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00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保柱，男，1961年3月2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保伶，女，1969年4月19日出生。上诉人田保柱因与被上诉人田保伶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59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保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北京市朝阳区×里×区×号楼×层×号（以下简称×号）房屋归田保柱所有。2.依法判决田保伶返还田保柱×号房屋出租的租金，从2000年11月20日至今，按照每月6000元给付。3.依法判决田保伶和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返还过户登记补偿置换回迁的田保柱和父母田某1的北京市朝阳区×路（以下简称×路）×号房主田某1原拆原建北房正房3间其中的东房1间和院内南房2间平房私房、房屋，置换回迁的楼房、房屋，损失2套楼房房屋出租18年的租金200万元、田保柱的误工费、田保柱和父母20年的精神损失费100万元。事实和理由：×号房屋来源于拆迁田保柱所有的×路××号房屋。×路×号房主田某1和×路××号房主田保柱两块宅基地上田保柱建设的11间私房，与田保伶没有关系。×路××号房屋属于田保柱所有，拆迁时田保柱依据此房屋取得×号房屋，只是错签登记在田保伶名下。田保伶和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毁灭×路×号和××号的宅基地私房房屋证据，导致田保柱和父母巨大的损失，无法改回过户登记。田保伶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田保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田保柱于2016年9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号房屋过户至田保柱名下；2.依法判决田保伶将×号房屋租金给付田保柱，从2000年11月20日至2018年3月7日，按照每月6000元给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保柱、田保伶系兄妹关系。×号房屋登记在田保伶名下，由田保伶按成本价购买所得。庭审中，田保柱提交（2014）朝民初字第38449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0154号民事判决书、（2015）高民申字第3394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通知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欲证明因此事田保柱曾起诉田保伶，因律师将案由错写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导致田保柱败诉。庭审中，田保柱提交1995年3月1日其作为被拆迁人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编号为124号）、承租方为田保柱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编号为011号），欲证明田保柱现居住的三居室系拆除田保柱在×路××号宅基地上所建平房安置所得，与田保伶无关。庭审中，田保柱提交1995年2月20日田某1作为被拆迁人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编号为123号）、承租方为耿某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编号为013号）、产权人姓名为田某1的《北京城市建设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价款通知单》、安置上楼《通知》，欲证明田保柱、田保伶之母承租的二居室系拆除父亲田某1在×路×号的房屋安置所得，田保伶未参与建房。产权人姓名为田某1的《北京城市建设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价款通知单》上房屋示意图记载北房3间。庭审中，田保柱提交2001年12月25日被拆迁人为田保柱后附“（田某2）”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异地安置协议书》、北京市朝阳区×里×号楼×层×门×号（以下简称×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契税核定通知书、收据、《商品房购销合同》，欲证明田保柱名下×号房屋系拆除×路××号房屋异地安置所得，在册人口二人，实际居住人口四人。庭审中，田保柱提交1991年7月19日房主为田某1的《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居农民房屋情况调查表》一份、1991年7月19日房主为田保柱的《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居农民房屋情况调查表》一份、1993年10月7日房主为田保伶的《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居农民房屋情况调查表》一份，欲证明被拆迁房屋情况。1991年7月19日房主为田某1的《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居农民房屋情况调查表》记载家庭成员为“田某1、耿某、田保玲”，后附图显示有北房3间、厨房一间。1991年7月19日房主为田保柱的《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居农民房屋情况调查表》后附图显示有房屋六间。1993年10月7日房主为田保伶的《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居农民房屋情况调查表》记载家庭成员为田保伶，备注“1.本人于92.4.14号分户2.住房在田宝柱表上3间面积38.67平方米”。庭审中，田保柱提交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错将×号房屋登记至田保伶名下。庭审中，田保柱提交受托方为佳吉华雨地产经纪（北京）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欲证明×号房屋出租，每月租金6000元。庭审中，田保柱提交田保柱、田保伶参加《第三调解室》、《谁在说》、《生活广角》节目的视频光盘、母亲耿某的残疾人证、《人民调解协议》、个人授权委托书、初审意见、复审意见，欲证明其在×路×号、××号宅基地上共有11间平房，田保伶未出资建房，田保伶实际居住在朝阳区×湾粮库宿舍；拆迁时，田保柱在田保伶不知情的情况下错将×路××号的南房3间及置换的×号房屋签到田保伶名下；1995年3月1日田保伶及其前夫给田保柱及父亲强行搬家、毁灭证据，导致无法更改拆迁协议、无法变更承租登记；田保伶不赡养父母。田保伶对于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路×号、××号宅基地上房屋并非全部由田保柱建设，当时父亲还有劳动能力；不存在田保伶强制让田保柱搬家的情形，是田保伶应父亲的要求来协助搬家。庭审中，田保柱提交（1986）朝酒民字第176号民事调解书，欲证明其原来姓名为“田宝柱”，后改为“田保柱”。庭审中，田保柱提交1995年1月19日登记产权人姓名为田保伶的《北京城市建设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价款通知单》，表中记载“房产坐落为×路×号、间数为3，建筑面积为38.68”。1995年1月19日登记产权人姓名为田保柱的《北京城市建设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价款通知单》，表中记载“房产坐落为×路××号、间数为3，建筑面积为43.60”。田保柱主张对于田保伶的房屋核定有误，表中记载为×路×号，实际应为××号。庭审中，田保伶提交其作为被拆迁人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编号为125号）、承租方为田保伶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工龄调查表》、《农转居人员购买安置住房协议书》、《证明》、×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书》、交纳管理费、采暖费等各项费用的收据，欲证明×号房屋系其合法取得。《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编号为125号）记载被拆迁人为田保伶，被拆迁范围为×路×号，正式住房3间，落款处为田保伶签名旁附有“田宝柱代”。经询，田保柱主张×号房屋系拆迁安置所得，属于原拆原建，被拆除的×路×号、××号宅基地上房屋系田保柱所建，田保伶未出资建房，故田保伶无权占有×号房屋；拆迁时为了交供暖费，田保柱错将×号房屋登记至田保伶名下，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亦错将×号房屋登记在田保伶名下；因田保伶强制将田保柱及父母搬离，导致田保柱在×路×号宅基地上建的南房2间未计入被拆迁范围，且无法更改关于田保伶房屋的错误登记。田保伶主张×号房屋系其及家人3人作为被安置人口安置所得，在房改时由其出资购得，其享有所有权；当时共安置3套房屋，另外2套房屋现分别由田保柱和母亲耿某承租。一审法院认定的以上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二、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三、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四、造成他人损失自己取得不当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当得利的重要构成要件。如果一方取得利益和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法律根据，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不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田保柱主张1995年2月20日其“错”签《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将被拆迁人“错”写为田保伶，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因此“错”将×号房屋安置给田保伶；但田保柱所言之“错”，应是其今日之主观意志与当时的客观表现之间的不一致。即便田保伶未在×路×号、××号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在田保柱、田保伶、田保伶之父分别签署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之时，家庭成员已经对于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和处分，田保伶依据拆迁安置协议书获得×号房屋承租权益，按照房改政策出资购买×号房屋，具有法律根据。综上，无法确认田保伶获得×号房屋属于不当得利，故对于田保柱要求田保伶配合过户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田保柱要求田保伶给付×号房屋租金的诉讼请求，因田保柱非×号房屋所有权人，对于房屋衍生的财产权益，亦无请求权，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田保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田保柱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本案中，就田保柱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因田保伶不同意调解，故本案不予处理，田保柱可另行解决。法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可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田保伶取得×号房屋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判断田保伶取得×号房屋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依据主要是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包括：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根据田保伶提交的其作为被拆迁人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承租方为田保伶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出售自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工龄调查表》、《农转居人员购买安置住房协议书》、《证明》、×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书》、交纳管理费、采暖费等各项费用的收据等证据可以证实田保伶取得×号房屋有合法根据。田保柱虽主张其“错”签《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将被拆迁人“错”写为田保伶，但其除自身陈述外，并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如田保柱所述，田保伶未在×路×号、××号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在田保柱、田保伶、双方之父分别签署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之时，家庭成员亦已经对于家庭财产进行了分割和处分，田保伶依据拆迁安置协议书获得×号房屋承租权益、按照房改政策出资购买×号房屋，具有法律根据。故田保柱主张田保伶获得×号房屋属于不当得利，依据不足。鉴此，一审法院对田保柱要求田保伶将×号房屋过户至田保柱名下、给付×号房屋租金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田保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田保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海涛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杨 夏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仵 霞书 记 员 王 艳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