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12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宝通（PEHBAWTHONG），男，新加坡国籍，现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代理人罗福林，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金，男，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代理人余清凉、谢朝燕，福建银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月娘（ONGGUATNEO），女，新加坡国籍。
原审第三人彭宝誉（PEEPOHGER），男，新加坡国籍。
上列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邹荣标，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宝通因与被上诉人张建金、原审第三人王月娘、彭宝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4）翔民初字第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宝通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彭宝通与张建金于2010年12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张建金赔偿彭宝通经济损失100000元。
王月娘、彭宝誉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彭宝通与张建金于2010年12月4日签订的关于共同开发第三人拥有承包经营权的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沙美村的果林地的《合作协议书》无效；2、责令张建金立即停止其在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沙美村的果林地的经营行为。
原审判决查明，1994年10月21日，彭文服（乙方）与同安县新店镇沙美村经济合作社（甲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经三委会及村民小组代表研究并报镇政府同意，决定将村后大埔剑麻地、狮山发包给乙方开发种植果树。后大埔剑麻地面积49亩扣除不可开发4亩，实际45亩，狮山22亩扣除不可开发1.5亩，实际20.5亩……范围四至：后大埔：东至水沟，西至石崛下，南至圣迹沟，北至彭明安开发地。狮山：东至石头下，西至第5村民小组田地，南至过深坑沟，北至福赐石崛水沟。”合同约定承包期为五十年，同时约定：“在承包期内，乙方享有受益继承权，若要转让应经甲方同意方可转让，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1994年10月26日，上述《山地承包合同》经同安县公证处以（94）同证内经字第158号《公证书》公证。2007年5月14日，彭文服经厦门市公证处公证出具《委托书》一份，以彭宝通为受托人，委托以下事项：“本委托人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于同安县公证处公证（详见：94同证内经字第158号和第159号《公证书》）。承包坐落于厦门市翔安区厝地仔旱地和后大埔剑麻地等二块山地。因本人年迈无法照顾，特全权委托受托人代理如下事宜：1、代表本人经营管理上述地块，负责生产、种植、销售相关产品。2、代表本人与村及相邻关系当事人就上述地块的所有经营管理中发生的事宜协商解决；代表本人与发包方协商解决就上述合同履行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3、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如遇纠纷，受托人有为一切诉讼行为的权利，并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接受调解，提起反诉、上诉，申请再审，申请强制执行，领取接受诉讼标的。可以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至上述《山地承包合同》期限届满时止。”2010年12月4日，彭宝通与张建金在见证人彭某福的见证下协商一致，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彭宝通，下同）拥有开发位于翔安区新店沙美村厝地一处22亩的果林承包地。乙方（张建金，下同）愿以现金投入并和甲方共同发展及经营该地段。一、种植15000棵高经济效益的木瓜树。二、甲方将所拥有的22亩果林地投入到发展木瓜树的项目上并占用利益的50%。三、乙方投入不少于人民币20万元为种植木瓜树及前期改良土壤等工程，工程如下：1、种植约15000棵高经济效益的优良品种的木瓜树，每亩种植约1000棵，种植的排列为70㎝×80㎝。2、勘探在有水源的地方开凿一口百米深水井，建蓄水池，深挖植被，改良土壤，并埋设水管，以利灌溉，使木瓜果树健康成长。3、在经济允许下，建立篱笆围网。四、从乙方投入资金种植木瓜树，到木瓜树正常开花结果。该前期投资由乙方全付，甲方可享有与乙方共享销售果实的50%利润。此后，所有的经营及销售甲、乙双方各占一半。五、在签订合作协议书后，乙方应配合将甲方原有被彭春侨夫妇占用的猪舍及鱼池追讨回来。”后张建金于2014年初对讼争地块进行开发种植。2014年2月28日，彭宝通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其陈述：“前不久上述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沙美村狮山的承包地遭到他人的破坏，为可能发生的诉讼保全证据需要，特申请对上述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沙美村狮山的承包地现状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同日，厦门市公证处对上述土地现状进行了拍照及录像。
原审判决另查明，彭文服于2008年10月24日在新加坡病故。1995年5月9日，彭文服签署一份公证遗嘱，将其遗产平均分配给彭文服的妻子王月娘、儿子彭宝通和彭宝誉。彭宝通及王月娘、彭宝誉确认彭文服的遗产份额至今未分割。
原审判决又查明，经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沙美居民委员会、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沙美居民委员会第五居民小组、彭宝通申请，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2年8月31日出具（2012）翔调确字第7号《确认决定书》，确认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沙美居民委员会第五居民小组与彭宝通因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于2012年8月26日经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协议第一条载明：“沙美五组同意双方于1994年10月21日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承包方彭文服的权利义务变更由彭宝通继承，彭宝通承诺已办妥合法继承手续。”
经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24日到讼争承包地现场勘验，讼争山地上已经经过开发，部分种植了木瓜树幼苗。
庭审中，张建金申请证人彭某福、彭某叁、张某某出庭作证。证人彭某福证言：“证人彭某福与原被告双方均系朋友关系。我是原被告签订协议的见证人，签协议的时候我在现场。协议是双方都同意了才签的。我记不清他们是不是同时签的。我只签了一份，签完后给了被告。我有转交一份协议书给原告，那份我没有签字，被告也没有签字。”证人彭某叁证言：“证人彭某叁与原被告都是朋友关系。原被告是合伙关系，原告2013年的时候有跟我说要赔偿被告几万元，因为他不想合作了，说别人要来买地。原告有让我给被告传话让被告退出合伙，传了三四次，2012年、2013年都有找过被告。”证人张某某的证言：“证人与原告不认识，与被告是同村的。2012、2013年原告有叫一个叫李阳波的来找我，叫我找被告说李阳波要承包那块地，让被告把地让给李阳波承包。李阳波跟我也是朋友。李阳波说他找原告谈过，原告说还要找被告谈，所以他来找我。2012年、2013年的时候李阳波都有来找过我。李阳波是镇里负责招商引资的。”对于证人彭某福的证言，彭宝通和张建金均确认彭某福是签订合同的见证人，原审法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对于证人彭某叁的证言，彭宝通虽称其让证人转告给张建金两三万元系其他事情的纠纷，但其确认有让证人转告张建金退出合伙，故原审法院对证人彭某叁的证言予以采信。对于证人张某某的证言，因其陈述均是案外人李阳波让其转告张建金的，该证据系传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与彭宝通存在关联性，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彭宝通与张建金于2010年12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二、张建金是否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原审法院对此分析认定如下：
一、彭文服与沙美村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彭文服具有合同约定地块的承包经营权。2007年5月14日，彭文服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彭宝通代理其对上述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并明确约定了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至上述《山地承包合同》期限届满时止，上述《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五十年，故彭宝通自2007年5月14日起基于彭文服的委托具有承包地的经营管理权。彭文服于2008年10月24日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彭文服的继承人可以依法继承土地承包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1）代理人不知道被代理人死亡的；（2）被代理人的继承人均予承认的；（3）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约定到代理事项完成时代理权终止的；（4）在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进行、而在被代理人死亡后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完成的。”彭文服签订的《委托书》中已经载明委托期限，故彭宝通在委托期限内仍有代理权。此外，根据王月娘、彭宝誉的陈述，彭文服的遗产没有进行分割，且其二人长期生活在新加坡，并未对讼争地块进行过经营管理，彭宝通本人也是彭文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其与张建金签订合作协议时亦是为了继承人的利益对讼争地块进行开发，其代理行为应属有效代理。故彭宝通与张建金签订《合作协议书》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构成个人合伙关系，基于承包经营权产生的收益应由彭文服的合法继承人共同继承。
二、对于彭宝通主张张建金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诉求，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张建金种植木瓜的时间限制，根据证人彭某叁的证言，彭宝通在2012年、2013年均有转告让张建金退出合伙的意思表示，且彭宝通也确认其有与其他公司洽谈转让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故原审法院确认彭宝通期间确有与张建金协商解除合伙协议的行为，故彭宝通陈述张建金存在长期不开发的根本违约行为不予采信。对于彭宝通诉称张建金对讼争山地进行破坏的行为，其自行陈述讼争22亩土地2009年被其堂哥破坏，地上只有杂草没有其他东西，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开发方式需要：“深挖植被，改良土壤”，可见张建金对讼争地块土壤进行推挖并未超出双方的约定。彭宝通认为张建金将原有的水管进行了破坏，但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张建金需要投入的前期工程包括“埋设水管”，可见讼争地块上原有的水管并不可用，且埋设水管的工程系张建金前期需投入的工程，若其破坏了原有的水管，将加重其自身的合同义务，亦不符合常理，故原审法院对彭宝通诉称张建金对讼争土地进行了破坏的违约行为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张建金并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且根据原审法院到讼争地块的现场勘验，张建金已经在讼争地块上部分种植了木瓜树苗，实际已有履行合同义务，彭宝通要求解除双方于2010年12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诉求并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张建金依照合同对于讼争承包地的开发亦不存在破坏行为，彭宝通诉求张建金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求亦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彭宝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王月娘、彭宝誉的诉讼请求。本案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彭宝通负担，第三人独立请求之诉部分案件受理费2300元，因并案审理，减半收取为1150元，由王月娘、彭宝誉负担。
宣判后，彭宝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彭宝通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一、原审以《合作协议书》未约定张建金种植木瓜的时间为由认定其不构成根本违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合作协议书》约定张建金应至少投入20万元，虽没有对其投资20万元的时间作出明确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或者根据债务性质、交易习惯等确定履行期限。张建金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后两年多没有对土地进行任何投入，荒废土地达两年多，仅在彭宝通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后匆忙插上了一些木瓜苗，而且其明知胡乱插上的这些木瓜苗是不可能成活的。因此，张建金根本违约的事实明显。2、彭宝通并未在2012年、2013年让他人转告张建金要求其退出合伙，原审采纳张建金的朋友彭垂三的证言认定彭宝通曾于2012年、2013年让他人转告张建金要求其退出合伙与事实不符。原审轻信彭垂三的证言，将张建金荒废案涉土地的行为认定为系彭宝通要求其不投资是错误的。彭垂三的证言实际上证实了《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张建金多年未对案涉土地进行任何开发利用并荒废土地的事实。二、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合伙的本质是合伙人之间的人身信任，本案彭宝通与张建金已无法继续合作，且张建金在一审起诉之前均没有对案涉土地有丝毫投资，原审判决驳回彭宝通解除合作协议的诉求，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合伙关系的本质是合伙人之间相互信赖的人身关系，合伙也是基于这种信赖而产生的行为，它不单纯是一种资金的联合，而是有着很强的人合性。彭宝通与张建金已无法继续进行合作，即使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也应当予以解除，更何况张建金在一审起诉之前根本没有对案涉的土地进行分毫的投入。2、彭宝通向原审提交的公证书以及张建金的陈述充分证明，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后两年多，张建金始终没有对案涉地块进行分毫投入。张建金在知道彭宝通起诉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书》之后，才匆忙在案涉土地上胡乱的插上一些根本不能成活的木瓜苗，纯粹是为了应诉而采取的行为。张建金为了应诉，没有对土地进行整理，没有在土地上起垄和预留排水沟就在案涉土地上随意插上一些木瓜苗，这样仓促应诉而插上去的木瓜苗根本就不会成活，纯粹是一种浪费。3、原审以现场勘验发现有新种植的木瓜苗为由，认为张建金已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张建金在本案一审诉讼前曾使用挖掘机对案涉土地进行破坏的事实清楚，有彭宝通提供的经过公证的案涉土地被破坏的现场照片为证。原审罔顾事实，置经公证的证据于不顾，以彭宝通庭审时陈述2009年彭炳显曾对案涉土地进行过破坏为由（2009年彭炳显对案涉地块的破坏已经由彭宝通修复），并以张建金破坏土地将加重其自身合同义务不符合常理为由，完全否认张建金破坏案涉土地的事实，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张建金在《合作协议书》签订后两年多都没有对案涉土地进行分毫的投入，并在彭宝通起诉前对案涉土地进行破坏，原审对此完全未予认定并驳回彭宝通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彭宝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建金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是典型的个人合伙关系。根据彭文服于2007年5月14日出具的《委托书》，彭文服全权委托彭宝通代理其对本案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并明确约定了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至《山地承包合同》期限届满时止。可见彭宝通在与张建金签订合作协议时有对涉案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的权利，即有权与张建金签订合作协议书。同时，双方约定共同经营、共同发展涉案果林地，正是为了实现对本案承包地的经营开发，也是为了所有继承人的利益。所以，原审认定《合作协议书》为有效合同是正确的。其次，原审判决驳回彭宝通、王月娘和彭宝誉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1、张建金不存在违约行为，恰恰相反，其已依约投入并实际履行合作协议书。张建金于2014年初才对本案地块进行实际的开发种植是有原因的，且责任在彭宝通。因双方合作协议未约定具体的开发时间，在合伙过程中，彭宝通一再阻止张建金投入开发，说要再招商引资，且说法一再变化，致使张建金一直无法投入开发。原审出庭作证的证人彭某叁的证言可以证实，彭宝通在2012年、2013年均有转告让张建金退出合伙的意思表示。同时，彭宝通在原审中也承认在合伙过程中，其确有与其他公司洽谈转让涉案果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所以，张建金至2014年初才进行实际开发没有违反约定，更不应归责于张建金。2、因涉案果林地系荒杂地，地上荆棘杂草丛生，需要先对荒杂地进行清理、改良土壤才能进行种植。张建金依协议约定，雇请工人、挖掘机等对土地进行平整、改良，挖水井、铺设浇灌设施、种植木瓜苗等，是依约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彭宝通所谓的对讼争山地进行破坏的行为，更不是为了应诉而抢种的行为。二、彭宝通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1、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未就解除事由作约定，本案也未出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故本案的合作协议书不能解除。正如彭宝通所说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合伙关系的本质不单纯是物的联合，还有很强的人合性。张建金之所以会与彭宝通签订合作协议书，是基于诚实守信、互相信任且就合伙事宜作出成熟慎重的协商后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建金也依约定投入开发建设。随意解除该协议，是对法律权威的挑衅，也是对个人信用的误曲，更是对张建金合法权益的侵害，故本案合作协议书不能解除。2、彭宝通主张要求张建金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不应予以支持。张建金依约对果林地进行清理、改良土壤的行为是履行合作协议的行为，而不是破坏行为，更不是阻止彭宝通经营该果林地的行为。所以彭宝通主张10万元损失赔偿既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更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原审第三人王月娘、彭宝誉共同陈述称，其二人的意见与彭宝通的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彭宝通与王月娘、彭宝誉认为原审法院现场勘验与事实不符、木瓜树幼苗是彭宝通起诉后才匆忙种植且已死亡以及彭某叁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对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彭宝通与张建金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对于双方在二审中的主要争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张建金是否根本违约的问题。彭宝通与张建金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由张建金投入不少于20万元用于种植木瓜树及前期改良土壤等工程，包括深挖植被、改良土壤、埋设水管等，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资金投入及开发经营的具体期限。综合证人彭某叁的证言以及彭宝通在原审庭审中关于有跟彭某叁说过要张建金退出合伙的事的陈述，在彭宝通未举证证明其曾催告张建金及时投资开发经营讼争地块的情况下，彭宝通主张张建金长期未投资开发并荒废土地构成根本违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彭宝通未举证证明彭某叁与张建金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结合彭宝通的庭审陈述采信彭某叁出庭作证时所作的证言，并无不当。其次，彭宝通上诉主张张建金用挖掘机破坏讼争土地，而张建金则辩称其系为改良土壤而清理土表。因张建金依约有权进行土壤改良工作，彭宝通在原审中举示的公证书及照片等证据并不足以直接证明张建金的行为系破坏土地的行为。彭宝通主张张建金破坏讼争土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彭宝通上诉主张称其与张建金已无法继续合同故应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彭宝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德琨
代理审判员 章 毅
代理审判员 黄南清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兴胜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