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市。
法定代表人：张少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代理人：柯伟龙，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海亮，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少辉，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孔晓倩，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阳凡，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国良，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代理人：贾海涛，山西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卓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市。
法定代表人：智健。
委托代理人：柯伟龙，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淹博，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晟公司）、张少辉因与被上诉人袁国良、原审第三人广州卓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硕公司）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服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3）穗从法民二初字第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宏晟公司于2007年7月9日成立，注册资金1018万元，全部由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010年11月，张少辉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收购了该公司全部股权，并于2010年12月20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宏晟公司成为由张少辉个人出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12月20日和2011年1月16日，智健两次代筹备中的高管持股公司即卓硕公司（当时卓硕公司为暂定名，没有办理好营业执照）与张少辉签订《股权激励协议》，该协议书约定：基于宏晟公司国有股权改制退出，张少辉作为受让方收购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份，卓硕公司为目标公司及属下“广州奥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高管持股公司；为了激励以卓硕公司为代表的目标公司及属下奥鑫公司的营业管理层的积极性，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甲方承诺将其受让的目标公司4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98.82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卓硕公司。转让价格按照竞标成交价格1339万元的相应比例支付，即656.11万元；张少辉负责在卓硕公司正式完成工商注册后30日内将目标公司49%股权转让卓硕公司，并负责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2011年2月15日，张少辉与袁国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少辉将其持有的“宏晟公司”8.39%的股份转让给袁国良；转让价款为371.6万元；张少辉应在袁国良支付转让款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协议第六条（二）乙方权利第4点约定：乙方在2011年3月15日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71.2万元将购买甲方的股权增加至10%，并修改公司章程予以法律确认。上述协议签订后，袁国良已支付了转让款371.6万元。签订该转让协议时，“宏晟公司”为张少辉一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张少辉没有将该协议交由“宏晟公司”备案，公司未将袁国良加入公司股东名册，亦未为袁国良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2011年3月10日，卓硕公司成立。2011年3月16日，张少辉又与卓硕公司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张少辉将所持有宏晟公司的49%股权转让给卓硕公司，转让金额为656.11万元；自工商变更后三日内支付转让款；从该合同签订之日起，张少辉与卓硕公司成为宏晟公司的股东，重新修订公司章程，并依法按照投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等。
2011年4月22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从化分局重新核发了“宏晟公司”营业执照。现“宏晟公司”股东为张少辉与卓硕公司，其中张少辉出资519.1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广州卓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资498.82万元，占注册资本�49%。
另查明：因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诉深圳市中航夜视技术有限公司、张少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0日作出（2010）深南法民二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深圳市中航夜视技术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返还借款3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自2009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深圳市中航夜视技术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支付律师服务费5万元；三、张少辉对深圳市中航夜视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深圳市中航夜视技术有限公司追偿。”该判决生效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深南法执字第1053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张少辉名下持有的宏晟公司51%的股权，并于2012年5月28日通过广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从化分局对张少辉名下拥有的“宏晟公司”的51%股权进行锁定。
2012年8月22日，袁国良向原审法院起诉宏晟公司及张少辉、卓硕公司，要求确认袁国良股东资格及持有宏晟公司8.39%的股份，并将该8.39%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他第三人协助办理。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穗从法民二初字第67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为：“现张少辉在宏晟公司所持有的51%的股权，已全部被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查封，袁国良作为该执行案的案外人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1）深南法执字第1053号执行案中的执行标的物提出权属争议，应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对袁国良的起诉应予驳回。”其后，袁国�对（2010）深南法民二初字第469号案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该法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深南法执外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张少辉持有的广州宏晟光电科技公司8.39%的股权的执行。”，并于2014年1月13日对该8.39%的股权解封。
2013年11月13日，袁国良又向原审法院提起此次民事诉讼。
以上事实有袁国良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12月20日《关于对经营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协议书》、（2012）穗从法民二初字第674号和67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3）深南法执外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张少辉提交的：2011年1月16日和2010年12月20日《关于对经营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协议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公司变更（备案）记录》、《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第四次股东董事会决定》；宏晟公司及卓硕公司提交的：2011年1月16日《关于对经营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协议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公司变更（备案）记录》、《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广州卓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第2次股东会会议纪要》、宏晟公司公司章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予以证实。
被上诉人袁国良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袁国良的股东资格及持有宏晟公司8.39%的股份；2.宏晟公司将袁国良持有的8.39%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他第三人协助办理；3.本案诉讼费由宏晟公司承担。庭审后，袁国良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袁国良持有宏晟公司8.39%的股份；2.宏晟公司将袁国良持有的8.39%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他第三人协助办理；3.本案诉讼费由宏晟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一）袁国良与张少辉之间转让股权有无侵犯卓硕公司的优先购买权。该焦点又包括以下几个问题：1.股东对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是指现任公司股东，还是转让时（即袁国良与张少辉于2011年2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公司的股东；2.袁国良与张少辉于2011年2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卓硕公司是否是宏晟公司的股东；（二）张少辉是否可以与袁国良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对于焦点一，股东对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是指股东对外转让其股权时，其他股东享有的以同等条件优先于第三人购买该股权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根据该规定，袁国良与张少辉转让股权时有无侵犯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指其转让时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非现任股东。因此，袁国良与张少辉转让股权是否侵犯了卓硕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取决于双方转让股权时（即2011年2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卓硕公司是否是宏晟公司的股东。
对于上述问题，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标准为是否出资、�得出资证明书并在股东名册中加以记载，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本案中，智健代表未成立的卓硕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20日和1月16日与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张少辉49%的股权，卓硕公司于2011年3月10日成立后参与公司管理，并于2011年4月1日支付转让款。而袁国良与张少辉于2011年2月15日签订合同转让张少辉8.39%的股权，并在签订合同前已支付完毕转让款371.6万元。可见，虽然卓硕公司与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前，但袁国良与张少辉转让股权时，由于卓硕公司尚未成立，没有以公司名义参与公司管理，且没有支付出资款以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中，并且，在2011年3月16日，卓硕公司与张少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时，合同第三条写明：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张少辉与卓硕公司成为宏晟公司的股东，承认重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并依法按照投资比例�有股东权益。故袁国良与张少辉转让股权时，卓硕公司尚未成为宏晟公司的股东。虽然卓硕公司与张少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在袁国良之前，但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是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并不能等同于受让方即具备股东资格，并在卓硕公司成立后，其股东资格亦不能溯及既往至合同签订时。故宏晟公司及张少辉、卓硕公司认为袁国良侵犯了卓硕公司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抗辩理由，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于焦点二，宏晟公司及卓硕公司认为根据袁国良与张少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合同约定期限内，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可以解除合同。应指因客观原因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否则，若因任何一方的主观原因不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即赋予其解除合同的权利，则致使合同中约�的各项权利义务形同虚设，导致合同对双方均无实质约束力。由于本案不属于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情形，故张少辉主张解除合同条件不成就。此外，宏晟公司及张少辉、卓硕公司认为袁国良与张少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袁国良应在2011年3月15日前向张少辉一次性支付71.2万元，将购买股权增加至10%。据此认为袁国良未按照约定时间支付完毕转让款，认为张少辉可以与袁国良解除合同。袁国良则认为双方转让股权为8.39%，是否将股权增加至10%袁国良具有选择权。原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转让股权为8.39%，价格为371.6万元，并约定了支付时间等。双方在合同第六条（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中约定“乙方在2011年3月15日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71.2万元将购买甲方的股权增加至10%”，双方将该条款约定在乙方（即袁国良）权利部�而未约定在义务部分，应认定属于袁国良的权利，即袁国良具有将股权增加至10%的相关权利，而非义务。宏晟公司及张少辉、卓硕公司据此认为张少辉可以与袁国良解除合同的抗辩理由，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袁国良与张少辉于2011年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切实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袁国良已完成了出资义务，故袁国良要求确认其享有宏晟公司8.39%的股份，并要求宏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8.39%的股份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2014年1月2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登记在张少辉名下的宏晟公司51%股权之中的8.39%的股权归袁国良所有；二、宏晟公司及张少辉、卓硕公司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袁国良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审案件受理费18364元，由张少辉负担。
判后，上诉人宏晟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遗漏且错误归纳案件焦点，对本案张少辉向袁国良转让股权是否“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之法律强制性定未充分审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袁国良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未能取得卓硕公司的同意，且卓硕公司已经启用了七十二条的“强制购买”条款，法院不应支持袁国良的诉讼请求。1.宏晟公司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实质有三：（1）卓硕公司善意取得的股权是否优先于袁国良与张少辉转让股权的合同债权？（2）袁国良现要求变更股东取得股权是否需要卓硕公司的同意？有无侵犯卓硕公司的优先购买权？（3）张少辉是否可以解除与袁国良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第（1）项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原审判决中却鲜有陈述，严重影响了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2.卓硕公司基于善意取得的股权，应当享有完整的权利，优先于袁国良与张少辉转让股权的合同债权，有权行使公司法七十二条规定的股权转让反对权、强制购买权及优先购买权。理由有：（1）原审判决混淆了股权和合同债权的内容。公司法七十二条保护的是取得的股东权利，保护的时点是“转让股权时”而不是“关于转让股权的协议签订时”，而不论袁国良与张少辉“转让股权的协议”签订于卓硕公司取得股权之前还是之后。“转让股权”是权利转移的过程（主要包括转让�据的产生（如签订转让合同、发生继承等）、登记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登记），只要转让股权没有完成，就应当尊重现有善意股东的合法权利；（2）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特别是其中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即便是有出资事实，但也只能享有与名义股东之间基于合同获得的“投资权益”而不是直接获得“股权”。该款规定中的“其他股东”当属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时记载在册的股东而不可能是实际出资人出资时的其他股东。（3）原审法院的判决无异于赋予了合同债权对抗在先登记股权的效力，对我国目前的股权安全和交易制度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也必然会架空公司法诸多规定如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因为只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无需登记和公示，就可以无视往后其他新入股东的重要权利；只要在签订隐名出资协议的同时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就不必理会公司股权如何转让而随时可以要求取得股权。显然这违背了我国民法的诚实信用和公司法的诚实守信原则。（二）原审法院关于七十二条的优先购买权只适用于转让股权合同签订时的股东（第10页），属对法律的任意解释，应予以纠正，既否定了经登记股权的对抗效力，也部分否定了股权的权利内容，还违背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立法特点。1.股权属独立的民事权利，“记载于股东名册”始为股权设立，“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属股权对外宣示享有对抗第三人效力。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权“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即便是已经取得股权，如果未经过登记的公示程序，则不能对抗第三人，何况在本案中袁国良仅享有合同的权利义务，股权都未取得，怎能据此限制卓硕公司的股东权利原审判决任意解释公司法七十二条，主观缩小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2.卓硕公司在取得股权之时并不知道张少辉同时将股权卖给袁国良，仅基于股权公示进行判断，属善意取得。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公司法七十二条正是为了保护这种人合股权的稳定而制定，原审判决却显得背道而驰。（三）原审法院错误理解了袁国良与张少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性质，将“协议的有效性”等同于“协议的应当履行”，故而在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三条时存在错误。1.原审判决认为袁国良已经完成了出资义务，故支持其享有宏晟公司8．39%的股份，忽视了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关于转让股权本身“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规定”的约束。2.应该说，袁国良的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但不等于能够履行。未依照公司法七十二条规定经其他过半数同意的，不影响转让股权协议的效力，但影响转让股权的完成，因此无法履行，但可以通过解除或协商终止等其他方式进行救济，袁国良甚至有权追究张少辉过错造成的损害赔偿。（四）原审法院对于袁国良与张少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二）约定的“乙方在2011年3月15日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71．2万元将购买甲方的股权增加至10%”的理解是失当的。1.这既是袁国良的权利也是其义务。2.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从条款本身的表达内容出发，而不应从其放置的位置进行判断；该约定有明确的付款期限、价款和标的，并没有约定袁国良具有“选择权”，且，关于修改章程的约定也仅该款有涉及，可以推知，袁国良与张少辉包含原8．39%的股权在内的�程修改是约定在增加后进行的，属于袁国良当尽未尽的义务内容。故而张少辉有权依据该约定解除协议。宏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3）穗从法民初字第95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袁国良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袁国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张少辉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袁国良在与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明确知晓张少辉将宏晟公司的49%股权转让给卓硕公司的事实，明确知晓可能因卓硕公司不同意而无法办理宏晟公司股权转让登记手续
--
原审判决对该重要事实未作任何提及和论述，遗漏了案件重要事实。2010年12月20日，张少辉与卓硕公司签订了《关于对经营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激励协议》），约定张少辉将所持有的宏晟公司的49%股权以656．1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卓硕公司。2010年12月21日，该《股权激励协�》经《宏晟公司2010年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张少辉在原审时已提交该证据，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袁国良作为宏晟公司董事亦在该董事会决议中签名。该董事会决议证明，袁国良在与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已明确知晓卓硕公司持有宏晟公司49%股权，明白可能因卓硕公司不同意或主张优先购买权而无法办理宏晟公司股权转让登记手续。然而，原审法院却对该董事会决议未加丝毫提及和论述，显然遗漏了本案的重要事实，最终导致错误判决。（二）张少辉与袁国良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已成就，任何一方可以根据约定解除该协议
--
原审法院认定“张少辉基于主观原因导致无法办理涉案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并认为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如上所述，袁国良已经知晓张少辉将宏晟公司的49%股权转让给卓硕公司的事实，明确知晓可能因卓硕公司不同意而无法办理宏晟公司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因此，张少辉与袁国良双方特别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中明确约定：“合同约定期限内（即支付转让款之日起的三个月内），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广州卓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第2次股东会会议纪要》和《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可知，由于卓硕公司不同意涉案股权对外转给袁国良、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原因，导致无法办理涉案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也就是说，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出现，任何一方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是第三方卓硕公司不同意涉案股权对外转给袁国良、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该原因属于张少辉和袁国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预料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且张少辉或袁国良都无法通过自身的主观意识去改变，显然，原审法院认定“张少辉基于主观原因导致无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并认为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退一步说，即使《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未成就，卓硕公司作为已经取得宏晟公司49%股权（且属善意取得）并登记的股东，其对涉案股权的对外转让享有优先购买权
--
原审判决认定张少辉与袁国良转让股权未侵犯卓硕公司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卓硕公司先于袁国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亦先于袁国良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享有股东权利在先，属善意取得股权。由于袁国良尚未登记为宏晟公司股东，故不论张少辉与袁国良何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均不得侵犯现有股东卓硕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法规定的优先购买权意在维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维持公司的现有组织形式，此处“维护”、“维持”的应当是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时的公司股东形式及组织形式，而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公司股东形式及组织形式。因此，袁国良是否侵犯了卓硕公司的优先购买权，不能以张少辉与袁国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卓硕公司是否属于宏晟公司股东作为判断依据，而应当以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时，张少辉是否已经通知卓硕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以及卓硕公司是否放弃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为准。原审判决以张少辉与袁国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卓硕公司不是宏晟公司股东，即认定未侵犯卓硕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广州卓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第2次股东会会议纪要》和《广州�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卓硕公司已经主张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而且，卓硕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也明确同意按照同等条件购买涉案股权。故即使张少辉不予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涉案股权亦应优先转让给卓硕公司。2.即便袁国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卓硕公司尚未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但卓硕公司的股东资格仍得以对抗作为非善意第三人的袁国良。卓硕公司受让宏晟公司49%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于2011年4月1日，但是，即便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智健先生作为卓硕公司的发起人一直代为参与宏晟公司管理，且卓硕公司在2011年3月10日成立后即以自己名义参与宏晟公司管理。因此，卓硕公司在《股权激励协议》后已经拥有宏晟公司股东资格，只是尚未办理工商登记。根据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合同与股权登记是不同的法律行为，股权转让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是基于保护非通过工商登记途径无法得知公司实际股东情况的善意第三人。但袁国良在与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经明确知晓卓硕公司持有宏晟公司49%股权，袁国良不属于公司法第33条所规定的善意第三人范畴，卓硕公司持有宏晟公司49%股权得以对抗作为非善意第三人的袁国良，卓硕公司依法享有对涉案股权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四）由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已经无法履行，并因合同解除条件的成就而失效，故袁国良要求继续履行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基于上述事实，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93条以及公司法第33条第3�、第72条第2款，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1.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合同约定期限内（即支付转让款之日起的三个月内），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可以解除合同”已经成就，合同的任何一方（包括张少辉）均有权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退一步，即使合同解除条件尚未成就，根据公司法第33条第3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以及公司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一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卓硕公司作为善意取得宏晟公司49%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宏晟公司其他股东，对涉案股权的对外转让享有优先购买权。卓硕公司在股东会决议及庭审中，均明确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因此涉案股权依法应当优先转让给拥有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卓硕公司。综上所述，张少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袁国良的诉讼请求。张少辉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袁国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上诉人宏晟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袁国良答辩称：（一）针对宏晟公司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一条答辩意见：1.宏晟公司认识法律错误，参照根据最高院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性强制性规定”。而公司法第72条均是对公司股权转让的程序性限制，并明确表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显然该条不是强制性条款，如此规定是在转让自由和限制之间平衡的结果。当事人意思自治才是整个民法的精髓。2.宏晟公司偷换法律概念，袁国良与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了付款义务，此时股权已经成立，公司法第33条（善意取得条款）规定恰恰就证明了袁国良股权的取得，该条是为保护善意的第三人设置，是为了保护经济交易安全和平稳而设立，只有存在善意第三人购买的前提下，获得的股权才无法得到确认，若无善意第三人的存在，获得的股权不因未经登记而无效。本案关键就在于袁国良和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在工商登记对外公示被告是由张少辉一人全部持股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即使存在善意第三人，但当时宏晟公司在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中是一人独资公司，鉴于对工商公示权威性的信赖及张少辉本身就有处置自己股权的权利，袁国良才是真正善意受让方（即善意取得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经济法律的重要原则和基石，由此确认袁国良善意取得的股权才是最符合法律原则的。袁国良并不否认卓硕公司善意取得其49%的股权，否则袁国良本应该以优先权的原则对抗。而卓硕公司提出所谓股权转让反对权，强制购买权及优先购买权的前提并不存在，在袁国良取得股权时，卓硕公司还并不存在，更别说是宏晟公司股东了。原审法院判决不仅未对宏晟公司所称打击了股权安全和交易制度，反而是保护了股权交易制度的安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最大前提原则，即公平和诚信，如果无视股权交易的安全，对后进的新股东权利的纵容，无视善�正常取得股权的权利人，才是对我国目前股权安全和交易制度的重大打击，将使所有的股权交易置于危险之中。（二）针对宏晟公司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二条答辩意见：原审法院并未对优先权任意解释，是基于在保护市场主体交易安全，公平诚信的原则下，认为对股权的保护应高于对优先权的保护，何况在袁国良获得股权时，卓硕公司都并不是股东，何来优先权。本次诉讼的争议点也存在法理价值冲突的选择，其实也就是法律该如何平衡权利和利益的冲突，根据法理价值冲突的一般解决办法：不同位阶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即各种不同价值存在主次关系；处于同一位阶上法的价值冲突时，必须综合考虑主体之间的特点情形、需求和利益，使得平衡解决。本案中首先要求被告确认原告的股权，而股权是一种与物权、债权并列的新型财产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它具有财产性、可分割性及可转让性等特征。新公司法第四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利，即为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法理上，一般把资产收益权归入自益权，把参与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权归入共益权中。可以看出，自益权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而行使的权利，共益权是指股东以自己的利益并兼以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行使的权利，实质上直接反映股东对公司利益的追求，所以二者均为财产权利。故股权是显然高于优先权的法理价值，优先权仅仅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而财产权是实体性权利（如果假设存在优先权的情形下），所以从法理价值冲突的解决原则上更应该保护原告的私有财产权即股权。何况卓硕公司的优先权基础不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基础，其实就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什么是优先购买权，顾名思义，即公司法72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才存在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袁国良受让张少辉部分股权时候，工商对外权威公示宏晟公司只是由张少辉一人持股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没有任何第三方股东，故何某的优先购买权，这个时候卓硕公司并非被告的股东。请注意，直至2011年4月宏晟公司才从一个自然人独资公司变更的，也就是说从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4月之间，宏晟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即独自的股东张少辉，也就是说袁国良与张少辉签订协议生效后，袁国良善意取得的股权已经确定，袁国良也是本案标的股权的善意受让人。如果这样都不对所谓的优先购买权进行限制，对维护交易的安全，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保护公司的利益都是巨大的破坏，也是对善意取得法律原则的破坏，也是严重违反公司法解释三第22、23、24条相关规定的。（三）针�宏晟公司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三条答辩意见：原审法院并未错误理解《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性质，正是正确的理解了协议，在协议还可以履行的前提下，为了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公平与诚信，该协议理应被继续履行，才是维护各方主体利益的最优选择。仍如前述，在袁国良取得股权时，只有张少辉作为宏晟公司的一人唯一股东，何来所谓其他过半数同意该转让行为。（四）针对宏晟公司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四条答辩意见：宏晟公司擅自代替袁国良与张少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扭曲判断，这份协议明显的主要内容是以转让8.39%股权的协议，该条是作为张少辉同意袁国良一项可行使的权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明显约定在袁国良权利项目中。这也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综上：袁国良认为宏晟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和证据，且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诚信的原则，属上诉目的不适当。恳请法庭能在依法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支持袁国良的主张，以维护袁国良合法权益。
针对上诉人宏晟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人张少辉答辩称：同意宏晟公司的上诉请求。
针对上诉人张少辉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袁国良答辩称：1.针对张少辉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一条答辩意见：张少辉的本条理由是对法律事实认识不清的体现，是对《股权激励协议》书实质认识不清的体现，该《股权激励协议》签订时，卓硕公司尚未成立，也不具备股权受让主体，该协议只是张少辉为了激励高管阶层做的一种效力待定的安排，在这种安排未有效实现前，张少辉是有处置自己股权的自由的，无人可以限制。《股权激励协议》的实质其仅仅也就说明当时张少辉作为宏晟公司的全部股权的持有人有对外转让股权的意向而已，他想转给谁都是他的权利�就和转给袁国良部分股权一样，虽然袁国良对第三人卓硕公司后来取得49%的股权也无异议，我们尊重任何权利拥有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意愿，但本案核心焦点和标的股权也和其取得的49%股权无关。而本案的核心是要求宏晟公司确认袁国良的8.39%的股权，也就是张少辉转让股权的合法性和袁国良股权善意取得，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法律与事实上的关系，该协议书从形式上内容上充其量就是一个意向书而已。该证据同时还反证了当时卓硕公司尚未成立，无法取得宏晟公司49%股权，该协议内容也体现了在卓硕公司成立后再转让股权，故该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协议是不成立的，仅仅是份含有股权转让等还有其他很多内容的意向书而已。同时袁国良也是支持这一激励安排的，但这是基于与张少辉当时已经口头达成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当时张少辉无力全部承担产权转让费用，在袁国良也认可公司价值前提下，愿意高价（可以比较卓硕转让款项）受让张少辉部分股权并提前（元月一日）支付了款项，所以才有了2011年2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第一时间支付对价，缓解了袁国良的燃眉之急。在双方已经达成股权转让一致的情况下，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当然不会反对这样的激励，原审法院并未对这一事实遗漏，而是知晓这并不是影响张少辉转让股权的法律上限制性条件。2.针对张少辉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二条答辩意见：张少辉认为与袁国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条件已成就是对协议解除条件的任意解读，是不合法的，该解除条件时发生客观的不能预料到的事件造成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时才可解除。张少辉能在2011年3月16日和卓硕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顺利为卓硕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难道就不能为在为在2011年2月15日就与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且早早支付了转让款项的袁国良办理变更手续吗没有办理变更纯属主观原因。所以是不符合协议解除条件的。张少辉认为的所谓卓硕公司优先购买权原因也是不成立的，袁国良不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先，支付价款在先，怎么就能侵害后来卓硕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如果从法律事实上来讲，应该是卓硕公司侵害了袁国良的优先购买权，当然，袁国良也认为卓硕公司购买股权的行为是善意的，但对张少辉这种观点表示反对。3.针对张少辉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三条答辩意见：袁国良虽然不否定卓硕公司善意取得股权，但善意取得不能以破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何况袁国良取得的股权也是善意取得，张少辉说袁国良不是善意第三人范畴，是自身扩大化的解释，是对法律对善意第三人制度安排有选择性的解释，自己就是善意第三人�而排除袁国良作为善意第三人取得股权，无法无据。从袁国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转让款项时，张少辉是宏晟公司的唯一股东，卓硕公司尚不存在，也无股权受让主体，何来侵犯卓硕公司权益之说拿所谓《股权激励书》说事，请先认清该协议的性质，即使有转让的意思，也是效力待定，在法律上尚未被认可。袁国良从取得股权的逻辑顺序，时间顺序，完全符合善意取得所有要件，何况那时候也不存在这情形。张少辉也知道，未办理工商登记簿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恰恰也证明了袁国良和张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性，他想证明的是和卓硕公司转让行为的有效性，难道法律是这样让你选择适用的吗更别说《股权激励书》从法律上看仅仅也是效力待定而已，何来有效性4.针对张少辉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四条答辩意见：张少辉称与袁国良签订的《股�转让协议》客观上无法履行是不存在的，退一步讲，如果张少辉把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卓硕公司，才会出现无法履行的情况，目前张少辉仍持有宏晟公司51%的股权，对弥补自己的错误还有机会，才产生了这个诉讼。张少辉提出无法履行的条件还是和前几条一样意思，无外呼约定期限内未办理，卓硕公司优先权等等，前述答辩意见已经明确说明。5.最后，张少辉作为本案第三人提起上诉，本该只是针对和袁国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是否能解除来提起，却总拽着和其无关的股东卓硕公司说事，实属上诉目的不当。综上：袁国良认为张少辉的诉请缺乏事实和证据，且公然违背自己的承诺，试图推翻已经定论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上诉目的不适当。恳请法院能在依法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支持袁国良的主张，以维护袁国良合法权益。
针对上诉人�少辉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人宏晟公司答辩称：同意张少辉上诉请求。
针对上诉人宏晟公司及上诉人张少辉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第三人卓硕公司表示：卓硕公司认为袁国良认为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这观点是错误的。1.股权激励协议书关于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很清楚，内容不仅包括股权转让的问题，还包括张少辉对宏晟公司未来的资金投入和权利义务。股权激励协议的13条约定规定，目的是激励智健的管理人员，签署协议的卓硕公司认可了袁国良认为股权是财产权，但不是单一的财产权，是由于股东身份资格产生的各种权利。卓硕公司成立后签署的股权协议是服务于股权激励协议，13条的约定股东的权利在签署本案协议的时候，股权权利是实际发生了。智健为代表的高级管理人员已经行使了决策权利、管理权。2.由于股权激励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应该是要履行�从签署协议开始，智健为代表作为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有限责任公司有明显的人和的性质，张少辉把股权转让给袁国良时，管理层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袁国良认为股权激励协议只是属于在先价值。3.张少辉与袁国良签署的转让协议是效力待定协议。卓硕公司有证据表明在张少辉与袁国良签署的协议书的性质，在协议写清楚自双方签名之日起生效。本案当中双方签署的合同当中，有合同解除条款，表明袁国良对在先权利已经成立是了解的。袁国良知道股权激励协议已经设定了管理层实际的股东权利，也知道以智健为代表的管理层享有由股东资产产生的股权。4.股权转让过程中，卓硕公司在成立前其权利义务已经存在，卓硕公司实际上持股是代持，各方曾经在北京开过会，袁国良表示过要征询各个高管的意见，最终意见是反对袁国良以股东资格出现。5.袁国良认为�取得的股权与卓硕公司所取得股权同样是善意取得，卓硕公司不认同。袁国良不存在善意取得的基础，袁国良没有取得变更登记。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经查明：二审期间，宏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宏晟公司股东名簿，该股东名簿记载了2010年10月13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是张少辉，其出资额是1018万，所占股权比例100%；2010年12月20日作了变更，有两个股东登记在册，其中张少辉的出资额是519.18万，所占股权比例是51%，卓硕公司的出资额是498.82万，所占股权比例是49%。袁国良对该股东名簿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另查明：关于宏晟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宜，2010年12月18日作出的公司章程中第十条载明：“股东作出以下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盖章后置备于公司：……（八）按规定转让和抵押所持有的股份（股权）”；2012年12月12日�出的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载明股东会的职权是：“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股权）作出决议”。
本院认为：袁国良与张少辉于2011年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且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张少辉与卓硕公司的代持股人签订《股权激励协议》的时间与卓硕公司成立的时间均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本身的效力，袁国良与张少辉应当切实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义务。鉴于上述情况，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案件的定性问题；二、袁国良按照已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其出资义务后是否能够取得宏晟公司的股权。
关于第一个问题，被上诉人袁国良依据与张少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请求确认其为宏晟公司的股东并要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本案为确权之诉。被上诉人袁国良作为股权的受让方要取得股权有赖于合同的履行，由于张少辉未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袁国良只能要求向张少辉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即使张少辉有履行的义务，但如果没有履行性，被上诉人袁国良也不可能取得实质的股东身份。作为确权之诉，确权是以当事人本身已经存在的权利作为前提，按理来说是要先履行了合同义务，然后才是对股东身份进行确认。在双方未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未审查合同是否可以继续履行而直接进行确权之诉实际处理违反了确权的本质。原审法院并未就《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可履行性进行审查，将案件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与当事人的诉求不一致，定性有误，依法应该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问题，袁国良对宏晟公司享有权利的前提是取得该公司的股权，而股权的取得方式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看，袁国良是采用继受取得的方式去取得宏晟公司的股权。然而，《股权转让协议》在成立之后，其仅在袁国良和张少辉之间生效，因此该协议的生效并不等同于袁国良当然继受取得宏晟公司的股权，也不必然产生对抗公司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述法律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股权转让也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该条即宏晟公司的章程对股权转让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袁国良与张少辉之间的股权转让应遵照该公司章程执行。据宏晟公司2010年12月18日作出的公司章程记载，股权转让须由股东作出书面形式的决定；而2012年12月12日的公司章程则载明股东会须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决议。从现有证据看，张少辉对涉案的股权转让并未作出书面决定，而在2012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并不同意张少辉将其持有宏晟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袁国良。另外，除了《股权转让协议》之外，袁国良作为宏晟公司的董事也未能提供宏晟公司的会议纪要、会议决定、股东名册等相关文件证实宏晟公司及其股东对袁国良股东身份的认可。综上，根据宏晟公司的公司章程，袁国良与张少辉的股权转让并未获得股东会（股东）决议的通过，因此袁国良并未取得宏晟公司的股权。
对于被上诉人袁国良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袁国良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张少辉、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3）穗从法民二初字第95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袁国良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8364元，均由被上诉人袁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葛卫东
审 判 员 宁建文
代理审判员 谢江武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郭一鸣
周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