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2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LIU（中译名刘×），男，1957年2月5日出生，澳大利亚籍。
委托代理人陈根，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LI（中译名李×），女，1954年5月24日出生，澳大利亚籍。
委托代理人张凤书，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LIU（中译名刘×）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4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LI（中译名李×）在原审法院诉称：×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原系中国公民，双方于1991年10月30日在澳大利亚登记结婚，1993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2007年7月28日，×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501的房屋（以下简称501号房屋），建筑面积261.62平方米。2009年10月20日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按份共有，各占50%。2011年1月，×LIU（中译名刘×）到中国工作至今。2012年5月21日，×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因感情破裂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协商离婚并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达成协议，其中第4项约定，房产归×LI（中译名李×）所有，由×LI（中译名李×）偿还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的购房抵押贷款，×LIU（中译名刘×）应立即于21日内办理房屋转让手续，将其享有的全部权利、所有权及利益转让给×LI（中译名李×），费用自付。2012年6月26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家庭法院对上述协议作出同意判决。8月初，×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共同向澳大利亚联邦地方法院申请离婚，9月24日，澳大利亚联邦地方法庭作出离婚判决，该离婚令生效，双方婚姻关系于2012年9月24日终止。离婚后至今，×LI（中译名李×）一直负责偿还澳大利亚银行抵押贷款以及管理房屋至今，×LIU（中译名刘×）一直没有履行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过户义务。2014年12月初，×LI（中译名李×）与案外人协商出售上述房屋，并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LIU（中译名刘×）同意×LI（中译名李×）出售房屋并配合办理了网签。之后，因×LIU（中译名刘×）未再配合和协助，致使×LI（中译名李×）无法处分房屋。×LIU（中译名刘×）于2013年初再婚，育有一女，并在杭州居住和购买了一套房屋。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501号房屋全部归×LI（中译名李×）所有，×LIU（中译名刘×）协助×LI（中译名李×）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2、本案诉讼费用由×LIU（中译名刘×）承担。
×LIU（中译名刘×）在原审法院辩称：×LI（中译名李×）与×LIU（中译名刘×）之间是确权纠纷，房屋所有权证显示双方各占50%，现×LI（中译名李×）主张房屋所有权，应就房屋产权发生变更提供证据，而×LI（中译名李×）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产权发生了变更，×LIU（中译名刘×）认为×LI（中译名李×）提交的证据不足，请求法院驳回×LI（中译名李×）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中×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双方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均在澳大利亚，对此×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均不持异议。双方共同购买了501号房屋，在离婚期间双方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达成协议，并对该房屋进行了处分，约定该房屋归×LI（中译名李×）所有。法院认为×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就涉案房屋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LIU（中译名刘×）主张其在签署协议的过程中受到了胁迫，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对其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纳。故对于×LI（中译名李×）要求确认501号房屋全部归其所有，×LIU（中译名刘×）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五○一的房屋归×LI（中译名李×）所有，×LIU（中译名刘×）协助×LI（中译名李×）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判决后，×LIU（中译名刘×）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466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LI（中译名李×）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主要是因受到被上诉人的威胁、欺骗才签署的协议。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础法律关系错误。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是赠与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享有的仅是基于其提供的协议中的债权请求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审法院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对其提供的核心证据即涉案协议提供中文译本，判决证据不足。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涉案协议本身就是因胁迫和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订立。
×LI（中译名李×）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双方约定的501号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上诉人在中国及澳大利亚学习工作，在语言上不存在障碍，对协议签署的内容的事实是认可的，没有欺诈威胁等，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中双方为解除婚姻约定，诉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这个约定是双方充分协商的表现，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应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协议的义务，将房屋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认为是赠与关系，应依据合同法来处理是错误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LI（中译名李×）与×LIU（中译名刘×）原系中国公民，双方于1991年10月30日在澳大利亚登记结婚，并于1993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2007年7月28日，×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全款购买了501号房屋。2009年10月20日，×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双方各占50%份额。
2011年1月，×LIU（中译名刘×）到中国工作至今。2012年5月18日，×LI（中译名李×）与×LIU（中译名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达成协议，其中约定501号房屋归×LI（中译名李×）所有，×LIU（中译名刘×）于21天内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至×LI（中译名李×）名下。澳大利亚墨尔本家庭法院于2012年6月26日对上述协议作出同意判决。2012年9月24日，澳大利亚联邦地方法庭判决×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离婚。庭审中，双方均陈述除本案争议的501号房屋外，涉案协议的其他内容包括境外财产部分均已履行完毕。
2014年，×LI（中译名李×）与案外人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协商出售501号房屋，×LIU（中译名刘×）协助案外人办理了贷款手续，后未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双方为此发生纠纷。×LIU（中译名刘×）于2015年4月2日申请对澳大利亚墨尔本家庭法院作出的同意判决进行重新审查，后该申请被驳回。
另，澳大利亚法院对离婚和房产的判决未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承认。
上述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公证书、《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审理期间，×LIU（中译名刘×）虽主张其在签署协议的过程中受到了威胁、欺骗，但其并未对此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
本案审理过程中，×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对于双方婚姻关系的缔结与解除均不持异议。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经审查现501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中载明×LI（中译名李×）、×LIU（中译名刘×）各自享有50%份额。双方于涉案协议中就501号房屋达成的约定为×LIU（中译名刘×）于21天内将501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至×LI（中译名李×）名下。双方就501号房屋权属达成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对于×LI（中译名李×）要求×LIU（中译名刘×）协助办理501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LI（中译名李×）仅基于涉案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对于×LI（中译名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4660号民事判决；
二、×LIU（中译名刘×）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五○一房屋过户至×LI（中译名李×）名下；
三、驳回×LI（中译名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万七千六百八十元，由×LIU（中译名刘×）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二万七千六百八十元，由×LIU（中译名刘×）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适思
审判员 刘秋燕
审判员 王爱红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舒 妍