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皖08刑终208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恒，男，汉族，1978年5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初中文化，个体经营，户籍地湖北省仙桃市，租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7年8月14日在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锦龙花园顺风快递点被抓获，并临时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同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应友，安徽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审理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余恒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皖0881刑初14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余恒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后，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6年上半年以来，以成某、周某1、宋某1（均另案处理）等人为首的聋哑人盗窃犯罪集团，组织控制集团成员近30名聋哑人分散至全国各地，在商场和超市等公共场所扒窃手机，聋哑人将偷来的手机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给武汉市大智路数码港周术农（另案处理）处进行销赃，周某2收到被盗手机进行刷机或者拆装后，再通过顺丰快递寄到深圳华强北爱华市场被告人余恒处进行刷机、销售。被告人将手机销售以后将钱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周某2。被告人余恒明知手机系犯罪所得，仍代为销售并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物价部门评估，被销售的手机价格共计469406元。
2017年8月14日，桐城市公安局民警在深圳市福田区锦龙花园顺风快递点将被告人余恒抓获归案。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余恒的供述与辩解，证人周某2、张某、宋某1、梁某、周某1、王某1、陈某、卢某、王某2、权某、郜某、孙某、宋某2等人的证言，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被告人余恒的户籍证明、抓获经过、银行卡交易流水、顺风快递单等书证，辨认笔录，鉴定意见书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余恒在周某2通过顺丰快递将大量没有机主身份信息、原始购机发票和维修记录本的二手手机寄给其进行代为销售时，周某2虽然没有明确告知其手机系盗窃的赃物，但随着周某2邮寄手机数量越来越多以及寄来的高档手机数量的增多，被告人应当知道周某2让其代为销售的手机系他人犯罪所得。故应当认定被告人是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代为销售。关于数额的认定，公诉机关提供了价格认定结论书，被告人余恒转账给周某2的银行流水记录，被告人的供述及周某2的证言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帮助周某2销售数额达469406元，属情节严重。被告人余恒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被告人余恒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余恒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余恒上诉提出其不知道周某3手机来源是否合法，其仅是代为销售，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原审判决认定的手机总价格没有手机实物，鉴定价格依据不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除提出与其上诉意见相同的辩护意见外，另提出聋哑人盗窃的手机与余恒代销的手机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判认定该部分事实的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6年上半年以来，以成某、周某1、宋某1（均另案处理）等人为首的聋哑人盗窃犯罪集团，组织控制集团成员近30名聋哑人分散至全国各地，在商场和超市等公共场所扒窃手机，聋哑人将所盗的手机通过快递邮寄给武汉市大智路数码港周术农（另案处理）处进行销赃，周某2收到被盗手机后，部分被盗手机被其刷机或者拆装，在其经营的手机柜台销售，部分被盗手机被其寄到深圳华强北爱华市场上诉人余恒处进行刷机、销售。上诉人余恒先后收到周某2邮寄的被盗手机共35次，上诉人将手机代为销售后，手机款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周某2，上诉人从中收取一定的刷机、维修费用。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时出示并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余恒及其辩护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书所列相关证据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上诉人余恒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不知道周某3手机来源是否合法，其仅是代为销售，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的上诉及辩护意见，上诉人的辩护人另提出聋哑人盗窃的手机与余恒代销的手机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判认定该部分事实的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先后多次收到周某2通过快递邮寄的大批量没有机主身份信息、原始购机发票、维修记录本的二手手机时，周某2虽未明确告知手机系盗窃的赃物，但上诉人有义务要求周某2提供上述二手手机的机主信息及相关票据，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称其曾怀疑周某2邮寄的手机可能是偷来的，但其仍放任不问；周某2的证言亦能证实其收购梁某等人偷来的手机，其处理不了的国产手机，卖不掉、修不好的就让余恒代为销售。上述言辞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上诉人余恒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多次收购、代为销售二手手机，却不问二手手机的来源，不要求交易对方提供二手手机的机主信息及相关票据，明显违背常理和一般的市场交易规则；另，成某、周某1、宋某1盗窃案，周术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目前正在桐城市人民法院审理，上述两案件与本案有着直接联系，涉案的被盗手机系周某3邮寄给上诉人余恒，余恒再代为销售，虽上游犯罪事实未经正式判决，但已经查证属实，故可以认定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事实。综上，应当认定上诉人在主观上对上游犯罪是明知的，上诉人将他人盗窃所得的手机代为销售的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上诉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余恒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手机总价格没有手机实物，鉴定价格依据不足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经查，认定手机具体数量的证据仅有价格鉴定意见，但未将鉴定意见告知余恒，余恒的供述、周某2的证言关于手机品名、型号和总的手机数量不详，且每份快递单内的手机品名、型号和手机总数量无法查清，无手机实物、无扣押清单，因此，无法确定本案涉案手机具体数量和价值，原判认定上诉人余恒帮助周某2销售数额达469406元的事实认定不当，应予纠正。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此节上诉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余恒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予以接收并代为销售，且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十次以上，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属情节严重。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胡胜春
审判员 纪泽平
审判员 程 鸿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焦 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机动车、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认定“情节严重”已有规定的，审理此类案件依照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