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3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丹，女。
委托代理人李某，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某，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朋举，男。
委托代理人夏某，男，系被上诉人夏朋举的父亲。
原审第三人杨东红，男。
上诉人周丹为与被上诉人夏朋举、原审第三人杨东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2）深南法西民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周丹与杨东红合伙从事二手车生意，2009年7月双方结束合作并进行了结算。周丹主张，结算后杨东红应退回周丹投资款及收益共计97000元，周丹委托夏朋举向杨东红收取该款，而夏朋举收款后没有交付给周丹。夏朋举则主张，其只收到了杨东红交付的60000元，而该60000元已于收到后即交付给了周丹，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具体交付时间。杨东红在庭审中陈述，杨东红与周丹及其丈夫夏某投资二手车生意，2009年7月生意结束后，其将剩余车辆出售后所得5万余元凑足了6万元，在征得周丹同意的情况下分两次通过夏朋举转交给了周丹，除此之外，杨东红没有再通过夏朋举另外向周丹支付过款项，周丹所主张的剩余的37000元与杨东红无关。周丹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款收据两份，证明夏朋举收到杨东红的款项。该收据由夏朋举分别于2010年6月3日和2010年6月15日向杨东红出具，收款金额分别为2万元、4万元。夏朋举称该证据上的签名像夏朋举的，但有可能是伪造的，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杨东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收条一份，证明夏朋举收到杨东红交来的投资收益后向周丹出具了收条。该收条的抬头为“收条.借款”，内容为“兹收到周丹人民币玖万柒仟元正用于投资二手车场生意。收款人：夏鹏举”，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夏朋举确认该收条上夏朋举签名的真实性，但表示抬头部分的“借款”两字是事后添加的，当时出具该收条的情况是：周丹与杨东红合作结束时，经营场所和剩余的物品交由夏朋举看管，后周丹与夏朋举代理人夏某闹矛盾时，周丹盖住收条的内容让夏朋举签字的。杨东红则表示该证据与杨东红无关。另查，2012年，周丹曾就本案争议的97000元以民间借贷纠纷将夏朋举诉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称该97000元系夏朋举所借款项，要求夏朋举偿还。该院于2012年5月21日作出（2012）××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以周丹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周丹的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收款收据”、“收条.借款”、（2012）××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原审认为：周丹曾就本案诉争的97000元以民间借贷纠纷将夏朋举诉至罗湖法院，罗湖法院以周丹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周丹的诉讼请求，周丹现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将夏朋举诉至法院，要求夏朋举返还受其委托从杨东红处收取的投资结算款97000元，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夏朋举是否受周丹委托从杨东红处收取了投资结算款、金额为多少、夏朋举是否已经返还。对此，法院认为，首先，杨东红称合作结束后，经周丹同意向夏朋举交付了60000元款项，夏朋举亦确认已收到该款项，而周丹亦提供了夏朋举向杨东红出具的金额为60000元的收款收据佐证，故对于夏朋举受周丹委托从杨东红处收取了投资结算款60000元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夏朋举主张已将该60000元返还给了周丹，但未举证证明，夏朋举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夏朋举的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夏朋举受周丹委托向杨东红收取了60000元而未返还给周丹，周丹要求夏朋举返还这部分款项，法院予以支持。周丹要求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合情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其次，杨东红否认其在结束合作关系时应付给周丹的投资结算款为97000元，并确认除了已付的60000元之外没有再通过夏朋举向周丹支付过其它款项，夏朋举也否认曾经收到杨东红支付的另外的37000元款项，而周丹提交的“收条.借款”并不能直接证明夏朋举已从杨东红处收到该部分款项，除该“收条.借款”外，周丹未能提交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故周丹称夏朋举受其委托从杨东红处另外收取了37000元投资结算款的事实，证据不足，周丹要求夏朋举返还另外的37000元，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夏朋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丹支付6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2年9月1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周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夏朋举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2.5元，由周丹负担344元，夏朋举负担768.5元（周丹已预交受理费1112.5元，法院退回768.5元。夏朋举应负担之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至以下账户：单位名称：深圳市财政局，开户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账号×××2008）。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周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投资款项人民币97000元及利息（以97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偿还本息止）；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从被上诉人夏朋举向上诉人周丹出具的“收条．借款”、（2012）××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夏朋举从第三人处收取现金和物品折算后的款项为97000元，其中60000元被上诉人夏朋举从第三人杨东红处收取现金后给第三人杨东红出具了收款收据，另外37000元为退回押金10000元和一辆长安汽车出售后收取27000元。被上诉人夏朋举从第三人杨东红处收取60000元再加上退回押金10000元和一辆长安汽车出售后收取27000元，给上诉人周丹出具一张97000元的收条。被上诉人夏朋举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其没有收到上诉人周丹97000元投资结算款，是不会给上诉人周丹出具97000元收条的。同时被上诉人夏朋举承认收条为其本人签名，且在罗湖法院的庭审中也承认其替上诉人周丹收取了此笔投资结算款，一审判决仅确认60000元，而对以上证据没有进行认定，造成事实认定不足或该认定的事实不予认定，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周丹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上诉人周丹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周丹依法向法院提起上诉，恳请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周丹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夏朋举二审答辩称：本案诉争生意是被上诉人的父亲夏某做的，上诉人周丹对有关事宜均不清楚。这个案子是夏某与上诉人周丹离婚衍生出来的案件。夏某与第三人杨东红结算之后，让被上诉人夏朋举看管这个铺位，上诉人周丹写了收条后让被上诉人夏朋举签字，被上诉人夏朋举并不了解情况就签了字了。后来“借款”两个字是上诉人周丹之后加的。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在（2012）××民一初字第××号案件中，上诉人周丹称本案诉争的97000元是其借给被上诉人夏朋举的。被上诉人夏朋举称本案诉争的97000元源于上诉人周丹与其父夏某投资二手车的剩余资产估价。上诉人周丹在本案二审中述称，本案有关97000元的“收条．借款”是被上诉人夏朋举向第三人杨东红出具两张收条之后，向其出具的。上诉人周丹在本案二审中确认其与第三人杨东红是合作投资关系，与被上诉人夏朋举是委托收款关系。
上诉人周丹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夏朋举向周丹返还投资款97000元及利息（以97000元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偿还之日止）；2、夏朋举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周丹确认其是与第三人杨东红存在投资合作关系，故在合作关系终止时，上诉人周丹应与第三人杨东红按照投资合作的约定对有关剩余资产进行分配。在本案中，第三人杨东红述称其在与上诉人周丹、案外人夏某合作结束后，在征得上诉人周丹同意的情况下分两次通过夏朋举转交6万元给了上诉人周丹，除此之外再未通过被上诉人夏朋举另外向上诉人周丹支付过其他款项。而上诉人周丹亦确认其只是委托被上诉人夏朋举向第三人杨东红收款。故被上诉人夏朋举应为上诉人周丹的代理人，而非第三人杨东红的代理人。被上诉人夏朋举并没有代替第三人杨东红向上诉人周丹确认投资款数额的权利。此外，即使被上诉人夏朋举代第三人杨东红收到上诉人周丹的投资款，上诉人周丹亦应根据其与第三人杨东红合作投资时的约定以及最后的剩余资产价值，向第三人杨东红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周丹在本案中仅有权依据被上诉人夏朋举向第三人杨东红出具的两张收款收据，向被上诉人夏朋举主张返还从第三人杨东红处收取的6万元款项，无权依据“收条．借款”要求被上诉人夏朋举返还97000元投资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上诉人周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东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