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13民终4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满堂，男，197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发，湖北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满福，男，197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发，湖北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忠心，男，196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俊杰，湖北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因与被上诉人陶忠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7）鄂1321民初2047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满堂及其与刘满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发、被上诉人陶忠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俊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满堂、刘满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退伙出资款37万元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退伙无证据。被上诉人除提交合伙协议、欠条和借条之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其退伙。《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合伙人不得退伙和退资”。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退伙出资款37万元是对证据事实的曲解。18万欠条上记载为“货款”，拖欠货款与欠退伙出资款的原因不同；当日出具的“借条”是准备建立借贷关系而出具的凭证，被上诉人请求的是基于所谓的退伙而欠付的合伙资金，性质不同。3、被上诉人的诉讼行为证实“欠条”和“借条”不是上诉人欠退伙出资款。被上诉人曾于2017年6月2日凭前述“借条”以拖欠借款为由向法院起诉上诉人，经开庭后，其自感证据不足撤回了诉讼。被上诉人在该案的诉称和庭审陈述中均已确认“借条”为民间借贷的借据，并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这证明“借条”是双方为准备民间借贷而先写的条据。二、一审判决超过诉讼请求范围，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仅请求“支付利息”，“借条”中未约定年利率6%，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未明确提出“其中13万元利息按照约定利息即年利率6%”计算，即使按欠条的记载推算利率也只有5%。三、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担违法。被上诉人称合伙出资40万元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负担，一审却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违背了法律明确规定。《合伙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管账，被上诉人不仅可以并且应当提供自己合伙出资40万元的凭证。四、原判结果错误。上诉人出具“欠条”承诺2018年底付清，一审却判令15日内支付，判决错误。
被上诉人陶忠心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依法予以驳回。
陶忠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退伙结算款31万元及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舅甥关系。2015年1月29日，原告陶忠心与被告刘满堂、刘满福签订《合伙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一、合伙经营项目：家具厂及门市部。二、合伙期限：合伙期限从2015年1月29日至2017年4月1日。三、出资额：陶忠心出资40万元，刘满堂出资40万元，刘满福出资20万元，三人均以现金方式出资，限于2015年农历正月29日前交齐。2016年5月9日，原告向二被告提出退伙，经三方协商，二被告同意原告退伙并同意退还原告出资金额37万元。当日，被告刘满堂、刘满福向原告分别出具一份欠条和借条，内容分别为：“欠条，今欠到陶忠心货款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定于2018年底全部还清，生意好2017年还8万，还款全部现金，不抵货，借款人：刘满堂、刘满福，2016.5.9”，“借条，今借到陶忠心现金陆万元整（￥60000）年息6000元，现金壹拾叁万元整（￥130000）年息7800元，定于2017年农历正月20日还清。借款人：刘满堂、刘满福，2016.5.9”。2017年5月24日、5月27日，被告分别支付65000元、2500元后（系支付“借条”中6万元的本息），下余款项再未支付，故原告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是原告究竟是出资40万元还是20万元；二是“借条”中的19万元到底是欠的出资款还是借款。关于第一，根据合伙协议，原告应于2015年农历正月29日前交齐出资款40万元，至五月九日原告退伙，原被告合伙经营近四个月，被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被告曾向原告追索过出资款，亦未提交原告只出资20万元的证据，故被告辩解原告只出资2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二，在法庭审理中，原告对“借条”作出解释：退伙结算后，被告应退出资款37万元（扣除合伙经营亏损3万元），欠条中的18万元是原告自己的钱，作为舅甥关系，不要被告付利息，而另外6万元和13万元是原告出资时向他人分别借的钱，分别承诺有不同利息，故要被告写的借条，并分别承担利息，而不是借钱给原告。原告提出退伙的目的是索要出资款，在没有得到该款的情况下，还借钱给被告，不符合客观规律。故被告辩解理应不能成立，“借条”款应认定为欠原告的出资款。综上所述，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退伙出资款37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第五十四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原告和二被告就原告退伙事宜达成合意，并由二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和借条，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此依法予以确认，二被告应依约向原告支付约定的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一并支付未到履行期限的18万元，予以支持。判决：被告刘满堂、刘满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陶忠心退伙款本金31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其中13万元利息按照约定利息即年利率6%自2016年5月9日起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另18万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主张之日起即2017年10月9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0元，减半收取2975元，由被告刘满堂、刘满福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有：一、《合伙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各方在协议中约定不得退伙的事实；二、陶忠心《民事诉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所持有的“借条”为实际履行付款义务的“条据”，不是退出资款；三、陶忠心《民事撤诉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陶忠心以民间借贷起诉本案上诉人，因“借款”实际未履行义务，撤回起诉；四、《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三。
被上诉人陶忠心质证意见：证据一无异议，虽然协议约定中途不得退出，但双方经协商，被上诉人退伙；证据二、三、四，当时有人建议被上诉人直接以借条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之后又觉得与客观事实不符，所以撤回起诉。
对上诉人提交的四份证据，本院认为，因证据一双方均无异议，且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已经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故应予采信；证据二、三、四系陶忠心诉讼材料及文书，且双方对此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这三份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
另查明，2017年6月2日陶忠心曾以民间借贷纠纷在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起诉刘满堂、刘满福偿还本息153000元，后又于2017年9月7日提出撤诉申请，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鄂1321民初1467号民事裁定，准许陶忠心撤回起诉。
还查明，本案涉诉“借条”和“欠条”内容均由上诉人刘满福书写后，由刘满福、刘满堂共同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因合伙发生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借条”的性质上。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已查明事实，作如下评判：
1、“借条”和“欠条”均系双方合伙结算凭证。2015年1月29日，本案双方当事人陶忠心和刘满堂、刘满福签订了《合伙协议》共同经营家具厂及门市部。2016年5月9日，刘满福先后书写“借条”和“欠条”并由刘满堂、刘满福签名后向陶忠心出具，且自此之后，陶忠心即退出经营家具厂及门市部，同时双方之间并无其他资金往来争议，这足以表明双方对于陶忠心退伙已达成了一致意见，故2016年5月9日的“借条”和“欠条”可以认定系双方对陶忠心退伙而进行的结算行为。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上诉称未同意陶忠心退伙与刘满堂一审庭审陈述及陶忠心已经退出合伙经营的事实相矛盾。被上诉人陶忠心虽然曾就“欠条”载明的13万元债务以民间借贷纠纷诉至原审法院，但其已经自愿撤回起诉，视为自始未诉；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欠条”和“借条”属于合伙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被上诉人陶忠心可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故被上诉人陶忠心上述诉讼行为不能认定为系其对本案“借条”基础法律关系为借贷关系的自认。
2、被上诉人陶忠心对“借条”和“欠条”出具过程的陈述具有高度可能性。本案中，陶忠心庭审陈述合伙时其出资的40万包括19万外借现金和21万货物，因合伙经营不善退伙，“借条”和“欠条”分别是对外借19万现金和21万货物的退伙结算处理；而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则陈述“借条”是“准备建立借贷关系而出具的凭证”。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抛开“欠条”而解释“借条”不符常理，相反陶忠心的庭审陈述具有高度可能性，应予采信。首先，本案双方合伙关系基于舅甥关系建立，在双方无其他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况下，同一天出具的“借条”和“欠条”只能是为解决双方之前的合伙关系而为；其次，当事人的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陶忠心所陈述“欠条”的来源是21万货物出资，与“欠条”内容载明的“货款”相一致，同时“欠条”中约定的“还款全部现金，不抵货”也与其陈述相一致；再次，“欠条”和“借条”系同一人、同一天用同样的纸张书写，落款全部是“借款人”，“借条”中的一笔6万元，刘满堂已经清偿，这表明“借条”所反映的该笔债务属于合伙结算之债，相应的另一笔13万元在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其性质亦与6万元合伙结算之债相同。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对于被上诉人陶忠心合伙出资40万元提出异议的目的系否认“借条”属于合伙结算的凭证，一审据此认为“被告辩解原告只出资20万元的理由”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合法适当。
3、一审判决并未超过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双方在“借条”中约定13万元的年息为7800元，折算年利率即为6%，故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一审判决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支付“欠条”载明的退伙款1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合法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在支付“借条”载明的6万元债务时已经构成违约，同时二上诉人对于“借条”载明的13万元不予认可且不予支付，而“借条”和“欠条”载明的债务均系合伙结算后所形成的债务，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在前两笔到期债务履行过程中即已构成违约，该行为已经表明其不履行“欠条”所约定的义务，被上诉人陶忠心可以在合伙结算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应当支付“欠条”约定的退伙款1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上诉人刘满堂、刘满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 锋
审判员 袁 涛
审判员 吕丹丹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郭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