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3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知礼。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兰。
委托代理人：张庭墛，海口市美兰区法律援助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国威，海口市美兰区法律援助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梁知礼与被上诉人孙玉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5）秀民一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詹晓黔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傅海燕、谢焕怡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玉兰和梁知礼是朋友关系，2013年7月12日，梁知礼向孙玉兰出具两张《借条》，其中：一张借款为2万元，还款期限为2013年8月12日；一张为借款4万元，还款期限为2014年7月12日。2013年8月5日，梁知礼向海南省港务公安局报案，称其被孙玉兰敲诈勒索。10月15日，海南省港务公安局作出琼港公（刑）不立字（2013）0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梁知礼提出控告孙玉兰涉嫌敲诈勒索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在2万元借款的还款时间到期后，孙玉兰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判决梁知礼向孙玉兰偿还借款2万元、梁知礼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维持原判判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梁知礼申请再审后作出裁定，驳回梁知礼的再审申请，该笔借款已经执行完毕。
另查明，梁知礼月平均工资为6400元。梁知礼与海口投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书》，约定梁知礼用其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梁知礼于2013年6月、9月向该公司支付购房首付款128740元（公积金123700元与现金5040元）。
孙玉兰在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梁知礼偿还欠款4万元；2、梁知礼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孙玉兰与梁知礼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孙玉兰提供的证据是一张《借条》，孙玉兰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其提供的证据具有证据证明力，梁知礼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应确认孙玉兰与梁知礼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合法。借款期限届满，梁知礼未偿付，现孙玉兰起诉要求归还借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梁知礼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孙玉兰偿还借款人民币4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梁知礼负担。
上诉人梁知礼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梁知礼向孙玉兰偿还借款人民币4万元”缺乏事实依据。第一，孙玉兰对于其已向梁知礼支付了借款6万元（包括本案的4万元）的描述前后矛盾，且借款来源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孙玉兰在（2013）秀民一初字第1176号案件开庭时所说的借款地点为南都酒店房间（详见该案案卷第39页），但在（2014）海中法民二终字第51号案件庭审时，其所说的借款的地点为梁知礼的车上（详见该案开庭笔录第8页）。其次，孙玉兰称借款来源于向朋友借的，但无提供相应的书面借条等文件予以证实借款真实来源。由此可见，孙玉兰所谓的借款事实是不具有客观性的。第二，孙玉兰所谓的借款事实有悖常理。孙玉兰的职业为游戏厅收银员，月均工资为3000元左右，在除去日常花销后其的实际纯收入必定不多，6万元（包括本案的4万元）对其而言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孙玉兰所谓“2012年6月底借款6万元”之前，双方认识时间仅有半年，交情并不太深，为普通朋友。同时，孙玉兰在无签订书面借条、无利息及无担保要求的情形下向梁知礼出借6万元巨额财产且借款时间为一年的行为不合理。更甚至，在梁知礼未及时还款且孙玉兰多次追讨的情况下，孙玉兰反常态地同意梁知礼在无利息及无担保之下延长一年支付6万元借款中的4万元。由此可见，孙玉兰所谓的借款事实不符合正常借贷习惯。第三，梁知礼不存在借款6万元的需求及可能性。梁知礼平均工资为6400元及公积金2600元（是孙玉兰收入的3倍），其所购买的房屋是用其的公积金及工资收入所购买的，完全没必要以购房或其他名义向其认识时间不长且收入比自己低的孙玉兰借款6万元，也无须通过报假案且冒着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予以拖欠债务。
二、孙玉兰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约定，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借款合同生效与否关键在于贷款人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梁知礼虽出具借条，但从始至终未拿到6万元借款，借款协议作为单一证据，只能证明借贷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不足以认定梁知礼己实际收到了借款。孙玉兰作为付款方，应当将款项出借给梁知礼而履行合同义务，但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己经履行付款义务。对此，孙玉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且违背了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对此，为维护梁知礼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以纠正上述错误判决。
被上诉人孙玉兰答辩称：关于梁知礼称“支付借款地址的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当时孙玉兰向朋友借到款后，与梁知礼一同乘车前往海口市府城镇的南都酒店，本案涉及的借款是孙玉兰在到达南都酒店时交给梁知礼的，孙玉兰只将一部分借给梁知礼。此前的案件中，孙玉兰在两级法院的陈述并不矛盾。在梁知礼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孙玉兰也如实陈述了借款事实。
关于梁知礼称“借款事实不符合正常借贷习惯”的问题。本案是一起有着特殊身份关系的民间借贷案件，由于双方身份关系密切，借款方式不同不足为奇。梁知礼至今还是不承认双方的真实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其不诚实的一面。本案借条的款额不大，孙玉兰个人手中也持有相应的资金可以出借给梁知礼，这样的借款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梁知礼事后补写的借条表明其对4万元借款的确认并同意承担还款义务，该借条实际上具有收条收据的作用。梁知礼所出具的借条为其本人亲笔所签并加按手印，直接证明双方之间借款事实的客观存在。
关于梁知礼称其工资高，并无借款需求的问题。梁知礼的工资高低与否、其工资高于孙玉兰收入数倍与其借款行为没有必然关系。孙玉兰因相信梁知礼借款理由而出借款项，其借款是否用于购房，并不影响双方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和真实性。梁知礼向海南省港务公安局谎报警情，理应受到相应的刑事处分，孙玉兰至今也未放弃因此追索梁知礼责任的权利。
在正常情况下，借条完全可以证明借款事实。梁知礼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清楚地知道借条的法律效力和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孙玉兰已经举出梁知礼出具的借条，完成了举证责任。梁知礼无证据证明借款实际不存在或出具借条时存在威逼、胁迫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梁知礼只是提出其与孙玉兰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的抗辩，既未提供相应证据印证其主张，也一直未能提供其还款的证据，其抗辩的理由缺乏合理性，不足以对抗孙玉兰所提出的事实和主张。原审法院确认孙玉兰提供的借条之证据效力，依法判决梁知礼向孙玉兰偿还借款是非常正确的。
综上所述，梁知礼的上诉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3年7月12日，梁知礼向孙玉兰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本人梁知礼向孙玉兰借人民币肆万元整，借款期限为365天（即2013年7月12日至2014年7月12日）；本人在此承诺一定按时归还，若没有按期归还，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将由借款人承担；本借条自借款人签名并按手印之日起生效。梁知礼在《借条》“借款人”落款处签名按手印。
本院认为：双方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梁知礼、孙玉兰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梁知礼向孙玉兰出具借条，确认向孙玉兰借款4万元，出具借条之日即为借款期限起算之日，由此可以推定梁知礼在出具借条时已经收到孙玉兰交付的款项。梁知礼并未举证证明出具借条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该借条真实有效。借条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确认，本身就是证据。梁知礼否认该证据的证明力，需提供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以动摇或降低该证据的证明力，唯有在此情形下，孙玉兰才有进一步举证的义务。而梁知礼仅仅单纯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既未提供反驳证据，也未对自己出具借条承认债务的行为进行合理解释。故梁知礼的主张不成立，借条具有充分证明力。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梁知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晓黔
审判员 傅海燕
审判员 谢焕怡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贺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