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1民终17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军，男，1963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苏滨，男，1955年12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莫宏洛，河南润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萍，女，1974年3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莫宏洛，河南润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兴昌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连刚，男，1979年10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正宏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凉水河村西6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徐俊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张彬，男，1973年3月8日出生。
上诉人沈建军、上诉人沈建萍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兴昌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昌公司）、被上诉人北京正宏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宏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8717号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梁志雄担任审判长，法官吴永杰、法官杨建国参加的合议庭。2016年3月10日，本院召集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询问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诉人沈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苏滨、莫宏洛，上诉人沈建萍及其委托代理人莫宏洛，被上诉人兴昌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郑连刚，被上诉人正宏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徐张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沈建军、沈建萍在一审起诉称：2007年，北京市昌平区x镇x村改建。2009年2月25日，兴昌公司作为拆迁方与沈建军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房屋拆迁协议”），约定其拆迁沈建军的房屋及附属物，双方签署《回迁房订购协议》的，拆迁款首先用于支付购房款。同日，双方又签订回迁的《房屋订购协议》（以下简称“订购协议”），约定沈建军认购房屋的位置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x村改建项目（暂定名）第十二［幢］［座］第二单元九层901号、902号、903号，第三单元九层901号（暂定房号），该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产权为大产权房，并约定了规划房屋的面积、价款和付款方式。2009年3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周转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00元。后房租持续上涨，兴昌公司实际给付每人每月900元至2012年1月，之后再未支付。协议履行期间，兴昌公司与正宏公司恶意串通，未告知并在未征求沈建军、沈建萍同意的情况下，将x村改建项目还建回迁房建设安置责任委托并转交给正宏公司代开发建设。兴昌公司、正宏公司明知该项目建设用地上的12号楼应用作包括沈建军、沈建萍在内的被拆迁村民回迁房安置，却在兴昌公司预先扣收回迁房屋款并由正宏公司将安置房建成后，将回迁还建约定位置明确、用途特定的该第十二幢四套回迁住宅房经规划建成三套后当作商品房高价出售给他人攫取超额利润，具有明知违法并明显串通后的故意侵害恶意，已对沈建军、沈建萍构成了共同欺诈和侵权，造成严重损失后果，损害了沈建军、沈建萍受合法安置优先权法律保护的回迁安置房屋权益和利益。沈建军、沈建萍至今仍然租房在外，未能享受合法受安置权，故起诉至法院，请求：一、兴昌公司、正宏公司连带承担对x村改建项目第12幢楼所属2单元901号、2单元902号、2单元903号、3单元901号房屋履行安置交付给沈建军、沈建萍的连带责任；二、兴昌公司、正宏公司连带支付沈建军、沈建萍2012年1月后造成沈建军、沈建萍过渡期延长导致的周转金损失（按照7个人，每人每月900元，自2012年4月起支付至实际交付房屋时止）以及租房费用损失（按照2户，每户每年28800元，自2012年4月支付至实际交付房屋时止）；三、兴昌公司、正宏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被告兴昌公司在一审答辩称：不同意沈建军、沈建萍的诉讼请求。第一，兴昌公司是一级开发，合同中写的都是暂定楼号，这种审批都是政府规划决定的拆迁房屋。这四套房屋实际上已经无法实际履行。第二，沈建军、沈建萍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房屋订购发生在2009年。第三，后期造成损失是因为沈建军、沈建萍在二级开发商正宏公司处没有收房，是沈建军、沈建萍自己造成的，损失不应该由兴昌公司承担。
原审被告正宏公司在一审答辩称：不同意沈建军、沈建萍的诉讼请求。第一，正宏公司是在2009年9月通过正当手续取得x村地块的土地开发权，接下来通过审批程序取得0035、0036号规划许可证。0035号规划许可证明确规定12号楼是普通住宅，6号楼为回迁安置楼。沈建军、沈建萍与正宏公司从未有过任何关系，正宏公司未对沈建军、沈建萍作过承诺将其安置在几号楼几单元，也没有任何表示。另外，沈建军就本案诉争的3套房屋，其之前已经通过诉讼要求过交付，经过法院审理后驳回了沈建军的请求，其上诉后也被驳回。所以，沈建军、沈建萍再次为诉争房屋起诉，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有关一事不再理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查清相关事实后驳回沈建军、沈建萍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素兰与沈广来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沈建军、沈建萍子女二人。张素兰、沈广来与沈建军、沈建萍原系x村村民。沈广来于1994年1月21日去世，张素兰于2013年11月17日去世。2009年2月25日，拆迁人（甲方）兴昌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张素兰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实行货币补偿。甲方因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乙方现有户籍人口7人，分别是张素兰、沈建军、沈戈、邱桂芝、沈建萍、邢强、邢一然。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偿款、补助费等共计1383900元。乙方搬迁后，将钥匙交与甲方。乙方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甲方从2007年起每人每月500元标准按季将房屋周转金支付乙方，直至双方另行约定的回迁房交付之日后一个月止。乙方与甲方签署《回迁房订购协议》的，前述款项首先用于支付购房款。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09年3月，兴昌公司与张素兰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自2008年8月1日起，房屋周转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00元，2008年8月以后拆迁的居民，房屋周转金从被拆迁居民搬迁完毕，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计算，过了当期发放时间的款项于下季度周转金发放时一并补发。2009年2月25日，兴昌公司（甲方）与张素兰（乙方）还签订了四份“订购协议”，约定：甲方作为昌平区x村土地一级开发单位，负责房屋拆迁补偿工作，乙方作为被拆迁人，自愿采用货币补偿方式并与甲方签署了“房屋拆迁协议”，同时，乙方自愿按照《北京市昌平区x村旧村改建项目村民优惠购房方案》，用拆迁补偿款购买甲方开发的回迁房。乙方认购房屋的位置分别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x村改建项目（暂定名）第十二［幢］［座］第二单元九层901号、第二单元九层902号、第二单元九层903号、第三单元九层901号（暂定房号），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产权为大产权房。乙方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以全部拆迁补偿款项优先支付该房屋价款。x村拆迁工程全部完工（住户全部搬出并向甲方交付钥匙）且开工建设满20个月前，甲方向乙方交房，最终交房时间以甲方在x村居民委员会张贴的公告为准。协议还对所购买的房屋的规划建筑面积、优惠购房面积、房屋总价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诉讼中，该院对沈建军、沈建萍进行释明，因其系基于一个“房屋拆迁协议”及四个“订购协议”进行诉讼，分属五个法律关系，应当分案进行诉讼。沈建军、沈建萍拒绝分案进行诉讼，坚持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上述事实，有“房屋拆迁协议”、“订购协议”、《补充协议》、户口本、医学死亡证明书、证明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裁定认定：起诉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沈建军、沈建萍依据“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要求兴昌公司、正宏公司支付房屋周转金及租房费用，依据四份“订购协议”要求兴昌公司、正宏公司交付四套房屋。但是，“房屋拆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四份“订购协议”为五个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涉及不同的诉讼标的，应通过与之相应的诉讼解决纠纷，也即一个民事实体法律关系进行一个诉讼。在存在多个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情形下，选择诉讼与否以及起诉何种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属于当事人的诉权内容，法院不应干涉，更不应代替当事人行使。经释明后，沈建军、沈建萍拒绝就其诉请所涉及的五个法律关系作出选择，坚持在本案中一并主张五个合同项下的权利，故沈建军、沈建萍所提诉讼，违反了诉的一般原理，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的条件，即其诉讼请求不具体、不明确，故沈建军、沈建萍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沈建军、沈建萍的起诉。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建军、沈建萍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房屋拆迁协议”与四份“订购协议”是五个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分别进行诉讼。此认定错误。沈建军和沈建萍是基于一处宅基房的拆迁与一级开发商兴昌公司分别签订了上述五份合同，但这五份合同的签订主体相同，法律关系相同，即均属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依照协议的份数作为确定法律关系的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假如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标准成立，沈建军和沈建萍还与兴昌公司签订有一份《补充协议》，如此说来，沈建军和沈建萍与兴昌公司之间是否应该存在六个法律关系？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五份合同涉及不同的诉讼标的，应通过与之相应的诉讼解决纠纷，也即一个民事实体法律关系进行一个诉讼。此认定亦是错误。根据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关于拆迁安置的案由只有一个，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本案系一级开发商兴昌公司和二级开发商正宏公司未履行五份合同约定的四套房屋的安置义务，并据此给沈建军、沈建萍造成了损失而产生的纠纷，如前所述，这仍属于一个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不应依据安置房的数量就将一个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拆分为五个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这既与上述司法解释相悖，也与本案属于一个拆迁户基于一个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而提出的诉讼请求这一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为沈建军和沈建萍所提诉讼违反了诉的一般原理，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的条件，即二人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不明确。此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即便是诉讼标的相同或者是同一种类的，都可以提起共同诉讼或者集团诉讼，更何况本案是因为兴昌公司和正宏公司不履行安置义务及基于此而导致沈建军和沈建萍损失的发生所产生的诉讼，二者是无法拆分为多个诉讼的。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仅规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要“具体”，并未规定还必须“明确”。况且，如果沈建军和沈建萍的诉讼请求不具体，一审法院的立案庭也不会给立案。综上，请求撤销一审法院的驳回起诉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昌公司、正宏公司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其针对沈建军、沈建萍的上诉理由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裁定，请求驳回沈建军和沈建萍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房屋拆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与四份“订购协议”是否应当分案审理；二是四份“订购协议”是否应当分案审理。
首先，关于本案所涉五份合同（“房屋拆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视为一份合同）的法律性质。当事人基于同一个事实不一定就设立一个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在一个事实的基础上设立多个相同种类或者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划分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当事人依据实体法律就不同的标的物所约定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合同的客体。具体到本案，已故的张素兰与兴昌公司基于同一宅基地上的房屋，双方之间设立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一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主要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就是房屋的拆迁行为及货币补偿行为。至于回迁房问题，虽然在合同的第五条略有涉及，即张素兰与兴昌公司签署《回迁房订购协议》的，拆迁补偿款和补助费首先用于支付购房款。但就回迁房屋的具体位置、面积、价款等都未作出约定，因此，该条约定因不具备合同成立的主要条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成立的一些必备条款，故回迁房的买卖行为并未构成“房屋拆迁协议”中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合同客体，这也是“房屋拆迁协议”区分于“订购协议”或者说与“订购协议”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的关键点。二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双方签订的四份“订购协议”。在这四份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均是房屋的买卖行为，不能因为这四份合同的标的物是回迁房，就改变双方设立的是房屋买卖这个法律关系的性质。换言之，该法律关系的性质不是因为双方买卖的标的物是回迁房就有所改变，决定四份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事实依据是合同当事人在“订购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约定。据此，“房屋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与四份“订购协议”是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只不过“房屋拆迁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四份“订购协议”签订的前提，质言之，双方设立的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是双方设立的房屋买卖卖法律关系的前提或者说条件。
其次，关于四份“订购协议”之间的关系。双方基于四份“订购协议”设立了四个独立的、标的物是同一种类的买卖合同关系。之所以说是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指合同当事人针对不同的房屋分别签订了书面合同，四份“订购协议”之间的权利义务，彼此不存在关联性。所谓标的物是同一种类，是指四份“订购协议”的标的物均为房屋。
最后，关于本案所涉五份合同能否合并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诉的客体的合并问题。如上所述，五份合同设立了两大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和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设立了四个性质相同且独立的法律关系，即四个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无论是前述同一种类的法律关系，还是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都不存在必须合并审理或者不合并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也就是说，对于诉的客体的合并，既然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那就意味着是否合并审理的决定权在法院，而不在当事人。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五份合同不应合并审理是其依法行使职权的体现。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志雄
审判员 吴永杰
审判员 杨建国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