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鄂13执复22号
复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湖北沃尔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沃尔德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济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友镒、汪振，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支行（原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
负责人：王峰，行长。
被执行人：中国石化集团湖北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以下简称：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少华，经理。
复议申请人湖北沃尔德公司不服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执异7号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查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与中国石化集团湖北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以下简称：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1日作出（2002）曾经初字第347号民事判决，判决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偿付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贷款本金2111万元及利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3年3月18日，该院受理该案的执行。执行中，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向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支付1390万元，又以其所有的海南省海口市××大道××路××大厦××、××层裙楼以评估价651.056万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后，该院于2003年8月18日作出（2003）曾执字第1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02）曾经初字347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终结。
该案执行终结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将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未履行完的债务在总行予以核销。2004年9月，中国银行随州市分行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2014年8月，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7月12日，武汉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申请人湖北沃尔德公司。上述债权转让都公告通知了债务人，至此，申请人湖北沃尔德公司取得本案本金350万元及利息的债权。申请人湖北沃尔德公司取得该债权后，于2018年3月20日向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提出恢复该院（2002）曾经初字34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变更申请执行人及被执行人的申请。该院于当日立案审查，查明：该案在执行中，经法院召集协调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向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清偿1390万元现金，并将其所有的海南省海口市××大道××路××大厦××、××层裙楼以评估价651.056万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已按双方协商的意见部分履行完毕，尚有90万元未支付。该院于2003年8月18日作出（2003）曾执字第1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02）曾经初字347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终结。因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按照双方协商的意见，尚有90万元未支付。为此，该院在2003年8月22日作出（2003）鄂曾执字第17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于裁定送达后十日内支付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贷款90万元。到期后，被执行人已按该裁定履行完毕。至此，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已按双方的约定全部履行完毕。2003年8月22日，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向该院申请调整终结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便于他们处置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不能清偿的剩余债务。在此情况下，该院于2003年8月22日为申请执行人单独作出一份（2003）曾执字第171号执行裁定书，以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债务巨大，无力清偿债权人的全部债务，且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的理由，裁定该案执行终结。
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在执行中，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与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就本案的执行达成一致意见。该执行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执行笔录中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应视作是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已按协议履行完毕。该院于2003年8月18日作出的（2003）曾执字第1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02）曾经初字347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终结，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湖北沃尔德公司申请恢复执行的行为，是对执行中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故申请人湖北沃尔德公司申请恢复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的规定，该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鄂1303执恢15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湖北沃尔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申请。
湖北沃尔德公司对该裁定不服，于2018年7月2日向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要求撤销该院（2018）鄂1303执恢15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恢复该院（2002）曾经初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并变更该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
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查明，该院在执行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与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在法院主持下，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的副行长盛志强，资产部经理艾明奎同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的副经理李国英等人多次进行了协商，各自将协商结果向其单位汇报后，达成一致执行意见并记入执行笔录。双方代表在执行笔录中签字后，被执行人已按执行笔录中双方达成的执行意见履行完毕。双方参与协商在执行笔录中签字的代表，都无其单位的授权。2018年4月25日，湖北沃尔德公司申请恢复该案的执行后，该院对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资产清收部门的经理艾明奎进行了调查。艾明奎表示，当时盛志强是我行分管清收，资产保全的副行长。我是资产管理部的经理。涉及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的案件，都是由盛行长和我代表单位到法院来处理。因当时不规范，我们处理的所有案件都未向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但我们所说的意见、都是代表我行的意见。该案在处理时所达成的执行意见，都是我们向行里汇报后，行里授权我们才表态签字的。该案我们向行里汇报时，行里有会议纪要。也就是说，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按执行笔录上的意见履行完后，我行自愿放弃其他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认为，一、本案在执行中，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代表经过多次协商达成的执行和解意见，该意见虽未制作执行和解协议书，但该院已记入执行笔录，双方代表均在笔录上签字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第2项的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根据该规定，双方代表在执行笔录中签字后，该执行笔录应视为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该院作出的终结执行裁定，符合法律规定。二、盛志强当时是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分管清收资产保全的副行长，艾明奎是资产管理部的经理。他们不是银行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们参与该案的协调，虽无银行书面授权，但其意见都是经过中国银行随州支行会议讨论后形成的意见，对外，他们的意见就是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的意见。所以，他们在执行笔录上的意见应视为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真实意见的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在法院的主持下，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的分管资产保全的副行长等人达成了执行和解意见。并按执行意见履行完毕。异议人提出他们的意见是未经银行授权，不能代表申请执行人的意见显属违反了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的原则。三、该案在执行中，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当时虽未明确表态免除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剩余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但在执行笔录中，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的代表已明确表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按照协议履行后，该案执行终结。综上，湖北沃尔德公司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对其异议申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异议。
湖北沃尔德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称，请求依法撤销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执恢156号之一和（2018）鄂1303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裁定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以下称湖北石油分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事实和理由：一、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与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并未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曾都区法院认定“该执行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代表在执行笔录中签字后，该执行笔录应视为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认定执行笔录就是执行和解协议，该认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银行无权豁免贷款，根据《贷款通则》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未经国务院批准，贷款人不得豁免贷款。除国务院批准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贷款人豁免贷款”之规定，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无权豁免贷款。2、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副行长盛志强、资产部经理艾明奎在执行笔录上的谈话只能是本案的具体执行意见，不能将“经过银行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视为是本案的“调解”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授权委托书必须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特别授权必须载明权限。本案执行卷宗中参与执行的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工作人员并没有取得银行的特别授权，被询问的银行工作人员也无银行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笔录上更无银行公章，曾都区法院已予以认定。盛志强系银行副行长，不是负责人，其意见仅代表执行意见，而无权代表执行和解意见，且执行卷宗中没有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会议纪要》证明盛志强、艾明奎的执行意见就是本案的调解意见。执行笔录体现的是如何按商定条件执行到位而达到贷款行执行目的，这是银行在剥离金融不良债权前的通行做法。曾都区法院认定“他们的意见都是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讨论后形成的意见”就是本案的调解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执行笔录中自始至终中没有体现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的剩余本金及利息免除问题，随州支行也无放弃对随州公司剩余本金及利息追偿的意思表示，执行笔录没有体现执行和解协议的全部内容，该执行笔录不能视为执行和解协议。4、曾都区法院对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艾明奎的调查笔录“也就是说，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按执行笔录上的意见履行完毕后，我行自愿放弃其他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系艾明奎的个人解释，不具备法律效力。二、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至今还有3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未偿还。经曾都区法院的强制执行，该公司共向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偿还借款本息共计2041.056万元，拖欠剩余本金35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公司并没有清偿完本案剩余债务。本案执行终结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根据财政部的政策将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未履行完的债务打包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并不是在总行予以核销。2004年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关于湖北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呆账贷款的情况说明》都证明了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未偿还的本金及利息依然存在。三、本案终结执行系法院依职权终结执行，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未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并未明确放弃对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剩余本金及利息追偿的实体权利，曾都区法院的终结执行行为不能证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自愿放弃了剩余债权，依法应当恢复执行。四、依法应当裁定申请人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变更湖北石油分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已于2007年11月7日被注销，其债权债务由湖北石油分公司享有和承担。湖北石油分公司有足额资产可供本案执行，具备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
本院查明，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中，除了“该案执行终结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将石油总公司随州公司未履行完的债务在总行予以核销”、“执行笔录应视为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缺乏证据证实外，该裁定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于2003年8月22日向曾都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称“贵院2003年8月18日和8月21日下达的（2003）曾执字第171号和（2003）曾执字第171-1号民事裁定书，因我行需要处置石油公司不能清偿的剩余债务，特申请贵院对上述两个裁定书的内容予以调整。”曾都区人民法院遂就同一案号作出了两份内容不同的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仅凭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工作人员的陈述，在缺乏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相关授权委托书以及“会议纪要”印证的情况下认定银行放弃涉案相关债权缺乏事实依据；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未向法院提供其总行核销剩余债权的证据，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认定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的上级总行核销债权无事实依据。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的上述认定，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于2003年8月22日向曾都区人民法院提出的书面申请，与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转让债权、剥离不良资产的事实自相矛盾。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随州市支行未向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申请终结执行，该院就同一案号作出两份内容不同的民事裁定书终结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综上，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执异7号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执异7号异议裁定；
二、发回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作出相应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 亘
审判员 袁 涛
审判员 吕丹丹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谢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