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云01行赔终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完纯彬，男，汉族，1973年7月25日生，云南省富民县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富民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郑志伟，富民县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维波，富民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冯中山，富民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完纯彬与被上诉人富民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5）富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期间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本案审理期限。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人民法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完纯彬以富民县人民政府征用到自家的山地修建高速公路给付的补偿款太低为由，于2015年6月22日、26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民警发现后，办案民警对完纯彬进行了训诫，告知其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并对其进行训诫。2015年8月30日完纯彬等人又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因完纯彬的上述行为扰乱了其他公共场所秩序，2015年9月4日被富民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2015年10月16日完纯彬又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并进行训诫。2015年10月16日富民县公安局在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处置完纯彬等人进京非正常上访工作中，发现完纯彬的上述行为，认为其行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于同日对案件进行受理调查，2015年10月18日12时50分被告对完纯彬进行传唤，13时40分至14时58分对完纯彬进行询问，15时对完纯彬进行行政处罚告知，17时10分向完纯彬送达“富公（治）行罚决字（2015）3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年10月18日至28日昆明市第二拘留所对完纯彬进行了十日行政拘留。
2015年10月15日，完纯彬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提出要求获取2015年6月22日、6月23日、6月26日、8月30日到中南海周边上访移交富民县公安局的法律手续，2015年10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作出《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告知完纯彬：你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2015年11月10日，完纯彬对告知书不服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2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京公复决字（2015）第5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
2015年12月1日，完纯彬不服富民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富公（治）行罚决字（2015）3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规定，本案被告富民县公安局具有对原告完纯彬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二、被告富民县公安局受理案件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调取了原告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进行训诫的《训诫书》，被告传唤、询问原告、询问相关证人，询问时依法告知被询问人享有的权利，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进行了宣读。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送达给原告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北京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因告知书不包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进行训诫的内容，对原告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未对原告进行过训诫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原告到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其行为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四、原告请求判决被告赔偿给原告抚慰金和各种损失60万元并恢复名誉、由被告承担原告到北京取证的车费、食宿费，被告的执法行为并未违法，对原告的该请求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完纯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完纯彬承担。
宣判后，完纯彬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无违法行为，自始至终未被训诫过，更不存在训诫书，公安作为证据提交的训诫书并无原件；2、上诉人在北京的行为是否违法应由北京的公安机关认定，而非由被上诉人定性，北京西城分局的公开信息告知书、北京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都表明上诉人在北京不存在违法行为记录；3、被上诉人提供的《询问笔录》中，上诉人未承认自己存在违法行为。（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有行政处罚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并无作出被诉处罚行为的主体资格。即便上诉人有违法行为，也应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管辖，即便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赋予被上诉人管辖权，也应该以北京市公安机关移交案件为前提。而本案中，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可证明并不存在北京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予以查处和移交的事实。（三）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缺乏生效要件，处罚决定依法不能成立：1、受案材料欠缺，不符合立案条件；2、处罚决定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未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和申辩；3、处罚所依据的证据《训诫书》仅有复印件，从未见过原件，无相对人签名，无移交文书的地点描述，文书内容严重欠缺，文书时间与《受案登记表》时间及受案审批时间矛盾，存在未受案先调查的违法嫌疑，训诫书内容与《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相互矛盾，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不作为处罚的根据；4、文书送达不规范，《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是后补的。（四）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官员违纪行为向地方反映，实名举报无果的情况下，向中央有关部门进行实名反映和举报，从未实施过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更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上诉人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第十四条享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进行投诉的权利，反映的问题未超越法律允许的界限，《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将“进京上访人员进入马家楼救济中心”的行为规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情节较重的情形，被上诉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作出拘留处罚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上诉人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被诉（2015）3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二、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侵权抚慰金和各种损失60万元；三、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到北京取证的车费、食宿费等费用，并恢复名誉。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富民县公安局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富民县公安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依据为《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人民警察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扰乱公共秩序案依法进行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富民县公安局执法程序合法。（四）富民县公安局对本案作出的行政处罚适当。综上，被上诉人富民县公安局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对双方提交的除法律法规依据以外的证据材料，本院均确认为案件证据。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富民县公安局作为涉嫌治安违法人员的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对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职权，行政主体适格。富民县公安局立案受理，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包括证据调取、传唤、询问、对处罚的预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审批、处罚决定送达等，其程序均符合治安案件行政处罚的程序要求。在本案的事实依据和法律适用方面，训诫书及《工作证明》、询问笔录等均能证明上诉人在明知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情况下，仍多次前往该处非正常上访并被多次训诫的事实，其在非上访接待场所多次上访的行为已扰乱公共秩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形。被上诉人富民县公安局据此对上诉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有相应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所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是在上诉人申请公开“查获、立案、移交法律手续”信息的情况下作出，该告知书不能否定被训诫及扰乱公共秩序的事实。上诉人所提撤销富公（治）行罚决字（2015）3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60万元、恢复名誉,承担前往北京取证车费、食宿费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系由有权主体作出，程序合法，有相应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二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完纯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静
代理审判员 李 希
代理审判员 赵鸿章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