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郑民一初字第171号
原告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国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永翔，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宁勤，女，汉族，1969年11月16日出生。
被告周曦之，男，汉族，1943年9月10日出生，系周宁勤父亲。
委托代理人宋一明，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春菊，女，汉族，1946年1月12日出生，系周宁勤母亲。
委托代理人宋一明，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康公司）诉被告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于2015年6月20以（2014）豫法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指定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我院于2015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公告于2016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国伟、委托代理人马永翔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经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进行缺席审理。2016年4月21日，我院对被告周曦之、杨春菊的委托代理人宋一明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诉称：2001年孙国伟与孙元杰成立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孙国伟占80%股权，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元杰占20%股权。从2002年起，铭康公司开始在中牟县白沙镇投资建设物流园区，2004年8月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2005年12月取得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及建设规划许可证，2007年7月取得商铺所有权证。2004年7月，铭康公司以虚假资料将孙国伟的80%股权转给周宁勤，并由周宁勤担任法定代表人。2005年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提供虚假资料，将铭康公司股权变更为周宁勤55%、周曦之20%、杨春菊25%。因铭康公司提供虚假变更登记材料，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于2011年3月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最终于2011年11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铭康公司上述变更登记，恢复孙国伟80%股权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恢复孙元杰20%股权的工商登记。但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在担任非法股东的2011年4月，滥用控制公司的股东权利，伪造铭康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着物所有权归周曦之所有的《协议书》，伪造铭康公司收到周曦之1850万元的收据，以周曦之为原告、以周宁勤当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铭康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以法院判决的形式将铭康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转给周曦之所有，并办理过户手续。三被告侵占上述财产至今，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根据《公司法》第20、21条，公司股东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被告在任非法股东期间，滥用股东权利，利用父女、母女身份关系，伪造公司材料，侵占公司资产，严重损害公司及合法股东权益，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返还所侵占的资产，赔偿损失。请求：1、确认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三被告在任非法股东期间滥用股东权利和关联关系，损害原告公司利益；2、判决被告周曦之将侵占原告公司所有的中牟县白沙镇国道220线北侧白沙村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返还原告公司，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标的物原告投资4000万元）；3、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10年之前租金收益1000万元，2010年之后至起诉之日5817.44余万元，以上共计6817.44万元。
被告周曦之、杨春菊庭后答辩称：1、本案的发生是孙国伟利用偶然的机会在退出铭康公司八年后又重新获取了铭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利用掌控铭康公司的便利对周曦之进行缠诉，企图达到分割或者侵占周曦之财产的目的。2、本案诉争的主要标的物已经由省高院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为周曦之所有，从主要标的物（土地及市场）的征地、投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所有的出资都来自于周曦之本人，而铭康物业作为注册资本金只有51万元的企业，没有实际投资本案标的物的能力，且它的原始股东孙国伟、孙元杰经过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况看，在本案标的物购买建设运营的整个环节里，没有任何一笔出资来自于孙国伟和孙元杰。在本案标的物已经由生效判决确定为周曦之所有的情况下，原告的第二个诉请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争议事实重复诉讼的问题，且省高院的生效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立案审查，本案原告的再审请求未获得支持，充分说明原省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正确的，因此原告的第二诉讼请求应由法院直接予以驳回。而原告的第一诉讼请求确认本案被告周曦之、杨春菊侵害了公司利益，其实质是建立在本案第二诉请能得以获得法院支持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且该诉讼请求本身就存在逻辑错误，从2004年自2011年期间杨春菊与周曦之以股权受让的形式取得铭康公司的股东地位，在担任股东期间没有违反股东的勤勉和忠诚义务，尽管在股权变更登记存在瑕疵，但这并不能认定杨春菊和周曦之为非法股东，且我国现行法上并没有非法股东这一身份主体或法律定义。从公司法的角度考量，本案并没有关联关系的存在，关于本案被告是否滥用了股东权利，应该由原告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本案被告存在违反忠诚和勤勉义务，故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也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周宁勤未作答辩。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举证以下八组证据：
一、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档案，证明内容：铭康公司为孙国伟、孙元杰2001年注册设立，股东为孙国伟、孙元杰；2004年7月提供虚假材料铭康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宁勤、孙元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宁勤；2005年提供虚假材料股东变更为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二、郑州市工商局2011年3月《责令整改通知书》，证明内容：铭康公司2004年、2005年的股东变更登记提供虚假材料，被工商行政机关责令整改。三、郑州市工商局2011年11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内容：工商行政机关撤销铭康公司2004年、2005年的股东变更登记，恢复2001年铭康公司股东登记，铭康公司股东为孙国伟、孙元杰。四、铭康公司2004年和2005年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内容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人为铭康公司，房屋所有权属铭康公司所有。五、复印2011年4月周曦之诉铭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卷宗中的《协议书》和1850万元收据，证明内容：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滥用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权利，伪造协议书和收据，侵占铭康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六、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证明内容：《协议书》和收据加盖的铭康公司公章与工商机关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协议书》和收据属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伪造。七、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民四初字5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内容：2011年6月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滥用铭康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权利，通过伪造铭康公司文件，以诉讼的形式侵占铭康公司资产，损害原告股东利益。八、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关于孙元杰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铭康公司登记一案中铭康公司授权委托书、立案审批表、律师事务所公函、裁定书，证明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2011年4月利用实际控制铭康公司的便利，聘请同一律师宋一鸣在同一时间段既担任铭康公司的代理人，又担任周曦之诉铭康公司案件中周曦之的代理人，2011年的诉讼属于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的手段。九、登记在周曦之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复印件16份，日期是2012年6月6日。证明周曦之利用虚构的协议书和虚假诉讼得到了房产。
被告周曦之、杨春菊庭后质证认为：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工商登记档案、证据二责令整改通知书、证据三《行政处罚决定书》综合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内容有异议。2001年铭康公司注册登记时，孙元杰属于挂名股东，孙元杰的签字系孙国伟代签。2004年孙国伟与周宁勤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孙国伟一手操办该次股权变更登记时，依然代签了孙元杰的名字，属于变更登记瑕疵。但不能否认孙国伟自2004年全面退出铭康公司的事实。杨春菊、周曦之以股权受让方式成为铭康公司股东，仅在股东变更登记时存在登记瑕疵。2011年工商部门以登记瑕疵为由撤销上述两次变更登记，恢复登记前的工商公示状态，使得已经退出铭康公司的孙国伟又成为铭康公司的名义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四《土地使用权证》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所表现的土地使用权是以铭康公司名义登记，但实际权属归于周曦之所有，已生效民事判决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已经确定，且已经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根据生效判决内容，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属于铭康公司财产，而是归属于周曦之所有。3、对第五组证据《协议书》及收据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协议书》系铭康公司与周曦之签署的合法协议，法院审理过程中该《协议书》经过铭康公司认可质证并经法院确认。关于《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已由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因此，原告主张该组证据系伪造的观点不能成立，亦不是事实。涉案土地使用权由周曦之投资购买、建设及经营，因此不存在被告侵害铭康公司财产权的可能。4、对原告提供的第六组《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鉴定意见属于原告单方委托，且鉴定检材以及参照标本均为复印件，其鉴定程序违法，不具备合法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对原告提供的《民事判决书》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已被省高院生效判决确认。原告证明目的不成立。6、对原告提供的律师委托书、律所公函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受托律师根据铭康公司给周曦之出具的以“全权处理涉及周曦之实体权益相关的诉讼或举报”为内容的书面授权书，以铭康公司名义参与诉讼，具备合法授权，属于正常受托行为。且律师管理部门已就此问题做过调查，结论是不违反律师执业利害冲突规则。原告据此主张被告恶意串通不能成立。综上意见：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利益受到损害，且无证据表明被告具备侵权违法行为，因此其证据体系无法形成，不足以支撑其诉讼主张。
被告周曦之、杨春菊庭后向本院提交（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2012）郑民再初字第204号、（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判决书，以本案事实已经上述三份判决予以认定，不再另行提交证据，证据以该三份判决认定的证据、事实和结论为准。
本院经庭审质证、认证，依有效证据确认以下事实：
铭康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5日，注册资本为51万元；成立之时的股东为孙国伟和孙元杰；其中孙国伟拥有80%公司股份，孙元杰拥有20%公司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国伟，孙元杰系孙国伟的侄子。铭康物业公司于2004年7月7日申请变更，2004年8月11日将法定代表人由孙国伟变更为周宁勤，孙国伟将其个人公司股份转让给周宁勤，股东变更为周宁勤和孙元杰。此次股权变更的出资转让协议和变更登记事项上均有孙国伟的签名。铭康公司又于2005年7月15日申请变更，将孙元杰的股份转让给周曦之，周宁勤将其25%的股份转让给杨春菊，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2011年3月18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铭康公司作出郑工商经检字（2011）00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以铭康公司2004年8月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供伪造股东孙元杰的虚假“股东会议决议”、“章程修正案”，2005年7月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供了伪造股东孙元杰签名的虚假“股东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收款证明”等材料，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责令铭康公司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11年11月18日该局作出郑工商处经检（2011）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述两次变更提供伪造孙元杰签名的相关材料为由，撤销了上述两次变更登记，之后恢复了孙国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身份、孙元杰的股东身份。关于铭康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判决书认定：“申请成立公司时孙元杰的签名均由孙国伟代签”、“此次（指2004年的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均由孙国伟亲自办理”。
2011年3月4日，周曦之作为原告以周宁勤任法定代表人的铭康公司为被告，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以双方在2004年8月18日就中牟县白沙镇投资建设物流园区项目达成一致并签订书面协议书和铭康公司的收条为依据，请求法院查明该物流园区项目虽以铭康公司的名义报建、登记，但实际产权依据协议书和投资应归周曦之所有的事实，诉请铭康公司履行协议，向其返还租金并确认登记在铭康公司名下的该物流园区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归其所有。2011年6月28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判决（以下简称57号判决）。该判决书认为：周曦之与铭康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铭康公司未依据该协议履行向周曦之交付租金的义务构成违约，周曦之要求铭康公司终止履行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尽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登记在铭康公司名下，但铭康公司对上述财产的取得是基于双方的合同约定，因铭康公司违反合同的约定，周曦之有权要求铭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该判决书判决：铭康公司将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交付周曦之，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铭康公司未就该判决提起上诉。该次诉讼中争议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即是本次诉讼中原告铭康公司所诉请的“判决被告周曦之将侵占原告公司所有的中牟县白沙镇国道220线北侧沙村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返还原告公司，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中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
2012年铭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恢复为孙国伟后，铭康公司作为申请人以周曦之为被申请人就郑州中院的57号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5日作出（2012）豫法立二民申字第01857号民事裁定，指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在该案的再审程序中，铭康公司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周曦之）的诉讼请求；2、将过户至被申请人名下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退还给申请人，将产权登记恢复到原登记人申请人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3、判令被申请人将所收的房屋租金退还给申请人。其申请理由是：1、周曦之及其妻子杨春菊、女儿周宁勤系铭康公司的原非法股东，周曦之起诉铭康公司是以合法形式掩盖侵吞铭康公司巨额财产的非法目的。2、57号民事判决系周曦之父女通过伪造协议书、收据、收条，恶意串通，形成的虚假诉讼。该案周曦之是2011年4月3日立的案，而周曦之、杨春菊、周宁勤在2011年3月18日被工商部门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该三人自知他们难继续掩盖其虚伪行为，为达到侵吞申请人全部公司资产的目的，伪造协议书和壹仟伍佰多万元的虚假收据、收条，骗取郑州中院的信任，形成假案件，将申请人价值巨额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过户至周曦之名下。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1日作出（2012）郑民再初字第204号判决（以下简称204号判决）。该判决书认为：铭康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只有51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在以周曦之的资金支付了首笔200万元购地款后，截止2004年7月27日由周曦之承包经营的郑州二公司向铭康公司转款350万元之前，公司账户上显示余额仅为一千余元，而涉案物流园区的投资建设则需要巨额资金，周曦之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了其对涉案市场的征地、开发及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原审所提交的与铭康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能够互相印证，而且从2004年物流园区开建之初，孙国伟即主动将其公司股份转给周宁勤，同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国伟变更为周宁勤，在此次变更过程中又主动代替孙元杰签名的行为亦印证了该物流园区以公司名义办理手续，实由周曦之投资建设并归其所有的事实。铭康公司的再审请求，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不能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维持（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
原告铭康公司就204号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月9日作出（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判决（以下简称216号判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曦之在原一审时提交了2004年8月18日的《协议书》。原一审卷宗中装订的该《协议书》系复印件，未加盖“与原件核对无异”章。再审一审时，铭康公司对该《协议书》及周曦之提交的加盖铭康公司印章的收条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书》及收条上加盖的铭康公司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要求周曦之提交原件，并要求对该《协议书》及收条上的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周曦之称《协议书》及收条原件在原一审判决生效及执行完毕后丢失。2014年8月15日，周宁勤到庭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与孙国伟进行了对质。周宁勤称：2004年8月18日的《协议书》是其与孙国伟一起和周曦之签订的，《协议书》签订后，孙国伟还拿走了一份原件。《协议书》上铭康公司的印章是其加盖的。在原一审诉讼时，周曦之提交了《协议书》及收条原件，其对原件进行了核实，无异议。孙国伟对周宁勤的说法不予认可。
关于《协议书》中涉及的710万元投资问题。二审审理中，该院对有关事实进行了调查核实：（1）二七发展部于2004年7月26日转汇给铭康公司的160万元。该院调取了二七发展部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七路支行的账户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0日明细及相关支付凭证。从建行提交的账户明细来看，截止2003年1月1日当天，二七发展部账户余额2732．78元。截止2004年3月21日，该账户余额仅有利息的增长，余额是2757．8元。自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8月30日，二七发展部账户仅转入两笔款项——2004年4月27日转入318．7113万元，转款单位是上海美林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康公司）；2004年5月9日转入100万元，转款单位是郑州二公司。2004年7月27日，二七发展部往铭康物业公司账户转款160万元。除上述转账之外，二七发展部账户还发生过几笔取现业务，取现数额分别为3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4.9万元、12万元等。从银行提供的转账凭证来看，取现手续加盖的都是二七发展部财务专用章和孙普选的个人印鉴，没有经手人签名。转入铭康物业公司的160万元的凭证上，除加盖二七发展部财务专用章和孙普选个人印鉴外，还有经手人杨春菊签字。2014年11月11日、11月13日、11月20日，该院三次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就法院调查的情况向双方进行了说明，并听取了双方对法院调查情况的质证意见。周曦之一方认为，进入他们公司账上的钱都是之前与周曦之有经济来往，需要在中牟买地付款收回的钱。至于中间来往手续，因时间久远，现在找不到了。铭康物业公司认为二七发展部进账的318.7113万元有零有整，应该是周宁勤带到香港注册香港公司的400万元，后香港公司解散后港币兑换成人民币，转到了美林康公司账上，美林康公司又转到了二七发展部账上，所以仍是铭康物业公司的钱。为进一步查清有关事实，该院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营业部查询了2004年3月1日至2004年4月26日美林康公司的银行账户情况。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向该院寄来查询结果。查询结果显示：从美林康账户转出318.7113万元的时间是2004年3月21日。2004年3月1日至2004年4月21日，美林康公司同一账户发生交易490笔，其中转出255笔，转入235笔。转出最大款额是3月9日的800万元（转账支取），最小款额是4月20日的1.3元（交换支取）；转入最大款额是3月31日的680万元（划款），最小款额是4月15日的300元（划款）。没有刚好转入一笔318．7113万元的情况。（2）2003年11月21日存入铭康公司的200万元。周曦之提交的证据是其妻子杨春菊于2003年11月18日分四次从邮政储蓄银行取现200万元，但存入铭康物业公司200万元的时间是2003年11月21日，之间间隔3天。孙国伟称该200万元是其存入铭康物业公司的，并要求鉴定现金缴款单上的书写笔迹。周曦之认可缴款单确为孙国伟填写；（3）2004年7月27日转入铭康公司账户内的350万元。周曦之提交的证据证明系其所承包经营的郑州二公司于2004年7月27日向铭康物业公司转款350万元。铭康公司认为该款是孙国伟将解散香港公司后的375万元转入其妻子周宁勤的银行卡内，周宁勤将该款转入了郑州二公司，故申请调查周宁勤的银行卡账户收支明细。经查询周宁勤的个人银行账户情况，周宁勤名下有20多个银行账户，开户银行分另别是上海浦发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很多银行账户周宁勤已经进行了注销。现在周宁勤名下存在的账户，经查询基本都是2005年之后开办的，这与需要查询的2003年——2004年这个时间段的转账情况没有关系。唯一一个在2003年开办的工商银行账户没有注销，该账户是周宁勤在上海居住期间用来交纳水电费的，与本案也没有关系。对于郑州二公司账户上转出的350万元的款项来源，该院到郑州二公司的开户银行进行了查询，调取了郑州二公司账户明细。明细显示：自2003年6月至2004年7月27日，郑州二公司账户共计进账5笔，其中，2004年4月8日进账40万元；2004年4月20日进账130万元；2004年5月9日进账78万元；2004年7月5日进账52万元；2004年7月27日进账200万元。通过查询进账凭证显示，前4笔进账共计300万元，转款单位是郑州安通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信息公司），载明的转款用途是“工程款”。最后一笔200万元的转款单位是德盛公司，裁明的转款用途是“还款”。2014年11月11日、13日、20日，该院就有关调查情况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明时双方均发表了质证意见。对于安通信息公司转入郑州二公司的300万元，铭康物业公司予以认可。铭康物业公司陈述意见时称听说过安通信息公司，也听周曦之说过安通信息公司向周曦之借过钱。德盛公司转给郑州二公司的200万元，铭康公司称该200万是铭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国伟让德盛公司转到郑州二公司的，算是周曦之向铭康公司的借款。这种说法和转款凭证上裁明的转款用途相矛盾，且无相应证据支持，该院询问铭康公司，现在他们是否还认为该350万元和他们所称的转往香港的400万元有关系，铭康公司称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了，两者没有关系。
关于香港公司问题。铭康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2003年确实从其账户上转给德盛公司400万元，德盛公司认可收到该400万元。德盛公司出具证明称，通过朋友将该400万元转入香港，交给了周宁勤，由周宁勤用该款注册成立了“香港洲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但未提交该400万元如何转入香港的相关证据。铭康公司也称香港公司是周宁勤去香港注册。但从铭康公司提交的材料来看，公司名称是“香港洲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03年7月25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卢押道20号其康大厦8楼801室。公司股东是周曦之、杨春菊，董事也是周曦之、杨春菊，没有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金100万港币，周曦之出资51万港币，杨春菊出资49万港币。该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解散。
该院另查明：二七发展部又于2004年10月8日、2004年12月2日、2005年5月13日、2005年7月26日分四次向铭康公司共计转款230万元，加上2004年7月27日的转款160万元，二七发展部共计向铭康公司转款390万元。其中2005年7月26日二七发展部向铭康公司转款10万元，周曦之向原审法院提交的铭康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的是100万元。
2006年孙国伟、周宁勤向孙家伟借款100万元，周宁勤于2011年2月8日偿还本金及利息共计150万元。周宁勤在2014年8月15日到法院陈述情况时称该150万元是周曦之的钱。铭康公司不予认可。认为该150万元系涉案项目收取的租金，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该院认为：关于《协议书》是否真实，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问题。周曦之于2011年4月提起诉讼时，时任铭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宁勤到庭参加了诉讼，其认可《协议书》及收据上上加盖印章的真实性。现铭康物业公司认为《协议书》及收条上的印章不是用备案印章加盖，认为《协议书》及收据上所加盖的印章系周曦之和周宁勤私自刻制，周曦之和周宁勤恶意串通，以假协议图谋侵吞铭康公司的财产，申请就《协议书》及收条上加盖的印章与备案印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二审中，周宁勤亦到庭接受了询问，其认可《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也认可《协议书》及收条上加盖的铭康公司印章是其加盖的。因此，铭康公司申请对《协议书》及收条上加盖的铭康公司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没有实际意义，该院不予准许。周曦之对再审时未提交《协议书》及收条原件亦做了解释。铭康公司认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周曦之未提交原件，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协议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关于周曦之是否履行了投资义务问题。对2004年8月18日之前铭康公司向白沙镇政府支付710万元征地费，双方均无异议。这一数额与《协议书》中所载明的710万元（200万元、350万元、160万元）投资也相一致，但对该710万元的由来，双方存在不同认识。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应当认定该710万元为周曦之的投资。一是200万元问题。杨春菊于2003年11月18日从邮政储蓄账户取款200万元，孙国伟虽然称其于2003年11月21填写存款手续存入铭康物业公司账户200万元不是杨春菊取出的200万元，虽然中间有时间差，但孙国伟不能说明其存入的200万元的来源。因此，该200万元应当认定即是杨春菊2003年11月18日取出的200万元。二是350万元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该款系由周曦之承包的郑州二公司转账汇款给铭康物业公司，虽然出具的收款收据时间（出具收据的时间是2004年7月1日）早于汇款时间（汇款时间是2004年7月27日），但经过调查，可以证明该350万元来源于安通信息公司的300万元转款及德盛公司的200万元转款，和铭康物业公司，或和从铭康物业公司转出的400万元没有关系。德盛公司出具证明称该200万元是按照孙国伟的要求转入郑州二公司账户的，属于孙家兄弟共同的资金。这一陈述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也与转款凭证上裁明的转款用途“还款”相矛盾。三是160万元问题。该160万元投资系从二七发展部转到铭康物业公司，虽然孙国伟提交的证据证明二七发展部系其出面所购买，但二七发展部的印章、营业执照等手续均在周曦之手中，不排除孙国伟购买二七发展部系受周曦之委托的可能。铭康物业公司此前称二七发展部账户上的钱是孙国伟经营所得，该160万元是其经营收入，没有证据支持。因为二七发展部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截止2003年1月1日当天，二七发展部账户余额只有2732.78元。美林康公司转入二七发展部的318.7113万元，如果是孙国伟的经营所得，孙国伟应解释清楚相关情况，但孙国伟解释不清二七发展部和美林康公司进行过什么交易。其认为该318．7113万元有整有零，可能是香港公司解散后的375万元港币按照汇率转换成人民币而来，后转入二七发展部。但从查明的情况看，美林康公司的转款也和铭康公司或孙国伟没有关系，没有刚好转入美林康公司账户一笔318.7113万元款项的情况。且上海浦东分行营业部经办人解释称，依据当时国家对外汇，包括港币进行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可能发生从香港某个公司银行账户直接将港币兑换成人民币转入美林康公司上述账户内的情况。依据现有证据也不可能出现香港某家公司或某个人将相关港币款项转入周宁勤在内地开设的账户、周宁勤又将该款项转到美林康公司上述账户的情况。铭康公司对该笔转款的推断不成立。有证据证明郑州二公司往二七发展部账户上转账100万元，周曦之也就美林康公司的转账情况作了说明。比较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法院的调查情况，应当认定二七发展部转往铭康物业公司的160万元，属于周曦之的投资，不能认定是铭康公司的出资。除《协议书》中显示的710万元之外，对中牟物流园项目的其他几笔投资，除150万元的借款系周宁勤偿还的外，绝大部分均由周曦之、杨春菊予以偿还。铭康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除双方争议的投资外，在中牟物流园项目的征地和建设过程中铭康公司还有其他投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后续投资，如向白沙镇政府、孙家伟、孙孝伟等的借款，有以孙国伟、周宁勤的名义进行的，或者是孙国伟经办的，可以认为在中牟物流园项目的后续经营中，作为家族成员，大家都有不同的贡献，但不能就此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性，也不能得出铭康公司是实际投资人的结论。因此，将中牟物流园项目资产认定归周曦之所有，不仅具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也符合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该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16号终审判决后，原告铭康公司就该案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217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该案铭康公司已经申请再审，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均维持了原判决。铭康公司系对再审判决申请再审，该案依法应当裁定终结审查，铭康公司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并裁定该案终结审查。
本院还查明：原告铭康公司在本次诉讼中提交的八组证据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7号判决的再审程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程序中已经分别予以提交和提出。
另外，2016年3月16日（开庭前），原告铭康公司申请撤回第3项诉请，即“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10年之前租金收益1000万元，2010年之后至起诉之日5817.44余万元，以上共计6817.44万元”。
本院认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起的纠纷。构成该责任的基础是确实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本案原告铭康公司诉称三被告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在任铭康公司股东期间损害铭康公司利益的行为是：三被告伪造虚假协议书和收据，利用虚假诉讼，将属于铭康公司所有的中牟县白沙镇国道220线北侧白沙村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非法转移到被告周曦之名下。原告铭康公司本次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与本院对（2011）郑民四初字第57号判决进行再审时铭康公司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完全相同，而该事实和理由已经（2013）豫法民二终字第216号生效判决作出不成立的终审认定，就该审理结果原告铭康公司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业已作出终结审查的裁定，并告知铭康公司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现铭康公司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之情况下，仍以经过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诉请三被告周宁勤、周曦之、杨春菊承担损害铭康公司利益之责任，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原告郑州铭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用，将缴费凭据交我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审 判 长 欧阳梅
审 判 员 李润武
代理审判员 张海霞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