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7民终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柯常锐，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大冶市人，住大冶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湖北东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雄，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新民，男，197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黄石市人，住黄石市铁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湖北东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彬，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谈保稳，男，195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燕，湖北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湖北同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鄂州市民信东路39号。
法定代表人：杨盛，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杨盛，男，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
原审被告：张正家，男，1953年1月3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
上诉人柯常锐、陆新民因与被上诉人谈保稳，原审被告湖北同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丰公司）、杨盛、张正家民间借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704民初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柯常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胡志雄，上诉人陆新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刘学彬，被上诉人谈保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燕，原审被告杨盛（原审被告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正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同意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柯常锐、陆新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或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谈保稳提起的诉讼请求并未明确各被告应承担的责任，一审直接判令上诉人在2000万元范围向谈保稳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超出其诉请，而且在存在多个同类型的案件情况下，将会导致上诉人实际承担的责任超出2000万元，一审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同丰公司债务应属杨盛个人债务，即使同丰公司同意对杨盛个人债务承担责任，也是在上诉人退出同丰公司股东身份后产生的，与上诉人无关，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1、谈保稳借出的款项实际交付给了杨盛指定的案外人阮崇华，并未进入同丰公司账户。在谈保稳付款期间，同丰公司账户一直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并未被冻结，故杨盛及阮崇华关于公司账户被冻结，才安排转到阮崇华个人账户的辩称没有事实依据。即便按谈保稳在一审提交的《证明》来看，阮崇华作为公司出纳最多在2011年6月15日之前存在一定的公司职务行为，那么阮崇华在2011年6月29日、7月5日收取谈保稳的两笔借款合计124.80万元均是杨盛个人借款行为，至少这两笔借款与同丰公司无关。2、涉案借款发生在2011年4月28日至7月5日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同丰公司向谈保稳出具借条，相应的借条应当是杨盛以个人名义出具的，2014年12月10日的《借款及保证还款说明》均系在上诉人退出同丰公司之后，杨盛重新成为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出具的，前述还款说明的性质不能证明同丰公司是实际的借款人并使用了借款，而上诉人已于2013年10月21日已不再是同丰公司股东，对此后形成的债务，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3、根据阮崇华个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记录显示，直至2013年底，该账户有上千万的资金流入和取现消费记录，没有一笔显示交付给了同丰公司用于项目建设，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同丰公司为本案债务人。4、本案债务形成于上诉人成为同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项目实际所有人初期，杨盛此时已不享有同丰公司及项目的权益，无需向项目及同丰公司投入资金，其陈述所借款项投入项目不符常理。且谈保稳在上诉人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从未向同丰公司主张权利。在本案诉讼中，杨盛及同丰公司亦未就通过阮崇华向谈保稳账户支付100.60万元的事实及本金和利息作任何抗辩，明显不合常理，故谈保稳与杨盛明显属于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行为，试图将杨盛的个人债务转嫁给同丰公司，以达到损害上诉人利益的目的。三、上诉人不是同丰公司股东，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2011年6月1日《股东会决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以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生效，该决议已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股权转让价款并没有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以及股东登记备案仅是便于上诉人投资开发项目的方便而进行，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具有同丰公司股东身份错误。上诉人与杨盛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实质上是项目转让，上诉人于2011年6月受让同丰公司股权以及2013年10月将股权返还给杨盛，均表明上诉人实际受让的是月河公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同丰公司原有财产及债权债务均由杨盛享有及承担，上诉人仅对月河公园项目享有所有权，后将该项目转让后取得相应的收入与同丰公司无关，上诉人对项目进行了投入，应当享有相应收入，上诉人的行为没有造成同丰公司财产的增加或减少，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没有混同，杨盛等人对同丰公司存在虚假出资的行为，是导致债务不能清偿的原因，即便谈保稳是同丰公司债权人，其债权不能清偿的责任在于杨盛，上诉人对项目处置行为与谈保稳债权不能清偿无直接因果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谈保稳辩称：一、谈保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条及汇款凭证，足以证明借款事实成立，本案当事人对阮崇华是公司出纳的事实均无异议，谈保稳按杨盛指令将借款汇入阮崇华的个人账户应当认定为公司行为，借款均是针对当时的贝特福公司而非针对杨盛个人，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债务应由同丰公司与杨盛共同偿还并无不当。二、上诉人上诉称谈保稳故意隐瞒还款100.60万元与事实不符，该款系与杨盛另外存在的一笔债权债务，与涉案债权无关，我方对一审法院将该款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持有异议，保留对此另行主张的权利。三、月河公园改造项目系同丰公司于2010年承接，应属公司资产，谈保稳亦是认为公司有此资产可以运作，才愿意向公司出借资金，柯常锐、陆新民并未对该项目投入大量资金，且将公司项目予以转让取得巨大收益，导致公司现在无财产可供执行，严重损害了谈保稳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丰公司、杨盛述称：同丰公司为承接月河公园改造项目，前期投入了很多资金，杨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谈保稳借款都是用于公司正常经营，阮崇华当时是公司出纳，借款都进入了出纳账户，故借款都是公司借款，所有的债务应由同丰公司承担，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判决。
张正家述称：谈保稳是因为我的介绍才向同丰公司出借资金，因为当时同丰公司确实存在月河公园改造项目，我们认为该项目利润巨大，所以才借钱给公司，不可能借钱给杨盛个人，谈保稳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借钱给公司，所以应当由我承担的责任，我愿意依法承担，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谈保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同丰公司、杨盛、柯常锐、陆新民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834,000.00元，利息5,703,680.00元（按年息24%计算至2016年4月30日），并判令上述被告继续按照年息24%承担上述借款自2016年5月1日起至还清时的利息；二、判令张正家在上述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鄂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同意以鄂州市贝特福置业有限公司为开发主体，对新建坊地块（樊口大桥以北，长港以西，长堤路以东）进行旧城改造项目，由公司和开发区共同向市政府争取旧城改造相关政策。
2011年4月28日、5月4日、5月18日、6月2日、6月29日、7月5日，谈保稳通过本人银行账户以及案外人洪贞平账户分别汇款123.50万元、47.50万元、86.40万、96万元、57.60万元、67.20万元至案外人阮崇华银行账户。杨盛对后两笔借款分别于2011年6月29日和7月5日向谈保稳出具金额为60万元和70万元借条，均约定月息4%，按月付息，期限6个月，张正家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
2014年12月10日，同丰公司向谈保稳出具两张借条和一份《借款及保证还款说明》，第一份借条内容为：“本公司分别于2011年4月28日和2011年5月4日向谈保稳、张正家借款人民币共计壹佰柒拾壹万元整（￥1,710,000.00元）[分别是2011年4月28日借款壹佰贰拾叁万伍仟元（￥1,235,000.00元）和2011年5月4日借款肆拾柒万伍仟元整（￥475,000.00元）]，本公司承诺按月息3%支付利息，付息方式按月支付，如没有按期支付利息则利息计入下月本金再计算。本公司承诺于2014年12月30日还本付息。原借款借据作废，以此为准”；第二份借条内容为：“本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16日和2011年6月2日共计向谈保稳、张正家借款壹佰捌拾贰万肆仟元整（￥1,824,000.00元）[分别是2011年5月18日借款捌拾陆万肆仟元（￥864,000.00元）和2011年6月2日借款玖拾陆万元（￥960,000.00元）]，本公司承诺按月息3%支付利息，付息方式按月支付，如没有按期支付利息则利息计入下月本金再计算。本公司承诺于2014年12月30日还本付息。原借款借据作废，以此为准”；《借款及保证还款说明》内容为：“因同丰公司需处理项目开发过程中前期费用和支出，于2011年6月29日向谈保稳借款60万元（其中银行汇款576,000.00元），2011年7月5日又借款70万元（其中银行汇款672,000.00元），上述借款都是汇到同丰公司出纳阮崇华的帐户上，因经办人杨盛不担任同丰公司的法人代表，因此借条上只签个人名字，没有加盖公章，但该款确实用于同丰公司的项目之中。现同丰公司及法人代表郑重承诺：上述借款继续有效，公司保证与其他借款一样，在2014年12月30日前还本付息，按月息3%计算”，上述三份条据均有同丰公司公章，杨盛作为法人代表亦在条据上签名。
案外人阮崇华通过银行账户9次汇款共计100.60万元至谈保稳银行账户，分别为2011年6月27日汇款9万元、7月18日汇款3.60万、8月2日汇款13万元，2012年6月15日汇款20万元、6月17日汇款10万元、6月30日汇款9万元、7月5日汇款10万元、7月11日汇款19万元、8月2日汇款7万元。
2011年6月1日，鄂州市贝特福置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将原来杨盛股份72%、肖勇股份28%，变更为陆新民70%、杨盛25%、柯常锐5%。同年6月8日，鄂州市贝特福置业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申请将鄂州市贝特福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盛变更为柯常锐，变更后的同丰公司股东为杨盛、陆新民、柯常锐，工商登记记载同丰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如下：陆新民出资1400万，出资比例70%；杨盛出资500万，出资比例25%；柯常锐出资100万，出资比例5%，均为货币出资，出资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
2011年6月13日，同丰公司（乙方）与鄂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甲方）签订一份《月河公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乙方进行樊口月河公园（即新建坊地块）旧城改造工程项目，进行新社区建设开发。同年6月22日，杨盛（甲方）、柯常锐（乙方）、陆新民（丙方）之间签订一份《股东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和贝特福公司原股东肖勇以股权转让方式引进乙方、丙方作为新股东……；第四条约定，月河公园项目开发的投资，经双方认可，暂定月河公园项目投资开发的资金需要人民币捌仟万元，资金全部由乙方提供，计划开支如下：付月河公司项目前期费用壹仟万元，由甲方负责使用，具体投资时间为：已付240万元，2011年6月付300万元，10月付200万元，余款在拆迁完成之时支付；第五条约定，盈余分配和亏损承担：1、三方本着先退本，后分红的原则，即在项目开发实现盈利时，三方相互协商退本额度和进度；2、退本后现金红利在保留公司基本运营资金的前提下按照股权比例分配，三方协商分红额度和进度；3、分配现金红利后的公司固定资产按照股权比例拥有所有权；4、公司亏损按三方股权比例承担。上述协议签订之前，柯常锐支付杨盛一张300万元的承兑汇票，由杨盛贴现后获取现金240万元（即协议中注明的已付240万前期费用）。
2012年5月16日，杨盛与柯常锐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由杨盛将其持有的同丰公司25%的股份转让给柯常锐，并于同年5月25日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同丰公司股东为陆新民和柯常锐。
2013年5月28日，同丰公司（甲方）与案外人鄂州紫宇置业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项目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一、甲方将鄂州市月河公园城中村改造项目整体转让给乙方；二、乙方同意以总价人民币贰仟万元受让甲方项目。协议签订后，鄂州紫宇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4日，将同丰公司的项目转让款1000万元，汇至柯常锐在工行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开发区支行（账号：62×××06）私人账户上，于同年6月27日将余下的1000万元项目转让款，汇入柯常锐在工行鄂州开发区支行私人账户上。
2013年10月21日，同丰公司再次发生股权变更，并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杨盛、刘晨为公司股东，杨盛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另查明：同丰公司目前无任何资产亦无办公场所，柯常锐、陆新民、杨盛之间的股权转让，自始至终均无现金或实物进行股权转让的对价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谈保稳对同丰公司是否享有合法债权；二、杨盛、柯常锐、陆新民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一、谈保稳对同丰公司是否享有合法债权。2014年12月10日，同丰公司向谈保稳出具的借条以及借款、还款情况说明，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上述借款均已由谈保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指定账户汇款，已实际履行交付义务，故谈保稳与同丰公司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同丰公司未偿还借款，谈保稳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依法予以支持。杨盛认为系公司借款而非个人借款，其不应承担责任的辩称理由不成立，谈保稳出借资金汇入杨盛指定账户，该账户登记在杨盛任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公司出纳阮崇华名下，而在借款发生期间，杨盛或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是公司登记股东，身份特殊，尽管同丰公司对涉案借款认可系公司借款，但因货币不是特定物，无法确认杨盛个人是否使用过涉案借款或是使用具体数额，故其应与同丰公司共同向谈保稳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对于2011年6月29日和7月5日发生的借款数额，应按实际汇款金额确定，即谈保稳实际借款本金应为478.20万元。关于利息计算的问题，谈保稳要求按年24%的标准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采信，同时按先息后本的原则，应扣减同丰公司通过阮崇华账户已偿还的100.60万元。
二、柯常锐、陆新民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首先，柯常锐、陆新民辩称其与杨盛之间名为公司股权转让，但实质为涉案月河公园改造项目的合作，其不具备公司股东身份，尽管柯常锐、陆新民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在工商部门已进行股东登记，且在此后一直以公司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益，故其认为不是公司股东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其次，柯常锐、陆新民以其与杨盛约定对公司前期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辩解，该院认为，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涉他性，柯常锐、陆新民系同丰公司股东的身份不容置疑，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约定，仅在约定人之间内部产生效力，不能对抗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故对柯常锐、陆新民的辩解依法不予采信。第三，同丰公司系经登记合法成立并具备独立人格的有限公司，其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即“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本案中，同丰公司与鄂州市紫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协议》后，鄂州市紫宇置业有限公司将项目转让款2000万元汇入柯常锐个人账户，该行为造成个人与公司财务混乱、财产混同，庭审时柯常锐、陆新民认为其收取2000万元转让款是用以支付项目运营过程中的投入，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投入费用的时间及具体金额、收取转让款后如何使用，故其抗辩理由不成立。而作为股东的陆新民在转让时应当知道公司与个人财产发生混同而未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因柯常锐、陆新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使公司人格形骸化，规避公司义务，作为本案的被告是适格的，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三人应当对同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三人处置资产所得2000万元，故其应在2000万元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同丰公司、杨盛向谈保稳借款后未履行偿还义务，是引起本案纠纷的责任方，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谈保稳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依法予以支持。柯常锐、陆新民作为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登记股东违反公司法规定及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使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造成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其行为构成对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应对同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柯常锐、陆新民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谈保稳与杨盛、同丰公司存在虚假诉讼，亦无证据证实其在涉案项目投入、处置公司资产后资金去向等事实，故其辩称理由均不予采纳。张正家在涉案2笔借款上作为担保人签名，谈保稳要求其对该2笔借款本息承担担保责任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同丰公司、杨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谈保稳偿还借款本金4,719,259.00元，利息5,786,885.00元（算至2017年5月15日止，后期利息按年息24%算至付清为止），合计10,506,144.00元；二、陆新民、柯常锐对上述借款本息在2000万元范围内向谈保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张正家对上述借款本金1,231,687.00元，利息1,504,590.00元（算至2017年5月15日止，后期利息按年息24%算至付清为止），合计2,736,277.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谈保稳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026.00元，由谈保稳负担15,026.00元，同丰公司、杨盛、柯常锐、陆新民负担70,000.00元，张正家对上述款项中的18,2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谈保稳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谈保稳提交的证据为：证据一、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拟证明鄂州贝特福公司在申请变更为同丰公司时，资料显示阮崇华仍是公司的代理人，指定或委托的有效期限自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故阮崇华至少在2011年7月31日前还在行使公司职权；证据二、柯常锐、陆新民与张正家一案中提交的上诉状。拟证明上诉人自认阮崇华是公司的出纳，处理公司的债权债务。柯常锐、陆新民质证意见：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阮崇华没有出庭作证，杨盛与阮崇华在本案中关于担任出纳的时间多次表述不一致，上诉人进行开发时，已经自行聘请了出纳和会计，单独就项目资金进行运作，阮崇华的收款付款行为仅为杨盛个人债权债务负责，不能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同丰公司、杨盛、张正家对谈保稳提交的证据均表示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谈保稳提交的证据仅表明阮崇华自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期间履行了工商登记变更的职务行为，且杨盛亦认可自柯常锐、陆新民进入公司后，就项目开发另行聘请了出纳、会计的事实，故本院对前述证据用以证明阮崇华在2011年7月31日之前仍为公司出纳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公司债务；二、柯常锐、陆新民在参与涉案改造项目期间是否具备同丰公司股东资格；三、柯常锐、陆新民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一、关于涉案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公司债务的问题。首先，谈保稳作为出借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提交了转款凭证及相关借条、还款说明等符合民间借贷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无不当，且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已就相关还款事实作出了认定，并冲抵了本息，谈保稳并未就此获得更多利益，故一审判决对本案债权数额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其次，柯常锐、陆新民认为自2011年4月与杨盛开始洽谈合作时，已另行聘请会计出纳对项目资金自行管理，故阮崇华用个人账户收取资金的行为应属个人行为，但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6月8日由杨盛变更为柯常锐，同年6月14日，阮崇华作为同丰公司代理人领取公司名称变更登记证照，结合杨盛在本案陈述及阮崇华出具的证明，应当认定阮崇华于2011年6月15日之前仍在同丰公司工作。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谈保稳基于对同丰公司开发项目的利益期待，按杨盛的指令将出借款项汇入阮崇华个人账户，其出借行为是出于对杨盛具有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这一特殊身份的信赖，而杨盛于2011年6月8日之前仍担任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同丰公司自始财务管理混乱，杨盛虽辩称所借资金用于了公司经营，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从《股东合作协议》关于前期费用1000万元由杨盛使用的约定综合分析，尚不能完全推定杨盛所借资金全部用于个人使用。谈保稳于2011年4月28日、5月4日、5月18日、6月2日合计借款353.40万元发生于杨盛担任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且前述借款原始借条已于2014年12月10日更换，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企业名义借款后将资金用于个人使用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规定并未明确可以免除公司责任，故应认定前述借款应属同丰公司自身债务，杨盛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后谈保稳于2011年6月29日、7月5日合计借款124.80万元时，杨盛已明知其不再担任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在保证及还款说明中明确表示对两笔借款不再加盖同丰公司公章，杨盛亦无法证明该借款用于了公司经营，故应当认定前述两笔借款合计124.80万元应属杨盛个人债务，但保证及还款说明系杨盛再次担任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出具，同丰公司自愿对该债务进行债务承担，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全部债务系同丰公司自身债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柯常锐、陆新民在参与涉案改造项目期间是否具备同丰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股东资格的确认需综合多方因素来评定，并不仅以当事人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为唯一依据。杨盛与柯常锐、陆新民为共同开发公司项目，对公司股权多次反复进行转让，前述转让行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转让协议虽约定以原股东收到全部转让资金之日生效，但《股东合作协议》已明确约定转让协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形式要件，并对公司变更前后的债权债务、日常管理经营等进行了约定，且从涉案多次股权转让行为均未支付对价的事实来看，相关当事人实际上均明知无需按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对价。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工商部门对股东身份的登记具有公信力，第三人可以基于对工商登记内容的信赖，对登记于工商部门的股东主张权利。柯常锐、陆新民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应视为两人行使了股东权利，故应当认定柯常锐、陆新民在参与涉案改造项目期间具有同丰公司股东资格。
三、关于柯常锐、陆新民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是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该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公司债权人如认为公司股东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该公司股东应当同时具备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要件。首先，柯常锐、陆新民于2013年10月21日已将股权全部转回给杨盛及刘晨，本案起诉时两人已不再具有同丰公司股东身份。柯常锐、陆新民主观上并无逃避同丰公司原有债务的故意，客观上，柯常锐、陆新民认可同丰公司原有资产由杨盛所有，实际上亦未处置公司原资产，两人虽处置了月河公园项目并将收益转入个人账户，但其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相关要件。其次，柯常锐在作为同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有权代表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包括收取公司款项等相关民事行为，其对外代表公司从事的相关民事行为系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应视为同丰公司的行为。柯常锐代表同丰公司转让涉案改造项目后，虽将转让款收取在自己名下账户，但同丰公司历经多次股权变更，相关股东至今尚未组织进行公司清算，故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柯常锐滥用了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导致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从而产生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柯常锐、陆新民应对同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谈保稳享有对同丰公司的合法债权，同丰公司及杨盛未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柯常锐、陆新民上诉称其不应对同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704民初95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
二、撤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704民初9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谈保稳对柯常锐、陆新民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5,026.00元，由谈保稳负担15,026.00元，同丰公司、杨盛共同负担70,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0.00元，由同丰公司、杨盛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 围
审 判 员 宋光亮
审 判 员 向红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杨帅阁
书 记 员 张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