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垦民终字第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组织机构代码74966169-5。
法定代表人车国强，该农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徐国强。
委托代理人于永志，北京市君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世杰，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玉珍（王世杰之妻），女，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李宏斌，黑龙江恒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以下简称八五三农场）与被上诉人王世杰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2014）红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八五三农场的委托代理人徐国强、于永志，被上诉人王世杰及委托代理人刘玉珍、李宏斌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期五个月，本院予以准许，期间调解未果。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八五三农场诉称：2002年5月1日，八五三农场与王世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以下简称850亩合同），八五三农场将850亩土地承包给王世杰，期限20年，约定了承包费的交纳标准。2010年，八五三农场在普查耕地时发现王世杰实际耕种土地1957亩，遂要求王世杰按照八五三农场一年一签订合同的价格交纳多种植的1107亩土地承包费，王世杰拒付，且在没有交清土地承包费情况下擅自将土地转租他人。为维护八五三农场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王世杰给付850亩合同2012年承包费20000.00元、2013年20000.00元。多种植的1107亩土地2010年至2013年承包费651836.41元，合计691836.41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王世杰辩称：八五三农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多出的土地王世杰与八五三农场有承包合同。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办理公证，但办理公证非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生效的必备条件。即使是合同的附加条件，因八五三农场的原因致使公证无法进行，八五三农场不正当地阻止了合同生效条件的成就视为该条件已成就，即使办理公证是双方签订合同生效的必备条件，但签订合同后至今十几年，八五三农场用实际行动证明其认可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王世杰在此期间将开垦出来的“熟地”转包他人多年，八五三农场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多出土地的合同是有效的，请求驳回八五三农场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王世杰诉称：2002年4月24日，八五三农场与王世杰签订1000亩土地承包合同（以下简称1000亩合同）后，于2002年5月1日又签订了850亩合同，两份合同均约定了土地位置、承包期限、承包费交纳办法等条款，850亩合同进行了公证。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1850亩土地，是2001年1月1日签订的300亩土地承包合同演变而来，该土地原为一片荒地，形成现在的耕地源自王世杰自费开垦。八五三农场要求收回土地遭拒绝后，竟然采取挖沟、破坏灌溉排水渠等行为毁坏耕地。王世杰请求继续履行1000亩合同，八五三农场停止破坏耕地违法行为，恢复土地原状。
反诉被告八五三农场辩称：1000亩合同未生效，依据该合同约定，合同应由合同管理机关审核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后方可生效，该合同未经审核、公证，亦未履行。八五三农场在该土地挖沟系对土地进行管理，八五三农场是国有土地的管理者及使用者，有权对使用范围内的土地进行整理，不存在破坏耕地行为，请求驳回王世杰的反诉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2001年1月1日，王世杰与八五三农场五分场（以下简称五分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八五三农场将位于该分场开发区（现第十作业站）的六块土地，分别为十区3号、4号，十二区5号、6号，十三区9号、10号中的300亩土地，承包给王世杰，2001年底八五三农场提出解除该土地承包合同，王世杰同意。
2002年4月24日，五分场与王世杰签订1000亩合同，约定：五分场将位于该分场开发区（现第十作业站）的六块土地，分别为十区3号、4号，十二区5号、6号，十三区9号、10号中的1000亩土地承包给王世杰，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期限为20年。2002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五分场交纳承包费9000.00元；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八五三农场五分场交纳承包费12000.00元；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五分场交纳承包费25500.00元；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五分场交纳承包费32500.00元。该合同并约定“本合同由合同管理机关审核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方可生效”。该合同签订后未经八五三农场审核、盖章，也未经公证机关公证。
2002年5月1日，五分场与王世杰签订850亩合同，约定：五分场将位于该分场开发区的五条地块，其中十区3号150亩、4号100亩，十二区6号150亩，十三区9号220亩、10号230亩，共计850亩（与1000亩合同约定的土地均属同一地号）土地承包给王世杰，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期限为20年。2002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五分场交纳承包费9000.00元；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五分场交纳承包费11000.00元；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五分场交纳承包费20000.00元；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每年1月1日前王世杰向五分场交纳承包费25840.00元。该合同并约定“本合同由合同管理机关审核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方可生效”。850亩合同签订后，经合同管理机关八五三农场审核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
同时查明：王世杰承包经营期间，在五分场开发区十区3号、4号，十二区5号、6号，十三区9号、10号六个地块内，2010年以后实际种植土地1972亩，王世杰将土地分别转包给戴鹏然799亩、张利588亩，姚雪平、孔庆连585亩。收取戴鹏然承包费标准为2012年366.58元／亩，2013年400.00元／亩，2014年400.00元／亩；收取张利承包费标准为2013年350.34元／亩；收取姚雪平、孔庆连承包费标准为2013年466.66元／亩。2008年5月15日，五分场十队会计岳红丽收取王世杰1000亩合同长期保证金20000.00元；2009年12月22日，岳红丽代韩吉明收取王世杰1550亩地机车作业费54250.00元；2011年3月19日，岳红丽收取王世杰利费46840.00元。
另查明：王世杰欠交850亩合同2012年承包费9000.00元，2013年承包费20000.00元。2014年4月，五分场十队在王世杰实际占用的土地上用挖掘机整理土地进行挖沟作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000亩合同是否生效及应否继续履行问题；八五三农场要求王世杰给付2012年至2013年850亩合同承包费40000.00元应否予以支持。
关于1000合同是否生效及应否继续履行问题。该合同五分场与王世杰签订后已经交给王世杰，在履行过程中，2008年5月15日，会计岳红丽收取王世杰1000亩合同长期保证金20000.00元，2011年3月19日除850亩合同承包费以外另收取王世杰利费46840.00元，双方已按照1000亩合同承包地标准履行了合同主要权利义务。2009年12月22日，岳红丽代韩吉明收取王世杰1550亩地机车作业费54250.00元，八五三农场明知王世杰种植土地面积已超过850亩而不表示反对，依然代收王世杰实际种植土地的机车作业费，八五三农场对王世杰实际种植土地是认可的，故八五三农场关于1000亩合同未生效的辩解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八五三农场应继续履行该合同，其要求王世杰交纳多种植的1107亩土地2010年至2013年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王世杰应否给付2012年至2013年850亩合同土地欠交承包费40000.00元问题。2011年3月19日，八五三农场出具王世杰交纳土地承包费11000.00元收据，应认定系交纳2012年土地承包费，按照合同约定，2012年土地承包费应为20000.00元，王世杰实际欠交9000.00元。2013年王世杰欠交20000.00元，八五三农场要求过多部分不予支持。
王世杰反诉八五三农场对其土地进行毁坏，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王世杰要求恢复土地原状，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世杰给付原告八五三农场850亩土地承包费29000.00元，自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反诉原告王世杰与反诉被告八五三农场签订的1000亩土地承包合同继续履行；三、驳回原告八五三农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王世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808.00元，原告八五三农场负担10283.00元，被告王世杰负担525.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0.00元，反诉原告负担50.00元，反诉被告八五三农场负担50.00元。
八五三农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案件基本事实。2002年4月24日，五分场与王世杰签订1000亩合同（加盖五分场印章）。根据合同约定该合同由合同管理机关审核后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方可生效。该合同审核时未通过，也未经公证。同年5月1日，五分场重新与被上诉人签订同一地块850亩合同，该合同按照约定加盖了农场合同审批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被上诉人一直按照850亩合同约定的交费标准交费。2010年，上诉人对全场耕地普查时，发现被上诉人实际耕种1957亩耕地后，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侵害1107亩土地所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拒绝给付赔偿金，由此引发纠纷。（二）一审认定1000亩合同有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是从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看，该合同未生效。该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由合同管理机关审核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后方可生效”的约定是附条件合同的生效条件。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该合同虽然加盖了五分场的公章，但由于在合同条款中特别约定了合同生效条件，该合同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即该合同既没有经上诉人合同管理机关审核盖章，也未经公证，该合同未生效。二是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根据1000亩合同约定的内容，被上诉人应每年交纳承包费用，而被上诉人在举证过程中，只提供了其履行850亩合同的内容，1000亩合同的交费证据不存在。从签订合同过程看，该合同从未发生实际效力。1000亩合同经办人孙东升、徐占华证实了1000亩合同与850亩合同的签订过程，并且根据合同附图，两份合同约定的土地系一块地，各地号位置、亩数完全重合，甚至与解除2001年被上诉人签订的300亩地合同的约定土地是一致的。不同的是1000亩合同比850亩合同多出一块150亩耕地，而该耕地正是1000亩变更为850亩合同的主要原因，因为该150亩地属于不稳定耕地，故1000亩合同重新签订为850亩合同。三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亦证明该合同未生效，也未履行。无论该合同是由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或被上诉人通过其他手段获此合同，并不是合同生效的依据。关于会计岳红丽收取1000亩合同长期保证金20000.00元问题，岳红丽既非合同经办人，也非合同实际履行人，其未见过任何合同，无论是850亩合同，还是1000亩合同，均没有约定任何合同保证金，保证金非合同约定内容，更不是合同生效或履行的依据。关于双方是否履行1000亩合同权利义务问题，岳红丽出具的51765.00元收条，其中46840.00元利费只是算账过程，该款项未在上诉人账目上，且收条也未载明系收取1000亩合同的承包费。一审认定已按照1000亩合同履行了权利义务无事实依据。关于岳红丽代韩吉明收取1550亩机车作业费问题，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机车作业费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收条内容明确载明系代韩吉明收费，而韩吉明与本案无关，亦与合同效力及履行无关，一审法院通过一个工作人员代收机耕费而推定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实际种植1000亩耕地不合逻辑。（三）对被上诉人非法侵占850亩合同之外1107亩土地的行为，应认定为侵权行为。850亩合同以外的1107亩耕地，被上诉人既无法定事由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上诉人也未与其签订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已经订立且生效的合同，应认定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1107亩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对1107亩土地经营和转包等行为，侵犯了上诉人财产所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停止侵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抗辩事由只有草签的1000亩合同，并未提供履行该合同的任何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01年签订的300亩合同及2002年签订的850亩合同均盖有上诉人合同审批章，并办理了公证，只有1000亩合同未办理公证。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对合同生效附条件是明知的。（二）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是生效合同不履行后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1000亩有效，明显适用法律不当，且与其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相抵触。三、涉案1000亩合同，上诉人有权要求解除。850亩合同明确约定：“乙方如不按时交纳租金，甲方有权收回土地，向甲方支付迟交价款总额20%违约金。并依法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一审第一次庭审，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按时交纳租金义务，而是承认至今未向上诉人交纳850亩土地2012年、2013年的租金40000.00元。
被上诉人王世杰辩称：一、上诉人所述1000亩合同未审核系歪曲事实。（一）根据上诉人关于涉案1000亩合同未审核通过及未公证的陈述，可以确定2002年上诉人明知五分场与被上诉人签订1000亩合同。在当年全省各地鼓励开荒的时代背景下，被上诉人分辨不出850亩合同和1000亩合同的根本区别，上诉人认可850亩合同条款，而该合同条款就是参照1000亩合同条款制定的，两个合同条款不存在实质性区别，上诉人一方面认可850亩合同条款，另一方面却又否认1000亩合同，难以自圆其说。关于1000亩合同公证问题，因当年上诉人要求承包人须将承包土地的收成抵押给上诉人，才能办理公证，而被上诉人2002年承包的6条荒地约1850亩，仅有850亩荒地被开垦，只能对已开垦的850亩土地办理公证，对于其他未开垦的荒地，因无法种植，且无收成抵押给农场，无法办理公证。本案虽因上诉人原因致1000亩合同未能公证，但不能改变上诉人知晓和认可1000亩合同的事实。（二）上诉人认可1000亩合同具体表现。如上诉人不认可1000亩合同，没有理由不将该合同原件收回，或者再签订一个解除合同的协议。没有理由明知被上诉人2001年承包的6条荒地近2000亩，却在鼓励开荒的时代背景下，在2002年只对外发包了850亩，对其余1000亩荒地置之不理。其没有理由于2008年5月15日收取被上诉人1000亩长期合同保证金20000.00元。没有理由在2009年代为韩吉明收取远超过被上诉人承包的850亩合同的1550亩合同的机耕费。上诉人如何解释在2011年额外收取被上诉人46840.00元的承包费。如何解释超出850亩外多收取的被上诉人道路维修费。上诉人为何允许被上诉人将荒地开垦成近2000亩而不予制止。综上，上诉人是明知且认可1000亩合同。二、涉案1000亩合同合法、有效。（一）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和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涉案1000亩合同，双方业已通过签订《土地租赁（承包）经营合同》的方式明确了权利义务关系，该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五分场公章时就已生效。（二）另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法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此条可以看出，《合同法》立法本意旨在鼓励和促成合同交易，即使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却没有采用的合同，均可因一方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而被认定有效。本案中双方采用了书面形式，且实际履行了十几年，当年的一片荒地，经过被上诉人的开垦已成为近2000亩良田，上诉人也在2011年收取了承包费，怎能因形式上没有上诉人盖章并办理公证而无效呢。（三）从民事行为基本原则出发，双方签订的1000亩合同合法有效。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被上诉人自签订承包合同之日起，一直兢兢业业开垦荒地为耕地。因为被上诉人清楚，只有实现合同目的，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合同双方主体利益的均衡，如没有被上诉人十几年的努力，涉案的土地可能仍为一片荒地。（四）上诉人认为涉案1000亩合同因没有“合同管理机关审核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未生效的观点错误。涉案1000亩合同，无论上诉人是否盖章均已生效。五分场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根据黑龙江省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分公司八五三分发（2010）1号文件精神，五分场有权作为土地发包主体，其独立享有经营权，且事实上也是由其实际管理土地和收取承包费。另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由于合同约定了办理公证后合同生效条款，但办理公证并非《合同法》所指的将来不确定发生、不能预知是否发生的事实，而办理公证仅为双方寻求代表国家公权力的第三方的见证行为，不属于《合同法》所指的附生效条件的条件，故本案有无公证，均不影响双方业已签字、盖章，且实际履行了的合同效力。综上，上诉人看见被上诉人通过十几年耕耘，将荒地开垦成熟地，为了自己的所谓经济利益，不顾被上诉人十几年的付出和投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歪曲事实，撕毁合同，破坏耕地，恳请二审法院尊重时代背景，尊重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一个开荒者的合法权益。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
二审审理期间，本院依职权对一审法院2014年9月29日调查岳红丽的两份笔录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质证意见为：1.该调查笔录一审没有经过质证，且岳红丽不存在不能出庭的特殊情况。2.长期合同保证金非合同生效与否的条件，案涉1000亩和850亩合同均未约定长期合同保证金。3.岳红丽未见过任何合同，既不是合同签订者，也不是合同管理者。4.韩吉明机车作业费与上诉人无关，与合同生效与否无关。5.关于46840.00元利费上诉人账目无记载，岳红丽系听说1000亩合同，并未听说850亩合同。6.岳红丽系2006年经手收费，不了解合同真实情况，案涉1000亩合同系听被上诉人所说，1000亩与850亩合同不存在并存情况，岳红丽从未按二份合同收取承包费。综上，岳红丽的调查笔录不能证实涉案1000亩合同的存在。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岳红丽会计所述内容恰恰证实除850亩合同以外的1000亩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且上诉人亦完全认可，1000亩合同合法有效。本院认证意见为：上诉人虽对岳红丽询问笔录有异议，但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对岳红丽所述分两次收取被上诉人1000亩合同长期保证金30000.00元及收取46840.00元利费和2007年承包费均按照1000亩合同收取的陈述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2006年12月20日，五分场十队给王世杰出具的《八五三农场收据》载明收取王世杰2007年道路维修费及农时保证金12000.00元，其中道路维修费2000.00元，农时保证金10000.00元。2011年3月19日，八五三农场给王世杰出具的2013年3月19日《八五三农场收据》载明收取王世杰承包费11000.00元，并收取保证金379600.00元。
另查明：2014年9月29日，一审法院询问岳红丽证实按照每亩30.00元的标准，分两次收取王世杰1000亩合同长期保证金共计30000.00元，该款项已交给五分场，2007年承包费按照1000亩合同收取。韩吉明的机车给王世杰耕地作业通过车载gps测量总面积为1550亩，且2011年3月19日岳红丽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46840.00元利费系按照1000亩合同收取。
又查明：2009年，八五三农场关于农业生产承包长期固定的需交纳保证金标准为，固定2至3年每亩50.00元，固定4至7年每亩40.00元，固定8至10年每亩30.00元。
除上述事实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涉案1000亩合同是否履行并生效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法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结合本案，五分场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1000亩合同及被上诉人自300亩土地逐年开垦荒地至1957亩系不争的事实，且双方对涉案850亩合同承包费被上诉人自2002年交费至2011年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五分场十队会计岳红丽收取被上诉人46840.00元利费，收条虽未明确载明系1000亩合同利费，但除850亩合同之外被上诉人并无其他需要交纳的利费，岳红丽本人也证实该利费系按照1000亩合同收取，况且上诉人作为国有土地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对被上诉人开垦的耕地是否收费及如何收费的管理权在上诉人。2011年3月19日，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379600.00保证金，按照上诉人保证金的收取标准计算，并非收取850亩合同的保证金。由于上诉人对46480.00元收费项目阐述不清，同时结合被上诉人逐年开垦荒地递增交费及涉案土地多低洼、水泡地的事实，被上诉人关于该利费系上诉人收取1000亩合同承包费的辩解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涉案1000亩合同虽然约定“经合同管理机关审核盖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方可生效”，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公证非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且上诉人已收取被上诉人1000亩土地承包费、长期合同保证金、道路维修费等收费及管理行为履行1000亩合同，该合同依法成立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拘束力，故被上诉人以其持有的1000亩合同及开发的1957亩耕地为由请求继续履行涉案1000亩合同的反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以1000亩合同未经审核及公证、主张无效的诉讼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18.00元（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波
审判员 黎红英
审判员 鲁 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魏宝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