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3民初2924号
原告：周巧君，女，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伍全，浙江通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号蔚蓝国际大厦*号***室。
法定代表人：谭东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海梅，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巧君诉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叶东晓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巧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伍全，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海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巧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的工资26875元(从2017年的9月1日到2018年1月31日为止，共5个月,按照每月5375元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9875元；3.判令被告补缴原告从2017年4月起到2018年1月止的五险一金社会保险；4.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仲裁裁决认为原、被告之间2017年10月1日到2018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无效是错误的。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效的，理由如下：1李健作为被告的总经理有权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无需他人授权。原裁决书认为李健“未经法定代表人授权”是错误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仅规定了公司总经理的职权范围。原告作为公司的普通员工，总经理出面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合法合规，况且上一年度的劳动合同即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裁定书认定有效，该劳动合同同样是李健出面与原告签的。2.李健以谭东升声明作废的原公章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首先谭东升登报声明，原来的公章作废，当时被告公司内部以及公司股东之间对此都有争议，新老公章正处于使用当中，并且公司的股东浙江中思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思公司）起诉谭东升，要求确认新公章无效案件还没有定论，新老公章哪一个有效，原告无法辨别。新老公章之争是公司股东之间、公司高管内部之间的纠纷。事实上，从2017年9月30日订立本案所涉的劳动合同以后，原告一直在正常上班。3.原告在前案（2017）下劳人仲案字0547号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当中曾经提出过解除劳动合同，该请求无关本案所涉的劳动合同是否成立以及是否生效。2017年9月30日双方订立本案所涉的劳动合同之后，原告在2017年10月9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撤回了该项请求。原裁决书认为原告在另案劳动争议中曾提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后虽撤回，也证明当时双方劳动合同没有续签，是何等的荒谬。4.2017年9月1日到2018年1月31日，原告正常上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否认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工资考勤表上有办公室负责人冯林泉、考勤记录人吴淑莹的签字，并加盖公司的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被谭东升收回）。吴淑莹与被告之间也是到2018年1月31日才签署了《退休返聘人员吴淑莹劳动关系解除结算书》。原裁决书认为“同理申请人提供的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考勤表上也是由李健盖原印章，该考勤表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个观点是错误的。5.原来的裁决书认定原告与杭州一起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一起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原告从2017年6月开始挂靠在一起创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正是因为被告从2017年4月开始违法不缴纳社保，不得已而采取个人挂靠单位缴纳社保这样的方式，至于所谓在一起创公司停薪留职一年，从2017年9月1日到2018年8月31日，仅是为了挂靠缴纳社保而办理的手续而已，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既然已经确认原被告双方在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6月一起创公司帮助原告缴纳社保，怎么可能原告与一起创公司又成立了另外一个劳动关系。二、原裁决书认为，仅提供门口卷闸门照片，不能证明被告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不予支付，这是错误的。原告认为被告采取关闭卷闸门的方式强制不让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进入办公室上班，显然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剥夺了原告的劳动权利，应承担相应责任。2017年8月7日原告经浙江爱德医院检验血清得知怀孕，现在原告已生育小孩。被告在2018年2月3日开始关闭了卷闸门，不让原告及其他3名员工进入办公室，并声称已解除了劳动合同显然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原告应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来支付赔偿金。原告从2011年9月5日入职截止2018年1月31日，工作年限6.5年，经生效裁决书查明，原告的月工资5375元，故被告支付6.5个月的赔偿金是69800元。三、原裁决书认为原告从2017年6月开始已由一起创公司参保，应认定原告与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再补交社会保险本委不予支持这完全是错误的。原告认为，被告从2017年4月开始停止缴纳社会保险，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被告应当为职工依法缴纳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并继续缴纳住房公积金。然而，在2017年4月以后，被告擅自停止了五险一金的缴纳，虽然在2007年6月以后原告个人挂靠了其他单位缴纳社保，但不能免除被告的法定义务。综上原裁决书除了第一项裁决以外其余的都是错误的，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望判如所请。
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答辩称：第一、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这一期劳动合同。仲裁裁决认定该份劳动合同无效是完全正确的。首先从这份合同的形式上来看，合同所加盖的公章系作废公章。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中也说到，被告已经登报声明原公章作废，启用了新公章，原告仍然用作废公章签这一期劳动合同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新公章的效力已经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2631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确认。其次被告认为劳动合同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李健作为被告的总经理，无权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从该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惯例来看，一直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李健并未得到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或者公司的授权，其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依法应属无效。第二、原告从2016年9月21日开始已经没有在被告处正常上班，原告仅凭着加盖了作废公章的考勤表来证明其存在上班事实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况且原告作为公司的出纳，其在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与一起创公司又建立了劳动关系，虽然法律并未禁止双重劳动关系，但其行为已严重影响到被告员工的正常工作。从而也可以推定原告已没有在被告处正常上班的事实。原裁决书认定原告未在被告处正常上班的事实也是正确的。第三、原裁决书认定原告自2017年6月起已由一起创公司参保。被告不必再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也是正确的，根据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参保人员只能享受一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得重复参保。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补缴五险一金的诉讼请求也应予以驳回。
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20日已终止；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底的工资26875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下劳人仲案字2018第0143号仲裁裁决书，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底的工资是错误的，系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所致。一、关于本案的事实部分，原告自2016年9月21日后已不在被告处工作，被告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早在2016年9月21日已解除，此后双方从未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原告在下劳人仲案字2017第0547号案件中曾向仲裁委提交过一份合同期限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尽管仲裁委对该份合同的效力予以了认可，但被告始终认为，该份合同系原告伪造的，应属无效合同。退一步讲即使该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原告2017年9月20日向下城区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时，已要求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答辩时也认可与被告已解除劳动合同。尽管在庭审中原告对该项请求申请撤回，但被告认为，2017年9月20日原告已就劳动合同的解除告知了被告，因此仲裁委在下劳人仲案字2008第0143号裁决书中认定原告未向被告作出终止劳动合同的决定是错误的，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最迟已在2017年9月20日解除。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仲裁委认为因被告在2017年9月30日合同终止前怀孕，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在届满后应顺延，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适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5条之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顺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是指在能够依法适用劳动合同法第42条时，对于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但劳动合同法并未排除在女职工三期内用人单位可以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已向仲裁委提交了原告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据，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5条之限制举重以明轻，既然法律上规定在劳动者发生双重劳动关系严重影响到完成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下，用人单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在劳动者严重违法的情形下即使在三期内合同届满也不可能产生顺延的情况。综上，被告认为，原仲裁裁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望判如所请。
原告周巧君答辩称：原告起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也可以作为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同时再简要补充如下：第一、原告订立了劳动合同并且已经履行。事实上原告一直进行了上班和考勤，在安科公司中只有3个员工，都在考勤表上签字，并且加盖了公章，该公章的效力实际上是到2017年12月份，被告要求确认劳动合同无效是错误的。2017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就是由李健出面与原告签订的，本案所涉的这一期的劳动合同没有任何的瑕疵。合同签订后原告也实际在被告处上班，所以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合法成立的。第二、原告付出了劳动，依法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被告认为无需支付工资是建立在错误认为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即使双方之间不存在书面的劳动合同，只要劳动者在上班，也应该支付报酬。所以请求法庭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劳动合同7份，证明原、被告劳动合同期限从2011年9月5日开始直到2018年的9月30日。
2.公司的大门照片，证明2018年2月3日被告装了卷闸门，原来的门禁系统无法使用，故公司的三名员工都不能上班。
3.考勤表，证明2017年9月1日到2018年1月31日原告正常进行上班并进行考勤。
4.检验报告单、彩超报告，证明2017年的8月7日原告经过爱德医院的血型检验已怀孕，2018年1月30日B超已可见胎儿影像。
5.下劳人仲案字（2017）第0547号裁决书，证明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生效裁决已经确认原告的工资为5375元，双方的劳动关系是从2011年的9月5日成立到2017年9月30日为止。
6.下劳人仲案字（2018）第0143号裁决书，证明仲裁委员会错误认定原、被告2017年10月1日到2018年9月30日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效，仅支持了从2017年9月30日到2018年1月31日的工资26875元。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下劳人仲案字2008第0143号仲裁裁决书。
2.EMS的投递信息。
证据1-2共同证明本案的争议已经过劳动仲裁审理；被告于2018年4月2日收到裁决书在法定期限内起诉。
3.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4.工资发放凭证。
5.停薪留职申请表。
证据3-5共同证明被告在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与杭州一起创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该公司发放工资的事实，原告的行为已严重影响了在被告处的正常工作。
上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六组证据，被告对证据1中前5份劳动合同的三性没有异议，对后两份即期限分别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该两期的劳动合同。对证据2的三性以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从未禁止过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进入公司办公室。对证据3中的考勤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都有异议，从考勤表的形式来看，首先考勤表所加盖的公章已作废，其次考勤表的记录人翁淑颖已经在2017年4月底离开公司，尽管仲裁裁决中原告提供证据证明翁淑颖的劳动关系解除结算书落款时间在2018年1月31日，但翁淑颖的工资结算日期为2017年4月，翁淑颖对其在2017年4月之后未在被告处上班的事实也是认可的，因此对于这一组考勤表的三性以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对证据4检验报告单以及超声报告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的，但是对其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5仲裁裁决书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对象要说明的是被告认为裁决书中认定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到2018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无效是正确的，但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2017年9月1日到2018年1月31日的工资26875元。本院对证据1七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劳动合同的合法性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证据2仅以照片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内容，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3因考勤表记载的考勤时间为2017年9月至12月，此时旧公章作废启有新公章，而考勤表加盖的为旧公章，故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6的三性均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的五组证据，原告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5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异议，一起创公司、中思公司及被告均为关联公司，公司股东之间发生公章纠纷，继而发生公司控制权的争夺，2017年4月被告的法人代表谭东升停止了对原告社保的缴纳并停止支付工资。当时中思公司是为了照顾原告，形式上通过一起创公司进行参保，到目前为止，参保的费用还是以原告自己的工资支付，一起创公司只发放了3个月工资，停职留薪表也是为了办社保参保用的，实际上原告在一起创公司没有上过一天班，也没有任何的劳动合同，原告相当于就拿了3个月的工资补偿，也就是三个月的生活费，其他没有任何好处，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一起创公司上班的事实。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2011年8月31日，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设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居住中心）、中思公司，其中居住中心出资1020万元，占注册资本51%，中思公司出资980万元，占注册资本49%。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谭东升由居住中心委派，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李健由中思公司委派。两人的工资均由各自委派单位发放，其余员工的工资由被告发放。
2011年9月5日，原告周巧君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11年9月5日起至2012年9月5日止。2012年、2013年、2014年合同每年一签。2015年9月28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此后，李健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原告在被告处得任出纳工作，年薪为62100元，平时按年薪的80%计发工资，即每月发放4140元，其余的20%计12420元在年终时一次性发放。工资组成：月基本工资4140元+交通费100元+通讯费100元。
2016年8月9日，被告以本公司于7月26日下午召开有关G20峰会维稳工作全体职工会议，原告无故缺席且下午一直不在岗，为严肃公司劳动纪律，经研究作旷工半天处理，按公司考勤制度应扣发月度奖金151.50元。
2016年9月21日，被告作出关于解除周巧君劳动合同的通报，理由是公司出纳周巧君在今年工作期间，违反《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请假管理办法》，无故旷工，公司对其进行劝导并予以处罚，该员工不但不接受处罚，还以出纳职务之便对公司员工8月份工资发放进行阻挠，不听公司多次劝导，导致公司员工无法按时拿到应得薪酬，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并严重损害了公司名誉。该员工没有尽到出纳职责，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了严肃公司纪律，按照国家《劳动合同法》第39条，决定解除安科公司与周巧君的劳动合同，即时生效。解除劳动合同通报后，原告仍在被告处上班。
2016年12月12日，被告总经理李健作出关于撤销若干错误文件的决定，经公司研究决定，撤销公司个别负责人以公司名义发出涉及劳动合同的《解除周巧君劳动合同的通报》（2016年9月21日）、《通知单》（2016.12.6）。在李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公司经营工作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第三条决定，公司与冯作林、翁淑颖、沈小波续订劳动合同。后李健代表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即期限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合同上加盖了被告的老公章。
2017年2月15日，李健制作了《关于聘任综合办公室负责人的决定》，决定聘用冯林泉兼任综合办公室负责人。在李健的要求下被告的公章从原保管人翁淑颖处移交至冯林泉保管，公章的保管责任和用印责任均由冯林泉负责。同日，被告通过邮寄方式分别向李健、冯林泉发送了《关于要求将公司公章返还管理人员的函》，因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收回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谭东升于2017年2月18日登报声明称“遗失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为3301034012034，声明作废”。当日谭东升以公司名义通知员工自2017年2月18日启用新公章，老公章自通知发出之日起作废。同月20日，经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公安分局审批备案，被告正式开始启用新公章。
2017年9月20日，原告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补发工资(暂计至2017年8月)73630.12元、支付经济补偿金34320元、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017年3月至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后原告撤回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仲裁请求。同年12月31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下劳人仲案字（2017）第0547号仲裁裁决，裁决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周巧君支付工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69828.34元。该仲裁裁决已生效。2018年原告再次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事项：1.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补发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底共5个月工资26875元；2.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9875元；3.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周巧君补缴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的五险一金。2018年4月1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下劳人仲案字（2018）第0143号仲裁裁决，裁决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周巧君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底工资26875元；驳回周巧君的其他仲裁请求。原、被告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2017年4月10日，中思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谭东升私自刻制的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印章无效，本院判决驳回中思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再查，2017年6月起，原告的社会保险由一起创公司参保，2017年8月21日，原告向一起创公司申请办理停薪留职，停薪留职期一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停薪留职期间社会保险仍由一起创公司缴纳。2017年7月、8月、9月原告从一起创公司领取工资、奖金等分别为3712.69元、2802.69元、2662.69元。原告于2017年8月7日经检查怀孕。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一、关于原告周巧君与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期限分别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下劳人仲案字（2017）第0547号仲裁裁决，已确认原、被告之间期限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该仲裁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本院对该份劳动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另一份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由李健作为被告的代表与原告所签。该份合同签订前的2017年2月，被告法定代表人已通知启用新公章，老公章向公安机关报备并登报声明作废，且将启用新公章的一事通知到全体员工，新公章的效力亦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李健及原告明知老公章已作废，在未取得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使用老公章签订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故该劳动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原、被告双方不具有约束力。二、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何时终止；被告是否系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主张经济赔偿金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9月30日期满，原告于2017年8月7日被检验出怀孕，系劳动合同期限内，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合同在期满后应顺延。因原告在仲裁时自认其自2018年2月起未到被告处上班，且仲裁时主张由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并补发工资至2018年1月底，故本院认为仲裁委员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顺延至2018年1月底，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被告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9月20日解除，缺乏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自2018年2月1日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其仅提供了门口卷闸门的照片，认为被告阻止其进入单位上班。对此本院认为该照片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要求补发工资及补缴五险一金，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下劳人仲案字（2017）第0547号仲裁裁决，裁决被告向周巧君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工资69828.34元，综合上述理由，被告还需向原告补发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工资，工资发放金额以原告的月工资收入即5357元为标准计算，5月个工资合计26785元。原告自2017年6月起由一起创公司参保，故再要求被告为其补缴2017年6月起的社会保险，缺乏实际履行的可能性，故本院不予支持。但对于2017年4-5月的社会保险，应由被告补缴。住房公积金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巧君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工资26875元；
二、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周巧君补缴2017年4月、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缴纳费用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为准），其中个人自行承担部分由周巧君承担；
三、驳回周巧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缓交），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被告杭州安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叶东晓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伴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