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81民初1427号
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宜都市陆城名都路(名都花园碧水苑1号)。
法定代表人：易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云，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绍应，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章远杰，男，生于1971年9月4日，汉族，宜都市人，住宜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栋，湖北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李超，男，生于1993年10月4日，汉族，宜都市人，住宜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其芳，湖北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富公司”)诉被告章远杰、第三人李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受理后，被告章远杰书面申请要求追加李超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经审查，本院决定予以追加李超为本案第三人。依法由审判员冯其斌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姚洪涛、刘晶晶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绍应，被告章远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栋，第三人李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其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民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章远杰承担原告先行支付的交通事故赔偿款及各项损失费用合计431088.66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22日，原、被告签订《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原告提供车牌号为鄂Ｅ×××××的出租汽车给被告承包经营，被告承包车辆从事出租汽车营运活动，并接受管理。合同对承包期限、承包费用、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作了明确约定。当日，被告章远杰作为车辆主班驾驶员与原告签订了《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责任书》。后被告章远杰雇佣李超作为鄂Ｅ×××××出租车的副班驾驶员。2016年4月6日，李超作为副班驾驶员、章远杰作为主班驾驶员与原告签订《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文明服务协议书》，约定乙方（即副班驾驶员李超）由主班驾驶员聘用，副班驾驶员与主班驾驶员共同经营车辆、承担费用，车辆经营时间和费用比例由主副班驾驶员相互约定。2016年4月6日，李超作为车辆副班驾驶员与原告签订了《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责任书》。2016年5月22日0时25分许，副班驾驶员李超驾驶鄂Ｅ×××××出租车沿陆城五宜大道由南向北行至忆那年酒店门前人行横道路段时，恰遇行人吴某在其车行前方沿人行横道由西向东横过机动车道，李超所驾车辆前部在人行横道内与行人吴某相撞，致使吴某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5月26日死亡，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经宜都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李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吴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原告方为避免矛盾激化，妥善解决争端，与死者吴某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除医疗费外，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赔偿家属总计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该赔偿款已由原告方全部垫付履行完毕。加之事故发生时，共计产生医疗抢救费用58856.94元，其中原告垫付了37275.56元。另原告方还支出了肇事车辆的停车费220元，医院守夜用品费用245.90元，车损维修费1871.80元以及死者家属处理事故期间的生活费、烟水费等3020元。经过保险公司理赔361544.6元外，还有差额431088.66元系原告先行支付。
根据原、被告双方（被告作为合同乙方）所签订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第六款的约定：“乙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客、第三者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保险不予理赔的部分，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第十二款的约定：“乙方承担承保车辆的营运成本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及副班驾驶员工资及社会保险、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保险公司赔偿以外的所有损失及处理交通事故的费用”；第九条第三款的约定：“副班驾驶员与乙方为雇佣关系，其行为对乙方负责。…副班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给甲方造成损失，甲方向乙方追偿，乙方再向副班驾驶员追偿”等相关约定，被告作为主班驾驶员应依约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作为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化解矛盾先行垫付支出了医疗费用和各项费用后，有权向被告追偿，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故诉至法院。
被告章远杰辩称：一、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被告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请。1、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死亡的实际致害人是李超，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应由其直接承担侵权责任；2、被告与李超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虽然三方签订了《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文明服务协议书》，但并未实际按照协议履行。首先，被告与李超之间从未签订《出租车副班驾驶员聘用合同》，而按照2014年11月22日《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是需要签订的。其次，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双方是每人经营一天，依此类推，每月承包费用平均承担，各自分别向原告交纳，并不是按照协议由被告交纳。第三，李超是原告从自己的储备人员中为答辩人选定的，具有选任过失。第四，李超向原告交纳了信誉保证金2000元，签订了《驾驶员责任书》，显然李超是与原告直接形成了承包关系，如果李超是被告聘请，就应当是向被告交纳保证金。第五，承包的财产保证金30000元也由被告与李超各自交纳15000元。第六，原告公司的承包车辆费用均是驾驶员分别向原告交纳的，是一种惯例，是分别形成的承包关系，不存在原告所谓的主副班关系。第七，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是格式合同，原告在签订时对于被告承担的义务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属无效条款。综上，李超的侵权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其与被告的关系不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仅仅为承包的是同一车辆而已。在开庭之前，为查清案件事实，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被告已经申请追加李超为被告。二、交通事故赔偿给受害人的损失是否合法，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三、原告系专业出租车公司，对于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数额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力。但其仅投保了3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加重了驾驶员的风险负担。如果其在本案中投保了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那么驾驶员就不必承担责任，然而原告为了节约自己的成本，却损害了驾驶员的利益。四、原告在本案中的垫付赔偿并非法定义务，其完全可以告知受害人对李超提起诉讼，由法院判决赔偿。原告的不当行为加重了被告的负担。据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超辩称：1、李超不应列为本案的当事人，李超与原告、被告之间系雇佣关系，李超持有效资质为原告、被告提供劳务。本案系追偿权纠纷，原告向被告行使追偿权是基本承包经营合同。李超为原、被告提供劳务，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第三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三人造成他人损害只能适用减轻原、被告赔偿责任，而减轻责任不应超出赔偿总额的20%，依约追偿与依法追偿是不能混同的。2、原、被告约定，除保险公司依法和依约定不赔部分应由被告承担外，余下部分应全部由原告承担。其理由是：承包合同约定原告依法依规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而原告实际只投保3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并拒投不计免赔，因原告不适当的履行为出租车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拒投不计免赔，从而加重合同相对方责任的行为是无效的。合同约定保险不赔的部分由被告承担，对合同订立时对保险不赔的标准认知当事人能够预见的只能是酒驾、交通事故逃逸等免赔事项，不可预见原告不足额投保和不投保不计免赔，因此因原告投保额不足和拒投、漏投相关保险项目，造成保险公司不赔的全部责任无疑应由原告承担。3、原告自行和受害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实际由原告履行，这仅仅是原告意思的表示，同时是原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原告无权就此行使追偿权。4、李超在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施救并垫付了部分费用，该费用应由原告依法返还给李超。
原告民富公司、被告章远杰、第三人李超分别围绕诉讼主张及抗辩理由提交了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被告户口本复印件、《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驾驶员考核标准、《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责任书》、《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副班驾驶员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文明服务协议书》、《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责任书》及副班驾驶员的驾驶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协议书、银行进账单、收据、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收款人的银行账号和身份信息、吴某医疗费及其他费用报销凭证、垫付的医药费明细及相关收据、票据、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2016年5月7日向原告缴纳承包费1700元收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一份、驾驶员徐宝生的《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原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交的《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驾驶员考核标准、《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责任书、副班驾驶员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文明服务协议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处方笺、收款收据，门诊收费票据、医院预收款收据，原告和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以上证据本院结合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予以综合审查判断与认定。原告提交的费用报销凭证，因该项费用系原告与死者家属之间发生的报销费用，被告和第三人并未参与，且不认可，故不应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被告提交的车号分别是4100和4114、4109、4081、4089、4090车辆承包费收据、未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其他车辆的承包费收据与本案的承包经营合同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2日，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与被告章远杰作为承包人（乙方）签订《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包经营方式为甲方提供一辆具备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出租汽车给乙方承包经营。乙方承包甲方车辆从事出租汽车营运活动，接受甲方管理。承包经营车辆为东风雪铁龙鄂Ｅ×××××号出租汽车，合同期限为叁年自2014年11月20日至2017年11月19日止。财产保证金为叁万元整。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向甲方一次性付清。承包费：合同期第一年3800元；合同期第二年3700元；合同期第三年3600元，乙方于每月8日前向甲方一次性交清当月承包费。本合同期内，车辆燃油、润滑油费和车辆维修、保养费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办理车辆保险的投保和续保手续。第七条第六款：乙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客、第三者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保险不予理赔的部分，由乙方承担。若乙方不履行承担损失的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和法律责任。第八条第十二款：乙方承担承包车辆的营运成本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燃油费、润滑油费、维修保养费、路桥通行费、停车费、洗车费、发票工本费、违章处罚金、工作服费、乙方及副班驾驶员工资及社会保险、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保险公司赔偿以外的所有损失及处理交通事故的费用。第九条其他约定：乙方必须亲自担任承包车辆的主班驾驶员，由乙方聘用一名副班驾驶员。乙方所聘用副班驾驶员必须在甲方储备人员中选择。第九条第三款：副班驾驶员与乙方为雇佣关系，其行为对乙方负责人。副班驾驶员有违反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甲方规章制度的行为，由乙方承担责任。副班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给甲方造成损失，甲方向乙方追偿，乙方再向副班驾驶员追偿。2016年4月6日，原告（甲方）与李超（乙方）作为鄂Ｅ×××××号出租汽车副班驾驶员签订了《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副班驾驶员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文明服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本协议以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11月19日止，乙方由主班驾驶员聘用，所聘用驾驶员必须在甲方储备人员中选择。乙方必须与公司签订协议书，并向甲方交纳信誉保证金2000元。乙方与主班驾驶员共同经营车辆、承担费用，本车经营时间和费用比例由乙方和主班驾驶员相互约定。本车应缴费用由主班驾驶员向甲方缴纳。除此之外，副班驾驶员应拒绝向主班驾驶员或者其他任何人缴纳其它任何形式的费用。被告章远杰作为主班驾驶员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同日，李超（乙方责任人）作为鄂Ｅ×××××号出租汽车副班驾驶员与原告签订《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责任书》,该责任书对安全营运、规范经营、文明服务要求和违约处理进行了约定。第三人李超具有“C1”驾驶证和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资格从业资格。
2016年5月22日0时25分许，李超驾驶鄂Ｅ×××××号东风雪铁龙牌DC7163BT号小型轿车沿陆城五宜大道由南向北行至忆那年酒店门前人行横道路段时，恰遇行人吴某在其车行前方沿人行横道由西向东横过机动车道，李超所驾车辆前部在人行横道内与行人吴某相撞，致使吴某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同月26日死亡，鄂Ｅ×××××号小型轿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宜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超负本事故全部责任，吴某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吴某即被送到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5月26日死亡。在宜都市第一人医院发生医药费为56356.94元。2016年5月26日，原告（甲方）与死者吴某家属吴纯（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为：一、赔偿项目：除医疗费（医疗费计算截止时间为2016年5月27日24时）外，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因此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全部项目，不存在任何遗漏项目，即使有遗漏，也视为乙方自愿放弃。三、除医疗费外，甲方赔偿乙方总计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此金额包括本协议第一条所述全部项目，是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的一致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四、甲方向乙方支付赔偿方式：甲方第一笔支付总赔偿金额的50%，即叁拾柒万伍仟元整，由乙方办理完吴某的丧事。第一笔费用在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交警处理完毕两个工作日之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款项叁拾柒万伍仟元整。同日，原告按上述协议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375000元。2016年8月4日，宜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吴某亲属、李超和车主民富公司的申请主持调解达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协议如下：一、吴某损害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58856.94元（其中院外无票2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死亡赔偿金：541020元，丧葬费：23660元，停尸及运尸费450元，死者衣物损失3000元，死者直系亲属参加丧葬事宜交通、住宿、误工费3708元（其中交通费二人530元，误工费三人778元，住宿费四人2400元），以上费用合计630894.94元。二、车主宜都民富出租有限公司此前与吴某亲属达成协议除医疗费外另赔偿75万元，合计赔偿808856.94元。以上赔偿费用由鄂Ｅ×××××车交强险分项限额内承担120000元，余款510894.94元按责由李超承担。赔偿款由民富公司先行垫付。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部分由李超和宜都民富出租车公司另行处理。该赔偿调解书经原告、李超、死者家属签字认可。
同时查明：2016年4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李超签订了《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副班驾驶员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文明服务协议书》后，并按约定由第三人向原告缴纳信誉保证金2000元。同日，第三人李超向被告支付保证金15000元，被告章远杰出具收条“今收到李超4082副班保证金壹万伍仟元整，小写￥15000.00元，2016年4月6日至2017年11月19日合同到期处理完遗留问题退回此款。”2016年5月，被告和第三人分别向原告交纳承包费1700元，被告和第三人每人每天24小时轮流驾驶，平摊鄂Ｅ×××××车辆的日常维修、保养，各自经营的收入各自所有，各自的燃油费由各自承担。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在庭审中，本院明确询问原告起诉的案由，原告是基于出租车承包合同来主张权利，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本案系基于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章远杰签订的《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发生的纠纷，基础法律关系是承包经营合同，故本案案由应适用“合同纠纷”。
一、关于鄂Ｅ×××××车辆承包主体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民富公司与被告章远杰签订的《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该合同确认，原告与被告应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作为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但在本案实际履行合同中，被告章远杰与第三人李超分别向原告交纳承包费、各自承担15000元的合同保证金、24小时轮流驾驶、平摊车辆的日常维修、保养费用、各自经营的收入各自所有，各自的燃油费由各自承担的经营模式，第三人李超参与了承包经营，交纳了承包费，接受了原告的管理，原告民富公司与被告章远杰、第三人李超以一致认可的行为方式变更了合同的约定，被告章远杰和第三人李超之间并不是主副班的雇佣关系，而是双方共同承包鄂Ｅ×××××车辆，分别向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应当认定原告民富公司与被告章远杰、第三人李超分别形成了出租车承包关系，被告章远杰作为车辆承包主体与原告民富公司签订的《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对第三人李超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李超虽未在承包经营合同上以承包人的身份签字，但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李超符合（被告型）第三人的法律特征。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第三人与受害家属达成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协议中约定处理方式为“赔偿款由民富公司先行垫付，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部分由李超和宜都民富出租车公司另行处理”，被告章远杰未参与调解，也未对上述调解协议签字认可，故对保险公司未赔偿的部分，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应由第三人李超承担。
二、关于确定原告民富公司要求承包人承担的赔偿金额合法合理性问题。
首先，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民富公司作为肇事车辆鄂Ｅ×××××号出租车的登记所有人，为受害家人全部支付了赔偿金，根据《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约定，原告民富公司先行赔偿后，要求承包人承担事故损失的请求，符合合同的约定。
根据本案受害人吴某亲属、第三人李超和原告民富公司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一、吴某损害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58856.94元（其中院外无票2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死亡赔偿金：541020元，丧葬费：23660元，停尸及运尸费450元，死者衣物损失3000元，死者直系亲属参加丧葬事宜交通、住宿、误工费3708元（其中交通费二人530元，误工费三人778元，住宿费四人2400元），以上费用合计630894.94元。二、车主宜都民富出租有限公司此前与吴某亲属达成协议除医疗费外另赔偿75万元，合计赔偿808856.94元。以上赔偿费用由鄂Ｅ×××××车交强险分项限额内承担120000元，余款510894.94元按责由李超承担。赔偿款由民富公司先行垫付。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部分由李超和宜都民富出租车公司另行处理。以上受害人赔偿项目费用为630894.94元，而原告民富公司此前与受害人亲属达成协议除医疗费外另赔偿75万元，原告民富公司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妥善解决争端，超出以上赔偿费用自愿多赔偿部分系原告自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要求承包人承担事故损失的数额。根据本案受害人吴某亲属、第三人李超和原告民富公司达成的协议，受害人的赔偿费用为630894.94元，鄂Ｅ×××××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已赔偿361544.69元，第三人李超在受害人损害赔偿项目中支付医疗费22000元，予以扣减，余下损失为247350.25元，原告民富公司已赔偿，该数额为原告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人追偿的损失数额。但机动车运输经营活动属于一种高度危险活动，原告民富公司开启该危险活动，并从该危险活动中获取利益，考虑到运行利益和运行控制的判断标准、风险与收益的相互匹配，应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因素。本案中，根据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原告民富公司有权向驾驶员追偿，但是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原告民富公司负责办理车辆的投保和续保手续，合同中并未约定保险数额，而对于出租车行业的高风险营运车辆，原告民富公司为其公司出租车投保第三者商业险仅为30万元，投保数额过低，且未投保不计免赔，原告节约了成本，却加重了经营者的风险负担，对于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部分，加大了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故因原告购买保险时未权衡风险，投保额明显不足，对向赔偿义务人追偿的数额应考虑减少。基于上述原因，余下损失247350.25元，酌情由原告自行承担其中的20%即49470.05元，剩余197880.20元由第三人李超根据合同约定承担，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追偿的肇事车辆的停车费220元、医院守夜用品费用245.90元、车损维修费1871.80元以及死者家属处理事故期间的生活费、烟水费等3020元，因这些费用未在与第三人、受害者达成的协议中，不符合赔偿协议的约定，故该支出部分没有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主张在事故发生后，组织施救垫付了部分费用，要求返还的问题，因李超系事故的直接侵权人，支付的医疗费22000元已在总损失中扣减，除去支付的医疗费22000元外的其他费用，因不在与第三人、受害者达成的协议中，系其自愿支付，现要求返还，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李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人民币197880.20元；
二、驳回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766元，由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承担4201元，第三人李超承担3565元。本案保全费2675元，由原告宜都市民富出租车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冯其斌
审判员 姚洪涛
审判员 刘晶晶
二○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方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