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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民申45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冯富，男，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君，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璠，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鹏德，男，195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壮德，男，196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万德，男，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原审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辛康园**号。
法定代表人：曲肃，该中心主任。
再审申请人冯富因与被申请人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及原审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冯富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冯富关于依法确认马先常于2010年6月28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承担。（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马先常于2010年6月28日亲笔书写的遗嘱内容是自愿把根据《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所将得到的产权房中属于其自己的份额全部由其妻子芮春平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继承，因该房屋所产生的全部财产权益由芮春平继承。二审法院在经过两次二审时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为案涉房屋系公房，产权单位为大连玻璃钢总厂，缺乏事实依据。2.本案经过两次一审程序，一审法院都未曾明确认定案涉房屋仅是使用权问题，且大连市2010年以后回迁的房屋，没有一处是使用权房屋。案涉房屋在被拆迁前性质为公有房屋，拆迁被安置后性质为产权房。3.马先常处分的是安置后的财产权益，并非拆迁前的权益，遗嘱基于《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成立，三被申请人如认为遗嘱无效，应以大连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为被告，主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无效。4.案涉房屋系芮春平和马先常2005年3月28日结婚后共同居住地，虽有证据证明马万德户籍于2002年迁入案涉房屋，但其并未实际居住此地，属于“空挂户”，不是同住人，不符合《大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人员。即使法院坚持认定案涉房屋是使用权房屋，大连玻璃钢总厂将房屋处分给马万德的行为，也违反上述规定。5.大连甘井子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称凡是回迁房屋，肯定都办理产权。大连玻璃钢总厂不享有安置后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也没有安置后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其无权处分该房屋。（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马万德不构成对案涉房屋使用权的共有，即使法院最后判定案涉房屋安置后是使用权房屋，大连玻璃总厂也不能随意确定承租人，将房屋处分给马万德。2.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相关法律文件，规定了大连市关于公有住房承租人的相关权利，二审法院单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认定案涉房屋产权人是大连玻璃钢总厂，继而断定马先常无权处分案涉房屋，是错误的。冯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提交意见称，不同意冯富的再审申请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冯富在再审申请书中称“第二次二审时无其他新的有力证据”是有意的混淆视听，是错误的。因为在本案第二次上诉期间，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与大连玻璃总厂取得联系，并将该厂对动迁房屋性质的说明提交给二审法庭，同时向法庭提交了该厂的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二)冯富也明确承认马先常遗嘱系基于《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所立。在《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中已经明确地约定了安置房屋的产权性质与动迁房屋是一致的，而动迁房屋的产权属大连玻璃钢总厂所有，那么安置的房屋也属该厂所有。马先常遗嘱处分的房屋是属大连玻璃钢总厂所有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立遗嘱人的此种处分应认定无效。（三）关于安置房屋能否购买产权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无论本案所涉安置房屋能否购买产权，或购买产权应否取得原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及马先常是否有购买该产权的权利，均与本案无关。理由是，马先常在签订《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后，安置房屋建成前就已经死亡，因此即便马先常有权购买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也无法在法律上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即安置房屋无法成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的“个人合法财产”，马先常以遗嘱的形式对不属于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是无效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马先常所立遗嘱内容“我去世后通过上述《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我所得到的产权房屋中我个人所有的份额全部归我妻子芮春平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继承。因该房屋所产生的全部财产权益均由芮春平继承。”由此表明，马先常在遗嘱中处分的是其对产权调换安置的房屋所享有的财产性权益，并非处分房屋产权。虽然涉案房屋原是大连玻璃钢总厂所有的企业自管房，但是马先常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区改造办公室签订《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的行为表明马先常对该房屋享有财产性权益。因此，本案应查明马先常对产权调换安置的房屋是否享有相应的财产性权益及是否具有可继承性，进而认定涉案遗嘱的效力。
综上，冯富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指令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审判长 娄秀娟
审判员 樊少忠
审判员 陈 晨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韩 笑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辽民申45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冯富，男，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君，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璠，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鹏德，男，195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壮德，男，196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万德，男，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审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辛康园**号。法定代表人：曲肃，该中心主任。再审申请人冯富因与被申请人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及原审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冯富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冯富关于依法确认马先常于2010年6月28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承担。（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马先常于2010年6月28日亲笔书写的遗嘱内容是自愿把根据《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所将得到的产权房中属于其自己的份额全部由其妻子芮春平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继承，因该房屋所产生的全部财产权益由芮春平继承。二审法院在经过两次二审时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为案涉房屋系公房，产权单位为大连玻璃钢总厂，缺乏事实依据。2.本案经过两次一审程序，一审法院都未曾明确认定案涉房屋仅是使用权问题，且大连市2010年以后回迁的房屋，没有一处是使用权房屋。案涉房屋在被拆迁前性质为公有房屋，拆迁被安置后性质为产权房。3.马先常处分的是安置后的财产权益，并非拆迁前的权益，遗嘱基于《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成立，三被申请人如认为遗嘱无效，应以大连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为被告，主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无效。4.案涉房屋系芮春平和马先常2005年3月28日结婚后共同居住地，虽有证据证明马万德户籍于2002年迁入案涉房屋，但其并未实际居住此地，属于“空挂户”，不是同住人，不符合《大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人员。即使法院坚持认定案涉房屋是使用权房屋，大连玻璃钢总厂将房屋处分给马万德的行为，也违反上述规定。5.大连甘井子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称凡是回迁房屋，肯定都办理产权。大连玻璃钢总厂不享有安置后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也没有安置后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其无权处分该房屋。（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马万德不构成对案涉房屋使用权的共有，即使法院最后判定案涉房屋安置后是使用权房屋，大连玻璃总厂也不能随意确定承租人，将房屋处分给马万德。2.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相关法律文件，规定了大连市关于公有住房承租人的相关权利，二审法院单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认定案涉房屋产权人是大连玻璃钢总厂，继而断定马先常无权处分案涉房屋，是错误的。冯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提交意见称，不同意冯富的再审申请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冯富在再审申请书中称“第二次二审时无其他新的有力证据”是有意的混淆视听，是错误的。因为在本案第二次上诉期间，马鹏德、马壮德、马万德与大连玻璃总厂取得联系，并将该厂对动迁房屋性质的说明提交给二审法庭，同时向法庭提交了该厂的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二)冯富也明确承认马先常遗嘱系基于《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所立。在《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中已经明确地约定了安置房屋的产权性质与动迁房屋是一致的，而动迁房屋的产权属大连玻璃钢总厂所有，那么安置的房屋也属该厂所有。马先常遗嘱处分的房屋是属大连玻璃钢总厂所有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立遗嘱人的此种处分应认定无效。（三）关于安置房屋能否购买产权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无论本案所涉安置房屋能否购买产权，或购买产权应否取得原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及马先常是否有购买该产权的权利，均与本案无关。理由是，马先常在签订《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后，安置房屋建成前就已经死亡，因此即便马先常有权购买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也无法在法律上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即安置房屋无法成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的“个人合法财产”，马先常以遗嘱的形式对不属于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是无效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马先常所立遗嘱内容“我去世后通过上述《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我所得到的产权房屋中我个人所有的份额全部归我妻子芮春平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继承。因该房屋所产生的全部财产权益均由芮春平继承。”由此表明，马先常在遗嘱中处分的是其对产权调换安置的房屋所享有的财产性权益，并非处分房屋产权。虽然涉案房屋原是大连玻璃钢总厂所有的企业自管房，但是马先常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区改造办公室签订《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的行为表明马先常对该房屋享有财产性权益。因此，本案应查明马先常对产权调换安置的房屋是否享有相应的财产性权益及是否具有可继承性，进而认定涉案遗嘱的效力。综上，冯富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指令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审判长  娄秀娟审判员  樊少忠审判员  陈 晨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韩 笑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吉01行非审复4号
复议申请人（原申请执行人）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双阳分局，住所地长春市双阳区西双阳大街1455号。
法定代表人杨荣昌，局长。
委托代理人颜春霞，吉林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被执行人）王秀英，女，196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长春市双阳区巾帼驾校校长，住所地长春市双阳区。
复议申请人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双阳分局（以下简称国土双阳分局）不服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2017)吉0112行审6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于2014年9月23日对被申请人王秀英作出并送达了长国土资双（监）罚[2014]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于2015年1月4日向被申请人王秀英送达了催告书，催告履行期限届满后，被申请人王秀英仍未履行长国土资双（监）罚[2014]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确定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13802平方米，限期十五日内拆除在非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的义务，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于2015年2月14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王秀英涉嫌刑事犯罪，国土双阳分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现公安机关认定该案未达到立案标准，不予立案。国土双阳分局于2017年11月30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原审法院经审查，国土双阳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认为王秀英涉嫌犯罪，将卷宗移送长春市公安局双阳区分局。经该局核实，认为原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达到立案标准，应将下列情况予以核实补充：“1.经我局初查，王秀英非法占用土地一案，涉嫌违法的嫌疑人应为王秀英、王河二人，贵局对此情况应予以确认；2.对王秀英、王河二人硬化、损坏的土地面积应分别予以确认。”经查证，国土双阳分局未对上述两项内容核实补充。
原审法院认为，国土双阳分局系双阳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作出土地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处罚决定认为违法行为人为王秀英一人，后经公安部门核实违法嫌疑人为王秀英、王河二人，处罚决定中认定的违法主体与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的主体相互矛盾；应核实作出重新确认。本案事实不清。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国土双阳分局申请强制执行的长国土资双（监）罚[2014]41号行政处罚决定。
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违法行为人为王秀英一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复议申请人提供的王秀英的询问笔录、现场勘查记录、王秀英签字的《关于王秀英建双阳区巾帼驾校驾驶员培训学校练车场所用地情况的说明》、王秀英与村民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长春市双阳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双阳区巾帼驾驶员培训学校建设项目准予备案的通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文件等证据，可以证明王秀英已确认了违法用地面积，并在整个行政处罚调查程序中，对此未提出异议。申请人根据以上证据认定违法行为人为王秀英一人事实清楚。二、复议申请人的职责是在发现涉嫌犯罪的事实后及时将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公安机关，并无职责调查核实全部犯罪证据。公安机关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查清事实，应继续调查取证。公安机关未继续调查，复议申请人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综上，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7）吉0112行审67号行政裁定，对复议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事项准予强制执行。
经审查，本院认为，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作出长国土资双（监）罚[2014]41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调查时，公安机关调查笔录显示的事实与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不一致，在此情况下，为确保被执行人及执行标的的准确性，减少国家赔偿风险，本案目前不宜进入执行程序。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应当对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进行核实查证，如经查证事实认定有误，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应当根据查证后的事实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据此，复议申请人国土双阳分局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其复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杨 光
代理审判员 姜 楠
代理审判员 高婧明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魏 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黑刑核51131121号
被告人吴淑臣，男，达斡尔族，1977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小学文化，农民，住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1999年2月2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脱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2003年12月30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7年8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8日被逮捕。
指定辩护人赵进泉，黑龙江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齐齐哈尔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淑臣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8）黑02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吴淑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吴淑臣限制减刑。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复核。复核期间，辩护人提出本案因婚姻矛盾激化引发，吴淑臣能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悔罪，一审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查明，被告人吴淑臣与被害人吴某3（女，殁年41岁）于2012年结婚，2015年协议离婚。2017年7月21日12时至13时，吴淑臣遇到吴某3后，强行将吴某3带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三合村附近一处果树地内，二人边喝酒边谈复婚一事。当吴淑臣得知吴某3不可能与其复婚时，便产生杀人之念，遂用一根白色线绳勒住吴某3颈部，将吴某3勒死后逃离现场。经鉴定，吴某3符合他人以钝性物体作用于颈部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2017年8月9日17时许，公安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将被告人吴淑臣抓获。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人常某、吴某1、董某、高某、吴某2、黄某等的证言，现场勘查笔录、提取笔录、辨认笔录，法庭科学DNA鉴定书、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及被告人吴淑臣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淑臣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吴淑臣纠缠前妻吴某3要求复婚遭到拒绝后，使用绳索将吴某3勒死，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与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本案因婚姻矛盾激化引发，吴淑臣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悔罪，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吴淑臣犯罪的性质、情节，依法应对其限制减刑。辩护人所提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原审已予考虑，故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2刑初18号认定被告人吴淑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吴淑臣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陈 文 萍
审 判 员 祝柏多审判员郑帷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 劲 松
书 记 员 宣 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辖终8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美国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PincusLLC）。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纽约。
代表人：RobertB.Knauss,该公司常务董事兼总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张德才，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厦门进雄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
法定代表人：陈沟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昱，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翁肖楠，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彭永康，男，1970年11月6日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代理人：李伟，福建群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冠男，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StevenDavidFleischli,男，1974年12月2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籍，住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
上诉人美国华平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华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进雄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雄公司）、一审被告彭永康、StevenDavidFleischli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闽民初109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原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华平公司上诉称：（一）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上诉人和其他一审被告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任一情形才可由中国法院管辖：(1)合同在中国领域内签订或履行；(2)诉讼标的物在中国领域内；(3)被告在中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财产；(4)被告在中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本案不符合其中任何一种情形，因此无法由中国法院管辖。原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管辖，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进雄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其主张的2000万美元已实际归还进雄公司，本案不涉及进雄公司的利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即使有权管辖，也不方便管辖。综上，原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予以撤销，驳回进雄公司的起诉。
进雄公司答辩称：（一）本案诉争纠纷的法律性质为侵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具有本案管辖权。华平公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理解片面，该条并不局限于合同纠纷案件，还适用于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二）华平公司主张中国法院不方便管辖没有依据。进雄公司系在中国依法设立的企业，因公司合法财产及利益遭受损害，依法要求相关主体承担责任，本案当然涉及进雄公司的利益。且争议事实以及相关证据主要形成在中国境内，作为侵权纠纷应适用中国法律，由中国法院管辖更为方便。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综上，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华平公司的上诉。
一审被告彭永康提交的意见与华平公司的上诉主张相同。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管辖异议案件。根据华平公司的上诉和进雄公司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以及本案是否存在中国法院不方便管辖的情形。
一审三被告分别来自美国和中国香港，本案同时具有涉外及涉港因素。三被告在我国内地没有住所，因此本案管辖问题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上述规定，涉及财产权益的侵权纠纷案件，如侵权行为地在我国领域内的，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华平公司认为只有合同签订或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在中国领域内，以及被告在中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的，中国法院才有管辖权的主张，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的管辖连接因素，对该法律条文的理解有误。
进雄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一审三被告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进雄公司利益，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损失2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3388000元，本案为涉外侵权纠纷，进雄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一审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涉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综合上述地域管辖与级别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具有本案管辖权。华平公司关于中国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只有同时符合该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人民法院才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中，进雄公司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其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华平公司等三被告损害其利益，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2000万美元的法律责任。华平公司关于本案不涉及中国法人利益的主张与案件事实明显不符，关于一审法院不方便管辖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华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西武
审 判 员 余晓汉
审 判 员 任雪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赵 迪
书 记 员 陈 晖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申12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伟峰，男，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涛，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红林，男，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明旭，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蔡伟峰因与被申请人徐红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4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蔡伟峰申请再审称：（一）裁判文书曲解蔡伟峰答辩所称的本案系赌债的目的，并将举证责任强加于蔡伟峰错误。蔡伟峰的目的是请求法院依法依规加强对徐红林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不是反驳本案系赌博的非法之债不受法律保护而将举证责任加于自身。1、因是赌债，当初写的是空白《欠条》和只留有蔡伟峰手印的空白《个人借款合同》，后徐红林在空白《欠条》上自行填写金额与日期，并在《个人借款合同》上代书了蔡伟峰的名字。2、本案表现形式上的借贷关系并未发生。3、法院应当从严审查徐红林的证据。（二）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徐红林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并已交付现金的事实。（三）徐红林所提供的证据《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系伪证，并不是蔡伟峰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作为证据链采信毫无依据，本案一审管辖亦存在重大瑕疵。（四）蔡伟峰提供的证据能够说明不可能发生债务，二审法院要求蔡伟峰补强，蔡伟峰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向二审法院申请收集，法院未调查收集。（五）徐红林绝无可能向蔡伟峰出借现金。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徐红林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徐红林承担。
徐红林答辩称：1、蔡伟峰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债权系赌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施行，而蔡伟峰与徐红林之间的债权发生在2013年，当时的法律规定没有要求借款关系必须有转款凭证，只要双方有债权债务的手续，出借人有出借能力的事实，收款人有收款的事实，就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蔡伟峰出具了收条，已确认收款事实。3、虽然蔡伟峰否认《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且迟迟不提供检材，但是最终鉴定意见均认定以上两份文件上蔡伟峰按了指纹。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徐红林为主张债权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蔡伟峰与其签订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蔡伟峰当日向其出具的30万元《欠条》以及徐红林当日在银行取现30万元的凭证。蔡伟峰虽否认该笔借款，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一、二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徐红林向蔡伟峰借款30万元的事实。蔡伟峰申请再审，该笔债务系赌债，且借贷关系并未发生，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蔡伟峰申请再审称，徐红林提供的《个人借款合同》和《欠条》是伪证，不是蔡伟峰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查明，蔡伟峰在上述《个人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签名并按手印。对于该签名及指印的真实性问题，经蔡伟峰申请，一审法院曾委托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个人借款合同》中“蔡伟峰”签名笔迹仅依现有样本笔迹无法做出确定性鉴定意见，但“蔡伟峰”签名处捺指印是蔡伟峰手指所留，且先后顺序是先签字后捺印；《欠条》中欠款人处“蔡伟峰”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蔡伟峰”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欠款人处系先签名后捺指印。因此，蔡伟峰关于《个人借款合同》和《欠条》系伪证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证据证明，且与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不符。该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蔡伟峰申请再审称，一审管辖存在重大瑕疵。本院认为，管辖问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事由，本院不予审查。对于蔡伟峰与徐红林是否因借款发生过纠纷的问题，蔡伟峰于二审时提交的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的《询问笔录》和《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均不能证明案外人对蔡伟峰的寻衅滋事行为与徐红林有关。蔡伟峰申请二审法院就报警情况向该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二审法院认为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并无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必要，程序并无不当。蔡伟峰关于二审法院未依职权调取证据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蔡伟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建民
审判员 李成林
审判员 高 倩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汤 莹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12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伟峰，男，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涛，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红林，男，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明旭，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蔡伟峰因与被申请人徐红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4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蔡伟峰申请再审称：（一）裁判文书曲解蔡伟峰答辩所称的本案系赌债的目的，并将举证责任强加于蔡伟峰错误。蔡伟峰的目的是请求法院依法依规加强对徐红林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不是反驳本案系赌博的非法之债不受法律保护而将举证责任加于自身。1、因是赌债，当初写的是空白《欠条》和只留有蔡伟峰手印的空白《个人借款合同》，后徐红林在空白《欠条》上自行填写金额与日期，并在《个人借款合同》上代书了蔡伟峰的名字。2、本案表现形式上的借贷关系并未发生。3、法院应当从严审查徐红林的证据。（二）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徐红林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并已交付现金的事实。（三）徐红林所提供的证据《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系伪证，并不是蔡伟峰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作为证据链采信毫无依据，本案一审管辖亦存在重大瑕疵。（四）蔡伟峰提供的证据能够说明不可能发生债务，二审法院要求蔡伟峰补强，蔡伟峰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向二审法院申请收集，法院未调查收集。（五）徐红林绝无可能向蔡伟峰出借现金。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徐红林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徐红林承担。徐红林答辩称：1、蔡伟峰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债权系赌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施行，而蔡伟峰与徐红林之间的债权发生在2013年，当时的法律规定没有要求借款关系必须有转款凭证，只要双方有债权债务的手续，出借人有出借能力的事实，收款人有收款的事实，就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蔡伟峰出具了收条，已确认收款事实。3、虽然蔡伟峰否认《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且迟迟不提供检材，但是最终鉴定意见均认定以上两份文件上蔡伟峰按了指纹。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徐红林为主张债权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蔡伟峰与其签订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蔡伟峰当日向其出具的30万元《欠条》以及徐红林当日在银行取现30万元的凭证。蔡伟峰虽否认该笔借款，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一、二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徐红林向蔡伟峰借款30万元的事实。蔡伟峰申请再审，该笔债务系赌债，且借贷关系并未发生，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蔡伟峰申请再审称，徐红林提供的《个人借款合同》和《欠条》是伪证，不是蔡伟峰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查明，蔡伟峰在上述《个人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签名并按手印。对于该签名及指印的真实性问题，经蔡伟峰申请，一审法院曾委托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个人借款合同》中“蔡伟峰”签名笔迹仅依现有样本笔迹无法做出确定性鉴定意见，但“蔡伟峰”签名处捺指印是蔡伟峰手指所留，且先后顺序是先签字后捺印；《欠条》中欠款人处“蔡伟峰”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蔡伟峰”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欠款人处系先签名后捺指印。因此，蔡伟峰关于《个人借款合同》和《欠条》系伪证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证据证明，且与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不符。该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蔡伟峰申请再审称，一审管辖存在重大瑕疵。本院认为，管辖问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事由，本院不予审查。对于蔡伟峰与徐红林是否因借款发生过纠纷的问题，蔡伟峰于二审时提交的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的《询问笔录》和《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均不能证明案外人对蔡伟峰的寻衅滋事行为与徐红林有关。蔡伟峰申请二审法院就报警情况向该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二审法院认为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并无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必要，程序并无不当。蔡伟峰关于二审法院未依职权调取证据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蔡伟峰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彭建民审判员  李成林审判员  高 倩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汤 莹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陕71行初95号
原告杨选民，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世昌，陕西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潼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书院街41号。
法定代表人刘三民，临潼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邱媛媛，该区政府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董立普，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法定代表人杨海，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朱永军，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ＸＸ，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选民因不服被告临潼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临潼区政府）、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行者街办）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选民及委托代理人刘世昌，被告临潼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媛媛、董立普，被告行者街办的委托代理人朱永军、Ｘ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13日，临潼区政府作出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杨选民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
原告杨选民不服该决定，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被告临潼区政府作出的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
被告临潼区政府答辩称，1.《决定书》不予赔偿杨选民因铁路施工造成损失的行政决定正确，临潼区政府不是涉案铁路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没有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2.《决定书》不予赔偿杨选民与行者街办行北村委会土地承包损失的行政决定正确，杨选民与行者街办自愿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该纠纷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临潼区政府不是合同主体，不存在赔偿的基础；3.《决定书》不予赔偿杨选民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损失的行政决定正确，行政拘留并非临潼区政府或其派出机构作出，作为赔偿机关主体不适格。综上，临潼区政府并非杨选民诉称相关行为的行政主体，不具有相关行政赔偿责任，其作为行政赔偿案件被告主体不适格，故请求法院驳回杨选民的诉讼请求。
被告临潼区政府在答辩期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
被告行者街办的答辩意见与被告临潼区政府的意见基本相同，亦未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选民于2016年10月17日作为赔偿申请人向被告临潼区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申请，其所列“赔偿义务机关”为二被告，请求：1.临潼区政府赔偿其159万元；2.行者街办赔偿其奶牛养殖场固定资产120万元（以评估公司核算为准），人身非法拘禁造成精神伤害的抚慰金10万元。被告临潼区政府受理该申请，延期一个月审理后，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杨选民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杨选民不服该决定，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所谓被告适格，不仅是指具体的、特定的被诉行政机关，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而且是指实质性适格、正确的被告，即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是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该决定书是被告临潼区政府作出的，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原告坚持起诉行者街办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本案中原告杨选民诉被告临潼区政府的部分，另行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选民对被告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蕾
审判员 程淑芹
审判员 高 洁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贺 宁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陕71行初95号原告杨选民，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刘世昌，陕西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临潼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书院街41号。法定代表人刘三民，临潼区区长。委托代理人邱媛媛，该区政府法制科科长。委托代理人董立普，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法定代表人杨海，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朱永军，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ＸＸ，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选民因不服被告临潼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临潼区政府）、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行者街办）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选民及委托代理人刘世昌，被告临潼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媛媛、董立普，被告行者街办的委托代理人朱永军、Ｘ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月13日，临潼区政府作出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杨选民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杨选民不服该决定，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被告临潼区政府作出的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被告临潼区政府答辩称，1.《决定书》不予赔偿杨选民因铁路施工造成损失的行政决定正确，临潼区政府不是涉案铁路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没有利害关系和因果关系；2.《决定书》不予赔偿杨选民与行者街办行北村委会土地承包损失的行政决定正确，杨选民与行者街办自愿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协议》，该纠纷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临潼区政府不是合同主体，不存在赔偿的基础；3.《决定书》不予赔偿杨选民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损失的行政决定正确，行政拘留并非临潼区政府或其派出机构作出，作为赔偿机关主体不适格。综上，临潼区政府并非杨选民诉称相关行为的行政主体，不具有相关行政赔偿责任，其作为行政赔偿案件被告主体不适格，故请求法院驳回杨选民的诉讼请求。被告临潼区政府在答辩期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被告行者街办的答辩意见与被告临潼区政府的意见基本相同，亦未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杨选民于2016年10月17日作为赔偿申请人向被告临潼区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申请，其所列“赔偿义务机关”为二被告，请求：1.临潼区政府赔偿其159万元；2.行者街办赔偿其奶牛养殖场固定资产120万元（以评估公司核算为准），人身非法拘禁造成精神伤害的抚慰金10万元。被告临潼区政府受理该申请，延期一个月审理后，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杨选民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杨选民不服该决定，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所谓被告适格，不仅是指具体的、特定的被诉行政机关，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而且是指实质性适格、正确的被告，即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是临行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该决定书是被告临潼区政府作出的，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原告坚持起诉行者街办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本案中原告杨选民诉被告临潼区政府的部分，另行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选民对被告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 蕾审判员 程淑芹审判员 高 洁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贺 宁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黔04行初378号
原告王雨和，男，1974年12月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委托代理人王家富，原告之父，男，1945年6月12日，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张天增，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郊路市委大院内。
法定代表人陈训华，市长。
委托代理人周锦，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
委托代理人李旭，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雨和诉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雨和诉称：2014年7月31日，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顺××××区管委会）组织并带领拆迁工作人员在未经提前通知、通告的情况下，将原告位于安顺市××区××铺镇××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除。房屋被拆除后，土地至今闲置，未进行任何建设。被告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拆除原告的房屋，至今没有给予任何的安置和补偿，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原告认为，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其是安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故以安顺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原告房屋被拆除的时间是2014年7月31日，原告于2017年8月22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二、本案争议房屋是违法建筑。原告王雨和在修建涉案房屋前未依法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文件，也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建房申报材料，其行为系违法建设行为，该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经说服教育，原告拒绝停止违法建设行为，2014年7月31日，该违法建筑在安顺××××区管委会组织的拆违控违行动中被依法拆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涉案房屋于2014年7月31日被拆除，原告王雨和应当在房屋拆除时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从2014年7月31日起算，原告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提起诉讼，现原告于2017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对原告王雨和的起诉，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雨和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王雨和。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洪 云
审 判 员 刘 玉
人民陪审员 陈 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 助理 朱艳楠
书 记 员 汤晓燕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黔04行初378号原告王雨和，男，1974年12月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代理人王家富，原告之父，男，1945年6月12日，汉族，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张天增，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郊路市委大院内。法定代表人陈训华，市长。委托代理人周锦，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委托代理人李旭，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雨和诉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雨和诉称：2014年7月31日，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顺××××区管委会）组织并带领拆迁工作人员在未经提前通知、通告的情况下，将原告位于安顺市××区××铺镇××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除。房屋被拆除后，土地至今闲置，未进行任何建设。被告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拆除原告的房屋，至今没有给予任何的安置和补偿，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原告认为，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其是安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故以安顺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安顺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原告房屋被拆除的时间是2014年7月31日，原告于2017年8月22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二、本案争议房屋是违法建筑。原告王雨和在修建涉案房屋前未依法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文件，也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建房申报材料，其行为系违法建设行为，该建筑物属于违法建筑。经说服教育，原告拒绝停止违法建设行为，2014年7月31日，该违法建筑在安顺××××区管委会组织的拆违控违行动中被依法拆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涉案房屋于2014年7月31日被拆除，原告王雨和应当在房屋拆除时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从2014年7月31日起算，原告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提起诉讼，现原告于2017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对原告王雨和的起诉，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雨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王雨和。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洪 云审 判 员 刘 玉人民陪审员 陈 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朱艳楠书 记 员 汤晓燕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辽行终77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红霞，女，196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鞍山市千山区。
委托代理人于成海，辽宁铭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鞍海路28号。
法定代表人靳洪利，该区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宏伟，该区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包海燕，辽宁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鞍山市千山区东鞍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鞍海路33号。
法定代表人王国昌，该镇政府镇长。
委托代理人于同瀛，该镇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廉军，辽宁宇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红霞因诉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千山区政府）、鞍山市千山区东鞍山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鞍山镇政府）强占土地一案，不服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鞍行初字第0014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红霞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成海，被上诉人千山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宏伟，被上诉人东鞍山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于同瀛、廉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王红霞起诉千山区政府、东鞍山镇政府强占土地，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强占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十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王红霞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返还王红霞。
上诉人王红霞上诉称，1、一审庭审中，千山区政府承认对王红霞的承包地实施征收行为，东鞍山镇政府也承认受千山区政府委托具体实施征收行为。一审法院没有对两级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仅以王红霞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两级政府实施强占行为为由，武断驳回王红霞的起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行政征收的事实已经发生，行政诉讼应当由被告举证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原告只需证明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即可。一审法院颠倒举证责任，错误适用法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强占土地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千山区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中辩称，土地征收程序合法，王红霞针对宅基地和承包地补偿问题已经与千山区政府相关部门签订补偿协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东鞍山镇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中辩称，东鞍山镇政府是协助千山区政府进行征收工作，不是征收主体。同意千山区政府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5日，辽宁省政府作出辽政地字（2011）2048号《关于鞍山市2011年度第10批次实施方案用地的批复》，同意鞍山市政府依据国务院批准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制定的实施方案，批准用地54.2202公顷。2011年12月6日，千山区政府发布（2011）年第23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1年12月21日，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发布（2011）第76号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3年6月19日，鞍山市千山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与王红霞签订协议书，对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及附着物予以补偿。该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因千山区政府与王红霞就承包地地上物的补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东鞍山镇政府受千山区政府委托先后于2015年7月31日、2015年8月21日、2016年2月5日、2016年8月19日分别向王红霞先期支付承包地地上物补偿款20万元、30万元、3万元、20万元。2015年9月25日，王红霞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千山区政府、东鞍山镇政府强占27亩承包土地行为违法。2016年8月31日，鞍山市千山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与王红霞签订协议书，补偿王红霞承包地地上附着物共计1838237元，该协议书有王红霞签名并摁手印。王红霞已于2016年9月1日领取剩余的1108247元补偿款，并与东鞍山镇政府签订息访协议书，承诺从签字之日起息诉息访。
以上事实有土地批件、征地公告、补偿安置公告、安置补偿协议书、收条、收款凭证、息访协议书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王红霞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以及是否具备诉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王红霞起诉请求确认千山区政府和东鞍山镇政府强占其承包土地的行为违法，但案件事实表明，辽宁省政府已于2011年11月25日作出辽政地字（2011）2048号《关于鞍山市2011年度第10批次实施方案用地的批复》，王红霞的宅基地及承包地均在该征地批复范围之内。即千山区政府将王红霞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征为国有的行为已经依法获得批准，不存在王红霞所诉的千山区政府和东鞍山镇政府共同实施强占土地的行为。且在2013年6月19日，鞍山市千山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已与王红霞签订协议书，对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及附着物予以补偿。因对承包地地上物的补偿数额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东鞍山镇政府在王红霞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受千山区政府委托分别于2015年7月31日、2015年8月21日向其支付承包土地地上物补偿款共计50万元，这也表明千山区政府并非无任何依据、不作任何补偿的“强占土地”，而是根据土地批件实施征地行为。王红霞虽然主张其在未领取承包地地上物补偿款之前地上物已经于2013年8月被拆除，但其向本院提供的照片没有拍摄日期，无法证明地上物被拆除的具体时间，且照片中显示的是京华汤邑一期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亦无法证明千山区政府和东鞍山镇政府共同对其地上物实施了拆除行为。在二审审理期间，东鞍山镇政府受千山区政府的委托又分别于2016年2月5日、2016年8月19日向王红霞支付承包地地上物补偿款共计23万元，并于2016年8月31日，由鞍山市千山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与王红霞签订协议书，补偿王红霞承包地地上附着物共计1838237元，王红霞已于2016年9月1日领取剩余的1108247元补偿款，并与东鞍山镇政府签订息访协议书，承诺从签字之日起息诉息访。至此，王红霞承包的27亩土地地上物补偿问题已经全部得到解决，其与拆除地上物行为已经不再有任何利害关系，其提起本诉已不具有诉的利益。王红霞关于上述款项不是千山区政府对其承包地地上物的补偿，而是息访费用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红霞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且不具有诉的利益，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裁定结果正确，依法可予维持。上诉人王红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蕊
审 判 员 曹丽华
审 判 员 邢家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倪弘毅
书 记 员 刘 冰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粤12行终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大旺大道南面、临江36米道路西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7879476514。
法定代表人曹敏华，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德大街91号。
法定代表人张集华。
原审第三人张学礼，男，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铭祥，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张学礼撤销认定工伤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1203行初7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向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邮寄送达《预交上诉费通知书》，告知其应于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按自动撤诉处理。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日签收了通知书，但至今没有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亦没有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
本院认为，上诉人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至今没有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应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邱杏花
审 判 员 罗静芳
审 判 员 苏文华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叶伙梅
书 记 员 黎 莹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粤12行终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大旺大道南面、临江36米道路西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7879476514。法定代表人曹敏华，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德大街91号。法定代表人张集华。原审第三人张学礼，男，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铭祥，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张学礼撤销认定工伤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1203行初7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向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邮寄送达《预交上诉费通知书》，告知其应于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按自动撤诉处理。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日签收了通知书，但至今没有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亦没有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至今没有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应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广东艺华不锈钢铝业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邱杏花审 判 员 罗静芳审 判 员 苏文华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叶伙梅书 记 员 黎 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豫民申308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西路*号*号楼。
法定代表人：白立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卫明，河南中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魏晓，男，汉族，1985年11月10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代理人：孙希成，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翼，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魏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本院审查过程中，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以双方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为由于2017年11月14日请求撤回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郑州惠众置业有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永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113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济宁腾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站镇政府驻地（南站镇南村）。
法定代表人：韩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鹏，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净峰镇湖街。
法定代表人：邱仅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复荣，福建伟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336号凯祥大厦1-3层。
法定代表人：林大业，该行行长。
再审申请人济宁腾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南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腾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2012年6月5日的施工合同，合同工期为760天、顺延工期为60天，故正常工期应自2012年8月1日至2014年10月30日，是错误的。该工期应是全部工程施工完毕的工期，本案闽南公司仅施工部分单项工作，且已施工的部分单项工程也没完工，故原审法院对正常合同施工工期的认定错误。对于腾骐公司要求闽南公司交付所有施工技术资料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不明确、不具体，进而不予支持错误。闽南公司应交付的施工技术资料，既有施工合同的约定，也有建筑法律法规的规定。腾骐公司与闽南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虽无效，但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出具的《履约保函》仍有效。（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施工合同无效，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闽南公司释明，原审法院未予释明直接裁决，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综上，腾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闽南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腾骐公司与闽南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共同认可顺延工期，2014年10月15日双方针对腾骐公司无法及时支付进度款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约定闽南公司退出施工现场未完工程由腾骐公司另行发包，因此闽南公司不存在违约延误工期的情形。在闽南公司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泉州分行不必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腾骐公司关于提供施工资料诉请不明确、不具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应驳回腾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中信银行泉州分行提交书面意见称，从《履约保函》的内容可知，中信银行泉州分行是就闽南公司与腾骐公司2012年6月5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向腾骐公司提供履约保证担保。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出具保函承诺提供保证的行为亦无效，故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腾骐公司在二审上诉状中称其与闽南公司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2年10月13日签订的合同，中信银行泉州分行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760天；2013年8月3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书》，腾骐公司同意顺延工期60日。故当事人约定的工期共计820日。闽南公司的实际开工日是2012年8月1日，计算到820日的日期应为2014年10月30日，因此，一、二审法院对工期的认定并无不当。双方在约定工期尚未届满的情况下，于2014年10月15日签署会议纪要，对闽南公司退出施工现场，未完工程由腾骐公司另行发包协商一致。据此，闽南公司不再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当事人的上述合意构成了对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变更，双方并未约定闽南公司是否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招标投标法而无效，故有关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也因此无效。因此，腾骐公司以闽南公司未施工完毕为由主张违约赔偿，没有依据。此外，腾骐公司虽请求闽南公司交付施工资料，但却并未明确其请求对方应当交付资料的具体内容，有鉴于此，一、二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涉案工程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腾骐公司与闽南公司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故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因主合同无效，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向腾骐公司出具的《履约保函》亦无效。且由上所述，闽南公司无需向腾骐公司支付违约金。故一、二审法院对腾骐公司请求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对其主张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再次，二审法院将涉案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列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当事人在庭审中均对此焦点问题阐述了意见，故当事人对涉案合同可能会被认定无效应当有一定预期。而且，双方签署的《会议纪要》就后续的工程施工及工程价款结算等达成了新的合意，故涉案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并不影响当事人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济宁腾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司 伟
审 判 员 刘银春
审 判 员 付少军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楠楠
书 记 员 武泽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11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济宁腾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站镇政府驻地（南站镇南村）。法定代表人：韩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鹏，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净峰镇湖街。法定代表人：邱仅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复荣，福建伟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336号凯祥大厦1-3层。法定代表人：林大业，该行行长。再审申请人济宁腾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南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腾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2012年6月5日的施工合同，合同工期为760天、顺延工期为60天，故正常工期应自2012年8月1日至2014年10月30日，是错误的。该工期应是全部工程施工完毕的工期，本案闽南公司仅施工部分单项工作，且已施工的部分单项工程也没完工，故原审法院对正常合同施工工期的认定错误。对于腾骐公司要求闽南公司交付所有施工技术资料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不明确、不具体，进而不予支持错误。闽南公司应交付的施工技术资料，既有施工合同的约定，也有建筑法律法规的规定。腾骐公司与闽南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虽无效，但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出具的《履约保函》仍有效。（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施工合同无效，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闽南公司释明，原审法院未予释明直接裁决，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综上，腾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闽南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腾骐公司与闽南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共同认可顺延工期，2014年10月15日双方针对腾骐公司无法及时支付进度款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约定闽南公司退出施工现场未完工程由腾骐公司另行发包，因此闽南公司不存在违约延误工期的情形。在闽南公司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泉州分行不必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腾骐公司关于提供施工资料诉请不明确、不具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应驳回腾骐公司的再审申请。中信银行泉州分行提交书面意见称，从《履约保函》的内容可知，中信银行泉州分行是就闽南公司与腾骐公司2012年6月5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向腾骐公司提供履约保证担保。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出具保函承诺提供保证的行为亦无效，故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腾骐公司在二审上诉状中称其与闽南公司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2年10月13日签订的合同，中信银行泉州分行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760天；2013年8月3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书》，腾骐公司同意顺延工期60日。故当事人约定的工期共计820日。闽南公司的实际开工日是2012年8月1日，计算到820日的日期应为2014年10月30日，因此，一、二审法院对工期的认定并无不当。双方在约定工期尚未届满的情况下，于2014年10月15日签署会议纪要，对闽南公司退出施工现场，未完工程由腾骐公司另行发包协商一致。据此，闽南公司不再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当事人的上述合意构成了对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变更，双方并未约定闽南公司是否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招标投标法而无效，故有关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也因此无效。因此，腾骐公司以闽南公司未施工完毕为由主张违约赔偿，没有依据。此外，腾骐公司虽请求闽南公司交付施工资料，但却并未明确其请求对方应当交付资料的具体内容，有鉴于此，一、二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涉案工程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腾骐公司与闽南公司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故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因主合同无效，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向腾骐公司出具的《履约保函》亦无效。且由上所述，闽南公司无需向腾骐公司支付违约金。故一、二审法院对腾骐公司请求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对其主张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再次，二审法院将涉案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列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当事人在庭审中均对此焦点问题阐述了意见，故当事人对涉案合同可能会被认定无效应当有一定预期。而且，双方签署的《会议纪要》就后续的工程施工及工程价款结算等达成了新的合意，故涉案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并不影响当事人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济宁腾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司 伟审 判 员  刘银春审 判 员  付少军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楠楠书 记 员  武泽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终9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南洋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288号东方洋大厦七楼。
法定代表人：李国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伟芳，海南海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璞，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成功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南苑小区8栋108室。
法定代表人：程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霖，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有，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006、2007。
法定代表人：王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思颖，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海南金灿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陈霖，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有，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南南洋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地产公司）、海南成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成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霖、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集团公司）、海南金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灿商贸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初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之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南洋地产公司、海南成功公司要求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监三再终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其主要理由包含两个，一是以物抵债的案涉土地使用权归南洋地产公司享有；二是以土地所抵偿的海南成功公司与陈霖之间的200万元借款虚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监三再终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内容亦对上述两个争议事实进行了审理认定。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对南洋地产公司、海南成功公司所提出的（2015）鄂民监三再终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内容存在错误是否成立进行审理；案涉借款关系是否真实是认定以物抵债成立的前提，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认为“陈霖与海南成功公司、航运集团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是前案应当审理的范围，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不当。因一审法院对案涉借款关系是否真实未予审理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初14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海南南洋房地产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680元、海南成功投资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680元均予以退回。
审 判 长 杨立初
审 判 员 刘崇理
审 判 员 张志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高海娟
书 记 员 苗歌歌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湘民申35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久红，女，汉族，1975年10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云，女，汉族，1977年6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明（与汪云系夫妻关系），男，汉族，1973年1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原审被告：赵冬明，女，汉族，1963年9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再审申请人蒋久红因与被申请人汪云、赵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2民终8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蒋久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错误。一、汪云第一次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175万元是借给了汪玲而非借给蒋久红。中国农业银行的卡系以蒋久红名字开设的账户，但并非由蒋久红开设，该银行卡也并非由蒋久红持有，且蒋久红也未持有该卡和U盾，该卡和U盾均是由汪云的妹妹汪玲持有和使用。一、二审法院对谁开设了蒋久红的账户均没有查清。2014年2月28日汪玲从该卡分两笔转入户名为蒋久红的另一中国银行账户174.9941万元。2014年3月3日汪玲从户名为蒋久红的前述中国银行账户分三笔向汪玲的银行账户转入216万元。其中包括175万元在内的216万元最终转入了汪玲的账户，由此可知，汪云借给蒋久红的175万元最后借给了汪玲，而不是借给了蒋久红。二、汪云、赵明应向蒋久红返还175万元。1.现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认定汪云转账给蒋久红的177.4万元中的175万元系蒋久红向汪云、赵明的借款，蒋久红应归还该笔借款，蒋久红对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和申请抗诉，但均未启动再审，该调解书已进入执行程序。2.汪云向蒋久红转款177.4万元，在调解书中，汪云、赵明称该款系为蒋久红的借款，在本案中又称该款是转给蒋久红用于给付赵冬明的款项。在生效的调解书中，已确认其中的175万元系蒋久红的借款，那么汪云、赵冬明没有将款转给蒋久红用于归还赵冬明的款项。3.蒋久红代汪云、赵明向赵冬明支付了175万元，该笔款项不应由蒋久红支付而实际已由蒋久红支付，因此该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三、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二审裁定以“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蒋久红的起诉错误。后诉与前诉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故应当撤销一、二审民事裁定。
汪云、赵明提交意见称，一审判决正确。175万元借贷关系成立。有蒋久红的借条和该款已转到蒋久红账户的证据来佐证。本案属于重复起诉，175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法院调解并生效，蒋久红多次申诉并无正当理由均被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蒋久红向汪云、赵明出具了175万元的借条并且收到了汪云、赵明转入的175万元款项。双方对此175万元款项发生纠纷后，经人民法院调解，认为借贷关系成立，双方达成还款协议。该调解协议生效，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中，蒋久红认为其收到汪云、赵明的款项只有一笔175万元，且该款系代汪云、赵明偿还案外第三人赵冬明，因此汪云、赵明让其清偿生效调解协议的17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蒋久红的申请再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蒋久红和汪云、赵明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已经生效的调解书确认该借贷关系成立。蒋久红认为其代汪云、赵明偿还案外第三人赵冬明的借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现蒋久红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与原汪云、赵明提起的民间借贷之诉，两诉争议案件在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上均具有同一性。因此，蒋久红提起的不当得利之诉与前诉构成重复诉讼，一、二审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蒋久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蒋久红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曾志红
审判员 陈盎然
审判员 陈梦群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胡翔俊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湘民申35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久红，女，汉族，1975年10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云，女，汉族，1977年6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明（与汪云系夫妻关系），男，汉族，1973年1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原审被告：赵冬明，女，汉族，1963年9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再审申请人蒋久红因与被申请人汪云、赵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2民终8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蒋久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错误。一、汪云第一次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175万元是借给了汪玲而非借给蒋久红。中国农业银行的卡系以蒋久红名字开设的账户，但并非由蒋久红开设，该银行卡也并非由蒋久红持有，且蒋久红也未持有该卡和U盾，该卡和U盾均是由汪云的妹妹汪玲持有和使用。一、二审法院对谁开设了蒋久红的账户均没有查清。2014年2月28日汪玲从该卡分两笔转入户名为蒋久红的另一中国银行账户174.9941万元。2014年3月3日汪玲从户名为蒋久红的前述中国银行账户分三笔向汪玲的银行账户转入216万元。其中包括175万元在内的216万元最终转入了汪玲的账户，由此可知，汪云借给蒋久红的175万元最后借给了汪玲，而不是借给了蒋久红。二、汪云、赵明应向蒋久红返还175万元。1.现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认定汪云转账给蒋久红的177.4万元中的175万元系蒋久红向汪云、赵明的借款，蒋久红应归还该笔借款，蒋久红对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和申请抗诉，但均未启动再审，该调解书已进入执行程序。2.汪云向蒋久红转款177.4万元，在调解书中，汪云、赵明称该款系为蒋久红的借款，在本案中又称该款是转给蒋久红用于给付赵冬明的款项。在生效的调解书中，已确认其中的175万元系蒋久红的借款，那么汪云、赵冬明没有将款转给蒋久红用于归还赵冬明的款项。3.蒋久红代汪云、赵明向赵冬明支付了175万元，该笔款项不应由蒋久红支付而实际已由蒋久红支付，因此该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三、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二审裁定以“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蒋久红的起诉错误。后诉与前诉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故应当撤销一、二审民事裁定。汪云、赵明提交意见称，一审判决正确。175万元借贷关系成立。有蒋久红的借条和该款已转到蒋久红账户的证据来佐证。本案属于重复起诉，175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法院调解并生效，蒋久红多次申诉并无正当理由均被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蒋久红向汪云、赵明出具了175万元的借条并且收到了汪云、赵明转入的175万元款项。双方对此175万元款项发生纠纷后，经人民法院调解，认为借贷关系成立，双方达成还款协议。该调解协议生效，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中，蒋久红认为其收到汪云、赵明的款项只有一笔175万元，且该款系代汪云、赵明偿还案外第三人赵冬明，因此汪云、赵明让其清偿生效调解协议的17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蒋久红的申请再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蒋久红和汪云、赵明之间民间借贷关系已经生效的调解书确认该借贷关系成立。蒋久红认为其代汪云、赵明偿还案外第三人赵冬明的借款，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现蒋久红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与原汪云、赵明提起的民间借贷之诉，两诉争议案件在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上均具有同一性。因此，蒋久红提起的不当得利之诉与前诉构成重复诉讼，一、二审认定并无不当。综上，蒋久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蒋久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曾志红审判员  陈盎然审判员  陈梦群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书记员  胡翔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豫法民申21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菊花，女，回族，1962年11月7日出生，住郑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城支行。营业场所：郑州市紫荆山路9号。
负责人：郭军，该支行行长。
再审申请人李菊花因与被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城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8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菊花申请再审称，李菊花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建立了短暂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却没有按照事先的承诺兑现赠品，且其工作人员在李菊花与其沟通赠品一事时对李菊花进行恶意攻击，给李菊花造成了极大的身体和精神伤害。李菊花在上访、申诉期间花去的交通费、餐饮费等费用均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得到赔偿。故李菊花依法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菊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存在违约或侵权行为，也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存在因果关系，生效判决据此驳回李菊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李菊花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菊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蒋瑞芳
代理审判员 李百福
代理审判员 王 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赵永利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豫法民申213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菊花，女，回族，1962年11月7日出生，住郑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城支行。营业场所：郑州市紫荆山路9号。负责人：郭军，该支行行长。再审申请人李菊花因与被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城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8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菊花申请再审称，李菊花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建立了短暂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却没有按照事先的承诺兑现赠品，且其工作人员在李菊花与其沟通赠品一事时对李菊花进行恶意攻击，给李菊花造成了极大的身体和精神伤害。李菊花在上访、申诉期间花去的交通费、餐饮费等费用均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依法应当得到赔偿。故李菊花依法申请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菊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存在违约或侵权行为，也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与广发银行郑州商城支行存在因果关系，生效判决据此驳回李菊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李菊花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菊花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蒋瑞芳代理审判员  李百福代理审判员  王 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赵永利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陕71行初306号
原告薛军鹏，男，汉族。
原告曾智秀，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何引省（原告曾智秀之子），男，汉族。
原告张喜凤，女，汉族。
原告王淑芹，女，汉族。
原告李福海，男，汉族。
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小涛，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上官吉庆，市长。
委托代理人景龙辉，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郭毅新，陕西洪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薛军鹏等5人诉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撤销土地审批件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薛军鹏等5人诉称，原告薛军鹏、曾智秀、张喜凤、王淑芹、原告李福海之父均系西安市长安区王寺街办冯党村村民，在冯党村有宅基地和房屋。李福海父母去世后，李福海对其父的房屋享有继承权。2016年7月至9月，原告薛军鹏等5人在该村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原告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知被告作出的市国土字[2016]第459号审批土地件《关于西安至宝鸡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征收王寺斗门高桥街道办事处冯党村等18个村组和王寺高桥2个街道办事处集体土地及收回沣河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征收了原告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原告认为，被告在征地依法报批前，未组织听证，对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亦未经农户确认，且对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未予公告，被告作出被诉审批土地件的程序违法；被征收土地中包含有基本农田，被告作出被诉审批土地件超越法定职权；被告为规避审批权限，将冯党村的集体土地化整为零进行报批，严重违反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综上，被告作出的市国土字[2016]第459号审批土地件违法，应予撤销，故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国土字[2016]第459号审批土地件；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西安市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曾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应对复议机关提起诉讼，被告主体不适格；2、本案原告只有5人，未达到法定过半数村民的规定，且原告未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作出的被诉审批土地件有利害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3、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相关批复合法有效；4、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正当、合法有效，并未超越审批权限；5、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内容是对上级行政机关批复内容的转发和对下级国土部门呈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行为，并未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实质影响。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8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沣东新城分局（以下简称沣东分局）作出市国土沣东字[2016]57号《关于征收王寺斗门高桥街道涉及冯党村等18个有关村组和王寺高桥2个街道办事处集体土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收回沣河等6个国有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呈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载明：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西安至宝鸡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转批的《征收土地方案》和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沣东分局征收王寺街道办事处冯党村等有关村组和王寺、高桥街道办事处集体土地143.1825公顷；同时收回沣河等6个国有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16.5763公顷，合计159.7588公顷，已经完成征地相关程序。该分局已于2016年7月22日分别将《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在上述村组予以公告，并充分听取了被征地村组村民的意见，均无异议。现将修订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呈报。2016年9月6日，被告作出市国土字[2016]第459号审批土地件《关于西安至宝鸡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征收王寺斗门高桥街道办事处冯党村等18个村组和王寺高桥2个街道办事处集体土地及收回沣河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批复沣东分局。载明：市国土沣东字[2016]57号请示收悉。经国务院批准，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批转，同意将王寺街道办事处冯党村等有关村组和王寺、高桥街道办事处等143.1825公顷集体土地依法征收为国有，同意将沣河等使用的16.5763公顷土地使用权依法收回；同意将上述159.7588公顷土地用于西安至宝鸡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经审查，沣东分局呈报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合法，安置途径可行。经研究，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意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由沣东分局负责按照该方案实施征地，并做好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等项工作。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是政府实施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被告作出被诉审批土地件，其实质内容是对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2015]650号批复内容的转发和对沣东分局呈报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内部批复行为，对原告薛军鹏等5人的合法实体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依法应予裁定驳回。关于原告提出的“其已就国土资函[2015]650号批复向国务院申请裁决，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申请，经查，因本案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处理结果不以国务院对国土资函[2015]650号审批土地件的裁决结果为依据，故对原告之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薛军鹏、曾智秀、张喜凤、王淑芹、李福海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薛军鹏等5人已预交），退还原告薛军鹏、曾智秀、张喜凤、王淑芹、李福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古 晓
审 判 员 睢 涛
代理审判员 周玲玲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申26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北茂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丰县高乐山镇沿河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思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刚，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来凤县万达建筑材料租赁服务部。经营场所：湖北省来凤县翔凤镇凤仪大道。
经营者：魏志仁，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来凤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陈长华，男，196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再审申请人湖北茂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来凤县万达建筑材料租赁服务部（以下简称万达租赁服务部）、陈长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28民终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茂泰公司申请再审称：1、涉案建设工程实际承包主体是陈长华，茂泰公司只是形式上与发包方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合同，该合同只是用于备案，完全没有由茂泰公司实际履行建设工程的施工义务。2、本案租赁合同标的物的租赁时间在与来凤县大河镇政府的建设工程期间，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茂泰公司与来凤大河镇财经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同时释明应由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那么也应由实际施工人承担义务。3、实际履行施工行为的主体免责与形式未履行合同主体担责不公平，依法应当依照实际履行合同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一、二审判决免去实际施工人责任，让茂泰公司承担责任有违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再审并裁定中止执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万达租赁服务部、陈长华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茂泰公司承建来凤县大河镇游客接待综合业务用房和商住楼项目后，成立了以陈长华为负责人的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与万达租赁服务部签订的《钢管、扣件、项托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万达租赁服务部依约交付租赁物用于茂泰公司的承建工程后，有权要求茂泰公司为其下设机构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支付租赁费用。一、二审判决茂泰公司依约支付租金、赔偿金、相关费用及违约金，实体处理并无不当。茂泰公司申请再审称，涉案建设工程实际承包主体是陈长华，茂泰公司只是出借资质用于合同备案，不应承担支付本案租金的义务。本院认为，无论是从涉案工程的承建单位、租赁合同签订人陈长华的身份及其加盖的项目部公章，还是从租赁物运送地点及使用目的来看，万达租赁服务部作为善意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签订涉案《钢管、扣件、项托租赁合同》是代表茂泰公司，其对外民事行为的责任承担主体是茂泰公司。至于茂泰公司与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陈长华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足以对抗万达租赁服务部的合理诉求。茂泰公司有权在向万达租赁服务部承担民事责任后，向陈长华行使追偿权。茂泰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湖北茂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建民
审判员 李成林
审判员 高 倩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汤 莹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2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北茂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丰县高乐山镇沿河路*号。法定代表人：李思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刚，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来凤县万达建筑材料租赁服务部。经营场所：湖北省来凤县翔凤镇凤仪大道。经营者：魏志仁，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来凤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陈长华，男，196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再审申请人湖北茂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来凤县万达建筑材料租赁服务部（以下简称万达租赁服务部）、陈长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28民终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茂泰公司申请再审称：1、涉案建设工程实际承包主体是陈长华，茂泰公司只是形式上与发包方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合同，该合同只是用于备案，完全没有由茂泰公司实际履行建设工程的施工义务。2、本案租赁合同标的物的租赁时间在与来凤县大河镇政府的建设工程期间，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茂泰公司与来凤大河镇财经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同时释明应由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那么也应由实际施工人承担义务。3、实际履行施工行为的主体免责与形式未履行合同主体担责不公平，依法应当依照实际履行合同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一、二审判决免去实际施工人责任，让茂泰公司承担责任有违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再审并裁定中止执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万达租赁服务部、陈长华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茂泰公司承建来凤县大河镇游客接待综合业务用房和商住楼项目后，成立了以陈长华为负责人的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与万达租赁服务部签订的《钢管、扣件、项托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万达租赁服务部依约交付租赁物用于茂泰公司的承建工程后，有权要求茂泰公司为其下设机构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支付租赁费用。一、二审判决茂泰公司依约支付租金、赔偿金、相关费用及违约金，实体处理并无不当。茂泰公司申请再审称，涉案建设工程实际承包主体是陈长华，茂泰公司只是出借资质用于合同备案，不应承担支付本案租金的义务。本院认为，无论是从涉案工程的承建单位、租赁合同签订人陈长华的身份及其加盖的项目部公章，还是从租赁物运送地点及使用目的来看，万达租赁服务部作为善意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签订涉案《钢管、扣件、项托租赁合同》是代表茂泰公司，其对外民事行为的责任承担主体是茂泰公司。至于茂泰公司与茂泰公司来凤县大河镇项目部、陈长华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足以对抗万达租赁服务部的合理诉求。茂泰公司有权在向万达租赁服务部承担民事责任后，向陈长华行使追偿权。茂泰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湖北茂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彭建民审判员  李成林审判员  高 倩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汤 莹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民申35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秦发明，男，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岔路口。
法定代表人：王广淋，该村委会主任。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邓可金，男，195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开梅，女，194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再审申请人秦发明因与被申请人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江坪村委会）、邓可金、孙开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终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秦发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清江坪村委会伙同我母亲孙开梅将诉争水田强行豪夺，清江坪村委会主任王广淋于2005年5月30日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伪造我的签名；2、一审期间委托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没有鉴定结论，这说明土地承包合同书是伪造的。（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承包者以登记为准，诉争水田的承包权登记在我名下，一、二审法院支持邓可金、孙开梅的行为违法；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农村承包权的取得必须遵循“本人”原则，而邓可金老家有田，有承包权，一、二审判决违反我国承包土地的基本原则。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秦发明及其母孙开梅等家庭成员共同以家庭承包的方式与清江坪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诉争水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99年3月14日，秦发明与其姐夫邓可金签订一份《分家证明》，约定将诉争水田流转给邓可金经营。该《分家证明》上有秦发明的签名及指印，秦发明的母亲对于该分家协议的真实性也予认可。清江坪村委会依据秦发明与邓可金签订的《分家证明》原件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包给邓可金，并于2005年5月30日与作为家庭代表的秦发明（孙开梅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签订了编号为鄂EJ903020305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秦发明主张其在上述《分家证明》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的签字是伪造的，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且自1999年至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的十余年期间，秦发明对于邓可金耕种诉争土地一直未提出异议，并在2014年12月10日清江坪村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及编号为420506102201040106J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对所承包的土地（并不包括诉争土地）签字确认，上述事实也印证了《分家证明》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秦发明申请再审称，清坪江村委会伙同其母孙开梅于2005年5月30日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伪造其签名，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经秦发明申请，人民法院曾对鄂EJ903020305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分家证明》上“秦发明”签名的真实性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后该鉴定中心以“送检材料年代久远，且无法提供‘秦发明’签名字迹同期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样本数量不足”等为由不予受理。秦发明申请再审称，一审期间委托的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没有鉴定结论就说明土地承包合同书是伪造的。该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造册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的程序。秦发明关于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秦发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建民
审判员 李成林
审判员 高 倩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汤 莹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鄂民申35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秦发明，男，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岔路口。法定代表人：王广淋，该村委会主任。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邓可金，男，195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开梅，女，194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再审申请人秦发明因与被申请人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清江坪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江坪村委会）、邓可金、孙开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终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秦发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清江坪村委会伙同我母亲孙开梅将诉争水田强行豪夺，清江坪村委会主任王广淋于2005年5月30日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伪造我的签名；2、一审期间委托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没有鉴定结论，这说明土地承包合同书是伪造的。（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承包者以登记为准，诉争水田的承包权登记在我名下，一、二审法院支持邓可金、孙开梅的行为违法；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农村承包权的取得必须遵循“本人”原则，而邓可金老家有田，有承包权，一、二审判决违反我国承包土地的基本原则。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秦发明及其母孙开梅等家庭成员共同以家庭承包的方式与清江坪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诉争水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99年3月14日，秦发明与其姐夫邓可金签订一份《分家证明》，约定将诉争水田流转给邓可金经营。该《分家证明》上有秦发明的签名及指印，秦发明的母亲对于该分家协议的真实性也予认可。清江坪村委会依据秦发明与邓可金签订的《分家证明》原件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包给邓可金，并于2005年5月30日与作为家庭代表的秦发明（孙开梅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签订了编号为鄂EJ903020305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秦发明主张其在上述《分家证明》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的签字是伪造的，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且自1999年至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的十余年期间，秦发明对于邓可金耕种诉争土地一直未提出异议，并在2014年12月10日清江坪村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及编号为420506102201040106J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对所承包的土地（并不包括诉争土地）签字确认，上述事实也印证了《分家证明》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秦发明申请再审称，清坪江村委会伙同其母孙开梅于2005年5月30日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伪造其签名，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经秦发明申请，人民法院曾对鄂EJ903020305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分家证明》上“秦发明”签名的真实性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后该鉴定中心以“送检材料年代久远，且无法提供‘秦发明’签名字迹同期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样本数量不足”等为由不予受理。秦发明申请再审称，一审期间委托的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没有鉴定结论就说明土地承包合同书是伪造的。该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造册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的程序。秦发明关于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秦发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彭建民审判员  李成林审判员  高 倩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汤 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豫民申48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阳市文峰区富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阳市文峰区袁家村小区*排**号。
法定代表人：赵世耀，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江明，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月喆，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保芹，女，汉族，1966年1月26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代理人：陈宝志，男，汉族，1964年10月14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系张保芹丈夫。
一审被告：河南省加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号**层****号。
法定代表人：赵世耀，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赵世耀，男，汉族，1968年8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现住郑州市金水区。
再审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富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张保芹及一审被告河南省加华投资有限公司、赵世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6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认为，安阳市文峰区富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由本院提审；
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王春娥
审判员 蒋瑞芳
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赵永利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吉01执异246号
异议人（被告）：海南好康舒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鲁小琴，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清，男，该公司法务经理。
原告：殷礼，男，1955年12月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被告：陈长潭，男，1962年4月8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被告：鲁小琴，女，1979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告：西藏淘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拉萨市。
法定代表人：鲁小琴，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贵州健圣堂药业有限公司（原贵州康纳圣方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鲁小琴，该公司董事长。
本院在审理原告殷礼与被告陈长潭、鲁小琴、海南好康舒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康舒公司）、西藏淘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康公司）、贵州健圣堂药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好康舒公司对本院执行行为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好康舒公司异议请求：解除对其公司持有的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顺公司）股权超标的范围的查封措施。事实与理由：原告殷礼与异议人于2016年2月28日签订《委托持股协议》，该委托持股协议第一条约定，殷礼出资3000万元，受让异议人持有伊顺公司25.8%股权中的6%股权。根据以上所述，异议人持有伊顺公司的15.8%的股权价值为7900万�。本案中，（2018）吉01民初392号之一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异议人存款4391.8821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贵院在执行本案过程中，对异议人持有伊顺公司股权查封金额已经远远超过4391.8821万元，故属于超标的查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1条规定，应依法解除超标的范围的查封措施。
本院查明，本院在审理原告殷礼与被告陈长潭、鲁小琴、好康舒公司、淘康公司、贵州健圣堂药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8）吉01民初39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陈长潭、鲁小琴、好康舒公司、淘康公司、贵州健圣堂药业有限公司金融机构存款人民币4391.8821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依据该裁定，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冻结了好康舒公司持有的伊顺公司的15.8%股权。后好康舒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
另查明，2016年2月28日，殷礼（委托方）与好康舒公司（受托方）、陈长潭（担保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该协议一、委托持股及股权归属1中约定“委托方出资3000万元，实际受让受托方持有伊顺公司25.8%股权中的6%股权。”
再查明，伊顺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6日，注册资本为5813.9535万元，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别淘康公司、好康舒公司、上海道基金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彭芳、樊艳伟、蔡建强、刘卫纲、孙小军，出资比例分别为：60.2%、15.8%、11.6667%、1.1667%、1.1667%、2%、2%、5%、1%。
本院认为，虽异议人以其和殷礼2016年2月28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中对伊顺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作为依据，主张本院存在超标的查封的问题，但该协议中约定的3000万元的价格，仅是好康舒公司和殷礼之间约定的价格，在未经法定程序对该股权价值予以评估，且综合考虑市场价值变动、拍卖财产的降价比例、评估拍卖过程中的不特定因素等情况，不能认定本院查封好康舒公司持有伊顺公司的15.8%股权的行为存在超标的查封的问题。综上，好康舒公司的异议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海南好康舒药业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 判 长 张东宇
代理审判员 周翠翠
代理审判员 蒋振华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马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