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66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应达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孙屋管理区。
法定代表人：刘应球。
委托代理人：黄翠丹，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扬书，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信泰纸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孙屋村孙屋工业区。
负责人：荣华。
委托代理人：黄国鹏，广东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应球，男。
委托代理人：黄翠丹，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扬书，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应达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信泰纸品厂（以下简称信泰厂）、原审被告刘应球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8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信泰厂于2013年8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刘应球返还信泰厂租房押金15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8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刘应球承担。后信泰厂增加诉讼请求为：应达公司对刘应球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东莞市应达服装贸易有限公司于2001年11月8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东莞市应达服装有限公司”，即本案的应达公司，刘应球是应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8年9月2日，信泰厂与刘应球签订《租赁厂房、宿舍经营合同书》，约定刘应球将位于东莞市茶山镇孙屋村工业区应达厂房北侧的厂房1736平方米、宿舍约500平方米及空地约500平方米租给信泰厂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从2009年5月1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止；从2009年5月15日起计租，月租金为23360元，信泰厂于每月10日前缴交当月租金，刘应球只提供8000元／月发票；水费由信泰厂直接缴交，电费按0.95元／度计付给刘应球（如遇政策调整则加计调整部分）；信泰厂需向刘应球支付120000元租赁押金，如有一方违约需支付违约金250000元；租赁期满，如信泰厂需要继续租用，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利，信泰厂不租赁，刘应球须返还租赁押金等。2009年5月27日，信泰厂与刘应球签订《租赁厂房、宿舍经营补充协议书》，调整原租赁合同的面积及租金为：车间面积1733平方米、办公室123平方米、门卫室50平方米、宿舍350平方米、饭堂120平方米及停车场510平方米，总租金为24860元／月；2010年10月25日，信泰厂与刘应球签订《租赁厂房宿舍经营补充协议书》，调整租赁车间面积为2746平方米，调整后总租金为35170元／月。另2010年3月10日，信泰厂与刘应球签订《租用合同书（增建）》，约定：刘应球将厂房1145平方米、空地139平方米出租给信泰厂，租赁期限为三年，从2010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月租金为11450元；若信泰厂逾期不搬迁的，刘应球可以终止合同，在原租金基础上加收30%租金，并由信泰厂承担因此造成的其他损失；信泰厂需交保证金30000元，刘应球于合同届满时无息返还等。后刘应球支付了押金共150000元，现租赁合同因合同期限到期而终止。刘应球及应达公司主张，案涉租赁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应达公司而非刘应球，刘应球只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押金是应达公司收取，而信泰公司对此不予确认。
从信泰厂提供的关于押金的三张收款收据显示：刘应球在票据主文位置签名，出纳一栏有“刘宝玲”签名，填票人一栏有“袁”的签名；而另一张关于押金的收据显示：刘应球在核准栏处签名，出纳一栏有“刘宝玲”的签名。从2013年4月20日的收据显示：内容为“今收到4月份信泰租金及3月水电费代收费64665元”，刘应球在票据主文位置签名，记帐一栏有“袁”的签名；2013年5月20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显示：内容为“支付应达4月份水电费、5月份水电费（5.1-14）30978元”，经手人一栏有“袁巧珠”的签名，制票一栏有“杨如菊”的签名。另从2013年2月26日、2013年3月5日的收据及三张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刘应球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信泰厂2013年2月份租金及1月份水电费62535元、3月份租金及2月份水电费47306元；荣华的账户于2013年2月26日、3月20日，戴顺宇的账户于2013年4月23日分别向刘应球账户支付租金28891.33元、28647.16元及29645.81元。
从刘应球提供的2009年以来的银行交易凭证（对帐单、交易明细、进账单、客户收款通知等）、发票显示：信泰厂向应达公司支付租赁期间的水电费及部分租金，应达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开票人一栏为“刘宝玲”、“袁巧珠”、“袁焕娣”等。另从刘应球提供的东莞市城建规划局于1999年12月18日出具的编号为“99-29-00011”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显示，用地单位为茶山镇孙屋村委会，用地项目名称为东莞应达服装贸易有限公司，用地位置为茶山镇孙屋村元差坑，用地面积为5333平方米，该证有效期为六个月。东莞市城建规划局于1999年12月18日出具的编号为“99-29-00006”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显示，建设单位为茶山镇孙屋村委会，建设项目名称为东莞应达服装贸易有限公司厂房、宿舍，建设位置为茶山镇孙屋村元差坑，建设规模为6000平方米，自该证核发之日起须在六个月内按规定建设，逾期该证自行失效。同时在刘应球的申请下，原审法院到东莞市城乡规划局进行调查，该局出具信息公开告知书显示，编号为“99-29-00011”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该局发出，而编号为“99-29-00006”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该局没有存档资料。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租赁厂房宿舍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书、租赁合同书（增建）、收款凭证、银行交易凭证、发票、工商查询结果、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信息公开告知书及一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案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是刘应球还是应达公司。各当事人对此各执一词。首先，从租赁厂房宿舍经营合同书的签订形式上看，虽然该合同文本抬头“甲方（业主）”打印为刘应球，合同也是刘应球签订的；但合同落款刘应球签名处为“甲方法人代表”，且刘应球所写的联系电话为应达公司的电话，地址也是应达公司，可见刘应球是否代表应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值得商榷。其次，对于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一方面，信泰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应达公司支付租赁期间的水电费及部分租金，应达公司向信泰厂开具相应的电费发票及租金发票，可见应达公司有参与案涉合同的履行；另一方面，案涉押金、水电及租金收据凭证中，都有“刘宝玲”、“袁巧珠”等其他人作为出纳、填票、记帐等身份参与（2013年2月26日、2013年3月5日的收据除外），刘应球却在收据凭证的正文位置处签名，而2013年5月20日收据凭证更没有刘应球的签名；同时“刘宝玲”、“袁巧珠”等签名与应达公司开具的开票人一栏名字相吻合。可见，若案涉出租方是刘应球，其完全可以以自己名义开具发票，而无需要求信泰厂将租金转账给应达公司；同时收款凭证也无需应达公司的人员参与，而刘应球签名的位置符合其所抗辩的刘应球作为审核人的特征，况且在50000元的押金收据中，刘应球正是在核准栏签名的；另信泰厂对没有刘应球签名确认的2013年5月20日收据也予以接受，这不合情理。再次，虽然信泰厂提供银行交易记录证实三笔租金直接汇入刘应球的帐户，但刘应球是应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双方履行过程并非十分规范，正如信泰厂对该三笔租金也是通过其负责人及案外人帐户支付。最后，信泰厂确认应达公司同时在案涉租赁厂房内经营，水电也是以应达公司名义报装的，结合刘应球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据，进一步佐证刘应球及应达公司所主张的案涉租赁厂房为应达公司所有的事实。综合分析以上情况，原审法院认定案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为信泰厂及应达公司。
另，双方对2013年5月份尚欠的租金数额及信泰厂是否需支付违约金250000元等问题存在争议，应达公司可通过协商、另行诉讼等方式解决，本案不宜一并处理。应达公司确认收取信泰厂的押金150000元，且合同约定押金在合同期满时退回，本案中不管案涉租赁合同效力如何，应达公司均应予以退还，故对信泰厂诉请应达公司退还押金15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应达公司在双方确认案涉租赁合同终止后至今未退还上述押金，信泰厂诉请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并无不妥，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如上认定刘应球并非案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信泰厂关于刘应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东莞市应达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东莞市信泰纸品厂退还押金150000元；二、限东莞市应达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东莞市信泰纸品厂支付押金利息（以15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东莞市信泰纸品厂对刘应球的诉讼请求。如果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00元（信泰厂已预交），由东莞市应达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应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当事人是信泰厂与应达公司正确，但原审法院判决应达公司退回押金及支付利息给信泰厂错误。原审法院追加应达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诉讼地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根据诉权处分原则，不得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除非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法律规定的诉的强制合并。且信泰厂一审并无提出该诉请，原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二）由于应达公司一审时诉讼地位的原因不能在本案中提出反诉，故无法主张没收押金及赔偿损失。因信泰厂没有交回案涉租赁物，已构成违约，按照合同约定，信泰厂应支付违约金250000元，押金150000元不够抵扣。据此，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1、2项，改判驳回信泰厂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信泰厂承担。
被上诉人信泰厂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应达公司在一审中是追加的第三人，但其也确认其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并确认收到信泰厂押金。信泰厂在一审当庭增加诉求，请求一审法院判令应达公司对返还押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未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庭审中，应达公司自认其与信泰厂存在案涉租赁关系，信泰厂仍主张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是刘应球。信泰厂主张应达公司自认收到信泰厂的150000元押金及发票项下的租金和水电费，应视为应达公司不当得利，应达公司应在不当得利的范围内对刘应球的返还押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期间，信泰厂、应达公司、刘应球对原审法院认定案涉租赁合同双方为信泰厂与应达公司并无异议。应达公司经原审法院通知而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应达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应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应达公司在本案中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二审期间信泰厂、应达公司、刘应球对原审法院认定案涉租赁合同双方为信泰厂与应达公司并无异议的陈述可知，应达公司应为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信泰厂在应达公司参加诉讼且自认其为案涉合同相对方的情况下，仍主张案涉合同相对方为刘应球，并以应达公司收取押金及租金构成不当得利为由主张应达公司应对刘应球的返还押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请求权基础与法院认定的应达公司为案涉合同相对方事实不符，信泰厂以此主张应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信泰厂的该诉请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应达公司应承担的合同责任，信泰厂可另行协商处理或向法院主张。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应达公司的上诉主张依法有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823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东莞市信泰纸品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3300元，二审受理费3300元，由东莞市信泰纸品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斌
代理审判员 杨 浩
代理审判员 廖志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梁玮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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