可他人专有使用，该过程中不会产生完全独立于原著作权的新权利，相应的专有使用权自然也就无法适用原始取得的法律规定。所以，广东科技出版社主张广州天地公司原始取得涉案专有出版权的说法于法无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专有使用权的内容由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被许可人有权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许可人许可第三人行使同一权利，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因此，广州天地公司即使合法取得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在未经著作权人王焕华同意的情况下，也不得许可第三人行使该权利。虽然广州天地公司曾于2005年与案外人广东旅游出版社签订了涉案作品的图书出版合同，后者亦根据该合同实际出版了上述作品，王焕华亦将广东旅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涉案图书作为本次诉讼中的权利作品，但不能据此推定王焕华已经明确授权广州天地公司可以将涉案专有出版权向任意第三人许可使用。
综上，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既未获得著作权人王焕华的直接授权，也不存在其它合法的专有出版权转让或许可使用等情形，故其已经取得合法授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南京新华书店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发行具有合法来源
南京新华书店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由案外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统一配送，符合图书出版的有关法律规定，具有合法的销售渠道，能够指明图书来源，符合图书发行合法来源的构成要件，其合法来源的主张可以成立。
三、广东科技出版社、南京新华书店应当根据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广东科技出版社对被控侵权图书的出版发行因不具有合法授权，侵犯了王焕华的著作权，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广东科技出版社已经实际停止或客观上失去了继续出版发行被控侵权图书的能力或可能性，所以应当承担停止出版发行被控侵权图书的责任。广东科技出版社违反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出版发行了涉案侵权图书，给王焕华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损失责任。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无法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且王焕华请求在法定赔偿50万元的范围内由法院酌定，故本案赔偿数额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依法酌定。对于王焕华主张的调查取证等合理费用1000元只能支持其提供合法票据的631.1元。对于其主张的律师费8000元，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案情、诉讼标的，以及相关律师费收费标准等酌情予以确定。王焕华还主张广东科技出版社收回并销毁全部侵权复制品、支付1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承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责任，一审法院对该三项诉请不予支持。
南京新华书店作为发行者对被控侵权图书的销售，其合法来源主张成立，但由于销售的涉案图书属于侵权复制品，故仍应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但对于王焕华诉请的其他民事责任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科技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行被控侵权图书的行为；二、广东科技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焕华经济损失（包括王焕华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60000元；三、南京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销售被控侵权图书的行为；四、驳回王焕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广东科技出版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要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图书的出版不具有合法授权及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具体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天地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对著作权的归属未作明确约定是错误的，双方约定专有出版权由广州天地公司享有，从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角度看，广州天地公司取得的此种权利实际为复制和发行的原始权利；2、一审法院片面地对广州天地公司取得的“专有出版权”进行字面解释是错误的，广州天地公司作为不具有出版资质的文化公司，只有原始取得作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才能通过将上述权利许可给有出版资质的出版社而获得经济利益，若按一审法院的字面解释，最终取得的专有出版权只不过是必须经被上诉人许可才能许可给他人使用的权利，则与合同目的不符；3、一审法院基于对本案中“专有出版权”的片面认识而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合法授权是错误的，上诉人对涉案图书的出版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且已意识到广州天地公司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专有出版权实际是复制权和发行权。
被上诉人王焕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理由如下：1、王焕华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因其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中未对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故著作权应属于受托人王焕华；2、广东科技出版社未取得合法授权，其出版涉案图书的行为未取得著作权人王焕华的许可，且广东科技出版社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中授权行为不具有合法性；3、广东科技出版社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作为专业出版机构，在未取得著作权人王焕华许可的情况下出版涉案图书，且其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中有关于作者签章及授权的约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对涉案作品是否获得作者的签章等授权进行了审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对涉案图书的出版不具有合法授权，并进而判决上诉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南京新华书店当庭陈述意见，同意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另查明，广州天地公司（甲方）与王焕华（乙方）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第六条约定“上述作品出版后如需修订，报酬及修订要求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若协商不成，甲方有权另请第三方对该作品进行修订，并在作品上加署修订者姓名”。第八条约定“上述作品首次出版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赠送样书10册……”。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对涉案图书的出版有无取得合法授权。
本院认为：
一、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应归王焕华所有。
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对一审判决认定广州天地公司与王焕华“在委托创作协议中未约定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有异议，其认为双方对著作权的归属是有约定的，具体的约定在委托创作协议第五、六条，约定被上诉人对涉案作品享有署名权、获得报酬权，广州天地公司享有专有出版权，即涉案作品的财产权；若涉案图书著作权属被上诉人所有，就不会另行在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可以使用涉案作品为自己申报学术成果及有关奖项；协议约定广州天地公司可以对作品进行修订，并可以给修订人署名，故协议约定了涉案作品的其他著作权应归广州天地公司。被上诉人王焕华认为该协议仅对涉案作品的署名权、获得报酬权进行约定，属于被上诉人，而对于著作权的其他权利未作明确约定，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应归作者王焕华。
本院认为，广州天地公司与王焕华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王焕华享有涉案作品的署名权、获得报酬权，而广州天地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第三十条之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该条款规定的“专用出版权”系具备出版资质的图书出版者享有的权利，其主体特定，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取得图书出版资质，而广州天地公司不具备出版资质，故其依据委托创作协议取得的“专有出版权”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专有出版权”，其内涵应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据此可以认定广州天地公司与王焕华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未明确约定涉案作品除署名权、获得报酬权以外的著作权其他权利归广州天地公司所有，故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关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广州天地公司与王焕华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对著作权的归属未作明确约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基于本案王焕华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对著作权的归属未作明确约定，故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依法定归属于受托人王焕华所有应无疑义。
二、广州天地公司可依据委托创作协议将涉案作品的复制、发行相关事宜交由他人处理。
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认为，广州天地公司作为不具有出版资质的文化公司，只有依据委托创作协议原始取得作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才能通过将上述权利许可给有出版资质的出版社而获得经济利益，若按一审法院的字面解释，最终取得的专有出版权只不过是必须经被上诉人许可才能许可给他人使用的权利，则与合同目的不符。被上诉人王焕华认为，广州天地公司并未通过委托创作协议原始取得作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广州天地公司不具有出版资质，如若许可他人出版涉案作品，应征得著作权人王焕华的同意。
本院认为，广州天地公司与王焕华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广州天地公司不具备出版资质，且双方当事人约定广州天地公司享有专有出版权，这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发行模式有所区别，但双方在委托创作协议中约定署名权、获得报酬权、修改权及复制、发行等事宜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委托创作协议中约定“广州天地公司享有专用出版权”，《著作权法》规定的“专有出版权”系赋予图书出版者之权利，即按照合同约定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享有独占出版的权利。而广州天地公司并无出版资质，并非著作权法规定的图书出版者，故依据委托创作协议，“广州天地公司享有专用出版权”的约定实为广州天地公司接受委托处理涉案作品复制、发行事宜，应解释为王焕华将其著作权中的复制、发行权能让渡给广州天地公司代为行使。故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关于一审判决错误解释广州天地公司取得的“专有出版权”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
广州天地公司是否可以在未征得王焕华同意的情况下交由他人出版涉案作品，在该协议中未明确约定，且双方解释不一。对此争议，应结合合同相关条款及合同目的予以认定：
1、从合同条款上看，解释合同条款应当根据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即应按公平、合理，符合平衡各方利益的准则解释。若意思表示内容有悖诚信原则，不仅可依诚信解释予以修补或否定，而且还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检验运用其他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妥当，一旦认定某种解释结论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即应不予采纳。本案中，委托创作协议第六条约定广州天地公司在未与王焕华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自行委托他人修订涉案作品，第八条约定广州天地公司在涉案作品首次出版后向王焕华赠送样书。从上述合同条款来看，合同并未限制广州天地公司的出版次数，并且广州天地公司对于涉案作品所享有的也不仅限于复制、发行的权利。
2、从合同目的上看，合同约定不明时，对于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本案中，王焕华的合同目的在于通过出版涉案作品，在出版的作品上署名，并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广州天地公司的合同目的在于通过出版涉案作品，获得相应收益。涉案作品在市场需求指引下的多次出版，可以进一步增加作者及涉案作品的知名度，最大化实现合同目的。基于上述理由，合同双方亦不会对多次出版行为予以否定。而广州天地公司无出版资质，无法直接对涉案作品进行出版，只能交由其他具备出版资质的主体予以出版。如若限制出版，委托创作协议的合同目的则无法实现。
综上，根据委托创作协议的约定，广州天地公司可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将涉案作品的复制、发行事宜交由其他具备出版资质的主体完成。而广州天地公司是否应再向王焕华支付报酬，可依据委托创作协议与合同相对方广州天地公司另行协商。
三、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认为其出版涉案图书的行为源于其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该合同显示广州天地公司同意授予广东科技出版社以纸质图书、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图书形式复制、发行并在信息网络传播涉案作品，而广州天地公司基于与被上诉人王焕华签订的委托创作协议获得涉案作品复制、发行的原始权利，故其出版涉案图书的行为获得合法授权，不构成侵权。被上诉人王焕华认为广东科技出版社在出版涉案作品前，应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并且广东科技出版社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中约定广州天地公司交付的稿件应有作者的签章，说明广东科技出版社明悉在出版涉案作品前应征得作者的同意，但广东科技出版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审核过交付出版的稿件是否有作者的签章，故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涉案作品的行为未取得合法授权，构成侵权。
本院认为，广州天地公司将涉案作品的复制、发行事宜交由其他具备出版资质的主体完成，属于符合委托创作协议目的的履约行为。广东科技出版社作为具备出版资质的主体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出版合同，约定其可以纸质图书、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图书形式复制、发行并在信息网络传播涉案作品。而出版涉案图书须由广州天地公司出具作者签章，系广东科技出版社与广州天地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其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是否按照该合同条款实际履行，应依从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可以实际履行行为的方式进行变更。广东科技出版社未审核是否有作者签章即出版涉案作品，可认为双方已协商变更相关约定。故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关于其出版涉案作品的行为具有合法授权的上诉主张是正确的，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关于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的行为构成侵权的认定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相关合同约定解释有误，实体处理失当，应予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二条第（五）项、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修正）》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三十条、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3）宁铁知民初字第141号判决；
二、驳回王焕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985元，由被上诉人王焕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985元，由上诉人广东科技出版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志坚
审 判 员 张 斌
代理审判员 吴秋实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